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8民终3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住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娄兆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金基，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晶，北京国宏（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占义，男，1953年8月17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士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尚月，河北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迎宾路**世纪城**楼**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尤小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应占义及原审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2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奥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金基、夏晶，被上诉人应占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士杰、潘尚月及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28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6日，被上诉人应占义向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双桥区法院”）起诉，诉请法院判令上诉人奥峰公司给付其代被上诉人收取的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自2014年至2016年度的股权分红（2016年度分红240万元），并从分红之日起到实际支付日按银行贷款利率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以及判令上诉人将2017年度以后的分红款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冀080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承德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3月28日，承德中院作出（2018）冀08民终9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冀080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8年7月19日，双桥区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18年9月19日向奥峰公司送达了（2018）冀0802民初2813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判令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华峰公司应分配给奥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应占义所有。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错误地采信了相关证据，错误地对案件关键证据、关键事实不予认定，违反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错误地通过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4号判决”）、（2013）冀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5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2326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2326号裁定”）、（2013）民申字第232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2327号裁定”）、（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357号裁定”）、（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358号裁定”）认定本案事实，错误地对关键证据、关键事实不予认定，进而作出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华峰公司应分配给奥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应占义所有的错误判决。1.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最高院2326、2327号裁定、最高院357、358号裁定在本案中是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的，一审法院通过它们确认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股权、被上诉人与奥峰公司存在委托持股关系显然是错误的。（1）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在本案中是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的。一审中，奥峰公司多次强调：河北高院出具54、55号判决时,该案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作出的（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45号判决”）、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承德中院”）作出的（2015）承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以下简称“43号判决”）、石家庄桥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桥东区法院”）作出的（2011）东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171号刑事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作出的（2017）浙民终15号二审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5号裁定”），也就是说，河北高院是在不知晓上述证据的情形下作出的54、55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述规定，仅赋予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前诉生效裁判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对预决事实应当依法做出与前诉生效裁判不相一致的认定。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案件与本案显然属于前诉与后诉的关系。一审中，奥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包括温州中院345号判决书、承德中院43号判决、桥东区法院171号刑事判决、浙江高院15号裁定在内的等等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依法作出与前诉54、55号判决不一样的事实认定。其中，即使43号判决被10号判决撤销，亦仅仅针对华峰公司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但娄兆祥向奥峰公司转让其代胡克俏持有的华峰公司股权行为已被生效的345号判决确认无效，345号判决是合法生效的，该判决足以证明奥峰公司实际从未向华峰公司出资，奥峰公司并非华峰公司股东，不持有华峰公司股权，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最高院2326、2327号裁定在本案中是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的。