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508行初440号 原告柴秀芳，女，1981年3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原告杜成俊，男，2008年4月2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法定代理人柴秀芳（系杜成俊母亲），即本案第一原告。 原告张桂荣，女，1951年3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代理人于凯（代理上述三原告），安徽鸣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300号人社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燕，局长。 出庭负责人沈宇，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费雅君，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兴东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丁志永，该公司员工。 原告柴秀芳、杜成俊、张桂荣不服被告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吴江人社局）所作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并于同年11月23日向被告及第三人寄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月14日、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柴秀芳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凯，被告吴江人社局出庭负责人沈宇及委托代理人费雅君，第三人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公司）委托代理人谢明、丁志永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柴秀芳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凯，被告吴江人社局委托代理人费雅君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吴江人社局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查明：2018年6月24日，杜晓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上海长征医院于2018年6月28日诊断为呼吸循环衰竭、脑疝、梗阻性脑积水、脑出血破入脑室死亡。被告认为上述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故认定杜晓光的死亡不属于工伤。 原告柴秀芳、杜成俊、张桂荣诉称：原告近亲属杜晓光系第三人华映公司员工。2018年6月24日18时30分许，杜晓光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被其工友送入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吴江一院）抢救治疗，经急诊手术后转入ICU科接通呼吸机通气，但是患者神志无改善、无自主呼吸、各种反射消失、已经处于脑功能衰竭状态、已经无救治希望，为进一步挽救杜晓光的生命，原告将其转入上海长征医院，医治无效后于2018年6月28日19时02分死亡。原告认为，在抢救治疗手术后，医生已经反复多次告知原告，杜晓光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拔掉呼吸机立马死亡，只是为了生的希望不放弃抢救才导致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对于杜晓光的死亡应当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情形予以认定，被告所作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判令被告重作，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临泉县天桥街道办事处大王庄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杜晓光的父亲于2010年6月20日已故；2．结婚证，证明柴秀芳与杜晓光系夫妻关系；3．苏吴江人社工受字[2018]3305号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所作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错误；4．全日制劳动合同，证明杜晓光在第三人公司工作至病发；5．吴江一院住院病历等资料、上海长征医院门诊病历等资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遗体火化证明，证明杜晓光突发疾病送医抢救后在48小时内已处于“脑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规定；6．判决书2份，证明相关判例认可“脑死亡”作为判断依据，并最终认定为视同工伤；7.安徽天衡司法鉴定所（皖）天衡司鉴[2019]临鉴字第315号鉴定意见书，证明杜晓光2018年6月25日7时30分后即已处于“脑死亡”状态。 被告吴江人社局辩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杜晓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初次诊断时间为2018年6月24日19时30分许，至同年6月27日期间在吴江一院就诊，后转入上海长征医院治疗，最终该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显示其死亡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19时02分，超出了48小时的法律规定，故不应视同工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吴江人社局于2018年12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申报证据清单，证据1-2证明原告柴秀芳在规定期限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3．杜晓光的居民身份证、社保卡；4．华映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5．柴秀芳的居民身份证；6．结婚证；7．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证据3-7证明杜晓光、柴秀芳的身份信息及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公司的身份事项，杜晓光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等事实；8．入院记录、体温单、住院病案首页、检验报告单、CT检查报告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病危报告单、就医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杜晓光突发疾病后的诊疗经过和治疗结果；9．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柴秀芳向被告提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10．苏吴江人社工受字[2018]3305号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11．快递详单及物流信息查询结果，证据10-11证明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送达文书；12．苏吴江人社工证字[2018]403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13．快递详单及物流信息查询结果，证据12-13证明被告要求第三人限期举证并依法送达文书；14．关于杜晓光同仁工伤认定的相关说明；15．2018年6月月度刷卡明细表，证据14-15证明第三人对杜晓光事发情况所作说明及提交证据情况；16．沈某某的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17．陈某的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证据16-17证明被告所作询问调查情况；18．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19．