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04民初4047号原告：苏彪，男，汉族，1968年2月8日出生，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云，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技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忠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灿，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嘉骏，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彪诉被告长沙市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士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云、被告学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灿、袁嘉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292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费用（以出借款2920万元为基数，按每年24%计算，从2011年4月27日计算至其付清全部款项时止）；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出借款2420万元为基数，按10%每月计算，从2011年10月26日计算至其付清所有款项时止）；4、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费用5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之费用）；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苏彪于2010年11月24日通过湖南旗帮伟胜投资有限公司向朱双文指定的账户长沙先导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价款500万元。为进一步明确双方借贷关系及双方的权利义务，2011年4月26日，原告苏彪与朱双文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朱双文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该金额包含前述已经借出的5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1年4月27日起至2011年10月26日止。借款利息及费用按照借款金额6%每月的标准支付，借款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1年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原告委派至被告的工作人员工资、财务顾问费用、律师法律服务费、评估费用、差旅费用等。朱双文自愿以其个人名下的全部资产（房产、汽车、合法持有的学士公司49%的股权及长沙坪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等）为其借款及借款费用提供担保。还约定如不能按时足额还款，应按违约金额和延误天数支付违约金，每月违约金为应归还所借款项而未归还款项的10%，不足一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违约金。同日，苏彪与朱双文、学士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原告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得到履行，学士公司自愿以其公司全部财产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借款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的应付费用。保证期限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还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合同签订后，朱双文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依约定分别于2011年4月29日、2011年7月19日向朱双文支付了2270万元、150万元，共计2420万元。至此，原告已实际向朱双文支付借款本金2920万元。但朱双文在借款到期后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已构成违约。2012年5月3日，原告向长沙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书，裁决朱双文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9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学士公司对朱双文承担的给付金钱义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2015年12月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民执异字第000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长沙仲裁委员会［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不予执行。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苏彪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9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学士公司辩称，1、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无效。朱双文与苏彪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本院一审判决认定犯非法集资罪、伪造公章罪。而本案的借贷属于朱双文个人非法集资中的一部分。朱双文以借贷之名向原告所借款项涉嫌非法集资，已构成刑事犯罪，故本案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的担保合同也认定为无效。原告应当向朱双文个人提起返还犯罪所得的诉讼。2、本案担保合同中所加盖学士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朱双文涉嫌伪造公章罪案的侦查中，鉴定部门已经鉴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所加盖的公章与学士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不一致的事实。朱双文也认可其私自伪造了被告的行政公章。朱双文夫妇在公安机关供认：在朱双文与刘忠建共同持股期间，学士公司使用过伪造章的供述不能采信，其供述仅仅是为了转嫁债务而做的虚假陈述。另外，假设学士公司使用过伪造章，但不必然说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加盖违章的行为也是学士公司的所为，更不能说明为朱双文提供担保是学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为朱双文提供担保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担保合同不仅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也因没有被告法定代表人刘忠建的签字，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从《担保合同》第十条第一款来看，《担保合同》生效的前提是必须由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签字并盖章后方可发生效力。可见，签字和盖章必须同时具备。而在《担保合同》签订的时候，刘忠建才是学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可代表学士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故《担保合同》无刘忠建签字，仅加盖了伪造章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枚印章也一直由朱双文保管和使用，本案的借贷和担保都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对外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同意，原告作为债权人有义务审查相关股东大会会议纪要。其次，从苏彪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来看，整个借贷的发生，包括苏彪出借的三千万元中直接扣除之前朱双文个人所借七百万元借款，剩余借款的支付、利息偿还，均由苏彪与朱双文完成，整个过程无学士公司和刘忠建的参与，学士公司均不知晓借贷过程。综上，本案的担保合同不仅无效，而且多方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参与担保合同的签订，为朱双文提供担保更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愿。