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9508号原告：孙瀛泽，男，198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燕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杨百明，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根婷，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金亿美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石西路148号2楼。法定代表人：曾利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百会，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第三人：广州市商爱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9号星光映景16层1546号〔集群企业〕。法定代表人：陈玉娇。原告孙瀛泽与被告杨百明、第三人广州市金亿美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亿美公司）、第三人广州市商爱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爱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瀛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燕玲，被告杨百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根婷，第三人金亿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百会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商爱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瀛泽诉称，我与杨百会系广州百辉堂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辉堂公司）的股东。2013年5月6日，我、杨百会与被告杨百明曾就我与杨百会欠第三人金亿美公司货款事宜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我承担还款976169.64元。此后，因被告杨百明系金亿美公司的负责人，我遂依约在2013年6月4日向被告杨百明转账30000元以偿还欠金亿美公司货款，并委托女友陈玉娇先后于2013年5月30日、同年5月31日分别向被告杨百明转账50000元、30000元，至此，我向被告杨百明的银行账户汇款共计110000元。2016年，第三人金亿美公司就前述《还款协议》起诉我及百辉堂公司，要求我偿还有关货款，但当我以已转账上述110000元款项至金亿美公司负责人杨百明处为由要求予以抵扣部分货款时，却遭到金亿美公司的否认，随后法院就该案作出的〔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对此诉争款项不予认可，也未将诉争110000元款项在我欠金亿美公司款项中予以扣除。因此，被告杨百明无任何法律依据就获得了不当利益110000元。我认为，我与被告杨百明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既然第三人金亿美公司已否认诉争110000元款项系我向其归还的公司货款，故被告杨百明获得上述110000元款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予以返还。由于被告杨百明至今为止未向我返还任何款项，故我现要求被告杨百明向我返还不当得利11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7日〔即起诉之日〕起向我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被告杨百明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诉存在隐瞒实情、恶意诉讼的情形。原告以多重身份分别向第三人金亿美公司采购皮具等货物，〔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案件所审理的仅仅是原告个人拖欠的其中一批货款；原告同时还是第三人商爱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3年期间，原告以商爱公司的名义向金亿美公司采购了多批皮具等货物（在有关采购单及调货单上原告是以“郭强”名义签字的）；而该批以“郭强”名义签字的采购单与前述〔2016〕粤01民终1495号案所涉采购单是完全不同的采购单，两笔交易是不同的交易。我在2013年期间曾参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的经营，原告所述的涉讼转账110000元款项实际是向金亿美公司支付其以商爱公司名义采购货物的货款，根本不是所谓不当得利。原告向白云区法院提起的涉及我与曾利梅的恶意诉讼完全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导致我的应诉时间成本及法律费用成本等直接与间接损失，理应该受到谴责；其中，原告起诉涉及曾利梅的〔2018〕粤0111民初366号一案，原告在立案时隐瞒了实情，在法庭开庭后就撤诉了；现在原告又故伎重演，再次隐瞒实情，建议法院对其恶意诉讼的行为予以谴责。另外，若原告认为存在不当得利，其不可能在2013年转账发生后还不清楚转账的用途，更在实际转账五年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此举是寄希望于我及金亿美公司对于五年前有关文件遗失的侥幸心理，而达成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见，原告的行为用心险恶，也违反了民事诉讼的时效原则，更应予以驳回。综合以上事实与原因，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请求对其恶意诉讼的行为予以谴责或警告。第三人广州市金亿美皮具有限公司称，我司同意被告杨百明的答辩意见，我司对本案的意见与杨百明之意见一致。第三人广州市商爱服饰有限公司虽然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但该司通过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我司对原告孙瀛泽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请求及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所举证据等均无异议。我司自成立以来，原告虽一直是我司的监事、股东，但因其与他人有经营其他公司，故原告从不参与我司的日常经营，不在我司担任任何职务，亦不代表我司收取和支付过任何货款。另，我司在2013年期间未向金亿美公司购买过任何货物，故我司也未在2013年期间向金亿美公司支付过任何货款。