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01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法定代表人：林宪宏，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珍，山东烟泰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曲会玲，女，195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董格庄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曲会玲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2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格庄村委会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雇主与雇员的主体范畴。上诉人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内部组成人员之一，被上诉人的职务是党支部成员，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雇主和雇员。2.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是“2016年3月31日的会议记录”，但该会议记录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从会议记录的形式看，应当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会议没有记录人，该会议记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会议记录的形式要件。从会议内容看，该会议记录中所谓的给被上诉人每天按照120元发工资的事项，没有经过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决定，是无效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原村委会主任于学祥无权聘用被上诉人，更无权对发工资作出决定。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6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4.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认定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6月，每月工作15天，共计105天，明显错误，没有7个月的时间。被上诉人称其工作是做村民思想工作、丈量土地、清点树木，应举证证实具体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被上诉人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一审认定林宪明出具的证明有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林宪明也没有出庭作证。6.证人李某1、王某、官云财、李某2等都没有出庭作证，一审采信其证人证言，没有法律依据。二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历时8个多月，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询问证人时证人均在场，没有单独进行，只作一份笔录，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曲会玲答辩称，尊重一审判决。一审原告曲会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252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庭审中原告主张：2015年9月24日村两委开会决定成立征地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做土地流转户的思想工作和清点树木、丈量土地等工作，其为项目组成员。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学祥于2016年3月31日召集两委会成员开会研究决定其每天工资报酬为120元，一直工作到2016年6月份最后一位土地流转户把补偿款领走了才结束。共计工作8个月时间，扣除没有出勤的时间，现只主张7个月的报酬25200元。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9月24日和2016年3月31日村两委会的两次会议记录复印件。2015年9月24日会议记录内容为“土地承包给开发商，到现在出现不少问题，经两委讨论同意成立项目小组，组长李建岐，组员宫云财、李某2、曲会玲，主要是解决项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做好项目中的各项工作”，村两委成员于学祥、李建昌、王和、曲会玲在会议记录上签字。2016年3月31日两委会议记录内容为“主要研究项目组成员工资一事，根据咱村打工工资男工每天150元，女工每天120元，咱就按照这个工资数付他们的工资，两委成员同意签字，不同意就不要签字”，村两委成员于学祥、王和、曲会玲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李建昌没有签字。原告以此证明村两委会决定成立项目组和其作为项目组成员每天的报酬为120元；证据(二)李某1于2016年5月10日为其出具的内容为“曲会玲7个月工资25200贰万伍仟贰佰元正2016年5月10号”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被告村委欠其劳动报酬25200元的事实；证据（三）村原党支部书记于学祥于2016年3月17日为项目组成员李建岐出具的内容为“证明李建岐工资每天200元正”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2015年12月1日项目组解散后村委又高薪聘请原告曲会玲和原项目小组组长李建岐继续负责原项目组的后续工作；证据（四）村民林宪明出具的内容为由李建岐和曲会玲做工作，其东山地款于2016年6月份领走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其项目组的工作一直到2016年6月份结束。经庭审质证，对证据（一）中的两次两委会议记录，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承认2015年9月24日召开村两委会议研究成立了以李建岐为组长、宫云财、李某2、曲会玲为组员的项目小组，具体负责做土地流转户的工作，但认为当时未约定项目组成员的报酬，项目组并不是天天都在做工作，即使有报酬也不能按照原告主张的天数来计算。对2016年3月31日的会议记录，被告主张村委委员王和当时未参加会议，是事后李建岐拿着会议记录找王和签的字，原告曲会玲与会议记录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该记录是无效的。对证据（二），被告认为李某1既不是村干部也没有村委的授权，其为原告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是无效的。对证据（三），被告认为于学祥未经两委同意给李建岐出具每天200元的承诺是无效的，并且当时项目小组已经解散。对证据（四），被告认为林宪明的土地款于2016年6月领取并不能证明原告一直工作到2016年6月。一审庭审中被告主张：2015年9月24日成立项目小组时没有约定工资待遇问题，2015年12月工作就基本结束了，2015年12月1日村两委会议决定解散了项目小组，同时研究决定给四名小组成员每人20个义务工（计款1000元）作为补助，此后即使原告和李建岐两人又参与了后续工作，也是基于职务行为的义务服务。对此，原告认为村委决定给其20个义务工作为报酬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其不能接受，同时主张2015年12月1日项目组解散后由于村两委成员没有愿意到山上工作的，其本人和李建岐两人被村委高薪聘请继续从事项目组的工作，一直到2016年6月结束，正是因为不是每天都工作，所以从2015年9月到2016年6月共计八个月，现只主张七个月的报酬25200元，不认可被告主张的2015年12月1日之后属于义务服务的说法。