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廷书，男，196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麻栗坡县人，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云南省麻栗坡县，现住云南省砚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甘立文，男，196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邻水县人，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四川省邻水县，现住云南省砚山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云南壮乡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应勇，男，198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西畴县人，初中文化，居民，户籍地云南省西畴县，现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丽，缘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正华，男，196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溪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砚山县。上诉人刘廷书、甘立文因与被上诉人胡应勇、付正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3月26日依法组织上诉人刘廷书、甘立文及其代理人刘畅，被上诉人胡应勇及其代理人陈绍丽，付正华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廷书、甘立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刘廷书、甘立文在对上述房屋进行施工过程中，把其中的木工项目发包给被告付正华实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付正华承揽了上诉人刘廷书、甘立文所建房屋的木工施工，付正华属于承揽人，刘延书、甘立文是定做人，付正华是按照刘廷书、甘立文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刘廷书、甘立文向付正华按完成的量给付报酬，刘廷书、甘立文和付正华是属于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做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付正华与被上诉人胡应勇之间形成直接的雇佣与提供劳务的关系，至于付正华要雇佣多少工人完成该项工作，都是付正华的安排，付正华也完全可以由他自己一人完成该项任务，也可聘请十个人一起完成该任务，但上诉人都只按完成的工作任务按平方面积与付正华给付报酬，我国建筑法等法规对农村村民自建房并没有对施工方资质和分包的强制性要求。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正华是承揽关系，被上诉人胡应勇是被上诉人付正华雇佣的工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胡应勇受伤一事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砚山县江那镇秀源社区居民委员会盖章出具《证明》证实：胡应勇2011年10月在该社区二组居住生活至今，且秀源社区二组组长对其签字确认……”也是认定事实错误，《证明》并非是有国家公信力的权力机关出具，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被上诉人胡应勇也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迁入秀源社区居住已满一年以上，该《证明》的内容不客观真实，秀源社区二组不具备出具证明的主体资格，其无权利证明证实本案所要证明的事实。故被上诉人胡应勇在计算赔偿时，只能按照农村居民户口标准计算。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胡应勇承担65%的责任过轻，被上诉人胡应勇应当承担95%以上的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与付正华属于承揽关系，付正华与胡应勇属于雇佣关系，在一审中法庭已经查明的事实是：胡应勇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麻痹大意，在明知道自已操作的木板坠下极大可能砸伤自己的情况下，依然未佩戴安全帽及做任何防范措施、未按安全技术规范而冒险施工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胡应勇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95%以上的责任。而上诉人与胡应勇并无雇佣关系，其工作并不是上诉人安排的，胡应勇受伤过程中上诉人并无过错。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胡应勇自己在施工过程中自身存在严重过错，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承揽关系，被上诉人付正华与被上诉人胡应勇之间形成直接的雇佣与提供劳务的关系，因此，上诉人对胡应勇受伤一事不承担赔偿责任。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应勇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说理透彻，适用法律得当，该判决书并无不妥之处，二审法院对二上诉人的无理上诉，应当依法驳回。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声称“被告刘廷书、甘立文对上述房屋进行施工过程中，把其中的木工项目承包给被告付正华实施………”，并声称承包给付正华的时候是提醒他安全问题的……“该辨称有力地证实二被答辩人与付正华”白纸黑字，铁的事实，怎么在上诉状中又强辨成“承揽关系”而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二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主张与其自己在一审答辩状的辨称前后不一致，其上诉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三、答辩人正处于提供劳务而受伤致残的痛苦过程中，痛定思痛，对二上诉人的其他诡辩，答辩人只有哀其无知，叹其夺理，与诡辩之论理，只会使自己劳神费心，毫无意义。答辩人针对一审判决书只想强调的是，既然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答辩人在受害的过程中因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确实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判决已列明答辩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答辩人只有自省，吸取教训，不敢埋怨一审法院不公。而二上诉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一审判决“畸轻”，“什么社区证明不是证明的主体”二被答辩人忘记了无论是机关、团体、公民。只要了解真实情况，都有义务证明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无理上诉。付正华答辩称：以一审判决为准。胡应勇答辩称：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3568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2018年4月25日，作为文山市马塘镇播烈村移民安置房房主之一的周冲海以甲方名义，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刘廷书、甘立文签订《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协议封面标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约定乙方为甲方上述建房工程进行施工。