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202民初1710号 原告：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住所：河池市北环路（河池吉腰粮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200884234T。 法定代表人：韦玉吾，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日文，广西锐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普通合伙），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工业集中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1773877410X。 负责人：滕芳，执行事务合伙人。 被告：滕鹏，男，1976年3月21出生，汉族，住金城江区。 被告：滕芳，女，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金城江区。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礼庚，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虞良宝，男，汉族，1958年8月3日生，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以下简称龙江选冶厂）与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以下简称宝来冶炼厂）、滕鹏、滕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8年8月28日召开庭前会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日文及被告滕鹏、三被告的诉讼代理人韦礼庚到庭参加会议。庭前会议后，本院于同年12月14日通知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虞良宝为被告参加诉讼。2019年1月17日通知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退出本案诉讼，变更虞良宝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日文、被告滕鹏、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礼庚、第三人虞良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宝来冶炼厂于2008年5月6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2、判令被告宝来冶炼厂向原告支付租金3290000元，以及利息1107450元（计至2018年6月30日），要求支付利息至清偿债务之日止；3、判令被告宝来冶炼厂在解除合同后返还原告租赁场地以及原有和改扩建后厂区内的全部设备、设施，并且将厂区内已经拆除的设备、设施恢复原状；4、判令被告滕鹏、滕芳共同对第2、3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有三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宝来冶炼厂成立于2004年4月1日，登记的主要经营场所就是原告出租的厂区，企业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工商登记为虞良宝。2018年4月2日，宝来冶炼厂执行事务合伙人由虞良宝变更为滕芳，同年4月3日，合伙人变更登记为滕鹏、滕芳。在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宝来冶炼厂实际租赁原告的厂区及所有的设备、设施等从事矿产品冶炼，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租金按照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河地经初字第6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标准（30万元/年）计收。2008年5月6日，虞良宝以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代表被告宝来冶炼厂与原告签订《租赁协议书》，约定：1、租期为2008年元月1日至2020年元月1日，共12年；2、租金在三年内（2008－2010）每年为33万元，三年后（2011－2020）每年递增1万元，按季度平均支付，逾期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从2006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共12年零2个月期间，被告宝来冶炼厂应向原告支付租金共计431万元，但其分6次仅支付了租金102万元，尚欠原告租金329万元及利息110.745万元，宝来冶炼厂拖欠原告租金的行为违反了《租赁协议书》第九条的规定，已构成合同违约。对拖欠的巨额租金，虽然原告多次催收，但被告宝来冶炼厂至今仍然恶意拖欠，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二百三十五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有权解除《租赁协议书》，并要求被告宝来冶炼厂支付租金和利息，且返还租赁物。鉴于被告宝来冶炼厂是普通合伙企业，被告滕鹏、滕芳均为工商登记的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滕鹏、滕芳作为合伙人均应对被告宝来冶炼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三被告共同辩称：一、本案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其提供的证据《租赁协议书》是不真实的，协议书原来是没有加盖原告公章的，也不是原告签订的。同时，原告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标的达439万元的诉讼，属集体的重大事项，应当由集体企业职工大会集体决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原告没有资格起诉。二、被告的主体也不适格，被告并没有租用原告的工厂设备，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自2004年4月1日成立至2008年5月6日被告一直正常生产经营，从未与原告签订过租赁合同。原告提供的《租赁协议书》是虞良宝个人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也没有加盖宝来冶炼厂的公章，该协议书的承租方是“河池市宝来冶炼厂”，而答辩人是“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明显是不同的法人，虞良宝自己也认可该协议是其个人行为，从原告的起诉状可以证实，虞良宝2006年4月1日开始租用原告厂区，而虞良宝是在2006年7月19日成立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虞良宝，并且该公司的地址为六圩足直村，与原告主张的租赁地址是一致的。答辩人给付租金是代付行为而不是租赁行为，根据2016年2月5日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虞良宝、卢海燕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证实重组后的宝来冶炼厂是帮虞良宝个人垫付租金的垫付人，而不是实际租赁人。2017年1月31日到2018年2月1日的租金已经经卢海燕同意，由年租金30万元变更为20万元，有短信记录为证，被告的垫付已经支付完毕，有卢海燕的《收条》为证，足以证实实际租赁人不是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三、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工厂用地是直接与六圩足直村三队租来的，根据《租地协议》、《土地入股协议书》、《租赁补充协议》、《收条》两张，都可以证实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成立、发展都没有租赁过原告的一分土地和设备。