一审中，奥峰公司多次强调：最高院在作出2326、2327号裁定时，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43号判决、171号刑事判决和15号裁定。345号判决虽然在2326、2327号裁定中出现，但345号判决因被认定为不是再审新证据而没有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当于没有提交。因此，2326、2327号裁定是在没有345号判决、43号判决、171号刑事判决、15号裁定在内的等等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从时间上看，2326、2327号裁定案件属于前诉，而本案属于后诉。因此，如前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在本案奥峰公司已经提交了包括345号判决、43号判决、171号刑事判决、15号裁定在内的等等在2326、2327号裁定案件中不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做出与前诉2326、2327号裁定不一样的事实认定。同时，最高院2326号、2327号裁定是以345号判决不构成再审新证据为由驳回胡克俏、奥峰公司的再审申请的，而非一审法院所称的“没有采信”345号判决。2327号裁定第2页第2段载明：温州中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6月9日生效，本案二审判决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温州中院上述民事判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河北高院依据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确认证据部分中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12月20日分别作出（2013）民申字第2326号和第2327号民事裁定，没有采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驳回奥峰公司、胡克俏的再审申请。”但，根据2326、2327号裁定的内容可知，最高院仅仅是认为345号判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而驳回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的，最高院根本就没有对345号判决的内容进行审查、认定，而一审法院显然未区分最高院驳回再审申请的理由，以偏概全的总结为2326、2327号裁定没有采信345号民事判决，显然错误。（3）最高院357、358号裁定在本案中是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的。一审中，奥峰公司多次强调：最高院在作出357、358号裁定时，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171号刑事判决和15号裁定。从时间上看，357、358号裁定案件属于前诉，而本案属于后诉。因此，如前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在本案被告已经提交了包括171号刑事判决、15号裁定在内的等等在357、358号裁定案件中不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做出与前诉357、358号裁定不一样的事实认定。2.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一审判决判令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华峰公司应分配给奥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应占义所有是错误的。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奥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持有华峰公司的股权，不是华峰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与奥峰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华峰公司没有向奥峰公司支付过2014年至2016年的股权分红，华峰公司以后也不会向奥峰公司支付股权分红。被上诉人所谓“出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民事行为，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华峰公司实际出资，其根本不是华峰公司的隐名股东，无权享有华峰公司股权分红。退一步讲，即使假设被上诉人是华峰公司的隐名股东，被上诉人的分红比例最多也就是0.44%，而绝非其诉讼请求要求的2%。二、华峰公司各股东享受华峰公司利润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是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一审法院混淆了股东分红比例与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的概念，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分红方式的相关规定，错误地对关键证据、关键事实不予认定，其否定奥峰公司、华峰公司的主张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显然是错误的。本案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之诉，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股东分红比例，而不是注册资本出资比例。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引用2005修订版，该条款在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中被变更为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只要满足全体股东同意的前提条件，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不按注册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具体的分红比例完全由全体股东自由约定，这是公司法给予公司全体股东神圣权利，如何分配股东红利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中，《关于发起设立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发起协议”）、2005年6月6日《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66股东会决议”）确定了以华峰公司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作为各股东享受华峰公司利润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根据发起协议、66股东会决议，2007年9月22日，华峰公司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股东投资比例》表，确定华峰公司总投入资金为22442.5万元，胡克俏投实际投资3023万元，其占比为13.74%。华峰公司全体股东一直是按照66股东会决议实际执行的。也就是说，华峰公司股东的分红比例只与各个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有关，除此无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发起协议、66股东会决议、《股东投资比例》表可知，华峰公司总投资额、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均与华峰公司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出资比例无关，更与华峰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增加无关。只有当华峰公司总投资额达到3亿元的时候，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才有意义。而华峰公司的总投资额为22442.5万元，没有达到3亿元，所以，华峰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不得作为认定分红比例的依据。