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67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勃，男，汉族，1955年2月28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中，男，汉族，1963年6月29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春，云南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斌，男，汉族，1964年10月30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函，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福，男，汉族，1963年6月24日出生，住址：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国亮，云南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加利，男，汉族，1964年4月4日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之南，男，汉族，1963年2月12月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胜，男，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呈贡县大渔乡政府办公楼一楼。法定代表人：陶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石公路14公里处。法定代表人：官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函，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勃、王忠因与被上诉人官斌、张福、郭加利、吴之南、杨胜、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星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高尔夫）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民初2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中及上诉人李勃、王中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建春，被上诉人官斌、乡村高尔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函，被上诉人张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国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勃、王中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协议书》签章真实性不予确认是错误的。昆明名都高尔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股权转让涉及上诉人14%部分未经我方同意，1994昆明金滇物产公司（以下简称：金滇公司）将其70%股份中的14%分给上诉人，金滇公司只是代持。1995年乡村高尔夫成立，另一股东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高尔夫）未提出异议。1996年金滇公司转让股权给名都公司，名都公司及标准高尔夫也知晓并同意上诉人享有的股权。股权代持并不需要相关机构的批准。陶锋作为培星公司和原金滇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上诉人享有股权是清楚地，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恶意串通，侵占上诉人股权，该部分合同无效。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所作判决应当撤销。被上诉人官斌辩称：官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认定公司未经清算注销与事实不符，我方已经提交了公司经过合法清算注销的证据，我方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张福辩称，上诉人提供的印章在其他已知证据材料中从未出现过，对于印章的真实性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实，在上诉人掌控标准高尔夫司的情况下，协议上的签字完全有可能是后续添加。另案上诉人李勃诉标准高尔夫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对于未按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省高院的判决明确合同未生效。陶锋在1994年担任原金滇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虽然担任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相隔十数年只需要注意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股权转让程序合法性就足以尽到了善意第三人的义务。名都公司与其他人是否存在股权纠纷不是培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能够预见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上诉人乡村高尔夫辩称，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不能证明标准高尔夫对本案股权转让知情并同意。上诉人所提协议书是在本案经历一、二审发回后在重审程序中提交，对于迟迟未提交该份证据，上诉人未作合理解释，且未提交原协议和新协议原件进行核对。对于新协议新增部分内容上诉人称系贾翠华所为，但并未进一步举证证实。诉争印章在香港称为授权人签名章，但签名处并无相应签字，因此并未生效。况且上诉人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同名公司，并不能确定该枚印章到底属于哪家公司。上诉人并不是隐名股东，并不存在代持关系，简单以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就推定恶意串通没有依据。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没有对价违反公司章程，同时未经行政机关审批，因此并未生效。公司现股东并不认可上诉人股东身份及变更登记请求，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郭加利、吴之南、杨胜、培星公司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一审原告李勃、王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认定昆明名都高尔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告所有的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的行为无效。2.判令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行政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将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3.由七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0月14日金滇公司（甲方，2004年已注销）与李勃、王中签订《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明确因李勃、王中于1994年9月为金滇在昆明地区引进一个高尔夫项目，并介绍香港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与之合作并促使该项目合作意向的成功，乙方为甲方在呈贡洛羊镇寻找了适合高尔夫项目的用地并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做了大量工作，为明确各种法律关系，起草各种法律文件。并为合作公司的设立及将来参与合作公司的各种经营管理工作。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自愿将其投资该项目所取得的70%股权分给李勃及王中14%（即金滇公司56%，李勃及王中14%），乙方不需支付资金。……五、乙方作为金滇公司指派的董事会成员参加董事会工作。……”；1994年12月28日金滇公司与李勃、王中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待金滇公司借给合作公司的款项收回后，李勃、王中的金滇公司14%股份即作为合作公司的单独一份，从甲方的股份中独立出来……”；1996年3月15日金滇公司与名都公司（1998年已注销）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将其7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名都公司”；同年3月16日名都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协议书》，约定“名都公司确认金滇公司已经分给李勃、王中的股份并认可金滇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的《协议书》”。2007年2月8日，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全部出资18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培星公司”，并于2007年2月8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明，乡村高尔夫公司于1995年2月18日成立），原始股东为金滇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占股比例30%）；1996年9月25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名都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占股比例30%）；2007年6月19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培星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公司（占股比例30%）；2016年6月25日外资变更为内资，现股东为培星公司（占股比例70%）、张福（占股比例30%）。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金滇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陶锋）。李勃自1997年-2005年3月期间一直担任乡村高尔夫公司董事长职务，2005年3月26日，乡村高尔夫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解除了其董事长职务。