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7105号原告:叶国恒，男，199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委托代理人：张小波，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景祥，曾用名何景洋，男，197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被告：朱雅伦，曾用名朱荣婵，女，1987年1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所地湖南省慈利县，共同委托代理人：区智杰、，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儆仁，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叶国恒诉被告何景祥、被告朱雅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小波，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区智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两被告是朋友关系，2018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何景祥签订《个人投资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一年，约定合伙投资经营的项目为小额贷款项目，共人民币400000元，由原告出资人民币240000元，占60%的收益权，被告何景祥出资人民币160000元，占40%的收益权。同时约定被告何景祥向原告无条件公开项目公司运营中的资金支出、收入及其利润存留与分配等，账目流水按月度向原告定期汇报阅览。协议签订后，被告何景祥一直以资金紧张为由，没有按照《个人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如期出资，而是哄骗原告出资全部投资款，并承诺取得收益后会如数返还给原告，原告为了投资项目如期进行，先后均以转账的方式将投资款项共计人民币379600元转至被告何景祥指定的被告朱雅伦的账户，原告的出资额已达到协议约定总出资额的95%。原告依约付款后，多次向被告何景祥询问该笔出资款的投资及盈亏情况，但被告何景祥均敷衍了事，对出资情况只字不提。后原告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被告何景祥根本未将原告的投资款投至双方约定的项目之中，故多次要求两被告返还投资款。之后在2018年10月至12月初原告陆续收到款项70000元。之后两被告就再未向原告返还款项了。故起诉要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何景祥2018年8月1日签署的《个人投资合作协议》；2、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项合计人民币328268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1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4、判令两被告对上述全部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被告何景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何景祥没有欠原告的任何个人投资合作协议款项，而且原告所提供的合作协议款项，被告何景祥也已经全部支付了总共240000元给原告购买了其权利，所以该投资合作协议也与原告无关被告何景祥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欠款的事实，理由是在2017年12月2日，原告购买了一个奥德赛的小客车，但由于原告签订协议之后，办不了贷款，所以就问被告何景祥借了300000元。然后在2018年7月份，因为被告何景祥要求原告返还借款，因此在7月份原告返还了130000元给被告何景祥，然后在8月1日原告了解到被告何景祥要投资的项目之后，就打算与被告何景祥合作，所以被告何景祥就说他欠的160000元也共同转账投资给了被告朱雅伦，就是说抵消原告的债务。然后在2018年7月30日到2018年的9月11日之间，原告转账给被告朱雅伦是379600元，但是原告跟被告何景祥之间也有一些款项来往，总共投资款400000元也有被告何景祥支付给被告朱雅伦的部分，因此被告何景祥的投资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了，比例也是清楚的。再然后朱雅伦在这段期间就是2019年9月到2019年12月因为当时合作的指定收款是由原告来收。朱雅伦总共支付了利息51332元，其中有20532元是属于被告何景祥应该收取的利益部分。后来因为原告在这段期间陆续有向何景祥借款且原告在2018年12月提出要求退出这个项目，跟何景祥协商后，被告何景祥同意把合同上的原告的投资份额也买过来。在2018年9月到2019年1月，被告何景祥总共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有221000元加抵扣了在原告收取朱雅伦的2万元利息，之后就是24万元，已经全部结清。被告朱雅伦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何景祥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称其确认收到了总共投资款400000元，也支付了相应的51332元利息给原告。至于原告与被告何景祥之间的比例，其不知情，直至原告起诉时才知晓。此前被告何景祥在12月份也是告知以后的利息是直接支付给被告何景祥，不用支付给原告，因此认为涉案投资款项只是与何景祥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何景祥是朋友关系，被告何景祥与被告朱雅伦存在合作往来，原告通过被告何景祥介绍认识被告朱雅伦。2018年8月1日，原告叶国恒（乙方）与被告何景祥（甲方）签订《个人投资合作协议》就甲乙作为合同投资人的方式合作投资小额贷款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合伙投资经营项目和范围为小额贷款项目。合伙投资期限为1年，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日止。合伙投资出资共计人民币40万元，甲占投资总额的40%，乙占投资总额的60%。甲、乙双方的资金需按年化利率36%作为资金管理费支付给第三方。甲、乙双方决定设置一个共同专用账户，甲方向乙方无条件公开公司运营中的资金支出，收入及其利润留存与分配。账目流水按月度甲方向乙方定期汇报阅览。每笔资金支出时，甲方需向乙方沟通意见统一后，甲方可进行资金支配，否则视为甲方个人自愿为项目做费用支出（此条同样适用乙方）。甲、乙双方的出资于2018年8月1日以前缴入指定账户入账。合伙投资期间甲、乙双方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甲、乙双方按各自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甲、乙双方每月需按总投资资金额的3%作为第三方资金管理费单独出账支付。项目在运营期间扣除所有资金成本费用后产生的营业净利润，剩余利润按入股比例按月度分派甲乙双方作为投资利润分红，无利润则不分配。甲方代表双方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乙方仅作资本入股，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运营。投资事务所产生的利益归甲乙共同共有，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甲乙共同承担。甲乙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受让的权利。