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再653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召明，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重庆渝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会君，女，196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重庆渝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58-7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王义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义发，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关彩，女，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杜瓜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光华街9号1-2-18号。 法定代表人：杜夏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劲，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杜召明、余会君因与被申诉人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原审第三人四川杜瓜子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杜瓜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13日作出（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因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不服该民事调解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6月4日作出（2013）成民申字第106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嗣后，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申诉。2014年4月21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金牛民访字第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5年1月19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金牛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杜召明、余会君不服，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10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杜召明、余会君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申诉及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6）川民监9号通知书，驳回其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4日作出川检民（行）监〔2016〕51000000145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川民抗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泽勇及检察员助理周洲到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杜召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申诉人余会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被申诉人华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被申诉人王义发、杨关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原审第三人杜瓜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1.杜召明、余会君举出了证据证明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还款行为系替其履行保证责任。 本案中，华发公司向成都市锦江区三圣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三圣信用社，现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圣支行）借款275万元到期未还，其后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转账偿还了案涉借款。杜召明、余会君主张杜瓜子公司系基于其指示才转账还款，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还款行为实际上替其履行担保责任，据此向华发公司追偿所还借款。但再审判决认定杜瓜子公司是“基于其与华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代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归还贷款”，认为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还款行为与杜召明、余会君无关，未予支持杜召明、余会君的追偿权请求。所以，杜瓜子公司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转账还款是杜召明、余会君的追偿权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杜召明、余会君举出了证据证明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还款行为系基于与杜召明、余会君的合意，替其履行保证责任。首先，杜瓜子公司与杜召明、余会君之间，虽未就杜瓜子公司转账还款的300余万元订立书面借款合同，但杜瓜子公司已按照杜召明、余会君的意思将300余万元转账汇款至三圣信用社，也即按借款人的指示进行交付，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杜瓜子公司与杜召明、余会君之间成立事实借款合同关系。其次，杜瓜子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系以杜召明、余会君的名义，为实现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保证责任的目的，进行的转账还款行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25日作出的(2008)成民初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记载“原告三圣信用社以被告杜召明、余会君代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3,075,490．59元，本案纠纷已实际解决为由，于2008年3月24日向本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据此可以认定，三圣信用社在接受杜瓜子公司转账还款时，已经明确杜瓜子公司并未因自身原因，而是按杜召明、余会君的指示，为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案涉借款的担保责任进行的转账还款。这也是为何三圣信用社接受转账还款的资金来源于杜瓜子公司，而认定该转账还款的主体及性质是杜召明、余会君代华发公司偿还了案涉借款本息的原因。再次，杜瓜子公司在转款凭证上的记载不能否认其系代杜召明、余会君转账汇款的事实。杜瓜子公司在向三圣信用社转账凭证载明用途分别为“还贷款”“代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在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发票备注栏书写了“三圣信用社与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王义发、杨关彩、杜召明、余会君担保借款纠纷案件实现债权费用”等内容。这说明了款项的最终用途，但单据此不能证明转款是代华发公司还款。在案涉借款纠纷中，杜召明、余会君是担保人，杜瓜子公司以杜召明、余会君的名义向三圣信用社履行保证责任，本质上仍然是为借款人华发公司偿还贷款。