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8民终17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振昂，男，197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发军，邹城天仕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自芹，男，196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伟，邹城峄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程振昂因与被上诉人苗自芹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振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上诉人在（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件至（2018）鲁0883民初3774号案件诉讼时，因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弄清侵权的责任，即第一次起诉已将被上诉人列为了第三人，即被上诉人通过几次庭审质证，已查清了上诉人于2007年3月3日单独接转苗岭村苗自斌承包的土地栽植的树木与郝风水合伙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均由苗存峰、郝风水陈述清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自认系购买的苗存峰、郝凤水的，既是侵权应由苗存峰、郝凤水承担责任。其次，从（2016）鲁0883民初3551－1号民事裁定书也已明确了被上诉人侵权的事实，与被上诉人的纠纷根本未解决。从被上诉人在（2016）鲁0883民初3551－1号庭审中申请追加苗存峰、郝凤水这一请求上看，自认有这个事实，且将责任推脱应由苗存峰、郝凤水承担。再次，在庭审中，上诉人在（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件和（2018）民初3774号庭审中两次请求法庭到现场勘察，并草拟地理位置图一份递交法庭，与（2014）邹商初字277号案件的草图一致。上诉人单独接转苗自斌承包地块根本与郝凤水合伙纠纷的97.4亩地不是一回事。界址清楚，尽管上诉人在2015年8月17日本院与程振昂的质证笔录中，“堰西是郝凤水个人的，堰东是我与郝凤水共同的……共22万，应给我一半”。这一句话，上诉人也没说错，上诉人与郝凤水合伙经营的97.4亩在堰东。并非堰东所有土地都是合伙的。另关于原告主张63棵树的问题，因被上诉人两次砍伐均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所以报警两次均未得到处理，但审判中将庭审中的询问笔录载入与郝风水说的不一致。一审法院根本未将上诉人与郝凤水合伙纠纷与被上诉人侵权的事由查清。从（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调解书界定的很清楚，合伙纠纷围绕的97.4亩土地栽植的树木。而被上诉人侵占的上诉人单独接转苗自斌承包集体土地约12亩，在97.4亩以外，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不是客观、真实、全面的认定。其次，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递交的1999年2月6日苗自斌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程振昂与苗自斌的转包合同。尽管没有村委会的公章，但不能否认该案件事实的成立。后期被上诉人又递交2017年9月29日由苗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我村村委会从未将北注地河沿承包给苗自彬，1999年2月6日也没给苗自彬签订过承包合同，特此证明。至于苗自斌于1999年2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原件是否存在，在该村委会掌管，根据举证规则第七十五条，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上诉人与其姐夫郝凤水在2004年4月19日接转苗存峰“苗岭村北洼土地承包转让合同，第四条注明；郝凤水、程振昂自费加固的河堰除了苗自乾及苗自彬承包土地北边为终点。旧堰上口的二分之一（东半部）为苗自乾及苗自彬适用经管（方位向南），西半部为郝，程二人种植使用期限十年”。还有苗存峰将其与村委会在2004年3月21日签订的“北注地承包合同中第三条中”加固河崖从自彬承包堰北段向北上顶够4米，存乾及自彬南半段，加固河底植树，河堰由原承包户经管使用，取土来源应确保从河中心线以东。从上述两份合同中可以看出苗自斌承包地与上诉人合伙经营的承包地并非是一块地。从这两份合同中足以证明苗岭村于2017年9月29日出具的证明系虚假证据。再者，从一审法院单独从庭审笔录上与其客观事实上理解误差。上诉人在陈述的价值不一致并不矛盾。第一次起诉没有评估约计60000元损失并要求被上诉人负郝凤水的连带责任，当时市场价值低。陈述约700棵树，并非一次性栽植，有死亡的进行补栽只是粗略的数目。第二次单独起诉约计870棵，是通过评估时进行清点的数量，包括不成材的。价值160000元是从2007年至评估时（2017年9月12日），扣除2014年2月6日合同到期后的孽息，初步计算10万元，包括3000元评估费。