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4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6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6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4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辉，系吴某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旺，河北正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春辉，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旺，河北正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男，197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辉，系高某1之兄。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旺，河北正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吴某、高春辉、高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拆迁置换的西三庄村B区2-4-502、5-1-401室应在本案五当事人与高庆山共有前提下分割，一审法院认定由高庆山与三被上诉人共有错误。两上诉人应当各分割两房屋面积的六分之一，并由本案五当事人共同继承高庆山的份额，两上诉人各继承上述房屋面积的三十分之一。1、《2010年西三庄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第1款规定“确定为一户的被拆迁家庭，安置300m2”，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也规定农村宅基地是按一户为单位发放的，上述安置房应该为高庆山子女、高庆山配偶为一户共同所有。虽然在上诉人母亲张桂书与高庆山离婚调解书中约定两上诉人归张桂书抚养，但是不能否认两上诉人为高庆山子女，按照农村的风俗习俗两上诉人也应与高庆山为一户。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户口在一块就为**，在拆迁时两上诉人户口没有与高庆山户口在一起，高某1户口也没有与高庆山户口在一起，认定高某1、高某2、吴某、高庆山为一户共有拆迁安置房错误。2、根据《2010年西三庄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第5款“2001年11月1日户籍改革前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按照1988年宅基地确权户主为准，持宅基地证户主与一个儿子为一户，安置300m2住宅；其与儿子所立户，每户安置100m2住宅”的规定，张某1也为宅基地持有人高庆山儿子，只是西三庄村没有立户。按照政策应为高庆山一家再立一户，一审法院不能因为西三庄村没有再立户，就否认张某1、张某2与高庆山、吴某、高某1、高某2为一个家庭共有拆迁安置房。3、（73）东法民字第8号调解书约定的“婚后两个小孩归女方抚养，子女长大后，随父随母由其自己选择，任何一方都不得干涉”可以说明，高庆山认为两上诉人与其是一家人一户。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户口在一起或居住在一起为**的情况下，本案认定所有直系亲属为一户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符合善良的村风民俗。宅基地按户分配发放，西三庄村也是按户安置回迁房，上述两回迁房应该为本案五当事人与高庆山共有。4、《石家庄市郊区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虽然记载涉诉宅基地人口为4人，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该4人是包含高某1、高某2，还是包含张某1、张某2。一审法院以此审批表认定诉争回迁房为高某1、高某2、吴某、高庆山共有错误。二、被拆迁房屋应为高庆山与吴某婚后分家所得，地上附属物（含被拆迁房屋）价值应该归高庆山、吴某共同所有。地上附属物（含被拆迁房屋）按照重置价评估的钱款，属于高庆山的份额应由本案五当事人继承。一审中，在上诉人依法申请调查取证后，一审法院并没有调取，程序违法。诉争的被拆迁房屋系1979年在高庆山父母主导下由高庆山其他几个兄弟共同所建，后通过分家分给高庆山。三、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高庆山五名继承人中谁与高庆山共同生活或尽较多扶养义务，高某1、高某2也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与高庆山共同生活。一审法院不能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户籍登记卡就证明三被上诉人都与高庆山居住在一起，况且户籍登记卡为2000年发放，更不能说明高庆山在最需要人照顾时高某1、高某2与高庆山居住在一起。高某1、高某2均已经成家，众多人也不可能与高庆山居住在上述一套房屋中。从一审法院庭审确定的被上诉人现居住地说明，高某2并没有与高庆山居住在一起。实际生活中高某1也没有与高庆山居住在一起，高某1现在长安区居住，仅有吴某与吴庆山在新华区共同生活。虽然上诉人没有与高庆山共同生活，但是高某1、高某2也没有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证明与高庆山共同生活。高庆山生前有退休工资，是石家庄市旅游协会的会员，还经常参加冬泳，身体不错，不需要他人进行照顾。被上诉人出具的医院票据也不能说明医疗费是由被上诉人哪一位所出。一审法院认定高某1、高某2对高庆山照顾较多与事实不符，在分配遗产适当多分没有依据。两上诉人应与高某1、高某2分得等额的房产份额。四、高某2、高某1户口从未在西三庄落过，1979年建设房屋时两个人年龄尚小，也没有对房屋建设做过贡献。退一步，被拆房屋系高庆山与吴某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与高某2、高某1户口均未落户过西三庄村里，四人均是高庆山子女，四人有同等继承高庆山遗产的权利。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吴某、高某1、高某2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两套争议房屋属于被继承人高庆山与三名被上诉人共同所有正确，因为该房屋是对原宅基地进行的征地补偿，原宅基地是在1979年由西三庄村分配给高庆山和三名被上诉人的，又经1988年确权，所以一审认定正确。2、一审法院没有对地上附着物价值给予调查取证是正确的，因为上诉人的此要求明显超出诉讼请求范围。3、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没有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正确。因为此事实已经在一审开庭时予以调查，且二上诉人均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上诉请求。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分割高庆山名下宅基地拆迁置换的400平方米房屋（价值200万元）；2、分割高庆山抚恤金、丧葬费53622.56元；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高庆山与张桂书（张贵书）于××××年结婚，婚后生育两名子女，因夫妻感情不和于1973年经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73）东法民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显示，离婚时女孩7岁，男孩4岁。后高庆山与被告吴某结婚，生育二个儿子，即被告高某2、高某1。高庆山于2017年11月6日去世。原、被告均称高庆山的父母均早于高庆山去世。原告张某2提供其本人户口本页显示，张某2曾用名高春丽，原始档案记载高春丽生于1966年4月14日，父亲为高庆山、母亲为张桂书，其提供合作路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显示张桂书（130105193712031228）与张某2（130105196604141220）系母女关系。原告张某1提供东焦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高春宝，男，1969年3月13日生，档案历史记载办理新生儿落户时母亲张桂书（张贵书），父亲高庆山，其提供合作路派出所和东焦派出所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显示，张桂书（130105193712031228）与张某1（130105196903131217）系母子关系。