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37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爱平，男，195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乐，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嫦，女，197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志豹，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盈，男，198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系陈志豹之子。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德川，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春，浙江雅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陈威，男，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申诉人杨爱平为与被申诉人陈嫦、陈志豹，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德川，一审第三人陈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473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8]330000019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浙民抗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高德清、检察官助理朱怡出庭。申诉人杨爱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乐，被申诉人陈嫦，被申诉人陈志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德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春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陈威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473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陈嫦、陈志豹缺乏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陈威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陈嫦、陈志豹，虽然在《工人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但并没有通知债务人杨爱平，该债权转让尚未对杨爱平发生效力。结合本案情况来说，债权转让公告不是有效的通知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债权人陈威并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平阳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季绍彦关于案涉债权转让无效的诉讼请求，认定了陈威与陈志豹、陈嫦间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但该判决并未涉及债权转让通知事项，其效力不能及于作为债务人的杨爱平以及作为担保人的王德川。陈嫦、陈志豹向法院提起对杨爱平、王德川的诉讼更不是有效的通知方式。所以，陈嫦、陈志豹不是适格的原告。二、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仅归还270万元、尚欠730万元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在法律上亦无根据。二审判决认定杨爱平尚欠730万元的主要依据是王德川发送给陈威的短信记录与对账明细，理由不够充分。第一，王德川只是保证人，不是债务人，其与陈威之间的对账不能作为认定债务人杨爱平与陈威之间债务数额的依据。债务人以外的人员可以代为偿还债务，但是不能代为承认债务，除非债务人授权或认可。第二，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而短信记录内容反映总借款金额为1100万元，与借条金额不符，仅从短信记录内容上无法看出王德川与陈威核对的就是杨爱平与陈威之间的债务。第三，根据一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借款当日陈威打给成都中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塑公司）账户1000万元。此后，陈威又通过民生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共打给陈小冲账户2079.56万元，陈小冲账户打给陈威2385万元，成都中塑公司打给陈威账户516万元，浙江中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塑公司）打给陈威328万元，成都瑞璋公司转给成都信和塑料制品公司50万元。鉴于案涉借款用于成都中塑公司，以及王德川、成都中塑公司、陈小冲之间的关系，无法排除成都中塑公司、陈小冲打给陈威的款项系用于归还案涉借款。对于杨爱平提供的894万元还款记录，陈嫦、陈志豹仅口头抗辩是利息，但无法提供证据支持。第四，更重要的是，陈嫦、陈志豹自始至终无法提供借条与借款协议原件。相反，诉讼中，借条原件由陈小冲持有并拿出，杨爱平、王德川已经给予了合理的说明。债权人持有借条是债权存在的有力证据，与之相应，债务人持有借条则是债务已经清偿的有力证据。二审判决认为杨爱平、王德川互相认为借条原件在对方处、讲不清楚借条原件的下落，因而不能认定债务已经消灭。该认定并不妥当。