三、原、初审、上诉审均已查清事实，且发回重审。首先，从（2017）鲁0883民初4697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鲁08民终1367号民事裁定书中，已将上诉人所述的内容，诉讼请求的事实叙述清楚。其次，从上诉人递交的证据1－9与被上诉人递交的部分证据相互印证后，均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苗自芹侵权的事实，特别是地理位置，客观实际的事实与证据中的叙述相印证，原告所诉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再者，从上诉人证据5“对该地块上树木的评估真实，因合同之日期为2007年3月3日－2014年2月6日”直到2017年9月20日评估扣除2014年2月7日以后产生的效益，主张损失10万元（包括3000元评估费用），客观实际。第一，被上诉人的答辩中认可其购买（2014）邹商民第277号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郝凤水、苗存峰的树木，又否认其侵权，在庭审中不围绕法庭归纳的焦点陈述、举证。第二，从被上诉人庭审中均不认可，没有举出一份足以推翻原告的证据，且相反却前后相互印证其侵害上诉人的事实。第三，从《民事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至第九十三条之规定看，上诉人所述事实已经生效的裁定确认，而被上诉人非但未有证据推翻上诉人的诉求，更加证明了上诉人所诉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请求法庭到现场勘察、丈量，由双方当事人指认地界，结合本案庭审实况，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之目的。 苗自芹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提交证据应当提交原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所谓侵权，仅向法庭提交所谓的“苗自斌”与苗岭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一直没有向法庭提交合同原件，本案在2017年9月29日上午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说合同原件在村委会。（案号2017鲁08**民初4697号。而在2017鲁08**民初4697一案中2017年10月18日上午开庭时当被上诉人拿出村委会2017年9月29日出具的证明时，证明苗岭村委会从未将北洼河沿承包给苗志彬，1999年2月6日也没给苗志彬签订过承包合同，上诉人又说该合同原件在“苗自斌”手中。而在本次上诉状中上诉人又说合同原件在村委会掌管，推定在村委会。关于合同原件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上诉人前后三次说法均不一致，这也证明了上诉人是在虚假诉讼。二、上诉人陈述的所谓在“苗自斌”承包地上栽种的树木的颗数及价值前后不一，2016年7月11日起诉状上诉人诉郝凤水、苗自芹一案中，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由原告单独栽树约700棵，价值约6万元”；2017年9月4日起诉状即本案上诉人诉被上诉人一案：上诉人在诉状中又称“由原告单独栽树870余棵，价值约十六万元”，前后两个起诉状相隔不到一年两个月，树木多了170多棵，价值涨了10万元，不符合客观事实。三、上诉人一直未向法庭提交其主张的所谓的“苗自斌”身份信息情况，所谓的“苗自斌”也一直未到庭作证，不能证明“苗自斌”是否真实存在。四、（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一案中，2015年8月17日主审法官对上诉人的谈话记录中上诉人明确陈述堰西是郝凤水的，堰东是其与郝凤水共同的，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说堰东堰西的问题，并且在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回答堰东堰西的问题时，上诉人也拒绝回答。（原一审第三次开庭2017年10月27日开庭）这个谈话笔录是最原始的，也是上诉人最真实的意思表示，从上诉人在本案不敢回答堰东堰西的问题，说明上诉人心虚，同时本案在2018年4月3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被上诉人问上诉人在3551号案中，在你和郝凤水调解时，郝凤水对你所谓的63棵树是如何陈述的？上诉人明确回答当时没提到这个事，但真实情况是在2017年6月14日庭审笔录（3551号案）上诉人和郝凤水调解时，郝凤水明确答复63棵树在我们承包的97.4亩地之内。 程振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返还侵占私自采伐原告接转苗岭村苗自斌承包地种植树木经济损失约100000.00元(包括承担3000元的评估费)。2、实现本案权益的一切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3月20日，案外人苗存锋与苗岭村委会签订北洼地承包合同，期限10年，面积包括村里土地78.4亩和苗德国土地19亩，共计97.4亩。同年4月19日，苗存锋将该承包地转让给原告程振昂和案外人郝凤水，由郝凤水、程振昂在该承包地种植杨树，期限10年。在苗存锋与苗岭村委会合同到期前几日，村委会要求苗存锋清理地上附着物，欲将土地重新发包。