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吉军，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莱州市文昌路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延芳，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莱州市文昌路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根九，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浙江省姜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基，莱州济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宋吉军、周延芳因与被上诉人杨根九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0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吉军、周延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2018)鲁0683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于2015年4月10日为其出具的欠条来认定欠款事实，而不理会被上诉人后于2015年11月1日为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草草定案实属审理不细、判决不公。第一，欠条出具在先，收条出具在后，无视后面的收据仅凭前欠条定案情理不通；第二，庭审中双方均对上诉人提交的由被上诉人出具的对账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亦即双方均认可截止到2015年11月1日，上诉人对建设工程的付款总额为388000元，该付款是否包含了前欠条的款项原审法庭没有查明；第三，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为上诉人所干工程除了聊城、驿道工程之外，还有淄博工程，三块工程的施工及付款均是穿插进行，哪块工程付款多少，被上诉人自己都说不清，原审法院如何认定欠条之后的收条上载明的388000元究竟是哪一块工程款项，想当然地不作抵扣违背常理；第四，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虽能说明在电话录音中要款，上诉人并未否认之事，但双方均认可后期的淄博工程并未结算之实，可见上诉人主张该录音源于淄博工程尚未对账的经济纠纷在情在理，原审法院以此录音来印证欠条中的工程款项有混淆之嫌。第五，最终结算时间我方提供的收据上，被上诉人赫然写着日期为2015年11月1日，原审法院偏要视而不见地认定“被告所支付给原告388000元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1日”，是先入为主了，还是主观臆测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二、原审法院审理中对举证责任的划分显失公正。原审法院在双方分别提交前欠条、后收据，原告毫无证据优势的情形下，不要求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对自己所干工程量进行举证，却一味地要求作为被告的上诉人对账不合理也不合法；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自己记录的付款明细，数额虽与我方提供的收据相一致，但付款时间上诉人是不认可的，而原审法院以“被告虽不认可支付时间，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付款时间予以采信，对本案有证明力”违背常理，提醒二审法院注意，这是一张被上诉人单方记录单，是不是上诉人同样拿一张单方记账单就可以反驳？同时，在上诉人提供了2015年11月1日388000元收据之后，原审法院称“被告没有证据证实已偿还该欠款（即2015年4月10日欠款）”实属逻辑性错误。杨根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杨根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宋吉军、周延芳给付杨根九安装工程劳务费204862元及至起诉之日的利息36873元，合计241735元；诉讼费由宋吉军、周延芳承担。审理中，宋吉军明确其利息请求的计算方式为自约定给付之日即2015年5月11日到起诉之日起2018年5月4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杨根九从事石材干挂工程施工，无施工资质；宋吉军与周延芳系夫妻关系。2014年，宋吉军承揽了部分工程，亦无相应资质。杨根九经张某介绍为宋吉军承揽的工程进行石材干挂施工。具体有莱州驿道、聊城及淄博三处工地的工程。在杨根九进入驿道工地后,宋吉军预付2万元。之后，三处工程穿插施工，宋吉军与另一合作方范玉静自2014年9月6日至2015年1月1日分别通过打卡或现金形式相继支付给杨根九388000元（含2万元工人停工费损失），上述已付款包含在三处工地杨根九施工的工程款内。之后，因宋吉军一直未结清驿道与聊城工地工程款，工人闹事，经范玉静协调，2015年4月10日，宋吉军给杨根九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条欠施工方杨根九：聊城工程款：大写﹒柒万捌仟捌佰壹拾元整（合计：78810元）驿道工地工程款：大写﹒拾贰万陆仟零伍拾贰元整（合计：126052元）合计人民币：大写﹒贰拾万零肆仟捌佰陆拾贰元整（合计：204862元）以上工程款双方已经核实确定。以上欠款在2015/5/10日前全部付清。欠款人签字：宋吉军2015/4/10。”2015年7月份，宋吉军仍未付款，杨根九带领工人退出淄博工地，三方约定由范玉静与杨根九就淄博工程款进行对账结算。2015年11月1日，杨根九应宋吉军要求，就已付款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条今收到宋总人工费总数叁拾捌万捌仟元整，其中有两万元整不在人工费之内是补给工人停工的费用。备注：2015年11月1日之前所写的所有收据作废，包括范总的。