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13民初4420号 原告：贾某1，男，1967年2月12日出生，满族，住大连市金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学成，系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贾某2，男，1955年7月11日出生，满族，住大连市金州区。 被告：贾某3，男，1957年7月17日出生，满族，住大连市金州区。 被告：贾某4，男，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系大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贾某1与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学成，被告贾某2，被告贾某3，被告贾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贾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父母亲遗产房屋70%的份额（房屋位于，面积78平方米，五间，房权证号：金村房字第××）；2.母亲徐秀云退休金归原告支配。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的父亲贾冰于2013年8月份去世，母亲徐秀云于2018年4月4日去世。父亲去世时留有房屋五间，登记在父亲名下。按法定继承应为：徐秀云60%，原、被告分别各继承10%。母亲徐秀云去世前，即在2018年1月20日留有遗嘱，将其有权处分的三间房屋（占60%）全部交给原告继承，原告应继承取得全部房屋的70%。另外，遗嘱中还安排了母亲自己的退休金由原告安排。因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贾某2辩称，1.2017年12月5日，经大连市金州区委会协调，由我兄弟四人与村委会的三位成员共同签署了关于我母亲养老问题的《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已将父母留下的房产和存款进行了处理，部分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该份调解协议书由人民政府牵头订立，按照法律规定，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应高于代书遗嘱的。因此，由人民政府牵头订立的《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应高于原告提供的所谓我母亲订立的遗嘱。2013年12月9日，由我兄弟四人与当地两位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共同订立的《关于房产分配的方案》中明确：“徐秀云愿以此房产平均分配给四个儿子”。《调解协议书》中关于房产的约定内容如下：“房产证、存款存折由村委会保管，百年后四人平分”原告提供的遗嘱中对于房产的约定如下：“坐落于《金村房字第××号》五间房，属于我所有部分（三间），在我百年后归第四子贾某1所有”。《关于房产分配的方案》与《调解协议书》内容相符，而原告提供的遗嘱内容完全相反。并且，《调解协议书》订立的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原告提供的遗嘱订立时间为2018年元月20日，两个时间仅相差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母亲完全没有必要再次订立一份与《调解协议书》完全相反的遗嘱。2.原告提供的遗嘱内容矛盾重重。如口述“我退休多年”、“退休金”等，我母亲是离休，不是退休。如果连自己离休还是退休都没有能力区分的话，不可能订立这样一份字数长达500余字的长篇遗嘱。并且，在一份多次出现错别字（如去逝的世、称现在神志清晰的趁等等）的遗嘱中，还会出现“体弱多病”、“生养殡葬”等成语字眼。口语、白话和学术字眼掺杂，表述方式完全不一致，无法确定内容的真实性。且法律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即遗嘱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母亲88岁高龄，已经基本丧失生活能力，有时已经不认识身边亲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订立这样一份前后矛盾、有错别字、表述方式前后完全不一致的遗嘱。我甚至大胆揣测，该遗嘱内容为网上抄袭模板，完全不是我母亲的真实意愿，完全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和按下了手印。3.原告提供的遗嘱中，代书人为杨魁之，见证人为杨魁之、高某。按照常理而言，我母亲作为一名在当地非常有名望的离休教师，订立代书遗嘱的见证人应请当地较为德高望重、较有影响力或较有话语权的长辈或同辈来做代书人，而不可能请两位非亲非故、不曾相识的陌生人，作为自己身后大事的代书人和见证人，也完全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自己的遗嘱如何订立和分配自己的财产。4.原告在我父母在世期间，多次到我父母面前借钱，多次打下欠条并手写签字，借钱内容涉及孩子上学、买保险，甚至涉及信用卡诈骗还不起信用卡等行为。我父亲在世时留下的每个月花费的记账本中也多次记下给原告多少钱的费用，累计十万余元。