但是，一审判决显然混淆了股东分红比例与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的概念，违反了上述公司法关于股东分红方式相关规定，错误地回避了案件关键证据，错误地对案件关键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地以“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形成的（2007）02号股东会决议，记载了娄兆祥将13.47%（673.50万元）股份转让给奥峰公司、11.53%（576.50万元）股份转让给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的内容，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亦签字确认，且在此之后的2007年11月25日华峰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并未记载资金增加情况”为由否定奥峰公司、华峰公司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错误地对关键证据、关键事实不予认定，而是选择性的认定本案事实，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奥峰公司提交的发起协议、66股东会决议充分证明，华峰公司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系作为各股东享受华峰公司利润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只有当华峰公司总投资额达到3亿元的时候，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才有意义。但一审法院对此关键事实没有认定。《发起协议》约定：“因本建设项目涉及到投资规模较大，注册资本难以满足工程建设开发需要，经董事会决定需要资金投入时，各股东应按时按各自股权比例注入资金，如无法到位的，即根据实际到位资金重新计算股权比例，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66股东会决议》约定：“如项目最终不需要3亿元总投资，则以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作为各股东享受公司利润和承担公司亏损的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只有在总投资达到3亿元时才作为股东享受利润和承担亏损的依据。”2.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冀08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本案如下关键事实，但完全被一审法院选择性忽略。华峰公司总投资为22442.5万元，其中胡克俏实际出资3023万元。2007年，华峰公司股东会通过股东投资比例，根据股东出资与公司总投入的比例进行股权重组，在华峰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胡克俏（娄兆祥）注册资本金出资按比例修正为占华峰公司股权13.47%。3.奥峰公司提交的《股东投资比例》表、华峰公司各个股东投入资金财务凭证、358号裁定充分证明华峰公司各个股东投入资金及其比例的真实情况，但一审法院错误地对其不予认定。4.（2010）01《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完全可以证明华峰公司是按照66股东会决议执行的，以各个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分配了股权红利，并且所有华峰公司股东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其错误地不予认定。5.温州中院345号判决证明奥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持有华峰公司的股权，不是华峰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对其错误的不予认定。6.桥东区法院171号刑事判决、胡克俏的《询问笔录》、最高院358号裁定、浙江高院15号裁定等证据应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谓“出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民事行为，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华峰公司实际出资，其根本不是华峰公司的隐名股东，无权享有华峰公司股权分红，一审法院对此错误地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不仅未对不予采信证据说明理由，甚至连奥峰公司、华峰公司提交的证据都没有在判决书中体现，先判后审的意图明显。四、在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华峰公司（2007）02号股东会决议、2007年11月25日华峰公司工商档案的情况下，而一审法院却以其为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显然错误。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并未提交（2007）02号股东会决议以及2007年11月25日的华峰公司工商档案，一审法院也并未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堂而皇之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证据，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多处错误。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第十四页最后一行），娄兆祥与奥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07年11月22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07年9月22日。2、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第十五页第五行）：“2007年11月11日，华峰公司工商登记才显示，奥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37.50万元……”该时间截点，娄兆祥还未与奥峰公司及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更不用说已进行过工商登记变更了。3、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中关于“奥峰公司、华峰公司均称华峰公司总投资额为22142.50万元”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华峰公司总投资额应为22442.50万元。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多处明显错误，更能体现出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本案事实，对于重要事实的时间截点、投资金额等内容根本没有查明。六、一审法院判项“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原告应占义所有”无事实依据。如前所述，奥峰公司并非华峰公司的股东，无权享有、收取华峰公司的股权分红，基于上述345号判决，华峰公司也不会向被告分配股权分红。华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华峰公司没有向奥峰公司支付过2014年至2016年的股权分红，华峰公司以后也不会向奥峰公司支付股权分红。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奥峰公司确实没有收到过华峰公司支付的2014年至2016年的股权分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原告应占义所有”无事实依据。七、一审判决判非所请，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给付其代收的股权分红，属于给付之诉，而一审判决的判项内容却为“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被告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原告应占义所有”，属于确认之诉。显然，一审法院的判决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非所请，是错误的。