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1182民初593号 原告：冯忠明（又名冯雷平）。 原告:何玲香。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龙，山西文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元智（又名马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霆，山西绥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艳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伟，山西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忠明、何玲香与被告马元智、韩艳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忠明、何玲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龙，被告马元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霆，被告韩艳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忠明、何玲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734,742.5元；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与冯强系父母子女关系，冯强与被告马峰（马元智）为同村村民。2019年1月左右，冯强作为马峰（马元智）所有的晋J×××××号车辆的驾驶员与马元智一同至新疆五家渠市从事拉煤的运输业务。2019年1月14日10时许，冯强在该市第六师102团兴发煤电公司百万煤场卸煤沟，在准备为被告韩艳军的车辆卸煤的过程中，突然倒地后失去生命体征。经第六师五家渠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左冠状动脉总干狭窄Ⅳ级致急性循环障碍而死亡。原告认为，2019年1月1日，冯强与被告马元智到新疆跑运输，作为车上一族，冯强工作时间远远超出正常体力、精力范围，且吃饭睡觉时间不规律。事发之日早晨6时许，冯强便已经开始开车排队卸煤。按照发生死亡的时间来看，冯强当时不可能受到明显的外界干涉，导致情绪波动。结合冯强年龄仅为31岁、发生死亡的时间、冯强的劳务持久度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明显可以得出，冯强的体力活动是动脉痉挛的明显诱因，体力活动与冠状动脉痉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以此为前提，加之冯强自身动脉狭窄，才形成猝死。也就是说，体力活动与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冯强与被告马元智之间为劳务关系，被告韩艳军作为受益方，应与被告马元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马元智主张与冯强基于某种原因而短暂或永久性的终止了劳务关系，即劳务关系的消灭，举证责任在于被告马元智。如果被告马元智不能举证，那么应依法认定冯强与被告马元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即冯强受到被告马元智指派而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卸煤。被告马元智主张，被告韩艳军在马元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冯强叫走；该主张明显与悖离基本生活逻辑。被告马元智主张被告韩艳军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冯强叫走，但在之后却没有联系冯强到底去哪的陈述，该说法与基本逻辑完全背离，仅仅为其免责的一种托词。经庭审调查，根据被告韩艳军陈述、证人任某的证言以及冯强的衣物仍留在被告马元智车辆的基本法律事实，可以相互佐证出：冯强是受到被告马元智的指示，而到被告韩艳军车辆帮助其卸煤。个人体质原因不能作为减轻二被告赔偿责任的合法抗辩理由。另外，《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侵权责任法》将减轻责任的情形在26条至31条予以法定。马元智在雇佣冯强之前，未要求冯强体检或提供身体××的相关证明，也未对冯强体质进行初步审核，结合代理词中死因及赔偿责任的论述，本案被告马元智未尽到初步审查注意义务，将冯强作为司机带至生存条件极差的新疆自治区从事过度体力劳动，直接导致体力活动诱发冯强动脉痉挛，是导致本案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时间关系来看：离开被告马元智车辆到发生死亡时间短暂而衔接，体力活动的影响与被告马元智密不可分，故被告马元智的过错与冯强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冯强作为二被告的提供劳务方，二被告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马元智辩称：1、关于本案的有关事实是，在2019年1月14日，二原告之子冯强已经提出与被告马元智中止曾经存在的雇佣关系,被告马元智答应后，冯强就与其他人联系回汾阳的事情，被告韩艳军到达被告马元智车上后，向冯强提出要求冯强帮其卸煤，冯强答应后，就从马元智车上到达被告韩艳军车上，原告基于劳务关系起诉被告马元智没有依据；2、原告在诉状中已经表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是冯强为被告韩艳军提供劳务，因此原告不应向被告马元智主张权利；3.