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123民初2746号原告：李艳，女，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被告：宋洪军，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依兰县，第三人：姜朝阳，男，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佳木斯市第一看守所，委托代理人：孙延龙，黑龙江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艳与被告宋洪军、第三人姜朝阳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了（2017）黑0123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宋洪军不服本院判决，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黑01民终54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6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艳，被告宋洪军，第三人姜朝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向原告返还其不当占有的14垧耕地；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2018年、2019年经济损失，共计204,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及司法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2年5月12日依法取得了位平原乡××桦南县县交接的倭肯河套内耕地、荒地、滩涂地、风险地（共480垧）的承包权，承包期限自2011年12月16日起至2033年11月16日止。2016年末之前原告将本案诉争之地一直对外转包并收取土地租金。2017年后原告并未对外转包该耕地。但2017年春被告宋洪军强占原告拥有承包权的耕地14垧，并擅自对原告诉争之地进行耕种，原告多次提出其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在该土地上耕种，但均遭原告拒绝。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裁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宋洪军辩称，我耕种的土地是在姜朝阳处承包的，承包期为5年，承包费已经交给了姜朝阳，李艳说我强占其土地是不成立的，其所诉赔偿2017年至2019年的经济损失，我不同意承担。原告所述，我不予认可。2018年5月15日，原告拿出法院判决阻止我耕种土地，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交给原告两万元钱另给原告出具了三万元的欠据，我要求原告将该笔钱返还给我。姜朝阳辩称，第一，涉案土地的承包权由第三人姜朝阳所有，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第二，本案案由为占有物返还纠纷，应当在涉案土地承包权确权之前由原告另行或者先行提起确权之诉。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李艳、被告宋洪军、第三人姜朝阳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的事实成立，举示了证据并发表了质证意见。原告李艳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证据一、刁国君与依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刁国君于2011年11月16日与依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刁国君承包位平原乡××桦南县县交界的倭肯河套内耕地、荒地、滩涂地、风险地，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期限为22年。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承包合同是在侵害姜朝阳优先承包权的前提下，通过不正当的行为签订的，对其证明事项由于是刁国君与国土资源局两方签订的，所以对证明的事项不认可；证据二、刁国君与李艳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对合同约定的转包土地享有经营权和治理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刁国君与李艳双方签订的，而涉案土地事实上一直由姜朝阳承包及经营，所以该证据以及证明的事项是不真实的。证据三、刁国君与姜朝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姜朝阳所承包土地范围的四至是地群西、南、北为界60公顷，而本案被告所耕种的土地不在姜朝阳所转包的土地范围内，姜朝阳无权对原告的土地进行转包。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认为不是承包刁国君和李艳的土地，而是承包姜朝阳的土地，姜朝阳和刁国君转包的合同上写的60公顷土地，但是荒涂在外，有23公顷没有体现出来。因此，对合同中标明的面积有异议，这些年一直由姜朝阳对外发包。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刁国君所承包的土地是在侵犯姜朝阳优先承包权的前提下取得的，所以刁国君与姜朝阳协商给予姜朝阳60公顷土地的免费承包权。在刁国君承包土地中，有大面积的沼泽地以及荒地。后来，姜朝阳还给刁国君拿了60万余元的承包费，并且刁国君也承诺将承包地块的沼泽以及荒地交给姜朝阳承包使用，所以姜朝阳在该地块的承包土地面积加在一起大约有80余公顷，该片涉案土地的承包权是由姜朝阳所有，并且姜朝阳一直在该土地上进行了投资改造，所以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该涉案土地是由原告经营或者承包的。证据四、依兰县土地版图一份，拟证明：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土地的位置、原告承包土地的面积、第三人及被告耕种的土地面积、被告耕种土地的位置是原告享有承包权的位置。经质证，被告认为，姜朝阳的地边界线是以大堤为界，姜朝阳的地是大堤以西，不是原告所述的大道以西，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法律效力，没有权威部门明确本案争议土地的范围。对证据来源有异议，是原告自己绘制的，不能证明真实的界限，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问题。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是不真实的，在2003年起姜朝阳就与土地局签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在姜朝阳承包后，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改造。因此涉案土地中包含很多沼泽地与荒地。在该地块中原告所述的以道为界也是姜朝阳在承包后修建的。姜朝阳与刁国君、张万秋划界的时候，是以堤为界，不是以此道作为划界的标准，所以，该涉案土地与原告没有法律上得关系。证据五、指界打印图片8张。拟证明：被告具体耕种的土地地界位于原告享有经营权的土地范围内。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被告耕种的地是姜朝阳的，被告与李艳没有承包关系。