该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应遵守安全生产有关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非因甲方造成的事故责任，乙方自负。”该协议首部甲方印刷体文字标注为“文山市马塘镇”，乙方印刷体文字标注为“工程队”，但是协议尾部签章处甲方为“周冲海”，乙方为“刘廷书、甘立文”，没有“文山市马塘镇”单位或法人签章。后被告刘廷书、甘立文在对上述房屋进行施工过程中把其中木工项目发包给被告付正华实施，付正华在施工期间又于2018年7月24日雇佣了原告胡应勇为其实施拆模工作。2018年7月25日，原告胡应勇在对上述房屋一楼板面进行拆模过程中未戴安全帽，被坠落物砸伤左眼。胡应勇受害后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天，付正华安排其妻子去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但是庭审中付正华未向法庭提供支付票据和金额。胡应勇出院后经文山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伤构成八级伤残，并鉴定后续治疗费为9100元，误工期为120天、护理期为30天、营养期为15天，支付鉴定费2600元（其中伤残鉴定费1000元，后续治疗费鉴定费、三期鉴定费1600元××。胡应勇身份证登记户籍为农村居民，砚山县江那镇秀源社区居民委员会盖章出具《证明》证实：胡应勇2011年10月在该社区二组居住生活至今，且秀源社区二组组长王仕明对此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在刘廷书、甘立文与周冲海签订的《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中，已经明确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刘廷书、甘立文是原告胡应勇受伤工程即周冲海户房屋的施工承包人；二是协议书对施工安全进行了强调并约定安全事故责任由施工方承担。刘廷书、甘立文在施工过程中将该工程木工项目发包给被告付正华，被告付正华又雇佣原告胡应勇为其拆模。因此，三被告与原告胡应勇之间构成雇佣关系，三被告作为雇主，对原告胡应勇的受伤后果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各自关于自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既未依法提供相应证据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客观上，任何工程施工工作都必然存在大小不等的一定程度的危险性；而任何雇主也不可能做到雇几个工人做工，还要时时处处去盯着每个工人的施工安全环节和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雇员，对自己在从事雇佣工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都是第一责任人。本案系列查明事实证明，原告胡应勇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麻痹大意，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理由是：第一、胡应勇自认自己对拆模工作有近两年时间的从业经历，那么其对拆模工作的具体工作特点、安全环境状况应当是清楚掌握和了解的，但是其认可自己在本案施工中没有佩戴安全帽；第二、作为拆模工作而言，高空坠物是最常见的危险，原告胡应勇恰恰就是施工中没有佩戴安全帽，遇高空坠物砸伤其左眼，故不佩戴安全帽是胡应勇受伤的主要原因。而安全帽并不是昂贵、大宗的设施设备，即便是被告方真的没有要求和提供，原告方作为从业人员，为自身安全负责也应当配备；第三、庭审中，被告方对胡应勇提问两个问题：“你做了多年木工，在安全方面是怎样做的？”；“这个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该做到哪些安全步骤？”。原告胡应勇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一句话：“看监理如何安排”。由此可见胡应勇自己对施工过程中自身安全的漠视程度。因此，原告胡应勇对自己的受伤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刘廷书、甘立文诉讼过程中提出本案工程项目是文山市马塘镇政府发包项目，应将马塘镇政府列为被告的主张与其向法庭提供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付正华安排其妻子支付了原告胡应勇全部的医疗费用，该开支本应纳入全案损失按责分担，但是付正华怠于行使其诉讼权利义务，未向法庭提供该开支证据，付正华依法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庭审中，被告付正华述称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廷书、甘立文向其预付过胡应勇医疗费5000元，而刘廷书、甘立文否认并述称向付正华付款全部是应付付正华的工程款，故本院对该5000元款项不作审查确认。砚山县江那镇秀源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实，胡应勇2011年10月在该社区二组居住生活至今，胡应勇损失赔偿标准依法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胡应勇后续治疗费未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其依法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胡应勇三期损失在其住院病历、医嘱中没有任何提及，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胡应勇后续治疗费鉴定费、三期鉴定费1600元不纳入本案损失计算赔偿。胡应勇在本案中受伤后的全部损失项目、标准本院确认为：1.残疾赔偿金185976元（30996元×20年×30%××；2.误工费1246.3元（75817元÷365天×6天××；3.护理费1246.3元（75817元÷365天×6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100元×6天××；5.伤残鉴定费1000元。五项合计190068.6元。胡应勇自行承担65%即123544.59元，三被告连带赔偿35%即66524.01元。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1、被告刘廷书、甘立文、付正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应勇受伤损失合计190068.6元中的35%即66524.01元；2、驳回胡应勇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35元，减半收取计2417.5元，由胡应勇负担1571元，刘廷书、甘立文、付正华共同负担846.5元。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付正华无证据提交。刘廷书、甘立文向本院提交2份证据。1、《结算单据》。用以证明：我们与付正华之间是承揽关系，工钱的结算是按照完成工作的成果来计算；2、《警示牌照片》。用以证明：施工现场有警示牌，我方已经尽到提醒义务。胡应勇提交一组《施工现场照片》。用以证明：施工现场没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二上诉人没有向我方尽到安全警示的义务。庭审中，本院依职权当庭向何凯进行电话核实，其陈述：我叫何凯，是马塘镇政府聘请的移民搬迁房建设工程监理，在建设工程的时候就有的警示牌，是进工地之前的就设立的，因为修路在快过春节的时候被拆了，在施工之前会和工头交代必须要戴安全帽，政府的、省上的、市上及县上每个月都会去检查，我每天都去工地巡视，见到具体的施工者都会提醒安全问题，因为小工变动频繁，我们不知道每一次具体的施工人员的情况，所以不一定能监管到位。经质证，刘廷书、甘立文提供的《结算单据》结算事实予以认可，但总的领了多少钱我记不清楚了，结算单上的名字是否是我签的及按手印我记不清了；对警示牌我记不起有没有了，所以我不知道对于该证据是否认可。胡应勇认为《结算单据》我们不清楚，与我方无关；对于《施工现场照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们不认可，该警示牌是我受伤之后才装上去的，也不是安装在我受伤的地点。刘廷书、甘立文对《施工现场照片》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是发生事故的现场，警示牌没有照到。付正华对该照片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胡应勇证明观点。