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956号原告：余竹兰，女，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莲莲，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莹，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汤爱兰，女，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被告：曾宪富，男，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自强、陈荣生，均系广东文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竹兰与被告汤爱兰、曾宪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竹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莲莲、谢燕莹，被告汤爱兰、曾宪富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自强、陈荣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竹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12月5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两被告是江西老乡，自2018年11月19日起，被告汤爱兰、曾宪富向原告余竹兰借款共计本金315万元，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4%，每月付一次。汤爱兰、曾宪富已经收到上述借款315万元。之后，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65万元，至今仍欠原告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利息，原告多次联系两被告催促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两被告至今仍未还本付息。另查，两被告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系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两被告对本案借款均参与且知晓。综上，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汤爱兰、曾宪富共同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关于本案标的问题。原告主张向被告支付了315万元，尚欠250万元未还，该金额有误。1）关于315万元构成。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不足以证实有315万元，应当以我方证据6银行流水为准，该315万元组成除了原告本人，还包括原告丈夫曹祖东在2018年11月21日汇了10万元、12月4日汇了29万元；2）被告汤爱兰已经向原告归还了部分款项，具体为2018年11月30日归还4万元、12月7日归还16万元，通过案外人曾诚于2018年12月16日归还20万元、12月17日归还30万元，被告汤爱兰还于2018年12月22日给原告一块全新的价值7万多元的手表用于抵偿原告的投资款，上述归还款项以及手表合计77万元，本案争议标的应为238万元。2、本案不是民间借贷，涉案款项属于投资款，而且是属于陈善刚非法吸存刑事案件中赃款的一部分，法庭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请。1）本案事实经过。汤爱兰和刘礼正都是从事代还信用卡业务，所有投资款都是投到陈善刚项目中，陈善刚属于代还信用卡中的始作俑者，目前陈善刚代还信用卡项目已经被证实是非法项目，其本人也已被检察院起诉，包括被告以及刘礼正在内100多人都是受害人，涉案赃款将近8000万元，我方认为陈善刚吸取的资金都是赃款。原告与被告素不相识，本案证人刘礼正和原告丈夫曹祖东是同学关系，2018年11月初刘礼正请原告夫妻到被告开设位于大石××电××渔村吃饭，曾宪富作陪，曾宪富堂哥曾宪斌也在场，那次是原告与曾宪富第一次见面，吃饭过程刘礼正和原告夫妻到饭店三楼洽谈投资代还信用卡项目，第二天原告夫妻还去了陈善刚处了解代还信用卡项目具体内容和操作流程，原告在充分了解该项目后陆续投了100多万给刘礼正，在当天晚上原告也知道汤爱兰是从事同一项目，而且在该项目中投入更大的资金，背景更强大可靠，所以原告提出与被告洽谈，并且提出被告能够给更高的利润，便筹集资金通过被告汤爱兰投到陈善刚代还项目中，此后双方达成月利润8%。原告从2018年11月19日陆续投钱到该项目，在原告投钱到该项目不到一个月时间，陈善刚因非法吸存被羁押。2）本案虽有一张借条，但实际是假借款真投资。原、被告不是熟识朋友，双方民间借贷关系基础不存在。原告资金除自有资金外，还来自兄弟姐妹朋友同事借款以及信用贷款，从资金来源角度可见，双方认识不久就投入300多万，而且有些是从别处借款和贷款得来，这与日常生活不符。本案证据长达100多页微信聊天中都可以证实原告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明确涉案款项是投资款，其与汤爱兰是投资合作生意伙伴关系，而且原告很清楚其投资款是通过汤爱兰把资金投到陈善刚项目中，而非表面民间借贷。3、本案仅有150万元的借条，而涉案款项是238万元，敬请法庭予以审查认定。4、在2018年11月19日，原告到被告处吃饭时在洽谈投资项目时被告曾宪富本人没有参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汤爱兰也要求原告不要告知曾宪富，而且事实上曾宪富不清楚原告投了多少钱，因此本案的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与曾宪富无关。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给被告汤爱兰的投资款是属于陈善刚项目中的赃款，应当予以退赃处理，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应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被告双方往来款项的情况。