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再5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区。法定代表人：徐黎，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区。负责人：徐黎，总经理。上列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浩、付伟，均为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谭瑞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仲民，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钊铭，该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金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法定代表人：王朝梅。再审申请人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生公司）、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衡公司）、重庆金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戈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依法作出（2016）粤民申45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付伟，顺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仲民、黎钊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共同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顺衡公司对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顺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有新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未查清基本事实且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另案顺衡公司与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运集团）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温永杰涉嫌诈骗案刑事侦查卷宗笔录记载了本案大量未查明的事实。2012年底，因广东省境内无法办理营运车辆贷款，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与本案买卖合同担保人温永杰发现如挂靠公运集团等运输公司可取得贷款融资，两人商定去重庆购买车辆并挂靠公运集团等运输公司并申请贷款，以贷款方式支付车辆首期款，再将车辆发回广东经营,收取承租人的保证金和租金用以购买下一批车辆首付款并偿还运输公司的借款。黎钊铭负责联系重庆本地汽车销售公司，以顺衡公司名义向重庆重型汽车集团、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泰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购买车辆。黎钊铭收到温永杰首付款后向汽车公司支付首期款，汽车公司发车至重庆望江进行改装，改装后将车辆交付给温永杰，同时以顺衡公司的名义与温永杰实际控制的金戈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加价出售给温永杰。温永杰收车后安排张伟、李应池和黄年德等工作人员负责车辆挂靠、上户和向挂靠运输公司贷款。被挂靠的运输公司不知道温永杰与黎钊铭的约定，误认为车辆实际属于李应池、张伟等人所有，故与李应池等人签订挂靠协议和借款合同。当所有手续办妥后，温永杰指示工作人员李应池将车辆发回广东并交由温永杰实际控制的肇庆市名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骏公司）对外出租。2012年至案发期间，黎钊铭向温永杰提供161台汽车。后因温永杰、黎钊铭资金链断裂，无法向债权人、挂靠运输公司和汽车公司支付款项，导致债权人向广东经侦部门举报温永杰等人诈骗，以李波为首的重庆车方在重庆举报温永杰、黎钊铭诈骗。挂靠运输公司以李应池等人未归还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并处置车辆。后刑事案件全部归于重庆市经侦总队侦查，现在仍然处于侦查过程当中。2.温永杰、黎钊铭为达到不法目的即由挂靠运输公司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隐瞒车辆挂靠事实、有关首付款及部分二期车款已经支付的事实，虚构万盛分公司与温永杰实际控制的金戈公司共同购买车辆的事实，试图在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要求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公运集团、重庆富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越公司）承担车款支付义务。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本案存在大量疑点，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顺衡公司的诉求。后黎钊铭立即变更顺衡公司注册地，以同样事由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在起诉过程中采取先起诉温永杰实际控制的粤洋公司的方式，骗取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在得到该案生效判决后再将利生公司、公运集团、富越公司诉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并试图得到与粤洋公司案相同的判决结果。本案二审宣判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顺衡公司诉公运集团案审理过程中，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调取与本案关联的“温永杰涉嫌诈骗案”公安刑事案卷笔录后发现一审认定共同买卖错误，做出与本案不同的认定。3.一、二审未查明的基本事实主要有：（1）顺衡公司与金戈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应当依法认定为金戈公司隐名代理，实际购车人为温永杰。温永杰诈骗案公安笔录证明顺衡公司汽车销售合同实际购车人是温永杰，车款由温永杰支付，车辆由温永杰实际控制、办理挂靠、贷款、出租甚至出售。金戈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属于隐名代理，且合同相对方顺衡公司对金戈公司隐名代理一事清楚知晓并继续与金戈公司签订合同，法律后果应当由顺衡公司与温永杰承担。（2）一、二审认定金戈公司与万盛分公司共同购买车辆的事实系捏造。根据黎钊铭笔录内容，其于2013年就明确知晓温永杰安排其工作人员李应池与万盛分公司建立挂靠关系，本案起诉时间为2015年4月，黎钊铭故意隐瞒其知晓车辆挂靠事实的证据充分。（3）一、二审判决认定未支付任何车款的基本事实错误。根据公安机关笔录，温永杰向黎钊铭支付全部车辆151辆30%首付款约1700万元，黎钊铭再支付给车方。本案前两批次车辆的第二期车款支付了约600万元，前后共计2300多万元。一、二审按照全部车款分文未付进行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与事实不符。（4）万盛分公司没有获得合同利益，未占有涉案车辆。温永杰、黎钊铭、谭宇贤等人在公安机关作出的陈述表明，案涉车辆在办理上户和挂靠手续后发往广东，由温永杰指示名骏公司占有、管理以及对外出租经营。万盛分公司除按挂靠合同约定办理车辆上户登记手续及借款外，未对车辆有任何占有、管理和收益。一、二审未认定李应池与利生公司是挂靠关系，未查清车辆上户所需全部税费系由李应池承担属事实认定错误。温永杰涉嫌诈骗案的笔录材料可以证实，李应池根据温永杰的安排将20台车辆挂靠在利生公司并以车为抵押向利生公司贷款。借款总金额为360万元，李应池取走现金193.1万元，另166.9万元全部用于支付车辆过户等费用。