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3民初8242号原告：李进，男，汉族，1971年3月13日出生，住新疆省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明远，新疆法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月华，新疆法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绪忠，男，汉族，1975年6月30日出生，住新疆省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告：袁海英，女，汉族，1971年5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进诉被告李绪忠、袁海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明远，被告袁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纲、朱思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绪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李绪忠、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绪忠、袁海英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9日，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是李绪忠、皮楠江、刘先红）向原告李进借款4000000元，借期12个月，被告李绪忠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5年6月15日，被告李绪忠出具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李进人民币捌佰贰拾伍万元整（￥8250000），借款至2015.7.15日止，特立此据。借条落款处有“李绪忠”签名并加盖“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李绪忠在借条上的签名行为视为被告李绪忠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此时被告李绪忠承担的不再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原告李进与被告李绪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年11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下发（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绪忠向原告李进偿还390万元（以39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被告李绪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23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2018）粤01民终119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进对被告李绪忠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区大湾乡大湾村东大渠1栋【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号、乌市国用（2014）第0039344号】的房屋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被告袁海英提供其与被告李绪忠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座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号、乌市国用（2014）第0039344号】的房屋归乙方袁海英一人所有，与甲方李绪忠无涉。被告李绪忠、袁海英就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房屋的分割，属于《合同法》第74条第1款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被告李绪忠的行为侵犯了债权人原告李进的合法权益，故根据《合同法》第74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规定，原告李进对被告李绪忠上述无偿转让行为享有撤销权，即原告李进对被告李绪忠、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协议书》享有撤销权。为此，原告李进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袁海英辩称：一、原告李进行使撤销权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签订公证的2017年8月17日《协议书》系基于双方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书》而形成的，涉及人身权利，本案不能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撤销权方面的规定。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于2015年4月27日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共同财产作出处理，约定“三、共同财产处理….F、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路××），产权证号2004015837，土地使用权号：20140039344，此房登记在男方名下，离婚后产权归女方所有”，该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应予以遵守。在协议离婚后，被告袁海英对该房屋实际占有，2017年6月1日被告袁海英因被告李绪忠未将涉案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下称“天山区法院”）。2017年6月28日，天山区法院作出（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房产归被告袁海英一人所有，该判决已生效。2017年7月，涉案房屋被征收，乌鲁木齐市××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下称“天山区征收办”）要求被告袁海英出示《公证书》证明房屋产权归属，因此，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就涉案房屋的归属签订2017年8月17日的《协议书》并进行公证。从上述事实及《协议书》的内容看出，《协议书》事实上是对2015年4月27日《离婚协议书》关于案涉房屋归属约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一步确认（即使不经过公证，《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屋归属的约定亦是真实、合法的）并予以公证证明而签订的，《协议书》仍是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的内容，且涉及人身关系。根据《合同法》第2条，《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涉及婚姻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由此，被告李进对涉及身份关系的《协议书》不享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原告李进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退而言之，即使适用《合同法》，原告李进对《协议书》也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1.不符合时间要件：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在2015年4月27日已经达成协议，涉案房屋归被告袁海英一人所有，而被告李绪忠签订《借条》的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被告李绪忠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发生在原告李进对被告李绪忠的债权成立之前。原告李进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债务人承担债务之后，实施的财产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债权”的构成要件。据前述，《协议书》事实上是对2015年4月27日《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屋归属约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一步确认（即使不经过公证，《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屋归属的约定亦是真实、合法的）并予以公证证明而签订的，事实上被告李绪忠已于2015年4月27日将涉案房屋处分给被告袁海英。2014年4月9日的《借据》，被告李绪忠仅作为保证人并非债务人。一方面，该保证责任已经过保证期间，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双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可以认定被告李绪忠的大额担保之债是其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袁海英不对该债务承担责任。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无论被告李绪忠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都是与被告袁海英离婚后产生的个人债务，与被告袁海英无关。原告李进与被告李绪忠产生债务的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明显晚于被告李绪忠处分涉案房屋的时间（2015年4月27日），债权人撤销权的功能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指债务人用以承担民事清偿责任的财产），债权人有权撤销的债务人之处分行为必须发生在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债务之后，由此，不符合《合同法》第74条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2.