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5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幸春，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光，北京李晓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华，北京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春玲，女，195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露露，北京兴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牛幸春因与被上诉人牛春玲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39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幸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牛春玲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本案为房屋所有权确权纠纷，一审法院在没有对房屋产权归属作出判决，没有对共有产权份额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判决牛幸春给付牛春玲房屋折价款130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依照《物权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牛幸春所有,一审根据涉案房屋的来源和双方的约定，确认涉案房屋为牛幸春和牛春玲共同所有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幸春下，牛幸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第16条、17条的规定，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牛幸春所有，一审另查明涉案房屋于1999年12月22号以牛幸春的名义向单位签约购买，使用了牛幸春人的工龄且其交纳了全部房款。牛春玲在牛幸春买房前就向相关单位出具了同意牛幸春买房的书面证明，且此文件已在房管部门备案，单位也向法庭作证了涉案房屋是单位分给牛文明的承租公房，牛文明去世了单位允许其子女购买涉案房屋，先由牛文明变更为牛幸春再由牛幸春购买，这都是牛文明的家属商量好的，以上说明牛幸春获得涉案房产产权履行了完整的买卖程序，无任何违法之处。2000年9月7日，牛幸春获得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一审判决书所称的1999年1月15日牛幸春和牛春玲双方的约定并不能证明涉案房产存在共有关系。该份文件不能证明牛春玲对涉案房产享有产权，因为签订这份文件时涉案房产产权为单位所有，职工子女只有承租权，没有所有权。协议上所约定的是承租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协议上所称的归属应当是指姐弟二人都有向单位购买该房产或共同购买该房产的权利，而不是指共同享有房产所有权，也不具有所有权。牛春玲于1999年11月29日写了书面的证明，牛春玲同意牛幸春买房。该证明已经由售房的单位房管部门备案。2000年至2016年的16年间牛春玲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说明其认可了牛幸春购买单位的上述涉案房产并取得产权的这一事实。另外，单位所备案的《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申请表》和《工会会员证》也证明牛幸春曾经是售房单位的一名员工，而并非仅仅是职工的子女。第四，一审法院未对牛春玲申请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进行认定，却判决牛幸春承担7908元的评估费也是无法律依据的。第五，牛幸春与牛春玲签订协议的时间是1999年1月15日，而牛幸春诉人与北京地质仪器厂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时间是1999年1月13日，而且在该合同里记载了月租金从1998年1月1日开始月租金52.95元，从这份租赁合同可以证明牛幸春从1998年1月1号开始支付租金，也可以证明地质仪器厂从在1999年1月13号追认了牛幸春，从1998年1月1号起便成为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而不是租赁合同签订的日期1999年1月13日。此外，北京地质仪器厂将涉案房屋分配给牛文明时，牛春玲已经是32岁结婚在外与其丈夫居住生活，牛幸春18岁与父母同住，直至牛文明去世时牛幸春仍在涉案房屋里居住。由此可见，职工住房分配证上载明家属人口三口应当是指牛文明、孙云凤与牛幸春三人。另，一审法院在前往地质仪器厂房管科进行调查的时候，对于房管科答复的内容是不应当采纳或者参考的，因为一审法院调查的对象不是涉案房屋房改时的经办人，被调查人对于当时公房承租人的变更及相关政策规定并不了解，所以其回复不具有客观性。并且一审对于牛幸春从1982年9月1号就开始入职北京地质仪器厂工作这一事实没有做核实确认。牛春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牛幸春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首先涉案房屋是牛文明单位的公租房，并且在办理房改的过程中因为牛文明去世然后才发生后来变更承租人的事，如果是牛文明在房改过程中没有去世，房子应该是牛文明个人所有，他去世以后牛文明的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但是由当时的房改政策，牛文明去世以后子女可以承租，然后继续房改变成私有房屋。当时牛幸春与牛春玲已一致达成书面意见约定虽然由牛幸春承租，但是房屋权属是由牛幸春和牛春玲共同所有。