万盛分公司与李应池在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借款合同纠纷案生效调解书确认，李应池认可实际借款现金为360万元。一、二审错误认定20台车辆税费由利生公司支付并据此错误认定利生公司是车辆所有权人。（5）一、二审认定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错误。通过笔录可以看出将车辆挂靠在万盛分公司并向万盛分公司借款是温永杰、黎钊铭二人实施犯罪诸多环节中的一环，属同一法律关系，属刑事案件所涉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一、二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且存在严重瑕疵。1.一、二审法院认定万盛分公司与金戈公司共同购车的主要证据是金戈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并没有负责人及材料制作人员的签字，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的规定。2.二审判决后，万盛分公司找到金戈公司名义法定代表人王朝梅求证。王朝梅否认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并称金戈公司公章曾由温永杰、黎钊铭二人保管，黎钊铭亦有大量加盖金戈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张。在顺衡公司诉公运集团、富越公司等案均出现相同的情况说明。3.有新证据证明该情况说明内容不真实。为澄清金戈公司未出具情况说明一事，金戈公司于2016年6月5日向万盛分公司出具书面更正声明，明确2015年5月20日的情况说明并非金戈公司出具。4.该情况说明未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万盛分公司于一审中没见过此情况说明。（三）一、二审法院在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本案遗漏购车合同担保人温永杰、名义挂靠人李应池参加诉讼，该二人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第三人。（四）与本案相关联的重要证据包括温永杰的讯问笔录、李应池的询问笔录、张伟的询问笔录等完整地再现购车过程，因属于刑事案件材料，万盛分公司不能自行收集，故于一审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法院未予调取。（五）认定万盛分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才能要求非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无任何法律依据，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六）虽然挂靠车辆登记在利生公司名下，但不能据此认定为利生公司是挂靠车辆所有权人。车辆是动产，物权转移应以交付为准。车辆登记是车辆上路行驶的登记，并非车辆所有权的登记。最高法2000年执他字第25号、法研（2000）121号、法释（2000）38号、（2001）民一他字第32号、公交管（2000）110号、公交管（2000）98号等司法文件明确车管所登记不属于车辆的产权登记。一、二审法院将车辆登记理解为产权登记并作为裁判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七）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对利生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利生公司名下挂靠车辆近400台，所有车辆均不是利生公司自营车辆，因顺衡公司申请执行查封致近400台挂靠车辆保险买不到、年审不能办。顺衡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的再审请求。理由如下：（一）二审法院判决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与金戈公司支付顺衡公司全部车辆货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二）本案不存在两申请人主张的尚有未认定事实的情况。两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存在瑕疵，即未经法院或检察院认定，证人证言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证人证言，因有关当事人未出庭接受质证，在形式上存在瑕疵。证人证言在内容上亦相互矛盾，故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三）两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即使证明存在挂靠和借款合同关系，但因两申请人与李应池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故挂靠、借款合同关系不影响两申请人作为实际买受人及权属人承担支付本案车辆款的责任。（四）根据车辆交易情况、申请人是车辆上牌入户权属人等事实，二审法院认定两申请人是车辆共同购买人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案涉车辆是泥头车，属营运车辆。根据法律规定，李应池个人不能上牌入户，金戈公司可以上牌但选择由两申请人上牌。两申请人于上牌之前口头向顺衡公司作出承诺，上牌后马上将车款付款给顺衡公司。两申请人是得益者，二审法院判决两申请人承担共同支付涉案车辆款项的义务并无不当。金戈公司未作答辩。顺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向顺衡公司承担连带支付汽车合同款8772000元及利息299113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利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郑洪东。万盛分公司是分公司，负责人是郑洪东。顺衡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与金戈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顺衡公司为金戈公司提供上汽依维柯自卸汽车十辆，单价40.66万元，货款总价406.6万元。合同第六条约定，金戈公司选择分期付款方式付款，分期付款的货款总额为436.6万元。金戈公司不得以车辆质量、服务等问题为由拒付剩余车款，如车辆有质量、服务问题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方案。同日，顺衡公司与金戈公司签订第二份《汽车销售合同》，约定顺衡公司为金戈公司提供上汽依维柯自卸汽车十辆，单价41.06万元，货款总价410.6万元。合同第六条约定，金戈公司选择分期付款方式付款，分期付款的货款总额为440.6万元。金戈公司不得以车辆质量、服务等问题为由拒付剩余车款，如车辆有质量、服务问题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方案。金戈公司、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未支付两份《汽车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金戈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出具两份《收车单》，内容均为：今收到顺衡公司送来红岩杰狮7.6米自卸车10辆。案涉20台车辆均为万盛分公司名下。万盛分公司提交二十份《车辆挂靠合同》，均载明甲方是万盛分公司，乙方是李应池；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自愿将其所有的汽车以甲方名义上户，由甲方为其提供车辆运营服务。车辆上户登记不是产权登记或产权转移，车辆产权仍属乙方；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应当自本合同签定之日起当月25日前按时足额向甲方交纳下年服务费5000元。乙方承诺以本合同所涉车辆作为缴纳所涉费用的抵押担保。若逾期两个月未交足服务费，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车辆；合同第七条约定乙方必须在提车时对所挂靠车辆的外观、质量和随车资料、备件、工具当场验收。乙方接车时已经详细审查，该车符合国家规范。乙方提车后不管发生任何质量或其他问题，均不影响本合同效力。利生公司提交一份《借款协议》，出借人是利生公司，借款人是李应池，落款日期是2013年8月29日，协议约定李应池向利生公司借款360万元，分12期偿还，从2013年9月1日还款至2014年8月30日，协议没有写明借款用途。