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81民初4591号 原告：姜超明，男，年 月 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淑蓉，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永杲，男，年 月 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峰，江山市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姜超明与被告金永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1月7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38天。本案于2019年2月18日、3月28日、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超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侵占原告的货款1040690.7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日，缪阳贵与被告同安徽省阜阳市华普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租赁华普公司的厂房及机器设备等从事消防器材的生产、销售。2016年2月份，原告受缪阳贵之邀，加入到该公司的经营管理。2016年3月底，原、被告同华普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时间仍签署为2015年11月2日。华普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发函通知缪阳贵和被告终止2015年11月2日的合作协议。原告加入到华普公司的经营管理后，出面出资购置、赊购消防器材原材料等，开展了生产、销售消防器材活动，被告负责公司的销售。管理过程中，原、被告约定以原告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作为公司的经营账户，所有货款回收都应入该账户。在实施初期被告尚能遵守约定，将回收的货款入账。2016年4月中旬之后，被告不再遵守约定，除在其收回的货款中直接支付其自己开支及供应的部分货款外，将余款占为已有，也不向公司记账人员告知其货款回收情况。经原告再三要求，被告在2016年6月29日，将其在之前收回的货款情况向公司记账人员作了登记，公司记账人员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注明其货款收回情况，但未向原告交付其除了支付相关开支外的货款。此次之后，被告又未按约定向公司记账人员报账。2016年11月30日，原、被告与华普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厂房、机器设备工具的合同。原、被告停止了华普公司的生产销售活动。2017年1月21日，被告才将之后的货款收回情况向公司记账人员作了登记，也未向原告交付余款。据统计，被告尚有1040690.73元的货款未交公司，仍非法占有。原告曾于2017年3月17日向贵院提起与被告的合伙纠纷诉讼，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7年10月17日，原告又向贵院提起与被告的合伙纠纷诉讼，请求法院：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就合伙期间实际亏损按约定由被告承担50%亏损额；3.被告返还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共同财产1040690.73元。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对2016年4月至12月华普公司经营中产生的货款未予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合法依据占有公司货款，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 金永杲辩称，1.本案原告曾起诉过，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原告是以华普公司作为经营主体，从事日常生产经营的，即使存有不当得利的情形，也应由华普公司进行主张。此外，在（2017）浙0881民初5177号案件中，原告自认其拥有缪阳贵50%的股份，说明原告对本案争议标的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3.对于原告曾经诉讼过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其他的事实是不属实的。原告承包华普公司经营期间，被告为原告支付了相关款项。被告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农商行交易账户的流水显示为原告代付的钱，加上之前提交给原告的领付款凭证中代付的钱，减掉收款收据中应该付给原告的钱，被告帮原告多付了1051953.90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解除合同协议书》、（2017）浙0881民初51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2.原告提交的华普公司发货单、出库单、送（销）货单存根联75份、销货清单记账联2份、收款收据记账联76份、被告金永杲向周文忠提供的4月-12月份领付款凭证314份、周文忠根据金永杲报账出具的收款收据和领付款凭证制作的金永杲4月-12月份现金收支表18页、金永杲2016年逐月收支累计1页、金永杲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收款收据编号的说明1份，发货单、出库单、送（销）货单存根联及销货清单记账联，被告否认其中的“金永杲”签名是其所书写，不予采纳。收款收据记账联76份，编号3350113的收款收据载明的发货时间是2016年3月3日，本案原告明确其主张的是4月-12月份被告尚未交出的货款，该份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其余75份收款收据与金永杲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收款收据编号的说明1份，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金永杲向周文忠提供的4月-12月份领付款凭证314份，虽然被告认为有些领付款凭证中写的领款人是他的名字，但其实际并未领到相应的款项，但该领付款凭证对应的款项，实际是原告自认的被告代为支付出去的款项，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至于周文忠根据金永杲报账出具的收款收据和领付款凭证制作的金永杲4月-12月份现金收支表18页、金永杲2016年逐月收支累计1页，制作依据是收款收据和领付款凭证，实际是对收款收据和领付款凭证中的款项按月进行了整理。收款收据、领付款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被告2016年4月-12月份应交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以及原告认可的被告以代付款的方式已交付的货款金额，但无法证明被告仅仅代付了领付款凭证中的款项。 3.