2015年11月1日杨根九。”之后，宋吉军一直未付款，杨根九索要未果，诉至法院。杨根九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其与宋吉军之间要款的通话录音资料。录音中宋吉军一直承诺有款后就付给杨根九。经质证，宋吉军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杨根九、宋吉军之间的通话，但认为杨根九是因为淄博工程未结算可能有欠款而向宋吉军要款，且录音中一直未提到驿道与聊城工程款。杨根九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自己记录的宋吉军与范玉静付款的明细，经质证，宋吉军认可该明细表中的付款数额，但对其中记载的付款时间不予认可。宋吉军主张，自己已经付清了杨根九在驿道与聊城的工程款，欠条未收回。当时出具该欠条的前提是因杨根九拖欠工人工资，部分工人在工地闹事，经过中间人说和自己担心延误工程进度，考虑到双方所承揽的工程一直没有任何手续，为了给工人一个说法，经中间人主持调解出具了该欠条，欠条中载明的是聊城与驿道工程的对账总工程款。打条时，宋吉军究竟欠多少钱双方并没有理账。在这之后，宋吉军又承揽了淄博工程，杨根九继续给宋吉军干活，截止到2015年11月份，双方对给付款进行了全部结算，宋吉军共已给付杨根九388000元，所有的工程劳务费均结清，杨根九给宋吉军出具了收条，自此双方再无经济纠葛。宋吉军提交了收条（内容已在上面表述）、工程项目经理张某签字的聊城与驿道工程量计算明细2份、证人张某。张某作证称，自己与杨根九是在大连工地认识的朋友关系，与宋吉军、周延芳系一个村的街坊，自己系宋吉军的工程项目经理。自己介绍杨根九为宋吉军干的莱州驿道、聊城石材干挂工程。2014年7月份开始干的，驿道的工程量约1000来平方，还有十多平米的圆柱；聊城的工程量600多平方米；淄博的工程原告也去干了，但没有干到底。双方之间均是口头约定，没有手续。上述工程的价钱均为60元/平方。杨根九开始干时，自己支付给杨根九2万元的生活费；施工过程中的款由宋吉军直接支付给杨根九，自己就不知道了。2015年底，自己和宋吉军、杨根九曾在工业园小旅馆谈过宋吉军付给杨根九30来万元，当时杨根九打了个条。证人认为聊城和驿道的工程款已结清，应该不欠了。证人对自己签字的2张工程量明细无异议，认可系自己签字，但主张当时宋吉军找自己签字时，自己只认可载明的工程量，单价不认可，因为讲的就是60元/平方米。经质证，杨根九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收条是对之前已收388000元出具的总手续,并不包含欠条中的欠款;对证人证言认为证实了杨根九、宋吉军之间存在工程施工的事实，证实了从工程干完至今，杨根九一直在追要欠款的事实。杨根九主张，自己共为宋吉军干了驿道、聊城、淄博三块工程，总工程款是596802元(包含2万元的停工损失)，其中驿道的工程款是171652元，聊城的工程款是101610元，淄博的工程款是303540元，已付款项都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陆续支付。淄博的工程款未实际对账结算，三方约定由杨根九与范总算账。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应系建设工程，杨根九、宋吉军均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要求的相应资质，因此，杨根九、宋吉军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应属无效，但承包人可以按约定价款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根九提供的录音证据及宋吉军提供的收条能够证实在杨根九给宋吉军出具388000元收条后，宋吉军表示仍欠杨根九工程款未付，宋吉军现主张在付给杨根九上述388000元款项后，已不欠杨根九工程款了，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付款时间，杨根九提交了自己记录的付款明细予以证实，宋吉军虽不认可支付时间，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对杨根九主张的付款时间予以采信，对本案有证明力，同时认定，宋吉军所支付给杨根九388000元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1日。杨根九提供的欠条系于上述388000元收款时间之后形成，宋吉军没有证据证实已偿还该欠款，故杨根九要求宋吉军给付该欠款，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宋吉军与周延芳系夫妻关系，上述工程欠款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宋吉军、周延芳对杨根九要求其二人共担债务的主张并未辩驳，因此，上述工程欠款应系夫妻共同债务，杨根九要求宋吉军、周延芳共同给付，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宋吉军给杨根九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了付款时间，但宋吉军未按照约定时间付款，因此，杨根九要求宋吉军、周延芳给付自约定给付次日即2015年5月11日起至2018年5月4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杨根九要求利率按6%计算没有依据，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因贷款利率计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宋吉军、周延芳共同给付杨根九欠款204862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宋吉军、周延芳付款的同时，支付杨根九自2015年5月11日起至2018年5月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宋吉军、周延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6.02元，由宋吉军、周延芳负担，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财产保全费1720元，由宋吉军、周延芳负担，此款杨根九已交纳，限宋吉军、周延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将款1720元给付杨根九。