四、被告滕鹏、滕芳不是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合伙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滕鹏、滕芳与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根据滕鹏、黄树林与虞良宝、钟华念2018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证实被告是购买了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而非合伙关系。是为了减少变更登记及注册的麻烦而直接到工商局进行合伙登记的，不是实际合伙人。合伙关系的成立应当签订合伙协议，并约定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才是合伙关系，不能因为登记为合伙人，就是合伙关系。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六、被告不应返还财产及款项。被告不是该租赁协议的当事人，没有租赁原告的场地和设备，不应返还财产。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虞良宝陈述称：2008年5月6日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与卢海燕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书》，本人不是代表宝来冶炼厂签订的，原告说欠他的租金，宝来公司已经结算清楚给原告了，宝来冶炼厂本身自己就租有土地，不可能租用原告的土地。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92年8月5日，主管部门为原河池地区移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韦玉吾，经营范围为：机电产品，农副土特产、五金交电、日杂、化工（除危险品），建材购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告（时名河池地区龙江选冶厂）通过租赁原县级河池市（现金城江区）六圩镇足直村三队坳口面积约10亩荒坡土地建厂，1995年间与矿产品从业者第三人虞良宝以河池市有色工业公司炼锑厂（以下简称“炼锑厂”）的名义签订承包合同，将该厂交由第三人虞良宝承包，对外以“炼锑厂”名义经营，第三人虞良宝承包经营期间，对厂房及设备进行了部分改、扩建，后因纠纷引发诉讼，案经原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1999）河地经初字第62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同意将原承包合同改为租赁合同并继续履行，以及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等调解协议。调解成立后，第三人虞良宝继续以“炼锑厂”的名义经营。2004年4月1日，第三人虞良宝在该场所成立“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该厂工商登记的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当时的合伙人为钟华念），第三人虞良宝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代表人，第三人虞良宝创立“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后，沿用该场所同时以“炼锑厂”和“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名义对外经营；期间，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向六圩镇足直村三队先后分别另租用荒山土地约39.5亩，对厂区进行了改建、扩建、扩展。2006年7月19日，第三人虞良宝成立“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发起人为第三人虞良宝及钟华念、虞直宝，企业住所为六圩镇足直村。2008年2月，第三人虞良宝原经营的“炼锑厂”营业执照被吊销。 2008年5月6日，由第三人虞良宝及原告方人员卢海燕经手，双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书》，该协议的内容为：“出租方：河池龙江选冶厂（以下称甲方），承租方：河池宝来冶炼厂（以下简称乙方）虞良宝（为手写签名并加盖指印）。一、甲方同意继续将位于六圩镇足直村二、三队下卷二组现龙江选冶厂内现有的房地产及所有机械、设备、设施出租给乙方经营；二、租期：自2008年元月1日起至2020年元月1日止，共12年。三、租赁期内乙方原则上只能经营冶炼项目，如需更改经营项目，应经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四、租赁期内乙方需改建、扩建现有的厂内设备、设施，在合同解除、终止后，无偿交付给甲方；五、乙方可用现有的厂内房地产、设备、设施与他人合伙经营，甲方不予干预，但不得转租、转包给他人经营，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六、租赁期内不得将厂内房地产及机械设备、设施出让、抵押给他人；七、厂内的房屋、设备、设施的维修、维护费用在租赁期内乙方自行承担；租赁期满时乙方交给甲方的房地产、设备、设施应保证能正常生产使用；乙方在租赁期内在现龙江选冶厂内改建、扩建的设备、设施在租赁期届满时无偿交给甲方；八、乙方在租赁期内负责做好厂内的治安和生产安全工作；九、租金支付方式：租金在三年内（2008－2010年底）每年订为33万元，三年后（2010－2020年）每一年递增1万元，按季度平均支付，于每季度开始的15日内付当季度的租金，逾期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十、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自双方签证之日起生效”。卢海燕在该协议书“出租方”栏下签名并加盖手印，接下方的“法定代表人”栏上签有韦玉吾的字样；第三人虞良宝在该协议书“承租方”栏下签名并按手印。原告持有的该协议书“出租方”一侧加盖有原告的公章，第三人虞良宝持有的该协议书“出租方”一侧，未加盖有原告的公章。该协议签订后，第三人虞良宝继续在该场所经营。双方履行该租赁协议后，第三人虞良宝向原告方支付的协议租金，原告自认已收到：2008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实付租金6.5万元，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实付租金1.5万元。第三人虞良宝主张已按协议支付完了租金，但仅提供一张10000元租金收条，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于良宝（虞良宝）交来龙江选厂租金壹万元正。收款人：卢海燕2009.15”。 2009年3月，第三人虞良宝以其控制和经营的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与被告滕鹏及黄树林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重组“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并对“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股权作了分配，其中，黄树林占重组后“宝来冶炼厂”33.33％股份，滕鹏占重组后“宝来冶炼厂”46.66％股份，虞良宝占重组后“宝来冶炼厂”20％股份，但未作相应的工商登记。虞良宝、滕鹏及黄树林签订《合作协议》后，滕鹏、黄树林加入了投资重组“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并共同进行生产经营。期间原告自认已收到租金：“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实付租金10万元，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实付租金34万元，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付”。第三人虞良宝主张已分别向卢海燕支付了期间的租金，但未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或收据。 