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赣刑终10号原公诉机关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长义，男，汉族，1975年2月18日出生于江西省浮梁县，初中文化，无业，住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4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1日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肖文军，江西法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沈叶军，男，汉族，1977年11月27日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区，高中文化，无业，住上海市松江区。1999年11月3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4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1日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犯集资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7）赣01刑初74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朱长义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沈叶军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三、责令被告人朱长义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933.613万元，其中，被告人沈叶军共同退赔人民币2630.783万元；已扣押在案的存款162.8元、现金10420元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朱长义持有的登记在陈千里名下的赣Ｈ×××**东风日产小汽车一辆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后按比例退赔给集资参与人。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均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委派检察员张某1、检察官助理付某出席法庭执行职务，上诉人朱长义、沈叶军及辩护人肖文军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时间为二个月二十七天。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2014年3月，被告人朱长义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注册成立了景德镇市赣湘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湘园林公司”）；同年4月，朱长义在湖南省长沙市注册成立了景德镇市赣湘园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赣湘园林长沙分公司”）；同年8月，朱长义在景德镇市注册成立了江西省利源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达公司”）；同年9月，朱长义在景德镇市和南昌市分别注册成立了景德镇市利源达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达瓷业公司”）和江西省利源达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达南昌分公司”）。2015年3月，朱长义在湖北省武汉市注册成立了江西省利源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达武汉分公司”）；同年4月，朱长义在天津市注册成立了景德镇市利源达瓷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达瓷业天津分公司”）。朱长义担任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朱长义以上述公司名义，通过虚构投资项目（扩建陶瓷产业，投资园林、假山、苗圃等），雇佣业务员散发虚假宣传画册、组织开会，租用他人陶瓷成品展厅并挂其公司牌子，带领被害人参观租用的陶瓷成品展厅、考察基地，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年利息24%）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资金，造成被害人巨额经济损失。被告人沈叶军参与其中部分犯罪事实。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2014年起，被告人朱长义通过上述方式，以利源达公司、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名义在南昌市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被告人沈叶军在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化名“沈骏”，负责招募、组织集资团队，并与朱长义协议参与分成集资款。目前，南昌市有罗园园等360余名被害人报案，投资金额共计2926.7万元，实际损失共计2676.061万元。2015年底，沈叶军离开了朱长义的集资团队。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银行交易记录，企业信息、企业章程、照片、证明，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暂扣款进账单，不动产查询信息结果，被害人罗园园等人的报案笔录、借款合同、收据等材料，被害人罗园园、宋某、刘某1等人的辨认笔录，被害人雷某、王某1、尹某的当庭陈述，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的供述等证据。（二）2015年3月，被告人朱长义通过上述方式，以利源达武汉分公司名义在武汉市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被告人沈叶军带领业务员参与武汉市的非法集资，朱长义与沈叶军协商，沈叶军参与武汉集资款的分成。目前，武汉市有郑桂兰等65名被害人报案，投资金额共计623万元，实际损失共计501.412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企业信息、企业登记核准材料、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的回函，报案登记、借款合同、收据，证人刘某3、张某3的证言和辨认笔录，被害人潘某的报案笔录，被害人姜某、吴某的陈述，被害人高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朱长义的供述等证据。