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21民初540号 原告：杨宗菊，女，197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特别授权），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610870705。 被告：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米易县得石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175971245XT。 法定代表人：陈继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光军（特别授权），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系公司综合部副部长，户籍地四川省盐边县，现住。 原告杨宗菊与被告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宝山矿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遂又于5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宗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和被告元宝山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光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宗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停产期间（2015年6月至2017年4月）的生活费21252元（966元/月×22个月)；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7500元[2200元/月×12.5个月（2006年10月至2019年1月共十二年零四个月）]；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9800元（2200元/月×9个月）。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10月17日到被告处上班，双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9年1月1日签订第二次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签订第三次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月1日签订第四次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于2015年6月停产，后于2017年4月复产。停产期间被告承诺每月支付职工生活费300元。2017年4月原告接到被告通知复工上班。因被告未足额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原告工资，原告于2019年1月8日依法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于1月31日离开公司。现原告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结果不服起诉至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当庭撤回了第三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9800元（2200元/月×9个月）。 被告元宝山矿业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公司从未承诺停产期间会支付原告工资或生活费。并且《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而根据原告陈述，其从2015年6月开始便没有收到公司支付的生活费，所以当时或者知情起一年内他就应当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但是原告并没有履行他的权利，而是在2019年2月15日才向仲裁委提出申请，故该项主张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在公司复产后，经双方协商，公司已经为其补缴了社会保险费，公司也从未拖欠原告的工资，原告离职是因其个人原因，所以原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事，公司与原告在原告主张的期间是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的，所以原告的主张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自愿撤诉的部分无意见。综上，请法院驳回杨宗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宗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了证人蒋某出庭作证： 1.劳动合同4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分别于2008年4月1日、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签订过共四份书面劳动合同； 2.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拟证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元宝山矿业公司未足额为杨宗菊缴纳社会保险； 3.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拟证明杨宗菊于2019年1月8日以元宝山矿业公司未缴纳社保且拖欠工资为由，书面通知元宝山矿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4.手机短信截图、手机短信摘要。拟证明2019年2月25日杨宗菊再次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以元宝山矿业公司未缴纳社保、拖欠工资为由通知元宝山矿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5.关于公司暂时停产的通知、元宝山矿业劳动纠纷调解笔录、（2018）川04民终162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元宝山矿业公司在停产前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员工在停产期间给予每名安排休息的员工300元/月的生活费，而且该事实已经法院判决书予以确认。包括杨宗菊在内的33名职工与元宝山矿业公司就停产期间的生活费、社保、经济补偿金等问题，经米易县总工会、政府部门主持过调解； 6.米劳人仲案[2019]16号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仲裁委庭审笔录。拟证明双方的劳动争议经劳动仲裁委仲裁，杨宗菊起诉程序合法，元宝山矿业公司已经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手机短信的事实； 7.班组日常安全工作记录。拟证明杨宗菊于2017年4月20日复工的事实； 8.出庭证人蒋某的证言。蒋某述称：⑴原告是和她一起于2006年10月17日入职被告公司的，复产时原告是2017年4月3日返岗的，后又于2019年1月辞职的；⑵公司曾经承诺过停产期间每月给每位员工300元的生活费。 9.职业健康检查表。拟证明杨宗菊离职前还被要求于2019年1月25日去做了离职体检，印证其已于1月8日提出离职申请的事实。 质证中，被告对上述证据中第2、4组无异议,但认为第4组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1组中第4份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主张印章虽真实，但公司方无代表人签字，劳动者方也非原告本人签字，而且和公司留存的不一致；对第3组证据三性不认可；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或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对第6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双方均对裁决不服均提起了诉讼，所以裁决书是未生效的；对第7组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需核实；对第8组证据，主张证人与原告系同社村民，属于邻里，不排除互相串通提供假证词的可能，证人退休早于原告离职，却对原告离职情况作证明，证言明显不真实；对第9组不认可，认为内容出处不明，也无公司确认，且不能证实原告离职理由。