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7民初3292号原告：王晓健，男，1983年11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丕峰，江苏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庆，女，1993年6月18日生，户籍地安徽省涡阳县。被告：程昆伦，男，1988年7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涡阳县，经常居住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虎，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秋明，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晓健与被告朱庆、程昆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后，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8年7月1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晓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丕峰，被告朱庆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虎和施秋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原告王晓健向某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50万元；2、两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按本金50万元，从起诉之日2018年3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8日被告朱庆向原告借款50万元，此笔借款通过银行汇入被告账号，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2个月，月息1.5%，但该笔借款被告至今未曾归还本息。被告程昆伦系朱庆配偶。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辩称，1、原、被告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向被告朱庆支付50万元是委托被告到海外为其代购商品，并且原告已经将代购商品通过原告的女友姚某交付给原告，双方的代购事宜已全部履行完毕；2、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被告有足够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代购的行为和事实，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6月8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以转账方式交付被告朱庆50万元款项，在办理转账手续时，原告在银行要求填写的个人业务委托书上的汇款用途一栏写明“借款”。庭审中，原告称该个人业务委托书上收款人栏里手写的“朱庆”二字是被告朱庆写的，被告朱庆予以否认。另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12月4日登记结婚。本案审理中两被告向某确认，如果本案被告败诉，两被告一并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又查明，原告曾于2016年5月19日转账至被告程昆伦银行账户20万元。原告因该案纠纷将被告程昆伦诉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后于2017年9月26日撤诉，又于2018年1月22日向该院起诉，该院经审理认定转账的20万款项为借款，并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程昆伦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该案审理中，姚某到庭陈述：我和原告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现已分手（本案中称是2017年7、8月分手），和朱庆是上下级关系，我给朱庆打工，两次的转款共计70万元均是代购款而非借款，转账时好像有一次朱庆在场，两次代购的钱应该不止70万元，但是其余部分原告未付；第一次代购的手表是在停车场原告的车里给他的，第二次代购的商品是在家里给他的；银行账号有一次是我给原告看的短信，还有一次其不在场，应该是他们当面交接的，不清楚具体情况。证人姚某在该案出庭作证时向该院提交《协议书》一份，但该《协议书》并未签字，显示是在2017年9月23日由原告代理人吴丕峰以邮件形式发送。《协议书》载明：甲方王晓健，乙方程昆伦和朱庆，丙方姚某。