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18民初2684号之二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中山路49号二楼。法定代表人：梁全光（营业执照登记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和利、陈雨露，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董秀山，男，196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诉被告董秀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和利、被告董秀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428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名下拥有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房屋一座（与荔城房管所共有，产权证书编号：粤房共证字第××号）。××年，中山路51号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被告向原告声称其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将房屋解封，免除原告债务，但需要原告以该房屋出租收益的50%作为报酬。但此后在原被告双方并未建立诉讼代理合同关系，被告亦未向原告提供相关服务或商品的情况下，被告自2006年开始向原告索取房屋出租收益，至2018年6月，被告共收取中山路51号房屋的租金收益428500元。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原告上述款项并无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在庭审中，对事实和理由作两点更正：1、中山路49、51号房屋是同一房屋，只是有两个门牌号，××年同时被查封。2、××年双方的口头协议对处理查封及债务的最终结果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只是笼统表述为“搞定”。被告董秀山辩称：1、原告以不当得利为案由提起诉讼，在现有证据中关于不当得利的四个要件原告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在本案双方交易中原告有哪些损失，相反原告在经过委托被告代理，涉案场地保值增量有了经营收入且从××年到现在未被拍卖，标的物价值升了三四倍。当时49号、51号的首层和二层拍卖保留价是159.5万，现在首层的基底面积价值不算二层已经超过400万。房屋被拍卖之前被空置，对外没有经营收入，由被告投资改建装修对外招商并组织经营，这么多年来，增收了几十万，这个事实，供销社在纪委调查的过程中也是承认的。2、被告是合法占有。供销社在中山路的天虹商场被广州中院拍卖之后，在执行过程中，供销社找到被告代理提出异议，最终结果是广州中院的拍卖被撤销，标的物返还供销社至今。由于存在上述事实，供销社对被告建立了信任，当副食品公司面临被拍卖的情况下，供销社主动找到被告，委托被告如下事项：第一，依法中止或暂缓增城法院的拍卖；第二、如果成功阻止了拍卖，原来空置的场地由被告负责出资、扩建、改建、装修并对外招商，经营收入各占一半。双方构成两个法律关系：委托被告代理诉讼、委托被告经营。双方的两个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并履行了十几年，被告的代理收入和经营收入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被告收入是合法的。3、退一万步来说，如果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说被告对对方侵权，被告的行为成立不当得利，但是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年的事情原告2019年才来起诉。经审理查明：位于荔城镇中山路49号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增城县副食品公司（因行政区域调整，增城县荔城镇、增城市荔城镇变更名称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位于荔城镇中山路51号房屋的产权共有人登记为增城副食品公司、荔城房管所。中山路49、51号房屋现状态为抵押查封。案外人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就其与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2000年4月3日，本院作出（2000）增法经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判决：增城市副食品公司支付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借款60万元及利息、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对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的欠款负连带清偿责任。2000年4月3日，本院作出（2000）增法经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判决：增城市副食品公司支付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借款160万元及利息、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对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的欠款负连带清偿责任。2002年11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2000）增法经初字第50号、52号民事判决。本院决定立案受理，执行案号为（2002）增法执字第4740号、（2002）增法执字第4741号。××年4月27日，本院依法查封了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在本市荔城镇中山路49、51号（其中中山路51号共有人荔城房管所）的房地产。××年7月20日，本院作出（2002）增法执裁字第4740、4741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在本市荔城镇中山路49、51号的房地产，以清偿债务。拍卖公司定于××年8月15日公开拍卖增城市荔城街中山路49、51房地产（第一次拍卖）。××年8月8日，董秀山以中山路49、51号房屋已转让给其为由，向本院提出异议，要求中止中山路49、51号房屋拍卖。××年8月12日，本院发出暂缓拍卖通知。××年9月13日，董秀山、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到庭参加本院执行局的听证会。之后，本院作出（2002）增法执裁字第474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异议人董秀山的异议请求。××年9月27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以位于荔××××房产由其与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共有为由，向执行局提出在该房产析产前暂缓处置拍卖申请。