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02民初113号 原告：赵建国，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现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益道，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平，男，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发，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建国与被告陶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益道、被告陶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发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因双方争议较大，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需要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故本案延期审理。2019年3月21日，本案再次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益道、被告陶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发到庭参加了诉讼。2019年3月25日本案依法中止诉讼，同年5月15日恢复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借款46000元，利息13800元，合计5980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6日，被告以资金周转为由在原告处借款50800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借款，被告给原告偿还借款4800元后，下剩46000元被告至今未还。原告认为，被告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陶平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其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辩称：一、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被告没有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50800元。事实是：2013年被告经案外人陶满介绍，推荐加入了一个在广西南宁的“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该项目后来被告才知道实际上是一个传销组织。被告与案外人续强、陶春祥是陶满发展的下线。2013年9月1日，被告作为上线推荐原告，原告到广西南宁实地考察回家后，给被告打电话要加入该项目，同时要求被告带办购买该项目产品21份，共计69800元的产品。2013年9月16日，原告向被告银行卡中转账50800元，9月18日，被告向该项目组织转账50000元，另外给付现金800元。因该传销组织购买产品的制度是：第一份是3800元，其他20份，每份是3300元。因原告购买产品是在9月16日，传销组织在10月份要给原告分红19000元，在原告打款时，传销组织将该部分分红扣除，故原告才向被告转款50800元。根据上述事实，被告并没有向原告借款，原告转款是购买传销组织产品，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被告并未给原告偿还借款4800元。事实是：“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被司法机关确定为传销组织后，被告与案外人续强、陶春祥于2016年2月向推荐人（上线）陶满索要受到的损失时，陶满的儿子陶青林给加入传销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109人每人各退赔了1300元。2017年10月，陶满的推荐人（上线）刘全给包括原告在内109人每人各退赔了1500元。2018年5月，刘全再次给包括原告在内109人每人各退赔了2000元。5月4日，被告一次性将4800元退赔款通过微信转账给了原告。根据上述事实，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4800元属于传销组织的退赔款，并不是被告偿还的借款。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利息于法无据。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原件一张，拟证明被告陶平于2013年9月16日向其借款50800元的事实；2.微信聊天截图一张，拟证明上述借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偿还借款4800元的事实。经本院组织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原告于2013年9月16日给其账户转款50800元，但认为这50800元并不是借款，而是被告自愿投资购买21份“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的资金。对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认可通过微信给原告给付现金4800元的事实，但认为上述4800元并不是被告给原告偿还的借款，而是传销组织（被告的上线）给原告给付的退赔款。 被告陶平针对其提出的抗辩主张，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6张，拟证明2013年9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购买“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资金50800元后，根据传销组织上线的要求，于2013年9月18日将被告转账给付的其中50000元转给了尾号为0920的传销组织上线的事实。2.被告本人记录的传销组织的账号本两页，拟证明原告给付的50800元用于购买了21份传销产品，其购买的传销产品营业编码xxxx的事实。3.申请证人陶青林、陶春香、续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陶青林、陶春香、续强、陶平2013年均在广西南宁参加“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陶青林发展下线是陶满、续强。陶满发展下线是陶平、陶荣、陶春香。2013年7月原告的儿子、原告及其儿子连续两次先后去南宁考察“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考察回去后，自愿购买了21份产品（价款50800元）。后得知该项目实际是传销，经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多次催要，上线陶青林给其发展的下线每人退赔1300元，上线刘铁权（刘权）给其发展的下线每人退赔3500元的事实。 经本院组织庭审质证，原告赵建国对被告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收到原告的借款后，用于投资还是偿还债务，原告不清楚，但是出借资金的理由就是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对被告自书的账号本，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如果该证据真实存在，应该是作为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依据。对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三位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陈述的传销内部体系原告没有异议，但是证人陈述的原告去广西南宁对“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进行考察不属实。在借款前原告虽然去过广西南宁，但是去考察被告的工程项目。三位证人的陈述中存在不一致之处。 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因原告再无其他证据证明50800元确系借款，且庭审中及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过程中，原告对借款前双方对借款事宜进行协议时，被告提出的借款金额陈述不一，故本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2.因被告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6张、被告自书的账号本与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参加了“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经营，系该项目组织中的成员之一。故本院对被告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原告赵建国、被告陶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建国与被告陶平系同学关系。2012年11月，被告陶平前往广西省南宁市从事“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的经营活动。2013年7月，原告赵建国前往广西省南宁市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回到张掖后，经双方电话联系，赵建国于2013年9月16日向陶平账户转款50800元。 2015年2月2日陶平以微信转账方式给赵建国给付现金2800元，同年4月21日陶平再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赵建国给付现金2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赵建国通过转账给付被告陶平的50800元款项是否是借款。针对该焦点问题，原告提交转款凭条一张，被告质证后认为该笔款项并不是借款，而是原告让其代购21份“1140工程资本运作项目”产品的款项。针对上述抗辩主张，被告陶平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赵建国应继续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经释明后，原告再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在转款前确实去南宁进行了考察、转款金额50800元与被告及三位证人证明的21份产品价款相一致。以常理审视，原、被告系同学关系，转账给付的50800元从数额上看并不巨大，在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是不会为此远赴广西南宁进行考察的。退一步讲，如果原告不放心被告的情况，借款前特意去广西对被告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考察事实真实存在，这足以说明原告对给他人出借钱款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该笔钱款在给付被告至原告提起诉讼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原告都没有让被告就该笔款项书写借据或留下借款的依据，这又与之前的小心谨慎极不相符。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对“借款”形成过程的陈述不一致，在庭前调查时陈述被告向其借款10万元，因其卡上只有50800元，故全部出借给被告。在庭审中又陈述借款是50000元，另外800元是被告给其垫付的交通费，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则认为该款系不当得利之款，这说明原告刻意隐瞒了一些案件事实。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建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96元，减半收取648元，由原告赵建国负担。本院退还原告赵建国案件受理费6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志英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