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1民初456号 原告：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西路12号中山佳苑A栋1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84148731P。 法定代表人：刘小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祥忠，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县工业大道29号,组织机构代码：69845801－2。 法定代表人：魏云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书泉，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华夏艺术谷民俗村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建县长堎镇工业大道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58657799ＸＵ。 法定代表人：童铁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谋，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华夏艺术谷陶艺村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工业大道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586577893Ｍ。 法定代表人：童铁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谋，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建县长堎镇工业大道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5865779221。 法定代表人：童铁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谋，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波，男，汉族，1967年10月5日生，住南昌市东湖区。 被告：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西湖区桃苑工业村C区6—7号楼1单元301室，组织机构代码：55350868－0。 法定代表人：谭华。 被告：江西省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东湖区民德路4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158265359Ｈ。 法定代表人：巩克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欢，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塘北大道1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51137147Ｈ。 法定代表人：张波。 原告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永瑞公司）与被告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夏文化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民俗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民俗村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陶艺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称陶艺村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影视村公司）、张波、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鑫昌公司）、江西省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宝华公司）、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称化工农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审理，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2016）赣0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赣民终39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6）赣0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祥忠，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书泉，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谋，被告张波（亦系化工农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宝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鑫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永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张波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万元及利息（借款利息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暂算至2016年9月30日为2701.8万元）；2、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就上述27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鑫昌公司在借款12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宝华公司、化工农资公司就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张波系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张波、陶艺村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张波投资参与南昌华夏艺术谷项目的合作建设，华夏文化公司同意先行将其持有的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转给张波或其指定的人持有。《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华夏文化公司按约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登记在了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并于2012年1月18日向张波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张波先生（身份证号：）代表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融资的一切事宜。特此委托！”委托书加盖了华夏文化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周赣湘的签名。2012年3月7日被告张波以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和经营周转需要为由，向原告借款2700万元。原告出于对朋友（介绍人）的情谊和信任，在被告张波出具借条之后，原告于2012年3月8日向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南昌银行东湖支行79×××66账户汇入1500万元，并于2012年3月16日通过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向被告指定的收款单位鑫昌公司汇入1200万元。借款交付后，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并没有按时归还借款，原告多次找其催讨，被告一次次言而无信，后来甚至避而不见，电话不接，毫无还款迹象。原告无奈于2014年1月29日以被告张波涉嫌诈骗向南昌市公安局进行控告未果。2015年元月13日，原告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被告张波，因其无钱归还，让其再次签署《承诺书》和《债务确认书》。时至今日，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就其向原告的借款没有归还分文。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均系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及张波实际控制的关联子公司，因该关联子公司与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及张波在主体、业务、财产等一系列方面发生严重混同，前述五被告依法应就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向原告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及张波向原告借款之时，上述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周赣湘（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于2013年3月6日变更为魏云辉，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于2013年２月之后均变更为周亮），周赣湘持有上述关联公司不等的股份，且其他股东交差持股并无对价、自由的转移股份，主体完全混同；2、被告张波、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运作经营的是同一个项目同一宗土地。被告张波作为甲方曾与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作为乙方于2011年签订了一份《股权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出全资通过挂牌取得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指定的地块（2011G031号地块，面积1017.9795亩，位于新建县生米镇昌樟高速东侧，九龙湖南侧）。2、待乙方所指地块土地使用权取得后，甲方拥有乙方旗下所有子公司49%的股权，且乙方不得随意转让甲方拥有的49%的土地股权，由甲方指定专人作为甲方代表，若股权易名，必须经得甲方本人的同意。（略）……。”被告张波和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及股东国勇分别在《股权协议书》签名和盖章。该《股权协议书》与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提供的上述《合作协议书》相互印证，证明张波和华夏文化公司及陶艺村公司、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借款的事实。2013年4月9日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并作出2013第（016号）《关于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九龙湖地块的处置决议》，将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土地1017亩全权授予张波处置，该土地的处置无论盈亏都有张波承担，其他股东无涉。可见前述五被告财产系受被告张波实际控制，业务、财产严重混同。3、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摘牌竞得上述九龙湖地块1017余亩土地使用权，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但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瞒天过海，以所谓联合竞买的方式将竞买权在关联的被告公司之间任意转移，将共同购买的一宗土地肆意分割，这种分割行为不能消灭竞得土地所承载的债务，同时进一步证实前述五被告主体、财产混同，对外不能免除五被告就土地负债所承担的连带责任。4、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在土地竞买时，按照要求已向国土部门交纳了700万元竞买保证金，该笔保证金在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时已转作受让土地定金，但最终作为土地出让款流向了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与其财产发生混同，且严重降低了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偿债能力。5、即使认定被告华夏文化公司、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等联合竞买土地行为成立（行为本身就属混同），按照被告签订的《联合竞买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就案涉土地（按《联合竞买协议书》登记在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名下的土地，该土地已于2013年5月21日被政府置换至红谷滩新区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地块，面积269.6625亩）有权按出资比例5%享受权利及承担义务。据此，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享有5%的土地权益理应作为偿债财产用于清偿原告的借款。因前述被告共同拥有案涉土地使用权且无法分割，故其在竞得土地现值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属天经地义。综上，张波和南昌华夏文化公司出于共同经营南昌华夏艺术谷项目的需要，共同向外举债借款，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前述被告相互关联，相互混同，相互任意流转财产，理应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鑫昌公司系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指定的收款单位，应对原告的资金安全负责，故被告鑫昌公司应在收到原告1200万元借款本息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按2012年10月24日《协议书》第四条“若乙方（被告张波）不能履行以上还款义务，担保方自愿承担乙方所欠债务（含本、息、违约金）的担保责任。”被告宝华公司和化工农资公司在该协议书担保方盖章，自愿就被告张波及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欠款本息、违约金向原告提供保证担保，故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答辩称：一、被告张波向原告永瑞公司借款，是张波个人与永瑞公司形成的借贷关系。1、原告永瑞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主要为债权发生的证据），包括张波出具的借条、协议、承诺书等，均是张波个人签署的，无一有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及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盖章确认。这些证据充分表明，款是张波个人向永瑞公司借的，张波个人与永瑞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华夏文化公司与永瑞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2、原告永瑞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刑事控告书》、《询问笔录》、永瑞公司董事长王雪冬写给时任省政协主席黄跃金的信件等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张波个人与永瑞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该三份证据内容表明：A、永瑞公司事后调查发现张波先前声称的借款理由纯属是子乌虚有，张波以华夏文化公司在红谷滩所购土地与永瑞公司合作为由，不断给永瑞公司开出空头支票，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张波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张波根本不是该土地的控股人，该土地早已作他用。张波不断隐瞒、捏造事实，只为达到其不还款的目的。为此，永瑞公司向公安机关控告张波个人涉嫌诈骗。B、永瑞公司与华夏文化公司的人不认识，也从未有过联系。张波借得永瑞公司款项后采取欺骗手段拖延还款，永瑞公司事后是知情的，所以永瑞公司对华夏文化公司的诉讼是恶意诉讼。二、张波向原告永瑞公司借款，系张波个人债务，应由张波个人偿还，华夏文化公司无任何法律责任。1、原告永瑞公司提交的2012/1/18的《委托书》，不能证明张波个人向原告永瑞公司借款时是受华夏文化公司委托，不能以此主张华夏文化公司应尽偿还责任。首先，该委托书是用于张波向上饶白某融资借款，所以该委托书仅交给了上饶白某，并没有交给原告永瑞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并没有委托张波向永瑞公司借款。