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登新区平山路60号。法定代表人：黄孟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燎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税军，北京市华博金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D座。法定代表人：吕永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健，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海东，山东康桥（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天津圣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海华贸中心3406。法定代表人：杨桂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天津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天津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铸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国际公司）、原审被告天津圣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亚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新兴铸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齐鲁国际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齐鲁国际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经鉴定新兴铸管公司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的合同专用章（1）系伪造的，并非新兴铸管公司的印章，该合同未成立。一审法院通过汇款时间先后顺序等逻辑推理来推定双方于2018年2月22日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并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判决新兴铸管公司支付回购款于法无据。二、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曾分别于2018年2月27日、3月15日签订过编号为ZJ2018022701和编号为ZJ18031501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且新兴铸管公司均已经履行完毕。在一审案件审理中，齐鲁国际公司对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等材料也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明确编号为ZJ2018022701的《产品购销合同》上齐鲁国际公司的公章系真实的。尽管有部分委托书经鉴定系伪造的，但齐鲁国际公司的所有材料均由齐鲁国际公司的同一个业务代表提供，在主要的《产品购销合同》系真实的情况下，新兴铸管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齐鲁国际公司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系真实的，新兴铸管公司据此履行相关合同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三、本案的相关证据已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犯罪分子截留，刑事案件的侦查对本案的审理具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经鉴定机构鉴定，鉴定结论已经明确了双方持有的部分合同等材料均系犯罪分子伪造的，且新兴铸管公司已经向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刑事报案，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已经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以伪造印章和合同诈骗进行刑事立案。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有买卖行为的存在，但齐鲁国际公司起诉所依据的《产品购销合同》经过鉴定确定系伪造，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上齐鲁国际公司印章经鉴定也不相符。据此可以认定，在双方当事人发生买卖行为过程中，确实存在犯罪分子伪造合同及相关单证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在刑事案件未查明前，一审法院应当先中止本案的审理。四、本案中齐鲁国际公司利用与新兴铸管公司之间表面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来掩盖齐鲁国际公司与犯罪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的资金拆借关系，并通过与新兴铸管公司之间表面的买卖合同关系将后续可能存在的借贷无法归还的风险转嫁给新兴铸管公司。综上，新兴铸管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事实，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重新审查，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依法改判驳回齐鲁国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予以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齐鲁国际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纠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案属于经济纠纷。即使存在新兴铸管公司所称的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行为，该行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新兴铸管公司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与其主张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即便新兴铸管公司在发货过程中因自身原因被骗，亦不影响本案中其对齐鲁国际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义务。二、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以及圣亚通公司在《担保函》中的意思表示等因素认定实际履行的合同为2018年2月2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认定事实清楚。三、一审法院认定齐鲁国际公司尚未提取货物，上述事实认定清楚。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均为电子图片，并且经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中四份委托书中“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供检样本中同名印文均不是出自同一印章，另一份委托书中印文不具备印文真伪鉴定条件。因此，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和其他证据不能证明齐鲁国际公司提取货物。四、新兴铸管公司主张齐鲁国际公司与犯罪分子之间可能存在资金拆借关系无任何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新兴铸管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圣亚通公司述称，根据一审程序中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鲁永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78号鉴定意见，齐鲁国际公司据以起诉的QLITD20180222A《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与供检样本不一致，说明该份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购销合同自始未成立，圣亚通公司在担保函中明确只为这份购销合同提供担保，现在这份合同未成立，作为担保人自然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一审程序中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鲁永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477号鉴定意见，新兴铸管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编号为ZJ2018022701）中“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供检样本印文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新兴铸管公司也认可这份合同，并且该合同已经履行，证明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真正达成合意并履行的是该份合同，而圣亚通公司并未为该份合同提供担保。