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7民初828号原告：吕湘芹。法定监护人：邹某。原告：邹某。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响坤，系深圳市龙岗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小飞。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王绍娟。委托代理人：罗文元，广东商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伍明。第三人：邹艳华。第三人：邹艳芝。第三人：邹艳。第三人：邹国利。委托代理人邹某，基本情况同上。第三人：邹国强。第三人：邹国兴。上列当事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湘芹的法定监护人暨原告邹某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响坤，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委托代理人罗文元、伍明，第三人邹国利的委托代理人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患者邹显学于2017年6月6日因进食少，身体虚弱（神志清醒，无发热，无咳嗽咳痰）到被告处就诊，急诊医生直接让做昂贵的脑CT和肺CT检查，结果以脑血管意外？肺部感染？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收住神经内科监护室。入院后检查都正常，各脏器功能完好，只有贫血、血糖高。住院后是一级护理、病重、糖尿病饮食，还静点大量与糖尿病无关的髙价自费顶级广谱抗生素和抗栓抗凝血药。我方认为用这些药不对症，告诉医生原告邹某是医务工作者，在三甲医院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多次提醒医生考虑糖尿病出现代谢紊乱，并提出请内分泌科会诊，但医生拒之不理，反而请呼吸科会诊，目的是要用抗生素。2017年6月6日傍晚，我方发现患者呼吸深大，典型的库氏呼吸，报告夜班医生后，当晚医生立即给针对性检查和治疗，急查血气分析，果然快出现酮症酸中毒了，已出现酸碱平衡失调指标。当晚医生给大量补液补葡萄糖胰岛素减量后，患者很快神志清醒，脱离危险，能正常吃饭、说话、走路。被告的治疗根本不对症，是按不确诊的××和脑梗治疗，给打大量胰岛素每小时5单位静脉泵入，越治越重，次日上午我方再次提出请内分泌科会诊，停用抗生素和抗凝血药，结果被告未予理睬，仍坚持错误治疗。无奈下午3点多我方提出出院，回家后患者一切恢复往常。2017年6月22日患者由于胃纳差，几天进食又很少，神志嗜睡，呼之能应，强迫喂水喂饭、出现呛咳、无发烧无咳嗽，家人决定再次住院，这次住院是原告邹某的哥哥在医院护理，他不懂医，非常相信医生，医生的话他无条件照办。原告邹某住在珠海，没料到第二次住院又是住神经内科，又重复做脑CT和肺CT检查，检查结果同上次一样，治疗也同样。医生明知第一次住院确诊是糖尿病，见原告邹某不在就胆大妄为，用大量与糖尿病无关的回扣药。2017年6月23日有下医嘱鼻饲饮食，静点氨基酸250毫升，是临时医嘱只点2次，每天输液全是小瓶盐水加药，没给一点葡萄糖，每天总入量不到1000毫升，下胃管是小护士、技术差，多次多人操作胃管没下成功，没有护士长参与，护士拖延执行医嘱是严重护理差错，没有交接班、医生也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2017年6月24日、25日是双休日没有医生看病人，直到到2017年6月26日过了4天后主任查房，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护士长亲自操作才下好胃管，还让家属签字承担风险，第二次出院是带胃管回家，每天按时给鼻饲饮食。第二次住院患者8天没吃东西，8天无便无尿、严重饥饿脱水、静脉没补液补营养，反而给打大量胰岛素针，治疗方向完全错误、用药完全不对症，该给的不给（没回扣没利润），不该给的药过量给（高回扣高利润），所有治疗都是对患者致命的伤害，乱诊乱治导致患者病情迅速恶化昏迷，病危昏迷。但2017年6月24日患者还搬到普通病房，停止心电监护、停生命体征、意识、瞳孔、出入量观察不正常，次日医生又让做脑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考虑急性一亚急性脑梗死，肺CT是过度曝光，蒙骗家属说有大片阴影是肺癌。2017年6月26日主任查房说患者不可能恢复，治不好了，还推荐说有一种自费药300元一支，让家属签字。家属问有效吗？主任说年轻人用效果很好，老年人不清楚。家属抱一线希望，再次相信主任的话，结果用了2支后，病情更加重了，患者呈深昏迷状态，对周围人毫无反应。这时医生又劝家属说,患者各大脏器功能好，建议回家做长期护理打算，让家属签字出院，明显是推脱责任。原告邹某是2017年6月28日上午来到龙岗的，遗憾的是一切都晚了，患者己经失去抢救的最佳时间，意识呈重度昏迷，各种乱用药的并发症都出现了，原告邹某知道糖尿病出现酮症酸中毒昏迷，大脑高级神经中枢受损，必死无疑。2017年7月1日早晨，患者突然上消化道大呕血，呕吐物呈咖啡渣样棕褐色，量约有600毫升。急叫120救护车，第三次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住院后医生向家属交代病情，说要抢救必须进ICU病房，病人已经处于垂危状态，奄奄一息。医生告知已无回天希望，我们不想徒劳的过度抢救，让不可能逆转生命的患者再受无谓的痛苦折磨，无奈只好给吸氧和临终关怀，于2017年7月2日13时51分宣布死亡。我方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入院诊断和死亡诊断与病人病情不符，住院期间检查及鉴别诊断不到位，使患者没有得到尽早正确诊治、所有治疗都是伤害治疗、无效治疗，是医院延误最佳治疗时间，导致患者直接死亡的后果。