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92民初3203号原告：岳树国，男，196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钱建楼村一组，现住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天，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华为坂田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038216。法定代表人：赵明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涛，男，该公司员工。被告：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特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1010号特发文创广场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285356。法定代表人：陈宝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想，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玉芳，女，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178号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内东园10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TFTJ1E。法定代表人：陈记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北京奥东（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利琴，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北京奥东（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岳树国诉被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深圳市特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飞公司）、杨利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岳树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玉芳、被告乐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被告杨利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华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岳树国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37533.35元（医疗费8271.75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误工费18379元、护理费5788.6元、营养费600元、伙食补助费200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2300元、残疾赔偿金1913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18日原告受四被告所雇佣，在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告华为公司的分支机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研究所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从事走线槽工作。2017年11月19日，因需锯木条固定线槽，在锯木条过程中左手拇指被锯断，被告杨利琴儿子杨杰即开车将我送往解放军武汉总医院救治，共住院4天，花医疗费8271.75元。经鉴定，我所受损伤构成八级伤残，需后续医疗费5000元、全休120天、护理时间60日、营养时间60日。事发后，除被告杨利琴到院探望一次外，四名被告没有支付任何医疗费，原告多次找被告华为公司、被告物业公司协商，他们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研究所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工程外包给被告物业公司，被告物业公司又转包给被告乐飞公司，被告乐飞公司又分包给被告杨利琴，但均拒绝提供相关合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华为公司未到庭，但在庭前会议中发表答辩意见称，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华为公司与本案的关联，故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物业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特发物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其所受损害也非由被告物业公司造成；2.全光实验室走线槽工作已由被告物业公司交由被告乐飞公司独立完成，原告在作业过程中因自身原因发生安全事故，应由被告乐飞公司承担全部责任；3.被告杨利琴并非被告乐飞公司员工，也不存在案涉作业外的任何合同关系，原告系受雇于被告杨利琴，应当由其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物业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任何责任。被告乐飞公司和被告杨利琴共同辩称，原告所述并非事实，被告乐飞公司和被告杨利琴不应承担责任。1.原告并非被告杨利琴所雇佣；2.被告乐飞公司将全光实验室装修的工作交给案外人张某完成，应当属于加工承揽的合同关系，如果在承揽期间发生对第三人的伤害事故，应当由承揽人承担相应责任；3.全光实验室装修工作是从2017年11月25日开工，原告在2017年11月19日受伤，其受伤行为与全光实验室装修工作没有关联，也就和被告乐飞公司、被告杨利琴没有关联性；4.原告所称2017年11月19日受伤后由被告杨利琴的儿子杨杰送往医院救治不是事实，杨杰并未送其去医院，且被告乐飞公司和被告杨利琴对原告受伤不知情；5.