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682刑初55号 公诉机关什邡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某，男。2017年9月23日因涉嫌受贿罪被什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刑事拘留，2017年10月10日经德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同日由什邡市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什邡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强，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熊锐，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什邡市人民检察院以什检公刑诉（2018）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犯受贿罪，于2018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什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婷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什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7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杨某先后担任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负责四川省某某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参与农家书屋出版物、书架、标牌等设施、设备的招标评审以及对招标等文件进行审核，在招投标过程中，被告人杨某多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多家投标单位及其合作方、代理方相关人员财物共计人民币206．33万元，其中包括价值2．83万元的购物卡、券，并为其谋取利益。 1.2009年下半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四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陈某1现金人民币共计9.7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2.2011年初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陈某2现金人民币共计7万元以及四次非法收受购物卡价值人民币共计1.05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3.2011年5月，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某1人民币60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4.2010年及2011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人民币共计27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5.2009年初至2013年初，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十一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贺某现金人民币共计19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6.2011年底及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代理方武汉市某文化有限公司王某3现金人民币共计17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7.2008年春节前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十三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现金人民币共计16．8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8.2011年春节前及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现金人民币共计12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9.2011年左右，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某出版集团教材公司史某人民币10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0.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合作方某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现金人民币共计8万元以及两张购物卡价值人民币共计0.2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1.2011年10月左右至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现金人民币共计5万元，三次非法收受其购物卡价值人民币共计1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2.2011年国庆节后，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湖北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某现金人民币5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3.2009年底及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3现金人民币2万元以及购物卡价值人民币共计0.5万元、购书卡价值人民币共计0.06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4.2009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廖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以及价值0.02万元的月饼券，并为其谋取利益。 15.2009年下半年左右，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某现金人民币1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6.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社长罗某现金人民币1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17.2011年底左右，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范某现金人民币共计1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被告人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2018年4月4日，被告人杨某近亲属代为退缴涉案款人民币13万元。 被告人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某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为支持其指控，公诉机关随案移送并当庭出示了相应证据，诉请本院依法对被告人杨某予以刑罚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杨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称：1.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数额2063300元，其实际收到的现金和购物卡的数额为80余万元；2.自2010年12月起，其担任四川省某某局（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未在参与评标，无职务之便，其后收取的财物不应认定为受贿；3.刘某向其送的50000元现金，系因其与刘某为多年的朋友关系，刘某生病期间其购买了价值38000元的虫草前往湖北看望，刘某到成都给其送50000元现金，系礼尚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4.收取的现金和购物卡共计80余万元中，扣除购物卡、逢年过节礼金等违纪款和不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的数额外，仅有130000元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立案之前对其的询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2.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系在侦查人员的威胁、指供和疲劳审讯的情况下形成，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应以其在庭审中的供述为准；3.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杨某受贿2063300元，其实际收到的购物卡和现金共计876300元，其中购物卡、逢年过节等礼金应认定为违纪，收取刘某的50000元为朋友之间礼尚往来的赠与，被告人杨某担任办公室主任后不再参与评标，其后收取的财物无职务之便，不应认定为受贿，上述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款项扣除后，被告人杨某的受贿数额应为130000元；4.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纪委”）掌握的收受王某1600000元贿赂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能够认定被告人杨某受贿130000元的犯罪事实系其主动供述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 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杨某先后担任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副主任和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先后负责四川省某某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参与农家书屋出版物、书架、标牌等设施、设备的招标评审以及对招标等文件进行审核和书屋工程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杨某多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多家投标单位及其合作方、代理方相关人员现金和购物卡（券）共计19633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受贿事实如下： 1.2009年下半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四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陈某1现金共计97000元。 2.2011年初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陈某2现金共计70000元和价值共计10500元的购物卡。 3.2011年5月，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某1现金600000元。 4.2010年及2011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现金共计270000元。 5.2009年初至2013年初，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十一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贺某现金共计190000元。 6.2011年底及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代理方武汉市某文化有限公司王某3现金共计170000元。 7.2008年春节前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十三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现金共计168000元。 8.2011年春节前及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现金共计120000元。 9.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合作方某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现金共计80000元和价值共计2000元的购物卡。 10.2011年10月左右至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现金共计50000元及价值共计10000元的购物卡。 11.2011年国庆节后，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湖北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某现金50000元。 12.2009年底及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3现金20000元和价值共计5600元的购物卡。 13.2009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廖某现金20000元以及价值200元的月饼券。 14.2009年下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某现金10000元。 15.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社长罗某现金10000元。 16.2011年底前后，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范某现金共计10000元。 2018年4月4日，被告人杨某的亲属代为退缴涉案款13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被告人杨某主体身份和归案情况的证据 1.户籍证明、杨某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表、公务员登记表、调动函、任职通知、干部人事审核认定表、转正定级报批表、局党组会议纪要、四川省某某局“关于杨某调入及工作分工情况的说明” 证实：被告人杨某，2007年7月31日调入四川省某某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实际负责农家书屋工程建设；2010年12月2日任命为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2012年12月3日免去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职务，任命为四川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四川省某局关于提供原农家书屋办有关材料的报告 证实：农家书屋工程协调小组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审定工程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组织、协调、指导工程建设。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某某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工程规划、实施方案和日常组织协调工作；某某局设立11个内设机构，其中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负责农家、社区书屋工程建设指导有关管理工作，承担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协调小组具体工作。 3.杨某在组织调查期间表现情况的函 证实：杨某在组织对其宣布采取调查措施后，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受贿600000元的问题；主动交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其余25人所送现金200余万元的问题。 （二）各笔受贿事实的相关证据 1.2009年下半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四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陈某1现金共计97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以下简称招标中心）主要是受单位委托从事采购代理业务，包括政府采购代理业务和招投标代理业务等。2007年至2012年招标中心参与了四川农家书屋工程的政府采购代理业务。杨某当时是四川某某局的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农家书屋项目的具体工作。 在2007年10月左右，我们招标中心到四川省某某局洽谈2007年的四川省农家书屋代理协议，杨某作为某某局代表之一，我作为招标中心代表，通过协商、洽谈签订了代理协议。后来，在农家书屋项目中，杨某作为评审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参与了招投标全过程。 2009年8月左右，上半年的农家书屋项目已经结束了并且即将要开展2009年四川省农家书屋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采购项目。于是，我就去杨某的办公室找他，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我进入办公室后，跟杨某聊了一些农家书屋项目的情况，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支持，随后我就从随身携带的电脑包里拿出装有3万元现金的塑料袋放在了杨某的办公桌上，并对杨某说谢谢了，当时杨某就对我说他拿这个钱合适不，我就对杨某说这个钱是从我们业务经费拿出来的，没得问题的。杨某听了之后就把塑胶袋放进了他的抽屉里面。