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4民终1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军，男，1973年6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文，重庆中钦（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待江，男，1966年4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修建，重庆博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玉林，男，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柯彤，女，1991年9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秀山县远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县乌杨街道园区路16号。法定代表人：刘待江，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向军、刘待江因与被上诉人蒋玉林、刘柯彤、秀山县远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农业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1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19年4月19日组成合议庭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向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文、被上诉人刘待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修建均到庭接受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军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1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二、改判决确认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冻结的该判决书第二项确认的款项外余下的254,414元应收债权，散伙后归上诉人向军所有。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部分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待江、蒋玉林将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原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交由雷娇平经营错误。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名义规避债务和转移债权，刘待江、蒋玉林与雷娇平之间事实上不形成承包经营关系。2.一审法院以向军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冻结的除该判决书第二项确认的款项外余下的254,414元应收债权为其所有，对该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的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向军对该部分款项的基本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且能够基本印证以承包之名行规避债务和转移债权之实。对于是否是真实承包经营关系的证明责任应在刘待江等人一方。其次，从一审的基本举证情况和法庭调查情况来看，向军于2017年3月13日退出合伙事务后，刘待江和蒋玉林事实上并未有新的资金投入，所有的运营还是以向军原投入资金和收取的债权在进行运作，其所形成的债权还是原合伙财产的一个自然转换。其在散伙后，应当遵循合伙协议的约定，即向军投入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均应归向军所有。重庆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已冻结款项47万元在散伙后均应归向军所有。针对向军的上诉，刘待江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冻结在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款项47万元不完全属于应收债权正确，涉案254,414元不属于合伙经营的应收债权，而是在向军没有参与管理或者说退伙之后由雷姣平和刘待江新投资所产生的新的生产经营所得，一审法院以审计报告进行确定，对应收债权的具体数额的范围的确定是正确的。向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刘待江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1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向军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三、判令由向军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合伙关系的事实错误。双方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不是合伙性质的协议，而是具有股权转让和公司重组性质的协议。2.即便本案为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时也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于2017年3月14日退伙的事实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合伙关系中合伙人没有单方解除合伙关系的权利，向军通知刘待江要求退伙，但这并不等于行使解除权，且另一合伙人蒋玉林并不知道向军有退伙的要求。（2）一审判决对案涉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的清算上有错。因为审计意见书不能作为清算的依据，刘待江在合伙期间的现金投入没有计入合伙清算。（3）一审法院在处理合伙财产、债权、债务的分割和承担上有错。认定合伙期末银行存款1,375,299元散伙后归向军所有明显错误；认定冻结的应收债权215,586元归向军所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仅没有将刘待江的现金投入纳入清算范畴，而且没有将刘待江提供的资质和场地费用投资列入清算范畴，明显侵犯了刘待江的合法权益。针对刘待江的上诉，向军答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符合个人合伙的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股权的认定，从入伙和散伙的约定能够清楚地反映散伙后各自投入的资金归各自所有，事实履行上也是按合伙的约定进行履行的。且合伙关系是确立在自然人向军与自然人刘待江之间的，并没有以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进行生猪交易及屠宰交易。二、从程序上看向军已向其他合伙人进行退伙告知，事实上告知后向军也未参与过管理，根据相关规定，退伙是自愿的。