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30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英，女，1953年5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天文，重庆合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琼，重庆合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田坝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3143298D。法定代表人：徐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红英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梁山工矿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7民初15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红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关于被上诉人改制的文件在1997年10月6日与1997年11月13日就发布了，被上诉人并未将改制的文件及时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因而没能自行决定是提前退休或者成为企业改制后的股东，被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选择权，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原审法院认为改制的两份文件属于指导性文件，并非被上诉人能够刻意隐瞒的内容缺乏依据。改制的两份政府文件虽为指导性文件，但具体适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采用文件实施改制，涉及企业职工重大利益，此时就属于具体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在改制文件发布后，就应该召开职工大会，让职工知道改制的详细内容，充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2.原审法院关于企业隐瞒改制情况，并要求上诉人办理病退手续的举证责任划分错误。被上诉人未如实告知企业改制的情况，导致上诉人丧失成为股东的资格。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履行了及时告知义务。原审要求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对其隐瞒企业改制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存在错误。3.原判对上诉人办理的离退休手续真实性认定属于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本末倒置。被上诉人提供的病退申请及相关部门的审批材料并非上诉人所为，而是被上诉人单方办理的虚假材料。尽管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但办理病退仅是被上诉人隐瞒改制真实情况导致的结果。之所以办理病退是被上诉人隐瞒了改制的事实，上诉人不清楚可以选择成为股东的权利，否则不可能办理病退。上诉人病退手续是否真实不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上诉人办理病退亦不能消除被上诉人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二、原判引用1998年8月15日与1998年9月22日被上诉人第十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会议缺乏依据。前述会议均是在上诉人退休之后召开，参会人员均是后来的股东，并非全体职工，违背了改制需要全体职工共同商讨平等协商的原则，也是上诉人权利受到侵害的表现。故而前述职工代表大会不能表明被上诉人改制时经过合法有效的民主程序。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判认定诉讼时效有误。1.本案未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被上诉人1997年改制，1998年11月6日最终成立，被上诉人成立之时即上诉人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至原审起诉并未超过20年。2.本案并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上诉人直至2016年9月被上诉人名下的商场拆迁才知道企业改制的相关文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于2018年6月26日起诉，并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并未查明上诉人权利具体受损害的时间及本案的特殊事实，只是简单认为上诉人最迟应该在企业改制完成之日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上诉人并不知道改制，即使知道改制也不清楚股东权利受到损害，究其原因是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告知义务。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上诉人均没有病，而是被上诉人要求他们办理病退。这个事实没有查明。而且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是否对上诉人隐瞒改制的真实情况没有查清。被上诉人中梁山工矿公司辩称，第一，改制的程序是经过政府的指导，政府的审批下才改的，程序上没有问题。当时企业是国有企业，改不改决定权在政府。第二，改制的过程中，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是知道的。第三，病退的问题，不是企业内部病退，按照当时的情况，社保局还没成立，企业有2种病退，一种是企业内部病退，但从法律上讲还是企业的职工，上诉人他们当时不管是真病还是假病，都是去了指定医院检查了的，检查过关才能病退。我们的病退程序是合法的，是经过医院检查的，不是企业假的内退。那时候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由国家政府来改革，不是企业内部能够决定的。我们在改制的过程中也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经过政府审批后进行的，是合法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是按照政府指导审批意见进行的。李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中梁山工矿公司支付李红英损害赔偿款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0月6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发出九府发[1997]86号文件《关于国有、城市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载明：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在扣除专项用于安置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养老（含未统筹部分）医疗保障费用后的资产、已改制企业的国有股权，可整体或部分出售转让给企业职工、社会法人、经营者、合伙人、个人、社团；现有离退休职工和改制时提前五年退休的职工，其养老保险（含未统筹）及医疗费用由改制后的新企业承担，并从企业转让收入或净资产中按有关规定划出专项经费留在企业包干使用，待离退休职工实行社会化统筹管理后，再由社保部门负责养老保险金和医疗费用的发放。1997年11月13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出渝委发[1997]38号文件《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载明：集体企业改制时，可实行职工资产量化、增量配股的办法（即允许在处理好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将企业净资产的部分或者全部按职工工龄长短、技术高低、责任轻重和贡献大小量化到在职职工，职工按量化额的50-100%出资增量配股后，方能享有量化股权，收入低、一次付款有困难的职工可分期付款，也可将其量化、配股份额在内部转让），国有企业职工共同所有的净资产的量化、配额办法可参照此条内容执行；改制企业的离退休人员所需养老保险金应按照规定测算，从企业转让收入中一次性划交社会保险机构，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的全额发放；改制企业中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内的职工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办理提前退休，但企业应从转让收入中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提前退休年限内应缴的养老保险费和应支付的养老保险金，由社会保险机构全额发放养老保险金。