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9民初1039号原告：戴兰英，女，汉族，1940年7月6日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系死者滕桂萍之母）原告：赵福平，男，汉族，1972年10月4日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系死者滕桂萍之夫）原告：马水源，女，汉族，1992年3月3日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系死者滕桂萍之长女）原告：赵曼，女，汉族，1999年8月13日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系死者滕桂萍之次女）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云，河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支公司。地址：寻甸县仁德镇月华路国能小区商铺601号。负责人：金浩，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涛，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云，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诉称，2018年2月间，腾桂萍在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投保了一份综合意外险，保险金限额为10万元，保险期限自2018年2月12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11日24时止。2018年10月9日，腾桂萍在自家挂晒玉米时，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后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腾桂萍系意外死亡。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为此向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提出索赔请求，平安财险寻甸公司以腾桂萍并非意外原因死亡为由拒赔。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辩称，意外事故发生后，原告并未及时向我公司报案。根据死者腾桂萍与我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条规定，原告在向我公司索赔时应当提交公安部门和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证实投保人的死亡原因，但原告一直未向我公司提供该证明书，导致我公司无法核实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故我公司予以拒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明一份，欲证实事故发生后，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均证实腾桂萍于2018年10月9日在自家挂晒玉米时，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其死亡原因系腾桂萍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意外事故，平安财险寻甸公司应按合同的约定对其法定继承人进行理赔。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证明不属于公安机关及医疗机构出具的国家法定死亡证明，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距离被保险人死亡时间过长，对其死亡原因是否是意外伤害所致存疑。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定该“证明”的证据效力，其理由为：该“证明”系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联合出具，根据寻甸本地实际情况分析，农村居民死亡后，应报当地社区居委会知晓，社区居委会经过调查了解死亡原因后确认其死亡事实，死者亲属在居委会确认死亡事实之后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注销证明，虽该“证明”为手写载体并非国家法定格式载体，但其证明主体的法定性及证明内容的严肃性决定了该“证明”作为死亡证明的证据效力，故本院予以确认。2、被告提交的意外伤害保险单及其回执表一份，欲证实2018年2月12日，并由腾桂萍在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平安财险寻甸公司向腾桂萍送交了保险单、保费发票、保险条款各一份，并向腾桂萍就免责事由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腾桂萍在保单回执表落款处签字确认。事故发生后，原告未及时向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报案，也未及时向该公司提交公安部门和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导致保险公司无法核实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故保险公司予以拒赔。原告经质证认为，认可与被告订立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效力，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意外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清理死者腾桂萍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与被告订立的保险合同，但只发现了保险单而未发现被告向原告送交的保险条款，现被保险人已死亡，无法核实保险公司是否向腾桂萍就免责事由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应予以采信。即便保险公司已向腾桂萍就免责事由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根据其免责条款的约定，向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报案的义务只能约束腾桂萍本人，不能苛求不知情的第三人履行该义务。本院分析认为，投保人腾桂萍与平安财险寻甸公司订立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投保人腾桂萍在保单回执表上的签字应视为对保险合同成立事实的确认，现投保人已死亡，在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无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是否就免责事由对投保人腾桂萍及第三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12日，腾桂萍以投保人的身份，与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订立《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合同约定：自2018年2月12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11日24时止，若被保险人腾桂萍因意外身故（死亡），被告应支付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合同签订后，腾桂萍依约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150元。2018年10月9日腾桂萍在自家挂晒玉米时，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腾桂萍身前系原告赵福平之妻，与原告赵福平生育长女马水源、次女赵曼；其母亲为戴兰英，均健在。庭审中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对几原告作为保险请求权利人的主体资格无异议。被保险人腾桂萍死亡后，2018年10月10日，腾桂萍在寻甸县殡仪馆火化，当天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为原告办理了户口注销证明。2019年1月14日，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腾桂萍死亡日期为：2018年10月9日，死亡原因为：在自家挂晒玉米时，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清理死者遗物时发现腾桂萍家中存放的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出具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单，遂持该保单几经与被告协商理赔事宜，但均无果，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100000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是否系保险条款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该“证明”能否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的真实性？2、被保险人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是否应认定为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3、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通知保险人是否及时性的认定，能否影响受益人保险权益的实现。根据上述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腾桂萍与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签订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的保护。腾桂萍在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后，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的劳动过程中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其死因应认定为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其理由为：1、涉案保险合同载明“意外伤害”的定义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在本案中，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已清晰的证实了腾桂萍在劳动过程中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该死亡为外力所致，系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原因导致，完全符合意外伤害致死的概念。虽然寻甸县塘子街道云集社区及寻甸县公安局塘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系非格式“死亡证明书”，但其出具的主体法定性及证明内容的严肃性决定了该“证明”作为死亡证明的证据效力。2、根据平安财险寻甸公司出具的保险条款第二十条规定，该条规定只是针对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在程序上的要求：“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申请的真实性的……。”此处规定的申请真实性应指的是保险权益请求权人请求意愿的真实性，而非申请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其申请内容的真实性审查应在于保险公司对意外事件发生的经过、结果作进一步实质性审查，因此该申请系程序上的要求，并非导致保险公司作出无法核实的主观判断。3、该规定“身故保险金的申请应提交公安部门或医疗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通过上述证据部分的分析，本院认为，此处规定的“死亡证明书”并非系指国家机关正式出具的证明，该规定也并未明确死亡证明书需具备严格的国家制式，虽该“证明”并未载明“死亡”二字，但其证明记载的内容证实了腾桂萍在劳动过程中因成串的玉米垮塌压住其身体导致死亡的事实，故该证明符合“死亡证明书”的构成，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腾桂萍的死亡是自身疾病原因造成，亦不能证明免责情形的存在，其就应当以腾桂萍的意外身亡按照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约定对原告进行理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在本案中客观存在投保人腾桂萍死亡后的一段时间内，其亲属才通知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事实。但根据保险受益人即原告不知死者生前曾向保险人即被告投保，死亡事故发生后直到清理腾桂萍的遗物时才发现保险凭据，方知腾桂萍身前向被告投保的事实，故其在尸体火化后主向被告报案，结合腾桂萍与原告虽系同一家庭成员，但原告对腾桂萍投保事实无从知晓的客观情况等情由判断，可认定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履行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其对此并无过错。综上，认定受益人等是否及时将保险事故通知保险人不能机械地从事故发生至通知的间隔时间来判断，而应从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且结合保险事故发生地与保险人营业地等因素给予一定合理的通知保险人的时间，因此，本案因投保人死亡且不可归责于其继承人的情由，致未及时告知，故投保方及受益人并无过错，保险人应当依约履行支付保险金之义务。对该保险利益，因投保人身前未指定受益人，依法应属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庭审中，被告对原告作为保险请求权利人的主体资格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关于判令被告平安财险寻甸公司支付保险金100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为保护保险受益人保险利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戴兰英、赵福平、马水源、赵曼保险金100000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审判员  范天赋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舒玉鸿书记员王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