八、奥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华峰公司实际出资，根本不是华峰公司的隐名股东，无权享有华峰公司股权分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占义辩称:一、奥峰公司是华峰公司13.47%股份的合法持有人，奥峰公司代郭小军、应占义持有华峰公司4%、2%股权业已被河北省高院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所确认，属无争议证据。其作为华峰公司股东、原审被告主体当然适格。其一，华峰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明确记载：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份，依据公司法及相关工商法规确认奥峰公司为华峰公司13.47%股份持有人身份无任何争议；（注：在工商机关依法备案的公司章程是公司最高效力法律文件，与之相冲突均属无效系最基本法律常识）其二，郭小军、应占义委托奥峰公司代持4%、2%华峰公司股份、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的13.47%股份中含有郭小军4%、2%股份，是河北高院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内容属无争议证据内容，地方各级法院必须无条件采纳执行（河北高院54号判决第10页第三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故郭小军要求奥峰支付华峰公司已派发的红利应予支持。又因华峰公司的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郭小军所投200万元为华峰公司整个股权的4%，奥峰公司于2007年11月受让的13.47%股权中包含郭小军的4%的股权。”（应占义2%河北高院55号），最高法院第357号民事裁定书第11页“况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华峰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郭小军实际出资200万元，54号判决认定郭小军投200万元占华峰公司整个股权的4%，奥峰公司于2007年11月受让的13.47%股权中包含郭小军的4%的股权，并无不当。”）；注：应占义最高法院第358号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29条：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注：最高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358号裁定所涉及的华峰公司“股东声明与工商登记资料冲突，与公司章程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审计报告系奥峰公司单方委托制作，并与华峰公司历年工商登记备案的审计报告不一致，账本与工商登记的资产负债表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的裁定内容，系最高法院针对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裁判和司法解释，不仅是承德法院审理华峰、奥峰公司后续案件必须遵循采纳的，也是地方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所必需遵循采纳的！其三，上诉人奥峰公司所依据的温州中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不能对抗河北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5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2327号民事裁定书；奥峰公司、胡克俏以温州中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为依据向最高法院对河北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55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诉，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2327号民事裁定书对温州法院判决书内容不仅没有确认，而且还依法裁判“河北高院依据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河北高院对全案证据进行了综合审查判断，认为郭小军、应占义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奥峰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在此基础上确认证据，认定郭小军、应占义与奥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并无不当。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注：温州法院的判决内容最高法院并没有予以确认，并明确裁判以温州法院判决作为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认定“郭小军与奥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置人民法院组织法于不顾意图以地方法院判决抗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效力---实属挑战司法秩序……）。其四，上诉人奥峰公司所依据的承德中院（2015）承民初字第43号判决书因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业已被承德中院（2017）冀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12月29日判决予以撤销，上诉人上诉事由以法无据；其五，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358号民事裁定书从三个方面明确否定了华峰公司所谓“增资稀释郭小军股份”、“增资稀释应占义股份”的虚假陈述内容：1.该裁定书第6页三、四自然段认定“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奥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37.5万元，持股比例为13.47%。各方当事人对奥峰公司现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权比例的事实均无异议。”、“2008年8月22日，华峰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修正前后奥峰公司出资比例均为673.5万元、13.47%，未发生变化。”；2.该裁定书第8页第二自然段，“本院二审期间，奥峰公司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华峰公司其他股东声明；第二，审计报告及对应的14张凭证。本院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认为，股东声明与工商登记资料冲突，与公司章程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审计报告系奥峰公司单方委托制作，并与华峰公司历年工商登记备案的审计报告不一致，账本与工商登记的资产负债表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3.该裁定书第11页第一自然段，“一审法院认为此处理结果影响到了华峰公司的利益，认定事实错误。”、“54、55号判决、最高法院2326、2327号裁定已认定郭小军、应占义与奥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况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华峰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郭小军实际出资200万元，54号判决认定郭小军投200万元占华峰公司整个股权的4%，应占义实际出资100万元，55号判决认定应占义投100万元占华峰公司整个股权的2%，奥峰公司于2007年11月受让的13.47%股权中包含应占义的2%的股权，并无不当。”（注：该裁定明确了54、55号判决是经最高法院2326、2327号裁定维持确认的，河北高院未经最高院认可擅自更改了54、55号判决内容明显违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内容实属儹越行为，所以最高院第357、358号裁定不仅在程序上对河北高院判决进行了纠正，而且也在实体上再次对54、55号判决判决的内容进行了确认）。