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7民初11374号原告：蒲敬北，男，汉族，1968年10月26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潮新，男，汉族，1972年10月28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兵，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顿科技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社区荔枝园新全盛酒店旁边龙城北路****8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76820W。法定代表人：吴潮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兵，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黎族南，男，汉族，1951年11月24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兵，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思恩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恩腾科技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龙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639169XL。法定代表人：吴潮新。第三人：何惠琼，女，汉族，1975年1月2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第三人：蒲景文，男，汉族，1982年3月22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蒲林群，女，汉族，1966年12月8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谢秀珍，女，汉族，1938年12月29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蒲焕秀，女，汉族，1961年11月4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郫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蒲鹏琼，女，汉族，1974年3月16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蒲玉琼，女，汉族，1971年10月1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蒲敬北诉被告吴潮新、森顿科技公司，第三人黎族南、思恩腾科技公司、何惠琼、蒲景文、蒲林群、谢秀珍、蒲焕秀、蒲鹏琼、蒲玉琼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粤0307民初886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蒲敬北对该判决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终213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粤0307民初886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敬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余勇波，第三人蒲景文、蒲林群、谢秀珍、蒲焕秀、蒲鹏琼、蒲玉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余勇波，被告吴潮新、森顿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云、邓兵，第三人黎族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云、邓兵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思恩腾科技公司、何惠琼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蒲敬北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将所持有的森顿科技公司14.1%的股权变更为原告，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8年7月11日，原告蒲敬北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确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森顿科技公司的11.7%的股份为原告蒲敬北所有，蒲敬北具备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2、请求确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森顿科技公司2.4%的股份为“蒲光龙基金”所有，原告蒲敬北为“蒲光龙基金”的代管人；3、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办理原告及“蒲光龙基金”为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11月20日，被告吴潮新以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蒲敬北的父亲蒲光龙签订《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蒲光龙联合开发、推广宫颈糜烂特效药，并由蒲光龙占有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的股权。2012年4月1日，蒲光龙去世后，吴潮新与蒲敬北、陈某、蒲某、张梅英四人在2012年5月12日签订了《技术股转换协议》。该协议约定：已故的蒲光龙持有的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0%的股份分为四人持有，四人以技术入股到森顿科技公司并设“蒲光龙基金”。上述四人及“蒲光龙基金”在森顿科技公司持股的比例分别为：蒲敬北持有11.7%，陈某持有11.7%，蒲某持有2.1%，张梅英持有2.1%，“蒲光龙基金”持有2.4%（由蒲敬北代管）。另外，蒲光龙作为发明人及专利权人在2010年10月13日获得的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子宫颈糜烂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由蒲敬北继承并保管。在2012年12月13日，吴潮新认为蒲敬北已经技术入股，应将该技术象征的专利《一种治疗子宫颈糜烂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转交给森顿科技公司。蒲敬北按照要求将专利转交给吴潮新，2013年2月13日该专利被登记在森顿科技公司名下（后吴潮新将该专利转移到了吴潮新与其妻子的夫妻公司思恩腾科技公司名下）。原告的专利经入资、转移至森顿科技公司名下后，森顿科技公司还向原告连续两年进行股东分红。之后，吴潮新向原告出具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又提出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由于这些要求与此前关于原告只需技术出资，不需另行支付费用的约定不符，原告未签字。