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行终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2，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系杨某1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涂山东路88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蒋凌超，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某1诉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浙06行初190号行政裁定。杨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4月9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杨某2，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丽娜、蒋凌超参加调查询问。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8月28日，原告杨某1向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其为2009年4月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塘湾村（现为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塘湾村）拆迁被安置人员。被告收到后于同年10月24日答复称：1.原告申请事项不属于被告法定职责，原告应向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和塘湾村申请；2.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及向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核实，2009年塘湾村拆迁时，原告不是被拆迁人，故不能被安置；3.原告认为还存在争议，可依法通过人民法院诉讼途径解决。原告对此不服，提起本案之诉。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5月15日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确定的安置人口为7+1，未将原告作为安置人口处理的行为违法。本院以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原告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2017）浙行终1270号裁定驳回原告的上诉。同时该裁定书查明，2009年5月2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与董伟忠（董卫红哥哥）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3年5月14日，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作出迪信访复字［2013］2号《关于塘湾村董卫红同志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明确告知董卫红（原告母亲），对其因离异后不再属于外嫁女，故要求调整增加儿子杨某1作为安置人口的要求，迪荡街道办事处最终认定凡是在拆迁签约后离婚的，不再进行调整。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的法定职责应是行政机关负有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责。本案因原告申请被告“行政确认其为拆迁被安置人员”而引发，被告虽然作出答复。但被告答复因原告申请而引发，非基于其具有的某项法定职责。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负有相应“法定职责”的依据。原告所称的安置人口确认行为，实质上是房屋补偿安置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对原告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应当是相应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或者其他补偿行为。故原告提出的确认申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提起的诉讼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外，就原告是否属于安置人口的问题，在2009年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时相关职能部门已经确认，2013年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的信访答复中也已经明确。原告就拆迁安置部门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未将原告列入安置人口的行为已经提起过行政诉讼，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驳回起诉。原告再次就同一事项提起行政确认申请，亦不具备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综上，原告杨某1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某1的起诉。 杨某1上诉称：1.被上诉人所作答复内容称其申请事项不属于被告法定职责，其应向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和塘湾村申请。那么上述办公室、办事处和村更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和基于本案中的某项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案答复内容中申请事项不属于被上诉人法定职责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同时上诉人作为未成年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2.原审查明的(2017)浙行终1270号裁定，并未涉及本案行政行为，也未包括上诉人的安置人口确认，且基于“一行为一诉”的原则，本案是要求撤销涉案答复书中针对申请事项回复的相应内容。3.[2013]2号处理意见书最终认定，凡是在拆迁签约后离婚的不再进行调整与杨某1提出行政确认申请事项，行政机关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本案涉诉争议没有必然的相互关联。4.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是作为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和塘湾村的行政主管机关，向行政机关提出相应申请也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是行政机关依申请履职必然应尽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及向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核实,所作出的“上诉人不是被拆迁人,故不能被安置”的答复明显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2009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时，相关职能部门并未确认上诉人的安置人口,且根据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7516号行政裁定裁判要旨，上诉人诉请撤销被上诉人所作出的答复内容，并责令原审被告重新作出行政确认,是上诉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权利被侵害申请保护的请求之诉。上诉人作为未成年人,提起涉案诉讼有其特殊性,原审并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涉案事实产生必定的错误认定。请求本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本案并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首先，本案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要求“确认其为2009年4月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荡湾村”拆迁安置人员,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的申请向其作出答复,告知该项申请事项并非被上诉人法定职责。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应当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责,而本案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负有“确认安置人员”这一法定职责。相反，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事项并非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其次，上诉人所称的“确认行为”，实质上房屋安置补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该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真正产生影响的应当是最终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或者是其他的补偿行为，故该行为也不具有可诉性。由此可见，上诉人的申请事项不属于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其提起的诉讼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涉案拆迁房屋在签订安置协议时，已经明确上诉人不计入安置人口。2013年，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在信访答复中也明确上诉人没有计入安置人口。2017年5月15日,上诉人就“拆迁安置部门未将其列入安置人口”这一行为已经提起过诉讼,因超过起诉期限而被驳回起诉。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在本案中的请求即超过起诉期限,也属于重复起诉,不再具备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原审裁定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杨某1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答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杨某1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提出履职申请，要求确认其为拆迁安置人口。经查，从本院（2017）浙行终1270号行政裁定看，原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于2009年5月25日与董伟忠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诉人母亲董卫红系其当时的监护人，依据协议约定享受了拆迁安置权利，也清楚上诉人未被列入安置人口。结合涉案的绍政办发[2002]72号《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区城中村改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及拆迁公告等证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对杨某1申请履职的事项不具有法定职责。从被诉答复内容看，未给杨某1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原审裁定驳回杨某1的起诉，结论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主文） 审判长  楼缙东 审判员  王玉岳 审判员  周进海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