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雄，男，1970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钲顺，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学友，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丽明，女，195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琳，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陈银英，女，194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原审原告：刘国堂，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原审原告：刘国华，男，197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原审原告：刘国生，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四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雄，系本案的上诉人。上诉人刘国雄因与被上诉人潘丽明及原审原告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4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潘丽明立即返还涉案房屋，并立即从该房屋内搬出，将该层中其物品清空后将房屋完好交付给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3.改判潘丽明在判决生效后按每天200元的标准承担迟延履行返还房屋期间的占有费用（从判决生效之日计算至潘丽明履行完毕判决全部义务之日）；4.一、二审诉讼费由潘丽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的赠与法律关系无效后，法定的后果应当是返还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后不返还财产违反了法律规定。（二）潘丽明是基于赠与法律关系取得居住的权利，正是因为基于此当年才到公证处公证了《赠与合同》，这虽然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但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三）一审认为刘国雄的父亲与潘丽明之间的赠与行为是基于潘丽明与案外人之间的购房关系，并不是无偿赠与，这存在事实认定与逻辑方面的错误。在事实认定方面，潘丽明在一审自称向案外人支付了建设费175000元，相关证据并没有经过刘国雄等认可，刘国雄只是猜测其两方可能存在一些交易关系，但是对于交易的金额与性质并不清楚。潘丽明作为举证一方应当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并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事实。刘炳才没有从潘丽明处取得任何款项，赠与合同关系不存在有偿行为。在逻辑方面，虽然赠与行为与其他关系可能存在联系，但是其他法律关系并不能影响法定权利，合同无效后就应当返还房屋等财产，这是基于合同无效后的物权返还，与其他法律关系无关。（四）小产权房买卖损害国家利益，法院应直接认定无效，无必要增加诉累。（五）一审诉讼费存在错误，返还房屋只是一个行为，诉讼费仅应是50元。刘国雄二审庭询时另补充：1.涉案房屋的赠与行为或者买卖行为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不仅仅是双方的利益问题，由于损害到第三人村集体甚至国家的利益，国家禁止宅基地买卖或者变相买卖，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主动的保护国家利益以及村集体的利益，案涉合同或者宅基地买卖关系是当然无效的法律关系，法院有职权确认三方的法律关系无效，应该积极主动维护国家利益。2.潘丽明占有涉案房屋属于无权占有，其权利来源都是明显无效的，作为无权占有人应该立即归还不动产，如果其受到损失，应该另寻途径解决。潘丽明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无论是刘炳才还是刘国雄，都并非涉案房产的权属人，无权向潘丽明追索涉案房产的使用权和占用费。根据一审中刘国雄提交的经过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公证的《合作建房协议书》，1995年11月18日刘炳才已通过合作建房的方式，将涉案房产转让给了案外人吴文辉，且该公证书显示吴文辉与刘炳才是同一集体组织成员，吴文辉已合法受让涉案房产。故此，无论是刘炳才还是刘国雄，都不是涉案房产的权属人。刘炳才与潘丽明于1997年3月1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只是形式上的呈现，并非事实上的法律关系，即使无效亦不产生当然的返还义务。事实上，潘丽明是通过向案外人吴文辉购买的方式获得的涉案房产使用权。基于当时的法律环境和当事人的法律认知，为使潘丽明取得涉案房屋的使用权刘炳才配合吴文辉与潘丽明通过公证方式签署了形式上的《赠与合同》。无论是赠与合同的签署人刘炳才还是刘国雄，事实上与刘国雄之间都没有真实的赠与关系。2.诉讼费应由刘国雄承担。刘国雄本不享有涉案房屋权属，本案一、二审均系由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滥诉而生，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亦应由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对举证责任分摊合法合理，对于证据效力的认定有理有据，基于双方所提交证据认定的事实亦清楚全面。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二审述称，同意刘国雄的意见。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炳才、陈银英与潘丽明于1997年3月1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潘丽明返还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柯子岭村平安大街自然村7巷6号第六层房屋，潘丽明并从该房屋内搬出，将该层潘丽明的物品清空并将房屋完好交付返还给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3.潘丽明在判决生效后按每天200元的标准承担迟延履行第二点诉讼请求内容的房屋占有费用（从判决生效之日计算至潘丽明履行完毕第二点诉讼请求所述义务之日）；4.本案诉讼费由潘丽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3月14日，刘炳才（赠与人）与潘丽明（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约定双方为朋友关系，赠与人自愿无偿将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柯子岭村属赠与人所有（柯子岭乡建房用地申请表NO:33）房屋的第六层全部天面使用权业权赠与受赠人所有，受赠人接受上述赠与，赠与人决不反悔。此赠与合同经赠与人、受赠人双方签订后，由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公证后生效。赠与人与受赠人共同办理了上述房产权属的过户手续后，上述房产的权利和义务与赠与人无涉。同年3月20日，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出具（97）穗白内民证字第1048号赠与合同公证书，证明赠与人刘炳才、陈银英与受赠人潘丽明于1997年3月14日自愿签订《赠与合同》。公证书所附的柯子岭乡建房用地申请表NO:33载明户主刘炳财；房屋四至情况为东西向8米，南北向8米，共64平方米；报建类别：改为框架结构楼房；层次高度：限四层，13米，另加梯间。白云区同和镇村镇建设国土管理办公室1989年12月5日盖章批准。签订合同后，潘丽明使用涉案房屋至今，潘丽明表示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及潘丽明均为城市居民。一审法院经查，1994年6月18日，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人民政府向陈银英核发《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使用人姓名为：陈银英，证号为：穗同字第0006261号，建筑面积73.6平方米。