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民终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钰仁，男，196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载县人，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水根，江西求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燕飞，女，198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雷州市人，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师，广东雷三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雷州市新城街道怡景路39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82MA4UHYCM32。法定代表人：蔡红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广东雷三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钰仁因与上诉人朱燕飞、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钰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改判朱燕飞、春凯公司应支付王钰仁货款129646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燕飞、春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中，王钰仁已起诉朱燕飞、春凯公司尚欠王钰仁货款6456463元（当庭变更了诉讼金额），有欠条和发货清单互为佐证。但一审法院仅判400万元支付给王钰仁，另外2456463元认为其证据不足而不作出判决，并告知王钰仁另行起诉。实际上，朱燕飞、春凯公司应支付2456463元，已支付116万元，故尚应支付1296463元。朱燕飞、春凯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驳回王钰仁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双方提供已质证的证据进行判决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对这些证据不予确认，认为“这些证据无法核实具体双方交易发生准确数额与尚欠货款的数额”，根据此认定，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朱燕飞、春凯公司向王钰仁支付货款400万元是错误的。1.2017年5月25日订立的400万元“欠条”需经王钰仁提供发货清单及收款明细核对才能生效，一审认定自2018年1月起生效是错误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对账补充协议书》约定，可以证明400万元欠条的生效条件。2017年5月25日朱燕飞出具欠条之后，王钰仁一直未提供发货清单供朱燕飞核对，直到一审二次开庭之后王钰仁才第二次补充提供证据，但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欠款400万元的事实。2.王钰仁一审期间分二次提供的发货清单等证据，未能证明朱燕飞、春凯公司欠其货款400万元的事实。一审开庭后至庭审结束前，王钰仁分二次提供的有原件的发货清单合计欠总货款9620977元，其中王钰仁自己承认收到朱燕飞货款737.62万元。即王钰仁仅能够证明朱燕飞欠其货款2244777元，再冲减订立欠条后朱燕飞支付的货款121.55万元，只欠货款102.9277元。三、退一步说，一审判决认定400万元欠条生效，一审判决没有冲减朱燕飞后期支付的货款121.55万元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朱燕飞、春凯公司从2017年6月30日起给王钰仁支付利息是错误的。由于欠条不符合协议第一项生效条件，即使朱燕飞不按欠条约定的时间还款，也不应视为逾期违约，且朱燕飞后期已经支付王钰仁121.55万元，一审法院对已还部分的金额也视为逾期未还，故利息计算错误。五、一审判决春凯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1.春凯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3日，该公司从2016年10月21日才能合法开始经营烟花炮竹业务。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是从2012年10月开始，当时春凯公司尚未成立。2.王钰仁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春凯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却以存在表见代理为由，判决春凯公司承担责任。王钰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燕飞、春凯公司支付王钰仁鞭炮款509万元；2.支付利息32.95万元（按400万元本金2分计算至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朱燕飞、春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开始王钰仁与朱燕飞有经济往来，由王钰仁销售鞭炮给朱燕飞，一般由刘建平负责送货，贺红艳系王钰仁妻子。2017年5月25日，朱燕飞出具欠条一份给王钰仁，载明“2015年至2017年5月25号止，以前和王钰仁、刘建平所签的所有单据作废（包括贺红艳），尚欠王钰仁货款即是鞭炮往来账总计：肆佰万元人民币整。