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28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人民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王富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飞，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华，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元氏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武会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校，河北封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康卫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2民初2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授权“胡文强为河南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全权处理一切相关售后事宜”。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对此授权的解释“售后”通常指商品销售交易过程完成后，出售方给予买方的优惠和保障事项，如服务、回购等。按此解释被上诉人也未授权胡文强与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只承认对售后的授权），那么胡文强与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也就只能是他本人的个人行为，是我方和胡文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未提供其他能证明和我方有法律关系的有效证据，那么，一审法院就应该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现一审法院一方面对被上诉人给胡文强的授权做限制性解释，不认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给胡文强授权的解释（我方认为胡文强既然被被上诉人公司任命为河南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可以代表公司与我公司签定合同，那么他也应当有权利变更合同的某个条款，例如付款方式）。另一方面却认可胡文强超出授权范围与我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实为自相矛盾，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偏袒被上诉人。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一审法院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其判决怎么能让我们信服遵守？二、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条款效力上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胡文强代表被上诉人公司与我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五条关于货款支付方式的效力，要求我方无条件遵守该条款，（其授权与我方签订合同的人也无权变更，变更无效）；另一方面却对被上诉人不按照该合同第三条规定履约（未对前一次货款到账情况进行审核，以至于让其选任的区域代理人胡文强钻了空子，将货款卷走，公司蒙受损失，损失进一步扩大）视而不见，不但不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损失扩大部分的责任，反而将被上诉人的这一违约行为美化成“基于诚信和对被告的信任”，简直是可笑至极。给人的感觉这不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是市井中人们在开玩笑，闹笑话。作为法官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以事实为根据，对我方有利的白纸黑字的合同条款可以不认可，为了对方的利益可以对该条款胡乱解释，上诉人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一审法院的这一行为。三、一审法院在认定“阿牛”是否即胡文强和认定胡文强与上诉人公司经理王亚飞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先是不认可微信名“阿牛”即是胡文强，后又假设认可，然后又用该微信聊天记录反驳我方的辩论意见，又是自相矛盾。上诉人认为从聊天记录的内容完全可以判定微信名为“阿牛”的人就是胡文强，且聊天记录中胡文强于2018年7月26日向经理王亚飞发送的授权书也并非是他第一次向我方提供，早在签订合同时胡文强就出示过该授权书。一审法院认定我方在这之前从未见到过授权书，并认定我方是在未见到授权书的情况下私自变更合同付款方式的内容有过错，是认定事实错误。反过来按照一审法院的说法，如果我方在2018年7月26日之前未见到过授权书，那么我公司就不知道胡文强是代表的谁，又哪来的义务去向被告公司“联系询问”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有过错都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在认定证据上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其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偏袒被上诉人一方，该判决完全背离了法律的公正性。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纠正其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是公司而不是业务员或经办人个人，变更合同应有双方公司盖章的书面材料，而不能仅由具体经办人口头同意。二、不付清货款而发货，不等于康卫仕公司同意由个人收取货款，而只是基于双方长期合作的信任，且康卫仕公司在后来才知道永康医疗器械公司违反合同第五款约定将货款交付给个人，经与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交涉支付货款无果，石家庄康卫仕公司才将永康医疗器械公司起诉至法院，起诉行为本身已经表明石家庄康卫仕公司对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将货款交付个人的行为不认可。三、授权书中未体现收取货款事宜，同时授权书中仅表明是销售负责人，而不是财务负责人或收款人，众所周知售后只是对产品质量服务，而不包括收取货款，同时，双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若由个人收取货款，不符合国家税收有关规定和财务结算制度，有逃避税收的嫌疑。四、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康卫仕公司收取货款而不是由个人收取，在没有石家庄康卫仕公司书面同意将货款交付给个人的材料的情况下，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擅自将货款交付给个人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五、合同中有双方公司的盖章和经办人的签字，且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已承认收取了产品，有关买卖行为是双方公司之间的合同行为。六、聊天记录中并未出现石家庄康卫仕公司盖章的同意变更由个人收取货款书面材料，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石家庄康卫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归还石家庄康卫仕公司货款35454元，诉讼费用由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6日，原告石家庄康卫仕公司（甲方）委托代理人胡文强与被告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乙方）签订购销合同，被告购买原告的采血管等医疗器械。