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01民初73号原告：胡承仁，男，1953年7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胡胜秀，女，196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谢静，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施秉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孙燕林，男，1969年4月2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王建成，男，195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榕江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邓业庄，男，1967年3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廖友萍，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彭毓理，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岳池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住凯里市。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化昙，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凯里市宁波路纵横酒店5楼。法定代表人：何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天才，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宇铧，男，1988年5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公司员工，住凯里市。被告：何晖，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黔东南州四川商会执行会长，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兴明，贵州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应禄，1948年10月12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原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住会秘书长，住岑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祖峰，男，1986年3月5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父子关系，住岑巩县。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住所：凯里市宁波路纵横酒店5楼。法定代表人：魏国华，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潘明锋，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宋海平，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秘书长、黔东南州四川商会泰昌公司清收小组组长，住凯里市卖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欧盛焯，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与被告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昌投资公司）、何晖及第三人吴应禄、黔东南州四川商会（以下简称：四川商会）、宋海平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日、4月19日、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胡承仁、胡胜秀、王成建、邓业庄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化昙与被告泰昌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铧、张天才，被告何晖及第三人吴应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祖峰，第三人四川商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峰，第三人宋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盛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被告提出诉讼请求有：1、请求确认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且合法有效；2、请求确认第一被告于2015年12月24日、12月31日向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移交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行为有效；3、请求确认第一被告向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有效，第二被告无权撤销；4、请求确认第二被告滥用第一被告董事长的身份形成的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5、请求确认第二被告滥用法定代表人身份刻制的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且合法有效；2、请求确认第二被告何晖于2015年5月3日向宋海平出具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无效；3、请求确认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4、请求确认第二被告何晖私刻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事实及理由：泰昌投资公司是四川商会组织本会31名会员于2011年10月19日注册成立的一家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运作资金主要来自商会会员缴纳的永久性会费和股东出资。泰昌公司业务名为投资公司，实为向商会会员及其他单位、个人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提供资金，为公司和商会嫌取利息收益。2014年5月，公司变更股东为商会主要领导何晖、胡胜秀、胡承仁、孙燕林、廖友苹、吴应禄、谢静、王成建、邓业庄、彭毓理10人，由何晖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至2017年5月18日，仅于2014年4月9日、4月10日、5月4日因退股和股权转让问题召开过两次股东会议，公司的重大事务由何晖个人决定外，均由定期召开的商会会长例会上讨论决定。至2015年5月，泰昌公司因大量放贷资金难以收回而陷入瘫痪状态，何晖在债权催讨问题上无作为，引起广大股东和商会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保证公司股东及商会会员的利益，四川商会于2015年11月11日商会组织了全体会长、付会长，包括何晖、胡胜秀、胡承仁、孙燕林、廖友苹、王成建、邓业庄、彭毓理、胡燕（商会付会长、泰昌公司财务主管）等在场的会长会议，决定成立以商会秘书长为组长的清收小组，对泰昌公司对外债权进行清收，收回的债权由泰昌公司和四川商会按三七开分配，即泰昌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2015年12月24日、31日，泰昌公司按照决议与四川商会办理公章、财务专用章、开户资料、法人章及会计帐册（对公帐）、营业执照、开户行、合同资料等移交手续。同时，何晖代表泰昌公司向宋海平出具为期五年不可撤销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由宋海平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部职权，开展债权清收工作。2016年1月8日，四川商会成立清收小组，成员不仅包括泰昌公司股东彭毓理、孙燕林、胡承仁，也包括商会付会长、泰昌公司财务主管胡燕。清收小组成立后，迅速以泰昌公司名义通过函件、诉讼等方式开展了清收工作。