经过双方商议，现定如下还款计划：2017年6月份还8万，7月份还12万，8月份还10万，9月份还120万，12月份还40万，2月份还60万，5月份还清150万。如逾期未还按月息2分计算。欠款人：朱燕飞，2017.5.25。”欠条上欠款人处由朱燕飞签名并加盖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日，王钰仁与朱燕飞签订一份《对账补充协议书》，载明“甲方朱燕飞，乙方王钰仁就2017年5月25日我本人写了一张欠条给王钰仁欠鞭炮款是肆佰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就这此欠条作出了如下协议书:从2015年5月20号合作至2017年3月份止，所发生的业务和清单由王钰仁提交出来：一、甲方有权在2017年1月份前对乙方所提供的清单进行核对。二、乙方如实提供发货清单及收款明细配合甲方进行核对，如有遗漏付款，在双方认可下进行纠正。三、甲方所打欠条，如核实有误，可进行增减，如在2018年1月份前无异议视欠条生效。”王钰仁与朱燕飞分别在乙方王钰仁甲方朱燕飞处签名，协议书还备注“数目是600多万，欠条写了400万元正，尚欠200多万的尾款留在公司抵于合作协议书。2017.5.25”。之后，朱燕飞的弟弟朱绵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部分货款给王钰仁与贺红艳。另查明春凯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红赛，股东为何汝琴和蔡红赛，2018年股东为何汝琴。一审法院认为：王钰仁与朱燕飞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平等自愿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朱燕飞拖欠王钰仁货款不付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王钰仁要求朱燕飞支付货款的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关于本案货款是否已经达到给付条件的问题。在2017年5月25日，王钰仁与朱燕飞对2015年至2017年5月25日止的经济往来进行了对账与结算，由朱燕飞出具了400万元的欠条，并约定了付款时间与利息。当日还签订了《对账补充协议书》，备注所欠货款为600多万元，欠条写了400万元正，并约定了“甲方所打欠条，如核实有误，可进行增减，如在2018年1月份前无异议视欠条生效。”因此一审法院对朱燕飞认为欠条是违法无效、春凯公司提出欠条附条件未生效的主张不予采信，朱燕飞并没有提供其对欠条有异议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王钰仁主张货款里面的400万元欠条在2018年1月份已经生效，其载明的400万元也是明确的，另庭审中，刘建平与贺红艳均当庭表示同意由王钰仁主张该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系刘建平与贺红艳的自由处分权利行为，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欠条载明的400万元货款已经达到给付条件，欠条持有人为王钰仁，因此对王钰仁要求朱燕飞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欠条清楚载明还款时间与逾期付款利息约定，利率为月息2分，亦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故对王钰仁主张朱燕飞支付400万元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对王钰仁主张欠款为625万元，扣除已付部分116万元，还差509万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王钰仁举证依据《对账补充协议书》上备注的600多万元，以及其单方书写的清单数额和部分出库单、送货单、欠条等证据，因部分证据没有原件，朱燕飞也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这些证据无法核实具体双方交易发生的准确数额与尚欠货款的数额，故对王钰仁主张的除欠条400万元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王钰仁主张的“尚欠200多万的尾款留在公司抵于合作协议书”部分货款，待王钰仁以后有充足证据证明，可以另行主张。2.关于春凯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的问题。综合考量王钰仁与朱燕飞双方对2015年至2017年的货款进行核账并出具欠条、签订补充协议行为，该欠条欠款人由朱燕飞签名，加盖春凯公司合同专用章，且地点在春凯公司办公室，春凯公司于2015年10月成立，以粤公烟运证字号开具的运输许可证收货人为春凯公司的名称等客观事由，这些均足以引起原告（相对人）对朱燕飞（行为人）的代理权产生合理依赖，一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春凯公司应对此承担后果。故对春凯公司主张没有授权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也没有与王钰仁发生业务往来，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货款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春凯公司依法应对朱燕飞的表见代理行为承担支付货款的法律责任。3.