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28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立武，男，197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琴，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倩，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南万社区东部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生小霞，女，197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系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纳，住青岛市城阳区，系刘学洲之妻。 上诉人万立武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6369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万立武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石渣款342,52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查清事实。1、关于收料单连号问题。为了便于结算，被上诉人采用的是一本收料单对应一个送料车进行记账的模式，故会出现同一车辆的收料单都是连号出具的情况，该情况是符合实践的，且有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收料员出庭证明此事实。2、关于同一本收料单编号较小的单据填写时间晚于编号较大的单据问题。收料单据编号小的填写时间晚于编号较大单据，是存在不同收料单上，并非原审判决所述在同一本收料单上。因为不同收料单一般都是对应不同的送料车，而每个送料车到工地送料的时间并不一致，故不同收料单上编号较小的单据填写时间晚于编号较大时间属于正常情况。3、关于同一车辆多次运载数量除0046446号单据外均相等的问题。原审法院断章取义地部分引用证人证言，作出错误认定。一审中，证人称装载数量是用米尺测量得出，但并非每次都测量，而是在送料车第一次送料时，收料人会用米尺对送料车进行测量，计算出体积，从而测算出送料车在满载状态下的石渣量，只要该车再到工地送货处于满载状态，均按第一次测量满载数据计算，故出现同一车辆每次运载石渣数一致的情况。4、关于9731号车其他单据数量为19，而0046446号单据数量为30的问题。原审法院对此未进行充分调查，就依据所谓的实践情况直接断定上述情况不合常理，是错误的。正如以上所述，每辆送货车在其首次送货时都会用米尺测量容积计算其满载量，但满载量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平载的情况，一种是高载的情况。9731号货车平载的满载量是19立方米，而其高载的满载量是30立方米。这就是为何9731号货车会出现两个数据的原因。5、关于上诉人对其购买石渣情况的说明。原审法院并未进行充分调查，便作出上诉人陈述与常理不符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自己并非直接供应石渣而是中间商，赚取的是其购买石渣和销售给被上诉人石渣的差价。上诉人已说明石渣来源，有一部分石渣是通过另一中间人孙某帮其联系送货，也有直接从垃圾场买的石渣，而安排车辆送货事宜均由上家安排，上诉人不直接安排车辆，故其无法说清每辆送货车的情况。上诉人对其购买石渣并销售给被上诉人的情况能够作出合理说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出售石渣，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诉请主张事实，而被上诉人未尽到任何举证义务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也极其不公正。上诉人在一审中为证明其诉求主张，不仅提交了盖有被上诉人公章的收料单即双方结算的重要凭证，还申请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时在被上诉人处负责收料的工作人员江某1、江某2、齐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与上诉人提交的收料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买卖事实的存在。而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尽到充分举证义务，而被上诉人未尽任何举证义务否认涉案买卖事实的存在，原审法院仍以上诉人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上诉人极其不公正。 被上诉人乐洲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上诉人诈骗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立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乐洲公司支付万立武石渣款342,52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万立武于2016年10月30日至2016年12月12日期间，为乐洲公司承建的济青高速路拓宽工程南泉到供应石渣，双方约定每方20元，万立武共计给乐洲公司供应石渣17,126方，货款共计342,520元，万立武多次索要未果。 乐洲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交易关系。2016年，乐洲公司与李清伦、齐某共同合作经营土石方工程，当时乐洲公司对李、齐二人非常信任，留下很多盖有公章的空白收料单。2017年初，李、齐二人独自成立公司，将乐洲公司孤立，经向中铁十四局了解，得知原先由乐洲公司与中铁十四局签合同，改为由李、齐二人成立的公司与中铁十四局签合同，因此，乐洲公司与李、齐二人发生矛盾。李清伦为报复，先以其妻弟媳名义起诉乐洲公司，现又以其妻弟万立武名义起诉，本案是李清伦为报复乐洲公司进行的一起虚假诉讼，请求驳回万立武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立武向乐洲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为加盖乐洲公司公章的收料单一宗，该宗收料单载明货名为“石渣”并标明数量。该收料单大部分为连号单据，且存在同一本单据中填写时间顺序颠倒问题，如0150834号单据填写时间为2016年12月4日，而0150848号单据填写时间为2016年11月27日，此类问题十余处。庭审中，证人江某1、江某2称，单据上的数量是用米尺测量后计算所得，但万立武提交同一车牌号的收料单中，数量栏中的数字基本一致，部分单据中的数量精确到0.5立方米。在上述单据中，9731号车0046446号单据中数量为30，该车其他单据数量均为19。