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建昌，男，1950年3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泸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勋，云南兴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杨永平，系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金成，云南言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伦波，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成，云南言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云南言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代建昌因与上诉人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爵册第二村民小组”）、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爵册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泸西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建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撤销泸西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第三项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上诉人在“小松地”有承包土地经营，并据此作出第一、二项判决，上诉人对上述两条判决无异议，但原判否定了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的客观事实，从而作出第三项判决，驳回了上诉人对于“狼洞”承包地的相关诉求，认定事实错误。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位于“狼洞”的2.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判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未登记有“狼洞”的承包地为由，驳回上诉人对“狼洞”承包地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合同主要内容登记卡》（筒称“《延包登记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份证据均证实了上诉人在泸西县有两片承包地。《延包登记卡》调取于泸西县档案局，该《延包登记卡》所附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上登记有上诉人的两片承包地，两片承包地登记内容分别为：“地块名称‘狼洞’、类型‘田’、面积‘1468.5（2.2亩）’、长度‘50’、宽度‘29.37’；地块名称‘小松地’、类型‘地’、面积‘2128.5（3.19亩）’、长度‘13.5’、宽度‘15.76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承包地内容为“地块名称‘草塘子’、类型‘田’、等级‘1’、面积‘2.2亩’、长度‘50’、宽度‘29.37’；地块名称小松地、类型地、等级1、面积3.19亩、长度13.5、宽度15.765。”对比上述两份上诉人的承包地经营权登记证明材料可以看出，两份材料登记的位于“小松地”的地块信息完全一致，一审法院也据此认定上诉人在“小松地”有承包土地经营；两份材料分别登记的另一承包地出现了座落不同的情况，一个登记的是“狼洞”一个登记的是“草塘子”，但其他信息（类型、面积、长度、宽度）均一致。庭审中，上诉人说明了土地承包时其承包的土地为“狼洞”且多年来实际耕作管理的也是“狼洞”。一审法院为查明该事实，到实地查看了土地情况，且在查看过程中向附近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了解相关情况，附近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的陈述均反应了一个客观事实，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同时，法院依职权向张某1进行了调查，张某1曾担任上诉人所属村小组（爵册村第二村民小组）村支部书记。张某1明确表示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的事实，原判无视上述事实，不认定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认定事实错误。二、《延包登记卡》所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登记，应以此为依据认定上诉人承包地情况。原判认定上诉人实际耕种管理着“狼洞”的土地，却以“《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并非承包合同书或承包经营权证。该登记卡记载的被丈量土地，须进一步记载于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农户才能取得承包经营权”为由，认定上诉人在“狼洞”无承包土地经营，该认定错误。《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附于上诉人提交的《延包登记卡》，系《延包登记卡》的一部分。而《延包登记卡》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时承包户与发包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即为家庭承包土地的“承包合同书”，并非如原判所认定的“并非承包合同书”。《延包登记卡》存档于泸西县档案局。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颁发，并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内容应当与土地承包合同一致。可见《延包登记卡》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系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登记、原始登记。本案涉诉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非上诉人自行填写，自颁证机关颁发给上诉人时便将地块名称登记为“草塘子”、“小松地”，因此，应当以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登记，即《延包登记卡》的登记情况作为原始证据，认定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并判决二被上诉人连带返回已收取的“狼洞”的土地租金及发放尚未收取的土地租金给上诉人。三、原判在现有证据均反映出上诉人在泸西县有两片承包地的情况下，不予认定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将直接导致上诉人丧失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将更进一步导致上诉人永久失去其对“狼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导致上诉人从有两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变为只有一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一审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位于泸西县“狼洞”、“小松地”的两片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判不予认定上诉人在“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认定事实错误。