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0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宝英，女，197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颂匀，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珺，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璐，女，199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斌，福建建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宝英因与被申请人杨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4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宝英申请再审称，原审错误认定本案部分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从而未能支持刘宝英全部诉讼请求，给刘宝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予纠正。（一）关于本案借款本金问题。原一审法院未采信杨璐亲自出具并当庭确认属实的现金借条，却仅凭其口头抗辩，对讼争8万元和12万元两笔借款不予认定，完全错误。1.原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刘宝英提供的三份借据系书证，且经杨璐当庭确认属实。同时，杨璐未抗辩或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受到任何胁迫或者利诱而出具。因此，三份借据均应认定真实有效。原一审法院仅凭杨璐口头否认，就要求刘宝英进一步提供所谓“转账凭证”予以佐证。而借据已经明确载明是“现金借款”，不可能有“转款凭证”。2.原一审法院片面采信杨璐关于8万元和12万元借据是2万元借款违约金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首先，8万元和12万元的协议和收条分别于2016年5月13日和5月16日签订。如按杨璐主张，违约金计算至2016年5月13日应为196000元，并非8万元；如计算至2016年5月16日，则应为204000元，而非12万元，明显矛盾且不合常理。其次，杨璐在原审中已当庭确认，刘宝英提供的于2016年11月向杨璐的微信催款记录属实，同时承认其当时就有还款计划，足以证明其尚欠刘宝英讼争借款的事实。原一、二审判决对杨璐当庭确认欠款的事实未加以分析认定，存在不当。3.原一审判决简单将双方微信往来款总额进行抵扣，得出“14500元应作为偿还本案借款”的结论存在错误。双方单笔微信往来款并不存在明确一一对应关系，不能进行简单抵扣。其中，刘宝英付款时间从2016年4月23日至6月28日共计11笔；杨璐付款时间从2016年3月4日至5月7日共计15笔。显然，只有刘宝英从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5月7日共5笔计10500元，以及杨璐从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5月7日共付11笔计16400元（其中还须扣除双方共同确认的4笔共4000元，系支付讼争借款利息，余额为12400元），这两部分才存在整体对应关系，才能进行抵扣。而其他部分的往来款既不存在时间对应关系，且双方均不能证明支付原因，只能推定与本案无关。4.杨璐的职业与其还款能力高低并无直接关联，正因杨璐有正当职业和收入，其也曾多次向刘宝英借款，且还款信用良好，所以刘宝英才会信任杨璐，多次借款给她。（二）关于12万元借款的收条出具问题。刘宝英据实陈述是对杨璐在2016年5月16日至6月5日期间多笔借款汇总后，由其出具12万元的收条。其中，因第一笔现金是2016年5月16日支付，最后一笔32000元现金于2016年6月5日支付，所以在汇总收条时统一以第一笔借款的时间即2016年5月16日作为落款时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也完全符合常理。且相关借款协议和收条都是杨璐填写出具，日期也是其书写，如果法院有疑问，也应该由杨璐来解释。（三）关于本案讼争借款的利息问题。1.原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利息约定不明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第1条写有“月息按分计算”，虽然没有写具体几分，但在协议第4条约定“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结合上下文，意思表示明确。这也完全符合利息一般按月利率计算的民间借贷惯例。2.本案借款利息实际按月息5分计付。对此，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也一致确认微信往来款中的4笔各1000元的杨璐付款就是按月自5分计付利息，足以印证双方是按月计付利息的事实。刘宝英放弃实际月息5分，仅根据协议约定的每月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主张借款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严重不公，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杨璐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原审举证责任分配公平合理。首先，杨璐已就案涉8万元和12万元的由来作了明确说明，其实际上是2万元借款本金的违约金演变而来（由2万元借款从逾期之日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6年5月16日止，按照约定的日息20%，扣除合同签订的2天共计逾期50天，违约金为20万元），上述违约金的计算与2万元《借款协议》的约定和日期相符。杨璐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另外，在民间高息借贷中，在借款人无力偿还高额利息时，贷款方往往采取签订多个借款协议的方式，将高额利息转化为新的借款，以此规避我国法律对高息的限制。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手机支付已是日常交易的普遍趋势。案涉款项除2万元现金借款外，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小额微信往来款，在小额款项使用转账方式支付与大额款项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刘宝英并未进一步提交相应转账凭证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刘宝英对杨璐在服装店打工是知情的，对杨璐的收入状况及偿债能力也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在短时间内出借8万元未获清偿即再行出借12万元，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对双方微信往来款项的抵扣符合法律规定。