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1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市区小坝下河埂村云锡小区3幢1单元6-7层601号。法定代表人：吴明清。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宏，云南尚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云南尚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波，男，汉族，1971年12月23日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金荣，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海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8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笙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杨海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杨海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没有获得168000元的不当利益，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没有法律依据，一方受有利益，一方遭受损失，受有利益与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杨海波2016年4月1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180000元给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账户，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体检车购车款，认定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缴注册资本180000元。根据《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中的约定，被上诉人杨海波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出资35万元，上诉人于2016年4月19日给被上诉人出具3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被上诉人杨海波主张2016年5月4日，委托朋友谷艳红转账108000元到桂斌的账户。2016年6月6日，委托朋友谷艳红转账180000元到桂斌的账户用于支付上诉人购买体检车，并出具了两份购车合同。但是第一，被上诉人与谷艳红系朋友关系，谷艳红出具的《情况说明书》无法确定真实性，不可作为证据采用;第二，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桂斌与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委托桂斌代收购车款，而是提供四个指定账户供买方转账，谷艳红转账的桂斌账户，不是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账户;第三，谷艳红给桂斌转账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不能拿两张与上诉人无关的转款凭证来证明这两笔款项是上诉人获得的不当利益;第四，两张转款凭证虽然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和云南新新华医院的公章，但是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公章由他自己管理，不能说明转账凭证上加盖公章是上诉人公司意志的体现。第五，转账凭证加盖两个独立主体的公章，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转款与上诉人还是云南新新华医院有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这两笔款项与上诉人有关，上诉人对这两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也无法确定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证明上诉人获得了168000元的不当利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没有构成任何不当得利。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杨海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审原告杨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99869元，并支付该款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照月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申请费、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5日，原告杨海波与案外人吴明清、李海群共同制定《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名录为李海群（认缴出资额50000元，出资时间2046年5月25日）、吴明清（认缴出资额600000元，出资时间2046年5月25日）、原告杨海波（认缴出资额350000元、出资时间2046年5月25日。被告恒笙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成立，并按照上述章程约定对公司股东情况进行了登记。2018年7月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民终316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载明：2016年7月12日原告杨海波与吴明清、胡德周、余琼、郭游、吴桂繁、李海群签订《股份制合伙出资协议书》，约定吴明清以实物（原体检中心资产）出资，出资金额为3150000元；原告杨海波以现金1800000元出资；被告郭游以现金300000元出资；被告吴桂繁以现金300000元出资；被告胡德周以现金180000元出资；被告李海群以现金150000元出资；被告余琼以现金120000元出资，上述出资应于2016年9月30日前足额缴纳，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或法定公证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以非货币方式出资的，应由股东会成员确认其出资额价值。以设备设施出资的经全体股东确认后，出具出资资产确认书……原告及吴明清、胡德周、余琼、郭游、吴桂繁、李海群在《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发起人）名录》签字，确认均为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3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书；二、解除杨海波与吴明清、胡德周、余琼、郭游、吴桂繁、李海群2016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制合伙出资协议书》。2016年4月19日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出资证明》载明：收到杨海波个人以代垫公司所购体检车款形式入股资金300000元。2016年4月19日，原告杨海波向案外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80000元，主张凭证中加盖被告公司公章。被告认可上述款项系原告为被告垫付体检车车款。2016年5月4日，原告通过谷艳红账户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08000元，备注中载明设备款。该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2016年6月6日，原告通过谷艳红账户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80000元，备注中载明设备款。该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代被告公司支付购车款，提交了转账凭证，且该转账凭证中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被告认可原告的转账的288000元无法看出系原告代被告垫款，转账凭证中的被告公章系原告自行加盖，但被告对转账凭证中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系由原告保管使用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被告认可出具出资证明，其上亦加盖被告公章，故无法证明公章由原告管理使用，故对被告的上述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为证明其代被告公司支付购车款，提交了转账凭证，且该转账凭证中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结合原告陈述及转账凭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2016年5月4日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08000元、2016年6月6日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80000元系代被告支付的用于被告公司经营的款项。对于2016年4月19日，原告向案外人支付的180000元，被告确认系原告代被告垫付的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为被告支付的款项共计468000元。2016年4月19日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出资证明》载明：收到杨海波个人以代垫公司所购体检车款形式入股资金300000元。故在468000元中的300000元系被告有理由向原告收取的入股资金，不属于不当得利。针对余下的168000元的款项，生效判决书已经解除了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关于被告公司的股份制合伙出资协议书，故原告对被告的出资义务应当由2016年5月25日的《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予以确定。该章程中约定原告的认缴金额为350000元，认缴期限为2046年5月25日。被告认为原告尚欠50000元的出资未缴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章程中约定的认缴时间尚未届满，且双方对168000元中的50000元作为认缴出资未达成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代被告支出的168000元，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针对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垫付的出差、办公用品费用24579元以及其他支出729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出上述款项用于被告公司经营，故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不当得利款项自2018年8月20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6%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16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计算的孳息。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和担保费的诉讼请求，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产生上述费用，故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海波返还168000元；二、被告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海波支付上述款项从2018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计算的孳息；三、驳回原告杨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情况说明、第一届第一次出资股东会议决议书、云南新新华医院体检中心宣传册，一是证明杨海波系恒笙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副院长兼中心主任，负责公司的实际运营，其未离职之前是恒笙公司指定的体检中心实际负责人；二是证明恒笙公司的公章及云南新新华医院体检中心部门业务章，杨海波具有掌管并使用的权利；三是证明杨海波向法院提交加盖云南新新华医院体检中心部门业务章及恒笙公司公章的凭证，并未得到恒笙公司、云南新新华医院的授权，是杨海波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并质证认为：情况说明不认可，无经办人员签字，无法核实是谁出具；决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公司成立后虽聘请杨海波作为第一届公司的总经理兼体检中心的主任，但其职务完全被吴明清架空，杨海波并未履行职务；宣传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另，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6年5月4日……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事实有异议，认为公司没有收到288000元，也不清楚杨海波与谷艳红、桂斌之间的关系，桂斌也未出具证明收到款项；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杨海波的职务，但不足以证明公章是其加盖，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欲证明的观点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所提事实的异议，一审法院根据在卷证据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综上，二审查证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168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第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杨海波2016年5月4日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08000元、2016年6月6日向案外人桂斌转账支付180000元，该两笔转账用途载明是设备款，且在付款凭证上加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能够证明两笔款项系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的用于公司经营的款项。上诉人虽认为该两笔款项与其无关，凭证上的公章系被上诉人私自加盖，但未能提交足以证明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同时加上双方无争议的2016年4月19日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支付的180000元，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垫付的款项共计468000元。第二，恒笙公司出具《出资证明》能够证明杨海波以代垫公司所购体检车款形式入股资金300000元，故在468000元中的300000元系恒笙公司向杨海波收取的入股资金，不属于不当得利。第三，剩余168000元的款项，虽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了关于恒笙公司的股份制合伙出资协议书，约定杨海波的出资为180万，但生效判决书已经解除了该协议书，故杨海波对恒笙公司的出资义务应当由2016年5月25日的《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予以确定，即为350000元。如前所述，杨海波已入股300000元，尚余50000元尚未到双方约定的认缴期限，故不能认定168000元包含50000元的认缴出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168000元属于被上诉人代上诉人垫付款项，上诉人应当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利息，一审法院所做认定符合本案实际及法律规定，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297元，由上诉人云南恒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杨章亮审判员 刘 涛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袁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