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6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玉兰路**达美苑****塔楼****裙楼及地下室****房。法定代表人：罗健，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健，男，汉族，1981年11月3日生，住湖南省隆回，住湖南省隆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爱兵，男，汉族，1985年9月10日生，住湖南省邵阳，住湖南省邵阳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楚霞芬，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凌峰，男，198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坚，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嘉，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升公司）、罗健、郭爱兵因与被上诉人廖凌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升公司、罗健、郭爱兵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驳回廖凌峰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阳升公司通过与可可家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可家里公司）签订《省级独家代理协议书》，依法取得可可家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湖南省地区代理权，并有权在湖南省内发展分销商。阳升公司与廖凌峰签订《市代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授予廖凌峰衡阳地区独家代理权，《市代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二、廖凌峰签订《市代理合作协议》后，取得衡阳地区代理权，其代理的产品为可可家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可可家里公司推出的可可家里娱乐系统、小鲸娱娱乐系统均为可可家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产品。《市代理合作协议》可以继续履行，不存在解除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市代理合作协议》达到法定解除条件，判决解除《市代理合作协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阳升公司收取的代理费不应当返还，即便要返还，一审法院以廖凌峰已支付的部分代理费认定为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以廖凌峰支付的部分代理费为基础，根据合同已履行期限，判决阳升公司向廖凌峰返还未履行期限的代理费，属于判决错误。四、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之间不构成人格混同，罗健、郭爱兵对阳升公司的责任不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廖凌峰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案件涉及到的北京可可家里公司产品不能继续销售，资金链断裂发生违约事件，其有权解除合同。二、阳升公司的股东罗健、郭爱兵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发生混同，构成人格混同，应当与阳升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廖凌峰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廖凌峰与阳升公司签订的《代理商合作协议》；2、判令阳升公司向廖凌峰退还代理费246400元；3、判令罗健、郭爱兵对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的债务向廖凌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阳升公司、罗健、郭爱兵承担该案诉讼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9月9日，可可家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可家里公司”，为合同甲方）与罗健、郭爱兵（为合同乙方）签订《省级独家代理协议书》，约定内容为：甲方授权乙方为可可家里公司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湖南省独家代理商；合同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8日；乙方有“对约定代理产品的自主经营权”的权利；“乙方在代理区域内发展分销商的，应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在销售过程中应与分销商或销售单位签订目标产品市场保护的有关约定，如因乙方未履行此约定而导致第三方发生违反甲方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行为，将视为乙方的违约责任，乙方应承担本条第四款的违约责任”。2、2017年3月3日，阳升公司（为合同甲方）与廖凌峰（为合同乙方）签订《代理商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为：甲方将公司产品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安装与售后服务工作，悉数交由乙方完成；乙方经营区域范围为衡阳地区；“代理费”总计40万元，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3月4日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5万元，“代理费”概不退还；协议有效期为5年，从2017年3月3日至2021年9月8日。当时，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宣传单内容为：可可乐行是由可可家里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该系统由可可乐行app以及配套的可可乐行车载pad组成；A套餐内容为，用户以0首付，0安装费购买可可乐行产品，分24期支付9999产品价款，每月497元，同时，用户每月可以获得400元油卡,且有加油打折优惠；B套餐内容为，用户以0首付，0安装费购买可可乐行产品，分24期支付8999元产品价款，每月447元，同时，用户每行驶百公里免费送油2-3升。3、2017年3月4日，廖凌峰支付“代理费”20万元给阳升公司。之后，阳升公司于合同履行过程中，陆续从廖凌峰应得的报酬中扣收了46400元“代理费”。廖凌峰一共缴纳了“代理费”246400元，阳升公司予以承认。4、合同签订后，廖凌峰依约在衡阳地区进行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销售及安装服务。可可家里公司将廖凌峰应得的报酬支付给阳升公司，阳升公司将廖凌峰应得的报酬支付给廖凌峰。5、2018年2月26日，可可家里公司通过可可乐行app发出通知，通知内容为：确定2月26日之后的返油不能正常进行，并提供两个解决方案；根据后续可可家里公司资金到位情况陆续进行划拨，返油的总金额和最终期限保持不变；或可可家里公司提供一套价值5999元的小鲸娱车载娱乐终端设备，冲抵剩余的待还金额。2018年3月2日，可可家里通过可可乐行app发出通知，通知内容为：确定由于可可家里公司预期资金未到位，造成了客户返油迟延到账；所有晋商消费金融分期正常还款的可可乐行用户的自3月20日至6月20日的还款，由可可家里公司代为偿还，代为偿还期间不提供返油服务；6月20日之后，按照原合同执行。2018年3月25日，可可家里通过可可乐行app发出通知，通知内容为：原定于3-6月份的可可家里公司代为偿还贷款的事项未能执行，请各位用户及时向银行还款，以免影响征信记录。2018年3月6日，中国质量万里行消费投诉平台收到消费者关于可可家里单方面违约的集体投诉。6、2018年3月以来，阳升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已人去楼空。2018年4月23日，原阳升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已变更为湖南比米网络（案外人）的营业地。另查明，罗健自2017年3月4日至2018年3月23日分21次陆续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6.32万。郭爱兵分2次陆续从被告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35万元。另案张君于2016年12月7日通过支付宝支付平台向郭爱兵支付了可可乐行“代理费”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是否达到《代理商合作协议》的解除条件、“代理费”的归还数额以及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1、是否达到《代理商合作协议》的解除条件。