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辽行终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乡河南村后街村民组，住所地凌源市三家子乡河南村。委托代理人：尹文华，男，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代理人：乌兆瑞，男，1955年8月13日出生，蒙古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代理人：乌翠珍，女，1951年10月13日出生，蒙古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代理人：刘荣途，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源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凌源市市府路西段61号。法定代表人：于仁礼，该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尹书凌，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永阁，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7号。法定代表人：谢卫东，该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张建民，该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冬冬，该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凌源市三家子乡三家子村。法定代表人：张建东，该乡政府乡长。委托代理人：罗晓双，凌源市司法局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凌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凌源市市府路西段5号。法定代表人：侯凤华，该联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丁杰，该联社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吴海华，男，196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上诉人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乡河南村后街村民组（以下简称后街村民组）因与被上诉人凌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凌源市政府）、朝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市政府）、原审第三人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家子乡政府)、凌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凌源农信社）、吴海华请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3行初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争议地位于凌源市三家子乡河南村，面积6009.4平方米，四至范围为东至河南村集体土地，西至河南村集体土地，北至道路，南至道路，属独立院落。1975年，知识青年下乡，原天盛号公社（后合并为三家子乡）在此出资建设“青年点”。知青返城后，天盛号公社农机站迁入该院，农机站解体后，大约在1987年天盛号乡建立榨油厂，榨油厂下马后，乡种子站占用此院落，种子站占用期间，乡办企业木椅厂、木耳厂均在该院生产过。2005年6月22日，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因拖欠三家子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将榨油厂抵顶给三家子乡农村信用社，并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书》，2014年5月26日，第三人凌源农信社将该榨油厂拍卖给第三人吴海华。2016年6月21日，后街村民组向凌源市政府提出申请，主张争议地的权属。2016年11月7日，凌源市政府作出凌政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三家子乡农民集体所有。后街村民组不服，于2016年12月1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本案属复议前置案件为由，驳回后街村民组的起诉。2017年6月15日，后街村民组向朝阳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8月7日，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处理决定。后街村民组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凌源市政府及朝阳市政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针对本案所涉争议地的出资建设问题，凌源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听证会笔录中载明：“1975年建‘知青点’，公社出钱没有争议”,后街村民组村民代表尹文华、乌兆瑞、乌翠珍均在笔录中签字认可，庭审中三位代表称只是签字，不清楚笔录内容的理由不成立。后街村民组称争议地使用单位在占用期间曾给予后街村民组村民占地补偿及对争议地的权属主张过权利，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争议地院中有建筑物，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一直以建设用地的方式使用和流转，在管理使用期间虽有闲置状态，但不能由此否定其拥有管理权，凌源市政府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确定为第三人农民集体所有，并无不当。综上，凌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案件各方当事人对朝阳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均无异议，该院确认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后街村民组的诉讼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后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后街村民组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没有查明凌源市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事实依据，仅依据听证会笔录，就武断的认为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听证会笔录不是证据规则中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没有查明凌源市政府除听证会之外的具体事实依据，凌源市政府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故凌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合法的事实依据。2、原审没有依法查明争议土地的用地性质，如土地是建设用地，则必须履行相关的手续。我方认为争议土地是农用地，属于我组村民集体所有。如争议土地为建设用地，则第三人乡政府应提供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及文件，且应提供建设用地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土地所有权。1987年乡办企业木椅厂、木耳厂入驻，没有依照有关规定对我组村民进行补偿和安置，故土地所有权不应转为第三人所有。