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7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路铁砚大街**。投资人：黄俊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少善，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桂英，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众江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新路以西桃园路以南金桃园****07B。法定代表人：张明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钊，广东长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俊达，男，汉族，1970年5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以下简称日为食品厂）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众江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江源公司）、原审被告黄俊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日为食品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众江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众江源公司向日为食品厂返还条码费77808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利息按贷款月利率6.3‰计，以77808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6日起算到付清之日止）；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众江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商品经销合同书》签订后，日为食品厂向众江源公司供了第一批货，众江源公司抵扣了5万元条码费，之后又在应支付给日为食品厂的货款中扣下27808元条码费。众江源公司两次合计扣下77808元货款作为条码费，但没有按合同约定向日为食品厂提供与华润万家超市签订的渠道进货协议、华润万家出具的费用收据原件、首批送货单复印件。众江源公司无法证实日为食品厂的商品是否在华润万家超市销售。众江源公司第二次扣下货款27808元除了不符合同第九条B款第2-3项约定的条件之外，还不符合第九条第B款第1项约定的条件(累计销售额达30万元)。《商品经销合同书》第九条B条第(1)项约定的累计销售额不包含促销商品的销售额。商品促销活动给予众江源公司的报酬已在第九条C款中约定，且众江源公司已按约定以促销活动的销售额为基数计算费(84384元=33350+23266+27768)用给众江源公司，众江源公司不能再将促销期间的销售额作为正常期间的销售额累计到条码费的计费基数中要求日为食品厂支付条码费。众江源公司扣下货款77808元作为条码费，因约定条件未成就，应退还日为食品厂。（二）一审判决日为食品厂支付众江源公司22196元及利息的理由是计算条码费的累计销售额包含促销商品的销售额，因为累计销售额达到30万元以上，故日为食品厂要支付众江源公司的条码费余额22196元及利息。日为食品厂认为计算条码费的累计销售额不包括促销商品的销售额，条码费的累计销售额是正常情况下的销售额之合，促销商品的销售额不应计入条码费的销售额当中，因为促销商品的销售额已另行支付快讯费给众江源公司。1.众江源公司提交的《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其中行号13，日期2017-11-06，“进场费用”27768元属于错列表格项目，实际上应列在“快讯费用”项目(促销费用)，因为从日期来看，2017-11-06属于促销活动期间，表格的“备注”一栏中也写明是“快讯货”(促销费用)，故27768元是快讯费用。2.《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表格中剔除行号6、7、9、10、13项销售额，正常销售额只有68600元(37400+31200)，远不够30万元，促销销售额264888元(114660+41340+34320+46800+27768)，即使加上27768元也不够30万元，支付条码费余额的条件不成就，一审判决日为食品厂支付条码费不符合合同约定。3.从《悠盈经销商入场费用申请表》分析，日为食品厂于2016年9月12日在该申请表中写明：“首批结算货款金额中扣除5万元，余下5万元条码费在正常销售订货额达到30万元时一次性扣除(快讯订货除外)”“以上订货量1500件只能相应抵扣5万元海报费(快讯费)”，且以上申请表中备注核销要求均详细约定：促销商品订货量是按在促销活动期间内订单的数量来计算的，如果活动结束后再订货不计入本期活动的订货量，不能用于核销当期的促销费用。4.从合同分析，双方签订的《商品经销合同书》第9条分为3款约定，分别是：A报价；B条码费；C促销费用，明确约定了促销费用与条码费分别核算及核销方式的不一样，且其中B条码费第(1)项核销方式中约定：条码费的核销方式在第一批结算货款金额中扣除5万元，余下5万元条码费当累计销售达30万元时一次性扣除。C促销费用(海报费用5万元／档期，每期订货量不得低于1500箱)。两项费用(条码费和促销费)的核销条件不一致，核销票据标准也有不同的要求，条码费的要求是提供a、与华润万家超市签订的渠道进场协议书；b、华润万家超市收取众江源公司进场费10万元的费用收据原件；c、华润万家超市签收的首批送货单复印件。而促销费用的要求是提供a、促销协议；b、费用收据原件；c、水印相机照片(显示渠道名称、照相日期)；d、海报。上述材料交给日为食品厂经审批合格30天后，才可在货款中抵扣，不能以现金的方式支付。本案中，众江源公司在第一笔货款中按合同约定扣除的5万元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交相应的核销票据。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众江源公司已扣除的5万元，认定众江源公司已满足核销票据的要件，属认定事实错误。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将促销费用的销售金额累计至条码费中，导致日为食品厂重复支付条码费、快讯费，给日为食品厂造成重大损失，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日为食品厂的上诉请求。众江源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日为食品厂的上诉意见。黄俊达述称，同意日为食品厂的上诉请求。众江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日为食品厂支付众江源公司条码费22192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黄俊达对日为食品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日为食品厂、黄俊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日为食品厂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众江源公司向日为食品厂返还货款（条码费）77808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利息按贷款月利率6.3‰计，以77808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6日起算到付清之日止）；2.