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路港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栗建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华，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法定代表人：汪文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龙，河南善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朱贤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永，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路港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港公司）、上诉人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6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路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路港公司的合法权益。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件已过诉讼时效。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间开展业务的最后时间是2013年8月31日，2014年7月广弘公司在上海普陀法院诉路港公司一案中，案号为（2017）沪0107民初18240号（以下简称18240号），2015年1月18日，益兴公司将其对广弘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路港公司，2015年2月18日，路港公司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作为证据提交，在普陀法院开庭时送给了广弘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并通过反诉主张权利。审理中，益兴公司主张应冲抵，广弘公司坚称应另行结算。2015年4月20日法院将案件移交给公安部门，2017年6月21日公安部门将案件退回后，2017年7月17日，又重新立案，路港公司再次通过反诉主张权利。2017年10月上海普陀法院做出判决对转让债权不予处理（证据编号2第18240号判决书4、5、6页）。据此，路港公司在2018年4月12日通过越秀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前述主要时间节点为：2013年8月31日→2015年1月18日→2015年4月20日（债权转让，期间开庭质证、主张权利，移交公安）→2017年7月17日→2018年4月12日，并没有过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广弘公司按《业务代理协议》收取35元/吨费用是错误的。广弘公司提交的《业务代理协议》与收费涉及的合同、货物品种、结算单是两张皮、两码事，且时过六年没有开具业务费发票。根据《业务代理协议》内容，适用业务代理协议必须满足：（1）益兴公司（乙方）发往山西省外货物；（2）货物品种应为洗精煤；（3）广弘公司做了接货，验收及结算工作，须开具业务费发票；（4）业务发生在2012年元月至2012年12月31日。广弘公司提交的涉及收费的合同都不是益兴公司（乙方）发往山西省外货物；都没有开具业务费发票；货物品种有的也不足洗精煤；有的合同超出2012年元月至2012年12月31日期限。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满足业务代理协议约定的4个条件，与业务代理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均不能适用业务代理协议，不应扣减。退一步讲，即便条件具备，应当扣减，因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发出的对账《征询函》己确认截止2012年12月27日拖欠益兴公司煤款及保证金，它们已全部被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发出的《征询函》覆盖包含，不应重复扣除。且已时过6年。（二）一审判决认定益兴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款项及货物增值税票价值合计人民币78868798.00元是错误的。广弘公司称益兴公司收到广弘公司78868798.00元（其中款61356658元，货物增值税票17512140元），而无序号，无页码，无证据支撑的654.687万元、500万元、50万元、50万元未支付四笔总计12546870.00元（以下简称四笔款项）应剔除，剔除后为66321928.00元。1.路港公司表述（“……其诉请的金额为上述证据1、3、5、7、8、12-22、23、24、26-29、32各项之和，扣减2、4、9-11、25、30、31，再扣减广弘公司2012年9月13日付654687元（无凭证），2012年9月30日付500万元（无凭证）、2012年9月30日付50万元2012年10月29日付50万后得出，所得的金额是超过诉请请求的金额，但仅主张诉讼请求的金额。但在一审庭审结束后，路港公司表示，因为广弘公司未就2012年9月13日付款654687元，2012年9月30日付款500万元、2012年9月30日付款50万元、2012年10月29日付款50万进行举证，所以路港公司不同意扣减上述金额”，见判决书15页）的内容是诉讼请求的计算方法，同时明确所得的金额是超过诉请请求的金额，没有确认广弘公司已付无凭证四笔款项。2.提交的证据目录为：“第一组、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有不少于1312.824205万元债权，该债权己转让给路港公司并通知了广弘公司。”，没有确认广弘公司已付四笔款项。3.一审6月20日开庭，庭审中路港公司明确不确认益兴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款项及货物增值税票价值合计人民币78868798.00元，庭审后提交代理词核定数字。代理词明确：应剔除没有支付的证据目录中无序号，无页码，无证据支撑的654.687万元、5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四笔总计12546870.00元，也没有确认广弘公司已付四笔款项。4.益兴公司确认从未收到四笔款项中的6546870元的货款。5.一审10月8日再次开庭对广弘公司补充证据质证，广弘也没有提交向益兴公司付款654.687万元的证据。一审判决书（32页）“…路港公司起诉时确认广弘公司已付，但庭审结束后又不确定广弘公司已付款部分1254.687万元，…不采信路港公司的意见”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份违约金100万元是错误的。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开展业务的最后时间是2013年8月31号，广弘公司却拿出益兴同意承担2013年9月违约金100万元，不符合生活的常理；三、一审判决存在明显地方保护倾向性。1.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路港就涉案款项是否同意进行审计表态，路港书面同意审计后，一审法院又以账册不全为由，不予审计。账册仅缺少证据目录中无序号，无页码，无证据支撑的654.687万元、5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四笔数字，一审中广弘公司补充了相关复印件“证据”，账册不全仅是个借口。2.一审庭审中广弘公司补充了一些复印件“证据”，在法庭质证后又声明不向法庭提交（路港已部分拍照留存），一审法院不做分析，对不向法庭提交“证据”做出对广弘公司有利的认定。3.益兴公司确认从未收到654.687万元的货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未做分析，直接认定。4.一审判决认定广弘公司按35元/吨收费的《业务代理协议》与收费涉及的合同、货物品种、结算单是两码事，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且时过六年没有开具业务费发票。一审判决做出对广弘公司有利的认定。5.一审判决计算错误并做出有利广弘公司的认定。（215.6616万元+72.322097万元+36.39167万元+180万元+80万元+100万元+O.82094万元=861.839882万元。正确的应为765.196307万元，见判决书30页）。路港公司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广弘公司、益兴公司合作通过增值税发票差价实现的，下游的差价是收益，广弘公司益兴公司在结算单签字盖章表明已经结算过，不存在另行扣除的问题，一项业务收取两项收益是错误的。广弘公司提交的资料可能是假的，其在与益兴公司合作时，将事先盖章、签名的空白合同给了广弘公司。本来涉及业务代理协议没有签名。2013年5月3日违约金是后期打印出来放上的。8月26日、9月25日结算单是虚假的。9月25日结算确认书是违约金，双方合作最终期限是8月底。9月不可能产生100万违约金，违约事实是不存在的。广弘公司、益兴公司一直没有对账，原因在于广弘公司。广弘公司、路港公司长期合作上游客户是益兴公司。广弘公司、益兴公司合作煤炭业务，路港公司是铁路公司通过其铁路运输煤炭，广弘公司的都是路港公司走的。上海法院案件判决路港公司承责，因此转给路港公司。维护路港公司权益，益兴公司将所有财务账册交给路港公司。路港公司与益兴公司是密切业务往来。上海法院案件判决路港公司承担款项实际应由益兴公司承担。汪文艺被羁押、判刑与本案无关。益兴公司同意路港公司上诉意见并提出以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涉诉1312.824205万元债权真实存在，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本案是基于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间债权转让引起的诉讼，本案涉诉1312.824205万元债权已在广弘公司诉路港公司18240号案中主张过权利，普陀法院做出判决对转让债权不予处理后，路港公司在越秀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益兴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了18240号案件2015年4月20日之前的全过程，在庭审中，路港公司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作为证据提交，在普陀法院开庭时送给了广弘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并通过反诉主张权利。益兴公司此前履行了通知义务，广弘公司不认可，在庭审中，再次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并主张用其冲抵路港公司拖欠广弘公司款项，广弘公司坚称应另行结算；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益兴公司反复确认从未收到2012年9月13日的6546870元货款，广弘公司也没有向益兴公司付款654.687万元的任何证据。2.