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初67号原告王玉枝，女，汉族，1964年1月24日出生，住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赵家和，男，汉族，1957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系原告所在单位河南獬豸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推荐。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法定代表人王鹏，主任。委托代理人苏凯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琨，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玉枝因不服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郑东新区管委会）拆迁补偿安置一案，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家和，被告郑东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苏凯主、黄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被告作出的《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该决定对原告被征迁房屋按原告1人进行征迁安置，发放王玉枝本人1份过渡费、生活费、补助费及搬家费（已经实际发放部分扣除），分配1人份70平方米的安置住房。但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的《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王马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征迁时向社会发出的《致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均规定或承诺对被征迁房屋按房屋被征迁时在册户口人数进行安置补偿。后在实际征迁工作中该项规定得到全面执行。原告房屋被征迁时，原告的在册户口为原告和女儿郝慧玲两人，且原告系独生子女家庭。而被征迁房屋的家庭系独生子女家庭的，按政策规定在分配安置住房时增加奖励70平方米。该奖励政策在现在已经分配的被征迁房屋家庭中全面执行。为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被诉具体行政违反了《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王马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侵犯了原告及原告女儿的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2．责令被告对原告房屋按被征迁时的在册户籍人数履行与原告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法定职责（原告当庭明确为加上独生子女家庭应多分一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被告合计给原告王玉枝及女儿郝慧玲一户共三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及邮寄送达凭证。证明：被告行政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原告2019年1月23日收到被告邮寄送达的《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被告为履行对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根据生效判决书及相关安置补偿政策，经研究决定如下：“1．发放王玉枝本人1人份过渡费、生活费、补助费及搬家费（已实际发放部分扣除），分配1人份70平方米安置住房。……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虽是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执1555号执行通知书，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判决义务，但实质是在履行对原告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职责作出的具体安置补偿决定，该安置补偿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2．《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马王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3．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征迁安置指挥部致村民的一封公开信。证据2和3证明：被告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是以被征迁人在册户口为准，安置住房分配标准为每人70平方米，其中50平方米为基本住房，20平方米为商租用房；过渡费从房屋征迁之日起按每人每月320元的标准发放，过渡期为24个月，交房后顺延三个月装修过渡期；过渡期间发放每人每月100元的生活费，搬家费每人260元。4．原告1998年居民户口簿；5．原告2003年居民户口簿；6．王玉枝、郝慧玲户籍证明；7．郝慧玲出生证明。证据4-7证明：原告房屋于2012年6月被征迁时在册户籍的家庭成员有原告和女儿郝慧玲2人，户别均为农业家庭人口。8．郝慧玲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证明独生子女光荣证上的持证说明第4条载明“农村按人分配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福利和征地补偿时，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给予多分1人份的优待。”根据该项政策规定，原告安置房面积应当是70平方米乘二再加70平方米，共计210平方米，而不是被告决定给的1人份70平方米。9．唐庄村征迁安置房分配第二榜、第三榜人员名单；10．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佟晶晶）；11．佟老林的征迁安置补偿协议；12．村民隐名的征迁安置补偿协议。证据9-12证明：被告公示的唐庄村安置分配房第二、三榜人员名单中标题栏的主要内容为户主名、家庭成员、性别、与户主关系等内容。在公示的张榜名单上凡是注明独生子均是增加1人份安置房分配。《唐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乙方佟海潮等，说明被告征迁安置补偿均是以被征迁房屋的产权人为合同相对人，已被征迁人（户主）的在册户籍人员，家庭成员为安置补偿对象进行安置补偿。因被告公示的《唐庄村安置分配房第二、三榜人员名单》《唐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等证据的原件由被告持有，依据最高法有关证据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13．