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1102行初12号原告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今音大厦****。负责人武进军，职务主任。诉讼代理人崔巍，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薛瑞刚，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汾阳市财政局，住，住所地：汾阳市永和西大街**/div>法定代表人雷成才，职务局长。诉讼代理人郭兆军，该局工作人员。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汾阳市永和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吴晓东，职务市长。诉讼代理人李倩男，该市市政府法制办科员。上述二被告的诉讼代理人马亮，山西佳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汾阳市财政局、汾阳市人民政府不服政府投诉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4日向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9）晋1124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移送本院处理。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3月1日向被告汾阳市财政局、汾阳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人崔巍、薛瑞刚，被告汾阳市财政局诉讼代理人郭兆军，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诉讼代理人李倩男及二被告的诉讼代理人马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汾阳市财政局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汾财购（2018）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决定：维持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质疑回复意见。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汾政复决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汾阳市财政局作出的汾财购（2018）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原告诉称，2017年11月28日上午9时，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在该中心三楼的开标室就汾阳市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项目进行开标活动。原告为响应汾阳市政府号召，委派专人准时前往开标地点参与幵标活动。9点20分左右，主持人以原告未在签到表上签到，不准原告参与投标，并要求原告退出会场。对此，原告提出：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已到达指定开标地点，到达开标室后，并没有在醒目的位置看见签到表，也没有看见有专人组织签到，原告对未能签到一事不应承担责任。后经多次沟通，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自知存在瑕疵，勉强允许说：如果其他投标人无异议，则允许原告参与投标。后告知原告：部分投标人不同意原告参与投标，遂取消原告的投标资格。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向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提出质疑,并提交书面的质疑书。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于2017年12月5日回复原告，认为其组织开标程序没有不妥之处，故对原告的质疑不予认可。其后，原告不服该质疑回复书的决定，于2017年12月19日向汾阳市财政局提出投诉。2018年1月12日，汾阳市财政局做出汾财购（2018)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维持了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质疑回复意见。原告不服汾阳市财政局的处理决定，于2018年2月1日向汾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3月27日，汾阳市人民政府作出汾政复决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汾阳市财政局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损害了原告利益，理由如下：(一）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政府采购过程的原则是“标书到达主义”，即以标书到作为判断投标人是否参与投标的标准。签到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招标代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和规范现场活动的一项措施，不能作为决定投标人投标资格的条件。本案中，原告确实在9点之前携带符合要求的标书到达了开标现场，这一事实有开标现场的监控视频可以证明。在与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沟通的过程中，该主任也承认原告确实准时到达现场参与投标。在原被告双方组织的座谈会上，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对此事实也予以了自认。在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汾阳市财政局及汾阳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多次的书面回复中也对这一事实供认不讳。原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己经符合投标人应尽的义务，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以原告未签到为理由剥夺原告的投标参与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是通过设置参与门槛，牺牲公平，减轻责任的“懒政”做法，应当予以纠正。而二被告对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这一错误做法不予以纠正，反而支持其做法，实属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在开标现场，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自知行为违法，承诺原告说：如果其他投标人无异议，则允许原告参与投标。后以部分投标人不同意原告参与投标，取消原告的投标资格。此行为存在明显违法。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本次采购活动的代理机构，原告能否参与投标是政府和法律赋予其的权力，但其为逃避责任，将属于自身的权力交给他人行使，由原告的竞争对手决定原告的参与资格，以其达到逃避责任的效果。这一做法，存在严重违法，同时也是对原告权利的重大损害。但二被告却对原告提出的上述理由避重就轻，不予答复，令原告感到失望。(三）二被告以此次采购竞争性磋商招标文件第二部分第15.2条中明确写着“投标人参加开标的代表必须在投标人签到表上签到以证明其出席”为由，认为该条款属于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原告未能按要求签到应由原告承担后果。对此，原告认为上述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的情形。原告在向二被告进行投诉和复议时，均说明了该条款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予以纠正。二被告在对原告的答复中却未就该条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一味地避开争议焦点，强调该条款的存在并据此驳回原告申请。二被告的行为，实在无法令原告信服。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汾阳市财政局和汾阳市人民政府的上述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汾阳市财政局作出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汾财购【2018】3号）和汾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汾政复决字【2018】3号）；2、依法责令二被告对项目编号汾政釆J(2017)48号的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项目做出废标的决定。被告汾阳市财政局和汾阳市人民政府当庭答辩，一、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十五日诉讼时效；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且案涉政府采购项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作出废标处理也没有实质意义；三、被告汾阳市财政局和汾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均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汾阳市财政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汾财购（2018）3号；2、汾政采J（2017）48号《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竞争性磋商文件》；3、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项目供应商签到表4张；上述证据证明汾阳市财政局对原告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汾府复答字[2018]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辩状》；4、汾财购（2018）3号《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5、汾政采J（2017）48号《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竞争性磋商文件》[第5条第15.2项；该项属于第二部分，即投标人须知的部分。