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可证实：⑴原被告第一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08年4月1日，其后双方又于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签订过三份书面劳动合同。公司复产后，原告于2017年4月20日已返厂上班。2019年1月31日，原告离开公司；⑵用工期间，2009年及2010年被告未足额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⑶被告停产前曾向员工承诺过停产期间向每位员工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该事实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 被告元宝山矿业公司围绕其辩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3年1月1日劳动合同、201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拟证明公司在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与杨宗菊存在书面劳动合同，所以不存在向其支付双倍工资的问题；同时证实2018年所签合同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非原告所提交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2019年2月22日元宝山矿业公司通知附快递回单、手机短信截图、2019年2月22日元宝山矿业公司《关于拟对杨宗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意见征求函》、2019年2月23日元宝山矿业公司工会《关于通过杨宗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会议纪要》、2019年2月23日元宝山矿业公司工会《关于杨宗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回函》、2019年2月24日元宝山矿业公司《攀元矿工会[2019]1号文件》。拟证明杨宗菊于2019年1月31日离岗，无故旷工15日，公司多次与其沟通后按照程序对杨宗菊做了开除处理，解除了劳动关系。故杨宗菊不应当获得任何赔偿； 3.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特快专递邮寄单。拟证明公司是在2019年3月1日才收到杨宗菊寄给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该材料是在公司已经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后才寄出的； 4.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拟证明截止2019年1月，公司按时为杨宗菊缴纳了社会保险，2009年至2010年两年未足额购买是因为杨宗菊提出不足额购买，2011年开始公司就为其全额购买社保，而且这么多年已经过了仲裁时效； 5.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拟证明因杨宗菊离职后一直不来领取2019年1月的工资，公司遂在2019年2月2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将该部分工资转给了杨宗菊； 6.米劳人仲案[2019]16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证明。拟证明公司对裁决结果不服依法诉至法院。 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6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中通知及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文件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除名依据合法性未得到证实，且无已作出除名决定并将该决定送达给原告的证据，所以除名程序不合法，短信通知只提到原告达到了除名条件，并未告知公司已作出除名决定，只有警示提醒作用，无送达除名决定之效果；对第3、4、5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从短信及邮寄单看，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也已于2019年2月25日送达被告，是在被告除名决定送达原告之前。2014年至2019年的社保都是在原告离职后才补缴的。网银转款回执不足以证明被告是按时发放的工资。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可证实：（1）原被告之间在2013年至2019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且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杨宗菊2019年1月31日离开公司，在2月25日、26日曾分别以短信和邮寄方式向公司表明了要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公司也在2月22—24日以杨宗菊旷工为由，研究过对其的处理；（3）杨宗菊的2019年1月工资，公司已于2月28日通过网络转账方式发放，社保已为其交至2019年1月。 本院出示了依职权从米易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调取的原告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该信息显示原告2015年9月—2019年1月的费用是在2019年1月31日补交的。对此证据，原告无异议，被告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本院依职权从社保经办机构所调取，手写部分系对查询中无法打印部分的备注，经办机构也通过加盖印章予以了确认，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确认、采信。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被告元宝山矿业公司员工，在公司从事摇床、选钛、脱水等工作。2008年4月1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劳动合同。其后至2018年1月，双方共签订了四次书面劳动合同，其中第三份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第四份合同中写有“本合同为无期限合同”字样，合同自2018年1月1日起。2015年6月，被告因行业不景气停产，原告按照被告的安排回家休息等候复工通知。2017年4月，被告复产并于当月通知原告返岗。在接被告通知后，原告即返岗上班。 2019年1月31日，原告离开公司。 2019年2月15日，原告向米易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1.由被告支付原告停产期间生活费21252元（966元/月×22个月)；2.由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7500元(2200元/月×12.5个月)；3.由被告支付原告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200元（2200元/月×11个月）；4.由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工资2400元。3月12日，该委员会作出米劳人仲案[2019]16号仲裁裁决，结果为：“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7500元（停工、停产后一个月工资220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5300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杨宗菊对裁决结果不服遂诉至本院。 