利生公司提交一份《收条》，内容为李应池收到利生公司现金360万元整。万盛分公司为涉案20台车辆向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购买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险、缴纳车辆购置税、支付汽车反光号牌、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并购买GPS五台加首年服务费。一审法院判决：（一）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顺衡公司支付货款877.2万元和违约金（共五笔违约金，第一笔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第二笔以14516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第三笔以24516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26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第四笔以16344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0月15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第五笔以16344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二）驳回顺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金戈公司、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379元，保全费5000元，由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共同负担85433.11元，由顺衡公司负担11945.89元。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不承担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并由顺衡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5月16日，顺衡公司就涉案买卖合同纠纷将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诉至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要求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共同支付拖欠购车款及利息。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以顺衡公司认为涉案车辆涉及被案外人诈骗并已向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经侦支队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江新法双民初字第18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顺衡公司的起诉。金戈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载明：“本公司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出庭，为协助你院公正、公平审理案件，对案件的当时过程作出说明。本公司从事汽车运输业务，为了加快公司业务发展，计划购买运输车辆。由于本公司资金不足，经介绍与利生公司合作购买车辆共同营运，本公司负责与汽车经销商签订购车合同，资金由利生公司支付，车牌入户到利生公司名下。本公司就于2013年5月30日与顺衡公司签订两份购车合同，于2013年8月16日收到合同项下的20台车辆，告知利生公司后，利生公司即提供组织代码证要求入户到万盛分公司，并即办理入户手续。本公司即要求顺衡公司开具发票给利生公司。利生公司于2013年8月21日及9月10日分别收到入户上牌发票等手续后，即支付车辆购置税到国税局，并到所属车管所办理车辆入户上牌手续。利生公司将车辆入户到万盛分公司名下后至今没有付款给顺衡公司。”二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2、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应否向顺衡公司支付购车款及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共同上诉认为，顺衡公司曾就该案纠纷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起诉并被该院裁定驳回起诉，现顺衡公司以同一事实理由、同一诉讼请求及相同被告提起该案诉讼已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推翻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作出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对此，虽然顺衡公司曾于2014年5月就涉案买卖合同纠纷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该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该生效裁定并未对该案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实体处理。且顺衡公司诉请金戈公司、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承担支付购车款的责任，虽与顺衡公司向公安部门报案的案外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有一定牵连性，但两者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该案有牵连，但与该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该案可以独立于刑事案件审理。顺衡公司于2015年4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该案诉讼，已经原审法院审查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审法院受理该案并依法作出判决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因此，对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应否向顺衡公司支付购车款及利息的问题。顺衡公司认为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向其购买涉案车辆，金戈公司是合同签订方，涉案车辆权属登记在万盛分公司名下，主张金戈公司、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共同向其支付涉案车辆购车款及利息，并提供了《汽车销售合同》、《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确认涉案车辆登记在万盛分公司名下，但上诉抗辩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方，涉案车辆实由案外人李应池向利生公司借款后购买并挂靠在万盛分公司名下，主张不应由其承担支付购车款及利息的责任。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提供了《借款协议》、《收条》、转账记录及《车辆挂靠合同》、《汽车营运服务合同》、《告知函》等证据予以证明。经审查认为，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同属合同的构成部分。本案合同虽然是由金戈公司签订，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未与顺衡公司签订书面车辆买卖合同，但与顺衡公司签订合同的金戈公司证实涉案车辆是由其与利生公司合作购买，金戈公司负责签订合同，购车款则由利生公司负责支付，并将车辆登记在万盛分公司名下。查明的事实亦显示，涉案20台车辆均登记在万盛分公司名下，车辆税费、保险等亦由万盛分公司负责缴纳。万盛分公司是实际的权属人和实际控制人。由此可以认定，万盛分公司实际获得了合同利益，是合同履行的主体。