广弘公司不是煤炭最终用户，益兴公司在广弘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上加盖印章是为了确定广弘公司与其下家用户的卖煤差价，并非确认广弘公司应收费用，一审认定广弘公司应收取35元/吨总计605.918915万元并在本案中扣除是错误的。另外，根据协议，若有待结费用，广弘公司会开具业务费发票。3.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违约金4400万元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定没有供货的货物增值税票17512140元也是错误的；三、1.法院要求益兴公司就案件涉案款项是否同意进行审计表态，益兴公司同意后，法院又以账册不全为理由不予审计。一审中广弘公司补充了相关复印件“证据”，账册已经完整。2.一审庭审中广弘公司补充了一些复印件“证据”，质证后要回，一审法院将要回的“证据”作出对广弘公司有利的认定。3.一审认定计算错误的结果（215.6616万元+72.322097万元+36.39167万元+180万元+80万元+80万元+100万元+0.82094万元=861.839882万元，正确的应为765.196307万元。见判决书30页）。益兴公司当庭补充上诉意见：1.关于时效问题，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海普陀法院案件，2014年7月9日立案，该诉讼中法院已经追加益兴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且益兴公司到庭明确表示认可原告诉请金额，但与原告广弘公司有未结债务。债权转让是2015年，在诉讼中我方已经主张过抵销。2014年移交公安之前就主张过抵销。根据民法通则第155条关于诉讼时效规定、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13条规定，一审中对诉讼时效没有查清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最高院的解释的第3条，从2014年7月7日持续到上海普陀法院判决生效应处于中断的状态。本案是2018年4月12日起诉，该期间不超出诉讼时效期间。2013年8月31日不是确定为最终履行义务的期限。涉案债权是处于可以主张的状态。广弘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一审判决认定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业务结束时间是2013年8月31日，若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有债权，应在2013年8月31日起两年内即2015年9月1日前向广弘公司主张权利，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益兴公司在2015年9月1日前曾经以任何形式向广弘公司主张过权利。即使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享有债权，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债权不受法律保护。路港公司主张其从益兴公司处受让了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享有的债权，那么，路港公司对涉案债权的权利不能优于其前手。因此，即使路港公司受让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的债权成立，其所受让的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受法律保护。2.退一步说，即使按照路港公司所称，其在上海普陀区法院审理18240号案期间就涉案债权提出反诉申请，其主张的涉案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也不成立。（1）18240号案件立案时间是2017年7月17日，即使路港公司在该案中提出了反诉，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2）即使从18240号案的前案（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2890号案（以下简称2890号）来看，也不存在任何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在普陀区法院审理2890号案期间，路港公司曾经向法庭提交涉案的债权转让协议，用于作为其抗辩理由的证据材料，但普陀区法院从未受理路港公司的反诉申请。路港公司作为抗辩的证据，不能认为是其已提出主张。再退一步说，即使路港公司确实提出了反诉，但在2015年2月提起后法院没有受理，到2017年7月立案后在庭审中再提出反诉，主张本案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何况，法院从未受理其反诉请求。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涉案债权即使存在，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依法应予以维持。二、涉案的债权不存在，路港公司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对其自己的证据出尔反尔，不但有违诚信原则，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不采信其意见是正确的。首先，路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数据的证据是其所持有的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的交易往来进行的相关材料，并根据这些证据计算得出其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数据，这些材料，益兴公司在上海普陀区法院审理第2890号案时也曾经向法院提供过，内容完全一样。但是，一审时，在广弘公司举证证明了益兴公司的材料并不全面，而且益兴公司还对广弘公司负债后，路港公司就无视其自己起诉状、证据清单的内容及相关陈述，主张其之前确认的广弘公司支付的12546870元没有证据，应当剔除。这种主张是非常荒谬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路港公司居然在其上诉状中主张要把其证据清单中列明的四笔金额剔除，这与其此前的主张与陈述是相互矛盾的，也不应得到支持。其次，路港公司主张的债权是益兴公司转让的，材料也是益兴公司转交的，显然，益兴公司对涉案的12546870元是认可的，只有认可广弘公司支付过这12546870元，才会得出1312.824205万元的“债权”，因此，路港公司主张将12546870元剔除也与益兴公司向其转让的“债权”内容不相符。因此，一审判决不采信路港公司的相关主张是正确的。第三，在一审中，广弘公司也已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广弘公司已向益兴公司支付上述四笔款项总计12546870元的事实。三、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益兴公司应支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即可用于抵扣的款项主要包括益兴公司承诺的应由其承担的款项及按照协议应支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这些款项均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四、一审第二次开庭后，益兴公司在给一审法庭的书面答复中，明确其涉案账册有缺漏。路港公司也确认其只有益兴公司交付的账册，没有其他账册。而广弘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补充证据的说明》中，也承认因公司办公地址搬迁，有部分材料已经丢失。一审法庭据此认定本案不具备审计的条件是正确的。路港公司同意益兴公司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兴公司（乙方）与广弘公司（甲方）签订有《合作协议书》（合同编号GHIT20120825），载明：乙方拥有年产120万吨的洗煤生产设备和经营能力，为保证甲方向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路港公司等公司采购煤炭合同的顺利执行，甲方同意以乙方作为甲方所采购煤种的首选供应商，甲乙双方共同寻求符合甲方要求的终端用户；甲方通过向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路港公司等为乙方采购生产所需的精煤及其他煤种；在2011、2012年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合作协议。⑴为保证双方利益的实现，甲方在合作期间保证合适的采购资金规模；货款支付行为为六个月银行承兑汇票为主；所谓采购资金规模包括：甲方预付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的预付货款（含库存），甲方销售给终端用户（包括但不限于日照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中钢炉料有限公司及其它国有电力企业，以下简称用煤企业）煤炭所形成的应收账款。⑵本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二年。⑶合作期间业务运作模式及流程为，甲方预付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路港公司等的货款用于采购乙方生产所需的煤种，乙方按照相应合同，及时提供所需产品及发运货物；本协议生效后二个月内由双方根据此协议制定具体操作细则。⑷合作期间的经营管理。合作期间甲方将派出专人参与合作项目的监督管理，包括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有权对乙方的工厂进行管理和监控等。⑸利益分配，合作期间，为保证双方的共同利益，甲方的基本采购规模为7000万元，乙方保证合作期间每月销售各类煤种合计约10万吨，并且每月销售结算量不低于7000万元，甲方按实际采购规模2.2%的收益率，每月收取基准收益（此收益在销售差价中体现）；如乙方未能配合完成约定的甲方收益，即必须向甲方缴纳差额部分作为收益担保金；此担保金乙方应在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给甲方；担保金可通过以后的销售开票中抵扣并退回乙方（年末及合作期满仍未抵扣部分不再退还）；为鼓励乙方扩大生产和销售的积极性，双方协商根据不同的采购规模和销售结算量的比例确定当月的具体收益，采购规模和销售结算量的比例为1：1.0、收益率为2.2%，比例为1：1.1、收益率为2.2%，比例为1：1.2，及以上收益率为1.8%，比例为1：09、收益率为2.4%，比例为1：0.8、收益率为2.6%，比例为1：0.8及以下时，乙方同意并负责甲方部分或全部撤回资金，每月甲方的采购资金规模按甲方日实际投入规模加权平均计算，销售结算量为甲方当月在此项目下开出的发票金额。⑹甲方责任为，负责按协议约定根据合同及时筹集、支付采购资金；负责做好票据的传递、背书和流转，合作期间甲方与合作相关的煤炭运销企业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单价与数量需要乙方的认可和同意。