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2872号原告：梁伟津，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曾韵莹，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嘉茵，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伟坚，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吴伟国，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镇彬，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伟津诉被告李伟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伟津的委托代理人曾韵莹、张嘉茵，被告李伟坚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伟国、林镇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李伟坚与梁伟津为初中同学，双方于2013年9月份口头协商合伙经营园林。2013年9月22日，由梁伟津（承包方，乙方）与案外人原番禺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发包方，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位于大同队内的50亩土地经营信诚园林（双方当庭确认信诚园林前名称为“美琳园林”，也叫大围场）。具体承包范围以双方认定的规划图为准，乙方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种植之用，承包期为10年，即从（农历）2014年正月初一至2023年12月30日，前三年每年租金为136500元、第二个三年每年租金为143325元等。承包押金：乙方要支付给甲方押金每亩1500元，押金合计为75000元，该押金至合同期满且乙方无违约的不计息退回乙方。暂交押金50000元，余下25000元在2016年每月度前交。2017年1月26日，案外人东涌镇鱼窝头村大同队出具《收据》（编号0002117），内容为：缴款单位为梁伟津，项目为收土地押金，金额为25000元。（2017）粤0115民初2215号（该案中梁伟津、李伟坚均为被告）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记载“对于上述收据中所载的土地押金的交纳过程，梁伟津称是其本人以现金方式将押金交给鱼窝头村的，缴纳后村里开具了收据。庭后，梁伟津出具书面意见称上述押金是其让李伟坚代交的，事后有将该款项还给李伟坚，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中，本院向东涌镇鱼窝头村民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取证，鱼窝头村民委员会在《调查笔录》中确认：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是梁伟津与鱼窝头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所签，在2016年该村大同队队长通知梁伟津缴交余下的25000元押金，但梁伟津要求村里叫李伟坚交，后李伟坚通过银行转账交了25000元押金，村里开具了上述收据；在2017年1月份之前，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上挂花场牌子上的联系人为梁生，之后挂了一个联系人为李生的牌子；在今年年头，李伟坚有找村里退押金，后村里通知了梁伟津过来，梁伟津拿了25000元给李伟坚，但李伟坚没有收。”以及“庭审中，两被告（梁伟津、李伟坚）确认：就万某花场双方是合伙关系，没有具体区分各自的份额；除了万某花场以及本案诉争的花场外，两被告没有合作经营的其他花场；就涉案花场土地，两被告不存在转租和分包关系；就涉案花场，两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对此，双方当庭予以认可生效判决内容，并确认由梁伟津在2013年9月23日交付信诚园林土地押金50000元；李伟坚在2016年年底支付信诚园林押金25000元。2014年1月，合伙正式成立，梁伟津出资250000元（包含租地押金50000元、2014年租金136500元，其中80000元为通过其妻子伍杏屏转账），李伟坚以树苗（李伟坚称投入树苗总价为486000元，且不包含2017年1月份的树苗款）及经营管理形式出资。双方当庭确认当时有案外人周某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某所占份额。合伙期间由李伟坚负责经营管理以及账务明细。李伟坚从2008年6月份开始经营万某花场，并主张在2013年9月与梁伟津一起经营信诚园林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本后，将一部分信诚园林的花树苗移送至万某花场经营，因此双方只是该批树苗的合伙经营，对应的证据为手写的“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内容。梁伟津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万某花场是双方合伙信诚园林后以信诚园林营利的钱投入万某花场，梁伟津没有其他出资。从2015年2月开始合伙万某花场；两个花场记载同一个账本，两个花场的资金混同一起使用，在由李伟坚负责记录的账本中有记载支出万某花场费用的情况。2016年11月，因信诚园林经营问题，双方进行简单清算，由李伟坚找人进行估价约300000元左右（不含负债）后，手写记账单“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双方确认在2017年3月份开始由梁伟津独立经营信诚园林、李伟坚独立经营万某花场。