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91民初2151号原告：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兴路18号。法定代表人：熊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袁华、薛姝君，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甘忠魏，男，1969年4月2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建军，系被告哥哥。被告（反诉原告）：王鸿彪，男，1985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彭飞，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来威公司）与被告甘忠魏、王鸿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12月7日、2019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来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袁华，被告甘忠魏、王鸿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彭飞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被告甘忠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建军，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富来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64.5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原长沙搜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搜麦公司）的股东。原告与搜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1年与2013年，原告先后为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收割机与插秧机，现经统计，2011年共销售：收割机6台、每台108000元，插秧机321台（其中40台由搜麦公司指定发至长沙芙瑞农机机电有限公司）、每台13000元；2013年：插秧机43台，每台10000元。以上货款共计525.1万元，搜麦公司已累计支付360.53万元，仍结欠164.57万元未付。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原告无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以原告未提供被告正确地址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后经原告查询，两被告为逃避原告债务，于2017年2月擅自对搜麦公司进行了违法清算，并注销了该企业，同时分割了该公司的剩余财产。原告认为两被告应对原搜麦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富来威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144.8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甘忠魏、王鸿彪辩称：第一，原告与搜麦公司确有业务往来，但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代销关系，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第二，原告主张其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向搜麦公司提供的货物数量，应支付货款数额及货物的数额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搜麦公司也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360.53万，均是由实际经销商支付货款和财政直接支付农机购置补贴给原告。第三，在2012年12月5日，原告公司在湖南地区销售负责人陶博与搜麦公司对此前双方间业务往来已经进行结算，搜麦公司在原告处尚有返利394890元。第四，在2012年双方并没有业务往来，搜麦公司在2013年所购43台插秧机，在当时已支付货款115000元，此后双方没有业务往来。第五，应追加各地区销售单位为第三人，以确定实际销售数量及实际支付给原告的销售款。此外，按照双方款项相互抵销之后，原告应向两被告支付返利利润79890元及相应利息，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反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原告向两被告支付返利7989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针对甘忠魏、王鸿彪的反诉，富来威公司辩称，不存在结欠搜麦公司的业务费，反诉人也不是返利利润的权利主体，请求法庭驳回反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富来威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1年至2013年搜麦出具的产品要货单及收货单，其中2011年销售收割机6台，单价108000元/台，插秧机321台，单价13000元/台，2013年共销售插秧机43台，单价10000元/台，总货款合计525.1万元；2.2014年11月30日由搜麦公司加盖公章的确认函，证明搜麦公司认可在2011年其中有一笔长沙芙瑞农机机电有限公司发货的40台插秧机由该公司来结算；3.民事裁定书，原告曾于2016年8月4日曾经在湖南省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由于搜麦公司无法送达，裁定驳回起诉；4.工商资料，显示在2017年2月两被告对搜麦公司进行清算，并于同年4月注销该公司，同时共同分割了搜麦公司的剩余财产1819681.55元；5.在2011年至2014年，原告给搜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总开票额430.1万元，除了上述芙瑞公司的40台和2013年4月最后一批43台插秧机未开票；6.原告与搜麦公司签订的代理收割机的销售协议，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搜麦公司除了补贴款及应返还的利润之外，货款应由搜麦公司收取后汇入原告指定的账户，同时约定搜麦公司应于每季度与原告结算农民购机货款，另外这个协议中涉及到价格，收割机市场价为128000元/台，搜麦收取20000元/台的销售代理费；7.