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再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深溪村五星村民组猫猫窝处，注册号520302000107733。法定代表人：韩勇。委托诉讼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远东，男，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南，女，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系李远东之妻。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桥，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远东、李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黔03民终5672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黔民申163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友诚公司委托代理人谈谈、王劲松，被申请人李远东及李远东与李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友诚公司申请再审称：案涉的250万元是李远东基于增资需要而借款，原判决认为“李远东当时与友诚公司存在特定的关系及对友诚公司享有相应的权益，仅提供250万元汇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借款的合意”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就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判决将对250万元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友诚公司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将《债权债务承诺书》作为双方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凭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承诺书只是一份对外声明，只是表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过核算，并非内部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二审程序严重违法，原审已经通知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0月26日开庭，友诚公司准备二审开庭时提交新证据，但当天李远东未到，二审法官遂改期开庭，但截至收到二审判决书为止，二审法院并未再另行通知开庭，直接作出判决，二审程序剥夺了友诚公司的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友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李远东、李南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友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李远东、李南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1月17日每月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时止）。经一审法院查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09年时，被告李远东和原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韩勇是原告的股东，各占原告的50%的股份，且被告李远东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3日，原告的出纳韩莉代表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李远东在遵义市商业银行开办个人账户（账号：00×××20），并通过韩莉个人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2209020501020100792166于同日汇款70万元到前述账户内，韩莉在电汇凭证中书写汇款用途为借款，其又于2010年9月13日汇款30万元到前述述账户内，电汇凭证中书写的汇款用途为货款。2010年9月的6日、14日，被告李远东分别汇款70万元、30万元给原告，原告于被告李远东汇款同日分别出具收款凭证，收款凭证中均载明“收李远东投资款”。2010年10月8日，原告的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由股东李远东、韩勇各出资250万元，公司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同日，韩莉以被告李远东名义在遵义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办个人账户（账号：2209020501020100927169）。同年10月19日，韩莉代表原告用自己的账户分别汇款80万元、170万元到被告李远东的上述账户内；同日，被告李远东上述账户内的250万元又转回原告名下的账户内。被告李远东转账给原告250万元的汇款单，在原告增资验资时被作为被告李远东的增资依据。被告李远东的账号为2209020501020100927169的存折原件一直保存于原告友诚公司。2011年6月28日，被告李远东将其在原告的股份分别全部转让给韩勇、韩莉，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同日，李远东、韩勇、韩莉共同签署了《债权债务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一、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6月28日前的债权债务已经核算清楚，没有隐瞒，予以认可”。此后，原告的股东为韩勇、韩莉，韩勇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远东不在是原告的股东。韩勇、韩莉未按前述股权转让的约定向被告李远东支付完股权转让款，被告李远东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诉讼过程中，韩莉抗辩其分别于2010年9月3日汇款70万元、2010年9月13日汇款30万元给被告李远东，这100万元汇款系其出借给被告李远东，应当抵扣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2015年11月18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遵市法民商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首先，韩莉作为友诚公司的出纳，其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2209020501020100792166虽为个人开立，但该账户实质具有友诚公司公立账户的性质，韩莉从具有公司账户性质的账户分别于2010年9月3日、2010年9月11日汇给被告李远东的100万元，来源于友诚公司的备用现金，故韩莉认为该汇款100万元是借款的理由不充分；其次，韩勇、韩莉与被告李远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6月29日，转让合同载明韩勇、韩莉需支付被告李远东股权转让款32万元，双方未约定对韩莉主张的100万元借款进行抵扣，与常理不符；韩莉个人应支付给被告李远东的股权转让款为32万元，韩莉主张的借款100万元形成于2010年9月，但却又在2011年6月30日支付32万元给韩勇，让韩勇将该款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李远东，韩莉未提出抵扣，其主张与被告李远东之间存在100万元借款与实际的支付行为存在矛盾，与常理不符；再次，韩莉在二审庭审中认可其汇入被告李远东账户的100万元为友诚公司的钱，韩莉辩解只是因为友诚公司对外尚欠其他个人款项，韩莉、韩勇将友诚公司用于偿还其他个人的款项截留而用于出借给被告李远东，韩莉二审时改变一审时的陈述，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韩勇、韩莉未举证证明因自己的截留行为而产生的与友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综上，该院认定韩勇、韩莉认为其借款100万元给被告李远东的证据不充分，未予支持。