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08民初7362号 原告：熊巍，男，汉族，1981年8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昕晓，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丽，女，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道支行,住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五丁路**div> 负责人：张兵，系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光，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刚，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师俊，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熊巍与被告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建路支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原告申请撤回对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并申请追加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电子商务公司）为本案被告，且原告申请变更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建路支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道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成都铁道支行），本院均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熊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昕晓，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丽，建行成都铁道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光，腾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刚、纪师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向熊巍赔偿经济损失49,940元；2.建行成都铁道支行、腾讯公司向熊巍承担经济损失49,940元的连带赔偿责任，以及该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和透支利息，清除不良征信记录。 熊巍提出的事实与理由：熊巍在京东有一个账号，该账号用于在京东商城网购，在建行成都铁道支行有尾号为4683的信用卡。熊巍的微信账号绑定了建行该信用卡。2016年5月18日下午开始熊巍先后三次接到自称为商家“俞兆林官方旗舰店”客服人员（以下简称“该客服”）的电话，该客服能准确报出熊巍京东账号近期购买订单编号和金额情况，要求熊巍协助处理一笔因京东系统更新造成商家未能正常收款的订单错误，熊巍出于同情加之对方对个人信息的准确掌握，便同意协助处理。事后发现，在熊巍登录京东账号的前后一两分钟，均有人异地登录熊巍的京东账号，同步发送虚假链接和扣款信息，误导熊巍相信其客服身份。“该客服”引导熊巍进入了京东官网右上方“京友邦”，刷新页面后在该页面下的“我的话题”里面，看到有一个话题“JD退款订单……”提示，这个链接引导熊巍到页面操作，从而获取熊巍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该客服”利用熊巍的信息开通第三方平安付账号，通过控制工行熊巍储蓄卡经费和平安付账号的转出转入，制造经费被银行扣除的假象，以返还被扣资金为由，套取最终转账验证码，盗取尾号0377的工行储蓄卡18,768元。因为所有操作都是在京东平台官方的页面同步出现，基于对京东平台的信任，熊巍在刷新京东网站该页面后先后出现多条类似链接，点击这些链接导致原告尾号为3442的工行信用卡（注：已另案起诉）发生多次交易，总计64,940元。此后，该客服继续以返还被扣资金为由，利用京东官方平台返修退换货页面直接发布二维码，通过微信扫二维码的方式盗刷了案涉尾号4683的建行信用卡49,940元。熊巍共损失133,648元。案涉建行信用卡在支出时没有提示卡上原有的存款变化。案涉建行卡申请额度为3万，当晚实际被透支额度为49,940元，额度超限存在漏洞。微信账号有当日支付限额，为每日3,000元，但当晚熊巍的微信账号被人多次盗刷金额达4万元，严重超出当日支付限额，而腾讯公司却没有任何提示。熊巍在京东的账户被异地登录和黑客操作，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没有任何相关提示而且页面上还有黑客设置的相应的链接。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对熊巍的所有经济损失负有赔偿责任。建行成都铁道支行相对应的账号对本次事故的金额变化和超额都没有提示。微信账号被人多次盗刷金额严重超出当日支付限额，而腾讯公司也没有任何提示。 京东电子商务公司辩称，1.根据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且只有刑事案件才能确认熊巍陈述是否属实，其是否为真正受害方。2.熊巍系刑事案件受害人，对于财产型犯罪，其损失必然由刑事被告人进行退回，损失会在刑事案件中得到赔偿。3.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证据显示，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在京东网站上以加黑加粗或者粗体红色字体提示消费者不要点击任何网址链接，详细的有公示的谨防诈骗公告申明，以及诈骗预防必备手册，诈骗情景模拟等具体的防诈骗的宣传和普及，而熊巍疏于管理自己的账户信息，轻信陌生信息，在不合理的时间以不合理的方式配合诈骗分子进行转账操作，存在重大过错。4.熊巍被骗的过程足以证明其损失并非京东电子商务公司过错导致，而是熊巍自身疏忽大意所致；熊巍自2013年注册为京东用户，熟悉京东购物环境，也理应对京东退换货流程有一定的了解，熊巍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具有深厚的教育背景，理应对诈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涉案订单是在2016年3月13日购买，该订单早已配送完成，无任何异常，但熊巍却在2016年5月18日接到诈骗电话，而后从晚上10点至凌晨两点，通过点击诈骗分子提供的链接进行操作，在长达四个小时内未向京东官方客服进行信息的核实，具有过失；熊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接到的电话和所谓的京友邦的具体网址是什么，是否为钓鱼网站，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并不清楚，熊巍的证据链条并不完整。