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12民初6212号原告：沈建开，男，196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秦霞，江苏常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云霞，女，197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被告：成勇，男，197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云，江苏臻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倩，江苏臻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留富，男，1950年9月28日出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江苏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建开诉被告高云霞、成勇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追加高留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8）苏0412民初368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沈建开的起诉。沈建开不服该民事裁定，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2018）苏04民终153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建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秦霞、被告高云霞和成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云、第三人高留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建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云霞和成勇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500000元；2、判令被告高云霞和成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第三人高留富于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以合作投资房地产的名义诈骗原告投资款2000万元，于2015年11月19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经北京天正华会计事务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高留富向其女儿即被告高云霞尾号4512的银行卡中汇款150万元。经庭审，该笔款项应当认为借款。201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高留富犯诈骗罪一案，执行程序终结。经查，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高云霞、成勇共同辩称，1、被告方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第三人支付给被告的150万元不应认定为借款，应属于被告的垫资、薪酬或者工资还有分红款项。2、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借贷是一个法律关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表示。被告没有向第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第三人也没有贷款的意思表示，所以双方不存在借贷的合意。3、2015年10月10日10时15分高留富的询问笔录中谈到，“给女儿是100万元，钱朝亮和我借了50万”。从笔录中可以看出，100万元是给了女儿，不是借给女儿；而钱朝亮用的是借。还有一点，另外的50万元也不明确是借款。4、第三人高留富的刑事案件判决书中第16页虽记载了“2013年借给其女儿高云霞100万元”的内容，但该内容仅是对第三人供述的记录，从案发至今也没有任何机关向被告核实过该款项的性质。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也没有对款项的性质进行实质性的审理和认定。5、第三人高留富在被提讯中陈述100万元是给了女儿，但在庭审中又阐述为借给女儿，前后供述不一致。高留富从案发至今在监狱一直认为其无罪，辩护人也做的无罪辩护，其在庭审中陈述100万元是借款，是为了证明无罪。因为说成借款可以说明其没有挥霍原告的款项，从而不构成诈骗，所以我们认为其陈述100万元为借款是不可信的。6、即使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因高留富之妻王国英在高留富案发后曾向被告高云霞借款162万元，我们主张抵消。7、我们认为本案的代位求偿权不成立，理由是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其到期债务，又不能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金钱给付义务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才构成债务人代为行使到期债权。在本案中，即使被告与第三人的借贷关系成立，但是原告自始至终未提供证据证明何时到期？即使到期了，还要证明第三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才能主张行使代为求偿权。8、成勇与本案无关，即使借贷关系成立，成勇也不是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该“借款”是巨额款项，原告也无法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第三人高留富述称，因为时间较长，我对在诈骗案件中的陈述记不清了。我知道有打款150万元给高云霞的行为，都是做工程的钱。当时我正好有钱，就给了女儿100多万，补一补结一结那几年的欠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高云霞系被告成勇之妻，也是第三人高留富之女。2013年8月8日，第三人高留富以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为名，收取原告沈建开投资款2000万元，并于同年9月2日支付给被告高云霞20万元、9月24日支付给高云霞30万元、12月6日支付给高云霞100万元，共计150万元。2014年10月2日，高留富因涉嫌犯诈骗罪被羁押，同年11月7日被逮捕。2014年10月8日，被告高云霞从其银行卡上取款25万元；2014年11月11日，被告高云霞从其银行卡上取款100万元；2015年2月16日，被告高云霞从其银行卡上取款108450元，均出借给了其母王国英（也即高留富之妻）。王国英于2015年5月27日向高云霞出具了借条一份，认可其于2014年10月8日借到高云霞28万元，于2014年11月11日借到高云霞55万元，于2014年11月12日借到高云霞50万元，于2014年12月28日借到高云霞6万元，于2015年2月16日借到高云霞10万元，于2015年4月11日借到高云霞8万元，于2015年5月27日借到高云霞5万元，共计162万元。2015年10月26日，王国英代高留富交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户上140万元，并向该案主审法官表明是用于归还给沈建开的。在2015年10月10日的提讯笔录中，高留富陈述是“给了我女儿100万元、钱朝亮找我借了50万元”。2015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一中刑初字第2646号刑事判决，认定高留富收取原告沈建开2000万元构成诈骗犯罪，判处高留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扣押的款物分别发还或者变价后发还被害人沈建开，不足部分责令高留富继续退赔。在该刑事判决书中，高留富供述其于2013年借给女儿高云霞100万元。高留富不服该判决，依法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执554号执行裁定，认定已执行到位人民币7489130.25元（其中就包括高留富之妻王国英于2015年10月26日代高留富交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户上用于归还给沈建开的140万元），且当时高留富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遂裁定终结了（2015）一中刑初字第2646号刑事判决的当次执行程序。原告认为高留富对被告高云霞和成勇享有到期债权150万元且怠于行使，侵害了其对高留富享有的债权，遂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代位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债务人须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2.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3.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原告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一中刑初字第2646号刑事判决，对高留富享有债权，且该债权现尚未全部实现。如果高留富对高云霞享有到期债权且怠于行使，必将对原告造成损害。故当事人争议的首要焦点为：高留富对被告高云霞是否享有到期债权。原告认为，高留富分三次共计支付给高云霞150万元，且自认其中100万元是出借给其女儿高云霞；故所有高留富支付给高云霞的150万元，均为高留富出借给高云霞的，高云霞对该150万元负有偿还义务。虽然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也没有约定不要归还。高留富在对原告负有债务后未向高云霞主张还款，构成了事实上的怠于行使债权。被告高云霞否认其曾向高留富借款，认为高留富向其支付的150万元，系高留富归还给被告高云霞和成勇的垫资、薪酬或者工资还有分红款项，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被告高云霞和成勇曾给过高留富垫资，也未能证明高留富应当支付给高云霞和成勇薪酬或者工资，更没能证明高留富应当向高云霞和成勇支付分红款项。原告主张第三人高留富对被告高云霞享有到期债权150万元，证据并不充分；被告高云霞否认第三人高留富对其享有到期债权150万元，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致使该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退一步说，就算高留富主动供述曾出借给高云霞100万元，最多也只能认定高留富出借给高云霞100万元。对于另外的50万元是否到期债权，尚不能认定。因高留富与王国英系夫妻关系，在高留富被逮捕后，王国英向被告高云霞借款160多万元，用于为高留富请律师、“走关系”、退赔等支出，也确实为高留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支付了退赔款140万元。王国英向高云霞所借款项中的140万元，可认定是高留富与王国英夫妻二人共同对高云霞所负的债务。被告高云霞当庭主张抵销其对高留富所负100万元债务，也符合法律规定；该抵销行为的结果，就是消灭了高云霞对高留富所负的100万元债务。综上，原告主张第三人高留富对被告高云霞享有到期债权150万元并据此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建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沈建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中和人民陪审员  张雪霞人民陪审员  王惠丽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