之后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朱雅伦支付款项共计379600元，被告朱雅伦亦表示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款项支付明细如下：1、2018年7月30日转账40000元；2、2018年7月31日转账50000元；3、2018年8月5日转账50000元；4、2018年8月5日转账20000元；5、2018年8月18日转账25000元；6、2018年9月10日转账50000元；7、2018年9月10日转账4600元；8、2018年9月11日转账50000元；9、2018年9月11日转账50000元；10、2018年9月11日转账40000元。原告称之所以款项支付给被告朱雅伦是按照被告何景祥的指示，并认为两被告是合作关系，对此两被告不予确认，被告朱雅伦则称涉案投资发生在原告和被告何景祥之间，其只是借贷平台的经手人，负责将钱放在平台上寻找放贷业务。另，原告确认收到被告朱雅伦于2018年9月14日转账支付的5400元、2018年10月6日转账支付的15000元、2018年10月12日转账支付的10932元、2018年12月4日转账支付的20000元，共计51332元。上述款项原告称是返还的投资款，两被告则认为上述款项是支付的投资收益。庭审中原告还称其与被告何景祥口头约定所有投资的回报都由被告朱雅伦转给原告，然后原告再与被告何景祥一起核算。诉讼中，被告何景祥称在协议签订后已按约定出资，因原告此前向被告何景祥借款30万元，实际涉案被告何景祥出资应为16万元，故被告何景祥以原告此前部分借款抵消涉案出资，被告何景祥还称原告与被告何景祥已经口头协商由原告实际向被告何景祥转让了其全部涉案投资协议的权益,对此原告均不予确认。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1、银行对数表，证明原告与两被告有多笔银行款项往来，两被告对原告不存在欠款；2、销售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行驶证、POS签购单、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向被告何景祥借款30万元购买车辆；3、被告何景祥名下江西银行、广州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证明被告何景祥其名下江西银行账户于2018年8月23日向原告转款10000元、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转款10000元、2018年9月6日向原告转款5000元、2018年9月9日向原告转款7000元、2018年10月11日向原告转款10000元、2018年11月1日向原告转款10000元；何景祥其名下广州银行账户于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原告与被告何景祥发生多笔款项往来，被告何景祥收到原告支付的205800元、被告何景祥共支付给原告206400元。原告对银行对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是两被告单方制作；对销售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行驶证、POS签购单、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亦不确认证明内容称购买车辆在2017年12月1日与本案无关；对被告何景祥名下江西银行、广州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原告认为与被告何景祥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涉及的投资事宜无关，涉案所有的投资款支出和投资款回报，都是通过原告工商银行的账户与被告朱雅伦的账户进行。另，原告称之所以要求撤销《个人投资合作协议》的理由是在签订合同后，被告何景祥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次两被告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月支付投资利润。因此认为两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现原告以两被告欺诈为由主张要求撤销原告与被告何景祥签订的《个人投资合作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不能提供证据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欺诈理由有二，一是被告何景祥未按合同约定出资；二是两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按月支付投资利润。关于被告何景祥未按合同约定出资。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出资款总额40万元，原告占60%，出资款应于2018年8月1日前缴入指定账户入账。如果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本案中原告的出资数额和时间可以证实原告亦未在2018年8月1日前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退一步说，即使按原告所称被告何景祥未履行出资义务，那么原告此时完全可以要求被告何景祥继续履行出资义务或解除合同，但原告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原告仍在2018年8月1日后分别于2018年8月5日、2018年8月18日、2018年9月10日、2018年9月11日分多次按被告何景祥的指示向被告朱雅伦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即使如原告所称与被告何景祥仍有其他经济往来，涉案出资款不存在双方款项的冲抵，那么原告的上述行为也仍可视为其为保证合同项目能够继续履行而实施的一种增资行为。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按月支付投资利润。经查，双方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1日而原告向被告朱雅伦支付最后一笔出资款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之后被告朱雅伦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2月4日共计向原告支付款项51332元。虽然原告称上述款项是返还的投资款，但两被告则主张上述款项是支付的投资收益。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原告履行最后一笔出资义务的时间、被告朱雅伦向原告转款的时间以及每次转款的数额可以证实，在签订合同的次月即2018年9月至12月（除2018年11月）外被告朱雅伦均有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而被告朱雅伦的该行为亦与原告庭审时所称其与被告何景祥口头约定所有投资的回报都由被告朱雅伦转给原告，然后原告再与被告何景祥一起核算相印证。同时原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款项是返还的投资款本金，因此本院对两被告所称上述款项为支付的投资利润的主张，予以采纳。综上，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涉案的合同，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告要求撤销原告与被告何景祥2018年8月1日签署的《个人投资合作协议》及要求两被告返还投资款，因理由不足，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20元、财产保全费207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熊丹丹人民陪审员  凌娟娟人民陪审员  吴静萍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邝炜荧陈世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