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08民初1103号 原告：杨梅，女，197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刚，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明，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 负责人：韩立杰，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须震，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虑，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梅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石家庄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刚、张焕明，被告工行石家庄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须震、吴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2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原告从交通银行的朋友李英处得知，被告工行石家庄支行有种存款业务，正规手续，利息比较高。2011年8月4日原告和朋友李英到被告营业厅内与被告副行长范丽曼见面。按范丽曼要求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银行卡（卡号：62×××82）。2011年8月5日范丽曼通知原告到被告的营业厅，要求原告开通网上银行业务，但被告工作人员范丽曼在原告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后并没有将Ｕ盾交付给原告，同时告知原告按银行要求存入7882的钱到期前不能支取。2013年1月30日被告副行长范丽曼向原告提供“证明暨授权书”后，原告分两笔存入尾号为7882的银行卡650万元，2014年1月12日原告又分两笔存入尾号为7882的银行卡350万元。至此，原告共在被告处存款本金1000万元。2015年2月2日，被告副行长范丽曼告诉原告，7882卡钱到期，要求原告不要支取并续订“存款协议”。2015年5月22日，原告听闻被告有储户存款无法支取，遂打印账户历史清单，发现上述款项已经全部通过网银转走，即向被告要求还本付息，被告拒绝。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而被告作为金融机构未尽到依法依规安全妥善的保管好原告存款的义务，同时未按照“存款协议”约定支付利息，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状和证据存在多处矛盾与漏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诉求无事实依据。1.起诉状称“2015年2月2日，原告在尾号7882卡上的钱到期了”但事实上，尾号7882卡上只有活期存款和转账，从未办理任何定期业务，何来到期之说？2.原告与范丽曼签订的“协议书”中称“甲方自2015年2月2日存入乙方人民币1000万元...”，但事实上，从2014年3月直至案发，原告尾号7882卡中存款余额一直为2000余元，该“协议书”所述内容与原告尾号7882卡的余额变动情况完全不符。3.原告尾号7882卡自2013年1月开通了余额变动提醒业务，该业务一直持续，从未中断。尾号7882卡中的1000万元分别于2013年1月31日、2013年2月5日、2014年2月18日转走，原告收到了短信通知，且原告持续收取相应的利息，原告对此不可能不知情。而并非像原告所述“2015年5月22日打印历史明细时才知道1000万元全部通过网银转走。”原告在已经发现资金被动用的情况下，为了谋取高额利息，放任存款被动用的异常情况，还主动上调了网银额度为他人网上大额转款提供便利，应认定原告是明知的。4.原告提供的“证明暨授权书”和“协议书”上被告的印章盖印，经公安机关鉴定盖印非我行印章盖印。对于“证明暨授权书”和“协议书”被告根本不知情，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被告从未受理过任何不合理的高息存贷义务。原告的诉求根本无法得到印证，不应予以支持。5、《审计报告》附表4银行票据明细表显示杨梅尾号4717卡和尾号7882卡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收到董泽霞等人的款项1128.625万元。且根据杨梅尾号4717银行卡流水中的贷方入账金额显示（详见证据8非法高息说明），自2011年1月31日至2017年6月21日，杨梅收到董泽霞等人返还本金和利息合计2477.6万元。由此可见，原告自2011年1月31日起收到的本息数额已经完全覆盖其存款本金及利息，原告实际上并没有损失，原告却主张存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20万元，与实际损失金额不符，无事实依据。因此，原告的主张中存在多处矛盾与漏洞，其存款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被转走，原告明知其存款的去向和利息的来源，在此情况下仍与他人签订盖有伪造银行印章的“协议书”，真实意图显然是与他人恶意串通，在向范丽曼等人索要无果的情况下，转嫁责任，企图让毫不知情的被告为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且原告收到的本息数额已经完全覆盖其主张的存款本金及利息。