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9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鸣，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璞金，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建萍，女，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高新区园景天下枫丹山庄1-S23，组织机构代码55326879-5。法定代表人：陆建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剑平，男，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雷鸣与上诉人陆建萍、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炀公司）及被上诉人刘剑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雷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谢璞金，上诉人陆建萍并作为上诉人东炀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与被上诉人刘剑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鸣上诉请求：1、撤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当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审认定的本息金额均属错误。1、原审法院虽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认为案涉借条是陆建萍补签并系对借款事实的追认，此点与案件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均有借条，但每笔借款清偿后，原部分借条即销毁，如有新借款则再出具相应借条。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是连续不断发生的，双方之间有更换借条的行为，以此来保证债权的稳定和时效，并非补签或追认借款事实。2、本案应以上诉人在原审中举证的借条、对账单等基础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案件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为了支持诉请，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本金利息结算明细》、《借条》和《转账记录》等证据（以下简称“基础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本息的详细事实情况。此外，原审法院为了更进一步核实案件情况，组织双方对九案所涉资金往来进行了合并核对，进而核实资金往来明细（以下简称“辅助证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应以基础证据进行判定，辅助证据仅是作为基础证据之补充印证，不能单纯以辅助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单纯以辅助证据确定涉案本息金额，实属对本案核心事实认定错误。3、关于案涉利息的计付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认可收到吴某转交的利息，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在2015年5月1日前的利息均已经结清，此点不符合事实和常理。对于2015年5月1日前的阶段，吴某转交利息本身并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全部利息；同时，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方式并非全是现金，如此大量的资金往来全部是现金结息的方式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因此，关于本案借贷之事实部分，上诉人认为应依据《本金利息结算明细》、《借条》和《转账记录》等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尚欠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二、案涉本息等债务应当是被上诉人陆建萍和刘剑平的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刘剑平应承担共同清偿义务。l、被上诉人陆建萍和刘剑平系配偶，案涉借贷事实发生在陆建萍和刘剑平的婚姻存续期间。2、证人吴某和被告方系多年好友，吴某多次代表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中催收和沟通还款细节，刘剑平也均在场。后期在被上诉人清偿能力不足时，吴某夫妻也多次要求和刘剑平沟通还款事宜，故刘剑平一直知晓和清楚本案债务的情况。3、被上诉人陆建萍、刘剑平还是被上诉人东炀公司的股东，且一直是仅有的两个自然人股东。东炀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实际经营主体，即是两人的夫妻店。刘剑平作为公司股东对于经营和债权债务情况理当知悉，故对于案涉借款也是明知且认可。4、案涉的陆建萍和刘剑平银行账户之间有很多资金往来，且基本都是从陆建萍账户给刘剑平账户转款。陆建萍和东炀公司银行账户之间资金往来的数量更大，陆建萍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完全混同。同时，陆建萍账户对外支付款项中有大量用于孩子教育、电信缴费、电力缴费等用途，这些用途明细都是用于家庭生活支出。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案涉借款既用于公司经营，也用于被上诉人夫妻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被上诉人夫妻的家庭生活来源也依靠商业经营所得。因此，案涉债务应当是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剑平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举证的《欠本金及利息明细表》、《借条》和案涉账户资金情况等证据，完整地体现了双方最初的借贷合意、中间的借贷过程及最终的欠款情况；同时，案涉债务应是被上诉人陆建萍和刘剑平的夫妻共同债务。针对雷鸣的上诉，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答辩称：一、借贷关系不真实，但尊重原审法院关于法律关系的认定。1、案涉款项往来系吴某主导下的过账行为；2、案涉借条等系陆建萍在吴某等的胁迫下出具，非真实意思表示。原审中，答辩人申请法院对借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上诉人重要的借条原件丢失等原因，答辩人暂未申请鉴定；3、上诉人和证人在原审最后一次庭审中认可过账事实的存在；4、原告未能就其与陆建萍等间的款项往来具体情况进行说明，原审据此认定本金没有问题。二、关于利息问题。根据2017年4月25日的开庭笔录第8页，证人在接受我方询问时，陈述利息均是“现金结算，利息都是送到我办公室由各原告到我处拿”。