李伟坚主张因当时双方说好由李伟坚进行经营，所以才又在2017年1月运输一批树苗过去，共67车，价值40余万元，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人何某称在2017年1月份有从亚运村拉了四五十车的鸡蛋花等树苗到大围花场和万某花场，具体拉了多少车记不清，大围花场比较多，万洲的少一点。证人何某确认曾在2017年1月17日至1月23日期间出具的收据，其中记载亚运城到大围的共24车，亚运城到大围、万洲的共26车。2017年6月14日，经由李伟坚委托，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信诚园林的苗木及建筑物现值价格评估结论书》，对信诚园林进行价格评估为788138元。此外，梁伟津、李伟坚在上述合伙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务费、运费以及建设工程费等被共同起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以及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粤0115民初2215号、（2018）粤7012民初12号及（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其中（2017）粤0115民初2215号、（2018）粤7012民初12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法律义务已经由李伟坚履行完毕，（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结果尚未履行。梁伟津的诉讼请求：一、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合伙经营项目包含信诚园林、“万某花场”；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已垫付的信诚园林出资款315197.75元以及利息（利息以315197.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项目中万某花场未分配的款项168180元（万某花场总价值336360元，原被告各占50%）以及利息（利息以未分配价值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判令确认（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原告、被告各承担50%，被告向原告支付23135元；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双方是基于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行合伙，同样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伙行为，因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对于梁伟津主张李伟坚依据生效判决承担合伙期间共同债务的问题，已经由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两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已经履行的判决，实际履行人可以依法向连带责任人主张追偿权，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的审理范围。另，本案庭审中双方均明确尚未实际履行（2017）粤0113民初9512号民事判决结果中的支付义务，本院对梁伟津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梁伟津可待实际履行后另案主张。此外，梁伟津、李伟坚均确认双方就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且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经对信诚园林曾经由梁伟津、李伟坚合伙经营做出过确认，本院亦予以确认。此外，万某花场虽然存在合伙经营或者合作经营的情况，是基于信诚园林的合伙而产生，但本案双方当庭均已确认该合伙在2017年3月已经解散，信诚园林目前由梁伟津独自经营，万某花场由李伟坚独自经营，故本案中无需再次确认合伙关系的存在。梁伟津的诉求实际是要求李伟坚支付信诚园林合伙期间的垫付出资以及对万某花场未分配的款项进行分割，本案的焦点在于信诚园林合伙期间是否存在梁伟津垫付出资以及万某花场是否合伙以及合伙形式问题：首先，关于信诚园林合伙期间是否存在梁伟津代为李伟坚垫付出资的问题。梁伟津、李伟坚均确认对于信诚园林存在合伙，但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或其他约定，也均未向本院提交有关合伙比例情况的证据材料。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及现有证据材料来看，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或者领取营业执照，仅属于事实合伙行为，并非合伙企业。李伟坚主张在合伙中提供树苗总价值为486000元并提供实际管理作为合伙条件，梁伟津对此未予以反驳，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伙经营期间存在向李伟坚支付工资或管理费等情况，因此本院采信李伟坚以劳务合伙的主张。梁伟津、李伟坚确认在合伙成立时有案外人周某出资150000元共同参与合伙，并于当年10月份退出合伙。梁伟津、李伟坚分别出资75000元平均获得周某所占份额。而此时双方并未对合伙期间李伟坚是否有欠合伙出资作出表示。此外，梁伟津自行提供的合伙出资明细表中记载了李伟坚在2016年9月、2016年11月以及2017年1月支付款项的情况，梁伟津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期间李伟坚在支付款项后仍存在拖欠合伙费用的情况。仅在账本第31页，2014年的记载中有李伟坚关于“至11月3日止，公司欠津哥18000元采购材料款”的记载能够体现出合伙经营中存在对梁伟津欠款的情况。