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03民初8064号原告：程某某，女，1962年10月27日生，汉族，无业，住浙江省青田县原告：单某某，男，1991年1月28日生，汉族，无业，住浙江省青田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万达商业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齐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明，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某某与被告济南万达商业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某、单某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被告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齐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姜文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变更原、被告签订的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号楼119号房产买卖合同的用途为“办公”，变更商品房价款为3624864元（按照单价12750元每平方米计算）；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8672594元，并支付贷款利息损失，以867259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6%计算，自2011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4、本案诉讼费、评估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其开发的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号楼119号房产，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单价为43102.09元/平方米。2017年4月26日，被告通知原告缴纳契税、维修基金及相关税费、提供办理房产登记所需的全部相关证件资料，配合被告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一切手续。接到通知后，原告与被告委托的产权代办公司“济南景达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联系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相关事宜并于2017年5月10日向该代办公司交纳了300元办证费用。当日，原告向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市中分局缴纳了契税和印花税。在递交办理产权转移登记资料时，济南市市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购买的房屋不能办理用途为“商业”的不动产权证，只能办理用途为“办公”的不动产权证，即被告向原告出售并交付的房产实际上是用途为“办公”的房产，故原告也仅应按照用途为“办公”的商品房价格向被告支付房价款，而被告开发的同项目的用途为“办公”的商品房均价为12000元/平方米，用途为“办公”的商品房价格远低于用途为“商业”的商品房价格，并且两者在使用功能上也不同，原告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万达公司辩称，一、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本案不具有原告要求变更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的法定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有且仅有三种情形（注：1.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可以变更合同内容，但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情形。原告认为万达公司隐瞒涉案房屋用途为“办公”而要求变更涉案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万达公司在2009年9月23日即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2009年12月25日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2011年1月27日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均载明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号商业办公楼的底部2层为商业，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也载明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号商业办公楼的批准预售面积包括商业20套。而通过现场查验，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号商业办公楼的底部两层共20套，包括涉案房屋119室在内。由此可知，原告购买的涉案房屋119室是包括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的商业20套之中的。而万达公司与原告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2011年2月1日，是在万达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后。并且双方是在自愿、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而签署的。因此，万达公司是依法依规销售商品房，与原告签订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上述《合同法》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三种情形。第二，涉案房屋价格作为合同内容的主要条款之一，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当时是认可该价格的，该价格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内容。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生效且履行完毕，当事人应遵守契约精神，不能随意违背已经生效的契约。否则，便是违背了法律讲求的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第三、原告要求变更合同内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万达公司早在2013年1月14日便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号商业办公楼的房产大证，万达公司也早在2014年4月25日之前便多次通过EMS邮寄通知的方式要求原告办证。由此可知，原告早已知悉涉案房屋的办证登记用途为“办公”，却迟迟未办证。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更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的内容可知，原告主张其所谓的购房款差价及该差价款的贷款利息损失的理由是“在万达公司拟为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时，原告得知涉案房屋无法办理用途为商业的不动产权利证书，仅能办理用途为办公的不动产权利证书，而用途为办公的商品房价格远低于用途为商业的商品房价格，并且二者在使用功能上也不同，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第一，万达公司不具有直接为原告程某某、单某某办理不动产权利证书的义务，也不具备为原告办理不动产权利证书的权力和能力。第二，万达公司与原告程某某、单某某仅是在合同中约定涉案房屋仅能用作商业使用，并无关于“办理涉案房屋用途为商业的不动产权利证书”之相关约定。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的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而非住宅用地或是其他用地。而合同约定涉案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是原、被告基于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而作出的相关约定，该约定仅对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原、被告产生法律约束力，无法对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产生法律约束力。