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元，男，汉族，1980年1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森和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仓库二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金元，公司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阳，浙江宾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思凯，浙江宾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原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西经济开发区东区块横六路北中山路6号。 法定代表人：叶芝松，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皎，浙江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越苏，女，汉族，1984年10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上诉人金元、金华市森和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业公司）、朱越苏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702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元、森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恒信业公司对金元、森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金元、森和公司从未向恒信业公司定制过纸箱片。恒信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项利霞、施基明、何海洋也非金元、森和公司的员工或授权代表。二、金元、森和公司也未与恒信业公司签订过定作合同。1.恒信业公司提供的纸箱销售合同和授权签样确认书中只有朱越苏、项利霞的签字，没有森和公司的盖章确认。该确认书明确约定经我司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也即未经金元、森和公司盖章，该确认书无效，朱越苏为无权代理。金元、朱越苏已于2016年10月离婚，朱越苏无家事代理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定作合同的法律责任应由朱越苏承担。2.朱越苏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主观上，恒信业公司并非善良且无过失。未对朱越苏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特别是确认书中明确约定经我司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的情况下，未经金元、森和公司盖章。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恒信业公司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未审查朱越苏、项利霞与金元、森和公司的关系。客观上，朱越苏未持有具有代理意义的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印鉴等，也无证据证明其作为森和公司的业务员与恒信业公司有森和公司承认的长期业务往来等。3.案涉定作合同存在于恒信业公司与金华花花纸箱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有纸箱）、朱越苏之间，且项利霞系金华花花纸箱有限公司员工。三、金元、森和公司从未收到过恒信业公司任何纸箱片。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交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恒信业公司仅提供金元、森和公司代金华花花纸箱有限公司、朱越苏代开的增值税发票二张和代付的一张付款凭证，无法证明存在定作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恒信业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恒信业公司与金元、森和公司存在纸箱定作业务往来。从我司提供的产品销售发货单（代合同）载明的相对方即收货单位为森和公司，送货地址亦为森和公司的住所地。货送到后，森和公司分别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到税务部门进行完税抵扣。2018年5月31日还向我司汇款197181.42元并注明“货款”。二、认定恒信业公司与金元、森和公司存在纸箱定作业务往来有法律依据。我司提供的产品销售发货单（代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银行付款凭证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民事审判第二庭民商审判若干疑难问题讨论纪要》第三条的规定。三、金元、森和公司既然不认可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但无法解释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抵税收，同时还支付货款的行为，如果不追认，也完全可以拒收货物。 朱越苏未作答辩。 恒信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越苏、金元、森和公司支付纸箱片加工款915522.20元并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日止；2.朱越苏、金元、森和公司承担一切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恒信业公司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1.森和公司在拖欠的787579.02元纸箱加工款范围内承担付款义务，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8月9日起至归还日止的债务利息，金元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朱越苏在127943.18元纸箱加工款范围内履行债务，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8月9日起至归还日止的债务利息，并根据合同约定赔偿恒信业公司因追索欠款产生的财产保全担保费1820元、律师费12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朱越苏、金元、森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元、朱越苏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4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0月24日登记离婚。恒信业公司原名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18日成立，于2018年10月17日更名为恒信业公司，经营范围为：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纸板、纸箱生产、销售，金属制品、纸批发、零售。森和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5日，工商登记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仓库二层西侧，法定代表人为金元，股东为金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纸质工艺品、纸制玩具加工（除危险品、印染及其他有污染的工艺）、销售；日用杂品、家庭用品、塑料制品、五金产品、箱包、一般劳保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及电子信息产品）的销售；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除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咨询）。 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7月6日期间，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制作了若干份销售发货单（代合同）。