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玉棠，男，195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盛祥，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兴隆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康乐楼。负责人：何建文，社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负责人：何桂全，社长。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夏琳，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九佛中路978号。法定代表人：陈就沱。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平，男，196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系该司员工。上诉人何玉棠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兴隆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隆经济社”）、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何棠下联社”）、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玉棠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三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征地青苗补偿款4059000元、奖励款330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利息自2010年1月17日起至款项支付完结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每年4.9%计算。征地面积110亩，青苗补偿每亩36900元，奖励每亩3000元），合计：4389000元；3.本案及原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其一，上诉人向法院申请了调查取证，涉及单位有九龙镇政府维稳中心、被上诉人谷城公司等单位，涉及的调查取证内容是上诉人信访的资料笔录、谷城公司在征地时的勘测详细图纸等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资料，由于这些证据对查清本案至关重要，且持有的单位都不愿意直接向上诉人出示这些资料，所以才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在收到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后一直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也没有调取相应的资料。其二，在庭审时只有一名陪审员出庭，另一名陪审员没有出庭参加庭审活动，这是违反开庭程序的法律规定。以上两点是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2.上诉人认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恢复当时社会环境问题，复苏农业生产，1983年11月上诉人根据当时的生产大队组织对涉案林地进行投标承包耕种，由于年代久远，且当时没有完善的合同制度，所以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时只有交承包款的收据，没有相应的承包合同，这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和条件是吻合的。在原始交费凭证上还有当时大队干部的签名，且开庭时，两位当时的干部（何伯秋、马爱玲）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确实是承包了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取得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的论断是错误且空洞的，原审法院没有评价原始收据的法律效力以及证据链的证明力，只是笼统一句说证据不足，这是没有说服力且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和标准衡量30多年前的我们国家的客观史实。再有，九龙镇政府2011年1月24日出具的萝九信20100630223号《关于何棠下村村民何玉棠青苗补偿问题的回复》中第三条明确，棠下村及兴隆合作社对上诉人承包杉山事实无异议。3.关于承包期限的问题。上诉人从棠下大队处取得涉案的林地的经营权，时间为1983年11月，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文件，均鼓励社员开山造林并长期使用，对山林等种植树木，由该种植人永远所有。而被上诉人所称的20年不足以该林地的树木成长，更不符合林地的实际经营年限规定。上诉人提交的《合同》证明上诉人曾经聘请人员看管承包山林，且合同期限是从1985年5月26日至2005年12月31日，而上诉人承包交费的时间是1983年11月5日。如果承包期是20年，上诉人根本无需聘请人员看管到2005年底。出庭作证的人员也证实当时大队发包涉案土地时就说明期限时30年，结合当时中央和地方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这些证言是真实可采信的，但是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对证人证言在没有说理的前提下笼统地不予采纳，以现行法律法规来确定当时的法律行为，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于涉案土地的权属转移没有查清，涉案土地在30多年前由棠下大队发包的，权属如何转移到兴隆合作社的，查明该事实才有利于查清上诉人的承包期限。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辩称，一、一审认定我方与何玉棠不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何玉棠提供83年的《收据》、85年的《合同》《证明-关于棠下村投标承包拔谷归仓杉山的说明》《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其承包了我方的土地，业务费证实承包土地的位置、面积、承包期限等。1.83的《收据》仅写了“投拨谷归仓杉山”，对何玉棠主张的承包关系、承包面积及期限，无任何证明作用。兴隆经济社并未收到该300元，多年来也未收到何玉棠交纳的任何承包款。2.我方从未对涉案土地进行过种植、管理，也没有聘请何洁贤进行种植、管理。其提供85年《合同》，显然与涉案土地多年来使用情况不符。何玉棠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其并未支付过任何费用给何浩贤。若何玉棠确有对所投杉树进行管理，这么多年为何并无采伐？并无收益？何浩贤又怎么会在无任何收益的情况下，多年无偿为何玉棠管理树木？显然不符合常理。可见，该85年《合同》并不真实，就算假设当年确有签署该合同，双方也从未履行过。根据我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4《关于何浩贤反映未收取青苗补偿款问题的复函》，可证实何浩贤曾对涉案土地中的几个地块主张青苗补偿款，认为自己是青苗权属人，也可证实何浩贤否认其是何玉棠聘请。3.《证明-关于棠下村投标承包拔谷归仓杉山的说明》《承包棠下拨谷归仓杉山地界邻证明》《铲拨谷归仓杉山山界证明》既非书证，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要求，无法起到任何证明作用。