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7民终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强小东，男，生于1971年12月21日，汉族，陕西省洋县人，住洋县，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进才、赵宝贤，陕西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昌，男，生于1971年2月20日，汉族，陕西省洋县人，住洋县，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洋县磨子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强小东因与被上诉人王昌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3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强小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原洋县马畅农械厂街面房靠南一间二层楼房及该房后3×9米的后院归上诉人所有，并由被上诉人限期办理房屋过户印约纳税手续。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产权不清是错误的。洋县马畅镇企业办是原洋县马畅农械厂企业改制的主管机关，负责该厂企业改制五间楼房的资产处置。原马畅镇企业办出具的产权界定书已经对争议房屋产权做出了处理，本案争议房屋产权清楚。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02）汉中民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也已认定王昌与强小东通过协商达成的房屋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及产权界定书的内容执行，也说明本案争议的房屋产权归属已经确定。2、原审认定王昌给马畅镇企业办交款147440元购房款错误，生效判决及证人证言证明王昌实际向原洋县马畅镇企业办交款84000元。3、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案由向洋县人民法院起诉，但是立案庭雷崇理庭长审查后认为上诉人没有诉争房屋产权证，让上诉人变更起诉案由为“用益物权纠纷”才给立案。并且原审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认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定案，而不应当仍按照立案时的案由结案。原审开庭前，上诉人没有收到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告知书，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王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通过拍卖形式取得争议房屋所有权，但是当时片面考虑到被答辩人也想买房，而且强小东的父亲强志安能分配到28000元的安置费，才签订的“君子协定”，但后来强志安只获得7000元的安置费。强小东在未经其父亲授权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领取该费用并交付房屋，双方矛盾由此而起。强小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马畅镇农械厂临街房屋靠南一间二层楼房及房后南北宽3米、东西长9米的院落占用收益权属归原告，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1997年7月，原马畅镇农械厂根据国家乡镇企业改制的相关规定，召开职工会议，最终决定拍卖企业财产，清偿债务，并一次性安置在职及退休职工。次年10月22日经职工会议研究，农械厂所有资产处理，同等条件下内部职工优先；内部职工在无人竞买时按照评估价格购买；同一财产有两人以上购买，则竞价处理。评估临街五间二层房屋保底价为15.2万元。1998年10月27日中午的农械厂职工会议上，被告王昌提出以15.2万元购买农械厂五间二层楼房。会后原告强小东向农械厂改制清算小组组长王宝元提出亦要求购买该五间二层楼房。1998年10月27日晚，原、被告经过协商，达成“君子协定”，约定：王昌、强小东的父亲均属农械厂职工，双方均需购买农械厂拍卖之房产，但王昌居住困难，强小东同意让出人情让王昌购买。强小东将其父强志安在农械厂应享受的全部安置费交给王昌，由王昌给强小东让出南边一间街面房，并在后以墙心为界留出长8米、宽3米的地方以便强小东修建楼梯及小房。该协议达成后，王昌于11月3日的职工会议上在无他人竞买的情况下以14.744万元的优惠价购得此房屋。马畅镇政府企业办公室于1998年11月6日向被告王昌出具了收条一张。11月7日，马畅镇政府企业办公室根据王昌和强小东达成的房屋转让协议分别向二人出具了马畅镇农械厂产权界定后房产权各自所有部分的坐落四至界定书，明确了原告强小东分得农械厂临街楼房一间二层。但被告王昌未领取原告之父的安置费7000元及强小东追加的3000元房价款。2000年3月，被告王昌翻建临街的五间二层楼房，原告强小东阻拦，双方发生纠纷。同年4月5日，王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有关房屋转让的“君子协定”。经审理认为，强小东与王昌签订的有关房屋转让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遂判决驳回王昌的诉讼请求。王昌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初，被告王昌再次翻修该临街五间二层楼房，原告强小东亦主张其对争议房屋及院落的权属，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强小东于2018年5月8日以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马畅镇农械厂界面房屋靠南一间二层楼房及房后南北宽3米、东西长9米的院落占用收益权属归原告。原告强小东陈述其以父强志安的职工安置款7000元及另支付3000元受让被告王昌靠南临街一间二层楼房及后相关院落。该3000元房款交到马畅法律服务所，安置费由强小东之父强志安在安置费结算表上签名，由王昌领款。但是被告王昌辩称其至今未领取任何款项。2000年8月25日由洋县马畅镇企业办公室及马畅法律服务所共同出具的证明证实强小东之父强志安的7000元安置费理应作为房价款由被告王昌领取，但王昌未领取。现该临街的五间二层楼房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为原告主张用益物权确认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用益物权是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海域使用权及探矿权等。用益物权系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用益物权的种类及具体内容，均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用益物权一方面可以在他人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上设立，另一方面物的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当然的享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权利。本案争议房产所有权存在争议。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原马畅镇企业办产权界定书对双方争议房产的权属进行界定，此界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原马畅镇企业办不是国家法定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其出具的产权界定书不等同于国家产权登记机关依法出具的不动产所有权证。该临街靠南一间二层楼房仍存在权属争议；其次，人民法院经两审终审，确认了原、被告订立的 “君子协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理应依据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转移房屋所有权及支付房屋价款等。但被告王昌未依约向原告强小东转移房产所有权，原告强小东未能有效地受让该一间二层房屋，并办理产权证。原、被告诉争的实质是临街靠南一间二层房屋的所有权，而非用益物权。涉案原、被告之间实为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所签订合同为有效合同。但合同有效并不能当然产生物权的变更。原告客观上未占有该房产，亦未办理转移过户登记。故对该诉争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在该不动产上设立了用益物权。原告强小东以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有权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但直到一审辩论终结，原告仍未提出诉讼请求变更申请。其在庭后仅申请变更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该案由与用益物权确认纠纷均属物权法律关系，并未引起本案法律关系的变化。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强小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实收250元，由原告强小东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强小东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诉争房屋及院落的占用收益权归其所有，二审上诉请求为确认诉争房屋及院落产权归其所有，并要求被上诉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其上诉请求已超出一审诉请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其上诉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上诉人虽辩称一审时为了立案才以用益物权纠纷起诉，实则起诉本意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但卷内证据表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已询问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予变更，因此，原审法院按照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无不当。其次，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买卖合同有效，但未依法进行物权设立、变更登记的，不发生物权转移效力。涉案房屋原系洋县马畅农械厂经营管理财产，虽然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君子协定”及洋县马畅农械厂出具的产权界定书约定，洋县马畅农械厂将涉案房屋及后院部分院落卖与强小东，但洋县马畅农械厂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产权过户登记。因此，就本案而言，原审认为涉案房屋产权归属不清并无明显不当。再次，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房屋权利人即洋县马畅农械厂在涉案房屋上为上诉人强小东设置了用益物权，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并无不当。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汉中民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上诉人强小东与被上诉人王昌自愿达成的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及产权界定书中各自签字认可的内容执行。该生效判决也已明确告知了上诉人相关权益。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强小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平审  判  员  王永吉审  判  员  张  杪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法 官 助理   李俊霞书  记  员   潘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