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1民初287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城阳中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22868553400T。 负责人：李兆展，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友兴，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黄河五路338号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25716777285。 法定代表人：刘庆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山东雍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国信资产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山东路511号（山东路北高科技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678134918X。 法定代表人：董书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山东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女，该公司监事。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莒县支行）为与被告山东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润公司）、山东国信资产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动产质押监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行莒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友兴，被告鼎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被告国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张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行莒县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国信公司在人民币5000万元内对（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借款本息、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鼎润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山东圣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信额字007号《授信额度协议》，原告为圣运公司授信额度1.8亿元。2016年5月10日，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圣运公司将其所有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产品为原告提供抵押担保，并到莒县工商局办理抵押登记。同日，原告与圣运公司、鼎润公司三方签订《抵押财产监管协议》，由鼎润公司对上述抵押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存货进行监管。就上述财产，2017年5月10日，原告又与圣运公司签订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圣运公司将其重新抵押给原告，为2017年莒信额字009号《授信额度协议》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6月7日，原告、圣运公司与被告国信公司签订《抵押财产监管协议》，由国信公司对上述抵押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存货继续进行监管。上述两份《抵押财产监管协议》均约定监管人对抵押财产具有保管的义务，对于抵押物应当妥善、谨慎、尽职保管，抵押财产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后2017年莒信额字009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贷款逾期时，原告发现抵押财产己经不存在，致使原告抵押权无法实现。同时，圣运公司也认可抵押物已经不存在。故原告认为两被告未尽到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责任，致使抵押物灭失，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监管人违约的，原告有权要求监管人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有权要求监管人对监管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鼎润公司辩称，一、案涉纠纷为保管合同纠纷，并非动产浮动抵押权纠纷，案由适用错误。1.原告、圣运公司及鼎润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的《抵押财产监管协议》为保管合同，圣运公司将其所有的货物抵押给原告作为贷款担保，主合同债权人和从合同抵押权人为原告，主合同债务人和从合同抵押人为圣运公司，鼎润公司既不是抵押权人也不是抵押人，不是双方抵押担保关系的当事人，不符合动产浮动抵押权纠纷诉讼的主体资格。2.三者签订的《抵押财产监管协议》中第三条第六条明确了鼎润公司的监管责任，鼎润公司对抵押物没有所有权，不可能就抵押物对外设置任何义务，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身份为保管人，《抵押财产监管协议》实质为保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2013）民申字第138号、（2013）民申字第591号、（2015）民申字第230号三个案件均明确了这一法律关系的认定。二、原告主张被告就圣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根据，《抵押财产监管协议》中约定的“要求监管人对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当属于无效条款。1.作为监管人违反监管协议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因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产生，性质上属于补充责任，而非一般借贷关系中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连带清偿责任更无从谈起。若监管人确实存在监管不力，致使抵押权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监管人应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而不是对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应先向债务人圣运公司主张债权，并就抵押财产主张优先受偿权，然后对抵押权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导致的损失再向存在过错的监管人主张补充责任，以达到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原告要求鼎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没有法律根据，也与法理和事实相矛盾，约定当属无效。