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琳，女，195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润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3002号。法定代表人：聂国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庹明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永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琳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依法赔偿上诉人刘琳1603201.55元（包括：医疗费40556.56元+护理费1617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0元+残疾赔偿金876510元+护理依赖费671040元+营养费10000元+住宿费450元+交通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鉴定费2800元+律师费25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轮椅）30000元=1781335.06元×90%(过错比例）=1603201.55元)；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及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结论错误。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该在术前明确告知上诉人刘琳手术的方式，全切肿瘤或者是不全切肿瘤的两种方式各自的优与劣，让上诉人刘琳有决定与选择的权利。但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告知书》中完全没有告知上诉人刘琳肿瘤大,全切肿瘤可能损伤视神经导致全盲风险，也未告知上诉人刘琳及家属因肿瘤大,肿瘤与神视经粘连可能紧密，如要避免损伤视神经，也可不全切与视神经粘连的肿瘤,而后可进行放疗的手术方案。事后上诉人刘琳分别去深圳眼科医院、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等眼科就诊，专家均提出术后上诉人刘琳视神经损伤是由于手术“切狠了”。二、原审判决混淆医学常识概念，以类比、假设、推测的方法来认定本案事实，显失客观、公正。原审判决“根据《开颅颅内肿瘤切除术知情同意书》所……治疗方案的选择符合常理，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所主张其未告知之瑕疵不足以影响原告对治疗方案的选择符合常理”完全错误。按照诊疗规范，每一项手术甚至是同名称的手术，具体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手术方案与风险，医院应进行实质的明确具体告知，且医院未告知手术方式的过错足以影响上诉人刘琳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原审判决“根据常理，组织专家会诊可能对原告病情提供更为妥善之诊疗方案，但会诊只是为原告的治疗及恢复提供诊疗方案进行讨论的机会，并不必然会使得原告的治疗与恢复优于现状”同样显失客观、公正。会诊的目的是为了综合各专科专家的专业优势，使患者得到更及时、准确、专业的诊断和治疗，而不是原审判决认定的仅是“提供诊疗方案进行讨论的机会”，由于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延误眼科专家会诊的过错，导致双眼全盲。三、原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认定对上诉人刘琳显失公平，对部分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的认定存在错误。1.《粤中一鉴[2017]临鉴字第560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过错参与度1-20%,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未尽到手术方式选择及相应风险告知义务、未请相关专科专家会诊的过错事实确实、充分，造成了上诉人刘琳全盲的严重后果。鉴定意见书确认由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20%以内的责任，相当于上诉人刘琳承担80%以上的责任，原审判决时在80%的责任比例基础上再加重上诉人刘琳的责任比例，让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2%的责任比例、上诉人刘琳承担98%的责任比例显失公平、公正。2.上诉人刘琳为本案支付律师费25000元，有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为据，该律师费支出在合理范围内，原审判决以律师费没有委托代理合同为由不予支持，认定有误。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予以维持。其它意见与鉴定报告意见一致，上诉人刘琳的上诉理由只是其单方理解，与事实不符。刘琳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被告依法赔偿原告1603201.55元（已按被告承担90%责任计算）[包括：医疗费40556.56元+护理费1617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0元+残疾赔偿金876510元+护理依赖费671040元+营养费1万元+住宿费45000元+交通费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万元+鉴定费2800元+律师费25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轮椅）3万元=1603201.55元]（详见附件1《刘琳医疗损害赔偿金额计算明细》）；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及医疗过错鉴定等费用。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28日，原告因“视物模糊2年，进行性加重半年”至被告处住院治疗，住院病历“现病史”载明“患者约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左眼视物模糊（近视纠正视力后）。左眼视物模糊未明显改善；半年前开始出现右眼视物模糊，进行性行加重，偶有头痛。”最后诊断为“1、鞍结节脑膜瘤；2、垂体腺瘤；3、高血压病；4、急性腮腺炎。”2016年6月7日，被告对原告施行“经纵裂入路鞍区、斜坡脑膜瘤切除”手术，被告《手术记录》载明“术中经过顺利，术中麻醉平稳。”术后原告于被告处住院至同月29日，其《出院小结》“入院时情况”一栏载明“患者因‘视物模糊2年，进行性加重半年’入院。双眼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嗅觉正常。”“诊疗经过”一栏处载明“。