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203民初1569号原告:汪育坤,男,198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佩玲,安徽韵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嘉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王海居委会中华北路西侧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0709309328。法定代表人:马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继辉,安徽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诚,安徽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春健，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第三人：黄勤煖，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原告汪育坤诉被告安徽嘉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安公司）、陆春健，第三人黄勤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育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佩玲，被告嘉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继辉、钱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春健、第三人黄勤煖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案涉两份《木工承包合同》及《协议书》无效；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98723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元月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工程款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嘉安公司系袁寨镇商贸街工程项目业主及发包方。2015年10月30日，嘉安公司与陆春健签订《木工承包合同》，约定：1、承包工程为袁寨镇商贸街工程项目模板工程；2、价款按模板实际接触面积计算，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3、付款方式为……结构验收合格后付总款的85%，竣工验收合格后二个月内结清余款（春节前付己完成工作量的80%）等。同日，陆春健与黄勤煖签订《木工承包合同》，陆春健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转包给黄勤煖。双方约定价款按模板实际接触面积计算，地下室50元/㎡，地上40元/㎡，其余条款未变。2015年11月1日，黄勤煖与原告签订《协议书》，黄勤煖将其从陆春健处转包的袁寨镇商贸街项目模板工程转让给原告施工。《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积极组织人员施工并按约定完成施工任务，被告陆续支付工程款2575000元后便不再按合同约定付款。原告曾与2017年9月诉至法院，后经法院调解，嘉安公司同意先行支付56万元工程款，余下工程款嘉安公司与原告另行结算。原告认为嘉安公司与陆春健所签《木工承包合同》约定价款为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但是案涉工程系原告实际施工完成，因此嘉安公司应当按照该价款和原告结算并支付工程余款。2018年12月案涉工程己实际交付使用，但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嘉安公司辩称：一、嘉安公司和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告起诉嘉安公司属于错列当事人。嘉安公司是和陆春建签订的合同，陆春建又和黄勤煖签订合同，黄勤煖又和原告签订合同。嘉安公司和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应当直接起诉嘉安公司。二、嘉安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与陆春建进行了结算。2018年7月15日，嘉安公司和陆春建根据2015年10月30日签订的《木工承包合同》进行了结算，其中合同内造价4146257.71元，加上合同外部分，合计4171275.15元，扣除款项102000元，扣除后总造价为4069275.15元。嘉安公司及工地支付款项为3441000元，下欠陆春建班组工程款为628275.15元。双方约定：1、下欠陆春建班组工程款为628275.15元，支付时间由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彪与陆春建共同协商；2、本次结算及付款只针对合同签订主体陆春建，嘉安公司只认合同主体陆春建本人，如因以后有陆春建以外班组和个人起诉嘉安公司，与嘉安公司无关。此结算只对签合同本人，与陆春建有关联的班组一律有陆春建本人负责。也就是说，根据合同约定及本次结算，嘉安公司只能最终和陆春建进行结算，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截止到2018年7月15日，嘉安公司仅仅下欠陆春建工程款628275.15元。但2018年12月4日嘉安公司又转账支付给陆春建28000元，2019年2月3日转账支付给陆春建20000元。现在嘉安公司只欠陆春建工程款580275.15元，扣除嘉安公司代陆春建偿还刘某的借款180000元，嘉安公司实际上只应当向陆春建再支付工程款400275.15元。但该款项也只能支付给陆春建，结算单也明确约定具体时间由马彪和陆春建共同协商。根据嘉安公司和陆春建签订的《木工承包合同》，该部分余款只有在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二个月内才支付，但工程至今没有竣工验收。所以嘉安公司现在不需要支付工程款，更不需要向没有合同关系的原告支付工程款。三、原告要求嘉安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98723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嘉安公司只需在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二个月内向陆春建再支付工程款400275.15元，而不是987231元。另外，案涉工程并没有全部竣工验收合格，现在原告无权主张工程款。2、即便工程验收合格，嘉安公司也只需在欠付陆春建工程款400275.15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告主张工程款的单价没有依据。