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民终7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某，女，1971年12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某1，男，2006年7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 法定代理人：覃某，女，1971年12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大做，男，1948年2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金兰，女，1949年11月1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安由，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锡顺，男，1978年11月9日出生，布依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裴宏，男，197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光盛，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锡贵，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法军，男，195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和上诉人王锡顺、裴宏因与被上诉人王锡贵、周法军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8)桂7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覃某本人及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安由，上诉人裴宏、王锡顺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光盛，被上诉人王锡贵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法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8)桂7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即由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共同赔偿各项损失768344.2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66480元，丧葬费30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9244.2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19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黄某3与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合作关系是错误的。黄某3是经过与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达成合意经过允许才随船出海作业的，与是否由他人介绍无关。黄某3的作业时间并非完全的灵活自由和不固定，虽然黄某3可以选择是否出海，但当双方达成合意出海摸螺作业后，何时出海、下水、吃饭休息，在何处摸螺以及对摸到螺的处置等均要听从四人的指挥和安排。对于工钱的结算与支付方式不能直接否认雇佣关系，因为如果以劳动成果来决定报酬就能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话，就不存在所谓计件工资。二、一审判决认定黄某3对案涉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是错误的。本案并无证据证实黄某3对造成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或过错，相反的，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在没有捕捞证的情况下，召集社会不特定人员出海捕捞，且未能提供安全保障才致使本案事故的发生，上述四人应承担全部责任。且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因黄某3提供劳动而受益，就应当对黄某3在劳动过程中死亡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黄某3与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应对黄某3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查明事实依法判如所请。 裴宏、王锡顺针对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的上诉请求答辩称，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死者黄某3与裴宏、王锡顺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生产合作关系，其对主张的雇佣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黄某3的死亡是由其自身的原因造成，与其他人无关，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裴宏、王锡顺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王锡贵针对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其与死者黄某3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对于黄某3亲属将其列为被告并不清楚原因。 被上诉人周法军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王锡顺、裴宏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8)桂7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对王锡顺、裴宏的诉讼请求。三、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锡顺、裴宏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当，其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渔业捕捞作业存在很高的风险性，且不能事前预见，所以相关的捕捞人员和船上的工作人员在下水前都会谨慎认真检查确认潜水设备和工具是否符合安全要求，且在下水前还要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隐患后才能下水作业。本案中，潜水设备和工具经事前检查均符合安全要求，且相关的作业人员在下水前也进行了安全检查，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只是在作业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导致黄某3的死亡。上诉人王锡顺在发现不正常的现象后，立即采取了正确措施，把所有的下海作业人员都叫上来，当发现少了黄某3后也立即组织人员以及船只进行搜救，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裴宏由于事故发生时并不在现场，根本就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却认定两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要求承担3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黄某3以及黄某1属于城镇居民与事实不符，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黄某1的抚养费不当，应予纠正。