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1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五四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6020004547151。法定代表人：李海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河北公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恒，保定市竞秀区维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定市聚高电子设备销售中心，住，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西五里铺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2MAO7KXOP7R。投资人：孙海，该中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立新，河北磅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以下简称司法局）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市聚高电子设备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聚高电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2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司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张艳恒，被上诉人聚高电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法局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2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达成办公设备的购买意向。2.原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相关规定，采购限额标准达到10万元以上的应依法实行政府采购。3.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原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没有上诉人签署的公章，亦无其他能够证明与上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在证据严重缺失下，作出违背事实的判决。聚高电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1.关于双方是否已经达成了购买意向，从合同的角度来讲，双方的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被上诉人基于合同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上诉人也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履行，上诉人已经签收被上诉人明确标明价格的设备并已经使用，上诉人也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显然双方已经达成了办公设备的购买意向，双方之间的合同是成立并且生效的。2.关于双方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因为上诉人的上诉状表述不清，说买卖合同不成立，也说此合同无效，表述不明确，但是双方之间的合同是成立的，并且也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性法规的规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法律及行政法规根本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说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3.关于货款数额及逾期损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了货物，有上诉人方的工作人员签署的清单作为证据，上面有上诉人采购设备的种类、数量和价格，而且上诉人已经接收了这些设备并投入了使用，所以应该按时支付货款，而由于上诉人未按时支付货款，已经构成了违约，应根据《合同法》及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聚高电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司法局向聚高电子支付拖欠的货款59750元、利息7383．86元（自2016年7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2018年5月11日起至司法局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标准同上）；2.判令司法局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聚高电子庭审中陈述，2016年聚高电子、司法局达成口头协议，由聚高电子向司法局供货，包括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等货物，价值150000元。2016年7月，聚高电子按约将货物送到司法局处，司法局工作人员签收，截止2016年底司法局付货款90250元，尚欠59750元至今未付。聚高电子当庭提举证据1.办公设备清单，清单显示货品名称为联想台式机、传真机、打印机、扫描仪等以及货品的数量、型号、单价，总计金额150000元。签收单位机打“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签收人手书“董艳平”，日期“2016.7.10”；证据2.情况说明，内容为“2015年业务装备于2016年4月开始采购进行，当时由于采购金额超过10万元，根据文件要求批量采购必须招标进行，但我局采购的物品数量过于零散，无法进行招标，经财政局同意，自行采购。政府采购办公室也给我局出具了证明，我局于2016年底给采购商结算了部分款项，余款五万多元至今未结。”说明下方有手书“经手人：董艳平”；证据3.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59750元，发票左下方手书“经手人：董艳平”，发票右下方手书“刘建军，2016.12.21”。聚高电子述称，聚高电子开具发票，该发票由司法局单位采购人董艳平及主管财务副局长签名，后又将发票退还聚高电子，拒绝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聚高电子与司法局达成口头买卖合同后，聚高电子向司法局供货，司法局工作人员在办公设备清单上签字确认，并且司法局已经支付聚高电子部分货款，证明聚高电子、司法局之间虽未采用书面形式签署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货物并履行部分付款义务，故聚高电子与司法局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聚高电子当庭提交办公设备清单、情况说明、发票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司法局拖欠货款事实，对聚高电子主张司法局支付聚高电子拖欠的货款59750元，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对聚高电子主张收取货款的时间2016年7月10日为付款时间，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聚高电子主张司法局给付逾期付款的损失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司法局应自2016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支付聚高电子逾期付款损失。司法局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市聚高电子设备销售中心货款59750元及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计算方式：以5975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0日开始计算，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8元，减半收取739元，由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五组证据：证据一：竞秀区司法局对本局财务人员董艳平违纪违法的处理及向上级的举报材料共三份,欲证明1.