三、鼎润公司在监管期间内认真履职，尽到《抵押财产监管协议》中约定的监管责任，不存在违约情形。监管到期后原告与圣运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结束，两者重新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答辩人无关。1.鼎润公司在监管期间通过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定期向原告汇报监管财产情况，原告收到答辩人的汇报后从未提出异议，监管期间不存在货物不足或损失。2.2016年5月10日在三方签订《抵押财产监管协议》当天，鼎润公司指定账户收到了一年的监管费39万元，开始履行监管责任，为期一年到2017年5月9日止。次日，原告与圣运公司重新签订借款及抵押合同，原借款合同及抵押监管合同于当天正式履行完毕，鼎润公司负责监管的财产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没有任何争议和纠纷。2017年6月22日，原告向鼎润公司出具了《解除抵押监管责任通知书》，认可了答辩人在监管期间认真履职，货物充足，到期解除答辩人监管责任的事实。 被告国信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诉监管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双方虽签订了监管协议，但因抵押物存在以虚假废水冒充化工原料的可能，被告及时于2017年6月7日向原告发出告知函，告知原告因无法实际监管抵押物，无法履行监管责任，要求原告7日内将国信公司盖章的监管协议退回。双方签订的监管合同因此无效，国信公司将不承担任何监管义务及监管责任。二、2018年11月14日圣运公司已向法院提供说明，也明确证实涉案抵押物于2017年4月20日全部消耗完毕。原告所述的监管协议无法实际履行。被告国信公司不存在监管过失，原告所诉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国信公司当时要求圣运公司开罐检查，但圣运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其实际上在罐中充填废水冒充化工原料，以此骗取银行贷款。公安机关现已对其刑事立案侦查，请求法院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还款回单、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财产监管协议、监管凭证、监管质押物进出库周报表、圣运公司出具的说明、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银行承兑协议、（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鼎润公司就其抗辩主张提交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解除监管责任通知书，被告国信公司就其抗辩主张提交解除监管协议告知函以及证人李某、尹某的证言，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圣运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的立案决定书以及公安机关对宋维刚、王洪山、贾秋鹏的询问笔录。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 对于以下事实，双方均无异议： （一）2016年授信额度周期内主债权、担保债权、担保物监管的有关事实。 2016年5月10日，原告中行莒县支行与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信额字007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圣运公司提供人民币1.8亿元授信，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2亿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6000万元，授信期间自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5月2日。该授信协议下发生以下三笔借款业务： 2016年5月12日，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信字第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圣运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到期后，圣运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将借款本息全部付清。 2016年5月19日，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信字第01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圣运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99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到期后，圣运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将借款本息全部付清。 2016年5月23日，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2016年莒信字第01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圣运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99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到期后，圣运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将借款本息全部付清。 为担保2016年莒信额字007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协议项下单笔合同的履行，原告与圣运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圣运公司以其厂区内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混合芳香烃）作为抵押物；为原告与圣运公司签署的2016年莒信额字007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000元；具体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它应付费用。 