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41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春菲，女，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俊，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阿微，女，195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秀锋，男，198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采琴，女，198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思根，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申诉人刘春菲因与被申诉人朱阿微、金秀锋、金采琴、周思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6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8）33000000109号民事抗诉书，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浙民抗52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王晓霞、检察官助理应旭君出庭。申诉人刘春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俊，被申诉人朱阿微、金秀锋、金采琴、周思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存在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的情况。一、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因此，夫妻偿还共同债务应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限，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时，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通常情况下是指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如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在判断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时，应当综合考量所负债务金额、借款用途、资金流向等因素，不能简单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虽然案涉单笔债务为100万元，但不能单独割裂来看，该笔债务系周思根与金可章上千万元高额债务中的一笔。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4月7日至2013年4月28日，金可章共向周思根汇款1030万元（2011年3月8日借条上款项未计在内），涉及7份借条，借条载明的利息为2.5分至4分不等。2011年6月3日至2013年8月28日，周思根通过自己或亲友的银行账户陆续向金可章支付借款本息1194.46万元。案涉债务发生在2012年2月22日，是在刘春菲与周思根2012年1月16日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内，而在刘春菲与周思根结婚之前，周思根与金可章已经存在多笔大额的债权债务往来。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周思根与金可章之间的债务不仅数额巨大，且约定高额利息，部分债务发生在刘春菲和周思根婚姻关系之前并具有连续性。从借款金额、利息约定以及时间跨度看，不仅大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也明显超出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刘春菲本身有固定职业，并未有证据证明刘春菲与周思根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因此，从所负债务的整体情况看，现有证据无法得出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结论。其次，根据刘春菲以及金志国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案涉借款用于归还周思根婚前借款的可能性较大。根据金志国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金志国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9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周思根70万元、80万元。而刘春菲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2年2月22日即案涉借款发生当日，周思根分两笔转账支付给金志国78.08万元，结合金志国二审期间的证言，可以证明周思根婚前即与金志国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案涉借款用于归还周思根婚前借款的可能性较大。二、本案一审法院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期间，由尤雪晴担任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因尤雪晴未被任命为人民陪审员，故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开庭（见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笔录第4页）。虽然第三次开庭由具备人民陪审员资格的人员组成合议庭，但该次开庭刘春菲并未出庭，庭审中仅是宣读刘春菲在第二次庭审期间的陈述内容，刘春菲也并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而第三次庭审内容与第二次庭审内容基本一致，故第三次庭审实质上仍系第二次庭审，一审法院审判组织的组成存在不合法的情况。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依法再审。 刘春菲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陈述：一、根据双方资金往来，周思根支出的本金和利息已远超朱阿微一方汇款总额。原判未确认案涉100万元本金及利息是否已通过2012年2月22日之后发生的汇款清偿，但根据现有证据，周思根已经清偿10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各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二、现行婚姻法已不存在事实婚姻法律关系。二审以刘春菲小孩出生时间推算周思根与刘春菲同居时间，缺乏依据。刘春菲和周思根婚前已经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各自财产及婚后财产、债务各自负责。两人婚后经济独立，没有混同。三、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回复规定，“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符合该批复的规定。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条的规定，案涉债务超出家庭日常所需，发生在婚后一个月，系周思根用于偿还婚前欠款，不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驳回朱阿微的诉讼请求。 