在该协议第一条中强调本协议“经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股东会决议通过”。在2016年1月14日被告手写的“说明”中，还再次承认无论原告是否在公司工作，都享有股东的分红权。现吴潮新作为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森顿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原告专利权在上述公司实际运行利益的最大受益人，却拒绝履行向原告交付公司股权的明确约定义务。上述主要事实概括为，被告吴潮新作为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森顿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先后与原告方签署了《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技术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列文件。上述系列文件内容一脉相承，相互印证，清晰的表明：原、被告与森顿科技公司就原告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成为森顿科技公司的股东达成了合意，原告已经按照《技术入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的要求转交了技术凭证，切实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完全成就了作为股东应具备的条件。被告还通过手写的“说明”确认了原告不在公司工作也享有股东分红权。综上，原告与被告、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就原告用专利技术入股森顿科技公司达成意思合意，原告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交付专利证书、被告确认原告不在公司工作同样有股东分红权的情况下，被告吴潮新必须履行交付相应的公司股权的义务。现原告请求确认应有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符合权利义务平衡的法理基础，合理合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吴潮新、第三人黎族南答辩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并没有有关股权转让的口头和书面的协议。无论是2008年的合作协议，还是2012年的技术股转换协议，都是被告代表相应的公司所签，是职务行为，那么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当由相应的公司来承担。也就是说现在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第二，2008年的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的核心条款，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判断蒲光龙在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权利并非股权，而是一种分红权。合作协议的前言是这样约定的：合作方是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蒲光龙，他们一起开发和推广宫颈糜烂的特效药剂，是仅仅就这个药剂进行合作。另外合作协议约定的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跟蒲光龙之间的合作方式为前期开发和市场推广由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垫付，产品的利润按照甲方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0%、蒲光龙30%的比例分成。我们重点要强调的是这个产品的推广，特指的是这个宫颈糜烂的特效药剂，并不是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产品。蒲光龙对其他产品不享有分红权利。第三，2008年的合作协议没有约定技术出资，也没有明确蒲光龙30%的股权如何实现，是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即被告个人转给蒲光龙30%，还是包含在被告在内的全部股东总共转让给蒲光龙30%，都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再来看2008年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首先，蒲光龙并没有将涉案的专利入股到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因此蒲光龙并不是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另外，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蒲光龙出技术，曾经生产出九万多粒胶囊和药水，但是因为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就未推向市场。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因此亏损了十几万。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蒲光龙不承担任何风险费用的，仅仅享有的是按比例分红的权利，这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是有本质区别的。其次，蒲光龙于2012年去世，2008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蒲光龙从来没有向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张过股权，也从未向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再次，蒲光龙并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实际运营和控制，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从来没有召开过有关蒲光龙入股的股东会会议。最后，因为宫颈糜烂的特效药剂这一项目开发失败，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亏损，所以也就没有给合作方蒲光龙分红。以上就是2008年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蒲光龙享有的并不是股权，而是特效药品产生利润的分红权。从技术股转换协议的实质性内容来看，原告也不享有森顿科技公司的股权。首先，2008年的合作协议跟2012年的技术股转换协议是一种承继关系，合作协议是一种分红权，那么技术股转换协议承继的必然是一种分红权。其次，从签约主体而言，技术股转换协议是森顿科技公司跟四个技术股东所签，并不是吴潮新个人所签。因此，原告的起诉主体不适格。再从协议的内容看，主要是蒲光龙在合作协议中享有的30%的技术股权益全部转换到了森顿科技公司。有原告等四个技术股东，还有一个蒲光龙基金分享30%的协议，协议明确了技术股的比例：原告有11.7%、陈某11.7%、蒲某2.1%。张梅英2.1%，蒲光龙基金2.1%。最后森顿公司有三位股东，分别是黎族南占股36%，刘超占股32%，吴潮新占股32%。在这个技术股转换协议中，同样也没有明确四位技术股东占股如何实现。四位技术股东享有的仅仅是分红权益，并不是股权。