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4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冬云，女，汉族，1976年4月5日出生，地址：惠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衍，广东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世昌，男，彝族，1975年5月12日出生，地址：云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正芳，女，彝族，1978年6月2日出生，住址：云南省。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丽云，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晔，男，汉族，1976年5月21日出生，地址：惠州市。上诉人郭冬云与被上诉人钟世昌、罗正芳、原审被告吴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0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被告郭冬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告郭冬云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吴晔与原告约定涉案债务为被告吴晔的个人债务”，从而错误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撤销。一、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恶意串通补签的，被上诉人明知该借款债务系吴晔的个人债务，该借款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1、从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交的证据《借款协议书》中，上诉人的签名系伪造的，对此，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申请，但是原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也许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至于签名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上诉人认为，签名的真伪可以初步判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是否明知本案债务为吴晔的个人债务。对此，被上诉人当庭陈述，《借款协议书》系事后补签邮递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不知签名的真伪。对于《借款协议书》系何时邮递给被上诉人的，原审法院并未查明。上诉人认为，按照一般的认知，借款应当是先签协议后付款，但是本案协议的落款时间与被上诉人支付第一笔借款的时间同为2012年4月16日，显然既然协议系邮递的，则付款系在被上诉人收到协议书之前完成的，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由此可以相信，如果借款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之间必然存在另外一份借款协议，而该份借款协议不排除已约定为吴晔的个人债务，也就不排除案涉借款协议系在上诉人与吴晔离婚后补签的。2、从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协议书第一条第3项约定：“为了打消甲方本金安全顾虑，特将爱人郭冬云的房产证（广东xx市x中）押在甲方处，且在抵押期间不得擅自转让和出售权利。”根据这一表述，很显然被上诉人明知该借款系被告吴晔个人借款，亦明知该协议书并非上诉人所签署，否则如果上诉人系本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协议书如何会出现“爱人郭冬云”的字样？从而也可以证实协议书系事后补签的，补签时方将上诉人列为借款人。3、从各方当事人的亲缘关系来看，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系亲属关系，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早在2014年10月24日即协议离婚，而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方提起本案诉讼，在此之前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系亲属关系则被上诉人理应知晓上诉人与吴晔离婚的事实，在上诉人与吴晔离婚后，被上诉人与吴晔的亲缘关系强于上诉人与吴晔的关系，因而不排除被上诉人与吴晔恶意串通补签借款协议以损害上诉人的利益。4、从借款本金与利息的支付对象来看，借款本金系汇入原审被告吴晔的个人账号，利息也是从吴晔的个人账号汇出的，显然上诉人并无收到过被上诉人的借款，也无偿还过利息。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与吴晔离婚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借款本息，由此也可以反证被上诉人明知该借款系吴晔的个人借款。5、从协议书的约定的借款用途上看，被上诉人借款于原审被告吴晔的用途约定为“因经营红酒、果醋需要资金周转”，一方面，显然该用途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其次，被告吴晔一直供职于烟台xx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xx公司从事业务工作，何需资金周转？由此可以证实，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借款用途并不真实，不排除系其他原因产生的账户资金往来，甚至不排除系赌债或其他非法债务，退一步说，即使借款事实存在，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上诉人也无须承担还款责任。二、原审法院简单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诚然，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但是，就该条款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中指出“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方面对于夫妻来说，如果一方在外举债不告知其配偶，而所借款项又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此种情况下要求债务人的配偶举证证明其不知道该债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等于是要求其证明一种主观状态。如果将债务人向其配偶告知举债情况视为一种行为，则没有告知就是没有行为，要求对于不存在的行为证“无”，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债务人的配偶只能设法证明债务人所借款项没有用于其家庭共同生活。提供这种证据对于债务人的配偶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并非不可能，实践中不乏成功的例子。相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分配给债权人则更不合理。我们认为，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都是处理夫妻债务的法律依据，但两者规制的法律关系不同。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进行认定。同时，在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但书”的两种情形外，如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法学理论界的观点不尽一致，司法实践中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针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过函复，基本内容是：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认为，虽然上述答复并未成为法律规范，但是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否则即如本案一样，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吴晔即使伪造相关证据强加债务于上诉人，上诉人即使举证证明借款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亦被认定为“被告郭冬云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吴晔与原告约定涉案债务为被告吴晔的个人债务”，这并非上诉人所能承受的，亦非司法价值的体现。