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津0116民初20792号 原告：天津鑫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睦宁路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6126297X6。 法定代表人：赵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天津安泽海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滨海达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六道沟村津塘公路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7739425G。 法定代表人：李长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龙，河北衡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州翔，男，天津滨海达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李长国，男，196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龙，河北衡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鑫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滨海达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被告李长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7日受理后，经审理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7）津0116民初3040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被告李长国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津02民终70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津0116民初3040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6日、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龙、刘州翔，被告李长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依法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3604328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存在长期业务关系。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在成立前为塘桥运输队，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因周转资金需要,于2005年至2012年陆续向原告借款,双方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0%。原告在审计中发现被告至今尚欠原告借款4604328元，被告不履行偿还借款义务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和塘桥运输队、达联运输队存在长期业务关系，都是由被告李长国经营。2005-2012年期间被告李长国陆续向原告借款，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0%，被告李长国在每一次借款时均向原告出具《收款凭证》，原告在审计发现被告李长国尚欠原告借款3604328元，原告向二被告催要借款，二被告拒绝还款，故起诉。 原告针对其诉请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05年3月8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落河（河南）配货车运费10万元； 证据2、2005年3月9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车（配货棉花运费）4万元； 证据3、2005年3月10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配货运费5万元； 证据4、2005年3月11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配货车运费5万元； 证据5、2005年3月12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运费8万元； 证据6、2005年3月15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运费5万元； 证据7、2005年3月21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5万元； 证据8、2005年3月22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运费7万元； 证据9、2005年3月24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运费5万元； 证据10、2005年3月25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2000吨运费64328元； 证据11、2005年4月8日《领取支票申请单》，载明领用人被告李长国，用途“此借款用的支票”50万元； 证据12、2005年4月13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支运费（去深圳）4万元； 证据13、2005年8月3日《领取支票申请单》，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金额25万元； 证据14、2005年9月6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借款，金额5000元； 证据15、2005年9月6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借款，金额95000元； 证据16、2006年3月3日《领取支票申请单》、支票存根，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倒现金”，金额50万元； 证据17、2006年3月21日《现金凭证》，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车队借款（处理事故），金额20万元； 证据18、2006年9月21日《现金凭证》、《领取支票申请单》、支票存根，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运费（借款），金额20万元； 证据19、2010年2月26日《领取支票申请单》，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借款，金额15万元； 证据20、2010年2月20日《领取支票申请单》，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借款购车，金额5万元； 证据21、2017年7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天津翠亨广场支行出具《个人活期交易明细辅助信息查询结果表》（被告李长国名下银行账号），载明2012年2月10日转存100万元，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给被告李长国100万元； 证据22、2012年2月10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2年2月10日被告李长国因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0万元，证明目的同证据21； 证据23、2017年10月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21； 证据2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表》，证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被告李长国。 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向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出借款项，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也未委托他人向原告借款，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与原告存在经济往来的是塘桥运输队和达联运输队，不是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且三方均系独立主体，无共同或者连带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被告达联货运公司成立于2009年，原告主张2005年-2006年的债务明显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无关；原告与达联运输队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存在以运费抵扣已领取款项的交易习惯，原告证据也大部分显示为预支运费，由此印证了该交易习惯的存在；2012年2月10日，原告支付的100万元系运费而不是借款，且目前原告支付的运费尚且不足，存在累计计算、结账的情况；原告事隔多年起诉，同时未在运费中对于欠款进行抵扣而是通过诉讼解决，有违常理；原告主张的利息于法无据；与涉案纠纷存在业务往来的主体是达联运输队和塘桥运输队，塘桥运输队在2013年因未年检被吊销，塘桥运输队的性质是合伙企业，因此主体依然存在；达联运输队性质是个体工商户，于2008年成立，注销日期是2015年1月，达联运输队经营人是马士超并非被告李长国；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认为这不是借款纠纷，这是运输合同纠纷；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在设立之后自2013年至2017年与原告存在运输合作关系，通过原告账面显示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不拖欠原告任何款项。 