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9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崇林，男，汉族，1963年7月25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应欢，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崇林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中段监理公司办公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692732068K。法定代表人：李科，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杨崇林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崇林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林意达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崇林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判决支持杨崇林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崇林意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判决错误。(一）原判决认定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关于利息承担的约定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认定事实严重误，判决错误。1、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均由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协调，目的是为了解决拆迁村民安置问题，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故意行为。2、2013年11月10日，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在遵义市后溪河房屋征收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见证下签订了《补充协议》并约定了款项的支付时间，因崇林意达公司与案外人民间借贷纠纷，查封了“康桥水岸项目”17.5亩土地，急需资金解决土地查封事宜，双方还约定，款项起付日前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处理债务支付的款项，经崇林意达公司确认后，由崇林意达公司承担，计算利息的期限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起付日为止。3、2014年10月4日，因崇林意达公司对外负债太多，“康桥水岸项”17.5亩土地于2014年8月29日才办理完土地过户手续，项目开发整体延误，资金回笼遥遥无期，且项目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二》约定付款时间，同时还约定计算利息的期限顺延至2016年12月30日为止。4、款项起付日前，杨崇林为代崇林意达公司处理债务而对外借款产生的利息，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该部分利息损失由崇林意达公司承担。5、2014年10月4日，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科与杨崇林就2014年10月4日前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垫付款项及利息核算方式书面签字确认；2015年2月5日，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科出具确认单，对2015年1月31日前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处理债务支出的款项本息进行了确认，对利息承担及计算方式再次书面确认。(二）原判决认定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支付，并经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的423.36万元管理费不真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判决错误。1、2014年10月4日，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科书面确认了2013年6月30日前垫付公司管理费用一览表（费用3754571.5元）及2013年6月后至2014年6月30日管理费用一览表（费用479012.8元）。2、2015年2月5日，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科出具确认单，再次确认了前述两笔费用。3、原判决对李科签字确认的款项不予认定，前后矛盾。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杨崇林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关于利息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为有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故原判决法律条款适用错误，判决错误。(二）杨崇林已经按照协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代崇林意达公司处理债务，支出本金78033069.00元，至2016年12月31日，共计产生借款利息39468932.80元，超出杨崇林应代崇林意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偿还的115000000元（已超出2502000.00元）。崇林意达公司经原审法院公告传唤期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面的答辩意见或任何证据，应由崇林意达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判决在崇林意达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支付的423.36万元管理费不真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原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案争《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合同方为杨崇林和崇林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科，合同约定的内容中包含了杨崇林受崇林意达公司和李科的委托代崇林意达公司和李科偿付其债务。合同的实际履行中，杨崇林确代崇林意达公司和李科偿付了债务。因此，本案争议的标的，崇林意达公司和李科均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应当追加李科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原判决没有追加，程序严重违法。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崇林意达公司未答辩。上诉人杨崇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崇林意达公司偿还杨崇林替崇林意达公司多支付的债务2502001.80元；二、判决崇林意达公司按照年利率24%支付上述款项从2016年12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崇林意达公司原系杨崇林投资设立，后杨崇林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李科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科。崇林意达公司开发的“康桥水岸”项目因李科涉嫌犯罪而停止，导致公司债务无法清偿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李科遂代表崇林意达公司委托杨崇林处理涉及“康桥水岸”项目的相关事务，并授权杨崇林以一亿元为限处理公司债务。