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坚，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079号金晖大厦B栋2909，公民身份号码44081119751025151X。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中，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法新，男，197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新苑南19号之一，公民身份号码220103197605182116。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霞，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林雪梅，女，196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富丽家园建华路富昌花园A座711房，公民身份号码450525196906270046。原审第三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农业园区北部办公楼首层1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345406794A。法定代表人:吴坚。上诉人吴坚因与被上诉人王法新、原审被告林雪梅、原审第三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特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7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法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坚立即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8年2月2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4月23日，利息为7830元，本息暂合计为807830元）；2.判令吴坚向其支付违约金5万元；3.判令林雪梅对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吴坚、林雪梅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7月8日，宝特公司登记成立。2015年7月15日，宝特公司出具《出资证明》，确认收到王法新股金款15万元、刘某凌股金款15万元、刘某琪股金款10万元。2016年10月30日，刘某凌与王法新签订《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刘某凌将其此前认购的宝特公司75万股份及出资全部转让给王法新，刘某凌已缴纳首期出资15万元，王法新在签约后6天内支付15万元股权转让金予刘某凌，刘某凌尚未缴纳的其余60万元出资由王法新根据公司章程缴纳，刘某凌退出宝特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同日，刘某琪也与王法新签订《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刘某琪将其此前认购的宝特公司60万股份及出资全部转让给王法新，刘某琪已缴纳首期出资1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王法新实际须向刘某琪支付股权转让金为10万元，王法新在签约后6天内支付15万元予刘某琪，刘某琪尚未缴纳的其余50万元出资由王法新根据公司章程缴纳，刘某琪退出宝特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2016年11月5日，于某涛与王法新签订《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某涛将其此前认购的宝特公司60万股份全部及出资转让给王法新，于某涛已缴纳首期出资10万元，王法新在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金予于某涛，于某涛原依章程应当履行的其余10万元出资义务由王法新根据公司章程缴纳，于某涛退出宝特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王法新分别于2017年12月8日转账88000元、于12月10日转账12000元至于某涛银行账户，合共10万元。同日，吴某玲与王法新签订《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某玲将其此前认购的宝特公司75万股份全部及出资转让给王法新，吴某玲已缴纳首期出资15万元，王法新在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15万元股权转让金予吴某玲，吴某玲原依章程应当履行的其余60万元出资由王法新根据公司章程缴纳，吴某玲退出宝特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王法新于2017年12月8日分三笔转账至孔某文的银行账户共15万元，孔某文是宝特公司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中吴某玲的代理人。2016年11月5日，宝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一、本次股东大会确认一些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1.确认并同意转让方吴某玲将其股权作价1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法新，受让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此转让款，对转让方后续未缴付的出资，由受让方依宝特公司章程缴纳。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受让权。……4.确认并同意转让方刘某琪将其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法新，受让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此转让款，对转让方后续未缴付的出资，由受让方依宝特公司章程缴纳。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受让权。5.确认并同意转让方刘某凌将其股权作价1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法新，受让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此转让款，对转让方后续未缴付的出资，由受让方依宝特公司章程缴纳。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受让权。……7.确认并同意转让方于某涛将其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法新，受让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此转让款，对转让方后续未缴付的出资，由受让方依宝特公司章程缴纳。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受让权。8.确认并同意转让方黎某仪将其股权作价1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吴坚，受让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此转让款，对转让方后续未缴付的出资，由受让方依宝特公司章程缴纳。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受让权。……二、本次股东大会确认以下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事宜：……4.确认并同意股东鲍某将其所持宝特公司股权委托给股东王法新代持，并将其表决权委托给代持方行使，但委托方继续按宝特公司章程承担股权义务，且代持方不得损害委托方的合法权益。2016年12月26日，鲍某与王法新签订《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鲍某将其此前认购的宝特公司75万股份全部及出资转让给王法新，鲍某已缴纳首期出资15万元，王法新在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15万元股权转让金予鲍某，鲍某原依章程应当履行的其余60万元出资由王法新根据公司章程缴纳，鲍某退出宝特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王法新于2017年2月16日分三笔转账15万元至鲍某指定的鲍某林银行账户。2017年4月23日，王法新出具《授权书》：“现在我王法新授权委托刘某凌代我签署和吴坚关于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刘某凌所签名所有文件我都承认，特此委托”。