二、一审判决认定华峰公司分配给奥峰公司股份分红款中的480万元部分归郭小军（应占义240万元）所有以法有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1，2016年1月华峰公司分红决议系双桥区法院在执行（2014）双桥民初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程序中由华峰公司向法院执行人员提交，华峰公司2016年1月份实际分红1.2亿元，奥峰公司13.47%股权应分得华峰公司2016年红利总额为16，164，000元。华峰公司业已主动配合双桥区法院协助执行（2014）双桥民初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依据2016年华峰公司分红决议及1.2亿元的实际分红额度，郭小军、应占义委托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4%、2%股权应分取的红利为480、240万元。因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权及分红收益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双桥区法院实际冻结，华峰公司未能与其他股东一致同期向奥峰公司派发红利。故，郭小军、应占义按同股同权原则向奥峰公司、华峰公司主张红利以法有据。2，郭小军、应占义与奥峰公司委托持股关系河北高院（2013）冀民终字第54、55号判决、最高法院（2015）民二终字357、358号裁定所确定的，系无争议证据。原审判决以无争议生效判决、以华峰公司提供的华峰公司2016年1月分红额度及奥峰公司应分红利总额为依据所做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三、合议庭应依法正确理性识别奥峰公司、华峰公司所谓“扩大投资额度为2.2亿元并按此额度分红”、“华峰公司2016年没有实际分红”的谎言，依法维护法律尊严。公司股东以所认缴的注册资金承担亏损、分享利润是最基本的民法、公司法常识，华峰公司自始至终股本金就是5000万元。其他资金是公司借款，借款是付利息的，借款不承担亏损，不承担风险的资金又如何在获取利息后又重复获取红利？试问，公民在银行存款获取固定利息其能够向银行主张股权分红吗？况且，该谎言早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所否定，华峰公司、奥峰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庭审时业已自认华峰公司借款已经于2016年全部偿还，代理人特此提交最高法院庭审笔录供合议庭审阅以辨别是非。华峰公司代理人声称“华峰公司2016年没有实际分红”实属谎言，华峰公司股东会分红决议系双桥区法院执行（2014）双桥民初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时所出具，且华峰公司业已将奥峰公司名下2016年度部分分红款项协助法院履行了划款义务，双桥法院执行局在华峰公司财务部有执法记录仪和划款票据为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以法有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注：针对奥峰公司同一抗辩事由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2327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357、358号民事裁定书，承德中院（2017）冀08执异22、23号执行裁定书，河北高院（2017）冀执复287、288号执行裁定书，承德中院（2016）冀08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2017）冀08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均予以依法驳回，原告诉请法律依据充分。华峰公司述称:一、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我同意。华峰公司以各股东的世基投资作为公司股权比例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分红的依据是实际出资。这个意见不是在今天定的，而是在华峰公司发起设立的协议书中就已经认定。在2005年的6月6日承德华峰公司股东会决定也有约定，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而本案所设计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七的股权，最初是胡克俏转到娄兆祥名下，娄兆祥在转到奥峰公司名下。胡克俏取得股权是实际出资3023万元采取得百分之十三点四七的股权，华峰总投资额是22442.5万元。在股东会决议中有一个三亿元的约定，达到三亿元工商注册进行变更，就以工商注册的比例进行分红，如果达不到就以实际出资额为准进行分红。而实际上当投资到22442.5万元，大家就不再投了，也对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娄兆祥和胡克俏的投资是673.5万元，占了百分之十三点四七。注册资金的比例和实际出资的比例是完全相等的。二、应占义和郭小军百分之二和百分之四的股权问题，是在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中确定的。54、55号判决华峰公司不知晓。如果确定比例我公司应该参加诉讼，54、55都没有参与，我方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河北高院做出了9、10号判决，把应占义的股权调整为0.44，郭小军的为0.89。郭小军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357、358号判决，撤销了9、10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撤销9、10号，不是在主体上而是在程序上撤销的。54、55判决没有侵犯华峰的权益。被上诉人将高院的裁定书作为司法解释，是不正确的，不能以生效判决作为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谈到证据规则是正确的。分红是以所有股东意见为主。希望二审法院以事实审查。应占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其代原告收取的华峰公司自2014年至2016年度的股权分红（2016年度分红240万元），并从分红之日起到实际支付日按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2.判令被告将2017年度以后的分红款直接支付给原告；3.判令第三人直接向原告支付股权分红；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胡克俏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光集团有限公司、林光荣、林志健等，共同发起成立华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胡克俏注册资本出资1250万元，初始占有公司股权25%。在公司注册登记时，因胡克俏为荷兰籍华人，登记持股在政策上有所限制，经工商行政部门提出更正要求，胡克俏委托娄兆祥代持上述公司股权。对娄兆祥系代胡克俏持股，其名下股权和投资实际系胡克俏所有的事实，华峰公司及所有在册股东均知晓且认可。2005年华峰公司股东会决议，各股东按照实际投资额确定股权比例。2007年9月22日，娄兆祥与奥峰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娄兆祥同意将所持华峰公司13.47%（673.50万元）的股份以1:1的价格转让给奥峰公司。2007年11月22日，娄兆祥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合同》，娄兆祥同意将所持华峰公司11.53%（576.50万元）的股份以1:1的价格转让给华峰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奥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37.50万元，持股比例为13.47%。2008年8月22日华峰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修正前后奥峰公司出资数额及股权比例均为673.50万元、13.47%，未发生变化。2011年郭小军、应占义分别向承德中院起诉要求奥峰公司给付华峰公司分配股金收益。承德中院于2011年11月29日作出（2011）承民初字第8号和第9号民事判决，认定郭小军、应占义与胡克俏系投资借款关系，判决奥峰公司分别给付郭小军、应占义投资借款并支付一定投资借款收益。郭小军、应占义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和第55号民事判决，认定了娄兆祥将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及奥峰公司受让2007年11月受让的13.47%股权中包含应占义的2%股权、郭小军的4%股权，并判令奥峰公司向郭小军、应占义支付股权收益。