关于朱燕飞辩称王钰仁提供的货物有不合格产品，应予以冲减货款，另外支付大量现金100余万元也应该扣减，王钰仁欠灵山县谢新花炮有限公司加工费未付应扣减，朱燕飞代付的运费应扣减王钰仁货款等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朱燕飞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充分证明，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一、朱燕飞、春凯公司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钰仁货款4000000元及利息（2018年5月25日前的利息分段计算为329200元，之后的利息以4000000元为基数按年24%的利率从2018年5月26日计算至付清为止）；二、驳回王钰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700元，由朱燕飞、雷春凯公司负担39650元，王钰仁负担100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钰仁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企业的信息公示表，证明目的：春凯公司股东是何汝琴，拥有100%股权，何汝琴是朱燕飞、朱绵雅的母亲。证据(二)鲍某的调查笔录、丁亮星的电话录音光盘、王钰仁和朱燕飞的聊天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1.春凯公司是家族企业，朱燕飞是在春凯公司负责销售，2.王钰仁2018年阴历年底与证人鲍某等四人到春凯公司催收货款，朱燕飞拒绝和王钰仁等人见面，拒绝对账，逗留一星期后朱燕飞、春凯公司才向王钰仁支付了5万元。证据（三）朱绵雅的付款记录一份，证明目的：大部分的货款是朱绵雅所付，春凯公司实际上是朱燕飞家族企业。证据（四）证人鲍某出庭证言，证明目的：王钰仁与证人鲍某等四人到春凯公司催收货款，朱燕飞和春凯公司拒绝和王钰仁等人见面，拒绝对账，逗留一星期后朱燕飞支付了5万元货款。证据（五）王钰仁自书的《2015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6日前朱燕飞付款给王钰仁清单》，证明目的：在朱燕飞、春凯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没有王钰仁签收凭证的情况下，王钰仁出于诚信写出对方汇款、现金、加工散鞭款（总计189万元）的对账记录，朱燕飞、春凯公司在核对后出具六百多万的欠条，这充分说明朱燕飞和春凯公司是在该核对清单、欠条和发货凭证后才出具六百多万元的欠条，否则不会没有依据随便出具欠条并加盖公章。证据（六）万载县公安局《证明》、朱绵雅向给周冬根付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朱绵雅向王钰仁付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证明目的：朱燕飞是春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绵雅是其弟弟，并担任春凯公司财务总监，朱燕飞安排朱绵雅向司机周冬根支付运费，向王钰仁汇款。对王钰仁提交的证据，朱燕飞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何汝琴是朱燕飞、朱绵雅的母亲。2.对证据（二）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3.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只能证明朱绵雅帮助朱燕飞付款，不能证明王钰仁的主张的待证事实。4.对证据（四）中证人鲍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不知道朱燕飞和春凯公司是什么关系，这证明王钰仁主张的事实是错误的。5.对于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一，王钰仁自书朱燕飞付款清单是王钰仁的单方确认。第二，由于王钰仁一直不将原件交出所以双方一直未结算，故朱燕飞对欠款数额并没有确认。第三，王钰仁起诉后，朱燕飞核实了部分汇款凭证发现王钰仁遗漏了朱燕飞汇款29万元。第四，朱燕飞通过刘建平外甥账户支付给王钰仁货款，该证据在王钰仁处，朱燕飞无法核实。第五，朱燕飞从江西买半成品运到广西加工由王钰仁管理，王钰仁将加工后的成品一部分运到雷州交给朱燕飞，一部分由王钰仁自己销售，但王钰仁未将该部分证据交给双方结算，仅是王钰仁自己确认189.2万元。第六，清单未计入朱燕飞现金130.19万元、运费、不合格产品退货款。6.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付款凭证与春凯公司无任何关系，朱绵雅代朱燕飞付款不违反常理。对王钰仁提交的证据，春凯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何汝琴是朱燕飞、朱绵雅的母亲。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春凯公司是家族企业，更不能证明春凯公司要为朱燕飞个人的债务承担还款的责任。4.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与王钰仁有利害关系。5.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且该证据一审时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6.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因为何汝琴与朱燕飞、朱绵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就将个人债务认定为公司债务，不能证明朱绵雅帮朱燕飞付款是公司行为，更不能证明朱燕飞是春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该证据中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朱燕飞一审就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二审期间，朱燕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花炮产品往来账目一份、发货清单（10页），证明目的：案外人翟某向朱燕飞发送半成品花炮，运到广西交给工厂加工，半成品价值115.5159万元，该款应从王钰仁的货款中扣除，但本案中王钰仁仅认可38.3160万元，这就可以证明一审中王钰仁认可朱燕飞付款的数额是错误的。