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6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荣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红秀，女，1978年9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铜陵市，系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金林，男，1962年1月29日出生，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系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叔利，男，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燕，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达淼，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俊，男，198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成军，安徽智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叔利、陈伟、杨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9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和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红秀、万金林，被上诉人李叔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燕、李达淼，被上诉人杨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成军以及被上诉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和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9587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全部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根据《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第十一条“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2018)浙1082民初958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587号判决书）中，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以《民事诉讼法》及对本案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为依据进行分析、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是受原审原告刻意制造的事实误导过深，对原告的主观陈述和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产生感知错误后，对案件的事实产生严重的确认偏误，完全采用主观推理来分析和确认原告单方面的证据并认定案件事实，违背了证据的法定规则，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做为支撑，此主观思维错误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审判决书第9页“江西省铅山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庭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证明出警当日被告和源公司的负责人陈伟承认和源公司向原告购买了几批货物，余50万余元的货款未支付”。该说明并没有在法庭上出示，更没有交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原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直接采信并明确其证明力，系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判决书第8页写明“被告和源公司以及被告陈伟对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来源合法性和内容真实性提出异议，不认可。对证据2（系原告当庭提交）的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不认可。对证据3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提出异议，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没有证据证明杨俊给李叔利的汇款单是付货款，与和源公司有关。3个证人均与李叔利有利益关系，证言不实且逻辑矛盾，其中证人柴某的证言尤其错漏百出。从本案的庭审视频中可以看到，和源公司对以上异议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法庭要求和源公司控制庭审时间简略陈述的除外）。但以上异议，原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书中对被告和源公司及被告陈伟在当庭质证时提出的反驳意见做任何回应及解答，也没有公开依据法律对证据材料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结果。是以，原告所有证据材料是否经查证属实，原审法院并未明确，违背了法定的证据原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判决书中未公开依法审查的结果。而是本末倒置地先将被告已经提出严重质疑的单个或来源不合法、或内容不真实、或与案件事实无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上未经过当庭质证的情况说明直接串联起来勾勒出原告编造的事实，然后确定证据材料有证明力。实为法律程序错误，论证推理因单个基础证据采信错误，推理结论无法正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四）判决书第9页“综上，原告提供的计量单……被告杨俊的陈述之间形成了证据链，彼此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之间由被告杨俊经手发生货物买卖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系事实认定错误。