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波，男，197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权，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武，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念东，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上诉人李志波因与被上诉人李昌武、原审第三人林念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7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波上诉请求：1.驳回李昌武对李志波的诉讼请求；2.李志波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混乱不清，证据严重不足，错误适用法律。二审中，李志波向本院提交补充上诉状，内容如下：一、本案是李昌武与林念东恶意串通、捏造事实提起的虚假诉讼，一审法院错误采信林念东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关于林念东的诉讼地位。从一审可以看出，林念东属于证人而非第三人。由于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询问，第三人无须到庭。因此，李昌武故意把林念东列为第三人，避免林念东出庭作证。林念东一审未出庭，若其到庭，法院是可以发现其与李昌武之间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的。（二）林念东伪造证据，隐瞒、捏造事实。首先，在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利公司）起诉林念东的案件中，林念东明知陈丽娟也委托其代追收款并分得175万元的情况，未将陈丽娟列为被告。林念东在该案中故意不提及陈丽娟，也没有提及李志波按林念东的指示转账给陈丽娟所分到的175万元，这导致其他受害人认为李志波多侵占了追回的款项。其次，林念东在另案中提交的《林念东从13000000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错漏百出，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错误。该表未提及林念东指示李志波转账给陈丽娟的175万元。另外，林念东指示李志波转账55万元给徐玉珊，但明细中仅记载支付了287820元予徐玉珊。第三，林念东一审提交的答辩状自相矛盾。林念东认为“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203998.75元属实”，又认为“李昌武称林念东要求李志波将多收的款项支付到林念东的专门管款账号，该陈述不属实”。林念东一方面表示没有叫李志波将多收的款项转到自己账户，另一方面又表示收到李昌武的转账是代李志波转的款，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因此，李昌武转给林念东的203998.75元是李昌武与林念东之间的金钱往来，与李志波无关。李志波没有指示李昌武转款给林念东，李昌武也没有证据证实转给林念东的203998.75元是代李志波转的。（三）林念东一审并未到庭，一审法院在没有调查核实其提交的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是否由其本人签名确认后寄出的情况下，采信了林念东的陈述以及证据，恳请二审法院要求林念东出庭。二、一审判决对于50万元的构成错误。（一）如前所述，203998.75元与李志波无关。（二）李昌武在本案起诉状中表示“由于李昌武投资了300万，之前已追回了953998.75元”，但在另案起诉状中却表示“在赴港收款前，旭利公司已按各投资人的投资款项的25.609%比例返还给了各投资人，其中返还给李昌武的款项是953998元，超出了该比例”，李昌武陈述的追回数额不一致；按李昌武投资300万元计算，其应收回768270元（3000000元×25.609%），而并非953998.75元；李昌武未说明其起诉状中所列1380万元来源于何处，前案也并未提及。因此，1380万元是李昌武为了得到953998.75元这个数额而捏造的，李志波不认同；本案是因分配1300万元而起，李昌武分配到的是200多万元，并非货款，数额不会计算至角分，且其他投资人的收据显示也没有计算至角分。只有李昌武的收款数额计算至角分，有违常理。三、一审判决认定李昌武投资300万元错误。（一）李昌武的投资款仅为100万元。旭利公司仅开具了100万元的收据给李昌武，另外的200万元没有旭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也没有投资协议书，且转款单里记载是还款，旭利公司也否认收到该200万元，因此该200万元是李昌武与温绍强之间的借贷款项，并非被诈骗的投资款。（二）无证据证明温绍强是广东广泰源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源公司）的总经理，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李昌武通过梁文清的账户向温绍强转账100万元”错误。一审法院因李昌武仅提交其与梁文清的结婚证复印件而对二人的夫妻关系不予认定，但又认定梁文清账户向温绍强转账的100万元是李昌武的投资款，前后矛盾。（四）李昌武可以通过温绍强向旭利公司投资，但李昌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温绍强已将200万元交付给旭利公司。因此，一审认定李昌武的举证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错误。四、旭利公司为李志波通过林念东投资的50万元开具收据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12月25日。五、一审判决认为李志波从林念东向其转付580万元中取得175万元，旭利公司返还了40多万元，二者之和已经超过了200万元错误。首先，李志波从林念东向其转付的580万元中取得了175万元，加上旭利公司之前返还的405770元之和为2155770元，比200万元仅超出155770元。按照林念东当时的意思，该155770元是李志波追收款的劳务费和投资收益。因为，1300万元的分配由林念东决定，多出来的钱凭什么要给李昌武。且155770元没有超过296001.25元，而李昌武称要转给其296001.25元不合常理。既然李昌武可以提起诉讼追讨投资收益，李志波也可以有投资收益。李志波更不可能承诺将多出的155770元支付给李昌武。六、一审判决未查明追回的1300万元应包括分给陈丽娟的175万元。《律师函》里的数额不属实，该律师函的数额并未包括陈丽娟的175万元。如将该175万元计算在内，得出的计算数额将不同。按照《律师函》所述，余款3421083.75元应该是在林念东的账户，但林念东在答辩状中却否认。因此，律师函不属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七、李昌武主张50万元是由李志波尚未向其转付的296001.25元及其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的203998.75元构成。据此分析，李志波多收的款项超过50万元，而该50万元是要转给林念东的。如一审判决所述，李志波只是多收了155770元，其自愿多支付35万元与常理不符。李昌武辩称：案涉50万元由两笔款项组成，一是李志波未向李昌武转付的296001.25元，二是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的203998.75元，两笔款项的金额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且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的时间与李志波出具本案借条的时间为同一天，即2015年8月25日，进一步证实了李志波欠李昌武50万元的事实。