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代建昌答辩称：一、本案涉诉承包土地与代建昌儿子代红华、代玉红为户主的承包土地并非相同地块。答辩人系搬迁户，搬迁至上诉人泸西县第二村民小组（即爵册村原第十五生产队）居住后，按照搬迁政策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位于泸西县“小松地”承包土地一块、“麦地”承包土地一块，上述两块承包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后，继续由代建昌家庭承包，在2007年换发《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时，代建昌将上诉两块土地分别均分后，分做两份由两个儿子代红华、代玉红分别作为户主承包。本案涉诉的土地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期，因答辩人搬迁时分得的承包土地不足，恰逢同村的杨怀芝家全家“农转非”搬出第二村民小组，上诉人按政策将杨怀芝家的承包土地收回后，将杨怀芝家原承包的位于泸西县“小松地”（面积3.19亩）、“狼洞”（面积2.2亩）的两片土地承包给了答辩人，用于补足答辩人家庭的承包土地。答辩人耕管补给的“小松地”、“狼洞”土地后，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该两片土地办理承包经营权证，但不知为何土地部门将办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给答辩人时,“狼洞”登记成了“草堂子”，但多年来，答辩人一直耕管补给的“狼洞”、“小松地”两片承包土地。二、二上诉人明知本案涉诉土地系答辩人的承包土地，且与代红华、代玉红为户主的承包土地不是相同地块，且在与答辩人发生纠纷前也认可该事实。2017年9月25日，泸西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怀芝起诉二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诉争土地正好就是本案诉争“狼洞”、“小松地”的土地，当时二上诉人请答辩人到庭作证。庭审中答辩人作为证人陈述了自己是杨怀芝要求返还的“狼洞”、“小松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同时陈述除了该两块承包土地之外在爵册村还有其他的承包土地，且都有承包经营权证。二上诉人在对答辩人的证言质证时，明确提出对答辩人的陈述“没有意见”。但当二上诉人不将土地流转租金兑付给答辩人发生纠纷后，二上诉人就矢口否认“狼洞”、“小松地”土地是答辩人的承包土地，称该两块土地是村集体的，妄图侵吞答辩人应当享有的土地流转租金。三、答辩人对诉争土地依法享有合法的经营权。二上诉人补给答辩人位于“狼洞”、“小松地”的承包土地，依法登记办理了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时在泸西县档案局存档的1998年12月31日答辩人作为承包代表与发包方签订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合同主要内容登记卡》及所附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卡》也有记载。答辩人依法已取得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现在，搬迁时分给答辩人家庭的“小松地”“麦地”的承包土地答辩人分户给两个儿子代红华、代玉红后确实未流转,仍在答辩人家耕管。但补给答辩人的“狼洞”、“小松地”的土地二上诉人已经与其他村民的承包土地统一流转租赁给他人种植蔬菜，两块承包土地的流转租金，依法应当由答辩人享有。综上所述，二上诉人歪曲客观事实，侵犯答辩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侵吞答辩人承包土地流转租赁费用。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支持答辩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泸西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代建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代建昌提交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等认定代建昌在本村“小松地”有承包地3.19亩，通过调取代玉红、代红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认定代建昌诉争的土地与代玉红、代红华位于“小松地”承包地不是同一块土地，进一步认定上诉人应当向代建昌支付土地租金，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代建昌一户在“小松地”坐落仅有一块承包土地。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家庭由户主作为承包方代表，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每户农户颁发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建昌户搬迁到后，在本村“小松地”坐落自始至终仅有一块承包土地。代建昌系代玉红、代红华的父亲，2007年6月3日，代玉红、代红华、代建昌等一家人分户，到村小组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情况登记表，登记表备注一栏注明“分户”，分户后代建昌的承包土地跟代红华为一户，李乔兰（代建昌妻子）的承包土地跟代玉红为一户，代建昌提交的1998年颁发的其作为承包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小松地”3.19亩土地已经通过分户分给了其子代玉红、代红华并分别办理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建昌提交的绿色封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失效，已经由新颁发给代玉红、代红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取代。再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仅分过一次土地，之后的换证、延包、分户等都是延续第一轮承包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没有实施过二次土地分配，未经村集体通过法定程序发包，代玉红、代红华不可能独立于其父亲代建昌作为户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土地而重新取得该证之外新的承包土地。二、代建昌主张土地流转租金的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土地没有进行流转，现仍然是其家庭成员管理使用。一审法院认定代建昌拥有的3.19亩土地与上诉人已经流转的土地并非同一块土地。代建昌提交的《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记载的位于“小松地”的土地3.19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坟地、西至德辉、南至建学、北至老夯。对照泸西县地块土地面积量算图，通过现场察看，代建昌位于“小松地”的该3.19亩承包土地并没有进行流转，目前该土地上种植小麦，通过现场察看，该土地现场的四至界限东至坟地、西至李德辉梨园、南至代建学、北至老夯，与代建昌主张土地流转租金而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记载的土地系同一块土地，该土地没有进行流转，主张流转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代建昌对其主张土地流转费的土地没有合法的经营权。