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492民初464号 原告：居某1，男，196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雪美，女，系居某1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达，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居某2，女，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男，系居某2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达，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居某3，男，195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俊，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喆，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居某4，男，195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第三人：居某5,女，195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第三人：居某6，男，198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原告居某1、居某2诉被告居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居某4、居某5、居某6为本案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原告居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雪美、薛文达、原告居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薛文达、被告居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俊、第三人居某4、居某5、居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居某1、居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分割原被告之父母死亡后所遗留的遗产：（1）存款进行分配（暂估37万元，以最后对账查明的为准）；（2）位于武进区房屋西北面后排的房屋（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暂估价约5万元左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居锡焕与王桂珍系夫妻，生有四子二女：长女居琴风、小女居琴仙、长子居某3、次子居某4、三子居博勇、四子居某1（系原告一）。小女居琴仙于1986年死亡，育有一子居某6；三子居博勇于2015年11月7日病逝，育有一女居某2（系原告二）；父亲居锡焕于2015年12月29日病逝；母亲于2017年6月1日病逝。父亲居锡焕病逝当月4号，被告向原告居某1出具《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的手写稿一份，说是父亲的遗书，要原告居某1签字，当时在病房外，原告居某1也未细看就签字了，当时存款金额等都未注明，后来给了一份打印稿让原告居某1签字，当时也未核对父亲的存款金额等，全由被告一人掌控。当时原告居某2对此概不知情。直至母亲王桂珍于2017年6月1日病逝后，被告才提供了账单及分配方案，见到账单和分配方案后，原告都表示不服。《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中涉及的存款、房屋情况等都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居某2等才发现《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并非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要求被告提供账目依据并对所有遗产重新进行分配。兄弟姐妹之间本应互相坦诚，尊重父母亲的意思。被告作为长子，不仅不公开透明处理父母亲的遗产，反而一人私自处分，造成兄弟姐妹感情不和。现为查明事实，公平分配，特诉诸法院，请求支持诉请。 被告居某3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遗产分割，被继承人居锡焕亲笔签字的《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以及居锡焕的法定继承人对财产进行分割，并未侵占被继承人遗产。武进区遥观镇东村村委86号房屋西北面后排的房屋是被告居某3出资建造的，用于父母在世时给父母临时居住的房屋，是被告合法享有的资产。 第三人居某4辩称，我的意见是维护原来的状态，不想把事情扩大，这样弄弄就算了。我原则上不享受后面的钱不钱的，我也不会拿钱出来。如果法院判决我们要倒拿钱出来，我就要求享受我的权利。 第三人居某5的辩称意见与第三人居某4的意见一致。 第三人居某6的辩称意见与被告居某3的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居锡焕与王桂珍生前系夫妻，二人共育有四子二女，分别为居某5、居琴仙、居某3、居某4、居博勇、居某1。居琴仙于1986年死亡，居博勇于2015年11月7日死亡。原告居某2系居博勇的独女、第三人居某6系居琴仙独子。居博勇生前曾在一段时期内，因与父母存在矛盾未与往来。王桂珍生前因患病，多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无劳动能力和足够生活来源。居锡焕于2015年12月29日死亡，王桂珍于2017年6月1日死亡。2015年12月3日，居锡焕在一张名为《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以下简称《安排意见》）的文字打印材料上签名。后，居某3、居某1、居某5、居某4亦在该材料上签名。2017年7月17日，原告居某1又在该材料上注明“只针对余款分配（不代表房产权）”。该《安排意见》载明：“……父母均已高龄八十有余，年事甚高，且身患多种疾病，幸得子女孝顺照顾，尚能安度晚年。因父母节俭持家，尚有部分积蓄及家产，考虑父母赡养及百年之后资产处置，现提出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如下：一、资产基本情况：分为现金、房屋、家具三部分。1、现金存款：父母节俭持家，尚有部分现金积蓄，共32万元。分别以定期存款存于农业银行遥观支行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2、房屋：房屋基本情况是子女分居时分配博平、博勇、博洪每人平房和楼房各一间，各自均有产权；父母居住遥观东村386号，位于博洪房屋西侧平房、楼房和厨房楼梯间。子女分居时分配给博华的平房，因领产权时博华在部队，所以位于博洪房屋西侧平房地产在博洪的同一地产证上；楼房和厨房楼梯间为博华所建，所有权为博华所有。……二、资产等安排意见：1、现金资产：共32万元现金存款列为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由父母全权支配使用。父母百年后如有剩余，一女三男可平摊继承，并适当考虑博勇、琴仙后辈；如有缺额，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父亲的退休金与母亲的社保金为父母生活费用，目前照顾父母的保姆护理工资由三男各自每年承担4000元，不足部分由父母生活费承担，如父亲百年后母亲健在，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和母亲社保金不足以支付母亲就医与生活、护理费用时，不足部分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父母丧事费用也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2、房屋：子女分居时已分配博平、博勇、博洪各自平房和楼房各一间，并都有产权，除位于博洪房屋西侧楼房和厨房楼梯间为博华所建，所有权为博华所有外，位于博洪房屋西侧的平房房地产权应划归博华所有。博华的房屋仍暂由父母居住转动……”。 2017年7月，原告居某2的母亲居岳凤、居某6、居某5、居某1、居某4均在一张名为《2017年父母赡养金收支情况及继承分配建议》（以下简称《分配建议》）的文字打印材料上签名，载明：“赡养金结余23.92万元，按4.5份均分，每份约5.3万元。一女三男琴风、博华、博平、博宏各得一份5.3万，共21.2万元，余2.72万元，博华让0.28万，博勇、琴仙的子女共得0.5份，2.72+0.28=3万元，凌娜得2万元，立波得1万元”。