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书；1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3和14证明王玉枝的唐庄村村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已经司法审查并确认，作为原告女儿的郝慧玲相同情况应是相同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15．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豫0191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16．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3781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证据15和16证明：被告在房屋房屋征迁中调整过过渡费，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每月每人620元，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每人每月820元，2014年之后每人每月1020元。17．唐庄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公告办法及选民名单；18．原告及郝慧玲参加村委会选举的选票和照片。证据17和18证明郝慧玲是唐庄村的村民并实际履行村民义务。19．法律依据，1992年和2005年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证明：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2005年新修订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即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法律均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无论是被告或者唐庄村委会，以任何形式或名义侵害妇女财产权益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唐庄村委会的村委会决定也好，村民自治章程或者村规民约也罢，只要是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即不属于有效的民事意思自治行为，也不是具有行政效力的行政行为，都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或依据。被告郑东新区管委会辩称：一、王玉枝要求撤销的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决定，是郑东新区管委会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执1555号执行案件中，根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前述行政案件及其行政判决中“原告”仅为王玉枝本人，一二审法院也仅是判决郑东新区管委会对王玉枝本人进行安置补偿。郑东新区管委会履行该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所确定的对王玉枝本人发放过渡费、生活费、补助费及搬家费，以及分配安置住房的内容，均符合《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马王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的相关规定。故该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决定的作出及内容均合法。二、王玉枝的女儿郝慧玲，现年28岁，并非前述行政诉讼案件及行政判决的当事人。同时，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4〕154号）以及《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马王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郝慧玲也不具备享受安置房的资格。王玉枝在其诉讼请求第二项中称是要求责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对其房屋按照被征迁时在册户籍人数签订协议，而按照被征迁时的在册人数这样一个标准在涉案154号文和255号文中并没有规定，是原告自行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另外，郝慧玲也已经另案单独起诉郑东新区管委会，要求对其本人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故王玉枝以郑东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决定中没有包括对其女儿郝慧玲的安置补偿内容为由要求撤销该决定，以及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与其签订包括对郝慧玲进行安置补偿内容的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王玉枝于2017年2月17日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郑州市东区管理委员会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的起诉状；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书；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书；4．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执1555号执行通知书；5．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6．唐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文稿。证据1-6证明：涉案安置补偿决定是根据生效判决所作出的，因此对于原告王玉枝所要求的安置补偿郑东新区管委会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行政行为，原告要求以此认定该决定违法没有事实依据。7．《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4〕154号）；8．《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马王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9．郝慧玲户口本信息；10．唐庄村委会会议记录。证据7-10证明：郝慧玲出生在2002年之前，并非2002年之后出生的新生婴儿，而且她的户口也是在2015年才迁入唐庄村，唐庄村委会也不认可她为享受村民待遇的村民，因此郝慧玲并不具备相应的安置补偿资格。在此情况下，虽然她是独生子女，也不可能再享受额外增加的一个奖励。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据2和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55号文件当中明确规定享受安置补偿资格的条件是2002年7月21日之前户籍经公安机关登记在唐庄村的享受村民待遇的人员，以及2002年7月22日之后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员，而原告在其诉状中称户籍是以征收拆迁时的日期为标准，与事实不符。