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行终12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兴安县溶江镇一甲村委第1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贵发，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冬林，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典良，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兴安县三台路**。 法定代表人黄钦，县长。 委托代理人莫小英，兴安县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唐昌尧，兴安县调处办主任科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 委托代理人潘昌裕，桂林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艺黎，桂林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溶江镇廖家村委第1、2、3、4、5、6、7、8、9、10、11、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明生，第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凌辉，第2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水发，第3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灵安，第4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代斌，第5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新平，第6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小清，第7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孝逊，第8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艾又发，第9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金城，第10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新德，第1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廖足云，第12村民小组组长。 以上十二位一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小丽，广西宁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一甲村委第15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沙江村）因其诉被上诉人兴安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行初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沙江村的诉讼代表人杨贵发及其委托代理人陆冬林、蒋典良，被上诉人兴安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莫小英、唐昌尧，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潘昌裕、周艺黎，一审第三人兴安县溶江镇廖家村委第1、2、3、4、5、6、7、8、9、10、11、1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廖家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小丽及1-11组的诉讼代表人廖明生、廖凌辉、廖水发、廖灵安、廖代斌、廖新平、廖小清、廖孝逊、艾又发、廖金城、廖新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沙江村与廖家村争议山场为庙湾子水源岭（诉讼中沙江村又称其为沙江漕水源山，廖家村称四涔水源山）。山场范围：东从海拔1078米处高地向北沿小山脊至1011.7米高地，再到918米处沿山脊向北至920.5米高地，再向东北沿山脊至916米高地，再向北至839.5米高地，再沿银矿山大脊向北至807米处高地，再向北至767米处高地，再沿山脊向北至廖家村称的一涔漕（沙江村称二涔漕）山脊交汇处；东北从一涔漕（沙江村称二涔漕）沿漕下至大江与广西732筹备处山场（拉了铁丝网）为界；南从1078米处高地（沙江村称仙人下棋）向西沿瓦磘岭头山脊至1002米处高地，再向西沿山脊至947.1米高地，又向西沿山脊至西边界线交汇处；西从南边界线交汇处向北沿山脊（沙江村称鸡子山脊）到898米处高地，再向北沿山脊到862.5米处高地，再到864.7米处高地（水源岭），再向西沿山脊至781米处高地，再沿山脊至670.3米处高地，再沿山脊至625.5米处高地，再沿山脊至485.4米处高地，再沿山脊至427.2米处高地，再沿山脊至387.5米处高地，再到广西732筹备处山场（拉有铁丝网）为界，面积约2510亩。此范围下半部分约四分之三的山中有松树、竹子、杂树等林木，上半部分约四分之一的山中基本为杂草、灌木。争议山场北半部分（下节山场）有四条基本平行的山脊，从东往西依次廖家村称为一涔、二涔、三涔、四涔，所以廖家村称争议山场的下节山场为四涔水源山。与争议山场下节相邻的东面山场，其山脊与争议山场下节中的四条山脊基本平行，沙江村将东面山场与争议山场的四条山脊统称为庙弯子水源山，自东往西依次称为一涔、二涔、三涔、四涔、水涔。即沙江村称的一涔在争议山场之外的东面山场，沙江村称的二涔，廖家村才称为一涔，沙江村称的三涔，廖家村称为二涔，沙江村称的四涔，廖家村称为三涔，沙江村称的水涔，廖家村称为四涔。争议山场的四至范围，沙江村和廖家村均无异议，对瓦磘岭头大脊、水源岭、猪婆石的位置，双方意见一致，对仙人下棋、木皮厂、万岁漕、海拔1020米、1170米、917米、850米的位置双方意见不统一，特别是仙人下棋的位置争议较大。沙江村认为仙人下棋在海拔1078米处，是一个点；政府处理过程中，廖家村认为仙人下棋在争议山场东面界线中的海拔839.5米处，为一个点；二级政府认为仙人下棋是从海拔850米到917米再到山顶1170米的这条山脊。诉讼过程中，廖家村改变原来主张的仙人下棋位置，认同二级政府认定的仙人下棋位置。由于对这些地名的位置有争议，导致双方对二份“78协议”文字记载的界线走向有不同的理解。 争议山场在解放前的权属情况，沙江村以其村民在大汉辛亥年的买契为据，认为争议山场在解放前是沙江村村民的价买山场。