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12刑初134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甲，男，1986年11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2018年8月6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临时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同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钱开明，湖北明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乙。2018年8月6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临时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同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魏成伟，湖北君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武东检刑诉〔2019〕1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甲及其辩护人钱开明、被告人吴某乙及其辩护人魏成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期间，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先后加入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在本市东西湖区某某小区等地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谎称政府引进民间闲散资金进行项目运作，要求参加者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入门费以获得加入资格，但并未向参加者实际交付商品，也不实际从事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其累积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吸纳资金的数额在传销组织内设立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五个层级，以层级和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呈金字塔形向下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谎称最高可获利人民币1,040万元，投资所谓的“1040工程”。该传销组织由老总领导，上级老总领导下级老总，下级老总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同时设置经理室，安排若干传销人员担任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能力配合等职务，在老总的领导下分别承担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加入该传销组织后，积极发展下线人员，被告人吴某甲先后担任该传销组织自律总管、大总管，被告人吴某乙担任该传销组织经晨总管，负责协助老总管理下线传销人员，协助组织、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开展传销活动，后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先后晋升为老总，负责领导下级老总或者经理室管理下线传销人员，组织、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开展传销活动。截至案发，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超过30人，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书证到、破案经过、身份材料、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清单、住宿记录及交通记录，证人徐某1、徐某2、王某1、陈某1、廉某1、廉某2、司某1、蒋某1、赵某、徐某3、梁某、徐某4、吴某1、曹某1、吴某2、胡某、曹某2、李某、吴某3、石某、徐某5、刘某、吴某4的证言，同案犯袁某1、何某、陈某2、吴某6、柴某1的供述，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的供述及辩解，辨认笔录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吴某乙当庭自愿认罪。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某甲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其系自首、初犯，在组织中任职时间不长，后自愿离开组织，发展的成员都是家族亲戚、范围较窄，本身也是受害人，为了挽回损失被动成为老总，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某乙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其具有坦白情节，请求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3年期间，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先后加入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在本市东西湖区某某小区等地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谎称政府引进民间闲散资金进行项目运作，要求参加者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入门费以获得加入资格，但并未向参加者实际交付商品，也不实际从事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其累积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吸纳资金的数额在传销组织内设立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五个层级，以层级和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呈金字塔形向下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谎称最高可获利人民币1,040万元，投资所谓的“1040工程”。