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6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义龙路**金华大厦**。法定代表人：于波，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研，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立，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紫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国联大厦****法定代表人：曹珩，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渊超，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子亮，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紫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中路**远东公寓**楼**div>负责人：曹瑛。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渊超，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子亮，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原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div>法定代表人：王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俪人行国际影视传播中心，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合峰大厦**v>法定代表人：王蔚。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渊超，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子亮，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紫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雨公司）、海南紫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紫雨长沙分公司）、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公司，原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传媒）、原审第三人湖南俪人行国际影视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俪人行中心）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30日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1694号民事判决，紫雨公司及紫雨长沙分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3）长中民五终字第05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3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湘高民再终字第1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694号民事判决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民五终字第051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重审。2015年3月31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天民再重字第11号民事裁定。周易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2017年3月30日，本院作出（2015）长中民再重终字第0036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4）天民再重字第11号民事裁定；二、指令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俪人行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并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7）湘0103民初308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周易公司不服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3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研，被上诉人紫雨公司与紫雨长沙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渊超、被上诉人文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查终结。上诉人周易公司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7)湘0103民初308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周易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电视剧原始发行权来源于制片人获得的行政许可，紫雨公司是通过投资取得周易公司发行权的授权许可，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在我国影视剧发行权属于行政许可的权利范畴，必须取得该部影视剧的《影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制作单位（著作权人）才享有影视剧的原始发行权，这是影视剧发行权的法定权利来源和基础。而影视剧的发行依据主体不同分为自主发行和代理发行。自主发行是指制作单位以自己名义发行影片。代理发行是指制作片方委托持有发行经营许可的专业发行人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时间、范围、区域发行影视剧的方式。本案周易公司是涉案《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法定行政许可和合作制作单位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独家授权的法定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独家的著作权财产权利——涉案电视剧的原始发行权。周易公司基于紫雨公司的投资，才同意将其所有的法定发行授权许可给紫雨公司代理发行。投资合作是各主体从著作权人处取得相应授权许可的原因行为，而著作权人的发行权授权许可相应投资人行使的行为本身是委托行为。投资人紫雨公司发行的权利来源是著作权人周易公司的发行权授权许可，授权许可发行依法属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客观上具有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依法也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1、紫雨公司及紫雨长沙分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已明确承认“《合作协议书》的委托代理性质，仅限于该剧的销售及发行”。紫雨公司及紫雨长沙分公司均在该答辩状上盖章自认。