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6民初4437号原告：姜天习，男，汉族，1950年10月1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林（系姜天习配偶），女，汉族，1953年4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新兵，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7号。法定代表人：浦金辉，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寿，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郗二平，该院员工。原告姜天习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以下简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姜天习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鉴定后，于2018年6月6日、2018年10月15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姜天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林、夏新兵，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寿、郗二平到庭参加诉讼。经姜天习申请，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天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系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赔偿医疗费265,077.15元（2016年1月4日至2018年5月30日）、住院伙食费840元、护理费6,569.06元、后期治疗费174,803.13元、残疾赔偿金162,768.7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生存期损害赔偿金234,387元、律师费10,000元、鉴定费2,800元、诉讼费1,536元、打印费172元、交通费1,123.50元，合计880,076.59元。姜天习于2018年12月24日将上述请求中的医疗费、交通费、打印费分别变更为311972.79元、1382元、215元（截至2018年12月20日）。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4日，姜天习因右侧腮腺包块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1月6日手术确定为“多行性腺瘤”，出院小结告知胸片等术前常规检查“均无明显异常”，“心肺无异常”。同年5月30日，洪山区龙城社区服务中心给姜天习体检，体检报告称“左肺中野第四前肋间见块状阴影，未排除占位××变，建议做CT检查”。5月31日，姜天习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做CT检查，报告显示“左肺上叶病灶，考虑周围型肺Ca可能性大；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微结节，性质待定”。6月3日，姜天习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后经手术确诊为“左上肺恶性肿瘤：腺癌（中晚期）；右腮腺肿瘤术后；胆囊结石术后；肺部感染；胸膜肥厚”。2017年3月29日，姜天习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复印住院病历发现，2016年1月5日姜天习的放射诊断报告单称“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姜天习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明知放射诊断报告单提示“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但未告知姜天习，也未进行肺部CT检查，导致姜天习5月31日才基本诊断为肺腺癌，延误148天，且确诊时已是“左上肺恶性肿瘤（中晚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过错，损害了姜天习的生命健康，让姜天习支出大额的医疗费用。为维护合法权益，姜天习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原告姜天习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出院小结一份，证明内容为出院小结显示姜天习住院时间2016年1月4日至1月13日，胸片等术前常规检查“均无明显异常”，“心肺无异常”；2.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龙城社区服务中心体检报告一份，证明内容为该中心2016年5月30日给姜天习体检，体检报告称“左肺中野第四前肋间见块状阴影，未排除占位××变，建议做CT复查”；3.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CT诊断报告单一份，证明内容为2016年5月31日CT检查报告单显示姜天习“左肺上叶病灶，考虑周围型肺Ca可能性大；左肺中叶及左肺上叶微结节，性质待定”；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出院记录一份及CT检查诊断报告两份，证明内容为姜天习2016年6月3日至6月27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考虑周围型肺Ca可能，6月8日行左肺上叶切除术等手术，确诊为“左上肺恶性肿瘤：腺癌；右腮腺肿瘤术后；胆囊结石术后；肺部感染；胸膜肥厚”；5.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病案一份，证明内容为2017年3月29日，姜天习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病案室复印住院病案，发现2016年1月5日姜天习的放射诊断报告单称“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CT报告书一份，证明该院依据姜天习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2016年1月5日放射诊断单及2016年5月31日CT检查报告，认为左上肺肿瘤病变可能性较大；上述证据证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2016年1月5日明知姜天习的放射诊断报告单提示“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的情况下，未告知姜天习，也未给姜天习做肺部CT检查，导致姜天习5月31日才基本诊断为肺腺癌，延误了148天，且确诊时已是“左上肺恶性肿瘤”等。证据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出院记录一份及CT检查诊断报告二份，证明姜天习于2016年6月3日至6月27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24天，考虑周围型肺Ca可能，6月8日行左肺上叶切除术等手术，确诊为“左上肺恶性肿瘤：腺癌；右腮腺肿瘤术后；胆囊结石术后；肺部感染；胸膜肥厚。”证据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阅片报告单一份，证明：1.该院依据姜天习2016年1月5日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放射诊断单及2016年5月31日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CT检查报告，认为左上肺肿瘤病变可能性较大；2.