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4483号 原告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798915822，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星都花园营业用房**。 法定代表人王瑞华，系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丁勇、韩蓓丽，浙江均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6725921415，住，住所地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灵芝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赵才清。 委托代理人韩永生，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政，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王瑞华及委托代理人韩蓓丽，被告委托代理人韩永生、姜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被告作为白酒的销售商，找到作为38°山西汾酒代理商的原告，要求向原告购买汾酒并进行销售。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225毫升/瓶的38°汾酒2200箱（共计26400瓶）、475毫升/瓶的38°汾酒2200箱（共计13200瓶）。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汾酒的价格为225毫升/瓶的汾酒每瓶62.01元（含税价），475毫升/瓶的汾酒每瓶102.96元（含税价），前述汾酒的货款总额(含税价）为人民币2996136元。此后，原告如约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被告于2015年1月31日支付货款556000元，于2015年2月10日支付货款500000元，于2015年3月6日支付货款300000元，之后提出需要原告开具发票，于是原告在2015年5月25日按照被告要求为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但是，剩余货款被告一直拖欠。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1356000元的货款，尚余1640136元未付清。鉴于原告在数年之间不断向被告催讨货款，被告一直拒绝支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价款1640136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于2017年7月3日退还470箱汾酒，抵偿欠付的货款272000元，因此尚欠的货款金额调整为1368136元，故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价款1368136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在庭审中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原告实际交付的汾酒仅有3000箱，其中规格为475毫升每瓶的是800箱，225毫升每瓶的是2200箱，合计价值2131272元。被告方除退回470箱规格为225毫升的汾酒外，其余货款已全部结清。在退回470箱汾酒以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讨货款。原告明知双方货款已结清，在得知被告与他人合作改变原经营方式后，可能账目不清，心存侥幸，违反诚信原则，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邮政物流详情单1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4日从山西发货供应给被告规格为225毫升每瓶的汾酒1600箱（每箱12瓶）的事实；2.签收单1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1日供应给被告规格为225毫升每瓶的汾酒600箱、规格为475毫升的汾酒1箱（每箱6瓶）的事实；3.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开具了所售汾酒中规格为225毫升每瓶、每箱12瓶的汾酒1000箱的发票，含税单价为62.01元/瓶，以及规格为475毫升每瓶、每箱6瓶的汾酒2000箱的发票，含税单价为102.96元/箱的事实；4.证人调查笔录1份，系原告委托代理人丁勇律师对案外人杨某（系被告销售人员）所作的调查，证明被告在2015年向原告购入山西汾酒的有关情况。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发票不能证明货物已经实际交付，因为原告当时向被告总供货是3000箱，故发票也开具了3000箱，故发票与实际发货不能一一对应，至于发票有无进行抵扣，庭后将向公司进行核实；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杨某未到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该份笔录也不具有合法性，被调查人签名没有落款时间，调查人也未签名，杨某原系被告的销售人员，于2017年离职，但证人与原告有合作关系，证人也开了个酒行，销售的就是原告的汾酒，被告有理由认为其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原是被告公司的销售人员，并不是采购人员，本应对销售的情况较为清楚，但笔录中其对销售的情况并不清楚，反而对采购的情况比较清楚，很显然调查人在制作笔录时向证人做了诱导。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2，鉴于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根据该份证据显示，原告发送给被告225毫升每瓶的汾酒2200箱（每箱12瓶）、规格为475毫升的汾酒1箱；证据3，经核实，被告对上述发票均已抵扣认证，予以认定；证据4，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庭审中的陈述，调查时间也不真实，不予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银行流水明细1份，2.证人蔡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2015年1月29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证人蔡某借款500000元用于支付案涉货款，蔡某于2015年1月29日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转账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500000元，证人与原告没有任何业务关系的事实；3.退货单1份，证明2017年7月3日被告退回价值272000元的汾酒470箱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蔡某确实有500000元汇入原告公司账户，但该笔款项是原告公司与蔡某做茶叶生意的款项，当时蔡某说她自己在安吉有茶叶厂，自己加工茶叶，原告就以800元/斤的价格向其购买600斤茶叶，陆续以现金形式支付蔡某480000元茶叶款，后来蔡某让她儿子将茶叶送至原告处，最后被原告发现茶叶厂并不是蔡某自己的，而是她在市场上以200元/斤的价格购买后高价卖给原告的，故上述500000元中的部分款项是原告将茶叶款退回来的，另蔡某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赵才清存在特殊关系，赵才清在萧山宾馆有个长包房，房号为8017，因为赵才清老婆对财务管得紧，故长包房的费用其无法从其老婆处支取，有些事宜是原告代为办理的，最终长包房的费用也是原告去结清的，所以蔡某将500000元汇给原告就是支付上述两项费用的，当时汇款的备注是“工资”原告公司已经该笔款项计入账册（同时将账册提供给法庭查看）；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无异议。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2，虽案外人蔡某曾有500000元汇入原告账户，但鉴于其汇款时备注的用途为“工资”，原告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也作出了具体说明，故对该笔款项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3，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期间，原、被告之间存在汾酒的买卖交易往来，原告陆续向被告供应汾酒。所供应汾酒的规格有两种，一种是225毫升/瓶的38°汾酒，每瓶的含税单价为62.01元，每箱有12瓶；另一种是475毫升/瓶的38°汾酒，每瓶的含税单价102.96元，每箱有6瓶。其中2015年2月4日，原告向被告发货225毫升的汾酒1600箱，2015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发货225毫升的汾酒1箱、475毫升的汾酒1箱。截至2015年3月1日，原告发货完毕。2015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部分货物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25毫升/瓶的汾酒开具了1000箱的发票，另475毫升/瓶的汾酒开具了2000箱的发票。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告抵扣认证。被告曾于2015年1月31日支付原告货款556000元，于2015年2月10日支付货款500000元，于2015年3月6日支付货款300000元，合计1356000元。 另查明，2017年7月3日被告退回规格为475毫升/瓶的汾酒470箱，价值为272000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向被告发货的数量是多少。根据被告的认可，其收到225毫升的汾酒2200箱、475毫升的汾酒800箱，合计货款2131272元，上述数量对比原告提供的发货单，可见发货单确实存在缺失的事实。而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225毫升的汾酒1000箱、475毫升的汾酒2000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也已经进行了抵扣，应视为被告已认可收到上述货物，而被告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原告总共发货的数量是3000箱，发票开具的数量也是3000箱，故被告进行了抵扣，但经计算，225毫升汾酒每箱的价格为744.12元，475毫升汾酒每箱的价格为617.76元，两种规格的汾酒每箱的价格相差甚远，将两种规格汾酒的箱数混在一起开，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被告的解释，不予采信。综合上述被告认可的收货情况及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已收到225毫升的汾酒2200箱以及475毫升的汾酒2000箱，合计货款为2872584元，虽然原告主张475毫升的汾酒的发货数量为2200箱，但对于另200箱，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交货凭证，故对于该部分的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庭审中提到的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现金支付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儿子王凯的现金20000元，原告庭后提交了情况说明，认可收到20000元，但认为该20000元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曾托王凯通过内部渠道购买大力神肝康保J100治疗仪，本院认为，该20000元并非通过公对公的途径支付，而是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支付给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原告经核实后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作出了解释，故现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笔20000元系用于支付案涉货款，本院不予认定。综上，经计算，扣除被告已付货款及退货部分后，现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244584元。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本院酌情从原告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损失。综上，对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价款1244584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2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124元，减半收取10062元，由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573元，由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负担7489元。 杭州萧山凯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安吉众友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