其中，开展了对刘全人、邓绪荣、何晖的民间借贷诉讼案及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清收工作。在泰昌公司与何晖民间借贷案中，凯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了（2017）黔2601民初258号判决，判令何晖向泰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一审判决后，何晖为了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利用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蓄意上演了一系列闹剧：2017年5月2日，何晖通知公司股东就公司债权债务事宜于5月18日召开股东会。同年5月3日，何晖在未经股东会同意下，私自向宋海平送达《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函》，称“本人于2015年12月24日向你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因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情势变化，现本人依法向你发出书面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即行撤销委托事项……”，要求交还向四川商会移交的泰昌公司印章、资料等物品。同年5月6日，何晖未经股东会同意，擅自在黔东南日报刊登遗失声明，慌称不慎遗失泰昌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随后就私自刻制了公司新印章。2017年5月18日，何晖组织召开泰昌公司临时股东会，10名股东实际到会人数9人，何晖提出公司解除对宋海平的委托，便遭到了原告等人的强烈谴责，会议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事后，原告等人才知道何晖有预谋地刨制了“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并注明总到会人数2人，剥夺了原告们的表决权。之后，何晖利用2017年5月16日私刻的新公章，在泰昌公司与何晖的民间借贷案件二审期间，以泰昌公司名义提出《变更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并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胡燕、何宇铧为泰昌公司诉讼代理人，但二审判决和贵州省高院（2018）黔民申186号民事裁定对前述《授权委托书》均不予认可，并且认为2017年5月8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中“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的内容与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的内容和《法人授权委托书》有冲突，宋海平作为泰昌公司诉讼代表人资格继续有效。2017年8月2日，黔东南州中院作出（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后，何晖仍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无奈之下，宋海平代表泰昌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签署《执行申请书》后向凯里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何晖以移交给四川商会的印章已作废、对宋海平的授权已撤销为由，多次向凯里市法院发出通知称：“宋海平使用泰昌公司已于2017年5月6日登报作废的公章提出执行申请不合法，要求撤销该执行案件”，干扰、误导法院的执行工作。该执行案在移送台江县法院继续办理后，何晖仍以上述理由要求撤销该案。现台江县法院释明中止执行，泰昌公司管理权之争需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和泰昌公司向四川商会移公司经营管理权，并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的行为，体现了占股权94.03%的泰昌公司股东的意志,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何晖无权撤销；2、何晖滥用法定代表人身份形成的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剥夺了原告的股东权利，且与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相冲突，不能成立；3、何晖滥用法定代表人身份，编造泰昌公司合法有效的印章、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的事实，私自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应当认定无效。为此，特诉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以维护原告的股东权益。原告为证明诉请成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被告《企业信息截图》、《证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等人在泰昌公司股东身份及在商会中的会长身份；2、《2011年12月28日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①泰昌投资公司是商会平台下的公司。②投资公司的工作计划须向会长会议汇报。③商会会费交泰昌公司使用，商会获取回报的事实；3、《2015年5月泰昌公司投资（借出资金）明细》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泰昌公司借出资金情况并难以回收；4、《会议纪要（2015）09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及商会利益的泰昌公司重大事项，通常由会长会议决定；5、《会议纪要（2015）10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①涉及商会利益的泰昌公司重大事项由会长会议讨论决定。②泰昌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商会接手，成立清收小组，予以清收。③参加会议并同意的有包括何晖在内的泰昌公司八名股东的事实；6、《移交清单》复印件二份，拟证明泰昌公司将公司经营管理权移交商会的事实；7、《移交接款明细》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泰昌公司已向清收小组移交全部对外债权资料的事实；8、《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根据（2015）10号会议纪要，为便于开展清收工作，泰昌公司向宋海平出具了为期五年、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由宋海平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的事实；9、《清收小组成员名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成员全部为商会副会长，其中彭毓理、胡承仁、孙燕林为泰昌公司股东，胡燕为泰昌公司财务主管的事实；10、《清收小组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决定对何晖拖欠泰昌公司借款采取法律措施的事实；11、《债权清收方案》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泰昌公司债权清收方案经商会会长会议通过，商会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的事实；12、《（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清收小组以泰昌公司名义对何晖借款提起诉讼，宋海平作为泰昌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被判决书认可，并判定何晖向泰昌公司偿还借款的事实；13、《召开股东会通知》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在明知泰昌公司管理权移交给商会、法定代表人职权由宋海平代为行使、其董事长职权在委托期间以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仍以公司债权债务等事宜为名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