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9）最高法委赔监28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杨力权（曾用名：杨某），男，佤族，1963年3月14日出生，住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 委托代理人：侯正华，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右金，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复议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div> 申诉人杨力权因申请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昆明市检察院）刑事违法扣押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杨力权于2017年8月21日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2018年1月29日，赔偿义务机关昆明市检察院作出昆检赔决〔2018〕3号刑事赔偿决定，认为杨力权实际被扣押的物品与杨力权所主张的扣押物品情况不一致，昆明市检察院扣押的物品已依法拍卖、变卖，抵扣了杨力权所挪用的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款项，对杨力权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杨力权不服，申请复议。2018年5月21日，复议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云检赔复决〔2018〕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处理决定提出申诉，应当适用刑事申诉程序进行办理，故决定撤销昆明市检察院昆检赔决〔2018〕3号刑事赔偿决定。杨力权不服上述复议决定，申请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请求昆明市检察院返还其所主张的全部物品或者给付赔偿金约4.5亿元。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1993年12月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以杨力权（当时用名杨某）、王绍兴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1996年12月24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作出昆检侦撤字（1996）第16号撤销案件决定，认定以下事实：1993年4月初，永康糖厂驻昆经营部经理杨某与昆明市“明洋经贸部”总经理夏明华签订订购1500吨白砂糖的协议，单价每吨2100元，总价款315万元，同时杨某与个体商业经纪人杨泽之口头协议销售1500吨白砂糖，总价款338万元,由杨泽之从购糖单位云南堪达公司开出转账支票交给杨某。为缩短提货时间和向夏明华证明其有付款能力，杨某找到中国工商银行穿心鼓楼分理处上级部门北京路办事处副主任王绍兴，请王绍兴帮忙在338万元转账支票进账回单上加盖“收讫”章，并在该账户转出315万元的回单上加盖“转讫”章，再提出338万元支票参与中国银行的交换。王绍兴碍于朋友情面，主观上又相信杨某提供的338万元支票没有问题，便责成分理处副主任邓建南给杨某同时办理转入338万元及转出315万元两笔“空转”业务。事后，分理处持杨某的338万元转账支票两次参与中国银行的同城交换，均被中国银行以“存款余额不足”退回。在收款单位不断查询及催促下，王绍兴怕事情暴露于自己不利，便通知邓建南动用分理处“1018”科目银行资金310万元垫支划拨到收款单位，造成大量银行资金流失。5月初，当杨某账户累积金额达到305万元时，王绍兴仍然未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账户停付，将305万元划回银行“1018”科目。至案发时，杨某账户余额仅存828686.18元。案发后，经全力追缴，本案流失资金338万元在王绍兴和杨某二人的配合下，于1995年3月3日全部追回。该决定认为，王绍兴身为银行机关主管人员，碍于朋友情面，在未对杨某提供的支票作实际调查的情况下，擅自违反银行规定，让下属人员在尚未到账的进账回单上加盖“收讫”“转讫”章，事后又未采取积极措施，致使银行垫支资金大量流失在外，但鉴于王、杨二人在案发后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及流失款追缴工作，并极力挽回流失资金，未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属情节轻微，尚不足追究二人刑事责任，决定撤销王绍兴、杨某二人取保候审决定；本案予以撤销。2018年1月18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将该决定告知杨力权。另查明，王绍兴、杨力权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侦查卷载明的杨力权被扣押物品与杨力权所请求返还的被扣押物品不一致，因杨力权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以侦查卷记载为准。昆明市检察院对杨力权涉案物品扣押，以扣押物品清单载明扣押物品内容，并由扣押人、见证人和杨某（杨力权）签名及按捺手印。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支行北京路办事处于1995年8月7日作出《关于王绍兴经济案款项追收情况的说明》，列明王绍兴、杨力权涉嫌挪用公款一案被挪用款项338万元被全部追回的具体款项明细：永康糖厂昆明经营部账户上余额、处理茶叶款、处理汽车款、处理玉石款、永康糖厂退款、王绍兴交款，其中的玉石款、茶叶款和部分汽车款系昆明市检察院对杨力权涉案物品的处理款项。扣押的雪佛兰轿车于1996年1月5日发还杨力权。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第八十五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本案中，昆明市检察院对杨力权涉案物品扣押出具扣押物品清单，载明扣押物品内容，并由扣押人、见证人和杨某（杨力权）签名及按捺手印的扣押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王绍兴、杨力权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作出的撤销案件处理决定认为王、杨二人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及流失款追缴工作，并极力挽回流失资金，未造成国家重大损失，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认定二人属情节轻微，尚不足追究刑事责任。昆明市检察院将包括杨力权被扣押物品在内的涉案物品进行处理，处理价款冲抵银行被挪用资金的损失。