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民终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陶先发，男，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金波，男，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莹莹，女，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志坚，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娟，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辉，男，汉族，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晓芳，女，蒙古族，住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志刚，黑龙江达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卫，黑龙江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先发、王金波、赵莹莹（以下简称陶先发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王辉、陈晓芳（以下简称王辉等二人）合同纠纷一案，陶先发等三人不服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先发等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志坚、王金娟，被上诉人王辉、陈晓芳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志刚、任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先发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三、四、六项，改判支持陶先发等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反诉费、保全费均由王辉等二人负担。二审庭审中，陶先发等三人变更第1项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四、六项，改判王辉等二人返还转让款2013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除订金外，陶先发等三人于2017年1月20日前支付转让款共计820万元，加之为王辉等二人垫付款项，累计支付转让款超过1000万元，已履行了案涉《收据》确定的阶段性付款义务。而该《收据》载明的另一笔1000万元，并未明确“春节后付款”的具体时间，案涉《债务催收函》系王辉等二人在本案诉讼中单方出具，其催交的时间并非经双方合意确定，且王辉等二人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前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陶先发等三人未付款而等待法院裁判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况且，王辉等二人认可收到陶先发等三人为其垫付的243.40万元，加之已支付转让款1770万元，陶先发等三人已履行了主要付款义务，不构成根本违约。二、双方于2016年11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对案涉《关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家禾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项下违约及合同解除条款的变更，该《补充协议》系指全部转让款付清，而非阶段性款项付清，即在2017年8月1日履行期限届满前，双方均无权解除合同，故王辉等二人依据《补充协议》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此外，王辉等二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所转让标的公司即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家禾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禾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而财务审计报告对于厘清家禾公司的股权价值、资产状况、转让溢价及转让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虚构事实欺诈损害对方利益等具有重要作用。故该财务审计报告属于王辉等二人应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而王辉等二人造成家禾公司账册淹损，导致无法财务审计，其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王辉等二人还存在迟延交付公司资产、未如实披露公司债务、未向税务部门申报其转让公司股权及资产所产生的税费等其他违约行为。三、陶先发等三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减少违约金，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辉等二人对其实际损失与主张的违约金之间并未明显失衡负有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陶先发等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错误。合同所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在王辉等二人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以未付转让款数额为基数，按银行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作为实际损失。而王辉等二人在一审诉讼中请求解除合同时，合同所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尚未届至，余款2600万元尚无须履行，故违约金应以630万元为基数，按前述标准计算。或者，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1000万元与转让款6200万元的比例即16.1%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四、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对交接基准日后家禾公司的运营支出、收入进行清算，盈余归陶先发等三人所有。且案涉6200万元转让款中所包含的1200万元银行贷款债务应转归王辉等二人负担，陶先发等三人为此负担的利息，应当计入转让款或家禾公司的经营成本予以冲抵。