的事实；14、《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为何晖的个人行为；15、《黔东南日报》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在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属个人行为，并编造印章不慎遗失的虚假事实；16、《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到会人数为9人，但却注明两人，原告均不同意决议内容，却无记载；17、《关于〈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复函”》、《股东会议现场照片》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宋海平代表商会对何晖的撤销行为表明态度，在股东会决议现场送达关于“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复函”，出席会议的股东现场签字作证的事实；18、《变更上述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使用了私自刻制的公司印章，刻制印章的目的主要是逃避对公司的还款义务；19、《授权委托书》、《（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①何晖使用私自刻制的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委托诉讼代理人。②判决书判令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认定2015年12月4日泰昌公司向宋海平出具了《法人授权委托书》是泰昌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了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于前述公司决议内容相冲突，对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并加盖其新刻制的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的裁判事实；20、《民事再审申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不服（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曾向省高院提成再审的事实；21《（2018）黔民申186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提起再审被省高院裁定驳回，裁定书中认定《法人授权委托书》是泰昌公司的真是意思表示，认定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决议内容相冲突；22、《（2018）黔2630执166号之二裁定书》、《（2019）黔2630执异1号》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①台江县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何晖代表泰昌公司申请撤销虚假执行，台江县法院裁定驳回何晖的请求。②台江县人民法院根据以宋海平作为负责人的泰昌公司申请，对何晖采取执行保全措施的事实；23、《泰昌公司借款》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四川商会累计向泰昌公司注入资金2562万元，至2015年6月欠息876万元，数据是否准确有待对账，但反映了泰昌公司与四川商会之间存在资金上的关联性；24、《民事答辩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在泰昌公司诉何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何晖在一审时答辩自认，2015年底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通过公司会议决定全权授权给宋海平；25、《（2016）黔2601民初3439号民事调解书、执行申请书、案件受理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调解书公平合理、合法有效。清收已经以泰昌公司的名义向法院授权执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26、《（2016）黔2601民初2313号民事判决书、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拟证明清收小组以泰昌公司名义诉刘全人借款纠纷的生效判决。刘全人应向泰昌公司偿还借款本息63万元。代理律师找刘全人催款时，刘全人称借款已偿还，钱打入何晖指定的账户；27、《（2016）黔2601执行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在该案中被执行人李文才、何晖和泰昌公司，裁定划拨泰昌公司银行存款至凯里市法院账户，经向市法院执行局杨X了解，被划的款项是泰昌公司在中国银行凯里城中支行13×××34账户内的567277.39元存款，经向刘全人核实，该款正是他偿还泰昌公司的借款；28、（2018）黔2630执16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所欠公司的债务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公司决议纠纷案的受理而中止执行，并非何晖履行完毕债务而终止。被告泰昌公司辩称：1、泰昌公司系独立的企业法人，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不受第三人四川商会的控制，因此四川商会的决议对被告泰昌公司并无约束力。2、泰昌公司对第三人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未经股东会决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且与《合同法》的效力性规定相抵触，属于无效合同。3、泰昌公司第三人宋海平之间的委托关系自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告知第三人宋海平之日起，委托合同解除。何晖作为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公司日常事务作出处理，对外代表公司；4、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依法不可撤销，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被答辩人要求撤销该决议的请求。5、第三人宋海平滥用委托关系，与第三人四川商会串通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第三人宋海平在委托关系解除以后，拒不移交公司相关账目、印章，导致泰昌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因此泰昌公司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制作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第三人四川商会与答辩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其无权对答辩人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作出决定；对第三人宋海平的授权委托未经答辩人公司股东会决议，属于无效行为，依法不应当认可其有效性；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第三人宋海平的委托代理权已经被解除，其不得再作为公司委托负责人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答辩人2017年5月18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已经过除斥期，不可撤销。因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何晖辩称：关于我本人先后出具给宋海平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我认为：1、我在公司是大股东，享有73.64%的股权，是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因此，答辩人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作出授权和撤销授权都是依照职权行使的管理权。