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苏彪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出如下证据：证据一、苏彪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苏彪民事主体资格；证据二、企业工商信息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明学士公司民事主体资格；证据三、借款合同，证明原告与朱双文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证据四、担保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学士公司成立担保关系；证据五、借条，证明朱双文收到原告借款600万元，要求款项付至指定的先导置业有限公司账户，原告与朱双文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证据六、借条，证明原告与朱双文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实际支付款项为2920万元；证据七、支付结算查询报表，证明原告向朱双文支付了借款本金500万元；证据八、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及建设银行明细查询记录，证明原告依约定向朱双文支付了借款本金2270万元；证据九、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原告依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借款本金150万元；证据十、长沙仲裁委员会[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原告根据担保合同对被告享有本金292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证据十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民执异字第0009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原告根据担保合同对被告享有292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并证明使用的印章并非虚假印章；证据十二、中国银行转账服务记录四笔，原告分别在2010年11月23日16时12分55秒，2010年11月23日16时10分58秒，2011年1月24日8时43分50秒，2010年11月24日8时4分28秒各转账100万元，其中一笔100万元转账记录没有打印，结合证据七证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公司转账500万元。证据十三、借条，朱双文借条上写的借款600万元，但是湖南期帮伟胜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庸锯同意借款500万元，证明朱双文向苏彪借款500万元；证据十四、湖南期帮伟胜投资有限公司向仲裁委出具的证明，证明湖南期帮伟胜投资有限公司代原告向朱双文指定的账户长沙先导置业有限公司转账500万元；证据十五、授权委托书，证明自2010年4月9日开始被告就已经全权委托朱双文代为办理融资等事项，原告有足够理由相信朱双文是能够代表被告或通过被告来向外进行融资担保，被告出具的担保合同是真实的；证据十六、股东会议决案，证明学士公司已经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同意对朱双文所做的借款进行连带担保责任，原告有理由相信朱双文能够代表被告出具担保合同，朱双文在学士公司占有49%的股份；证据十七、本院（2015）岳刑初字第48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1、朱双文伪造印章的时间为2011年7月至8月，担保合同印章盖章的时间为2011年4月，担保合同的印章应该是真实的；2、朱双文系被告公司股东，占有该公司49%的股份，原告有理由相信朱双文代表被告向其出示的担保合同是真实的；3、被告在2010年4月9日已经授权朱双文全权办理有关融资事项。被告学士公司对苏彪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于朱双文与苏彪借款关系，学士公司并不知情。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也是朱双文个人伪造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朱双文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即使有民间借贷关系，也因朱双文的非法集资行为而无效。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担保合同的签订非学士公司真实意思，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朱双文个人伪造，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字是朱双文，而非实际法定代表人刘忠建。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借条没有原件，复印件也没有朱双文的签字，不能认定该笔借款为本案借款中一部分。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借款合同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4月26日，而该笔500万元借款发生在本案借款合同签订之前，所以该笔500万元款项不是本案借款。对证据八、九中建设银行转账凭条真实性有异议，明细查询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学士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裁定书未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不能证明学士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但可证明苏彪的诉讼时效未届满。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中院认为本案存在印章伪造的可能，仲裁也未查明本金及利息的金额，故裁定不予执行，该证据不能达到苏彪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不能够证明学士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朱双文涉嫌非法集资，该证据可证明借款是用于江滨佳园，此项目非朱双文与学士公司合作开发的项目，学士公司没有理由为朱双文提供担保。该借条上金额为600万元，与证据七、证据十一上金额存在差异，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朱双文已被认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且该证据没有原件。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委托朱双文办理双方合作开发的项目及麓山里佳园项目，不包含朱双文用作其他用途的融资。融资与对外提供担保属于不同的民事行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故不能证明担保合同合法，也不能证明学士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了担保。同时，苏彪有对朱双文是否具备合法的授权进行审查的义务。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决议只有朱双文签字，没有刘忠建签字。根据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朱双文不具有学士公司股东资格。学士公司保留对该份证据中公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的权利。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学士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出如下证据：证据一、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上的学士公司的公章与覃文平房屋买卖合同中加盖的“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一致，但与被告使用的印章及其他工商注册档案及资料中盖有“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不一致；证据二、《补充协议书》，证明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与朱双文约定开发“麓山里佳园”项目期间由朱双文独立承担开发过程中的债权债务，被告及其法人不会为朱双文对外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证据三、2012年11月2日原告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单独与朱双文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被告及其法人未参与该合同签订、借款支付、本金及利息偿还，本案担保合同非被告真实意愿；证据四、2011年12月21日刘某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只使用经备案的公章，而备案的公章朱双文未使用过；证据五、2012年10月19日朱双文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担保合同上加盖的章为朱双文伪造的，且该枚章由朱双文保管和使用，担保合同上的学士公司印章与覃文平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一致。