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林兴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宇，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少梅，女，汉族，1971年12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林兴贤，男，汉族，1967年9月6日出生，住山东省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恩宠，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林兴贤，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郑利彬，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福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少梅、原审被告林兴贤、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兴旺公司）、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福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少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主体不当，孙少梅主体不适格。鑫福昌公司与孙少梅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孙少梅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首先，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双方无借贷合意。其次，孙少梅没有提交以其名义付款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为出借人。二、一审判决将鑫福昌公司2016年3月3日的还款认定为“货款”错误。孙少梅起诉时提交的《附件：借款利息计算表》中，已将该笔付款计算为还款，诉讼中其改称该款项系货款而非还款，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应由孙少梅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仅有金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陈述该款项为货款而非借款，无其他确切证据予以支持，且该证明制作人员并非当时经办人员。一审判决仅依据《情况说明》认定该款项为“货款”，有违“重书面证据，轻言辞证据”的证据采信原则，将制作人员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而不对于两公司真实的交易往来进行调查，显然有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审判原则。孙少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将该款项认定为还款。三、一审判决认定利息有误。一审最终认定借款本金为30233098元，截止2017年8月3日，应付利息总额为11370957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及双方还款事实，截止2017年8月3日，应付利息为10279252元（退一万步讲，假如将前述100万元作“货款”的性质认定，应付利息亦应为11113825元，此数额仍少于一审法院认定数额）。故一审法院对于相关利息的认定存在错误。孙少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有效，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具体到本案而言，孙少梅提交的证据包括债权凭证借条、承诺书、情况说明、付款说明、款项支付的相关证据，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兴贤的录音等证据，上述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但反映出本案借款的法律事实亦反映出了本案的客观事实，本案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鑫福昌公司，鑫福昌亦为孙少梅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中明确载明借款人为鑫福昌公司，出借人为孙少梅，准确的地反映出借贷法律关系及借贷主体。鑫福昌公司一审答辩中自认其系借款人，具体为“因鑫福昌公司经营出现困难，欲对外借款”。鑫福昌公司为借款人，孙少梅为出借人，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具有借贷事实，案涉借款已经实际支付，故鑫福昌公司的第一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关于鑫福昌公司的第二项上诉理由，一审进行了调查并查明，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亦对该100万元的款项进行了说明确认，该款项确系一审被告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偿还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的货款，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该款项后进行了入账并用于了企业生产经营，孙少梅从未收到该款项，故不能在本案中予以扣减，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三、一审认定的利息数额正确，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双方在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自实际借款之日起按照先偿付利息后偿付本金的付款方式，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国家相关规定的上限，孙少梅在起诉之时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四、鑫福昌公司在一审程序中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录音证据对本案事实有着直观的反映，鑫福昌公司对借款事实认可（具体见录音“不管是官司怎么打，我这个我都承认的，知道吧），却在法庭上进行虚假陈述。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兴贤述称，请求支持鑫福昌公司的上诉请求。