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4民初52457号原告刘某，女，汉族，1987年7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原告梁某2，男，汉族，1985年12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刘某，女，汉族，1987年7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系梁某2妻子。原告梁某1，女，汉族，2016年9月18日出生。法定监护人刘某，女，汉族，1987年7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法定监护人梁某2，男，汉族，1985年12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05907084468。法定代表人卢宠茂，系该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李立凯，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宁，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恒生医院，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银田路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25151897。法定代表人颜继棠。委托代理人杨春艳，女，土家族，1989年8月20日出生，住址湖南省临澧县。委托代理人廖翌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梁某2、梁某1诉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恒生医院医疗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长周显榕、人民陪审员陈洁珊、罗祝红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某1的法定监护人、原告梁某2的委托代理人、原告刘某，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委托代理人李立凯、杜宁，被告深圳恒生医院委托代理人杨春艳、廖翌宏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刘某于2016年2月份成功预约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9月预产期孕妇整孕期产检，2016年3月10日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孕期建册，建册时孕周12周+5天，产检时医生开具唐氏早期筛查及NT测量的检验申请单，但原告刘某于护士站排期时被告知早期唐筛及NT测量的排位已满，无法在原告刘某合理的检测时间范围内进行筛查，原告刘某将此情况向主治医生反馈，医生告知只能去别的医院进行筛查。当日下午，原告刘某去被告深圳恒生医院处要求进行早期唐氏筛查及NT测量，但被告深圳恒生医院的医生以唐氏筛查不准为由，仅为原告刘某开具了NT测量的检验单。2016年3月29日，原告刘某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进行了唐氏中期筛查，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并没有对中期筛查准确率只有60%-70%进行告知，也并没有让原告刘某签订知情告知书。2016年5月25日，原告刘某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做了三维彩超，胎儿仅有鼻头，无鼻梁骨，明显属于染色体异常情况，主治医生并未合理告知及提醒。2016年7月18日，原告刘某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做彩超，发现婴儿股骨偏短等异常情况，并未合理告知。期间，原告刘某因胎动减少，先兆流产等情况多次于二被告处进行检查，并未予以重视。2016年9月18日，原告刘某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顺产原告梁某1，被确诊患有21三体综合征，同时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及听力缺陷。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仅接纳整个孕期产检有预约的孕妇，同时每个期限仅接纳一定数量的孕妇，因此作为需要整个孕期预约的医院来说应当保证该阶段孕妇能在合理的筛查期间内筛查。作为初次怀孕的孕妇，根本不知道唐氏筛查准确率低或者应该做什么样的筛查，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所有孕妇都签订了知情告知书的情况下遗漏了原告刘某，并没有告知原告唐氏筛查的风险及其他的救济方式，更没有让原告签订知情告知书。被告深圳恒生医院更是直接忽略了早期的唐氏筛查检查。同时，唐氏综合征具有明显的面容特殊，眼距宽，鼻梁低，在三维彩超的过程中成像明显看出胎儿只有鼻头没有鼻梁（没有鼻梁是染色体异常的警示）、股骨偏短，都是胎儿异常的情况，但是医生却没有合理告知。原告刘某在二被告处产检，是对二被告专业知识和医疗水平的信赖，同时也是为了预先判断胎儿是否有先天性缺陷和遗传疾病，以便能够及时对生育进行选择和决定，原告刘某在二被告处做了十余次检查却依然生出唐氏综合征的婴儿，二被告存在严重的过错。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向原告刘某支付产检费用3203.9元；2、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住院费用9388.86元、心脏手术费用55185.73元、住院期间护理费3200元、后续护理费100元/天、后续康复费200元/天、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辩称，一、我院对原告刘某的整个诊疗过程中，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规范，没有医疗过失行为，已经尽到了符合专业要求的合理注意义务和知情告知义务。孕妇刘某于2016年3月10日在我院做检查，当天到被告深圳恒生医院行中孕筛查（NT），B超提示：宫内孕单活胎，孕约12+孕周左右，轮状胎盘。2016年3月29日我院行血清学产前筛查：21三体综合征，低风险；医方备注：低风险，表明你的胎儿发生该种先天异常的机会较低，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异常或其他异常的可能性。2016年5月25日检查提示：宫内中孕，单活胎，符合25周0天大小。羊水量正常范围。胎盘成熟度0级。温馨提示：产前超声检查不能发现所有胎儿畸形，根据我国产前超声检查要求及目前技术条件，此次超声检查应检查出的胎儿畸形包括无脑儿、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严重腹壁缺损及内脏外翻、单腔心、致命性软骨发育不全。