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再4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京行迹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89号江苏文化大厦30层。法定代表人：张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兰，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300号长发中心02幢609室。法定代表人：仇春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南京行迹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苏民申351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再审申请人行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徐秀兰，被申请人安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迹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即关于南京南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诺公司）收到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的项目结算款不应计入讼争款项范围内的认定意见缺乏证据证明。1、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于2012年初签订的《合作协议》在成立时即生效,故自该协议签订之日安泰公司即应按约履行付款义务。该协议约定同意将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南诺公司之间的合作变更为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安泰公司的合作，故安泰公司在该协议项下的款项支付义务并不以完成业务主体变更为前提。2、根据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签订的《关于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南京行迹传媒有限公司就理财顾问业务合作事宜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行迹公司有权向安泰公司提前收取在2012年到账的2011年度的项目结算款，安泰公司也确实自此时履行付款义务。3、根据南诺公司、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张波）付款的情况，可以说明安泰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即履行付款义务，只要南诺公司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的付款，安泰公司即按协议约定向行迹公司支付了款项。如：2011年底南诺公司支付67万元；2012年1月18日南诺公司通过南京永高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高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634936.07元（此时张波仍为南诺公司的股东）；2012年5月10日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100万元（此时《合作协议》已签订，但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安泰公司已实际控制南诺公司）；2013年2月6日南诺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725279.35元；2014年8月13日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957970元；2014年11月19日安泰公司付款181695元（此时《合作协议》已签订，已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未办理与联通江苏分公司的业务主体变更）。4、南诺公司与联通江苏分公司之间的理财顾问业务在安泰公司介入前业已存在并产生收益，后因安泰公司介入，安泰公司通过签订受让股权协议成为南诺公司唯一股东，但其并未向行迹公司（张波）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才签订《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确认上述与联通江苏分公司的业务仍由行迹公司（张波）享受45%的收益。5、尽管《合作协议》中表述多为“安泰公司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的结算款项后付款”，但事实上自《合作协议》签订后，安泰公司即实际控制南诺公司，南诺公司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的结算款即应视为是安泰公司收到。安泰公司作为南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可代表南诺公司，南诺公司明确知晓《合作协议》的存在并与安泰公司一起履行该协议，故安泰公司负有按《合作协议》履行并给付款项的义务。（二）安泰公司关于系因行迹公司向其提供假发票其才未向行迹公司支付款项的陈述不是事实，且与安泰公司一审的陈述不一致。（三）行迹公司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南诺公司被注销时其股东安泰公司出具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对南诺公司的所有应付款承担责任，安泰公司作为南诺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南诺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安泰公司的财产，故安泰公司应对南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安泰公司关于在应付款项中扣除项目成本的主张没有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行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安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安泰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迹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45%收益的前提是安泰公司和联通江苏分公司之间有结算并有收款，故安泰公司应向行迹公司支付的收益应为原审判决确定的281744.48元。3、南诺公司和行迹公司之间的结算和分成，不是安泰公司和行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行迹公司基于上述合同主张安泰公司代南诺公司向其支付项目结算款的收益，缺乏合同依据以及法律依据。4、行迹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南诺公司的财产未独立于安泰公司。