综上所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473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杨爱平同意抗诉书认定的事实和抗诉理由，并补充申诉意见为：一、本案一审存在以下问题，未以法定方式向杨爱平有效送达过本案的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一审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遗漏应当且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依法追加并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对本案主债务人认定错误，一审法院2016年7月13日对杨爱平的谈话笔录，询问违反法定程序，笔录获取方式违法，笔录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一审认定主债务人是杨爱平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认定的理由论述与查明事实的陈述自相矛盾，认定截止2015年6月1日，杨爱平尚欠陈威借款本金730万元错误，证据不足，借条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依据，短信、对账明细对杨爱平无效，不能作为确定杨爱平还欠借款本息的依据；以债权转让协议书、《工人日报》公告认定涉案债权转让给陈嫦、陈志豹错误，依据不足，所转让的债权不存在，缺乏债权凭证的约定和交付，转让的债权和抵销的债权存疑，内容自相矛盾，低价转让债权不正当放弃权利，未在约定的期限内通知债务人和保证人，也没有依法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无效，《工人日报》的公告是无效的债权转让通知方式，一审判决对王德川配偶陈小冲、成都中塑公司转给陈威的1016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没有查清，否认相关款项不属于偿还借款的认定依据不足，一审认定《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下落不明错误，举证责任分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杨爱平的陈述可以采信，其和王德川对于借条被谁收回的陈述也并不矛盾，一审对于涉案债权债务均由第三人陈威和被告王德川负责结算，杨爱平并未参与的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二、二审存在以下问题：杨爱平在二审中提出本案应适用仲裁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关于追加当事人的申请应当依法准许，杨爱平的回避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准许。二审关于陈嫦、陈志豹三次对本案所涉的《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原件由谁持有的陈述自相矛盾，对二审阶段能够查明的事实刻意回避。二审查明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却未对相关款项是否属于偿还1000万元借款作出回应。案外人季绍彦与陈威之间关于债权转让合同确认之诉的效力不能及于本案。二审认定杨爱平被羁押期间，成都中塑公司实际由王德川负责管理和本案的借款还本付息及结算事宜实际均由王德川掌控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举证责任倒置，将王德川与陈威结算效力及于杨爱平违反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论理与判决内容矛盾，对本案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错误；三、驳回再审申请裁定存在以下错误：一审程序不合法，剥夺了杨爱平的诉讼权利，对于申请再审时提出的其他问题都是按照二审判决进行复述，没有正面回应，完全采信对方矛盾陈述和并不充分的证据复印件，对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杨爱平没有以个人名义向陈威借款，而是以成都中塑公司名义借款。借款时，杨爱平只在《借条》《借款协议》上签过字并未捺手印就交给了陈威，这与陈嫦、陈志豹诉状陈述以及提供的《借条》《借款协议》复印件上没有手印的事实一致，成都中塑公司偿还陈威所负债务后，陈威将《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和《借款协议》原件退还给成都中塑公司，后陈小冲找到杨爱平要求杨爱平在《借条》《借款协议》上按手印并拿回保管，以此作为代成都中塑公司向陈威偿还500万元借款而对成都中塑公司享有500万元债权的凭据。裁定回避了文书上述经历以及审理本案时谁持有文书原件的问题。对于保证人王德川对涉案借款进行结算的效力及于杨爱平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陈嫦、陈志豹对杨爱平的诉讼请求。再审庭审中，杨爱平对法院审理本案无异议，不再主张本案应仲裁裁决，不再主张原审法院应回避，亦不再主张原审应追加当事人的申诉事由。 陈志豹辩称，一、陈志豹与陈嫦享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法律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无明确要求，合同法有关债权转让的通知规定是为了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者加重履行的负担，本案陈威在《工人日报》以登报的形式通知王德川、杨爱平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上述情形。同时，本案中，杨爱平、王德川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知晓债权转让事宜，因此，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已经通过诉讼形式完成了通知义务；二、王德川是该笔借款的实际结算人和负责人，借款是由王德川以个人信用作为保证的，杨爱平并不认识陈威，案涉款项实际用于平阳中塑项目，因其系成都中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按照王德川的要求向陈威出具借条，并且也认可该笔借款实际一直由王德川与陈威进行结算，其本人并未参与出借后的结算工作，杨爱平并不了解借款是否结清的真实情况，杨爱平在借款后的较长时间内，因涉嫌犯罪被羁押，王德川作为成都中塑公司负责财务的副总，负责管理成都中塑公司和浙江中塑公司，因客观原因和职务分工，借款也由王德川负责结算，成都中塑支付给陈威的款项均系王德川审签后支付，故借款的还本付息及结算事宜实际由王德川掌控，并由王德川负责与陈威结算；杨爱平已经丧失偿债能力，王德川是主要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杨爱平要求中止执行，并对王德川申请限制高消费，其与王德川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况；王德川与陈威之间对账可以作为杨爱平与陈威之间债务数额认定的依据，债务并未实际清偿完毕。