刘宝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微信往来款属于其他经济往来，且抵扣权利的行使并不以存在整体对应关系为前提。在双方无法明确还款性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顺序予以冲抵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对讼争借款借期内利息的认定合法合理。双方虽在《借款协议》第4条约定“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但与杨璐微信支付金额不相符。原审庭审中，刘宝英陈述双方约定月息为5%，这与《借款协议》约定相矛盾。可见，双方对于借款期限内利息的约定不明确，应视为未约定利息。综上，请求驳回刘宝英的再审申请。 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一）2016年5月13日《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8万元、2016年5月16日《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12万元是否已经实际发生？（二）本案尚欠借款本息数额具体应如何计算？对于上述问题，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2016年5月13日《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8万元、2016年5月16日《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12万元是否已经实际发生的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刘宝英向杨璐主张8万元、12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其所提供的是2016年5月13日、2016年5月16日的两张《借款协议》。现杨璐抗辩主张该两张《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20万元并未实际发生，而是双方2016年2月26日《借款协议》的借款本金2万元按照协议约定的按照每天20%计算违约金，从逾期之日的2016年3月26日计至2016年5月16日（约50天）计算的违约金20万元。在杨璐已经提出抗辩理由并对2016年5月13日、2016年5月16日的两张《借款协议》的签订作出解释的情况下，法院仍应对该两张《借款协议》项下的款项是否交付作进一步审查。经审查，刘宝英在一审时对12万元交付的相关事实陈述如下“……2016年5月16日在刘宝英姐姐莲花五村茶馆里支付3万元，2016年5月21日在江头七天酒店支付3万元，2016年5月29日在刘宝英姐姐林德叉车厂对面茶馆里支付2.8万元，2016年6月5日支付3.2万元。现金支付过程均只有刘宝英、杨璐两人在场”，但前述两张《借款协议》签订的时间最迟为2016年5月16日。刘宝英在向本案申请再审时主张，本案双方在汇总收条时统一以第一笔借款的时间（2016年5月16日）作为落款时间，系其单方的主张，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从本案双方微信往来款项的情况来看，双方平时款项往来均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而没有采取现金交付的方式。借款金额较大的8万元、12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该两张《借款协议》出具的时间间隔仅有3天，刘宝英在短时间且杨璐已经拖欠2万元借款本息未偿还的情况下，仍在短期内继续向杨璐出借大额的款项，亦明显不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刘宝英关于前述两张《借款协议》项下的20万元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该2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并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万元是正确的。 （二）关于本案尚欠借款本息数额具体应如何计算的问题 本院认为，1.双方在2016年2月26日的借款本金2万元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即至2016年3月25日，但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一个月的月息如何计算。因此，原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期内的利息约定不明，并无不当。2.杨璐从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5月7日通过微信共向刘宝英转款15笔合计30400元；刘宝英从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6月28日通过微信共向杨璐转款11笔，合计15900元。现刘宝英向本院申请再审时主张，“只有刘宝英从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5月7日共付5笔计10500元，以及杨璐从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5月7日共付11笔计16400元……才能进行抵扣”。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杨璐的转款时间均在2016年2月26日《借款协议》出具之后，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杨璐向刘宝英的微信转账都应当认定为偿还借款。而刘宝英关于其本人只有5笔共10500元才能进行抵扣的主张，反而将致使其用于抵扣的款项金额减少。但鉴于本案中杨璐未就该问题向本院申请再审，故不作审查。综上，原一、二审判决是以双方微信款项往来的差额作为杨璐的还款数额，是妥当的。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刘宝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宝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吴莲玉 审 判 员  高晓嵘 代理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