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1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城市天地广场Ⅰ、Ⅲ区**。负责人：张端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伟城，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扬，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程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宵阳，广东循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彦强，男，198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城固县。再审申请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桔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彦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粤民申964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一审诉称：请求：１．小桔公司、董彦强向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赔偿款71350元；２．小桔公司、董彦强承担公估调查费1500元；3．小桔公司、董彦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1月26日凌晨4时许，范先生因饮酒不能驾驶车辆，范先生的朋友肖××用手机（号码138××××****）在滴滴代驾平台呼叫代驾服务，滴滴代驾平台受理代驾订单后，指派董彦强提供代驾服务，代驾行程路线为翠竹公园至共和世家。二、董彦强驾驶代驾车辆临时号牌为沪Ｓ×××**（车主为江××）行驶至布心路往××方向××主道的交界处，与黄××驾驶的LFT178车发生碰撞，造成沪Ｓ×××**号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口头认定董彦强因疏忽大意、未保证安全驾驶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董彦强负事故全部责任，黄××不负事故责任。三、事故发生后，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确认董彦强系小桔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履行职务。四、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接到保险报案后，对车辆损失情况进行勘查、定损，确定车辆维修费用为71350元；2016年1月28日，被保险人江××委托深圳市大兴宝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维修费用共计71350元。五、2016年4月29日，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江××赔付保险金71350元。六、2015年12月22日，被保险人江××就沪Ｓ×××**车辆向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限为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综上，范先生的朋友肖××在小桔公司旗下滴滴代驾平台发起代驾服务邀约，滴滴代驾平台受理订单后，双方之间成立代驾服务合同关系，滴滴代驾平台有义务把范先生安全地送达目的地，并完好的交付代驾车辆。代驾服务过程中，代驾司机因疏忽大意、措施不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有权向小桔公司、董彦强追偿。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庭后提交代理词，内容如下：一、董彦强在代驾过程中未确保安全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在滴滴代驾平台呼叫代驾服务后，滴滴代驾平台对代驾信息进行处理，并发送给附近的代驾司机，指派代驾司机提供代驾服务，代驾平台及代驾司机应当安全地把消费者送达目的地，并完好的交付代驾车辆。本案中，车辆粤Ｂ×××**(临时车牌为沪Ｓ×××**)的使用人为被保险人江××的妹夫范先生。2016年1月26日凌晨4时许，范先生因酒后不能驾驶，其朋友肖××在小桔公司旗下滴滴代驾平台呼叫代驾服务，并支付了代驾服务费，小桔公司指派董彦强提供代驾服务。董彦强接受指派提供代驾服务，应把范先生安全送达目的地，并完好交付代驾车辆，但董彦强在提供代驾服务过程中，因疏忽大意，违反安全、文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代驾车辆粤Ｂ×××**损坏，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小桔公司作为雇主，应对雇员董彦强的侵权行为承担最终赔偿责任。小桔公司推出滴滴代驾服务，对外宣传，具备公示作用，消费者基于对小桔公司旗下滴滴代驾平台有信赖利益，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提供代驾服务的就是滴滴代驾平台。对于消费者来说，滴滴代驾平台指派谁提供代驾服务，消费者是无法选择的；对于代驾司机的基本情况、是否具备代驾资质及提供代驾服务品质如何，消费者是无法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反之，对于滴滴代驾平台来说，滴滴代驾平台对代驾司机有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的义务，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滴滴代驾平台应当记录代驾司机、约车人在其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内容、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订单日志、上网日志、网上交易日志、行驶轨迹日志等数据。小桔公司作为互联网科技企业，并不依靠出售软件盈利,司机提供服务，其收取部分费用才是核心考虑因素，司机提供服务是滴滴代驾平台的主营业务之一。在滴滴代驾的商业模式中，小桔公司拥有绝对的定价权，也就是说，代驾司机在提供代驾服务的过程中应收取多少服务费用，完全是滴滴代驾平台规定的，同时，小桔公司按规定从代驾服务费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因此，本案中，董彦强提供代驾服务是小桔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小桔公司对代驾服务费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司机需要遵守小桔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小桔公司对董彦强具备较强的管理。董彦强与小桔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特征的，其存在雇佣关系。三、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是适格的原告，不存在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人在代位权诉讼中行使的是原先被保险人所享有的权利，只要第三者依法应向被保险人赔偿，不管该赔偿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保险人都有权利要求第三者赔偿。本案中董彦强不当驾驶，造成保险事故，侵害了被保险人江××的民事权益，应担赔偿责任，现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已向被保险人江××赔偿保险金，有权代位行使江××对小桔公司、董彦强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不当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益。”本条是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对于被告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与把握。