⑺乙方责任人为承担合作期间甲方与用煤企业签订的合同项下货物的生产、运输，并按合同要求的交货期限、地点、数量、质量交货及及时提供、确认结算单据；承担合作期间因货物质量、数量、交货期、货款结算及收益等问题对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或用煤企业对甲方的一切索赔，为此承诺支付给甲方人民币300万元作为保证金，乙方交付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部分应由乙方全额赔偿等；合作期满如不继续签订合作协议，乙方对甲方预付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路港公司等的货款尾款有协助追回的责任，对未退款形成的坏账部分由乙方全额赔偿等。该《合作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作协议书》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以及广弘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30日。广弘公司（甲方）与益兴公司（乙方）2012年1月10日签订的《业务代理协议》，载明：甲方为乙方发山西省外的洗精煤的代理商，甲方负责乙方发往山西省外的洗精煤接货、验收及结算等工作；乙方按结算数量以35元/吨的金额向甲方支付业务代理费用，甲方须向乙方开立乙方所支付代理费发票；合同有效期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该《业务代理协议》加盖有广弘公司以及益兴公司的印章。2015年1月18日，路港公司（乙方）与益兴公司（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1.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拖欠甲方1312.824205万元未还；2.现甲方将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拖欠的1312.824205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债权，乙方根据本债权转让协议依法直接向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该《债权转让协议》加盖有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印章。广弘公司对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不予确认。现并无证据显示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将案件债权转让事宜告知案件广弘公司。2017年7月17日本案广弘公司曾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路港公司提起18240号诉讼。该案广弘公司起诉要求路港公司返还预付款并赔偿利息损失。该案查明载明，广弘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就案件系争事项提起诉讼，该院2014年7月9日立案，审理中，基于广弘公司提出的抗辩事由，该院追加益兴公司作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益兴公司到庭表示与广弘公司之间尚有未结债务，应予冲抵，广弘公司坚称本案系争合同相对方应为路港公司；路港公司所称益兴公司向其转让对广弘公司的债权，系其他合同关系，该案不予处理。18240号案审理中，路港公司出具了本案的《债权转让协议》。路港公司据此主张，2017年10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不予处理该债权，建议另行起诉，路港公司提起案件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路港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在案件提交下列证据：1.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5张以及收到承兑汇票五张的收据，金额分别为60万元、10万元、100万元、30万元、100万元，共计300万元；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拟证实广弘公司收到益兴公司支付的300万元。2.广弘公司2011年3月31日开具给益兴公司的业务代理费发票，金额分别为100万元、30万元。3.益兴公司2011年8月24日开具给广弘公司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168800元（3张，00431857、00431856、00431855），1169905元（3张，00431854、00431853、00431852），1169770（3张，00431861、00431850、00431849），1169546元（3张，00431848、00431847、00431846），1169688元（3张，00431845、00431843、00431844），1169248元（3张，00431842、00431841、00431840），1169500元（00431858），731330元（00431860），1169214元（00431859）；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记载应收广弘公司账款借方24120915元。4.广弘公司2011年9月5日向益兴公司付款1400万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5.2011年9月5日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67072.85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广弘公司收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公路销售分公司的67072.85元，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公路销售分公司委托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的《付款委托书》。6.广弘公司2011年9月8日向益兴公司付款8120915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7.益兴公司2011年10月20日向广弘公司付款115万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8.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13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9.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1000万元的工商银行回单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0.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450万元的工商银行回单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1.广弘公司2011年12月13日向益兴公司付款5888873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2.45万元、36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两张，金额共计81万元；广弘公司加盖业务专用章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两张，金额分别为45万元、36万元；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3.益兴公司2011年12月1日向广弘公司开具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169595元（17张，02209302、02209313、02281348、02209312、02209305、02181347、02181349、02209300、02209303、02209304、02209306、02209307、02209308、02209310、02209311、02209314、02209309），金额共计20388873元；益兴公司对应明细为应收账款的记账凭证。14.益兴公司2012年1月5日向广弘公司付款7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5.益兴公司2012年5月18日向广弘公司付款780万元的业务委托书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6.广弘公司2012年4月27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承兑汇票100万的收据以及金额为10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7.广弘公司2012年5月18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的承兑汇票500万的收据以及金额为50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8.益兴公司2012年5月31日向广弘公司付款415万元的银行业务委托书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19.广弘公司2012年6月2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承兑汇票共计200万的收据以及汇票复印件7张（60万、50万、20万、20万、20万、20万、10万）；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0.广弘公司2012年6月30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的承兑汇票共计80万的收据以及金额为8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1张；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1.益兴公司2012年6月29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日照星光国际经贸有限公司2060179.20元的收款收据；加盖有益兴公司、广弘公司、日照星光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印章的《委托支付证明》，载明日照星光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同意将其在广弘公司的2060179.20元预付账款转为益兴公司在广弘公司的预付款；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2.加盖有广弘公司财务专用章、益兴公司印章及财务章的2011年12月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益兴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25日、2011年4月15日、2011年5月13日代广弘公司向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付人民币190万元，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已将此款项的货款收据给予广弘公司；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3.