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3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立芬，女，196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红，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泰临路078号。法定代表人：李传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国，山东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立芬因与被申请人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农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2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鲁民申723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王立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红、肥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芬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肥城农商行赔付本金375500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肥城农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王立芬与肥城农商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王立芬所持股金证与肥城农商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肥城农商行的工作人员使用股金证面向社会进行高息揽储，是为了规避金融管理制度。本案王立芬所办理的存取款程序和肥城农商行办理的其他存取款业务没有任何区别。已生效刑事判决对此也做了认定。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王立芬对使用股金证存款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存款本息的损失承担责任。肥城农商行工作人员使用股金证揽储，股金证上加盖了其公章，王立芬作为储户无从了解其内部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规定，肥城农商行管理不善，应对王立芬造成的存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肥城农商行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及二审上诉意见，驳回王立芬的再审请求。王立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肥城农商行赔付本金375500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刘静自1985年12月在肥城农信社工作，2000年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任职，2006年该储蓄所撤消，刘静至老城镇信用社工作。2014年5月11日刘静主动辞职，2014年5月23日肥城农信社党委会决定同意刘静辞职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刘静手持其原在肥城市信用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手写的山东农村信用社社员股金证，但故意隐瞒该股金证已不能使用的事实，向王立芬揽储375500元，取得该款后，刘静并未将上述款项交由肥城农信社入账。2014年4月刘静以将手写股金证换成机打股金证为由，从王立芬处骗回股金证，并由王立芬手抄存款记录一份。2015年7月刘静因诈骗王立芬等被害人，由肥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5万元，并责令刘静退赔239.2896万元违法所得。王立芬于2015年11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肥城农商行承担赔付责任。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部）于2009年11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股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一条规定：县级联社应集中统一管理股金，并指定相关部门专人负责，不得将管理权限下放至基层网点；第四条规定：严格按照规定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二次销号监督，严禁在空白股金证上预先加盖公章。肥城农信社于2008年已经将股金证交由营业部凭证管理员统一管理，股金业务均由客户本人到柜台办理，使用股金证时，由经办柜员向凭证管理员发起领用申请，凭证管理员向其调拨后再使用，刘静从未领取过股金证。庭审中，肥城农信社表示7日内提交股金证空白凭证领取手续及作废收回手续，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肥城农商行系于2016年5月18日由肥城农信社改制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刘静原系肥城农信社正式工作人员，其故意隐瞒手写股金证不能使用的事实，持股金证向王立芬等人吸收资金。股金证是合作金融下的产物，具有投资性质，不是严格意义的储蓄存款，王立芬与肥城农信社之间虽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但这仅能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以及肥城农信社不存在应当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但肥城农信社因其过错侵害了王立芬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肥城农信社虽称对其股金证严格管理，但并未提交证实当时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的股金证已经全部收回的证据，刘静仍能持有股金证揽储，这说明肥城农信社在股金证管理上存在严重过错，且这种过错是导致刘静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故肥城农信社应对损害结果的产生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存款业务应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ATM机进行，但王立芬却将存款交予刘静，且刘静当时在老城信用所工作，其持有的股金证加盖的却是橡胶厂储蓄所公章，故王立芬对于股金证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可以适当减轻肥城农信社的赔偿责任，肥城农信社对王立芬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立芬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已生效刑事判决已查明刘静骗取王立芬存款数额为375500元，故王立芬的损失为375500元，其关于支付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静虽已因其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书也已责令追赃，但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所涉事实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时，受害人就其未能追回的损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故对肥城农商行不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辩称，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肥城农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立芬损失262850元；二、驳回王立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32元，由王立芬负担2080元，肥城农商行负担4852元。王立芬、肥城农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时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刘静故意隐瞒其在肥城农信社向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手写股金证一不能使用、持有该股金证编造高息揽储存入肥城农信社的理由，骗取王立芬涉案款项的事实已为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肥城农商行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其主张的因涉案股金证灭失、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不能成立。关于肥城农商行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股金证作为农村信用社对认缴股金的社员签发的记载股金的证明，是社员所有权凭证和利益分配的依据，肥城农信社应严格管理，但其未举证证明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了严格管理，也没有妥善保管已经作废但加盖其真实公章的股金证，事发时，刘静作为其工作人员，持有已不能使用的股金证非法对外高息揽储，给王立芬造成了经济损失，而王立芬之所以将涉案款项交付刘静，与之前双方已多次从事股金证存取的事实和刘静所具有的工作人员身份密切相关。肥城农信社在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涉案股金证，并以此为凭证向王立芬吸收存款，这种过错是刘静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肥城农信社应对刘静给王立芬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关于王立芬是否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问题，高息拦储并非肥城农信社的业务范围，刘静向王立芬允诺的利率明显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对此一般理性人应是明知的，但王立芬为追求高息，对面临的风险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进一步促成了刘静诈骗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部分责任。关于王立芬主张的利息，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静和王立芬约定的利息应不予保护。山东银监局相关文件已批复肥城农信社中止时，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行承担。一审对王立芬损失的数额、责任主体和比例承担的认定并无不当。王立芬、肥城农商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32元，由王立芬负担2080元、肥城农商行负担485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1、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王立芬在本案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肥城农商行赔付其本金375500元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利息，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是因肥城农商行管理不善，给其储蓄造成损失，应赔付相应本金和利息。因此，王立芬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法律关系，原审亦据此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审确定的该案由正确。再审中，王立芬主张其与肥城农商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律关系，已改变了原审中的请求权基础，超出了原审范围，本院不予审理。2、关于王立芬主张的损失应如何负担的问题。原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依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信用社坚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入股自愿原则，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劳动者和集体经济组织均可入股。信用社的个人股、团体股，每股金额大小由中国农业银行省级分行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对1993年以前的股金，仍可执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和保息分红规定，并实行专户管理。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取消股金保息分红政策，实行按股分红的改革意见。据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股金经历了由退“股自由”“保息分红”向“分红”的政策转型。本案中，刘静自1985年12月起在肥城农信社工作，其在公安机关供述的长期使用股金中从事揽储业务，并把拉到的存款交至信用社，与上述特定历史时期内农村合作信用社的股金政策基本一致，在该政策下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已形成交易习惯。王立芬相信刘静可以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存款利率高于普通存款具有一定合理性，且肥城农商行未举证证明其已在当地广泛张贴公告公示原股金证作废，故无证据证明王立芬对此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刘静在公安机关对涉案股金证的供述与王立芬等对该股金证的描述基本一致，肥城农商行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肥城农商行辩称，2006年橡胶厂储蓄所已经撤销，刘静使用盖有该储蓄所印章的股金证进行揽储，王立芬没有认真核查有明显过错，但其无充分证据证明王立芬了解肥城农信社对其储蓄所如何进行内部管理的，因此，可以认定王立芬难以通过股金证上的印章发现刘静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刘静涉嫌诈骗犯罪一案的生效刑事裁判判令刘静退赔违法所，肥城农商行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立芬已获退赔，王立芬已否认收到退赔款，故应认定王立芬的损失包括本金375500元及相应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肥城农信社在对其原所属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涉案股金证，并以此凭证向王立芬吸收存款，是造成王立芬损失的主要原因，其应对375500元本金承担赔偿责任。刘静向王立芬等高息揽储的行为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规定。王立芬对当时存款利率较低应当是明知的，其为追求明显过高的存款利率，疏于向肥城农信社核实情况，亦有过错，但因其过错程度较小，应自行承担375500元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法院对王立芬损失的责任划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2296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二、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立芬损失375500元；三、驳回王立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932元，均由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兴军审判员  于爱军审判员  孔祥雨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卢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