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4民初19665号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87号1402房。法定代表人：田景梅。原告：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87号1402房。法定代表人：张召煌。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方，广东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广东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贝贝，女，1986年6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广州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谢丽婵，女，汉族，1971年9月27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昭君公司”）诉被告张贝贝、谢丽婵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通公司、广州昭君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方、张帅以及被告张贝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丽婵在公告期限及举证期限届满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将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4号102、103、104、105、106、自行车室房6份房产证原件（房产登记字号分别为穗字94840、94841、94842、94843、94844、94845）返还给原告银通公司；2.两被告将原告银通公司的财务资料文件归还给原告银通公司，具体包括被告谢丽婵在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任职原告银通公司出纳员期间取得的如下资料（1）出纳日记账册及出纳凭证，（2）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3）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4）被告张贝贝占有使用的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前法定代表人张召煌的法人私章，（5）公账账户[账号66×××56，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6）私账账户存折（以被告谢丽婵名义设立），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3.两被告将原告广州昭君公司完整的财务资料文件和开户资料归还给原告广州昭君公司，具体包括被告谢丽婵于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任职广州昭君公司出纳员期间的如下资料（1）出纳日记账册及出纳凭证，（2）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3）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4）公账账户[账号63×××7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成悦大厦支行]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5）私账账户存折（以被告谢丽婵名义设立），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银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5月23日已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田景梅是原告银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直全面负责原告银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召煌，原告银通公司是由原告广州昭君公司100%控股。两原告的日常业务管理均由詹育民负责，两公司的出纳均为被告谢丽婵，原告银通公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号102、103、104、105、106、自行车室房共6份房产证原件和两公司的财务账目、凭证资料文件存放在公司的两个保险柜和被告谢丽婵的文件柜，保险柜和文件柜的钥匙均由被告谢丽婵保管。张召煌于2014年7月8日因病去世，被告张贝贝自称为张召煌的女儿，自认为张召煌是两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就理所当然的享有两原告的股权，并以其所谓继承人的身份于2015年10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已故张召煌是原告广州昭君公司160万实收资本的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被告张贝贝与刘亚军、张立仁、田景梅继承被告广州昭君公司的股权，但被告张贝贝的诉讼请求均被一审、二审判决驳回，且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张召煌不是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享有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股权，张召煌与原告广州昭君公司无关。被告张贝贝干预破坏两原告的正常经营。2015年12月20日，两原告第一次发现公司财务资料被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从物业管理公司处调取的监控录像显示被告张贝贝空手出电梯后先损坏公司门口的监控设备，从公司离开时提着两大袋及装满手提袋的文件。后经被告谢丽婵清点公司文件，发现公司遗失文件包括广东省安全厅重要文件和资料、房地产代租出纳账本（由广州昭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代银通公司出租）、两原告的银行对账单、原告广州昭君公司卡对账单、广发行卡对账单等。2015年12月30日，两原告委托被告谢丽婵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六榕派出所报警，后又委托詹育民和律师负责跟进处理报案事宜，六榕派出所在传唤被告张贝贝进行询问时，被告张贝贝对盗窃公司文件资料的行为予以承认，但因被告张贝贝辩称是张召煌的女儿，有权继承两公司的股权和财产，且当时法院对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股权争议案件尚未审结，导致六榕派出所最终对被告张贝贝盗窃公司文件资料的行为不予处理。另，两原告一直要求被告谢丽婵办理离职移交手续，被告谢丽婵以原法定代表人张召煌去世为由一直不予配合，两原告于2016年5月27日登报要求被告谢丽婵办理移交保险柜钥匙以及重要资料文件，并对被告谢丽婵予以辞退，要求其办理辞退手续，但被告谢丽婵至今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也未移交保险柜钥匙、财务、房产证文件等物品。2017年8月14日至8月15日，原告银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景梅亲自带领公司员工查找公司房产证等资料，在公司其他地方均查找无果，无奈打开之前由被告谢丽婵保管的公司保险柜和相关文件柜，发现原告银通公司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号102、103、104、105、106、自行车室房6份房产证原件遗失。2017年8月15日，原告银通公司委派詹育民就公司房产证原件被盗第二次向六榕派出所进行报警。