2016年5月10日，原告、圣运公司及被告鼎润公司签订2016年莒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约定：圣运公司以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混合芳香烃)为抵押财产，与原告签订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圣运公司将该抵押财产全部交由鼎润公司，由鼎润公司放置在圣运公司的仓库、仓位或堆场保管、监管；鼎润公司向原告承担保管、监管责任，向圣运公司承担保管责任；圣运公司应当将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付鼎润公司，同时将能够证明抵押财产所有权的单据、票据、凭证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交鼎润公司，鼎润公司应核对抵押财产及其所有权证明文件后入库；圣运公司在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之前未按约定向原告清偿的，或有抵押财产价值低于5000万元的80%、破产、解散、重组等其他违约情形的（详见监管协议约定），抵押财产自动冻结；若非抵押财产被冻结，同时鼎润公司未收到原告关于不允许圣运公司提货的通知，鼎润公司可仅依据圣运公司的要求提取抵押物，除此之外鼎润公司非经原告书面同意，不得允许圣运公司提取、转移抵押财产；圣运公司一次性向鼎润公司交纳39万元监管费；监管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相关融资协议、合同约定的融资债权得到清偿或相关抵押合同确定的抵押权实现之日止；监管期间，鼎润公司按照原告和圣运公司要求的方式保管抵押物；圣运公司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处分、使用抵押财产的，鼎润公司应予制止；鼎润公司应确保抵押财产在数量和价值上不低于约定限额；鼎润公司每周向原告书面汇报抵押物状况，抵押财产应与书面汇报的记载一致；圣运公司未将抵押财产交付原告、违反本合同约定全部或部分处分抵押财产、妨碍原告依法和根据本合同约定处分抵押财产以及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的情形，均构成违约；鼎润公司未能妥善、谨慎保管抵押财产、未能尽职尽责的监管抵押财产、出具的监管凭证与实际情况不符、妨碍原告依法和根据本合同约定处分抵押财产以及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的情形，均构成违约；前款违约情形出现后，原告有权要求圣运公司、鼎润公司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并要求鼎润公司对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三方签订监管协议当日，圣运公司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其已将总价值不少于5000万元的混合芳香烃交付原告，存入原告指定的场地由监管方进行保管；鼎润公司作为监管方同时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受原告委托，其已按照监管协议接受到圣运公司交付原告的抵押物，并自此确认抵押物相关情况与监管凭证记载完全一致，且已经存放于指定仓库、场地，并进行监管。圣运公司亦当日向鼎润公司一次性支付监管费39万元。 鼎润公司为履行监管职责，在监管期间与圣运公司订有化工罐租赁协议。自2016年5月17日至2017年5月31日，鼎润公司每周向原告出具一次监管质押物进出库周报表，周报表均反映监管物充足且完好。 2017年6月22日，原告副行长王洪山代表原告向鼎润公司发出解除监管责任通知书，通知书载明“依照2016年5月10日与贵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6年莒抵监字001号的抵押财产监管协议，贵公司监管责任已届满，监管期间贵公司认真履职，目前货物足值，自即日起解除贵公司的监管责任”。 （二）2017年授信额度周期内主债权、担保债权、担保物监管的有关事实。 2017年5月24日，原告中行莒县支行与圣运公司签订2017年莒信额字009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圣运公司提供人民币1.8亿元授信，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2亿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6000万元，授信期间自2017年5月24日至2018年5月22日。该授信协议下发生以下两笔业务： 2017年6月7日，原告中行莒县支行（承兑人）与被告圣运公司（承兑申请人）签订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约定本承兑协议为2017年莒信额字009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单项协议；承兑申请人签发2000万元汇票一张，承兑人负责予以承兑；申请人于承兑前向承兑人交存1000万元保证金，并于汇票到期日前足额交存票款；因申请人未足额交存票款导致承兑人对外垫款的，每日按照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并按月计算复利。原告当日即为该汇票提供承兑并于汇票到期日对外付款2000万元，扣除保证金后实际垫款1000万元。 2017年7月5日，原告中行莒县支行与圣运公司签订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598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向圣运公司发放贷款5980万元；圣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借据上盖章确认，借据载明借款到期日2018年7月5日。该笔借款发放后，圣运公司支付利息至2018年3月28日，后于2018年7月19日付息30.11元，2018年9月21日付本金0.01元，其余本息未付。 上述银行承兑垫款和借款由圣运公司以其位于圣运公司院内的房屋建筑、土地使用权以及1079台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由菏泽德源化工有限公司、马居民、孙桂菊、李伟、袁安伟、李建慧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同时，原告与圣运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约定圣运公司以其厂区内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混合芳香烃）作为抵押物；为其与原告之间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18年5月9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等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以及在抵押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抵押权人已经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8亿元，具体担保范围等约定与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同。 2017年6月7日，原告、圣运公司及被告国信公司公司签订2017年莒圣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约定：圣运公司以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混合芳香烃)为抵押财产，与原告签订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圣运公司将该抵押财产全部交由国信公司，由国信公司放置在圣运公司的仓库、仓位或堆场保管、监管；国信公司向原告承担保管、监管责任，向圣运公司承担保管责任；圣运公司应当将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付国信公司，同时将能够证明抵押财产所有权的单据、票据、凭证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交国信公司，国信公司应核对抵押财产及其所有权证明文件后入库；圣运公司在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之前未按约定向原告清偿的，或有抵押财产价值低于5000万元的80%、破产、解散、重组等其他违约情形的（详见监管协议约定），抵押财产自动冻结；若非抵押财产被冻结，同时国信公司未收到原告关于不允许圣运公司提货的通知，国信公司可仅依据圣运公司的要求提取抵押物，除此之外国信公司非经原告书面同意，不得允许圣