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13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蕴竹，男，195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付玉（李富玉），男，197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长清，男，193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启珍，女，193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 原审被告：罗德云，男，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黄蕴竹、李付玉与被上诉人罗长清、周启珍及原审被告罗德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5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蕴竹、李付玉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双方于2003年5月29日签订的《合同》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不仅交付使用该土地，并且由当地村委出具了《调剂土地协议书》，涉案土地二被上诉人已与罗德云进行了内部分配，黔西县城××××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组织，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发包方，其与本村村民最为接近，接触最为密切，其在罗长清已将涉案土地分给了罗德云的事实的基础上对此内容进行明确的行为符合客观事实。其次，合同签订后，涉案土地已交由上诉人黄蕴竹等人经营管理，且涉案土地与被上诉人尚在耕种管理的土地相邻，至今已有十余年，被上诉人才称黄蕴竹、李付玉、罗德云恶意串通，与客观事实不符，并在两次审理过程中，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该承包户所有家庭成员未全部在土地转包的合同上签名，但被上诉人均在《合同》尾部“土地承包人”处签名捺印，足以证明二被上诉人对该《合同》已充分了解并同意《合同》中载明权利义务。退一步说，即使二被上诉人不知道该合同内容，但该合同的签订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又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因此，应当确认该土地转包合同有效。最后，虽然上诉人与罗德云签订合同转让土地最初目的是经营煤炭转运站，但在之后不久，便转型为种植桂花，并未用于非农建设，一审中，未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凭空认定该地用于非农建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法》所界定的用益物权范围，因此上诉人与罗德云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的目的实质上是实现取得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已经在该土地上种植桂花多年，不是用于非农建设，符合土地流转条件，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涉案合同应当合法有效。其次，一审中，上诉人依法提出了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但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处理和回应。根据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子罗德云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便交付了该土地，且被上诉人尚在耕种管理的土地与涉案土地比邻，被上诉人应该自交付之后一定合理期间内便知晓了土地转让的事实，但迟迟不予主张权利的行为应当视为对权利的放弃。但一审法院不考虑这一客观事实，作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判决，应当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罗长清、周启珍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被告罗德云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罗长清、周启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确认三被告于2003年5月29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并将涉案土地复耕后返还原告管理使用，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罗长清于1994年承包得位于黔西县××（现为××县杜鹃社区）××组地块名称为张家屋基的承包地。被告罗德云系二原告之子。被告黄蕴竹为开办煤炭转运站与被告李富玉共同作为乙方于2003年5月29日与作为甲方的王艳（与罗德云原系夫妻关系）、被告罗德云签订《合同》，约定罗德云、王艳将原牌庄村（现为黔西县杜鹃社区）七组地块名称为张家屋基的承包地转包给乙方作为第二产业用，土地东抵罗长清的土，西抵罗德贵土，南抵清毕路，北抵罗德云的土坎，总面积为2830平方米，乙方一次性按13元/平方米支付乙方转包费及青苗补偿费，总计36790元。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农业税30元，根据国家农业税费的规定，不足部分由甲方负责。甲方将土地转包给乙方后，乙方有权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干涉。但合同尾部的甲方有罗德云、王艳的签名及捺印，乙方有李富玉、黄蕴竹的签名。原告罗长清、周启珍在《合同》中“甲方”的上方空白处另起一行以土地承包人身份签名并捺印，即“土地承包人：罗长清、周启珍”。被告罗德云收取了被告黄蕴竹、李富（付）玉36970元。同年7月5日，被告黄蕴竹作为黔西县博进煤炭有限责任责任公司幸福分公司的代表与黔西县城××××村民委员会签订《调剂土地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调剂单位为甲方即“黔西县博进煤炭有限责任责任公司幸福分公司”，被调剂单位为乙方，即“黔西县城××××村民委员会”，该协议明确甲方得到相关部门同意后，决定在黔西县城××××村清毕路边建煤炭转运的前提下签订的协议，协议明确调剂的土地为罗长清分给罗德云的土地，即为涉案土地共计2830平方米，并由甲方按7元/平方米一次性补偿乙方黔西县城××××村民委员会19810元。土地补偿款支付后，甲方对涉案土地享有使用权，使用年限按黄蕴竹与罗德云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期限计算。2003年8月8日，二原告又与被告黄蕴竹、李富（付）玉签订《调剂土地协议书》，约定二原告将位于涉案土地旁边的罗长清的土以680元的价格调剂给被告黄蕴竹、李富（付）玉，该土的四至界限为东抵罗长清的土、南抵罗长清的田坎、西抵黄蕴竹、李富（付）玉转运站，北抵罗德云土，以桩这界。2016年，二原告以被告恶意串通，欺骗原告为由诉来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以二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7日以原裁定错误撤销原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2018年1月22日，二原告撤回起诉。