廖家村认为买契记载的是一块山场，而非整座山场，即沙江村所称的一涔山场，位于争议山场之外的东面山场。廖家村未提供解放前争议山场属其所有的有效证据。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对争议山场的权属确定情况，沙江村与廖家村均未提供书面凭证。沙江村主张1986年廖家村月光洞村几位村民在争议山场中砍柴烧炭，经溶江镇政府派干部刘名友、伍发东等人处理，将争议山场处理归沙江村所有。本纠纷发生后，兴安县林业局的办案人员向刘名友、伍发东作了调查，刘名友、伍发东证实沙江村所讲属实，但溶江镇政府当时处理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廖家村未提供争议山场在解放后政府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 对于争议山场权属的佐证证据，沙江村和廖家村双方均认可二份“78协议”。第一份“78协议”是1978年4月25日兴安县林业局与沙江村所属的一甲大队及背头沅、七队、沙江村签订的由一甲大队相关生产队划山给摩天岭林场的协议，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至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然后由此沿脊至与廖家大队山场交界……”。按此段文字内容，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沿脊至廖家大队山场一线以东的山场原属一甲大队，1978年4月25日后划归摩天岭林场。此协议未涉及到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沿脊至廖家大队山场一线以西的争议山场的权属。第二份“78协议”是兴安县林业局与廖家大队于同日签订的由廖家大队划分山场给摩天岭林场的协议，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在本大队东山境内接一甲大队划定线仙人下棋917米山头起，由此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按此段文字内容，仙人下棋917米山头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一线以东的山场原属廖家大队所有，1978年4月25日后划归摩天岭林场。此协议未涉及到仙人下棋917米山头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一线以西的争议山场的权属，但从此协议可认定争议山场相邻的东南面山场是廖家所有的山场，争议山场相邻的南面、西南面的山场属廖家所有沙江村无异议。沙江村还提供了以下佐证争议山场属其所有的证据：1.《一甲公社社会主义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记载的“……沙江漕……等水源山一带由公社管理”，沙江村认为这里的沙江漕就是争议山场，这里的公社指一甲公社，因此争议山场是一甲大队所有的山场，而不属廖家大队所有；2.1970年，广西732筹备处向沙江村征收争议山场相邻的北面山场的协议书，认为被征收的山场与争议山场是一座整体山脉，被征收部分是山脉的下节，争议山场是山脉的上节，向沙江村征收了与争议山场为同一座山脉的一部分，说明争议山场也是沙江村所有的山场；3.一甲大队的土壤图、现状图和廖家大队的现状图，认为政府部门官方绘制的土壤、现状图，将争议山场绘制在沙江村的土壤、现状区域内，说明争议山场是沙江村的；4.法院对争议山场相邻的银矿山所作的生效判决认定银矿山“南凭水涔头大脊与沙江山场倒水为界”，沙江村认为这里的“沙江山场”就是争议山场，在2005年已认定为沙江村所有，廖家村当时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廖家村除“78协议”外未再提供其它证据佐证争议山场全部或部分属其所有。 对争议山场解放后的管理使用情况，沙江村提供了发包争议山场中的松树给他人钩香的合同、发包争议山场给廖家村村民李平华承包的合同，证实沙江村阻止廖家村月光洞村民在争议山场砍柴烧炭的刘名友、伍发东等人的调查笔录，在争议山场北面山脚处修建滚水坝，与广西732筹备处共同维修争议山场以北山脚处水渠的协议，以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这些证据均客观真实，说明沙江村对争议山场有一定的管理使用事实。廖家村未提供客观真实的管理使用争议山场的证据。 另查明，廖家村原属灵川县管辖，1960年4月划归兴安县溶江镇廖家大队管辖，廖家村称争议山场系其从灵川县带入兴安县，无证据证实，沙江村又予以否认。沙江村认为廖家村从灵川带入兴安县的是瓦磘岭头大脊倒水以南的东山山场。另外，争议山场的水源是沙江村及廖家村等村的农田灌溉用水。 2011年林改时，廖家村申请兴安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登记办证，引发双方对争议山场的权属纠纷，2013年，沙江村申请兴安县人民政府确权。2016年9月26日，兴安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双方均无有效证据证实争议山场属己所有，根据沙江村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和“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兴政行处字[2016]第1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全部确权归沙江村。廖家村不服，申请桂林市人民政府复议。复议机关以兴安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没有通知廖家村村民小组长参加，廖家村参加现场勘查、调解的村民未有廖家村负责人授权，因而程序不合法，作出市政复决字[2017]70号复议决定，撤销兴安县人民政府的13号处理决定，并指令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确权。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确权期间，处理机关由原兴安县林业局变更为兴安县调处办，并于2017年8月9日作出《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兴政行处字[2017]第08号（以下简称8号处理决定），认为无证据证实争议山场在解放后属哪一方独有，争议山场东南、南面、西南面的相邻山场均是廖家村所有的山场，争议范围内从东边界线中海拔917米（现地形图中标注为海拔916米）的山头向西，与西边界线水源岭864.7米处高地相连接一线的北面为水源山。