王德川声称在2013年12月23日让其妻子陈小冲归还500万元，但其事后的数条短信以及对账明细均未提及该500万元还款，甚至在一审法院保全王德川两处房产后，王德川仍未提及该大额还款。结合陈小冲与陈威之间还有大量案外经济往来的事实，认定陈小冲支付的500万元为还款依据不足，认定杨爱平、王德川尚欠730万元本金的法律事实符合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三、陈小冲、成都中塑公司、浙江中塑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已在一审、二审审理中进行准确认定，成都中塑公司在付款时间和数额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更加符合陈威陈述的支付本案借款和其他借款利息的特征，可以认定案涉借款本金尚欠730万元。四、案涉《借条》《借款协议》原件从出借之初一直由陈小冲持有，因案涉借款由王德川撮合结算，在陈小冲从杨爱平处拿到《借条》《借款协议》原件后，陈威并未第一时间前往陈小冲处拿回原件，后陈小冲通过陈威名义出借款项收取利息，要求持有原件，并将《借条》《借款协议》复印件交于陈威，基于信任，陈威并未提出取回原件的要求；五、王德川是本案所涉民间借贷二审、执行异议、抗诉以及季绍彦合同纠纷中的实际诉讼控制人，应对其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司法训诫。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陈嫦同意陈志豹的意见。 王德川陈述意见称，其完全同意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也完全同意杨爱平的申诉意见。同时，其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明显错误。原审法院仅以王德川的《对账明细》和短信记录来认定主债务人杨爱平尚欠陈威730万元严重不符合客观真实，严重违背债法理论，完全错误。第一，王德川庭审并未对《对账明细》和短信记录的真实性表示确认，关于《对账明细》，王德川明确表示其内容是按陈威电话陈述记录，需要成都中塑公司对账确认；关于短信记录，王德川仅确认电话号码，至于有无发过短信以及短信内容是否系本人所写，因时间过久记不清楚。第二，本案的借款主体是成都中塑公司，即使王德川对《对账明细》和短信记录内容系自己所发无异议，但王德川当时按照陈威陈述记录《对账明细》以及回复陈威短信时，其本人一直在浙江中塑公司工作，对成都中塑公司财务有无偿还给陈威以及偿还金额多少记不清楚，所表达内容与客观真实不相符符合常理。短信记录没有算进浙江中塑2014年10月21日支付给陈威的108万元，漏算了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516万元，足以说明王德川没有仔细核对，也足以说明《对账明细》和短信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短信要求陈威“总体结清一下前面已经支付的借款，还剩余借款额多少打个新借条和协议”，足以说明《对账明细》和短信内容粗略，最后剩余借款不确定。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516万元均系王德川审签后支付，因王德川确实在浙江中塑公司（平阳）工作，平时事务繁杂，当时平阳项目正处于关键阶段，一下子没有想起成都中塑公司已偿还金额完全符合常理；第三，二审法院认为保证人王德川对涉案债务本金的结算效力及于借款人杨爱平错误。按照债法理论，从债务从属于主债务，并无主债务从属于从债务的说法，即使王德川承认尚欠陈威本金730万元，但其作为担保人也无权承认主债务人的债务，其确认对主债务人无效；二、王德川原审提交的证据案涉100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债权已经消灭。第一，案涉1000万元借款系杨爱平以成都中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且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应当认定为成都中塑公司债务。后成都中塑公司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2014年8月15日通过公司账户逐月分批偿还516万元，陈威对此也确认，该516万元应当认定是对该1000万元的偿还；陈威仅是辩称该516万元系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二审认定系支付本案借款以及其他款项的利息更加不客观，因为陈威至今没有举证证明其与成都中塑公司还有其他借款；第二，案涉借款系成都中塑公司临时借用，没有约定利息，成都中塑公司因贷款问题未能及时偿还，后经催讨，成都中塑公司通过王德川妻子陈小冲代偿500万元，虽然陈威提供了其与陈小冲之间频繁往来的证据，但陈小冲向陈威转账2385万元，陈威仅向陈小冲转账1446万元，陈威没有充分证据否认500万元系代偿借款；第三，2014年10月17日起浙江中塑公司在尚未核对成都中塑公司还款的详细情况下，代成都中塑公司偿还378万元债务；第四，成都中塑公司已经偿还全部借款，陈威已经将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原件还给成都中塑公司，因陈小冲代偿500万元，故成都中塑公司将原件交给了陈小冲。被申诉人对借条原件去向陈述矛盾，而且债权凭证原件已被收回的事实足以证明案涉债权债务已经消灭。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嫦、陈志豹的诉讼请求。 2016年1月14日，陈嫦、陈志豹起诉请求：1、杨爱平向陈嫦、陈志豹偿还借款本金73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王德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爱平、王德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王德川与陈威系朋友关系。王德川为“平阳中塑项目”筹资需要，将陈威推荐给杨爱平（成都中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认识。