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3行终8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翟喜林，男，1956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灌阳县。 委托代理人翟小平，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灌阳县公安局，住所地：灌阳县灌阳镇建政路。 法定代表人秦家德，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勇，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海华，灌阳县公安局水车派出所所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公安局，住所地：桂林市秀峰区三多路**。 法定代表人陈荣茂，局长。 委托代理人凌云，桂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郭耀隆，桂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 上诉人翟喜林因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灌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7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翟喜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翟小平，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勇、委托代理人蒋海华，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凌云、郭耀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涉案房屋位于灌阳××水车镇街上，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前系原告翟喜林妻子翟开日家所有，与土改前系翟大福、翟小福家所有的房屋相邻。土改时翟开日及翟大福、翟小福两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农会将两家迁出各自房屋后，水车公社将两家的房屋及另外一座房屋先租赁后无偿划拨给水车供销合作社作门市部使用。1976年，灌阳县人民政府以12781元的价格将三座房屋卖给了水车供销合作社，该社于1996年11月27日将三座房屋办理了桂房证字第40××89号《房产所有权证》。2008年4月，原告及翟大福、翟小福趁水车供销合作社改制之时，以自己家的房屋土改时没有被没收，只是借给水车供销合作社使用为由，强行占据土改前属自己家的房屋至今。2017年12月14日，水车供销合作社与唐相发、王在佳订立《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将含涉案房屋的两宗资产转让给了唐相发、王在佳。二人购得两宗资产后，依法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分别为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6号及含涉案房屋的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7号。陆凤姣、唐辉桂两处不动产的登记为预告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号分别为桂（××）××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006号、桂（××）××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007号，均位于灌阳县××市场路××号。与唐相发、王在佳二人的不动产登记在性质、面积和地理位置上均截然不同。被告灌阳县公安局依法定程序履行职权时所形成的《传唤证》、《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在依法送达原告时，原告拒绝签收。唐相发、王在佳在购得两宗房地产后，委托律师多次与原告及翟大福、翟小福沟通和交涉，但三人拒不退出强行占据的房屋。唐相发遂向水车派出所报案。经水车派出所民警召集三人劝退房屋无效。2018年7月27日，被告灌阳县公安局以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作出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予以行政拘留12日。原告不服，向被告桂林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桂林市公安局经复议后认为，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2018年10月12日，桂林市公安局作出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灌阳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原告依然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灌阳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和桂林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自觉遵守法律和社会秩序，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涉案房屋土地改革前虽是原告翟喜林妻子翟开日家的财产，但土改后已被收归国有，并已由水车供销合作社使用长达数十年直至出资购买为己有。水车供销合作社改制之时，原告在没有通过正当途径变更涉案房屋权属至自己名下的情况下，以涉案房屋是原告妻子翟开日家的，土改时未被没收，只是借给水车供销合作社使用为由，强行占据涉案房屋至今，显然是违法的。唐相发、王在佳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权属后，通过律师与原告多次沟通和交涉，被告灌阳县公安局也召集原告及翟大福、翟小福做思想工作，三人仍拒不退出各自强行占据的房屋亦是违法的。综上，被告灌阳县公安局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恰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桂林市公安局经复议后作出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灌阳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妥，本院亦予以支持。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翟喜林要求撤销被告灌阳县公安局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翟喜林要求撤销被告桂林市公安局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翟喜林上诉称，灌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7行初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灌阳县公安局作出的灌阳县公安局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错误的；维持桂林市公安局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也是错误的。一、灌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清。灌阳县公安局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上诉人占据举报人唐相发、王再佳的房屋。这完全是错误的；灌阳县公安局滥用行政处罚权拘留上诉人也是错误的。(一）翟喜林并非是本案涉案房屋的房主。众所周知，水车派出所的人也知道，本案涉案房屋是翟开日的祖屋，房主是翟喜林老婆翟开日。要抓，也只能抓本案涉案房屋的房主翟开日。在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在双方辩论时说：因翟喜林与翟开日是夫妻，一同居住在本案涉案房屋，翟开日不在，拘留翟喜林并没有错。被告灌阳县公安局的这一说法，没有道理，更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因为是夫妻、也不能因为一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就可以随便抓人。