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9808号原告：彭德高，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代理人：鄢会军，系广东迪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大院自编1、2、3、4、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190449828B。法定代表人：黄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颜伦任、吴成锋，后吴成锋变更为林栩，均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瑞栋，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代理人：李茜，系广东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温振宽，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德高诉被告广州皮鞋厂、张瑞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德高及其委托代理人鄢会军，被告广州皮鞋厂的委托代理人吴成锋、林栩，被告张瑞栋的委托代理人李茜、温振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德高诉称：自2013年开始，广州皮鞋厂在建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大利广场商铺对外发售。2014年，时任总经理的黄国良找到原告，告知其可以广州皮鞋厂的名义对外招商、收款等，并交给其广州皮鞋厂对外招商的商铺图纸，同时黄国良就招商具体的流程安排，即招商先由彭德高收取20万左右至40万元左右的诚意金，彭德高收到诚意金之后，尽量将该诚意金以百万为单位，转给广州皮鞋厂指定的银行账户，然后由广州皮鞋厂将《商铺预定书》交给彭德高，由彭德高交给商铺购买方。《商铺预订书》是广州皮鞋厂收到商铺诚意金款项的凭证。待商铺建成，凭《商铺预订书》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同时广州皮鞋厂和黄国良还强调，如果购买多个商铺，《商铺预订书》不要全部写付款人的名字，可以写其他人的名字，以营造很多人购买的火热气氛，促使商铺升值和加大销售力度。从2014年底开始，彭德高陆续收到陈明金等人交来的款项，然后转给广州皮鞋厂指定张瑞栋等人的银行账户。基于招商不错的势头，彭德高自己也向广州皮鞋厂购买了一些商铺，并将款项同样打入广州皮鞋厂指定的上述人员的银行账户。从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年底，据目前可以查到的银行流水，彭德高陆续向广州皮鞋厂指定5个账户转款，其中向张瑞栋银行账户转款280万元。因银行系统的原因暂时无法查询银行转账记录，待彭德高查明后，将另行起诉。2016年1月至3月，广州皮鞋厂陆续完工，于是许多商铺购买人去查看商铺并询问具体的商铺交接手，结果发现商铺面积严重缩水、买卖合同变成租赁合同，且签订合同需要另外支付一大笔费用，于是商铺购买方与广州皮鞋厂发生争议，并将彭德高也作为被告牵扯其中。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有欧阳庆华等人先后起诉彭德高。同时彭德高收到了熊文军等人发来的律师函。在已经发生的诉讼中，广州皮鞋厂声称：彭德高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商铺预定书》写得很清楚，是租赁关系，不收取任何费用。由于广州皮鞋厂不认可收款的客观事实，导致法院以“不当得利”判决彭德高向已经起诉的商铺购买人返还所有款项并赔偿损失。基于广州皮鞋厂认为所有的商铺预订都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那么各个被告因此所收到的彭德高转出的款没有合法的依据，理应返还给原告。因彭德高不清楚该款项最终到底是由广州皮鞋厂还是由张瑞栋等人收取的，故彭德高将相关人皆列为被告，由其向彭德高返还所有的款项。为维护彭德高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广州皮鞋厂、张瑞栋共同向彭德高偿还款项2800000元，并且向彭德高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所应支付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自2015年4月21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州皮鞋厂、张瑞栋承担。被告广州皮鞋厂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广州皮鞋厂授权原告以广州皮鞋厂的名义进行招商、出售商铺、收受款项的工作。实际上，广州皮鞋厂根本没有授权原告完成上述工作，且广州皮鞋厂在《商铺预定书》已明确为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且不收取定金，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2、广州皮鞋厂不清楚原告与其余被告之间达成何种约定，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收取原告的款项。即使如原告所述，原告代广州皮鞋厂收取款项，再支付给广州皮鞋厂指定的其余被告，即涉案款项原告无权请求返还，原告作为代收款方，应待第三方起诉原告，并确定该款项即不当得利之后，原告才可以向两被告主张返还。被告张瑞栋辩称：原告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本案不存在原告声称的房屋买卖相关事实。2、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其主张的款项是其他第三人转给原告的，且原告在诉状中声称的案件均没有生效判决，确认原告负有返还义务，那么原告主张该款项由被告张瑞栋返还缺乏依据。即使三案的款项需由被告张瑞栋返还，原告请求的利息也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本身就是专业的中介，原告收取第三人款项时其知道相关的商业风险，该商业风险导致的资金占有的损失，原告应自行承担。另外，原告不是涉案款项的真正主人，没有请求权基础，无权主张。涉案款项的性质是案外人王国章与被告张瑞栋之间的商铺承租权转让款。