其次，原告永瑞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刑事控告书》、《询问笔录》、永瑞公司董事长王雪冬写给时任省政协主席黄跃金的信件等证据反映原告永瑞公司当时将钱借给张波时，是基于政协委员管飞介绍，原告永瑞公司董事长王雪冬看到张波重度残疾，做事不容易，出于朋友情面，好意把钱短时间借给张波，用于过桥周转。充分说明原告永瑞公司把钱借给张波不是基于华夏文化公司2012年1月18日出具给张波的融资委托书，原告把钱借给张波与该融资委托书没有因果关系。2、原告永瑞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与华夏文化公司存在混同，以此主张华夏文化公司应尽连带偿还责任。但该组证据根本不足支持原告主张。首先，华夏文化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显示，张波从来就不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不是华夏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从未在华夏文化公司任过职，更不是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告主张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那么张波实际控制了华夏文化公司什么？是控制了公司财务，还是控制了公司事务？是控制了公司股份，还是控制了公司股东？如果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波要盖华夏文化公司印章那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原告所提交的关于债权发生的证据及华夏文化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方面的证据中没有一份盖有华夏文化公司印章？甚至在原告威逼张波要盖华夏文化公司印章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盖到华夏文化公司印章。其次，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包括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签订的《股权协议书》、2012年3月12日张波与张庆林签订的《借款书》、2012年华夏文化公司与江西油画院签订《合同书》、2013年4月9日华夏文化公司《处置决议书》、2013年8月30日魏云辉与杭州大卫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但这些证据都是复印件，甚至是伪造证据。如《处置决议书》与《协议书》中魏云辉签名的形体、笔迹、大小完全一致；《处置决议书》与华夏文化公司提交的2013年3月1日《公司章程》中魏云辉、国勇的签名的形体、笔迹完全一致；《处置决议书》与华夏文化公司提交的2013年3月1日《公司章程》里国勇签名与杭州大卫公司印章相互之间的位置完全一致；《处置决议书》与华夏文化公司提交的2013年3月1日《公司章程》中江西油画院印章中间的模糊印痕及印痕形状完全一致。显然这些证据都是通过移花接木方式复印伪造的。庭审时，张波对这些证据系复印、伪造的确认无异。再次，公司法仅规定有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没有规定有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与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最后，公司法又规定，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人格混同时，若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暂且不论张波是不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原告主张华夏文化公司为张波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张波借得永瑞公司款项后，有其中1500万借款转入了华夏文化公司账户，九个月后华夏文化公司又将该款返还给了张波。这是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之间独立的法律关系，与张波和永瑞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九龙湖地块原来是用来打造江西省重点项目——南昌华夏文化产业园。文化产业园项目是华夏文化公司争取的建设项目。土地招拍挂时，华夏文化公司与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联合竞买，最后土地被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合法取得。张波意向在该项目投资，并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于2011年8月8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张波第一阶段应投资1.1亿元，为张波投资作担保，陶艺村公司先行将49%股权过至张波指定人员虞鑫国名下，待张波按约完成第一阶段投资义务后，张波方实际享49%股份权益。在此之前，张波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不实际享有49%股份权益。《投资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张波先后向华夏文化公司投入了2950万元，其中就包括张波向永瑞公司（原南昌新宫置业有限公司）所借的1500万元。对张波所投入的2950万元，华夏文化公司并不清楚钱是怎么来的，也不需要知道怎么来的。此后，因为张波未能全面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义务，加之政府要收回文化产业园项目土地用于万达项目建设，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便与张波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华夏文化公司并于2012年12月26、27日分别将张波所投入的资金按张波指定的账户全部返还给了张波，合计返还3000万元。在返还张波投资款同时，张波将其指定人员虞鑫国名义持有的陶艺村公司49%股权又返过户至陶艺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返还投资款时间与股权返转工商登记时间一致。至此，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投资合作关系全面终止。显然，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曾经有过投资合作关系，这是一层法律关系，而张波与永瑞公司是另一层法律关系，两者各自独立，不能混淆。四、原告永瑞公司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永瑞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对张波刑事控告，可以视为对张波主张了债权，其诉讼时效可延续至2016年1月28日。张波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及《债务确认书》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为《承诺书》系张波向案外人王文平融资出具的承诺，不是永瑞公司对张波主张权利。《债务确认书》是张波对2013年6月29日与永瑞公司签订《协议》承担违约责任的确认，同样不能认为是永瑞公司向张波主张债权。永瑞公司是在2016年10月提起诉讼的，其对张波的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所述，涉案债务系张波个人债务，张波也予认可，并确认该债务与华夏文化公司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等毫无关联。不可否认，张波欺骗了永瑞公司。但永瑞公司不能因为张波的胡编瞎造、不能因为对张波的轻信上当而要求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华夏文化公司还钱吧。借钱投资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除非有约定，出借人找投资下家要钱极为少见，也不符合法理。所以，原告对华夏文化公司的诉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财产无法混同。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交易行为不是人格混同，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交易行为不能导致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人格混同。2011年8月8日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张波（第一阶段）投资1.1亿元，需在2012年8月30日之前投资款到账，可享有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1.1亿元未到账之前，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转移登记至张波或者其指定人的名下，但张波或其指定人并不实际享有陶艺村公司49%的实际股权，登记实际为担保性质。2012年2月15日，根据8月8日协议的约定，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张波《确认书》指定的虞鑫国名下，《确认书》再次明确虞鑫国是代持股份，不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不承担实际的股东义务。2012年8月30日之后，张波签收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的《告知函》指出，因张波在约定的时间无法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1.1亿元义务，双方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张波已经投入的资金2950万元，双方终止合作。同时，张波、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协议书》，解除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书》，张波负责将陶艺村公司的股权转回魏云辉，返还张波投资款2950万元。2012年12月26日，华夏文化公司向张波指定账户退还3000万元，同日，虞鑫国代持的陶艺村49%股份变更登记恢复至魏云辉名下。全部投资合作行为终结。上述证据证明的是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唯一的交集，张波的投资行为是合同行为，退出投资后如果没有获得返还投资款，则形成合同债权请求权，不是公司人格混同；退出投资后投资款得到返还，请求权消灭，全部合同行为终结，双方权利义务消灭，无从混同。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法律关系清晰、财产关系清晰，张波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华夏文化公司或者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与华夏文化公司或者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财产也从来没有过混同。二、公司人格混同仅适用于股东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不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公司法第20条规定，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三款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20条被认为是公司人格混同的法律依据，明确规定的是股东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逃废公司债务时，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债务人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是滥用法人独立地位、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即股东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本不是公司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若提起诉讼，原告只限于公司的债权人，而不是“股东的债权人”，被告则限于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或此类股东及公司。永瑞公司是张波的债权人，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债权人，显然，公司法第20条在本案中完全不能适用。张波不是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东，即便是“股东”或者是“实际控制人”甚至“混同”，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也只是张波或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由公司为“股东张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无法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永瑞公司以“公司人格混同”为由主张权利实际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其不应是去证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等人格是否混同，而是应当证明张波在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否具有财产权益。永瑞公司仅得通过诉讼、执行程序对张波的“财产”比如投资、公司股权、股权项下的动产、不动产、债权等主张权利，在对张波的财产处分所得中受偿。永瑞公司以“人格混同”要求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直接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华夏文化公司已经在2012年12月全额返还了张波2950万元另加50万元，张波在华夏文化公司或者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没有任何财产权益，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没有为张波清偿债务的义务。三、华夏文化公司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人格是否混同与张波、永瑞公司均无关系。永瑞公司与张波之间的借款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项目土地没有任何关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2011年12月21日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一亿元，2012年2月22日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张波2012年3月8日、3月16日向永瑞公司借款用于“过桥”资金，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土地运作”完全没有关系。四、永瑞公司明知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实际控制人、明知张波借款不是“土地运作”，策划、胁迫张波将债务引向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恶意虚假诉讼。1、永瑞公司自认，借款是用作“过桥资金”；2、永瑞公司自认，张波2012年10月才提出以土地抵债，但永瑞公司已经知道张波的九龙湖项目子虚乌有，永瑞公司准备报案，张波闻讯后主动联系永瑞公司，之后永瑞公司与张波炮制了多份承诺、协议，将债务引向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但自始至终，永瑞公司从来没有接触过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任何人，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也从来没有在张波、永瑞公司炮制的以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为主体的合同、文件上签字盖章。同时，张波、永瑞公司还炮制了《处置决议》、《协议书》等一系列的伪证、假证，以构筑其虚假事实。永瑞公司采用假证、伪证等虚构事实，将债务引向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恶意虚假诉讼，其诉请应予驳回，其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东。不是实际控制人，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财产无法混同；本案不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华夏文化公司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人格是否混同与张波、永瑞公司均无关系；永瑞公司明知张波不是实际控制人，在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均无财产权益，故意炮制假证、伪证恶意提起虚假诉讼，其诉请应予驳回并应对其恶意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惩处。 