益兴公司2012年9月27日向广弘公司付款105万元的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4.广弘公司2012年9月24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100万元的收据，金额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5.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500万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6.广弘公司2013年6月21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550万元的收据，金额为55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7.广弘公司2013年6月24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300万元的收据，个人出具的收条一份，金额为30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8.广弘公司2013年7月8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100万元的收据，个人出具的收条一份，承兑汇票复印件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29.广弘公司2013年7月17日加盖财务专用章出具的收到益兴公司承兑汇票290万元的收据，个人出具的收条一份，承兑汇票复印件（100万、170万、20万）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30.广弘公司2013年6月25日向益兴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099818元（13张，09318458、19318457、09318466、09318465、09318464、09318458、09318457、19318456、19318459、19318460、09318461、09318462、09318463），金额共计13613340元；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记载应收账款贷方金额13613340元。31.广弘公司2013年7月17日向益兴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966540元（3张）、999180元（1张）以及益兴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记载应收账款贷方金额3898800元。32.益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文艺向广弘公司支付130万元的银行凭证。33.广弘公司发送给益兴公司的《（对账）征询函》，载明：截止至2012年12月27日“欠贵公司”11980729.33元，备注为应付账款，“欠贵公司”30万元，备注为保证金，益兴公司在“欠贵公司”栏旁边的“贵公司欠”处手写有“16847802.18元”，“贵公司欠”300万元的内容，该《（对账）征询函》数据证明无误处加盖有益兴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路港公司表示，其诉请的金额为上述证据1、3、5、7、8、12-22、23、24、26-29、32各项之和，扣减2、4、9-11、25、30、31，再扣减广弘公司2012年9月13日付654687元（无凭证），2012年9月30日付500万元（无凭证）、2012年9月30日付50万元、2012年10月29日付50万后得出，所得的金额是超过诉请请求的金额，但仅主张诉讼请求的额金额。但在案件庭审结束后，路港公司表示，因为广弘公司未就2012年9月13日付款654687元，2012年9月30日付款500万元、2012年9月30日付款50万元、2012年10月29日付款50万进行举证，所以路港公司不同意扣减上述金额。广弘公司对路港公司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证据1-32中的记账凭证都是益兴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记账凭证之外的其他收据、发票、银行承兑汇票等，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路港公司提供的上述收付款的凭证仅是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往来中的部分凭证，其账册上的记载属于不完全记载，对于益兴公司应当向广弘公司承担的费用以及其承诺由其支付的费用，或者益兴公司根据与广弘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应承担的款项均未记载。证据5中的67072.85元款项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笔款项是益兴公司代替案外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公路销售分公司支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不应该视为益兴公司支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应该从益兴公司支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中扣除。对证据33《（对账）征询函》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益兴公司的账册不能证明其在征询函上确认的金额，也不能以《（对账）征询函》作为认定截止到某一阶段的债权的依据。益兴公司对路港公司的证据无异议。广弘公司为证实其抗辩主张，在案件中提交下列证据：1.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公路销售分公司委托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的《付款委托书》，拟证实67072.85元不是益兴公司付给广弘公司的款项，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公路销售分公司对广弘公司的退款。2.加盖有日照晟博商贸有限公司、广弘公司、益兴公司印章的《委托付款证明》，载明日照晟博商贸有限公司2012年8月25日委托案件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货款679362.9元。3.益兴公司2012年11月8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情况说明》，加盖有益兴公司印章。载明：广弘公司2012年7与18日与武汉市惠龙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产生火车延占费和人工装卸费用，相关票据我司已经收到原件，共计22万元整，该费用已经由广弘公司资金代垫支付，此笔费用由我司承担并同意支付给广弘公司；武汉市惠龙能源有限公司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该司与广弘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产生延占费和人工装卸费用22万元，应由广弘公司支付；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发票打印件，载明人工装卸费93552.80元；武汉铁路局运杂费收据两张，金额分别为90000元、36447.20元。4.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字样签名）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由于对镇江福汉钢铁炉料有限公司的贸易造成的亏损2156616元并按协议补足广弘公司7、8月的收益，无落款时间。5.益兴公司（加盖印章）2012年10月29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由于对武汉市惠龙能源有限公司的贸易（结算数量为9797.69吨）造成的亏损和应有利润723220.97元。6.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出具给广弘公司的《铁路运费支付说明》，载明因广弘公司未能及时收到铁路货运费发票（收货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费合计363916.70元），致使终端用户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抵扣此列铁路运费发票，从而拒收铁路运费发票，影响广弘公司与中钢炉料有限公司结算，导致广弘公司与中钢炉料有限公司实行一票结算，又因此列运费发票属代垫代收费用，广弘公司无法收回，经广弘公司与我司友好协商，我司同意承担此列铁路运费363916.70元，并同意将该笔费用从我司支付给广弘公司的保证金中扣减。该《铁路运费支付说明》上还手写有“此项运费应在每款一票制结算中包出”。7.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5月30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广弘公司2013年5月违约金180万元整，此收益可据后期经营多退少补。8.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8月6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广弘公司2013年7月违约金80万元整，该笔费用从我司支付广弘公司的往来款中扣减，此收益可据后期经营多退少补。9.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8月26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广弘公司2013年8月违约金80万元整，该笔费用从我司支付广弘公司的往来款中扣减，此收益可据后期经营多退少补。10.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9月25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关于结算的确认函》，载明益兴公司同意承担广弘公司2013年9月违约金100万元整，该笔费用从我司支付广弘公司的往来款中扣减，此收益可据后期经营多退少补。11.