况且，上述合同约定仅是约定原告购买的房屋仅能用作商业使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未约定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用途为商业。第三，万达公司与原告程某某、单某某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的相关约定中并无房屋用途的约定。第四，涉案商品房的销售价格是万达公司参照房屋所在地理位置、楼层、使用用途、购买时间及所在楼盘相同位置、楼层等多因素综合考虑而作出的，与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用途无关。第五，涉案房屋商业实际使用并未受到产权登记的影响,经万达公司向涉案房屋所在项目的物业管理公司和消防核实，并经现场勘察了解到，原告程某某、单某某在收到涉案房屋后一直将涉案房屋用作商业使用，且涉案房屋能否作为商业使用，其关键是涉案房屋的装修设计方案是否能够通过消防验收，而不在于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用途是否为商业。涉案房屋的用途登记问题一直没有影响原告的商业实际使用。第六，基于涉案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且原告一直用于商业用途的事实，现阶段尚不能确定涉案房屋的具体证载用途，故原告主张按照涉案房屋用途为办公退还购房款无事实依据。第七，山东方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鲁方正房评估字[2018]第03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仅依据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签订时房产用途为办公用途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未考虑涉案房产自2011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作为商业使用的实际情况，估价报告缺乏公允性和客观性，该估价报告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证据材料。三、原告要求万达公司支付其所谓的“为追偿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纵观万达公司与原告于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之间关于律师费承担的合同约定有两条，分别是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按揭贷款付款的补充约定第4项第（1）款和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关于该房屋商业用途的特别约定第8项。除此之外，涉案合同中再无关于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而本案中又不存在按揭贷款付款的违约情形。而该第8项合同条款的内容是关于作为乙方的原告程某某、单某某违反本条所做承诺导致出现事故或不利法律后果时万达公司而具有的追偿权的相关约定，是万达公司代原告履行相关义务而可能产生的律师费而向原告追偿的费用，除此之外，该第8项合同条款再无关于律师费的其他约定。因此，原告要求万达公司支付其所谓的“为追偿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程某某、单某某基于万达公司未为其办理用途为商业的不动产权利证书给其造成巨大损失而要求万达公司赔偿其所谓的“购房款差价损失8873737.3元和该差价款的贷款利息损失，以及为追偿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程某某、单某某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原告程某某、单某某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购房发票、贷款合同及还款流水、移交结算协议书、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办公楼规划许可情况的复函及附图等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2月1日，原告程某某、单某某（买受人）与被告万达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市中区纬一路以东、经二路以南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市中国用（2009）第0200059号。该地块土地面积为67847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自2009年8月20日至2049年8月9日。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暂定名】济南万达商业广场商业地块。开发项目经营权证明号为济建开证许字第2009-01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370103201000255号，施工许可证号为20090233。第二条商品房销售依据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济建预许2011064号。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楼号为4号楼，房号为119，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属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高为一层5.3米，二层4.2米，建筑层数地上26层，地下0层。该商品房【合同约定】建筑面积共285.3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236.8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48.51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43102.09元，总价款12297458元。原告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为支付上述房产购房款办理按揭贷款，贷款金额为61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1年3月25日至2021年3月25日止，共120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等额本金还款法。2011年10月，被告万达公司向原告交付涉案万达商业广场4号商业办公楼119号房产，该商品房实测建筑面积为281.31平方米，总价款为12125050元。被告万达公司于2011年10月16日开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2017年4月26日，被告万达公司向原告发出《限期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告知函》，限期原告在2017年5月5日前，尽快缴纳契税维修基金及相关税费、提供办理房产登记所需的全部相关证件资料，配合万达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一切手续。2017年5月10日，原告向济南景达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交纳办理涉案119号房产登记事宜手续费300元。同日，原告缴纳契税363751.5元、印花税6062.6元。原告称，在其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过程中被告知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商业”用途办理规划用途亦为“商业”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而需根据规划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用途变更为“办公”后才能办理规划用途为“办公”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原告委托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向济南市规划局调查涉案4#办公楼的规划许可情况。2018年1月4日，济南市规划局向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市中区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办公楼规划许可情况的复函》（济规法函[2018]4号），内容为：“你所调查市中区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办公楼规划许可情况的函收悉。