孙少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偿还孙少梅借款本金30233098元（该数额为截止到2017年8月3日的本金数额）；二、判决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支付利息，截止到2017年8月3日暂计算为11942721.8元；三、判决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以本金30233098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支付自2017年8月4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四、判决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偿还律师费损失合计100万元；五、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孙少梅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承担孙少梅在诉讼保全阶段缴纳的保险费用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福昌公司因经营需要周转资金向原告孙少梅借款，孙少梅即以其个人名义向大舜公司筹措资金后，分别将借款转账至鑫福昌公司账户。具体如下：1、2014年10月28日，孙少梅从大舜公司借款400万元，大舜公司根据孙少梅的指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历下支行直接向鑫福昌公司转账400万元；2、2014年10月31日，孙少梅从大舜公司借款2600万元，大舜公司将款项转账至金城公司，金城公司根据孙少梅的指示，将孙少梅从大舜公司的借款2600万元分三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至鑫福昌公司账户；3、2014年11月6日，孙少梅从大舜公司借款2000万元，大舜公司根据孙少梅的指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直接向鑫福昌公司转账2000万元；4、2014年11月14日，孙少梅从大舜公司借款1000万元，由大舜公司根据孙少梅的指示，委托济南千夏商贸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1000万元至鑫福昌账户。2015年2月14日，鑫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借条，载明借孙少梅人民币6000万元，利息按年利率60%计算，确认借款分别是：2014年10月28日400万元，2014年10月31日2600万元，2014年11月6日2000万元，2014年11月14日1000万元，以上款项来源于大舜公司，并且于2015年1月7日已还款2000万元，利息尚未结算。2017年1月9日，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向孙少梅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承诺人、借款人鑫福昌公司对欠付孙少梅女士的借款事宜承诺如下事项：一、各承诺人及借款人鑫福昌公司承诺积极筹措款项在最短的时间内偿还完毕孙少梅女士的借款本息（借款年利率60%），其中本金欠款6000万元，实际偿还借款本息为4300万元，尚有部分本息未清偿完毕，承诺人承诺在最短的时间内清偿完毕上述欠款本息，若有违约，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各承诺人作为共同还款人均同意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及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直至全部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清偿完毕之日止，各承诺人均同意自实际借款之日起按照费用、利息、本金之顺序清偿债权人的债权。三、鑫福昌公司特别承诺于2017年2月15日前清偿借款500万元。四、因鑫福昌公司违约导致诉讼，各承诺人均同意提交债权人孙少梅住所地人民法院处理。该承诺函落款处有林兴贤签名，鑫福昌公司、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加盖公司公章。2017年7月26日，鑫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4年10月份，鑫福昌公司向孙少梅申请借款，后孙少梅向大舜公司借款6000万元，其中2014年10月28日孙少梅向大舜公司借款400万、2014年10月31日孙少梅向大舜公司借款2600万元，2014年11月6日孙少梅向大舜公司借款2000万元，2014年11月14日孙少梅向大舜公司借款1000万元，孙少梅与大舜公司签订借款合同4份，借款总金额6000万元整。为了交易方便，上述款项中的3400万元由大舜公司直接汇款到鑫福昌公司，另外的2600万元由孙少梅委托金城公司代收，后大舜公司将2600万元支付到金城公司账户，金城公司代孙少梅收讫该款项后，将该款转付给鑫福昌公司，上述6000万的借款，鑫福昌公司已经全额收到。鑫福昌公司承诺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完毕债权人孙少梅的借款，因该款项产生纠纷，自愿提交债权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处理。关于偿还借款本息情况。孙少梅认可共计四被告还款4600万元：2015年1月7日还款2000万元，2015年3月13日还款750万元，2015年3月20日还款250万元，2015年6月19日还款1000万元，2015年9月1日还款200万元，2016年2月29日还款100万元，2017年3月6日还款200万元，2017年3月7日还款100万元。四被告主张鑫福昌公司与孙少梅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孙少梅是大舜公司借款的代理人，鑫福昌公司与大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四被告主张鑫福昌公司偿还的借款除了孙少梅认可的上述4600万元以外，还包括一笔2016年3月3日跃兴旺公司向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转账100万元。四被告提交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三份，拟证明跃兴旺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3日向金城公司转账100万元（备注为货款）、2017年3月6日向金城公司转账200万元（备注为货款）、2017年3月7日向金城公司转账100万元（备注为货款）。原告认可收到2017年3月6日还款200万元，2017年3月7日还款，但是对2016年3月3日100万元不予认可，主张2016年3月3日100万元系跃兴旺公司支付给金城公司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对此，经依法调查金城公司，该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金城公司于2016年3月3日收到跃兴旺公司支付的货款100万元，该款项收到后进行了财务记账，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该款项收到后用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系金城公司的自有资金。