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7民初7299号原告：苏州市三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锦峰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陈啸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小方，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建平，苏州市吴江区江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浙江依莎贝尔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永越大道**。法定代表人：马锦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黎明，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丽，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市三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协纺织公司）与被告浙江依莎贝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莎贝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余琼琼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余琼琼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卢芝华、储元红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9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协纺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秋祺（参加第一次庭审，后撤销代理）、秦小方、柳建平（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依莎贝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三协纺织公司诉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481632.5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38407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之后以本金481632.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即年息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现起诉金额为720039.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3月23日，原告与桐乡市斯托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托尔公司)经口约达成买卖毛纱业务，先由原告提供给斯托尔公司样品，在斯托尔公司对样品确认后，原告即组织大规模生产，并提供毛纱，涉及往来金额为232214元。被告在收到首批货物满意后即于2010年4月3日，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书一份，约定由原告提供给斯托尔公司毛纱，并对单价、数量、总金额、质量标准、结算方式及争议由双方各自的人民法院管辖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该购销合同之约定，全面履行了交付货物之义务，并送至斯托尔公司，由其公司专人经验收合格后签收入库。嗣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往来，原告根据斯托尔公司的订单，及时提供了毛纱及羊毛绒毛纱，并通过自行送货及快递物流方式交付货物，由斯托尔公司员工签收入库，同时，原告也开具了相应发票，截止2010年7月4日，双方间往来金额为1456632.5元，但斯托尔公司合计仅给付了原告货款975000元。原告公司曾授权其股东秦小方在交易往来发生后的每年年底时多次向斯托尔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催讨货款，对此被告在电话及当面商谈时对于结欠货款之事实均给予确认，仅认为双方往来期间另有其他纠纷，故至今未给付货款。原告今至市场监督部门查询得知，斯托尔公司于2009年3月3日设立，注册资金700万元，2016年3月3日斯托尔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被被告公司吸收合并，债权债务在合并后由被告承受，并与被告签订公司合并协议，被告同意吸收合并，承受斯托尔公司的债权债务及人员、资产等。至此斯托尔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因公司合并或分立而完成注销手续。原告认为，斯托尔公司在存续期间结欠原告的债务在与被告达成合并协议后，理应由合并后的公司即本案被告负责承担清偿责任，在原告多次向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催讨，仍未履行给付货款之义务，故引起本案诉争，被告由此应承担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之违约责任。被告依莎贝尔公司辩称，1、原告的起诉陈述与事实不符。斯托尔公司与原告发生业务期间，所发生的货款早已经结清，并不存在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反而是原告所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给斯托尔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原告起诉陈述当中陈述向斯托尔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及本案的被告催讨货款，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至2010年双方业务结束之后，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讨过货款，因为双方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结欠货款的事实。3、原告在诉讼请求当中请求了从2010年8月1日起相应的逾期利息，那么恰恰说明了双方之间业务发生后的付款事宜已经结束，付款时间是在业务结束之后就应付款。那么本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3日，原告三协纺织公司作为甲方与斯托尔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购销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毛纱；交货地点为乙方工厂；结算方式为定合同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的30%作为定金，交货时乙方付清80%货款，余款20%三个月内付清，要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如有争议友好协商或在双方各自的人民法院裁定。