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耀棉，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79。上诉人（原审被告）：夏佳群，女，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64。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宪华，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巧渝，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冠炜，男，198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58。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杨，广东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转英，广东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耀棉、夏佳群因与被上诉人毕冠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1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耀棉、夏佳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毕冠炜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毕冠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欧某某、胡某某的两份委托付款说明及欧某某、胡某某的证人证言、《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案外人佛山市顺德区某某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源公司）的《复函》、苏某某的证人证言均存在明显的漏洞，一审判决采信上述证据明显不当。（一）欧某某与胡某某涉嫌作伪证，苏某某与毕冠炜有利害关系且在作证前全程旁听两次庭审，该三名证人的证言依法不应采信。对于证人欧某某、胡某某二人所写的委托付款说明除了支付金额、转账时间和转账账户外，内容基本一致，明显是相同模板，且二人作证时直接朗读该付款说明，完全不清楚转账细节，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另外，证人欧某某、胡某某均声称巨额款项是自己与毕冠炜有生意往来，款项是毕冠炜所有，但无法解释该巨额款项的来源，更从未收到毕冠炜的任何转账对价，与常理严重不符。毕冠炜系某某源公司股东的儿子，与某某源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苏某某是某某源公司的员工，某某源公司出具的《复函》和苏某某代表某某源公司提供的对毕冠炜有利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另外，苏某某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全程旁听，违反“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仍然让苏某某作证并采信其证言，程序违法。（二）《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未载明发放贷款的主体，无法证明为本案欠款。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的转账是在同一天短时间内连续完成，显然只是走账，何耀棉、夏佳群实际并未取得任何款项。且无法反映所谓贷款系由毕冠炜出借。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真实借款情况是多年前何耀棉为朋友帮忙曾以自己的名义向某某源公司借款，某某源公司工作人员要求何耀棉、夏佳群在多份空白的、格式版本《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谎称需回单位走审批流程才能盖章，但事后某某源公司一直未将盖好章的合同文本交给何耀棉、夏佳群。且至2018年毕冠炜决定起诉前，所有《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贷款人或债权人一栏仍是空白，直至第一次开庭后，毕冠炜才在《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对此，毕冠炜也予以确认。三、一审判决认定毕冠炜得知何耀棉的借款意向后向其出借款项，其在《借款合同》上后补签名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于法于理不合。（一）何耀棉与毕冠炜从未达成借款合意，夏佳群与毕冠炜也未达成担保合意。证人苏某某和毕冠炜本人在庭审中当庭承认，何耀棉、夏佳群与毕冠炜素不相识，从始至终各方从未见面，何耀棉更未向毕冠炜提出过借款的意向。证人苏某某自认由其经手处理全部的借款事宜，其代表的是某某源公司，其不代表毕冠炜；而毕冠炜则称其没见过也不认识何耀棉、夏佳群，所有借款操作由某某源公司处理，借款合同也由某某源公司保管。从毕冠炜起诉时提交的合同看，直至本案第一次开庭，毕冠炜都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名，由上可见，各方并未达成过任何借款的合意，更不可能存在夏佳群同意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的合意。（二）即使三份《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也依法应予以撤销。从合同成立及生效的角度看，三份《借款合同》的第八条、2017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12.1条均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但毕冠炜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都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名，该三份《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在起诉时显然未成立，更不可能生效。