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42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梅，女，197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忠俊，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梅，自然情况同上，系耿忠俊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琰杰，男，199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华尔顿大厦裙楼**。负责人：潘瑞才，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云、武玉，云南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包梅、上诉人耿忠俊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包梅、上诉人孙琰杰、被上诉人平安银行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毕云到庭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的上诉请求：1.撤销编号为平银(昆明)贷字(2016)第(SW20160629000143)号贷款合同（以下简称“143号贷款合同”）和编号为平银(昆明)保字(2016)第(SW20160629000143)号保证合同（以下简称“143号保证合同”）;2.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3.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上诉人包梅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春城支行申请借款，平安昆明春城支行同意给包梅发放一笔额度为990000元的授信贷款用于业务周转，贷款条件是需要找2个成年人作为担保人签字即可发放该笔借款，上诉人包梅找到耿忠俊(系包梅丈夫)和孙琰杰(系包梅侄儿子)作为担保人，孙琰杰于2016年5月9日前往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声明愿意为包梅的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获得了(2016)云昆东骏证字第5728号公证书。2016年6月30日，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前往平安昆明春城支行找到客户经理马舒办理贷款手续，平安昆明春城支行客户经理马舒从办公桌上拿出三张几乎为空白的纸张让上诉人包梅在编号为“143号贷款合同”的末页和《小企业授信业务出账确认书》空白页上签字按手印，让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在编号为“143号保证合同”的末页上签字按手印，整个贷款手续就算办理完毕了。上诉人包梅没有收到合同也没有收到借款资金，直到2016年10月份平安昆明春城支行客户经理马舒才告诉上诉人包梅该笔借款已经还了贷贷卡欠款，上诉人耿忠俊在参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庭审过程中才知道编号为“143号贷款合同”借款性质为“借新还旧”，即该借款为偿还包梅名下(SW20140624000307)号合同（以下简称“307号合同”）项下借款。庭审时上诉人孙琰杰因出差外地未到庭参加诉讼，包梅、耿忠俊到庭参加诉讼，包梅和耿忠俊都觉得既然后来的借款还清了原来的欠款，反正都是借款，想着银行也不会骗人，就没有提出真他主张。直到2019年3月15日，上诉人孙琰杰领取(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书后，上诉人孙琰杰才知道编号为“143号贷款合同”借款性质为“借新还旧”即该借款为偿还包梅名下“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三上诉人才决定提起上诉并提出下列主张:上诉人包梅认为尽管平安昆明春城支行擅自改变了贷款用途，如果被上诉人能够出具平银(昆明)“143号贷款合同”借款的受托支付《委托书》和“307号合同”项下借款的还款凭证，上诉人包梅承认“143号贷款合同”的约定并接受(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包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判决。如果被上诉人不能提供“143号贷款合同”借款的受托支付《委托书》和“307号合同”项下借款的还款凭证，上诉人包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143号贷款合同”和(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愿意为上诉人包梅向银行申请的周转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并承认合同空白页上的签字、手印属实，但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该笔借款属于“借新还旧”，直到庭审乃至判决书下发之前都不知道“143号贷款合同”借款性质为“借新还旧”，耿忠俊、孙琰杰认为被上诉人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在未告知上诉人贷款性质的背景下擅自改变贷款用途。耿忠俊、孙琰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143号保证合同”和(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由于上诉人自然人身份的限制，以下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加以认定:1.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往往是装订成册的制式文本和制式条款，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使用的是连自然顺序页码都没有的散装非制式文本，而合同内容大多属于制式条款，长达13页的贷款合同条款内容和长达7页的保证合同条款内容没有证据表明经上诉人认可,并且在办理合同签字手续时上诉人只在合同末页签字，这是否属于利用上诉人对银行霸王制式条款不容商量的习惯心理所采用的欺骗手段?2.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143号贷款合同”特别条款之10.5贷款用途栏里打印具体为本贷款用于偿还包梅“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条款的确认，这是否属于欺诈行为?3.“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的具体金额是多少?“143号贷款合同”借款是否真实完成了“借新还旧”有没有结清凭证?4.“143号贷款合同”第11.1“甲乙双方同意本合同顶下的贷款资金采取受托支付方式支付”，有没有委托书?5.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小企业授信业务出账确认书》和《个人贷款出帐凭证》的贷款用途栏的内容均为“其他”作何解释?上诉人包梅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贷款合同贷款用途条款没有证据证明经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的结清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条、第五十六条的相关规定“143号贷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7)云0102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应予撤销。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主张:上诉人包梅“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与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没有任何关系，自始至终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都不知道平银“143号合同”项下的贷款性质为“借新还旧”。即使有证据证明“143号合同”项下的借款确实还清了“307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143号保证合同”仍然与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耿忠俊、孙琰杰不应承担保证人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平安银行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平安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包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9万元，并向原告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全部利息（按固定年利率10%计算）、罚息（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前述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计算）、复利（按罚息利率计算复利）。