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世华，女，195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宗湖，山东烟泰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芝云，女，197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系上诉人之女。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晓晨，男，199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海，荣成昀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延松，男，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海，荣成昀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世华因与被上诉人杨晓晨、何延松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世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船东对船员保险合同》的保险赔偿条件承担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责任赔偿。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对于杨晓晨与何延松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查清(或者说杨晓晨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对涉案船舶行驶管理权的事实没有查清),对于杨晓晨还是何延松与船员姚天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没有查清。导致是谁与保险公司签订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为船员购买了保险，谁应在本案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查清。一审违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何延松对孙世华的索赔不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要求杨晓晨及何延松依法举证证明是船主何延松还是船舶管理人杨晓晨与船员姚天德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认定姚天德与杨晓晨之间构成雇佣合同关系，缺乏《雇佣合同》证据的支持。2.一审法院在未要求杨晓晨或何延松提供《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保险单及船东与杨天德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证据，据以审查姚天德在船员岗位因工受伤后导致意外死亡，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意外死亡的情况是否符合《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的情况下，就认定杨晓晨提供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不构成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责任和赔偿金额的前提条件，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二审法院，要求杨晓晨及何延松提供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船东和船员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如何约定的以及姚天德死亡是否符合《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3.一审判决认定姚天德死亡与雇佣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不能成立。姚天德生前身体健康，因工受伤前一直在岗位正常工作，对因工受伤或在岗位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即使姚天德是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造成的死亡，也应视为因工作造成的死亡。姚天德因工受伤、在工作岗位突发急病，在受伤后到死亡的30个小时的黄金抢救时间里，船东未及时寻求海上救助，延误救治时间，存在延误救治的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姚天德因劳务造成的自身损害，依法应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从本案存在的雇佣关系来看，杨晓晨认可姚天德是其鲁文渔53296号渔船的雇员，法医对姚天德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死因”的鉴定结论，证明了姚天德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因姚天德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海上雇佣合同人身伤亡赔偿标准问题。