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26民初2498号 原告：柳圣光，男，195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景、郑振岳，浙江金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柳纪坤，男，193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权，浙江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柳圣忠，男，196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学委，浙江滔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柳圣光为与被告柳纪坤、柳圣忠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2018年12月24日，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柳圣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岳，被告柳纪坤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权，被告柳圣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学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柳圣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9月19日订立的《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12月，原平阳县郑楼镇人民政府确认原告在享有承包地1.719亩，户内人口一人，该承包地内无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2017年，因昆宋大道两侧绿化，原告上述全部承包地都被征用。平阳县昆阳镇周贵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干部组织原、被告调解，因原告误认为被告在原告被征用的承包地内也有份额，故在村委会干部的误导下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之后，原告向平阳县档案局调取了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才发现1.719亩都是原告一个人的，其中并无被告的份额。然而，《调解协议书》内容载明被告柳纪坤、柳圣忠分别有1.18亩、0.079亩，原告只有0.46亩，明显是错误的。双方于2008年6月18日签订的一份承包地分配协议载明原告有1.1亩承包地，而《调解协议书》载明原告仅有0.46亩承包地，故显失公平。《调解协议书》中未注明协议书是对2008年协议的变更，也未对位于屋后的承包地作出分配处理，故原告是在对《调解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字的。且原告的妻子及女儿对登记于原告户内的1.719亩承包地享有份额，但其对《调解协议书》的签订不知情，《调解协议书》侵害了其利益，故显失公平。故请求撤销《调解协议书》。 被告柳纪坤答辩称：（一）原告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调解协议书》第一句已载明“关于柳圣光田亩册内1.719亩，其中柳圣忠0.079，柳圣光0.46，柳纪坤1.18”，说明原告签字时明知1.719亩全部登记在其名下且实际并非属其一人所有，且根据柳圣忠户内人均承包地情况，原告主张其一人实际享有1.719亩承包地也不合常理。征地补偿实际包括现金及安置指标，原告认为《调解协议书》载明的补偿标准每亩30万元有误，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也未能说明具体补偿标准。（二）原告主张《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妻子2000年才与原告结婚，晚于周贵垟村二轮土地承包时间1999年，原告主张其妻子及女儿对登记于原告名下的1.719亩承包地享有份额，妻子及女儿权利受到损害，显然不能成立。（三）《调解协议书》实际上是原、被告对被征用的1.719亩承包地及征地补偿的分配达成新的协议，原、被告权利义务应以《调解协议书》为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柳圣忠答辩称：（一）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书》时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告与柳纪坤是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原告对自己拥有的财产应是清楚的。原告妻子在周贵垟村完成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才与原告结婚，原告主张其一人实际享有1.719亩承包地不合常理。征地补偿实际包括现金及安置指标，实际合计补偿标准应是与《调解协议书》载明补偿标准相符的，原告认为《调解协议书》载明的补偿标准每亩30万元有误，其应提供准确的补偿标准，但其未予提供。（二）原告的承包权证审批表只能反映登记机关对承包地对外公示的登记情况，《调解协议书》载明的则是原、被告协商确定的内部实际分配情况，原、被告间权利义务应以《调解协议书》确定的实际分配情况为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柳圣光出示以下证据：1.《调解协议书》，证明原告因重大误解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2.平阳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证明原平阳县郑楼镇人民政府在1999年12月确认原告一人享有1.719亩承包地；3.2008年6月18日的协议，证明原、被告的承包地在2008年时已经分配好，柳纪坤没有份额，由当时周贵垟村出纳黄某在场证明。被告柳纪坤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存在重大误解；对证据2登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承包地实际只有0.46亩；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2017年9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中原、被告已对承包地及征地款的分配达成新的协议，各方权利义务应以在后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为准。被告柳圣忠质证意见：证据1、2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1.719亩登记于原告名下是为减免税负，原告身患残疾，不可能承包并耕种1.719亩田地；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但现应以《调解协议书》约定内容为准。 本案中，证人黄某出庭陈述：其曾是周贵垟村会计，现是村里党员；其应村干部要求参与调解，当时其表示原告只有0.46亩积分田即口粮田，当时听其他村民说原告没有自留地，但实际上应有0.08亩，合计原告应有0.54亩口粮田，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没有表示反对；2008年协议签订时其作为证明人签字，该协议载明原告有1.1亩，实际原告只有0.54亩口粮田，1.1亩中其余部分是柳纪坤的，但登记在原告名下，因原告是残疾人可减免农业税；二轮土地承包时，周贵垟村存在一些村民因不愿负担农业税等原因自愿放弃承包地，故没有分配到承包地的情况。