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出具1995年11月18日刘炳才（原业主、甲方）与吴文辉（合建者代表、乙方）签订的《合建房屋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属于甲方所有的二幢合建的四层楼房上面，加建二层，双方合议由甲方负责在原来四层房屋的基础上申报好有关加二层的报建手续，报建手续费及建房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加建的两幢楼房的第五、六层建筑费用由乙方负责，其两幢楼房的第五、六层共四套房产权同时也属乙方代表各户所有，乙方代表应付回25万元给甲方作另外一幢房屋自建，具体分两次付款，第一次在建房合同订立公证后先付12万元，第二次付款乙方要在陆个月房屋建好后由甲方为乙方代表各户主办理房屋产权赠送公证手续时付齐13万元。房屋建成后，甲方要为乙方代表各户主办理第五、六层产权公证及以后需办的产权手续，费用由乙方负责，同时乙方有权出卖、转赠、出租等，甲方要无条件配合。协议书于1996年1月26日在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办理（96）穗白内经证字第1003号公证。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主张涉案房屋是与吴文辉合作建设，后吴文辉与潘丽明发生交易，吴文辉让陈银英、刘炳才与潘丽明签订赠与合同，潘丽明没有向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支付任何款项。潘丽明出具持有的合建房屋协议书及收据三张，证实1997年3月为购买涉案房屋支付中介费4000元，向吴文辉支付建设费175000元，另为入住涉案房屋支付装表工料费1000元。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柯子岭经济联合社于2018年9月19日出具《继承人证明》，证明辖区居民刘炳才已经过世，与其继承人情况如下：配偶陈银英；儿子刘国堂；儿子刘国生；儿子刘国雄；儿子刘国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为宅基地房屋，刘炳才、陈银英与潘丽明签订《赠与合同》，由于潘丽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刘炳才、陈银英的赠与行为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赠与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作为刘炳才的继承人请求确认刘炳才、陈银英与潘丽明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房屋系由刘炳才与案外人吴文辉合建，约定建好后由原业主为各户主办理房屋产权赠送公证手续，潘丽明出具合建房屋协议书及收据证实是向吴文辉支付购房款购买涉案房屋，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亦确认潘丽明是与吴文辉交易取得涉案房屋使用权。刘炳才与潘丽明之间的赠与行为是基于潘丽明与吴文辉的购房关系，并不是无偿赠与，一审法院虽已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但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并不能基于此无效合同当然地要求潘丽明返还财产。故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基于赠与合同无效要求潘丽明搬出、清空、返还涉案房屋及按每天200元的标准履行迟延返还房屋的占有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刘炳才、陈银英与潘丽明于1997年3月1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二、驳回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负担2200元，潘丽明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潘丽明称其与刘炳才所签订的《赠与合同》名为赠与，实为买卖，其是向吴文辉购买涉案房屋，对合同无效没有异议，并称其没有向吴文辉或刘国雄等人就合同无效后的后果作出清结。刘国雄确认涉案《赠与合同》是名为赠与，实为买卖的合同，认为刘炳才与吴文辉是合作建房的关系，经吴文辉的介绍，吴文辉与潘丽明和刘炳才确认，把权利让渡给刘炳才，指定由刘炳才把涉案房屋出售给潘丽明。刘国雄确认涉案房屋是按照吴文辉与刘炳才签订的《合同作建房协议书》应分配给吴文辉的面积部分，是吴文辉收取售房款，是吴文辉与潘丽明交易的。刘国雄称涉案房屋在潘丽明占有之前，是空置的，是吴文辉将涉案房屋交付给潘丽明使用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国雄关于要求潘丽明返还涉案房屋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主张是否成立。涉案房屋系刘炳才与吴文辉合建，且属于《合作建房协议书》应分配给吴文辉的面积部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潘丽明没有向刘炳才支付任何款项，刘炳才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潘丽明的行为是基于潘丽明与吴文辉的房屋买卖关系作出的，刘国雄主张吴文辉已让渡权利给刘炳才，依据不足，且未经吴文辉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特定身份相联系，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相应宅基地的使用权。根据查明的事实，潘丽明并非涉案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如前所述，刘炳才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潘丽明的行为是基于潘丽明与吴文辉的房屋买卖关系作出的，刘国雄与潘丽明皆确认潘丽明与刘炳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赠与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赠与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涉案房屋属于吴文辉基于《合作建房协议书》所分配的面积部分，潘丽明是基于其与吴文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占有涉案房屋，刘国雄主张刘炳才与吴文辉之间的《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但未向吴文辉主张该《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并对该协议书无效后的权利义务进行清结，且吴文辉与潘丽明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亦尚待清结，在各方权利义务尚未清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刘国雄不能基于《赠与合同》当然地要求潘丽明返还涉案房屋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费的问题。本案中，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潘丽明返还房屋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本案显然是关于财产（房屋）的诉讼案件，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计收案件受理费。本院参照潘丽明支付的房屋对价175000元，按照财产案件计收案件受理费应为3800元，一审法院对此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刘国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刘国雄、陈银英、刘国堂、刘国华、刘国生共同负担3700元，由潘丽明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刘国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静审判长  李静审判员  张怡审判员  余盾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贾妍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