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22民初519号 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住所地：广西陆川县。 投资人：徐宗强，该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吕志恒，广西桂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阮玉标，男，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陆川县。 委托代理人：卢长青，广西中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州货运中心，住所地：广西梧州市长洲区。 负责人：曾小平，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斌，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诉被告阮玉标、第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州货运中心（以下简称“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的投资人徐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志恒、被告阮玉标的委托代理人卢长青、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的负责人曾小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由第三人支付仲裁裁决书确定的金额给被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款约定进行的,不存在非法解除情形。理由: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条：“乙方的岗位为装卸工，工作地点为陆川火车站站货场，从事装卸搬运作业。”；第九条第（一）款：“因国家政策或客观发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在本案中，因陆川火车站2017年6月开始站场改造，陆川县火车站不能进行装卸作业，至2018年6月份亦不能确定何时能恢复装卸作业。2018年6月20日第三人向原告发送了《通知》（梧货装函【2018】85号），通知原告于2018年6月1日起终止履行与原告所签订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及其相应的补充协议。陆川货场改造，相应的货场装卸业务已经停办，属于国家铁路运输生产布局政策调整，第三人系陆川货场的主管部门，对原告发送的《通知》的事实及内容，被告也是知道的。被告在仲裁申请中也承认了陆川县火车站货运停办事实，因此，根据《劳动合同书》相关约定，原告可以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不属于非法解除情形。此外，原告根据第三人的指示，于2018年6月28日发出了复工通知，并于2018年6月30日召开了复工会议，告知了含被告在内的原装卸队员工于2018年7月1日进行复工上班，由于陆川火车站货运停办，原告按第三人的指示，安排原装卸队的员工到中山和梧州铁路货运站上班，但被告不服从安排，不同意去以上安排地点工作。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三）款：“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5、因工作需要被调整工作岗位，或被安排从事其它临时性工作（如抢险救灾等）。拒不服从的；。”规定，原告即便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也是符合双方的合同的。原告于2018年6月30日根据第三人的要求为被告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是为了便于被告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但并不存在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原告不是实际的用人单位，原告与被告均是承揽陆川县火车站货运业务的平等主体，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真正与被告构成劳动关系的是第三人。原告虽然在陆川县是个人独资企业，但原告只是根据第三人的安排而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的，也是为代表和方便被告履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原告事实上不是实际上的用人单位，真正的用人单位系第三人。装卸队的装卸业务结算都是陆川县火车站与第三人进行结算，不是与原告进行结算。被告个人的工资结算及社保缴纳也是第三人根据被告的工作量进行核实后，再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由原告按其核定的金额如实发放及缴纳，被告对这些事实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原、被告双方为了解决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放假期间的劳动待遇问题，2017年6月14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发放给乙方的前述劳动待遇，资金来源是甲方根据2016年5月30日与南宁铁路局梧州货运中心签订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而筹集发放的，也即是南宁铁路局梧州货运中心支付给甲方后，甲方再发放给乙方”。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形式的，是为了便于承揽第三人的装卸业务及为被告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等。因此，原仲裁裁决要求原告支付12375元经济补偿金给被告是错误的，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阮玉标答辩称，被告是原告单位的职工，双方已协商解除合同，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按陆劳人仲字（2018）第353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经济补偿金12375元支付给被告。 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答辩称：原告要求第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给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诉请法院判决第三人去履行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明显违法。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由于原告的起诉，原劳动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2、原告已经自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劳动关系，原劳动仲裁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原告与被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款约定进行的,不存在非法解除情形”，由此可见，原告事实承认了其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实际履行了该劳动合同，因此，原告就是劳动合同中的实际用人单位，劳动仲裁裁决要求原告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是正确的、合法的；3、原告否认其是用人单位，与其所诉事实和理由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清楚证实：原告和被告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原告对被告实施了直接有效的管理，安排被告工作并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被告的岗位是装卸工，提供的劳动是原告业务的组成部份；4、原告以所谓的劳动待遇资金来源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是十分荒唐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任何一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用人单位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等资金来源肯定是从其业务经营中获得。原告作为一家依法成立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其发放给被告的劳动待遇肯定是从其承揽的业务中获得；5、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铁路货物运输装卸业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业务外包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支付被告的劳动待遇是原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该合同双方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原告承揽了货场的部分人力装卸业务，而第三人只是依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装卸作业费，从未向被告支付任何“劳动待遇”。根据合同的约定，支付被告的劳动待遇是原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是合法的业务外包合同关系，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原告要求第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阮玉标、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对原告提供第一组的证据：7、仲裁裁决书；8、营业执照；9、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及身份证；10、第三人工商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第一组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6真实性有异议，是否真实由法院确认；对第二组证据1、2、3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第一组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据1被告的五险都是由原告办理的，待遇也是原告发放的；证据2装卸费由第三人发放给原告，但原告如何发放与其是无关的；证据3该通知是由其发出的，但是按合同的约定来解除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如果按照原告所说装卸业务是第三人的话，应当由第三人进行签订，该证据也证明是原告直接管理被告的；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这两证据也证明原告对被告进行直接的管理；对第二组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没有参加不清楚，也恰恰证明被告是由原告直接管理的；对第二组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第三人是为原告承揽业务提供便利的条件。