该传销组织由老总领导，上级老总领导下级老总，下级老总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同时设置经理室，安排若干传销人员担任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能力配合等职务，在老总的领导下分别承担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加入该传销组织后，积极发展下线人员，被告人吴某甲先后担任该传销组织自律总管、大总管，被告人吴某乙担任该传销组织经晨总管，负责协助老总管理下线传销人员，协助组织、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开展传销活动，后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先后晋升为老总，负责领导下级老总或者经理室管理下线传销人员，组织、领导下线传销人员开展传销活动。截至案发，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超过30人，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实施犯罪时均已年满十八周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2．到、破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3．银行流水清单证实，被告人吴某甲使用的62×××72中国农业银行卡在2015年期间与传销组织人员司某2、何某、柴某2、时某、司某3等人之间有资金往来记录。 4．住宿记录及交通记录证实，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有多次在武汉的住宿记录以及往返武汉、南京等地的交通出行记录。 5．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的同案犯袁某1、何某、陈某2、吴某6、柴某1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均已判刑。 6．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我经儿子徐某3介绍到南京“自愿连锁经营”从事传销，2015年1月徐某3带我到银行转款69,800元，申购21份，我的直接上线是徐某2。2015年10月，我们团队从南京搬到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某农场某某小区，还有某某城、某某城，组织大概有500多人。陈某2是我们组织的老总，我发展了10个下线，我的下线是徐某5，徐某5的下线是徐某4、石某，徐某4的下线是吴某1，吴某1的下线是吴某4，吴某4的下线是蒋某1，蒋某1的下线是吴某3、蒋某2，吴某3的下线是吴某2，吴某2的下线是程某。我的上线是徐某2，徐某2的上线是徐某3，徐某3的上线是陈某1，陈某1的上线是吴某6，吴某6的上线是陈某2，陈某2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属于柴某1团队，上线老总有陈某2、吴某6、何某、吴某乙、吴某甲、袁某1、柴某1。 7．证人王某1、蒋某1、廉某1、廉某2、吴某3、徐某5的证言与证人徐某1的证言基本一致。 8．证人徐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我经哥哥徐某3介绍到南京“自愿连锁经营”从事传销，徐某3带我到农行转款69,800元，申购21份，我的直接上线是徐某3。2015年10月，我们团队从南京搬到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某农场某某小区，还有某某城、某某城，组织大概有500多人。我加入组织后认识了吴某甲和吴某乙，当时吴某甲是自律总管，吴某乙是经晨总管。2015年上半年吴某甲上总，后来他设立经理室，管理我们传销体系。2015年下半年吴某乙上总，上总旅游回来后召集他下面所有传销人员去他家里，宣传他上总后过得很好，激励我们发展下线。我的上线是徐某3，徐某3的上线是陈某1，陈某1的上线是吴某6，吴某6的上线是陈某2，陈某2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属于陈某2团队，上线老总有陈某2、吴某6、何某、吴某乙、吴某甲、袁某1、柴某1。 9．证人徐某3的证言与证人徐某2的证言基本一致。 10．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我经姐姐陈某2介绍到武汉“自愿连锁经营”从事传销，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我的直接上线是我姐夫吴某6，吴某6的上线是陈某2，陈某2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属于陈某2团队，上线老总有吴某6、陈某2、何某、吴某乙、吴某甲、袁某1、柴某1。 11．证人司某1、赵某、梁某、吴某1、曹某1、吴某2、胡某、曹某2、石某、刘某、吴某4的证言与证人陈某1的证言基本一致。 12．证人徐某4的证言证实，2015年3月我经哥哥徐某1介绍到南京“自愿连锁经营”从事传销，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我加入组织后认识了吴某甲和吴某乙，当时吴某甲是自律总管。2015年下半年吴某甲上总，他成立了自己的经理室，管理我们传销体系。2015年下半年，吴某乙担任经晨总管，负责组织传销人员培训、学习，2016年吴某乙上总。我的直接上线是徐某1，徐某1的上线是徐某2，徐某2的上线是徐某3，徐某3的上线是陈某1，陈某1的上线是吴某6，吴某6的上线是陈某2，陈某2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的下线是吴某1、吴某4、蒋某1、蒋某2、吴某3、吴某2、程某。我属于柴某1团队，上线老总有陈某2、吴某6、何某、吴某乙、吴某甲、袁某1、柴某1。 1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3月我经朋友陈某2介绍到南京“自愿连锁经营”从事传销，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我的直接上线是陈某2，陈某2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的下线是袁雪。我属于柴某1团队，上线老总有陈某2、吴某6、何某、吴某乙、吴某甲、袁某1、柴某1。 14．同案犯袁某1的供述证实，2013年5月我经柴某1介绍“阳光工程”、“连锁经营”，后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成为柴某1的下线。