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990号原告：马成强，男，1981年7月12日生，汉族，住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媛，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涛，男，1979年2月26日生，汉族，住溧阳市。被告：苏州大旭豪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财智商务广场1幢1909室。法定代表人：吴福清，总经理。被告：吴福清，男，1960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胡颖，江苏钟山明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成强与被告周涛、苏州大旭豪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旭豪公司）、吴福清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成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媛、被告周涛、被告大旭豪公司及吴福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胡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成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周涛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二次手术费等共计362346.19元；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周涛系被告吴福清、大旭豪公司的员工。因其与被告吴福清、大旭豪公司存在经济纠纷，故2017年10月25日，被告吴福清、大旭豪公司指派被告周涛至其家中对其威胁并将其打至小腿骨折，其被送至医院治疗，后经鉴定构成一级轻伤。被告周涛也因此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现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周涛辩称，被告吴福清、大旭豪公司未指派其到原告家中找原告，其是偶遇了原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大旭豪公司辩称，原告并非其公司员工。对于原告的受伤，其并未教唆、指派更未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故其不是适格被告，更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鉴定意见系原告单方委托，不符合法定程序，对鉴定结论不认可。被告吴福清辩称，其是大旭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案外人吴中区临湖泰和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泰和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原告曾向该经营部借款50万元，在支付第一年利息后就失联了，其仅要求朋友在见到原告的时候告知其，2017年10月25日，被告周涛发现原告后就电话告知了其，但其到现场的时候，伤害事故已经发生。其并未参与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被告周涛于2017年10月25日7时至苏州市吴中区下，按照吴福清指派寻找原告，继而发生扭打。期间，被告周涛以绊摔的方式将原告摔倒在地致原告右小腿受伤。原告于2017年10月25日被送至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右胫腓骨中下段骨折，并于同年11月9日出院。原告在报案陈述笔录及辨认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5日早上，其送完女儿上学，回到文卫新村门口时碰见前公司老板的打手周涛，其问对方干什么，对方说“你知道的”，其就往家走，周涛跟着其，其拦住周涛，周涛就打电话给老板吴福清，其把手机拿过来不让周涛打，周涛抢回手机继续打电话，其想往外跑，周涛抓住其，勒住其脖子，其挣脱不了，被周涛摔倒在地，当时小区里好多群众围观，有人过来拉架，其也从地上爬起来，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其又想跑，跑了两步又被抓住摔倒在地，当时就感觉右小腿疼痛的厉害，已经站不起来了，当时周涛还掐着其脖子。其老婆从楼上下来，拿了拖把柄打了周涛后背。其老婆打了110、120，周涛跟着救护车一起到医院，周涛发现其右小腿骨折后就溜了。被告周涛在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10月25日，其一个人开车刚到原告小区，就碰到了原告，其遂告知原告，吴福清找他谈钱的事情，但原告不肯跟其回公司说明情况，想跑，其就用右手搭住原告肩膀不让原告离开，原告反身用钥匙捅其胸部、腹部，其遂放手，周边围观群众将其二人分开，原告说要报警并要离开，其就跟着原告，原告看到其跟着就还想拿钥匙捅其，捅破了其的嘴唇，嘴唇流血后，其当时就有点脾气，上前一把抱住原告，两人扭打起来，扭打了一会儿就都倒在地上，两人互相压着，在地上扭打了几分钟，后来原告妻子下楼，拿了扫地拖把打其后背，其当时有点懵，两人都放手了，其坐在地上，原告躺在地上，说脚疼。原告老婆就去照顾原告，120来后，其陪着一起去了医院。其把事情告诉吴福清后就回溧阳老家了。被告吴福清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表示，其是大旭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涛系其公司员工，主要负责对账、联系业务，在公司两年多时间了，但其和周涛只是上下级关系。马成强之前也系其公司员工，其和马成强关系非常好，曾经还以公司名义贷款给马成强50万元，2015年8月，马成强便辞职了。但该50万元马成强一直未归还，其也联系不到马成强，故就和周涛讲，如果看到马成强就和其说一声，其要向马成强催款，这个事情公司所有人都知道，2017年10月25日，周涛电话告知其在文卫新村门卫那看到了马成强，于是其便开车过去了，到了文卫新村其并未看到马成强、周涛。