胡克俏于2012年12月17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娄兆祥将代其持有的华峰公司13.47%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的行为无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娄兆祥将其代持的胡克俏在华峰公司的13.47%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的行为无效。奥峰公司、胡克俏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要求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和第55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12月20日分别作出（2013）民申字第2326号和第2327号民事裁定，没有采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驳回奥峰公司、胡克俏的再审申请。2015年华峰公司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和第55号民事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和第10号民事判决，仍对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份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郭小军、应占义的股份应按娄兆祥原有25%的股份缩减为13.47%而缩减至0.89%、0.44%，故判决按缩减后的比例给付郭小军、应占义股权收益。郭小军、应占义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和第358号民事裁定，确认了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份的事实，并认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和第5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郭小军、应占义委托奥峰公司代持华峰公司2%股权并无不当，且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和第10号民事判决确认的郭小军、应占义持股0.89%、0.44%的比例予以纠正。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华峰公司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裁定撤销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和第1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华峰公司的起诉。另查明，华峰公司2016年1月18日形成股东会决议，2016年1月利润分配总额控制在1.2亿元以内，奥峰公司应分得的股权分红款为16164000.00元，奥峰公司目前尚未领取该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奥峰公司是否持有华峰公司股权及郭小军、应占义与被告奥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问题，已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和第55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号和第2327号民事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和第358号民事裁定予以确认，故2016年1月华峰公司应分配给奥峰公司的股份分红16,164,000.00元中240万元应归原告应占义所有。奥峰公司、华峰公司均称华峰公司总投资额为22442.50万元，即使郭小军、应占义为隐名股东，其所占分红比例最多也为0.89%、0.44%；华峰公司提交的股东投资比例表形成于2007年9月22日，该表显示胡克俏到账资金3023万元，占比13.47%；而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形成的（2007）02号股东会决议，记载了娄兆祥将13.47%（673.50万元）股份转给奥峰公司、11.53%（576.50万元）股份转给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的内容，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亦签字确认，且在此之后的2007年11月25日华峰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并未记载资金增加情况，对被告奥峰公司及第三人华峰公司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奥峰公司支付利息，但奥峰公司尚未领取分红款，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将2017年度之后的分红款直接向其支付，但该分红尚未发生，原告可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第三人华峰公司直接向其派发红利，但原告并非华峰公司显名股东，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原告应占义所有；二、驳回原告应占义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事实和采信证据与一审查明事实和采信证据一致，相关证据在案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依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7号民事裁定，已认定上诉人奥峰公司与被上诉人应占义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被上诉人应占义实际出资100万元，占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整个股权的2%，上诉人奥峰公司于2007年11月受让的13.47%股权中包含被上诉人应占义2%的股权。以上认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的（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再次确认。上诉人奥峰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另根据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的《关于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计算出被上诉人应占义应得股份分红款2400000.00元，并据此判决“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被告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0000.00元归原告应占义所得”并无不当。上诉人奥峰公司称：“河北高院54、55号判决、最高院2326、2327号裁定、最高院357、358号裁定在本案中是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的，一审法院通过它们确认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股权、被上诉人与奥峰公司存在委托持股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一审中，奥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包括温州中院345号判决书、承德中院43号判决、桥东区法院171号刑事判决、浙江高院15号裁定在内的等等证据，根据上述判决，一审法院应依法作出与前诉54、55号判决不一样的事实认定”。