原告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交易明细清单、申请书，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交易明细清单，被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申请书系原件，均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只能证明除了170480元，被告2016年4月份起未通过该银行账户向原告交付款项。 4.原告提交的其代理律师对缪阳贵、周文忠、姜建明、姜纪文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前述人员的当庭证言，对于缪阳贵、周文忠、姜建明、姜纪文四人的调查笔录和证人证言之间可以相互印证部分的内容予以认定。 5.被告提交的（2017）浙0881民初5177号案件的四次庭审笔录以及民事判决书，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无法证明应该驳回原告的本次起诉。 6.被告提交的华普公司出具的金永杲转入租金款表、金永杲付华普公司员工工资表、金永杲代付电费表，转入租赁款表和代付电费表均不予采纳，因为转入租赁款表中华普公司明确具体以银行明细和电子回单为准，且该表中的租金支付明细与被告诉讼中提交的华普公司与浙江姜老板结账清单中载明的租金支付情况不一致，代付电费清单也明确实际以发票为准。代付华普公司员工工资表，根据被告提交的终止合同结算清单，行政人员及门岗2016年8月至12月15日的工资，系直接从原告余留在华普公司的灭火器存货及配件的折价款中扣除，并非被告代付，此外，根据原告提交的金永杲4月-12月份现金收支表，已将2016年10月份止的员工工资支出作为被告的代付款项列支，因此，工资表中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7.被告提交的2016年11月8日协议书，被告代付李侠8万元赔偿款属实，但该8万元支出，在原告提交的金永杲4月-12月份现金收支表被告11月份的支出中已经扣除。 8.被告提交的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查询单8张、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表25张、农商行交易明细表2张、手写清单13页，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查询单、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表、农商行交易明细表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手写清单是被告自行书写，相当于被告的单方陈述，证明力不予认定。 9.被告提交的2-6月份现金收支表，原告对手写部分之外的内容予以认可，认为2-3月份被告的收入支出已另行结算，与本案无关。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款项是被告2016年4月-12月期间的收入支出差额，2-3月被告的收入支出与原告主张的款项无关，且根据2-3月收入支出表原告认可的内容，截止2016年3月31日，扣除被告的支出，尚有余额446032.52元，不存在被告可用2-3月的支出抵扣4月-12月期间收入的情况，故2-3月的现金收支表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纳。4-6月的现金收支表，手写内容除外的打印字体部分，原告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 10.被告提交的缪阳贵记账单，无法确认是缪阳贵所记录并提供给被告的，且与缪阳贵在调查笔录和当庭证言中的相关陈述矛盾，不予认定。 11.被告提交的终止合同结算清单1份、华普公司与浙江姜老板结算清单2份、行政人员工资表1份，原告质证时虽认为该组证据中被告代付的款项有些已在现金收支中作为被告的支出扣除，对华普公司扣除的款项有些不予认可，但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从终止合同结算清单看，行政人员工资表中的工资，以及设备赔偿、水费、电费等华普公司认为原告经营期间应付尚未付的款项，并非被告代付，而是以原告余留在华普公司的灭火器、配件的折价款，以及及华普公司应付给原告的货款抵偿的。2份结账清单中，华普公司仅认可被告2016年4月至12期间的代付了6笔租金，分别为2016年4月22日30000元、5月16日30000元、6月2日53000元（33000元作为原告应付的防伪款）、7月18日40000元（转账30000元，现金支付10000元）、7月19日10000元、8月24日5000元、9月28日30000元，除7月18日的40000元和8月24日的5000元、9月28日的30000元，均已在现金收支表中列支。但是，7月18日的40000元中，转账的30000元与农商银行账户付款明细表中的第8笔系同一笔，8月24日的5000元、9月28日的30000元，分别对应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54笔、第168笔，因此，该组证据中，仅10000元应作为被告的代付款。 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主要是2016年4-12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和被告为原告代付的款项金额。本院具体认定如下： 1.2016年4-6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和被告为原告代付的款项金额。被告所提交的2016年4-6月现金收支表（打印字体部分），原、被告都认可是2016年6月29日算账时会计周文忠提交给大家的，而根据证人证言，周文忠是根据被告所报的账目做帐的，庭审中原告也明确表示对打印字体部分的内容予以认可，可以据此认定被告2016年4-6月期间被告销售货物的货款收支情况。原告提交的4-6月的现金收支表，系2018年7月19日周文忠所制作，与该收支表不一致部分，应以该收支表为准。关于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查询单、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表、农商行交易明细表中被告主张属于代付款的款项，发生于2016年6月30日之前的，但在被告提交的4-6月现金收支表（打印字体部分）中未列支的，均不予认定。据此，本院确定被告2016年4-6月的货款收支余额为144993.63元。 2.2016年7-12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和被告为原告代付的款项金额。原告主张2016年7-12月被告经手销售的货款共计为3301578.40元，与收款收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查询单、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表、农商行交易明细表中被告主张属于代付款的款项，自2016年7月1日起发生的，但在原告提交的现金收支表7-12月部分未列支的（包括银行转账金额、转账时间现金收支表中无对应时间、金额支出记录的）为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第139笔、第140笔、第142笔、第143笔、第144笔、第148笔、第149笔、第150笔、第152笔、第154笔、第155笔、第156笔、第157笔、第158笔、第159笔、第160笔、第161笔、第162笔、第164笔、第165笔、第167-183笔，以及农商银行账户的第6笔、第7笔、第8笔、第10笔。