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04行赔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胜，男，1962年8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负责人孙涛，主任。委托代理人邓松林，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张雪滢，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永胜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行赔初3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赵永胜所诉行政诉讼案件作出（2017）黔04行初377号行政判决，确认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赵永胜作出的房屋强制执行行为违法。被告开发区管委会未就原告的赔偿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原告遂诉至法院。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公民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行政机关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案涉行政行为已被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对其违法行为造成原告的财产权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诉争系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火车站片区棚改项目引发，故结合《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火车站片区棚户区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补方案》）及相关依据，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分析和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诉请恢复宅基地和房屋原状并予以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就本案而言，原告的房屋已被强制拆除，房屋已经灭失，且原告所主张房屋所涉地块已经被纳入安顺市高铁片区的控制性规划范围内，故原告要求恢复宅基地和房屋原状并予以返还的主张，不具备客观上的现实可行性，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应参照《征补方案》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据此，原告的该项损失应为：（一）砖混结构房屋的赔偿金为168.79㎡×1870.00元/㎡=315637.30元；（二）室内二次装修赔偿金，参照《安顺市被征收房屋室内二次装修补偿参考标准》，综合考虑折旧，并结合原、被告双方举证情况，原告的此项损失为88834.63元；（三）房屋附属设施赔偿金，参照《安顺市房屋征收补助费标准》，结合原、被告双方举证情况，原告该项损失分别为水表220元、电表520元、砖混畜圈24.36㎡×500元/㎡=12180元、砖木其它构筑物30.16㎡×330元/㎡=9952.80元、简易其他构筑物12.743㎡×330元/㎡=4205.19元、化粪池16.93m3×100元/m3=1693元、围墙10.08m3×160元/m3=1612.80元、堡坎8.8m3×260元/m3=2288元，合计32671.79元。二、关于原告主张其被拆除的房屋内物品的损失赔偿问题。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提供了安顺市求实公证处对原告房屋内物品所作的公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进行认定，被告提交的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应优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本案被告虽对原告屋内物品进行清点公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将清点的物品移交给原告，故被告应按照公证文书所清点的原告屋内物品，结合当地市场价格，并考虑物品折旧等因素予以赔偿。鉴于公证文书所载原告屋内物品现已无法查找，客观上不具备鉴定的可能性，运用生活常识和常理并结合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酌情确定原告该项损失为67000元。三、关于原告的其他损失赔偿问题。参照《安顺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安顺市两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征补方案》以及《安顺市房屋征收补助费标准》，分述如下：（一）住宅房屋的搬迁补助费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元，故原告房屋的搬迁补助费应为168.79㎡×10元/㎡=1687.9元；（二）鉴于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必然导致原告需要额外支付临时过渡费用，结合本案实际，从涉案房屋被强拆当月即2015年12月起至判决当月即2019年1月止，酌情按照选择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的标准10元/月/㎡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应为168.79㎡×10元/月/㎡×38月=64140.2元；（三）虽然《征补方案》规定被征收人需在规定征收期限内与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之约定腾房搬迁交房才能享受优惠奖励措施，但本案系被告违法实施强拆所致，未按期签约不能仅归责于原告，按照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被告应赔偿原告签约奖励费50000元。综上，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财产权造成的损害共计619971.82元及利息损失，被告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开发区管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永胜619971.82元；二、被告开发区管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永胜本金为619971.8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5年（含5年）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75%］支付自涉案房屋被强拆之日（2015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赵永胜的其他赔偿请求。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赵永胜不服，上诉称：一、根据本院作出的（2017）黔04行初377号行政判决可知，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安顺市人民政府，而非开发区管委会，因此，开发区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管辖法院应为本院而非一审法院。二、虽然案涉地块已纳入安顺市高铁片区控制性规划范围内，但案涉土地至今未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的批准征为国有，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不在新火车站项目和新火车站站前广场项目范围内，案涉土地至今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恢复宅基地原状并返还上诉人。