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21007号原告：罗中林，男，汉族，1982年4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兰，系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樟木头福昌宝石厂，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石新大道和兴路。经营者：郭敏超，男，汉族，1962年4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州市荔湾区，被告：郭敏超，男，汉族，1962年4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州市荔湾区，被告：戴碧筠，女，汉族，1961年9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州市荔湾区，原告罗中林与被告东莞市樟木头福昌宝石厂（以下简称福昌厂）、郭敏超、戴碧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中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兰，被告福昌厂的经营者郭敏超，被告郭敏超，被告戴碧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中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残疾赔偿金290022元（40975元/年×20年×40%-社保已经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7778元）；2.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472598.70元；3.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4.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260元；5.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交通费2000元；6.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营养费3000元；7.被告福昌厂向原告支付鉴定费500元；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福昌厂承担；9.被告福昌厂、郭敏超、戴碧筠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6月23日入职福昌厂处生产部从事切石工作，接触粉尘；原告于2017年6月18日在东莞××头镇石新医院CT报告书影像学诊断：考虑双肺陈旧性××（纤维化），尘肺不除外，建议职业病筛查；2017年11月28日在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职业健康体检时发现DR胸片（高千伏）：符合粉尘所致的两肺间质性疾病；建议明确职业史，动态观察1个月后在复查胸部高千伏（诊断）片，胸部CT检查；2018年1月25日在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复查DR胸片（高千伏）、结合CT检查：符合粉尘所致的两肺间质性疾病；发现粉尘作业所致疑似职业病，建议住院行医学观察，并可提请职业病诊断。2018年1月25日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给原告出具了疑似职业病通知书，告知原告经检查发现疑似尘肺病，建议提请职业病诊断。2018年6月2日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诊断原告所患病为“职业性其他尘肺壹期”。2018年7月3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所患职业病情形为工伤。2018年10月16日，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七级。2018年10月18日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7778元。原告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4月24日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行医学观察住院11天；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住院治疗31天；合计住院42天。由于福昌厂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提供符合国家劳动卫生标准的劳动作业场所和劳动保护措施，定期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定期职业健康体检，进行职业相关培训及职业危害因素告知，导致原告患职业病造成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规定，福昌厂还应当向原告支付民事赔偿，因福昌厂是个体户经营企业，故作为其经营者郭敏超和郭敏超配偶（妻子）戴碧筠要与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诉请。三被告共同辩称，1.福昌厂没有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行为，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双方出现有过错情况，福昌厂从开厂之日起，已经做了大量对职业健康管理工作，对粉尘进行管道直接到机位空气排尘、水淋、降温设施，对职工上岗安全、卫生操作都有明确规定和培训，针对各岗位要求厂方会督促员工要戴口罩、耳塞、手套等，并在车间出示安全操作规定、危害标志（附图片3张、车间检测报告1份）。由于原告在切石岗位工作时间比较长，福昌厂对体验工作没有完善，无做到早发现早调离其它岗位工作，但是，员工也有不自觉时候，时有不按规定不戴口罩、耳塞、手套等操作，原告经常在休息日都有在外面条件比较差的工厂工作赚外快，日积月累做成今天后果，对于原告所患的“职业性其他尘肺壹期”在2018年7月3日由东莞市社保局认定为患职业病，所以对于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福昌厂认为不成立。2.原告诉请第一点，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福昌厂考虑同意合理赔偿，但是不能超处社保局界线太多，国家社保局对工伤七级才一次性补偿13个月工资。3.原告诉请第二点，不合理也与事实不符，原告被诊断患职业病后，医院给出处理意见为不应从事粉尘工作，可以将罗中林调到无粉尘的岗位工作，另原告2018年10月19日到广东省岭南法医临床鉴定所做《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也未达到标准。故此，原告还有工作能力，要求福昌厂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被告不能接受。4.原告诉请第三点，福昌厂在按《职业病防治条例》第五十八条承诺合理赔偿已经包括这方面赔偿，所以，这一条不再纳入赔偿方案。5.原告诉请第四点，福昌厂已经支付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有差额请提交医院单据。6.原告诉请第五点，福昌厂已全部支付原告交通费，如有未报请提交真实单据包括时间地点。7.原告诉请第六点，营养费请原告到东莞市所属职业病医院医生签名属实，方可支付。8.原告诉请第七点，需提交单据。9.原告诉请第八点，诉讼费、保全费应该谁的费用由谁承担。综上，原告诉请部分不合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于2003年6月23日入职福昌厂，从事切石工作。2017年6月18日，原告到东莞市××头镇石新医院就诊，CT报告单影像学诊断为考虑双上肺陈旧性××，尘肺不排除，建议职业病筛查。2017年11月28日，原告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进行在岗期间职业体检，检查为疑肺部疾患，建议1个月后复查；2018年1月25日，原告再次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进行在岗期间职业体检，复查为发现粉尘作业所致疑似职业病，建议住院观察；2018年1月25日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作出《疑似职业病通知书》，建议原告到相应机构提请职业病诊断。2018年4月13日至24日，原告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住院l1天。2018年6月2日，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原告为“职业性其他尘肺壹期”。2018年7月13日至8月13日，原告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再次住院31天。2018年7月3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为工伤。