证人刘某陈述：其是周贵垟村主任，应村书记要求参与《调解协议书》签订的调解，解决原告的承包地内有多少柳纪坤份额的纠纷，当时柳纪坤身体不好；《调解协议书》中分配的款项是征地款而非扶养费，田亩的计算分配由黄某负责，当时征地现金补偿已被领取，补偿标准每亩30万元是现金补偿及安置指标的总和；周贵垟村存在一些村民自愿放弃承包地因而没有分配到承包地的情况。证人赵某陈述：其是周贵垟村现任会计，《调解协议书》内容由其书写，当时是为解决柳纪坤扶养费问题；征地补偿标准每亩30万元是现金补偿及安置指标的总和，签订时征地现金补偿已被领取；原告在调解过程中没有说过所有承包地属其一人所有，原告与柳圣忠都表示由黄某计算即可，黄某当时有说原告家人曾分配过一次承包地；田亩的计算分配由黄某负责，其对此不清楚；周贵垟村存在一些村民自愿放弃承包地因而没有分配到承包地的情况，其不清楚柳纪坤之前有无放弃承包地。原告柳圣光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表示异议，认为证人所言1.1亩内有柳纪坤的份不属实，柳纪坤没有承包地系其自愿放弃。被告柳纪坤及柳圣忠则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真实、合法。 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柳圣光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审批表的登记情况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原告于2000年才结婚，其妻子及女儿对登记于原告户内的1.719亩承包地不享有份额；证据3可证实原、被告于2008年6月18日签订协议对承包地在原、被告间的份额进行分配确认，本院予以认定。对黄某、刘某、赵某的证人证言拟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在主文部分进行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柳圣忠均系柳纪坤之子。原告肢体残疾，其于2000年2月1日与周祥芳登记结婚，其女儿柳絮絮出生于2005年10月19日。1999年，平阳县昆阳镇周贵垟村进行二轮土地承包，同年12月，当时的周贵垟村经济合作社、平阳县郑楼镇人民政府、平阳县农村工作办公室在户主为原告的平阳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中盖章确认，该审批表载明户内人口1人，承包水田1.719亩，地块为三条垟。 2008年6月18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协议，载明：家长柳纪坤现有总承包土地面积4.624亩，经本人同意，两子协商后，分二子承包所有，分割如下：长子柳圣光应分面积计1.1亩，其中屋后0.7亩，三条垟0.4亩；次子柳圣忠应分面积计3.524亩，其中屋后2.205亩，三条垟1.319亩，今后根据此为实，不能根据土地承包证面积，以后二人不得争议，永不反悔。该协议证明人处由黄某签字。 2017年，因昆宋大道（万鳌公路至经十三路段）两侧绿化工程建设需要，登记于原告名下的周贵垟村三条垟地块1.719亩承包地全部被征用。原告、柳圣忠分别就上述三条垟地块中的1.269亩、0.45亩与周贵垟村村委会签订了的《征地协议书》，并获得相应征地补偿利益。其中原告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载明：征用土地面积845平方米计1.269亩，征用耕地价格为每亩62000元（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附着物补偿按实计算，不在本协议内，以上合计征地总费用78678元；安置指标按征收一亩耕地兑现80平方米建筑面积（以商品房形式兑现）指标计算，安置位置在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新区统规统建安置房范围内等。 2017年9月19日，原告、柳圣忠在村委会干部及村调解委员会成员等的调解下，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载明：关于柳圣光田亩册内1.719亩，其中柳圣忠0.079，柳圣光0.46，柳纪坤1.18；2017年昆宋大道两边绿化征田时，柳圣忠收到征田款0.45亩，除应有0.079亩，应付0.371亩×30万＝111300元，柳圣光收到征田款1.269亩，除应有0.46亩，应付0.809亩×30万＝242700元；失地保险，柳圣忠应有0.45亩的股份，其余由柳圣光所有；付款方式，首先柳圣光付42700元，柳圣忠11300元，由建丽、建秋管理，以后由柳圣光付50000元，付二次共计100000元，接下由二人平均负担差额；本调解协议书签字后生效，永不后悔，本协议书一式伍份，四姐妹各执一份，村存档一份。《调解协议书》有赵某、施昌光、黄某、柳灵芝、刘某等人作为证明人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承包证记载的原告柳圣光1.719亩中是否包含被告柳纪坤的份额。第一，1999年平阳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原告承包田为1.719亩，经合法登记的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权利人，但登记并不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是否享有对承包田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尽管该土地承包权证登记在原告的名下，但被告柳纪坤作为父亲基于信任，将自己的承包田登记在原告名下（残疾人可减免农业税）的情况符合常情常理；第二，根据原、被告于2008年6月18日签订的协议，柳纪坤总承包4.624亩，分给柳圣光1.1亩（其中屋后0.7亩，三条垟0.4亩）、柳圣忠3.524亩（其中屋后2.205亩，三条垟1.319亩）。况且，2017年9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再次明确柳圣光田亩册内1.719亩，包含柳圣忠0.079亩、柳圣光0.46亩、柳纪坤1.18亩。从上述二次协议内容来看，原户主柳纪坤总承包4.624亩不变，2008年是柳纪坤分承包田给柳圣光、柳圣忠，2017年则是柳圣光、柳圣忠确认承包田1.18亩权益归柳纪坤，两份协议并不存在矛盾；第三，原、被告双方系一家人，对家庭事务和睦协商应是常情，原告辩称2017年9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之后，才知晓自己享有1.719亩的承包权，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和经验法则。且2008年的协议明确“不能根据土地承包证面积，以后二人不得争议，永不反悔”。这说明原告对承包田面积不能根据承包证确定是明知的。因此，结合双方陈述、证人证言及上述事实，本院对“柳纪坤于1999年将1.18亩承包田登记在柳圣光名下，2008年协议载明的柳圣光屋后0.7亩权属来源于其中。柳圣光田亩册内登记的1.719亩，包括柳圣忠0.079亩、柳圣光0.46亩、柳纪坤1.18亩。”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所述，2017年9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签订之际，正值案涉承包田被政府征地背景之下，被征用的承包田则只能用权益兑现。在村干部的主持调解下，原告和被告柳圣忠经过和睦协商，确认80多岁父亲柳纪坤享有田亩1.18亩的权益，这符合当前温州乡村的风俗人情。因此，原、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原告主张撤销，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柳圣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柳圣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寿兵 人民陪审员  陈立铜 人民陪审员  裴 伦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朱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