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13民初949号原告：戴家美，男，195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柱，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元喜，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石首市。被告：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广兰道6号深装总大厦A座。法定代表人：何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邸达，山东诚功（黄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山东诚功（胶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6155号。法定代表人：崔节论，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娜，该公司员工，住济南。被告：周云，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石首市。原告戴家美与被告沈元喜、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济南恒大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深装总公司的申请追加周云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柱，被告沈元喜，被告深装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邸达、王斌，被告济南恒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家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质保金合计253778.599元；2、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质保金的利息，自应付质保金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30日，被告沈元喜作为被告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绿洲项目部的负责人与原告签订关于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的《劳务承包合同》，原告与被告沈元喜于2016年3月28日又签订关于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3－5层剩余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补充协议》，原告与被告沈元喜就合同涉及工程相关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包括工程量、工程单价、工程总价、工程开工竣工日期，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等，工程完成后双方结算得出工程总价款为4656311.28元，其中有5％的工程款作为质保金即228827.76元，质保期为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2015年3月21日，原告与被告沈元喜就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公装），双方就合同涉及工程相关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包括工程量、工程单价、工程总价、工程开工竣工日期、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等，工程完成后双方结算得出工程总价款为505001.78元，其中有5％的工程款作为质保金即24950．839元，质保期为2016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12日。以上两工程结算之后在原告的多次催促下，被告沈元喜和被告深装总公司才陆续将95％的工程款支付，至2018年1月12日、2018年7月31日，两工程的质保期分别到期，被告沈元喜和被告深装总公司却再三推迟支付原告的质保金，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合同义务，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被告济南恒大公司作为以上两工程的发包方，应当为被告沈元喜和被告深装总公司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因此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沈元喜辩称，与原告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属实，但工程尾款需要经过财务对账才可以确定，质保期内的维修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在质保金中扣除。本案应由被告深装总公司支付劳务款。深装总公司辩称，本案为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不适用有关建设工程法律的相关规定，所以，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告仅有权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劳务报酬，无权向被告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公司主张权利。深装总公司承揽涉案工程后，将该工程以内部承包形式交给周云负责，深装总公司是承包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所称的发包人。周云是深装总公司的内部员工，深装总公司将该工程以内部承包方式交给周云施工后，周云是实际施工人，周云以其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由周云自己负责，与深装总公司无关。周云是深装总公司内部员工，深装总公司与周云不是转包关系，而是内部承包关系。不符合《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对于转包、分包的定义。深装总公司并不欠付周云涉案工程款，其中剧场部分，沈元喜和戴家美尚未结算，无工程欠款，故深装总公司不承担责任。依照深装总公司与周云内部承包责任书的规定，涉案两个工程，深装总公司实际支付给周云的款项，加上应当扣除的各种税、费，已超过深装总公司实际取得的进度款，深装总公司并不欠付周云工程款。涉案工程剧场部分，现有证据表明，沈元喜与戴家美之间尚未结算，所以不能确定沈元喜是否还拖欠戴家美劳务费用。沈元喜不是深装总公司员工，也未获得深装总公司授权，其行为与深装总公司无关。济南恒大公司辩称，一、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无合法依据，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也不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济南恒大绿洲33、34号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及剧场室内外装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对实际施工人有具体规定，实际施工人是指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承包人、没有资质的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承包人，并非所有在工地上组织和从事施工行为的人员均为实际施工人。本案中原告并不是实际施工人，无权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三、答辩人应付未付工程款为4295.54元。答辩人与被告深装总公司之间就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号楼工程已经结算，除质保金因涉及质量问题需转扣需核对未付款外，仅存在未付款项4295.54元。答辩人与深装总公司就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外装修工程尚未结算，合同约定暂定总价为11692638.65元，截止2019年4月15日，答辩人已支付9449147.27元，支付比例占合同暂定总价的80.81%，按照《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第9条的约定，未结算前答辩人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为80%（含20%的工程备料款），目前答辩人在工程未结算的情况下，付款条件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应付未付工程款。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之规定，即便法院认可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也应在查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答辩人在4295.54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周云辩称，一、深装总公司与沈元喜签订的劳务合同合法有效，情况属实。二、沈元喜与戴家美劳务关系事实存在，双方有合同依据。三、依据沈元喜与戴家美的劳务合同，工程质保期之内的维修费用(因施工质量问题导致甲方转扣维修费用，业主索赔费用，工人维修工资等)，应依据合同在戴家美的结算款及质保金中扣除。四、在与戴家美办理无争议结算之后，后期款项都由深装总公司自己付款给戴家美，所以戴家美提供的最终结算金额不能作为付款最终金额，需要双方财务对账确定扣除已付的、及甲方转扣等费用。五、深装总公司驻工地财务管理极为混乱，我与沈元喜多次要求深装总公司支付劳务费都未得到实质性回应与解决，深装总公司财务以及部门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而且我方多次要求深装总公司提供付款转账记录并与我方财务进行对账都没有得到回应(我方的应收工程款总额远远大于深装总公司的实际支付总额，剩余工程款一直得不到支付与解决)导致我们没法完全确认已付款金额是否正确。经审理本院认定：2015年1月30日，沈元喜(甲方)与戴家美(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沈元喜将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分包给戴家美施工。