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9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贵溪市建设路436号。法定代表人：林铁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新太、潘小红，均为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1号珠控商务大厦102、103、201、602、25-35楼。负责人：张朝晖，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山、梁燕，均为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泰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551号-563号广之旅大厦1307房。法定代表人：杨日钦。原审被告：广州市银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8号707房。法定代表人：杨永明。原审被告：博罗达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罗阳镇水西综合小区。法定代表人：陈汉文，总经理。原审被告：惠州市东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平山华侨城HQ-8区华景花苑C7栋12、13号。法定代表人：杨永明。原审被告：杨委桦，男，汉族，1967年7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杨日钦，男，汉族，1976年5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原审被告：杨伟兰，女，汉族，1964年3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广东泰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恒公司）及原审被告广州市银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高公司）、博罗达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信公司）、惠州市东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杨伟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四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由泰恒公司承担偿还贷款责任，四冶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泰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将加盖虚假印章的《承诺函》认定是四冶公司的意思表示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四冶公司承担责任的主要依据是2014年12月18日的《承诺函》，然而四冶公司已经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该《承诺函》上加盖的“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王华伟”的印章都是虚假的，该承诺函是他们冒用四冶公司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并非四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四冶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印章鉴定，然而一审法院却在未查清印章真假的情况下，认定该承诺函系四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定四冶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无视四冶公司对涉案虚假账户进行报案的事实，错误将涉案虚假账户认定为四冶公司开设的真实账户，同样违背客观事实，是错误的。1、一审期间针对四冶公司对涉案《承诺函》上的印章提出异议，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所谓“四冶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开设一般账户的相关资料，以此证明银行预留印鉴卡上的印章与《承诺函》中的一致。但事实上四冶公司从未委托“陈艳”或其他任何人到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开设银行账户，所有开户材料均是他人伪造的，该银行账户并不能代表四冶公司任何意思表示。2、针对该虚假账户，四冶公司一直并不知晓其的存在，直至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涉案虚假账户资料时，四冶公司才知晓。四冶公司获悉他人非法设立账户的违法犯罪行为后，已经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然而一审法院却忽视四冶公司陈述的已报案事实，以虚假账户设立7年有余，仅以四冶公司迟迟没有提出异议和任何报警资料为由，推定该账户为四冶公司真实账户的观点，明显是主观臆断。3、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相关银行规定开设账户要提供原件进行核对，由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涉案虚假账户所提供的包括《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王华伟身份证在内的全套证明材料，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故其认定该账户系四冶公司真实账户，开户也系四冶公司真实意思。然而银行仅是进行形式审查，确认账户真假并非以开户资料是否齐全为标准，而是以开户资料上所加盖的印章是否真实、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标准。否则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那么社会上根本就没有涉及虚假账户的刑事犯罪行为。该案中，虚假账户开户资料上加盖的印章都是虚假的，陈艳并非四冶公司财务人员，其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同样也是利用虚假印章加盖的。该账户就是他人冒用四冶公司名义非法设立的，不代表四冶公司任何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将黄兴虎在该案中的个人责任归咎于四冶公司错误。该案的真实情况是，黄兴虎私刻四冶公司的相关印章非法设立了涉案虚假账户，在泰恒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6000万时，其利用该虚假账户又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三张虚假承兑汇票进行质押担保，以此骗取银行的贷款。由于泰恒公司到期无法清偿，该三张虚假的承兑汇票也无法兑现，为了使泰恒公司可以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处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重新贷款，黄兴虎又利用其私刻的四冶公司相关印章，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虚假的《承诺函》，承诺愿意对泰恒公司的新贷款承担还款责任，以此又骗取银行重新放贷。由此可见，该案实际上是黄兴虎个人所实施的一系列伪造印章、诈骗的犯罪行为，即使黄兴虎曾经具有四冶公司股东身份，抑或他是四冶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个人犯罪行为都应当由其个人承担。一审法院简单地基于黄兴虎的身份，就认定其是代表四冶公司的行为，并将其个人犯罪行为的不利后果全部归咎于四冶公司，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更是对四冶公司合法权利的不公平对待。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未批准四冶公司的多次鉴定申请，程序错误。针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承诺函》、相关银行开户资料，四冶公司均否认其中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并向法庭多次申请进行印章鉴定。由于广东省的鉴定费用十分高昂，标的6000万元以上的案件，鉴定一枚印章需要约60万元左右。这笔高昂的鉴定费必须由四冶公司先行垫付，对四冶公司来说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公司行政章和财务专用章是公司意志的载体，“王华伟印”需与行政章、财务专用章配套使用，如果能够鉴定出行政章及财务专用章非四冶公司真实印章，那么“王华伟印”也就不证自明了。因此基于“王华伟”印章的效力以及高额的鉴定费的考虑，四冶公司向法庭表示对相关证据上加盖的“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由于该印章真伪是查清是否是四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途径，然而经四冶公司多次申请鉴定的要求，一审法院却将四冶公司不对王华伟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作为不能排除存在多枚印章，无法推翻《承诺函》真实性，故不予准许鉴定申请的唯一理由。该决定严重侵害四冶公司合法权益，更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未对本案中止审理，程序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四冶公司已经告知一审法院对黄兴虎涉嫌伪造印章罪、诈骗罪进行报案，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职权中止本案的审理，待公安查清相关犯罪事实后再行确定相关当事人的责任。然而一审法院却违反先刑后民原则，在明知四冶公司已经报案的情况下，径行对本案进行判决，同样违反法定程序。3、一审法院对认定事实的证据未进行质证，就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明显错误。一审在2018年10月31日开庭询问时，向四冶公司的代理人核实《承诺函》中提及的票据是否真实，代理人当庭表示需要庭后核实，一审法院确认11月5日第二次开庭询问。然而在第二次询问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该问题。经核实，《承诺函》提及的三张票据并非四冶公司出具。