经我局落实，现答复如下：2009年我局为济南万达商业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办理了济南万达商业广场商业区开发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70103200900099号），地点位于市中区纬一路东侧、顺河街西侧、经四路北侧，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业，总用地约8.85公顷（其中规划城市道路、现状保留用地约2.06公顷）。2010年我局为该项目3#、4#办公楼地上部分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103201000255号），地上总建筑面积84389.17平方米，其中4#商业、办公楼（其中底部2层为商业）规划层数26层，地上建筑面积43074.77平方米。现向你所提供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部分附图影印件（详见附件）。该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出让合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消防验收意见书非我局核发，请向国土、建设、消防主管单位调取。附件：建字第37010320100025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总平面图、4#分层平面图（共7页）。”附图中涉案119号房产标注规划用途为“办公”。原告主张，被告万达公司在销售涉案房屋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万达公司作为万达商业广场的开发商，委托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图纸，并将设计图纸提交给规划局，规划局按照被告报送的设计图纸出具规划许可证，被告在该项目立项报建时明知涉案房屋的用途为“办公”，被告在开发建设万达商业广场时对涉案房屋的性质及用途是清楚的，却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将涉案房屋的用途约定为“商业”，致使原告对该房屋性质产生错误认识。被告在销售涉案房屋时隐瞒上述房屋真实性质使得原告误以为涉案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并买受房屋进行投资，因规划用途是“商业”的房屋和规划用途是“办公”的房屋市场价值存在巨大的价格差距，致使原告额外付出了巨额的房屋价款，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欺诈。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并退还差价赔偿损失。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济南万达商业广场4#楼119号房产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基准日（2011年2月1日），房屋用途为办公（涉案房屋占用土地按市中国用（2009）第0200059号证载用途）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评估。本院依法委托山东方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估价，山东方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鲁方正房评估字[2018]第037号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3624864元，评估单价为12705元/平方米（特别提示：根据鉴定委托要求，本次评估结果为估计对象仅限于作为办公用途使用状况下的市场价值）。本院向原、被告送达上述报告后，原告对该评估结论无异议，被告针对估价对象权益状况的认定、估价方法、价值时点的界定等问题提出异议，评估机构进行了相关答复。原告认为上述评估报告及答复能够证明房屋规划用途是“办公”还是“商业”，房屋价值相差是巨大的，由于被告故意未告知原告涉案房屋规划用途是“办公”，导致原告额外付出了巨额的房屋价款。被告万达公司认为，涉案房产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基准日，按土地用途为办公的房屋市场价值进行鉴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鉴定之必要。即使启动鉴定程序，也应该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按照涉案房产自2011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作为商业使用的实际情况，对涉案房产以商业用途进行估价，该报告仅依据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签订时房产用途为办公用途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未考虑涉案房产自2011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作为商业使用的实际情况，估价报告缺乏公允性和客观性。估价报告中估价方法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却没有明确的样本比较，以及对未来收益情况估价的依据，且存在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证据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关规定，该估价报告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证据材料。由于法院并没有认定不动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影响房产价值，所以鉴定机构在没有法院指示的情况下，明确不考虑房屋的实际使用状况作出的不动产的估价是不准确的，是超越它的评估权限范围的。关于被告万达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是否对涉案房屋的规划用途存在隐瞒、欺诈的销售行为，被告万达公司辩称济南市规划局在2009年9月23日及2010年12月10日分两次对包括涉案房屋所在楼宇在内的建设工程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已明确核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底部两层为商业，在2009年9月23日核发的建字第370103200900181号规划许可证中登记的7#商业综合体楼底部六层、局部四层为商业，而4#商业办公楼直接登记为底部两层为商业，由此可以说明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两层全部为商业。万达公司便依此对外销售涉案房屋，规划局在出证时只有附表没有附图。万达公司也不存在擅自变更规划用途的情形。为证实其上述主张，万达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证明万达公司于2010年9月23日取得了包括涉案房屋所在楼宇在内的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该规划许可证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底部2层为商业）。该规划许可证明确记载7#商业综合楼（底部6层局部4层为商业），由此与4#商业办公楼对比可以说明，涉案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2层全部为商业。济南市规划局于2010年12月10日依法核减3#办公楼、4#商业办公楼，为万达公司另行发证。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表，证明万达公司在2010年12月10日取得了济南市规划局依法核减后的包括涉案房屋所在楼宇在内的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该规划许可证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底部2层为商业）。该规划许可证的编号为建字第370103201000255号，与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记载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一致，该规划许可证即是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建设依据之一。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明万达公司于2009年12月25日取得了包括涉案房屋所在楼宇在内的建筑工程的施工许可证。该施工许可证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底部2层为商业）。