由于司法局已经向区纪委、监察委举报，以为上述机关可以让诉讼停下来，才缺席了一审庭审。2.董艳平对外的采购工作，完全是其个人行为，其约定的口头合同违反法律，是无效的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证据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发票，欲证明发票上的单件设备价值超过了两万元，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和竞秀区财政局2016年45号文件。证据三：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的证明，欲证明区政府采购办公室2016年12月19日才同意司法局自行采购，但是诉争的货物已经先于政府采购办的证明到达，说明董艳平私自违规采购。证据四：竞秀区司法局董艳平的自书检查及局会议纪要，欲证明董艳平承认自己自作主张，犯了错误，在司法局会议上作了检查。证据五：“利凯”公司、“利华”公司发票各一张，欲证明董艳平为了规避有关规定，将15万元的采购拆分给了三家公司，其中包含被上诉人的59750元，一审法院认定“支付了部分货款”的说法不成立。聚高电子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都是竞秀区司法局单独作出的证据，不是客观证据，只是上诉人对于此次事情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上诉主张的依据，证据一中的第一份情况说明董艳平的名字与本案涉案的董艳平名字不一致；对证据二，聚高电子提供的发票，是上诉人接收货物以后被上诉人应上诉人的要求开具的发票，当时上诉人的采购经手人董艳平在发票上签字确认，而且由上诉人主管财务的副局长刘建军签字与认可，此证明是上诉人真实的采购意向，对于单件设备超过两万元是相关部门对于上诉人的规定，被上诉人无法知晓此规定，此规定对被上诉人也没有约束力；对证据三，该证明上明确说明了由于所需物品太零散，招标无法进行，只能自行采购，此证明的内容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采购事实是一致的，证明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采购是合法合规的行为；对证据四，此证据本身就是上诉人作出的，上诉人关于此证据的说法被上诉人都不认可，另外这个证据的内容被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因为采购过程是得到了作为上诉人单位会计的确认，也得到了上诉人单位主管财务副局长的确认，并非是上诉人所说的董艳平个人的行为；对证据五，因上诉人采购的货物比较零散，被上诉人不可能单方供应全部货物，所以部分货物采购自第三方，然后直接开具的第三方的发票，这些货物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采购业务的一部分。对于上诉人一审缺席庭审的问题，上诉人当庭解释的原因，与今天提交法庭的情况报告的原因明显不一致，按时出庭是作为当事人的基本义务，体现的是对法庭和国家法律的基本尊重，但是上诉人作为司法机关，无故缺席，明显是对法庭的不尊重。另外关于董艳平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认为在本次采购过程中，不光是董艳平，还有刘建军，均是上诉人单位的领导，他们可以代表上诉人单位进行采购活动。而且采购过程中部分已经取得了单位法定代表人李海鸥的确认，并支付了货款。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成立生效的，上诉人应该支付货款以及逾期给被上诉人带来的损失。本院另查明董艳平为司法局的会计。司法局签收了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办公设备清单中所列明的设备。且董艳平采购的设备中，司法局已向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及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了货款。司法局尚欠被上诉人货款59750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4月司法局董艳平向聚高电子购买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等办公用品，因聚高电子一家不能提供所需产品，聚高电子在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组织了货源，价值共计150000元。2016年7月10日聚高电子将涉案办公用品送到司法局后董艳平签收，董艳平签收涉案货物后，司法局对部分涉案办公用品进行了使用。涉案办公用品中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的办公用品价值49000元、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办公用品价值41250元、聚高电子的办公用品价值59750元。2016年12月19日保定市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出具由于所需物品零散招标无法进行，只能自行采购的证明后，司法局于2016年12月21日分别支付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49000元，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41250元，聚高电子的59750元，2016年12月21日董艳平，副局长刘建军在发票上签字后，因局长李海鸥未签字，该款未支付。2016年12月21日司法局班子成员会认定董艳平属于私自采购并对董艳平问题进行了处理，2018年5月17日、2018年12月12日司法局针对董艳平采购问题向保定市竞秀区纪委进行书面说明和报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聚高电子、司法局对董艳平采购办公用品、司法局已使用部分办公用品、并向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付款49000元和41250元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中，司法局虽认定董艳平的本次购买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但董艳平在购买办公用品时是以司法局名义购买，且董艳平签收该办公用品后，司法局对部分办公用品投入了使用，聚高电子有理由相信董艳平的购买行为系代表司法局的行为，故应认定董艳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应确认聚高电子与司法局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第二，涉案办公用品虽由聚高电子一家组织货源，但实际是向保定市利凯电子设备销售中心、保定市利华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聚高电子三家购买，三家的办公用品价值均未超过10万元，司法局提交的2016年12月19日保定市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出具的由于所需物品零散，招标无法进行，只能自行采购的证明，能够证明保定市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同意了司法局自行采购，但不能证实保定市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于何时同意其自行采购，司法局在诉讼中亦未提供保定市竞秀区政府采购办公室于何时同意其自行采购的充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司法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此，对司法局提出本次采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董艳平在本次购买办公用品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是其内部管理问题，不应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聚高电子交付了其购买的办公用品，司法局理应履行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综上所述，司法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8元，由上诉人保定市竞秀区司法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 峰审判员 乔永忠审判员 郑金梁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董淑芳书记员崔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