被答辩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取舍认定前一行为合法有效，后一行为违法无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2、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享有泰昌公司三分之二的股权，也就是享有三分之二的表决权，因此，我根据情势变化作出的撤销委托决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违反法律和章程，因此，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行为。3、我之所以撤销给宋海平的委托，是基于情势变化所作出的正确的管理行为。因为宋海平受托后存在不公平公正行使管理权的行为，对公司的债权不进行全面催讨，而是根据个人关系的好坏有选择性的催讨，明显的显失公平。特别是被答辩人将收到的债权全部转移挪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4、宋海平为达到非法目的滥用委托管理权，与四川商会恶意串通，意图控制泰昌公司，其未经泰昌公司同意，就擅自将公司控制权实际转移给四川商会，明显损害泰昌公司的合法权益，导致债权债务长期无法得到催讨，公司陷入僵局。二、我向第三人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其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是未经股东会决议，未获董事会同意，严重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程序，并且与《合同法》的效力性规定相抵触，应属于无效合同。三、泰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四川商会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实际出资人，商会内部决议对被告泰昌公司没有约束力。我系公司股东一致选举产生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依法行使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权力，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对外代表公司。四、宋海平利用我对他的信任，滥用委托关系，与四川商会串通损害我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泰昌公司与宋海平之间的委托关系自将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告知宋海平之日起，委托合同解除。六、宋海平在委托关系解除以后，拒不移交公司相关账目、印章，导致泰昌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因此泰昌公司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制作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七、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依法不可撤销。综上所述，四川商会与泰昌公司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无权对我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作出决定，第三人宋海平的委托代理权已经被解除，其不得再作为公司委托负责人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我于2017年5月18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已经过除斥期，不可撤销。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被告为证明辩解理由成立，共同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主体资格，何晖是公司法定代表人；2、《公司章程》、《验资报告》、《2011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公司章程第九条明确泰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任何公司不得对其生产、经营进行干预；公司设立时发起人为何晖等31人，四川商会并不是泰昌公司的股东，也未实际出资，与泰昌公司无关联关系，不得对泰昌公司生产经营进行干预；2011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何晖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的事实；3、《2014年5月4日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2014年5月4日，魏国华等21人与何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泰昌公司股份转让给何晖并办理更变登记；何晖通过股权转让，其股权比例变更为73.64%的事实；4、《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12月24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第三人宋海平签订委托书，将公司实际控制权转移给第三人宋海平，属于无效行为；第三人宋海平在明知泰昌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前提下，自行接管公司，存在明显过失；授权委托书约定的在委托期限内不得撤销条款与《合同法》明确的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相抵，该条款自始无效；5、《泰昌公司对公账户结算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宋海平作为公司委托负责人实际控制公司后，未履行受委托人义务，将全部收益转移至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第三人宋海平滥用委托关系，与第三人黔东南州四川商会相互串通，挪用泰昌财产，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第三人宋海平滥用委托关系选择性起诉实现债权，严重违反共性原则；6、《股东会召集通知》、《股东会会议议程》、《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作为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召开股东会并通知全体股东参会；7、《股东会决议》、《签到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股东会通过决议；不认可由宋海平代理行使公司管理权，不认可兄弟律师事务所代理催收欠款，李文才、何逍债权由原债权人自行追收，公司不再继续经营；股东会决议符合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决议程序及决议内容合法，自2017年5月18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后，至今已过股东除斥期；8、《撤销委托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泰昌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向第三人宋海平送达撤销委托函，告知其已经取消委托，并要求退还公司印章，账簿，移交公司管理权，依据合同法委托任意解除权，自该通知到达第三人宋海平处，原委托关系解除，院委托关系解除后，宋海平应当依法向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移交公司账目、印章；9、《罗兴明律师对胡燕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人胡燕证实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召开股东会，有9名股东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四个议题，形成撤销授权宋海平的委托；取消与兄弟律师所代收欠款委托等决议的事实；10、《罗律师与吴应禄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吴应禄他参加了2015年5月18日的泰昌