在上述销售发货单中均载明，收货单位为森和公司；送货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仓库二层西侧；备注载明“此送货单代合同，收货单位收货后，数量当场确认，如有质量问题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公司提出，并在七天内将问题货物退回，超过七天我公司不予受理。付款遵照约定，如发生纠纷，由供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朱越苏、案外人项利霞、施基明等人均有在上述发货单“客户签字”栏签名。2018年5月29日、6月26日，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向森和公司分别开具了金额为397181.42元、587579.02元的增值税发票，森和公司收取上述发票后，于同月至税务部门进行了认证。2018年5月31日，森和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向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账户汇款197181.42元，并在备注载明“货款”。 2018年7月，朱越苏以森和公司“授权签约代表”名义与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补签《纸箱销售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供方）为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乙方（需方）为森和公司；甲方向乙方供货产品以订单或送货单记载为准；交货方式为甲方送货至乙方指定地点，甲方负责卸货并承担运费，运费包含在价格中；货款按平方米计算，单价以送货单为准；货款每月结算，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为一个结算账期，货款自账期结束后30天内一次性支付；乙方逾期付款的，应就逾期部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停止接单、供货，由此产生的交期延误及其他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因追索逾期欠款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等，均由乙方承担；双方公司对账函由双方财务盖章确认，经手人朱越苏签字确认后即认同经财务盖章的回执单为有效欠款凭证，如公司未能如约支付，签字方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乙方下单、收货、对账应以盖章或相关授权人员签字确认方为有效，乙方未经授权的部门、人员在对账单、发货单、订单、进仓单等双方往来资料、文件上的盖章、签字，如已经过乙方以对账单、确认函、实际付款等方式实际予以确认的，则今后其在同类资料、文件上的签章、签字具有相应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等等。该合同附件中的采购订单及报价单空白未填写。在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授权签样确认书》中，朱越苏、项利霞作为采购订单、货物签收、对账授权、发票签收、其他事项授权签字人员在确认书中签名，但森和公司并未在落款“确认人”处加盖公章。 2018年7月12日，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以森和公司为对象出具《确认函》一份。《确认函》载明：“……截止2018年7月12日，贵司尚欠我公司货款共计玖拾壹万伍仟伍佰贰拾贰元贰角整（￥915522.20元）”。上述《确认函》下方回执联载明：“经核对，截止2018年7月12日，我公司尚欠贵公司纸板货款共计玖拾壹万伍仟伍佰叁拾元整（￥915530），上述款项我公司核对无误”。朱越苏在“法人代表签字”栏中签名，在该签名栏下方书写了“担保单位盖章”，并加盖了金华花花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花婷婷”印章。 另查，恒信业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浙江迅行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并实际支付了律师费6000元；为保全财产，与金华市天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财产保全担保合同书》，支付了保全担保费用182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森和公司应否承担支付定作报酬的民事责任及承担责任范围？2.金元应否对森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朱越苏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虽森和公司未在涉案《纸箱销售合同》中加盖公章，其也不认可曾收到货物，但根据生活常理，森和公司如与恒信业公司无定作业务往来，则其不应收取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向税务部门进行认证，也无需向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森和公司不仅收取了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向其开具的总金额为984760.44元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了认证，且向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支付了197181.42元货款，应认定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与森和公司存在定作业务往来，森和公司就此所提抗辩意见缺乏依据，其应承担支付恒信业公司定作报酬787579.02元（984760.44元-197181.42元）的民事责任。恒信业公司主张森和公司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森和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金元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并未举证证明森和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应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朱越苏与金华市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对账后，确认了欠款金额为915522.20元。因恒信业公司并未向森和公司开具127943.18元（915522.20元-787579.02元）的增值税发票，森和公司也不予认可，朱越苏认可签收了货物，故朱越苏应承担上述款项的付款责任。恒信业公司主张朱越苏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涉案《纸箱销售合同》中约定，恒信业公司为追索逾期欠款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欠款人承担。该合同系朱越苏自行以森和公司代表名义签订，并未获得森和公司的认可，上述约定对朱越苏产生约束力。故朱越苏应承担支付恒信业公司已实际产生的律师代理费6000元及保全担保费用1820元的民事责任。恒信业公司所主张的另6000元律师代理费并未实际产生，不予支持。综上，对恒信业公司诉讼请求中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对恒信业公司诉讼请求中于法无据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森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信业公司定作报酬787579.02元并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二、金元对森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朱越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信业公司定作报酬127943.18元并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四、朱越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信业公司财产保全担保费1820元、律师代理费6000元；五、驳回恒信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5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17956元（原告已预交），由恒信业公司承担956元，由森和公司、金元承担8500元，由朱越苏承担8500元。 