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其获取了权利，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故万盛分公司以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不是合同相对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此外，万盛分公司对于车辆为何登记在其名下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主张是李应池实际向其借款购买并挂靠在其名下，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示李应池向利生公司借款的金额仅为360万元，因360万元借款而将价值870多万元的新车全部登记在他人名下不符合常理；其主张李应池是实际购买人并挂靠在其名下的证据并不充分，也与金戈公司确认的其与利生公司为共同购买人的事实相矛盾。而且，即使万盛分公司与李应池存在借款和挂靠关系，亦是其两人的独立法律关系，不能因此对抗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顺衡公司。因此，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情况，顺衡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金戈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共同指向顺衡公司与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及金戈公司、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尚欠顺衡公司877.2万元货款未付的事实；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令金戈公司、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共同向顺衡公司支付货款877.2万元及违约金，理据充分，予以维持。综上，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均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85433.11元，由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共同负担。对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两份《汽车销售合同》均约定，金戈公司所购车辆未付清全部车款时车辆所有权属于顺衡公司所有。由李应池向万盛分公司出具的借条载明，李应池所借款项将用于购买案涉争议车辆。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提交的公安询问笔录显示，顺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钊铭于2013年底向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分局经侦支队报案，控告金戈公司涉嫌合同诈骗，并称2008年其在广东认识名叫温永杰的广东人，通过温永杰认识金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朝梅。王朝梅称要订购货车，并分期付款。黎钊铭联系重庆泰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泰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其提供有关车辆。本案车辆挂靠在金戈公司名下，但金戈公司办理不了贷款，故提出将车辆挂靠在万盛分公司的名下，就包括本案争议车辆在内的80辆货车，金戈公司支付订金后，金戈公司控制人温永杰指示公司员工李应池，委托顺衡公司将购车发票登记在被挂靠单位包括万盛分公司的名下，之后车辆由温永杰运至广东，由温永杰控制的公司营运。2014年7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对涉案人温永杰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处理结果。2014年，利生公司起诉李应池要求解除借款合同，由李应池偿还借款310.5万元及违约金。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同年双方达成执行调解协议，李应池以其挂靠在万盛分公司名下的11辆案涉车辆偿还上述借款。关于案涉其他9辆车的去向，利生公司代理人在本院法庭调查中称，1辆仍属于李应池，8辆被李应池转让给第三方，即由第三方与利生公司重新订立挂靠协议。金戈公司于2016年6月出具《更正声明》称，其从未向法院递交过《情况说明》；金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温永杰，同时是顺衡公司销售车辆的实际购买人；金戈公司是受温永杰的委托与顺衡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实际购车人温永杰收车辆后安排李应池签订挂靠合同，并从利生公司贷款融资，办理挂靠和上户手续后将车辆运至广东营运；金戈公司从未与利生公司共同购买车辆并经营。本院再审过程中，利生公司、万盛分公司申请本院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公安局调取温永杰涉嫌诈骗罪案相关证据材料。顺衡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李应池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申请本院调取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的刑事案件信息和重庆市公安局渝公（经）立字（2014）22号案件笔录。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定金戈公司尚欠顺衡公司购车价款877.2万元及违约金，虽然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对欠付价款的认定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二审法院作出的事实认定，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万盛分公司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方，其与利生公司应否承担支付合同价款的民事责任。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由顺衡公司与金戈公司签订，顺衡公司是出卖方，金戈公司为买受方。合同签订后，顺衡公司按约将车辆交付给金戈公司，金戈公司向顺衡公司出具收车单。从合同签订和车辆交付事实来看，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没有作为共同买受方参与合同的签订，亦未参与车辆的接收。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纠纷发生时止，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从未确认其系案涉车辆的共同买受人，亦未同意对案涉争议合同价款承担民事责任。金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称其与利生公司系合作购买车辆，但该说明仅为金戈公司的单方陈述，且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予以否认，故该证据在证明力上较弱，尚不足以认定万盛分公司是案涉车辆的共同买受方。本院再审中，顺衡公司称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于车辆上牌之前口头向顺衡公司承诺上牌后马上将车款支付给顺衡公司。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对此予以否认，顺衡公司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案订约及接收车辆的事实表明，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并无订约或同意承担民事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本案金戈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顺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钊铭接受公安部门询问时作出的陈述以及车辆发票等证据表明，金戈公司接收车辆后，金戈公司要求顺衡公司将购车发票开具给万盛分公司。