证据3公开信没有对享受安置房分配资格作任何规定，只是规定了安置房分配的标准是每人70平方米，这和255号文件的规定是一致的；至于其中的搬家费，虽然规定以在册人口为准，但是与享受安置房的资格条件完全不同，对于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是以所有权人为标准的，与村民的身份无关，相应的搬家费也是以被拆除的地上房屋为基础，只要被拆除的房屋当中所涉及的人口都享有相应的搬家费，这与村民身份并没有关联，因此搬家费以在册人口为准并不能得出安置房分配也是以这封公开信发出时所谓的在册人口为准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过渡费的金额和补偿标准没有异议，但是郝慧玲不属于相应的补偿对象，也不应当取得相应的过渡费。对证据4-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所证明的在2012年6月被征迁时该户口本上登记的家庭成员是原告和郝慧玲2人这个事实没有异议，但该事实并不能证明2003年之后户口迁入该村的郝慧玲具备相应的安置资格。相应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也并不能证明郝慧玲具备安置房的分配资格以及应当享受多一份奖励。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0-12三份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后核对后再作说明；即使该三份协议是真实的，也仅是证明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时是以户主作为当事人一方加以签订的，而不是原告所说的以房屋产权人作为合同相对人，而且以户主作为合同一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当中所包括的也是村委会确认并经政府审核复核确认的符合村民待遇的人员，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当时户口本上有的全部人员，这是原告的错误理解。对证据13-16四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13、14两份判决书，原告用于证明王玉枝的村集体成员身份，这是已经被法院审查确认的事实，被告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恰恰证明郝慧玲并没有被村委会以及生效判决确认她也具有相应的安置资格；至于原告主张王玉枝和郝慧玲情况相同，就应当符合条件，这仅是一种观点，并非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而根据原告自己提供证据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结论恰恰相反。对证据15、16原告用于证明的过渡费标准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但该两份民事判决恰恰证明该生效民事判决当中也明确认定当事人是否应当享有村民待遇是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该案判决中支持了马丽关于过渡费的诉讼请求只是因为法院认为在村委会不认可其村民身份的情况下，额外地作出了一个针对性的待遇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人民法院认为村委会作出了这样一个承诺就应当进行一个履行，但是一审法院仍然明确地驳回了村民马丽要求确认她享受其他村民待遇的请求，那么该份生效判决也恰恰证明了对于本案当中所涉及的郝慧玲是否享受村民待遇，是否符合安置补偿的资格，这是唐庄村村委会的村民自治事项，与被告无关，而在本案当中也非本案审查的内容。对证据17、1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王玉枝和郝慧玲曾经在2018年参加村民选举会议这个事实本身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发生在2018年，与2012年该村村委会确认郝慧玲享受村民待遇并没有直接关联，同时，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权利与郝慧玲作为村民享受村民福利的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政治性权利，一个是民事权利，二者不能混同。截至目前原告没有提供唐庄村委会确认郝慧玲在2012年拆迁时也享受相应村民福利待遇的证据，更加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起诉书起诉的是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与被告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证据2-4综合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一案的成因是被告拒不履行与原告王玉枝签订征迁协议的法定职责，判决是责令被告在60日内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而本案诉的是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作出的征迁补偿决定，审查的是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性，二者既不是同一事实关系，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和被告对该判决的履行均不能作为证明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和理由；二是392号行政判决是责令被告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该判决所指的当然是依法进行安置补偿，而绝不是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时该财产所属家庭成员中王玉枝本人一人进行安置补偿，被告将判决书理解并解释成为只对王玉枝本人进行安置补偿且作为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和理由，如非一般性的认识错误，就是对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故意歪曲和阳奉阴违；三是392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的时间起点应该是2012年6月30日，在这个时间节点被告与被征迁人签订合同是要依据国务院征迁条例和被告制定的房屋征迁决定对被侵权人房屋所属的家庭成员进行安置补偿，而非只对签订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即被征迁人一人进行安置补偿，该事实既有被告的房屋征迁决定为证，也有当时同等条件的被征迁人签订的征迁安置协议为证，以及现在已经分配的安置房为证；四是392号一案的原告仅为王玉枝一人，是由被征迁房屋的产权人和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即被征迁人是王玉枝这一法定身份资格所决定的，并不是能任由王玉枝本人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且在该案中王玉枝已经提出并证明了被征迁房屋所属的家庭成员人数即被征迁房屋的安置补偿人数是王玉枝母女2人，但该诉求不是该诉争案件的争议焦点，未列入审理范围，故该案件原告仅为王玉枝一人，并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被征迁房屋仅对王玉枝一人进行安置补偿，而不对原告女儿郝慧玲进行安置补偿的根据和理由，更不能作为郝慧玲与被告所作补偿决定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事实根据和理由。