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19）湘委赔提7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刘运良，男，196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湖南省南县公安局，住所地南县浪拔湖镇三桥村。法定代表人：徐春波，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曹前，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匡未，该局工作人员。被申诉人（赔偿复议机关）：益阳市公安局，住所地益阳市益阳大道698号。法定代表人：瞿晏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林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振华，该局工作人员。申诉人刘运良以被申诉人南县公安局未依法发放《释放证明书》违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益阳中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湘09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28日本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7）湘委赔监53号决定书，决定对本院进行直接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阳中院审理查明，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益阳劳教委）于1997年3月5日作出（97）益劳教字第5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1993年10月至1996年5月期间，刘运良、刘少华多次寻衅滋事，殴打无辜群众。根据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有关规定，决定对刘运良、刘少华各劳动教养3年。1997年7月29日，南县公安局又以上述事由，向南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刘运良。同年8月5日南县人民检察院以刘运良涉嫌流氓犯罪批准对其逮捕。同日，益阳劳教委以刘运良流氓犯罪经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为由，作出撤销刘运良劳动教养的决定。1997年8月22日，南县公安局对刘运良执行逮捕并送交南县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关押。1997年10月14日，南县公安局作出（97）南公诉字第69号起诉意见书，以刘运良、刘少华等人涉嫌犯流氓罪向南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1月26日，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第8号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以刘运良等人涉嫌流氓罪部分事实证据不足退回南县公安局补充侦查。1998年1月22日，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98）第01号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以刘运良等人涉嫌流氓罪定罪证据不足，部分情节不清，退回南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并建议撤回起诉作行政处罚。2016年3月16日、2017年3月9日，南县公安局出具证明，证明1998年3月1日，南县公安局将案件撤回，释放刘运良。2017年4月14日，刘运良向南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7年4月19日，南县公安局以刘运良超过请求时效且无正当理由为由，作出南公赔不受字[2017]0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运良不服，向益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17年5月23日，益阳市公安局作出益公赔复告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告知书，告知南县公安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刘运良应当向南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国家赔偿。刘运良仍不服，向益阳中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原赔偿决定认为，第一，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本案中，南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9日出具证明，证明其本局于1998年3月1日将案件撤回，并释放了刘运良。因此，刘运良自1998年3月1日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而刘运良于2017年4月14日才向南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期间亦无证据证明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国家赔偿，故已明显超过两年请求国家赔偿时效。第二，赔偿请求人刘运良所提出请求是因南县公安局至今未发《释放证明书》的违法行为导致其失去工作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而不是请求被羁押期间侵犯人身权的赔偿，故益阳市公安局复议决定认为南县公安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并告知刘运良应向南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南县公安局以刘运良超过请求时效且无正当理由作出不予受理处理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运良的赔偿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1996年7月25日，刘运良因涉嫌流氓罪被南县公安局收容审查。1997年3月5日，刘运良被益阳劳教委决定劳教三年。期间，南县公安局又以同一事由提请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运良逮捕。1997年8月5日，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南检刑一批捕（1997）84号批准逮捕决定书，以刘运良涉嫌流氓罪批准对其逮捕。同日，益阳劳教委决定撤销对刘运良劳动教养的决定。1997年10月26日，南县公安局将刘运良等人涉嫌犯流氓罪移送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997年11月26日，南县人民检察院以法律文书不齐全，部分事实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998年1月8日，南县公安局重新移送起诉。1998年1月22日，南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定罪证据不足，部分情节不清为由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作行政处罚。该案退回南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后，根据南县第一看守所1998年3月1日收押案犯登记表记载的情况反映，刘运良于同年3月2日转南县第二看守所送劳动教养。根据刘运良本人陈述，他没有收到劳动教养部门对其继续劳教的决定即被送至南县第二看守所羁押，后因其患病于1998年4月9日经看守所同意后回家治疗，但无释放手续。为此，刘运良长期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要求公安机关对其问题作出结论并发放释放证书。2016年3月16日，南县公安局法制室为刘运良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局于1997年10月14日以刘运良涉嫌犯流氓罪移送南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我局撤回案件，作行政处罚。我局于1998年3月1日将案件撤回并将刘运良释放后，送益阳市劳动教养所继续执行劳动教养。此后，南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9日又为刘运良出具一份证明，该份证明将之前“我局于1998年3月1日将案件撤回并将刘运良释放后，送益阳市劳动教养所继续执行劳动教养”的内容变更为“1998年3月1日，我局将案件撤回，释放刘运良”。据此，刘运良于2017年4月14日以南县公安局没有为其发放释放证书，导致其长期得不到工作安排为由，向南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该局于同年4月19日作出南公赔不受字[2017]0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刘运良超过请求时效且无正当理由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刘运良不服，向益阳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该局于同年5月23日作出益公赔复告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告知书，告知南县公安局不是本案赔偿义务机关,刘运良应当向南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刘运良不服，向益阳中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另查明，根据南县公安局法制室工作人员反映，刘运良等人涉嫌流氓犯罪的刑事侦查卷已遗失，无法提供向检察机关撤回对刘运良的起诉意见、释放刘运良等相关手续。为此，本院对申诉人刘运良实际羁押情况进行了核实，确认刘运良被南县公安局收容审查223天，劳动教养154天，逮捕后在南县第一看守所羁押208天，在南县第二看守所实际羁押39天。刘运良共计羁押624天。以上事实有南县公安局（97）南公诉字第69号起诉意见书、益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97）益劳教字第5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益阳劳教委关于撤销刘运良劳动教养的决定、南县人民检察院南检刑一批捕（1997）84号批准逮捕决定书、南县公安局南公逮字（97）73号逮捕证、南县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二份、南县公安局证明二份、南县公安局南公赔不受字[2017]0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益阳市公安局益公赔复告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告知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因南县公安局、南县人民检察院未能提供撤销或终止对刘运良涉嫌犯流氓罪侦查的有效证据，刘运良于2017年4月14日向南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符合上述解释规定。益阳中院以刘运良超过两年请求国家赔偿时效，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驳回刘运良的国家赔偿申请，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但是，在本案中是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运良逮捕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实行后置的原则，本案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南县人民检察院，刘运良将南县公安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不当。且刘运良在本案中提出确认南县公安局未为其发放释放证明行为违法，并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因此，益阳中院作出驳回刘运良赔偿申请的结果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决定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决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的规定，故对益阳中院（2017）湘09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中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予以纠正，维持该决定处理结果。综上，申诉人刘运良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原赔偿决定处理结果正确，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维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湘09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二、驳回申诉人刘运良其他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