三、《征补方案》第四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关于新火车站片区（开二号路地块）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公告》是2016年7月20日作出的，一审法院参照评估时点为2014年4月25日的《开发区新火车站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初评估结果》确定的拆迁补偿标准判决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的损失，补偿标准过低，违反了《征补方案》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行政判决书》可知，最高人民法院本着有利于被征收人充分补偿的原则，认为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应以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案涉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因此，一审法院应按照重新作出赔偿决定之日、或强制拆除行为确认违法之日，被拆迁当时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值作为行政赔偿的依据和标准。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行政赔偿存在遗漏等问题。首先，一审认定的砖混畜圈24.36㎡，砖木其他构筑30.16㎡，共计54.522㎡，实为砖混住宅房屋。上诉人所有的正方建筑面积为195.752㎡，但一审仅支持了168.79㎡，遗漏了26.962㎡。上诉人屋后搭有280㎡的钢架棚，一审未查明该事实，也未判决被上诉人赔偿该部分损失。其次，二次装修费遗漏了木门4扇，三开窗8扇，吊柜22.5㎡，瓷砖地面16㎡，墙砖58㎡，水竹板168㎡。再次，一审判决遗漏随房空地，没有对该部分给予赔偿，也未对上诉人圈养的猪牛给予赔偿。最后，屋内物品是因被上诉人强制拆除导致毁损灭失的，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物品的价值，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屋内物品的价值。上诉人损失的物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损失数额达40000000元，一审酌定补偿的房屋内物品损失67000元过低，无法弥补上诉人的损失。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指导性案例，违法征收强制拆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全面赔偿，不得低于合法征收程序所应得的补偿。一审判决没有体现该指导性案例的精神，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全面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恢复上诉人宅基地和房屋原状并予以返还，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40000000元。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开发区管委会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二、一审法院是否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三、开发区管委会是否应当恢复案涉宅基地和房屋原状并返还赵永胜；四、一审判决的赔偿标准和金额是否恰当。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本案中，赵永胜对开发区管委会作出的征收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应以开发区管委会作为被告。故开发区管委会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第十五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本案中，本案并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故一审法院具有本案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赵永胜的房屋已被强制拆除，不复存在，案涉地块也已纳入安顺市高铁片区控制性规划范围内，不论案涉宅基地是否仍为集体建设用地，赵永胜的房屋已经灭失，不具备客观上恢复的可行性。故赵永胜要求恢复宅基地和房屋原状并予以返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征补方案》第四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本案中，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关于新火车站片区（开二号路地块）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公告》，但其将2014年4月25日作为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处理不当。一审判决亦将2014年4月25日作为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处理亦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但由于涉案棚改项目涉及被征收户590户，已签约563户，签约率高达95.42%，只有包含上诉人在内的27户未签约，由此证明涉案项目的补偿安置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并且已签约的563户均是以2014年4月25日作为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考虑到如若变更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一审法院以2014年4月25日作为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参照评估时点为2014年4月25日的《开发区新火车站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初评估结果》判决上诉人的损失，较为符合本案实际。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并非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故上诉人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行政判决的精神进行判决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开发区新火车站片区站前广场改造项目房屋摸底调查测绘表》（编号G191）中的“调查附记”项明确记载赵永胜占砖混住宅168.79㎡，砖混其他24.362㎡，砖木其他30.16㎡，户主一栏处有赵永胜的签字捺手印。上诉人并无证据推翻该测绘表记载的内容，也无证据证明“砖混其他24.362㎡，砖木其他30.16㎡”实为砖混住宅，砖混住房面积实为195.752㎡而非168.79㎡，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被拆房屋屋后有280㎡的钢架棚；二次装修损失遗漏了木门4扇，三开窗8扇，吊柜22.5㎡，瓷砖地面16㎡，墙砖58㎡，水竹板168㎡；存在随房空地。故对上诉人要求赔偿上述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公证文书《物品清单》中已列明圈养大猪2头，小猪18头，大牛1头，小牛1头，一审法院根据《物品清单》酌情判决的屋内物品损失已包含了猪、牛损失，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推翻公证文书《物品清单》的内容，也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内的物品损失为40000000元。故上诉人称遗漏其圈养猪、牛损失，一审判决赔偿67000元不足以弥补其屋内物品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帮华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阮素芬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齐艳书记员汤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