1、高度盖然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我国法律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未有法条明确写明盖然性规则的运用，相关判例也鲜为少见。只有《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仅仅针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而其他证据则必须是遵守法定的证据规则经审查后采信的。2、西方国家在审判实务中，代表法官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运用时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违背法定的证据规则。(2)法官可以运用自由心证，但不能主观臆断（我国法律并未有明确自由心证原则的法条）。(3)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定案的依据必须达到确信的程度。(4)依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不允许仅凭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5)高度盖然性原理证明标准仍然要求最终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的证明结论（而不是先串联印证，然后再认定证据）。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采用了高度盖然性规则，但显然没有做到该规则的以上几点要求。前文（一）、（二）、（三）点已经详细说明，对原告李叔利的所有证据材料都没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就直接予以采信，违背了法定的证据规则。以此勾勒出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为主观臆断，不应该被确认。对原告李叔利和被告杨俊代理律师的陈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就直接采信（详细在后文叙述），对被告和源公司的所有质证意见全部过滤忽视。是以，原审法院违背法定的证据规则，用主观确认偏误的思维逻辑所推断出的“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之间由被告杨俊经手发生货物买卖关系高度盖然性”并不存在，属事实认定错误。 二、判决书第9页至第10页“综上，本院确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3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19日，原告李叔利通过被告杨俊等向被告和源公司供货金属杂料三批共七车”，系事实认定错误。和源公司从未收到过原审法院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七车货物。详细辩解恳请二审法院打开中国庭审网（××/live/4238481），在庭审视频中（从36分50秒至01小时38分29秒），和源公司在庭审的质证环节对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5围绕着法定证据规则的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与证明事实的关联性全部做了详细的反驳说明。确定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1至5)本身有重大的瑕疵，不符合法定证据规则，不应该被采信。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公开法定审查结果，也未对被告和源公司的质证意见做任何回应和解答，主观采信原告的全部证据并认定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 三、判决书第10页“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以及“被告杨俊、陈伟系被告和源公司的职员，其行为应是代表和源公司的职务行为”均为事实认定错误。（一）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被告杨俊、陈伟为公司聘用制普通员工，不是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和源公司负责人，不能代表公司。和源公司从未授权被告杨俊、陈伟为代理人以公司名义订立买卖合同。被告陈伟在本案中也并无任何行为。原审法院直接过滤忽视和源公司的合法辩论理由，未依据法律做任何合理的反驳即直接采信了被告杨俊代理律师的主观陈述，认定被告杨俊的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未经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1、被告杨俊在职期间，和源公司从未授权其以公司名义订立任何一起买卖合同。和源公司一直以来也都是严格规范公司各类印章的保管和使用。未见和源公司印章有被假借、乱盖的现象。杨俊是否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立了合同，和源公司并不知情。需要原告提供确凿证据，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后确定。但和源公司确定绝对不会追认。2、被告杨俊既非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和源公司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和源公司没有任何职务，也不能提供和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杨俊的代理律师提供的工资表也能反映其即为普通的公司员工。原审原告是个常年在商场上打拼的老板，年龄不小、阅历不浅。原审原告自称所诉的买卖合同纠纷中，总货值70余万元，金额不算小。而和源公司也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铜加工冶炼工业实体企业，并非是个体工商户或私营小作坊。如果原审原告真的是想跟和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就理应知道他在微信里明确称的“小杨”，这个别说是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就连形式上能证明有职务的名片都拿不出一张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小员工，是不可能有权限代表公司做主的，这是常识。