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1刑终372号 抗诉（原公诉）机关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刘银川，男，195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住赵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月14日被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赵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5年1月27日被赵县公安局逮捕。2019年1月1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尹仓月，女，196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赵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月14日被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赵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5年1月27日被赵县公安局逮捕。2017年2月13日被赵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犯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5）赵刑初字第00120号刑事判决。原公诉机关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决存在错误，提出抗诉。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小艳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县联社在2006年12月28日之前，曾先后取名为赵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后更名为赵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并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所辖农村信用社（包括赵县北中马农村信用社）法人终止。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原为北中马信用社东王庄信用站代办员，2006年6月17日北中马信用社与尹仓月签订了《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移交责任合同书》，解除了尹仓月的代办员职务，要求尹仓月以后不得利用信用社的名义或有关凭证开办个人储蓄业务，承诺按尹仓月移交的储蓄底帐（储蓄余额表）支付尹仓月吸收的储蓄。同日，尹仓月签署了保证书，填报了《信用社定（活）期存款余额表》和《农村信用社代办站撤站基本情况备案表》。2008年12月7日北中马信用社张贴了《公告》，告知广大储户“原东王庄代办站已于2006年3月30撤销，原代办员刘银川同志已不再为信用社代办一切存取款业务，望广大客户到信用社办理有关业务”。北中马信用社解除了尹仓月的代办员职务（和《公告》原东王庄代办站已于2006年3月30日撤销，并终止了刘银川的代办员职务）后，刘银川以北中马信用社代办员的名义采用开具自制存折的方式利用自己在北中马信用社开立的账户为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 另认定，赵县汇通合作社于2011年5月12日在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经营范围：为成员内部引进和推广粮食、蔬菜、花卉、苗木等新品种；为成员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服务；组织采购、供应成员种植业所需生产资料和销售合作社成员种植的产品。2012年5月刘银川被汇通合作社聘用为代办员，为赚取利息差和手续费，开始为汇通合作社向村民进行宣传和吸收村民存款，并逐步将村民存到自己账户上的存款存到汇通合作社。被告人尹仓月在刘银川以北中马信用社名义办理存取款业务和为汇通合作社吸收存款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截止到案发前，刘银川利用自制存折吸收公众存款额累计18376039.11元（折上存款18373839.11元+折外存款2200元），支取存款额累计16729753.36元（折上支取存款16717614.41+折外支取存款12138.95元），折上利息累计14236.79元，余额累计1660522.54元；刘银川为汇通合作社直接向村民吸收存款1697464元（包含刘银川以自己的名义为刘素因的存款50000元），自己代汇通合作社为存款人王清良垫付10000元、为存款人王军辉垫付10000元、为存款人刘银海垫付113000元、为存款人王情怀垫付11000元、为存款人王健垫付20000元、为存款人王志彬垫付10000元，合计174000元。刘银川以自己、妻子尹仓月及其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2275600元。以李英娟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7277元，以王文方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10000元，通过刘银川在汇通合作社的存款总额为2275600-50000+17277+1697464=3940341元。刘银川在汇通合作社的获得手续费数额为506737.9元[512631.9元-5894元（退还手续费）]，获得奖金数额为116712+75963.9=192675.9元，合计506737.9+192675.9≈699414元。 还认定，2012年3月29日北中马信用社与刘银川所经营的赵县益兴果品库签订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电话转账终端（EPOS）服务协议书》。之后，北中马信用社为赵县该果品冷库发放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匾牌和EPOS机，允许为持有北中马信用社信通卡的储户办理余额查询、小额存取款、转账、消费服务，指定结算账户的账号为62×××98。2014年10月北中马信用社将该匾牌和EPOS机收回。 认定以上事实的主要证据有： （一）关于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身份方面的证据 1、2006年4月2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银监办发【2006】120号），2006年6月17日北中马信用社与尹仓月签订的《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移交责任合同书》和尹仓月签署的《保证书》，2008年12月7日北中马信用社关于2006年3月30日撤销代办站和刘银川代办员的《公告》及张贴公告的照片，2006年6月17日东王庄信用站《信用社定（活）期存款余额表》、《业务汇总并帐表》和《农村信用社代办站撤站基本情况备案表》，证明北中马信用社在银监会下发清理代办站的通知后与尹仓月办理了解除代办员资格的手续，告知已撤销东王庄代办站和刘银川已不再是信用社代办员； 2、2006年12月28日河北银监局《关于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的批复》（银监冀局复【2006】513号），证明县联社曾取名为赵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2006年12月28日始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所辖农村信用社（包括赵县北中马农村信用社）法人终止； 