2、被告违反注意义务、告知义务、医疗伦理和良知，经家属指出后仍不改正，被告在主观上明知可能造成患者身体健康受损或死亡的危险还过于自信，严重违反诊疗常规，给高龄老人用禁忌药过量药，要求追究被告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3、被告故意实施不必要的医疗危险行为，诊疗措施未尽到合理义务，过度医疗、过度检查、过度用药，住院7天做脑CT2次，肺CT2次，脑核磁共振2次（被原告邹某拒绝1次），平均1天一次，不必要的血化验和用大量昂贵无效药等,造成患者身体遭受大量放射性损害和有毒副作用的药物毒害以及费用浪费，没有进行针对性检查和治疗，没有及时补充血容量，没有请内分泌科会诊。4、被告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规定的首诊负责制，患者首次到被告处是看急诊，医院没给及时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医嘱是一级护理、病重，没有执行三级医师查房制度。不给饮食、不观察生命体征意识瞳孔和出入量，病危昏迷病人住在普通病房不正常，患者的死亡不是自身疾病所致，也不是医学技水平控制，完全是人为的违法违规用反药所致，两次住院都是赵医生负责，赵医生了解病史“能注意”而“未注意”，没有尽职尽责，没有根据病情的发展变化和临床表现来修正诊断和治疗，不请会诊、过分自信，已构成责任事故，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追究刑事责任。5、被告在整个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经家属善意指出后仍不改正错误治疗，明知有可预见、可防范的不良后果和死亡风险，还想方设法不择手段误导、篡改病历、欺骗家属，主观上恶性很大。我方没想到患者这么快走了，没有留下片语只言，患者求生欲望很强，他的寿命完全可以延续，他的愿望是要活到百岁以上，完全是医生失职、没有职业操守，短短几天把患者害死。如果是死于疾病缠身，医学技术水平有限，我们都能理解，患者是糖代谢紊乱早期，是小毛病很容易确诊，很容易治疗，而医生只知道把潜在的风险交给家属签字后，就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综上所述，被告严重违反医疗护理常规，严重违章不作为和无效作为，错用药物、错治病人、错报病情、乱诊乱治用反药，违章医疗行为同治疗需要背道而驰，治疗护理很不力，剥夺原告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拒绝权，侵害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造成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果关系很明显。我方本没想打官司，只想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然而医方领导不作为，始终不认错、不配合，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面前还想推脱责任。为此我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医药费人民币15000元、死亡赔偿金360000元、丧葬费75000元、误工费15000元、护理费10000元、伙食费1000元、交通费30000元、住宿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0000元、死亡鉴定费10000元、复印材料费和举证证明费2000元、辅助器具费3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111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起诉产生的全部法律费用和有关支出。被告答辩称，1、患者邹显学于2017年6月6日因“双下肢乏力三天”第一次入住我院，入院时有脑缺血症状、肺内感染较重，被告积极予以抗栓抗感染对症治疗，于2017年6月7日出院。出院是由患者家属提出，当时被告向患者家属说明患者病情有反复甚至加重可能，但患者家属表示理解，并签署了《自动出院告知书》。2017年6月22日，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三天”第二次入住我院。入院以后我方告病重，完善相关检查，头部CT提示双侧丘脑梗死，肺部CT提示肺部感染较上次入院时加重。核磁检查除了看到急性期双侧丘脑的病灶外，还提示广泛的血管狭窄，医生给予积极的抗栓抗感染对症治疗。2017年6月27日患者仍昏睡，间断咳嗽，患者家属要求出院。我院向患者家属说明病情有进一步加重危险并可能出现昏迷，患者家属在签署《自动出院告知书》后坚持办理了患者出院手续。2017年7月1日，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九天，加重伴意识不清一天”第三次入住我院，患者家属拒绝一切治疗措施，要求对患者做临终关怀，并且在《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上签字，患者于次日临床死亡。综上，我方在患者的三次住院过程中谨遵医疗规范，患者的死亡是其因疾病所致，被告不存在违反医学常规或者卫生诊疗规范的医疗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与患者的死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2、在卫生部门的主持下，深圳市医学会对本次病案做了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但由于患方家属在患者死亡后，在我方明确告知如需进一步查明死亡原因需做进一步的尸体解剖和尸检报告的情况下，患者家属明确拒绝进行尸体解剖并签署了《尸体解剖告知书》。针对这一情况，深圳市医学会专家组认为本次病案，医疗行为和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无法作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对相关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并未作出明确结论，这与患者家属拒绝尸体解剖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我方在本次医疗行为过程中并不存在医疗过错，与患方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和过错参与度，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表示同意原告的起诉意见。