当天10点多，其打通周涛电话才知道周涛、马成强打起来了，但其从来都没有指使周涛打马成强。2018年3月12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指控周涛犯故意伤害罪，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苏0506刑初2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周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经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原告的误工期为十二个月、护理期为一人护理三个月、营养期三个月（上述期限均包含二期手术取内固定之所需）；2、原告的右胫腓骨内固定物尚在位，建议其待骨折愈合后择期行内固定取出术，费用在8000元左右，但病程转归存在个体差异性，具体费用亦可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另查，2017年，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马成强诉苏州众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率贸易公司）及第三人苏州市鑫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金属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该案中，马成强主张其自2009年2月进入众率贸易公司的关联公司鑫海金属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管理工作，工资为年薪制，每月领取固定的生活费，年底发放年薪的剩余部分。2015年9月25日，众率贸易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其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众率贸易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其不服并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8）苏0506刑初219号刑事判决书、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企业信息查询单、工商登记变更资料、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本院调取的（2017）苏0506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原告提供了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被告虽不予认可，但因鉴定机构具有合法资质，被告也未提供反证，故本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据此核定原告的各项损失情况。1、医疗费，原告主张94341.19元，并提供医疗费票据予以证实。各被告对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其中的77326.24元系材料费、支付方式亦为支票，无法体现和伤情的关联性，故不认可。原告称材料费实际是手术费，因原告以信用卡方式支付，故体现的是支票。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显示，原告于2017年10月25日入院，并于同月26日行右胫骨骨折切开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术+VAC引流，而所涉及的77326.24元发票显示的住院期间亦为2017年10月25日-2017年11月9日，虽支付形式显示支票，但并不影响原告实际费用的缴纳，故在被告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医药费94341.19元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照50元每天计算15天为750元，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营养费，原告主张按50元每天计算90天为4500元，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4、护理费，原告主张11002元，其中住院期间为2002元，其提供由苏州市和记鸿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予以证明，出院后护理费按照120元每天计算75天为9000元。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已实际产生且在合理范围内，故予以确认，出院后护理费本院酌定按照80元每天计算75天为6000元，综上护理费金额为8002元。5、鉴定费，原告主张2580元，并提供鉴定费票据予以证明。因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该项主张予以确认。6、交通费，原告主张1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就医必然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用，本院根据原告的伤情、就诊时间及次数，酌定交通费为600元。7、辅助物品，原告主张173元，其陈述其中63元系在怡然得吴中医院店购买的尿不湿等，110元系在京东购买的拐杖，提供发票及京东订单打印件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因被殴打致骨折，上述购买物品确系因受伤所需，费用合理，故予以确认。8、二次手术费，原告主张8000元，各被告认为还未实际产生故不认可，因鉴定报告已经明确，该8000元是取出内固定所必须的费用，原告亦当庭表示，其已在医院做内固定取出术，但因还未取得实际票据，故就按8000元主张，不再要求按照实际金额来计算。故对原告之主张予以支持。