更何况，何耀棉的本意是向某某源公司借款，某某源公司工作人员未经何耀棉同意，在起诉前将贷款人填写成毕冠炜，违背何耀棉的本意，即使认定毕冠炜签名后三份借款合同及相关的保证合同成立，但因某某源公司和毕冠炜涉嫌以欺诈方式订立合同，相关合同依法应予撤销。四、退一步讲，即使认定2014年、2016年和2017年的《借款合同》均有效，该三次借款也都是独立债务，毕冠炜并无证据证明2016年和2017年借款系毕冠炜所称的借新还旧，该两笔借款与2014年借款的金额和用途均不相同，且该两笔借款均已于付款当日收回。2014年的借款金额只有800000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且约定由佛山仲裁委管辖。1.2014年《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购进材料一批；2016年《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空白；2017年《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日常流动资金。如按毕冠炜所称，2016年、2017年借款是借新还旧，为何不在其提供的多份空白《借款合同》中直接注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2.“借新还旧”是毕冠炜的单方说辞，普通民间借贷即使到期未能归还，只要写一份还款协议即可，并不需要动用大量资金借新还旧。毕冠炜主张2016年和2017年借款合同是借新还旧，反而可以证明实际贷款人是某某源公司，而非毕冠炜。3.综合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月26日，案外人欧某某向夏佳群账户转账800000元。2016年1月29日，先是由案外人梁某某向夏佳群转账1100000元，然后由夏佳群账户转入某某源公司账户300000元和胡某某账户800000元，之后某某源公司账户和胡某某账户又分别将刚收到的300000元和800000元转回夏佳群账户，夏佳群账户将该1100000元转回梁某某账户。2017年2月23日，毕冠炜账户先是向夏佳群账户转账1080000元，随后，其中780000元当天转回毕冠炜账户，剩余300000元当天转入某某源公司账户。从上述银行流水来看，何耀棉2014年借款本金是800000元，在2016年和2017年何耀棉并未实际取得贷款。按照毕冠炜自认，何耀棉归还20000元贷款，所以案涉贷款即使属实，剩余本金也只有780000元。五、一审判决就实际借款金额的论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4年1月24日的转账金额只有800000元，即使认定该笔借款成立，金额也只有800000元，诉讼各方对该金额没有异议，只是对出借人是毕冠炜还是某某源公司有异议。2.有关2016年1月29日的转账记录，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将梁某某的1100000元定性为过桥资金，认为何耀棉、夏佳群先用该1100000元偿还毕冠炜800000元借款、某某源公司300000元借款，然后又分别从毕冠炜和某某源公司取得借款800000元和300000元。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耀棉在2016年1月29日前曾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为何何耀棉需要用过桥资金归还某某源公司300000元。明明在2014年借款800000元，为何要用1100000元来过桥。3.2017年2月23日的该笔借款没有所谓过桥资金，毕冠炜的1080000元汇入何耀棉账户在先，从何耀棉账户将780000元汇回毕冠炜账户、300000元汇入某某源公司账户在后。从上述转账记录来看，根本不存在借新还旧，唯一的解释是毕冠炜和某某源公司恶意串通，炮制转账记录，虚增借款金额。六、退一步讲，即使债权成立，担保权也不成立。1.担保合同未成立。毕冠炜庭审中自认其未在2017年《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2017年《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依约未成立。且2016年的《借款合同》即使被认定成立，但该份合同并无约定担保人，仅有借款人何耀棉的签名，则夏佳群对该份合同不承担担保责任。2014年《借款合同》已过诉讼时效。2.夏佳群不承担担保责任。夏佳群与毕冠炜素未相识，从未达成担保合意。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均由某某源公司人员负责在某某源公司内签订，借款转账人、利息收取人也并非毕冠炜，夏佳群在签订合同时一直认为其是为何耀棉和某某源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现毕冠炜在未取得夏佳群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以欺诈方式据以空白的担保合同向夏佳群主张担保权利，严重违背夏佳群的真实意愿，夏佳群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七、即使借款有效，该三次借款也都是独立债务，唯一有实际取得款项的2014年的借款金额只有800000元，且已过诉讼时效，何耀棉认为案涉借款依法不应支持，主债务消灭，从债务自然也已消灭，故不存在需要支付案涉利息的情况。八、何耀棉在庭审中已就民事代理合同及担保费发票进行质证并发表意见。更何况，担保人是夏佳群，不存在所谓的担保费，法律也未规定毕冠炜实现债权必须要请律师，故律师费并非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必要支出，依法不应该由何耀棉承担。九、本案有“套路贷”的嫌疑，应查明相关事实，依法追究毕冠炜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1.本案存在签订空白合同、债权人待定、虚增债权300000元、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指使证人作伪证等套路贷的重要特征。2.法院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毕冠炜辩称：一、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真实客观，不存在制造虚假给付的行为。毕冠炜出借的资金均是毕冠炜的自有合法资金，且根据统计得出借与收入之间的账目根本就不是平账，双方之间的借款完全是真实有据可依，不存在何耀棉所陈述的“套路贷”“走账”等上述手段通过诉讼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何耀棉与毕冠炜还存在1080000元的款项往来差额。