金城公司于2017年3月6日收到跃兴旺公司委托金城公司代收的款项200万元、2017年3月7日跃兴旺公司委托金城公司代收的款项100万元，上述300万元的款项根据跃兴旺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亦为金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指示，该款项为偿还孙少梅的借款，非支付给金城公司的货款。因上述300万元款项非支付给金城公司的货款，故金城公司在公司账务账目中不予记载，金城公司仅为代收、代付款项。上述300万元款项，金城公司收到后，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的付款指示，将该款项支付给孙少梅。根据跃兴旺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以及金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的代收、代付的意思表示，因该款项系偿还孙少梅的借款，金城公司仅为代收、代付，故该款项金城公司对此不主张权利。孙少梅主张，根据承诺书的约定，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均同意自实际借款之日起按照先支付利息后支付本金的原则进行冲抵计算，因约定60%年利率超过法定上限，孙少梅按照法律规定调整为年利率36%，故偿还的款项先行冲抵年利率为36%的利息具有事实依据，也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具体冲抵方式如下：一、截止到2015年1月7日这一时间点，按照年利率36%作为计算标准，具体产生利息如下（小数点后位去掉）：1、400万×36%×72天（2014.10.28-2015.1.7）÷365＝284054元。2、2600万×36%×69天（2014.10.31-2015.1.7）÷365＝1769424元。3、2000万×36%×63天（2014.11.6-2015.1.7）÷365＝1242739元。4、1000万×36%×55天（2014.11.14-2015.1.7）÷365＝542465元。故截止到2015年1月7日，所有借款所产生的所有利息合计数为3838682元。二、2015年1月7日还款2000万，根据承诺函之承诺，首先冲抵偿还利息3838682元，剩余冲抵本金，冲抵本金金额为16161318元，则剩余本金为43838682元，自2015年1月8日开始，以本金43838682元为计算基数。三、截止到2015年3月13日本金为43838682元，利息为43838682元×36%×65天（2015.1.8-2015.3.13）÷365＝2810479元。2015年3月13日还款750万元，其中冲抵偿还利息2810479元，冲抵本金4689521元，截止到2015年3月13日本金剩余39149161元。四、自2015年3月14日-2015年3月20日，利息为39149161元×36%×7天（2015.3.14-2015.3.20）＝270290元。2015年3月20日偿还250万元，其中冲抵偿还利息270290元，冲抵偿还本金2229710元，故截止到2015年3月20日本金数为36919451元。五、自2015年3月21日开始计算到2015年6月19日，以36919451元×36%×91天（2015.3.21-2015.6.19）÷365＝3313647元利息，故截止到2015年6月19日，本金数为36919451元。六、2015年6月19日还款1000万元，此时本金数为36919451元，利息为3313647元，冲抵偿还利息3313647元，冲抵偿还本金6686353元，故截止到2015年6月19日，本金数仍为30233098元。七、从2015年6月20日开始，本金数固定为30233098元，每天利息＝30233098元×36%/年÷365天/年＝29818元（小数点后去掉）。1、2015年9月1日偿还利息200万元，冲抵为68天利息（实际计算为67.071天利息，原告认可为68天利息），即2015年6月20日到2015年8月26日的利息。2、2016年2月29日偿还利息100万元，冲抵为34天利息（实际计算为33.538天利息，原告认可为34天利息），即2015年8月27日到2015年9月29日的利息。3、2017年3月6日偿还利息200万元，冲抵为68天利息（实际计算为67.071天利息，原告认可为68天利息），即2015年9月30日到2015年12月6日的利息。4、2017年3月7日偿还利息100万元，冲抵为34天利息（实际计算为33.538天利息，原告认可为34天利息），即2015年12月7日到2016年1月9日的利息。综上，从2016年1月10日开始，本金数为30233098元一直恒定未变，以此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计算至2017年8月3日为572天，合计利息为11370957元。截止到2017年8月3日本金数为30233098元。截止到2017年8月3日利息数为11370957元。本金、利息数合计为人民币41604055元。原告主张自2017年8月4日开始，以本金30233098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计算标准，计算至四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为止。四被告则主张，鑫福昌公司总计向大舜公司偿还本金共计4700万元，2017年1月9日达成的承诺函约定先支付利息后支付本金没有溯及力，还款应按之前先本金后利息的方式计算，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保护利息为年利率24%，孙少梅主张的部分利息过高，不应对其予以支持。孙少梅提交付款凭证一份，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单及保费缴纳凭证及电子发票一张，用于证实孙少梅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100万元、诉讼保全担保费50000元，保全费5000元，按照约定上述费用应由被告负担。四被告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益与聘请律师没有必然联系，法律没有规定民间借贷案件可以主张律师费，且费用过高。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四被告对孙少梅提交的关于其与鑫福昌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证据亦都不认可，但孙少梅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鑫福昌公司与孙少梅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大舜公司、济南千夏商贸有限公司、金城公司按照孙少梅的指示将孙少梅所出借款项汇入鑫福昌公司账户的事实，鑫福昌公司亦认可收到6000万元款项，因此应认定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款关系，借贷金额为6000万元。