因此，在现有司法鉴定意见能够确认双方签订的QLITD20180222A《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并未成立的情形下，齐鲁国际公司的诉请已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圣亚通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齐鲁国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兴铸管公司向齐鲁国际公司支付回购款29792000元；2.判令新兴铸管公司向齐鲁国际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4月4日起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由新兴铸管公司承担；4.判令圣亚通公司对前述第一、二、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发生购销业务，齐鲁国际公司在新兴铸管公司购买铜杆。2018年2月22日圣亚通公司向齐鲁国际公司出具《担保函》，载明：承诺对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将于2018年2月2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约定的新兴铸管公司的责任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2月27日，齐鲁国际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新兴铸管公司账户付款29792000元。2018年3月16日，新兴铸管公司业务人员周晓亮通过顺丰快递向齐鲁国际公司苏似锦邮寄增值税发票四张，发票总金额29791990.35元。对于涉案业务的合同如何签订，齐鲁国际公司主张该笔业务由其业务经理苏似锦与新兴铸管公司财务总监付海良、业务人员杜智君商谈，由杜智君具体经办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新兴铸管公司收到货款后，由其业务人员周晓亮向齐鲁国际公司邮寄增值税发票，新兴铸管公司认可付海良、周晓亮系公司人员，但否认公司有叫杜智君的员工。新兴铸管公司则主张涉案业务的合同应为其提交的两份合同，具体经办人员是齐鲁国际公司的代理人叶健和新兴铸管公司的何明峰，公证书中的微信截图能够证明合同的签订过程；齐鲁国际公司否认公司有叫叶健的人员，也没有委托叫叶健的人经办该笔业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对双方之间发生购销业务没有争议，只是对签订了哪份购销合同存在争议，且除了各自主张的合同外双方未发生其他业务，同时，齐鲁国际公司支付了货款，新兴铸管公司亦出具了发票，圣亚通公司也认可其出具的《担保函》的真实性，故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新兴铸管公司未提交齐鲁国际公司或者圣亚通公司涉嫌犯罪的证据，而依据现有证据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仅可能为案外人，因此，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圣亚通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受影响，案外人伪造印章的行为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关于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签订、履行的是哪一份购销合同的问题。首先，从鉴定报告看，齐鲁国际公司及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中的印文均有问题，同时，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五份委托书中四份的印文存在问题，另一份委托书中的印文不具备印文真伪鉴定条件，故仅依靠鉴定报告无法认定哪一方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其次，从货款数额看，新兴铸管公司认可其收到了齐鲁国际公司支付的29792000元货款，该数额与日期为2018年2月22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中的货款数额一致，但与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的数额不一致；再次，从合同签订时间看，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是在2018年2月27日15时之后联系签订和履行合同事宜，而齐鲁国际公司支付29792000元货款的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上午10点10分，即齐鲁国际公司支付29792000元货款的时间早于新兴铸管公司主张的两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该时间顺序与常理不符；最后，从圣亚通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来看，圣亚通公司认可《担保函》上其公章的真实性，对《担保函》中的内容亦未提出异议，该函显示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将于2018年2月22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该内容与齐鲁国际公司的主张一致。综上，一审法院综合认定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于2018年2月22日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齐鲁国际公司依据该合同向新兴铸管公司支付货款29792000元。关于齐鲁国际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提取了货物的问题。新兴铸管公司抗辩齐鲁国际公司已经提货，并提交提货单及委托书予以证明，但经鉴定四份委托书中的“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供检样本中同名印文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另一份委托书中的印文不具备印文真伪鉴定条件；同时，日期为2018年2月22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ITD20180222A）中约定需方或最终提货持单人（持有经需方确认签章的提货单），而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提货单中没有齐鲁国际公司的签章，且齐鲁国际公司对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提货单均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新兴铸管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齐鲁国际公司并未在合同约定的30日内提取货物。关于新兴铸管公司是否应履行回购义务的问题。编号为QLITD20180222A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签订的回购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编号为QLITD20180222A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十一条第2款的约定，如需方（齐鲁国际公司）未能在本合同签订日后30日内将本合同货物提走，供方（新兴铸管公司）基于其对……的考虑，须在期限届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约定价格以现汇方式回购该批货物并在2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本案中，齐鲁国际公司自合同签订后30日内未在新兴铸管公司提取合同项下货物，新兴铸管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向齐鲁国际公司回购货物、支付回购款。