所以，杜瓜子公司在转账还款凭证上写“代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也可能是写明了该转账还款行为的最终目的，并未当然表示系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该转账还款行为的真实意思应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依前所述，三圣信用社在接收转账还款时，接受到的杜瓜子公司意思表示是其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这一事实说明，杜瓜子公司的其真实意思以及向三圣信用社表达出的实际意思是，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所以，还款凭证上的书写内容应该认定为表达了款项的最终用途。 2.再审判决认定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行为系代华发公司归还贷款，缺乏证据证明。 再审判决认定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行为系代华发公司归还贷款，缺乏证据证明。其采信了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及其《情况说明》认定杜瓜子公司的转款行为系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上述调查笔录及《情况说明》仅能证明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存在经济往来，在杜瓜子公司与内蒙古杭锦后旗民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简称民丰公司）的葵瓜子购销业务中，华发公司股东杨关彩曾以杜瓜子公司名义向民丰公司交纳300万元保证金。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09)锦江民初字第3317号裁定书及其庭审笔录及撤诉申请书，华发公司已就其代杜瓜子公司交纳300万元保证金一事，通过另案诉讼主张权利。所以，据此不能证明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行为系代华发公司归还贷款，更不能证明杜瓜子公司是案涉借款的事实上的借款人。 3.再审判决撤销生效民事调解书，系适用法律错误。 再审判决撤销原审生效的(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裁定再审后，经审理发现申请再审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恢复原调解书的执行。”据此，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才应该启动再审程序对其予以撤销。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在作出(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时存在违反自愿原则的情形，也无证据证明该调解书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该调解书的内容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调解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再审生效判决撤销该民事调解书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l5)成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杜召明、余会君的申诉理由与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一致。同时还补充了以下申诉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转款系代华发公司偿还借款有误。本案中，杜瓜子公司偿还案涉借款是基于其股东杜召明、余会君为案涉借款提供了担保物，由于华发公司不能偿还借款，而杜召明、余会君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借款，为了让担保物发挥更大的价值，故授意杜瓜子公司代为偿还案涉借款。同时，从三圣信用社起诉华发公司、杜召明、余会君、王义发、杨关彩借款合同纠纷的撤诉理由及杜瓜子公司一直以来的意思表示，均能印证杜瓜子公司系代杜召明、余会君偿还了案涉借款。而原审法院完全无视三圣信用社的撤诉理由及杜瓜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之间形成的证据链。杜召明、余会君承担了担保责任，理应享有追偿权。2.原审判决认定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关联关系有误。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系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华发公司新贷还旧贷是偿还其公司2004年在三圣信用社的280万元借款，显然华发公司的该笔借款的使用与杜瓜子公司无任何关联。同时，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在2004年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而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之前签订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瓜子生意能够继续。显然，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并不存在关联关系，即便存在关联关系，也与本案无关，也应当另案处理。3.案涉调解书不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的情形，一审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确认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有效。 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辩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无视本案的客观事实，其认为杜瓜子公司的转款行为系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义务及原生效判决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缺乏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了担保义务，本案为虚假诉讼。杜召明、余会君是杜瓜子公司的股东，且杜召明原为杜瓜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召明、余会君与杜瓜子公司是利益共同体，现杜瓜子公司在诉讼中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显然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损害了包括华发公司在内的其他人的利益。本案中，王义发、杨关彩原本为做家电生意的，对瓜子行业并不了解，而杜瓜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在瓜子市场如鱼得水，其杜瓜子公司的品牌价值高达10亿元。王义发、杨关彩受杜瓜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操纵下一起合作做瓜子生意，杜瓜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在明知与民丰公司供货交易能赚几百万的情况下，却与毫无供货能力的华发公司签订“你没货，我供货，你没钱、我提供”的虚假《购销合同》，违背市场规律和人性常理。后虽以华发公司的名义向三圣信用社借款，但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进行实际交易的也是杜瓜子公司，杜召明操纵了本案的整个交易。且在银行没有起诉债务人的情况下，杜瓜子公司已经主动为华发公司支付了几期借款本息，该归还行为系杜瓜子公司自行还款行为。故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杜瓜子公司将款项转给了三圣信用社，该转款行为实际为杜瓜子公司使用了案涉借款后的还款行为，并非是代杜召明、余会君承担担保责任。2.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存在重大关联关系。华发公司的股东虽为王义发、杨关彩，法定代表人为王义发。