被告杨利琴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属于个人之间的债务，不是工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岳树国诉称其于2017年11月19日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研究所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以下简称案涉工地）从事走线槽工作，因需锯木条固定线槽，在施工过程中，不慎将左拇指锯伤致左拇指离断。原告受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4天（2017年11月19日至2017年11月23日），经诊断为左手拇指近节指骨基底部骨折、左手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后期可考虑行拇指再造术、不适随诊等。原告因治疗支出医疗费8271.75元。经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委托，武汉平安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2月11日出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构成八级伤残；建议给予后续医疗费5000元；自受伤之日起，休息时间120日，护理时间60日，营养时间60日。原告支付鉴定费2300元。另查明，原告岳树国的户籍地址为湖北省××大河镇××组，从2014年9月12日起一直居住在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新磨山社区方家湾178号。被告物业公司是被告华为公司武汉基地的物业管理方，应华为公司的要求进行小型增改，增改项目的费用包含在物业管理费中。2017年4月24日，被告物业公司与被告乐飞公司签订《武汉分公司华为项目小型增改合同》，载明“乙方（被告乐飞公司）负责甲方（被告物业公司）管理的华为软件园、未来科技城租赁区域内以及华为武汉研究所其他租赁办公场所的小型增改业务。业务包括甲方提出的土建、装饰、机电安装、设备设施维修、办公家俬移位安装，乙方有能力完成的其他小型增改业务。合同服务期限：2017年4月24日至2018年3月1日。乙方施工人员在增加改造及相关工程中，由于乙方原因发生的行为及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7年9月20日，被告乐飞公司就案涉工地填写了《现场勘测表》，载明“施工地点：T1-4F，整改方案：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审批后一个月；现场勘测人员：杨杰”。其后，被告乐飞公司又填写了《华为园区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载明：“1.施工申请人：杨杰；2.施工单位：乐飞；3.施工日期：2017.11.25—2017.12.30；4.施工地点：T1-4F；5.施工项目名称：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6.施工人员名单：何乐、陈记羊、陈晓舟；7.施工内容以及使用工具：石膏板隔断、刮腻子、走线槽等；8.施工项目负责人：杨杰”等。除案涉工地外，被告乐飞公司在上述时间段另有两个施工作业项目：1.整机工程部武汉新基地实验室建设，该项目的《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中载明“施工地点为T1-4F，施工日期为2017.11.25-2017.12.20”；该项目的《现场勘测表》（现场勘测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中载明“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审批后25天”；2.公共服务器实验室整改，该项目的《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中载明“施工地点为T1-2F，施工日期为2017.11.25-2017.12.10”；该项目的《现场勘测表》（现场勘测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中载明“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进场审批后20天”。上述两项目的现场勘测人员均为杨杰。2017年11月25日，被告乐飞公司与案外人张某（被告杨利琴妹夫）签订《项目经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1.项目名称：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2.承包方式：包工包料；3.施工期限：30天；4.承包价款：82862元；5.甲方（发包方，即被告乐飞公司）指派杨杰为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及工程监理；6.乙方（承包方，即张某）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乙方人员、甲方人员及第三方人员伤亡事故的责任和因此产生的费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对于原告岳树国是否在案涉工地受伤有异议，原告岳树国陈述：我是从事电工行业，原本在蔡甸某工地做水电，2017年11月7日、8日晚上接到被告杨利琴电话让我做水电，我还去案涉工地看了现场，之后回到住处。2017年11月17日晚，被告杨利琴打电话让我次日开工。18日早上，我和李某到现场，被告杨利琴、张某、何某、陈记羊以及被告杨利琴的女儿在场，我的工作任务就是从4楼往1楼拉电缆，工作地点在4楼。第二天，我又去了，为了固定开关插座的底盒，需要切割木头，杨利琴从一楼抱着一摞木头到了四楼我工作的地方，在切割木头的过程中，因为木头上有树结，电锯割到树结的时候蹦到我手上，将大拇指割掉了。我是右手拿锯，左手拿木头，一人操作，无其他人员配合，但是在现场有姓马的木工、姓吕的木工，李某在拉空压机过来，准备固定底盒，另外杨利琴和他老婆陈记羊也在四楼，我的手受伤后，杨利琴给儿子杨杰打电话，让开车过来，赶紧去往医院。被告杨利琴陈述：我没有打电话让原告岳树国做工，两人是老乡，平常一起玩，但从没有叫他做事。自己直到2018年6、7月间，让原告还钱才知道原告受伤，原告以手受伤为由拒不还钱。案涉工地在2017年11月18日、19日也没有开工，开工时间是2017年11月26日。2017年11月之内在华为园区也没有其他项目在施工。原告岳树国为证明其在案涉工地受伤，提交了证据：1.