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02民初44号 原告梁默，男，汉族，1988年1月28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代理人马会勤，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法定代表人李小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会强，男，汉族，1980年3月23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代理人张宏鹏，男，汉族，1984年11月27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第三人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郑州市航海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珂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司龙，男，汉族，1988年6月20日生，住河北省邢台市桥**。 原告梁默诉被告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第三人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七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默及其委托代理人马会勤、被告保安公司委托代理人许会强、张宏鹏、第三人中铁七局委托代理人司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石劳人裁字（2018）第625号裁决书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父亲与被告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和《承诺书》，劳动合同和《承诺书》中均显示原告父亲刘顺弟在“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虽然被告盖章后的合同版本被告拒不提供给原告，但是通过电话录音、视频录像中的对话内容均能印证，到原告家中协商赔偿事宜的李雷承认其劳动关系所在的单位为国有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李小龙，中铁七局的邓主任表示中铁七局与被告之间不是劳务派遣关系，而是合同制，具体由被告负责员工管理，且在仲裁庭开庭时被告对上述原告与第三人的通话记录真实性认可，认可原告父亲的工装与被告发给员工的工装一致，认可中铁七局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合作关系。被告在仲裁庭审中一方面表示没有观看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另一方面又说不认识池彦峰和李雷，明显前后矛盾，没有观看视频怎么知道是否认识？因此，石劳人裁字（2018）第625号裁决书无视原告提交证据的前后相互印证，机械的认定“申请人未能证实池彦峰和李雷系被告单位的员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二、石劳人裁字（2018）第625号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处理的参考意见》第三条关于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第9点，原告父亲刘顺弟1969年出生，未到退休年龄，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和《承诺书》，从事保安工作，受被告职工保安队长迟彦峰直接管理，由被告向其现金形式按月发放工资，与同事之间日班、夜班倒班上岗，虽工作地点在第三人处，但劳动关系应认定在被告处。原审劳动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进行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石劳人裁字（2018）第625号裁决书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一、依法撤销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石劳人裁字（2018）第625号裁决书，依法改判原告父亲刘顺弟生前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刘顺弟不是我们单位员工。 第三人辩称，我单位是和被告签订了合同，只对被告单位负责，针对的只是被告单位。 原告为了支持其诉请，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在仲裁庭审时认可被告单位工装与原告父亲刘顺弟工装一样，对与中铁七局的录音无异议，表示“视频我们没有看”。证据2.刘顺弟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十里尹村村委会《证明》。证据2、3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原告父亲刘顺弟年龄为49岁。证据4.刘顺弟生前从被告公司带回家的《劳动合同书》、《劳务合同》、《承诺书》、《协议》，证明原告父亲刘顺弟生前与被告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被告在刘顺弟死亡后拒不提供给原告盖章后的合同等文件版本。证据5.刘顺弟《履历表》。证据6.刘顺弟工作地点门口照片。证据7.刘顺弟在被告和第三人处工作时的自拍照。证据8.被告发给刘顺弟的工装。证据9.事故现场刘顺弟穿着工作的照片。证据5-9证明刘顺弟从事保安工作，实际驻勤单位为石家庄市仓丰路与胜利南大街交口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石家庄的施工场地。发生交通事故时刘顺弟刚下班，还没来得及换下工装。证据10.《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6时50分，地点为塔，地点为塔兴路与塔谈大街交口刘顺弟从中铁七局回家的必经路线。刘顺弟交通事故无责任。证据11.《住院通知单》，证明保安队长池彦峰在住院通知单上填写与刘顺弟之间为同事关系。证据12.刘顺弟存留的同事电话单，证明刘顺弟存留了被告和第三人共14名职工的联系方式。证据13.刘顺弟手机2018年5月26日发生交通事故前后的通话记录，证明发生事故前，刘顺弟与被告保安队长池彦峰就交接班通过电话；发生事故后，他人持刘顺弟手机与被告保安队长池彦峰和职工李会林通话。证据14.