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除廖友平没有参加外，其余股东均参加，会议作出取消对宋海平的授权委托及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委托的决议；11、《何晖与谢静及谢静的闺蜜谈话录音及整理的录音文字》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谢静作为原告对起诉何晖的情况不知情，她没有起诉的意思，有被他人利用其名义起诉的嫌疑；12、《何晖与谢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谢静并没有委托律师代理其参加本案的诉讼；13、《谢静亲笔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谢静参加了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她没有异议；同时证明本案起诉书中的签名不是她本人签名，没有起诉的真实意思表示；14、《泰昌公司给法院的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11月2日宋海平受托接受泰昌公司清欠工作后，违反规定发函至法院，同意一个律师所的律师代理原、被告双方参加泰昌公司诉兴宇公司的诉讼，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违反律师法规定的事实；15、《2016凯里法院3439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由于宋海平在受托期间擅自同意一案原、被告都聘请一个律师所的律师，导致案件和解结案，本金100万，利息108万，只要30万，减少78万元的直接损失。此案一波三折，至今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清偿的事实；16、《股东会录音文字记录光碟》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股东会的内容及部分股东的发言记录的情况；17、《黔东南州泰昌投资公司2012-2015年返还四川商会投资款及支付投资红利表》复印件一份50页，拟证明泰昌公司2012-2015年度累计返还投资款10502400元；18、《划款凭证》复印件一份1页，拟证明泰昌公司130余万元款项，被凯里市法院划走，并非何晖挪用；19、《泰昌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2页，拟证明泰昌公司2017年5月18日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工作人员胡燕作记录关于股东会议时间、地点、人员、内容、决议等详细情况。第三人吴应禄辩称：我不认可原告的所有主张。吴应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四川商会辩称：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以及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何晖作为公司大股东、董事长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理应竭尽全力为公司服务，勤勉尽责、认真履行自身的忠实义务。其不但不履行自身的义务，反而滥用自身的权利作出种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其滥用权利形成的2017年5月18日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不成立，因为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的何晖利用自己控股公司的便利作出的个人决策过程不能代替股东会议，由此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虽然何晖享有公司绝对多数的表决权，但并不意味着其利用控投公司的便利作出的个人决策过程就等同于召开了公司股东会议。实际控股公司的个人股东滥用权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否定了小股东的表决权，应当认定该决议不成立，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相反，如果认定2017年5月18日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那么就否定了宋海平代表公司行使权利的资格，换而言之就是肯定了何晖代表泰昌公司的资格，那么在泰昌公司与何晖民间借贷执行案中就会形成何晖代表泰昌公司申请执行何晖本人，结合何晖的种种行为，今后如何保证泰昌公司对何晖的债权得以实现。故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以便更好的维护泰昌公司及股东、四川商会会员的利益。四川商会为证明辩解理由成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四川商会的基本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备案印模》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何晖在与泰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凯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对其不利的（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后，其在明知泰昌公司、财务专用章已移交四川商会的情况下谎称公司公章（编号：5226010151948）、财务专用章遗失，并于2017年5月4日在黔东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声明，于2017年5月8日向凯里市公安局申请重新刻制公章（编号为：5226012001072）、和财务专用章（编号为：5226012001073）的事实；3、《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件的申请》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何晖利用大股东的身份私自作股东会决议来否定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在单方面向宋海平发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后，其以泰昌公司名义分别向凯里市人民法院和台江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泰昌公司对其债务的强制执行，企图逃避自身债务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事实。第三人宋海平辩称：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虽然何晖享有公司绝对多数的表决权，但并不意味着其利用控股公司的便利作出的个人决策过程就等同于召开了公司股东会议。实际控投公司的个人股东滥用权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否定了小股东的表决权，应当认定该决议不成立，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相反，如果认定2017年5月18日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那么就否定了本人宋海平代表公司行使权利的资格，换而言之就是肯定了何晖代表泰昌公司的资格，那么在泰昌公司与何晖民间借贷执行案中就会形成何晖代表泰昌公司撤销申请执行何晖本人的财产，进而造成公司债权永远难以得以实现，姑且不论该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但其结果势必导致公司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以便更好的维护泰昌公司及本人宋海平的权利。