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民初482号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乡玉奎堡村。法定代表人：于正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代越、张岩，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中段东侧蔚蓝轩1-706。法定代表人：王玉明，该公司董事长。被告：王玉明，男，195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晓玲，上海市建纬（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晓芳，广东维强（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岚县社科乡下会村。法定代表人：邵长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孟晓飞，该公司职工。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方圆”）与被告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源公司”）、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同方圆的法定代表人于正强及大同方圆的委托代理人代越、张岩，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王玉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晓玲、郭晓芳，被告昌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晓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同方圆诉称：2011年5月12日，大同方圆与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北煤电”）、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腾龙”）、王玉明、王秀明五方共同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约定将原告大同方圆所有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与皖北煤电、王玉明、王秀明、杭州腾龙持股的昌恒公司进行合并，山西岚县三鑫煤矿现有煤炭资源及煤矿相关实物资产作价进入昌恒公司。2011年5月19日，上述五方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约定合并前的昌恒公司资产总价值为209481800元。根据昌恒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皖北煤电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044.99万元、杭州腾龙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46.35万元、王玉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5859.58万元、王秀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3976.14万元。原告大同方圆投入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资产总值确定为37600万元。昌恒公司合并后的股权比例为皖北煤电持股51%、大同方圆持股15%，杭州腾龙持股4%，王玉明、王秀明两方合计持股30%。根据上述持股比例，五方股东应当对昌恒公司投资金额应为：皖北煤电29848.81万元、大同方圆8779.06万元、杭州腾龙2341.08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17558.12万元。根据各方在公司合并前己投资金额和应投资金额计算后，皖北煤电需要向合并后的昌恒公司缴付19803.81万元、杭州腾龙需缴付1294.73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需缴付7722.4万元，合并后的昌恒公司需向大同方圆支付溢出资产价款28820.94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王玉明无力向昌恒公司缴付资金。2012年2月1日，原告大同方圆与王玉明、祥和源公司（王玉明控股且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昌恒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由大同方圆向王玉明、祥和源公司出借4633.44万元，借期自2012年2月1日始，计息自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借款期间年利率16％计息（不含税），本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推迟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计算。王玉明、祥和源公司以所持的昌恒公司股份全部收益做担保，收益优先偿还借款。在借款还清前，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收益由原告大同方圆享有，并由昌恒公司负责监督执行。争议解决管辖法院为昌恒公司所在地法院。《借款协议》签订后，昌恒公司以内部调账方式，将应支付给原告大同方圆的溢出资产价款28820.94万元中的4633.44万元转入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金，以此方式作为原告大同方圆向王玉明、祥和源公司实际支付借款。2013年3月，王玉明将其持有的昌恒公司18％股权转让给祥和源公司。《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王玉明和祥和源公司未依约清偿借款本息，昌恒公司亦未负责监督执行将王玉明、祥和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收益清偿借款。后经原告大同方圆多次催讨，2017年1月12日，昌恒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确认严格履行《借款协议》。此后，昌恒公司进行了数次分红，但王玉明、祥和源公司未向大同方圆清偿任何借款本息，昌恒公司亦未履行监督执行义务，反而直接将股东分红支付给祥和源公司。原告大同方圆认为，王玉明、祥和源公司未依约履行债务清偿责任，已构成违约。昌恒公司负有将王玉明、祥和源公司的股份收益向大同方圆支付以冲抵借款的监督执行义务，但未履行该义务，应在王玉明、祥和源公司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原告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大同方圆请求：1.判令王玉明、祥和源公司向大同方圆共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6334400元及利息（自2013年2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到2018年10月30日为人民币55896944.01元）；2.