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72民初1970号 原告：乐国村，男，1956年1月15日，汉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孙行态，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应佳红，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海斌，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林海伟，浙江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夏松娟，女，195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第三人：夏豪凯，男，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第三人：夏凤玲，女，197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乐国村与被告李海斌，第三人夏松娟、夏豪凯、夏凤玲船舶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乐国村及其委托代理人孙行态、应佳红，被告李海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海伟，第三人夏松娟、夏豪凯、夏凤玲到庭参加诉讼，证人刘某、孙某、夏某到庭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乐国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浙普工56”船中有40.5%的股份，责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上述船舶所有权显明登记手续；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船舶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的合伙经营收益10508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2月，原告和张振朝（已故）、张世国（已故）、周松安、周晓峰五人共同投资建造了“浙普工56”、“浙普驳18”两艘船舶。2004年8月20日，因船舶经营需要，张振朝和原告儿子乐东东注册成立船舶经营公司“浙江省舟山市恒荣疏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2008年1月1日，五股东共同所有的上述两船及恒荣公司财产共折价575万元拼给张振朝和原告两人，其中张振朝占59.5%，股份金额342万元，原告占40.5%，股份金额233万元。2008年3月15日，原告与张振朝签订了股东合伙协议，确认了上述事实。为便于经营管理，两船所有权人在海事局中登记为恒荣公司，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为张振朝和原告。2011年“浙普驳18”船向外出卖，2014年3月17日，公司股东决议解散了恒荣公司。2014年7月21日，张振朝因车祸死亡，其继承人将其在“浙普工56”船中的59.5%股份折160万元（按当时市场的船舶总价265万元计算）转让给被告，被告取得股份后即到海事部门办理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以上述船舶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同时被告聘用其妹夫周师文对船上业务进行管理，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掌控了船舶的全部经营收支，原告儿子乐东东在2015年10月离开了船舶。被告受让张振朝船舶股份后，“浙普工56”船的经营收支原、被告双方在2015年2月核算过一次，以后一直未再核算，也未进行过收益分配。当原告要求在船舶所有权登记中显名，并要求清算合伙账目时，被告不予理睬，也不配合办理变更手续，更不与原告进行清算合伙账目。现被告连船舶在什么地方做工程、工程款多少、有没有收回工程款这些船舶经营基本信息都未主动向原告告知。原告认为“浙普工56”船系原告与张振朝按份共有的合伙船舶，张振朝死亡后，自被告受让张振朝的船舶股份起，“浙普工56”船属于原告与被告按份共有，但被告既不为原告办理船舶所有权显名登记，也不向原告分配船舶经营收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李海斌答辩称：1、涉案“浙普工56”船系被告向恒荣公司以160万元购得，被告持有船舶100%的财产份额，原告主张其在涉案船舶占40.5%的份额没有事实依据；2、被告购买涉案船舶是为了帮助妹夫周师文赚钱且船舶价格相对较低可以增值，船舶购入后交由周师文经营管理，所有经营成本由周师文承担，若船舶盈利，周师文向被告支付租金，若船舶亏损，被告免除周师文的租金；3、原、被告从未在2015年2月进行过结算，除2017年原告曾起诉被告外，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确认登记其船舶份额；4、被告享有涉案船舶100%所有权，原告主张船舶经营收益，没有事实依据，至于原告与周师文如何约定船舶经营，被告既不知情也与被告无关。 第三人夏松娟、夏豪凯、夏凤玲陈述称：张振朝原先与原告共同所有并经营“浙普工56”船，张振朝占股59.5%，原告占股40.5%，后因张振朝去世，第三人欲将所继承的“浙普工56”船59.5%股份出卖给李海斌，并委托第三人夏松娟的妹夫刘某办理出卖事宜。