2016年2月5日，黄树林代表“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作为甲方，虞良宝作为乙方，卢海燕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为：“甲方：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上加盖有该厂公章）；乙方：于良宝；丙方：卢海燕；根据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从2016年2月1日－2018年2月1日，原乙方与丙方所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宝来厂内卢海燕场地）的租金，由原来的乙方支付变更为由甲方支付，具体实行如下：1、从2016年2月1日－2018年2月1日止，年租金30万元人民币，每年支付1次，支付期限为每年年终；2、原于良宝（虞良宝）与卢海燕所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宝来厂内卢海燕场地）其他条款由于良宝（虞良宝）与卢海燕自行履行。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黄树林在甲方栏下签名并加盖了“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公章，第三人虞良宝在乙方栏下签名并按了指印，卢海燕在丙方栏下签名并按了指印。该协议签订后，黄树林及滕鹏即以“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代表人的身份履行该协议，先后向卢海燕支付《协议书》约定的租金，期间2016年2月1日－2017年2月1日支付了300000元，于2017年12月11日向卢海燕支付租金200000元，卢海燕出具了收条，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宝来厂交来场地租金贰拾万元正（200000元），其中壹拾伍万元从宝来厂支付，伍万元由黄树林支付，租期至2018年1月30日止。以后租金双方另行协商。收款人：卢海燕2017年12月11日”。 2017年10月17日，黄树林、滕鹏以“宝来冶炼厂”经营连年亏损，本案第三人虞良宝没有履行《合作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义务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黄树林、滕鹏、虞良宝三股东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有效，由本案第三人虞良宝协助到工商部门办理100％股权变更，退出重组后的“宝来冶炼厂”。本院受理后，依法通知钟华念为该案的被告参加诉讼，该案诉讼过程中，原告黄树林、滕鹏与被告虞良宝、钟华念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7）桂1202民初22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1、原告黄树林、滕鹏与被告虞良宝、钟华念均为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合伙人，其中原告黄树林持有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33.33％的股份，原告滕鹏持有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46.67％的股份，被告虞良宝、钟华念共同持有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20％的股份；2、被告虞良宝、钟华念自愿把共同持有的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2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黄树林、滕鹏，原告黄树林、滕鹏自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补偿给被告虞良宝、钟华念80万元；3、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由被告虞良宝、钟华念到工商部门对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注销或变更到原告滕鹏、黄树林的名下，被告虞良宝、钟华念今后不能使用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4、2009年3月28日合作经营前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债权债务由被告虞良宝、钟华念全权负责。自2009年3月29日合作经营起至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变更或注销之日止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债权债务由原告黄树林、滕鹏全权负责，被告虞良宝、钟华念不再享有此期间的相关权益。《调解书》生效后，黄树林因病去世，2018年4月3日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合伙人变更为滕鹏、滕芳，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滕芳。 2018年4月2日，本案原告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龙江选冶厂与虞良宝经营的“炼锑厂”合同纠纷一案，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桂12执恢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炼锑厂”所有的财产，交由申请执行人龙江选冶厂负责保管。同日，本案被告滕鹏以和虞良宝、钟华念另行达成的协议，拆除争议场所内其认为是重组“宝来冶炼厂”后合作经营期间属滕鹏、黄树林投入的相关设备，在与原告对相关设备的权属发生争议后，本案被告滕鹏于2018年5月4日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为：“今本人承诺宝来冶炼厂内所有车间厂房及变压器和电线不再拆除（以上环保车间除外）”。查封后，本案被告滕芳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查封异议，称该经营场所以及场内设备归其所有，请求予以解除查封；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召开听证会审查认为，“炼锑厂”于1996年开始租赁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的设备以及场地进行经营生产，期间经过多次改建、扩建，因在签订租赁协议时，没有划定红线，现今已无法区分那些为后改建、扩建，同时河池市宝来冶炼厂的股东已经完全变更，目前场内的设备场地权属问题无法认定，因查封的厂房和设备存在权属争议，不宜处置，应予解封，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桂12执恢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炼锑厂”经营场所以及场内设备的查封。 2018年7月13日，原告以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滕鹏、滕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提出前述之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于2018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出对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银行账号430万元进行冻结的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了保险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诉讼保全担保。本院经审查，依法进行了相应的诉讼保全。之后，本案被告滕鹏于2018年10月29日，以本案第三人虞良宝隐瞒其经营的原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对外存在巨额租金债务的事实，致使其对该厂的主体责任造成重大误解，从而和黄树林一起与虞良宝签订重组宝来冶炼厂的合作协议，并对宝来冶炼厂进行投资、改建、扩建，最终因虞良宝违约而诉讼，经法院调解后无知以80万元购买了“宝来冶炼厂”，将该厂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而本人与龙江选冶厂无任何租赁合同关系，并不欠龙江选冶厂的租金，却因此成为龙江选冶厂请求439.745万元巨额租金的被告，显失公平，以及其他理由为由，向本院申请对（2018）桂1202民初2200号原告滕鹏、黄树林与被告虞良宝、钟华念合伙企业（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纠纷案进行再审。