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民终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东门小街东胜小区院内。法定代表人：高云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家芳，上海瀚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锦屏镇石缸坝新城区。负责人：陆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振，云南旭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金，云南旭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官坡寺街**。法定代表人：李华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振，云南旭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金，云南旭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陆良一建）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吉大丘北分公司）、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6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良一建的法定代表人高云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家芳，被上诉人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振、王爱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良一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唐国生不是案涉施工合同的履约主体。吉大公司在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第324号判决书中答辩承认陆良一建为建设施工方，并否认了唐国生为分包人，且承认工程款结算主体为陆良一建，故唐国生的行为对陆良一建不构成表见代理。2.2015年5月20日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表示:自该日起，剩余工程款转到陆良一建的对公账户，故此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梅德华等汇款的行为均属于无效支付行为，陆良一建概不认可。3.一审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李海昆支付650万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陆良一建并未欠李海昆任何钱款300万元，吉大丘北分公司记载的付款用途为劳务费，而非代还欠款，二者并不存在关联性。委托付款承诺书上加盖的是陆良一建项目部的印章，不具有对外偿还欠款的法律效力，否则应当使用陆良一建的公司公章，该扣付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不对陆良一建产生法律拘束力。欠条载明的欠款人为唐国生，而非陆良一建。欠条记载金额3,226,700元，与还款金额350万元不一致，而且扣付款项用途为业务往来款，与两张欠条所记载的欠款性质不一致，二者不具有关联性。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共同辩称，1.唐国生挂靠陆良一建承包工程，已是丘北县人民法院在（2017）云2626民初第324、1065、1066号等多份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案涉施工合同签订时，唐国生作为陆良一建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履行过程中，施工与结算由唐国生负责，并且陆良一建在一审中认可的向案外人雷泽勇、龙形银支付的工程款也是依据加盖项目部印章并签字的相关协议进行支付的，加之陆良一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其刻制项目部印章给唐国生使用；故一审认定唐国生行为对陆良一建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2.陆良一建对2015年5月20日《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没有作出明确意思表示，该说明中也写明之前是依据项目部委托进行付款，之后的实际履行中，项目部依然向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相关付款委托书，被告根据之前出具付款委托书的交易习惯向案外人付款。一审陆良一建认可的三笔付款也均在之后以委托付款的方式向案外人支付。事实上委托付款才是双方从始至终的付款方式，吉大丘北分公司依据委托向案外人付款行为合法有效。3.2015年9月23日依据加盖项目部并有唐国生，唐春艳签字的《委托付款承诺书》，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李海昆支付工程款300万元。2016年5月10日依据加盖项目部并有唐国生签字的《欠条》两份，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李海昆支付工程款350万元。二笔汇款凭证记载用途仅为方便公司完成财务处理，款项的支付与《欠条》中的表述能够相互印证。陆良一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向陆良一建支付工程款12,830,898.95元；2.判决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向陆良一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845,626.55元（以12,830,898.95元为本金，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作出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6月12日）；3.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等全部由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如下：吉大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吉大丘北分公司是吉大公司设立并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吉大公司与吉大丘北分公司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吉大丘北分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2014年5月5日，陆良一建成为吉大丘北分公司“丘北县吉大观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中标人，双方于2014年5月8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陆良一建的法定代表人高云海在该合同中签字，该合同中陆良一建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为唐国生。