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091民初113号原告：秦研，女，197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韩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茹，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文善，男，1989年4月16日出生，土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楼惠珍，女，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系王文善妻子。原告秦研与被告王文善、楼惠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7）冀1091民初943号民事判决。秦研、王文善、楼惠珍均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冀10民终5374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茹、被告王文善、楼惠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交付的首付款50万元并自2017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缴纳恶意拖延诉讼的罚款3万元并因此向原告支付经济及精神损失1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44000元；5.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王文善、楼惠珍系夫妻关系。原被告于2017年4月3日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所有的廊坊开发区房屋卖给原告，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第一笔首付款50万元。在支付第二笔首付款时，廊坊市人民政府下达（2017）61号文件，规定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一套房屋，由于该房屋被告一直未取到房本，所以该房屋也无法办理网签。现原告因政策原因及被告的原因没有在廊坊购买房屋的资格，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定金返还买受人。原告与被告多次沟通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事宜，被告始终逃避。原告提起诉讼后，被告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等方式恶意拖延诉讼。原告定居在韩国，因被告拖延诉讼导致原告经济上、精神上压力很大，被告在返还购房款本金利息的同时，对于给原告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也应当进行赔偿。被告王文善、楼惠珍辩称，对双方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已收取原告50万元首付款的事实均予认可。但合同当中未约定因限购政策而解除合同的条款，限购政策并非我国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也不构成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原告单方解除本合同于法无据，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实际是因为限购政策导致房屋价格下降。合同约定原告应当于2017年6月3日支付首付款第二笔费用80万元，但其未支付，其应当向被告支付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现在尚处于生效状态，原告应当支付剩余的购房款。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以及上诉，是律师指导下进行的，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同意向原告支付损失。被告答辩时提出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因未按照指定期限交纳反诉费，对其反诉请求未予受理。本院围绕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组织了庭审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事实确认如下：2017年4月3日，原告秦研与被告王文善、楼惠珍（二人系夫妻）在第三方廊坊市快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捷中介公司）的居间服务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所有的廊坊开发区房屋（被告按揭贷款购买但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合同总价款205万元，购买方式为首付款加按揭贷款，首付款130万元分两次给付，即于2017年4月3日支付第一笔50万元，于2017年6月3日支付第二笔8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第一笔首付款50万元。在合同履行期间，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2017）61号文件，规定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一套房屋。本案原告秦研户籍所在地、工作生活地以及社保缴纳地均不在廊坊市。限购政策出台后，秦研与楼惠珍协商解除合同，楼惠珍表示反对。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秦研与快捷中介公司王珊的微信通话记录。内容为2017年6月1日、3日、4日就办理购房资格证明、向楼惠珍支付第二笔首付款80万元等事宜进行协商。从对话内容看，秦研同意配合支付第二笔首付款80万元，提出出具韩国领事馆认证的其婚姻关系的证明，用以办理购房资格证明。王珊告知秦研，新的限购政策出台了，先不要办理证明了。原告举证拟证明其在限购政策出台前，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截止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7）61号文件下发前，秦研未显示有违反合同约定行为。2.楼惠珍与快捷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通话记录。内容为2017年6月1日、6月3日，快捷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楼惠珍到该公司现场接收秦研的80万元汇款，楼惠珍于6月3日告知该工作人员，其6月4日来接收汇款。原告举证拟证明其未于2017年6月3日支付第二笔首付款，系楼惠珍而非秦研原因造成；被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该对话可以证明，秦研未于2017年6月3日支付第二笔首付款非因自身原因，不属于违约。3.快捷中介公司李忠建的证人证言。李忠建庭审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经快捷中介公司居间服务而签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限购政策出台导致无法办理准购证，致使合同履行受阻。原告申请李忠建出庭作证拟证明，限购政策出台确实导致合同履行受阻，合同应当予以解除；被告质证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认证意见：证人证言可以证实，限购政策出台后，快捷中介公司与房管局沟通案涉合同履行，房管局的答复该合同无法办理购房资格证，合同履行受影响。该公司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原告，原告表示愿解除合同，并将已经取得的房屋钥匙交给该公司。该公司将原告协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转达被告，被告表示坚决反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解除合同、被告向其返还已交付的购房首付款并支付利息、赔偿损失的主张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就案涉合同是否受限购政策制约曾向房管行政机关发送询证函，房管行政机关未回函答复。对于廊坊市限购政策的执行，本院也未查询到相关实施细则。从法律效力原则考量，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订立于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7）61号文件出台前，且在限购政策出台前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房屋也已经交付，合同履行本可不受限购政策制约。但证据显示，案涉合同经中介机构协调，确实由于房管部门严格掌握政策而未能继续履行。在此情况下，原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的主张，合乎常理，不属于违约；而被告坚持要求履行合同，同样出于维护自身合同利益，且不违背法律原则，不属于滥用权利，其诉讼中的行为亦有法律依据，不构成恶意拖延；庭审中原告表示购房初衷系方便其丈夫来华工作生活，但由于工作原因已经返回韩国工作居住，原告自己也随之定居于韩国，如继续履行购房合同，必定加重原告的负担，且面临房管、银行等多部门执行限购政策的不确定性，反而易使合同双方利益保护失衡。综上，案涉购房合同，确因限购政策致使合同履行受阻，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购房款，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并无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购房款利息、赔偿损失等诉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被告之间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二、被告王文善、楼惠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秦研购房款50万元；三、驳回原告秦研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10元，由原告秦研负担310元，被告王文善、楼惠珍负担9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卫东审 判 员  冯 茵人民陪审员  张占满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王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