2013年10月16日，杨爱平以其个人名义向陈威借款1000万元，并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借款利率。王德川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日，陈威将上述款项汇款成都中塑公司账户。 后王德川向陈威出具《对账明细》，《对账明细》载明“2014年10月17日，浙江中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瑞璋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2015年1月5日，浙江中塑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2014年10月18日至今未支付利息”。 2015年6月1日，王德川向陈威发送短信，确认尚欠陈威借款本金730万元，从2013年10月16日至2014年10月17日的利息已经结清。2015年10月13日，王德川再次向陈威发送短信，建议陈威起诉杨爱平、王德川，以保证其权益；或者由杨爱平重新出具借条。2015年10月16日，陈嫦、陈志豹与陈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陈威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陈嫦、陈志豹，并于2015年11月24日在《工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 另查明，涉案债权债务均由陈威和王德川负责结算，杨爱平并未参与；涉案《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下落不明。杨爱平认为《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王德川收回，但王德川认为《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杨爱平收回。 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杨爱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嫦、陈志豹偿还借款本金73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王德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嫦、陈志豹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杨爱平、王德川负担。 杨爱平、王德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除“涉案《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下落不明。杨爱平认为《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王德川收回，但王德川认为《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杨爱平收回”一节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款项的时间和数额如下（表格无法显示） 二审中，杨爱平与王德川均确认杨爱平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因涉嫌犯罪被羁押，本案借款实际用于成都中塑公司经营。王德川在二审中提供涉案《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的原件并主张两份原件由其妻陈小冲持有，王德川、杨爱平称2015年下半年陈小冲就从成都中塑公司取得涉案借据和借款协议的原件，为求安心要求杨爱平、王德川在借据和借款协议补按指印。2017年1月，案外人季绍彦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以陈威明知自己对外负有巨额债务未清偿而将债权转让给陈嫦、陈志豹为由，请求确认陈威与陈嫦、陈志豹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平阳法院经审理驳回季绍彦的诉讼请求，季绍彦不服该判决向该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系杨爱平以其个人名义向第三人陈威借款，成都中塑公司并未在借款协议书和借据上签章，虽然杨爱平和王德川均确认本案借款实际用于成都中塑公司经营，但因出借人未主张成都中塑公司与杨爱平共同担责，原审法院未追加成都中塑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杨爱平在借款后的较长时间内因涉嫌犯罪被羁押，成都中塑公司实际由王德川负责管理。杨爱平在一审中也陈述其与陈威不认识，本案借款实际是王德川向陈威的借款，杨爱平在二审中的举证能证明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15笔款项均系经王德川审签后支付，故本案借款的还本付息及结算事宜实际均由王德川掌控，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权债务均由陈威和王德川负责结算，杨爱平并未参与与事实相符。在没有证据证明王德川与陈威恶意串通损害杨爱平权益的情况下，一审判定王德川与陈威对涉案债务进行结算的效力及于借款人杨爱平并无不当。陈威与陈嫦、陈志豹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已经该院生效判决确认，陈嫦、陈志豹向杨爱平、王德川主张债权主体适格。 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已实际清偿的争议，该院认为可结合以下几方面事实综合审查判定：一、王德川书写的对账明细和2015年6月1日发给陈威的短信均明确尚欠本金730万元、利息支付至2014年10月17日。其中短信特别注明“两边财务已报基本数据给我了请你核对一下，如有差错请再核对！”对账明细注明：“请以上金额对账清楚后在成都重新签借款协议。”可见王德川是在汇总两边财务数据的基础上确认欠款730万元并要求陈威核对的，并非如王德川上诉主张的对账内容仅系按陈威在电话里的陈述记录，尚欠多少尚需回成都中塑公司对账。二、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516万元均系经王德川审签后支付，王德川上诉称“本人一直在浙江中塑公司工作，对成都中塑公司账务是否有偿还给陈威及偿还金额为多少等事实不清楚”与事实不符。