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且相互间进行扶养、扶助或赡养的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近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对于在血缘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如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也应当作为家庭成员来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应作狭义的理解，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这部分人常是代理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说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本案中，董彦强不属于被保险人江××的家庭成员，也不属于其组成人员，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人江××对董彦强请求赔偿的权利。综上，董彦强在提供代驾服务过程中侵害被保险人江××的财产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小桔公司与董彦强存在雇佣关系，对董彦强的债务应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有权代位求偿被保险人江××对小桔公司、董彦强请求赔偿的权利。董彦强一审辩称：2016年1月26日晚上我接到车主订单，我就开始给他代驾。在罗湖区时走到一个岔路口，来了一个货车。之后出了车祸，事故发生后，经过车主同意，报了车主的保险。第二天到4S店面车主打电话定损后，说保险偿付了多少钱，我们承诺支付车主第二年上浮的保费，后面车主就同意用车主的保险来赔。小桔公司一审辩称：一、对2016年1月26日沪Ｓ×××**与粤Ｌ×××**交通事故的发生和责任认定以合法有效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目前证据没有交警的事故认定书，难以确定事故的真实性。但小桔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代驾司机和下订单用户是代驾服务平台的注册用户，小桔公司仅为代驾服务的居间服务平台。事故损失应当由沪Ｓ×××**的承保保险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无责方保险公司应当在无责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有权要求无责方保险公司承担无责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二、本案中的代驾行为，本质上是被代驾人（虽然行驶证车主是江××，但实际车主仍需要明确）雇佣驾驶员驾驶车辆为其完成指定的路线行驶的过程。驾驶员作为被代驾人的雇佣人员，作为允许的驾驶员，虽然被代驾人处于醉酒状态无法开车，但是雇佣代驾员驾驶属于间接控制，驾驶路线为被代驾人员的目的的，被代驾人依然具有运行控制权，驾驶行为产生的利益归属于被代驾人员，其相应的风险也应当由车辆使用人承担，也就是代驾法律关系中车辆使用人仍然是实际的使用人，被代驾人员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是车主的家庭成员（车主是车辆使用人的妹夫），驾驶员是被允许的驾驶人员，应当认定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且本案中驾驶员并非故意造成交通事故，因此保险公司在赔偿车辆损失后没有代位追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险法》第六十二条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三、保险公司保险标的为车辆，是对车辆的承保，只要驾驶员是合法被允许的驾驶，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应当由肇事车辆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没有就本次赔偿进行代位追偿的请求权基础，也不符合保险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投保人在保险人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车辆损失险及不计免赔等险种，车辆使用人雇佣的驾驶员，即允许驾驶其车辆的董彦强，已有5年驾龄并拥有B2的驾驶资格，属于驾驶熟练的驾驶司机，其驾驶车辆没有提高驾驶的危险性，相反因车辆使用人属于酒后人员，没有代驾员可能产生更高的危险，驾驶员的驾驶降低了车辆行驶的危险性。产生的事故责任也应当由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的车辆损失保险进行赔偿无权再向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追偿，车辆损失险基于保险合同的赔偿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要以第三方被代位求偿对象损害保险标的，且保险标的所有人对损害方享有请求权为基础，即驾驶员要对保险标的有损害行且承担赔偿责任为基础，但案涉交通事故驾驶员不属于第三方，其没有故意损害保险标的行为，且赔偿责任人为被保险人一方，故被保险人对驾驶员没有请求权，被保险人的替代赔偿责任方为保险人，故保险人不享有代位追偿权。代驾人员基于雇佣代为驾驶，产生的利益归属于车主一方，但代驾人员收取的服务费仅为几十元，将事故风险和事故赔偿责任交由驾驶员承担有违保险的补偿原则和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四、从受益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保险公司也不应当追偿。由于酒驾入刑的实施，代驾行业兴起，每年目前至少几千万单的频次，大大减少了车主的刑事和民事风险，降低了事故率，大大减少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全体保险公司都是代驾的受益者同时也降低了保险公司调查酒驾、顶包、虚假理赔等各种支出；从被代驾人的目的来看，请代驾视为了降低自身风险，是符合保险公司利益的。由于代驾人员没有目的地和路线的决定权，运输的实质性重大利益也归属于被代驾人员，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仍然是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对于车辆自身的损失基本可以由车辆损失险覆盖。风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基于保险合同保费的对价应当补偿损失。从公平角度看，代驾人员一般晚上或者深夜工作，一单几十元，甚至在送回车主后没有车辆返还自己的住处，虽然有代驾责任险，但是代驾责任险有保险范围和保险限额，提高代驾员的责任必然会导致代驾责任险无法覆盖或者推高代驾责任险的保险费，这必然造成代驾员收入的减少，乃至影响代驾人员的从业数量，打击新兴事物的发展。如果允许保险公司在此种情形享有代位追偿权，就必然会造成保险公司拒赔理由的放宽，保险公司就可以据此对一系列的保险事故拒赔或行使追偿权。如车辆在出借、出租过程中，符合“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条件的借用人、承租人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就可以此案为例进行拒赔或行使追偿，这不仅违背了设立责任保险的初衷和宗旨，损害了被保险人和“允许的合法驾驶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受害人及时达到救济和补偿。特别是在当前对酒后驾车整治过程中，酒后代驾服务行业应运而生，该行业的形成与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遏制了酒后驾车行为，对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大众对这一新兴行业普遍认同和予以支持。如果代驾人员在正常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赔或向代驾人进行追偿，这不仅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也必将大大提高了代驾人的服务风险，将代驾人置于自身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中，这一刚刚兴起的新兴行业必将无法生存和发展，这违背了我国法律应有的社会价值取向。