因此，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存在销售及发行委托代理关系是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周易公司不同意对该事实的任何变更。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认定焦点事实部分确认了以下事实，应当在本案中予以认定：“由于周易公司经合法授权独家全权发行涉案电视剧，故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客观上也具有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东方传媒公司亦明知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存在许可发行关系，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在前述情形下，紫雨公司与东方传媒公司订立的《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直接约束周易公司与东方传媒公司”。2007年7月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琼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认定：俪人行中心的参与发行是由于取得了紫雨公司的许可，而紫雨公司的代理发行权来自于著作权人周易公司的授权委托，周易公司从未授权俪人行中心进行发行。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紫雨公司作为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发行单位，无权擅自与原审第三人俪人行中心共同发行。一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并未限制紫雨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共同发行，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周易公司从未允许紫雨公司擅自与第三方合作发行涉案电视剧，而且紫雨公司本身根本不具备影视剧发行经营资质，只能在具有发行资质的制作人周易公司授权和协助下才能成功出售播映权，这样周易公司才能掌握发行情况。但是，紫雨公司故意绕开周易公司，找到具有发行经营资质的第三人俪人行中心合作发行，紫雨公司就这样隐晦了这部电视剧的真实发行情况，前后私自侵吞了900余万元的播映权转让费。周易公司从未授权俪人行中心进行发行，也从未授权紫雨公司可以与俪人行中心合作发行，紫雨公司依法不能擅自与第三方合作发行。在影视剧发行市场的乱象下，紫雨公司这样赤裸裸的违约违法行为，竟然被一审判决所鼓励认可，会导致制作人合法权利被侵害的行业新乱象。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东方传媒在明知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存在许可发行关系的情况下，与受托人紫雨公司订立的《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依法直接约束周易公司与东方传媒，周易公司作为委托人可以直接向东方传媒公司主张付款请求权。《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委托人依法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接受履行是法律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应有之义，第三人应当向委托人履行付款义务。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是对合同相对性的延伸和补充。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能够对委托人产生直接约束力，表现在委托人可以根据合同直接请求第三人履行一定的行为，或者接受第三人的履行。委托人依法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接受履行是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必然。也正是委托合同履行出现问题时，委托人才会行使介入权，直接请求第三人履行，或者接受第三人的履行。如果排除委托人接受第三人履行的权利，就等于否认了委托人介入权，使“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失去实际意义。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赋予委托人介入权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正确，紫雨公司以诉讼程序问题提起再审申请，重审两审程序问题均被驳回。再次重审一审却推翻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中涉及当事人委托代理发行的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颠覆了著作权人原始取得发行权后再进行授权许可发行的基本法律交易模式，不符合影视剧授权许可发行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法律规定。作为拍摄涉案电视剧的著作权人，恳请重审二审法院维护原一、二审正确判决。被上诉人紫雨公司与紫雨长沙分公司共同辩称：一、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紫雨公司是基于该合作协议依法取得涉案电视剧发行和销售权。二、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紫雨公司以及俪人行中心与东方传媒签署的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紫雨公司依法有权依照本合同收取播映发行费186万元。周易公司不能取代紫雨公司和俪人行中心在电视剧播映权的转让地位。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周易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文广公司辩称：文广公司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紫雨公司和紫雨长沙分公司及俪人行中心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文广公司一直愿意支付相关的发行款项，基于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的诉讼，以至于文广公司无法支付。需要向法院表明的是涉案的电视剧发行款项是由海南公安机关查封，无法支付。海南公安机关以周易公司涉及刑事犯罪，查封了本剧的发行款项。文广公司尊重法院的判决，无论是支付给周易公司，还是紫雨公司，文广公司均服从。原审第三人俪人行中心答辩称，俪人行中心在《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中是协助紫雨公司。因签署该合同时，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先签有合作协议书。基于该合同协议书，紫雨公司拥有案涉电视剧的市场发行和销售的权利，故该《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周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方传媒(现为文广公司）向周易公司支付电视剧《水月洞天》播映权费用186.9万元；2、由紫雨公司及紫雨长沙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6月10日，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紫雨公司参与投资周易公司在中国大陆所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月洞天》，每集预算50万元，共计2000万元，紫雨公司投资占总投资额的15％，该剧所有海内外版权获利按投资比例作利润分配；双方负责海外市场和中国地区的版权销售及发行，若有重复之市场关系以价高者得；周易公司负责结算该剧所有投资及获利的结果与紫雨公司；紫雨公司需将投资款在开机前两周汇入周易公司账户：签约金30%需于签约时支付90万、开机款40%需于开镜两周内支付120万、关机款30%需于关机前两周内支付90万等。