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3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仲希，男，196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媚，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任远，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汉雄，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少芳，女，196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劳达聪，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黎仲希因与被上诉人黎汉雄、刘少芳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仲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媚、邝任远，被上诉人黎汉雄、刘少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黎仲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黎汉雄、刘少芳返还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村××大道××号的宅基地，并将地上建筑物折价20000元归黎仲希所有；以及黎汉雄、刘少芳向黎仲希支付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返还房屋之日的占用费；2.本案诉讼费由黎汉雄、刘少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房屋产权确认书》的签订并不具备合法的基础，应属无效。首先，涉案房屋属于违章建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确认书应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黎汉雄、刘少芳通过侵占黎仲希的土地使用权，违法兴建涉案房屋，即使黎仲希签署确认书，但双方并未依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房管部门亦未存在涉案房屋的记录。故该确认书仅是黎仲希承认涉案房屋是由黎汉雄、刘少芳兴建，并未有出让、赠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的实际行为。一审法院将确认书认定为黎仲希对黎汉雄在原有房屋基础上重建涉案房屋的行为予以追认是错误的；再者，一审法院判决书第7页认定“涉案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该土地并不属于可继承的黎国添的个人合法财产，黎仲希无法通过继承取得”，在第8页认定“《房屋产权确认书》是黎仲希对黎汉雄修建房屋的追认，且自认其自身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很明显可看出，一审法院判决前后矛盾，若黎仲希无法通过继承获得土地使用权，则其亦无权追认土地上建筑归谁所有；最后，退一步来说，即使黎仲希通过《房屋产权确认书》的形式对涉案房屋进行追认，该追认效力也是不完整的。黎仲希通过继承的形式享有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原房屋所有权，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黎仲希的妻子亦对上述产权享有一半份额，黎仲希所作出的单方认定是不完整的，因此该确认书不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对于宅基地的“一户一宅”的性质认定错误，从而做出错误判决。本案中黎国添过世，黎仲希变更为新的户主，但是以家庭为单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是始终没有变化的，黎仲希一家仍然有权且合法使用涉案宅基地。根据国土、房管部门的记录，涉案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原房屋登记在黎国添名下，并未变更到黎汉雄、刘少芳名下，黎汉雄、刘少芳使用该宅基地及兴建房屋的行为属于侵权。三、一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对《房屋产权确认书》质证时，一审案件经办人在庭审中用黎汉雄、刘少芳的手机致电其中一个见证人“黎柳英”，通过简单的问答，即认定“黎柳英确认《房屋产权确认书》是在其家中签署，其签名为其亲笔所签”，经办人并未确认电话中的人是黎柳英，未核实其身份，且黎仲希多次提出证人出庭作证也未被接纳，故该质证程序明显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黎汉雄、刘少芳答辩称：一、双方属于堂兄弟关系，黎汉雄、刘少芳的父亲户口不在村里，故黎汉雄、刘少芳父亲的户口登记在黎仲希父亲的名下，在原土胚自然倒塌之后，在1995年双方协商一人一半重建房屋，协商相邻而建新房，双方从1995年起相邻而居，至今黎汉雄、刘少芳的父亲生前为了确认解决房产归属问题，找到了黎仲希的家人及其兄弟姐妹，在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房屋产权确认书，同意当年相邻而建房并属于黎汉雄、刘少芳的事实，黎仲希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黎仲希所述的适用法律错误不存在，因为不论是自然继承还是公证继承，关键是继承的载体客观存在，可在公证时继承的载体已不存在，即使有产权证和公证书，涉案房屋已不存在，双方协商改变祖上遗留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不违反法律，土地所有权是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单独不属于继承范畴，我国继承法已有明确规定继承的是房屋，不是土地使用权，黎汉雄、刘少芳属于同一集体组织的成员，祖上遗留土地的后代，其当然享有土地使用权。2018年3月23日，黎仲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黎汉雄、刘少芳立即停止侵占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村××大道××号的宅基地及房屋，并恢复原状、返还原有房屋；2.