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民再97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贾泽霖，男，199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柳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亚军，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斌孩，男，196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柳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震，山西华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贾晓峰（贾泽霖之父），男，196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柳林县。原审第三人：刘紫梅（贾泽霖之母），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申诉人贾泽霖因与被申诉人杨斌孩，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复查[2017]14000000001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晋民抗28号民事裁定书，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史永升、范玮娜出庭。申诉人贾泽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亚军、被申诉人杨斌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本案的焦点是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是贾泽霖的个人财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一）关于“本案中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于2008年以上诉人贾泽霖的名义购买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时，上诉人贾泽霖系未成年人，其民事行为仍由其父母即原审第三人代理，因此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成立赠与”的认定，确有错误。二审判决认为，“合同法的赠与是一种交易行为，交易必须由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属于将民法上的“赠与”和“赠与合同”相混淆。应明确的是民法上的“赠与”和“赠与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应注意作为财产变动原因的赠与和产生给付义务的赠与合同的区分。“赠与”一词可以在“赠与原因”与“赠与约定”（即产生赠与人给付义务的债权合同）两层含义上使用。在财产法体系上，二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不应混淆。“赠予原因”的功能主要是为已经发生的财产变动提供正当性，此种赠与的意思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也可以是单方的意思，即便存在双方的合意，该合意也不产生赠与人的给付义务。相反，所谓“赠与约定”强调的是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引起债务关系的合同。在逻辑上，赠与合同本身并不能直接实现无偿给予财产的目的，而是需要通过赠与人履行赠与合同（即清偿赠与合同所创设的债务）才能实现财产的变动。本案中，贾晓峰、刘紫梅于2008年为贾泽霖购买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的购房款属于“赠与”，而赠与作为财产变动的原因，其并非首先由赠与合同创设债，然后再通过对此债务的清偿实现财产变动，而是直接以赠与的意思作为财产给予的原因，赠与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明显地区别于产生债之效力的所谓“赠与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此，二审判决将上述行为按照“赠与合同”的逻辑进行设定，并将其认定为“一种交易行为”，进而按照“交易必须有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认定贾泽霖为未成年人，因而不具有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因此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成立赠与”的认定，确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应理解为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是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父母的赠与”的认定，确有错误。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未成年人可以实施纯获利行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因此，不能基于未成年人不满10周岁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满10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认定他们的纯获利行为无效。未成年人的纯获利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贾泽霖于2011年7月22日年满十八周岁，本案争议房屋系2008年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以监护人身份出面，由贾泽霖与太原市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预购合同购买，该房屋总价款为424.0425万元，房款给付情况为2009年5月24日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委派其朋友贺秀刚向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房款200万元，2010年1月18日原审第三人刘紫梅向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房款224.0425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作为未成年人的贾泽霖接受赠与的民事行为有效。并且此种赠与不为赠与合同，因为赠与合同是一种无偿赠与财产权利和接受财产权利的合意，而合意是以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的，贾泽霖作为未成年人接受赠与不为意思表示，而为事实行为。而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能力人具有意思能力。因此贾泽霖接受其父母赠与的购买涉案房产的购房款并不是赠与合同，并且产生财产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二审法院关于“如果受赠人子女是未成年人，按一般常规应由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接受赠与，那么赠与人与接受赠与人皆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从而产生自己与自己发生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能发生合同法上的效力而成立赠与”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三）关于“该商铺应属家庭共同财产”的认定确有错误，贾泽霖有权基于其个人财产权提出执行异议。本案中，贾晓峰、刘紫梅于2008年为贾泽霖购买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的购房款应认定为赠与，并且本案争议房屋系2008年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以监护人身份出面，由贾泽霖与太原市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预购合同购买，并且该房屋已于2013年以贾泽霖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基于此，该涉案房产的权利人应为贾泽霖，该涉案房产应为贾泽霖的个人财产，而并非二审法院认定的“该商铺应属家庭共有财产”。