金可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春菲与周思根共同偿还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3年8月22日开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诉讼费由刘春菲与周思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可章系刘春菲的舅舅；刘春菲与周思根于2012年1月16日登记结婚，2014年8月1日经该院调解离婚。2012年2月22日，周思根向金可章借款100万元，并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金可章人民币壹佰万元，月息叁分。同日，金可章向周思根汇款100万元。2014年4月15日，周思根向金可章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本人周思根现就对金可章借款归还做出如下承诺：今年六月下旬还壹佰万至贰佰万元，今年七月底还款贰佰万元，余款在八、九月还清。承诺书出具后，周思根没有归还借款。金可章现还持有周思根分别于2011年3月8日、4月7日、4月21日，2012年7月4日、12月29日，2013年1月10日、4月28日的借条七份，借条上载明的利息为2.5分至4分不等。自2011年4月7日至2013年4月28日，金可章共向周思根汇款1030万元（2011年3月8日的借条上款项未计在内）。自2011年6月3日至2013年8月28日，周思根通过自己或亲友的银行账户陆续向金可章支付借款本息1194.46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周思根、刘春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金可章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2013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周思根、刘春菲共同负担。 刘春菲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金可章已于2017年1月25日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配偶朱阿微、儿子金秀锋、女儿金采琴。金秀锋、金彩琴明确表示放弃对本案债权继承权利。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为：一是涉案借款是否清偿完毕。周思根向金可章借款100万元，有借条、银行汇款凭证为据。金可章与周思根之间确实存在大量经济来往，周思根向金可章借款不仅本案100万元，且所有借款均约定高额利息，故即使周思根累计支付给金可章1194.46万元也是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与利息，也不足证明将本案100万元债务清偿完毕。况且2014年4月15日周思根出具的承诺书，足以证明在周思根停止付款后其仍欠金可章许多款项。所以，一审依照借条、汇款凭证、承诺书综合认定周思根尚欠金可章100万元债务并无不当。二是涉案借款是否属于周思根与刘春菲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周思根、刘春菲两人虽于2012年1月16日登记结婚，当年5月就生育小孩，以此推算周思根、刘春菲两人在2011年7、8月份就同居生活。显然，本案借款发生在周思根与刘春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其夫妻共同债务。现刘春菲诉称，周思根向金可章借款100万元是偿还2011年11月向案外人金志国借款，应属周思根个人债务。纵观全案，刘春菲所主张的周思根与案外人金志国间原先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依据不足。退一步说，2011年11月周思根有向金志国举债事实存在，同样是发生在周思根与刘春菲两人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即使周思根将本案借款用来偿还欠金志国债务的，原审认定本案借款系周思根、刘春菲夫妻共同之债，其处理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支持；刘春菲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在二审期间，金可章因病亡故，现依法追加其合法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直接将本案债权享有人变更为朱阿微、金秀锋、金采琴并追加为二审被上诉人参与诉讼。现金可章的合法继承人金秀锋、金采琴表示放弃对本案债权继承权利，应予以准许，故本案债权应归属金可章的合法继承人朱阿微一人享有。据此，该院判决：一、维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5）温永商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受理费负担部分；二、变更永嘉县人民法院（2015）温永商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主文为：限周思根、刘春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朱阿微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2013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刘春菲负担。 再审审理中，刘春菲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一、（2016）浙0324民初340号民事裁定书、（2017）浙0304民初3218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304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304民初517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生效证明文书，拟证明周思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单方大量巨额举债，刘春菲未参与周思根工程项目经营，所有借款未流入刘春菲账户，刘春菲从未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生效的（2017）浙0304民初5174号民事判决也已确认刘春菲不承担该案款项偿还责任；二、个人收入证明，拟证明刘春菲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上海证券有限公司瑞安罗阳大道证券营业部工作，案涉借款发生前后有固定工作，收入稳定，足以承担家庭开支和消费；三、（2017）浙0324执1566号缴纳执行款通知单、（2017）浙0324执156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户口本，拟证明本案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刘春菲需抚养孩子、赡养父母，本案已对其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本院认为，证据材料一涉及周思根对外所负其他债务，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证据材料二虽系刘春菲工作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但在缺乏银行流水明细等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真实性难以认定，不予确认；证据材料三涉及本案执行情况，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确认。 