黎汉雄、刘少芳向黎仲希支付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返还房屋之日的占用费，按每月2000元标准计算，暂计至2018年3月23日，房屋使用费暂计44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黎汉雄、刘少芳承担。诉讼过程中，黎仲希变更其第1项诉讼请求为要求黎汉雄、刘少芳返还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村××大道××号的宅基地，并将地上建筑物折价20000元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北约村面积为16平方米的土地（以下简称涉讼土地）的登记使用者为黎国添（1992年12月死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番府集建总字第／字(88)第06-005492号，发证时间为1988年；涉讼土地上于1977年建造的房屋（以下简称原有房屋）的权属人亦登记为黎国添，《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粤房字第××号，发证时间亦为1988年。2016年5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出具(2016)粤广番禺第16619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黎国添于1992年12月死亡，被继承人林开于2014年5月死亡。坐落在原××县新××镇××村的原有房屋及涉讼土地使用权虽以黎国添的名义登记，但该财产是黎国添与配偶林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依法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黎国添、林开各自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双方为夫妻关系，子女有黎仲希、黎柳英、黎秀英、黎桂英共四人。其中黎桂英于2009年12月死亡，其配偶为黎绍佳，黎桂英的子女有黎凤萍、黎素萍、黎钊华共三人。现黎仲希表示要求继承黎国添、林开的上述遗产，黎柳英、黎秀英、黎绍佳、黎凤萍、黎素萍、黎钊华均表示自愿放弃对黎国添、林开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因此，黎国添、林开的上述遗产应由黎仲希一人继承，继承后黎仲希占有上述房产的全部份额。2016年11月16日，黎仲希出具《房屋产权确认书》，载明“座落在番禺区新××镇××村××大道××号的房屋（地基面积25平方米，建筑面积55平方米，以下简称涉讼房屋），房屋四至：东至中正门巷，南至黎仲希，西至邱秋萍，北至黎润佳。该房屋在1995年8月由黎汉雄出资兴建，其房屋一切产权及所有权属黎汉雄所有，与任何人无关。”黎柳英、黎秀英作为证明人，黎绍英作为见证人于该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北约村民委员会亦于该确认书上加盖公章。黎仲希在确认《房屋产权确认书》中其签名真实性的同时，主张其是在被黎汉雄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该确认书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证明其将涉讼土地和原有房屋出卖、出租或赠与给黎汉雄使用；黎仲希对于确认书中黎柳英、黎秀英及村委的盖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予以证实。此外，黎仲希其亦认为黎汉雄是在其父亲的宅基地及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建设的，这一情况并没有在确认书中说明。虽然涉讼房屋是黎汉雄改建，但其是违法侵权建设，没有依法办理物权登记，对涉讼房屋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其权利法律不予保护且持续侵犯黎仲希的合法权益，理应恢复原状。关于《房屋产权确认书》签订的过程，黎仲希称2016年11月16日，其下班经过黎汉雄侵占的涉讼房屋时，被黎汉雄夫妇强行拉到黎柳英家中强迫其签署确认书，当时其是不愿意签订的。后来，黎仲希看到确认书上只是要求确认改建的涉讼房屋由黎汉雄出资兴建，也没有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认为若房屋是违建，产权归黎汉雄所有，拆除也与其没有关系。由于黎仲希也不清楚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当时受到惊吓的情况下签订了该确认书，其签名时没有村委盖章，但其他人当时已经签了名。黎汉雄对于黎仲希的上述陈述则不予认可，其主张《房屋产权确认书》是通过多次沟通才签订的，之所以签订该份确认书是由于黎汉雄的父亲在生前为了将房屋的权属确认清晰，并且将情况与黎仲希及其兄弟姐妹进行沟通，也告知了村委。《房屋产权确认书》最终签署是在黎仲希的姐姐黎柳英家中，当时在场的除了黎仲希，还有黎汉雄以及黎仲希的姐妹黎柳英、黎秀英，签署的目的就是确认祖上遗留的涉讼土地上黎汉雄所居住的涉讼房屋归其所有，黎仲希等均没有异议，并在确认书上签名。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当庭致电黎柳英，其确认《房屋产权确认书》是在其家中签署，其签名为其亲笔所签，黎仲希和黎汉雄对此并无异议。诉讼过程中，黎仲希和黎汉雄、刘少芳均确认涉讼房屋现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新××镇××村××大道××号，但是涉讼土地上1977年由黎国添建造的原有房屋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原因，黎仲希主张是1995年被黎汉雄拆除，而黎汉雄则抗辩是由于原有房屋是土坯房，为自然坍塌。双方均确认涉讼房屋为由黎汉雄出资于1995年修建的，建成后一直由黎汉雄、刘少芳一家居住使用，但该房屋修建之时并未办理报建手续；黎仲希使用和居住的房屋亦为1995年新建，就位于涉讼房屋的旁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本案中，虽然黎国添生前对涉讼土地享有使用权，但涉讼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该土地并不属于可继承的黎国添的个人合法财产，黎仲希无法通过继承取得。因此，对于黎仲希要求黎汉雄、刘少芳返还涉讼土地的诉请，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黎仲希要求折价取得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并要求黎汉雄、刘少芳支付占有使用费的问题。