三、即便王德川对成都中塑公司和陈小冲的还款情况记忆不清，其完全可以在出具对账明细后及时与成都中塑公司和陈小冲核对，但数月之后（2015年10月13日）王德川再次向陈威发送短信，建议其起诉杨爱平、王德川或者由杨爱平重新出具借条，进一步印证借款尚未还清。四、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516万元在付款时间和数额上均有一定规律，更符合陈威陈述的支付本案借款和其他借款利息的特征。五、二审中王德川称其在2013年12月23日让其妻子陈小冲先还给陈威500万元，但其在事后数条短信及对账明细中均未提及该500万元还款，甚至在一审法院受理陈嫦、陈志豹起诉并保全王德川所有的两处房产后，王德川发给陈威的短信仍未提及该笔大额还款。结合陈小冲与陈威之间有大量的案外经济往来的事实，将陈小冲支付的500万元认定为本案还款依据不足。六、王德川、杨爱平称2015年下半年陈小冲就从成都中塑公司取得涉案借据和借款协议的原件，为求安心还要求杨爱平、王德川在借据和借款协议补按指印。但在本案一审期间杨爱平、王德川仍不能确切陈述借据和借款协议原件的下落，杨爱平认为原件已被王德川收回，王德川认为原件已被杨爱平收回，显然有违一般常理。综上，王德川、杨爱平就案涉借款清偿过程所作陈述和在案其他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及违背常理之处，王德川、杨爱平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分析，认定杨爱平、王德川尚欠730万元本金未偿还的证据占优势，原审法院认定该法律事实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借款的利息问题，王德川书写的对账明细和短信均确认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0月17日，据此可以判定双方存在利息约定且有实际付息，原审基于借款协议和借条均未明确约定利率的事实判令杨爱平自2014年10月18日起按年利率6%付息并无不当。杨爱平、王德川提交的上诉状未涉及仲裁条款适用问题，其在二审中提出适用仲裁条款的意见不属二审审理范围，且杨爱平、王德川在一审法院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亦应视为放弃仲裁协议。综上，杨爱平、王德川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杨爱平、王德川负担。 再审期间，申诉人杨爱平提供了两组证据材料，第一组是杨爱平自2015年10月16日开始一直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状态（先刑事拘留，后转为取保候审，再到监视居住）的证据材料，被申诉人陈嫦、陈志豹，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德川对相关证据材料均无异议，本院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材料是陈威因外欠款项多次涉诉，现下落不明的证据材料，欲证明本案存在陈威将完全实现的债权转让给陈嫦、陈志豹的可能，被申诉人陈嫦、陈志豹对陈威有外欠款项并多次涉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王德川对相关证据材料本身以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陈威外欠款项多次涉诉的事实与案涉债权有无实现并无直接关联，案外人季绍彦已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生效裁判文书已经确认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效力，故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王德平提供了《借条》原件（其中下半部为王德川签字确认的《连带责任保证书》），以及《借款协议》原件各一份。二审仅对《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予以认定，且未对《借条》《借款协议》的修改内容作出认定，存在瑕疵，再审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认定的本案所涉借款过程、《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的内容以及借款交付情况、各方的款项往来情况、王德川书写的《对账明细》、发送的短信内容，均与在案定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再审予以确认。申诉人杨爱平有异议的杨爱平有无参与涉案债权债务结算、案涉借款的还款情况与本案的争议焦点直接相关，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评判。 再审另查明，2013年10月16日，杨爱平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其向陈威借到人民币1000万元，《借条》下方为王德川作为保证人签字确认的《连带责任保证书》，载明保证人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同日，陈威作为出借人（甲方），杨爱平作为借款人（乙方），王德川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出借给乙方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起两年内。《借条》《借款协议》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现《借条》《借款协议》上陈威的名字被划去，改为陈小冲，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杨爱平签字并加按指印。2015年10月16日，杨爱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采取监视居住措施，2016年4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4月19日被监视居住，2017年10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2月12日被取保候审。