庭审时，原、被告确认：余竹兰通过自己及丈夫曹祖东的账户向汤爱兰转款，转款总金额为315万元，其中于2018年11月19日转款30万元、于2018年11月20日分别转款37万元、40万元，于2018年11月21日分别转款28万元、5万元、10万元，于2018年11月30日转款50万元，于2018年12月3日转款30万元，于2018年12月4日分别转款1万元、29万元，于2018年12月11日转款55万元；汤爱兰通过自己或曾城的账户向余竹兰转款，转款总金额为70万元，其中于2018年11月30日转款4万元、于2018年12月7日转款16万元、于2018年12月16日转款20万元、于2018年12月17日转款30万元。余竹兰对汤爱兰上述转款无异议，只是认为2018年11月30日转款4万元以及2018年12月7日转款16万元中的1万元，共5万元是支付款项的利息。此外，汤爱兰还于2018年12月22日给余竹兰一块价值港币72700元的劳力士手表。庭审时，汤爱兰主张该表折抵价格为7万元。余竹兰对此没有异议。2、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余竹兰主张其转账给汤爱兰的315万元款项是借款，为此提供以下证据证实：1）借条1份，内容是“借款人汤爱兰，身份证号：，居住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万隆乡廖洞村廖洞。汤爱兰在2018年11月19日从余竹兰（身份证：）处借入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00）。利息按我们口头约定的给，每月付一次。若余竹兰本人需50万以内资金时，在其通知后15天内还清本息。特立此据借款人：汤爱兰日期：2018.11.23”。2）余竹兰与曾宪富的微信聊天记录。3）余竹兰的丈夫曹祖东与曾宪富的微信聊天记录。余竹兰认为证据1证实其与汤爱兰口头约定出借借款300万元，并先就其中150万元立下借条，其余款项因当时尚未支付故未立借条；证据2、3证实两被告均知晓并参与本案借款事宜，在聊天中曾宪富还于2018年11月16日表示借款本金一百万之内利息按7分计算，如果借款金额增加，利息可以增加；此外，在曹祖东催促还款的情况下，曾宪富同意做抵押贷款还款，并以汤爱兰的手表质押给余竹兰。两被告质证认为，汤爱兰虽根据余竹兰的要求，在余竹兰草拟的借条签名，但该借条是真投资假借款。汤爱兰与余竹兰刚认识没几天，不相熟，为增加余竹兰投资的信心才出具借条。而且从借条的内容来看也不符合正常借条形式，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借款周期和借款用途，但却专门约定余竹兰如需要50万元以内资金，汤爱兰需在15天内退还，正是因为是投资款，因投资要稳定的周期性，不能随时撤资，才约定了宽松期退还；证据2的内容并不完整，余竹兰故意将投资等字眼删除，而且微信内容只能证实双方约定在2018年11月19日到两被告经营的电白渔村谈投资项目，并不能证实曾宪富对本案投资款知情；而证据3中曹祖东在与曾宪富的聊天中提到“投你那，你给几个点我”、“我准备投100万元”、“尽最大可能给我回报，说不定还有更多”、“多少分收益”、“可否高点”、“我可投三百”等等，亦说明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两被告主张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为此提供以下证据证实：1）余竹兰与曾宪富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余竹兰提交的证据2并不完整，余竹兰与曾宪富不是熟络的朋友，双方于2018年11月5日才加微信正式认识，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而且余竹兰在微信中提到“我现在有40万，想投到你名下，如果你有更高的回报的话。”、“慢慢加大投资”、“正在办理抵押贷款200万”、“你要给我好点利润，我可以融资的”等等，说明本案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2）余竹兰与汤爱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余竹兰与汤爱兰不是熟络的朋友，双方于2018年11月19日才加微信正式认识，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在余竹兰与汤爱兰长达100多页的聊天内容中，余竹兰从开始到结束都清楚的知道涉案款项是投资款，其与汤爱兰是投资、合作和生意伙伴关系，而且余竹兰清楚知道其资金是投入到陈善刚供养信用卡项目中，其在投资前不仅与丈夫曹祖东对陈善刚如何供养信用卡进行过考察，而且在得知陈善刚非法吸存刑事案件爆发后，向汤爱兰追问其最后一笔55万元投资款是否给了陈善刚，在得知尚未给付后，要求汤爱兰退款，而且从聊天内容可知，余竹兰的资金并非全部来自自有资金，还来自于信用贷款以及兄弟姐妹同事朋友的借款，从资金来源可见，双方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风险高的投资关系。3）曹祖东与汤爱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在陈善刚非法吸存刑事案件爆发后，曹祖东加了汤爱兰的微信商量归还投资款的事实，其中曹祖东提到“为投资你那，我把生意股份全转出了，还借同事200万外债，同事的利息我是不能少的，希望你近期筹100万给我还了利息高的，有100万是5分借回来的”。4）余竹兰与陈善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余竹兰是清楚知道涉案款项是投入到陈善刚供养信用卡项目。5）联名求助信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各1份，证实汤爱兰等几十名受害人就陈善刚供养信用卡案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及2019年3月陈善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本案涉案投资款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赃款，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6）证人刘礼正证言，证实其与陈善刚认识多年，2017年下半年陈善刚做POS机业务，说用POS机帮别人还信用卡可以赚手续费，从那时起陈善刚就开始向其借款来帮别人还信用卡；2018年11月8日，其与余竹兰等人吃饭时就谈了这个事情，而后其带余竹兰见了陈善刚，并由陈善刚介绍了代还信用卡项目并展示了操作流程，当时余竹兰就说投一点试一下，而后余竹兰通过其账户投了30万元，其在转给陈善刚后，就回了江西，而后余竹兰又通过其陆续投了100多万元；其是在陈善刚事发后，才知道余竹兰还通过汤爱兰投钱给陈善刚；因为余竹兰并不认识陈善刚，为增加余竹兰投钱的信心，其出具了借条给余竹兰，借条中虽写明其是借款人，但其认为其只是作为担保。