同日，刘某凌代王法新（甲方，转让方）与吴坚（乙方，受让方）签署《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此前自愿签订《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以章程认购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特公司）400万股股份（合计认缴出资400万元）。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甲方已向宝特公司缴付首期出资80万元正。现甲方因个人原因，自愿将其认缴的宝特公司400万股股份及其出资全部转让给乙方，退出宝特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现就甲方在宝特公司的股权出资事宜，订立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其认缴的宝特公司400万股股份及其出资全部转让给乙方。二、鉴于甲方首期出资80万元，其余认缴出资尚未实际支付，故本次股权转让乙方实际须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金为80万元，此转让金乙方需要在2018年2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原依章程应当履行的其余320万元出资义务，由乙方根据《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缴纳。四、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宝特公司及宝特名下公司一切经营和盈亏概与甲方无关。自即日起，未经公司同意，甲方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行为，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声誉。五、双方承诺恪守诚信，全面履约。日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拒不履行配合义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六、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的，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时，任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佛山市南海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备注：王法新代持股份由代持委托人与乙方另签订代持协议，由原委托代持人给甲方写出解除代持协议。王法新上述80万股份确认是本人或收购的，由以下股东组成：刘某凌15万，王法新15万，刘某琪10万，于某涛10万，吴某玲15万，鲍某15万。根据工商档案信息显示，2016年11月22日，宝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法新变更为吴坚，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正并备案。根据公司章程修正案，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作为宝特公司的原发起人已经退出宝特公司，刘某琪、鲍某并非宝特公司发起人，王法新认购股份265万股，吴坚认购股份415.202万股。董事会成员等高管备案前为：鲍某，董事；程某安，董事；黄某兵，监事会主席；江某，董事；刘某凌，董事；孙某利，董事；王法新，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聘）；吴某龙，监事；吴某玲，董事；曾某群，监事（职工代表）。董事会成员备案前为：邓某，董事；黄某兵，副董事长；刘某丽，董事；麦某儿，职工监事；孙某利，董事；王法新，监事会主席；吴坚，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聘任）；肖某梅，监事。上述变更事项由宝特公司2016年11月5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等作出。2017年8月10日，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正并备案，王法新作为宝特公司的原发起人已经退出宝特公司，吴坚认购股份为605.79万股。吴坚不再担任宝特公司监事会主席。上述变更事项由宝特公司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等作出。根据《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32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第33条规定：“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公司经批准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另查，吴坚与林雪梅于2004年1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9月18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王法新以其与吴坚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主张吴坚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及违约金、利息等，另主张林雪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坚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不应支付相应款项。林雪梅认为其已与吴坚离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与其无关，不应当承担本案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王法新与吴坚之间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及林雪梅是否需承担本案责任。针对本案上述争议焦点，本案分析如下：一、关于王法新与吴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吴坚认为其与王法新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因是该协议中王法新所转让的400万股是通过受让他人股权而得，而该股权受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或违反公司章程33条的规定，另王法新与吴坚之间关于400万股的转让也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和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对吴坚的上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关于王法新受让他人股份的问题。根据王法新与吴坚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法新将其认缴的400万股份及其出资全部转让给吴坚，又备注“王法新上述80万股份确认是本人或收购的，由以下股东组成：刘某凌15万，王法新15万，刘某琪10万，于某涛10万，吴某玲15万，鲍某15万”。从宝特公司工商档案信息可知，王法新、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是宝特公司的发起人，王法新分别与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及刘某琪、鲍某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且王法新均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宝特公司2016年11月5日的股东大会决议也确认了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均为公司发起人，其转让股权予王法新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之规定，而刘某琪、鲍某虽非为宝特公司章程中记载的发起人，但其亦同意将其股权转让予王法新，且王法新向二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转让款数额等于出资款。二人的相关权益并未因上述股权转让受到损失，换言之，二人并未因宝特公司或相关股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而使权益受到侵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故吴坚以此为由否认王法新受让宝特公司股份行为的效力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2.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的问题。