具体质证意见见一审阐述。4.何伯秋、马爱玲二人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且并未能证实我方与何玉棠之间存在承包关系及承包期限、承包土地的位置、面积。（1）何玉棠在一审开庭审理时才突然提出申请证人出庭，程序不合法；（2）证人身份不明，当庭及庭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二人的身份及与本案的关联性；（3）根据二人自述，其在80年代为棠下大队的干部，何玉棠当时也是大队干部，故二人与何玉棠具有利害关系，证言证明效力较低；（4）根据二人在一审的陈述，只能说明当年何玉棠投了杉树，无法证实到底投杉树的面积是多少和具体位置在哪里，也无法证实“投树”就是形成了承包合同关系。（二）根据何玉棠一审提交的《山地测量图》，其主张的110亩土地包括了土名为“石仔坳”、“初香户窜”、“交椅树窜”、“飞鼠形”四个地块，还包括了集体山坟等。而83年《收据》中仅写明“投拨谷归仓杉山”，《收据》中“土名”与其主张并不相符。（三）我方提交的《岭地承包合同》证实我方在1999年就已将土名为“拨谷归仓”岭地发包给案外人淡建军。（四）本案中的林木本就是集体种植，并非何玉棠个人种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文件精神，当时主要是以社队造林为主，集体造林权属永远归集体，即使是个人出力造林，也只能得工分获取得间作收入或按树木收益比例分成，不可能将收益全部归个人所有，集体造林后的林木权属更不可能归个人。二、一审认定何玉棠无权获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如前所述，我方与何玉棠并不存在任何承包合同关系，何玉棠多年来从未对涉案土地进行任何种植、管理，也没有委托他人进行种植、管理，即使涉案土地上有杉树、松树等木材，也是集体种植应属于集体所有，我方无权要求青苗补偿及奖励款。（二）就算假设我方与何玉棠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何玉棠主张100%青苗补偿也与征地政策不符。根据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7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最高限价《补偿说明》第七条第（2）点，对于集体种植的树木、青苗补偿何玉棠也只能占20%，由集体占80%。（三）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二十几户兴隆社社员在涉案土地上开荒种植，投入种植了多种果树，根据“谁种谁收”的原则，青苗权属十分清晰，并无争议。涉案约110亩土地已基本落实了青苗补偿问题，各青苗权属人均已领取了补偿款。何棠下联社单独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何棠下联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1.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兴隆社，并非联社；2.征地单位根据《征地补偿协议》支付征地综合补偿费后，联社已按规定将全部征地综合补偿费（含青苗补偿费）转给兴隆社，由兴隆社负责将青苗补偿费发放青苗权属人。因此，联社并非补偿主体，何玉棠要求联社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何棠下联社在征地过程中严格履行相关职责，无任何过错和责任。谷城公司辩称，同意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的意见。何玉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谷城公司连带向何玉棠支付征地青苗补偿款4059000元、奖励款330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自2010年1月17日起至支付完结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每年4.9%计算，征地面积110亩，青苗补偿款每亩3.69万元，奖励款每亩3000元）,合计438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谷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玉棠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迎丰第二经济合作社的集体成员，何柳清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光明经济合作社的集体成员。上世纪80年代初，原棠下大队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与山林交集体成员开荒。1983年11月5日，何玉棠参与涉案土地的开荒并缴纳了300元，收据盖章为“广州市郊区九佛人民公社何棠下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何玉棠并未签订承包合同以及约定承包期限与范围，此后何玉棠未再缴纳承包款。1985年5月26日，何玉棠、何柳清（甲方）与何浩贤（乙方）签订合同。合同载明：“甲方所投标本乡坳岗处的山岗（即飞鼠形、胶椅树窿及石仔坳）的所属杉苗树木，由乙方看守管理，看管期为二十年（即由1985年5月26日至2005年12月31日止）。看管期间（即期满前）所得收入和支出，甲乙方各占一半即对半分成和对半支出。”1999年12月1日，兴隆经济社与淡建军签订岭地承包合同并经政府审批，合同承包期为39年（1999年1月1日至2038年1月1日止），其中拨谷归仓岭地8亩，承包款为70元/亩/年，管理费为30元/亩/年；胶椅树水田3亩，每年每亩缴纳150千克干稻谷或折现人民币交付。2010年1月17日，广州科学城北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以下简称北区办）、何棠下联社（乙方）、兴隆经济社（丙方）与广州市业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丁方，以下简称业升公司）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甲方征收丙方土地710.642亩，甲方按照12.3万元/亩标准向丙方支付包括青苗补偿款在内的综合补偿款共计8740.897万元，其中40%用于支付青苗补偿款；另甲方按照3000元/亩标准向丙方支付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权属人奖励款，由丙方支付给配合完成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确认的权属人；业升公司作为代业主会同乙方、丙方清点、丈量、核算和确认青苗、鱼塘、一般附着物。兴隆经济社收到上述补偿款以及奖励款后未向何玉棠发放。2010年6月，何玉棠向原萝岗区九龙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维稳中心）反映其他村民领取了何玉棠所承包山地的青苗补偿款的事宜。8月30日，维稳中心函复何玉棠，相关处理并无不妥。何玉棠不服，向原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龙镇政府）反映。九龙镇政府组织各方协调未果并在2011年1月24日函复何玉棠。2011年5月31日，何玉棠向广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报警，称坳岗（拨谷归仓）山地被非法开发，该局调查后函复相关开发手续齐全；2012年7月31日，何玉棠再次向该局报警称上述地块被非法砍伐，该局调查后函复称相关人员已办理砍伐手续。后何玉棠、何柳清、冯贵添以及何菊香在2016年先后到九龙镇政府以及广州市黄埔区信访局信访，相关部门以何玉棠信访内容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信访事项为由不予处理。