五、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认定后续股东有查阅公司账目等股东知情权，认定提供财务审计报告系王辉等二人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在案涉《转让协议》解除后，双方后续法律关系的处理应适用公司清算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一审判决未据此裁判系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王辉等二人辩称，一、王辉等二人转让家禾公司的股权及资产系为尽快取得转让款用以偿还其他债务，双方所签《补充协议》的目的亦系为了保证对方能够及时付款，否则将造成王辉等二人近千万元的借贷利息损失，导致案涉《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将无法实现。而截止2017年8月1日，陶先发等三人仅实际支付1420万元转让款，尚不足应付款5000万元的30%，属根本违约。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再次明确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即陶先发等三人未按期付清应付款，王辉等二人即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为促成合同履行，王辉又出具《收据》给予陶先发等三人付款宽限期，即在春节后再付1000万元，但在合理期间内，陶先发等三人仍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故无论依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王辉等二人均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主张违约责任亦为行使约定及法定解除权，陶先发等三人以王辉等二人提起本案诉讼为由拒付转让款缺乏依据。另外，根据案涉《转让协议》的约定，即便发生陶先发等三人为王辉等二人承担债务的情形，转让款亦应在600万元余款中予以相应抵扣，不应计入陶先发等三人的前期付款数额。同理，依据《转让协议》约定，如王辉等二人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陶先发等三人亦仅有权拒付“尾款”，而无理由不履行前期付款义务。二、案涉《转让协议》签订一周后，双方即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将家禾公司交付陶先发等三人，陶先发等三人因此取得了家禾公司100%的股权和所有资产，实现了对家禾公司的实际控制及经营管理，陶先发等三人的合同目的已实现，王辉等二人已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交纳税款的合同义务至今尚未发生。案涉《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交接基准日前家禾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王辉等二人享有或负担，即陶先发等三人承接的系无债权债务的净资产和股权，故王辉等二人是否披露债务不影响陶先发等三人的权利义务，财务审计报告已无提供的必要，亦不影响股权及资产的定价，更与公司资产是否属实无关，陶先发等三人怀疑资产不实系为推卸其违约责任。三、案涉1000万元违约金，系双方自愿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相对于6200万元转让款，该违约金数额亦适中。且双方在一审诉讼中均未请求调整案涉违约金。若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减少违约金，则其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王辉等二人的损失低于约定的违约金。王辉等二人在一、二审诉讼中均举证证明因对方未及时付款，导致王辉等二人对外所负债务逾期，产生近2000万元的利息损失。四、关于对家禾公司在转让期间的收入、支出进行清算的主张，双方在一审诉讼中均同意对此另案主张权利，故陶先发等三人的该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驳回陶先发等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辉等二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陶先发等三人履行《转让协议》，给付王辉等二人转让款1102万元；2.诉讼费由陶先发等三人负担。王辉等二人于2018年7月27日庭审调查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王辉等二人与陶先发等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2.陶先发等三人将所持家禾公司股权转回给王辉等二人，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迁出家禾公司、返还营业执照、账簿及公章等全部家禾公司财产（详见陶先发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三《交接清单》），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返还转让款1770万元；3.陶先发等三人向王辉等二人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3230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7年8月1日起至股权返还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责任；4.诉讼费由陶先发等三人负担。陶先发等三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王辉等二人继续履行《转让协议》；2.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立即交付家禾公司截止交接基准日前的财务审计报告；3.减少《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2000万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辉等二人负担。陶先发等三人于2018年7月27日庭审调查中变更反诉请求为：1.解除王辉等二人与陶先发等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2.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3.陶先发等三人将所持家禾公司股权转回给王辉等二人，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迁出家禾公司、返还营业执照、账簿及公章等全部家禾公司财产（详见陶先发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三《交接清单》），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返还转让款2013万元，并与股权变更登记同时履行；4.本诉及反诉案件受理费均由王辉等二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30日，王辉等二人与陶先发等三人签订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王辉等二人将持有的家禾公司100%股权及资产全部转让给陶先发等三人，转让价格为6200万元（含银行贷款1200万元），交接基准日为2016年10月30日。付款方式为陶先发等三人于签订协议后，交接基准日前支付定金400万元；2017年1月20日支付2000万元；2017年8月1日前支付2000万元，如到期未付，王辉等二人有权解除合同，陶先发等三人承担违约责任。