三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将其向甲方所借70万元错误还给丙方一事达成如下条款：一、由丙方将从乙方处收到的70万元中的50万元在2017年12月30日前归还甲方；二、丙方如到期不还，则按70万元归还，逾期期间70万元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三、丙方按约定履行完还款义务后，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还款权利；四、丙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的，乙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五……。被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认可该协议但承认三方没有谈成。原告代理人在本案中称该协议书是其起草的，另案起诉的20万元，朱庆和程昆伦说钱给了姚某，原告问姚某要，当时姚某说钱她来还，其建议原告要求朱庆和程昆伦对这个事情负责，当时因为姚某和原告分手，原告愿给20万元给姚某。朱庆在该案中陈述：原告诉请的款项不是借款而是代购款，之所以付款至程昆伦卡上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工行卡。原告曾多次让姚某写协议，内容大概在2017年12月30日前让姚给50万元，否则要70万元。关于将代购商品交付给原告的证据只有姚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朱庆在本案中陈述：两次转账我都不在场，没有到银行，卡号都是通过姚某给的。原告没有向我确认代购的东西，都是通过姚某，出境之前姚某拿过需要代购的手表的图片，大概问了一下价格。第一次的20万元是买劳力士手表，第二次是百达翡丽和欧米茄的手表，还有一个爱马仕的包。第一次一块手表刷了澳币13万余元，但是我向原告收了20万元，但实际向王晓健报价是23万元，因为他说后面还要买东西，所以还有3万元我就没有要。第二次实际上我赚了原告10多万元，至此双方之间代购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在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原告陈述本案50万元的借款，被告通过姚某还了1万元，本案庭审中被告否认该还款事实。原告在本案中陈述当时姚某拿了1万元现金给我，说是朱庆还的利息，我看姚某没有钱用，给了姚5000元。原告明确该1万元应当扣除，是扣本金还是利息由法院认定，不管朱庆认不认可，原告都自认该1万元应扣除。原告在本案中陈述借款经过：姚某跟原告说朱庆老公程昆伦想买门面房，想向原告借一下，给我点利息，朱庆在场。20万元是2016年5月借的，在雪峰公寓，当时说借一两个月马上还，利息的话月息1点，给了我1万元现金作为利息。50万元是姚某跟原告说的，在2016年5月底的时候说还缺一点，在新区星巴克谈的，当时朱庆也在场，具体时间记不清楚。说借一个月，利息给我一万元一个月，后来变二个月。款是转账支付的，程昆伦的卡（号）是朱庆与我一起去银行转账时给的，朱庆的卡（号）是朱庆与我一起去银行转账的时候朱庆写给我的。本案审理中，被告为证明原、被告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存在代购事实，向某提交如下证据：一、朱庆与姚某出入境记录一份14页，以及姚某朋友圈截图打印件一页、用以证明朱庆在收到原告所汇的代购款之后分别于2016年5月19日前往澳门和2016年8月15日前往香港为其代购商品；二、中国建设银行流水一份、信用卡境外消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朱庆在接收到原告方的代购付款后，前往境外为其进行代购，其中交通银行信用卡交易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交易地点是澳门崇光百货，交易金额112976.72元，对应澳币137348元，对应手表付款。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交易时间2016年8月14日，交易金额分别是291000.49元（含原告需要代购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165000.38元（含原告需要代购的欧米茄手表一块）、153528.52元（含爱马仕包等奢侈品），2016年8月14日的交易金额中有帮其他客户代购的包和手表等奢侈品。该交易发生的时间与被告提供的出入境时间一致；三、被告代理人孟祥虎、施秋明和姚某、朱庆的二次谈话笔录（与虎丘法院（2018）苏0505民初377号一案中提交的一致）及姚某到庭作证。姚某和朱庆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姚某在谈话笔录中称：我是帮朱庆做代购的业务员，原告转账给程昆伦的20万元系原告委托朱庆帮他代购手表的定金，这块劳力士手表实际是23万多元，我是（2016年）5月24日在雪峰公寓楼下停车场王晓健的车上将手表和发票一起亲手交给他的。3万多元的余款是和6月份代购的东西一起付的，共计50万元，钱是在6月底预付给朱庆的，在2016年8月中旬去香港帮原告买了爱马仕的包（限量版）等，第二次代购的商品也是在停车场原告的车里交付原告的，两次代购的钱款均已结清；程昆伦的账号是朱庆以微信形式发给我然后我再给原告看的，关于转账，一份笔录中称第二次转账的50万元的卡号是朱庆写在纸上给我的，二次转账的时候朱庆均不在场，我有一次在场，另一次我是坐在车里，还有一份笔录称第一次转给朱庆老公，第二次转给朱庆，第一次我陪她一起去的。