运公司提取、转移抵押财产；圣运公司一次性向国信公司交纳30万元监管费；监管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相关融资协议、合同约定的融资债权得到清偿或相关抵押合同确定的抵押权实现之日止；监管期间，国信公司按照原告和圣运公司要求的方式保管抵押物；圣运公司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处分、使用抵押财产的，国信公司应予制止；国信公司应确保抵押财产在数量和价值上不低于约定限额；国信公司每周向原告书面汇报抵押物状况，抵押财产应与书面汇报的记载一致；圣运公司未将抵押财产交付原告、违反本合同约定全部或部分处分抵押财产、妨碍原告依法和根据本合同约定处分抵押财产以及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的情形，均构成违约；国信公司未能妥善、谨慎保管抵押财产、未能尽职尽责的监管抵押财产、出具的监管凭证与实际情况不符、妨碍原告依法和根据本合同约定处分抵押财产以及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的情形，均构成违约；前款违约情形出现后，原告有权要求圣运公司、国信公司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并要求国信公司对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三方签订监管协议当日，圣运公司向原告发出货物抵押明细，称其已将总价值不少于5000万元的混合芳香烃交付原告，存入原告指定的场地进行保管，原告予以接受。国信公司作为监管方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受原告委托，其已按照监管协议接受到圣运公司交付原告的抵押物，并自此确认抵押物相关情况与监管凭证记载完全一致，且已经存放于指定仓库、场地，并进行监管，原告亦予接受。圣运公司亦当日支付国信公司监管费30万元。国信公司称，因国信公司向原告发函解除监管协议后，原告拒不退还盖章的监管协议文本，故国信公司尚未将30万元监管费退还圣运公司。 国信公司为履行监管职责，在监管期间与圣运公司订有化工罐租赁协议。 原告曾于2018年9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圣运公司支付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息、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同时要求菏泽德源化工有限公司、马居民、孙桂菊、李伟、袁安伟、李建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确认其对圣运公司名下相关不动产、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一、圣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汇票垫款1000万元及罚息、复利（罚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对于未支付的罚息，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计收复利）。二、圣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59799999.99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借款期限内利息以59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2018年7月5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借款到期后的罚息以59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6日起至2018年9月20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此后的罚息以59799999.99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按照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对于借款期限内未支付的利息，自2018年4月21日起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圣运公司已经支付的30.11元，从上述利息、罚息、复利中扣除）。三、如圣运公司到期不履行该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原告有权在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43081297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就鲁（2016）莒不动产证明第0000045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抵押财产与圣运公司协商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同时有权在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8亿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就莒市管抵登字（2017）第0066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机器设备与圣运公司协商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五、菏泽德源化工有限公司在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马居民、孙桂菊、李伟、袁安伟、李建慧分别在最高本金余额1.8亿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下对该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查明，圣运公司用以担保的不低于5000万元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混合芳香烃)已被圣运公司擅自处置，经过加工后全部销售。鉴于加工后产品的去向难以查明，其价值亦难以从加工后的产品中析出，且销售所得价款难以查询，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对该部分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客观上已无法实现，在（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中驳回其该项诉求，同时告知其相关损失可另行主张。本院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以监管方监管失职为由，诉请作为监管方的鼎润公司和国信公司对（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主文确定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查明，圣运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被莒县公安局以涉嫌骗取贷款刑事立案侦查。 本案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和证据有争议： （一）圣运公司实施诈骗行为的经过 原告提交圣运公司2018年11月14日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圣运公司声明其公司与原告中行莒县支行签订的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项下价值5000万元的存货已于2017年4月20日全部消耗完毕，该合同项下已无相应抵押物。