该院对被告李远东关于“即使100万元借贷存在，主张与李远东存在借贷关系的也应是友诚公司，而不是韩莉、韩勇”的辩解予以采纳。（2015）遵市法民商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友诚公司遂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的诉讼，要求被告李远东、李南偿还韩莉代表友诚公司于2010年9月3日、13日汇给被告李远东1000000元及利息。在该民间借贷一案的庭审中，友诚公司陈述因友诚公司决定增资，被告李远东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增资款，遂向友诚公司借款100万元，该款即友诚公司主张的借款，被告李远东收到借资的100万元后，遂作为增资款支付给了友诚公司，并再由被告李远东自己出资150万元支付给友诚公司，因增资的程序需要，友诚公司在收到被告李远东支付的2500000元增资款后，由出纳韩莉分两笔（170万元、80万元）汇款给被告李远东，再由被告李远东汇款给友诚公司，完成增资程序。友诚公司称2010年9月13日汇款30万元给被告李远东的电汇凭证中的汇款用途系韩莉书写笔误，汇款用途实际为借款。2015年11月18日，就该民间借贷一案，本院作出（2016）黔030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友诚公司的诉讼请求。友诚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8月22月作出（2016）黔03民终2681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2010年9月的转账100万元款项发生于友诚公司增资之前，结合此后韩莉又向李远东转账250万元的事实，且该100万元李远东已于2010年9月的6日、14日汇款给友诚公司，故对友诚公司主张该10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此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债权债务承诺书已将2011年6月28日前的债权债务核清，对友诚公司关于该承诺书只表明双方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但不表示已结清，涉案款项即属于李远东应偿还债务的上诉理由，友诚公司即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承诺书亦未明确载明涉案款项属于李远东应偿还的债务，友诚公司即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黔03民终268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又提起本案诉讼，酿成诉争，且本案在庭审中，原、被告对韩莉用自己的账户于2010年10月19日代表原告分别汇款到被告李远东的账户内的80万元、170万元共计250万元是否是被告李远东向原告的借款即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这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的规定，借款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应以借款人有向出借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数额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为前提。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出纳韩莉于2010年10月19日分两笔汇款到被告李远东名下用于被告李远东向原告增加注册资本的250万元系被告李远东向原告的借款，被告李远东对该两笔款项系原告所有的资金及用该资金为其向原告增加注册资金的事实无异议，并辩解并非向原告借款用于增加注册资金，可见，对被告李远东收到原告的250万元，并以该款用于向原告增加注册资金的事实，原告和被告李远东均无异议。原告作为主张债权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其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被告李远东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义务，但在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前述250万元款项是被告的借款，仅提供了支付该250万元款项的汇款凭证，未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就该250万元款项的来源和组成，原告及其股东韩莉作出的陈述前后明显矛盾（如在被告李远东要求韩勇、韩莉支付股权转让款一案中，韩莉抗辩2010年9月3日、13日汇款给被告李远东的70万元和30万元系其出借给被告李远东的借款，并据此主张抵扣被告李远东的股份转让款；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民间借贷时，其主张被告增加注册资本的250万元由被告李远东向其借款100万元即前述韩莉抗辩的70万元、30万元借款和被告李远东自己出资150万元组成；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增加注册资本的250万元系韩莉用自己的账户代表其汇款到被告李远东的账户内，该250万元全部为其所有），就陈述的矛盾之处，原告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及提供证据予以排除，且基于被告李远东当时与原告的特定关系及对原告名下财产享有的相关权益，原告在仅提供支付该250万元款项汇款凭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有向原告借款意思表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李远东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即使原告主张的前述250万元款项与被告李远东之间在2010年时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在2011年6月28日，被告李远东向韩勇、韩莉出让全部股份时三方共同签署的《债权债务承诺书》已明确“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6月28日前的债权债务已经核算清楚”，从该承诺书形成原因及其文字和内容反映，三方共同签署该承诺书在于理清被告李远东转让其持有原告的全部股份后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经三方结算，出具该承诺书之时，被告李远东与韩勇、韩莉就原告对被告李远东当时享有的债权已结算清楚，并未明确原告就前述250万元款项对被告李远东仍享有债权，表明这之后被告李远东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韩勇、韩莉作为2010年向原告增加注册资本时的当事人、参与者，如该250万元借款存在，该二人应当明知，而该二人在受让被告李远东转让股份时，三方清算原告债权而不明确该250万元借款，这不符合公司经营及公司投资人的利益追求和受让股份的价值取向，也不符合常理；同时，在被告李远东转让持有的原告全部股份后，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或韩勇、韩莉就前述250万元借款向被告李远东主张过权利，而是在被告李远东向韩勇、韩莉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股份转让款之后才提出存在借款的相关抗辩和原告才提起相关诉讼，并结合原告及其股东在相关诉讼中的陈述和抗辩意见，原告向被告提起民间贷款的诉讼的目的在于阻击或抵消被告李远东要求其股东支付的股份转让款，而非积极主张债权。