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5民初23810号原告：郭静帆，女，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遥，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李楠，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李思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沙，女，该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郑宏祎，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健文，男，该支行工作人员。委托涉讼代理人：魏勇，男，该支行工作人员。第三人：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张保国，该分公司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丽，女，该分公司工作人员。原告郭静帆与被告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追加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以下简戴维斯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静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沙，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健文，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丽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相应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被告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路X号X中心XX之一房签订的编号“X”《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2．解除原告、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签订的编号“X”《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合同剩余按揭贷款由被告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偿还；3．被告向原告返还原告就涉案房屋已付的首期购房款415499元，并向原告承担该款项（415499元）自2017年5月X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4．被告向原告返还原告已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偿还的按揭贷款，自2018年5月9日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为32756.43元（其中借款本金为17218.21元，借款利息为15538.22元），实际计至“X”《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被解除之日；5．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36109.44元（其中契税23585.69元；印花税412.8元；综合服务费900元；按揭费1800元；物业维修基金8254.99元；公共事业保证金608.4元；预交的物业管理费547.56元）；6．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被告以公寓的名义向原告推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路X号X中心XX之一房，并对原告宣传涉案房屋的居住功能，具体体现于被告宣传“X中心”所用的海报中在涉案房屋一类的户型中标明“卧室”的字眼；被告宣传“X中心”所用的PPT图片中也标注涉案房屋所在的楼栋为“公寓”（与其他被标注为“办公”的楼栋区分开来）；被告宣传展示“X中心”X的样品房所用的VR视图中所展现的也是配有床、起居空间、沙发、厨房、厕所的房间等等，以上推销宣传内容均符合社会大众对公寓具有居住用途的理解。2017年5月X日，原告在被告的“居住公寓”推销误导之下就涉案房屋与被告签订了《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最终确定的总房价为825499元；商品房用途为“公寓”；原告应于签订该认购书时交付定金50000元；原告应于2017年6月7日前交付房款的20%，即人民币120698元（已扣除定金）；原告应于2017年7月7日前交付房款的20%，即人民币165914元；原告应于2017年9月5日前交付房款的10%，即人民币82957元；原告应于2017年6月7日前申报按揭贷款，按揭额人民币410000元；具体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以被告通知为准。《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了共计415499元的首期购房款。原告就该415499元的实际支付情况为原告于2017年5月X日支付了50000元的购房定金；原告于2017年6月7日支付了120698元的首期款；原告于2017年7月7日支付了165914元的首期款；原告于2018年1月30日上午11:20支付了78,887元的首期款（注：该78,887元系原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前支付的）。原告所交纳的首期款之所以与《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有出入，是因为原告将要支付第三期首期款82957元时，被告向原告表示涉案房屋的面积少了，暂不用支付，待被告确认了涉案房屋的后原告再支付第三期首期款。最终，被告确认涉案房屋少了0.2平方米，故减少收取4,070元的首期款（即82957元-4070元=78887元）。然后被告让原告于2018年1月30日前交清该78887元首期款方可让原告领取《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另外，原告就剩余的410000元购房款于2017年6月3日办理了按揭贷款申请。2018年1月30日，应被告的通知，原告依据《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与被告就涉案房屋签订了编号“X”《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在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该两份合同上并没有被告的盖章（公章）或签名，而被告亦没有就合同内容向原告进行过任何的解释，被告匆匆让原告直接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名后就直接收回一式四份合同原件，亦没有就《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留给原告复印件。2018年3月29日，原告、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就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签订了“X”《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原告就购买涉案房屋向第三人按揭贷款410000元。至2018年10月30日，应被告的通知，原告前往“X中心”对涉案房屋进行收楼，被告才将盖好被告的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交还给原告。此时，原告发现《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载明，涉案房屋的“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办公”（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6页第三条第一款）。