何耀棉与毕冠炜之间确认是在此前没有见过面，均是通过中间人某某源公司对接，故何耀棉与毕冠炜之间除了借款法律关系以外，不可能存在其他关系，何耀棉也自认双方之间只存在借款关系。何耀棉借款恶意不还，在庭审中利用虚构事实、虚假陈述企图非法占有毕冠炜的合法财产。二、何耀棉与毕冠炜在2014年、2016年、2017年签订的《借款合同》均是何耀棉基于真实的意思自治所形成的借款关系，且在事实履行上，毕冠炜也根据借款合同依约提供约定的资金，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1.《借款合同》是何耀棉亲笔所签，是出于何耀棉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威逼胁迫，且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何耀棉明知当时借款合同只填写借款的金额、期限、利率，其他均是空白的情况下，仍签订上述借款合同，足以证明何耀棉借款的意思表示非常坚定，且根本就不在乎谁是出借方，只要有钱出借给何耀棉就行。2.《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现实给付才能成立。在本案中，何耀棉签订三份《借款合同》，而毕冠炜根据合同的约定，将合同约定的借款支付至何耀棉制定的银行账户，故《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2014年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800000元，何耀棉已于2016年1月29日归还，故主债权灭失。同理，2016年所签订的《借款合同》800000元，何耀棉已于2017年2月23日归还，故主债权灭失。因此，目前只有2017年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何耀棉仍未归还。3.何耀棉亲自签订《借款合同》，对借款本身以及签字的行为、真实性亦不存在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何耀棉从未取得过毕冠炜款项。既然如此，为何毕冠炜知道何耀棉银行账户，毕冠炜凭什么要支付款项给何耀棉。何耀棉还一直称流水交易均是走账，为何双方之间的账目不平。况且，何耀棉在明知涉案的款项并非某某源公司转账给何耀棉的情况下，为何仍要收取。三、某某源公司的《复函》陈述的是真实的借款交易过程及客观事实，与何耀棉亲自签订的《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相印证。根据何耀棉提供的银行流水的先后顺序可以得知，2016年1月29日，是何耀棉先归还800000元给毕冠炜和归还300000元给某某源公司用于还2014年的借款，毕冠炜和某某源公司再出借800000元与300000元给何耀棉，《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只是截取从2016年借款开始往后的那一段，均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表格中清晰的记载2016年因“转贷”产生3500元费用，上述记载的内容与根据某某源公司提供的《复函》讲述的借款过程中存在“续贷”相互印证，亦与全部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何耀棉亦在上面签字确认，不存在何耀棉所述的虚假、走账的情形。四、涉案的借款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何耀棉应当还本付息。2014年的借款，根据双方的交易流水、《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复函》可以印证，2014年的借款何耀棉已经归还，其通过过桥资金取得1100000元后，2016年1月29日先归还毕冠炜的800000元以及某某源公司的300000元。2014年的借款的权利义务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同理2016年的借款均是借新还旧，因此2016年的借款也已经履行完毕，也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而2017年的借款正是何耀棉取得后偿还还旧的借款，故根本就没有归还过，毕冠炜在2018年6月诉至法院，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五、夏佳群应当对涉案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由于何耀棉没有归还2017年的借款，且夏佳群就该借款与毕冠炜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何耀棉是否为其配偶无关。毕冠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耀棉、夏佳群立即向毕冠炜支付借款1080000元及利息（以108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2月23日起按年利率2%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12日为345600元）；2.何耀棉、夏佳群承担律师费35000元；3.何耀棉、夏佳群承担担保费用118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何耀棉、夏佳群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4日，何耀棉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案外人某某源公司提出借款800000元的请求，某某源公司转介绍某某源公司的股东陈某某的儿子即毕冠炜作为借贷方，在某某源公司的协助下，何耀棉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上载“借款金额：捌拾万元整，借款用途：购买材料一批，借款期限：从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4年7月23日止，借款期限6个月，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该《借款合同》上有何耀棉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确认，夏佳群在担保人一栏上签名确认，至2018年毕冠炜决定起诉前，贷款人一栏为空白。同日，案外人欧某某向夏佳群账户转账800000元。