原告多次向父母索要钱财，通过多种方式向父母吃拿卡要，在我母亲弥留之际也未尽到应有的赡养义务，原告向我父亲打下的亲笔签字的欠条，该部分钱财属于我父母的生前财产，请原告偿还。 被告贾某3辩称，与被告贾某2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贾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遗嘱法律要件不全，不能证实具备该要件的真实性，该代书遗嘱没有法律效力。1.立遗嘱人徐秀云已经87岁高龄，经医院诊断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双侧脑腔隙灶、肝硬化失代偿期、神志不清、意识障碍加重、渐为昏迷状态。立遗嘱人徐秀云的身体情况没有表达能力，根本不能口述，不能表达自己真实意思，没有委托指定代书人、见证人的能力。本案代书人、见证人是原告委托，体现的是原告的意思表示。遗嘱内容是原告事先准备好的，立遗嘱人不可能单独让陌生人写遗嘱分遗产。因遗嘱内容不真实，与事实不符。父亲去世后，才由四个儿子轮流照顾。并且代书人、见证人说立遗嘱人现场称呼原告“小四”是说谎，从小到大正确称呼是“小革”。继承法规定，代书人按照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如实地记载遗嘱人口述的遗嘱内容，不可对遗嘱内容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正。该代书遗嘱缺失遗嘱人口述要件。2.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全过程要形成于见证人、代书人、立遗嘱人三者均在场的情况。本案遗嘱内容手写一份，去复印一份，代书遗嘱与签字、见证不是同一时间形成，违反法律规定。两个见证人就复印而言未完全见证全过程，复印回来再分别找见证人、代书人、立遗嘱人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须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的要求，该代书遗嘱是无效的。3.立遗嘱人签字不清，无法辨别所写的姓名。该代书遗嘱上只有手印，手印亦无从比对核实。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自签名，不得用捺指印取代签名，手印不是法定要件。立遗嘱人签名无法辨别的遗嘱是无效的。4.两个见证人作证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并且证词未经被告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证期限届满日期是第一次开庭2018年8月15日，经过第二次开庭9月14日，两个见证人于9月19日在法院单方面做笔录，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申请，即2018年8月5日前向法院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5.原告提供的照片经二次开庭后又更换了一张照片，该行为违反证据规定，并且照片不能证明代书遗嘱全过程。第一次开庭质证时没有提供遗嘱原件，违反证据规定。6.司法鉴定意见宏观检验中记载：立遗嘱人签字不易辨认，因此所鉴定代书遗嘱正文内容是否原件、复印件，不能证明是立遗嘱人本意。2019年3月13日开庭时，原告及代书人、见证人、代理人当庭分不清代书遗嘱正文的原件、复印件，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原告申请鉴定，证明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本案代书遗嘱全过程应当录像证明，原告只是口头陈述见证过程，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仅有现场照片无法证明代书遗嘱立遗嘱人是否表达自己真实意思、是否亲自签字全过程，原告提供的私自更换的照片，也没有原始底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大连金州新区七顶山街道梅家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房屋所有权证、《关于房产的分配方案》、调解协议、遗嘱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杨某、高某的证言、证人徐某、刘某、邱某、贾某5的证言、CT检查报告单、死亡记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贾冰与徐秀云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四子，即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贾冰于2013年8月28日死亡，徐秀云于2018年4月4日死亡。 座落于金州区间（房权证号：金村房字第××号）的所有权登记在贾冰名下。徐秀云遗留的退休金60527.90元现由被告贾某2保管。 2013年12月9日，中间人邱万玉、徐某根据徐秀云的意思拟定一份《关于房产的分配方案》，内容为：“现有房产四间（后改为五小间），产权登记在贾冰名下。贾冰于2013年9月去世，产权由其遗孀徐秀云名下所有。现在徐秀云愿以此房产平均分配给四个儿子，按现行市场价格予以估价，但分配时应以低于市场价格执行，由四兄弟协商取得各自具体的分配办法。”