因一审第三次庭审时，周思根向法院提交的《2011年度借款本金和还息情况》认可2011年3月8日借条载明的现金150万元借款、2011年4月7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150万元借款、2011年4月21日借条载明的现金100万元借款，2011年10月26日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100万元借款、2012年7月4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200万元借款、2012年12月29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合计借款120万元、2013年1月10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借款100万元及2013年4月28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50万元借款，因此对于上述借款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根据金可章一审提供的2011年12月8日向周思根转账160万元的银行凭证，其确向周思根账户汇入160万元，故该160万元也应认定为金可章对周思根的借款。至于金可章一审中提供的2011年4月22日金秀锋向周思根转账100万元的银行凭证，涉及金秀锋与周思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应认定为金可章对周思根的借款。 故对原一、二审查明的“自2011年4月7日至2013年4月28日，金可章共向周思根汇款1030万元（2011年3月8日的借条上款项未计在内）”的事实，再审不予以确认。对原一、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自2011年3月8日至2013年4月28日，金可章共向周思根汇款1230万元（含案涉2012年2月22日100万元借款）。 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刘春菲的申诉意见及原审各方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周思根是否已向金可章清偿了案涉100万元债务；二、若周思根尚未清偿案涉债务，该债务是否系刘春菲与周思根的夫妻共同债务；三、一审法院审判组织组成是否合法。 一、关于周思根是否已向金可章清偿了案涉100万元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金可章作为出借人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和借条主张周思根未偿还2012年2月22日100万元借款。虽然周思根辩称已清偿了案涉借款本息合计121.8万元，并提交了向金可章账户2012年7月22日转账12万元，9月7日转账348000元和10月26日转账75万元的交易凭证。但是其一审向法院提交的《2011年度借款本金和还息情况》明确排除了2011年12月8日160万元借款和案涉2012年2月22日100万元借款，并主张按照金可章要求的月息两分标准，其向金可章支付了包括上述三笔款项在内的合计金额12374600元，已超额清偿金可章债务653490元。因此根据周思根提交的《2011年度借款本金和还息情况》，其自认尚案涉100万元债务并未包含在其已清偿债务范围内。虽然周思根主张在清偿其余970万元债务时已超额支付了654390元，但由于其亦自认尚未清偿2011年12月8日的160万元借款，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关于“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规定的精神，周思根主张的超额支付金额也应优先清偿在先发生的2011年12月8日160万元借款。在周思根超额支付的金额尚不足以清偿在先的2011年12月8日16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金可章有权要求周思根清偿案涉2012年2月22日100万元债务。更何况，周思根2014年4月15日向金可章出具的承诺书，也确认截至当时其尚欠金可章的借款远超100万元。因此，原审认定周思根尚欠金可章案涉100万元债务，并无不当。 二、关于案涉债务是否系刘春菲与周思根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从时间看，虽然案涉债务发生于2012年2月22日，该期间在刘春菲与周思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距离两人结婚仅一个月左右。从借贷合意看，刘春菲并未同意与周思根共同作为借款人向金可章借款100万元，其对案涉债务并不知情。从资金流向看，金可章于2012年2月22日15时31分37秒向周思根0018账号转账100万元，周思根同日从该账户20点19分36秒、20分19秒分别向金志国转账50万元和28.08万元，20点42分07秒向金志敏转账10万元，2月23日，周思根又从该账户支取了20万元。而金志国二审出庭作证也认可周思根2012年2月22日向其转账的78.08万元系用于清偿其2011年9月4日出借给周思根的8万元和11月7日的70万元。虽然周思根与 金志国系好友且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在债权人金志国与债务人周思根一致确认还款事实并提供相关银行流水明细予以印证的情况下，金志国的证言应予采信，其陈述的事实可予以认定。二审否定金志国证言的证明力，于法无据。本案应确认周思根将所借的78.08万元用于清偿其个人婚前债务。至于剩余款项约22万元，周思根以现金和转账方式取走，去向不明。该笔款项数额巨大，在刘春菲与周思根婚后未购置大额财产且未共同经营的情况下，在案证据难以认定周思根将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刘春菲从中受益。因此综合全案事实，本案应认定案涉100万元债务并未用于周思根与刘春菲的夫妻共同生活，系周思根的个人债务。原审以刘春菲与周思根小孩出生时间推断两人于2011年7、8月份开始同居生活，并根据债务发生时间认定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 三、关于一审法院审判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卷宗材料显示，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向刘春菲邮寄传票等庭前文书，地址为永嘉县上塘镇登屿巷25号，联系电话139××××7171；于2016年6月13日和11月25日以相同地址和联系电话向刘春菲邮寄开庭传票。虽邮政回单显示第一次无人签收；后两次刘春菲经电话联系后均表示拒收，但刘春菲实际于2016年4月21日和10月19日到庭参加了一审法院的二次庭审。且刘春菲再审中也确认上述邮寄地址系其母亲地址，电话系其本人电话。因此在一审法院以有效的 地址与联系方式向刘春菲邮寄第三次开庭传票的情况下，刘春菲第三次未到庭参加诉讼属于无理由拒绝出庭，一审当庭告知各方合议庭成员变更信息并依法缺席审理并无不当，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规定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情形。 由于金可章在二审期间死亡，其合法继承人为朱阿微、金秀锋、金采琴，而金秀锋、金采琴表示放弃对本案债权继承权利，因此原审确认案涉债权归属朱阿微一人享有，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以及刘春菲的部分申诉理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62号民事判决和永嘉县人民法院（2015）温永商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 二、周思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阿微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2013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朱阿微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周思根负担。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朱阿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伟 审判员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