春凯公司对朱燕飞的证据无异议。对朱燕飞提交的证据，王钰仁质证认为，案外人翟某的明细表反映的是其与王钰仁的关系，与王钰仁无关，且从明细表中载明的时间上看，大多数交易发生在王钰仁与朱燕飞终止交易之后，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期间，春凯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王钰仁、朱燕飞提交的证据，综合认定如下：1．王钰仁提交的证据（一）、（五）已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且一审法院已进行了分析认证，本院二审不重复认定。王钰仁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六）与朱燕飞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一致，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四），本院对2018年春节前夕王钰仁到春凯公司向朱燕飞催款，朱燕飞向王钰仁支付货款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的效力。2.朱燕飞提交的证据，因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确认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本院二审查明：自2012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王钰仁向朱燕飞销售鞭炮。2017年5月25日，朱燕飞向王钰仁出具一张欠条写明：“2015年至2017年5月25号止，以前和王钰仁、刘建平所签的所有单据作废（包括贺红艳），尚欠王钰仁货款即是鞭炮往来账总计：肆佰万元人民币整。经过双方商议，现定如下还款计划：2017年6月份还8万，7月份还12万，8月份还10万，9月份还120万，12月份还40万，2月份还60万，5月份还清150万。如逾期未还按月息2分计算。”该欠条除朱燕飞在“欠款人”处签名外，还加盖春凯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日，朱燕飞（甲方）与王钰仁（乙方）就该欠条又签订一份《对账补充协议书》，约定：从2015年5月20号合作至2017年3月份止，所发生的业务和清单由王钰仁提交出来：一、甲方有权在2017年1月份（注：应为2018年1月）前对乙方所提供的清单进行核对。二、乙方如实提供发货清单及收款明细配合甲方进行核对，如有遗漏付款，在双方认可下进行纠正。三、甲方所打欠条，如核实有误，可进行增减，如在2018年1月份前无异议视欠条生效。”同时，双方在在该协议书底部备注“数目是600多万，欠条写了400万元正，尚欠200多万的尾款留在公司抵于合作协议书”。之后，朱燕飞指示其弟朱绵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钰仁支付了部分货款。2018年2月春节前夕，王钰仁在案外人鲍某等人的陪同下到春凯公司处向朱燕飞催讨货款，朱燕飞向王钰仁支付货款5万元。春凯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红赛，股东为何汝琴和蔡红赛，2018年股东为何汝琴。一审期间，王钰仁根据其与朱燕飞交易的送货凭证统计确认，自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3月22日间，双方共发生货款12409346元，其中：①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12月19日货款4364512元，②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9月25日货款4030938元，③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3月22日货款1387329元，④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3月22日间货款2626567元（广西加工）。王钰仁确认在此期间朱燕飞共支付货款6074300元，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2月间共支付货款116万元。二审期间，王钰仁又确认朱燕飞于2017年3月16日付货款3万元，2017年3月30日付2万元，2017年4月28日付货款3万元，该几笔王钰仁未计入6074300元已付款中。朱燕飞尚欠货款5095046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朱燕飞尚欠王钰仁多少货款；2.春凯公司是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对此，综合分析认定如下：1.认定朱燕飞尚欠王钰仁货款5095046元具有事实依据第一，朱燕飞不仅在2017年5月25日出具的欠条中确认了应付王钰仁货款400万元，还在同日双方签订的《对账补充协议书》中确认实欠货款600多万元，其余200余万元作为王钰仁与春凯公司合作的投资。尽管双方约定还需王钰仁提供送货凭证供朱燕飞进一步核对，但从欠条和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在2017年5月25日对双方的往来账款进行初步的对账结算。在双方处在良好合作氛围并协商进一步加深合作的情况下，该结算结果应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认定。第二，经王钰仁根据送货凭证统计，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3月22日间，其向朱燕飞供货12409346元，朱燕飞在此期间支付货款6074300元，尚欠货款6335046元。