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将争议山场及其林木划分确权，即从东边界线上海拔917米（现地形图为海拔916米）向西直线至水源涔864.7米高地一线作为分界线，界线以北约1860亩的争议山场山林所有权归沙江村和廖家村共有的水源山，界线以南的约650亩争议山场的山林所有权归廖家独有。沙江村不服兴安县人民政府的8号处理决定，申请桂林市人民政府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3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兴安县人民政府的8号处理决定。沙江村不服，提起本案之诉，请求：撤销8号处理决定及23号复议决定；判令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解放后政府对争议山场的划分确权情况，争议双方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双方提供的二份“78协议”，真实性、有效性双方均认可，但二份“78协议”只涉及了争议山场东面界线中的一段。第一份“78协议”记载的涉及争议山场的一段界线为“……至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然后由此沿脊至与廖家大队山场交界”，这里的“廖家大队山场”在何处，未明确。第二份“78协议”记载的涉及争议山场东面的一段界线为“接一甲大队划定线仙人下棋917米山头起”，说明第一份“78协议”在争议山场东面界线的南端终点为海拔917米山头，第二份“78协议”已明确了“廖家大队山场”的起点就在海拔917米山头，此山头以南以东的山场即是廖家村划分给摩天岭林场的山场，而且二份“78协议”涉及争议山场东面界线的这一认定与《银矿山确权示意图》相符。因此，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山场在解放后政府未确过权，二份“78协议”佐证了与争议山场相邻的东南面山场属廖家村所有，南面和西南面山场沙江村认可是廖家村所有的山场，917米山头与水源涔864.7米高地连线以南的山场为荒山而非水源山这些事实，将917米山头（现地形图为海拔916米）与水源涔864.7米高地连线以南的山场确权给廖家村独有，合法。此线以北的争议山场，沙江村虽对此部分山有一些管理使用事实，并且917米山头以北以东的银矿山原属一甲大队一方所有，但是917米山头与水源涔864.7米高地连线以北的山场是包括沙江村、廖家村在内几个自然村的灌溉水源山，国家不允许砍伐此山中林木，兴安县人民政府将此部分山场确权为沙江村和廖家村共有的水源山，并未违法，也无不当。沙江村主张约2510亩的争议山场全部归己所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沙江村虽然对争议山场下节的水源山有一定的管理使用事实，兴安县人民政府已充分考虑和尊重了沙江村这些管业事实，确定了沙江村是大部分争议山场的权利人之一。 沙江村称温国光律师曾作为2005年银矿山纠纷案中廖家村的代理人，兴安县人民政府聘请其全程参与本纠纷的处理，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回避规定，程序违法。温国光律师虽曾作过廖家村的代理人，但其与争议山场的权属无任何利害关系，且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是政府的集体意志，温国光作为律师只能提供法律服务，无权决定争议山场的权属，其不是上述条例规定的应该回避的人员。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沙江村和廖家村均无异议，其维持兴安县人民政府的被诉确权决定也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沙江村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沙江村上诉称：一、关于争议地所有权的问题。上诉人提供的《特别契纸》《尾契》《分炊合同》《一甲公社社会主义教育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溶江公社一甲大队现状图》《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现状图》等书面凭证以及若干份调查笔录和其他材料皆能证明争议山场为上诉人所有。兴安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相关证据也明确了争议山场为上诉人所有。二、关于争议山场的管业问题。争议山场自上诉人原始购得以来，一直处于上诉人的管业中，管业的证据确凿。廖家村没有提供任何对该争议山场的管业证据。三、关于1978年协议问题。1、第一份“78协议”是上诉人沙江村等三方与摩天岭林场签订，仅对协议四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本案第三人无约束力。第二份“78协议”仅限廖家大队和摩天岭林场两方之间有约束力，对上诉人和一甲大队、背头村没有约束力。2、兴安县人民政府8号处理决定用“78协议”签订8年后出版的且与出版前比例标尺不一致的地图判断第二份“78协议”仅为文字表述的高度，与《溶江公社一甲大队现状图》《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现状图》的标注高度有差异。兴安县人民政府认定的第二份“78协议”的界线走向与实际不符。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8号处理决定及23号复议决定；3、判令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权决定。 被上诉人兴安县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与第三人都没有提供解放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确定过权属的书面凭证。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两份“78协议”是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协议。依法可以作为本案争议山场确权的参考凭证。两份“78协议”记载的摩天岭林场与一甲大队及寥家大队的山场界线，证实了部分山场权属界线清楚，但都不能证实争议山场是各自独有，本政府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勘查纠纷现场，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在双方没有提供有效书面证据证实争议山场权属的情况下，本政府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依法对本案争议山场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二）关于“78协议”的问题，上诉人的观点错误。