被告张波答辩称：1、钱是我借的，当时用于银行过桥。2、这个钱和所有连带单位没有关系，他们没有用钱也没有担保。实际上没有担保人。3、这个承诺书有些在宾馆有些在原告公司写的，原告公司说签了承诺书才能走，我没有报案。4、华夏艺术谷的决议是我自己复制的。 被告宝华公司答辩称：宝华公司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没有参与任何涉及本案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涉及的宝华公司公章上面没有企业编号，该公章不是宝华公司正常使用的公章，此外担保期限也超过了，宝华公司应当免除担保责任。 原告永瑞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诉讼主体方面）：1、原告的工商营业执照及社会统一信用证号码；2、被告的营业执照及社会统一信用证号码；3、被告张波的身份信息。证明：1、原告的主体身份情况，原告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的身份信息情况。第二组（原告债权及催收方面）：1、2012年3月7日被告出具的《借条》2份；2、2012年3月8日中国银行1500万元的进账单；3、2012年3月16日被告出具的1200万元借条；4、2012年3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账单；5、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转款证明；6、2012年8月13日被告张波出具的《承诺书》；7、2012年10月24日被告张波的《承诺书》；8、2012年10月24日原告与被告张波签订的《协议书》；9、2013年3月6日被告张波并代表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10、2013年6月29日被告张波与原告签订的《协议》；11、2013年8月31日被告张波出具的《承诺书》；12、2013年9月30日被告张波出具的《承诺书》；13、香港多伦多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雪冬就被告借款不还致江西省政协黄跃金主席的书面函；14、原告2014年1月27日的刑事控告书及2014年1月29日南昌市经侦支队就原告报案人员的询问笔录；15、2015年1月13日的《承诺书》及《债务确认书》。证明：1、原告通过中国银行转入华夏文化公司1500万元，通过浦发银行转账1200万元，完成了实际交付。原告与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2、被告承诺于2012年8月20日归还一千万元，余款在同年9月10日前还清，利息以每月壹分伍厘计息，超过以每月叁分计息；3、原告与被告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就还款达成协议，该《协议书》第三条注明，若乙方（张波及华夏文化公司）未能按时归还借款，乙方（同前）同意用南昌华夏影视村所购土地（洪土国用〖登记2012〗第D158号）按出让价格冲抵给甲方（原告）；4、被告影视村公司、宝华公司、化工农资公司提供担保，并在上述协议书上盖章；5、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讨借款，被告多次承诺却从未履行承诺。第三组（被告财产混同方面）：1、2011G031号地块挂牌出让公告；2、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竞买土地申请书；3、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及土地款的凭据；4、2011年12月21日《联合竞买协议书》；5、2011年12月23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6、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8号、第D159号、第D1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7、2013年5月21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值置换协议书》及《承诺书》；8、2012年1月10日和2014年4月29日分别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9、洪土国用（登红）第D58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持证人民俗村公司，座落红谷滩HGT101—C04、C05地块）；洪土国用（登红）第D58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持证人影视村公司，座落在红谷滩HGT101—C08地块）注：红谷滩HGT101—C07未办证。证明：1、2011年12月23日出让人新建县国土资源局与竟得人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确认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为竞得人，竞得2011G031号地块，面积1017.9795亩，位于新建县生米镇昌樟高速东侧，九龙湖南侧；2、按照《联合竞买协议书》，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江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共同享有2011G031号地块即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8号、第D159号、第D1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享受5%的权益；3、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持有竟得土地的使用权证，与土地成交确认书确定的竞得人华夏文化公司不一致，涉嫌违法转让土地竟买权，偷逃国家税收。被告华夏文化公司的700万元土地竞买保证金转为了土地价款，流入了上述土地证持有单位，直接损害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被告的一系列联合竞买土地行为导致涉地被告的财产发生混同。4、因九龙湖新城建设需要，被告已取得的2011G031号地块（面积1017.9795亩），于2013年5月21日被置换到红谷滩新区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地块，换得面积约计271亩。第四组（被告连带责任方面）：1、2012年月日《股权协议书》；2、2012年3月12日张庆林与张波签订的《借款书》；3、2012年7月29日南昌华夏公司与江西油画院的《合同书》；4、2013年4月9日《关于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九龙湖地块的处置决议》；5、2013年8月30日魏云辉与杭州大卫艺术品公司的《协议书》；6、华夏文化公司、影视村、民俗村、陶艺村2013年2月19日前企业信息表。证明：1、被告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及旗下所有子公司的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案涉土地的实际出资人和最终权益享有人；2、被告张波、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之间在主体、经营业务、经营财产上完全混同，对外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2月19日被告4个公司法人代表均为周赣湘。第五组（重审补充的证据）：1、2012年1月18日华夏文化公司盖章，法人周赣湘签名的《委托书》；2、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张波、陶艺村公司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3、张波签署的未标明时间的《确认书》；4、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出具的、张波签收的未标明时间的《告知函》；5、张波、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的未标明时间的《协议书》；6、2012年12月26日、27日张波签署的《委托付款函》两份及三张转账凭证。证明：1、华夏文化公司委托张波对外融资，张波向原告借款就发生委托期间，华夏文化公司就是原告的直接的借款人；2、华夏文化公司、张波、陶艺村公司内部系合作关系，张波的对外行为的法律后果对华夏文化公司及陶艺村具有拘束力；3、张波对华夏文化公司的投资至少三千万元以上甚至更多，华夏文化公司提供的《确认书》《协议书》《告知函》均未标明形成时间，涉嫌伪造证据，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张波和华夏文化公司进行了投资清算，张波的财产仍然与华夏文化公司发生混同。 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华夏文化公司工商档案资料。证明：1、张波从来就不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不是华夏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从未在华夏文化公司任过职，更不是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2、原告提交的2013年4月9日华夏文化公司《处置决议书》、2013年8月30日魏云辉与杭州大卫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伪造证据。证据二：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陶艺村公司于2011年8月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张波的《确认书》，华夏文化公司及陶艺村公司的《告知函》，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张波2012年12月26日、27日分别向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两份《委托付款函》，华夏文化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27日分别向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转款2000万元、10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两张。证明：1、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之间曾经存在过投资合作关系，双方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之后张波先后仅投资了2950万元，未能按《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投入资金，于是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解除了《投资合作协议》，华夏文化公司将张波所投入资金全部退回给了张波指定的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合计3000万元，彻底终止了与张波的投资合作关系。2、《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陶艺村公司先行将49%股份转到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但此次股权过户仅仅是为了张波第一阶段投资所作的担保，在张波按《投资合作协议》全面完成投资之前，张波或其指定的人只是名义上持有49%股权，并未是实际股东，只有张波按《投资合作协议》全面完成投资之后，张波才能成为真正的股东，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证据三：王雪冬写给时任省政协主席黄跃金的信件、《刑事控告书》及《询问笔录》、2015年1月13日张波致王文平《承诺书》及《债务确认书》。【该组证据为原告此前向法庭所提交】。证明：1、原告当时将钱借给张波时，是基于政协委员管飞介绍，原告公司董事长王雪冬看到张波重度残疾，做事不容易，出于朋友情面，好意把钱短时间借给张波，用于过桥周转。而不是基于华夏文化公司2012年1月18日出具给张波的融资委托书，原告把钱借给张波与该融资委托书没有任何关联。2、张波向原告借款时所声称的借款理由纯属子乌虚有，张波为了达到拖延还款或不还款的目的，多次编造其是华夏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编造华夏文化公司在红谷滩所购土地与原告合作等，这只不过是张波不断给原告开出空头支票，不过是张波一次又一次对原告的欺骗，张波根本不是该土地的控股人，该土地早已作他用。对张波不断隐瞒、捏造事实的行为，原告事后是知情的，并因此向南昌市公安局刑事控告张波涉嫌诈骗。3、2015年1月13日张波致王文平《承诺书》及《债务确认书》明确了原告转给华夏文化公司的1500万元及天宝公司转给鑫昌公司的1200万元，实际是张波个人所借。4、原告将款借出后，从没有与华夏文化公司人员接触过。以上4点充分说明原告是与张波个人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华夏文化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证明：1、张波应于2012年8月30日前完成对陶艺村公司前期1.1亿元的投资；2、在未完成投资前，暂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登记至张波指定的人名下，但该“股东”不实际享有陶艺村公司49%股份的权利；3、张波如未能按约履行出资义务，解除投资合作协议，（无息）返还张波已经投入的资金。证据二：2012年2月15日张波的《确认书》。证明：1、确认投资合作协议书权利义务；2、指定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登记至虞鑫国名下；3、2012年2月15日应工商变更登记由魏云辉与虞鑫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虞鑫国不实际享有49%的股东权利。证据三：陶艺村公司企业信息：2012年2月17日工商变更登记卷（工商档案副卷1）。证明：1、根据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书》、2012年2月15日张波签署的《确认书》的约定将魏云辉4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证据四：张波签收的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的《告知函》。证明：1、张波未能履行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出资人义务，至截止日仅出资2950万元；2、通知张波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张波已经支付的款项。证据五：2012年12月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解除2011年8月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张波已经支付的款项2950万元。证据六：张波2016年12月26日、27日向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函》及华夏文化公司向指定账户付款3000万元的付款凭证。证明：1、华夏文化公司已经向张波全额返还3000万元；2、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仅是阶段投资合作合同关系，不是人格混同；张波投资全部收回，其在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没有任何财产权益。证据七：陶艺村公司企业信息：2012年12月26日工商变更登记卷（工商档案副卷2）。证明：1、根据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签订的《协议书》的规定，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解除2011年8月8日与张波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华夏文化公司退还张波投资款，将记名于虞鑫国的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转还给魏云辉；2、张波不是陶艺村公司的股东，在陶艺村公司没有任何财产权益。证据八：华夏文化公司企业信息——2013年3月1日《公司章程》。证明：1、永瑞公司提交的2013年4月9日《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九龙湖地块的处置决议》是伪证，决议的“魏云辉”、“国勇”的签字、“江西油画艺术研究院”、“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印章均复制自该《公司章程》；2、永瑞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30日魏云辉与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伪证，协议书项下的“魏云辉”签字、“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印章均复制自该《公司章程》；3、大卫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章仁缘，不是张仁缘）。证据九：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向土地部门交纳竞买土地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的付款凭证。1、土地竞买保证金一亿元分别由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于2011年12月21日交付给新建县财政局国库科。其中：陶艺村公司交纳3550万元；影视村公司交纳1500万元；民俗村公司交纳4250万元；华夏文化公司交纳700万元。