因被告张贝贝不是两原告的员工，跟两原告无任何关系，被告谢丽婵于2016年5月27日被两原告登报解除劳动关系后也与两原告无关，两被告不返还两原告重要财务文件的行为已严重影响两原告的经营管理，为维护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正常运营，请法院支持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贝贝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两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登记的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召煌于2014年7月8日病故，作为国有企业应该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企业进行监管，不是由田景梅加盖公司印章就能提起本案诉讼，因为田景梅既不是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企业股东，其无权构成原告广州昭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原告银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张召煌，全资股东为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经公安机关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查，有人涉嫌提交虚假材料骗取该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同时具备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才合法提起诉讼，但审理与公司有关纠纷的案件应结合整个案情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故两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二、两原告主张返还的公司证照及财务凭证属于两原告的财产，不属于个人所有。涉案争议房产证照及财务凭证自张召煌去世后一直被妥善存放在两公司的办公场所及财务保险柜和张召煌的私人保险柜内，两被告一直是遵循张召煌的吩咐处理公司业务，没有取走或隐匿两原告所诉称返还的公司证照及财务资料，也没有作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相反，两原告诉请返还的公司证照及财务文件属于遗失后可自行重新办理的物品，如房产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但两原告企图通过诉讼取走涉案物品，实际情况是使用两原告公司印章的行为人均无权以公司名义向有关部门申请重新领取证照，而相关物品却一直存放在公司办公场所以及张召煌的私人保险柜内，行为人无权得到涉案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综上意见，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谢丽婵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原告主张返还的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均属于两公司的财产，存放在两公司的保险柜内，两原告的管理人员詹育民也有公司保险柜的钥匙，本人没有擅自取走两原告主张的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请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两原告的主体及商事登记情况。根据本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的（2016）粤01民终1776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事实，结合两原告的商事登记信息，原告广州昭君公司是1988年8月11日登记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张召煌为该公司的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但并非出资股东。该公司主要经营批发零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等业务。原告银通公司是1994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业务，股东为原告广州昭君公司。根据商事部门留存原告银通公司2013年10月28日的章程显示，原告广州昭君公司100%持有原告银通公司的股权，原法定代表人为张召煌，监事为詹育民，监事任期为三年，监事主要负责检查公司财务，对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等。2014年7月8日，张召煌因病去世。2017年5月23日，经广州市越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越秀区市场监管局”）核准，原告银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并由田景梅担任执行董事和经理，詹育民继续担任监事。2015年7月15日，詹育民以两原告常务副总经理及监事的身份主持召开会议，两原告出示该次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显示参与人分别有冯惠贞、谢丽婵、欧阳汉、何国雄、胡铭斌，内容载明詹育民作为常务副总经理和监事的身份，履行对两原告管理职权，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等，但该《会议纪要》没有参与人的签名。此外，两原告也出示一份署名说明人为谢丽婵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经统计，自张召煌去世后，原由张召煌持有使用的信用卡被张贝贝持有，现发现张贝贝未经公司同意，擅自使用了公司公务信用卡和张召煌个人信用卡，用于张贝贝个人消费的金额共计人民币562743.80元，其中由广州昭君公司账户上扣款金额为人民币459243.80元，现金还款人民币103500元”被告张贝贝在质证中对上述《会议纪要》及《情况说明》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其作为张召煌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张召煌的财产。被告谢丽婵则否认两原告出示上述两份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被告张贝贝针对越秀区市场监管局对原告银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行为，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认为越秀区市场监管局作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的，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该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2017年9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作出越秀府行复（2017）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张贝贝与越秀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核准银通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该行政行为未对张贝贝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张贝贝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故驳回张贝贝的行政复议申请。张贝贝不服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张贝贝其后又申请撤诉。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3499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张贝贝撤回起诉。另，被告张贝贝针对原告银通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执照和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继续进行投诉，并向越秀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信访。2018年9月4日，越秀区市场监管局向被告张贝贝出具一份编号为穗越市监信访复[2018]123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为在接到举报后立即启动前期调查，并于2018年5月4日及6月5日向银通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改正涉嫌提交虚假资料的行为，但银通公司至今没有回应，拟启动立案程序等。2018年9月25日，被告张贝贝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六榕派出所报案，称有人使用假冒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的公章办理原告银通公司和广州昭君公司的商事登记手续，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庭审中，被告张贝贝认为公安机关已对其报案进行了立案调查。