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绥化市北林区苹果乐园小区第一座西直路商服15号房。负责人：吕淑颖，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晨皓，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臣，男，197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绥棱县厦门花园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绥棱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绥棱县清华家园小区256－1号门市。法定代表人：李茹杰，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春，黑龙江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君，男，197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肇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卫，男，198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绥棱县。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绥棱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李宝臣、孙永君、赵卫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6民初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绥棱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6民初98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宝臣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赵卫、绥棱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孙永君按各自应承担责任比例向李宝臣承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按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属有效约定，应予确认。1、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约定，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进行投保时上诉人已在投保单中对免责事项做出了明确表示，投保人也予以盖章确认。且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并无对此进行说明的义务，而仅仅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因此,本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约定系有效约定，上诉人已尽到了保险人应尽义务；2、饮酒后禁止驾驶机动车系本案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免责事项，且无论是保险人、被保险人抑或是驾驶人对禁止酒后驾车均属明知状态。被上诉人赵卫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故意的违法行为，故应认定案涉的合同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二、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是与投保人所订立的保险合同，上诉人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抗辩，否则即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为保险人设定了法律并未规定的义务。案涉的保险合同不存在无效事由，合同免责条款系有效约定，上诉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是与投保人订立的保险合同，而该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系有效约定，故上诉人保险公司有权依据该合同抗辩被上诉人李宝臣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宝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不明，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绥棱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凯迪公司与车辆所有人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事实认定清楚。凯迪公司对该起纠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要求凯迪公司与其他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赵卫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李宝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250000元；2、被告赵卫、孙永君及绥棱县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赔偿其他费用共计94749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2日20时20分许，被告赵卫酒后驾驶其租赁被告孙永君所有的黑Ｍ×××××号夏利牌出租轿车沿绥棱县鸡讷公路由东向西行至488公里+460米处时，发生乘车人李琦死亡，驾驶人赵卫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绥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赵卫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直接，过错严重，负事故全部责任，乘车人李琦无责任。被告赵卫驾驶的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每座25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女儿李琦在2017年7月12日的交通事故中死亡，原告作为受害人父亲，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获得赔偿。被告赵卫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每座25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该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辩称被告赵卫醉酒驾驶，根据保险合同规定，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向投保人进行了相应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合同和保险条款都是投保人单独所制定的格式条款，其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约定，属于霸王条款，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并且一般在购买保险时投保人也只是要求保险人签字，并不会对保险条款的具体含义进行说明解释，因此该免责条款应当视为无效。”由此可见，保险合同系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的民事合同，法律规定也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保险合同中存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投保人以格式条款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理由不予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24日对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中指出，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做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系专业性较强的合同，涉及专业术语较多，投保人对此往往不甚了解，保险人更有义务向投保人予以说明。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签订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即本案受害人。被告赵卫负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肇事车辆在被告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投保了客运人承运险，受害人李琦属于车上乘客，无事故责任，属于本次事故的第三人，从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立法角度以及民法公平公正原则，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应在乘客险限额内对受害人李琦的死亡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该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被告孙永君，由其委托王亮代为将车辆出租给被告赵卫，孙永君对该事故的损害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故原告所应获得赔偿数额不足部分由被告赵卫予以赔偿。车辆挂靠经营是指个人或者个人合伙出资购买车辆，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将车辆登记在某个具有运输经营资格的运输企业名下，并以其名义进行客货运输经营，由挂靠单位提供适于营运的法律条件，挂靠者向挂靠单位缴纳一定的管理或服务费用，自行联系业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经营方式，本案中原告主张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绥棱县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被告赵卫驾驶的的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孙永君，其与被告绥棱县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并无实际的挂靠关系。所以原告请求被告绥棱县凯迪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的原告起诉缺少必要诉讼主体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受害者李琦的父亲有权利向被告主张赔偿，虽其母亲王秀未参加诉讼，但其父母为同一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权利，故无须参加诉讼。且向本院提交由其父亲一人提起诉讼申请，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关于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其请求过高，应予调整。综上所述，原告作为死者的父亲有权提起诉讼，获得赔偿。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在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赵卫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对车辆实际控制，对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李宝臣请求的死亡赔偿金548920元（27446元/年×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72580元（18145元/年×10%×20年×2人）、丧葬费26217元（52434元/年×0.5年）、精神抚慰金40000元，合计687717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赔偿250000元。剩余437717元，由被告赵卫赔偿；二、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77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承担。上述款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证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欲证实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系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有权依据合同免责条款抗辩李宝臣的诉讼请求。李宝臣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上诉人保险公司应该提交双方已经签订的保险合同。凯迪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应该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合同条款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该份保险条款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亦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了告知和提示义务。经本院质证认证认定如下：因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保险公司不能证明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了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亦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对该条款仍负有提示义务。由此可见，当投保车辆出现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人主张基于免责条款的效力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免责的前提条件为已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原审时提交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均没有明确载明醉酒、饮酒驾驶车辆保险公司免除责任的免责条款。该投保单及保险条款中亦没有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醉酒、饮酒驾驶车辆，保险公司免除责任的提示说明。且二审中，保险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另一份载有醉酒、饮酒保险公司免责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并主张在被上诉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出示的系该份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但保险公司对该主张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据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主张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具有效力，并基于免责条款在乘客险限额内不承担受害人李琦赔偿责任的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孙永君，车辆系孙永君委托王亮代其出租给赵卫，孙永君对该起事故的损害不存在过错。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孙永君不承担赔偿责任、并认定李宝臣应获赔偿数额不足部分由赵卫予以赔偿，并无不当。另外，因孙永君与凯迪公司并无实际的挂靠关系，原审判决认定凯迪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化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孟审判员 付振铎审判员 葛久华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