行迹公司于2016年8月5日诉至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安泰公司向其支付合同款差额1244178.47元及2014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尚未结算款782552.55元，共计2026731.0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行迹公司（乙方）与安泰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1份，约定：一、本协议签署背景1、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南诺公司就理财顾问服务项目（基于短信、彩信、语音的传统增值业务）进行合作，于2010年7月1日和2011年7月11日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自动一年一签），现因发展需要，该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的签署双方需变更为联通江苏分公司和安泰公司。2、南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波，张波亦持有南诺公司45%股权，但不持有安泰公司股权。为确保张波一方利益，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南诺公司的合作协议变更后，行迹公司将代表张波与安泰公司签署本协议。……第四条费用结算条款约定，1、本协议费用结算方式为按月度结算，结算标的为基于短信、彩信、语音的传统增值业务（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结算金额必须经甲方财务部核对并书面确认。（1）对于2011年12月31日前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为联通江苏分公司每月就理财顾问业务（仅限于短信、彩信、语音业务）支付给安泰公司的项目结算款的45%。（2）对于2012年1月1日后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为联通江苏分公司每月就理财顾问业务（仅限于短信、彩信、语音业务）支付给安泰公司的项目结算款扣除安泰公司项目成本后的45%。……2、行迹公司应自收到安泰公司通知开具发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安泰公司提供合法正规的结算发票，安泰公司自收到行迹公司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支票方式向行迹公司支付相应结算款项（在行迹公司向安泰公司提交关于委托永高公司代为收取本协议约定的结算款项并开具发票的授权委托书后，可由永高公司开具发票并代为收取对应结算金额）。双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行迹公司（乙方）与安泰公司（甲方）其后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双方就安泰公司与行迹公司签署的编号为ATIC-SA-QT-201202-003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进行如下补充说明：1、鉴于本协议的签署背景，行迹公司（代表张波）由股东身份转变为合作伙伴，故本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除安泰公司或与其相关联公司与联通江苏分公司的理财顾问服务项目彻底终止外）均有法律效力，安泰公司或与其相关联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停止履行本协议。……4、行迹公司有权提前收取安泰公司于2012年到账的2011年度的项目结算款项，具体额度由双方根据安泰公司前一个月的报盘数据，结合前六个月的平均退订率协商确定，因此与本协议第四条第1款第（1）项约定产生的误差额，则在下一次结算款项时予以多退少补。5、从2012年度开始，在本协议的合作期限内，安泰公司每月在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就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相关结算款开票通知后，即按本协议第四条第1款第（2）项约定向行迹公司支付相关结算款项。6、当安泰公司与联通江苏分公司就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终止合作时，本协议自然终止。经行迹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联通江苏分公司进行调查，联通江苏分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复函1份，内容为：“我司与南诺公司、安泰公司关于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的相关合同的结算情况为：2010年9月到2011年12月结算数据为6131887.8元；2012年1月到2012年9月（含201207-201212清算款）结算数据为2586126元；2012年10月至12月结算数据为676879.58（需清算的部分交接前线下已完成扣除）；2013年1月至今结算数据为4432553.77（已剔除清算部分后的实际结算金额）”。联通江苏分公司其后又出具补充复函1份，内容为：“关于我司与南诺公司、安泰公司2010年至今相关业务情况补充函复如下：关于南诺公司与我公司合作开展“理财顾问”业务一事，2010年5月10日，经公司批准，与其签订了1年期合作协议。在合作期到期后，进行了合同的续签，合同编号是20111541JSL-Z-XXDH0028。之后数年，一致延续着合同到期、续签工作。2015年3月，经南诺公司书面申请，在续签时合同主体变更为安泰公司。合同主体变更材料、2012年至今合同部分关键材料见附件。2010年至2011年合同材料，因时间较早，人员变动，档案搬迁等困难，暂无法提供。敬请谅解，特此说明。2010年9月至2016年11月（实际结算账期到2016年05月），累计结算金额为13827447.15元，其中合同主体变更为安泰公司后，结算金额为626098.85元”。联通江苏分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材料：1、安泰公司向联通江苏分公司出具的《116114业务CP合作协议》的主体变更承诺书，该承诺书的时间为2015年3月1日，内容为：“南诺公司与联通江苏分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订了《116114业务CP合作协议（南诺）》（编号CU12-3201-2014-000295）。现该公司因业务转让的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该协议。为保证原协议得以继续执行，将其在原协议中享受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的所有义务转让给安泰公司。我公司郑重承诺：南诺公司将其在原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全部转予我公司，我公司同意无条件接受，并保证完全遵照原协议的相关规定继续执行”。2、安泰公司、南诺公司、南京志高行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向联通江苏分公司出具的业务合作合同主体变更申请，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内容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鉴于南京南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诺”）和南京志高行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志高行是”）分别就‘116114理财业务’及‘116114职场、招聘服务’与贵公司签订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该两份协议均将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而南诺和志高行是均非一般纳税人，二者的母公司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则为一般纳税人。为配合贵公司关于业务合作合同签订主体的规定，以及更好的与贵公司合作开展‘理财’及‘人才’业务，南诺和志高行是现均申请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的合作主体变更为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恳请贵公司同意”。