合同约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将丘北吉大观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发包给陆良一建进行施工建设，包工包料，由陆良一建总承包，建筑面积57545.6㎡，合同价款64，890，941.4元。合同对双方一般权利义务、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质量与检验、安全施工、合同价款与支付、竣工验收与结算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合同专项条款对工程款（进度款）支付方式和时间作了约定，即“第一次付款为主体结构完成后付总款的60%，第二次付款为所有砌体完成后付至总款的75%，第三次付款为内外墙粉刷、装饰、水电预埋、门窗制安完、拆除外架后付至总款的85%，第四次付款为竣工验收后七个工作日内付至总款的90%，竣工验收后48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并审定，审定后七个工作日内付至总款的97%，其余的3%为保修金，等保修期全部到期一次性支付”。但合同对工程款支付的入账账户、对象没有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陆良一建按合同约定进行了施工，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已交付投入实际使用。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工程价款支付，陆良一建项目部要求吉大丘北分公司将款项转到案外人梅德华个人账户上，截止2015年5月20日，吉大丘北分公司已支付工程款48,899,000.00元，陆良一建认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为陆良一建垫付丘北县人民法院案件执行款1,062,596.05元，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建安税1,859,687.17元、工程保修金1,983,000元。2015年5月20日，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陆良一建出具《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明确“自今日起，剩余工程款15,991,941.00元转到贵公司对公账户，贵公司配合出具2015年5月20日前已支付工程款的收款委托书”。之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分别向案外人梅德华、唐春艳、李海昆、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李俊跃、雷泽勇、龙形银、唐国生、张云支付工程款，具体支付情况：2015年5月20日之后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向梅德华支付2,061,739元；2015年8月7日起至2015年11月5日止向唐春艳支付2,800,000元；2015年9月23日、2016年5月10日向李海昆支付6,500,000元；2015年12月30日、2016年3月2日向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580,000元；2016年1月7日向李俊跃支付600,000元；2016年1月25日向雷泽勇支付100,000元；2016年1月20日向龙形银支付153,280元；2016年3月4日向唐国生支付60,000元；2017年2月23日向张云支付300,000元。针对上述付款，陆良一建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雷泽勇支付工程款100,000元，龙形银153,280元，张云3**,000元外，其余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均不认可。2016年11月25日，陆良一建与吉大丘北分公司双方完成工程结算审核工作，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工程最终结算款为66，100,000.00元。生效的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1065号、1066号民事判决即骆昆贤、李天东与吉大丘北分公司、陆良一建、唐国生、高洪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件案件，查明：唐国生挂靠陆良一建，并以陆良一建的名义与吉大丘北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丘北吉大观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合同签订后，陆良一建成立了该工程项目部，由唐国生具体负责施工。本案在庭审中，陆良一建认可刻制了一枚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印章交由唐国生管理使用。一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吉大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即是否系适格被告？2.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吉大丘北分公司在支付本案所涉工程款后期余款中的付款行为是否违约，履行是否适当？陆良一建项目部委托付款的法律效力，即是否对陆良一建具有拘束力？3.本案工程款尚欠数额及利息如何确定，如何支付即承担责任主体？一、关于吉大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即是否系适格被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该条规定明确了分公司民事责任的归属，分公司虽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具备了经营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但一般要求在公司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结合本案，吉大丘北分公司是吉大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设立该分公司的法人吉大公司应与其成为共同诉讼主体。因此，本案中，吉大公司作为吉大分公司的总公司，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被告是否按照双方约定全面履行了付款义务，主要指吉大丘北分公司在支付本案所涉工程款后期余款中的付款行为是否违约，履行是否适当，陆良一建项目部委托付款的法律效力，即是否对陆良一建具有拘束力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工程款经过双方结算、协商，最终结算款为66,100,000.00元，已支付48,899,000.00元，双方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为陆良一建垫付丘北县人民法院案件执行款1,062,596.05元，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建安税1,859,687.17元、工程保修金1,983,000元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争议的是2015年5月20日之后的付款问题，主要针对吉大丘北分公司分别向案外人梅德华、唐春艳、李海昆、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李俊跃、雷泽勇、龙形银、唐国生、张云支付工程款行为的效力问题，陆良一建项目部委托付款的行为是否对陆良一建具有拘束力的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陆良一建主张吉大丘北分公司违反约定付款的依据是《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该付款说明是吉大分公司出具，载明2015年5月20日之日起，剩余工程款转到陆良一建对公账户。