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084民初6627号原告：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景雅路119号130室。法定代表人：张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德林，高邮市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洪平，男，1966年2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系原告公司员工。被告：施剑勇，男，1993年5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立弘，江苏秦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国平，系被告施剑勇父亲。第三人：王明海，男，1971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第三人：施国平，男，1971年8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原告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海粮油公司）与被告施剑勇及第三人王明海、施国平股权转让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1日、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德林、吕洪平及被告施剑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立弘、施国平（即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明海仅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此后庭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8年2月9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2、请求确认2018年7月16日被告施剑勇与第三人王明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施剑勇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3日，被告施剑勇将其拥有的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海米业公司）100%股权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芦海粮油公司成为芦海米业公司唯一股东，并将芦海米业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被告施剑勇被聘任为芦海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6月，原告得知被告施剑勇利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于2018年2月9日将原告在芦海米业公司持有的100%股权（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200万元转让给被告，并在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对此毫不知情。后经查询工商登记发现，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加盖的原告印章与原告实际使用的印章完全不同，另外原告也从未收到过被告的任何转让价款。2018年7月16日，被告施剑勇又将上述股权恶意转让给第三人王明海，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原告认为，原告系芦海米业公司唯一合法股东，被告施剑勇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虚假的公章将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行为，被告施剑勇在非法取得股权后，又转让给第三人王明海，该转让依法当然无效，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被告施剑勇答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是别有用心，捏造了事实，原告对2018年2月9日转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这次转股是真实有效的，是原告在没有资金无法继续维持芦海米业公司经营的情况下，被告施剑勇对外融资盘活芦海米业公司资产，经过双方在高邮市协商决定，原告将股份转让给被告，为此原告的人员专程回上海向公司汇报，之后又派人送来了公司的公章以及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办理了转股的手续。对于2018年7月16日被告转股给第三人王明海，其原因是不能偿还第三人王明海的债务，经协商，将自己的股份抵偿给王明海，也就是债权转股权，双方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恶意。综上所述，被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依法处理原告虚假诉讼的行为。第三人王明海答辩称：2017年年底，芦海米业公司欠我100多万元，我去跟他要钱，当时原告公司跟我说让我不要怕，马上芦海米业公司的股权会转到原告公司，次年夏收，我又帮芦海米业公司垫付了农户的粮款几十万元，后来我又向芦海米业公司要钱的时候，施剑勇就跟我说让我不要怕，怕的话就把芦海米业公司的股权转给我。2018年7月份，施剑勇将芦海米业公司的股权全部转给我了，之后把芦海米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变更成我了。审理中，原告申请追加施国平为本案第三人，并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明海与施国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事实理由为：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明海又将其持有的芦海米业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施国平，原告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系双方恶意串通行为，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进行了庭审调查。对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涉案的股权在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后有三次变更登记行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中显示分别为2018年2月9日，原告芦海粮油公司与被告施剑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芦海米业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被告，同日，芦海米业公司出具股东决定一份，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8年7月16日，被告施剑勇与第三人王明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施剑勇将其持有的芦海米业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王明海，同日，施剑勇在芦海米业公司股东决定上签字，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明海与第三人施国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第三人王明海将其持有的60%的芦海米业公司股权以人民币3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施国平，同日，王明海在芦海米业公司股东决定上签字，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对上述三次股权转让行为，原被告各执一词。原告认为，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中加盖的印章与原告实际使用的印章完全不同，且原告并未收到被告的任何转让价款，该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后续股权转让亦当然无效。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2018年2月9日、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决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决定中印文“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与原告送检样本印文“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被告对鉴定结论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原告单方申请的鉴定，原告提供比对样本是新刻制的公章，得出的鉴定结论肯定与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不符。原告还申请证人卢某1、卢某2、周某到庭作证。被告施剑勇认为，案涉股权转让真实有效，被告施剑勇对外融资盘活芦海米业公司资产，双方在高邮市协商决定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原告公司人员专程回上海汇报，并派人携带公司公章办理转股手续。被告提供证据：1、2016年7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原告诉状中三枚公章的对比，诉状中印章“上海”两字相连，明显与前两枚公章不同，证明原告为谋求非法利益，故意使用不同印章提起虚假诉讼。2、2016年6月29日原告与淮安市洪祥粮食机械公司签订的《大米生产设备购销合同书》、2017年9月26日原告与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公司签订的《提货申请确认单》，证明原告对外使用公章均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公章一致。3、2016年7月13日芦海米业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原告尚未对芦海米业公司实际投入。4、2018年5月23日芦海米业公司致原告张总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证明原被告双方曾就原告收购芦海米业公司股权进行商谈，原告同意于2018年底陆续付清被告投入资金4920190元，但是原告并未履约。5、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卢某1为原告前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23日代表原告前来确定收购股权。6、原告四枚不同的公章式样图，证明原告同时使用多枚印章。7、申请证人张某、姜某到庭作证。本院依照原告申请，于原告开户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原告设立登记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带有原告公司印章的备案材料。另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证据证明已实际收取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原告申请证人卢某1、卢某2、周某到庭作证，三证人均否认接受原告委托参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事实，同时三证人亦否认曾回上海原告公司取回公司印章在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印章的事实。同时查明，根据2016年12月2日的《代持股份确认书》登记张瑛名下的芦海粮油公司80%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张媛，张瑛接受张媛的委托，作为该80%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股东相关权利。本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告芦海粮油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媛称自原告法定代表人从卢某1变更为张瑛（变更时间为2016年12月份）后，原告实际使用的印章是从卢某1处取得后一直沿用至今，且仅使用过此一枚印章。卢某1到庭作证时称，其在经营原告公司时，公司存在两枚印章，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卢某1将其中一枚公司印章交给张瑛，另一枚印章存放于朋友处。而涉案的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上加盖的有“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仅凭肉眼直观观察并与原告诉状中、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变更预留签章通知书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材料中加盖的原告公司印章以及本院赴原告公司调查时留存的原告公司印章样本比对，上述四份印文为【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中均为“粮”、“油”相连，“上”、“海”相连，字间距紧凑。而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加盖的印章中“油”、“上”之间字间距较大，“上”、“海”两字间不相连，“海”、“有”之间字间距较大的特点，两枚印章存在明显不一致之处。原告否认曾在案涉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加盖印章的事实，且否认与被告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庭审中，被告不能举证证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中使用的这枚带有原告字样的公章是原告授权加盖的，亦无法证明在原告或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公章是如何加盖到协议书中的。虽然被告施剑勇提供了多份合同及提货单等，在这些合同及提货单上面带有原告字样的公章也存在不一致处，但被告的该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多枚公章的事实。对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200万元，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已经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原告对涉案股权转让不予认可，其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依法调查获取的证据均证明原告一直使用的印章与协议中加盖的印章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排除是同一枚印章的可能性。同时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曾使用与2018年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印章一致的印章签订其他合同并实际履行的证据，并据此证明原告存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加之被告未实际交付对价，故本院认为，涉案2018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无原告的签字或者盖章，对原告无约束力，属无效协议。而《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基于同样的情形，亦无效。而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的两次股权转让，受让方均未支付约定的对价，系被告与第三人，或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形成，故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8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2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属无效协议。对应的2018年7月16日、2019年2月24日的两次《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8年2月9日，原告芦海粮油（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施剑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二、2018年7月16日，被告施剑勇与第三人王明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三、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王明海与第三人施国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扬州芦海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被告施剑勇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户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1×××57）。审 判 长  韩兆平人民陪审员  胡克香人民陪审员  李玉山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国鑫附本判决所依照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