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宁0104民初13806号原告：崔丽萍，女，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宁夏电信通服公司员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原告：马家婷，女，1992年8月29日出生，回族，中国邮政银川分公司职员，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原告：刘荣秀，女，1937年10月7日出生，回族，银川邮政局退休员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述谋，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红庆，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回族，宁夏送变电有限公司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被告：赵琳娜，女，1968年7月14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被告：杨卫东，男，1967年5月1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被告：倪静，女，1967年5月31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被告：哈少斌，男，1967年6月12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被告：马建军，男，1966年5月4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上述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天兵，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丽萍、马家婷、刘荣秀与被告高红庆、赵琳娜、杨卫东、倪静、哈少斌、马建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9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述谋，被告高红庆、杨卫东、哈少斌及其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天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丽萍、马家婷、刘荣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六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27625元（死亡赔偿金543060元、丧葬费33915元、医疗费433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39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655250元，按50%的责任承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申请将死亡赔偿金增加至589446元、丧葬费增加至3638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减少至33699.16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5日9时许，死者马希伟接受高红庆电话邀请前往高红庆家中吃饭喝酒，马希伟12时许到达高红庆家。另高红庆还邀约了杨卫东及其配偶倪静、哈少斌、马建军到自己家中吃饭喝酒。席间吃饭喝酒的人有高红庆及其配偶，赵琳娜、杨卫东及其配偶倪静、哈少斌、马建军。吃饭喝酒的时间从12时许一直持续到当天17时许结束。结束后，死者马希伟离开，下楼后驾驶“哥得圣”牌电动自行车回家，至兴庆区清净巷北侧玺云台小区东侧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该小区5号楼东侧路段时摔倒在道路东侧人行道的树坑里，两手抓在树坑石头沿上，两脚搭在自己驾驶倒地的电动车上。18时许路人徐松平发现后拨打120和报警。同年9月16日11时40分许，马希伟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为抢救马希伟支付医疗费14000余元，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9000余元，原告实际承担4335元。同年9月16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委托宁夏四维金盾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马希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了鉴定，马希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5.36mg/100ml，属于醉酒驾车。同年9月16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委托宁夏金信旧机动车司法鉴定所对死者马希伟的“哥得圣”牌电动车进行了鉴定，该“哥得圣”牌电动自行车制动性能合格；也未发现与其他机动车碰撞的痕迹。同年9月16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委托银川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死者马希伟的死亡原因和与交通事故的关系进行鉴定，死者马希伟的死亡原因为：1.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2.神经源性休克；3.代谢性酸中毒合并乳酸酸中毒；4.电解质扰乱，低钾血症；5.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6.感染性腹泻；7.感染性休克；8.双肺炎症并膨胀不全；9.双侧胸腔积液；10.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鉴定意见为：马希伟应系缺血缺氧性脑病，休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死亡，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综上，原告认为六被告在家设宴，邀请马希伟等人吃饭喝酒，同饮者相互大量劝、饮酒，结束后因为无人阻拦马希伟独自驾车回家，也未送马希伟安全回家，就连给马希伟家属一个安全提示电话也未打，导致马希伟醉倒在树坑长时间得不到救助，拖延救治，贻误最佳救助、救治时机。六被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严重过错，是造成马希伟死亡的直接原因，应当依法向原告承担经济赔偿，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高红庆辩称，其与马希伟及其他被告是朋友关系，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聚一聚，这次饭局是我组织的。马希伟大概12点左右到我家中，当时骑的电动车，我说马希伟不要骑车，还将电动车放到了停车棚中。我们13时左右开始喝酒，喝的是高粱酒，我、马建军、哈少斌、杨卫东、马希伟都喝了，最多喝了2.5斤，赵琳娜和倪静各喝了半杯红酒。喝道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聊天。