判令昌恒公司在王玉明、祥和源公司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大同方圆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大同方圆投入昌恒公司的资产实际并没有37600万元之多，这是本案发生争议的根源。首先，原告大同方圆所有的三鑫煤矿最终以岚县地方国营侯家岩煤矿的名义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签订《采矿权价款缴纳合同》，确定原告大同方圆实际缴纳的采矿权价款为8180.35万元，根据《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资产…煤炭资源按政策规定折合资源价款…乙方参与整合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煤炭资源作价应当符合山西省关于煤炭资源的作价规定…”，再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一）被兼并重组煤矿如按照187号令规定的标准缴纳了价款，直接转让采矿权时，兼并重组企业应向其退还剩余资源量（不含未核定价款的资源量）的价款，并按原价款的50％给予经济补偿，或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兼并重组后新组建企业的股份”，原告大同方圆的资源价款应为8180.35万元的1.5倍，即12270.525万元，而原告大同方圆的资产在整合时却被错误认定为31496.04万元，比实际应补偿的数额超出了将近2个亿，直接导致当时昌恒公司整体资产价值虚高，原告大同方圆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对实际出资应予纠正。其次，公司资产重组后，发现其划转的区域内有79.5万吨的资源在资源整合之前就被盗采，故原告大同方圆资源价款应核减该被盗采部分价款。再次，原告大同方圆划转至昌恒公司的资源范围比原来确定的范围小0.29平方公里，这也直接导致原告大同方圆资源价款缩水变少。总之，昌恒公司各股东之间，多年来已达成共识，就原告大同方圆的三鑫煤矿资源价款高估两亿的问题和调账给答辩人的所谓“借款”问题，各方均不再追究。正因如此，虽约定了答辩人的股份收益优先偿还原告，但多年来并没有实际履行。所以，答辩人并非借钱不还，而是原告大同方圆的出资，即投入昌恒公司的资产存在重大瑕疵，明显高估或明显出现了缩水所致。二、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股东之一的原告大同方圆向昌恒公司的出资出现重大瑕疵而引发的股东出资纠纷。首先，原告大同方圆诉称：“《借款协议》签订后，昌恒公司以内部调账方式，将应支付原告的溢出资产价款中的28820.94万元中的4633.44万元转入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金”，这里提到四个关键词，即“内部调账”“溢出资产”“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1.“内部调账”并非实际款项或货币的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必须满足贷款人已经实际向借款人交付货币的条件，很显然，不仅有交付，而且交付的是货币，才能形成借贷关系。即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但未交付货币则借贷合同不生效。显然，本案中并没有实际货币的交付，即并没有发生有效的借贷关系。2.有“溢出资产”是内部调账的前提。出现溢出资产的原因，是因为各股东在组合资产的过程中，各股东首先固定了各自的股份比例，因此，在各股东股权比例确定的前提下，因各股东投入公司资产的多少不同，就会出现投入的资产与股权比例不匹配的情形，有的股东会有资产的溢出，有的股东则出现资产不足的情形。本案所谓的借款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溢出资产的多少如出现的问题，则案涉所谓“借款”就失去了基础，就成了一个不确定的数字，而本案中原告大同方圆的溢出资产因大量缩水，必然导致案涉所谓的原“借款”成为一个不确定状态。案涉所谓的“借款”必然会因股东资产的溢出额度或不足额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真正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一定是固定的、明确的、具体的，除非还本付息，否则借款额度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但本案中并非如此，所以，案涉所谓的“借款”因额度的不确定而不能称其为“借款”。3.“实收资本”是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本案中，原告方圆公司实收资本因发生大量缩水而导致转入王玉明名下的实收资本必然变少，那么真实的、匹配的实收资本必然与所谓的借款“额度”发生很大的差异，导致案涉所谓“借款”的额度不真实，出现虚高。4.“资本公积金”是指由投资者或其他人（或单位）投入，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但不构成实收资本的那部分资本或者资产。资本公积金是一种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转为资本金的公积金，也可说是一种准资本金，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来源包括：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额超出其资本金的资本溢价和股票溢价等等，本质上属于资本的范畴。而本案中的投资者原告大同方圆实际缴付的出资额超出其资本金的资本溢价因资产的大量缩水而减少。其次，案涉借款协议中的所谓借款人必须与昌恒公司的股东身份紧密相连，故并非借款。法律法规对借款合同的借款主体没有设立任何限制条件，双方只要达成合意，随时随地可以成就借款合同。而本案中的所谓的“借款人”身份是特定的，即必须是昌恒公司的股东，如不是因为各股东资产组合，就不会发生案涉的所谓“借款”，即昌恒公司股东之外的任何人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所谓的案涉借款。所以，本案借款协议的乙方既是王玉明，又是括号中的祥和源公司，也就是说，谁具有股东身份，谁就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实际上，归根结底承担的还是股份出资责任。总之，案涉所谓的借款因额度不确定而并非借款，正是因股东之一的原告大同方圆向昌恒公司的出资出现重大瑕疵而引发的股东出资纠纷。三、二答辩人的责任主体不明晰。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案涉所谓“借款”的归还，依托二答辩人的股份收益，但二答辩人并非同时具有股东身份，二者是先与后的股东，王玉明的签字与祥和源公司的盖章，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均不明晰，但肯定的是，二答辩人只有一人是案涉主体，并非同时具备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四、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已丧失胜诉权。退一万步来讲，假设本案所谓的借款实际进行了货币支付，假设为真实的借贷关系，那么，从2012年2月1日开始起算，即便按三年诉讼时效计算，原告在2015年2月1日也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即原告大同方圆在2015年2月1日之后的任何行为均不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除非二答辩人主动愿意还款，但事实并非如此，故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综上所述，本案纠纷并非借款纠纷，而是因原告大同方圆未按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出资而导致的纠纷，加之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应驳回原告大同方圆的诉讼请求。