余款约600万元在临时储备粮全部出库完成后无争议付清。违约金为1000万元，违约方因违约行为导致协议无法履行，向守约方全额支付。”协议签订后，陶先发等三人于2016年10月31日、12月10日、12月15日、12月29日，2017年1月20日、1月24日、2月11日、5月27日、6月16日、8月18日、9月6日、9月19日、12月25日分别向王辉等二人支付定金400万元、转让款300万元、2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60万元、70万元、170万元、40万元、40万元、100万元，共计1770万元。双方均认可上述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王辉等二人将股权及相应资产转让给了陶先发等三人。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案涉协议特征系一方转让股权、交付资产，另一方支付对价款，并明确约定了各自履行义务的时间。王辉等二人已按约定将股权、资产全部转让给了陶先发等三人。但截止2017年8月1日，陶先发等三人并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转让款。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陶先发等三人未在约定期间内将款项付清，《转让协议》废除，陶先发等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陶先发等三人有义务配合将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回王辉等二人。该《补充协议》虽有陶先发、王金波签名，无赵莹莹签名，但能够体现双方“如陶先发等三人未在约定期间内将款项付清，双方解除《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协议》亦约定2017年8月1日前将剩余2000万元支付给王辉等二人，但陶先发等三人一直未履行该付款义务，致使王辉等二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陶先发等三人构成根本违约。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证实王辉等二人已向陶先发等三人移交了账簿等相关资产，王辉等二人客观上已无法提交审计报告，且是否提交审计报告系附随义务，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履行。王辉等二人是否交纳转让家禾公司股权、资产所产生的税款，应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履行。且陶先发等三人并未按约定具体程序给付相应转让款，王辉等二人客观上亦无法履行交纳相应税款的义务。故陶先发等三人主张王辉等二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证据不足。二、王辉等二人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系取得转让款，而陶先发等三人未支付绝大部分转让款，致使王辉等二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陶先发等三人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王辉等二人请求解除《转让协议》既符合法定情形又符合约定情形，故对双方请求解除《转让协议》应予支持。三、因无法继续履行《转让协议》，双方均明确诉讼请求为解除《转让协议》，陶先发等三人将所持家禾公司股权转回给王辉等二人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迁出家禾公司、返还营业执照、账簿及公章等全部家禾公司名下财产（详见陶先发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三《交接清单》），故对双方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截止2017年8月1日，双方对陶先发等三人支付的1770万元款项系转让款均予认可，故对无争议的1770万元予以确认，该款应由王辉等二人返还给陶先发等三人。除上述1770万元外，2017年1月9日从家禾公司账户转给王辉等二人143万余元、2017年3月2日支付8万元、2017年7月21日代王辉等二人支付工人工资80万元（其中，11.60万元由陶先发等三人负担，其余68.40万元由王辉等二人负担），代王辉等二人经营的米厂支付水电费及承担税金24万元，共计243.40万元，陶先发等三人认为均应视为转让款，即转让款为2013.40万元（1770万元+243.40万元）。王辉等二人认可收到该243.40万元款项，但双方对243.40万元应否视为转让款存在争议。陶先发等三人自认上述143万余元系中央储备粮林甸直属库（以下简称中储粮直属库）给付家禾公司的保管费，王辉等二人主张上述8万元系陶先发等三人给付的钢构款，上述80万元工资款及24万元税金性质上并非转让款，故对上述四笔款项性质为转让款不予确认。一审庭审中，陶先发等三人同意针对上述款项另案诉讼解决，故本案对上述争议的共计243.40万元款项不予处理。且双方同意针对《转让协议》产生的其他纠纷另案诉讼解决。四、案涉《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1000万元，违约方导致协议无法履行向守约方全额支付。因陶先发等三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王辉等二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陶先发等三人应向王辉等二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应以约定为主，调整为辅，违约金是否过高，陶先发等三人并未举证证实王辉等二人的实际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王辉等二人主张陶先发等三人按约定给付违约金1000万元，应予支持。王辉等二人关于陶先发等三人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3230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7年8月1日起至股权返还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陶先发等三人主张王辉等二人存在根本违约的证据不足，故对其主张1000万元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陶先发等三人撤回继续履行合同、王辉等二人交付审计报告的反诉请求。故判决：一、解除王辉等二人与陶先发等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二、陶先发等三人将所持家禾公司股权转回给王辉等二人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迁出家禾公司、返还营业执照、账簿及公章等全部家禾公司名下财产（详见陶先发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三《交接清单》）；三、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返还转让款1770万元；四、陶先发等三人向王辉等二人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五、驳回王辉等二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陶先发等三人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7,9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0,9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陶先发等三人负担。