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4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建国，男，195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云才，女，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系董建国配偶。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宇，河北张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柏乡县。 法定代表人：魏中仁，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合，男，197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柏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娟，女，197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柏乡县。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杰，河北九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英，女，197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上诉人董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科公司）、孙永合、孙红娟、王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董建国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董建国不应承担担保责任。1、首先本案“借条”不能认定为新的借款合同,故而上诉人不应对该借条的三百万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科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惠英签订了借款金额为100万及200万的两份《借款合同》(上诉人只在2014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作为保证人)。后被上诉人孙永合出具借条只是对此两份《借款合同》存在的确认,且借条中已经明确载明数额是对两份《借款合同》数额的累加,被上诉人王惠英并未于借条当日向被上诉人孙永合支付借款300万元。故该借条不能被认定为新的借款合同,故而上诉人董建国在借条上书写担保字样,只是当时对被上诉人孙永合出具借条真实性的认可、见证,并非担保的意思表示。2、2014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借期三个月,自2014年12月7日至2015年3月6日止,上诉人作为保证人签字,在借款到期后直至本案诉讼时间2016年9月,被上诉人王惠英一直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还款。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已经超过六个月保证期间。 3、关于数份还款计划(该数份还款计划被上诉人王惠英在审提交证据期间向法院提供)。首先还款计划系被上诉人智科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惠英在被上诉人孙永合书写该借条后签订,分别为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30日、2015年8月22日。数份还款计划对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及借条内容做了变更,根据《担保法》第24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智科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惠英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即上诉人书面同意的,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借条为新的借款合同,根据该还款协议上诉人仍不承担保证责任。另外被上诉人王惠英一审时称还款计划未履行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被上诉人智科公司提交了2016年6月的三份发货清单用于证实偿还被上诉人王惠英365082元的借款,被上诉人在审庭审中明确认可该三份发货清单。这充分说明已经履行了签订的还款协议。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担保期间为2年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借条为新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并未对保证期间进行约定,根据《担保法》第26条的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6个月。本案中,早已超出上诉人的担保期间。5、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借款合同》中被上诉人智科公司为债务人以其公司所有资产承担担保责任及被上诉人孙永合、孙红娟以其资产承担担保责任,在判决中并未按照《物权法》第176条之规定,并未处理在债务人提供的物保与保证人共存时,被上诉人王惠英作为债权人应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6、一审法院认定偿还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利息是错误被上诉人智科公司于2016年6月还在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以2015年10月1日计算是明显错误的。7、一审法院认定数额错误,并未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的2016年6月份被上诉人智科偿还的365082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应予以撤销。 王惠英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 智科公司、孙永合、孙红娟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观点无异议，上诉人不是担保人，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我们认为上诉人只是见证人。 王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8日，被告智科公司（借款方、甲方）与王惠英（出借方、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总额为200万元的借款，期限共6个月，自2014年9月18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止；为了保障还款，甲方愿以其名下所有资产和股东孙永合所有资产为乙方的借款做全程担保，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保证期间：自款项实际到账之日起至甲方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如未按时还款，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还款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法人代表孙红娟及孙永合自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及家庭财产所清偿担保；合同尾部有被告智科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公司合同专用公章及法人孙红娟的手章，乙方处有王惠英签字按捺，丙方的连带保证人处有孙永合加盖手章，注明的签约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同日，王惠英以转账方式向智科公司提供借款200万元，被告智科公司及孙永合向其出具收据。2014年12月7日，被告智科公司（借款方、甲方）与王惠英（出借方、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总额为100万元的借款，期限共3个月，自2014年12月7日起至2015年3月6日止；为了保障还款，甲方愿以其名下所有资产和股东孙永合所有资产为乙方的借款做全程担保，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保证期间：自款项实际到账之日起至甲方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如未按时还款，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还款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法人代表孙红娟及孙永合自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及家庭财产所清偿担保；合同尾部有被告智科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公司合同专用公章及法人孙红娟的手章，乙方处有王惠英签字按捺，丙方的连带保证人处有孙永合加盖手章，且有董建国本人书写董建国全程担保2014年12月7日并签字按捺，签约时间2014年12月7日”。同日，王惠英以转账方式向智科公司提供借款100万元，智科公司向其出具收据。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签订后，被告智科公司未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进行还款。