搜麦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单一份，证明双方间在2011年8月20日形成结算，对账单显示插秧机在2010年库存数量47台，2011年共发货310台，截止至2011年8月20日对账时，库存42台，总销售量为315台，收割机在2010年库存7台，2011年发货3台，移栽机2010年库存1台，截止至对账时移栽机库存1台，搜麦公司已销售部分插秧机被告总欠款334万，其中有补贴款240.5万，农民款86.5万，对收割机总欠款32.4万，其中有15万补贴款，其余是农民款17.4万，结账时含补贴款，搜麦公司总计欠原告货款366.4万元；8.刑事判决书、辞职书、社保停保清单，证明陶博因涉嫌行贿罪于2011年11月10日被拘留，陶博在2012年11月20日向公司提出辞职，辞职后正式在2013年2月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2013年2月为其办理停保登记，并了提供新业务员张尉出差到湖南长沙的报销凭证，证明后期湖南业务已经由张尉接管，在2012年12月份时陶博已经不能代表原告对外签署协议或者进行结算。此外申请被告陈述在2012年12月对账时原告方在场人员朱长江和张尉出庭作证，两证人出庭陈述，因搜麦公司人员躲避不结账，当时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故陶博签字的对账单不真实。两被告对上述证据分别质证如下：1.对原告产品要货单，因系传真件，搜麦公司并未向原告出具过要货通知单，且根据要货单传真件显示，其基本大部分要货单时间是2013年，这与原告主张的事实不符，对于产品收货单，因为所有的收货人并非搜麦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也不是搜麦公司员工，且原告提交的这两组证据产品收货单的收货人和产品要货单的联系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两被告无法确认收货人是谁，并且要货通知单和产品收货单没有显示产品价格，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2011年2月12日发货通知单对应的有陶博注明洪江市农机承诺本月汇公司15万，建议发货，证明原告与其他农机收货人自行联系发货，与搜麦公司无关，按照正常情况，应当是搜麦公司承诺汇款，2011年3月22日的要货通知单上面有姚宏签字，注明已与陶博联系，同意发货，落款日期2月24日，但该通知单供货日期是3月22日，不符合常理。2011年5月13日要货通知单，有陶博签字，按常理不应当在传真件上签字，且签字日期与通知单日期一致，应当是传真过去陶博签字后的复印件。综上，对于产品要货单和收货单真实性有异议；2.对43台产品要货单及确认函真实性没有异议，与原告陈述的证明目的不一致；3.对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4.对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原告提供的工商资料中，验资报告显示两被告对搜麦公司的出资已全部到位，且本案中搜麦公司并未欠原告货款，所以两被告不应承担责任；5.对增值税发票的三性有异议，显示插秧机单价11504元，收割机单价95575元，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主张的价格插秧机每台10000元或13000元，收割机108000元，与其票面价值不一致，故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有异议，且该增值税发票系原告开具，可以向搜麦公司开也可以向其他公司开具，开具数额也与原告主张的已付款数额不一致；6.对于代理销售协议，证明双方是代理销售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双方仅就收割机代销进行了约定，共涉及6台收割机，没有约定插秧机的销售关系，且原告实际未按照该代销协议履行，原告与经销商直接发生交易，与搜麦公司无关，协议约定了管辖法院，南通开发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7.对2011年8月20日的对账单的三性有异议，是由原告在2012年12月到长沙对账时与原告提交的要货通知单一并要求搜麦公司加盖印章的，明确注明此对账单以年终结算为准，故应以2012年12月5日陶博与搜麦公司的结算表为准；8.刑事判决书正好从侧面印证当时陶博向原邵阳市农机局局长送礼的事实，可以印证如果搜麦公司欠原告货款，无需由原告公司的员工向有关国家机关领导送礼要回货款；9.对关于陶博的劳动合同、辞职申请，由于未见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陶博的社保停缴登记表的关联性有异议，可以证明陶博是在2013年2月份与原告正式解除合同，所以在此之前陶博对外仍然可以代表原告。张尉出差的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两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2年12月5日，陶博与搜麦公司确认的结算单，证明原告还应支付搜麦公司代理费394890元，减去后来支付的115000元，还应支付279890元；两被告不应支付原告货款。结算时还有原告公司的员工朱长江和张尉在场；2.双峰金地农机连锁超市业主贺旭晟及原富来威公司湖南销售部工作人员朱向阳出具的证明，证明插秧机每台进货价为10000元，国家财政补贴9000元由省财政直接汇入富来威公司，余款与陶博结算直接汇给陶博个人卡内，与其他公司无关；3.从资兴市农机局调取的25张收据，记载了资兴市农机局收取农民的购机款，均是2011年原告与资兴农机局发生的业务往来，同时证明原告的农机销售均是直接进行铺货验收和结算。如富来威公司与搜麦公司有货款往来的话，购机款应由搜麦公司来收而不是由资兴市农机局去收购机款；4.汉寿县农机局出具的农机补贴结算明细表和插秧机购置补贴情况说明，证明经销商与搜麦公司无关，当时国家财政给付插秧机购置补贴为9000元/台，另外各地根据自身的财政情况，又分别追加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补贴资金，原告给农机局推广站或经销商1000元到1500元的推广费，且符合湖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32条的规定；5.宜章县农机局出具的湖南省2011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结算明细表、2011年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拨款申请汇总表、财政支付凭证、申报单及富来威公司在2011年12月18日向宜章县农机局出具的证明，要求将市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1000元/台共71000元，支付至该公司员工陆爱华的账户上，证明结算单位是富来威公司，与搜麦公司无关，搜麦公司只是按照双方的协议收取1000元/台的推广费用；6.邵阳市农机局李星科出具的证明材料，反映该局在2011年4月7日在原告处购买5台插秧机，进货价格为16000元/台，当年国补9000元/台，市财政补贴3000元/台，县财政追加补贴2000元/台，农民再出资2000元购买，所有补贴款由财政部门直接与厂家结算，给农机销售公司无任何关联。富来威公司对被告提供证据分别质证如下：1.