原告是王国章的财务人员，原告是在王国章的指示下操作涉案款项，其是涉案款项的经手人，并非实际的交易方，涉案款项的实际所有人是王国章。即使原告获得案外人或其他实际的交易方的授权，有权就涉案款项提起诉讼，也不应当得到支持。被告张瑞栋与实际交易方之间是商铺承租资格转让的合同关系，并非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原告是以房屋买卖纠纷提起的诉讼。实际交易方是在沙河地区炒铺的投资方，在沙河地区买卖承租期符合商业惯例。被告张瑞栋与实际交易者存在的商铺资格转让合同也因为双方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声称与其他商铺购买方存在矛盾也与本案无关。本案中不管是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还是被告所答辩的房屋租赁权转让关系，都是有基础的法律关系存在。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彭德高提交的查册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的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2014年1月9日广州皮鞋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土地抵押等等。2015年4月18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0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1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800000元。彭德高就其上述转账支付情况提供其名下的网银交易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在本案中，张瑞栋确认彭德高向其支付2800000元。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就以下问题发表各自观点。一、关于广州皮鞋厂与张瑞栋的关系。广州皮鞋厂称张瑞栋是其股东，但广州皮鞋厂没有委托张瑞栋收取款项。二、关于彭德高向张瑞栋支付款项的原因。彭德高称2014年广州皮鞋厂的总经理黄国良找到彭德高，告知彭德高可以以广州皮鞋厂的名义对外进行出售商铺，并收取款项，招商先由彭德高向购买者收取款项，并将该款项打入广州皮鞋厂指定的人员帐户。广州皮鞋厂表示不确认彭德高上述陈述，相关商铺只是用于出租，并不是用于出售。广州皮鞋厂也没有指令彭德高收取款项。张瑞栋表示其与彭德高存在倒买倒卖租赁权的行为，其收取的款项是与彭德高的合作款，但对此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彭德高对张瑞栋上述所述不予确认。三、关于彭德高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彭德高称广州皮鞋厂不确认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且不确认授权彭德高收取相关款项，明确基于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彭德高另明确其诉请的利息为要求自其向张瑞栋支付全额款项的次日计算上述款项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其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另在本案中，彭德高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多份（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令彭德高向相关人员退还已收款项及支付利息的判决等）、陶磊等人起诉彭德高要求返还购买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商铺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起诉状多份、彭德高与卢文芳等人签订的《协议书》多份（约定彭德高同意向卢文芳等人偿还购买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商铺的款项，付款时间为彭德高起诉广州皮鞋厂及张瑞栋等人案件的相关款项到位之后2天内付清，若相关款项无法到位，彭德高最迟应于2019年11月30日之前向卢文芳等人偿还款项等）以及彭德高向相关人员借款的银行流水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令彭德高向相关人员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判决等）。彭德高称相关人员起诉要求其退还购买商铺款项的涉案金额为1003万元，其与相关人员的和解金额为762万元，其自筹资金（含借款）自行购买商铺的款项为1400万元，彭德高明确其同意向相关人员退还其收取的购买商铺款项及利息。在本案中，张瑞栋提交《大利广场档口转租协议书》（约定案外人王国章为广州市大利广场服装城商铺的出租人等）、物业费收据（载明支付档口物业管理费等）、广州皮鞋厂出具的声明（载明《商铺预订书》的合法持有人可凭此书签订承租合同）、账本记录（载明相关收支款项）以及案外人黄国良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客户会通过黄国良联系商铺租赁权持有人，王国章就是其中一位，王国章是通过其介绍跟张瑞栋等人联系档口租赁事宜）等作为证据。彭德高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账本记录与本案无关，如果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存在权利和义务关系，可以依法另行依法起诉，但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中，张瑞栋申请王国章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国章作证称：彭德高与王国章是朋友关系；王国章与广州皮鞋厂洽谈销售大利广场负一楼和写字楼相关的事情负责转卖，王国章安排了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但确认无法提交委托或者指示彭德高付款的证据；确认彭德高没有欠付王国章款项；王国章以现金方式向彭德高支付工资，没有具体的数额，确认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另查明，彭德高曾向本院起诉广州皮鞋厂、黄琳琳、张瑞栋等要求返还包括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在内的相关款项，本院以（2018）粤0106民初146号案受理上述案件。