因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漏诊行为使姜天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证据四：湖北省医学会鄂医损鉴【2017】011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不认可湖北省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要求鉴定人出庭。证据五：咸宁市中心报销门诊收费票据18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费票据1张、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收费票据1张，证明自2016年1月4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止，姜天习共计花费医疗费311,972.79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93,689.16元，个人支付118,283.63元。证据六：律师费票据，证明姜天习支付律师费10,000元。证据七：火车票31张，交通费发票15张，证明截至2018年12月20日，姜天习支付交通费1,382元。证据八：打印费收据5张，证明截至2018年12月20日，姜天习支付打印费215元。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辩称：1.湖北省医学会鉴定程序合法，系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过程中召开了鉴定听证会，医患双方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与观点，鉴定结论明确，具有科学性，应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原告姜天习的专科手术适应症把握得当，诊疗符合常规，姜天习最终行左肺上叶切除术是其自身疾病发展转归，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专科诊疗无关联。鉴定意见明确即使四个月前明确诊断，仍应行“左肺上叶切除术＋纵膈根治性淋巴结清扫术”。3.姜天习诉请赔偿项目所基于的损害结果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姜天习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原告姜天习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患者进行专科治疗不存在过错，院方在对患者术前讨论前，已经做了胸片检查，姜天习的举证不能证明其是于2017年3月29日才知道2016年1月5日的影像学检查报告单已载明“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外院阅片的病历材料系单方意见，不予认可；认可证据四湖北省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对证据五咸宁市中心报销门诊收费票据18张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姜天习没有提交相应的病历资料予以佐证，其中18张票据总金额为196,953.90元，报销部分为159,434.89元，自费为37,519.01元；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票据不予认可，为第三联核查联，不是收据联，姜天习已经报销，其自费部分为24,782.32元，其在此基础上又予以报销；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票据不予认可，为第二联记账联，不是收据联，姜天习已经报销，其自费部分为9,096.32元，其在此基础上又予以报销，且鉴定结论已经明确，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治疗行为对姜天习的疾病治疗过程无影响，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没有过错，不应承担姜天习的医疗费；对证据六律师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律师费不是法定赔偿项目；对证据七交通费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是法定赔偿项目。原告姜天习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予认可，要求重新鉴定；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异议。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4日，原告姜天习因“发现右侧耳垂下无痛性包块3月余”入住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入院专科情况：双侧颜面部基本对称，无畸形，右侧耳垂下腮腺区可触及大小约3cm*3.5cm包块，质韧，边界清楚，活动度好，无压痛，挤压双侧腮腺可见导管口有清亮液体流出，张口无受限，咬合关系可，双侧舌下腺及颌下腺导管口无红肿及溢脓，伸舌无偏斜及震颤，面神经功能基本正常。入院初步诊断：右侧腮腺肿物性质待查。姜天习2015年10月18日在咸宁市中医院行颌面部彩超示：右侧腮腺囊实性包块。姜天习在入住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后完善相关检查，1月5日胸部正位片示：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1月6日在全麻下行颌面颈部深部肿物探查术＋腮腺浅叶肿物切除术＋腮腺切除及面神经解剖术，1月12日病理诊断示：（右侧）腮腺多形性腺瘤，肿瘤包膜不完整，可见包膜外侵犯，请临床注意随访。2016年1月13日，姜天习出院，出院诊断：右侧腮腺多形性腺瘤。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口服弥可保500ug3次/日营养神经治疗；2.出院后禁止酸性饮食，绷带继续加压包扎一周；3.不适随诊。2016年5月30日关东街龙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报告胸部X光示：左肺中野第四前肋间见块状阴影，未排除占位××变，建议做CT复查。2016年5月31日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CT诊断报告示：1.左肺上叶病灶，考虑周围型肺Ca可能大；2.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微结节，性质待定；3.肝右叶小囊肿，肝右叶包膜下小钙化灶。2016年6月3日，姜天习因“体检发现左肺上叶肿块3天”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6月5日CT检查报告诊断意见：左上肺结节，考虑周围型肺癌可能；肝右后叶小结节：转移？建议MRI＋增强检查；肝囊肿。6月8日MR诊断报告诊断意见：多发肝囊肿。6月8日在静脉麻醉下行胸腔镜探查＋胸腔镜下左肺上叶切除术＋纵膈根治性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诊断示：1.（左上肺）腺癌（中-高分化），免疫组化染色肿瘤细胞呈：ALK（lung）(－)，CD147(＋)，CK7(＋)，Ki－67阳性率约为30%，MOC31(＋)，NapsinA(＋)，TTF－1(＋)；2.送检支气管残端组织未见癌；3.送检第5组淋巴结（1枚）可见癌转移；4.送检第4组（1枚）、第7组（4枚）、第9组（2枚）、第10组（3枚）及第11组（4枚）淋巴结均未见癌转移。EGFR基因突变检测示：该样本EGFR基因19号外显子检测出缺失突变（19－Del），其它位点未检测出突变。