林念东在之前的不当得利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林念东从13000000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自述李志波应从该580万元中支付李昌武2046001.25元，该证据是林念东向法院提交，且经过质证的，所以李昌武才在收款前向林念东出具收据，确认收到2046001.25元。林念东在投资收益纠纷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同时证明了1300万元收回来后，李昌武应分得2046001.25元，现李志波仅向李昌武支付175万元，剩余款项296001.25元尚未支付。至于第二笔款项，即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的款项，林念东在答辩状中确认该款是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付。最后，李志波提交的补充上诉状主要说明了有七名投资者，李昌武认为七名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与本案无关，李昌武在投资收益纠纷案中已经详细列明了七名投资者的具体投资金额，完全可以推翻李志波的补充上诉意见，且李昌武已将另案的答辩状交给一审法院作为参考资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念东二审中未作陈述。李昌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志波返还借款50万元及从2015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李志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5日，李志波向李昌武出具借条，确认借到李昌武50万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4个月，不计利息。同日，李昌武向林念东转账203998.75元。林念东确认，此款由李昌武代李志波所转。另查明：一、李昌武及李志波均曾投入资金到旭利公司。其中，李昌武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所署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该协议没有具体约定投资金额，仅约定诚意金100万元。旭利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向李昌武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昌武认购款100万元。另李昌武于2015年1月5日向温绍强（经查，温绍强是广泰源公司的总经理）转账100万元，并通过梁文清的账户向温绍强转账100万元，转款凭证上用途栏显示为还款。旭利公司在（2018）粤06民终3647号案中陈述，李昌武向温绍强转账的200万元与旭利公司无关。李志波提交的《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委托协议书》所署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该协议约定李志波的投资金额为150万元。旭利公司于同日向李志波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志波48万元，并备注：2014年10月18日邓冠云已帮付2万元。2014年12月29日，旭利公司又向李志波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志波投资款150万元。李志波在庭审中陈述，其收到旭利公司退回的款项为四十多万元。二、2015年8月7日，李昌武、李志波均出具《委托书》，委托林念东追收与代收旭利公司投资款项。2015年8月11日，广泰源公司指示周太平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林念东转账1300万元。2015年8月12日，李昌武向林念东出具收据，确认收取林念东代收的旭利公司投资款2046001.25元；李志波向林念东出具收据，确认收取林念东代收的旭利公司投资款50万元。林念东于2015年8月14日向李志波转账580万元，李志波将其中的175万元转账给李昌武。三、2015年8月24日，李昌武、李志波、林念东及徐玉珊、朱斌、白森彩、刘加凤共同与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签订《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委托该所就投资款项返还等相关事宜向旭利公司发出《律师函》。该函记载，上述7人的投资本金共1230万元，截至2015年8月9日，旭利公司向上述7人返还共2721083.75元。四、2017年8月10日，旭利公司就上述1300万元向林念东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案号：（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林念东在该案中提交的《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记载，其收取1300万元后，向李志波支付580万元，并说明李志波从该580万元中向李昌武支付2046001.25元。法院在该案中驳回了旭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旭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李昌武主张与李志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要求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已履行交付款项的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为此，李昌武提交了借条及向林念东转账203998.75元的转账凭证，并对案涉50万元借款的构成进行了陈述和举证。法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或者李志波就其所抗辩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能够作出合理说明，使得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否则，一般不轻易否认其证明力。第二，李昌武为进一步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及案涉50万元的构成，提交了《委托书》、李志波向其转账175万元的转账凭证、其向林念东转账203998.75元的转账凭证、李昌武及李志波等人在收款前出具的收据、《律师函》、《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该组证据显示，李昌武、李志波及林念东等人为收回其投资款，共同前往广泰源公司收取了1300万元，该款转入林念东的账户后，林念东向李志波转账580万元。从李昌武在收款前向林念东出具的收据、林念东在（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案中自述的《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及林念东在（2018）粤0605民初17888号案中的答辩状可以看出，1300万元收回来后，李昌武应分得的款项为2046001.25元。虽李志波对李昌武的投资本金提出异议，但据李志波在庭审中的陈述，其既有通过林念东转交投资款，也有直接到旭利公司投资；既有通过现金投资，也有通过刷卡投资。也就是说，旭利公司收取投资款的途径并非单一。至于李昌武向林念东转账的203998.75元，林念东亦确认此款由李昌武代李志波所转，而李志波则刚好在同一天向李昌武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李昌武的举证可以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第三，李志波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仅单纯以出具借条后李昌武并未转款作为抗辩，理由甚为牵强。