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志淳，男，198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洪，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机电园区。法定代表人：陈进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玉祥，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荣媚，女，1987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洪，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志淳因与被上诉人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陈荣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1民初1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克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怡然、黄丽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潘志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1民初1130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判错误：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系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一）从合同的形式上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双方之间应为委托代理关系；从合同的内容来看，也多涉及由上诉人负责代理被上诉人在温州地区内销售产品，反映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容。以上均可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虽然合同中对上诉人设定了比较苛刻的合同义务以及担保责任，并且被上诉人在未能如期收到客户货款的时候，要求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但这些只能说明上诉人对代理产品价款的确认，并不代表自认个人欠被上诉人货款，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因此改变。从另一个层面讲，被上诉人作为一家企业，与另一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不可能连合同的性质都分不清楚，明知是买卖关系却要签一个委托代理合同，为自己埋下法律风险。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一家外地企业，为了产品销售与市场开拓的便利，委托上诉人作为温州地区的代理经销商，在未能及时收回货款的情况下，本应在上诉人的配合下一起向产品的最终购货方催讨货款，但很遗憾的是被上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竟将矛头指向了作为代理商的上诉人。(二）依据一审判决书的内容得知：“2018年11月7日，被上诉人回函一审法院称截止2018年11月6日，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潘志淳）代理被上诉人销售CHICO品牌粘扣带应收取的全部佣金数额合计378039,9元……”从被上诉人的该份回函中可知，被上诉人自认与上诉人之间乃代理销售的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再则，被上诉人在回函中也提到了“佣金”，若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上诉人作为买受人，为何还可赚取“佣金”？并且，2016年7月22日由被上诉人邮寄给上诉人的“通知书”，在该函中，被上诉人从始至终都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方向受托方上诉人主张权利，并在函件中多次强调双方签订的是商品销售代理合同，并终止代理关系。一审法院将委托代理关系认定成为买卖合同关系，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做出了有损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判决。(三）根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由此得知，委托合同的标的为“为委托人处理事务”，不以发生预期效果为内容。上诉人作为被委托人，而非买受人，只负责办理被上诉人委托其销售产品的事务，并不为结果负责。因此，案涉货款的付款方应为货物的实际买受人，而非本案的上诉人。二、一审法院在未审查据以审计的原始材料是否符合证据三性的情况下直接采信《审计报告》，并据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货款金额，违背法律规定。2017年10月，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委托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做出了温瓯江会审（2018）85号《审计报告》，意在证明：自2013年10月26日至2016年3月23日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己发货但未开票部分的货款总额为1734627.58元。针对该项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其证据三性提出了异议。根据审计基本准则的相关规定，审计必须以材料的真实性为前提，并且《审计报告》中也强调“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资料是富鼎公司的责任”。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审计材料包括订单，出库单，发运单等均为复印件，上诉人对此材料的真实性无法予以核实。其次，订单的复印件中有部分无上诉人的签名；部分签名笔迹出入较大，无法确认系上诉人所签。总而言之，审计报告依据的资料，尚无法证实其是否符合证据三性，一审法院本应先行审查前述证据的三性，再确定是否采信《审计报告》。但一审法院却不经审查就直接将该份《审计报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有违证据的三性原则。并且，该《审计报告》认定的是2013年10月26日至2016年3月23日之间双方的发生额，但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8日的“情况说明”中己经对2013年10月30日之前的货款进行了确认，即使要审计后续货款，也应从2013年10月31日开始计算。故此，该审计报告的结果存在重复计算，对上诉人明显不公。三、一审法院裁判的数据有误，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己向法庭说明，目前尚有大概价值40万元的货物存放在上诉人处，并且上诉人在给被上诉人的“通知书”中明确要求退回库存产品，且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提出同意退回。一审法院应先行对库存产品进行交接并在判决中减去该部分货物的价值，再确定准确的货款金额。综上所述，本案的关键应为正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能结合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进行客观分析，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作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是正确的。