二审期间，陶先发等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起诉状》《举证通知书》《传票》《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存款账户冻结交易单》各1份。意在证明：家禾公司与王辉等二人对外负有债务且未予清偿，王辉等二人违反案涉《转让协议》关于其保证家禾公司除银行贷款1200万元之外无其他债务的约定，使陶先发等三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以6200万元的价格受让家禾公司，王辉等二人违约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二组证据，《客户还款回单》1份。意在证明：陶先发等三人交纳了1200万元银行贷款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止的利息，共计2,368,062.31元。第三组证据，微信截图1份。意在证明：王辉确认其收到了陶先发等三人垫付的工资款80万元。王辉等二人的质证意见为：对陶先发等三人所举示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对第一、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第一组证据，王辉等二人在一审诉讼中亦作为证据进行了举示，并在履行合同之初亦向陶先发等三人进行了披露，且与该组证据所涉债权人王海鸣在内的十名债权人协商了清偿债务事宜。根据案涉《转让协议》约定，交接基准日前家禾公司的债务均由王辉等二人负担，与陶先发等三人无关，不影响双方交易的定价及合同的实际履行。且该证据所涉诉讼系于不久前立案，对双方履行案涉《转让协议》无任何影响。第三组证据所涉80万元，系陶先发等三人给付王辉为陶先发等三人垫付的工资款，且收款账户系王辉的银行账户，而双方约定的转让款应支付至陈晓芳账户，故该笔款项的性质并非转让款。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系另案诉讼的相关诉讼文书，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三组证据，王辉等二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二组证据，本院均予采信。王辉等二人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桃圆香米业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圆香公司）工商档案1套，《哈尔滨银行小企业法人客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以下简称《催收通知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王辉贷款利息情况表》各1份，《个人担保借款合同》3份，《客户还款回单》4份，《借款凭证》9份。意在证明：因陶先发等三人未及时支付转让款，导致王辉等二人对外负债的利息损失达221万余元。第二组证据，《原始凭证汇总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银企直联汇划明细清单》各1份。意在证明：案涉243.40万元中的1,432,988.91元系中储粮直属库转给家禾公司，并非陶先发等三人的个人款项，该1,432,988.91元不属于转让款。第三组证据，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14份，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2份。意在证明：公司资产登记在公司名下，因双方当事人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家禾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房产等资产，已经随着股东的变更而进行了交接。此外，案涉转让资产系无负债的净资产，家禾公司的土地面积约为23万余平方米，其中170,155平方米土地具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为26套，面积约为6.5万平方米，仅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价值已近6000万元，不存在资产不实的情形。陶先发等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王辉等二人所举示第一组证据中的《催收通知书》《王辉贷款利息情况表》《客户还款回单》及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一组证据所涉桃圆香公司工商档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及第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前述三组证据所证明问题均有异议。第一组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所涉部分债务人系桃圆香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且部分借款到期日晚于案涉定金及部分转让款支付时间，该等借款利息损失与陶先发等三人未支付转让款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所涉《原始凭证汇总表》体现1,432,988.91元系中储粮直属库向家禾公司租库所支付的2017年度一季度的保管费，应为家禾公司所有，不属于王辉等二人所有，该笔款项应计入转让款。第三组证据所涉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依照《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应签订资产交接清单，并以交接清单基准日确认风险的转移，故股权变更登记并不等同于公司资产转移，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认定资产是否交接。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所涉借款的相关手续等及第三组证据所涉相关权利证书，均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二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体现案涉1,432,988.91元款项的来源，与本院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案涉《转让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余款约600万元在临时储备粮全部出库完成后无争议付清。如果王辉等二人应享有的债权在协议期内被陶先发等三人享有，则购买价款同额相应增加；如果王辉等二人承担的债务在协议期内被陶先发等三人偿还，则购买价款同额相应减少；王辉等二人未完成协议约定的义务，陶先发等三人有权拒付尾款。”