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0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1，女，汉族，2009年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2，女，汉族，2009年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3，男，2011年7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汤某1、汤某222、汤某3的法定代理人：任某，系汤某1、汤某2的母亲。上诉人汤某1、汤某2、汤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修洪、张伟，分别系广东楚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某1，女，汉族，2016年10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宜阳县。法定代理人：苗某2，女，汉族，住河南省宜阳县，系苗某1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修洪，广东楚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柏松，男，汉族，1973年6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向少平，女，汉族，1965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审被告：汤彩媚，女，汉族，1986年9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审被告：汤晓玲，女，汉族，1988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原审被告：汤家振，男，汉族，1992年5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审被告：朱艳平，女，汉族，1990年6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原审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利珍，女，汉族，1939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审被告：任某，女，汉族，1984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汤某1、汤某2、汤某3、苗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柏松，原审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刘利珍、任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2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汤某1、汤某2、苗某1、汤某3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朱柏松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朱柏松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朱柏松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死者汤国浩（2017年2月6日死亡）于2017年1月20日向其支付了7万元，适用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这是错误的。朱柏松一审提交的《进账单》、《银行流水回单》及其自行制作的《支付记录表》上记录的付款人为广州市从化江埔鸿升建筑安装工程部（经营者为原审被告汤晓玲），收款人为从化城郊盛发陶瓷店（经营者杜笑英），金额为108710元。我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支付记录表》显示2013年至2014年汤国浩本人曾向朱柏松转账支付本案买卖合同的款项，但朱柏松并未提交该转账凭证，无法核实该表的真实性，《进账单》中记录付款人和收款人与汤国浩、朱柏松毫无关系。朱柏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汤国浩应在2014年9月前付清款项，本案应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朱柏松应当在2016年10月前向汤国浩主张权利。朱柏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向汤国浩主张过权利。朱柏松至2017年10月1日前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本案买卖合同中，汤国浩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名，属于伪造的证据，汤国浩及其继承人无需承担付款义务。即使汤国浩签名，其签名行为属代理行为，汤国浩不是该合同主体，不承担付款义务，其继承人不需承担付款义务。涉案买卖合同中记载的购方为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广东诺厦工程项目部。合同主体是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及受益方均是该公司。《支付记录表》显示汤国浩曾于2013年12月31日、12月23日、12月30日和2014年1月6日，由转账支付本案买卖合同款项给朱柏松，朱柏松应提交该转账记录作为证据。根据我方查证汤国浩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显示，上述日期内均没有汤国浩向朱柏松汇款的记录。三、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汤国泉、符泽曼的调查取证，未经当事人在庭审中质证，即作为本案证据，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朱柏松答辩称：我出具了7万元收款收据。我向汤国浩及汤国浩的亲属催收，他们都向我付款。我不清楚是否存在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我是与汤国浩签订的合同，汤国泉作为汤国浩的大哥及另一负责人在我方的送货单上签名。我认为上诉人应当向我支付货款余款及利息，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刘利珍二审未答辩。原审被告任某二审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柏松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任某、汤某1、汤某2、朱艳平、汤某3、刘利珍、苗某1向其支付货款552997.37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支付。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11日至2013年11月4日期间，汤国浩与朱柏松签订4份《产品购销合同》。由朱柏松提供陶瓷给汤国浩对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广东省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工集体宿舍工程3栋（自编C-l,C4栋，C5栋，C6栋，C15栋，C16栋）进行装修，朱柏松为供方，汤国浩为需要方。朱柏松按照《产品购销合同》的要求提供样板，并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供货。从2013年11月3日至2014年8月23日朱柏松向汤国浩提供甘美牌外墙砖、华联牌西班牙瓦、裕丰牌瓷片、奥美康牌蹲便器、恒和牌抛光砖、伊卡莱牌防滑砖等装修材料（详见送货单），总价为1522997.37元。按照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结算方式为每份合同的材料供货完毕付该份合同总货款金额的50%，剩余的在2014年9月前付清所有材料款。合同签订后，朱柏松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供货给汤国浩，但汤国浩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结算货款，只是在朱柏松供货完毕后支付总货款的大约60%的货款90万元。在朱柏松多次上门、电话向汤国浩催收的情况下，汤国浩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7万元给朱柏松，剩余552997.37元至今未支付。汤国浩于2017年2月6日不幸在贵州去世，向少平、汤彩媚、汤家振、任某、汤某1、汤某2、朱艳平、汤某3、刘利珍、汤晓玲、苗某1均是汤国浩的继承人。综上所述，朱柏松与汤国浩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汤国浩拖欠朱柏松货款552997.37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的保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朱柏松承认在起诉后收到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支付的29万元，遂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朱柏松货款262997.3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支付。