五、由于保险公司向被告方请求保险代位追偿不成立，故产生的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董彦强于2015年12月就职于滴滴代驾公司。2016年1月26日凌晨4时许，临时号牌为沪Ｓ×××**车辆使用人范某喝酒了，其朋友替其呼叫滴滴代驾，董彦强接到该订单，驾驶代驾车辆（临时号牌为沪Ｓ×××**）从翠竹公园开往共和世家，在行驶至布心路往××方向辅道分岔路口与另一辆车发生刮碰，交警到现场口头认定董彦强全责。董彦强将事故报给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案涉车辆临时号牌为沪Ｓ×××**车主江××系使用人范某的妹夫，并在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接到保险报案后，对案涉车辆损失情况进行勘查并出具《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定案涉车辆维修费用为71350元；《机动车辆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确定涉案车辆的商业本次实赔金额为71350元（含外加工1300元）。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另支付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公估费1500元。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保险人江××赔付了70050元，向深圳市修易仕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300元，上述转账均备注2130278530和江××。案外人深圳市大兴宝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及深圳市修易仕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出具沪Ｓ×××**维修费70050元及沪Ｓ×××**外加工1300元的发票。一审庭审中，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小桔公司、董彦强承担侵权责任。董彦强在提供代驾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侵犯了被保险人江××财产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桔公司作为雇主，应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最终赔偿责任。董彦强称小桔公司向其收取报名费，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其公司的代驾员，其提供代驾服务必须经过小桔公司的指派，且从小桔公司平台收取代驾费用，小桔公司对其每次提供代驾服务，均会收取20%的代驾费用。一审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被保险人江××与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建立的机动车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董彦强是否属于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成员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对象包括“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本案中，被保险人一方应限定为被保险人江××及其家庭组成人员范某。无证据显示董彦强与被保险人有亲戚或血缘上的关系及其他可以认定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的关系，且董彦强也非被保险人的合伙人、职员或代理人等与被保险人建立了某种特殊法律关系的组成人员。也即，董彦强作为提供有偿代驾服务的一方并不属于被保险人江××的家庭成员，也不属于其组成人员。此外，保险合同中规定被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享有相同保险利益，故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应与被保险人视为利益共同体，而董彦强系与被保险人一方订立代驾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明显与被保险人一方不构成利益共同体。因此，董彦强应认定为造成案涉车辆损害的第三者。第二，董彦强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自己承担还是由小桔公司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被保险人一方通过小桔公司提供的平台进行叫车，代驾司机即董彦强系由小桔公司指派向被保险人一方提供代驾服务，由被保险人一方向小桔公司进行支付代驾费用。故代驾服务合同的双方主体应认定为被保险人一方与小桔公司。现因小桔公司指派的代驾司机即董彦强的过错导致被保险人一方的车辆损失，该行为构成违约，并侵害了被保险人一方的财产权益，故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小桔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故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要求小桔公司赔偿保险金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董彦强赔偿保险金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可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实际数额。小桔公司作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应在与案涉车辆发生碰撞的另一车辆无责任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100元外承担赔偿责任，故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仅可向其追偿保险金71250元。至于公估费是否属于代位求偿范围的问题。根据保险法规定，公估费在性质上系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出的必要、合理的费用，应由保险人即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自行承担。故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小桔公司承担公估费1500元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一、小桔公司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十日内向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保险金71250元。二、驳回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小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的费用由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董彦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小桔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小桔公司是本案相应的被告，事实上，根据《代驾服务协议》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为代驾交易平台运营方，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60号令）第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司机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劳务公司作为依法注册的法人组织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劳务公司是代驾责任险的被保险人，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劳务公司与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整个过程中，滴滴出行软件，由小桔公司设计，代驾交易平台由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代驾劳务服务由与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劳务公司招募代驾司机、培训、管理，向服务接受方开具劳务发票收取劳务费，劳务费收入进入劳务公司在第三方开立的支付账户，劳务公司向代驾司机结算劳务费，向税务局依法纳税。