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2767号原告:广州市增城吉岗服装加工厂，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何村发达岭小区聚龙路8、10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72034413J。经营者：刘小红，女，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委托代理人：刘斌，广东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靖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创新大道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681465791。法定代表人：陈竞宏。委托代理人：邓俊华，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增城吉岗服装加工厂（以下简称吉岗服装厂）诉被告广州靖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华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金勇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原告吉岗服装厂的委托代理人刘斌，被告靖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俊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吉岗服装厂起诉称：广州市明恒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恒公司”）向吉岗服装厂先后于2018年11月16日借款205412.68元、2018年12月7日借款143331.37元用于周转，因明恒公司与被告存在买卖业务关系，被告差欠明恒公司货款，明恒公司要求被告开具相同金额的现金支票给原告，以抵消明恒公司所借原告款项本金，于是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20日开出以原告为收款人的支票，票号分别是37820774、38857901，记载金额为205412.68元、143331.37元，原告拿到支票后先后于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23日向银行要求付款，银行分别以财务章变形核印不过、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为由予以退票，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协商，被告以与明恒公司产生产品质量纠纷为由对原告置之不理，原告认为被告串通明恒公司，蓄意欺诈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给付支票票面金额348744.05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靖华公司答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无发生过交易，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票据并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承担付款责任，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明恒公司或者被告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存在上述真实的交易关系。二、原告与明恒公司虚构借款事实，并进行虚假诉讼，不享有涉案支票的票据权利。被告与明恒公司在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6日明恒公司分别向被告交付了总票额为205412.68元、143331.3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被告在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6日向明恒公司分别交付了支票一张（均应原告的要求将收款人栏空白不填，并分别将出票日期填写为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20日，票面金额为205412.68元、143331.37元）。2018年12月17日，因明恒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及房租水电费导致属于被告的生产模具、夹具、产品材料及零部件被明恒公司的房东及工人扣押，明恒公司当日向被告借款1530000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房租水电费等费用。因此被告对明恒公司拥有到期债权可以抵消，且可以抵消的债权已经超出了被告欠明恒公司的加工费（票据债务）。之后，被告通知明恒公司返还被告开具的两张支票，但明恒公司告知被告无法返还给被告，因两张支票已经丢失。被告因此于2018年12月28日及2019年1月18日对涉案支票挂失止付。根据原告提交的划款授权书显示明恒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7日向原告借款205412.68元、143331.37元，与被告分别在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6日交给明恒公司的支票的票面金额完全一致。直至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才知道原告要求两张支票收款人栏空白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明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时间是在被告向明恒公司开具支票的当日或者次日，两次借款的金额与被告向明恒公司开具的两张支票的金额高度吻合到小数点后两位，结合被告了解到明恒公司拖欠大量供应商货款，早已债台高筑的情况，可知明恒公司向原告借款是假，通过虚构民间借贷关系以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是真。原告是恶意取得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三、即使法院认定原告善意取得票据，但其与被告没有基础票据关系，未经背书不享有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支票收款人属于相对记载事项，欠缺此事项的支票有效。但除依法补记外，空白支票不得使用。《结算支付办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进一步明确，未经补记的空白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权对该事项进行补记的主体为出票人和经出票人授权的人。涉案支票均为空白支票，原告未经被告授权，不具有补记的权利，其私自在收款人栏将自身添加为收款人，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四、案涉的一张支票因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符而遭退票，属于无效支票，被告对该支票更不应承担票据责任。票号为1040443037820774的支票因财务章变形核印不过，属于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符而遭退票。根据最高院关于实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出票人为单位的，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印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如出票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则该票据不发生法律上的票据效力。出票人的签章不真实的，且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债务人不承担票据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款项的理据不充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持有出票日期分别为2018年12月20日和2019年1月20日，出票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票面金额分别为205412.68元和143331.37元，支票号码分别为10404430/37820774和10404430/38857901，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广州新塘支行的支票两张。原告于2018年12月21日持上述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支票，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收款时，遭银行以财务章变形核印不过为由退票。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持上述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20日支票，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收款时，遭银行以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为由退票。被告确认上述支票系由被告向银行申请挂失止付。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没有直接交易往来。被告主张上述两张支票系因其与案外人明恒公司之间加工交易结算而开出并由被告加盖印章，但主张该支票系其开具给案外人明恒公司，其开出支票时，收款人为空白。原告主张上述支票系因其向案外人明恒公司提供借款而交付给原告。原告提交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显示：2018年11月16日，户名为刘勇，付款行为招商银行广州新塘支行的账号为62×××88的账户向收款人为刘钻英的银行账户转账199603元；2018年12月7日，上述刘勇银行账户向收款人为彭远芳的银行账户转账138195元。原告主张上述刘勇系其财务人员，收款人为案外人明恒公司指定收款人。原告还提交了借款人（委托人）为明恒公司的《划款授权书》及《委托收款授权书》，上述文书中载明了明恒公司委托原告向被告收款，及明恒公司指定刘钻英及彭远芳为借款指定收款账户等内容。诉讼中，刘勇接受本庭询问时确认上述其代原告进行转款事实。同时，原告提交了2017年11月10日、2018年5月21日和2018年11月20日的招商银行支票进账单，上述进账单中列明的支票出票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原告主张其与案外人明恒公司在之前多次存在类似由案外人明恒公司在未取得支票或出票日期未到期之前向原告借款，再交付支票给原告，由原告持支票到银行收款的民间借贷关系。另，被告提交的《借条》，主要载明，2018年12月17日明恒公司向被告借到1530000.00元用于解决工人工资、房租水电等费用。生产模具、夹具、产品材料退回给被告。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8民初276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支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享有案涉两张支票的票据权利。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确认原告依法享有案涉两张支票的票据权利，理由如下：一、被告主张其与原告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应当承担向原告付款义务的抗辩不能成立。根据被告的陈述，被告基于为加工关系支付加工费而签发案涉支票，即其就案涉票据的签发具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而原告主张其取得支票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亦提交转账凭证等初步证据为凭，被告对原告取得案涉支票是否已经支付对价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并未发现案涉支票的签发及取得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二、被告出具收款人为空白的支票，应视为被告授权持票人对收款人进行补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的规定，持票人将收款人补记，符合法律规定。三、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的支票，遭银行以财务章变形核印不过为由退票。被告庭审中亦确认该支票系由被告开出，即上述财务章核印不过的原因系加盖印章行为不当导致支票印章变形，而非加盖财务章与银行预留印章不符，被告主张该支票无效，理据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20日支票，被告并非案涉支票持票人但向银行申请办理挂失止付，且未有证据证明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法院亦未对该支票作出除权判决，案涉支票依法有效。四、被告未有证据证明原告恶意取得案涉支票。综上所述，原告作为上述两张支票的持票人，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即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依法应得到保护。原告持上述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遭银行退票，原告要求出票人支付票据金额合计348744.05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州靖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支票票面金额348744.05元给原告广州市增城吉岗服装加工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6元和财产保全申请费2263元（原告均已预交），由被告广州靖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金勇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嘉泺本案引用及参考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法所称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二十六条：出票人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第七十条：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八十一条：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第八十四条：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支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出票日期；（六）出票人签章。支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支票无效。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第八十九条：持票出票人必须按照签发的支票金额承担保证向该持票人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付款人处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额时，付款人应当在当日足额付款。第九十三条：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支票的出票行为，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汇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