杨某当时任某某局办公室的副主任，又主要在负责农家书屋的具体工作，送他3万元现金是感谢杨某在2007—2008年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工作中对我们招标中心的关照，也希望他在以后的评选招标代理过程中能够支持招标中心。杨某在农家书屋项目中给予了我们一些业务上的指导，在招投标过程中没有刁难我们，使得政府采购代理工作顺利完成，同时杨某也帮我们协调、处理农家书屋评选过程和结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有机构质疑我们评选结果的时候，杨某就给我一些理由和建议，我再去向质疑机构进行解释。 2010年9、10月，具体哪一天我记不起来了，我打电话给杨某说见面谈一下工作，杨某就说晚饭后在他家对面茶楼见面。晚上，我就先到了杨某位于科华南路家对面的茶楼，具体茶楼名字记不到了，我在茶楼二楼靠窗位置等杨某。没隔一会儿，杨某就来了。坐下后我从随身携带的电脑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有5万元钱的深色塑料袋放入杨某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杨某没说什么就收下了。因为2009年和2010年的农家书屋项目都完成了，而且这两年代理项目金额比较大，服务费收入比较多。主要为了感谢杨某在这两年农家书屋项目的关照。杨某给予了我们业务上的指导，使得我们招投标过程比较顺利，代理工作顺利完成。同时杨某也帮我们协调、处理农家书屋评选过程和结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2011年农家书屋评审过程中，杨某经常向我说，整个招标过程只有评审阶段才有专家评审费，结果到了评审阶段，他又没参加评审。之后，我就在专家评审完的一周后去了杨某办公室。到了杨某办公室后，我就跟杨某讲，虽然这次评审你没有以评审专家的身份参加评审，但是你也辛苦了，我们也为你考虑了专家评审费，说完后我就从我裤兜里拿出一个事先装有9000元的信封直接递给他，他说了声谢谢就收下了。 2012年四川农家书屋项目开标过后不久，我就到了杨某办公室找他。到了杨某办公室后，我就从裤兜里拿出一个事先装有8000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给杨某说到，这个是你的专家费，杨某说了声谢谢就收下了。这次主要是为了感谢杨某在工作上给予了我们支持，同时想和杨某维护好关系，免得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为难我们。杨某没有在2012年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担任评审专家。 招标中心受某某局的委托代理四川省农家书屋出版物的采购项目，一般在招标中心接受代理之后，杨某都会和我沟通，他会告诉我哪些出版社做得比较好，我理解的意思是这些单位在评审过程中需要关照，当时我也会口头答应下来。在评标开始时，评标委员会由两名业主代表和随机抽取的五名专家或三名业主代表和随机抽取的六名专家组成，组成之后，招标中心会安排人员组织一次评审专家的评审前会，推选组长，我们单位的人会说某某局委派的业主代表对农家书屋项目的需求比较了解，大家与他们多多沟通。 杨某在开标前与我沟通时，没有给我什么需要照顾的企业名单，他只是在口头上给我说，会告诉我一部分出版社需要关照，但我现在记不起来具体有哪些出版社了。在评标之前，杨某会和我沟通、衔接开评标的相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某会告诉我哪些出版社需要关照，评审前会，在专家到场后，我或我们单位的其他人会告诉专家多听业主代表的意见，尽量提高评标质量。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07年开始，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在具体负责农家书屋的采购代理，陈某1是招标中心代表，在工作过程中我和陈某1认识了。 大概在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陈某1到我的办公室跟我汇报工作，他说了一些感谢我对他工作支持的话，随后他就从电脑包拿出一个塑料袋给我，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接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陈某1就离开了。陈某1离开后我把他送的塑料袋打开，发现里面装了3万元钱。 2010年国庆节前后，陈某1给我打电话谈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约在科华南路附近的一个茶楼喝茶。在茶楼的二楼，陈某1从电脑包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放到我的手提包里面，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之后也就各自离开了。回到家后，我打开陈某1送的塑料袋，发现里面装了5万元钱。 2011年农家书屋项目招标后，陈某1到我办公室向我汇报招标的情况，他以评审专家费的名义给我送了0.9万元钱，钱是用信封装好的。 2012年农家书屋项目招标后，陈某1到我办公室说这次招标的情况，这次他还是以评审专家费的名义给我送了0.8万元钱，钱是用信封装好的。 因为我是四川省某某局“农家书屋”办公室主任，在陈某1代理过程中，我给予了陈某1和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许多关照，如加快对招标文件的审核、委派业主代表方面予以关照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的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这样他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四川农家书屋建设从2007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招标采购内容包括出版物（图书、期刊、音像制品）、书架、标牌和出版物配送。我作为业主代表参与了2007年至2010年上半年农家书屋招投标评审工作，2010年担任农家书屋办公室主任后，按照规定，未再参与2010年下半年、2011年和2012年的招标评审工作。 书架招标曾先后委托两家代理机构实施，2010年（含2010年）以前是由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负责，2011年、2012年由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负责。书架评审包括商务、样品和价格三部分，要帮助相关单位中标，只能在样品评审环节想办法。在开标前，代理机构负责人会和我见面衔接开标评审的有关工作，我就会告诉他我需要他关照的相关请托单位，他就会提出根据我提供的关照名单列出供应商名单和顺序，而我需要他关照的对象就会包括在供应商名单中，这样就实现了我对请托的相关单位的帮助和支持。 出版物采购中，图书、期刊和音像制品的评审都包括商务、内容和价格三部分，内容评审得分是决定其是否中标和中标数量多少的关键因素。 在图书评审中，内容评审得分是依据专家选取该单位图书品种数量来折算。因此，对个别出版单位的关照主要在以下两个环节实施：一是在按类别选取图书时对需要关照的出版单位的图书尽量多选；二是在汇总后，在评审组长授权对数目进行调整审核时，对需要关照的出版单位的图书进行补充。通过上述方式以达到让请托我帮助的相关单位能够中标或者多中标。 音像制品采购和图书类似，主要在汇总后由代理机构安排，由评审组长授权进行调整审核时，对需要关照的出版单位进行补充。 在期刊评审中，内容得分依据专家勾选的汇总票数决定，代理机构安排专家初步勾选时使用铅笔。在勾选时我会将需要关照的期刊进行勾选，汇总后如果我发现我需要关照的已经勾选的期刊因票数少而未入选，我就会向代理机构负责人提出，代理机构负责人就会安排他们的工作人员将专家的勾选情况重新进行调整，以确保我需要关照的期刊能够入选。 以上就是整个农家书屋招标环节中操作的具体方式。我作为业主代表参与评标时，我就直接参与操作。后来我没有参与评标时，我就将需要关照的出版单位名单交由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某1，由他具体实施。2011年、2012年这两年的书架招标，我就没有采取直接向某招标公司项目负责人陈某2提供我所需要关照的相关单位名单；但是，在书架招标评标前，某招标公司负责人陈某2都会提前和我沟通，陈某2就会提出希望中标的单位，如果她提的这些单位中有我需要关照的单位，我就不提出异议，如果没有，我就会提出异议。但是这两年，她提出的希望中标的单位中，都有我需要关照的单位，我也就没有提出过异议。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2009年至2012年陈某1给我送过4次钱，总共9.7万元。他送钱我认为他觉得跟我的合作比较愉快，招标代理机构也是通过比选产生的，我是作为比选参与人之一参与了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比选，比选中我没提供帮助。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 2009年下半年，在我办公室，陈某1送现金3万元；2010年下半年，在某小区对面的茶楼，陈某1送现金5万元。陈某1是为感谢我在其代理中在委派业主代表、协调部门参与监督等方面的帮助，推动工作进展。 2011年农家书屋评审工作完成一周后，在我办公室，陈某1以评审费名义送红包0.9万元，2012年农家书屋评审工作开始后，在办公室，陈某1以专家费名义送红包0.8万元。陈某1两次以专家评审费的名义送红包礼金共1.7万元。 (5)书证 招标代理合同：2007年10月8日，采购人为四川省某某局，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王某4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陈某1签订的委托协议；2008年11月28日，采购人为四川省某某局，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王某4，联系人为杨某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邓某，联系人为陈某1签订的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书；2009年10月22日，采购人为四川省某某局，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王某4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法人代表或代理人为邓某签订的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2010年2月23日，采购人为四川省某某局，法人（授权）代表为王某4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法人（授权）代表为唐某签订的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委托协议书；2011年4月20日，委托单位为四川省某某局与代理单位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签订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委托协议；2012年2月17日，采购人为四川省某某局，法人（授权）代表为王某4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法人（授权）代表为唐某签订的2012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委托协议书。 2007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采购需求及出版物备选目录。 四川省某某局文件，四川省某某局采购代理机构比选结果通知书，日期为2010年2月10日。四川省某某局文件，四川省某某局采购代理机构比选结果通知书，日期为2011年4月11日。四川省某某局文件，四川省某某局采购代理机构比选结果通知书，日期为2012年2月10日。四川省某工程设备招标中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邓某。 2.2011年初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陈某2现金共计70000元以及多次非法收受购物卡价值共计105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07年至今，我在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工作，任公司总经理。某某公司主要是受单位委托从事采购代理业务，包括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等。某某公司在2011年、2012年都中了选，参与了四川农家书屋工程的政府采购代理业务。 2011年的4月份中下旬，某某公司收到了某某局发出来的书架标牌及出版物配送服务的中选通知书，没过几天某某公司就和某某局签订了政府采购代理委托协议，之后，我就电话联系了杨某，在距离某某局很近的茶楼见面，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便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50000元现金的纸袋子递给了杨某，并对杨某说“杨主任，谢谢你的关照”，杨某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 我送50000元现金给杨某主要是为了感谢杨某对某某公司在2011年的政府采购代理中选的关照。想到中选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杨某帮忙。 2012年3月份左右的一个周末下午，具体时间我记不起了，我们某某公司再次在农家书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中中选，并签订了政府采购代理委托协议，我电话联系杨某，约他见面，杨某就说在位于航空路的家附近的一个藏式风格的茶楼见面，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便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两瓶五粮液白酒和用信封装好的20000元现金的布口袋提给了杨某，杨某没有拒绝，收下就走了。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向杨某表达了我公司想代理出版物的想法，希望他帮忙。 2011年1月（农历春节前），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我去了杨某的办公室向他打听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政府采购的情况，我从手提包中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金额为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伸手拉开了杨某的办公桌下面的放键盘的抽屉，将购物卡放上去，并将抽屉推上，对杨某说“过年了，给娃娃买点东西”，杨某当时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我送一张金额为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购物卡给杨某是因为杨某当时是农家书屋办公室主任，负责农家书屋的具体工作，而且杨某说了是否比选两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还没有确定，我想争取一下，希望某某公司能够参与到农家书屋项目中去。 2011年9月，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当时中秋节快到了，到了杨某办公室后，我从手提包中拿出了一张银杏餐厅的价值500元的银杏月饼券和一张金额为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放在了杨某的办公桌下面的放键盘的抽屉上面，我对杨某说“中秋节要来了，表示下心意”，杨某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为了感谢之前他在2011年某某公司中选中的关照和维持好关系，希望他能够继续关照某某公司。 2012年农历春节之前，我电话联系了杨某，约他在他家航空路附近的一个茶楼见面，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价值600元左右的一饼普洱茶和两张金额分别为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的纸质手提袋递给了杨某，并对杨某表示拜个年，杨某收下了。杨某收下之后就先行离开了。我送给杨某价值600元左右的普洱茶和4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是希望能够和杨某维持好关系，他以后能够关照某某公司。 2012年年底，具体时间我记不起了，当时杨某已经调离了农家书屋办公室，考虑提前给他拜年，我便约了杨某，去了杨某的新办公室，也提出了我想做寺庙书屋的政府采购代理，杨某说他与负责寺庙书屋的负责人很熟，他会适当的推荐一下，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便将事先准备好的金额为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从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拿出，并放在了他的办公桌的放置键盘的抽屉上，杨某没有推辞便收下了。虽然杨某离开了书屋办，但还是希望他以后有机会继续关照某某公司，并且他对我说他与寺庙书屋的负责人很熟悉，他会给我推荐。 我共计送了杨某人民币现金7万元，1万的伊藤洋华堂购物卡，另外还有价值500元的月饼券，价值600元左右的普洱茶和两瓶五粮液白酒，送这70000元现金和物品是为了感谢杨某对某某公司中选的关照。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11年的4月份左右，某某公司通过比选获得了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标代理资格，就和某某局签订了政府采购代理委托协议。没过多久，陈某2就打电话约我在宽窄巷子兰亭叙茶楼见面。见面后，陈某2便向我表示感谢，还向我了解农家书屋中政府采购的相关工作流程等，我也认真的进行了回答。在谈完快要离开的时候，陈某2就递给我一个纸袋子，并且给我讲了一些感谢的话，我知道里面肯定是钱，所以推辞了一下，没推掉。最终还是将纸袋子收下了，随后我们就分别离开了。离开后我打开陈某2给我的纸袋，里面装了5万元现金。 2012年3月份左右的一天下午，在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和某某局再次签订了政府采购代理委托协议不久，陈某2就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于是我们就约在我家小区附近的一个茶楼见面，我们见面后聊了一下关于农家书屋的事情，陈某2向我表示她想做出版物的代理，我告诉她出版物的代理一直是招标局在做，而且他们做得还不错，所以陈某2也就没有再提做出版物代理的事了。我们聊了一阵，在谈话快结束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陈某2又递给我一个布口袋，里面装有两瓶五粮液白酒以及一个信封，我推辞了一下，最终还是收下了。