银行转账流水，内容为被告杨利琴在2017年12月4日向其转款2000元，2017年12月21日向其转账3000元，2018年1月16日向其转款2000元，均为支付工资；2.2018年6月25日岳树国报警记录（地址：光谷七路536路公交车站旁），内容为“岳树国称其2017年11月份在杨利琴手下做工受伤，要杨利琴赔偿相应费用，告知岳树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3.证人李某（原告岳树国同居女友）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11月18日两人一同前往案涉项目地，在场的有被告杨利琴、杨杰和一名木工。2017年11月19日，当天的工作是从四楼往一楼拉光纤、拉电缆，原告让证人李某去拿空压机喷枪时原告受伤，原告受伤系因其用切割机割木头不慎把手割伤，当时在场的至少有三人：被告杨利琴、马某和吕某，事故发生后被告杨利琴让其子杨杰将原告送往医院……18日开工，12月20日左右完工，我们做了3栋楼的维修工作，到现在都没有发工资”；4.证人吴某的证言，内容为“他（原告岳树国）是2017年11月21日晚上打电话给我的，我是22日早上过去的，我在那边做了11天，每天的工资原告告知我300元，实际上至今还没有拿到工资，每天指挥我做事的是杨利琴。我去的时候原告不在场，他的手受伤了，我做了3栋楼，分别是一个4楼、一个1楼、一个2楼，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标牌，现在才知道的，我后来跟着原告去要钱去过一回”；5.证人蔡某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11月左右，原告通知我叫我去帮一天忙，我和他住附近，是邻居，我和李某一起前往的，当时原告没有去，他手受伤了，我做了一天，原告告知我工资是300元/天，但现在还没有给我工钱，原告受伤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不在场，我只知道地方是在华为基地里面，但是具体名称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没有去了”。被告乐飞公司、杨利琴为证明原告岳树国受伤与其无关，提交了下列证据：1.证人张某（被告杨利琴妹夫）的证言，内容为“不认识原告……我是乐飞公司现场负责人，我从2017年11月25日和乐飞公司签订的合同，26日开工，之前蛮早的时候在别的工地武汉三镇有合作，在华为工地和乐飞公司合作25天，乐飞公司将工程一口价包给我，我施工的范围包括全光实验室第四层……我进场之前没有其他人施工过。工程是12月20日完工的，我当天就撤场了。我在整个华为园区只有全光实验室第四层一个项目，没有其他项目，杨利琴没有在工地上做事，包给我了……我项目上有4个工人，不包含我，他们分别叫向某（木工）、何某、王师傅、岳迪金……我施工期间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2.证人何某（被告杨利琴的女婿）的证言，内容为“（一起工作的有几个人）具体几个人我不清楚，我不是天天在工地上，我就是打杂的，我知道的人有张某、向某，其他人我没有关注，我不清楚，工地上总共几个人我不清楚，工人不固定。不认识（岳迪金），第一次进项目是25日，之前没有看过场地，我前后加起来工作了15天左右，半个月只认识张某、向某，其他人没有关注。我的工资是张某发的，现金给我的，具体哪天发的不清楚，发了我3600元，没有开收条，就近找的火车站外面的地方给的我现金，我平常有工作，那段时间又正好比较闲，在外面打散工，没有固定工作……（和你一起做事的有无杨利琴）没有。（有无陈晓舟）有，他在全光实验室工作过。（杨杰有没有做过事情）没有，我和他接触的少。没有和我在全光实验室做过事情，也没有在其他项目上做过事情。（你在华为园区做事的时间有无在2017年11月25日之前的）有，大概在2017年9月份左右，也去华为做过事情，收场子、捡东西等杂事。这个日期（2017年11月25日）是张某叫我去的，其他的项目不是他叫我的，全光实验室项目之前两个月，杨利琴叫我做事过”；3.证人向某的证言，内容为“我是2017年11月25日张某打电话给我，11月26日到武汉华为基地全光实验室，我做木工，实验室在四层，那栋楼最高4-5层，具体不清楚……我做事情大概有10多天，工资是包工的，……张某给的我工资，我做事情期间只在全光实验室做过，没有去过其他楼层，不认识（李某）。我一个人做木工，场地上有张某、何某，杨利琴有时候去看场子，杨杰是工地负责人。（26日进场时）从头开始做，现场没有施工过的痕迹。（之前有无与张某、杨利琴等合作）有与张某在老家做过事情，之前不认识杨利琴。（杨利琴在现场的身份）杨利琴和杨杰、张某一起过来指挥做事，但是我平时是听张某的指挥……全光实验室没有发生过受伤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受伤的事情。”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岳树国、被告杨利琴均陈述双方在2018年7月1日因纠纷报警，且做了笔录，为查清事实，本院向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分局磨山派出所调取了被告杨利琴手书的报案材料和两人的《询问笔录》，上述材料中双方仅提到被告杨利琴在当日前往原告家中向原告要8000元，双方因此起争执后报警。在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为证明被告乐飞公司的劳力情况，提交了乐飞公司2017年11月份工资领取确认单（确认签字时间是2017年12月15日），显示何某、向某的实际工作天数均为26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岳树国是否在案涉工地受伤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岳树国及被告乐飞公司、杨利琴对于原告岳树国受伤的情况各执一词，且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在综合评判各方证据后，本院认为被告乐飞公司和杨利琴提供的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证言与书面材料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1.关于工人人数，证人张某陈述项目上除了他之外有4个工人分别是向某、何某、王师傅、岳迪金，何某称不认识岳迪金，而项目上有陈晓舟；证人向某称有张某、何某，杨杰是工地负责人，而案涉工地的作业申请表记载施工人员名单为何乐、陈记羊、陈晓舟；2.关于杨杰是否在案涉工地，证人何某称杨杰没有和其一起在案涉工地做事，而向某称杨杰是现场负责人；3.关于杨利琴是否在案涉工地，证人张某、何某称杨利琴没有在工地上做事，证人向某称杨利琴有时候去看场子，且还指挥做事；4.关于工作时间。被告乐飞公司的工资单显示何某、向某在2017年11月的实际工作天数均为26天，而证人何某称第一次进项目是25日，之前没有看过场地，前后加起来工作了15天左右，证人向某称做事情大概有10多天，且之前不认识杨利琴。