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6民初81490号原告：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周立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栋，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金江路45号。法定代表人：李长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平菊，天津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石首市楚汉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石首市绣林办事处笔架山路。法定代表人：魏绍军。原告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誉公司）诉被告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石首市楚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新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栋，被告恒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平菊、李青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楚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恒运公司赔偿原告煤炭经济损失7699848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约定第三人于2012年5月23日堆存于被告处M203库货场的3万吨煤（煤炭质量：发热量大于或等于5000大卡/千克）的所有权转移给原告所有。被告与第三人对该煤炭所有权没有任何异议，原告需要时，被告无条件配合原告出库。后原告要求提取剩余11845.92吨煤炭时，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将煤炭出库，造成原告至今不能提取剩余数量的煤炭。原告认为，三方签订的《货权转移协议》依法成立，被告应配合原告提取在被告处堆存的煤炭，被告拒绝原告提取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因被告表示已无相应煤炭，原告主张该煤炭对应的价款。故原告起诉，请判如所请。被告恒运公司辩称，一，恒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适格被告应是本案第三人楚汉公司。本案的真实情况是，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建立煤炭买卖关系，由楚汉公司出售三万吨煤炭给新誉公司。因煤炭装船运输前需要楚汉公司先将煤炭分批储存在货场达到一定数量，再下计划安排航运装船运输。按照行业管理也是为了交易方便，在新誉公司提货前，楚汉公司将煤炭先存于恒运公司的M203库，新誉公司凭三方先行签订的《货权转移协议》直接由M203库提取煤炭。恒运公司为新誉公司提供煤炭的前提是楚汉公司要先将煤炭存放在恒运公司的仓库。在整个买卖关系中，恒运公司的作用仅是提供仓库储存。因楚汉公司没有偿还能力，新誉公司于是选择恒运公司起诉，是新誉公司利用民事诉讼程序故意而为的。二，新誉公司已提取18154.08吨煤炭，该煤炭系楚汉公司根据《货权转移协议》存于恒运公司的部分煤炭，并不是《货权转移协议》约定的全部3万吨煤炭都储存在恒运公司。三方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后，在得到新誉公司提货通知前，楚汉公司法定代表人魏绍军会陆续将煤炭储存在恒运公司M203库，之后新誉公司的工作人员吴强按照《货权转移协议》与恒运公司办理出库手续，装船运输，恒运公司已根据《货权转移协议》办理了出库手续，出库装船18154.08吨煤炭。此后，楚汉公司也未再将新誉公司所需要的煤炭存放于恒运公司的仓库中，恒运公司也未收到楚汉公司给新誉公司出库的信息，楚汉公司还欠付恒运公司欠款，对新誉公司主张的11845.92吨煤炭，恒运公司无法提供。第三人楚汉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新誉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交了《货权转移协议》、刑事判决书等证据，恒运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货权转移协议》系楚汉公司作为甲方、新誉公司作为乙方、恒运公司作为丙方（仓库方）签订。该协议载明：经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于2012年5月23日堆存于丙方M203库货场的煤3万吨的货权转移给乙方（煤炭质量：发热量大于等于5000大卡/千克），甲、丙方已确认该货权无任何异议，乙方需要时甲方、丙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出库。出库时丙方需接到乙方盖章及乙方授权的经办人吴强签字后的确认函方可出库。楚汉公司、新誉公司、恒运公司三方均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2012年7月，吴强在向恒运公司出具相关手续后，提取该公司货场内的煤炭18154.08吨，用于出借给楚汉公司魏绍军。后魏绍军将该煤炭卖给宁波华坤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所得货款用于偿还其债务。公安机关于2014年5月对吴强采取强制措施，2015年6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对被告人吴强挪用资金罪一案作出（2015）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吴强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判决吴强退赔相应挪用款。吴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常刑二终字第6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判决认定，新誉公司同楚汉公司合作经营煤炭业务，由楚汉公司联系煤炭的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由新誉公司提供资金。