结算单只有陶博一人署名，而朱长江、张尉却未签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对贺旭晟、朱向阳出具的证明，因两人未出庭作证，且未提供证人的身份证明，也未提供向陶博支付的证明，故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3.资兴市农机局调取的25张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只有该局称与原告结算，但其收取农民货款后未提供将货款支付给原告的证据；4.对汉寿县农机局出具的农机补贴结算明细表和插秧机购置补贴情况说明，称2009年至2012年间，国家财政补贴后各州市县也追加补贴，而财政补贴都是农机生产企业与政府部门直接结算，不与经销商发生货款往来，而原告只提供了国家财政补贴的部分，对地方补贴直接结算和如何支付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能证明被告所要待证的事实与目的；5.对宜章县农机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6.对邵阳农机局李星科的证明材料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只认可国家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部分直接由政府部分与厂家直接结算，但地方补贴如何结算支付、剩余农民款如何结算，被告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根据富来威公司申请至湖南省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调取富来威公司生产、经销商为搜麦公司的农机在湖南省2011年至2013年获取农机购置补贴的情况，该部门负责人张京表示，经电脑系统查询，仅能查询到富来威公司生产的在2013年获取农机销售补贴的信息，由于在2011年、2012年该系统尚未联网，所有信息仅在县市级存有纸档，省级机关无法信息查询，根据查询清单显示，在2013年富来威公司生产的共有208台农机获得农机购置补贴，其中206台插秧机补贴9000元/台，2台收割机补贴50000元/台。承办人询问其支取补贴的流程，其陈述该补贴均是发放给农户或村集体，由农户或村集体办理银行卡进行备案，在购买农机后国家财政直接将农机购置补贴发放至银行卡内。现实中，经销商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销售模式，一是将农户或村集体备案的银行卡收取，直接对农机销售价进行打折，在销售后将补贴从银行卡中支取，二是不收取银行卡，农机销售价不打折，由农户或村集体自行支取补贴。原告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充分证明与本案处理有关的事实。两被告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富来威公司直接与经销商发生业务往来，国家补贴9000元/台外，还有其他地方补贴，从某种意义上说，富来威公司所谓的货款其实就是政府补贴款加上农民支付的购货款，可能由当地农机局向富来威公司支付。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中，双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综合分述如下：1.关于销售数量和价格，对搜麦公司在2013年向富来威公司订货43台、单价10000元/台，双方没有异议。对2011年度销售数量存在异议，富来威公司提供了要货单、收货单、发票证明的销售数量和截止2011年8月20日的对账单（含应收账款对账表）证明的数量并不一致。由于要货通知及收货单形成在前，原告自己将由搜麦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的对账单系对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实际发生的销售量和销售欠款的确认，本院已该份对账单确定实际发生的销售量和销售欠款数额。在对“账单中”显示插秧机在2010年库存47台，2011年发货310台、销售315台、库存42台，收割机在2010年库存7台，2012年发货3台、销售3台、库存7台。在“富来威公司插秧机应收账款对账表”中显示插秧机销售数量为299台，其中275台销售款中农民款为0.3万元/台、20台为0.2万元/台、4台无农民款，补贴款均为0.9万元/台，欠款中“农民款”为86.5万元、“补贴款”为247.5万元，其中备注写明，1、此对账表以年终结算为准；2、16台插秧机的货款从省科技开发中心2010年货款中扣除。在“富来威公司收割机应收账款对账表”中显示收割机销售数量为3台，其中农民款为5.8万元/台，补贴款5万元/台，欠款中“农民款”为17.4万元、“补贴款”为15万元。则由于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款由财政直接支付给富来威公司，故搜麦公司应支付的款项表现为该表中显示的农民款103.9万元，应扣减双方确认的从省科技开发中心2010年货款中扣除16台插秧机农民购机款48000元（3000×16），因此，截止2011年8月20日，搜麦公司应支付货款99.1万元。3.关于被告提交的2012年12月5日由陶博签字确认的“2011年富来威结算表”的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湖南省洞口县（2015）洞刑初字第163号刑事判决书显示，陶博作为富来威公司湖南区域销售经理，在2011年11月16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11月30日被逮捕，至2012年1月11日被取保候审，直至2016年7月26日被判决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表明陶博在签署确认上述结算表时已因犯罪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再其结合陶博的辞职报告、停保名单，可以证明陶博在2012年12月5日已不再担任富来威公司湖南区域销售经理，已无权代表富来威公司与搜麦公司签订结算单。此外，被告陈述在结算时，富来威公司另有朱长江、张尉两人在场见证，却无两人共同签字，且两人作为证人出庭否认该节事实。此外，假如被告陈述富来威公司欠其代理费，却在2013年搜麦公司购买43台插秧机时先行预付115000元货款，有悖常理，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4.对于原告收到货款金额，双方均存在异议，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说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2月9日，富来威公司（出卖人、甲方）与搜麦公司（买受人、乙方）签订湖南省代理销售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其“浦田”1450型半喂入收割机湖南省区域经销服务商，厂家予以8台的铺货销售的政策。除铺货外的乙方进货须减去补贴款和利润后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供货数量由乙方在甲方发货前通过书面传真形式通知甲方。费用结算：乙方严格按甲方销售指导价格进行销售。