关于责任认定及划分，请法庭考虑；需要强调的是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当事人的任何一项诉讼主张均需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否则即因欠缺法律依据而不应支持。本案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共同赔偿”，但未能提供如此主张的法律依据，应当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诉求,法庭不能支持,应该驳回原告对被告马元智的起诉。《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共同责任，而只是对部分共同侵权行为规定了连带赔偿责任，即该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但连带责任不同于共同责任：共同责任中承担共同责任方无论有几人但对外为一体，且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只要共同的法律基础存在则不存在内部追偿；而连带责任中责任人各为独立主体，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各自责任大小而向连带方追偿。因此，《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连带责任亦非原告的“请求权依据”。此外，在侵权责任领域，共同侵权行为的存在是连带责任产生的依据，但本案并非共同侵权案件（原告也未主张共同侵权），不存在连带责任适用的事实而无须考虑连带责任的适用。原告系在为被告韩艳军提供劳务过程中突发疾病，要求被告马元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冯强在准备为被告韩艳军的车辆卸煤过程中，突然倒地后失去生命体征，无论是提供劳务受害还是义务帮工受害，确定责任方的关键均为“提供劳务或义务帮工”之时的劳务接受方或被帮工方，否则责任会无限蔓延而导致法律关系动荡不安。既然事发当时的劳务接受方（或被帮工方）为韩艳军，则不可能也不应当考虑被告马元智的责任。被告马元智不存在承担赔偿责任的其它事由，排除了冯强系在为被告马元智提供劳务过程中突发疾病的事实后，原告方进一步主张冯强此前为被告马元智提供劳务与突发疾病有关，这一主张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本案中被告马元智不具备承担侵权责任的任何一个要件，雇佣冯强提供劳务及冯强所提供的劳务均为合法的行为，劳务履行过程中亦不存在违法情形，不满足“行为违法”的要件；法庭调查中原告明确陈述，不知道冯强患有严重心脏疾患的事实，被告马元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冯强患病的事实，对与之建立劳务关系不存在过失；本案被告马元智雇佣冯强、冯强为被告马元智提供劳务的行为根本不包含导致冯强突发疾病的可能性，因为通常情况下提供劳务不会导致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难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马元智雇佣冯强及冯强为马元智提供的劳务根本不涉及侵权，自无侵权责任的适用。原告所主张的长期劳务积累等等理由在法律上不能成立。本案实为意外事件而非侵权案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劳动者保护最为周全的《工伤保险条例》亦未将劳动者在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规定为工亡，仅是从政策上考量而规定“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的，视同工伤”。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突发疾病”并非劳动所造成而是因劳动者自身原因所造成，不应因此而追究用工单位的责任，该法理本案可以借鉴。综上原告近亲属系在为被告韩艳军提供劳务期间突发疾病而死亡，要求被告马元智承担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 被告韩艳军辩称：一、首先，冯强、被告马元智系同村村民关系，以及形成半个多月的稳定的雇佣关系；被告马元智、韩艳军系多年朋友关系，被告马元智去新疆之前给韩艳军打电话，询问韩艳军是否捎带东西、新疆的运输业务行情等，被告韩艳军给其提供了本案所涉的“点对点”运输业务信息，被告马元智也去石河子市后即与被告韩艳军汇合，共同搞“点对点”运输。其次、被告韩艳军一人驾驶一辆车，冯强、被告马元智两人驾驶一辆车，在到达煤场后，被告韩艳军向马元智提出帮忙卸煤，马元智同意，指派冯强无偿帮忙，也就在情理之中。再次、被告马元智作为冯强的雇主，指派冯强去给被告韩艳军帮忙卸煤，放弃自己的休息机会，把休息的机会让给了被告韩艳军，这就是人情。二、本案冯强去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属于受被告马元智指派的临时帮工。一是被告马元智代理人关于冯强与被告马元智之间“一趟一结，雇佣关系即终止”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二是被告马元智代理人关于“一趟一结，雇佣关系即终止”的说法，已经被被告马元智自己否定，他当庭回复审判长，冯强一直受雇于他，根本没有一趟一结的说法，其与冯强也一直没有结算。三是司机出车，随身的只有衣物和洗漱用品，从被告马元智自认冯强的遗物如衣物和洗漱用品一直在其车上，证明冯强与马元智雇佣关系一直存在，并不因临时帮忙被告韩艳军而发生变化。三、被告马元智所谓“被害人已经提出解除雇佣关系”的说法，及被告马元智提供的与“田贵”的录音与原告提供的冯强哥哥与“田贵”的录音，两份录音内容截然相反。“田贵”与被告马元智录音中，被告马元智多次询问田贵，是否知道冯强是在被告韩艳军车上，田贵均否认，反倒说起明天（1月14日）让田贵随同被告马元智的车辆进行“点对点”运输的提议，田贵还怕被告马元智不愿意，一直在等冯强的电话，说明冯强一直受雇于被告马元智的事实存在。