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7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浙黔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宜化大道**（桔山商贸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刘政昌，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婷婷，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 法定代表人:周遵富，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光杰，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太泽，男，197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垫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三建公司）、贵州浙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太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8）黔2301民初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三建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太泽对贵州三建公司的全部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对贵州三建公司、浙黔公司的责任承担划分认识错误。1、《付款承诺》是张太泽、徐世军、浙黔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付款承诺》已成立并产生债务转移的效果。《付款承诺》既然是一份免责的债务转让协议，浙黔公司作为付款义务人，未履行受让的债务，已构成违约，应继续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张太泽承担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2、《付款承诺》上并未加盖贵州三建公司的印章，徐世军与张太泽、浙黔公司三方之间达成的债务转让协议，只能依法约束协议三方，与贵州三建公司无关。徐世军在与张太泽、浙黔公司监事梁书建签订《工程量结算清单》后才达成了《付款承诺》，且张太泽在诉状第3页中也已承认了由浙黔公司、张太泽、徐世军达成了协议，由浙黔公司代贵州三建公司支付拖欠张太泽的劳务费，张太泽提供的证据材料亦可证明支付义务已经转移给浙黔公司；3、《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模板施工承包合同》系徐世军与张太泽签订的，不能代表贵州三建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且由于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是无效的，对贵州三建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合同无效，但《付款承诺》具有相对独立性，应依法约束《付款承诺》中的三方，贵州三建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案涉《余款支付方式》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5年6月15日，但在2015年6月15日后张太泽未向贵州三建公司主张过权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即便张太泽提供了一张2017年10月16日的工程款抵房款会签表，但该材料不是贵州三建公司出具的，对贵州三建公司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而且出具时间距离2015年6月15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依法驳回张太泽对贵州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浙黔公司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浙黔公司不是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案涉合同系张太泽与贵州三建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浙黔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其承担工程款项于法无据；2、张太泽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明浙黔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是代贵州三建公司支付的行为。张太泽陈述浙黔公司出具付款承诺是给贵州三建公司的，并且在出具付款承诺当天，浙黔公司已将300万元支付给贵州三建公司，尾款于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贵州三建公司负责人收到浙黔公司付款后，向张太泽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故付款承诺是向贵州三建公司出具的，并非一审法院所称的“余款815155元未注明付款对象”；3、至2015年4月30日，张太泽找贵州三建公司催款时，贵州三建公司找到浙黔公司，浙黔公司又向徐世军（三建公司负责人）重新出具余款支付方式，“刘池、张木匠在浙兴城的工程工资余款在2015年6月15日一次性付清”，并非单独向刘池出具，而是出具给贵州三建公司负责人徐世军一人，徐世军在余款支付上签字后转给刘池，故浙黔公司才代贵州三建公司向刘池支付了105万元工程款。浙黔公司向张太泽等的付款行为是代贵州三建公司支付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债务的加入；4、因张太泽找不到徐世军，便单独找浙黔公司协商工程款抵房款，虽然经浙黔公司相关部门签字，但工程款抵房款一事最终未得到浙黔公司的同意，故浙黔公司并不愿意为贵州三建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故不应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二、《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贵州三建公司至今未与浙黔公司办理竣工结算，故工程款应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才支付。三、若浙黔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也只应在未付清贵州三建公司工程款中承担补充责任。 张太泽辩称，一、浙黔公司是本案的争议工程浙兴商贸博览城5#馆、6#馆工程的发包人，贵州三建公司是争议工程的承包人，答辩人是本案争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答辩人主张浙黔公司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于法有据。本案中的各方当事人均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本案答辩人施工的浙兴商贸博览城5#馆、6#馆工程与上诉人贵州三建公司进行了结算，贵州三建公司依法应当按照结算支付工程价款。三、《付款承诺》是上诉人浙黔公司与贵州三建公司及答辩人三方达成的委托支付行为，不能免除贵州三建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上诉人浙黔公司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欠付答辩人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自2015年4月30日起支付工程款利息至清偿之日止。四、答辩人诉讼请求未超过2年法定诉讼时效。 张太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黔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农民工劳务费人民币515155元，并自2015年5月1日起以本金人民币515155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截止至2018年1月1日利息为82424.8元，合计597579.8元；2.贵州三建公司对上述劳务费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兴商贸博览城5#、6#号馆系浙黔公司发包给贵州三建公司施工建设的工程项目。徐世军又以贵州三建公司的名义将上述工程的主体工程、模板工程分别分包给刘池、张太泽，就模板工程部分与张太泽签订了《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和《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合同对工程承包内容、承包单价、工程款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张太泽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工程完工后，徐世军以贵州三建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与张太泽于2015年1月9日进行了结算，并签署了工程量结算清单。2015年2月9日，浙黔公司向张太泽出具《付款承诺》，内容为“浙兴商贸博览城5#、6#馆农民工张太泽等人的工程人工劳务费合计3815155元，现在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先付给贵州三建公司3000000元，余款815155元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徐世军在付款承诺的右下方贵州三建公司处签名，梁书建在浙黔公司处签名，并加盖了浙黔公司印章。付款承诺出具后，浙黔公司向张太泽支付了300000元，扣减浙黔公司支付的300000元后，张太泽剩余515155元工程款未得到。2017年10月16日，张太泽、刘池对未付的款项与浙黔公司协商以房抵工程款，刘池向浙黔公司提交了工程款抵房款会签表，该表上销售部、财务部、工程部、监事栏处均签署了意见，但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徐世军系贵州三建公司的工作人员，梁书建系浙黔公司的工作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浙兴商贸博览城5#、6#馆系浙黔公司发包给贵州三建公司施工建设的工程项目。贵州三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徐世军以贵州三建公司的名义将上述建设工程的模板工程分包给张太泽，为此签订了《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和《模板施工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规定，承包人无相应资质、借用他人资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行为无效。贵州三建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将模板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张太泽，存在违法分包的行为，故本案《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和《模板施工承包合同》无效。