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16567号原告：向某1，男，2005年1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向某2，女，2005年1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理人：唐某（两原告的母亲），女，土家族，1973年4月13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运峰，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丽，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男，1960年2月24日出生，香港居民。第三人：向某3，男，199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向某1、向某2诉被告杨某、第三人向某3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某1、向某2的法定代理人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运峰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经本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向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某1、向某2诉称，死者向某与唐某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两原告两名子女，第三人是向某与前妻生育的儿子。被告是座落于广州市越秀区**路7号地D房的业主。2017年10月21日，被告雇请向某对其物业花园内的白兰树树枝进行修剪。向某在砍树过程中，被掉下来反弹的树枝砸伤昏迷，后送至医院救治，于当日下午16:15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在越秀区**街道办事处主持下，唐某与第三人和被告达成和解协议，由被告赔偿350000元给唐某及第三人，但因唐某不了解赔偿的具体标准及范围，与被告调解时未就两原告的赔偿事宜进行商谈，导致和解赔付的赔偿金并不足以弥补两原告痛失父亲的损害，故两原告请求：1、被告立即向两原告支付赔偿金704538元（死亡赔偿金903905元，丧葬费41433元，住宿费3600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3000元；伙食补助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054538元。扣除被告之前支付350000元，应当再赔偿70453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杨某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第三人向某3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唐某与死者向某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原告向某1、向某2两名子女，向某的父母已去世。两原告系城镇户口。被告系座落于广州市越秀区**路7号地D房的业主之一，被告委托区某管理上述房屋。因上述房屋花园内的树木比较高大，存在安全隐患，区某曾向园林局咨询砍树的费用约为5000-6000元，被告认为价钱太高，让区某寻找价钱低的人帮忙处理。2017年10月21日上午10时许，区某以2000元价格雇请小区的环卫工邹某帮忙修剪花园内的树木，上午11时，邹某及舒某（均为小区内环卫工）到现场砍树，约中午12时，区某出外买饭时见到死者向某后问：“做什么？”向：“清理修剪的树枝。”区某未表异议就离开了现场。12时30分，邹某砍下一个大的树枝掉下时砸中向某，向某当场昏迷，被120急救送至医院救治，当日下午16时1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向某及邹某、舒某在砍树时均未戴安全帽、亦未系安全带。事故发生后，**街道办事处汇同公安机关、安监部门等对事故进行详尽的调查处理，于2017年10月22日出具《关于**街辖内**路7号地D房发生1名男子意外死亡事件的情况报告》认定由业主杨某负主要责任，死亡的环卫工人、代理人区某负次要责任。2017年11月4日，在广州市越秀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唐某与第三人向某3（即乙方）与被告（即甲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广州市**路7号地D房（下称该物业）属杨某、杨某1所有，二业主均为香港人，长期居住在香港。杨某1委托杨某全权管理该物业，而杨某又委托区某管理该物业。由于该物业花园内的白兰树树枝严重遮挡楼上住户采光，小区管理处要求业主对树枝进行修剪。杨某认为管理处推荐的专业绿化公司报价太高，委托区某请人来修剪树枝。区某自行找了自家周边保洁的**街环卫工人邹某来帮忙，约定报酬2000元。2017年10月21日中午，邹某、舒某、向某（属**街环卫工人，该时段为非工作时间）在砍树过程中，向某被掉下栏杆反弹的树枝砸伤后晕迷，送院救治，当天16时15分许死亡。经双方协商，就“一次性救济金”达成如下一致：一、甲方给付乙方人民币三十五万元整。（双方约定2017年11月5日上午共同去银行办理支付手续）。二、乙方收讫上述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即告结清，双方互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与债权、债务。……。之后被告支付上述款项给唐某及向某3。庭审期间，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到广州市越秀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据调解经办人反映：上述各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的350000元没有具体区分赔偿项目，当时调解委员会曾介绍法律援助律师给唐某，唐某应该清楚了解人身损害赔偿包含的内容。调解委员会未能提供调解笔录。唐某表示当时调解协商时均是第三人向某3以粤语与被告沟通，其听不懂，最后是第三人告知唐某对方同意赔偿350000元，唐某不确认调解员提供法律援助的说法，且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项目不清楚，第三人说签上述协议就糊里糊涂签名。原告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死亡证，证明原告之父向某死亡的事实；证据2、结婚证、证明，证明唐某与向某夫妻关系；证据3、证明，证明向某是两原告的父亲；证据4、和解协议书，证明被告雇佣向某砍树，造成向某死亡后，原告母亲和向某与前妻所生育的儿子向某3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证据5、户口注销证明；证据6、户口簿。被告及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本院调取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派出所的询问笔录；2、广州市越秀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查笔录；3、广州市越秀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卷宗。原告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一、关于损害责任认定问题。区某系受被告的委托管理上述物业，因物业内的树木太高存在安全隐患后，区某经请示被告是否聘请专业部门的人员修剪树枝，被告嫌报价太高而要求区某另行聘请其他人员，之后区某以2000元价格聘请小区环卫工人邹某、舒某、死者向某帮忙修剪树木，该行为系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实施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即被告承担。被告明知邹某、舒某、死者向某等人不具备专业修剪树木的资格，贪图价格便宜聘请邹某、舒某、死者向某等人砍树，而死者向某作为具有独立行为能力人应有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在砍伐树木清理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但死者向某没有戴安全帽及系安全带，发生事故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应承担60%的主要责任，死者向某承担40%的次要责任。二、关于唐某、向某3与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效力问题。根据本院向广州市越秀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显示，调解员称提供了法律援助给唐某，唐某应清楚具体赔偿内容及项目，唐某对此予以否认，因涉及权利义务放弃及主张的认定问题，在无直接证据证实唐某是在明确知道赔偿的具体项目、内容、标准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定唐某是在明确清晰知情情况下签署上述《和解协议书》并放弃有关的权利；另基于唐某的法律知识有限，且据唐某反映当时调解时均是第三人以粤语与被告沟通，其听不懂，唐某的陈述具有合理性，而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到庭陈述还原当时的情况，在无法排除合理性的情况下，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视为上述协议部分有效，两原告作为死者的子女有权主张赔偿。三、具体赔偿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两原告是城镇常住户口，根据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6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37684.3元/年，即赔偿37684.3元×20年=753686元×60%=452211.6元。2、关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两原告在向某死亡时年满12周岁，至其年满十八周岁共计5.25年，根据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6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一般地区28613.3元/年，即赔偿：28613.3元×5.25年=150219元×60%=90131.4元。3、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6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一般地区82866元/年，即赔偿82866元×0.5年=41433元×60%=24859.8元。4、关于两原告主张的住宿费3600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3000元、伙食补助费1200元等费用，因两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票据等证据证实，且也无法证明办理死者丧事的有关人员的具体人数，因此对上述请求不予接纳。5、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的雇请死者向某但造成其死亡后果，对死者向某的未成年子女造成精神侵害，应适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给两原告。综上所述，被告杨某向两原告共计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627202.8元，两原告主张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50000元应予准许，即被告应赔偿627202.8元-3500000元=277202.8元给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杨某向原告向某1、向某2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人民币277202.8元。二、驳回原告向某1、向某2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45元、公告费500元（原告向某1已预付），由原告向某1、向某2负担受理费4338元、公告费200元，被告杨某负担受理费6507元、公告费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向某1、向某2、第三人向某3于十五日内，被告杨某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伍利群人民陪审员  薛正娟人民陪审员  袁柳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邓玉莲法庭记录员陈洛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