××年9月28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与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签订《经营协议》，约定：荔城街中山路51号首层铺面划分成东西两个面积相等的两个铺位，各自经营或出租，收益归各方所有，间墙的工程由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负责等。2010年6月25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与董秀山签订《协议书》，约定：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至2004年5月3日前尚欠租金45771.26元，该租金由董秀山在2010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替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偿还；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将荔城街中山路51号首层靠东面铺位在2011年11月1日起租给董秀山使用，时间共5年等。2010年7月1日，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荔城房管分局出具收取45771.26元发票给董秀山收执。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得知本院对中山路49、51号房屋进行拍卖后，为了该房屋不被拍卖，于××年与董秀山口头达成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因时间久远，双方对具体委托代理内容均无法完整表述，双方确认口头协议内容大致为：由董秀山代理（2002）增法执裁字第4740、4741号执行案件，如果代理成功以后租金各自一半。中山路49、51号房屋暂缓拍卖后，该房屋于2006年1月份开始对外出租至2018年6月份止。2006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租金收益共362000元，由董秀山按月收取租金后，再按月以现金形式给付一半给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该时段各自分得租金18100元。2012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租金收益共507500元，由增城市副食品公司收取租金后，再通过银行转账分摊给董秀山，该时段租金收益共507500元，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分得260000元、董秀山分得247500元。综上，2006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山路49、51号房屋租金收益合计869500元，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分得441000元、董秀山分得428500元。2019年3月7日，增城市副食品公司以董秀山收取该款项属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称公司在十年前已停止经营，约从2012年开始由供销社下属的资产托管中心托管，停止经营后仅有涉案房屋的出租收益；双方在××年达成口头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后，董秀山没有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公司付款不是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由于经办人对诉讼业务不懂，误以为董秀山已充分履行口头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一直到纪委调查，经纪委人员解释，经办人才明白付款没有依据；公司认可在前面几年是以董秀山的名义与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目的是为了避免租金被强制执行，从2018年7月开始涉案房屋停止出租。董秀山称涉案房屋被查封后就空置，其提出异议被驳回后，由其垫付4万多元给荔城分局同时由其承租荔城分局的场地，荔城分局才同意按其意见向法院提出暂缓拍卖请求，法院认为荔城分局的异议成立就中止拍卖；拍卖被中止后，由其对外招租管理、改建场地，增城市副食品公司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双方自××年8月达成口头协议后已履行十几年并按月给钱，现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说其没有履行义务及误会了十几年，不是事实；增城市副食品公司、供销社、托管中心、荔城房管分局的相关人员在纪委问话中确认委托其代理是事实，涉案房屋至今没有被拍卖说明其代理成功。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房屋共有权保持证、不动登记查册表、收取租金与董秀山分摊情况表、向董秀山付款的凭证等。董秀山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2000）增法经初字第50号、第52号民事判决书，（2002）增法执字第4740号、4741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房地产查册表，（2002）增法执字第4740、474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翔实拍卖公告，拍卖通知，异议书及房屋转让合同，通知，听证通知及听证笔录，（2002）增法执裁字第4740号民事裁定书，请求暂缓拍卖房产报告，经营协议，协议书，发票，房屋现状照片等。本院认为：增城市副食品公司、董秀山明知涉案中山路49、51号房屋已被法院依法查封并执行拍卖，双方为实现涉案中山路49、51号房屋不被执行拍卖，在××年口头达成了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但也不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在××年达成的口头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为有效合同。因此，增城市副食品公司没有经确认之诉而直接进行给付之诉，起诉要求董秀山返还款项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的起诉。增城市副食品公司可就其与董秀山的口头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有效进行确认后，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增城市副食品公司的起诉。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728元，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玉兰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汤素玲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