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5民终17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乔顺格，女，197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军，河北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国，男，198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雷雷，河北华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志强，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任县。 原审第三人：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任县游雅街170号。 法定代表人：刘贵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民，男，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乔顺格因与被上诉人吴建国、原审被告张志强、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县通达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8）冀0526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乔顺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军，被上诉人吴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雷雷，原审被告张志强及原审被告任县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乔顺格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8）冀0526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未查清本案事实。原审判决“本院认定如下”称“对出租车购买协议不予采信，对出租车购买协议上是吴建国本人签字的事实不予认定；”以及对乔顺格四证人和手机信息均不予采信是错误的。首先，乔顺格无论在原审法院（2017）冀0526民初584号民事案件中还是本案中，其均提供了与吴建国于2011年7月24日订立的出租车购买协议，以作为主张出租车所有权的主要证据，吴建国均在两次诉讼中予以否认。在上次诉讼中，由当事人进行申请，任县人民法院委托，对吴建国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是吴建国本人签字。整个鉴定过程公正公开，吴建国在鉴定过程中未提出异议，本次诉讼就应该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第二、从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看，吴建国在本次诉讼中既然再次否定出租车协议上的签字，又不认可上次诉讼中的鉴定结论，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举证规则规定，其应承担举证证明签名不实的责任，但吴建国未履行举证义务。吴建国两次否定签名的陈述就应视为一种无证据支持的答辩观点，原审法院就应依法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以上可知，既然出租车协议是真实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另一个事实，即吴建国和第三人张志强的转让行为未经乔顺格同意，接下来就是如何判断吴建国和张志强的出租车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了。就本案而言，他们之间的转让行为不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情形，明显不存在善意和合理的对应价格。首先，吴建国与张志强的转让行为不是善意的。在原审诉讼中，虽然乔顺格的四个证人和其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但同时，这四个证人也距离案件事实最近，尤其是吴建国前妻乔某，距离案件事实最近，其他三个证人的证言符合生活常情，证明内容联系递进，结合吴建国与张志强的居住情况、友情的长时间性以及乔顺格提供的手机信息，足以认定他们之间行为的恶意。原审法院仅根据四证人和乔顺格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就不予认定证人证言，明显有失公正。从利害关系方面看，乔某不仅是乔顺格的妹妹，同时还是吴建国的前妻，吴建国孩子的母亲。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中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的规定，本案案情符合该款情形，当属无效。先从吴建国和张志强的关系层面看，二人相识多年又同住一个单元，生活距离近，彼此对对方的生活状态具备熟悉了解的客观基础和可能性，为其二人“恶意串通”提供了条件便利。其次，从乔顺格证据层面看，乔顺格有充分证据证明吴建国和张志强恶意串通，乔顺格三个证人证言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逐步递进。证人乔某系吴建国前妻，因感情不和离婚，她对吴建国以及张志强的个人情况都有着充分的了解，证言内容完全能够证实张志强对乔顺格和吴建国合伙购车这一事实了解。证人秦某、霍某的证言符合生活情势，进一步证明吴建国和前妻乔某多次争吵，二人及张志强多次当场劝架调解，张志强对乔顺格和吴建国合伙购车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错误适用合同法四十四条、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案诉争买卖出租车法律关系不是以登记为生效条件的标的，同时对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解错误。本案中，乔顺格就案情的基本事实提供了证据，即出租车买卖协议，吴建国不予认可，举证责任应分配给了吴建国。