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7号 原告：宁波市诚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海韵园11#503室。 法定代表人：冯丽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玺，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科学大道107号天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宋恩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亮，男，该公司风控部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诚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运公司）与被告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4月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诚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玺，被告进出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亮、李荣，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诚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进出口公司支付诚运公司运费及货运代理费美金5000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6.6066计算，折合人民币33033元）、人民币546600元及上述款项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至7月，进出口公司委托诚运公司代理出运10票货物，诚运公司代为办理了拖卡、报关、订舱等出运手续，并向进出口公司交付了提单。根据进出口公司指示，1月份委托出运的5票货物的代理费发票，发票抬头为案外人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宇公司），相应发票也交给了进出口公司。2017年12月20日，经双方确认，进出口公司尚欠诚运公司运费及代理费美金5000元、人民币546600元。进出口公司经多次催讨不予支付，故诉至法院。 被告进出口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诚运公司诉称事实不成立，进出口公司并未委托诚运公司出运涉案10票货物，诚运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证据中涉及进出口公司的印鉴虚假，诚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保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诚运公司所交证据中，进出口公司对证据2、证据4中以进出口公司为抬头的发票、证据5中提单、证据6、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和证据3有原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虽系复印件，但均系海运过程产生的单据，可相互印证，进出口公司在微信聊天时确认其为货物所有人，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电放保函，进出口公司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未提供证据证明诚运公司伪造印章或擅自电放，经法庭询问后未告知电放核实情况，据此，对电放保函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中发票、付款凭证有原件，与提单记载内容可相吻合，故予以认定；证据9系诚运公司与海宇公司的委托出运对应的提单，与进出口公司提交的证据四证明方向一致，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但是表明双方均确认诚运公司与海宇公司代理出运过货物、双方有款项往来的事实，对证据9与证据四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进出口公司所交证据中，诚运公司对证据一、二内容无异议，确认向海宇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过债权，故对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系进出口公司陈述，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17年1月3日至15日，诚运公司代理5票涉案货物装船出运，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进出口公司，装箱单加盖有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名称的长方形印章和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恩君字样的签章。2017年1月16日，海宇公司向诚运公司出具开票确认书，记载货物出运日期、提单编号和运费金额，要求发票开给海宇公司，若海宇公司未付，诚运公司有权向进出口公司追偿此运费，落款处加盖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名称的圆形印章。随后诚运公司按照开票确认书开具了5张抬头为海宇公司的发票，发票备注提单编号和目的港。2017年6-7月，诚运公司又代理出运涉案5票货物，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进出口公司，装箱单加盖有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名称的长方形印章和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恩君字样的签章。随后，诚运公司开具以进出口公司为抬头的代理运费发票，并寄给进出口公司。进出口公司表示要与海宇公司核实是否系进出口公司的货物，但未支付发票所载运费。2017年6月15日，诚运公司员工向进出口公司员工何向能电子邮箱发送邮件，何向能邮件回复告知诚运公司以后同时抄送进出口公司员工“小李”的邮箱。2017年7月25日，诚运公司员工再次向进出口公司员工何向能电子邮箱发送邮件。2017年10月18日，进出口公司员工“小李”与诚运公司员工通过微信联系，在微信中上传船公司名称信息表格，告知诚运公司表格中的信息为进出口公司出货的船公司名称及出货日期。2017年12月20日，海宇公司向诚运公司出具运费确认书，确认进出口公司2017年1-7月未付运费的明细及总额，落款处加盖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名称的圆形印章。