5.熊巍称其账户被异地登录而京东并未提示，因而要求京东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异地登录提醒并非电商平台的法定义务。 建行成都铁道支行答辩称，1.熊巍所持系信用卡，当使用信用卡发生消费时，虽无合同约定建行成都铁道支行负有向熊巍提示信用卡剩余信用额度的义务，但从短信往来记录可知，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对信用卡消费进行了消费时间、消费金额、当前可用额度的短信提示；2.熊巍持有的信用卡额度为3万元，熊巍分别于2016年1月12日、19日向信用卡存入了20,000元，合计40,000元，该款抵消相应欠款后所剩余的金额为“溢缴款”，溢缴款是可以在信用额度之外的可用额度（或可以进行消费的），故本案不存在额度超限漏洞；3.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在2016年5月19日多次向熊巍发送短信告知风险提示，如“我行工作人员不会向您索取本条短信内容，切勿向任何人泄露”，“请妥善保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额外履行了相应的风险提示，并且信用卡发生消费系熊巍本人的高度私密信息因熊巍本人的原因造成泄露所致，责任应归属于熊巍本人。 腾讯公司答辩称，1.腾讯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腾讯公司并没有任何支付业务范围，微信支付是由财付通公司提供，微信打开钱包，在钱包里打开零钱会显示本服务由财付通提供，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2.财付通也不是加害人，对熊巍的损失无过错，没有因果关系；3.熊巍在诉状中称的限额3,000元，是2018年4月1日起实施的条码支付业务规范里确定的，不适用于2016年，并且关于3000元的限额，虚拟的和扫码支付的是没有限额的规定，熊巍的损失是听信他人疏于自我安全防护所致，与腾讯公司没有任何关联。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5月18日18时4分至19日0时51分，熊巍的京东账号在南京市次）、成都市及哈尔滨市（1次）登录，据熊巍所述，仅5月18日21时54分的在成都市的登录是其本人所为，其余在南京市和哈尔滨市次均为“黑客”登录。熊巍并陈述：自2016年5月18日下午起至当晚10时左右，其先后三次接到自称“俞兆林官方旗舰店客服人员”的电话，希望熊巍协助处理因京东系统更新造成商家未能正常收款的一笔订单错误（熊巍举出的网页打印件载明该订单完成时间为2016年4月3日，商品金额为256元）。“对方”在京东官方页面上冒充客服同步登陆熊巍的账号，告知熊巍进入京友邦页面，刷新后出现了一个链接，熊巍点进链接后就进入退换货页面，上面提示输入银行卡号和身份信息，熊巍就输入了另案的工行储蓄卡号（注：账号尾号为0396，熊巍陈述的尾号0377系其卡号）和身份信息。接着，储蓄卡分两次被转走了18768元，期间“对方”分三次退回该款项到上述储蓄卡，后来“对方”全部转走上述款项，“对方”就告知熊巍提供一张信用卡退该款，熊巍就提供了另案涉及的工行信用卡（注：尾号为3442），然后“对方”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叫熊巍先进入京友邦页面，刷新后点击链接进入退换货页面，然后点击链接或二维码完成支付，在支付之前熊巍会收到短信载明的验证码，熊巍将验证码告知了“对方”，“对方”就用熊巍的信用卡刷卡。“对方”继续以退还18768元为由，让熊巍提供本案建行信用卡（尾号为4683），熊巍通过更新京东页面出现的二维码后分17次用微信扫描（注：关联的该建行信用卡）支付49940元。 经查，熊巍的工行储蓄卡交易明细显示，该账号于2016年5月18日经多次转出转入后，共计转出18,768元。熊巍工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该账号于2016年5月19日分别支出5,000元、15,000元、2,940元以及4笔10,500元，共计64,940元。熊巍的建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该账号于2016年5月19日支出17笔，其中一笔2,940元，一笔2,000元和15笔3,000元，共计49,940元。 二、熊巍举出的京东网站“返修退换货”页面，载明有“重要提醒：京东平台及销售商不会以订单异常、系统升级为由，要求您点击任何网址链接进行退款操作，烦请关注京东平台‘谨防诈骗公告声明’”，其中“订单异常、系统升级”系加粗字体。 三、建行成都铁道支行举出《中国建设银行财政预算单位公务卡申请表》（2014年4月28日）载明案涉信用卡信用额度为3万元。在该申请表中，手写“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协议各项规则”，并有熊巍的签字。 建行成都铁道支行举出的领用协议第一条载明：甲方（申请人）知悉并同意遵守《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履行本协议。建行成都铁道支行举出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中载明：“‘信用额度’指本行根据持卡人的资信情况等为其核定的、持卡人在卡片有效期内使用的最高授信限额，包括固定额度、临时额度、专项额度等”；“溢缴款”指持卡人在信用卡中存入资金抵销欠款后仍有剩余的资金。 熊巍的质证意见为：没有看到过上述章程，若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在熊巍办理信用卡时向熊巍履行了告知和解释的义务，熊巍就不会仅看网络截图中余额的金额，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具有过错。 建行成都铁道支行举出的银行对账单载明：2016年1月12日案涉信用卡存入20,000元，2016年1月19日案涉信用卡存入20,000元，共计40,000元。拟证明：存入资金抵消信用卡欠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其性质属于“溢缴款”，“溢缴款”是可以在“信用额度”之外进行消费的，故2016年5月19日，案涉信用卡累计消费49,940元，并未超过信用卡信用额度。 熊巍的质证意见为：熊巍不清楚溢缴款与信用额度的区别，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应当在熊巍办理信用卡时向熊巍履行告知和解释的义务。 建行成都铁道支行举出的短信记录（2016年5月19日）载明：“……您正开通手机银行服务，短信验证码（序号01）为313425。