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12民初4822号 原告:肖莉，女，197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成，系辽宁跃重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旭，女，198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日馨，系辽宁登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莉与被告宋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作出[2018]辽0112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民终2877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莉及其委诉讼托代理人刘志成，被告宋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日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肖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欠款200000元及利息126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通过朋友与被告相识后，以经营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在2016年11月2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元（210000元），双方约定还款的期限及时间。原告向被告支付借款后，被告当场及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并且在2016年12月31日履行了还款10000元的义务。按照约定被告应当在2017年3月份起，每月应当向原告支付10000元，直至清偿欠款完毕止，可是被告却违反还款约定，原告催要未果后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最早为合作经营关系，二人存在多起诉讼，原告不停的以各种事由起诉被告其缘由只是因为对经营收益不满意。被告2013年起经营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营儿童早教。2015年案外人孙洪光找到被告提出与被告合作经营，被告与孙洪光对合作经营的方案进行严谨的分析讨论，决定合作经营，被告决定将70%股份转让给孙某。但是孙某并没有与被告经营，而是转手高价将股份出售给原告肖莉及证人洪某。原告、被告、证人在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只能开始合作经营XX公司。但是早教的经营也有淡季旺季之分，原告与证人对于经营情况不满意，与被告产生争议。经营不善并不是被告过错，孙某和被告签订合作经营协议时为2015年11月。根据早教经营的规律，冬季正是早教经营的淡季，因为北方天气太冷，家长不愿带小孩子出门上课，所以在2016年3月前一直经营业绩不理想，加上2016年3月原告肖莉和证人洪某得知孙某高价将股份卖给她们之后，更加心里无法平衡，从2016年5月开始就不再共同承担早教运营成本，导致2016年5月的员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员工集体离职，会员无法上课，影响了早教中心的正常运营。被告自己独立经营多年，早教机构是被告的心血，在员工集体离职时，被告仍努力经营，积极补救，希望早教机构能回到正常的运营状态。也在这个阶段，原告多次以XX公司税务不清威胁被告，要求被告购置其股权。被告才签写本案诉争的借条，并且写明“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任何股东不再对公司税务等问题有异议及任何纠纷”。借条写完后被告按照约定向原告转账10000元，但是双方并没有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2017年3月，原告以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名义向浑南区法院诉被告不当得利。至此，双方已无共同合作经营的可能性。2017年11月27日，浑南区法院下达（2017）辽0112民初5898号及（2017）辽0112民初5899号判决，认定被告不构成对XX的不当得利。2018年3月，原告向浑南区法院起诉本案。综上，原、被告的纠纷起源在于双方经营合作收益没有达到原告的预期，而后续原告以各种名义对被告的起诉均因此而起，希望能从被告身上得到一些补偿。二、本案的实际情况为没有履行的股权转让纠纷，并非民间借贷。2016年10月起原告以公司税务不清为由多次威胁被告，被告无奈之下，只好购买原告在XX35%的股权。签订了借条，约定“12月31日支付1万，2017年3月起，每月支付1万，签订后原告不再对公司税务等问题有异议及任何纠纷。”由于当时早教机构与XX总公司有经营期限约定，XX要求被告宋旭退股，才可以续签合同。于是原告、被告、证人三人约定，被告先将股权转让给证人洪某。原告、被告、洪某三人签订代持协议，约定由洪某及原告替被告代持股份。被告如约在2016年12月向原告转款10000元，并将自己名下股份转给证人洪某，但原告与证人并没有与被告签订代持协议。2017年3月，原告以早教机构名义在浑南法院起诉被告。对于上述事实，在被告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原告亲口承认，“我退出，你俩接着经营，你才写那个（借条）的”。原告也在录音中提到“我凭什么借给你钱啊，我打给你那些钱（指的是给孙某购买股权的钱），还借你钱”。一审庭审中，原告及证人对于原、被告、证人间存在签订代持协议的约定是认可的，被告提问“12月26日重新变更之后，法定代表人为什么变更为证人”，证人回答“运XX公司说法人只要宋某退股，就可以续签三年，我和宋某商量好了之后，宋某退股，30%股权暂时放在我这，将来还要变更回去。”因本案的实际情况为股权转让纠纷，并非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原告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将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也无需向原告支付相应费用。后因原告以公司名义起诉被告，起诉期间公司没有正常授课，导致学生家长起诉退费等诉讼纠纷，至今XX公司仍无法经营。