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湘04行赔初1号 原告：范召新，男196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石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磊，湖南天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芙蓉路1号。 法定代表人：廖义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华，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制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衡阳市高新区解放大道。 法定代表人：欧杏，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平，衡阳市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凉锋，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召新因与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资源规划局”）、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湘04行赔初4号行政裁定。范召新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湘行赔终98号行政裁定，撤销（2018）湘04行赔初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召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磊，被告市资源规划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华、刘鹏，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平、夏凉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召新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38800元（按照89.8㎡×6000元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8年10月18日，原告与衡阳市天河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河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屋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天河公司开发的长胜综合楼604房。后因天河公司管理不善，房屋建成后手续不全无法办理产权登记。2002年，长胜综合楼项目的开发商和承建商与他人存在债务纠纷，无人管理，唐跃晋伪造天河公司和长胜管理处的授权委托书，对外称其是长胜综合楼项目负责人，可以全权处理该综合楼一切事宜。通过虚构、伪造相关职能部门文件和印章，找到高新区管委会为其办理了审批手续，并将长胜综合楼604房登记到第三人陈娅利名下。2006年3月20日，原告向雁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衡阳市房地局于2005年10月20日为陈娅利颁发的长胜综合楼604房房屋所有权证，该院于2006年6月14日作出（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尔后唐跃晋又与戴少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戴少兰，后604房被顺利过户到戴少兰名下。2018年2月5日，原告向二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市资源规划局在收到行政赔偿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予书面答复，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在收到行政赔偿申请后，于2018年4月28日向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综上所述，二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造成原告依法所购604房无法落户，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均应由二被告负责赔偿。 原告范召新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衡阳市商品房屋购销合同》及收据一份，拟证明原告于1998年10月18日购买了衡阳市高新区长胜综合楼604室并支付了购房款40000元，余款在交房时一次性付清，即原告系该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 证据二、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04）雁民一初字第546号民事调解书、关于办理高新区长胜管理处综合楼相关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的通知各一份，拟证明2004年11月23日，原告就通过法院调解生效，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亦依法向衡阳市房产管理局送达了相关文书，即衡阳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对该房屋系原告所有的事实已知晓等事实； 证据三、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三张，拟证明原告原所购买的高新区长胜综合楼603室实际是现在为长胜综合楼604室等事实； 证据四、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0）雁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衡中法民监字第2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长胜综合楼604房实际购买人即所有权人，2005年10月原衡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将该房屋的产权办至陈娅利名下，并颁发了00207519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权并办理相关产权证，经一审、二审、再审，贵院在查明陈娅利无权取得该房屋及办理产权证过程中等违法事实后，仍认定陈娅利与戴少兰签订的合同有效，最终将该房屋改判给戴少兰所有等事实； 证据五、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2）衡蒸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和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衡中法刑二终字第47号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1、唐跃晋无权处分高新区长胜综合楼；2、陈娅利是从唐跃晋的手中购买的长胜综合楼604室，故其根本不享有该房屋产权也无权处分；3、高新区管委会和产权处在办理长胜综合楼产权中存在违法行为； 证据六、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8号行政判决书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终488号行政裁定书一份，拟证明：2015年，原告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和市住建局违法并撤销陈娅利的产权证在一审判决得到支持后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重复起诉驳回，亦证实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有效，其确认了衡阳市房管局颁证违法及应撤销为陈娅利办理的00207519号房屋所有权证等事实； 证据七、高新区管委会为长胜综合楼办理产权出具的文件一份，拟证明高新区管委会在长胜综合楼办理产权中存在过错； 证据八、衡阳市不动产信息查询档案一份，拟证明：2017年4月份，戴少兰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并凭借着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长胜综合楼604室登记到自身名下，2017年10月15日又将该房屋卖给了周素琴，即原告合法购买的该房屋被他人非法处分，已无法取得该房屋产权，严重遭受了经济损失； 证据九、行政赔偿申请书两份、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2月5日向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和高新区管委会申请行政赔偿，但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在法定规定时间内未予书面答复，而高新区管委会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高新区行赔字［2018］2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不符合事实等。 市资源规划局答辩称：一、范召新从未取得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的所有权。由于天河公司未获得预售许可证，无法为范召新办理房屋产权证，（2004）雁民一初字第546号民事调解书又被法院依法撤销。后范召新在与戴少兰的房屋权属纠纷一案中，被市中院确定戴少兰是房屋所有权人。故范召新从未取得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的所有权；二、我局的房屋登记行为未侵犯范召新的利益。尽管（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市产权处为陈娅利颁发的编号为衡房权证高新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是，陈娅利的产权证被撤销的理由是因为市产权处未查明6××号房屋权属的情形下颁发了该证。而范召新从未获得6××号房屋的所有权，故我局的颁证行为并未侵犯范召新的利益。并且，范召新就此行政行为申请行政赔偿也过了申请期限。请求法院驳回范召新的诉请。 被告市资源规划局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商品房屋购销合同》，拟证明该合同被市中院已生效的（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无效合同，范召新不能依据该合同要求天河公司为其办理6××号房屋产权证。 证据二、（2004）雁民一初字第546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雁峰区法院（2007）雁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该份调解书。市产权处为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颁证行为不会侵犯范召新的权利。 证据三、（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尽管市产权处颁发的编号为衡房权证高新区第00207519号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但是市产权处的颁证行为并未侵犯范召新的利益。 证据四、（2010）雁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份民事判决书被市中院（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撤销。 