四被告对鑫福昌公司收到涉案6000万元款项并无异议，但辩称该款项系鑫福昌公司借大舜公司的款项，鑫福昌公司与大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与孙少梅不存在借贷关系，孙少梅只是居间介绍，但是鑫福昌公司主张其与大舜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且与林兴贤出具的借条、情况说明以及大舜公司、金城公司、济南千夏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均不相符，亦与四被告出具的承诺函相悖，故对四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借贷关系的效力问题。鑫福昌公司主张本案实际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其与大舜公司之间，即便法院认定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是一种形式，是为了掩盖企业间非经营需要拆借资金的非法目的，双方的借贷关系是无效的。对此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之精神，对《民间借贷规定》施行以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民间借贷规定》有效的适用《民间借贷规定》。而根据上述《民间借贷规定》企业之间因经营、生产需要而发生的借贷行为，不再认定为无效行为。而企业以借款、放贷作为其业务的，具有经常性、经营性、对象不特定性等特征，而本案中大舜公司出借款项的对象仅为孙少梅本人，四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大舜公司在出借款项的过程中存在上述情形，其关于本案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根据上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即使认定鑫福昌公司与孙少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因孙少梅在借贷过程中存在转贷牟利的行为，应认定是无效的。对此一审认为，首先，孙少梅与大舜公司之间签订的借贷合同中约定的年利率为60%，与林兴贤出具的借条以及四被告出具的承诺函中约定的60%年利率一致，并不存在转贷牟利的行为。其次，从《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条款文意来看，本款规范的主体主要为非金融机构法人和其他组织，而非自然人。因本案借贷关系存在于孙少梅与鑫福昌公司之间，故被告以孙少梅存在转贷牟利的行为而导致借贷关系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不予采信。关于鑫福昌公司偿还借款的数额。四被告主张鑫福昌公司已经偿还4700万元，原告孙少梅认可鑫福昌公司已经偿还4600万元，双方对2016年3月3日一笔100万元存在争议。原告孙少梅主张该100万元系跃兴旺公司支付给金城公司的货款，与本案无关。金城公司对此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100万元系跃兴旺公司支付金城公司的货款。四被告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一审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具体案情，可以认定2016年3月3日100万元系跃兴旺公司支付给金城公司的货款，与本案借贷没有关联性，不应计入鑫福昌公司偿还借款的数额，故鑫福昌公司偿还借款的数额应认定为4600万元。关于四被告对涉案债务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主张鑫福昌公司与孙少梅不存在借贷关系，即使认定存在借贷关系也是无效的，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认为，根据2017年1月9日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明确约定四被告作为共同还款人，均同意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及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直至全部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清偿完毕之日止，故四被告对涉案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主张对涉案债务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尚余本息数额。被告主张偿还的款项均是本金，应先从本金中予以扣除。原告对此有异议，主张被告偿还的本息共计4600万元，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冲抵，截止到2017年8月3日被告尚欠的本金数为30233098元，利息数为11370957元，合计为41604055元。一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根据2017年1月9日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载明本金欠款6000万元，实际偿还借款本息4300万元，并且四被告均同意自实际借款之日起按照费用、利息、本金之顺序清偿，据此，被告偿还借款应先冲抵利息，故被告主张已经偿还款项均是本金，先从本金中扣除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原告主张截止到2017年8月3日被告尚欠本金数为30233098元，利息数为11370957元，以及自2017年8月4日开始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以本金3023309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的利息。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经一审核算，原告的上述请求均不超过合理部分，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00万元、担保费5万元损失。根据2017年1月9日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四被告承诺在最短时间内清偿完毕欠款本息，若有违约，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认为，四被告未按约定及时清偿欠款本息，其行为构成违约的事实清楚，应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100万元、担保费5万元，原告的请求均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于约相合，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限被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林兴贤、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孙少梅借款本金30233098元和截止到2017年8月3日的利息11370957元，及以30233098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限被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林兴贤、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孙少梅律师费100万元、诉讼保全担保费5万元。