庭审中，新誉公司主张根据上述证据应认定3万吨的煤炭归其所有，其先是基于物权主张权利，后又主张依据三方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对于三方协议的签订背景、相关事实，新誉公司未提供证据。恒运公司在庭审中表示仓库中并没有楚汉公司的煤炭，而是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购买煤炭。双方有相应购销合同，但内容是框架性的，具体合作中需要根据不同的买家、不同的品种进行调整。同时，恒运公司表示合同都找不到了，楚汉公司还欠付1000多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调取了吴强挪用资金一案的卷宗材料。新誉公司、恒运公司对本院调取的卷宗材料均无异议。卷宗材料显示以下事实：1、关于新誉公司与石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吴强以及魏绍军（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4年4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后于2014年5月30日被取保候审，之后情况不明）的供述、新誉公司总经理刘克俭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陈述，均显示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合作经营煤炭销售业务，双方的业务模式为：由楚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绍军联系煤炭的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以及相应价格，新誉公司负责提供资金，不承担业务的盈亏，而是按照0.00108225元/天*汇款金额*资金占用天数收取资金使用费，核算下来是每吨每天0.5元，该费用作为新誉公司的固定利润。履行中，魏绍军联系好业务后，由楚汉公司作为卖方与新誉公司作为买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再由新誉公司作为卖方与魏绍军联系的买家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然后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之后由新誉公司向石首公司支付货款70%的金额，待买家将货款支付新誉公司后，新誉公司扣除所支付的70%的货款以及该期间的资金使用费后，将余额给付石首公司。2、三方合作的情况。根据相关人员的供述、陈述以及刑事卷宗材料，显示在2012年3、4月份，新誉公司、石首公司、恒运公司按照上述模式做了两笔煤炭业务，由魏绍军联系的买家华能公司，业务正常。此后，新誉公司决定增加业务量。2012年5月，魏绍军再次和华能公司联系好业务，楚汉公司、新誉公司及华能公司签分别订了合同（吴强供述4.5万吨，魏绍军供述5万吨）。此后，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签订了涉案《货权转移协议》。协议签订后，新誉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向楚汉公司支付了货款1365万元。2012年5月28日，新誉公司、楚汉公司还与天津利盛煤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5万吨的相同文本的《货权转移协议》。2012年6月1日，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了货款910万元。楚汉公司于5月25日支付给恒运公司1000万元，于6月1日再支付恒运公司300万元，其他款项魏绍军用于他处。此后，因为煤炭价格等因素，华能公司取消合同，相关交易未能进行。2012年7月，魏绍军向吴强借煤，吴强未经新誉公司允许，自行提供相关手续在恒运公司提取18154.08吨煤炭出借给魏绍军，魏绍军将该煤向案外人提供。之后，吴强、魏绍军等各方曾想各种方法弥补，但未能解决，直至新誉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卷宗材料中包括多份合同，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于2012年5月签订的煤炭运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结算价格是每吨725元；楚汉公司和新誉公司的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其中编号为XYNY-20120521合同载明数量为5万吨（以实际装船数量为准），交货期限为2012年5月21日至2012年6月21日，结算价格为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格，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销售煤炭的单价为：655元/吨-0.5元/天/吨/*资金占用天数；以及新誉公司与华能公司签订的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其中合同编号为HNJT-2012-CG-117合同载明数量为5万吨（已实际装船数量为准），交货期限为2012年5月21日至2012年6月21日，结算价格为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格，基本价格为655元/吨。对于上述合同，原告未发表意见，也未说明各合同的具体关联关系、背景及履行情况。对于新誉公司支付的1365万元、910万元，相关人员的供述、陈述，均认为该款项为上述3万吨煤炭70%的货款以及2万吨煤炭70%的货款。同时，魏绍军供述“1365万元中的1000万元以及910万元中的300万元支付给恒运公司，用于买煤”。恒运公司的总裁李迎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称“楚汉公司向我公司买了煤之后再卖给新誉公司，我们三方签订有货权转移协议，新誉公司确定我公司有煤后，向楚汉公司付款，楚汉公司再向我公司付款，然后凭新誉公司吴强的提货证明，我公司再安排发货...