3、联通江苏分公司于2012年7月1日、2014年4月1日与南诺公司签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中的部分材料，合同编号分别为（CU12-3201-2013-000872）、（CU12-3201-2014-000295），协议期间分别自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止，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止。4、联通江苏分公司于2015年3月1日与安泰公司签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中的部分材料，合同编号为（CU12-3201-2015-000234），协议期间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止。一审法院认为：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行迹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向合同相对方安泰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并无不当，本案原、被告双方主体适格。安泰公司认为《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但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约定的费用结算方式为按月度结算，且安泰公司也于2014年11月向行迹公司支付过结算款，故行迹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该院对安泰公司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关于行迹公司要求按照《安泰与行迹结算表》中列明的数额主张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为：1、《安泰与行迹结算表》系行迹公司单方制作，安泰公司并不认可其真实性，故形式上难以采信该证据的证明内容；2、《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以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给安泰公司的结算款计算安泰公司应当支付给行迹公司的款项，根据联通江苏分公司出具的补充复函的内容，联通江苏分公司于2015年3月1日与安泰公司签订了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合同编号为（CU12-3201-2015-000234），联通江苏分公司向安泰公司支付了626098.85元，该款项应为理财顾问业务结算的费用。根据行迹公司提供的《安泰与行迹结算表》，行迹公司自认2015年之后就没有新增计费用户，安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为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安泰公司并未就理财顾问项目实际开展业务，故应按照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对于2011年12月31日前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为联通江苏分公司每月就理财顾问业务（仅限于短信、彩信、语音业务）支付给行迹公司的项目结算款的45%”的内容结算，且安泰公司也未提供证明项目成本的证据，因此，安泰公司应向行迹公司支付281744.48元（626098.85元×45%）。行迹公司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苏0104民初7333号民事判决：一、安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行迹公司支付281744.48元。二、驳回行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13元，由行迹公司负担19814元，安泰公司负担3199元。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安泰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安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行迹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行迹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法院另查明：1、《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项目成本包括外呼成本和市场落地活动费用，项目推广的差旅费用、无法清分的人力资源费用、管理费用、物业费用及办公费用等不计入安泰公司项目成本范围。A、外呼成本：指通过外呼方式发展新增收费用户所产生的成本。每月外呼成本的计算方法为月度外呼新增计费用户×该用户套餐资费（或与外呼第三方确认的收费标准）；B、市场落地活动费用：指为了维系或发展用户而举行的现场专家活动所产生的相关专家费用、场地费。第六条约定：1、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2、双方合作期间，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电信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及规定限制或禁止双方开展本协议约定业务的，本协议自上述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施行之日起终止。3、双方书面协商解除协议时，本协议终止。2、安泰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0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向行迹公司支付100万元、957970元、181695元，合计2139665元。3、南诺公司自2012年12月起成为法人独资公司，由安泰公司持有100%股权，后于2017年8月15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二审法院认为：一、南诺公司收到的项目结算款不应计入讼争款项的计算基数。理由为：1、无论是《合作协议》还是《补充协议》，均约定安泰公司在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的项目结算款后才负有向行迹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而《合作协议》第六条及《补充协议》第1条均是对《合作协议》效力起止的约定，并未约定南诺公司收到讼争项目结算款后，安泰公司即对行迹公司负有支付义务，故行迹公司主张其有权收取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给南诺公司45%的项目结算款，缺乏合同依据。2、《合作协议》仅约定行迹公司同意就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的签订主体由南诺公司变更为安泰公司，双方并未约定变更的具体时间及期限，行迹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安泰公司存在恶意阻扰变更的情形，故不能据此认定安泰公司的给付条件自2012年起成就。3、安泰公司虽自2012年12月起持有南诺公司100%股权，但两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各自以自有资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行迹公司不能因两公司间的持股关系，主张其有权提取南诺公司收到的项目结算款。