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村广珠路389号。经营者：梁国欣。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细娣，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大道2号。法定代表人：李锦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娇，广东诚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以下简称开利玩具厂）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庙贝联合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6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开利玩具厂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庙贝联合社的诉讼请求；2.判令解除开利玩具厂与庙贝联合社签署的《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第十一条。事实和理由：开利玩具厂与庙贝联合社于1997年1月20日签署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后，庙贝联合社从未提供任何管理服务；同时，开利玩具厂实际征用土地面积少于《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约定面积。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属事实不清。庙贝联合社依据《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约定，向开利玩具厂主张管理费，理应举证证明已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提供了管理服务，庙贝联合社对此负有举证义务；而庙贝联合社一审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该义务。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倒置，认为开利玩具厂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故开利玩具厂依法提起上诉。上诉人开利玩具厂在庭询中补充上诉如下：在本案中，按照庙贝联合社的一审庭审确认的事实以及在答辩状所陈述的理由可以确认，庙贝联合社对于土地管理费的性质认为，非是从土地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而是一种基于双方合同的约定所产生的合同权益。在一审庭审期间，主审法官询问，关于土地管理费的性质，是基于土地本身派生出来的权利还是合同约定的权利，当时确认的是合同派生出来的权利。那么，既然是合同派生出来的权利，那么庙贝联合社收取土地管理费，应该支付相应的对价，提供确实的管理服务。从庙贝联合社提交的证据里收款单据以及财务记账凭证，对于前期开利玩具厂曾经缴纳过土地管理费的记账凭证，也是一种服务管理。所以，庙贝联合社向开利玩具厂提供具体确定的管理服务费是应尽的合同义务与责任。而事实上，庙贝联合社从未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而且庙贝联合社在一审庭审也陈述，庙贝联合社无需提供服务费用。只是因为其他厂里也要缴纳，所以才需要缴纳。基于庙贝联合社没有履行《征用地补偿协议》所给予的合同义务，所以开利玩具厂当然有权解除支付土地管理费用的这个条款。被上诉人庙贝联合社答辩称,1、开利玩具厂与庙贝联合社签订《征用地补充协议》后，在庙贝联合社管辖的土地上开展经营活动，庙贝联合社有理由依照合同约定向开利玩具厂收取土地综合服务费。2、《征收土地补充协议》第十一条开利玩具厂已经履行了二十年，开利玩具厂请求解除该条款没有实施和法律依据。庙贝联合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开利玩具厂向庙贝联合社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9月1日的土地综合管理费143915元、滞纳金192104元，共计336019元，详见《综合管理费、滞纳金计算表》；2.开利玩具厂承担财产保全保单保函的费用1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由开利玩具厂承担。开利玩具厂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庙贝联合社与开利玩具厂签订的《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第十一条所约定的内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开利玩具厂属于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1992年11月6日，开利玩具厂原名称为“广州市番禺区灵山开利玩具厂”，于2013年4月11日经核准变更登记为“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庙贝联合社主张开利玩具厂向其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9月1日的土地综合管理费和滞纳金，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开利玩具厂于1997年1月20日签订的《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复印件一份，内载：“……经协商位于广珠东线公路灵山镇庙贝路段距灵山镇南路约1公里东侧的土地给乙方（开利玩具厂）征用后作为开办工业之用，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一、1.位置：土地位于广珠东线公路庙贝路段东侧原江小学址地及江滘沙凼鱼塘地；2.面积：17471平方米。……十一、土地综合管理费：乙方领取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的五年内，乙方每年每平方米付给甲方（庙贝联合社）1.2元，以后每五年增幅一次，其增幅额每次在上期的基础上递增10%，计算办法每半年一次，计算面积15756.6平方米。十二、违约责任：……2.乙方如不按第三条之规定依时交付土地补偿款及第十一条交付土地综合管理费的则按5%月息计付滞纳金给甲方……。”该协议尾部有庙贝联合社的公章、开利玩具厂的公章及其经营者梁国欣的签名确认。庙贝联合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09年1月份至2012年12月份开利玩具厂缴纳土地综合管理费的记账凭证、发票、进账单、大岗镇庙贝村经济合作社收据、电子发票记账清单、土地综合管理费和滞纳金计算表，拟证明开利玩具厂在2012年以前一直按照约定缴纳土地综合管理费，2013年起拖欠土地综合服务费。其中，记账凭证等证据记载开利玩具厂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均有缴纳土地综合管理费，土地综合管理费和滞纳金计算表中记载开利玩具厂在2013年应缴纳土地综合管理费18090元，2014年至2018年每年应缴纳25165元，滞纳金按照时间段2014年1月至2018年9月计算。开利玩具厂在庭审质证时称对庙贝联合社所提供案涉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其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对案涉协议的真实性问题，也没有提供案涉协议的原件。开利玩具厂主张解除与庙贝联合社签订的案涉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土地综合管理费的约定，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房地产权证、垃圾处理费发票、工资表、证明等证据，拟证明其自行管理、清洁厂房，庙贝联合社不履行管理义务的事实。庙贝联合社则辩称土地综合管理费是案涉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的内容，协议中没有约定庙贝联合社需要具体履行的管理义务，且开利玩具厂在其土地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时必然产生污水和垃圾，认为有必要向开利玩具厂收取土地综合管理费。