三、本案的清算是人民法院委托专业的司法机构完成的，能够作为本案的清算依据。四、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军合伙投入的资金归向军所有，刘待江将一审确定的债权进行了收取，以各种虚假形式将债权进行转移、规避，致使向军的权益无法得以行使，一审判决归返还向军所有投资较符合本案情况。被上诉人蒋玉林、刘柯彤、远程农业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向军于2017年3月14日退出与刘待江、蒋玉林的合伙关系；2.请求对向军、刘待江、蒋玉林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进行清算；3.确认合伙期末向军与刘待江、蒋玉林共同享有的财产银行存款1,375,299元在散伙后属向军所有；4.确认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被秀山县人民法院冻结款项47万元属于合伙财产，该款项散伙后属向军所有；5.判决刘待江、蒋玉林、刘柯彤连带支付向军48,166.66元；6.确认在合伙内部债务承担上，合伙现有债务由刘待江、蒋玉林承担；7.由刘待江以200万元为基数，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的150%，赔偿向军从2017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损失；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鉴定费等由各被告承担。庭审后，向军撤回了前述第5项、第7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刘待江作为甲方、向军作为乙方、蒋玉林作为丙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三方就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合伙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刘待江将其拥有100％股权的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及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转让部分股份给向军和蒋玉林。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转让46％的股份给向军、转让6％的股份给蒋玉林。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转让48％的股份给向军、转让6％的股份给蒋玉林。两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向军。第三条：向军不定期投入200万元资金用于上述两个企业的流动资金，即享有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蒋玉林长期参与上述两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享有本协议约定的股权，不另行支付工资及其他福利。第四条：今后两合伙企业征地大约需要100万元资金由向军先行垫资，其余资金由三方共同按股份比例承担。由企业的盈利先退还向军所垫资金后，三方再另行分利。第五条：合作前的债权债务由刘待江自行负责，与向军、蒋玉林无关。刘待江承诺的上述两企业无任何形式的抵押、变卖、转让，如有不实，向军有权先行抽回投入的全部资金，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刘待江负责，向军保留相应的权利。第六条：合作前的两企业的一切固定资产归刘待江所有，但向军、蒋玉林享有经营权，合作期间新增资产三合伙人按股份比例享有。散伙后，向军所投入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归向军所有，但不计利息。第七条：合伙期间按月进行财务核算并分红……。向军分别于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2日、2017年1月3日向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投入资金341,180元、625,280元、投入483,540元、投入550,000元，合计200万元。2017年1月17日向军、刘待江、蒋玉林签属《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由三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370万元，向军认缴177.6万元，出资比例48％，刘待江缴170.2万元，出资比例46％，蒋玉林认缴22.2万元，出资比例6％。同日，三人召开股东会议选举向军为该公司执行董事，蒋玉林为监事，刘待江为经理。2017年1月24日，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向军，股东为刘待江、向军、蒋玉林，营业场所在原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经营范围为生猪、牛、羊屠宰及销售，生猪、牛、羊贩运销售。2017年3月13日，向军向刘待江提出退伙。合伙期末的合伙财产即银行存款1,375,299元已在向军处。2017年3月21日，刘待江、蒋玉林与案外人雷姣平签订承包补充协议，将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原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交由雷姣平经营。2017年4月10日，卖猪人李国昌、赵相富向刘待江出具《证明》，载明因向军欠其猪款不露面，刘待江向其支付了15万元的猪款利息并赔偿了损失。刘待江另向卖猪人陈亚知支付了三人合伙期间欠的猪款40万元。另查明：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成立于2005年3月14日，经营者为刘待江，经营范围为生猪屠宰服务，于2016年11月23日注销。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待江，股东为刘待江、杨胜贵，经营范围为农副产品批发、零售。秀山县远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待江，股东为刘待江、田海英，经营范围为农业开发；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绿化植物种、销售；鲜肉销售。第三人刘柯彤系刘待江之女，在向军、刘待江、蒋玉林合伙期间任武陵山区生猪交易市场和“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的会计，并收取部分超市的猪款。一审法院委托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向军、刘待江、蒋玉林合伙期间财产、债权债务、投资额、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进行清算审计，该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中瑞会审字（2017）第295号《审计意见书》，审计结论如下：1.向军在合伙期间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1月3日分四笔投入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资金共计200万元。2.