王法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4月23日，而根据宝特公司在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以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王法新已不再是宝特公司的股东,2017年8月10日的宝特公司工商变更信息也确认了上述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规定：“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公司经批准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通过违规的股权转让或股份减持而谋取不当利益，重在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而本案中，王法新与吴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均为宝特公司的股东且分别为监事会主席和董事长，吴坚作为董事长对公司的相关情况尤其是股权构成情况理应清楚知悉，根据公司章程及修正案显示，王法新作为股东的到期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当时宝特公司的股东仅为6人，亦非公众公司，该股权转让并不能对他人或公众投资者带来权益侵害。同时，根据2017年7月26日的宝特公司股东大会及2017年8月10日的宝特公司章程备案登记中显示王法新退出宝特公司，不再为宝特公司股东，可见王法新与吴坚已经就双方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实际履行。综上分析，王法新与吴坚签订《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人当时均为宝特公司股东及高管人员，且上述转让协议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确认，亦未能反映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侵害了其他投资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吴坚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公司法及宝特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由认为无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3.如上所述，根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中可知王法新已经将其股份转出，吴坚理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因吴坚并未在协议约定的2018年2月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按照协议约定其应支付违约金5万元予王法新。王法新另又向吴坚主张利息，因协议中已经约定了违约金，故其利息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林雪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结合上述分析，林雪梅与吴坚在2016年9月18日登记离婚，双方离婚时间在王法新与吴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法院对王法新关于林雪梅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林雪梅及宝特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吴坚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800000元及违约金50000元予王法新；二、驳回王法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89.15元、财产保全费4809.15元，合共10998.30元（王法新已预交），由王法新负担78.30元，吴坚负担10920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逾期交纳，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王法新多交的1092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申请，法院予以退还。吴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王法新要求吴坚支付股权转让款800000元及违约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二、王法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遗漏查明王法新于2015年8月16日主持召开宝特公司股东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的规定，作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2015年8月16日增资扩股股东会决议），决定以定向增发的、增加扩股的形式，增加1515万元注册资本金（实为1575万元，蔡某华60万元未统计，下同），将宝特公司注册资本金由1060万元增加到2575万元，吸纳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王某兵、黄某兵等23人为宝特公司股东，向该23人非法募集股份2635万元的事实。（二）原审判决遗漏查明宝特公司于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11月5日期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述规定，通过与刘某琪、鲍某、吴坚、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王某兵等25人签署《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的形式（王法新等宝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均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向该25人非法募集388万元（其中5万元没有实际支付）；并于2016年11月5日通过作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将上述非法募集的股份办理了工商备案登记至王法新及吴坚等六人名下的事实。导致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和《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宝特公司向刘某琪、鲍某、吴坚等25人非法募集股份388万元的行为、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及章程修正案属无效；继而导致未能认定根据无效的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及章程修正案作出的2016年11月5日工商登记变更信息，以及王法新与刘某琪等五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王法新与吴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宝特公司在2017年7月26日做出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修正案、2017年8月10日宝特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信息等均属无效。二、原审判决认定王法新受让他人股份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一）王法新通过签订出资转让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刘某凌、刘某琪、于某涛、吴某玲、鲍某五人的宝特公司股份是无效的。1.王法新受让刘某凌、于某涛、吴某玲三人的宝特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无效的。根据原审判决已查明的刘某凌、吴某玲在转让宝特公司股权给王法新时，分别担任宝特公司董事、监事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至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做出其他限制性规定”，以及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关于“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部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的规定，二人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转让所持有的全部宝特公司股权予王法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此外，于某涛根据宝特公司章程的记载仅持有宝特公司股份50万股，而其与王法新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宝特公司股份60万股，两者相差10万股，由此可认定双方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无效的。