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浙0212行赔初24号 原告郭美娥，女，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王新亮、黄群雁，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555号华茂总部壹号17楼。 法定代表人刘刚，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张碧云，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金燕、蒋珂莹，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美娥因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首南街道）乡、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美娥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群雁、被告首南街道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张某及委托代理人徐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美娥起诉称：原告的丈夫金学理在宁波市鄞州区合法拥有房屋，并且在村内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蔬菜种植。现原告房屋及蔬菜种植基地所属区域面临政府征收。原告未能与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就拆迁补偿问题达成一致，尚未与相关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7年3月21日，被告在未出具任何合法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对原告的蔬菜大棚及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并且未对屋内物品进行妥善处理。被告上述行政行为已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行初5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滥用职权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给原告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害，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原告依据《国家赔偿法》之规定，于2018年6月28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至今未收到相关答复。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房屋补偿费用96万元、屋内生活物品损失1.3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维权补助费用3万元，合计105.38万元。 原告郭美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死亡证明》及户口簿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的丈夫金学理于2007年3月30日去世的事实； 2.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房屋的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事实； 3.《国家赔偿申请书》及其邮寄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未予答复的事实； 4.网络截图2张，用以证明原告被强制拆除房屋的市场价格情况。 被告首南街道答辩称：一、已经生效的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原告被强制拆除的建筑物未办理过规划或者用地审批手续，故该房屋系违法建筑。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律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原告建造的房屋系违法建筑，故其所主张的房屋补偿费用非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不应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生活物品等损失是否存在无法确认，且与被告所实施的拆除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亦值得商榷。而原告所主张的维权补偿费用并非直接损失、被告实施的拆除房屋的行为也并非法律规定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因此，原告所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存在相关损失，其自身对损失的发生亦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前，曾于2017年2月22日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告知其违法建造建筑物，要求其自行拆除，但原告对此置若罔闻，故原告对损失的产生存在重大过错。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首南街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录像光盘1份，用以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前已对屋内物品进行了清点和搬离。 对上述证据材料，原、被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3，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材料4，被告认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原告以周边合法房屋的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没有依据。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录像光盘，原告认为该份录像光盘中其中并没有搬离原告屋内物品的内容，无法证明屋内财产已全部清点且妥善保管。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该份证据材料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30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浙0205行初58号行政判决，认定金学理在宁波市鄞州区南面搭建有单层结构建筑物，占地面积约为102平方米。金学理于2007年3月30日去世。原告郭美娥系金学理的妻子，也是上述建筑物的实际使用人。上述建筑物自搭建之日起，并未办理过规划或者用地审批手续。2017年2月22日，被告首南街道向原告郭美娥送达编号2017-002号《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于2017年2月25日前自行拆除上述建筑物，逾期不拆除则强制拆除。原告在期限内未自行拆除，被告遂于2017年3月21日实施强制拆除。此外，上述《限期拆除通知书》于2017年6月5日被复议机关确认违法。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被拆建筑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事实清楚，但被告首南街道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超越职权，故判决确认被告首南街道于2017年3月21日所实施的强制拆除金学理搭建的占地面积102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2018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05.38万元，但被告收到后未作出答复。为此，原告现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另查明，涉案102平方米建筑物中包含砖木结构房屋约52.50平方米、泡沫板棚屋约49.50平方米。金学理与原告郭美娥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郭某1、郭某2、郭某3，其中郭某2先于金学理死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郭某1、郭某3以及郭某2的妻女均明确表示放弃对金学理涉案财产的继承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对原告占地面积102平方米的房（棚）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该行为已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被告应当对该强拆行为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首先，原告认为其所搭建的房（棚）屋属合法建筑，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明其房屋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且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确认上述房（棚）屋未办理过规划和用地审批手续，不属于合法建筑，因此，原告主张按合法建筑赔偿房（棚）屋补偿费96万元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金学理建造涉案房（棚）屋的用途包括了农业种植需要，而为促进设施农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先后发布国土资发〔2010〕155号《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9月30日实施，2014年9月29日废止）、国土资发〔2014〕127号《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2014年9月29日实施），对设施农用地的范围予以了界定。尽管上述两通知分别规定从事设施农业建设应当经过审批或者备案，但本案所涉被拆除的屋（棚）系在两份通知实施之前即形成的建筑物，根据国土资发〔2010〕155号通知中关于“对于历史遗留的、尚未办理用地手续的设施农用地，各地应按照本《通知》规定要求予以妥善处理”之规定，对涉案被拆除屋（棚）中符合两份通知所规定的设施农用地的范围及使用要求的部分，被告应予适当赔偿。具体而言，对于其中5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参照拆迁补偿中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等因素按336元/平方米标准赔偿，计17640元；对于其他49.50平方米棚屋，因被告未按照法定程序并采取必要、合理方式拆除，故其对违法强拆行为造成原告可回收、再利用的建筑材料损失应予赔偿。鉴于该部分损失亦无法评估计算，本院酌情按100元/平方米的标准确定该损失为4950元。该项赔偿额合计确定为22590元。 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屋内生活物品损失，系由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所致，且因为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对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稀有物品，原告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强拆房（棚）屋前已将屋内物品全部搬离和妥善保管，故对原告主张的屋内家用生活必需品损失予以采信。至于损失的具体金额，虽原告仅提供了财产损失清单，未提供财产具体金额方面的证据，但考虑到原告的主张金额13800元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 最后，原告主张的维权费用并非由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畴；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须以公民的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故本案不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维权费用3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郭美娥经济损失36390元； 二、驳回原告郭美娥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小娟人民陪审员周雪良人民陪审员徐丽君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孙        柳        静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