苏彪对学士公司提出的证据一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根据（2015）岳刑初字第483号刑事判决书，朱双文伪造印章的时间为2011年的7月至8月，而学士公司出具担保合同的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不能根据刑事判决书中的鉴定意见就认定担保合同的印章系伪造的。商业习惯中，公司除了使用备案印章外，还会使用其他印章。学士公司有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协议书内容可知，麓山里佳园项目的开发和经营业务过程中的债权债务一律与刘忠建无关；且该债权债务非指代本案朱双文的个人借款。另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补充协议中“土地出售条款”是无效约定。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学士公司不会为朱双文对外借款提供连带担保。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关联性、关联性有异议。证人刘某系刘忠建的亲属，刘某为了逃避责任，可能会作学士公司只使用一枚备案公章的虚假证明。苏彪诉请是学士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证言内容为学士公司印章管理。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朱双文作为非法集资的犯罪嫌疑人，其有可能作虚假陈述，称其使用了伪造的印章与覃文平签订了合同，并未供述其使用了伪造印章签订担保合同。朱双文印章伪造的时间为2011年7月至8月份，与本案《担保合同》的签订没有关联性。根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苏彪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四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内容是否合法有效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与（2015）岳刑初字第48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苏彪与朱双文签订合同过程及履行情况；但能否达到其余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综合确认。证据十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虽然苏彪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但该证据已作为（2015）岳刑初字第48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十六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内容是否合法有效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学士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综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9月23日学士公司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忠建，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其中刘忠建出资400万元，出资比例50%；刘某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25%；刘继伟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25%。2010年4月9日，学士公司向朱双文出具《授权委托书》，称：现委托受托人朱双文在我公司现阶段合作开发的所有项目中全权办理以下事宜：一、全权开发经营现阶段合作开发的所有项目，代为代理项目的权证变更、报建、报批、规划设计、建设、销售、融资等。二、受委托人可以将项目委托事宜全部或部分转委托。三、受托期限自本委托授权之日起至现阶段合作开发的所有项目全部销售完毕之日止。2010年4月15日，学士公司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变更登记内容为：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股东由刘忠建、刘某、刘继伟变更为刘忠建、朱双文，其中刘忠建实缴出资额1530万元，出资比例51%；朱双文实缴出资额1470万元，出资比例49%。学士公司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提交的变更登记资料包括：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14日由其法定代表人刘忠建签字、加盖“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申请变更登记表》；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14日由其法定代表人刘忠建签字、加盖“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以及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2010年11月24日，苏彪通过湖南旗帮伟胜投资有限公司向朱双文支付了500万元借款。2011年4月26日，苏彪（出借方、甲方）与朱双文（借款方、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苏彪向朱双文出借3000万元，其中：第二条借款期限2.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二十日内应及时向乙方出借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2.2借款的期间自2011年4月27日起至2011年10月26日止，为期6个月。第四条还款4.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分别于2011年5月26日、6月26日、7月26日、8月26日、9月26日（含该日）前向甲方支付上月度的借款费用人民币180万元整，在2011年10月26日前一次性向甲方归还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整及上月度的借款费用人民币180万元整。双方还就担保条款、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借款合同》签订时，朱双文在该借款合同上加盖了“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同日，苏彪（债权人、甲方）、朱双文（债务人、乙方）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由学士公司为苏彪向朱双文出借的3000万款项提供担保，其中：第三条主合同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主合同履行期限为6个月，自2011年4月27日起至2011年10月26日止。如有变更，依合同之约定。第四条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第五条保证范围本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借款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的应付费用。第六条保证期间6.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6.2如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借款的保证期间为每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第十一条争议的解决11.1在长沙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担保合同》签订时，朱双文在该《担保合同》的“担保人”落款处以学士公司名义加盖了“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且朱双文在“法定代表人”落款人签字。朱双文为保障上述《担保合同》的履行，其向苏彪出具了学士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股东会议决议案》。《股东会议决议案》落款处有股东朱双文的签字，但没有股东刘忠建的签字。该《股东会议决议案》内容为：2011年4月26日，学士公司在公司办公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公司股东刘忠建、朱双文参加会议。会议就朱双文向苏彪先生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为该项借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等事宜进行讨论，形成决议如下：一、同意股东朱双文以其个人名下全部资产作为担保，并以其合法持有的学士公司49%的股份作为质押，以保障苏彪先生债权的实现。二、同意以本公司名下位于望城县含浦镇白鹤社区0814546栋的房产（望房权证含字第［00026602］号）作为抵押物，以保障苏彪先生债权的实现。三、同意以公司的名义为该项借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以保障苏彪先生债权的实现。《借款合同》签订后，苏彪分别于2011年4月29日、7月19日向朱双文支付了2270万元、150万元。至此，苏彪共向朱双文支付了2920万元借款。