海上雇佣合同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首先应适用双方合同的约定，鉴于本案杨晓晨已经为姚天德“投保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事实，且姚天德的死亡依法符合《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赔偿的条件，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首先在保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雇主承担。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在杨晓晨对姚天德在渔船上因工受伤，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未积极寻求海上救助、延误救治导致死亡后果存在重大过错以及杨晓晨为姚天德购买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法定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或免责事由，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杨晓晨对姚天德的人身损害没有过错，判定杨晓晨给予孙世华适当经济补偿，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杨晓晨、何延松共同辩称，1.杨晓晨是涉案船舶实际经营人，何延松不参与涉案船舶实际经营，同船十一名船员及公安机关相关询问或调查材料均可予以证实。2.本案与保险合同无关。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与保险合同纠纷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全国保险公司约一百六十家，诉讼要有明确被告，孙世华无法提供保险公司详细情况，被裁定驳回，合法合理。孙世华没有对该裁定提出复议，视为放弃，不能作为上诉理由。3.本案为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因工死亡无关。姚天德与杨晓晨、何延松是建立在自然人基础上的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关于工亡上诉理由于法无据。4.姚天德因疾病死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疾病不属于法定侵权事由，姚天德有肺炎史，长期酗酒，身体瘦弱无力是长期漫长的疾病过程。杨晓晨、何延松与姚天德发生劳务关系仅一个月时间,不可能了解详细情况。孙世华系其直系亲属，应当了解其病情，却对其不管不问，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逝者已矣，虽然疾病死亡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但是杨晓晨、何延松尊重原审判决，可以以自己的能力为限，给予适当补偿而非赔偿。请求驳回上诉。孙世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晓晨、许少华承担姚天德海上作业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金870539.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庭审中孙世华放弃了精神损害赔偿金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杨晓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6日，王海波（甲方）与何延松（乙方）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将甲方所有的“鲁文渔53295、53296”号对渔船卖给乙方。同日，何延松签署《我声明》文件一份，声明“鲁文渔53295、53296”对渔船所有权仍登记在王海波名下不变，但2014年3月16日后与王海波无关，一切权利义务均由何延松享有和承担。2015年10月14日至23日，姚天德在烟台龙矿中心医院住院。该院病历等就医材料显示：其患有I型呼吸衰竭并急性肺水肿、肺部感染、低钾血症、肾结石。患者自述个人吸烟史20余年，每日约20支，饮酒史20余年，每日约1斤。2018年3月左右，姚天德与大连市西岗区成仕职业介绍所签订了《职业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止。姚天德在合同书中务工人员保证栏“身体很健康，没有疾病，无犯罪史，无残疾”选项后画勾确认。2018年4月22日，海警二大队对刘伟、何经享、刘维凯、王立仁进行了询问。2018年4月24日，海警二大队对洪林、王光东、韩风林、张东海、张红刚、王祥付、何延朋（鹏）分别进行了询问。2018年5月16日，海警二大队对何经享再次进行了询问。根据上述船上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可以查明：1.“鲁文渔53296”号为铁壳船，720马力，与“鲁文渔53295”号船一起双拖作业，是二船，船长为何经享。2.关于船主，仅船长、大车明确表示船主为何延松，他的女婿杨晓晨负责管理经营；有2名船员不清楚船主情况，有2名船员反映船主50多岁、何姓，有5名船员反映船主30岁左右、杨姓、文登人（荣成人）。3.2018年3月28日上午，船长何经享驾驶“鲁文渔53296”号从文登埠口码头出海作业，出海时船上共有12名船员。4月13日，姚天德被头船送到了“鲁文渔53296”号担任普通船员，主要负责在前甲板捡鱼，住在甲板二层驾驶室后方的十人住舱（实际住着5名船员）。4月19日上午，“鲁文渔53296”号在海上刚上完网，渔捞长刘伟带着姚天德等三名船员在前甲板捡鱼。船员张东海听见砰一声，抬头看姚天德已经倒在地上；船员洪林抬头看见姚天德倒在甲板上，但没看到摔倒的过程；渔捞长听到姚天德喊，说胳膊摔折了。渔捞长报告了船长又招呼后甲板的船员刘维凯等过来一起把姚天德扶到了后房间，与三车和大师傅何延朋住一个舱室。