原告认为，被告在明知涉案房屋属于办公用房的情况下，隐瞒该房屋性质，将涉案房屋以具有居住用途的公寓的形式向原告推销、宣传，欺骗原告，使原告陷入误解，使原告认为其所购买的涉案房屋系能用于生活居住的公寓，全然不知涉案房屋原来是办公性质的房屋。诱骗原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办完了全部的购房款支付手续。并进一步诱骗原告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而原告在2018年10月30日被通知收楼这天，被第三人戴维斯公司要求签署《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而在该《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的第5页第13条，居然载明，（原告）“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内留宿”，这使原告购买涉案房屋用作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落空。基于以上情况，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存在欺诈，使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除此之外，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还存在显失公平，具体为第一，现时（2018年10月份）“X中心”的写字楼的售价仅为14900元/平方米。而原告却是以购买公寓为目的花费了825499元（单价为20352元/平方米）向被告购买了与写字楼同为办公用房性质的涉案房屋；第二，被告对涉案房屋所在的“X中心”X的房屋均系以公寓的名义进行同等价钱出售。而X的每一层均有16个单元，但每层的16个单元中有12个单元均是“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以涉案房屋所在的第X层为例，第X层的16个单元中只有“XX之一房（即涉案房屋）”、“XX10之一房”、“XX之一房”、“XX10房”为办公性质的房屋。办公性质的房屋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系不同的房屋性质，办公性质的房屋的价值低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但原告却对涉案房屋支付了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同样的对价。这对原告就《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合同造成严重的不公平。基于原、被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存在上述的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依法有权援引合同法第54条请求贵院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而当《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被撤销后，原告已向被告交纳的415499元首期房款及其利息和原告已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偿还的按揭款本金人民币17218.21元、利息15538.22元（共计32756.43元），均应由被告向原告偿还。而由于原告已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就涉案房屋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当《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被撤销之时，原告与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签订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亦应被解除。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尚未收回的贷款本金应由被告进行返还。另外，原告为购买涉案房屋支付了若干杂费36109.44元（其中契税23585.69元;印花税412.8元；综合服务费900元；按揭费1800元；物业维修基金8254.99元；公共事业保证金608.4元；预交的物业管理费547.56元），前述费用均是原告购买涉案房屋所必须支付的费用。而当《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被撤销后，原告亦无法向各方追偿前述36109.44元费用，因此前述36109.44元系被告对原告直接造成的实际损失，故应由被告向原告进行赔偿。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使用欺骗、误导手段销售与事实不符。1.案涉房屋自土地取得到竣备用途始终为“公寓式办公”。2009年3月18日被告以出让方式取得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路X号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佛府南国用（2009）第××号”，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商务金融、科教用地”。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X号）》及佛山市规划局南海分局于2008年11月11日发出的《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桂城80街区D-01、02、03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可知，被告可在上述地块建设“商务金融类：公寓式办公建筑物（Ⅲ类）的建筑面积不大于80000平方米，且房产证用途登记为商业经营用房（公寓式办公建筑用房）。”后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被告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项目被核准名称“X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X”，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为“X”。案涉房屋所在楼栋预售许可证号为“南房预字第××号”，预售证明确显示，3/4/X塔楼部分（6层及以上）为公寓式办公。此外，由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确认的竣工验收备案表（X中心3、4、X）亦显示工程用途为“商业办公室、公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之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200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50504-2009）对公寓式办公楼的解释：由一种或数种平面单元组成，单元内设有办公、会客空间、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房间的办公建筑。原告提及关于被告宣传案涉房屋所用“卧室”、“客厅”及样品房VR视图中配有床、沙发、厨房、厕所等行为均完全符合上述定义。原告所主张其受到开发商广告宣传资料误导后，最终购买的却为不能居住仅能办公使用的案涉房屋，但案涉房屋实际上是符合商住两用功能的，被告自始至终并没有任何欺诈隐瞒行为，既然案涉房屋已具备原告要求的“生活居住”功能，其同时又可用作办公用途，原告现以“购买涉案房屋用作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落空”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显然是不能成立的。