吉大丘北分公司认可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表述“剩余工程款转到陆良一建对公账户”的内容属于吉大丘北分公司发出的要约，陆良一建对该表述没有作出承诺，而是通过继续向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要求将工程款项支付给其他人，以行为方式对吉大丘北分公司发出的要约即付款方式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后期付款方式问题，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付款说明提出剩余工程款转到陆良一建对公账户，但陆良一建没有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之后，在实际履行中，陆良一建项目部仍然向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相关付款委托书、委托代付协议等材料，吉大丘北分公司根据之前出具收款委托书的交易习惯，又向案外人梅德华等人付款。2015年5月20日之后的付款，部分是陆良一建项目部唐国生要求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付款，对此后期付款效力问题，即唐国生委托付款的行为是否对陆良一建具有拘束力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唐国生委托付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对陆良一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所谓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作了明确规定，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规定，与其他无代理权人签订合同的效力确认方式不同，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不需要被代理人追认合同效力，而直接对被代理人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结合本案，根据生效判决（2017）云2626民初1065号、1066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唐国生与陆良一建是挂靠关系，唐国生以陆良一建名义承建丘北吉大观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即唐国生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唐国生作为陆良一建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履行过程中，工程的施工、管理及工程款的前期支付，主要是唐国生负责，并且相关的工程签证、结算等，均是唐国生以陆良一建或其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名义与吉大丘北分公司签字、盖章，陆良一建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的印章由唐国生管理使用，陆良一建是认可的。而且，陆良一建认可的款项即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雷泽勇、龙形银、张云支付的工程款，也是其项目部代表陆良一建在相关的代付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综上，作为相对人吉大丘北分公司有理由相信唐国生有代理权即有权代表陆良一建，唐国生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委托付款行为直接对陆良一建产生法律效力，具有拘束力。虽然唐国生委托付款行为对陆良一建有效，这是基础，但还应考虑例外情形，即还应结合付款方吉大丘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1.2015年5月20日之后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向梅德华支付2,061,739元，吉大丘北分公司主张向案外人梅德华付款的凭据是陆良一建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和双方签字盖章的工程签证单、工程款支付报审表等，该付款委托书于2014年9月1日出具，载明的内容是“梅德华代理收款期限是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止，自2015年5月30日止，陆良一建终止梅德华委托收款人资格”。但是，吉大丘北分公司仍然于2015年5月30日之后向梅德华支付561,739元（2015年5月20日以后总付款2,061,739元扣除2015年5月22日付款1,500,000元）不在委托付款期限内。吉大丘北分公司主张虽然不在委托付款期限内，但有陆良一建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签字和盖章的工程签证单、工程款支付报审表等为据。经审查，这些资料只能证明双方确认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数额，并不能证明确认的工程款应向案外人梅德华支付。因此，吉大丘北分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之后向案外人梅德华支付561,739元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约定，属于吉大丘北分公司擅自付款行为，对陆良一建不具有拘束力，其行为后果由吉大丘北分公司自行承担。但委托付款期限内支付的1,500,000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2.2015年8月7日起至2015年11月5日止向唐春艳支付2,800,000元，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唐春艳付款的凭据是陆良一建出具的一份委托书，但该委托书是一份复印件，陆良一建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称原件已遗失无法提交，一审法院对该份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系陆良一建出具无法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唐春艳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与本案相关联不予认定。因此，吉大丘北分公司向唐春艳支付2,800,000元的行为对陆良一建不具有法律效力。3.2015年9月23日、2016年5月10日向李海昆支付6，500,000元，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李海昆付款的凭据是陆良一建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唐国生出具的一份委托付款承诺书、两份欠条，其中吉大丘北分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转账3,000,000元到李海昆个人账户，转账金额与委托付款承诺书一致，客观真实，并且唐国生出具了收到3,000,000元的收条给吉大丘北分公司，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笔3,000,000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另外一笔即2016年5月10日转账3,500,000元到李海昆账户，两份《欠条》是陆良一建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唐国生与吉大丘北分公司签字、盖章确认，载明唐国生欠李海昆的欠款本息总计3,226,700元，由吉大丘北分公司从承建吉大观庭项目工程款中扣除支付给案外人李海昆。