经审理查明，一、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诊治概要记载：2017年6月6日12时40分，患者邹显学（男，1925年12月12日生）因“双下肢乏力3天余”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入院记录既往史记载“发现糖尿病史多年，平时服用阿卡波糖，血糖控制差；曾有脑梗死病史，遗留行走欠稳”。入院体格检查显示“R20次/分，Bp174/93mmHg，嗜睡，口唇无发绀，左肺可闻及少许湿罗音，心率98次/分，心律齐，神经系统：问答不切题。双上肢肌力4级，双下肢肌力3级，双侧病理征阴性。共济运动检查不配合。深、浅感觉检查不配合”。当日患者CT检查提示：“1.左侧丘脑、左反射冠、右半卵圆中心区、脑干多发腔隙灶；脑萎缩。2.左××症、3.考虑肺动脉高压。4.冠脉硬化”。12时43分患者随机指尖血糖28.9mmol/L，血氧饱和度95%。入院诊断为“1.双下肢乏力查因：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2.糖尿病；3.肺部感染；4.高血压病？5.脑梗死后遗症期”。医方给予相关检查、告病重、吸氧、心电监测，以及硫酸氢氯吡格雷、阿托伐他丁口服、依达拉奉、银杏达莫、盐酸氨溴索、胰岛素5iu/h静脉注射等处理。14时38分患者血常规提示“白细胞16.90×10/L、N89.8%,血红蛋白115g/L,红细胞3.49×10/L”。16时30分，医方呼吸科对患者会诊，诊断“1.左肺××；2.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3.ＣＯＰＤ”，建议“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0.5ｑ6ｈ静滴抗感染治疗，完善ＣＲＰ、ＰＴ、血气分析、心脏彩超”等检查。19时21分，患者血气分析提示“ＰＨ7.402，ＰＣＯ,4.49Ｋｐａ,ＰＯ,11.82Ｋｐａ,ＢＥ3.8ｍｍｏｌ／Ｌ，ＳＢ22.4ｍｍｏｌ／Ｌ，ＡＢ21.4ｍｍｏｌ／Ｌ”,医方给予补液，调整胰岛素用量等处理。6月7日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检查为11.4%，指尖血糖波动在10.2-16.2mmol/L，精神好转。17时30分经家属签字要求，患者带药出院。出院诊断为“1.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2.糖尿病；3.左肺××；4.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5.高血压病？6.脑梗死后遗症期”。2017年6月22日18时，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3天”第二次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入院体格检查显示“昏睡，左肺可闻及少许湿罗音，心率107次/分，心律齐，神经系统：呼之睁眼，无应答，双侧额纹、鼻唇沟对称，伸舌不配合，肌力检查不配合，刺激可回缩，肢张力正常，双侧病理征阴性。共济运动检查不配合。深、浅感觉检查不配合”。当日患者CT复查提示：“1.双侧基底节-放射冠区、双侧丘脑区、脑干腔隙性脑梗塞；2.脑萎缩；3.左肺上叶炎症；4.纵膈多发肿大淋巴结；5、提示肺动脉高压；6.右侧少量胸腔积液”。实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12.20×10/L、N75.10%，血红蛋白118g/L,红细胞3.53×10/L、血小板12.20×10/L、电解质正常范围；尿素13.10mmol/L”。入院诊断“1.急性脑梗死？；2.2型糖尿病；3.左肺××；4.脑梗死后遗症期”。医方给予告病重、吸氧、心电监测、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氢氯吡格雷、阿托伐他丁、依达拉奉、银杏达莫等治疗和相关检查。6月23日患者昏睡，不能进食，咳嗽，尿常规检查提示“尿糖4+、尿比重1.033，尿蛋白2+、尿酮体2+”；“空腹葡萄糖11.63mmol/L”，医方给予阿司匹林、复方氨基酸、补液等处理，插胃管未成功。6月24日患者可进食流质，医方给予胰岛素餐前注射。6月26日患者昏睡，进食呛咳，MRI+MRA检查提示“1.考虑双侧丘脑急性-亚急性脑梗死；双侧基底节区、放射冠及额顶叶多发腔隙性缺血灶。2.老年改变：蛋白质脱髓鞘改变。3.MRA：脑动脉硬化，脑动脉普遍狭窄”。医方给予患者再次插胃管成功，应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抗感染、加强抗血小板等治疗。6月27日患者病情无好转，签字自动出院，带药（阿司匹林100mg一次/天，氯吡格雷75mg一次/天，阿托伐他丁20mg一次/天，门冬胰岛素10iu三餐前，甘精胰岛素16iu一次/每晚）。出院诊断为“1.急性脑梗死（双侧丘脑）；2.2型糖尿病；3.左肺××；4.脑梗死后遗症期”。2017年7月1日患者因“睡眠增多、吞咽困难9天，加重伴意识不清1天”第三次入住被告处神经内科。现病史记载：1天前出现意识不清及呕吐咖啡样内容物。入院体格检查显示“T39.5℃，R42次/分，BP119/59mmHg。浅昏迷。口唇轻度发绀，双肺闻及较多湿罗音，呼吸音弱，心率122次/分，心律不齐，神经系统：呼之不睁眼，无应答，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2.0mm，对光反射稍迟钝，四肢坠落实验阳性”。患者家属签字放弃治疗，要求临终关怀。7月2日14时患者死亡。死亡诊断为“1.肺部感染；2.急性脑梗死、3.消化道出血；4.2型糖尿病；5.脑梗死后遗症期；6.心房纤颤”。