2.销售现场公示资料证明被告未对案涉房屋用途有任何隐瞒欺骗行为。案涉房屋所在地块从拿地，立项，报规，报建，施工，竣工，验收整个过程中合法合规。销售现场公示资料（见附件）等文件均明示了该商品房的规划用途是公寓式办公，被告无从隐瞒，也并没有任何如原告诉称的欺骗行为。二、原告以被造成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1.认购书签署前及认购书条款均可证明被告均已充分履行提醒及告知义务；2017年5月，原告来到X中心销售处表达购买公寓意向时，被告的工作人员接待后即充分、详细地向原告介绍及解释该项目各类真实信息，包含所涉房屋用途为公寓式办公。项目销售现场亦按照政府部门要求于显眼位置明确公示“商品房销售公示信息”，原告可在听取销售人员介绍是当面进行一一核查。经协商一致后，被告、原告双方于2017年5月X日签署《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该认购书中第一条双方责任第10款约定“本认购书所列数值计算及内容如有变动，双方同意以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列为准”；第三条“乙方已理解并同意甲方在售楼部公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样板条款，并同意完全按该条款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2.《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签署前及合同条款均可证明被告均已充分履行提醒及告知义务。2018年1月30日，被告、原告双方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前，被告已向原告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其他有关证书和证明文件，并就重大合同事项对原告进行提示。同时，从合同文本角度，被告亦明确告知及要求原告知悉如下信息：（1）《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第3页“说明”要求：买受人应当审慎签订合同，在签订本合同前，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审阅其中具有选择性、补充性、修改性的内容，注意防范潜在的市场风险和交易风险。本合同文本【】中选择内容、空格部位填写内容及其他需要删除或添加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应当协商确定。【】中选择内容，以划√方式选定；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双方当事人不作约定时，应当在空格部位打×，以示删除。（2）附件十三购房须知签订购房合同前应注意的事项要求签订合同前，购房人应认真核实销售现场商品房公示信息并认真了解所购商品房的有关情况。合同签订时注意事项写明购房人在签订认购书、购房合同或补充协议时，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合同一经签定，除合同条款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外，均具有法律效力。（3）《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第十八条明确约定：出卖人针对买受人所购商品房及其所在楼宇、项目做的广告宣传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售楼书、户型册、建筑规划模型、户型模型、宣传单、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网络广告等）仅作为初步介绍项目之用，并非完全确定的信息，不属于影响买受人购买意愿及影响购买价格的因素，仅供买受人购房时参考，并不视为要约之内容，出卖人不因上述广告、宣传资料而承担任务义务，买卖双方所有的权利义务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约定为准。……出卖人展示的样板房、样板房装饰及样板房的家具、家电、电器等仅作为装饰和室内布局的风格效果展示、供买受人购买商品房后装饰装修及布局参考，交楼标准以附件六中约定的内容为准。第二十五条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其附件、补充协议）是由双方根据各自情况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的。双方均认可《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其附件、补充协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公平性。3.《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手签确认版本及双方签署版本充分证明原告已确认并同意购买用途为办公的案涉房屋。2018年1月30日被告对原告重点提示案涉房屋的办公性质不同于住宅、公寓的区别，就案涉房屋用途为办公并且在使用期限、物业管理费收取标准、水电等公用事业费标准、转让税费等各方面均不同于住宅、公寓等情况向对方进行充分的提示和说明。原告对按双方协商一致条件完整版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版本进行手签确认，充分证明原告已完全确认该案涉房屋具有办公性质后仍自愿购买。其后，被告及原告双方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了案涉房屋的出售价格和房屋用途，足以证明原告已经清楚知悉并同意案涉房屋用途并非住宅、公寓而是公寓式办公。另外，即使存在被告对原告有过任何关于房屋用途为公寓的承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审查义务，不应对销售中心公示被告各类证件均明确为办公房型及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这一重大程序中对明示的案涉房屋性质为办公信息熟视无睹，毫无异议，应直接以用途不符个人期望拒签合同即可。4.原告诉称2018年10月30日收楼时才收到合同与事实不符。经核实，2018年2月13日原告收取合同原件交纳契税使用，2018年10月13日原告再次取回已备案的合同原件，以上均有《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上签章及被告提交《佛山?X中心X公寓合同业主、银行、备案签收记录表》确认，再次证明原告已确认并对购买用途为公寓式办公用途的案涉房屋无异议。三、原告以价格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关于房屋性质及价值的理解错误，原告诉称“办公性质的房屋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系不同的房屋性质，办公性质的房屋的价值低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但原告却对案涉房屋支付了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同样的对价。”针对上述说法，可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X号）》第五条——案涉房屋所在地块用途为“批发零售、商务金融兼容科教用地”及佛山市规划局南海分局于2008年11月11日发出的《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桂城80街区D-01、02、03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用地性质为办公用地（兼容商业、培训）。又有“南房预字第××号《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显示，土地使用权证号及用途为“佛富南国用（2009）第X号批发零售、商务金融、科教用地”；备注栏中：（1）3/4/X塔楼部分（6层及以上）为公寓式办公；（2）3/4/X裙楼部分（-1至5层）为批发零售；（3）3/4/X及裙楼其他部分（4层）为科教培训用房。