庭后经询问万立武本人，其未能明确从何处购进石渣、经何人手租用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根据万立武提交的证据，结合万立武及证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本案存在以下几处疑点：1、同一车辆的收料单基本是连号开具的问题，根据实践情况，向工地送石渣基本上是不同车辆络绎不绝地运送，相邻单据上车牌号不可能相同，因此不应存在同一车辆收料单连号的情况；2、同一本收料单编号较小的单据填写时间晚于编号较大的单据的问题，单据的开具一般是根据时间发生顺序依次开具，现实中，一本单据基本是25张或50张，最末单据的尾号为0或5，本案中存在上述问题的单据均为同一本单据，故该十余处时间顺序颠倒的情况与常理不符；3、同一车辆多次运载数量除0046446号单据外均相等的问题，实践中，汽车在运送石渣前，一般先通过装载机或挖掘机向汽车填装石渣，填装过程中一定会存在误差，证人在庭审中证实，收料单中的数量是通过米尺测量计算所得，如果是实际测量，加上装载误差，同一车辆每次运输石渣的数量均应不同，而万立武提供的证据中同一车辆不但每车数量相同，而且部分数量精确到0.5立方米，故填写的数量有悖于常理；4、9731号车其他单据数量栏均为19，而0046446号单据中数量栏为30，根据实践情况，汽车在运输石渣时，基本是满载运输，从该车单据开具情况，应推定该车辆满载运输石渣量应为19立方米，而0046446号单据中载明的数量为30，明显不符合常理；5、经询问万立武本人，其无法确认从何处购进石渣、经何人手租用车辆，亦与常理不符。综上，万立武提交的收料单及其陈述有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在其无其他证据排除上述疑点的情况下，其仅凭该收料单主张权利，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故对其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万立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38元、诉讼保全费2,320元由万立武负担。 上诉人万立武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济青高速扩宽工程协议书一份，证明2016年5月乐洲公司与中铁十四局签订石渣供应合同，本案所涉石渣买卖就是乐洲公司为履行其与中铁十四局的合同义务而从上诉人处购买石渣，还证明本案所涉石渣买卖关系真实存在。 证据二，收料单封皮六张（复印件），证明：1、证人江某2、齐某曾是乐洲公司的员工。2、乐洲公司的会计封面记载：韩宽军，单据38张，总方1,068方；韩宽军，单据97张，总方2,931方；陈兆杰妹夫6车、3车243方；孙进范12车，279.5方；还证明乐洲公司进行石渣数量的统计方式是：每个运送石渣的人或每辆运输车单独使用一本收料单，有几辆车就有几本收料单，该车运送石渣时收到的收料单一定是连号的；收料单封面汇总石渣总方数，双方已提前约定好石渣单价，无需在每张送料单上特别标注单价，在结算时只需要计算送料单的总方数，再乘单价即可；乐洲公司曾提交该证据的运送地点有范沟疃、鲁家埠等，也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运送地点一致，可以证实本案双方交易真实存在，同时也有精确到0.5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部分数量精确到0.5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属于臆断。3、乐洲公司一审陈述情况多处不实，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一，乐洲公司称不认识收料单上的陈兆杰，而其自身提供的证据显示，陈兆杰是乐洲公司的员工，陈兆杰妹夫也为乐洲公司运送石渣。其二，乐洲公司不认可齐某、江某1、江某2在其公司工作，但其收料单封面上却明确写着证人的名称，可以证实上述证人在2016年11月和12月在乐洲公司工作。 证据三，对乐洲公司负责收料的工作人员陈兆杰的调查笔录、录像及照片，证明陈兆杰系乐洲公司负责收料的工作人员，其负责收料期间，送料人送料后，根据送料人送料的数量开收料单，送料人凭收料单与乐洲公司进行结算。 证据四，对乐洲公司负责收料的工作人员戴修荣的调查笔录、录像及照片，证明戴修荣系乐洲公司负责收料的工作人员，其负责收料期间，送料人送料后，根据送料人送料的数量开收料单，送料人凭收料单与乐洲公司进行结算。 证据五，上诉人向乐洲公司工地送石渣拍摄的现场照片八张，证明上诉人曾在2016年10月30日到2016年12月12日期间向乐洲公司供应石渣，照片为向乐洲公司供应石渣的真实情况。 被上诉人乐洲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乐洲公司确与中铁十四局签订过此份石渣供应合同，约定由乐洲公司给中铁十四局第一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就济南高速扩宽工程供应石渣。对上述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江某2、齐某在2016年之前（含2016年）确是乐洲公司的员工，齐某、江某2于2017年5月份左右从乐洲公司离职。对上述证据三和证据四的质证意见是：戴修荣和陈兆杰确实是乐洲公司的收料员，但陈兆杰说单子连号问题并不属实，不可能同一本单子出现连号。对上述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证明事项。 基于本案双方的示证和质证意见，结合本院的查验辩析，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乐洲公司对上述证据一、证据二和证据五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且此三组证据均与本案所涉纠纷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三组证据均予采信；而因乐洲公司确认戴修荣和陈兆杰是其收料员，其虽称此两人所述不属实，但戴修荣和陈兆杰作为被上诉人处具体负责收料的业务人员，在被上诉人既未举证证明此二人与其存在纠纷或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也未提交证据足可证明戴修荣和陈兆杰所述不实的情形下，本院对戴修荣和陈兆杰关于涉案石渣业务流程的陈述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乐洲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其承建了济青高速路南泉到拓宽工程，并确认其曾因承建上述工程而对外采购石渣，且称其系向李玉成和韩宽军等人采购石渣。而乐洲公司在一审中则对其是否承建了济青高速路南泉到拓宽工程却称并不清楚。 再查明，乐洲公司在二审中称其公章曾由齐某和江某2持有，并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收料单就是齐某和江某2持其公司公章在空白收料单上加盖形成，而非其将盖好公章的空白收料单交给齐某等人。