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牛春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牛幸春向牛春玲支付牛幸春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302号房屋50％份额的折价款19061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牛文明与孙云凤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两名子女，分别为牛春玲和牛幸春。孙云凤于1997年2月19日去世，牛文明于1999年1月2日去世。孙云凤、牛文明去世前未留遗嘱。1999年12月22日，地质仪器厂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牛幸春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98）265号文件精神，经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审核批准。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甲方根据（98）265号文件规定按成本价每建筑平米1485元的价格出售现住房。乙方应交的费用为：实际售价45800元、公共维修基金1425元、买卖手续费229元、所有权工本费6元、产权登记费16.44元、印花税5元，合计47481元。牛幸春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其15年工龄。2000年9月7日，涉案房屋下发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登记在牛幸春名下。庭审中，牛春玲称涉案房屋最早是地质仪器厂分给其父母牛文明和孙云凤的承租公房，其父母均为该厂职工，承租人是牛文明。1998年开始房改购房，由牛文明作为购房人，使用了牛文明30年工龄和孙云凤11年工龄。在房改过程中牛文明去世，地质仪器厂要求先变更承租人才能继续进行房改购房，经牛幸春、牛幸春协商，1999年1月15日达成协议，牛春玲同意由牛幸春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但同时约定将来的涉案房屋的归属由牛春玲、牛幸春共同所有。后地质仪器厂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由牛文明变更为牛幸春，后由牛幸春作为承租人继续进行房改的工作。庭审中，为证明上述内容，牛春玲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1999年1月15日牛春玲、牛幸春签订的协议一份，内容为：“经我姐弟二人协议，父母留下的房产问题，虽然由弟弟承租，但归属权永属姐弟二人，决不反悔。”牛幸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当时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地质仪器厂，归属权不是所有权，牛春玲、牛幸春无权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进行约定。2、1999年12月22日牛幸春与地质仪器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牛幸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证明了牛幸春为涉案房屋的唯一买受人。3、地仪出售公有住房申请表（房改表一），上载明涉案房屋购房人姓名为牛幸春，牛幸春的工作单位为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参加工作时间1982年9月，实际工龄15年。牛幸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证明了购买涉案房屋是使用了牛幸春15年的工龄。4、地仪出售公有住房申请表（房改表一），上载明涉案房屋购房人姓名为牛文明，夫妇情况为男方牛文明，工作单位为本厂职工退休，参加工作时间1953年，实际工龄30年；女方孙云凤，工作单位为本厂器件分厂，参加工作时间1970年，实际工龄11年。牛幸春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实际购房无关。5、北京地质仪器厂房改调查及回执两份，上载明牛文明系该厂职工，参加工作时间53年，离退休时间82年，实际工龄30年；孙云凤系该厂职工牛文明的配偶，参加工作时间70年，离退休时间80年，实际工龄11年，落款时间均为1998年5月5日。牛幸春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款，房改调查是1998年5月，但实际购房是1999年以后，是单位重新对购房人牛幸春的工龄进行了确定，最终是以牛幸春名义计算了牛幸春的工龄来计算的房价。6、地仪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房改表三），上载明售房单位北京地质仪器厂，购房人姓名牛文明，房屋坐落为涉案房屋，工龄男方30年、女方11年，小计41年，按成本价出售，实际房价为33488.08元。牛幸春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实际购房是1999年以后，是单位重新对购房人牛幸春的工龄进行了确定，最终是以牛幸春名义计算了牛幸春的工龄来计算的房价。庭审中，牛幸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除与牛春玲提交的证据1、2、4相同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牛春玲同意牛幸春购房的证明，内容为：“牛幸春6460.21814-2-302买房兄弟姐妹签字同意他为产权人牛春玲同意牛幸春买房。吴师付：我爱人无工作，用不用居委会开证明？牛幸春99.11.29。”上加盖了地质仪器厂的公章。牛春玲称1999年1月15日牛春玲、牛幸春写完协议后，牛幸春拿了这张纸让牛春玲写了“牛春玲同意牛幸春买房”，当时纸上已有“牛幸春6460.21814-2-302买房”的内容，是地质仪器厂房管科的人写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他为产权人”、“吴师付：我爱人无工作，用不用居委会开证明？牛幸春99.11.29。”