但王义发、杨关彩并不认识代为办理华发公司工商注册的代办人，实际上注册华发公司是为了方便杜瓜子公司到内蒙古做瓜子生意，并由杜瓜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一手经办注册的，且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的注册地址均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58号。也就是说华发公司也没有实际经营场所，且只运行了3个月。显然，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内容也违反法律规定。原一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合法，因王义发、杨关彩在被面临追究抽逃资金罪、虚假注册资金罪的情况下，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签订的调解书。同时，调解书中还明确了刑事部分由杜召明、余会君另案自行处理。显然案涉调解本身违法，调解书既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自愿原则。综上，本案事实不清，请求发回重审。 杜瓜子公司述称，同意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同时还补充陈述了以下理由：1.本案的案由应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纠纷和追偿权纠纷。2.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义务后，享有向华发公司的追偿权。2006年12月29日，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借款275万元时，杜召明、余会君夫妻及王义发、杨关彩夫妻作为借款的连带担保人，杜召明、余会君夫妻还以其名下的土地作为抵押担保。后在三圣信用社与华发公司、杜召明、余会君、王义发、杨关彩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杜召明、余会君向三圣信用社履行了担保义务后，三圣信用社以杜召明、余会君代华发公司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为由，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成民初字第15号民事裁定准许撤诉。从本次诉讼中法院依职权向三圣信用社调取的证据看，2004年9月29日，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的两笔总金额为280万元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华发公司，而与杜瓜子公司以及杜召明、余会君无关。2006年12月29日华发公司以新贷偿还了2004年的两笔旧贷，进一步说明案涉借款275万元的使用与杜召明、余会君、杜瓜子公司均无关系。同时，因杜召明、余会君夫妇是杜瓜子公司的股东，也就是杜瓜子公司实为夫妻店，其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高度混同，也就等同于公司人格混同，基于杜召明、余会君与第三人杜瓜子公司这种特殊的关联关系，第三人杜瓜子公司的钱款实际为两位股东杜召明、余会君的财产，显然，第三人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的付款行为实际为杜召明、余会君的付款行为。因此，杜召明、余会君在承担了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共计307万多元的担保责任后，享有向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追偿的权利。2.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并不存在关联关系。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主体，并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关联关系，杜瓜子公司就无代华发公司清偿贷款的义务。故原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3.杨关彩未向民丰公司交纳过一分钱的保证金，实际是应当先交纳300万元保证金，然后再由民丰公司发放1000万元的购货贷款，但民丰公司在未收取杨关彩交纳的300万元保证金的情况下，就予以先行放贷给杨关彩，导致杨关彩将从民丰公司领取的贷款又作为保证金交回，故杨关彩实际并未交纳一分钱的保证金，却冒领了969万元的瓜子款，杜瓜子公司对此保留追偿权或报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 杜召明、余会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发公司向杜召明、余会君支付担保款3,075,490.59元；2.王义发、杨关彩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负担。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持双方调解，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华发公司于2009年5月12日前支付杜召明、余会君担保款3,075,490.59元；2.杜召明、余会君主张的王义发、杨关彩抽逃注册资金问题因与本案系不同法律的法律关系，杜召明、余会君另案处理。该院于2009年4月13日作出（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了确认。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06年12月29日，华发公司作为贷款人与三圣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75万元，借款期限为2006年12月29日至2008年3月22日，月利率为7.875‰，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转贷）归还两份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同日，杜召明、余会君向三圣信用社出具同意抵押意见书，同意以其共有的位于四川省蒲江县“三江月”休闲度假村、面积为16988.4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同日，杜召明、余会君向三圣信用社出具承诺书，承诺如华发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该笔贷款，除以前述土地使用权承担抵押责任外，还自愿用其他自有财产承担连带责任。杨关彩、王义发亦于同日向三圣信用社出具承诺书，承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三圣信用社于2006年12月29日履行出借义务。 2007年12月，三圣信用社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华发公司、杜召明、余会君、王义发、杨关彩偿还该笔贷款。在诉讼过程中，杜瓜子公司于2008年3月19日向三圣信用社转账275万元，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还贷款”。2008年3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成民初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原告三圣信用社以被告杜召明、余会君代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3,075,490.59元，本案纠纷已实际解决为由，于2008年3月24日向本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2008年3月31日，杜瓜子公司再次向三圣信用社转账262,221.86元，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代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同日，杜召明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发票备注栏书写了“三圣信用社与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王义发、杨关彩、杜召明、余会君担保借款纠纷案件实现债权费用”等内容。 