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49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叶，女，197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艳，浙江圣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翼良，男，197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婺初，浙江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光辉，男，197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英，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应刚建，男，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民，浙江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叶因与被上诉人严翼良及原审第三人杨光辉、应刚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4民初3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玉叶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玉叶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严翼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证据证明严翼良与杨玉叶通过共同购买方式而非以房抵债方式取得案涉商铺产权，严翼良在另案中自认购买商铺的事实，多份生效判决也确认了该事实，本案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明显错误。其一，2014年12月11日，杨玉叶起诉严翼良的保证合同纠纷[（2014）金武商初字第1794号]经金华中院二审终结[（2015）浙金商终字第1127号]。该案中的借款合同证明严翼良是通过购买方式取得商铺的共有所有权。生效判决书确认了该事实。该案审理期间，严翼良对借款合同及其以购买的商铺提供抵押担保等事实均无异议。严翼良从未主张以房抵债。该案中的借款合同也证明作为共同担保人的应刚建、浙江武义金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灿公司）确认严翼良购买商铺的事实。其二，2016年5月24日，武义县人民法院受理严翼良诉杨玉叶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生效民事裁定书确认商铺是共同购买并按份共有。严翼良在该案民事起诉状中承认与杨玉叶共同购买并按份共有商铺，并提供了商铺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书等证据证明其主张。这充分证明严翼良认可商铺购买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书等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其三，本案中，严翼良提交了商铺买卖合同、转账凭证、发票、民事裁定书等证据，进一步证实严翼良对该些证据的效力没有异议。由此可以证明严翼良、杨玉叶与金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共同购买商铺并按份共有，以及严翼良以杨光辉所付3159.093万元支付购房款等事实，并非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取得商铺产权。其四，2014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杨玉叶与严翼良共同购买商铺的事实，与生效判决确认事实相符。（二）严翼良称其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本案3150万元款项是以房抵债的走账款，这与多份生效判决相悖，也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一，严翼良提交的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29日期间向金灿公司转款2489万元以及向鲁美婷转款970万元的转账凭证和银行卡明细，仅能证明转款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性质，也不能证明严翼良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更不能证明以房抵债事实。其二，严翼良、应刚建、金灿公司均未提交2014年4月之前，严翼良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以及金灿公司以房抵债的相关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资料。仅凭应刚建的陈述及其金灿公司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认定严翼良主张的诉争3150万元款项是以房抵债的走账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严翼良的主张不应被支持。其三，生效判决和证据已经证明严翼良是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案涉商铺产权，严翼良和杨玉叶支付给金灿公司的4860.143万元款项应为购房款，而非以房抵债的走账款。严翼良主张4860万元全部转回给杨光辉，其与杨光辉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案涉商铺总合同价、严翼良与杨玉叶合计支付的购房款均是4860.143万元，不存在全部以房抵债走账款已转回杨光辉的情形，更不存在杨玉叶支付的1701.05万元也转回给杨玉叶的事实。