2014年3月21日，被告苗自芹与苗岭村委会签订了78.4亩北洼地承包合同，又与苗德国签订了19亩的转包合同，被告苗自芹接管了苗存锋承包的97.4亩土地。对于地上附着物，郝凤水欲将树木卖给被告苗自芹，后通过苗存锋与苗自芹协商，最终苗自芹同意以38万元的价格接受，2014年5月10日，苗自芹与苗存锋签订了树株转让协议，协议订立后，苗自芹将38万元付给苗存锋，苗存锋将38万元给付郝凤水，后苗自芹又向郝凤水支付了承包地上所建房屋折款2万元。2014年7月10日，苗自芹办理了采伐许可证，对采伐许可证载明的1090株树木进行了采伐。2014年9月，苗自芹再次办理采伐证，程振昂在向郝凤水要求分得卖树款未果的情况下，出面阻止苗自芹领取采伐证。同年9月15日，苗自芹遂将苗存锋作为被告、郝凤水、程振昂作为第三人，请求解除与苗存锋于2014年5月10日订立的树株转让协议，并要求苗存锋返还转让款3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以（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案件受理了该案，诉讼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就相关问题对程振昴进行了询问，程振昂陈述：堰西是郝凤水本人的，堰东是其与郝凤水共同的，后来没包成地，苗自芹要这块地的树他得给60万元，但后期他们协商卖树就没有人给程振昂说，后来听说了。当法庭问程振昂“你当时什么意见？”程振昂回答：“因地不能包了，树我也同意卖，但得给我钱，我当时找郝凤水要，他说堰西18万元归他，堰东20万元也不能分给我一半”；当法庭问程振昂：“什么原因不能给这么多？”程振昂答：“我当时只要求堰东的20万元俺俩均分，郝不同意，我才到镇里找办砍伐证的不让他们发砍伐证。”2015年9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苗自芹与苗存锋于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树株转让协议；郝凤水返还原告购树款309500元（38万元减去70500元）。2015年11月30日，苗自芹对（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以（2015）邹执字第1435号执行案件予以受理。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苗自芹与郝凤水于2016年1月11日达成协议：郝凤水同意将郝凤水2004年承包苗岭村北洼地100亩地面上的树木1650棵折价31.5443（万）元抵尝（偿）郝凤水所欠（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生效判决书中苗志（自）芹款31.5443（万）元。由郝凤水并协助办理树木砍伐证执行费，砍伐证费由苗志（自）芹自己承担。2016年6月26日，苗自芹在采伐树木时与程振昂发生纠纷并报警。同年7月11日，程振昂以郝凤水为被告、苗自芹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以（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案件受理了该案，程振昂在诉状中陈述:程振昂于2004年4月19日接转了苗岭村苗存峰承包的苗岭村北洼地，合同期间为2004、3、12-2014、3、12，面积为97.4亩，后与郝凤水共同出资经营栽种杨树。到了2007年3月3日，程振昂又单独接转了苗岭村苗自斌于1999年2月6日与苗岭村委会签订的北洼地约12亩，与程振昂、郝凤水合伙承包接转苗存峰（锋）的97.4亩接壤。由程振昂单独栽树约700棵，价值约六万元（现被苗自芹砍伐63棵），程振昂与郝凤水接转苗存峰（锋）的合同于2014年3月12日到期，程振昂单独接转苗自斌的合同于2014年2月6日到期。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苗岭村委会对上述土地于2014年3月12日重新发包给苗自芹经营。苗自芹在明知上述土地上有树木未处理的情况下，于2014年5月10日与程振昂、郝凤水的原合同当事人苗存峰（锋）签订了树株转让协议，以40万元的价格（含2万元的护林房），将此款给付苗存峰（锋）。因苗存峰（锋）将合同转让给程振昂、郝凤水合伙经营且将此款全部交给了郝凤水，后来苗自芹在采伐该树时被程振昂及时制止，酿成纠纷。苗自芹于2014年9月15日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程振昂这才得知郝凤水将程振昂、郝凤水二人合伙经营种植的树株及护林房卖于苗自芹，所收入40万元分文未给原告。难以费解的是，郝凤水竟连程振昂单独接转苗自斌的土地上的树株一同转让给第三人。程振昂在接到（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后，主动找郝凤水及苗自芹协商解决，郝凤水不接电话，苗自芹以花钱买得全部树木，对该树木哪是程振昂合伙经营种植的，哪片树林是程振昂的不清楚为由推脱（拖）。在苗自芹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郝凤水时，郝凤水将全部树木折抵给苗自芹。综上，程振昂认为，郝凤水擅自处理合伙经营财产及不享有处分权将程振昂单独经营的财产处理，苗自芹未有了解清楚上述财产的归属，出资将款给付郝凤水，现给程振昂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为此，请求判令郝凤水给付程振昂合伙经营收入20万元，并赔偿损失6万元，合计26万元，苗自芹负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6月14日，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程振昂与郝凤水达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程振昂与郝凤水承包经营苗存锋97.4亩的土地合同期满，在地上种植的树木由郝凤水出售共计40万元。