为此李科与杨崇林从2013年3月27日的起签订若干《授权委托书》、《协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在2013年4月3日的《协议》中，明确在李科恢复人身自由前，该协议的履行由李科的父亲李志清代表李科办理。在2013年8月21日的《协议书》中，明确由杨崇林另行补偿李科1500万元，协议的履行仍然由李志清代表李科办理。在2013年11月10日的《补充协议》中，明确崇林意达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崇林，同时明确，在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时，对每一笔债务清理均需李科或李科指定人员认可，并与“康桥水岸”项目有关方能生效。在以上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杨崇林为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清理债务所支付的费用，均应计算利息，在杨崇林应当支付的一亿一千伍佰万元中抵扣。在2014年10月4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杨崇林为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清理债务所支付的费用利息计算至2016年12月30日止、杨崇林应当支付给崇林意达公司（李科）的款项从2016年12月30日起开始支付，到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以上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杨崇林支付了下列费用：1.2014年10月24日向李科提供借款20万元；2.2015年2月17日向李科提供借款15万元；3.2015年4月8日为李科提供律师费10万元；4.2015年8月17日为李科提供律师费22.43万元；5.2015年11月2日，为李科提供律师费10万元；6.2015年11月13日，代李科向刘国梁支付50万元；7.2016年1月7日，代李科向康杰支付500万元；8.2016年10月25日，代李科向刘国梁支付420万元；9.2016年11月1日，代李科向刘国梁支付320万元。以上九笔共计1347.43万元。庭审中，杨崇林提交了一份名为《2015年元月31日止李科借款本息确认单》，该《确认单》载明李科借款本息共计6455.87万元，李科在《确认单》上签名，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在《确认单》上，李科注明“如数据有误可以复核”。《确认单》显示了下列内容：1.2013年6月30日止垫付公司管理费375.46万元；2.2013年6月30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管理费47.90万元；3.2013年4月3日代李科还银行透支款145.07万元；4.2013年9月3日代李科向刘国梁支付800万元；5.2013年11月29日支付李志清50万元；6.2015年5月5日，支付康杰土地拍卖款2335万元；7.2014年8月13日，支付建工集团500万元；8.2014年8月25日，缴纳土地过户契税、土地转让手续费73.6万元。以上八笔共计4327.03万元。该4327.03万元产生利息（至2015年1月31日止）共计2128.84万元。上述八笔“本金”和“利息”共计6455.87万元。杨崇林认为，自己代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支付了1347.43万元和6455.87万元，至2016年12月30日止，应产生利息3946.89万元，故本息共计应为11750.20万元。而自己应当付给崇林意达公司（李科）的为11500万元，自己多付了250.20万元，要求崇林意达公司（李科）返还而起诉。另查，在执行舒小洁诉崇林意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执行裁定，追加本案杨崇林为被执行人，责令杨崇林履行向崇林意达公司所负的到期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的处理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杨崇林接受崇林意达公司委托后为该公司处理债权债务所支付的费用如何确定？第二，杨崇林与李科签订的协议中关于杨崇林支付的费用应当计算利息的评价？关于第一个问题，杨崇林与李科在2013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和2013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李科均强调由其父亲李志清代为办理履行协议事宜，且对每一笔债务清理均需李科或李科指定人员认可。但杨崇林提交的《确认单》中，前两笔管理费支出（数额分别为375.46万元和47.90万元）共计423.36万元，并没有李科指定的任何人在每一笔支出中签名确认。虽然嗣后李科在确认单上签名，由于这些单据仅仅是杨崇林单方面提交，且李科在《确认单》中特别标注“如数据有误可以复核”，结合李科曾经处于羁押期间，现在下落不明拒不出庭的事实，原审法院对《确认单》中的423.36万元支出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确认单》中的其余五笔支出，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予以确认，金额为3903.67万元。杨崇林支付的其余九笔费用共计1347.43万元，系李科本人的借款、代为支付的他人的欠款和律师费，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予以确认。综上，为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支付的费用共计为5251.1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确认的杨崇林支付的上述数额，仅仅在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李科）之间发生效力。由于接受杨崇林给付的崇林意达公司（李科）的上述债权人不是本案当事人，没有参加本案的诉讼，故本案中对杨崇林已经支付的数额认定，对上述债权人不具有既判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杨崇林与李科已经约定了崇林意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崇林，杨崇林应当支付11500万元。支付时间从2015年11月30日开始，至2017年12月30日支付完毕。后两人约定将杨崇林履行支付义务的时间推迟至从2016年12月30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没有约定利息。而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支付款项后却约定了要求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按照月利率3.5%的标准支付利息，并且计息截止时间从最先约定的2015年12月30日推迟到2016年12月30日。这样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约定明显严重损害了崇林意达公司的利益。结合崇林意达公司现处于被执行人地位，杨崇林也是人民法院追加的被执行人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杨崇林与李科之间的如此约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杨崇林与李科之间关于崇林意达公司应向杨崇林支付利息的约定无效。综上所述，杨崇林应当向崇林意达公司支付11500万元转让款，杨崇林实际代崇林意达公司偿还（含支付、垫付）的费用共计为5251.10万元，仅仅冲抵了部分金额。杨崇林认为自己在11500万元的基础上多支付了250.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对要求崇林意达公司返还了250.20万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崇林意达公司经原审法院公告传唤期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崇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20元、公告费200元，共计27020元，由杨崇林承担7020元，另外20000元原审法院免于收取。