不符合对价要件：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基于公平自愿、抚育子女的原则，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签订《协议书》并非无偿转让财产或低价转让财产的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74条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损害债权人的财产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无论是《离婚协议书》，还是《协议书》均是被告李绪忠与被告袁海英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房屋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虽然只登记在被告李绪忠名下，但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涉案房屋是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共同共有，被告袁海英拥有该房屋所有权的50%。根据《婚姻法》第37条，基于被告袁海英需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将房子留给子女。这样的财产分配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并非没有对价的无偿转让或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因此，该《协议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并非损害债权人的财产处分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74条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三、再退而言之，即使原告李进有债权人撤销权，《协议书》于2017年8月17日公证，至今已过一年多，根据《合同法》第75条，原告李进的撤销权因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没有行使而消灭。2017年5月4日，原告李进向天山区法院申请涉案房屋的诉讼保全；同日，天山区法院作出（2017）新0102民初379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涉案房屋；2017年5月7日，天山区法院向乌鲁木齐市不动产局发出（2017）新0102民执保10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查封涉案房屋。2017年7月14日，被告袁海英与乌鲁木齐市××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签订《天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约定“在签订本协议审核通过并资金到位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即2017年8月25日前）。据此，天山区人民法院应及时获悉了保全的涉案房产变成冻结征收款及征收补偿的主体为袁海英等相关信息，并通知原告李进，即原告李进在2017年8月25日前后或应当知道被告袁海英与被告李绪忠在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距今已经过一年多，原告李进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协议书》的情况下一年内仍不行使撤销权，该一年期限为除斥期间，不中断、不延长，原告李进的撤销权消灭。综上，根据事实及法律相关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李进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李进提交了以下证据：1.协议书（2017年8月17日，复印件，加盖章为乌鲁木齐市××山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档案专用章）；2.（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3.（2018）粤01民终11926号民事判决书；4.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均为复印件，加盖章为乌鲁木齐市××山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档案专用章）；5.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4日作出的（2017）新0102民初379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加盖章为乌鲁木齐市××山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档案专用章）；6.2017年7月14日乌鲁木齐市××山区征收办与袁海英依据协议书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复印件，加盖章为乌鲁木齐市××山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档案专用章）；7.2018年9月1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执行案件通知书案号是2018粤0111执9962号；8.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新0102民监4号]。被告袁海英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公证处《公证书》；2.《离婚证》（NO8002721644）；3.《离婚协议书》（复印件，加盖有天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印章）；4.（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书；5.《财产保全申请书》（复印件）；6.（2017）新0102民初379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7.（2017）新0102民执保10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8.《天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9.移交执行书（复印件）；被告李绪忠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9）粤民申69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复印件）；2.民事再审申请书；3.（2018）粤01民终1192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4.（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5.《借据》（复印件）；6.《借条》（2015.6.15）（复印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4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李进与李绪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绪忠向原告李进偿还390万元及利息（以39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驳回原告李进的其他诉讼请求”等。李绪忠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19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李进申请执行书（被申请执行人：李绪忠）进行审查，决定立案执行。（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等：2014年4月9日，李绪忠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该借据载明：兹借到李进现金共计人民币400万元（￥40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月息2.5分，逾期利息空白；出款方式为转账；其中人民币390万元由李进将上述款项划入借款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为李绪忠，账号为62×××16；其中人民币10万元于2014年4月9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李绪忠。借据落款借款人处格式为“借款人：”及“身份证号码：”，在身份证号码横线下方印有“（公司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并加盖指模）”内容，在身份证号码横线处签有“440681198112160818、皮楠江”字样及加盖有“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融公司）印章。该借据下方另有如下内容“本人/本公司自愿就上述借款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为借款人所提供款项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有关诉讼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李绪忠在担保人处签名。……李进为证实李绪忠再次承诺还款的事实，提交了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该借条记载：今借李进人民币捌佰贰拾伍元整￥8250000，借款至2015.7.15日止，特立此据。