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112行初790号原告王广珍，女，1962年7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杜春珲，男，1990年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褚兰英，女，1928年5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波，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理人龚道安。委托代理人朱一云，女。原告王广珍、杜春珲、褚兰英要求确认上海市公安局追缉、怠于救助行为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广珍、杜春珲以及委托代理人杨波，被告上海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朱一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本案中受害人为杜国有,原告王广珍系其妻,原告杜春珲系其子,原告褚兰英系其母。2017年5月16日10时22分许,杜国有驾驶牌号为“沪AZXXXX”的小型专用客车搭载郑作耿由西向东行驶于延安高架路,经与南北高架路车流汇入口时,遇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高架支队二大队警务人员现场执法,因其压线行驶未停车接受查处,现场执法警员闵思杰便驾驶牌号为“沪B5XXXX警”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进行追赶。杜国有见有交警追赶,便加速行驶,闵思杰亦加速追赶,两车经过约两分钟的追赶,于10时25分许,杜国有驾驶的车辆行驶至普安路延安东路路口处向东右转弯时,车辆撞击延安高架西藏路南侧下匝道的防护墙后继续向东行驶,并再次撞断隔离护栏驶入路口东南侧的人行道,撞断的隔离护栏与正在该处人行道上进行清扫作业的张恒喜发生碰撞,闵思杰见状便驾车离开了现场。事故造成杜国有、郑作耿受伤,高架防护墙、人行道隔离栏、人行道上绿化带损坏,后杜国有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后经黄浦区公安分局接待,告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原告遂于2017年11月29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XXXXXXX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计50万元,以上赔偿金额总计为XXXXXXX元。然而,被告受理后,于2018年2月8日作出沪公赔决字[2018]001号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赔偿申请。原告认为闵思杰作为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驾驶机动车追缉,违反《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且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不履行救助职责,造成杜国有死亡的事故,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已属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告有权获得国家赔偿。原告遂于2018年4月13日依法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8)沪7101行赔初11号判决书。后原告上诉于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法院释明,原告撤回上诉及起诉,三中院作出(2018)沪03行赔终16号裁定书。现原告起诉至法院：1.要求确认本案中被告交警的追辑行为违法；2.要求确认本案中被告怠于救助的行为违法；3.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XXXXXXX元。被告上海市公安局辩称，本案中杜国有不服交警执法，造成了事故并死亡，应该由其自行承担责任。被告所做的行政行为与杜国有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以及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1.国家赔偿申请书、信访转交单；2.录音笔记录；3.交警GPS轨迹；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5.国家赔偿决定书；6.邮寄凭证；7.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经质证，对上述证据，原告认为，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之前有组织过两次开庭，之前庭审提供的录音笔记录与本次提交的录音笔记录有不同，时间上有变化。该录音笔记录交警查处本案的起因是杜国有实线变道，并不是其他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中记载的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没有异议，对最后事故的认定有异议，交警是本起事故的参与者，但是最后没有对交警的责任进行认定。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是因为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而撤回起诉。对于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对其余证据无异议。庭审中，原告出示了以下证据：1.国家赔偿决定书；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4.三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杜国有何时死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的杜春珲的死亡时因为被告的追辑导致的。其他证据无异议。综合庭审质证意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王广珍、杜春珲系杜国有之妻、子,原告褚兰英系杜国有之母。2017年5月16日10时22分许，杜国有驾驶牌号为沪AZXXXX小型专用客车，在本市延安高架与南北高架交汇处，因涉及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二大队执法交警闵思杰要求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杜国有未听从交警指挥，径直驾车驶离。交警遂驾驶牌号为沪B5XXXX警二轮摩托车跟随该车沿本市延安高架-延安东路-西藏南路-金陵中路-普安路行驶。10时25分许，杜国有驾驶车辆沿普安路公交专用道由南向北行驶至延安东路路口向东右转弯时，车辆撞击延安高架西藏路南侧下匝道的防护墙后继续向东行驶，并再次撞断隔离护栏驶入路口东南侧的人行道，撞断的隔离护栏与正在该处人行道上进行清扫作业的张恒喜发生碰撞。交警报告总台“延安路西藏路地面叫黄浦和120来一趟”，总台回复“叫他们自己打110”。同车乘客郑作耿拨打110、120，闵思杰告知乘客事发地址。后杜国有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对事故调查及司法鉴定后，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沪公(黄)交认字[2017]第XXXXX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杜国有驾驶机动车进入公交专用车道内行驶，属违法行为；2、杜国有驾驶机动车在转弯时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30公里，属违法行为，认定杜国有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后原告王广珍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1,764,820元。被告于2018年2月8日作出沪公赔决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王广珍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王广珍对该决定不服，于2018年4月13日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为1,764,820元。同年9月11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广珍的诉讼请求。之后，王广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年11月1日，该院作出行政赔偿裁定：准许上诉人王广珍撤回上诉，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视为撤销。之后，本案三原告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当事人有权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并造成当事人的损害，且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应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交警执法时发现杜国有具有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在要求其停车无果的情况下驾驶摩托车追随，该行为系交警正常履职行为，杜国有在应停车接受巡查的情况下仍加速行驶将近三分钟后造成事故，后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部门认定杜国有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的追赶行为并不存在侵犯杜国有合法权益的情形，与该事故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告主张交警驾车追缉行为违法，致使杜国有死亡从而应当获得国家赔偿，并不成立。同时，根据事发录音笔记录，事故发生后，交警及时报告了总台，在同车乘客郑作耿拨打110、120时及时告知事发具体地址，已尽合理救助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广珍、杜春珲、褚兰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广珍、杜春珲、褚兰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崇毅敏审 判 员  陆云霞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郜 舒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