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2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住所地邯郸市丛台路**。 负责人：李信，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李斌，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涉县支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郗慧贤，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捧丽，女，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涉县。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捧丽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付捧丽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付捧丽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对付捧丽的疾病承担保险责任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当查明。其一，案涉保险所涉及的《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利益条款》（下称“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第一项重大疾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专科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对于符合保险责任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合同生效后一百八十日后；2、初次发生并确诊为重大疾病。而付捧丽所患的右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并不属于初次发生的重大疾病。因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其二，原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又被确诊为卵巢癌，且卵巢癌并不是初次发生……，属保险责任免除范围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情形属利益条款的保险责任内容，然原审法院认为该保险责任属免除范围，属认定错误。保险责任是一切保险合同的基础，是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作为基础条款不存在免除一方义务，加重另一方责任的情形，保险责任条款属于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原审法院将保险责任条款内容认定为免除条款，属认定错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三、上诉人对付捧丽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付捧丽在上诉人处投有两份保险，一是2004年参保康宁定期重大疾病保险；另一是2017年2月参保的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此两个保险是独立的险种，并不存在附加关系，为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上诉人不能对未进行申请的险种作出终止或解除的处理。在付捧丽于2018年11月5日对康宁终身保险申请理赔时，上诉人才得以了解付捧丽曾患胃癌是处于康宁终身保险的观察期内。二、付捧丽故意隐瞒身体状况，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拒绝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付捧丽在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下称“观察期”）被确诊为胃癌，付捧丽符合利益条款第六条责任免除第六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患本合同所指重大疾病”。观察期内患重大疾病属于案涉保险的免责范围且保险合同终止。《电子投保确认单》第7条第（2）项载明“具有续保条款的意外险或健康险产品，如果被保险人的职业、健康状况等发生变化，本人应在续保之前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贵公司”。而付捧丽在观察期患重大疾病并未对上诉人进行如实告知，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续保，且该《电子投保单》最后业已载明“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付捧丽对《电子投保确认单》已经签字确认，对《电子投保确认单》的内容已经知晓并认可。对于付捧丽不实告知，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另外补充上诉意见为：一、康宁定期与康宁终身属于两个独立险种，只有在付捧丽对某一险种申请理赔时，上诉人才有对某一险种进行审查的权利。根据《利益条款》第八条约定，付捧丽在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金时，需提供：保险单……，保险单上具有保单号，险种等详细信息。只有在付捧丽提供具体材料时，上诉人才有对所参保险种进行排查的可能，审查是否符合保险理赔范围。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后，发现付捧丽在观察期内患过重大疾病，不符合康宁终身险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二、上诉人对付捧丽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保险公司并非自然人，只有投保人将身体状况进行如实告知，并将告知的内容固定在保险合同这种载体上，才可认定保险公司属知情。然付捧丽所参保的康宁终身保险，在订立合同时其身体状况已然发生变化，但付捧丽仍未进行如实告知；其后，付捧丽进行胃癌手术，亦并未就康宁终身险种，向上诉人明确告知身体状况。付捧丽在康宁终身保险的观察期内进行过胃癌手术，并对康宁定期险种申请过理赔，倘若按照原审判决认定的思路来讲，付捧丽康宁定期申请过理赔便认定上诉人对其身体状况知情的话，上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便可擅自对康宁终身作出解除，然上诉人没有作出解除，原审法院故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这种认定上诉人对付捧丽身体状况知情的推理明显不合理，主要有几种原因：第一，每个独立险种均有一份独立的合同，只有在合同上所约定的内容或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过告知义务，形成双方意思表示，才能认定为上诉人是知情的；第二，在付捧丽没有对康宁终身申请过理赔时，上诉人并不能对该保险作出处理。在付捧丽对胃癌申请理赔时，付捧丽当时已然存在康宁定期和康宁终身两份保险，但是付捧丽仅对康宁定期申请理赔，按照常识来说，一般被保险人为获得更大保障，对两份保险均会申请理赔，然付捧丽明显知道观察期内无法得到赔偿之约定，故对康宁终身不予申请。事实上，付捧丽有规避法律的心理，在超过180天观察期后，上诉人会予以理赔，付捧丽在观察期内患病而不专门告知上诉人且继续缴纳保费，已达到最终理赔目的，法律应不予对此现象进行支持，望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付捧丽的诉讼请求。 付捧丽辩称，1、康宁定期和康宁终身两份保险均是在上诉人处投保的，也是一个业务员办理的，上诉人是知情的，其不知情是内部原因，与付捧丽无关。