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432号 原告：杨锦波，男，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凌，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杨，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 法定代表人：缪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梅，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锦波与被告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地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金牛民初字第6780号民事判决。杨锦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川01民终6132号民事判决。杨锦波和鑫地公司不服判决，提出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川民再629号民事裁定，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6132号民事判决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678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锦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杨，被告鑫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辉、叶剑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锦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6,694,367元及资金利息损失1,535,655.8元，两项合计8,230,022.8元（资金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时计算至2015年5月27日，要求计算至被告付清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9月6日，被告与成都金仪电工器材厂（以下简称金仪厂）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拆除和搬迁金仪厂，被告总计需向金仪厂支付各项拆迁补偿费用13,885,336元。2010年9月7日，被告向金仪厂支付补偿款400万元。因金仪厂应承担向原告归还860万元借款的民事责任，2010年10月9日、14日，原告向彭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原告的申请，彭州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1年10月11日、15日冻结了金仪厂在被告处领取的860万元拆迁补偿款。2010年10月18日，被告向彭州法院提交《异议书》，认为其仅应向金仪厂支付3,795,048元拆迁款。2010年10月18日，经彭州市法院主持调解，原告与金仪厂达成协议，金仪厂应在调解书生效后5日内归还原告660万元。2010年11月1日，经原告与金仪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确认：1、截止该协议签订之日，金仪厂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共计1,562万元；2、金仪厂将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被告的债权约960万元转让给原告，具体债权转让最终金额以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金额为准；3、原告有权依照本协议直接向被告主张债权。次日，被告盖章签收确认了金仪厂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作为附件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被告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于2010年12月1日向原告支付了债权转让款230万元。2011年1月18日，原告又代金仪厂支付集资建房户拆迁补偿款114.08万元。依据金仪厂向被告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被告于2011年1月24日向原告支付了该笔款项。由于原告代金仪厂支付的该款项发生在债权转让之后，因此该款项不属于债权转让范围。《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付款事宜，被告除向原告支付230万元债权转让款外，以拆迁安置问题未处理完毕为由进行拖延。时至2013年上半年，原告发现拆迁安置已基本处理完毕，遂再次与被告联系付款事宜，但被告却认为现与金仪厂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已结清，且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44.08万元，被告与原告及金仪厂之间无债务纠纷。故原告于2013年10月起诉来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3,795,048元，该案经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才得知被告自2011年9月20日起分九次擅自以“预付拆迁工作经费”为名向金仪厂共计支付6,694,367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损害了原告作为债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再次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鑫地公司辩称，首先，关于金仪厂拆迁补偿款，金仪厂自身的拆迁补偿款和集资建房户的拆迁补偿款是分得开的，属于金仪厂本身厂区的利益永远都只有7,795,408元，除此之外的都不属于金仪厂，不属于债权转让的标的。其次，被告公司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44.08万元，这部分款项是属于债权转让的范畴，应当在3,795,408元中进行扣减，现在只剩354,608元未支付给原告，被告愿意支付。