昌恒公司答辩称：一、借款合同双方为大同方圆与王玉明，后王玉明转让所持有的股份退出昌恒公司，答辩人昌恒公司不具备履行监督义务的条件，依据大同方圆与王玉明签署的协议可以真实反映借款双方，而王玉明于2013年3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昌恒公司股份悉数转让给祥和源公司，王玉明退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昌恒公司与王玉明之间的借款进行约定，即债权人还是大同方圆，债务人还是王玉明，此时王玉明已经退出公司，昌恒公司不具备履行借款协议中监督执行义务的条件。昌恒公司历年来股权分红均取得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昌恒公司历年来股权分红均召开股东会，分红方案均通过股东会审议，真实反映了股东会公司利润处置的意愿，昌恒公司充分尊重股东的分红权利，特别是大同方圆历年中分红的股东会协议上均有签字和盖章，由此可以推断大同方圆在知晓其与王玉明债权债务前提下，同意昌恒公司作出的分红安排。祥和源公司持有的昌恒公司股权已经被皖北煤电设立了股权质押，祥和源公司所持有的昌恒公司18%的股权即派生权利已经于2013年2月1日被丰达焦化集团向皖北煤电提供了质押担保，同时为皖北煤电提供了反担保，该股权质押已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质押登记，上述2亿元贷款还款期已届满，丰达公司无力偿还，皖北煤电已经依法履行了代偿义务，皖北煤电作为质权人，对祥和源公司股权及派生权益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权益已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祥和源公司持有的昌恒公司股份已经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保全。昌恒公司股东对双方债务仍存在争议，根据昌恒公司所掌握的信息，股东之间的债务仍存在一定争议，双方争议在股东会上予以提到，双方之间存在争议也阻碍了昌恒公司履行监督执行义务，本案中借款协议并非生效的法律判决文书，昌恒公司不能也没有权利依据借款协议直接将祥和源公司股权分红直接支付给大同方圆。昌恒公司没有行为致使大同方圆对王玉明、祥和源公司债权实现的风险增加，民事赔偿责任是行为人侵犯了其他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后果，昌恒公司没有侵犯大同方圆的合法权益，大同方圆的债权也没有因此有所损失，大同方圆对昌恒公司的赔偿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昌恒公司已经积极履行了协议的义务，对大同方圆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大同方圆的所有诉请。原告大同方圆为证明起诉事实，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证明2011年5月12日，大同方圆、皖北煤电、杭州腾龙、王玉明、王秀明一方共同签订了该协议，约定将大同方圆所有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与皖北煤电、王玉明、王秀明、杭州腾龙持股的昌恒公司进行合并，山西岚县三鑫煤矿的资产作价进入昌恒公司。证据2.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证明2011年5月19日五方对资产组合后的出资进行了补充约定。证据3.昌恒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昌恒公司与三鑫煤矿合并后，王玉明、王秀明分别将其持有的昌恒公司股权转让给祥和源公司、岚县翔河农牧有限公司。证据4.祥和源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王玉明系祥和源公司的大股东。证据5.借款协议。证据6.昌恒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证明2017年1月12日，昌恒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确认严格履行借款协议。大同方圆在庭审中针对借款的情况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7.昌恒公司内部的转账凭证3张。证明按照股东协议约定，合并之后，昌恒公司本应向大同方圆支付288209400元，但是并没有支付给大同方圆，而是进行了调账。证据8.收条。加盖了祥和源公司公章，并由王玉明本人签字，证明王玉明和祥和源公司明确确认收到了大同方圆4633.44万元，其相关借款和还款期限参照借款协议执行。证据9.股东分红情况说明。是昌恒公司历次分红的记录、分红的金额、财务账册的具体记载，以及每次分红所附的分红方案。证据10-14.分红方案，证明祥和源公司累计分红8667万元。证据15.借条。加盖了祥和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是王玉明亲笔所写，证明2011年5月19日五方对资产组合后的出资进行了补充约定。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对于大同方圆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该资产组合协议第四条第二项明确约定，煤炭资源是按政策规定折合的资源价款组成，约定很清晰，同时煤炭资源作价应当符合山西省煤炭资源作价的规定，依据山西省煤炭资源作价规定的话，原告方圆公司的资源价款应该按1.5倍进行计算；证据2从形式上看是真实的，但是在之后我方所举证据中，可以推翻资源价款数额；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乙方是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是该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只有借款起始日，没有终结日。根据借款协议第4条约定，乙方以自己所持昌恒公司股份的收益作担保，全部收益优先偿还甲方，而乙方并非同时具备昌恒公司股东的身份，王玉明与祥和源公司是先后承继股东身份的关系。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只能是王玉明；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尤其是第六条；证据7的转让凭证是昌恒公司做了一个调账处理，确实有调账；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与借款协议配套的，收条是王玉明亲自打的，但是没有借款事实，只是做了内部调账；证据9-14是历年来的分红，恰恰印证了历次分红大同方圆全部确认，并没有对分红款项是否优先受偿的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将分红款分别分给各股东名下，大同方圆没有任何异议，印证了我方所说的所谓的借款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并没有把分红款优先偿还，大同方圆是完全认可的。证据15没有实际转款，都是调账。昌恒公司对大同方圆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大同方圆提交的证据除证据6需要核实外，对其他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2.