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祥英，女，194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 委托代理人赵涌，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庄桥宁慈公路西何亭对面。 负责人李艳超，经理。 委托代理人范炳婵，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李祥英和被上诉人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82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刘某出生于1989年1月25日，未婚，其父刘国中已过世，李祥英系其母亲，出生于1945年2月4日；李祥英共有五个子女。2017年2月17日，刘某与德邦物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其工作岗位为司机，工作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入职后刘某一直居住在浙江省杭州市，其工伤保险由德邦物流公司缴纳，工资由德邦股份公司发放。2018年5月7日，刘某根据工作安排驾驶登记在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下的浙Ｂ×××××号重型箱式货车将货物从浙江省杭州市运送至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当天下午13时15分许(监控视频时间，下同)，雨，该车因故在停车。刘某于13时15分51秒下车将驾驶室向上举升，之后刘某于13时17分从车辆右后侧离开车辆所停位置至13时18分回来；回来后刘某从车辆左侧进入驾驶室底部维修。13时26分55秒至13时27分09秒驾驶室“自动”向上举升至最高点，与此同时，刘某从驾驶室底部爬出；13时28分05秒至13时28分19秒刘某将驾驶室降下，并再次从左侧进入驾驶室底部进行维修；之后（因拍摄角度原因，具体视频时间看不到）驾驶室“自动”下降将在下方检修的刘某压住，致其死亡。原审法院委托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该院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案涉车辆驾驶室翻储油壶的侧面有一块指示牌显示，手柄在朝左上方向驾驶室可向上举升。手柄竖直向下时，驾驶室可下降和驾驶室锁紧。最上面还有一注意事项：“必须将驾驶室翻转至最大角度方向进行维修作业”。1.货车挂挡功能分析。前后方向操纵换挡杆没有阻力感，换挡功能已经失效。换挡操纵机构和选档换挡轴之间的球铰链连接脱开，下面还有一把钢丝钳和一段还没有捆绑的铁丝；通过球头销、球头座以及两者间捆绑的铁丝的锈蚀程度说明这种临时应急补救措施情况出现已经较长时间；2.驾驶室翻转系统分析。通过现场勘验说明驾驶室翻转液压系统功能正常，没有故障，驾驶室在液压泵不工作时不会自动下降，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和现场测试，驾驶室“自动”举升和下降是由于液压泵意外工作所造成。液压泵由电机驱动，由于事发现场除了驾驶员没有其他人员，排除其他人员操作因素，只有可能是下雨造成驾驶室翻转电机的控制电路产生短路，才会导致液压泵工作；视频中修理过程的驾驶室自行上升和最后的自行下落都与开关的行程相吻合，车辆在修理过程中天气有雨，与雨水造成短路使原行程继续自行工作相吻合。根据货车驾驶室翻转系统的电路原理，雨水造成的短路只能发生在继电器线圈的电路上。在这个电路中，可以人工干预的只有仪表台上的驾驶室翻转控制开关和右侧的驾驶室翻转电机控制开关，仪器台上的控制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不受雨水影响，出现问题的只能是驾驶室翻转控制开关；现场勘验发现，驾驶室翻转控制开关的外壳已经破损，达不到相应的防水性能。其最终鉴定意见为：1.浙Ｂ×××××重型箱式货车的挂挡功能失效，不符合国标GB7258-2014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2.驾驶室翻转液压系统功能正常，右侧的驾驶室翻转电机控制开关外壳开裂，达不到应有的防水性能要求；3.悬架、发动机和转向系统不符合国标GB7258-2014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2018年9月21日对德邦物流公司就本次事件提出的工伤待遇补偿申请予以批准，核发工伤保险待遇总计772800元（丧葬补助金4488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该款项已支付给李祥英。另查明，德邦物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含货物运输，其（货运代理人）与德邦运输公司（承运人）均系德邦股份公司独资设立的法人，二者于2015年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一份，约定承运人及其隶属分公司按照托运人委托将托运人托运货物发往全国各地；承运人在货运代理人指定地点接货或送货，德邦运输公司按照结算期内为货运代理人实际提供服务情况确定结算金额；合同对承运人隶属分公司为货运代理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拥有同等效力。根据李祥英诉请、损失情况并结合相关赔偿项目之标准，原审法院确定李祥英因其亲属遭受人身损害所致的合理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069913.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025220元（51261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44693.6元(31924元/年×7年/5）；2.丧葬费：30549.5元（61099元/年×6个月）；3.处理丧葬事宜支出：酌情认定1506.5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鉴定费：41000元。以上合计1192969.65元。李祥英于2018年12月3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变更后）：1.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李祥英各项损失1192969.6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0252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4693.6元、丧葬费30549.5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506.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4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在已按工伤待遇进行补偿后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是否仍应对刘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李祥英主张其亲属刘某死亡系因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车辆存在重大瑕疵造成，且刘某并非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员工，故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辩称刘某系从深圳德邦物流公司借调到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车辆为其生产工具，故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无需另行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一）李祥英主张案涉车辆系德邦物流公司向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借用或租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李祥英对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与德邦运输公司间的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关系予以认可，根据该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中“合同对德邦运输公司隶属分公司为德邦物流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拥有同等效力”的约定、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及德邦物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货物运输可确认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德邦物流公司间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货物运输合同系由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常应由承运人提供运输工具及相应的人员。