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602民初391号原告：张淑兰，女，195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大庆石油管理局华谊公司退休工人，住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畅，黑龙江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红霞，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农业银行东风支行职员，住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伍，黑龙江杜兴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大庆市龙凤区彤心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张淑兰与被告曲红霞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淑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畅，被告曲红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伍、王皓分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淑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欠款3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分别于2015年3月10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7月24日与借款人郝丽莎签订借款合同，郝丽莎共计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一年。被告曲红霞为以上三笔借款提供担保。欠款到期后，被告未能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曲红霞辩称，1.其未作为担保人给郝丽莎的借款提供担保，在三份借款合同中签字时其对合同内容并不知情；2.借款人郝丽莎涉嫌集资诈骗，涉案的借款合同因违法而无效，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担保是无效的；3.原告与借款人郝丽莎之间的借款未实际交付，借款合同未履行，被告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张淑兰举证如下：证据一、2015年3月10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7月24日借款合同三份。证明原告与借款人郝丽莎、被告曲红霞签订了借款合同，郝丽莎向原告借款300万元，被告曲红霞为三笔借款提供担保，该笔债务在保证期间内，故被告曲红霞应承担给付义务。被告认可三份借款合同中的签名均为本人所签，但称签名时原告告知其是酒款，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担保无效；郝丽莎涉嫌集资诈骗，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本院认为，庭审中被告认可三份借款合同中的签名均为本人所签，并称其签名时对合同内容不知情，但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二、银行流水一份、取款凭证一份、录音光盘一张。证明：1.原告于2015年3月10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50万元借给郝丽莎；2.原告于2015年7月24日从哈尔滨银行取款170万元，并从亲友处借款30万元，共计200万元借给郝丽莎；3.原告经被告曲红霞介绍，认识并借款给郝丽莎，被告称帮郝丽莎管账，原告与郝丽莎之间的借款均由曲红霞负责办理，原告已将借款300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被告对银行流水及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借款已经交付，同时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光盘是复制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录音内容是其与原告之间的对话。本院认为，被告虽对录音光盘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录音内容系其与原告之间的对话，结合本案其它证据，本院对该份录音予以确认；被告对银行流水及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郝丽莎讯问笔录复印件两份（2017年9月25日、2017年9月29日）。证明郝丽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认可其身份证及银行卡均在被告曲红霞处，由曲红霞负责给其进行转账，结合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出具的录音可以证实郝丽莎的借款由曲红霞经手负责。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讯问笔录中体现曲红霞受领导指派为郝丽莎提供专职服务，为其办理本行及跨行业务是曲红霞工作职责的一部分，但不能因此认定原告的借款由被告经手负责。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四、大庆市公安局萨尔图分局出具的郝丽莎现金收入情况明细一份。证明1.2015年7月24日，被告曲红霞与贺延军共向郝丽莎帐户内汇入现金200万元，与原告提交的第三份借款合同的时间、金额相符，结合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录音，可以证实原告的借款由被告经手负责；2.被告于2015年3月20日存入郝丽莎帐户内的现金包括原告所提交的第二份借款合同的借款。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曲红霞虽代郝丽莎存款，但存款日期与借款金额无法对应，且贺延军与被告曲红霞无任何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述问题。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五、2017年8月2日光盘一份（用原始载体手机播放）。证明：1.原告曾到被告单位向其主张还款，郝丽莎的三笔借款均由被告提供担保；2.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与郝丽莎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均由被告经手。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录音中曲红霞对原告所主张的问题并未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六、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1.证人曾多次陪同原告到被告单位及公司要钱；2.张淑兰于2015年3月和2015年7月两次向证人借款共计60万元，同时张淑兰称把钱转借给被告曲红霞；3.证人于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多次和张淑兰找曲红霞要钱，曲红霞和张淑兰共同研究如何把钱给付证人，但一直未付。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1.证人所述前后矛盾，证人和张淑兰曾到其单位找其聊天，当时张淑兰称证人系其外甥女，与庭审中证人所述关系不一致；2.