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6245号 原告：方英姿，女，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朱正杰，男，199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吾益平，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良，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戈莎，女，198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朱正杰、方英姿与被告戈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正杰、方英姿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吾益平、谢少良，戈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正杰、方英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戈莎退还因无法交付附属用房造成朱正杰、方英姿的房屋差价损失187101元（房产成交总价194.5万元÷45.74平方米×4.4平方米）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方英姿于2017年3月6日与戈莎签订了关于厦门市室（建筑面积41.34平方米）房产（包括附属用房一间，占地面积约4.4平方米，高2.7米）的房产买卖协议，因该房产还有附属用房，故双方综合考虑附属用房的面积，约定成交价款为194.5万元。方英姿于2017年3月6日支付20万元，2017年3月20日支付94.5万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支付80万元，已经全额付清。方英姿、朱正杰系母子关系，朱正杰于2017年3月23日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由于戈莎无法交付购房合同项下的附属用房又不退还多收的购房款，故提起诉讼。 戈莎辩称，一、朱正杰、方英姿的起诉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原、被告双方根本不存在关于附属房的约定。双方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中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房产，用途住宅，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41.34平方米（附属用房零间建筑面积/平方米）。合同中关于附属用房是格式合同的表述，相应的建筑面积一栏已经划去，表明无此标的。双方约定的成交价194.5万元已明确为该套房产的《土地房屋权证》中41.34平方米（含公摊面积4.17平方米）面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附属用房及相应面积。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附属用房。1.讼争房屋从没存在过附属用房。在原、被告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中以及讼争房屋的权属证明中均未包括占地面积4.4平方米、高2.7米的附属用房。根据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以及房屋产权证，戈莎无论在买入或卖出讼争房产时都不存在附属用房。2.戈莎在该小区也从未拥有过附属房。更谈不上将附属房出售给方英姿。根据合同约定，当事人已经现场察看过，才做出购买意愿。如果存在误解，也纯粹是方英姿个人的问题，与戈莎无关。三、方英姿提出本次诉讼的真实原因在于“房产涨价未达到期望值”，属于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1.在房产交易完成两年后才提起诉讼，明显违反常理。2.方英姿起诉的真实原因是房产涨价未达到期望值，限购后厦门房价有所回落，方英姿在购买房产后，房价并未如愿上涨认为其在本次房产买卖中亏了，因而受利益驱动所致，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夺取利益，纯属恶意诉讼。也不排除中介在介绍房源时有所隐瞒或欺骗，导致方英姿产生错误理解。3.方英姿在起诉时多处出现虚假陈述，不能自圆其说。根据手机短信记录，方英姿与戈莎的首次交涉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且只有一次，而且聊天记录也表明戈莎表示从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之日起就告知其没有附属用房。综上所述，应驳回朱正杰、方英姿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方英姿与朱正杰系母子关系。 2017年3月6日，戈莎（甲方）与方英姿（乙方）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址于厦门市室（建筑面积41.34平方米）（附属用房壹间，建筑面积/平方米）的房产出售给乙方，成交总价194.5万元；本协议书有关房产交易的约定与双方另行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一概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合同签订后，方英姿依约付清全部购房款，讼争房产于2017年3月23日过户至朱正杰名下。《不动产权证书》中未标注讼争房产存在附属用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为1988年1月1日至2057年12月31日。 审理中，戈莎提供其购买讼争房产时于2011年5月间与上手出卖人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以及戈莎与方英姿就讼争房产交易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前述证据中均未标注讼争房产存在附属用房。戈莎还提供其与方英姿于2018年12月13日的短信聊天记录，主张方英姿所称与戈莎多次交涉，与事实不符；方英姿于2018年12月13日才第一次与戈莎联系，戈莎表示从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就告知过方英姿没有所谓柴火间（附属用房）。 戈莎还陈述，其与方英姿交易时已经明确告知没有附属用房，否则戈莎也不可能不清楚附属用房的位置；戈莎系通过中介与方英姿联系，中介称有附属用房，但戈莎澄清过不知道是否有附属用房。 朱正杰、方英姿质证认为，戈莎与上手出卖人之间签订的相关买卖协议均与本案无关；方英姿与戈莎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仅用于权属过户，双方交易内容应以《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为准；2018年12月13日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戈莎曾经在签合同时告知没有附属用房。 方英姿陈述，交易时戈莎与中介均告知小区存在附属用房，戈莎还说她没住过这套房屋，附属用房在哪里她也不清楚，如果方英姿需要，她会找给方英姿。至于朱正杰、方英姿主张的附属用房面积4.4平方米，高2.7米的数据，是根据邻居的附属用房测量所得。方英姿并表示其坚持以合同之诉要求戈莎承担违约责任，房屋差价损失可由法院酌定。 本院认为，方英姿与戈莎签订的《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讼争房产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普遍存在居住房屋配套附属用房的现象，而且该类附属用房的权属也存在多种情形。因此，在此类房产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应尽量对该类附属用房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以免产生纠纷。本案中，交易双方对讼争房产交易是否包含附属用房问题各执一词，故应回归到证据层面解决该争议。从《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载明的“附属用房壹间，建筑面积/平方米”的内容分析，尽管该协议中未载明附属用房的面积，但可以肯定是该交易中还包含了一间讼争房屋的附属用房。如戈莎陈述，其与方英姿交易时已经明确告知方英姿没有附属用房，仅系中介声称有附属用房，但戈莎并不清楚是否存在该附属用房。但该主张与双方签订的《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的上述内容明显矛盾，而且双方在《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中亦明确约定，与《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一概以《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为准，戈莎提供的上述相关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认定方英姿主张的讼争房产买卖中包含附属用房可以成立，本院予以采信。鉴于朱正杰、方英姿并未就该附属用房的权属、面积等提供证据，而双方成交的价格中确实包含了附属用房的因素，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参考讼争房产的面积以及双方交易的成交价，本院酌定戈莎向朱正杰、方英姿赔偿因不能交付附属用房的房屋差价损失10万元。朱正杰、方英姿提出的其他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戈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正杰、方英姿房屋差价损失10万元； 二、驳回朱正杰、方英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021元，由朱正杰、方英姿负担1010元，戈莎负担1011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吕云平）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王 雪）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