2、2012年2月2日新建县财政局开具的收到涉案土地出让金（竞买保证金转为土地出让金的土地出让金余款）123,955,490元的《缴款书（收据）》3、2012年3月2日新建国土资源局开具给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专用票据，共计223,955,490元。证明：1、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合法取得涉案土地；2、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竞买土地、支付土地竞买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等均在张波向东方新宫公司借款之前。证据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刑终7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永瑞公司重审新提交的证据2012年1月18日产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张波仅用于向白某借款，由白某收执，并未向新宫公司出示，张波向新宫公司借款用于“过桥”，不是投资涉案陶艺村公司土地；2、华夏文化公司已将3000万元退还张波并解除合作协议，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与上列一至九号证据相一致的全部事实。 经组织庭审质证，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到1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资料是张波与原告形成的并不涉及华夏文化公司。第二组证据第13到15真实性无异议，进一步证明了本案债务是张波个人债务，原告是知情张波编造的事实情况，知道和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无关。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和华夏文化公司有关联。法律没有规定公司和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第四组证据都是复印件甚至是伪造件不具有证明的效力。第五组证据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把钱借给张波不是基于这个委托书。原告基于张波是个残疾人创业不容易才借给他。第五组证据2到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只能证明我们曾经和张波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不能证明张波是我们公司合伙人或实际控制人。 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诉讼主体方面：原告永瑞公司的主体资格由法庭审定；陶艺村公司的企业信息以陶艺村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明文件为准。第二组原告债权及催收方面：1、证据1至5，陶艺村公司没有参与借款、收款，与新宫公司（永瑞公司，下同）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2、张波向新宫公司借款时间是2012年3月8日、3月16日，借款用途是“过桥资金”，但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在2012年2月22日之前已经支付了全部土地出让金，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财产与张波借款没有任何关联。6、2012年8月13日张波承诺书：三性均有异议。该承诺书是在新宫公司声称要对张波实施刑事控告，胁迫张波书写的，见永瑞公司2014年1月24日《刑事控告状》。7、2012年10月24日张波《承诺书》，8、新宫公司与张波签订的《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新宫公司2014年1月24日《刑事控告状》证明：新宫公司以“刑事控告”胁迫张波与之签订由影视公司“担保”的协议书，公然且将张波债务强加给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9、2013年3月6日张波“代表”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与新宫公司签订的《协议》：三性均有异议。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没有签订该协议，系新宫公司、张波私相授受炮制的虚假文件，证明新宫公司构筑虚假债务、意在侵占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10、2013年6月29日张波与新宫公司签订的《协议》：三性均有异议。1、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权处分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财产；2、新宫公司、张波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11、2013年8月31日张波出具的《承诺书》12、2013年9月30日张波出具的《承诺书》：三性均有异议，均是张波在新宫公司“刑事控告”的威逼下书写、签署的，证明新宫公司主观上具有转嫁损失、侵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财产的恶意，张波附和相应，双方共同侵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合法权益。13、王雪冬致黄跃金函：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性。14、2014年新宫公司《刑事控告状》、报案询问笔录：新宫公司自认其明知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2012年与张波共同炮制虚构对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债权的文件。15、2015年1月13日张波《承诺书》、《债务确认书》：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债务确认书》确认违法的合同的“收益”，不具合法性。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没有关系。本组证据1、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均没有盖章，是张波与新宫公司炮制的侵犯他人权益的非法文件；2、影视村公司没有为张波借款提供担保；3、新宫公司从来没有向除张波之外的其他“被告”“催讨借款”。证据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事实。第三组被告财产混同方面：证据1至9：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1、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是民事主体独立享有的民事权利，张波、永瑞公司均不是相关土地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其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无关。2、《联合竞买协议》的签订仅仅表现为协议各方某一阶段的合意，不表明合同内容已经得到履行；土地使用权以登记为法定依据，由谁最终取得土地使用权是独立民事主体自主处分民事权利，不是财产混同。第四组被告连带责任方面：1、2012年《股权协议书》（月日为空白）：无时间日期，且内容简陋，同时，协议规定该协议应“经办理公证手续后生效”，即便确有签订过此份文件，该协议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协议三性、证明目的均不得确认。2、2012年3月12日张庆林、张波签订的《借款书》：1、该借款书未实际履行；2、即便履行，陶艺村公司也仅得向张庆林承担担保责任，无需向永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华夏文化公司与江西油画艺术研究院的《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油画艺术研究院实际代表江西省文联，是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申报项目的主导单位，油画艺术研究院与永瑞公司无任何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任何事实。4、2013年4月9日《关于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九龙湖地块的处置决议》：三性均有异议，该《处置决议》是张波、或者张波会同永瑞公司炮制的彻头彻尾的假证。《处置决议》中的魏云辉、国勇、江西油画艺术研究院、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签章复印自华夏文化公司2013年3月1日在工商局的公开档案。工商档案与《处置决议》中“魏云辉、国勇”的签字的走势、笔顺、细部特征完全一致；“国勇”与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相对位置完全一致、油画艺术研究院的印章中间印泥溢出部分的形状完全一致。任何正常签字盖章均不能出现此种情况，这是利用简单的复印、剪贴、再复印就能实现的造假，是一目了然就能判别的假证。5、2013年8月30日魏云辉与杭州大卫艺术品公司的《协议书》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书》是张波、或者是张波会同永瑞公司炮制的彻头彻尾的假证。该《协议书》中“魏云辉”的签字同样复印剪贴自2013年3月1日工商档案。《协议书》与《决议》、工商档案中的“魏云辉”的签字又是一模一样；《协议书》《决议》工商档案中的“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印章变形也一模一样；同时，该假证还出现了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签错了自己的名字，将“章仁缘”签成了“张仁缘”。6、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工商企业信息：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异议：一人担任数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的情况数不胜数，根本不是公司人格混同的法律特征。第五组补充证据：1、2012年1月18日《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委托书》来源于张波合同诈骗案案卷，该《委托书》张波仅提交给了白某，张波向新宫公司借款是用于“过桥”，没有向新宫公司出示过《委托书》，也没有向新宫公司提供过《委托书》复印件，张波向新宫公司借款不是用于与华夏文化公司有关的业务，更不能证明华夏文化公司是“原告的直接借款人”。2、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张波、陶艺村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该证据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结合卷中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新宫公司无关，且张波因履行不能终止合作，其全部资金已经得到全额返还，张波在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均无任何财产权益。3至6、确认函、告知函、协议书、委托付款函、付款凭证：该证据均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该四件证据文字内容中有明确的时间表述，与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支付款凭证可以互相印证证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主张的事实即张波曾经向陶艺村公司投资，且因张波不能履行投资义务已经在2012年双方就终止合作，返还了投资款。除此之外，张波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没有任何交集，更无混同。 张波、化工农资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借条是真实的，有些承诺书是被胁迫写下的。第三组证据我不知道对不对。第四组证据是起诉方逼我自己打印的文件，自己复制的公章。和原告签订的任何还款协议没有盖公章。第五组证据委托书是给上饶的白某，钱也转给了白某。化工大市场的公章也是过期的公章，当时盖的时候就没有用了。 宝华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2012年10月24日的协议书宝华公司没有加盖公章。原告提供的印章和宝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经组织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张波整个过桥是为了华夏艺术谷项目。这个决议书对方说是假的没有证据能证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这个投资协议书不足以证明解除了投资关系。 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对华夏文化公司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无异议。虞鑫国是白某指定的人。 张波、化工农资公司对华夏文化公司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不知道。只知道所有的公司都没有担保，都没有盖过真实的公章。当时我复制公章也是无奈的。 宝华公司对华夏文化公司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与我们无关。 经组织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投资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协议书在对外融资就能代表华夏文化公司。告知函三性均有异议。 华夏文化公司对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张波、化工农资公司对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 宝华公司对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跟我方没有关系。 庭审结束后，原告补充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张波系艺术谷产业公司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隐名股东，不存在从陶艺村公司退股的事实。1、陶艺村公司工商档案登记信息；2、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3、2016年4月6日张波在上饶公安的讯问笔录；4、张波签字的确认书（备注说明：无签署时间）；5、华夏文化公司与陶艺村公司向张波出具的告知函（备注说明：无签署时间）；6、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解除投资的协议书（备注说明：无签署时间）。7、2012年12月26日-27日《委托付款函》二份及转账凭证四份。证明：1、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确认书》、《告知函》、《协议书》系虚假的，不是真实的陶艺村公司退出投资的意思表示，证实张波不存在退出九龙湖地块项目的投资的情形，张波的投资及股份自始存在。2、进一步证实华夏文化公司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主张张波在2011年8月退出合伙投资系谎言，与事实不符，同时也证实2012年12月26日、2012年12月27日转付给江西中和贸易公司的3000万元系退回的投资款与事实不符；3、证实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九龙湖地块的投资股东、隐名合伙人；4、张波合伙投资的不仅是陶艺村公司，而是与华夏文化公司合伙投资的整个九龙湖地块项目。第二组证据（张波投资或融资金额及实际控制人的问题）：1、关于周赣湘等人转让土地获利等情况的鉴证报告；2、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张波代虞鑫国支付投资进账确认书》；3、影视村、陶艺村、民俗村土地款资金的部分来源及进账明细表；4、华夏文化公司购买土地情况说明；5、九龙湖地块转让后5亿3250万元资金明细。证明：1、华夏文化公司购买九龙湖地块的资金绝大部分为对外的融资款，股东自有的资金极少；2、张波系艺术谷产业公司的九龙湖项目的投资股东，华夏文化公司账面上直接记载反应张波的融资款且直接进入了华夏文化公司账户的资金至少为4950万元，其中包括：①2011年9月7日34#凭证南昌化工大市场100万元②2011年12月2日张波名义进账的700万（2011年12月20日250万、150万；2011年12月21日200万、100万）③2011年12月11日（2012年1月3#凭证）南昌市赣发房地产公司的400万元（转鑫昌环保还）④2011年12月20日（2012年1月3#凭证）周赣湘名下750万元、⑤2011年12月26日（2011年12月94#凭证）张波100万，胡水玉的500万（2011年12月21日220万、2012年2月20日280万）、⑥2012年2月21日中和贸易700万、⑦2012年2月10日（2012年2月44#凭证）上海汇昌电工材料公司150万、⑧2012年3月9日东方新宫1500万、⑨2012年3月30日江西省银海实业有限公司50万、3、证实张波融资原告2700万元借款中1500万元用于支付契税及耕地占用税。4、证实2012年12月25日，华夏文化公司倒卖土地后取得博泰投资集团公司支付的第一笔土地款5000万元后，归还了褚小强、张波名下融资的借款，证实支付给江西中和贸易公司的3000万元不是张波的退股款，而是归还部分融资款。