紫雨公司履约支付了投资款，案涉电视剧于同年9月拍摄关机。2004年1月6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了〔(广编)剧审字（2004）第004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载明剧目名称为《水月洞天》，制作单位为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合作单位为周易公司，准予该剧在全国范围发行。同年3月3日，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出具《授权书》，授权周易公司独家全权发行案涉电视剧。2003年12月17日，在案涉电视剧取得国家发行许可证之前，紫雨长沙分公司、俪人行中心作为甲方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营销中心作为乙方签订了《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水月洞天》的播映权有偿转让给乙方，使用范围包括上海地区无线、有线、卫视，期限贰年；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该剧播映权的有效证明，包括发行许可证或相关证明，如甲方之播映权为他人许可而获得，应提供该剧播映权转让的有效证明。以后如发生播映权纠纷，甲方负责解决，纠纷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全额赔偿；节目费每集62000元，30集共计1860000元，节目带、复制、邮寄等费用9000元，全部费用为1869000元，于上海地区播出该剧后支付，款项汇入紫雨长沙分公司银行账户；对违约方要追究相应责任，甲方如将已转让的播映权再许可他人使用，乙方如超越播映权将节目许可他人使用，都应按转让费20%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因违约所获非法收入的两倍作为损失赔偿给对方；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双方同意，本合同方可变更和解除；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等。合同签订后，紫雨长沙分公司、俪人行中心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文广公司亦播出了案涉电视剧。2010年，周易公司以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为案由，以东方传媒为被告、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为第三人，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主张紫雨公司未取得授权即与俪人行中心、文广公司签订了《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因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未按约履行，周易公司代替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履行了合同义务，故请求判令东方传媒支付电视剧《水月洞天》播映权许可使用费1869000元。2011年5月13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黄民三（知）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对周易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判决认为，对于争议焦点即周易公司是否取代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在涉案播映权转让合同中的地位而由周易公司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周易公司诉称事实及诉讼请求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该判决确认，《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中紫雨长沙分公司的权利义务由紫雨公司承受；东方传媒在庭审中亦确认，该合同书中乙方落款处所加盖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营销中心”印章及“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节目采购合同专用章，两部门均系文广公司内部机构，合同项下乙方的权利义务由东方传媒承受。之后，周易公司以著作权合同纠纷为案由，以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为被告、东方传媒为第三人，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紫雨公司及俪人行中心无权收取东方传媒约定支付的播映权转让费，该笔款项应由其公司直接收取。2012年1月9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浙绍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一、东方传媒应将电视剧《水月洞天》的播映权许可使用费1869000元支付给周易公司，款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周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紫雨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5月1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知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知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易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对东方传媒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周易公司要求东方传媒依《合作协议书》结算条款直接向其支付案涉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周易公司主张未得到上海、浙江两地法院支持，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上。另查明，紫雨长沙分公司为紫雨公司于2003年1月14日在湖南长沙所设立之分公司。2009年10月，文广公司经转制设立东方传媒，并由东方传媒继承文广公司除划拨给上海广播电视台资产以外的债权债务。2014年10月，文广集团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东方传媒，东方传媒的法人主体资格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由文广公司承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易公司是否可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委托介入权”规定，以委托人名义直接向文广公司收取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与文广公司之间约定的播映权转让费用1869000元？