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2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山东省金乡县青年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MA3C836E8F。法定代表人：宋旭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世猛，男，198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本行职工，住山东省金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东丽，女，198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金乡县王丕镇王丕庄村北大街6-1号，现住金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士艳、吕忠良（实习），山东郭鲁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秀玲，女，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金乡县。原审被告：韩翠红，女，197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金乡县。原审被告：李娟，女，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金乡县。上诉人山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乡农商行）与被上诉人江东丽，原审被告孙秀玲、韩翠红、李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鲁0828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金乡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18日，本院作出（2018）鲁08民终400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19年3月6日，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28民初4181号民事判决，金乡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乡农商行的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18）鲁0828民初41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江东丽与一审被告李娟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89899.68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李娟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江东丽的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本案主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金乡农商行一审提交的2011年3月18日、2013年8月8日的催收单显示，金乡农商行已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本案债权自2011年3月18日、2013年8月8日分别中断。结合金乡农商行提交的还款记录、利息清单显示，被上诉人自2009年9月21日至2017年3月25日一直持续履行还款义务，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一审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存在事实认定不清。2、无论是被上诉人偿还债务还是案外人偿还债务，均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被上诉人的贷款及还款账户均为被上诉人本人开立，由被上诉人自行掌握，因此对涉案贷款的还款行为均应视为被上诉人本人偿还。因此，一审判决关于“金乡农商行主张收到案外人李娟向其交付的江东丽还款本金数额如下：2013年9月5日……”认定事实不清。虽然被上诉人称并非其本人偿还，但根据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李娟的陈述，本案贷款存在李娟及其他案外人作为实际用款人、被上诉人已将账户信息透露给他人并委托他人代为偿还的高度盖然性。因此，无论是被上诉人本人偿还，还是他人代为偿还，均符合被上诉人的还款意愿，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江东丽的母亲邓玉香签收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的行为依法中断被上诉人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上诉人2013年8月8日向被上诉人发出逾期催收通知书，通知书由与被上诉人同住的亲属签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判决关于“金乡农商行未能举证证明江东丽授权其母亲邓玉香代为签名确认”的判断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贷款账户主动还款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诉人依法向被上诉人催收，且被上诉人贷款账户存在积极主动还款，足以证实本案主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主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改判被上诉人江东丽与一审被告李娟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及利息。江东丽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2011年3月18日的催收单不能证明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如一审判决所述，即使答辩人于2011年3月18日签收了上诉人的催收单，也只能认定该案的诉讼时效从2011年3月18日起重新计算，那么上诉人应在2013年3月18日前向答辩人等提起诉讼，否则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2013年8月8日的催收单亦不能证明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原一审即（2017）鲁0828民初2668号案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9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明确表示：“2013年8月8日的催收通知书中是江东丽母亲的签字，江东丽从未在家。贷后见过江东丽，催收的时候没有见过。”这说明两次催收通知书不是答辩人签收，因为上诉人说催收时没有见过江东丽。其次，即使江东丽的母亲签收了2013年8月8日的催收通知，则其也没有告知江东丽，因为上诉人都知道江东丽从未在家。退一步讲，即使答辩人于2013年8月8日签收了上诉人的催收单，也只能认定该案的诉讼时效从2013年8月8日起重新计算，那么上诉人应在2015年8月8日前向答辩人等提起诉讼。如果逾期提起，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贷款账户的还款事实并不能起到对答辩人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首先，答辩人从来没有让一审被告李娟或其他人代为偿还借款，他人通过贷款账户偿还借款的行为也没有告知过答辩人，更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上诉人在原二审即（2018）鲁08民终4009号案上诉状第2行称：“由实际用款人李娟分别还款。”这说明，上诉人不仅知道答辩人不是本案的真正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而且还知道后来的还款不是答辩人偿还的。其次，贷款还款账户是上诉人所掌握的账户，答辩人根本无法掌管。故无论是李娟还是其他人往贷款账户还款的行为对答辩人来说都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金乡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江东丽偿还借款本金89899.68元及孳生利息（计算至被告偿还之日）；2.孙秀玲、韩翠红、李娟负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江东丽、孙秀玲、韩翠红、李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7年9月28日，江东丽与金乡农商行（原金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江东丽向金乡农商行借款100000元用于经营水产，期限自2007年9月28日至2009年2月25日，月利率11.8275‰。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根据逾期天数按借款凭证载明的利率加收50％的逾期利息。对借款人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07年9月28日，金乡农商行向江东丽发放贷款100000元，约定到期日2009年2月25日，利率11.8275‰。借款期限届满后，江东丽未能偿还借款。2011年3月18日，金乡农商行曾向江东丽催要借款，江东丽在贷款催收单上签字。2013年8月8日，金乡农商行发出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江东丽的母亲邓玉香在该通知书上签字。