组合协议和借款协议充分证明原来的借款主体是大同方圆和王玉明。大同方圆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昌恒公司没有履行监督执行义务；3.大同方圆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包括分红方案均取得了股东认可，大同方圆也予以认可，说明昌恒公司在分红时对利润进行了分配，大同方圆是同意的。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昌恒公司有损害大同方圆债权的行为，也没有就债权造成的损失进行举证。对于原告大同方圆提供的昌恒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股东会会议纪要，被告祥和源公司及王玉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从昌恒公司调取了该会议纪要，昌恒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祥和源公司及王玉明对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从昌恒公司之前开股东会的惯例来看，从来没有形成过股东会纪要，然后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因此不符合昌恒公司股东会管理；2.从会议纪要载明的主体来看，该纪要上的签章主体并没有皖北煤电，根据昌恒公司在吕梁中院另外两个同类案件中递交的皖北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来看，皖北煤电授权祁明峰（代表皖北煤电）签字，并没有授权其签署除股东会之外的其他文件。从纪要载明的祁明峰的印章是昌恒公司，昌恒公司并非股东，也不是股东会会议的主体，同时祁明峰更没有权利代表昌恒公司签署任何手续。从会议纪要上体现的主体签署瑕疵来看，该会议纪要签署主体不完整，不能代表参会股东的任何意思表示；3.从会议纪要的性质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会议纪要或者记录，只是一份记录，是对会议相关内容的记录，反映的是一个过程，无论股东是否同意相关的议题或者议项，均是要进行签章。因此会议纪要并非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股东没有任何拘束力，只是一个会议进程的记录，签章不代表同意。真正代表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不是纪要，而是股东会表决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因此该会议纪要对案涉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没有任何拘束力。加之其与同一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不一致，更进一步体现该纪要中记录的与股东会决议不一致的内容，各股东并没有同意。因此在决议中没有体现该内容。事实上该会议纪要从本案审理中，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看到该纪要之前，对该份纪要的存在毫不知情。4.从真实意思表示看，王玉明和天津祥和源对该会要纪要的内容毫不知情。5.该会议纪要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两年的诉讼时效是指2016年3月29日，本案应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案涉诉讼时效已过。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其当庭提供证据为：证据1.资产组合协议，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煤炭资源是按照政策规定折价。证据2.采矿权价款确认通知书，证明国土资源厅确认山鑫煤矿资源价款实际确定为8185.35万元，但是三鑫煤矿当时手续不完备，挂靠在地方国营侯家岩煤矿名下，我们也认可。证据3.采矿权价款缴纳合同，依托于地方国营侯家岩煤矿，实缴8180.35万元，与证据2互相印证。证据4.昌恒公司二届三次股东会决议，第二项明确昌恒公司资源被盗采的情况，及采矿许可证坐标需要调整的情况，先行由大同方圆代表昌恒公司进行处理，股东会决议二明确印证我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每次没有优先偿还大同方圆，而是实际分别领取了分红。证据5.2016年10月17日针对井田边界划定错误的情况，向岚县煤炭工业局递交的边界划定错误的说明，证明明显少了0.29平方公里，根据我们刚才提交的采矿权价款缴纳合同等可以计算储量。证据6.山西源通煤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绘制的图纸，明确资源储量是534万吨。证据7.关于山西××县整合项目初步设计变更的批复，与图纸是相匹配的，井田坐标按规定不应该在边界上，由于三鑫边界划转给我们的面积减少，导致我们的井田位置向东偏移100米。证据8.关于昌恒公司资源被盗采情况的报告，证明昌恒煤焦2014年向岚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报告，盗采发生在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之前。证据9.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察院相关资质及绘制的图纸，证明该采空区体积大小及资源被盗采的事实。证据10.2013年至2018年昌恒公司股权分红及财务凭证。证明原告对历年股东的分红预案是认可同意直接支付给股东的，并未提出优先偿还借款。在所说的2017年1月12日之后又有两次分红，一次分红1个亿，一个分红2个亿，全部都是分给了各股东，大同方圆在分红款项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都是盖章进行了确认。对于被告祥和源公司及王玉明2019年3月22日提交调取皖北煤电原三鑫煤矿作价37600万元资产评估依据的申请，因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调取。大同方圆对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资产组合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并没有具体指向被告提供的山西省煤炭资源厅的处置办法，该办法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对于兼并重组企业没有强制性。