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耕种原告的土地，因为土地界线不是以道为界，而是以大堤为界。对证据部分照片与办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因为有部分照片显示的是谭永福的地块，该涉案宋洪军与谭永福之间的土地其中夹杂着荒地，而且该荒地是由谭永才改造的，之间修筑了大堤，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原告的土地。证据六、依兰县道台桥镇政府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及田凤的承包费收据一份。拟证明：原告周边的承包土地的地价，第三人承包土地的价格为12000元/垧，田凤开荒地的承包价格为5000元/垧，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田凤的开荒地与我种的地距离很远，地价不是固定的，每年都有变动。第三人认为该份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请求法庭不予采信。证据七、刁国君的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刁国君转让给姜朝阳的土地位置和面积，除60公顷的土地外，没有给姜朝阳其他土地的使用权。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刁国君转包给姜朝阳60公顷土地，并没有确定以道为界，因此该笔录不应生效。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刁国君陈述内容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刁国君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且刁国君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因此事实上刁国君向姜朝阳提供了60公顷的免费的承包地，并且之外该地块存在大量的荒地以及沼泽地等，而且姜朝阳在之后还向刁国君支付了60万元的承包款，并且双方额外确定了20余公顷的承包土地，姜朝阳也向刁国君支付了约23万元的费用。因此姜朝阳的承包土地面积达到了80余公顷近90公顷。因此刁国君向法院的陈述隐瞒了部分事实，是不真实的。证据八、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意见书一份，拟证明：被告耕种的土地不在姜朝阳与刁国君签订的转让合同的范围内，被告耕种的土地在原告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范围内。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种的地是从姜朝阳处承包的，不是李艳的。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及合法性均有异议。因为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并不是本案的涉案当事人，对地的流转过程以及实际的耕种情况均不了解，该鉴定是依据李艳现场指界划定的，没有姜朝阳及当时实际耕种人等经过现场的实际测量。因此该鉴定得出结论的法律基础是不合法的，并且其没有权利确定承包地的权属，因此该证据不应当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证据九、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资金往来票据一份，拟证明：原告为鉴定支出鉴定费60,000.00元，要求被告承担30,000.00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丈量土地与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在李艳处承包土地，不同意承担鉴定费。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原告向被告主张承担30,000.00元鉴定费的依据。证据十、依兰县国土资源局倭肯河河套国有农用地土地详查图，拟证明：宋洪军所耕种的土地不在姜朝阳耕种的地界之内。该证据可以证明张万秋承包地界所在位置，与本案诉争土地没有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这些年地一直都是姜朝阳对外发包，2011年姜朝阳和刁国君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今，我耕种的土地是姜朝阳的，不是李艳的。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第三人认为，该图纸是原告标注的，因此该份图纸并没有确定那一部分是由姜朝阳承包的土地，并且该图纸明确现在此涉案土地的耕种人是宋洪军，另外姜朝阳涉案的刑事案件也并没有对原告与第三人姜朝阳之间的土地承包争议进行定性和确权，而是以聚众斗殴罪进行了追诉，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诉的证明事实。证据十一、2016年11月26日刁国君与张万秋分地时签订的书面记录一份，拟证明：二人分地的时间及张万秋的地界，张万秋的地界在地群最东侧，与案涉土地无关。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2011年就已经分完地了。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为张万秋与刁国君之间订立的，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并且该证据属于复印件，不应当予以采纳。证据十二、胡秀荣及王青艳书面证人证言两份，拟证明：王青艳证言证明2012年给姜朝阳土地划界时候，王青艳代表张万秋全程参与测量划界，当时以道为界，道西是姜朝阳的地，2018年4月2日，依兰县法院和土地局组织的测量鉴定时候，王青艳代表张万秋全程与刁国君、李艳及依兰县法官一起为远大司法鉴定公司的工作人员，指界测量。测量的是道西姜朝阳的土地。胡秀荣的证言证明曾受李艳委托，去告知过被告此地是李艳承包地界内的地，如果想承包此地，2017年去找李艳承包，因为李艳在2012年到2016年已经发包出去。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胡秀荣就是看倭肯河坝的人员家属，与这块地、李艳没有关系，而且我承包的是姜朝阳的地，与他没有关系，该土地一直是姜朝阳对外发包。以前也有几户人家承包，我都是第三次承包了，王青艳我不认识，她说的事情不是事实，分地的时候是由刁国君与张万秋、姜朝阳三人商量才分地，这三人在场，知道地是怎么分的，当时王青艳不在场。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的两名证人应当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并且到庭参加质证，其次该组证据的证人证言所叙述的是不真实的，当时分地的时候是张万秋、刁国君以及姜朝阳实际进行测量。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十三、证人田某，拟证明：2015年秋收之后，证人曾受李艳委托通知宋洪军土地不是姜朝阳的，要找李艳承包。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所述事实承认，但对时间有异议，认为是在2017年3月月份插秧前发生的事情。第三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人与第三人有矛盾，所以其证言肯定对被告及第三人不利，其次，从证人所述，他能为李艳做主发生的刑事案件的相关事情，可以说明其与李艳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具有利害关系。