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行终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绪桐，男，汉族，1944年7月5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51号。 法定代表人李作钦，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江干区商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天晖铭园4幢07室。 法定代表人韩美仙，总经理。 上诉人罗绪桐因房屋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行初1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2月14日，杭州市江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江干住建局）与杭州市江干区商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干商服公司）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租赁房屋）》。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7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作出杭江政征字（2017）第002号房屋征收决定。根据该征收决定，江干住建局系征收部门，案涉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街道大王庙路××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根据杭直管房租（住）字××号《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记载，上述大王庙路39号直管公房，房屋结构为砖木，层次为平，使用面积为17.92平方米，承租人为江干商服公司。2018年2月14日，江干住建局与江干商服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租赁房屋）》。该协议的甲方（征收部门）与乙方（被征收人）均为江干住建局，丙方（承租人）为江干商服公司。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房屋座落于七堡大王庙路39号，计租面积17.92平方米，建筑面积19.71平方米，乙方同意将以上房屋由甲方征收，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总计899784元，上述费用除房屋补偿金543557元、签约奖励费40000元外由甲方支付丙方，总计丙方补偿补助各项金额为316227元（含附属物补偿金额29661元），签约腾空协议生效后，一次性支付。另查明，杭州中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江干住建局委托，对案涉大王庙路39号房屋进行市场价值评估。经评估，确定合法房屋补偿价为543557元（建筑面积19.71平方米），附属物补偿价为29661元（未认定为合法的建筑面积18.07平方米）。再查明，罗绪桐的继母徐金凤（已于2000年去世）曾租住在案涉大王庙路39号公房内，1990年12月，经调换，徐金凤搬至大王庙路40号201室公房（建筑面积57.7平方米）租住。 原审法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罗绪桐主张其对案涉大王庙路39号部分房屋（18.07平方米）享有所有权，故起诉要求确认江干住建局与江干商服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租赁房屋）》无效。然而，罗绪桐却未能提供有效的权属证明文件证明其对相应房屋享有所有权。对罗绪桐提出的其继母徐金凤曾在1980年10月批建房屋一节，从其提交的宅基地审批表来看，并无房屋坐落、面积等信息，且徐金凤系非农户口，无宅基地，仅凭该审批表无法得出其主张的部分房屋系经合法批建的结论。即使按照《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杭政办函〔2013〕16号）的相关规定，要对上述未登记房屋参照合法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亦应经有权机关按认定程序对其坐落、面积、权属、土地使用、建设年份、建筑结构等情况进行调查、认定、公示后，方可予以补偿，但并无证据证明该部分房屋已经过认定。此外，徐金凤作为原公房承租人，早在1990年12月就从大王庙路39号公房调换至大王庙路40号201室公房租住，此后，其对大王庙路39号房屋就不再享有相应权利。综上，罗绪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案涉18.07平方米房屋享有合法权利，其与被诉行政协议亦无利害关系，故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罗绪桐的起诉。 上诉人罗绪桐上诉称：原裁定多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房屋宅基地审批表证明、83航拍图、户籍证明、徐金凤的胞妹徐巧仙、徐金凤的邻居的证言、房屋照片等证据。徐巧仙已准备出庭作证。上诉人的证据是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金凤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房屋宅基地审批表是经过江干区彭埠人民公社七堡居民委员会初审，并报彭埠人民公社革委会终审通过的。因历史原因，当时地名不健全，七堡居委会辖区许多房屋没有具体门牌号，所以审批表中不可能标明日后才编排的门牌号。但结合案中其他证据，足以证明翻建的房屋就是涉案房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未经有权机关按认定程序作出未登记建筑认定。对此上诉人认为，有权机关未按程序作出认定，是有权机关失职，不能让上诉人为有权机关的失职埋单。原审法院认定徐金凤于1990年12月从大王庙路39号公房调换至大王庙路40号201室公房租住，因此不再对大王庙路39号房屋享有相应权利。该认定明显错误。大王庙路39号有两间房，南面一间是徐金凤的自建房，北面一间公房产权属江干住建局。大王庙路40号201室的产权属彭埠供销社。两处公房分属不同单位，不可能进行产权调换。1993年，彭埠供销社下属的七堡百货商店扩建阻挡了徐金凤的出入通道，故徐金凤被租赁安置在40号201室。徐金凤不可能用房屋所有权调换租赁权。江干住建局和江干商服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徐金凤进行了产权调换。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原裁定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行初143号行政裁定书，改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干住建局答辩称：案涉《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合法有效，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罗绪桐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房屋在1990年12月之前，由上诉人的继母徐金凤租用，徐金凤为彭埠供销社职工。1990年12月，彭埠供销社对徐金凤进行了调房安置，自大王庙路39号调换至大王庙路40号201室。后徐金凤的孙子罗怀江与妻子徐根英一直居住在40号201室。2015年罗怀江与徐根英协议离婚，约定大王庙路40号201室房子归徐根英所有。2017年9月12日，江干住建局与徐根英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对该房屋进行征收。上诉人罗绪桐认为大王庙路39号房屋系徐金凤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因案涉房屋与上诉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故罗绪桐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江干商服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可确认的事实是：大王庙路39号、40号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徐金凤自1990年12月之后即不再居住于大王庙路39号，而是被安置到大王庙路40号201室居住；大王庙路40号201室的面积大于大王庙路39号房屋的面积；自1990年12月至案涉《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签订时，徐金凤或罗绪桐均未就大王庙路39号房屋向任何单位、个人主张过权利；江干商服公司持有大王庙路39号房屋的《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杭直管房租（住）字××号]。在以上事实存在的情况下，罗绪桐仅以航拍图、未载明位置信息的《宅基地审批表》及证人证言主张自己是大王庙路39号房屋中18.07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人而提起本案诉讼，未尽初步证明责任。原审法院认定罗绪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罗绪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秦 方 审判员 王银江 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姚攀峰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