在本案原一审诉讼过程中，杜瓜子公司于2009年4月12日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杜召明、余会君诉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王义发、杨关彩一案，杜召明、余会君付成都市锦江区三圣农村信用社人民币3,075,490.59元(其中有50000元代理费)是通过我公司付的款，我公司和杜召明、余会君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我公司与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王义发、杨关彩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特此说明”。 另查明，杜瓜子公司于2003年1月18日成立，成立时的股东为杜召明、余会君，法定代表人为杜召明。2008年6月4日，杜瓜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杜夏宇，股东为杜召明、余会君。华发公司于2004年8月26日成立，股东为王义发、杨关彩，法定代表人为王义发。 再查明，2013年1月8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口头传唤案外人王军，王军在询问笔录中称其帮助杜召明、王义发注册了华发公司，华发公司的出资不实。 2013年2月22日，王义发到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西华派出所(简称西华派出所)报案，西华派出所受理该案。根据王义发的报案，2013年4月15日，西华派出所民警对杜召明进行询问，杜召明就300万元保证金由谁缴纳的问题阐述为“当时这个合同的保证金300万元，是王义发的老婆杨关彩以杜瓜子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交的。” 2013年9月3日，西华派出所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其中载明“由于杜召明和王义发各执一词，因此我们对杜召明进行了讯问，杜召明称300万元保证金确实是王义发交纳，但是否认是自己倒卖瓜子并获了利，自己仅仅是替王义发出面与民丰公司接洽而已，一切都是王义发在操作。之后，我们到内蒙古对相关书证进行了取证，与内蒙古杭锦后旗民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签订葵瓜子购销合同的为四川杜瓜子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人为杜召明，杜瓜子公司向民丰公司缴纳300万元保证金的交纳人为王义发的妻子杨关彩，与民丰公司履行合同的人均为杜召明。至此，就王义发贷款交纳保证金以及购买瓜子，杜召明将瓜子倒卖后偿还贷款，之后杜召明又向王义发追讨贷款的行为，系双方的经济纠纷，因此在受案调查清楚后，未对此案呈请立案。”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对华发公司及王义发、杨关彩提出的杜瓜子公司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以及请求法院裁定杜瓜子公司退出诉讼的主张，由于杜瓜子公司系直接向三圣信用社转账的主体，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杜瓜子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以便查清案件相关事实，故对华发公司及王义发、杨关彩在再审中提出的这一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根据再审查明事实，杜瓜子公司于2008年3月19日向三圣信用社转账275万元，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还贷款”，2008年3月31日，杜瓜子公司再次向三圣信用社转账262,221.86元，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从两张转账凭证所记载情况来看，非常明确地表示为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故根据当时杜瓜子公司的转账行为及当时形成的转账用途能够认定杜瓜子公司系代华发公司偿还借款的主体。至于杜召明、余会君2009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由杜瓜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其代杜召明、余会君偿还了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了担保义务，取得追偿权，其理由如下：(一)根据公安机关对杜召明、王军等人的询问笔录及调查情况，可以认定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存在重大关联，杜瓜子公司代华发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极有可能是基于与华发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由其直接代华发公司履行的还款义务，而并非是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二)杜召明曾系杜瓜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召明与杜瓜子公司有利害关系，杜瓜子公司在与华发公司存在重大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将其还款行为界定为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明显对杜召明、余会君有利。(三)该份《情况说明》形成于杜召明、余会君向法院起诉后，且该证据与杜瓜子公司当时转账凭证记载的内容并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综上所述，杜召明、余会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不能取得对华发公司的追偿权，对杜召明、余会君提出要求华发公司支付其3,075,490.5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理，对杜召明、余会君提出要求王义发、杨关彩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杜召明、余会君实际不具有追偿权，(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基于杜召明、余会君有追偿权而进行的调解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应予撤销。遂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杜召明、余会君的诉讼请求。 杜召明、余会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再审认为,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还款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系本案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从华发公司设立的经过、住所地情况，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合作做“瓜子生意”的经过及发生纠纷的情况，以及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贷款280万元的原因、用途等情况，应当认定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结合杜瓜子公司于2008年3月19日、同月31日向三圣信用社付款时转账凭证载明“还贷款”、“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杜瓜子公司还款系基于其与华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代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归还贷款正确。杜瓜子公司的《情况说明》虽主张系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但该证据形成于诉讼期间，且杜召明、余会君系杜瓜子公司股东，双方具有利害关系，杜瓜子公司作出的内容有利于杜召明、余会君的证明，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明力较弱，且其中关于“与华发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与杜召明、余会君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内容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杜召明、余会君上诉称再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再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规定，本案在原调解书生效后，出现了新的证据、事实证明一审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所依据的基本事实确有错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本案经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本案再审于法有据，杜召明、余会君关于再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案由认定的问题。