电话录音5份和视频录像2份，2018年6月10日池彦峰和刘顺弟的通话证明刘顺弟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因2018年6月10日为周日池彦峰让原告2018年6月11日再去拿刘顺弟的劳动合同；2018年6月14日的通话记录，证明李雷与赵艳茹协商涉案事宜后决定2018年6月15日到原告家中；2018年7月2日通话记录，证明李雷决定2018年7月3号到原告家中协商涉案事宜；2018年7月4日通话记录，是刘顺弟儿媳赵艳茹与邓主任通话记录，证明邓主任是第三人的员工，与第三人有合同，不是劳务派遣关系，刘顺弟接受被告的管理，在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第四页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中铁七局的录音无异议”；2018年7月6日通话记录，赵彦茹与第三人朱主任的通话记录，证明朱主任是第三人的员工，刘顺弟是被告的员工，朱主任让原告找被告协商涉案事宜；2018年6月15日的录像，是被告池彦峰、经理李雷到原告家中协商赔偿事宜，证明池彦峰说截止当时刘顺弟已通过现金发过一次工资；2018年7月11日被告公司李雷池彦峰协商涉案事宜的录像，证明李雷代表国有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李小龙的保安公司到原告家中说刘顺弟4月20日到被告处上班，此份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主体为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证明不了与我公司有关系，对证据3劳务合同中甲方为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石，注册地石家庄长安区体育南大街**，而我们住所是石家庄长安区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均不予认可，没有我们公司的公章。对证据5不认可真实性，不能证明是我们单位的履历表，到公司工作日期为空白，学习及工作经历很明确写到2013-2018单位为国盾保安，证明人写的是秦树领。对证据6、7照片不能证明刘顺弟就是我们单位的员工，也不能证明就在拍摄地上班。对证据8工装在市场上可以随意买到，不能证明是我们单位发放的。对证据9与我单位无关。对证据10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1住院通知单没有异议，上面写的是池彦峰和刘顺弟是同事，池彦峰是我单位员工，但刘顺弟不是我单位员工，是什么同事不清楚。对证据12原告提供的电话不能证明是我单位员工。对证据13只能证明是刘顺弟和池彦峰之间通话，刘顺弟和池彦峰是什么关系我单位不知道。和李会林的通话记录，我们也不知道他和李会林是什么关系。对证据14经查李雷不是我们单位员工。池彦峰是我们单位员工，但是不能因为刘顺弟认识池彦峰就说刘顺弟也是我们单位员工。 第三人质证称，我公司只和被告签订了合同，不针对刘顺弟个人，所有证据与我公司无关。 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提交了如下证据：被告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石家庄市分行签订的代付业务协议书，及2018年4月、5月份池彦峰所在的分公司的员工代发工资表明细单，证明池彦峰是我单位员工，刘顺弟、李雷不是我单位员工。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池彦峰是被告员工，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这只能证明刘顺弟和李雷没有通过银行代发工资，但不能证明刘顺弟、李雷和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顺弟是通过现金发放的工资，不是通过银行代发，在通话记录里对方都认可是通过现金发放的工资。 第三人质证称，与我单位无关。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自述2018年4月中旬，原告父亲刘顺弟经被告保安队长池彦峰招聘入职被告单位，后被派往第三人承建的地铁项目所在工地从事保安工作。 2018年5月26日6时50分，郭世荣驾驶冀Ａ×××××“北京现代”牌小轿车，沿塔谈大街由南向北行驶至塔兴路口处时，与驾驶自行车沿塔兴路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刘顺弟（原告父亲）发生交通事故，刘顺弟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5月27日死亡。 被告保安公司（甲方）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跃进路分（支）行（乙方）签订了《代付业务协议书》，由乙方为甲方代发工资，其中“人防二公司2018年4月、5月银行代发工资表”中显示池彦峰、李雷的工资发放情况，没有刘顺弟的工资发放记录。 庭审中要求被告庭后提交池彦峰的离职手续并通知李雷到本院接受原告辨认。后被告称池彦峰已离职，但未办理离职手续；李雷到庭后，经本院核实李雷身份信息与人防二公司2018年5月银行代发工资表中“李雷”信息一致，经原告辨认并非到其家中协商赔偿事宜的“李雷”。 原告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事项为：确认刘顺弟生前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石家庄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长劳裁字第625号仲裁裁决书，内容为：驳回申请人申诉请求。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本案中，原告称刘顺弟的工资为通过被告员工池彦峰以现金形式发放，被告提交证据显示为单位员工工资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即使如原告所述刘顺弟的工资由池彦峰以现金形式给付，但也不能证明池彦峰代被告发放工资，是履行职务行为。 原告提交证据显示李雷曾到原告家中协商赔偿事宜，庭后经辨认，该“李雷”并非被告单位员工“李雷”，无法确认其身份。 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石家庄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父亲刘顺弟在2018年4月中旬至2018年5月26日期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梁默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矛 人民陪审员 康 伟 人民陪审员 刘 江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任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