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据目的有异议，该决定没有列明具体法律依据或政策条文，不能证明其合法性，且该决定违反被告制定的房屋征迁决定和公开信，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仅是被告拟稿材料，对本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具有任何证据的证明效力。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文件已经司法审查，原告的诉求不违反该文件规定精神。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非但不能作为证明被告补偿决定合法的根据，相反是证明被告补偿决定违法的根据。该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安置补偿和安置房分配标准均按每人为单位计算，而非按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或被征迁房屋每户被征迁相对人为单位。对证据9郝慧玲户口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所称王玉枝户口于2003年11月12日迁入、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的理由，已经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392号生效判决否定，故被告辩称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郝慧玲自1990年出生时既随从母亲农业家庭户口的户籍，取得了唐庄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2000年8月份就学原因户口暂时从唐庄村居住地迁出至2003年11月再迁回唐庄村时，年龄为10岁至13岁期间，郝慧玲为学龄儿童的未成年人，母亲是其法定监护人，故无论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依据2012年其母亲房屋被征迁时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原告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故被告认为不符合安置补偿政策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对证据10唐庄村村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是该证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户口在村里未享受福利的群众的解决办法，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以2012年6月30日拆迁前户口在家的群众交纳5万元，2012年6月30日拆迁后迁回户口的群众交纳10万元，以派出所入户时间为准；凡出门闺女户口还在本村的，仅限本人缴费后享受相关待遇，其子女配偶不能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从该证据的内容看，该村委会的决定事项主要是对户口在村里未享受福利的群众问题作出的，而不是对本案争议的被征迁人的安置补偿作出的。首先，该证据与本案行政争议事项无关，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其次，村委会本身就无权对本案房屋征迁安置补偿作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即使被告解释称有关，但征迁房屋经济补偿不属于村委会的职责，故村委会决定对本案事实并不具有证明力；再次，唐庄村委会所作该决定内容本身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第32条、第33条的禁止性规定，因其违法，故自作出之日起就不具有任何效力，既不属有效的民事意思自治行为，也不属于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对本案事实并不具有证明力。综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本院亦予认可。证据2-9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被告对其证明目的的异议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中综合评述。证据10-12系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称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后核对后再作说明，但庭后并未向本院作出说明；被告认为即使真实也仅是证明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与户主签订的，但协议中包含的是村委会确认并经政府复核确认的符合村民待遇的人员，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当时户口本上有的全部人员，被告上述异议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中综合评述。证据13-16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被告对于司法已经认可王玉枝的安置资格，以及过渡费标准无异议，本院亦予认可；但被告不认可原告所称的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也认可了郝慧玲的安置资格，认为是否应当享有村民待遇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与被告无关，也非本案审查的内容，这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中综合评述。证据17-18系村委会选举资料及王玉枝、郝慧玲参加选举的选票、照片，系政治权利，与本案争议的郝慧玲是否享有村民待遇、应否获得拆迁安置并无直接关系，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9系原告主张适用的法律依据而非证据，本院不予评价。被告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但原告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王玉枝系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唐庄村（原为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唐庄村）村民。2004年7月14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4〕154号），其中规定“一、2002年7月21日前，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郑东新区规划区域（限107国道以东、京珠高速公路以西、连霍高速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下同）内农业人口，享受郑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三、郑东新区规划区域内户籍不再冻结，并按郑州市统一政策规定实行一元制户籍管理。