（三）2015年4月，被告人朱长义通过上述方式，以利源达瓷业公司、利源达瓷业天津分公司名义在天津市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目前，天津市有王某2等7名被害人报案，投资金额共计68万，实际损失共计53.21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企业信息、企业登记核准材料、房屋租赁合同，证人姚某的证言，被害人王某2、孟某、王某3、张某2、周某的陈述、借款合同、收据及周某的结婚证，被告人朱长义的供述等证据。（四）2015年4月，被告人朱长义通过上述方式，以赣湘园林公司、赣湘园林长沙分公司名义在长沙市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目前，长沙市有李某等81名被害人报案，投资金额共计807.6万元，实际损失共计702.93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相关登记材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的函，银行交易记录，鉴定聘请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辨认笔录，被害人李某、刘某2、丁某等81人的报案笔录、借款合同、收据等报案材料，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的供述等证据。原审判决书中还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户籍信息、前科材料、抓获经过、情况说明等证据。原判决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朱长义、沈叶军的行为定性经查，被告人朱长义在景德镇、南昌、长沙、武汉、天津等多地注册成立公司，担任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以上述公司名义，通过虚构投资项目，雇佣业务员进行虚假宣传、组织开会，租用他人陶瓷成品展厅并挂其公司牌子，带领被害人参观租用的陶瓷成品展厅、考察基地，骗取被害人信任，并超出经营范围，以高额利息（年利息24%）为诱饵，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融资后，资金进入朱长义个人账户，由其管理支配，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与其个人财务混同，所融资金未按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与所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大部分集资款不能归还，造成被害人巨额经济损失。上述事实有经确认的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朱长义使用欺骗的方法非法集资并不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其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沈叶军明知被告人朱长义虚构投资项目非法集资，而在其公司任职，帮其招募、管理集资团队，组织人员进行虚假宣传，招揽融资对象，非法集资并分成，其行为亦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朱长义构成共同犯罪。故朱长义及其辩护人提出朱长义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2.本案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经查，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的供述均证实，朱长义成立这些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公众融资，且在公司成立后，以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活动为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或者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故沈叶军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3.朱长义、沈叶军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经查，在案证据证实，在沈叶军进入朱长义公司前，朱长义已在景德镇市成立了赣湘园林公司，在长沙市成立了赣湘园林长沙分公司，并实施集资诈骗活动。在共同犯罪中，朱长义提出犯意，注册成立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以公司名义进行虚假宣传，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并管理和支配集资款；被告人沈叶军明知朱长义实施犯罪活动，而在朱长义公司任职，招募和管理集资团队，组织业务员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帮助朱长义实施集资诈骗，并参与分成。两人均积极直接参与犯罪，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沈叶军所起作用与朱长义相比要小。故沈叶军的辩护人提出沈叶军所起作用要小于朱长义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4.关于朱长义、沈叶军的犯罪数额确定经查，南昌被害人的投资总额为2926.7万元，损失总额为2676.061万元；武汉被害人的投资总额为623万元，损失总额为501.412万元；天津被害人的投资总额为68万元，损失额为53.21万元；湖南被害人的投资总额为807.6万元，损失总额为702.93万元。投资总额共计4425.3万元，损失总额共计3933.613万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朱长义应对全部犯罪金额即3933.613万元负责并承担刑事责任。朱长义供认，沈叶军是2014年6月份进入公司工作的，担任市场部总策划，他有自己的业务员团队，并参与集资款分成，至2015年底，沈叶军辞职不做了，还带走了一批业务员。沈叶军供认，其是2014年9月进入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工作，担任市场部总监。朱长义曾许诺将南昌、青岛、武汉、长沙分公司全部融资资金的2％提成给其，因为其介绍了业务员到上述分公司帮助朱长义进行融资，但没有实际实行，后其向朱长义提出离职，工作至2015年5月份就离开了。