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2民初4026号原告：李斌坤，女，1942年4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遵宁，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令狐迎，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官红，男，197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被告：王官琴（曾用名王官群），女，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舰，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官琴，女，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第三人：王官素，女，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第三人：王霞，女，1978年3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红旗村顺昌组。原告李斌坤与被告王官红、王官琴、第三人王官琴、王官素、王霞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斌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遵宁和令狐迎、被告王官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舰、被告王官红、第三人王官琴、王官素、王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斌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所签订的《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无效；2、被告王官琴依照征拆标准2,200.00元/m2的标准支付侵占原告95.64m2的房屋补偿款210,408.00元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从2017年4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记至起诉时为25,915.25元）；3、被告王官琴返还原告房屋拆迁的附属设施补偿款43,136.94元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从2017年4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时为4,234.61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二被告之母亲，1960年原告与丈夫王永官在虾子镇××××组取得全基地并修建了房屋一栋，即定居于此，并相继生育子女五人，被告王官红系三子，被告王官琴系四女。1994年原告一家以家庭名义承包了虾子镇7块土地用以耕种。其后五个子女相继成家离家生活，但土地及房屋并未分割。2012年，原告的丈夫王永官逝世，原告开始随被告王官红生活。2016年上述房屋及部分土地被虾子镇政府征用，但原告却至今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方知二被告分别于2003年2月1日签订了一份《分关协议》，2017年9月14日签订了一份《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协议中，二被告分割赡养义务的同时将上述房屋及土地进行了分割，王官琴占有了坟堂顺山、绥阳坝（后调换为马石土）两块土地，一半房屋及房屋相关的猪圈、沼气池等附属设施，其余财产归被告王官红所有。新浦征拆办即按照该协议将上述财产分别归于二被告名下，并将补偿款支付给二被告。原告认为，涉案土地系原告一家的家庭共同财产，而涉案房屋系原告与其夫王永官共同修建，属于原告与王永官的夫妻共同财产。二被告皆无权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对上述财产进行分割，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念及母子亲情，本不愿追究此事，但被告王官琴近几年一直对原告不闻不问，未曾尽到半点赡养义务，甚至原告病弱之时也不曾有过探望关切，路上偶遇也不愿招呼寒暄。原告已然年迈，对此身外之物己不甚在意，只愿儿女孝顺以得安享晚年，但面对女儿如此不孝之情形亦是伤心欲绝。只得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王官红辩称：1、就原告诉讼请求中涉及的内容我表示无异议，并支付母亲的正当维权行为；2、凡事皆有因果。首先，我与王官群在2003年2月1日签订的《分关协议》不能成为王官群拒绝赡养老人的理由和理解为纯粹的房屋买卖关系。说到协议本身的目的，是让父母能够安度晚年，结果并非如此。因为王官群已结婚外嫁匡家坪，我因98年退伍返乡后就在遵义自主择业上班，我户口也并未外迁农转非，只是想到家里父母无太多劳动力耕种，便喊王官群回去帮忙耕种部分土地也可获取应有收益，对土地并没有进行流转和变更土地所有权。没想到这纸协议便成了王官群后来非法侵占母亲财产的理由，不尊重事实依据，想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何况父亲2012年4月10日过逝后母亲依然一个人居住在我改造后的新房里，直到2017年4月25日病重住院后均由我负责照料至今。其中《分关协议》中赡养义务：第③父母生病的医疗费用均由王官红、王官群各承担一半；第④条父母不能劳作或生病照料由王官群负责，平时的衣物鞋帽由王官红负责。因此，王官群以买房还要赡养老人为由拒绝冷漠赡养老人，违反《分关协议》中的赡养义务核心第③条和第④条，拒绝承担老人一半的医疗费用和照料护理生病的母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我都没有计较并作出了谦让，导致王官群在与大姐的争论中老是说：“哥哥嫂嫂都没有说，关你哪样事？”看来，我与家属的谦让成了王官群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理由。综上所述情况，这份协议中涉及的内容和亲人的谦让，王官群对此认识都是含糊的，既然生她养她的母亲都算不了什么，这份兄妹情义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不但未按协议履行义务，不知足于给她提供新建住房一亩多地的宅基地，岂能与我如兄弟般分家一样平均分割财产，更何况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就要强行非法占有母亲房产和土地。