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123行初5号 原告:义某，男，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现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告：曾某，女，198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竹山县人，现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超，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新建路48号。 法定代表人:宋启成，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邓学坤，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清荣，该局法监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琨，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园区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李裕科，县长。 出庭负责人：李鸿昌，副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克平，贺州市法制办公室公职律师办公室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柔，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告义某、曾某不服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卫健局）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9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5日分别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义某、曾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超，被告卫健局的出庭负责人邓学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清荣、李祥琨，被告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李鸿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克平、李欣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某、曾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卫健局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2.撤销县政府富政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是：2017年11月10日，被告卫健局突然将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告知书送达原告，以原告于2016年6月23日在富川保健院实施的生育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为由，对二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原告对决定不服，向被告县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作出维持原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认为，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义某与前妻骆某仅生育一女义某甲，义某乙是蒋某所生。二原告于2016年6月23日生育的孩子，对原告义某是第二胎，并非第三胎。2.征收决定书仅写原告生育第三个孩子的违法事实，却未写明依据，包括在行政复议过程中，都未出具任何认定该事实的依据。3.事实方面，二原告在2016年4月18日到麦岭镇卫生院产检，并让卫生院将信息登陆，后到镇卫生站申请再生育，但卫生站工作人员告知原告不用着急办理，原告是可以办理生育批准手续的。因此，并非原告不申请，是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二、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适用法律错误。1.卫健局对二原告征收93213元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作出的，但该两个条款并未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额度的计算方式，包括计算的基数和倍数。2.决定书仅说明作出决定的法律依据，未告知原告违反了哪些法律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3.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的生育行为属于非婚生育子女，未经批准，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条件生育子女，并维持了原决定，但仍维持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对原告征收93213元，适用法律错误。三、征收决定程序违法。在作出征收决定前应当事先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征收告知书应先于征收决定书送达给原告，但被告卫健局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同时交予原告，程序违法。四、被告县政府维持被告卫健局的决定是错误的。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义某、曾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及送达回证、社会抚养征收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3.出生证明。4.户籍证明。5.结婚证、立案审批表。6.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卫健局书面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征收决定是严格按程序作出，程序完全合法。二、答辩人的征收决定是依据原告于2016年6月23日富川××自治县妇幼保健院违反国家规定生育男孩的事实而依法作出，现有证据证实该男孩是二原告违法生育。三、答辩人作出的征收决定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完全正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卫健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举报信。2.立案审批表。3.告知书。4.结婚证复印件。5.关于义某婚姻状况的复函。6.义某身份证复印件。7.义某与女儿义某甲户口薄复印件。8.曾某身份证复印件。9.曾某与女儿曾某甲户口薄复印件。10.曾某分娩登记材料。11.民事调解书。12.法律文书生效证明。13.麦岭计生办的调查记录。14.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计生办的调查说明。15.湖北省竹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调查说明。16.麦岭计生办的调查说明。17.调查报告。18.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及送达回执。19.征收决定书及送达回执。 被告县政府口头辩称，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完全合法，申请人要求听证，但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必须经过听证程序。行政复议如要确认处理决定违法或者要撤销处理决定的，须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而其他的延期复议期限或者维持处理决定的，不需要县长审批，法制机构负责人有权批复。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复议收件登记表、行政复议申请书、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延长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恢复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民政局关于义某、骆某无收养登记记录证明、富川××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要求义某、骆某与义某乙作亲子鉴定的申请、对义某的询问笔录。 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辩意见如下： 针对被告卫健局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10持异议，认为该证据的来源不明。证据13、14、15、16、17持异议，认为小孩义某乙不是义某女儿，有民事裁定书能够证实。证据18告知书的落款时间2017年11月10日，并非是2017年11月9日，该份告知书与征收决定书是同时送达给原告，送达时间并非原告书写，违反法定程序。 针对被告县政府的证据，原告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针对原告的证据，二被告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民事裁定书是卫健局作出征收决定书后才出具的。 本院在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并经评议后，作如下认证： 被告卫健局提交的证据4、5、7、9、10、11、12、14、15、18、19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县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除（2015）富民一初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外，其余证据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义某与骆某于1997年1月25日登记结婚，1998年12月9日生育长女义某甲，2011年8月19日是否生育次女义某乙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双方于2015年1月8日经本院调解离婚。 原告曾某与胡可均于2004年结婚，2005年10月18日生育一男孩胡玉奇，双方于2012年5月离婚。2013年8月12日，原告曾某与他人生育一女孩曾某甲。 2016年6月23日，义某与曾某未经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批准、未履行合法婚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在富川××自治县妇幼保健院生育一男孩。2016年7月6日，义某与曾某登记结婚。 2017年6月，富川××自治县麦岭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接到群众举报，称义某于2016年与妻子骆某以外的女青年曾某违法生育一个男孩。被告卫健局经调查核实，对义某、曾某的违法生育事实予以确认。认为义某与曾某都属于再婚，婚前双方都各生育两个孩子，义某、曾某于2016年6月23日生育一男孩为非婚生育。被告卫健局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对义某征收70581元，对曾某征收22632元。义某、曾某不服该决定，向被告县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富政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二原告于2016年6月23日生育的男孩属于非婚生育子女，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条件生育子女，应当依法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维持了被告卫健局作出的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二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据此，被告卫健局作为本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二原告于2016年7月6日登记结婚，婚前于2016年6月23日生育的男孩，属于非婚生育。根据2016年1月15日公布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非婚生育子女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非婚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按违法行为被查出时的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倍至5倍征收。对于被告卫健局的征收数额，在征收决定书上虽未注明计算基数和倍数，但从贺州市住户调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贺住调办字[2017]2号获悉，2016年度富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279元，农村居民年人均支配收入为9179元。原告义某是本县麦岭镇居民，属于城镇居民，原告曾某是湖北省竹山县农村居民。被告卫健局对原告义某征收70581元，对原告曾某征收22632元，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倍数，其征收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县政府作出维持被告卫健局作出的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对于二原告提出2016年6月23日生育的孩子，对原告义某是第二胎，并非第三胎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批准可再生育一胎子女：（三）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另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未生育过的。本案中，二原告均为再婚，原告曾某再婚前已生育了两个子女，原告义某再婚前已确定生育了一个子女。二原告再生育一胎子女须经当地镇人民政府批准，二原告未经批准于2016年6月23日生育子女，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卫健局认定二原告违法生育第一个子女，向二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并无不当。 对于二原告提出被告卫健局的作出的事先告知书与征收决定书同时送达给原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及听证权利的问题。从被告卫健局提交的送达回证看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的送达时间是2017年11月13日，而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送达时间是2017年11月22日。被告卫健局已经对社会抚养征收的事实告知了原告，并告知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于是否需要举行听证的问题，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征收类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但并不是一种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对公民计划内的生育行为，无需征收社会抚养费，对计划外才征收社会抚养费。虽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程序和行政处罚的程序有相似之处，但早在1996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有明确答复（法工委复字[96]2号）“征收计划生育费不是罚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调整范围”。既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属于行政处罚，很显然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定强制性规定征收较大数额的社会抚养费前要告知听证程序和举行听证的情况下，被告卫健局不告知两原告有听证权利和举行听证，程序上并不违法。 综上，被告卫健局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富卫计费征字[2017]0714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富政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原告要求撤销上述二个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义某、曾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二原告已预交），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 兴 审 判 员  夏新洪 人民陪审员  陈书学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覃亚云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