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2民终24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胡美玲，女，195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包头市石拐区供销社退休人员，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业，内蒙古铁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孝峰，男，1951年9月6日出生，汉族，包头市石拐区机械厂退休人员，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系胡美玲丈夫。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范秀楠，女，199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天津市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云，内蒙古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内蒙古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美玲因与被上诉人范秀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18）内0207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美玲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范秀楠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范秀楠承担诉讼费用。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   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超出了范秀楠的诉请进行了判决。一审期间范秀楠请求的事实依据是胡美玲欺诈范秀楠，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了《房屋赠与协议》，故其诉请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的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而一审判决对是否存在“欺诈”以及是否违背真实意思未进行判决，而是适用了有关赠与行为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律规定进行了判决。造成胡美玲就赠与行为是否成立，是否可撤销未进行答辩的法律后果，剥夺了胡美玲的诉讼权利，也造成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   二、一审判决对《房屋赠与协议》的性质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房屋赠与协议与事实不符。该协议的实质是权利转让协议。首先，2016年7月24日签订赠与协议时范秀楠对涉案房屋并未取得物权，其只依据同日签订的《征拆补偿协议书》享有该房的合同权利。所以《赠与协议》应是权利转让协议，将补偿协议中今后取得房屋物权的权利转让给胡美玲。胡美玲依据权利转让行为已经取代了范秀楠在征迁补偿合同的主体身份并向征拆补偿协议的另一方主体主张了合同权利，于2018年9月19日接收房屋占有至今。因合同权利转让一经通知相对方就生效。相对方即征迁人“包头市九原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是认可该合同权利转让行为的。 其次，假设2016年7月24日的《房屋赠与协议》的性质是房屋赠与，如果认定范秀楠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了胡美玲，胡美玲也已经实际入住使用。根据《民通意见》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该房屋赠与也是有效的，只是补办产权手续的问题。这也是《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权利转移”的立法渊源。因此，一审判决撤销房屋赠与协议也是错误的。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根据涉案房屋是征迁补偿房的客观事实，适用了《物权法》第九条规定，完全忽略了在征迁补偿房时根本不存在物权，只是合同权的客观事实，从而混淆了合同权和物权的法律概念，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出现了法学逻辑错误，范秀楠赠与时对涉案房屋根本没有物权，不能办理“赠与”后的物权变更登记。   四、一审判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案结事了”的司法精神，造成了很多法律后果，如房屋已装修怎么办？征迁人将房屋直接交付给胡美玲的这一行政行为的效力又如何认定？造成了实际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等。   范秀楠辩称：一、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是赠与协议，而非权利转让协议。首先，从协议内容看，范秀楠自愿将其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屋赠与胡美玲，而不是将获得房屋的权利转让给胡美玲。在庭审过程中，胡美玲始终表示其与范秀楠签订的是赠与协议，是范秀楠自愿赠与其案涉房屋，这也说明胡美玲认可双方签订的是赠与协议而非权利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范秀楠基于继承取得原拆迁房屋的物权之后，该房屋被征用置换案涉房屋，范秀楠依法享有对案涉房屋的物权，只是在处分时必须经过依法办理物权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该规定只适用对外处分时应办理登记的情形，而不是说范秀楠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因此胡美玲主张该赠与协议的性质是权利转让协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其次，该《房屋赠与协议》未经公证且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赠与房屋的权利也未转移，法院判令撤销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合同法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产交付以登记为准，如果不进行变更登记，房产的权属就没有发生变更。范秀楠在处分案涉房产时，未办理不动产的登记，是不可能与胡美玲完成交付的。拆迁部门给胡美玲领取钥匙，不能等同于范秀楠向胡美玲交付钥匙，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交付要件。另外，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案涉赠与房屋未依《物权法》的规定进行变更登记，视为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符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可撤销的情形，胡美玲主张根据《民通意见》第128条的规定认定该房屋赠与有效，只是补办产权手续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三，案涉房屋属于不动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范秀楠基于对原有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与拆迁办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获得补偿房屋，是对范秀楠原被拆迁房屋征收的一种补偿形式。该形式不会改变范秀楠享有案涉房屋物权的本质，只是在未办理产权证之前不允许进行交易。因此，征拆补偿的房屋仍然属于不动产，适用《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的规定。   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胡美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一审法院的审理没有超出范秀楠的诉求范围且已经给胡美玲充分的答辩时间。一审判决结果也是针对范秀楠的诉讼请求做出，不存在超出诉请进行判决的情况。虽然范秀楠在最初起诉状的事实理由部分表述过胡美玲以欺诈的手段使范秀楠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了《房屋赠与协议书》，范秀楠作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理由。同时范秀楠也引用了《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法院支持范秀楠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调查中，范秀楠宣读起诉状时对事实理由部分关于欺诈的表述进行了删除。