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23民初533号原告：张运峰，男，1989年9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献，黑龙江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廷福，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原告张运峰与被告杨廷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运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献、被告杨廷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运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从被告处转包土地的生产者补贴37212.37元归属于原告。事实及理由：2016年3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转包被告在依安县新兴镇爱农村承包的土地25.85公顷，用于种植水稻，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18年依安县××镇××村民委员会生产者补贴面积核实后，被告提出该转包土地的生产者补贴应该归属于被告，但2017年5月9日黑龙江省出台《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补贴对象是实际生产者，双方因此发生争议。争议发生后，村委会和乡政府决定该补贴暂时由村里申报，待原、被告双方确定补贴归属后再进行发放，因原、被告无法就该补贴归属达成协议，故诉至法院。被告杨廷福辩称，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本案争议土地在签订合同时没有水稻生产者补贴，该补贴是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的，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如果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则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自己是从老百姓手里承包土地转包给原告，从中间赚取差价。本案争议焦点：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应当归谁所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一、原告举示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证如下：1.《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实该合同明确约定原、被告双方对土地承包的年限、坐落位置、价格，该合同书中在2018年1月1日进一步明确约定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由杨廷福签字，并且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执行，该水稻补贴应该由实际生产者所有。被告质证称，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上的签名是杨廷福本人签字，补充条款“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2018年1月1日杨廷福”也是杨廷福本人签名，是双方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的补充，当时不知道有补贴。本院认为，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庭审中认可合同签订后在2018年1月1日双方对于“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2018年1月1日杨廷福”的内容作出补充约定，故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及其中关于上述补充条款的内容予以确认。2.黑龙江省统计局农委财政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上报2018年玉米大豆和水稻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通知》，用以证实该文件明确规定水稻的补贴属于生产者补贴，归实际生产者所有。被告质证称，按合同约定由甲方（杨廷福）所有。本院认为，经法庭反复说明该证据的内容，被告仍未对该证据发表实质性质证意见，亦未举示相反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3.《新兴镇爱民村水稻生产者补贴争议涉及地块情况统计》。被告质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水稻生产者补贴应该归种地者，但是签合同时比较随意没有进行严密约定，签订合同时也没有这个补贴，因签订合同时合同较多，用一个固定的合同形式，没有考虑这么多。本院认为，因《土地承包合同》中有土地地块名称，《新兴镇爱民村水稻生产者补贴争议涉及地块情况统计》为新兴镇爱民村委会针对合同中地块出具，刘建龙系新兴镇爱民村委会村支部书记，其代表村委会的陈述较为客观，且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被告对证据无异议，故对原告举示的该证据予以确认，并确认本案案涉地块合法实际种植面积为367亩。二、被告举示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如下：1.《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甲方为杨廷福、乙方胡井峰），用以证明被告杨廷福与胡井峰签订的合同约定好处归甲方杨廷福。2.证人李某当庭证言，用以证实杨廷福与农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为证人帮忙书写签订，合同中均约定优惠政策归甲方（杨廷福）所有。胡井峰当时与杨廷福签订的合同就是给张运峰承包的，对杨廷福与张运峰签订合同不知情。原告对《土地流转合同》质证称，该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该份合同为土地流转合同，每垧地每年价格6500元，而本案双方争议的土地双方签订的是土地承包合同，每垧地每年价格是7500元，合同的其他内容也不一致，并且该份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无法查实，建议法庭不予采纳。原告对证人李某当庭证言质证称，应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准，证人当庭陈述，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其本人并不知情也不在场。本院认为，证据1《土地流转合同》的甲方为杨廷福、乙方为胡井峰，而非本案原告张运峰，虽合同内容中约定的耕地位置、面积、承包期限与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相一致，但被告庭审中自认原告张运峰为实际种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杨廷福的该自认属于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自认，因此，可认定被告杨廷福与原告张运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依法确认原告张运峰为本案案涉地块的实际种植者，并确认就本案案涉地块，杨廷福与胡井峰之间关于《土地流转合同》未实际履行。