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1614号 原告：曾德贵，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宝力达金属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龙虎大道九龙路1号B区1号。 法定代表人：邓运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燕，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贞丰县孔明丰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孔明村洒若组村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潘学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舰，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德贵诉被告四川宝力达金属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力达公司）、第三人贞丰县孔明丰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孔明丰产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3日由独任审判员廖晶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川0114民初7291号判决。被告宝力达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6191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发回重审。我院2019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冰，被告四川宝力达金属管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燕、何涛，第三人贞丰县孔明丰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德贵向本院诉称：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550000元，并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依法向法院支付。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因有业务合作关系而熟识，2018年3月原告因业务需要向被告订购一批金属管件。按照被告的要求先款后货交易方式，原告分三次总计向被告付款550000元，货款由原告之妻李晓蓉的银行账户转至被告法人代表邓运华的银行账户。被告于2018年3月24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曾德贵材料款两次共贰拾万元整，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曾德贵材料款叁拾伍万元整。但其后被告以与曾德贵无直接法律关系另外的合同履行争议为由，不向曾德贵发货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已无履行合同的必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向法院辩称：一、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口头合同。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合同的订立，采取邀约和承诺的方式。本案中，曾德贵并非宝力达公司的员工，曾德贵代表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达成买卖合同之前，双方并无任何交集，且双方除了磋商、履行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外，并无其他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故双方并无针对所谓的另一个合同的邀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无签署另一个合同的合意。其次，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当事人、标的和数量等基本条款。本案中，从曾德贵提交的证据和二审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证据和信息显示曾德贵和宝力达公司之间就另一个买卖合同的标的和数量进行了约定，曾德贵主张的口头合同依法并未成立。事实上，双方也根本没有就另一个合同进行过任何磋商和约定。再次，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曾德贵作为中间人，积极促成宝力达公司和合作社签订《产品供销合同》，在这个合同磋商过程中，宝力达公司一直是与曾德贵联系，从未与合作社有过任何接触。在磋商合同过程中，曾德贵表现得非常谨慎，与宝力达公司对合同文本进行了多轮磋商，合同文本多达10份，鉴于钢材买卖金额一般都比较大，这符合曾德贵作为经营钢材生意多年的生意人的身份设定。既然曾德贵作为中间人磋商合同都这么谨慎，加之双方并非长期合作伙伴，并不熟识，那么曾德贵就不可能草率地以口头形式与宝力达公司订立钢材买卖合同，并在没有任何合同细节、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贸然支付55万元。这不符合一般社会常识，也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所以，无论从法律规定来看，还是一般社会常识来看，还是曾德贵行事风格来看，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客观上确实没有订立口头合同，曾德贵主张双方存在口头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曾德贵代支付的55万元，是基于其作为中间人为极力促成的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而支付的预付款和货款。