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02民初1492号原告：吕颖，女，1983年7月1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蕊，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为，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春华，女，1968年4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镇海，北京德和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苍曼，北京德和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宝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丰路交口宝利国际广场1号楼37层。法定代表人：霍汉祥，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旭，该公司行政主管。被告：金虹，女，1981年6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毕春玲，女，1963年2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住天津市河东区。原告吕颖与被告毕春华、天津宝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金虹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后，追加毕春玲为本案被告，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蕊、常为，被告毕春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镇海、苍曼，被告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虹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之后开庭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告毕春玲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吕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毕春华、宝利公司、金虹、毕春玲连带赔偿吕颖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28586元；2.诉讼费由四方承担。后变更为：1.判令毕春华、宝利公司、金虹、毕春玲连带赔偿吕颖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7218元；2.诉讼费由四方承担。事实和理由：吕颖系死者吕某之女，吕某系毕春华经营景悦大厦日租房的房客，金虹系出租人，宝利公司系开发商。金虹与毕春华于2016年9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016年11月30日，吕颖之父吕某至景悦大厦B座11层，因房屋窗台设计缺陷致高空坠落当场死亡。吕颖认为，涉诉房屋的窗台距地面净高小于0.9m且未加装保护装置，不符合《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毕春华作为日租房的经营管理人疏于管理，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出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住店客人不明原因高空坠落后死亡；宝利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对窗台高度的设计和建设存在过错，且未加装保护装置；金虹将不符合设计规范的房屋出租，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毕春华辩称，毕春华因涉诉事件已给公安部门做过笔录，警察也到现场勘验。2016年11月30日上午10:00多，毕春华在1101号房间做卫生，死者吕某拄双拐走到门口称不舒服想进去休息，毕春华询问其有无身份证，此时其已进到房间，并称老伴随后会将钱和身份证送来，毕春华告知办公室在B座502后离开。10分钟后，旁边503号的人过来称有人跳楼，毕春华从窗户往下看时警察已经在尸体旁，从穿着毕春华判断出是刚才进入1101号的人，由于害怕毕春华到1101号将吕某的双拐挪到室外并关闭窗户。之后警察询问毕春华赔偿意向，毕春华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没有谈成。毕春华从业没有证照。死者吕某事发当日自称身体不适进入1101号休息，未表现出精神方面的异样，且未与毕春华建立租赁关系，毕春华未实施导致吕某死亡的侵权行为，无主观行为过失，不同意吕颖的全部诉请。宝利公司辩称，景悦公寓2004年9月6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等，依据当时的设计规范，设计图纸和竣工图符合规范要求。宝利公司2006年于该工程竣工的情况下整体收购并对外销售，因此宝利公司在设计和建设上不存在过错；宝利公司仅对最初的买受人承担责任，房屋发生转售，之后的受让人及管理人将房屋用于日租房产生的一系列责任，均不应由宝利公司承担。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且其坠楼前随身携带了身份证却拒不出示，并自行进入日租房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其次，吕某死因未明，纱窗的破坏不足以证明是意外坠楼，现场没有产生任何意外的可能性，若非死者自身不当或故意的行为，不会导致纱窗破损乃至坠楼，吕颖需证明侵权事实及死者的死亡非自杀而是意外所致，且该意外与窗台护栏高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宝利公司对死者没有侵权行为，没有主观和过失过错，护栏高度与死者坠楼也不具备必然的唯一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连带责任和住宅规范的意见，同意被告毕春华代理人的意见。金虹第一庭辩称，金虹购买涉诉房屋之前的所有人就是将房屋交与毕春华做日租房使用，金虹购买之后于2016年9月租与毕春华继续用作日租房至今，每月租金1000元。金虹曾到涉诉房屋2次，但毕春华都称内有住户不让查看，毕春华是否有证照没见过也没要求查验过。房屋窗户下面有个护栏，如果发生坠楼也只能从窗户掉下去，吕某如果是自杀，跟金虹没有关系，意外坠楼则是开发商的责任。之后，金虹未再出庭。