后居岳凤确认收到20000元，居某6确认收到10000元，原告居某1和第三人居某4、居某5各确认收到53000元。原告居某2对于其母亲收到的20000元，予以认可。现两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继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本案中，虽然被告提交了由被继承人之一的居锡焕及原告居某1、被告居某3及第三人居某4、居某5等人签字确认的《安排意见》，但是一方面纵观整个《安排意见》的内容，其中虽列明了居锡焕、王桂珍夫妻财产情况，但无论是现金存款还是家具家电，均为父母就医及生活所用，需在父母均去世后如有剩余的情况下，子女方能继承，并特别强调，“如父亲百年后母亲健在，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和母亲社保金不足以支付母亲就医与生活、护理费用时，不足部分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故尽管该份《安排意见》其中部分内容对将来可能涉及的继承情况作了表述，但其主要目的应是居锡焕作为父亲就其夫妻二人的养老、赡养问题，对子女所作的相关交待与要求，并就家庭的重大财产情况向子女作书面交代，以免子女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安排意见》中所列财产中应涉有居锡焕与王桂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未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即便如其子女所言，王桂珍患有老年痴呆症，意识不清，但仅有居锡焕一人签名，并无王桂珍签字，仍不能当然认定居锡焕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即是代表了王桂珍的意思表示。而对于本案遗产的分割，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于居锡焕去世后留下的相关财产，需待王桂珍去世后扣除王桂珍生前所花费相应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后，才能进行分割，故不宜在居锡焕去世时将其个人遗留的财产进行区分后，由其继承人先行继承分割。因此，本案中不能直接以《安排意见》中确认的财产范围作为遗产范围进行分割，亦不能将《安排意见》作为办理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继承分割被继承人居锡焕和王桂珍的遗产所应依据的遗嘱。又因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被继承人居锡焕和王桂珍生前立有其它遗嘱，故本案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是，对于两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认为该《安排意见》中居锡焕的签字不是其亲笔签名的意见，因两原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居某1等人均于居锡焕死亡前,先后在《安排意见》上签名，亦有相关见证人员签字，签名时均未提出此异议，故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 对于本案中居锡焕和王桂珍的遗产范围，两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对居锡焕和王桂珍死亡后遗留的存款进行分割，并暂估为37万元，一方面，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等,遗产的范围是以公民死亡时为时间节点进行确认，两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居锡焕和王桂珍死亡时，特别是在王桂珍死亡后，该二人遗留的存款数额为37万元，或存款高于该数额。另一方面，虽然原告居某2未在《安排意见》中签名，但对于《安排意见》中所列明的32万元存款，不仅居锡焕本人在生前予以了签字确认，原告居某1、被告及第三人居某5、居某4亦在《安排意见》中签名，而原告居某1明确表示“签字的时候上面有32万元的字样”，且第三人居某6亦表示对此无异议，可以说明居锡焕与王桂珍的绝大多数继承人对该存款数额予以了确认。对于两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认为居锡焕死亡时所遗留的实际储蓄存款金额应超过《安排意见》中所列明的32万元，被告居某3作为遗产管理人可能存在侵吞遗产的行为，但两原告同样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实际侵吞了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及所侵吞遗产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故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认定。 对于2017年7月期间，原、被告及第三人在王桂珍去世后对上述32万元中剩余的钱款所进行的分割，虽然原告居某2和第三人居某6作为代位继承人并未参与协商，但就原告居某1与被告及其余两位第三人协商分配遗产的方案，即原告居某1继承53000元、被告居某3继承50200元、第三人居某4和居某5各继承53000元、原告居某2继承20000元、第三人居某6继承10000元，第三人居某6已表示认同，原告居某1与被告及其余两位第三人实际参与了遗产的分配协商经过，应无异议。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法律角度考虑，原告居某1、被告居某3、第三人居某4、居某5在居锡焕和王桂珍生活、生病期间，确实尽了较多的扶养照顾义务，故该四人适当多分居锡焕和王桂珍的遗产，符合《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居某2作为代位继承人可以继承她的父亲有权继承的份额。而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考虑其父亲居博勇生前与父母的关系情况及对父母所尽的赡养义务的情况，以及《继承法》上关于继承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处理继承问题，由居某2代位继承20000元，虽少于上述四人的继承份额，但多于第三人居某6所继承的份额，并未显失公平，符合法定继承的规定。因此，对上述遗产分割方案应予维持，对两原告要求分割居锡焕和王桂珍死亡后遗留的存款37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两原告要求分割位于武进区房屋西北面后排的房屋（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暂估价约5万元左右）的诉讼请求，一方面，虽然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部分他人书写的材料，用以证明该房产由居锡焕所建，但并不能作为该房产的产权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该房产为居锡焕和王桂珍所有。另一方面，在《安排意见》中对于该房产的来由及归属，已进行了明确说明，并未表述为居锡焕和王桂珍的夫妻财产。如前文所言，原告居某1及被告等人均未提异议。虽然原告居某1在2017年7月17日又在该《安排意见》上补写了“只针对余款分配（不代表房产权）”的字样，但是各方当事人在2015年12月期间，在《安排意见》上签名时，对其载明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应是清楚明了的，现并无证据证明原告等人在签署该《安排意见》时存在误解，也无证据显示原告居某1在签名时存在被欺诈、胁迫等情形，各方当事人应是在真实意思表示下在《安排意见》上签名。因此，对于《安排意见》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意思，在无充分有效的证据材料证明该房产所有权人为居锡焕和王桂珍的情况下，本案中不能认定上述房产系居锡焕与王桂珍的遗产，对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居某1、居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居某1、居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晔栋 审 判 员  刘玉凤 人民陪审员  汤焕松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常 鑫 书 记 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