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8）最高法委赔监33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鄂州东龙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1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童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岩，湖北省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发展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喻春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振宇，该局干警。 复议机关：湖北省公安厅。 赔偿申诉人鄂州东龙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鄂州东龙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6）鄂委赔16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案件已审理终结。 2016年2月29日，赔偿请求人鄂州东龙公司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违法查封扣押导致其损失为由，向武汉市公安局申请赔偿10358660元，并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向鄂州东龙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逾期未作出决定，鄂州东龙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向湖北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复议。湖北省公安厅逾期亦未作出决定。鄂州东龙公司于2016年8月9日向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016年11月2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2月15日组织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与赔偿请求人鄂州东龙公司进行了质证。2017年5月16日，湖北××赔偿委员会××（××）××号国家赔偿决定。该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如下： 1999年12月，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及电力设计院下属的电力设计事务所，向武汉市公安局报案称，鄂州东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某涉嫌诈骗犯罪。2000年2月24日，武汉市公安局以童某某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对其刑事拘留，并依职权对鄂州东龙公司的部分生产机械设备、成品衣物及办公用品进行就地扣押、封存。为防止被扣押的财产毁损、转移，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民警口头委托报案人之一的电力设计院派人监管被查封的财产。同年2月25日,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民警带电力设计院的两名经警到鄂州东龙公司，该公司当时有一名门卫兼保管员董某，另有一名来该公司办事的业务员鲁某。武汉市公安局民警向董某宣布因童某某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鄂州东龙公司涉案财产被查封、不得转移等事项后离开该公司，电力设计院的两名经警留下监管被查封的财产。武汉市公安局于2000年3月7日出具扣押物品清单，扣押鄂州东龙公司棉衣、睡衣、童装、衬衣等纸箱所装的服装334箱。电力设计院自2000年2月25日至3月28日，共派六、七名经警在鄂州东龙公司轮班监管被查封财产，电力设计院的监管经警与鄂州东龙公司门卫董某同住在门房里。2000年2月29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州中院）拖走该院查封的鄂州东龙公司的缝纫机30台。2000年3月9日，以童木华为首的债权人私自带人强行拖走鄂州东龙公司的设备112台及食堂部分财物。同年3月20日鄂州东龙公司的门卫董某离开公司，留下18把钥匙在门房桌子上，电力设计院的值班经警刘建雄拿走该18把钥匙，其后经警刘建雄应董某熟人要求书写了一个未具名的证明，证明钥匙在其手中。对董某留下钥匙并离开公司这一事实，电力设计院未向武汉市公安局汇报。同年3月28日，鄂州东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某被取保候审。同日，电力设计院经警要求撤回，武汉市公安局在不知鄂州东龙公司门卫已离开、经警持有鄂州东龙公司18把钥匙的情况下同意电力设计院经警撤回。经警刘建雄等锁好鄂州东龙公司大门后，经武汉市公安局同意拖走一些成品、半成品衣服及办公设施，武汉市公安局于同日出具扣押物品清单，拖走的物品包括服装23箱、班桌及班椅各1个、小办公椅3个、布料2卷、保险柜1个。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三大队于2000年5月24日出具证明：现存放于电力设计院的服装、办公设备等物品系我队于2000年3月28日暂扣鄂州东龙公司的赃物。 电力设计院于同年5月11日在武汉市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由电力设计院保卫科科长张建林将18把钥匙交还给鄂州东龙公司。自电力设计院经警撤离鄂州东龙公司至同年4月下旬期间，鄂州东龙公司处于无人看管状态。2000年4月下旬，鄂州东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某回公司查看情况，发现公司财物全部毁损、丢失，遂向武汉市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武汉市公证处于2000年4月27日对鄂州东龙公司的财物毁损情况进行了现场拍照摄像。由于鄂州东龙公司账目等随办公用品一起遗失，鄂州东龙公司遂让原厂长、车间主任、保管员等有关人员对公司的原有财产进行回忆登记，武汉市公证处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公证。 