该合同由原告三协纺织公司和斯托尔公司分别盖章确认，并由原告三协纺织公司的代表秦小方、斯托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建国签字确认。原告三协纺织公司为证明其供货金额，共计提交了22份送货单，分别为：（1）2010年3月25日，由朱建华签收（送货单既注明斯托尔公司，又注明嘉兴畅翔服饰有限公司）、金额为231724元；（2）2010年4月3日，由杨国祥签收、金额为490元；（3）2010年4月13日，由施建新签字收、金额为20273元；（4）2010年4月15日，由施建新签收（送货单注明的是嘉兴畅翔服饰有限公司）、金额为36670元；（5）2010年4月18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12084元；（6）2010年4月18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108794元；（7）2010年4月22日，由严丽华签收（送货单既注明斯托尔公司，又注明畅翔服饰有限公司）、金额为55936元；（8）2010年4月26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233681元；（9）2010年4月30日，由施建新签收（在该单据上并未注明斯托尔公司）、金额为88920元；（10）2010年5月4日，由顾丽华签收（送货单处注明是斯托尔公司，但无人签收，是由顾丽华在嘉兴市畅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抬头的入库单上签字确认）、金额为79040元；（11）2010年5月4日，由杨国祥签收（送货单处注明是斯托尔公司，但无人签收，是由杨国祥以畅翔服装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条确认）、金额为153140元；（12）2010年5月13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41990元；（13）2010年5月18日，由顾丽华签收、金额为4009元；（14）2010年5月20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16948元；（15）2010年5月20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122.5元；（16）2010年6月5日，由施建新签收、金额为9500元；（17）2010年6月9日，由杨国祥签收（杨国祥是在出库单上签收）、金额为85500元；（18）2010年6月11日，由刘海峰签收、金额为38000元；（19）2010年6月14日，由杨国祥签收、金额为44100元；（20）2010年6月17日，由杨国祥签收、金额为19600元；（21）2010年6月19日，由杨国祥签收、金额为144329.5元；（22）2010年7月4日，由刘海峰签收、金额为18375元。上述送货单的合计金额为1443226元。经质证，被告依莎贝尔公司对由施建新签收的合计金额为473940元的送货单予以认可，但其明确表示没有异议的仅为八份由施建新签收的送货单，分别为：2010年4月13日的20273元、2010年4月15日的36670元、2010年4月18日的12084元、2010年4月18日的108794元、2010年4月26日的233681元、2010年5月13日的41990元、2010年5月20日的16948元、2010年6月5日的9500元。其对由杨国祥签收的2010年4月3日和2010年6月17日（确认该份送货单金额为19600元）的送货单予以认可。以上货款金额合计500030元。对于原告三协纺织公司提供的其他送货单，被告依莎贝尔公司均不予认可。经双方一致确认的付款情况为：2010年3月23日的15万元、2010年3月29日的10万元、2010年4月7日的125000元、2010年4月12日的50万元、2010年7月15日的10万元，累计付款金额为975000元。原告三协纺织公司在2010年4月29日至6月24日期间，共计向斯托尔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为13756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斯托尔公司均已接受并抵扣。在审理中，被告依莎贝尔公司仅确认与原告三协纺织公司之间发生货款金额为90万余元，对于多支付的7万余元其认为是预付款，而且多余的发票是走账需要而开具，与本案无关。另查明，斯托尔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胡建国，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经核准注销。2016年3月3日，斯托尔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斯托尔公司被依莎贝尔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即依莎贝尔公司承继，资产及人员同时并入依莎贝尔公司；自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一次，自公告之日起45天后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斯托尔公司与依莎贝尔公司签订公司合并协议，确认依莎贝尔公司吸收合并斯托尔公司，原债权债务关系均由合并后存续的依莎贝尔公司承继。在审理中，原告三协纺织公司还提供了八份无人签收的送货单以及两份收件人为嘉兴畅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快递单，予以证明其还通过快递的方式向斯托尔公司邮寄了样品13406.5元。经质证，被告三协纺织公司对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送货单均没有斯托尔公司人员的签字，且快递单的收信人也注明的是嘉兴畅翔服饰有限公司，也无法看出与斯托尔公司具有关联性，因此无法认定原告已经向斯托尔公司履行了相应的交货义务，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在审理中，原告三协纺织公司陈述，其在每年均会向斯托尔公司以及后来的依莎贝尔公司进行催款，并提交了一份记载时间为2018年2月18日通过手机录取现场录音，录音显示的人员分别有胡建国、秦小方、柳建平等。该录音中，胡建国称：“每年都来一趟，得要有依据，每年都跟你说的。”对于该录音内容，被告依莎贝尔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录音时间、地、地点经和胡建国本人核实，也记不清楚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份录音原告表明是现场录音，并提供了录音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实，且胡家国作为原斯托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表明原告每年都向其催讨欠款，虽被告否认录音的真实性，但并未对胡建国的录音及内容作合理说明，故本院认定该录音的证据效力。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书、送货单、出库单、入库单、收条、发票、付款凭证、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公司合并协议、录音光盘、文字整理稿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斯托尔公司与原告三协纺织公司之间发生的货款总金额？被告依莎贝尔公司作为吸收合并斯托尔公司债权债务的新主体，其仅确认的事实如下：确认由施建新和杨国祥签收的部分送货单，合计金额500030元，对于其余由施建新和杨国祥签收部分的送货单均不予确认；确认已接收并抵扣原告开具的总金额为1375600元的发票；确认已向原告支付975000元。因被告对送货单采取选择性认可，故对其认可的送货单本院不再赘述，对其存有异议的送货单本院分析如下：（1）对于2010年3月25日的送货单。