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521行初52号 原告戴永元，男，195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 原告刘永芬，女，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华，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寿安，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C栋西715室。 法定代表人郑荣，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菁华，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伍璞子，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喷水池延安中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潘荣，厅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娜，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建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副主任科员。 第三人毕节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同心路碧阳国际10栋3单元905。 法定代表人刘贵军，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戴永元、刘永芬诉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毕节市人社局）和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称省人社厅）工伤认定行政管理一案，于2019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3日立案后，于2月11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戴永元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杨华，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张菁华、伍璞子，被告省人社厅委托代理人李娜、杨建雷以及第三人毕节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下称毕节顺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贵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12月20日，第一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为0500201756003号），原告不服向大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第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判决第一被告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第一被告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行终1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30日，第一被告作出编号为050020185600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为0500201756003号）只有编号和日期不同，其他认定事实和理由一样，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违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收到第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向第二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第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受害人戴某系二原告之子，是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派遣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职工，在毕节分公司威宁分公司任渠道经理。2017年9月7日上午，威宁电信分公司农村营销中心黑石支局长聂祥富向公司领导提交派车申请，申请到黑石镇开展宽带宣传营销活动，参加宣传活动的有戴某、代智、黄国绍、宋成、范太卫等人。下午16时左右营销活动结束，戴某等人吃完东西后，受聂祥富安排，戴某、代智等人须赶到哲觉镇处理电脑系统。在去哲觉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黑石支局所辖业务范围包括黑石镇、哲觉镇、麻乍乡、岔河乡、海拉乡，这几个乡镇的业务均受聂祥富安排的管辖。2、第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第二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书认定“戴某等人离开宣传地点去野外烧烤、喝酒，并且在乘车前往哲觉镇继续玩的途中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的情形，属私人行为，与工作无关，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上述第一条的基本事实不符。首先，办完业务与去吃东西不假，但戴某是否喝酒事实不清；其次，乘车前往哲觉镇是受黑石支局长聂祥富安排处理电脑系统，是办公事，与工作密切相关；再次，戴某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的情形，经事实认定其承担次要责任而非主要责任，不影响戴某死亡被认定为工伤的基本客观事实。3、本案戴某是在上下班途中，是工作延续中受到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而二被告适用该法第十四条（五）项及第十五条之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第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第二被告予以维持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毕节人社局重新作出戴某于2017年9月7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工伤。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戴永元、刘永芬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与死者戴某的亲属关系，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二被告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0500201756003和05002018560031号两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两份决定书只有编号和日期不一致，其他的认定事实和理由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是相同的，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被告人社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为了查清事实真相于2018年10月22日调取威宁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四中队在戴某交通事故发生第二天作出的询问笔录，一致显示戴某一行人当天晚上是送黄国绍回哲觉并且去哲觉玩耍，目的是为了继续玩耍而不是去工作，该调查笔录是在工伤认定申请之前公安机关作出更具有真实性，我局根据该调查结果作出与第一次相同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未不妥。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只申请一次行政复议，所以不存在省人社厅作出两次内容一致的行政复议决定之说；毕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虽然前后两次结论一致，但是依据的证据并不一样，第二次是经重新调查的并依据新的证据，所以并未违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代智、范太卫在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中队第二次询问笔录。