余竹兰质证认为，证据1、2、3均是真实的，但从这些微信聊天来看，余竹兰将钱借给两被告，就是想把手中的钱拿去理财，获得回报利息，所以才会出现“投”、“利润”等字眼，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而且双方签订过书面的借条，约定了借款的利息，而事实上，汤爱兰亦有偿还过借款本金和利息；双方不是投资合作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合作协议，也没有约定共负盈亏,共担风险；余竹兰与陈善刚不存在业务合作，是汤爱兰与陈善刚存在业务合作；曹祖东亦只是催促两被告还钱；而证据4证实陈善刚并没有接受余竹兰的任何款项，陈善刚只是让余竹兰将钱借给电白渔村即两被告，余竹兰与陈善刚不存在任何合作投资关系；证据5只能证实两被告共同参与了陈善刚代还信用卡项目，涉案款项与陈善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证实余竹兰与陈善刚没有直接往来，余竹兰只是将钱出借给汤爱兰和刘礼正，上述款项都是以借款的形式，汤爱兰和刘礼正亦分别向余竹兰出具了借条。3、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属于汤爱兰、曾宪富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余竹兰认为涉案款项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该款产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从其提交的上述证据3的内容可见，涉案债务是两被告合意下产生，因此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两被告认为余竹兰提交的证据3中曾宪富与曹祖东谈投资利润是2018年11月16日，但余竹兰与汤爱兰的微信聊天记录则始于2018年11月19日，而且在聊天伊始汤爱兰就要求余竹兰不要对曾宪富说投资多少额度，故此曾宪富对汤爱兰与余竹兰的涉案款项是不知情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由以上规定可见，民间借贷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其本质的特点是到期还本付息。而投资一般指特定经济主体为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或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的对象投入资金或其他等价物的经济行为，其实质特点是与合作方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本案中，余竹兰在与汤爱兰的洽谈过程中虽多次使用投入、投资等字眼，但从汤爱兰签订的借条以及双方履行的情况来看，实质上双方的资金往来是一种资金融通，即余竹兰提供资金给汤爱兰，汤爱兰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而双方没有投资协议更无投资的实质特点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约定，因此本院认为涉案款项应属于借款，余竹兰与汤爱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本案中，余竹兰与汤爱兰虽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但从汤爱兰提供的证据来看，余竹兰出借资金前向陈善刚了解过供养信用卡的流程和操作，也按照陈善刚的要求将资金交给电白渔村即两被告，在陈善刚事发后还叮嘱汤爱兰有资金要转到其他账户，否则公安介入账号都要封以及询问最后一笔转款是否交付给陈善刚，这些都说明余竹兰是自始至终都是知道和应当知道其出借给汤爱兰的款项是用于陈善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应当认定余竹兰与汤爱兰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此，汤爱兰从余竹兰处取得的款项，应予以返还。根据原、被告双方当庭确认，余竹兰共转给汤爱兰315万元，而汤爱兰已返还给余竹兰77万元（包括劳力士表折抵价款7万元），故此汤爱兰尚需返还余竹兰238万元。由于造成合同无效，双方都有过错，因此余竹兰要求汤爱兰支付借款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且汤爱兰于2018年11月30日支付的4万元以及2018年12月7日支付的16万元中的1万元，共5万元亦不作为利息，而应作为返还本金直接抵扣。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涉案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汤爱兰与曾宪富是夫妻关系，涉案款项产生于汤爱兰与曾宪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曾宪富前期参与了余竹兰夫妇出借款项的洽谈，后期也参与了资金的返还，特别是他在与曹祖东的聊天中提到“现在真的没有现金给到你，有钱就不会我老婆把手表压给你们啊”，这些都说明曾宪富知道和参与了余竹兰与汤爱兰的借款事宜，因此涉案款项属于汤爱兰与曾宪富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汤爱兰与曾宪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汤爱兰、曾宪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余竹兰借款238万元。二、驳回原告余竹兰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80元，由原告余竹兰负担1040元，由被告汤爱兰、曾宪富负担2584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菲人民陪审员  陈善文人民陪审员  屈泳航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康颖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