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同书，男，汉族，1963年9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孟成，安徽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户仁，男，汉族，1957年6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仕宝，邳州市水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同书因与被上诉人杜户仁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同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孟成，被上诉人杜户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仕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同书上诉请求：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由杜户仁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在未依法调取涉案船舶历史沿革的情况下径自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直到2017年10月22日杜户仁才将涉案船舶过户至其名下，张同书申请原审法院前往安徽亳州地方海事局调查该船舶所有权登记情况，原审法院怠于调查。2、《船舶转让协议》约定的提船日期是2017年6月，根据整体解释原则，杜户仁应该在此前将船舶过户至张同书名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案外人李庆学与杜户仁之间的纠纷，导致涉案船舶无法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过户给张同书，杜户仁拒绝退还定金。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张同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杜户仁要求履行或者限期履行船舶过户”。杜户仁答辩称：张同书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杜户仁在原审答辩中已经举证涉案船舶的证书及挂靠协议，对该船舶有处分权。张同书请求解除《船舶转让协议》，认可该协议效力及杜户仁的处分权，张同书对此没有上诉，则张同书要求调查涉案船舶所有权登记资料，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客观必要。2、《船舶转让协议》第七条系张同书手写，约定船款付清才交付船舶，因张同书没有在2017年6月付款，无权要求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驳回张同书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张同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张同书与杜户仁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2、杜户仁支付张同书定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0万元；3、杜户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3日，杜户仁与案外人李庆学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庆学将“利辛39#”船卖给杜户仁，协议价168.6万元，交船时间2011年4月16日。杜户仁于订立合同之日起付款10万元，余款1586000元在交船之前付清。合同同时载明：“产权过户给乙方。双方船款交接两清后，利辛39#船和甲方（李庆学）无关。”2011年4月16日，双方确认：船已交清，钱款两清。2017年2月23日，张同书作为甲方（受让方）与杜户仁作为乙方（转让方）签订《船舶转让协议》，协议载明：“乙方为建造新船需求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经双方协商，同意将属乙方名下的旧船舶（包括船价值和享受的国家补贴）转让给甲方，具体如下：1.乙方现将‘皖利辛货0039船’（船舶总吨1142、总长68.90、型宽12、型深4.30），船舶所有的合法相符证件（包括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检验证书、签证薄、船舶卡、运营证等）转让给甲方，一切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并确保该船舶证书、照片、机牌号相符一致。转让给甲方，总价值为壹佰零肆万陆仟元（￥1046000元）…3.付款方法：双方签字后，甲方预付乙方定金拾万元整，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将船送到马鞍山鸿发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余款经当地市船型办及当地市海事船检、船务对该船所有证书、照片、机牌号等核对无误后一次付清；4.定船日期2017年2月23日，提船日期2017年6月，提船地点当涂鸿发船厂…7.附加：（1）乙方负责找原船主公证给甲方；（2）债权债务由乙方支付；（3）拆解费用由甲方付；（4）船款付清，乙方送到船厂，农行62×××76，户名杜兴吉；8.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9.如甲方违约，定金作废；乙方违约，定金三倍返还甲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张同书、杜户仁、杜兴吉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字。该协议除手写部分外，其他文字内容系张同书提供的文本。协议签订当日，张同书向杜兴吉所属尾号为776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定金10万元。根据张同书提交的船舶国籍证书和所有权登记证书，“皖利辛货0039”船登记所有权人和经营人均系利辛县长盛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签发日期为2017年10月23日，船舶国籍证书的签发日期为2017年10月27日。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张同书与杜户仁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成立并生效。张同书主张，因杜户仁迟延履行船舶过户和交付船舶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其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杜户仁双倍返还定金。而杜户仁抗辩认为，根据协议第7条约定，张同书应当先付清船款，杜户仁方有交付船舶之义务。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协议条款的解释和双务合同的履行顺序。