2002年，三家子乡河南村委会开始进驻办公，后引进水泥厂，故第三人连续占用和使用该宗土地没有超过20年。原审已经确认三家子乡政府在使用期间有闲置状态，另外现使用者也不是三家子乡人民政府，是第三人吴海华，且我组一直主张权利，故争议土地的确权不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三、争议土地有史以来就是由我组进行耕种、经营管理，系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利用职权强制、指令性临时占用、借用的后街村民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并没有通过合法手续占用我组的土地，并且凌源市政府也没有依法对土地登记造册。四、原审确定的案由错误，本案应为土地行政处理决定纠纷，而不是林权行政处理决定纠纷。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责令凌源市政府重新作出决定，确认土地归后街村民组村民集体所有。被上诉人凌源市政府答辩称，一、后街村民组称听证会记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听证会记录是各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内容，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因此在没有书证的前提下，听证会记录应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来使用是正确的。二、后街村民组称争议土地属于耕地，不是建设用地。我们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从该宗土地的历史沿革看，该宗土地从1975年至今从入驻知青点、办企业办工厂等均属于建设用地，土地权属界限权属调绘上也证明是建设用地。后街村民组所称的建设用地批转过程应属于在《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后应履行的程序，法律没有追溯性。三、后街村民组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们认为原审法院通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作出的（2017）辽13行初75号行政判决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后街村民组提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凌源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朝阳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以及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13行初75号行政判决书所认定的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驳回后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朝阳市政府答辩称，2017年6月15日，后街村民组向朝阳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凌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凌政处字[2016]14号），朝阳市政府于当日受理此案，6月17日向凌源市政府送达了《提出答复意见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凌源市政府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答辩，并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朝阳市政府经过科内初审，主管领导复核，复议委员会合议，经主管市长签批盖章后，认为凌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8月7日，朝阳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朝政行复字[2017]57号），维持了凌源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于2017年8月9日分别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凌源市政府、后街村民组以及三家子乡政府、凌源农信社、吴海华。综上，朝阳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后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陈述称，一、后街村民组自2016年6月份主张确权至原审判决前从未提供过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二、三家子乡政府取得争议地所有权的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明确。争议地自1975年由原凌源市天盛号公社以征占方式取得该争议地，并出资建设青年点，知青返城后，天盛号公社将农机站迁入继续使用，1987年建榨油厂经营，继而天盛号乡种子站以及乡办企业木椅厂、木耳厂进驻，至2005年抵顶债务给信用社，乡政府于2007年7月租赁给张彦国使用10年至2017年7月止。争议地经历了早期的天盛号公社、天盛号乡政府、后天盛号乡并至三家子乡政府，乡政府对争议地实际管理、使用及收益长达40年，后街村民组从未提出过异议，更未向有关部门依法主张权利。本着乡政府自1975年一直对争议地所有并使用30年的事实。依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原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后街村民组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法律规定，后街村民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为二年，争议地自2014年5月公开拍卖给吴海华，争议地在后街村民组所在地，后街村民组对吴海华占有、使用及收益的事实明知，但上诉人自2016年6月开始向政府申请确权主张权利明显超过时效，丧失胜诉权。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后街村民组提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应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凌源农信社述称，按照辽宁省政府关于深化农信社改革进程的文件，接受三家子乡政府所有的集体建设用地，抵偿其欠的贷款债务，与法有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吴海华述称，后街村民组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法律依据不充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我服从原审判决。并且后街村民组主张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我于2014年5月通过公开拍卖取得争议地并实际经营管理，后街村民组对我取得争议地的事明知，并未阻止，后街村民组2016年6月才开始向政府主张确定权属，超出法律规定的时效。综上，请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供一组凌源市国土资源局存档的证据：凌源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9月18日作出的《关于天盛号乡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凌政土字【1985】68号）、天盛号乡补办征占土地手续审批表、关于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呈请、补办征（占）土地审批书、占地经过说明书、转据。