然后我们分别离开了，我打开陈某2送的信封看了一下，里面装有2万元现金。 2011年1月在我办公室送一张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2011年9月到我办公室以拜节的名义送我2500元购物卡；2012年春节前在航空路一茶楼送我两张面额2000元的购物卡，共计价值4000元以及一饼普洱茶；2012年底在我办公室送给我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 陈某2送我这些钱、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2010年，局里分管领导决定将物流、书架以及物流配送由不同公司承担，领导在问起哪些公司合适的时候，我就向局领导推荐了四川某某公司，后来四川某某公司也顺利中标了。同时在2011和2012年合同履行期间，我对陈某2及其公司给予了很多协调和关照，没有设置障碍，推动了工作进度，陈某2也通过“农家书屋”项目赚了不少钱；2.平时过年过节，陈某2给我送购物卡主要是因为想搞好和我的关系，让我在工作中能够多协调关照他们公司。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2010年至2012年，陈某2送我共7万元和1.05万元购物卡，2010年之后我不再参与比选，第一次他可能认为我帮助了他比选，第二次还是通过拜年的名义送我的，送购物卡我认为只是礼节性的。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 2011年4月，在宽窄巷子一茶楼，陈某2送现金5万元；2012年3月，在小区外一茶楼，陈某2送现金2万元。陈某2感谢我在获取代理资格方面的帮助，希望在代理工作中给予相应的协调和帮助，推动代理工作开展。 2011年春节前，收陈某2送的购物卡2000元；2011年中秋节前，收陈某2送的月饼券500元和购物卡2000元；2012年春节左右，收陈某2送的1盒普洱茶盒购物卡4000元；2012年年底，在我办公室，收陈某2送的购物卡2000元。 书证 2011年4月20日四川省某某局和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委托协议。证实：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接受四川省某某局的委托，代理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的书架标牌及出版物配送服务采购。 2012年2月17日四川省某某局和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委托协议，证实：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接受四川省某某局的委托，代理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的书架标牌及出版物配送服务采购。 2011年4月11日四川省某某局文件中选通知书，证实：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通过前面的比选，获得了2011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的书架标牌及出版物配送服务部分采购代理权。 2012年2月10日四川省某某局文件中选通知书，证实：通过比选，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获得了2012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项目的书架标牌及出版物配送服务部分采购代理权。 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标牌采购项目评标报告和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标牌采购项目评标报告。 四川某招标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何某。 3.2011年5月，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某1现金60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初，陈某4先后多次打电话向我借钱，我当时认为我与陈某4的关系不是很熟，没有达到能够借钱的那种程度，我就以自己没有钱婉拒了。2010年4月中旬，四川省农家书屋的招投标公告出来以后，由于招投标主体资格的变化，某公司公司没有直接参与招投标的资格，我就约了杨某在四川省某某局附近的一家茶楼咨询政策，我对杨某说了我与部分出版社在2010年的农家书屋建设中有代理服务的意向，在招投标中有无政策的瓶颈，他表示他只管招投标主体，至于你们企业之间的事情就不是书屋办关心的了。我便提出“能否关照一下与我公司合作的出版社，让和我合作的企业多中点品种”，杨某表示“公开招投标是招标公司在承办，专家组选定书目，纪委全程监督，但只要出版社投标的图书好，我可以推荐，至于专家组选不选那是专家组的事”。我向杨某说“虽然我不是投标主体，但是我还是和出版社合作，如果我这里面赚了钱，我会表示感谢”，杨某就说“以后再说”。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杨某就联系我，说他老婆陈某4需要资金，要我帮忙周转一下，具体情况陈某4会跟我联系，我当时就同意了。2010年8月左右，陈某4就联系了我，要求我借给她110万元，说她急需要，当时由于我个人的钱不够，就在某公司支取了30万元左右，凑够了110万，在2010年8月下旬的时候通过自己的中信银行卡转给了陈某4的中信银行卡。 因为杨某在某某局工作，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并主管农家书屋工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前途，我和他搞好关系也希望杨某能够关照与我合作的出版社多中点品种。而且他提出了借钱，我就不好拒绝了。 我在与杨某谈话的时候，我就说了某公司具体与哪些出版社有合作，还告诉他如果有合适的出版社就推荐给我，与我合作，杨某表示“我尽力嘛”。平时以及“农家书屋”项目招投标前后，我也常常提醒杨某，我现在合作的集团和出版社具体有哪些，杨某就说他晓得了。我提醒杨某的目的是想让他记住我代理的这些出版社，好让这些出版社的书多中标。 2010年12月份的样子，陈某4打电话联系我说，先还我50万元，随后陈某4就转了50万到我的中信银行卡，我也进行了确认。2011年2、3月份左右，我和杨某在一次闲聊时，我对杨某说“陈某4还差我的60万元借款，我的意见是她不用还了，我做2010年农家书屋项目还没有给你好处费，这笔钱就作为我做农家书屋项目的好处费送给你了，2011年又要开始做了，以后这个项目我还是要做，希望你能够继续关照与我合作的出版社，至于怎么处理这笔钱，看你们方便”。杨某说“与你合作的出版社我是晓得的，但陈某4借你的钱还是要还的”。 2011年4月底陈某4又打电话给我说把剩下的60万也还到了我的中信银行卡上，但没过几天，陈某4就电话联系我并要求我把之前还的60万元提现拿给她，她说她有急用，但没有具体说有什么急用。2011年5月左右，我开车从人民南路华能大厦附近的中信银行取了30万元的人民币现金，取出来之后，我电话联系了陈某4，问她我把钱送到哪儿，她要求送到她公司那边去，我就开车过去了，我和陈某4在她公司楼下碰面了之后，我就把这30万元现金交给了陈某4，随后我就离开了。过了两天，我又从人民南路的中信银行取了30万元，取回家放在我家书房，过了大概两三天，我联系了陈某4，把这30万元交给了陈某4，具体在什么地点给她的我记不清楚了，陈某4也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我把这60万元拿给了陈某4之后不久，我就约了杨某，并对杨某说了陈某4把钱还我，又要求我取现出来拿给她的事情，还与杨某谈了这次陈某4还我钱就要求我马上取现给她，陈某4的处置方式太粗野，太直接，杨某听我说了之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想把话题引开。 之前我对杨某说了这60万元作为我做农家书屋项目的好处费送给杨某了，陈某4也认为某公司在农家书屋项目上挣了钱，这是杨某和她该得的好处费。杨某或者陈某4想把账面做平，从表面上看是已经还清了。 （2）李某2017年7月24日在省纪委的自述材料：大概在2017年5月左右，杨某电话联系我，问我是否在家，我回答在后，他便让我下楼等他，我下楼后等他大约十几分钟，杨某开一辆蓝色大众越野车停在我小区门口，我上车后与其打招呼便坐到副驾驶位，他手拿一张纸看几眼后对我说：“兄弟，有桩小事情要麻烦你帮下忙”。出于兄弟伙感情我答应了，他告诉我近期他遇到组织在调查他一些事，不过事情不大，很快会过去，杨某告诉我，如果纪检纪委找我核实事情，就认定我在2011年5月中旬与其妻陈某4有借款60万一事，并让我讲是分2次，每笔30万元，共计60万，现金交给我，地点在杨某父母小区门口，我便答应下来（其实这件60万借款一事并不存在）。 （3）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在2008年下半年，通过我们某某局的同事鄢某介绍，我和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1认识了，但刚开始交往很少。王某1在农家书屋工程中是做图书发行业务。 2009年年底的灾后恢复重建的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标，我和王某1在供货过程中就越来越熟悉了，我和王某1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期间，我还推荐了陕西、湖北、贵州等几个外省的几个农家书屋的负责人认识，让他有机会参与这几个省份的农家书屋工程项目。 2010年的四川农家书屋项目中，王某1的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出版单位中了一些标，我作为业主代表在这次的招标过程中给予了他们一些帮助，2011年、2012年的农家书屋项目中，我通过给招标代理机构打招呼，让其关照与王某1合作的出版单位，让其能够在当年的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中标。 2010年8月，我准备购买成都双流县华府大道一处房产，由于二手房需要全款支付，有110万元的资金缺口。我就给王某1打电话，说我要买房需要110万元，要他帮忙周转一下，具体情况陈某4（被告人杨某之妻）会跟他联系，王某1当时就同意了。2010年8月左右，陈某4就联系了王某1，要他借给她110万元，不久后王某1就转了110万元到陈某4银行卡上，陈某4将这110万元用于了买房。 2011年1月，陈某4通过转账的方式归还了王某1这110万元中的50万元。2011年3月左右，我和王某1在我小区附近聊天时，王某1给我说：“你们还差我的60万元借款就不用还了，我做2010年农家书屋项目还没有给你好处费，这笔钱就作为我做农家书屋项目的好处费，送给你了，2011年又要开始做了，以后这个项目我还是要做，希望你能够继续关照与我合作的出版社”，我说“借款归借款，各了各，钱还是要还的”，王某1又说：“安全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回家后我就给陈某4说了王某1把这60万元送给我表示感谢的事情，我问陈某4我们欠王某1的这60万元归还了没有，陈某4说还没有还，我就给陈某4说还是尽快把这60万元还了。2011年4月陈某4通过转账转了60万元给王某1，陈某4也把还钱的事情给我说了的。 这之后不久一天王某1就碰到我，就给我说：“之前给你说的感谢费，我已经取现金拿给陈某4了”。当天回家之后我就问陈某4是不是有这回事，陈某4就说：“60万元王某1给我了”。 王某1就是为了感谢我在农家书屋项目中给予他的关照和帮助，所以才给我送这60万元。都没有退还。 （4）被告人杨某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 2017年9月10日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2015年8月某某局纪检组对群众反映我的问题进行核查后，一直未作结论，为逃避组织调查，我违反有关规定，于2016年4月向局党组申请辞去印刷复印管理处职务，又于2016年11月提出申请辞去公职。今年3月以来，党组织找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会计、出纳及原副总经理吴某协助调查期间，我和王某1多次接触，打探情况，商量对策串供，主要是叫王某1让协助纪委调查的某公司人员不要乱讲，不要讲出我和王某1之间的不当经济往来，给王某1打完气，让其对取现的事情想好解释理由。当王某1的妻子古某给我讲王某1到纪委协助调查后，今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我、陈某4和我二姐陈某5到王某1居住的小区外，企图等候王某1协助调查后回来时了解情况，当发现有专案组人员后离开。我还先后找到四川某印务有限公司老板曾某和我朋友李某，试图以他们借钱的名义来掩盖王某1感谢我60万元现金的事实，对抗组织审查。在吴某协助纪委调查期间，王某1、古某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吴某在“查谈”期间遇到的不依规依纪的情况，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我以陈某4的名义写成《情况反映》，让陈某4和二姐到省纪委干部监督室进行反映，造成不良影响。以上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我真诚地向组织认错，请组织处理。 2017年7月27日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2010年8月，我准备购买成都双流县华府大道一房产，由于二手房需要全款支付，我有110万元的资金缺口。我给王某1打电话，提出可不可以借110万元给我买房周转一下，他说没问题，我说让爱人陈某4与他具体衔接。事后陈某4与王某1进行了衔接，王某1很快将110万元转到陈某4银行卡上，陈某4将这110万元用于了买房。 2011年1月，陈某4通过转账的方式归还了王某1现金50万元。2011年5月，陈某4又以转账方式归还了60万元。其间，在2011年3、4月份的时候，有次我和王某1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聊天，我对他借钱的事情表示感谢，他说：“应该感谢的是我，那60万元借款就不用还了。”我说：“那怎么行，借款归借款”。他说：“安全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回家后我将王某1要感谢我60万元的事告诉了陈某4。2011年5月，王某1在陈某4归还60万元后通过两次取现一次性交给了陈某4，事后王某1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2015年8月，某某局纪检组对群众反映我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后，我要陈某4清理与王某1的借款，并把王某1送的60万元退还给他。经陈某4清理并与王某1对账，与王某1的借款是全部归还了的。2016年9、10月间，陈某4将公司收取的一笔信息服务费30万元用于归还王某1后，又于12月份支付给王某1现金40万元，其中10万元是为了防止两人间小额借款的遗漏。至此，陈某4将王某1送的60万元全部归还给了他。 2016年1月，王某1要装修办公室，准备出租，他与装修公司拟定了金额为28万元的装修合同，因为陈某4的公司在办公室楼上，王某1就委托陈某4负责装修的相关事宜，并取现28万元交给陈某4用于购买装修相关材料以支付相关费用。后装修方案更改，只进行简装，未配办公家具，花费6万余元，陈某4支付给了装修公司，王某1又支付给了陈某4。但由于装修保证金、垃圾清运、物业受理等费用在今年上半年陈某4才与物业公司进行了结，所以关于装修费用，陈某4与王某1至今未结算。 2017年8月2日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我与王某1于2008年相识，四川某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加了2009年灾后重建农家书屋出版物招标并中标，自2010年起，王某1与有关出版社合作参加2010年、2011年、2012年农家书屋出版物招标。2010年我作为业主代表参与评标，对王某1合作的出版社给予了支持。2011年、2012年我不再参与评标，我将王某1提供的合作出版社名单交给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给予支持。 2011年3、4月间，王某1向我表示准备感谢我60万元，回家后我向爱人陈某4说了此事。2011年5月，陈某4向王某1转账还款60万元后，王某1分两次取出共60万元并交给了陈某4，王某1将此情况告知了我。2015年底，陈某4将60万元还给了王某1。 2012年王某1曾向我同学王某5转账一笔，是否通过王某5向陈某4进行了输送，由于我未经手，需找王某5和陈某4核实。 2014年底王某1曾向杨某2借出现金30万元，是否属实，由于我未经手，情况不清楚，需找王某1，杨某2核实。 另外，自2010年起，我曾开口向王某1借款用于解决购买住房资金缺口，后归还。后来陈某4与王某1间又发生多笔借款用于还贷、购房及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均是短期借款，全部进行了归还。 2017年9月7日杨某在纪委的自述材料：2011年5月，王某1送感谢费现金60万元。 2017年9月12日杨某在纪委的自述材料：2010年8月，我因买房子出现资金缺口，向王某1借款110万元，2011年1月我爱人陈某4通过转账还了王某1现金50万元，2011年5月陈某4又通过转账还了60万元，几天后王某1取现金60万元给了我爱人陈某4。 王某1感谢我在农家书屋招标中，对与他合作的出版单位给予关照。 组织调查期间，2017年5月，我曾与王某1见面沟通，让他不要说出60万的事，如果有现金，以其他方式解释。 （5）书证 某印务公司代王某1收取代理费的出版社在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采购中标情况表 2009年12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中国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图书中标目录。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中国某出版社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中国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07年10月23日、2009年1月17日、2010年5月31日、2011年6月21日、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2007年-2012年成都某出版社参加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采购中标情况表。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陕西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证实：王某1代理公司与四川省某某局的采购合同及付款情况。 （6）陈某4、王某1银行查询记录 证实：王某1与陈某4之间存在的银行交易记录。2010年8月19日王某1通过中信银行卡转账110万元给陈某4中信银行卡；2010年12月13日陈某4通过中信银行卡还款50万元到王某1的中信银行卡；2011年4月25日陈某4通过招商银行卡还款60万元到王某1的中信银行卡；2011年5月10日王某1通过中信银行卡取现30万元；2011年5月13日王某1通过中信银行卡取现30万元。 