我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笔数比较多，一直是滚动式的，魏绍军很少有将单笔业务全款付给我们的，他一直欠我公司钱，他付款给我们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笔业务，我们之间是按总账结算的，有时他资金紧张，我们也会欠一些煤给他...”、“魏绍军只根我说是货款，没有说是哪笔业务的货款，当时魏绍军欠我们2000多万元...”、“现在楚汉公司至少欠恒运公司1000多万，这些欠款都是前面业务滚下来的总欠款”、“货权转移协议虽然是恒运公司、楚汉公司、新誉公司三方签的，但是我公司是直接与楚汉公司发生购销关系的，并没有与新誉公司发生购销关系，只要楚汉公司将款付给我们，新誉公司将剩余的煤炭提走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楚汉公司没有付这个钱给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发货的，而且魏绍军现在欠我公司1000多万，我公司现在联系不上他，根据这些情况，新誉公司要来提剩余煤炭，我公司是不会发货的”。庭审中，被告进一步解释称当时煤炭业务比较火，各方的操作都不够规范，合同内容都是框架性的，各方在履行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关事宜。对于货权转移协议，其认为只是各方操作的一个惯例。关于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魏绍军在供述中称“这笔业务只有5万吨，恒运公司那里签订了3万吨的货权转移协议，再到天津利盛签订5万吨煤炭的货权转移协议。那么新誉公司就会打8万吨煤炭的70%货款给我，其实新誉公司多打了3万吨煤炭的货款给我，8万吨煤炭一共要打给我3640万元，我在恒运公司和天津利盛一般只要付货款的50%至60%就可以拿到煤炭了。如果按照50%算的话，我只要付2600万元就可以拿到8万吨煤炭了，这样多出来的1000万元就可以自己自由支配了，所以说新誉公司付了5万吨的70%共计2275万元，我付了1300万给恒运公司，剩下来的钱我拿到手之后就还给欠别人的煤款和运输费之类的钱了...”、“名义上我还欠恒运公司1000万...”。此外，魏绍军供述前两次的合同情况时称“我在恒运公司买煤的价格是740元每吨，但是恒运公司的煤是质量比较高的原煤，质量都在5300大卡以上。华能我卖给他660元至670元每吨，但是华能要的是5000大卡的煤。所以我不能全部从恒运公司发货。比如一船煤5万吨，我从恒运公司运出3吨，再从其他库里出2万吨4300至4500大卡的煤，两种煤和在一起也能达到5000大卡，4300至4500大卡的煤要比5000大卡的煤便宜100多云每吨。整船煤卖给华能的华在价钱上就能持平”。3、各方对于《货权转移协议》的相关陈述。吴强在供述中陈述“...为了确保我公司的资金安全，魏绍军要寻找一家我们双方认可的第三方监管单位，是恒运公司...魏绍军要将煤放在监管单位的仓库内，然后我方确认现场有那么多煤...”；刘克俭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陈述“...为了保证我公司的资金安全，再寻找一个第三方作为担保，魏绍军找的是恒运公司”、“在2013年6月份，吴强到这两个公司去核实的，恒运公司承认我公司有3万吨煤的货权，已提走2万吨，说明魏绍军已经把恒运公司的钱付掉了，所以恒运公司承认我们的货权，而天津利盛说他们没有收到魏绍军的钱，所以实际我公司并没有取得煤炭的货权，我公司付给他2万吨的70%的货款，不知魏绍军用到何处去了，这些情况吴强是清楚的”；魏绍军在供述中称“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主要就是为了确保新誉公司打给石首公司的资金安全，也是为了确保新誉公司能提到这么多的煤炭。因为货权转移协议上有仓库方的担保，仓库方有时候就是实际的供货方，如果我是向仓库方买煤的话，仓库方就是实际供货方，如果我是从别的地方买的煤暂存在仓库方的煤场，仓库方实际就是担保方”、“按照协议上的规定，江苏新誉还能从天津恒运提1万2千吨煤。但是还是需要我出面和恒运公司结算一些费用，恒运公司才能让新誉公司提货”；恒运公司的总经理李迎松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实际情况是恒运公司也是供货方，是恒运公司供煤给楚汉公司，楚汉公司再供煤给新誉公司，恒运公司与楚汉公司有购销协议，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之间也有购销协议，资金的流向是新誉公司付款给楚汉公司，楚汉公司付款给恒运公司，恒运公司凭新誉公司盖章和吴强签字的提货证明发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货权转移协议》的性质以及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恒运公司是否负有向恒运公司交付剩余11845.92吨煤炭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法律关系相互交叉，较为复杂，对于《货权转移协议》以及相应买卖合同背后各方的法律关系，应综合在案全部证据全面分析。关于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已查明事实来看，虽然双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双方的实质权利义务为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融资，并按约定进行还款，新誉公司则收取资金占用费，赚取的是固定利润，不承担其他费用及亏损风险，因此，双方之间名为买卖、合作关系，实质上则是借贷关系。关于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楚汉公司、恒运公司均认可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亦符合案件事实，该法律关系应予认定。关于双方在合同项下具体的权利义务，主要是煤炭交付、付款条件，从恒运公司的相关陈述、意见来看，双方未有明确的约定，但在实际履行中，恒运公司根据双方债权债务情况会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魏绍军的相关陈述亦显示双方并没有明确的约定，恒运公司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此外，从新誉公司总经理刘克俭对于《货权转移协议》的陈述来看，其亦知晓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关于新誉公司、恒运公司、楚汉公司围绕《货权转移协议》所产生的三方法律关系。