因此，同样也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条件。是以，被告杨俊、陈伟不是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被和源公司授予代理权，同时也没有其他合法真实的证据可以印证。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四、判决书第10页“被告杨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单虽未加盖被告和源公司印章，但被告一直代表和源公司经手原告的货物交付并支付货款，被告杨俊提供的结算单效力及于被告和源公司，故本院对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货款按结算单予以确定，现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货款按结算单予以确定，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第一批货物的货款，故被告尚需支付货款543629元，被告杨俊、陈伟系被告和源公司的职员，其行为应是代表和源公司的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前文已述，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被告杨俊不是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源公司从未对其授权，被告杨俊对于和源公司来说既不存在代理也不存在表见代理。和源公司也绝不会追认代理权。原审法院认定其为职务行为，是代表公司所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二）被告杨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单，来源不明，不是和源公司所制。因为是普通的电子表格，抬头可以由制作者自由打印，且和源公司的名称为“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并非本案结算单中的“和源铜业”。对结算单的结算内容，和源公司不知情，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既未加盖和源公司印章，也未有和源公司负责人签字确认。结算单不能被认定为和源公司的结算单，且和源公司的所有正式结算单从未假手与被告杨俊发送给客户，因此被告杨俊发送的结算单与和源公司无关。以上意见在当庭均陈述清楚，在庭审视频中可以看到。是以，原审法院没有依据证据的法定规则对该结算单进行审查，就确认结算单的证明效力并及于和源公司，系法律程序错误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三）判决书中“原告自认的已支付第一批货物的货款”系事实认定错误。和源公司当庭质证时，已提出详细的反驳意见。但原审法院未经相关证据审查、印证就直接确信了原告的陈述，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原告自己主张的第一批货款是200210元，和源公司在提交的答辩状和庭审时明确表示：和源公司从未收到原告李叔利的货，和源公司也从未支付一分钱货款给原告。和源公司是综合资源回收企业，公司有资质可以直接向个人采购并支付货款，直接和个人结算并开具收购发票入账。没有也根本不需要授权委托他人代为支付货款。2、被告杨俊的一笔18万转款与和源公司无关，不是和源公司支付或转款给被告杨俊后授权委托支付。原告李叔利和被告杨俊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和源公司支付或授权委托。所以只能确定是杨俊个人的转款。用途是什么，和源公司不知情，只是和源公司发现这18万元与原告主张的第一批货的货款金额并不相符。一审庭审时，原告的代理律师李达淼在法庭辩论阶段对和源公司的反驳，见一审视频（01小时59分20秒-02小时0分26秒），当庭提出要求杨俊出具和源公司转款的记录以证明是和源公司让杨俊转的款，当时被告和源公司就欣然附和同意，原、被告双方难得达成高度统一。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要求被告杨俊提交这一重要证据，直接确认为被告杨俊代被告和源公司支付，系事实认定错误。3、其中“另支付部分现金”系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原告在起诉状中并未写明支付了现金。而是被告和源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当庭对被告杨俊转账的18万元与原告主张的第一批货款的金额并不相符提出质疑时，原告律师临时弥补编造的说词，而且当时说是2万元现金（与货物金额也不相符），也未说清楚和源公司是何时支付给被告李叔利的。既然是现金，应该是原告李叔利从和源公司财务部签字后领取才符合常理。请原告诉说一下当时在和源公司财务部领取现金的情况。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并说明情况，也没有在场的见证人，“另支付部分现金”实为原告单方面编造的说词，没有证据证明，不应被原审法院采信。 五、原审原告刻意隐瞒了本案真相，误导了原审法院。和源公司有新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另有真相。原告如果坚持有买卖合同纠纷存在，那么真正与原告李叔利发生买卖合同纠纷的单位应该是原告李叔利自己明确知情的“万融矿业”，而非和源公司。（一）判决书第8页中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2“和源铜业结算单、与杨俊微信聊天记录”。证据2是原审原告在开庭当日当庭提交的证据，一共8页。为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杨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有被告杨俊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审原告的三张电子表格形式的结算单。但未加盖和源公司印章，也未有和源公司负责人的签字确认。三张结算单中第一张的抬头仅三个字“结算单”，另外两张打印有抬头“和源铜业”（并非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微信中还有上饶地质化验室（全称实为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发送给原告李叔利，再由原告李叔利给被告杨俊发送的化验结果。原告当庭用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结算单中铜含量的结算的化验依据（化验结果是货物有价金属结算的依据，是货款结算的根本。原审法院却未在判决书上披露原告当庭对此证据的证明力的说明，以及被告和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但在庭审视频中可以查看到）。