综合全案来看，曾德贵主张口头合同的依据是银行转账凭证、收条两份，但该两份证据仅能够证明曾德贵曾向宝力达公司支付过55万元，并不能证明支付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宝力达公司对收到该55万元并不持异议，但该55万元支付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在这个合同中曾德贵作为中间人，为赚取差价，极力促成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合同交易，代合作社支付的货款（预付款）。具体阐述如下：首先，从支付动机来看：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2018年3月16日宝力达公司和合作社签订的买卖合同中，被上诉人曾德贵在宝力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但曾德贵并非宝力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而是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促成双方的交易，以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为促成交易并赚取差价，曾德贵积极与宝力达公司洽谈合同，并在宝力达公司的报价之上亲自调高合同价格，也亲自到宝力达公司进行实地查看并了解详情，确定了钢材型号、材料和工艺，并最终促成买卖合同的签订，并于合同签订当天支付了第一笔预付款10万元（该10万元就是曾德贵主张的55万元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曾德贵有利可图，所以其有充分的动机积极支付预付款和货款。其次，从支付的进度来看：案涉的55万元并非一次支付，而是在曾德贵作为中间人的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磋商、履行的过程中分三次支付的：3月16日曾德贵代表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完成合同磋商、签订合同当日支付10万元预付款；3月22日曾德贵向宝力达公司下达生产加工指令后，曾德贵于3月24日向宝力达公司支付10万元；3月26日在曾德贵收到宝力达公司第三车货且在第四车货发货后，曾德贵支付了35万元。再结合每次支付行为时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很明显，这三次支付行为与曾德贵作为中间人的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再次，结合宝力达公司出具收条时，宝力达公司工作人员与曾德贵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上下文来看：3月24日，曾德贵向宝力达公司支付预付款10万元后，要求宝力达公司出具收条。鉴于3月16日曾德贵支付了第一笔10万元预付款，3月19日合作社向宝力达公司支付了90万元的预付款，截至到3月24日一共向宝力达公司支付预付款110万元，故宝力达公司向曾德贵出具了110万元的收条，但曾德贵表示：公对公的90万元不担心，只把打到私人账户的20万元打收条，并盖公章。然后宝力达公司按曾德贵的要求将110万元的收条换成了20万元的收条。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很明显双方都认可110万元（包括曾德贵支付的20万元）都是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买卖合同的货款。3月26日，第三车货到货且第四车货发货后，曾德贵又私对私支付了35万元，宝力达公司按照曾德贵的要求出具了35万元的收条。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是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买卖合同的货款，不存在另一个合同。所以，宝力达公司与曾德贵之间不存在口头合同。曾德贵主张的55万元是基于曾德贵作为中间人的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支付的预付款和货款。 三、就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而言，宝力达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反而是合作社及曾德贵无故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向宝力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为315.5万元。截止目前，共支付货款155万元（其中合作社支付100万元，曾德贵代为支付55万元）。双方合同约定的定金为合同总金额的30%，考虑法律规定定金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20%，故按照合同总金额20%的定金计算，合作社应当向我公司支付定金63.1万元；合作社总共付款155万元，扣除63.1万元定金，合作社实际支付货款仅91.9万元。事实上，合作社已提货211余吨，价值1346284.82万元，故照此计算，截止目前合作社尚欠宝力达公司货款427284.82元。结合以上分析，事实上，宝力达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钢材的生产，并按照合同约定超额交付货物。而合作社不仅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并且在2018年4月25日最后一次提货后，便停止了提货，尚余288.078吨钢材未提货，在宝力达公司多次催促下，仍不履行提货义务，合作社以实际行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是违约行为。由于该批货物是定制产品，且宝力达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生产完毕，合作社的违约，给宝力达公司造成了较大的损失，故也不存在返还货款的情形。 综上所述，宝力达公司与曾德贵之间不存在口头合同，曾德贵支付的55万元是其为促成交易，代合作社支付的预付款和货款，与合作社已支付的100万元，构成了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截至目前的已支付的货款155万元。但是由于合作社违约，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给宝力达公司造成了损失，故也不存在返还部分货款的情形。 