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河南众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又名王秀安，男，汉族，河南省濮阳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河南卓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男，汉族，河南省濮阳县村民。上诉人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郭某建设工程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2016）晋1181民初2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列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原判对本案的基础事实并未查清，导致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对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多次出现的原因并未查清。庭审中上诉人反复强调由于张凤军、宋建刚、冯业才、郭某、王秀安等人均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在本案的工程中的一切言行均不代表上诉人，金州项目部的相关印章也不是上诉人刻制，也未授权给他人刻制，且上诉人也并不追认，另许强调：王秀安据以主张权利的欠条中，显示有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结合前述事实可认定：张凤军系在金州项目部的职务是由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任命，其言行仅代表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其向王秀安所出欠据应由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而原判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2、原判在已查明款项已经付清的情况下，仍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不仅无事实依据，更是在法律并无明文的情况下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金州项目部就部分项目同郭某签订了承包合同，将部分工程承包给了郭某，郭某同王秀安也签定了承包合同，将其中的部分项目承包给了王秀安；根据约定，金州项目部不仅向郭某足额支付了工程款，而且还多支付给郭某近三十万元，即金州项目部已不欠郭某任何款项，由于郭某得到工程款后并未支付给王秀安，而形成本案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王秀安同郭某签订了本案合同，假如有未付王秀安工程款，理应由其合同的相对人郭某承担付款的责任。二、原审中上诉人基于上述基础事实，当庭明确提出追加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但原审无视基础事实和上诉人的请求未能同意，也是导致本案错误的原因之一。三、原判基于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了适用法律的错误。综上，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具书上诉，望予以支持。王某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是清楚的。金州公司是发包人，长兴公司是承包人，王某是劳务分包人,主体清晰。工程建设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有关当事人对工程量已经进行了确认，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条，金州项目部作为债务人在欠条上盖章、项目经理张凤军在上面签字予以确认。王某作为劳务分包的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要求支付劳务工资款，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关于“原判对本案的基础事实并未查清，导致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高科公司"在本案多次出现的原因，上诉人作为本项目的总承包人应当是清楚的。但是无论怎样，上诉人作为在欠条上签字，是本案债务人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高科公司是否本案债务人，不影响上诉人作为本案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的上诉理由，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误解。本案中，郭某确实是直接与王某签订《保温工程合同》的人，但是本案的工程项目是长兴公司在承建，长兴公司才是是劳务分包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况且，长兴公司项目部在欠条上盖了章，是债务人。王某向长兴公司主张权利，并不违背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被告长兴公司是王某劳务工资欠款的直接债务人，与其是否真正足额向郭某支付了工程款没有太大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使金州项目部已经足额向郭某支付了工程款，王某向长兴公司主张支付劳务工资款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为长兴公司是真正在使用劳务的当事人，是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王某向长兴公司主张权利具有法律依据”。三、被告申请追加第三人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俊玲辩称，1、对上诉人所称长兴公司与我不是转包关系，我们应是合作关系，我们的合同明确约定过；2、上诉人并未足额支付合作款，只给了10万元，应该再给我356万元。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工资款320000元整及从2015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9日，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了山西金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CA、CK、PT、空压制氮、循环水区域内设备、钢结构、工艺管道等防腐保温工程，并签订了《建筑施工合同》。被告公司特为此成立了“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金州项目部”（以下简称“山西金州项目部”），张凤军为该项目部负责人。2013年9月12日，山西金州项目部与被告郭某签订了《安装工程合同》，约定由被告郭某对山西金州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厂设备和管线保温工程进行施工，工程内容为“山××区，主厂房的设备，工艺管线的保温工程”；付款方式为“每月工程进度付款由施工单位报预算中心审批后，工程进度款80%，该工程验收后付至总价的90%，余10%一年质保期满后付清，所有款项都由张凤军按合同分配支付”利润分配约定为：“去掉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所剩利润甲方（即山西金州项目部）40%，乙方（即被告郭某）60%，材料和费用凭证必须由项目经理签字认可，不经张凤军签字的材料和费用凭证，甲方不予认可。第一笔进度款到账，甲方留20%做为日常开支，下余80%给乙方，三日内及时转给乙方，以后再拨的款项先付给乙方，把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除去之后再进行分配。”