第三，原告代金仪厂支付的344.08万元，是由金仪厂和原告之间内部沟通协商的结果，被告未参与，这344.08万元的支付被告公司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即安置了房屋，被告无需向金仪厂或者原告就代垫的344.08万元额外支付费用。综上，被告只有354,608元未支付给原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9月6日，鑫地公司（拆迁人，甲方）与金仪厂（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构（建）筑物补偿款6,322,029元、其它附着物及附属设施补偿款335,414元，补偿金额及计算明细详见《企业补偿明细表》，甲方按上述第一条补偿金额的18%给予乙方搬迁损失、搬运费、水电设施迁改及奖励等费用1,137,965元；乙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30日内交出土地及房屋的，按上述协议第一条补偿金额的3%给予奖励，40日内交出土地及房屋的，按上述协议第一条补偿金额的1%给予奖励，超过40日的不予奖励；乙方集资建房面积2,905.11平方米，按政府确定的拆迁补偿原则，甲方应支付集资建房拆迁补偿款6,089,928元；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400万元，待乙方交出净地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款项3,605,747元和奖励189,661元；在乙方完成集资建房户安置工作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6,089,928元。 2010年9月6日，鑫地公司（甲方）与金仪厂（乙方）签订《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约定为解决乙方集资建房拆迁安置问题，甲方将兴盛小区“新居工程”A组团（3,035.09平方米）作为政府住房困难帮助安置房源提供给乙方用于安置集资建房户；帮助房屋使用权结算价格2,100元/平方米，集资建房户要求货币终结的，被拆迁房按2,300元/平方米终结；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交房时间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购买安置房款6,373,689元（此金额为暂定数，在乙方完成安置后，准确数据才能确定，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在乙方所有款项付清之后，甲方向乙方移交安置房；交房期限2010年12月6日前。 2010年9月6日，鑫地公司（甲方）与金仪厂（乙方）签订《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约定，原则：支付过渡费按照原集资建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下为500元/户/月、6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为700元/户/月、90平方米以上为900元/户/月；甲方根据乙方拆除集资建房总面积按月支付给乙方，发放及测算见明细表，过渡房由乙方自行解决；过渡费用从签订拆迁协议后交出旧房的当日计算，过渡费每月1-5号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过渡时间暂定为3个月；安置房交房期限为2010年12月6日前，安置房明确后停发过渡费，并由乙方负责完成集资建房户的住房安置工作；双方签订协议后30日内乙方负责完成搬迁，并拆除旧房将地交给甲方，逾期后果由乙方自负，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2010年10月9日，杨锦波向彭州法院起诉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金仪厂民间借贷纠纷案，并申请财产保全。彭州法院于2010年10月11日和10月15日向鑫地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金仪厂拆迁补偿款860万元。鑫地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拆迁协议应支付金仪厂企业本身的补偿款为7,795,048元，已经支付了400万元，目前金仪厂的拆迁补偿款仅余3,795,048元，要求调整冻结金额。2010年10月18日，经彭州法院调解，杨锦波与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金仪厂达成协议，成都金仪焊接设备有限公司应在调解书生效后5日内归还杨锦波660万元，金仪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0年10月25日，金仪厂向杨锦波借款290万元，用于金仪厂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支付方式由杨锦波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10月27日，杨锦波与金仪厂法定代表人唐明海以及拆迁办工作人员、金桥社区人员形成拆迁工作纪要，明确该290万元的借款，在金仪厂拆迁完成后由金仪厂出具委托书，由鑫地公司直接向杨锦波支付拆迁垫资款。 2010年11月1日，金仪厂（甲方）与杨锦波（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欠乙方借款共计1,562万元，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鑫地公司的债权（约960余万元人民币，最终金额以拆迁安置完成后实际应付金额为准）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鑫地公司主张债权。如本协议无效、被撤销或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金仪厂仍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鑫地公司于次日收到金仪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和该《债权转让协议书》。彭州法院应杨锦波的申请，裁定解除对金仪厂在鑫地公司应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冻结。 2011年1月18日，杨锦波代金仪厂支付集资建房拆迁补偿款114.08万元。金仪厂就290万元和114.08万元向鑫地公司发出委托付款书，要求鑫地公司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杨锦波，鑫地公司称未收到上述委托付款书。经查，2010年12月1日，鑫地公司向杨锦波支付拆迁补偿款230万元；2011年1月25日，鑫地公司向杨锦波支付拆迁补偿款114.08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共计344.08万元。 