根据双方确认在2016年11月进行清算时信诚园林的价值约为300000元，李伟坚当时手写的“大围场应付你150000元”印证了双方对于信诚园林当时的价值确认，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该合伙行为中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因此在李伟坚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填补“18000元采购材料款”的情况下，李伟坚应当按比例承担该部分9000元。此外，李伟坚提供微信记录显示在2016年12月15日向梁伟津转账7000元，梁伟津主张该部分为李伟坚向案外人曹某支付的借款利息。对此李伟坚不予认可，梁伟津仅提供曹某向李伟坚账户的转账记录以及曹某出具的确认函，但并未申请曹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本院询问，也无法证明曹某向李伟坚账户转账的款项性质。故在双方均无明确证据证明7000元转账性质的情况下，不予采信梁伟津的主张，本院将其作为李伟坚向合伙交纳的欠付款项在合伙所欠梁伟津的18000元中李伟坚所应承担的9000元内予以抵扣，李伟坚还应向梁伟津支付合伙经营中的不足部分2000元。其次，关于万某花场是否合伙以及合伙形式的问题。双方均确认万某花场最开始由李伟坚独立经营。梁伟津主张因合伙经营情况不错，双方在2015年2月之后约定再合伙经营万某花场。并举证在账本中有万某花场的水电费及租地租金的支出，双方在2016年11月因合伙经营不善，分开经营，约定每人一个花场，梁伟津经营信诚园林，李伟坚经营万某花场。李伟坚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仅是因万某花场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将信诚园林的花木移至万某花场进行出售，导致出现额外的水电费、租金支出。且双方没有关于每人经营一个花场的约定。对此，本院从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如下：第一、梁伟津主张散伙时双方约定每人一个花场，但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梁伟津关于要求李伟坚支付万某花场未分配款项的诉讼请求明显存在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梁伟津当庭主张是以双方合伙经营信诚园林的盈利投资合伙万某花场，但在账本中并无关于2014年结算盈利投入万某花场的记录，梁伟津也没用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万某花场存在合伙经营协议以及收益分配的情况。但无法排除双方在万某花场存在事实合伙或者合作的情况；第三、在李伟坚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万某花场的方案是李伟坚提出“按照市场价六折买入15/16年进货剩下的花木”，梁伟津表示“你好似忘了大围”（28页-29页）；梁伟津表示“万洲按你的方案，大围继续找买家好不好”（31页）以及“不如直接D两场一起算、你开个价”（34页），李伟坚回复“万洲场只能点货，两个场不同性质，要分开计”以及梁伟津表示“我想说是你全要了，给我个价钱”；可以看出双方对于万某花场的处理与信诚园林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万某花场的经营方式与信诚园林不同；第三、在账本中确实有关于万某花场的支出项目以及向万某花场运送花木的记载，但开始时间并非起于梁伟津所主张的2015年2月，而是在2014年就已经有陆续记载：车费“马克—万洲、大刀沙—万洲”（32页）、2015年5月4日“支付万洲场电费12月份-3月份”（49页）、2015年12月30日“2015年收入553305元、支出654956元（含15年万洲场地租）”（67页）、2016年4月5日“支付万洲场2015年1月-2016年月电费”（72页），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至少从2014年12月开始，在信诚园林的支出账本中就有关于对万某花场相关费用的支出记载，因此双方其实在2015年2月之前就存在合作情况，但李伟坚的记账内容存在瑕疵，且从中支付了部分万某花场的地租，具体情况双方均未进行举证；第四、以上结合李伟坚手写的“万洲场余货应付你168180元”内容也证实双方在万某花场范围内存在以部分花木种植为基础的合伙，该金额应以双方2016年11月结算时确认的李伟坚应付给梁伟津的金额168180元为准。李伟坚主张双方在该部分合伙中存在亏损，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对于李伟坚从信诚园林的账本中支出的万某花场费用存在部分重叠以及交纳地租具体份额情况，梁伟津可依据实际从信诚园林转移至万某花场的花木数量与万某花场的原有花木数量进行折算后，收集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伟坚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梁伟津支付出资款2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被告李伟坚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梁伟津支付花木余款1681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681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梁伟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585元由原告梁伟津负担3619元，被告李伟坚负担1966元（直接支付给原告梁伟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羿盟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法官助理刘迪雯书记员蔡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