徐秀云及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均予以签字捺印。 2017年12月5日，关于徐秀云养老问题在村委会苏成军、贾某5、林家军的调解下，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达成调解协议，其中第2条约定：经由四人决定，房产证、存款存折由村委会保管，百年后四人平分。 庭审中，原告贾某1提供内容一致的遗嘱两份，遗嘱内容如下：“我与丈夫贾冰结婚多年，婚生四子，现都结婚另过。丈夫贾冰于2013年8月份去逝。我与丈夫婚后购买的《金村房字第××号房》，座落于，五间砖石结构现由我居住。我年岁已高，体弱多病，称现在神志清晰，立下此遗嘱。一、我退休多年，由四个儿子轮流照顾，现在生活不能自理，需有人照顾，自2017年12月份开始，完全由第四子贾某1夫妻照顾，与他们共同生活。由此我决定由第四子生养死葬。二、座落于《金村房字第××号》五间房，属于我所有部分（三间），在我百年后归第四子贾某1所有。三、自2018年开始，我的退休金，除每月5000元给付生活费、护理费外，剩余部分谁也不能动。我活着由我自己支配按排，百年后由第四子贾某1支配按排，别人无权干涉。四、此遗嘱是我真实意思表示，无欺骗、虚假。”该遗嘱由杨某代书，杨某在代书人处签名，徐秀云在立遗嘱人处签名捺印，杨某、高某在见证人处签名，遗嘱落款日期为2018年元月20日。 被告认为两份遗嘱均系复印件，并且徐秀云的签字无法辨别，手印也无法确认。原告则称两份遗嘱中一份是书写形成，另一份是复印形成，徐秀云的签字和手印都是真实的。为此，被告对两份遗嘱内容是书写形成还是复印形成申请司法鉴定，但对两份遗嘱上立遗嘱人徐秀云的签名是否真实并未申请司法鉴定。本院就上述鉴定事项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3月26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经检验后出具鉴定意见：1.检材1《遗嘱》中正文及日期为转印（喷墨打印）形成，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处的签名为手书形成。2.检材2《遗嘱》中所有文字均为书写形成。 杨某出庭证实：“原告当时找我说老太太要立遗嘱，我当时并不认识原告。原告拉着我和老高一起到老太太家里。老太太当时坐在炕上。我问老太太为何要立遗嘱，她说她病重后一直都是小四照顾她，所以老太太说她百年后的事宜都由小四来处理。遗嘱内容完全是老太太自己口述的，我先写的草稿，然后又复印了一份，但两张遗嘱都是由老太太亲自签的字，老太太写字费劲。立遗嘱时精神状态正常。当时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签字的，一张是摁手印的。没有录音录像。”高某出庭证实：“徐秀云立遗嘱的事我和老杨一起去的，我是现场的见证人。徐秀云立遗嘱时精神状态很好。” 徐某出庭证实：“徐秀云是我叔辈的姑姑，对于家产老人找过我，他们有一个协议。徐秀云与原告有遗嘱的事不太清楚，我也是最近听说。”刘某出庭证实：“我是徐秀云西院邻居，经常走动。徐秀云与原告立遗嘱的事不知道情况，别人家的情况我也不好打听。”邱某出庭证实：“我们是一个村的邻居。徐秀云去世前和原告一起住。不知道徐秀云和原告立遗嘱的事。”证人贾某5出庭证实：“2017年12月5日，村里的治保主任和我到被告家里，由村里组织他们为徐秀云的赡养问题进行调解。当时我一进门，徐秀云没有认出我来，说我是小革。我告诉她我是村里的。我进门时，徐秀云是躺着的。后来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在喘，而且回答问题也是颠三倒四的。后来我们组织原、被告在村委会签订了调解协议。” 被告提供2018年3月11日徐秀云的CT检查报告单一份，诊断意见为：双侧脑腔隙灶、脑白质病变、脑萎缩、脊柱侧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中入院情况记载：1月前因“因意识不清”就诊于我院，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代书遗嘱是否有效，具体为徐秀云在立遗嘱时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徐秀云签名的真假、遗嘱的形成过程、是否是其本人真实意思以及见证人的身份问题。对于徐秀云在立遗嘱时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见证人杨某、高某证实徐秀云精神状态正常，证人贾某5则证实徐秀云在2017年12月5日回答问题时颠三倒四，被告提供的2018年3月11日的CT检查报告单中徐秀云存在双侧脑腔隙灶、脑白质病变、脑萎缩的诊断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徐秀云在没患有精神病史（包括痴呆症）的情况下首先应认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主张徐秀云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提供证人贾某5、徐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医院的检查报告单、死亡记录予以证实。