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大件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付25号。法定代表人：周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利利，陕西方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东木头市111号。负责人：桂文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上海星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冰，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灞桥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电厂东路7号。负责人：张卫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上海星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大件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西安分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灞桥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灞桥支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保西安分公司向大件公司支付因保险事故而产生的施救等费用23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西安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与事实不符，违背法律规定。从保险费票据可以看出，大件公司投保的为进口货物运输保险，而不是保险单载明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大件公司与人保西安分公司之间的合同性质应为一般保险合同。涉案运输涉及水路和陆路，大件公司投保的是包括全程的一切险，而非仅为海上及海上相关区域。本案中，两份关键证据保险费票据和保险单体现的保险的性质是不同的，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对影响投保人重大权益的事项或条款负有作出明示或特别告知的法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人保西安分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格式条款。在中文版与英文版不一致时，应采用中文版作为定案依据。2.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大件公司已丧失胜诉权的认定，属于错误认定。一审判决基于涉案保险为海上保险合同的错误认定，适用海商法第264条的规定，属于因基础事实错误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西安分公司一直参与施救，是其同意进行保险赔偿的体现。大件公司一直通过电话、书面函等方式向人保西安分公司主张赔偿权利，人保西安分公司仅提出需提交其要求的行政机关出具的相关材料。人保西安分公司在2016年7月15日向大件公司发送的《告知函》中明确表示其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问及案情进展，并没有拒绝赔付的表示，所以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7月15日重新计算。人保西安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大件公司与人保西安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其性质为海上保险合同，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对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作出了明确规定，涉案保险合同符合海上保险合同的构成要件。大件公司承认涉案运输是包含海运的多式联运，涉案保单覆盖以海运为主的整个运输过程，保险单记载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货物运输条款2009版一切险险别承保。涉案事故发生在滕州交通港卸货过程中，即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内河区段。涉案事故为海上事故，应适用海商法。2.大件公司关于根据保险费票据其投保的险种为进口货物保险，而不是海上保险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进口货物运输保险与海上保险非平行对等概念，前者也不是法律概念。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应以保险单为准，发票不属于保险凭证，而仅为缴税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3.承保险别的选择不涉及格式条款解释问题，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4.中英文解释不一致，应以中文为准，是有适用前提的，二者应是必须是同一种或至少是相同性质的法律文件。本案中，保险费票据和保险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件，且双方未就语言问题有过任何争议或约定。5.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大件公司丧失胜诉权。涉案保险合同性质为海上保险合同，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6.大件公司主体不适格，不具有保险利益，不能作为被保险人，无权向保险人要求理赔。7.大件公司在投保时未履行告知义务，未证明涉案索赔事项属于理赔范围，且索赔金额确定的依据不足，人保西安分公司不负有赔偿责任。人保灞桥支公司陈述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大件公司的上诉状只将人保西安分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应视为大件公司同意一审判决关于驳回其对灞桥支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大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西安分公司、人保灞桥支公司支付大件公司工作人员因采取施救措施而身亡产生的费用共76万元；2.判令人保西安分公司、人保灞桥支公司支付EO反应器（所承运的货物）技术检测费10万元、吊装打捞费86.75万元、码头租赁装卸费42万元、清洗费2.5万元、桥梁检测费6.2万元；3.判令人保西安分公司、人保灞桥支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6.5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4日，滕州开元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与大件公司签订《滕州开元生化有限公司二期环氧乙烷项目EO反应器货运代理合同》，约定：一、由大件公司为开元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将1台EO反应器自日本横滨港运至开元公司施工现场，运输方式为海运运输+内河运输+公路运输，合同价款350万元；二、大件公司应按EO反应器总价4.81亿日元办理110%的海运、内河、陆路联运保险。2014年3月31日，人保西安分公司签发PYII201461010000000046号《货物运输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大件公司，保险货物项目为1台环氧乙烷项目EO反应器，装载运输工具为“PLATINUM”轮，保险期间自日本横滨经江苏太仓港至开元公司，总保险金额为5.291亿日元，承保险种为一切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保单第一受益人为开元公司。大件公司于同日向人保西安分公司支付了《货物运输保险单》项下保险费9507.93元。EO反应器的运输采用多式联运方式，由“PLATINUM”轮自日本横滨运至江苏太仓港并办理了进关手续，后使用内河船经长江、沿内河转运至滕州市××镇交通港。2014年5月23日，EO反应器在交通港卸载过程中滑落港池，并造成大件公司1名工作人员死亡。大件公司主张其于事故发生后办理了如下事项：一、向相关各方发送电子邮件；二、与死者家属签订《因公死亡事故一次性了断赔偿协议》并支付赔偿款76万元；三、对EO反应器进行了打捞、清洗，并对外支付了技术检测费10万元、吊装打捞费86.75万元、码头租赁装卸费42万元、清洗费2.5万元、桥梁检测费6.2万元；四、多次与人保西安分公司信函往来，要求对上述费用办理保险理赔；五、为提起本案诉讼，大件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6.5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为海上保险合同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据此，因《货物运输保险单》承保险种为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规定的一切险，且保险期间系包括一部分海上运输的多式联运全程，同时保险事故为海上事故包括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故案涉保险合同符合海上保险合同的构成要件，依法应确定为海上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4年5月23日，而大件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二年的时效期间，且大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人保西安分公司同意履行义务，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规定，人保西安分公司以本案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要求驳回大件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鉴于大件公司已丧失胜诉权，对于大件公司提出的诉讼主张及人保西安分公司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不再进行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大件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大件公司承担。本院审理查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载明：三、责任起讫（一）本保险负“仓到仓”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涉案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否为海上保险合同；2.大件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本案中，大件公司向人保西安分公司投保，人保西安分公司同意承保，并于2014年3月31日向大件公司签发了编号为PYII201461010000000046号的《货物运输保险单》。该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大件公司，保险期间自日本横滨经江苏太仓港至开元公司，承保险别为“COVERINGALLRISKSASPEROCEANMARINECARGOCLAUSES(2009)OFTHEPICCPROPERTYANDCASUALTYCOMPANYLIMITED”。涉案运输是包含海运的多式联运，保险期间自日本横滨经江苏太仓港至开元公司，覆盖了以海运为主的整个运输过程。保险事故发生在滕州市××镇交通港卸货过程中，即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内河区段，涉案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应为海上保险合同。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大件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为一般保险合同，其理由之一为在保险单与保险费票据显示的承保险种或险别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应根据保险费票据的记载确定保险合同的性质。本院认为，合同法中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适用于保险人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情况，而本案各方争议的为承保险别的确定，该规则不适用于本案。保险单为保险关系存在的证明，保险费票据为投保人向保险人履行了交纳保险费义务的证明，应根据保险单来确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大件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为一般保险合同的另一理由为，保险单为英文，保险费票据为中文，在保险单与保险费票据不一致时，应以中文的保险费票据为准。本院认为，大件公司与人保西安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的保险合同，大件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关于保险单语言版本的约定情况，且保险单与保险费票据并非同一法律文件的中英文版本，其主张以保险费票据确定涉案合同的法律性质，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中，保险事故发生于2014年5月23日，大件公司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人保西安分公司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于2016年5月23日已届满。大件公司称，人保西安分公司在2016年7月15日向其发送的《告知函》中，同意履行义务，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但此时已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人保西安分公司在该《告知函》中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赔付义务。大件公司关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大件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诉讼请求人保西安分公司赔偿其损失，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大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陕西大件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童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