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第一份劳动合同没有异议，对第二份2017年签订的劳动合同有异议，在2016年之后就没有货运业务，签订的这份合同是为了方便被告缴纳养老金及失业保险金；对证据3有异议，在2016年之后就没有货运业务，主要是便于被告去领失业保险金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就已经终止；对证据5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2、4、5、6、7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装卸作业费的约定，也是向被告支付工资的依据，被告的五险一金都是通过原告账户转到被告账户；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2016年6月份开始就没有装卸业务，第三人给原告发放的作业费是通过原告支付给被告的保险待遇；对证据5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及第三人提供证据1均系《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该合同由原告及第三人签订，双方对装卸业务内容、地点、作业组织费用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对该合同的达成均无异议，且该合同与本案讼争事实相关联，对讼争事实具有证明力，依法应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系2017年、2018年原告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及原告2008年至2016年银行明细，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系电汇凭证及发票，这两份证据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业务往来，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3及第三人提供证据2均为通知，该证据具备真实、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4及第三人提供证据4均为协议书，该协议书由原告与被告进行签订，具备真实、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5系复工通知、证据6系会议记录，这两份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但可证实原告对其员工被告实施直接管理行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系会议录音，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业务协商和合作关系，无法证明第三人拥有管理、指派原告单位员工的权利，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3系相片，这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须查明的法律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2系劳合同书；证据3系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据4系个人缴费信息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件，可作为查明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于2006年成立，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业务范围为：装卸、搬运货物。1996年11月，被告阮玉标入职进入陆川火车站装卸队工作（现为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2008年2月后，被告阮玉标回家帮侄子管理猪场，没有在原告处工作。2011年6月后，被告阮玉标重新回到原告处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的岗位为装卸工，工作地点为陆川县火车站站货场，从事货物装卸、搬运工作，每月工资按工作量计算（不固定），原告每年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6年5月30日，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与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签订《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承揽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管理的货场的部分人力装卸、搬运业务。被告入职后，由原告派员工被告阮玉标等人到货场从事装卸、搬运工作。2017年6月，因陆川火车站改造，装卸业务停办，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由原告为被告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每月发放300元给被告作生活补贴金。2018年6月30日原、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另查明，原、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向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给被告。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陆劳人仲字[2018]第35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不服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陆劳人仲字[2018]第353号仲裁裁决书，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与被告构成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是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还是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2、本案被告阮玉标的经济补偿金应当由谁支付，支付金额为多少？ 一、关于与被告构成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是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还是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经工商登记注册，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装卸、搬运货物”，其在经营范围内独立经营、独立开展业务、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获得经济收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与被告阮玉标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认定合法有效，应当受国家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的劳动关系；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与第三人于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关系。 被告阮玉标在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处入职后，从事装卸、搬运工作，多年来受原告管理及指派工作，其工资及社保均由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发放；2016年5月30日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与第三人签订《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承接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在货场的部分装卸、搬运业务，指派包括被告在内的员工到第三人管理的货场从事装卸、搬运工作，获取报酬后向其员工支付工资购买保险；2017年6月货场改造，装卸业务停办，原告组织单位员工召开会议，讨论、安排今后的工作计划和打算，2018年6月30日原告和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以上均表明原告独立管理经营、开展业务、与被告阮玉标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未与被告阮玉标签订合同，且不直接对被告进行管理，亦不为被告发放工资和社保，仅根据《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的约定对原告承揽的业务进行监管和指导、按照原告完成的承揽业务向原告支付报酬。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原告辩称其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被告在第三人管理的陆川火车站货场工作，被告的工资收入及社保费来源于第三人支付的报酬，主张第三人与被告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构成实际的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被告的经济补偿金应当由谁支付，支付金额为多少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阮玉标于2008年2月辞工回家帮忙管理猪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予以解除。被告阮玉标于2011年6月重新入职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处，双方形成合法的劳动关系，2018年6月30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之规定，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应依法向被告阮玉标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本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之规定，本案经济补偿金应从2011年6月起算，即本案计算支付被告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为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的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之规定，因解除劳动关系前一年被告仅从原告处领取了6个月的生活补助（每月300元），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经济补偿金应当按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计算（当地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1000元，2018年2月执行新的最低平均工资标准为1300元）。经计算，被告平均工资为（1000×7+1300×5）÷12=1125元/月，故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应当向被告阮玉标支付经济补偿金1125元×8个月=9000元。原告请求第三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向被告阮玉标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四十七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向被告阮玉标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 二、驳回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10元），由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直至债务清偿为止。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萍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法官助理万春柳 书记员林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