4、至于安泰公司在2015年前的付款行为，因所付款项的时间与金额均与《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缺乏对应关系，而行迹公司亦未能提交相关结算凭证，故不能据此认定安泰公司在收到联通江苏分公司的项目结算款前即负有向行迹公司付款的义务。5、行迹公司依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提起本案之诉，南诺公司并非上述协议的签订方，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被告，故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并无不当。二、《合作协议》第四条第1款第（2）项约定，对于2012年1月1日后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应扣除安泰公司的项目成本，但项目成本仅包括外呼成本和市场落地活动费用。其中，外呼成本的计算方法为月度外呼新增计费用户×该用户套餐资费，市场落地活动费用是指为了维系或发展用户而举行的现场专家活动所产生的相关专家费用、场地费。现安泰公司主张应扣减其向南京西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学公司）支付的信息服务费820730元，但该费用既不属于外呼成本，亦非市场落地活动费用，故安泰公司要求扣减上述费用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及事实根据，不予支持。鉴于行迹公司自制的《安泰与行迹结算表》中显示2015年之后没有新增计费用户，安泰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协议约定的项目成本已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根据安泰公司实际收取的项目结算款进行计算，判决其应支付行迹公司281744.48元，亦无不当。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7）苏01民终84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13元，由行迹公司负担19814元，安泰公司负担3199元。本院再审阶段，行迹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诺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张波原为南诺公司持股比例45%的股东，后张波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安泰公司，但安泰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确定安泰公司将南诺公司原有业务45%的收益按年向行迹公司支付，作为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方式，进而证明行迹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取得45%的收益。2、行迹公司在光大银行开立的087645120100306059452账户的对公账户对账单1份（系自行从网上打印），拟证明在办理完南诺公司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之后，南诺公司和安泰公司即按约定方式向行迹公司支付收益，但未足额支付。该对账单显示行迹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分别收到安泰公司支付的100万元服务费、957970元信息服务费、181695元跨行转账款；于2013年2月6日收到南诺公司支付的725279.35元信息费。3、刘晓龙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1份，拟证明2011年9月2日至2012年2月1日期间，南诺公司向张波的代理人刘晓龙支付相应收益的情况，具体为2011年9月2日支付50万元，2012年1月18日支付10万元，2012年1月19日支付7万元。证据2、3进一步说明在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南诺公司向张波支付股东分红，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后，由南诺公司和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收益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故南诺公司和安泰公司应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安泰公司质证认为：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待核实，不认可行迹公司的证明目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名目为结算款，但对账单标记的款项摘要为信息费、服务费、信息服务费、跨行转账往来等，故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无法证明刘晓龙的身份及其与张波的关系，故不能达到行迹公司的证明目的。安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诺公司外呼员工资及社保费用表，拟证明南诺公司为案涉理财顾问服务业务自2012年起支付外呼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共计434200.84元。2、南诺公司外呼员（人力资源外包）费用统计表及发票、借记通知，拟证明南诺公司为案涉业务自2012年起向相关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外呼人员费用共计3927155.79元。3、南诺公司理财业务外呼费用统计表及发票，拟证明南诺公司为案涉业务自2012年起向外呼公司支付外呼费用共计1403968.9元。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南诺公司为案涉业务支付的外呼成本费用应在计算行迹公司的收益时予以扣除。行迹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该费用实际发生，且《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人力资源费用不计入项目成本范围。2、对证据2统计表所附的发票及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安泰公司未能提供南诺公司和相关人力资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故不能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且相关费用即使存在，也属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不计入项目成本范围的费用。3、对证据3中统计表所附的发票及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确定相关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统计表记载2012年1月18日支付服务费57610元，而所附记帐凭证记载该费用是支付2011年12月的外呼费用，故不应作为项目成本；安泰公司主张向扬州市天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语公司）支付的几笔费用，经行迹公司与天语公司核实，该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回函称其与安泰公司、南诺公司之间的费用不涉及与联通江苏分公司合作的外呼业务；安泰公司未能提供南诺公司和有关公司所签合同印证其主张的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4、案涉《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外呼成本的计算方式、收费标准，而安泰公司所举证据均非双方约定的可以扣除的项目成本，且安泰公司在二审中仅主张案涉业务的外呼成本系其支付给西学公司的820730元款项，但在二审法院未采信其主张后，现又提出新的外呼成本，违反了禁反言的原则。