众江源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为食品厂系一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糕点、面包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的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为黄俊达。众江源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日为食品厂于2016年7月5日签署一份《商品经销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华南地区“悠盈”品牌沙琪玛定量装系列产品之授约经销商。乙方必须在指定销售区域内或指定渠道内销售产品，不得擅自越区销售，扰乱甲方市场秩序，一旦发现乙方跨区销售行为，经甲方查证属实，甲方有权取消乙方所有市场支持，情况严重取消经销商资格。结算方式款到发货。市场支持：A、按报价A结算；B、条码费：1、核销方式为按第一批结算货款金额中扣除5万元，余下5万元条码费当累计销售达30万元时一次性扣除；2、核销票据：渠道进场协议、费用收据原件、首批送货单复印件；3、核销时间：收集齐核销资料经甲方审批合格30天后核销，在货款冲减；C、促销费用（海报费用5万元/档期，每期订货量不得低于1500箱）：1、核销方式为按结算货款金额30%核销，直到核销完双方约定金额为止；2、核销票据：促销协议、费用收据原件、水印相机照片、海报；3、核销时间：收集齐核销资料经甲方审批合格30天后核销，在货款冲减。合同期限：本合同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有效”。后众江源公司因日为食品厂未全部支付上述条码费而引起纠纷，众江源公司遂于2018年4月26日将日为食品厂诉至一审法院。庭审时，众江源公司提交了七份《日为食品厂送货单》，用以证明其自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11月6日向日为食品厂累计订货333528元、累计销售超过30万元；提交了一份《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2017年01月份对账单》，用以证明日为食品厂在发送给众江源公司的对账单中确认在2017年11月核销进场费（条码费）37400元、2018年1月份核销12600元（5万元已核销完毕），但双方实际核销金额为50040元，余下5万元在销售额达到30万元可核销；提交了一份《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回复函》，用以证明日为食品厂于2018年1月23日在发送给众江源公司的函件中认可还有部分条码费未核完；提交了一份《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用以证明日为食品厂在发送给众江源公司的对账单中确认订货金额为333488元（我司已经足额支付货款）及已核销77768元条码费；提交了一份《华润万家深圳配送中心验收清单》，用以证明日为食品厂的上述产品在华润万家销售。对此日为食品厂则认为，该《送货单》和《对账单》仅能证明正常销售额和促销销售额合计超过30万元，但累计销售额不应包括促销的销售额，发生在2016年11月23日、2017年1月17日两次送货单金额合计68600元是正常销售额，其余的送货单均是促销的销售额，为此日为食品厂已支付促销的快讯费用56616元；该《应收明细账本》已明确备注每批货物是正常销售还是快讯货品，所载明的“进场费用77768元”并不是核销费用；该《华润万家深圳配送中心验收清单》恰恰证明众江源公司所配送到华润万家的货物并不是经销的全部数量。针对众江源公司的上述诉请，日为食品厂提交了《入场费用申请表》（为打印件）《促销费用申请表》（为复印件）予以反驳，该《入场费用申请表》手写备注有“首批结算货款金额中扣除5万元，余下5万元条码费当正常销售订货额达30万元时一次性扣除（快讯订货除外）”《促销费用申请表》手写备注有“以上订货量1500件只能相应抵扣5万元海报费”，用以证明双方对促销商品另有约定，促销不应列入正常销售额中，正常销售额的条码费（入场费）10万元需达到累计销售额30万元才能付清。众江源公司则反驳称，该《华润万家深圳配送中心验收清单》仅是其中一张销售凭证，因配送量很大，且众江源公司代理的产品很多，而华润万家是统一列出清单，且该证据也不是本案的关键证据，而日为食品厂的质疑也没有提供实质证据加以证明其把产品销售到其他零售店；该《入场费用申请表》《促销费用申请表》不是原件，故不予认可，且所载明该内容为手写的字体，不清楚来源。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商品经销合同书》《送货单》《对账单》《应收明细账本》《入场费用申请表》《促销费用申请表》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众江源公司与日为食品厂的经销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众江源公司为日为食品厂经销约定货物，但日为食品厂未予全部履行相应款项，已构成违约，故日为食品厂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余下款项及迟延付款利息的义务。关于众江源公司主张日为食品厂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合同逾期之日（即2018年1月1日）起以条码费22192元为本金支付利息的诉请，并未超出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故黄俊达对日为食品厂的涉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众江源公司主张黄俊达对日为食品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予以纠正。关于涉案合同约定“获得市场支持的累计销售额”的认定。依双方所签订的涉案合同第九条关于“市场支持”中“B项条码费”和“C项促销费用”均约定了不同的成就条件，是获得市场支持的两个不同的独立内容，即获得“条码费”市场支持的累计销售额并不排除促销的销售额，故日为食品厂的该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条码费核销金额的认定。