胡美玲利用近30分钟的时间对范秀楠赠与其案涉房屋的原因以及案涉房屋已经被胡美玲实际居住不应当撤销的部分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不存在胡美玲未就赠与行为是否成立、是否可撤销未进行答辩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对本案的赠与行为是否成立、是否符合撤销的条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2018年5月24日，胡美玲的女儿通知范秀楠配合办理房屋入住的相关手续时，范秀楠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胡美玲办理入住，但胡美玲还是通过多次去拆迁指挥部闹事的方式领取到钥匙，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因此，其应自行承担因返还房屋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范秀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范秀楠与胡美玲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二、判令胡美玲返还范秀楠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锦绣新城11号楼1单元21层2102室的房屋（含钥匙），价值47042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胡美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范宝华系范秀楠父亲，于2006年5月28日去世。胡美云系范秀楠母亲，于2010年8月12日去世。胡美玲系胡美云的姐姐、范秀楠的姨妈。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区（产权证号：房权证九原区字第**）房屋一套，系范宝华、胡美云于2004年3月11日购买，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包国用2003字第6548号。   2015年1月21日，九原区井坪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始进入上述房屋进行入户调查。2016年6月23日，范秀楠向胡美玲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胡美玲办理：房屋拆迁有关登记及签字手续，代为签署房屋拆迁合同，自主领取拆迁房屋补偿款的相关事宜。同日，范秀楠与胡美玲签订了《房屋赠与协议书》，约定范秀楠自愿将其拆迁所得到的安置房屋赠与胡美玲。2016年7月24日，胡美玲签署了《选房记录单》，预选房记录为：锦绣新城11号楼1单元21层2102号房屋，面积为109.4平方米。同日，胡美玲与包头市九原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签订《九原区井坪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编号J2016-1-3-1-178），约定被征收房屋补偿款为843287元，用于产权调换的政府补贴为197240元，合计为1040527元；产权调换情况为：锦绣新城小区11号1单元21层2102号，面积为109.4平方米，交付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位于锦绣新城小区**楼******房屋（面积为109.4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该房屋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给胡美玲，故范秀楠主张撤销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关于锦绣新城小区11号楼1单元21层2102号房屋的《房屋赠与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范秀楠与胡美玲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二 、胡美玲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范秀楠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锦绣新城小区11号楼1单元21层2102号房屋（面积为109.4平方米）及钥匙。案件受理费8358元，减半收取4179元，由胡美玲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7月24日，胡美玲签的《选房记录单》及胡美玲与包头市九原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签订的《九原区井坪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上记载的被征收人姓名均登记为范秀楠。2018年5月，包头市九原区棚户区搬迁改造现场指挥部办公室通知胡美玲领取案涉房屋的钥匙时，要求范秀楠及胡美玲两个人的证件齐全才能办理收房手续。胡美玲在接到通知后与范秀楠联系让范秀楠提供身份证，范秀楠未同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胡美玲。上述事实有《选房记录单》及《九原区井坪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签订案涉《房屋赠与协议》的事实均无异议，该协议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房屋赠与协议》的法律性质；二、范秀楠主张撤销房屋赠与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此从以下几点分析判断：   一、关于案涉《房屋赠与协议》法律性质的问题。该协议第一条明确载明“范秀楠自愿将其拆迁所分得的安置房即座落于锦绣新城11号楼1单元21层2102房屋赠与胡美玲，胡美玲自愿接受该房屋”。从该条约定内容的文意理解，双方订立赠与合同所确定的标的物是范秀楠因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屋，而非范秀楠获得拆迁补偿房屋的权利。且双方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后，在办理拆迁安置房屋的选房登记以及补偿协议的过程中，在拆迁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仍然是范秀楠，胡美玲始终作为范秀楠的委托代理人办理各项手续，而并非拆迁补偿的权利人。因此，胡美玲提出的双方签订《房屋赠与协议》的实质是权利转让协议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范秀楠主张撤销赠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拆迁办通知领取案涉房屋钥匙的时候，范秀楠与胡美玲已经发生争议，且范秀楠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由胡美玲个人单独领取房屋钥匙。赠与协议的履行应以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标的物为履行要件，而本案在赠与协议所涉标的物即案涉房屋交付之前，范秀楠已经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同意将房屋钥匙交付胡美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让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范秀楠提出撤销赠与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本案所涉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不动产的权利转让应当以登记为要件。本案所涉房屋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之规定，范秀楠在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之前提出撤销赠与的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胡美玲提出的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不应撤销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胡美玲上诉提出的程序违法的问题。范秀楠在一审时的起诉请求就是撤销赠与协议，返还案涉房屋。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判决并未超出范秀楠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胡美玲提出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美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58元，由上诉人胡美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 丽 宏   审 判 员  魏晓燕   审判员  邢 海峰     二Ο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 官 助理  贺   颖    书 记 员  杨     曼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