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李科（甲方）与杨崇林（乙方）于2013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授权委托乙方处理崇林意达公司17.5亩土地的相关事宜期间，由乙方融资代为清偿刘国梁案、康杰案等法院调解或判决案件的债务（包括甲方因实际需要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款项）经甲方确认后，支付款项及款项的利息由甲方负责，月息据实计算（以乙方融资利息为准），但不能超过3.5%，计算利息期限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如乙方提前偿还，利息则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其支付款项及款项利息在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款项中相应扣减”；《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因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急需费用50万元，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该50万元及每月3.5%的利息由甲方承担（利息计算到2015年12月30日止，如乙方提前偿还，利息则计算至还款之日止），该款的本金及利息，在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款项中相应扣减”。在李科（甲方）与杨崇林（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第一条中约定“双方同意将补充协议第四条中的‘计算利息期限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修改为‘计算利息期限从实际借款支付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杨崇林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本案审理的焦点是：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是否已超过其应向崇林意达公司支付的款项。根据崇林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科（甲方）与杨崇林（乙方）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甲方授权委托乙方经营管理后，由乙方全面负责康桥水岸项目开发的引资合作、房屋征收、土地摘牌、开发建设、房屋销售等工作，其中就本项目：由乙方占有90%的股份，甲方占有10%的股份，今后康桥水岸的开发利润按此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及第四条“乙方同意将甲方前期投入康桥水岸项目约6000余万元的投资抵价为1亿元，由乙方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处理完债务若有结余，余额归甲方所有，超出部分由李科自行承担（经李科确认的真实金额处理债务）”之约定，崇林意达公司委托杨崇林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同时，根据崇林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科与杨崇林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二条之约定，崇林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科委托杨崇林将崇林意达公司位于红花岗区南关镇后溪河的17.5亩土地转让给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办理土地过户相关手续；由杨崇林在2013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的基础上，另行补偿1500万元。本案中，杨崇林主张其替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已超过其应承担的1.15亿元，但根据杨崇林提供的证据，李科在2015年2月16日签署的《2015年元月31日止李科借款本息确认单》中注明“如数据有误可以复核”，据此可知双方对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并未进行清理、结算。且在《2015年元月31日止李科借款本息确认单》中所载明的第3笔款项系代李科还银行投资款1450690.27元、第5笔款系代支付李科父亲李志清50万元，因李科与崇林意达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在崇林意达公司未确认该两笔款项属于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对于杨崇林将该两笔款项纳入崇林意达公司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崇林主张的第4笔还刘国梁款8000000元、第6笔支付康杰土地拍卖款、第7笔支付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公司款、第8笔缴纳17.5亩土地过户契税及土地转让手续费736000元，根据杨崇林提交的证据，前述四笔款项均系由案外人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在未经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情况下，该四笔款项不能视为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至于杨崇林在本案中主张的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其余债务。首先，杨崇林主张的2014年10月24日李科借款的20万元及2015年2月17日支付李科借款15万元，因李科与崇林意达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在崇林意达公司未确认该两笔款项属于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对于杨崇林将该两笔款项纳入崇林意达公司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至于杨崇林主张的2015年4月8日代崇林意达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元、2015年8月17日支付康杰案诉讼费224350元、2015年11月2日支付律师费10万元、2015年11月13日支付刘国梁调解款50万元、2016年1月7日支付康杰调解款500万元、2016年10月25日支付刘国梁调解款400万元、2016年11月1日支付刘国梁调解款320万元，除2015年8月17日支付康杰案诉讼费224350元系由杨崇林支付外，其余款项均系由案外人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在未经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情况下，前述款项不能视为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故对于杨崇林提出其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已超过1.15亿元的上诉意见，因杨崇林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支付的款项系代杨崇林支付，亦不足以证明杨崇林向李科支付的借款、替李科偿还的信用卡透支款、向李科父亲支付的款项属于崇林意达公司债务，故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杨崇林可在与崇林意达公司结算后或收集新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崇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20元，由上诉人杨崇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李成波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