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7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宝立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腾飞二街14-1号。法定代表人：陈刚，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百胜，北京市金栋（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有林，男，196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秋，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宝立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虞有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宝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景百胜，被上诉人虞有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立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宝立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虞有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宝立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应当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宝立公司与虞有林的借贷关系虽然发生在2007年至2014年9月，但是由于出借人一方涉及虞有林及其关联第三方达27个自然人和法人、其他组织（见司法鉴定意见书）。宝立公司从2015年8月至今多次要求和虞有林核对其中部分款项的结算问题，虞有林一直没有给宝立公司出具关于沈阳蓄薪商贸有限公司970万元借款是否是王荣涛与宝立公司借款纠纷中的款项的证明。无奈之下，宝立公司只好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双方借款本金数额及以年利率36%为标准，多还款的具体金额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8月20日，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作出“辽明司鉴所（2018）会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以上事实和司法解释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才规定已经支付超过36%以上的利息，借款人有权要求返还。2018年8月20日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宝立公司支付虞有林超过36%的利息部分就多达129422156.67元。因此，无论从2015年9月1日司法解释新规定超过36%利息部分可以主张返还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还是2018年8月20日宝立公司才知道多支付的具体金额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还是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宝立公司一直和虞有林就借款金额进行交涉致使时效中断时开始起算，宝立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宝立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在虞有林一方没有证据反驳不予否认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竟然认定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显然是偏袒虞有林一方，是错误的认定，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以宝立公司多还款是自愿行为，并认为宝立公司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违反了交易习惯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认为同样是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当改判予以纠正。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只要支付利息是自愿的，无论是否超过36%，都不能要求予以返还，否则就是违反了交易习惯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宝立公司支付虞有林的利息是月利率4%，相当于年利率48%，显然超过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作出“辽明司鉴所（2018）会鉴字第5号鉴定意见为，宝立公司累计借款本金为254048000.00元。宝立公司累计偿还金额为399074000.00元。截止2014年9月19日，以年利率36%为标准，宝立公司已还清所有借款本息，并多还款129422156.67元。《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虞有林收取宝立公司超出36%部分的利息显然是不当得利，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和法律的规定必须予以返还。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本案，明显错误。该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审判决适用该条款，意思是宝立公司已经支付超过36%以上的利息是按照约定履行的，因此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对宝立公司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不予支持。实践中，几乎所有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借款人都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包括约定超过36%部分），对超过部分都是自愿支付的。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不能再要求返还支付超过36%部分的利息。这样的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就变成一纸空文。结论很清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撤销并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宝立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明显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宝立公司的上诉请求。四、虞有林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一审法院没有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致使宝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作出“辽明司鉴所（2018）会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一重要证据没有依法采信考虑，最终导致虞有林的“套路贷”行为没有被发现。宝立公司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认真审查该司法鉴定意见，通过司法鉴定意见发现虞有林的“套路贷”行为，对本案进行正确定性，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虞有林答辩，宝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宝立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虞有林与宝立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发生在2007年至2014年9月期间。在宝立公司偿还完当次借款本金及利息后，才会发生下一笔借款行为，历经7年间双方多次发生借款、还款行为，且双方在每一笔款项的给付方式及给付数额均无任何异议。宝立公司给付虞有林的款项是其经过充分的、审慎的、理性的重视。其作为债务人已于2014年9月自行履行完毕与虞有林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宝立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其提供的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内容均与本案无关，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二、虞有林与宝立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从2007年起陆续发生，至2014年9月陆续履行完毕。宝立公司依照约定，自愿主动地履行了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合同义务。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而终止。因双方之间的借款与还款均系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之前，双方的借贷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宝立公司已支付给虞有林的所有款项均系其自愿的、自认的，虞有林收取的所有款项也均是合法的，并未侵害任何人的利益。故该《规定》对本案不具有溯及力。宝立公司无权依据该《规定》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虞有林返还所谓的“多还款”。三、宝立公司依据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依据要求虞有林返还157722468.26元证据不足。该鉴定意见书所述的关联第三方（共26家）与宝立公司之间均存在借款、还款行为，该鉴定意见书将宝立公司转给第三方的款项均认定是支付给虞有林的，显然是错误的。“多还款129422156.67元”的结论也缺乏依据，故该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宝立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虞有林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宝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第四条上诉请求不成立，“套路贷”是今年司法解释才实施的，宝立公司与虞有林之间不存在“套路贷”的行为，一审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问题进行诉讼，所以我方认为上诉请求不成立的。综上所述，一审法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请求不成立。宝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虞有林返还宝立公司的多还款129422156.68元，承担多还款的利息28300311.59元，2018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4年9月期间，宝立公司与虞有林分别签订多份借款协议，由虞有林向宝立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宝立公司的经营活动。宝立公司、虞有林采取每两个月换一次协议，结算一次的方式依约定履行借款及还款。截止2014年9月，双方当事人已按照合同约定针对借款及还款全部履行完毕。现宝立公司以其向虞有林偿还的借款利息超过年利率36%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虞有林返还宝立公司的多还款并承担多还款部分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宝立公司与虞有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从2007年起陆续发生，至2014年9月已陆续履行完毕。宝立公司方依照其当时与虞有林的约定，自愿主动地履行了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合同义务。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而终止。因双方之间的借款与还款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之前，双方的借贷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故宝立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要求虞有林对其已偿还的借款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按照不当得利予以返还，违反交易习惯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宝立公司与虞有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发生在2007年至2014年9月期间，宝立公司方依照其与虞有林的约定已自行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宝立公司如果认为其向虞有林发生的还款数额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其诉讼时效的起诉点应从每次还款之日起计算，而宝立公司方于2014年9月已全部履行完还款义务，即使按照最后一次还款的时间来计算，仍然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宝立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宝立公司曾向虞有林提出过返还的请求，即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宝立公司的起诉也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原审法院对宝立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宝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0412元，由宝立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宝立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过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本案是否涉嫌“套路贷”犯罪，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于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宝立公司主张虞有林在履行合同中存在预扣利息和收取超过36%利率问题。这些事实即使存在，宝立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即应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7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7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还本金。”本案宝立公司与虞有林发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07年至2014年期间，且履行方式是每笔合同履行完毕后，再签订下一笔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最后一笔已于2014年9月履行完毕。因此，宝立公司应于2007年至2014年知道预扣利息和利率超过36%法律不保护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宝立公司主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2015年9月1日施行后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从2015年9月1日起计算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宝立公司主张适用20年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宝立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虽然时间是在2015年，但从手机短信内容看，未涉及本案宝立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涉及的是让虞有林证明2009年借款问题。微信聊天、通话录音均是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6月时间点，此时间从2014年9月最后履行合同完毕时计算，已超过三年，也就是说微信聊天、通话录音是在本案过诉讼时效以后发生的，从内容看，没有虞有林同意返还高于36%利率利息和预扣利息的内容，所以，宝立公司主张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正确。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终止正确。宝立公司主张应适用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此规定施行后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应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本案因过诉讼时效未支持宝立公司诉请，且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本案不过诉讼时效的结果。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问题。宝立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虞有林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过程中存在预扣利息和收取高额利息问题，宝立公司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作出判决，且宝立公司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并未主张虞有林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其选择了民事纠纷处理本案。况且，宝立公司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发生在此规定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宝立公司主张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412元，由辽宁宝立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