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703民初439号原告：刘向贵，男，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农民，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彬，男，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被告：李斌，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原告刘向贵与被告李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向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彬、被告李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向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黑木耳栽植成本费用人民币60，000.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4日，原告用电话向被告订黑木耳二级菌种共计666袋，每袋3.50元，被告当日用汽车送到原告住处浩良河镇大吉星村，原告支付给被告2，331.00元，被告提供的菌种每袋可加工出木耳地栽袋45-50袋，原告共加工地栽袋30000袋，从加工至栽植到地里每袋成本费用2.00元，合计60，000.00元。栽植后一个月发现所有地栽木耳袋全部变绿，菌丝老化、耳芽腐烂，已经绝产，为了查清事故原因，原告向南岔公安局报了案，南岔公安局立案后，经被告同意委托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对被告提供的菌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菌种在木屑培养基中传代次数过多。”因被告提供的菌种不合格是造成原告黑木耳绝产的原因，故要求被告承担原告从购买菌种到栽植到地里的成本费用合计60，000.00元，望法院支持原告的主张。李斌辩称，一、法院应审查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二级菌的买卖关系。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被告确实向南岔区浩良河镇大吉星村出售过二级菌，但是，大吉星村的村民同时也在庆安××××等地购买过二级菌，原告的二级菌是否在被告处购买，不能仅靠大吉星村委会的一份报告就予以认定。二、原告三级菌“绝产”的原因不清。原告在起诉状中引用了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黑林科鉴字2017第133号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造成绝产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菌种在木屑培养基中传代次数过多”。但被告认为鉴定结论缺乏根据。首先，技术鉴定书中在实验室分析部分霍万财、顾金刚、齐增河三人的三级菌“可能是因为传代次数太多，引起菌种衰退”。这里用了“可能”二字，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原因。技术鉴定书中在分析关于刘福梅三级菌时，有这样一个事实：“说明该三级菌已被严重污染”，显然刘福梅的三级菌“绝产”原因是污染造成的，而污染是在哪个环节污染的不清楚。因此，该鉴定书存在重大瑕疵，鉴定结论与分析过程相矛盾，该证据不能采信。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黑林科鉴字2017第133号技术鉴定书不应是本案的定案依据。该鉴定是采取抽样形式鉴定的，鉴定只抽取了三户的三级菌进行鉴定，其中刘福梅三级菌的“绝产”原因应为“该三级菌被严重污染”，因此，如果没有对原告的三级菌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就不能排除原告的三级菌也是因污染造成的绝产或者减产。三、原告三级菌损失数量和数额不清。大吉星村委会无权认定损失数量。技术鉴定书中用词是基本绝产，“基本绝产”和“完全绝产”意义完全不同。村委会和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是不具有资质作出损失数量结论的单位，要证明损失的数量，要由人民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勘查、鉴定作出结论。因此说原告的三级菌损失数量不清。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申请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1.南公（森）鉴通字（2017）50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意在证明被告销售的菌种不合格，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当时要查明的是被告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当时认为被告所出售的菌种是否合格都不构成犯罪，所以当时没有申请重新鉴定，本案是民事案件，被告在刑事案件中没有申请重新鉴定，不等于被告在民事案件中对鉴定的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实南岔分局于2017年10月31日向霍万财等29户菌农及被告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并告知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2.南公（森）鉴通字（2017）6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意在证明原告主张的每袋木耳菌从加工到摆放到地里的成本费用为2.00元是合理诉求，有南岔区物价局对当年的市场调查结论为证。经质证，被告认为，南岔区物价监督管理局无权对南岔区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鉴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委托省高院指定鉴定机构进行。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南岔分局于2017年12月25日向霍万财等29户菌农及被告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并告知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3.