5、博泰投资集团公司后续支付的土地转让款也被华夏文化公司逐步安排归还其他融资借款。6、张波收到借款回报利息合计为292.5万，周赣湘收到借款回报利息为560万元，褚小强收到借款回报利息为1550万元，由此说明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的投资人、隐名股东，不存在退回投资款及退股的事实。第三组证据（华夏文化公司委托张波对外融资的委托事实）：1、2012年1月18日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一份2、2015年12月8日周赣湘在上饶公安的询问笔录3、2015年7月23日、28日证人吴某在上饶公安的询问笔录4、2015年6月6日证人邹某在上饶公安的询问笔录5、2015年7月8日证人习某在上饶公安的询问笔录6、2015年3月21日证人张某1向上饶公安出具的情况说明7、2015年7月28日证人张某2的在上饶公安的询问笔录8、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证明：1、华夏文化公司委托张波代表公司处理一切融资事宜，原因是中标了九龙湖的土地，公司缺钱；2、证实华夏文化公司给予了张波负责融资的身份，结合张波系投资人的事实，印证了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融资事务的负责人身份；3、证实了张波的融资行为均系以九龙湖土地项目的名义进行，且该身份与华夏文化公司的委托身份相一致。第四组证据（张波为华夏文化公司红谷滩土地项目对外融资的事实）：1、张波4682037915746688账户的银行流水2、张波6222750700054207账户的银行流水3、张波6222750102449872账户的银行流水4、黄炎娇6225887901245155账户的银行流水5、华夏文化公司79×××66账户的银行流水6、鑫昌公司15×××42账户的银行流水、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457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字第16-1号执行裁定书7、江西宏美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褚小强）8、江西瑞融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陈珠明）。证明：1、张波借用了黄炎娇、鑫昌公司等多个账户为华夏文化公司红谷滩土地项目融资；2、原告委托天宝公司支付的1200万元到账后，被张波通过鑫昌公司分别支付给江西宏美公司（褚小强的公司）、南昌新蓝海实业公司（刘卫彬的公司）、江西瑞融公司（陈珠明的公司）等债权人；3、印证了张波代表华夏文化公司为红谷滩土地项目融资。第五组证据：以华夏文化公司红谷滩土地项目融资向原告借款的事实：1、张波提供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园项目介绍”书册一份2、张波提供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书册一份3、张波提供的“南昌华夏艺术谷产业园开工典礼及报道项目介绍”书册一份4、张波提供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园“相关证照、省市县相关批文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1、张波为华夏文化公司红谷滩土地项目融资时向原告提供的资料，证实了张波向原告借款的理由与事实。2、上述提交的资料与华夏文化公司委托张波对外融资相互印证，也与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的身份相符。第六组证据：南昌华夏艺术谷雕塑村艺术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及股东变更登记情况；南昌华夏艺术谷生态园置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及股东变更登记情况。证明：1、张波与周赣湘、魏云辉为了运作华夏艺术谷项目，由张波对外融资，周赣湘、魏云辉提供股权受让担保，张波系华夏艺术谷项目的实际控制人。2、张波将自己持有的南昌华夏艺术谷生态园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华夏文化公司，直接证明张波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混同。 张波、化工农资公司对原告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当时说的很清楚就是过桥，这个钱不是我问永瑞机电王雪冬借的，是王雪冬主动要求借我的，开始没有打借据，后来补的，化工大市场盖了担保，原来我是华夏文化谷的股东，后来我退出来了。跟借钱的事没关系，我向他借钱之前已经退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我个人的事，跟华夏文化谷及所有公司都没关系。 华夏文化公司对原告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2011年8月8日的《投资协议书》虽然在签订时间上有瑕疵，但内容完全是真实的。1、2016年4月6日张波在上饶公安的讯问笔录证实张波与周赣湘商谈的内容就是《投资协议书》中确定的内容。2、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及张波三方实际也是按《投资协议书》履行的。A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的295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B为张波投入资金作担保，陶艺村公司先行将49%股份转至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C因张波未能按投资协议履行投资义务，三方签署了《告知函》及解除投资的《协议书》；D委托付款函及3000万转账凭证，证实华夏文化公司按照解除投资的《协议书》返还张波3000万投资款；E陶艺村工商档案登记信息证实华夏文化公司返还张波3000万投资款后，张波即将虞鑫国名下的49%反转过回至陶艺村公司。所有这些证据都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其所反映的内容都与客观事实吻合一致，不存虚假。3、这组证据可以证明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曾经有过投资合作关系，之后又解除了投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和张波与永瑞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同。至于张波投资什么项目更与借贷关系无法律本质关联。4、这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隐名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二组证据：1、鹰潭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周赣湘等人转让土地获利等情况的鉴证报告》证据来源不合法。该报告属周赣湘等人涉嫌非法转让土地案的证据，永瑞公司代理人律师不是周赣湘等人的代理人，永瑞公司也与此案无关联，所以永瑞公司代理人律师无权调取该报告；无论该报告真实与否，报告所反映的华夏文化公司九龙湖地块项目资金来源、费用支出及股权转让获利等情况均与永瑞公司无关，与张波和永瑞之间的借贷关系无关。2、《张波代虞鑫国支付投资进账确认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此证据与永瑞第一组证据中投资合作协议、确认书、工商登记信息、告知函、解除投资协议书、付款凭证相印证，证实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的资金为2950万元。与江西高院对张波作出的（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上饶市公安局张波案办案人员2015年7月29日制作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土地情况的说明》确定张波进资约3000万元相符。而不是永瑞公司所主张的4950万元。3、《影视村、陶艺村、民俗村土地款资金的部分来源进账明细表》、《艺术谷产业公司购买土地情况的说明》、《九龙湖地块转让后5亿3250万元资金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无论土地款资金来源如何、购买土地情况如何、转让股权所得资金流向如何，均与永瑞公司无关，与张波和永瑞之间的借贷关系无关。4、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隐名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三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并不是张波向永瑞公司借款所用，与永瑞公司借钱给张波无关。根据永瑞公司提交《刑事控告书》及《询问笔录》等证据，永瑞公司之所以借钱给张波，是基于政协委员管飞向永瑞公司董事长王雪冬对张波的介绍，王雪冬见张波高度残疾，创业不容易，出于好心支持张波等原因，与该委托书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委托书出具时间是2012年1月，而永瑞公司借钱给张波是2012年3月，借钱时王雪冬根本不认识张波，更没有见过委托书。所以，永瑞公司自提起诉讼以来历经一审、二审，从未提起过这份委托书，证实张波从来没有向永瑞公司出具过该委托书。3、周赣湘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实委托书与永瑞公司借钱给张波无关。4、吴某、邹某、习伟陆、张某1、张某2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5、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结合省高院（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可以证实张波是其个人对外借款，不是代表华夏文化公司，否则就是华夏文化公司在诈骗；张波对外借款时虚构其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控制人，以华夏文化公司九龙湖地块项目融资，构成诈骗罪。反证永瑞公司主张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股东、控制人是不成立的。如果成立的话，说明张波没有虚构，那就不构成诈骗罪。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张波通过他人账户向华夏文化公司转入投资款，改变不了张波总共向华夏文化公司转入投资款3000万元，后又解除投资合作协议，收回3000万元的事实。2、永瑞公司委托天宝公司转入1200万元给鑫昌公司，后鑫昌公司将该款转入宏美公司、新蓝海公司、瑞融公司，与本案无关，更与华夏文化公司毫无关联。第五组证据无论真实、合法与否，均与永瑞公司无关，与永瑞公司借钱给张波无关。1、不能证实张波向永瑞公司借钱时向其提供了这些资料，相反，永瑞公司提交《刑事控告书》及《询问笔录》等证据反映，永瑞公司借钱给张波，是基于政协委员管飞向永瑞公司董事长王雪冬对张波的介绍、王雪冬见张波高度残疾，创业不容易，出于好心支持张波等原因，均与这些资料毫无关系。2、不能证明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对原告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之1、陶艺村工商档案登记信息2、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4、张波签字的《确认书》5、产业公司、陶艺村公司向张波出具的《告知函》6、张波、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署的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书》7、张波出具的《委托付款函》及相应的转账付款凭证质证意见：⑴永瑞公司称，上述六件证据均系来源于陶艺村公司等在原审二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因此，①该等证据的证据属性不是“永瑞公司的证据”，永瑞公司仅得就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能将之视为自己的证据向法庭提交；②永瑞公司提交的证据与陶艺村公司在原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如有差别，应以陶艺村公司在原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为准。⑵上述证据应当证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举证主张的事实：①投资合作协议，张波应于2012年8月30日前完成对陶艺村公司前期1.1亿元的投资；在未完成投资前，暂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登记至张波指定的人名下，但该“股东”不实际享有陶艺村公司49%股份的权利；张波如未能按约履行出资义务，解除投资合作协议，（无息）返还张波已经投入的资金。②确认书，张波确认，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登记至虞鑫国名下，但虞鑫国不实际享有49%的股东权利。③陶艺村工商信息，根据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2011年8月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012年2月15日张波签署的《确认书》的约定，将魏云辉持有的陶艺村公司4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④告知函，因张波未能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出资人义务，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通知张波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张波已经支付的款项。⑤协议书，双方解除2011年8月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张波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⑥委托付款函及转账凭证，华夏文化公司已经全额返还张波款项，嗣后，张波将记名于虞鑫国的陶艺村公司49%的股份转还给魏云辉。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仅是阶段投资合作合同关系，张波该时在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财产权益。第一组之3、2016年4月6日张波在上饶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质证意见：⑴张波称，当时与周赣湘竞拍土地之前是按照协议上所说的谈的，投资合作协议是真实的，自己没有筹到1.1亿元的资金，造成这样的结果。⑵陶艺村公司当时没有登记设立，并不妨碍在协议书中规定将要设立陶艺村公司以及陶艺村公司的股份处分的内容。上述第一组证据投资合作协议、确认书、工商登记信息、告知函、（解除）协议书、付款凭证、张波讯问笔录等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波从参与投资合作到退出合作、清算出局的全部事实。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任何事实。第二组之1、鹰潭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周赣湘等人转让土地获利等情况的鉴证报告》永瑞公司代理人李小平律师在庭审质证中称，该报告系由其所在律所出具介绍信，由鹰潭市公安局向同信会计师事务所调取。质证意见：⑴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鉴证报告》仅应向相关单位、人员公开。鹰潭市公安局不是张波案的办案单位，也没有任何办理中的案件与周赣湘土地案件相关。李小平所在律所、李小平本人也没有代理周赣湘土地案件或者张波案件。李小平所在律所向鹰潭市公安局出具介绍信请求调取非属鹰潭市公安局管辖案件的“证据”、鹰潭市公安局依据该“介绍信”向同信所调取《鉴定报告》，公然违反办案规定，是典型的违法办“私案”，其所取得“证据”来源不合法，证据属性属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⑵该证据的内容指向是周赣湘土地交易获利情况，与本案无关；⑶没有作出张波投资4950万元的结论。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任何事实。第二组之2：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张波2012年3月16日签署的《根据2011年8月8日陶艺村公司的投资合同规定，张波代虞鑫国支付投资进账确认书》4、上饶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制作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土地情况的说明》（注：法院已调取该件证据）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据证明的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主张的事实。此《确认书》（别于第一组中的确认书）是张波对其履行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行为的确认，与第一组证据中投资合作协议、确认书、工商登记信息、告知函、（解除）协议书、付款凭证、卷中省高院（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上饶市公安局张波案办案人员2015年7月29日制作的《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土地情况的说明》（第二组之4）相印证，证明张波参与投资合作，仅进资约3000万元，因未能正确履行合同义务退出合作、清算出局（获得3000万元）的全部事实。