黄某3生前的户口所在地以及黄海文的户口所在地均在广西田东县，属于农村居民。从所提交的证据看，没有充分证据证实黄某3和黄某1在城镇中居住满一年以上，而且是在城镇从事相应的工作和收入，相反的，现有证据表明，黄某3从事的是渔业生产，其户口所在地在农村，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来确定计算标准。三、一审判决王锡顺、裴宏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和鉴定费损失585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纠正。本案中，黄某3的死亡是由其自己的行为不当造成的，与两上诉人无关，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黄某3也是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因此，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无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关于交通费，因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无法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证实其在处理本案中存在交通费损失，一审酌情支持1000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鉴定费，由于鉴定得出的黄某3死亡原因与两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两上诉人承担5850元的鉴定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予纠正。 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针对裴宏、王锡顺上诉请求答辩称，上诉人裴宏、王锡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一审判决已经查明黄某3、黄某1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在北海已经居住一年以上，经常居住地是北海，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进行确定。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为王锡顺、裴宏等人的重大过错导致黄某3死亡，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关于交通费，覃某等人为处理黄某3后事来往北海的费用已经实际发生，应当得到支持；关于鉴定费，鉴定结论证明黄某3是溺水死亡与本案有关，且鉴定机构出具发票，鉴定费用应得到支持。3.王锡顺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黄某3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 被上诉人王锡贵针对裴宏、王锡顺的上诉答辩称，其与死者黄某3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对于黄某3亲属将其列为被告并不清楚原因。 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四被告王锡顺、裴宏、王锡贵、周法军共同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768344.25元(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布的2017年的统计数据)，其中死亡赔偿金566480元，丧葬费30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9244.2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19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2月4日，受害人黄某3经朋友介绍，跟随被告王锡顺经营的“桂北渔30597”号渔船出海从事摸螺作业，双方约定：由王锡顺提供潜水设备设施，黄某3下海摸螺，摸上来的螺卖掉之后，黄某3只对油螺一个品种的收益由与王锡顺对半分成，其余品种的卖螺收益则由其个人全部获得，如果黄某3没有摸上来螺，则没有收入。当日上午9时许，被告王锡贵驾驶该船从南万港出发到附近海域的螺场，当日与黄某3一同随船出海摸螺的还有被告王锡贵、证人吴某、姜某、张某、陈某以及其他一起摸螺的工人的共十余人。工人下海前均需穿上“胶衣”（冬天下水作业的防水服），配戴潜水眼镜和“鸟嘴”（戴在嘴上连接氧气管的装置），衣服外面系上腰带绑上铅块和氧气管后即下海工作。约11时30分，包括受害人黄某3在内的10余名摸螺工开始下水作业，一直工作到13时，工人们陆续上船吃午饭，吃完饭约14时，又继续下水作业，15时40分左右，王锡顺发现距离船尾约200米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像潜水“胶衣”的物体，其感觉情况不对便吩咐船面工收管把水下摸螺的工人全部拉上船，工人们全部上船后发现未见黄某3，管上只剩一个铅块，王锡顺等人便开向顺着之前所发现的“胶衣”的流水方向去寻找黄某3，约十几分钟后找到黄某3，当时发现人趴在水面，面朝下，把人捞上船后发现已没有呼吸，15时20分，王锡顺拨打110报案后即将船舶开回南万港，并通过本案证人黄某2通知受害人黄某3家属其出事的消息，23时左右船回到港口后，广西海警第一支队警员接警后上船查看了尸体，经原告覃某及被告王锡顺、王锡贵等随船人员指认，出具证明确认该尸体为黄某3。2月27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原告覃某委托，对黄某3尸体进行解剖，并于3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鉴定结论为溺死，鉴定费19500元。3月4日，受害人黄某3遗体在北海市殡仪馆火化。 另查明，受害人黄某3，男，1974年5月1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田东县，受害人自2003年起开始自学从事下海摸螺作业。涉案船舶上从事摸螺作业的工人流动性较大，黄某3于事发前一个多月曾有一次随该船出海摸螺，事发当日系其第二次随该船出海。 涉案“桂北渔30597”号渔船为木质船，船长11.5米，型宽3.5米，型深1.3米，总吨位26，净吨位9，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周法军。2016年12月，被告周法军将该船舶卖给被告王锡顺与裴宏，两被告各占一半份额，但并未办理该船的过户登记手续。此后至今该船舶由被告王锡顺与裴宏共同经营。该船上氧气机为共用，每位下海作业人员均有氧气管连接面罩并绑定在潜水服的腰带上，事发当日，氧气机、管及潜水衣等设备未发现异常。 原告黄大做与黄金兰系死者父亲、母亲，为农村居民，二人共生育有四个儿子，分别为黄中江、黄某3、黄中长、黄中耕，均已成年。原告覃某系黄某3的妻子，原告黄某1系黄某3的儿子。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受害人黄某3、原告覃某、黄某1一直居住在北海市海城区，黄某1就读于海城区第十五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50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32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4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9437元，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53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事实和法律就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死者黄某3与四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受害人黄某3与四被告之间签订过书面的或者口头的雇佣合同，受害人随船出海作业系通过朋友介绍，并非由被告聘请，受害人上船从事摸螺作业的时间较为灵活自由、不固定，被告亦不向受害人支付工资报酬，受害人劳动所得收入系根据摸螺成果与被告王锡顺分成。