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01行初815号原告刘某1，男，201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原告刘某2，女，200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二原告法定代理人暨原告李某，女，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系原告刘某1、刘某2之母。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玉辉，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浏阳市关口街道环府路8号。法定代表人吴新伟，市长。委托代理人袁持铎，浏阳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浏阳市国土资源局法律顾问。被告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住所地：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109号。法定代表人柳享存，所长。委托代理人罗浩，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于孟标，该单位法律顾问。原告刘浩轩、刘某2、李某因不服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浏阳市政府）、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以下简称经开区征拆所）征地安置行政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5日分别单独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3日裁定将三案并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委托代理人王玉辉，被告浏阳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袁持铎、周建辉，被告经开区征拆所委托代理人罗浩、于孟标，均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诉称：原告自出生一直在浏阳市洞阳镇北园社区杨家滩片甘冲组生产、生活，因浏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发展需要，2016年10月17日，李某父亲李敬职为代表与被告经开区征拆所签订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征收并拆除了原告与其家庭成员共有的农村房屋，原告所在的户共有农业人口8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每人支付保障性房源指标款15.8万元，但被告经开区征拆所认为原告李某系外嫁女，未将原告列入拆迁安置对象。两被告不仅拒向原告支付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亦未将原告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其行为严重违反了《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的规定。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一、判决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每人房屋拆迁安置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人民币15.8万元；二、判决二被告将原告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及家庭成员户口簿，拟证明原告户口在浏阳市洞阳镇北园社区杨家滩片甘冲组；2、证明，拟证明原告社会保障卡在户口所在地洞阳镇北园村办理的，原告系甘冲组成员，享受了该组的基本权利；3、结婚证、刘志刚身份证及两份证明，拟证明李某与刘志刚系夫妻关系，刘志刚户籍地为桃源县剪市镇八公桥村八头山片六村民组，李某不属于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参与也不能参与该村组田土山水分配及相关收益分配；4、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书、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拟证明被告未将原告纳入拆迁安置对象，未向原告提供保障性房源，未支付保障性房源回购款，也未将原告纳入社会保障体系；5、《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文、《浏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浏阳市征收集体土地货币安置区保障性房源分配和指标回购暂行办法〉的通知》浏政发（2015）13号文，拟证明原告符合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置条件，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保障性房源回购款并将原告纳入社会保障体系；6、浏阳市洞阳镇出具的证明、房屋照片，拟证明原告通过合法购买程序，而非无偿申请取得该房屋地基，且该房屋地基不属于原告户籍地甘冲组所有的土地，故原告也无法通过无偿申请取得，原告建造该房屋时，村委和政府未给予任何补助和优惠。被告浏阳市政府辩称：一、原告李某符合分户条件且其已以自己名义申请建房，其房屋与本次征收范围内其父李敬职的房屋是两户相互独立、互不相同的两处房屋，故2016年10月17日征收李敬职户的房屋时，没有将已单独建房的原告李某及其子女纳入房屋拆迁补偿范围。二、经开区征拆所与李敬职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中对该户农业人口认定数为5+1人，李敬职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且在征地补偿调查时，李敬职在补偿计算表上签字确认，对该户常住人口数亦予以签字确认，三原告均不在该户5个农业人口范围内，不享有获得房屋拆迁安置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资格，也不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三、原告要求支付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所依据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系李敬职与经开区征拆所签订，浏阳市政府不是履行该协议义务的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四、本案原告所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浏阳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2、（2009）浏政土许字第4911号《村民建设用地许可证》。被告经开区征拆所辨称：一、被答辩人李某与父亲李敬职在征收时符合分成两户的条件。三被答辩人户口虽寄挂在李敬职户，李敬职于1997年1月30日申请建造了房屋，李某在2009年10月10日单独申请建房，许可证上对李敬职户旧房的处理原则是要拆除，李敬职没有拆除旧房，造成了李某、李敬职父女两户的房屋并存的事实，两处房屋各不相同、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客观上李敬职户5人与李某户3人是完全符合分成两户的条件。二、答辩人征收时实际亦是分成两户按先后顺序进行处理的。2016年10月17日征收李敬职户的房屋与其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时确定李敬职户常住农业人口5人，不包括李某及其子女，三被答辩人的房屋不在本次征收范围内，李敬职对本次征收没有涉及李某的房屋也是没有异议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与义务关系，三被答辩人不能享受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待遇。三、答辩人已经履行了与李敬职签订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的全部义务。请求驳回三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经开区征拆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2、付款记录、社保记录；3、村民建设用地许可证；4、浏政发（2014）8号、（2015）13号文；5、照片。拟证明经开区征拆所与李敬职户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确定的5个农业人口没有包括三原告，李某已经单独建房，李某三人现有集体土地房屋居住，没有购买商品房，三原告不符合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纳入社保体系规定。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在本次征地过程中没有对三原告进行安置违反了相关规定，被告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浏阳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经开区征拆所对原告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被告经开区征拆所提交的证据4系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采信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被告因康万路建设，需要征收浏阳市洞阳镇北园社区甘冲村民小组土地，原告李某父亲李敬职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需要拆迁。2016年10月17日，李敬职与被告经开区征拆所签订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确定了李敬职户房屋补偿费数额以及需要安置的人员，确定李敬职户的农业人口数为5人，未将三原告纳入征地安置对象。原告李某结婚后户籍未迁出，其婚后生育了子女刘浩轩、刘某2，三原告户籍仍在李敬职北园社区甘冲组户籍内。另查明，原告李某在北园社区另行建有住宅一栋，2009年10月10日，浏阳市政府为其核发了《村民建设用地许可证》。本院认为：一、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事项为征地安置。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安置相关具体工作。因此，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予以安置是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经开区征拆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原告对经开区征拆所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安置主要采取货币安置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两种方式。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拆除非农业户或采取货币安置方式的农户的住宅，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和购房补助费；拆除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方式的农户的住宅，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拆除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方式的农户的住宅,需要重建的，另行支付重建用地补助费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重建用地的规划设计、用地和报建手续、补偿安置、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沙市人民政府印发执行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亦规定，购买保障住房必须是实行货币安置的被征地农户，以户为单位，由户主申请，经区县（市）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审查后确定，并予以公示。因此，需要予以住房安置的对象应当是因实施征地被拆除了住宅的住户。本案中三原告户籍虽然仍在李敬职户内，但原告李某已经获批在北园社区集体土地上另行分户建房，实际上已经单独立户，被告据此认定三原告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未将三原告纳入李敬职户予以补偿安置，已充分考虑了三原告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三、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实行货币安置的人员，应当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货币安置的人员，一律转为城镇居民，不再保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仍然享有对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的财产权利。实行货币安置的人员数，按照不低于被征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均土地数量计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自征地公告之日起30日内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确定转为城镇居民的人员名单，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会同当地公安部门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公示后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准。为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和社会保障问题，长沙市人民政府制定了《长沙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的时点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发布之日为准；该办法第十三条对纳入社会保障的对象的确定以及相应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因三原告不属于此次征地安置对象，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直接将其纳入城镇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不符合上述规定。综上所述，经开区征拆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浏阳市政府予以征地安置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浩轩、刘某2、李某对被告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的起诉。二、驳回原告刘浩轩、刘某2、李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浩轩、刘某2、李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贺元芳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刘朋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