本案中被告向原告转账10000元为购买股权的款项，并不是还款。在桃仙派出法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时，被告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返还10000元款项，审判员以派出法庭不能受理反诉为由拒绝了被告，让被告在诉讼终结后，另行起诉。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支付了被告210000元借款，对此事实原告一审二审对于资金来源的自述不一致，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告是否交付给被告210000元，以何种方式交付。在一审二审的审理过程中，原告不仅没有提交任何的转账记录，取款记录等证据，对于资金来源与交付方式的说明也前后矛盾。一审庭审中，原告多次强调其携带30-40万现金坐火车来沈阳购买搅拌车，并举证了齐齐哈尔XX租赁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以此证明其在经营汽车租赁公司有现金支付能力。2名女子随身携带40万现金坐火车来沈阳购买搅拌车本身就不符合常理，而原告意图证明其有现金能力的公司，已经注销更不可能再购买搅拌车进行运营。二审庭审中，原告又自述其携带现金是来沈阳购买二手本田商务车2台。原告第一次自述购买搅拌车时举证了工商信息，车辆运输证行车证等证据，第二次自述对于购买车辆的品牌、数量也做清晰的表述，但是前后两次自述资金来源完全不一致，只能说明原告并非是对记忆的混淆，而是对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进行编纂。原告对于给付借款的方式及现金来源的解释前后矛盾，被告申请对原告给付借款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是否存在借款事实的审查，除了原告携带现金的意图外，更应当审查资金来源，如真实存在借款行为，30-40万的资金在“借款发生前”应当在银行取款或转账记录中留有痕迹。两次庭审原告对此避而不谈、无法举证，只能说明并不存在原告携带40万现金来沈阳，更不存在原告将21万元借款交给被告的情况。原、被告自2016年3月起，就有较大的矛盾，通过被告举证的录音，原告强调“我凭什么借给你钱”，可以听出原、被告关系并不融洽，当时原告、证人将被告困在公司不让回家，被告多次拨打110报警。根据原告的说法，2016年12月，在原告不知道被告借款用途、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没有约定利息，甚至原告本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将自己带到沈阳的现金购车款借给被告，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综上，被告恳请审判长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纠纷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告、被告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借条、明细清单、工商信息打印表、运输证、行车证、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肖莉系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被告宋旭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2016年12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宋旭（被告）向肖莉（原告）借款210000元，12月31日前支付10000元，2017年3月起每月支付10000元，直至付满210000元整为止。自2016年12月21日起，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任何股东不再对公司税务等问题有异议及任何纠纷”。借条出具后，被告于2016年12月31日向原告支付10000元，后未再支付剩余款项。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2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否存在210000元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虽然原告为证明该借贷关系，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被告出具的“借条”，但该借条所载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210000元，数额较大，原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对210000元的资金来源予以证明。原一审中，原告提供了证人洪某的证人证言对资金来源予以证明，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洪某明确表示该210000元为原告与案外人洪某共同经营商混搅拌车租赁业务的收入。而本次庭审中，原告提供了证据证明该210000元系其从案外人徐某处借贷而来。两次陈述前后矛盾，原告对陈述的矛盾之处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另，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中除写明借款金额外，还款日期等事项外，同时写有“自2016年12月21日起，沈阳XX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任何股东不再对公司税务等问题有异议及任何纠纷”的字样，该做法与民间借贷的交易惯例明显不符。综上，本院难以认定原、被告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肖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89元，由原告肖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国栋 审 判 员  肖军威 人民陪审员  赵冠宇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赵文新 书记员郑璐璐 附本案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