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行再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凯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台中市**忠明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谦如，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河，广东君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广东君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颖萍。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div>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辰，该局审查员。 再审申请人凯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全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颖萍及二审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44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8098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申请人刘颖萍及二审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全公司申请再审称，凯全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诉争商标“I’AM”包袋商品的委托加工制作、生产商的发货凭证、海运提单及普惠制原产地证明（有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盖章）、销售代理商进行销售、经销商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与大型商超签订）及租赁方出具的证明函、经销商实际销售的凭证及产品实物照片等，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能够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合法、公开的商业使用。原审判决忽略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海运提单和对应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及相关证据为比利时的IAM公司向凯全公司订购“I’AM”品牌袋包，凯全公司委托生产商东莞颖龙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龙公司）将生产的3780个“I’AM”品牌袋包从东莞货车运至香港后，再交给承运人由名为SEATTEBRIDGEV.011W的船舶运送至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相关提单及后附的货物清单及发票等与普惠制原产地证明的内容相对应，证明凯全公司积极使用了商标。（二）厦门会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天公司）在厦门SM城市广场开设I’AM店铺销售诉争商标商品的相关证据证实，凯全公司在厦门市的“I’AM”品牌袋包的销售商厦门瑞昌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会天公司自2011年起在厦门SM城市广场的5楼539号店铺开设I’AM服装、皮具专卖店。相关证据有凯全公司出具给会天公司的授权书，租赁合同、租赁费、水电费发票，结算单及商户存根等。此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在指定期限内，在厦门SM城市广场5楼539号的I’AM店铺实际销售服装及袋包商品。（三）关于Melody博客的证据，该证据的内容为一个Melody的博客（新浪博客），为两份文件，一份为公证书，另一份为公证书对应的Melody博客的网页内容。该博客有9篇博文是对凯全公司的“I’AM”品牌介绍和宣传的文章，最后一篇博文发表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该博客的所有人为凯全公司原东莞销售商的员工，该博客能证明诉争商标在市场上进行了公开的宣传和推广。综上，再审诉讼请求是撤销二审判决，维持商评委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的复审决定，驳回刘颖萍的诉讼请求。 刘颖萍一审起诉称，第三人凯全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合法有效的商业性使用，被诉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依法撤销被诉决定并责令商评委重新作出决定。 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商标系第G680510号“I’AM”商标，于1997年2月19日首次向比荷卢知识产权局提起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18类“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皮革及人造皮革；雨伞；阳伞及手杖；鞭和马具”商品上。商标档案显示该商标专用期限至2017年8月11日。2014年9月18日，刘颖萍以诉争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撤销申请。2015年6月1日，商标局作出商标撤三字[2015]第Y4041号《关于第G680510号“I’AM”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撤销诉争商标的注册。凯全公司不服，于2015年7月3日向商评委提出复审请求，请求维持诉争商标的注册。商评委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商评字[2016]第55856号《关于国际注册第680510号“I’AM”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决定：复审商标在“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商品上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予以撤销。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实体审理适用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2001年商标法）。凯全公司向商评委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2、13本身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证据3、4、11、14、15、17、18、19为相关合同或者授权书，缺少实际履行证据；证据5中未见发票，其余包装清单、销货单、提货单均未显示诉争商标；证据6、9均为自制证据；证据7、8未显示时间；证据10、12、16并非产生于2011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期间（即指定期间）；证据20未能显示该博客与凯全公司的关系；证据21判决认定贴牌加工的行为构成商标使用，均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凯全公司补充提交证据中，翻译件、营业执照和刷卡凭证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无关；店铺租赁合同、证明书和授权书缺少发票等实际履行证据；微博打印件同证据20,未能显示该博客与凯全公司的关系；包袋产品照片未能显示产生时间，均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综上，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在“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等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商业使用，商评委对此认定有误。刘颖萍提交的马德里注册查询系统显示的诉争商标注册信息等三份证据不足以否定诉争商标的指定商品“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系作为一个完整商品名称的事实。关于刘颖萍提出的商评委送达地址有误导致其丧失质证权利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诉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刘颖萍的相关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一、撤销商评委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55856号关于第G680510号“I’AM”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二、商评委于判决生效后就凯全公司针对第G680510号“I’AM”商标提起的撤销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商评委负担。 