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05民初3587号 原告：唐高志，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穰泽群，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法定代表人：王臻。 诉讼代表人：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鸾，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财邦实业有限公司（原名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德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财邦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小萌。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均美，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臻，男，X年X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第三人：杨长伦，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卓，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红卫，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第三人：唐茂益，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第三人：张双平，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原告唐高志与被告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公司），第三人长沙财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财邦公司）、湖南省财邦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财邦公司）、袁均美、王臻、杨长伦、唐红卫、唐茂益、张双平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高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穰泽群、陈峰，被告维多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陈鸾，第三人长沙财邦公司、湖南财邦公司、袁均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第三人杨长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卓，第三人唐红卫、唐茂益、张双平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臻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高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确认原告破产债权本金922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启动被告长沙维多利购物大厦的开发建设，向原告等人借款，由被告提供借款履约担保，原告等人与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被告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借款与履约担保合同》。该合同对借款金额、期限、利息与支付方式、担保措施、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分两批次借给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922万元，出具收据。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到原告借款后，仅向原告支付3个月利息，之后再没有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亦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原告与其他出借人于2012年11月19日向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被告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等人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维多利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一案。随后，原告联合其他出借人向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请破产债权，原告申报债权本金金额为9220000元、利息为9403453元。破产管理人审查后仅确认原告债权本金金额249.36万元、利息197.44万元，严重背离本案的客观实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被告维多利公司辩称，原告以其生效法律文书作为债权申报证据提交，管理人有权对证据三性予以审查。原告进行债权申报，管理人在债权审查结论作出前，多次通知、要求原告补充提交出借款项对应的交易往来凭证，原告未提交，其应当在债权审查过程中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管理人债权审查以及债权审查结论的作出，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债权审查程序，原告债权审查结论已经生效，其债权金额在管理人处已获最终确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长沙财邦公司述称，1、2012年3月，长沙财邦公司、维多利公司与原告等5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借款3421万元，在首笔借款2361万元中，含原告等5人置换维多利公司2011年8月的借款1000万元，属由湖南财邦公司委托，代持湖南财邦公司受让维多利公司60%的股权，再以该股权为原告等5人设立质押担保。