本院同时查明，2016年11月7日，陶先发等三人与王辉等二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果陶先发等三人未在约定期间内将款项付清，原来的股权转让协议废除，陶先发等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陶先发等三人及家禾公司有义务配合王辉等二人将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回王辉等二人。”陶先发、王金波、王辉、陈晓芳分别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2016年12月28日，王辉出具一份《收据》载明，“因双方都有困难，原定2017年1月20日给付王辉、陈晓芳2000万元，经协商先付1000万元，剩余约定的1000万元2017年春节后付。”2017年6月13日，王辉等二人向陶先发等三人出具一份《债务催收函》载明，“截止该催告信发出之日，尚有1042万元未付，要求陶先发等三人于2017年6月23日前将尚欠转让款付清。”本院再查明，家禾公司工商信息档案的投资人变更栏载明：变更日期为2016年11月7日，投资人变更前为王辉99.04%、陈晓芳0.95%，投资人变更后为陶先发90%、王金波10%；负责人变更栏载明：变更日期为2016年11月7日，负责人变更前为王辉，负责人变更后为陶先发；高级管理人员备案变更栏载明：变更日期为2016年11月7日，高级管理人员备案变更前为：王辉、陈晓芳、齐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变更后为陶先发、王金波。2016年11月7日，王辉等二人与陶先发等三人签订一份《交接单》，载明：2008年至2016年账簿及凭证共计139本，税控盘一个、税控机一台、收粮许可证正副本、开户许可证、信用机构代码证、财务章、公章、名章、11月份发票、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发票等。案外人陈晓艳、孙百静分别在该《交接单》上交接人处、接受人处签名。一审庭审中，王辉等二人认可陈晓艳系其财务人员，陶先发等三人认可孙百静系其财务人员。本院还查明，陶先发等三人在本案诉讼中主张返还的243.40万元的组成为：家禾公司向案外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天骄建材商店（以下简称天骄建材商店）转款1,432,988.91元；案外人张春梅于2017年3月2日向陈晓芳转款8万元；家禾公司的电费和税费款合计24万元，其中，税费为49,464.19元，其余款项为电费；家禾公司支付的工资款68.40万元（80万元－11.60万元）。2017年1月6日，中储粮直属库向家禾公司转款1,432,988.91元，其《原始凭证汇总表》的备注处注明：“家禾一季度租库保管费用”。2017年1月9日，家禾公司向天骄建材商店转款2,111,205.36元，其银行转款凭证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处注明为“材料费”。双方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均认可上述材料费2,111,205.36元包含前述1,432,988.91元款项。2017年3月2日，张春梅向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的收款人陈晓芳账户转款8万元，其转款附言载明为“王辉”。二审庭审中，王辉等二人对前述税费款49,464.19元系家禾公司在2016年度的各项税费由其负担无异议，并对陶先发等三人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止共计支付案涉1200万元贷款的利息数额2,368,062.31元亦无异议；双方对工资款68.40万元系用于支付家禾公司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工人工资均无异议。陶先发等三人在本案诉讼中举示24万元中的各份电费票据分别载明：购电单位均为家禾公司，电费月份为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正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陶先发等三人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案涉《转让协议》应否予以解除。本案中，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为阶段性付款，即陶先发等三人在协议签订后交接基准日（2016年10月30日）前支付定金400万元，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2000万元，于2017年8月1日前支付2000万元，余款约600万元在临时储备粮全部出库完成后无争议付清。之后，王辉于2016年12月28日出具案涉《收据》，同意将合同约定的陶先发等三人于2017年1月20日给付2000万元转让款变更为分期付款，即“先付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于2017年春节后给付。”该意思表示系王辉等二人对其权利的处分，并未加重陶先发等三人的负担，但截至2017年1月20日，陶先发等三人就该分期付款的1000万元，仅给付了820万元，并未依约足额履行当期付款义务；剩余的1000万元，亦未在2017年春节后给付。截至2017年6月6日即王辉等二人起诉时止，陶先发等三人仅给付当期转让款合计950万元。在此情况下，王辉等二人在本案诉讼中即2017年6月13日向陶先发等三人出具了案涉《债务催收函》，要求该三人于2017年6月23日前给付尚欠的转让款1042万元，但该三人仅于2017年6月16日给付70万元，仍未足额给付该阶段的应付款额2000万元，已经构成违约。截至2017年12月25日止，陶先发等三人的付款总额仅为1770万元，已经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故王辉等二人请求解除合同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陶先发等三人亦反诉请求解除合同，故一审判决解除案涉《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认案涉《转让协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除。虽然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其为王辉等二人垫付的243.40万元应视为转让款，加之其在该阶段实际支付的820万元，截止2017年1月20日的付款额已超过1000万元，而剩余1000万元于2017年春节后给付，并未明确具体付款时间，进而主张该三人并未构成逾期付款违约。即便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前述垫付款成立，根据案涉《转让协议》约定，所垫付的款项亦应在尾款600万元中相应扣减，不能计入前期应付款数额。双方虽对剩余1000万元在2017年春节后给付的具体时间有争议，但王辉等二人在该年度春节后数月提起本案诉讼向该三人主张权利，并给予合理期间向该三人催收该阶段剩余款项，而陶先发等三人并未在合理期限内给付该阶段的剩余转让款。