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形成的时间与立遗嘱的时间并不一致，并且这些证据并不能达到认定徐秀云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证明力，故本院对被告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案涉代书遗嘱的见证人杨某、高某出庭证实均在场见证，由杨某代书，注明了年、月、日，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均在遗嘱上予以签名，案涉代书遗嘱符合继承法所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被告虽对徐秀云的签名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申请司法鉴定，并且原告贾某1提供的徐秀云立遗嘱的照片中也能看出存在徐秀云签名的动作，故案涉代书遗嘱上徐秀云的签名应认定为其本人所签。对于遗嘱的形成过程，见证人已当庭予以陈述，对两份遗嘱的由来亦进行了说明。被告认为两份遗嘱内容均为复印形成，但经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中一份遗嘱内容系书写形成，证实了见证人所述的存在两份遗嘱的事实。被告主张案涉代书遗嘱与《关于房产分配的方案》遗嘱内容完全相反，案涉代书遗嘱内容前后矛盾、有错别字、表述方式前后完全不一致进而认定案涉代书遗嘱不是徐秀云本人真实意思，判断案涉代书遗嘱是否是徐秀云本人的真实意思，则应当看徐秀云在立遗嘱时是否存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形。依据被告主张的事实并不能推定徐秀云在立遗嘱是存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形，故被告此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见证人的身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依据该条的规定，继承法对遗嘱见证人进行了限定，即除上述情形之外的自然人则可以作为遗嘱见证人，被告虽对见证人杨某、高某的身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见证人杨某、高某存在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形，故本院对被告所提异议无据支持。综上分析，案涉代书遗嘱并未发现存在无效的情形，应当具备法律效力。关于见证人杨某、高某出庭作证的问题，原告贾某1在第二次庭审中提出申请见证人出庭作证，由于仅有一个见证人到庭，被告坚持两个见证人同时到庭才能出庭作证，考虑此情形，法庭限定见证人七日内出庭作证。两个见证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法庭作了证人证言笔录，此种情况下不应认定原告属逾期举证，否则，既限制了原告贾某1的举证权利，也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3年12月9日形成的《关于房产的分配方案》、2017年12月5日形成的《调解协议》与案涉代书遗嘱在处分案涉房产方面存在抵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规定，《调解协议》不具备继承法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属于遗嘱的范畴，《关于房产的分配方案》没有经过公证机构公证，并非公证遗嘱，而案涉代书遗嘱形成的时间晚于《关于房产的分配方案》形成的时间，故继承遗产应当以案涉代书遗嘱为准。案涉房屋系贾冰与徐秀云的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贾冰死亡时未留有遗嘱或者遗赠，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即50%的份额应为徐秀云所有，其余的50%的份额应为贾冰的遗产，由徐秀云、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各继承10%的份额。徐秀云在案涉代书遗嘱中表示将属于其所有的部分在其百年后归原告贾某1所有，据此，原告贾某1继承该房屋70%的份额，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各继承该房屋10%的份额。同时，徐秀云亦在遗嘱中对其退休金进行了处分，即百年后由第四子贾某1支配按排，故徐秀云遗留的退休金60527.90元由原告贾某1继承所得。对于原、被告办理丧事所花费用以及原告贾某1所借款项的争议，并不属于继承遗产产生的争议，本案不予审理，双方可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座落于金州区间（房权证号：金村房字第××号）由原告贾某1继承70%的份额，被告贾某2继承10%的份额，被告贾某3继承10%的份额，被告贾某4继承10%的份额； 二、原告贾某1继承被继承人徐秀云的退休金60527.90元；被告贾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贾某1。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某4各负担8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全胜 审 判 员  宋兴臣 人民陪审员  于长运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