因维多利公司违约，并未受让股权。整个借贷过程中，全部借款的支付都由湖南财邦公司经手，长沙财邦公司从未受益。2、主合同约定首笔借款2361万元，杨长伦与张双平1260万元（含置换债权1000万元的750万元）、唐高志与唐茂益占865万元（含置换债权1000万元中的250万元）、唐红卫占236万元。长沙财邦公司分别代替维多利公司向原告等5人出具借据，其中唐高志472万元、杨长伦630万元、张双平630万元、唐红卫236万元、唐茂益393万元。3、湖南财邦公司于2012年11月发生挤兑担保本息风波后，在登记担保债权时，长沙财邦公司于12月20日向杨长伦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与上述完全吻合，同时确认唐高志债权总额922万元：首笔借款472万元、第二笔借款450万元，与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标的和本案债权完全一致。4、至于唐高志与杨长伦在置换的1000万元债权中，是否存在500万元纠纷，并不知情，无法证明。综上，请求依法裁决。 第三人湖南财邦公司、袁均美述称，与唐高志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已经向破产管理人提交，认可破产管理人所作出的相关决定。 第三人杨长伦述称，之前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向维多利公司出借的款项都已向管理人进行申报并确认，所以杨长伦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第三人唐红卫述称，原来有100万元在唐高志处，要求唐高志打款100万元，委托四个朋友打款100万元，杨长伦打款36万元，向袁均美支付借款80万元，共计316万元。 第三人唐茂益述称，本金320万元，通过自己网银转账给长沙财邦公司、袁均美、杨长伦、唐高志。 第三人张双平述称，是杨长伦以张双平名义操作，具体情况不清楚。 第三人王臻未答辩。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27日，唐高志、杨长伦、唐红卫、唐茂益、张双平（甲方、出借人）与长沙市祥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乙方、借款人，以下简称祥美公司，现长沙财邦公司）、湖南财邦公司（丙方、担保人）、维多利公司（丁方、担保人）、王臻（戊方、担保人）签订《借款与履约担保合同》，约定乙方为启动长沙维多利购物大厦开发建设，需向甲方借款，丙、丁、戊方同意提供担保。合同内容：一、借款金额、期限、利息与支付方式：1、借款本金3540万元（其中唐高志708万元、杨长伦944万元、唐红卫354万元、唐茂益590万元、张双平944万元），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自甲方资金汇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2、上述借款分两期到位，即本合同生效后即到位2361万元（其中唐高志472万元、杨长伦630万元、唐红卫236万元、唐茂益393万元、张双平630万元），待乙方按本合同第二条完善股权质押担保手续后到位1179万元（其中唐高志236万元、杨长伦314万元、唐红卫118万元、唐茂益197万元、张双平314万元）。3、借期内乙方按月利率2.54%（每月90万元）支付甲方利息，按月支付。借款期满当日归还本金3540万元。还本付息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开户行：建行松桂园支行，户名：杨长伦）。4、上述借款甲方凭乙方的《借据》和丙方的《担保函》支付，即乙方委托甲方将借款支付至丙方账户，由丙方监督乙方按计划使用。二、担保措施：1、丙方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乙方借款本息及本合同约定乙方的违约责任，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2、丁方的担保：用公司全部资产和收益为乙方向甲方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3、戊方以其全部个人资产为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4、乙方以其在丁方60%的股权为甲方提供质押担保。5、上述担保范围涵盖借款本息及甲方主张债权的一切费用。丁戊同时为丙方的担保风险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违约责任：乙方违约，除限时偿还本息外，还应按逾期2‰/日计算违约金为甲方。 合同签订当日，祥美公司及袁均美出具五张借据，借据金额共计2361万元：唐高志472万元、杨长伦630万元、唐红卫236万元、唐茂益393万元、张双平630万元。2012年4月起至2012年9月，为继续履行《借款与履约担保合同》，袁均美陆续出具六张借据，担保人为湖南财邦公司，借据金额共计1060万元：唐高志450万元（含2012年4月1日借据150万元）、杨长伦530万元（借据四张）、唐红卫80万元。至此，借据金额共计3421万元：唐高志922万元、杨长伦1160万元、唐红卫316万元、唐茂益393万元、张双平630万元。 2012年11月，唐高志、杨长伦、唐红卫、唐茂益、张双平向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祥美公司分别向五人偿还2361万元中的各自本金、利息、违约金；袁均美、祥美公司分别向三人偿还1060万元中的各自本金、利息、违约金；湖南财邦公司、维多利公司和王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3年3月4日，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邵仲裁字[2013]第08号裁决书，认定五人借款本金3421万元，包括2011年8月31日杨长伦转账给王臻的1000万元借款，2012年10月28日之前总借款3421万元的利息都予以归还，裁决如下：一、祥美公司、袁均美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唐高志、杨长伦、唐红卫、唐茂益、张双平五人合计借款本金3421万元及逾期利息（从2012年10月28日计算至2013年3月5日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之日，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54%计算）；二、湖南财邦公司、袁均美、维多利公司、王臻对第一项确定的本金与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申请其他仲裁请求。