证明本案诉争土地自1976年由原凌源县天盛号农机站作为用地单位，被用地单位为后街村民组。补办征（占）土地审批书明确占地补偿款已付清，且有平面示意图明确占地面积。补办申请经天盛号公社河南村管理委员会、凌源县天盛号乡人民政府、凌源县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1985年8月15日申请并审核后，向凌源县政府申请补办征占土地手续，征占费用为630元。给付方式为用拖拉机作业抵付。转据上注明上诉人收款并有负责人手章。1985年9月18日，凌源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天盛号乡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凌政土字【1985】68号），不仅批准了案涉土地，亦对天盛号乡其他未办理征地手续的一并予以批复。故上述证据证明三家子乡政府对诉争土地享有所有权，自1985年补办了合法的征占手续。上诉人后街村民组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文件是凌源县政府发的，加盖的印章是凌源市国土资源局印章，政府应有原件。2、文件表面错误。文件红头是凌源县人民政府文件，而后面标明抄送市土地局明显错误。3、关联性有异议。证明不了三家子乡自1985年拥有争议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农机站1976年进驻也与事实不符。青年点是1975年组建，1976年解体。农机站是1981年秋进驻。且农机站占用的土地仅为诉争土地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土地补偿款上诉人也未收到。第三人称凌源县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并补办手续在证据上无法体现。当时征占土地没有召开两委会议，没有征求过村民意见，侵犯了上诉人合法权益。4、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第三人在一审及案涉行政审理、复议过程中均未提交，超过举证期限。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三家子乡土地办1999年失火，材料都烧了，不可能有这个文件。5、关于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呈请是空白的，证明凌源县政府对诉争土地没有下发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后续的发放补偿费、办理的相关手续都是违法操作。6、补办征（占）土地审批书的用地单位是天盛号农机站，申请单位是机站，加盖公章是凌源县天盛号公社拖拉机站，用地单位、申报单位和公章相互矛盾。7、1985年生产队已不存在，当时仅设一名主持工作的队长是乌俊清，乌兆芳、阎福贵、张云富无资格收款。且该三人均已去世，其家中保存的印章经比较与材料明显不符。8、1983年农村土地已下放到各家各户，630元用农机作业抵顶是给谁家作业，顶的是哪年，没有时间和收款时间。9、证据说占地补偿费已付清，是什么时间段还是永久，那么大面积630元能否解决问题。10、证据草图的数据与结论相矛盾，草图上两处合计3880.82平方米折合5.82亩，并非6.03亩。另外建筑面积192平方米，前面的拱房就远超这个面积，而后面还有办公室。该份证据系拼凑编造的假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1、转据不是原件，不予认可。且转据时间是1981年，但征占土地审批手续是1985年办的，应该先征地后补偿。被上诉人凌源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该组证据真实。三家子乡土地所于2006年失火是事实，但上述文件政府有存档。因为是凌源市国土资源局存档，所以加盖了国土资源局公章。关于补办征（占）土地手续的批复呈请空白问题。当时是补办手续，因为单位多，所以未在该文件上填写，而是以附表的形式体现。补办手续的批复是对该乡12个用地单位做出的，所以具体用地面积也是见附表，并不在文件上体现。该组证据发生时间是1985年9月18日，当时土地管理法尚未实施，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违法问题。该批复是凌源县政府对用地单位合法性、合规性审查之后印发的手续。按现行法律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距今超过33年，超过了最长诉讼期限20年的规定，该文件有何瑕疵，现行法律已无法评价，只能作为证据使用。案涉土地1985年已经批准作为农机站站址使用，故该地块从批准或占用之日起就是建设用地。农机站所属单位是天盛号乡，后天盛号乡合并到三家子乡，所以该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关于申请主体问题。农机站或拖拉机站只是叫法问题。关于占地年限问题。在拖拉机站进驻以前是青年点，也是乡里在用。关于收款人问题。不是一定由队长收款。关于钱数问题。当时征地是以三年长产的平均值计算补偿费。当时苞米8分钱一斤，按每亩1000斤计算也就是几十元钱一亩。关于补偿款是否收到问题。当时是集体核算，补偿款不会分到每个村民手里。另外后附转据，已证明是用拖拉机用工抵账。关于1981年转据，1985年办手续的问题。证据名称就是补办手续的批复，代表事情早就做了，只是程序没有履行，是补办。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意见，1985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不能用现行法律衡量历史上的事件。被上诉人朝阳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凌源市政府和三家子乡政府的意见。原审第三人凌源农信社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对上述政府质证意见没有异议。原审第三人吴海华发表质证意见称，无异议。上诉人后街村民组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供第一组证据为河南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五份及陈友发等村民出具的证明。该组证据证明当1981年队长是阎富贵，会计是陈友发，现金保管是乌兆芳。1981年的转据上盖章的张云富不是当时队领导，不具备盖章的资格。当时队里没有收到土地补偿费。阎富贵、张云富、乌兆芳已经死亡，无法对证。被上诉人凌源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的问题除了张云富是不是在组里任职不清楚，其余的和转据上盖章的人都吻合。证明这个转据虽然是复印件，也能证明是通过拖拉机给后街村民组作业折款抵顶当时的补偿费630元。证据仅是证明相关人员的身份，没有涉及到补偿款的内容。相关人员是否在世与所要证明的事实没有关系。从转据上可以看出没有给现金，630元不是现金而是用拖拉机作业抵顶。被上诉人朝阳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诉人的证据证明相关人员死亡，与本案无关。另一个村民的证明，不是村委会开具的，真实性有异议。并未说张云富不具备资格在转据上盖章。原审第三人农信社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明占地补偿款上的签字人已经不在或不是当时的村民组工作人员，我方认为不论转据上盖章的人无论是什么身份，或者是否健在，不能改变拖拉机作业抵顶630元占地补偿款的事实。原审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村委会出具的四张村民死亡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公民是否死亡应由公安机关通过户籍查询出具证明。公民是否死亡与本案无关。11月28日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当时相关人员的职务名单，与政府存档的档案，也就是乡政府提供的争议地的批复档案是矛盾的。没有村主任的签名证明真实性。出证明的依据是原始单据和当事人的说明，但是上诉人未提供原始单据和当事人的说明，缺少关联性的证据，证据链不完整。