被上诉人钟世昌、罗正芳辩称，第一，关于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真实有效，被上诉人并未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涉案债务为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的共同债务，理由如下：1、在本案中，借款协议中所抵押的房产为被上诉人个人财产，郭冬云与吴晔于2014年10月离婚，其不可能不知道房产原件不在自己手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二，关于借款协议“爱人郭冬云”的字眼问题，因为被上诉人不完全确认他们双方是否为夫妻关系，所以在陈述中，被上诉人在借款协议中明确，是为了确保他们双方的关系。关于借款及利息支付问题，借款本金虽然均是汇入吴晔的账户，但是利息支付由吴晔个人账户汇出也是理所应当的。第四，针对一审中我方提交的短信记录，郭冬云对该笔借款是明显知情的，且其在信息中提及有涉案房产在被上诉人手上，让我方不用担心他们无法还款的事实。综上，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二审维持。原审原告钟世昌、罗正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清偿借原告借款本金贰拾万元（￥200000.00）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2年5月19日起计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时拖欠19个月利息未付，即柒万陆仟元（￥76000.00）】，共计贰拾柒万陆仟元（￥：276000.00）；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钟世昌与被告吴晔系亲属关系，2012年4月16日，被告吴晔因经营红酒、果醋生意向原告借款。同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暂借120000元给被告，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如资金需求加大，利息同样按月息2%计算，并约定将登记在被告郭冬云名下房产（xx市xxx中x栋2x1）的房产证押在原告处。此协议书由被告签字后同房产证一起邮寄给了原告，原告于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吴晔的银行账户汇入了人民币120000元。2012年5月19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又向被告吴晔的银行账户汇入了人民币80000元。被告吴晔不定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偿还利息，共支付了131000元（33个月的利息），支付至2016年6月底，2016年7月1日起的利息未支付。2016年11月16日，原告以被告逾期未支付利息和经催要本金被拒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被告吴晔与被告郭冬云于2011年7月11日结婚，后于2014年10月24日协议离婚。再查，经原告申请，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了（2016）粤1302财保x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被告郭冬云名下位于xx市xx东路x巷x号市x中宿舍x栋2x1房（证号：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建筑面积：77.90平方米）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价值以人民币27.6万元为限。庭审中，被告郭冬云对协议书不予确认，称对协议书的签署不知情，协议书上的被告郭冬云的签字系伪造。并主张借款为被告吴晔个人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案涉《借款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吴晔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借贷关系明确，借款事实清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依据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以及被告吴晔支付利息的事实可以确定原告已依照约定支付了款项。因《借款协议书》未约定还款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利率不得超过年息24%。《借款协议书》约定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第被告已经支付利息至2016年的6月底，被告应当以2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从2016年7月1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原告要求被告吴晔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及偿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于两被告借款发生时系夫妻关系，且被告郭冬云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吴晔与原告约定涉案债务为被告吴晔的个人债务，也未能举证证明两被告夫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且原告知道该约定。退一步讲，即使案涉债务为被告吴晔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所欠借款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吴晔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晔、郭冬云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钟世昌、罗正芳的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钟世昌、罗正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0元、保全费1900元，合计46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吴晔、郭冬云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钟世昌、罗正芳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照片，拟证明被上诉人2013年到深圳和惠州看望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考察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红酒经营的事实；证据2、不动产登记结果，拟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为了躲避所欠被上诉人的债务，将夫妻共有的房产通过离婚析产方式将属于双方共同财产转移至上诉人个人名下的事实；证据3、EMS快递单，拟证明原审被告通过EMS快递邮寄借款协议书、房产证原件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均能证实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对此是知情的，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有共同还款，上诉人是自愿以其财产进行抵押的，之所以没有去房产局抵押是因为被上诉人法律意识欠缺，没有要求他们到房产局办理抵押手续。