案涉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中并无由货运代理人提供车辆驾驶人员之特别约定，李祥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该约定；刘某系德邦物流公司的员工，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李祥英亦认可事发时刘某系将货物是从浙江省杭州市运送到浙江省建德市，该起点与终点均距离广东省深圳市较远。综合上述情形及合同约定，李祥英所述德邦物流公司为确保自身货物运输进程而派员工驾驶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车辆或德邦物流公司借用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车辆进行货物运输的说法均不符合情理和合同约定。刘某驾驶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车辆应非受德邦物流公司直接指派，应为得到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同意或授权；（三）德邦运输公司与德邦物流公司系关联企业，关系企业内部借用人员本身并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也规定，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可证明本案事件已认定为工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刘某的工资由德邦股份公司发放、刘某入职后一直居住在杭州及本次事件已被认定为工伤等情形与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出的系因其系借调到德邦运输公司的抗辩意见及德邦物流公司事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说明》所载内容相符，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认为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刘某应系从德邦物流公司借调（指派）到德邦运输公司或其隶属分公司并根据该单位安排驾驶相关车辆，其在实际用人单位从事的工作视为其履行其职务行为，因此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并非《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次事件已认定为工伤，李祥英无权向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因本案不存在第三人侵权行为，故对双方的其他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不再分析论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李祥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365元，减半收取计3182元，由李祥英负担。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原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宣判后，李祥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一直强调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系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侵权责任，理由如下：1.死者刘某身前系与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死者刘某身前社保缴纳由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完成；3.死者刘某工亡事件已由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提起工伤认定并已得到确定；4.死者刘某生前驾驶的车辆并非属于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而是由被上诉人提供。暂且不论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上述理由证明本案系由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安全事故。死者刘某生前一直在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任职司机，但在一审判决中，却被认为系借调（指派）到被上诉人处就职，该部分的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亦没有相关证据支持。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用作证明死者刘某生前就职于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而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暂且不论该份材料的内容真实性，其提交的时间节点也十分蹊跷，事故发生于2018年5月7日，上诉人于2018年6月21日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过一系列的开庭、质证、鉴定、再开庭、再质证，到了2019年初案件情况已经基本查明，被上诉人仍是主张侵权行为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构成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在之后承办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交涉的过程中，提到了员工借调问题，被上诉人态度立马翻转，称死者刘某生前系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系企业之间的员工借调，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刘某生前系被借调到被上诉人处工作。该事件节点与事故发生、刘某入职事件已相差甚远。在拿到该份材料之后，上诉人从未认可过该份情况说明，无论从证据三性的角度，还是从该份证据材料的事后补充来看，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却根据该份材料加以推测，认可了“借调的事实”。其次从该份证据材料的内容来看，死者刘某的借调时间是2017年2月17日，而死者签署的劳动合同时间是2017年2月17日至2019年3月31日，如果需要刘某入职时就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为何不直接与被上诉人签署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也提到了“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乙方说明情况后，可以调整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工作岗位、工作部门、工作地点等）”。