鼎润公司质证认为，该说明关于抵押物于2017年4月20日全部消耗完毕的内容如果属实，那么原告将不会再与圣运公司再次签订监管协议，其双方再次签订了监管协议，则证明抵押物并未全部灭失。国信公司质证认为，该说明证实原告与国信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前，抵押物已经全部灭失，国信公司不再具有监管的可能性。 本院依职权到公安机关调取了宋维刚、王洪山、贾秋鹏的询问笔录。 宋维刚向公安机关陈述，其系圣运公司工作人员，2016年圣运公司在中行莒县支行新增授信，圣运公司的房产、土地、设备均已抵押完毕，故银行要求以存货作质押；存货主要是混合芳香烃类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当时需要找一家监管公司进行监管，与银行一起签订三方协议，中行莒县支行就给推荐了第一家监管公司，公司名称记不清了；圣运公司当时的存货不足5000万元的价值标准，公司负责人李伟让宋维刚根据市场行情，倒推出5000万元存货的数量，然后李伟安排工作人员去作假，其中装有液位仪的化工罐数据不可调，没装有液位仪的化工罐可在中控室调整数据；第一家监管公司来查验时，中行莒县支行的贾秋鹏陪同，监管公司对于装有液位仪的罐查看了液位仪，没有液位仪的罐到中控室查看数据；当时，大部分罐里都有货，只是货物数量不足，而最东边的两个罐是空罐，李伟安排人员往罐里冲入纯水冒充粗苯，并告知监管公司两罐无法打开，只能看中控室的数据，监管公司看到确实开不了罐就只查验了中控室数据；监管公司当时抽样打开过两三个罐，进行了实际测量，而这几个罐没有作假，数据和中控室一致；第一家监管公司查验后驻厂监管，偶尔去查看液位数据，并不进行实地查验；到了2017年6月份业务到期，经中行莒县支行介绍，监管公司变更为国信公司；当时第一家监管公司还未离场，国信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和中行莒县支行的王洪山一起到公司查验，由公司的宋维刚等人陪同进厂，他们到现场看了液位仪并到中控室看了数据，也要求开罐；公司工作人员只是让他们打开中间一个带液位仪的罐查验，推说别的罐无法打开，他们也没有坚持，因为国信公司也急于得到这单业务；国信公司来查验时，东边两罐冲的纯水还在罐中，其他罐的货物有所减少，李伟安排工作人员调整了中控室的数据加以应对；国信公司人员来的时候带了监管协议等资料，让公司盖了章；到2017年底，圣运公司无力偿还借款利息，后银行到公司实地查看，而当时存货已经没有了，公司就将该事实告知了银行。 贾秋鹏向公安机关陈述，其2011年开始在中行莒县支行工作，后任业务部副主任，从2013年开始接手圣运公司贷款业务，该贷款业务具体由圣运公司的李伟和宋维刚前来办理；2016年圣运公司将存货抵押给中行莒县支行，中行莒县支行选择鼎润公司作为监管公司；2016年5月份的一天，贾秋鹏领着鼎润公司工作人员去查验存货，主要是到圣运公司中控室看了数据，监管公司工作人员同时去了罐区，贾秋鹏本人没有进去，对监管公司如何现场查验其不清楚；之后监管公司将盘货结果告诉银行，开始监管，每周出具一次监管报告；鼎润公司一年的监管期满后，换了国信公司监管，是由中行莒县支行的王洪山前去接头办理，贾秋鹏未再参与；2017年11月，圣运公司贷款出现逾期，贾秋鹏和行长刘佃三分别向圣运公司的宋维刚、李伟核实，得到的回复是：货被用完了，用完之后就停产，停产日期是在2017年4月20日。 王洪山向公安机关陈述，其2009年始在中行莒县支行工作，2016年挂职副行长；2016年圣运公司在中行莒县支行的授信业务快到期时，需要重新办理存货质押，中行莒县支行重新找了一家监管公司即国信公司作监管；当时其陪同国信公司工作人员去圣运公司查验存货，其有没有陪着一起去验货记不清了，如果去看了也就是看看液位仪，随后由监管公司进行监管；查验存货时联系的该公司的宋维刚；到了2017年11月份，圣运公司贷款逾期，经中行莒县支行实地查验，发现存货已经没有了。 原告质证称，对于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宋维刚陈述的部分内容是不属实的。其陈述第一次监管时存在部分存货调整数据的问题，这是不属实的，因为具体的现场与货物存放的数据并非由宋维刚来掌握，从其自己的供述中也可以看出存货和数据由李伟以及郑云生实际掌握。从其笔录中也可以看出，在第一次监管时货物是明确存在的，并且鼎润公司对此也从未提出过异议；同时，国信公司监管时，鼎润公司监管人员并没有离场，也就是说涉案的货物为同一批货物，监管期限没有空档，在一定期限内由两被告进行监管。 鼎润公司质证称，对三份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1.通过三个人的笔录能够达成一致是，在两家监管公司进行监管之前，本案原告以及圣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一并到现场进行过现场勘验，对勘验的结果，本案原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两家监管公司的监管人员也按照要求进行了开罐检查。2.在两家监管公司交接监管时，货物依然存在，这与原告所称的2017年4月20日即全部灭失与事实不符。对王洪山和贾秋鹏的陈述内容，因为两人为本案原告的工作人员，其有利于原告的陈述我们认为应当不具有证明效力。但是两人的陈述中互相印证了一个事实，即2017年底，具体到11月份才真正发现监管货物灭失。至于其所称的2017年4月20日货物已经灭失的证据来源于圣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伟的个人陈述，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该个人陈述符合事实真相。3.通过笔录可以印证以下事实：鼎润公司在对被监管货物进行监管时，货物充足，原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鼎润公司与国信公司进行交接时货物并没有灭失。监管货物灭失的时间应为2017年11月，此时鼎润公司与原告监管协议已经到期，早已撤出监管，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 国信公司质证称，对于公安机关形成询问笔录的程序没有异议。对其中贾秋鹏的询问笔录，贾秋鹏称质押货物于2017年4月20日已经消耗完毕，这与圣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一致，其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对于宋维刚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本身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其供述可能存在规避责任、避重就轻的问题，其所述存货消耗完毕的时间等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从以上三份笔录中可以看出，涉案质押物在国信公司监管之前已经不复存在，且国信公司也早已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函，国信公司对于质押物的缺失及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存在过错。 本院经审核认为，宋维刚、贾秋鹏、王洪山的询问笔录以及圣运公司出具的说明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上述证据结合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以及本院（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实，2016年5月圣运公司与原告签订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圣运公司提供的担保物即存在货物数量、价值不足约定数额的情形，且圣运公司存在以数据造假、以水冒充化工原料的方式欺骗原告和监管方鼎润公司的行为；至2017年6月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前述担保物数量、价值不实的情形依然存在，且圣运公司采取相同的方式欺骗了原告和新的监管方国信公司；在圣运公司2017年11月份贷款逾期之前，其用以担保的存货早已擅自处置完毕，导致原告无法实现担保物权。 （二）被告国信公司向原告送交告知函的经过。 被告国信公司提交落款日期2017年6月7日的告知函一份，主张于2017年6月9日将告知函送交原告副行长王洪山，据此解除双方的监管协议。告知函内容为：我公司与贵行及圣运公司于2017年6月5日签订2017年莒圣抵监字001号抵押财产监管协议，因与贵行多次合作，出于时间紧和对贵行的信任，在没有实际交接查验抵押物的情况下，便在监管协议上加盖我公司公章，并将协议原件全部交付给贵行。近日我公司至圣运公司查验抵押物情况并准备依协议监管抵押物，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查验，我公司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该批抵押物可能已经灭失。针对这一情况现告知贵行，因协议约定监管的抵押物情况不明，且存在合同签订前质押物数量不足、质量过期的可能性，我公司无法履行监管责任。望贵行能在七日内将我公司盖章的监管协议退还，逾期自动视为无效，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监管义务及监管责任。 原告质证称，国信公司应举证证明告知函送达给了原告；根据原告与国信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国信公司当时对抵押物现状并无异议。被告鼎润公司称该证据与其无关。 国信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尹某出庭作证。 李某证实：2017年6月5日，我、尹某和张峰赶往莒县，和中行莒县支行王洪山副行长到企业查看。我和王行长、尹某、张峰在仓储区要求查看抵押物，圣运公司的员工说企业放假了，只有留守人员值班，不能开罐，开罐必须专业人员操作，罐里是有毒气体，私自开罐容易造成事故，不让查看，我和王行长、尹某、张峰便没有开罐。2017年6月7日，我与张峰再次到圣运公司要求查验罐内抵押物，工作人员再次以各种理由不让查验，张峰打听该企业的员工了解到，罐内抵押物质量、数量存疑。张峰打电话通知中行莒县支行王行长，因圣运公司不让查验，国信公司无法履行监管责任。回到我公司后，我和张峰把情况告诉尹某，尹某书写了一份情况告知函。2017年6月9日，我和尹某、张峰到中行莒县支行送告知函，尹某没有下车，我和张峰上楼去送告知函，正好碰到王行长外出，张峰将告知函交由王行长看，王行长又把告知函交给张峰，后我和张峰将告知函放于王行长二楼办公室的办公桌后离开。 尹某证实：2017年6月5日，我、李某和张峰到圣运公司一起去做业务。我、张峰和李某以及中行莒县支行的副行长王洪山一起到的圣运公司。当时我们提出去罐区查看货物，但是圣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是企业放假，另外苯是有毒气体，不能开罐查看，所以没有开罐查看。到了6月7日，张峰和李某一起去圣运公司想查验货物，结果还是遭到企业的拒绝没有查验成功。回来后把这一情况和我说了，然后我就在电脑上书写了圣运公司情况告知函，要求中行莒县支行七日内退还监管协议，若不退还视为该协议无效。在6月9日，我、张峰和李某一起去了中行莒县支行送的告知函，张峰和李某他俩一起上去送的，我没有上楼。然后他俩下来时说，告知函给王洪山看了，但王洪山又把告知函给了张峰，他俩又把告知函放在王洪山的办公桌上了。 原告针对证人证言质证称，两份证人当庭提交的书面证言格一致，而且内容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修改。根据证人尹某在交叉询问时的陈述，其证人证言系另一位证人李某代其打印，结合其陈述的书写时间、上班时间等，可以看出两份书面证言系出自同一人打印书写。故对于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从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看出，其并未有将相关的告知函直接给王洪山，其称将告知函放于王洪山的办公室，但对于何人让其将该告知函放于王洪山办公室并不清楚，也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其关于将告知函送达给原告的证言内容不予认可。鼎润公司对证人证言不发表意见。 为查明该告知函是否送达给了原告，本院依职权对原告副行长王洪山进行了调查询问。王洪山认可国信公司工作人员曾于2017年6月9日或6月10日向其送交过一份告知函，国信公司工作人员当时把告知函的大体意思也进行了告知，即国信公司不再为圣运公司的存货进行监管，具体书面内容其没有看，但其认为协议不能解除，故没有向行领导汇报；国信公司工作人员当时称，要将告知函放到办公桌上，但事后其并未发现有这份材料。 本院经审核认为，国信公司提供的告知函、证人李某的证言、证人尹某的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同时原告副行长王洪山亦认可国信公司曾向其递交告知函并表达了解除监管协议的意思，考虑到王洪山既是副行长又具体负责与国信公司的业务，国信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收告知函的权限，而原告对此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故应认定国信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已向原告送交了解除监管协议的告知函。 本院认为，原告与圣运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的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原告与圣运公司于2017年6月7日签订的2017年莒最抵字029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均约定圣运公司以其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混合芳香烃）向原告提供抵押担保。同时，二者又分别与被告鼎润公司签订2016年莒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与被告国信公司签订2017年莒圣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圣运公司及鼎润公司、国信公司分别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交付监管物和收到监管物的事实，且鼎润公司、国信公司租赁圣运公司的罐体进行监管。据此，原告与圣运公司虽名为动产抵押合同，实质上圣运公司向原告移交了对担保物的占有，双方应系动产质押合同关系。鼎润公司、国信公司依据监管协议和监管凭证，负责为原告核查和监管质物。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第一，鼎润公司、国信公司对涉案质权未如约设立、原告无法实现动产质权应否承担相应责任，责任性质是什么，应如何承担责任；第二，本案应否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一）圣运公司、原告、国信公司对涉案质权未如约设立、原告无法实现质权所造成的损失均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一，对于圣运公司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圣运公司应依法将质物交付原告。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圣运公司以其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产品、半成品、原材料作为担保。