结合被上诉人和证人在此后原审庭审中关于利息现金支付和支付时间的陈述及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本金及利息明细》中所有欠出借人利息都是从2015年5月开始计算的事实，原审认定2015年4月1日前的所有款项直接进行抵销，从2015年5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补充说明一点，雷鸣在原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与陆建萍间的借贷系自2015年4月1日开始，之前的均系吴某主导的过账行为。三、对于刘剑平责任。案涉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刘剑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1、刘剑平账户从未参与过案涉款项往来；2、刘剑平作为股东，实际是陆建萍为了避免自然人独资企业法律责任承担的问题所为，刘剑平从未参与公司经营；3、刘剑平此前系合肥市处级干部每月收入过万元，足以满足其生活需要，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款项往来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四、东炀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案涉保证期间已过，陆建萍在资金往来表中的签名不能代表东炀公司，东炀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陆建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件事实简要陈述。2016年3月，被上诉人等8人以上诉人陆建萍、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刘剑平等为被告同时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上诉人始终答辩认为案涉所谓“借款”仅系过账，各方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等提供的证据间相互矛盾、款项往来记录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具体的答辩理由和依据在原审中均已陈述）。对于上诉人答辩主张的过账事实，被上诉人等8人起初坚称各方间系在证人吴某主导下的资金借贷行为，但在原审最后的一次庭审中，开始改口称有部分款项往来系过账，客观印证了上诉人的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各方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对各方间款项往来、利息归还、款项归还和欠款金额进行判定。对于原审法院的整体处理思路，鉴于法院查明民事案件事实的方法和精力有限，上诉人表示尊重，但原审法院对于部分往来款项未能予以认定不当。二、原审法院未能依法认定部分往来款项不当。（一）合肥佳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转入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500万元款项，原审未予认定不当。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系案涉“借贷”主导人吴某的客户。2012年7月18日，许玫、李行翠、吴国红分别转入合肥佳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尾号0106的账户2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合计500万元），同日，合肥佳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尾号0106的账户将500万转入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将500万元转入雷鸣账户，上诉人认为该500万元应纳入案涉款项往来范围。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上述事实，但雷鸣对上述转款事实消极应答，亦未能提供证据进行反驳，因此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将上述转款纳入款项往来范围。（二）陆建萍于2013年6月5日转入高华账户的115万元，原审未予认定不当。高华系赵俊玲会计，并且有参与各方间的“借贷”往来，该事实经胡文业案件2014年2月28日的借条予以确认。上诉人陆建萍与高华并不相识，亦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因此该笔汇款应纳入各方款项往来范围。（三）对于吴国红、李行翠等人的款项往来未能查明。吴国红、李行翠等人亦系吴某主导过账行为中的重要参与者，其等与上诉人间的款项往来记录亦应纳入系列案件的审理范围。在将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高华等人的款项往来纳入案件审理范围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间的往来金额基本持平，并不差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不应负担任何支付或返还义务。三、因本系列案件共9起，且分别由高新法院和蜀山法院进行审理，迫于案件审限等客观原因，原审法院未能对于被上诉人等8人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进行调取和查明，因此导致本案众多关键事实未能查实，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要求被上诉人等提供其各自相关银行流水或者给上诉人开具调查令调取，以最大限度还原案件事实，维护法律权威。针对陆建萍的上诉，雷鸣答辩称：1、原审法院对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正确，具体理由同上诉意见；2、原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往来账目的核对已经征求了双方意见，并由双方确定了账户核对范围，包括起止时间、账户数量。陆建萍在上诉状中提及的账户均在核对范围之外且与本案无关，对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对方上诉。雷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33万元（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15年5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3月9日，期后顺延计至款清日止），合计333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玫（系合肥三元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雷鸣、陈静、胡文业、赵俊玲、付静、熊志东与案外人吴某（原系徽商银行合肥三里庵支行副行长）均系好朋友。陆建萍与吴某之间亦为好朋友。自2012年4月23日起，合肥三元置业有限公司、许玫、雷鸣、陈静、胡文业、赵俊玲、付静、熊志东与佳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陆建萍）、陆建萍、韦东（系陆建萍同父异母的弟弟）、东炀公司之间发生多笔、大额资金往来。款项往来初期，陆建萍一方与对手互不相识，何时需要资金转入、转出均是吴某作为中间人通知双方。雷鸣等九名原告认可陆建萍陆续向吴某支付利息至2015年4月底，其也收到吴某转交的利息。