4.船长让二车王立仁找两块木板给姚天德固定胳膊进行包扎，再找布条挂在脖子上吊着胳膊，并送了消炎药阿莫西林、去痛片和矿泉水。因为姚天德受伤，“鲁文渔53296”号在收拾完渔获物后就开始返港。过了一小时，二车看见包的木板有点长不方便，就拆下想截短点，姚天德说不用包了，二车就回机舱干活。当天晚上5点钟左右，姚天德让船员王光东扶着他去上厕所，上厕所回来后，姚天德说他想吐，让王光东给他找个易拉罐，王光东把易拉罐给他的时候看到他旁边的小背包里已经有他吐了的东西。凌晨0点，王光东值班回来，看到姚天德在住舱床边尿了。5.4月20日午饭前，姚天德在住舱里向大师傅要了烟抽。中午，船长让船员刘维凯去看看姚天德，刘维凯看见姚天德在后铺靠近右舷的下铺躺着，姚天德说想上厕所但是胳膊不敢发力自己起不来，刘维凯就扶姚天德起来。走到左舷后房间门口时，姚天德突然自己慢慢坐在了地上，后背靠在蒸车上，双腿伸直，眼睛闭上，嘴里还往外流口水。当时大师傅、二车、三车等都到了现场，二车试了一下姚天德的左手手腕处的脉搏，已经很微弱了。大副王祥付到现场呼唤但没有反应，扒开左眼皮发现合不上眼皮了，于是去驾驶室告诉船长。船长给姚天德掐人中，还给姚天德按胸口附近位置，但是姚天德没有反应。船长就回到驾驶室向头船船长汇报，头船船长张兴年也来到“鲁文渔53296”号看姚天德。渔捞长试了试姚天德手腕处脉搏和颈动脉，发现已经不跳动了。船长就让船员用棉被把姚天德包起来，抬到了舵楼下面的冷冻室。4月21日凌晨2点左右，头船缠摆了。“鲁文渔53296”号拖着头船航行，4月22日上午9点左右，“鲁文渔53296”号停靠在了人和镇朱口码头。6.关于姚天德的平常表现，船长何经享称，姚天德很瘦，感觉比较虚弱，没太有力气；大副王祥付称，姚天德身体状况不好，走路抬不起脚，总是拖着脚走路，还要扶着船一点点挪，干活的时候没有力气；渔捞长刘伟称，姚天德干活一般，干活都没啥力气，一筐鱼都端不动，船一晃还站不住，人很瘦，看他体格像是有病；船员刘维凯称，姚天德身体比较虚弱，没太有力气，走起路来不稳，得扶着船帮；船员洪林称，姚天德长相显老，看外表50岁左右，感觉身体应该是健康的，干活比较正常；船员张东海称，姚天德体型较瘦，身体状况不好，脸色发黄发青，看着像有病，干活也不行，船不晃也能摔倒；大车张洪刚、大师傅何延朋、船员王光东、韩风林称，姚天德体型较瘦，没发现异常。孙世华提交的报案材料显示，2018年5月14日姚芝云向海警二大队报案称，“鲁文渔53296”号雇主杨晓晨等人涉嫌以骗保为目的间接故意杀人。但孙世华未提交海警受案的证明。2018年5月15日，海警二大队向孙世华亲属姚芝云告知了关于姚天德死亡警情的相关情况并对其进行了询问，姚芝云称其是姚天德的亲妹妹，姚天德现在的亲属还有母亲和一个姐姐，母亲委托其全权处理姚天德的死亡的相关情况；姚芝云对姚天德的死因存在异议，同意依照相关程序对死者尸体进行解剖；姚芝云称姚天德一部分时间在外面打工，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疾病，也没听他说过哪里不舒服，他吸烟喝酒，但没发现他有大量吸烟和喝酒的情况，他之前也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同日，海警二大队对杨晓晨进行了询问，杨晓晨称其是“鲁文渔53296”号的实际经营负责人，事发后与姚天德的家属前后共见过2次面，第一次见过姚天德的姐姐和妹妹，谈了关于姚天德死亡的后续赔偿问题，但双方没有谈好；第二次和姚天德的妹妹见过面，但姚天德的妹妹没有跟他说话。第一次见面时具体时间其记不清了，当时是和姚天德的家属方一名男子谈的，经过协商初步谈好杨晓晨赔付给姚天德家属30万元人民币，然后杨晓晨开车带着姚天德的姐姐等人一起去了在赤山红绿灯路北面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字记不清)，委托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名字不清楚)写赔偿协议。写协议之前律师问杨晓晨用不用写第二份赔偿协议，因为其买的商业险可能有赔付比例，其和姚天德家属协商好赔付30万元人民币，保险公司可能赔不了30万，这样其余的钱就需要其个人赔付给家属。杨晓晨给姚天德买的保额8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所以律师问其用不用再写一份高于30万元的赔偿金额的赔偿协议，这样看看保险公司能不能多赔付一点。杨晓晨把写第二份协议的这件事向家属解释，并且说如果最后保险公司赔付款少于30万元人民币，差出来的钱其个人赔付给家属，如果保险公司赔付的多于30万元人民币，其会把多出来的赔付款全部给姚天德的家属，当时姚天德家属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说如果后期需要的话，可以签第二份协议，之后律师就开始写赔付金额是3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协议。等协议写好后，姚天德的妹妹提出来说赔付款必须要在2个月内全部赔付给他们，但当时杨晓晨没有这么多钱，另一方面也担心把钱都给家属后，家属那边提供不齐其走理赔程序需要的证明材料，就没同意，然后双方最终没有达成赔偿协议。杨晓晨不清楚两份协议在内容上是否只有赔偿金额不同，因为第二份协议还没有做好，而且也不知道第二份协议到底用不用。2018年4月19日，姚天德在“鲁文渔53296”号摔断胳膊后，杨晓晨听说有人给他固定胳膊，但固定好后，姚天德说他没事，不用固定，自己把固定胳膊的东西拿了下来。杨晓晨知道姚天德受伤后，要求“鲁文渔53296”号快速返港。2018年4月20日，姚天德出现濒死的症状时，船长说船上有人给他做过胸外按压，其他救助措施杨晓晨不清楚。2018年6月22日，威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受海警二大队委托，对姚天德的胃内溶液及心血检材和样本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在送检的姚天德的胃容物液和心血中均未检出甲拌磷、硫丹、对硫磷、敌敌畏、呋喃丹、氯氰菊酯成分。