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股东合伙协议，证明自2018年1月1日起“浙普工56”船原告占40.5%股份，张振朝占59.5%股份的事实； 2、“浙普工56”船账目单，证明结账显示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1月底“浙普工56”船共计收入51万元，支出250536元，结余259464元的事实； 3、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恒荣公司自2004年8月20日注册成立，于2014年3月17日公司股东决议注销； 4、船舶基本情况，证明“浙普工56”船所有人和经营人在2005年5月17日登记在恒荣公司名下，2014年9月28日因买卖由恒荣公司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 5、船舶买卖合同，证明2014年9月28日恒荣公司出面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张振朝的“浙普工56”船59.5%股份以160万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 6、录音资料，证明2017年6月13日被告电话联系原告儿子乐东东，承认原告在涉案船舶享有股份的事实； 7、调查笔录，证明证人证实2014年9月28日张振朝的59.5%股份出卖事宜由刘某和周师文办理，被告购买的是59.5%份额，此后“浙普工56”船由原告与被告共同拼股的事实； 8、销货清单2张、收款收据1张、修理清单2张，证明原告及其儿子乐东东在“浙普工56”船的修理材料和单据中签字，存在原告管理船舶的事实； 9、合股协议，证明被告与周师文签订的合股协议书约定的“浙普工56”船拼股价为370万元。 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孙某、夏某出庭作证。 证人刘某陈述称：其系张振朝妹夫，接受张振朝继承人处理“浙普工56”船59.5%股份转让事宜，周师文系原告找来的买家，其与周师文就59.5%股份以价格160万元转让谈妥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浙普工56”船59.5%股份买卖协议，但该份协议已经遗失，办理船舶过户登记之时被告出现，后其持恒荣公司公章作为卖方与被告签订了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原告证5），该份合同系为办理船舶过户登记手续而签订的海事局的备案格式合同，实际双方买卖的是张振朝在“浙普工56”船的59.5%股份。 证人孙某陈述称：其系恒荣公司账务出纳，张振朝去世后在办理“浙普工56”船股份转让及扫尾工作中得知张振朝的股份转让给周师文，但在后续办理“浙普工56”船保险及抵押贷款事宜时发现船舶过户登记在李海斌名下。 证人夏某陈述称：其原系张振朝在“浙普工56”船股份下的小股东，且在该船上工作了十年后直至2016年离开，张振朝去世后股份转让给了周师文，此后船舶由周师文和乐国村共同经营管理，乐国村负责船舶维护、修理等日常事务，周师文负责船舶业务及账目，其工资亦由周师文发放。 被告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转账凭证四份，证明第三人夏松娟于2014年11月5日分两次共向周师文转账130万元，于2014年12月24日分两次共向周师文转让323800元，该1623800元系夏松娟退还被告的款项。 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舟山分公司）调取了“浙普工56”船2014年4月16日的保单（被保险人为张振朝，保险金额为200万元）、保险事项批改申请书及保单批单各两份（保单被保险人于2014年10月29日由张振朝改为李海斌，保险金额于2014年11月10日由200万元改为350万元，增加第一顺序受偿人为浙江舟山普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行），向浙江舟山普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行（以下简称普陀农商行东港支行）调取了被告于2014年以购买“浙普工56”船为由向银行抵押贷款的借款申请书、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个人贷款调查报告、动产价格评估表、个人借款业务面谈记录、船舶买卖合同（落款卖方为刘某，买方为李海斌，日期为2014年9月15日，船舶转让金额为37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6张（李海斌账户分别于2014年9月16日、10月3日、10月9日、11月5日、11月24日向第三人夏松娟转账20万元、30万元、10万元、两笔65万元、130万元，共计320万元）、借款借据等材料。 经当庭质证，被告认为原告证1股东合伙协议约定“浙普工56”船由张振朝和乐国村共有与船舶登记为恒荣公司所有不符，故对证1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证2无原件，且账目单由谁记录并不清楚，故对证2不予认可；被告对证6的通话内容予以确认，但认为通话当时不知道对方是谁，后半段系他人冒用乐东东名义与被告通话，故证6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被告认为证8虽有原件，但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涉案船舶的事实；被告认为证9系周师文为贷款制作，协议上被告的签名系周师文伪造。对证7调查笔录和证人证言，被告认为证人刘某既是第三人的亲戚又是接受第三人委托处理船舶转让的具体经办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被采纳，证人孙某称其在公司注销后还以财务身份履行职责与事实不符合，且其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庭审陈述不一致，故其证言不能采信，证人夏某系张振朝名下小股东，亦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亦不能采纳。对原告其余证据，被告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证据无异议。原、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认已收到第三人退还给周师文的160万元，另外23800元应该是第三人支付给周师文的中介费。 对本院调查的证据，原告认为“浙普工56”船变更登记在被告名下后，船舶保险金额增加至350万元，后被告向银行提交虚假的船舶买卖合同和银行流水而获取船舶抵押贷款130万元，抵押物清单亦载明船舶价值为350万元，可以表明“浙普工56”船2014年的市场价值为350万元，被告支付的1576200元仅购买了“浙普工56”船59.5%股份。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被告对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增加船舶保险金额的目的是为了向银行抵押贷款130万元，2014年9月15日的船舶买卖合同系周师文伪造刘某签字制作，目的是为获取银行贷款，被告用自有资金向第三人转账190万元形成付款流水也是为获取银行贷款。