合同约定，结款方式每二个月回次款，即发下次货之前结清前一次货款，供货后三个月内没有形成再次进货，结清全部货款；甲方收到订单后非特殊情况2日内将货物发出；乙方将货款直接汇入康卫仕公司指定账号，不得向其他个人和单位付款，否则视为没有向甲方付款。合同上载明了甲方的指定账号、开户行、法定代表人及电话号码。合同签订后，原告共向被告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供货四次，被告均收到货物，货款总价为35454元。上述事实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被告应微信名为“阿牛”的要求，于2018年4月27日微信支付14724元、2018年7月11日微信支付20730元，将原告货款全部付给“阿牛”。2018年7月26日“阿牛”向被告出示了原告于2018年1月1日出具的准委托号（2018）0306号授权书。授权书内容：我公司研究同意胡文强同志为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河南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全权处理一切相关售后事宜，委托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私自变更或解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向“阿牛”支付货款是否视为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将货款直接汇入康卫仕公司指定账号，不得向其他个人和单位付款，否则视为没有向甲方付款，并载明了指定账号，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货款汇入原告指定账号。被告称其已经将货款全部微信支付给胡文强（阿牛），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首先，微信的“阿牛”是不是胡文强，被告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次，即使“阿牛”就是胡文强，被告称胡文强向其出具了授权书，其认为胡文强有权接收货款，其就与胡文强协商一致变更了付款方式，将货款支付给胡文强。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通信记录，被告分别于2018年2月27日、7月11日支付货款，而阿牛向被告提供授权书的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也就是说，被告在没有见到胡文强的授权书之前就应胡文强的要求将货款支付给胡文强，并没有向原告联系询问，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私自变更了合同的付款内容。再次，原告向胡文强出具的授权书，授权内容为“全权处理一切相关售后事宜”，授权书中并未授权胡文强代收货款，也未授权变更合同内容。“售后”通常理解是指商品销售交易过程完成后，出售方给予买方的优惠或保障事项，如服务、回购等。而本案，被告未支付货款，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尚未完成，代收货款的行为不应属于售后范围。因此，被告称将货款给付胡文强就是给付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被告没有将货款汇入合同指定账号，应当继续承担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被告辩称，按照合同第三条，在其未结清第一次货款，原告就不应当再次发货，原告连续四次发货，说明原告公司已经收到货款或者知道并认可胡文强接受货款。原告是按照被告的订单发货的，被告没有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结清前一次货款，原告基于诚信和对被告的信任继续向被告发货本无可厚非，被告未及时给付货款已先违约，反而推定原告二次发货证明前一次货款已结清，显然不符合正常逻辑，其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货款3545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为：被告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35454元。案件受理费686元，减半收取343元，由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商丘市医疗器械公司经理赵卫华与胡文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微信昵称为“阿牛”的人就是胡文强。 2、河南省乐康医疗器械公司经理张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微信昵称为“阿牛”的人就是胡文强。 3、上诉人公司经理王亚飞与胡文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微信昵称为“阿牛”的人就是胡文强。 4、上诉人公司经理王亚飞及该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系真实的。 5、被上诉人公司经理武会朝与王亚飞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主动让我公司出具胡文强收款的情况说明。 6、四份微信转账记录详单，证明：上诉人公司向微信名称为“阿牛”的胡文强转款共计35454元。 7、工商银行汇款交易详情及商丘市医疗器械公司赵卫华给胡文强的转账明细。证明：在赵卫华与阿牛的聊天记录里，赵卫华公司按照阿牛给的银行账号转付的货款，这个账号就是胡文强的，所以证明“阿牛”就是胡文强。 以上几组证据证明：一、赵卫华以及张平和王亚飞和同一微信账户名称为阿牛的聊天的内容都是涉及到双方的订货收货的一些凭证以及货款的数额，只有真正经手业务的人才能够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明的那么详细，这个符合胡文强的身份，就是河南的销售总代理。二、赵卫华和阿牛的聊天记录中，阿牛的微信的名子直接标注的就是胡文强，为了得知微信的真实身份都是标注本人的名字是符合常理的。三、按照赵卫华和胡文强的聊天内容，双方商定的货款数额，赵卫华把货款直接转到胡文强的指定账户中，转账时间和名称地点在第七组证据当中显示的时间、名称都能够相互印证，当时赵卫华是按照胡文强指定的银行和数额进行转账的，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能够相互印证。四、王亚飞跟阿牛的聊天记录以及张平与赵卫华的同阿牛的聊天内容都能够相互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阿牛即是胡文强。 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证据1显示的是赵卫华，但其本人未到庭，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显示时间是2018年5月，本案一审起诉时间是2018年9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属实也不能体现我方放弃追究上诉人给付货款的权利。2、证据2显示的是张平，但其本人未到庭，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显示时间是2018年6月，本案一审起诉时间是2018年9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属实也不能体现我方放弃追究上诉人给付货款的权利。3、证据3显示的是王亚飞，但其本人未到庭，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显示时间是2018年1月，本案一审起诉时间是2018年9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属实也不能体现我方放弃追究上诉人给付货款的权利。王亚飞是上诉人一方的诉讼代理人，其提供的证据如果属实的话，应该属于证人证言，这与王亚飞诉讼代理人的身份相互矛盾。4、证据4、5因为王亚飞未到庭，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认可。同时，证据5只显示有关开具发票事宜，未涉及我方收款事宜，我方并未放弃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权利。