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17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治全，男，195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泸县，现住六盘水市钟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发平，男，1986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水城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毛志芳，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1676429。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奎，男，1979年3月2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宗寿，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天柱县。 上诉人邓治全、李发平因与被上诉人黄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黄奎提起诉讼，请求：1.二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19,000元货款；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我向二被告赊购活羊，因二被告倒卖的活羊已患病，至我购买的活羊全部死亡，亏损6万元余元。2014年4月3日，经双方结算，我向二被告出具了6.5万元的欠条。欠条出具后，我分四次向二被告支付了货款1.9万元，实际只欠二被告货款4.6万元。后因我未能支付余款，二被告于2017年5月向纳雍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由于我当时付款的银行凭据失落，未能向法庭提交，加之二被告不认可收到该货款。纳雍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黔0525民初1401号（以下简称“1401号案件”）民事判决。判决我支付二被告货款6.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我因此承担了败诉的结果。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我找到银行支付凭据出具给该案的执行法官，但并未得到扣减，致使我超额履行了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被告邓治全辩称：我与被告李发平一直合伙做活羊生意，我们与原告发生多次交易。原告黄奎陈述多支付货款19,000元不属实，该19,000元我们确已收到，但该款不是偿还1401号案件中6.5万元的欠款，而是用于偿还2014年2月27日结算的欠款53,520元，该笔货款已经支付完毕，我们也因此未起诉。现在只要原告黄奎能提交支付货款的所有凭据证实我们确已多收取了货款，我们可以退还。 原审被告李发平辩称：原告黄奎偿还的19,000元确实打在我的账户，因我与邓治全是合伙做生意，可以收受原告支付的货款，该19,000元是用于偿还原告的另一笔欠款53,520元，与原告主张的1401号案件无关联。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以来，本案被告邓治全、李发平合伙向原告黄奎销售活羊。2014年4月3日，双方经过结算，黄奎共向邓治全、李发平赊购活羊62只，总价款6.5万元。由于当时无钱支付，黄奎便向邓治全、李发平出具了欠条1份，认可拖欠邓治全、李发平货款6.5万元，并承诺同年4月20日之前清偿完毕，如逾期不清偿，则每拖欠一天支付资金占用费100元。逾期后，黄奎未按约定支付货款。邓治全、李发平索要未果，于2017年6月5日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黄奎清偿货款本金6.5万元，并按年利率24%从2014年4月20日起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诉讼中，黄奎辩称其在结算后曾经向邓治全、李发平支过付货款，但邓治全、李发平不予认可，黄奎也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纳雍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黔0525民初号1401号民事判决，判决黄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偿邓治全、李发平货款6.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时间从2014年4月20日起到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判决书同时明确黄奎若确有证据证实其确已支付过货款，可另案主张权利。该判决书生效后，黄奎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双方于2017年11月21日达成执行和解，由本案原告黄奎分期偿还二被告欠款本息67,000元，最后一期约定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执行和解协议》还明确如最后一期支付确有困难可在申请人同意的基础上延期一个月偿还。《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黄奎陆续履行了6万元，尚欠7,000元至今未履行。执行过程中本案原告黄奎找到打款19,000元给李发平的证据，要求扣减未果。黄奎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二被告返还其多支付的19,000元。庭审中，原告黄奎提交了结算后的打款凭据回单2张及农村信用联社储蓄卡业务凭证2份，证明其在2016年4月3日结算后于2014年6月3日通过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被告李发平支付了购羊款10,000元，于同年7月21日通过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被告李发平支付了购羊款5,000元，并陈述另行支付4,000元给被告李发平，二被告庭审中对2014年4月3日后收到黄奎给付的19,000元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款是偿还53,520元的欠款，不是偿还1401号案件中6.5万元的欠款。 另查明，被告邓治全与原告黄奎在2014年还发生了多次活羊交易，经结算的有两次。其中2014年2月27日结算的53,520元，原告黄奎向被告邓治全出具了欠条，该欠条载明是欠被告邓治全个人，欠条并注明活羊数量及价款，该笔欠款已支付完毕，欠条虽未返还原告黄奎，但被告邓治全已自行将欠条划“×”表明作废。2014年5月22日结算的17,000元，黄奎出具的欠条注明是欠被告邓治全个人6只活羊的价款，该笔欠款被告邓治全已于2017年6月6日提起诉讼，经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1402号判决书作出判决并已经执行完毕。 原审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是原告支付了购羊款，原告认为因其不能提交依据证实其已付部分购羊款，导致其在（2017）黔0525民初1401号中败诉，承担了包括已付的部分羊款在内的货款6.5万元本息，造成其权益受到损害，要求二被告返还。故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 关于二被告应否返还原告支付的购羊款19,000元的问题。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的前提是原告偿还的19,000元确实是偿还1401号案中的6.5万元欠款。在该6.5万元欠款案件中，双方于2014年4月3日通过结算，原告黄奎向二被告出具了欠条，欠条载明原告欠二被告的货款为6.5万元。结算后，原告黄奎陈述其向被告李发平支付了19,000元，被告李发平也认可收到19,000元的事实，但辩称是偿还2014年2月27日的欠款53,520元。从双方交易习惯可看出，二被告合伙与原告发生的交易，在结算出具欠条时均明确为欠二被告货款，被告邓治全单独与原告发生交易时也只明确是欠被告邓治全的货款。原告黄奎付款给被告李发平未取得欠条相对人邓治全的同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黄奎将款直接支付给被告李发平不能认定是偿还欠被告邓治全个人的货款，且二被告辩称该19,000元是偿还结算前邓治全的个人欠款53,520元无证据佐证，不符合交易习惯，更与常理不符，不予采纳。（2017）黔0525民初1401号判决书中同时明确若黄奎其确有已支付依据可另案主张，故应认定该19,000元是偿还二被告合伙与原告发生的6.5万元欠款。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应得该19,000元，其得到该19,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给原告黄奎。