胎儿耳朵、手指、足趾及外生殖器等结构不在常规检查范围内；胎儿智力、视力及听力等功能方面的问题目前也无法检出。2016年7月18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9月7日、2016年9月12日超声诊治报告单均有特此告知的表述。2016年9月27日出院小结的刘某BB出院诊断：21-三体综合征？新生儿××，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2016年10月2日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染色体核型分析报告结果：此核型符合唐氏综合征核型。其中：第一，原告刘某在2016年3月29日15周+4天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结果是低风险，我院在筛查报告单的备注中有提示告知，无进一步检查的指征；而且，在目前诊疗常规中产前常规检查未强制性规定需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只有在孕妇需产前诊断时需指导性签署书面告知书，因此，我院已尽到了知情告知义务。第二，原告刘某孕期在B超检查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异常，同时也在B超报告单中温馨提示告知了检查的范围，孕期B超检查符合医疗常规。因此，我院对原告刘某的整个诊疗过程尽到了符合其专业要求的注意义务和知情告知义务，没有医疗过失行为。二、梁某1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梁某1染色体异常是先天遗传因素导致，既不是我院造成，也不是目前的医疗技术所能改变，因此不属于医疗损害生命、健康、身体权利的结果，其先天疾病或残疾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1、梁某1染色体异常是先天遗传因素导致，自受孕开始即患残疾，残疾原因是先天性残疾，并非医疗行为造成，而是在我院对其实施检查前已客观存在。因此，梁某1出生后因此出现的先天疾病或残疾等情况，既非我院造成，也非目前的医疗技术所能改变，而是遗传的结果，不是医疗损害生命、健康、身体权利的结果。梁某1的遗传疾病是现有科学技术检测手段局限性及风险的复杂性所致。2、梁某1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从生命价值角度分析，确认梁某1具有主体资格，是对残疾人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否认了“生命有胜于无”的价值观；从比较法角度分析，在人权保护法律理论更为先进的发达国家的相同案例中，普遍否认以孩子为原告提起的诉讼，正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从《民法总则》规定的权利能力角度分析，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我院在梁某1出生前的检查行为，对梁某1不构成侵权。三、医学是临床实践科学，鉴定专家总结临床经验、提醒医疗机构存在医疗不足而作出的医学建议，不属于医疗过错的性质。1、原告刘某在2016年3月29日15周+4天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结果是低风险，我院在筛查报告单的备注中有提示告知，无进一步检查的指征，我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规范。2、原告刘某孕期在B超检查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异常，同时也在B超报告单中温馨提示告知了检查的范围，孕期B超检查符合医疗常规。3、韩江司鉴〔2018〕临鉴字第051603号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书，第6页第三段，已明确认定“梁某1所患唐氏综合征是先天性遗传疾病，是患者自身因素与患儿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该鉴定书第7页认为我院的医疗行为与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应属于鉴定专家总结临床经验、提醒医疗机构存在医疗服务不足而作出的医学建议，不属于医疗过错的性质。四、原告梁某2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因其与我院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我院未实施对梁某2的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我院对原告刘某的整个诊疗过程，未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规范，没有医疗过错行为。患儿梁某1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其先天疾病或残疾后果是先天遗传因素导致，是现有科学技术检测手段局限性及风险的复杂性所致，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梁某2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鉴此，恳请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深圳恒生医院辩称，一、原告刘某未在我院做唐氏筛查是其自己的选择。即使按原告起诉状陈述的我院对原告刘某有接诊过程，我院也无任何过错：如实向其介绍了她要求做的唐氏筛查准确度不高，未给她做此项检查她也接受了。现在原告也认可了我院当时的主张，以此来指责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而唐氏筛查本不是孕早期检查的必检项目，故原告对我院的指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互联网360百科介绍：唐氏筛查是“通过对孕妇血液抽取化验，……判断胎儿是否存在先天性智力缺陷，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危险程度。如果唐筛检查结果显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危险性比较高，就应进一步进行确诊性的检查--羊膜穿刺检查或绒毛检查。”但是，“唐筛检查只能帮助判断胎儿患有唐氏症的机会有多大但不能明确胎儿是否患上唐氏症。也就是说抽血化验指数偏高时怀有‘唐’宝宝的机会较高但并不代表胎儿一定有问题。……”综合互联网上专家的主流意见，检查时间“在妊娠15-20周内进行，最好是在16-18周之间检查。”可见，唐氏筛查并不是很复杂的检查，只是抽血化验，检查所需的医疗资源并不紧张，医院没有必要拒绝。原告诉状称我院仅以准确度不高就拒绝了原告刘某的此项检查要求，不合常理，也无证据证明。实际情况是，我院接诊医生告知其准确度不高，且当时不是最佳检查时机；在最佳时机检查会提高准确度。