拟证明2017年9月7日19时许吃完东西后，因第二天9月8日是哲觉镇赶场，受渠道经理代智安排，戴某等人是去哲觉营业厅处理电脑系统，从而证明去哲觉是办公事，与工作息息相关。被告毕节人社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代智、范太卫的第一次笔录是发生交通事故第二天作出的更具有真实性，第二次笔录是在申请工伤认定调查之后作出的笔录，该两次笔录相互矛盾，我局采信的是第一次笔录，所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代智的笔录与其在毕节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调查时的笔录是矛盾的，笔录上注明的是“我们当天是送黄国绍回哲觉镇是真实的，目的是怕黄国绍在路途中发生事故，因为大家都喝了酒”“二是顺便帮黄国绍处理电脑系统问题，处理系统是由我处理而不是戴某处理”所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聂祥富、黄国绍、代智的工伤调查笔录（被告作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聂祥富调查笔录证实一是上班时间8:30分采指纹上班，下班时间不固定；二是证实两个支局可联合在一起宣传业务；三是黑石支局包括哲觉镇在内。黄国绍、代智调查笔录证实哲觉镇系统瘫痪不能办理业务，给渠道经理代智说过故障有2-3天了，同时证明9月7日19时许去哲觉是因第二天9月8日赶场，是去哲觉营业厅处理电脑系统。被告毕节人社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工伤调查阶段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作出的，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作出的询问笔录部分矛盾，我局采信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作出的询问笔录。同时去处理黄国绍的电脑系统问题是代智去处理并非是戴某去处理，所以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戴某到威宁县××参与宽带营销活动的证明相互矛盾，该证明注明的是9月7日下午16时左右营销活动就已经结束，故之后的活动与工作无关，所以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关于戴某到威宁××××参与宽带营销活动的证明。拟证明戴某发生事故（9月7日）当天是去黑石参与宽带营销活动，同时证明黑石支局的所辖业务范围包括哲觉镇在内。被告毕节人社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清楚的记载9月7日下午16时左右营销活动结束，故之后的活动与工作无关。被告省人社厅的质证意见与毕节人社局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戴某将身体部分伸出车窗外是造成事故的次要责任，驾驶员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毕节人社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在本案中戴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与其是否认定为工伤无必然关系。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7、（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2018）黔05行终17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第四页的聂祥富、代智的当庭证言证实因9月8日是哲觉镇赶场，哲觉营业厅电脑系统出现故障，代智安排戴某等人去哲觉处理电脑系统；两级法院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编号0500201756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决被申请人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毕节人社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第四页的聂祥富、代智的当庭证言有异议，二证人是作伪证，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作出的笔录内容相互矛盾；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对于代智的证言因其当庭证言与之前的调查笔录自相矛盾，故不应予以认定。毕节人社局作出新的认定决定是依据新的证据作出的，程序合法。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毕节人社局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5002018560031）认定事实清楚。戴某是毕节顺洁公司派遣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的职工。2017年9月7日，戴某与同事代智、黄国绍到威宁县开展业务宣传活动。16时左右活动结束后，戴某、代智、黄国绍、宋威、范太卫和苏勋等十一人便到黑石镇水库旁吃烧烤、喝酒。19时许吃完烧烤后，戴某、代智等提出送哲觉镇代办点业务员黄国绍回哲觉镇并继续在哲觉镇玩，戴某等六人便驾车向哲觉镇方向行驶，在途中其与单位驾驶员发生矛盾后转乘黄国绍驾驶的车辆。当晚20点30分许，车辆行驶途经国道326线815公里加850米时，戴某从黄国绍驾驶的车辆右侧中排车窗掉出，导致其颅脑损伤死亡。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威公交认字[2017]第742017090701号）中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载明：戴某在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干扰驾驶，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上述事实，有《毕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单》、《关于戴某到威宁县××参与宽带营销活动的证明》、威宁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案件卷宗、《工伤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2、根据（2018）黔05行终178号《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之规范，答辩人重新启动了戴某工伤认定程序。2018年10月22日，答辩人到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调取了戴某交通事故案卷宗；10月30日依据相关证据及法律规定作出编号050020185600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答辩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程序合法。3、2017年9月7日，戴某与代智等人去黑石镇开展业务宣传活动属于因工外出。