二、关于涉案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的状况及两原告指控两被告擅自取走公司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部分。1、根据两原告提交房产证复印件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号102房、103房、104房、105房、106房、自行车室（房产登记字号分别为：稳字9×××0、9×××1、9×××2、9×××3、9×××4、9×××5号）的权属人均是原告银通公司；2、两原告为证实其曾保管留存以及主张返还涉案公司财务文件资料（1）出纳日记账册及出纳凭证；（2）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3）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4）原告银通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召煌法人私章；（5）公账账户[户名原告银通公司账号66×××56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6）公账账户[户名原告广州昭君公司账号63×××7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成悦大厦支行]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7）原告银通公司、广州昭君公司的私账账户存折（以被告谢丽婵名义设立）存款单和银行收款付款业务回单凭证，出示一份由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及何国雄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何国雄均是两原告的员工，被告谢丽婵是两原告的出纳人员，入职时间为2006年11月，被告谢丽婵任职两原告出纳期间（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上述财务文件均由被告谢丽婵保管等”。此外，两原告认为被告谢丽婵于2016年5月27日自行离开公司后，尚未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故两原告于2016年5月27日登报要求被告谢丽婵办好工作交接，并返还两原告的有关财务账册资料。两原告为进一步证实被告谢丽婵是其出纳人员，出示被告谢丽婵于2016年1月8日出具的《说明》，证实原告银通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为被告谢丽婵补缴了自2006年11月入职以来的社会养老保险。被告张贝贝在庭审质证中对两原告陈述的意见以及提交署有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何国雄签名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证明》不能代表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谢丽婵则否认有擅自取走涉案争议的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上述文件均存放在两原告的财务室和保险柜内，且詹育民也持有财务室和保险柜的钥匙。针对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两原告认为被告谢丽婵是其出纳员，因两原告的办公场所被被告张贝贝用胶水滴住锁孔，导致两原告无法正常办公，且两原告要求被告谢丽婵交接财务文件资料，但被告谢丽婵认为两原告无权辞退她，故没有办理财务文件的交接手续。但在诉讼过程中，两原告没有提交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何国雄的劳动合同，也没有通知上述人员到庭陈述证人证言。另，两原告为进一步佐证被告张贝贝窃取涉案争议房产证照及公司财务文件，提交一份监控录像的光盘及五张视频截图打印件。经当庭使用法庭计算机播放上述光盘，视频内容主要有三部分：“（1）公司外部摄像头被移动，影像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13:21：09，但没有显示具体移动监控设备的行为人；（2）被告张贝贝步行走出电梯，时间是2015年12月20日13：21：06，视频内容是被告张贝贝步行走出电梯，手上有一个挂包；（3）被告张贝贝步行走进电梯，时间是2015年12月20日14：07：46，视频内容是被告张贝贝身上除挂包外，手上还提有两个塞满物品的手提袋，但视频内容无法辨别具体是什么物品和文件”。两原告在质证中认为公司外面的摄像头是其自行安装，所以时间上与物业公司安装在电梯外的摄影头存在差别，但视频内容是连贯的，显示被告张贝贝空手出电梯后先损坏公司门口的监控设备，从两原告处离开时提着两大袋及装满手提袋的文件，故可推定被告张贝贝擅自取走了涉案房产证照及公司财务文件资料。被告张贝贝在质证中则认为两原告所举光盘显示的视频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因为其经常回两原告经营场所处理张召煌的个人事务和物品，包括取回其个人物品，被告张贝贝也有把个人物品带到两原告处，视频显示的袋子不是涉案争议的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而是被告张贝贝的个人物品。被告谢丽婵在质证中认为视频内容无法显示被告张贝贝进入两原告的办公场所，不同意两原告的意见，再次否认有擅自取走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针对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两原告认为曾就丢失的财务账本及对账单等物品委托被告谢丽婵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又委托詹育民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对被告张贝贝窃取公司证照及财务文件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两原告为此意见出示一份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六榕派出所于2015年12月30日的《报警回执》。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派员赴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六榕派出所针对两原告的报案情况进行调查取证。根据六榕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显示，六榕派出所没有对两原告的报案请求予以立案，且提供的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公安机关对被告张贝贝就涉案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丢失所作的询问笔录。两原告在质证中请求本院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笔录及材料进行审查认定；两被告则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三、关于涉案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的补办问题。两原告没有就其主张返还的房产证照向房管部门重新申领，也没有对银行开户许可证、存单、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及发票进行挂失处理。对此，两原告认为办理上述财务文件的挂失、补领手续需要当时办理的出纳员的身份证以及原法定代表人张召煌的身份证，因张召煌已去世，故无法办理挂失及重新申领手续。两被告则认为两原告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就留存在两原告处，两原告的管理人员詹育民也持有保险柜钥匙，坚持否认有擅自取走涉案争议的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本院认为：被告张贝贝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两原告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房，被告张贝贝在广州的联系地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房，被告谢丽婵的住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房。因两原告的经营场所属于本院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本院作为两原告及被告谢丽婵住所地依法享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两原告作为中国企业法人，涉案争议法律关系是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两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以及两被告是否擅自取走了两原告主张返还的房产证照及财务文件资料。