1.1本合同分包范围：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4＃楼首层大堂电梯厅、2、6-25层室内精装修工程，1.2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具体施工项目详见后附劳务工程量清单。2.1分项工程单价：分项工程单价一次包干166元/平方，不做调整，单价包含半成品、成品保护费用。2.2暂定合同价款总额4415600元，结算时按实际结算面积为准。3.1开工日期2015年3月15日，竣工日期2015年8月6日。7.2.4工程质保期为两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纠纷和因质量引起的费用支出，质保金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2016年3月28日，双方又签订关于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3－5层剩余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补充协议》，条款参照上述《劳务承包合同》。2016年12月26日，戴家美与刘磊(以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进行结算出具《33#、34#楼劳务结算书》，戴家美劳务班组结算总金额4656311.28元，应付劳务款4427483.52元，质保金228827.76元，扣款金额100000元，实际应付金额4327483.52元，已支付金额3336318.63元，未付金额991164.89元。周云在该结算书签署“同意支付，年前支付。周云2016.12.26”。同日，戴家美与刘磊签署《质保金使用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合同约定以及结算协议约定质保期工程从2016年8月1日开始至2018年7月31日截止，因劳务队在交房六个月以后不再进行后期维保修，在维保修期间所有因劳务施工问题发生的维保修费用直接从质保金中扣除，到2018年7月31日两年质保期结束后一个月以内返还剩余质保金。质保金(按照结算金额的5%)为228827.77元。”沈元喜认可该《33#、34#楼劳务结算书》及《质保金使用协议》，但认为应由深装总公司核对维保修费用，支付剩余款项。深装总公司认为与其公司无关。2015年3月21日，沈元喜(甲方)与戴家美(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公装），沈元喜将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瓦工分项工程分包给戴家美施工。1.1本合同分包范围：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瓦工分项工程，1.2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具体施工项目详见后附劳务工程量清单。2.1分项工程单价：分项工程单价一次包干不做调整，单价包含半成品、成品保护费用。2.2暂定合同价款总额473061.82元，结算时按实际结算面积为准。3.1开工日期2015年4月15日，竣工日期2015年6月15日。7.2.4工程质保期为两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纠纷和因质量引起的费用支出，质保金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2017年5月28日。戴家美与李芬霞签署《深装总公司与戴家美济南合作项目明细》，其中长清恒大剧场：合同价499016.78元，签证5985元，结算总产值505001.78元，质保金24950.839元，按总产值合同内95%签证100%为480050.941元，已付款480050元，未付工程款0元。李芬霞在该总明细表中签署“以上双方确认无误。2017年5月28日李芬霞(加盖‘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翡翠华庭项目部专用章(仅限于工程资料签证用)印章’)。沈元喜认可该结算明细，但认为应由深装总公司核对维保修费用，支付剩余款项。深装总公司认为与其公司无关。深装总公司认可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由其承包施工的事实，但主张其将上述工程以内部承包的方式交由周云施工，并提供与周云就上述两项工程签署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各一份。周云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刘翰到庭说明情况称：深装总公司存在拖欠质保金的情况，沈元喜、戴家美只负责半年的质保维修，剩余质保期由周云负责，周云向深装总公司索要质保维修费用的数据，深装总公司一直未提供，所以需要扣除多少质保金尚不清楚。周云提供《分包合同》三份，一、2015年2月7日，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下称玉雕劳务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五期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业主与我方签订的合同及工程量清单中规定的所有施工内容。分项工程单价175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5001670元。沈元喜以玉雕劳务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玉雕劳务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恒大绿洲剧场主楼室内一至三层、室外石材幕墙、外围商业装修工程。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业主与我方签订的合同及工程量清单中规定的所有施工内容。分项工程单价335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4205255元。沈元喜以玉雕劳务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合同中未注明签订时间。三、2016年7月1日，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深圳市中建南方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下称中建南方劳务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精保洁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范围为所有精装修范围，含套内、大堂、电梯间、铝合金门窗及防火门的面向精装修的部分、含套内阳台及栏杆。分项工程单价3.2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97663.55元。沈元喜以中建南方劳务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中建南方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周云给深装总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本人周云与贵司签订了《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本人同意贵司通过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劳务公司的形式支付劳务班组人工费和临聘人员工资，因采用此种形式而增加的税费(劳务公司需缴纳的各项税费、劳务公司收取的每笔劳务班组人工费的1%管理费、每月临聘人员工资1%的管理费等)概由本人承担。深装总公司、沈元喜认可该三份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但沈元喜认为该三份分包合同系在深装总公司的授意下签订的，因为深装总公司支付劳务款需向有施工资质的劳务公司付款，而我沈元喜个人无施工资质，所以只能以玉雕劳务公司、中建南方劳务公司的名义领取劳务款项。周云提供济南恒大绿洲项目2016年8月-2018年7月《维保修转扣费用明细表》一份，总金额6万余元。除沈元喜认可该转扣费用外，其他当事人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深装总公司承包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后，以内部承包的方式交由周云组织施工，同时深装总公司又将劳务工作分包给玉雕劳务公司，由沈元喜挂靠玉雕劳务公司进行劳务施工，沈元喜又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戴家美。本案《劳务承包合同》系沈元喜以个人名义与戴家美签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戴家美只能要求合同相对人沈元喜承担合同责任。同时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违法转包、分包引起的纠纷，并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的有关规定。因此，戴家美要求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戴家美与沈元喜作为自然人无从事劳务作业的相关资质，因此，双方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双方对劳务结算金额、质保金金额及支付期限无异议，现质保期已过，沈元喜未能提供应扣除维修费用的数额及证据，沈元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沈元喜应向戴家美支付该款项及逾期利息。33#、34#楼的质保金228827.76元；恒大剧场质保金24950.83元，共计253778.59元。《质保金使用协议》约定“到2018年7月31日两年质保期结束后一个月以内返还剩余质保金”，沈元喜应自2018年8月30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沈元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家美劳务款253778.59元；由被告沈元喜以253778.59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戴家美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戴家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3元，由被告沈元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业友人民陪审员  徐 敏人民陪审员  李宝健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于菲菲书记员黄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