（二）从这份一审时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2里，和源公司在上诉时发现了本案的新证据，第一个新证据即证据2的第4页中，原告李叔利连续发给被告杨俊的2条微信内容，以及被告杨俊即刻回复原告李叔利的1条微信内容。1、原告李叔利发送给杨俊的第1条微信是一张短信内容页面的手机截屏，内容是抬头为“上饶地质化验室”发送给他的三条短信。都是化验结果，与被告杨俊发送给原告李叔利的结算单中的化验结果一致。其中第3条短信为“昨天17：42分；万融公样铜9.14水23.84”。原告李叔利发送给杨俊的第2条微信是原告李叔利自己编辑的信息，内容为“万融公样铜9.14水23.84”。2、原告李叔利在一审庭审时，当庭表示微信上的这张手机截屏中的三条短信内容，是上饶地质化验室发来的原告所交付的三批货的化验结果，用来证明三张结算单上水份的含量和货物中铜的金属量的结算依据。和源公司当庭表示不认可，这不是正规的化验单，而且上面明确写的是“万融公样”，表示与李叔利交易且共同送样的单位是万融，不是和源。3、做有色金属行业的同行都知道，行业规定：买卖双方要共同在场对货物取样。样品由买卖双方人员共同装进样品袋中封口后，交易双方共同送样至专业的化验机构做有价元素的化验。元素的化验结果会由化验机构只发送给共同送样的交易双方，做为双方对交易货物中有价金属货款结算的依据（绝不会发送给非交易的第三方）。从原告李叔利发送的这2条微信内容可以看出，与原告李叔利共同送样的交易单位是万融，而非和源公司。对此，原告李叔利也完全认可，所以怕被告杨俊看不清截图内容，自己又重新编辑信息，确认内容相同后再次发送给杨俊。而杨俊的即刻回复的微信内容为“收到”，表示杨俊对“万融公样”也完全认同，没有任何疑问。可以证明杨俊其实是李叔利和万融的业务介绍人。接行业习惯，应该私下收取了李叔利一定的业务介绍费。（三）通过这份新证据，和源公司来到了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李叔利手机中简称为：上饶地质化验室），找到了本案的第二个新证据：万融矿业与李叔利共同送样的三批货物样品的测试报告。测试报告证明：三次送样的样品名称为“杂料”，三次共同送样的时间与原告李叔利主张的三批货物交付完全时间一致，共同送样的交易双方为：万融矿业和李叔利，而非和源公司。 六、通过以上两个可以相互印证的新证据，再结合行业规定和交易习惯，和源公司有理由提出合理怀疑：本案其实另有真相。与原告李叔利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实际另有其人：万融矿业。原审原告李叔利只是刻意隐瞒，并用大量违背法定证据规则的证据材料混淆视听，误导了原审法院。主要表现如下：1、原告李叔利提供的抬头为和源铜业的计量单以及杨俊提供的抬头为和源铜业的结算单，因为计量单是印刷体的单据，结算单是电子表格，均可自由制作。且抬头并非和源公司法定名称“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和源公司既不知情，也无法控制、杜绝他人印刷、打印。但并无上诉人和源公司任何印章的加盖，且无和源公司负责人签字确认。因此有“和源铜业”抬头的计量单、结算单不能做为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收到货物，以及与原审原告李叔利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2、原告李叔利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更是在刻意营造原告李叔利与和源公司发生买卖纠纷的假象，意图误导人民法院。(1)接处警登记表只表示原告单方面曾报过警，不表示原告诉讼事实的存在。更无法证实原告与和源公司因货物买卖发生过纠纷。接处警登记表记录：实际沟通过程仅10分钟左右，民警没有经过调查取证，未做询问笔录。只是记载了原告单方面的陈述。2018年9月3日打印出来的7月29日当日原始接处警记录上明确记载“经向报警人李叔利了解得知：今年3月份其买了几车货物给工业园区和源铜业，付款期限已经过了至今还有50万元的货款没有支付，和源铜业的负责人陈伟表示其已经联系公司老板进行协商，民警告知李叔利到园区管委会进行协商。”当时是星期六上午，和源实业员工（并非负责人）陈伟接待了民警。在此恳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接处警登记表上，2018年7月29日当天记录在公安系统里的情况是“3月份”，“其买了几车货物”。后在2018年9月3日，即在时隔36天后，将“3”月份改成了“1”月份，将“买”了几车货物改成了“卖”了几车货物。为何改动？何人提醒并要求更改？恳请二审法院查明。和源公司有理由相信此修改是提供接处警登记表的民警被原告李叔利及其代理律师单方面的强调告知：本案已经起诉至法院，被告和源公司确实欠其货款的影响后，出现的记亿扭曲。最后，依据原审原告方的单方面说词要求而做的不实修改，不应被采信。(2)光盘、情况说明。光盘中视听资料来源的合法性不明，视频里的声音不清，做为视听证据，本身已经是重大瑕疵。经过当庭播放，在一审庭审视频53分15秒到53分30秒里，一审审判长也说出“这里面没有他（陈伟）讲话的内容呀”，印证了原告李叔利自己主观写的视频情况说明，为虚假说明，不应被采信。实为原告李叔利意图混淆视听。(3)铅山县工业园管委会协调证明，明确表示了公司领导表示不知情。(4)原告三个证人柴某、张某、吴某的证言。三证人均与原告有利益和友谊关系，证言可信度弱。其中证人柴某当庭承认与原告是多年的朋友。他的证言真实性最有疑问（庭审视频01小时1分至1小时19分2秒）。①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下就谎称与和源公司陈伟有过业务往来，为自己做为介绍人的身份做铺垫。②一审庭审时，被审判长询问时，柴某连交货的时间都说错，还是被原告李叔利当庭冒险提示后才答对。原告李叔利被审判长当庭指责警告。③柴某在回答和源公司提问时更是内心慌乱闪烁其词。当被问到要求叙述合同及交货细节情况，以及陈伟和杨俊是否在场时，前言不对后语，无法坚定答案。④被和源公司问到报警当时的情况时，更是慌得直接说“让后面的证人来某。不敢作答。是以，柴某的证言不应被采信。证人张某、吴某二人也都是原告在江西的朋友，且与原告都发生过买卖关系，有利益关系。他们二人并未参与原告李叔利主张本案的合同洽谈和货物交付，对本案的情况了解都是通过原告李叔利得知。二人证言中陈伟承认欠款并无证据印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法条要求。是以，原审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4不能成为原审原告用来证明与被告和源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和源公司欠原审原告李叔利货款的依据。 综上，原审原告用来证明其对原审被告和源公司诉讼请求的所有本证既不符合法定的证据规则，也不符合行业习惯，且不符合常理，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件另有重大隐情，真相被原审原告刻意隐瞒。与原审原告发生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公司应该是万融矿业。原审法院未依据法定程序对原审原告庭后提供的情况说明组织出示和双方质证，直接确认其做为证据的证明力，系程序违法。