9、误工费，原告主张按每月20000元标准计算12个月为240000元，并提供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收入误工证明、个人参保证明和2018年1月26日的建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营业执照载明苏州贵益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益贸易公司）自2013年2月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戚大勇。劳动合同载明原告在贵益贸易公司从事采购及销售工作，劳动期限为2016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每月10日为发薪日，采取年薪制，每年不低于240000元，年底一次性发放。收入误工证明载明，原告自2016年9月入职贵益贸易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月工资贰万元，自2017年10月25日受伤后就未至该公司上班，该公司也未曾支付工资。个人参保证明显示，原告从2009年3月补缴社保，2009年4月至2015年9月正常缴纳社保，2016年10月补缴社保一个月，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正常缴纳，最近的缴纳单位为贵益贸易公司。建行交易明细显示，戚大勇于2018年1月26日向原告账户转入20万元，并注明是2017年1月至10月奖金。原告马成强称，该笔20万元就是贵益贸易公司一次性向其发放的2017年1-10月份的劳动报酬，可以证明其每月收入为20000元。三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误工证据明显造假，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不予认可。原告与贵益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大勇系同学关系，马成强与戚大勇多次转账往来，其中最大一笔有100多万元，此前的转账都没有注明款项用途，而该笔20万元连奖金的日期都详细标注，戚大勇个人转账给原告的款项不能作为原告工资的依据。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还陈述，马成强在与众率贸易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提供了2014年苏州银行个人客户明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2014年8月13日、8月19日、10月8日，戚大勇分别向原告转账1129862.53元、31746.66元、100元，2014年10月22日，原告向戚大勇转账1710元。对此，原告称，其和戚大勇之间之所以有资金往来，是因为原告在众率贸易公司工作期间，众率贸易公司与戚大勇及其公司有业务往来，众率贸易公司通过原告账户进行收款，因此原告与戚大勇之间会有相关资金往来，而且正是其与戚大勇之间的业务联系与戚大勇相熟，原告在离开众率贸易公司后，就到戚大勇的公司即贵益贸易公司工作。审理中，本院调取了原告马成强2017年1月1日-2019年4月26日期间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与戚大勇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其中2017年10月25日马成强被周涛殴打致伤前，大部分为马成强转款给戚大勇，金额多则数十万元，少则数百或数千元，总额达数百万元；戚大勇于2017年11月8日、12月5日、12月8日、12月20日分别转款给马成强21000元、10000元、40000元、200000元，于2018年1月26日转款给马成强200000元，即原告主张的2017年1-10月份工资，2018年2月24日马成强转款给戚大勇300000元，此后双方仍相互转账多笔款项。另，本院至木渎镇行政审批局调取了贵益贸易公司的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就业参保申报花名册，显示马成强与贵益贸易公司劳动合同增加原因为新签，劳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20日，合同起止日期为2016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19日，试用期起止日期为2016年10月20日-2017年1月19日，月缴费工资为2700元，该花名册的单位填表人处由马成强签名。本院又向贵益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大勇进行了调查，戚大勇陈述，其和原告是大学同学，2016年9月底原告入职于贵益贸易公司，从事建材销售工作，约定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月工资为3000元，均是现金发放，2016年12月24日试用期满，之后每月收入2万元，实行年薪制，每年不低于24万元，平时不发工资，春节前一次性支付，是用其个人卡发放。2018年1月26日转账20万元就是原告上年度10个月工资，10月底原告受伤后就扣除了2个月工资，之后其未再向原告支付收入，2019年3月底原告伤好后继续回公司上班，社保一直在缴纳。对于2014年苏州银行个人客户明细对账单中马成强与戚大勇的转账记录，其称具体什么款项记不清了，有可能是原告借其公司抬头过账，过账后其公司会取出再给原告。戚大勇确认，其和众率贸易公司的业务往来很少，至多一两笔，也是众率贸易公司向其购买货物，但金额不大，其中一笔100多万元的款项肯定不是与其发生的业务款，肯定是过账的，其未向众率贸易公司采购物品或者结欠款项，如果有也不会由原告代收款项，而是通过对公账户走账。对于原告2017年1月1日-2019年4月26日期间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其转账给马成强的款项是原告向其借款，马成强转给其的是还款。2017年1月6日、2018年2月24日马成强转账给其的28万元、30万元是其向马成强借的款，其和马成强之间互有借款。对于劳动合同备案情况其不清楚，如果有的话，交给社保中心的劳动合同肯定和提交给法院的一样。