4.2010年及2011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共计27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某证言证实：我记得2011年底左右，具体哪一天记不起了，杨某给我打电话，他对我说要借用下我的银行账号转下款，并让我联系王某2，并把王某2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与杨某通完电话后，我就电话联系了王某2，我对王某2说：“哥（杨某）让我联系你,把事情给我讲了”。王某2当时就说：“那麻烦兄弟把帐号给我发过来。”之后我就把我在乐山农业银行的账号通过短信发给了王某2。当天，我就收到一笔进账20万款项的手机信息，我就又电话联系了杨某，告诉杨某我收到了这笔款了，杨某就让我把这笔20万转到一个银行账户上，杨某就通过短信息发了一个银行账号给我。第二天，我在银行网点的自助设备上将这笔20万转入了杨某发给我的账号，交易的时候显示对方给“※静”，后来我知道这个账户是杨某的老婆陈某4的。我把钱转到陈某4银行账户上后，也给杨某回了电话，告诉他转到他发给我的银行账户上了。 （2）证人陈某4证言证实：我与李某之间没有业务往来，李某转账给我的20万元是借款，因为我借款只可能向朋友、亲戚、熟人、同学、员工、银行借款，我与李某是朋友，我们之间又没有业务往来，李某给我转款20万元就只能是借款。但是当时向李某借这20万元的具体情况，我记不到了。这笔钱是我找李某借的，还是我老公杨某找李某借的，我都记不到了。 （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杨某是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办公室主任。在2008年12月初的时候，当时我自己的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图书的批发业务，也认识某某局的一些人，我得知四川省某某局在开始搞农家书屋项目建设，就想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公司开展的业务。2008年12月份的一天，我通过某某局的尹某认识了杨某。后在杨某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四川省的农家书屋项目，其中我中标了农家书屋标牌8000个，金额50多万元；我代理的某出版社、某大学出版社、某文艺出版社、某科技出版社、某美术出版社、某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某出版社等7家出版社的图书，中标大概320万元左右。 我在2009年1月用自己的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做农家书屋工程，公司在参与该次农家书屋标牌投标过程中以最低价中了一个标的标牌，总金额50万左右。这次参与农家书屋工程没有通过任何人的关系就中标了。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就去给杨某拜年，想的是和他把关系建立了，我就准备了一个5000元的信封准备给杨某，但当时杨某拒绝了。 2010年初的一天我联系到杨某，希望他为我代理的出版社予以帮助，并表示中标后一定会感谢，杨某就让我把我代理的出版社名称告诉他，后来我代理的出版社中有几家都中标了，共计中标金额大概在60多万元，我就知道杨某肯定帮忙了，但具体怎么帮助我代理的出版社中标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就想还是要感谢一下杨某。我记得是一天晚上，我是开一辆奥迪轿车去杨某住的小区外，打电话约杨某出来，见面后，杨某就坐在我车子的副驾驶位置，我就说感谢杨主任平时在生意的关照，我们在车上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我就从后座我背包里面将我事先准备的七万元现金拿给了杨某，杨某当时推辞了几下，表示不用拿钱。我就说以后还需要杨主任帮忙，还要麻烦他，杨某也就收下了我拿的七万元现金。随后我们各自离开了。 在2011年初的一天，我也是电话联系杨某，希望他为我代理的出版社予以帮助，中标后会表示感谢，第三次是2011年6月份，在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招标过程中，我所代理的某出版社、某出版社、某科技出版社、某美术出版社、某文艺出版社五家出版社的图书参与招投标，最后中标金额有180余万元，我赚了钱，我知道杨某肯定帮了忙的，我就打算给杨某20万元的好处费。在2011年10月底的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杨某，说他在农家书屋项目上对我很有帮助，想约他出来表示一下感谢，杨某当时电话里面回复我他很忙，会叫一个小兄弟与我联系。之后，有个自称李某的人给我打电话，介绍他是杨某的小兄弟，说杨某已经把事情给他说了，随后李某就将他的个人银行卡号发给了我，卡号和哪个银行的现在我记不住了，我就根据他提供的卡号在2011年11月向该银行帐号转帐了20万元。过了几天，杨某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给那么多钱给他，要不了那么多。我就说没有事，以后还需要他帮忙，杨某也就客气了几下就没有说什么了。 2009年中标的标识标牌是用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中标的。2010年中的第一个图书的标，共计14万余元是用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标的，后来农家书屋项目不允许代理商参与投标，只能以出版社的名义参与投标，所以后来图书的标都是用出版社的名义，由我负责代理去参与投标的。 我给杨某送钱一是感谢杨某之前的帮忙让我顺利中标，二是为了搞好关系，今后好继续帮忙。 （4）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王某2是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四川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8年下半年，经过我们局的尹某介绍认识的，当时王某2向我咨询四川省农家书屋的相关政策，并且请我在2008年农家书屋标牌招标过程中予以关照。 在2008年的农家书屋标牌投标过程中王某2以四川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中了标，王某2为了感谢我，2009年1月，在我所住小区附近以拜年的名义给我送0.5万元和两瓶五粮液酒，但是因为王某2他们的公司在这次的招标过程中是最低价中的标，我觉得我没有帮上什么忙，所以送给我的0.5万元我就拒收了，我就只把两瓶酒收下了。 在2010年上半年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王某2以与其合作的某出版社、某文艺出版社、某科技出版社、某美术出版社、某出版社等参与投标，我作为业主代表参与投标，对与他合作的出版社予以关照。2010年下半年，王某2在我居住的小区外，给我送了现金7万元，钱是用报纸包好并用纸袋子装好的，钱是100元面额的，一万元一扎，一共七扎。 2011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王某2与其合作的某出版社、某文艺出版社、某美术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参与投标，我通过给四川农家书屋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给予其关照。2011年下半年，经过我仔细回忆，王某2给我打电话约我吃饭，在电话中王某2也表达了有感谢我的意思，当时我很忙，我就给他说吃饭就算了，我下来让一个小兄弟跟他联系。下来我就给李某打电话说了王某2要感谢我的事情，让李某下来和王某2衔接，我也把王某2的电话号码给了他。后来我也给王某2说了我乐山一个叫李某的朋友会和他衔接。过了几天，李某给我打电话说王某2给他转了20万元，我让他把这20万元转给陈某4，并且我给陈某4打了电话跟她说了，李某那里要转20万元过来，是王某2给我的感谢费，你把它收下。 2015年下半年，四川省某某局纪检组对群众反映我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我担心这20万元的事情败露，我就让陈某4把从李某那里转过来的20万元钱通过银行转给了李某。后续这20万元是怎么处理的我确实记不清了，只是后来在纪委调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20万元在陈某4转给李某之后，李某又将这20万元给了我朋友王某5，并且是转账19.5万元，取现0.5万元给王某5的。 （5）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关于王某2现金27万元的事情，其中20万元是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王某2要送我，但我没有参与招投标，帮不到他，就没有收，后面陈某4要借钱还贷，我就找到李某，他就说王某2转了20万，他就转给陈某4了，具体转没有我不清楚。2010年下半年收王某2的7万元，是因为我参与了投标，给他提供了帮助。 （6）2017年9月9日杨某在省纪委的自述材料：王某2是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四川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与王某2是于2008年底局副巡视员尹某介绍认识的。王某2参与了2008年农家书屋标牌招投标并以最低价中标。2009年1月，王某2给我拜年，送我2瓶五粮液白酒和5000元钱，我收下了两瓶白酒但将5000元钱退还给了王某2。 2010年和2011年，王某2与某出版社、某文艺出版社等出版社合作参与农家书屋投标，我将王某2合作的出版社名单告诉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托其在可能的情况下关照。为感谢我，2010年下半年，王某2在我居住的地小区外送我现金7万元。2011年下半年，王某2为感谢我，向我朋友李某的银行账号转账20万元，我让李某转给了我爱人陈某4。2015年，因怕组织调查，我让陈某4将20万元通过转账方式退还给了李某。 （7）书证 2009年1月22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签订“2008年度四川农家书屋工程标牌采购合同”。附转账凭证。 2009年11月30日四川某某局与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图书中标目录，转账凭证。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电汇凭证。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电汇凭证。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电汇凭证。 2011年6月2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四川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牟某，成都某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王某2。 银行查询记录证实：2011年11月2日王某2向李某转款20万元，2011年11月3日李某向陈某4转款20万元。 5.2009年初至2013年初，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贺某现金共计19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贺某的证言证实：第一次是2009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准备了2万元现金，用信封装好，然后我直接到杨某的办公室。到杨某办公室后，当时就我们两个人在，我们寒暄了几句，我讲了下2008年的业务情况，也表达了今后想继续做农家书屋业务的意思，杨某当时说了句“2008年你们还是中得有点多”，然后我就从包里把装有钱的信封拿出来递给杨某，说：“谢谢了”，杨某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具体他收下后放在哪我没注意，然后我就告辞离开了。 2009年我们中标农家书屋项目，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的一天下午，12月份左右，我又准备了1万元现金，用信封装好。我自己开车（单位的车）到某某局附近停下，我记得是在桂花巷，然后我电话约杨某过来，我记得杨某是走路过来的。杨某到后上车坐在副驾驶，我们闲聊了会招投标情况，然后我把装有钱的信封拿出来递给杨某说：“谢谢了”，杨某说：“你太客气了”，也没推辞就收下了，然后他就下车离开了。 2010年我们中标了两个项目，合计近400万元。第一个项目开始前，杨某就在农家书屋招投标联系会上说到：“今年投标的人比较多”。会后我也问过杨某这次的投标情况，杨某也说很多来投标的，打电话找他的也多。我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还是给杨某送点钱，争取一下。过了不久，这个项目招标采购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就准备了2万元现金，还是电话约杨某在某某局附近见面，在车上把这2万元送给他了，杨某收下后就离开了。送钱给他的时候我表达了想中标这个项目的想法，也提到这个项目竞争比较大，请他多多关照，事成之后会表示感谢，杨某答应了，说他会尽力，还说这个项目之后藏汉双语包的项目也会启动。 2010年11月份左右，前一个项目已经完成，但一直没拿到货款，我就找杨某问过这个情况，有时是电话，有时是到他办公室。反正杨某一直给我说“出版社比较多，要慢慢排”，但货款一直没有付。我认为杨某是在暗示我，因为之前一直说这个项目要感谢他，但我一直还没有表示，我就准备给杨某送点钱。考虑好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一天晚上，我就准备了5万元现金，用报纸包好，用纸袋子装好。然后我打电话约杨某见面，杨某给我说在科华北路附近，二环路立交桥下面见面。我就开车过去，车停在路边，我记得杨某是走路过来的，他上车坐在副驾驶。上车后我们也没多说什么，我说谢谢杨主任，就把装好钱的袋子递给杨某，杨某也没推辞就收下了。之后我问了下藏汉双语包的情况，也表达了想做这个项目的想法，杨某说这个项目人肯定也多，但会尽量帮忙。然后杨某就下车拿着装钱的袋子走了，我也开车离开了。 前一个项目之后的藏汉双语包，我也多次向杨某表示过想做这个项目，包括之前送钱也有中标这个项目的考虑，杨某也答应过会尽力帮忙。2010年年底我们顺利中标藏汉双语包项目，2011年1月份的一天，我也到杨某单位附近送了他1万元现金，还是我开车过去，杨某过来，在我车上送给他的，杨某也收下了。 2011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电话约杨某见面，我们在北门大桥附近一家带餐饮的茶楼路边见的面，当时杨某开车过来，我上杨某的车坐在副驾驶，寒暄了几句，问了下明年农家书屋的采购项目，杨某就说想来做项目的人很多，越来越难做，省里的比例要缩小。然后我把装有3万元钱的信封拿给杨某，说感谢了，杨某收下后随手放在车里，然后我就下车离开了。 2012年6月份的一天，我电话约杨某见面，杨某让我到某某局附近等他。我开车过去后不久，杨某也到了，他也是开车过来的。我就上了杨某的车坐在副驾驶，我还是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就把装有2万元钱的信封拿给他了。杨某收下后随手放在车里，我们也没多说什么，我就下车开自己的车离开了。 2009年春节前，我在杨某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给杨某送了1万元；2010年春节前，我在杨某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给杨某送了5000元；2012年春节前，我在杨某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给杨某送了1万元；2013年春节前，我在杨某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给杨某送了5000元。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贺某是四川某音像出版社的员工，在2007年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参与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的招标，在供货过程中认识了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员工贺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交往不多，后来因为业务关系慢慢地就比较熟了。在交往过程中，贺某多次表达过希望对她们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在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予以关照，出于感谢多次送给我共计19万元。 我在2009年年初的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中我作为业主代表和评标专家，在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中让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多中一些产品。2009年1月，贺某来我办公室给我送了现金2万元。 在2009年年底进行的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招标中，我也作为业主代表和评标专家，也是在招标中让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多中一些产品。2009年年底，贺某在我局附近，送给我现金1万元。 在2010年上半年的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中我作为业主代表和评标专家，在四川省农家书屋招标中让四川某音像出版社多中一些产品。在2010年4月，贺某在某某局附近给我送了2万元现金，钱是用信封装的； 在2010年10月，在四川省农家书屋藏汉双语出版物招标中，我通过向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让其关照四川某音像出版社。2010年11月，在成都科华北路二环路立交桥下面，贺某送我现金5万元，这次钱是用纸袋子装的，钱是用报纸包好的。 2011年1月，贺某在某某局附近给我送了1万元； 在2011年上半年的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我通过向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让其关照四川某音像出版社。2011年夏天，我开车到北门大桥附近的一茶楼的路边，贺某上了我车后，坐在副驾驶位上给我送了3万元现金。 在2012年6月的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我通过向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让其关照四川某音像出版社。2012年6月，在我们某某局附近，贺某送我现金2万元。 贺某以过年拜节的名义分四次给我送了3万元，分别是在2009年春节前1万元，2010年春节前0.5万元，2012年春节前1万元，2013年春节前0.5万元。钱都是贺某在我办公室给我的，钱都是用信封装的。