首先，在《代理商合作协议》中，出现了“特约销售服务保证金”、“销售安装服务费与结算方式”等与销售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有关的约定；《代理商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廖凌峰实际上代理销售、安装了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阳升公司依廖凌峰的代理行为收到了可可家里公司发出的廖凌峰应得的报酬。所以，在《代理商合作协议》中，阳升公司授予了廖凌峰于衡阳地区内代理销售、安装可可乐行-车联网娱乐系统的权利。其次，依《代理商合作协议》，廖凌峰支付246400元“代理费”，而被告根据得到的代理权销售、安装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并以其代理行为获得报酬。阳升公司与廖凌峰之间虽是代理关系，但在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应该对等。廖凌峰支付了246400元“代理费”，以希望通过其代理行为获得廖凌峰应得的报酬；阳升公司应负有保证合同约定的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可以销售的义务。最后，根据可可家里app的通知和中国质量万里行网站上的投诉，可可家里公司因其资金链断裂，已不能支付可可乐行-车联网娱乐系统的返油卡费用；而在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中，可可家里公司的返油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因可可家里公司的违约，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已无法继续销售。而且，可可家里公司新推出的产品小鲸娱车载智能娱乐系统不是《代理商合作协议》的标的。因可可家里公司的违约，阳升公司作为《代理商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无法保证合同标的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可销售性，且办公场所人去楼空，造成根本违约，廖凌峰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综上，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九十四条（四），廖凌峰具有法定解除权，可解除《代理商合作协议》。2、“代理费”的归还数额。《代理商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为2017年3月3日至2021年9月8日，约54个月；至双方合同解除之日，已履行期限为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25日，约为14个月。该院认为，双方合同性质为继续性合同，解除合同不具有回溯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应归还的“代理费”数额为246400×（1-14/54）=182519元。3、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2016年9月9日，罗健、郭爱兵与可可家里公司签订《省级独家代理协议》；之后，阳升公司与多人签订《代理商合作协议》。罗健自2017年3月4日至2018年3月23日分21次陆续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6.32万。郭爱兵分2次陆续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35万元。另案张君于2016年12月7日通过支付宝支付平台向郭爱兵支付了可可乐行“代理费”10万元。在人员和业务方面，罗健、郭爱兵与可可家里公司签订省代理合同，并在之后以阳升公司的名义与多人签订市、县代理合同；更重要的，在财务方面，罗健与郭爱兵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频繁，且数额较大，致使阳升公司的账户余额始终处于2、3万元左右。该院认为，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罗健与郭爱兵应就阳升公司对廖凌峰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九十四条（四）、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判决如下：一、解除廖凌峰与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商合作协议》；二、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廖凌峰退还“代理费”182519元；三、罗健、郭爱兵对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廖凌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罗健、郭爱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4996元，减半收取计2498元，诉讼保全费用1752元，共计4250元由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罗健、郭爱兵共同承担。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代理商合作协议》是否达到解除条件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可可家里app的通知和中国质量万里行网站上的投诉，可可家里公司因其资金链断裂，已不能支付可可乐行-车联网娱乐系统的返油卡费用；而在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中，可可家里公司的返油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因可可家里公司的违约，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已无法继续销售。而且，可可家里公司新推出的产品小鲸娱车载智能娱乐系统不是《代理商合作协议》的标的。因可可家里公司的违约，阳升公司作为《代理商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无法保证合同标的可可乐行-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的可销售性，且办公场所人去楼空，造成根本违约，廖凌峰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一审判决廖凌峰可依法解除《代理商合作协议》，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代理费”的归还数额的问题。根据《代理商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为2017年3月3日至2021年9月8日，约54个月，至双方合同解除之日，已履行期限为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25日，约为14个月。一审据此认定阳升公司应归还廖凌峰“代理费”182519元[246400×（1-14/54）]并无不当。故阳升公司提出的不应返还未履行期间的代理费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本案中，罗健、郭爱兵与可可家里公司签订《省级独家代理协议》后，阳升公司与多人签订《代理商合作协议》。自2017年3月4至2018年3月23日，罗健分21次陆续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6.32万，郭爱兵分2次陆续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3.35万元。2016年12月17日，另案张君通过支付宝支付平台向郭爱兵支付了可可乐行“代理费”10万元；在人员和业务方面，罗健、郭爱兵与可可家里公司签订省代理合同，并在之后以阳升公司的名义与多人签订市、市代理合同；更重要的，在财务方面，自从事代理业务开始起，罗健与郭爱兵从阳升公司提取资金频繁，且数额较大，致使阳升公司的账户余额始终处于2、3万元左右，阳升公司不能独立处理代理业务。一审据此认定罗健、郭爱兵与阳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罗健与郭爱兵应就阳升公司对廖凌峰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阳升公司、罗健、郭爱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996元，由上诉人湖南阳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罗健、郭爱兵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邓 安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