公安机关拘留人犯，必须主体适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执法机关来说，法无规定不可为。在这个问题上，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的失误在于：没有认真审查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拘留人犯，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把不该抓的人也抓了，从而导致灌阳县公安局滥用行政处罚权的错误没有被纠正。然而，一审法院对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没有查清，在一审判决书中只字不提，这是错误的。(二）从法庭调查的事实来看，对灌阳县公安局在具体的执法程序上，没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办这一重要事实也未查清。上诉人翟喜林2018年7月27日在家突然接到水车派出所电话，派出所的人说是有事找。结果翟喜林一到派出所没问上三句话，马上被拘留。水车派出所的人当时是电话传唤，翟喜林到了派出所后直至把翟喜林扭上车前送到灌阳县拘留所，也未出示任何传唤证和拘留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关于“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规定。直到上诉人翟喜林被抓走，送到灌阳县拘留所后第二天，原告老婆翟开日才接到水车派出所的电话，叫去派出所拿一份《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特别要指出的是，翟喜林被拘留时，公安机关也并未出示《拘留证》或《拘留决定书》，直至翟喜林被拘留12天后，放出来也未给《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只是拘留所发给了一张《解除拘留证明书》。这是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7条关于“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的规定。在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出示的所谓翟喜林《传唤证》、《拘留处罚决定书》、《处罚程序审批表》等都是事后补做的，《传唤证》、《拘留处罚决定书》上注明：翟喜林拒绝签字。这正好说明，上述《传唤证》、《拘留处罚决定书》是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事后补做的。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认定，这是错误的。二、本案所涉房屋是上诉人翟喜林老婆翟开日的祖产，不存在占据唐相发、王在佳的房屋。(一）本案所涉房屋是原告翟喜林老婆翟开日的祖产。解放前，原告老婆翟开日家有两间铺面。翟开日的母亲蒋秋珍，是烈士蒋赤魂的女儿。蒋赤雄生前是武汉恽代英教导团成员，于1928年8月牺牲，其女儿蒋秋珍出嫁到水车后一直从事手工织布，是手工业者。根据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四条关于“国家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该房屋属于工商业者财产，不在没收之列。因而水车村农会土改时没收了一间，留下一间铺面给翟开日父母从事织布等工商业。正因为如此，1952年灌阳县人民政府为翟开日之父翟宏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由此可见：涉案房屋是翟开日的祖屋。(二）涉案房屋是当年水车供销社借用翟开日母亲蒋秋珍的。1、1953年水车供销社成立之初，没有营业场所，是水车供销社第一任主任时绍行通过水车村农会借用蒋秋珍的。水车供销社第一任主任时绍行为此写了《证词》。2、水车村村委、水车村土改当时第一任村支书翟宏龙、副村支书翟神助、水车村当时农会干部、村农会副主席翟伯喜、村农会干部主管民兵工作的负责人翟明兆等都对此作了证明。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是水车供销社借用翟开日母亲蒋秋珍的。(三）从水车供销社自己提供的水车供销社于1981年6月在《广西供销系统固定资产明细表》看，并没有涉案房屋的记载。这进一步证明：涉案房屋在1981年6月以前不属水车供销社所有，而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三、唐相发、王在佳通过所谓竞拍取得翟开日铺面，完全是虚假事实，有意造假。据上诉人律师调查：灌阳县供销社并没有拍卖水车供销社房产的记录，灌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也无该房屋拍卖成交记录。再说，根据灌阳县人民政府灌证函（2007）66号文件精神，拍卖供销社房产，供销社职工有优先权。唐相发、王在佳不是供销社职工，根本就无权参与拍卖竞标。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7号房屋并没有拍卖的事实，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7号房屋也并不是唐相发、王在佳所有，而是陆凤娇、唐辉桂的房产，并且该房屋不在水车，而是在文市。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这一虚假事实，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桂林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灌阳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未予查清、不予认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这完全是错误的。为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85条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依法撤销灌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7号行初17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告灌阳县公安局作出的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撤销桂林市公安局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维护上诉人翟喜林的合法权利。 被上诉人灌阳县公安局答辩称，一、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唐相发与王在佳二人在2017年12月，依法购得灌阳县水车镇水车供销社位于水车街上的两处房产和土地，并依法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但购买的这两处不动产被翟喜林、翟小福、翟大福等人强占。经唐相发与王在佳委托律师多次沟通和我局水车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做工作，翟喜林、翟小福、翟大福等人拒不搬出。翟喜林与翟开日是夫妻，共同居住在唐相发与王在佳购得的房屋中，拒不搬出。翟喜林与翟开日是共同违反治安管理（寻衅滋事）的行为人，对翟喜林的处罚是正确的。从户籍证明、询问笔录、音频资料等证据就能证实翟喜林的主观故意和违法事实。二、我局对翟喜林的处罚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2018年7月27日上午，水车派出所民警持《传唤证》到翟喜林家传唤翟喜林，但翟喜林没在家。水车派出所民警才打电话给翟喜林讲找他有事要问一下。翟喜林到水车派出所后办案民警依法向其送达了《传唤证》，还按规定电话通知了其妻子翟开日，之后进行了询问。在处罚前告知了其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翟喜林先后拒绝在《传唤证》、《询问笔录》、《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后面办案民警向其宣告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翟喜林也是拒绝签字。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办案民警在《传唤证》、《询问笔录》、《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了情况。