本院受理后，经召开听证会审查，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桂1202民申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滕鹏的再审申请。该裁定生效后，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另查明，原告租用六圩镇足直村三队土地建厂，获得的《土地临时使用证》批准使用期限为：1998年6月至2000年6月，土地临时使用许可期限届满后，原告未获得新的批准和许可。 上述法律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合伙企业设立工商登记材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材料、《土地承包延期协议书》、原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9）河地经初字第62号《民事调解书》、《租赁协议书》、龙江选冶厂厂房照片、“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灿鑫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材料、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7）桂1202民初2200号《民事调解书》、虞良宝、钟华念的字据、黄树林及滕鹏与虞良宝及钟华念签订的《协议书》、滕鹏出具的《承诺书》、《土地入股协议》、《租地补充协议》、《土地承包延期协议书》、《土地临时使用证》、“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照片、虞良宝、钟华念《选举合伙事务执行人证明》、虞良宝《工商企业法人代表（负责人）登记表》、广西龙江选冶厂《营业执照》、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2执恢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航拍图；三被告共同提交的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及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工商电脑咨询单、虞良宝《情况说明》、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与虞良宝及卢海燕签订的《协议书》、卢海燕与黄树林短信截图、卢海燕出具的《收条》、《租地协议》、《土地入股协议书》、《租地补充协议》、租地租金《收条》、黄树林及滕鹏与虞良宝及钟华念签订的《协议书》、《租赁协议书》、向卢海燕付款的银行回单；第三人虞良宝提供的卢海燕出具的《收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价格事务所对“河池市龙江选冶厂”财产评估报告、《估价汇总表》、《建筑物估计表》（以上均为复印件）；本院（2018）桂1202民申11号《民事裁定书》、庭前会议笔录、现场照片、现场勘验笔录，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及第三人的陈述，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主体应如何确定；二、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历史久远，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河池地区龙江选冶厂（现原告河池龙江选冶厂）与河池市有色工业集团公司炼锑厂（原县级河池市）场地及设备承包、租赁合同纠纷的发展及演变，至2018年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同一场地内涉及多个主体的参与、加入、退出和变更，签订或关联多个协议，场地及设备、设施存在多次改建、扩建、扩展，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议相互交集，致使法律关系混乱、复杂，各自权利义务及主体责任模糊，引发严重争议和纠纷。对不清的法律关系及事实，应根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予以认定，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由有过错或过失的责任方承担，双方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 1、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虽然集体所有制企业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但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对其主体资格全盘予以否定，原告企业的工商登记显示，原告具备法人资格且未被注销，被告亦未能举证证实原告的主管部门已对该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或关、停、并、转及资产清算，原告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主张原告作为集体企业，权利及资产均属集体所有，应由集体决定重大事项，个人不能代表集体提起诉讼的理由，不符合法人制度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在本案中的债权请求权，基于其认为属原告与被告宝来冶炼厂签订的《租赁协议》，原告提供的协议书落款处“出租方”虽然写为卢海燕个人，但加盖有原告的公章。而相对人所持有的《租赁协议》上却未加盖有原告的公章，因此主张该《租赁协议》主体为卢海燕而非原告。对此，原告解释为自身签订合同的不规范所致，但主张卢海燕为原告的财务人员，是在原告的授权下代表原告与被告宝来冶炼厂签订《租赁协议》，事后已经得到了追认，该《租赁协议》的出租方应为原告而非卢海燕个人。根据本院所查明的一系列法律事实，原告这一解释和主张，有相应的事实，亦符合我国民法委托代理的相应制度，卢海燕作为原告有关《租赁协议》代理人的身份，本院予以认定。因此，该《租赁协议》的出租方应为原告而非卢海燕个人，故原告提起案诉讼主体适格。 2、被告的主体问题。2008年5月6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及请求的核心依据，亦为本案各方当事人诸多争议所在，决定诉讼主体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的承担。该《租赁协议书》为卢海燕代表原告签订，本院前述已予认定，但该协议书上“承租方”为手写的“河池市宝来冶炼厂”字样，与原告所诉的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字面上并不一致，而该协议“承租方”落款处仅为虞良宝个人的签名和捺印，未加盖有“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公章，通常从形式上看该协议的主体一般应理解为虞良宝个人，但当时虞良宝具有多重身份，其既是“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的合伙执行事务人（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又为“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可作为自然人签订合同，虞良宝以何种身份与原告签订租赁协议有待查明，为避免本案遗漏诉讼主体，本院依法通知虞良宝、“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坚持认为与之无关，本院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并通知“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退出诉讼，将虞良宝变更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厘清案件事实。