原审中，吴建国既不认可，又不申请重新鉴定，那么依据民诉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吴建国举证不能，理应认定乔顺格与吴建国的出租车买卖协议。2.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中，乔顺格提出了对吴建国与张志强转让出租车市值的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受理后，委托一家鉴定单位被退回后，未再重新进行委托，也未征求乔顺格的意见直接取消了委托，明显程序违法。 吴建国答辩称，一、其从未与乔顺格合伙购买出租车，也未签订过《出租车购买协议》，乔顺格主张吴建国与张志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说法不能成立。1.乔顺格为支持自己的诉请，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1年7月24日的《出租车购买协议》，以证实双方共同出资购车。但是，该协议是不真实的，“吴建国”的签名非其所签，这一点，有吴建国一审时提交的、在双方当事人因本案争议上一次任县法院诉讼时，经吴建国申请、任县法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2017］文书鉴字第905号《鉴定意见书》，可以证实。2.在905号鉴定意见作出后，乔顺格于该次诉讼中也提出字迹鉴定申请（鉴定机构：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编号：津天鼎［2018］文书鉴字第979号）。但此次鉴定，事先未通知吴建国，且样本的提取违反规范要求。依据司法鉴定技术规范ＳＦＺＪＤ020XXXX-XXXX《笔迹鉴定规范》第4部分5.2.1条之规定，提取样本应审查样本来源，确认样本字迹的书写人。该次鉴定比对的样本，非吴建国当场书写完成，也未经质证程序予以确认，故该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3.乔顺格一审时提交的证人证言，相关证人均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乔某系吴建国前妻，二人因感情不和于2016年6月28日协议离婚。基于此，上述证人所作的证言，带有明显倾向性，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4.吴建国未与张志强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吴建国与张志强系小区邻居是实际情况，但现实中，二手财产的交易，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乔顺格不能仅凭此，来主张吴建国与张志强存在恶意串通。更何况，假如张志强知道交易的车辆系二人以上共有存有争执的话，也不会花十余万元购买该车辆自找麻烦，这是生活常识。故，乔顺格主张吴建国存在恶意串通这一说法不能成立。5.乔顺格主张其于2011年7月24日出资12.2万元共同购买出租车以及吴建国向其支付经营利润和分割燃油补贴等情节，无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出资或接受款项；也未举证证明其根据《出租车购买协议》支付过任何车辆费用。故，乔顺格主张与吴建国共同购车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二、吴建国将案涉机动车转卖并完成交付，是基于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处分自有财产，该行为合法有效。吴建国转卖给张志强的出租车，系挂靠在第三人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进行营运，吴建国系实际所有权人。2016年5月5日，吴建国将该车卖于张志强，并于同日完成交付，吴建国与张志强共同到通达公司办理了实际所有人变更手续。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自交付完成时起，动产物权的转让即发生效力。故，该机动车仍登记在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人已变更为张志强。请依法驳回乔顺格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张志强称，一、其与吴建国之间车辆转让是合法转让，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吴建国与张志强订立车辆转让是合法有效的事实清楚，二审应予以认定。在转让时，张志强审查了吴建国与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吴建国为车辆产权人，无其他个人共同共有。且在转让后，张志强与吴建国共同到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公司签订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并依法向吴建国支付了转让款。故张志强与吴建国之间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乔顺格所称的张志强与吴建国恶意串通不是事实，依法不能成立。二、乔顺格与吴建国之间纠纷无论真假，均与张志强无关，张志强是善意取得。乔顺格与吴建国之间纠纷，张志强是在乔顺格起诉后才得知。乔顺格还于2016年将冀Ｅ×××××车辆非法扣押，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已提起诉讼。张志强认为依法应驳回乔顺格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任县通达公司称，一、其公司是依法成立的出租车运营企业，在本案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中，其公司与乔顺格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公司与乔顺格之间不存在租车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二、本案所涉冀Ｅ×××××车辆，在2011年其公司与吴建国签订承包经营协议，车辆产权、转包权归吴建国。