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民初4318号 原告：杨某1，男，汉族，1974年7月19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杨某2，女，汉族，1969年11月17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杨某1、杨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丽，一般授权。 被告：杨某3，女，汉族，1972年5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杨某4，女，汉族，1968年8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杨某1、杨某2与被告杨某3、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杨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丽，被告杨某4及被告杨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1、杨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继承人户主李秀远名下银行卡（工商银行8万元、建设银行3万元、工资卡农业银行1万元）共计12万元的存款由原、被告四人共同继承，各占四分之一份额；2.依法判决被继承人李秀远的房屋拆迁费1万元、医药费1万元、丧葬费5万元，合计7万元由原被告四人共同继承，各占四分之一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四人系同胞兄弟姐妹，系被继承人李秀远（母亲）与杨怀富（父亲，已于2006年去世）所生育四子女。被继承人李秀远于2018年3月8日去世，身前未留有任何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等相关处理个人合法财产的协议。现查明，被继承人李秀远尚有工商银行8万，建设银行3万，工资卡农业银行1万共计金额12万元的银行存款，以及房屋拆迁费1万元、医药费1万元、丧葬费5万元，合计7万元人民币。现二被告将上述财产占为己有，明确表示不愿意分给二原告，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诉至法院。 被告杨某3、杨某4共同辩称，1.拆迁费因为有遗嘱，与房屋有关的费用由杨某3继承，除遗嘱分配的财产外其他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2.被告没有占用被继承人的财产，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分配的遗产状况不知情，请法院依法查明后依法分配；3.被继承人在住院期间被告杨某3辞职两年照顾被继承人，根据继承法规定，杨某3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4.丧葬费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系由继承人杨某3垫付，故可继承的丧葬费应扣除杨某3垫付的部分费用，医药费不清楚是否有，若法院查明医药费存在且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没有遗嘱就按照法定继承。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秀远（女，汉族，1946年10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01021946××××××××，生前户籍地成都市成华区），于2018年3月10日在成都市殡仪馆遗体火化。被继承人李秀远与杨怀富原系夫妻关系，婚后共同生育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四名子女，杨怀富于2006年12月8日因病死亡。 庭审中，原告杨某1、杨某2称被继承人李秀远于2018年3月8日因病死亡，被告杨某3、杨某4未提出异议。 庭审中，原告杨某1、杨某2称被继承人李秀远的父母先于其死亡。原告杨某1、杨某2，被告杨某3、杨某4共同确认被继承人李秀远的继承人仅本案原、被告四人。 2017年7月24日，被继承人李秀远至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李秀远……受委托人：杨某3……我委托人与受托人是母女关系，位于成华区的不动产是我委托人与儿子杨某1按份共有。现因房屋面临拆迁，我本人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办理相关事宜，特委托杨某3作为我的代理人办理以下事宜：全权代理上述房屋拆迁安置事宜，并特别授权……”。同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对被继承人李秀远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该录音录像过程中被继承人李秀远向公证员陈某我这房子给我女儿个人”。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7）川国公证字第102975号《公证书》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 庭审中，杨某3举出《遗嘱》一份，其上载明“遗嘱人姓名：李秀远……本人李秀远鉴于希望通过遗嘱方式处理本人所有的房屋，故立此遗嘱，如本人去世，对本人所有的部分财产，作如下处理：本人自愿将坐落于成都市成华区，建筑面积为67.93平方米的房屋，其中所有的50%份额赠与给杨某3。若以后此房屋涉及拆迁等事宜，分配给李秀远的安置房以及所有的拆迁款、补偿款、安置费等相关费用都由杨某3一人继承。上述我遗留给杨某3的财产，属于杨某3个人所有……”，尾部“遗嘱人：”处有“李秀远”签名、捺印，并手写日期2017年7月26日。庭审中，原告杨某1、杨某2对该份《遗嘱》质证称“该遗嘱内容文字系机打文字形成，而并非由李秀远本人书写，因此并不叫自书遗嘱，其次李秀远仅在落款处签字，此遗嘱也并非为代书遗嘱，因只有被继承人李秀远自己签名，无其他见证人签字署名，因此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条件，综上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其遗嘱所涉及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予以继承”；被告杨某4对该份《遗嘱》三性均认可。 另查明，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卡号为62×××99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截至2018年3月21日，余额80364.24元；从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5月4日期间，被多次ＡＴＭ机取款，截至2018年5月4日，余额为64.24元。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账号为22×××85的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折，截至2018年3月21日，余额4230.75元。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卡号为62×××9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截至2018年3月8日，余额21887.6元；从2018年3月8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被多次ＡＴＭ机取款以及消费，截至2018年4月12日，余额65.78元。 庭审中，原告杨某1、杨某2，被告杨某3、杨某4均不认可被继承人李秀远的前述两张银行卡及存折由自己持有，并表示均不清楚或不记得银行卡密码。原告杨某1、杨某2认为被继承人李秀远去世后前述两张银行卡及存折由杨某3持有，由其取款，被告杨某3予以否认，被告杨某4称不清楚情况。 庭审中，杨某1、杨某3一致确认由其二人办理被继承人李秀远的后事，其二人家中均有被继承人李秀远的遗物。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身份证明，常住人口登记簿，亲属关系证明，遗体火化证，公证书、授权委托书、视频光盘，遗嘱，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折明细清单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被继承人李秀远的遗产继承纠纷，根据各方所举现有证据及庭审陈述判断，李秀远死亡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当包括且仅有本案当事人原、被告四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关于被继承人李秀远所立的遗嘱是否有效。遗嘱应符合形式要件的目的是确保立遗嘱人所立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杨某3提供了被继承人李秀远的遗嘱，原告杨某1、杨某2对该份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未否认签名捺印系被继承人李秀远本人所为，亦未提供被继承人李秀远的其他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结合被告杨某3举出的视频光盘等证据，在无证据证明该遗嘱存在订立程序或内容明显违法的情况下，应当作为有效遗嘱。被继承人李秀远在该份《遗嘱》中的遗愿应予尊重。 结合原告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关于杨某1、杨某2主张继承的房屋拆迁费1万、医药费1万、丧葬费5万，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处理。被继承人李秀远遗留的银行存款，属于其遗产范围，不属于《遗嘱》处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关于在被继承人李秀远去世后，其名下卡号为62×××99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发生的取款情况（取款额80300元＝80364.24元-64.24元）、其名下卡号为62×××9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发生的取款情况（取款额21821.82元＝21887.6元-65.78元），原、被告四人均不能证实是何人取款，本院对此不予处理。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前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余额64.24元，应由原、被告四人各自继承16.06元（64.24元×1／4）；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前述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余额65.78元，应由原、被告四人各自继承16.44元（65.78元×1／4）；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账号为22×××85的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折的余额4230.75元，应由原、被告四人各自继承1057.68元（4230.75元×1／4）。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卡号为62×××99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64.24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和被告杨某3、杨某4各自继承16.06元； 二、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卡号为62×××9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额65.78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和被告杨某3、杨某4各自继承16.44元； 三、被继承人李秀远名下账号为22×××85的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折余额4230.75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和被告杨某3、杨某4各自继承1057.68元； 四、驳回由原告杨某1、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00元，本院减半收取2050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各自承担512.5元、由被告杨某3、杨某4各自承担51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苑 颖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唐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