母亲未生病时不说不管，为何房子土地征战补偿到手后，还讨价还价的在母亲生病后用四万元土地补偿款将老人提出门了，还觉得卸掉好大一个包袱似的，就这样用微不足道的几万元钱从此将母女亲情一笔勾销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养育之恩不能忘，我为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子女遭如此结果而倍感心寒，良心何在？天理难容！最后，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赡养人应当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和护理；老年人只有的或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租赁关系；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其中，《婚姻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子女对父母由赡养扶助的义务，因而当事人之间具有合同效力的协议，并不能规避抚养、赡养义务。以《继承法》规定：（1）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缴纳的税款和债务；（2）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3）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4）有赡养能力和由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赡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部分或者少分。鉴于以上法律依据，关系父亲的遗产，母亲生病后生活有特殊困难并缺乏劳动能力，与父亲共同生活并尽力主要扶养义务，可以多遗产或全额继承。我和王官群应当优先考虑照顾母亲，让母亲优先全额继承，不得参与父亲的遗产分割。因此，属于父亲的部分遗产也应归属母亲所有。就《分关协议》和《村委会的调解协议》中涉及的房产和土地问题。签订《分关协议》时，涉及的房产属父母的私有财产，当时父母均健在，并未签字捺印，不代表父母的真实意愿，我和王官群都无权处置分割本属于老人的私有财产，程序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村委会的调解协议》母亲也未签字捺印，也未按母亲的真实意愿作出调解，母亲对这份带有偏见的调解提出异议，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在此，希望和恳请法院依法根据母亲的实际情况，给无助的老人在该案中的诉求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被告王官琴辩称：1、原告所说与诉状不实，该房屋实际是王官红、王官琴分别出资3,500.00元购买从原告处购买取得，从2003年起被告王官琴一直居住至今；2、3,500.00元的款项原告已经收到，并再办理拆迁手续中把名字实际登记为王官红、王官琴，已经系事实；3、王官琴对父亲赡养安葬等进行了安葬事宜。4、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确认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基层组织作出的调解协议系王官琴、王官红争议所作出的，而不是确认无效，只能行使撤销权。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官琴述称，无异议。第三人王官素述称，无异议。第三人王霞述称，无异议。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斌坤与王永官系夫妻关系，生育有被告王官红、王官琴（曾用名王官群）、第三人王官琴、王官素、王霞等五人。2003年2月1日的《分关协议》载明：“鉴于王官红、王官群关于父母赡养义务和财产继承权限的界定如下：一、赡养义务。1、在父母健在时：①土地（除代把槽及周边、屋基部分由父母能力劳动时耕种，不愿耕种时由王官群耕作。）其余均由王官群耕种，每年称干谷子壹仟斤给父母。②父母的零用钱每年由王官红、王官群分两次各支付贰佰元整（￥200.00元），在农历七月初四和冬月初五以现金支付。③父母生病的医疗费用均由王官红、王官群各承担一半。④父母不能劳作或生病照料由王官群负责，平时衣物鞋帽由王官红负责。2、父母过逝后，粮食由王官群负责，其它费用由王官红、王官群各承担一半。二、财产继承权限。房屋由在场人评估价值柒仟元正（￥7000.00元）王官红、王官群各占一半，由王官群在2003年8月前补给王官红叁仟伍佰元整（￥3500.00元）后，包括其他农用器具均由王官群所有使用维护。本协议由立约人和在场任签字即日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黑色字体：包括房屋左边简易棚、沼气池，院坝由王官红于2011年11月21日补给王官群贰仟元后均为王官红所有）立约人：王官红、王官群，在场人王官益、易正刚……二00三年二月一日（正月初一）。”2017年9月14日的《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载明：“经王官红与王官琴兄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王官红与王官琴兄妹于2003来了2月1日签订的《分关协议》无效，用叁仟伍佰元买的老母房子一半属王官琴所有。2、王官琴所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补给王官红肆万元整（40000.00元）后，从2017年9月14日起其母赡养责任和义务（包括生病和后世费用全部由王官红承担），王官琴不负任何责任。3、耕地上属王官琴种植的树木国家征用时补偿款属王官琴所有（注：坟堂顺三，麻老孔凼凼，对门屋基属王官琴栽种的部分桂花），剩余的耕地和林地属王官红所有。4、此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村委会一份，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当事人签字：王官红，王官琴。”同日，王官红向被告王官琴出具了收条：“今收到王官琴现金肆万元整（￥40,000.00元）”。2019年3月11日，原告李斌坤以诉称理由将被告王官琴诉至本院。另查明：王永官于2012年4月10日因病去世。李斌坤、王永官于1960年冬月在虾子镇××××组共同修建木瓦结果四列五柱三间住房（面积155.76㎡）、木瓦结构厨房两间（面积33.54㎡）、木瓦结构猪圈（面积43.20㎡）、石浆砌猪圈凼（面积51.00立方米），石砌牛圈一间（面积15.36㎡）。2016年，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因新田路延伸线项目征收了位于虾子镇××××组王官琴、王官红两户的房屋，并将房屋附属设施所有款项支付给王官琴、王官红（王官琴所涉款项57,427.10元、王官红所涉款项78,675.90元）。另王官琴获得还房面积111.42㎡，其中砖混结构16.77㎡、砖木结构16.77㎡、木瓦结构77.88㎡，房屋回购单价为2,200.00元/㎡。