2018年1月10日，因未收到代理运费，诚运公司与海宇公司共同出具“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未付运费确认书”，记载海宇公司未付诚运公司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运费合计868475元，其中涉及本案的系2017年1月发票抬头为海宇公司的5票货物。2018年12月17日，诚运公司就涉案10票货物的代理运费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6年12月，诚运公司代理2票货物经海路运至泰国，提单记载进出口公司为托运人，2票货物交付采取电放方式，电放保函上加盖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名称的圆形印章。诚运公司开具发票后，进出口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诚运公司代理运费。2017年1-2月，诚运公司代理出运3票货物，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海宇公司，诚运公司与海宇公司对未付运费进行了确认。2017年5-6月，诚运公司代理出运四批货物，进出口公司为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并支付了诚运公司代理运费。 还查明，2018年6月26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海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诚运公司就2017年1月代理出运的涉案5票货物的运费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一是诚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是进出口公司的违约责任。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一、关于诚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诚运公司主张与进出口公司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而言，在双方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的情况下，诚运公司所举证据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从取酬名义方式、发票种类和项目、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履行其他情况，来证明其与进出口公司的合同关系成立。综观本案证据和事实，诚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 首先，关于合同订立的方式。从合同形式上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既可由本人直接订立合同，也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本案中诚运公司所举证据表明，在涉案货运代理前的2016年12月，以及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期间的2017年5-6月，诚运公司代理出运进出口公司所属货物后，均收到了进出口公司的代理运费汇款，双方并无书面合同。进出口公司在庭审中辩称其与诚运公司之间有签订书面合同，但经当庭释明后未提交法庭，故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进出口公司虽在庭审中提出其与海宇公司存在出口代理关系、货运代理由海宇公司自行联系的主张，但未提供出口代理合同等相关证据，亦不能排除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委托诚运公司代理出运货物的可能性。从海宇公司、诚运公司的货运代理业务往来看，海宇公司与诚运公司在2016年合作及欠款较多，最后一笔未付欠款业务发生在2017年2月1日。从代理运费及货运订舱信息的事先确认来看，并无证据证明进出口公司在代理过程中确认过运费及订舱信息，海宇公司代为确认的可能性较大，这与诚运公司事后与海宇公司联系确认未付运费、海宇公司交给其加盖有进出口公司印章的运费确认书相互印证。综上，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出运代理业务的订约过程，但是从双方订立合同习惯、履行过程以及费用确认偿付等环节可见，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口头委托诚运公司办理涉案货物出运存在高度可能性，进出口公司虽提出反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认定诚运公司主张的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口头委托其办理涉案货物出运的事实存在。 其次，关于取酬名义方式、发票种类和项目。诚运公司根据加盖有进出口公司印章的开票确认书，将2017年1月的5票货物的发票开给海宇公司，另将2017年6-7月的抬头为进出口公司的发票寄给了进出口公司，上述发票均明确记载代理运费和提单编号等信息，诚运公司亦提供证据表明已向其委托的订舱代理企业支付了海运费等费用，足以表明诚运公司以货运代理人名义履行了受托事项，并向其委托方进出口公司及其部分委托事项的指定付款人海宇公司主张货运代理事项报酬的事实。 再次，在认定诚运公司系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代理人的基础上，需要判断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委托诚运公司办理货物出运对进出口公司有无法律上的约束力。鉴于进出口公司否认其委托海宇公司办理涉案货运事宜，诚运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进出口公司有过该项委托，故根据现有证据判定海宇公司系在未取得进出口公司授权情况下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委托诚运公司代理货物出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如诚运公司有理由相信海宇公司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反之则无效，进出口公司不受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约束。从本案证据和事实来看，诚运公司主张海宇公司有代理权更为可信。第一，海宇公司具有有权代理的外观。海宇公司在2017年1月16日出具的开票确认书、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运费确认书均加盖有进出口公司中英文印章，该印章在2016年的电放保函中使用过，电放保函作为货主、货运委托方对承运人无需凭单放货的保证，在国际货物运输实践中普遍采用，进出口公司作为大型进出口企业不可能对货物电放所需材料不知情。