各方在签订资产组合协议之后，在2011年的5月19日又签订的资产组合协议的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并确认三鑫煤矿的资产作价3.76亿，这是各方平等协商确认的，对于合并前昌恒公司资产价值也进行了协商确认，我们认为资产组合协议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已经替代了资产组合协议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2、3的真实性有异议，需要回去与当事人核对，认为假设该文件是真实的，显示资源价款是8180.35万元，资产合并重组过程中资产溢价核算是正常情况，不代表合并时各方必须按照确定数额进行计算；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仅同其内容上来说，认为与本案借款合同无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图纸内容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该图纸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就其内容与本案涉及的借款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其所说的事实存在，也不影响整个三鑫煤矿资源作价的确认，且井口位置偏移与原告方没有关系，是昌恒公司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如果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原因造成，其应该向行政主管部门主张权利；对证据8、9，认为盗采情况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昌恒公司对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提供证据1-10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昌恒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的下列证据：证据1.借款协议、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借款的主体双方是大同方圆及王玉明。证据2.2013年3月6日昌恒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王玉明从2013年3月6日已经将股权转让给祥和源公司，王玉明退出公司。证据3.2013年5月2日的股权质押合同、2013年5月27日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及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晋）股质登记设字【2013】第113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祥和源持有的昌恒公司股份已为丰达焦化债务向皖北煤电出质设立质权，且股权质押已经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皖北煤电就涉案股份及分红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初4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祥和源公司、翔河农牧持有的昌恒公司股份及分红已经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皖北煤电享有优先权。证据5.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初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皖北煤电已经行使质权，并取得人民法院支持，祥和源公司、翔河农牧以持有的昌恒公司股份为皖北煤电质权设立合法有效。证据6.2013年至2018年昌恒公司股权分红及财务凭证。证明2013年至2018年昌恒公司分红均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且在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祥和源公司、翔河农牧的分红款抵偿皖北煤电欠款。大同方圆对昌恒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事实上王玉明先担任昌恒公司的股东，随后签订借款协议后，王玉明将股权转给了天津祥和源公司，从股权关系上看，王玉明本人就是天津祥和源的实际控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玉明与天津祥和源公司是作为借款主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针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质押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5月2日，我们借款协议签订于2012年1月份，早于股权质押，质权人皖北煤电是昌恒公司的大股东，其实际控制昌恒公司，我们认为股权质押很明显是皖北煤电知道昌恒公司在借款协议项下有一个监督执行义务的前提下，仍然以出质方签订的质押合同，明显是恶意串通损害大同方圆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且他们取得法院的调解书是和解结案的，是他们自己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法院认可，是双方在明知昌恒公司有义务对借款关系有监督执行义务的前提下，串通损害大同方圆的利益；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针对证据6，分红情况应当与我方提交的分红情况一致，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对昌恒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其刚才举证和质证的意见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5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予以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除证据6外，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经本院前往昌恒公司调取后组织各方质证，各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对其证明目的及合法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真实存在，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提交的证据1、10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9与本案无关，本院予以排除。对于被告昌恒公司提交的证据1、2、6，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5与本案无关，本院予以排除。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5月12日，大同方圆与皖北煤电、杭州腾龙、王玉明、王秀明五方共同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约定将原告大同方圆所有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与皖北煤电、王玉明、王秀明、杭州腾龙持股的昌恒公司进行合并，山西岚县三鑫煤矿现有煤炭资源及煤矿相关实物资产作价进入昌恒公司。2011年5月19日，上述五方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合并前的昌恒公司资产总价值为209481800元。