是牛幸春后来写的，本案是物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当时牛春玲同意牛幸春购房。牛幸春称是1999年11月29日写的，因当时是地质仪器厂准备卖房，要出证明，牛幸春拿着一张信纸找到牛春玲让牛春玲写了这个条，给牛春玲时“牛幸春6460.21814-2-302买房”、“兄弟姐妹签字同意他为产权人”的内容已经写了，是地质仪器厂房管科的人写的。牛春玲写上“牛春玲同意牛幸春买房”，当时没有盖章，牛幸春把这张纸交到房管科时牛幸春又加上了“吴师付：我爱人无工作，用不用居委会开证明？牛幸春99.11.29。”。2、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房改表三），上载明售房单位北京地质仪器厂，购房人姓名为牛幸春，房屋坐落为涉案房屋，工龄男方15年，小计15年，按成本价出售，实际房价为45800元。牛春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3、地质仪器厂出具的首付款收据，内容为：“牛幸春贷款40000，交7481，”，证明牛幸春交纳了涉案房屋的首付款。4、2000年1月7日，牛幸春作为借款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作为贷款人、地质仪器厂作为售改租承诺人签订的中央国家机关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证明牛幸春为购买涉案房屋向银行贷款40000元，还款期限自2000年1月7日至2010年1月6日。5、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牛幸春，填发日期为2000年9月7日。牛春玲对证据3、4、5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认可在购买涉案房屋时牛春玲未出资。认为不论房款是谁出的，都不影响对房屋所有权的确认，该房屋虽然登记在牛幸春名下，但由于有协议，牛春玲也是所有权人之一，如果当时牛春玲不同意牛幸春承租、购房，牛幸春是无法购房的。6、1982年10月22日的职工住房分配证，上载明分配住房职工姓名为牛文明，家属人口三口，房屋地址类别编号为7新楼二单元302。牛春玲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7、1999年1月13日，地质仪器厂作为出租方（甲方）与作为承租方（乙方）的牛幸春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其于该日后成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牛春玲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核实。8、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申请表，上载明申报单位为地质仪器厂，退休退职工人情况为牛文明，1982年12月退休，被招子女情况为牛幸春。证明地质仪器厂在1982年招收牛文明的儿子即牛幸春为员工，所以之后牛幸春能够购买涉案房屋是以此为基础。9、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1999年11月29日的回执，内容为：姓名牛幸春，参加工作时间为1982年9月1日，在单位是否分配住房为无，1996年1月1日建立公积金。证明牛幸春购买涉案房屋时地质仪器厂对牛幸春的工作时间、住房情况进行了调查。10、地质仪器厂向牛幸春颁发的工会会员证，证明牛幸春曾为地质仪器厂职工。牛春玲对证据8、9、10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即使牛幸春曾在地质仪器厂工作，在牛春玲、牛幸春协商由牛幸春承租涉案房屋时，牛幸春并非地质仪器厂职工，不能证明牛幸春本身具有承租资格。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涉案房屋自始至今的权属全部情况，有1999年12月22日牛幸春与地质仪器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及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前往地质仪器厂房管科进行调查，房管科答复法院称，涉案房屋是该单位分给牛文明的承租公房，在房改期间，牛文明去世。按规定，如果牛文明在世，应当由牛文明购买该房，但牛文明去世了。单位允许其子女购买，即使子女不是该单位职工，也可以购买，由家属自行商量由谁购买。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先由牛文明变更为牛幸春，再由牛幸春购买，这都是牛文明的家属商量好的。该单位没有给牛幸春分过房。1999年1月15日牛春玲、牛幸春签订的协议目前该单位的档案中没有此材料。1982年10月22日的职工住房分配证，上载明分配住房职工姓名为牛文明，家属人口三口，看不出该三口是谁。牛春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3、4、5、6，牛幸春向法院提交的证据1与单位留存的档案一致。庭审中，牛春玲申请对涉案房屋的现价值进行评估。一审法院委托北京百成首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该项评估工作。2018年11月5日，该公司做出百成首信估字[2018]Z09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总价3812300元。牛春玲交纳评估费12000元。牛幸春认为该项评估与牛幸春无关，涉案房屋是牛幸春的，牛春玲没有份额，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同意将该评估报告作为证据，认为评估机构违反房地产评估规范的国家标准，依据材料不足，评估过程违反法律，评估结论违反客观事实。针对牛幸春提出的异议，评估机构给予了书面复函。牛幸春对复函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依据双方提交的涉案房屋的相应证据及一审法院调查的相关情况可知，涉案房屋的来源系地质仪器厂分配给牛文明的福利分房，最初的承租人为牛文明，在房改期间，单位已对牛文明购买涉案房屋进行了工龄核查，并对其已死亡配偶的工龄和是否分配房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据此填写了地仪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计算了牛文明应支付的房价。