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任何事实。第二组之3、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土地资金来源进账明细表（注：法院已调取该证据）5、转让5.3250亿元资金明细（注：法院已调取该件证据）质证意见：不能证明永瑞公司主张的事实。⑴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对外融资购买土地、出借人获得利息回报、土地转让后归还融资借款等均系公司、股东、自然人正常经营行为，不能证明张波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的“隐名股东”、“投资人”；⑵资金往来的应收、应付会产生对冲，某时段、某阶段的资金往来不是最终的债权债务，需要通过对全部的往来进行审计后才能确定。即便根据第二组之3、5证据中阶段数据也无法表现“张波融资款至少4950万元进入华夏文化公司”的事实。⑶上饶市公安局、上饶市检察院、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院的侦查、起诉、审判、判决均证明张波向华夏文化公司的进资为3000万元，不是4950万元。未经审计、永瑞公司自说自话的“证明目的”无法否认各级司法机关确认的事实。第三组之1、2012年1月18日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质证意见：该《委托书》来源于张波合同诈骗案案卷，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永瑞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⑴张波如具有华夏文化公司被委托人身份，则其借款应由华夏文化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这对永瑞公司实现“债权”是极为有利且百分之百能够实现的利好，但永瑞公司自提起诉讼以来经年历经一审、二审，无论是在诉状、举证、庭审辩论、二审从来就没有提起过“委托书”，说明张波从来没有向永瑞公司出具过该件“委托书”。委托书仅对白某与张波之间的法律行为具有效力，对永瑞公司不具效力，张波不是以“华夏文化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本人的名义向永瑞公司融资借款。⑵永瑞公司（本次举证之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刑事控告状》、《询问笔录》等明确显示，张波所借是“过桥”资金，“过桥”是张波经营需要，不是代理华夏文化公司借款，张波本人借款不需要向永瑞公司出示他人的《委托书》。⑶张波诈骗刑事案生效法律文书查明，张波于2012年1月已将该《委托书》提供给白某，此后一直由白某收执直至刑事案件受理由白某向刑事案件受理机关提供。彼时永瑞公司、王雪冬根本不认识张波，2012年3月永瑞公司、王雪冬不可能看见过张波在2012年1月就已经交给白某的《委托书》。⑷《委托书》不具有公示效力，《委托书》一旦向特定的对象提交，委托事项因已经完成，委托授权即告终结。张波不是华夏文化公司的被委托人，华夏文化公司对其借款行为无需承担责任。⑸永瑞公司的诉讼主张是“张波与产业公司人格混同”，举证《委托书》主张的却是张波受委托向永瑞公司借款。人格混同与委托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人格混同华夏文化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委托借款，华夏文化公司承担的是直接责任。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举证责任、法律依据、法律后果均不相同。永瑞公司首鼠两端，举证与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第三组之2、上饶市公安局对周赣湘的《询问笔录》（注：法院已调取该件证据）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永瑞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⑴周赣湘承认委托书事实存在，同时省高院（2017）赣刑终73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该委托书已经由白某持有，没有交还张波，证明张波在向永瑞公司借款时没有使用华夏文化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委托书与本案张波借款无关联。⑵证明了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主张的全部事实，包括张波退出投资合作、清算出局；伪造的处置协议、伪造的印章、签字等。⑶同第三组之1质证意见。第三组之3～7吴某等《询问笔录》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永瑞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所有《询问笔录》来源于张波诈骗刑事案卷。诈骗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张波“融资行为均系以九龙湖土地项目的名义”恰恰表明“为九龙湖土地项目融资”是虚构的事实、张波不是为九龙湖土地项目融资，实际是实施诈骗。省高院（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终审对该事实已经予以认定，不容置疑。第三组之8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对永瑞公司的举证行为、证明目的有异议：⑴一审判决应当与终审裁定（省高院（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配套使用，永瑞公司举证行为存在缺陷。⑵一审判决、终审裁定认定张波构成诈骗罪，张波为“九龙湖土地项目融资”是张波实施诈骗虚构的事实。第四组之1至6张波、华夏文化公司等银行流水；7、8宏美公司、瑞融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质证意见：⑴鑫昌、宏美、瑞融公司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产业公司、涉案土地均无关联，张波使用任何账户向华夏文化公司付款，均脱不出3000万元投资、收回3000万元的事实。⑵永瑞公司没有交代此部分证据来源。庭审质证中法院告知，该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系永瑞公司通过法院调查令获得；从证据（银行流水）边缘残留的字迹可知，该证据系张波刑事案卷中使用的证据。则张波刑事诉讼已经终结，此项证据的性质、证明的事实已经认定，其结果是：张波仅支付了3000万元，合作终止张波收回3000万元清算出局，张波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华夏文化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涉案土地没有任何关系。第五组之《项目介绍》、《文化产业园控制性详规》、开工典礼新闻报导、产业园证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质证意见：⑴不能证明系张波向永瑞公司提供，更不能证明是张波为融资借款的目的、在融资借款时向永瑞公司提供。⑵与永瑞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刑事控告状》、《询问笔录》“借款过桥”、“张波残疾人不容易”的最初说法相矛盾，最初的说法可以彻底否认永瑞公司的本次证明目的。⑶上述证据没有任何一件表明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涉案土地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毫无关联。第六组之雕塑村公司、生态园公司、金石投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联。 宝华房地产公司对原告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这些证据跟宝华公司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到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2016）赣11刑初17号张波合同诈骗罪一案的部分案卷材料。 原告质证意见为：1、周赣湘2016年4月6日的询问笔录：对该询问笔录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询问笔录中周赣湘陈述的内容持异议，周赣湘陈述张波的投资额及退股是虚假的，与张波的实际投资行为、投资人身份不符。其陈述的内容与2011年8月8日《投资协议》是冲突的，与张波2016年4月6日15时15分的讯问笔录是矛盾。2、张波2015年5月16日、2015年6月3日、2015年8月10日、2015年12月17日、2016年10月28日的五份讯问笔录：对该五份询问笔录的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询问笔录中张波陈述的内容持异议。张波陈述投资、退股是虚假的，与张波在2011年8月8日《投资协议》是冲突的。与张波2016年4月6日15时15分的讯问笔录是矛盾的。3、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购买土地情况说明》、《张波代虞鑫国支付投资进账确认书》、《影视村进账明细表》及三份公司的资金来源明细表。质证意见：对该部分证据的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全面反映张波的投资及融资真实情况，具体如下：1、这几份证据均是华夏文化公司单方向上饶市公安机关提供，不能反映张波投资及融资的全部事实。2、不能证实张波只有2950万元的投资，结合张波银行账户的流水记录及公安机关的《鉴证报告》，反而证实了2950万元只是张波直接投资的部分资金；3、印证了张波没有退股的事实；4、城投公司出具的《城投付5亿3250万资金明细》。质证意见：该证据的表现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该证据中直接证实有9600万元费用直接转入周赣湘个人账户、1000万元转入银康养老公司注册的个人账户、褚小强。其次，结合张波的银行流水，直接证实了褚小强与张波存在直接的资金往来。 张波、化工农资公司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借上饶的白某的钱，后来还掉了，股权也还了，当时钱是借出来给文化谷，后来文化谷也还钱给白某了。 华夏文化公司质证意见为：1、材料中的周赣湘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实了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的资金只有2900多万元，后来又还给了张波然后张波将虞鑫国49%的股权转回了华夏文化公司，证实了2013年4月9日九龙湖地块处置决议是虚假的。2、材料中鹰潭市购买土地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实了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资金仅有3000万元。3、材料中的张波的转账凭证无异议。4、材料中的张波2015年8月10日的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实了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2950万元，后来华夏文化公司退还给了张波，同时张波将虞鑫国49%的股权转回了华夏文化公司。另外说明两点这份协议中张波说华夏文化公司退还2950万元，他没有跟公司签订退股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张波说魏云辉、周赣湘帮忙处置土地也与事实不符。5、对材料中2016年10月28日张波的讯问笔录三性均无异议，证实张波不是华夏文化公司隐名股东，土地跟张波没有关系。6、2015年12月17日张波的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同样证实了张波投入华夏文化公司2900多万元后来华夏文化公司都退回给张波了，张波将虞鑫国49%的股权转回了华夏文化公司。证实2013年4月9日地块处置决议是虚假的。7、对材料中的五张汇总表无异议。8、对材料中的2012年3月16日的确认书无异议，证实张波在南昌华夏文化公司投资款2950万元。9、材料中2015年5月16日的张波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实2012年1月28的委托书张波是交给白某，目的是向白某借款，而没有交给永瑞公司，证实2013年4月9日地块处置决议是虚假的。证实张波虚刻华夏文化公司公章，说明张波不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证实张波与南昌华夏文化公司没有关系。10、材料中的张波2015年6月3日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里面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对法院调取的上饶市公安局对张波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组证据内容张波供述了以下相关事实：⑴2012年1月18日《委托书》给了白某，白某没有还给张波。⑵2013年4月9日《处置决议》张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该《处置协议》的形式、内容已经证明该处置协议是伪造的。或者是张波伪造的用以搪塞永瑞公司的催款，张波此处的供述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永瑞公司伪造了此份《处置协议》。⑶多处存在伪造的“魏云辉”签名。⑷归还3000万元之后，周赣湘、魏云辉与张波没有经济往来，华夏公司的土地与张波也没有关系。（以上见2015年5月16日询问笔录）⑸张波账户银行流水反映的多是张波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经济往来。（2015年6月3日询问笔录）⑹红谷滩217亩地块与张波没有关系，张波不是“隐藏”（原文如此）股东。（2016年10月28日询问笔录）。 宝华房地产公司质证意见为：这些证据跟宝华公司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综合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认证如下：1、第一组证据：系主体资料，予以确认。2、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张波向原告借款两笔共计2700万元。3、第三组证据：联合竞买土地并不能说明被告之间财产混同，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4、第四组证据：不能证明张波系华夏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夏文化公司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亦没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不予确认。5、重审补充证据：《委托书》系从张波刑事案卷中复印而来，原告无其它证据佐证其出借本案借款时张波曾向其出示，不予确认；其它证据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6、补充证据第一组：不能证明张波从陶艺村公司退回投资属虚假，不予确认。7、补充证据第二、三、四、五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负责人，不予确认。 对被告华夏文化公司证据认证如下：1、证据一、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波不是华夏文化公司及陶艺村公司的股东，予以确认。2、证据三：刑事控告书及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借款人是张波，予以确认。 对被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证据认证如下：1、证据一、二、三、四、五、六、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波投资入股陶艺村公司49%股份又退出的经过，予以确认。2、证据八、十：真实性予以确认。3、证据九：付款凭证能够证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公司为购买土地支付款项，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的证据及原被告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2年3月7日，被告张波出具两张借条，分别载明：“今借到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合计壹仟伍佰万元整，借期贰个月”、“今借到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合计壹仟伍佰万元整，借期贰个月，此款委托转入：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开户行：南昌银行东湖支行，帐号：79×××66”。同年3月8日，原告向被告华夏文化公司转入1500万元。同年3月16日，被告张波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合计壹仟贰佰万元整，此款委托转如下帐号：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桃花支行，帐号：15×××42”。同日，案外人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向鑫昌公司转入1200万元。2013年1月23日，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单位于2012年3月16日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汇入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的1200万元款项，系受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代为支付的”。