朱庆在谈话笔录中称：原告打款20万元给程昆伦是为了委托我代购劳力士手表，因我当时没有工商银行卡，跨行转账需要手续费，遂将该笔款项付至我老公的卡上；手表的价格为23万多元，余款3万多元是和6月份代购的东西一起付的，当时付到我卡上50万元，我帮他在香港买了爱马仕的包（限量版）等，是2016年8月份去的香港，钱是6月底预付给我的，两次代购的钱款均已结清，购物发票及货物都是通过姚某带给原告的；4、证人姚某与原告之间的QQ聊天记录一组28页及9月4日至9月17日电脑上下载的QQ聊天记录一份（9月6日之前的聊天记录已经不存在，现手机母体保存的是9月6日至9月17日的记录，姚QQ账号17×××28,昵称小豆丁）。被告认为：首先从双方QQ聊天记录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双方聊的均是关于双方隐私的内容，只有双方知晓。因此可以推定出是姚某与王晓健本人的聊天内容。其次，聊天记录中姚某向王晓健提问“当初说代购奢侈品供你赚到大钱给我买房子也是骗我的吧”王晓健回答“确实是想给你买房子的，但你背叛了我”此处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代购的关系，同时原告也收到了货物。聊天记录中还有姚某向原告说“要我回去可以，你把代购的东西给我，或者不要再继续诬陷我朋友要钱”，原告说“东西没有了，钱我是必须要的，我得给家里一个交代”此处证明了代购事实存在，本次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与姚某和好，并且给家里一个交代，同时在9月12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对姚某说“下周开庭了你就不要去了，快生了，你就不要乱跑了”此处可以证明该聊天记录确系原告本人的聊天。聊天记录中姚某向原告说“为什么要想着他们的钱，要不你把手表给我也行，我去卖点钱，我自己还有一点点钱都给你”原告回答“不要再说手表的事情，我也不要你的钱”，此处可以说明代购事实确系存在，原告也默认存在代购手表的事。聊天记录中还有姚某对原告说“代购的东西你都送完了么？你那不是还有一块手表么？”原告回答“送完了，早就没有了”此处可以说明原告确系收到了朱庆为其代购的货物，并且送了出去。聊天记录中姚某对原告说“就算你官司赢了，拿到了他们的70万，你离婚了我们也过不好，心不安，那是诬陷拿来的钱啊”原告回答“只有这样我才能给家里交代”此处证明本案确实诬告，原告捏造事实虚构借贷事实，聊天记录中载明姚某向原告说“现在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继续诬陷他们要钱是不是？”原告说“是，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睡吧，照顾好自己”，此段聊天记录也证明了原告自认本案是诬告，在9月16日的聊天记录中（中院开庭前一天），原告问姚某“明天不去吧”姚某回答“恩，不去了”此处说明该段聊天记录确系原告与姚某本人的聊天。在9月17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对姚某说“你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你不要出庭了，等这个官司赢了拿到钱我就给你买套房子，你和孩子也有个住处”姚某回答“拿着诬陷陈他们的钱给我买房子我和宝宝也住不安心的”。最后姚某对原告说“当初你让我帮忙问手表这些事情，朱庆忙前忙后的帮你找，也没赚你什么钱，最后还剩点尾款都没要，现在你却这么做你让我怎么安心”原告回答“我说过以后我会想办法补偿他们的，你就别想了好么”此处可以说明代购事实确实存在，原告对此也进行了确认，本案确系原告捏造借贷事实，滥用诉权。姚某到庭陈述：1、原告与两被告间20万元和50万元转款，第一次去了（银行），第二次50万元在车上没有进银行，朱庆没有去。关于谈话笔录说第一次陪她去，说的她是原告不是朱庆；2、代购的图片是原告通过手机或者发给我的，我发给朱庆，现无法找到信息了。第一次代购劳力士手表的金额不清楚，发票的金额也不清楚，大概十几万。第二次总共有50多万，原告的有40多万元。二次代购是我与朱庆一起去的，待了一两天就回来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代购物品第一次是回来之后在雪峰公寓停车场的车子里，是一块劳力士手表，发票什么的都在盒子里，第二次是在雪峰公寓，有两块表（其中一块是欧米茄，还有一个是英文我看不懂），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个包。交给原告代购物品时无人在场；3、向虎丘法院提供的协议是原告给的，原告说签了协议给点钱，想证明原告有这个想法；4、被告提供的QQ聊天记录是其与原告之间的。原告质证认为，1、从被告提供的材料中看出姚某在2016年5月25日在澳门去曼谷途中，但姚的证言在5月24日将代购品及发票交给原告，说明姚的证言是虚构的；2、对银行流水、信用卡账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恰恰证明代购纯属虚构，第一次代购的劳力士手表被告花了13万余元的澳币向原告收取了人民币23万余元，第二次代购百达翡丽手表被告花了三十五六万元，从两次代购的差额可以看到，第一次有10万元，第二次却只有15万元，从比例来说，不符合常理，且从利润来说也不合常理；3、朱庆的陈述和姚某的证人证言多处矛盾和不一致：（1）手表款式的确定。