郝凤水于2018年5月1日前一次性给付程振昂12万元合伙分割款。因郝凤水未自动履行调解书的内容，程振昂已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6月20日，一审法院又以程振昂请求判令郝凤水赔偿损失6万元的损失，苗自芹承担连带责任与本案合伙协议纠纷既不属于同一事实与不属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宜合并审判，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为由，作出（2016）鲁0883民初3551-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程振昂的起诉。2017年8月23日，苗自芹采伐树木时又与程振昂发生纠纷并报警。2017年9月14日，程振昂以苗自芹砍伐其单独接转的苗自斌12亩北洼地（与程振昂、郝凤水合伙接转苗存峰（锋）的97.4亩接壤）的树木63棵、合伙的40余棵，合计110棵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苗自芹赔偿返还侵占私自采伐程振昂接转苗岭村苗自斌承包地种植树木经济损失约100000元。一审法院以（2017）鲁0883民初4697号民事案件受理后，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鲁0883民初469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程振昂对被告苗自芹的起诉”。裁定书送达后，程振昂不服裁定，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鲁08民终1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7）鲁0883民初4697号民事裁定；二、指令邹城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017年9月29日，苗岭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村村委会从未将北洼地河沿承包给苗志彬，1999年2月6日也没给苗志彬签订过承包合同，特此证明。“2017年9月15日，苗岭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村2014年将村北洼地承包给本村村民苗自芹，四至为北至张马地界，南至满水桥，东至香看公路，西至滑将东岸，特此证明。”苗存锋也于2017年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04年3月20日我与苗岭村委会签订的北洼地承包合同，2013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因村委会将上述承包地又包给了苗自芹，我将承包地上的附属物均卖给了苗自芹，卖附着物的四至为北至张马地界，南至满水桥，东至香看公路，西至滑将河东岸，卖树款苗自芹已给我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本案是否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是被告是否承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具体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与（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件并不相同，程振昂亦认可其与郝凤水就二人共同承包的树木分割款纠纷已经处理完毕，程振昂在本案中系主张除97.4亩之外自己还另行转包了苗自斌的12亩土地，并认为苗自芹砍伐了该12亩土地上由程振昂种植的树木，程振昂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其单独接转了苗岭村苗自斌于1999年2月6日与苗岭村委会签订的约12亩的北洼地与其和其姐夫郝凤水合伙接转苗存锋的97.4亩土地接壤，其单独种植的树被被告砍供了63棵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苗自斌于1999年2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程振昂与苗自斌的转承包合同复印件予以证明；程振昂提交的1999年2月6日有苗自斌名字的《承包合同》系复印件，没有苗岭村委的公章，合同首页载明“为发展生产、有利于集体，经有关人员协商：第二经营组所辖北洼河沿一片地（未量尺码）承包给个人管理种植”。第四条约定“只准种植，不准卖沙土，转让要经有关方面同意”。对于该《承包合同》，程振昂陈述原件保存在苗岭村委会，但苗岭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该村村委会从未将北洼河沿承包给苗志彬，也未在1999年2月6日与苗志彬签订过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程振昂在对其主张的在单独承包苗自斌12亩土地上所种树木数量的表述时前后不一致，其在（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案件的诉状中陈述到“单独栽树约700棵，价值约六万元”，在本案中，其诉状中又陈述到“单独栽树约870棵，价值约十六万元”。