因此，案涉房屋性质及用途“公寓式办公”从未有任何更改，其从属于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项下“一级类编码05商服用地”。至于佛山市房产信息网上显示用途有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与办公区别，是为主管部门登记时前后系统选项差异，被告无权操作及自行变更。但无论登记为“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还是“办公”，因性质及用途一致，并非造成不同房屋单元价格差异之原因。2.案涉房屋合同价格已经政府部门备案并经双方合意确认。首先，案涉房屋售价是经过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发改）价格监督检查所审核的标价，符合新建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的有关规定，符合被告公示的价格，被告未加价也未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其次，合同认购阶段双方对房屋价款就已经协商一致，对所购买房屋的成交单价、成交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原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基于各自真实意思表示而共同签订，该合同自签订时生效，合同中关于价格条款也依法有效，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欺瞒或多收取原告款项的行为。3.案涉房屋的价格符合当时市场价值，如有价格合理变动亦属商业风险。（1）案涉房屋项目坐落于佛山市南海区XXA区，被政府定位为广东金融业后台服务基地和金融商务区，其交通及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原告购房正是基于该项目巨大的投资价值。众所周知，X板块楼价属佛山顶级，均价超2万起，案涉房屋价格是根据合同签订时房屋的地理位置、交通、周边环境、质量、户型等多种因素确定，符合当时市场价值。（2）原告提交现时价格对比材料证明案涉房屋价格显失公平毫无证明力。经核对原告提交证据12“X中心销售网页（2018年10月份）”，该网页上销售均价1.5万/㎡房产明显为写字楼，并非案涉房屋性质为公寓式办公房产。即便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生效后因同项目房屋降价，亦属于原告应当预见的商业风险。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论房价升高还是降低，在签订合同时都应对房价走势有所预估。另外，对房屋进行合理合法范围内调价是出卖方的自主行为，是其经营过程中自行选择的结果，对已成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影响。被告以此认为合同价格对其不公平并主张撤销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符合市场经济交易的规则，也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告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与被告无关。《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合同双方为原告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有关约定均是上述双方合意，被告并未参与其中。关于有“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留宿”，被告经询问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答复为工作人员其提供签约版本错误，有“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留宿”条款的为案涉房屋所在整体项目中写字楼办公建筑签约版本，原告可与物业公司协商删除该条。另外，原告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签署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第二条已明示物业类型为商业、写字楼用途；合同中多次区分写字楼、商铺、公寓式办公不同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原告亦确认收楼并根据公寓式办公的物管费标准缴纳公共事业保证金、三个月物业管理费等，再次证明原告明知及确认购买的是用途为公寓式办公的房产。五、原告要求解除《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等要求不应得到支持。如上述答辩后，原告以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解除《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要求不应得到支持。即使《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因某种原因被撤销或解除，物业维修基金等并非被告收取及公共事业保证金及预交的物业管理费是原告自愿收楼并缴纳，不应由被告赔偿。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被撤销事实及理由。本案系原告个人主观不愿接受房地产市场规律、单方怀有过分期望落空而提起的无谓之诉。六、案涉房屋使用功能未变更，双方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公寓式办公是兼具办公功能和居住功能的特殊物业形态，由于公寓式办公中用于居住功能的设施一般与住宅没有区别，从功能上能满足居住要求。且公寓式办公符合相关安全规范，比如：消防、荷载等方面比住宅楼更严格，从安全角度看，比住宅楼更有保障。案涉房屋公寓式办公不会造成原告无法实现居住功能，更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的实现。现被告交付的房屋符合合同交付条件，故双方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根据合同法55条第2款，具有撤销权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根据原告诉称，其具有合同撤销权，但原告以实际收楼行为，并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签订物管服务协议缴纳物管费行为，已以自己行为承认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完毕。原告以自己的收楼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原告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辩称，本案涉及贷款都是原告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申请的，理应由原告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还款。若出现另案纠纷，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将同意法院判决由第三方代偿。第三人戴维斯公司辩称，原告诉请的前期服务协议内不得留宿是因为第三人戴维斯公司使用了商业综合体前期服务协议统一版本。该版本包含了写字楼、商铺、公寓式办公。其中写字楼和商铺不得留宿；对于公寓式办公，是可以留宿的。原告向第三人戴维斯公司提出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已经在前期服务协议内删除了不得留宿的字眼。已经签的前期服务协议内不得留宿的内容已经全部删除并加盖公章，新的前期服务协议已经全部使用新的版本。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1.被告向原告宣传推销涉案发房屋时所派发的宣传海报打印件1份；2.被告向原告宣传推销涉案发房屋时的PPT打印件1份；3.被告向原告宣传推销涉案发房屋时的样本房VR效果图片打印件1份；证据1-3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销售涉案房屋时是以“公寓”的形式，并对原告宣传涉案房屋的居住功能；4.