因此，劳务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小桔公司。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快的公司旗下的公司，滴滴快的并购后，杭州快智的代驾运营平台独立于小桔公司，小桔公司不是代驾服务的参与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有关的规定、证据和司法判例足以确认小桔公司不是代驾服务参与方，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故一审认定代驾服务合同的主体是小桔公司系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片面强调不能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成员范围，而忽略了董彦强不属于第三者的事实，即董彦强属于保险保障的范围，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无权行使代位追偿权。1、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本条规定，追偿权的前提是第三者对保险标的造成了损害。如果不是第三者，则不存在追偿权一说。2、董彦强作为沪Ｓ×××**车辆的驾驶员，其理当属于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不应认定为第三者。本案中，董彦强根据沪Ｓ×××**车辆一方的代驾需求，代位代驾，其作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理当不属于第三者。故人保深圳分公司无权追偿。一审法院未考虑董彦强不属于第三者的事实，一味的强调不能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成员范围，逻辑错误。同时，代驾是车主方为了降低酒驾的交通事故风险及排除法律风险主动发起的行为，代驾司机均为五年以上驾龄的司机，其代驾行为降低了车辆的事故风险，排除了车主的法律风险，符合车主方的利益，也符合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公司承保车辆的交通事故风险极大降低，减少事故赔付同时减少调查酒驾的成本与纠纷。代驾行为产生的重大利益仍然属于被代驾一方，这种利益不止包括“代为驾驶”的劳务服务的利益也包括降低或排除风险的利益，而且代驾的主要利益为降低或排除风险。3、保险保障范围内的驾驶风险应当覆盖合法允许的驾驶员，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本案涉及车辆损失险，该保险的被保险标的是车辆，保险责任范围根据保险协议：“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保险协议中约定“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必须协助保险人向第三方追偿。”，保险合同将被保险人方及其被允许的驾驶员并列，并约定第三方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害的，保险公司在赔付后有追偿权。在代驾中，被保险人方为降低风险并获得替代驾驶的利益，代驾员作为合法的驾驶员应当认定为被保险人方的组成人员，而不应当认定为第三方，根据《侵权责任法》，一直使用行为人、侵权人的概念，第三方更多的是两方之外的第三方，一方包括多数人的概念，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在代驾法律关系中，由于系被保险人方主动要求代驾，并且代驾重大利益归属方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可以认为是被保险人一方，可以认定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应当做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4、保险公司是收取保费、管理风险的金融机构，车辆的交通事故风险是车辆上路后的固有风险，被保险人方因酒后无法驾驶车辆，让代驾司机对原本被保险人要驾驶的路线代为驾驶，被保险人方的行为及代驾司机的行为均降低被保险标的风险的情况下，保险标的的风险没有增加，保险公司应当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及公平原则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填平有关损失。5、若将合法允许的驾驶员认为是第三方，则现行社会中的借用、租赁等情形均将引发保险公司的追偿，而保险保障的车辆运行风险则由保险公司转嫁到了车辆驾驶员，这与保险的目的相悖。从《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追偿禁止的立法目的看，财产险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覆盖范围，非故意侵权情况下涵盖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组成人员，涵盖家庭成员属于经济保障范畴，涉及组成人员属于为被保险人利益而固有风险保障的范畴，该处的被保险人利益可以为被保险标的的合法合约的使用，亦可以是他人为被保险人的利益。代驾人员的代驾行为显然是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了降低被保险标的风险而提供的服务，保险人之被保险标的合理财产使用，比如借用、无偿代驾、有偿代驾都属于保险人之被保险标的合理使用及为自己利益的行为，不因为有偿代驾收取了费用而否定了其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性，代驾人员的劳务费用显然不能等价于潜在的风险，况且该代驾还间接让保险公司承保的标的物风险降低。因此，应当作为为了被保险人利益的组成人员受到《保险法》第六十二条之保护而获得保险代位追偿禁止权。在学界和国外的立法例中对“组成人员”也做了相对宽泛的解释：“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为了避免此权利的滥用，应适用一定的标准限定之，是指为被保险人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代理人、信托人等”6、代驾的一般风险不应当发生转移，仍然由车主方及被保险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超过保险责任范围的部分由代驾责任险承担，超出所有保险覆盖范围的部分由侵权人或侵权责任人承担。如此，既能兼顾车主方、保险公司利益，亦能兼顾代驾司机利益，防止出现有违风险与收益不对等原则的悖论及有违公平原则的情况。二、判决小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小桔公司仅仅是滴滴出行软件的设计开发者，非代驾服务的提供方，也非网络商品有关交易的经营者，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任何证据小桔公司参与了本起代驾行为。故一审判决小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小桔公司及其他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小桔公司恳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小桔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中，车主江××一方通过滴滴平台叫车，代驾司机即董彦强由滴滴平台指派向车主江××一方提供代驾服务。车主江××一方向滴滴平台支付代驾费用。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代驾司机董彦强是小桔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董彦强正在履行职务。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交调查报告、视听资料、董彦强的照片，证明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经查，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董彦强陈述向小桔公司交了报名费200元，为成为代驾司机签了书面合同，但名称不记得了。