2011年12月6日，杨锦波与金仪厂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金仪厂将12套集资建房转让给杨锦波，转让单价为每平方米3,539元，转让面积共计693.6平方米，转让金额共计2,454,650.4元。 2011年9月20日、9月27日、10月8日、11月1日、11月17日、11月17日、12月31日，以及2012年1月15日、1月15日，鑫地公司根据金仪厂出具的《委托付款书》、《情况说明》、《借条》等，分别出具《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共计9张，载明金仪厂为保证该厂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借支或委托鑫地公司支付“预付拆迁工作经费”等35万元、76万元、120.376万元、18万元、29.40万元、200.6616万元、15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669.4367万元，庭审中，鑫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金仪厂于2011年9月20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鑫地公司预支的拆迁工作经费35万元，用于陈达超、饶登香、唐素华、杨利华、张秀荣等5户集资建房户的搬迁工作……；2、金仪厂于2011年9月27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与上述《借条》类似（仅金额、集资建房户名称、日期不同）；3、金仪厂于2011年10月8日出具的《付款委托函》载明：请贵司将预支付我厂的拆迁工作经费120.376万元以电汇以下账户（收款单位都江堰市强达电子有限公司），办理中的一切责任由我厂负责，以上款项专用集资建房户的拆迁补偿，在贵公司应支付我厂的工作经费中直接扣除；4、金仪厂于2010年10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厂承诺在收到贵公司预支的120.376万元拆迁工作经费后，在2011年10月13日前负责至少完成马剑峰等24户集资建房户的协议签订和房屋搬迁工作；5、金仪厂于2011年11月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工作，搬迁安置我厂集资建房户，特委托贵公司从金仪厂工作经费中支付给：马剑峰29.40万元，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厂承担，与贵公司无关；6、金仪厂于2011年12月29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推进金仪厂剩余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工作，特委托贵公司从应付给金仪厂的工作经费及贵公司代收中铁五局集团成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付给我厂法人代表人唐明海的集资建房转让款中支付150万元给成都天鹏投资有限公司，我厂承诺在2012年春节前完成金仪厂的所有拆迁工作；8、金仪厂于2011年10月3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载明，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工作，搬迁安置我厂集资建房户，特委托贵公司从金仪厂工作经费中支付给马剑峰、唐斌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厂承担，与贵公司无关；8、鑫地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至2011年11月8日，分别向集资建房户马剑峰、唐斌、唐胜斌、张乾兰、张锡敏等转款的银行回单及《拆迁补偿费申请表》。 再查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苏1182民初406号民事裁定认定：2014年1月30日，鑫地公司与金仪厂签订《关于成都金仪电工器材厂拆迁补偿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一、双方清算确认，按照双方已签订协议和经双方协商确定的鑫地公司（甲方）应付给金仪厂（乙方）的拆迁补偿款和工作经费（含4户集资建房转让款）合同金额为14,140,404元，考虑到乙方的实际困难和拆迁工作的推进，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已支付乙方各类款项合计17,458,654.1元。二、经甲乙双方协商，双方同意在已签协议（《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的基础上，甲方增补4,800,000元工作经费（该款项系双方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超政策补偿款、拆迁人员工资、拆迁工作交通费和招待费4项费用），支付给乙方作为因安置房源未按时提供给乙方及其他相关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的补偿……三、根据清算结果并确认，甲方还应支付乙方1,481,749.9元。乙方现有所有未签订协议集资建房户的拆迁安置由甲方负责，其拆迁安置协议由甲方与集资建房户直接签订，涉及的拆迁补偿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四、……（五）关于乙方提出原签订增补的168万元工作经费，甲方在协商时包含在480万元之内，乙方认为不应包含，根据区领导意见，此168万元暂时搁置，年后再行商议……”。2015年9月14日，金仪厂向鑫地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金仪厂将对鑫地公司享有的拆迁利益债权中的8,000,000元转让给新坝电气公司。2015年11月19日，新坝电气公司委托律师黄剑向鑫地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要求鑫地公司将欠金仪厂的1,481,749.9元足额支付。2014年2月8日，金仪厂向鑫地公司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及《支付委托书》，要求将应支付账款1,481,749.9元支付给案外人都江堰市强达电子有限公司农行账户。2014年2月8日、10日，金仪厂支付此款。该院遂裁定驳回新坝电气公司的起诉。 另查明：2015年江忠丽向鑫地公司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请求判令金仪厂向其赔偿违法拆除房屋造成的损失330万元，租金损失28.8万元。