吉大丘北分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转账支付李海昆个人账户3,500,000元是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为据，超过欠条约定本息金额支付，因《欠条》确定出具之日起的利息另行计算，欠款偿还时间是2015年12月30日，但吉大丘北分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才支付，期间产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吉大丘北分公司称多付部分是利息的理由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认定该笔3，500,000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综上，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上述款项6,500,000元是基于唐国生的委托授权而支付，唐国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4.2015年12月30日、2016年3月2日向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580,000元，其中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款项500,000元的凭据《监督代付协议》是复印件，陆良一建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称原件已遗失无法提交，一审法院对该份监督代付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系陆良一建出具无法认定。并且支付80,000元的凭据《委托代付协议》是案外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他人签订，与本案无关联。故此，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款项580,000元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联。吉大丘北分公司主张有收款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收条原件、转账凭证原件及该公司情况说明和栾海龙情况说明为据，虽然从上述证据反映的内容来看，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580,000元是事实，有银行转账凭据，但却不能证明其支付行为受陆良一建或其项目部唐国生指示、授权委托支付，没有陆良一建一方代表的签字、盖章，支付的款项是否与本案所涉工程款有关联，即应否从本案工程款中扣付的情况不清楚，因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580,000元的行为对陆良一建不具有法律效力。5.2016年1月7日向李俊跃支付600,000元，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李俊跃付款的凭据是陆良一建出具的一份委托付款承诺书，盖有陆良一建印章，唐国生签字捺印。虽然陆良一建对“委托付款承诺书”有异议，但没有证据否定该委托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又书面申请撤回的行为，属于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吉大丘北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到李俊跃个人账户，转账金额与委托付款承诺书一致，客观真实，并且唐国生出具了收到600,000元的收条给吉大丘北分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该笔600,000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6.2016年3月4日向唐国生支付60,000元，如前所述，唐国生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吉大丘北分公司直接向唐国生本人支付款项的行为对陆良一建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予以认定。7.2016年1月25日向雷泽勇支付100,000元、2016年1月20日向龙形银支付153,280元、2017年2月23日向张云支付300,000元，因陆良一建认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中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的是梅德华1,500,000元、李海昆6,500，000、李俊跃600,000元、唐国生60,000元，共计8,660,000元；对陆良一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是梅德华561,739元、唐春艳2,800,000元、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580,000元，共计3,941,739元；陆良一建自己认可的款项雷泽勇100,000元、龙形银153,280元、张云3**,000元，共计553,280元。三、关于本案工程款尚欠数额及利息如何确定，如何支付即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1.本案工程款尚欠数额及利息的确定。综合以上分析认定，本案所涉工程最终结算款为66,1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陆良一建支付工程款的金额为：1.双方认可部分：截止2015年5月20日止已支付48,899,000.00元，垫付丘北县人民法院案件执行款1,062,596.05元，代为缴纳建安税款1,859,687.17元，工程保修金1,983,000元，共计53,804,283.22元。2.一审法院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支付款项的行为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的数额为：梅德华1,500,000元、李海昆6,500,000元、李俊跃600,000元、唐国生60,000元，共计8,660,000元。3.陆良一建认可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支付款项的数额：雷泽勇100,000元、龙形银153,280元、张云3**,000元，共计553,280元。