次日（7月28日），办案民警向翟喜林的家属伍元华送达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从同案被处罚人翟小福提交的申请复议材料中所附的《处罚决定书》来看，办案民警对没执行拘留的翟小福都宣告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有什么理由对送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的翟喜林又不宣告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呢？另外，如果没有翟喜林的《处罚决定书》，灌阳县拘留所是不会收拘翟喜林的，也不会出具《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给办案单位。还有，我局办理案件是在区公安厅的广西警综平台上流转办理，该系统严格按规定设置了办案流程和审批流程，只有经过相应的办案流程和审批，才能打印出相应的法律文书。办案的内部审批报告存在系统中，一般不打印，需要时才打印出。所以，翟喜林称我局在办案程序上，没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与事实不符。三、我局作出处罚决定的证据之一：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7号《不动产登记证》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称该《不动产登记证》是假的，所登记的房屋不是唐相发、王在佳所有，而是属陆凤姣、唐辉桂所有，并且该房产不在灌阳县水车镇而是在文市镇。但并没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为了进一步证实该《不动产登记证》的真实性，我局申请灌阳县人民法院向灌阳县不动产登记局调取了相关资料。灌阳县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关于灌阳县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函的复函》，证明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7号《不动产登记证》登记的不动产包含涉案房屋，属唐相发、王在佳所有。灌阳县人民法院在其档案室查询到的（2010）灌行初字第7、9号《行政判决书》、（2011）桂市行终字第31、3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了涉案房屋历史沿革、权属变迁，以及被上诉人翟喜林强行占据的事实。在一审开庭审理时，我局将该桂（××）××县不动产权第0001006、0001007号《不动产登记证》二本原件提交法庭进行了质证，翟喜林及其代理人对该《不动产登记证》二本原件没提出异议。综上所述，我局对上诉人翟喜林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我局的处罚决定，驳回上诉人翟喜林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答辩称，一、桂林市公安局办理该起行政复议案件符合法定程序。2018年8月27日，桂林市公安局收到上诉人翟喜林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同日，经初步审查后，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决定予以受理。8月31日，桂林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要求灌阳县公安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9月5日，灌阳县公安局向桂林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状及有关材料。10月12日，桂林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六十日内，作出市公复决字（2018）000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0月17日，桂林市公安局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因此，桂林市公安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要求办理了该起行政复议案件，该局办理此行政复议案件合法合规。二、桂林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我局经复议后查明：1、该案发生在灌阳县公安局水车派出所辖区内，根据《人民警察法》第六、第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灌阳县公安局对本案管辖具有法定职权。2、上诉人翟喜林寻衅滋事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灌阳县公安局对该案的查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其行政行为应予维持。2、桂林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作出了维持灌阳县公安局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所述，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行政复议决定。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灌公行罚决字（2018）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适当。 第1，关于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首先，根据涉案房屋所展现的权利外观，唐相发、王在佳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灌阳县不动产登记局《关于灌阳县人民法院协助查询的复函》，证明桂（××）××县不动产第0001007号《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的不动产包含涉案房屋，属唐相发、王在佳所有）。翟喜林未经所有权人许可而长期占有、使用其房屋拒不搬出的行为，侵犯了唐相发和王在佳的房屋所有权。后经唐相发报案，灌阳县公安局依处罚程序拘留了侵权人翟喜林，拘留对象正确。其次，上诉人翟喜林在上诉状中陈述涉案房屋乃是其妻子祖宅，此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的审查对象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在桂（××）××县不动产第0001007号《不动产权证书》未被依法撤销前，即为有效，唐相发、王在佳即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 第2，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灌阳县公安局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灌阳县公安局依法进行了传唤、询问和处罚前告知，可以认定灌阳县公安局并无程序上的违法。上诉人提出的“直至被拘留12天后，放出来也未给《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现有的证据都是事后补做的”，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已自认，虽然自己未在《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上签字，但办案民警已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对其进行了宣读。 第3，关于实体处理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灌阳县公安局可以在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进行处罚。灌阳县公安局根据上诉人翟喜林的违法情节对其处以12日的拘留处罚，具有法律依据，且是适当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翟喜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 军 审 判 员  邓少荣 审 判 员  吕 明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万 强 书 记 员  雷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