证据4、车辆信息查询单（粤Ｂ×××××号），拟证明上诉人郭冬云与吴晔于2013年9月18日购置了xx牌粤Ｂ×××××号车辆，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136××××7871”短信内容相符，证明上诉人郭冬云不仅知道借款事实，并且对借款及利息、房产担保的事实都是认可的。上诉人郭冬云针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证据第一页的老人据说是上诉人的家婆，也就是原审被告的母亲，原审被告的母亲与被上诉人的母亲是姐妹关系，所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小孩与本案也无任何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参与了经营红酒的事实。对于证据2，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吴晔离婚是为了逃避所谓的债务，这是正常的离婚财产分割，这个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3，这个快递单邮寄出去的时间是2013年4月29日，根据被上诉人提交协议书的时间是2013年4月16日，在借款协议书中这样约定“借款签名后，指定账号汇入12万元整”，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这12万元是在2013年4月16日汇入的，所以汇款的事实在前，快递单在后，快递单的文件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对这快递单的关联性和真实性我们不认可，与事实是矛盾的。对于证据4，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粤Ｂ×××××的车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我方没有异议，该车辆是上诉人于2013年按揭购买的，车辆首付3万元，按揭贷款5万元，车辆含税9万元，首付及按揭款都是上诉人支付的，这一事实上诉人郭冬云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已作详细说明。因此，被上诉人依此认为车辆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是没有任何依据的。2019年3月29日，本院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一份《协助调查函》，该公司寄回一份送达回证，并在上面注明136××××7871登记人非郭冬云。本院向双方送达质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被上诉人钟世昌、罗正芳针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2、对送达回证的关联性有异议：（1）送达回证上显示136××××7871登记人非郭冬云，那么登记人是谁？是否是吴晔？登记人有无变更过？查询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回复；（2）登记人如果是吴晔，吴晔开通了两个号码136××××6871、136××××7871，吴晔将136××××7871给当时的前妻郭冬云使用是很正常的；（3）送达回证的回复仅显示136××××7871不是登记在郭冬云名下，但并不能说明该号码当时不是郭冬云使用，136××××6871、136××××7871如果是吴晔和郭冬云分开使用，那么在2012年-2014年间就应当有两个号码的通话记录或者短信记录。综上所述，贵院调取的该份证据仅能证明该号码136××××7871没有登记在郭冬云名下，但是并不能证明该号码不是郭冬云使用，证明该案的关键，应当需要调取2012年-2014年间136××××6871、136××××7871是否存在互相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如果同一个人使用两个号码，是不可能两个号码之间有通话记录或者给自己发短信的情况，恳请法院调查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据案件证据中郭冬云使用136××××7871发给钟世昌的信息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印证，短信中提及的房产证以及购买车辆的事实都与钟世昌提交的房产证原件以及深圳车管所调取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郭冬云显然在庭审中做了虚假陈述，恳请贵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郭冬云针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36××××7871手机短信问题，该号码并非上诉人所用，亦非办理在上诉人名下。这一事实，人民法院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调取的证据已经证实。因此，该短信内容中所称的借款、车辆、房产情况与上诉人无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应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具体评述如下：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郭冬云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2012年4月16日，吴晔向被上诉人钟世昌、罗正芳借款12万元，同日钟世昌向吴晔的银行账户转入12万元。钟世昌、罗正芳在2012年4月16日草拟《借款协议书》寄给吴晔，吴晔于2012年4月29日并将《借款协议书》及房产证原件寄给钟世昌，《借款协议书》上乙方（债务人）落款为吴晔和郭冬云的名字，钟世昌于5月4日收到。随后2012年5月19日钟世昌又再转账8万元到吴晔的银行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20万元债务是在两上诉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2012年4月16日吴晔向钟世昌、罗正芳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上诉人辩称借款协议书上并非其本人签名，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名下房产（xx市xxx中x栋2x1房）的房产证原件为何放置于被上诉人处，上诉人未作出合理解释。至于2015年6月25日，上诉人名下登记了一套xx苑的房产，获得方式注明是离婚析产，关于这套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为何在2014年10月2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未注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后三个工作日内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且2013年9月18日上诉人郭冬云购买了车牌号为BxxEx5的东风牌车辆，上诉人又未提供证据证明购买上述车辆充足的资金来源。故此，虽然涉案借款金额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但是在上诉人家庭存在购买重大财产事项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对涉案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开支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对此未提交证据，依法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一审认定该20万元借款属于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两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二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544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莹审判员 卫书平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雷彩霞书记员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