原告、圣运公司以及鼎润公司（国信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约定，圣运公司应当将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付鼎润公司（国信公司），同时将能够证明抵押财产所有权的单据、票据、凭证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后交鼎润公司（国信公司），鼎润公司（国信公司）应核对抵押财产及其所有权证明文件后入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圣运公司应向原告指定的监管方交付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产品、半成品、原材料。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圣运公司提供的担保物自始就存在货物数量、价值不足约定数额的情形，且其存在以数据造假、以水冒充化工原料的方式欺骗原告和监管方鼎润公司（国信公司）的行为，且在2017年11月份贷款逾期之前，其用以担保的存货早已擅自处置完毕，导致原告无法实现质押权。本案中，圣运公司显然是在明知存在上述情况，而依然向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质押物全部移交，主观过错明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移交质物的，因此给质权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担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因圣运公司未按照约定足额交付质物，在质押存续期间又存在越过质权人和监管方擅自处置质物的违约行为，对于原告质权无法实现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同时其又是全部主债务的债务人，理应对银行承兑垫款本息和银行借款本息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其作为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的关联一方所应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与其作为主债务人的责任竞合，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对原告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可知，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本案原告作为质权人，具有审查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应当对圣运公司交付的质押财产进行严格审查。但在出质人圣运公司向原告出具货物明细时，原告未严格核查质物，而是通过监管协议将该义务几乎全部委托给鼎润公司或国信公司履行，随后仅凭监管方和出质方盖章的监管凭证即认为质权已完全设立。而且原告虽派员与监管方一同到圣运公司现场核查质押物，但未能坚持全部开罐监测，仅凭中控室数据即断定质物在罐。特别是当国信公司已于2017年6月9日发函告知原告质物可能存在风险并解除监管协议的情况下，原告任由风险扩大，执意于2017年7月5日向圣运公司发放了5980万元借款，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损失。原告的上述行为一方面表明其怠于履行法定的质物审查义务，另一方面表明其对自己债权的实现疏于管理，并听任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对其无法实现质权而造成的损失，原告本身存在一定过错，也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对国信公司而言。原告因质权未如约设立且无法实现质权，导致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息和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本息无法收回。国信公司依据2017年莒圣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负责监管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正是为上述融资业务做质押担保。首先，国信公司与原告以及圣运公司签订2017年莒圣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的时间是在2017年6月7日，其同样在2017年6月7日在监管凭证上向原告盖章确认收到质物。涉案质物是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数量巨大，且属易燃易爆有毒物质，实际查验、核对清点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国信公司在签订监管协议当天就出具了监管凭证，时间如此之短，显然没有对质物进行认真的清点审核，其在向原告的告知函中亦承认基于时间紧和对原告的信任，在没有实际交接抵押物的情况下便盖了章。其次，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国信公司需要向圣运公司核查证明财产所有权的单据、票据、凭证等证明文件后可入库监管，其未经审查相关证明文件即随意出具了监管凭证。虽然国信公司在发现质物可能存在问题后于2017年6月9日函告原告解除监管协议，但在此之前的6月7日，原告已经依据包括国信公司出具的监管凭证在内的等多项担保措施证明文件对圣运公司的商业汇票予以承兑，因而国信公司的告知函并不能为原告避免涉案银行承兑垫款的损失。综上，国信公司对于质权未如约设立给原告所造成的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 第四，对鼎润公司而言。原告、圣运公司及被告鼎润公司签订的2016年莒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约定，监管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相关融资协议、合同约定的融资债权得到清偿或相关抵押合同确定的抵押权实现之日止。鼎润公司作为质物监管方，其相对于债务人和担保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除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质物灭失的以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则债权人因清偿而不存在损失，则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鼎润公司依据2016年莒抵监字001号监管协议负责监管的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系为原告与圣运公司签订的2016年莒最抵字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范围内的主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该部分主债权为2016年5月份圣运公司向原告所借的三笔共计598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而本案中，原告因无法实现质权所造成的损失，系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息和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欠款本息，鼎润公司监管的质物并非为该部分主债权提供担保。