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再71号抗诉机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景义，男，194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住福州市晋安区。法定监护人：曾某，张景义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帅，贵州千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珍珠路**。法定代表人曾超文，该公司董事长。申诉人张景义因与被申诉人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寿长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5)红民一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黔03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黔民申285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张景义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以黔检民（行）监【2018】52000000096号民事抗诉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黔民抗3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红美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张景义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帅到庭参加诉讼，长寿长乐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双方于2016年2月25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明确张景义的实际工作年限为1994年12月1日至2006年8月30日，在此之间，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持续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之规定，长寿长乐公司应按月支付张景义劳动合同约定的30000元泰铢的工资。虽然长寿长乐公司在2001年8月21日作出了《关于暂停发放泰国分公司中国工工资的决定》，暂时停发泰国分公司中国员工工资，但该《决定》明确了欠发中国员工的工资仍按原定月工资计，集团公司以后予以一并补发；且长寿长乐公司亦未对张景义的工资待遇进行调整。因此，长寿长乐公司依法依约都应向张景义支付每月30000元泰铢的工资，生效判决将生活费与工资混淆，认定长寿长乐公司泰国分公司将张景义的工资待遇由每月30000元泰铢调整为每月3000元泰铢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张景义只需举证证明其与长寿长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张景义是否提供了与每月30000元泰铢相当的劳动的证明责任应由用工主体，即长寿长乐公司承担。在长寿长乐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生效判决就认为张景义未提供每月30000元泰铢相当的劳动，因此，张景义要求长寿长乐公司支付停业期间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与同工同酬的原则不符，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张景义提起申诉称：（一）有新的证据证明申诉人在与长寿长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内，仍在积极销售长寿长乐公司的产品，并非如生效判决认定的申诉人未向长寿长乐公司提供与每月30000元泰铢相当的劳动；（二）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长寿长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申诉人的工资调整为每月3000元泰铢。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诉人长寿长乐公司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景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1年5月至2006年8月共63个月工资人民币378000元（6000元/月*63个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一审查明，1994年12月1日，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贵州长寿长乐集团公司”）聘任张景义担任“中国长寿长乐集团泰国有限公司”会计，月薪30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0元），任职期限为15年。后因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泰国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业绩下滑。2001年8月21日，被告作出暂停发放泰国公司中国员工工资、优先发放泰国雇员工资的决定，即中国员工从2001年5月起只发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同时承诺欠发的工资仍按原定工资计，集团公司以后统一补发。决定作出后，每月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实际并未发放。2006年7月17日，被告再次作出决定，关闭泰国公司，中国员工回国待命。2015年3月，原告向遵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原告遂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张景义在1994年即受聘于被告担任泰国公司的总经理，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在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原告服务的泰国公司已经陷于经营困难的状况，被告因此作出销毁库存商品、撤回中国员工的决定，这是企业自主经营的表现。同时，被告根据经营状况调整员工工资，将原告的工资待遇由每月30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0元）调整为每月3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元），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形。虽然被告在2001年8月承诺仍按原定月工资“以后予以一并统一补发”，由于被告已经没有进行经营活动，按原定标准统一补发工资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另外，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由于泰国公司再未经营，原告也未提供与每月30000元泰铢相当的劳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停业期间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工资，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应当按照调整过后的每月600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该期间为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共63个月。支付金额共计人民币378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五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张景义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的工资人民币37800元；二、驳回原告张景义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承担。一审宣判后，张景义不服，提起上诉称：根据被上诉人的文件，上诉人每月的工资30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0元）只是暂停发放，从2001年5月起暂时发放的只是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上诉人承诺要补发工资，按照人民币每月6000元进行补发。原审仅支持6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长寿长乐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书面答辩。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无异。本院二审认为，张景义接受长寿长乐公司的管理，向长寿长乐公司提供劳动，长寿长乐公司向其提供泰国分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向其发放人民币6000元/月的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在2001年5月2006年7月期间，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因经营困难作出销毁库存商品、撤回中国员工的决定以及根据状况调整员工工资，将张景义的工资待遇由每月30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0元）调整为每月3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元），此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客观问题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主经营之表现，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形。虽然长寿长乐公司在2001年8月向张景义等中国员工承诺从2001年5月其暂时每月发放人民币600元生活费，欠发的工资按原工资计，由总公司以后统一补发，但一方面，对于用人单位长寿长乐公司而言，其此时已未对外经营，按照原定标准向员工发放工资已无事实可能；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张景义而言，由于泰国分公司再未经营，张景义也未提供与每月30000元泰铢相当的劳动，因此，张景义要求长寿长乐公司支付停业期间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与同工同酬原则不符，于法无据，依法不应支持。因长寿长乐公司未按照调整过的每月600元人民币的标准向张景义支付工资，故原审判决长寿长乐公司按此标注支付张景义从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共计63个月的工资人民币378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张景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景义负担。再审中，申诉人张景义坚持原审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并提交了遗留问题个人结算单、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营业执照年审情况及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登报广告，拟证明张景义的月工资应为每月6000元人民币，且张景义在2006年7月回国前仍坚守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并提供相应劳动。本院经审查认为，该遗留问题个人结算单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关于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营业执照年审情况及长寿长乐泰国分公司登报广告，因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对新的证据的规定，不属于新的证据的范畴，且申诉人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申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张景义另提交了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作出的诊断证明书，拟证明张景义被诊断为再发脑梗死、血管性痴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妻子曾某为其法定监护人。本院经审查认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于2016年7月15日对张景义作出的诊断证明书中诊断：1、再发脑梗死，2、血管性痴呆，3、脑梗死后遗症，4、后交通动脉瘤术后，5、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结合该诊断内容及庭审过程中张景义的表现及状态，本院确认张景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妻子曾某为其法定监护人。曾某在再审过程中代表张景义向本院提交《撤回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撤回张景义在一审诉状中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撤回“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伤医疗费用共计16838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提出的撤回诉讼请求的申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所作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再审查明，1994年12月1日，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贵州长寿长乐集团公司”）聘任张景义担任“中国长寿长乐集团泰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月薪30000元泰铢，任职期限为15年。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长寿长乐公司是否欠付张景义工资？欠付的工资如何计算？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一，长寿长乐公司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暂停发放泰国公司中国员工工资、优先发放泰国雇员工资，中国员工从2001年5月起只发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同时承诺欠发的工资仍按原定工资计，集团公司以后统一补发的决定后，无论是每月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还是该决定以后按原工资计算补发的承诺，长寿长乐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故该公司仍欠付张景义相应工资。第二，关于长寿长乐公司应当支付的欠付工资的金额问题。首先，根据1994年12月1日长寿长乐公司的聘书的约定，张景义的月薪为30000元泰铢（折合人民币6000元），该约定与遗留问题个人结算单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张景义的月工资为30000元泰铢；其次，长寿长乐公司虽在2001年8月21日作出暂停发放泰国公司中国员工工资，中国员工从2001年5月起只发3000元泰铢的生活费的决定，但该决定中并未约定对张景义的工资进行调整；相反，该决定明确说明泰国分公司中国员工的工资按照原定标准以后予以一并补发；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张景义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与长寿长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约定的月工资为每月30000元泰铢，现长寿长乐公司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支付工资的义务，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对张景义的工资进行了调整，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张景义请求长寿长乐公司按照每月6000元人民币补发其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63个月工资共计378000元（即6000元/月*63个月）的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黔03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5）红民一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二、由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申诉人张景义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期间的工资378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贵州长寿长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吴梦吟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殷欢欢书记员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