因此，曾德贵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查明事实，维护法律尊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曾德贵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曾德贵、李晓蓉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李晓蓉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张）：李晓蓉于2018年3月16日、3月24日、3月2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三次分别向邓运华转款100000元、100000元、350000元，合计550000元，用以证明曾德贵已向被告宝力达公司履行支付相互间独立（口头）买卖合同货款550000元； 3、宝力达公司出具已收到曾德贵材料550000元收条（2张），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在收到货款后向曾德贵出具了收条； 4、李晓蓉、曾德贵结婚证复印件，证明转账人为曾德贵的配偶，实际为曾德贵转款； 5、被告宝力达公司与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产品供销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宝力达公司向第三人供应钢管500吨，价款3155000元等特定合同内容，其清楚载明合同主体身份，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人签署的；原告付的550000元不是代表第三人支付； 6、2018年4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货的收货单，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第一批履行（口头）供销协议，确实发了一批货物，是原告本人签收，发货仅有10.25吨6470元单价管材，0.984吨单价6070元管材，价款金额总计仅72683.98元； 7、成都双乐制冷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3月18日委托原告收款的委托书，双乐公司委托原告代收贵州省仁怀市天保果业工程款81112元，用以证明原告除了代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供销的钢管外，原告自己确实也有管材需要。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产品供销合同。用以证明：(1)合同的相对方是宝力达公司和合作社；(2)合同上面有曾德贵签字，结合后面的聊天记录，曾德贵参与了合同的磋商、履行等环节，但曾德贵不是宝力达公司的代理人；(3)合同对规格、材质、表面处理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4)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315.5万元，定金为30%，付款方式为每200吨付清货款； 2、银行流水和银行回单。用以证明：(1)曾德贵配偶李晓蓉分别于2018.3.16、2018.3.24、2018.3.26三次向宝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运华农行账户转款10万、10万、35万元，共计55万元；(2)合作社分别于2018.3.19、2018.4.3向宝力达公司的建行基本户转款90万、10万，共计100万元；(3)这两笔共计155万元，都是宝力达公司和合作社之间合同的预付款和货款； 3、出货明细表。结合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工作人员谢本亮、李大能二人的聊天记录，证明：曾德贵代表合作社，一直在参与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合同的履行的事实，以及双方之间八次收发货的情况的事实； 4、曾德贵与宝力达工作人员谢本亮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谢本亮的工作证明。除了反映前面说的真实的货物收发情况外，用以证明：(1)运费支付情况，运费是曾德贵在收货时垫付给货运司机，然后由宝力达公司再付给曾德贵（曾德贵的微信和曾德贵的银行卡），并且已经实际支付。(2)曾德贵代表合作社，一直在全程参与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合同的履行的事实； 5、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工作人员李大能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李大能的工作证明。用以证明：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口头合同，曾德贵与宝力达公司之间的所有的磋商和履行行为都是基于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合同，具体来讲能证明以下事实：(1)曾德贵一直代表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之间进行合同磋商的事实；并且磋商过程中，宝力达公司并未与合作社进行过直接接触，都是曾德贵代表合作社进行沟通，说明曾德贵不是宝力达公司代理人，而是合作社的代理人。曾德贵将名字签在宝力达公司这一边，是因为他从中赚取了差价但是又不能让合作社知晓，所以将名字签在了宝力达公司这一边。赚取差价这个事实后面会举证加以证明的，同时也证明曾德贵小心谨慎的行事风格。(2)曾德贵从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之间的合同中赚取了差价，且未让合作社知晓的事实；体现在证据第21页，第21页中的两张图片是曾德贵手写发给李大能的，图片具体内容体现在证据第43、44页。曾德贵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电话不方便，在一起，你懂的哈。再结合这句话的前后两个合同文本中的价格变化，以及前述曾德贵手写的两张图片内容，可知：前一个合同单价为5450元（具体见证据第42页的合同），之后就变成了6070和6470元两种（具体见证据第45页的合同）。同时，在曾德贵手写的图片中，曾德贵自己也提及了“点子”的问题，他说“我的点子还没有计算其中”。(3)案涉的55万元的支付进度是与合同履行过程紧密联系的事实。(4)从打收条的上下文来看，这55万元就是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之间合同的预付款和货款。