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31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美洋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139号1幢92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71253537XB。 法定代表人：江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苹、朱诗漫，上海澜亭（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少宇，男，197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爱珍，女，195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系杨少宇母亲。 上诉人浙江美洋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少宇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杨少宇于2004年入职美洋公司工作，于2016年11月13日在工作中突发疾病住院治疗，于2017年5月5日出院。2017年5月3日，美洋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杨少宇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内容包括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美洋公司向杨少宇支付治疗费用、病假工资、经济补偿金、医疗补助费、增加医疗补助费等280000元，款项分期支付，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杨少宇承诺不再提起与美洋公司之间的任何劳动争议，且双方不得就劳动争议再向劳动仲裁委或者法院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等。后美洋公司未按该协议按期付款。2018年6月5日，杨少宇向下城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8年7月12日，在该案仲裁庭审中，美洋公司向杨少宇代理人发问：“当时170000元的押金，申请人是怎么考虑的？”杨少宇代理人回答：“代理人不清楚，也可以在补偿金里扣除。”2018年7月24日，下城区仲裁委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18）3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美洋公司向杨少宇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各项补偿169323.68元。原审法院另查明，美洋公司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浙0103民初4763号民事判决，判决美洋公司支付杨少宇各项补偿169323.68元。美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浙01民终95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月21日，杨少宇代表美洋公司与杭州华章纵视广告传媒公司（以下简称华章公司）签订《宁波高铁站广告发布合作意向书》，其中约定美洋公司须于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华章公司定金30万元，且双方签订正式合同原则上不迟于2016年4月15日。2016年4月15日，华章公司向美洋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因双方签订上述意向书，而美洋公司违约给华章公司造成损失；2016年4月19日，华章公司再次向美洋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因美洋公司违约导致广告位空置3个月损失35万余元，经双方4月18日协商由美洋公司赔偿华章公司广告位空置损失17万元，原合作意向书终止执行，要求美洋公司于三天内将17万元补偿款汇入华章公司账户。上述律师函均由杨少宇签收。2016年4月19日，杨少宇向美洋公司提交用款申请单，载明用途为向华章公司支付押金17万元，美洋公司向华章公司转账汇款17万元，华章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美洋公司广告空置补偿款17万元。2016年11月，美洋公司在内部核查中发现该笔17万元押金未退还，遂与华章公司联系后得知该笔17万元存在问题，华章公司为此于2017年1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2018年8月1日，美洋公司向下城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杨少宇赔偿美洋公司损失170000元。下城区仲裁委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18）458号仲裁裁决书，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美洋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美洋公司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美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少宇向美洋公司赔偿损失170000元；2.杨少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应适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规定。美洋公司于2016年11月发现其支付给华章公司的17万元款项有异后立即与杨少宇、华章公司分别核实，美洋公司应当自此时起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则其自此起时计算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即便2016年11月13日杨少宇突发疾病住院使美洋公司在客观上和情理上无法向杨少宇主张权利，并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效力，则自2017年5月3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时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一年至2018年5月2日期满。而美洋公司于2018年8月1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7月12日杨少宇代理人在另案仲裁庭审中所作陈述，不能认定其明确表示同意履行义务，更何况该陈述发生于仲裁时效期间届满后，不会导致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综上，美洋公司认为本案未超仲裁时效的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少宇答辩时提出的主张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判决：驳回美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美洋公司负担。 宣判后，美洋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关于美洋公司申请仲裁的时效在2016年11月中断的认定是错误的；认为仲裁时效应当从2017年5月3日起重新计算一年至2018年5月2日期满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美洋公司于2016年11月发现公司支付给华章公司的17万元款项有异议后立即与杨少宇和华章公司分别进行核实，美洋公司应当自此时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自此开始计算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但杨少宇自2016年11月13日突发急病住院，使美洋公司在客观上和情理上无法向杨少宇主张权利，故仲裁时效发生中断。自2017年5月3日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一年至2018年5月2日期满。美洋公司认为，美洋公司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不存在中断的事由，而是存在仲裁时效终止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3款的规定，美洋公司是由于杨少宇突发急病住院，客观上无法向其主张权利，因此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应当自2016年11月13日起发生中止，且中止的情形一直未消除，直到2017年5月3日，美洋公司与杨少宇签订了《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但是，美洋公司与杨少宇在协议第3条约定：“甲乙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乙方承诺不再提起与甲方之间的任何劳动争议，且双方不得就劳动争议再向劳动仲裁委或者法院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由于双方在协议中对于各自提起仲裁及诉讼的权利作出了限制性的约定，双方在当时并未对该约定提出异议。