第一份“78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至仙人大棋下方850米高地，然后由此沿脊到与廖家大队山场交界……”。上诉人在签订第一份“78协议”时，已认可其山场与第三人廖家山场交界，即与争议山场相邻。第二份“78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在本大队东山境内接一甲大队划定线仙人下棋917米山头起，由此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第二份“78协议”证实第一份“78协议”记载的与第三人廖家交界的山场，从917米山头起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此界线以东的山场原属寥家大队所有，在第二份“78协议”签订后，已划归摩天岭林场。两份“78协议”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的山场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终点只在917米山头处。同时，两份“78协议”证实，从917米山头起以东以西以南的山场都属第三人廖家所有。两份“78协议”对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以西以北的山场没有涉及。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用“78协议”签订8年之后才出版的，且与出版前比例尺标准不一致的地图判断其中一个仅属文字表述的高度(指第二份“78协议”），与《溶江公社一甲大队现状图》和《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现状图》的标注高度还有差异。答辩人采信的等高线地形图，是经咨询权威机构广西勘测设计院，现行用的1：10000等高线地形图，是在我区最早时出版的地形图上修订并一直沿用的，与“78协议”签订时的等高线地形图没有明显变化，且该地形图标注的海拨高度是一致的。上诉人提供的《溶江公社一甲大队现状图》和《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现状图》不是权威机构绘制的，该图标注还特别说明了不作权属依据。（三）上诉人关于争议山场所有权的问题提供的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提供的争议山场历史变迁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属上诉人所有。2、关于争议山场的管业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归其管业。争议山场是水源山，上诉人与第三人的水田都需争议山场的水源灌溉。上诉人提供的管业证据效力低于“78协议”。因此，答辩人在查明以上事实的情况下，依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处理本案争议山场权属，没有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8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1、上诉人与第三人都没有提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确定过权属的书面凭证，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系解放前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规定，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合法证据;上诉人认为1962年“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场已固定给其集体，但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1970年与七三二储备处签订的两份协议与争议山场无关，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上诉人提供中华民国39年《捷报》和1952年黄瑞云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本案争议山场无关，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2、上诉人提供的兴安县人民法院(2005)兴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桂市行终字第120号行政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判决涉及的银矿山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供的一甲大队土壤图和现状图与本案无关，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合法有效凭证。3、上诉人提出1996年在争议山场种植了多处毛竹，但没有提供书面凭证证实;上诉人与李平华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属李平华个人行为，包括《公证书》并不能证明争议山场权属上诉人所有，且李平华已作出声明，对承包山场的权属其并不知情;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合法有效凭证;上诉人认为1986年上月光洞村民王在成在争议山场源头烧炭，双方发生争议，当时溶江政府作出了将争议山场处理给上诉人的决定，但没有提供书面材料证实;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和村规民约并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有效凭证。4、1978年兴安县林业局、溶江公社革委与廖家大队签订的《国营么天岭林场山界协议书》及与一甲大队背头园、沙江队签订的《国营么天岭林场山界协议书》是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协议。从两份协议记载的摩天岭林场与一甲大队及廖家大队的山场界线看，仙人下棋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山脊;两份协议记载的摩天岭林场与一甲大队及廖家大队的山场界线是相吻合、明确的，即仙人下棋917米山头的西南方为廖家大队所有的山场，但对917米山头沿脊的西北方山场权属没有载明。上诉人与第三人认为仙人下棋是一个点，与现场实地不符，双方的观点都不成立。