经查，董彦强的陈述均无书面证据予以印证，也不能证明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况且，小桔公司也否认与董彦强存在雇佣关系，与董彦强也未签订书面合同。综上，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小桔公司对董彦强代驾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小桔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更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一、原审判决剥夺了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合法权益，放纵违法行为，违背公平原则。一审在归纳案件焦点及事实认定部分认为董彦强系小桔公司指派提供代驾服务，其侵权赔偿责任应由提供代驾服务一方小桔公司承担，也即一审认定董彦强应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责任应由小桔公司承担最终的代替责任。二审只是对小桔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这一事项进行简单论述，对董彦强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只字未提。二审直接驳回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诉讼请求，等于在实体上认定侵权人董彦强对其违法行为不用承担责任，在程序上直接剥夺了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权利救济途径。退一步说，即使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小桔公司与董彦强存在雇佣关系，但董彦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双方均无异议。二审如认为案件事实不清或诉讼主体不适格，可发回重审，不应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二、二审主观臆断，罔顾事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以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判断本案，与现代社会多样化的用工环境和用工形式不符，尤其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随着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诸多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用工形式也不例外，用工企业将大量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通过多种方式与雇员建立雇佣、劳务关系。其次，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的特征非常明显。最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并不以签订书面合同为唯一认定标准。三、二审程序违法，判决存在内在逻辑矛盾。小桔公司二审提交的诸多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密切联系，其一审时故意不提交，导致一审无法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属于恶意的证据突袭，滥用诉讼权利。如二审采纳小桔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但未经质证，未按逾期提交证据进行处理。如不采纳小桔公司提交的证据，又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小桔公司、董彦强承担。小桔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滴滴代驾平台的运营主体是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而董彦强的劳务关系所在单位是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本案任何一方与小桔公司都没有任何关联性，小桔公司主体不适格。二、董彦强不属于被代位追索求偿的对象。董彦强是代驾司机，是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的驾驶人，代驾司机是驾驶员，而驾驶员并非保险法意义上第三者。其利益与被保险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代驾司机是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就属于车上的组成人员，符合《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家庭成员及组成人员造成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可以行使追偿权。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再审审理应围绕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再审请求进行，对于原审双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及小桔公司提交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能否向董彦强、小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董彦强作为滴滴代驾司机为被保险人车主一方提供代驾服务，其驾驶行为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案涉车辆损坏，被保险人车主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作出保险赔付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向董彦强行使代位求偿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二审未审理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能否向董彦强行使代位求偿权属于遗漏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纠正。被保险人一方通过滴滴出行平台联系代驾服务并支付代驾费用，被保险人与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网络约车服务合同关系。董彦强受平台指派接受代驾任务，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滴滴出行平台承担。由于滴滴出行平台的开发商和所有人为小桔公司，滴滴代驾只是滴滴出行网络约车平台的一个服务项目，作为消费者的约车人并不需要知悉滴滴出行平台内部的运行关系及指派司机的劳务合同关系，二审以没有证据证明董彦强与小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为由认定小桔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认定小桔公司应向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二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处理结果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人寿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58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1548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243.25元由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邹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