仲裁期间，2月16日，被告公司管理人员彭光军曾发短信给原告，询问原告不返岗上班的事情，原告未作回复。22日—24日，公司以原告旷工已达15日以上公司已拟对其除名为由，与公司工会及县总工会进行了沟通。2月25日，公司管理人员彭光军再次发短信给原告，告知其已达到除名条件。原告回复称自己已按规定在1月8日通知过被告，劳动关系在1月31日已解除。2月26日，原告又给公司寄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再次重申自己已于1月8日提交过辞职申请，鉴于公司仍要求自己回去上班，现再次通知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但该通知未写落款时间。同日，彭光军也向原告寄出了公司于2月22日做的书面通知，该通知提出原告自离岗一直未返岗，也未回公司办过任何手续，公司也未收到过其书面辞职申请，现原告连续旷工已15日以上，要求原告尽快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3月1日，原告所寄邮件送达被告公司。 另查明：⑴原告2015年9月—2019年1月的社保费用，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做了补交，但仍有2009年和2010年两年的未足额缴纳；⑵被告的停产时间为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共计22个月，停产前被告曾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员工在停产期间给予每人300元/月的生活费，但并未支付。2018年1月17日，县总工会及地方政府组织员工代表与公司就发放停产期间生活费、拖欠的工资及补缴社保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但未达成一致明确意见；⑶原告离岗前的月平均工资为2200元；⑷原告2019年1月的工资，被告在2月28日通过网上银行做了支付。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违反法律规定或不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基于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处理意见及理由如下： 1.关于支付停工、停产期间（2015年6月至2017年4月）生活费的问题。 本案中，被告虽曾通过书面通知的形式，公开向职工承诺过停产期间给予休息职工每人每月300元生活费，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于2018年1月17日就已组织公司与员工就停产期间生活费等事宜进行了磋商，磋商中公司已明确表示不愿承担此项费用，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也就意味着原告应自2018年1月18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主张，也同时意味着原告最迟应在2019年1月17日前提起仲裁。而原告是在2019年2月15日才对此提出仲裁的，故该项主张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所以本院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对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2.关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从本案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事实：（1）原被告劳动关系一直是持续稳定的，直至2019年1月31日原告离岗；（2）2019年1月31日前，公司是未及时足额为原告缴纳社保费用的。即使1月31日进行了补缴，仍有2009年和2010年有数月未补交；（3）原告2019年1月份的工资，被告公司也是在原告提出仲裁申请（2月15日）后的2月28日才发放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由此可知，原告依法是应当获得经济补偿的。关于补偿金的的计算问题，前述法律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系2006年10月入职被告公司的，要求计算年限从2006年10月开始，对此，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劳动合同及双方均认可的仲裁经过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的存续期为2008年4月1日—2019年2月18日共10年11个月。因为对于原告离开公司前在1月8日是否向被告提交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方持否认态度，故对此事实无法认定。但根据双方均认可的仲裁资料显示，在劳动争议仲裁机关2月15日受理的原告的仲裁申请中，原告已以被告存在拖欠工资及社保等原因主张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也就表达出了原告解除合同的意思，而该申请在2月18日即由仲裁机关送达给了被告，也就意味着被告此时便收到了原告带有解除劳动合同意思及原因的通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在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劳动者可以即时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当原告带有解除劳动合同意思及原因的仲裁申请送达被告公司时，双方即解除了劳动合同。故此，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18日解除。原告主张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2200元，被告主张是1936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此外，被告对公司员工工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等也不提供证据。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制作和保存工资书面支付凭证的法定义务。故用人单位应有此证据，但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所以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被告主张原告系被其除名的员工，不应得到补偿的说法。因为从证据看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在2月18日已送达被告，而被告22—24日尚在研究对原告的处理方案，而且最终并未做出对原告除名或开除决定，也没有向原告明确告知过公司已对其做出了除名决定，所以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对原告的本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认定原告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为24200元(2200元/月×11个月)。 对原告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自愿撤回的诉讼请求，因该行为是其对自己权利的一种自行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故本院予以尊重，不再处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宗菊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24200元； 二、驳回杨宗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5元，由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卢定祥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张重庆 书记员黄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