该决定同时还查明，2000年9月，鄂州东龙公司以武汉市公安局为被告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后鄂州东龙公司撤诉。2001年，鄂州东龙公司以电力设计院为被告向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华容区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要求电力设计院赔偿损失。华容区法院作出（2001）华民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电力设计院不服，上诉至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州中院）。鄂州中院认为武汉市公安局查封鄂州东龙公司的财物是一种刑事侦查行为，电力设计院的保管行为只能认定是在武汉市公安局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为由，认定该案不属民事纠纷，遂撤销华容区法院（2001）华民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驳回鄂州东龙公司对电力设计院的起诉。 2016年2月，童某某以违法拘留赔偿为由申请武汉市公安局国家赔偿，武汉市公安局认为童某某被解除取保候审后，超过一年未被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中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对童某某2000年2月24日至同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33天，决定予以赔偿。遂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武公赔决字【2016】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支付童某某人身自由赔偿金7250.76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湖北××赔偿委员会××（××）××号国家赔偿决定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武汉市公安局查封、扣押行为是否违法，武汉市公安局是否因为电力设计院持有18把钥匙而对鄂州东龙公司负保管义务，武汉市公安局的查封、扣押行为是否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损失。 关于武汉市公安局查封、扣押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武汉市公安局对于扣押的鄂州东龙公司的财产实际是指派鄂州东龙公司自行保管、电力设计院经警监督协助保管，武汉市公安局当时扣押财产的行为系依法进行的合法行为，其指派的专人电力设计院在鄂州东龙公司履行监管职责，武汉市公安局及电力设计院对扣押物并无“使用、调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的行为，并未违反该规定所要求的妥善保管义务，但在发生哄抢及相关人民法院执行后电力设计院及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拖走部分衣物及桌椅等被扣押物品的行为系经过武汉市公安局同意的对扣押物品的自行处理行为，该自行处理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武汉市公安局及其指派协助监管的电力设计院承担的保管责任以上述规定为限，债权人的哄抢及相关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超出了上述规定要求的保管责任，不属于武汉市公安局应当承担的责任。 关于武汉市公安局是否因电力设计院持有18把钥匙而对鄂州东龙公司的财物负保管义务的问题。经警刘建雄出具的持有18把钥匙的证明仅能证明钥匙在刘建雄手上，结合刘建雄的证言，其拒绝了董某向其交接钥匙，是在董某将钥匙留置在桌上后离去的情况下他才拿的钥匙，经警刘建雄系为继续保管扣押设备物品、需要进出大门而持有该钥匙，并非钥匙交接，鄂州东龙公司所主张的电力设计院强行接管鄂州东龙公司的事实不能成立。 关于武汉市公安局的查封、扣押行为是否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损失的问题。因童某某属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武汉市公安局以童某某涉嫌犯诈骗罪为由扣押鄂州东龙公司的物品应予退还；如前所述，在发生哄抢及相关人民法院执行后电力设计院及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拖走部分衣物及桌椅等被扣押物品的行为系经武汉市公安局同意的对扣押物品的自行处理行为，电力设计院及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经武汉市公安局同意拖走的衣物及桌椅等若干物品即为武汉市公安局对赔偿请求人造成的损失。……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推测所拖走的衣物部分是由电力设计院及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自行装箱，自行装箱难以确定每箱所装衣物件数，考虑到已装箱的衣物价值较高、按照该价值计算有利于保护赔偿清求人的利益，且己装箱衣物能明确数量、方便计算。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以已装箱衣物的品种、数量来确定334箱及23箱衣物的价值。鄂州东龙公司提交的衣物价格为包括税金及利润的价格，赔偿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提交的造价表，减去税金和利润，得到每箱衣物的平均价值，以此作为武汉市公安局应予赔偿的价格标准。分别计算出装箱的灯芯绒棉衣、飞行服、童装吊带裤、西装长裤平均每箱价值2480.95元，334箱与23箱衣物共计885699.15元。另外，对扣押的班桌、班椅、小办公椅、保险柜均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造价表中对应的价格计价；对鄂州东龙公司所称丢失的布料，按照进价付款凭证经综合考量，酌定采10元/米的标准，酌定布料两卷的价值为3000元。综上认定，武汉市公安局给鄂州东龙公司造成的物品损失共计905999.15元。 关于鄂州东龙公司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请求。