鉴于前述涉案合同中有关获得市场支持的累计销售额并不排除促销的销售额，从日为食品厂发送给的众江源公司的交易凭证，其中：《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2017年01月份对账单》可反映日为食品厂已于2017年1月在众江源公司应付货款中核销两笔“进场费”合计5万元（实际核销金额50040元）；《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可反映日为食品厂于2017年11月6日在众江源公司累计销售额超过30万元时确认一笔“进场费用”27768元，加上前述两笔“进场费用”50000元，合计77768元；《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回复函》可反映日为食品厂确认“涉案合同期间内未核完的部分入场条码费用（经双方确认为准）30%比例核销未核完的部分条码费用”，在上述证据已证明日为食品厂已按合同约定核销第一笔条码费（进场费）5万元及在累计销售额超过30万元时又核销余款5万元中的27768元的情况下，现日为食品厂以众江源公司未满足合同有关核销票据和核销时间的条件而拒付余下条码费22192元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且诉讼中日为食品厂也一直未能举证证明众江源公司存在不按合同约定的指定渠道销售涉案产品的违约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另外，关于日为食品厂提交了《入场费用申请表》《促销费用申请表》予以反驳“双方对促销商品另有约定、促销不应列入正常销售额中”，众江源公司以上述证据不是原件而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均是众江源公司以其名义向日为食品厂提出有关“入场、促销费用”的申请，作为审核一方的日为食品厂应保存该审核意见即备注有“手写字体内容”的原件，且该备注内容变更了原合同有关“市场支持”条款的约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众江源公司已接受该变更内容，且该证据与日为食品厂认可的前述证据《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2017年01月份对账单》《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回复函》及《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相悖，故一审法院对日为食品厂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反诉部分。日为食品厂要求众江源公司基于涉案合同请求判令众江源公司返还货款（条码费）77808元及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日为食品厂应向众江源公司支付余下条码费22192元，其拖欠条码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其要求众江源公司返还条码费77808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日为食品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众江源公司支付款项22192元及利息（以2219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1月1日起计付至该款项实际付清日止）;二、黄俊达对日为食品厂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众江源公司本诉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日为食品厂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354元、反诉受理费872.6元均由被日为食品厂负担。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日为食品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年11月7日送货单，拟证实日为食品厂当日向众江源公司送货27768元，被众江源公司自行扣下货款作条码费；2.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实日为食品厂已向众江源公司支付促销期间的快讯费33350元，不应再支付条码费。众江源公司质证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黄俊达质证表示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根据日为食品厂原审提供的《促销费用申请表》反映，2017年5月17日至5月30日为第一期促销期，2017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为第二期促销期。另根据日为食品厂向众江源公司发出的《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记载，第一期促销应付快讯费用33350元，第二期促销应付快讯费用为23266元。二审期间，日为食品厂对快讯费的计算方式解释认为，众江源食品厂完成1500箱的销售量即可获得5万元的快讯费（即合同约定的海报费用），如果未能完成则按实际完成比例予以计付。同时，日为食品厂明确表示在计算第二期快讯费23266元时，已将2017年11月6日送货的27768元纳入当期促销总额中，并认为《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中重复将该笔27768元列入“进场费用”一栏，以及备注为“快讯费”均为笔误。本院认为，众江源公司与日为食品厂签订的《商品经销合同书》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日为食品厂是否应当向众江源公司核销10万元条码费。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经销合同》中同时约定了条码费与促销费用，但并未确定促销期间发生的销售额不得同时纳入条码费的销售总额计费基数中，而日为食品厂自行在相关《入场费用申请表》《促销费用申请表》手写备注内容，也不能认定为双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且根据日为食品厂制作并向众江源公司发出的《众江源单位应收明细账本》记载内容，其在已足额核销第一批条码费5万元后，仍确定对2017年11月6日的货款27768元作为条码费（即进场费用）进行核销，由此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并未确定仅以促销期以外的正常销售金额作为剩余条码费所需30万元累积销售量的计费依据。至于日为食品厂上诉所称该笔“27768元”列为进场费用系笔误、实际应为备注的快讯费（即促销海报费）的问题，根据日为食品厂在二审庭审中对其应付快讯费的计算方式，足以表明该明细账本所列33350元及23266元已就两期促销活动产生的快讯费进行了足额计算，日为食品厂对于就该笔27768元如何计算为快讯费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日为食品厂在此情况下又推翻其上诉意见，于庭审中提出无论是列入“进场费用”还是“快讯费”均为笔误，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其上诉辩解意见均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日为食品厂应当向众江源公司核销10万元条码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日为食品厂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元，由上诉人广州番禺日为食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