二审期间，金元、森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租赁合同及借记卡明细各一份，证明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7日，森和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为金华市金东区金东村。 2.朱越苏的微信号及支付宝、微信号支付记录共6页，证明朱越苏通过微信、支付宝分别归还森和公司代付款1万元、4.8万元。 恒信业公司质证认为，前述证据均不属新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存疑，没有相应的房产证、支付租金记录和现场生产情况证明；合法性也不予认可，经营地址变更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显然不合法；且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借记卡明细中没有注明用途。证据2只能证明金元与朱越苏间在离婚后关系仍很密切，不排除金元与朱越苏共同故意拖欠加工款；相反，恒信业公司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恒信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为核实金元、森和公司二审提供的租赁合同及借记卡明细的真实性，本院向金华市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仓库的出租人晟元集团有限公司调取房屋租赁合同一份。 金元、森和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印证了2017年8月10日后，森和公司实际经营地址已不在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也印证了涉案货物并没有实际发往森和公司，森和公司未收到过涉案的货物。 恒信业公司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与森和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一致。 朱越苏未提供新证据亦未发表质证意见。 结合质证意见及在卷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金元、森和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租赁合同及借记卡明细与本院向金华市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仓库的出租人晟元集团有限公司调取的房屋租赁合同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7年8月10日后，森和公司实际经营地址已不在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故对该两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金元、森和公司提供的朱越苏的微信号及支付宝、微信号支付记录未注明款项的性质，无法证实是归还代付款，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另查：2017年8月10日，森和公司因原经营地址金东区康济北街878号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搬离该地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在于本案中金元、森和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报酬的责任。一、从恒信业公司在一审中更正、补充起诉事实中陈述“朱越苏以森和公司代理人名义，与恒信业建立定制纸箱片加工关系。……对于剩余127943.18元加工款，因未被森和公司追认，要求朱越苏在127943.18元加工款范围内履行债务……”看，恒信业公司自认朱越苏在涉案的交易中系无权代理。二、朱越苏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从客观上分析，朱越苏未持有具有代理意义的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印鉴等，恒信业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朱越苏作为森和公司的业务员与恒信业公司曾有长期业务往来等，发货单中载明的送货地址在交易时也已不是森和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因此，缔约及履行合同时，朱越苏并无森和公司代理人的客观表象。从主观上看，恒信业公司并非善良且无过失。本案交易发生于2018年5月，而朱越苏与森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元于2016年10月即已离婚，也不能证明朱越苏系森和公司的员工，恒信业公司对朱越苏的身份、权限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特别是作为合同附件的《授权签样确认书》中明确约定经森和公司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的情况下，然《授权签样确认书》仍未经金元、森和公司盖章确认。三、森和公司收取恒信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向税务部门进行认证、支付部分货款的行为不构成森和公司的追认。追认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恒信业公司所提供的送货单上的签名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系森和公司的员工，故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认定森和公司已收到案涉货物。因此，即使森和公司接受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也不能证明在接受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时，森和公司已知道朱越苏以其名义对外签订了合同，且森和公司对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抵税和付款行为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故并不能当然推出森和公司已对朱越苏的行为予以追认。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朱越苏签订的合同对森和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由朱越苏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金元、森和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702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702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三、朱越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定作报酬915522.2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9日起按年月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 四、驳回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56元，由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负担956元，朱越苏负担1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76元，由浙江恒信业包装有限公司负担5838元，朱越苏负担58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叶金龙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代书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