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第三人无异议，并称夏松娟名下的进出账流水是为了帮助被告办理贷款形成，其实际只收到船款1576200元。 本院经审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证1系原件，协议约定“浙普工56”船由原告和张振朝共有，该约定虽与船舶登记证书显示为“浙普工56”船所有人为恒荣公司不一致，但恒荣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振朝，且恒荣公司已经经股东决议注销，在第三人(张振朝的继承人)确认证1效力的情形下，本院对证1予以认定；证2账目单无原件，无其他证据佐证，亦无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本院不予认定；证6录音资料内容被告不予否认，且原告儿子乐东东一开始即向被告披露了身份，故被告与乐东东的通话内容予以认定，后半段内容系案外人从中插话，被告误以为是乐东东，该部分内容不予采纳；证8的部分单据有原告签字，但其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予认定；证9无原件，亦无其他佐证，不予认定；证7王信祥的调查笔录，因王信祥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定，其他三名证人出庭出证，被告虽对其证人身份提出质疑，但证人刘某与孙某有关船舶由周师文出面购买、事后船舶过户至被告名下的陈述与原、被告陈述一致，予以认定，证人夏某有关原告与周师文共同经营管理船舶的陈述与原告证6录音资料内容相印证，予以认定，对于三名证人有关被告购买船舶股份的陈述是否可信，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全案证据分析认定。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并确定被告虚构了2014年9月5日的船舶买卖合同及银行流水而取得银行贷款130万元。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04年8月恒荣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振朝，公司股东为张振朝、乐东东，乐东东系原告儿子。“浙普工56”船于2005年登记为恒荣公司所有。2008年3月15日，原告与张振朝签订股东合伙协议，约定由原告、张振朝等五人在2004年2月共同投资建造的“浙普工56”船、“浙普驳18”船并股给原告和张振朝，恒荣公司及两船折旧后实际财产为575万元，由张振朝认资342万元，占59.5%，原告认资233万元，占40.5%。2011年，“浙普驳18”船对外出卖。2014年3月恒荣公司因决议解散而注销。2014年7月，张振朝去世，第三人夏松娟等人作为张振朝的法定继承人拟出卖张振朝持有的“浙普工56”船股份，原告找到意向买家周师文，第三人委托刘某代其与周师文恰谈船舶股份转让事宜，价格谈妥后，刘某、周师文及被告等人于2014年9月前往船舶交易市场和海事局办理船舶过户登记手续，刘某持恒荣公司公章以卖方名义与被告签订一份船舶买卖合同并提交给海事局办理过户登记，合同记载：卖方恒荣公司，买方李海斌，卖方确认拥有“浙普工56”船的全部产权，船价为160万元，双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后买方将购船定金10万付给卖方，双方办理船舶交接手续前买方将船款一次性汇到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等。合同落款处卖方加盖恒荣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当天“浙普工56”船由恒荣公司过户登记至被告名下。 2014年9月16日被告向第三人夏松娟转账支付20万元，后被告又于2014年10月3日、10月9日分别向第三人夏松娟转账30万元和10万元，11月5日被告向第三人夏松娟转账130万元，同日夏松娟将收到的130万元转至周师文账户。2014年10月29日被告向财保舟山分公司申请将“浙普工56”船被保险人由张振朝更改为李海斌，财保舟山分公司当天予以批改，同年11月20日被告申请将“浙普工56”船保险金额由200万元改为350万元，并增加第一顺序受偿人为普陀农商行东港支行，财保舟山分公司亦于当天予以批改。2014年11月17日，被告以购买“浙普工56”船的名义向普陀农商行东港支行申请抵押贷款130万元，并提交一份虚假的以370万元购买“浙普工56”船的船舶买卖合同及其向夏松娟转账190万元的银行汇款单，后被告与普陀农商行东港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浙普工56”船提供抵押担保借款130万元，11月24日普陀农商行东港支行放款130万元至夏松娟银行账户，同日夏松娟向周师文账户转账323800元。被告确认收到第三人夏松娟转账给周师文的160万元退款。 船舶过户至被告名下后，周师文与原告共同经营管理“浙普工56”船至2017年年初，2017年4月周师文不知所踪，原告及其家属等人亦陆续离船，后被告接管船舶。2017年6月原告儿子乐东东给被告打电话，乐东东称已联系好船舶业务为何辞退船员，李海斌称其曾主动联系乐国村，但乐国村不接电话，船舶经营亏损只能辞退船员，并对乐东东称“你说你船拼股了，我也没跟你说过你没拼股”，电话中双方对船舶经营事宜产生争执。2017年8月1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在“浙普工56”船40.5%股份，并要求李海斌按股份比例向原告分红10.5万元，2018年1月31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李海斌诉讼，同年11月19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恒荣公司系由原告儿子及张振朝成立，“浙普工56”船原登记在恒荣公司名下，恒荣公司经股东决议注销后，“浙普工56”船仍登记在恒荣公司名下，原告与张振朝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约定“浙普工56”、“浙普驳18”船两船及恒荣公司由占40.5%、张振朝占59.5%，故在“浙普驳18”船已出卖、恒荣公司注销以及张振朝的继承人确认原告拥有“浙普工56”的40.5%股份情形下，本院对原告主张其拥有原恒荣公司名下“浙普工56”船40.5%股份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购买了“浙普工56”船100%股份。