原告并无法实际损失，原告诉求无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二、原告所谓的损失是由于自己对外高息放贷，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和重大过错所造成的，应由原告自己承担。1.原告的损失不是由于其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关系导致的，而是基于其与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导致的，原告应为其私自放贷行为承担后果。本案大量事实和证据证明本案中原告所称的1000万元存款的目的并非获取活期存款利息，而是利用工行石家庄支行提供的支付结算服务获取非法放贷的高额利息。原告自己或授权他人转出账户资金是在明确了解资金去向、用途、回报等情况下作出的真实的放贷行为。明知是用于放贷并收取高额利息的，其意思表示和行为远远超出了储蓄存款合同的范畴，而是借贷（集资）法律关系范畴。即杨梅的损失不是因储蓄存款行为导致的，而是因其从事借贷行为产生的，原告应以借贷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相应的诉讼实现其诉求，原告应为其私自放贷行为承担后果。2.原告对于自身账户资金安全负有注意义务，违反保障资金安全义务，将账户和密码等信息告诉其他人，以获取非正常存款利息，更是上调网银限额为他人大额取款提供便利，其损失是由其重大过错所导致的。首先，原告未从源头上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活期存款能够获取额外高息、高息由第三人而非银行支付、提前支付而非到期支付、向非存款账户支付而非向存款账户支付、存款期间不得查询、挂失、支付等业务模式及规则，均明显与常理不符，原告应及时向银行核实情况，却未予核实，而是完全听信犯罪分子，存在过错。其次，原告泄露账户初始信息违反注意义务。账户信息事关资金安全，储户应当妥善保管，不应交予他人，而原告明知非银行义务，为获取高息铤而走险，将账号、网银Ｕ盾及密码等重要信息交予他人，放任账户可能出现的风险。更是于2013年1月30日亲自将网银支付限额上调至500万，为他人大额取款提供便利。也正是凭借原告提供的密码、Ｕ盾等信息，犯罪份子才得以非法获取账户资金，造成原告所谓损失。最后，原告明知并放任资金风险。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涉及大量大额资金交易，而资金变动明知或应知可能或已经发生不法侵害而未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导致损失发生或扩大。原告放任资金风险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将重要信息交予他人，存在重大过错，导致损失的发生，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三、本案所涉款项损失系杨梅的重大过错和范丽曼等犯罪份子的犯罪行为共同造成的，工行石家庄支行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中，被告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办理开卡、开网银业务，并按照原告的指令进行存款、转账等操作，对原告尽到了必要的安全提示和资金保障义务。银行卡资金流水记录显示他人持有杨梅银行卡提供杨梅告知的密码和提供的Ｕ盾进行多笔交易，上述操作场所并不限于在工行石家庄支行，每一笔操作金额都在银行无需核对当事人身份证件的限额之内，他人进行的转账操作是只要持有杨梅的银行卡账户密码和Ｕ盾等就可以在任何金融机构进行的交易，并不受身份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人持杨梅的银行卡和密码从事上述支取款项行为既不依赖于工行石家庄支行，亦不依赖于其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被告对上述行为并不负有监管义务也无过失。且在原告的所有对外借款行为中，均为原告与实际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笔是由银行获取，也没有一笔利息是由银行支付，故被告对原告从事借贷活动的损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综上，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求应予驳回。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2月2日的《协议书》一份，甲方为杨梅，乙方处空白，协议约定：甲方自2015年2月2日存入乙方人民币1000万元供乙方支配。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金额1000万元62×××88银行账户，并将存折（或银行卡）和密码交乙方或乙方授权经办人员，视为乙方受到甲方相应存款，视为甲方履行了前述给付义务。本协议约定的存款期内甲方不得动用此款。协议约定存款期限自2015年2月2日至2016年2月2日。利息约定及支付为甲方资金到账后次日起至款项退还完毕之日计息。乙方应于每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利息20万元（即年息24%）；乙方收息账号：62×××17。协议第6条约定：范丽曼作为乙方正式员工，签署本协议签已取得了乙方必要的授权。第7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在存款期间代为理财，在收息正常情况下，不能抵押和提前支取，双方严守保密条约，如抵押和提前支取不保密条约所造成一切后果由存款人负责。甲方处签字为：杨梅任小蓉代，乙方处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核算用章（06）”样章以及范丽曼签字。