被告毕春玲未出庭答辩，在本院与其的书面谈话笔录中，其称与毕春华系姐妹关系，毕春玲未从事日租房生意，只是因某日毕春华未在现场，而其刚好在毕春华经营地，代毕春华签过一份租赁合同，应该是金虹提供的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刑侦支队四大队《现场勘验笔录》记载：2016年11月30日11时15分，天津市河东区景悦公寓B座楼前一名男子死亡，现场保护情况：变动现场，现场勘验情况：。经勘查，高坠点位于景悦公寓B座1101单元内。该单元门锁完好，未见明显的撬压破坏痕迹。卧室北墙上有窗户，窗扇呈关闭状态，窗扇宽65cm，高134cm，窗户内侧有护栏，护栏高73cm。护栏上可见扒蹭痕迹。上述笔录中的死亡男子系吕某，吕某与案外人孙翠芳1982年结婚，1983年7月11日生育吕颖，后吕某与案外人孙翠芳于1993年经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吕某又与案外人范丽君再婚，2015年1月8日二人离婚。宝利公司系景悦公寓B座1101号房屋所在的天津市河东区景悦公寓出售方，金虹系B座1101号房屋（产权证记载为2-1101）的所有人，金虹于2016年9月将该房屋出租与毕春华，毕春华使用该房屋经营日租房，现双方租期已满，但房屋仍由毕春华经营使用，毕春华无相关证照。毕春玲与毕春华系姐妹关系。案发当日，毕春华于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派出所录取笔录，其中对吕某进入1101号房屋至死亡过程的记录与其答辩陈述一致，同时该份笔录记载，毕春华看到落地的吕某后，来到1101号房屋将开启的窗户关闭，将吕某立于床边的双拐挪至楼梯间门后。吕颖为此花费院前抢救费及救护车费用共计270元。庭审中，吕颖认为各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并针对1101号房屋窗台高度0.73米不符合建筑规范问题，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8月1日实施的《住宅设计规范》，其中规定：“5.8门窗5.8.2当设置凸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1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0.45m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应低于0.90m;。”；宝利公司则称涉诉建筑建造于2004年，不适用该份规范，而应适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其中规定“第五节门窗四、窗台低于0.80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并且施工图纸引用的此份规范。由于双方各执一词，吕颖为此就窗台高度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提起鉴定申请。本院委托天津深城建筑检测有限公司，后由于吕颖不能交纳鉴定费，该机构将委托退回本院。吕颖表示前述机构收取费用较高，要求更换机构后再次进行鉴定，本院照准并委托天津元旭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再次鉴定，吕颖仍未能交纳费用，申请被退回。本院再次组织质证时，吕颖提供《中山门公寓工程施工说明（一）》、《中山门公寓工程门窗表（二）》、《中山门公寓工程门窗详图（三）》、《中山门公寓工程外檐详图（三）》、《中山门公寓工程十一层平面图》，认可宝利公司所称工程适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并称施工说明（一）9.2中记载“。房间窗台高度不足0.9m的，均须安装护窗栏杆，栏杆形式及高度详见外檐图纸。”，而外檐详图标注窗台高度应达到0.9m，栏杆高度则应达到1.1米，但现场护栏高度经公安部门测量仅为0.73m，与图纸不符。宝利公司对图纸认可，承认现场与设计图纸不符，但表示现场并未违反强制性设计规范，设计规范只规定了低于0.8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并未对防护措施高度进行规定，所以，护栏高度0.73m并未违反设计，因此，吕颖证据不能证实吕某的死亡与护栏高低有因果关系。毕春华认为如果是设计和护栏高低问题导致吕某死亡，与毕春华没有因果关系，应加重宝利公司责任。诉讼中，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组织各方现场勘验，吕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春华均到现场。现场显示，各方所称的窗户下方无实体墙，仅有约十余公分的水泥台，上为固定玻璃窗，两者高度相加为公安部门测量的0.73m并有金属护栏，固定窗上方为内向平开窗，公安部门测量该窗高度1.34米，宽0.65米，该窗开启角度大于90度，无遮挡。参与勘验当事人对现场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1、宝利公司应否对吕某之死承担责任；2、毕春华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3、金虹如何承担责任；4、吕颖主张费用是否合理，各方应如何承担。本院认为，一、各方当事人责任认定。《建筑法》第三条规定：“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第五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八十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涉诉房屋适用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第一条目的部分规定：“为保证建筑符合适用、安全、卫生等基本要求，特制定本通则作为各类民用建筑设计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上述建筑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建设企业按照规范设计建设建筑物是企业最基本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建设企业应对建筑物安全负责，同时，因建设工程质量造成他人损害的，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属特殊侵权责任，是对法律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与宝利公司所称与金虹无房屋买卖关系之间并无关联，而与宝利公司出售房屋是否符合规范有关。