综上，王法新受让刘某凌、于某涛、吴某玲的宝特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无效的。2.王法新受让刘某琪、鲍某的宝特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无效的。首先，原审判决已经查明刘某琪、鲍某非宝特公司发起人，没有发起人将宝特公司股权转让给二人，宝特公司的工商备案登记上也无二人的股权备案登记信息，故二人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未持有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法新的行为是无效的。其次，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可认定宝特公司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尚未缴足的情况下向刘某琪、鲍某二人非法募集股份的，故宝特公司与二人签订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向其募集股份的行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605民初15916、15921、15925、15926号民事判决书，亦是确认与二人情况相同的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王某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无效，并判令宝特公司分别向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王某兵返还认股款的。故二人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宝特公司非法募集的股份、未实际持有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法新的行为是无效的。再次，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可认定鲍某曾担任宝特公司董事，其在转让股权予王法新时离职未满六个月，故鲍某转让股权予王法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和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另，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中仅约定鲍某将股权交由王法新代持，而鲍某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2月16日期间办理了转让股权予王法新，该转让行为没有得到股东大会的确认，依法亦应认定无效。最后，原审判决以“二人并未因宝特公司或相关股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而使权益受到侵害”为由，认定王法新受让二人股份的行为有效显属曲解法律，依法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旨在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刘某琪、鲍某二人的相关权益，在宝特公司或相关股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的情况下，只有依法认定王法新受让二人股份的行为无效，并判定由宝特公司返还二人的投资款才是合法正确的做法，而非将错就错，以二人相关权益无损为由而公然曲解法律支持二人转让股权予王法新的违法行为，故原审判决认定王法新受让二人股份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因此，王法新受让刘某琪、鲍某的宝特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无效的。（二）原审判决以宝特公司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确认王法新与刘某凌等五人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为由，认定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依法应认定无效。根据王法新在原审中提交的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王法新与刘某凌等五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宝特公司《出资证明》，以及吴坚在原审中提交的(2016)粤0605民初15916、15921、15925、15926号民事判决书、宝特公司2015年8月16日增资扩股股东会决议、吴坚与宝特公司签署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等证据，可认定宝特公司系采取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该司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尚未缴足的情况下，于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11月5日期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通过与刘某琪、鲍某、吴坚、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王某兵等25人签署《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的形式（王法新等宝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均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向该25人非法募集388万元（其中5万元没有实际支付）。宝特公司于2016年11月5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系以“股权转让”“股权代持”的合法形式掩盖上述非法集资的事实，并通过在此基础上作出2016年11月5日《章程修正案》达到将非法募集的股份办理工商备案登记的目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因此，原审判决根据无效的宝特公司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确认王法新受让刘某凌等五人股份有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三、原审判决认定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的行为有效，并据此判令吴坚应向王法新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认定王法新与吴坚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王法新受让刘某凌等五人股份是无效的，故王法新据此与吴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受让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的行为亦是无效的。此外，根据2016年11月5日和2017年7月26日宝特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记载，王法新仅持有宝特公司股份265万股（合计认缴出资265万元）。而双方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法新转让给吴坚的宝特公司股份400万股（合计认缴出资400万元），与宝特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的王法新合法持有的265万股相差135万股，即王法新没有实际持有宝特公司400万股股份，不可能将宝特公司400万股股份转让，由此可认定《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无效的，宝特公司据此作出的2017年7月26日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于2017年8月10日办理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亦是无效的。