在这期间马希伟给他妻子打过电话，我没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大概5点的时候马希伟从我家出去，出去的时候啥都没说。走了10分钟后还没上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我就再没打电话。聚会过程中，饮酒者之间仅仅是情谊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且在饮酒过程中，饮酒者之间没有相互劝酒、恶意灌酒的行为，导致受害人陷入危险的境地，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且在吃饭饮酒前，高红庆已劝说死者将其骑行的电动自行车放到自行车棚存放，并要求酒后不得骑行。因此，高红庆已然尽到相应的情谊和安全注意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相互之间饮酒的行为与死者的死亡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宴请与被宴请在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如果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关系无论如何，只要一起端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悖社会常识，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精神。在该案中如果单纯地认定共饮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会导致认定自然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泛化，其结果将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相抵触。同时死者是有完全民事行为的成年人，其本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对过量饮酒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在聚会喝酒过程中，不能理性控制饮酒。同时，其在被告做晚饭的过程中言称下楼买烟而骑车离开，且其又邀约调查笔录中的同事谢涛欲再次饮酒，导致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悲剧。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尸体检验鉴定书内容可见，死者的死亡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因此死者自行酒后驾车回家，各被告未护送与其死亡的结果无因果关系，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及鉴定意见不符。依照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原则，死者应对其死亡的后果自行承担责任。综上，被告与死者之间饮酒的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且被告已尽到了相应的情谊和安全注意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死者应对其死亡的后果自行承担责任。且被告也给予了死者家属21000元的补偿，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杨卫东辩称，当天早上马希伟给我打电话说中午去高红庆家中吃饭。大概11点半我给马希伟打电话，他说他在他母亲家，等他做完饭然后把车送到自己家中。我问他自己来还是我接他，他说他自己来。马希伟和我在一个小区居住，我和倪静坐公交车去的高红庆家中。去了之后马希伟已经在高红庆家中，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骑电动车，我说今天要喝酒，不能骑电动车，他就和高红庆把车放到车棚里了。开始喝酒的时候快下午1点了。聊天过程中就喝酒。喝的是红高粱散酒，大概喝了两斤多白酒，因为不是瓶装，具体多少不清楚，倪静和赵琳娜喝的是红酒。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马希伟说他有事，我说有事你不能骑电动车，要不我们一起回，我们让马希伟给他妻子打电话让他妻子接一下，当时电话内容我们不清楚，他妻子是否接他我不知道。我们看电视聊天，快到5点的时候马希伟就不见了，过了十几分钟，高红庆给马希伟打电话，但他没有接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我们就继续吃饭，因为没有马希伟家属的电话，也就没有给马希伟家属打电话。我们平时在一起聚的比较多，有时候还去马希伟家中，每次都喝酒，我们不知道马希伟患有什么病，但他能喝酒。被告哈少斌辩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高红庆给我打电话让去他家吃饭，到高红庆家中大概11点50左右，当时只有马建军到了，过了一会马希伟来了，随后杨卫东也来了。马希伟来的时候说自己骑电动车来的，我们就说把电动车的事，我说自行车都不能骑更别说电动车，高红庆就和马希伟把电动车放到车棚里了。我们喝的是五斤装的散酒，大概喝了有二斤多左右。我和马希伟即是初中同学也是朋友，大概四点左右我们喝完酒，我与马建军一起聊天，一转头马希伟就不在了，高红庆就给马希伟打电话，但马希伟没接电话，我们吃完饭就回家了。平时喝完酒是杨卫东和马希伟一起打车回家，要么是马希伟的妻子开车过来接我们一起回去。被告赵琳娜、倪静、马建军的答辩意见同其他被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本院审查核实，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案件信息、询问笔录、住院病案、乙醇含量检验报告、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检验司法鉴定书、法医学尸检检验鉴定书、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医疗费收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通话记录清单符合证据的客观形式，且被告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照片、光盘不能证明刘荣秀无生活来源，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被告提交的对他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未接受法庭质询，无法确认被询问人身份信息及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15日早，被告高红庆电话邀约马希伟前往自家吃饭，其他被告也受邀一并前往高红庆家中聚餐。约中午12时，马希伟骑电动车至高红庆家中，被告高红庆、杨卫东、哈少斌等知晓马希伟骑电动车后，提醒其当天要饮酒不得骑电动车，且高红庆要求马希伟将电动车放置至车棚。至13时左右，各被告及马希伟开始饮酒，被告高红庆、杨卫东、哈少斌、马建军与马希伟饮用散装白酒，至16时许，五人饮用二斤多白酒，被告赵琳娜、倪静二人饮用红酒。席间各被告与马希伟自行斟酌，未使用猜拳、投骰子等方式喝酒，亦未有人对马希伟有过恶意劝酒、灌酒等行为。至17时40分左右，马希伟给原告崔丽萍打电话，崔丽萍称电话中已能听出马希伟饮酒较多，并询问马希伟何时回家，马希伟称就准备回家，未要求崔丽萍前去接他。后马希伟自行离开高红庆家中，其离开时并未告知各被告将骑电动车去往他处。