姚某在2018年2月28日笔录中说是原告在网上找了图片给她，让她跟朱庆讲，在5月19日姚某在笔录中说原告只是说送手表，把大概价位跟她说了一下，说适合男人戴的价位差不多就可以了。在7月16日虎丘区法院庭审中，朱庆陈述的款式确定方式是原告给我看了图片我说了价格，然后是姚某沟通。在5月19日笔录中姚某说朱庆从来没有与王晓健沟通过，都是我转达的；（2）账号的提供。姚某在2018年2月28日说，第一次银行账号是朱庆微信发给她，由其给原告看的，第二次50万元的银行账号是朱庆写在纸上给她的。在2018年7月16日虎丘法院庭审中姚某陈述账号有一次给原告看了短信，还有一次不在场，应该是他们当面交接的；（3）价格的确定，朱庆在2018年2月28日笔录中说王晓健说先预付20万元到了那边再给他报价格，在5月19日朱庆说姚某在我这里上班的时候拿图片给我看，问我这个是多少钱，我查了价格后，隔了几天姚某跟我说要代购，我跟姚某说代购之前把钱打过来，当时是姚某拿着手机给我看，我还查了价格，当时告诉姚某；（4）回苏时间。姚某在5月19日说是5月24日回的苏州，朱庆在5月19日说5月25日当天去的澳门，然后两到三天回的苏州；（5）关于三万多尾款，姚某在5月19日说跟原告要过，原告说手头紧一直没给，朱庆在5月19日说姚某说后面可能还有东西要带，稍微晚一点给；（6）关于交货地点，姚某在2月28日说两次交货地点均在雪峰公寓楼下停车场，在7月16日虎丘法院庭审中姚某陈述第二次的东西是我在家里面给他的；（7）姚某说邵馨瑶没有录到的最后一句话是确实没有借款这个事情，就是要起诉陈昆仑来威胁要我跟他在一起，邵馨瑶在其笔录中说最后一句话是，你跟我结婚，我就撤诉，反正我写的是借款；（8）对于50万元是否结清，姚某5月19日陈述多了几千块一直要也没有要回来，朱庆在2月28日表示钱款已经结清；（9）对于价格的最终确定，7月16日虎丘法院庭审中姚某表示都是朱庆当场问的，并非境外代购时与原告确认，其在境外也没有跟原告确认，因为原告之前说和图片差不多，价位差不多就可以了，朱庆在该次庭审中陈述两次代购都是姚某在境外进行沟通，进行的最后确认；（10）借款用途，原告当时陈述是程昆仑用来炒房，程昆仑是做二手房生意的，朱庆在2018年7月12日庭审中予以否认，但是其代理人在中院庭审时又予以承认；4、被告提供的QQ聊天记录系伪造，内容不合常理，并不是原告与姚某的聊天，而是姚某和第三人的聊天记录，因为QQ的密码账号姚某是知道的，应该是她雇了他人冒充原告，从常理上来说现在的聊天一般都是通过手机微信，而且双方现在正在就70万元的借款进行一审二审的诉讼，原告不可能与姚某形成这么长的聊天记录。2018年7月21日至2018年9月17日下午4时50分左右原告的QQ已经被他人修改了密码，在此期间原告没有使用该账号的QQ。原告为反驳被告的主张，提供QQ记录详情一份16页及公证书二份，用以证明登录地点在南京，登录时间为9月12日、9月13日、9月16日，并且使用的是OPPO型号为A57t手机，而原告手机为苹果6S，9月17日的两次登录可以看出登录的设备是苹果6S。公证书证明在9月17日中院庭审后原告得知姚某盗用QQ号伪造聊天记录即请人帮其找回QQ密码，上面原告所用的登录设备为iPhone6，而之前冒用王晓健登录的设备为OPPO，而且OPPO手机登录地点都在南京，还可以看到在2018年7月16日发生盗号至2018年9月，长达两个月内原告由于被盗号没有使用该QQ，有多达94封未读邮件不能读取，而在盗号发生前原告是正常使用该QQ。原告可签具诚信诉讼承诺书。原告已向中院申请调查令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调查在此期间登录王晓健QQ的IP地址以及OPPO手机的手机号码，并在调取到手机号码后将向电信公司调取该号码的机主，可以证明并非王晓健本人登录。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我的足迹这一页根本显示不出来是214327995的QQ号码，同时原告所称是姚某盗用了原告的QQ安排了第三人冒充其聊天，但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事实，QQ登录地异常显示从常识来讲也正常，苏州地区的QQ由于根据网络供应商的不同移动IP地址是随机分配的已通过移动路由器会经常显示到南京。被告所举的证据很明显感受到原告与姚某既近又远的关系，而且对方多次提到不讲与案件有关的事情，原告的QQ号7月21日被盗用，9月17号找回，按照原告的说法是要用QQ谈业务的，但是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原告不开展业务从情理上讲不通，而且9月17日开庭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原告在那个时候把QQ密码找回来了。还有在二审开庭的时候二审法官当庭给原告打电话，原告说是7月份QQ被盗用，当时就改了密码找回，与今天说法不一致。原告提供的二份公证书仅能够证明原告曾经有修改过自己QQ密码这一行为，而修改密码仅是单方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QQ被盗，更不能证明QQ是被姚某盗用，事实上，姚某不知道原告的QQ密码，不可能盗用其QQ，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法院不应采纳。