该协议第3条约定“双方签字后，甲方预付乙方定金拾万元整，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将船送到马鞍山鸿发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余款经当地市船型办及当地市海事船检、船务对该船所有证书、照片、机牌号等核对无误后一次付清”，第7条约定“（1）乙方负责找原船主公证给甲方；（2）债权债务由乙方支付；（3）拆解费用由甲方付；（4）船款付清，乙方送到船厂”，从协议第3条和第7条的字面意思可见，两个条款对杜户仁交船时间的约定存在矛盾之处。第3条约定张同书付定金后杜户仁送船到场，余款在相关机构核对证书等无误后付清，而第7条则约定张同书付清船款后，杜户仁履行交船义务。张同书在庭审中自认，涉案协议打印部分条款由其提供。该协议第3条系张同书打印的文本，第7条系双方手写书就，且第7条的条款顺序在后，加之张同书未按原审法院要求对该矛盾之处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参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认定《船舶转让协议》相关义务的履行顺序是：张同书先付清船款，杜户仁在张同书付清船款后交付船舶。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杜户仁在张同书付清船款之前，有权拒绝张同书交付船舶的履行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同书主张杜户仁违约的另一个理由是其未履行船舶过户手续。根据《船舶转让协议》的记载，张同书在签订协议时，对涉案船舶不属于杜户仁所有是明知的，张同书交易船舶的目的是为获得拆解船舶的补贴。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根据合同条款亦无法确定杜户仁将船舶过户给张同书的确切时间，张同书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交易习惯的存在。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张同书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户仁应当履行船舶过户手续的确切时间，张同书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杜户仁要求履行或限期履行船舶过户的事实，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张同书要求解除合同和杜户仁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同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张同书负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张同书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张同书与杜户仁在2017年7月13日、7月21日和8月19日的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双方就解除买卖合同及退还定金达成合意。证据二，张同书与船舶中介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同书与杜户仁就解除买卖合同进行面谈并达成合意，杜户仁愿意退还定金10万元及补偿2万元。杜户仁质证认为，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录音通话无法证明系杜户仁本人，不予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杜户仁愿意另行补偿2万元。本院认为，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张同书的通话对象系杜户仁本人，不予采信；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张同书与杜户仁就解除协议达成合意，亦不予采信。张同书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张同书是否有权主张解除《船舶转让协议》并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解除合同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根据张同书原审起诉状内容，其主张杜户仁逾期交付船舶并无法办理船舶过户手续而严重违约，属于法定解除合同。关于法定解除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船舶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签订协议后，张同书支付定金10万元，杜户仁根据张同书的要求送船到马鞍山鸿发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余款经当地船型办及当地市海事船检、船务对该船所有证书、照片、机牌核对无误后一次付清。可见，张同书付清余款的前提是相关证书和资料经过核对，而此前需要张同书向杜户仁作出送船的指示。张同书在本案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作出相应的送船指示，则杜户仁不构成违约。其次，虽然该协议第4条约定2017年6月提船，应当理解为卖方杜户仁向买方张同书交付船舶，但该协议第7条第4项约定“船款付清，乙方（杜户仁）送到船厂”，该约定与第3条关于“送船在前付款在后”的约定，相互矛盾。然而，因第7条约定是手写条款，第3条约定系打印条款，则手写条款的效力优先打印条款，即张同书支付购船余款的义务在前，交付船舶的义务在后。因张同书未能支付余款，则杜户仁未送船到指定的船厂，并不构成违约。最后，虽然该协议第7条第1款约定“乙方（杜户仁）负责找原船主公证给甲方（张同书）”，但上述内容不能推定出杜户仁履行船舶过户义务在前，张同书支付船舶余款义务在后的约定。故张同书关于“因杜户仁逾期交付船舶和办理船舶过户手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而有权解除涉案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因张同书未支付购船余款，则是否查明涉案船舶所有权登记情况与案件审理无关。张同书关于原审法院未调查涉案船舶原始权属情况，属于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约定解除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张同书在二审中提交证据拟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但因通话录音无法核实通话对象系杜户仁本人，且张同书与船舶中介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故张同书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双方就解除涉案船舶买卖合同达成合意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同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同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海莉审判员  胡正伟审判员  黄 莹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