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038号 原告：徐月荧，女，198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赵会泉，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日超、李伟光，该大队民警。 原告徐月荧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行政强制措施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月荧的委托代理人曹华东，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的委托代理人李伟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月荧诉称，原告2018年11月3日下午14时40分左右驾驶自己所有的粤Ａ×××××宝马小汽车由北往南行驶，当从在荔新路新塘供电局路段荔新路西侧车道掉头时，除提前打了转向灯外，还减速行驶，礼让直行在荔××路由××北的机动车先行，在已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了掉头行驶，进而逐步移车到最右侧正常行驶，接下来变道右拐向辅路时也是提前有打转向灯的，也是正常速度右转变道的，没有任何急刹车的行为。此说明原告驾车掉头及右转变道离开主道的行为均无违章或违纪行为。但被告却认为原告所驾驶的车后面发生了一起摩托车载人倒地的单方事故系与原告驾车有因果关系为由，以编号为4401243601278213［800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对原告的粤Ａ×××××小汽车及行驶证予以扣留。原告认为被告认定原告有违章违纪驾车行为，且与后面发生的摩托车载人倒地单方事故存在着因果关系是错误的，也是无任何证据可予以佐证的，其对原告所实施扣车及扣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2018年11月5日对原告粤Ａ×××××小汽车及行驶证予以扣留的行为（4401243601278213《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辩称，一、我队适用强制措施扣留原告驾驶的事故车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2018年11月3日15时许，“110”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在荔新大道汇景酒店旁往増城方向，见到一名女子被车撞倒受伤，不清楚什么车撞的，需要救护车。接到警情后，我队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处置勘验，因收集证据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扣留原告驾驶的粤Ａ×××××号事故车辆，并开具第440124360127821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原告。事故发生后，我队民警经调查取证查明：2018年11月3日14时50分许，徐松泉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悬挂68K22号牌两轮摩托车，搭载侧坐的李华英沿增城区荔新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事故路段，遇徐月荧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增城区荔新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至往右变更车道时，采取刹车措施致使乘车人李华英从车上跌落，造成李华英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17日，我队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检验鉴定、视频监控资料等证据，依法作出穗公交增认字[2018]第4401831201800005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徐松泉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徐月荧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华英不承担事故责任。当事人徐月荧对事故认定不服，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9年1月16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穗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025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穗公交增认字[2018]第4401831201800005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责令増城交警大队对事故重新调査、认定。2019年1月23日，我队经重新调查后对事故作出第440183120180000504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徐松泉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徐月荧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华英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本案中，原告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我队民警因收集证据需要，依照交通管理法律法规，适用强制措施扣留原告人徐月荧驾驶的事故车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3日14时50分许，案外人徐松泉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悬挂68K22号牌两轮摩托车，搭载李华英沿广州市增城区荔新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丰华东路进增城区荔新大道东24米处，遇原告徐月荧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荔新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往右变更车道，徐松泉采取刹车措施致使李华英从车上跌落，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民警到场处置勘验，因收集证据需要，被告于同年11月5日作出第440124360127821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扣留原告驾驶的机动车以及车辆行驶证。原告对上述强制措施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8年11月6日，被告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粤Ａ×××××号小型轿车的转向性能、制动性能以及灯光性能进行检验鉴定，同年12月4日，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结论为粤Ａ×××××号小型轿车制动性能、方向系性能以及灯光系性能均为合格。 再查明，2018年12月14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2018）粤0118财保451号《民事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事项为扣押被申请人徐月荧所有的粤Ａ×××××号小型汽车一辆。保全期限（二年），自2018年12月14日至2020年12月13日止。 又查明，2018年12月17日，被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松泉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月荧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李华英无责任。原告不服，申请复核，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认为被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责令被告重新调查、认定。2019年1月23日，被告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松泉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月荧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李华英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 以上事实，有警情信息表、受案登记表、事故现场图、事故现场照片、强制措施凭证、车辆、驾驶人信息查询、当事人陈述、当事人笔录、检验鉴定委托书、检验报告、协助执行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交通警察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本案中，案外人徐松泉驾驶的摩托车在与原告驾驶的涉案车辆相遇时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基于收集证据的需要，作出本案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车辆并及时对车辆委托进行检验鉴定，被告对原告车辆的扣留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强制措施凭证中扣留车辆内容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作出的本案强制措施凭证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法律适用不准确，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本院对该瑕疵予以指正。关于被告对原告车辆行驶证的扣留行为，上述法律规定均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并无关于扣留车辆行驶证的规定，因此，被告在本案中以收集证据需要为由扣留原告车辆行驶证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作出的强制措施凭证中扣留行驶证的内容依法应予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1月3日扣留原告车辆，2018年11月6日至2018年12月4日为检验鉴定期间，依据上述规定，扣留车辆的时间不包括检验鉴定期间，因此，至2018年12月14日被告收到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时，其对于原告车辆的扣留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自2018年12月14日开始，被告对于原告车辆的扣留转变为协助执行行为，本院对其后的扣车行为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2018年11月5日作出的第440124360127821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扣留行驶证”的内容； 二、驳回原告徐月荧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负担。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员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谢见日 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