“田贵”与原告哥哥录音中，田贵再次提到等冯强电话，跟被告马元智车辆进行“点对点”运输的事实。四、本案不存在侵权赔偿责任，只是依据公平原则的适当补偿责任。本案系基于人情关系发生，被告马元智给被告韩艳军的一个人情，发生这次意外事件，三方均无责任，不适用侵权赔偿，只应依据公平原则的适当补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马元智辩称2019年1月14日，二原告之子冯强已经提出与被告马元智终止曾经存在的雇佣关系,被告马元智答应后，冯强就与其他人联系回汾阳的事情；原告认为被告马元智陈述被告韩艳军在被告马元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冯强叫走，但在之后却没有联系冯强到底去哪的陈述与基本逻辑完全背离，仅仅为其免责的一种托词，根据被告韩艳军陈述、证人任某的证言以及冯强的衣物仍留在马元智车辆上的基本事实，可以相互佐证证明：冯强是受到被告马元智的指示，而到被告韩艳军车辆上帮助被告韩艳军卸煤。被告韩艳军陈述其一个人驾驶一辆车，冯强、被告马元智两人驾驶一辆车，在到达煤场后，被告韩艳军向被告马元智提出帮忙卸煤，被告马元智同意后，作为冯强的雇主指派冯强去给自己帮忙卸煤，并不是冯强私自帮自己卸煤。本院认为：被告马元智辩称在2019年1月14日，二原告之子冯强已经提出与被告马元智终止曾经存在的雇佣关系，被告马元智答应后，被告马元智与冯强已经解除了雇佣劳务关系，对此，原告及被告韩艳军均不认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马元智是在主张其与冯强之间雇佣劳务关系消灭，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马元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2019年1月15日被告马元智与“田贵”的电话通话录音，该通话录音中，“田贵”叙述冯强曾与说过事发当天与其一起回山西的话，但被告马元智未提供“田贵”的相关的身份信息及“田贵”对该通话录音认可的证据，其真实性存疑；而原告也提供了一份原告次子与“田贵”的通话录音，对冯强是否之前说过事发第二天与“田贵”一起回山西的话，“田贵”不予认可，该录音内容与被告马元智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相悖，且仅凭被告马元智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也不能证实被告马元智与冯强在事发前已经终止了雇佣关系，因此，被告马元智关于冯强死亡之前已经终止了其与冯强的雇佣关系的主张，不能采信。死者冯强受被告马元智雇佣，从2019年1月1日随被告马元智到新疆为被告马元智从事驾驶车辆的劳务工作，双方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在被告马元智不能证明已经与冯强解除雇佣关系的情况下，本院因此确认，至冯强死亡之时，被告马元智一直与冯强存在雇佣关系，并不存在雇佣关系终止或解除的情况。 2、被告韩艳军陈述2019年1月13日23点30分左右，冯强去自己车上帮忙，是在征得被告马元智同意之后，由被告马元智指派冯强去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帮忙的，但冯强与被告马元智仍存在雇佣关系，实际上是被告马元智在帮助自己，而不是冯强在帮自己，如果不是出了事，冯强在帮自已卸煤后仍是要回到被告马元智车上继续司机工作的，为证实其主张，被告韩艳军提供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任某与任新兵的调查笔录；原告同意被告韩艳军的上述主张；被告马元智不认可，陈述冯强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帮忙开车卸煤，被告韩艳军及冯强均未征求其意见，更不存在自己指派冯强去被告韩艳军车上为其帮忙的事实。本院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韩艳军主张冯强为自己帮工是接受被告马元智的指派，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韩艳军虽提供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任某与任新兵的调查笔录，但该两份调查笔录只能证明在冯强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帮忙开车卸煤前，被告韩艳军与被告马元智曾在一起有过交谈，但不能证明两人交谈的内容，当然更不能证明被告韩艳军是在要求被告马元智指派冯强为自己帮工，且被告马元智同意并指派冯强为被告韩艳军帮工，被告韩艳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即冯强到被告韩艳军车上帮忙开车卸煤，冯强和被告韩艳军均未征得被告马元智同意。 3、原告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提交房屋租赁协议及汾阳市文峰街道东关村民委员会，汾阳市公安局文峰派出所的证明，2016年、2017年、2018年三份田金明收到原告房屋租赁费的收据，以证明从2016年9月开始，死者冯强身前与原告冯忠明、何玲香租赁居住在汾阳市城区东二环路东区四条二号居民田金明的楼房内，对此，被告韩艳军不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汾阳市文峰街道东关村民委员会、汾阳市公安局文峰派出所的证明,均证明从2016年9月开始，死者冯强身前与原告冯忠明、何玲香租赁居住在汾阳市城区东二环路东区四条二号居民田金明的楼房内，该两份证明与冯忠明和田金明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及2016年、2017年、2018年三份田金明收到原告房屋租赁费的收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从2016年9月开始，死者冯强身前与原告冯忠明、何玲香租赁居住在汾阳市城区东二环路东区四条二号居民田金明的楼房内。 