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04刑初83号 公诉机关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7121840-3，住所地:成都市大邑县悦来镇迎宾大道4号。 法定代表人邓颖红,公司法人。 诉讼代表人高正连，女，生于1970年6月10日，公司员工。 辩护人邹诗明，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孔令禄，男，生于1964年5月19日，汉族，四川省邛崃县人，大学文化，住成都市青羊区。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2016年11月16日被绵阳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徐杉，四川天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吉祥，男，生于1968年3月14日，汉族，四川省都江堰市人，初中文化，住都江堰市，系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2016年11月16日被绵阳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蒋良云，四川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邓颖红，女，生于1967年8月1日，汉族,四川省新津县人，大学文化，住成都市青羊区，系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2016年11月16日被绵阳市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文富，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以绵游检诉刑诉〔2018〕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孔令禄、被告人周吉祥、被告人邓颖红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2018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东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高正连及辩护人邱诗明、被告人孔令禄及辩护人徐杉、被告人周吉祥及辩护人蒋良云、被告人邓颖红及辩护人陈文富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鹿公司”）于2003年5月注册成立，被告人邓颖红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孔令禄任公司总经理，被告人周吉祥于2016年上半年投资30万元入股，并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经营范围为黑熊、梅花鹿的驯养、繁殖。 为提升公司经济效益，被告人孔令禄、、周吉祥、邓颖红在公司未向相关行政部门报请审批、许可的情况下，经商议后决定将公司的淘汰熊出售。2016年7、8月的一天，颜某（已另案处理）与孔令禄联系后，得知康鹿公司有淘汰熊待处理，颜某遂介绍梁某（已另案处理）至康鹿公司。在康鹿公司，梁某与公司副总经理周吉祥协商后以2万余元购买到熊掌若干只。同年10月国庆节期间，颜某在得知康鹿公司还有淘汰熊待处理时，再次介绍梁某至康鹿公司。在康鹿公司，梁某经与周吉祥议价后，以人民币30000元购买4只淘汰活熊，并在现场由颜某所雇屠夫及康鹿公司员工共同将淘汰活熊宰杀装袋。被告人邓颖红、孔令禄对周吉祥两次出售行为均明知并予以同意。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及被告人孔令禄、周吉祥、邓颖红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邓颖红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被告单位没有犯罪。其辩护人意见为：1.被告出售熊掌及4只活熊（淘汰熊）没有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和获得许可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公诉机关指控部分事实有异议：（1）2016年7、8月份出售的熊掌价格为11800元，而不是2万余元；（2）被告人孔令禄仅是公司聘请的技术负责人。2.被告单位的行为仅是行政违法行为并未构成犯罪。被告单位养殖黑熊是生产、经营性质的养殖，主要目的是取熊胆汁制作熊胆粉，而非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驯养繁殖”；3.被告单位出售4头活熊的行为属于“淘汰处理”行为，而非刑法明令禁止的“非法出售”行为；4.被告单位出售黑熊及熊掌的行为不具有犯罪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应作为犯罪行为追诉。因为被告单位将“淘汰熊”出售、宰杀等不仅不会对黑熊数量产生影响，反而是对黑熊资源的充分利用，该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被告人孔令禄辩称：1.我没有犯罪，其与被告人邓颖红系夫妻关系，我只是在公司负责养熊技术指导、给熊手术及培训，孔总只是习惯叫法，并不能就此认定自己是总经理，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认为任职情况不重要就对该身份予以认可；2.