二、本案有关的鉴定情况：2017年10月27日，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本案原、被告共同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就“1、医方对患者邹显学的诊断治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患者邹显学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其损害后果是什么？3、如医方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否因果关系？4、医方的过错在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进行检验鉴定。2018年10月19日，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作出了无法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结论的说明：一、关于患方质疑医方的几个问题。1、患方异议医方将患者收住神经内科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存在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多种疾患，医方急诊通道收治患者入住神经内科没有违反医疗常规。2、患方异议医方滥用抗血小板药物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诊断脑梗死明确，使用抗血小板药物符合医疗常规。但患者年龄（91岁）、衰弱、合并多种慢性疾患、联合使用多种抗栓药物等情况下，应由双抗（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需要慎重。3、患方异议医方应用抗生素药物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高龄，血糖高、肺部啰音、血象高、影像学改变，可以选择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抗感染治疗。4、患方异议医方对患者糖尿病以及胰岛素应用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患者高龄，血糖高，应用胰岛素是需要的。但医方应请内分泌科会诊协助治疗。二、在鉴定会现场，专家鉴定组对医患双方提供的材料和相关证据进行了调查和核实，认为医患双方提供的资料中在关键证据方面存在如下难点：1、患方对医方提供的部分“住院病历资料”不予以确认，患方在《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患方陈述书》中及鉴定会现场均提出如下关于病历真实性存在异议的问题：（1）第2页13行“会诊记录字迹潦草、无法辨认，不符合病历书写规则，应该是电子打印病历，明显是伪造”；（2）第4页第8行“明显是后来篡改医嘱、严重造假”；（3）第6页第8行“病历记录嗜睡是编造”；（4）第8页第17行“医方不择手段误导，篡改、欺骗，伪造病历、心电图、医嘱单、会诊单、CT片子，多处造假”。2、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难以对患者当时的病情变化和死亡原因予以客观判定。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和法医鉴定，无法判断其死亡的确切原因。因此，专家鉴定组认为，鉴于上述难点，缺乏相关证据和客观有力的依据，仅凭目前医患双方提供的病历资料，难以对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做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目前无法对该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三、2017年7月2日邹显学死亡后，其家属邹国兴在1份《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尸体解剖告知书》上签名，该告知书记载8个事项：1.为了进一步确定诊断和死亡原因，应进行尸体解剖；2、在死者生前未对尸体的处分作出明确处理意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规定，患者死亡后，家属有选择对尸体的处分权；3.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患者死亡后，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疑议的，尸解应当在患者死亡48小时内进行，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我院太平间不具备冻存条件；4.尸体解剖后尸体的体貌虽经修复，但仍会有所损坏。即使做了全面系统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查，但仍有可能不明确诊断及死因；5.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并报送殡葬部门；6.未及时尸检，将影响死因的判断，由拒绝或拖延尸体解剖的一方承担相应责任；7.尸检在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8.尸体解剖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患方意见：医护人员已经将尸检的相关情况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解答了相关问题，经我们家属充分协商，由我代表家属表达我们对尸检处理的决定：不同意（选择“同意”或“不同意”，邹国兴亲笔书写了“不同意”三字）尸体解剖。原告邹某表示，其弟弟邹国兴的签字无效，医方并未尽到详细的尸检告知义务，只是拿了一沓单子让邹国兴补签字。由于被告处太平间不具备冻存条件，我方被迫联系将尸体送到殡仪馆，在七天之后将尸体火化。尸体火化之后我就开始打电话投诉，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庭审中，原告还表示本案不需要再做鉴定了，被告整个病历都是伪造篡改的，应当直接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责任。