因此，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其不构成逾期付款违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陶先发等三人虽主张，王辉等二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审计报告等合同义务，其有权拒绝付款，但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王辉等二人未完成合同约定义务，陶先发等三人有权拒付600万元尾款，即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此情形下陶先发等三人有权拒付前期转让款，故陶先发等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陶先发等三人还主张，王辉等二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即2017年8月1日尚未届至，因王辉等二人的诉讼行为导致其需等待裁判而无法再履行付款义务。但如前所述，陶先发等三人经王辉等二人在诉讼中催告后，该三人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在此情形下，王辉等二人有理由相信该三人已经没有履行剩余款项的能力且缺乏继续履行合同的诚意，并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故陶先发等三人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合同解除后，王辉等二人返还款项的数额如何确定。本案中，双方对陶先发等三人已实际支付1770万元转让款均无异议，一审判决判令王辉等二人返还该部分转让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除此，陶先发等三人还上诉主张，其在履行合同中为王辉等二人垫付的243.40万元款项，亦应作为转让款一并予以返还。从该243.40万元款项的组成看，系由四部分款项组成，其中，1,432,988.91元系中储粮直属库转款给家禾公司，家禾公司又转款给天骄建材商店转款，并载明款项的性质系“材料费”，其支付主体、收款主体均非买受方陶先发等三人和出让方王辉等二人，款项性质亦非转让款，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笔款项系陶先发等三人给付的案涉转让款；对于工资款68.40万元，双方对该笔款项系家禾公司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期间所支付的工资款均无异议，而该期间为交接基准日即2016年10月30日之后陶先发等三人经营家禾公司期间，按合同约定交接基准日后家禾公司的债务由买受方陶先发等三人负担，故陶先发等三人主张该笔款项应予返还缺乏合同依据；对于电费和税费款24万元，从陶先发等三人举示的证据看，其中所涉电费均系交接基准日之后发生，陶先发等三人虽主张该电费中包含王辉经营的“米厂”用电，但该“米厂”与王辉等二人、家禾公司均系不同的民事主体，不能据此确认陶先发等三人为该“米厂”垫付电费即与家禾公司抑或王辉等二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陶先发等三人主张上述1,432,988.91元、68.40万元及24万元中的电费款应予返还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但该笔24万元中的税费款49,464.19元，王辉等二人在本案诉讼中认可系家禾公司在交接基准日之前所产生的税费，并对该笔税费由其负担无异议，故陶先发等三人主张该49,464.19元税费应予返还，本院予以支持。对于8万元转款，王辉等二人虽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缴纳家禾公司的消防费用，不属于转让款，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该笔款项系在交接基准日后即2017年3月2日直接支付给了合同约定的收款人陈晓芳，应当认定该笔8万元系陶先发等三人给付的案涉转让款，故陶先发等三人主张该8万元应予返还，本院亦予支持。陶先发等三人还主张，其在合同履行期间为家禾公司的1200万元贷款所支付的2,368,062.31元利息款应予返还。虽然陶先发等三人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明确该笔利息款亦应返还，但因该笔贷款及利息系案涉转让款的组成部分，且王辉等二人对该笔利息款的数额及系陶先发等三人支付并无异议，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为减轻双方当事人诉累，该笔2,368,062.31元利息款应由王辉等二人予以返还。综上，陶先发等三人支付的1770万元转让款、243.40万元中的49,464.19元税费款和8万元转让款及利息款2,368,062.31元，合计20,197,526.50元，应由王辉等二人予以返还。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确认陶先发等三人将受让家禾公司的股权及相关资产等合同项下标的物返还给王辉等二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王辉等二人所主张违约金的数额如何确定。本案中，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合同所约定的1000万元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而王辉等二人主张其实际损失系陶先发等三人迟延付款导致其对外借款不能清偿而造成的利息损失，进而主张其实际损失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但王辉等二人主张的该利息损失已超出双方缔约案涉《转让协议》时能够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与本案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其主张该利息损失为实际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在王辉等二人不能举证证明其还存在其他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对于出让方王辉等二人而言，陶先发等三人逾期付款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实质为陶先发等三人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对于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即最高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确定实际损失。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案涉违约金数额，应以案涉未付款额为基数，自每笔款项逾期之日起至案涉《转让协议》解除之日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基础上再上浮30%的标准分段计算。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7年度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在此基础上上浮50%再上浮30%的年利率为8.48%。因合同所约定的尾款600万元的给付条件尚未成就，且陶先发等三人垫付的49,464.19元税款按合同约定应在尾款600万元中扣减，故前述两笔款项不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具体计算违约金的方式及数额为（以下年利率均为8.48%）：1.以180万元（1000万元-8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24日止，违约金为1,672.77元；2.