之后我发展下线闫玲、袁某2、吴某甲。2013年7、8月柴某1上总。2014年10月我们传销组织分流，我和吴某甲、吴某乙、何某等人去南京发展，后我升为传销组织老总，从2014年11月开始管理团队事务。我每天晚上9点听取大总管吴某甲对传销组织发展情况的汇报及底下人关于自律方面的情况。吴某甲管理能力较强，他担任过自律总管、大总管，而且担任时间较长，2015年5月跟何某一起上总。我离开时吴某乙的份额已经到老总级别。 15．同案犯何某的供述证实，2013年我阿姨叫我到武汉某某城，带我去听课，后我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加入传销组织，我成为我阿姨的儿子吴某乙的下线。2015年5月我正式升为直总，到云南旅游回来后就开始从底下人的申购款中抽取返利、参加老总之间的会议。我上总的时候我的团队有三四十人左右，我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吴某甲担任过大总管和自律总管，他担任大总管期间管理团队的动态，担任自律总管期间安排房间、管理纪律，2015年5月吴某甲上总，他上总以后管理我们团队。吴某乙2015年8月上总。 16．同案犯陈某2的供述证实，2014年4月我经表嫂何某介绍，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加入传销组织。2015年9月吴某甲通知我上总，被安排出去旅游回来后就开始从底下人的申购款中抽取返利。我的上线是何某，何某的上线是吴某乙，吴某乙的上线是吴某甲，吴某甲的上线是袁某1，袁某1的上线是柴某1，我的上线都上总了。吴某甲管理能力较强，他担任过自律总管、大总管，而且担任时间较长，2015年5月和何某一起上总。吴某乙担任过自律配合，2015年9月上总，他上总后和我一起管理团队，做老总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柴某1是很大的老总，我们平时见不到他，团队有什么事情都通过吴某甲向柴某1汇报。 17．同案犯吴某6的供述证实，2014年4月我经老婆陈某2介绍在武汉加三入“自愿连锁经营”，缴纳69,800元，成为陈某2的下线。2014年7月我们传销组织搬迁至南京，2014年9月柴某1和袁某1任命吴某乙担任经晨总管和能力总管，吴某乙在2015年8月上总，他上总后和新人见过几次面，给他们打气、造梦，要他们好好发展，有两、三次我都在场。吴某甲在我2014年5月刚加入传销组织的时候就是能力总管，他在2015年5月和何某一起上总，他上总后接受大老总的安排，向下面的传销人员传达，柴某1很信任他，所以他管理他下面的所有传销人员，包括下面的老总和经理室，吴某甲权力很大，他任命过徐某3、陈某1、刘某担任各个经理室总管。 18．同案犯柴某1的供述证实，2010年下半年，彭珍邀我到广西南宁参加传销活动，我当时缴纳3,800元加入组织，之后我交齐69,800元，申购21份。后我升为三代老总，管理下面的老总袁某1、何某、吴某甲、吴某乙、陈某2、吴某6，通知他们开会，敦促他们管理好基层传销组织人员，把上级的指示传达给他们，要他们具体落实。 19．被告人吴某甲的供述证实，2013年7月，我经同学柴某1介绍到武汉参观“自愿连锁经营”生意，我缴纳21份共计69,800元加入传销组织，我的直接上线是柴某1。2013年9月，我弟弟吴某乙也被柴某1叫过来，也缴纳21份共计69,800元加入传销组织，成为我的下线。2014年2月我表姐何某到武汉来旅游时也加入这个传销体系，被安排在吴某乙下面，成为他的直接下线。上总之前柴某1安排我做自律总管，管理团队人员的纪律，我在2015年5月上总，上总后出去旅游过，我在组织里面待到2015年底。 20．被告人吴某乙的供述证实，2013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武汉来找工作，我哥哥的同学柴某1带我看“自愿连锁经营”行业，我缴纳69,800元，返还19,000元，申购21份，加入这个行业，我的直接上线是我哥哥吴某甲。我加入传销后，柴某1每天带我去其他传销人员家里拜访，一直到2014年，柴某1、袁某1安排我们整个传销体系到南京浦口继续做传销。2014年在武汉的时候，柴某1把我表姐何某也拉入传销组织中，是我的直接下线，袁某1安排我担任经晨总管，负责安排传销人员的房源用于读羊皮卷。2015年8月柴某1通知我上总，上总后我和团队的人一起出去旅游，回来后我参加过组织的会议。吴某甲也上总了，参加过老总会议。 21．辨认笔录证实，证人陈某1、徐某3、刘某均辨认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及柴某1、吴某6、陈某2、何某、袁某1是传销组织老总；同案犯袁某1辨认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及陈某2、何某是传销组织老总；同案犯陈某2辨认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及袁某1、何某、柴某1是传销组织老总；同案犯吴某6辨认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及柴某1、袁某1、何某是传销组织老总。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组织、领导以投资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罪名准确。被告人吴某乙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关于被告人吴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其系自首的辩护意见及被告人吴某乙的辩护人提出其系坦白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某甲虽主动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吴某乙归案后未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上述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本院已作出客观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6日起至2021年6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吴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6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宋晨琳 人民陪审员  陈荣富 人民陪审员  张春花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程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