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6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省咸阳路桥工程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49号。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某，女，197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   再审申请人陕西省咸阳路桥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咸阳路桥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1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咸阳路桥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杨某提供的税务发票、收料单、马德明的证人证言、孙艺等多人出具的借用身份证进行结算的证明、以及本院查明的孙艺等人账户交易信息记录等各项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杨某为咸阳路桥公司临吉高速十九标段项目部供应石料及结算货款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杨某要求咸阳路桥公司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给付义务，没有合同依据。杨某在起诉状及一审中一再强调双方签订有《供应村料协议书》，依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至一审、二审庭审结束时杨某除口头的表述外，未向一审、二审提交所谓的《供应材料协议书》证据证明。事实上咸阳路桥公司与杨某之间不存在签订供应材料协议书的事实，双方既没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无业务往来。因此，杨某要求咸阳路桥公司承担所谓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给付义务，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根据。2.杨某要求咸阳路桥公司承担货款给付的金额615237元，是自己单方计算得出的数额，没有咸阳路桥公司一方任何签字或确认的证据证明。3.杨某与咸阳路桥公司之间没有所谓买卖合同的合意，也没有履行事实的相关证据证明。4.杨某向法庭出示的署名“焦楠”、“物资部”印章收料单等证据，一则咸阳路桥公司对该证据形式、实质要件均不认可，二则该证据与咸阳路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5.杨某提供的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反映收款方名称分别是李军、孙艺、卫建中、刘金菊、范浩峰、赵文明、杨苏琴、杨苏琪、陕玉梅，该发票既不能证明杨某与咸阳路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杨某与咸阳路桥公司及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6.杨某向法庭出示的李军、孙艺、卫建中、卫仙花、赵文明、杨苏琴、杨苏琪、陕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的文字表述。一则证人未出庭，二则各证言文字表述内容一样且说明与杨某是朋友关系，显属与杨某存在利益、利害关系。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实质要件，咸阳路桥公司也不认可。7.二审法院依据杨某的申请调取孙艺、杨苏琴、卫仙花等人银行账户信息，该信息也只是表明唯一的事实是咸阳路桥公司临吉高速十九标段项目部曾与孙艺、杨苏琴、卫仙花等人有过账务往来，不必然与杨某就存在买卖合同事实、欠款事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杨某提供证据不能证明杨某与咸阳路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杨某诉称与咸阳路桥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即无法证实与咸阳路桥公司签订过《供应材料协议书》、进行过结算等相关方面的事实。综上所述，杨某主张咸阳路桥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2.二审中杨某同样未提交足以证明与咸阳路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二审法院调取孙艺、杨苏琴、卫仙花等人银行账户信息，该信息只能表明唯一的事实是咸阳路桥公司临吉高速十九标段项目部曾与孙艺、杨苏琴、卫仙花等人有过账务往来，不必然与杨谨格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案件基础事实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却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判决改判由咸阳路桥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是错误的。（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本院认为，杨某提供的税务发票、收料单、马德明的证人证言、孙艺等多人出具的借用身汾证进行结算的证明、以及本院查明的孙艺等人账户交易信息记录等各项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杨某为咸阳路桥公司临吉高速十九标段项目部供应石料及结算货款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杨某自临吉高速十九标段项目部欠付货款后，一直通过自行联系、向第三方反映请款单方式主张权利，最后诉至法院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咸阳路桥公司对案件事实已在前面陈述清楚，改判是歪曲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对于杨某主张所谓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咸阳路桥公司认为杨某诉状中所称买卖合同一事，咸阳路桥公司不知情，即便存在杨某所述事实，但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杨某从未向咸阳路桥公司要求过所谓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权利主张，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杨某的所谓权利主张均已丧失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限，且没有《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二审改判显属徇私裁判，有违常理，有悖法律。综上可知，咸阳路桥公司与杨某之间无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无业务往来及所谓结算事实。二审判决改判由咸阳路桥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明显不公。   综上所述，咸阳路桥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三项的规定，请求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咸阳路桥公司的合法权益。   杨某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杨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杨某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咸阳路桥公司未支付全部货款。杨某与咸阳路桥公司临吉高速十九标项目部的王姓负责人签订了《供应材料协议书》，当时咸阳路桥公司已盖章，但该负责人称需领导签字拿走合同再未给杨某。但杨某提供发货时雇佣的运输车队老板马德明的证人证言、项目部的收料单、税务发票及孙艺等人的证明，如此诸多的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杨某供应石料及结算部分货款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关系。法院调取的孙艺等人的帐户信息，咸阳路桥公司项目部确实曾给孙艺等人帐户汇款，那咸阳路桥公司应说明为何给孙艺等人汇款及双方之间的关系，如其不能合理说明，就应认定该款是给杨某的。（二）关于所欠货款数额。双方的结算方式是，上料后，杨某带上项目部的纳税证明和提前找好的身份证，在项目部指定的国税局缴税，开具发票，项目部结算后将发票交项目部，仍留在杨某手上的发票是未结算的，按此计算未结货款为615237元。（三）杨某的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因咸阳路桥公司一直不支付货款，杨某一直催要，2015年在临吉高速建设管理处原领导郭锁记的协调下与咸阳路桥公司人员李文威在临吉高速管理处商谈过，当时程根命在场。咸阳路桥公司再审申请无任何依据，应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杨某提交孙艺、杨苏琴、卫仙花等人的银行帐户，申请调取相关信息，称其中收到的陕西省××路基第十九合同段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的汇款是该项目部给其结算的石子款。经二审法院调取，在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三人银行帐户收到项目部银行转账8笔，其中杨苏琴、孙艺的转账记录中备注为“石子款”。并且孙艺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称该款是杨某的，咸阳路桥公司认为该笔款项不是杨某的，但未提供足以反驳上述事实的证据，应认定是项目部支付给杨某的石子款。杨某提供的税务发票、收料单、马德明的证人证言、孙艺等多人出具的借用身份证进行结算的证明与二审法院调取的孙艺等人帐户交易信息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杨某为项目部供应石子及结算货款的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石子买卖关系，确认咸阳路桥公司对项目部欠付的石子款615237元进行清偿并无不当。（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杨某自项目部欠付货款后，一直通过向项目部催要及向第三人反映情况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应认定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三）关于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再审理由。咸阳路桥公司未提供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予以证明，故此再审理由不成立。咸阳路桥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陕西省咸阳路桥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文杰   审判员 闫成先   审判员 邓高原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