被告于2017年5月X日与原告签订的《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原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与原告就涉案房屋签订《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时，认购书上只显示涉案房屋的商品房用途为“公寓”，没有体现涉案房屋系“办公”用房；5.POS刷卡单复印件1份、手机查询明细打印件1份、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打印件1组（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山支行业务专用章）,用以证明原告已依《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向被告交纳了购买涉案房屋的定金、首期购房款，共计415499元；6.广东登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原告就涉案发房屋已提交了按揭申请材料的收件证明单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就剩余的410000元购房款于2017年6月3日办理了按揭贷款申请；7.被告于2018年1月30日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原件1份；8.被告于2018年1月30日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原件1份；证据7-8用以证明原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前，原告已向被告交纳清了首期购房款415499元，也办理毕了剩余410000元的按揭申请手续；9.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于2018年3月10日就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与原告签订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原件1份；10.原告就涉案房屋按揭贷款应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还款的还款计划表原件1份；证据9-10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基于《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建立的按揭贷款关系；原告自2018年5月19日至2018年11月19日已向第三人偿还借款本金17218.218元、借款利息15538.22元，合计32756.43元；11.被告就涉案房屋向原告开出的购房发票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付清了涉案发房屋825499元的购房款；12.“X中心”的销售网页（2018年10月份）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X中心的写字楼的售价仅为14900元/平方米。而原告却是以购买公寓为目的花费了825499元（单价为20352元/平方米）向被告购买了与写字楼同为办公用房性质的涉案房屋，严重显失公平；13.“佛山市房产信息网”关于“X中心”X的销控表网页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将涉案房屋以与“商业、金融和信息用房”，同等价钱进行销售，严重显失公平；14.被告就涉案房屋向原告发出的《收楼通知》复件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于2018年10月30日对涉案房屋进行收楼；15.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的第5页第13条载明，原告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内留宿，使原告购买涉案房屋用作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落空，亦印证了被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对原告的欺诈；16.原告向“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就涉案房屋交纳的公共事业保证金的《收款收据》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向“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交纳了608.4元的公共事业保证金，该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17.原告向“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就涉案房屋预交的三个月物业管理费的发票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向第三人戴维斯公司交纳了547.56元的物业管理费，该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18.原告就涉案房屋交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缴款通知书》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交纳了8254.99元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该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19.原告就涉案房屋向“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交纳按揭费的《收款收据》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向“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交纳了1800元的按揭费，该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20.原告就涉案房屋向“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交纳综合服务费的《收款收据》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向“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交纳了900元的综合服务费，该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21.原告就涉案房屋向佛山市南海区地税部门交纳契税及印花税的《税收完税证明》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向佛山市南海区的地税部门交纳了23998.49元的契税及印花税，该两笔款项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22.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被告、第三人企业公示信息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诉讼中，被告举证如下：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X号）》复印件1份、《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桂城80街区D-01、02、03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复印件1份、《国有土地使用证》“佛府南国用(2009)第X号”复印件1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X”复印件1份、X中心规划总平面图复印件1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X”复印件1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X”复印件1份、《预售许可证号》“南房预字第X号”原件1份、竣工验收备案表（X中心3、4、X）原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在整个商品房交易过程中从未隐瞒、欺诈案涉房屋性质，且案涉房屋性质自始至终均为“公寓式办公”；2.