庭审中，被告王官红确认从2003年起被告王官琴就居住老木房子中。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红旗村委会证明三份，《分关协议》、《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收条，房屋及构筑物勘丈表2份、征收补偿复核表2份、项目款项2份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表面上是涉及财产权益争议，但无论从原告李斌坤的诉状、还是被告王官红的辩称，乃至于第三人王官琴、王官素、王霞等人的当庭述称意见，均指向所谓被告王官琴未对原告李斌坤尽赡养义务所致本案纠纷。针对本案纠纷，存在如下3个焦点问题：1、《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中所涉及的财产归属问题；2、关于《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3、原告李斌坤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一、《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中所涉及的财产归属问题。由《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及原告的诉求事项可以推知涉案的财产就是老木房子（未涉及土地），故应探究老木房子的归属问题。虽然被告王官琴对原告李斌坤用以证明该老木房子归属的证明不予认可，但被告王官红以及三名第三人均无异议，加之被告王官琴系于1974年8月4日出生以及其对2003年2月1日（正月初一）的《分关协议》予以认可等可推知，故老木房子确实系由原告李斌坤和其丈夫王永官所修建，因此，老木房子从修建事实发生之日起就归属于原告李斌坤和其丈夫王永官所有。但由2003年2月1日（正月初一）的《分关协议》可知，老木房子已被王官红以所有人的身份进行了处分。对于该协议中所及的老木房子的处分虽然并无原告李斌坤和王永官签字，但原告李斌坤和王永官作为被告王官红、王官琴的父母应知晓该事实，且《分关协议》中还有多名在场人签字，原告李斌坤和王永官显然是对于该《分关协议》予以默许。况且从该《分关协议》签订之后至老木房子被拆迁，被告王官琴就居住在一半老木房子中，显然也能认定原告李斌坤和王永官是认可被告王官红处分该老木房子。换言之，无论是原告李斌坤，还是王永官都确认了其两人所有的老木房子属于儿子王官红，显然王官红当然有权予以处分。另结合庭审中，被告王官红言辞中出现了诸如“我拿房子给她（被告王官琴）居住”等可知，显然其自2003年2月1日起至今都是以老木房子所有人自居，加之，原告李斌坤并未在本案中对被告王官红提出任何财产权益诉求，也可反而推知原告李斌坤再次以该事实行为确认了老木房子属于被告王官红所有。综上可知，老木房子本属于原告李斌坤和其丈夫王永官所有，但2013年2月1日起就因《分关协议》出现而属于被告王官红和王官群按份所有（各一半）。虽然《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中出现了“2013年2月1日签订的《分关协议》无效”，但“用叁仟伍佰元买的老木房子一半属王官琴所有”又重申了《分关协议》中被告王官红处分老木房子的有效性。因此，从2013年2月1日起至老木房子被拆迁之日（2016年）止，老木房子就属于被告王官红和王官群按份所有（各一半）。二、关于《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在本案中，原告李斌坤要求确认无效的《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并非被告王官红、王官琴所自行达成，而是两被告在虾子镇红旗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因此，其要求确认的对象应系人民调解协议。故而，《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的性质应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换言之，原、被告系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产生了争议。结合原告诉求而言，其系诉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之规定，原告李斌坤应举证证明《协议》存在上述几种无效情形。具体到本案，原告李斌坤以两被告损害了其和丈夫王永官的利益而诉请确认无效，但由本院查明事实可知，协议中所涉及的老木房子已从2003年2月1日起就属于被告王官红、王官群按份所有，并未涉及处分原告李斌坤和其丈夫王永官的夫妻共同财产，更不存在涉及处分所谓王永官遗产的问题。由于原告李斌坤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存在无效情形，故该协议显然是合法有效的。三、关于原告李斌坤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由于上可知，原告李斌坤诉求确认《关于王官红与王官琴之母李斌坤赡养责任和义务的协议》无效，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老木房子属于被告王官红、王官群一人一半，被告王官群所属一半房屋在征收后，其当然有权获取相应房屋补偿款和附属设施补偿款。原告李斌坤要求被告王官群返还房屋补偿款及附属设施补偿款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纠纷系因所谓被告王官琴未能尽到赡养义务所引发，但无论被告王官琴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本院于此不作深究，但其都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态度，继续履行好对原告李斌坤的赡养义务（诸如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由于原告李斌坤系随被告王官红生活，被告王官红也应当本着当好原告李斌坤与被告王官琴之间沟通的桥梁，本着家庭和睦相处为第一要务，以让原告李斌坤能够乐享晚年生活。至于三名第三人，也应当本着亲情为念，做好排解工作，此亦为子女的孝心和责任。总之，父母子女关系的良好相处，需要原、被告及三名第三人的共同努力，以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尽一份心力。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斌坤的诉讼请求。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780.00元，由原告李斌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游红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卢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