从2012年的技术股转换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第一，森顿科技公司至今从未召开过四位技术股东入股深圳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并无形成类似的股东会的决议。第二，从技术股转换协议签订至起诉之日将近五年多的时间，四位技术股东从未向森顿科技公司主张是公司的股东。第三，蒲光龙的专利技术一直没有让森顿科技公司产生利润。所以森顿科技公司从未向四位技术股东分过红，更何况森顿科技公司从未实际经营过。第四，四位技术股东后来转到了思恩腾科技公司工作，由原来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劳资关系，四人均从思恩腾科技公司拿工资，并且四人都与思恩腾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在思恩腾科技公司缴纳相应的社保。原告自愿将专利交给森顿科技公司，那么森顿科技公司对原告自愿转交的这个行为当然不会拒绝。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自愿转交专利的行为不能说改变了2008年的合作协议及2012的技术股转换协议的实质性内容。因为三份协议相互之间具有一个承继关系，原告自愿转交专利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原告对森顿科技公司出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专利技术属于无形资产，我国公司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以无形资产出资，必须要经过评估作价。实际履行情况：首先，森顿科技公司并没有召开原告以专利权入股的股东会会议，第二，森顿科技公司的股东刘超、黎族南对原告以专利权入股的事情并不知情。第三，森顿科技公司从未召开股东会，通过修改公司章程，以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确定原告的股东地位。所以原告在森顿科技公司并不具备股东地位。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判断，被告本人并没有取得任何股权交易的对价，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当得到支持。另外，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恰恰可以说明原告要想取得森顿科技公司的股权，是要支付一定的股权转让对价。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吴潮新转让给原告11.7%的股权交易对价是11700元。现在蒲光龙的专利技术被证明是一种伪技术，毫无市场价值，现在国家药监部门不允许开发治疗宫颈糜烂的疗药水。后来被告才了解到宫颈糜烂目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能够作为疾病来治疗。所以蒲光龙的专利技术在现在来讲毫无市场价值。所以现在技术股转换协议事实上变得没有办法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协议的各方不得不终止。2008年的合作协议和2012年的技术转让协议终止履行后，四位技术股东就转到思恩腾科技公司工作，从思恩腾科技公司领取工资和相应的报酬。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印证,因为银行流水上面很多地方备注为工资。由此证明原告从思恩腾科技公司拿取的是工资报酬，并不是股权分红。另外,被告也提供了思恩腾科技公司发放给四位技术股东的相应的银行资金流水。也可以印证技术股东陈某等领取的资金并不是股权分红。因为股权分红是有规律性的，就是说其中一位技术股东获取了股权分红，其他三位也应当有相应的技术分红，股权分红资金应当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四位技术股东领取的资金各不一样，由此可以证明他们领取的资金并不是股东分红，没有按照技术股转换协议中约定的比例来领取资金。在原一审中出示就是证人陈某、蒲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实了他们在森顿科技公司的地位并不是股东的地位。而且陈某、蒲某从未向森顿科技公司主张他们是公司的股东。最后一点就是原告提供的一些银行流水中有一些资金是被告吴潮新给原告的个人借款。例如2015年12月22日何惠琼账户出借给原告的200000元是用于其个人买车的费用，并不是其所谓的股权分红。原告认为双方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技术股转换协议还有这个专利的备忘录，形成了这种股东的关系。那么从三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一种一方提供技术，一方提供资金来合作开发一种宫颈糜烂特效药剂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如果涉案产品产生利润，双方就约定了利润分配的具体的方式：即蒲光龙得30%，福州美尼康公司得70%。在第一份合作协议当中没有提到过股权，股权如何分配、股权如何转换、股权如何取得在该协议当中没有任何说明。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合作关系，那么原告的父亲取得的权益也就是一种分红权。那么在具体履行过程当中，原告的父亲所提供的这种技术经过研发、开发、生产，最后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生产了九万粒胶囊和药水，被政府的相关部门查封、被销毁。因此导致美尼康公司亏损十几万，那么这个项目由于不是一个能够推向市场的合法的项目，这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签订技术股转换协议，这个四年当中其实已经被停止了，这个项目已经是开发失败了。因此原告的父亲所提供的技术在这个四年过程当中从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失败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么到了2012年，由森顿公司和原告的四个技术股东签订的技术股转换协议实际上是基于原告认为它还能够提供其他的改良技术。也就是说原来的技术失败了，但是我还有能力通过改良完善，把这个技术提升它的功效或者是提供其他的一些功能。能够符合市场的要求，能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代表的森顿科技公司和原告的四位技术股东签订了这份技术股的转换协议。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把原来的所谓的技术已经否定了，也就是说我跟你签这个协议给你这些所谓的分红权，那么是你需要提给我提供另外的有效的有作用的相关的技术。但是从2012年开始，原告就没有向被告以及被告代表的公司提供过任何有效的技术。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证明前两份协议其实已经在实际履行过程当中被终止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实际履行了。对于蒲光龙被告还是非常尊重他的，因为他在中医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相关技术。但是原告本身就不是学医的，所以说他说有技术的话其实都是欺骗。以及森顿科技公司从2012年开始就停止经营，就没有再经营。四个技术股东的，被告认为他们在管理方面特别是陈某在管理方面非常有经验，而且之前所开发的技术也是陈某为主，陈某来出资，蒲光龙来出技术合作开发的。因此被告认为陈某以及其母亲蒲某，还有后来加入到他们团队的张梅英对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让他们在思恩腾科技公司工作，给他们发工资。