2018年7月9日，荣成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受海警二大队委托为查明死亡原因及其他相关事项对姚天德进行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经过尸体检验（尸表检验、解剖检验）、毒物检验、病理组织学检验（肉眼检查、显微镜下改变、病理诊断），鉴定意见为姚天德符合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荣成市公安局石岛分局出具了姚天德的死亡证明书，检验人为法医刘士刚，检验意见（死亡原因）同上述鉴定书。2018年11月29日，法医刘士刚出庭接受了质证，对当事人向《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的质疑进行了解释说明。2018年7月30日，海警二大队出具《关于证明杨晓晨报警的函》，该函显示，2018年4月21日18时许，杨晓晨报警称：2018年4月19日，姚天德随其负责的“鲁文渔53296”号在海上作业期间摔倒，左臂受伤，4月20日中午突然死亡。经调查，姚天德随“鲁文渔53296”号在海上作业期间摔倒后死亡，未发现他人加害的有效证据。经法医尸体解剖检验，姚天德尸体未见明显他人加害性损伤，符合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2018年11月13日，龙口市龙港街道孟家楼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孙世华与姚祥栋系夫妻关系，姚祥栋于2000年因病去世，二人共生育一子二女，即姚天德、姚秀岩、姚芝云。姚天德无妻子儿女。孙世华与姚天德的户籍信息均显示，两人户口所在地为龙口市××××村，职业为“粮农”。姚天德出生日期为1973年3月20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杨晓晨、何延松是否应当对孙世华家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孙世华主张的损害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关于焦点一，杨晓晨、何延松是否应当对孙世华家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杨晓晨在法庭自认，其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人、所有人和负责人，姚天德确系杨晓晨雇员；杨晓晨在海警询问时也承认其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负责人；海警对11名船员的询问笔录也可以显示，大部分船员都认可杨晓晨系该船船主或实际经营人；孙世华起诉时认为杨晓晨是涉案渔船负责人。综合以上证据，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孙世华亲属姚天德与杨晓晨之间构成雇佣合同关系。关于姚天德的死亡原因，1.孙世华认为，姚天德系在正常作业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人身损害，致左肱骨中上段横断性骨折，身上多处软组织伤害，有多脏器淤血的严重伤害后果，而船方在姚天德受伤到死亡达30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向海上救援部门或海警部门提出或者发出任何的求救信号，姚天德因延误治疗造成了其工伤意外死亡。2.杨晓晨认为，姚天德的死亡系其自身原因导致，并非由工作原因意外受伤或过度劳累而导致其死亡；姚天德受伤后杨晓晨就通知船舶返航，但在返航途中船员发现姚天德死亡；杨晓晨在救助姚天德时，是积极主动的；姚天德的死亡是不可预见的，其死亡并非是由摔伤造成的，而是自身疾病造成猝死。3.经海警二大队委托，荣成市公安局对姚天德尸体进行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鉴定意见为姚天德符合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孙世华虽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其不能提出事实与科学依据；进行鉴定的法医也已出庭对孙世华的异议一一进行了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为，荣成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真实、科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姚天德在工作期间摔倒致左某臂受伤，但之后死亡系因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姚天德的死亡系自身疾病导致，死亡后果并非因杨晓晨提供的船舶设施缺陷所致，或从事捕鱼工作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直接造成，亦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第三人不法行为的侵害所致，其死亡与雇佣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其次，在姚天德左某臂受伤后，同船船员、船长采取包扎、用药等措施积极进行救助，并已安排返航，上述措施针对上臂骨折伤情并无不当；姚天德在返航途中死亡系因肠穿孔造成腹膜炎猝死，虽然猝死后进行急救确有可能使患者获救，但发生猝死现场为渔船，船上不具备急救外科手术等设备条件；姚天德系瞬间猝死，不可预见，从其倒下到停止呼吸只有几分钟时间，杨晓晨未向海上救助中心等呼救并非姚天德致死原因，因此孙世华认为杨晓晨具有重大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孙世华主张杨晓晨未积极施救应对姚天德的死亡承担全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姚天德自2018年4月13日开始在“鲁文渔53296”号从事雇佣活动，2018年4月20日猝死，工作时间约一周。