2018年10月16日，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伤残七级，未达护理等级。2018年10月19日，原告向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申请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所以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无受理条件，未受理原告的伤残程度鉴定申请，为此原告支出鉴定费（不受理）500元。2018年10月18日，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7778元。原告提交了户口簿到庭，以主张其需要抚养的被抚养人系：父亲罗祖云，1951年8月19日出生，定残时67岁零2个月，母亲唐发兰，1957年4月17日出生，定残时61岁零6个月，女儿罗欣怡，2009年9月23日出生，定残时9岁零1个月；罗祖云与唐发兰仅生育罗中林一人，女儿罗欣怡由原告罗中林及其妻子两人共同抚养。庭审中，原告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被告已经全额支付，当庭撤回关于伙食补助费差额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其诉请的交通费是原告及就医陪护人员产生的费用，酌情主张；营养费根据七级伤残酌情主张。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樟木头仲裁庭申请仲裁，该仲裁庭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东劳人仲院樟木头庭案字[2018]276号仲裁裁决书，裁定：一、在本裁决书生效后5日内，由福昌厂负责通知和支付罗中林如下待遇：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7670元；2、2018年1月25日至10月l6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9203元；3、2018年4月13日至24日伙食补助费770元；4、2016年、2017年年休假工资共1388元。合计：19031元。二、对罗中林提出的其他申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提交《职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报告》一份，拟证明在福昌厂有做防治粉尘检测，该报告有效期至2016年2月14日，显示化学有害因素、武力有害因素均未超过国家标准。被告提交工作场所照片，拟证明有张贴防范职业病提示，并采取保护措施。东莞市樟木头福昌宝石厂系2003年6月23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郭敏超，原告主张郭敏超与戴碧筠系夫妻，共同经营福昌厂，被告不予认可，称由郭敏超一人经营福昌厂，戴碧筠不应承担责任。以上事实有CT诊断报告书、职业健康体检复查报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认定工伤决定书、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书、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工因工伤亡补偿待遇支付决定、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入院记录、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收款收据（鉴定费）、户口簿等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证实。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第一，被告应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第二，原告的损失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福昌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提供了健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原告在入职福昌厂的工作期间所患职业病理应由福昌厂承担责任，福昌厂应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原告在获得了工伤保险待遇后，又主张相关的民事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民事赔偿项目与工伤保险待遇在本质上相同的项目，该项工伤保险待遇的数额应当在民事赔偿该项目中予以扣除。被告郭敏超为福昌厂的经营者，原告诉请郭敏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戴碧筠虽为郭敏超的妻子，但并非福昌厂的登记经营者，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为福昌厂的实际经营者，故原告诉请戴碧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间是2019年3月7日，故损失应当参照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确定的《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如下：一、残疾赔偿金：原告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七级伤残，由于原告向广东岭南法医临床鉴定所申请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所以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无受理条件，未受理原告的伤残程度鉴定申请，故参照工伤评定的七级标准计算赔偿。定残时原告36周岁，原告从2003年6月开始即在福昌厂工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的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故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按照伤残等级计算为：40975元/年×20年×40％（七级伤残）＝327800元。原告已经获得了赔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7778元（社保）+7670（差额）=45448元，该伤残补助金本质上与残疾赔偿金一致，应予扣除，故被告实际应当支付的残疾赔偿金为2823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需要抚养的被抚养人系：父亲罗祖云，定残时67岁零2个月，母亲唐发兰，定残时61岁零6个月，女儿罗欣怡，定残时9岁零1个月；罗祖云与唐发兰仅生育罗中林一人，女儿罗欣怡由原告罗中林及其妻子两人共同抚养。该项费用按照30198元/年的标准计算为：30198元/年×（12年+10个月）+30198元/年×（5年+8个月）×40%=223465.20元。二、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原告七级伤残，对其身体已经造成不可恢复性的创伤，原告肯定为此遭受较大精神痛苦，被告应给予赔偿，结合原告的伤残结果及被告的赔偿能力，本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原告已当庭撤回，本院予以确认。四、交通费：原告未提交任何凭证，但原告多次就医、体检、住院、鉴定等，必然产生交通费，结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五、营养费：原告因职业病达到七级伤残，虽未有医嘱建议加强营养，故本院结合原告伤情，酌情支持1000元。六、鉴定费：原告主张500元，有收款收据为凭，本院予以支持。上述费用合计528317.20元，即被告福昌厂、郭敏超应赔偿原告528317.20元，原告超出上述标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樟木头福昌宝石厂、郭敏超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罗中林528317.20元；二、驳回原告罗中林对被告戴碧筠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罗中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744元，保全费4270元，合计16014元，由原告罗中林负担5364元，被告东莞市樟木头福昌宝石厂、郭敏超负担106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崔丽君审判员  何健林审判员  周淑君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雅仪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