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陕03行赔初28号 原告张晓兰，女，1957年9月10日出生，现住宝鸡市金台区。 委托代理人张晓林，男，1961年10月20日出生，现住西安市，系原告之弟。 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宝鸡市行政中心1号楼。 法定代表人惠进才，任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涛，陕西渭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立峰，市房屋征收办工作人员。 原告张晓兰诉宝鸡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于3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3月20日，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后于3月28日申请撤回管辖异议申请，本院于4月8日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晓兰的委托代理人张晓林，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涛、程立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张晓兰因违法强拆造成的物品损失人民币114200元，按30倍计算共计3426000元。其事实及理由：原告是景义巧女儿，因市政府对原告家进行征收拆迁，临时居住在景义巧家。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分别于2015年12月13日和2016年4月22日两次偷拆宝鸡市陈仓路工农村127号房屋，造成原告放置于屋内的财产灭失。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一审判决被告拆除工农村127号景义巧房屋违法，经被告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曾作为（2017）陕03行赔初1号案件的共同原告主张行政赔偿，法院释明属于原告个人财产的部分应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原告遂于2018年12月10日向宝鸡市人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2月11日，赔偿义务机关宝鸡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现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号为原告张晓兰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合法公民身份及家庭成员结构； 第二组：2号为张晓兰与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签订的《村民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3号为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工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4号为证人张新宝、张新荣的证人证言，其中证人张新宝经原告申请，本院准许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及其家庭成员在拆迁过渡期内在工农村127号临时居住，并在该房屋内存放家庭财物，2016年4月22日房屋被拆除过程中财物灭失的事实； 第三组：5号为原告自书材料赔偿申请证据（一）、赔偿申请证据（二）、赔偿申请证据（三）、赔偿申请证据（四）共四份，欲证明其灭失财物的种类和数量； 第四组：6号为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7号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行终269号行政判决书；8号为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欲证明被告偷拆原告祖籍房屋违法，造成财产损失理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对原告财产损失的举证责任在被告； 第五组：9号为《国家赔偿申请书》；10号为《国家赔偿申请书回执》；11号为《不予赔偿决定书》，欲证明原告申请国家赔偿的过程； 第六组：12号为原告自书材料《共同原告国家赔偿分案诉讼情况说明》，欲证明原告财产因被告拆除房屋而不知去向。 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原告所述财产遭受损害的时间是2016年4月22日，现其于2019年2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起诉期限。对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而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原告的权利主张与被告没有关联性。被告在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项目中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拆迁安置工作，未有实施侵犯房屋所有权人景义巧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告请求行政赔偿寄存于景义巧房屋内的财产损失没有事实根据；3、原告主张的寄存关系不存在。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寄存物品是否存在、是否在房屋拆除时存在于被拆房屋内以及被毁坏的物品状况及价值；4、原告的财产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其他家庭成员应参与诉讼；5、实际拆除人兴胜达公司应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且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请法院依法驳回起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号为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十里铺派出所对吴存保所作的《询问笔录》，欲证明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②未经公安机关侦查，无法证明原告所诉物品是否存在；③原告对财物灭失有扩大损失情形； 第二组：2号为张晓兰自书的《被偷拆破坏灭失财产举证》材料，3号为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欲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财产已在景义巧行政赔偿案中予以赔偿。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1号证据中原告张晓兰的身份证明予以认可，认为其他成员的身份证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二组2号《村民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3号情况说明无异议，4号张新宝、张新荣的证人证言，因张新荣身份无法确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出庭证人张新宝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证人无法证明原告在工农村127号居住，也不能证明原告的合法财产被灭失；对第三组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材料系原告自书，不具有证明力；对第四组证据三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提到的抢劫行为；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对第六组证据12号情况说明，认为该材料应属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对第一组证据的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原告本次起诉是在法院的释明下，从另案分案重新起诉的，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情形；2、原告在公安侦查阶段陈述的财产灭失是事实，且偷拆现场当时道路被封堵，原告代理人在案发第三天才得以到达现场，在之前的行政诉讼中也经过举证质证，所以不存在被告所说原告扩大损失情形。