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30日，案外人陈玉娇曾通过其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13）向被告杨百明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35）转账支付50000元；同年5月31日，案外人陈玉娇再次通过其名下上述银行账户向被告杨百明的前述银行账户网银转账支付30000元；2013年6月4日，原告孙瀛泽通过其名下在交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25）向被告杨百明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0000元。由于原告孙瀛泽认为其与被告杨百明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杨百明获取原告方的上述三笔共计110000元款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故成讼。诉讼期间，本院依法追加金亿美公司、商爱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原告孙瀛泽表示，根据原告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案外人杨百会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原告应向金亿美公司清偿货款976169.64元，因被告杨百明系金亿美公司的负责人，故原告遂按照金亿美公司提供的杨百明之前述银行账户信息向其转账支付了涉讼三笔共计110000元的款项（其中的80000元是原告委托妻子陈玉娇〔孙瀛泽与陈玉娇的结婚时间为2018年2月1日〕向杨百明转账支付）；而在涉及上述《还款协议》的民事诉讼（案号：〔2016〕粤01民终1495号）中，金亿美公司却对杨百明的上述三笔收款不予确认，且生效〔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上述三笔款项属于原告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的还款；由此，原告方才知晓被告杨百明无任何权限收取原告方涉讼110000元款项，可见，被告杨百明取得原告方涉讼110000元款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其理应返还该笔不当得利。对此，被告杨百明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表示，由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与第三人商爱公司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曾存在经济往来关系（金亿美公司为商爱公司加工制作真皮女包，商爱公司则向金亿美公司采购真皮女包，双方没有就此签订相关合同），而被告杨百明时任金亿美公司的股东（负责财务等工作），故金亿美公司曾委托使用杨百明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向商爱公司收取货款之用；涉讼分别通过陈玉娇及原告孙瀛泽银行账户转账进入杨百明银行账户（账号62×××35）的三笔共计110000元款项，正是第三人商爱公司就金亿美公司向其供应货物之情况向金亿美公司支付的货款，其中陈玉娇是商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而原告孙瀛泽则是商爱公司的股东，应是商爱公司通过股东陈玉娇、孙瀛泽的个人银行账户向金亿美公司支付相关货款；金亿美公司确认已通过杨百明收取了涉讼三笔共110000元的款项，但该笔110000元款项属于商爱公司支付的货款，与涉讼〔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所涉《还款协议》并非指向同一笔债务的清偿。为此，被告杨百明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提供了金亿美公司的部分交易单据等材料，并主张该部分单据就是商爱公司与金亿美公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部分交易单据，但因年代久远，双方交易的其余单据已找不到。原告孙瀛泽对上述交易单据不予确认，并表示，虽然上述部分交易单据中“郭强”字样的签名确为原告本人签署，商爱公司也曾在2012年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期间与金亿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关系，被告杨百明亦有收取过商爱公司股东陈玉娇所支付的货款，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交易单据就是金亿美公司与商爱公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单据，商爱公司与金亿美公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货款应已结清，涉讼原告方主张的110000元款项并非原告代商爱公司向金亿美公司支付的货款。另查，2015年5月5日，金亿美公司（即本案第三人金亿美公司）曾以孙瀛泽（即本案原告孙瀛泽）没有依约履行其与金亿美公司、杨百会于2013年5月6日签订《还款协议》中承诺承担的976169.64元债务（仅偿还11万元，尚拖欠866169.64元）为由，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案号：〔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043号），要求孙瀛泽及百辉堂公司连带偿还货款866169.64元并计付相应利息。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孙瀛泽提出该案是案外人杨百会操纵的虚假诉讼以及孙瀛泽没有欠金亿美公司货款等抗辩意见。该案经审理后查明：2013年5月6日，金亿美公司与孙瀛泽、杨百会签订《还款协议》（内容涉及：金亿美公司与孙瀛泽、杨百会三方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孙瀛泽、杨百会共欠金亿美公司货款1952339.29元，孙瀛泽应承担还款976169.64元，杨百会应承担还款976169.64元，孙瀛泽、杨百会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金亿美公司所有货款）；此后，孙瀛泽归还了金亿美公司110000元；金亿美公司为证明《还款协议》是基于该司与孙瀛泽之间的买卖交易而产生，提供了2012年部分入库单、出货单等证据，并主张有关入库单、出货单中“郭强”字样的签字为孙瀛泽所签；孙瀛泽否认有关签名的真实性，但当金亿美公司据此申请对上述“郭强”字样的签名是否为孙瀛泽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时，孙瀛泽却不同意提供用于笔迹鉴定的样本；孙瀛泽在庭审中确认其在2013年前是以个人的名义与金亿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确认《还款协议》是与金亿美公司之间签订的；金亿美公司于2010年2月2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公司股东为杨百会，法定代表人为杨百会；2011年5月18日，金亿美公司申请增加股东杨百明，增加后公司股东为杨百会、杨百明；2013年12月，金亿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百会变更为曾利梅；2015年1月9日，金亿美公司经核准股东为杨百会、曾利梅，法定代表人为曾利梅；2014年1月4日，杨百会与曾利梅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确认杨百明将原出资15万元转让给曾利梅，并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担任金亿美公司的股东；百辉堂公司于2010年8月27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股东为杨百会、曾志辉；2012年9月4日，百辉堂公司变更股东为曾利梅、曾庆恒；2013年1月25日，百辉堂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杨百会、孙瀛泽等。