但在房改进行过程中，牛文明去世。单位允许其子女购买涉案房屋，但要先变更承租人，才能完成房改购房的手续，具体由谁承租，由牛文明的子女协商确定。在此基础上，牛春玲、牛幸春达成了1999年1月15日的协议，牛春玲、牛幸春约定由牛幸春承租涉案房屋，但归属权永属牛春玲、牛幸春二人。因牛春玲、牛幸春为牛文明的法定继承人，经牛春玲同意后，牛幸春才成为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进而购买了涉案房屋。如牛春玲、牛幸春未能协商一致，将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房改，无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情况。故牛春玲、牛幸春达成的协议是为了将父母所获得的单位分配的承租公房即父母享受的福利待遇转化为将来牛春玲、牛幸春可以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只因父亲在房改过程中去世，依据单位要求，牛春玲、牛幸春才协议以牛幸春名义继续完成涉案房屋的房改，目的是为了增加牛春玲、牛幸春可获得的财产，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遵守。福利分房政策是我国改革开放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住房制度。分房标准以工龄、厂龄、家庭人员结构等因素为依据。在将福利分房按相关规定出售给个人时，房价按照成本价并享受工龄优惠后进行计算。一般情况下，个人的工龄优惠只能享受一次。本案中，涉案房屋以牛幸春名义购买，使用了牛幸春的工龄，且牛幸春交纳了全部房款。综上，根据涉案房屋的来源和牛春玲、牛幸春双方的约定，法院确认涉案房屋应为牛春玲、牛幸春共同所有。双方各自所占的份额，法院依据购房款的出资、使用工龄情况予以酌定。因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幸春名下，牛春玲告要求牛幸春给付相应份额折价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法院参照房地产估价报告对涉案房屋的估价予以酌定。一审判决：一、牛幸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牛春玲房屋折价款一百三十万元。二、驳回牛春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涉案房屋是否为牛春玲、牛幸春共同所有。法律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从房屋来源上看，涉案房屋系地质仪器厂分配给牛文明的承租公房，最初的承租人为牛文明，在房改进行过程中，牛文明去世，单位允许其子女购买涉案房屋，但需变更承租人才能完成房改购房手续。其次，从牛春玲与牛幸春1999年1月15日签订的协议看，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据该协议的行文逻辑及字面含义分析，双方就涉案房屋的承租和归属达成一致，约定由牛幸春承租涉案房屋，但归属权永属牛春玲、牛幸春二人。故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牛幸春才购买了涉案房屋。如果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将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房改，亦不能取得涉案房屋。因此，综合以上事实，考虑到涉案房屋原分配主体的历史特殊性，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将牛文明的承租公房转化为牛春玲、牛幸春姐弟二人可以享有所有权的房屋，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房屋为牛春玲、牛幸春共同所有并无不当。因此，对于牛幸春主张涉案房屋为其一人所有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双方对涉案房屋所占份额，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实际情况、购房款的出资、使用工龄情况等因素予以酌定并判决牛幸春给付牛春玲相应的房屋折价款，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现牛幸春上诉主张其不应给付牛春玲房屋折价款，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牛幸春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牛幸春主张其不应该承担评估费一节，一审中为解决双方纠纷，评估机构已经就涉案房屋现价值出具了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尚在有效期内。一审法院在参照该评估报告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双方所占的份额，认定牛幸春应给付牛春玲之房屋折价款数额，一审法院据此确定牛幸春承担本案部分的评估费用，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支持。故对于牛幸春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牛幸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告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55元，由牛幸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周熙娜审 判 员 付 辉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云 凝法官助理 樊思迪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