杨玉叶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应刚建支付给杨光辉的4860万元是应刚建为清偿其对杨光辉及其关联方的债务。综上，虽杨玉叶未提交借条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但在生效判决、严翼良在另案的自认以及杨玉叶所举证据均证明严翼良是购买取得商铺产权，且杨光辉与严翼良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本案诉争3150万元款项显然是杨玉叶主张的借款。杨玉叶基于受让杨光辉对严翼良享有的3150万元债权向严翼良主张权利，依法应当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杨玉叶、杨光辉主张本案3150万元款项是归还应刚建欠杨光辉的借款，并据此对杨玉叶所举证据不予确认，与法相悖。其一，杨玉叶和杨光辉自始至终主张3150万元款项是借款。一审判决书第15页已明确认定杨玉叶主张该款为借款。一审判决认定前后矛盾。其二，另案中，严翼良已多次将买卖合同、股东决议、产权证、银行凭证等作为证据提交，并对证据效力、证明力、待证事实无异议，多份生效判决亦对该些证据予以确认。在严翼良、应刚建等人只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杨玉叶所举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显然无据。其三，在2017年3月6日2065号案件庭审时，严翼良对杨玉叶提交的4000万元借条真实性以及履行事实无异议。严翼良虽认为诉争款项是以房抵债的走账款，但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杨玉叶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应予确认。一审判决以杨玉叶与杨光辉主张诉争3150万元系还款，与应刚建主张的以房抵债走账款不一致为由，对杨玉叶所举证据不予确认，对杨玉叶所持借款主张不予认定，显然错误。其四，杨光辉、应刚建均系本案第三人，虽严翼良抗辩主张与应刚建陈述一致，但二人存在关联、利害关系，其所作言词证据缺乏可信度。杨玉叶所举购房合同、付款凭证、产权证等证据也印证了杨玉叶、杨光辉的主张。特别是，另案中借款合同、严翼良民事起诉状，以及严翼良在数案庭审的陈述均证明严翼良、应刚建、金灿公司承认严翼良购买商铺的事实，从而证实严翼良、应刚建的陈述、金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虚假。故杨玉叶主张已成立，无需继续举证。一审判决将继续举证的责任分配给杨玉叶，显然错误。一审时，就严翼良是否对金灿公司包括应刚建享有5000万元债权，杨玉叶曾申请向金灿公司调查取证，但一审未予调查。一审判决认为杨玉叶未继续举证，违背事实。三、一审判决将本案杨玉叶与严翼良的借款关系、严翼良与金灿公司的债权关系、金灿公司与应刚建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刚建与杨光辉的借款关系混为一谈，显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杨玉叶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严翼良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严翼良不存在自认。其一，（2014）金武商初字第1794号案件的案由是保证合同纠纷，并非解决双方对商铺所有权取得方式和支付方式的争议。（2016）浙723民初1850号案件的案由是共有物分割纠纷，严翼良所提诉请是分割按份共有的房产，不是解决以何种方式购买商铺的争议。相关案件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均不涉及房产购买方式争议。其二，购买是房产转移的普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房产买卖权利义务的履行可以是以房抵债、现金支付、易货贸易等方式，并非有购买字样的表述就是现金买卖。其三，以房抵债是金灿公司对个别债权人董跃锋、严翼良的清偿，对金灿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有所损害，是需保密的情形。其四，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金灿公司转移案涉房产时必须与买受人进行的缔约行为，没有买卖合同就不能办理权属证书。案涉房产究竟以何种方式交易，应综合考察全案证据。二、严翼良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首先，严翼良已提供银行转账凭证，金灿公司在情况说明中亦予以确认，应刚建也认可。债权人和债务人对5000万元的性质已有合意。应刚建已将以房抵债走账的4860万元款项全部转回杨光辉账户。杨玉叶和严翼良办理了房产权属证书，二人均未支付对价，以房抵债已完成。一审法院对金灿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了调查，可以证明以房抵债的事实。其二，金灿公司对以房抵债的商铺如何进行财务处理或做账，不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其三，杨玉叶未提供严翼良与杨光辉存在案涉31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如借条、欠条、借款合同等。其四，案件被发回重审后，应刚建已提供支付至董跃锋及关联方1.06亿元的银行凭证，而杨玉叶仅提供了6000万元的补充凭证。其五，债权债务的建立、变更或消灭，依法应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杨光辉主张应刚建以4860万元向杨光辉清偿4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债务，应刚建不认可。应刚建在2014年1月24日出具给杨光辉的4000万元借条，4000万元款项已根据杨光辉的要求转回何赛燕账户。杨玉叶未提供应刚建对杨光辉及关联方负有其他债务的证据。其六，应刚建提供的1.06亿元款项凭证，以及4860万元款项全部转回杨光辉账户的凭证，证明杨玉叶得到案涉35%商铺未支付对价，这与以房抵债事实相吻合。三、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正确。