3、被告人刘银川于2015年1月14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8月12日的供述，以及被告人尹仓月于2015年1月14日和2015年1月26日的供述，证明被告人刘银川在北中马信用社撤销东王庄信用站之后，仍然以北中马信用社的名义利用自制存折揽收村民的存款，然后将该存款存放到自己在信用社开立的账户上；自2012年5月开始为汇通合作社吸收存款，并逐步将存到信用社的村民存款转移到汇通合作社，证明被告人尹仓月在刘银川的上述行为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4、汇通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汇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 5、2015年1月16日证人汇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刘银川为汇通合作社的代办员，为汇通合作社向村民吸收存款； 6、《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2011】177号)，省商务厅和省联社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广“农信村村通”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信息化建设的通知》（冀某建设字[2012]5号），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关于规范农信村村通工程推广工作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2】41号），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关于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商户布放“农信村村通”设备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2】71号)，2012年3月31日《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特约农户信息调查表》、赵县益兴果品库《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刘银川身份证，2012年3月29日《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电话转账终端（EPOS）服务协议书》，《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匾牌和EPOS机的照片，2015年1月16日证人北中马信用社主任王某的证言，证明北中马信用社根据国家和省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省联社的有关规定，与刘银川所经营的赵县益兴果品库签订了电话转账终端服务协议，为赵县益兴果品库发放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匾牌和EPOS机，指定结算账户的账号为62×××98，为广大村民办理查询、缴费、小额存取款等金融服务；证明2014年10月北中马信用社将匾牌和EPOS机收回； （二）关于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吸收村民存款的数额及其去向方面的证据 7、报案人向赵县公安局侦查人员的陈述以及所提交的自制存折和汇通合作社的入股凭证，赵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从汇通合作社和刘银川、尹仓月处扣押的汇通合作社入股凭证存根和刘银川自书存款人存款清单，证实刘银川以北中马信用社代办员的名义使用自制存折揽收存款的数额及其去向，以及为汇通合作社向村民吸收存款的经过和数额，证明尹仓月对刘银川的行为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三）关于被告人刘银川在犯罪行为中非法所得方面的证据 8、赵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从汇通合作社扣押的手续费领取汇总表和奖金领取汇总表，证明刘银川在汇通合作社的非法所得数额； （四）关于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量刑方面的证据 9、2015年1月14日赵县公安局谢庄派出所出具的两份到案经过，证明刘银川和尹仓月属于自动投案。 县联社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银发【1999】335号文)，赵县梨区信用社董庄信用站《代办金融业务许可证》和赵县疙瘩头信用社林子第二信用站标牌，用于证明信用站必须经过人民银行许可方可设立。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银监办发【2006】120号），用以证明2006年12月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了代办站和代办员的行政许可,代办员丧失了存在的法律基础; 3、《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代办站清理整顿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05】50号)，用以证明根据省联社安排，全省范围内在2006年1月底之前完成撤并工作； 4、《石家庄市农村信用社清理整顿代办站工作指导意见》，用以证明根据市联社安排，全市范围内在2005年12月31日前将辖内代办站清理整顿完毕； 5、石家庄市农村信用社合作社联合社《关于转发》(石某联【2006】8号)，证明市联社全面制定了清理代办站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制定了2006年1月底前完成代办站撤并工作的硬性指标； 6、石家庄市农村信用社合作社联合社《关于转发省联社的通知》(石某联【2006】5号)，证明撤销信用站是省市联社安排的； 7、《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移交责任合同书》，证明尹仓月已于2006年6月17日正式离职,不再担任北中马信用社业务代办站的代办员,并保证以后不得利用信用社名义或有关凭证开办个人储蓄业务，今后所打借条、欠条等均属个人行为，与信用社无关； 8、《保证书》，证明尹仓月2006年6月17日正式离职的事实； 9、2008年12月7日关于撤销代办站的公告，证明撤销代办站和代办员的事实已公告； 10、张贴2008年12月7日公告的照片，证明公告已张贴； 11、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证明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加大撤销代办站工作宣传力度； 12、2008年12月7日《致全县广大群众的公开信》，证明县金融办、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局、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公开告知已撤销代办站和代办员的事实； 13、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办单，证明赵县电视台以滚动字幕的方式进行不间断的播出“全县金融机构已撤销了各村设立的代办机构和代办人员的内容”； 14、北中马信用社并帐表，证明2006年6月17日后,已不存在“东王家庄村代办站”。 