借条落款处有“皮楠江”、“李绪忠”签名……经质证，李绪忠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借条上的字迹并非李绪忠所书写，签名也非李绪忠所签，大写的万字显然是后来有人添加上的，20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这段期间也没有发生真实借款行为；借条并无担保人，且借条的借款人、借款数目、借款时限、借款利率均与借据不一致；这与起诉状中李进自认（借款人是御融公司，担保人是李绪忠）自相矛盾，李进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借条、借据具有关联性并具有对应关系，故李进将借条、借据对应起来的理据严重不足；李绪忠在借据中的身份是担保人，与李进之间是担保法律关系，承担的是担保责任，这与借条中显示的李绪忠是借款人之一，系借款法律关系，承担的是借款法律责任，是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李进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经原审法院释明，李绪忠表示不对借条上“李绪忠”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原告庭审中确认实际出借款项为390万元，并为此提交《网易交易流水》予以证实，被告对此无异议，并确认390万元已实际进入涉案借据指定账户，故本院对原告实际出借39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其仅为担保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才是借款人，鉴于原告于起诉状中已承认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借款人，涉案借据借款人处亦盖有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印章，故本院对原告庭审中认为被告为涉案借款实际借款人的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抗辩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但被告已在借据中明确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且在借据已明确借款人的情形下，借据的担保对象空白并不影响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故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现原告已依约向借据指定账户交付390万元及被告已实际收取该390万元，并无证据显示借款人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借款已清偿完毕，且被告与借款人之间如何履行款项给付义务并不影响原告的主张。对于被告抗辩本案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虽涉案借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4月8日，约定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但根据2015年6月15日借条记载的被告确认今借原告￥8250000等表述，在原告已明确该款项是400万元本金加上五分利息计算的情形下，被告未能就其认为属另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证实；被告虽否认借条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又明确不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该借条‘李绪忠’的签名应视为被告本人所签，该签名行为应视为被告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此时被告承担的不再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债务应以原告实际出借的39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为准。原告于2017年5月3日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时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故被告相应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等。另，李绪忠与袁海英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于1997年7月1日在乌鲁木齐市××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双方因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现没有和好可能，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订立离婚协议如下：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视权：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双方离婚后两个孩子抚养权归女方，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承担共计2000元人民币抚养费，……三、共同财产处理：（1）存款：现有现金壹佰万，离婚后全部归男方所有。（2）房产：……“F、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产权证号2004015837，土地使用证号：20140039344，此房登记在男方名下，离婚后产权归女方所有。”……“四、债权与债务的处理：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共同的债权债务，如谁名下有债权债务由谁自行承担。”等等。2017年8月21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7）粤广广州第157536号《公证书》证明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7年8月17日在该处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5年4月27日离婚，离婚后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座落在乌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号、乌市国用（2014）第0039344号】的房屋归乙方袁海英一人所有，与甲方李绪忠无涉”。2017年6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被告李绪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袁海英将被告李绪忠名下的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房屋（××天山区××村××渠××栋，产权证号：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号）的不动产权证书过户至原告袁海英名下。”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0102民监4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该案判决书载明“原审原告袁海英与原审被告李绪忠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新010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审查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等。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第××号房产证记载乌市天山区大湾乡××村××渠××栋房屋所有人为李绪忠，产权来源为买卖，权利确定日期为2003年4月14日。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绪忠、袁海英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李绪忠、袁海英原系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婚后取得的涉案的房产属夫妻共有财产，双方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该套房屋归袁海英所有。可见，早在李绪忠、袁海英签订涉案的《协议书》之前，双方已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之日约定涉案的房产归袁海英所有，而并非在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才约定该房屋归袁海英所有。就李绪忠、袁海英该约定涉案的房产归袁海英所有而言，首先，从性质上看，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与单纯的财产转让行为不同。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基于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一并达成的合意，故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不应与其他条款包括子女抚养、债务承担等割裂开来，而应作为整体进行分析，难以排除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独自抚养子女的经济帮助或补偿等因素，故不能如同其他民事合同以等价有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离婚协议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但不意味着离婚财产分割当然可以适用合同法，更不能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房产直接比照买卖合同处理，在衡量是否公平的问题上首先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其次，从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之债来看，2015年6月15日前为担保之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应视为李绪忠的个人债务。李绪忠与袁海英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而本案并没有证据显示袁海英在签订离婚协议当时明知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为担保之债并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财产帮助李绪忠逃避个人债务、损害李进的主观恶意。再次，2015年6月15日之后，李绪忠对李进所负之债承担的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李绪忠、袁海英已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离婚,同日，李绪忠与袁海英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该套房屋归袁海英所有。综上，李进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锦堂人民陪审员  关玉桃人民陪审员  李丽玲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书 记 员  孙晓娟徐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