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0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200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法定代理人：孙某2，系孙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其兰，女，194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系陈其兰女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新春，男，198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现光，男，195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阳市。系耿新春之父。上诉人孙某2、孙某1、陈其兰因与被上诉人耿新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2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2、孙某1、陈其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隋陈艳系在迟玉娥劝导下，在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药店做流产手术，隔天腹痛，接受迟玉娥一天两次的治疗，在输液后半小时，因腹部巨痛送往莱阳市中心医院治疗途中死亡。迟玉娥存在严重过错，间接故意致人死亡。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亲戚，双方达成和解，约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9万元，上诉人不再追究迟玉娥的刑事责任，但迟玉娥被释放后不按约定付款，并要求撤销《赔偿协议》，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赔偿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耿新春答辩称，隋陈艳系在莱阳市妇幼保健院检查出的疾病，经莱阳中心医院治疗无效后死亡。隋陈艳的死亡与被上诉人母亲迟玉娥无因果关系。迟玉娥系具有职业医生资格证书的主任医师，被上诉人由于救母心切，对事故发生后案情的真实性产生误判，在上诉人误导欺骗下，在母亲迟玉娥不知情，并且未签字按手印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书》，该协议是无效的，上诉人收取的被上诉人的100000元，系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耿新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与三被告在2017年10月份签订的赔偿协议；2、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支付的人民币1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7日下午，原告的母亲迟玉娥到被告孙某2家中，为被告孙某2的妻子隋陈艳打针、输液。6月27日傍晚时许，隋陈艳因持续腹痛电话联系亲属用车送往烟台市莱阳市中心医院就医，之后死亡。被告孙某1系隋陈艳的女儿，被告陈其兰系隋陈艳的母亲。隋陈艳的父亲已先于其去世。2016年10月18日，迟玉娥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莱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1月1日，迟玉娥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莱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羁押于烟台市看守所。2017年1月16日经莱阳市公安局决定变更强制措施，烟台市看守所对迟玉娥予以释放。后经侦查部门及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后，2017年2月8日，莱阳市人民法院检察院同意莱阳市公安局撤回案件，2017年2月10日莱阳市公安局以“因根据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下达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此案。迟玉娥羁押期间，原告耿新春与被告于2017年1月10日达成赔偿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迟玉娥、耿新春，乙方：孙某2、孙某1、陈其兰，甲方为承担在隋陈艳不幸意外身故中应付的责任，自愿分两次给付乙方人民币二十九万元整，用于赔偿诸项损失，双方承诺，一、乙方谅解甲方迟玉娥，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另行追究迟玉娥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出具谅解书，协助甲方依法向司法机关办理对迟玉娥从轻、减轻处罚等事宜；二、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将款汇至孙某2账户十万元，2017年5月1日前，甲方将余款十九万元汇至孙某2账户，如未按时支付十九万元，逾期则按五十万元计，如诉讼甲方应承担所有费用；三、上述协议内容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式六份，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司法机关两份。本协议自签字、首笔款项十万元到达孙某2账户生效。该协议落款处迟玉娥签名系耿新春代签，陈其兰、孙某1签名系孙某2代签。被告陈其兰认可系授权孙某2代签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耿新春共计支付给被告孙某2人民币10万元。经法院依法调取莱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月11日办案人员对迟玉娥的讯问笔录，该讯问笔录中检察人员问到“你家人现已与隋陈艳家人就隋陈艳死亡一事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对方29万元，现在已部分履行，你是否愿意赔偿，对此赔偿协议是否同意？”迟玉娥答“出事后我已经给了对方（隋陈艳家属）两万元，我知道他们家困难，大家是亲戚，所以给两万元钱去帮助他们，但并不是说因为对方死亡我赔偿对方，我对这个赔偿协议不同意，这就变成是我的错了，我家里人不应该这样做，我认罪是认非法行医是我错了，但是隋陈艳的死亡不是我造成的，我不承担这个责任。”原告现以其签订赔偿协议时误认为其母亲迟玉娥已构成非法行医罪，需要取得三被告的谅解，才有可能减轻处罚，故与三被告签订涉案赔偿协议为由，主张该协议系原告基于重大误解的情形下与三被告签订的，应当予以撤销，并要求三被告返还原告已交付的10万元。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属于重大误解。能否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其母亲迟玉娥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依法刑事羁押期间，与三被告签订《赔偿协议》，其主要目的应系通过与受害人家属之间达成对受害人家属进行积极赔偿的书面协议，由受害人家属向司法机关出具刑事谅解书，以达到减轻对迟玉娥刑事处罚的目的。从签订该协议的次日，检察机关对迟玉娥本人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该赔偿协议中原告代迟玉娥在赔偿协议上署名的行为，事前未征得迟玉娥本人同意，被告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实迟玉娥对签订赔偿协议的过程系知情或事后得到了迟玉娥的追认，故迟玉娥并非该赔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赔偿协议，虽系双方自愿，但在协议签订前后，基于法律规定，迟玉娥最终被依法认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告耿新春在对其合同行为的性质出现认识错误的情况下与三被告签订了《赔偿协议》，且因此支付相应款项，系因重大误解而产生的意思表示，鉴于《赔偿协议》存在的客观基础及目的也已丧失，若继续维持该协议的原有效力，将显失公平，故原告请求撤销双方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合同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孙某2系孙靖尧的法定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陈其兰又认可授权孙某2签订的协议，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三被告形成合同关系，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根据协议内容的约定原告将履行款项打在孙某2一人的账户下应视为三被告共同收取的款项，由孙某2一人代收，而款项的掌握与分配属于三被告内部应处理的关系。因此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已支付的1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有关民事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6日判决：一、撤销原告耿新春与被告孙某2、孙某1、陈其兰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二、被告孙某2、孙某1、陈其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返还给原告耿新春人民币10万元。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申请费1020元，均由三被告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签订的前提系被上诉人母亲迟玉娥对隋陈艳不幸意外身故应承担相应刑事、民事责任；其目的系为了上诉人不再另行追究迟玉娥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等，并协助被上诉人依法向司法机关办理对迟玉娥从轻、减轻处罚等事宜；从检查机关及莱阳市公安局的处理结果来看，迟玉娥被依法认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无需对隋陈艳的意外身故承担责任。《赔偿协议》签订的前提、目的及结果均未成立。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该协议时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实施的该民事法律行为存在重大误解，若继续维持该协议的原有效力，将显失公平，被上诉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赔偿协议正确、合法。上诉人应当返还依据赔偿协议所取得的款项。上诉人虽主张迟玉娥对隋陈艳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该《赔偿协议》应予履行，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某2、孙某1、陈其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孙某2、孙某1、陈其兰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