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长秀，女，195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莉平，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22045174N。法定代表人：彭启发，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呈祥，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长秀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长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健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仅是指杨长秀转让自己持有股权的行为有效，合同本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不应判决解除合同；2.天健公司支付给杨长秀的13万元是劳务费，并非股权转让款，转账摘要注明“劳务收入”，杨长秀之前为天健公司提供过税务审计劳务；3.返还财产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合同有效的法律后果，解除合同返还财产于法无据；4.一审判决杨长秀负担3000元诉讼费用错误。天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另案生效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2.转账摘要是按杨长秀要求注明的“劳务收入”，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劳务关系，13万元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解除合同后，天健公司有权要求恢复原状。天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天健公司与杨长秀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杨长秀向天健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13万元，并支付以13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2月23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于2007年8月24日注册成立，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张东、杨长秀；注册资金10万元，其中张东出资6万元，杨长秀出资4万元。2010年8月27日，杨长秀与张东签订《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合伙决议》，其中约定张东将其在事务所认缴的出资5.5万元转让给杨长秀。后张东将其所占合伙企业55%的财产份额转让给杨长秀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张东所持合伙财产份额占合伙企业财产的5%，杨长秀所持合伙财产份额占合伙企业财产的95%。同日，杨长秀与张东制定《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章程》，其中第十二条“转让出资的条件”载明：税务代理行业属于资格准入控制行业，只有注册税务师才有资格作为发起人、出资人、申请设立税务师事务所；事务所的出资人离开本所，其财产份额自离开之日起应予转让，受让人必须是注册税务师；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财产份额时，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同意的合伙人应当购买出资额，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即视为同意转让；合伙人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转让出资后，由税务师事务所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人的出资额记载于合伙人名册，并向受让人签发《出资证明书》等内容。2010年12月8日，天健公司与杨长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天健公司受让杨长秀持有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80%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杨长秀同意将所持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8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8万元，实缴注册资本8万元）以13万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天健公司；天健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转让费13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杨长秀；天健公司受让杨长秀所持有的股权后，有权自主安排有关资质的自然人作为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即按《合伙企业法》和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规定享有相应合伙人权利和义务；股权转让全部费用（包括税费、手续费等），由天健公司与杨长秀协商约定承担；杨长秀所持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剩余20%的股权享有优先权，即优先享有每年10%股息派送或分红等权利；整合成功后杨长秀不承担任何亏损等内容。2010年12月21日，天健公司通过其尾数为2824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向杨长秀尾数为0149的银行账户转款支付7万元。2010年12月22日，天健公司通过其尾数为2824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向杨长秀尾数为0149的银行账户转款支付6万元。转账凭证摘要处均注明“劳务收入”。2010年12月28日，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为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同日，杨长秀与张东签订《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其中第七条“入伙”条款载明：“税务代理行业属于资格准入控制行业，入伙人必须具有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新合伙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包括入伙条件等），并订立书面协议；在新入伙注册税务师入伙前必须告知其事务所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税务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2年6月6日，杨长秀与张东签订《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合伙决议》，其中约定张东将其持有企业5%的财产份额即人民币0.5万元转让给祁和平，其后退出合伙人。后张东将其所占合伙企业5%的财产份额转让给案外人祁和平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张东退出合伙。同日，杨长秀与祁和平签订《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其中第七条“入伙”条款载明：“税务代理行业属于资格准入控制行业，入伙人必须具有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新合伙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包括入伙条件等），并订立书面协议；在新入伙注册税务师入伙前必须告知其事务所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税务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6月3日，杨长秀与祁和平签订《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合伙决议》，其中约定祁和平将其持有企业5%的财产份额即人民币0.5万元转让给王功云，其后退出合伙人。后祁和平将其所占合伙企业5%的财产份额转让给案外人王功云并办理了变更登记，祁和平退出合伙。另查明，2016年8月24日，天健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天健公司诉被告杨长秀、第三人张东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该案中，天健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杨长秀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为天健公司办理合伙份额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为：2010年12月8日，天健公司与杨长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长秀将其持有的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80%股权（实为合伙份额）以1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健公司，天健公司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转让款给杨长秀。协议签订后，天健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1日和2010年1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长秀支付转让款13万元。