双方当事人均认为自己有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并互相否认对方的管业事实，但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管业事实凭证。单凭两份协议不能认定争议山场属上诉人或第三人一方单独所有。上诉人与第三人均认可水源岭((地名的位置为地形图标注的位置。争议山场四至界线相邻的东南边、南边、西南边属第三人所有的山场。争议山场从东边界线917米山头向西与西边界线水源岭(864.7米处高地)相连接的界线以北为水源山场，与现场实地相符。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因此，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桂林市人民政府经审理予以维持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第三人廖家村陈述称：（一）本案兴安县政府8号处理决定，按照双方当事人提供并认可的两份“78协议”确认争议山场的南面部分权属归廖家村，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规定。而争议山场北面部分，由于双方当事人都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的证据材料，双方又都有现实管业的证据材料，兴安县人民政府按时“三个有利于”原则将该部分土地确权归双方共有亦无不当。（二）上诉人沙江村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确认本案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兴安县人民政府不予采信符合规定。1、沙江村提供的1911年《特别契约》《尾契》、1949年8月20日《分炊合同》属于解放前的契约，依法是不能作为确认权属的证据材料的。2、1962年《一甲公社社会主义教育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1970年七三二单位和一甲公社征收协议、《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现状图》《土壤图》均不能证实与本案争议土地有关联。3、兴安县人民政府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的问题。从证据效力上来看，证言和笔录更多的带有主观色彩，效力远远比不上双方提供的两份“78协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三）由于沙江村在政府调解时自认争执山场属于集体水源山，并提供《山场承包合同》《村规民约》等证据证实进行了部分管业。而廖家村也提供了《风电项目征地协议》《砍坑木合同》《烧炭合同》《东山护林协议书》《村规民约》等证据，足以证实廖家村对争执水源山进行了实际管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将争执山场土地的北面部分确权归沙江村和廖家村集体共同共有，更能保护森林植被，涵养水源，更充分体现了在证据基础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兴安县人民政府8号处理决定合法，一审判决正确，应当得到维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本院予以确认。除一审判决对二份“78协议”与本案争议山场关联界线以西的权属认定外，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第一份“78协议”即1978年4月25日兴安县林业局与溶江公社革委、溶江公社一甲大队背头沅队、沙江村、七队签订的《国营么天岭林场山界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根据县革委（78）005号文件批示，县林业局派员与溶江公社一甲大队革委及有关生产队协商，实地勘察同意：一、在本大队境内东部大山，接与灵坛大队划定线梅子堰起……至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然后由此沿脊至与廖家大队山场交界。在此界线以上荒山（个别有灌木）由国营么天岭林场经营管理”。 第二份“78协议”即1978年4月25日兴安县林业局与溶江公社革委、溶江公社廖家大队签订《国营么天岭林场山界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根据县革委（78）005号文件批示，县林业局派员与溶江公社廖家大队革委协商，实地勘察，同意在本大队东山境内接一甲大队划定线仙人下棋917米山头起，由此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然后向东南140°方位越过万岁漕直至1170米高山头。在此界线以上荒山（大队公山），由国营么天岭林场经营管理。” 还查明：2016年8月9日，兴安县林业局向刘名友（1979年至1992年任溶江镇司法办主任）调查笔录载明“刘名友：关于一甲村委沙江村与廖家村委上月光洞村发生争执山林土地一案，我还记得蛮清楚。当时是1986年廖家村委上月光洞村去水源头砍炭材，一甲村委沙江村提出异议，于是向溶江镇司法办反映。我作为溶江镇司法办主任组织一甲大队干部伍发东、周国兴及政府政法委书记张学财（已故）、派出所刘希明、廖家大队干部廖凤祥、廖孝继（已故）等人去现场勘界”、“现在他们如何争执我不清楚，他们的界线是以仙人动棋山脊为断，以南属廖家1-12村民小组，以北属沙江村和一甲相关生产队的山场。1986年上月光洞烧炭的位置就是在仙人动棋以北的山场”。 2016年8月18日，兴安县林业局向伍发东（1980年至1986年任一甲村委干部，1986之后在溶江镇等各乡镇任职，2002年在县经贸局退休）调查笔录载明“我们当时看完现场后，就制止廖家方村民在仙人动棋以北的山场继续砍伐杂木，不允许廖家方砍材烧炭。因为一甲山场与廖家山场是以大山脊天然界限倒水为界，廖家方砍伐的地点确实在倒水的北边沙江村山场内。通过我们的处理，廖家方就没有再到山场上烧炭”。 本院认为：(一)关于争议山场确定权属的依据问题。本案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涉案的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各历史时期经人民政府确权的依据。但在兴安县人民政府确权调处时，争议双方均提供了二份“78协议”，且对该二份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双方均予以认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虽然涉案二份“78协议”并不是本案争议双方共同签订的，但该二份“78协议”均系因建设国营摩天岭林场由兴安县林业局派员分别与溶江公社革委会、溶江公社一甲大队相关生产队及廖家大队协商签订，经兴安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查，确认该二份“78协议”的界线均涉及本案争议山场，故该二份“78协议”可以作为确定本案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同时，虽然争议双方对二份“78协议”记载的地名、位置（高程点）有争议，导致双方对二份“78协议”文字记载的界线走向有不同的理解，但二份协议界线以东为国营么（摩）天岭林场经营管理，界线以西应为一甲大队和廖家大队是清楚的。