益兴公司（加盖印章、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2月26日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山西省铁路联防费支付说明》，载明由于陕西铁路护路联防费终端用户不能抵扣，此费用属于代垫代收费用，广弘公司已经支付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路港公司等，现我司已经收到以下单据原件并同意从我司支付给广弘公司的往来款中扣减，共计4313元；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费用专用收据，金额分别为670.80元、652.20元、649.80元、382.20元、660.40元、649.80元、647.80元；汪文艺（有汪文艺签名）2013年7月19日代表益兴公司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费支付说明》，益兴公司（加盖印章）出具给广弘公司的《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费支付说明》，均载明杂费842元、杂费3054.40元，同意从支付给广弘公司的往来款中扣减；运费杂费收据两张，金额分别为842元、3054.40元。该证据拟证实益兴公司同意承担交易中产生的运费、杂费等合计8209.40元。12.广弘公司制作的2012年山西长治煤炭购销情况统计表，得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子公司有限公司数量为32668.448吨，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72614.75392吨，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13792.99508吨，案件路港公司42142.27吨，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3329吨，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459.88吨，结算数量为173119.69吨，暂计算得出益兴公司拖欠广弘公司代理费1549345.92元。13.益兴公司2015年10月25日出具给案件广弘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益兴公司于2013年7月向广弘公司购买煤炭，总金额为13613340元，付款后，广弘公司未发煤，也未归还已付煤款，现益兴公司将对广弘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请广弘公司借贷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及时履行义务。14.（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90号二审民事判决。该判决显示，案件广弘公司曾作为路港公司提起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的诉讼，案号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604号民事判决，后该案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90号二审民事判决。该二审判决书查明，二审时，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提交了证据13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以该债权与案件广弘公司进行抵消。二审判决认为，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显示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对于该账务以及销账予以了确认，该债务与该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予处理。广弘公司提交证据13-14拟证实，益兴公司在2015年11月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转让对广弘公司的债权13613340元。15.《煤炭销售合同》（ZZMY201209-005），出卖人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长子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9月6日；结算单（JS2012A10CZ-5），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长子有限公司，收货单位为广弘公司，结算数量4000吨，金额为1520000元；结算单（JS2012A11CZ-4），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结算单位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长子有限公司，结算数量10000，金额为3700000元，加盖印章处有已结5000吨的字样。16.《煤炭销售合同》（JN-12DCZ-01），出卖人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12日，收货人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GHGMMT2012A046CZ），出卖人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收货人为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华电襄樊发电有限公司、湖北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品种规格为煤；《煤炭销售合同》（GHGMMT2012A045CZ），出卖人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收货人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结算单（JS2012A001CZ），无益兴公司的印章，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13187、15000，结算金额29687000元；结算单（JS2012A09CZ-3），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193，金额为2263427.12元；结算单（JS2012A10CZ-4），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153.58，金额为1664146.11元；结算单（JS2012A11CZ-2），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274.60，金额为1352409.80元；结算单（JS2012A11CZ-5），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5369.89，金额为4483740.59元；结算单（JS2012A11CZ-6），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166.31，金额为1722735.12元；结算单（JS2012A11CZ-5-2），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879.28、6120.72，金额为703424元；结算单（JS2012A12CZ-4），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1911，金额为845234.40元；预结算单（JS2012A12CZ-5），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12000，金额为16620000元；预结算单（JS2012A12CZ-6），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295，金额为3064350元。17.《煤炭补充结算协议》（CZMHMY1101064），出卖人为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1年7月26日，收货人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结算单（JS2012A004CZ），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结算单位为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结算数量6959、3450、3383，金额为15488160元。18.《煤炭买卖合同》（2012S销03号），出卖人为案件路港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2月1日，收货人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结算单（JS2012A003CZ），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9969，金额为11264970元；结算单（JS2013A01CZ-03），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已确认的字样，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349，金额为1327341元；结算单（JS2012A09CZ-4），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2935.47，金额为2115237.45元；结算单（JS2012A09CZ-2），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163.03，金额为2319407.93元；结算单（JS2012A09CZ-1），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319.12，金额为2510723.42元；结算单（JS2012A10CZ-3），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9797.69，金额为3001130.42元；结算单（JS2012A11CZ-1），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230，金额为1333990元；结算单（JS2012A11CZ-7），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103.96，金额为3747778.80元；结算单（JS2012A12CZ-2），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案件路港公司，结算数量3280，金额为1766884.40元。19.