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1380号原告：刘晋，女，196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重庆联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肸，重庆联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邱向东，男，197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韵策，重庆市江津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凌泽宏，女，197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韵策，重庆市江津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晋与被告邱向东、凌泽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李良肸，被告邱向东、凌泽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韵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邱向东、凌泽宏返还借款本金20万元；二、判令被告邱向东、凌泽宏支付利息（以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随本清）。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7日，我母亲徐淑惠借给邱向东和凌泽宏27万元，用于邱向东购买厂房及原料生产产品。邱向东承诺工厂一旦开始正常生产出产品就立刻还款，且每月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6年9月26日，我母亲徐淑惠将债权转让给我。债权转让前及转让后，我母亲与我多次催收，邱向东只偿还借款本金7万元，尚欠20万元借款本金未还，并从2016年9月起未再支付利息。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被告邱向东、凌泽宏辩称，刘晋诉请的借款本金金额及利息均不属实。2013年4月17日，我方只收到借款本金18万元，且没有约定利息。2016年9月26日、2018年4月15日及2018年7月3日出具的《借条》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为前述《借条》上载明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均是依据2014年1月8日及2014年1月18日的《借条》转化而来，而刘晋并未举示2014年1月8日及2014年1月18日的《借条》原件。同时，2018年4月15日及2018年7月3日出具的《借条》对于利息的约定是不明确的，刘晋不能按照月利率2%主张利息。根据刘晋的陈述，我方已于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期间返还了借款本金7万元。同时，我方又于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7日期间陆续向刘晋及徐淑惠返还了借款本金95000元。故，我方尚欠的借款本金大约为15000元。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徐淑惠与刘晋系母女关系，邱向东与凌泽宏系夫妻关系。2016年9月25日，邱向东、凌泽宏向徐淑惠出具《借条》（以下称为《借条一》），载明：“今借到徐淑惠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正。借款人：邱向东凌泽宏2016.9.25（2014年1月18转借条）利息”。2016年9月26日，邱向东、凌泽宏向刘晋出具两份《借条》（以下称为《借条二》、《借条三》）。《借条二》载明：“今借到刘晋人民币现金壹拾万元正。借款人：邱向东凌泽宏2016.9.26（转2014.1.8借条）”。《借条三》载明：“今借到刘晋人民币现金壹拾万元正。借款人：邱向东凌泽宏2016.9.26（转2014.1.18借条）身份证：510213197102271253.13908350950.凌泽宏510202197406281224”。2018年4月15日，邱向东、凌泽宏向徐淑惠出具两份《借条》（以下称为《借条四》、《借条五》）。《借条四》载明：“今借到徐淑惠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借款人：凌泽宏邱向东2018.4.15徐淑惠身份证510202193509125023邱向东510213197102271253凌泽宏510202197406281224（转2016.9.26借条）”。《借条五》载明：“今借到徐淑惠现金壹拾万元正。借款人：凌泽宏邱向东2018.4.15（转2016.9.26借条）贰拾万元，¥20万利息于2016.9起未付利息，（2%）利息。邱向东2018.4.15”。2018年7月3日，邱向东、凌泽宏向刘晋出具《借条》（以下称为《借条六》），载明：“今借到刘晋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此款于2016年9月份起未付利息2%，在本金归还时利息协商给付。借款人：邱向东凌泽宏2018.7.3注：原借条债权人徐淑惠因年老多病转给女儿刘晋。此借条转2018.4.15两张借条（各壹拾万元整凌泽宏）邱向东510213197102271253凌泽宏510202197406281224”。刘晋、徐淑惠与邱向东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如下：2015年10月12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5年10月26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5年11月16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5年12月2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5年12月12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5年12月29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6年1月14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6年2月3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6年2月28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5000元；2016年3月17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5000元；2016年4月29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5000元；2016年6月5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6年10月25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6年12月3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7年3月12日，邱向东向刘晋转账4万元；2017年3月28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5000元；2017年5月2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7年5月11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7年6月3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7年6月17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1000元；2017年6月30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7年8月2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3000元；2017年9月17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1万元；2017年10月21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2000元；2018年2月11日，邱向东向徐淑惠转账5000元；2018年5月6日，邱向东向刘晋转账5000元；2018年5月7日，邱向东向刘晋转账1万元。2018年11月19日，刘晋通过电话方式向邱向东进行催收，邱向东在通话中认可其尚欠20万元借款本金，并承诺如下：于当年春节前返还6万元，于2019年年底前还清剩余的14万元；对于2016年9月至2019年2月前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在还清借款本金时一并支付；对于2019年2月开始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按月支付。