2012年5月3日，朱双文因上述借款逾期经苏彪催告未向其偿还借款，故苏彪以朱双文、学士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为由向长沙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朱双文归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660万元（从2011年4月27日起至2012年3月26日止），以及从2012年3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学士公司对朱双文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朱双文及学士公司承担本案所有仲裁费用。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书，裁定：一、朱双文应归还给苏彪借款本金29200000元，并支付利息6420000元，共计35620000元。二、朱双文及学士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三、本案仲裁受理费193010元，处理费28952元，人民法院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26962元，由朱双文承担。四、学士公司对裁决第一、三项中应由朱双文承担的给付金钱义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书后，因朱双文、学士公司拒不履行，苏彪于2013年3月18日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学士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裁决书，其理由为：1．长沙市仲裁委员会［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仲裁程序违法；2．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即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所盖的学士公司公章系朱双文伪造，学士公司未为朱双文向苏彪借款提供担保，也未向朱双文授权对外融资。而且朱双文因涉嫌伪造印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苏彪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本案苏彪实际支付借款2300万元，且朱双文已偿还900万元。2013年5月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执字异字第00097号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两份证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上所加盖的“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经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两份合同的“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文与学士公司现使用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其与学士公司于2010年4月14日由其法定代表人刘忠建分别签字、公司盖章的申请变更登记表和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的证明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公司印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据此可以认定，朱双文于2010年4月10日受让学士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前，学士公司就已使用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上的印章，而朱双文及其妻赵金菊供述中供认其于2011年7月才伪造学士公司印章。在朱双文（占49%股份）与法定代表人刘忠建（占51%）共同持有学士公司股权期间（2010年4月14日-2012年1月19日），学士公司同时使用了上述二枚“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因此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上所加盖学士公司印章系伪造。据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其他事实认为根据苏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朱双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认定朱双文虽向苏彪出具3000万元的借条，但实际借款没有292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的数额属于实体审理认定的范围，不宜在本案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审查中直接予以认定。苏彪在朱双文、学士公司未到庭情况下隐瞒了朱双文借款本金没有2920万元和朱双文已支付部分利息足以影响仲裁的公正裁决的证据，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长沙市仲裁委员会［2012］长仲裁字第163号裁决不予执行。2015年7月27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朱双文、赵金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伪造公司印章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5）岳刑初字第483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的事实查明部分主要内容为：1.2007年至2011年11月，长沙坪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双文、赵金菊非法吸收资金共计4.68063亿元，已归还集资参与人本金人民币8291.69万元，已付利息人民币2.0830416亿元，其中苏彪借给朱双文3000万元，其已获本金700万元，已获利息900万元。2.2010年3月，朱双文以长沙先导置业有限公司名义与学士公司开发建设“麓山里佳园”项目，在开发过程中，朱双文为逃避学士公司的监管，于2011年7月的一天，指使赵某伪造学士公司印章一枚。2011年10月份朱双文持该伪造印章私自与覃文平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担保借款。3．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人张某、李某作出的长公物鉴（文检）字［2011］76号物证鉴定书证明：学士公司与覃文平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D110191609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与同名真章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的。据此，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并责令朱双文向集资参与人苏彪退赔1400万元。朱双文因不服本院作出的刑事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湘01刑终636号刑事判决书对前述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D110191609）上盖有“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上盖有“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具有同一性。再查明，刘某与朱双文、学士公司、刘继伟、刘忠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已另案起诉，本院（2017）湘0104民初14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学士公司于2010年4月10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免去刘忠建执行董事的职务，选举朱双文为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6月12日，苏彪要求学士公司对朱双文应向其偿还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苏彪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二、涉案《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学士公司印章的真伪；三、朱双文代表学士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四、学士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苏彪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学士公司辩称朱双文向苏彪的借款行为已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故苏彪与朱双文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苏彪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苏彪也履行了其出借义务，而苏彪与朱双文之间的借款关系，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本案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尽管朱双文向苏彪等人的集资行为已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款罪，但不必然导致苏彪与朱双文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效，因为朱双文的非法集资行为是向数个“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系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中符合“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两种情形的合同无效。