现齐鲁国际公司诉请新兴铸管公司支付回购款2979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979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齐鲁国际公司支付的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维权成本是否应当由新兴铸管公司承担。编号为QLITD20180222A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仅对新兴铸管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约定了违约责任，并未约定新兴铸管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回购货物、支付回购款承担何种违约责任，故齐鲁国际公司诉请新兴铸管公司承担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圣亚通公司是否应对新兴铸管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圣亚通公司认可《担保函》上其公章的真实性，故该《担保函》系圣亚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圣亚通公司应对新兴铸管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新兴铸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鲁国际公司支付回购款29792000元；二、新兴铸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鲁国际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979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圣亚通公司对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圣亚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新兴铸管公司追偿；五、驳回齐鲁国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5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8392元（新兴铸管公司预交），由新兴铸管公司、圣亚通公司负担；鉴定费64892元（齐鲁国际公司预交），由齐鲁国际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二、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签订、履行的是哪一份购销合同；三、新兴铸管公司是否已履行供货义务。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在本案中齐鲁国际公司已向新兴铸管公司支付货款，新兴铸管公司亦开具发票，双方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只是对签订了哪份购销合同存在争议，且除了各自主张的合同外双方未发生其他业务。因此，本案属于经济纠纷。即使存在新兴铸管公司所称的案外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或诈骗的犯罪行为，经济犯罪嫌疑案件的主体与本案当事人并非同一主体，所涉法律关系亦与本案不同，因此，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不受案外人伪造印章或诈骗犯罪行为的影响，本案无需中止审理，亦无需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前所述，因无证据证实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或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系齐鲁国际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且刑事案件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不同，新兴铸管公司申请调查的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或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材料已无必要，故对新兴铸管公司的该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新兴铸管公司与齐鲁国际公司签订、履行的是哪一份购销合同的问题。本案中，齐鲁国际公司与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均为电子图片，均无法提供原件，因此，对实际履行合同的认定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确定。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2018年2月27日《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ZJ2018022701）虽经鉴定齐鲁国际公司的公章与送检样本一致，但该合同系叶健通过微信发送至新兴铸管公司，现无证据证实叶健系齐鲁国际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授权人员，且合同中约定的货款金额与实际付款金额不一致，实际付款的时间亦早于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时间顺序与常理不符，该合同内容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不一致。而齐鲁国际公司提交的2018年2月22日《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QLTD20180222A），合同中约定的货款金额与实际付款金额一致；付款时间系在合同签订之后，符合交易惯例；合同内容和编号与圣亚通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中相关内容一致。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以及圣亚通公司在《担保函》中的意思表示等因素认定实际履行的合同为2018年2月2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并无不当。关于新兴铸管公司是否已履行供货义务的问题。本案买卖合同双方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齐鲁国际公司已付款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执的核心是新兴铸管公司是否履行供货义务。新兴铸管公司主张其已向齐鲁国际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并提交委托书及提货单予以证明。经鉴定，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中均列明了收货地点和联系人，其中四份委托书中的“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供检样本中同名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另一份委托书中的印文不具备印文真伪鉴定条件，齐鲁国际公司对上述委托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新兴铸管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上述委托书系齐鲁国际公司向其出具的。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提货单均没有加盖齐鲁国际公司印章，新兴铸管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提货单上的签收人系齐鲁国际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授权人员，且提货单上的签收人亦不是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中指定的联系人。新兴铸管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能达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新兴铸管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认定新兴铸管公司未能履行供货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新兴铸管公司关于其已履行供货义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兴铸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10元，由上诉人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亮审判员 马 红审判员 张秀梅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