商品房销售价格相关信息公示表（3、4、X）案涉房屋页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案涉房屋销售价格符合政府监管要求，并未显失公平；3.销售中心公示资料墙照片打印件1份、销售中心提示墙照片及公示提示资料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销售案涉房屋符合政府监管要求，且从未隐瞒、欺诈案涉房屋性质为“公寓式办公”；4.《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手签确认版本原件1份、《佛山·X中心X公寓合同业主、银行、备案签收记录表》原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知悉案涉房屋性质为“公寓式办公”后仍自愿购买，且从未提出异议；5.《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收楼资料》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接收性质为“公寓式办公”的案涉房屋。诉讼中，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没有提供证据材料。诉讼中，第三人戴维斯公司举证如下：1.《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收楼资料移交清单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不得留宿内容已经删除并加盖公章，原告已经收楼。本院根据案件的审理需要依法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调查取证,后当庭出示了该局《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复函》并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辩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7-8、11、13、14、16-2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4、5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对第三人戴维斯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及两第三人对《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复函》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10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亦认可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的意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的原件，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的原件，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该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认，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郭静帆（买受人、乙方）与被告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卖人、甲方）签订《佛山X中心商品房认购书》（以下简称涉讼认购书），约定：商品房地址位于中国佛山X中心-公寓XX-XA房，商品房用途公寓，朝向为东，建筑面积40.56㎡，套内面积为27.11㎡，优惠认购价829569元，最终价825499元，签订认购书时交付定金50000元，第一期于2017年6月7日前交付房款的20%，即120698元，第二期于2017年7月7日前交付房款的20%，即165914元，第三期于2017年9月5日前交付房款的10%，即82957元；乙方于2017年6月7日前申办按揭贷款，按揭额410000元。2017年5月X日，原告向被告支付40000元；2017年6月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20698元；2017年7月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65914元；2018年1月3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78887元。2017年6月3日，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涉讼房屋按揭费1800元。2018年1月30日，广州X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涉讼房屋综合服务费900元。2018年1月30日，原告郭静帆（买受人）与被告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下简称涉讼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路X号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商务金融、科教用地；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路X号X中心XX之一房（以下简称涉讼房屋），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办公；预测建筑面积40.56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27.11平方米，总价款为825499元；签订合同前，买受人已向出卖人支付定金50000元，该定金于交付首付款时抵作商品房价款；买受人采用商业贷款方式付款，自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0日内支付全部房价款的50.33%，金额415499元，除首期款外，剩余房款金额410000元应于2018年2月4日前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并按照按揭方式付款；商品房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已取得房屋测绘报告；出卖人应当在2018年10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出卖人依法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为戴维斯公司。双方并约定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原告郭静帆（买受人）与被告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讼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商品房的唯一交付条件为出卖人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2018年2月13日，原告就涉讼房屋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8254.99元。