但杨长秀收到转让款后，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天健公司一直不能享有合伙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故天健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就天健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杨长秀的答辩意见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合伙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暂行办法》规定，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必须是自然人且具有税务师执业资格三年以上，天健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不具备成为合伙人的资格，天健公司至今也未向杨长秀提供具备合伙人资格的人选。另外，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经营期间，天健公司未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存在未向杨长秀支付基本工资、拒绝交付财务账目等违约情形。故请求驳回天健公司的诉讼请求。就双方上述纠纷，一审法院（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民事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由此可知，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合法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故天健公司可以与杨长秀签订转让协议，受让杨长秀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亦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而《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章程》第十二条同样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财产份额时，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中，天健公司与杨长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长秀将其持有的原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80%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天健公司，系杨长秀对于个人权利的处分，无可厚非。但合伙财产份额相比一般财产利益有其特殊性，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不仅涉及合伙人个人的财产利益而且可能会通过影响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身份利益而对合伙企业的人身信赖基础产生间接影响。故天健公司与杨长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必须经另一合伙人张东的同意。庭审中，杨长秀陈述其已通过口头方式通知张东，并取得张东同意，但杨长秀并未举证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张东知晓杨长秀已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天健公司，那么张东在对外转让自己的合伙财产份额时，同样应当通知合伙人天健公司，但张东却只与杨长秀签订了《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合伙决议》便将其5%的合伙财产份额转给了祁和平，足以证明张东并不知晓天健公司成为新合伙人的事实。综上，杨长秀与天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该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天健公司并不能据此成为新的合伙人，故天健公司要求杨长秀协助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据此，该案判决驳回天健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庭审举证质证时，天健公司举示了转款凭证2份（与本案举示的转款凭证2份一致），证明其分别于2010年12月21日和2010年1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长秀支付转让款13万元。杨长秀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9月6日，天健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杨长秀于2018年6月15日签收了本案的开庭传票、民事诉状副本等。一审中，天健公司陈述其向杨长秀转账支付的13万元（2010年12月21日、2010年12月22日分别支付7万元、6万元）是其就《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转让款，注明“劳务收入”是因为杨长秀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规避税收。因天健公司属于法人，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不可取，且为了公司会计做账，故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虽然支付时间有延迟，但对未在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内支付转让款，杨长秀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天健公司事后将合同约定的转让款支付给杨长秀，也履行了合同的支付义务。天健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转让款支付给杨长秀后，杨长秀也未向天健公司提出其他要求或者异议，视为杨长秀已经默认上述支付方式和时间。（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对事实认定，也能说明上述13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从转让时间和金额以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和金额也可以认定属于股权转让款。另外，杨长秀认为上述两笔款项属于劳务收入，应当举示其与天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中，杨长秀陈述（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法院认定这两笔款项是转让款，法院在认定时并未对这两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进行说明，该两笔款项是由天健公司支付给杨长秀，其在付款时通过自己的行为已经认定该两笔款项是劳务费用。大概从2006年开始，天健公司与杨长秀之间一直有业务关系，即天健公司在对外接了业务之后，因自身的工作人员缺乏税务师的实际经验，便找到杨长秀要求与杨长秀合作，由杨长秀帮其代办业务（查账或出具报告）。天健公司收到第三方支付的款项后，再支付一部分费用给杨长秀。一审中，杨长秀陈述在庭审后半个月内（即2018年7月21日前）可补交相应证据。庭审结束后的补充证据期限内，杨长秀未向法院提交相应补充证据。2018年7月31日，杨长秀向法院邮寄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载明：杨长秀需要调取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之间于2007年前后签订的关于企业财产顾问的合同及由原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用以证明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的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审核业务委托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从而负有向杨长秀支付劳务费的事实。收到该调查取证申请书后，一审法院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处调查取证，该公司法律安保部的工作人员回复称，没有该申请书所申请的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之间于2007年前后签订的关于企业财产顾问的合同及由原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一审中，天健公司陈述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天健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作了一系列工作，其一，将“天健”字号提供给目标单位使用，因此目标单位名称进行了相应变更；其二，将天健公司的经营场所提供给目标单位使用，目标单位也作了经营场所的相应变更；其三，天健公司派了祁和平到目标单位进行管理。杨长秀陈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名称、经营场所的变更属实。但天健公司称祁和平到目标单位进行管理不属实。目标单位实际上的业务管理均由杨长秀负责。在银行的预留印章由杨长秀变更为彭启发（天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天健公司负责事务所的财务，杨长秀负责事务所的业务。其中，天健公司负责财务大概到2013年8月。一审中，杨长秀还举示了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2011年至2013年7月银行流水明细统计，用以证明2010年12月8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在天健公司实际掌管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财务期间，天健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将该事务所的款项非法转走八百多万，天健公司应该对该事务所的财产进行返还；天健公司不存在任何损失，反而盈利。