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民撤1号原告：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9号附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5720T。法定代表人：翁振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韵子，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浦经济开发区天浦路1-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94205R。法定代表人：郭文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鑫，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三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7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1254420。法定代表人：周晓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海，该公司副总经理。原告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公司）与被告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楼公司）、安徽三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联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科、黎韵子，江苏双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洪鑫，安徽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信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皖民四初字第00013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安徽高院调解书）。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江苏双楼公司、安徽三联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重庆高院判决)，判决安徽三联公司向重庆信托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4亿元、利息50506520.55元以及相关复利、逾期利息，同时该判决第二至第十项确认了重庆信托公司有权就合肥汽配城A、B、C区、1幢的部分房屋和在建工程优先受偿，并在查明事实中认定前述优先受偿对应的抵押权登记在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27日完成。该判决作出后，安徽三联公司和案外人瑞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提起上诉，但2016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对两者上诉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至此，重庆高院判决成为生效判决。2016年9月6日，重庆高院受理了该判决的强制执行，目前仍在执行过程中。2015年3月30日，江苏双楼公司以安徽三联公司拖欠合肥汽配城A区工程款为由诉至安徽高院，请求判决安徽三联公司支付A区工程款6219.97万元、违约金444.65万元、停窝工损失548.55万元，并主张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8月13日，安徽高院作出调解书，确认安徽三联公司欠付江苏双楼公司合肥汽配城A区和1号楼工程进度款6573.26万元以及一期决算尾款1098.15万元，合计7671.41万元，截止2015年5月31日A区停窝工损失413.94万元，A区工程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期、二期1号楼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一期（B区、C区）工程逾期支付工程的利息合计及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并确认江苏双楼公司在安徽三联公司欠付工程款以及停窝工损失的范围内，对案涉工程（合肥汽配城改扩建项月A区工程、一期B区C区工程、二期1号楼工程）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该案审理过程中从未通知重庆信托公司参加，也未告知重庆信托公司该诉讼的存在。在重庆高院判决的执行过程中，2018年7月，江苏双楼公司因对重庆高院的以物抵债裁定不服提出两份执行异议申请书，并在该执行异议申请书中记载了其与安徽三联公司的上述在安徽高院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及其调解结果，因此重庆信托公司在2018年7月才第一次知道了该案的存在及其结果。重庆信托公司认为，根据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重庆信托公司有权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安徽高院民事调解书，理由如下：1、安徽高院调解书中涉及对合肥汽配城A、B、C区、1号楼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确认问题，依据重庆高院生效判决，重庆信托公司对A、B、C区、1号楼的部分房屋均有抵押权，且该抵押权在安徽高院受理江苏双楼公司的起诉之前已经登记设立，因此该案件中关于工程款金额、担保范围、担保物等处理结果均直接影响重庆信托公司抵押权实现的可能性及范围，重庆信托公司系与该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2、安徽高院审理该案期间没有将重庆信托公司列为第三人，且重庆信托公司无过错，不知道该诉讼的存在，安徽高院也从未通知过，因此重庆信托公司未参加该案诉讼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3、安徽高院调解书内容有错误。第一，该调解书没有查明事实部分，因此江苏双楼公司是否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不清楚，也不符合民诉法第97条的规定。第二，调解范围远远超过江苏双楼公司的起诉范围，且确定的工程款金额巨大、随意性强、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第三，安徽高院调解书第十条将欠付工程款作为担保范围，但未明确金额且工程进度款不能作为担保范围，将停窝工损失作为担保范围也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第四，安徽高院调解书第十条未区分工程款与工程之间的对应关系，即A区工程款应对应A区工程，1号楼和BC区同理，不应是A区工程款对应所有的工程。4、安徽高院调解书的错误损害了重庆信托公司的抵押权益。重庆信托公司抵押登记在前，该调解书出具在后，上述巨大、随意的调解金额、错误的担保范围和担保物等足以导致重庆信托公司通过抵押权实现债权的范围和可能性缩小，甚至难以实现。江苏双楼公司事实上己经开始通过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的方式主张上述错误调解书的权利，对重庆信托公司的抵押权益造成损害。5、重庆信托公司于2018年7月才知道安徽高院调解书的内容，因此未超过6个月提起诉讼。江苏双楼公司答辩称，一、安徽高院审理江苏双楼公司诉安徽三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期间，未将重庆信托公司列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二、安徽高院调解书内容合法无误。