本合同经张凤军与被告郭某签字确认。2013年9月11日，原告王某（又名王秀安）与被告郭某签订了《保温工程合同》，郭某将山西金州化工有限公司化工设备和管线保温工程中的劳务部分交由原告具体施工，承包方式约定为：“设备部分每平方米30元，管道部分每平方米22元，弯头三通不增加工作量，按现场实际工作量计算”。后因现场施工难度大，经双方协商一致，设备部分与管道部分分别按35元／㎡、26元/㎡计算。2013年10月7日，王某组织工人开始施工，后如期竣工。2013年12月31日，原告王某、郭振杰、张凤军等人共同形成《证明》一份，载明：“自2013年10月7日到2013-12-22号在金州化工保温施工工程量确认单：设备部分：3400㎡管线部分：19000㎡山西金州项目部记录人：郭振杰”。原告王某、张凤军及郭振杰等在此《证明》上签字。当日，山西金州项目部张凤军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支，载明：“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金州项目部欠王秀安保温工程款520000元（大写：伍拾贰万元整）。”本欠据加盖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金州项目部印章及濮阳市高科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张凤军在“证明人”处签字，郭振杰亦在欠据空白处签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山西金州项目部张凤军给付原告100000元，被告郭某给付原告100000元，剩余款项320000元至今未付。另查明，王秀安与原告王某系同一人。郭振杰与被告郭某系叔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了山西金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防腐保温工程后，特成立了山西金州项目部，后该项目部将工程项下的部分保温工程转包给被告郭某，郭某又与原告王某签订了《保温工程合同》，将其中的劳务部分交由原告具体施工，一审对各方因此而形成的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与被告郭某签订的《保温工程合同》，被告郭某负有向原告王某支付劳务工资款的义务；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亦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给付责任。故原告同时向二被告主张偿还未付工程款，于法有据。庭审查明，原告王某、郭振杰及山西金州项目部张凤军等共同形成了《证明》一份，该证明对原告施工的工程量等进行了详细记载，并经各方或签字或盖章予以确认。当日，山西金州项目部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支，张凤军在该欠据上签字并加盖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金州项目部印章。被告郭某当庭对《证明》及欠据不持异议，并认可郭振杰系代其在前述二份条据中签字，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当庭对证明记载的工程量及欠付工程款金额不持异议，但辩称该无法确认欠据中加盖的山西金州项目部印章的真伪，但并未就印章真伪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欠据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且张凤军之签字行为属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详言之，张凤军是山西金州项目部负责人，其在欠条上签字并在借条上加盖了“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金州项目部”印章，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山西金州项目部系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派出机构，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山西金州项目部向原告王某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给付责任。综上，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郭某应共同给付原告剩余款项320000元。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故原告利息之诉于法有据。原、被告于2013年12月31日形成了《证明》并于当日出具欠据，故原告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此利息起算点与计算方法均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予以支持。此外，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当庭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因本案系指定管辖案件，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当庭对“原告王某与王秀安系同一人”存在疑义，对此，濮阳县梁庄乡北陈寨村委员出具证明且濮阳县公安局梁庄派出所在该证明上加注意见，据此，一审认定原告王某与王秀安系同一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郭某共同给付原告王某工程款320000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郭某共同给付原告王某上述款项从2015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之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被告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郭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金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后，以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金州项目部与郭某签订安装工程转包合同，后被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王某签订转包保温工程合同。上述转包合同虽依法对其效力不应予以认定，但依据合同产生的实际工程款应予以支付。被上诉人王某所主张的工程款是与被上诉人郭某所签订合同产生，应由被上诉人郭某对其承担相应责任，又因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王某出具欠条并加盖公章，且郭某对该欠条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某共同承担给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该工程是其与濮阳市高科技清洗堵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应追加该公司为第三人，且金州项目部超付郭某工程款，此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作审理，其可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42元，由上诉人河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兴华审判员 潘 文审判员 张晓玮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冯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