向军在与刘待江、蒋玉林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合伙期间收入26,743,490元，减去合伙期间成本支出26,968,711元，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为-225,222元。3.向军在与刘待江、蒋玉林合伙期间共同享有的财产包括合伙期末银行存款1,375,299元（该款在向军处）、应收债权1,151,363元、存货（存栏活猪）价值301,096元，共计2,827,758元，减去应付债务1,052,980元，合伙期间财产为1,774,778元。向军垫付审计费3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股权转让纠纷；二、若为合伙协议纠纷，向军是否于2017年3月14日退伙；三、合伙期末的合伙财产银行存款1,375,299元，散伙后应否归向军所有；四、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处冻结的47万元，散伙后应否归向军所有；五、合伙现有债务如何认定及债权债务如何承担。一、关于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股权转让纠纷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本案中，向军与刘待江、蒋玉林约定由刘待江提供营业场地，向军提供流动资金、蒋玉林参与经营管理，共同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另约定合作前的一切固定资产归刘待江所有，向军、蒋玉林享有经营权，合作期间新增资产由三合伙人按比例享有。散伙后，向军投入的流动资金归向军所有。以上约定系三方对其权利义务分配的主要约定，约定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定义。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股权转让本质上属于权利的买卖，转让的后果意味着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了对公司财产的控制关系的变化。本案中，虽然《合伙协议》第一条用语是“刘待江将其拥有100％股权的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及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转让部分股份给向军和蒋玉林。”首先，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系个体工商户，不存在股权转让。其次，虽然三方约定将刘待江在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向军、蒋玉林，但向军、蒋玉林并不向刘待江支付对价。对刘待江而言，其并未通过让渡权利获得对价，而是其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资金，便由原告提供资金与其合伙经营。对向军而言，提供资金的行为并不产生其对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控制的结果。向军提供资金后，秀山县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对内既无股东名册登记行为，对外亦无工商登记公示行为。虽然当事人在用语上使用了“股权转让”这一概念，但从三方对其主要权利义务的约定以及履行行为来看，更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股权比例的约定实质上是对合伙人盈余分配比例的约定。虽然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后成立了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但该公司章程与《合伙协议》对三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相同。该公司虽然经工商登记成立了，但并未取得行业准入的审批手续，对外并未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本案纠纷也不涉及该公司。双方实际也是按《合伙协议》在履行。另从向军的诉请看，系请求确认退伙并依据《合伙协议》对合伙财产以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双方之间并无股权转让纠纷。综上所述，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二、关于向军是否于2017年3月14日退伙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本案中，当事人对退伙没有约定，按照法律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向军于2017年3月13日提出退伙，于次日起就未实际参与合伙经营。且在向军退出后，刘待江、蒋玉林于2017年3月21日便与案外人雷姣平签订承包协议，将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原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承包给雷姣平，系以行为的方式默认了向军退伙。综上，应当认定向军于2017年3月14日退伙。三、关于合伙期末的合伙财产银行存款1,375,299元，散伙后应否归向军所有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六条约定，散伙后向军投入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归向军所有。故，合伙期末银行存款1,375,299元，散伙后应为向军所有。四、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处冻结的47万元，散伙后应否归向军所有的问题。三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六条约定，散伙后向军投入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归向军所有。经审计，截至2017年3月14日原告退伙时重北应收债权为215,586元，向军请求确认超出审计报告认定的部分款项为其所有，但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刘待江辩称超出部分款项系案外人雷姣平所有，并举示了其与雷姣平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在向军未进一步举示证据证明超出部分系三人合伙期间应收债权的情况下，只能确认重北应收债权215,586元，散伙后归向军所有，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五、合伙现有债务如何认定及债权债务如何分担的问题。关于合伙现有债务认定的问题。向军主张现有债务=审计报告载明1,052,980元-刘待江已支付给陈亚知的40万元猪款-刘待江已支付给李国昌支付15万元猪款的损失及利息=502,980元。当事人对刘待江支付给陈亚知猪款40万元无异议，可予抵扣。李国昌向刘待江出具一份出面《证明》载明15万元款项性质为损失及利息，而《审计报告》载明欠李国昌猪款仅为161,920元，向军对15万元款项性质有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15万元不足以清偿李国昌的全部债务，若存在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利息损失，应先抵扣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利息损失再抵扣主债务。