检察机关未追究王、杨二人刑事责任，系充分考虑二人配合以及处理相关涉案物品已冲抵银行流失资金，未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因此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昆明市检察院对扣押涉案物品的处理方式未违反相关规定，杨力权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第七项规定，本案系当事人对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对财产采取扣押等措施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属于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故复议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不适用国家赔偿程序办理为由撤销昆明市检察院赔偿决定不当，昆明市检察院处理结果正确。 据此，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云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检赔复决〔2018〕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维持昆明市检察院昆检赔决〔2018〕3号刑事赔偿决定。 杨力权对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其申诉事项为：1.撤销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2.昆明市检察院返还杨力权所主张的全部物品，或者给付赔偿金约4.5亿元。其主要理由为：1.昆明市检察院侦办案件时扣押了杨力权经营的百货商店、珠宝店、美发厅的全部物品，并冻结银行账户，但未出具扣押物品清单，导致杨力权所知道被扣押的物品与昆明市检察院侦查卷所记载的扣押物品内容、数量不一致。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根据原决定查明的事实，昆明市检察院实际扣押的物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当扣押，原决定认为昆明市检察院的扣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明显错误。2.原决定认为昆明市检察院对扣押物品的处理方式未违反相关规定，存在错误。（1）根据昆明市检察院昆检侦撤字(1996)第16号撤销案件决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01条、第402条规定，杨力权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根本不构成刑事犯罪，而非“情节轻微，尚不足追究二人刑事责任”。（2）依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及第八十七条“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邮件、电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迅速退还原主或者原邮电机关”的规定，昆明市检察院明知所扣押的涉案物品与案件无关，在未履行书面告知程序的情况下，私自处理涉案物品，缺乏事实根据，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3.原决定对338万元全部追回的具体款项明细，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通知杨力权进行质证，一并查明侦查卷记载的扣押物品清单、物品处理清单的真实性，拍卖、变卖扣押物品的合法性，抵扣款项的真实性，以及扣押物品剩余情况，并将剩余物品予以返还。杨力权认为捕前财产与扣押财产不一致，其无从举证：一是由于其当时被限制人身自由；二是其未收到全部物品的扣押清单；三是原决定作出前，其不知被扣押财产的具体数额和处理情况；四是其错误相信侦查机关，认为全部财产被扣押后会得到客观公正处理。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7月26日组织杨力权、昆明市检察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进行质证，杨力权当时未提供能证明昆明市检察院扣押其所主张财产的有效证据。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王绍兴、杨力权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的过程中，对杨力权的财物进行扣押，制作了扣押物品清单，载明了扣押物品内容，清单上有扣押人、见证人和杨力权签名及按捺手印。昆明市检察院对杨力权该部分财产的扣押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杨力权主张昆明市检察院不应当扣押、处分其财产，其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不构成犯罪，并非昆明市检察院昆检侦撤字(1996)第16号撤销案件决定所认定的“情节轻微，尚不足追究二人刑事责任”，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诉，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 杨力权主张昆明市检察院实际扣押了其所经营的百货商店、珠宝店、美发厅的全部财产，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要求昆明市检察院返还其所列清单上的全部物品，或者给付赔偿金约4.5亿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7月26日组织杨力权、昆明市检察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进行质证，杨力权作为赔偿请求人，当时未提供能证明昆明市检察院扣押其所主张财产的有效证据，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根据刑事侦查卷中的扣押物品清单和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支行北京路办事处《关于王绍兴经济案款项追收情况的说明》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杨力权主张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 综上，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力权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杨力权的申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