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1843号 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法定代表人：范贵茂，总经理。 被告：黄玉宝，男，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被告黄玉宝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启胜信息技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贵茂和被告黄玉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工资60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车补36000元。事实与理由：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的厦劳仲案[2019]0112号裁决书的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裁决要求原告支付被告工资600000元是错误的。被告虽然名义上与原告签订有一份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其是受聘于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胜博通电子公司”），并没有实际为原告做过任何工作，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每月50000元，完全是基于被告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副总经理的单方面要求，并表示高管工资合同里写高些能提升公司形象，有利于其对外融资，实际上公司从未按此执行。公司实际发放的工资表、个人纳税申报上表明：被告和同期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在2017年9月前都是按月工资36000元计算、发放并申报个税，2017年10月在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会议上确定为26000元。 被告虽为公司第二股东，但也应当在被告有正常履职的情况下才能依法享有此项工资待遇。但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可以看出被告明确承诺：“在10天内（即2016年12月31日前）筹齐1600万元。”“2017年1月份把江西赣州和抚州拿下，3月份做一轮增资扩股，估值8亿以上，明年（即2017年）3季度启动并购谈判，估值80亿以上。”“市场和资本运作交给我（被告）。”但实际上被告委托原告法定代表人收购启胜博通电子公司20.5%股权的16000000元并没有按约定时间给付，大大超出了原定计划，承诺的市场开发与资本运作也完全没有实现，虽然被告也付出了努力。另外被告在2017年4月21日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明示不再继续合作，并在2017年8月31日独自成立了“厦门泰山飞熊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与原告相同的业务。因此裁决要求原告按每月5万元支付给被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工资合计600000元是完全错误的。被告最多也只能按照启胜博通电子公司制定的“高管薪酬执行表”，酌情计算其应享有的工资待遇，并且是向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张此项权利。 被告利用二股东身份，不仅长期没有履行劳动职责，更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成立同本公司竞争的公司，并以此要挟公司。直至2017年国庆前后，被告因醉驾被抓。但公司为了维护股东间、管理层间的团结，在被告违法犯罪被抓失联时，在其无法履行任何工作职能时依然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支付被告工资，直至后来被告表示将于2017年12月正式辞职，并承诺退出公司办公室及上交公司车辆时，公司破例同意按规定支付其工资至2018年2月。基于被告没履行其承诺：退回办公室，交回公司车辆，公司无法同意发放其2017年10月-2018年2月的工资。 二、裁决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车补36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从来没有出台过关于车补的相关制度，被告也只是在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在微信中讨论过将来可能采取的车补方案，但原裁决中只是凭着讨论车补方案的微信截图就草率地作出了裁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鉴于被告在2017年8月31日已经独自成立了与原告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其使用的车辆更不应当向原告方主张车补。 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黄玉宝辩称：原告所言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2017年3月1日，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何宜墩以公司名义与本人签订劳动合同，当日与三五互联通信事业部总经理张美文等员工一起签署的正式劳动合同。本人原就职的拓建资本，个人薪资远远超过原告承诺给本人的金额。考虑原告公司的发展，同意将个人薪资下降为50000元每月的标准。自2015年12月，范贵茂通过朋友认识本人后，要求提供融资及市场开拓和资本市场运作进行合作。本人因工作繁忙，间歇性提供一些便利的资讯和政府人脉资源，以及帮公司对商业模式进行优化。2016年年底，范贵茂以申请厦门“双百人才”为由请求本人配合，其无偿赠与个人5%的股权。并要求以我个人的学历、社会影响力参加在厦门市百翔大酒店举办的“双百人才”答辩。自2016年10月起本人就协助范贵茂为公司的发展进行股权融资。后应范贵茂的要求辞去拓建资本执行总裁的工作，全身心协助范贵茂的燃气安全事业做大做强。本人于2017年2月正式辞去拓建资本执行总裁的职务加入到原告公司。 针对诉讼请求，本人要求按照合同及明确的证据材料，支付相应款项。本人要求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每月按照劳动合同约定50000元的工资，每月3000元的车补，以及可提供的差旅费、招待费的票据支付相应款项。本人自3月1日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起，为公司呕心沥血，在公司规范、项目融资、市场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专业的工作。每月50000元的薪资已远远低于个人之前的收入水平。也远低于董秘、政府顾问这种高端人才的标准。所以要求按时支付。车补是对方和本人微信在公司还不够规范，本人还没有正式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就已经沟通协调好的。公司购置两辆新车，除了一部是公司公用，另一部就是公司专门为我工作配置的专车。连车牌号的选择都是经我同意的。本人要求车辆归公司所有，不归我个人，已充分从公司发展、估值等角度为公司考虑，车辆在福建省内不论是泉州、福州等，都有本人驾驶，过路费、油钱等均由本人全额支付，公司未支付一分钱。所以要求每月3000元的车补按原有的约定支付。本人在公司主要负责融资、市场开拓、资本运作，需要接待大量客人，需要前往深圳、上海、珠海、北京等高净值人群及金融市场活跃的地方出差。故请求要求按照实际出差的费用进行报销。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有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工作承诺（微信截屏）、合作终止（微信截屏）、厦门泰山飞熊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查询、黄玉宝名片信息、《2017年10月起高管薪酬执行表》、《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及送达回证、《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等证据。原、被告并作了当庭陈述。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的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日，黄玉宝入职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启胜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劳动合同》，约定黄玉宝从事副总经理岗位，月工资为50000元，工作地点为厦门软件园二期望海路16号。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为黄玉宝缴纳了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之后，未再缴纳，黄玉宝也没有缴纳。 黄玉宝系启胜信息技术公司股东之一。