原告举示的《土地承包合同》与被告举示的《土地流转合同》关于相同承包地块的价款约定不一致，被告证人李某证言中陈述：“杨廷福与张运峰签订合同我不知道”，可判断证人李某未亲身经历杨廷福与张运峰签订合同的过程，因此，证人李某证言中关于“胡井峰当时与杨廷福签订的合同就是给张运峰承包的”的内容不具有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因被告未举示其他证据证实其关于由胡井峰作为中间人为原告张运峰签订合同的主张，故被告关于胡井峰代张运峰而与被告杨廷福签订合同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另，《土地流转合同》的乙方胡井峰未到庭接受质证，被告证人李某证言亦未能佐证《土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故在客观上无法确认《土地流转合同》（甲方杨廷福、乙方胡井峰）的真实性，故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被告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证据1、2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存在客观关联性，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土地流转合同》及证人李某当庭证言中（胡井峰为张运峰与被告杨廷福签订合同、合同中均约定优惠政策归甲方所有）的内容不予确认。三、本院依职权向依安县××镇××村民委员会村支书刘建龙作出的调查笔录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3月15日，原告张运峰（乙方）与被告杨廷福（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杨廷福将位于依安县××镇××村的苜蓿草地25.85公顷土地转包与原告张运峰耕种，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公顷每年7500元，承包期限自2016年3月15日至2020年12月30日，期限五年，承包款一年一交付，用途为种植水稻，并约定“水田优惠政策归甲方所有”。2018年1月1日，被告杨廷福在《土地承包合同》左下角与原告补充约定“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2018年1月1日杨廷福”。2016年3月15日，即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水稻生产者补贴，水稻生产补贴产生时间为2018年。案涉稻田地的实际种植者为原告张运峰。依安县××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水稻生产者补贴争议涉及地块情况统计》中显示，每亩水稻田生产者补贴95.97元，本案《土地承包合同》中25.85垧土地实际补贴面积为367亩，水稻生产者补贴金额为35220.99元，依安县××镇××村民委员会未就该补贴进行发放。原、被告就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发生争议，诉至本院。本院认为，2016年3月15日，原告张运峰与被告杨廷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因双方已自合同签订日实际履行至2018年，应认定原告张运峰与被告杨廷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签订时成立并生效。以本案现有证据，未显示被告杨廷福与案外人胡井峰另行签订的合同是经原告张运峰同意或事后取得原告张运峰追认，因此，被告杨廷福与案外人胡井峰签订的合同不能对原告张运峰设定权利义务。现原、被告就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发生争议，该争议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而产生，因此，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水田优惠政策”的认定。被告庭审中自认《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15日，故确认《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条款订立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自认“签订合同时没有水稻生产者补贴，本案争议的水稻生产者补贴是在2018年发放”，该自认与本院依职权向新兴镇爱民村支部书记作出的调查笔录相印证，故确认本案双方争议地块的水稻生产者补贴产生时间为2018年。因《土地承包合同》中并未明确“水田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庭审中，双方均自认在合同签订时没有本案双方争议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原、被告在2018年1月1日，对《土地承包合同》进一步补充约定“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2018年1月1日杨廷福”，被告杨廷福庭审中自认该约定内容是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的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合同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应认定该协议补充内容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被告对合同未尽事宜的进一步约定，原告张运峰与被告杨廷福是本案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合同签订时的条款及协议补充内容对双方均应产生约束力，被告杨廷福庭审中主张“当时让我签我就签了，当时不知道有补贴”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水稻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后，双方已对《土地承包合同》中“水田优惠政策”包括的具体内容达成补充协议并进行明确约定，故被告杨廷福关于本案案涉地块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归被告杨廷福与老百姓所有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二、2018年关于本案水稻生产者补贴的性质、发放对象及数额。双方在2016年签订合同时本案争议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并不存在，2018年1月1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国家水稻差价钱、水稻补归种地户2018年1月1日杨廷福”，该协议内容应视为对2018年产生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的明确约定，也可在另一层面认定“水田优惠政策”不包括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故被告主张合同中约定的优惠政策应包含水稻生产者补贴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原、被告在2018年签订的协议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故协议双方应受该约定的约束，并应实际履行。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水稻生产者补贴不属于对土地的补贴，而是政府为提高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针对水稻市场价格给予的水稻差价补贴，也是对水稻实际种植者的直接补贴，因本案双方已明确约定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实际种植者，因此，本案水稻生产者补贴应发放给原告，被告主张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被告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原告张运峰是实际种植者，因此该水稻生产者补贴应该发放给原告，经本院核实，原告张运峰种植的土地的实际补贴面积为367亩，补贴金额为35220.99元，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数额为35220.9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位于依安县新兴镇爱民村的苜蓿草地（实际补贴面积367亩）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35220.99元为原告张运峰所有。案件受理费730元，减半收取365元，由原告张运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佳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