1998年1月20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发出九财发[1998]4号文件《九龙坡区财贸工作委员会关于产权制度改革中企业股权设置及量化配股的意见》载明：足额认购现金股是获得量化股的前提条件，对出资确有困难的员工，可保留一定期限的增量配股权；职工个人股由量化股、增量配股、认购股三类股份构成。1998年8月15日，中梁山工矿公司第十三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载明：企业现有在册职工150人，离退休职工183人（其中病退10人），改革模式为由企业职工一次性出资整体购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承担原企业的债权债务，接收、安置全体职工（含离、退休职工），组建“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按股份合作制法规建章建制；原企业在册职工全部转为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员工，负责妥善安置；经评估界定后的企业集体共有资产，按条件将资产的大部分或全部一次性量化给企业职工，作为股本金，但必须出资购买配额股，方能获得量化股权（待制定量化配股实施细则，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1998年8月18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发出九财发[1998]88号文件《九龙坡区财贸工作委员会关于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批复》，同意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方案。1998年9月4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发出九府函[1998]29号文件《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给职工的批复》，同意将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给企业职工。同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中梁山工矿公司签订《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国有资产整体转让协议》，将该企业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给中梁山工矿公司全体职工，组建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经评估、产权界定和验证确认，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资产总额为847万元，总负债253万元，净资产为594万元，扣除已出售职工住宅及非经营性资产优惠50%后，转让金额383万元，用于安置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后，不再收取转让费。转让采取抵扣办法结算，国有净资产转让按以下项目抵扣结算，企业在职职工安置费184万元，离退休职工安置费199万元，包干用于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未统筹部分及医疗费用。离退休职工由受让方管理，并按政策规定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含未统筹部分），报销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1998年9月22日，中梁山工矿公司职代会第十三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企业职工集体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载明：截止1998年8月31日止，凡系公司在册职工均属量化配股对象（不含病退人员）；公司资产经评估、确认、界定等法定程序后，区国资办于1998年9月4日与本公司正式签订了国有资产整体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精神，国资办“不收取转让费”，即零价转让，公司全体职工集体共有资产可供于量化配股金额为133万元，其依据是：经法定评估、确认，公司资产总额是847万元，减除总负债253万元，减退休职工安置费199万元，减病退职工补贴费56万元，减自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职工安置费支出112.4万元，最后抵补企业历年亏损93.6万元，剩余133万元，按本细则一次性量化配置给全体在册职工；本企业职工按规定出资的现金股本和按本“细则”规定量化给职工个人的集体共有资产份额（简称量化股本），两项合称为职工个人股本，其权属归职工个人，享有资产所有者权益；职工获取企业集体共有资产量化为股本的前提是严格按照本细则规定（1：0.3）比例现金配股，不愿现金配股者，不能取得量化股本；配股缴款时间为1998年9月25日至9月30日，过期未按规定现金配股并未办理分期、缓缴手续者，视为自动弃权；职工在量化配股期，因多种原因，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现金入股缴款手续或公开自动放弃量化股权，其额度一律收归企业集体共有，按职工共有资产进行财务管理；职工以现金出资的股本和依法获得的量化股本，由企业财务部门按规定列出清单及股东花名册，一式两份，永久保存，并张榜公布，职工以现金出资股本先由企业开出内部收款手续，缴款者妥善保存，然后企业对入股职工印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股东的凭证，也是股东分红以及将来配送股的原始凭据。1998年10月26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发出九财发[1998]125号文件《九龙坡区财贸工作委员会关于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职工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批复》，同意该公司的企业职工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1998年11月6日，中梁山工矿公司登记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73万元。另查明，李红英办理病退手续后，1998年6月24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局批准李红英退休。另根据中梁山工矿公司、九龙坡区社会保险分局、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局审批通过的《工人退休报批表》记载，李红英自1998年6月1日起享受退休生活费标准。根据李红英提交的《退休证》记载，李红英的退休时间为1998年6月1日。一审审理中，中梁山工矿公司提交了李红英于1998年3月19日书写的申请，该证据载明系李红英因患病申请办理病退。李红英称对该申请的真实性记不清楚，但未申请鉴定。李红英还陈述退休时本人同意病退，并确实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中梁山工矿公司对李红英隐瞒企业即将改制的情况且以亏损为由要求李红英办理病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李红英对其诉称、中梁山工矿公司对其辩称意见均应当举示证据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李红英主张中梁山工矿公司对其隐瞒企业改制情况并以亏损为由要求李红英办理病退的述称意见。首先，渝委发[1997]38号文件《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九府发[1997]86号文件《关于国有、城市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均是政府针对辖区范围内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改制的指导文件，并非是针对某一家企业改制制定，也并非中梁山工矿公司能够刻意隐瞒的内容。