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6民初7853号原告：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庄湖桥大道6号。法定代表人：方建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志明，公司员工。被告：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1号富华苑综合楼一楼东面。法定代表人：潘海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蔚荆，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上海敬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方公司）诉被告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绿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衡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志明，被告苏州绿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蔚荆、陈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衡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6911.83元；2、判令被告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24767元,并支付以224767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自2011年起至2017年止，被告共结欠货款224767元。经催要，被告拖延支付。被告苏州绿友公司辩称，其不结欠原告货款，即便有欠款，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25日，原告衡方公司（供方）与被告苏州绿友公司（需方）签订草种销售合同一份，约定：需方向供方订购草种一批，价款49345元，到货30天内需方付清全部货款，逾期每月按总货款2%计算利息。此后，原、被告之间发生多笔草种的交易往来，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原、被告一致确认2011年的货款总额为241103.6元，原告开具了同等金额的发票给被告。原告于2012年开具金额合计358471.32元的发票给被告，于2013年开具金额合计198300.2元的发票给被告，于2014年开具金额合计47432.35元的发票给被告，于2015年开具金额合计7309.4元的发票给被告。原告陈述，2011年、2014年、2015年的送货金额与开票金额一致，2012年、2013年的送货金额大于开票金额，因被告方苏州地区的负责人陈立遥称要内部单独核算，发票需要等通知再开，所以2012年和2013年的发票没有开全。据其统计，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2013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200850.2元，双方之间货款的结算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往来为准，经其结算，被告尚欠付货款。为此，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1年的送货单47份，证明2011年的货款金额为241103.6元。其中部分送货单记载收款单位为吴江绿友、苏州绿友昆山分公司、昆山绿友、光福绿友。2、2012年的送货单、出库单58份，证明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其中2012年2月3日（金额7000元）、2012年2月19日（金额4086元）、2012年3月25日（金额6015元）、2012年3月31日（金额5374元）的出库单记载收货单位为吴江绿友；2012年6月13日（金额8399元）、2012年10月15日（金额1997.6元）、2012年10月16日（金额1305元）、2012年11月1日（金额2306.32元）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施敏；2012年2月16日（金额5448元）、3月13日（13726.5元）、4月9日（金额16117元）、2012年7月11日金额为5538.8元的出库单一份（单号为0032036）、9月7日（金额9425元）、9月20日（8058.5元）、9月23日（金额10896元）、9月23日（金额8648.7元）、9月29日（金额30563.15元）、10月8日（金额8103.9元）、10月11日（金额8376.3元）、10月15日（金额8376.5元）、11月26日（金额272.4元）、12月7日（金额310元）、12月9日（金额295.1元）的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字；2012年9月20日（金额12984.4元）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无锡绿友。3、2013年的送货单25份，证明2013年的送货金额为198300.2元。后，经与被告所举证据核对，另有2013年8月27日的送货单（金额2550元）未核算在内，2013年的送货总额应为200850.2元。上述送货单中2013年4月14日（金额10555.5元）、4月30日（金额10896元）、8月30日（金额15075元）、9月5日（金额2996.4元）、9月6日（金额11236.5元）、9月12日（金额7264元）、9月30日（金额11066.25元）、10月16日（金额9080元）、10月18日（金额14528元）的送货单上没有收货人签字。4、2014年的送货单10份、2015年10月10日的送货单1份，证明2014年的送货金额为47432.35元，2015年的送货金额为7309.4元。5、2011年12月30日的草种销售合同一份，该合同抬头载明供方为原告，手写载明需方为吴江绿友（施敏），合同落款需方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合同中有手写部分“2012年送货见清单，由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付款”。原告称合同中手写部分为其法定代表人所写，当时其与被告的经办人陈立遥约定2012年送给吴江绿友（施敏）的货物由被告付款。6、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采购入库单，证明被告将自2011年9月20日起至2014年11月22日止的送货入库情况进行确认。经其核对，被告出具的采购入库单显示2011年的送货金额为240656.84元，而实际送货为241103.6元，2012年的送货金额为358592.93元，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其发现被告确认的金额不对，反映给被告，被告将该份采购入库单交给其后，其发现货物没有全部入库。另，该采购入库单尾部记载“截止到2015年5月13日于衡方园艺所有货款已全部结清”。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记载收货单位不是苏州绿友及没有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出库单均不予认可。2011年，吴江绿友、昆山绿友、无锡绿友均是被告设立在当地的营业网点。