视力视野检查结果：双眼视力0.1，左侧全视野缺损，右侧颞上颞下及鼻下视野缺损。因医保年度结算，今日予办理出院后再入院。”“出院情况”载明“患者诉左侧腮腺区肿胀疼痛好转。右眼有微弱光感，左眼无光感，右侧上眼睑下垂。”“出院医嘱”载明“继续住院治疗。”后原告于同日继续于被告处住院治疗至同年7月23日，被告《出院小结》“出院情况”载明“。光反射迟钝，右眼有光感，眼睑下垂。”后原告因“脑瘤术后2月余，精神不振1周”于2016年8月17日再次前往被告处住院治疗至同年9月5日，被告《出院小结》“诊疗经过”载明“入院后查血电解质、皮质醇、甲状腺功能基本正常。予加强神经营养、改善视网膜血流灌注等治疗。”“出院情况”载明“。光反射迟钝，双眼可及微弱光感。”出院诊断载明“1、鞍结节脑膜瘤术后；2、垂体腺瘤术后；3、高血压病；4、视神经萎缩。”2016年11月1日，原告因“脑瘤术后双眼视力下降4月，视物不见2月”前往深圳市眼科医院住院治疗至同月14日，深圳市眼科医院《出院小结》“出院诊断”载明“1、视神经萎缩ｏｕ；2、老年性白内障ｏｕ。”“诊疗经过”载明“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基于营养神经、改善循环及针灸等支持对症治疗，现患者病情无好转，仍无光感，今予带药出院。”原告于2016年11月24日还前往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其提交门诊病历一份，上载明“双眼继发视神经损伤鉴于双眼已无光感，垂体肿瘤手术近半年，恢复视功能的希望极小，请继续康复治疗，由神经科用药。”被告则主张该病历无医生盖章，且主张其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另，2016年6月6日，原告家属签订《开颅颅内肿瘤切除术知情同意书》，内容包括“疾病介绍与治疗建议”、“手术潜在风险及对策”、“特殊风险或主要高危因素”、“患者知情选择”，其中手术风险第3.5条载明“术后可能出现意识障碍、肢体瘫痪、偏盲、偏身感觉障碍、失语。”第3.7条载明“肿瘤不能完全切除或不能切除，术后残留、复发，需进一步放疗等治疗或再次手术治疗。”第3.8条载明“原有症状、体征不改善、甚至反而加重，诱发原有疾病恶化”；原告儿子于该同意书下方“病人患者亲属或授权人意见”一栏手书“同意”并签名，该栏上方载明“我的医生已经告知我将要进行的手术方式、此次手术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和风险、可能存在其他治疗方法并且解答了我关于此次手术的相关问题。我并未得到手术百分之百成功的许诺。”，原告确认其阅读该同意书，但主张在根据知情同意书的第3.5条，被告只告知其术后可能偏盲，但没有告知原告术后可能全盲的后果，被告在术前口头向原告儿子告知，原告术前的视力下降是因为肿瘤对视神经的压迫导致，当手术切除中肿瘤的压迫后，原告的视力就会慢慢恢复，如果术前原告被告知术后可能全盲，原告可能会选择另一种医疗方式。被告对此不予确认，其主张根据知情同意书第3.8条，被告已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仅由于被告的手术告知书母本的缺漏造成没有将手术可能引发的视力的影响单独列出，且除了进行肿瘤全切术外原告没有更好的医疗方案选择。经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就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8年1月25日，该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第五部分“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专家讨论分析认为，患者鞍结节脑膜瘤大，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大。患者手术指征明确，手术方式选择合理，手术录像显示手术过程中视神经走行基本完整。会诊专家讨论分析认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术前‘开颅颅内肿瘤切除术知情同意书’中未明确告知患者术后有失明风险；术后未及时请眼科会诊，指导治疗，以最大可能保存患者残存视力。综上所述医方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告知欠详，术后未请眼科会诊的过错，鉴于该手术切除难度及风险大且患者术前双眼视力均为0.1，肿瘤已累及视神经，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视力障碍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为1%～20%。”该次鉴定费用为12700元。原告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被告对司法鉴定书中载明的其过错参与度为1-20%有异议，认为其医疗行为无过错、亦于术前对原告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再再查，原告于2016年12月13日单方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同月19日，该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贰级，需要部分护理依赖。原告提交鉴定费发票一份，主张因该鉴定花费鉴定费2800元。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其主张原告至被告处治疗前视力已为0.1，原告的损害后果并不完全是因为医疗行为造成的，并申请重新鉴定。复查，原告于被告处及深圳市眼科医院合计住院88天，原告提交住院期间费用清单若干，主张在扣除公费报销外，其花费医疗费40556.56元，被告对该费用予以认可。原告提交被告《长期医嘱单》若干，上多次载明“留陪壹人”，原告据此主张应按照2017年度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原告护理费损失，被告对计算标准不予认可，其主张应按照100元/天计算，且原告应提供误工证明。原告还主张根据鉴定意见，请求残疾赔偿金及护理依赖费，护理依赖费是按照上一年度广东省居民服务业年收入×50%进行计算。原告提交律师费发票一份，主张因本案诉讼花费律师费25000元，被告则主张原告未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对该费用不予认可。原告还主张购买轮椅等残疾辅助器具费3万元，该费用系原告20年后更换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总和。原告还于诉状中主张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鉴定意见书系法院依法委托符合资质之鉴定机构作出，合法有效，依法予以采信。根据该鉴定意见书，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告知欠详，术后未请眼科会诊的过错，鉴于该手术切除难度及风险大且患者术前双眼视力均为0.1，肿瘤已累及视神经，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视力障碍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为1%～20%。