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15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益斌，男，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赫章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住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城关镇城东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62957098W。 法定代表人：王章贵，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史洪学，贵州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益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7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甘益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7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在认定减少劳动报酬的问题上没有结合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职工，上诉人曾经为被上诉人缴纳过两个月的社会保险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于一审认定的大部分人员的工资适当减低存在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根据该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要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而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该证据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居然认可了被上诉人减低劳动报酬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显然罔顾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一审法院提到的“2017年7月下旬，原告等二十余人与被告协商后”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被上诉人在要求上诉人签订本案所涉的《承诺与声明书》之前，根本没有与上诉人协商过，甚至是以要发拖欠已久的工资的名义将上诉人在内的数十人到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去。然后才有了以胁迫的方式让上诉人等在内的数十人签订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情形。对此，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及一审阶段的证人均证实该事实，甚至连被上诉人对此也未加以否认，而对于这样一个事实，一审判决却得出了以庭审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一审认定的内容与事实根本不符。 二、对于本案的核心焦点，即《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问题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的《承诺与声明书》是有效的。并认为因为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清楚的认知和辨认能力，对于该《承诺与声明书》是知晓和清楚的。一审判决在此，完全混淆了民法中欺诈与胁迫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表明自己是因为对于《承诺与声明书》的认知不清楚受蒙蔽才签署的，那是属于欺诈的性质。上诉人表明的是当时是清楚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性质的，也明确表示了不签，但却被被上诉人不发剩余的劳动报酬相威胁。而当时，上诉人已数月没有领到工资，家中老小还需要上诉人抚养及赡养。因此，上诉人是在明知道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性质以及签署的后果的基础之上，因为上述原因所迫，不得已才签署，并非出于上诉人的完全自愿，完全符合胁迫及乘人之危的性质。认为只要签署了就是真实意思表示，根本违背了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形。 一审判决认为证人也是参与了该《承诺与声明书》的员工，证言不予采信。而事实上，当时在场的只有被上诉人安排来发放工资和签《承诺与声明书》的工作人员，以及需要签订的员工。只有员工当场看到了当时的情况，证人仅是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况予以陈述，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可以证明的情形下，就径自不采信证人的证言，显然于法无据。 至于一审认为的“即便该事实存在，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其他方式追讨工资”，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根本达不到司法机关，甚至是普通法律工作者对于法律问题的认知。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国家的司法机关以及各种司法救济途径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各种违法甚至是犯罪却时常发生，不会因为有了这些就能从源头上消除这些现象。一审判决这种有仲裁及诉讼就不可能有胁迫及乘人之危的说法不但于法无据，也是于理不符。 三、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已支付完毕上诉人的劳动报酬，认定不清。一审判决认为《承诺与声明书》一旦签署，双方的劳动关系就解除了，甚至在判决中都没有认定上诉人拿到了多少劳动报酬，（只明确了上诉人拿到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以及是否拿到了全部拖欠的劳动报酬，这样就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全部支付了上诉人的全部报酬了。同样，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每个员工都是同样的2000元。一审判决甚至不能说明其合法性。在此，一审已经不再仅是认定不清和草率的问题了，一审判决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及公正性！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时，在认定事实、证据采信及法律适用上均出现了诸多错误。鉴于一审判决存在以上诸多问题，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请求二审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甘益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000元；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扣减原告的劳动报酬，共计37400元；4、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未支付的劳动报酬22000元；5、依法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1998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扣除被告在2008年间曾缴纳过的2期），以上第2至4项共计834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因与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赫劳人仲案字[2018]第0027号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现提出起诉。一、裁定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诺与声明书》真实合法有效，既不符合真实的情形，也违反了强制性规定。