时间为2015年2月2日。 原告主张该证据证明原被告认可在协议签订时原告在被告处有存款本金1000万元。被告没有将U盾交付给原告。密码由被告工作人员设置和掌握，密码包括网银和U盾。协议上有被告工作人员范丽曼的签字及建南支行的签章。 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协议书上建南支行的印章盖印经公安机关鉴定系伪造。我行对范丽曼的签字不知情。范丽曼的签字真实性也不予认可，且该账户自2014年3月起存款余额一直为2000余元，跟协议书中的数额也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在我行有存款1000万元。协议书中约定的开立存款金额的账号是尾号为2788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的尾号为7882的卡号账户不一致，故该证据系伪造。我行不知情，也与我行无关。 证据二、《证明暨授权书》一份，内容：1.兹证明范丽曼为我行正式员工；2.现授权范丽曼代表我行与杨梅协商、签订（存款）协议书。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核算用章（06）”样章。时间为2013年1月30日。 原告主张该证据证明范丽曼是被告的正式员工。范丽曼有权代表建南支行与原告协商签订存款协议书。 对该证据三性被告不认可，该授权上的建南公章也经公安机关鉴定系伪造。我行没有出具过该授权书，对其也不知情。对范丽曼的签字也不认可。该授权书没有任何证明力。 证据三、卡号尾号为7882号的银行流水一份，证明2013年1月30日原告分两笔：一笔500万元和150万元存入了尾号为7882号的银行卡账户。2013年1月31日，建南支行工作人员转走了330万元。2013年2月5日，被告工作人员转走了320万元。该两笔转款均是通过网转的方式操作的。 证据四、牡丹灵通卡账户尾号为7882号历史明细清单，牡丹灵通卡尾号7882的账户和证据三账户尾号为7882是同一张卡，只是时间原因打印出来的流水名称不一致。证明2014年1月13日原告分两笔：一笔344万元和6万元存入尾号7882卡共计350万元。2014年2月18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网转的方式转走了350万元。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尾号7882号的交易流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不认可。该流水不完整，只是截取了该账户部分的流水内容，不能证明其存款系我行员工转走的。 证据五、裕华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在2017年9月7日曾向裕华法院起诉主张过权利。对该证据被告无异议。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名下两张储蓄卡（尾号7882号和尾号4171号）的银行明细、系统明细和资金往来统计表。证明从2015年2月2日直至案发，尾号为7882卡中存款余额一直为2000余元，也未办理任何定期存款业务。并原告与特定人员之间存在长期、固定的借贷关系，并收取高额利息。 对该证据，原告对能体现其主张的1000万元的存入和转出情况的认可，对其他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1页关于借出1000万元的事实我方认可，但是借给谁了，利息是谁打的我方不知情。 证据二、张菁非吸案公安机关审计报告附表，证明原告与特定人员有资金往来的账户情况，其中显示郭红霞尾号4124卡、尾号6765卡、杨春靖尾号8888卡、郭红英尾号6400卡及尾号4606卡、薛红芝尾号8627卡等。 对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提供原件。从该表的内容看该证据跟与其无关，其对表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完全不知情。被告用该证据证明我方与所谓的特定人员有资金往来的事实不成立。被告提交的该证据户名和账户我方均不知情，也不认识，与我方不是特定的人员关系。 证据三、原告尾号7882卡和尾号4717卡开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业务相关材料和2018年1月发送短信通知的证明，证明原告尾号7882卡和尾号4717卡开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业务，原告知晓其账户本金被转走和收取高息的情况。短信提醒业务至2018年1月持续使用。 对该证据第1-25页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4717卡的短信开通业务，与7882卡无关。对第26-29页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被告自行打印的，不是移动公司提供的，不能证明已经成功通知到我方了。事实我方也没有收到过短信提醒。开通短信的时候139××××8522电话号当时是杨梅在使用，开通短信的时候也是杨梅开通的，但是该手机号的户名不是杨梅，在2014年之后，杨梅就已经不再使用了。现在该电话号码是杨梅的朋友在使用。 证据四、公冀石物证鉴文字【2015】84《鉴定书》，证明《协议书》和《证明暨授权书》上的建南支行的印章非我行印章。 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原件。该鉴定书载明的鉴定意见只是说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和授权书上印章与被告在鉴定时提供的印模的盖印不一致，并没有说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和授权书是伪造的。 