嘉安公司和陆春建签订的《木工承包合同》约定，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但原告和黄勤煖签订的合同约定，地下室50元/㎡，地上40元/㎡。原告按照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主张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对嘉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陆春健、第三人黄勤煖未答辩，也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陆春健、第三人黄勤煖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经审理查明：嘉安公司系袁寨镇商贸街工程项目发包人。2015年10月30日嘉安公司与陆春健签订《木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工程为袁寨镇商贸街工程项目模板工程，价款按模板实际接触面积计算，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付款方式为……结构验收合格后付总款的85%，竣工验收合格后二个月内结清余款（春节前付己完成工作量的80%）等。同日，陆春健与黄勤煖签订《木工承包合同》，陆春健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转包给黄勤煖。双方约定价款按模板实际接触面积计算，地下室50元/㎡，地上40元/㎡，其余条款未变。2015年11月1日黄勤煖与原告签订《协议书》，黄勤煖将其从陆春健处转包的袁寨镇商贸街项目模板工程转让给原告施工。协议书签订后原告随组织人员进行施工。2018年7月15日，嘉安公司与陆春健对袁寨镇商贸街工程二期木工班组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地下室模板接触面积为15081.35㎡，总价为799311.55元（15081.35㎡×53元/㎡），地上主体模板接触面积为72795.699㎡，总价为3346946.16元（72795.699㎡×46元/㎡），后浇带13117.44元，其他补助11900元，以上总计4172931.14元，扣除其他款项102000元，工程总价款为4070931.14元。嘉安公司已付工程款3426800元【嘉安公司实际支付3455000元，但其中包括（2017）皖1203民初2237号一案的违约金20000元和申请执行费8200元，该28200元应予扣除】，尚欠工程款542131.14元未付。另查明：2017年9月7日原告与嘉安公司因案涉工程纠纷曾诉至本院，后经调解，嘉安公司同意先行支付原告560000元工程款，余下工程款嘉安公司与原告另行结算。至诉讼时原告已收到工程款3135000元。现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两份《木工承包合同》、《协议书》、袁寨镇商贸街二期工程木工班组工作量单、袁寨镇商贸街二期工程木工班组结算单三张、袁寨镇中天财富广场工程四海劳务结算单一份、证明一份、（2017）皖1203民初2237号民事调解书、案涉工程照片，被告提供的嘉安公司和陆春建的结算单、付款凭证及单据等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本案中，嘉安公司将袁寨镇商贸街工程项目模板工程发包给陆春健并与陆春健签订《木工承包合同》，该份《木工承包合同》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但陆春健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转包给黄勤煖，黄勤煖又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将其从陆春健处转包的工程又转包给原告，陆春健与黄勤煖签订《木工承包合同》，黄勤煖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案涉工程虽未经竣工验收，但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且在2018年7月15日嘉安公司与陆春健对案涉工程木工班组的工程量进行结算时，嘉安公司也同意支付下余工程款（争取年底结清），故对原告要求嘉安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与黄勤煖签订的《协议书》虽未约定制作模板的单价，但陆春健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给黄勤煖时，双方约定价款是按模板实际接触面积计算，地下室50元/㎡，地上40元/㎡，现原告主张按照地下室53元/㎡、地上46元/㎡计算工程量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地下室50元/㎡，地上40元/㎡单价计算，原告施工的总工程价款为3690912元，扣除原告已收到的工程款3135000元和原告认可的工程中应扣除的款项50700元，原告还应得工程款505212元。2018年7月15日嘉安公司与陆春健对案涉工程木工班组的工程量进行结算时，同意年底结清下余工程款，故对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可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对原告要求陆春健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嘉安公司并没有向陆春健支付全部工程款，现原告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嘉安公司辩称其曾代陆春健偿还刘某借款180000元，该180000元应从工程款中扣除。本院认为，证人刘某当庭的证言称该180000元是南通二建公司欠其的工程款，其让南通二建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出借给了陆春健。但刘某未能提供南通二建公司给陆春健转款的凭证，故对嘉安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5年10月30日被告陆春健与第三人黄勤煖签订的《木工承包合同》，2015年11月1日第三人黄勤煖与原告汪育坤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安徽嘉安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汪育坤工程款505212元及利息（利息以下欠工程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工程款付清时止）；三、驳回原告汪育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72元，减半收取6836元，由原告汪育坤负担2410元，被告安徽嘉安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42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春宇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玉洁书记员柴宇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