2016年1月29日，何耀棉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上载“借款金额：捌拾万元整，借款用途一栏为空白，借款期限：从2016年1月29日起至2016年7月28日止，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该《借款合同》上有何耀棉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担保人一栏为空白，至2018年毕冠炜决定起诉前，贷款人一栏为空白。同日，案外人梁某某向夏佳群转账1100000元，夏佳群转账300000元至某某源公司的账户，又转账800000元至案外人胡某某的账户。其后，某某源公司转账300000元至夏佳群的账户，胡某某转账800000元至夏佳群的账户，夏佳群再转账1100000元至梁某某的账户。2017年2月23日，何耀棉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上载“借款金额：壹佰零捌万元整，借款用途：日常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从2017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同日，毕冠炜向夏佳群账户转账1080000元，其后，夏佳群向毕冠炜账户转账780000元，向某某源公司转账300000元。同日，夏佳群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上载“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和何耀棉……于2017年2月23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改或补充。”并约定该合同所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080000元。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有夏佳群在保证人一栏中签名确认，至2018年毕冠炜决定起诉前，债权人一栏为空白。2017年9月23日，何耀棉在《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中签名确认，确认其贷款情况中出借人未收回本金为1080000元，未收回利息为226500元。该《情况表》中未有注明贷款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毕冠炜起诉何耀棉、夏佳群清还1080000元的借款是否属实；二、如果借款属实，利息如何计算；三、何耀棉、夏佳群是否需要承担毕冠炜支出的本案律师费35000元及担保费用1188元。一、对于何耀棉、夏佳群是否需向毕冠炜清还1080000元借款。首先，三份《借款合同》及2017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依法成立、真实有效的合同。何耀棉、夏佳群答辩称所有《借款合同》的由来是何耀棉应某某源公司要求在多份空白的格式版本《借款合同》上签名，毕冠炜的签名都是后来补上，案涉《借款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成立但并未生效，双方并没有借贷的合意及担保的合意，应予撤销。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毕冠炜得知何耀棉的借款意向后向其出借款项，毕冠炜在《借款合同》上后补签名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何耀棉对其在《借款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的签字没有异议，夏佳群对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以连带还款保证人的名义签字的事实没有异议，则在毕冠炜持有《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下，何耀棉、夏佳群抗辩认为双方没有达成借款及担保合意，应当由何耀棉、夏佳群承担举证责任，但何耀棉、夏佳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何耀棉、夏佳群在收到由欧某某转账的800000元借款后，亦没有向其认为的出借人某某源公司提出异议，此事实与何耀棉、夏佳群的抗辩互相矛盾，因此对何耀棉、夏佳群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毕冠炜已经按照三份《借款合同》履行了出借义务。2014年1月24日毕冠炜通过欧某某向何耀棉指定的账户转账800000元，有欧某某书面说明并出庭确认。2016年1月29日，毕冠炜通过胡某某向何耀棉指定的账户转账800000元，有胡某某书面说明并出庭确认。2017年2月23日，毕冠炜使用其账户向何耀棉指定账户转账1080000元。何耀棉、夏佳群答辩称2014年1月24日的转账是其向某某源公司的借款，2016年及2017年的转账是应某某源公司的要求的走账行为，并提供夏佳群2016年1月29日及2017年2月23日的案涉收款账户交易流水证明其主张。但：1.对于2014年1月24日的转账，何耀棉、夏佳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欧某某的转账是走账行为。2.对于2016年及2017年的转账，结合毕冠炜陈述及2016年1月29日的汇款情况：何耀棉、夏佳群凭借梁某某的1100000元作为过桥资金（即民间借贷中用于解决借新还旧资金断流问题的短期第三方借款），先向毕冠炜的委托收款人胡某某偿还借款800000元，向某某源公司偿还借款300000元，又从胡某某处取得800000元借款，从某某源公司处取得300000元借款。毕冠炜陈述与某某源公司的《复函》上的陈述互相印证。且《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上载的2016年1月29日借款：“应收利息3500，备注：3500元为转贷费用”，所谓“转贷”即是借新还旧的意思，此证据亦与毕冠炜陈述及某某源公司的《复函》互相印证，且《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中还表明，何耀棉在2016年至2017年间偿还过本息，显而易见，此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是真实的借款而非走账。故何耀棉、夏佳群抗辩理据不足，2016年的案涉转账行为实质上是对2014年毕冠炜800000元借款的回收及重新出借，2017年的案涉转账行为是对2016年毕冠炜800000元借款的回收及1080000元借款的出借，对于2017年的借款，何耀棉未予清还，而何耀棉、夏佳群辩称2014年的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则与本案无关，该借款已经于2016年清偿完毕。