本案仲裁费25万元，全部由祥美公司、湖南财邦公司、袁均美、维多利公司、王臻共同承担。之后，五人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果。 2016年2月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民破（预）字第01684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朱永腾、刘志胜、湖南财邦公司对维多利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随后裁定交由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年9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债权审查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同时提交借款借据、银行放款或银行转账记录，没有银行转账凭证或其他付款证据佐证，导致债权无法查实的，不予确认；第二十三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或实际支付金额与借款借据金额不一致的，按实际付款金额认定本金；第二十四条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6条、合同法第12条、1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29、30条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规定对借贷类债权利息及违约金进行确认。 唐高志等五人分别按借据金额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共计3421万元：唐高志922万元、唐茂益393万元、杨长伦1160万元、唐红卫316万元、张双平630万元，利息另计。管理人核定债权本金共计2102.56万元：唐高志249.36万元、唐茂益288.29万元、杨长伦870.95万元、唐红卫231.81万元、张双平462.15万元，利息另计。管理人在2017年7月22日、23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公布了债权审查情况。2018年第三次债权人会议通过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按此方案进行了分配（预留部分）。 唐高志先后于2017年8月10日、8月15日，2018年5月28日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均未缴费按撤诉处理。2018年6月6日，唐高志提起本案诉讼。唐高志明确其与唐茂益债权本金共计1306.33万元：一、转账金额共计916.33万元：1、2011年12月28日50万元；2、2012年3月28日50万元（含在杨长伦266.67万元中）；3、2012年4月1日214.33万元；4、置换1000万元中的250万元；5、2012年4月1日79万元；6、2012年4月27日179万元；7、2012年5月11日94万元。二、欠条金额390万元。该欠条复印件载明：“今欠到唐高志人民币合计叁佰玖拾万元整（3900000.00元）。其中：代还赵端魁欠款120万元，1000万元延期半年利息120万元，2012年元月19日借款150万元还杨长伦1000万元利息和150万元借款二个月利息30万元。合计390万元整。二个月归还，逾期按6%支付利息。王臻2012.1.19维多利公司印章。”湖南财邦公司在欠条复印件上盖章。 管理人对包括2012年3月28日50万元在内的150万元，认定已归还给杨长伦（2012年3月27日130万元、3月28日20万元），对唐高志主张的该笔债权不予认定；对2012年4月1日214.33万元中的100万元认定为唐红卫债权，核定该笔债权为114.33万元，核减100万元理由是唐红卫在唐高志处有100万元（注：2011年11月24日银行流水95万元），由唐高志代付。管理人对转账部分核定为766.33万元（916.33万元-50万元-100万元）。唐高志认可为唐红卫代付100万元，但主张是与50万元共计150万元在杨长伦2012年3月28日266.67万元中支付，主张该150万元是袁均美退还唐高志的投资款。杨长伦主张100万元是唐红卫委托朋友向袁均美的付款100万元，50万元是唐茂益通过杨长伦向袁均美的付款50万元，袁均美退款150万元后，将150万元计入266.67万元，作为第一期款项。 管理人认为390万元欠条是王臻与唐高志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予认可。唐高志主张390万元中的赵端魁120万元是现金付款，代王臻偿还杨长伦1000万元的四笔利息216万元（54万元/笔）。杨长伦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唐高志在代收王臻五个月利息300万元之后，转付4个月利息216万元。对王臻、维多利财务总监范志军在2011年8月至12月转账280万元，唐高志主张是代收邵阳市金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给王臻2500万元的利息，提交2011年6月典当合同、当票、转账凭证（杨开成转账2297.5万元至湖南财邦公司）、民事调解书（杨开成向王臻主张债权转让金额）。 管理人核定：一、第一期借据2361万元的实际本金为1610万元[杨长伦及张双平1066.67万元（200万元+116.67万元+1000万元中的750万元）、唐高志及唐茂益343.33万元（50万元+114.33万元+1000万元中的250万元-71万元）、唐茂益200万元（55万元+25万元+20万元+100万元）]；二、第二期借据1060万元的实际本金为1033万元[杨长伦53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50万元+80万元）、唐高志及唐茂益423万元（71万元+79万元+179万元+94万元）、唐红卫80万元]；三、2012年10月18日之前的实际本金为2643万元（不含此后增加的杨长伦20万元），从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10月18日应计利息为437.3588万元（月利率3%），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10月18日实付利息777.80万元，将多付利息340.4412万元（777.80万元-437.3588万元）核减本金。 