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申诉人、被申诉人的申诉答辩意见和王德川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嫦、陈志豹是否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的借款人是杨爱平还是成都中塑公司；三、案涉1000万元借款有无清偿完毕。 一、陈嫦、陈志豹是否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一）债权受让人能否实施债权转让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文义上看，债权转让通知行为人为债权转让人，而不包括债权受让人。这一规定与债权的相对性有关，因债务人原先与债权转让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与债权受让人未必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而债权转让行为并无公示性，债务人在未得到债权人确认的情况下，若无法判断债权转让的事实，得以主张未经债权人通知，该转让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但从该条规定的前后文和立法目的来看，若债务人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债权转让特别是金钱债权的转让只是改变了债务人的履行对象，履行义务本身并无变化，对于债务人而言并未增加其履行负担，由债权转让人还是受让人来通知对债务人来说，并无明显区别，故债权转让无需债务人同意，亦不应限制债权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应当理解为，债权转让由债权转让人通知债务人的，自通知之日发生债权转让效力，在债权转让通知未送达债务人时，债务人对债权转让人的清偿仍发生债务清偿之法律效果；债权转让也可以由债权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唯在债权转让事实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债务人可拒绝债权受让人的履行请求，直到债权转让的事实得到确认。 （二）陈威在《工人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是否系妥当的通知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送达并非同一概念，故不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人民法院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认定通知的形式，故陈威在《工人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并非妥当的通知方式。 （三）债权受让人陈嫦、陈志豹的起诉行为是否发生通知债权转让的效力 前已述及，债权受让人有权实施债权转让通知。债权受让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借助人民法院送达起诉状、通知开庭等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亦可以发生通知转让之法律效力。本案中，陈嫦、陈志豹作为债权受让人提起诉讼，并通知杨爱平、王德川参加诉讼，已经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何况，本案一审期间，债权转让人陈威已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确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杨爱平、王德川亦不能以无法确认债权转让事实作为抗辩事由。 二、本案的借款人是杨爱平还是成都中塑公司 二审期间，王德川提供的《借条》《借款协议》原件明确载明借款人是杨爱平，杨爱平以其个人名义向第三人陈威借款1000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协议》予以确认。至于杨爱平是成都中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款汇入并实际用于成都中塑公司经营等事由均不改变借款人是杨爱平的事实。 三、案涉1000万元借款有无清偿完毕 （一）案涉借款关系有《借条》《借款协议》原件为依据，除杨爱平对自己是借款人提出异议（前已分析，其异议不能成立）外，各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也无异议，陈威与杨爱平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 （二）案涉1000万元借款相关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陈威已经举证证明借款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陈嫦、陈志豹已经通过法院送达起诉状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已举证证明借款法律关系主体变更的基本事实；杨爱平作为借款人应对借款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三）杨爱平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已经清偿完毕。理由是： 1、王德川对案涉借款的利息约定以及偿还情况比借款人杨爱平更清楚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杨爱平在原审调查笔录中承认其并不认识陈威，陈威是王德川介绍的，其对借款利息约定以及本金偿还并不清楚，也认可是王德川在管理公司（成都中塑公司）账户，该陈述与案涉借款直接汇入成都中塑公司并实际用于成都中塑公司，成都中塑公司以营销费用名义汇给陈威的款项经王德川审核等事实均能相互印证。特别是，杨爱平一审主张案涉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依据是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516万元、陈小冲支付给陈威500万元，合计1016万元，而成都中塑公司的516万元支出均经王德川审核，陈小冲系王德川的妻子，王德川又是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人，与借款偿还情况利益相关，其对案涉借款的利息约定、偿还情况的确认具有相当可信性。 2、王德川曾确认案涉1000万元借款并未清偿完毕，尚欠730万元。