虽然合同无效，但张太泽作为实际施工人，其施工部分的工程款已经结算，且本案发包人浙黔公司亦认可涉案工程已投入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张太泽有权要求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关于工程款数额，张太泽主张尚欠的工程款515155元，各方当事人并未提出异议，应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工程款支付主体问题，徐世军是以贵州三建公司的名义将涉案工程的模板工程部分发包给张太泽的，且在庭审中贵州三建公司亦认可徐世军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张太泽有理由相信徐世军所作的行为系代表贵州三建公司，故徐世军与张太泽签订的本案合同以及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的行为系履行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贵州三建公司承担。贵州三建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有付款的责任。关于浙黔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浙黔公司作出《付款承诺》内容为“浙兴商贸博览城5#、6#馆农民工张太泽等人的工程人工劳务费合计3815155元，现在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先付给贵州三建公司3000000元，余款815155元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从该内容看,首先浙黔公司系涉案工程的开发商，其在知道张太泽等人的工程款还未支付完毕的情况下，向张太泽作出了上述付款承诺。其次，该付款承诺中关于3000000元的付款对象虽系贵州三建公司，但余款815155元并未注明付款对象，其在出具《付款承诺》后向张太泽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张太泽也针对余款中未支付的部分向法院起诉。最后，浙黔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发包人，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作出《付款承诺》后已全额支付了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浙黔公司依法本身就是本案欠付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主体。综上，从浙黔公司向张太泽出具《付款承诺》的内容以及其在出具《付款承诺》后向张太泽付款的行为看，浙黔公司有向张太泽承担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且得到了债权人张太泽的认可，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其应当与贵州三建公司一起承担支付责任。贵州三建公司辩称“浙黔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及付款行为是债务转移，其不承担任何责任”，浙黔公司向刘池出具的《付款承诺》中并未明确表示免除贵州三建公司或徐世军的责任，且张太泽在本案中也主张要求贵州三建公司承担责任。故对贵州三建公司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 关于利息问题，张太泽主张从2015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利息，在本案合同中和结算时，均未明确约定工程欠款利息计付标准。虽然本案合同无效，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对张太泽主张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首先，本案工程虽然已经结算，但结算后贵州三建公司并未完全支付工程款，张太泽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针对欠付的工程款，为了保证其施工人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然存在索要工程款的情形。其次，浙黔公司向张太泽出具付款承诺的时间为2015年2月9日，承诺支付余款的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前，贵州三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徐世军亦在该承诺书上签字，付款承诺出具后，浙黔公司向张太泽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若张太泽没有主张过权利，浙黔公司亦不会向张太泽出具付款承诺并向其付款。最后，张太泽和刘池于2017年10月16日，针对未付的款项与浙黔公司协商以房抵工程款事宜。综上，均能证实张太泽针对涉案欠付的工程款主张过权利，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浙黔公司、贵州三建公司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限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浙黔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太泽支付工程款515155元，并从2015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9776元，减半收取4888元，由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浙黔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张太泽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民事裁定书、协议书、2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主体班级结算清单复印件各1份。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二审中，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池于2018年5月8日就与本案同一工程所欠的劳务费12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6.8万元，以贵州三建公司、浙黔公司为被告诉至兴义市人民法院，后该案贵州三建公司与刘池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由贵州三建公司支付100万元劳务费，刘池自愿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是谁；2、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贵州三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徐世军以贵州三建公司的名义与张太泽签订《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和《模板施工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承包人无相应资质、借用他人资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行为无效，贵州三建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将模板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张太泽，存在违法分包的行为，故本案《建设工程模板施工承包合同》和《模板施工承包合同》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承担付款责任主体是谁的问题。徐世军是以贵州三建公司的名义将涉案工程的模板工程分包给张太泽的，徐世军现无法联系，在一、二庭中贵州三建公司亦认可徐世军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张太泽有理由相信徐世军的行为系代表贵州三建公司，故徐世军与张太泽签订的本案合同以及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贵州三建公司承担。贵州三建公司提出《付款承诺》已产生债务转移的法律后果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付款承诺》并未约定由浙黔公司代为支付案涉工程款，并未明确免除贵州三建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浙黔公司是否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问题，《付款承诺》中载明“浙兴商贸博览城5#、6#馆农民工张太泽等人的工程人工劳务费合计3815155元，现在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先付给贵州三建公司3000000元，余款815155元由开发商浙黔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付款承诺中明确3000000元的付款对象系贵州三建公司，但余款815155元未注明付款对象，浙黔公司在《付款承诺》出具后向张太泽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从浙黔公司向张太泽出具《付款承诺》的内容以及其在出具《付款承诺》后向张太泽付款的行为看，浙黔公司有向张太泽承担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且得到了债权人张太泽的认可，一审认定浙黔公司的该行为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并无不当，故浙黔公司也应承担本案的工程款支付责任。关于一审判决对工程款利息的计算，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贵州三建公司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其认为在2015年5月19日浙黔公司向张太泽支付30万元工程款项后，张太泽并未向贵州三建公司、浙黔公司主张权利，直至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张太泽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针对欠付的工程款，为了保证其施工人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然存在索要工程款的情形，浙黔公司在出具付款承诺后向张太泽履行过部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足以证明张太泽并未放弃主张工程款的权利，直至2017年10月16日，张太泽针对未付的款项与浙黔公司协商以房抵工程款事宜，故贵州三建公司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贵州三建公司、浙黔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52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776元，由贵州浙黔置业有限公司负担977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陈映桃 审判员  刘金洲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岑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