1、江苏双楼公司系案涉工程承包人的事实，安徽高院早已查明，重庆信托公司理应早已了解。重庆信托公司在办理案涉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过程中应对于抵押物状况进行查勘，应注意到工程现场树立的标志标牌，足以显示江苏双楼公司正在就案涉工程进行承包施工的事实。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3、工程进度款属于工程价款，理应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畴。4、停窝工费用纳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符合安徽高院指导意见规定，同时契合最新建设工程纠纷司法解释的精神。停窝工费用是因安徽三联公司原因导致江苏双楼公司停、窝工产生的工人工资和设备、机械租赁费用等，该费用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中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范畴，也就是工程款中的直接费，属于工程款。5、案涉工程系整体规划、统一组织施工，施工承包人均为江苏双楼公司，安徽高院调解书将江苏双楼公司承建的全部工程，均纳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于的工程范围，符合合同法规定。三、安徽高院调解书未损害重庆信托公司民事权益。重庆信托公司行使抵押权与江苏双楼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江苏双楼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先，重庆信托公司的抵押权在后，重庆信托公司是否参加诉讼，对于确定江苏双楼公司工程价款数额、优先受偿权范围不会产生影响。四、重庆高院判决书显示，2013年9月11日，重庆信托公司与安徽三联公司签订《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后，公章处于双方共管状态。2017年5月24日，江苏双楼公司与安徽三联公司签订《合肥汽配城项目建设工程二期1#楼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多次提及安徽高院调解书内容，同时该补充协议加盖有安徽三联公司公章。重庆信托公司在加盖公章时，势必通过补充协议的内容，知悉到调解书的内容。因此，重庆信托公司在2017年5月24日时理应知道该调解书的内容，其最迟应当于2017年11月24日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另依据江苏双楼公司提供的重庆高院执行裁定书[(2016)渝执47号之十]显示，2018年3月19日，重庆高院作出执行裁定，该裁定内容表明，该院已收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函件及所附《参与执行分配申请书》和安徽高院调解书，重庆信托公司作为该执行裁定所列当事人，也已全面知晓江苏双楼公司诉安徽三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涉民事调解书全部具体内容。依据该裁定书制作时间2018年3月19日计算，重庆信托公司最迟应于2018年9月19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重庆信托公司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安徽省高院对本案作出的调解书内容之日起，超过6个月提起诉讼，违反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性要求，已丧失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权利。安徽三联公司答辩称，安徽三联公司与江苏双楼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是真实的。案涉工程已经停工，销售的住宅买受人和回迁户多次上访，在这种情况下，安徽三联公司和江苏双楼公司在安徽高院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是真实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围绕本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判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本案首先需查明重庆信托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重庆高院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除非能提供足够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定，重庆高院判决查明的有关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定案依据。重庆高院判决查明，2013年9月11日，重庆信托公司与安徽三联公司签订《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其中第3.2条对重庆信托公司向安徽三联公司支付标的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必须满足的条件进行了约定，其第（9）项约定，“安徽三联公司已将其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移交给重庆信托公司，由双方共管。”同时该3.2条还约定，上述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重庆信托公司一次性将转让价款划入安徽三联公司指定的账户。重庆高院判决认定上述《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重庆信托公司也已于2013年9月30日将部分转让价款划入安徽三联公司指定的账户。由此可见，至迟于2013年9月30日始，安徽三联公司的公章处于安徽三联公司和重庆信托公司的共同控制管理之下，若安徽三联公司使用公司印章，应得到重庆信托公司的同意许可。2017年5月24日，安徽三联公司与江苏双楼公司签订《合肥汽配城项目建设工程二期1#楼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在该协议第1.3条中，双方对安徽高院调解书明确提及并重申江苏双楼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安徽三联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现没有证据证明在2017年5月24日之前，《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已经解除，安徽三联公司的公章不再处于安徽三联公司和重庆信托公司的共同控制管理之下，因此，安徽三联公司在《合肥汽配城项目建设工程二期1#楼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加盖公章，重庆信托公司应当知悉该补充协议的内容，由此也应当知悉安徽高院调解书的存在和内容。重庆信托公司称其在2018年7月才第一次知道安徽高院调解书的存在，本院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不予认可。据此，若重庆信托公司认为安徽高院调解书损害了其抵押权民事权益，最迟应当于2017年11月25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于2018年11月1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期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汪绍平审判员  陶宝定审判员  廖永结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赵晓利书记员孙慕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