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民终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厦门西路28号1-B幢3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2050211404Ｐ。 负责人：晋学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恩增，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成，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少川，男，汉族，1969年5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汉斌，福建怀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福建怀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延领，男，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润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盐河生态科技城长江东路588号传化公路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36725396236。 法定代表人：桂洪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国任财保淮安公司）与被上诉人林少川、马延领、淮安润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润物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8）闽0902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902民初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予以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马延领交通肇事后驾车逃逸确属法律禁止行为无异议。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向投保人做了提示义务错误，保险合同明确约定逃逸免责内容，上诉人已履行提示义务、逃逸免责条款生效，依法应改判驳回林少川对上诉人关于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原审诉讼请求。首先，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足以证明保险合同明确约定逃逸免责的内容，并向投保人尽了提示义务。《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具有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之情形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内容进行加粗加黑且醒目，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同时，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进行专门的书面说明，同时针对本免责事项说明的内容以及投保单所附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进行详细说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3至5页，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明确约定逃逸免责，并说明是情形免责，即只要具有逃逸情形，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上诉人均不负责赔偿。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上诉人在保险条款中以字体加粗加黑和专门就免责条款书面告知的方式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明确作出了提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尽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错误，应予纠正。其次，被上诉人淮润物流公司收到并同意逃逸免责条款。投保人淮润物流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投保人声明内容，即已收到保险条款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原审判决遗漏上诉人举证的重要证据“投保单”，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并采信投保单、《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等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淮润物流公司在“投保人声明”签单处盖章，投保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免责事项说明书》是专门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书面说明，说明书第4页明确约定了逃逸免责条款，并说明是情形免责。在投保人盖章前，投保人声明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是一体的，投保人盖章后，上诉人将“投保人声明”页撕下存档，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交给投保人淮安润达物流有限公司。因此，“投保人声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将约定逃逸免责的内容交付投保人，投保人收到并知悉逃逸免责条款，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向投保人做了提示义务。经涉案交通事故承办警官核对原件并留存档案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与《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右边均有骑缝章痕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可以认定上诉人已交付投保人《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最后，上诉人履行提示义务，逃逸免责条款生效，上诉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责任。被上诉人淮润物流公司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并未对逃逸免责条款及生效提出异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投保人淮润物流公司收到《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前者对逃逸免责条款进行加粗加黑，后者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即逃逸免责进行专门书面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上诉人在保险条款中以字体加粗和专门书面告知的方式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明确作出了提示，被上诉人淮润物流公司亦予以盖章确认，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重新认定上诉人已履行提示义务、涉案逃逸免责条款产生效力，据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三、上诉人依法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投保人淮安润达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6日，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车辆信息咨询服务、中介服务，投保人作为专业的物流公司，名下长期有众多车辆办理保险，投保人熟悉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投保人明知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逃逸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情形，但马延领肇事后仍然驾车逃逸，导致事故发生时马延领是否存在醉酒驾驶、吸毒驾驶等违法行为无法查实，逃逸的社会危险性与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吸毒驾驶、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情形相当，甚至更严重；如果纵容逃逸的交通事故责任人通过商业险转嫁风险，导致上诉人为投保人、侵权人的违法行为买单，则会诱发行为人以逃逸方式掩盖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其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道德风险，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行为的发生，短期看可能给受害人予以保护，但从长远看却会引导错误的价值取向，使得违法者有恃无恐，这也有违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与鼓励驾驶人谨慎、安全、守法的价值取向和公序良俗的立法本意相违背。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林少川辩称，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该条已经明确了说明义务应达到的程度。而上诉人在本案一审时，仅仅提交了两份证据：投保人声明和《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并未对免责内容作出解释说明，仅仅系确认已收到另一份《免责说明书》，不能证实其已尽到了说明义务。而第二份《商业保险条款》投保人并未签字确认，与本案无关。并且一审开庭时，两份证据均未提交原件核对。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已尽到充分的说明义务，一审因上诉人举证不足认定其未尽到说明义务，判决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淮润物流公司、马延领未答辩。 林少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延领、淮润物流公司、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共同赔偿林少川各项损失共计459156.57元；2．判令先由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在强制险、商业险范围内对林少川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马延领、淮润物流公司继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中各方对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肇事车辆的投保情况（其中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和事故造成缪兰芸、林少川受伤、闽Ｊ×××××号轻型普通货车受损等事实无异议等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任何不法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依法应予以赔偿。本案中，马延领对事故负全部责任，由于其所驾驶的苏Ｈ×××××号重型厢式货车在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依法应先行在交强险的限额内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林少川相应损失，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审判实践中，当交强险的保险人与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系同一保险单位，且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责时，只要第三人（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未超出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和，细分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金额和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金额无实际必要。目前，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缪兰芸、林少川和黄永志的人身财产损失未超出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和，保险人又不存在可免除赔偿责任之情形，故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应赔偿林少川经济损失301999.33元。林少川诉求部分合理，予以支持。淮润物流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依法予以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林少川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301999.33元，款项直接汇入林少川的银行账户；二、驳回林少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8元，林少川承担2803元，国任财保淮安公司承担5385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 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节选），用以证明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进行专门的书面说明，同时针对本免责事项说明的内容以及投保单所附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进行详细说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3至5页，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明确约定逃逸免责，并说明是情形免责，即只要具有逃逸情形，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上诉人均不负责赔偿；上诉人已向投保人尽了提示义务。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用以证明投保人淮润物流公司留存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与《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右边均有骑缝章痕迹，骑缝章足以说明投保人已收到并留存《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逃逸免责条款产生法律效力。 被上诉人林少川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说明书没有投保人的签字盖章确认，跟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仅仅有骑缝两个字，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跟本案无关。 经审查，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证明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向投保人提供的说明书的内容。证据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与《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边缘有加盖骑缝章，但不能证明与该两份文件一同加盖骑缝章的具体文件内容。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有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 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马延领在发生事故后逃逸，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投保人有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证明投保人收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具体内容，亦不能证明该说明书中是否对逃逸免责的事由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主张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依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国任财保淮安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上诉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孝斌 审判员  陈潇婷 审判员  韦晓菁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陈 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