本案苏彪与朱双文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主观上确实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与单个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等价，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借款行为亦表现为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苏彪自愿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货币资产，朱双文自愿借其货币，双方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故苏彪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二、关于涉案《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学士公司印章的真伪问题苏彪认为其与朱双文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学士公司印章为真实的，该合同系学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提供了（2015）长中执字异字第00097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称在朱双文未成为学士公司股东之前，学士公司就已实际使用了该枚未备案印章，故不能认定《担保合同》上加盖的“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系朱双文所伪造的。本院认为，尽管执行裁定书认为朱双文与刘忠建共同持有学士公司股权期间（2010年4月14日-2012年1月19日），学士公司同时使用了两枚印章，故不能认定本案《担保合同》上所加盖的学士公司印章系伪造的。但该民事裁定书系基于证据优势原则而推定的事实，而（2017）湘01刑终636号刑事判决书已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上认定朱双文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故对于涉案《担保合同》上所加盖的学士公司印章是否伪造问题，应以时间在后、证明标准较高的刑事判决书作为本案判决依据。根据（2017）湘01刑终63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2011年10月朱双文使用其伪造的学士公司印章与覃文平签订了《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D110191609），而该《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盖有“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本案《担保合同》上盖有“长沙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具有同一性，故涉案《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学士公司的印章系朱双文所伪造。三、关于朱双文代表学士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可知，涉案《担保合同》确实存在学士公司印章虚假、公司股东刘忠建未签字，以及被担保股东朱双文出现在《股东会议决议案》中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朱双文在此情况下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出借人苏彪签订《担保合同》时，是否善意，是本案担保主体责任认定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朱双文与苏彪签订《担保合同》时，其身份为学士公司的执行董事，并持有学士公司49%的股份，对于学士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有较大决策能力。另外，朱双文为保障《担保合同》的履行，还向苏彪出具了学士公司作出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学士公司委托朱双文全权开发经营现阶段合作开发的所有项目，代为办理项目的权证变更、报建、报批、规划设计、建设、销售、融资等。尽管学士公司未明确授权朱双文是否有对外借款及担保权限，但一般情况下相对人很容易将“融资”行为理解为借款等行为。综合以上因素考虑，苏彪在与朱双文签订《担保合同》时，其基于对朱双文身份、以及学士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朱双文有代表学士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权限，也尽到了相对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故本案朱双文代表学士公司与苏彪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该《担保合同》效力应归属于学士公司。四、关于学士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问题尽管朱双文与苏彪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应归属于学士公司，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本案中，学士公司为其股东朱双文提供担保，必须要经学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而苏彪提供的《股东会议决议案》既没有股东刘忠建签名，担保股东朱双文对表决事项也没有进行回避，因此朱双文代表学士公司与苏彪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朱双文私刻学士公司公章与苏彪签订了《担保合同》，学士公司作为公章所有人未尽到应有管理责任，具有明显过错，故学士公司应当对朱双文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2017）湘01刑终636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朱双文因向苏彪非法吸收3000万元的犯罪事实，与本案审查的苏彪向朱双文借款3000万元事实在期间上基本重合，绝大多数款项数额一致，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该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具有羁束力。鉴于该刑事判决书认定苏彪已收回1600万元，剩余1400万元由朱双文退赔给苏彪，故苏彪与朱双文的债权债务关系可确定为1400万元，故在朱双文不能清偿上述1400万元退赔款时，由学士公司对朱双文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对于苏彪诉请中主张的超过本院认定范围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第四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朱双文不能清偿原告苏彪1400万元退赔款时，由被告长沙市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朱双文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苏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7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92800元。由原告苏彪承担146581元，由被告长沙市学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21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祥审 判 员  谭雄建人民陪审员  周新龙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孙颖书记员沈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四百七十八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可以就该民事纠纷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