后于2018年9月3日，朱柏松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撤回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撤回对任某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利珍是汤国浩母亲。汤国浩与向少平是夫妻。汤国浩于2017年2月6日死亡。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分别是汤国浩与向少平的子女。汤彩媚与朱艳平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为同父同母姐妹。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任某为汤某1、汤某2、汤某3（男，儿子，2011年7月26日出生，H10405873、S494372(2)）的生物学母亲，倾向支持刘利珍为汤某1、汤某2、汤某3的生物学祖母。另查明，经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不排除汤彩媚、汤晓玲和汤家振的生父是苗某1的生物学父亲。2013年10月11日、2013年10月17日、2013年10月31日、2013年11月4日的4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供方（甲方）为朱柏松、购方（乙方）为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广东诺厦工程项目部；双方达成供购“教工集体宿舍工程3栋（自编C-l栋,C-4栋，C-5栋，C-6栋，C-15栋，C-16栋）”栋装饰材料协议；进货时间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执行并根据乙方的施工期和所需规格、数量进行进货采购；由甲方提供甘美牌外墙砖、华联牌西班牙瓦、裕丰牌瓷片、奥美康牌蹲便器、恒和牌抛光砖、依卡莱牌防滑砖等材料给乙方；4份合同的总价约为1382968元；结算方式均为全部材料供货完毕按付该份合同总货款金额的50%，剩余的在2014年9月前付清所有材料款；货到工地由汤国泉、符泽曼签字确认可生效；汤国浩作为乙方代表在上述合同上签名。从2013年11月3日至2014年8月23日，有汤国泉、符泽曼签字的送货单共48张，金额共1522997.37元。汤国浩自2013年11月11日起陆续以本人或广州市从化江埔鸿升建筑安装工程部的名义支付了部分货款，分别为2013年11月11日前后两次各支付50000元（共100000元）；2013年11月22日支付200000元；2013年12月21日支付100000元；2013年12月23日支付1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支付50000元；2014年1月17日支付100000元；2014年2月18日支付50000元；2014年1月6日支付50000元；2014年2月27日支付50000元；2014年3月4日支付100000元；2017年1月20日支付70000元；共970000元。朱柏松主张在起诉前汤国浩尚有货款552997.37元未支付，再扣除2017年9月11日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五人共同支付给朱柏松的290000元，朱柏松最后确认原审被告所欠货款总额为262997.37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苗某1均表示不放弃继承汤国浩的遗产。另，任某、汤某1、汤某2要求对朱柏松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汤国浩”签名字迹的笔迹形成时间及编号为213913《送货单》上所有笔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要求对《产品购销合同》中“汤国浩”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其中对于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原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此次司法委托机构，并依据该中心的要求组织任某等提供相关笔迹样本。2018年5月30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不予受理函》，称：“此案需对朱柏松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汤国浩’签名字迹的笔迹形成时间及编号为213913《送货单》上所有笔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审核，贵院提交的样本不满足比对条件，该项鉴定委托无法继续进行，因此我中心不予受理。”对于“汤国浩”签名真伪的鉴定，原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此次司法委托机构，并依据该中心的要求组织任某等提供相关笔迹样本。任某、汤某1、汤某2依照该鉴定中心收费通知缴纳鉴定费15920元。2018年8月15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显示:“1.因样本条件所限，无法判断送检四份《产品购销合同》第2页上乙方代表处“汤国浩”签名(JC1、JC2、JC3、JC4)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汤国浩样本笔迹(YBl)是否为同一人所写；2．倾向认为送检四份《产品购销合同》第2页上乙方代表处“汤国浩”签名(JC1、JC2、JC3、JC4)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汤国浩样本笔迹(YB2)是同一人所写。”对于以上鉴定结论，朱柏松与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没有异议，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表示：关于笔迹鉴定意见书，YB2鉴定样本即管辖权上诉状我方已告知使用原件，但鉴定对象只使用复印件且未告知我方，导致样本量少，最终使鉴定机构得出一个不确定性意见。所以鉴定报告我方不予认可。关于笔迹形成时间意见书，我方认为是鉴定机构资质不够而导致无法鉴定的结果。苗某1与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意见一致。另查，经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汤国泉、符泽曼调查，两人确认其根据汤国浩的授权在送货单据上签名，货物的买方是汤国浩，卖方是朱柏松。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朱柏松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认为汤国浩应于2014年9月前付清货款，现朱柏松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汤国浩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而朱柏松已于2017年10月1日前向原审法院起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中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故对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认为朱柏松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是否追加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认为朱柏松与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该分公司是合同义务的履行主体，与本案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追加该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产品购销合同》记载购方（乙方）为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广东诺厦工程项目部，汤国浩作为乙方代表在上述合同上签名。但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无证据证明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广东诺厦工程项目部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亦无证据证明汤国浩是基于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授权在合同上签名，而汤国泉、符泽曼两人确认其根据汤国浩的授权在送货单据上签名，货物的买方是汤国浩，卖方是朱柏松。故对于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要求追加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三、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是否可列为被告的问题。