以上款项总计63,017,563.22元，尚欠66，100,000.00元-63,017,563.22元=3,082,436.78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利息问题，工程价款应否支付利息，合同双方未作明确约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根据该条的规定，未明确约定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建设施工合同一方主张支付工程价款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后48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并审定，审定后七个工作日内付至总款的97%，其余的3%为保修金，等保修期全部到期一次性支付”。因双方确认工程结算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扣除3%的工程保修金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应在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工程款总款，但其并未付清，陆良一建诉讼主张支付2016年12月6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利息计付标准，故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从2016年12月6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按1至5年同类贷款利率4.75%计算,即3,082,436.78元×679天×4.75%÷365天=272,373.40元。2.承担责任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吉大公司作为吉大丘北分公司的总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吉大丘北分公司是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总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是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一方，也是民事诉讼活动当事人，应当与总公司在实体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此，吉大公司与吉大丘北分公司应对上述所欠工程价款本金3,082,436.78元及利息272,373.40元承担清偿责任。另外，陆良一建诉讼请求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的问题。经审查，陆良一建于2018年6月1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云26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对吉大丘北分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收取案件保全费5,000元，陆良一建已缴纳。之后，陆良一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第三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本案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对此，陆良一建的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按本案双方当事人胜败比例承担，即按照上述应支付数额占原告诉讼数额的比例，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应承担1,200元，向陆良一建支付；余额3,800元，由陆良一建自行承担。据此，陆良一建与吉大丘北分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作为承包方的陆良一建完成了施工任务，发包方吉大丘北分公司应当履行付款义务，而吉大公司应对其分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由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支付所欠工程款本金3,082,436.78元及利息272,373.40元（从2016年12月6日至2018年10月1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计算）。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由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云南吉大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支付案件财产保全费1,2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03,859元，由陆良一建负担78,933元，由吉大丘北分公司、吉大公司负担24,92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一审认定唐国生行为对陆良一建构成表见代理是否正确；二、一审认定2015年5月20日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部分案外人汇款的行为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是否正确。一、关于一审认定唐国生行为对陆良一建构成表见代理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丘北县吉大观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系唐国生挂靠陆良一建，以陆良一建名义承建的工程项目，已经生效的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第324、1065、1066号等多份民事判决书查明并确认的事实，故陆良一建作为被挂靠人不仅同意唐国生以其名义与吉大丘北分公司签订合同并加盖其公司印章，而且还许可唐国生管理使用“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印章，故陆良一建就唐国生形成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具有可归责因素。还需指出的是，唐国生与陆良一建之间的挂靠关系，使得无施工资质的唐国生个人能够以陆良一建名义承建工程项目系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且易造成吉大丘北分公司信赖唐国生系陆良一建的有权代理人，并将陆良一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认识。结合合同履行中，工程的施工、管理及工程款的前期支付主要是唐国生负责，并且相关的工程签证、结算等均是唐国生以陆良一建或陆良一建吉大观庭项目部名义与吉大丘北分公司签字、盖章等事实，由于唐国生具备被授予代理权的权利外观，从而使吉大丘北分公司作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唐国生有代理权并与其进行法律行为，为保护交易安全及善意相对人吉大丘北分公司的信赖利益，应依法认定唐国生的代理行为有效，由陆良一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认定唐国生行为对陆良一建构成表见代理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二、一审认定2015年5月20日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部分案外人汇款的行为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通常印章具有证明效力，且在一般情形下印章持有人有理由被视为具有权限的代理人。