我行工作人员不会向您索取本条短信内容，切勿向任何人泄漏”；2016年5月19日，在案涉信用卡第一笔支出2,940元起，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均向熊巍发送了短信，告知了消费金额及可用额度金额，其中消费金额2,940元对应的可用额度为63,723.38元。 四、熊巍举出通话录音，拟证明其与微信客服的通话内容为“问：微信钱包用信用卡购买的话，每天的限额是多少？”，“客服答：单笔单日是3,000元”。“问：你们财付通的协议里面是有限额的”，“客服答：我们是一个平台。可是你们那15笔是通过我们平台到另一个平台再支付出去的”。 腾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视听资料需要证明没有经过剪辑删除修改，工作人员的说法不能代表微信支付的说明，同时也与腾讯公司无关。 腾讯公司举出的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于2016年9月13日出具的《公证书》载明微信钱包绑定银行卡的操作流程中，会要求确认“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该协议载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依据本协议为用户提供微信支付服务，本协议对您和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腾讯公司拟证明：其并非上述协议的主体，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熊巍信用卡被盗刷是因为熊巍疏于自我防范，财付通公司已经尽到了提醒告知义务。 熊巍的质证意见为：熊巍作为普通微信用户，在使用微信支付功能时只能想到是和腾讯公司发生委托支付的关系，而不会想到是腾讯公司通过另一平台财付通进行资金转移关系，所以熊巍认为微信告知的每日限额3,000元就是最大的消费额。 五、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立案决定书》｛成公成（二）立字[2016]15300号｝，载明决定对熊巍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下列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原被告身份信息、网页截屏、中国建设银行财政预算单位公务卡申请表、领用协议、信用卡章程、银行交易明细、短信记录、公证书、立案决定书等。 本院认为，熊巍以侵权责任纠纷向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及腾讯公司主张权利，则其应证明三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且侵权行为与熊巍主张被诈骗产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熊巍主张其京东账户存在异地登陆，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未提示，且京东网页上有“黑客”设置的相应链接，故京东电子商务公司存在过错。本院认为，首先，熊巍举出的京东网页明确载明了“重要提醒：京东平台及销售商不会以订单异常、系统升级为由，要求您点击任何网址链接进行退款操作，烦请关注京东平台‘谨防诈骗公告声明’”，其中“订单异常、系统升级”系加粗字体，而本案的发生为熊巍按“对方”请求协助处理“系统更新导致的订单错误”而点击链接。因此，即使熊巍的京东账号存在异地登陆，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未提醒，但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的上述提醒也应当认定为尽到提醒义务。其次，导致熊巍第一张工行储蓄卡被转走18,768元的直接原因系熊巍泄漏了其银行卡号及身份信息，熊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泄漏上述信息对银行账号安全产生的危险，因此该损失并非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的过错导致。再次，熊巍在工行储蓄卡被转走18,768元后，仍不进行核实，反而多次按“对方”要求用工行信用卡及微信（关连的本案建行信用卡）支出款项，由此产生的损失更非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的过错导致。综上，本院认定熊巍主张的京东电子商务公司的行为与其主张被诈骗的损失之间不具有侵权法律关系范畴的因果关系。对熊巍要求京东电子商务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建行成都铁道支行，熊巍主张其存在对账号金额变化未提示及存在超额度支付漏洞的过错。本院认为，首先，熊巍在办理信用卡申请表中明确“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协议各项规则”，而领用协议明确载明申请人应遵守信用卡章程，由于信用卡章程载明了持卡人存入资金抵销欠款后的剩余资金属于“溢缴款”而非信用额度，且根据一般理解，本案中，案涉信用卡在本案支付前已存入40,000元，银行不能限制熊巍只能使用30,000元，故案涉建行信用卡不存在超额度支付。再次，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建行成都铁道支行自熊巍第一次使用案涉建行信用卡进行本案的支付起，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均发短信告知了其消费金额及可用额度，且第一次告知可用额度（63,723.38元）即是大于30,000元，故建行成都铁道支行对账号金额变化进行了提示。最后，案涉建行信用卡并非被“对方”盗刷，而系熊巍通过微信（关连的案涉建行信用卡）扫二维码主动进行支付。综上，熊巍主张的建行成都铁道支行的行为与其主张被诈骗的损失之间不具有侵权法律关系范畴的因果关系。综上，对熊巍要求建行成都铁道支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熊巍主张的滞纳金、透支利息、不良征信记录，属于双方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故不属于本案侵权纠纷的审理范围。 关于腾讯公司，熊巍主张其微信账号被人多次盗刷金额严重超出当日支付限额，腾讯公司没有任何提示，存在过错。本院认为，由于腾讯公司举出的公证书证明微信软件中微信支付服务的相对方系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且熊巍的微信账号并非被“对方”盗刷，而系其用微信扫二维码主动支付，故腾讯公司并无导致熊巍主张的被诈骗产生损失的过错行为。对熊巍要求腾讯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0元，由原告熊巍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胡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