最后，证人认为被告宋洪军所耕种的土地有纠纷，依据是说姜朝阳所有的地都是抢来的，但事实是姜朝阳通过合法手段从依兰县土地局承包的，因此没有合法依据。被告宋洪军为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证据一、宋洪军与姜朝阳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2015年11月10日被告承包了姜朝阳的土地，承包期限为5年。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本案第三人不属于争议土地合法发包人，其无权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所以，被告实际占用了原告有经营权的土地，因此被告应迁出土地，并对原告予以赔偿，姜朝阳并没有案涉土地的转包权。第三人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证据二、刁国君与姜朝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一份，拟证明：该合同真实合法，被告没有强占原告土地。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案涉土地不在合同中60垧地范围内，因此该合同不能作为被告霸占我土地的合法依据。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同时证明被告承包的土地是属于姜朝阳承包土地范围内；第三人姜朝阳为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证据一、2003年姜朝阳与依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2003年涉案土地就由姜朝阳承包经营，其后由姜朝阳进行承包改造。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复印件，而且已经失效过期了，该合同上姜朝阳与其他合同中签字不一致。被告宋红军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证据二、2013年2月1日，姜朝阳与董志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姜朝阳2013年将涉案土地在宋洪军之前承包给了董志刚，并证明该涉案土地中有大量的荒地、沼泽地，是由姜朝阳进行改造经营的，并且进行了投资。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发包的土地是被告现在耕种的土地。被告宋红军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证据三、2017年7月10日张万秋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姜朝阳耕种的60公顷土地，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但是姜朝阳却向刁国君缴纳了60万余元，同时证明该60公顷土地地界是由南向北进行划分的，另外缴纳的60万元包括60公顷以外的土地，即第三人所诉的约80余垧土地，这一点也是刁国君、张万秋认可的，同时证明该涉案土地中有大量的荒地、沼泽地、是由姜朝阳投资改造的。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1、此证明是2017年出具的，在2017年第一次庭审后，我见过张万秋，当时张万秋曾表示是被胁迫出庭作证的，我对该证据真实性表示怀疑。2、该证据证明向刁国君缴纳60万元，缴纳的形式以及是否有收据、转账凭证，我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姜朝阳除60垧地以外对其他土地还有经营权。被告宋红军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证据四、姜朝阳向刁国君三次转账凭证一份，拟证明：刁国君认可姜朝阳有该地块大约80余公顷的土地承包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1、此份证据没有原件，2、该证据是取款凭条，不是账户之间的转账，不能说明此款交给刁国君了，更说明不了此款与案涉土地有关，不应予以采信。被告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证据五、原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张万秋、刘忠新证人证言（8页-12页）一份，拟证明：姜朝阳所承包的土地是80多公顷，并且该土地包含了20多公顷的荒地，从而证明宋洪军承包的土地属于姜朝阳土地范围。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张万秋没有权利代替刁国君处分任何土地，他所陈述的事实与当时分地的情况不符，证言不真实。刘忠新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张万秋说刁国君分地是2017年4、5月份，是不真实的，真实分地时间是2016年11月26日。被告宋红军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证据六、照片两张及光盘一张，拟证明：被告宋洪军的土地属于姜朝阳的承包范围，姜朝阳、张万秋、刁国君是以大堤为依准进行土地划分的。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以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第三人自己拍的、录的，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宋红军对证据无异议。证据七、证人肖某，拟证明：被告宋洪军所耕种的土地属于姜朝阳承包，与原告无关。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与姜朝阳存在亲属关系，证人在2012年的时候承包我的土地，我们因为付款的问题发生过矛盾，证人证言不客观，不应采信。被告宋红军对该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证据八、证人张某，拟证明：被告宋洪军所耕种的土地属于姜朝阳承包的，与原告无关。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宋红军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证据九、证人叶某，拟证明：被告宋洪军所耕种的土地属于姜朝阳承包的，与原告无关。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1、证人说不清案涉土地的具体位置，证言也都是凭借证人自己判断的，没有真实依据。2、证人从某在该地里种过地，在2012年我接手之后，从没有在我处种过地，姜朝阳、李艳、张万秋分地时证人不在现场。姜朝阳发包土地时也不在现场，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涉土地是姜朝阳享有发包权的土地。