庭审中，刘晋陈述，2013年4月17日，邱向东、凌泽宏向徐淑惠借到现金27万元，并出具有《借条》；借款后，邱向东、凌泽宏先偿还了2万元借款本金；嗣后，徐淑惠与邱向东、凌泽宏不断转了新的《借条》；2016年9月25日，邱向东、凌泽宏将其中5万元的借款转成了《借条一》，并承诺先行偿还该笔借款；2016年9月26日，徐淑惠将20万元借款债权转到了我的名下，邱向东、凌泽宏重新出具了《借条二》及《借条三》；2018年4月15日，邱向东、凌泽宏尚欠借款本金215000元，二人将《借条二》及《借条三》转为《借条四》及《借条五》，并未将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一》进行转换；2018年7月3日，邱向东、凌泽宏尚欠借款本金20万元，二人已将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所涉借款清偿完毕，故将《借条四》及《借条五》转换为《借条六》；《借条六》中载明的“此款于2016年9月份起未付利息2%”是指2016年9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在本金归还时利息协商给付”是邱向东、凌泽宏的单方意思表示，我不予认可；邱向东在电话中陈述的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支付利息是其单方意思表示，我不予认可；借款发生后，邱向东、凌泽宏于2016年6月5日前支付的款项均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的利息；邱向东、凌泽宏于2016年6月5日后支付的款项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的利息及偿还的《借条一》载明的5万元借款本金，因为都是混着还的，无法将利息及本金进行区分。邱向东、凌泽宏陈述，2016年9月25日的《借条一》所载明的借款5万元包含在刘晋举示的20万元的《借条六》之内，前述《借条》的来源均是2014年1月18日的《借条》，刘晋也自认我方已偿还借款本金7万元，故《借条一》所载明的借款并非另一笔借款；2018年4月15日，徐淑惠要求转《借条》，本来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但徐淑惠此时要求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我方并未同意，仅表示在借款还清时考虑支付一点利息，故在2018年7月3日的《借条》中明确表示“在本金归还时利息协商给付”；2018年11月19日，我方在与刘晋通话中表示从2019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计算利息，也印证了双方对于利息的约定并未明确；从我方向徐淑惠或刘晋的转账记录也可以看出，每次支付的款项也和以2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出的金额不相符；我方出具的《借条》均不是对款项金额的结算，我方偿还的款项均是清偿的借款本金。上述事实，有《借条》原件两份及复印件四份、徐淑惠银行卡流水明细、邱向东银行卡流水明细、邱向东微信转账记录截图、通话录音光盘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刘晋举示的六份《借条》、徐淑惠银行卡流水明细、通话录音光盘及邱向东、凌泽宏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其母徐淑惠曾出借款项给邱向东、凌泽宏的事实，徐淑惠与邱向东、凌泽宏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嗣后，徐淑惠将借款债权转到刘晋名下，故刘晋有权要求邱向东、凌泽宏清偿案涉借款债务。对于邱向东、凌泽宏的初始借款本金金额，本院认为，刘晋在庭审中举示有六份《借条》，其中《借条一》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5日，该份《借条》为原件，《借条二》及《借条三》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该两份《借条》为复印件，《借条四》及《借条五》载明转自2016年9月26日《借条》，从上可以看出，《借条四》及《借条五》与《借条二》及《借条三》所涉及的20万元借款是同一笔借款，《借条一》所载明的借款5万元应当是另一笔借款，因为若该笔5万元借款包含在前述20万元借款之内的话，按照常理，邱向东及凌泽宏应当会在出具借条四》及《借条五》时对此予以明确，且会收回或销毁《借条一》原件。综上，本院认为，邱向东、凌泽宏向徐淑惠的最初借款本金金额应至少为25万元。对于案涉借款有无利息约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邱向东、凌泽宏在2018年4月15日出具的《借条五》、2018年7月3日出具的《借条六》上均载明有月利率2%的利息约定，且载明自2016年9月起未支付利息；2018年11月19日，邱向东在与刘晋通话过程中对自2016年9月起未再支付利息进行再次确认；虽然2018年7月3日的《借条六》载有“在本金归还时利息协商给付”，且邱向东在与刘晋通话中也陈述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支付利息，但刘晋对此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均未予认可；从刘晋及邱向东、凌泽宏举示的银行卡流水来看，邱向东、凌泽宏支付的绝大部分款项在时间及金额上存在规律性，明显与借款纠纷案件中借款人偿还借款本金的方式、惯例不符，且基本上与刘晋关于邱向东、凌泽宏是以借款2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的陈述相吻合。综上，本院认为，徐淑惠与邱向东、凌泽宏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对利息有约定，且约定月利率为2%，邱向东、凌泽宏关于利息约定不明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邱向东于2017年3月13日的转账4万元、2017年9月17日的转账1万元及2018年5月7日的转账1万元是否需要抵扣本金，庭审中，刘晋举示有载明借款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一》，且陈述包含前述款项在内的邱向东的部分付款系按照月利率2%支付的利息及偿还的《借条一》所涉借款本金，无法进行区分，本院认为，刘晋的上述陈述符合常理解释，且与查明的双方之间存有另一笔5万元借款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刘晋的上述陈述予以采信，上述还款不需抵扣借款本金。对于邱向东、凌泽宏尚欠的借款本金金额，本院认为，刘晋举示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3日的《借条六》载明借款金额为20万元，且与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2018年4月15日的《借条》在内容上能够相互衔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邱向东、凌泽宏关于部分《借条》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邱向东、凌泽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出具《借条》的行为及《借条》上载明的内容有清醒认识，且应当知晓上述行为及内容所带来的相应法律后果。同时，2018年11月19日，邱向东在与刘晋通话过程中再次自认尚欠借款本金20万元。综上，可以看出，若邱向东、凌泽宏支付的款项系偿还的借款本金，则邱向东、凌泽宏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不断重新出具《借条》，二人自始至终未对借款金额提出异议，明显不合常理。故，对邱向东、凌泽宏辩称的案涉初始借款金额为18万元以及已清偿大部分借款本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依据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3日的《借条》及通话录音内容认定邱向东、凌泽宏尚欠刘晋借款本金20万元。2018年7月3日后，邱向东、凌泽宏未再按约清偿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鉴于借贷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刘晋有权随时要求邱向东、凌泽宏清偿借款。综上，对刘晋要求返还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随本清）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向东、凌泽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晋借款本金20万元；二、被告邱向东、凌泽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晋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随本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1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20元，合计5430元，由被告邱向东、凌泽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任中杰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段静强书 记 员 彭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