以130万元（180万元-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5日起至2017年2月11日止，违约金为5,436.49元；3.以110万元（130万元-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2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违约金为4,855.67元；4.以102万元（110万元-8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日起至2017年5月27日止，违约金为20,379.88元；5.以42万元（102万元-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8日起至2017年6月13日止，违约金为1,658.83元；6.以1042万元（42万元+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4日起至2017年6月16日止，违约金为7,262.60元；7.以972万元（1042万元-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7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违约金为101,620.60元；8.以2972万元（972万元+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止，违约金为124,286.60元；9.以2802万元（2972万元-1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2017年9月6日止，违约金为123,687.19元；10.以2762万元（2802万元-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7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止，违约金为83,419.97元；11.以2722万元（2762万元-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7年12月25日止，违约金为613,426.94元。故截止2017年12月25日的违约金数额合计为1,087,707.54元。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未付款额2622万元（2722万元-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基础上再上浮30%标准计算。四、陶先发等三人主张王辉等二人应承担1000万元的违约责任能否成立。本案中，陶先发等三人主张王辉等二人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进而主张王辉等二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1000万元违约金。从案涉《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及合同性质看，王辉等二人作为出让方，负有转让股权并交付家禾公司资产的合同义务。双方签订合同后，王辉等二人于2016年11月7日即将分别持有家禾公司的股权变更至陶先发、王金波名下，并于当日签订《交接单》将家禾公司的相关证照、财务账册及公章等交付给陶先发等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所转让的标的公司即家禾公司的资产登记在公司名下，陶先发等三人已通过股权变更登记取得家禾公司的股东身份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接收家禾公司的相关证照、财务账册及公章等，以实现对家禾公司的实际接管与控制，故应当认定王辉等二人已经履行合同项下标的物包括相关实物资产的交付义务。虽然陶先发等三人在一审诉讼中举示《交接清单》主张家禾公司名下实物资产系于2017年7月交付，王辉等二人构成违约。但该《交接清单》中并无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在王辉等二人对该《交接清单》有异议的情况下，陶先发等三人并未举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陶先发等三人的前述主张。陶先发等三人虽还主张，王辉等二人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提交审计报告、披露家禾公司债务及承担相应税费等违约行为，但前述义务均属合同附随义务，且案涉《转让协议》约定，交接基准日前家禾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王辉等二人享有及负担，故王辉等二人是否提交审计报告、披露家禾公司债务及承担相应税费，并不影响陶先发等三人受让家禾公司股权及资产的合同目的。综上，陶先发等三人主张王辉等二人在履行合同中违约，应给付1000万元违约金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陶先发等三人主张应对交接基准日后家禾公司的运营支出、收入进行清算的问题。因其在一审诉讼中并未就此提出诉讼请求，故对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陶先发等三人的部分上诉主张成立，对其相应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项；撤销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五、六项；变更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王辉、陈晓芳向陶先发、王金波、赵莹莹返还转让款1778万元、贷款利息2,368,062.31元、税费49,464.19元，合计20,197,526.50元，前述款项与本院维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所列相关财产同时返还；变更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为陶先发、王金波、赵莹莹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辉、陈晓芳给付违约金1,087,707.54元（截止2017年12月25日止），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以262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基础上再上浮30%计算；驳回王辉、陈晓芳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陶先发、王金波、赵莹莹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40元，反诉费70,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陶先发、王金波、赵莹莹负担225,364元，王辉、陈晓芳负担26,3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斌审判员  武铁军审判员  樊 琦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孙希书记员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