（二）原审判决以王法新与吴坚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得到股东大会的确认及办理了公司章程备案登记为由，认定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王法新受让刘某凌等五人股份是无效的，宝特公司通过作出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达到将非法募集的股份388万元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至王法新及吴坚等6人名下的目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和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宝特公司作出2016年11月5日章程修正案办理的公司章程备案登记应认定无效，在此基础上作出的2017年7月26日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于2017年8月10日办理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亦是无效的。因此，原审判决以王法新与吴坚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得到股东大会的确认及办理了公司章程备案登记为由，认定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在查明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和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的情况下，仍曲解法律，认定该转让行为有效是错误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案中，王法新转让股权予吴坚时双方均为宝特公司的股东且分别为监事会主席和董事长，故王法新在担任监事会主席期间将所持有的全部宝特公司股权转让给吴坚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关于“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的规定是有效的，对王法新、吴坚均有法律约束力，而在王法新转让股权时双方均为宝特公司的股东及高管人员，故该转让行为违反宝特公司章程第33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3）王法新作为宝特公司股东并没有实际履行完到期出资义务，根据无效的2016年11月5日股东会决议的记载，王法新在2016年11月5日章程修正案记载的出资额中包括有原发起人章某华、丁某驹、曾某群的出资及非法募集的许某燕、杨某的出资。而当时宝特公司工商备案登记的股东虽为6人，但实际上为包括原发起人12人、非法募集股份的新进股东18人，共30人，故当时宝特公司工商备案登记实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无效的备案登记，而该次股权转让行为也没有经过30名股东的表决；且宝特公司系采取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没有改变，故该司仍然是公众公司，王法新向吴坚转让股份必然会对他人或公众投资者带来权益侵害，依法应认定无效。由上可见，原审判决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确认，已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亦未侵害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为由，认定王法新与吴坚之间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据此判令吴坚应向王法新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王法新答辩称：一、宝特公司吸纳李某标、曾某霞、路某梅等人成为公司股东与本案股权转让不具有关联性。宝特公司2015年7月8日成立后，公司部分发起人的亲戚朋友因看到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纷纷主动要求入股。公司发起人多次明确告知因公司成立还未满一年，暂不能吸收新股东加入，不能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各新股东还是坚决要求加入，李某标等人就是其中之一。吴坚晚于李某标等人加入宝特公司，吴坚与王法新、刘某凌原本不认识。在李某标等人加入宝特公司后，吴坚主动托人介绍认识刘某凌，几次三番找到刘某凌要求入股宝特公司。各发起人一致同意吸收新股东加入公司，吴坚和其他新进股东一样，同意以隐名股东的形式加入，待符合条件时，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有新进股东的增资款都是转账至宝特公司公账，包括吴坚本人的入股资金。所有新股东的入股款项全部用于了宝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任何侵占挪用。吴坚接管宝特公司时，曾派人与王法新、刘某凌核对账目，办理财务移交，未发现任何财务问题。虽然新入股东由于宝特公司当时成立未满一年而未能变更成为显名股东，但是各新入股东按入股合同约定，己经充分享受了内部股东的权益：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分享公司福利等。原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605民初15916、15921、15925、15926号案件因宝特公司提起上诉，现二审法院还未开庭，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且在该上诉状中，宝特公司亦认为其吸纳新股东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宝特公司亦认为李某标等人入股有效，吴坚作为宝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上诉状上签字确认。吴坚以该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标、曾某霞等与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无效，更据此推定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与上述李某标等人的案件无关。二、王法新与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有效。1.发起人身份的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与王法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有效。宝特公司是2015年7月8日成立，王法新与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均为宝特公司发起人。2016年11月5日，前述各人在宝特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经审议通过，发起人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分别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宝特公司已成立一年多，作为发起人，此时转让公司股份，自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宝特公司及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章程修正案》的备案登记，该《章程修正案》显示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三人名下的股份，已全部归零，足以证实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三人与王法新股权转让是客观真实的。2.刘某凌、吴某玲在离任董事后半年内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转让行为均依法有效。宝特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刘某凌、吴某玲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虽然刚刚离任宝特公司的董事职务不到半年，虽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有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之规定，但其转让行为仍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上市公司发起人股份质押合同及红利抵债协议效力问题请示案的复函》[（2002）执他字第22号]明确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发起人股份转让的期间限制，应当理解为是对股权实际转让的时间的限制，而不是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的限制。本案质押的股份不得转让期截止到2002年3月3日，而质押权行使期至2005年9月25日才可开始，在质押权人有权行使质押权时，该质押的股份已经没有转让期间的限制，因此不应以该股份在设定质押时依法尚不得转让为由确认质押合同无效”。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仅是管理性禁止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刘某凌、吴某玲分别与王法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本不存在该条规定的（一）至（四）项情形。