（截止起诉之日总计1027708.41元）；2、判令被告耿忠俊、孙琰杰对被告包梅的上述贷款本息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包梅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昆明）贷字（2016）第SW20160629000143号】，约定被告包梅向原告贷款99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实际起止日期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以出账确认书及其他出账凭证为准；贷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年利率为10%；贷款用途具体为贷贷卡救济，用于归还借款人包梅（合同编号为SW20140624000307）合同项下贷款；双方同意合同项下的贷款资金采取受托支付方式支付。合同项下贷款采取净息还款法（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还款方式偿还，如约定还款方式为分期还款的，则为按月还款。被告包梅应按时足额地归还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分期还款任一期未按时足额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包梅归还全部贷款，并对未归还的全部贷款自逾期之日起按逾期贷款计收罚息。发生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等以及被告包梅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任何义务等违约事件的，原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被告包梅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对已发放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被告包梅清偿全部授信本金，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有关的资信调查、检查、公证等费用，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过户费等所有费用；贷款到期的，被告包梅未能按约偿还贷款的，原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还约定，发放贷款时，按合同的规定填写出账确认书及其他出账凭证，若出账确认书及其他出账凭证约定的具体贷款品种、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及期限与合同不一致，以出账确认书及其他出账凭证约定为准。同日被告耿忠俊、孙琰杰与原告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被告耿忠俊、孙琰杰作为保证人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范围为平银（昆明）贷字（2016）第SW20160629000143号《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为99万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原告于2016年7月1日向被告包梅发放了贷款99万元，用于归还借款人包梅（合同编号为SW20140624000307）合同项下贷款。另外，截至2018年3月21日，被告包梅归还过本金1500元、利息98297.7元，尚欠原告贷款本金988500元及相应利息、复利。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依据原告与被告包梅所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贷贷卡救济，用于归还借款人包梅（合同编号为SW20140624000307）合同项下的贷款，结合原告提交的上述贷款明细，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包梅此前存在旧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贷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约定的以新贷还旧贷的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依约向被告包梅提供了贷款用以归还被告包梅合同编号为SW20140624000307合同项下的贷款，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7月1日依约向被告包梅发放了贷款，庭审中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归还贷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双方在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故被告包梅应向原告归还贷款本金988500元及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止的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包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10%上浮50%的罚息利率承担罚息及复利。现因被告包梅到期未按约归还涉案贷款本息，依据合同约定还处于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故原告请求被告耿忠俊、孙琰杰对被告包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包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偿还贷款本金988500元及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年利率10%计算，执行时扣减已还利息98297.7元），并承担以该贷款本金自2017年7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算）以及承担以未付利息自2017年7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算）；二、被告耿忠俊、孙琰杰对被告包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耿忠俊、孙琰杰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包梅追偿。”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包梅对本案所涉本息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上诉人耿忠俊及上诉人孙琰杰对本案所涉本息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上诉人包梅对本案所涉本息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包梅二审中明确表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息均认可，一审判决由其承担还款义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耿忠俊及上诉人孙琰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耿忠俊及上诉人孙琰杰对其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字均予以认可，二审中，上诉人耿忠俊对承担担保责任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孙琰杰在二审中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是其在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之时并不知道上诉人包梅的贷款是“借新还旧”，该意见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予以驳回。关于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在其上诉状中主张“143号贷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以及本案所涉合同不规范等观点，亦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9元，由上诉人包梅、耿忠俊、孙琰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刘 涛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闻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