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01行终3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樑。 委托代理人李正华，系上诉人之父。 委托代理人田冬桂，系上诉人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1号凯旋名苑3栋。 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 委托代理人余楚清，该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倩，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先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晓青，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享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文锋，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樑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工伤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及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行初3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樑于2010年6月入职于第三人保安公司处从事保安工作。2015年5月5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5月5日起至2018年5月5日止。2013年5月10日，原告李樑骑自行车在本市沿江民生路口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李樑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原告李樑于事故发生当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经辅助CT检查，门诊初步诊断为头部外伤，并对其进行了清除创口内异物及缝合伤口、包扎等处理。后原告李樑多次前往该医院复诊。2018年4月2日，因与第三人保安公司就劳动报酬发生争议，原告李樑向武汉市江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确认与第三人保安公司2010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相应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社会保险费损失等。武汉市江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江劳人仲裁字（2018）第34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原告李樑与第三人保安公司2010年5月至2018年3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保安公司向原告李樑支付年休假工资2137.93元及支付2014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社保损失36203.43元；驳回原告李樑的其他仲裁请求。2018年7月11日，原告李樑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主张其于2013年5月10日在沿江民生路口骑自行车上班途中被小车撞倒，申请对其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原告李樑同时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第三人保安公司的企业信息资料、劳动合同、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事故认定书、路线图、医院病历资料等材料。被告市人社局经审查相关材料后认为原告李樑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定1年的申请期限，且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非本人原因或其近亲属自身原因导致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故于当日向原告李樑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2018]第4号），对其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不服，原告李樑于2018年7月19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同年7月20日，被告市政府向原告李樑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并向其邮寄送达。当日，被告市政府向被告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告知被告市人社局及时作出书面答复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同年7月23日，被告市人社局向被告市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同年8月16日，被告市政府追加保安集团为第三人并向其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8年9月13日，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李樑的母亲田冬桂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经审查相关材料后，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武政复决（2018）第2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2018）第4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于当日分别向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邮寄送达。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均不服，原告李樑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8】第4号）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8）2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市人社局受理原告李樑的工伤认定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作为本市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为、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原告李樑主张的事故伤害发生于2013年5月10日。因第三人保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在法定期限内就原告李樑的事故伤害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故原告李樑可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原告李樑于2018年7月11日才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且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具有非因本人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情形，故原告李樑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定的申请期限。原告李樑主张，其曾经到人社部门进行过咨询，得到的回复是需要提供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才能申请工伤认定。因其于2018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才获取与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在获取劳动合同后立即申请工伤认定，故其申请时间没有超过申请期限。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并非仅限于劳动合同，其他例如工资单、支付劳动报酬的凭证等均可以作为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明材料，故是否获取劳动合同并非阻碍原告李樑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客观条件。另，原告李樑的事故伤害发生于2013年5月10日，如其系积极行使救济权利，完全可在当时通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确认其与第三人保安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原告李樑迟至2018年才向武汉市江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系怠于主张其权利的表现。故原告李樑的前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工伤认定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且在受理时限内的，社会保险部门应当受理。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本案中，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7月11日收到原告李樑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认为其申请超过了法定的受理时限，不符合受理条件，当日即向原告李樑作出书面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政府作为被告市人社局的同级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7月20日受理了原告李樑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保安公司作出书面答复。根据调查的结果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市政府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2018）第4号《工伤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故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并于当日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李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樑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原审查明事实，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一直持续就医，直至2018年6月12日，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最后一次就医诊断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将两个条文做体系解释，法律条文中的时效及时限规定并非科以被害人繁重的时效义务，进而关闭被害人的维权途径。同时，待伤情痊愈、损失确定再行使权力，这符合一般民众的朴素认识及法律规定。对条文的僵化理解而导致受害人权，绝非立法本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行初314号行政判决；2.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第4号《工伤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8）2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改判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受理上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市政府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保安公司同意两被上诉人的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之日起30日内，其所在单位应当向相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职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上诉人李樑于2013年5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其所在单位保安公司在30日内未向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上诉人可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上诉人于2018年7月11日才向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显然已超过1年申请期限。 关于上诉人提出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一直持续就医，直至2018年6月12日，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最后一次就医诊断时起算，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其申请认定工伤超过法定期限系因为原审第三人曾告知其会主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最终没有为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故意予以拖延，上诉人的此意见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即便上诉人所述属实，上诉人在调查中陈述，其于2014年就已知晓原审第三人并没有为其进行工伤认定申请，从此时起算，上诉人于2018年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也超过了法定期限。关于上诉人提出，其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期限，还因为系人社部门的不作为及对其进行误导的行为所致，但原告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向人社部门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人社部门对其申请设置障碍或进行误导。关于其认为根据人社部门的要求，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供上诉人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因其于2018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才获取与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在获取劳动合同后立即申请工伤认定，故其申请时间没有超过申请期限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因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并非仅限于劳动合同，不能提供劳动合同不应成为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客观障碍。而且，即使从保护上诉人权益的角度考虑，认可其理解的需要提供劳动合同来证明劳动关系，从而申请工伤认定。但上诉人于2013年5月发生事故，却迟至2018年才向武汉市江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显然怠于行使权利，对工伤认定申请超期的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综上，上诉人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并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的法定情形。为此，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对上诉人的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市政府的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樑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平 审判员  沈红 审判员  俞震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瀚 书记员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