基于前述查明的情况，该案合议庭认定：孙瀛泽欠金亿美公司货款976169.64元，减除金亿美公司确认孙瀛泽已归还的110000元后，孙瀛泽尚欠金亿美公司货款866169.64元；同时，该案合议庭还认为，涉案债务是基于金亿美公司与孙瀛泽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且百辉堂公司并不是《还款协议》的合同相对方，金亿美公司也并未举证百辉堂公司是真正的受益方，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据此，本院于2015年11月28日对该案作出〔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判令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支付货款866169.6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5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驳回金亿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孙瀛泽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案号：〔2016〕粤01民终1495号），以原审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原审法院变相剥夺其答辩权利、原审法院故意回避案件基础事实将存在重大疑点的《还款协议》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原审法院未查明证据真伪、孙瀛泽非涉案合同当事人（涉案的190多万货物系由金亿美公司下属销售部所购买，销售部负责人是金亿美公司股东杨百会，孙瀛泽是金亿美公司的员工，职位为销售经理）、应当追加杨百会为第三人、原审判决对关键事实（包括：金亿美公司在原审中未将杨百会列为被告、杨百会是金亿美公司的股东以及合同履行期间的法定代理人和买受人，涉案货物的交付问题以及货物最终的实际控制问题等）未予查清、孙瀛泽在协议中承诺的货款实际为杨百会和杨百明关联交易的牺牲品等为由，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金亿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金亿美公司则没有因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除确认了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郭强系孙瀛泽的曾用名，孙瀛泽确认涉案所有《出货单》、《合同订单》上“郭强”字样的签名均为其亲笔所签；孙瀛泽在二审期间主张其已向金亿美公司支付了货款334549元（具体包括：孙瀛泽的女友陈玉娇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尾号为1213的农行借记卡向杨百明网银转账50000元、向曾利梅网银转账29950元，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尾号为1213的农行借记卡向杨百明网银转账30000元，于2013年6月19日通过尾号为1926的农行贷记卡向金亿美公司转账50000元；孙瀛泽本人于2013年6月4日通过尾号为4625的交通银行借记卡向杨百明转账30000元，于2014年8月15日，通过现金方式向金亿美公司支付5000元、向不明收款人支付5000元，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招商银行向杨百会转账11000元和14599元；孙瀛泽的父亲郭爱民通过尾号为6338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于2013年9月11日、2013年10月4日、2013年10月5日分别刷卡向金亿美公司支付了15000元、15000元、11000元；孙瀛泽于2013年5月27日刷信用卡代金亿美公司向金典皮革支付货款68000元等）；陈玉娇、郭爱民在二审期间均到庭确认系受孙瀛泽的指示付款；金亿美公司仅确认孙瀛泽已向金亿美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为125950元（即陈玉娇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尾号为1213的农行借记卡向曾利梅网银转账29950元、于2013年6月19日通过尾号为1926的农行贷记卡向金亿美公司转账50000元，孙瀛泽于2014年8月15日通过现金方式向金亿美公司支付5000元，郭爱民通过尾号为6338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于2013年9月11日、2013年10月4日、2013年10月5日分别刷卡向金亿美公司支付了15000元、15000元、11000元等），对孙瀛泽主张的其余付款，金亿美公司则均不予确认；杨百会系金亿美公司股东，持有金亿美公司70%的股权；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11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定杨百会、曾利梅以个人账户向该案原告付款的行为系基于金亿美公司与该案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支付订金的行为，该付款行为的法律后果由金亿美公司承担等。基于前述查明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金亿美公司所认可的属于孙瀛泽还款的款项125950元外，认定孙瀛泽划付给杨百会的25599元亦可视为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的还款，进而确认孙瀛泽已向金亿美公司归还的款项金额为151549元以及孙瀛泽尚应向金亿美公司归还824620.64元（即976169.64元－151549元），并据此于2016年6月30日对该案作出〔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改判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清付货款824620.64元及利息等。上述案件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再查，第三人商爱公司是于2011年9月5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玉娇，经营范围为批发业，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股东为陈玉娇（出资25万元，占持股比例50％）、孙瀛泽（出资25万元，占持股比例50％），陈玉娇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孙瀛泽则为公司监事。