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34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生，男，195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福林，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正定县。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素华，河北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市场。 法定代表人：王娟，执行董事、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风林，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北外环路肖家营村北。 法定代表人：杨桂芝，执行董事。 上诉人赵明生、赵福林、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御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鹿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6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明生、赵福林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被上诉人承担2010年8月5日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的义务，具体包括：第一，由上诉人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生时间：为上诉人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第二，经营到期后上述车辆过户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专线；第三，期间上诉人转让承包经营权提前告知被上诉人荣御公司后，被上诉人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第四，承包经营收入由被上诉人荣御公司给付上诉人。3、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营损失743615.6元（自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13日止）以及自2018年7月14日起至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经营收入之日止的全部损失。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0年8月15日上诉人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上诉人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专线冀Ａ×××××号车，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上诉人一直经营该路线，后将该车调入飞鹿公司，2014年被上诉人荣御公司与第三人分立后，该车被调入荣御公司经营，截止到2017年7月13日被上诉人荣御公司与上诉人未结算金额为476864元，正是该款项未结算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支付司机、售票员工资及车辆运营维护保养费用，直接导致了上诉人资金链断裂，造成了上诉人停运的后果，因此，被上诉人对停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2010年8月15日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后，约定成立新公司后，上诉人经营的冀Ａ×××××号车调入新成立的公司，2010年12月3日飞鹿公司成立并在上述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并将该车调入飞鹿公司营运，被上诉人与飞鹿公司分立后，该车调入被上诉人处营运，被上诉人应当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应当由甲方承担的义务。 荣御公司辩称，一、荣御公司向赵福林、赵明生支付票款47万多，认定事实不清，这笔票款与我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并且把车转到他们指定的单位或者地方，对这个诉讼请求我们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荣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查明被上诉人在2010年8月15日与王志峰个人签订的《协议书》一致延续履行到2017年7月13日，并认定诉争的冀Ａ×××××号车所有权一直归被上诉人所有，基于这个理由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其营运票款47686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冀Ａ×××××号车从2009年7月1日初始登记时，所有人是石家庄运输总公司，该车于2011年1月17日转移登记在飞鹿公司，获得方式为购买。并在车管所办理该车所有权变更登记，2015年1月12日，该车由荣御公司购买并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同时该车均在河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了《道路旅客经营许可证》，对于以上事实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对其该车所有权变更登记情节和该车在以上三个公司办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均无异议，证明办理该车两次转移变更手续他们是明知的、认可的。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诉求该车是他们出资购买的，那么对该车的两次所有权转移，他们为什么不提出异议？2、被上诉人称冀Ａ×××××号车是他们出资购买的，但并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3、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营运票款47686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依据2014年1月至11月期间飞鹿公司的《客运票据结算单》13张，2017年3月至7月飞鹿公司的《客运票据结算单》8张，均为空白票据，个人填写的数据，无开票单位公章及负责人签字，属于无效票据。又依据2010年8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该车自2015年1月12日由上诉人从飞鹿公司购买后，车辆由上诉人负责经营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任何经营承包协议。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证实该车是荣御公司石家庄至廊坊的班车，返程票款结算时只对荣御公司财务，所以2017年以前的票款应当与飞鹿公司无关。另外，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6月12日出具的《证明》，此证明只是证明飞鹿公司的冀Ａ×××××号车2014年底之前在该公司的滞留款，在荣御公司成立后陆续结算至上诉人账户，那么具体转了多少，该款应当先与谁结算，应当依据说明手续和单据结算转付，一审都未查明，直接依据所谓《飞鹿公司客运票款结算单》即白条票据，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营运票款，明显理据不足。 赵明生、赵福林辩称，一、赵明生、赵福林与河北荣御公司是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荣御公司应当履行2010年8月15日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由赵明生赵福林长期承包石家庄市廊坊冀Ａ-×××××号车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收入由荣御公司及时给付赵明生、赵福林经营，到期后上述车辆过户为赵明生。赵明生、赵福林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赵明生、赵福林转让承包经营权提前告知荣御公司，荣御公司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二、荣御公司仍欠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款476864元。三、荣御公司欠付我方承包经营款导致我方无法继续支付司机、售票员等人员工资以及车辆保养费用，从而无法继续经营该车，于2017年7月停运，故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13日的损失应当由荣御公司赔偿。 赵明生、赵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荣御公司承担2010年8月5日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的义务，具体包括：一、由原告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二、经营到期后，上述车辆过户给原告，再由原告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三、期间原告转让承包经营权。