双方商定乙方2011年销售20台（市场销售价128000元/台），按20000元/台收取销售代理费。乙方承担农机局按规定收取的费用。乙方每季度与甲方结算农民购机货款。甲方负责将收割机送达乙方仓库或乙方指定的县、市（区）农机局或定点经销商所在地，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如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或向对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富来威公司陈述双方还口头协商，将2Z-455手扶插秧机的代理销售权给搜麦公司。合同签订后，2011年2月至7月，搜麦公司通过要货通知单传真的方式向富来威公司发出通知，富来威公司根据要求将收割机、插秧机送至搜麦公司仓库或指定的农机局或定点经销商所在地，并由相关人员进行签收。2011年，富来威公司与搜麦公司就2011年8月20日进行对账。2013年3月25日，搜麦公司向富来威公司发出产品订货单，订货插秧机43台，单价每台1万元，货款共43万元，付款日期，订货方于2013年3月25日已付115000元，剩余货款订货方保证在2013年12月30日前付清全款，延期按1%每天计息。2013年4月3日，收货人收到43台插秧机。2014年11月30日，搜麦公司确认有43台插秧机库存。此后，双方未进行结算。2016年8月4日，富来威公司向湖南省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搜麦公司给付货款，由于搜麦公司无法送达，裁定驳回起诉。诉讼中，富来威公司自认自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公司分别收到通过收取政府财政、现金、农机销售商共收取货款3605300元。另查明，2010年11月，甘忠魏、王鸿彪各出资100万元各持有50%股权设立了搜麦公司，2017年2月，甘忠魏、王鸿彪组成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并于同年4月注销该公司，同时共同分割了搜麦公司的剩余财产1819681.55元，清算时未向富来威公司发出通知申报债权。本院认为，原告、搜麦公司之间签订的区域代理销售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双方间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性质属于买卖合同，即供货方提供产品，销售方在产品出卖后支付货款。该协议中双方约定了管辖法院为两家人民法院，未排除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故本院作为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搜麦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数额如何确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然双方未就代理销售插秧机订立合同，但双方间实际履行的情况看，原告根据搜麦公司的发货通知向其指定的销售商提供收割机和插秧机，搜麦公司应当及时收取销售款后结付给原告。搜麦公司已确认截止2011年8月20日前应付原告货款366.4万元，其中国家农机购置补贴262.5万元，农民购机款103.9万元，并扣减16台农机款4.8万元。双方间此后未发生交易往来，直至2013年搜麦公司再次向原告购买43万元插秧机。对于2011年度应付货款，根据双方约定，搜麦公司由于应付货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国家及地方各级农机购置补贴，另一部分为销售方收取农民的货款。收割机和插秧机的国家购置补贴分别是5万元/台和0.9万/台，各地方农机购置补贴标准不一，而湖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都是政府农机部门与生产企业直接结算，不经过销售商。根据原告陈述，双方在对账中确认的农民款中也包括各地方农机购置补贴，在实际收取货款时，地方农机购置补贴也是直接支付给原告，同时也存在有地方销售方直接支付货款给原告，因此对于2011年的已收取的货款金额，原告作为离该节事实更近的一方，应当根据其产品在湖南省各地区的实际销售情况，提供各地区的农机购置补贴金额和直接收取的货款，但其未向本院提供上述证据，也不同意进行审计，故对2011年度销售欠款数额不能确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年度欠款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补充提供相应证据后另行主张。对于2013年度43台插秧机款为43万元，由于2013年开始直接由湖南省政府农机部门与购机农民结算，从本院调查的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度的国家购置补贴已发放，搜麦公司作为销售方直接与购机农民发生交易，属于离该节事实更近的一方，应对补贴款的资金流向承担举证责任，两被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确认，搜麦公司已支付115000元，尚欠315000元未能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两被告作为搜麦公司的股东，组成清算组后未及时通知富来威公司申报债权，致该公司债权未获清偿从而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富来威公司要求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两被告的反诉，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甘忠魏、王鸿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货款315000元及利息（以315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甘忠魏、王鸿彪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39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899元，合计23738元，由原告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负担18831元,由被告甘忠魏、王鸿彪负担9019元[原告预缴的诉讼费26052元，由本院退还11333元，被告还应承担诉讼费8120元,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汇入本院账户内（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账号：47×××90）]。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1052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审 判 长  周国建人民陪审员  王志芹人民陪审员  黄建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