最后，夏佳群应当就案涉借款在10800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何耀棉、夏佳群辩称何耀棉与夏佳群已经于2013年3月27日离婚，借款发生在何耀棉、夏佳群离婚之后，案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但夏佳群签订的为《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为案涉2017年毕冠炜与何耀棉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进行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与其是否为何耀棉妻子无关。综上三点，毕冠炜与何耀棉、夏佳群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有效，双方是真实借款关系，毕冠炜已经履行出借义务，而非何耀棉辩称的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虚构债务的“套路贷”行为。但何耀棉未按照合同还本付息，属违约行为，夏佳群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毕冠炜主张何耀棉、夏佳群承担向毕冠炜清还借款1080000元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但夏佳群仅应在最高额1080000元的范围内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对于借款利息的计算。毕冠炜主张何耀棉、夏佳群应以108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2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何耀棉、夏佳群没有就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进行抗辩。根据《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的内容，何耀棉在2017年2月23日向毕冠炜借取1080000元后，没有向毕冠炜支付过利息，故毕冠炜要求何耀棉以借款108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向毕冠炜计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夏佳群与毕冠炜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及利息。故夏佳群就案涉借款利息应当在最高额108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对于何耀棉、夏佳群是否需要承担毕冠炜支出的本案律师费35000元及担保费用1188元。何耀棉、夏佳群没有就此问题进行答辩。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第五条第八款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对于何耀棉的违约行为引起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由借款人何耀棉承担，担保人夏佳群对此费用在最高额108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毕冠炜的主张理据充足，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何耀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毕冠炜偿还借款本金10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2月23日起以本金108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借款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二、何耀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毕冠炜支付律师费35000元及担保费用1188元；三、夏佳群对判决第一、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在10800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毕冠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956.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2956.1元（毕冠炜已预交），由何耀棉、夏佳群负担。二审期间，毕冠炜向本院提交《借款合同》以及顺德农商银行转账记录各两份，拟证明何耀棉于2014年7月11日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某某源公司已于当天出借该款项。何耀棉于2016年1月29日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某某源公司已于当天出借该款项。上述两笔款项，何耀棉均已偿还。何耀棉、夏佳群向本院提交夏佳群顺德农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张，拟证明某某源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将300000元转入夏佳群账户后，立即以预收利息的名义要求何耀棉、夏佳群将其中200000元转回某某源公司指定的案外人黎某某银行账户，何耀棉实际借款金额只有100000元。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原件核对无异，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何耀棉、夏佳群称2014年7月11日实际向某某源公司借款金额只有100000元的抗辩意见，因其中200000元转账至案外人黎某某账户，而何耀棉、夏佳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受某某源公司指示转至黎某某账户，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何耀棉于2014年7月11日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某某源公司于当天将款项转账至何耀棉指定的夏佳群银行账户。