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以下评析：焦点一，两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本案中，两原告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依法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以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相关民事权利，包括行使诉讼权利。虽然讼争双方对原告银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问题存在争议，且原告广州昭君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召煌也于2014年7月8日因病去世，但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企业法人在没有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职务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禁止企业法人以其名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现两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确认书》均盖有两原告的公司印章，也附有两原告加盖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接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也向本院提交了律师事务所函等必要文件，上列证据足以证明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两原告对其在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对外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在被告张贝贝没有提交反证或举证证实两原告在《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确认书》、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不能因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职务存在争议而失效，故两原告有权为维护其合法的民事权益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院对被告张贝贝抗辩认为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意见不予接纳。焦点二、两被告是否擅自取走涉案房产证、财务文件资料（含发票）、张召煌的法人私章、公账账户文件、私账账户以及相关存款单和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凭证等问题。首先，张召煌的法人私章不属于公司证照的范畴，且张召煌去世后也不能再代表两原告履行职务和对外产生效力，故两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返还张召煌的法人私章；其次，对于两原告主张返还房产证、出纳日记账册、出纳凭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发票、财务专用章、公账账户的存款单和银行收付款回单凭证的请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两原告提交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何国雄署名的《证明》，拟证实涉案财务文件资料由被告谢丽婵保管，但两原告没有提交詹育民、欧阳汉、胡铭斌、何国雄是其公司职员的证据，也没有通知上述四人出庭作证，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份《证明》，作为一份孤证，本院对两原告出具上述《证明》的效力存疑，即无法确定涉案财务文件资料由被告谢丽婵保管。此外，两原告出示的监控视频显示被告张贝贝在2015年12月20日出现在两原告办公场所的楼道（×××楼）内，有人移动了两原告安装的监控设备，被告张贝贝出电梯时仅提有一个挂包，离开进入电梯时除挂包外还手提两个手袋的物品，两原告据此推定两被告擅自取走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但从视频内容来看，无法确定移动监控设备的行为人，视频中也没有出现被告谢丽婵，故无法认定被告谢丽婵擅自取走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再从三段视频的内容来看，被告张贝贝承认有进入两原告的办公场所，但其抗辩认为是回去处理张召煌的个人事务以及取回其个人物品，在视频无法确定被告张贝贝离开时取走何种物品以及具体物品数量的情况下，被告张贝贝应承担取走何种物品及数量的举证责任，被告张贝贝对此没有举证，但其强调是基于与张召煌的关系进入两原告的办公场所处理张召煌的个人事务和取回其个人物品。鉴于涉案房产证、出纳日记账册、出纳凭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发票、财务专用章、公账账户存款单和银行收付款回单凭证均属于两原告的重要权利凭证及财务文件资料，理应妥善保管，并有相应的财务、保密及提取使用制度予以规制，即两原告对上述文件资料应承担保管责任。而被告张贝贝不是两原告的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即使进入了两原告的办公场所，但现有证据不能推断出被告张贝贝持有两原告财务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从而打开财务室和保险柜取走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另，在无法确定被告谢丽婵保管涉案财务文件资料的情况下，也不能确定被告谢丽婵持有两原告财务室和保险柜钥匙的唯一性，亦不能推定被告谢丽婵将财务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交付给被告张贝贝使用，更何况现有证据也无法确定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是否同时存放在财务室的同一个保险柜或不同的保险柜内，故原告所举证据无法形成优势证据。本院为查清事实，也依法派员到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六榕派出所调查核实两原告指控被告张贝贝窃取房产证及财务文件的报案行为有否立案，但核实公安机关对两原告的报案请求没有立案，且公安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中也没有显示被告张贝贝承认有窃取了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因此，原告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两被告取走涉案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现有证据不能推定两被告相互配合取走两原告主张的房产证及财务文件资料；最后，两原告主张两被告返还以被告谢丽婵名义设立的私账账户存折、存款单和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的请求问题。两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供被告谢丽婵名下用于公款私存的存折以及具体的银行账号，被告谢丽婵也否认有开立公款私账存折，鉴于两原告没有就该项诉讼请求向本院出示证据，故由两原告承担不举证的不利法律后果。综合上述各项评析，因两原告所举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也没有确凿证据支撑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故本院对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一百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及被告谢丽婵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张贝贝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为标准，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人民陪审员  林 静人民陪审员  曲敏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澜书记员郭绮娜法庭记录李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