15、石家庄市审计局石审金报【2014】2号审计报告，证明赵县信用联社没有资金损失,不是本案受害人； 16、《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2011】177号)，证明“助农服务点”和“POS”机开办的法律依据和业务范围； 17、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征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意见的函（银支付【2011】32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推广实施方案》，证明设立“助农服务点”的法律依据； 18、《河北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业务管理办法》，证明“助农金融服务点”必须是经济实体，县联社和“助农服务点”之间是合同关系，与原“代办站”无任何关联，“助农服务点”日受理存取款现金最高限额累计1000元以下； 19、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关于规范农信村村通工程推广工作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2】41号），证明“助农服务点”的设立和“POS”机的发放是“农信村村通”工程，与“代办站”无关，小额存取款交易额度每日不超过1000元，“助农服务点”和“POS”机没有吸收存款业务和功能； 20、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关于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商户布放“农信村村通”设备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2】71号)，证明信用社为特约商户发放“EPOS”机的法律依据； 21、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1】134号)，证明内容同上； 22、省商务厅和省联社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广“农信村村通”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信息化建设的通知》（冀某建设字[2012]5号）及建设指标分配表，证明设立“助农服务点”和“POS”机的宗旨、目的和服务范围，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关； 23、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特约农户信息调查表，证明赵县益兴果品库申请成为“农信村村通”特约农户,即“助农金融服务点”,与代办站无关； 24、《电话转账终端(EPOS)服务协议书》，证明北中马信用社与赵县益兴果品库之间是合同关系,“助农服务点”和“POS”机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无关； 25、赵县益兴果品库《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证明和刘银川身份证，证明赵县益兴果品库申请成为“助农金融服务点”提交的资料，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关。 26、《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须知》匾牌的照片，证明已经公开向储户告知助农金融服务点不是信用社代办点的事实。 27、2006年12月28日河北银监局《关于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的批复》（银监冀局复【2006】513号），证明2006年12月赵县信用合作联社开业后，所辖的农村信用社法人资格终止，已无权聘用代办员，所以被告人不是信用社代办员。 28、《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白皮书》，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 被告人刘银川的辩护人提交了《谅解书》一份，用以证明集资参与人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理；提交了《承包协议》一份和收款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人的家属将取得的承包费4000元支付给王俊海。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银监办发〔2006〕120号）的要求，对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的清理分为三种方式：一是予以撤销，清退代办员，业务并入农村信用社办理；二是先清理后规范，对代办员进行考试考核，合格的可转为合同制员工，不合格的子以清退，同时按照准入条件报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组建营业机构；三是将其改为联络站或者信息服务站，对代办员进行考试考核，合格的转为联络员或信息服务员，不合格的子以清退。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东王庄信用代办站的清理方式属于第一种，既没有按照准入条件报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组建营业机构，也没有改为联络站或信息服务站。刘银川和尹仓月已经不再是北中马信用社的代办员，也不是联络员或信息服务员，其将吸收的村民存款存放到汇通合作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所吸收的村民存款不能认定为北中马信用社的客户资金，而属于非法所得。虽然北中马信用社在清理代办站工作中存在一些疏漏，但不足以影响解除代办员协议的效力。刘银川、尹仓月使用没有加盖北中马信用社印章的自制存折吸收村民存款，也可以证明其代办员身份已经不存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2011]177号）的安排，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根据《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冀信联办发[2011]134号)的安排，省联社决定在全省农信社启动“农信村村通”工程。根据省商务厅和省联社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广“农信村村通”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信息化建设的通知》（冀某建设字[2012]5号）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农信村村通”业务是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按金融结算要求，通过“农信村村通”转账终端办理的查询、转账、小额存款、助农取款、消费、汇款、中间业务消费等金融业务；办理“农信村村通”业务的服务点统称为“助农金融服务点”。所以北中马信用社与刘银川所经营的赵县益兴果品库签订《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电话转账终端（EPOS）服务协议书》，给该冷库发放《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匾牌和转账终端设备（EPOS机），是执行国家和省政府政策办理助农金融服务的行为，不是在重新设立信用代办站，刘银川、尹仓月不能因此而成为信用社的代办员。 刘银川在明知自己已经不是信用社代办员的情形下，利用信用社在清理代办站工作中的疏漏，凭借其多年担任代办员期间所获取的民众的信任，利用自制存折以信用社代办员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并将其余额1646535.75元存到汇通合作社，虽然采取了欺骗的方法，但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手续费与奖金，并非出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汇通合作社违反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刘银川向村民吸收资金1697464元，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银川作为汇通合作社的代办员，在汇通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是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尹仓月在刘银川从事上述犯罪行为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刘银川为汇通合作社所吸收的村民存款依法予以追缴并退还集资参与人，刘银川因为汇通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所得的手续费和奖金699414元依法予以追缴。 