但乐洲公司在一审中则称其曾向齐某等人交付大量盖好其公章的空白收料单。 又查明，上诉人称涉案石渣的单价是每立方7-8元，运费每方10-11元，运到工地大约是每方17-19元，并称其利润是每方1-3元，还称其与乐洲公司约定的石渣单价是每方20元。 乐洲公司称其不清楚涉案济青高速南泉至拓宽工程所用石渣的总方量和总价款。 还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收料单记载的石渣方量共计17,156方，但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自认其共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17,126方，并在庭审过程中依然主张其共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17,126方。 上诉人在二审中所提交被上诉人会计凭证封面记载的石渣单价有每立方18元和每立方20元两种标价。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因被上诉人在二审中确认其承建了济青高速路南泉到拓宽工程，并确认其曾因承建上述工程对外采购石渣，却称其不清楚涉案济青高速南泉至拓宽工程所用石渣的总方量和总价款，现上诉人提交盖有被上诉人公章的收料单主张其曾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反驳证据否定上诉人所提交收料单记载不实的情形下，应确认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交收料单的证明效力。虽然上诉人提交的涉案收料单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看似不合理之处，但上诉人已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且被上诉人的收料员所作陈述也与上诉人的解释相契合，仅凭上诉人所提交收料单存有疑点尚不足以否定其证明力。且设若上诉人故意伪造涉案收料单，按常理其会编造得不易令人发现疑点，原审判决所作分析推理并不能得出上诉人所提交收料单必然虚假的结论。 其次，被上诉人虽主张其曾将其公章交由齐某和江某2持有并由齐某和江某2持其公司公章在空白收料单上加盖形成涉案收料单，但被上诉人对其上述事实主张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应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更何况被上诉人就涉案收料单缘何形成所作陈述前后并不一致，被上诉人的陈词也因之缺乏可信度。 再次，上诉人虽主张其就涉案石渣与被上诉人曾约定单价为每方20元，但其并未提交切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确曾与被上诉人作过上述约定，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因上诉人在二审中所提交被上诉人会计凭证封面记载的石渣单价有每立方18元和每立方20元两种标价，且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就济青高速南泉至拓宽工程曾以每方18元和每方20元对外采购石渣。在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约定的石渣单价为每方20元的情形下，本院以每方18元确定涉案石渣的价款。又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收料单记载的石渣方量共计17,156方，但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自认其共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17,126方，且在庭审过程中依然主张其共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17,126方，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确认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供应石渣17,126方。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供涉案石渣的总价款为308,268元（17,126*18）。因被上诉人既未抗辩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上诉人支付石渣款，故其应向上诉人支付石渣款308,268元。 最后，虽然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曾与被上诉人就逾期付款利息或逾期付款违约金作过约定，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上诉人诉请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其损失，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而因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曾与被上诉人就涉案石渣款的付款期限作过明确约定，故上诉人诉请主张被上诉人自2016年12月13日起向其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应自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自2018年8月1日起向上诉人计付逾期付款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万立武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636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万立武支付石渣款308,268元并计付利息（以308,268元为计息本金，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万立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438元、诉讼保全费2,320元，共计8,758元，由上诉人万立武负担875.8元，被上诉人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88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38元，由上诉人万立武负担643.8元，被上诉人青岛乐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79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