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董格庄村相关事项的参与人和知情人李某1、王某、宫云财、李某2进行了调查。王某（村委会计）证实：“2015年9月24日成立小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做思想工作、大部分同意，有十户左右不同意，还负责点树、测量，……工作组解散是2015年12月1日，当时工作基本结束，剩下两、三家工作没做好，剩下工作我不清楚”。李某1证实：村里征地时村民的工作不好做，工作小组的人负责去做村民的工作，后期只有李建岐、曲会玲俩人在工作组，他俩的工从干也没记，一直到2016年5月10日左右我和李建岐、曲会玲到镇经管站去交账，因为我们三人的工资村里没给弄清楚，没交得成。从2015年8、9月份到交账时，李建岐就有八个多月，曲会玲能有七个多月，于学祥书记说李建岐照八个月曲会玲照七个月算，（李建岐）从开始干到交账八个月干得只多不少。2016年5月10日的工资证明是李建岐叫我写的。（小组成员工作期间）实话说起来玩的时间比较多。宫云财、李某2证实：大约有十五、六户工作没做通，为了解决此问题，2015年9月24日两委成立项目小组开始做工作，之前我们是以村民小组长和理财小组成员身份参与，李建岐也是以小组长身份参与。（我们）晚上开会开到十一、二点，第二天继续，做了两个月到（2015年）11月24日基本结束，村委在12月1日开会说项目小组解散，但我们两人不知道，此后我们没参与，但后期有一、二户工作还在做，由于学祥、曲会玲、李建岐三人去做思想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我们白天有时干自己活，晚上有时集合开会，有十来个晚上，（白天）量地、数树、做工作大约十五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曲会玲系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村民。2015年6月份开始，烟台澜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人开始与被告董格庄村委会商谈租用被告村的土地搞农业开发项目，到2015年8月份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方式是被告董格庄村委从本村部分农民手里将口粮地或承包的土地收回，整体流转发包给烟台澜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由公司向原土地承包户支付土地流转费和地上附作物补偿费。当时该项目共涉及农户70余户，多数农户都同意，但有小部分农户需要村委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同时村委需要有人协助开发企业丈量土地和清点树木等工作，2015年9月24日被告召开了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会议，决定成立了有李建岐、曲会玲、宫云财、李某2四人组成的项目小组，由原告李建岐担任组长，具体负责做部分土地流转户的思想工作和配合开发企业丈量土地及清点树木等工作。项目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都参加了该项工作，工作内容和方式是到山上协助丈量土地、清点树木、开会研究措施、进户做思想工作等，时间上不限于白天。2015年12月初工作接近尾声，12月1日被告召开村两委会议，以土地流转一事的各项工作已接近尾声为由，决定解散项目小组，并决定如果再有问题，由两委成员主要负责解决，项目小组成员每人给20个义务工作为补偿。此后，项目组成员宫云财、李某2未再参与该项工作，而由于土地流转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结束，原告曲会玲和小组成员李建岐则继续参与了该项目的后续工作。期间的2016年3月17日，被告时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学祥给李建岐出具了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李建岐工资每天200元正于学祥2016年3月17日”。2016年3月31日被告再次召开村两委会议“研究项目组成员工资一事”，会议决定男工每天150元，女工每天120元。原告曲会玲及其他三位项目小组成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对各人出勤的时间和天数原、被告均未做记录。现原告主张其从2015年9月24日开始参与土地流转的相关工作，尽管2015年12月1日村两委会议决定解散了项目小组，但是由于相关工作没有结束，两委干部又都不愿意干，因此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学祥又再次聘请原告和李建岐两人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其一直工作到2016年6月份最后一名土地流转户把补偿款领走。被告则主张，原告只工作到2015年12月1日项目小组解散，后续工作是履行职务行为，属于义务服务，只同意按照20个义务工计算支付原告1000元劳动报酬，不同意按照原告主张的时间和每天12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董格庄村委会在2015年8、9月份开始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成立了项目小组具体负责土地的丈量、树木的清点和部分土地流转户的思想工作等，原告曲会玲作为项目小组成员全程参与了该项工作，对该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原告曲会玲在项目组工作的起止时间？二是具体应该按照多少个工作日支付原告劳动报酬？三是按照什么标准支付原告劳动报酬？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董格庄村两委会议记录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结合其他参与人和知情人的证言，法院认定原告曲会玲参与项目小组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项目小组成立开始，2015年12月1日项目小组解散后原告曲会玲和案外人李建岐应被告村委会的要求继续履行原项目小组成员的职责，继续从事项目的相关工作，直到2016年的5、6月份结束，历时七个月时间。被告主张项目小组解散以后原告从事的与项目有关的工作是履行村两委干部职务的行为，是义务的，这与2016年3月31日村两委开会“研究项目组成员工资一事”相矛盾，因此被告这一主张与事实和情理均不相符，法院不能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原告曲会玲先后工作了七个月时间，但是该项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并非每天都在从事这项工作，由于对其具体的工作天数和时间原、被告双方都没有进行记录，也无法证明其各自的主张，法院无法查清原告实际的工作天数和时间，结合该项工作的特点和性质并参考知情人的证言内容，法院酌情认定原告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实际的工作时间为15天，七个月共计105天。关于第三个问题，被告分别于2015年12月1日和2016年3月31日两次召开村两委会议对项目小组成员的劳动报酬问题进行了研究，该两次会议记录均为有效证据，法院予以认定。被告主张2016年3月31日的会议记录中两委成员王和的签名是由李建岐会后拿着记录逼其签字的，但被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被告的这一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前后两次会议研究确定的原告劳动报酬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应该以后一次研究的结果为准，即法院认定原告的劳动报酬为每天120元。