姚天德是为了杨晓晨的利益从事雇佣活动，杨晓晨应向姚天德亲属作适当的补偿。综合考虑雇佣工作时间、孙世华的经济状况和杨晓晨的经济承受能力，杨晓晨应承担丧葬费、死亡补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总额的30%，孙世华自行承担70%。关于何延松的身份，孙世华称其系涉案渔船的船主。渔船的船主身份，关乎船舶的物权。但船主并不当然是船舶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也不当然与船员产生雇佣合同关系。孙世华未能证明何延松与孙世华亲属姚天德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也未能证明何延松对于孙世华亲属姚天德的死亡存在侵权等其他法律关系。因此，何延松对于孙世华的索赔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杨晓晨投保是否影响本案赔偿的问题，1.杨晓晨提供的是《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系雇主责任险条款，该种保险的被保险人为雇主，并非船员；该种保险关系的双方是保险人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雇主；该种保险理赔与否，不构成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责任和赔偿金额的前提条件。2.杨晓晨在海警询问笔录中提出为孙世华买了8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庭审中又改称“在海警的陈述是个人的理解”，“应以保险公司与杨晓晨之间的保险合同来确定”。孙世华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但未提供保险公司名称等信息，一审法院已当庭裁定不予准许，驳回申请。此外，孙世华所称杨晓晨的行为涉嫌骗保、故意杀人等，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一审法院管辖，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孙世华在本案中提交法院的证据涉及的犯罪线索不明确，孙世华应当另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此本案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应按法院所在地青岛市2017统计年度的相关数据计算。本案中，孙世华及其亲属姚天德职业为“粮农”，其户口信息为农村户口，因此本案适用农村居民标准。1.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7年度青岛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309元，按六个月计算，共计31854元。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孙世华为死者姚天德之母，1951年1月20日出生，姚天德死亡时孙世华67周岁，姚天德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无配偶、子女，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为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017年度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为12928元，本案中，孙世华还有两个女儿，扶养人共计三人，杨晓晨只赔偿姚天德应负担的三分之一份额。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2928*13/3=56021.33元。3.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青岛市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64元。本案中，孙世华亲属姚天德死亡时为45周岁，死亡赔偿金按20年计算，共计387280元。4.关于交通费，应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中的“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孙世华未提交任何票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丧葬费3185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021.33元，死亡赔偿金387280元，共计475155.33元，杨晓晨应承担上述费用总额的30%即142546.6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杨晓晨赔偿孙世华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142546.60元；二、驳回孙世华对杨晓晨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孙世华对何延松的诉讼请求。上述款项，杨晓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5.40元，减半收取6252.70元，鉴定人出庭费500元，由孙世华负担5646.98元，杨晓晨负担1105.72元。二审期间，当事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损害责任纠纷。2018年3月左右，姚天德与大连市西岗区成仕职业介绍所签订了《职业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止），后经雇佣至“鲁文渔53296”号船上工作。