代建昌主张土地流转费的土地与其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并非同一块土地，其主张土地流转费的土地是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之外的土地，其主张的土地近年来确实是其占有耕种，但该块土地原本是村集体发包给本村杨怀芝一家的承包土地，后杨怀芝一家户口迁离，不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小组将杨怀芝家承包的位于“小松地”的该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没有重新发包或分配给任何人，代建昌近年来擅自占有和耕种该土地，其占有行为并不能当然地取得该土地法律意义上的承包经营权，其主张土地流转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代建昌主张土地流转费依据的是其不法占有的原杨怀芝家的承包土地，该土地已经收归集体所有。而代建昌用于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延包丈量登记卡等记载的是其目前仍然管理使用，未进行流转的土地。其非法占有并耕种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认为其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代建昌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代建昌在“狼洞”没有承包地与客观事实一致；二、泸西法院对一审判决所说的“小松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的效力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证明争议的地块是代建昌所有。代建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二被告停止私自出租我位于爵册村“小松地”“狼洞”的各一块承包地的侵权行为。二、前述两块承包地产生的租金和收益归我所有。三、爵册第二村民小组将其收取的前述两块承包地2014年至2018年的租金29788元返还给我，爵册村委会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四、二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代建昌在“狼洞”是否有承包土地经营。代建昌提交的1998年颁发的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并未登记其在“狼洞”有承包地。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对1998年填写该登记表上的“草塘子”“小松地”承包地时的爵册村十一社社长张某2进行调查时，其陈述其在该登记表上填写的“草塘子”即草塘子，并非“狼洞”，其未将“狼洞”误写为“草塘子”。承包土地丈量系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置程序，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能够证明丈量土地的过程和被丈量的土地面积，但该登记卡仅系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资料，并非承包合同书或承包经营权证。该登记卡记载的被丈量土地，须进一步记载于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农户才能取得承包经营权。代建昌提交的其《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复印件虽记载丈量了位于“狼洞”的田2.2亩，但该2.2亩田并未登记在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该登记卡记载“狼洞”的田西至“建学”，但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调取的代建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未登记其在该坐落有承包地。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对张某1进行调查时，其虽陈述代建昌在“狼洞”有一块水田耕种，但其并非办理代建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的社长，且该陈述与该证登记的代建昌的承包土地坐落不符。庭审中，代建昌对《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原件上“狼洞”“田”“3”“、、”被涂改液涂抹的原因，未作出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基于前述事实和分析，对代建昌在庭审中主张的该登记表登记的“草塘子”实为“狼洞”，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即使代建昌在“狼洞”确有田地耕种，因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未登记其在该坐落有承包地，其在该坐落的耕种行为亦属于占有行为，其并不能因此当然地取得该坐落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本院认定代建昌在“狼洞”并未取得法律意义上的承包土地经营。二、关于代建昌在“小松地”是否有承包土地经营。代建昌提交的其《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复印件记载，丈量了位于“小松地”的地3.19亩（长135米、宽15.765米），该地东至坟地、西至×（该字辨认不出）辉、南至建学、北至老夯；其提交的其《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登记其在该坐落有承包土地3.19亩（长135米、宽15.765米）。该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代建昌在该坐落有承包地3.19亩；丈量登记卡复印件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该承包地的四至界限。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调取的代玉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1.6亩，该地东至红华、南至小绕、西至建学、北至路。本院于该日调取的代红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1.6亩，该地东至老夯、南至小冲、西至玉红、北至路。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调取的代建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2.6亩，该地东至玉红、南至小绕、西至所贵、北至路。本院于该日调取的张某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1.74亩，该地东至所贵、南至路、西至竹蓬、北至路。综合前述记载和登记，代建昌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3.19亩，与代玉红、代红华位于该坐落的承包地的四至界限并不相同，代玉红、代红华位于该坐落的承包地相加后的四至界限，与代建昌位于该坐落的承包地的四至界限亦不相同。故代玉红、代红华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相加，与代建昌位于该坐落的承包地并非同一块地，本院认定代建昌在该坐落有承包地3.19亩经营。