《煤炭买卖合同》（GHGMMT2012A007CZ-2），出卖人为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1日；《煤炭买卖合同》（GHGMMT2012A007CZ），出卖人为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9月1日；结算单（JS2012A11CZ-3），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329，金额为1019705.99元；结算单（JS2012A10CZ-2），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结算单位为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350.56，金额为1919535.82元；结算单（JS2012A12CZ-3），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印章处还有已确认的字样，结算单位为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结算数量5085.9，金额为711854.65元；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销售预结算对账结果通知单（销字NO：20121101），加盖有益兴公司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载明本次实际结算额为500万元，结算时间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1月5日；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销售预结算对账结果通知单（销字NO：20121207），加盖有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载明本次实际结算额为16450.14元，结算时间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销售预结算对账结果通知单（销字NO：20121207），加盖有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载明本次实际结算额为2815786.11元，结算时间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煤炭买卖合同》（GHGMMT2012A042），出卖人为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受人为案件广弘公司，收货人为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结算单（JS2012A12CZ-1），加盖有益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汪文艺字样的签名，盖章处有已确认的字样，结算单位为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238.33，金额为1699470.80元；结算单（JS2012A12CZ-7），盖章处有已确认的字样，结算单位为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221.55，金额为1619815.45元；结算单（JS2013A01CZ-1），盖章处有已确认的字样，结算单位为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结算数量3318.84，金额为1307062.56元。21.2012年10月11日的建设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付款人为广弘公司，收款人为益兴公司，金额为50万元；2012年9月14日、2012年9月19日的工商银行资金汇划补充凭证各一张，付款人为广弘公司，收款人为路港公司，金额为50万元、500万元；镇江福汉钢铁炉料有限公司委托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6546870元的《委托付款证明》，加盖有益兴公司印章，但均为复印件。路港公司对广弘公司的证据质证后表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是委托付款，有付款事实存在，路港公司确认代付的事实，67072.85元同意扣除。对证据2-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2-12没有付款事实存在；证据2-10中的证据格式不统一，有一些有益兴公司的签章及签字，有一些仅有签字没有签章，或者是仅有签章没有签字，有的有日期，有的没有；在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确认对账之后，又出现格式不一，日期不明，且没有真正付款事实的一些函件，其前后矛盾，且没有付款事实作佐证，因此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确认；不同意扣除2-10的款项；2013年6、7月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开具了1700多万元的增值税法发票，但并未供货，可能已经包含广弘公司主张要扣除的各项款项。证据11《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费支付说明》仅有汪文艺的签名，没有盖章；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意扣除8209.40元。证据12、13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3中益兴公司的印章也不予确认，因为益兴公司盖章都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其该份证据与《合作协议书》是矛盾的，不符合业务的时间程序，也与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2012年的询证函相矛盾；证据13是广弘公司自己单方制作，没有得到案件当事人除广弘公司外的任何一方的认可，依法不能履行。证据13、14所涉债权转让与案件无关；路港公司提交的金额为1361.334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正是该转让的债权，该债权在路港公司案件诉请中已经剔除。对证据15-20，适用《业务代理协议》必须满足协议约定的4个条件，益兴公司发往山西省外货物，货物品种应为洗精煤，广弘公司做了接货、验收及结算工作，业务发生在2012年元月至2012年12月31日。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15-20不能满足《业务代理协议》约定的4个条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具有关联性；广弘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的不是煤炭的代理商，都是煤炭的最终用户或买方；广弘公司的收益已在《合作协议书》销售差价中体现；要证明前述货物是否由益兴公司发往山西省外货物，只需要广弘公司提交发运货物的铁路货票即可证明（货票上明确记载了发货人与收货人等信息），但广弘公司迄今没有提交；案件缺乏代理协议业务的基础资料、发票等证据，如果业务代理协议约定的费用存在，广弘公司也已经已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履行《业务代理协议》时，如果需要益兴公司付款，也肯定需要广弘公司开具发票，2012年至今已过6年多，广弘公司都没有开具发票，也没有双方确认费用的结算资料，更没有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主张业务费用的材料；退一步讲，即使有待结费用，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证据16，编号为GHGMMT2012A046CZ的合同项下的货物也不是洗精煤；有三份单据的时间不是2012年元月至2012年12月31日期限；结算单的合同单价无依据；广弘公司以卖煤给益兴公司的方式开增值税发票冲抵了可能存在的业务代理协议中的一些收费，结算单有益兴公司印章的，益兴公司确认的，已完成了结算；广弘公司曾经向益兴公司开具了1750万左右的增值税发票，这个业务路港公司不确定有无，但如果有，广弘公司也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收益，2013年早已经开具发票，2012年若有业务，发票也早应该开具了，所以该业务要不就没有，要不广弘公司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了收益。对证据21，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中6546870元是广弘公司委托益兴公司付款，该款项益兴公司并不拖欠广弘公司，另外三笔，广弘公司出示凭证的账册上注明是益兴公司在广弘公司处有预付款，但广弘公司未将该账册作为证据提交。益兴公司质证后表示：确认益兴公司支付了广弘公司证据2中的679362.90元；对证据中加盖的益兴公司的印章均予以确认，加盖印章的都已经结算完毕，没有加盖益兴公司印章的材料真实性有异议，但对所载明的事实不予确认；其他同意路港公司的质证意见；广弘公司主张代理费每天35元，从广弘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该业务发生在2012年度，如果益兴公司拖欠广弘公司业务代理费至今将近6年，已经远远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在此期间，广弘公司也未就业务代理费提出相应请求，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况。对证据22，益兴公司表示未收到6546870元。针对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的质证意见，广弘公司回应如下：《业务代理协议》发往山西省外并不是指该煤炭要由益兴公司来办理运输，即益兴公司仅是煤炭的生产商；益兴公司本身就是洗煤厂，本身大部分货物就是洗精煤，结算单可以与协议对应；根据山西省当地政策，煤炭销售必须由专门的企业来进行，益兴公司属于洗煤厂，不属于煤炭销售企业，益兴公司本身是不能作为卖方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否则结算单也不需要益兴公司进行确认；之前向益兴公司开具代理费发票正好可以证实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至于广弘公司是否已开票不是案件审理范围；路港公司称在2011年之后益兴公司不拖欠代理费是错误的；其中2011年签订的合同，是在2012年履行；之所以部分销售合同的买方是广弘公司，是因为广弘公司是国有企业，有一定资质，没有资质就很难去买卖煤炭，但我方并非煤炭的最终消费方；签订《业务代理协议》是广弘公司帮助益兴公司寻找客户产生的收益，广弘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合作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对益兴公司生产的煤炭销售进行的约定，是广弘公司购买益兴公司的煤炭然后销售出去，《合作协议书》并不限定将煤炭销往省外。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主张：案件系基于买卖关系产生的法律关系；之所以主张为买卖关系，还将《合作协议书》列为证据，是为了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依据路港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广弘公司拖欠益兴公司款项2000多万元，只要益兴公司转让给路港公司的债权不超过上述金额，就应当支持路港公司的诉求；截止至2013年8月31日，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47487252.05元，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销售煤炭及其他应付款44509788元，合计91997040.05元；益兴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款项及货物增值税票合计66321928元，并非广弘公司主张的78868798元，应在广弘公司主张的78868798元的基础上扣减无证据支撑的2012年9月14日的50万元，2012年9月19日的500万元，2012年10月11的50万元，委托付款的6546870元。