金牛法院经审查认为，按照鑫地公司与金仪厂达成的协议，鑫地公司直接对江忠丽进行拆迁安置补偿，鑫地公司未经江忠丽同意拆除房屋，应当赔偿损失，但因江忠丽无法证明其损失，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江忠丽以与鑫地公司达成和解为由撤回起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裁定：撤销原判；准许江忠丽撤回起诉。金仪厂与鑫地公司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经协商达成一致，金仪厂将江忠丽等两户的拆迁安置工作交由鑫地公司直接负责，拆迁安置款由鑫地公司直接支付，不再计入对金仪厂的集资建房户的安置款中。 庭审中，鑫地公司提交金仪厂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金仪厂与集资建房户杨利华、饶登香等签订的《集资建房出售协议》、《协议书》、《付款委托书》，鑫地公司与杨锐、虞志琪等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等证据，证明：1、金仪厂将收到的集资建房12套转给原告，原告虽然代金仪厂垫付了集资建房户补偿款344.08万元，但是其一并取得相应的房屋，且被告最终也给予了房屋安置；2、被告对原告代垫集资建房补偿款的集资建房已经进行房屋安置，被告无需向金仪厂或原告支付集资建房补偿款，原告本人也通过获得金仪厂转给的集资建房的方式获得被告房屋安置，故被告不应再向原告支付货币344.08万元；3、被告仅需要向原告承担354,608元的支付义务。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1、金仪厂范围内的集资建房户的安置是由金仪厂负责并进行款项的支付，在金仪厂支付了相应款项后，相应的集资建房户的房屋就由金仪厂收回进行拆迁，在此过程中，相应的房屋在被告对应的还有一次享受被告公司货币补偿及住房安置的权利，而该受安置的人员并不是一定要是金仪厂最原始的集资建房户，只需要金仪厂认可的人员就行，因为根据被告所列举的5户拆迁安置协议中，已经明确再次进行货币补偿，而这5户并不是原始的集资建房户，同时再进行了住房安置，相关人员在进行结算后，还应当向被告支付差价；2、原告与金仪厂签订协议发生的时间2011年12月6日，而被告所称的向原告支付其垫付的拆迁集资建房款发生在12月，实际上原告垫付的费用已经获得了清偿，该房屋转让协议与原告的垫付之间无任何关系，之所以双方有垫付协议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中，金仪厂欠付原告的债务是1,562万元，而债权转让只是转让了约960万元，尚有600万元未进行处理。因此双方通过房屋转让协议的方式来继续履行双方的债权债务是合法有效的。且事后被告通过金仪厂和原告的委托，对原告指定的人员进行了安置，也再次证明对金仪厂的拆迁是同时存在货币安置和住房安置，也说明企业拆迁安置总协议中金仪厂应当向被告支付购房款的约定实际上是没有履行的。金仪厂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互负债务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书》、《委托付款书》、《情况说明》、《借条》、《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拆迁补偿费用申请表》、银行转账回单、（2013）金牛民初字第8004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1182民初406号民事裁定书、（2016）川01民终613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作如下评析： 一、《债权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的关系。根据本院逐一查明的事实：其一，从签订的时间和签订的主体来看，《债权转让协议书》是2010年11月1日所签，其相对方是金仪厂与杨锦波；《补充协议》为2014年1月30日所定，相对方为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其二，从两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债权转让协议书》是以《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为基础，杨锦波是在知道及应当知道，企业拆迁补偿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补偿的范围，及相关合同的总金额为14,140,404元，据此，才确认了债权转让金额以约960万元人民币为限。因在转让前，鑫地公司已经支付给金仪厂400万元。而《补充协议》却是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对企业和集资建房拆迁补偿及安置款项支出金额的清算确认，对拆迁安置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支出，以及针对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说明、补充。故在《补充协议》中载明，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的合同金额为14,140,404元，而在2014年1月30日结算时，鑫地公司实际支付各类款项合计17,458,654.1元；其超额支付的3,318,250.1元中，部分属于应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的经济损失补偿额，以及招待费、交通费等费用，而这些费用均未包含在《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中。另在《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总协议》、《集资建房拆迁过渡总协议》基础上，鑫地公司增补的480万元工作经费（系超政策补偿款、拆迁人员工资、拆迁工作交通费和招待费4项费用），是支付给金仪厂作为因安置房源未按时提供给金仪厂及其他相关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的补偿。其三，《补充协议》中涉及的这些工作经费等费用，并未包括在拆迁补偿协议和集资建房拆迁安置协议中，且不但是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也是在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产生并已实际支付及还应支付的。据此，超出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合同金额部分（3,318,250元）和按《补充协议》约定，鑫地公司应支付给金仪厂的480万元工作经费，都显然不应计入杨锦波受让的债权范围内。故在《补充协议》签订后，鑫地公司将尚应支付金仪厂的上述余款1,481,749.9元，按金仪厂要求支付给案外人也并无不当。