我在被告单位做技术指导承诺的工资是每个月3500，但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自己的妻子，所以几乎没有领取过工资。其辩护人意见为：1.被告单位出售黑熊的行为属于“淘汰处理”行为，而非刑法明令禁止的“非法出售”行为，仅是行政违法行为并未构成犯罪。被告单位养殖黑熊是生产、经营性质的养殖，主要目的是取熊胆汁制作熊胆粉，而非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驯养繁殖”，被告单位养殖黑熊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不具有犯罪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应作为犯罪行为追诉；2.被告人孔令禄的身份不是公司总经理，起诉书事实认定错误。就被告单位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没有载明被告人孔令禄的任职情况，孔总仅是大家习惯性称呼，不能就此认定其担任总经理一职；3.被告人孔令禄未参与被告单位的经营与销售工作，不应对销售行为负责。孔令禄仅是鉴定淘汰熊并予以编号,不参与决策、销售。在与被告人邓颖红、周吉祥开会时仅是就淘汰熊处理向周吉祥给出了原则性建议与意见，至于周吉祥在执行过程中未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应该由周吉祥负直接责任和义务；4.被告人孔令禄在本案中的身份、地位与作用，与本案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和事实均无关联，且本案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并非刑事犯罪。请求作出无罪判决。 被告人周吉祥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意见为：1.案涉黑熊系从四川养麝研究所人工繁育4代以上黑熊，不是子代熊；2.被告人周吉祥所在大邑康鹿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上2003年5月至2013年5月经营范围有动植物种养、加工销售，但依照四川省人大规定可以销售；3.根据林业部《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可以看出有证黑熊养殖场对淘汰熊可以进行出售、宰杀，以获取经济利益，但要经过省级林业部门批准，本案中周吉祥所在公司淘汰无利用价值的黑熊时未获得四川省林业厅批文，这是行政违法行为，不应构成犯罪。 被告人邓颖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意见为：1.案涉黑熊是合法、规模化、生产经营性养殖的人工繁育4代以上的淘汰熊，不具有保护的紧迫性，不应视同刑法意义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淘汰熊的处理不属于人为的加剧野生黑熊的濒危程度，也不是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蓄意破坏，对其出售行为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2.本案淘汰熊的可比价值，按照相关解答意见的精神5只人工繁育4代以上的淘汰熊才相当于1只野生黑熊的价值。比照该解答意见，出售1只野生黑熊不够刑事立案标准；3.被告人邓颖红在本案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轻微，其虽同意出售淘汰熊，但其是明确要求买方提供合法手续的附条件同意，其身份和作用既不是案涉黑熊出售的直接责任人，也不是主要负责人；4.被告人邓颖红具有自首情节，即使构成犯罪也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请求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鹿公司”）于2003年5月注册成立，被告人邓颖红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周吉祥与邓颖红口头协议于2016年上半年投资30万元入股，占10%的股份，任公司副总经理，被告人孔令禄为熊的养殖提供技术服务。邓颖红与孔令禄系夫妻关系，邓颖红近年来较少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经营主要由孔令禄及周吉祥负责。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黑熊、梅花鹿的驯养、繁殖，营业期限是2003年5月20日至永久。该公司从四川养麝研究所购买成年种用黑熊共14只均为人工繁育4代以上。2016年6、7月，孔令禄、周吉祥、邓颖红召开会议，孔令禄提出需要淘汰一批黑熊（不具有养殖价值的熊），具体淘汰熊的范围由孔令禄认定，由周吉祥负责具体销售事宜。 2016年7、8月的一天，颜某（已另案处理）通过电话联系孔令禄商议收购淘汰熊，孔令禄让颜某与周吉祥联系。之后，孔令禄电话告知周吉祥确定淘汰熊的数量并告知周吉祥近期颜某会带人买熊，让其接洽。2016年9月的一天，颜某邀约梁某（已另案处理）至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公司，周吉祥电话联系孔令禄并取得孔令禄同意，与梁某协商后以2万余元价格出售熊掌等制品若干只。同年十月国庆节期间，梁某与颜某前往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周吉祥经过孔令禄、邓颖红同意，在该公司与梁某议价后，以人民币30000元价格出售4只淘汰活熊，在现场找人将淘汰活熊宰杀装袋。 