2012年2、3月，吴江绿友的营业网点撤销，昆山绿友成为独立的公司，无锡绿友于2001年8月2日注册成立公司，施敏于2012年6月15日离职，所以原告送往这些地方的货物均与其无关；对证据3中送货日期为2013年4月14日、4月30日、7月11日（单号0032037、签收人陈华平）、8月30日、9月5日、9月6日、9月12日、9月30日、10月16日、10月18日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上述送货单中没有收货人签字，其没有收到上述货物，2013年8月27日的送货单记载收货人为万纯，在其未提出之前，原告并未主张，说明其未收到该送货单上的货物；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上的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经其与陈立遥核实，当时盖章的是一份空白合同，原告送给施敏的货物应由施敏付款，施敏在外也做业务的，原告清楚哪些货物是送给施敏的，所以送货单记载收货人为施敏；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采购入库单系原告要求其出具的，实际上是一份对账单，上面记载了截止2015年5月13日双方之间的款项全部结清，因此这份证据可以反映双方之间的货款结算情况。被告抗辩收货人为施敏的送货单反映的是原告与施敏个人之间的交易往来，与其无关，提供了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一份，该报送表载明施敏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结束时间为2012年6月15日。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施敏作为吴江绿友的负责人，代表被告与其发生交易往来，被告与施敏解除劳动关系并未通知其，其有理由相信施敏仍然代表被告，施敏的行为应由被告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被告付款情况，原告称被告于2011年12月26日给付20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给付50000元、于2012年4月11日给付50000元、于2012年6月18日给付20000元、于2012年7月16日给付21103.6元、于2012年8月27日给付3875元、于2012年9月10日给付19068元、于2012年10月25日给付15000元、于2012年11月12日给付35000元、于2013年1月29日给付20345.71元、于2013年2月4日给付49363.6元、于2013年2月7日给付50000元、于2013年2月8日给付100000元、于2013年4月3日给付5992.8元、于2013年5月28日给付4287.61元、于2013年7月24日给付9443.2元、于2013年8月29日给付15000元、于2014年2月12日给付20000元、于2014年3月3日给付10000元、于2014年5月14日给付20000元、于2014年8月5日给付34101.8元、于2016年2月25日给付7309.4元，被告通过汇票支付89832.35元，被告合计给付675261.87元。被告则称其给付原告852616.87元，除原告主张的付款金额外，被告对其余款项的交付、结算情况举证如下：1、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一份，证明原告在该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被告结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329989.52元。2、2013年3月7日、3月19日、5月8日的收据复印件、2013年12月26日、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的收据复写件、10月30日的收据复写件（加盖原告公章）、2015年2月28日的收据复印件、2016年1月11日的收据复写件（加盖原告公章）及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一份，证明被告于上述日期分别收款30000元、20000元、50000元、25000元、14755元、50000元、7600元、39832.35元、10167.65元、2816.75元。其中2013年12月26日的25000元系他人代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方建国收款，并代方建国在收据上签字。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因被告做账需要让其敲章，其才在企业询证函上盖章，双方之间的货款结算应以实际的送货情况来确定；对证据2中2013年3月7日、3月19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笔款项包含在汇票支付的89832.35元中，对2013年5月8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收据记载付款人为上海绿友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其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对2013年12月26日的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的字不是方建国本人所签，其没有从被告处收取过现金，对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10月30日的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没有收到收据上记载的款项，当时被告称做账需要，其应被告要求在收据上签字。后，原告表示2014年1月10日和1月20日的收据系复印件，其第一次陈述时感觉是自己签的，但回去核实后并没有发现相应的记录，所以如被告不能提供原件，其不予认可。对2015年2月28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款项系汇票支付，包含在89832.35元的汇票支付款项中，对2016年1月11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无锡绿友，其与无锡绿友之间存在交易往来，该款系无锡绿友交付给其的款项，对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汇款人为无锡绿友，该款系无锡绿友支付给其的款项。关于2014年10月30日的收据，原告提供被告盖章、陈立遥签字的书面证明一份以说明案外人徐冬岸欠被告7600元，由原告代为支付，原告在2014年10月30日的收据上签字相当于其收到了被告的货款，这样双方之间的账就平掉了，不需要再进行款项的交接。被告对该书面证明的真实性表示没有异议。审理中，被告表示对于原告提出异议部分的收据，其已找不到原件，无法提供给法庭。被告陈述，绿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友集团）系其母公司，其与上海绿友、无锡绿友均是绿友集团下属的子公司，被告苏州绿友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负责苏州的业务，后来母公司成立了苏州绿友公司（注册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苏州绿友公司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并行存在，后来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注销掉了。原告主张其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无锡绿友之间有交易往来，提供了如下证据：1、2009年4月-10月的送货单；2、2010年的送货清单两页，该送货清单第一页有方建国的签字并加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发票专用章，第二页加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公章，记载手写金额为74164元；3、付款方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时间为2011年8月9日的发票两张，2011年4月26日的发票一张及2011年的送货清单，发票记载总额为250955元；4、付款方为无锡绿友、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及时间为2014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送货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一份，发票记载金额为12984.4元。