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9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伟华，男，195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琴敏，北京市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锦珍，北京市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韦兰英，女，196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琴敏，北京市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陆锦珍，北京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秀英，女，196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 再审申请人刘伟华、韦兰英因与被申请人苏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终5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刘伟华、韦兰英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刘伟华与被申请人韦秀英之间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借条没有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210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刘伟华虽有借款意向，也提前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的借条，但并未实际收到借条中的款项。原审法院已查明并有证据直接证明被申请人是根据别人的指示将20万元借款汇入证人刘某账户，却无任何证据表明是由再审申请人刘伟华向被申请人指定了刘某的账户为接收借款的账户，也就是说，申请人刘伟华所出具借条项下的2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借条并未生效，借贷关系并未形成。（二）涉案借款的使用人、还款人均为刘某，而非再审申请人刘伟华，所以借款人应是刘某。刘某在得知被申请人有20万元款项将出借其父亲即再审申请人刘伟华时，便与被申请人商议先借给她应付急用，经被申请人同意，故将20万元直接汇入了刘某账户，而再审申请人开始时对此却并不知情。所以，事实上一开始便是在刘某与被申请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愿，且该笔借款均由刘某在支配使用，每个月也一直是刘某在向被申请人进行还款。而刘某将其父亲刘伟华预先出具的借条擅自交予被申请人是其个人所为，并非再审申请人刘伟华授权，而对于被申请人而言，反正都是一家人，只要有借条即可，这也是一般非专业人士的正常思维，这也印证了为什么2017年1月8日被申请人让刘某以其名义就该笔3借款重新出具借条的事实。所以，本案借款人应为刘某，而非申请人刘伟华。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三）被申请人就涉案借款从未向申请人主张过还款，而是向刘某催款，说明被申请人从一开始便明确借款人是刘某，而非申请人。再审申请人最初借钱的目的是用于装修房子，而刘某是因做生意经营急需才向被申请人要求先借用这笔款，该笔借款的借款用途已经发生改变，并没有满足申请人的资金需求，这恰好说明是因为借款人已经发生改变，申请人又怎么可能再为这笔借款承担责任。所以，从一开始被申请人出借该笔借款的对象便非常明确，是取得借款的刘某，并非申请人。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借款发生后的催款等行为，被申请人均是向刘某追偿，而从未与申请人联系过或者向申请人催过款。对该事实被申请人于原庭审中已予认可。（四）原审法院仅仅依据综上申请人刘伟华与刘某存在父女关系，即推定刘某接受借款的行为是再审申请人授权而为，从而认定再审申请人是借款人，该结论为主观臆断，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与刘某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均应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从借款、出具借条、还款均是由刘某个人所为，再审申请人无任何授意或委托行为，原审法院却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是依据申请人刘伟华与刘某之间是父女关系，便判定申请人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义务，为刘某的借款行为无辜承担法律后果，明显有违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五）被申请人同意并接受刘某就涉案借款重新出具借条，即视为被申请人已经认可借款人为刘某，应由刘某承担还款义务。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出具的借条项下的20万元借款及利息从未偿还，不是事实。该笔借款实际一直由刘某使用并按月还款。原审证据、证人证言及我方提交刘某的银行流水均证实，刘某在本案20万元借款发生后，还与被申请人之间发生三笔借贷关系共计40万元,分别是10万元、10万元、20万元，以上四笔共60万元，均先行扣除一定利息后，实际付款58.2万元，刘某同时按月向被申请人偿还四笔借款。之后刘某应被申请人要求，于2017年1月8日对上述四笔债务重新补写了四张借条，及将利息8.1万元以本金形式出具借条，而四张借条载明数额与实际发生的四笔借款信息一致，即证明其中包含刘某就申请人刘伟华的借条内容以自己的名义重新出具了借条，并按月偿还该笔借款。本案中所有的证据均表明，被申请人从出借该笔借款，便明知款项是借予刘某用于生意经营周转，故而在没有申请人任何授意的情况下将20万元借款转入刘某账户，并由刘某承担每月的还款，特别是2017年1月8日，被申请人正是基于这个借贷关系的基础上，才让刘某以其本人名义为该笔借款重新出具借条。退一万步讲，即便开始是由再审申请人刘伟华出具的借条，但自2017年1月8日，被申请人同意并接受刘某以自己的名义承继申请人刘伟华借条内容的20万债务并重新出具借条，即视为被申请人已经认可借款人为刘某，并由刘某承担还款义务。而原审法院对此事实已经查明却并未进行法律认定，从而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如果按照原审判决，便等同于认可就同一笔借款出具了两张借条，即被申请人手上执有的申请人出具的借条及刘某出具的借条的借款人均认定是申请人，该结论可谓荒谬!而再审申请人与刘某为父女关系，若非因原审判决与事实不符，申请人又何须通过走一审、二审、再审这样艰难的司法程序来要求人民法院查明实际借款人到底是谁。申请人不过是想要求一个还原本来事实的判决，争取获得一个公正的判决。故请求本院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诉请及理由，本案主要围绕刘伟华与苏秀英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借贷关系是否消灭等问题进行审理。根据原审证据显示，《借条》中记明刘伟华借到苏秀英人民币20万元整，时间一年；在借条尾部有刘伟华的签名及所签日期2015年7月30日。出借人苏秀英还出具了转账凭证，于2015年7月30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刘伟华女儿刘某转款196000元。再审申请人刘伟华主张未收到款项，继而认定其与苏秀英之间的借贷关系未生效。 本院认为，《借条》内容是刘伟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当事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时，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同时，苏秀英的转账时间与《借条》的签订时间相一致，虽然收款人为刘某，在书面亦未写明刘伟华指示苏秀英汇款至刘某账户中，但本案刘伟华与刘某是父女关系，苏秀英与刘伟华、刘某属亲戚关系，基于苏秀英与刘伟华一家人保持的密切往来来看，苏秀英主张是按照刘伟华口头要求转账到其女儿刘某的账户上具有较大可能性，更符合熟人关系之间的借款行为常理。本案的《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据对于证明本案事实具有较强优势，且在刘伟华对未实际收到款项却向苏秀英出具带有个人签字《借条》的事实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及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本证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审法院认定刘伟华与苏秀英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 对于刘伟华认为刘某应被申请人要求，于2017年1月8日对包括款项为20万的借款在内的四笔债务重新出具四张借条即可证明刘某对于刘伟华的借条内容以自己的名义重新出具了借条。对此，本院认为，从刘某2017年1月8日出具款项内容为20万的《借款条》看，该《借款条》内容中并未记明借款20万元是受让刘伟华的20万元债务而形成，刘伟华以此抗辩其与苏秀英之间的借款关系已经消灭不成立。 综上，刘伟华、韦兰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伟华、韦兰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蒋太仁 审 判 员 李 娜 审 判 员 黄朵成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钟瑛嫦 书 记 员 莫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