一审法院在未经充分核实，也未与四冶公司充分核对的情况下，直接认定票据行为有效，违反法定程序和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最终裁定准许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撤诉申请，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称与亚旅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当庭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相应用于抵押担保的土地和房产也已经解除抵押。依据《物权法》第193条、194条第1款以及《担保法解释》第75条的规定，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在亚旅公司的抵押财产价值减少时，没有要求其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也没有要求借款人提前清偿债务，却私下评估抵押物价值（原评估价值约7200万元，后评估为760万元），并放弃其抵押权、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这一系列行为扩大了其自身经济损失并且加重、套牢了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在抵押物评估价值明显造假的情况下，没有主动对评估情况进行调查，便准许其撤诉的裁定，有违公平公正。四、本案早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当据此驳回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四冶公司的诉讼请求。结合两份主合同即《贷款合同》第一条1.3款可知，贷款期限截止日期为2016年1月8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起诉时已经过了2年诉讼时效。显然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各项诉请。一审法院未作阐述，明显错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口头答辩称：一、本案一审事实清楚，《承诺函》真实有效，四冶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承诺函》上面加盖的四冶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还有王华伟印与开户时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预留印鉴上面的印章是一致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其次，《承诺函》是由时任四冶公司的股东以及现任四冶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人黄兴虎携带印章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进行盖章和签字的。黄兴虎它作为股东以及主要管理人员的身份，足以使人相信黄兴虎是有权代表四冶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黄兴虎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四冶公司应当对《承诺函》承担相应的共同还款责任。第三，四冶公司曾经于2011年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陈艳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设立一般户。当时不仅提供了授权委托书，还提供了营业执照等原件。全套证明材料当中还包括四冶公司的在任法定代表人王华伟的身份证原件，其提供了一整套全部证明材料，应当认为开户时预留的这些印章是四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账户的存在和使用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七年。四冶公司每年都是有审计的，其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账户的存在。四冶公司现在才提出否认，不排除是为了逃避债务。四冶公司出具《承诺函》并非凭空出具，是基于当时四冶公司财务紧张，无法兑现票据责任才做出了共同还款和保证的承诺。四冶公司、泰恒公司并不存在诈骗的情况。银行在贷款时就核实过泰恒公司是有实际经营的，而且泰恒公司在贷款时还提供了不动产抵押，在贷款初期也是按期归还贷款。四冶公司是无法兑现票据责任，才继续出具的承诺函。如果说他们是有心诈骗的话，不可能会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二、一审程序正确。首先，一审法院不批准鉴定符合法律规定。该案四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公章和印章和黄兴虎签字的虚假，应当认定为真实，而且黄兴虎签字和盖章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也就是说不管印章真实与否，四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鉴定没有必要。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21条的规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其次，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根据民诉法第150条的规定，中止诉讼的前提是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但是本案事实的认定不需要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如上所述。《承诺函》上的印章是真实的，与四冶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预留印鉴一致，四冶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黄兴虎作为四冶公司的股东兼管理人员，他的盖章、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管印章是否真实，四冶公司都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尽管四冶公司已经提出了报案，但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并不影响黄兴虎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四冶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第三条，四冶公司的主要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署经济合同，单位是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根据第四条到第六条，四冶公司存在过错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前面所述，四冶公司本身就不能排除自身在内部管理上的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本案中四冶公司只是提供了受案回执，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黄兴虎是存在伪造印章罪和诈骗罪的情形。本案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3日，而四冶公司具体报案时间是2018年12月6日。如果说四冶公司真的认为黄兴虎存在诈骗或者伪造印章的行为，在一开始知道的时候，四冶公司就应当立马报案，而不是直到一审判决其败诉之后才向公安局报案。不排除四冶公司现在提出报案只是为了逃避承担责任的情况。本案要求四冶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承诺函》而不是汇票，汇票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同意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物保和人保并存的情况，根据《物权法》第176条和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4条的规定，本案的保证合同是独立保证，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有权要求担保人承担、履行担保义务。而且本案四冶公司承担的是共同还款责任，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对保证人的起诉，并不影响四冶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是到2016年1月8日，而平安银行起诉要求四冶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在2018年1月4日，本身就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不存在四冶公司所说的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请求驳回四冶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达信公司、杨委桦口头述称：我方意见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答辩意见基本一致。四冶公司提到黄兴虎涉嫌伪造公章和诈骗罪，本着查明案件事实的精神，希望四冶公司能够提交黄兴虎现在的刑事案件的情况。比如有没有被批捕？有没有进入到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如果四冶公司能够提供黄兴虎已经被批捕的相关法律文件，以及进入到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关法律文书，本案有可能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泰恒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47057435元；2、判令泰恒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8年4月21日，贷款逾期前利息为158424元，贷款逾期前利息对应的复利为33219.47元，贷款逾期后罚息10510552.84元，贷款逾期后罚息对应的复利为1046978.8元，共计11749175.11元；从2018年4月22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针对未偿还贷款本金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3、判令四冶公司就泰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四冶公司、杨委桦、杨日钦就泰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杨伟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杨伟兰所有的房产一套(产权证编号：深房地字第××号，地址为：电子科技大厦C座38F)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30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甲方）与泰恒公司（乙方）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穗东山综字20141230第001号)，约定：甲方同意授予乙方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12个月，自合同生效之日计算；本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贷款、拆借、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额度项下具体授信品种/授信方式、金额、利率、费率及期限，以单项授信合同及借款借据或其他授信凭证为准。