综上，即使原告主张的前述250万元款项与被告李远东之间在2010年时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在被告李远东向韩勇、韩莉出让全部股份即三方共同签署的《债权债务承诺书》时已结算清楚而消灭，因此，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因缺乏事实基础，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原告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一审宣判后，友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请求事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8行至倒数第3行“被告李远东收到借资的100万元后，遂作为增资款支付给了友诚公司……再由被告李远东汇款给友诚公司，完成增资程序”，上诉人不认同：一是该100万元是公司给李远东的借款，后因李远东无法完成自筹剩余150万元增资款后，李远东将100万元借款“归还”给公司，而不是“作为增资款支付给了友诚公司”，本案中一审判决如果认为该100万元是“增资款”的话，那李远东就仍然差公司100万元借款；二是李远东从未向公司交付过另外150万元增资款。2、原审判决书第6页第8行及第8页第2段中所称2011年6月28日“债权债务承诺书”不是有效法律文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消灭。3、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14行至第8页第7行“原告为证明前述250万是被告的借款，仅提供了支付该250万元款项的汇款凭证……本院不予认定，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李远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上诉人不予认同：一是上诉人提供了汇款凭证、2010年10月8日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而非判决书说的孤证；二是不论韩莉等股东在其他案件中如何陈述，不能代表原告的意见，即使有陈述不一致，也应以最符合客观现实和逻辑的事实为准，正是因为对某些事实有不同的陈述，上诉人才依法到法院来辨明是非、追寻真相。上诉人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并且被上诉人李远东自己也当庭承认没有用自己的资金支付过150万元或250万元，法庭对此重要自认事实并未引起重视，错误判决。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合意，一旦具备了借款的合意并履行了借款义务，对方也收到了所借款项，则债权债务成立，法律并无要求一定具备书面的借条，口头约定的借款依然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1、本案被上诉人李远东有借款的需求和动机。2010年10月8日，友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由原来注册资本500万元增加为1000万元，决定由公司股东韩勇、李远东各自出资250万元完成增资。但由于被上诉人李远东无自有资金完成增资，便口头向公司借款250万元，用于其个人完成公司增资。当时的公司另一股东韩勇鉴于①李远东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且大家都是公司股东，碍于股东、同事情面；②该笔借款是用作公司增资扩股，对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有利；③李远东提供其身份证原件并由公司会计去办理全部转账手续，无抽资风险情况，故同意了被上诉人李远东向公司借款250万元用于公司增资。2、本案被上诉人李远东向公司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开设银行账户用于接受公司提供的250万元借款资金，就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有借款合意的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远东收到了上诉人公司所借250万元的款项，有上诉人的汇款记录为证，且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该笔款项并用于了公司增资，那么双方的债权债务（民间借贷关系）就已成立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远东没有举证证明有相反或其他债务的事实，上诉人却提供相关证据链证明了汇款（借款）给被告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先推定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系民间借贷关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被上诉人应提出证据进行抗辩，抗辩理由成立的，再依法作出其他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转账的款项，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因此，法院应根据转账的时间、用途、资金汇款流向等诸多因素，依法认定双方之间的转账属于借款，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此外，被上诉人辩称该笔款项并非其真实借款意思，虽收到该笔款项，但并非其本人与上诉人之间进行沟通协商而借，被上诉人代理人虽有辩解称这是其在公司的投入所得，但同时也当庭承认其在公司增资时，并未用其他自有资金予以增资，事实上公司在增资前后多个年度都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何来分红。而从上诉人的举证来看，两次共计250万元的款项打入被告账户，被告在收到250万元后马上进行了公司的增资，有银行转账及验资报告、公司章程为证，如果被上诉人不知晓该笔钱的来源，却使用该笔钱增加了其股份金额（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其辩解就存在不合理之处。三、被上诉人李远东是收到公司借款250万元的受益者。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虽然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直接证明借款事实的书面证据，但是有股东会决议增资（借款原因）、汇款凭证（借款资金交付)、借款用于公司增资验资报告（借款用途）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远东欠公司借款25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在2011年6月举行股权转让时以32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进一步证明了李远东是向公司借款后的受益者的事实。四、其他问题。