二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债务系家庭共同生活期间所欠，应用家庭共同财产偿还”，而该涉案房产则为贾泽霖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范围，基于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申请人贾泽霖可基于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申诉人贾泽霖再审请求：1.撤销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为再审申请人所有并撤销柳林县人民法院对该房屋的查封裁定；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为：（一）案涉商铺登记在贾泽霖名下，应属贾泽霖所有。案涉商铺由再审申请人认购，并在购房合同上签名。办理产权证书时，再审申请人已年满18周岁。购房款主要由再审申请人的父母赠与。签订合同和交付全部购房款均在父母借贷之前，不存在恶意逃债的问题。二审法院认定父母只能向成年子女赠与财产，不得向未成年子女赠与财物是极端错误的，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赠与合同无效，只能证明赠与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关系，不能对抗房屋买卖合同相对人之间的约定，即赠与合同无效只能认定买卖合同中的款项是借款，而不能否定买卖合同有效。房屋的买受人是贾泽霖，出卖人是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贾晓峰、刘紫梅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贾泽霖是房屋所有权人。（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商铺为家庭共有财产，缺乏法律支持。即使按照二审法院认定父母不能与未成年子女之间发生赠与，那么案涉商铺就应是贾晓峰、刘紫梅所购买，与再审申请人贾泽霖无关，财产应该是贾晓峰、刘紫梅所有，那也不应当是三人共有的财产。认定共有财产，就是加大贾泽霖对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与被申诉人杨斌孩的债务的承担。与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与被申请人杨斌孩之间的民间借贷的判决相违背。被申诉人杨斌孩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原审对于登记在申诉人贾泽霖名下房屋权属认定正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对当事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进行判断，还要对其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却强制执行进行判断。判断物权归属，要正确理解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系，既要严格贯彻法律关于登记制度的规定，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归属。要特别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原则上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并不意味着物权是由登记行为赋予的。权利本来就是权利人的，登记只是公示的方式。要审查基础法律关系，查明真实权利状态。当登记人与权利人不一致时，应确定实际出资人为权利人。本案应当依据实际出资确定真实权利人。2.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对于本案赠与关系应有证据证明。（1）案涉房屋由贾泽霖父母全额缴款，贾泽霖当时未成年不具备出资能力；且房屋承租人认可“房东”是第三人贾晓峰和刘紫梅。即房屋由第三人出资和控制收益。（2）案涉房屋由第三人购置、收益，所得收益全部用于家庭开支。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有的共有财产，由家庭成员共享所有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家庭成员共同行使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能。据柳林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对案涉房屋承租人李敏灵的《谈话笔录》记载，案涉房屋的出租事宜由第三人贾晓峰出面协商，租金由贾晓峰收取处分，而申诉人对于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包括租期长短、租金数额并不清楚。可见案涉房屋为家庭共同所有，收益用于家庭生活支出。（二）如果仅按照登记原则简单认定执行标的物归申诉人个人所有，既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又直接损害了答辩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发生在2013年5月14日，而借款发生在2012年2月20日。借款期间，第三人在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将自己全额出资购置的房产登记在其子女名下，明显属于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而且，申诉人在购置该房产时系未成年人，无任何经济收入，日常生活尚需父母供养。若将上述房产认定为个人财产，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还势必导致大量的债务人通过此种方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直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由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全额出资购置的房产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第三人所欠债务系家庭经营所欠，理应由家庭成员以其共同财产偿还。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贾泽霖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的房产为原告贾泽霖所有，并对该财产予以解封；2.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2年3月20日贾晓峰、刘紫梅向杨斌孩、胡廷荣、刘锦亮借款1000万元，用于建设货运站，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月利率为3.5%。借款后，贾晓峰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2年12月19日。2012年12月20日杨斌孩与胡廷荣、刘锦亮进行债权分割，分割后贾晓峰、刘紫梅欠杨斌孩借款370万元。2013年12月11日柳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柳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贾晓峰、刘紫梅偿还杨斌孩本金及利息。贾晓峰、刘紫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柳林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杨斌孩与贾晓峰、刘紫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3年6月14日作出（2013）柳民执字第30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登记在贾晓峰、刘紫梅之子名下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贾泽霖于2014年6月11日向柳林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4年8月27日柳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柳执字第113-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贾泽霖的异议申请。