广弘公司主张，案件存在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互为买卖以及益兴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广弘公司销售煤炭，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法律关系；益兴公司拖欠广弘公司款项足以覆盖案件债权，路港公司主张诉请债权金额未超过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的债权就应得到支持的意见不能成立。各方确认，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之间业务截止时间为2013年8月31日。据路港公司提供且广弘公司无异议的凭证统计，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以及对广弘公司的应收账款等总计：300万+2412.0915元+6.707285万元+115万+130万+81万+2038.8873万+70万+780万+100万+500万+415万+200万+80万+206.01792万+190万+105万+100万+550万+300万+100万+290万+130万=9199.704005万元。该金额与路港公司核算的金额一致。据路港公司提供且广弘公司无异议的凭证统计，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开具发票等项目总计：130万+1400万+812.0915万元+1000万+450万+588.8873万+500万+1361.334万+389.88万=6632.1928万元。路港公司在起诉时确认广弘公司已付，但庭审结束后又不确认广弘公司已付款的部分为：654.687万+500万+50万+50万=1254.687万元。上述6632.1928万元与1254.687万元之和7886.8798万元，即为广弘公司核算的已向益兴公司付款和交货的金额。广弘公司提供、加盖益兴公司印章的认为应当扣除部分的款项为6.707285万元+67.93629万元+22万=96.643575万元。路港公司同意扣减其中的67072.85元以及8209.40元。广弘公司提供、益兴公司出具并加盖益兴公司印章的说明、确认书、证明的损失、违约金等金额为：215.6616万元+72.322097万元+36.39167万元+180万元+80万元+80万元+100万元+0.82094万元=861.839882万元。现并无证据显示路港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了上述损失、违约金等费用。广弘公司提供、加盖有益兴公司印章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长子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长治市明华煤业有限公司、路港公司、山西和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武汉法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结算单的数量大于广弘公司主张的173119.69吨，现并无证据显示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了按每吨35元计付的代理费605.918915万元。另，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申请审计，但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均自述益兴公司的账册资料并不健全；广弘公司未申请审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路港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益兴公司……”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虽现并无证据显示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将债权转让的事宜告知给广弘公司，但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18240号审理查明可知，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广弘公司已得知案件债权转让的事宜。故债权转让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路港公司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案件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之间业务截止时间为2013年8月31日，案件现有证据未能显示在上述日期之后两年内，益兴公司还曾向广弘公司主张过案涉债权，故路港公司提起案件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对路港公司基于债权受让人身份在案件提起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即使路港公司提起案件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路港公司在起诉时确认广弘公司已付，但庭审结束后又不确认广弘公司已付款部分的1254.687万元，路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主张，故一审法院不采信路港公司的意见。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付款以及对广弘公司的应收账款等总计9199.704005万元，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开具发票等项目总计6632.1928万元，再扣减上述1254.687万，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债权金额为1312.824205万元。广弘公司主张益兴公司案件对广弘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山煤国际集团长治有限公司的意见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广弘公司提供、有益兴公司印章的认为应扣除的款项为6.707285万元+67.93629万元+22万=96.643575万元；广弘公司提供、有益兴公司印章的说明、确认书、证明的款项金额为：215.6616万元+72.322097万元+36.39167万元+180万元+80万元+80万元+100万元+0.82094万元=861.839882万元。虽路港公司仅同意扣减其中的67072.85元以及8209.40元，扣减后金额为13052959.80元（1312.824205万元-67072.85元-8209.40元），但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现并无证据证实已支付了上述款项，也无证据证实上述费用不属实，故益兴公司应向广弘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同时，对于广弘公司主张的代理费605.918915万元，广弘公司提供了加盖益兴公司印章的结算单，路港公司现也并无证据证实益兴公司已向广弘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故益兴公司也应向广弘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据此，广弘公司在案件主张的益兴公司应向其支付的款项96.643575万元+861.839882万元+605.918915万元，已超过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债权金额为1312.824205万元，故路港公司基于债权受让人身份主张广弘公司向其支付欠付益兴公司款项的请求也不能成立。另，至于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申请审计的请求，因案件路港公司系作为债权受让人主张益兴公司对广弘公司的债权，而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均自述益兴公司的财务账册并不健全，故案件并不具备审计的条件，一审法院对路港公司以及益兴公司提出的审计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路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3569.40元，由路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路港公司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益兴公司汪文艺问题报告》，拟证明：（1）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的合作收益是通过增值税票差实现的。（2）益兴公司在广弘公司的结算单上签字及盖章表明已经结算了，不存在另行扣除问题。（3）2011年11月广弘公司曾经开过业务费发票等130万元，是基于汪文艺个人付款130万元，是为防止双方资金往来混淆。（4）《业务代理协议》与广弘公司的实际业务重复，不可能一次业务两次收益。（5）2013年《关于结算的确认书》涉及金额440万元是虚假的，与事实不符。（6）涉及的镇江炉料210多万、日照晟博67万多，武汉惠龙72万多已结清，不能再行收取。（7）广弘公司开具的1700多万元增值税发票没供货。2014-2016年多次要求对账，广弘公司以账册在上级企业、集团兼并为由拒对账，并以国资委纪检组传唤审查相威胁，造成账目没有确认。（9）提出司法鉴定诉求。2.《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下游客户情况说明》，拟证明：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的合作结算价格是益兴公司确定，广弘公司认可后结算。广弘公司收益是通过增值税票差价实现的。3.《法院庭审笔录》，拟证明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广弘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根据路港公司的意见属于汪文艺的证言，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未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事实的依据，即使羁押也不影响出庭作证。从内容上看，仅仅是汪文艺的陈述，里面用相当多的推断的表述，没有相应的基础证据证明，因此也不具有可采性。广弘公司一审期间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往来债务情况，广弘公司不仅不拖欠益兴公司款项，益兴公司还拖欠广弘公司款项，一审已经当庭质证并经过法庭审查。