另查明，黑熊属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6年11月15日，孔令禄到案后于次日通知邓颖红并带领邓颖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佐证： 一、书证：1.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函，证实了本案的发案及管辖情况； 2.被告人的户籍资料及到案说明，证实了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和到案情况； 3.元友野生动物养殖中心营业执照、四川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许可证，证实了梁某养殖中心的经营范围无收购、销售熊类野生动物； 4.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驯养繁殖许可证、大邑县农村发展和林业园林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了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取得了熊驯养繁殖许可，但2010年之后对于驯养繁殖的动物需要经营利用的改为一事一批，不存在双证合一，大邑县农村发展和林业园林局未对辖区内任何经营驯养企业做出过经营、宰杀黑熊及死体的批复许可。 5.四川养麝研究所文件证明，证实了大邑康鹿生物有限公司从该所购买了成年种用黑熊共14只均为人工繁育4代以上； 6.凭条，证实了梁某在大邑康鹿生物有限公司购买熊时支付款项的事实； 7.扣押清单，证实了现场勘验时从梁某租用的冻柜及购买的房屋冰柜中扣押的物品情况，包含了案涉黑熊及熊类制品； 8.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工资表，证实了被告人孔令禄的工资情况； 9.违法犯罪情况查询表，证实了被告人周吉祥、邓颖红、孔令禄无违法犯罪前科。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梁某证言，证实了：我在绵阳市游仙区社办了一个“绵阳元友野生动物养殖中心”，实际上是做收购、出售家禽及“野味”制品的。我放在西科大老校区附近的房子冰柜里的熊肉、熊掌、熊头有一部分从成都大邑县的“周老板”（大邑康鹿公司）那里分了两次买的,第一次是2016年9月20多号的样子，花了28000元把大邑康鹿公司一冰柜的熊掌全部买了，给了颜某5000的介绍费。第二次是10月7日左右，我、颜某和一个司机到周吉祥的养殖场选熊,自己当时选了4头要死不活的活熊,价格是三万元整。周吉祥找他们养殖场的工人当场把选好的熊杀了（注射麻醉药），一共四头熊，颜某在街上找的人烫的毛,切成坨坨，运回来后分别放在全祥冻库和西科大附近一楼房子的冰柜里面。 2.证人颜某证言，证实了2013年之后我就开始做买卖熊的中介，赚中介费。2016年,自己与梁某有两次交易,第一次是大概热天的时候，梁老板联系我要买熊掌，我就打电话问的孔命路（音同），孔令禄说有。隔了几天，我和梁某汇合后就到养殖场。养殖场一个姓周的男人（周吉祥）把我和梁友带到养殖场一个平房里面看冰柜里面的货,冰柜里面有胆、熊掌。梁友当时就买了熊掌具体数量记不得了,装了两袋,具体给了好多钱不清楚。国庆节期间的一个星期三,我与梁友汇合后一起到的大邑周吉祥的熊场，梁友进熊场选了4只活熊,因为我身体原因没有跟到进熊场,杀熊那些耽误了大概半个小时,价格是他们自己在谈具体数目自己不清楚,烫毛也是在里面烫的（钱是梁友给的）。 3.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了颜某是从事买卖熊的“熊串串”，我第一次搭载颜某，并会同梁某至大邑康鹿公司，到了院子的一间小屋里面一个冰柜里面冻了有大半冰柜的东西,最上面放着的是黑色毛，比较长的动物的掌,当时里面冻硬了,我就帮忙把那个动物掌搬了一下，闻起来有腥味,看了一下自己就去喝茶了，天黑了一个小时左右,梁友到茶馆找我运输，后来听说要800块,就没有让我运了。 4.证人范某的证言，证人为大邑康鹿公司员工，证实了：1.公司一共卖了2次熊,第二次是在9月份,周吉祥让我帮忙搬熊，我一共搬了四条熊,处理熊以后都是用编制袋装好放在边上,然后买熊的其中一男的就把轿车后备箱打开,我、黄某、周吉祥三个人就帮他们抬编织袋往车的后备箱里。听周吉祥说买熊的是绵阳的，没有啥子手续。2.周吉祥平时负责熊场的管理，养熊场的老板是邓颖红，平时在家带小孩，一个月最多过来一两次，平时都是我们的经理周吉祥和孔令禄一起管理，孔令禄是邓颖红的老公。 5.证人黄某的证言，证人为大邑康鹿公司员工，证实了：1.2016年9月的一天，周吉祥和颜大姐带了一个老板（姓梁）还有一个开车的来,我就把冰柜门打开后，从冰柜里拿了大约17只熊掌,梁老板看了后比较满意,最后把拿出来的熊掌全部买了,价格具体记不清楚了。2016年10月的样子,周老板、颜大姐、梁老板和司机、一个屠夫来，周老板给说买4只熊，后他们把4只熊杀完了,弄完了就开始装袋,大概装了7、8袋。范某和我分别拿了100元辛苦费。2.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邓颖红，孔令禄是专门负责给熊做手术的，是邓颖红的老公。经理叫周吉祥，是邓颖红请来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的。邓颖红现在在家里带小孩，他老公在管理这个公司，但是具体的事情是周吉祥在做。 三、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一）、被告人孔令禄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了：1.大邑康鹿公司法人代表邓颖红，股东是邓颖红、孔振华。我担任的是总经理，主要负责搞养熊场的技术，经营销售。邓颖红主要负责财务、后勤。周吉祥是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跑业务、管理。