而起诉状自述原告刘某来我院检查时孕周12周+5天，19天后她在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做了此项检查。印证了当时是她自己选择了放弃在我院做此项检查的要求，延迟至孕15周+3天时在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做了此项检查。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编撰的《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第1版）》将产前检查分为：妊娠6-13周，14-19周，20-24周，24-28周，30-32周，33-36周，37-41周七阶段，每阶段列明了必查项目和备查项目，其中妊娠6-13周的必查项目中没有列入唐氏筛查。可见我院的接诊过程符合医疗规范。二、原告刘某在离开我院19天后在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处作了唐氏筛查，检查结果和以后的事实并未显示我院延误了其病情，即我院未做此项检查未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对原告刘某的唐氏筛查并未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危险性比较高，需要进一步做羊膜穿刺检查或绒毛检查的情况，证明我院如果早19天做此项检查也不一定发现胎儿患唐氏综合症的危险性。按照胎儿病情发展是逐步显现的普遍性原理，我院早19天检查应当更难发现其病症。三、两个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造成原告损害，原告的损害也不是两个医院造成的，原告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却找不出医疗行为与其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先看原告梁某1，其身患的疾病并不是医院的诊疗行为造成的，现代医学还找不出她患病的原因。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首先得举证证明自己的伤病是医院造成的，否则其请求难以获得支持。而根据原告刘某、梁某2在诉状中的主张，他们若早知原告梁某1的病情，就会选择把她淘汰。那么，医院不仅没有伤害她，反而保护了她。再看原告刘某、梁某2，他们的人身没有受到伤害，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他们对女儿身体患病有所失望，但不属于法定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程序性花费的除外）只有原告刘某的产前检查费用和为原告梁某1所花的治病费用，那么，原告梁某2就不是这些项目的权利人，不是适格的原告；原告刘某虽有要求返还产检费用的请求权，但因医院未对其造成人身损害，故请求权不是依据侵权赔偿责任而是违约责任产生，原告刘某不能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而只能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适用合同法的规定。适用合同法来处理本案，就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不能证明医院违反了合同约定和法定义务，其诉讼请求就应当被驳回。而且，合同法约定的违约责任还应当“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起诉主张，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给原告刘某做唐氏筛查时，未让其签订知情告知书。对此事实我院不了解，仅从法律角度提示：1、法律未规定医院做唐氏筛查必须要受检人签订知情告知书；2、原告梁某1的病情不是未签订知情告知书造成的。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未让原告刘某签订知情告知书时应当没有预见到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医学和医疗水平的进步无止境，现阶段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无法保证每个新生儿都很健康。原告是不幸的，我们深表同情。但我们不赞成遇上不幸事就迁怒于他人，索要赔偿。补充：我院认同鉴定结论关于原告的损害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对于其分析中的一句话有异议，在鉴定书第四项分析说明第3点称，我院“虽未按常规为被鉴定人进行孕早期唐氏筛查的全部项目存在过错，”但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医院要对孕12周的孕妇进行唐氏筛查的全部项目，因此，以上分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某于2016年3月10日孕12周+5天在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诊，并预约9月预产期孕妇整孕期产检。当日超声检查提示：宫内中孕常活胎，孕约12+孕周左右。3月29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开放型神经管缺陷三个项目均为低风险，随后于5月至9月期间多次检查，均未发现胎儿发育异常，该期间，原告刘某共支出产检费用3203.9元。原告刘某于9月12日因“停经39+2周，胎动减少三天”入住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于9月18日18时49分顺产一名女婴（原告梁某1），于9月22日出院，住院10天，出院诊断为：胎膜早破，孕1产1宫内妊娠40+1周LOA单活体女婴顺产，轻度贫血。出院医嘱为：休正常产假……。原告梁某1于2016年9月18日出生后即收入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查体见：特殊面容、鼻梁低、眼距宽、眼裂小、皮肤松弛），于9月27日出院，住院9天。入院诊断为：21-三体综合征？新生儿吸入性××。出院诊断为：21-三体综合征？新生儿××、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出院医嘱为：1、合理喂养……。原告梁某1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9388.86元。出院后，原告梁某1经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染色体核型分析报告结果示核型：符合唐氏综合征核型。原告梁某1于2017年6月14日前往深圳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于6月21日出院，共住院7天。出院诊断为：1、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肺动脉高压，心功能III级；2、21-三体综合征。