诉讼代理人的陈述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汪文艺提供的证人证言。广弘公司一审提交的材料有益兴公司盖章材料，得到承认，一审判决中有记载。益兴公司代理人承认结算依据，证人证言从诉讼地位上低于诉讼代理人。应以代理人在法庭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即使汪文艺出庭作证，该两份材料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份证据第8项写明2014-2016多次要求对账，不予认可，涉案债权是益兴公司编造的，没有事实依据。证据2、3，对于法庭庭审笔录真实、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2014年案件将益兴公司列为被告，是法院追加的，益兴公司在该案的庭上虽然曾经提出过债务抵销，但并没有明确指向对象，以哪一笔债务抵销是不清楚的。路港公司以2014年案件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2017年案件两者虽然有一定关联性，但是分别为两个不同案件，2014年案件上海普陀法院移交公安后已经做结案处理。2017年案件当事人只有广弘公司和路港公司，是完全新的独立的案件。2014年案件审理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即使认可，该案2015年1月结案，在该时间对方应该已经清楚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到2017年8月24日第二个案件的庭审笔录无法证明路港公司主张与本案主张存在关联性。益兴公司质证认为，确认路港公司的举证及意见。汪文艺的陈述应是书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由于汪文艺是益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于被羁押的状态，不能到庭陈述。但汪文艺出具的证言相当于益兴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则不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汪文艺书写的问题报告中的内容实为益兴公司的单方陈述，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陈述仍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证据2-3，该些证据来源于2890号案件及18420号案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其中，2890号案件，2015年2月12日庭审中，益兴公司陈述，“原告（广弘公司）至少拖欠被2（益兴公司）达1312万余元尾款……我方保留对原告的追诉权利。”该笔1312万余元，从金额上与涉案的债权转让合同中金额基本一致，广弘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益兴公司还存在其他1312万余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则本院采纳路港公司、益兴公司的意见，认定该陈述是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主张涉案1312万元的意思表示，涉案的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至2017年2月12日届满。至2017年7月17日，18240号案立案。2017年8月份的庭审中，路港公司再次提到“……证明广弘公司欠益兴的1312万元都已经转让给路港公司了……”。该陈述形同再次向主张。另，二审中，路港公司申请对2012年1月10日的《业务代理协议》以及2013年5月30日、8月6日、8月26日、9月25日四张《关于结算的确认书》上朱墨与文字（含打印及手写）时序鉴定，对文字形成时间鉴定。其理由是汪文艺提出，在广弘公司与益兴公司合作期内，曾将盖章及签名的空白备份交予广弘，因此以上证据均是弄虚作假的证据，遂申请予以鉴定。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益兴公司是否有权提出上诉？2.涉案诉讼的提出是否超出诉讼时效？3.如未超出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分析认定是否正确？关于益兴公司上诉权的问题。由于本案是路港公司提出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路港公司并无对益兴公司提出直接的要求给付的诉请，因此，本案一审判决不会将益兴公司的责任写入判项中。但在本案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了益兴公司应当向广弘公司支付款项。该认定发生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款项的实际效果。换言之，益兴公司在本案中实际被认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益兴公司有权提出上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经查，在2890号案件2015年2月12日的庭审中，益兴公司陈述，“原告（广弘公司）至少拖欠被2（益兴公司）达1312万余元尾款……我方保留对原告的追诉权利。”该笔1312万余元，从金额上与涉案的债权转让合同中金额基本一致，广弘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益兴公司还存在其他1312万余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则本院采纳路港公司、益兴公司的意见认定，该陈述是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主张涉案1312万元的意思表示，涉案的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至2017年2月12日届满。根据路港公司陈述，其2015年2月提出的反诉法院没有受理之后，路港公司理应另行起诉向广弘公司追讨。而案件因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机关，路港公司、益兴公司对于权利受损害处于持续知晓的状态。但由于案件处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中，导致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并无结束，则该中断的效果亦持续延续。至2017年7月17日，18240号案立案，以及2017年8月份的庭审中，路港公司再次提到“……证明广弘公司欠益兴的1312万元都已经转让给路港公司了……”该陈述发生再次向广弘公司主张的法律效果，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此路港公司提出本案诉讼并无超出诉讼时效，本院对一审的认定予以纠正。关于益兴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认定的问题。1.关于广弘公司是否有权依照《业务代理协议》收取费用的问题。就该笔费用，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出具了加盖益兴公司印章的结算单，认可拖欠该笔代理费。该证据属于优势证据，能够直接支持广弘公司该项主张。即使与《业务代理协议》约定存在出入，并不能以之否认结算单的效力。而广弘公司是否开具发票属于税收管理的范畴，也不能作为益兴公司有权拒付的理据。至于《询证函》的问题，询证函确认的是煤款、保证金并没有明确将益兴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已在其中进行了处理。因此，询证函并不能作为益兴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了该笔款项的依据。由于益兴公司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一审将该笔款项归入应由益兴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的款项范畴并无不当。2.关于益兴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款项以及货物增值税发票的认定问题。其中，该部分争议中的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开具发票等共计6632.1928万元的证据由路港公司提供，且广弘公司无异议。一审予以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另一部分1254.687万元已由广弘公司向益兴公司支付，是一审中路港公司自认的事实，亦体现在路港公司的起诉金额中。该笔款项金额巨大，路港公司如认为仍需广弘公司支付却不予主张不合常理。且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路港公司在诉讼中变更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路港公司就其反言并无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关于2013年9月份的违约金问题，违约金的支付时间与开展业务的时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而有关2013年9月份的违约金，有加盖了益兴公司印章的结算单据，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益兴公司拖欠2013年9月份违约金的事实。路港公司以时间发生在业务之后并不是有效的辩解。根据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于益兴公司、广弘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认定符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维持。本案根据现有证据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路港公司对2012年1月10日的《业务代理协议》以及2013年5月30日、8月6日、8月26日、9月25日四张《关于结算的确认书》原件提出鉴定申请的理由是汪文艺个人的陈述，该理由不足以质疑前述证据的效力。而汪文艺陈述的是先行在空白纸张上盖章签名再交付给广弘公司亦不合常理。因此，路港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并非查明本案事实的必要程序，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路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569元，由上诉人上海路港燃料有限公司、上诉人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朝晖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罗永娟王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