5、对于证据6、7，因为转账的双方没有到庭，不能证明转账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即使该证据属实也只能证明上诉人一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我司付款，说明目前上诉人尚欠我司有关货款。同时证据7属于案外人赵卫华的有关材料，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也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河南省商丘市医疗器械公司经理赵卫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昵称“阿牛”的微信号为：×××，备注明为“胡文强（采血管釆血针厂家）釆血管”，该聊天记录内容中显示：2018年5月31日，“阿牛”向赵卫华提供过一个个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要求赵卫华转账支付。赵卫华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凭证显示，2018年5月31日，赵卫华向收款人为“＊文强”、收款卡（账）号为“62122617020274＊＊＊＊0”转账汇款20020元，交易场所为：自助终端，交易状态为：交易成功。同时，赵卫华银行卡交易记录详单显示：2018年5月31日，赵卫华通过工商银行卡向“胡＊强”的卡号为“62×××70”银行卡转账支付20020元，交易场所为“自助终端”。 在河南省乐康医疗器械公司经理张平微信聊天记录中，微信号为：×××、昵称为“阿牛”的头像显示为一张个人照片，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该照片质证时认可照片中人像为胡文强。 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经理王亚飞与微信名称为“阿牛”的聊天记录中记载，“阿牛”：“王总，请核对下，将款微信或银行卡转过来，票二十号开给你，这牵涉到半年度回款，请你立即办下！谢谢王总！”；“或微信或转卡，最好是转卡，因下午二点此卡要转二十多万回厂，洛阳，周口，新乡等客户都已回款，就差你们了，麻烦你们了！”；“我和厂里白（有）纠纷，他欠我去年前年提成，不是你这点，有二十万！”。 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会朝微信记录显示，其向上诉人发送一份《情况说明》，要求上诉人打印并加盖公章后邮寄给被上诉人。该《情况说明》记载：“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你公司业务经理胡文强从我公司支取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35454元（4月25日微信转账14724元，7月11日微信转账20730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对双方之间签订买卖合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上诉请求，其对已收到被上诉人所供价值35454元货物的事实亦无异议，但其认为已向被上诉人业务员胡文强支付全部货款，即已履行完毕全部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是否已向胡文强支付货款，该付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是否视为其已履行付款义务，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 首先，一审判决查明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向微信昵称为“阿牛”的人微信转账共计35454元，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阿牛”即胡文强。但根据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于一审和二审中提交的多份微信记录内容，以及案外人银行转账凭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微信名称为“阿牛”的人即被上诉人公司的河南地区销售负责人胡文强。 其次，在认定上诉人公司确已向胡文强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该付款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视为已履行完毕其付款义务。其一，双方虽在书面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收款账户，但双方同样在合同中约定了付款时间和方式，即“结款方式每二个月回次款，即发下次货之前结清前一次货款，供货后三个月内没有形成再次进货，结清全部货款”；而根据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实际陆续分四次向上诉人发货，被上诉人于诉状及庭审中均陈述上述四次发货的货款都未收到。显然，被上诉人亦未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双方书面约定执行。其二，根据被上诉人公司出具的授权，胡文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在整个河南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全权处理一切相关售后事宜。但根据双方签订且均无异议的购销合同，被上诉人公司的签订代表人即为胡文强，故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购销合同关系中，胡文强显然不仅仅是负责合同的售后事宜。 综上，基于胡文强作为上诉人公司在整个河南地区的负责人，其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中进行了合同签订、销售负责等合同行为，特别是上诉人在采取合同约定之外的付款方式后仍能继续收到货物，使得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有理由相信胡文强收款行为是代表被上诉人公司。因此，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在本案合同履行中存在有重大管理过错。但同样，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重大过错，其未能尽到谨慎的审查和严格履行行为义务，在与被上诉人存在有书面约定且未与被上诉人公司就变更事宜进行确认核实的情况下，即基于对胡文强的信任改变了付款方式，故其亦应对此承担责任。据此，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双方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及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双方应对此损失各负担一半，即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应向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公司支付应付货款的50%，即17727元（35454元/2）。 综上所述，上诉人永康医疗器械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2民初255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1772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86元，减半收取3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6元，共计1029元，由上诉人周口市永康医疗器械化玻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各负担51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秀华 审判员  张国顺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谷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