而且，鼎润公司监管的质物所担保的2016年5月份三笔共计598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已于2017年7月全部付清，原告该部分债权并无损失，且原告未就此提起诉讼，原告已向鼎润公司出具解除监管责任通知书，故鼎润公司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其对原告本案主张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鼎润公司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圣运公司、原告以及国信公司对于涉案质权未如约设立、质权无法实现均存在过错，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作为质物交付主体的圣运公司为主要责任，本院认为质物监管人国信公司对原告相关损失承担份额以不超过30%为宜。 （二）国信公司承担本案责任的性质、方式及范围。 第一，国信公司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国信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约定，国信公司负责从圣运公司处接收质物，核对质物权属和证明文件，对质物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向原告按时汇报质物监管情况。但是，国信公司未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查验、核对、清点质物的义务，造成涉案质权未能如约设立，对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负相应责任。这种责任因违反合同约定义务而来，当属违约责任。 第二，国信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应为补充赔偿责任。如前文所述，国信公司作为质物监管人仅是帮助原告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除因其自身原因造成监管担保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债权人也就不存在损失，则其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所以，国信公司的只能是直接义务人之后的补充义务人。涉案的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息和2017年莒信字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欠款本息逾期而未受清偿，其首要原因系圣运公司不能清偿债权。而涉案质权未如约设立、原告无法实现质权的首要原因在于，圣运公司虚假出质、擅自处置质物以及原告对虚假出质失查和对自身损失扩大存在过错，国信公司2017年6月7日签订监管协议出具监管凭证只是将虚假出质状态作了延续，因此国信公司的责任应当在债务人圣运公司和相关担保人的直接责任之后，责任方式应认定为补充赔偿责任。原告债权损失的具体数额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圣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之后方能确定，国信公司对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涉案监管协议约定，监管方违约后，原告有权要求出质方和监管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并要求监管方对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监管协议是原告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而本案监管方的责任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仅为补充赔偿责任，监管协议中关于监管方对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约定显然既免除了原告自己的责任，同时加重了监管方的责任，且排除了监管方依据违约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所能提出的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上述约定的条款无效。原告主张国信公司对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不成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国信公司仅对涉案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息不能清偿的部分负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圣运公司提供的质物存在货物数量、价值不足约定数额的情形，故其以数据造假、以水冒充化工原料的方式欺骗原告和监管方国信公司，导致国信公司与原告虽订立质物监管协议，但因质物不符合约定而无法实现质押监管的合同目的，故国信公司2017年6月9日向原告发出的告知函具备合法的合同解除事由，双方之间的监管关系已于该日起解除。此后，原告在国信公司已发函告知质物可能存在风险并解除监管协议的情况下，执意于2017年7月5日向圣运公司发放了5980万元借款，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损失，该笔贷款不能清偿的损失自然不应由国信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在国信公司发函之前的6月7日，原告已经依据包括国信公司出具的监管凭证在内的等多项担保措施证明文件对圣运公司的商业汇票予以承兑，因而国信公司的告知函并不能为原告避免涉案银行承兑垫款后不能清偿的损失，国信公司对该部分垫款损失应按照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金融借贷双方、担保方及监管方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圣运公司及相关担保人的主债权和从债权法律关系，二是原告与国信公司之间的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圣运公司虽因涉嫌骗取贷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这与金融借贷的主体、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本案应作为民事案件继续审理。国信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于（2018）鲁1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山东圣运化工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2017年莒承字025号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汇票垫款1000万元及罚息、复利（罚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对于未支付的罚息，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计收复利），被告山东国信资产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该案债务人山东圣运化工有限公司及该案中的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负担274292元，由被告山东国信资产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175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公衍义 审 判 员  马德健 人民陪审员  吕象民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