4、交通费，原告请求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9,564元，被告韩艳军认为交通费票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交通费是冯强死亡后，冯强家属处理冯强身后事宜必然支出的费用，且新疆距离山西汾阳路途遥远，原告支出较大数额的交通费是必然且合理的，应予支持。 5、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原告请求17,072元(51,930÷365×30天×4人)，被告韩艳军认为三人十天比较合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30天的丧葬期间，不符合本地通行的丧葬风俗，但考虑冯强死于新疆等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丧葬事宜人员误工期按15日，人数按4人计算，为8,536元(51,930元÷365×15天×4人)。 6、被告韩艳军对原告请求运尸、停尸费36,530元不认可，认为死者冯强至开庭时未安葬，停尸费属扩大的损失，原告认为诉讼期间保留冯强遗体很有必要，可以保留复核冯强死因或进一步查明冯强死因的可能。本院认为，运尸、停尸费36,530元属原告为处理冯强后事的必要支出，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该支出属于其他合理费用，应予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年1月1日，冯强受被告马元智的雇佣作为驾驶员，与被告马元智一起去新疆从事运输业务。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3日,冯强一直在被告马元智车上工作、吃喝、休息。2019年1月13日22时至23时之间，被告韩艳军驾驶运煤车辆先行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第六师102团兴发煤电公司百万煤场卸煤沟处，随后，被告马元智和冯强也驾驶运煤车辆到达，被告韩艳军曾到被告马元智车辆驾驶室内与被告马元智交谈。之后，被告韩艳军与冯强来到被告韩艳军的车上，帮助被告韩艳军驾车等侯进发电厂排队卸煤，而被告韩艳军自己则去酒店休息。2019年1月14日晨7时许，冯强被人发现因突发疾病倒地，失去生命体征，并报当地120急救，120急救赶到后，确认冯强已死亡。2019年2月1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兵六）公（司）鉴（尸检）字[2019]07号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死者冯强死亡原因符合左冠状动脉总干狭窄Ⅳ级致急性循环障碍而死亡。在该鉴定书论证部分第四点有如下表述：冠状动脉总干狭窄主要指主动脉根部粥样硬化波及冠状动脉口，造成管口不同程度狭窄，甚至完全闭塞，在冠状动脉口狭窄的基础上心肌供血减少，由于体力活动或情绪波动等诱因，可发生反射性冠状动脉痉挛，突然引起大块心肌组织缺血致循环功能严重障碍而猝死。 死者冯强系原告冯忠明、何玲香的次子，生于1988年8月19日。从2016年9月开始，与原告冯忠明、何玲香租赁居住在汾阳市城区东二环路东区四条二号居民田金明的楼房内。冯强死亡后，为处理冯强后事，原告开支交通费9,564元；开支处理丧葬事宜人员食宿费4,508元；开支运尸、停尸费36,530元。被告韩艳军已垫付原告费用7,000元。 本院认为，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权利神圣不容侵犯，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生命权一旦受到侵害，是用金钱等一切方式都无法弥补的，所有人对生命都应心存敬畏。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被侵害人相应的损失。原告冯忠明、何玲香次子冯强为被告马元智提供劳务，但在被告马元智没有安排的情况下为被告韩艳军帮工，在帮工过程中突出疾病死亡，自身疾病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被告马元智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在雇佣冯强从事重体力劳务的长途汽车驾驶员时，对冯强的身体状况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且作为雇主，被告马元智对冯强负有安全管理责任，在冯强工作一段时间身体劳累的情况下，放任其去为被告韩艳军帮工，未尽到管理职责，对冯强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对原告因冯强死亡遭受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韩艳军在自身疲累的情况下，为自己休息，让身体同样疲累的冯强为自己帮工，对冯强的身体状况也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冯强在为其帮工过程中死亡，对冯强死亡负有相应的责任，对原告因冯强死亡遭受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被告马元智、韩艳军各自的过错及冯强自身的因素，本院酌定原告方承担60%的责任，被告马元智承担15%的责任，被告韩艳军承担25%的责任。 关于被告马元智、韩艳军主张冯强死亡是意外事件，被告韩艳军并因此主张适用公平原则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意见。