对该协议性质的认定，应依据各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应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尽管该协议中“楚汉公司3万吨煤炭的货权转移给新誉公司”的约定，似含有法理上的让与担保之意。但从案件基础事实来看，涉案煤炭系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购买，其对涉案煤炭并不当然拥有所有权，故该《货权转移协议》并不发生涉案煤炭物权变动的效果。关于恒运公司在协议中的地位，从魏绍军的陈述来看，如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买煤，则恒运公司只是供货方，并无担保的义务，如楚汉公司的煤放在恒运公司，即恒运公司作为仓储方，其也只是保证新誉公司能够提到楚汉公司的煤炭，该担保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从新誉公司总经理刘克俭对于新誉公司与恒运公司以及天津利盛公司的两份货权转移协议的陈述来看，其亦认为只有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天津利盛公司支付货款，新誉公司才能取得煤炭的所有权，否则，不能取得煤炭的所有权。可见，楚汉公司、新誉公司也都认为恒运公司在《货权转移协议》的履行中只是煤炭的出卖方。本院认为，本案三方客观的法律关系是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新誉公司基于其和楚汉公司的合作关系（实为借贷）提前介入到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关系中，《货权转移协议》系依附于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关系所产生的派生协议，是对前述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新誉公司系作为楚汉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接受履行主体而参与到煤炭买卖交易当中，即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的货权转移行为由楚汉公司指定向新誉公司实际履行，新誉公司在其中的身份是代为履行的第三人。在该关系项下，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提供货物担保模式，即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作为共同买方和共同卖方以获取对货物的控制权。涉案该笔合作中，楚汉公司作为定约方，新誉公司作为实际收货方，对于实际供货方恒运公司而言形成了实质上的共同买方。综上分析，新誉公司无权直接以物权主张权利，其是否有权依据合同关系针对剩余的11845.92吨煤炭主张权利，即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取决于楚汉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对价义务，即是否符合恒运公司、楚汉公司买卖合同中的煤炭交付条件。对此，原告负有相应举证责任。首先，对于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于5月25日支付的1000万元、于6月1日支付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从现有事实来看，恒运公司主张楚汉公司在涉案煤炭交易之前存在欠款，魏绍军在公安机关供述中亦表示欠付恒运公司1000万，同时结合恒运公司陈述的结算方式，对于以上款项的给付，不能当然得出系给付涉案煤炭的货款。其次，恒运公司、楚汉公司对于煤炭交付未有具体约定，实际履行中恒运公司一般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但该信用额度系恒运公司的自身权利处分，而非楚汉公司享有的权利。即便上述1300万元系针对涉案煤炭，该款项也仅是部分款项，新誉公司在该情况下无权主张全部煤炭。再则，关于1300万元款项所对应的煤炭数量问题。根据现有事实，刑事卷宗合同显示恒运公司、楚汉公司的交易价格为725元/吨，而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的合同价格为665元/吨。同时，通过魏绍军的相应陈述也可看出，其向恒运公司所购煤炭的价格高于其出售价格。在该情况下，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款项所对应的货物品种、数量与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款项所对应的货物品种、数量并不相同。可以看到，如果以上合同系涉案煤炭买卖合同，则即便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的1300万元系针对涉案煤炭，该价款所对应的煤炭数量为1.7931吨，吴强所提走的数量已超出该数量。此外，尽管楚汉公司未到庭，但根据魏绍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其亦表示需要其出面向恒运公司结算相关费用，新誉公司才能提取相应煤炭。综上，新誉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恒运公司负有支付相应数量煤炭的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的责任，因新誉公司在本案中只向恒运公司主张权利，故对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本院不予评判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739元，由原告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强人民陪审员  张金明人民陪审员  孙建霞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班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