大邑康鹿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驯养繁殖黑熊、梅花鹿。黑熊主要用于取胆。2.2016年7、8月份的时候颜姐打电话联系问有没有淘汰熊,我说有淘汰熊要处理,让她帮找买家,到时候跟周经理联系，他们具体怎么联系的我不太清楚。大概8月底9月的样子,周经理打电话问我淘汰熊,还有养殖场冰箱里面的熊、鹿肉一些东西要不要处理,说颜姐介绍的朋友要来采购淘汰的熊产品(熊掌、熊肉)。我回答说“要处理,至于价格就收点饲料费回来,其他就你定。”后来一次大概9月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在他们交易前几天周经理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想买7、8只淘汰熊,处不处理?”我回答说“肯定要处理,但是没有那么多淘汰熊,其他事情你去处理,我们卖只在厂里面,出了厂就不管”。我还提醒周经理注意对方有没有经营资质，告诉周吉祥要依法依规去卖。交易完成之后,周经理告诉我一共收了2万多。公司要出售“淘汰熊”主要是我要通过鉴定来决定黑熊是不是要进行淘汰管理,这两次出售都是我来决定的,出售价格是周吉祥和买主谈的,我没有参与。3.养殖场没有取得合法卖熊的手续，公司的相关手续是我在负责办理和安排。 （二）、被告人邓颖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了1.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管钱，孔令禄负责公司的全面事务,公司下面有一个熊场、一个梅花鹿场。今年五月至八月期间与周吉祥口头协议,他入股30万元占10%的股份。周吉祥主要负责熊厂事务。2.两次卖熊第一次是8、9月周经理说处理了一只熊，7000多。第二次大概是国庆期间，自己在公司看到颜姐、给她开车的师傅还有一个杀熊的工人，后来周经理说那天处理了4只淘汰熊。两次卖熊我都知道，周吉祥卖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卖熊的情况，但是我不清楚这两次卖熊是周吉祥还是孔令禄决定的。3.公司对外出售活熊等没有向林业部门报备，因为审批程序太复杂了，时间太长了。认定淘汰熊是由我和孔令禄来认定，淘汰熊进行认定后就进行标记，遇到有人要买，周吉祥就可以直接处理了，处理完以后给我和孔令禄说一声，知晓就行了。 （三）、被告人周吉祥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了1.公司法人是邓颖红,负责财务、养殖场的相关手续，我是今年6月份到养熊场的,出资30万有10%的股份,职务是副总经理,负责养熊场的具体事务，孔令禄是总经理，负责技术，要参与决策讨论，不存在职务挂名的情况。公司只有几个负责人没有任职的文件。2016年7月29日孔令禄要求召开日常生产和管理有关事宜的会议。会上孔令禄提出为了以后公司的发展，急需淘汰一批黑熊。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和邓颖红就同意了。2.梁某一共到养熊场来买了两次。第一次是9月中旬的样子,买熊是先给孔令禄打的电话，孔令禄说出售熊的事情由我负责，然后孔令禄给我说颜大姐要带人过来买点淘汰熊，叫我和黄某确定淘汰熊让他们选，当时我们就把熊选好了，给淘汰熊打上记号。第一次梁某没有过来买熊,是买的熊掌。梁某选了16只熊掌,加上两只熊一共给了27800元，梁老板给的现金。最后嫌熊掌小了,又拿4只不好的熊掌出来,最后梁某总共买了12只熊掌,价格11800元。第二次是10月几号,梁某、颜某来的时候我没在养熊场,邓颖红在养熊场,然后邓颖红让我赶到养熊场。卖熊的时候我叫梁某提供相关的手续,梁某说忘了带了,下一次一定带来。第二次一共买了4只熊,价格是7500元／只,把所有的东西弄完了后,梁某就给了3Ｏ0Ｏ0元现金。4.在两次出售时，我都给邓颖红打电话说了，邓颖红说一定要把手续补过来。这两次卖熊她都同意卖,但是要把手续补过来。这两次卖熊肉我也给孔令禄说过,但他说一定要手续。林业局没有给公司出卖熊肉的相关手续。在卖熊肉给梁某的时候没有获得林业局的相关批文，给林业局打的可以卖熊肉上餐桌的报告也还没有批下来。 四、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了在梁某处查获的8个熊头、30只熊掌、9块熊肉共计47个样品，27个个体（亚洲黑熊26只，棕熊1只）。 五、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辨认笔录，证实了现场勘验的情况及现场扣押情况，颜某、梁某等证人辨认出被告人周吉祥系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周经理。 六、随卷光碟，证实了讯问各被告人的同步录音录像情况。 本案审理中，控辩双方对于本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量刑情节的争议焦点是：（一）“驯养繁殖”的黑熊是否属于刑法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二）被告单位出售黑熊及熊类制品行为属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三）被告人孔令禄是否应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本院根据审理认定的证据、事实及法律规定，结合控辩双方的意见，认定如下： 一、驯养繁殖的黑熊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黑熊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上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规定，无论是基于经营目的还是科研目的驯养繁殖的黑熊均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二、被告单位出售黑熊及熊类制品行为构成刑事犯罪。 