以上证据信息，均能证明：不论宝力达公司，还是曾德贵，都是认为曾德贵支付的款项与合作社支付的款项，是指向的同一个合同，那就是合作社与宝力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并不存在另一个口头合同。(5)曾德贵配偶李晓蓉也参与了宝力达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的合同的履行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证据第25页。曾德贵将其配偶的电话发给了宝力达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让双方的财务对接一下。(6)合作社公对公支付给宝力达公司的10万元的信息也是曾德贵告知宝力达公司的事实（3.29，是落烟合作社支付给被告的）。(7)宝力达公司催促曾德贵代表合作社提货的事实，以及双方协商发第八车货的事实。 6、货物现存状况照片。用以证明：宝力达公司已按照曾德贵和贞丰县合作社的要求生产加工出合同约定的所有货物并至今保存，占用上诉人的库存空间。 7、电话录音整理。用以证明：宝力达公司询问曾德贵何时支付货款，以及催促拉货等相关事宜。 8、履约催告函及律师函共3份，及三份函件邮递送达的物流信息。用以证明：宝力达公司在与曾德贵协调支付货款并催促拉货未果后，直接向合同相对方贞丰县合作社催促履约的事实，以及贞丰县合作社未予答复后，宝力达公司依法解除与其的买卖合同，并发函告知解除合同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孔明丰产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潘学国职务身份证明，用以证明第三人主体适格； 2、从2018年3月21收到被告第一车发货到3月28日第七车发货的收货单，用以证明第三人下属五家村级合作社共收到被告单价为6070元的发货201.592吨，合计货款1223663.44元； 3、第三人下属鲁容生态合作社、纳腊百香果合作社对收货管材质量问题的反应及原告关于后续处理意见的回复，用以证明被告方向第三人供应管材部分有质量问题。 被告宝力达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3、4予以认可； 2、对证据2，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为独立（口头）供销协议付款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认可其三性，不认可其证明550000元为独立（口头）供销协议付款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认可其三性，不认可其向原告履行独立口头协议的证明目的； 3、对证据7，三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5，认可其三性； 2、对证据6，第三人未收到该第八车货物； 3、对证据7以及证据1、2、3、4，不予质证。 原告对被告宝力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认可合同特定内容，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2、对证据2转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为统一支付被告与第三人合同货款； 3、对证据3予以认可； 4、对证据4，认为微信证据连贯性不够，其真实性不完整，关联性不够，不能达到被告明确证明原告帮第三人代交货款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8的质证意见同对证据4的意见。 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对被告宝力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的三性都认可； 2、对证据2，被告不认可原告代第三人支付货款，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3、对证据3，认可收到七车货的事实，运费由被告方承担，与第三人没有关系的； 4、对证据4、5，对第三人收到的发货货物和金额不认可，认为应不包括第八车发货数量和金额； 5、对证据6不认可，不清楚其来源； 5、对证据7、证据8，催告函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原告对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2、3，予以认可。 被告宝力达公司对第三人孔明丰产合作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予以认可；对证据2认可三性，但第八车货也是履行合同的一部分，不认可其供货数量和金额；对证据3，该反应的质量问题应双方经过鉴定协商处理。 经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举证、质证等进行法庭调查，三方对2018年3月16日，曾德贵作为中间人促成四川宝力达金属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与孔明丰产合作社达成采购钢管的《产品供销合同》，合同约定总供货500吨，总价值315.5万元；及其后，第三人履行合同支付100万元货款，原告支付55万元货款，被告交付货物共八车211.926吨，价值1346284.82元，其中前七车201.592吨，价值1223663.24元，第八车11.234吨，价值72683.98元等基本客观事实均无异议，本院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存疑外，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并明确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原被告间是否存在独立的（口头）供销协议；二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50000元的款项性质，是否为原被告间独立（口头）供销协议货款，还是为代第三人支付“第三人与被告间产品供销协议”货款；三是被告第八车钢管的交付行为性质，是否为履行原被告间独立（口头）供销协议，还是履行被告与第三人间产品供销协议。 经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围绕争点进行法庭辩论及法庭询问，法院审理查明： 一、关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独立的（口头）供销协议。 