其四，从降低交易风险的角度，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即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作为债权转让人的金仪厂仍应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故杨锦波对其受让的债权金额约960万元，当债务人不能全额履行转让金额约960万元时，则可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特别约定，向原债务人及转让人金仪厂主张其权利。 二、杨锦波取得的部分拆迁安置房与受让债权总额的关系。根据双方的举证和庭审中的确认，证明了以下事实：其一，实际上杨锦波也取得部分房屋，鑫地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杨锦波是通过获得金仪厂转给的集资建房的方式获得鑫地公司安置的，既然是依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通过金仪厂进行，其结算对象当然就应是金仪厂，且发生在2014年1月3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显然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对房屋的价款、应冲抵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金额理应已进行结算并体现在了《补充协议》中，现杨锦波也不认可取得的部分房屋与受让债权有关。故现鑫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锦波也取得的部分房屋，应将该部分集资建房户的拆迁补偿款，从其受让的债权总额中扣减的事实主张。因此，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房屋面积、金额，不宜从杨锦波受让债权总额中进行冲抵、扣减。至此，鑫地公司实际已向杨锦波支付的款项为3,440,800元，按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和庭审中杨锦波确认的债权转让金额约960万元计，尚应向杨锦波支付6,159,200元。另《房屋转让协议》中是否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本案未作审理。其二，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杨锦波是按债权转让协议直接向鑫地公司主张债权，鑫地公司也称未收到过金仪厂针对2,900,000元和1,140,800元两笔款项发出的委托付款书，杨锦波在庭审中也自认不属于债权转让款的范围。嗣后，鑫地公司虽向杨锦波支付了共计3,440,800元，但显然是在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中杨锦波受让的债权。故杨锦波认为由其直接支付给集资建房户的上述两笔款项，系金仪厂向他借的款，他只是代金仪厂支付部分拆迁安置户的拆迁安置款，理应得到清偿的理由，因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也不作处理。其三，2014年1月30日，鑫地公司与金仪厂在《补充协议》中，对企业和集资建房拆迁补偿及安置款项支出金额的清算确认为1,894万元，鑫地公司尚应支付给金仪厂余款为1,481,749.9元，该款于2014年2月8日，鑫地公司按金仪厂的付款要求付款后，鑫地公司因拆迁安置形成的对金仪厂的债务，就已按拆迁补偿和安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履行完毕。虽在《补充协议》中，双方对原签订增补的168万元工作经费，是否包含在现增补的480万元工作经费内尚存争议，但在未商议出结果前，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鑫地公司已无再向金仪厂履行付款义务的依据。 综上所述，鑫地公司在接到金仪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因《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条件，及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金额的，则作为债权转让人的金仪厂仍按原借款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履行义务，并未完全免除金仪厂的还款责任。因原合同关系有条件的改变，鑫地公司与债权受让人杨锦波虽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鑫地公司应当向杨锦波履行债务，但对让与人金仪厂的抗辩，也可以向受让人杨锦波主张；当其履行不能时，应当按合同约定向转让人金仪厂主张权利。按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定的债权转让金额约960万计，鑫地公司已向杨锦波履行受让的债权金额为3,440,800元，尚还应支付6,159,200元。但因在《补充协议》中的结算确认，鑫地公司已超出支付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拆迁安置合同中约定的补偿金额14,140,404元，现已无款项还要向金仪厂支付。故本院对杨锦波要求鑫地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6,694,367元的诉请，本应在6,159,200元范围内予以支持，但因鑫地公司与金仪厂有关拆迁补偿的款项已结清，如果尚有未尽事宜存在，在没有形成协议前，现阶段鑫地公司也并无还要向金仪厂支付相关款项的依据。据此，以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认的转让金额约960万元计，鑫地公司不足以向杨锦波支付部分，及鑫地公司履行金额低于转让债权金额的，杨锦波应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故原告杨锦波要求被告鑫地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6,694,367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锦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9,410元，由杨锦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平 人民陪审员  林仲荣 人民陪审员  刘万霖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廖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