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关于贺某，2009年至2013年共收受她19万元，2010年之前我确实帮她了，在招投标过程中。但2010年之后我就不参与招投标了，帮不到她，她还给我送钱可能想继续维持关系，也可能以为我能帮忙。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贺某11次共送现金19万元。（具体内容略） （5）书证 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实：贺某2007年-2012年在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兼职，并参与该社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招投标。 2007年10月23日和12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2007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图书（音像制品）采购合同”、补充采购协议，附采购目录、转账凭证、进账凭证。 2009年1月17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2008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音像制品中标目录、进账凭证。 2009年12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音像制品中标目录、进账凭证。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音像制品目录、进账凭证。 2010年12月3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0年农家书屋工程补充采购藏汉双语出版物合同”，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音像制品目录、进账凭证。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音像制品目录、包装发货规范、进账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音像制品目录、包装发货规范、进账凭证。 四川某音像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林某。 6.2011年底及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收受投标单位代理方武汉市某文化有限公司王某3现金共计17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11年、2012年我代理某文艺出版社、某出版社、某出版社、某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四川某某局的农家书屋项目，总量大概200多万，主要代理图书销售，2010年我通过湖北某某局的刘某认识了杨某，一次我到成都约杨某见面吃饭，在成都的“耍都”，吃饭时我向杨某表达了想参与农家书屋的项目，杨某表示可以。 2010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前，我把我代理的公司名称告诉了杨某，他表示知道了，后来我代理的几家出版社中了标。2011年我为了感谢杨某对我参与农家书屋项目的支持和帮助，到成都时代锦江酒店约见杨某，见面后我给了10万元现金，杨某推辞了一下还是收下了。钱当时是包装好放进一个手提袋的，杨某把钱收下聊了会就离开了。 2012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前，我也是先把我代理的出版社名称告诉杨某，希望他能够关照，杨某表示会帮忙，开标后我代理的出版社顺利中标。2012年底我还是为了感谢杨某在农家书屋项目给予的帮助和关照，约他在我住的成都时代酒店见面，送给他7万元，杨某把钱收下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11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前，王某3通过王某1把他合作的出版单位告诉了我，我就给农家书屋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打了招呼，让他关照一下王某3合作的出版单位，现在我记不清楚王某3合作的出版单位叫什么名字了。2011年的农家书屋项目招标已经结束后，王某3所合作的出版社也成功中标。2011年年底，王某3约我到他在成都住的时代锦江酒店见面，我到了他的房间后，王某3没有说什么就直接拿给我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一个用报纸包好的包裹，我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然后我们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后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10万元现金。 2012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前，王某3也是通过王某1把他合作的出版单位告诉了我，我还是给农家书屋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打了招呼，让他关照一下王某3合作的出版单位，现在我记不清楚王某3合作的出版单位叫什么名字了。2012年年底，王某3又约我到时代锦江酒店见面，我到了他的房间后，王某3没有说什么就直接拿给我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一个用报纸包好的包裹，我们寒暄了一下后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7万元现金。 王某3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在2011年和2012年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给他提供的帮助，因为我给招标代理机构打了招呼，才使他合作的出版社能顺利中标。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关于收受王某3现金17万元的情况，也是在我不参与招投标之后收受，我只是让他去找招标代理机构。 （4）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王某3是湖北省某某局发行处长刘某的朋友，2010年下半年，王某3来到成都找我，了解四川农家书屋的采购政策。我请王某3吃饭时王某1参加。王某3与出版社合作参加了四川省2011年、2012年农家书屋招标采购，合作的出版社名单是通过王某1在招标前转给我。由于我不参加招标评审，我将王某3合作的出版社名单告知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托其关照。2011年和2012年12月，王某3两次来到成都感谢我，在时代锦江酒店分别送我现金10万元和7万元，共17万元。 （5）书证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2010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0四川省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2011年6月21日和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和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7.2008年春节前至2012年底，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现金共计168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尹某的证言证实：成都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教学类家具的生产和销售，一年的销售额大概在三、四千万，主要的客户是各大学校和一些民生工程等。我们参加了四川农家书屋工程，主要是提供钢制书架。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都中了四次标，四年共中了1700多万的标的。 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我多次共计给杨某送了16.8万元。 2008年1月份，春节之前，为了和杨某搞好关系，我就约杨某到成都市南门航空路附近的茶楼。闲谈了一会，也简单提了下农家书屋的事情。离开的时候，我就送了杨某两瓶1573白酒，还放了一个装有5000元现金的红包在装白酒的包装袋内，杨某把两瓶1573白酒和装有5000元现金的红包收下后就离开了。 2008年5、6月份的样子，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正式启动，我就安排我公司副总沈某跟进这个项目，具体负责标书的制作及招投标。2008年底，工程中标之前，我为了请杨某关照能顺利中标，就约杨某到航空路附近的锦翠酒楼吃饭，我公司副总沈某和我一起去的。吃完饭后离开时，为了与杨某搞好关系，请他在招投标中关照和帮助我们，在酒楼门口马路边，我一边与杨某讲话，一边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的10000元现金送给了杨某，并提了下农家书屋的事情请多关照，杨某客气了一下后就把钱收下了。 2009年年初，我公司顺利中标2008年的农家书屋工程并与四川某某局签订了四川农家书屋书架采购合同，中标金额320万左右，我记得这个标我们公司主要负责甘孜、阿坝、凉山州、攀枝花、雅安等地行政村的书架制作、安装。签订合同后，也是2009年1、2月份的一天下午，为了感谢杨某对这次中标的关照和帮助，我约杨某到航空路附近，不是茶楼就是咖啡厅，就我们两人在场，聊了会天也谈了下农家书屋的事情，离开时我把一个装有10000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塞到杨某的裤兜里面，杨某也没多说什么就收下离开了。 2009年签订合同后，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项目稳步推进，产品交货验收合格，四川某某局也如期将工程款付给我了。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为了感谢杨某在工程付款问题上给予的帮助，我约杨某到成都市航空路附近的半山餐馆吃饭，当时就我们两人在场。饭后杨某准备离开时，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两个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装的10000元，共20000元）塞到杨某的裤兜头，杨某把钱收下后就离开了。 2010年4、5月份，农家书屋项目又开始招投标，我公司也参与竞标，我公司成功中标资阳、内江、自贡、遂宁片区的钢制书架采购，这次中标金额是500万左右。为了感谢杨某在这次中标中的帮助和关照，2010年4、5月份的一天我就约杨某见面，我和杨某电话联系后，他说他很忙，我就开车到了成都市某某局附近又给他打电话，杨某从单位上出来后就上了我的车。在我车上，我将事先准备好装有10000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给了杨某，并感谢他在这个项目中标过程中给我们公司的帮助，杨某把钱收下后就离开了，我也开车离开了，当时我开的是丰田皇冠轿车。 2010年8、9月份的一天，我公司负责的资阳、内江、自贡、遂宁等片区的钢制书架基本供货完成，需要某某局验收。为了顺利通过验收，我就约杨某到航空路锦翠酒楼吃饭，当时就我们两人在场，席间我向杨某表达了希望他在工程验收的时候给予关照，杨某也表示同意。饭后我就将事先准备好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塞到杨某裤兜头，杨某也简单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就收下了，然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 2010年年底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为了感谢杨某在工程付款方面给予的关照，我和杨某约在东门大桥附近见面。大概晚上8、9点钟我们见面后，我就坐上他的车和他聊了几句，在我下车后，我走到他坐车的位置，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2万元，分别装在两个信封内递给了杨某，杨某推辞了下就收下离开了。这次送钱也只有我们两人在场。 2011年农家书屋项目又开始招投标，开始招投标前，我就给杨某打过电话，在电话中希望杨某在这个项目上给我们公司多点帮助，也给杨某说过如果我们公司中标后要感谢他。后来我公司顺利中标，这次中标金额比较大，中了595万多。我记得这次中标是在2011年5、6月份，大概6月的一个下午，我就给杨某打电话说找他有点事想见他一面，准备送钱给他表示感谢，我们约在航空路见面。晚上9点过，我们就在航空路附近喝茶聊天，反正不是茶楼就是咖啡厅。杨某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后，说有事要先走一步，我就把杨某拉住，把我事前准备好了的一个装有15000元的信封塞到他裤兜头，说给他表示感谢，杨某也没有推辞就收下离开了。 2011年11月底12月初的样子，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工程款也及时打到我公司账户上。为了感谢杨某在2011年农家书屋中的帮助，我就约杨某见面。在杨某家附近和他见面后，就在马路边上，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三个信封（每个信封10000元，共30000元）给了杨某，并给他说感谢他在这个项目上给我公司的帮助，杨某也没推辞就把钱收下了，然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这次送钱也只有我们两人在场。 2012年是农家书屋项目最后一次招投标，在开标之前，我也去找了杨某，后公司也顺利中标，中标金额328万左右。中标后，为了感谢杨某对这次中标的帮助和关照，大概2012年6、7月份的一天晚上，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约杨某在航空路附近的一家茶楼或咖啡厅，坐了会聊了会天，在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事先准备好的装有10000元的信封塞到杨某的裤兜里面了，杨某也简单说了几句也就收下了。这次送钱也只有我们两人在场。 2012年年底的时候，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工程款也全部打给了我公司，农家书屋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为了感谢杨某在农家书屋工程中给我公司的帮助和关照，我约杨某到南门航空路的锦翠酒楼吃晚饭，饭后我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20000元现金的信封给了杨某，杨某看了下就放到裤子里面了。这次送钱也只有我们两人在场。 2010年春节前我还在航空路附近送了杨某3000元红包和两瓶酒。 2011年春节前在航空路附近送了杨某5000元红包和两瓶酒。 因为杨某是农家书屋项目的负责人，在杨某的关照和帮助下，我中了4个标，我想和杨某搞好关系，以便在供货和付款等事情上获得杨某的帮助，所以我就给杨某送了16.8万元。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在2008年春节前，通过我们某某局的同事介绍，我和成都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尹某认识了，但刚开始交往很少。尹某在农家书屋工程中做钢制书架业务。 2008年底，我们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2008的招标公告已经发布，尹某为了在这次的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招标中让我予以关照和帮助，尹某在航空路附近的锦翠酒楼的路边，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现金是用信封装好的。 2009年1月，尹某他们公司的产品已经中标，为了感谢我在招标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在航空路附近的米兰咖啡店，尹某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现金也是用信封装好的，尹某是把信封塞在我裤包里面。 2009年9月，在航空路半山餐吧尹某请我吃饭，以过节的名义送了我2万元，钱也是用信封装好的，尹某是把信封塞在我裤包里面。 2010年4月，尹某为了在2010年的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招标中中标，在某某局的附近给我送了1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尹某是把信封塞在我裤包里面。 2010年9月，尹某在航空路锦翠酒楼以过节的名义给我送了1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也是把信封塞在我裤包里面。 2010年12月，尹某在东门大桥附近以过节的名义给我送了2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也是塞在我裤包里面。 2011年6月，尹某为了感谢他们公司在2011年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能够中标我对他的帮助，在航空路附近的米兰咖啡，尹某给我送了1.5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也是塞在我裤包里面。 2011年年底，在我住家的附近，尹某以过节的名义给我送了3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也是塞在我裤包里。 2012年6月，尹某为了感谢他们公司在2012年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能够中标我对他的帮助，在航空路附近的米兰咖啡给我送了1万元。钱是用信封装好的，也是塞在我裤包里。 2012年年底，整个农家书屋项目结束了，为了感谢我在农家书屋项目中的帮助，在航空路附近的锦翠酒楼尹某以过节的名义给我送了2万元，钱都是用信封装的，也是塞在我裤包里。 在2008年春节前，尹某在航空路附近以过年拜节的名义给我0.5万元现金，还送了两瓶国窖1573酒，钱是用信封装好的。 2010年春节前，尹某在航空路附近以过年拜节的名义给我送了0.3万元，还送了两瓶国窖1573酒，钱是用信封装好的。 2011年春节前，尹某在航空路附近以过年拜节的名义给我送了0.5万元，还送了两瓶国窖1573酒，钱是用信封装好的。 尹某为了他们公司在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能够中标，出于我能够在他中标中给予关照和支持他才给我送钱。我对他的关照和支持，主要是在四川省农家书屋的招标过程中我给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打了招呼让其关照尹某的成都某有限公司，或者在我直接参与评标的时候没有人为的给尹某的成都某有限公司设置障碍，阻止其公司中标。