根据昌恒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皖北煤电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044.99万元、杭州腾龙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46.35万元、王玉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5859.58万元、王秀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3976.14万元。原告大同方圆投入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资产总值确定为37600万元。昌恒公司合并后的股权比例为皖北煤电持股51%、大同方圆持股15%，杭州腾龙持股4%，王玉明、王秀明两方合计持股30%。根据上述持股比例，五方股东应当对昌恒公司投资金额应为：皖北煤电29848.81万元、大同方圆8779.06万元、杭州腾龙2341.08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17558.12万元。根据各方在公司合并前己投资金额和应投资金额计算后，皖北煤电需要向合并后的昌恒公司缴付19803.81万元，杭州腾龙需缴付1294.73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需缴付7722.4万元，合并后的昌恒公司需向大同方圆支付溢出资产价款28820.94万元。2012年2月1日，原告大同方圆作为甲方（贷款方），王玉明、祥和源公司作为乙方（借款方），昌恒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载明：“一、乙方向甲方借46334400元（大写肆仟陆佰叁拾叁万肆仟肆佰元整），借期自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始，计息自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止。二、所借款额，借款期间年利率16％计息（不含税），本息到期一次性偿还。三、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内提前还款（部分），利息按实际产生时间额度计息。推迟还款，本息合计按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计算。四、所借款额，乙方以自己所持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收益做担保，全部收益优先甲方，在未还清以前，乙方的股份收益由甲方享有，并由丙方负责监督执行，其义务由乙方承担…”。2012年2月14日，王玉明签字，祥和源公司盖章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转款人民币肆仟陆佰叁拾叁万肆仟肆佰元整（46334400元）。其相关借款还款及期限参照借款协议执行”。另有王玉明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转款人民币（46334400元）肆仟陆佰叁拾叁万肆仟肆佰元整。时间2012年2月1日。计息2013年2月1日开始”，落款处有祥和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王玉明的签字。2012年12月31日昌恒公司以内部调账方式，将应支付给原告大同方圆4633.44万元作为合并后王玉明应补缴的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金转入祥和源公司的名下。2013年3月6日，昌恒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王玉明将其持有的昌恒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祥和源公司。2017年1月12日，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载明“…6.2017年1月11日上午在皖北煤电集团董事会秘书处股东各方同意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的内容是：王玉明、王秀明、胡振威未出资，借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的借款协议，欠款数以协议及账面结算数为准）…”。在该会议纪要上有王玉明签字，祥和源公司盖章。本院另查明，从三方签订借款协议后至原告起诉时，昌恒公司共进行五次分红：2013年6月30日，昌恒公司的转账凭证载明分配2012年度及2013年上半年红利，祥和源公司应分配1980万元（该笔款项冲抵负债）；2014年12月31日，昌恒公司的转账凭证载明分配2013年下半年红利，祥和源公司应分配414万元（该笔款项冲抵负债）；2017年1月31日，昌恒公司的转账凭证载明根据2017年股东会议执行分红，祥和源公司应分配1080万元（其中1050万元冲抵负债，祥和源公司分红30万元）；2017年8月28日，昌恒公司的转账凭证载明根据2016年度分红方案分配2016年度未分配利润，祥和源公司应分配1800万元（该笔款项冲抵负债）；2018年5月9日，昌恒公司的转账凭证载明根据股东会决议及分红方案分配红利，祥和源公司应分配3600万元（该笔款项冲抵负债）。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三个：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王玉明、祥和源公司是否应向大同方圆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6334400元及利息（自2013年2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到2018年10月30日为人民币55896944.01元）？3.昌恒公司是否在王玉明、祥和源公司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大同方圆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玉明、祥和源公司主张借款协议从2012年2月1日开始起算，即使按三年诉讼时效计算，原告在2015年2月1日也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大同方圆主张在借款协议中仅约定了计算期限，在2014年3月30日视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在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中，各方明确同意“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上述约定属于被告向大同方圆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不能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认为，案涉的借款协议中明确载明“借期自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始，计息自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止”，因此本案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30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本案的诉讼时效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计算，即在2016年3月30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本案中，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有被告王玉明的签字和祥和源公