马希伟离开十几分钟后，高红庆等被告发现马希伟并未返回，遂给马希伟打电话，电话无人接听，此后各被告未再与马希伟或其家人联系。2018年9月30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查明，2018年9月15日18时12分许，马希伟醉酒后驾驶“哥德圣”牌电动自行车，沿兴庆区清净巷北侧玺云台小区东侧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该小区5号楼东侧路段时摔倒在道路东侧人行道的树坑里，造成马希伟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时认定马希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马希伟发生事故后被路人发现并报案，遂被送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救治。次日，马希伟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9月16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分别委托宁夏四维金盾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马希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了鉴定，经鉴定，马希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115.36mg/100ml，属于醉酒驾车；委托宁夏金信旧机动车司法鉴定所对死者马希伟的“哥得圣”牌电动车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哥得圣”牌电动自行车制动性能合格；也未发现与其他机动车碰撞的痕迹；委托银川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死者马希伟的死亡原因和与交通事故的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马希伟应系缺血缺氧性脑病，休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死亡，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马希伟死亡后，高红庆给原告10000元，杨卫东给原告5000元，哈少斌给原告5000元，马建军给原告500元。原告认为该款系马希伟去世后各被告给的乜贴钱。原告认为马希伟之死与各被告共同饮酒有一定关系，故诉至法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兴庆一大队对马希伟一案的报案人作了询问笔录，该报案人陈述：“2018年9月15日18时许，我驾驶×××号车沿着玺云台小区东侧路段由南向北回家的途中，看见道路东侧路边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有一名伤者倒在了道路东侧人行道树坑里，我就缓慢减速，靠道路左侧将车停了下来，停车后我就拿出了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我跟120救护车说明了现场位置……我看到那个躺卧在道路东侧人行道树坑里的伤者脸色开始发黑了，我再一次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催他们快点来现场……我挪完车后，又过了4至5分钟救护车到了现场，救护人员对那名伤者进行心脏复苏，待做完后，将那名伤者抬上了救护车拉走了……”。庭审中，各被告称其与马希伟经常聚餐饮酒，原告崔丽萍对此事实也认可，并称每次喝完酒后多的是打车回家，要么其去接马希伟。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各被告对马希伟的死亡应否承担责任。高红庆邀请马希伟及其他被告前往家中聚餐饮酒，本是朋友间的情谊之举，彼此之间并不必然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根据各被告及原告崔丽萍的陈述，马希伟与被告经常聚餐，且每次聚餐都会饮酒。马希伟受邀当天的饮酒活动，无证据显示各被告对其有过劝酒、灌酒等影响其喝酒意志的行为，共饮人也无猜拳、投骰子等斗酒方式，故马希伟的饮酒系其自主行为，各被告对马希伟的饮酒行为不具有过错。鉴于饮酒后人的自我控制、辨识能力有所下降的常识，各被告与马希伟饮酒后可能使其处于一种高于饮酒前的不利境地，此时被告基于先前共饮行为对马希伟产生酒后安全的注意义务。但该注意义务是否是无限的？是否必须使饮酒人免受任何内在或外力侵害的发生？饮酒前，被告高红庆、杨卫东、哈少斌在得知马希伟骑电动车赴约时，已提醒其不得酒后驾乘，且高红庆与其一同将电动车放置小区车棚内。基于上述行为，各被告在饮酒前对马希伟尽到了酒后不得驾乘电动车的提醒义务。即使在饮酒后，共饮人的注意义务也应限于其对饮酒者酒后行为风险、危害的可预知范围内。马希伟离开高红庆家中时并未明确告知各被告其将去往他处，根据马希伟酒后经常打车回家或由原告崔丽萍接送的惯常行为，以及饮酒前被告的刻意提醒，各被告难以预测马希伟自行离开或骑电动车离开的可能性。马希伟离开后不久，被告发现其未及时返回，高红庆随之电话联系，被告已经在其境下以唯一能用之方法考量风险，但未果。此时，作为共饮人的被告，其仅能尽到以适当方法评估风险的义务，而非结果避免之义务，让饮酒者免受一切侵害行为的发生，显然不是侵权责任法所要衡平的利益。审查马希伟之死因，非缘于酒后不可控的与其他车辆碰撞发生的交通事故，亦非酒精中毒导致的死亡，而系缺血缺氧性脑病，休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死亡。显然该死亡原因非常人所能预见，甚至包括马希伟本人以及其家人。事发当日17时40分左右，马希伟尚与原告崔丽萍通话，其时马希伟生命体征尚无异样。根据报案人陈述，约18时许，其发现倒在树坑的马希伟，遂拨打120急救电话，后救护车到达现场并对马希伟实施救治。根据该时间的推进，马希伟摔倒后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即使各被告未发现身处危险的马希伟，其也通过他人获得了救治机会，但挽救不能的死亡后果实不能归责于各被告。而马希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以及饮酒可能产生的后果具备完全的认知和控制能力，也应当明知酒后驾驶电动车的危险性、违法性，在此前提下，马希伟独立、自主完成的饮酒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综上，无论基于各被告作为共饮人的有限注意义务，还是马希伟的死亡原因与其饮酒行为无直接因果性，以及马希伟事发后及时救治机会的并未丧失，各被告对马希伟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诚然马希伟的死亡令人痛惜，但如果仅因其死亡悲剧就武断认定被告应负责任，顾其妻儿老小悲怜即苛责被告予以赔偿，甚至曲解公平原则，以“和稀泥”之态防当事人闹事，因死亡结果顾虑审判，此无异于以法律之名消极放任酒驾违法行为的发生，以个案悲剧过度拔高同饮人的安全注意义务。马希伟之死，其亲朋悲痛，他人惋惜，但法律昭昭，此乃裁判之要义。唯愿死者家属尽快走出悲痛，重拾生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丽萍、马家婷、刘荣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8元，由原告崔丽萍、马家婷、刘荣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志军人民陪审员  李素霞人民陪审员  李瑞萍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马聪聪书 记 员  顾秀英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