证人张某3证实，其于2015年6月应聘到利源达武汉分公司做讲师，2015年8月份，公司来了一位领导沈总（经其辨认为沈叶军），在公司职位仅次于朱长义，武汉分公司举行重大活动时，沈叶军都会参加并在台上讲话，投资人去景德镇参观时沈叶军都接待并做宣传。在案部分被害人陈述，沈叶军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3月还在利源达公司相关会议上出现。综合在案证据，从有利于被告人沈叶军角度分析，沈叶军应当对利源达南昌分公司、武汉分公司截止2015年底的诈骗金额（共计2630.783万元）负责并承担刑事责任。在案无充分证据证实沈叶军参与了天津、长沙分公司的集资诈骗行为，故沈叶军不对上述两地分公司的诈骗行为负责。沈叶军及其辩护人关于沈叶军犯罪金额计算的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朱长义是否有自首情节经查，自2016年5月开始，有数百名被害人相继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据此掌握了朱长义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并对朱长义进行网上追逃，后将朱长义抓获归案。朱长义归案后供认知道自己是网上逃犯，并交代了非法集资的基本事实，但在交代具体罪行及赃款去向等关键事实时有意隐瞒，避重就轻，推脱罪行，且其所交代的事实属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故朱长义的辩护人提出朱长义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6.朱长义是否有立功表现经查，归案经过、情况说明证实，公安民警根据线索于2017年4月7日20时许在浙江省诸暨市将朱长义抓获归案。当日对朱长义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讯问其公司其他犯罪嫌疑人身份时，朱长义供认利源达公司业务总监真名叫沈叶军，并与其同行。民警立即核查身份信息并调查活动轨迹，于次日凌晨1时许将沈叶军抓获归案。沈叶军与朱长义系同案人，供述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及犯罪事实的，并不能构成立功。在案也没有证据证实，朱长义有协助司法机关抓获沈叶军的行为，故不具有立功表现。辩护人以朱长义第一次供述在前，沈叶军被抓获在后而推断朱长义有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与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朱长义、沈叶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使用诈骗方法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二人均系主犯，对于朱长义应当按照其所组织、策划、实施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沈叶军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朱长义当庭认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朱长义庭审中虽对向被害人非法集资的事实予以供认，但对于其使用欺骗手段进行虚假宣传，骗得集资款的用途、去向，以及其在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均未如实供述，且对行为性质亦提出辩解，不属于当庭认罪，该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沈叶军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作出上述（2017）赣01刑初74号刑事判决。朱长义上诉提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对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事实与理由：1.他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而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在犯罪客观方面，不具有集资诈骗罪中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行为特征。（2）在犯罪主观方面，他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2.他有自首情节。3.他有立功表现。4.他当庭有认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5.他为初犯，无犯罪前科劣迹，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沈叶军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他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对于2018年12月5日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他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二份书面协议，未被采纳，表示不服。该二份书面协议能证明他何时入职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和担任何职、待遇明细、工作内容，以及离开公司的时间和原因，对认定他参与本案的行为定性提供了有利的佐证。2.一审法院认定他犯集资诈骗罪证据不足，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他定罪量刑。他在利源达南昌分公司任职期间，确实不知道朱长义所宣传的投资项目是虚构的，一审法院认定他“明知被告人朱长义虚构投资项目”证据不足；他没有集资款的使用权和知情权，并不清楚公司的财务状况，他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他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他进行量刑处罚。3.他未参与武汉公司集资诈骗，一审法院认定他参与了武汉公司集资诈骗，明显证据不足。4.一审法院对他涉案金额的认定不正确，他对一审法院判处他共同退赔人民币2630.783万元不服，应依法改判。本院开庭审理时，法庭依法对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证据及出庭检察员当庭宣读和出示的二组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听取了上诉人朱长义、沈叶军的辩解、辩护，以及辩护人、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具体如下：（一）出庭检察员当庭宣读和出示的二组新证据，分别为：第一组，2019年3月29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经侦大队侦查人员讯问金坤的《讯问笔录》和金坤辨认沈叶军的《辨认笔录》。