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赣11行赔初18号原告江国华，男，194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委托代理人江毅，男，197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系原告江国华之子。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鄱阳湖大厦。组织机构代码01479437-4。法定代表人胡斌，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戴菁，鄱阳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段建军，鄱阳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原告江国华在诉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允诺一案中，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依法受理后，依法分别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江毅，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戴菁、段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国华诉称，2014年，原告在鲜花桥38号有面积250平方、占地306平方房屋一幢被征收，获得补偿款105.3万元。原告的房屋在周围邻居中占地面积最大、建筑面积第二大，房子质量属上游，但获得赔偿最少。以邻居鲜花桥42号为例比较，该房屋获得补偿145.4万余元，而实际核算原告的房屋补偿应当比该房屋多30万元，故对比该房屋补偿原告少获得70万元以上。在拆迁时，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当众表示决不让带头拆迁的人吃亏，如果后期拆迁户补偿标准提高，一定按照后期标准补偿带头拆迁户，因此被告应当履行承诺，维护补偿公平原则。同时，被告违法会议纪要内容，就原告在西门路95号店铺的重建申请和加高店面防止下水道水渗入店内的申请均不予批准，致使店面租赁费每年至少损失4万余元，四年半以来共计损失18万余元。另外，为迫使原告签约，2018年6月25日被告责令店面租户胡桂花配合拆迁工作、停止营业，致使店面从当天开始停业，新租户也不敢承租，导致原告损失租金2万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90万元，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赔偿损失90万元。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3、《江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证明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是行政赔偿诉讼的适格被告。第二组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二款；5、西门路95号房屋承租人胡桂花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依据以及被告对原告造成损失20万元的事实。第三组证据：6、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五条。证明被告负责人拒不出庭，造成本案久拖不决，且被告行政不作为成立，应承担违约责任。第四组证据：7、《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附7、收文处理单；8、《张书记接访会议纪要》；附8、被告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时提交的答辩证据目录。证明两次会议纪要说明被告对原告有行政允诺建房的事实存在。9、鄱阳县城规划区内居民危房审批表，佐证证据7、8，说明被告对原告私房建设申请已经提前介入，审批程序应予倒置。10、《中国共产党章程》，佐证两次会议纪要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正当性。第五组证据：11、原告西门路95号房屋被拆的证明；12、公证书；13、关于祝毛秀房屋调查情况说明。证明会议纪要第五条明确只要原告带头拆迁，可以简化程序批准请求。原告除了带头拆迁，西门路有数十户获准将剩余房屋部分重建，而西门路95号原产权人因故未能进行重建。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与被答辩人签订拆迁协议的是鄱阳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不是答辩人，被答辩人是鄱阳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的行政相对人，应以其为被告。2、对江国华位于鲜花桥38号房屋及土地补偿的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过错，不存在行政赔偿的前提。3、江国华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认为鲜花桥38号房屋补偿实际损失7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仅是其主观感觉，没有提供后期补偿标准提高的证据；江国华的店铺一致在出租，没有损失18万元的依据，其与胡桂花的租赁合同终止属于民法调整范围，不属于行政法调整范围，其所述拆迁工作人员干预租赁没有依据。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鄱阳县房地产估价报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及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结算表（附件），证明原告的房屋征收是合理合法的。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以及《关于聘任章泽光、黄丽琴二位同志职务的通知》，证明与原告签订协议的征收相对人是鄱阳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3、鄱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公告，证明征收行为合法。4、《关于成立鄱阳县饶州北大道建设暨旧城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通知》，证明拆迁指挥部的由来。5、饶州北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证明补偿方式只有三种，只能选择其一。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原告不公平，给原告造成损失；对证据2认为章泽光不能代表被告，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是适格被告；对证据3认为公告是张贴了，但说了不让带头拆迁的人吃亏；对证据4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5认为征收补偿方案没有公开，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质证，因为是法律规定，不是证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4是法律规定，不是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所证明的内容和本案无关，恰好证明原告的房屋一直处于出租状态。对第三组证据属于法律规定，不予质证。对第四组证据认为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会议纪要内容理解错误，原告认为带头拆迁就能改建不正确，应当理解为不需经过繁琐的程序进行批准；收文处理单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并没有说同意的意见；接访的会议纪要内容并没有说同意原告改建，只是认为有上访事项的存在；证据目录与本案无关；审批表与本案无关，证明不了审批程序，恰好证明县政府只是其中六分之一，是六个部门协同进行批准改建房屋。对第五组证据认为被拆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其中属于法律法规的不属于证据，不予认定；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审查后在论理部分综合论述。经审理查明，2013年，因饶州北大道建设暨旧城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临时机构“鄱阳县饶州北大道建设暨旧城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后因审批原因，该临时机构正式名称为“鄱阳县饶州北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暨饶州北大道建设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因鄱阳县饶州北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需要，被告鄱阳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1日发布《鄱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决定对鄱阳县饶州北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原告江国华所有的位于鄱阳县鄱阳镇鲜花桥38号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之内。原告江国华系鄱阳县城西门路**房屋共有权人，该房屋因2003年饶州大道拆迁改造工程，导致房屋部分被拆，剩余部分建筑。在2014年8月11日《鄱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决定的本次征收中，江国华提出对西门路95号房屋剩余部分进行重建。2014年8月7日，指挥部召开工作会议，对该要求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工作会议纪要》（第1期），于2014年8月11日印发。该《工作会议纪要》第5条内容为：“拆迁户江国华在原饶州南大道拆迁时带头拆房，但有48㎡左右危房需改造，目前，拆迁办已签字证明属实，并且鄱阳镇政府、私房执法大队均到现场勘查，签字盖章证明属实。关于是否同意江国华危房改造一事，会议明确：只要江国华带头拆迁，可以简化程序批准其请求。”2014年8月26日、8月28日，指挥部相关领导在【2014】第015号《收文处理单》上相继签署意见：“请指挥长阅示，并按会议纪要办理。”“经请示领导并经会议研究，同意办理改建，请综合组按重建申请表程序办理。”2014年8月，原告江国华与本次征收的征收部门鄱阳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就鲜花桥38号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补偿总金额为1,053,954元，原告江国华在领取补偿款后将该房屋交付鄱阳县人民政府拆除。后原告江国华申请改建西门路95号房屋剩余部分，未获批准，原告在多次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后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是相对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当就自己的赔偿主张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江国华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履行行政允诺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的请求，但是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履行行政允诺的案件已被本院以（2018）赣11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在被告的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原告缺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国华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赖 晓审判员 余细花审判员 王 鹿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