通过被告的付款分析，第一笔付款为2010年3月23日的15万元，此时双方尚未建立合同关系，便谈不上被告所称的支付合同约定的预付款，虽然被告对该份送货单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前还存在其他的交易往来，且在该份送货单上亦注明斯托尔公司，故本院认定原告已向被告交付了该份送货上的供货231724元。（2）2010年4月22日的送货单。该份送货单是由严丽华签收，且属本案所涉送货单仅有该份送货单由其签收，在该份送货单上虽注明两个公司但也明确写明斯托尔公司，因原被告双方发生的是连续买卖行为，故结合被告的付款金额以及发票的情况，对该份送货单的供货金额55936元本院予以确认。（3）对于2010年4月30日和2010年5月20日的送货单。该两份送货单均由施建新签收，对于施建新签收的送货单被告采取选择性认可的态度，并未对其部分认可、部分否认作出合理说明，且2010年5月20日原告供货的122.5元亦包含在被告已确认的同日签收的送货单内，再综合被告的付款金额以及发票的情况，本院对该两份送货单的供货金额89042.5元予以确认。（4）对于2010年5月4日的送货单。原告虽提交了送货单，但在送货单上并无人签收，而分别是由杨国祥以畅翔服装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条和顾丽华在嘉兴市畅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抬头的入库单上签收予以确认，虽然被告也对杨国祥签收的部分送货单予以认可，但该份收条杨国祥并非以斯托尔公司的名义确认收货，也无法体现顾丽华是以斯托尔公司的名义签字确认，故该部分货款232180元不应由被告进行支付。（5）对于2010年5月18日的送货单。在该份送货单明确注明斯托尔公司，同时结合被告的付款金额以及发票的情况，本院对该份送货单的供货金额4009元予以确认。（6）对于2010年6月9日的送货单，虽然无人签收，但由于杨国祥在原告持有原件的出库单上签字确认，且对于杨国祥签字的送货单被告也对部分予以认可，其虽认为杨国祥是代表其他公司而非斯托尔公司进行签收货物，但并未提供杨国祥同时有权代表其他公司收货的相应证据，综合被告的付款以及开票情况，对该份送货单的供货金额85500元本院予以确认。（7）对于2010年6月11日和2010年7月4日的送货单。按照前述已确认的送货单进行统计，原告累计向斯托尔公司的供货金额为946641.5元，被告实际已向原告付款的金额为975000元，虽然在2010年4月3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中有发货前支付定金的约定，对该购销合同书中约定的货款467970元在此前均已履行完毕交货和付款义务，此后的买卖往来应视为没有合同约定，便谈不上提前支付定金的说法，因此该份送货单的送货金额尚包含在斯托尔公司的已付款金额内，对于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也均已进行抵扣，故应视为斯托尔公司对刘海峰有权代表其收货进行的确认。综上所述，对于该份送货单的供货金额38000元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对于由刘海峰签收确认的2010年7月4日的送货单所对应的供货金额18375元本院亦予确认。（8）对于2010年6月14日、6月17日、6月19日的送货单。该三份送货单原告认为均有杨国祥签字，但实际有杨国祥签收的送货单仅为2010年6月19日的一份，但被告明确表示对2010年6月17日的送货单供货金额19600元予以确认，故对于2010年6月14日无人签收的送货单的供货金额44100元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该部分供货金额本院确认的是163929.5元。综上所述，结合被告的自认、综合被告的付款以及开票情况，本院确认原告向斯托尔公司供货的总金额为1166946元。虽然原告向斯托尔公司开具发票的总金额是1375600元，但对于供货多余部分的款项原告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已向斯托尔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故对于发票金额超出实际供货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付款的诉讼请求。据此，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货款的金额为191946元。对于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的往来可以看出发生的是连续买卖行为，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是2010年7月4日，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是2010年7月15日，虽距原告起诉均已超过了三年，但通过原告提供的录音记录可以看出斯托尔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胡建国均表示原告每年都向其催讨欠款，虽被告否认录音的真实性，但是否是斯托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建国的声音以及陈述其并未给法庭明确的答复，再结合被告亦陈述原告的供货存在质量问题可以推断，在被告拖欠原告货款金额较大的情况下，原告应是每年向被告进行催款，而被告是原告供货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进行推诿，故在原告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催款的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自2010年8月1日起以欠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虽然在购销合同书中双方对结算方式进行了约定，但购销合同书上的款项已履行完毕，对于其余部分的货款支付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原告主张的起算点2010年8月1日均是在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最后一次开票以及被告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之后，故对该起算点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被告的违约情形以及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浙江依莎贝尔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州市三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91946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91946元为基数自2010年8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0元，由原告苏州市三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6616元，被告浙江依莎贝尔服饰有限公司4384元（被告负担的款项原告自愿垫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0×××76）。审 判 长  余琼琼人民陪审员  卢芝华人民陪审员  储元红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顾艺纬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