自2015年5月起，陆建萍资金流转出现异常。双方款项往来最后一笔发生在2015年9月25日。2015年12月底，吴某针对每个出借人分别制作了《欠本金及利息明细》，要求陆建萍在明细上签名，并要求陆建萍补签了部分借条。雷鸣持有的三张借条上，陆建萍均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东炀公司公章，吴某在保证人处签名。2015年8月21日，陆建萍与东炀公司共同出具还款说明，称：“前期借到雷鸣总金额叁佰万元正（3000000），其中壹佰万元于2015年8月31日前归还，其利息调整为壹毛五（从21号到归还日算起），另外贰佰万利息不变。”2016年3月10日，雷鸣等八人同时提起九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本案在审理期间，九名原告与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一致要求，将九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一起算账。本院组织双方对账，账面显示，截至2015年4月底，陆建萍尚欠陈静等九名原告本金1194.32万元（详见附件一）。截至2015年9月25日，陆建萍尚欠陈静等九名原告借款本金8409077元（详见附件二）。另查明：九名原告共同确认，每个原告在债权总额（本金）中的分配占比分别为：合肥三元置业有限公司5.155%、雷鸣（1）15.464%、陈静23.196%、胡文业14.433%、赵俊玲10.309%、许玫2.577%、付静5.670%、雷鸣（2）5.155%、熊志东18.041%。又查明：吴某出庭作证称：“合肥三元置业有限公司有过账行为……”、“我以前是有一个本子的，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强迫症，就是清了以后我就把它撕掉。我办公室有个碎纸机，我是给她看过确认以后，我说我把它碎掉了。”、“吴国红、李行翠与陆建萍之间是我介绍认识的。与本案没有关系。”、“锦编公司是我的客户，我当初是介绍他们俩认识的，目的是在这（互相担保贷款），你们俩去。”等。一审法院认为，所谓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款项往来初期，雷鸣等九名原告与陆建萍互不相识，均是按照中间人吴某的要求进行资金流转，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确实存在过资金过账行为，但到了后期，陆建萍接收的资金量巨大，且流转出现异常，在吴某的要求下，陆建萍、东炀公司就部分款项补签了借条，约定了利息、违约金，且出具了还款说明，此举应视为陆建萍、东炀公司对借款事实的追认，故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陆建萍、东炀公司作为借款人，经雷鸣催要后，未能履行返还义务，依法应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按照雷鸣的债权在九名原告债权总额（本金）中的占比，陆建萍、东炀公司应返还雷鸣借款本金1300379.7元（8409077元×15.464%），并按照月利率2%继续支付利息至本金偿清之日止。陆建萍、东炀公司辩称其与案外人吴国红、李行翠、锦编公司等的往来款项也应纳入本案审理范围，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无证据证明往来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2.就佳安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向锦编公司转款500万元，虽然锦编公司在2014年9月15日向雷鸣转款500万元，但两笔转账间隔两年以上，达不到陆建萍、东炀公司关于此款已偿还雷鸣的证明目的。陆建萍、东炀公司可另行向案外人主张权利。雷鸣主张刘剑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雷鸣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陆建萍和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雷鸣借款本金1300379.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300379.7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至本金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雷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440元，由雷鸣负担20289元，陆建萍和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8151元。雷鸣在二审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陆建萍提交法院银行流水的统计表格；证明：陆建萍、刘剑平夫妻的银行账户之间有频繁大额资金往来，且陆建萍账户有大量的日常生活支出项目；证据二：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为陆建萍和刘剑平，股权结构曾为各自持股50%，刘剑平担任监事。刘剑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一真实性存疑，即使证据真实，我方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陆建萍对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存在异议，本案并非民间借贷，陆建萍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刘剑平未在案涉借条和明细表上签名，而案涉借条和明细表系同一时间形成，如果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证人吴某势必要求刘剑平一并签名，而借条上除了陆建萍的签名，还有东炀公司的盖章，足以说明对方关注到了签名主体不同导致的法律后果和意义；3、对方提交的往来流水生活类支出并不能反映其家庭行为，陆建萍本身经营公司，该部分支出大部分为公司经营成本，同时陆建萍经营公司本身存在收益，该部分收益部分汇入刘剑平账户用于家庭生活并无不当，综上，对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往来系借款以及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的事实。4、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剑平之所以作为股东，实际只是为了规避陆建萍作为自然人独资企业的唯一股东所面临过重的法律责任，刘剑平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陆建萍、刘剑平、东炀公司二审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根据统计结果，截止2015年9月25日最后一笔转款，本系列案件原告向陆建萍及其关联方的转款合计8527.5万元（包括2012年7月18日李行翠转入的100万元、吴国红转入的200万元），陆建萍及其关联方向本系列案件原告的转款合计7922.68万元（包括转入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500万元），差额为604.82万元。2013年6月5日，赵俊玲名下的合肥都人商贸有限公司向东炀公司转款115万元，随后，陆建萍将该115万元转给了赵俊玲公司的会计高华。