根据杜召明、余会君诉讼请求的内容和本案查明的事实、性质，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追偿权纠纷，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案由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但该案由的认定错误不影响案件的实质处理结果。综上，杜召明、余会君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中，杜召明、余会君除坚持原审中所举证据和质证意见外，还提交了以下证据：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于2004年7月1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虽然华发公司的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58－7号）是从杜瓜子公司处租赁的，但两公司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对杜召明、余会君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王义发并未支付过租金，《房屋租赁合同》中“王义发”的签字并非王义发本人所签，故对《房屋租赁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 杜瓜子公司对杜召明、余会君提交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杜召明、余会君在再审中所举证据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杜瓜子公司在本院再审中申请法院对三圣信用社于2006年12月29日转款275万元偿还的是谁的两笔旧贷款及转账流水的走向等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本院依法要求三圣信用社协助调查相关证据。后三圣信用社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4年9月16日，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申请贷款280万元的借款申请书及贷款调查报告；2.2004年9月29日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申请贷款280万元的2份借款合同中的1份借款合同，即包含190万元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短期借款申请书、短期借款调查审批表、借款借据及150万元的转账支票；3.2006年12月29日，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贷款275万元的借款借据、偿还190万元和90万元贷款的贷款收回贷款凭证。 杜瓜子公司对证据1、证据2、证据3发表举证意见，拟证明华发公司以新贷即案涉借款275万元偿还其2004年向三圣信用社的280万元旧贷，该款的用途与杜召明、余会君无关。同时，也证明杜召明、余会君提供了抵押担保，现杜瓜子公司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了担保义务后，杜召明、余会君享有向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追偿的权利。 杜召明、余会君质证意见：1.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同意杜瓜子公司的意见；2.证明了案涉借款系新贷偿还旧贷，而旧贷与杜瓜子公司无关，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也无关联。 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质证意见：1.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2.王义发在贷款前并未见过、也不认识三圣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杜召明、余会君却无偿提供抵押担保，且明知王义发、杨关彩无货，仍与其签订《购销合同》，显然不符合逻辑。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04年8月1日，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杜召明、王义发分别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各自公司印章。合同约定：2004年8月1日至2005年7月30日期间，由华发公司为杜瓜子公司提供2000吨葵瓜子，单价5500元/吨，合同总金额为1100万元。交货地点为成都市金牛区杜瓜子食品厂，结算方式为货到后5日内付清。 2004年7月16日，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签订租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58-7号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华发公司未支付过租金。2004年8月26日，王义发成立了注册资金800万元，王义发为法定代表人，王义发、杨关彩为股东的华发公司，住所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58-7号二楼。 2004年9月16日，华发公司以履行其公司与杜瓜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缺少资金为由，向三圣信用社申请贷款280万元，杜召明以其所有的位于四川省蒲江县“三江月”休闲中心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同日，三圣信用社出具《关于四川华发实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为：“华发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26日，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义发。公司由王义发、杨关彩夫妇共同出资成立，王义发在彭州做电器生意多年，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决定成立华发公司。近期，华发公司与杜瓜子公司签订了一笔供货合同，由华发公司向杜瓜子公司供应2000吨葵瓜子，每吨5500元，该批货物总价值1100万元。华发公司因资金紧张，特申请贷款280万元，用朋友杜召明（杜瓜子公司董事长）位于四川省蒲江县的“三江月”休闲度假村的房产作为抵押，用经营收入还本付息。”调查结论为：“通过对华发公司的调查，华发公司贷款用途明确，用杜召明位于四川省蒲江县的“三江月”休闲度假村的房产作为抵押，在办理合法的抵押手续后抵押落实。为支持企业发展，同意华发公司新增贷款280万元，月利率6.6375‰，期限一年，并报联社咨询委员会咨询。” 2004年9月29日和10月29日，三圣信用社分别向华发公司出具190万元和90万元的借款借据，并履行了出借义务。 2004年10月8日，内蒙古杭锦后旗民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简称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与杜瓜子公司签订《花葵销售合同》，约定杜瓜子公司向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缴纳花葵收购贷款额35%的保证金即300万元后，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可按照合同约定承贷花葵收购贷款。从2004年10月10日起，杨关彩以杜瓜子公司名义分四次分别向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缴纳保证金共计300万元，收款收据所记载交款单位为杜瓜子公司，4张票据的原件由杨关彩持有。其中2004年10月28日缴纳保证金100万元的收据除注明缴款单位为杜瓜子公司外，还注明交款人为杨关彩。在《花葵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向杜瓜子公司发放了贷款。