本案中，上诉人认为（2016)黔030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的陈述记载有误，主要基于下列事实和证据：本案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的银行流水资金往来上看，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会计韩莉与被上诉人李远东总共发生了有七次转账记录(其中四笔从公司转入李远东，另三笔从李远东转入公司)。2010年9月，上诉人公司决定增资，李远东口头向公司借款100万元，然后自筹资金150万元来完成增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李远东分别汇入30万元及70万元，但是由于被上诉人李远东无法自筹剩余150万元的资金，不能完成注册资本增资，于是李远东将该100万元归还上诉人（这四笔款项往来同样也没有书面借款合同，这表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过不写书面合同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第一次借款法律关系结束。在2010年10月8日再一次确定增资并召开股东会后，被上诉人李远东便向上诉人口头借款250万元用于增资。2010年10月19日上诉人的会计韩莉便分别汇入被上诉人账户170万元及80万元，当日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公司账户完成增资（被上诉人收到250万元借款再汇入上诉人账户内的250万元性质是注册资金增加，而不是还款，如果是还款，那该250万元就不应作为增资）：1、上诉人2010年10月19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金额250万元和公司增资被上诉人需出资金额相吻合；2、该250万元被上诉人在2010年10月19日收到后，于当日立即汇入原告公司账户用于增资验资报告，时间和资金用途也完全吻合。李远东、李南二审答辩：第一，完全认可一审判决的判决结果及其理由，同时坚持一审意见的观点；第二，对于上诉方的上诉理由及依据，即便从上诉方自己的书面上诉状来看都不能自圆其说，且完全站不住脚。在此仅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几个明显存在错误的地方发表如下意见：1、任何诉讼主张能够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前提和基础是有“客观事实”作为支撑，即我们通常所说“以事实为依据”。而在本案中，对于客观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诉人到底借没借钱给李远东，上诉方在上诉状中的表述是“不论韩莉（原告的代理人）等股东在其他案件中如何陈述，不能代表原告的意见，即使有陈述不一致，也应以最符合客观现实和逻辑的事实为准，正是因为对某些事实有不同的陈述，上诉人才依法到法院来辨明是非，追寻真相”。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韩莉的陈述不能代表上诉人，如果韩莉的陈述不一致，应当以最“像”的事实为准，正因为韩莉有不同的陈述，所以上诉人才请法院来告诉上诉人真相是什么？这是在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来起诉吗？上诉人连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借没借过钱，借过多少钱给别人，而是要法院来回答他，但在这之前上诉人却己经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诉讼请求提起了诉讼并要求法院给予支持。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表示不认可本案一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8行至倒数第3行的表述，但实际上上述表述是一审法院完全依据友诚公司（上诉人自己）在另一案件中的陈述照搬的。上诉人现在又不认可自己原来的表述，反而说是法院认定错了，实在说不过去。3、对于上诉人一审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代理人认为上诉人的证据是根本不足的。上诉人要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必须要证明存在借款的合意和提供款项的事实。但上诉人仅仅有打款的凭证，且考虑到李远东、韩莉、友诚公司之间当时的特殊关系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仅仅提供打款凭证肯定不能证明存在借款关系。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还存在所谓的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证据，实际上这些证据与借款关系是否存在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证据最多只能说明钱用于了什么地方？但并不能说用于这些地方的钱就是“借”来的。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经审查，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而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讼争的250万元是否系李远东向友诚公司的借款。对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之规定，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应以借款人有向出借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数额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为前提。而本案中，友诚公司仅提供了支付该250万元款项的汇款凭证，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李远东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第二，且就该250万元款项的来源和组成，友诚公司及其股东韩莉作出的陈述前后明显矛盾。如：在李远东与韩勇、韩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即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商初字第565号案件、本院（2015）遵市法民商终字第86号案件中，韩莉抗辩2010年9月3日、13日汇款给李远东的70万元和30万元系其出借给李远东的借款，并据此主张抵扣李远东的股份转让款；在友诚公司第一次起诉李远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1007号案件、本院（2016）黔03民终2681号案件中，其主张李远东增加注册资本的250万元由李远东向其借款100万元即前述韩莉抗辩的70万元、30万元借款和李远东自己出资150万元组成；在本案中，友诚公司主张李远东增加注册资本的250万元系韩莉用自己的账户代表其汇款到李远东的账户内，该250万元全部为其所有。