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364号 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888号907室。 法定代表人：ZHANGXUAN，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9号1栋1201室。 负责人：姜东，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二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女，汉族，1983年7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该公司集团公司法务，特别授权。 被告：王晓彪，男，汉族，1984年11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第三人：好车酷酷二手车经济（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0号海丰物流园3幢2单元-102号（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358号）。 法定代表人：王剑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菁，女，汉族，1989年7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公司）、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易鑫成都分公司）与被告王晓彪、第三人好车酷酷二手车经纪（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3日与本院同期受理的（2019）川0108民初363号同类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二原告共同代理人李岩、被告王晓彪及第三人代理人李源菁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易鑫公司、易鑫成都分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453.72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5年6月与北京易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易车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双方又于2017年5月与原告签署《主体变更协议》，原、被告由此形成劳动关系。因原告业务调整，经协商一致，被告于2018年5月将劳动关系转签至第三人，原、被告遂签署《离职协定书》和《离职证明签收回执》，被告同意离职且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当天还与第三人签署《劳动合同》，并在附件《承诺书》中确认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签署离职证明。原告接到本案仲裁开庭通知后，查找被告签署的离职文件，发现文件全部丢失；经调取监控，发现被告曾于2018年8月24日进入原告离职文件保管地点翻找多时，且期间有7分钟监控设备被遮挡，遮挡物取掉后，被告携带两箱物品及文件离开。据此原告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被告已接受安排将劳动关系转签至第三人处，所诉经济补偿金应由被告与第三人在解除劳动关系时按照法律规定一并处理；且被告盗取原告保管的离职文件，企图通过诬告原告违法获取经济补偿金，性质和行为极其恶劣；据此提起诉讼，恳请判如所请。 被告王晓彪辩称，被告自2015年6月入职易车公司，担任二手车营销顾问。2017年6月公司通知集团战略调整，助易鑫公司上市，要求签订三方协议，遂至易鑫成都分公司担任二手车业务中心会员线销售专员。2018年6月公司又通知架构调整，换签劳动合同，并保证仅是换个地方上班，其他一切照旧，并撤销易鑫原二手车业务中心；但被告到第三人处工作后，遭到各种限制排挤，导致无法开展工作，收入大幅下降，直至2018年10月9公司全面取消会员线。原告起诉提及的离职文件，虽经原告多次威胁，因不给予任何补偿，被告并未签署；原告所谓丢失，完全是为逃避赔偿责任而自行编撰的借口。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仲裁裁决。 第三人好车公司述称，被告等员工转签至第三人处，均经过充分沟通，沟通后自愿选择转签并办理了转签手续，相关转签手续已全部寄送至北京总部，其确认被告已签署全部转签文件。被告转签后按照安排正常到第三人处工作，岗位、薪资、作息均与原公司一致，此后因无故旷工严重违纪被第三人辞退。期间第三人已向被告致函告知转签的司龄连续计算，即表明第三人认可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司龄所涉经济补偿金应按法律规定在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时一并处理。据此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0日，被告与易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5年6月10日至2018年7月9日。2017年5月26日，易车公司、被告、易鑫成都分公司三方签订《主体变更协议》，确认被告同意易车公司将上述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易鑫成都分公司，易鑫成都分公司承诺按照原劳动合同履行权利义务，易车公司不因本协议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协议生效后易鑫成都分公司与被告形成正式劳动关系，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服务年限按被告与易车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之日起连续计算。被告由此与易鑫成都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易鑫成都分公司担任销售专员。2018年5月26日，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安排转至公司）；被告遂于当日与智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8年5月26日至2021年6月25日，担任销售专员岗位工作，工资详见录用通知。该劳动合同附件一《承诺书》载明，本人在入职时已依法终止或解除与其他单位的劳动关系，如发生任何双重劳动关系之纠纷，本人将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连带责任；本人曾在前雇主易鑫成都分公司担任销售专员职务，与该公司签署的所有文件为劳动合同、离职证明，且至本承诺书签署之日，已将上述文件提交公司备案。2018年6月1日，淘车人力资源部向王晓彪发送邮件称，关于司龄问题，您在上个合同实体下认可的司龄在淘车（易才合同或智道合同主体）保持连续，并以此来计算您的年假、调休等相关事项，同时在上个合同实体下享有的相关福利政策和薪酬标准在淘车保持不变。2018年6月7日，智道公司更名为好车公司。2018年8月30日，被告向成都市成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成华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007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453.72元。