第三人宋海平为证明辩解理由成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法人代表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第三人的基本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黔民申186号民事裁定书均确认了本人宋海平代表泰昌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证明何晖利用自身股东权利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利用重新刻制的公章侵害本人行使对泰昌公司的管理权，企图撤销（2018）黔2630执16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中对自己财产的查封冻结事实，其系何晖滥用大股东权利和法定代表人身份恶意所为；3、《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件的申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晖利用大股东的身份私自作出股东会决议来否定本人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在单方面向本人宋海平发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后，其代表泰昌公司分别向凯里市人民法院和台江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泰昌公司对其债务的强制执行，侵害本人对泰昌公司管理权并企图逃避自身债务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事实；4、《四川商会会议记录》、《工资表》、《工资清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吴运禄系四川商会秘书长。本院依职权就谢静诉讼主体真实性进行核实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谢静作为共同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是其本人意思表示，起诉状中的签名是本人亲笔书写。经审查：对于当事人各方均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四川商会为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法人。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王化昙、宋海平、何晖等人系四川商会副会长，其中宋海平为商会秘书长、吴应禄曾为商会住会秘书长，何晖为商会执行会长（曾提出退会申请，至今未经会长会议批准）。泰昌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9日，最初股东包括魏国华、何晖、胡承仁、胡胜秀、谢静、孙燕林、王成建、邓业庄、廖友苹、彭毓理等31名商会会员，何晖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4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由部分股东内部转让股权，股权变更后的股东现为何晖、胡胜秀、胡承仁、孙燕林、廖友苹、吴应禄、谢静、王成建、邓业庄、彭毓理10人，何晖持股比例占至73.64%，泰昌公司依股权变更情况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泰昌公司在经营期间主营民间融资业务。2011年12月28日，四川商会召开商会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纪要的内容中第五条记载有：“执行会长何晖：向各位会长介绍“泰昌投资公司”的具体情况，于2011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对投资公司明年的工作出了计划”及第六条“经全体参会人员商讨决定：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商会永久性会费交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使用投资，投资公司按照月息三分二回报给商会”。事后，四川商会按《会议纪要》形成的决议，将商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投放于泰昌公司运营，泰昌公司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依决议向四川商会返还相应的红利。因何晖在主持经营泰昌公司期间对公司债权催讨未有实质成效，四川商会召开会议商讨是否收回泰昌投资公司，并形成黔东南州川商（2015）08号《会议纪要》，纪要记载的议定内容为“参会会长一致同意商会收回泰昌投资的经营权。”（参会人员有：宋海平、王化昙、魏国华、刘至雪、谢静、胡胜秀、邓业庄、彭毓理、胡承仁等17人）。同年11月11日，四川商会召开11月例会，并形成黔东南州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会议内容为：“一、会费分红，会员会费分红兑现50%，副会长以上会长会费红利按15%分红。二、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在纪要中签名参会人员包括有何晖、胡胜秀、王成建、胡承仁、宋海平、魏国华、谢静、彭毓理、王化昙、吴祖峰、胡燕等21人）”。2015年12月24日，何晖按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的精神，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明确了委托事项为公司经营决策，债权清收（含黄新对李文才的债权）等，委托权限为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委托期限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20年11月10日，且明确本委托在委托期不可撤销。同年12月31日，胡燕、胡胜秀负责监交泰昌公司与四川商会办理了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开户资料及会计帐册、营业执照、债权清单等资料的移交手续。2016年1月8日，四川商会会长会议宣布成立泰昌公司清收小组。之后，清收小组相继开展了对刘全人、邓绪荣的民间借贷诉讼案及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清收工作。2016年3月4日，宋海平主持召开关于对何晖等人采取法律程序的清收小组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决议事项为：“一、对何晖717.4万元借款及利息追讨采取法律措施，纳入兄弟律师代理范围；二、对泰昌公司出纳李娟挪用资金采取法律措施”。同年3月9日，泰昌公司清收小组制定了《泰昌投资公司债权清收方案》，方案包括中清收组织、清收期限、清收方式（直接诉讼或代位诉讼催收、资产置换、刑事报案）、债权清收诉讼费用估算、回笼资金的管理。其中回笼资金的管理明确在回笼资金未达到1500万元并足额偿还商会会费本金之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必须开支的费用除外），回笼资金达1500万时，优先偿还商会。事后，宋海平代表泰昌公司就何晖所欠公司债务于2017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了民间借贷的诉讼。同年4月1日，本院作出（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同年5月2日，何晖以短信、电话方式通知泰昌公司全体股东就公司债权债务事宜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在瀚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5月3日，何晖向宋海平送达《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12月24日向你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因不符公司章程规定，且情势已发生变化，现本人依法向你发出书面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即行撤销委托事项，撤销即日起，由本人自行行使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并履行相应职责，并请你于2017年5月8日前督促原交接人梁群珍将于2015年12月24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移交清单》及2015年12月31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公司会计移交清单》中交接的物品（公章、法人章、记帐凭证等）一并交还给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人员（胡燕）”。宋海平当日即在该函中批注：“函已收，是否同意须商会开常委会研究决定”。5月6日，何晖在黔东南日报刊登遗失声明：“不慎遗失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MA6DJTM10E，特声明作废”。