裁决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是被告出具，让原告签署的《承诺与声明书》是否有效。这确实是本案在仲裁阶段，双方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但是，裁决在认定《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上，却没有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来分析，同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有错误。首先，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所有条款都是被告事先拟定的，也就是说，该条款是一个典型的格式条款，作为原告来说只有选择签与不签的权利，却没有改变其中条款的权利。但结合庭审中证人的证言来看，当时签这份《承诺与声明书》时，被告是以不签则不发放拖欠的工资作为要挟的。也即是说，当时的原告连不签的权利都没有，只有选择签字。而仲裁却认为：“本委认为，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相关离职承诺书时，应仔细阅读离职承诺书相关内容，对工资报酬、经济补偿等的支付、仲裁诉讼权利的放弃、有无其他争议等关键条款要特别注意，否则一旦签署，视为双方自愿。”这样的认定，可以看出，仲裁裁决在判定此案时完全没有结合庭审时证人在庭审上作证的情况，完全照搬法律的条条款款，使得整个仲裁的庭审完全流于形式。势必无法做到真正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因此，结合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劳动者已数月未领到工资，迫于生活的压力，才不得已在该《承诺与声明书》上签名。却发现并非《承诺与声明书》所称将所有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全部结清，而仅是领到22个月的工资和2000的补贴。而22个月的工资还是在扣除了500元的基础之上发放的。但此时，被告己拖欠了申请五六年的工资了。由此可见，被告是采取胁迫的方式，在原告急需工资以满足生活需要前提下，强迫原告签订，属于乘人之危的方式，己违背了自愿的基本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既然该《承诺与声明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就应属无效。其次，裁决在法律适用上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该《承诺与声明书》已在庭审中出示过，上面的记载中均不能反映原告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原告工作岗位及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故该《承诺与声明书》即使有效，也不具备被告所称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但让原告不能理解的是，对于这点原告既在庭审中反复强调，原告的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也再次提及，但遗憾的是仲裁裁决居然对于该条的规定只字不提，径自认定该《承诺与声明书》具备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完全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于不顾。这样的仲裁裁决显然不能让原告接受。二、仲裁裁决认为要求被告补缴社保仲裁时效已过，于法无据；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是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要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和不可免除性。本案庭审已经明确了，被告只为原告缴纳过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也就是明确了被告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作为劳动仲裁机构，此时理所应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让人遗憾的是，仲裁裁决居然以仲裁时效已过为由对劳动者明显被侵害的利益不予保护。这既违反了一个劳动部门所应该履行的基本职责，同时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凡是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均应全额补缴，没有时效的限制。退一步说，即使缴纳社保应受时效的限制，因为没有缴纳社保的事实是在延续的，且被告应该是每月定期缴纳而没有缴纳，故时效的起算应该在被告每月该缴纳而没有缴纳时重新计算的，不存在时效已过之说；三、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陈述以下内容：原告于1998年9月进入到被告处工作，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在被告处担任煤气车间副主任的工作。2011年10月，被告因市场疲软及其他原因而导致停产，于是决定让包括原告在内的数名职工从事看厂、护厂、参加日常管理、财务等工作。为了确保原告不离开公司以扣缴保证金的形式每月扣发原告500元的劳动报酬，同时减少的还有原告每月劳动报酬中的电话费一项，每个月扣减电话费50元。并承诺待将来该厂再次生产或清算时一次性补给被扣人员。双方至今未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一审经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职工。被告在2008年为原告缴纳过2个月的社会保险。2011年，被告公司因严重亏损而停产，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余名员工留下来看厂护厂，部份人员的工资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或不变，大部份人员的工资适当降低。 2017年7月下旬，原告甘益斌等二十余人与被告协商后，被告提供了一份承诺与声明书给原告等人签署，原告等人签署了《承诺与声明书》，内容为：“本人因个人原因特向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申请辞职。在本人辞职之日，公司向本人支付人民币34800元（包含工资和一次性补贴）后，本人与公司之间的所有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已全部结清。本人保证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离职后不作出有损公司利益之行为，也不再向公司主张权利，所有行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本承诺与声明书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本人签名出具之日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与声明”。承诺与声明人：甘益斌。《承诺与声明书》签署后，被告向原告付清了该34800元款项，该款包含原告2015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工资32800元及一次性补贴2000元。 2018年6月24日，原告等十余人以该《承诺与声明书》非本人意愿为由分别向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等。后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赫劳人仲案字【2018】第0027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18年8月17日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无异议，但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双方存在争议，被告认为依据《承诺与声明书》，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则认为该《承诺与声明书》是受被告协迫而签署，是无效的，因而劳动合同未解除。 