原告梁某1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55185.73元，其中自费部分为10036.48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就两被告的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对原告梁某1的不良出生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以及原告梁某1的后续康复费用进行检验鉴定。本院依法于2018年2月9日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中心以积压案件量较多，于2018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暂停受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为由，于2018年3月12日向本院发送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医函字第97号不予受理函；本院依法于2018年4月4日委托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该中心以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明确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由，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发送不予受理函；本院依法于2018年5月10日委托广东韩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9月7日作出韩江司鉴【2018】临鉴字第0516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与原告刘某预约了产前检查过程中，没能及时在孕早期（9W-13W）按时安排并实施早期唐氏筛查及NT检查，为唐氏征早期筛查丧失了一次机会，与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院方在接到原告刘某孕15周+4天的孕中期（14W-20W）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后，并未向原告刘某详细告知低风险的临床意义以及其他具有诊断意义的检查方法，剥夺了原告刘某及家属的知情权及其他检查的选择权。而院方过于自信导致孕中期筛查结果的“低风险”判断，而忽略了具有特殊诊断意义的染色体核型分析与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孕24周（即2018年5月25日）行III级三维彩超时没有明确提示是否有见胎儿鼻骨和眼球，根据专家咨询意见，这项内容是III级三维彩超排除胎儿畸形的指标之一，需要在III级三维彩超报告单上体现，恰当唐氏综合征的胎儿鼻骨缺失是协助诊断的要件，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III级三维彩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是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梁某1所患唐氏综合征是先天性遗传疾病，是患者自身因素与患儿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是主要因果关系，参与度为95%。被告恒生医院虽未按常规为原告刘某进行孕早期唐氏筛查的全部项目存在过错，但其未参与原告刘某产前检查及患儿分娩的全过程，对缺陷儿的诊断及出生无决定作用，与缺陷儿出生无因果关系。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本案的陈述中提出在目前诊疗常规中，产前检查未强制性规定需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这只是医疗机构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不是司法鉴定的规范标准，不能改变客观因果关系的存在。综合以上分析，该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1、原告刘某自身因素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是主要因果关系，参与度为95%；2、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是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3、被告深圳恒生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无因果关系。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7316元。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单的备注中已有风险告知，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诊疗常规，是否仍须另行告知？《产前超声检查指南》中未见B超检查中需检查鼻骨，鉴定机构鉴定医方存在不足的依据是什么？该鉴定所于2018年10月30日函复称，一、本鉴定机构及本次鉴定项目是法医学鉴定，属自然科学范畴，是否违反法律、法规不是本机构职责范围，也不能通过司法鉴定来解决。有关诊疗常规是医疗行政机构的规定，不是司法鉴定的行要标准，我们已在鉴定意见书“分析论证”中加以表述,医疗行政或行业规定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为约束医疗机构和医疗从业人员医疗行为的规定，对司法鉴定人没有约束力，只能做为鉴定人鉴定行为的参考。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遵照执行不能违反，目的在于杜绝或尽量减少医疗损害的发生，但在医疗实践中并不能完全杜绝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我们认定过错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本案例院方的过错在于漏诊，意见书中的未告知也是造成漏诊的一个原因，应用现代医学科学的诊断方法（染色体核型分析）本可以解决的疾病诊断（唐氏综合症）问题，院方无论是疏忽大意，还是过于自信，擅自排除该种具有特定诊断意义的诊断方法，并造成“缺陷儿出生”的后果，是院方的过错，理应按该错在损害后果中所起的作用承担部分责任。二、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单中的备注不是真正意义的告知，有些专业术语及医学含义患者并不能完全领会，该备注不能起到告知的作用。三、备注中仅说明了筛查结果的医学意义和建议进一步做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并未提出唐氏综合征产前诊断的具体方法（如染色体核型分析）。