（第二部分5.1第2条投标人须知）];6、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项目供应商签到表4张；7、汾政复决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8、单号为：813XXXXXXXX4圆通速递快递单及走件流程单；上述证据证明2017年11月28日开标时，除原告以外的其余供应商均在签到表上予以签到，因原告没有详细阅读磋商性文件，未在签到表上签到所引起的拒绝投标的后果在磋商性文件中已经明确展明，原告应该对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被拒绝投标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向原告予以送达。原告当庭向本院提供证据：1、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64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中耽误的时间在计算本案起诉期限时应当予以扣除；2、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4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受理证明原告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证明原告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汾阳市人民政府的开户银行缴纳保证金3000元；4、政府采购质疑书及质疑回复书；5、投诉书及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6、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4-6证明原告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不足。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5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在该证据的第二部分即投标人须知，第五条磋商程序第15.2项，投标人参加开标的代表必须在投标人签到表上签到以证明其出席，该证据仅能证明其告知投标人应当签到。但是对于在开标当日什么时候签到、在什么地方签、如何签以及对于未签到即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的法律后果，未进行明确的告知。该部分也不能作为其认定原告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的合法依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签到表不属于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在磋商文件第二部分第二条响应文件第5项：响应文件的构成，可以明确得知签到表不属于响应文件的构成部分。所以签到表中投标人应在9点前准时在开标室签到，9:00分没有按时签到的投标人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原告无从得知。对其余证据均予认可。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作出时间为2019年1月9日，裁定书内容中未显示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时间，不能证明临县人民法院对原告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进行过审查。原告应提供山西省高院的送达回证或者邮寄送达信息，以证明其收到时间。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和被告汾阳市财政局、汾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委托汾阳市政府釆购中心，对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方式的釆购，项目编号为汾政采J（2017）48号。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公开发布了《汾阳市政府釆购中心竞争性磋商文件》，并在山西省政府采购网上进行了公告。该文件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第二条“响应文件”第5.1项规定：“响应文件由下列六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磋商公告；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第三部分商务、技术要求；第四部分评定内容及标准;第五部分响应文件格式。”第5.2项规定：“投标人应认真阅读磋商文件中所有的条款、事项、格式和技术规范、参数及要求等。投标人没有按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没有对磋商文件在各方面都作出实质性磋商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其投标被拒绝或被认定为无效投标或被确定为投标无效。”第五条“磋商程序”中第15.2项规定：“投标人参加开标的代表必须在投标人签到表上签到以证明其出席”。另该磋商文件规定,本次采购于2017年11月28日上午9点进行开标；开标地点为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三楼开标室。原告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汾阳市人民政府的开户银行缴纳保证金3000元。2017年11月28日上午9点开标活动如期进行，参加开标的律师事务所共二十家，除原告之外的其余十九家律师事务所代表均按照磋商文件第15.2项的规定在签到表上签到以证明其出席，只有原告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有签到。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以原告未在签到表上签到，不能证明其出席为由拒绝了原告的投标。原告不服，于2017年11月30日向汾阳市政府釆购中心提交质疑书。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于2017年12月5日对原告作出回复，认为其严格按照磋商文件组织了开标程序，并无不妥之处。原告不服该回复，于2017年12月19日以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剥夺了其公平竞争权为由向被告汾阳市财政局提出投诉。2018年1月12日，被告汾阳市财政局作出汾财购（2018)3号《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维持了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质疑回复意见。后原告向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了被告汾阳市财政局作出的《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各级财政部门的法定职责。被告汾阳市财政局在收到原告投诉书后经调查查明，《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竞争性磋商文件》是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法律顾问集中采购竞争性磋商招标采购项目进行磋商招标、投标以及开标的主要依据，该磋商文件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第五条第15.2项规定：“投标人参加开标的代表必须在投标人签到表上签到以证明其出席。”第二部分第二条第5.2项规定：“投标人应认真阅读磋商文件中所有的条款、事项、格式和技术规范、参数及要求等，如投标没有对磋商文件在各方面都作出实质性磋商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其投标被拒绝或被认定为无效投标或被确定为投标无效。”该磋商文件的上述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参加投标的律师事务所均应严格执行。原告在2017年11月28日上午9点进行的开标活动中未在签到表上签到的行为，属于未对磋商文件作出实质性磋商响应的行为，原告应当对该行为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汾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以此为由拒绝原告投标的行为符合磋商文件的规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汾阳市财政局在查明实情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原告作出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所作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原告以磋商文件第二部分第五条第15.2项的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汾阳市财政局作出的汾财购（2018)3号《汾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汾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汾政复决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请，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明霞人民陪审员 李卫娥人民陪审员 郝继林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董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