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认为其至今未继承遗产，不应列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作为公民，可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朱柏松将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列为被告主张权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认为其不应列为被告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四、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的《不予受理函》及《鉴定意见书》应否采纳的问题。对于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明确因样本不满足比对条件故鉴定无法进行。对于笔迹真伪的鉴定，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在2018年6月11日的询问笔录中同意使用管辖权异议上诉状影像卷中汤国浩的签名作为样本。因此，对于其认为所选定的鉴定机构不够资质以及选定样本不当导致鉴定结果不确定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具备相应的资质，原审法院对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函》及《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结合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汤国泉、符泽曼的询问，两人确认其根据汤国浩的授权在送货单据上签名，货物的买方是汤国浩，卖方是朱柏松，原审法院对《产品购销合同》及《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五、关于合同主体为汤国浩本人还是广州市从化江埔鸿升建筑安装工程部的问题。《产品购销合同》均为汤国浩本人签名，汤国浩通过广州市从化江埔鸿升建筑安装工程部付款是其付款方式的一种，并不能证明广州市从化江埔鸿升建筑安装工程部就是合同的主体。故，对任某、汤某1、汤某2、汤某3提出的“合同相对方为鸿升工程部”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六、汤国浩尚欠朱柏松货款金额的问题。根据合同上的约定，货到工地由汤国泉、符泽曼签字确认可生效，汤国泉、符泽曼签名的送货单金额为1522997.37元，虽大于合同约定的货物金额1382968元，但合同同时约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执行并根据乙方的施工期和所需规格、数量进行进货采购，故汤国浩仍应对超过合同约定的货物金额具有支付责任。鉴于朱柏松认为扣除汤国浩已付部分及已收到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支付的29万元后，只要求支付余下货款262997.37元，故原审法院认定汤国浩尚欠朱柏松货款为262997.37元。七、朱柏松要求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以汤国浩遗产清偿货款及利息是否支持问题。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是汤国浩的继承人，上述当事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的规定，以及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原则，继承人继承遗产时应当以遗产实际价值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清偿债务。故对于朱柏松要求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以汤国浩遗产清偿货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在2014年9月前付清所有材料款，但对于利息无约定，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以尚欠货款262997.3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刘利珍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以继承汤国浩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货款262997.37元给原告朱柏松；二、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以继承汤国浩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支付利息给原告朱柏松（以262997.3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朱柏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44元，由被告向少平、汤彩媚、汤晓玲、汤家振、朱艳平、汤某1、汤某2、汤某3、刘利珍、苗某1以继承汤国浩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负担。原告朱柏松已预交9330元，由原审法院退回4086元给原告朱柏松。鉴定费15920元，由被告汤某1、汤某2以继承汤国浩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负担。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未对案外人符泽曼进行调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在二审庭询期间，朱柏松提交其名下账户卡号：62×××61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该信息显示：汇款人汤国浩分别于2013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23日、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6日通过从化江埔支行银行账户62×××94向朱柏松汇付人民币10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上诉人对汤国泉的调查内容不予认可。经本院依法送达上述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其他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汤某3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纠纷处理。因货物交付及货款给付均发生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以货物交付地及货款给付地作为连接点确定准据法，本院确认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关于涉案买卖合同主体的问题。首先，讼争各方在一审时进行的笔迹鉴定显示，鉴定机构倾向于涉案《产品购销合同》落款处“汤国浩”字样的签名与汤国浩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在各方当事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推翻该鉴定结果时，原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在此前提下，案外人汤国泉作为上述《产品购销合同》所确认的收货人，已明确表示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买方为汤国浩，卖方为朱柏松。上诉人主张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买方为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客观存在，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汤国浩在签署《产品购销合同》时获得该公司授权或是该公司的员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在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汤国浩以自己的银行账号向朱柏松汇付了部分货款。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买卖双方为汤国浩、朱柏松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汤国浩近亲属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了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部分货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此时，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起算。朱柏松于2017年7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30元，由上诉人汤某1、汤某2、汤某3（法定代理人均为任某）、苗某1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毅审判长 罗 毅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