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关于尹某16.8万元的事情，因为尹某是做书架的，我们对书架的评标是暗标，根本不知道是哪家的，而且2010年之后我也不参与评标，他送我钱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成都某公司是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川农家书屋的中标书架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需将书架生产并配送到指定的县（市、区）。在配送中，农家书屋办公室在协调地方某某部门接收、清点、退换货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协调服务工作。 在工作交往中，尹某10次送15.5万元： 1.2008年12月，在锦翠酒楼，送过节费1万元； 2.2009年1月，在航空路附近，送1万元，希望在农家书屋书架招标中给予支持； 3.2009年9月，在半山餐吧，送2万元，感谢在书架配送中提供的协调帮助； 4.2010年4月，在我单位附近的车上，送1万元，希望在农家书屋书架招标中给予支持； 5.2010年10月，在锦翠酒楼，送1万元，希望在书架配送中提供的协调帮助； 6.2010年12月，在锦江区东门大桥，送过节费2万元； 7.2011年5月，在航空路附近，送1.5万元，希望在农家书屋书架招标中给予支持； 8.2011年10月，在航空路附近，送3万元，感谢在书架配送中提供的协调帮助； 9.2012年6月左右，在航空路附近，送1万元，感谢在书架招标中给予支持； 10.2012年12月，在锦翠酒楼，送2万元，感谢在书架配送中提供的协调帮助。 另外，尹某3次拜年送1.3万元和6瓶酒： 1.2008年1月，在航空路附近，送0.5万元和2瓶酒； 2.2010年1月，在航空路附近，送0.3万元和2瓶酒； 3.2011年1月，在航空路附近，送0.5万元和2瓶酒； 尹某13次共送现金16.8万元。以上情况请组织调查核实，如有出入，以组织查证为准。 （5）书证 2009年1月22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有限公司签订“2008年度四川农家书屋工程书架采购合同”，附转账凭证。 2010年5月4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0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采购合同”，附配送地区目录、进账凭证。 2011年6月22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采购合同”，附进账凭证。 2012年5月8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标牌采购合同”，附进账凭证。 成都某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尹某。 8.2011年春节前及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收受投标单位以及与其他投标单位合作的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现金12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上半年我们公司中标一个标牌项目，中标金额130多万元；2010年下半年中标一个书架项目，中标金额190多万元；2011年用某某的资质中标一个书架项目，中标金额500多万元；2012年用某某的资质中标一个书架标牌项目，中标金额300多万元。 2011年和2012年中标的两个项目，我们公司的资质都不够，而某某公司的老总胡某2与我和王某4之前就认识，也有业务上的往来，他们是专门做钢质家具的，资质够，所以我们就联系胡某2，反正我、胡某2、王某4都互相联系过这事。后来我们公司用他们公司的名义去中标了这两个项目。他们给个出厂价给我们，多的就我们公司赚了。 我以拜年的名义向杨某送过两次钱，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2万元。第一次是2011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杨某，说要过年了，想给他拜个年，问他在哪个位置方便，杨某给我说了他家的大概位置。我就在家里放着的备用金里拿了10万元现金，都是100元面额的，1万元一扎的，用一个档案袋装好。我拿上装钱的档案袋就开车去了科华南路附近，靠近二环路的位置找了个茶楼包间坐下，打电话给杨某请他过来。杨某过来后，我们简单客套了几句，我就给杨某说：“要过年了，给你拜个年”，就把装有钱的档案袋递给他，杨某说：“不要这么客气”，就收下了。然后杨某就离开了，我要买单也就没送下去。 我送这10万元给杨某一是2010年做了一个农家书屋业务，年底还中标了一个项目，杨某是总负责人，表示感谢；二是希望和杨某搞好关系，以后继续做农家书屋项目，也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和帮助。 第二次是2012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拿了2万元现金，用小信封装好，这些钱都是100元面额，一万元一扎的。然后我电话约杨某在万里号附近的一个茶楼包间里见面，这次也是我先到，杨某隔了一会就到了。见面后也简单寒暄了几句，我就给杨某说：“给你拜个年”，然后把装钱的信封拿给杨某，杨某接过信封说：“你太客气了”，然后我们也没多说什么，他就先离开了，我结账后也离开了。 我送杨某这2万元钱一是2011年又做了农家书屋的项目，送钱给他表示感谢；二是维持好和杨某的关系，今后在农家书屋项目上他能继续关照我。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胡某1是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们公司主要是生产钢质家具的，他希望参与四川省农家书屋采购项目，为农家书屋供应钢质书架，多次电话向我咨询农家书屋的相关采购政策。2009年下半年，胡某1请我吃饭，希望我能够在农家书屋书架采购项目上予以关照，这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记得胡某1还用一个叫成都某某的公司资质来做过。 在2010年农家书屋采购中，我把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的名字在开标前给了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让其在2010年农家书屋采购过程中予以关照。后来，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也在2010年的采购中中了300多万标。2011年春节前，胡某1约我见面，在科华南路靠近二环路附近的一个茶楼的包间里，胡某1给我送了10万元，钱是用档案袋装好的，面额是100元的，一万元一扎，总共十扎。 2011年，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某招标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陈某2给我提出的希望中标的名单中，有与胡某1合作的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我就没有提出异议；胡某1也就用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顺利中了标。2012年春节前，胡某1约我在成都万里号附近的一个茶楼包间里喝茶，喝茶的时候他给我递了一个信封，因为信封口没有封上，我就看到里面装有2万元现金，面额是100元的，一万元一扎共两扎，并说感谢我在农家书屋项目中给予他支持，而且快过年了给我拜个年。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胡某1送我12万元是因为觉得我帮了他，但我已经不评标了，其他细节与侦查阶段一致。 （4）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2011年春节前，在科华南路一茶楼，胡某1送现金10万元。2012年春节前，在“万里号”附近茶楼，胡某1送现金2万元。 （5）书证 2010年5月7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0年农家书屋工程标牌采购合同”，附配送地区目录、进账凭证。 2010年12月3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0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补充采购合同”，附进账凭证。 2010年6月22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采购合同”，附进账凭证。 2012年5月8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标牌采购合同”，附进账凭证。 郭某银行交易记录，证实：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胡某2以其妻子郭某银行账号转给胡某1的业务费记录。 四川某家具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胡某1。 9.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收受投标单位合作方某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现金共计80000元以及两张购物卡价值共计2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我公司在2013年以前没有以某公司的名义直接参与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投标，因为当时相关政策不允许我们公司参与四川农家书屋的投标，于是我就找到出版社和他们商定，由我作为中间人，负责整个农家书屋招投标项目的操作，包括制作标书、参与招投标等工作，出版社就负责与四川省某某局签订合同及供货。 大概在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我在四川招投标网站看见四川省某某局农家书屋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考虑到我公司对各个出版社都比较熟悉，我又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到某出版集团（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和他们约定，由我作为中间人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如果事成之后，某出版集团就对我返点，我估算了下，如果这个项目我做下来大概我能赚到我负责的图书金额的5-6%，于是我就投了这个项目的招标文件，最后我也中了这个标。 大概到2010年上半年，当时我在四川招投标网站上又看见四川农家书屋这个项目进行招投标，考虑到09年的时候我都中了一次标，我就准备多去找几家出版社参与投标，我记得好像有某出版集团、某出版社、某科学出版社等，我也是按照2009年和某出版集团的操作模式和他们约定，由我公司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工作，事成以后按照中标金额的百分比对我公司进行返点，在2010年四川农家书屋中我也相继中了标。在此之后直到2012年，我公司都是与这些出版社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合作的。 大概是2013年上半年（具体以招标文件为准），当时四川省某某局的招标文件发生变化，允许我们代理公司参与招投标，我就以某公司的名义参与招标，其中也中了40余万的项目。但因为我公司和出版社中间出了点问题，出版社没有给我们公司出货，导致我公司违约，四川省某某局还对我公司罚款了9万余元。这以后我公司就再也没有参与过四川农家书屋的项目。 2009年下半年，当时我自己的某公司以出版社名义参与了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投标，在此期间我多次和时任农家书屋的负责人杨某打电话沟通，但杨某一直对我不太理睬，直到2010年9、10月份，当时杨某到北京出差，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找到我一个朋友和杨某联系，希望通过我这个朋友与杨某建立沟通渠道，大概在北京贵都酒店里面我们三人就见了个面，我朋友也给杨某介绍了下我的情况，并给杨某说我和杨某都是老乡，我就正式认识了杨某。 第一次送钱大概是在认识之后一个多月，杨某来北京开会，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主动给杨某联系请他吃饭，杨某也没拒绝就同意了，吃饭过程中我们也没有谁主动提出农家书屋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吃完饭后在送他回酒店的路上我就把事前准备好的两张购物卡拿给了他（我记得好像是西单附近的一家商场，具体名字记不清楚了，每张卡一千元，共计两千元），他也没推辞，到了酒店后，他就下车回酒店房间了，我在他上酒店后我也回家了。 第二次是在2011年招投标前，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当时我想到杨某在负责农家书屋项目的实施，以后肯定能够帮到我，就想到给杨某表示一下，建立友谊，于是我就坐飞机到成都，给杨某打电话约他喝茶（时间好像是在下午），但杨某在电话中说现在很忙，有什么事等会说就把电话挂了。我想到仅仅是吃饭喝茶好像还不够，就在事前准备好了50000元现金（用塑料袋装的）和一点茶叶准备送给杨某。当时我把50000元现金放到茶叶袋子里面了的。大概到下午6点的时候，我又给杨某打电话约他吃饭，他说你在哪里嘛，我过来找你。我就给杨某说我现在在四川省某某局附近的一个马路边上。因为时间太久远了，而且我对成都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记不清楚那条路的名字了。然后杨某就开着一辆轿车过来找我，在马路边上，我站在杨某的车旁给杨某说我到成都来办点事，这里有点东西你就笑纳了哈，杨某看了下也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2012年春节前，我给杨某打电话约他见面，我们在四川某某局附近见的面，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六瓶武警特供酒放到了杨某车上，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离开了。 2012年招投标前，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从北京飞到成都后给杨某打电话约他喝茶，但是杨某在电话里说他很忙，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了，我给杨某说还是希望见一面，然后杨某就同意了，然后我就坐出租车到杨某单位附近的一条马路上等他，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30000元（用黑色塑料袋装的）。大概到了下午6-7点钟，因为时间比较久了，而且我也对成都不熟，确实记不清楚在哪条路上了。我记得好像我都在马路上等了一会杨某才开车过来，杨某开车过来后，我就告诉杨某这里有点东西给你，杨某就说最近很忙，东西我就收下了，我这里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在他走之后，我也就离开了。 因为杨某是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负责人，为了和杨某搞好关系，让杨某在我参与投标的四川农家书屋项目上关照我合作的出版社，使我代理的出版社能够顺利的中更多的标，所以给他送钱和物。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09年下半年，余某的某公司参与了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投标，后来我就和他熟悉了。2010年年底，我在北京开会，余某来我住的北京贵都大酒店找到我，在我的房间里送给我两张面额为0.1万元的购物卡，共0.2万元。我知道他之所以给我送0.2万元购物卡，是因为2010年四川农家书屋中标的某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出版物中，有与余某他们公司合作出版的图书，我就收下了这两张购物卡。 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余某约我喝茶，我当时在上班，就拒绝了他。下午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并请我一起吃饭，我就喊他在四川省某某局外面等我，下班后，我就开车在马路边找到了余某，余某来到我的车旁，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说以后请我多多关照，我就收下了塑料袋，和余某客套了几句话后就走了，我在车上打开余某送我的这个塑料袋，发现里面装两盒茶叶，还有现金5万元。 2012年春节前，余某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我喊他在某某局外面等我，下班后，我开车找到余某，余某就抱了一件六瓶武警特供酒放在我的车上，我们寒暄了几句后就各自离开了。 2012年上半年，余某打电话约我见面，我叫他在某某局附近等我，下班后我开车找到余某，余某过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请我在工作上对他多多关照，我答应了他，就开车离开了。在车上，我打开塑料袋，发现里面是3万元现金。因为我主要负责农家书屋的项目，余某所在的某公司以出版社的名义参与了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投标，我在他投标的过程中帮他给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打了招呼，让他所代理的公司能成功中标并且多中标，所以他为了感谢我，就送了这些钱和物给我。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余某的8万元和0.2万元购物卡，我也没有参与评标，他可能认为我提供了帮助就送我钱，具体细节与侦查阶段一致。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2011年，在某某局附近，余某送现金5万元；2012年，在某某局附近，余某送现金3万元。余某是希望我在农家书屋招标中，对其合作的某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某出版社等给予关照。2010年底，在北京开会时，我收余某送的购物卡2000元。 （5）书证 《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1年6月21日。 《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1年6月21日。 《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甲方：四川省某某局，乙方：某出版社，签约日期：2012年5月3日。 某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余某。 