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3民初2467号原告：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二手车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1587281031M。法定代表人：臧奉江，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林，男，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864714。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亭，女，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1181021621。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袁富梅，女，1970年4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原告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诉被告袁富梅行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林、胡正亭，被告袁富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其向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购车款10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5日，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与被告袁富梅签订《中介服务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其所有的牌号为贵Ａ×××××的宝马318i轿车（车架号：WBAPF7100BE764812）委托给原告代为销售，双方协商确定该车价格为103000元，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6月5日13时15分至2018年6月5日12时。协议还明确约定，被告保证该车的证件合法有效且可以转籍或过户；在车辆处置成功后，最终销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作为原告方佣金，同时被告委托原告将经双方协商拟定的车辆协议价格103000元转入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宝源公司）账户内。2017年8月29日，原告将该车出售给案外人李勇后，按《中介服务协议书》第八条之约定于2017年9月3日通过工商银行代袁富梅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了103000元用于袁富梅偿还其新车购车款。随后，原告在申请将案涉车辆变更过户登记的过程中，交管部门查询发现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与车辆登记证书所载号码不一致，且没有依法申请变更登记，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及机动车登记的相关规定，为此，交管部门不予办理过户变更登记，随后，购车人李勇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且原告于2017年12月15日全额退还李勇支付的购车款项。在此期间，原告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被告袁富梅请求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发动机号码的变更登记，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被告袁富梅的行为违反了《中介服务协议》第五条、第七条的约定，致使案涉车辆无法转籍过户，其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合同解除权的法定情形。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如前诉讼请求。被告袁富梅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2011年,被告袁富梅将其购买的车牌号为贵Ａ×××××的318i型宝马轿车委托给原告进行维护及保养。2017年5月，被告与其丈夫前往原告处对贵Ａ×××××号轿车进行保养。原告工作人员得知被告丈夫对218i型宝马轿车特别喜欢，便建议被告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用贵Ａ×××××号宝马轿车折抵部分新车款，余款用现金支付。2017年6月5日，原、被告经协商签订了《中介服务协议书》，双方议定贵Ａ×××××号宝马轿车折抵新车的价款为103000元。被告把贵Ａ×××××号宝马轿车和余款交付给原告之际，原告便将新车218i型宝马轿车交付于被告。原、被告虽然签订了《中介服务协议书》，但被告用旧车折抵了新车部分价格，不存在委托原告代卖贵Ａ×××××号轿车的事实；二、原告诉称贵Ａ×××××号宝马轿车在转卖给韦盛江时，因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与车辆登记证书的发动机号码不一致，导致车辆无法过户不是事实。2017年9月22日，原告已经把贵Ａ×××××号轿车变更登记给了韦盛江，后因韦盛江无力支付购车款，原告便请求被告把已出售给韦盛江的车辆以被告的名义收回，为此，被告在原告的请求下于2017年11月22日把已经过户给韦盛江的车辆过户至被告的名下，由于原告已经把贵Ａ×××××号轿车折抵了新车部分价款，故原告未实际向被告交付该车；三、被告的贵Ａ×××××号宝马轿车自购买以来就在原告处保养和维护，原告知晓被告车辆更换发动机的事实。在被告交付案涉车辆时，原告对该车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评估。本案原告在知道被告更换发动机的情况下，同意被告以旧车折抵新车价格，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提出如下辩解意见：一、原、被告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明确约定被告将案涉车辆“寄存”在原告处，并“委托”原告“代为销售”，被告委托原告代售案涉车辆是事实；二、被告主张案涉车辆已经过户到案外人名下，是案外人无力支付车款，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确实向交管部门提交了将案涉车辆过户至案外人名下的申请，但交管部门经查询得知案涉车辆的发动机进行过更换，且未依法到交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故交管部门最终未受理原告案涉车辆的过户转籍申请；三、被告称原告在事先知道其发动机进行过变更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中介服务协议》，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是在办理案涉车辆过户转籍手续时，经交管部门查询才得知案涉车辆更换了发动机且未向交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被告经原告询问后才承认案涉车辆发动机进行过更换。同时，原告在接收案涉车辆时，对车辆的外观以及基本性能做过相应检查，但发动机变更登记情况需要向交管部门核实，且被告未向原告提交案涉车辆进行过发动机变更登记的证照，故原告在签订《中介服务协议》时无法准确得知案涉车辆是否进行过发动机变更登记；四、本案所涉《中介服务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被告保证案涉车辆能够转籍或过户，并保证其提交的相应证件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被告交付的案涉车辆未依法进行变更登记，导致不能过户转籍，且原告按照该服务协议书的约定代其向宝源公司支付了款项。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系适格的诉讼主体；2、《中介服务协议书》，证明（1）原、被告之间于2017年6月5日签订了《中介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需保证标的车辆可以转籍或过户的义务；（2）合同根本目的在于被告委托原告代为出售该标的车辆；（3）合同约定标的车辆处置成功后，原告代被告向贵阳宝源公司账户支付103000元等事实；3、短信记录，证明（1）被告知晓并承认标的车辆交付前发动机进行过更换的事实，对车辆无法过户存在过错；（2）原告公司工作人员积极与被告沟通协商，希望被告积极配合处理，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4、《收据》【17553490】《银联商务小票》《情况说明》《业务回单（付款）》，证明（1）第三人李勇向原告购买案涉标的车辆共计花费96000元的事实。