该组证据证明：金坤是2015年7月中旬应聘进入利源达公司做业务员，2015年8月份左右提任为该公司业务主管，2016年年初提任为该公司业务一部经理，2016年5月中旬离开该公司；金坤在侦查人员依法组织下，辨认出了利源达公司的业务总监沈叶军，沈叶军在公司使用假名沈骏；沈叶军是公司的二把手，朱长义不在公司的时候都是沈叶军对公司进行管理，公司所有投资业务和业务人员都是归沈叶军进行管理，一般公司业务内部会议都是沈叶军主持的，包括对投资者召开的鼓动投资的大会都是沈叶军进行策划（投资的内容和活动场地）后实施的；利源达南昌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沈叶军，是沈叶军在管理；公司员工报酬为底薪加提成，金坤的底薪先后为2500元、1500元，提成是先后按照客户投资款的3％、4％、6％进行提成，还可以领取团队招揽客户投资款（团队投资额达到10万元以上时）的1％、2％提成；从2016年年初开始，公司已经没有钱支付客户的利息和本金了。第二组，2019年3月2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经侦大队侦查人员询问集资参与人王某1的《询问笔录》和王某1辨认沈叶军的《辨认笔录》。该组证据证明：王某1在侦查人员依法组织下，辨认出了利源达公司的业务总监沈叶军，沈叶军在公司一直使用假名沈骏；2015年7月份左右，王某1接到利源达公司业务员散发的向社会高息融资的传单后来到该公司，业务员刘强和公司总监沈叶军同时向王某1介绍公司营业范围，公司需要资金扩大生产，现向社会融资，利息是24%的年息；王某1从2015年7月23日开始陆续投资了110万元，整个投资过程和所有投资事宜等都是公司总监沈叶军负责、安排，交钱都是沈叶军带至公司财务部门交的，是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交给财务部门；利源达公司组织客户（投资人）去公司在景德镇的陶瓷基地考察游玩，每次都是沈叶军安排、带队前往，当时该公司在景德镇的陶瓷厂奠基仪式也是沈叶军主持的；每次公司组织开大会都是沈叶军主持并作重要发言，介绍公司现状和发展前景，让投资人继续大胆地进行投资，沈叶军还在利源达公司武汉、青岛分公司担任主要职务，沈叶军和公司老总朱长义共同负责公司的实际运作；因为朱长义还有其他分公司，经常不在南昌，沈叶军实际是南昌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两上诉人及辩护人对上述二组新证据和所证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二）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上诉人朱长义的辩解意见：除上诉所提请求和理由外，朱长义还提出他确实把集资款用于了公司的厂房建设和购买设备，且厂房已经做好了。朱长义的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1.坚持上诉状中所有的上诉意见。2.二审的新事实和新证据进一步证明朱长义有立功情节。⑴在抓获沈叶军时，诸暨公安没有掌握任何关于沈叶军犯罪事实。⑵诸暨公安机关抓获沈叶军的时间是在朱长义第一次口供结束后。⑶诸暨公安机关抓获沈叶军是依据朱长义的供述中对沈叶军的检举和揭发后。⑷公安机关对沈叶军立案侦查最初的证据是朱长义的供述；沈叶军被抓获后，确定其实施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之一也是朱长义的供述。⑸沈叶军被抓获后并没有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但在二审中检察机关提供了二组新证据，查明了沈叶军的全部犯罪事实，该事实与朱长义供述相互印证。⑹朱长义的供述对于本案被告人沈叶军被抓获及其犯罪事实查明起到最为关键性作用。⑺沈叶军在实施犯罪活动中，一直是使用虚假姓名，如不是朱长义及时供述，可能沈叶军至今仍逍遥法外。3.因一审阶段，朱长义供述沈叶军的地位、作用及45％资金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错误认定朱长义的作用、地位及赃款去向，将朱长义辩解45％被沈叶军拿走作为推脱责任的辩解，因此实际上加重朱长义的责任，应当依据新的事实和证据予以调整。4.沈叶军与朱长义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作用、地位，沈叶军要重于朱长义，对朱长义的量刑应当在一审的基础上从轻减轻处罚。⑴在本案中，主要犯罪行为——犯罪策划、犯罪行为实际实施人，是沈叶军，沈叶军名为公司总监，其积极组织“团队”，实际上掌握和参与南昌分公司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朱长义因其长年不在公司，并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实施。⑵本案中非法融资的去向45％被沈叶军非法占为己用，剩余55％是留给朱长义用于生产及承担偿还利息，实际上大部分资金被沈叶军非法占有，也是导致朱长义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⑶两者的犯罪目的其实并不相同，沈叶军是典型的集资诈骗犯罪，而朱长义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朱长义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沈叶军为逃避罪责，从一开始就使用虚假姓名实施犯罪行为，不仅是向被害人隐瞒而且向朱长义隐瞒，朱长义直到沈叶军被抓时，才知道沈叶军的真实姓名。朱长义从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真实身份信息，其融资目的是扩大生产，没有非法占有目的。5.朱长义从被抓获开始就有坦白、认罪情节；而沈叶军直到二审阶段，在公诉机关的铁证和朱长义的供述完全印证下，仍然狡辩。6.虽然朱长义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操作者和控制者是沈叶军，不能因朱长义是法定代表人就加重朱长义的刑事责任。综上，对比沈叶军的犯罪主客观方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坦白认罪、悔罪情节，个案均衡问题，对朱长义的处罚都不宜重于对沈叶军的处罚。上诉人沈叶军的辩解意见：他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他没有参与武汉公司的集资诈骗，武汉公司的集资数额不应计算在他的犯罪数额内。沈叶军在最后陈述时表示他认罪悔罪，希望尽快到监狱服刑。（三）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1.一审判决认定朱长义、沈叶军集资诈骗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罪量刑均无不当。