原告认为农业银行账户的第147笔、第152笔、第161笔、第162笔、第174笔、第177笔，农商银行的第6笔、第7笔，均属于已在现金收支表列支的款项。虽然上述各笔款项的银行转账时间与现金收支表中的付款时间不一致，但银行转账时间前后约七天内，现金收支表中均有付款记录，再结合自2016年7月1日起，现金收支表中列支的安顺筒体货款共计98万余元，而同一时期，被告转账给周扬倩、缪森兵用于支付安顺筒体货款的为76万余元，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确认前述8笔转账在现金收支表中已列为被告的代付款。 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39笔、第142笔、第143笔、第144笔、第148笔、第149笔、第150笔、第164笔、第165笔、第169笔、第171笔，均是转给华普公司或华普公司员工汪海燕、桑卫东的，第159笔、第160笔、第175笔、第179笔、第181笔，均是转账给张玲的，原告认为这些支出与其无关，不属于被告为原告代付的款项。虽然前述16笔款项在原告提交的现金收支表中没有列支，但仅银行转账无法证明这些款项系为被告代付的，因此，被告主张前述16笔款项属于代付款本院不予支持。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55笔、第156笔、第157笔、第158笔，均为转账给进贤干粉易小明的款项，转账时间为2016年9月3日、4日，现金收支表在8月22日至9月16日期间均没有支付进贤干粉货款或易小明货款的记录，前述4笔转账共计78870元，应作为被告的代付款。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80笔（2016年11月23日转账给易小明24102.53元），经核对被告提交的农业银行明细，该24102.53元实际是易小明转账给被告4290元后被告账户的余额，不属于被告的代付款。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83笔，转账时间为2017年1月27日，原告合作经营华普公司2016年11月即停止生产了，被告主张该款项属于代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70笔（2016年10月8日转账给姜裕明20000元）、第172笔（2016年10月14日转账给汪超14190元）、第176笔（2016年10月16日转账给汪超14190元），农商银行账户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0笔（2016年10月7日转账给姜裕明35000元），原告主张与汪超的货款在6月份已结清，姜裕明否认收到该两笔款项，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前述4笔款项共计83380元，应认定为被告的代付款。 农业银行账户代付款明细表中的第140笔、第154笔、第167笔、第168笔、第173笔、第178笔、第182笔，农商银行账户付款明细表中的第8笔，共计193600元，原告认可属于被告的代付款。 综上，2016年7-12月，除现金收支表列支的代付款2576730.90元，被告还另为原告代付款项365850元（被告三个银行账户中属于代付的款项共计355850元，加上结算清单中认定的10000元），被告合计为原告代付2942580.90元，收支余额为358997.50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1月2日，缪阳贵与被告金永杲作为乙方，同甲方华普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乙方租用甲方华普公司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等生产、销售灭火器产品。2016年2月份，原告受缪阳贵之邀，合伙参与租用华普公司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等生产、销售灭火器产品。因缪阳贵之前承诺的投资未到位，2016年3月，原、被告作为乙方，另行同甲方华普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落款时间仍为2015年11月2日。华普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向缪阳贵和被告金永杲发送了合同终止函，宣布终止2015年11月2日与缪阳贵和被告金永杲签订的《合作协议》。2016年11月30日，原告、被告与华普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了前述《合作协议》。原告租用华普公司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等生产、销售灭火器产品期间，被告经手销售的产品货款，未直接支付给原告，但为原告代付了原料供应商货款、《合作协议》约定的应付给华普公司的租赁款等款项。2016年4-6月份，被告经手销售的产品货款扣除被告为原告代付的各类款项，剩余144993.63元，被告未支付给原告。2016年7-12月份，被告经手销售的产品货款共计为3301578.40元，为原告代付各类款项合计2942580.90元，余额358997.50元，被告未支付给原告。 2017年10月17日，原告因认为与被告系合伙关系，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就合伙期间实际亏损按约定由被告承担50%亏损额；3.被告返还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共同财产1040690.73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7)浙0881民初517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未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与（2017）浙0881民初5177号案件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相同，被告主张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经手销售的涉案货物是原告租用华普公司的场地、设备等生产的，所有权属于原告，缪阳贵出庭作证时明确其与华普公司的《合作协议》终止后与原告不是合伙关系，因此，被告主张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6年4-12月期间，被告经手销售的原告租用华普公司场地、设备等生产的灭火器产品货款，扣除被告为原告代付的各类款项后，余额503991.13元，被告尚未支付给原告。因此，本院认定前述503991.13元余额，原、被告之间成立不当得利。原告主张被告侵占了其1040690.73元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永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姜超明货款503991.13元。 二、驳回原告姜超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66元，由姜超明负担5326元，金永杲负担88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亿朝 人民陪审员  周有祥 人民陪审员  周剑雨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朱怡琳 书记员项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