而周易公司对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之间的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是否具有委托介入权，关键判断因素在于如何认定紫雨公司对案涉电视剧的发行权是基于委托取得还是基于投资合作取得。至于当事人争议的本案是否属于一事二审问题，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2015）长中民再重终字第00362号民事裁定已有明确否定意见。关于该争议焦点，需先考察与案涉电视剧发行与播映相关的两份合同即《合作协议书》《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的合法有效性。对于案涉电视剧，周易公司作为合作单位与制作单位即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取得了发行许可证，属于案涉电视剧著作权人。但就《合作协议书》而言，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在约定了双方合作投资拍摄案涉电视剧的投资及利润分配的同时，还确定双方负责海外市场版权销售及发行和中国地区版权销售及发行，若双方有重复市场关系以价高者得等内容。该协议是双方合意之结果，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因合同约定，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对案涉电视剧均有独立发行权，非因法定事由和双方合意，合同及合同项下权利不得为单方任意解除。需要阐明的是，周易公司对案涉电视剧尚未取得国家发行许可和制作单位授权时，与紫雨公司签订有发行内容的投资合作合同，在程序上具有瑕疵，但因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制作单位即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的事后授权，不影响《合作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至于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与文广公司签订的《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是紫雨公司对独立发行案涉电视剧的签约行为。该协议真实有效，没有侵害案涉电视剧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于如上案涉电视剧由制作单位事后授权给周易公司独家发行之理由，紫雨公司签约行使案涉电视剧发行权，存在程序瑕疵，但不影响《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的合法有效性。就紫雨公司所获案涉电视剧发行权的权利来源问题，需判断是否基于委托所得。实践中，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发行可以选择不同模式，如依据著作权法所规定之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发行、依据合同法所规定之委托合同由他人代理发行、自行独自发行或与他人合作发行等。著作权人基于意思自治和权利实现需要，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发行形态，我国著作权法对此没有禁止限定。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以投资合作协议确定双方的独立发行权，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财产权许可发行模式不一致，但是即便是依据著作权法中许可使用之方式获得发行，无论专有许可使用亦或非专有许可使用，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也均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被许可人行使著作财产权与第三人的交易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著作权许可使用是著作权人将著作财产权许可他人使用并因此获得报酬的法律制度，法律创设这一制度既为保护著作权人以实现作品财产权价值，也为促进知识产权的共享传播而鼓励被许可人进行交易。许可使用合同一旦成立生效，不能凭单方行为任意撤销许可使用，不属具有任意撤销权特征的委托合同。具体到本案，周易公司并不享有任意解除合作合同而终止紫雨公司发行权的权利。同样，紫雨公司亦不得任意解除合作合同，但当其履行出资等合作义务后，基于权利放弃自由可放弃其非专有发行权，故两者之间的合约也不属于委托合同。此外，在《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中，合同当事人约定了“如甲方如将已转让的播映权再许可他人使用，应按转让费20%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因违约所获非法收入的两倍作为损失赔偿给对方”等违约内容，如作为甲方的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违反该条款，作为乙方的文广公司以委托代理关系之名要求直接约束周易公司并由其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显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样，周易公司也不得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文广公司向其承担责任。所以，紫雨公司因此取得的与周易公司同等的独立发行权，其权利来源于合作关系及合同约定，这既是著作权人同意的结果，也是参与投资和提供资源协助的一种获益体现，并非基于著作权人周易公司委托所进行之代理行为。还需阐明的是，俪人行中心没有取得周易公司发行许可授权而对外签约发行，但该行为并非单独行为而是与紫雨公司共同实施，《合作协议书》并未限制紫雨公司与第三人共同发行，也并非紫雨公司再次许可、转让著作财产权给第三人行使。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在投资合作中以合同形式约定了双方均享有案涉电视剧的独立发行权，两者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具有委托法律关系性质。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共同与文广公司签订案涉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是紫雨公司取得案涉电视剧著作财产权即发行权后，对合同项下权利的正当行使，并非基于原告周易公司的委托而所进行的代理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所规定之委托合同情形。故，周易公司所主张的其与紫雨公司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理由，因缺乏事实证据与法律依据不成立，其要求以委托人身份介入至紫雨公司、俪人行中心、文广公司三方间的播映权转让合同并由文广公司直接支付播映费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委托人介入权”规定不相符，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会对紫雨公司和文广公司的合同权利造成实质损害。因周易公司的事实主张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至于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在履行合作合同期间存在的案涉电视剧发行获利结算与利润分配纠纷，应由两者另行诉讼予以解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6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6621元，由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就案涉电视剧的发行，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的合同关系性质；二、周易公司是否可以行使委托介入权直接向文广公司主张播映权转让费186.9万元。