2002年7月22日以后迁入郑东新区规划区域内的其他人员，一律不享受郑东新区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2011年12月9日被告印发《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王马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包括原告所在的唐庄行政村。其中规定“（五）人口界定。2002年7月21日前，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郑东新区规划区域（限107国道以东、京珠高速公路以西、连霍高速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下同）内享受村民待遇的农业人口，享受郑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已死亡和迁出的除外）。”安置房分配标准规定为“每人70平方米，其中50平方米为基本住房，20平方米为商租用房。”2012年3月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出《致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告知村民：安置房分配标准为每人70平方米安置用房；搬家费以在册户口为准，一次性发放，每人260元；过渡费，过渡期为24个月，过渡期间每人每月发放320元过渡费，交房后顺延三个月装修过渡期，逾期不能按时回迁的，适当增加过渡费用，此费用由郑东新区管委会承担等内容。2012年6、7月份，被告郑东新区管委会将原告位于唐庄村的宅基地房产征收。被告对原告涉案房屋等附属物的补偿款已经支付给原告，原告对此无异议。2016年1月5日，唐庄村经村两委、村组长会议研究决定：“关于户口在村里未享受福利的群众解决办法。经村两委研究决定，2012年6月30日拆迁前户口在家的群众缴纳5万元，2012年6月30日拆迁后迁回户口的群众缴纳10万元，以派出所入户时间为准。凡出门闺女户还在本村的仅限于本人缴费后享受相关待遇，其子女、配偶不能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所缴纳的钱全部给享受正常福利的群众平均发放。……截止缴费日期2016年1月31日，到期未缴纳的群众视为自动放弃，以后不再解决。解决后的群众将享受村民相关福利待遇。以上内容作为村规民约执行，也是唐庄村村规民约的补充部分。以上内容经村两委研究，全部通过，均无异议。”根据唐庄村的上述规定，原告王玉枝向村里缴纳了其作为2012年6月30日拆迁前户口在家的出门闺女户应缴纳的5万元，享受其一人份的村民福利待遇（包括涉案主张的安置房等安置利益）。经唐庄村委会通知，至今原告仍未将该5万元领回。后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对原告的安置补偿的职责，于2017年2月诉至本院，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履行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认为“王玉枝1964年出生即在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唐庄村居住生活，其2000年8月迁出前以及2003年11月迁入原住址后均为其房屋所在地的农业家庭户口。原告王玉枝作为其房屋所在地村民组村民，其2000年8月迁出又于2003年11月迁入原住址的行为，并不违反郑政文〔2004〕154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其依法应当享有作为被征迁人的相关权利，因此，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其行政区域征收土地、公告并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责任主体，依法应当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本案审理过程在中，被告虽以村规民约规定原告王玉枝不再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以及当地村委会及村民组长研究决定出门闺女户口还在本村的本人缴费后享受相关待遇等理由，提出原告不再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但被告上述理由依法均不能作为其拒绝履行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的依据。”据此，判决责令被告在60日内履行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被告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认为“上诉人作为其行政区域征收土地并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责任主体，被上诉人作为其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生活的农业家庭户口和涉案被征迁人，上诉人依法应当对被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上诉人以其不是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被上诉人不符合郑政文〔2004〕154号文件要求、不应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作为其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抗辩事由均不能成立。”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申请执行该生效判决。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豫01执155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告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9年1月16日被告针对王玉枝作出《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主要内容为：“履行对你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根据生效判决书及相关安置补偿政策，经研究决定如下：1．发放王玉枝本人1人份过渡费、生活费、补助费及搬家费（已实际发放部分扣除），分配1人份70平方米安置住房。2．王玉枝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五日内就以上安置补偿事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后被告拟定了王玉枝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但原告拒绝签字。另查明，原告王玉枝和郝建周于1989年4月10日结婚，双方独生女儿郝慧玲于1990年2月出生，郝建周系城市非农业户口。王玉枝和郝建周于2015年11月26日离婚。郝慧玲出生后户口即随母亲王玉枝落在唐庄村。原告提交了其1998年12月9日由原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签发的，户主为王玉枝，家庭成员包括其母亲杨宝爱、其女儿郝慧玲，住址为唐庄村46号，户别为农业家庭户的居民户口簿。