现二原告以被告恶意串通，有意欺骗原告，被告罗德云、王艳无权处分，且合同违反法律禁性规定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被告罗德云表示王艳应承担的责任由其一人承担，二原告及被告李富（付）玉、黄蕴竹均表示同意，且二原告表示撤回对王艳的起诉。 另查明，截止到2018年6月19日，涉案土地经现场堪查，土地栽种有树木，有少量的砖混结构建筑，且部分已废弃，现该土未经营转煤场或砖厂。再查明，二原告共生育有五个儿子，原告称除本案被告罗德云外，其余的儿子均已分户、独立管理、耕种土地。 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土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若转让合同无效，原告要求复耕后交付土地的诉请是否应当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3年5月29日签订《合同》，双方因合同效力及土地复垦、返还等事宜产生纠纷，故本案应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范予以调整的范畴。关于案涉土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本案中，被告黄蕴竹、李付玉在签订《合同》后，未经依法批准将转包案涉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复垦后交付土地的诉请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因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系无效合同，被告黄蕴竹、李付玉因此而取得的案涉土地应当返还原告，故对该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另查，本案中，被告黄蕴竹、李付玉为开办煤炭转运站与被告罗德云签订《合同》，约定将案涉承包地转包给被告黄蕴竹、李付玉作为第二产业用，并有权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二原告以土地承包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捺印。合同签订后，被告黄蕴竹、李付玉即在案涉土地上修建房屋用于经营煤炭转运站，案涉土地与原告耕种管理的土地相邻，直至原告于2016年起诉时，已有十三年之余。以上事实说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知道被告黄蕴竹、李付玉承包案涉土地系用于修建房屋经营煤炭转运站，并约定被告黄蕴竹、李付玉有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而本案《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未经依法批准将转包案涉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故原告就《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无权要求被告对土地进行复垦。经一审法院释明，被告黄蕴竹、李付玉表示在《合同》最终被确认无效后就其损失问题另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被告罗德云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由此产生的法律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一审判决：一、原告罗长清、周启珍与被告黄蕴竹、李付玉、罗德云于2003年5月29日签订的《合同》无效；二、被告黄蕴竹、李付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黔西县××（现为××县杜鹃社区）××组地块名称为张家屋基的承包地（土地东抵罗长清的土，西抵罗德贵土，南抵清毕路，北抵罗德云的土坎，总面积为2830平方米）返还给原告罗长清、周启珍；三、驳回原告罗长清、周启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被告黄蕴竹、李付玉、罗德云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案涉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案涉土地名称为张家屋基的承包地，至今仍登记在罗长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关于土地承包方式的规定，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以罗长清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户享有。罗德云在未与案涉土地所有人××县城关镇牌庄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其单独享有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以《调剂土地协议书》认定二被上诉人已与罗德云进行了内部分配，将涉案土地分给了罗德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案涉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双方在流转案涉土地后，是否改变案涉土地性质，即是否将案涉土地用于非农业用途。参照《农业部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08〕10号），该通知明确：“土地流转的底线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就是农地流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用于非农开发和建设。”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5月29日签订《合同》载明的内容可知，上诉人流转土地的目的是发展第二产业，上诉人代表黔西县博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幸福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8月8日签订《调剂土地协议书》载明“建煤炭转运站”及上诉人代表黔西县博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幸福分公司与黔西县城××××村民委员会签订《调剂土地协议书》载明“建煤炭转运站”的事实，结合一审法院现场勘查“截止到2018年6月19日，涉案土地栽种有树木，有少量的砖混结构建筑，且部分已废弃”的事实，说明案涉土地并未进行农业生产，而是改为非农业用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的规定，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关于案涉合同有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罗长清、周启珍一审提出的诉请是请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上诉人黄蕴竹、李付玉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上诉人黄蕴竹、李付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蕴竹、李付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 李 可 审 判 员 ： 张 晶 审 判 员 ： 唐 琳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 曾 建 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