何耀棉于2016年1月29日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某某源公司于当天将款项转账至何耀棉指定的夏佳群银行账户。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何耀棉、夏佳群的上诉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何耀棉与毕冠炜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件有二：一是双方之间具有借贷合意；二是借款已实际交付。首先，关于出借人是否为毕冠炜。何耀棉、夏佳群上诉认为，何耀棉只于2014年向某某源公司借款800000元，2016年及2017年的款项只是走账，其与毕冠炜并不存在借贷合意。毕冠炜述称其是某某源公司股东的儿子，在得知何耀棉需要借款后，通过案外人欧某某、胡某某以及自身向何耀棉指定的收款人夏佳群转账交付款项。本院认为，首先，何耀棉、夏佳群对《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其本人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毕冠炜持有上述合同的原件，应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何耀棉、夏佳群在2014年收到由欧某某转账的800000元借款后，亦没有向其认为的出借人某某源公司提出异议，故毕冠炜在《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补签名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其次，关于毕冠炜是否已实际出借款项。2014年1月24日毕冠炜通过欧某某向何耀棉指定的夏佳群账户转账800000元，欧某某出庭予以确认。2016年1月29日，毕冠炜通过胡某某向何耀棉指定的夏佳群账户转账800000元，胡某某出庭予以确认。2017年2月23日，毕冠炜向何耀棉指定的夏佳群账户转账1080000元。由此可见，毕冠炜已根据三份《借款合同》的约定向何耀棉出借款项。最后，何耀棉、夏佳群上诉认为2016年及2017年的上述转账是应某某源公司要求的走账行为。结合案涉三份《借款合同》、何耀棉与某某源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各方银行转账记录、毕冠炜的陈述以及某某源公司出具的《复函》可知，何耀棉于2014年1月24日向毕冠炜借款800000元，于2014年7月11日向某某源公司借款300000元。后于2016年1月29日何耀棉、夏佳群凭借梁某某的1100000元作为过桥资金先向毕冠炜的委托收款人胡某某偿还借款800000元，向某某源公司偿还借款300000元，又从胡某某处取得800000元借款，从某某源公司处取得300000元借款，且与《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上记载的2016年1月29日借款“备注转贷费用”互相印证。因此，2016年的案涉转账行为实质上是对2014年毕冠炜800000元借款的回收及重新出借。2017年的案涉转账行为是对2016年毕冠炜800000元借款的回收及1080000元借款的出借，对于2017年的借款，何耀棉未予清还。至于何耀棉、夏佳群上诉认为2014年的借款800000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如上所述，因2014年的该借款于2016年清偿完毕，故何耀棉、夏佳群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夏佳群应否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夏佳群与毕冠炜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当日何耀棉与毕冠炜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借款进行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在何耀棉未按照合同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夏佳群应在最高额1080000元的范围内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借款利息。毕冠炜主张根据《何耀棉110万贷款还本付息情况表》，从2017年2月23日起以借款108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夏佳群与毕冠炜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及利息，故夏佳群就案涉借款利息应当在最高额108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律师费和担保费用。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第五条第八款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对于何耀棉的违约行为引起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由借款人何耀棉承担，担保人夏佳群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毕冠炜支付的律师费和担保费系其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费用，且毕冠炜已经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担保费发票予以佐证，其委托代理人亦参与了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对毕冠炜的该主张予以支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耀棉、夏佳群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45.69元，由上诉人何耀棉、夏佳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莹审判员 陈星星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冼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