原告辩论意见：1、涉案资金为借款，因当时朱庆和原告包括程昆伦、姚某都到银行办理，姚某在虎丘法院7月份的庭审中第16页上和当时谈话笔录中都承认朱庆和原告一起到银行，在银行的凭证上，原告有借款的表述，当时原、被告及姚某关系正常，意思表示应为真实，且朱庆还在50万元的单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另外，原告的配偶也曾报警求助，要求归还70万元的借款，还有就是姚某自己提供给虎丘法院的协议上都有借款的表述；2、被告所说的代购一事，有许多不合常理和矛盾之处，对此原告已经在质证中说明。被告提供的QQ聊天记录是在虎丘法院一审原告胜诉的情况下突然出现，按照该QQ聊天记录中原告对姚某的追求来看，不可能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两人的关系早就恶化、分手，这一事实姚某和被告代理人都曾经承认过，而且在原告发给代理人的微信录音中也有体现，其不可能在与姚某有如此的感情纠葛。QQ聊天记录内容明显不合常理，系伪造。另外，两次代购利润之高也是不符合常理，如果有20万元的利润，原告自己都可以跑到澳门去购买了。被告陈述的代购不能成立，法庭应按原告诉讼的借款来判决；被告辩论意见：原告所提借款不是事实。一、原告所举证据是孤证，只有转账单，委托书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二、姚某、朱庆均否认原告的说法，双方之间并没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三、原告的说法前后矛盾，之前一直讲双方之间并没有形成借据之类的借据书面材料，但是在中院又说有借据，说找不到了；四、原告的说法不合常理，1、原告自始至终不向朱庆、程昆伦直接索要所谓的借款，2、即使双方碰面借款一事从没有做任何提及，原告无钱购房却有钱借给他人，而且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利息的约定。对于代购的事实，1、证人向法庭做了相应的陈述；2、多次开庭以来，被告对于双方之间代购业务的表述自始至终前后一致的；3、原告在2015年的时候至少有三套房屋，而且还有外遇，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且当时原告在金螳螂做装修业务，有购买奢侈品的业务需求，同时2017年8月13日报警，其配偶误认为原告将70万元购买奢侈品花在了女人身上，从侧面证明代购的事实。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个人业务委托书、银行业务凭证、公证书、被告提供的结婚证书复印件、出入境材料、朱庆和姚某的谈话笔录、QQ聊天记录打印件、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5民初4178号民事裁定书、（2018）苏0505民初377号庭审笔录和判决书、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庭审中，原告还提供：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及购房合同二份，用以说明原告配偶陆园珍催要借款及原告买卖房屋、原告不可能花70万元去购买手表、化妆品等奢侈品；2、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该微信记录是在中院庭审过程中因原告代理人不方便通话，而通过微信向王晓健了解姚某提供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原告第一时间回复的语音。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庭审中，被告提供了录音资料一份，系朱庆、姚某、邵馨瑶和原告之间的谈话，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该谈话录音并未直接、具体反映本案所涉款项并非借款，也未反映本案所涉款项系代购款。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借款还是货款。本院综合分析了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被告、证人姚某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和向某的陈述，认为：一、被告朱庆称本案所涉款项系为代原告购买商品的货款，但其提供的证人姚某对两次交付代购商品的地点、两次如何向原告提供银行账号、转账时被告朱庆是否去了银行以及代购款项的结算等事项在谈话笔录和向法院的陈述中存在矛盾或不一致，姚某也未有交给原告代购商品的凭据，故姚某的相关证言不足以采信；二、原告于2016年6月初付了涉案款项50万元，但被告朱庆述称到2016年8月中旬才为原告代购商品，从概然性上来讲，原告不可能在被告帮其代购货物两个多月前就将如此巨额的款项支付给代购人，此外，从被告朱庆关于二次代购价款的陈述来看，代购商品的实际价格与被告所说的与原告结算的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以及被告的利润如此之可观，均违反一般交易规则，也有违常理；三、被告称姚某提供的QQ聊天记录中与姚某聊天的一方为原告，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理由如下：其一，被告提供姚某的QQ聊天记录，认为与姚某聊天的一方为原告，仅有姚某的证言，而原告提供的公证书真实，反映原告的QQ多次出现登录异常，登录地点为南京，登录的是0PP0型号A57t的手机。