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6142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原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商业大道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1198047J。负责人：盘仲廷，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滢莹，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陈靥，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玉华，女，195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代天威，男，198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代亚楚，男，195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国茂，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舒婷，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9号2201房，注册号440000000008299。法定代表人：冯粤超。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花都分行”）诉被告广州市俱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俱进公司”）、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原由法官毕杰颖与人民陪审员张绍针、骆锦明组成合议庭，因工作原因变更为由法官毕杰颖与人民陪审员曾桂妹、姚玉娥共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6日、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诉讼中，中行花都分行以俱进公司已注销为由，申请撤回对俱进公司的起诉。原告中行花都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张滢莹（第一次庭审活动由原委托代理人黄焕秋参加），被告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国茂、黄舒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创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行花都分行向本院明确诉讼请求：1.被告丁玉华、代天威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本金利息人民币1275186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年利率6.116%计至付清之日)、罚息合计人民币1243567.79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罚息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1.5×1.5计至付清之日)、复利人民币24576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及银行规定的复利计算方法计至付清之日)，上述拖欠金额合计人民币5543329.79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利率计至付清之日)；2.被告丁玉华、代天威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843483.82元、本金利息人民币375622.55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年利率6.116%计至付清之日)、罚息合计人民币380775.71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罚息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1.5×1.5计至付清之日)、复利人民币41.94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按协议约定及银行规定的复利计算方法计至付清之日);上述拖欠金额合计人民币1,599,924.02元(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实际数额按协议约定利率计至付清之日)；3.被告丁玉华、代天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4.被告代亚楚、被告创富公司为被告丁玉华、代天威欠付原告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与俱进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约定原告向被告俱进公司借出款项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提款之日起计算；利息年利率为6.116%并约定了罚息、复利及其他计算标准。同日，原告与被告代亚楚、被告丁玉华、被告代天威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GBZ477390120100119、GBZ477390120100120、GBZ477390120100121、与被告创富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GBZ477390120100122的《保证合同》。各担保合同约定,被告代亚楚、被告丁玉华、被告代天威对原告与俱进公司在2010年12月24日起至2013年12月24日止签订的合同所形成的债务等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被告创富公司对原告与俱进公司签署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等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原告依约分别于2011年1月10日、2011年1月21日向俱进公司发放贷款金额人民币600万元、400万元。2012年1月10日该笔贷款到期后,俱进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归还我行贷款,共拖欠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后由被告创富公司代偿500万元。此后俱进公司再也没有还本付息。原告曾于2012年4月23日就涉案的借款向法院提起借款诉讼，但法院以该案被告创富公司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现经原告查询得知，被告创富公司所涉刑事案件已判决且生效，已不存在可能影响涉案借款纠纷审理且正在侦查的刑事犯罪案件。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再次向贵院起诉,请求贵院判如所请。另，经查俱进公司已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应由丁玉华（占股62%）、代天威（占股38%）承担清偿责任。原告中行花都分行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与俱进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俱进公司借出款项1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提款之日起计算；利息年利率为6.116%并约定了罚息及复利（合同第2页第4条第4款第2项有约定）；2.编号分别为:GBZ-477390120100119、GBZ477390120100120、GBZ477390120100121《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代亚楚、被告丁玉华、被告代天威对原告与俱进公司在2010年12月24日起至2013年12月24日止签订的合同所形成的债务等承担连带责任担保；3.编号为GBZ477390120100122的《保证合同》，证明被告创富公司对原告与俱进公司签署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等承担连带责任担保；4.2011年1月6日两张《借款借据》、2011年1月10日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提款申请书》及2011年1月21日编号为GDK477390120100080《提款申请书》，证明俱进公司分2次向原告提取借款6000000元和4000000元；5.2012年4月23日《民事起诉状》及2012年5月28日《中国银行收付款凭证》，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4月23日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6.（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803号《民事裁定书》及（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法院以该案被告俱进公司涉嫌经济犯罪，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共同答辩称：1.在2014年2月份原告曾经起诉，当时是驳回原告的请求，因为涉及创富公司经济犯罪，该案件已于2014年9月10日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裁定。以后，原告并没有对被告进行任何的催收，因此，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原告要求的利息不应当计算复利，在合同没有约定复利的计算基数、标准及是否需要支付复利，而原告起诉的计算复利，也计算罚息，属于双重处罚，有违公平，且其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据。3.