经质证，原告表示对戚大勇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但戚大勇表示仅有一份劳动合同是记忆有误，实际上，原告和苏州贵益贸易公司有两份合同，第一份是2016年9月25日签署的，第二份是2016年10月20日的签署的，并表示第二份其实是为了缴纳社保临时签署的，2010年度的最低缴费基数是2600多，故其合同上写的工资是2700元。而提交给法院的劳动合同才是双方真实意思。对于原告2017年1月1日-2019年4月26日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其称原告向戚大勇转账主要有几个原因：1、原告会借用戚大勇公司名义做钢筋贸易的生意，因为戚大勇是公司法人代表，也考虑到开票的问题，所以原告对外采购钢筋等物资就把款项打入戚大勇账户，再由戚大勇对外支付货款；2、其打给戚大勇的部分款项是原告筹措资金出借给戚大勇公司，属于借款性质；3、原告作为戚大勇公司业务员收取客户的货款，收款后再转给戚大勇；4、2017年8月10日的一笔10万元是公司需要过账，由公司转账原告，原告再转给公司的客户，5、2017年3月17日的一笔245000元是原告收取承兑汇票后到市场上贴现，原告取得贴现的钱后再支付给戚大勇。戚大勇转给原告款项的原因是：1、因为原告有出借给戚大勇公司，所以戚大勇就打给原告作为还款；2、戚大勇因为公司业务转给原告，原告就用于公司业务了；3、2017年11月8日-12月20日的四笔是戚大勇出借给原告的用于原告医疗费及原告信用贷款的还款，但该些款项原告已经归还给戚大勇；4、原告个人业务收到的货款，由戚大勇收到后再转给原告。被告吴福清、大旭豪公司则表示，原告与戚大勇之间存在长期且频繁的经济往来，并且以马成强转给戚大勇居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社保花名册的填表人也是马成强，也不符合一般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保的普遍做法。双方早在2014年就有大额经济往来，更不能代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涉案20万元转账进行详细标注，这与其日常习惯做法明显不符，系刻意为之。本院认为，原告要求按照每月20000元标准主张误工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为：1、原告主张的2017年工资收入20万元是从戚大勇个人账户转款给原告，并非由贵益贸易公司支付，虽然转账明细中标注为2017年1月到10月奖金，但原告与戚大勇之间存在大量转账往来，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前，马成强多次向戚大勇转款达数百万元，侵权行为发生后，双方亦互有大笔往来，并且原告主张年薪24万元理应属于缴税范围，但原告不能提供完税证明，因此仅就该笔20万元转款不足以认定为原告的工资收入。2、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虽然也记载了其劳动报酬为年薪制，每年不低于24万元，一次性发放，但根据本院至木渎镇行政审批局调取情况反映，社保部门备案的原告与贵益贸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劳动合同期限、工资情况均与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不一致，其中月缴费工资仅为2700元，且经本院向戚大勇调查，其称仅存在一份内容一样的劳动合同，因此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亦不足以证明其年收入24万元的事实。3、根据原告和戚大勇陈述，贵益贸易公司平时不向原告发放工资，仅在春节前一次性发放，该种支付方法明显不同于一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结算方式，而且原告受伤期间贵益贸易公司还无需支付任何工资，原告入职近三年，但至今仅能提供一笔20万元转款证明其工资发放情况，由此此种有违常理的工资支付方式，原告以该笔20万元转款主张每月工资2万元，明显依据不足，不能证明原告每月有2万元固定收入。4、对于原告与戚大勇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原告主张其是戚大勇的公司员工，其个人代公司收取客户货款，再转款给戚大勇，还主张其借用戚大勇公司名义开展原告个人业务，与客户的收付款也是通过其与戚大勇个人之间往来，其与戚大勇及贵益贸易公司之间还存在相互借款关系，又是通过原告与戚大勇个人银行账户发生，原告和戚大勇对资金往来情况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也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原告和戚大勇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较大疑问，对于原告主张20万元款项系发放工资的事实，本院难以采信。5、贵益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戚大勇系原告同学，俩人关系密切，且根据原告和戚大勇陈述，原告借用贵益贸易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因此戚大勇与贵益贸易公司与原告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力较弱。6、关于原告和戚大勇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俩人的陈述也存在明显矛盾之处。第一，对于2014年的资金往来，原告称是其在众率贸易公司工作期间，众率贸易公司与戚大勇及其公司有业务往来，众率贸易公司通过原告账户进行收款，而戚大勇称其和众率贸易公司的业务往来很少，至多一两笔，也是众率贸易公司向其购买货物，但金额不大，其未向众率贸易公司采购物品或者结欠款项，如果有也不会由原告代收款项，而是通过对公账户走账。第二，戚大勇称其转账给原告的款项为借款，原告转账给其的款项为还款，后又称双方互有借款，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原告则称既有借款，也有其作为贵益贸易公司业务员向戚大勇付款，还有其自己个人业务由戚大勇代收代付货款等情况，俩人陈述又不能吻合，且原告称其借用戚大勇公司名义但款项均未通过公司账户，也有违常理。