原告QQ密码被改，后原告找回密码。原告认为其QQ被盗、QQ异常登录、其使用的是苹果手机，对此所作的相应解释存在合理性和可信性。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使用0PP0型号A57t的手机在南京登录原告QQ与姚某进行QQ聊天的人确为原告。其二，从时间节点来看，原告与姚某早于2017年7、8月间分手，而所谓的聊天记录在虎丘区法院一审判决前未出现，在判决后却出现，在原告明知与被告存在纠纷，且分别在虎丘法院和本院诉讼的情况下，原告再与姚某进行所谓的聊天，且相关语言带有情感色彩，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其三，20万元和50万元的两笔借款纠纷均在诉讼中，而聊天记录内容中，原告却对“代购”事项或承认或默认，这与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行为完全相背离，从日常常识来也是不可信的。综上所述，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朱庆就代购商品达成了合意且已将代购商品交付了原告。本院对被告所称的本案所涉款项系货款的事实不予认定。被告朱庆虽未向原告出具借条等载有借贷合意的字据，但原告在2016年6月8日在银行办理向被告交付款项的手续时，在银行要求其填写的个人业务委托书上的汇款用途一栏填写的是“借款”，该字虽由原告书写，但当时双方并无矛盾，从合理性上推断应为原告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说明的是，个人业务委托书系原告按银行要求填写并交于银行，原告称该个人业务委托书收款人栏里的“朱庆”为被告朱庆所写，但朱庆否认，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在原告未有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但对朱庆签名与否的认定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其次，原告客观上向被告朱庆交付了50万元款项，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涉及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再次，姚某向法院提交的原告代理人于2017年9月23日向其发送的《协议书》虽未能由各方签字确认，但却能印证在原告提起相关诉讼之前，曾就涉案款项与相关各方进行协商，结合原告在虎丘区法院起诉、撤诉又起诉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断证人姚某对《协议书》所载明的被告向原告的借款知晓且无异议。综上述，本案所涉款项应认定为借款，被告朱庆依法应承担归还责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且被告不予认可，故应视为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原告自认被告还了一万元，虽被告否认还款事实，但原告明确应扣除一万元，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在双方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一万元在本金中扣除。双方就本案所涉借款也未约定归还时间，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其向法院起诉之日即2018年3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如遇今后利率调整，利息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6%。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在本案中向某确认一并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朱庆、程昆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晓健借款本金49万元，并支付原告该款利息损失（自2018年3月19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遇今后利率调整，最高不超过年利率6%）。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诉讼费用11820元由原告王晓健负担150元，被告朱庆、程昆伦负担11670元（被告负担的诉讼费用由原告交纳并自愿垫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审 判 长  徐永明人民陪审员  李 玉人民陪审员  朱叶敏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周 慧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