美洋公司因履行该约定而一直没有向杨少宇提起劳动仲裁。美洋公司自2017年5月3日签订协议之日起至双方履行该协议约定义务期间，应当视为仲裁时效中止的情形。直至2018年5月22日，杨少宇提起劳动仲裁，仲裁时效中止的情形才消除。故美洋公司的仲裁时效应当自2018年5月22日起继续计算一年。二、原审法院认为杨少宇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义务的认定是错误的。2018年7月12日，杨少宇代理人在另案仲裁庭中陈述“可以在补偿金中扣除”。杨少宇代理人的相关发言在另案仲裁庭审录音中有明确记录。应当认为，杨少宇同意履行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杨少宇向美洋公司赔偿损失170000元；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杨少宇承担。 被上诉人杨少宇在二审中答辩称：1、事发在2016年4月，美洋公司声称当年11月发现该项业务有问题，但在2017年5月3日签发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只字未提。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杨少宇不是美洋公司的员工，员工之前发生的任何问题、事件理应向当事人说明，讲清，并附有处理结果。美洋当时不说不讲不正常，且到了解除劳动合同后的1年零3个月的2018年8月才申请仲裁早已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2、根据浙美旅游总经理2016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约定的第五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和第八条责任书的变更、解除和终止，杨少宇没有必要擅自加盖印章，更没有必要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付给华章公司17万元，华章公司与杨少宇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美洋公司的陈述要有证据，尤其是一个有组织的法人单位。做生意有赚有赔，杨少宇从2004年到美洋直到2016年病倒为美洋挣了多少利润，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最佳创作者。不管挣与赔，杨少宇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美洋公司承担。杨少宇是一个守法的劳动者，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判决体现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3、美洋公司强调由于杨少宇2016年11月13日突发疾病住院，客观上无法向其主张权利，因此申请劳动仲裁的一年时效应当自2016年11月13日起发生中止，且中止的情形一直未清除，直到2017年5月3日，美洋公司与杨少宇签订了《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当时杨少宇还在住院，大病住院还不足半年，脑袋也不清醒，但美洋公司说中止就中止，说解除就解除，说消除就消除，美洋公司又约定：“乙方承诺……不得再向劳动仲裁委或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但是美洋公司违约不按时支付杨少宇经济补偿金，还诉称因履行该约定，而一直没有向杨少宇提起劳动仲裁。如果美洋公司履行2017年5月3日签订的协议，就不存在本案诉讼。美洋公司断章取义，多次提“可以在补偿金中扣除”，但杨少宇的代理人陈述的：“对此事不清楚”未予陈述。还有美洋公司律师在一审中拿出仲裁（2018）345号第一次庭审笔录时，陈述时惊讶的状态不合理。4、美洋公司无事生非，先是不履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又起诉曾经为给美洋挣资产、挣利润立下汗马功劳、并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拼命三郎，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迫使杨少宇的代理人前后参与开庭8次，交通费、住宿费等开销近万元，还把重病的杨少宇留在医院里，托他人来照顾，使本来很紧张的经济又增加了一笔不小的开支，雪上加霜，因此要求美洋公司为杨少宇报销本案仲裁、一审、二审，三次来往的火车票2412元、住宿费1404元，合计3816元。综上，请求：一、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9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浙江美洋广告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三、判令美洋公司承担本案仲裁、一审和二审杨少宇交通费6张2412元、住宿费3张1404元，合计3816元；四、本案诉讼费由美洋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美洋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杨少宇提交向本院提交：证据1车票复印件6张、证据2增值税发票及银行单据，共同证明三次庭审花费的费用；证据3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浙杭下城劳人仲（2018）458号仲裁笔录，证明本案争议的17万元是因杨少宇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美洋公司承担。美洋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中美洋公司补充的问题在仲裁笔录有记载，美洋公司不清楚杨少宇表述的含义，杨少宇本人对这些问题最清楚，杨少宇代理人乔爱珍不清楚也没有进行核实，事实没有查清，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以美洋公司所述为准。本院认为，杨少宇主张的相关交通、住宿费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美洋公司关于证据1、2关联性的异议成立，本院对证据1、2不予确认；证据3真实性美洋公司未予否认，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在浙杭下城劳人仲（2018）458号仲裁案件庭审过程中就17万元相关事实进行的陈述，但双方对该笔费用的是否职务行为等事实存有争议。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仲裁时效是否已过。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审法院认定应从美洋公司2016年11月发现款项问题并核实后起算仲裁时效并无不当，即使自2017年5月3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时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至美洋公司2018年8月1日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时效也已经过。一审法院认定美洋公司提起本案仲裁时已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美洋公司认为自2017年5月3日签订协议之日起至双方履行该协议约定义务的期间，应当视为仲裁时效中止的情形，该情形不属于仲裁时效中止的法定情形，美洋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美洋公司提出2018年7月12日杨少宇代理人在另案仲裁庭审中陈述“代理人不清楚，也可以在补偿金里扣”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表述不能认定杨少宇明确表示同意履行义务，不能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后果。其次，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其履职期间造成的损失，应提交明确的约定或规章制度等依据，本案中美洋公司向杨少宇主张该笔费用亦缺乏明确依据。美洋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美洋广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骏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曹姝隽 书记员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