1、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为产品销售代理合同，但实为买卖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然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了题为《产品销售代理合同》一份，但合同的内容实际上是买卖合同关系。具体表现在：①合同第五条第1项明确约定“甲方应依本合同及个别契约之条件将本商品交付予乙方，乙方若未得甲方之认许不得无故退还本商品”；②第六条明确约定“本商品交货以前发生的灭失或毁损等损害，不属于乙方之过失的，概由甲方负担之。至于交货后，由乙方确认之后所发生之损害非甲方之过失者，概由乙方承担之”；③第八条第1项明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在丙方所有的房屋上设定最高额抵押---以担保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第4项约定“乙方拖欠货款超过最高额抵押担保额，经甲方催告后两个月仍不支付货款使未支付货款额保持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额度内的，甲方有权行使抵押权，就抵押房屋价值优先受偿”。从上述合同内容来看，双方之间合同性质完全符合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是委托代理关系，在合同中则不会约定货物在交付被答辩人之后的灭失责任由被答辩人承担，也不会有由被答辩人父亲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交付货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约定。2、从被答辩人的承诺来看，双方之间的关系也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被答辩人从中获得的货物的差价，而非代理佣金。2013年12月18日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出具给其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认可“截止到2013年11月30日欠富鼎公司1563407.6元，另有保证金270592元存在富鼎公司，还有201830元开票未收款，不包含在1563407.6元”。从被答辩人在上述情况说明的确认内容来看，被答辩人认可其从答辩人处订购货款，尚有部分货款未支付给答辩人的事实，同时认可了在答辩人处的所应提取费用为保证金，而非佣金。以上事实说明，从被答辩人自身的书面承诺来看，被答辩人对答辩人销售给其的货款资金回笼负责，即“为结果负责”，而非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不为结果负责”，一审判决作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采信“温瓯江会审(2018）85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确认的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已发货但未开票部分的货款总额为1734627.58元是正确的。1、答辩人在庭审中提供的质证材料均为传真件，而非复印件，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合同第十三条第2项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相互往来的传真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双方应当忠实履行”。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双方往来业务只要以传真的形式载明，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而本案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向法院提交质证的审计材料均为传真件，这些材料客观反映了答辩人应被答辩人的订单要求发货给被答辩人的事实，对被答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言与事实不符。2、《审计报告》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自2013年10月26日至2016年3月23日双方之间的发生额是便于法院对该期间被答辩人所欠答辩人货款的审计确认，并非漏审。由被答辩人于2013年12月18日确认的《情况说明》中，答辩人明确备注说明“截止到2013年10月25日我司发货给贵单位7073991.37元，到10月31日开具发票5645548.97元；截止到2013年10月31日发货未开票金额为1428442.4元；开票未收款为534330元（其中温州千百梦13年11月已收款50000元贵单位合计欠我司账款为1962772.4元。另外收贵司保证金270592元，允许在后期货款中冲减”。对于答辩人提交的情况说明，被答辩人对备注说明中载明的“截止到2013年10月25日我司发货给贵单位7073991.37元”内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仅是确认截止到2013年11月30日前答辩人的欠款数额等内容，这说明，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及的截止到2013年10月25日答辩人发货给被答辩人7073991.37元内容是认可的，但对之后的发货数额却有争议，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最后一笔发货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鉴于此，经过庭审质证，最终确认由审计部门审计确认自2013年10月26日至2016年3月23日双方之间的发生额。因此，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审计报告的结果存在重复计算货款、对其明显不公的诉求完全违背案件客观事实。3、《审计报告》确认的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已发货但未开票部分的货款总额为1734627.58元的结论，与被答辩人自行认可的结论相吻合，故一审法院采信《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是正确的。2016年7月20日上午10:24分之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单位副总李志忠先生就被答辩人所欠答辩人货款事宜在微信交流中，其明确到“李副总，李副总，我如果认你退到2014年有什么必要，我们那里货款也是170万元，退到2014年只有那么240万，我为了70万跟你在那里吵吗？我说是2013年，我说15年不算，15年只有几十万块钱，不算。”从上述内容可知，被答辩人在微信交流中已明确在微信交流时其尚欠答辩人货款数额170余万元，这个数字与《审计报告》确认的数额1734627.58元相吻合，故《审计报告》审计结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采信该《审计报告》拥有事实根据，完全正确。三、对于被答辩人所说的库存货物，答辩人认为其在上诉状中所言不符合客观事实。被答辩人在庭审中明确除了销售答辩人生产的粘扣带外，还销售其他单位的粘扣带，因此被答辩人所提的库存货物不排除系其他单位产品，答辩人并未认可接受其以存库货物抵货款的要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考虑被答辩人的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734627.58元并承担自2016年3月24日开始以本金1734627.58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自2009年年底始，原告便委托被告潘志淳代为销售由原告制造和销售的CHICO品牌的粘扣带。2013年12月18日，双方进行对账，被告潘志淳确认尚欠原告货款1765237.6元，后原告又不断按被告要求向被告提供货物，被告也陆续让相关客户或自己向原告支付货款。截止2016年3月23日，被告尚有1734627.58元货款没有支付，原告曾多次催收未果。为此，原告于2016年7月书面致函被告，解除与被告的委托代理关系，并要求其在接收函件后7日内结清所欠原告货款1734627.58元或返还同等价值的货物，但至今无果。