原告称根据其统计，其于2009年向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送货41752.2元，于2010年送货133154.55元，于2011年送货255836.15元，合计送货430742.9元，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合计付款418045.61元；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与被告提交的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金额2816.75元）及金额为10167.65元的收据相对应，其与无锡绿友之间仅发生了这些交易往来，且款项已付清。经质证，被告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原告提供的2010年的送货清单，被告提供了时间为2010年12月3日、金额为74164元的发票一张,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金额分别为12898.8元和27.9元的发票各一张，以证明2010年的货款为87090.7元。针对原告提供的付款方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时间为2011年的发票及2011年的送货清单，被告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前欠付原告87090元，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付款后，该日之前的款项双方结清。此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交易金额为250955元，原告开具了等额的发票，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支付给原告的款项金额超出发票金额250955元，超付的30000元作为帮被告代付给原告的款项。为此，被告提供了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工商银行进账单、银行业务回单、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及业务回单记载的款项金额分别为87090元、20000元、60000元、22528元、100000元、48426.91元、30000元，合计368044.91元，扣除截止2011年1月31日应付的87090元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合计支付280954.91元，比原告举证的发票金额超出30000元，该笔30000元即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代被告支付的货款。另，被告提供2012年7月13日的发票（金额5538.8元）一张，证明该发票对应单号为0032036的出库单，其已付清该金额，故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上记载的欠款金额与双方之间的货款及付款情况相一致。又，被告提供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5月11日、5月19日、7月5日、9月21日出具的发票及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方建国的名片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方建国与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在中种草业公司就职，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成立后，方建国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一起做业务，该公司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之间存在草种的交易往来，原告统计的2010年送货清单中记载的部分交易不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的，原告混淆了交易主体，导致货款核算不正确。经质证，原告对2010年12月3日的发票（金额为74164元）,2010年12月24日的发票（金额分别为12898.8元和27.9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其以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会计统计没有问题，所以其在2010年送货清单上签字，没有在第一时间核对，发票开具的金额不全，实际送货金额应为86835.5元。对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工商银行进账单、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款项均是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支付的，与被告无关，记账凭证是被告单方制作，其不予认可。对2012年7月13日的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于2012年7月11日送了两批货物，但仅开具了一份发票，被告仅支付了一笔货款，另外一笔货款没有结清。对被告提供的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发票表示无法确定真实性，对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方建国的名片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审理中，原告称双方于2011年11月25日签订的草种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应在到货后30天内付清货款，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被告应于2015年11月9日前付清货款，被告未付，则应自2015年11月10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曾向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陈立遥主张货款，后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拒绝其的付款要求，故其提起诉讼，其主张未超出3年诉讼时效。对此，被告则表示其支付给原告最后一笔货款后，原告从未向其主张过货款，原告的诉请不能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规定。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草种销售合同、送货单、出库单、发票、书面证明、采购入库单，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发票、银行进账单、银行业务回单、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送货单、营业执照、名片及本院制作的质证笔录、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仅于2011年11月25日签订了一份草种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价款49345元的草种，到货后30日内付款，此后，双方之间发生了多笔交易往来，均未签订销售合同，未约定付款时间。