彭德高在该案2018年3月28日的庭审中明确当庭知道广州皮鞋厂没有收取款项，张瑞栋收取款项没有依据，并明确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张瑞栋向其返还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之后彭德高明确在该案中不予处理与张瑞栋的关系并于2018年4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彭德高要求张瑞栋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彭德高提供其名下网银交易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5年4月18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0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1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800000元。张瑞栋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张瑞栋虽然称上述款项为案外人王国章指示彭德高支付，但对此无法提交直接证据证明。王国章亦到庭明确无法提交委托或者指示彭德高付款的证据，且确认彭德高没有欠付王国章款项，并确认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根据本案举证情况，张瑞栋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瑞栋收取彭德高上述款项有无合法根据。首先，张瑞栋称其与彭德高存在倒买倒卖租赁权的行为，其收取的款项是与彭德高的合作款，但对此无法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彭德高对张瑞栋上述所述不予确认。广州皮鞋厂明确其没有委托彭德高及张瑞栋收取款项。据此，张瑞栋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张瑞栋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彭德高称其向张瑞栋支付的上述款项为用于购买商铺，在现有证据并未直接反映上述款项的性质，且收付款双方对款项性质持有争议的情况下，彭德高作为付款人其内心意思表示是判断款项性质的重要依据，故本院对彭德高上述主张依法予以合理采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张瑞栋并非相关商铺的建设方。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彭德高及张瑞栋均无由双方就相关商铺成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广州皮鞋厂及张瑞栋均主张其不认可上述款项是购买相关商铺的款项，因此张瑞栋收取上述款项依据不足。综上，根据本案举证情况，张瑞栋收取彭德高上述款项缺乏合法根据，应属不当得利。张瑞栋没有合法根据占有相关款项确对彭德高造成了损失，现彭德高要求张瑞栋返还上述款项，并要求张瑞栋自彭德高支付上述全额款项的次日起至返还上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张瑞栋应向彭德高返还28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22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彭德高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至于张瑞栋关于彭德高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从彭德高的诉称内容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彭德高在（2018）粤0106民初146号案起诉时仍以为其转账给张瑞栋的款项付给了广州皮鞋厂，并在上述案件2018年3月28日的庭审中明确当庭知道广州皮鞋厂没有收取款项，张瑞栋收取款项没有依据，并明确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张瑞栋向其返还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之后彭德高明确在该案中不予处理与张瑞栋的关系并于2018年4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据此彭德高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张瑞栋主张本案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因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皮鞋厂从彭德高处取得不当利益，彭德高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广州皮鞋厂主张返还款项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瑞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彭德高返还款项28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22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年利率4.75%为限）；二、驳回原告彭德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126元，由被告张瑞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汉杰人民陪审员  武慧峰人民陪审员  尹丽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梁炎梅何瑞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