一是通过原告居间代理被告与第三人达成书面产品购销协议的历程来看，该协议经过10余稿的磋商及修改完善，以及原告到被告处现场仔细查验货物，并亲自选定管材材质、规格型号，表现出原告是一个审慎精明的生意人形象，可以推定，原告自己要与被告达成独立购销协议，一定会采取不低于代理被告和第三人时所采取的书面协议形式，但经审理查明，原被告间不存在独立的书面产品供销协议。二是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洽谈，形成了独立的口头协议，但是不能提供能证明包含邀约及承诺过程，以及合同标的、规格、数量、单价、总价等必备条款的任何合同内容，其提供的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存疑，即使认可也仅能证明原告有管材需求，不能证明其与被告达成独立的（口头）供销协议。三是从协议应有的主要条款内容来看，原告主张被告第八车交货即是向其履行独立采购协议，而根据原被告均认可的被告与第三人间产品购销协议来讲，其合同的主要价格条款是被告出厂价+运费+原告代理点子费+原告加价形成的差价所构成的组合价格，其远远高于被告出厂价（每吨高出金额为360元差价+点子费50元+运费），对于像原告这种对钢材交易非常熟悉并审慎精明的商人来讲，不太可能接受像被告与第三人间达成的产品购销协议这样高的价格安排，其只可能要求按出厂价或低于出厂价的价格采购，所以从敏感的合同价格因素来讲，原被告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标的规格和标的价格与“第三人与被告间产品购销协议”一样的独立（口头）协议。四是在被告与第三人产品购销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被告按合同及发货数量金额要求原告打款两次10万元，小计20万元后，原告即行要求被告出具收条，被告根据第三人付款90万元，原告付款20万元的情况，首先即向原告出具110万元收条，意即原告打款20万元是代第三人支付货款，一起履行被告与第三人间产品购销协议，这时如果原被告间有独立的购销协议，原告应明确提出来，我这是履行原被告间的独立协议，或者这时原告应明确表示，这20万元是原告要独立采购被告什么材质规格价格管材进行合同邀约及后续承诺等，但这时原告没有明确自己的独立协议主张和意图，只是对以后结算有担忧，认为宝力达和孔明合作社间公对公付款没问题，害怕自己私对私支付的货款与公对公支付的货款收条打在一起后，自己不好主张返还代第三人支付的垫付货款，因此提出让被告打了私对私的20万元收条，可以明确原被告间不存在独立购销协议，原告独立采购管材的意图也未提出，原告支付20万元货款是代第三人支付，以促进合同的履行，其要求打收条是方便合同履行及第三人支付完毕后，原告好向被告或第三人主张返还垫付货款。原告后来支付35万元要求被告单独打了收条，其性质与前述20万元一致，不再赘述。 二、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50000元的款项性质，是否为原被告间独立（口头）供销协议货款，还是为代第三人支付“第三人与被告间产品供销协议”货款。 一是如第一个争议分析所述，原被告间不存在独立的（口头）购销协议，因此原告向被告支付550000元货款自然不是原被告间独立（口头）购销协议货款。二是经审理查明，原告分三次分别支付10万、10万、35万元货款，其是与被告和第三人间产品购销协议的达成、合同定金及首付款的支付、以及先款后货、款不足时补款发货等一些列合同的动态履行过程密切相关，也与被告对原告的催告密切相关，由被告证据1产品购销协议、证据2银行流水和银行回单及证据3出货明细表，证据4：原告与被告财务经理谢本亮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原告与被告销售经理李大能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证据锁链，予以明确证明其是代第三人支付货款。三是如第一个争议分析所述，原告因为在被告与第三人的产品购销协议履行中能获得每吨代理点子费50元+差价360元等较高的利益，同时我们从该合同的具体履行来看履行数量大、金额大、发货快、支付快，不出现如本案所述等质量问题正常履行的话，原告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点子费+差价等较丰厚利益，完全具备代第三人支付货款促进合同快速履行完毕的动机，其支付550000元货款是“有因管理”。四是如第一争议分析所述，原告支付550000元，要求被告出具收条，并非原告明确自己与被告有独立购销协议的主张，也不是向被告提出自己明确采购需求的意图，可以明确表示为当时其同意代第三人垫付货款，促进合同履行，其要求打收条是方便合同履行及第三人支付完毕后，原告好向被告或第三人主张返还垫付货款。 三、被告第八车钢管的交付行为性质，是否为履行原被告间独立（口头）供销协议，还是履行被告与第三人间产品供销协议。 一是如前所述，原被告间不存在独立（口头）购销协议关系，因此被告第八车钢管的交付行为性质，不是履行原被告间独立（口头）供销协议。二是从被告与第三人间合同标的材质规格型号内容、数量、单价，以及履行的惯例即通常的运作来看，都是将第三人需要的管材，经过原告发货的指示，被告将货物发运原告，再由原告进行分拨交付第三人及第三人下属的村级合作社，只是第八车管材交原告收货后，原告未履行居间代理职责，分拨到第三人，但可以明确该第八车货仍为关于被告与第三人间合同的履行，第八车货是在200吨单价为6070元管材履行完毕后，关于300吨单价为6470元管材的第一次履行。三是如前所述，原告不太可能接受被告与第三人合同相同标的、相同价格的履行。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院认为，原告起诉无事实依据支持其主张，原被告间不存在原告主张的独立（口头）购销协议关系，原告支付被告550000元货款，是为促进第三人与被告间产品购销协议的尽快履行，以获得高额差价及代理费等利益为动机的代第三人履行支付货款的行为，其代第三人支付550000元货款的行为相对于无因管理，是一种“有因管理”行为，其返还请求有待于在第三人与被告产品购销协议的充分履行中、合同纠纷的协商处理或另案审判中得到解决。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德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原告曾德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传生 审判员  苏 平 审判员  梁 康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唐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