2018年3月29日，原告郭静帆（借款人）与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贷款人）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以下简称涉讼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410000元，贷款用途为购买涉讼房屋，放款账户户名为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抵押物为涉讼房屋。原告提供的还款计划显示，本金为410000元，应还款日期为2018年5月至2020年4月每月的9日。2018年6月22日，X中心X（包括塔楼及裙楼和地下室）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2018年9月18日，原告就涉讼房屋缴纳契税23585.69元、印花税412.8元，合共23998.49元。2018年10月24日，被告出具发票，确认收到原告涉讼房屋购房款825499元。2018年10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收楼通知》。同日，原告郭静帆（甲方、业主）与第三人戴维斯公司（乙方、物业服务公司）签订《X中心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涉讼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载明写字楼服务费标准为24元/平方米/月，商场部分服务费标准为32元/平方米/月，公寓式办公楼服务费标准为4.5元/平方米/月，车场服务费标准为地上车位60元/个/月，地下车位150元/个/月。涉讼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第一条【甲方权利义务】第13点约定甲方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利用该物业进行违法或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内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该第13条载明的“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内留宿”内容被横线划掉并加盖第三人戴维斯公司章。2018年10月30日，第三人戴维斯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涉讼房屋公共事业保证金608.4元。同日，第三人戴维斯公司出具发票，确认收到原告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费547.56元。另查明，本院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致函询问涉讼房屋的房屋用途、涉讼房屋所在同一楼层的各个房屋用途是否相同、关于涉讼房屋是否允许人员留宿有无禁止性规定。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作出《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复函》，该复函写明涉讼房屋的建筑功能为公寓式办公用房，涉讼房屋所在同一楼层的建筑功能均相同，根据规划设计条件，该功能用房属于Ⅲ类用房，Ⅲ类用房根据“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指由统一物业管理，根据使用要求，可由一种或数种平面单元组成，单元内设有办公、会客空间和卧室、厨房和厕所等房间的办公用房。2018年11月22日，原告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确认其已接收涉讼房屋。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性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的合同，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1.被告是否存在欺诈手段致原告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首先，被告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的复函写明涉讼房屋的建筑功能为公寓式办公用房，该功能用房属于Ⅲ类用房，Ⅲ类用房根据“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指由统一物业管理，根据使用要求，可由一种或数种平面单元组成，单元内设有办公、会客空间和卧室、厨房和厕所等房间的办公用房。故即使被告在向原告推销宣传涉讼房屋时宣传资料中标明“卧室”、“公寓”字眼并在宣传资料中展示配有床、起居空间、沙发、厨房、厕所的房间，该宣传亦符合涉讼房屋公寓式办公用房的建筑功能，原告提供的证据1-3无法证明被告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其次，原告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涉讼合同载明的房屋规划用途为办公，该合同所载明的房屋用途符合涉讼房屋实际的建筑功能，且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政策文件对公寓式办公用房允许人员留宿有禁止性规定，第三人戴维斯公司亦明确涉讼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不得及不得允许他人在该物业内留宿”并不适用涉讼房屋，涉讼房屋允许留宿，故涉讼房屋与原告所主张的购买涉讼房屋用作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并不相违背，原告认为其合同目的落空、在签订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原告签订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时是否显失公平；佛山市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的复函明确写明涉讼房屋所在同一楼层的建筑功能均相同，原告主张涉讼房屋所在楼层不同单元间存在不同用途的区分无事实依据，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涉讼合同时涉讼房屋的市场价远远低于涉讼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故对原告认为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显失公平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2“X中心”销售网页所显示的房屋为写字楼性质，与涉讼房屋的建筑功能并不相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的合同，原告请求撤销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并基于涉讼合同及涉讼补充协议被撤销而要求解除涉讼贷款合同、被告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偿还剩余按揭款、原告返还首期购房款415499元及支付利息、被告向原告返还已向第三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支付的按揭贷款、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6109.44元的诉请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静帆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122.2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郭静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燕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郑幸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