而原告岳树国及其证人的说法可以对应，没有冲突矛盾之处；证人李某和吴某均称曾在几栋楼工作过，而被告乐飞公司在华为园区确有数处施工作业区域；原告岳树国陈述的2017年11月7、8日晚到过案涉工地现场，这与“公共服务期整改项目”在2017年11月7日现场勘测的时间也相吻合，原告岳树国及其证人的说法可信度较高。本案中被告乐飞公司、杨利琴有书证即《施工作业申请表》，确定的施工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并认为案涉工地在之前没有施工。如上所述，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能证明其实际施工时间就为2017年11月25日，而案涉工地的现场勘测是2017年9月20日即进行，实践中完全有可能早于书面记载的施工时间施工，不能据《施工作业申请表》上的时间就认定在2017年11月25日之间案涉公司未进行施工。另外，即便被告杨利琴转账给原告岳树国的7000元并非支付的劳务工资，但原告岳树国提供的报警记录可以证明在2018年6月25日原告岳树国找被告杨利琴讨要赔偿款，且原告岳树国讨要赔偿款的地点在“光谷七路536公交车站旁”，正好是在华为园区附近，从侧面可以印证原告岳树国向被告杨利琴主张赔偿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民事诉讼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按此规定要求，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可能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采信原告岳树国的主张，确认原告岳树国确系被告杨利琴邀约至案涉工地提供劳务而受伤。关于本案责任承担问题，因被告杨利琴系被告乐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记羊的丈夫，案涉工地是被告乐飞公司承接，杨利琴负责现场管理，被告杨利琴系为履行被告乐飞公司职务行为，原告岳树国雇主应为被告乐飞公司，被告乐飞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华为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物业公司已经将案涉工地发包给被告乐飞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岳树国从事电工这一专业水平较高的工种，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有从业资质，且在锯木头时采取左手持木头，右手握电锯的操作方式，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院综合本案事实确定被告乐飞公司对原告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认定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院对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8271.75元，根据原告产生的医疗费据实计算；2.后续治疗费5000元，根据鉴定意见确定；3.误工费3025.69元，误工期应从受伤之日起（2017年11月19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2017年12月10日）为22天，因原告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无固定工资，本院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工资标准50199元/年计算为3025.69元（50199元/年÷365天/年×22天）；4.护理费5788.60元，根据鉴定意见原告的护理时间为60日，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5214元/年计算为5788.60元（35214元/年÷365天/年×60天）；5.营养费600元，根据鉴定意见，原告的营养时间为60天，原告主张营养费600元本院予以准许；6.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原告住院4天，按照50元/天计算为200元；7.交通费200元，本院酌定；8.鉴定费2300元，根据鉴定费票据据实计算；9.残疾赔偿金191394元，根据鉴定意见，原告的残疾等级为八级，且长期在城镇生活，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院按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计算20年为191394元（31889元×20年×30%）；1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原告受伤构成八级伤残，遭受精神伤害，本院酌定。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219780.04元，原告主张的损失中高于本院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损失中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216780.04元，应由被告乐飞公司承担60%为130068.0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后，被告乐飞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33068.02元。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岳树国支付赔偿款133068.02元；二、驳回原告岳树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2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岳树国负担1000元，由被告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32元（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岳树国）。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吴国阳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苏星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