司的盖章确认，在该纪要中载明“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因此应视为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虽然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真正代表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不是纪要，而是股东会表决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而该次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上述内容，但是其对该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还款责任的主体不明晰，两被告不同时具备被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借款协议的借款方载明的是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字盖章处也有王玉明的签字，祥和源公司的盖章；且在昌恒公司的2012年12月31日的转账凭证中，王玉明还是时任股东的情况下，该转账凭证上就已经记载的是祥和源公司而非王玉明，由此可见，当时王玉明与祥和源公司就存在人格混同，因此原告大同方圆将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大同方圆基于借款协议而形成的债权请求权，被告作为债务人也就基于该项请求进行抗辩。大同方圆提供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借款协议、借条、收条及昌恒公司内部根据协议三鑫资产入账的转账凭证等证据用于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及其主张权利的依据。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大同方圆向昌恒公司的出资出现重大瑕疵而引发的股东出资纠纷，昌恒公司各股东之间，多年来已达成共识，就原告大同方圆的三鑫煤矿资源价款高估两亿的问题和调账给答辩人的所谓“借款”问题，各方均不再追究，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案涉的借款是通过2012年12月31日的内部调账方式，将本应分配给大同方圆的部分款项转给了祥和源公司，以作为祥和源公司的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金，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对此也并未提出过异议，该笔款项在昌恒公司内部调账虽然不是现金的实际交付，但事实是被告借助该笔款项完成了在昌恒公司的出资金额，且法律也没有强制性规定借款必须是现金交付，因此应视为所借款项已经交付。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各方达成共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谓的股东出资纠纷也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应按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责任，偿还大同方圆46334400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款协议自2013年2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第三，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大同方圆的资源价款应为8180.35万元的1.5倍，即12270.525万元，而原告大同方圆的资产在整合时却被错误认定为31496.04万元，直接导致当时昌恒公司整体资产价值虚高。本院认为，大同方圆整合资源价款31496.04万元是2011年5月19日五方签订的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中各方签字确认的金额，在本案大同方圆起诉前各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过异议，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应视为其认可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中大同方圆的整合资源价款，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主张资产重组后的资源被盗采及资源范围减小，与本案的借款协议无关，其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的借款协议中对于昌恒公司的责任只在第四条“所借款额，乙方以自己所持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收益作担保，全部收益优先偿还甲方，在未还清以前，乙方的股份收益由甲方享受，并由丙方负责监督执行，其义务由乙方承担”有所体现，从该条可以看出，昌恒公司作为丙方，对该协议只负责监督执行的责任，而其还款义务仍由乙方即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承担，该借款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昌恒公司在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不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大同方圆虽主张几次分红过程中，昌恒公司负有将王玉明、祥和源公司的股份收益向大同方圆支付以冲抵借款的监督执行义务，但从昌恒公司的几次分红过程可以看出，王玉明、祥和源公司分红款项并没有直接归其所有，而是绝大部分用于冲抵其他债务，在此过程中，大同方圆没有向昌恒公司主张过应先冲抵大同方圆的债务或者按一定比例支付给大同方圆，由此可见，大同方圆对几次分红方案中未优先偿还其债务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大同方圆要求昌恒公司在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大同方圆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玉明及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大同方圆本金46334400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款协议自2013年2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王玉明及祥和源公司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驳回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52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玉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卞俊梅审判员 王永胜审判员 樊文霞 二○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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