但戴某到黑石镇开展完宣传活动后与代智等人离开宣传地点去野外烧烤、喝酒，烧烤结束后明确表示要继续到哲觉镇玩，戴某还与其单位驾驶员发生矛盾后转乘黄国绍驾驶的车辆，并且在乘车前往哲觉镇途中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的情形，戴某的行为属于私人行为，与工作无关，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戴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该法其他应当认定或视同工伤的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答辩人作出的编号0500201856003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答辩人在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后，到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调取了戴某交通事故案卷宗，此卷宗为答辩人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后调取的新证据，答辩人依据新证据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综上，答辩人作出的050020185600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毕节人社局提交了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戴某身份证复印件、毕节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毕节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戴某户口注销证明、戴某劳动合同书、电信业务外包合同、毕节市顺洁劳务输出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单、戴某考勤表（2017年9月）、中国电信毕节公司出差事项审批表、关于戴某参与黑石支局宽带营销等活动的说明、顺洁劳务公司出具的《证明》、关于戴某到威宁县黑石镇参与宽带营销活动的证明、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威公交认字{2017}第742017090701号）、原告代理人代理意见、戴永元、刘永芬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证明材料、工伤认定询问调查笔录（被调查人：聂祥富、宋威、黄国绍、代智）、戴某交通事故案卷宗（于2018年10月22日在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四中队处调取）。拟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5002018560031）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对该组证据中1-16项证据无异议；对17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17项证据中关于代智等十人的言词证据有异议，理由如下：代智的第一次笔录没有提到去哲觉镇玩的过程，第二次笔录提到去哲觉镇是送黄国绍回哲觉，二是去维护系统；黄国绍的笔录是孤证，范太卫的第一次笔录没有提到是去哲觉镇玩，第二次笔录提到一是送黄国绍回去，二是维护电脑系统，宋威的笔录两次均没有提到去哲觉镇玩耍，也未提到是去安装电脑系统，宋威的笔录与其他四人的笔录相互矛盾，苏勋的笔录均未提到是去玩耍；马树群、张贵帅、苗福应、赵朵云、范太松的笔录不具有证据关联性，达不到被告毕节人社局的证明目的。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戴某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补正材料清单、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延期举证申请书、工伤认定举证材料接收清单、编号0500201856003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5行终178号《行政判决书》、编号0500201856003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5002018560031号）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省人社厅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法律依据。拟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5002018560031）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被告人社局的证明目的。被告省人社厅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省人社厅辩称，1、复议过程中，答辩人依据原告与毕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查明：死者戴某系原告之子，系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派遣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职工。2017年9月7日，戴某与同事代智、哲觉镇代办点业务员黄国绍到威宁县开展业务宣传活动。当日16时许活动结束后，戴某、代智、黄国绍、宋威、范太卫、苏勋等十一人到黑石镇黑石冲子河旁吃烧烤、喝酒；19时许吃完烧烤后，戴某与代智等人提出送黄国绍回哲觉镇并继续在哲觉镇玩，戴某等六人便驾乘车辆向哲觉镇方向行驶。20时30分许，在途经国道326线815公里加850米处，戴某从黄国绍驾驶的车辆右侧中排车窗掉出，导致其颅脑损伤死亡。9月14日，毕节顺洁公司向毕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由于申请材料不齐，该局同日向毕节顺洁公司下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9月28日，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威公交认字[2017]第742017090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10月23日，毕节人社局在毕节顺洁公司补齐工伤申请材料后作出57210《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1月13日，作出毕人社举[2017]57210号和57210-1号《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并送达当事人；12月20日，作出0500201756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因原告不服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于2018年1月18日向大方县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大方县法院一审、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撤销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限期重作。毕节人社局重新启动调查程序后，于10月30日依据新的调查证据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05002018560031）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送达双方当事人。综上，毕节人社局于人民法院撤销原行政行为后依法重新启动调查程序。查明死者戴某与代智等人前往黑石镇开展业务宣传活动，虽属于因工外出，但戴某等人离开宣传地点前往野外烧烤、喝酒，并且在乘车前往哲觉镇继续玩的过程中干扰驾驶、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的情形，属于私人行为，与工作无关。因此不符合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毕节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答辩人作出维持决定证据确凿。2、2017年9月7日晚，死者戴某于喝酒后送黄国绍回哲觉镇，并顺便在哲觉镇玩的行为不属于工作原因，且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中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戴某在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干扰驾驶，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或者跳车。死者戴某在机动车行驶中亦未能按照法律规定乘车。因此死者戴某的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答辩人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当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向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毕节人社局下发《提出行政复议通知书》、向毕节顺洁公司下发《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1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三方。