首先，虽然黎仲希抗辩认为《房屋产权确认书》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相反，黎仲希与黎柳英、黎秀英、黎桂英（其配偶为黎绍佳）为同胞兄弟姐妹的关系，相较于黎汉雄，关系更为亲密，而《房屋产权确认书》就是在黎柳英、黎秀英和黎绍佳均在场的情况下于黎柳英的处所签署，黎仲希主张确认书为其被肋迫所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有违常理。其次，黎仲希出具的《房屋产权确认书》中明确写明涉讼房屋“在1995年8月由黎汉雄出资兴建，其房屋一切产权及所有权属黎汉雄所有，与任何人无关”，而原有房屋的权属人黎国添于1992年死亡，且不论1995年黎汉雄、刘少芳建造涉讼房屋之时，有无经过黎仲希、黎柳英、黎秀英在内的原有房屋的继承人的同意，但黎仲希通过公证继承取得原有房屋的所有权后，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房屋产权确认书》对于黎汉雄1995年在原有房屋基础上重建涉讼房屋的行为予以了追认，且自认其自身对涉讼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即黎仲希同意且确认黎汉雄、刘少芳于原有房屋基础上修建涉讼房屋并居住使用这一事实。最后，涉讼房屋于1995年修建时并未办理报建手续，其是否属于非法建筑尚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无法确定涉讼房屋是否应予拆除或是整改后补办报建手续，黎仲希要求折价取得缺乏理据。综上，对于黎仲希提出要求黎汉雄、刘少芳将涉讼房屋折价20000元归其所有并支付2016年5月20日起的占有使用费的诉请，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黎仲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黎仲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黎仲希向本院提交了黎仲希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黎仲希是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户主。原土地使用权证仍是黎国添，但户口本户主由黎国添变更为黎仲希，故黎仲希认为宅基地已转移至其名下。黎汉雄、刘少芳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黎汉雄、刘少芳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联，在1988年办理产权证时没有详细地址，1999年发证是有新的户籍地址，即涉案房屋地址，这些都是新的产权关系，如果按照黎仲希的逻辑，涉案房屋是7巷4号，黎汉雄、刘少芳就是当年的房屋所有权人。黎汉雄、刘少芳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视频光盘，拟证明其找到黎柳英，黎柳英确认黎仲希自愿在其家中签署《房屋产权确认书》。黎仲希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该视频及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首先，该视频并未经过公证程序，不产生证据的效力；其次，视频中女士陈述的内容含糊不清，并未证明任何协议的签订过程。再次，该视频有明显的诱导作证的情形，视频中女士在陈述时，旁边有声音在引导陈述内容，女士的陈述实在非正常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具有可信性。即使视频中女士所陈述内容真实，也无法排除一审法院在一审时对该证人未经传唤即认定案件事实的程序违法行为。经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2018年7月3日庭审中，双方对黎仲希签署《房屋产权确认书》是否被胁迫产生争议。一审法院当庭致电黎柳英家中电话020-847××××9，黎柳英确认《房屋产权确认书》上的签名为其亲笔签名，且签订地点在其家中。双方对于法庭与黎柳英的通话记录发表意见。黎仲希称：以黎柳英的陈述为准。二审中，黎仲希称：其2016年办理公证继承手续时，没有向公证人员提出涉案宅基地房屋已被拆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针对黎仲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认定如下：关于黎仲希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程序违法问题。经查，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当庭致电黎柳英通话，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且黎仲希也发表意见称以黎柳英的陈述为准，现黎仲希否认其一审陈述，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黎仲希认为其受胁迫签署《房屋产权确认书》，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黎柳英、黎秀英作为证明人，黎绍英作为见证人于该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北约村民委员会亦于该确认书上加盖公章。因此，《房屋产权确认书》的证明效力应予以确认。关于黎仲希诉请返还涉案宅基地房屋问题。虽黎仲希于2016年5月20日通过公证继承取得涉案宅基地原有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但是，双方确认原房屋已由黎汉雄于1995年拆除重建，故黎仲希继承所得的房屋实际已不存在。而且，黎仲希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房屋产权确认书》对于黎汉雄重建行为予以认可，且确认房屋一切产权及所有权属黎汉雄，与任何人无关。在此情况下，黎仲希要求黎汉雄、刘少芳返还现涉案宅基地房屋，折价20000元归其所有，以及向其支付房屋占用费，均缺乏依据，一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黎仲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黎仲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李 民审判员  闫 娜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旭周凡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