一审庭审中，王德川诉讼代理人对王德川与陈威之间的短信、《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相关短信、《对账明细》的内容记载，王德川确认以杨爱平名义借入并汇入成都中塑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仅归还270万元，包括浙江中塑公司2014年10月17日支付的200万元，2015年1月5日支付的2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成都瑞璋公司支付的本金50万元。 3、王德川现否认短信、《对账明细》的解释缺乏合理性。王德川称短信、《对账明细》是按照陈威通报的情况记录，自己主要精力在平阳，不了解成都中塑公司的情况，故短信、《对账明细》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是，成都中塑公司以营销费用名义汇给陈威的款项均经王德川审签，王德川所述其不了解成都中塑公司的情况与此不符；王德川长期经商，又是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人，案涉借款的偿还情况直接关系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其所述的完全按照陈威的要求编辑短信、书写《对账明细》并发送短信给陈威有违日常生活经验，亦与2015年6月1日其发给陈威的短信明确载明的“两边财务已报基本数据给我了，请你核对”内容不相符；王德川在二审询问、再审庭审中也明确陈小冲打给陈威的500万元是受其指令而为，本案也不存在王德川因不知陈小冲还款情况而漏记该笔还款的可能。 4、杨爱平、王德川原审对《借条》《借款协议》原件由谁持有陈述存在出入，对陈小冲持有《借条》《借款协议》的原因解释不合常理。一审期间，杨爱平认为《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王德川收回，但王德川认为《借条》《连带责任保证书》已经被杨爱平收回，相关陈述存在出入。上诉状中，王德川主张因陈小冲代偿500万元，故成都中塑公司已将《借条》原件交给了陈小冲，但仍未提交原件；二审期间，王德川提供了《借条》《借款协议》原件并主张陈小冲持有原件的原因是陈小冲代偿500万元后找杨爱平签字捺指印欲借此作为其与杨爱平的结算依据，但《借条》《借款协议》原件上杨爱平签字确认的时间是2017年8月30日，陈小冲当时不要求杨爱平书面确认，近四年后才要求杨爱平确认不合常理；同时，杨爱平一方面主张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又在陈小冲仅支付500万元的情况下，在载明以其名义对外借款1000万元的《借条》《借款协议》上签字，也不合常理。 5、杨爱平、王德川对案涉借款有无约定利息以及利息支付情况前后陈述不一，所作解释不合常理。王德平二审询问时陈述口头约定有利息，但利息多少已经记不清，后杨爱平、王德川均主张2013年12月23日陈小冲还款500万元，成都中塑公司分批偿还516万元，多出的16万元算利息，浙江中塑公司曾支付328万元，成都瑞璋公司曾支付50万元作为补偿。按照这一陈述，2013年10月16日，杨爱平向陈威借款1000万元，12月23日陈小冲代偿本金500万元，2014年1月至4月期间，成都中塑公司每月偿还102万元，5至8月间再偿还108万元，即杨爱平（成都中塑公司）对1000万元中500万元仅占有支配2个多月，另500万元仅占有支配半年左右，却需要由浙江中塑公司、成都瑞璋公司在2014年10月、12月分别支付328万元、50万元（加上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的16万元，合计394万元）给陈威作为利息补偿，这显然与杨爱平、王德川解释的因为借款时间较短未约定利息以及事后被催讨给予陈威一定补偿的陈述相互矛盾。 6、本案现有证据亦存在对陈嫦、陈志豹不利的疑点，但结合相关事实，不足以形成案涉借款已经清偿完毕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确信。第一，2015年6月1日的短信中记载的借款为1100万元，与案涉借款为1000万元有出入，但《对账明细》已无此问题，比较该短信与《对账明细》中的记载，差别在于陈小冲支付的100万元。陈威一审提供的证据证实，2013年12月19日、20日，其分三次汇给陈小冲（杨爱平）300万元、50万元和250万元，合计600万元，陈小冲2013年12月23日汇款给陈威500万元，存在100万元的差额；第二，《借条》《借款协议》并未约定利息。但成都中塑公司支付给陈威的516万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每月在102万元，前期均分为30万元、32万元和40万元三笔支付，这与陈嫦、陈志豹陈述的其中30万元是案涉1000万元的利息，其余是其他借款利息的说法能够吻合；结合王德平出具的短信明确记载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说明案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并已经偿还至2014年10月，这也符合温州当地资金拆借的实际；第三，陈小冲而不是陈威持有《借条》《借款协议》原件确与常理不符，但基于案涉借款系王德川介绍，陈小冲是王德川的妻子，陈威与陈小冲之间存在巨额经济往来的实际，陈嫦、陈志豹陈述的陈小冲代持《借条》《借款协议》原件并非毫无依据。 综上，债务受让人提起诉讼亦是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方式，陈嫦、陈志豹符合原告的起诉主体资格；案涉《借条》、《借款协议》明确载明借款人是杨爱平；陈威已经举证证明借款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陈嫦、陈志豹已经举证证明受让案涉债权、借款法律关系主体变更的基本事实；杨爱平作为借款人应对借款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杨爱平所提证据尚不足证明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应承担不利后果。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申诉人杨爱平的申诉理由依据不足，申诉人杨爱平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存在瑕疵，但法律适用及实体处理并无明显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473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