证人没有向其主张还款；3.证人称张淑兰欠其投资款60万元，但不能证明该款投资在郝丽莎名下。本院认为，证人所述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确认。本案在庭审中，被告曲红霞举证如下：证据一、大庆市公安局萨尔图区分局出具的张淑兰与郝丽莎资金往来情况一份。证明：1.原告张淑兰与郝丽莎的资金往来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12月9日，原告所主张的三笔借款未体现在公安局的资金往来记录中；2.张淑兰与郝丽莎的资金往来中七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原告所称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不符合其与郝丽莎的交付习惯；3.借款合同系实践合同，借款未交付，不存在担保责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二人的业务往来发生在2015年7月27日之后，第一次庭审提交的录音中被告认可三笔借款由其本人及爱人存入郝丽莎银行帐户内，结合原告出示的取款凭证及郝丽莎现金收入情况明细，可以证实原告已经履行给付义务，故被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2000）龙卧民初字第340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被告曲红霞与贺延军于2000年7月4日调解离婚。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二人虽于2000年协议离婚，但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可以证实二人尚在一起居住，且根据曲红霞的房产信息报告显示，曲红霞被保全房产的共有人为贺延军；2.原告不清楚被告与贺延军二人离异后是否又办理了登记结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上述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确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5年3月10日，原告张淑兰与借款人郝丽莎签订借款合同，郝丽莎向原告张淑兰借款50万元，期限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10日，双方约定年利率2.5%，被告曲红霞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2015年3月20日，原告张淑兰与郝丽莎再次签订借款合同，郝丽莎向原告张淑兰借款50万元，期限自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3月20日，双方约定年利率2.5%，被告曲红霞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2015年7月24日，原告张淑兰与郝丽莎第三次签订借款合同，郝丽莎向原告张淑兰借款200万元，期限自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7月24日，双方约定年利率2.5%，被告曲红霞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以上三笔借款原告于签订合同当日分别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曲红霞。欠款到期后，郝丽莎未能还款，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郝丽莎及被告曲红霞给付欠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张淑兰撤回了对郝丽莎的诉讼。另查：1.2018年2月5日，大庆市萨尔图区公安分局就郝丽莎涉嫌集资诈骗一案作出萨公刑诉字（2017）81号起诉意见书，后郝丽莎死亡；2.郝丽莎涉嫌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不包括原告主张的三笔借款。本院认为，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首先，关于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借款人郝丽莎涉嫌集资诈骗的事实已经公安机关侦查确认，本案所涉借款虽未纳入其集资诈骗犯罪数额中，但借款行为发生在公安机关确认的2014年3月至2016年1月郝丽莎实施集资诈骗期间，就法律关系而言，诈骗行为与合同行为有所牵连但又截然不同，诈骗行为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实施的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行为，而合同行为则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共同实施的行为。诈骗行为是单方行为，合同行为是双方行为。当事人一方的诈骗行为，虽属刑罚的调整范畴，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原告与郝丽莎签订的借款合同属可撤销、可变更合同，但原告未向法院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借款合同有效。被告在庭审中辨称原告与郝丽莎之间的借款行为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规范。本案中借款人郝丽莎集资诈骗的行为系其单方行为，与债权人无关，双方达成的借款合意是私法行为，该单个的借款行为仅是引起民间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属于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曲红霞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虽曲红霞在庭审中坚称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中受到欺诈、胁迫或其它情形，故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担保人的责任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被告曲红霞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担保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其在没有审慎考察借款人郝丽莎借款动机和目的情况下三次为其大额借款提供担保，由此产生的风险担保人应予承担。三份借款合同均约定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还清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诉争的债务在保证期限内，故被告曲红霞应对原告主张的借款承担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曲红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张淑兰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告曲红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旭明人民陪审员  李艳华人民陪审员  王会杰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王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