而且，按照李志波的陈述，其投资本金尚未全部收回。但其自述从林念东向其转付的580万元中取得175万元，旭利公司向其返还了四十多万元。二者之和已经超过200万元。从这一点亦可以印证，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付李志波多收的款项存在高度可能性。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李昌武主张案涉50万元由李志波尚未向其转付的296001.25元（2046001.25元-175万元）及其代李志波向林念东转账的203998.75元构成，理据充分，法院予以采信。李昌武请求李志波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从2015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法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相应的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林念东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李志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5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计算的利息予李昌武。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01.44元，减半收取计4750.72元（李昌武已预交），由李志波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对李昌武已预交的4750.72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李昌武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中，李昌武、林念东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李志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补制回单5份，以证明李志波收到林念东支付的580万元后，向陈丽娟支付了175万元，向李昌武支付了175万元，向徐玉珊支付了55万元。而《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显示徐玉珊应在580万元中分得287820元，该明细与实际转账金额不符，是错误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昌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只能证实李志波在2015年8月14日转账付款的事实，但该转账付款的事实是否足以否定林念东出具的明细，本院下文再述。除“旭利公司于同日向李志波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志波48万元”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李志波在其《上诉状》中未具体阐述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李志波提供的《补充上诉状》，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林念东的诉讼地位问题。林念东并非案涉借条载明的当事人，但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李昌武将其列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妥。李志波认为李昌武与林念东恶意串通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但李志波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林念东在本案提供的材料真实性问题，李志波只是提出质疑，并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李志波的异议不予采纳。二、关于李昌武对李志波是否享有50万元债权问题。首先，李志波向李昌武出具借条，确认借到李昌武50万元。李昌武持有该借条原件，但李志波对借条原件始终由李昌武持有的原因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李昌武在案涉债务尚未清偿前仍持有债权凭证符合常理。其次，在借条出具的同日，李昌武向林念东转账203998.75元。林念东在本案中书面确认收到该款，并说明李昌武代李志波向林念东付款，该确认与李昌武的解释一致。再次，林念东代理人在（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案出具《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确认李昌武在1300万元之下可收回2046001.25元，由李志波在580万元中支付给李昌武。上述明细中显示的李昌武可收回款项金额与李昌武在收款前出具给林念东的收据显示的金额一致，与林念东在（2018）粤0605民初17888号案中提交的答辩状显示的李昌武从1300万元中收回金额也一致。因此，本院对《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予以采信，确认李志波应在其从林念东处收到的580万元中支付2046001.25元予李昌武，并对李志波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李志波事实上只转账175万元给李昌武，尚欠296001.25元（2046001.25元-1750000元）未支付。而该欠付数额与前述李昌武对林念东的转账相加恰好等于借条所载借款金额50万元（296001.25元+203998.75元）。基于前述，李昌武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林念东的陈述等，已形成证据链证实其主张，李志波本案中并未提交更为充分的证据推翻李昌武的主张，本院因此采信李昌武的主张，认定50万元的借款债务存在，李志波负有偿还义务。三、关于投资款的认定问题。李志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李昌武投资款数额认定有误以及没有查明与陈丽娟相关的事实等。因本案并非投资收益方面的纠纷，李志波提出的相关异议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没有审查的必要，何况，与之相关的纠纷正在审理之中，故本院对该部分上诉主张不予审查。四、关于调查取证问题。李昌武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其收取李志波支付的175万元之前已追回953998.75元，李志波在二审期间申请调取李昌武收取该953998.75元的银行流水。本院认为，李昌武在本案诉讼前是否已收取953998.75元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对李志波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志波的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李志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立伟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姜欣欣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周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