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豫行终361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州市恒升教育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28号。法定代表人柯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邹伙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赛男，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16号。法定代表人魏东，区长。委托代理人寇铮，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杜百育，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郑州市铝制品厂。委托代理人李智阳，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元元，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州市恒升教育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恒升公司)因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水区政府）确认强拆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6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州恒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伙发、张赛男，被上诉人金水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寇铮、杜百育，一审第三人郑州市铝制品厂的委托代理人李智阳、李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恒升公司一审诉称，郑州恒升公司于2005年承包了郑州市铝制品厂位于金水区小铺路西（东风路28号）63.33亩厂区用地和办公用房、厂房，并进行内部装修改造，持续经营至2014年11月。2014年12月，金水区政府以城中村改造和违法建设为名，命令供电单位停止了对郑州恒升公司的供电。2014年12月23日起，金水区政府不顾郑州恒升公司阻拦，多次强行对郑州恒升公司经营用房实施拆除，至2016年初，金水区政府将郑州恒升公司房屋全部拆除。金水区政府对郑州恒升公司的房屋强制拆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确认金水区政府对郑州恒升公司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查明，郑州市铝制品厂的厂区位于郑州市白庙小铺村（以下简称小铺村）。2005年11月1日，郑州恒升公司与郑州市铝制品厂签订《承包协议》，约定“郑州市铝制品厂将小铺路西占地63.33亩厂地及全部建筑物（按现状）约31800㎡、有关生产设备、所有附属设施（水、电、花池、水池等），交付郑州恒升公司承包经营（不包括供销科一排8间房），所有权仍归郑州市铝制品厂”等内容。2014年12月，小铺村开始城中村改造，上述房屋在该城中村改造范围内。2015年3月，郑州恒升公司与郑州市铝制品厂作为共同原告就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白庙村村民委员会、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白庙村第五村民组、河南祈福明天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青龙拆除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将拆毁的经营用房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830万元”。该民事诉状诉称“2014年12月23日和2015年3月13日，四被告未经两原告同意，两次强行将两原告在铝制品厂院内西北角3900平方米经营用房强行拆毁，其中1200平方米建筑由原告郑州市恒升教育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建造”等内容，后郑州恒升公司与郑州市铝制品厂对上述民事诉讼提出撤诉。2016年9月，郑州市铝制品厂委托拆除公司将涉案房屋全部拆除，后郑州市铝制品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正在履行中。2016年12月16日，郑州恒升公司将金水区政府诉至法院，请求确认金水区政府对郑州恒升公司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认为，郑州恒升公司所诉房屋在金水区政府城中村改造范围内，结合庭审调查及当事人的法庭陈述，能够确认房屋已被全部拆除的事实。但郑州恒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第三人关于涉案房屋系其自行委托拆除公司全部拆除的自述及第三人提供的相应证据。第三人委托拆除公司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系其自主行为，非因受金水区政府委托，且第三人在房屋全部拆除后，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正在履行中，故金水区政府对第三人的拆除行为不应承担责任。根据《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的规定，虽然金水区政府是其辖区内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主体，负责辖区内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但郑州恒升公司所诉涉案房屋的数次拆除行为，郑州恒升公司与第三人就基本事实的陈述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现有证据及庭审调查，亦不能作出拆除行为系金水区政府实施并由金水区政府承担责任的推定。综上，郑州恒升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郑州恒升公司如认为对涉案房屋存在补偿权益，可另行主张。一审判决：驳回郑州恒升公司的诉讼请求。郑州恒升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第三人主体资格、诉讼代理人身份不合法。本案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杨全德。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未得到杨全德的授权。（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为第三人于2016年9月自行拆除没有事实依据。1.