2012年8月13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在本月20日归还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其余在九月十日前还清，利息以每月壹分五厘计息，超过以每月叁分计息”。同年10月24日，被告张波具函载明：“明天中午壹拾壹点前把公章全部盖好（三个担保单位盖公章），不送到按司法程序办理（同意报案）。待我卖掉地（800亩）之后，剩余与王总合作（按成本价，以政府单据为准）”。同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张波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乙方在2012年3月8日及2012年3月16日分别以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及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名义向甲方借款1500万元和1200万元，因乙方未按期归还借款，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同意所欠甲方人民币2700万元从2012年3月8日起按月息4分计息连本还给甲方，截止到2012年10月23日，乙方应归还甲方连本带息共计人民币3456万元。二、乙方同意在2012年11月7日前归还甲方本、息共计人民币3456万元整，乙方承诺如未能在2012年11月7日前归还，则除还甲方本、息3456万元外，同意另外支付本金的50%即1350万元整作为违约金给甲方，共计还款4806万元。三、若乙方仍然未能按时归还借款4806万元（含本、息、违约金），乙方同意用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所购土地[洪土国用（登记2012）第D158号]，按出让价格冲抵给甲方。四、若乙方不能履行以上还款义务，担保方自愿承担乙方所欠债务（含本、息、违约金）的担保责任”。被告宝华公司、化工农资公司分别在担保方处盖章。 2013年3月6日，张波作为戊方与原告作为己方，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华夏文化公司分别列为甲、乙、丙、丁方签订《协议》，约定：“一、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戊方仍欠己方借款4806万元。如戊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协议，则戊方自愿承担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承担所借款项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给己方，直到还清时止。二、戊方自称甲、乙、丙三方均系丁方控股子公司，且戊方实际占有丁方约69%股份（丁方股权结构为戊方张波占57.5%，省文联占20%，浙江美院占10%，其余周赣湘等人占12.5%，省文联和浙江美院共30%股份由戊方负责办理退出丁方，按股份比例分摊后，故戊方实际占有丁方约69%股份），并自愿对其真实性负责，否则己方有权追究其欠款事宜之法律责任。三、甲方、乙方、丙方已通过出让方式依法分别取得的土地证号为洪地国用（登红2012）第D158号、土地证号为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9号、土地证号为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60号土地，现政府初步拟定依法征收上述土地，并在红谷滩新区九龙湖地区以等价方式置换土地用以补偿”。张波及原告在《协议》签章，甲、乙、丙、丁方均未签章。2013年6月29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张波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华夏艺术谷项目置换到凤凰洲HGT107101－C04、C05、C07、C08地块约270亩土地转让合作事宜，订立如下协议：一、甲方以70万/亩的价格收购该块土地，甲方收购华夏艺术谷项目公司的除乙方15%以外的所有股权，乙方积极配合进行股权转让工商更改的手续工作。四、若乙方未能将股权转给甲方或乙方将此项目用地（凤凰洲约270亩）卖给第三方，甲方双方原签订的还款、计息、违约金协议依然执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罚款5000万元人民币。五、乙方应在10天内负责协调解决华夏艺术谷项目股东退股事宜并签订退股协议”，原告在甲方落款处盖章，王雪冬签名，张波签名。2013年8月31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在华夏艺术谷项目只与王雪冬合作（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绝不卖任何人，否则随其处理”。2013年9月30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载明：“3、10月15日－10月20日，5个工作日内张波组织魏云辉华夏艺术谷在红谷滩1017亩土地持有100%股份转让给我司（江西城投公司），根据协议，我司分期付款，总金额柒亿人民币整”。 2014年1月29日，香港多伦多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江西公司总经理洪琪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称张波向该公司董事局主席王雪冬诈骗本案所涉的2700万元。王雪冬在2012年3月7日的《借条》及2013年6月29日的《协议》上均有签名，原告陈述王雪冬系香港多伦多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告系该公司旗下关联公司。 2015年1月13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载明：“致王文平先生：本人张波因向东方新宫公司、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并请求王文平先生代为偿还一事，特向王文平先生确认并承诺如下：1、东方新宫公司于2012年3月8日向华夏文化公司所转1500万元人民币、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鑫昌公司所转1200万元人民币，合计2700万元人民币，实际是本人所借。本人同意因前述借款，自愿向东方新宫公司返还本金1500万元、赔偿各项损失1277万元，合计2777万元；自愿向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返还本金1200万元、赔偿各项损失1023万元，合计2223万元；各项总计5000万元人民币。2、本人因暂时资金周转困难，本人自愿并请求王文平先生代本人向东方新宫公司、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并赔付前述第1条约定的所有款项，总计5000万元人民币，王文平先生因代本人偿还并赔偿前述款项的所有法律风险均由本人承担，只要王文平先生代本人履行前述付款义务，本人自愿放弃对王文平先生及东方新宫公司、江西天宝实业有限公司的所有抗辩权”。同日，被告张波出具《债务确认书》，载明：“2013年6月29日，本人与东方新宫公司就收购华夏艺术谷项目土地暨华夏艺术谷项目公司85%股权一事签订了《协议》。如该协议得到履行，东方新宫公司将获得近6亿元人民币的收益，但因本人违约，导致东方新宫公司未获得前述收益，虽本人已请求王文平先生代本人偿还以前所欠东方新宫公司的本金及直接损失，但东方新宫公司因本人违反《协议》而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未得到弥补，为此，本人特向《协议》确认，在本确认书签署后的日（本院注明：该处具体多少日为空白）内，另行补偿东方新宫公司部分可得利益损失共计人民3500万元，逾期则以欠款金额3500万元为基数，每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应赔偿的利息”。 2011年11月24日，新建县国土资源局发布新国土告字{2011}8号《新建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编号为2011G031，位于新建县生米镇昌樟高速东侧，九龙湖南侧，面积1017.9795亩的土地。同年12月21日，江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与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作为竞买申请人提交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书》。同日，华夏文化公司向新建县财政局国库科交纳700万元土地竞买保证金，华夏文化公司作为甲方、江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作为乙方、民俗村公司作为丙方、陶艺村公司作为丁方、影视村公司作为戊方签订了《联合竞买协议书》，约定：“各方就联合竞买地块编号为（2011G031号）地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以上各方联合参加竞买地块编号：2011G031号块地，由甲方负责填写《竞买报价书》进行报价和参加现场竞拍，如竞拍成功后由甲方签订《成交确认书》，丙方、丁方、戊方负责与新建县国土资源局签订该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由新建县国土资源局分别按照该宗地经县住建局批准的修建性详规的功能分区分割颁发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给丙方、丁方、戊方。以上各方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二、以上各方在此项目上的出资比例为甲方5%、乙方5%、丙方30%、丁方30%、戊方30%，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由丙方、丁方、戊方先行支付，以上各方按出资比例享受权利及承担义务。”周赣湘在甲方、丙方、丁方、戊方签名，各公司分别加盖了公章。2011年12月23日，出让人新建县国土资源局与竞得人华夏文化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确认由华夏文化公司竞得该地块，成交总价款为223955490元，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土地定金。2012年1月10日，出让人新建县国土资源局与受让人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人将宗地编号2011G031，总面积678653平方米出让给受让人，出让价款为223955490元，定金为1亿元。2012年4月16日，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取得了编号分别为：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8号、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9号、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678653㎡。2013年5月21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甲方与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陶艺村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值置换协议书》约定：政府将乙方持有的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8号、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9号、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60号国有建设用地1017.9795亩土地收回，以红谷滩新区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地块271亩进行等值置换。2014年4月29日，出让人南昌市国土资源局与受让人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第一条：因九龙湖新城建设需要，经南昌市政府批准，同意将位于赣江以西、洪都大桥以南、赣江大桥以北红谷滩新区凤凰洲HGT101－C04、C05、C07、C08地块269.6625亩用地，与民俗村公司、影视村公司、陶艺村公司位于生米镇1017.9795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分别为洪土国用（登红2012）第D158、D159、D160号）进行等值置换。第四条：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360101145015”。民俗村公司取得编号为洪土国用（登红）第D585号、座落于红谷滩HCG101-C04、C05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影视村公司取得编号为洪土国用（登红）第D586号、座落于红谷滩HCG101-C08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作为甲方，张波作为乙方，陶艺村公司作为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在丙公司竞买土地之前，乙方应完成投资1.1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支付丙公司为竞得土地所应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及设计费和报建费等款项。甲方因前期支付大量费用，不再出资”、“乙方完成第1阶段投资后，乙方即实际享有丙公司49%的股权，甲方享有51%的股权”、“在乙方完成第1阶段投资之前，甲方同意先行将丙公司49%股权转至乙方或其指定的人的名下”。后张波出具《确认书》（未注明落款时间），要求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将陶艺村公司49%的股权转至虞鑫国名下。张波在落款为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的《告知函》上注明“收到”，该函载明：至2012年8月30日之前，张波实际投资公有2950万元，没有按协议约定完成第1阶段的投资义务，华夏文化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并返还张波实际投资款2950万元，同时要求将张波将指定的虞鑫国名义上持有的陶艺村公司49%股权转回陶艺村公司。2012年12月26日，张波出具《委托付款函》载明：“本人张波，在贵公司的投资款项中，请退回2000万元整，转入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本人愿承担所有责任”。同日，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向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转入2000万元，《电子转账凭证》载明：“附加信息及用途：还款”。2012年12月27日，张波出具《委托付款函》载明：“本人张波，在贵公司的投资款项中，请退回1000万元整，转入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本人愿承担所有责任”。同日，被告华夏文化公司向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转入1000万元，《电子转账凭证》载明：“附加信息及用途：还款”。华夏文化公司提供的两份《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载明：“日期：2017年2月9日，付款人：华夏文化公司，收款人：江西中和贸易有限公司，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备注：补制2012.12.27回单，备注：补制2012.12.25回单”。 2010年12月30日，华夏文化公司《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周赣湘，2013年2月19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华夏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赣湘，股东名称为：江西油画艺术研究院、周赣湘、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魏云辉、国勇。2013年3月6日，华夏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赣湘变更为魏云辉，股东变更为江西油画艺术研究院、杭州大卫艺术品有限公司、魏云辉、国勇。 2013年2月19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民俗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赣湘，股东为周赣湘、中国华皓控股有限公司。2012年2月22日，华夏民俗村公司股东变更为吴祖华、魏云辉、周赣湘，2012年11月28日，股东变更为周赣湘、中国华皓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3月29日股东变更为魏云辉、周赣湘，2013年4月2日股东变更为罗勇、周亮，2014年4月8日股东变更为周亮、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9月29日股东变更为张昉、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1月28日股东变更为张昉、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4日股东变更为张昉、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1月21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影视村法定代表人为周赣湘，股东名称为：周赣湘、魏云辉、罗勇。