2016年5月，经吴建国、张志强一致同意，并经其公司审查符合变更承包经营协议条件，其公司与张志强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将其公司与吴建国承包经营协议作废。现其公司认可张志强为其公司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任县通达公司认为应依法驳回乔顺格对其公司的诉讼。 乔顺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吴建国与第三人张志强的冀Ｅ×××××吉利金刚出租车转让行为无效；2.吴建国履行出租车购买协议，给付原告乔顺格应得燃油补贴9700元、利润20000元，共297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吴建国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吴建国对乔顺格提交的出租车购买协议不予认可。该协议在任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的（2017）冀0526民初584号，乔顺格诉吴建国、张志强、通达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质证过。任县人民法院依乔顺格申请调取了上次庭审的庭审笔录和鉴定书及相关证据。吴建国对进行鉴定的样本“今收到”“任县通达出租车2013春运工作责任状”“营运合同”均不予认可，该样本没有被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任县人民法院对出租车购买协议不予采信；对出租车购买协议上是吴建国本人签字的事实不予认定；2.证人乔某系吴建国前妻，是乔顺格妹妹，与乔顺格有利害关系。证人在与吴建国协议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没有提出，现又作证证明吴建国和乔顺格曾经合伙购买出租车，有悖常理，且也没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吴建国和乔顺格签约的具体事实，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3.证人秦某和乔顺格是表姐弟关系，与乔顺格有利害关系，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4.证人霍某和乔顺格是姑舅关系，乔顺格是其姐姐，与乔顺格有利害关系，又无亲眼见到吴建国和乔顺格双方签订合伙购车协议的事实，仅系听说，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5.吴建国对乔顺格提交的手机短信内容真实意思有异议，该短信无法证明发送和接收的具体人是谁，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吴建国将自己所有的挂靠于第三人通达公司的冀Ｅ×××××号吉利金刚出租车，经和第三人张志强协商一致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变更登记，是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因原告乔顺格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乔顺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3元，由原告乔顺格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2013年1月23日，吴建国与任县通达公司就车型为吉利金刚二代、车牌号为冀Ｅ×××××号车挂靠于任县通达公司名下进行营运达成协议，其中约定:营运合同期限为8年，经营范围为任县客运出租，合同执行期从2011年8月16日起，2019年8月16日止。其中还约定：在合同期限内，车辆产权归吴建国所有，其在合同期内可以自由转包车辆，雇佣司机。合同期满后，车辆残值归吴建国所有，出租车客运经营权归通达公司所有。在下轮的经营期限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与原车主签承包合同等。 2016年5月5日，吴建国与张志强就上述车辆达成买卖协议，将该车以115000元卖与张志强，仍挂靠在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进行营运。吴建国称，同日，其与张志强完成车辆交付，并共同到通达公司办理了实际所有人变更手续。任县通达公司对吴建国与张志强之间就冀Ｅ×××××号车的买卖行为予以认可，并认可张志强现为冀Ｅ×××××号车的实际所有人。 2018年9月18日，乔顺格起诉，请求判决认定吴建国与张志强的冀Ｅ×××××吉利金刚出租车转让行为无效；吴建国履行出租车购买协议，给付乔顺格应得燃油补贴9700元、利润20000元，共29700元。乔顺格起诉依据的是其所称的2011年7月24日，其与吴建国签订的出租车购买协议。 本院认为，就车型为吉利金刚二代、车牌号为冀Ｅ×××××号车挂靠于任县通达公司名下进行营运，吴建国本人与任县通达公司之间有协议。2016年5月5日，吴建国与张志强就上述车辆达成买卖协议，将该车以115000元卖与张志强，但仍挂靠在任县通达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进行营运，任县通达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吴建国与张志强就上述车辆达成的买卖协议，应是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乔顺格上诉称吴建国与张志强恶意串通，张志强不是善意取得，应认定其双方之间的买卖协议无效，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至于冀Ｅ×××××号车是否是乔顺格与吴建国共同购买，乔顺格所称的2011年7月24日，其与吴建国签订的出租车购买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乔顺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3元，由上诉人乔顺格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兵 审判员 尚好勇 审判员 郭宏平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范晓晓 书记员陈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