一、关于在案涉电视剧的发行中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合同关系性质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电视剧《水月洞天》系周易公司与案外人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联合拍摄制作的音像制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之规定，周易公司与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为该电视剧的著作权人。后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将发行权独家授予周易公司，故周易公司是案涉电视剧发行权的权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之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发行权，其可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亦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发行权，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虽然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周易公司取得案涉电视剧的独家发行权之前，但因周易公司事后取得另一著作权人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的独家授权，从而该《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甲、乙双方负责海外市场版权销售及发行和中国地区版权销售及发行，若双方有重复之市场关系以价高者得”，基于双方的意思自治，紫雨公司对案涉电视剧享有独立行使案涉电视剧发行权。根据《合作协议书》中关于投资金额、利润分配及版权发行和销售的约定，紫雨公司以进行投资、负责推广作为对价获得对案涉电视剧发行权，故其基础法律关系为基于双方投资合作而产生，含以共同享有著作发行权等为内容的合同关系。而委托合同一般指双方约定受托人依据委托方的委托，代为办理委托的事务，其法律后果由委托方承担的合同。本案中，依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所有海内外版权获利将按投资比例作利润分配”，紫雨公司除负责版权发行销售外，须“负责筹划、拍摄及销售期间提供各项资源及协助”。从双方的合同内容分析，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于周易公司称影视剧的发行权属于行政许可的权利范畴，影视剧的发行依据主体不同分为自主发行和代理发行，进而认为本案非自主发行，故紫雨公司发行权源自周易公司授权许可及委托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电视剧的发行权许可是指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进口、出口。某电视剧取得了发行许可证后，表明该剧即可以发行，同时法律并未禁止他人基于合同关系取得该发行权。本案中，紫雨公司依据与周易公司达成的《合作协议书》取得了案涉电视剧的发行权。不能因紫雨公司作为非发行权许可证上的被许可人行使了案涉电视剧的发行，而当然认为紫雨公司发行权必是源自委托授权、紫雨公司与周易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于周易公司称紫雨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承认“合作协议书的委托代理性质，仅限该剧的销售及发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认定部分确认“…故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之间客观上也具有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琼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认定“…俪人行中心的参与发行是由于取得了紫雨公司的许可，而紫雨公司的代理发行权来自于著作权人周易公司的授权委托。…”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紫雨公司对合同关系性质的表述与抗辩主张存在冲突，且依上述表述不涉及、未明确双方对委托代理合同权利义务存在约定，故不能适用自认规则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另，上诉人周易公司提交的两份判决系两法院对案件争议焦点的认定意见，非查明内容，对本案不产生预决力。故本院认为，上诉人周易公司对本案中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二、关于周易公司是否可以行使委托介入权直接向文广集团主张播映权转让费186.9万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周易公司主张与紫雨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依据不足，本无再行论述周易公司是否有权行使委托介入权直接向文广公司主张权利的必要。为释理服判，本院就该争议问题涉及的其他要件论述如下。关于上诉人周易公司主张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有权向文广集团主张权利，文广集团应向周易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该条规定，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须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本案中，《电视剧播映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洞天》剧播映权的有效证明，包括《洞天》剧发行许可证或相关证明。如甲方之播映权为他人许可而获得，应提供《洞天》剧播映权转让的有效证明。如《洞天》剧有共同版权人的，还应提供共同版权人委托甲方转让播映权证明书。以后如发生播映权纠纷，由甲方负责解决，纠纷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全额赔偿”。依文义解释，上述约定不能证明文广公司明知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长沙分公司、俪人行中心存在代理关系。相反，该约定表明合同主体文广公司对甲方（紫雨公司长沙分公司、俪人行中心）的发行权系许可或转让取得在所不问，若发生播映权纠纷或赔偿，由紫雨公司长沙分公司、俪人行中心解决或负责。故，即便周易公司主张与紫雨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上诉人周易公司请求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仍事实依据不足，对其请求法院判令文广公司向周易公司支付电视剧《水月洞天》播映权费用186.9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周易公司与紫雨公司在履行合作合同期间存在的案涉电视剧发行获利结算与利润分配纠纷，应由两者另行诉讼予以解决。综上，周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21元，由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力夫审判员  闵俊伟审判员  何 鑫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潘威书记员刘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