证据五、《审计报告》及附表，证明根据报案笔录及银行交易明细核对，报案人杨梅的报案返息与银行交易明细存在差异，银行流水收款金额为669.05万元，报案返息为300万元。附表1报案情况统计表第二页记载杨梅报案收取利息为300万元。附表4银行票据明细表显示杨梅尾号4717卡和尾号7882卡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收到董泽霞等人的款项1128.625万元。可见原告收取的本息已经覆盖其存款金额，并无实际损失。 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原件。该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原告收取本案利息的情况，更不能证明原告收取的本息已经覆盖本案涉及的存款金额。因本案是分两天四次存入的。至于之前的与本案无关。 证据六、原告尾号7882账户开户材料和开通网银的相关材料。证明原告承诺已经收到被告提供的相关业务章程和管理协议，对因违反规定而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且被告已对原告妥善保管U盾切勿交给他人，并牢记网银及U盾密码，切勿泄露等履行了告知义务。 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中被告没有将U盾实际交付给原告，且相应的U盾密码就是被告工作人员设定的，故不存在原告将这些信息泄露给他人的情况。即便被告没有U盾和网银信息，也可以操作转款等业务。 证据七、网银支付限额调整资料，证明被告已经U盾交付给原告，原告本人使用网银和U盾办理了变更限额业务，并签字，将网银限额调整至500万元。为其私自放贷大额取款提供了便利。 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应被告工作人员范丽曼的要求办理的这些手续。该手续上均有范丽曼的印章。并非是被告所称的为了私自借贷提供便利。被告自行违规跟我方无关。我方并没有把所有的银行账户、密码、印件及有关业务凭证保管不善，仅仅只有U盾是由被告持有的，故我方不应当承担损失。 证据八、原告收取非法高息说明，证明原告收取的本息已经超过了其存款金额并无实际损失。 证据九、工行向原告支付活期存款利息的情况，证明该行已向原告支付了正常的活期利息。 原告认为该两组证据属于被告当事人陈述的范围，不属于书面的证据。对于陈述的内容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4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银行账户，户名杨梅，卡号62×××82。2011年8月5日，杨梅书面申请将该卡开通网银并领取Ｕ盾。2013年1月30日，杨梅书面申请上调该卡的Ｕ盾对外支付限额，单笔支付限额500万元、日累计支付限额500万元。上述业务办理资料中均加盖有“现场管理范丽曼”印章。2013年1月30日，范丽曼向原告出具了加盖被告银行公章的《证明暨授权书》。2015年2月2日，原告杨梅委托任小蓉代其与范丽曼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存于乙方的1000万元“供乙方支配”、甲方“将存折（或银行卡）和密码交乙方或乙方授权经办人员，视为乙方受到甲方相应存款，视为甲方履行了前述给付义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在存款期间代为理财，在收息正常情况下，不能抵押和提前支取……”。结合该协议签订时杨梅账户中并没有1000万元款项，由此可见原告在签署该协议时对该笔借款用于理财而非银行储蓄的实际情况是知情的。 另查明，依据被告提交的《鉴定书》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证明暨授权书》中的被告公章印文与被告提供的印模不是同一印章盖印。虽上述证据中被告印章存疑，但原告有理由据此认为范丽曼代表被告银行，故范丽曼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审理中，因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均有异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与本案争议有关联的杨梅两个银行账户历史明细，卡号分别为62×××82和62×××17，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明细显示，协议约定的杨梅存款账户（62×××82）于2013年1月30日分两笔共存入650万元，2013年1月31日卡中330万元以跨行汇款的方式转出至50368200460052170账户,2013年2月5日卡中320万元以网转方式转出至6222080402002491533账户。2013年3月21日该卡账户收利息1064.83元。2014年1月13日该卡账户分两笔存入350万元，2014年2月18日卡中350万元以跨行汇款的方式转出至6228460636004376765账户。2014年3月21日该卡账户收利息1226.13元。明细还显示自2013年1月9日每月从该账户中扣除2元信使费。对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协议约定的杨梅收息账户（62×××17）自2011年8月9日起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的57笔收款，被告主张系本案涉案款项杨梅已收取的利息。