刘廷书、甘立文认可何凯的话，警示牌到现在也没拆；胡应勇认为监理不是安全责任的负责人，他只是向包工头尽了安全警示的义务，至于包工头是否发放安全帽及是否已经进行警示教育，从何凯的话中不能得到证明；付正华认为其不清楚何凯的身份，监理不是每天都去施工现场，是隔两三天去一次，去到现场会对施工工人进行安全提醒，警示牌我记不清楚是否设立。本院认为，对《结算单据》双方均认可有结算的事实，虽然付正华对该单据上的签名是否所签表示记不清，但其并未申请笔迹鉴定且根据其相关事实陈述可以确定付正华与刘廷书、甘立文存在承揽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警示牌照片》、《施工现场照片》及何凯陈述，各方对真实性均予认可，但综合三份证据仅能确认，该移民搬迁安置工程在办公用房处确实设置了警示标志，但不能证明两上诉人及付正华对胡应勇尽到了安全教育或安全提示义务，故对三份证据予以部分采信。在二审审理中，经核实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胡应勇、付正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刘廷书、甘立文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下列异议：1、一审认定的“签订《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错误，事实是：不是发包，是承揽订做；2、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明》证实：胡应勇2011年10月在该社区二组居住生活至今”错误，事实是：仅一份证明不能证明胡应勇在社区居住的事实，不能证明胡应勇的赔偿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进行。对其异议，本院认为该异议不属于事实的异议，而是对实体处理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将在案件争议焦点中进行评述。即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付正华与二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2、胡应勇因受伤产生的损失，付正华与二上诉人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需承担，应如何承担。（一××关于付正华与刘廷书、甘立文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法规定的承揽事项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相类似的工作。本案中刘廷书、甘立文将其向周冲海承建的民房建设工程中的木工部分交由付正华来完成。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从有付正华签字的《结算单据》来看，双方是等工程完工结算后再支付报酬给付正华，再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可以确认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对此未作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付正华与刘廷书、甘立文之间应属于承揽关系。（二××关于胡应勇因伤产生的损失，付正华与刘廷书、甘立文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及怎样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各方对于胡应勇与付正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此需要说明，如前付正华与刘廷书、甘立文之间属于承揽关系，胡应勇及刘廷书、甘立文双方均认可之间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且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也未建立直接法律关系，故一审认定刘廷书、甘立文及付正华3人与胡应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务院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承揽人付正华并不具备建筑相关资质，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相关安全措施，也无证据证明其向胡应勇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同时，胡应勇作为成年人其对自身的安全也有注意义务，且其作为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木工安装工程，但其认为本案工程属小工程，故在施工中没有佩戴安全帽，说明其安全意识淡薄，对自身安全不够重视。另外，刘廷书、甘立文在明知付正华并不具备建筑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将该工程的木工部分交付给其施工并最终造成胡应勇受伤，其存在选任的过失。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及事实，本院酌情认定胡应勇在本案中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65%的责任，付正华承担20%的次要责任，刘廷书、甘立文承担15%的次要责任。关于胡应勇的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刘廷书、甘立文认为其系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但经审查江那镇秀源社区二组及江那镇秀源社区居委会均证明：胡应勇自2011年与该社区丰宗梅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该社区，故胡应勇的伤残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由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计算的胡应勇受伤产生损失的计算标准、项目、数额等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所以，本案中付正华应向胡应勇承担的损失为：190068.6元×20%≈38014元；刘廷书、甘立文应向胡应勇承担的损失为：190068.6元×15%≈28510元。因此，一审认定刘廷书、甘立文及付正华3人与胡应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判决3人向胡应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刘廷书、甘立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也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判决如下：一、维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胡应勇其他的诉讼请求。”二、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1、被告刘廷书、甘立文、付正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应勇受伤损失合计190068.6元中的35%即66524.01元；”三、由原审被告付正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胡应勇因伤产生的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伤残鉴定费共计人民币38014元；四、由原审被告刘廷书、甘立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胡应勇因伤产生的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伤残鉴定费共计人民币2851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835元，减半收取2417.5元，由胡应勇负担1571元，由付正华负担483元，由刘廷书、甘立文负担36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35元，由胡应勇负担3142元，由付正华负担966元，由刘廷书、甘立文负担7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