故原告黄奎主张由二被告返还该19,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被告李发平、邓治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奎19,000元。案件受理费276元，减半收取138元，由被告李发平、邓治全负担。 一审宣判后，邓治全、李发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系纳雍县海坝居委会推荐的公民，其与被上诉人不属于同一社会团体，故不符合代理条件，一审允许其代理，构成程序违法。二、上诉人邓治全、李发平之间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李发平支付的案涉19000元系用于支付53520元的该笔欠项，而非65000元的欠款。一审认定案涉19000元系用于支付65000元的该笔欠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黄奎答辩称：双方就53520元的欠款已经结清，被上诉人在双方结清该笔款项后，另行向上诉人支付了19000元，用于偿付另一笔65000元的欠款。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支付该笔65000元欠款的诉讼中，被上诉人亦提出已向上诉人支付15000元，但因未能提供相应打款凭证，故未在该案中扣减被上诉人已支付的相应费用。现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打款凭据，以及上诉人认可已经收到被上诉人已付19000元的事实，应当认定上诉人支付的19000元系用于支付65000的欠款。上诉人取得该19000元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被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31日、2014年6月3日、2014年7月21日向上诉人李发平汇款2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储蓄（卡）业务凭证，拟证明：该三笔款项均系被上诉人所汇，虽然53520元的欠条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邓治全一人出具，但被上诉人通过向上诉人李发平汇款的方式支付了部分款项，说明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二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其支付给李发平的款项是支付给二上诉人。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邓治全支付的款项之所以打到李发平的账户，系基于邓治全借用李发平的账户接收款项。 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上诉人李发平向被上诉人汇款的事实，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买卖活羊进行多次交易，双方就交易情况进行结算后，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2月27日向邓治全出具53520元的欠条，2014年4月3日向邓治全、李发平出具65000元的欠条，2015年5月22日向邓治全出具17000元的欠条。其中，2014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向邓治全出具的53520元的欠条已被划×表示作废。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3月31日、2014年6月3日、2014年7月21日向上诉人李发平汇款25000元、10000元、5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李发平打款时知晓二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另以现金方式向二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款项。二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审理程序是否违法；2.案涉19000元是否用于支付被上诉人2014年4月3日出具给邓治全、李发平的欠条载明的65000元欠款。 关于本案审理程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纳雍县雍熙镇海坝村村民，其所在村集体可为其推荐诉讼代理人。周宗寿系纳雍县雍熙镇海坝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其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法律未明确规定被推荐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公民与当事人均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符合代理条件，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二审诉讼提出异议亦于法无据，对其异议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19000元是否用于支付被上诉人2014年4月3日出具给邓治全、李发平的欠条载明的65000元欠款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所举证据，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27日向邓治全出具53520元的欠条后，于2014年3月31日向李发平付款25000元，此时65000元的欠条尚未出具，结合被上诉人关于53520元的欠款有部分是通过现金支付，部分通过李发平的账户打款支付的陈述，以及被上诉人在打款时知晓上诉人邓治全、李发平二人系合伙关系的客观事实，应认定被上诉人向李发平支付的25000元系用于支付53520元的该笔欠款，即53520元的欠条虽系上诉人向邓治全一人出具，但上诉人仍通过向李发平付款的方式对该笔欠款进行清偿，故不能以53520元的欠条仅载明邓治全而否认李发平收取的案涉19000元与该笔欠款的关联性。被上诉人称以欠条载明的债权人信息对其所付款项进行区分的逻辑不能成立。二上诉人认可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案涉19000元，但否认该笔款项系用于支付65000元的欠款，被上诉人称该19000元系用于支付二上诉人65000元的欠款，但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成立。虽然被上诉人在（2017）黔0525民初1401号案件中提出其已支付二上诉人部分款项的抗辩主张，鉴于双方之间因交易产生的欠款不止一笔，而上诉人主张的案涉19000元系53520元的欠条和65000元的欠条出具后支付，在被上诉人未能对其首笔欠款53520元的支付情况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53520元的欠条被划×表示作废，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付清了该笔欠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的19000元不在该笔欠款之列，即便被上诉人在上述案件中提交了该19000元的付款凭据，亦不能据此证明该笔款项系用于支付65000元的欠款。被上诉人称其出具65000元的欠条时，双方就53520元的欠款已结清，故将该欠条划×作废，否则出具65000元的欠条时应当在欠款金额中加上欠款53520元中的未付部分，但结合被上诉人在未付清65000元欠款的情况下，又另行出具17000元欠条的事实，可知，三张欠条分别对应每笔独立的欠款，出具欠条与支付欠款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性，故对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被上诉人称其就65000元的欠款已多支付了上诉人19000元，缺乏事实依据，对其主张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9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本案案由原审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但其判决书叙述案件的审理经过部分将本案案由表述为买卖合同纠纷存在瑕疵，二审对此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黄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6元，共计414元，由被上诉人黄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孝春 审 判 员 罗 珣 审 判 员 吉 雪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任云娇 书 记 员 何曼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