因李国昌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无证据证明李国昌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利息损失金额，无法确定抵扣金额就无法计算现有主债务。故只能认定合伙现有债务金额为652,980元。关于债权债务如何分担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4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约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本案中，双方对合伙债务如何承担未作约定，可按盈余分配比例承担。《合伙协议》对合伙人盈余分配比例有两种不同的约定，但三人合伙后在设立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时对盈余分配比例进行了变更，应以变更后的意思表示为准。故合伙债务对内应由向军承担48％、刘待江承担46％、蒋玉林承担6％。应收债权1,151,363元、价值301,096元的存货（存栏活猪）亦应按此比例分担。综上所述，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第4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向军于2017年3月14日退伙；二、确认合伙期末银行存款1,375,299元，散伙后为原告向军所有；三、确认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处冻结的应收债权215,586元，散伙后为原告向军所有；四、确认合伙期间应付债务为652,980元，该债务在合伙人内部由向军承担48％、刘待江承担46％、蒋玉林承担6％。合伙期间应收债权935,777元、价值301,096元的存货（存栏活猪）由向军享有48％、刘待江享有46％、蒋玉林享有6％；五、驳回原告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07.7元，由原告向军负担2,954.3元，被告刘待江、蒋玉林负担18,45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由原告向军负担416.8元，被告刘待江、蒋玉林负担2,603.2元；鉴定费3,8000元，由原告向军负担5,244元，被告刘待江、蒋玉林负担32,756元。二审中，经向军申请，本院向秀山县人民法院调取了公安机关对雷姣平、欧道文讯问笔录。该证据经向军质证认为，雷姣平第一次笔录中、第二次笔录中都回答过，均能反映是为了逃避相应债务执行，证实雷姣平与刘待江之间虚假承包经营的事实。欧道文的陈述，也能证明虚假承包的事实。该证据经上诉人刘待江质证，认为对一份证言形式上、真实性没有意见，两份证人证言所证内容是否真实，应当以刑事案件判决的事实认定为准。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他们所证实的内容是证明的向军在退伙后的经营模式的内容，即使是雷娇平虚假审查经营，实质上是刘待江虚假经营，那么向军所称的应收债权，也是属于刘待江所投入的生产经营债权，所以这两份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以上两组证据经由公安机关在对刘待江涉嫌非法经营犯罪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收集，其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明刘待江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规避风险，与雷姣平订立承包经营合同，以工人雷姣平名义进行经营事实。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刘待江将“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雷姣平，并不能证明雷娇平代表案涉合伙事务，故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待江、向军、蒋玉林于2017年1月1日所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围绕双方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归纳焦点如下：一是向军、刘待江及蒋玉林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究是合伙纠纷还是股权纠纷；二是合伙关系是否可基于合伙人单方声明即可退伙；三是合伙人退伙后对合伙财产、合伙债权、合伙债务如何确认和分割。现分别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自愿联合。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协商一致订立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协议。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是：（1）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公民；（2）是按照合同联合起来的经济单位；（3）合伙人必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4）合伙财产归全体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让渡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的基本内容包括：（1）协议转让的股份数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转让股权的每股及股权转让金总额；（3）转让股份的交割日；（4）股权转让金支付方式；（5）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核心条款。经合本案，向军与刘待江、蒋玉林于2017年1月1日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共同经营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首先，由于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属于个体工商户，本身并不属于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故“股东”之说无从说起，即使双方以“股东”名义进行经营，其议定的“股权”份额也只能认定为合伙份额，并且该个体工商户已经于2016年11月23日被注销，故对于以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进行合伙经营成为不可能。其次，对于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虽然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双方也约定了股权转让及其份额，但向军、蒋玉林并没有向刘待江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即既没有股权转让金的支付方式，也没有各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等核心内容，故其协议不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虽然双方在《合伙协议》第三条中约定了向军在后续经营中不定期继续投入资金，即便双方约定内容有就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从而稀释刘待江原持有的股权，进而让向军持有相应的股权的意思表示，但该公司并没有增加注册资本，故增资扩股之说不符合。