本院对行迹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和2的关联性亦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行迹公司未能证明刘晓波的身份及其与张波的关系，故该证据尚不能达到行迹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于安泰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案涉《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应予扣除的项目成本及其计算方法，而安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与案涉业务的关联性，也与双方约定的外呼成本计算方法不符，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行迹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为支持其主张的2026731.02元费用的构成，提交了自行制作的《安泰与行迹结算表》1份，其中记载了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新增计费用户数和新增计费外呼费，新增计费外呼费用系以新增计费用户数乘以8元计算得出，共计338232元。行迹公司称新增计费用户数是根据安泰公司的祁飞、万琳琳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所附的“南诺佣金计算情况表”及“南诺收入情况表”统计而来，8元的计算标准系因联通江苏分公司收取的用户套餐资费是8元/月。安泰公司确认祁飞、万琳琳曾系其公司业务经理、财务经理，但称二人已离职，故无法确认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也不清楚“南诺佣金计算情况表”及“南诺收入情况表”中的新增计费外呼费如何计算得出。本院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双方在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一）南诺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记载：1、南诺公司系2004年由胡玲和仇春黎出资成立，其中胡玲出资90万元，仇春黎出资10万元；2010年7月，胡玲将其股权分别转让给张波和仇春黎，股权转让后，张波的出资为45万元，仇春黎的出资为55万元，张波任法定代表人。2、2012年12月13日，南诺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仇春黎、张波分别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安泰公司，同时免去张波的执行董事职务和仇春黎的监事职务。张波和安泰公司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股权的价款为45万元，于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2012年12月25日，南诺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安泰公司，出资额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祁飞。安泰公司认可其未向张波支付股权转让对价。3、安泰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于2017年8月15日申请办理南诺公司简易注销登记手续。注销登记申请上载明南诺公司的注销原因为股东决议解散；公司无债权债务；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安泰公司另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1份，承诺已将南诺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安泰公司提交的2017年2月20日《南诺公司清算报告》显示，南诺公司的剩余财产为607949.47元，由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安泰公司认可其已取走上述款项。（二）行迹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收到南诺公司支付的725279.35元信息费。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给南诺公司的项目结算款应否计入讼争款项范围内，即行迹公司可否要求安泰公司向其支付该部分结算款的45%的收益；2、行迹公司主张的项目结算款应否扣除项目成本，如应扣除，数额应如何确定。本案的背景系双方于2012年3月达成的系列协议，约定案涉服务项目的合同主体由南诺公司变更为安泰公司，为确保张波的利益，由安泰公司继续向代表张波的行迹公司支付案涉服务项目的结算款。之后，张波于2012年12月将其拥有的南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安泰公司。直至2015年3月案涉服务项目的主体方变更为安泰公司，即在协议签订后的近三年时间内一直以南诺公司的名义继续与联通江苏分公司履行案涉项目。双方对项目主体正式变更为安泰公司后，应由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支付相关项目结算款并无实质性争议，但对于协议签订至案涉服务项目主体正式变更期间的付款主体产生争议。行迹公司主张根据协议的约定，又鉴于南诺公司在诉讼期间被安泰公司注销这一事实，应由安泰公司承担此段时间的支付结算款责任。安泰公司则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主张案涉协议仅能在服务项目主体变更后才对其发生法律约束力，在服务项目主体仍为南诺公司期间内，行迹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确系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在适用该规则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简单依赖于合同条款的形式性表述。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从诉争背景、合同条款、履约行为等方面综合分析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准确合理界定履约主体及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综合全案证据，案涉协议实质是在南诺公司股权结构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原股东对南诺公司之后就案涉服务项目的相关收益分配进行的重新安排。根据协议签订后的系列股权变化以及履约情况，安泰公司应当承担向行迹公司支付包括案涉服务项目主体正式变更前的结算款的合同义务。具体分析如下：一、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给南诺公司的项目结算款应计入讼争款项范围内，即行迹公司可以要求安泰公司向其支付该部分结算款的45%的收益。首先，从《合作协议》载明的签订背景可见，行迹公司和安泰公司是基于要将联通江苏分公司与南诺公司就理财顾问服务项目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主体变更为联通江苏分公司和安泰公司，而张波并非安泰公司的股东，仅是南诺公司持股45%的股东，为保障张波一方的利益，故约定由行迹公司代表张波与安泰公司签署该协议，并明确约定安泰公司有义务按协议约定向行迹公司支付项目结算款项。