经审查，奥峰公司、胡克俏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9日、2013年5月22日作出的（2013）冀民二终字第55、54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232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温州中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6月9日生效，本案二审判决于2013年5月9日作出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温州中院上述民事判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河北高院依据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胡克俏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的（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华峰公司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华峰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占义关于华峰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据此裁定：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承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因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已被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民初10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2月29日予以撤销，据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承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本案并非刑事案件，且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1）东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并未对所谓“赃款”进行处理，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占义出资系“赃款”，该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5号民事裁定认定温州中院345号判决不影响应占义、郭小军主张股权收益，驳回应占义、郭小军上诉的理由是二人作为对温州中院345号判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不合格。另因浙江高院15号裁定第9页最后一段认定：“二审中，郭小军、应占义提交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被上诉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则该证据与本案密切相关，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同时，因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358号民事裁定已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9、10号民事判决，并裁定驳回华峰公司的起诉。河北省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55号判决恢复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上诉人奥峰公司亦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则河北省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55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2327号民事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358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上诉人奥峰公司称：“华峰公司各股东享受华峰公司利润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是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一审法院混淆了股东分红比例与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的概念，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分红方式的相关规定，错误地对关键证据、关键事实不予认定，其否定奥峰公司、华峰公司的主张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显然是错误的”。因据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内容可知，华峰公司注册资金从公司成立至今始终为5000万元，从未进行过变更，上诉人奥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37.50万元，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权，而所谓增资一说与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资料相矛盾，应以工商登记资料为准，且依据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股东出资的相关证据显示，部分出资为“借款”，虽然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的股东林光荣出具了《关于公司股东投资和股权比例形成过程的声明》，对“借款”解释为“计提投资利息，又使公司资金方便周转”，但该声明的说法与公司会计制度不符，如果此“借款”为增资，则会计应记帐为实收资本，而不应记为“借款”，并且应办理相关的验资手续，到工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华峰公司并未提交验资及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奥峰公司称：“一审判决判非所请，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给付其代收的股权分红，属于给付之诉，而一审判决的判项内容却为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被告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万元归原告应占义所有，属于确认之诉”。因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具有给付内容且能够申请执行，属于给付之诉，并未超出被上诉人应占义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没有明确给付履行期限，不便于督促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应以十日为限较为适宜，本院对此予以加判。上诉人奥峰公司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多处错误”。经本院核对，一审判决书第十四页最后一行“2007年9月22日”书写无误；一审判决书第十五页第五行“2007年11月11日”书写错误，应为“2007年11月22日”；一审判决书第十七页第十一行“均称华峰公司总投资额为22142.50万元”书写错误，应为“均称华峰公司总投资额为22442.50万元”，以上错误不影响判决结果，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奥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28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驳回原告应占义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8）冀0802民初28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2016年1月18日原审第三人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配给上诉人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分红款中的2400000.00元归被上诉人应占义所有，此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00元，均由上诉人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音审判员 李红梅审判员 孙琳丽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