关于第一份“78协议”的界线问题。该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至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然后由此沿脊至与廖家大队山场交界，在此界线以上荒山（个别有灌木）由国营么天岭林场经营管理”。因签订该协议的一方为兴安县林业局（摩天岭林场），另一方为溶江公社一甲大队背头沅队、沙江村、七队，可以认定第一份“78协议”划定的界线以东的山场原属一甲大队，1978年4月25日后划归摩天岭林场，界线以西山场应当属一甲大队。关于第二份“78协议”的界线问题。协议记载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界线为“……在本大队东山境内接一甲大队划定线仙人下棋917米山头起，由此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然后向东南140°方位越过万岁漕直至1170米高山头。在此界线以上荒山（大队公山），由国营么天岭林场经营管理。”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划定的界线以东的山场原属廖家大队所有，1978年4月25日后划归摩天岭林场，界线以西的山场应当属廖家大队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第一份协议“未涉及到仙人下棋下方850米高地沿脊至廖家大队山场一线以西的争议山场的权属”及第二份协议“未涉及到仙人下棋917米山头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一线以西的争议山场的权属，但从此协议可认定争议山场相邻的东南面山场是廖家所有的山场”。一审判决认定二份“78协议”未涉及界线以西的权属，与签订协议的目的不相符，亦不符合常理。且一审判决对二份“78协议”界线以西的权属认定标准不一致，属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另，兴安县政府一审提供的证据13、14，即兴安县人民法院（2005）兴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桂市行终字第120号行政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判决，及《银矿山确权示意图》，证实上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确定“银矿山”的四至范围中有“与沙江山场倒水为界”，结合《银矿山确权示意图》，可以证实本案争议山场东面界线有部分与“银矿山”西面界线相接壤。本案兴安县人民政府8号处理决定未认定上述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争议山场的管理使用情况。上诉人沙江村提供的《山场承包合同》，证明其将争议山场发包给一审第三人村民李平华承包钩松香；刘名友、伍发东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沙江村阻止廖家大队月光洞村民在争议山场砍柴烧炭的事实；滚水坝照片，证实沙江村于2008年在争议山场北面山脚处修建滚水坝；1987年与广西732筹备处签订《维修沙江村水渠协议书》，证明共同维修争议山场以北山脚处水渠的事实；以及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以上证据证实上诉人对争议山场有一定的管理使用事实，但一审第三人廖家村未提供客观真实的管理使用争议山场的证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的规定，沙江村对争议山场的管理使用事实，应当作为本案争议山场确定权属的参考依据。 综上，兴安县人民政府8号处理决定认定涉案二份“78协议”真实有效，并依据第二份“78协议”确定的界线将“917米山头向东沿木皮厂山脊上至1020米山头一线以西的涉及争议山场的山林权属确权归廖家所有，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兴安县人民政府在认定第一份“78协议”的真实有效性后，仅以争议山场为水源山为由，将第一份“78协议”界线以西的涉及争议山场的林地确权归争议双方共有，事实不清且法律依据不足，同时还忽略了上诉人沙江村对争议山场的管理使用事实，及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银矿山”界线“与沙江山场倒水为界”的事实，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第三十五条（二）项的规定。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3号复议决定维持8号处理决定亦不当。一审判决驳回沙江村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03行初7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兴安县人民政府兴政行处字[2017]第08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第（一）点； 三、撤销桂林市人民政府市政复决字[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 四、由兴安县人民政府对兴政行处字[2017]第08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第（一）点涉及的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五、驳回上诉人兴安县溶江镇一甲村委第15村民小组关于撤销兴安县人民政府对兴政行处字[2017]第08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第（二）点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兴安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威助 审 判 员 宋玉杰 审 判 员 黄碧辉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方虞雅 书 记 员 王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