后孙永合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详载：“今借王惠英现金300万元整，注：此借条与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为同一借款，此借款分2笔，第一笔借款为200万元第二笔为100万元合计叁佰万元整借款人：孙永合”，该借条中同时载明“担保董建国”字样。被告智科公司提供了2016年6月份的三份发货清单，原告认可365082元的货款抵顶了300万元借款本金的一部分利息，但借款本金智科公司未曾偿还过。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各项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对原告与被告智科公司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且有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被告孙永合、孙红娟、董建国各自的担保责任的问题。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结合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款合同，被告智科公司的借款本金总额为300万元。后，被告孙永合作为智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内容亦为对300万元借款本金的的确认，且各被告至今未曾偿还，故借款本金为300万元。关于利息，智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附件载明了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利息的还款表，可以认定双方认定的利息为月息2.5分。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偿还借期内的利息，后原告自智科公司处拉走钢材抵顶利息365082元，自2015年10月1日之后的利息未曾支付，故本院认为被告应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以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二、关于被告孙永合、孙红娟、董建国的担保责任问题。2014年10月18日签订的借款本金2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9月18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止；2014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本金1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7日起至2015年3月6日止。因两份借款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为了保障还款，甲方愿以其名下所有资产和股东孙永合所有资产为乙方的借款作全程担保。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保证期间：自款项实际到账之日起，至甲方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及“法人代表孙红娟及孙永合自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及家庭财产所清偿担保”，双方对保证方式并未进行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在上述两份《借款合同》中被告孙永合、孙红娟的保证方式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则为约定不明的情形，担保期间应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孙永合、孙红娟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担保期间未经过，应依法向原告履行保证责任。关于被告董建国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虽董建国辩称，其仅在2014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签字同意担保，但原告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担保期间已过。但在智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永合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董建国本人在《借条》中书写明“担保董建国”字样，依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形式仅有“担保”字样，应视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本院以为，董建国书写“担保董建国”的行为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担保的意思表示，而非其辩称的仅为见证人的意思体现，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且，此《借条》为孙永合代表债务人智科公司对300万元的借款本金与原告进行确认并达成合意的体现，董建国经签字担保即应对此300万元的借款本金承担担保责任。其次，因该《借条》内容中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原告作为债权人可随时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对于董建国辩称的是在受胁迫之下签字，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董建国向本院提供的证明，因仅为复印件而非原件，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本院认为，董建国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300万元的借款本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智科公司、孙永合、孙红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抗辩权的放弃，不影响案件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惠英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支付直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孙永合、被告孙红娟、被告董建国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二审中，董建国提交了孙永合、张海出具的证明的原件。 本院认为，自本案借款之日起至2016年6月份，智科公司应付利息为150万元，一审中双方均认可智科公司已向王惠英偿还了200万元借款6个月的利息30万元及100万元借款的5个月利息12.5万元，王惠英认可智科公司提供的2016年6月26日的两张发货清单共24.1062万元、一张2016年8月7日的发货清单12.4020万元，共计365082元的货款已用来抵扣本案利息，智科公司共偿还的款项为79.0082万元，上述还款不足以抵扣自借款之日至2016年6月份的利息，故对董建国主张的一审认定偿还至2015年10月1日的利息属计算错误，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智科公司将2015年9月30日以前的利息已清偿完毕，并无不当。 董建国主张因《证明》中约定的另两位介绍人未在《借条》上签字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证明》上虽有孙永合及张海的签字，但孙永合和张海均非本案所涉借款的债权人，二人均无权放弃王慧英对董建国的担保权，故对董建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董建国主张王惠英未在保证期间向其主张过还款，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董建国作为担保人签字的100万元《借款合同》，借款到期之日为2015年3月6日，其保证期间应于2015年9月6日到期，但其在孙永合代表智科公司对之前两份《借款合同》进行重新确认而出具的《借条》中签字“担保董建国”应视为其对本案所涉借款重新进行担保的确认，董建国对上述借款300万元的保证期间应自《借条》签订之日开始起算，王惠英和董建国均认可该借条于2015年9月3日董建国被羁押于石家庄市看守所之前签订，董建国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9月3日至2016年3月3日，王惠英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间向董建国主张过还款，故董建国的保证期间已过，本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董建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惠英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支付直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 二、变更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孙永合、被告孙红娟、被告董建国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原审被告孙永合、孙红娟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上诉人河北智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孙永合、孙红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上诉人王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建民 审判员  史亚宁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