综上，依据程振昂提交的一份没有约定承包面积的《承包合同》复印件及程振昂在不同案件中对同一事实作出的有矛盾的陈述，不足认定认定原告的主张。其次，关于原告主张63棵树被被告砍伐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案件时，询问程振昂的姐夫郝风水“这个63棵树，原告自己栽的还是你们合伙的，在不在你们合伙范围内”时，郝凤水答“在我们承包的97.4亩地之内，我弟弟栽了一部分，我们也栽了一部分，卖的这个树是在20万元之内，不在40万元之内，是我们合伙之内的树”。同时，在（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案件中，当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就相关问题询问程振昂时，程振昂曾表示：“…堰西是郝凤水个人的，堰东是我与郝（郝凤水）共同的…共22万，应给我一半。”在本案审理中，当法庭询问“原告主张的土地都是在堰东？”原告答：“是的都是在堰东。”当法庭又询问“杨树多长时间成才？原告为什么不自己采伐（单独种植的树木）？”原告答“这个不好说，原告想将和郝凤水的纠纷处理完比之后在进行采伐。原告在矿上上班家里没有人。”而在一审法院（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件中郝凤水已同意给付程振昂共同承包树木分割款12万元，因郝凤水未能履行给付12万元的义务，程振昂已申请强制执行。并且，在（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民事案件中，程振昂提交一审法院起诉状的第二页第二段的开始及结尾处分别陈述到“原告、郝凤水接转苗存峰（锋）的合同于2014年3月12到期，原告单独接转苗自斌的合同于2014年2月6日到期。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苗岭村委会对上述土地于2014年3月12日重新发包给苗自芹经营。”“详见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4）邹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这才得知郝凤水将原告、郝凤水二人合伙经营种植的树株及护林房卖于苗自芹，所收入40万元分文未给原告。难以费解的是，郝凤水竟连原告单独接转苗自斌的土地上的树株一同转让给第三人。”综上，原告程振昂对其应主张的单独种植树木的棵数、价值及树木是否已被郝凤水一同转让被告的陈述存在着前后矛盾，且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合法所有的树木遭受到了被告苗自芹的侵害，故其请求苗自芹赔偿经济损失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程振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程振昴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在邹城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3民初3551号案中主张应当分得与郝凤水合伙种树的卖树款及在其单独承包的苗自斌的土地上种植的树木损失时称其在转承包苗自斌的土地上栽种了约700棵树木，并称当时已被被上诉人砍伐了63棵，而上诉人在本案提交的鉴定报告中所鉴定的为292棵树，上诉人在书面证明中称“本人程振昂经多次清点，共清点出树木292棵，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上诉人对于自己所称的在转承包苗自彬土地上栽种的树木数量前后存在矛盾。且对于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所称的上述已被被上诉人刨掉的63棵树，郝凤水称程振昂主张的已被苗自芹刨掉的63棵树是在其与程振昂承包的97.4亩地之内。依据上诉人提交的与苗自斌签订的北洼地承包转让合同，合同载明苗自斌自愿将承包苗岭村北洼地一片转给程振昂，但同时也注明了“未量尺码”，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确定上诉人主张的该片土地的四至及面积为12亩，上诉人二审中虽然提交了两份承包合同，但该两份承包合同除了提及苗自彬（斌）之外，还同时提及了苗存乾，故依据上诉人提交的一、二审证据，亦不能直接认定与97.4亩土地接壤的全部为上诉人独自转承包的苗自斌的原承包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上诉人砍伐的树木即处在其所主张的转承包的苗自斌的12亩土地范围之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砍伐了其独自转承包的苗自斌12亩土地上的树木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100000元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程振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 东 审判员 张 杰 审判员 吕玉宝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