天健公司质证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杨长秀自己单方制作，是否真实需其他证据佐证；就该证据本身来讲，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杨长秀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长秀将其所持有的原重庆恒正税务师事务所80%的合伙份额以13万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天健公司。协议签订后，因上述合伙份额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天健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起诉要求判令杨长秀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为天健公司办理上述合伙份额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就天健公司的上述诉请，（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民事判决认定杨长秀与天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该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天健公司并不能据此成为新的合伙人，故天健公司要求杨长秀协助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因此，判决驳回了天健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该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既判力。因此，天健公司并不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标的合伙份额，即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故天健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天健公司于2010年12月21日、于2010年12月22日向杨长秀转账支付共计13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本案中，天健公司主张本案所涉13万元系其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价，杨长秀认为该13万元系天健公司向其支付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为，商业银行在单位账户对外转账时要求填写摘要的主要目的是为监管机构跟踪资金流向用途以建立反洗钱的基础工作等。转账时摘要处填写的用途系单方作出，不能仅凭转账凭证上注明的资金用途判定争议资金性质，而应综合全部证据及相应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此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定。综合分析现有证据，从金额上看，上述转账支付的13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金额一致。在（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案中，天健公司陈述上述13万元为转让款，杨长秀在答辩时提出了合同无效、天健公司未向杨长秀支付基本工资、拒绝交付财务账目等辩解意见。未对天健公司陈述的已支付转让13万元予以否认。该案庭审举证质证时，天健公司举示了转款凭证2份，证明其分别于2010年12月21日和2010年1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长秀支付转让款13万元。杨长秀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亦未否认该13万元系转让款或对天健公司提出的该13万元的转让款性质提出异议。本案中，杨长秀陈述大概从2006年开始天健公司与杨长秀之间一直有业务关系，即天健公司在对外接了业务之后，因自身的工作人员缺乏税务师的实际经验，便找到杨长秀要求与杨长秀合作，由杨长秀帮其代办业务（查账或出具报告），天健公司在收到第三方的款项之后，再支付一部分费用给杨长秀。在补充证据期限内，杨长秀未提交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证据。补充证据期限届满后，一审法院就杨长秀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所申请的调查取证事项去相关单位调查取证，亦未调取到杨长秀所称的相关证据。因此，本案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存在“劳务收入”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就上述13万元支付时天健公司对杨长秀负有13万元到期应付劳务费债务。并且从支付时间上看，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签订之日起7日内，而上述13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0年12月21日和22日。支付时，转让款13万元属天健公司对杨长秀的到期债务。此外，《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目标单位使用“天健”字号等，杨长秀陈述天健公司负责目标单位财务大概到2013年8月等。综上，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上述13万元应属天健公司向杨长秀支付的转让款。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当事人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此，对天健公司要求杨长秀向其返还转让费1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天健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杨长秀于2018年6月15日签收本案民事诉状副本等。即杨长秀最迟于2018年6月15日应知晓天健公司向其主张解除合同以及返还转让款等。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解除后，杨长秀至今仍占用转让款未返还，天健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损失。故依法支持杨长秀向天健公司支付以13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至于杨长秀认为天健公司在其负责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财务期间从该事务所取得了相应收益或其他利益。即使杨长秀所述属实，相应债权债务主体亦系重庆天健税务师事务所与重庆天健财经顾问有限公司，而非本案双方当事人。故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天健公司与杨长秀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杨长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天健公司转让款13万元；三、杨长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健公司支付以13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四、驳回天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80元，由天健公司负担680元，由杨长秀负担3000元。二审中，杨长秀围绕上诉请求举示了新证据，即证人赵涛的证言，拟证明杨长秀与天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经质证，天健公司不予认可，且对证人身份不清楚；因天健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身份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双方当事人均未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杨长秀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足以否定该判决，在该判决被撤销或变更前，本案应直接采用该判决认定合同有效的事实。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天健公司否认与杨长秀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对转账摘要注明“劳务收入”作出了合理说明；杨长秀在（2016）渝0103民初16905号案中未否认13万元为天健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本案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天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且在合同履行至今未要求天健公司另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合常理；应当认定天健公司支付给杨长秀的13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合同解除后，就合同已经履行的部分，天健公司有权要求杨长秀恢复原状，即恢复到签订合同时的状态，返还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确定的诉讼费用分担，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长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杨长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秀良审判员  吴宝山审判员  王丽丹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吴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