其一，诉讼中，杨玉叶多次承认应刚建以4860万元归还其欠杨光辉的4000万元债务。对此，杨玉叶在上诉状中再次确认。其二，杨光辉、杨玉叶均未提供应刚建在2014年1月24日前负债4000万元的证据。杨玉叶虽补充提供了6000万元银行凭证，但转账内容是货款或往来款，并非借款。且杨光辉、杨玉叶提供的6000万元凭证不能抵销应刚建转账给董跃锋及关联方的1.06亿元。其三，应刚建否认4860万元是归还之前所欠的4000万元借款。如杨光辉或杨玉叶认为应刚建欠款未还，应依法向应刚建主张权利。四、杨玉叶未完成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一，杨玉叶未提供严翼良向杨光辉借款3150万元，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其二，杨玉叶未提供借条、欠条、收条、借款合同、结算协议等证据证明应刚建在2014年1月24日向杨光辉借款4000万元系借新还旧。其三，杨玉叶提交的证据，总额1亿元，一、二审已查明其中杨光辉的4000万元，应刚建已转回何赛燕处，应刚建也提供了1.06亿元的转账凭证，其中不包括以房抵债给杨玉叶的商铺价值。其四，应刚建一方和董跃锋一方的款项往来均是银行转账，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如杨玉叶、杨光辉认为应刚建欠款未还，只需提供相应银行凭证。现其只提供了1亿元凭证，未超过应刚建转款数额。杨玉叶、杨光辉主张应刚建在2014年1月24日借款40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应刚建尚有债务未清偿，没有事实根据。五、一审判决未混淆不同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一，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均应有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其二，杨玉叶、杨光辉主张3150万元款项是借款，仅是单方意见，严翼良、应刚建均予否认，且杨玉叶的主张已被款项全部转回杨光辉账户的事实否定。其三，杨光辉主张应刚建以4860万元归还其在2014年1月24日的4000万元借款本息，但应刚建认为该笔4000万元实际也是走账款，且已根据杨光辉的指示将款项汇给何赛燕；本案4860万元是为满足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和财务做账需要而进行的走账，款项已全部转回杨光辉账户。应刚建还表示如杨光辉认为双方还有债务未结清，杨光辉可向其主张权利。由此，杨玉叶得到商铺后，应刚建已将杨玉叶1710万元、严翼良3150万元全部转回杨光辉账户，杨玉叶和杨光辉汇出的款项并未减少，未有损失。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杨光辉述称，对杨玉叶的上诉没有异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杨玉叶提交的转账凭证应认定为杨光辉与严翼良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严翼良抗辩案涉315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以房抵债的走账款，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严翼良的唯一证据是其与应刚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而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针对杨玉叶、严翼良对案涉3150万元款项性质的不同主张，应根据各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一审判决在未对证明力作出判断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直接归于杨玉叶，适用法律错误。二、严翼良、应刚建关于3150万元是以房抵债的走账款的意见，已被庭审查明的事实推翻。严翼良应直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一，金灿公司与杨玉叶、杨光辉就案涉房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2014年4月8日的金灿公司股东会决议亦载明杨玉叶、严翼良是共同购买案涉房屋，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三方存在以房抵债合意。作为共同购买房屋尚且形成股东会协议，如是以房抵债，更应形成书面材料。且严翼良以房抵债主张的唯一证据是严翼良和应刚建的说明，但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应刚建没有代表其个人及金灿公司到庭接受质询。严翼良如对金灿公司享有债权并通过以房抵债形式抵销，金灿公司会计报表上应有记录，但应刚建拒绝说明。依据金灿公司破产后的专项审计报告，金灿公司对严翼良其他应付款债务是7151373.32元。而严翼良出示的向金灿公司交付借款的转账凭证金额是2489万元，并述称通过以房抵债，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这与审计报告显示内容相悖。其二，如确存在以房抵债，则严翼良、杨玉叶支付的共计4860.143万元款项，应全部返还。但应刚建支付给杨光辉的款项是4860万元，二者相差1430元。且，最后一笔100万元是次日支付，如确是走账，该款为何没有一并返还。其三，严翼良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董跃锋对金灿公司享有3000万元债权，以及案涉房屋价值8000万元均缺乏事实依据。严翼良没有证据证明其对金灿公司享有5000万元债权。董跃锋、杨光辉及其关联公司对应刚建及其关联公司享有的债权超过3000万元，杨玉叶提供的证据总金额为1.41亿元，并非严翼良述称的1.06亿元，二者相差3500万元，与应刚建在2014年1月份出具的4000万元借条相吻合。案涉房屋价值8000万元，不属实。其四，如严翼良享有5000万元债权，董跃锋享有3000万元债权，以该二笔债权抵债，严翼良、杨光辉对涉案债权的比例不应为65%、35%。