就陈述的矛盾之处，友诚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及提供证据予以排除，且基于李远东当时与友诚公司的特定关系及对友诚公司名下财产享有的相关权益，友诚公司在仅提供支付该250万元款项汇款凭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李远东有向友诚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对友诚公司主张李远东有向友诚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即友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远东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第三，即使友诚公司主张的前述250万元款项与李远东之间在2010年时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在2011年6月28日，李远东向韩勇、韩莉出让全部股份时三方共同签署的《债权债务承诺书》已明确“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6月28日前的债权债务已经核算清楚”，从该承诺书形成原因及其文字和内容反映，三方共同签署该承诺书在于理清李远东转让其持有友诚公司的全部股份后与友诚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并经三方结算；出具该承诺书之时，李远东与韩勇、韩莉就友诚公司对李远东当时享有的债权已结算清楚，并未明确友诚公司就前述250万元款项对李远东享有债权，表明这之后李远东与友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韩勇、韩莉作为2010年向友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的当事人、参与者，如该250万元借款存在，该二人应当明知，而该二人在受让李远东转让股份时，三方清算友诚公司债权而不明确该250万元借款，这不符合公司经营及公司投资人的利益追求和受让股份的价值取向，也不符合常理；同时，在李远东转让持有的友诚公司全部股份后，没有证据证明友诚公司或韩勇、韩莉就前述250万元借款向李远东主张过权利，而是在李远东向韩勇、韩莉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股份转让款之后才提出存在借款的相关抗辩和友诚公司才提起相关诉讼，并结合友诚公司及其股东在相关诉讼中的陈述和抗辩意见，友诚公司向李远东提起民间借贷的诉讼目的在于阻击或抵消李远东要求其股东支付股份转让款，而非积极主张债权。综上所述，讼争的250万元系李远东向友诚公司的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友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原审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经审查，原一、二审对证据的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友诚科技公司在再审过程中另提交了贵州天正会计师事务所【2011】第144号验资报告、【2011】第B023号审计报告，遵义开元会计师事务所【2010】326号审计报告，证明2009年、2010年友诚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不可能进行分红；2011年6月28日所签订的债权债务承诺书中的内容只是为了完成验资的程序性需要而做出，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远东、李南质证称：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的条件，且亦不能达到被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对友诚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在本案原审诉讼之前产生，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且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友诚公司转账给李远东的25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及李远东是否具有返还该款的义务？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对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友诚公司主张该款系李远东向公司借款用于增资，但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友诚公司主张2010年10月8日，公司股东韩勇与李远东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友诚公司的注册资本500万元，二人各出资250万元，案涉款项即是友诚公司借给李远东用于公司增资的款项。但友诚公司仅提供了该股东会决议及公司向李远东账户转账250万元的转款凭证和李远东收到该款项后即将该款作为增资款转入公司账户的转帐凭证，但相关转账凭证的经手人皆为公司财务人员韩莉，李远东未向友诚公司出具任何凭证，且李远东对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亦予以否认。经本院向友诚公司释明后，友诚公司又未能提供该股东会决议的原件以供鉴定，故友诚公司仅以该转帐凭证及股东会决议来主张其与李远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证据不足。第二，友诚公司将案涉款项转给李远东及李远东将该款转回公司账户的时间均为2010年10月19日，李远东与韩勇、韩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在友诚公司的股份分别全部转让给韩勇、韩莉的时间为2011年6月28日。从常理分析，如友诚公司借款给李远东增资的事实成立，在李远东与韩勇、韩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不可能不将该笔款项列明，并在合同签订后实际向李远东支付部分转让款，且在李远东诉韩勇、韩莉支付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款之前，友诚公司亦从未向李远东主张过该笔借款；同时，韩勇、韩莉在该案中的辩解意见也与其在友诚公司之后另行起诉要求李远东偿还借款100万元的案件中的陈述相矛盾，明显与常理不符。第三，本案中李远东辩称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且公司增资的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性要求，在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时，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实际已达到1000万元，故当时办理公司增资手续时，皆由公司财务人员韩莉用公司账户及李远东的账户通过倒帐方式经手办理，并未实际另行增资。友诚公司对公司增资系因国家政策性要求而增资的事实及所有案涉款项均由韩莉经手操办的事实亦予以认可，仅辩称增资系实际另行出资。李远东的陈述与友诚公司认可的部分事实及案涉款项确系由友诚公司转账至李远东账户后同日即转回友诚公司的事实和李远东与韩勇、韩莉于2011年6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且韩勇、韩莉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李远东的该辩解意见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对于李远东是否负有偿还案涉款项的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友诚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友诚公司出借给李远东的借款，且其主张亦明显不符常理，故其主张李远东、李南应向其偿还给借款的申请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遵义市友诚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黔03民终567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吴梦吟审判员李成波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书记员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