三被告对高庆山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予以认可，但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过于简单，不符合公安机关关于户籍身份证明的规范，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户籍材料中的高庆山即为本案被继承人高庆山、二原告即为离婚调解书中的二个孩子，对二原告的身份关系不予认可。被继承人高庆山去世后，其生前所在单位为其发放抚恤金及丧葬费共计53622.56元，二原告要求对此笔款项予以分割，三被告认为抚恤金及丧葬费不属于遗产范围，不同意并案审理。被继承人高庆山生前，石家庄市西三庄乡西三庄村于1979年为其发放宅基地一块，《石家庄市郊区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显示，人口为4人，发证日期为1988年11月30日，使用证号1-087，确权面积为134.5平方米。2010年10月22日，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高庆山签订了一份《2010年拆迁安置协议》，协议第三条显示“双方确认乙方立户数贰（非农2个儿子）。应安置住宅指标共肆佰平方米”，被告提供《2010西三庄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010-11）》第二章第五条显示“2001年11月1日户籍改革前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按1988年宅基地确权户主为准，持宅基地证户主和一个儿子为一户，安置300㎡住宅；其余儿子所立户，每户安置100㎡住宅”。三被告称高庆山拆迁置换的房屋目前已发放两套，分别是石家庄市，建筑面积102.32平方米，B区5-1-401室，建筑面积98.07平方米，上述两套房产均没有办理房产证，剩余200㎡房屋尚未安置。一审法院去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了解，三被告陈述情况属实。二原告称宅基地拆迁置换的房屋为高庆山的个人财产，应由所有继承人依法继承，但承认高庆山生前二原告未与其共同生活，未尽过赡养义务。三被告称宅基地拆迁置换的房屋为高庆山与三被告的家庭共有财产，上述两套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的份额仅为四分之一，又因二原告从未对被继承人尽过赡养义务，故二原告不应分得任何遗产。另，被继承人高庆山生前未订立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两套房产的房产价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也不同意评估、竞价等方式处理。上述事实，有亲属关系证明、派出所证明、新生儿出生证明、户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卡、民事调解书、死亡证明、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核定表、照片、职工病退审批表、病历病案、《2010年拆迁安置协议》、《2010西三庄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010-11）》、《石家庄市郊区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2010年西三庄村（居）民旧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与安置楼权利转移协议》、质证笔录等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同时，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本案中，被继承人高庆山于2017年11月份去世，由于其父母均早于其去世，故高庆山的配偶、子女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高庆山与张桂书的离婚调解书中，虽未写明儿女的姓名，但二原告提供的出生证明、户籍档案、派出所证明等证据信息一致，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二原告为被继承人高庆山与张桂书的婚生子女，享有继承高庆山遗产的权利。高庆山家庭宅基地拆迁补偿的位于石家庄市的房屋，根据西三庄乡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应属于高庆山与三被告的家庭共有财产，上述房产中四分之一的份额为被继承人高庆山的遗产。由于三被告与被继承人在一起长期共同生活，对被继承人尽的赡养义务较多，因此在分割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综合全案情况来看，位于石家庄市，属于被继承人高庆山的份额由被告吴某、高某2、高某1各继承四分之一，原告张某1、张某2各继承八分之一较为适宜，故对于上述两套房产，三被告各占有十六分之五的份额（含属于各被告个人所有的份额），二原告各占有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此外，由于诉争宅基地拆迁补偿的剩余200㎡房屋目前尚未分配，故原、被告可待上述房屋具备分割条件时自行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且因丧葬费与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三被告不同意并案处理，故二原告针对上述款项可另行处理。一审判决：一、位于石家庄市的房屋，由原告张某1、张某2各继承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被告吴某、高某2、高某1各继承十六分之五的份额。二、位于石家庄市的房屋，由原告张某1、张某2各继承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被告吴某、高某2、高某1各继承十六分之五的份额。三、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15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各负担364元，被告吴某、高某2、高某1各负担362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原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拆迁置换房屋的所有权问题，1973年10月9日高庆山与张桂书经原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该院作出的（73）东法民字第8号调解书载明婚生子女归张桂书抚养。高庆山离婚后与吴某结婚并育有两子高某2、高某1，《石家庄市郊区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载明1979年石家庄市西三庄乡西三庄村为高庆山一家四口发放宅基地一块，并于1988年11月30日办理了宅基地使用权证，使用证号1-087。根据高庆山的婚姻状况、张某1和张某2归张桂书抚养的事实、案涉宅基地的发放情况以及西三庄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可以认定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应为高庆山、吴某、高某2、高某1四人，由案涉宅基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房屋亦应由上述四人共有，故一审法院认定石家庄市的房屋应为高庆山、吴某、高某2、高某1共有并无不当。张某1、张某2主张上述房屋应为高庆山与本案五名当事人共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应否多分得遗产的问题，综合高庆山的住院病例、《职工退休审批表》、《职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签订申报表》、《常住人口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等相关证据，以及张某1、张某2承认未与高庆山共同生活，亦未尽到赡养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吴某、高某2、高某1对高庆山尽赡养义务较多，在分割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并无不当。张某1、张某2主张上述认定无依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问题，张某1、张某2一审未提出相应诉讼请求，二审其诉称地上附属物（含被拆迁房屋）应为高庆山、吴某共同所有，主张地上附属物按照重置价评估的钱款中高庆山的份额应由本案五名当事人继承，应视为新的诉讼请求，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28元，由上诉人张某1、张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宋广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许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