2006年12月20日，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签订对账单，对账确认：杜瓜子公司使用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收购贷款共计9,691,060元；杜瓜子公司调购花葵还贷款3,436,590元，委托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销售花葵还贷款2,719,295.50元，保证金抵还贷款300万元，共计还贷9,155,885.50元，欠还贷款本金535,174.50元等。2007年12月18日，民丰公司与杜瓜子公司达成还款协议。民丰公司分别于2008年1月8日及2009年3月12日起诉至内蒙古杭锦后旗人民法院，请求杜瓜子公司支付货款本金及利息等。经内蒙古杭锦后旗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2013年4月15日，杜召明在公安机关陈述杜瓜子公司从民丰公司拉走了大约600多万元的瓜子到成都。 围绕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以及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还款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问题；2.原审判决撤销原生效的（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适用法律是否有误。 关于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还款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问题。本案中，首先，从华发公司注册经过看，王义发、杨关彩原从事电器生意多年，在华发公司尚未注册成立时即与杜瓜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华发公司成立后，其公司的初始注册地址与杜瓜子公司的初始注册地址亦相同。同时，王军在公安机关称，其是帮助杜召明、王义发注册了华发公司，华发公司的出资不实。其次，从向三圣信用社贷款及还款情况看，华发公司成立后，为履行其与杜瓜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随即向三圣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在华发公司申请贷款时，杜瓜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股东余会君即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及贷款到期后华发公司以新贷还旧贷时，杜召明、余会君亦继续提供抵押担保，并承诺在其提供的抵押物不能还清借款后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后，杜瓜子公司还分别于2008年3月19日及同月31日向三圣信用社转款，并在转账凭证上载明为“还贷款”“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再其次，从与民丰公司履行合同及诉讼情况看，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签订《花葵销售合同》后，华发公司的股东杨关彩即以杜瓜子公司名义交纳该《花葵销售合同》约定的300万元保证金并持有交纳保证金收条的原件，同时以杜瓜子公司的名义在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领取贷款后在内蒙古收购瓜子，后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之间就履行合同过程中的经济往来进行了对账，并将300万元保证金抵偿了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的贷款。民丰公司为实现其债权，将杜瓜子公司起诉至人民法院后，杜瓜子公司履行了给付义务。华发公司就交纳保证金事宜亦起诉了杜瓜子公司、民丰公司，后撤回起诉。最后，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看，杜召明在公安机关陈述杜瓜子公司从民丰公司拉走了大约600多万元的瓜子到成都等，同时，公安机关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并载明“就王义发贷款交纳保证金以及购买瓜子，杜召明将瓜子倒卖后偿还贷款，之后杜召明又向王义发追讨贷款的行为，系双方的经济纠纷，因此在受案调查清楚后，未对此案呈请立案”。因此，综合以上华发公司设立的经过、公司初始注册地址情况，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贷款的原因、用途及贷款时杜瓜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召明、股东余会君提供担保及还款经过，杜瓜子公司与民丰公司履行合同的情况及诉讼经过，以及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等相关事实，本院认为，杜瓜子公司虽与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签订了《花葵销售合同》，但实质上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共同履行了该《花葵销售合同》，共同合作在内蒙古做“瓜子生意”，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贷款实际是为履行该《花葵销售合同》而交纳保证金，且在交纳保证金及履行该《花葵销售合同》后，杜瓜子公司在与民丰公司之间就履行合同过程中的经济往来进行对账单时已将300万元保证金抵偿了民丰公司头道桥分公司的贷款。因此，纵观本案，在杜瓜子公司与华发公司的整个合作做“瓜子生意”过程中，杜瓜子公司起着主导作用，两公司间就内蒙古合作做“瓜子生意”的整个过程存在关联，从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杜瓜子公司代华发公司向三圣信用社归还借款的可能，且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转款时转账凭证亦载明为“还贷款”“代华发公司偿还贷款及利息”，故原审判决就此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虽杜瓜子公司向三圣信用社转款3,075,490.59元，且杜瓜子公司在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主张系代杜召明、余会君履行担保责任，但该证据形成于诉讼期间，且杜召明、余会君系杜瓜子公司股东，双方具有利害关系，杜瓜子公司作出的内容有利于杜召明、余会君的证明，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明力较弱，其中关于“与华发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与杜召明、余会君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等内容明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原审判决对该《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了担保责任，其不能取得对华发公司的追偿权。原审判决驳回杜召明、余会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杜召明、余会君就此提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判决撤销原生效的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因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召明、余会君履行了担保责任，其不能取得对华发公司的追偿权。故杜召明、余会君起诉请求华发公司、王义发、杨关彩支付相应的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是基于杜召明、余会君有追偿权而进行的调解，显然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故原审判决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09)金牛民初字第596号民事调解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杜召明、余会君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碧芳 审 判 员 何 雪 审 判 员 牟桂红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尤战洪 书 记 员 陈 莹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