该户口簿上记载王玉枝和郝慧玲的户口于2000年8月22日迁出。原告同时提交了2003年11月13日柳林派出所签发的，户主为王玉枝，家庭成员为其女儿郝慧玲，住址为唐庄村46号，户别为农业家庭户的居民户口簿。该居民户口簿上记载王玉枝和郝慧玲的户口于2003年11月13日由铭功路派出所／二道街168号院2号楼3单元21号移入，该处所系郝建周的户籍地。另原告王玉枝的女儿郝慧玲于2019年1月31日也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9）豫01行初81号，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当庭本院要求郝慧玲明确其诉讼请求以及其案件与王玉枝一案的区别，郝慧玲称其案件是要求被告对其本人按照享有村民待遇的村民进行安置补偿。因在王玉枝案件中，王玉枝也主张其和女儿郝慧玲两人应被安置，故两案有重合之处，经法庭释明后，郝慧玲同意将其案件及诉讼请求合并到王玉枝案件中，郝慧玲案件予以撤诉。2019年3月6日本院作出（2019）豫01行初81号行政裁定，准许郝慧玲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王玉枝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应否获得支持。一、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被告作出的《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但是据本院查明事实，《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系被告郑东新区管委会执行本院（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而作出的，该决定系对生效行政判决的执行行为。该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履行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仅提及原告本人的安置问题，并未提及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其女儿郝慧玲的安置利益问题，以及由于郝慧玲是独生子女，原告家作为独生子女家庭应多分一人份安置利益的问题；本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该案原告起诉所作出的（2017）豫01行初392号行政判决和（2018）豫行终1343号行政判决的裁判理由也均是针对原告王玉枝本人是否应享受村民福利待遇、是否是农业家庭户口和被征迁人、是否符合政府进行安置补偿的条件等进行评判，并在认可原告王玉枝本人的村民待遇和安置资格的基础上，判令被告限期履行对原告王玉枝房屋被征迁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因此，被告经本院执行程序督促后作出的本案被诉《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给予原告王玉枝一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即唐庄村征迁安置方案所规定的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是对上述生效行政判决内容的客观执行，并未改变或超出上述生效行政判决的裁判内容，该决定本身不具有可诉性。客观上，原告本人也认可被告该决定中给其的安置利益是其应得的；原告只是认为被告还应当再给其女儿郝慧玲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以及基于独生子女家庭再给其多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并据此要求撤销被诉决定。原告的理由是认为上述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可了原告女儿郝慧玲的村民待遇和安置资格以及其独生子女家庭应享受多一人份的资格，被告未严格执行生效行政判决；但原告上述主张显然与该一二审行政判决的裁判内容不相符。故原告要求撤销被诉《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豫01执1555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二项诉讼请求当庭明确为加上独生子女家庭应多分一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被告合计给原告王玉枝及其女儿郝慧玲一户共三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关于王玉枝本人享受的一人份的安置过渡补助利益即标准安置利益，被告已经作出被诉决定予以支持，仅因原告想将其主张的一户三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同时获得而未予接受。故原告本人应享受的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本院不能再重复支持，原告可直接与被告签订协议并领取。关于原告本案主张的其女儿郝慧玲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以及独生子女家庭多一人份的标准安置利益，因涉案生效行政判决中并未涉及，原告据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马王庄等六个村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255号）中明确规定可以享受郑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为2002年7月21日前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郑东新区规划区域内享受村民待遇的农业人口。唐庄村议定的村规民约规定“凡出门闺女户还在本村的仅限于本人缴费后享受相关待遇，其子女、配偶不能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即明确规定出门闺女的子女、配偶不能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包括涉案征迁安置利益，而该项村规民约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也是唐庄村委会作为被征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民主议定的对被征集体土地所获补偿安置利益在本村村民间的分配办法。原告如认为该村规民约的规定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也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否定了该规定或者排除了该规定对原告王玉枝家庭的适用后，再行主张郝慧玲一人份及独生子女家庭多一人份的安置利益；而原告在本案中直接请求本院责令被告给付其该部分安置利益，尚缺乏事实前提和法律基础，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玉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同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魏丽平审判员  董正方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马 芮附录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