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益怀，男，汉族，1972年5月5日出生，住所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淇，广东贤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文生，男，汉族，1979年7月23日出生，住所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魏俊，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丽，广东五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益怀、上诉人詹文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益怀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建工公司向郑益怀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22703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222703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23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建工公司涉案工程实际付款金额为381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郑益怀收款金额为4059000元有误。根据郑益怀于2015年12月4日出具的《费用报销单》载明的已付工程款387000元（含林楚光班组费用55000），扣除伙食费5480元、水电费5380元，结余156843元，也可以说明建工公司确实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一审法院仅凭《借款审批单》，在未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存在款项交付事实的情况下，就采信建工公司所主张的付款金额，明显有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建工公司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涉案部分工程款有误，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做出的已付工程款数额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款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有误，涉案工程款绝大部分款项是通过现金或以支票形式支付，但也存在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情况，如建工公司期间通过陈奕昌（实际承包涉案整体工程的挂靠人）名下银行账户也向郑益怀支付过部分工程款项。郑益怀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建工公司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本案双方均提交了费用报销单，在建工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中增加了付款时要扣除掛数等内容，该报销单的原件在郑益怀手中，这也印证了建工公司称工程款足额支付的主张不足以采信。针对郑益怀上诉，詹文生未发表辩述意见。詹文生上诉请求：1、改判詹文生无需返还工程款352995元且无需支付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益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郑益怀与建工公司不存在任何的建设工程法律关系，郑益怀与詹文生也不存在任何的建设工程法律关系。郑益怀只是涉案工程的介绍人或者工地的管理人并非承包人，郑益怀没有任何权利向任何人主张工程款。《劳动合同书》的内容无参考意义，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1、建设工程合同系有名合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强制性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釆用书面形式。本案中涉案的工程繁杂，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应当签署合法的书面凭证，不能仅仅凭借郑益怀的描述就认可其为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本案中应当认定实际施工人即詹文生为本案的承包人。因此，本案中郑益怀没有与建工公司签署任何的承包合同或者分包合同，双方不存在建设工程法律关系。郑益怀无权向任何一方主张工程款。詹文生才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收取建工公司的工程款具有法律、事实依据。2、《劳动合同书》的内容无参考意义。郑益怀并非劳动合同的用工主体无权与詹文生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所谓的劳动合同的名称是“深圳市建业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郑益怀没有任何的关系。所谓的劳动合同关系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合同对詹文生没有约束力。对此双方针对案涉工程签署的实质反映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劳动合同书》无效。二、一审法院判决詹文生返还工程款及支付利息超出了郑益怀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郑益怀的诉讼请求系要求建工公司支付577002元的工程款及利息，且要求詹文生对其中的354299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郑益怀与建工公司确认涉案工程造价为4038703元，而郑益怀实际签领金额为4059000元，故建工公司不仅足额支付了工程款，而且多支付了20297元。由此可知郑益怀并不存在577002元的经济损失，即郑益怀所主张的债务并不存在，詹文生理应无需承担任何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枉顾上述债务并不存在的事实，超出郑益怀的诉请，另行计算出一笔詹文生应返还的工程款352995元，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三、郑益怀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当支持。根据郑益怀提供的证据来看，最后结算日期是2013年1月31日（当事人将在二审提交新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全部付清）涉案工程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T3航站楼于2013年11月28日正式投入使用（当事人将在二审提交新证据证明机场T3航站楼投入使用时间），因此从款项付清之日或是工程竣工验收日起算诉讼时效都己经超过。郑益怀过了数年后方才提起诉讼，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郑益怀的恶意拖延导致詹文生的大量证据遗失不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此郑益怀恶意拖延导致其请求己过诉讼时效应当不予支持。詹文生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在郑益怀所提交的证据期中支付审批单中承包人写的是詹文生，后来詹文生的名字被斜杠划去，写上了郑益怀，综合全案，所有的五期工程全部的施工都是由詹文生完成的，詹文生是整个工程的承包人，郑益怀只是一个介绍人，按照双方的约定抽取一定的佣金或者是介绍费、喝茶费。在前四期的承包人写上郑益怀是因为其与建工公司某些人有关系，提款比较方便，从第五期的期中支付审批单可以看出郑益怀就是实际承包人，也是实际施工人。针对詹文生上诉，建工公司述称，本案詹文生和郑益怀签订了劳务承包协议书，而且全部的工程款项也是支付给郑益怀及郑益怀指定的相关收款人，本案中建工公司和詹文生没有法律关系，况且詹文生在本次上诉中并未要求建工公司承担法律义务，故对该上诉请求因双方上诉所存在事实不清楚，和建工公司无关。针对詹文生上诉，郑益怀未发表辩述意见。郑益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建工公司向郑益怀支付工程款577002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577002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23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日止，暂时计至2017年11月22日的利息为54815元）；2、詹文生对建工公司上述债务中的本金354299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詹文生、建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建工公司系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机场写字楼及停车场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人，建工公司将其中的模板安装和拆除工程分包给郑益怀，郑益怀复将该工程转包给詹文生施工。涉案模板安装和拆除工程于2012年8月中旬开工，詹文生仅施工至2013年1月，涉案工程约于2013年7月完工，并已经交付使用。