综上所述，被告董格庄村委会应按每日12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曲会玲105个工作日的劳动报酬126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4日判决：被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曲会玲劳动报酬12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元，减半收取215元，由原、被告各负担107.5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2018年11月1日，上诉人召开了村民代表和党员会议，研究表决是否同意2016年3月31日村两委会议内容，参加村民代表会议26人，缺席2人。经表决，不同意2016年3月31日会议记录内容的22人，弃权的4人。会议结论是2016年3月31日会议记录内容没有通过，不能按照每天150元给付李建岐误工补贴、曲会玲不能按照每天120元给付误工补贴。2.烟台天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9月25日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在涉案的烟台澜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土地流转项目中，李建岐等人经手的补偿款余额为191789.01元，也就是说现在李建岐等人没有将191789.01元补偿款上交到经管站，账目没有结清，所以1000元的误工补贴没有发放。经质证，被上诉人称，李建岐已经将相关的钱交给大窑经管站了，可以到大窑经管站查。李建岐作为村民代表，会议一开始就被林宪宏轰出去了，李建岐和曲会玲没有参加。2015年征地与2018年两委无关，林宪宏没有资格支配2015年两委和村民代表协商的意见。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林宪宏认可其让李建岐离开。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烟台澜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澜庭生态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有李建岐、曲会玲签字，时间是2016年2月17日。2.烟台澜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备忘录一份，有李建岐、曲会玲的签字，时间是2016年2月16日。3.宫云杰等7人在东山干活的工资记录1份，有李建岐的签字，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4.付王传航现金4万元材料1份，时间是2016年2月27日。5、付宫雪梅土地补助款53232元，已全部付清的材料1份，时间在2016年2月29日。以上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的工作超过2015年12月份。经质证，上诉人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且现仍有191789.01元补偿款仍在李建岐等人手中，一个雇员不可能掌握雇主的财政大权。备忘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与于学祥一样，都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证据3上的时间是李建岐自己加上的。证据3和证据4，经上诉人在大窑经济管理所调取的材料原件上有于学祥的签名，被上诉人是故意将于学祥的签名经重复复印去除，以掩盖被上诉人与于学祥一样是履行职务行为。被上诉人称，证据3上的时间是其自己填写的。证据3和证据4是在于学祥签名之前复印的。上诉人提交2016年6月31日的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付款凭据1张及有于学祥签字收到苹果的白条、餐费单据、车费白条、出租车票一宗。付款凭据载明的付款事由是，付东山话费、出租车费、东山苹果、东山饭费，共计15710元，该付款凭证上有李建岐、曲会玲亲笔签名，该“付款凭据”的后面附了原党支部书记于学祥签字收到的苹果白条、餐费单据、车费白条、出租车票。证明在2016年6月31日之前，李建岐、曲会玲与于学祥一起，在涉案项目中的行为属履行职务，三人共同报账要上诉人报销车费、餐费、电话费以及送礼的费用15710元，所以两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的雇工，雇工不可能享受以上的待遇。经质证，被上诉人称，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所有的单据报销有法人签字，与李建岐、曲会玲工资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提交烟台市人民政府大窑经济管理所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李建岐、曲会玲是在履行职务不是雇工，雇工不可能掌握雇主的财政大权，雇主不可能因为职务行为接受纪检委的调查，雇工不是纪检委调查的对象。经质证，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所说的不是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仅仅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提交董格庄村2014年至2016年工资表1份，证明被上诉人曲会玲已经与其他原来原两委班子成员一起领取了2014年至2016年的工资，也就是误工补贴14500元。被上诉人曲会玲在两审法院都隐瞒了这一事，其属于欺骗法庭，虚假诉讼。经质证，被上诉人曲会玲称，没有上诉人所说的这一情况，对领取工资认可，我在两委工作，领过工资属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证实曲会玲属于虚假诉讼。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2015年约九月份，上诉人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成立项目小组具体负责土地丈量、树木清点和部分土地流转户的思想工作等，被上诉人全程参与了该工作，该工作并非系被上诉人全部履行职务行为。一审中，上诉人亦主张被上诉人只工作到2015年12月1日，后续工作是履行职务行为，属于义务服务，并同意按20个义务工计算支付给被上诉人劳动报酬1000元。从上诉人在一审中的主张可知，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劳动的事实是认可的，只是对被上诉人提供劳动的时间和应给付的劳动报酬数额有异议。2016年3月31日，上诉人经两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付被上诉人劳动报酬的标准。在该会议决定未被依法撤销或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证据于法有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8年11月1日会议记录，主张不能依据2016年3月16日的会议记录给被上诉人发放劳动报酬。上诉人提供该证据的目的在于否定前会议记录，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并不具备推翻前会议记录的效力，本院对该会议记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李某1、王某、官云财、李某2等的调查笔录，经开庭质证，具有证据效力。上诉人主张以上证据不应采信，于法无据。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程序违法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并未影响实体审理结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元，由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大窑街道办事处董格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