俱进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7日刊登注销公告，清算时股东已依法履行通知义务的事实，但中行花都分行未向清算组申请债权，现俱进公司已注销，丁玉华、代天威对俱进公司的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上述三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3号《刑事判决书》（打印件）及（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书》（打印件），证明被告创富公司涉嫌的刑事案件已经于2014年9月10日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刑事裁定书，原告于2018年6月6日再次起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的事实。另在（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3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第6行内容证明创富公司作担保的企业的借款虽然是俱进公司的名义所借，但是实际上是创富公司骗取的。2.俱进公司注销登记文件，证明俱进公司的清算公告于2016年11月17日刊登在广东建设报第06版，被告丁玉华、代天威已经依法履行通知公告义务。被告创富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4日，俱进公司（借款人）与中行花都分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GDK477390120100080号），约定俱进公司向中行花都分行借款1000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等，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利率6.116%。该借款合同第4条第4点约定：“⑴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从逾期或未按约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就逾期或挪用部分，按本款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⑵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以本条第3款约定的结息方式，按本款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⑶罚息利率……C.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人民币借款利率为：按重新定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基础利率。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该基础利率水平上加收50%……”，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除依法另行确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因本合同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同日，创富公司、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分别与中行花都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GBZ477390120100122、GBZ477390120100119、GBZ477390120100120、GBZ477390120100121），约定上述四被告为俱进公司向中行花都分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中行花都分行于2011年1月10日、2011年1月21日向俱进公司提供借款600万元、400万元。贷款发放后，俱进公司未全部按约定还本付息，中行花都分行遂于2012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该过案的过程中，发现被告创富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本院遂于2012年8月16日作出（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8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中行花都分行的起诉。中行花都分行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4日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本院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另查明以下事实：1.创富公司等6被告因犯骗取贷款罪，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的（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刑事处罚。因该案部分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书》于2014年9月23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2018年6月6日，中行花都分行再次就金融借款纠纷向本院起诉。另查明，俱进公司由丁玉华、代天威投资设立，丁玉华占62%股权，代天威占38%股权。俱进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经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本案没有证据显示俱进公司被核准注销前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中行花都分行。诉讼中，中行花都分行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俱进公司、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创富公司银行存款8732679.30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中行花都分行提供《诉讼保函》为上述财产保全作担保。本院已作出（2018）粤0114民初614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并依法查封了以下财产：1.轮候查封被告丁玉华名下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号的房产；2.被告代亚楚名下号牌为粤Ａ×××××车辆；3.额度冻结丁玉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2×××18账户内存款8732679.30元（因余额不足，实际冻结148.08元）。本院认为：中行花都分行与俱进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中行花都分行与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创富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本身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证据显示中行花都分行事前知悉俱进公司等人骗取贷款，故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中行花都分行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分别对创富公司作出最终刑事处理的（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书》已于2014年9月23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该刑事裁决文书即已生效，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中行花都分行于2018年6月6日重新向本院起诉，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期间向债务人催收借款，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现代亚楚、丁玉华、代天威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提出可以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中行花都分行要求俱进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丁玉华、代天威归还借款本金3843483.82元及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是为保证主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本案的主债务因超过诉讼时效可以不履行，附随的担保义务因此而丧失了担保标的，故中行花都分行要求担保人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亦予以驳回。被告创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539.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毕杰颖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人民陪审员  姚玉娥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任静欣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普通诉讼时效、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法律后果】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第一百九十五条【诉讼时效中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