同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债权人）与银高公司、东新公司、杨日钦（均为保证人）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平银穗东山额保字20141230第001-3、001-5、001-2号），合同均约定：银高公司、东新公司、杨日钦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6000万元；本合同由保证人独立承担保证责任，不论是否有担保人（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优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保证人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合同项下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意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届满之日后两年。同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抵押权人）与亚旅公司（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亚旅公司以其名下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尼旺路东侧的两处房产及土地【产权证编号：香格里拉县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香格里拉县房权证建塘镇字第××号；土地证号：香土国用（2012）第**号、香土国用（2012）第***号】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上述债务本金的最高额（余额）为6000万元；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主合同到期债务本息及费用的，抵押权人有权行使抵押权；不论是否有担保人（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优先要求亚旅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亚旅公司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担保责任。随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与亚旅公司就上述抵押房产及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抵押权人）与杨伟兰（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杨伟兰以其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发北路以西电子科技大厦C座38F房产【产权证号：深房地字第××号】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上述债务本金的最高额（余额）为6000万元；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主合同到期债务本息及费用的，抵押权人有权行使抵押权；不论是否有担保人（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优先要求杨伟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杨伟兰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担保责任。随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与杨伟兰就上述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2015年1月30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贷款人）与泰恒公司（借款人）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5100万元；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转贷）/重组，具体为归还平银穗东山贷字20131101001第003号、20131101001第004号、20131101001第005号项下授信；贷款期限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2016年1月8日；贷款利率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以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贷款期内本合同执行固定利率；贷款按月付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泰恒公司本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垫款或未按双方约定的用途使用授信资金构成违约，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泰恒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对已发放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泰恒公司清偿全部授信本金；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向泰恒公司发放贷款51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30日至2016年1月8日，贷款年利率为5.6%。2015年2月12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贷款人）与泰恒公司（借款人）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558万元；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转贷）/重组，具体为归还平银穗东山贷字20131101001第005号项下授信；贷款期限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2016年1月8日；贷款利率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以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贷款期内本合同执行固定利率；贷款按月付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泰恒公司本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垫款或未按双方约定的用途使用授信资金构成违约，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泰恒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对已发放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泰恒公司清偿全部授信本金；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5年2月15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向泰恒公司发放贷款558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16日至2016年1月8日，贷款年利率为5.6%。上述两笔贷款发放后，泰恒公司未依约还款，截至2018年4月21日，泰恒公司尚欠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贷款本金47057435元，贷款逾期前利息158424元，贷款逾期前利息对应的复利为33219.47元，贷款逾期后罚息10510552.84元，贷款逾期后罚息对应的复利为1046978.8元。该案起诉时，原告为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一审开庭前，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作出的粤银监复〔2018〕19号《关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终止营业的批复》，证明该案起诉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已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复终止营业，并注销《金融许可证》；同时，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均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系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上级机构，同意该案相关权利义务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承接，申请变更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为该案原告。各被告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原告主体身份表示没有异议。该案原告起诉时将亚旅公司列为被告，诉讼中，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以其与亚旅公司达成和解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并在其诉请金额中减少了亚旅公司已偿还的部分款项。