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2民初5273号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双龙湖街道五星路一支街****1-1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9QRH4D。法定代表人：马勋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涛，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宫利，女，汉族，1975年8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宫利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勋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宫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8895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首先，被告曾出资50000元与原告共同购买经营车辆，用于销售饮料，如果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作为劳动者的被告，不会出钱共同购买生产工具；其次，被告与原告之间完全不存在经济和人身上的隶属关系。事实上，被告从未在原告处考勤，被告来去自由，自行支配销售时间，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用人单位向员工发放高薪还允许员工如此自由；再次，从案外人马勋昌与被告的款项往来数额及时间看，完全不符合劳动报酬的时间固定性、数量稳定性特征，反而与合作经营的分红具备相似特征。如果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则没有员工会愿意接受金额和时间均不固定的薪酬制度。综上，请求支持原告诉请。被告陈宫利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注册成立于2016年12月21日，经营范围为食品经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销售：农副产品、水产品；批发兼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被告从事原告处的饮料销售工作。2017年3月2日，被告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勋昌银行账户转账付款49900元。2018年3月29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勋昌与被告陈宫利进行微信对话聊天，主要内容为：陈宫利：四哥今天不过去了，感冒了难受。马勋昌：好的。陈宫利：学友和小余要优益C和小样。马勋昌：好。2018年4月11日，双方再次进行微信对话聊天，主要内容为：陈宫利：我先回去了，有点不舒服，钱在库房的。马勋昌：好的。2018年4月13日，双方再次进行微信对话聊天，主要内容为：陈宫利：四哥好大的雨呀，今天我就不过去了。马勋昌：好。钱给他们了？少打麻将，伤神劳财。小耍时间短点还行。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4日向马勋昌进行微信转账付款。2018年11月30日，被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5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8900元。2019年1月2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8895元。另查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银行账户于2017年6月17日向被告支付4000元，于2017年7月8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7年8月4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7年8月15日向被告支付支付2500元，于2017年9月6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7年10月13日向被告支付支付3800元，于2017年11月13日向被告支付3800元，于2017年12月9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450元，于2017年12月15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000元，于2018年1月9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8年1月16日向被告支付支付2300元，于2018年1月24日向被告支付支付5000元，于2018年2月8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8年3月12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00元，于2018年4月8日向被告支付支付3500元，于2018年4月12日向被告支付支付15300元，于2018年5月5日向被告支付支付20000元，于2018年5月15日向被告支付支付5500元，于2018年5月21日向被告支付1000元，于2018年6月15日分别向被告支付30000元和5200元。还查明，原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2日建立合作关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在月初代发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给被告的工资和月中按照销售业绩分红，支付方式均为现金、微信和银行转账。2018年6月1日系被告解除合作关系。被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其于2017年3月3日入职原告处。原告法定代表人在月初和月中通过现金、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工资。被告于2017年3月2日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转入的49900元为借支款，原告于2018年5月5日和6月15日分两次偿还。2018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5300元系原告在被告配偶处的货款，其余款项均为工资。原告于2018年6月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445元。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中报酬发放的特征；原告对被告没有进行劳动管理，微信中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是因为被告作为销售，负责部分区域的货款收取，其收取货款后转给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在本案仲裁中陈述的49900元是借支款与事实不符，该笔款项系合作入股款项；被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的15300元系分红款，并非支付被告配偶的货款，其余的款项也是分红款，不是工资；对于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款项往来，其中2018年5月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支付的20000元以及2018年6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支付的30000元系股本金，其他的款项均为分红款，该分红款是马勋昌和被告合伙收益的分红，合伙没有工商登记，也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双方之间的合伙是从2017年3月2日被告向马勋昌支付49900元款项开始，这时即开始销售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原被告之间没有关系，原告与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是厂家和经销商的关系，当时因为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下属的经销商必须要工商注册一个公司，所以马勋昌就去注册了原告公司，以便于与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原告公司主要是销售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平时马勋昌和被告都在外面分区域销售产品，双方的销售区域不同，当时购买了运输的车辆，该车辆是登记在马勋昌名下，被告平时工作的内容是与马勋昌合伙销售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主要为饮料；关于原告在仲裁庭审时陈述的四川好彩头公司委托案外人马勋昌向临编业务员发放报酬一事，当时是被告和马勋昌基于合伙关系，双方商量好将被告报到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公司临编业务员，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月会以发放货物的形式向被告支付临编业务员报酬，具体的形式是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将货物发送到原告公司，原告公司将货物销售之后，将货款由马勋昌转账支付给被告，该货款就是原告刚才陈述的分红款中的一部分，所以原告陈述的分红款包括被告的临编业务员报酬和被告与马勋昌合伙的分红款；原告公司现还在经营，但被告和马勋昌都没有购买过社保。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原告陈述等在案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不支付被告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经综合分析判断案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基本上于每月月初或月中向被告转账付款，每月转账的时间大体固定，部分月份的转账金额完全相同，部分月份的转账金额虽然有所变化，但也在合理区间浮动，基本符合当前公司发放工资的特点与规律特征。原告虽否认转账的是工资并主张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的49900元是合作入股款项，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同时主张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5月5日向被告支付的20000元以及于2018年6月15日向被告支付的30000元系退还的股本金，其向被告转账支付的其他款项均为双方合伙收益的分红款，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的上述款项的性质系入股本金或分红款，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者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自认原告于2018年5月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20000元以及于2018年6月1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30000元系原告向被告偿还的借支款，并自认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15300元并非被告工资，原告也当庭确认上述三笔款项并非被告工资，故本院认定上述三笔款项并非被告工资。除上述三笔并非被告工资的款项外，在原告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款项的性质的情况下，本院有合理理由相信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支付的其余款项系代表原告公司向被告发放的工资；其次，原告当庭陈述原告公司主要是销售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被告平时工作的内容是与马勋昌合伙销售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主要为饮料），故被告平时从事的工作系原告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业务组成部分，同时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就上班请假和销售产品需求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勋昌进行了汇报，同时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4日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勋昌进行微信转账付款，原告当庭陈述微信中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是因为被告作为销售，负责部分区域的货款收取，其收取货款后转给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此也可以看出，被告以原告公司销售人员身份履行了工作职责，为原告公司提供了劳动。综上，本院认定被告系原告公司员工。作为用人单位，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于仲裁庭审中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7年3月3日，本院予以采信。作为用人单位，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与被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应当自2017年4月3日起向被告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关于原被告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被告在仲裁中陈述原告于2018年6月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原告在仲裁中也确认其于2018年6月1日与被告解除了合作关系，原被告对双方关系的解除时间并无异议，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1日解除。关于被告每月的工资标准，现有银行交易明细能反映被告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款项发放情况，但被告于仲裁庭审中陈述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月初和月中除银行转账外还通过现金、微信的方式支付其工资，原告也于仲裁中确认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现金、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于月初和月中支付被告相关款项，但原被告均未举示充分有效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现金和微信的方式向被告发放工资的具体金额，故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际的工资标准。被告在仲裁中陈述其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445元，并未超出本市同期社平工资标准，在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酌情认定被告每月的工资标准为4445元。根据被告的工资标准、工作期间，本院认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8741.73元[（4445元/月÷21.75天×19天）+4445元/月×10个月+（4445元/月÷21.75天×2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陈宫利支付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8741.73元；驳回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重庆达岚汇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 庆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