经查明，第三人虞良宝经手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沿于原告与虞良宝原经营的“炼锑厂”的租赁关系，此时“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已经登记成立，虽然该协议的前部手写为“河池市宝来冶炼厂”，但本地区域并无“河池市宝来冶炼厂”称谓的冶炼厂，而“河池市宝来冶炼厂”与“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内涵一致，通常一般人的认知中并不予以细致比对并加以区别，应为书写人的法律疏忽，且在实际履行该《租赁协议书》过程中，第三人虞良宝均以“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对外经营并与之后加入的滕鹏、黄树林等进行重组合作经营，而现有证据并没有出现“广西河池宝来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参与案涉租赁场地经营的事实，因此，第三人虞良宝经手与卢海燕经手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应为其代表“河池市金城江宝来冶炼厂”与原告所签订，故宝来冶炼厂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 2009年3月28日黄树林、滕鹏与虞良宝控制经营的宝来冶炼厂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重组宝来冶炼厂，并对宝来冶炼厂的股权作了分配。该《合作协议》的签订，虽然改变了宝来冶炼厂内部股东结构，变更了执行事务合伙人（企业代表人），但对外并不能改变宝来冶炼厂作为合伙企业的主体属性，因此，被告认为重组后的“宝来冶炼厂”与重组前虞良宝控制的“宝来冶炼厂”，不是同一主体，虽同称“宝来冶炼厂”，但“此宝来冶炼厂”非“彼宝来冶炼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又因宝来冶炼厂为普通合伙企业，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宝来冶炼厂的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为滕鹏、滕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宝来冶炼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滕鹏、滕芳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由于虞良宝已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可独立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其诉讼地位已相当于被告，且原告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不对第三人虞良宝提出权利主张，故本院不再变更其诉讼称谓。 二、关于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时效问题 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提起的是租赁合同诉讼，该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尚未明确，租赁物亦未返还，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 原告与被告宝来冶炼厂（虞良宝）于2008年5月6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虽然是自愿协商达成，且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均不提异议。但本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实现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农用地予以特别保护，土地的使用及土地用途的变更，必须获得人民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审批和许可。原告用于出租的“选冶厂”场地是租用农民或农村集体土地，所办理的《临时用地使用证》批准使用期限至2000年6月止，之后未获批准。因此，该土地使用至《临时用地使用证》所审批的使用期限届满后，原告应依法报批续用，未获批准的应将该农用土地复垦，恢复原农业用途。然原告未获得相应的审批许可，仍将该土地继续用于高污染的有色金属冶炼的“选冶厂”，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有关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且该“选冶厂”的建设及租赁经营，亦有悖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当今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战略大局。因此，原告与被告就“选冶厂”所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应据此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院经向原告进行释明，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经本院释明后仍坚持不变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9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69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广西河池龙江选冶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1980元。款汇：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98，开户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韦江毅 审判员  王立群 审判员  梁 聪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韦祖珍 书记员王振院 附：本案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条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第三十八条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开发未利用的土地；适宜开发为农用地的，应当优先开发成农用地。 国家依法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七条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合同自始无效与部分有效】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将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由被执行人负担执行费及其他费用。 二、被执行人在限定时间内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将视情节轻重，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精神，将会受到多部门联合惩戒，采取如下联合惩戒措施：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聘）为公务人员或事业单位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从事特定行业；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住宿、高消费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限制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等，直至全部履行义务为止。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注：若当事人遭受黑恶势力的违法侵害，欢迎举报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的犯罪案件线索。对相关举报，本院将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金城江区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77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