10.2011年10月左右至2012年春节前，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现金共计50000元和购物卡价值共计1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某出版社有限公司从2007年参加四川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主要是出版物的采购方面，2007年至2009年11月周某任社长，当时我任出版社党总支书记，到2010年10月我任社长后，加大了对适合农家书屋的出版物的组织，同时还采用了向其他出版社签订委托协议的方式，寻找适合农家书屋的图书参与招投标，2011年和2012年的四川农家书屋项目工程中，某出版社的中标书目品种和中标金额都明显增加，两年大概有700余万的中标金额。 当时农家书屋的办公室主任是杨某，他主要负责农家书屋的具体工作。 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因为我才上任出版社的社长不久，我对农家书屋工程的情况不了解，我就到某某局去找杨某，当时只有杨某在办公室，我就和杨某谈了农家书屋项目的一些政策和其他问题，在谈话的过程中，杨某因为局领导找他，他就出去了，我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装有4000元的伊藤洋华堂的购物卡的信封，放在了杨某办公桌上，并用一本杂志盖在上面，杨某出去没有几分钟就回来了，我就接着和杨某谈农家书屋的事情，我们大概谈了有十几分钟，我就离开了，出了某某局的办公大楼后，我就给杨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杨某我在他的办公桌杂志下面放了一个信封，有个卡，是我的一点心意，他在电话里面说“这样不好，下不为例”，也没有再说其他什么。 2011年快到端午节的时候，具体哪天我记不起来了，我到杨某的办公室拜访他，我将事先准备好的2000元的伊藤洋华堂购物卡拿出来，并放在杨某办公桌的一份文件下面，杨某没有说啥子就收下了。 2011年中秋节前夕，我又到杨某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我将事先准备好的4000元伊藤洋华堂购物卡放在杨某的办公桌上，杨某看了一下就收下了。 2011年10月份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2011年农家书屋的项目结束不久，杨某说晚上七点在新希望路的欧洲房子咖啡屋见面，杨某就2012年的农家书屋的选题方向也给了我一些建议，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将用报纸裹好的3万元钱从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拿出来给了杨某，并对他说“感谢你对出版社的支持和关照”，杨某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 2012年春节前，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我到杨某的办公室，我和他谈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和了解2012年农家书屋的情况，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将装有2万元钱的信封拿给了杨某，并对杨某说“杨主任，春节快到了，感谢你平时的关照，给你拜个年”，杨某没有拒绝就收下了。 （2）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农家书屋从一开始招标，某出版社就一直在参与农家书屋项目。在2010年下半年，郭某当某出版社社长后，多次来我办公室咨询农家书屋的相关政策，就这样认识了,认识交往过程中，郭某多次请求我能在农家书屋项目中给她关照，能够让某出版社的产品多中一些。 2011年上半年的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我通过给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让其关照某出版社。在2011年10月，在她们出版社中标后，郭某约我在新希望路的欧洲房子咖啡屋见面，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郭某就从她包里拿了一个用报纸包好的包裹给我，我也就收下了，之后我们又寒暄了几句就各自离开了，回家后我打开了那个包裹，里面装了3万元现金，面额是100元的，一万元一扎共三扎。 2012年春节前，郭某到办公室找我，以过年拜节的名义给我送了2万元现金，现金是用信封装好的，事后我打开信封里面有现金2万元，面额是100元，一万元一扎共两扎。 在2011年春节前给我送了价值0.4万元的购物卡、2011年端午节前给我送了价值0.2万元的购物卡、2011年中秋节前给我送了价值0.4万元的购物卡；总共给我送了价值1万元的购物卡，这些购物卡一般是伊藤洋华堂或者王府井购物中心的。 （3）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收受郭某5万元和1万元购物卡，原因与余某一致，我还给他提供了选题策划方面的建议。 （4）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2010年下半年，郭某当某出版社社长后，多次到我办公室咨询农家书屋出版社选配原则及招标采购政策，并希望我在招标采购中给予关照。由于我当办公室主任后，不再作为业主代表参与评标，于是在2011年四川农家书屋招标中，我拜托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给予关照。2011年10月，在新希望路的欧洲房子咖啡屋，郭某送给我现金3万元。2012年春节前，在我办公室，郭某送我现金2万元。在2012年农家书屋招标中，我仍通过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对某出版社给予关照。 杨某在省纪委2017年9月11日自述材料：2011年春节，在我办公室，收郭某送的购物卡4000元；2011年端午节前，在我办公室，收郭某送的购物卡2000元；2011年中秋节前，收郭某送的购物卡4000元，地点在我办公室。 （5）书证 2011年6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进账凭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郭某。 11.2011年国庆节后，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湖北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某现金5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左右，当时我是湖北省某某局发行处处长，负责农家书屋项目，杨某是四川农家书屋项目负责人，我们一起参加全国的一个关于农家书屋项目的会议时认识的。2010年我因血小板过高生病住院，杨某专程到湖北来看望我，当时我引荐了我的朋友向某给杨某认识，向某当时在做农家书屋项目，我们吃饭时我提了一下如果向某到四川参加农家书屋项目招标时，希望杨某能够给予关照。2011年向某到四川参加农家书屋项目投标，杨某也给予了向某合作的出版社帮助和关照，但具体怎么帮助的我不清楚。2011年国庆节以后，我和向某到成都，杨某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后我在杨某的车上给他送了5万元现金。主要是为了感谢他对我朋友向某参与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投标时的帮助和关照，同时也是为了感谢他我生病时专程到湖北来看望我。这5万元是我自己个人的钱。 （2）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向某是湖北人，他自己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他的公司和哪些有合作我也记不清楚了。2010年，湖北某某局处长负责农家书屋项目的刘某生病，我去湖北看望他，刘某就介绍了向某给我认识，并且希望我在四川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关照向某合作的出版社。于是，在2011年农家书屋项目招标过程中，我向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让其关照一下向某合作的出版社。 2011年国庆节后，刘某和向某来成都，我就请他们一起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准备去唱歌，我在航空路停车的时候，刘某坐在我的副驾驶位上，他把我车子的手套箱打开往里面放了一个报纸包好的包裹。事后我打开包裹发现里面装了5万元人民币。我知道这个钱是向某为了感谢我在农家书屋项目的帮助，通过刘某送给我的。 向某是为了感谢我在2011年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招标中，通过向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陈某1打招呼，关照了向某合作的出版社，使其能够顺利中标。 （3）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我与刘某因工作关系在贵州开会时认识，向某是刘某的朋友，刘某拜托我对向某给予关照。向某与出版单位合作参加了四川省2011年、2012年农家书屋的招标采购，合作的出版单位名单是通过王某1在招标前转交给我的。由于我不参加评审，我将其合作的出版社名单告知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托其关照。 2011年10月，刘某、向某来成都，在航空路，刘某送过节费5万元。感谢我对向某的关照。 （4）书证 2011年6月2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电汇凭证。 12.2009年底及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6现金20000元以及价值共计5600元的购物卡和购书卡。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杨某供述：2009年年底，陈某6的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参与了2009年四川省灾后重建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标，我作为业主代表直接参与评标，在评标过程中我给予了陈某6的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关照。2009年年底陈某6的公司中标后，陈某6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现金2万元。 2010年上半年，在四川省农家书屋物流配送项目招标前，陈某6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希望参与四川省农家书屋的物流配送项目，并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关照。陈某6表达了这些意思之后，给了我一个信封她就离开了，我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有价值0.5万元的王府井购物卡和价值0.06万元的某购书中心购书卡。购物卡面额是1000元一张，共五张；购书卡的面额是200元一张，共三张。 陈某6是为了感谢我在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给予她的关照，但是，由于物流配送事关重大，陈某6在给我表达了希望我关照之后，我只是答应她我尽力而为，而事后物流配送的评标过程中，我没有帮到她忙，陈某6的公司也没有中标。 （2）证人陈某6的证言证实：其证言内容与杨某的供述基本一致。 （3）书证 2009年11月3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图书中标目录”，进账凭证，成都某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陈某6。 13.2009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廖某现金20000元以及价值200元的月饼券。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杨某的供述：2009年上半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廖某在我们局办事时通过我们局办公室原副主任焉某介绍认识了我。当时廖某向我咨询了农家书屋招标的一些程序和相关情况，她咨询的目的就是希望参加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并希望能得到我的关照。 在2009年底，廖某的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在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招投标中，我作为业主代表直接参与评标给予了他们公司关照。2009年底的一天，廖某约我在航空路附近的商道茶楼喝茶，在喝茶过程中廖某还向我咨询了四川省农家书屋未来几年的建设规划。喝茶结束时，给我塞了一个信封，事后我打开看里面装有2万元现金，面额是100元的，一万元一扎共两扎。 在2009年中秋节前，廖某来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价值0.02万元的月饼券。 廖某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在2009年底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农家书屋工程中给予她们公司的关照，所以她才给我送这2万元和价值0.02万元的月饼券。 （2）证人廖某的证言与杨某的供述基本一致。 （3）书证 2009年12月7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灾后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图书中标目录、进账凭证、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黄某。 2009年11月6日某杂志社与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期刊代理协议，2009年12月7日某出版社与四川某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图书的代理协议，附代理图书明细。 14.2009年下半年左右，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某现金1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杨某的供述：2008年年底秦某的公司中标了农家书屋的书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生产的书架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我就与他有过接触，这样我就认识了秦某。 在2008年秦某中标农家书屋书架后，他们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我就要求秦某进行整改没有进行处罚，让秦某整改之后符合产品要求再供货。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秦某为了感谢我在他们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进行处罚，秦某开着他的车来到我小区附近，打电话约我见面，我坐到他车的副驾驶室上，秦某给我送了1万元，钱是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的，面额是100元。 （2）证人秦某的证言内容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基本一致。 （3）书证 2009年1月22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签订“2008年度四川农家书屋工程书架采购合同”，附电汇凭证。 2011年、2012年5月8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1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采购合同”、“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钢制书架标牌采购合同”，附四川某教学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秦某，结账清单、增值税发票、转账凭证。 15.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社长罗某现金1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下半年，我开始担任四川某出版社社长，因为我们出版社多年来都参与了农家书屋项目，杨某又是四川农家书屋项目的负责人，为了拉近和杨某之间的关系，让杨某在四川农家书屋项目招投标的时候能够关照我们出版社，我打电话约杨某在宽窄巷子的一家餐馆吃饭。饭后我递给杨某一个信封，里面装有我事先准备好的1万元现金，杨某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之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 （2）被告人杨某的供述：2007年，我调到某某局工作，当时我主要负责农家书屋项目，由于我在工作中要和很多出版社打交道，罗某当时是四川某出版社的副社长，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认识了罗某。罗某当了四川某出版社的社长之后，2011年国庆节前后，罗某打电话约我在航空路一家餐厅吃晚饭，由于吃饭时我喝了酒，罗某就开车送我回家，在将车开到我的住家小区地下停车场后，她把一个用报纸包好的包裹放到了我副驾驶手套箱里，之后她就离开了。她走之后，我看见里面是5万元。 罗某给我送这5万元钱是因为，从2007年开始，我主要负责农家书屋的项目，在四川某出版社开展农家书屋项目的过程中我提供了很多业务上的支持，也向个别省份推荐了四川某出版社参加农家书屋项目；同时罗某也是为了搞好和我之间的关系，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能继续关照四川某出版社。 （3）书证 2007年-2012年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参加农家书屋工程招标采购中标情况表。 2007年10月23日、2007年12月2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2007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图书（音像制品）采购合同”、补充采购协议，附出版物品种目录。 2007年10月2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2007年四川省农家书屋工程期刊采购合同”。 2009年1月17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2008年四川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图书中标目录。 