被告李长国辩称，被告李长国作为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被追加为被告于法无据；被告李长国的领款行为系代表达联运输队、塘桥运输队的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被告李长国领取的支票均已向运输队入账；其他答辩意见同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综合以上意见，被告李长国认为原告对其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被告李长国针对其答辩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1、2018年10月14日，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盖章，经办人陈浩签字出具的《情况说明》； 证据1—2、陈浩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1证明案涉借款纠纷与二被告没有直接的关系； 证据2—1、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证据2—2、《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工商登记户卡信息》； 证据2—3、天津市达联运输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马士超，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运服务； 证据2—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表》，载明天津市达联运输队核准注册日期2008年10月31日，登记状态注销，注销日期2015年1月29日，注销原因决议解散； 证据2—5、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营业执照》，载明法定代表人被告李长国，企业类型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营业期限2009年5月31日至2029年5月30日； 证据2证明与原告发生运输业务、借款的主体非本案的被告，而是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及天津市达联运输队； 证据3—1、原告作为托运方，天津市达联运输队作为承运方签订《运输合同》； 证据3—2、《承运货物的明细表36张》（天津市达联运输队针对证据3—1项下承运的货物，2012年1月至12月20日），载明日期、船名、航次、提单号、规格、箱号、货品目的地、运费，运费总额41777300元； 证据3—3、被告李长国出具的《2012至2013原告向达联运输队汇款记录》，载明2012年3月5日至2013年2月7日原告及其财务人员向被告李长国支付证据3—1项下运费39573367.41元； 证据3—4、被告李长国出具《天津市达联运输队2012年棉花运费结算明细》，载明合同运输价格41777300元，实际支付运费39573367.41元，未付运费2203932.59元； 证据3证明天津市达联运输队承运运输合同项下货物数量及运费金额；原告提交的证据21中100万元借款用于运费； 证据4、2005年3月5日、3月6日、3月7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3张，均载明承运货物棉花及货物重量；证明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所载明的10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5、2005年3月8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1039件、215KG/件，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2所载明的4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6、2005年3月9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559件、215KG/件，证明原告提交证据3所载明的15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7、2005年3月10日、3月11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2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865件、614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4所载明的5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8、2005年3月12日、3月13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2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752件、919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所载明的8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9、2005年3月14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850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针对原告提交证据6所载明的5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10、2005年3月15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1647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针对原告提交证据7所载明的5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11、2005年3月16日、3月17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2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291件、713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所载明的7万元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12、2005年3月18日、3月19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2张，载明承运货物棉花1639件、665件及货物重量215KG/件，证明针对原告提交证据9所载明的5万元、证据10所载明的64328元、2005年3月28日的《现金凭证》载明的1万元，均不是借款，属于运费； 证据13、《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5年4月8日入账50万元，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中载明的50万元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4、《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5年8月3日入账25万元，证明原告提交证据13中载明的25万元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5、《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5年9月6日入账5000元、95000元，共计10万元，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14、15载明的金额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6、《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6年3月3日入账50万元，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16载明的金额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7、《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6年3月21日入账20万元，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17载明的金额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8、《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明细账》，载明户名塘桥运输队，2006年9月21日入账20万元，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18载明的金额不是借款是运费； 