2017年7月3日，金乡农商行提起诉讼，2018年4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828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以金乡农商行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金乡农商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9月18日，本院作出（2018）鲁08民终400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金乡农商行主张孙秀玲、韩翠红应对上述江东丽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07年9月28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孙秀玲、韩翠红自愿为债务人江东丽自2007年9月28日起至2009年2月25日止，在债权人金乡农商行处办理贷款所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100000元提供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1年3月18日、8月10日金乡农商行向孙秀玲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韩翠红不认可为江东丽借款提供担保，申请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韩翠红”及指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8年3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54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签名“韩翠红”及指印不是韩翠红所签、所留。韩翠红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1800元。金乡农商行主张收到李娟向其交付的江东丽还款本金数额如下：2013年9月5日偿还1000元，10月29日偿还1000元，12月12日偿还1500元，2014年6月30日偿还600元，8月2日偿还500元，9月28日偿还500元，11月1日偿还500元，11月30日偿还500元，12月30日偿还500元，2015年1月30日偿还500元，2月28日偿还1000元，3月30日偿还500元，6月8日偿还500元，7月27日偿还500元，2017年3月25日偿还1000元。至2018年4月17日，该笔借款尚有本金89899.68元未予偿还。但江东丽、孙秀玲否认委托李娟还款，亦不认可李娟代为偿还借款。2018年12月18日，江东丽以李娟系实际借款人为由，申请追加其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金乡农商行与江东丽、孙秀玲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并不存在二人辩称的无效情形，但金乡农商行向借款人江东丽发放的借款到期日为2009年2月25日，自2009年2月26日开始计算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保证人孙秀玲保证期间也自该日起计算至2011年2月25日届满。但金乡农商行2011年3月18日向江东丽催要借款，自该日起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至2014年3月17日届满，金乡农商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向江东丽主张权利；同时，虽然2013年8月8日江东丽之母邓玉香在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但金乡农商行未能举证证明江东丽授权其母邓玉香代为签名确认，金乡农商行亦未能证明在此期间至2017年7月3日提起诉讼，其曾向江东丽主张了权利，并构成诉讼时效的连续中断。金乡农商行主张江东丽在2013年9月5日至2017年3月25日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江东丽、孙秀玲对此予以否认，即使案外人李娟偿还了部分案涉借款，金乡农商行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李娟是受江东丽、孙秀玲委托还款。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案外人李娟偿付案涉借款不构成江东丽、孙秀玲同意偿还借款，及对案涉债务的确认。因此，案涉主债务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再受到法律保护。金乡农商行虽于2011年3月18日、8月10日曾向孙秀玲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主张权利，但已经超出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孙秀玲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韩翠红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金乡农商行亦无证据证明韩翠红以其他形式为案涉债务提供了担保，且保证期间未予解除，因此，其主张韩翠红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韩翠红因鉴定而支付的鉴定费1800元，应由金乡农商行负担。李娟自愿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李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金乡农商行借款本金89899.68元及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的约定计算）；二、驳回金乡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江东丽与李娟，即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的责任如何承担问题。对于该问题，首先应明确借款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江东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使用本人身份资料并亲自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能够预见，并应承担所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仅对合同缔约方产生约束力，至于被上诉人江东丽将借款交由何人使用以及如何支配借款，均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江东丽作为名义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其次，关于李娟还款行为和自愿承担还款义务的认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李娟系案涉借款实际用款人，李娟在贷款到期后多次偿还贷款，并在庭审中表示自愿承担案涉贷款，债权人金乡农商行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娟多次还款并自愿承担还款义务的行为系对江东丽的债务承担，对于债务承担的方式，因金乡农商行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即江东丽的义务，李娟与江东丽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再者，关于金乡农商行对江东丽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对于江东丽系名义借款人，李娟系实际用款人，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13年8月8日，借款人母亲邓玉香在借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2013年9月5日始，李娟多次向案涉账户还款，综合江东丽与邓玉香的母女关系，江东丽与李娟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李娟开始还款时间，借款人江东丽收到催款通知书并主动与实际用款人协商还款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李娟的历次还款行为应视为江东丽的意思表示，产生江东丽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金乡农商行对江东丽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江东丽应和李娟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金乡农商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20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东丽、李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山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9899.68元及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的约定计算）；二、维持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20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一审案件受理费2048元，减半收取1024元，鉴定费1800元，由山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1800元；江东丽、李娟负担10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48元，由江东丽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传宝审判员  崔 英审判员  董 浩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仙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