该施工许可证明确记载7#商业综合楼（底部6层局部4层为商业），由此与4#商业办公楼对比可以说明，涉案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2层全部为商业。该施工许可证的编号为20090233，与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记载的施工许可证号一致，该施工许可证即是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建设依据之一。4、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万达公司于2011年1月27日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此，万达公司有权对外销售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楼。该预售许可证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的批准预售面积包括商业20套。该预售许可证的编号是济建预许2011064号，与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条商品房销售依据记载的许可证号一致，该预售许可证即是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商品房销售依据。5、建设工程规划核实证及其附表，证明包括涉案房屋所在楼宇的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合格后经济南市规划局规划核实，符合建字第37010320100025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划要求。该规划核实证附表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其中底部2层为商业）。6、房产测绘预测成果报告书，证明经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测绘，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包括商业20套。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两层包括101、102、103、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共20套房屋。该报告书中记载的涉案房屋119（上）加119（下）的面积为285.31㎡，与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记载的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一致。7、济南万达广场4号办公楼住宅房屋图形展示，证明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两层包括101、102、103、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共20套房屋。被告建设的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的底部两层为20套房屋，包括涉案房屋119室。8、现场勘验图片一宗，证明涉案房屋所在楼宇4#商业办公楼底部两层的经营现状为商业，涉案房屋曾经用作经营“壹品汤神”。涉案房屋正在装修，用作经营“醉码头”。对于被告万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主张4#楼为商业办公楼，但具体哪些房屋是商业，哪些房屋是办公，应以被告的报规报建资料确定，按照房地产开发的流程，万达公司作为开发商，需向规划局提供施工图、总平面图等图纸后，规划局核实是否符合规划设计条件才会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原告调取的规划局复函附图中的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和被告提交的规划许可证上载明的一致，说明该图纸本来就出自被告。原告确实曾将房屋出租给所谓的“一品汤神”，但由于涉案房屋的用途是办公，导致承租人不能正常合法的使用该房屋，而且以此为理由拒绝支付租金与物业费，导致原告巨大损失，涉案房屋出租困难，也恰好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不能用作商业来使用。原告将房屋用作何种用途均不能推翻该房屋不能办理“商业”的不动产权证的事实。且原告将房屋用作何种用途是原告的权利，原告曾试图将房屋出售，但由于规划用途是“办公”，导致原告甚至不能按照原价出售，且出售困难。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被告万达公司主张，万达公司在2013年1月14日办理完房产大证后即具有办理小证的条件。万达公司早在2014年4月25日之前便多次通过EMS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发函要求其办理房产证，但原告一直拒绝办理，且已明确知悉涉案房产在房管局登记的用途为“办公”。原告辩称，被告万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4月26日之前曾经发函要求原告办理产权证，同时被告发函要求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函件时间并非原告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被告发函内容仅要求原告尽快办理房产证，并未告知涉案房屋产权证只能办理为“办公”用途的事实。原告因自身原因暂未办理房产证，取得房产证属于原告的权利，原告有权选择行使或者不行使，以及行使的时间。原告不知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只能办理“办公”用途而不能办理“商业”用途，不知其权利受到损害，故除斥期间并未起算。直至2017年5月10日，原告行使自己取得房产证的权利，开始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时才知晓涉案房产无法办理用途为“商业”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权利受到被告欺诈的侵害，故除斥期间起算点为2017年5月10日始，原告于2017年11月29日就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除斥期间。被告不能以办理房产证的事实来推定原告应当知晓案涉房屋的实际用途是办公的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万达公司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欺诈涉案房屋规划用途，故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虽然济南市规划局给原告出具的复函附图中注明涉案房屋规划用途为“办公”，但根据被告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万达公司在销售涉案房屋所在楼盘时，有理由相信其销售的涉案房屋所在的4#商业办公楼，底部两层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20套房屋用途为“商业”，故原告以被告万达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变更合同内容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目前，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尚未办理，是否按照“办公”或“商业”用途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尚未明确，故是否会产生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因登记为“办公”用途而导致的房屋差价等损失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现原告要求被告万达公司退还原告购房款并赔偿相关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如果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后确实出现了原告主张的登记为“办公”用途的情形，并因此给原告造成了相应损失，原告可待损失发生后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某某、单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110元，由原告程某某、单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译文人民陪审员  魏丽云人民陪审员  兰俊兴二Ｏ一九年五月十二十三七日代理书记员  李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