即便进出口公司确未授权海宇公司刻制和使用该印章，也难以得出其不知悉海宇公司以其名义办理货物电放的结论。涉案货物的装箱单加盖有进出口公司及其法人印章，亦可能导致诚运公司确信海宇公司有权代理进出口公司办理货运委托。第二，诚运公司依据海宇公司指示履行了代理行为。具体表现在：提单发货人、装箱单抬头等均记载为进出口公司；开具以海宇公司为抬头的代理运费发票；根据开票确认书要求海宇公司支付运费并办理破产债权登记；寄给进出口公司2017年6-7月的5票货物的代理运费发票。在海宇公司拖欠诚运公司2016年运费30多万元未付的情况下，诚运公司继续将2017年1月的5票货物共计333600元代理运费发票开给海宇公司，诚运公司信赖海宇公司有权代理进出口公司并作出开票指示，合乎常理之解释。第三，海宇公司系为进出口公司利益行事。进出口公司经海宇公司介绍联系上诚运公司，在2017年10月18日与诚运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涉案货物系进出口公司出运。从海宇公司与诚运公司共同出具的运费确认书来看，该确认书最后提出“以上运费拖欠时间早已超过约定的三个月付款期，时间太久且金额巨大，恳请尽快付清”。这些事实均指向海宇公司为进出口公司利益联系诚运公司办理涉案货物出运、进出口公司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直接受益方和债务承担者。第四，进出口公司不能证明诚运公司知悉海宇公司无代理权。至本案审理期间，进出口公司均未披露其与海宇公司之间的出口代理合同及双方就货运事项如何约定。在其通过微信联系诚运公司确认货物出运相关的船公司、船期后，未告知诚运公司货运代理的有关费用应该由海宇公司或是进出口公司负担，这些因素给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办理货运委托、确认代理运费及未付金额提供了便利。 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诚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应确认有效。 二、关于进出口公司的违约责任问题。诚运公司已提供代理运费发票及其支付给订舱代理的有关证明，海宇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名义出具运费确认书予以认可，进出口公司对金额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诚运公司主张的代理运费金额予以确认。其中以海宇公司为抬头的5张发票所载金额，虽然诚运公司已向海宇公司及其破产管理人进行过主张，但并无证据表明已得到受偿。在此情形下，诚运公司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追究债务人进出口公司的违约责任，要求其偿付代理运费，符合法律规定和开票确认书约定，予以支持。进出口公司在支付代理运费后，与海宇公司之间有纠纷的，可另行解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关于诚运公司要求进出口公司支付自运费确认书出具之日即2017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主张，鉴于双方未在运费确认书约定履行期，诚运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前已向进出口公司催讨逾期付款损失，利息可自诚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算。综上，诚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诚运物流有限公司代理运费579633元以及该款自2018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宁波市诚运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596元，由原告宁波市诚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22元，由被告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1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胜顺 审判员  罗孝炳 审判员  肖 琳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陈 怡 【附录一】证据目录 原告诚运公司： 证据1.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运费确认书； 证据2.海宇公司与诚运公司共同出具的未付运费确认书； 证据1和证据2共同用以证明：进出口公司确认拖欠诚运公司运费及代理费美金5000元、人民币546600元的事实。 证据3.开票确认书，用以证明进出口公司指示诚运公司把2017年1月份代理费用发票开给海宇公司的事实； 证据4.10票货物出运的发票、提单、出境货物报检单、报关单、装箱单，用以证明诚运公司受进出口公司委托代为办理了拖卡、报关、订舱等出运手续的事实。 证据5.XBLG005007提单及电放保函、SITNBBKR065782提单及电放保函，进出口公司付款凭证，用以证明进出口公司委托诚运公司出运货物，电放保函中的章即涉案的印章的事实； 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及进出口公司员工何向能名片，用以证明进出口公司员工“小李”在微信中确认涉案货物委托诚运公司出运，诚运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发电子邮件给何向能、何向能回复电子邮件告知诚运公司“小李”邮箱的事实； 证据7.运费已付款确认书，用以证明诚运公司委托第三方出运涉案货物所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的事实。 证据8.提单4份、发票4张、付款凭证2张，用以证明进出口公司曾于2017年5、6月委托诚运公司出运货物并支付相应货运代理费用的事实； 证据9.海宇公司于2017年1、2月委托诚运公司出运货物的提单，用以证明诚运公司就海宇公司委托出运货物向海宇公司主张货运代理费用的事实。 被告进出口公司： 证据一，舟山海宇公司的破产公告、普陀区人民法院通知书各1份； 证据二，舟山海宇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情况说明1份； 证据一、二共同用以证明诚运公司已在诉前就本案部分讼争款项向舟山海宇公司主张债权； 证据三，关于我公司印鉴的说明，用以证明诚运公司提交证据中的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中英文印鉴是虚构的； 证据四，海宇公司与诚运公司的款项往来凭据，用以证明双方存在直接业务及费用往来的事实。 【附录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代表对方当事人订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该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