陈某主要是负责管理。然后他的母亲也负责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工作，因此实际上最先的两份协议所约定双方的技术合作到了2012年其实已经终止了，没有再往下合作下去。那么他们所谓的技术股转换协议是基于当时认为他们还有其他的技术可以提供才签了这份协议。但在之后原告是没有实际在履行这份协议，也没有提供相关的技术。另外就关于这份专利的问题，这一份专利实际上也是陈某主导下的一份落在了原告父亲名下的一份专利，也就是说陈某说这份专利是他出资的，然后原告父亲给出了一些技术，当时应该是有陈某的一家公司来申请注册的，后来跟原告商量以后，就落在了原告父亲个人的名下，其实这份专利的所有权人应该是陈某以及原告他们几个人共同的，而不是原告一个人的。为什么被告会接受这份专利，因为被告当时在谋求海外上市，因此他认为虽然这份专利它本身已经没有市场价值，也没有生产价值，已经被有关部门叫停了。但是它作为专利技术对他境外上市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他接受了这份专利。但是并不像原告所说这份专利就是他的出资。那么从所有的文件以及所有的相关的一些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份专利也不属于原告的出资，因为这个如果是出资的话，必须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按照公司法相关的规定，就必须要评估作价，现在所有的这些法定的程序都没有走过，从所有的履行情况来看，我们没有看到这份作为出资的相关的一些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些行为，因此它就不属于出资。另外，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和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以及其他的所谓的技术股东他们跟思恩腾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劳资关系，已经不是技术合作的关系，原来的合作协议合作关系已经终止。第三人思恩腾科技公司、何惠琼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本院提交答辩状。经审理查明，2008年11月20日，原告蒲敬北的父亲蒲光龙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吴潮新为其法定代表人，持有90%的股份，现该公司已吊销）签订《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蒲光龙一起开发和推广宫颈糜烂特效药剂；2、前期开发与市场推广费用由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垫付，产品推广利润分配按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0%，蒲光龙30%的比例分成；3、蒲光龙占有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占公司股份70%；4、宫颈糜烂特效药剂的制备技术属于合作公司共有资产（属于公司高级机密，制备方法和配方只有蒲光龙、吴潮新、陈某三人掌握，并由陈某负责生产事宜）。2010年10月1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蒲光龙一项发明专利，发明人蒲光龙，发明名称为“一种治疗子宫颈糜烂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为ＺＬ20081006××××.7。2015年5月12日，蒲敬北、陈某、蒲某、张梅英、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吴潮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持有32%股份）签订《技术股转换协议》，该协议约定：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技术股30%（持有人蒲光龙，已故）转换成4个技术股东，直接技术入股到森顿科技公司，作为森顿科技公司的技术股东，占森顿科技公司总股的30%，细分比例如下：蒲敬北11.7%、陈某11.7%、蒲某2.1%、张梅英2.1%、蒲光龙基金2.4%。2012年12月13日，原告蒲敬北与被告吴潮新签订《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具体内容是：“根据蒲光龙先生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潮新先生于2008年11月20日签署的，该宫颈糜烂治疗药物制备技术已入股到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技术属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有资产。后因经营需要，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于×年×月×日依法注销，吴潮新先生于×年×月×日在深圳市××××了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延续与蒲光龙先生的合作，继续开发应用宫颈糜烂治疗药水。股份合作的法律程序尚未来得及办理，蒲光龙先生于2012年4月1日因病去世，2012年5月12日蒲光龙先生的继承人代表长子蒲敬北与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潮新重新签署了，该宫颈糜烂治疗技术直接入股到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该技术现已属于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共有资产。作为该技术法律依据的文书（证书号：686724，专利号：ＺＬ20081006××××.7）一直以来由蒲光龙保管，现由其子女蒲敬北郑重转交给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潮新保管，此备忘。”201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了专利号为ＺＬ20081005××××.7，证书号为：686724的《专利登记薄副本》，该《专利登记薄副本》显示：专利权利人为思恩腾科技公司。2017年7月17日，本院对陈某、蒲某进行了调查。陈某在调查时称：蒲光龙与我妈妈蒲某在广州开药店（蒲光龙出技术，蒲某出资金，主要宣传治疗宫颈糜烂），后来蒲光龙出技术，我出资成立了北京特医阁中医药研究院深圳分院，并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吴潮新，最后蒲光龙跟吴潮新签订了涉案合作协议，当时蒲光龙和我口头约定各占15%股份；我现在是思恩腾科技公司生产部副经理，虽然拥有技术股，但与其他员工没什么区别，没有参加过股东会，也没有查过公司账薄；蒲光龙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我和蒲光龙都没有在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森顿科技公司任职，只是偶尔过去看一下；吴潮新现在主要做阴道清洗方面的消毒、保健、理疗类产品，与蒲光龙的发明专利没有关系；蒲光龙去世前产品没有成型，去世之后吴潮新又从云南医学院的刘教授那里引进技术做成了凝胶；吴潮新曾经用过蒲光龙的技术，做成了水剂和胶囊产品，但是市场不认可，从来没有盈利过；蒲敬北一直在要求参加公司股东会，但应该没有参加过；公司现在有二十多种技术，有些有专利，有些没有，蒲光龙的技术股只能让我们享有该技术所带来的分红，而不能享有公司的所有经营分红。