诉讼中，原告孙瀛泽向本院提交了由第三人商爱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为“兹有孙瀛泽，……仅系我司监事和股东，不参与我司日常经营，未代我司支付和收取过任何货款，仅参与公司分红。我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系孙玉娇，其在2013年5月30日、5月31日向杨百明转账的款项合计为8万元系其个人代为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偿还金亿美公司货款，与我司无关……”。以上事实，有《还款协议》、银行交易明细、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交易单据、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则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由此可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者合同等合法根据，造成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不当利益的法律事实，因不当得利所产生之返还关系，系不当得利之债，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得利人取得利益，二是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三是得利人取得利益导致他人受有损失。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就前述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就2013年5月30日至同年6月4日期间转入被告杨百明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35）中的涉讼三笔共计110000元款项，被告杨百明及第三人金亿美公司对于款项的已实际收取情况均是确认的，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被告杨百明是否需要将上述110000元款项返还原告孙瀛泽。诚然，在〔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案件中金亿美公司对于孙瀛泽主张已归还款项中的三笔共11万元款项（含陈玉娇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尾号为1213的农行借记卡向杨百明网银转账50000元、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尾号为1213的农行借记卡向杨百明网银转账30000元以及孙瀛泽于2013年6月4日通过尾号为4625的交通银行借记卡向杨百明转账30000元，也即本案诉争的三笔共110000元款项）属于孙瀛泽向其支付的货款一说是不予确认的，生效〔2016〕粤01民终1495号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上述三笔共110000元的款项属于原告孙瀛泽向金亿美公司的还款，没有将该款在孙瀛泽就涉讼《还款协议》应向金亿美公司归还的货款中作出扣减；但由于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也同时认定孙瀛泽在涉讼《还款协议》中所承诺承担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可见，金亿美公司在该案中仅是不认可涉讼三笔共110000元款项是孙瀛泽向其支付的货款，其并未对上述110000元款项的性质（包括是否属于商爱公司的付款等）作出明确。现被告杨百明与第三人金亿美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已明确承认，涉讼三笔共110000元款项是金亿美公司向商爱公司收取的货款，并认为因金亿美公司与第三人商爱公司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经济往来关系期间，金亿美公司曾委托时任该司股东（负责财务等工作）的杨百明以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向商爱公司收取货款之用的账户，涉讼三笔共计110000元的款项正是商爱公司通过其股东陈玉娇、孙瀛泽之个人银行账户向金亿美公司支付的相关货款，金亿美公司虽确认已通过杨百明收取了涉讼三笔共110000元的款项，但该笔110000元款项与涉讼《还款协议》并非指向同一笔债务的清偿；而与此同时，作为商爱公司股东之一的原告孙瀛泽也确认商爱公司曾在2012年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期间与金亿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关系以及被告杨百明确有收取商爱公司股东陈玉娇所支付的货款，只是其坚持认为商爱公司与金亿美公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货款已结清，涉讼110000元款项并非其代商爱公司向金亿美公司支付的货款。结合上述情况，考虑到涉讼三笔款项的转出账户持有人陈玉娇、孙瀛泽确实同为第三人商爱公司的股东，涉讼事件发生时被告杨百明在金亿美公司的任职情况等因素，并综合各方当事人对涉讼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特别各方当事人在涉及上述《还款协议》的民事诉讼（一审案号：〔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043号、二审案号：〔2016〕粤01民终1495号）中对涉讼款项给付经过、付款目的等的陈述意见进行分析，当事人在2013年5月30日至同年6月4日期间将诉争的三笔共计110000元的款项转入被告杨百明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35）中，上述行为应是基于当事人间一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作出，并非是没有法律上原因的，不属于没有法律或者合同等根据的情形。由此，在原告孙瀛泽、被告杨百明及第三人金亿美公司、商爱公司之间就涉讼110000元款项已存在不当得利以外的其他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情形下，当事人依法是应当以各方当事人间的真实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因此，原告孙瀛泽现明确选择以不当得利为由在本案直接要求被告杨百明返还涉讼110000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等诉求，显然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第三人商爱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庭审及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瀛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0元，由孙瀛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温统斯人民陪审员  李清萍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