本案原告最后一次送货给被告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被告应在收到货物后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施行时，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则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可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于2018年9月4日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故本院对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超出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被告之间货款的结算，双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在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被告结欠原告的金额为329989.52元，原告称该对账金额并未真实反映被告结欠货款的情况，提供了2011年及2012年的送货单、出库单，根据原、被告陈述并结合发票的开具情况、货款的支付情况，双方确认2011年的货款总额为241103.6元，被告已付清。关于2012年的货款，原告于2012年开具了总额358471.32元的发票给被告，原告称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因被告原因导致发票没有开全，但其中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的送货单（金额12984.4元）与原告提供的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及被告提交的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金额2816.75元）及金额为10167.65元的收据载明的金额一致，原告认可其与无锡绿友之间仅有一笔交易往来，其提供2014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送货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主张上述发票、银行业务回单、收据与该份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相对应，本院难以采信。2012年的部分送货单、出库单上没有收货人的签字，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收货，本院亦难以采信。无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出库单上记载的货款金额合计128707.85元，已超出原告主张的送货金额与开票金额的差值，原告主张其在2012年的送货金额超出发票金额，否认2013年1月1日询证函上确认的欠款金额，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2013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200850.2元，高于当年发票金额（198300.2元），提供了2013年送货单为证，但其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没有收货人签字，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没有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上记载的货款金额已超出原告主张的送货与开票之间的差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2013年的货款以实际送货为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截至2012年12月31日，被告结欠货款329989.52元。2013年、2014年、2015年的货款合计253041.95元。上述货款合计583031.47元。根据原告自认的付款情况，被告支付了该期间的货款435676.47元，货款与付款之间相差147355元。关于该差额，被告提供了2013年5月8日、12月26日，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10月30日的收据为证，上述收据记载金额分别为50000元、25000元、14755元、50000元、7600元。原告认可2013年5月8日、2014年10月30日收据的真实性，但认为2013年5月8日的付款方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与被告无关，对此，原告提供了开具给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发票，发票总额为250955元，被告提供了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合计280954.91元，被告称超出部分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结欠的2011年1月31日之前的款项，该陈述与原告提供的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2010年的送货清单记载金额能相互印证，被告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于2013年5月8日代被告支付了50000元，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双方陈述，2014年10月30日的7600元系案外人结欠被告款项，原告代为支付，从货款中作相应抵扣而产生的，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给付76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认可2013年12月26日收据上的字并非方建国本人所写，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收款的事实，本院对被告主张的该笔付款的事实不予采信。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的收据为复写件，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没有提供原件，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付款事实，本院亦难以采信被告主张的付款事实。综上，被告还应支付原告89755元。虽然双方之间的买卖往来已于2015年10月10日结束，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货款，但关于上述款项的收付问题，双方存在争议，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及时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自2015年11月10日起算利息不予支持。原告于2018年9月4日提起诉讼，本院酌定被告应支付原告以89755元为基数自起诉状等副本送达给被告之次日（201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人民币89755元及以89755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14元，由原告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负担4470元，被告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负担204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吴明燕人民陪审员  金惠林人民陪审员  花 娟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吴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