虽然前述《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相关规定，但如前所述，该禁止性规定已如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复函所述——仅是管理性禁止性规定，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管理性禁止性规定不得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在任期间、或离职后半年内将其所持股份转让，其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全国多地法院已对此有明确的司法判例，均不无例外地认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或董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禁止性规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代理人已向法庭提供了参考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赵华芳、孟丽娜与顺国昌、吴君灿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5）浙商提字第51号]”，该案审查的，正是股份有限公司在任董事将其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本案经一审、二审、再审，三级法院均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为管理性禁止性规定，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在任董事将其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其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有效。三、王法新与刘某琪、鲍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有效。宝特公司2015年7月8日成立，刘某琪2015年7月15日认缴出资50万元，并实际出资10万元整。鲍某2015年8月入职认缴出资75万股，并实际出资15万元。由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故，此刘某琪、鲍某二人的股份尚无法登记、显示于宝特公司的公司章程之中，但并不意味着此二人向宝特公司的认股行为无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项规定，同样为管理性禁止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因为二人认购股份的行为，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并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并不损害社会公德；此外，公司股权转让与认购，并不以工商登记为有效前提。吴坚同样是在宝特公司成立半年后，通过与刘某琪、鲍某一样的认购方式，成为了宝特公司的隐名股东，加入宝特公司，并参与宝特公司的经营管理。吴坚于宝特公司成立后认购的股份，同样是不在公司工商登记中显示。吴坚本人对此操作及认购方式非常清楚：虽然吴坚自己认购的宝特公司股份也未显示在宝特公司章程之中，但其与刘某琪、鲍某均自交纳认股金后立即成为了宝特公司的内部股东，并按约定享受与发起人股东一样的股东权利。2016年11月5日，宝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吴坚、刘某琪、鲍某三人均参加了此次股东会，并且吴坚本人在该次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名确认了刘某琪、鲍某为宝特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2016年11月5日宝特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刘某琪、鲍某将其所认购的股份转让给王法新，吴坚在此决议上签名。故吴坚对王法新转让给他的股权构成中，包括刘某琪、鲍某的股份，是清楚的。四、王法新与吴坚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有效。吴坚于2016年初入职宝特公司，担任总经理参与经营。吴坚对宝特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刘某琪、鲍某等隐名股东持股的事实都是明知的。吴坚在入职后为了取得公司控制权与经营权，不断以受让或者代持方式取得宝特公司股份。截至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召开，其以股权受让、股权代持、出资认购的方式，实际掌握了宝特公司股份达415.202万股。2016年11月5日的股东大会，吴坚也全程参加了，其对王法新受让刘某凌、吴某玲等人的400万股份（含刘某琪和鲍某的隐名股份）是明知的。王法新于2016年11月5日股东大会后，选择了继续作为公司股东留在公司并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法新于2017年4月与吴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管理性禁止性规定，但并不影响其股权转让的效力。王法新与吴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清楚地约定：王法新转让给吴坚的此股权，包括王法新本人、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刘某琪、鲍某的全部股份——已经实际缴付的80万出资，以及尚未缴付的出资。双方之所以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80万元，是因为双方均明知且确认，王法新所转让给吴坚的股份中，实际到位出资为80万元。五、宝特公司2017年7月份《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吴坚名下新增加的股份，与王法新转让的总股份不符，是吴坚本人有意为之，此并不影响王法新与吴坚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及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后，公司有义务（并非转让方有义务）制作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报送工商登记部门备案。故，股权转让后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宝特公司的行为，依法无须王法新同意、参与和配合。从宝特公司2017年7月份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可以看出：签署本次公司章程修正案的，是已经被任命为宝特公司董事长的吴坚；且该公司章程修正案上，仅有吴坚的签名及宝特公司的盖章。而此时，公章已在新任董事长吴坚的手中。另，王法新有充分证据显示，2016年11月底，吴坚在邓某、黄某兵、孙某利三位现任股东的支持下担任宝特公司的董事长，而王法新由董事长调整为监事会主席，并将宝特公司公章、财务章等证照移交给吴坚。2016年11月份起，王法新已经实际离开公司，仅做挂名监事会主席。自此至今，宝特公司一直被吴坚、黄某兵、邓某、孙某利实际控制，并由其经营管理。需要强调的是，在宝特公司现任股东中，仅有孙某利是发起人股东，而吴坚、黄某兵、邓某均是在宝特公司成立后加入，黄某兵、邓某与吴坚、刘某琪等隐名股东一样的形式，认购股份而成为宝特公司的股东。依法，若黄某兵、邓某没有受让或代持宝特公司发起人股份，其不可能在宝特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成为显名股东。但在2017年7月宝特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中，黄某兵、邓某均被列入宝特公司股东名册。由此可知，吴坚受让王法新股份后，将其受让的部分发起人股份登记在黄某兵、邓某名下，致吴坚名下新增股份与王法新转让的发起人股份总数265万股（实际应该为275万股，工商登记显示为265万股，系登记错误）不相同，此行为系吴坚等现任股东自行调整决定，与王法新股权转让的效力无关。另外，即便是股权转让后，公司章程修正案中显示登记股份数错误，也不因此导致王法新与吴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为，股权转让登记并非是股权转让有效的必要条件。六、王法新与吴坚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得到履行，吴坚与其他在任股东已实际接管经营公司两年，现其主张转让协议无效，是不诚信的行为。若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无效，亦违背了鼓励交易、维持交易稳定的原则，纵容了不诚信。从相关交接清单显示，吴坚作为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管理公司已两年时间。吴坚当初收购发起人股份、代持发起人股份、代持或收购其他隐名股东的股份，其目的是为了接管公司、经营公司。如今，吴坚的这一目的已经实现。