提前告知被告荣御公司后，被告荣御公司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四、承包经营收入由被告荣御公司给付原告；2、依法判令被告荣御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承包经营收入共计476864.65元；3、依法判令被告荣御公司赔偿原告的经营损失743615.6元（自2017年7月13日起至2018年7月13日止，以停运前四个月的平均经营收益81716元＊13个月＊0.7）以及自2018年7月14日起至被告支付拖欠的全部经营收入之日止的损失；4、诉讼费用由被告荣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5日，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甲方）与赵明生、赵福林（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石家庄运输总公司所属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上午石家庄早7：50，下午廊坊14：00。甲方将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独立出来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客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将冀Ａ×××××号车以及所运营线路，调入新公司经营，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承诺该班车由乙方长期经营。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入股或参与，因冀Ａ×××××号车为乙方购买，经营到期后过户给乙方，再由乙方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在此期间，乙方转让其经营权，提前告知甲方，甲方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二、乙方调入新公司后，每月的缴费基数为4500元人民币，当月石家庄站的票提按15%提取，其他费用不再收取。该车的运营成本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必须每月按时足额向甲方缴纳以上费用。三、乙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各项运输规章制度，遵守甲方及新公司的各项管理规定，维护甲方及新公司的企业信誉。乙方应提供给甲方办理新公司所需该车的材料及其他手续。四、该协议为过渡协议，新公司成立后与乙方签订正式的承包经营合同，新合同中涉及以上三条的以本协议为准。2011年9月27日飞鹿公司与赵明生、高更仁、王兴中等人签订《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显示冀Ａ×××××号车在飞鹿公司名下经营，由二原告合伙承包经营。道路运输证显示，冀Ａ×××××号车2016年业户名称为被告。机动车行驶证显示，冀Ａ×××××号车2015年所有人为被告。原告出示票据，经计算，至2017年7月13日停运之前，欠付票款金额为476864元。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6月12日出具证明称2014年前包括冀Ａ×××××四部车因客运公司自身矛盾在该公司滞留款项在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成立后陆续结算至荣御公司帐户。该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出具证明称冀Ａ×××××号班车2017年以前的票款已给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结清并将票款打入财条公司账户。另查明，荣御公司2014年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中，载明冀Ａ×××××号车属其现有营运客车。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付款主体问题，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载明票款均已打入荣御公司账户，且荣御公司认可冀Ａ×××××号车属该公司现有营运客车，故原告要求荣御公司支付票款，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停运经营损失，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剥夺了冀Ａ×××××号车的营运权，《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也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应当向公众提供连续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转让班线运输”，故对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应否承担2010年8月5日《协议书》义务的问题，原告主张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但在被告接收冀Ａ×××××号车后至原告停运前，原告一直在承包经营冀Ａ×××××号车，区间、时间、运营线路均未发生变化，故原告该项主张无需再行确认；关于《协议书》约定的其他义务，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本案亦不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收入47686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84元，由原告负担9628元，由被告负担615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明生、赵福林是否与荣御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荣御公司是否应当给付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收入和经营损失。 赵明生、赵福林在2010年8月15日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经理王志峰签订协议书，明确由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的石家庄运输总公司所属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调入新公司，并承诺该班车由该二人长期经营。后飞鹿公司加盖其公章对该协议进行了追认。在2011年9月27日赵明生、杨桂芝等6人签订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冀Ａ×××××号车由赵明生、赵福林合伙承包经营，统一接受飞鹿公司管理。赵明生、赵福林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公证书一份，证实飞鹿公司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将飞鹿公司名下车辆进行分割，杨桂芝负责将本案所涉冀Ａ×××××号车过户至其成立的新公司。赵明生、赵福林称杨桂芝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组建了荣御公司，冀Ａ×××××号车亦被调入荣御公司经营。但根据荣御公司《企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其公司股东为王娟、王宗强（后变更为贾四辈），法定代表人为王娟，赵明生、赵福林未提供证据证明荣御公司的设立与杨桂芝有关。同时查明，飞鹿公司至今仍然注册经营，法定代表人是杨桂芝，该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飞鹿公司和杨桂芝有参与组建、经营荣御公司的行为，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不能作为荣御公司向其二人支付票款的依据。尽管冀Ａ×××××号车现属于荣御公司营运客车，但根据荣御公司出具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可以证实，该车于2015年1月12日转移登记在荣御公司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 因此本院认为在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没有直接挂靠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又无法证实荣御公司是杨桂芝组建设立、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依据其提交的飞鹿公司的客运结算单，向荣御公司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赵明生、赵福林可另行向飞鹿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604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赵明生、赵福林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7352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赵明生、赵福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 玉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薛凯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