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官斌、张福等自然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从名都公司的工商登记卡片记载其已经于1998年11月28日被注销，注销原因系被吊销，注销说明备注系96、97两年未年检，故其是因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被注销，但其清算及转让标的公司的股权均是在被登记注销后，故其并不是法律上规定的“依法清算”后注销，而是未经依法清算就被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因名都公司注销前的股东为官斌、张福、郭加利、吴之南、杨胜，故五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二、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如适用，本案原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其系原告请求法院对其认为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肯定的确认要求，诉讼时效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关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对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股权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李勃、王中与金滇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自愿将投资该项目取得的70%股权分给李勃、王中14%”；后金滇公司与名都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将7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名都公司，名都公司确认金滇公司已经分给李勃、王中的股份。在上述两次确认过程中，原告均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标的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的另一股东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作出了同意转让股份及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其次，因本案标的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在成立时是中外合作企业，该转让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第十条关于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规定；第三，对两原告主张被告金滇公司与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陶锋），其同时作为金滇和培星的法定代表人，是在明知名都公司名下持有标的公司的70%股份中包含有李勃王中的14%股份的，而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恶意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陶锋在不同时期担任金滇及培星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法定的议事机构和议事程序，转让股权系两个公司法人主体之间的转让行为，金滇公司和名都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发生在1996年，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07年，时隔11年之久，在该70%股份在名都公司名下持有并存续的11年时间里陶锋确实无法知晓该14%的股权在名都公司名下的具体情况及去向；其次，恶意串通是指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做出意思表示，恶意串通的双方在主观上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勾结、串通的行为，本案中，虽然陶锋在不同时期担任了金滇公司及培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培星公司与名都公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恶意串通，故对原告认为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恶意串通的观点，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要求确认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培星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行政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将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以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成立为基础和前提的，因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而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法律程序且经过了审批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勃、王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提交了1994年10月14日金滇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工商登记材料中五份加盖“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印章的备案资料（均为复印件）、李勃成立标准高尔夫印章样章及说明；欲证明1994年10月14日《协议书》上标准高尔夫印章欲工商备案用印章一致，李勃后成立标准高尔夫的印章与该印章并不是同一枚印章。被上诉人张福质证认为，补充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上诉人曾掌控公司存在补签和倒签的可能，标准高尔夫印章是要求同时具备签字才有效的，李勃后来成立的标准高尔夫印章显然与协议书上不是同一枚印章；被上诉人官斌、乡村高尔夫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工商备案登记材料标准高尔夫印章都是配有签字的，其所提协议书并没有签字，真实性值得考量，2004年后李勃曾控制公司印章，存在补盖的可能，标准高尔夫的签章应当配有授权人员合法签字，对于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张福二审提交了（2018）云民终301号民事判决，欲证明依该生效文书裁判规则，金滇公司、名都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的协议未生效，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股权转让不存在恶意串通。上诉人对该文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并非同一案件，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官斌、乡村高尔夫对该文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确认事实，经审查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就双方二审争议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评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要求确认名都公司向培星公司转让股权中14%属于其所有的股权行为无效，并登记其为乡村高尔夫公司股东的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名都公司转让70%股权中有14%为其所有，名都公司转让未经其同意，因此该部分转让行为无效。依本案查证事实，首先，1994年10月14日上诉人与原金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除约定金滇公司将其投资取得的70%的股份分给上诉人14%外，还约定了上诉人取得股权不能单独转让；金滇公司、香港投资方投入资金视为合作公司贷款，本息收回前上诉人不参与分利并不得转让等内容。双方就14%股权的转让、分红、盈利、损失等内容均进行了约定，但并未明确上诉人为设立公司的股东。其次，双方对于港方投资人标准高尔夫是否知道该事实以及是否认可其股东身份存有争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中加盖有标准高尔夫方章，及手写标准高尔夫知悉上诉人与金滇公司协议签订协议的内容。该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表明三方对于上诉人为设立公司股东事实的确认。第三，协议中标准高尔夫的方章为法人授权签字章，对比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工商备案登记的同类型印章使用文件均有相关授权人员签字，但金滇公司与上诉人的协议书中并无标准高尔夫授权人员签字，因此该内容形式上存有瑕疵。第四，金滇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合作公司乡村高尔夫尚未正式设立，因此该协议应当视为金滇公司对于其在即将设立公司取得股权份额与上诉人之间的分配进行的约定。乡村高尔夫于1995年2月18日登记设立，登记股东为金滇公司70%、标准高尔夫30%，显然无论是金滇公司还是标准高尔夫均无将上诉人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1996年3月15日金滇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名都公司，虽然上诉人主张名都公司认可其与金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但在此后的工商变更登记中，上诉人仍未登记为乡村高尔夫的股东。因此上诉人与金滇公司、名都公司之间的约定仅为双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置，并不能以此确认上诉人为持有乡村高尔夫14%股权的股东。基于上诉人与金滇公司、名都公司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名都公司注销产生的权利义务承继，上诉人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乡村高尔夫1995年登记设立时为中外合资企业，上诉人主张其享有股东身份，但并无证据表明上诉人就其股东权利及身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商务部门履行过登记或是备案手续。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其享有名都公司转让70%股权中14%的股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此上诉人认为名都公司未经其同意处置股权行为无效的主张缺乏前提基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做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勃、王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迅审判员  吴娴审判员  白皓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