一审法院经审核，作出了（2018）粤01民初15号之一民事裁定，同意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债权人）与达信公司、杨委桦（均为保证人）于2014年12月30日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平银穗东山额保字20141230第001-4、001-1号），内容均约定：达信公司、杨委桦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6000万元；本合同由保证人独立承担保证责任，不论是否有担保人（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权优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保证人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合同项下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意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届满之日后两年。达信公司、杨委桦对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真实性均不予以确认。应达信公司、杨委桦的要求，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杨委桦及达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汉文的签约照片，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达信公司公章旁的“丘红梅”章解释称，该章是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工作人员丘红梅印章，加盖该章表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已对达信公司公章进行过核对。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杨委桦表示对《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上的杨委桦签名不申请鉴定，而达信公司亦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对《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上陈汉文签名及达信公司盖章进行鉴定。鉴于达信公司、杨委桦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相关印章、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承诺函》，该函的抬头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承诺人（商票开票人）为：“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容载明：我司（四冶公司）的供应商泰恒公司于2013年在贵行获批授信并与贵行签署编号平银穗东山综字20131101第0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项下操作了商业承兑汇票质押业务，我司为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泰恒公司为收款人。票据明细如下：1、出票人四冶公司，收款人泰恒公司，票面金额2556万元，出票日2014年6月17日，到期日2014年12月17日，汇票号码001××××0212；2、出票人四冶公司，收款人泰恒公司，票面金额2832万元，出票日2014年6月18日，到期日2014年12月18日，汇票号码001××××0208；3.出票人四冶公司，收款人泰恒公司，票面金额1300万元，出票日2014年7月21日，到期日2015年1月21日，汇票号码001××××0214。根据票据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司对上述票据应承担还款责任，但由于以下原因目前我司暂时无法正常归还：我公司在云南所承接的环湖南路和截污工程被业主方拖欠工程款，加之外围经济环境恶化，造成我公司目前无法支付上述到期票据及即将到期的票据。现我司同意原票据收款人泰恒公司向贵行申请借新还旧综合授信额度（额度号为：平银穗东山综字20141230第001号），用于归还平银穗东山综字20131101第0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商业承兑汇票质押业务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等相关债务，我司承诺对借新还旧综合授信额度中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本金和该本金对应的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及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并按贵行要求转入指定账户。借新还旧额度的启用不会影响贵行向我司行使债权直接追索的权利。在我司按贵行指定归还6000万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应利息后，上述共同还款责任及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结束。如果泰恒公司在贵行的上述6000万人民币本金以外发生的新增授信，与我司无关，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函落款处盖有四冶公司公章、四冶公司财务章、时任四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华伟印章，并有“黄兴虎”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18日。四冶公司对上述《承诺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司并未签过该份《承诺函》，《承诺函》上加盖的相关印章均属伪造，并非该司的真实印章。对此，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回应称，四冶公司曾于2011年10月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当时名为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一般户，并提供了《开户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王华伟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陈艳身份证等原件作为证明材料，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在核对原件无误的情况下同意四冶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当时名为深圳发展银行东山支行）开立一般户，同时预留了四冶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王华伟章的印鉴。案涉《承诺函》的签订地点是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由四冶公司时任股东黄兴虎带着四冶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王华伟章现场签名并盖章，经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核对，《承诺函》上加盖的印章与该司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开户时预留印鉴一致，故《承诺函》真实有效。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为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冶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一般户时提供的全套证明材料复印件及黄兴虎签订《承诺函》的现场照片，并出示了预留印鉴卡原件。四冶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四冶公司的全套证明材料均为伪造，不认可其真实性，既然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已经核对过《承诺函》上印章与预留印鉴卡上印鉴的一致性，故申请对预留印鉴卡上四冶公司公章及财务章进行鉴定。关于黄兴虎的身份，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其在签订《承诺函》时为四冶公司股东，2015年9月起为四冶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一审法院要求四冶公司通知黄兴虎到庭接受询问，以查清本案事实，四冶公司表示联系不上黄兴虎，无法通知其到庭。经一审法院释明相关后果，四冶公司坚持只对四冶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申请鉴定，对王华伟印章及黄兴虎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四冶公司称已对案涉伪造公章、证件事实向公安机关报警，但截至该案一审审结时，仍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其报警的回执或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等证明材料。综合该案现有证据及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承诺函》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根据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证据，四冶公司在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设立一般户时提供了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王华伟身份证等在内的全套证明材料，且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该司工作人员陈艳办理开户业务，相关证据充分，手续齐全，应视为四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冶公司虽主张上述证明材料均为伪造，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2、案涉《承诺函》上有四冶公司时任股东黄兴虎的签名，且加盖了四冶公司公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经与四冶公司预留印鉴卡比对无误，已经尽了审核义务。