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系列案件原告与陆建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原审判决将9个系列案件整体算账，按照本系列案件原告诉请金额在债权总额所占比例而确定每个案件借款本金数额是否恰当；3、双方对案涉借款2015年5月1日前的利息是否已经结清；4、案涉债务能否认定为刘剑平、陆建萍夫妻共同债务，刘剑平对涉案债务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涉及案外人的部分款项是否应当纳入本案审理范围？根据一审法院对本系列案件双方之间自2012年起所有资金往来进行核对梳理，显示双方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双方认可本系列案件的大部分原告与陆建萍并不相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均是在案外人吴某主导下进行的，同时双方之间是相互转款，并非单向转款，从案涉资金流转的金额、时间等明细看，有多笔款项当天就全部转回，故不排除本案部分资金流转存在过账行为，案外人吴某也证实存在过账行为，而且双方前期之间就相互转款的资金性质约定不明，本系列案件原告主张其向陆建萍所转款项皆为借款，但陆建萍不予认可，其认为案涉款项均系案外人吴某主导下的资金过账行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的主张依据均不充分，鉴于法院查明民事案件事实的方法和精力有限，本院对2015年9月25日前的案涉流转资金不予计算利息。本系列案件原告诉请的金额是依据《本金利息结算明细》、《借条》等证据，与案涉双方之间转款的差额存在明显差距，本院不予支持。但陆建萍后期向本系列案件原告分别出具一份《欠本金及利息表》，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尚欠本系列案件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等数额，结合陆建萍出具的借条等其他证据，本院对截止2015年9月25日最后一笔转款发生后陆建萍尚欠本系列案件原告的差额款项按照民间借贷关系予以确认，陆建萍应当按照借条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利息。本案陆建萍及其关联人与本系列案件九原告的资金往来均系案外人吴某主导，九个案件的大量资金往来存在交叉，难以对每起案件的债权作出准确有效划分，一审判决将九个系列案件作为整体算账确认九个案件的债权总额，按照本系列案件原告诉请金额在债权总额所占比例而确定每个案件借款本金数额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转入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500万元问题。2012年7月18日，许玫、李行翠、吴国红分别转入合肥佳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账户2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合计500万元，合肥佳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在收到该款项后当天即全部转入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转入雷鸣账户500万元，上述500万元资金流转均系案外人吴某主导，仅从陆建萍公司过账，陆建萍并未实际使用该款，虽然雷鸣抗辩其与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还存在借贷等其他经济往来，该500万元系合肥锦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该500万元应纳入本系列案件中案涉款项往来范围，并相应在一审已认定的借款金额中予以扣减。关于陆建萍于2013年6月5日转入高华账户的115万元，二审中，经与陆建萍核对，2013年6月5日当天，赵俊玲名下的合肥都人商贸有限公司向东炀公司转款115万元，随后陆建萍将该115万元转给了赵俊玲公司的会计高华，故该115万元并非陆建萍的资金，原审判决未将该笔115万元纳入案涉款项往来范围正确。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刘剑平与陆建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剑平对涉案债务应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刘剑平与陆建萍系夫妻关系，案涉借贷事实发生在刘剑平与陆建萍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剑平与陆建萍一直共同生活，案涉借款的主导人吴某和陆建萍夫妻系多年好友，吴某多次代表本系列案件债权人到陆建萍家中催收和沟通还款事宜，刘剑平在场应当知晓本案债务的情况。陆建萍、刘剑平均是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东炀公司是陆建萍的实际经营主体，陆建萍和刘剑平的银行账户之间存在频繁大额的资金往来，刘剑平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债权债务情况也是明知的。同时，陆建萍和刘剑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了多处房产，仅凭刘剑平个人工资收入不足以添置上述房产，显然刘剑平分享了陆建萍经营所带来的利益，即使刘剑平没有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但却存在因该生产经营所获得收益增加了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而间接获益的情形，涉案债务为陆建萍从事经营性活动所负债务，应当认定属于刘剑平与陆建萍夫妻共同债务，刘剑平依法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分析，截止2015年9月25日最后一笔转款，本系列案件原告向陆建萍及其关联方的转款合计8527.5万元，陆建萍及其关联方向本系列案件原告的转款合计7922.68万元，对其中的差额6048200元，本院认定为陆建萍向本系列案件原告的借款金额，按照雷鸣的债权在本系列案件原告债权总额（本金）中的占比，陆建萍应返还雷鸣借款本金935293.65元（6048200元×15.464%），并以935293.65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刘剑平对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雷鸣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为：陆建萍、刘剑平、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雷鸣借款本金935293.65元，并自2015年9月26日起，以借款本金935293.6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6267.02元，由雷鸣负担18717.60元，由陆建萍、合肥东炀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7549.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 雷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大伟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