二审中，杨根九提交了杨根九与范玉静签订的工程价款协议（涉及淄博工程款）原件一份，杨根九自己记录的收款清单原件一份，因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本次庭审提交原件。宋吉军、周延芳质证认为：1.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杨根九电话催收剩余工程款时宋吉军并不知道范玉静已经和杨根九明确淄博的工程款由他们双方结算。淄博的工程是由宋吉军与范玉静共同的工程，只是后期宋吉军想让范玉静负责后期结算，所以杨根九电话催收时宋吉军以为淄博的工程款还未结清。2.对收款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记录的时间不一定正确，应以各收款收据为准，但2015年11月4日双方对账时有杨根九给宋吉军出具的总收条388000元，双方将之前其他收条销毁。从证据本身看应是截止2015年11月4日宋吉军一共为杨根九付款388000元，不是一审认定的截止时间是2015年1月1日及双方开具总欠条之前。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该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欠被上诉人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及数额。上诉人主张已经结清上述工程款，并提交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日出具的388000元的收条、工程项目经理张某签字的聊城与驿道工程量计算明细、证人张某证言证据加以证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迄今为止仍欠其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204862元，并提交了上诉人于2015年4月10日出具的欠其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204862元欠条、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其与宋吉军之间要款的通话录音资料及自己记录的宋吉军与范玉静付款明细等证据来证实。综合考虑双方的诉辩主张及以上各自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出具的204862元欠条与被上诉人出具的388000元收条的关系问题，即收条中的收款是否包括欠条中的欠款，是查明本案上诉人是否欠被上诉人相应工程款的重点。本案虽然欠条在前收据在后，但收据中显示数额388000元远远大于欠条中204862元的数额，说明被上诉人出具的388000元收款中，除了包含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还包括部分淄博段的工程款，至于这388000元收款中是否包含了欠条中欠付的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204862元，不能仅凭此两份证据确定，需要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来审查。在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其与宋吉军之间要款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多次催款均允诺还款，可以确认上诉人欠款未还的事实。上诉人庭审中对此又予以否认，并称在被上诉人催款时其不知是催要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而误以为是催要淄博段欠款，但2015年7月份三方已约定由范玉静与被上诉人就淄博工程款进行对账结算，故上诉人于2015年7月后与被上诉人就淄博工程已不存在结算问题，其主张不成立。上诉人又主张对范玉静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程价款协议（涉及淄博工程款）不知情，本院认为，范玉静与上诉人系淄博段工程的合作关系，且双方约定由范玉静为被上诉人结算淄博段工程款,而上诉人称在此后八九个月的时间内毫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再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记录宋吉军与范玉静的付款明细，该明细显示上诉人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5年1月1日，上诉人对此明细的数额予以承认,虽对付款时间不予认可，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2015年1月1日之后还向被上诉人支付过款项的事实存在，综合考虑被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可以形成证据链,确认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驿道、聊城段的工程款的事实及欠款数额即为欠条中所载数额。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要求被上诉人对自己所干工程量进行举证，因本案上诉人已经出具工程款欠条，系其自认行为，故被上诉人无需再对自己所干工程量进行举证，本院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宋吉军、周延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6元，由上诉人宋吉军、周延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慈勤哲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法官助理吕伟亮书记员张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