因侵害财产权不属于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且鄂州东龙公司并非自然人、其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不适格，故该院赔偿委员会对鄂州东龙公司的该项请求未予支持。 据此，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决定:一、武汉市公安局赔偿鄂州东龙公司物品损失折价人民币905999.15元；二、驳回鄂州东龙公司的其他赔偿请求。 赔偿申诉人鄂州东龙公司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请求：1、撤销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6）鄂委赔16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依法重新作出决定；2、依照证据和事实认定被申诉人借刑事案件诬陷申诉人法定代表人童某某，进而非法侵占申诉人财产的违法事实；3、因被申诉人错误查封、违法扣押又不尽职责看管导致申诉人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10358660元；4、请求决定被申诉人向申诉人以及申诉人全体员工赔礼道歉。申诉理由是：1、武汉市公安局未履行监管责任，致赔偿请求人被查封的相应财产遭受童木华哄抢和被鄂州地区相关法院执行，赔偿义务机关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2、在鄂州东龙公司及相关公司财产遭受童木华哄抢、鄂州地区相关法院执行后，电力设计院经警自行撤离且未及时告知童某某或鄂州东龙公司相关人员，造成鄂州东龙公司厂区处于空城状态，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童某某身处取保候审期间，对此无过错。 被申诉人武汉市公安局答辩称，1、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依法对鄂州东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后，对涉案设备采取了指定保管人的方式进行查封，制作《查封函》及《查封物品清单》,有见证人及其他材料相互印证。2、童某某因外债等原因，部分财产被人民法院执行和被债主哄抢事实存在，但与被申诉人的执法行为无关，童某某及鄂州东龙公司应通过其他法律渠道寻求救济。3、童某某在2000年3月28日被释放后，完全有能力对鄂州东龙公司的财产进行管理，其放弃保管、监管责任的行为，是造成损失扩大的原因，对此应自担风险责任。4、对于经被申诉人同意转移扣押的服装类（未出厂商品）及其他办公物品不能返还的损失,赔偿义务机关已经在湖北××赔偿委员会××（××）××号国家赔偿决定后,及时履行了法定义务，向赔偿请求人支付了相应的赔偿金。 本院赔偿委员会查明，2018年2月7日，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已将905999.15元人民币打入了鄂州东龙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鄂州文峰支行开立的账户18×××09。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概括分类如下： 一、赔偿义务机关证明其立案侦查行为合法，提供证据如下：1、1999年12月3日，湖北省国际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李汉祥）向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报案记录。2、1999年12月7日，武昌中南电力设计事务所向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报案记录。3、2000年2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汉阳区支行月湖分理处向该局报案材料。4、2000年2月24日，武汉市公安局《特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证明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以童某某涉嫌贷款诈骗为由，对童某某决定立案侦查。 二、赔偿义务机关证明其查封、扣押行为合法性的证据：1、《呈请查封报告书》；2、对鄂州东龙公司设备予以查封的《查封函》及《武汉市公安局查封物品清单》。3、相关证人询问笔录。 三、赔偿义务机关就扣押设备流失情况的证明。1、武汉市公安局为防止鄂州东龙公司将涉案财产设备毁损、转移，委托报案人之一的电力设计院派人，与该公司门卫董某一起监管被查封的财产，现场见证人董某、鲁某、柯某等。2、看管经警和董某的调查笔录证实，相关法院及童木华等债主执行、处置鄂州东龙公司的涉案财产，事发突然，从未得到武汉市公安局的同意和批准。3、董某询问笔录表明，其在被指定看管涉案财物期间系主动离职。4、中国工商银行鄂州市分行第一分理处诉鄂州东龙公司贷款纠纷一案，鄂州中院因该行申请财产保全而于1999年作出（1999）鄂州法经字第67号扣押命令，对压膜机（英国产）18万／台2台、日产飞马牌缝线机24台、埋夹机2台进行了扣押，被查封人或其家属处的签名人为赵玉珍。2000年3月7日，鄂州中院对执行此扣押命令及作出（1999）鄂州法经初字第67号民事裁定的行为出具证明，内容为：依原告的强制执行申请，2000年2月29日，鄂州中院对鄂州东龙公司已被查封、扣押的机器设备三十台，予以异地查封、扣押，并准备强制执行。附：2000年2月29日执行的缝纫设备清单，名目记载有三十台，被执行人处有董某的签名。5、张海州、杨志华诉鄂州东龙公司赊购粮油款一案，华容区法院立案号为（2000）华民初字第3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被告欠原告28461、16068元应予付清。该案执行通知内容为：“……依法扣押的缝纫机100台，因天气潮湿，如不处理，会导致机械锈蚀，请接通知后十五日内来院执庭处理，逾期将依法予以拍卖。”华容区法院拉走鄂州东龙公司缝纫设备100台。6、2000年11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对童木华的询问笔录证实：在3月份法院第二次执行之后，在门卫老董的同意和配合之下，童木华率多名债主拉走了112台设备抵债。除了这112台缝纫设备之外，同时还拿了鄂州东龙公司的消毒柜、和面机、案板、蒸饭车、热水器。没有打条。7、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岱庙派出所治安管理处罚卷宗材料等材料证实2000年4月份有盗窃厂房内财产的情形发生。