三、应刚建与严翼良的陈述一致，系因应刚建已负债累累，金灿公司处于破产重整阶段，而严翼良拥有案涉房屋65%份额的财产，二人恶意串通，将讼争3150万元款项变为以房抵债款项，企图让严翼良不承担债务，这显然损害了杨玉叶、杨光辉的利益。 原审第三人应刚建述称，一、杨玉叶以严翼良在另案审理过程中自认购买商品房为由，推翻本案以房抵债事实的主张，不成立。这混淆了房屋产权转移的法律关系与购房对价的支付方式。根据我国不动产登记规则及法律规定，购房均须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支付对价款与房屋买卖是不同概念。严翼良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等同于其是以现金购买房屋。杨玉叶混淆了这两个关系，购买房屋也可以是以房抵债方式。用于抵债的房屋仍需通过签订买卖合同才能取得不动产登记。二、金灿公司与严翼良、董跃锋的债权抵作购房款，系经双方确认，原债权债务人没有异议，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债权债务抵销。杨玉叶、杨光辉无权干涉金灿公司、严翼良、董跃锋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一审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事实、法律规定相符。只有款项汇付凭证，没有证明汇付性质的证据，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杨玉叶所提上诉请求，难以成立，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杨玉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严翼良履行债务，支付杨玉叶3150万元，并支付利息2867810元（从2014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暂算至2016年3月21日止），2016年3月21日之后至归还时止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2日，杨光辉向严翼良账户转账共计3159.093万元。严翼良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四次转账至金灿公司，金灿公司分四次经过鲁美婷账户转账至应刚建账户，再由应刚建分五次转回至杨光辉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杨玉叶系基于受让杨光辉对严翼良享有的借款债权而主张本案权利，但是，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杨光辉与严翼良存在金额为3150万元的借款关系，故杨玉叶要求严翼良归还本案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玉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63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18639元，由杨玉叶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玉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4）金武商初字第1794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2014年4月16日借款合同、一审庭审笔录、民事上诉状、二审审理笔录、（2015）浙金商终字第1127号民事判决书、（2015）金武执民字第2686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份，证明另案一、二审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严翼良购买商铺；生效判决确认的借款合同等证实严翼良、应刚建、金灿公司承认严翼良购买商铺；该案已于2015年7月27日立案执行。 2.（2016）浙0723民初1850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严翼良在该案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各一份，证明生效民事裁定书确认严翼良与杨玉叶共同购买商铺并按份共有；严翼良起诉时承认商铺系其购买取得；严翼良确认商铺买卖合同、产权证等证据的效力和证明力。 以上两组证据共同证明案涉商铺产权是严翼良购买取得，而非以房抵债方式取得的事实。 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严翼良质证认为，证据1、2均不属于新证据。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其一，该二案案由分别是保证合同纠纷、共同财产分割纠纷，涉及的是保证责任、按份共有财产分割问题，不是解决本案所涉当事人以何种方式取得商铺的争议，从该些裁判文书看，亦未涉及本案争议。杨玉叶所持主张与裁判文书内容相矛盾。其二，即使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据民诉法关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情形规定，也不能达到杨玉叶的证明目的。其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我国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法定条件，是外在形式条件。房产可以通过以房抵债、易货贸易等形式取得，签订买卖合同不代表就是现金买卖，还需根据权利义务的对价载体、对价取得载体即支付方式、支付权利等进行判断，不能割裂其他证据，仅凭静态、字面描述判断。其四，严翼良取得商铺的对价是其对金灿公司享有的5000万元债权。现金流转是为了满足产权转移办证、开票纳税的需要，事实证明4860万元款项已转回杨光辉账户。其五，金灿公司对董跃锋负债3000万元，杨玉叶汇给金灿公司1700万元后，根据董跃锋、应刚建、严翼良、杨光辉等事前约定的以房抵债，应刚建将杨玉叶汇付的款项也汇给了杨光辉。杨玉叶同样未支付对价，但也是写着购买。