快递详单及物流信息查询结果，证据18-19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予以送达；20．送达回执，证明工伤认定程序中相关文书的送达情况。被告吴江人社局提供作出本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人华映公司述称：杜晓光生前系第三人公司生产制造部员工。2018年6月24日18时许，杜晓光与沈某某二人在三厂一楼仓库作业时，杜晓光突然出现呕吐、头晕现象，沈某某立即报告班长陈某，陈某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8时20分许救护车到达现场，沈某某、组长戚某某随车陪护至吴江一院。当晚21时许，医院对杜晓光进行手术。原告柴秀芳等家属于次日凌晨2时许到达医院。后医院均直接与柴秀芳沟通病情及后续治疗等相关事宜。同年6月28日，第三人得知杜晓光己被转移至上海某医院治疗。以上为第三人了解的相关事实，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第三人华映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1-17、19-20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证据8中CT检查提示脑出血，无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状态，无治疗的希望；证据15-17证明杜晓光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疾病的发生与长时间加班得不到休息有关联，不排除加班导致突发疾病；对证据18认定结论有异议，被告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将杜晓光的死亡视同工伤。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1-2、4-5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系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才提起的委托鉴定，且未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也未与被告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对原告自行选择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另被告认为依据现有证据，鉴定机构无法得出该鉴定意见；被告同时认为，目前除死亡医学证明外尚无确定其他死亡认定标准，故杜晓光的死亡时间应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上记载的时间，即2018年6月28日19时02分为准。第三人对原、被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吴江人社局所举证据表明其立案受理、调查核实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的事实及程序经过，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6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据7系原告在诉讼中单方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且鉴定结论与本案其他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所举其他证据均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杜晓光（已故）原系第三人华映公司生产制造部员工。原告柴秀芳、杜成俊为杜晓光的妻儿，原告张桂荣系杜晓光之母。2018年6月24日18时许，杜晓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于当日19时许被送入吴江一院急诊治疗，并于2018年6月27日出院，后转入上海长征医院，因治疗无效于同年6月28日19时02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发病日期2018年6月28日）；脑疝、梗阻性脑积水、脑出血破入脑室（发病日期2018年6月24日）。同年8月10日，杜晓光配偶柴秀芳向被告吴江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于同年8月22日受理，并于次日向第三人发送《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提交《关于杜晓光同仁工伤认定的相关说明》及6月度刷卡明细表。2018年9月19日，被告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杜晓光的死亡不视同工伤并依法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请。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吴江人社局对职工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审查职责，系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杜晓光的死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各方对于杜晓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这一事实并无异议，主要分歧在于杜晓光死亡时间及标准的认定，即对其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否超过48小时有不同观点。被告认为杜晓光于2018年6月24日18时许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先后经吴江一院和上海长征医院抢救和治疗，最终由上海长征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杜晓光于2018年6月28日19时02分死亡，并不符合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而原告认为杜晓光经吴江一院手术后，主治医生已经表明其处于“脑死亡”状态且无救治可能，原告在诉讼中也委托鉴定机构对杜晓光“脑死亡”时间进行鉴定，证明杜晓光在2018年6月25日7时30分后即处于“脑死亡”状态，故从其发病至死亡并未超过48小时，应当视同工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本案中，上海长征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杜晓光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19时02分，死亡直接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发病日期2018年6月28日），原告称杜晓光于25日已处于“脑死亡”状态，并无医疗机构或医生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而其提供的鉴定意见与医院病史材料存在矛盾之处，故在本案中原告并无有效证据足以推翻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规定，并不强调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核心要素，已属对职工权益的扩大保护，故在适用中不宜再对法条内涵作扩充解释，而应当审慎把握，故被告以初次诊断时间至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时间超过48小时而作出不予视同工伤的认定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经对被诉行政行为全面审查，被告吴江人社局所作苏吴江人社工不认字〔2018〕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予以撤销并判令被告重作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柴秀芳、杜成俊、张桂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柴秀芳、杜成俊、张桂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 审 判 长  金丽婷 审 判 员  徐 柯 人民陪审员  王国珍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法官 助理  李 闯 书 记 员  邬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