其次，中梁山工矿公司在审理中举示了李红英签名的病退申请，虽然李红英称记不清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并未申请鉴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红英申请病退后，经中梁山工矿公司、九龙坡区社会保险分局、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局审批通过，李红英在审理中亦确认其本人当时同意病退并办理了病退手续，结合李红英出具病退申请关于因患病申请办理病退的记载，应认定李红英申请病退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李红英亦未举示证据证明中梁山工矿公司存在要求其办理病退的行为。综上，李红英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中梁山工矿公司抗辩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过的辩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关于国有、城市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规定，现有离退休职工和改制时提前五年退休的职工，其养老保险（含未统筹）及医疗费用由改制后的新企业承担，并从企业转让收入或净资产中按有关规定划出专项经费留在企业包干使用，待离退休职工实行社会化统筹管理后，再由社保部门负责养老保险金和医疗费用的发放；案涉《关于企业职工集体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载明，公司资产总额是847万元，退休职工安置费199万元，病退职工补贴费56万元，自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职工安置费支出112.4万元，扣除亏损及各项费用后剩余的资产133万元才一次性量化配置给全体在册职工；《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国有资产整体转让协议》亦约定由受让方负责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医疗报销等事宜。虽然李红英称其并不清楚企业改制的情况，但从中梁山工矿公司进行改制依据的政策文件及改制的具体过程中可以发现，中梁山工矿公司进行的企业改制不仅涉及在职职工，亦涉及离退休等人员的安置，各类人员可以按照其身份享受相应的安置，故李红英应当知晓中梁山工矿公司进行改制的事实，且最晚应当在中梁山工矿公司企业改制完成之日知晓其主张的权利受到损害。根据本案审理查明，中梁山工矿公司登记设立之日即1998年11月6日应认定为中梁山工矿公司企业改制完成之日。本案李红英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自1998年11月6日起开始计算二年。李红英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发生法律规定的中断、中止的情形，因此截至李红英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李红英要求中梁山工矿公司赔偿2万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红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0元，由李红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梁山工矿公司举示了新证据，经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文件3份，本院予以确认。对中梁山工矿公司举示的工作安排记录1页，拟证明将改制相关事务开会告知了李红英，因李红英不予认可，且没有参会人员签字，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先后于1997年10月9日印发九财发[1997]88号《关于成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于1997年10月21日印发九财发[1997]90号《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时间安排的通知》；于1997年11月10日作出九财发[1997]109号《关于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筹委会请示的批复》，同意中梁山工矿公司建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筹委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中梁山工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中梁山工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李红英上诉称，中梁山工矿公司对其隐瞒企业改制的相关情况，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剥夺了其选择成为股东的权利，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李红英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李红英称中梁山工矿公司隐瞒的企业改制情况主要指中梁山工矿公司隐瞒渝委发[1997]38号文件《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九府发[1997]86号文件《关于国有、城市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两份文件。本院认为该两份文件均是政府针对辖区范围内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而发布的指导文件，不是针对中梁山工矿公司改制制定，该两份文件由政府拟定、发布并对公众进行公开，并非中梁山工矿公司能够刻意隐瞒的内容。其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李红英办理病退是由其本人进行的申请，而并非中梁山工矿公司单方为李红英作出的决定，李红英上诉称因中梁山工矿公司隐瞒前述两份政府文件才致使其申请办理病退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中梁山工矿公司剥夺了李红英成为公司股东的权利，李红英要求中梁山工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经过的问题。李红英上诉称，从中梁山工矿公司成立的时间1998年11月16日起算，本案未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且李红英是在2016年9月玉清寺商场拆迁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从此时起算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李红英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中梁山工矿公司（原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从1997年开始进行改制，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财贸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8月18日批复同意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工矿贸易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中梁山工矿公司于1998年11月6日登记设立。中梁山工矿公司在此时即已完成企业改制，李红英未能成为公司股东，李红英在此时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其起诉要求中梁山工矿公司承担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至李红英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综上所述，李红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李红英负担。审判长  吴宝山审判员  吴贵平审判员  章若微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