2、付捧丽提交的录音能够证明两个保险都是上诉人一个业务员办理的，两个保险办理后，2017年6月付捧丽得了胃癌，并于2017年12月份报案，当时将两份保险在上诉人业务大厅都交给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证明上诉人对两份保险都知情，故上诉人的上诉无意义，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付捧丽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人寿保险公司给付付捧丽重大疾病保险金6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2017年2月20日，付捧丽在人寿保险公司处购买《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一份，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保险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满日为2037年2月22日，标准保费为2440元。该合同第四条所指的重大疾病，是指被保险人发生符合以下定义所述条件的疾病、疾病状态或手术，共计二十种，其中第一种至第十七种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列明的疾病，其余为本公司增加的疾病。重大疾病的名称及定义如下：一、恶性肿瘤……；第五条保险责任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合同生效后，付捧丽按照合同约定，向人寿保险公司缴纳了2440元保费。2018年2月24日，付捧丽又向人寿保险公司缴纳了2440元保费。2018年9月2日，付捧丽因病在涉县医院住院治疗，同9月14日付捧丽出院，出院诊断为：右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癌。此后，付捧丽以右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人寿保险公司拒赔。 原审另查明，付捧丽曾于2004年在该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一份康宁定期保险。2017年6月8日，付捧丽因病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住院治疗，同年6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胃癌，后该人寿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理赔。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一经成立或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正确、适当履行合同。关于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当给付付捧丽保险金的问题。因付捧丽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康宁终身保险合同，该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付捧丽按照合同约定每年交纳了保费。后付捧丽于2018年9月14日被确诊为右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癌，符合该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的含义和特征，确诊时间也在该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上述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付捧丽支付保险金60000元。因此，人寿保险公司以付捧丽曾在2017年6月份被确诊为胃癌，2018年9月又被确诊为卵巢癌，且卵巢癌并不是初次发生确诊为重大疾病，为该保险条款约定的180日内患重大疾病，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另外，付捧丽曾于2004年在该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康宁定期保险，后付捧丽于2017年6月份被确诊为胃癌，人寿保险公司也按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理赔。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对付捧丽的身体状况应是知情的，因其又在2018年2月24日收取了付捧丽与其签订的于2017年2月23日生效的康宁终身保险合同的续保费用，故该康宁终身保险合同依然有效，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继续履行上述保险合同，并向付捧丽支付相应的保险金。故对人寿保险公司以付捧丽在续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抗辩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以付捧丽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抗辩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限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捧丽保险金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计65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付捧丽又提交其丈夫樊成刚与上诉人业务员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用于证明上诉人对付捧丽曾于2017年得胃癌的事实是知情的。上诉人对该证据质证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所证内容不明。 二审中除付捧丽提交的上述证据外，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证据提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付捧丽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康宁终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因付捧丽确诊胃癌时间为2017年6月，故本案中不存在付捧丽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的问题。《电子投保单》虽载明有“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相关内容，但该内容实为免除上诉人责任的免责内容，上诉人应依法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但从《电子投保单》中载明的该内容看，字迹并未加粗加黑，不能达到法律所规定的提示义务，该内容依法不能生效。况且上诉人也于2018年2月24日收取了付捧丽续交的保费，应视为上诉人对付捧丽符合投保条件和合同继续生效的确认和认可。结合康宁终身保险和康宁定期保险的保险人、被保险人均为上诉人和付捧丽，以及付捧丽确诊胃癌在前、上诉人收取续保保费在后的实际情况，本院对上诉人关于“付捧丽未如实告知”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所称付捧丽确诊“卵巢癌”不是初次发生的重大疾病，不属于保险责任的问题，因付捧丽辩称，“胃癌”是第一次被确诊，“卵巢癌”也是其初次被确诊，以前未曾被确诊过该重大疾病，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故双方在对“初次确诊为重大疾病”的理解上存在争议，因该条款内容为上诉人一方的格式条款，依法应作出对上诉人一方不利的解释。故本院对上诉人称“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上诉理由也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玉剑 审判员  盖自然 审判员  郭 晶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董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