黄兴虎作为四冶公司的股东，其携带与四冶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处预留印鉴相同的公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前往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处签订《承诺函》，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理由相信其已得到了四冶公司的授权，其代表四冶公司签订的《承诺函》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3、黄兴虎系四冶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一审法院要求四冶公司通知黄兴虎到庭，但四冶公司未能通知其到庭，且坚持不对《承诺函》上黄兴虎的签名及王华伟印章申请鉴定，其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4、四冶公司仅申请对其公章、财务章进行鉴定，而不对黄兴虎签名及王华伟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在该案不能排除四冶公司存在多枚公章、财务章的情况下，无法据此推翻《承诺函》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5、如按四冶公司所述，则该案相关事实涉嫌伪造公章、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四冶公司作为被害人，却始终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报警凭证；6、四冶公司已于2011年10月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并开立了一般户，若该账户非依其真实意愿而开立，其应及时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出异议。然而，该账户开立至今已逾7年，但该案中，四冶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就此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与泰恒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贷款合同》，与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与杨伟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以及四冶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切实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规定，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上级机构，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已被注销《金融许可证》，并终止营业的情况下，经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同意承接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相关权利义务，参加该案诉讼于法有据，法院予以准许。关于泰恒公司的还款责任。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两份《贷款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与泰恒公司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依约发放贷款，享有按时收回贷款本金及利息收益的权利。泰恒公司未按约定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泰恒公司偿还全部剩余贷款本息，对贷款期限内的利息计收复利，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诉请要求泰恒公司对罚息支付复利的问题。因逾期罚息系对借款人逾期归还贷款本金而给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造成损失的补偿，如对逾期罚息再计收复利，无异于对借款人实施双重处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对借款人亦不公平。因此，对逾期贷款计付罚息之外，不应当再加收复利，故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诉请要求对逾期罚息再计收复利，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四冶公司的责任。从四冶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出具的《承诺函》来看，四冶公司明确表示同意泰恒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申请借新还旧综合授信额度（额度号为：平银穗东山综字20141230第001号），用于归还平银穗东山综字20131101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商业承兑汇票质押业务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等相关债务，并承诺对借新还旧综合授信额度中不超过6000万元的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中，综合授信额度所对应的额度号即为该案泰恒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所签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金额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授信额度一致，用途亦与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贷款合同》载明的贷款用途一致。由此可见，该《承诺函》所指向的泰恒公司债务是明确的，而其承诺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即：在债务人不脱离原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加入到合同关系中，并由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而且，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起该案诉讼，要求四冶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表明四冶公司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已经获得了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确认，债务加入行为生效。四冶公司辩称其作出《承诺函》时债务尚不存在，故债务加入无法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四冶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来看，其系基于其开具给泰恒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而同意对即将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借款亦是用于借新还旧。由此可见，四冶公司与泰恒公司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在其出具《承诺函》时，泰恒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之间已经存在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正是基于四冶公司的共同还款承诺而愿意继续向泰恒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实现对旧债的延续，案涉债务是明确、必然发生的，且客观上也发生了，故四冶公司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社会、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应属合法有效。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主张四冶公司对泰恒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四冶公司在作出债务加入的承诺，且各方当事人均按其承诺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成就了债务加入条件后，再以债务加入的承诺无效为由主张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明显有违诚信原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对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出的要求四冶公司对泰恒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四冶公司已经通过债务加入成为案涉债务的共同债务人，故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再行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的保证责任。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自愿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本金最高额（余额）为6000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合同项下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因该案泰恒公司的债务在各保证人承诺的保证范围内，且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主张保证权利未逾保证期间，故各保证人应依约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此外，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了保证人独立承担保证责任，不因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而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并不影响各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泰恒公司追偿。关于杨伟兰的抵押担保责任。