（1）关于朱长义。在案有大量被害人陈述、借款合同、收据等证据，一致证实朱长义以老年人为对象，对外虚假宣称公司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吸收资金用于景德镇利源达瓷器公司新厂房建设和投资园林项目。但证人姚某证言及朱长义供述证实，朱长义的所谓公司在2014年底到2016年3月，仅是租赁了景德镇紫云瓷业有限公司厂房，一直未真正开展新厂房建设，也无投资园林项目。朱长义隐瞒事实、虚构投资项目的事实清楚，朱长义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设立公司、雇佣业务员对不特定人群虚假宣传、组织开会，租用他人陶瓷成品展厅并挂其公司牌子，带领被害人参观租用的陶瓷成品展厅、考察基地，超出经营范围，以高额利息(年利息24％)为诱饵，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集资方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从集资款使用情况看，本案集资参与人资金直接进入朱长义个人账户，由其管理支配，利源达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与朱长义个人财务混同，所融资金未按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用于租赁景德镇紫云瓷业有限公司厂房的资金与所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展厅租金3年11万元人民币，陶瓷制作厂房的建设加上铲平地面共计投资了100余万元人民币）。从案发情况看，朱长义在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携款潜逃，案发至今拒不交代资金去向，致使巨额资金下落不明，大部分集资款不能归还，造成集资参与人巨额经济损失。综上，朱长义使用欺骗的方法非法集资并不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其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2）关于沈叶军。其行为具备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属于朱长义集资诈骗犯罪的共犯。其一，在案证据显示沈叶军明知朱长义的公司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根据朱长义供述：整个集资诈骗行为由沈叶军策划，沈叶军明知朱长义公司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王某1等多名集资参与人的证言也证实第一次到公司，沈叶军介绍自己主管公司整体实际工作，亲口对集资参与人宣讲其知道公司内部情况。其二，朱长义的供述可以得到部分证据印证，证实沈叶军明知集资款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朱长义多次供述：沈叶军明知公司没有实际投资项目。王某1等多名集资参与人的证言及金坤的供述均证实沈叶军实际上是公司二把手，朱长义长期不在公司，实际上由沈叶军操作公司运作，每次公司组织开大会都是沈叶军主持并作重要发言，介绍公司现状和发展前景，让投资人继续大胆的进行投资。其三，本案有诸多证实沈叶军主观目的的间接证据。沈叶军在公司使用“沈骏”假名，且沈叶军系同时被警方抓获，加之沈叶军长期追随朱长义，实际运营整个“公司”运转，沈叶军不可能不知道朱长义使用诈骗方法“集资”，不可能不知道集资款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必然明知集资款不可能按“合同”约定归还。以上情况，足以形成沈叶军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内心确信，属于朱长义集资诈骗犯罪的共犯。2.朱长义、沈叶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朱长义不具有自首、立功情节。根据在卷朱长义《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2017年4月7日20时许，民警根据线索在浙江省诸暨市丽豪大酒店对面的江西餐馆内将全国通缉在逃人员朱长义抓获，当场带回数名同桌人员返回诸暨市王家庄派出所，并在该派出所内对朱长义进行第一次讯问，该派出所民警同时协助核实其他人员身份。在经核实未发现同桌人员有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让其他同桌人员离开派出所。侦查人员在讯问朱长义利源达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的其他犯嫌疑人身份过程中，朱长义交代利源达公司业务总监沈骏的真实名称是沈叶军，并与其同行。侦查人员立即对派出所核查身份信息进行比对，查找到沈叶军的身份信息，随后请王家庄派出所民警配合对沈叶军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于次日凌晨1时许在诸暨市一酒店内将沈叶军抓获。朱长义系网上通缉被抓获，依法不构成自首。《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本案中，沈叶军作为朱长义非法集资活动的共犯，其基本信息、藏匿地址属于朱长义应当向司法机关交待的内容，不应作为构成立功的理由。（2）关于沈叶军犯罪数额认定问题。经查，朱长义供认，沈叶军是2014年6月份进入公司工作的，担任市场部总策划，至2015年底，沈叶军辞职不做了，还带走了一批业务员。沈叶军供认，其是2014年9月进入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工作，担任市场部总监。后其向朱长义提出离职，工作至2015年5月份就离开了。证人张某3证实，其于2015年6月应聘到利源达武汉分公司做讲师，2015年8月份，公司来了一位领导沈总（经其辨认为沈叶军），在公司职位仅次于朱长义，武汉分公司举行重大活动时，沈叶军都会参加并在台上讲话，投资人去景德镇参观时沈叶军都接待并做宣传。在案部分被害人陈述，沈叶军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3月还在利源达公司相关会议上出现。综合在案证据，一审法院从有利于沈叶军角度分析，判决沈叶军应当对利源达南昌分公司、武汉分公司截止2015年底的诈骗金额（共计2630.783万元）负责并承担刑事责任，并无不当。