管理人核定：1610万元中的1000万元，由2011年8月31日杨长伦转账给王臻的1000万元借款置换，该1000万元的合法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至置换时（2012年3月28日）为210万元（1000万元×3%×约7个月），已支付430万元，认定唐高志承担10万（欠条390万元违约金），超过的210万元利息抵扣本金。在扣除多付利息后，本金余额为2092.56万元[2643万元-抵扣本金总额550.44万元（340.44万元+210万元）]，再减去唐高志承担的本金10万元，加上杨长伦增加的本金20万元，本金总额为2102.56万元。 分割债权余额时，管理人根据唐高志等五人申请的债权本息，按比例分割，扣减本金1338.44万元（申报本金总额3421万元-确认本金总额2082.56万元，增加杨长伦20万元本金未计算在内），其中唐高志个人承担427万元（390万元+21万元+6万元+10万元），剩余911.44万元（祥美公司代出资361万元、超标利息抵本金550.44万元）按申报比例分摊，该部分唐高志分摊245.64万元，由此核定唐高志债权本金为249.36万元（922万元-427万元-245.64万元）。 另查明，2017年9月，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105民初6203号民事判决，认定：王臻及维多利公司向杨长伦借款1000万元，每月利息为60万元，2011年8月31日至2012年12月期间，王臻及维多利公司财务人员按月向唐高志账户支付利息。 湖南财邦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袁均美，于2017年9月变更为袁小萌，现袁均美为公司股东。邵阳市金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7月成立，原法定代表人是唐茂益，2018年1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高志，2018年6月变更为凌红昌，现公司更名为湖南金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仲裁裁决书如何处理以及本金如何核减的问题。 一、仲裁裁决书如何处理。邵阳仲裁委员会邵仲裁字[2013]第08号裁决书，裁决：祥美公司、袁均美偿还唐高志等五人合计借款本金3421万元及逾期利息，维多利公司等主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由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原则上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也就是在足以推翻裁决内容的情况下，可对裁决的不实部分不予采纳。2019年3月2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决定（三）》第七条规定，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仲裁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该司法解释突破了仲裁法关于撤销裁决的申请主体、受理法院以及适用情形等规定，从立法目的考量，作为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可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此外，2018年12月19日询问笔录中，唐高志同意在邵仲裁字[2013]第08号裁决书之外另行算账。根据上述情况，本案宜按实际证据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审查债权金额，对不实部分可不予采纳。 二、本金如何核减。唐高志、唐茂益债权存在交叉，两者同意合并算账，在扣除唐茂益已确认的288.29万元本金后，即作为唐高志的剩余本金部分，管理人也同意该方案，故本案按此方法核算。 管理人已核定唐高志、唐茂益转账的债权金额766.33万元，应予确认；管理人将预扣利息27万元（21万元+6万元）核减，符合法律和债权审查办法的规定。本案争议款项为2012年3月28日50万元、2012年4月1日100万元、欠条390万元，以及利息220万元、340.44万元如何抵扣本金的问题。 （一）50万元及100万元不应认定。理由如下：2012年3月28日50万元、2012年4月1日100万元能否认定为唐高志、唐茂益债权，关键是杨长伦2012年3月28日266.67万元中的150万元性质问题。杨长伦在2012年3月27日、28日代收袁均美支付的130万元、20万元，随即将150万元计入266.67万元转款。唐高志主张该150万元是袁均美退还唐高志的投资款，但无证据予以证明；《调卷债权审查报告》第四条第3款第3项第3点明确：3月27日代付唐高志利息150万元（无银行流水，财邦收回了维多利支付给唐高志利息的原件），该内容也应是维多利支付利息，与唐高志向袁均美投资的主张不符，故上述主张缺少证据印证。 杨长伦主张100万元是唐红卫委托朋友向袁均美的付款100万元，50万元是唐茂益通过杨长伦向袁均美的付款50万元，该两笔款项分别与2011年12月31日唐红卫三笔银行流水100万元（匡德明55万元、赵爱云25万元、赵小艳20万元），以及2011年12月28日唐茂益银行流水50万元（含在杨长伦等250万元中）的金额一致，存在高度盖然性。杨长伦注明2666666元“包括唐高志50万元”，杨长伦解释是唐高志、唐茂益债权交叉的缘故，现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此外，唐高志等人认可第一期五人约定应投入2000万元，361万元是利息计入借据2361万元中。2000万元组成为：唐红卫约定投入200万元（到账），杨长伦及张双平约定投入1066.67万元（到账），唐高志及唐茂益约定投入733.33万元（欠条390万元+转账343.33万元），其中转账343.33万元已由管理人确认，并未漏算150万元，相反，如再增加150万元则与约定的2000万元组成明显不符。因此，唐高志关于150万元是其向袁均美投资的主张不能成立。 管理人在认定唐红卫100万元（2011年12月31日流水）、唐茂益50万元（2011年12月28日流水）之后，将2012年3月28日266.67万元中的150万元扣除，实际避免重复计算，并无不妥，故2012年3月28日50万元不应再重复认定。