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均属于自动投案，刘银川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认定为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尹仓月虽然在侦查期间能基本供述自己的罪刑，但在庭审期间出现翻供，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对二被告人的罪名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关于刘银川的亲属所入股的款项不应计算在犯罪数额内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因为刘银川是协助汇通合作社吸收存款，并不是为了其个人吸收公众存款；关于尹仓月属于自首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银川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月14日起至2019年1月13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尹仓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非法吸收的并存到赵县汇通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存款1646535.75元和为赵县汇通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的存款1697464元合计3343999.75元，予以追缴，返还各集资参与人（详见退赔清单）；刘银川所得手续费和奖金699414元予以追缴，返还集资参与人，已经返还的，上缴国库。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赵县人民抗诉主要提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以信用社名义收取村民存款，将存款挪用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而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经审理查明，原判决所认定的下列事实是正确的： 河北省赵县联社在2006年12月28日之前，曾先后取名为赵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后更名为赵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并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所辖农村信用社（包括赵县北中马农村信用社）法人终止。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原为北中马信用社东王庄信用站代办员，2006年6月17日北中马信用社与尹仓月签订了《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移交责任合同书》，解除了尹仓月的代办员职务，要求尹仓月以后不得利用信用社的名义或有关凭证开办个人储蓄业务，承诺按尹仓月移交的储蓄底帐（储蓄余额表）支付尹仓月吸收的储蓄。同日，尹仓月签署了保证书，填报了《信用社定（活）期存款余额表》和《农村信用社代办站撤站基本情况备案表》。2008年12月7日北中马信用社张贴了《公告》，告知广大储户“原东王庄代办站已于2006年3月30撤销，原代办员刘银川同志已不再为信用社代办一切存取款业务，望广大客户到信用社办理有关业务”。在北中马信用社解除了尹仓月的代办员职务和公告终止了刘银川的代办员职务后，刘银川以北中马信用社代办员的名义采用开具自制存折的方式利用自己在北中马信用社开立的账户为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 赵县汇通合作社于2011年5月12日在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经营范围：为成员内部引进和推广粮食、蔬菜、花卉、苗木等新品种；为成员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服务；组织采购、供应成员种植业所需生产资料和销售合作社成员种植的产品。2012年5月刘银川被汇通合作社聘用为代办员，为赚取利息差和手续费，开始为汇通合作社向村民进行宣传和吸收村民存款，并逐步将村民存到自己账户上的存款存到汇通合作社。被告人尹仓月在刘银川以北中马信用社名义办理存取款业务和为汇通合作社吸收存款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截止到案发前，刘银川利用自制存折吸收公众存款额累计18376039.11元（折上存款18373839.11元+折外存款2200元），支取存款额累计16729753.36元（折上支取存款16717614.41+折外支取存款12138.95元），折上利息累计14236.79元，余额累计1660522.54元；刘银川为汇通合作社直接向村民吸收存款1697464元（包含刘银川以自己的名义为刘素因的存款50000元），自己代汇通合作社为存款人王清良垫付10000元、为存款人王军辉垫付10000元、为存款人刘银海垫付113000元、为存款人王情怀垫付11000元、为存款人王健垫付20000元、为存款人王志彬垫付10000元，合计174000元。刘银川以自己、妻子尹仓月及其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2275600元。以李英娟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7277元，以王文方的名义在汇通合作社存款10000元，通过刘银川在汇通合作社的存款总额为2275600-50000+17277+1697464=3940341元。刘银川在汇通合作社的获得手续费数额为506737.9元[512631.9元-5894元（退还手续费）]，获得奖金数额为116712+75963.9=192675.9元，合计506737.9+192675.9≈699414元。 2012年3月29日北中马信用社与刘银川所经营的赵县益兴果品库签订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农信村村通”电话转账终端（EPOS）服务协议书》。之后，北中马信用社为该果品库发放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助农金融服务点》匾牌和EPOS机，允许为持有北中马信用社信通卡的储户办理余额查询、小额存取款、转账、消费服务，指定结算账户的账号为62×××98。2014年10月北中马信用社将该匾牌和EPOS机收回。 上述事实，有经原判决庭审质证所认定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赵县汇通合作社违反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向村民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在已经被解除、终止信用社代办员职务的情形下，利用信用社在清理代办站工作中的疏漏，凭借其多年担任代办员期间所获取的民众信任，利用自制存折以信用社代办员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并将1646535.75元存入到赵县汇通合作社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而不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人刘银川、尹仓月以信用社名义收取村民存款，将存款挪用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而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抗诉意见，依法不能成立，故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连山 审判员  赵龙坡 审判员  邵彩然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