证据五、（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判决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归戴少兰所有；范召新与天河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证据六、（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范召新不服市住建局为长胜综合楼6××号房颁证行为，向市中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 证据七、（2016）湘行终488号文书，拟证明省高院撤销了（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58号行政判决书。 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二、高新区管委会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长胜管理处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不属于被告下属单位；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行为违法；四、原告没有取得产权证或者合同没有履行，是由第三人造成的，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没有任何关系；五、原告请求赔偿53.88万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 证据一：衡开委发［1996］07号文件，拟证明长胜管理处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不属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单位。 经庭审质证，被告市资源规划局对原告范召新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二、四、五、六由于都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调解的是603号房屋，该图纸显示的是6××号房，603与604是两套房屋，合同中约定的面积户型均不相同；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当时房屋是集体土地，是按历史遗留问题拆迁办理，出具相关文件；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九、市资源规划局并未收到赔偿申请书，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对原告范召新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六、九同意被告市资源规划局的意见。对证据七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长胜管理处并非高新区管委会的下属机构，而是村委会，其出具的证明与高新区管委会无关，且该证明系唐跃进伪造的，所有其真实性、合法性都有问题；证据八、该份证据与高新区管委会无关，不予质证。 原告范召新对被告市资源规划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二至七均是人民法院裁判书或生效的文书，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原告范召新对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长胜管理处是高新区管委会的下属机构。 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四、五、六、八被告市资源规划局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七被告市资源规划局与高新区管委会均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市资源规划局提交的全部证据与原告范召新提交的证据相同，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8年10月18日，原告与天河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屋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天河公司开发的长胜综合楼604房。后因天河公司管理不善，房屋建成后手续不全无法办理产权登记。2005年，唐跃晋伪造天河公司和长胜管理处的授权委托书，通过虚构、伪造相关职能部门文件和印章，找到高新区管委会为其办理了审批手续，并将长胜综合楼604房登记到第三人陈娅利名下。2006年3月20日，原告向雁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衡阳市房地局于2005年10月20日为陈娅利颁发的长胜综合楼604房房屋所有权证，该院于2006年6月14日作出（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7月13日，陈娅利将位于长胜管理处综合楼6××号房屋转卖给戴少兰。2009年3月4日，范召新以长胜管理处、毛旺省、贺遵东为被告，向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位于长胜管理处综合楼604房屋归范召新所有。该案唐跃晋、陈娅利、戴少兰为第三人，本院于2011年4月20日对该案作出生效的（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认定毛旺省代表天河公司与范召新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并判决长胜管理处综合楼604房屋归戴少兰所有。2018年2月5日，原告向二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市资源规划局在收到行政赔偿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予书面答复，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在收到行政赔偿申请后，于2018年4月28日向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赔偿原告损失5388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范召新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二、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市资源规划局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三、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一、关于原告范召新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范召新于1998年10月18日与天河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原告购买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并交纳了购房款。但因唐跃进采取伪造天河公司的委托等手段，假借以拆迁赔偿的方式，于2005年将长胜综合楼6××号房屋的产权办理在第三人陈娅利的名下。范召新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认为该行政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其原告主体适格。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市资源规划局辩称范召新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市资源规划局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范召新债权的损害后果产生于两种各自独立的侵权行为。一是案外人唐跃晋为第三人陈娅利伪造证明使第三人陈娅利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的欺诈行为。如果没有唐跃晋的欺诈，范召新可以持人民法院调解书进行房屋登记，取得不动产权属；二是原市房产局对涉案6××号房的登记行为，也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其颁证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可以认定原市房产局的疏忽也是导致造成范召新遭受财产损失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范召新的债权受到损害，有权要求市资源规划局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市资源规划局作为继续行使原市房产局职权的行政机关，应承担原市房产局的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关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原告范召新不存在过错，本院确定原市房产局承担全部责任。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因未在本案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 原告范召新提出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38800元（按照89.8㎡×6000元计算），但并未提交任何法律依据或司法鉴定报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损失金额问题，由于原、被告皆未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应当自原告范召新交纳购房款之日起计算其损失，即其交纳的购房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8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市资源规划局未尽到注意审查义务，已被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在（2006）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加之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赔终98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市房管局颁证给陈娅利的行为与范召新有利害关系，这是上级法院对本案处理的指导性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四）项、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赔偿原告范召新经济损失购房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从1998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范召新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金钱义务，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衡阳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 雪 审 判 员  罗曙梅 审 判 员  尹运健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法官助理  陈 智 书 记 员  陈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