唐国生使用的“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丘北吉大观庭项目部”印章虽然其效力不能与陆良一建的公章效力等同，但没有证据证明对该项目部印章的使用范围或效力进行了限制；并且依据三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该项目部印章由唐国生持有并使用，在合同履行中就工程价款支付，应陆良一建项目部要求吉大丘北分公司在2015年5月20日前均是将款项转到案外人梅德华个人账户上，且已付工程款数额高达48,899,000元；对此，陆良一建均予以认可，从而致使该项目部印章对吉大丘北分公司而言具有了结算效力。2015年5月20日吉大丘北分公司向陆良一建出具《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载明即日起剩余工程款转到陆良一建对公账户。之后，实际履行中陆良一建或陆良一建项目部仍然向吉大丘北分公司出具加盖有公司或项目部印章的付款委托书、代付协议等材料。吉大丘北分公司抗辩称根据之前交易习惯，其依据这些相关委托材料又向案外人梅德华等人付款行为应合法有效。对此，陆良一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2015年5月20日《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中并未对项目部印章的使用范围、效力进行说明或限制，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更主要如前所述该项目部印章对吉大丘北分公司而言具有的结算效力。鉴于此，不应当仅依据2015年5月20日《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全部否认吉大丘北分公司之后向案外人的付款行为，应具体进行分析，包括陆良一建对之后吉大丘北分公司未依约支付至其对公账户的雷泽勇10万元、龙形银153,280元、张云30万元三项合计553,280元亦未予以否认，而是予以认可，故一审结合吉大丘北分公司的具体付款行为以及相应证据进行逐一分析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之后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案外人支付的梅德华561,739元、唐春艳280万元、丘北坤华混凝土有限公司58万元三项合计3,941,739元，对陆良一建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陆良一建无异议且未上诉。但是，一审认定之后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的梅德华150万、李俊跃60万、唐国生6万、李海昆650万四项合计8,660,000元，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对此，陆良一建不服提出上诉。相应，本院分析如下：1.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梅德华150万，是依据2014年9月1日加盖陆良一建自身公司印章的付款委托书，载明梅德华代理收款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因在2015年5月20日《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中并未撤销或变更梅德华的代理收款期限，故一审认定在2015年5月30日之前陆良一建支付梅德华的150万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符合法律委托代理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2.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李俊跃60万，是依据2016年1月7日加盖陆良一建自身公司印章以及唐国生签字捺印的付款委托书，故一审认定该60万对陆良一建具有法律效力，符合法律委托代理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3.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唐国生的6万，如前分析，唐国生在案涉施工合同履行中的诸多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因在2015年5月20日《关于吉大观庭主体项目工程款的付款说明》中并未就唐国生形成的表见代理进行说明或限制，且该汇款单交易用途注明为主体工程款，故一审认定该6万对陆良一建产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4.吉大丘北分公司支付李海昆的650万有两笔款项构成，一是2015年9月23日支付的300万，是依据加盖项目部印章并有唐国生、唐春艳签字的《委托付款承诺书》，载明陆良一建因承建丘北吉大观庭项目尚欠李海昆300万，经三方协商由陆良一建委托吉大丘北分公司代付给李海昆，抵扣吉大观庭项目主体建设工程进度款。该笔汇款凭证用途一栏手写记载为劳务费，但在吉大丘北分公司机打记账凭证上记载为支付陆良主体工程款。二是2016年5月10日支付的350万，是依据加盖项目部印章并有唐国生签字的两份《欠条》，分别载明唐国生尚欠李海昆借款本息254万、686,700元，合计为3,226,700元，均承诺于2015年12月30日归还，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归还。如于承诺时间未归还可由吉大丘北分公司在陆良一建承建的吉大观庭项目的承建款项中代为扣除后支付给李海昆。该笔汇款凭证用途一栏手写记载为业务往来款，但在吉大丘北分公司机打记账凭证上记载为支付陆良主体工程款。本院认为，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李海昆支付两笔款项的依据是《委托付款承诺书》以及两份《欠条》，均加盖有陆良一建项目部印章，同理如上，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更主要如前所述该项目部印章对吉大丘北分公司而言具有的结算效力。一审认定相对人吉大丘北分公司向李海昆支付该二笔工程款行为对陆良一建产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虽然吉大丘北分公司在该二笔汇款凭证用途一栏分别手写记载为劳务费、业务往来款，但对应款项在吉大丘北分公司机打记账凭证上均记载为支付陆良主体工程款，且该二笔款项的支付能够与《委托付款承诺书》、两份《欠条》中的表述内容相互印证，故一审认定该二笔汇款是支付相应陆良主体工程款有事实依据。2016年5月10日支付的350万元与支付凭据两份《欠条》中载明的款项数额3,226,700元不一致。吉大丘北分公司辩称多支付款项273,300元系未按期支付产生的合理利息。对此，陆良一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两份《欠条》均载明出具之日起的利息另行计算，欠款偿还时间是2015年12月30日，但吉大丘北分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才支付，期间产生相应利息，经二审庭审中与三方当事人核实，均认可实际支付273,30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故一审认定吉大丘北分公司该辩称理由合理，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陆良一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59元，由云南省陆良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睿审判员 王 健审判员 刘亚东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