姚天德随“鲁文渔53296”号船出海期间，于2018年4月19日上午在前甲板捡鱼时，摔伤左臂。船长让二车王立仁找两块木板给姚天德摔伤胳膊进行固定包扎，并提供了消炎药阿莫西林、去痛片和矿泉水。因姚天德受伤，“鲁文渔53296”号船在收拾完渔获物后安排返港。2018年4月20日中午，姚天德去厕所，走到左舷后房间门口时，突然自己慢慢坐在地上，后背靠在蒸车上，出现双腿伸直、眼睛闭上、嘴里还往外流口水等症状。船长及船员在给其做了胸外按压、掐人中等简单急救措施无效后，判断姚天德死亡。2018年7月9日，荣成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姚天德进行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经过尸体检验（尸表检验、解剖检验）、毒物检验、病理组织学检验（肉眼检查、显微镜下改变、病理诊断），鉴定意见为姚天德符合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荣成市公安局石岛分局出具的2018-86号《死亡证明书》中确定姚天德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死亡原因同尸体检验鉴定结论。本案，当事双方对于何延松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杨晓晨为案涉船舶的经营管理者，姚天德为“鲁文渔53296”号船的雇员均无异议。诉讼中，孙世华主张何延松为雇主，而杨晓晨自认其自己为雇主，但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鉴于，姚天德为“鲁文渔53296”号船的雇员均无异议，孙世华已完成了姚天德为案涉船舶雇员的举证责任。但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其他船员对于谁是雇主也未有统一意见，虽然杨晓晨为案涉船舶的经营管理者双方无异议，但是经营管理者并不意味着其就是案涉船舶的雇主，杨晓晨、何延松对于在案涉船舶经营期间，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谁为雇主应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一审关于杨晓晨为案涉船舶雇主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何延松作为案涉船舶船主，当事各方均无异议，但何延松与杨晓晨就案涉船舶经营关系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认定何延松为案涉船舶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姚天德死亡原因，经鉴定为：“姚天德符合肠道广泛性化脓性炎、盲肠区化脓性炎并肠穿孔造成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中毒性休克而猝死。”虽然，姚天德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摔伤左臂，但是经鉴定摔伤与其死亡无关联性。姚天德在摔伤以后，船长及船员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并在收拾完渔获物后安排返港。由于姚天德在涉案船舶上工作时间较短，且姚天德在与大连市西岗区成仕职业介绍所签订的《职业合同书》务工人员保证栏“身体很健康，没有疾病，无犯罪史，无残疾”选项后画勾确认，因此，雇主及同船船员不可能了解到姚天德的真实健康状况，对于姚天德“猝死”亦无法预见。据此，孙世华关于雇主未积极施救应对姚天德的死亡承担全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认定雇主应向姚天德亲属作适当补偿，并无不当。关于人身伤亡赔偿标准问题，孙世华主张应按照《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的标准予以确定，但经审查，何延松、杨晓晨所提供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的附加险，其保险责任为“保险船舶在航行运输或停泊中船上在岗船员发生死亡或伤残，根据劳动合同或法律，依法应由船东（被保险人）对船员承担的医疗费、住院费、死亡补偿费，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故，上述保险系雇主责任险条款，该种保险的被保险人为雇主，并非船员，其保险金额亦与本案诉争纠纷无关，因此，对于孙世华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计算所确定的雇主应向姚天德家属承担的补偿金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世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何延松赔偿孙世华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142546.60元；三、驳回孙世华对何延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孙世华对杨晓晨的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何延松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5.40元，减半收取6252.70元，鉴定人出庭费500元，由孙世华负担4726.89元，何延松负担2025.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5.40元，由孙世华负担8753.78元，何延松负担3751.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锋审判员  赵童审判员  董兵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