首先，意外事件是指非因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故。意外事件须符合以下条件：(1)不可预见；(2)属于行为人自身以外的原因，行为人己经尽到了他在当时应当和可能尽到的注意义务；(3)偶然发生的事件。本案中，被告马元智作为冯强的雇主，被告韩艳军作为被帮工人，基于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关系，均对冯强的生命权、××权负有不可推卸的注意义务，但如前所述，二被告均未对冯强的生命××权尽到在当时应当和可能尽到的注意义务。冯强死亡不符合意外事件的构成条件，且意外事件并不能作为免责的法定事由，被告马元智、韩艳军主张冯强死亡是意外事件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了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时，被帮工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韩艳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承担过错责任，按照民事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应当允许。再次，本案能否适用公平责任的问题，公平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害给予适当补偿，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公平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1）当事人对损害均无过错；(2)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侵权等，本案中当事人三方均有过错，且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侵权，本案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再有，本案中被告马元智、韩艳军没有共同侵害冯强的故意或过失，未对冯强实施共同的侵权行为，而是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而两被告分别的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与死者冯强自身的特异体质相结合才共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属于民法理论中分别侵权、共同因果关系的情形，被告马元智、韩艳军应按照其原因力大小及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而互不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死者冯强自身的特异体质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因为，被告马元智在雇佣冯强时、被告韩艳军在接受冯强帮工时，未要求冯强体检或提供身体××的相关证明，也未对冯强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从事司机职业进行关注，就应该接受冯强自身的特异体质的现状；而死者冯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之特异体质而不加防范，存在过失，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责任，这也是本院确认原告承担主要责任的事实依据及理由。 原告因冯强死亡受到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582,640元(29,132元×20年),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2、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丧葬费30,030.5（山西省2017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061元÷12个月×6个月）；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8,536元；5、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9,564元；6、处理丧葬事宜人员食宿费4,508元；7、运尸、停尸费36,530元。以上合计701,808.5元。按照责任比例由被告马元智赔偿原告105,271.28元；被告韩艳军赔偿原告175,452.12元，被告韩艳军已给付7,000元折抵后，应再给付原告168,452.12元；其余损夫421,085.1元，由原告承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元智赔偿原告冯忠明、何玲香105,271.28元。 二、被告韩艳军赔偿原告冯忠明、何玲香175,452.12元，已给付7,000元折抵后，应再给付原告168,452.12元。 以上一、二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 三、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82元，由原告冯忠明、何玲香承担2,749.2元，被告马元智承担687.3元，被告韩艳军承担1,14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审判员  贾清华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显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