上列事实，有初诊门诊病历记录、入院记录、住院病历、CT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心电图、会诊单、照片、死亡诊断证明书、尸体解剖告知书、医疗损害鉴定报告书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故对于医疗纠纷尚有赖于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专家作出鉴定。本案中，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原、被告曾共同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就“1、医方对患者邹显学的诊断治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患者邹显学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其损害后果是什么？3、如医方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否因果关系？4、医方的过错在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进行检验鉴定。而深圳市医学会作出深医会医损鉴［2018］881号《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表示鉴于以下难点：1、患方对医方提供的部分“住院病历资料”不予以确认。2、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难以对患者当时的病情变化和死亡原因予以客观判定。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和法医鉴定，无法判断其死亡的确切原因。故目前无法对该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该《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分析科学客观，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1点，原告虽主张被告整个病历都是伪造篡改的，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亦不予以采信。关于第2点，从诊治概要记载可知，2017年7月1日患者第三次住院时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其家属签字放弃治疗，要求临终关怀，故患者第三次住院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关于第3点，患者家属邹国兴已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尸体解剖告知书》签名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尸体解剖，虽然邹某主张其弟弟邹国兴的签字无效，医方并未尽到详细的尸检告知义务，但在尸体解剖告知书已经明确记载告知事项且有患者家属亲笔签名并书写“不同意”字样的情况下，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相反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原告自认系医务工作者，则其更应当清楚尸体解剖对查明患者死因的重要性，但其却放任尸体火化并自认在尸体火化之后才开始投诉要求解决纠纷，故本院认定原告方应当对不能尸检查明死因负责。总所周知，医疗科学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可知性，医疗行为是医务人员运用医学技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行为，尊重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医疗行为是正确认识医疗行为特殊性的基础。由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务人员职业的特殊性，故医疗行为虽为患者提供服务，但并不等同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关系，医疗服务并不以医方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达到患者所期待的诊疗效果作为评判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亦不能由后果倒推医方有无过错及苛求因果关系。本案患者为逾90高龄的老人，患有多种疾病，《医疗损害技术报告书》对患方质疑医方的几个问题也进行了说明，而医疗损害责任系一种特殊的人身侵权损害责任，医方对患者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根据上述报告书，目前无法对本案做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结论。原告虽主张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但未完成依法应由其承担的举证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湘芹、邹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479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 伟人民陪审员  刘金碧人民陪审员  秦 峰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朱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