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所诉家庭财产属于自有财产，与景义巧家庭财产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的第一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原告身份情况，予以采信；第二组2号、3号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实张晓兰居住房屋被征收的事实，予以采信；4号张新宝的证人证言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可以证明原告房屋被征收拆迁后在工农村127号景义巧家中居住，并将家具等生活用品搬至景义巧家中的事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张新荣的证人证言，因其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不符合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的法定情形，故不予采信；第三组5号原告自书的四份赔偿申请证据，赔偿申请证据（一）自述内容有安置协议相印证，对其内容予以采信，赔偿申请证据（二）其自书的财产清单，被告仅认为该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但对其中所载物品内容未提出反证，故对其中所述的财产内容部分予以采信，对赔偿申请证据（三），因原告对其贵重物品无证据证明其存在事实和价值，不予采信，赔偿申请证据（四）系对财产价值的总计说明，不作为证据采纳；第四组证据三份判决书可以证实原告请求本案行政赔偿的原因和基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向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申请赔偿的事实，以及被告已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结果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六组12号自书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不予采信。被告的两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原告获知财物被损毁的时间，亦可以证实原告曾因财物被损报警的事实，予以采信。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晓兰与案外人景义巧系母女关系。张晓兰户籍地址在宝鸡市金台区工农村二组127号，1996年其搬迁至自建房屋本市陈仓南路工农新村205号居住。2014年10月27日，张晓兰与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签订了《村民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从工农新村205号搬至工农村二组127号其母景义巧家中居住，并将部分生活用品存放于此。2011年，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项目开始建设，工农村127号房屋位于该拆迁改造项目外延区域。2016年4月22日凌晨，涉案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被拆除。 另查，景义巧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陕03行初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拆景义巧及张晓林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6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行终269号终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10日，景义巧以宝鸡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张权利的财产中包括本案原告张晓兰的财产部分，本院认为张晓兰的自有财产应另案起诉，故对景义巧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又查，原告张晓兰于2018年12月10日向宝鸡市人民政府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2019年2月11日，宝鸡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原告张晓兰于2019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因强拆房屋引起的行政赔偿纠纷，因原告张晓兰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认为被告在强拆案外人景义巧房屋时造成其存放于该房屋内的物品损失，并主张行政赔偿责任，双方的争议主要为原告张晓兰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应否承担本案行政赔偿责任以及原告主张的存放物品损失应如何认定等问题。 （一）关于原告张晓兰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实践中，对于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诉权是明显且直接的，对行政行为相对人之外的诉权就要分析其是否具有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审查应以“权利侵害可能性”为标准。本案中，张晓兰诉称其户籍在本市工农村二组127号，因在自有宅基地上建房迁出居住，后因自有房屋被征收，在过渡期内又搬回至其母家中居住，根据安置协议中的约定，对房屋产权调换的过渡安置采用的是被征收人自行过渡的方式，因此原告所述搬回娘家居住并存放财物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可保护法益的可能性，故原告具有本案诉权。本案中证人张新宝亦能证明原告在过渡期内搬至景义巧家中居住的事实存在，也就意味着原告合法权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因此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拆除房屋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原告张晓兰具有原告资格。 （二）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必须在法定起诉期限内进行，但对确有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提起的诉讼，又作了特殊规定，以切实保障诉权。对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及是否具备正当理由的判断上，应考虑行政相对人是否已经积极行使诉权，是否存在因正当理由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本案中，拆除行为发生在2016年4月22日，对起诉期限的计算应依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规定。在2017年7月10日案外人景义巧诉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景义巧将张晓兰的财产权利一并代为主张，经本院在（2017）陕03行赔初1号案庭审中释明，原告张晓兰才得知其应另行主张财产权利，随后张晓兰于2018年12月10日向宝鸡市人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从整个过程来看，原告张晓兰在起诉期限内并未怠于行使诉权，其对法律理解有误经本院释明后，另行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按照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判断，应认定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三）关于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是否应该承担本案诉争的行政赔偿责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本案中，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将127号内建房屋强行拆除，该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被告虽一再主张其并未实施强拆行为，但生效判决一经作出既具有既判力，包括被告在内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应受其拘束，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审查。因被告实施强拆行为造成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财产损害的，应予赔偿。 （四）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应如何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在房屋拆除过程中，被告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交由案外人景义巧进行甄别确认，致使本案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及损失情况，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对其灭失财产有自书材料予以列举，对此，被告也未提交反证予以否定。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张晓兰在景义巧被拆房屋内有生活用品遭受损失，可以酌定由被告给付原告3万元赔偿金。对原告所述的首饰等贵重物品，因其不能对价值进行举证证明，故对该部分物品损失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30倍赔偿，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拆除案外人景义巧房屋行为造成原告张晓兰财产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晓兰因强拆行为所产生的财产损失30000元。 二、驳回原告张晓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艳 审 判 员  沈小波 审 判 员  赵 燕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苏永康 书 记 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