双方实际是以房抵债，款项已转回。最后，金灿公司向多个不特定主体融资、借款，以房抵债是该公司向个别债权人清偿债务，实际是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原审第三人杨光辉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证明内容无异议。2014年4月16日借款合同中有关严翼良对600万元借款在借款人无法清偿时，以案涉商铺15%份额抵押或转让给杨玉叶，并可由杨玉叶自行确定或选择何种方式的约定，表明案涉商铺价值并非8000万元，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4860.143万元。如商铺价值8000万元，严翼良不可能同意以15%的份额清偿杨玉叶的600万元债权。原审第三人应刚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杨玉叶的主张混淆了两种关系。商品房的开发和初始登记均有标准格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即使是通过抵债形式取得商品房，也不会以该名义签订以房抵债合同。以房抵债只是对价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合同不会记载以房抵债，仍以现金数额方式体现。二者并不矛盾。杨玉叶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杨光辉向本院提交金灿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一份，证明金灿公司以案涉商铺抵偿对严翼良的5000万元债务不属实，审计报告显示严翼良对金灿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是7151373.32元，与严翼良述称支付至金灿公司账户的债权金额2489万元，以房抵债后不再享有债权，未进行债权申报的陈述相悖。 对原审第三人杨光辉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杨玉叶质证认为，对证明对象、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严翼良质证认为，对三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确认真实性；从内容看，该笔债权是杨玉叶提交的证据1所涉600万元借款的担保，是或有债权，如严翼良代偿600万元债务，则享有相应的追偿权，但目前尚未清偿，这与本案以房抵债无关。金灿公司破产了，开门红等关联公司一并重整，该笔担保债权不产生新的利息，债权数额确定。报告是在2015年出具，本案所涉债权在2013年已经形成。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恰证明杨光辉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审第三人应刚建质证认为，对三性有异议，2015年10月5日审计报告出具，审计截止时间是2015年6月4日，合同是2014年4月22日签订，以房抵债后，严翼良与金灿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上述三个时间点说明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恰证明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 其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杨玉叶所举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第三人杨光辉所举证据系属复印件，根据所载内容，不能直接证明杨光辉所持主张，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争议焦点是讼争3150万元款项是否是杨光辉与严翼良之间的借款。杨玉叶虽主张严翼良向杨光辉借款3150万元，但现并无证据证明杨光辉与严翼良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从款项的转账情况来看，3150万元款项是杨光辉分笔支付给严翼良，且是在前一笔款项由应刚建转回后再进行第二次转账。对此，杨光辉解释称因其与应刚建协商以案涉商铺的转让款清偿双方之间的债务，为降低风险，防止应刚建取得房款后不用于还款，遂采取了分笔支付的方式。由此可见，杨光辉在汇付款项时颇为谨慎，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已有所预期。而杨光辉与严翼良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其向严翼良提供如此巨额借款用于购买案涉商铺，却未要求严翼良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本案杨光辉转账给严翼良的款项已由应刚建转回至杨光辉账户的事实清楚。虽杨玉叶、杨光辉主张应刚建汇给杨光辉的款项系清偿其对杨光辉的债务，包括2014年1月24日借款本金4000万元和利息216万元，以及因为应刚建借款提供担保而代其向债权人偿还的款项，但应刚建对此不认可，主张实际就是走账行为。从二审审查情况来看，2014年1月22日4000万元借条原件现仍由杨光辉持有，杨光辉主张的欠息数额与依据双方款项往来及借条利率核算的数额不一致，且就杨光辉述称的担保代偿情况，现亦存有争议，鉴此，本院对杨光辉就应刚建汇付款项所作解释，不予采信。如杨光辉对应刚建确享有该些债权，其可另行主张权利。杨光辉认为严翼良与应刚建恶意串通，企图使严翼良不承担债务的意见，依据不足。综合本案案情分析，严翼良主张案涉款项往来系属走账行为，存在可能性。杨玉叶诉请主张的借款事实，依据尚不充分。由此，一审法院对杨玉叶所提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杨玉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3639元，由上诉人杨玉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增兴 审 判 员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