乙方应当服从甲方的调整。同时双方约定：“员工异动单”、“员工借调协议”等可作为本合同的有效变更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是被上诉人一直表示无法提供员工异动单或者员工借调协议，上诉人认为死者刘某一直在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工作，压根不存在借调事宜，被上诉人当然无法提供，只能通过事后补救的方式来圆自己的谎言。另外上诉人查阅了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涉诉案件，发现了该公司亦在全国各地开展物流业务，其中也不乏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死者刘某根本不存在借调的理由，亦不存在一审判决行为中更符合逻辑的推测了，死者刘某生前却系在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工作，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其被安排在浙江杭州工作亦无不妥，而关于杭州车队属于哪个公司派出机构，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根据劳动合同认为其属于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的派出机构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在没有足够客观直接的证据情况，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死者刘某系被借调到被上诉人处，实属偏颇。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错误地将上诉人限于不利地位，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称车辆系被上诉人调度，在庭审过程中表示，车辆可能系由被上诉人租用或者借用给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使用，因为对于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而言，死者驾驶的车辆并未由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上诉人只能如此表示用以形容与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事故发生的关联，事后经调查该车辆也确实由被上诉人提供，至于刘某使用的名目却变成了借调后的劳动工具。在一审判决中强调上诉人无法证明车辆系由被上诉人租用或者借用，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系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案件，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侵权赔偿，至于车辆是以什么名目到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上诉人只能猜测，且被上诉人与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属关联公司，两公司为了平息事件统一说法也是有可能性的，且即使该车辆系被上诉人租借到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给死者刘某使用，因为两者的特殊关系，上诉人也无法拿到该份关键性的材料，被上诉人亦不会承认或者主动提交该份材料，如果将该部分证明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实属不公。其次一审判决中强调的借调关系亦没有相关证据材料支持，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作了充分的质证，在判决行文中却没有对该份情况说明却没有作为证据加以说明，但又根据该份材料结合两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作了相关推测，上诉人认为《货物运输合同》只能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并不能成为死者刘某被借调的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员工异动单、员工借调协议等直接证据证明借调事实的情况下，认定死者刘某属于借调实属不妥，亦违反了证据规则，被上诉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是通过法官的“合理认为”免除被上诉人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明显错误，导致上诉人陷于不利地位。三、本案属于典型的行为侵权案件。上诉人代理人认为本案符合侵权责任四要件，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将存有明显质量问题的车辆投入市场使用，且在车辆交付受害人工作企业时未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便是车辆存在严重瑕疵问题，这一行为直接导致受害人的死亡，故被上诉人将有严重质量瑕疵问题的车辆交付受害人使用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侵权行为。车辆存在的问题明显长久存在，而不是在受害人使用之后才出现的，被上诉人作为车辆所有人未对车辆进行专业维修，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亦未妥善使用保养，对出现的问题未加思索，持放任心态，一般的车辆所有人都会对车辆进行检修保养，对车辆出现的问题会及时维修，更何况被上诉人这种专业的车辆货运、出租公司。应对专业的货运出租公司科以更高的注意义务，涉案车辆存在的问题长久存在，暴露在外，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更何况被上诉人这种具备专业知识和较高危险防范能力的大型合规公司，其主观过错显而易见，被上诉人对于车辆存在的问题有义务且有责任及时发现并维修，但其对涉案车辆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持放任心态，其主观有明显的过错。综上，为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行为，让企业担负起责任，才是法律应当达到的社会规范效果。综上，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如下：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其他的意见，和一审的意见一样。 二审中，上诉人李祥英与被上诉人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死者刘某与德邦物流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为司机，工作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而根据上诉人的自认，刘某在签订劳动合同后一直在杭州工作。现有证据可以反映刘某在杭州工作期间均未接受德邦物流公司的考勤和管理，其工资也是由德邦股份公司发放，德邦股份公司正是德邦物流公司和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的开办单位。虽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未有书面证据可以反映刘某系受德邦物流公司的指派在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或其隶属分公司工作，但从刘某的工作地点、工作安排和考勤的实际情况以及工资的发放主体等事实，可以认定刘某系根据德邦物流公司的指派到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或其隶属分公司从事驾驶相关车辆的工作，其在实际用人单位的工作视为其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李祥英基于该法律规定要求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65元，由李祥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