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5行终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自杰，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女，198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庄芳，女，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蓓，女，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旭东，男，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奕，女，197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兵，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燕，女，197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磊，男，198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慧，女，198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宏彬，男，197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怡，男，196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毅，女，197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婷，女，1991年5月4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达强，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陈洁，女，197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春，男，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越，男，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郎秀兰，女，197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迎春，男，198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雷河发展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同丰西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何剑鸣，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丽萍，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自杰、陈丽、庄芳、钱蓓、孙旭东、沈奕、汤兵、王小燕、张磊、张丽慧、赵宏彬、朱怡、陆毅、王婷、吉达强、崔陈洁、朱晓春、赵越、郎秀兰、冯迎春因规划行政许可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行初1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潘自杰等人系昆山市锦溪镇御湖花园业主。昆山市锦溪镇御湖花园位于昆山长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开发的锦溪镇锦东路北侧、同周路东侧（涉案地块）新建小区的北面，二者间隔一条宽约50米的河道。2011年1月25日，长泰公司取得了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8年3月8日，原昆山市规划局为长泰公司上述项目33#住宅楼颁发建字第320583120183012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所谓利害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分为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被承认。本案中，潘自杰等人关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潘自杰等人未能证明其房价贬值，同时也未能证实系原昆山市规划局的行政许可行为致使潘自杰等人房价贬值；其次，潘自杰等人也未证实原昆山市规划局在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潘自杰等人的经济利益；再次，从潘自杰等人的房屋来看，其不在原昆山市规划局颁发的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公民个人尚没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潘自杰等人认为与原昆山市规划局的涉案许可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证据不足。故，潘自杰等人在本案中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潘自杰、陈丽、庄芳、钱蓓、孙旭东、沈奕、汤兵、王小燕、张磊、张丽慧、赵宏彬、朱怡、陆毅、王婷、吉达强、崔陈洁、朱晓春、赵越、郎秀兰、冯迎春的起诉。 上诉人潘自杰等人上诉称，首先，原审裁定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房价贬值以及被上诉人的行政许可致使房价贬值，这明显是不正确的。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九张发票和沙盘图。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即便在二期房比一期房明显涨价的市场大背景下，上诉人所购买的临湖一期房依然比不临湖的二期房价格高，说明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因素是决定临湖物业售价的主要因素。被上诉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准许房地产项目占用和毁灭湿地，致使上诉人不能享受购房对价所体现的生态福利，上诉人居住的房屋由此发生了变相贬值。作为行政诉讼原告，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利害关系的证明程度，不能适用行政赔偿诉讼那样的较高要求。根据上诉人手中的购房发票，结合生活经验、社会常识，已经能够清楚说明相关问题。其次，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未证实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上诉人的经济利益，这同样是不恰当的。上诉人所居住的小区，与涉案项目处于同一规划区域。在起诉书中，上诉人引用了《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条、第四十条来证明，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实施城乡规划，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规划部门在核发选址意见书(规划许可证与其相似)以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人们很难想象，“以人为本”“听取意见”，不包括考量相邻居民的经济利益。再次，上诉人房屋不在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非主张涉案规划许可证导致房屋被侵占，而是基于相邻房地产项目取得规划许可引起房屋贬值，因此无需考量上诉人房屋的产权是否已被许可证覆盖。上诉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的房产是否因被诉行政行为而变相贬值。本案中，上诉人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权益已经受到涉案行政许可的实际影响，故上诉人与该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总之，原审法院否定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没有保障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不符合法治精神，损害了司法公正。同时，原审法院没有通知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没有对被上诉人私自篡改控制性详细规划伪造关键诉讼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在审判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依据昆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昆编办〔2019〕15号《关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责机构编制转隶方案的通知》要求，市国土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局）和规划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等职责整合，组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再保留市国土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局）、市规划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本案中，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原昆山市规划局行政管理职责，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上诉人潘自杰等二十人认为原昆山市规划局为涉案地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破坏了小区周边的生态环境，导致其房屋变相贬值，故要求撤销上述规划许可证。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所在的御湖花园小区不在涉案地块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且该小区与涉案地块之间还间隔了一条50米左右的河道。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被诉规划许可证的颁发对其的排水、通行、采光等相邻权产生直接影响，故上诉人与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之间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 军 审 判 员  孙一鸣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雪麟 书 记 员  陆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