浩良河镇大吉星村农户地栽黑木耳受骗情况报告，浩良河镇大吉星村村民购假木耳菌种情况报告表各一份，意在证明案发时当地村政府对菌农各户受灾情况的调查及向公安机关的报告情况。经质证，被告认为，大吉星村委会无权认定损失数量，要想证明损失数量要由人民法院委托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调查和鉴定。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能够印证大吉星村村民刘向贵在李斌处购买黑木耳二级菌数量及加工成三级菌30000袋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4.南岔公安分局于2017年7月25日（二份）、2017年9月5日、2017年11月13日（二份）、2018年1月16日，2018年4月24日对被告的询问笔录，意在证明被告在公安机关自述销售给大吉星村木耳菌的户数和金额。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当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没有说具体数量，也证明不了与原告有买卖关系。本院认证认为，被告在公安机关被询问时自认其销售给大吉星村民黑木耳二级菌种，数额和金额与大吉星村民委员会情况报告及报告表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5.视听资料光盘，意在证明被告在该村销售二级木耳菌种及同村民协商赔偿事宜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这是我在收到森保科民警通知说鉴定下来了，让我去看鉴定，说鉴定中认定是我的责任。我当时说鉴定做的不对，他说不对也能起到法律作用，要承担刑事责任。他说你去跟村民协商一下，我害怕了，才去和村民协商的。协商的前提是此事不能立案。立案的话我损失很大。如果不立案我就把我的损失拿出来补偿给村民。“这个事是不是我的责任我就认了”，这句话我当时在现场有说过，视频中没有，视频是不完整的，经过剪辑的。本院认证认为，该视听资料能够证实大吉星村民委员会组织双方协商时被告认可出售给大吉星村村民二级菌种及同意赔偿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6.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意在证明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具有鉴定资质。经质证，李斌认为，林科院研究所没有食用菌鉴定资质。本院认证认为，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是经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的，具备鉴定资质，本院予以采信。7.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技术鉴定书，意在证明造成木耳绝产是因为二级菌种传代过多造成的。经质证，被告认为，该鉴定的鉴定结论缺乏根据，在技术鉴定书中的在实验室分析部分载明霍万才、顾金刚、齐增河三人的三级菌“可能”是因为传代次数太多，引起菌种衰退，这里用的“可能”二字，这是一个不确定原因。技术鉴定书中在实验室分析中关于分析刘福梅三级菌时写明（刘福梅家）说明该三级菌已经被严重污染，显然刘福梅的三级菌“绝产”原因应该是污染造成的。而污染是在哪个环节污染的不清楚。因此黑龙江省林业科研所黑林科鉴字2017第133号技术鉴定书存在重大瑕疵，鉴定结论与分析过程相矛盾。该证据不能采信。该鉴定是采用抽样鉴定形式鉴定的，鉴定只抽取了4户三级菌鉴定，其中刘福梅三级菌“绝产”原因是因为“该三级菌被严重污染”（鉴定报告有叙述），因此，如果没有对原被告的三级菌鉴定的情况下就不能排除原告的三级菌也是因为污染造成的绝产或减产。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造成木耳绝产是因为被告提供的二级菌种传代过多造成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8.价格认定协助书、价格认定结论书及受灾现场照片，意在证明地栽木耳每袋的价格是2.0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南岔物价管理局无权对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应该委托省高院司法鉴定库内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刘向贵地栽木耳的实际损失，本院予以采信。9.2017年7月18日南岔公安分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意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购买木耳菌及数量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该份证据只是原告个人陈述，不能证明与被告有买卖关系。如想证明，请提供被告打的收条。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陈述的事实内容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10.2017年8月25日南岔公安分局鉴定聘请书，证明聘请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对此案的鉴定是原告、被告和公安机关三方认可的鉴定机构。经质证，被告对鉴定聘请书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鉴定机构的鉴定证明。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是经过伊春市公安局南岔分局聘请，具有鉴定资质，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7年10月31日原告的自述证明一份，意在证明原告所述绝产不是事实，他是有产量的，原告的叙述与事实不符。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当时村民使用被告的菌种后产了少量木耳，正常产量是6000斤，但是产了800斤，所以我们认为基本是绝产了。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使用被告提供的菌种所栽植的黑木耳并未全部绝产，且原告自认产量为800斤，价值13，6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2.