原告及第三人均主张被告仅向第三人购买了“浙普工56”船59.5%的股份，被告辩称其依据涉案船舶买卖合同以160万元向恒荣公司购买了“浙普工56”船100%股份，且船舶已过户登记至其名下。本院根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认为被告抗辩理由不足： 一、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并非被告购买“浙普工56”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该份合同仅是为办理船舶过户登记向海事局提交的备案合同。首先，船舶买卖合同记载船舶卖方为恒荣公司，但整个船舶买卖合同磋商、船款支付及后续办理船舶保险和虚构银行流水办理抵押贷款等事宜均与恒荣公司无关，被告始终与夏松娟联络，被告所称其根据涉案合同向恒荣公司购买船舶，与其履约等实际行为不符。被告还称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前并不了解和知晓“浙普工56”船情况，仅根据其妹夫周师文的报价认为船舶价格较低，决定帮助周师文赚钱而签订合同购买船舶，本院认为购买船舶对于个人而言属于重大商业交易，被告在完全不了解船舶具体状况下即签订合同为近亲属投资买船，不符常理，其称不知情船舶真实的权属状况亦难以置信。其次，涉案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与被告实际付款时间并不一致，合同约定合同签订之后才支付定金10万元，合同签订日为2014年9月28日，但实际上被告在此之前已支付了20万元款项，而且合同签订当天船舶即过户登记至被告名下，但依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当时买方并未支付任何船款，合同签订当天未支付任何船款情况下即办理船舶过户登记，与日常商业交易规则不符合。再者，“浙普工56”船之前登记在恒荣公司名下，如要办理变更登记，提交海事局的买卖合同卖方必须是恒荣公司，且必须是100%股份转让才能办理过户，故从以上分析，涉案船舶买卖合同与被告实际履约行为不符，与日常交易规则相背，而更符合为办理船舶过户所需的形式要件，故本院认为涉案船舶买卖合同仅是为办理船舶过户登记手续而签订的合同，并非买卖双方转让船舶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船舶保险金额增加至350万元及船舶抵押贷款130万元的事实可以侧面印证“浙普工56”船2014年的市场价值远不止160万元，被告支付的款项对价仅是张振朝名下的59.5%股份。原告主张第三人转让船舶股份时船舶作价265万元，故第三人以160万元将船舶59.5%股份转让，而被告将船舶保险金额增加至350万元并抵押贷款的事实可以印证当时船舶价值不止160万元，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其将船舶保险金额增加为办理船舶抵押贷款所需，本院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机构，应熟知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有专业技术人员对承保对象进行评估，财保舟山分公司将涉案船舶保险金额由200万元增加至350万元必定评估过“浙普工56”船市场价值才同意批改，故无论保险金额是200万元还是350万元，都可以印证“浙普工56”船市场价值并非160万元，而即便如被告所称其以低价购入船舶，在被告办理船舶贷款时第三人也应从被告取得130万元贷款的事实中知晓船舶市场价值远高于130万元的事实，第三人亦不会如此缺乏市场商业意识而愿意以160万元将船舶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故被告辩称其160万元购买了船舶100%的股份与船舶市场价值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并认定被告支付的款项对价仅是张振朝名下的59.5%股份。 三、被告购买船舶后原告一直参与船舶经营管理，双方存在共同经营船舶的事实。被告购买船舶之后交由周师文代为经营管理，庭审中被告亦未否认原告参与船舶经营的事实，此事实有原告儿子乐东东与被告的通话记录印证，被告虽抗辩其所称“拼股”是指原告与周师文在船舶经营上的合伙，并非是指船舶股份合伙，但实践中除渔船之外其他船舶的经营性合伙情形极少，故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周师文之间就船舶经营存在合伙关系情形下，本院认定原告与周师文所代表的被告存在共同船舶经营的事实。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与张振朝系原登记在恒荣公司名下“浙普工56”船的实际所有权人，分别占有船舶40.5%和59.9%股份，后“浙普工56”船虽然由恒荣公司过户登记至被告名下，但被告支付的购船款仅受让了第三人继承的张振朝所有的“浙普工56”船59.5%股份，原告要求确认其在“浙普工56”船40.5%的股份，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所有权份额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至于原告要求分配船舶合伙经营期间（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月30日）的收益款，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该期间的盈利情况，故对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保护。原告其余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乐国村拥有“浙普工56”船40.5%所有权，但该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驳回原告乐国村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5514元，由原告乐国村承担946元，由被告李海斌承担145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凌云 审 判 员  孟云凤 人民陪审员  周 丽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 燕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十条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