万盛分公司之所以接收由重庆泰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以其为购货单位的发票是基于顺衡公司与金戈公司之间的合意与安排。顺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钊铭接受公安部门询问时作出的陈述进一步表明，金戈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永杰指示其员工李应池将车辆挂靠在万盛分公司名下以办理牌照、营业和贷款，后车辆由温永杰运至广东，由温永杰控制的公司实际营运。该事实陈述与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主张其与李应池之间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和借款合同关系的陈述以及有关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是一致的。万盛分公司与李应池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李应池将其所有的车辆以万盛分公司的名义上户，万盛分公司提供车辆运营服务，车辆所有权属李应池。上述事实表明，万盛分公司接收发票、为案涉车辆办理登记手续、代为支付车辆购置税和购买车辆保险等多个行为，均系履行《车辆挂靠合同》项下被挂靠方为车辆营运提供服务的合同义务。虽然在上述民事行为之中有一部分同时是对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买受方合同义务的履行例如接收销售发票，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万盛分公司的履约行为仅表明其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主体之一，但并非合同主体。车辆属于特殊动产。对于动产、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生效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为特殊动产的车辆，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对转让双方当事人来讲，交付时起转移所有权为一般原则，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为例外；未经登记的，双方之间的交付转移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本案中，《汽车销售合同》约定金戈公司所购车辆未付清全部车款时车辆所有权属于顺衡公司所有。这是本案买卖双方当事人对车辆所有权转移的一项特殊约定，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即在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之前，出卖方顺衡公司保留车辆所有权。本案一审纠纷发生前，顺衡公司是出卖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在买卖双方存在所有权保留条款及金戈公司未付清全部车辆价款的情况下，顺衡公司依据车辆登记信息主张万盛分公司为车辆所有权人缺乏充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只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本院上文对万盛分公司的意思表示、相关民事行为以及车辆所有权的转移等问题的分析表明，万盛分公司没有以买受人的身份参与案涉合同的签订，也没有作出同意承担案涉车辆价款的明确意思表示，其履行《车辆挂靠合同》的民事行为并未导致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成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万盛分公司依据《车辆挂靠合同》的约定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亦不足以认定其为车辆所有权人，故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主张其并非《汽车销售合同》项下的共同买受方故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的再审理由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一、二审法院认为万盛分公司是共同买受人且为车辆权属人故应承担合同责任缺乏充分理据，且在法律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顺衡公司一审起诉请求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承担支付价款的民事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其对万盛分公司、利生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本案再审审理中，顺衡公司申请本院追加李应池为第三人并申请向有关部门调取有关证据，利生公司及万盛分公司亦申请本院向有关部门调取有关证据，因李应池并非案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双方申请调取的事项亦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均不予准许。综上，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关于其并非合同主体故请求驳回顺衡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法院关于万盛分公司及利生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41号民事判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二、重庆金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77.2万元和违约金（共五笔违约金，第一笔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3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笔以14516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三笔以24516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26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之日止，第四笔以16344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0月1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五笔以16344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13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之日止；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三、驳回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重庆金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379元，保全费5000元，由重庆金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85433.11元，由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1945.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433.11元，由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郑捷夫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