（2）因标的车辆发动机变更未进行登记导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李勇要求退车，原告于2017年12月15日全额退还李勇购车款项；5、《收据》【0555091】《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原告已依据《中介服务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代被告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了103000元，即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将该笔款项返还原告；6、《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2017年9月29日，原告将案涉车辆出卖给第三人韦盛江后向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了办理过户登记的申请，经交通管理部门查询核实发现案涉车辆更换过发动机且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故而将原告提出的过户登记申请转出，产生了业务流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袁富梅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双方之间达成一致的是用旧车折抵新车补差价；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车辆交付给原告前原告知晓车辆的发动机是更换过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签订的时间为6月份，原告9月份才打款给宝源公司，时间上有差异，但不否认这是抵扣新车的款项；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车辆变更到韦盛江名下后又转回变更到被告名下，原告只说交了资料没有变更不属实。被告袁富梅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向贵阳宝源公司购买新车，车辆原价是340000元，被告现金支付了约60000元，通过银行转款172638元，案涉车辆置换的价款为103000元，说明被告的车属于以旧换新；2、车辆业务查询单，证明案涉车辆于2017年9月29日转移登记给韦盛江，2017年11月22又转移登记到被告名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双方在签订《中介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案涉车辆的协议价格为103000元，而且被告明确要求原告代其向宝源公司支付103000元，原告也按照合同约定实际支付了该款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第6份证据可解释被告第2份证据，案涉车辆提交了过户申请但因发动机变更未登记而没有成功完成过户手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业务流水，并非被告主张的案涉车辆转移变更到韦盛江名下后又转到被告名下。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能相互印证的证据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6月5日，原、被告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中介服务协议书》，协议甲方为袁富梅，协议乙方为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协议约定“现甲方将以下车辆寄存在乙方公司，并委托乙方代为销售”，车辆型号“宝马318i，颜色白，车牌贵Ａ×××××”；协议第二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拟定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圆正，乙方拥有该车辆的所有处置权”；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应提供一切有关该车之证件，对证件的有效性、合法性、准确性负全部责任，并保证该车辆可以转籍或者过户”；协议第八条约定“车辆处置成功后，最终销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作为乙方佣金，同时甲方委托乙方将经甲乙双方协商拟定的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元（103000元）转入贵阳宝源公司账户内”；协议落款处有被告袁富梅签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5日。同日，被告与贵阳宝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以292900元的价款购买了贵阳宝源公司218GTsport宝马汽车及增值服务，购车定金为20000元，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2017年8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李勇签订《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代售协议》，将案涉车辆卖予李勇，且李勇于2017年8月29日向原告支付96000元购车款，原告于2017年8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代被告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了购车款103000元，贵阳宝源公司在2017年9月5日向原告出具了该笔款项的收据，随后，李勇又将案涉车辆卖予韦盛江。原告在申请将案涉车辆变更过户登记的过程中，交管部门查询发现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与车辆登记证书所载号码不一致，且没有依法申请变更登记，为此，交管部门不予办理过户变更登记。随后，购车人李勇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且原告于2017年12月15日全额退还李勇支付的购车款项。在此期间，原告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被告袁富梅请求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发动机号码的变更登记，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被告袁富梅在与原告工作人员2017年11月8日的短信记录中表示其发动机在交付原告前确系进行过更换。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如前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中介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将案涉车辆寄存在原告处，委托原告代其销售，出卖价格与双方协商拟定价格之差额作为原告佣金。随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将案涉车辆出卖给案外人李勇，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之特征，故原、被告双方之间系行纪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对被告将案涉车辆“抵给”原告以“抵扣”部分新车价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在《中介服务协议》第五条中明确约定被告应当保证车辆可以转籍或过户，现因被告在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原告前进行过发动机更换且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导致案涉车辆无法过户，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之规定，本案情形属于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同时，原告按照双方协议第八条之约定实际代被告向宝源公司支付了103000元。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在《中介服务协议》解除后，被告应当将原告代付的该笔款项103000元予以返还。审理中，被告提出了前述系列辩解意见，但该辩解意见均与双方的合同约定不一致，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四）、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富梅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二、由被告袁富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返还购车款10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元，减半收取1180元，由被告袁富梅承担（此款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已预交，被告袁富梅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政发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