2015年12月4日，建工公司向郑益怀出具《费用报销单》，载明郑益怀工程结算款4029903元，增补人工费用8800元，合计4038703元，已付工程款3871000元（含林楚光班组费用55000元），扣除伙食费5480元、水电费5380元，结余156843元。郑益怀未在上述《费用报销单》上签字。郑益怀与建工公司确认涉案工程结算工程造价4038703元，有关工程款基本以现金或支票形式支付，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但双方对建工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存在争议，郑益怀主张实付款为3461701元，被告则主张已付款为4059000元。建工公司提供的有郑益怀签名确认的《借款审批单》、《支付进度款》、《工资表》等显示，2012年9月14日郑益怀签领款项268000元，2012年11月3日郑益怀签领620000元，2012年12月13日郑益怀签领723000元，2013年1月7日、10日郑益怀签领款项302000元、100000元，2013年1月30日、31日郑益怀签领700000元、400000元，2013年4月26日郑益怀签领401000元（含现金351000元、支票50000元），2013年7月3日郑益怀签领302000元（含现金202000元、支票100000元），2014年1月25日为郑益怀代付林楚光款项55000元，另外，2013年1月11日郑益怀签领60000元，2013年9月25日郑益怀签领100000元、28000元，以上合计4059000元。郑益怀在上述《借款审批单》上“借款人”、“借款人签收栏”两处签名，且“借款人签收栏”落款时间晚于《借款审批单》填写时间。郑益怀与詹文生确认詹文生实际收取工程款3015000元。詹文生主张其实际施工完成前五期工程，双方约定郑益怀应按其与建工公司结算工程款的100%向詹文生全额支付工程款；郑益怀则主张詹文生仅未完成第五期的部分工程，且双方约定郑益怀仅需向詹文生支付郑益怀与建工公司结算工程款的75%。郑益怀与詹文生确认郑益怀与建工公司前五期工程造价款为3540934.6元。郑益怀（用人单位、甲方）与詹文生（乙方、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显示，詹文生的工作内容为“模板安装及拆除”，工作地点为“深圳机场写字楼A、B栋及裙楼”，劳动报酬为“乙方日工资为总量7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鉴于郑益怀、詹文生系自然人，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资质，且郑益怀将全部工程非法转包给詹文生，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郑益怀与建工公司之间、郑益怀与詹文生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有关建工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认定。涉案模板安装和拆除工程已经实际交付建设单位使用，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郑益怀与建工公司确认涉案工程造价为4038703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建工公司向郑益怀的付款不涉及银行转账，以现金、支票形式支付，而建工公司提供的《借款审批单》、《支付进度款》、《工资表》等能够显示，郑益怀实际签领金额为4059000元，上述证据有郑益怀签名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建工公司已向郑益怀足额支付工程款。郑益怀要求郑益怀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有关詹文生返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郑益怀与詹文生间未就转包关系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仅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双方对于工程款的结算存在较大争议，郑益怀主张其仅需向詹文生支付建工公司结算工程款的75%，而詹文生则主张郑益怀应向其支付建工公司结算工程款的100%。结合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书》有关“乙方日工资为总量75%”的约定，及工程转包赚取差价的实际，郑益怀主张更符合事实。鉴于双方对于詹文生实际是否全部完成前五期工程量存在一致，双方亦无法举证证实各自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前五期工程造价3549340元作为基数，核算詹文生应收工程款2662005元（3549340元×75%）。结合双方确认的詹文生实际收取工程款金额，詹文生仍应返还郑益怀工程款352995元（3015000元-2662005元）。至于利息，系工程款本金的法定孳息，詹文生应当一并支付郑益怀，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2月起计付至清偿之日止。郑益怀要求建工公司、詹文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郑益怀诉求，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詹文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郑益怀返还工程款352995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2月起计付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郑益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118元，由郑益怀负担4465元，詹文生负担565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郑益怀与建工公司一审确认涉案工程结算工程造价为4038703元，双方争议之处在于建工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对此建工公司提交了郑益怀签名确认的《借款审批单》、《支付进度款》、《工资表》等证据，足以证明建工公司已向郑益怀支付工程款合计为4059000元。郑益怀主张部分工程款由建工公司直接支付詹文生，由于建工公司提交的上述工程款项签收领取凭证中，郑益怀均予以签名确认，应视为郑益怀与建工公司之间就工程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对此郑益怀于2015年1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中也确认了该事实，因此，郑益怀主张建工公司尚欠部分工程款没有支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郑益怀与詹文生之间就工程款如何分配问题。由于郑益怀与詹文生均为自然人，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一审判决认定郑益怀与詹文生之间的工程转包合同关系无效，适用法律正确。由于詹文生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劳动成果已经物化在涉案工程中无法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郑益怀应当按照约定的工程价款向詹文生予以补偿。双方就约定工程价款存在争议，对此，詹文生主张其签订《劳动合同书》时部分条款为空白，该合同中有关“乙方日工资为总量75%”的约定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即便詹文生所述情况属实，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对该行为的后果及风险应具有充分认识，应视为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自行填写相应内容。况且，詹文生于二审期间也认可双方对工程价款另有约定，并非由郑益怀收取建工公司工程款后再全额支付给詹文生。对于双方另行约定工程价款数额，詹文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即无法推翻《劳动合同书》中关于詹文生施工劳务报酬的约定，原审酌情按照郑益怀与詹文生确认的前五期工程造价3549340元作为基数，按照《劳动合同书》的约定核算詹文生应收工程款2662005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郑益怀在本案中请求詹文生对其多收部分予以返还，原审据此予以判决，未超过郑益怀的诉讼请求。关于詹文生主张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涉案工程于2013年期间竣工的事实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已客观存在，詹文生在一审期间并未基于该事实提起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期间方提交证人证言以证明该事实并据此主张郑益怀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属于因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益怀、詹文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74元，由上诉人郑益怀负担4640元，上诉人詹文生负担65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思  罕审判员 许  莹  姣审判员 邓    媛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愉婷(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