该裁决书送达后，原告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收到的工资分别为4344.91元、17381.35元、17197.90元、17380.60元、22039.86元、22039.86元、22039.62元、15346.04元、15346.04元、15429.93元、12705.36元，合计181250.9元，月平工资16477.36元；被告所举银行账户明细因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无按规律推定的2018年6月5日转帐发放2018年5月工资内容；但原告举证的被告工资统计表记载该月工资为12563.98元；仲裁由此认定被告从原告离职前一年月平均工资为16151.24元。根据原告所举加盖第三人印章的工资统计表记载，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被告工资分别为14097.09元、7794.9元、6103.12元、7959.38元、3420.82元、3420.82元、120.91元。 庭审中，原告依据所举监控视频、单位其他员工的离职协定书和离职证明签收单、被告与智道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附件、电话录音，主张被告签署有《离职协定书》，约定原告无需支付被告任何补偿金，被告知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可能获得更多经济补偿，但自愿放弃申请请求，此后双方再无其他劳动争议；该《离职协定书》保存于原告人事专员处，被告知晓后，于2018年8月24日19时15分许，与本案合并审理的另一被告共同利用当时原告员工均下班无人的便利，一起从人事专员办公位置盗走其签署的上述离职文件，期间为遮掩盗窃行为，故意遮挡监控设备达7分钟，然后一人携带一箱物品离开；事后原告发现被告签署的离职文件被盗，拨打110报案，110接话人员了解情况后未作接警处理。被告则依据所举微信聊天记录，主张2018年5月30日在原告单位微信群（群名“西南会员沟通（12）”）中，被告部门领导夏威以带威胁语气要求被告签署离职文件交给单位，夏威的助理冯晨在群中多次点名被告问是否签署离职文件，并告知因为不签署离职文件北京已辞退一人没有给任何赔偿，不签就是默认离职，由此证明截至该日被告一直未签署《离职协定书》；2018年8月24日其从第三处下班后，回原告原办公位置搬自己的东西，原告所指监控视频中人事专员位置系被告以前工作的位置，因办公室调整其需要找寻个人物品，期间可能移动物品不慎遮挡监控设备；由于《离职协定书》明确规定员工同意放弃经济补偿金，微信群聊中冯晨亦确认没有任何补偿，经询问集团公司致函也未明确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是否由第三人承继，仅告知司龄和调休连续，结合《承诺书》规定员工与原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由本人自担一切责任，由此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安排的转签手续，明显在规避劳动用工责任，其有权向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待遇；另被告在转签后，遭受各种排挤，部门领导对被告完成的工作内容故意不予审批通过，造成被告无法正常工作，收入明显减少，还被以旷工为由辞退。经本院询问，第三人代理人李源菁（同类转签员工）确认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时，系在监控视频所显示的大开间办公室工作，但不清楚被告的原办公位置是否为原告所指监控视频中人事专员的办公位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告举出的送达证明、变更登记通知书、监控录像、劳动合同及承诺书、转移人员名单、转移人员转签手续、香港公告及架构图、工资发放统计、致函，被告举出的微信聊天记录、账户交易明细，双方均举出的仲裁裁决书、主体变更协议，以及双方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为被告（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告处（原用人单位）被安排至第三人处（新用人单位）工作，原告应否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对此，原告及第三人均主张因被告未失去工作，无权向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必须待与第三人解除劳动关系时一并处理；被告则主张其已拒签原告安排的同意放弃解除劳动关系全部待遇的离职协定书，第三人亦要求被告自担原告用工期间的一切责任，故有权向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双方该争议涉及对国务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理解，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两条规定旨在解决如何认定新用人单位应否承担原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支付责任，但并没有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的工作单位变更原用人单位无须负经济补偿金支付责任，相反还对原用人单位如果已经支付或者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情况下新用人单位应否承担支付责任作出了不同规定。由此在本案中，被告接受安排至第三人处工作，并不等同于原告当然不负经济补偿金支付责任，在原、被告未另行达成协议作出专门约定情况下，被告有权请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已与同类员工一样签署《离职协定书》自愿放弃经济补偿金。由于原告所举《承诺书》记载已向第三人提交离职证明，因原告所举同类员工均同时签署有《离职协定书》和《离职证明签收单》，该离职证明不能等同于《离职协定书》；且被告若向第三人提交有离职证明即原告主张的《离职协定书》，第三人及原告均具有举证条件，但经庭审未见举出相关证据。原告主张该《离职协定书》被被告盗走，因相关监控视频反映的场所为大开间较多人共用的办公室，第三人代理人确认被告此前确在该办公室工作，故本院无法仅凭该监控视频判断被告是搬自有遗留物品还是盗窃，结合被告所举微信群聊中2018年5月30仍被催促签署离职文件，本院秉承疑罪从无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盗窃不予确认，原告应当自担由此造成的举证不能不利法律后果。 综上理由，本院认定易鑫公司作为总公司，应当承担分公司易鑫成都分公司对外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向被告王晓彪支付2015年6月10日至2018年5月25日工作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按照仲裁结合原、被告关于工资发放举证的认定，确认被告从原告离职前一年月平均工资为16151.24元，由此认定经济补偿金为16151.24元×3个月＝48453.72元；故对于原告所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王晓彪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48453.7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晏莉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严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