综上，原告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每月有2万元的固定收入，也不能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对其要求被告支付误工费24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原告具备劳动能力，且受伤前后一直在城镇工作并缴纳社保，故本院酌定按照2018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00元计算其误工损失，经鉴定确定原告误工期限为12个月，故核定原告误工费为47200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66146.19元。本案争议焦点一为被告周涛是否需要对马成强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告陈述，其确实与被告周涛发生了推搡，但目的仅仅是摆脱被告周涛的控制，但被告周涛直接将其撂倒在地。故其受伤完全是由被告周涛的侵权行为所致，被告周涛也因对其进行故意伤害而受到刑罚处罚。而在该起伤害事件中，其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故被告周涛理应对其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周涛陈述，2017年10月25日其开车经过原告小区门后恰好看到了原告，其就在路边停好车，并找到原告，同时打电话告知吴福清，但原告为了阻止其打电话便抢夺其手机，还用钥匙戳其导致其腹部嘴巴均受伤，正是由于原告的先动手，双方才会扭打起来。为此提供手机照片予以证明，从照片显示被告周涛腹部及嘴唇确有伤痕。原告表示被告陈述不真实，事情经过是被告周涛找到原告后便阻止原告离开，原告为了摆脱被告周涛的控制进而双方就发生了推搡。被告周涛将原告撂倒在地。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周涛与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是雇佣关系，故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在对周涛的讯问笔录中，被告周涛表示其和原告都是大旭豪公司的员工，原告是做销售的，目前已经离职。原告在职的时候通过大旭豪公司的平台贷款50万元，故老板吴福清安排其去找原告商量该事情。在对吴福清的询问笔录中，吴福清表示，周涛是其公司的员工，已经入职两年多了，工作内容为对账、联系业务，其和周涛仅是上下级关系。被告周涛表示其和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在越溪开店的时候认识了老乡吴福清，吴福清会介绍工程给其，后来饭店不开了，其就到吴福清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即大旭豪公司帮吴福清开车、接待客户等杂事。对外是员工，但实际上其不领取工资。吴福清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确实说过只要看到原告就通知他。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表示被告周涛和其不存在雇佣关系，被告周涛空闲的时候会来帮忙，而原告是众率贸易公司的员工，和大旭豪公司无任何关系。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周涛按照吴福清指派寻找原告马成强，周涛至马成强所住小区找到马成强并要求马成强跟其去公司，在马成强拒绝并欲离开的情况下，周涛强行阻拦马成强离开并继而发生扭打，期间被告周涛以绊摔的方式将原告摔倒在地致原告受伤，被告周涛故意伤害原告身体，致原告轻伤一级，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周涛虽称是原告先动手，并用钥匙将其腹部、嘴唇均戳破，才导致了扭打，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不能证明原告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周涛主张其与马成强都有责任要求原告分担损失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周涛应对原告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66146.19元。关于被告大旭豪公司、吴福清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周涛受吴福清、大旭豪公司指派对其殴打，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已查明事实，被告周涛是受吴福清的指派寻找马成强，本案侵权行为与大旭豪公司并无关系，三被告均否认周涛受雇于大旭豪公司的事实，原告对此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即便原告受雇于被告大旭豪公司，也无法证明周涛的故意伤害行为与从事雇佣活动有关，故原告要求大旭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吴福清虽然陈述周涛是其员工，也是其要求公司员工寻找马成强，但并无证据证明吴福清指使或教唆周涛殴打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吴福清与周涛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因此马成强的损害发生与吴福清指派周涛寻找马成强这一事实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吴福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马成强各项损失人民币166146.19元。二、驳回原告马成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086元，财产保全费2320元，共计人民币3406元，由原告马成强负担617元，被告周涛负担27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肖仁刚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亭书 记 员 朱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