沈叶军“2015年10月离开公司，不应负担之后涉案金额及未参与武汉公司集资活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确认并在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证据及二审庭审时出庭检察员向法庭出示的新证据，均经二审法庭质证，查证属实，具有证明力，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本院予以确认、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对于上诉人朱长义、沈叶军提出的上诉理由、辩解意见和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及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本院根据查证属实并确认的证据和审理查明的事实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中，上诉人朱长义纠集上诉人沈叶军等人虚构投资项目和资金用途，进行虚假宣传，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所获取的集资款并没有用于经营活动，而是用于支付雇佣业务员的报酬和租用他人厂房、展厅及带领集资参与人参观、考察等的费用，以及支付部分集资参与人的本息，以骗取集资参与人投资或者继续投资；最终朱长义携款潜逃，案发后拒不交代大部分集资款的去向，致使大部分集资款不能归还，造成集资参与人巨额经济损失。因此，朱长义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使用了诈骗的方法向他人非法集资，其行为具备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集资诈骗罪。上诉人沈叶军明知朱长义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而积极参与，故沈叶军是朱长义集资诈骗犯罪的共犯。（二）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朱长义提出犯意，注册成立公司并纠集沈叶军等人以公司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实施集资诈骗犯罪，管理和支配集资款。上诉人沈叶军明知朱长义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而积极参与，招募和管理集资团队，伙同朱长义实施集资诈骗犯罪，参与集资款分成。因此，朱长义、沈叶军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均起了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但沈叶军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小于朱长义。（三）原审判决认定沈叶军参与朱长义利源达南昌分公司、利源达武汉分公司的集资诈骗犯罪，并从有利于沈叶军角度，认定其参与骗得集资款共计人民币2630.783万元，并无不当。据此，认定沈叶军对上述诈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并判决责令沈叶军共同退赔人民币2630.783万元，合法、正确。（四）本案中，上诉人朱长义被公安机关抓捕之前，公安机关根据集资参与人的报案已掌握朱长义等人实施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并立案侦查，随即对朱长义等人网上追逃；2017年4月7日，公安民警根据线索将全国通缉在逃人员朱长义抓捕，朱长义归案后供认知道自己是网上逃犯，并交代了非法集资的基本事实。故朱长义的归案不属自动投案，不符合自首成立的条件。朱长义被抓捕后，侦查人员在讯问朱长义利源达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的其他犯嫌疑人身份过程中，朱长义交代利源达公司业务总监沈骏的真名是沈叶军，并与其同行。侦查人员据此并通过调查后，将沈叶军抓捕。上述朱长义交代同案犯沈叶军的基本情况和行踪属其应当向司法机关交待的内容，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不构成立功。因此，上诉人朱长义不具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五）本案中，朱长义伙同沈叶军等人使用诈骗方法，向他人非法集资，骗得集资款共计人民币3933.613万元，沈叶军参与骗得集资款共计人民币2630.783万元，均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审法院根据朱长义、沈叶军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态度等，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朱长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沈叶军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朱长义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933.613万元，其中沈叶军共同退赔人民币2630.783万元，合法、正确。（六）原判决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所作综合评判中和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中对上述问题的评判、评析，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及有关法律规定相符，均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朱长义、沈叶军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在庭审时的辩解意见和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均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及有关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均正确。本院认为，上诉人朱长义伙同上诉人沈叶军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骗得集资款共计人民币3933.613万元，沈叶军参与骗得集资款共计人民币2630.783万元，均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二人均系主犯。上诉人朱长义、沈叶军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在庭审时的辩解意见和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对其所提从轻改判的请求，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发表的意见正确，对其维持原判的建议，予以采纳。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宏审判员 陈荣华审判员 赵进发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