杨伟兰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自愿以其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发北路以西电子科技大厦C座38F房产【产权证号：深房地字第××号】为泰恒公司从2014年12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本金最高额（余额）为6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双方就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现泰恒公司对2014年12月30日与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有权对处分上述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享受优先受偿。此外，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了不论是否有担保人（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都有权优先要求杨伟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放弃行使对担保物（包括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杨伟兰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担保责任。因此，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并不影响其主张杨伟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泰恒公司、四冶公司共同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47057435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暂计至2018年4月21日的贷款合同期内利息为158424元，复利33219.47元，逾期罚息10510552.84元；从2018年4月22日起按年利8.4%计算逾期罚息以及合同期内未付利息的复利，逾期罚息不计复利）；二、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对判决第一项中确定的泰恒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泰恒公司追偿；三、泰恒公司不履行判决第一项中确定的债务时，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有权依法拍卖、变卖杨伟兰提供抵押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发北路以西电子科技大厦C座38F房产【产权证号：深房地字第××号】，并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四、驳回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583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40833元。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负担6068元，由泰恒公司、四冶公司、银高公司、达信公司、东新公司、杨委桦、杨日钦、杨伟兰共同负担334765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诉讼期间，四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冶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出具的《报案材料》。四冶公司报案请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黄兴虎涉嫌伪造印章罪、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江西省贵溪市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0日向四冶公司出具《受案回执》，载明：“你单位于2018年12月10日报案的四冶公司被合同诈骗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贵公（经）受案字[2018]2030号）。你单位可通过江西省贵溪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查询案件进展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依法不予审理。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四冶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涉案《承诺函》上加盖有四冶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华伟印章及公司股东黄兴虎的签名。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对其上加盖的印章与四冶公司在开户时预留的四冶公司印鉴作了比对，已尽审慎审核义务。对于四冶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开户的全套证明材料，手续齐全，并无缺漏。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还提交了四冶公司股东黄兴虎签订《承诺函》时的现场照片。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在办理四冶公司账户开立、审核《承诺函》出具过程中存在疏忽大意、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黄兴虎作为四冶公司的股东，其携带与四冶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处预留印鉴相同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至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处签署涉案《承诺函》，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有理由相信该《承诺函》系四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四冶公司自2011年10月向平安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申请开立涉案一般户至本案诉讼发生时，已逾七年，期间四冶公司亦未曾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诉讼中，四冶公司主张其已向相关公安机关报案，但从其二审提交的《受案回执》看，其报案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实系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鉴此，原审法院在四冶公司仅申请对其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而不对黄兴虎签名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华伟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四冶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予鉴定程序错误，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二审提出的有关鉴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王华伟印章真伪的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四冶公司上诉主张其已告知一审法院对黄兴虎涉嫌伪造印章罪、诈骗罪进行报案，故一审法院应当中止本案审理。四冶公司该主张与其在一审判决后才向相关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黄兴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行为，亦不影响四冶公司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对四冶公司二审中止案件审理的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涉案《承诺函》中提及的票据是否真实，不影响四冶公司在《承诺函》中所作承诺，况且该案亦无证据显示所涉票据均为伪造。四冶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与四冶公司充分核对相关事实，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亚旅公司的起诉，并在诉讼请求金额中减少了亚旅公司已偿还的部分款项。一审法院经审查，裁定准许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撤诉申请，并无不妥。四冶公司与泰恒公司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承担的是共同还款责任，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亚旅公司达成和解，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亦不增加四冶公司的责任。四冶公司认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撤回其对亚旅公司的起诉，扩大了其自身经济损失并且加重、套牢了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至2016年1月8日届满，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于2018年1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四冶公司上诉主张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与事实不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四冶公司的上诉缺乏理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833元，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红梅审判员  郑捷夫审判员  胡晓清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陈敏书记员朱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