关于这一点，从公安部门的现场测量和本院勘验看，涉诉事件中的窗户护栏高度为0.73m，而《中山门公寓工程外檐详图（三）》标注窗台高度应达到0.9m、栏杆高度应达到1.1米，现实和图纸要求之间差距巨大，0.73m护栏的高度不仅不到普通人身高的腰部，而这个护栏高度恰恰又在上方内向平开窗下部，使得平开窗开合无任何阻挡，平开窗的高度达到1.34米，加上0.73m，高度超过2米，已经远远超过正常人身高，平开窗的开合角度又非常之大，仅从普通人的认知，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下，窗户在开启状态时就存在一定危险性。换言之，如果建设企业按照图纸设计将护栏高度安装至1.1米，平开窗的开合就会受到限制，开启夹角缩小，普通人因开启夹角坠落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产生危险的可能性必然大大降低。因此，吕某事件的发生与该栋建筑没有按照设计图纸建设存在关系，宝利公司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宝利公司陈述护栏有可能在其交付房屋后被取得房屋的人员拆除，由于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其述不予采信。关于毕春华，其与吕某虽未办理入住手续，但从其于公安机关及本案中的陈述可知，吕某进入房间之初向其表达未携带身份证件，由随后到来的家属提交，毕春华允许其入住并告知其办公地点的意思表达，是对吕某意见的接受，说明其已默认了与吕某的合同关系，因此，应认定毕春华与吕某已经建立服务合同关系；其次，毕春华经营的是日租房，经营目的为获利，其应承担的义务必然要大于房屋自住人的义务，这与其是否从吕某处获得利益无关。《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伤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案件事实，毕春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显而易见：其一，前述已经对发生问题的窗户安全性进行讨论，作为审判人员勘验时仅以普通人的认知即注意到了该扇窗户使用时可能带来的危险性，毕春华作为日租房的经营者，使用涉诉房屋的目的为获利，其对此的注意义务更应大于普通人，如果其在经营中对该扇窗户进行安全设施的加装，降低危险源，势必使危险源得到控制，但其对此的忽视即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方面之一；其二，安全保障义务还包含了告知、看守和照料义务，指的是义务人在自己的支配领域内，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从毕春华之述和公安部门的调查可知，吕某系拄双拐入住，说明其身体有异，毕春华作为经营人应对吕某较之其他客人增加关注度，但是，毕春华不仅未履行应尽义务，反而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变动现场”，给公安机关对吕某的死亡原因调查带来困难，此为毕春华应负责任的加重情节。关于金虹，作为房屋所有人将房屋出租获利是其权利，但对房屋的管理亦是其责任和基础义务，其明知毕春华经营日租房，却对房屋是否安全、毕春华如何使用、经营中是否存在违法情况不闻不问，而是放任危险源的存在，以至危险实际发生，其对吕某之死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关于毕春玲，由于各方均无证据证实其参与经营并获利，因此，其不承担责任。关于吕某，吕颖自认吕某为自然人，应对自身行为负责，愿承担事件的70%责任，并无不妥，本院照准。二、吕颖主张数额的合理性。案发时间系2016年，吕某其时58周岁，该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37110元，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为742200元；丧葬费以2016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63180计算6个月为31590元；吕颖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亦属合理；270元为吕颖实际损失，以上合计824060元，吕颖计算准确。由于吕颖认可吕某应承担70%责任，剩余30%为247218元，数额准确。关于吕颖主张的247218元，根据前述分析，本院认为，宝利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保障开发建设的建筑物符合安全标准是其基本义务，更是肩负的社会责任，本案中证据显示案发房屋内的设施未按标准和图纸设计建设，其应承担247218元的70%赔偿责任，计173053元；毕春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247218元的20%赔偿责任，计49444元；金虹对涉诉房屋疏于管理，放任危险源的存在，应承担247218元的10%赔偿责任，计24721元。三、吕颖的主体地位。吕颖系吕某之女，其提起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吕某存在其他继承人，吕颖获赔后，继承人之间可在《继承法》范畴内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建筑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天津宝利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吕颖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824060元30%247218元的70%,计173053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毕春华赔偿原告吕颖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824060元30%247218元的20%,计49444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金虹赔偿原告吕颖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824060元30%247218元的10%,计24721元；四、驳回原告吕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天津宝利集团有限公司、毕春华、金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6元，由被告天津宝利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75元，被告毕春华负担307元，被告金虹负担1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蓓代理审判员  许晓宁人民陪审员  李洪起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