对部分村民的证明和身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按印的村民未出庭作证，法院无法查明签字和按印是否为本人所为。村委会出具的当时生产队长等相关人员等的证明也是依据此证明出具的，时间是同一天。证明人栏为空白，是在证明签署日期下方由部分村民签名按印，不知部分村民的目的是什么，想要证明什么问题。这份证明下方，有字撕掉，留了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村民的签字不是为了证明签字以上的证据内容，而是说明签字下方撕去部分内容。从证据中，凭借村民的回忆是不客观的，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土地部门存档的批复才是最直接的证据，此证据不能推翻土地批件的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吴海华发表质证意见称，和三家子乡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后街村民组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为：1981年6-7月份的后街队会计单据，共一册，240张。证明队长是阎富贵，会计是陈友发，单据内容没有第三人举的转据，证明1981年的转据是虚假的，作为队里的收入，无论是收入还是转据，队里的会计凭证应该存档记载。并且转据上没有会计的签章，证明后街组没有收到转据上的补偿，同时保留追究相关人员出具假证据责任的权利。被上诉人凌源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这本里没有转账单据，都是现金收付单据。6-7月份具体有几本这样的单据不清楚，但是这个证据标注的是第三册，说明其最少还有两册。被上诉人朝阳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转据上张云富收630元的收付行为。在转据上，有队长阎富贵和会计乌兆芳的印章，故这份证据不能推翻转据的真实性。这一本是现金交易的，不涉及转账。这里所有的交易都是现金支付，如果是县政府转账的话不会体现在现金账上。原审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依据原始账原队长阎富贵经手的转据上可以看出转据是当时的队长经办的，还有其他两个人员。会计未经手，未下账，因当时的财务制度不完善，又属于转账或由其他工作人员代为办理转据业务，上诉人未提供关联性转据。政府的批件中，申请的时间是1985年8月15日，占地经过说明书中明确给付土地补偿费630元。后面的所付转据已明确给付方式。当时的天盛号公社、河南村委会以及当时的乡政府共同对上述占地经过予以认可，申请补办征占手续。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能否定土地批件的原始单据。原审第三人农信社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封面注明队长是阎富贵。更证明630元的占地补偿款转据的真实性，因为转据上有阎富贵盖章。原审第三人吴海华表质证意见称，队长盖章应视为转据生效。上诉人后街村民组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为：1981年后街队单据封面五张，结合第二组证据，证明上诉人1981年所有的会计单据共6册，证明账簿的连续性完整性，没有其他单据。当时不分现金账还是转账。被上诉人凌源市政府表质证意见称，上诉人两次提供的6册1981年的会计账，从中我们核对了阎富贵的印章，与转据中的印章是一致的。我们认为：1.1981年给付土地补偿费和1985年补办占地手续时是没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2.1985年的补办手续已经超过了最长的起诉期限。从补办土地卷宗中，申请书记载了时间和经乡党委与河南村、后街组协商，同意占地6.03亩补偿630元。这份说明书，经村委会、乡政府及县土地办盖章确认是不能更改的。3.转据在政府的存档中，并经1985年当时村委会的认可。村委会没有原始收据也不能证明该转据是假的。被上诉人朝阳市政府表质证意见称，这组证据上面有闫富贵的印章，与我们政府保存的转据上的闫富贵的印章一致，且有会计乌兆芳的印章。这证明了这个转据是真实的。而其主张没有收到630元转据，是其小队管理的问题，不能证明政府没有给于补偿。不能推翻转据的真实性。原审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表质证意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当时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村民组未将转据入账，属于村民小组管理上的疏忽。由于当时的制度，此类转据不必进入账内。账内未体现不能否定630元转款收据的成立，不能否定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农信社表质证意见称，同三家子乡政府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吴海华表质证意见称，同三家子乡政府质证意见。经质证，本院对各方二审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提供的一组证据来源于凌源市国土资源局档案。本院组织质证过程中，凌源市政府提供了凌源市国土资源局档案原件，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各方对三家子乡政府土地所曾发生火灾，文件被烧毁一事均认可，故三家子乡政府主张其在本案二审期间发现该组证据材料线索，并作为新证据提交法院，理由成立，该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新证据使用。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诉争土地中的6.03亩已于1985年9月18日经凌源县人民政府批复补办征占土地手续，征地单位为天盛号乡农机站，占地时间为1976年，土地补偿费630元已用拖拉机作业抵顶完毕,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后街村民组提供的三组证据系为反驳三家子乡政府的新证据提出，故亦可作为本案新证据使用。本院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三组证据不足以否定三家子乡政府新证据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该三组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凌源市政府及朝阳市政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关于本案所涉争议地的出资建设及连续使用问题。后街村民组村民代表在听证会笔录中已自认“1975年建‘知青点’，公社出钱没有争议”,且第三人三家子乡政府在本院二审审理阶段提供的新证据亦能证明本案诉争土地中的6.03亩已于1985年9月18日经凌源县人民政府批复补办征占土地手续，征地单位为天盛号乡农机站，土地补偿费630元已用拖拉机作业抵顶完毕。三家子乡政府因客观原因在此前未提供该组证据。但上述6.03亩土地仅为本案诉争土地6009.4平方米的一部分，故凌源市政府《行政处理决定》在查明诉争土地由原天盛号公社及合并后的三家子乡政府连续使用超过二十年的基础上，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将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确定为三家子乡农民集体所有，虽未对已征土地作以区分，但结果正确。朝阳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对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原审据此驳回后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后街村民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乡河南村后街村民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财审判员  张云涌审判员  张宇庭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