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确认，关于原告举示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六、证据九、证据十三，结合原告举示的证据七、证据八、证据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举示的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十一、证据十二，因缺少证明力且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举示的证据一、证据二，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待证事实，缺少证明力，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拟证明事项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人举示的证据一至证据九，均因对拟证事实缺少证明力，且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16日，刁国君同依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刁国君承包位于依兰县原××与桦南县交界的倭肯河套内耕地、荒地、滩涂地、风险地，承包期限为22年，自2011年11月16日至2033年11月16日止。刁国君取得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将其中的60公顷土地转包给姜朝阳，地块位于地群西、南边、北边为界，期限为22年，至2033年10月22日止。2012年5月12日，刁国君与李艳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将除去姜朝阳和张万秋土地面积以外的耕地、荒地、滩涂地、风险地转包给李艳经营，期限为10年，自2012年5月13日至2022年5月12日止。2015年11月10日，第三人姜朝阳与被告宋红军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姜朝阳将案涉耕地承包给宋红军，承包费370,000.00元，期限为5年，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止。2017年，李艳认为其享有经营权的土地被宋红军耕种，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宋红军返还其耕种的14公顷土地并赔偿损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4月4日向原告李艳示明是否变更本案诉讼主体，李艳不同意变更。本院又于2019年4月10日依职权将姜朝阳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另在原审中，经李艳申请，本院依司法评估程序委托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对姜朝阳与刁国军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中60公顷土地面积进行了测量，现场测量时，土地所有权人依兰县国土资源局、案外人刁国军均到现场，按照刁国君与第三人姜朝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约定：“地块位于地群西、南边、北边为界，土地面积60公顷”，经现场勘查，李艳指界，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黑远大技鉴字【2018】6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经现场实地测量土地面积为614246平方米”。被告宋红军耕种的本案案涉地块不在测量范围内。本院认为，公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李艳对案涉土地是否享有经营权及被告宋红军对案涉土地的耕种是否构成侵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举示证据用以证明诉辩主张的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本院审查刁国君与与依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刁国君与李艳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刁国君与姜朝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62号意见书及刁国君本人陈述，可以认定宋红军耕种的案涉土地在李艳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内。宋红军在没有经过李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耕种李艳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侵害了李艳的承包经营权，对李艳请求宋红军停止侵害、返还不当占有的14公顷土地及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4公顷土地经济损失共计204,000.00元(其中2017年土地经济损失84,000.00元，2018年至2019年土地经济损失140,000.00元,另扣除宋红军已给付的20,000.00元),本院依据原告李艳举示的证据六(田凤开荒地的承包价格为5000元/垧)及第三人姜朝阳与被告宋红军在合同中签订每公顷5000元,酌定每公顷土地承包费为5000元，故宋红军应赔偿李艳经济损失190,000.00元(2017年至2019年,3年×14公顷×5000元－20,000.00元)。关于案涉土地返还的时间,因宋红军2019年已对案涉土地进行了耕种,李艳庭审中同意宋红军于2019年10月末秋收结束后将案涉土地返还,故本院酌情确定宋红军返还案涉土地的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前。关于第三人所主张实际经营土地80余公顷及给付刁国君380,000.00元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举示的证据,《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确认土地面积为60公顷，无法认定第三人所主张事实的成立,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四（取款凭证）,因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能证明案外人刁国君已收到380,000.00元的事实,故本院对第三人所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关于宋红军对案涉土地耕种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因案涉土地性质属国有土地，宋红军承包该土地时对第三人是否有转包权应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且庭审中宋红军自认2017年3月已经知道案涉土地经营权存有争议，故本院对宋红军耕种案涉土地的行为认定不构成善意，存有过错，已构成侵权。关于原告李艳主张的鉴定费30,000.00元，因该鉴定系法院立案后,庭审前李艳依申请自行提出,故李艳请求鉴定费30,000.00元由被告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宋红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侵害，并于2019年10月30日前返还给原告李艳其耕种的位于依兰县平原乡与桦南县交界处倭肯河套内的本案诉争14公顷土地；二、被告宋红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艳2017年至2019年经济损失190,000.00元（3年×14公顷×5000元－20,0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被告宋红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铁军人民陪审员  蔡志成人民陪审员  刘东鑫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