2009年11月3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某出版社签订“四川省灾后重建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图书中标目录。 2010年5月31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2010年四川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 2010年12月30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0年农家书屋工程补充采购藏汉双语出版物合同”，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采购图书目录。 2010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采购图书目录、包装发货规范。 16.2011年底左右，被告人杨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两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范某现金共计1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范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阴历腊月初(2012年1月)的某天晚上，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我接到杨某的电话，他给我说：“范某同志，我从老家给你带了土特产，你晚上到我家附近取”，我回答：“好”。后来他就给我发了具体地址，在成都市武侯区南门中华园附近一个茶楼。当时我就觉得杨某送东西给我不太可能，而且我以前就听很多人说过杨某胃口不小，他有可能就是借用这种送土特产的名义向我们要钱。当时我就用红包装好5000元钱。我到了杨某约定的茶楼后，就点了一杯茶等杨某，杨某来了之后，就给我说：“小范，这是我从老家给你们这些朋友带回来的土特产”，然后我就把红包拿出来说：“杨主任，给你拜个年”，当时杨某打开红包看了一下，就把红包放到兜里了，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2011年底阴历腊月二十八（2012年1月21号）上午，我给杨某打电话说我给他准备了礼物，地点杨某定在宽窄巷子一个咖啡厅，我就将事先用红包装好的5000元给了杨某，杨某当时把红包打开看了一下，就放在兜里了，之后我们就各自走了。 我给杨某送这1万元和两瓶茅台酒是想和杨某维护好关系，联络一下感情，希望他以后能够在农家书屋中照顾我们出版社。 （2）被告人杨某的供述：范某她是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管配中心主任，负责农家书屋项目。2011年下半年，范某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并咨询了四川省农家书屋的相关政策，同时希望我能够在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中给予关照，并给我送了两瓶茅台酒，这样我就认识了范某。 2011年底，范某打电话约我在中华园附近的咖啡厅，以元旦拜节的名义给我送了0.5万元现金，现金是用信封装好的。 2012年春节前，在宽窄巷子一个咖啡厅，范某以拜年的名义送了我0.5万元。 范某是为了得到我在农家书屋招标过程中能够给予她帮助，她才给我送钱和酒。我在四川省农家书屋项目招标过程中，给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陈某1打过招呼，让其关照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 （3）书证 2012年5月3日四川省某某局与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2012年农家书屋工程出版物采购合同”，附出版物品种数量金额、四川省农家书屋图书电子音像制品包装发货规范；进账凭证；四川某出版社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雷某。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还有：发破案经过、案件移送函及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缴款凭证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能够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综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对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评判如下： 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应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问题。 经查，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对被告人杨某进行了多次讯问，均按规定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由于设备的原因，2017年9月23日的同步录音录像画面清晰，声音有较大杂音，但主要内容能够听清；2017年10月12日的同步录音录像未能录制被告人杨某的交代过程；其余多次讯问均有影音清晰的同步录音录像，在同步录音录像中，被告人杨某思维清晰，和侦查人员的交流顺畅。本院认为，侦查人员在对被告人杨某进行讯问之前，被告人杨某已向四川省纪委亲笔自书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杨某对侦查阶段的讯问笔录均进行了签字确认，有效的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并无实质性差异，被告人杨某并非系在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疲劳审讯等情形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供述；被告人杨某在审查起诉阶段亦承认其主要犯罪事实。综合以上被告人杨某对自己犯罪事实的交代过程和侦查程序合法的相关证据，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不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对辩护人提出的在立案前，侦查人员对被告人杨某的询问笔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 经查，本案于2017年9月23日立案侦查，2017年9月22日侦查人员对杨某进行了询问，公诉机关未将该次询问笔录作为指控被告人杨某构成犯罪的证据在法庭出示。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未将该次询问笔录作为指控证据，本院也未将该次询问笔录作为证据使用，辩护人提出的该问题与本案的定罪量刑无关。 3.被告人杨某从2010年12月起任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主任后，未再作为评标专家参与评标，此后收受的钱物应否计入受贿数额的问题。 经查，2007年7月31日，被告人杨某调入四川省某某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实际负责农家书屋工程建设；2010年12月2日任命为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农家书屋工程协调小组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审定工程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组织、协调、指导工程建设。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某某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工程规划、实施方案和日常组织协调工作；某某局设立11个内设机构，其中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负责农家、社区书屋工程建设指导有关管理工作，承担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协调小组具体工作。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从2007年调入四川省某某局起从事书屋建设方面的工作参与评标，2010年12月2日至2012年12月3日被告人杨某任四川省某某局办公室（书屋工程办公室）主任，其虽未再参与评标，但其仍对书屋工程方面具有管理职权，行贿人向其送钱物均因被告人杨某在书屋工程方面具有一定的职权，在此期间收受与书屋建设有关的招标代理机构、供货商等相对方的钱财，应认定为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认定为受贿犯罪，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4.被告人杨某收取的购物卡（券）和逢年过节期间收受的现金应否计入受贿数额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收取的现金和购物卡（券）均系书屋工程有关的相对方为了谋取自己利益所送，目的明确，并非基于朋友关系的馈赠，不应因其价值不大或者系逢年过节期间拜节习俗所送而不计入犯罪数额。 5.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受陈某1现金应认定为97000元，还是3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供述（10月11日的供述，图像声音均清晰）、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的自述材料、在审查起诉阶段均供述先后四次收受陈某1的现金共计97000元。其在庭审中辩称只收受陈某1现金30000元不应采纳。 6.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收受王某1现金600000元应否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对该笔事实有自述材料，对该笔受贿事实的过程有详细的自书，与2017年9月25日（该次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影音清晰）其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其供述内容与行贿人王某1的证言一致，行贿人的证言有银行转款和取现记录予以印证。以上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杨某收受王某1600000元贿赂款的事实。被告人杨某辩称未收到王某1600000元的辩解不应采纳。 7.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取王某2现金应否认定为27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2017年9月26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以及在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与行贿人王某2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共计收受贿赂270000元。对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发表的不应认定为270000元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8.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受贺某现金应认定为190000元还是8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有自述材料，证实共计收到贺某190000元，其在审查起诉阶段亦供述其收到贺某共计190000元。虽然2017年9月23日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声音不太清晰，但主要内容能够听清，被告人杨某对讯问笔录进行了核对并签字确认，其自述材料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贺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应认定收取贺某现金190000元。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收到的金额为80000元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9.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取王某3现金应认定为170000元还是4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供述（10月11日的供述，图像声音均清晰，笔录的内容与视频上的内容无实质性差异）、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的自述材料、在审查起诉阶段均承认先后两次共计收受王某3现金共计170000元。其在庭审中辩称只收受王某3现金40000元的辩解不应采纳，对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只应认定收到王某3现金40000元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10.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取尹某现金应认定为168000元还是3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的自述材料，与2017年9月25日其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述其收取现金共计168000元，与行贿人尹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收受尹某的现金为168000元。其辩称仅收到尹某30000元的辩解意见和辩护人提出的应认定收取尹某30000元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11.关于被告人杨某是否收受余某现金和购物卡的数额应认定为82000元还是42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在四川省纪委调查期间的自述材料，和在审查起诉阶段均承认收受余某现金和购物卡共计82000元，与余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收取余某购物卡和现金共计为82000元。对被告人杨某辩称收到余某的现金和购物卡共计42000元的辩解不予采纳。 12.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受刘某现金50000元应否认定为受贿的问题。 本院认为，刘某对被告人杨某有具体请托事项，且给予的现金数额较大，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够证实其明知刘某向其给钱，是因自己对刘某做书屋工程的朋友向某在生意上的关照。被告人杨某具有受贿的故意，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而非礼尚往来的馈赠，应认定为受贿。 13.关于被告人杨某收受史某100000元能否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该笔事实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的两次供述，其中一次无同步录音录像，另一次同步录音录像声音不清晰，其向四川省纪委的自述材料对受贿的具体过程描述不详细，证人王某1的证言较为详细，但行贿人史某未能证实通过王某1向被告人杨某行贿的事实。证实被告人杨某收受史某100000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14.被告人杨某应否认定自首情节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未主动到有关机关投案，其归案时收受王某1的600000元已被掌握，该犯罪事实能够认定，其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系与掌握的事实系同种罪行，且其在庭审中未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不应认定为自首。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9633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什邡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除指控收受某出版集团教材公司史某的100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以外，其余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本院予以支持。综合本院对焦点问题的评判，对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杨某的受贿数额认定为130000元和被告人杨某具有自首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被告人杨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七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杨某的刑期自2017年9月23日起至2023年9月22日止。本案所判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十三万元予以没收，对违法所得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三百元继续予以追缴，查封在案的财物在违法所得和罚金刑执行完毕后解除查封。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开鲜 审 判 员  杨 忠 人民陪审员  阳 林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阳星月 附：本案适用的法条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据下列规定处罚: 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刑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