从2017年7月26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可以看出，王法新名下已经没有任何股份，其名下的股份已经由吴坚操纵，被转移到吴坚及其他股东的名下。王法新在股权转让中不存在任何恶意或隐瞒，吴坚本人对宝特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性质、公司成立后存在定向增资扩股的行为，均是非常清楚且以其本人的认购行为而对此表示认同与肯定。吴坚在宝特公司效益良好、公司呈良性发展的情况下受让王法新的股份，在其全面接管公司后公司效益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其又反悔，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吴坚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应当得到谴责，也应当得到严惩。在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完成，股权变更已经备案登记，且吴坚已经实际管理控制宝特公司两年且在持续经营该公司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恢复到起始状态，这违反了维护交易稳定、鼓励交易的原则，也不利于宝特公司的经营发展。综上，王法新与吴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林雪梅、原审第三人宝特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作陈述。王法新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任免通知》《执行和解协议》，拟证明：2016年11月底开始吴坚实际接管宝特公司并持续经营至今。宝特公司是佛山市三水区××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两公司均是吴坚在实际经营管理。经质证，吴坚对王法新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其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经审核，吴坚对王法新举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吴坚、林雪梅、宝特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宝特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任免通知》载明，免除王法新、刘某凌在宝特公司的一切职务。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11月9日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刘某凌、于某涛、吴某玲、王法新为宝特公司的发起人。本院认为，王法新诉称其与吴坚签订《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作价80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宝特公司股份及转让款于2018年2月1日前付清，吴坚违约未按期付款，故请求吴坚支付股权转让款项80万元及违约金5万元。吴坚上诉认为王法新仅持有宝特公司股份265万股而非合同约定的400万股，且王法新与刘某凌、于某涛、吴某玲、刘某琪、鲍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与王法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而无效。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王法新能否请求吴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80万元及违约金5万元。经审查，第一，王法新授权代表刘某凌与吴坚于2017年4月23日签订的《宝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经吴坚、宝特公司确认。该协议在正文开头、条款第一条及正文尾部对王法新持有宝特公司股份数量及构成作出了具体的描述。且，吴坚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已经是宝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其理应清楚知道宝特公司股份的持有人情况。另，王法新亦举示了其与刘某凌、于某涛、吴某玲、刘某琪、鲍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的股价支付情况。因此，吴坚上诉认为王法新仅持有宝特公司股份265万股而非持有400万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宝特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成立，王法新与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均为宝特公司发起人。宝特公司于2016年11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分别于2016年10月至11月期间与王法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宝特公司成立已超过一年。因此，吴坚上诉认为王法新与刘某凌、吴某玲、于某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虽然刘某琪、鲍某并非公司原发起人，但其认购的股份已经转让予原发起人王法新，相应的首期出资款项亦实际交付。而且，吴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后才与王法新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其理应知悉王法新出让股权之构成，且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股权行为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之情形，因此，一审认定王法新从鲍某、刘某琪受让股权再向吴坚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四，虽然刘某凌、吴某玲与王法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离离任宝特公司董事职务不到半年，但上述股份转让办理备案登记时吴坚作为宝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清楚上述转让并签名确认记载上述股权变更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吴坚亦未能举证上述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通过违规的股权转让或股份减持而谋取不当利益。且，宝特公司并非公众公司，吴坚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因案涉股权转让损害了公众投资者利益或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第五，宝特公司发行的是记名股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规定，判断记名股票转让与否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记载为依据。王法新二审举示的任免通知显示宝特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任免通知免除了王法新一切职务。载明王法新与吴坚之间股权变更的宝特公司章程修正案于2017年7月26日经吴坚签名确认，并于2017年8月10日在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此时距离王法新不再任职宝特公司高管超过了半年，因此，吴坚上诉主张王法新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依据不足。综上，一审认定王法新与吴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据此判令吴坚依约向王法新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及逾期支付对价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吴坚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及宝特公司存在非法募集等行为，因其并未提起反诉，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上诉人吴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睿审判员 李秀红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梁碧姬书记员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