三、驳回原告孙少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679元，由原告孙少梅负担3409元，由被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林兴贤、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542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林兴贤、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涛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孙少梅是否是本案借款人；二、2016年3月3日的100万元是否应认定货款；三、一审利息计算是否有误。一、关于孙少梅是否是本案借款人的问题经查，2015年2月14日，鑫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借条，载明借孙少梅人民币6000万元，利息按年利率60%计算；2017年1月9日，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向孙少梅出具承诺函一份，其中明确记载鑫福昌公司承诺积极偿还被孙少梅6000万元借款及利息；2017年7月26日，鑫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中明确记载孙少梅向大舜公司筹集借款、委托金城公司转付借款，鑫福昌公司全额收到6000万元借款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上述证据足以认定孙少梅是借款人，且鑫福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对此基本事实是明知的，孙少梅未提交以其名义的转账凭证不影响认定其借款人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应本诚实信用之原则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在出现借款合同纠纷时应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从一审查明事实看，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均对孙少梅向其提供借款的基本事实是明知的，但仍坚持主张孙少梅不是借款人，其行为有悖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因此，鑫福昌公司关于孙少梅不是借款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2016年3月3日的100万元是否应认定货款的问题经查，经一审法院依法调查金城公司，该公司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金城公司于2016年3月3日收到跃兴旺公司支付的货款100万元，该款项收到后进行了财务记账，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该款项收到后用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系金城公司的自有资金。该情况说明并非孙少梅单方提供，而是一审人民法院依法调查后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鑫福昌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抗其证明效力，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审认定该100万元是货款并非还款在事实认定上是正确的，鑫福昌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一审利息计算是否有误的问题鑫福昌公司主张2015年9月2日后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而不应该按照36%进行计算。对此，本院认为，2015年2月14日，鑫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借条》，明确记载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0%；2017年1月9日，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共同向孙少梅出具《承诺函》，也明确记载鑫福昌公司承诺积极偿还孙少梅6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借款年化利率为60%，并承诺按照费用、利息、本金顺序清偿债务。2017年7月26日，鑫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兴贤向孙少梅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记载了上诉人承诺积极筹措资金偿孙少梅借款。鑫福昌公司、林兴贤、跃兴旺公司、涛飞公司期间分别于2015年1月7日还款2000万元，2015年3月13日还款750万元，2015年3月20日还款250万元，2015年6月19日还款1000万元，2015年9月1日还款200万元，2016年2月29日还款100万元，2017年3月6日还款200万元，2017年3月7日还款100万元。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上述期间内,鑫福昌公司认可应按照年利率60%，以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偿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于鑫福昌公司已经偿还的上述款项，应当按照先清偿利息再清偿本金的原则计算，已经偿还的款项中清偿利息的部分依法应当按照年利率36%计算，鑫福昌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偿还的100万元、2017年3月6日偿还的200万元、2017年3月7日偿还的100万元，均应当按照年利率36%计息后冲抵相应的利息天数，此后再按年利率24%计息，一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鑫福昌公司关于一审利息计算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4270元，由上诉人上海鑫福昌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磊审判员 娄勇军审判员 曹 毅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董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