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潘志淳结欠原告货款系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业务系为维系家庭共同生活所需，应承担共同偿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潘志淳与被告陈荣媚系夫妻关系。被告潘志淳系原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2011年3月14日核准注销）的负责人。2009年年底开始，原告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委托被告潘志淳代为销售原告制造和销售的CHICO品牌粘扣带。2011年1月12日，原告（甲方）与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乙方）及潘良柳（丙方、被告潘志淳之父）签订一份产品销售代理合同，由潘良柳担保被告潘志淳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合同约定：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在浙江省温州地区销售CHICO品牌的粘扣带，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月1日止，期限届满，乙方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继续经销甲方商品。合同第八条还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在丙方潘良柳所有的房屋上设定最高额抵押（房屋坐落瑞安市，房产证号第00××72）以担保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甲、乙、丙三方同意在该房屋上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额度为700000元人民币，甲方给予乙方付款账期为月结60天，在该账期额度内，若乙方有逾期货款超过一个月或出货金额已达到700000元人民币，甲方有权停止出货并要求乙方支付相应货款；抵押担保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月1日；乙方拖欠货款超出最高额抵押担保额，经甲方催告后两个月仍不支付货款使未支付货款额保持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额度内的，甲方有权行使抵押权，就抵押房屋价值优先受偿。2013年12月18日，双方对截止到2013年10月25日发货、开票到2013年10月31日的产品货款进行结算，被告潘志淳签字确认：“截止到2013年11月30日欠富鼎公司1563407.6元，另有保证金270592元存在富鼎公司，还有201830元开票未收款不包含在1563407.6元”。2016年7月，原告书面致函被告，告知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负责人潘志淳）原告公司决定于2016年7月22日终止与被告的销售代理合同，并要求其在接收函件后7日内结清双方往来账与退回库存货物。2016年10月26日，原告曾向本院提出起诉请求被告潘志淳、陈荣媚给付货款，后因故申请撤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裁定准许原告撤诉。经本院委托，2018年4月23日，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温瓯江会审[2018]85号审计报告，认定双方于2013年10月26日至2016年3月23日止原告向潘志淳（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发货数量1416178.00米，发货金额为2959427.82元，其中原告已开票数量569694.00米，金额1224800.24元且已收回货款金额1224800.24元；原告未开票数量846484.00米，金额1734627.58元且未收回货款金额1734627.58元。2018年11月7日，原告回函本院称截止2018年11月6日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潘志淳）代理我司销售CHICO品牌粘扣带应收取的全部佣金数额合计378039.90元，其中包括温州磊诺168600元和金帝集团209439.9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与原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订立的产品销售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被告方给付货款期限、履行方式等，被告方的收益来自销售货物的差价，双方属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潘志淳所欠货款金额已经具有鉴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同意扣减被告潘志淳经销产品期间所得的收益378039.90元，有利于被告，予以许可。被告潘志淳未按约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在原告第一次向法院主张权利后未及时支付，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损失标准宜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准年利率4.35%）自原告第一次起诉之日2016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陈荣媚参与共同经营或所得收益用于家庭生活支出，请求被告陈荣媚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判决：一、被告潘志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货款1356587.68元（以此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4.35%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09元，由被告潘志淳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富鼎（镇江）特种织品有限公司与瑞安市鸿桦装饰织带厂订立的产品销售代理合同所明确约定的上诉人给付货款期限、履行方式等事实，以及诉辩双方对销售货物的结算的事实，认定诉辩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所欠货款金额在诉辩双方经结算并已经具有鉴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况下，在上诉人无相反有效证据证明其审计存在错误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审计报告对上诉人所欠货款金额予以认可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同意扣减上诉人经销产品期间所得的收益378039.90元，有利于上诉人，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未按约履行给付所欠货款的义务，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一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准年利率4.35%）将损失标准确定自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上诉主张诉辩双方属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未审查据以审计的原始材料是否符合证据三性的情况下直接采信《审计报告》，并造成诉辩双方之间所欠货款金额事实不清，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9元，由上诉人潘志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克谊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代书记员 周枫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