关于该《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问题，被告提供该《承诺与声明书》给原告签署，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清楚的认知和辨识能力，对于该《承诺与声明书》中写明的内容，权利义务约定，其应该是知晓和清楚的，其签署了该《承诺与声明书》并领取了相应的报酬和补助，表明其认可同意了该《承诺与声明书》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其称被告提出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系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署，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系同时参与签署《承诺与声明书》的其中两位人员的对话，通话中没有“被告称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的内容，原告提供的证人也是参与签署《承诺与声明书》的员工，并且该两位证人也起诉，其与原告是具有相同利益关系的一方，其证言不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称不签署该《承诺与声明书》就不发放工资给原告”的事实存在，即便该事实存在，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其他方式追讨工资，原告称此为胁迫、乘人之危情形不成立；原告称该《承诺与声明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这一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中所称的证明是指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出具的证明，本案中的《承诺与声明书》不是这种证明，不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该《承诺与声明书》无效，但原告提出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情形规定，因此，原告签署的该《承诺与声明书》有效。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协商解除合同。”原告签署的《承诺与声明书》，就是原、被告经邀约和承诺所达成的合意，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合意结果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认定该《承诺与声明书》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因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自原告签署《承诺与声明书》之日起已经解除。被告已将《承诺与声明书》上约定的金额支付给原告，其中的一次性补贴2000元是作为经济补偿，自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支付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扣减原告的劳动报酬374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称被告扣减原告的工资部份还未补发一事，根据原告提供的扣减工资清册，该清册上所列明的员工，有的工资不变，少部份人的工资还有所增长，大部份人的工资确实降低了300至500元不等，清册上注明工资为变动前和变动后的工资，并没有注明是暂扣的工资。结合被告工厂已经亏损停产多年的情况，原告等二十余人是留下来看厂，没有具体的工作，可以认定被告是对原告等二十余人的工资在停产前后进行的调整，而不是暂扣原告的工资，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1998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扣除被告在2008年间曾缴纳过的2期）的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29条规定：“下列社会保险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应告知劳动者向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解决：（2）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但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规定的工资基数、缴纳费率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要求予以补缴的”。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不予处理。 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甘益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甘益斌负担。 二审经审理，除认定原判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上诉人向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仲裁请求为：1、依法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2、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000元；3、由被申请人支付扣减申请人的劳动报酬37400元；4、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未支付的劳动报酬22000元；5、由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1998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扣除被申请人在2008年曾缴纳过的2期）。以上合计83400元。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判对于被上诉人降低上诉人工资标准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承诺与声明书》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一、原判对于被上诉人降低上诉人工资标准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工资有所降低是因被上诉人严重亏损停产导致，2011年降低工资后，上诉人并未及时提出异议，其接受并继续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视为其认可被上诉人调低工资的事实。对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补发降薪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承诺与声明书》是否合法有效？ 经查，上诉人对于《承诺与声明书》是经其签字的事实不持异议，根据“签字盖章即视为认可”的基本原则，原判认定《承诺与声明书》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提出原判未采信徐仁珅的证人证言及2018年4月20日12时49分，徐仁卫与张华举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认定《承诺与声明书》系被上诉人通过胁迫的方式签订的事实，导致原判对于《承诺与声明书》的效力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证人徐某与上诉人均为同一批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利益一致，属当事人之间交叉作证，其证言不应采信。徐仁卫与张化举的通话录音，系视听资料，从其内容上，亦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认为应采信上述证据，认定《承诺与声明书》系被上诉人通过胁迫的方式签订的事实的上诉人理由不成立。《承诺与声明书》系上诉人签署的，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承诺与声明书》无效，故一审认定其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甘益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莺 审判员  殷勇 审判员  吉雪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谭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