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对童某某任法定负责人的鄂州东龙公司采取查封措施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武汉市公安局在接到多家企业报案，指控武汉东龙公司的主要联络人童某某涉嫌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后，经审查于2000年2月24日对童某某以涉嫌贷款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于同日采取拘留措施。在对童某某立案之后，公安机关为查明案情，对其转移至鄂州东龙公司的相关财产决定予以查封和扣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鄂州东龙公司未提供其厂房内放置并使用的机器、设备与武汉东龙服饰有限公司及童某某的相关行为无关的证据，故武汉市公安局对与案情有关的机器设备及相关财产就地予以查封，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 二、关于武汉市公安局在查封、扣押财产期间指定保管人保管是否存在监管失职的问题。 据查，2000年2月24日，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以童某某涉嫌贷款诈骗为由立案侦查。次日依职权作出《查封函》，决定对鄂州东龙公司的设备予以查封。并告知其查封期间不得转移、变卖、抵押、销毁（查封物）。查封物品清单显示，当日就地查封扣押设备为：蒸气发生器、上下领压机、平行压领机、衬衫圆领机、真空烫台、电剪、五线包缝机、门童拉筒机、双针机、套结机、平头锁眼机、钉扣机、大白扣机、风压胶机、冲击钻、双击机、粘合机、平缝机等，共21项合计237件具体带型号的设备。2000年2月25日，武汉市经侦处民警带电力设计院的两名经警到鄂州东龙公司，留下经警与该公司门卫兼保管员董某共同看管涉案财物。期间，2000年2月29日，鄂州中院持法律手续强制执行；同年3月9日，华容区法院来鄂州东龙公司执行，两家法院共拖走在先查封的设备130台。事毕，以童木华为首的其他众多债主亦强行抢拉走112台设备及机器，其中还包括该公司的消毒柜、和面机、案板、蒸饭车、热水器。同年3月20日，看门人董某放下钥匙主动离职。同月28日，值班经警经请示市局经侦处同意，撤回警力，同日，童某某被取保候审，解除拘留。同年4月22日，童某某来鄂州东龙公司查看厂子现状。4月27日制作现场公证书，证实鄂州东龙公司的财产已遭哄抢和执行，只剩下空厂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武汉市公安局决定查封时，已履行相关手续，因警力有限而指定相关单位和物品持有人看管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涉案物品，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武汉市公安局认可经其同意转移扣押的成箱衣服334箱，拖走的衣服23箱及保险柜、办公椅、布匹等财物已不能追回。根据目前查明的情况，公安机关扣押的鄂州东龙公司的涉案机器设备共计21类237台，在扣押期间，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设备有130台，因童木华等债主哄抢，损失107台，上述财产亦不能追回或返还。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上述财产不能返还的原因，系申诉人与他人产生的民事纠纷所引起的客观行为所致，该行为非经公安机关许可，亦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财产流失”或“灭失”的情形。且上述扣押设备的流向均表明，全部扣押设备用于折抵申诉人在民事活动中产生的债务。基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查封设备未能返还，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六规定的职务侵权损害后果。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对于武汉市公安局应对其委托湖北省广告贸易进出口公司、电力设计院保管衣物及办公用品未能返还的结果承担折价赔偿责任，但对人民法院基于在先查封、执行保全裁定及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和童木华等债权人自发组织的以设备抵偿债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机器设备不能返还的后果，不承担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折价赔偿的责任的认定，具有事实基础。综上，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公安局指定保管人保管涉案财物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在委托监管期间所发生的涉案财产被执行和被哄抢的事实，与武汉市公安局的指定保管、正常监管行为之间不发生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害后果，且被扣押设备的流向，表明该部分财产价值已充抵申诉人相应的民事债务。故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武汉市公安局对该部分财产的管理，未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17条规定的“使用、调换、毁损或自行处理”的规定，并无不当。 三、关于申诉人鄂州东龙公司申请被申诉人赔偿其财产全部损失10358660元的问题。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鄂州东龙公司因被多家企业、债主追债，房产、机器设备被查封，在其法定代表人童某某被采取刑事侦查强制措施期间，其厂房内的财产出现了被执行、哄抢、转移、偷盗的客观损害结果，但该结果并非武汉市公安局职权行为或监管行为造成的，申诉人以其法定代表人童某某人身受到公安机关侦查强制措施的限制，无法履行监管责任为由，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对其全部财产损失给予10358660元赔偿，理据不足。因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湖北高院作出的（2016）鄂委赔16号赔偿决定驳回申诉人的其他赔偿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鄂州东龙服饰有限公司的申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