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虽然包括了案涉黑熊的驯养繁殖，但是参照林业部《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中第六条“淘汰，对丧失饲养价值的熊进行淘汰处理（出售、宰杀、放生、转让及交换等），须向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要求处理”之规定，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出售黑熊及熊类制品须层层报批，被告单位没有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即出售黑熊及熊类制品，侵犯了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被告单位出售黑熊及熊类制品的行为并非仅是行政违法，应构成刑事犯罪。但本案案涉黑熊确系人工繁育四代以上子代熊，并非野外捕捉的黑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在量刑时可予以综合考量。 三、被告人孔令禄应当作为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直接负责主管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人孔令禄的职务虽未在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中载明，但被告人孔令禄在前几次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均自述自己是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与各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供述一致，证人黄某、范某证言也证实了近几年是孔令禄在管理公司，且淘汰熊需要处理亦是由孔令禄明确提出，被告人周吉祥出售黑熊前后也向孔令禄进行了汇报。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孔令禄事实上为被告公司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并依法对公司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构成了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周吉祥作为被告单位出售黑熊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邓颖红作为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孔令禄作为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均依法应当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孔令禄作为出售黑熊犯意的提起者与大邑康鹿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在整个出售过程中其决策作用并安排周吉祥处理出售事宜，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周吉祥虽直接参与出售，但其仅是依照三人会议所做的决策具体执行销售事务，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被告人邓颖红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案发时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度较小，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被告人邓颖红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孔令禄规劝、带领同案犯被告人邓颖红自首，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周吉祥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孔令禄、周吉祥、邓颖红退还全部赃款，亦可从轻处罚。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二、被告人孔令禄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三、被告人周吉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四、被告人邓颖红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免予刑事处罚。 五、对被告单位大邑康鹿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所得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赵 倩 人民陪审员 陈 云 人民陪审员 高进泉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梁 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