证据19—1、2017年7月24日，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 证据19—2、2017年7月24日，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签订《协议书》； 证据19—3、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出具《加油票收取确认单》； 证据19证明2017年8月3日之前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否则原告不可能以车辆、油票抵扣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运费； 证据20、原告起诉后，被告李长国与原告财务人员李艳的电话录音，证明双方存在运费冲抵的事实； 证据21—1、2016年至2017年，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向原告出具《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23张； 证据21—2、2016年至2017年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名下银行《进账单》10张； 证据21证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与原告之间业务是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涉案借款或运费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无关。 经庭审质证，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被告李长国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2005年3月8日的《现金凭证》并非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06年3月3日《领取支票申请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李长国在发票存根用途一栏写“倒现金”，不认可是借款；证据1至证据19载明期间2005年3月8日至2006年9月21日，均载明运费，认可有被告李长国签字的是证据15、证据16，证据18中用款人均无被告李长国签字；证据19、证据20、证据21均不体现被告李长国的名字，认可2005年9月6日95000元、5000元，2010年2月26日15万元；针对原告提交的8笔借款，其中2006年3月3日倒现金，2006年3月21日处理事故，2006年9月21日标注运费，并非借款；2012年2月10日确实收到了100万元，但认为该笔款项是支付的运费，并非借款；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可，关于真实性以原审笔录中的质证意见。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出具说明的人员身份无法核对；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1中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也无关；对证据3—2、3—3、3—4是被告单方制作的表格性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4至证据12出具时间2005年3月5日至3月19日，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5不能证明是支付的运费；对证据13至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9—1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9—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后经原告核对账目发现不欠被告款项，被告保留继续主张的权利；对证据19—3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0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被告提交证据21的真实性，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分析与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10、证据12、证据13、证据18均载明用途为运费，证据16载明用途“倒现金”,证据17载明款项用途“车队借款（处理事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上述证据无法证实与案涉借款的待证事实的关联，不属于本案证据；证据11、证据14、证据15、证据19均载明用途为借款，证据20载明用途“借款购车”，与本案有关联，属于本案证据；证据21证明原告转账给被告李长国100万元，具有证据效力；证据22、证据23属于原告单方出具，不具证据效力；证据24证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的身份信息，有证明效力。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案外人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确认业务主体及交易习惯；证据2证实案外人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天津市达联运输队主体信息、经营期间、经营范围及目前状态，具有证据效力；证据3载明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市达联运输队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及履行合同内容，与本案争议内容有关联，属于本案证据；证据4至证据12均为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均载明承运货物名称、重量，其也来院确认在上述证据上签字的真实性，并陈述被告李长国承运过原告的货物，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内容有关联，属于本案证据；证据13至证据18能够有效证实塘桥运输队对公银行账户，在2005年4月8日入账50万元、2005年8月3日入账25万元，2005年9月6日入账5000元、95000元、2006年3月3日入账50万元、2006年3月21日入账20万元、2006年9月21日入账20万元，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9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在2017年7月24日曾以车辆抵付所欠原告仓储费用，在2017年8月3日以加油票的方式支付所欠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运费；证据21证明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履行运输合同期间，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向原告出具发票，原告向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以转账的方式支付过运费，证据19、21与本案争议内容有关联；结合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佐证证据20双方存在冲抵运费的事实。 根据原告及二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查明： 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系合伙企业，成立于1999年11月30日，原法人王思春，执行合伙人于2005年6月27日变更为被告李长国，公司目前状况吊销，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等。 天津市达联运输队系个体工商户，核准注册日期2008年10月31日，经营者马士超，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运服务，因决议解散于2015年1月29日注销。 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企业类型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长国，注册资本2005万元，经营范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营业期限2009年5月31日至2029年5月30日。 原告业务员董学斌于2005年3月5日、3月6日、3月7日签字出具《货运单》3张，载明今装棉花1036件、856件（215KG/件）、1200件（215KG/件）。2005年3月8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10万元，用途付落河（河南）配货车运费。 原告业务员董学斌于2005年3月8日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今装棉花1039件（215KG/件）。2005年3月9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4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车（配货棉花运费）。 