诉讼中，庙贝联合社主张其自开利玩具厂拖欠土地综合管理费起，多次向开利玩具厂发出催款服务费通知，该通知回执有开利玩具厂管理者凌高的签名，于2018年向开利玩具厂发出律师函，向一审法院提供2014年至2017年催收服务费通知回执4份、律师函及快递回执1份，拟证明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开利玩具厂辩称凌高仅为普通电工，无权对外代为签署任何文件，厂内员工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对庙贝联合社所提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开利玩具厂庭后补充提供了1995年10月28日由广州市劳动局颁发的凌高电工证，拟证明凌高工作岗位为电工，没有对外代表开利玩具厂签署文件的职权；提供了有关开利玩具厂的环保文件，拟证明开利玩具厂自备生活及生产用水环保净化设备，对外排放对庙贝联合社不构成影响。一审法院认为其补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故不另行开庭组织质证。诉讼中，庙贝联合社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查封、冻结开利玩具厂名下价值共计336019元的财产。就本次保全申请，庙贝联合社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担保金额为336019元。庙贝联合社为此向该保险公司支付了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元。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后，予以查封、冻结开利玩具厂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存款及其名下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北村广珠路389号（自编2号）的房屋。庙贝联合社为此缴纳了财产保全受理费2200元。以上事实，有庙贝联合社提供的证据：《征地土地补偿协议》复印件1份、2009年1月份至2012年12月份开利玩具厂缴纳土地综合管理费记账凭证原件6份、发票原件5份、进账单原件4份、大岗镇庙贝村经济合作社收据原件1份、电子发票记账清单原件3份、土地综合管理费和滞纳金计算表原件1份、2014年至2017年催收服务费通知回执原件4份、律师函及快递回执原件1份；开利玩具厂提供的证据：房地产权证原件4份、垃圾处理费发票原件4份、工资表原件2份、证明原件2份，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协议真实性问题。开利玩具厂认为案涉协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却未能提供案涉协议原件予以反驳，在答辩期间亦未否认案涉协议的真实性，也没有提供与该复印件不相同的文本，仅在质证期间因庙贝联合社无法出示案涉协议原件而否认其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开利玩具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庙贝联合社所提供的案涉协议文本予以采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开利玩具厂庭后补充提供了凌高于1995年10月28日由广州市劳动局颁发的电工证，拟证明凌高在开利玩具厂的岗位为电工。该电工证颁发至今已逾23年，且开利玩具厂无提供凌高的其他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据，无法证明凌高在开利玩具厂的具体职务，故对开利玩具厂关于凌高是电工，无权签收庙贝联合社有关催收服务费通知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庙贝联合社分别在2014年、2015年及2017年均有向开利玩具厂发出催收服务费通知，且开利玩具厂均已签收确认，庙贝联合社相关请求的诉讼时效因向开利玩具厂提出履行请求而中断，故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对庙贝联合社关于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庙贝联合社与开利玩具厂签订的案涉协议有双方的公章，以及开利玩具厂经营者的签名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双方已履行协议约定多年，开利玩具厂于2013年起因认为庙贝联合社无提供土地综合管理费相应的管理义务，而拒绝支付该费用，反诉主张解除案涉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土地综合管理费的约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庙贝联合社不履行管理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开利玩具厂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开利玩具厂主张解除《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第十一条，应在收集新的证据或给出其它恰当理由（例如情势变更等）后另行协商变更或起诉解决。按照双方于1997年签订的案涉协议中关于土地综合管理费每五年增幅一次，每次在上期基础上递增10%的约定，即1997年自2001年期间每年租金18909元，2002年至2006年期间每年租金应为20799.9元，2007年至2011年期间每年租金应为22879.89元，2012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租金应为25167.88元，2017年和2018年每年租金应为27684.63元，经核算，开利玩具厂仍需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自2013年起至2018年的土地综合管理费148962.98元，现庙贝联合社主张土地综合管理费为143915元，减少部分系其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滞纳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庙贝联合社主张开利玩具厂按照案涉协议约定支付滞纳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双方约定的月利率5%（换算为年利率60%）过高，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为月利率2%，经核算，开利玩具厂拖欠的土地综合管理费所产生的滞纳金为77099元，庙贝联合社的滞纳金请求超出77099元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因双方没有合同约定，且并非本案案由必须处理的事项，故一审法院对庙贝联合社该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土地综合管理费143915元及滞纳金77099元给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上述款项共计221014元；二、驳回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170.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1元、财产保全费2200元，由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负担2923元，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负担5617.2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约定，开利玩具厂需要向庙贝联合社支付土地综合管理费，但开利玩具厂从2013年开始拖欠土地综合管理费，故庙贝联合社向开利玩具厂主张土地综合管理费有事实及合同依据。开利玩具厂认为，庙贝联合社未提供任何管理服务，其有权解除合同条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庙贝联合社未履行何种管理服务，所以其据此拒付土地综合管理费并要求解除合同条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开利玩具厂所述，实际征用土地面积少于《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约定的面积这一事实一审未查清的问题，因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计算土地综合管理费的面积，而该面积本身亦未明确与征收面积挂钩，故实际征用土地面积为何与土地综合管理费的计算并无直接关系，一审并非属事实不清。如其认为实际征用土地面积与其其他利益相关，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15.21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大岗开利玩具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茹艳飞审判员  丁阳开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