综合全案证据，受害人黄某3与四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原告关于受害人黄某3系由四被告雇佣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黄某3的死亡责任如何承担。 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王锡顺提供生产工具设备、受害人黄某3提供劳动力，双方形成一种生产合作关系。被告王锡顺作为船舶所有人与经营人，虽未有证据证明其提供的潜水设备或者工具存在安全故障或者隐患，且在发现异常情况后主动采取了寻找受害人、施救、报警等一系列积极措施，但其允许黄某3随船作业，即应当对黄某3负有一定的人身安全保障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王锡顺对受害人黄某3的死亡亦存在一定过错，但该过错程度较小，应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次要责任。被告王锡顺作为涉案船舶的所有人及经营人，其虽未雇佣受害人黄某3，但允许其上船出海作业，被告裴宏虽然未在船上工作，但其作为涉案船舶共有人与共同经营人，亦应对受害人黄某3的死亡与被告王锡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黄某3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没经过专业培训或者取得潜水作业工作资质的情况下从事该类工作，受害人自身具有过错，应对其行为的危险性有所预见并应对自身安全负担主要的安全保障责任，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受害人系因外在的侵害行为导致其死亡的情况下，应由受害人对损害后果自行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周法军虽系涉案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但涉案事故发生前其已将该船舶转让给被告王锡顺与裴宏，且已实际交付，亦未参与该船舶的经营管理，被告王锡贵系在船上做工的工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两被告与受害人黄某3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亦未举证证明该两被告对受害人的死亡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该两被告对受害人黄某3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全案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本案的损害后果由受害人黄某3自负70%的责任，被告王锡顺、裴宏负担30%的责任较为公允。 三、损害赔偿的项目及金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有权主张的赔偿项目为：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涉案事故发生时，受害人黄某3、原告黄某1均在北海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经常居住地在北海，属城镇居民，原告黄大做、黄金兰属农村居民。根据本案确定的责任比例，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金额认定如下：丧葬费9968元（5538元×6个月×30%）;死亡赔偿金183012元（30502元×20年×30%）;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34130元，其中黄大做7078元（9437元×10年÷4×30%）、黄金兰7786元（9437元×11年÷4×30%）、黄某119266元（18349元×7年÷2×30%）；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10000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支出交通费的具体金额，考虑到原告处理后事应当支出交通费的客观需求，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对于原告方支出的鉴定费损失，被告方承担5850元。上述赔偿项目共计24296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锡顺、裴宏连带赔偿原告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共计242960元；二、驳回原告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42元，由原告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负担4100元，被告王锡顺、裴宏负担1642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2018年2月4日是黄某3第二次随王锡顺出海，并非经朋友介绍而是其主动联系王锡顺达成合意后出海；2.一审认定“事发当日船上的氧气机、氧气管及潜水衣等设备未发现异常”没有证据证实；3.一审认定“15时40分左右，王锡顺发现距离船尾约200米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像潜水胶衣的物体”不是事实，结合王锡顺本人在海警作的笔录和其他船上人员的笔录，王锡顺当时是直接发现黄某3溺水漂浮在海面；4.一审认定王锡顺在15时20分报警存在笔误，应该是17时20分报警；5.一审认定2016年12月周法军将案涉船舶卖给王锡顺和裴宏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裴宏、王锡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第七页第五行事发当日是王锡顺驾船出海不是王锡贵；2.一审认定王锡顺在15时20分报警存在笔误，报警时间应该早于17时20分，但现在无法提供报警记录；3.一审判决第八页第四行案涉船舶回到港口的时间时间应为20时50分而不是23时；4.一审认定黄某3、覃某和黄某1一家自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一直居住在北海市区不是事实。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认定如下：1.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对其主张黄某3在2018年2月4日是主动联系王锡顺随其第二次出海的事实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该事实异议不能成立；2.案涉船上人员事发后在海警所做笔录对于船上设备正常运作的陈述一致且相互印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发时船上设备并无异常有事实依据，该项事实异议主张不能成立；3.根据海警所做笔录记载，事发时确实是王锡顺先发现海面有类似胶衣漂浮物后将所有氧气管拉上来排查，摸螺工“老四”告知其旁边的氧气管挂着铅块但没有人，清点中发现黄某3不见，然后顺着漂浮物方向开船寻找到黄某3，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海警笔录一致，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认为王锡顺一开始就发现漂浮物是黄某3没有证据证实，本院对其异议主张不予支持；4.根据广西海警第一支队海上110处警回执单显示，王锡顺的报警时间是2018年2月4日17时20分，一审判决援引报警时间出现笔误，本院予以更正；5.虽然案涉船舶登记在周法军名下，但事故发生前船舶已经转让给王锡顺和裴宏并交付转移，周法军也未参与经营船舶，一审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的该项事实异议主张不能成立；6.