未依据法定的证据规则审查原审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受原审原告的刻意误导，只用主观推理分析推断事实，并以此确认了原审原告的全部证据，违背了证据的法定规则，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据此，恳请二审法院结合中国庭审公开网上本案一审时全程庭审视频，依照我国相关法律对证据的规定，重新审查本案一审中的全部证据。并对原审法院直接采信的原审原告李叔利的主观陈述和原审被告杨俊的主观辩解，要求双方补充实质证据加以证实。重新全面审理、查清本案事实，还原真相。最后，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叔利答辩称，李叔利先后三次将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运到上诉人和源公司，过磅秤量后存入该公司仓库。和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伟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和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 杨俊答辩称，在本案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交易过程中，杨俊系上诉人和源公司员工，杨俊所实施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 李叔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43629元，并支付货款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杨俊任职于被告和源公司。2017年12月13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19日，原告李叔利通过被告杨俊等向被告和源公司供货金属杂料三批共七车，后被告杨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三份结算单（抬头为和源铜业采购结算单）。三批次的结算款分别为200210元、272020元、271609元。2018年1月15日，被告杨俊向原告转账18万元，另支付部分现金，第一批货物的货款已全部支付。后被告未支付其余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被告和源公司称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关系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向被告和源公司提供货物后，被告和源公司应及时支付货款，现被告和源公司拖欠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被告杨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单虽未加盖被告和源公司印章，但被告杨俊一直代表和源公司经手原告的货物交付并支付货款，被告杨俊提供的结算单效力及于被告和源公司，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与被告和源公司的货款按结算单予以确定。现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第一批货物的货款，故被告尚需支付货款543629元。被告杨俊、陈伟系被告和源公司的职员，其行为应是代表和源公司的职务行为，现原告要求被告杨俊、陈伟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叔利货款54362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8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叔利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18元（已减半），由被告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和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八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此聊天发生在李叔利与杨俊之间，记录共8页，系李叔利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拟以此证明与被上诉人李叔利发生货物买卖关系的其实是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和源公司。2、李叔利与万融矿业（指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三批货物交易样品的测试报告。该三份测试报告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提供，李叔利在手机中标注的测试单位名称为“上饶地质化验室”。拟以此证明，三次送样品时间分别为2017年12月13日、28日、2018年1月19日，与李叔利主张的交货时间完全一致。可以证明与李叔利发生货物买卖的另一方为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3、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化验费发票。该证据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提供。拟以此证明，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确实在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进行采购原料的元素化验。4、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份证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江西）。拟以此证明，本案所涉的交易货物属于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的经营采购范围。5、“情况说明”。由铅山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出具。拟以此证明公安机关在2018年7月接处警时不参与民事经济纠纷，对双方陈述不做确认。6、万融矿业收货、付款等证据。该证据系万融矿业的老板张友程提供。拟以此证明万融矿业确认其与李叔利发生货物买卖关系，万融矿业派员工与李叔利一起对货物的铜含量送检，万融矿业股东张文彬支付了李叔利的第一笔货款206740元。7、《江西测试研究所来样登记表》。