2016年6月27日，姜天习出院。出院诊断：左上肺恶性肿瘤：腺癌；右腮腺肿瘤术后；胆囊结石术后；肺部感染；胸膜肥厚。原告姜天习自2016年1月4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止共产生医疗费用311,972.79元，其中个人自付84,413.53元。经原告姜天习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湖北省医学会作出鄂医损鉴[2017]011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医方存在医疗过失行为：医方针对患者“左中肺野病灶”未履行告知义务，以致于患者未及时检查，以明确诊断：1.术前未充分评估患者的病情：2016年1月5日胸部正位片示：左中肺野病灶，建议CT检查。主管医生对此结论未引起足够重视，以致于在术前未采取相应措施（如建议患者行肺部CT检查以明确诊断、上级医师会诊讨论等）。2.出院小结中记录的“诊疗经过：患者入院以来……胸片等术前常规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与患者病情不相符合。3.患者在该院住院9天，胸片检查是在患者入院后的第二天进行，医方直到患者出院时仍未建议患者针对肺部病灶作进一步的相关检查。患者最终确诊为：“左上肺恶性肿瘤：腺癌”。腺癌，近年来发病率上升明显，已超越鳞癌成为最常见的肺癌。发病年龄普遍低于鳞癌和小细胞肺癌，多为周围型，一般生长较慢，但有时在早期即发生血行转移，淋巴转移较晚。综上所述，患者自身“左上肺腺癌”，其预后差。2016年6月8日已行“左上肺叶切除术”。目前一般情较好。医方上述医疗过失行为仅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其延误4月余确诊时间并没有影响患者手术治疗的方式（4个月前即使明确了诊断，患者仍然需行“左上肺叶切除术＋纵膈根治性淋巴结清扫术”）。对患者肺癌治疗的长期效果有无影响，目前医学界无法明确，但也无法完全排除。鉴定意见：医方医疗过错行为侵犯了患者知情选择权，对患者肺部疾病的发生、治疗过程无影响，对患者生存期有无影响无法排除，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姜天习支付鉴定费2,800元。原告姜天习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姜天习要求对其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护理时间、营养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后，姜天习坚持要求对医疗损害鉴定进行重新鉴定，否则不参加伤残等级等项目的鉴定工作，由此导致伤残等级等项目的鉴定未能进行。本院认为，原告姜天习因“发现右侧耳垂下无痛性包块3月余”入住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姜天习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之间存在医患关系。姜天习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导致损害后果，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中，湖北省医学会作出的鄂医损鉴[2017]011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定：医方医疗过错行为侵犯了患者知情选择权，对患者肺部疾病的发生、治疗过程无影响，对患者生存期有无影响无法排除，医方承担轻微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认定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姜天习的损害结果承担15%的过错责任。原告姜天习对湖北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认为，鉴定人已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就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疑问当庭作出了阐释，且鉴定机构具备鉴定资质。姜天习没有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姜天习要求重新鉴定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姜天习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经核算医疗费票据，姜天习自2016年1月4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止共产生医疗费用311,972.79元，其中个人自付84,413.53元。2.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姜天习的护理费参照湖北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按照能够确定的住院天数计算为3,183.73元（35,214÷365×33）。3.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姜天习住院期间的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为33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姜天习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5.鉴定费：姜天习支付的鉴定费2,800元系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依法予以支持。6.律师费、复印费：此二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损失中的医疗费84,413.53元、护理费3,183.73元、交通费3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鉴定费2,800元，共计91,567.26元，由被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即13,735.09元。关于原告姜天习的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出院后的护理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其可待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后再行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姜天习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735.09元；二、驳回原告姜天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36元，由原告姜天习承担1,305.60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承担230.40元（此款原告姜天习已预交，由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连同上述给付义务一并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银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是二年。审 判 长  王丽鹏审 判 员  谢 红人民陪审员  周 鸣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法官助理冉珺书记员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