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范贵茂亦为启胜博通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玉宝为启胜博通电子公司的投资人。2017年1月16日，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范致玮”对黄玉宝说“主要是为了工作，首付30%你个人出，车子产权做你个人的，70%的按揭公司付，每月车补3000元，不管够不够不管公用私用，这是一种方案，另一种方案是车子首付按揭全公司来，财产作到公司名下，每月车补额定3000元，不管公用私用反正专用，两种方案都可以，你从资本与公司运营角度称量一下。”黄玉宝说：“范总，公司每月给个人名下车辆支付按揭款在会计上不够规范，公司目前净资产也比较少，个人建议还是放在公司名下。”“范致玮”答：“赞成，就按这思路……你联系车源，用厦门公司做按揭。” 2017年11月2日，启胜博通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会议确认黄玉宝持有的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以人民币4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贵茂（本1.5%的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以内的税费由黄玉宝承担），扣除黄玉宝原受让范贵茂股权尚未支付给范贵茂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5万元后的余额合计人民币355万元……黄玉宝因个人原因逐步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计划2018年2月底从启胜博通电子公司离职，2017年12月底前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工资发放到2018年2月底。”黄玉宝参与了上述会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 2018年12月6日，黄玉宝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1050000元；2.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车补63000元；3.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差旅费100000元；4.补缴2018年3月份至2018年11月份的社会保险费；5.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2019年3月4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19]0112号裁决书，裁决：1.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应当一次性支付给黄玉宝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工资600000元；2.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应当一次性支付给黄玉宝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车补36000元；3.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应为黄玉宝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4.驳回黄玉宝的其它仲裁请求。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对裁决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关于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是否应向黄玉宝支付工资薪金，原告认为黄玉宝未在原告公司履行实际管理职责，故不应当给付报酬。被告认为其在公司主要负责融资、市场开拓、资本运作，为公司做了大量工作，且已经降低个人薪资标准，原告不得拖欠个人工资。本院认为，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黄玉宝签订《劳动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本院据此确认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黄玉宝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黄玉宝是否履行工作职责问题，本院认为，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黄玉宝入职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所从事的工作有涉及该三家公司的均可以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的范围。《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黄玉宝因个人原因逐步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计划2018年2月底从启胜博通电子公司离职，2017年12月底前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工资发放到2018年2月底”可知，黄玉宝在2018年2月前在启胜博通电子公司履行工作职责。结合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在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为黄玉宝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及《福建启胜博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计划2018年2月底从启胜博通电子公司离职……工资发放到2018年2月底”，可以认定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启胜信息技术公司与黄玉宝存在劳动关系，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应支付黄玉宝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工资薪金。关于启胜信息技术公司应向黄玉宝支付工资的金额，原告认为《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每月50000元，但实际上公司从未执行，且个人纳税申报表显示：被告和同期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在2017年9月前均按月工资36000元发放、2017年10月后按26000元发放，故认为原告应支付黄玉宝工资总额并非60000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每月50000元，原告主张应按照同期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标准，其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被告工资标准、工资发放情况，故原告关于应按照同期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标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应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向黄玉宝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工资共计600000元。 关于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是否应向黄玉宝支付车补费用，从黄玉宝与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见，启胜信息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两种购车方案均有“每月车补3000元”，启胜信息技术公司确认已为黄玉宝配备车辆。故关于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车补3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对原仲裁其他裁决事项未提起诉讼，视为对其他裁决结果无异议，且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黄玉宝工资600000元。 三、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黄玉宝车补36000元。 四、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黄玉宝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福建启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詹雪霞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刘 麟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