同年5月8日，何晖以公章遗失为名向凯里市公安局提交重新刻制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的申请后，重新刻制了防伪编码为5226012001072的“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226012001073）。2017年5月18日，除廖友苹，其余9名股东应5月2日的通知到达翰林酒店，因胡承仁就何晖所欠债务问题与何晖、吴应禄发生吵闹后，股东则不欢而散，除何晖、吴应禄外，胡承仁等其余股东则退离了会场，以致股东会会议未能顺利召开，也未有对何晖以短信通知的议题进行股东讨论表决。事后，何晖作出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未加盖公司公章），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点翰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总到会人数2人，占股份77.49%，代表公司股东77.49%的表决权，形成决议如下：一、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表行使公司管理权。二、取消与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代理催收欠款的合同。三、原商会移交的李文才、何逍会员债务，由原债权人移交人自行追讨。四、公司不再继续经营。”，决议中何晖、吴应禄以同意的股东身份签名。2017年6月16日，何晖与宋海平代表的泰昌公司对本院（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不服，均向黔东南州中院提起上诉。同年6月19日，何晖以泰昌公司之名加盖新刻制的公司公章向黔东南州中院提交《变更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及变更泰昌公司二审委托代理人为胡燕、何宇铧的《授权委托书》，要求撤销（2017）黔26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的判项。2017年8月2日，黔东南州中院以（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何晖向宋海平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系泰昌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泰昌公司201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决定“不认可授权宋海平代理行使泰昌公司管理权”，但该份公司决议与前述公司决议内容相冲突，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由于股东同为案件当事人，如果允许股东继续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公司诉讼，形成股东“自己告自己”的诉讼表象，可能导致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对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胡燕、何宇铧不予认可，且部分改判何晖偿还泰昌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并自2015年6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直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何晖不服二审判决结果，于同年8月26日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院在（2018）黔民申186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在法人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法定代表人仍然为法人的代表人，这就会出现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为同一人，很难保证法人的代表人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职务，不利于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何晖在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中不得同时代表泰昌公司参加诉讼”，并裁定驳回了何晖的再审申请。事后，何晖未按照生效判决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泰昌公司遂向本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何晖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泰昌公司新刻公章的《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的申请》，内容为：“我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向贵院申请执行（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系宋海平个人行为，不代表我公司，现根据实际情况，我公司特向贵院申请撤销该执行案，不再申请执行，贵望院依法准予撤销对该案的执行”。2018年，因执行工作需要，该执行案移送台江县法院执行，台江县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以（2018）黔2630执16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何晖在黔东南州新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享有74.13%的股权，期限为三年。同年10月11日，何晖再次向台江县法院提交了加盖泰昌公司新刻公章的《关于要求撤销虚假执行案的申请》，大致内容为：“我公司认为《执行裁定书》所涉执行案件，是宋海平等人利用我公司已经于2017年5月6日登报作废的公章，冒用我公司名义提起的虚假执行案件，依法应予撤销，并追究宋海平的责任……”。2019年1月3日，原告等人在台江县法院的释明后向本院提起了公司决议纠纷诉讼。同年1月7日，台江县法院据此作出（2018）黔2630执16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本院认为：何晖与泰昌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及执行，引发了本案对公司决议的诉讼。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是否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二、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三、何晖于2015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是否无效。四、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是否无效。关于焦点一：通过庭审查明，四川商会与泰昌公司之间虽无资本上的出资及控股关系，但商会会员与泰昌公司股东不仅在人员上存在双重身份，且泰昌公司实际接受商会会员会费进行运营并返还红利（关于向泰昌投入的会费及泰昌返还红利的具体数据，庭审中双方未经财务核对确认，且亦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认定）是客观事实。结合2011年12月28日的川商《会议纪要》中记载有关何晖以执行会长身份在会议上汇报泰昌投资公司经营情况的内容来看，体现了泰昌公司在经营中客观存在依赖四川商会资源平台并接受经营方针指导的关系。基于泰昌公司向四川商会移交经营权在形式上虽未召开公司内部的股东会议，但泰昌公司的股东何晖、胡胜秀、王成建、胡承仁、谢静、邓业庄、彭毓理在四川商会的川商（2015）08号及（2015）10号关于收回泰昌经营权，接下一切债权债务，成立清收小组负责泰昌公司债权清收决议的《会议纪要》文件中予以签字认可。