答辩人履行了受理、决定、送达等程序，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省人社厅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复议申请书》、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提交的证据资料及委托手续。拟证明答辩人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复议申请书及证据资料。原告、被告毕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答辩人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通知了第三人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原告、被告毕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3、行政复议答复书、具体证据材料。拟证明毕节人社局在法定时间内向答辩人提交了答复书及证据资料。原告对该组证据中具体证据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代智等十人的证言有异议。被告毕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4、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单。拟证明答辩人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原告、被告毕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对本案没有意见，无证据提交。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和二被告提交的代智、范太卫于2017年9月15日的《询问笔录》以及（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中载明戴某等人系到哲觉镇处理电脑系统的内容与代智、范太卫二人在威宁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且该载明内定也与宋威、黄国绍在威宁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笔录的内容不相吻合，因而代智、范太卫于2017年9月15日的《询问笔录》以及（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中载明戴某等人系到哲觉镇处理电脑系统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告和二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 经审理查明，戴某是二原告戴永元、刘永芬之子。戴某系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职工，2013年10月1日，戴某被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派遣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威宁分公司工作，戴某任该分公司农村销售中心牛棚支局渠道经理。2017年9月7日上午，威宁电信分公司农村营销中心黑石支局长聂祥富向公司领导提交派车申请，申请到黑石镇开展宽带宣传营销活动。之后聂祥富因临时有事未能前去参加活动，黑石支局渠道经理代智就邀请戴某于当日11时30分一同到黑石镇参与该活动。由于代智、戴某、黄国绍等人中午未就餐，16时左右营销活动结束后，代智就安排到黑石镇黑石冲子河烤烧烤吃。19时许，代智、戴某、黄国绍等人吃完烧烤和喝好酒后，黄国绍要回哲觉镇，代智等人不放心黄国绍一个人回哲觉镇，就一起送黄国绍回哲觉镇并顺道在哲觉镇玩一下。之后，戴某乘坐宋威驾驶的车辆，因戴某与宋威发生口角，戴某就改乘黄国绍驾驶的车辆。当黄国绍驾驶的车辆行驶至国道326线815公里加850米处时，戴某由车辆右侧中排车窗掉出，导致戴某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威公交认字[2017]第742017090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2017年9月14日，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向被告毕节人社局提交戴某工伤认定申请。因第三人毕节顺洁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欠缺，毕节人社局要求其补正材料。第三人提交补正材料后，毕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23日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并向第三人及戴某家属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1月13日，被告毕节人社局向第三人和戴某家属送达《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12月20日，毕节人社局作出0500201756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12月25日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黔052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并判决毕节人社局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毕节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29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行终1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被告毕节人社局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编号为050020185600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原告不服向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28日，被告省人社厅作出黔人社厅行复决字（2018）4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不服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和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主要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出的，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进行审查。根据《贵州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工伤认定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市、州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和《贵州省工伤认定管理办法》第一条“市（州、贵安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工伤受理部门。…”的规定，被告毕节人社局作为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对本统筹区域内职工伤亡是否属工伤作出认定，故被告主体适格。被告毕节人社局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 被告省人社厅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受理、决定和送达等程序，其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毕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省人社厅作出的复议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永元、刘永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萍 人民陪审员  周萍 人民陪审员  谢健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胡国彬                                                                            书记员 王丽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