原告对收到上述款的事实认可，但不认可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的30笔收息与本案涉案款项有关；对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2日期间收到的10笔利息认可，称系以6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5%计息每月收81250元；对2014年2月2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收到的6笔利息认可，称系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息每月20万元，同时承认已收到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共11月的利息220万元。对被告主张的2015年4月14日分两笔共收到2598417元的款项为偿还本金的主张不认可。 对被告主张的上述57笔收息款项，对原告认可的16笔，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的30笔款项发生在本案涉案款项之前，且原告诉请已结清不在本次诉讼中，故本院不予认定；对2014年2月2日的24万元、3月13日的24万元、4月5日的16万元、5月31日的16万元、6月30日的16万元、8月2日的16万元六笔共计112万元的款项，在公安机关的审计材料中均有涉及，原告虽不认可却以“不清楚款项来源、但不是被告所称收息”为由抗辩，该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对该六笔共计112万元款项本院予以认定；对剩余5笔款项，没有证据证明与本案涉案款项相关，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主张的2015年4月14日偿还了2598417元本金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杨梅通过62×××82卡账户出借款为1000万元，通过62×××17卡账户已收到利息合计313.25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建南支行作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一方，对原告的存款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为此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和规章制度，使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储户存款安全。而本案中范丽曼作为被告工行石家庄支行的工作人员，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并向原告出示了《证明暨授权书》，且上述行为发生在正常工作时间并于银行办公场所实施完成，使原告杨梅有理由相信范丽曼的行为代表被告银行。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告建南支行在管理上存在较大漏洞，致使范丽曼等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便利条件与他人勾结非法转走原告的存款，被告对储户存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造成原告存款本息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对原告存款的损失承担95%的责任为宜。 经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以及原告账户历史明细等证据综合审查，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协议书显然不是正常的银行储蓄合同，结合该协议签订时杨梅账户中并没有1000万元款项，由此可见原告在签署该协议时对该笔借款用于理财而非银行储蓄的实际情况应当知情。故对原告诉称的对出借款被转走之事不知情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款时应尽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自身存款的安全。但原告为获取高息，按银行工作人员范丽曼等的指示和要求设立密码、领取U盾、开通网银，并将U盾交付过范丽曼等人，为范丽曼等人非法获取原告存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自身存款本息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以5%为宜。 原告本金损失应为686.75万元（存款1000万元-原告收取的高息313.25万元）；利息损失应自存款之日（2013年1月30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被告已给付的两笔1064.83元、1226.13元合计2290.96元应予扣除。故被告应返还原告存款本金的数额为652.4125万元(686.75万元×95%)。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梅存款本金652.4125万元；并支付原告利息（以6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已支付利息2290.96元予以扣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920元，由原告杨梅承担29522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负担5239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安建军 人民陪审员  逯云霞 人民陪审员  邵永芝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