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423民初177号   原告：李某，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留庆，男，襄垣县王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李某，男，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女，195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垣县，系被告母亲，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张某，男，195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凡子，女，山西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李某诉被告李某、张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留庆、被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凡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母亲李某为原告外祖父李某的唯一继承人，李某旧宅搬迁补偿款应由原告继承；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李某旧宅的搬迁补偿款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李某（已故）是原告的外祖父，系夏店镇九庄村人，并在九庄村留有旧宅一处，李某生前只有原告母亲李某一个女儿。因外祖父去世早，母亲李某年纪较大，又隔村居住，对房产管理不便，故外祖父留下的旧宅一直由被告使用。2011年5月，被告擅自将旧宅变更为自己名下，并于2017年领取了旧宅搬迁补偿款15000元。原告得知后，经过向国土局查证、行政诉讼等阶段，最终确定被告不是李某的晚辈直系亲属，不是李某的合法继承人，仅凭居住事实不能拥有现宅基地的使用权。被告张某是原告二外祖父李某的女婿，只能继承和领取李某的搬迁所得，变更和领取原告外祖父李某的住宅搬迁补偿款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重新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张某辩称，对原告要求确认李某只有原告母亲李某一个女儿的事实是认可的。对于李某名下旧宅，李某已于1955年3月21日赠与其弟李某（被告张某岳父），赠与时要求李某补偿小米2斗，李某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被告方继承李某住宅是受保护的，搬迁补偿款应由被告领取，且旧宅多年来一直由被告方维护、修缮、居住。而原告从小就对该情况知晓，2011年村委给被告办理土地证，原告也知情。对于搬迁补偿款由被告领取一事，经过全村表决，由村委决定，原告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故对原告的诉求应当驳回。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李某出示证据如下：   1、襄垣县人民政府公告，证明被告擅自将李某的房产变更登记到李某名下，所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已经被公告注销；   2、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79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擅自变更李某土地证，后被国土局注销是合法的，被告并不是房产所有人李某的合法继承人；   3、李某林权证，证明李某有旧宅一处，并在四至范围内有树木；   4、墓碑照片一组，证明李某系原告外祖父，生前只有原告母亲李某一个女儿，李某与李某系兄弟，被告张某为李某女婿；   5、1968年李某给女儿李某家产处理文书，证明李某当年将全部家产交由女儿管理；   6、房屋评估补偿表，证明争议房屋经评估为7278元，另有搬迁补偿费5000元。   被告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行政诉讼解决的是为被告颁发土地使用证的程序是否合法，且李某土地使用证被注销时，本案争议房屋已经拆除，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林权证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映的是当时的树木情况，与本案无关。李某生前只有原告母亲李某一个女儿的事实是认可的，但李某并非只有原告一个孩子，即使继承遗产，也并非原告一人；对证据5契约证明的内容，因原告未陈述内容，不予质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补偿款是经过村委确认支付给被告的，与原告无关。   二被告出示证据如下：   1、民国38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该土地是民国38年颁发给李某的；   2、1955年3月21日契约一份，证明李某将房屋赠与李某并立契约，当时李某、李某、连某等人在场，将房屋三间、窑洞两孔带房产所有证赠与兄弟李某，李某补偿小米2斗；   3、房屋建筑物咨询明细表、现场勘测记录、树木补偿协议，证明该房屋搬迁补偿时，评估单位、村委、左邻右舍都签字确认该房屋所有人为被告，被告长期在此居住，进行维护修缮，理应获得补偿款。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被告虽持有房产所有证，但属于李某的证，与被告无关；证据2契约真实性存疑，1955年至今久远，之后相继颁发新证，可以证明是李某的，且李某补偿2斗小米也不符合常理，不予认可；证据3对房产评估的事实和金额认可，但该房屋属李某所有，与被告无关。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举证襄垣县人民政府公告、行政判决书，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两组证据的内容均未确定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属问题，仅就颁发土地证的程序是否合法作出了处理；林权证、墓碑照片，房产补偿评估表，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李某家产处理契约，内容为“家产全部由女儿李某处理”，并未说明家产的范围，是否包括本案争议旧宅并不明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举证林权证、被告举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年代久远，并非目前有效证件，仅能证明争议旧宅最初的权属；被告举证赠与契约，虽为复印件，但争议旧宅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为被告所持有，争议旧宅一直由被告占有、居住、使用和处分，与契约内容一致，本院对予以认定；被告举证建筑物咨询明细表，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某的外祖父李某（已故）与被告李某的外祖父李某（已故）系亲兄弟，李某生前仅有一女李某（原告母亲），被告张某系李某招婿，即被告李某父亲。李某原为襄垣县夏店镇九庄村村民，在本村修建房屋一处，并于1938年3月17日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1955年3月20日，李某与其兄弟李某订立契约，李某将该房院三间、两孔窑洞带房产所有证赠与兄弟李某，李某补偿小米二斗给李某。契约订立后，该房屋由李某一家居住，被告张某婚后也一直在该院落居住。2011年，被告张某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该房屋土地登记使用人为其儿子李某。2012年，襄垣县夏店镇九庄村因采煤沉陷需整体搬迁，本案争议的房屋也在拆迁范围内，经评估该房屋价值为7278元，另有5000元旧宅拆除费，该费用由李某领取。后因房屋权属与原告发生争议，2018年3月29日，襄垣县人民政府以被告李某办理土地登记时，缺少地上附着物权源证件，房屋产权矛盾未解决为由，注销李某集体土地使用证。李某不服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二审认定，襄垣县人民政府注销李某的实体上并无不当，但存在操作程序不当，适用法律不当，认定该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李某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争议房产所有权人系李某，原告作为其合法继承人应获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费。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双方均认可并存在的事实有：1、本案争议旧宅原系李某所有；2、李某与李某系亲兄弟关系；3、李某生前一直同女儿李某在夏店镇冯家庄村居住；4、李某生前一直同女儿李某（张某妻子）在争议旧宅内居住；5、张某一家一直在争议房产内居住直至九庄村整体搬迁；6、争议旧宅评估费7278元和旧宅拆除费5000元由李某领取。   本案争议之处在于，李某旧宅的权属是否发生变更？被告提供1955年3月20日赠与契约一份，证明李某早年已将争议房产赠与其弟李某，虽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自1955年，该房产一直由李某及其家人居住使用，可认定李某已将赠与房屋实际交付，李某也实际接受了赠与，多年来，房屋由李某及其家人占有、使用，原告李某及其母亲李某亦从未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赠与事实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虽赠与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但赠与事实已客观存在，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综上，李某旧宅因赠与已发生了权属改变，争议房产已不属于李某遗产。故原告李某主张继承争议旧宅的搬迁补偿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本案争议房产原所有权人李某于1968年已去世，但其继承人李某从未提及房屋继承一事。原告李某明知争议房产早在2011年就涉及搬迁，对房屋评估情况也完全知情，但时隔七八年之后才提起诉讼，故即使原告对该房产享有继承权，但也已超过请求法院保护的诉讼时效。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元，由原告李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秀娟   人民陪审员 王建华   人民陪审员 武 星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段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