因266.67万元中的100万元并非唐高志代唐红卫支付，而唐红卫在唐高志的债权确有银行流水证明，唐高志也认可代付100万元，管理人将唐高志2012年4月1日214.33万元中的100万元认定为唐红卫债权，核减唐高志债权10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2012年3月28日50万元、2012年4月1日100万元不应认定为本案债权。 （二）欠条390万元不应认定。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本案中，欠条390万元为复印件，维多利公司抗辩390万元并未实际发生，法院应按规定综合审查。首先，代还赵端魁欠款120万元，金额巨大，唐高志主张是现金付款，应负举证责任，但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按规定不应认定。其次，1000万元延期半年利息120万元，该1000万元由杨长伦借款给维多利公司，唐高志在杨长伦处占有一定份额（杨长伦认可250万元，唐高志主张500万元），如有延期利息一般是向出借人杨长伦出具，而非向隐名的唐高志出具，管理人已核定原1000万元月利率3%的合法利息仅210万元，实付利息430万元，已多付利息220万元，在此之外还出具延期半年利息的欠条，不属于法律保护范围，故延期半年利息不应确认。最后，借款150万元偿还杨长伦1000万元利息，虽然唐高志支付216万元利息给杨长伦，但是王臻、范志军此前已付280万元利息给唐高志，杨长伦主张是代收利息，对此，（2016）湘0105民初6203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唐高志账户代收利息的事实。唐高志主张280万元是代收典当利息，而当时唐高志并非邵阳市金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典当资金实际是由杨开成转账，最终也是杨开成受让债权后进行调解，该主张与生效判决认定不符，且无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因此，唐高志关于借款150万元代付杨长伦利息的主张，不应采信，该150万元的两个月利息30万元不应计算。综上，390万元欠条的证据不足，管理人未予认定，符合法律和债权审查办法的规定，并无不当。 （三）利息抵扣本金。对已付利息部分，管理人按月利率3%核定原1000万元在置换前应收利息为210万元，第一期、第二期实际本金在2012年10月18日之前应计利息为437.3588万元，符合债权审查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应予确认。已付利息中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共计560.44万元（430万元-210万元+340.44万元），其中原1000万元的利息220万元，2643万元的利息340.44万元，管理人认定唐高志个人承担10万元（含在220万元中），剩余550.44万元以及祥美公司361万元共计911.44万元，管理人按申报比例进行分割，但该方法与实际不符，应重新核算。 1、原1000万元的利息220万元。（1）10万元。2012年3月28日杨长伦向唐高志转账30万元，管理人认定其中10万元是欠条390万元的违约金，杨长伦称：王臻自述10万元是滞纳金。对此可通过推算确定是否合乎逻辑：欠条时间为2012年1月19日，约定二个月（3月19日）归还，逾期利息为6%，计算至2012年3月底逾期天数为12天，按月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为93600元（390万元×6%÷30天×12天），与10万元大致相符，如将欠条中150万元的二个月利息30万元一并计息，则略超过10万元，故管理人的认定合乎逻辑。因欠条390万元未被确认，其违约金部分也不应确认，管理人将该款从唐高志本金中扣除，并无不当，予以确认。 （2）210万元。2011年8月31日杨长伦转账给王臻1000万元借款，2012年3月28日置换至第一期1610万元中，置换前多付利息210万元，应按1000万元的份额分摊抵扣本金。唐高志、唐茂益明确1000万元中的250万元已由唐茂益申报，唐高志未申报250万元，杨长伦明确其申报750万元。唐茂益申报的250万元应抵扣本金52.5万元（210万元×250万元÷1000万元）。至于唐高志所占份额是250万元抑或500万元，本案不予处理，可另行主张。 2、2643万元的利息340.44万元。唐高志、唐茂益应分摊抵扣本金98.71万元（340.44万元×766.33万元÷2643万元）。 3、唐高志剩余本金316.83万元：唐高志、唐茂益766.33万元-欠条违约金10万元-210万元中的52.5万元-340.44万元中的98.71万元-唐茂益已确认288.29万元。唐高志诉请超过部分，缺少证据证明，本案不予确认。唐高志关于垫付仲裁费25万元的问题，可在提供证据后另行依法申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唐高志在被告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普通破产债权本金为316.83万元； 二、驳回原告唐高志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6340元，由原告唐高志负担38170元，被告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负担381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龙挺 人民陪审员  陈毓奇 人民陪审员  彭 斌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周梦瑶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八条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决定（三）》 第八条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第七条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 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公证文书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后，重新确定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