判后，原商评委及凯全公司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原商评委上诉称：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等商品上进行了有效的商业使用。凯全公司上诉称：凯全公司提交的海运提单及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厦门SM城市广场IAM店铺的相关文件、新浪博客等等证据均能直接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公开的商业使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不属别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及旅行袋”商品上是否进行了合法、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根据查明的事实，凯全公司在商标评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2、13本身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证据3、4、11、14、15、17、18、19为相关合同或者授权书，缺少实际履行证据佐证；证据5未见发票，其余包装清单、销货单、提货单均未显示诉争商标；证据6、9均为自制证据；证据7、8未显示时间；证据10、12、16并非产生于指定期间；证据20未能显示该博客与凯全公司的关系；证据21判决认定贴牌加工的行为构成商标使用。考虑凯全公司在原审诉讼中补充提交的证据，其中：翻译件、营业执照和刷卡凭证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无关；店铺租赁合同、证明书和授权书缺少发票等实际履行证据；微博打印件同证据20未能显示该博客与凯全公司的关系；包袋产品照片未能显示产生时间。上述证据尚未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合法、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商评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商评委、凯全公司各负担五十元（已交纳）。 再审审理期间，凯全公司提供一份其授权中山盈曜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曜公司）代理生产及出口“I’AM”品牌产品的授权书及两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主张系再审中的新的证据，意在证明其授权盈曜公司生产及出口“I’AM”品牌袋包，盈曜公司将生产的“I’AM”袋包出口到台湾，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诉争商标应予维持。 再审另查明，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商评委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诉争商标是否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对于凯全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问题，分析如下： 一、关于联运提单和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及相关证据的问题。凯全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供了其于2010年1月5日授权颖龙公司生产“I’AM”品牌袋包的授权书，比利时IAMN.V.公司向凯全公司订货的订货单、颖龙公司向比利时IAMN.V.公司发货的联运提单、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凯全公司开具的发票及相关翻译件等证据。从上述证据内容可见，比利时IAMN.V.公司向凯全公司订货，凯全公司授权颖龙公司生产“I’AM”品牌袋包，颖龙公司将袋包从东莞由货车运至香港，再从香港海运至比利时的IAMN.V.公司。凯全公司出具的发票与普惠制原产地证明、联运提单等证据相互印证，提单上有袋包的数量，此数量与发票内容及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中的数量一致，提单附表中亦有袋包的品牌等信息。上述行为发生在2012年5月，系在本案指定期间即2011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内。原审判决仅以“授权书缺少实际履行证据、未见发票、翻译件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无关”等理由，未对相关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即不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关于会天公司在厦门SM城市广场开设“I’AM”店铺销售诉争商标商品的相关证据问题。凯全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供的相关证据有，凯全公司授权会天公司零售代理“I’AM”品牌袋包产品的授权书，会天公司与厦门SM商业城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交纳的水电费发票、SM商业城证明书、顾客消费购买袋包的刷卡银联小票等证据。上述授权书出具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内容为，凯全公司授权会天公司为比利时IAM品牌袋包产品零售代理，有效期由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租赁合同内容显示，租赁时间为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经营品牌为“I’AM”皮具。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的租赁合同内容显示，经营品牌为“I’AM”，80%服装、10%包、10%饰品。顾客购买袋包的银联小票上显示有商户名称“IAMSM一期店”，时间系2013年10月和2014年1月，亦系在诉争商标指定期间内。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凯全公司对于诉争商标商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原审法院未采纳相关证据不当。 三、关于Melody的博客文章能否证明商标使用的问题。凯全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供一个名为Melody的博客文章，该博客内容虽然有对“I’AM”品牌的来源及发展的简要介绍，但内容并未显示凯全公司与“I’AM”品牌之间的关联，亦未能表明该博客与凯全公司之间的关系，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凯全公司宣传、推广其诉争商标品牌，原审法院未采纳该证据并无不当。 四、关于凯全公司再审中提供的新的证据问题。凯全公司在再审诉讼中提供了其授权盈曜公司代理生产及出口“I’AM”品牌产品的授权书及两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述证据显示，凯全公司于2014年1月1日授权盈曜公司生产并出口“I’AM”品牌产品，盈曜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将生产的“I’AM”品牌袋包经过中山港出口到台湾。上述行为系发生在本案指定的三年期间内，故能够证明凯全公司实际使用了诉争商标。 综上，凯全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除Melody的博客文章外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凯全公司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原商评委作出的决定正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凯全公司的再审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4474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4043号行政判决； 三、驳回刘颖萍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二百元，由被申请人刘颖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志弘 审判员  曹 刚 审判员  毛立华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赵钊 书记员芦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