事后，何晖不仅向清收组长宋海平出具五年期不可撤销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且指派财务与四川商会办理了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及开户资料、会计帐册、营业执照、债权清单等资料移交手续，泰昌公司全体股东在涉案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前均未提出异议的事实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股东会或者股东在会、董事会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规定的情形，故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即“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依法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关于焦点二：2017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何晖提交通知股东会召开的短信截图内容，何晖确实在5月2日以短信、电话方式通知泰昌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在瀚林大酒店召开股东会，但通知的会议议题仅为“公司债权债务事宜”。结合庭审查明，股东到会后，因股东胡承仁就何晖所欠债务问题与何晖、吴应禄发生吵闹后，股东就不欢而散，原拟开的股东会议没有正常进行，全体股东既没有对通知的“公司债权债务事宜”议题进行实质讨论表决，也没有对2018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四项决议内容进行讨论、表决的客观事实。虽然，何晖庭审中强调胡承仁等股东在吵架后退出会场，应视为放弃股东表决权，并在第三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一份对《泰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纪要》的拍照截图打印件，用以证明2017年5月18日的股东会存在会议记录，但在第二次庭审中本院当庭询问过何晖本人就2017年5月18日的股东会上是否对股东讨论进行过会议记录，何晖当庭拒绝回答。因此，对何晖补充提交的《泰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纪要》拍照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基于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决议事项不在5月2日通知的议题范围内，而胡承仁等股东又因争吵而退出会场，足以说明2018年5月18日何晖组织召开的股东会并未对“《股东会决议》”中决议的事项进行表决。因此，2018年5月18日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不成立。关于焦点三：何晖于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2015年12月24日，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晖向宋海平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系泰昌公司是经股东决议后的真实意思，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为公司经营决策、债权清收（含黄新对李文才的债权）等，委托权限为代为行使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权，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委托期限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20年11月10日，且明确本委托在委托期不可撤销。”何晖在不可撤销的委托期限内，于2017年5月3日向宋海平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仅与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中第二项股东决议的内容相冲突，且撤销事项未经全体股东讨论决议，该行为应视为何晖的个人行为，而非履行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因此，何晖作出《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不具有公司效力，应为无效。关于何晖庭审中主张撤销授权是基于宋海平不公正对待债权，选择性对其进行债权诉讼，且在清收债权的诉讼案件中，同意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双方进行调解，造成泰昌公司利息损失等作为抗辩事由，本院认为，庭审查明清收小组在成立后相继开展了对刘全人、邓绪荣的民间借贷诉讼案及申请执行遵义城建案等清收工作，并未仅对何晖个人主张公司债权，其抗辩宋海平选择性主张债权无事实依据，其理解也系出于个人角度的认知。同时，根据法院调解案件遵循自愿、合法的工作原则，何晖并未对其所指的诉讼调解案申请过再审，不能推翻调解案件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调解案件中对利息的调解结果违反了法律关于利息标准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何晖提出的相关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焦点四：关于何晖刻制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的行为效力问题。通过庭审查明，何晖与泰昌公司民间借贷案件尚在执行中，何晖目前亦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何晖在明知泰昌公司印章已按照2015年11月11日的股东决议向四川商会清收小组办理移交的事实，却未经泰昌公司股东集体讨论决定就以虚假事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印章，该行为不应作为公司意志的表示。2017年5月18日何晖所作《股东会决议》中第四项“公司不再继续经营”，以致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亦损害了公司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之后，何晖又以公司印章遗失为由重新刻制印章，针对其与泰昌公司民间借贷一案在诉讼、执行程序中所通过向宋海平送达《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以泰昌公司名义提交《变更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申请》、《关于要求撤销执行案的申请》、《关于要求撤销虚假执行案的申请》，一系列行为旨在撤销（2017）黔26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因此，本院对何晖刻制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5226012001073）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其刻制印章的行为无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黔东南州四川商会川商（2015）10号《会议纪要》第二项内容（即“商会接下泰昌投资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收回的债权按三七开，即泰昌投资公司占三成，商会占七成。秘书长宋海平担任清收小组组长，王化昙会长任副组长全力配合。”）具有泰昌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二、确认何晖于2017年5月3日出具的《撤销法人授权委托书函》无效。三、确认2017年5月18日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四、确认何晖刻制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防伪序号5226012001072）、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若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30元、由黔东南州泰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何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如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毛丽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