2012年2月22日股东变更为周赣湘、魏云辉、吴祖华，2012年12月24日股东变更为周赣湘、魏云辉、罗勇，2013年3月29日股东变更为罗勇、周亮，2014年4月8日变更为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亮。2016年12月15日南昌市新建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华夏影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亮。 2013年2月19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陶艺村法定代表人为周赣湘，股东名称为罗勇、魏云辉、周赣湘。2012年2月17日股东变更为周赣湘、虞鑫国，2012年12月26日变更了两次，一次变更为魏云辉、周赣湘，另一次变更为魏云辉、周赣湘、罗勇，2013年3月29日变更为罗勇、周亮，2014年4月8日变更为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亮。2016年12月15日，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信息》载明：陶艺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亮。 被告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住所地均为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工业大道29号。 2017年2月14日，南昌市公安局出具《印章详细信息》载明：“印章规格：42行政章，登记日期：2012/6/2914：26：01”，《印章详细信息》中宝华公司的印章中刻有编号3601000068510。被告宝华公司在2012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担保方所盖印章并无该编号。 2016年12月22日，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变更通知书》载明：南昌东方新宫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6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为“张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外谎称其系华夏艺术谷公司实际控制人，骗取被害人白某的信任，骗得白某财物共计13802万元，之后为隐瞒欠有巨额债务、无还款能力的事实，又伪造公章、编造虚假协议书或出具不具有真实性的说明、承诺书，应付白某的催债，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判决：一、张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违法所得13802万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白某。张波上诉后，2017年10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刑终73号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与被告张波是否共同承担借款2700万元及其利息的还款责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鑫昌公司、宝华公司、化工农资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债权是否过了诉讼时效。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被告华夏文化公司与被告张波是否共同承担借款2700万元及其利息的还款责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依据2012年3月7日张波出具的两份《借条》支付了1500万元，依据2012年3月16日出具的一份《借条》支付了1200万元，已履行了出借义务，但应当由谁来承担还款责任，是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原告主张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共同承担上述2700万元的还款责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主要有：1、张波是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2、借款系张波以华夏文化公司名义为华夏艺术谷项目融资借款；3、张波、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财产客观上存在混同。 （一）经查，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均没有显示张波是或曾经是该四公司的股东，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或曾经是高管或员工。能够证明双方有过投资合作关系的证据是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陶艺村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8日）、《确认书》（无落款时间）、《告知函》（无落款时间）、《协议书》（无落款时间）、《委托付款函》、《电子转账凭证》，该组证据仅是反映了如下事实：张波投资入股陶艺村公司49%的股权，并指定虞鑫国代持，因张波在2012年8月30日前未筹集到约定的1.1亿元款项，故又退出了陶艺村公司49%股权，并退回了投入的款项3000万元。因此，现有的证据仅能反映张波与陶艺村公司存在过短暂的投资合作关系，而且因为未完成约定的筹集资金任务，张波在陶艺村公司以虞鑫国名义持有的股份也已退回。原告关于张波是实际控制人的主张，已生效的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已作出认定：“张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外谎称其系华夏艺术谷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原告主张本案诉争债权系张波以华夏艺术谷项目名义融资，诉请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共同还款。经查，2012年1月18日，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委托张波代表华夏文化公司办理融资的一切事宜，该委托书由白某收执，可以证明华夏文化公司确有委托张波融资的事实，该委托书没有指明融资的具体对象，但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张波是代表华夏文化公司向永瑞公司融资本案诉争款项，理由如下：2700万元的借款所对应的《借条》均系由张波个人出具，并非由华夏文化公司出具，而委托书的原件系由白某收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存在委托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但前提条件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本案中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可以证明张波作为受托人与委托人华夏文化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但原告永瑞公司主张华夏文化公司应对张波的借款行为承担责任，则原告永瑞公司需要证明在借款发生的当时永瑞公司知晓张波有代理权，而原告在本案原一审二审期间均未提起过该委托书，仅在本案重审阶段才从刑事案卷中复印而来。因此，原告永瑞公司对于“在借款当时知晓张波有代理权”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诉争借款应由张波个人对本金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是防止公司的股东利用公司的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并未作出反向的规定，即没有规定公司利用股东损害股东的债权人利益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更何况张波并不是华夏文化公司的股东，华夏文化公司也不是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股东。原告主张上述四者之间人格混同，经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已认定“张波除将3000万元汇入华夏艺术谷公司外，其余钱款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个人债务或日常开支”，购买九龙湖地块金额高达2.2亿元，远超张波曾经投入的资金，且张波与陶艺村公司的投资合作关系在2011年8月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及后续退出材料中已清楚体现，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人格并未混同。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虽然四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住所地均为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工业大道29号，法定代表人均为周赣湘，股东亦有交叉，四公司自成立共同运作九龙湖地块项目，但购置土地时四公司均支付了款项，且无证据证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的款项来自华夏文化公司，土地使用权证虽然分割办在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名下，但亦通过《联合竞买协议书》约定了华夏文化公司占的出资及权利比重为5%，因此，不能认定四公司人格混同。原告提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欲说明因人格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该指导案例所反映的案情与本案存在重大不同：一是指导案例15号中三公司人员混同是经理、财务负责人、出纳会计、工商手续经办人均相同，与本案中股东存在部分交叉不可类比；二是指导案例15号中经销工程机械与本案中联合运营土地不可类比；三是案例15号中三个公司使用共同账户，债权债务、业绩、账务及返利均计算在一个公司名下，与本案中四公司约定权益比重不可类比。 综上所述，原告永瑞公司主张华夏文化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鑫昌公司、宝华公司、化工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被告鑫昌公司。该公司系被告张波的指定收款人，其并未承诺对张波所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鑫昌公司在借款12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化工农资公司。被告张波与原告于2012年10月24日与担保方化工农资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化工农资公司在张波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该约定为化工农资公司自愿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协议书》约定张波应在2012年11月7日前归还原告借款本息。其后被告张波与原告多次签订《协议》，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债务确认书》等，就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方式等主要条款进行变更，但未征得保证人化工农资公司书面同意，保证人化工农资公司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之规定，原告与被告张波、化工农资公司在《协议书》中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应为2012年11月7日起六个月（即：2013年5月7日），在2013年5月7日前原告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被告张波主张债权，保证人化工农资公司免除保证责任。 （三）宝华公司。宝华公司在2012年10月24日原告与被告张波、化工农资公司签订《协议书》担保方落款处盖章，宝华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南昌市公安局出具的备案《印章详细信息》，载明宝华公司备案印章中刻有编号3601000068510，被告宝华公司在《协议书》中担保方所盖印章并无该编号，法人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印章对外具有公示及对抗效力，《协议书》中宝华公司的印章并非宝华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被告宝华公司辩称未签订担保，不承担担保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三、本案债权是否过了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2012年3月7日起被告张波与原告发生借贷关系，2012年8月13日、同年10月24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函》承诺还款，2013年3月6日，被告张波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了还款事宜，2014年1月29日香港多伦多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江西公司总经理洪琪就本案所涉款项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2015年1月13日被告张波出具《承诺书》请求案外人王文平代其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同日被告张波在出具的《债务确认书》明确：2013年6月29日张波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因张波违约，承诺对东方新宫公司予以相应赔偿及补偿。2013年6月29日张波与东方新宫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本案所涉2700万元借款的还款及合作事宜。2015年5月16日，被告张波被上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0月19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自2012年3月7日被告张波与原告发生借贷关系至2016年10月19日原告向本院起诉，原告一直以各种方式向被告张波催促履行债务，并未怠于主张权利，被告张波也以《承诺函》、《协议》、《债务确认书》等各种形式承认本案所涉债务，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在原告多次主张、报案及被告张波以各种方式承诺还款、确认债权后多次中断，重新起算，故原告自2015年1月13日被告张波再次确认债权后，于2016年10月19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原告永瑞公司已依约借出款项2700万元，《借条》均系由张波个人出具，张波应对该27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原告永瑞公司在本案中陈述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于2011年8月8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以及其所出借款项中1500万元转入华夏文化公司后又退回给张波等事实，因华夏文化公司并非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该相关事实涉及的华夏文化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告与张波在2012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2700万元借款从2012年3月8日起按月息4分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利息起算点，应以1500万元、1200万元的出借时间为起算点，即1500万元从2012年3月8日起，1200万元从2012年3月16日起计算，但原告永瑞公司诉讼请求从2012年8月21日起计算利息，可以视为对该时间点之前利息的放弃，本院予以认可。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7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本金27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二、驳回原告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18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16890元，由被告张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31×××42－3；开户行：农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欧阳晓明 审判员 王  璐 审判员 万 俊 健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万 鹏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