一审判决第七页第五行存在笔误，本院更正为“当日上午9时许，被告王锡顺驾驶该船从南万港出发到附近海域的螺场”；7.根据广西海警第一支队侦查队出具的《证明》中记载“‘桂北渔30597’渔船于当晚20时50分许到达南万码头……”，案涉渔船事发回到南万港的时间应为20时50分，一审判决查明有误，本院予以更正；8.覃某一审中提交了黄某1自2012年9至2018年1月就读的海城区第十五小学的证明、覃某和黄某3租住房屋房东陈梅兴的证言以及租房所在地海城区平安街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一审据此认定黄某3一家三口自2015年9月一直居住在北海市区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裴宏、王锡顺的事实异议不能成立。综上，除本院查明更正的事实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死者黄某3与上诉人裴宏、王锡顺之间是何种关系？2.上诉人裴宏、王锡顺以及黄某3本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承担的过错比例是多少？3.一审判决确认的赔偿标准是否正确？ 关于黄某3与裴宏、王锡顺的关系问题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黄某3与裴宏、王锡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主张两者之间成立雇佣关系。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用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用人接受受雇用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到本案而言，黄某3虽然是在不特定期间内在裴宏、王锡顺的螺船上从事摸螺工作，但船主裴宏和王锡顺只对油螺一个品种的收益与黄某3对半分成，其余品种的卖螺收益由黄某3个人全部获得，如黄某3没有摸到螺就没有收入。从双方关于劳务和收入方式的约定看，黄某3和裴宏、王锡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黄某3的个人劳动力的支配权在于其本人，收入亦非体现其劳动力的报酬，维系双方的主要是油螺收益的分成，因此，双方之间并不成立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依照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为生产合作关系，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主张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裴宏、王锡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比例的问题 本院认为，黄某3与裴宏、王锡顺之间虽然不存在雇佣关系，但裴宏、王锡顺作为螺船实际船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其对螺船和包括黄某3在内的船上人员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王锡顺事发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黄某3在潜水作业过程中出现险情，而是在黄某3已经脱离氧气管和铅块漂浮在水面后才发现，存在疏于管理的情形，虽然未有证据证明其提供的潜水设备或者工具存在安全故障或者隐患，且在发现异常情况后主动采取了寻找受害人、施救、报警等一系列积极措施，但王锡顺和裴宏作为船主仍对黄某3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一审判决据此确认裴宏和王锡顺对黄某3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适当，上诉人裴宏、王锡顺认为黄某3的死亡由其行为不当造成与船主无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死者黄某3作为一名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明知自己不具备潜水资质也未经专业技能培训即下海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与螺船船主裴宏、王锡顺合作出海摸螺，致使在摸螺过程中溺水死亡，黄某3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查明事实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黄某3自行承担70%的过错责任，裴宏、王锡顺作为螺船船主承担30%的过错责任，应属合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赔偿标准问题 上诉人裴宏、王锡顺主张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无权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认定黄某3和黄某1是城镇居民与事实不符，黄某3家属未提供交通费票据未能证明存在交通费损失以及黄某3的死亡原因与两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裴宏、王锡顺承担5850元鉴定费缺乏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有权因黄某3的死亡遭受的精神损害请求精神损就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裴宏、王锡顺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已经充分考量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因黄某3的死亡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以及裴宏、王锡顺对黄某3死亡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上诉人裴宏、王锡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如前查明，一审认定黄某3和黄某1属城镇居民并据此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按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在判决中不再单列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确认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再次，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虽然未能就交通费损失提交相应证据，但考虑到作为近亲属为处理黄某3的后事实际产生了相应的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1000元符合客观事实，裴宏、王锡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程度判定由裴宏、王锡顺按30%的比例承担5850元（19500元×30%）鉴定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除三处笔误本院已予更正外，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42元,由上诉人覃某、黄某1、黄大做、黄金兰负担4100元，由上诉人裴宏、王锡顺负担16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宗艳 审判员  谭庆华 审判员  王华妍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陈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