在何玉棠立案前，涉案土地已平整、建设。根据《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心区征地工作指引》以及附件《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最高限价》规定了各类青苗的最高补偿单价，其中“在山上种植的各类竹林、经济林、树木林，或在林中混合种植各种水果（不论密植多少棵均按此档核算）”，单价为“3.5万元/亩”；另该附件补偿说明第七条“持有承包协议或合同（或公开投标）的原集体种植下来的大龄果树、竹园或其他经济作物（含山地和水田），承包期未满的，青苗补偿分成按以下办法执行：（1）有协议或合同规定的，按协议或合同规定条款执行；（2）协议或合同没有规定或说明的：承包者占20%，集体占80%；（3）承包后种植的农作物补偿给承包者，如有协议或合同条款规定的，按协议或合同条款执行。”何玉棠在庭审期间向一审法院申请何伯秋、马爱玲出庭作证，以证实其承包事实以及承包期限为30年。因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谷城公司对证人证言内容不予确认，而且何玉棠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及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何玉棠的诉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何玉棠与兴隆经济社是否存在承包关系以及青苗补偿款与奖励款的归属。一审法院认为：一、何玉棠与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谷城公司争议的内容属于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所谓标准，是指规范性文件，因此若当事人对征地单位所适用的青苗补偿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争议的，应通过行政方式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何玉棠、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谷城公司对于征地单位所依据的《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心区征地工作指引》及其附件《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最高限价》规定的青苗补偿标准并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青苗的种类、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以及分配,双方争议的属于事实而非针对规范性文件，故何玉棠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可以审理。二、何玉棠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青苗补偿款是征收人基于青苗所有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对青苗权属人的补偿，是青苗权属人的合法财产，并不以青苗权属人的请求为前提。何棠下联社、兴隆经济社作为集体组织，只是协助北区办核发青苗补偿款。何玉棠与兴隆经济社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青苗所有权的争议未有定论，而用益物权以及所有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在前述权利争议解决之前，何玉棠是否获得对兴隆经济社的青苗补偿款的请求权无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何玉棠对兴隆经济社主张青苗补偿款的请求权前提并未成就，故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尚未发生。三、何玉棠与兴隆经济社不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玉棠主张其与兴隆经济社存在承包合同，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玉棠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亦无法证实其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承包面积包括其主张的已被征收的110亩土地以及何玉棠已在涉案土地上开展合法种植行为。四、何玉棠无权获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如前所述，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以用益物权以及青苗所有权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征地补偿协议的约定，青苗奖励款属于对青苗所有人的补偿。何玉棠主张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应就其享有被征收土地的用益物权以及地上有属于其所有的青苗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何玉棠未能举证证实其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兴隆经济社均不承认何玉棠在涉案土地上合法经营并种植树木。何玉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故对其主张的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不予支持。谷城公司并非征地补偿协议以及土地承包关系的当事人，何玉棠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何玉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912元由何玉棠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何玉棠是否能取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青苗奖励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及征地补偿协议中青苗奖励款属于青苗所有人的补偿的约定，何玉棠主张其应取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青苗奖励款，其应对其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及地上青苗的所有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收据以及与案外人何浩贤的合同仅能证明何玉棠参与了村里集体土地的开荒，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承包涉案土地的期限为30年，承包面积包括已被征收的110亩土地以及其在涉案土地上开展了合法种植。因此，在何玉棠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玉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912元，由上诉人何玉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何美婷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