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20民初3886号 原告：马大建，男，195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靖，重庆合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佳，重庆合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一峰，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跃全，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宇峰，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大建与被告程一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大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靖、梅佳，被告程一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跃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大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货款15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5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时止）；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下旬，案外人郑明多次告诉原告，璧山区前收藏协会会长即原告程一峰因老婆打牌欠银行两三百万贷款，急于处理存放多年“清代乾隆本朝全身都老黄了，黄鸭瓷器一对”。前些年有其他人看货要价200多万，现在急需用钱只要20来万。原、被告在茶楼见面后，见到了被告拿出的藏品。10月31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信息，保证货是从正规渠道购得，为清代乾隆年代，图册和购买依据被他人弄掉了。同年11月2日上午，郑明约原、被告双方在原告住处协商，价格未谈成，下午再次协商，以155000元成交。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了货款，被告出具了收条一张。2017年2月至3月，原告的几个朋友看过此物件后均认为是现代仿品。同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鸭子是仿品，要求退货，之后双方电话协商口头约定进行鉴定。鉴定后，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联系，被告不认可鉴定意见。7月2日，被告与原告达成退货协议，且有证人在场，但7月9日被告又说货是真的老货不予退货。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程一峰辩称，原、被告的买卖行为合法，并且已经交易完成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理由不成立，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客观、不真实。被告出售的物品来源合法、出售合法，应受到法律保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经他人介绍，原告马大建欲向被告程一峰购买黄鸭瓷器一对，2016年10月31日，双方曾在微信上交谈协商。2016年11月2日，原、被告协商一致，原告以155000元的价格购买被告所有的黄鸭瓷器一对。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被告转账支付了155000元，被告将黄鸭瓷器一对交给原告，并出具了《说明》一张，载明“今售瓷器黄鸭壹对给马大建，此物件确保来源于拍卖公司，售价¥155000.00元。以上款项已收到。售卖人：程一峰。2016年11月2日。雄鸭475克、雌鸭400克。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 2017年3月16日，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发送记录黄鸭瓷器的拍卖书本图片。同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瓷器不对，表达了退货的意思。随后双方通过微信多次交流，对鉴定等也进行了讨论，原告要求退货，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对案涉黄鸭瓷器一对的形成年限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该中心鉴定项目为痕迹（含陶瓷器）检验，不能直接回应制作年代问题，故从痕迹检验角度出具了鉴定意见：送检的两件乾隆款黄釉卧鸭瓷器（详见图片）痕迹与其款识所标称时期器物应有的痕迹规律不符。原告预付了鉴定费2000元。 另查明，被告提交的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书刊中记载的第261号拍卖品图片与案涉黄鸭瓷器的外观基本一致，并描述为“清黄釉鸭摆件一对RMB：16,000-40,000”。该书刊封面上注明拍卖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下午2:00时。被告提交的渝文物[2015]215号《重庆市文物局文件》，对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拍卖标的进行了批复，其中第四、第五条为“四、本批复不作为对上述标的品质及瑕疵等的认定。五、本批复须登载于拍卖图录或相应宣传品的显著位置。”被告提交的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上载明其购买了261号拍品“黄釉鸭摆件一对”，作者年代为“清”，成交价为16000元，佣金1600元，共17600元，打印的结算日期为2015年6月27日，被告程一峰在提货人处签字。 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在售卖黄鸭瓷器时向其保证了该瓷器系清代文物，被告出具的说明中“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字样，结合售价，应当视为保证该瓷器为清代文物。被告陈述上述备注只为说明黄鸭瓷器上有相应的款识，并不是说明为清代文物；被告只保证瓷器来源于拍卖公司，没有保证是真品；被告提交的结算单是拍卖公司开具，并加盖有财务专用章，来源合法，原、被告只是约定了购买黄釉鸭摆件一对，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约定物品的产生时代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说明》、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古陶瓷检测中心分析测试报告》、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鉴定费发票，被告提交的2015春季文物艺术拍卖会书刊、渝文物[2015]215号《重庆市文物局文件》、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结算单，经原告申请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马大建向被告程一峰购买黄鸭瓷器一对，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将货物交付了原告，并出具了《说明》一份，双方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且已实际履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原告认为其与被告约定买卖的是清乾隆年代制作的古玩，被告交付的黄鸭瓷器并非产自清乾隆年代，被告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解除合同。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未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不能依约定或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说明》中明确了出售标的物为“黄鸭瓷器一对”，并保证“此物件确保来源于拍卖公司”，尾部的备注为“雄鸭475克、雌鸭400克，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被告人作为出卖人，对标的物有基本的陈述和介绍是理所应当的，此《说明》的内容和备注仅能说明被告明确了所售标的物的名称、来源和重量、款识等特征，而并未有任何保真承诺的意思表示。古玩交易不同于一般物品买卖,按其行业习惯，卖家并不默认保真,买受人应以自己的技能及专业知识对其价值予以鉴别,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原告向被告购买黄鸭瓷器前验看了实物，并多次与被告见面协商，双方才达成买卖合同，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向原告交付了黄鸭瓷器一对，且被告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该瓷器来源于拍卖公司，被告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原告也支付了货款，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向其针对涉案瓷器作过保真的承诺，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请求解除买卖合同，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因解除买卖合同而返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大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00元（已减半收取），鉴定费2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雷晓鸣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黄麟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