2005年3月9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1张，载明今装棉花559件（215KG/件）。2005年3月10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配货运费。 2005年3月10日、3月11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的《货运单》2张，载明今装棉花865件（215KG/件）、614件（215KG/件）。2005年3月11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配货车运费。 2005年3月12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8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运费。2005年3月12日、3月13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载明今装棉花752件（215KG/件）、919件（215KG/件）。 2005年3月14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的《货运单》1张，载明今装棉花850件（215KG/件）。2005年3月15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运费。 2005年3月15日、3月16日、3月17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的《货运单》3张，载明今装棉花1647件（215KG/件）、291件（215KG/件）、713件（215KG/件）。2005年3月21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2005年3月22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7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运费。 2005年3月18日、3月19日，原告业务员董学斌签字出具《货运单》2张，载明今装美棉1639件（215KG/件）、665件（215KG/件）、21件（215KG/件）。2005年3月24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付河南漯河2000吨棉花运费。2005年3月25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64328元，用途付河南漯河棉花2000吨运费。 2005年4月8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0万元，用途“此借款用的支票”。2005年4月8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50万元。 2005年4月13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4万元，用途支运费（去深圳）。 2005年8月3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25万元，支票存根备注运费。2005年8月3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25万元。 2005年9月6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000元，用途其他应付款。同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95000元，用途借款。2005年9月6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5000元、95000元，共计10万元。 2006年3月3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0万元，用途支票存根载明“倒现金”。2006年3月3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50万元。 2006年3月21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20万元，用途车队借款（处理事故）。2006年3月21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20万元。 2006年9月21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20万元，用途运费。2006年9月21日，塘桥运输队银行账户入账20万元。 2010年2月26日，《领取支票申请单》，载明领款人被告李长国，用途借款，金额15万元； 2010年2月20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领款5万元，用途借款购车。 2012年2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银行转账给被告李长国100万元。 原告作为托运方，天津市达联运输队作为承运方签订《运输合同》，载明甲方现有集装箱运输业务，委托乙方承担公路运输，设备名称集装箱，运输地点天津港至河北山东各地；单价每箱2550元至4300元；运输日期2012年2月1日，付款方式设备运输结束后25个工作日内甲方在收到制订收货人签字制订交接单后将合同费用汇至乙方账户等。 2017年7月24日，原告作为托运方甲方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作为承运方乙方签订《运输合同》，甲方委托乙方承运甲方的运输业务，乙方根据甲方的指令将货物从天津港运送至货主指定地方，运价以甲乙双方协商的运价为准，代垫费实报实销，结算方式为月结等。 2017年7月24日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原告，乙方是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载明今由甲方小型车一部交于乙方，用于抵消甲方拖欠乙方的仓储费用，车辆交付之日起视为双方费用结清。 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出具《加油票收取确认单》，载明今收到原告加油票7854.67元，用于支付所欠被告达联货运公司运费7854.67元，收取日期2017年8月3日。 2018年10月14日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盖章，经办人陈浩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运输队于1999年3月30日设立，系普通合伙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元，原法定代表人王思春，2008年3月7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李长国，2013年因未年检被吊销；2005年至2011年该运输队长年承接原告运输业务，运输队指派被告李长国负责业务接洽及运费结算；双方合作模式由被告李长国预领运费，或以登记借款的形式预领运费，先预支部分运费，等待批次运输合同完成后按约计算，结款期限为运输合同履行完毕30日后，扣抵前期预领结算；在双方合作期内以被告李长国告名义预领的运费或标记为借款，系被告李长国履行运输队的职务行为。 现原告向二被告主张借款3604328元未果，故成讼。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诉请主张其作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主体，对二被告享有到期债权，对此并未提交书面借款合同，提交作为债权凭证的证据中“现金凭证”、“领取支票申请单”、“支票存根”载明的用途，无法直接有效实现其作为借款债权凭证的证明目的及债权金额，并且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印证被告李长国领取的款项属于支付运费的性质。被告提交的证据可认定案外人天津市塘沽区塘桥运输队执行合伙人为被告李长国，被告达联货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31日，法定代表人被告李长国，原告作为托运方与案外人天津市达联运输队、被告达联货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针对2010年2月20日、2月26日被告李长国从原告处累计以借款名义领取的20万元，以及2012年2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银行转账给被告李长国100万元，原告并未对此提交证据佐证上述款项独立于运输合同项下的单独借款，且原告与被告达联货运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以车辆折抵仓储费用的《协议书》，原告又以加油票的方式于2017年8月3日向被告达联货运公司支付运费，以及上述款项发生时间至原告起诉已超过5年期间，基于上述事实，本院最终认定原告要求二被告偿付借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保护。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鑫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635元，由原告天津鑫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 审 判 长  张 伟 审 判 员  崔忻亭 人民陪审员  郭俊霞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吕 琳 附：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