根据《开颅颅内肿瘤切除术知情同意书》上之内容，足以让原告及其家属知悉原告较重的病情及开颅肿瘤切除术后包括使原有病情恶化之风险，原告授权之亲属已于该知情同意书上签名，同意被告对原告施行该手术，故被告已经履行了主要告知义务，但被告未将知情同意书之风险具体列明且其手术告知书母本的缺漏造成没有将手术可能引发的视力的影响单独向原告列出，与司法鉴定书认为被告术前告知欠详相一致。原告主张如其知晓可能有全盲风险将选择保守治疗，被告主张其肿瘤过大，保守治疗无法确保其生命安全，双方分歧在于被告此过错对原告选择治疗方案有无影响，根据《开颅颅内肿瘤切除术知情同意书》所列明的意识障碍、肢体瘫痪等，其严重程度及对原告术后生活之影响程度，与全盲相当甚至更为严重，因而，被告所主张其未告知之瑕疵不足以影响原告对治疗方案的选择符合常理，予以采信；司法鉴定书还认为被告于术后未请专家会诊，存在过错，结合本案证据，被告确未于术后对原告进行专家会诊，根据常理，组织专家会诊可能对原告病情提供更妥善之诊疗方案，但会诊只是为原告的治疗及恢复提供诊疗方案进行讨论的机会，并不必然会使得原告的治疗与恢复优于现状，且被告虽未进行会诊，但鉴定机构亦未指出被告的后续诊疗过程中确因未进行会诊而发生错误，因此综合上述情况，酌定被告的过错责任比例为2%。根据双方提交之证据确定原告因被告之医疗行为造成的各项损失如下：一、医疗费40556.56元，有医疗费票据为证，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二、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合计住院88天，该损失依法为8800元（100元/天×88天）；三、护理费，根据被告之《长期医嘱单》，原告需要陪护一人，结合原告病情，确认原告住院期间均需一人陪护，因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之收入情况，故按照2017年度本市居民服务业行业收入标准计算护理费，该损失为16178.5元（67104元/年÷365天×88天）；四、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构成二级伤残，该损失依法为876510元（48695元/年×0.9×20年），被告申请重新鉴定，因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由违反鉴定人纪某者法定鉴定程序的情形发生，故对被告该辩称不予支持；五、精神损害抚慰金9万元，原告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六、营养费，该费用虽未有医嘱告知，但原告所患病情较重，且进行手术前后需要加强营养系必要，酌定该费用为8000元；七、交通费，原告虽未提交医疗费票据主张该损失，但原告多次前往医院治疗，该损失系客观发生，酌定该损失为3000元；八、护理依赖费，根据鉴定意见书，原告需要部分护理依赖，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A/T800-2008》附录B之规定，部分护理依赖，则应赔偿护理费用的部分，即赔偿50%的护理费用，因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之收入情况，故按照2017年度本市居民服务业行业收入标准计算护理依赖费，应为671040元（67104元/年×20年×50%）；九、鉴定费，原告提交之鉴定费发票主张其因鉴定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造成鉴定费损失2800元，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3万元及住宿费450元，因其未提交相关票据予以证明该损失，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该损失实际发生后法院另行主张；至于原告主张律师费25000元，因原告仅提交律师费发票而未提交相关委托代理合同予以证明该损失，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该损失实际发生后向法院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告的损失共计1716885.06元（40556.56元+8800元+16178.5元+876510元+9万元+8000元+3000元+671040元+280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全部损失之2%，即34337.7元（1716885.06元×2%）。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情而发生医疗过错鉴定，鉴于双方诉讼系因被告过错行为而发生，且医疗过错鉴定系本案之必要程序，故该费用应由被告负担，因原告已先行垫付，故该损失由被告赔偿原告，合计为12700元。由上，被告应合计赔偿原告47037.7元（34337.7元+127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琳47037.7元;二、驳回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680元，由原告负担8463元，被告负担217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权利应提交相应的证据并符合法律规定。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视力障碍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为1%-20%,表明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确实存在过错，结合上诉人刘琳手术后的现状，原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过错责任为2%偏轻，本院调整为10%为宜。上诉人刘琳应获得的赔偿金额为171688.51元（1716885.06元×10%），加上鉴定费12700元，共计184388.51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酌定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不恰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刘琳184388.51元；三、驳回上诉人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80元，由上诉人刘琳负担4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46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63元，由上诉人刘琳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54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瑞香审判员  刘杰晖审判员  袁劲秋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魏思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