上诉人提供了通知、通告、行政复议决定、情况说明、小铺城中村改造合作框架协议等证据证实了涉诉房屋自2014年底开始陆续被强制拆除，第三人却称涉案房屋于2016年9月才由其自行拆除。一审判决仅依据第三人的自述及其提供的一份并未实际履行的房屋拆除协议，就直接认定涉案房屋于2016年9月由第三人自行拆除依据不足。2.第三人已经与上诉人签订了房屋权属认定书，认可涉案房屋部分建筑面积系上诉人建造，涉案房屋部分权属归上诉人所有，却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订拆除协议和拆迁补偿协议，不符合常理。第三人称其于2018年12月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却早早于2016年9月就自行拆除房屋，不符合常理，且其一直未提供《拆迁补偿协议》，其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庭审已查明，第三人曾因涉案房屋不能获得拆迁补偿而不配合搬迁，并在涉案房屋部分被强制拆除后，于2015年与上诉人共同起诉民事赔偿，却在本案中称涉案房屋是其在未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未获得补偿之前就自行拆除，不符合常理。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底直至民事赔偿案件庭审过程中陆续发生的强拆行为系因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而被强制拆除，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2016年9月仅就残留的自有房屋签订了拆除协议，甚至未能证明2016年9月以后残留的未拆房屋是否包含上诉人起诉的房屋，拆除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三）一审判决对于证据的审查认定不符合日常逻辑推理。1.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重大利益冲突。一审判决应综合相关事实和本案证据，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做出判断和事实认定，而不应依据第三人明显对上诉人不利的“自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第三人在本案陈述明显与其之前民事赔偿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相矛盾，且与相关事实相矛盾，其在本案中的陈述可信度极低。涉诉房屋早在2016年初陆续多次在城中村改造中被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多个承租商户因政府强拆事实，纷纷起诉上诉人赔偿损失，其承租使用的房屋均是在2016初之前即被拆除完毕。3.第三人提供的拆除协议仅能证明其就自身财产与他人签订拆除协议，不能证明实际实施了拆除行为，更不能证明其拆除协议的客体与上诉人有关联。上诉人诉称的涉案房屋早在2016年初之前就被强制拆除完毕。第三人所述的2016年9月以后的拆除行为仅针对其自有的少量房屋，未涉及本案涉诉房屋。（四）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部分涉诉房屋是在被上诉人组织实施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强制拆除的，那么对于2016年9月以后第三人实际拆除的标的是否包含涉案房屋，应由第三人或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而不能仅仅依靠与被上诉人为利益共同体的第三人“自述”认定。第三人和被上诉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涉诉房屋被拆除的不利后果只能由被上诉人承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金水区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从未对涉案房屋进行过拆除行为，也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州市铝制品厂答辩称：（一）关于在本案中第三人郑州市铝制品厂诉讼主体资格及诉讼代理人身份问题。郑州市铝制品厂属于郑州市轻工局下属的集体企业，并非杨全德个人私人企业。2016年6月份，经向企业主管部门工信局申请，召开了全体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全体职工表决通过，罢免了杨全德厂长职务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资格，重新成立了“铝制品厂管理领导小组”，经上级主管部门参与，向杨全德收回企业印章及领导权。企业负责人的更换不代表企业主体资格消灭，企业自身参与诉讼及委托代理人并不需要已被罢免的原厂长个人授权。为此，在本案中第三人郑州市铝制品厂诉讼主体资格及诉讼代理人身份完全合法、有效。（二）关于拆迁事实和拆迁时间的问题，以一审答辩内容和提交的证件为准。（三）关于上诉人主张郑州市铝制品厂本次诉讼和之前民事诉讼陈述相矛盾的问题。本次诉讼的陈述是企业及全体职工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提交的相关证据为证。而所谓的上次民事诉讼，完全是原企业负责人个人与上诉人恒升串通一气，利用个人职务之便绑架全体职工意志，与恒升公司委托同一律师提起的诉讼，其主张和陈述内容并非郑州市铝制品厂的真实意思表示，郑州市铝制品厂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真正参与过，一直都是恒升公司在主导。（四）郑州市铝制品厂有权自行拆除自己修建的建筑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经本院指定继续审理后,一审程序中追加郑州市铝制品厂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但上诉人对第三人郑州市铝制品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以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资格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未对郑州市铝制品负责人的身份以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资格问题进行认定，且对于涉案房屋被拆除时间，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635号行政判决；二、发回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重审。审判长  原永杰审判员  王盛楠审判员  姜立恒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李会军书记员赵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