贾泽霖不服该裁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柳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本案争议房屋系2008年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以监护人身份出面，由贾泽霖（当时未成年）与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预购合同购买。该房屋总价款为424.0425万元。房款给付情况为：2009年5月24日第三人贾晓峰委派其朋友贺秀刚向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房款200万元，2010年1月18日第三人刘紫梅向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房款224.0425万元，共计424.0425万元。2010年3月2日，贾泽霖与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3年1月22日，贾泽霖与太原新佳荣房业发展有限公司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注明刘紫梅为贾泽霖的监护人），并于2013年2月19日以贾泽霖的名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于2013年5月14日以贾泽霖名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现该房出租他人使用，租金一部分由原告使用，一部分用于家庭开支。另，贾泽霖于2011年7月22日年满十八周岁，2014年7月从北京城市学院毕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贾泽霖的诉讼请求。贾泽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的1006号商铺是否属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家庭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在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即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本案中，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的1006号商铺，是由上诉人与其父母贾晓峰、刘紫梅在共同生活期间由其父母全额出资购买。购买该商铺时，上诉人贾泽霖尚未成年。且在庭审中，上诉人对购买该商铺的资金来源于其父母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商铺登记在其名下就应属其所有，购买商铺的资金属父母对其钱款与财产的赠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与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一规定应理解为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是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父母的赠与。合同法的赠与是一种交易行为，交易必须有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活动须由其法定代理人行使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果受赠人子女是未成年人，按一般常规应由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接受赠与，那么赠与人与接受赠与人皆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从而产生自己与自己发生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能发生合同法上的效力而成立赠与。本案中原审第三人贾晓峰、刘紫梅于2008年以上诉人贾泽霖的名义购买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的1006号商铺时，上诉人贾泽霖系未成年人，其民事行为仍由其父母即原审第三人代理，因此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成立赠与，该商铺应属家庭共有财产。上诉人主张该商铺系其父母即原审第三人赠与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债务系家庭共同生活期间所欠，应用家庭共同财产偿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本案再审审理范围是：申诉人对于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九十五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上述规定明确了对于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共有，但共同共有是不确定份额的共有，共同共有因共同关系存在而存在，因共同关系消灭而消灭，只要共同关系存续共同共有人就不能划分出各自在共同共有财产中的份额。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贾晓峰、刘紫梅从事家庭共同经营期间出资购买了案涉商铺，其出资显然是家庭共同经营所得；签订购房合同及付款时贾泽霖尚未成年，虽然贾泽霖于2011年7月22日年满18周岁，但直至案涉商铺取得权属证书时，申诉人贾泽霖大学尚未毕业，无经济收入、无法脱离父母支持独立生活，无法对家庭共同财产形成投入或出资，庭审中，贾泽霖对于案涉商铺由贾晓峰、刘紫梅全额出资购买并无异议。同时原审也已查明，案涉商铺购买后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一部分由贾泽霖使用，一部分用于家庭共同开支。申诉人贾泽霖称，虽然购房时其未成年亦未出资，但法律并不禁止父母赠与未成年子女购房款，未成年子女接受赠与后以自己的名义购置了案涉商铺，根据其持有的案涉商铺《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可以证明其为案涉商铺的物权人，故其对于案涉商铺享有物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实施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申诉人贾泽霖不能提供双方之间有赠与意思表示的明确证据，而现实中父母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故对贾泽霖主张案涉商铺登记在其名下系赠与，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只有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申诉人无证据证明存在家庭共有基础丧失和赠与关系存在，故根据案涉商铺出资投入、收益使用以及当时家庭共同生活存续的状态来看，应当认定案涉商铺为贾晓峰、刘紫梅、贾泽霖共同生活期间，由家庭共同收入购置、由家庭共同受益的家庭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家庭对外产生共同负债时，依法应以家庭共同财产偿还。同时因共同共有人对外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贾晓峰、刘紫梅对贾泽霖的赠予是否成立，属于共有人内部分割关系，不影响认定案涉商铺应为家庭共有财产和对外责任承担。在申诉人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形成没有投入，却主张依据赠与关系无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致家庭偿债能力明显下降，对于家庭共同债权人而言明显不公平。综上，申诉人贾泽霖对于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太原市坡子街19号1幢C座1、2层1006号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再审主张，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维持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世军审判员 石春英审判员 周 波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