木屑一级菌照片及购买发票，意在证明我省都在用木屑培养基中多次传代的方式生产二级菌，黑林科鉴字（133）号鉴定的结论是猜测的，是没有经过实验检验的，村民也有自带木屑一级菌要我加工二级菌的。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购买过一级菌，不能证明是用他购买的菌种给大吉星村民加工的二级菌，更证明不了其在加工过程中的传代次数是否正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3.荣誉证书，意在证明市政府要求把生产技术推广给百姓，用来搞活地区经济，村民是看到市政府宣传主动来我家学习生产技术的，我不认识对方。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具有销售和加工二级食用菌资质，也证明不了销售给大吉星村民的菌种是合格产品，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多年来获得的荣誉证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4日，刘向贵通过电话联系李斌订购黑木耳二级菌种666袋，每袋3.50元，当日，李斌开车将黑木耳二级菌送到伊春市××岔区××大吉星村刘向贵家中，刘向贵支付给李斌2，331.00元。刘向贵共加工地栽袋30000袋。栽植一个月后发现所有地栽木耳袋全部变绿，菌丝老化、耳芽腐烂。2017年6月份，李斌到伊春市××岔区××大吉星村对村民用其销售的二级黑木耳菌加工成的三级木耳菌进行了查看，并看见栽培菌长绿色青苔。2017年7月6日，南岔区浩良河镇大吉星村委会向伊春市公安局南岔分局（以下简称南岔分局）报案。南岔分局于2017年8月25日，委托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对南岔区浩良河镇大吉星村霍万财等29户菌农种植的黑木耳，造成产量损失的原因进行鉴定。2017年10月24日，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作出黑林科鉴字第（133）号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伊春市××岔区××大吉星村霍万财等29户菌农，采用金山屯李斌提供菌种栽植的黑木耳基本绝产，造成绝产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菌种在木屑培养中传代次数过多。2017年10月30日，黑龙江省南岔林业地区公安局向伊春市南岔区物价监督管理局提出价格认定协助书，要求对南岔区浩良河镇大吉星村霍万财、刘福梅、刘小曼等26户种植三级木耳菌的农户在2017年5月的损失价格（三级木耳菌袋摆放田间的成本价，包括摆放菌袋时的人工费用及材料费）进行认定，共计970000袋。2017年12月21日，伊春市南岔区物价监督管理局作出南价认字[2017]第37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价格认定结论为：委托的地栽木耳袋于2017年5月的市场价格为1，940，000.00元，每袋2.00元。价格认定明细表载明有刘向贵三级木耳菌袋30000袋，共计60，000.00元。李斌对上述技术鉴定书及价格认定结论书有异议，虽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因被鉴定的检材已灭失，导致无法重新鉴定。刘向贵使用该木耳菌种加工地栽木耳30000袋，成本价值按每袋2元计算，合计成本价值为60,000.00元。其中共生产了800斤干木耳，价值13，600.00元，刘向贵成本损失应为46，400.00元。本院认为，刘向贵与李斌口头达成的黑木耳二级菌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向贵使用在李斌处购买二级菌种共计加工地栽木耳30000袋。栽植后发现木耳袋全部变绿、菌丝老化、耳芽腐烂。经公安机关依法委托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对该菌种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伊春市××岔区××大吉星村霍万财等29户菌农，采用“金山屯李斌提供菌种”栽植的黑木耳基本绝产，造成绝产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菌种在木屑中传代次数过多。在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时，刘向贵与李斌均对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结论未提出异议，审理中，李斌虽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和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因鉴定检材已灭失导致无法重新鉴定。李斌未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同时又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推翻鉴定结论，故其鉴定结论本院应予采信。对于公安机关依法委托南岔区物价监督管理局对木耳袋所作出的价格认定书，双方当事人当时均未提出异议，在审理中，李斌虽提出异议，但未举证证明该价格认定结论缺乏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予以采信。根据价格认定结论：委托的地栽木耳袋于2017年5月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1,940,000.00元，每袋为2元。为此，刘向贵300**袋地栽木耳的成本价值为60,000.00元，减去刘向贵所产木耳的收益13，600.00元，其实际成本损失计46，400.00元。致使刘向贵地栽木耳损失的原因是李斌提供菌种在木屑中传代次数过多造成的，所以应由李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刘向贵要求李斌赔偿木耳栽植成本损失6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向贵木耳栽植成本损失46，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0元，减半收取650.00元，由被告李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安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