蒲某陈述：2005年-2011年期间我和蒲光龙一起在广州经营药房，他出宫颈糜烂技术，我出资金；由于药房经营范围的限制，蒲光龙的药水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他就想招商引资，于是我儿子陈某出钱，给搭了个平台；2011年蒲光龙和吴潮新合作，做了胶囊和药水，但是不能投放市场，开发失败，后来蒲光龙去世了，就再也没有做这个产品了；我没有参加公司股东会议，也没有查过账薄，蒲光龙的技术没有开发出产品，我也不好意思主张权利；我不清楚吴潮新现在做什么产品，只知道现在他和云南那边有合作开发产品。庭审中，原告蒲敬北称森顿科技公司与思恩腾科技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法定代表人混同，就此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为五张照片。且原告蒲敬北确认自己受让的是被告吴潮新名下的股份。2018年9月2日，第三人蒲景文、蒲林群、谢秀珍、蒲焕秀、蒲鹏琼、蒲玉琼出具《声明书》，该声明书的具体内容是“本声明人因继承蒲光龙的专利技术（专利号：ＺＬ20081006××××.7）。现所有声明人在此声明：一、所有声明人自继承取得上述专利技术开始，已经同意并授权由蒲敬北（身份证号：）作为该专利技术的所有继承人代表，代为行使上述专利技术许可他人使用、合作经营、股权投资、纠纷调解、纠纷诉讼等所有涉及该专利技术的相关事宜；二、所有声明人均已经同意并追认蒲敬北作为上述专利技术的继承人代表与吴潮新、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等所签署的与上述专利相关的协议效力；三、所有声明人均确认“蒲光龙基金”所占有的“深圳市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2.4%的股份已经委托由蒲敬北代管。”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技术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专利登记薄副本》、《声明书》、银行转账清单证据等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蒲敬北请求：1、确认原告蒲敬北具有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被告吴潮新名下的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11.7%的股份归其所有，确认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2.4%的股份归“蒲光龙基金”所有，蒲敬北为“蒲光龙基金”的代管人；2、被告吴潮新协助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就上述诉讼请求，原告蒲敬北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技术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原告蒲敬北确认自己受让的是被告吴潮新名下的森顿科技公司的股权。本院认为，首先，从原告蒲敬北的陈述和庭审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蒲敬北与被告吴潮新就转让森顿科技公司股权的事宜没有签订协议。签订《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的相对方为原告蒲敬北的父亲蒲光龙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股转换协议》的相对方为原告蒲敬北、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及案外人陈某、蒲某、张梅英，不是被告吴潮新个人，被告吴潮新只是作为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森顿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在上述协议上签名。作为公司的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作为公司股东的被告吴潮新个人之间相互独立，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权将被告吴潮新名下的股份转让给他人。其次，原告蒲敬北提交的《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虽有“蒲龙光教授占有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来其他股东占公司70%”的约定，但协议约定的其他内容如“双方一起开发和推广宫颈糜烂特效药剂”、“前期开发与市场推广费用由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垫付，产品推广利润分配按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0%、蒲光龙30%（技术参数）的比例分成”等等，这些内容更符合蒲光龙与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合作开发和推广宫颈糜烂特效药剂而达成的合伙协议。而《技术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均是基于《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而签订的，也没有约定被告吴潮新出让其持有的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股份给原告蒲光龙等人，且自《关于宫颈糜烂治疗药水的开发应用合作协议》、《技术股转换协议》、《重要法律文书转交备忘录》签订后至原告蒲敬北起诉时止，原告蒲敬北、案外人蒲某、陈某、张梅英等人均未对涉案股权提出异议，也未要求将福州美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森顿科技公司的股份变更至其名下。再次，案外人陈某、蒲某的证言证实蒲敬北、陈某等人曾在第三人思恩腾科技公司处工作，但从未享有过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或承担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义务。原告蒲敬北称第三人森顿科技公司与思恩腾科技公司存在混同，就此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五张照片，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森顿科技公司与思恩腾科技公司存在混同。据此，本院认为原告蒲敬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思恩腾科技公司、何惠琼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自动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蒲敬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6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蒲敬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红梅人民陪审员  游猛平人民陪审员  黄艳雯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郑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