该证据系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出具。拟以此证明货物送样检测的交易双方是万融矿业和李叔利，实际买受人是万融矿业，而非和源公司。8、质量认证证书和营业执照。拟以此证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测试研究所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的资质和相互关系。 经质证，被上诉人李叔利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认为货物取样和送检都是与上诉人和源公司的人员一起去的，杨俊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整个交易过程他都知道的。被上诉人陈伟同意上诉人和源公司的意见。被上诉人杨俊认为，杨俊当时是和源公司员工，履行职务，负责联系业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故上诉人和源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叔利把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运到上诉人和源公司，然后取样、测试。上诉人和源公司的工作人员杨俊履行其在公司中的职务，负责联系公司业务。上诉人和源公司所举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案涉货物交易发生在李叔利与案外人（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之间。本院对上诉人和源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八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叔利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俊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和源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叔利之间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李叔利与被上诉人杨俊之间的结算行为的效力是否及于上诉人和源公司。 上诉人和源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未依据法定程序对被上诉人李叔利庭后提供的情况说明组织出示和双方质证，直接确认其做为证据的证明力，系程序违法。未依据法定的证据规则审查被上诉人李叔利提供的全部证据，受被上诉人李叔利的刻意误导，只用主观推理分析推断事实，并以此确认了被上诉人李叔利的全部证据，违背了证据的法定规则，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与被上诉人李叔利发生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公司应该是万融矿业。被上诉人李叔利则认为，李叔利先后三次将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运到上诉人和源公司，过磅秤量后存入该公司仓库，其交易对手为和源公司。被上诉人陈伟认为，陈伟从未与李叔利有过货物买卖洽谈过程，也未经手办理货物交接手续；上诉人和源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被上诉人杨俊认为，杨俊与李叔利在商务往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行为，均是受和源公司指派进行的，系职务行为。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叔利从被上诉人杨俊处得知上诉人和源公司欲购买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根据被上诉人杨俊的安排，被上诉人李叔利把三批（共七车）金属杂料运送到上诉人和源公司，经过过磅秤量后放入该公司的仓库，然后取样、测试。上诉人和源公司工作人员杨俊负责联系业务，正常履行其在和源公司的职务，并在第一批货物运入和源公司后，支付了相应的货款。上诉人和源公司在二审期间所举的八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案外人（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在租赁和源公司办公场所期间经营金属杂料业务，与被上诉人李叔利发生了本案货物买卖关系。本案货物交易的业务联系人杨俊未主张其受到案外人（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指示或者委托实施了相关交易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源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叔利之间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杨俊发送给被上诉人李叔利的结算单虽未加盖上诉人和源公司印章，但杨俊作为上诉人和源公司的工作人员，经手办理案涉含铜元素金属杂料的买卖业务并支付了第一批货物的货款。杨俊称其汇给李叔利的18万元货款，是公司安排的，杨俊个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和源公司对其员工在公司内从事的日常商务活动、公司内秤量货物的地磅的使用、公司内储物仓库收储货物等均不知情，这有违常理。上诉人和源公司称收取本案货物的单位是案外人（江西省万融矿业有限公司），该案外人租赁了上诉人和源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案涉的三批含铜元素的金属杂料，货物过磅也是该案外人所为，李叔利应与该案外人进行货款结算，但缺乏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杨俊系上诉人和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上诉人和源公司承担。故被上诉人李叔利与被上诉人杨俊之间的结算行为的效力应当及于上诉人和源公司，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李叔利与上诉人和源公司之间的货款数额按结算单予以确定，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和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36元，由上诉人江西省和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朱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