该协议签订时，张波是行迹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仇春黎不仅是南诺公司的股东，同时是安泰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故《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系各方基于各自利益考量所作的安排，在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未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安泰公司应按约履行向行迹公司支付项目结算款45%收益的义务。何况，安泰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即成为南诺公司的唯一股东，且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故如果仅因安泰公司在2015年3月1日才和联通江苏分公司签订增值业务SP合作协议，即认定安泰公司无需就此之前发生的项目结算款向行迹公司支付收益分成，将有违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初衷，造成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其次，尽管《合作协议》约定的主体变更事项在2015年3月1日才实际完成，但此非行迹公司的原因造成，且双方也未约定完成主体变更是协议的生效条件或是安泰公司向行迹公司付款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安泰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即在2012年5月10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共计向行迹公司支付2139665元款项。安泰公司虽先辩称上述款项是其和行迹公司之间基于其他业务所发生的费用，后又辩称系南诺公司委托其向行迹公司付款，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认定安泰公司已经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再次，尽管安泰公司和南诺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行迹公司也未能提供南诺公司和张波达成的关于南诺公司向张波支付案涉理财顾问服务业务项下项目结算款45%收益的书面协议，但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南诺公司即向张波支付过项目结算款收益，在该协议签订后南诺公司于2013年2月6日向行迹公司支付了725279.35元信息费，此时安泰公司已经实际控制南诺公司，安泰公司亦认可该款项是南诺公司支付给行迹公司的案涉理财顾问服务业务的分成，由此可见，无论是南诺公司还是安泰公司，均认可应向行迹公司（张波）支付项目结算款45%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安泰公司在其提出行迹公司（张波）应向南诺公司主张业务分成的抗辩意见，且明知行迹公司已申请追加南诺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履行相关通知义务，即通过简易程序注销了南诺公司，并自认取走南诺公司607949.47元剩余财产，安泰公司的该行为直接导致行迹公司（张波）无法再向南诺公司主张权利，据此，根据上述规定，安泰公司也应对由此给行迹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何况，安泰公司在注销南诺公司时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如果有违法失信，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行迹公司在本案中可以就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给南诺公司、安泰公司的项目结算款，要求安泰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其给付45%的收益。鉴于南诺公司被注销时的真实资产状况不能确定，且安泰公司注销南诺公司的行为确实给债权人行迹公司造成损害，由安泰公司对南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故对于安泰公司提出的其仅应在取走的南诺公司607949.47元剩余财产的范围内向行迹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行迹公司主张的项目结算款应当扣除相应的项目成本。《合作协议》第四条费用结算条款中约定“对于2011年12月31日前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为联通江苏分公司每月就理财顾问业务（仅限于短信、彩信、语音业务）支付给安泰公司的项目结算款的45%；对于2012年1月1日后发展的理财顾问用户，结算金额为联通江苏分公司每月就理财顾问业务（仅限于短信、彩信、语音业务）支付给安泰公司的项目结算款扣除安泰公司项目成本后的45%；项目成本包括外呼成本和市场落地活动费用；外呼成本指通过外呼方式发展新增收费用户所产生的成本；每月外呼成本的计算方法为月度外呼新增计费用户×该用户套餐资费（或与外呼第三方确认的收费标准）”。根据联通江苏分公司出具给一审法院的复函，联通江苏分公司支付2011年12月31日之前的项目结算款为6131887.8元，支付2012年1月以后的项目结算款为7695559.35元。安泰公司和行迹公司对上述数额均无异议。根据《合作协议》的上述约定，2011年12月31日之前的项目结算款无需扣除项目成本，故安泰公司应支付给行迹公司的收益为2759349.51元（6131887.8元×45%）。虽然对于2012年之后的项目成本应由安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安泰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考虑到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已经预见到2012年之后存在项目成本支出，且行迹公司在其制作的《安泰与行迹结算表》中也认可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新增计费外呼费为338232元，而该费用的计算也符合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外呼成本的计算方法，故本院确认2012年以后的项目成本为338232元。据此，2012年以后安泰公司应支付给行迹公司的收益为3310797.31元[（7695559.35元-338232元）×45%]。综上，安泰公司总计应支付给行迹公司的收益为6070146.82元（2759349.51元+3310797.31元），因行迹公司自认已收到4169880.42元，故安泰公司还应向行迹公司支付1900266.4元（6070146.82元-4169880.42元）的收益。综上，行迹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468号民事判决和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7333号民事判决；二、安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行迹公司支付1900266.4元；三、驳回行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13元，由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1586元，由南京行迹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4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13元，由南京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1586元，由南京行迹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445元。审判长 顾 韬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