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7民初19101号原告：王玲玉，女，汉族，1963年6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代理人：吴开锋，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春红，男，汉族，1973年1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代理人：吴艳，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玲玉诉被告张春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董少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玲玉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开锋，被告张春红委托代理人吴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玲玉诉称：原告系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的经营者。2015年8月份，被告为了其孩子上学，请求原告为其出具一份劳动合同书。鉴于被告曾在诚远物流货运部做临时工，原告并未拒绝，并根据被告的要求将劳动合同签订时间写为2011年4月6日。并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原告还向另外两名工人出具了同样的劳动合同。2016年3月23日，被告在二郎物流园搬运货物时因第三人致伤。受伤后，被告以其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物流配件商行的库管为由，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因被告并未在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工作，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份劳动合同仅是为了被告孩子读书而签订的，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无效。被告张春红辩称：有关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于2009年9月7日注册成立，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王玲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于2016年8月19日注销。2016年9月2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6年3月23日张春红受伤属于工伤，用人单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经营者王玲玉）。2017年4月1日，本院立案受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案号为（2017）渝0107行初131号。该案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4月6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与张春红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6日至2021年4月5日，张春红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担任库管一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同意每月向张春红支付2500元。2016年3月23日，张春红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经营者王玲玉指派到石桥铺柳背桥建辉货运部上货。张春红在上货过程中被旁边叉车上掉落的货物砸伤。经重庆长城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尺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3、右髌骨粉碎性骨折；4、右足第4趾骨末节骨折；5、右足第5趾骨中节骨折；6、右足第2-4趾近侧趾间关节脱位；7、左腘窝、右足第2趾掌侧皮肤缺损；8、左足跟外侧皮肤裂伤；9、左内踝骨折。本院认为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九人社伤险认决［2016］24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判决驳回原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的诉讼请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不服（2017）渝0107行初131号行政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为（2018）渝05行终103号。二审法院认为张春红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经营者王玲玉指派到石桥铺柳背桥建辉货运部上货被旁边叉车上掉落的货物砸伤的事实，有工友杨朝全、李世海证词及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出警证明》证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对其受伤的事实也予以认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否认其与张春红有劳动关系，而是诚远物流与张春红有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但其与张春红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工种、劳动报酬等事项，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受伤当日系王玲玉安排张春红到诚远物流从事搬运工作，即应当认定为张春红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职工并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安排的工作，其在工作中受伤，属于工作原因范畴，应当认定为工伤。遂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于2018年9月11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于2018年12月3日申请撤回其再审申请。2018年8月3日，原告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无效。同日，该委作出渝九劳人仲不字（2018）第246号《不予受理案件证明书》。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审理中，双方对《劳动合同书》的签订原因以及时间有争议。原告称该《劳动合同书》实际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底，签订原因是被告为了其孩子读书，而之所以落款时间是2011年4月6日是为了符合报名要求即进城务工满5年，但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申请对《劳动合同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自愿撤回鉴定申请。另外，原告举示了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区育才学校出具的《证明》一份，赵慈万、徐世伟的书面证词以及罗治琴、潘金华和张鳗薪的《调查笔录》，并申请证人陈琨和李世海出庭作证。该份《证明》载明了学生姓名、入学时间（2015年9月1日入学），就读班级等信息。赵慈万、徐世伟书面证词的内容完全一致，主要是陈述二人与张春红情况一样，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没有劳动关系，但为了小孩子读书，请求王玲玉为其开具的劳动用工合同。罗治琴称其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工作，而张春红从未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工作。潘金华和张鳗薪二人自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隔壁门市工作，没有听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招用了叫张春红的工人。陈琨称其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上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不需要库管，经常发货时看到被告。李世海称其在王玲玉处做临时工，和被告一起在柳背桥干活，被告主要是搬运和做饭。被告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其关联性。被告以赵慈万、徐世伟、罗治琴、潘金华和张鳗薪未出庭接受质询为由，不认可其书面证词以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被告以无证据证明陈琨和李世海的工作经历为由，不认可二者证言的真实性。被告称《劳动合同书》签订时间是2011年4月6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案件证明书》、本院（2017）渝0107行初131号《行政判决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行申612号《受理通知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行申612号《行政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原告称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是被告2015年8月份为了其孩子读书而请求原告出具的，但实际上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无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劳动合同书》无效。但是，首先有关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告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存在劳动关系，受伤当日系王玲玉安排张春红到诚远物流从事搬运工作，即应当认定为张春红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职工并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亿通汽车配件商行安排的工作。其次，尽管原告申请对《劳动合同书》的实际签订时间进行鉴定，但又撤回鉴定申请，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原告虽举示了《证明》、有关人员的书面证词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劳动合同书》的用途仅是为了被告子女读书。但是，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区育才学校出具的《证明》仅记载了学生姓名、入学时间等有关信息，不能据此判断《劳动合同书》的效力。且有关人员并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书面证词的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其记载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尽管陈琨和李世海出庭作证，但是二人的证言与有关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系无效合同，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玲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董少辉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 林书 记 员 秦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