四、唐氏综合征妊娠早期筛查包括孕妇血清β-hCG和妊娠相关蛋白A测定及超声检查（引自--全国高等教材第8版《妇产科学》第161-162页）。有条件的医院在妊娠9-14周开展胎儿颈项透明层和胎儿鼻骨检查以及严重胎儿畸形筛查（引自--全国高等教材第8版《妇产科学》第402页）。原告于2019年1月6日向本院申请对原告梁某1的伤残等级及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康复费进行检验鉴定，本院依法于2019年2月15日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3月11日函复我院称，其母体单位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与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均为深圳市卫人委及深圳市医管局所属医院，故申请回避；本院依法于2019年3月30日委托广东龙城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4月16日函复我院称，鉴于案件复杂性，对于该案件委托事项无法给出明确结论，给予此案退鉴处理；本院依法于2019年5月10日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5月21日函复我院称，因原告梁某1目前3周岁，仍属于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其精神智力状况及肢体功能障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变，目前法医临床对幼儿鉴定一般建议年满8周岁以后进行首次鉴定，故本次鉴定无法进行。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该根据医疗机构的过错大小、医疗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以及损害后果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本院已就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相关问题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进行检验鉴定，该所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原告刘某自身因素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因果关系，是主要因果关系，参与度为95%；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被告深圳恒生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梁某1出生缺陷无因果关系。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对此提出异议，鉴定机构已对被告的异议进行函复。本院认为，涉案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鉴定报告引用的规范及依据的病历等材料真实合法，本院对鉴定结论予以确认。故本院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案情，认定原告自身应当对其损失承担95%的责任，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被告深圳恒生医院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责任。关于原告损失的认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1、关于医疗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均有相应票据及用药清单等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刘某共支付产检费用3203.9元，原告梁某1共支付住院费用9388.86元、55185.73元（自费部分为10036.48元），故原告刘某的医疗费损失为3203.9元，原告梁某1的医疗费损失为19425.34元（9388.86+10036.48）。2、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原告梁某1两次住院共计16天（9天+7天），原告梁某1住院期间必然需要护理，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26元/年，即185元/天（66426元/年÷360天），原告主张按照200元/天标准计算护理费并未明显超过该范围，本院结合原告病情及本案实际情况，对原告该项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后续护理费、后续康复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按照100元/天标准计算后续护理费、按照200元/天标准计算后续康复费，以及按照10万元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上述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且就原告梁某1是否构成伤残尚未达到鉴定条件，暂无法进行鉴定，原告可待实际发生或达到鉴定条件后另行主张，本院在本案中暂不处理。4、关于鉴定费。原告刘某支付鉴定费17316元有鉴定意见书和转账凭证、鉴定费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费用予以确认。以上款项中，原告刘某共计20519.9元（3203.9元+17316元），原告梁某1共计19425.34元，原告主张超过本院认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应向原告刘某赔偿款项1026元（20519.9元*5%）、向原告梁某1赔偿971元（19425.34元*5%）。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1026元、原告梁某11131元；二、驳回原告刘某、梁某2、梁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87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3858元，被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负担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周  显  榕人民陪审员 陈  洁  珊人民陪审员 罗  祝  红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裕  梅书 记 员 莫睿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