此外，向军、蒋玉林也没有将自己作为公司股东身份载于股东名册，更没有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其股东身份和资格难以认定。其三，从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六条内容来看，“合作前的两企业的一切固定资产归甲方所有，但乙、丙两方享受的经营权，合作期间新增资产三合伙人按股份比例享有。”明显将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和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资产剥离出来，仍归属于刘待江所有，则刘待江意定中的公司股权并不存在。最后，至于三方后来成立了秀山县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向军、刘待江、蒋玉林同为公司股东。因该新设公司与双方订立的《合伙协议》并无关联，也与本案诉争问题无关。综上，刘待江、向军、蒋玉林三人签订《合伙协议》，因为缺少公司股权转让的必要内容，约定转让的份额不是公司股权，且协议明确约定刘待江对其控制的经营组织（公司法人）的权益没有因为合伙而发生实质的变化。故从刘待江、向军、蒋玉林通过签订的《合伙协议》所确立的权利义务，结合后期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三人的关系不具备公司股东的特征而更符合合伙的特征。故刘待江上诉请求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是公司股东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明确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退伙，是指合伙人脱离合伙组织，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根据退伙的原因不同，退伙可分为声明退伙、法定退伙和除名。声明退伙也称任意退伙，是指出于合伙人自己的意思而退伙。合伙关系基于合伙人之间的信任而确立，当合伙人之间经营过程中不再信任或者其他原则不愿或者不宜再行合伙时，法律并不禁止退伙。结合本案，三方合伙经营过程中，向军于2017年3月13日单方提出退伙的意思表示，次日即不再参加合伙经营，故不管从意思表示，还是实际行为均宣告其予以了退伙，对此法律并没有予以禁止。该退伙行为属于声明退伙，系事实行为，且不可逆转。但退伙不影响对合伙事务的清算。故刘待江关于不能认定向军退伙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向军的退伙理由是否正当、有无过错、对其他合伙人是否构成损害等问题，均系另一法律关系。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时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伙；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外，还应当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结合本案，一审法院委托了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案涉合伙期间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审计，并作出了《审计意见书》，《审计意见书》对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投资额、利润等作出了认定。再结合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六条“散伙后，乙方向军所投入的贰佰万元流动资金归乙方所有，但不计利息”的约定，一审判决依照《审计意见书》所确认的结论，对合伙期间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并无不当。至于向军所陈述的将“军林屠宰有限公司”交由雷姣平经营属于虚假承包问题。因为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属于三人所新设的公司，不属于合伙经营事务范围，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而案涉当事人前期以“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名义或者以早已经注销登记的“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名义的合伙经营，与后期以“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的公司经营活动，其属于不同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不能将二者混淆。且向军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军江林屠宰有限公司”的公司经营活动与案涉合伙经营活动之间相互混同的事实，故上诉人向军要求确认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冻结的部分款项中的254,414元属于合伙经营应收债权的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待江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将自己投入的现金纳入清算范围，也没有将其提供的资质和场地列入清算范围问题。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载明内容显示，刘待江以此前已经注销的个体工商户“秀山泽孚定点屠宰厂”和“刘待江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进行合伙经营外，没有投入现金的约定内容，现有有效证据也不能证明刘待江在合伙经营阶段有现金投入的事实。至于其代垫支的费用，属于履行合伙事务所发生的费用，应当计入合伙债务进行核算。关于上诉人刘待江认为合伙期末银行存款1,375,299元判由向军享有错误。如前所述，由于合伙经营期间的周转资金均由向军注入，且双方在《合伙协议》中有“散伙后向军所投入的贰佰万元流动资金归向军所有”的明确约定，故原判认定该银行存款由向军享有并无不当。关于刘待江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冻结在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处冻结的应收账款215,586元归向军所有错误问题。由于该部分应收账款已经在诉讼中予以冻结，且能够即时得以兑现，该款可以视为向军投入的流动资金（以200万为限）。考虑到向军入伙时间短暂，投入资金已经转化为流动资金，将该部分应收款判归向军享有并无不可。综上所述，上诉人向军、刘待江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然适用法律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07.70元，由上诉人刘待江负担16,291.70元，由上诉人向军负担5,1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庆华审判员  黄 飞审判员  徐婷婷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杜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