减去王钰仁在二审期间认可的2017年3月16日至4月28日间货款8万元，那么截止2017年5月25日双方初步结算时，朱燕飞尚欠王钰仁货款6255046元。该数额与双方初步结算时确认的“600多万元”具有一致性。朱燕飞虽对王钰仁提交的送货凭证中的复印件不予认可，但复印件所载内容（包括收货人、货物类别、朱燕飞签名等）与其余送货凭证（原件）基本一致，结合双方初步结算情况，本院对朱燕飞的质证主张不予支持。第三，虽然案涉《对账补充协议书》约定王钰仁应配合朱燕飞在2018年1月之前提供送货凭证核对，但在签订该协议后至2018年2月间，朱燕飞即陆续向王钰仁支付了货款116万元，特别是在2018年2月双方约定的对账期限届满时，朱燕飞仍然不要求王钰仁提供送货凭证，而是径行支付货款5万元，这也说明朱燕飞实际上对其欠王钰仁600多万元货款不持异议。第四，朱燕飞辩称其余货款200余万元已作为王钰仁与春凯公司合作的投资，不应在本案中处理。虽然双方在《对账补充协议书》中对王钰仁与春凯公司继续合作有意向性约定，但朱燕飞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春凯公司与王钰仁已签订有关合作协议的事实，而王钰仁亦陈述双方此后并未达成合作协议。因此该部分货款朱燕飞仍应向王钰仁支付。朱燕飞还辩称除王钰仁一、二审中自认的付款外，其在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5月25日间还支付了现金130.19万元，并在2017年5月25日之后亦支付现金10.1万元，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朱燕飞尚欠王钰仁货款5095046元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仅确认欠款金额，对其他货款未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王钰仁在一审期间仅向朱燕飞、春凯公司主张509万元，故本院对其诉请予以确认，对超出其诉讼请求部分，在本案中不作判决。2.春凯公司应向王钰仁承担付款责任有事实基础第一，春凯公司在朱燕飞出具的欠条上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欠条作为债权债务凭证，春凯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理应清楚其在欠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即是确认欠款数额以及承担欠款的还款责任。春凯公司辩称该印章系朱燕飞在春凯公司办公室偷盖，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春凯公司与朱燕飞一方面在欠条中明确两者作为欠款人共同承担400万元的清偿责任，另一方面朱燕飞与王钰仁又在《对账补充协议书》中就春凯公司与王钰仁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意向性的约定，王钰仁拟将其余200余万元货款作为其与春凯公司合作的资金投入，这也就说明本案实际上是春凯公司、朱燕飞共同与王钰仁进行烟花爆竹的交易。而从春凯公司由法定代表人何汝琴一人持股、何汝琴与朱燕飞系母女关系的事实看，春凯公司与朱燕飞也具备共同经营烟花爆竹业务的基础。关于如何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案涉欠条对400万元部分的逾期付款利息进行了约定，此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朱燕飞、春凯公司应按此约定执行。鉴于朱燕飞2017年5月25日之后是分多次支付116万元，为了计算的方便，本院认定从最后一笔款项支付完毕之次日（即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该400万元剩余部分284万元的利息。鉴于王钰仁在一审期间仅就400万元的部分主张了利息，本院仅对该部分利息予以确认。对其余225万元部分，因其未提出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作判决。关于朱燕飞主张王钰仁应向其支付运费、加工费以及承担质量损失的问题，朱燕飞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王钰仁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朱燕飞、春凯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二、限朱燕飞、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钰仁支付货款50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84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王钰仁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700元，由朱燕飞、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8209元，王钰仁负担149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468元，由朱燕飞、雷州市春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5974元，王钰仁负担4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文建审 判 员 袁飞云审 判 员 杨耀星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黄绪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