二被告的相关辩称和否认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三、代建昌从四棵树村搬迁到爵册村后，承包给其家庭人口的土地足与不足，与本案纠纷没有直接关联性和必然因果关系，本院不作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代建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虽系1998年颁发，但在没有新证或其他相反证据推翻、否定该证的情形下，本院认定该证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有效，其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代建昌在庭审中同意二被告出租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旱地），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出租的该块承包地的面积，本院按前述经营权证登记的3.19亩确定。流转（出租）“小松地”土地的合同—《观音塘、钢管桥土地流转合同》系2016年10月1日签订，位于该坐落的土地亦于该日流转，故代建昌位于该坐落的承包地的租金应自该日计算。根据租金须提前支付的惯例，迄今为止，承租方支付的该块承包地的租金为12441元[1300元/亩/年×3.19亩×3年（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代建昌签订的《泸西县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载明该块承包地的承包期限自1998年12月30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故该块承包地的租金领取期限应至2028年12月30日止。因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在流转（出租）土地的过程中存在支持、配合、协助等关系，且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流转土地支付的租金是存于村委会还是村民小组账户，还是村委会、村民小组账户各存一部分。故二被告应共同返还代建昌租金12441元，并共同发放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自2019年10月2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的租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共同返还代建昌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三年的租金合计12441元。二、代建昌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自2019年10月2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的租金，由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于承租方支付租金后3日内共同发放给代建昌。三、驳回代建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0元，减半收取285元，由原告代建昌负担170元，被告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共同负担11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代建昌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刘国先、赵家模《调查笔录》各一份，刘国先是爵册村的村民，证明代建昌在位于泸西县的“小松地”、“狼洞”有承包土地经营。赵家模的《调查笔录》证明上诉人代建昌在在位于泸西县的“小松地”、有两块承包土地经营。上诉人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中的陈述不属实，他们所说的杨怀芝家的这块土地，是杨怀芝农转非以后集体将杨怀芝的土地收回，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被代建昌非法占有使用。对土地的合法经营权不是以证人来证明，是看是否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证来看的，本案争议的土地实际上是杨怀芝农转非后集体收回来的土地。上诉人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泸西县地块土地面积量算图、统计表；2、代玉红、代红华、代建学、李德辉承包土地登记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情况调查表，证实代建昌与代玉红等人与2007年分户，分户后代建昌的承包地与其子代红华为一户，其妻子李乔兰的承包土地与其子代玉红为一户，代建昌一审提交1998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土地已经分为代玉红、代红华两户，该证被代玉红、代红华新证代替，已经失效。同时证实代玉红、代红华位于“小松地”的土地即为同一块土地。3、刘国先、张某2、李荣生调查笔录；4、现场照片；5、《情况说明》；上述证据证实代建昌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土地现场四至界限为东至坟地、西至李德辉、南至代建学、北至老夯。该土地没有流转，现被代建昌家自己种植小麦。代建昌一户在本村“小松地”有且只有一块承包土地。证人张某1、张某2到庭作证证言，张某2证实：看了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以及2007年代红云玉代玉红所记载的“小松地”四至界限情况，小松地与两个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实际是一块地，相连四至情况是一致的，只是登记卡上的四至方位与新证上是错误的，以新证登记的四至界限为准。登记卡上狼洞代建昌家没有地，在第二轮承包发证的时候就全部改为麦地代建昌家在草塘子没有土地。代建昌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统计图表三性不认可，理由是首先这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图表没有按照土地确权的要求进行公示，所以说不能证明他们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他们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1、从形式上来说，刘国先与李荣生的调查笔录记录人都是王琼，但两份调查的笔迹很明显不一样；2、刚才张某1不清楚农户在“小松地”的土地承包情况，张某2在“小松地”没有承包土地，更是不可能清楚情况，刘国先的调查笔录我们同样做了一个调查，推翻了村民小组对他做的调查，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没有关联新，与本案没有关系，不是本案诉争的土地，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上面签字的村民，在刚才爵册村委会代理律师说他们清楚情况，他们是处于一种证人的性质，但是他们都不能说情况情况，所以三性都不认可。代建昌认为，在“小松地”我有两块承包地，有两本承包经营权证，除一审提交的3.19亩那本外还有另外一本，另一本换发为代玉红、代红华的承包经营权证。杨怀芝户搬迁出之后，杨怀芝的土地由村集体重新承包给代建昌种植使用，一直到1998年才发证，经我们到泸西县档案馆查询，代建昌只有3.19亩的这块土地的相关证件，没有其余的土地登记。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的地块也就是在C00-04地块土地面积量算图上标注的52号土地，原是杨怀芝的地。在土地面积量算图上012号地块代建昌户地块没有流转，012号的土地承包证有两本，一本是代玉红，一本是代红华。本院认为，上诉人代建昌提交的《调查笔录》刘国先、赵家模的陈述无相关事实依据，且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能相互印证，本院应予采信，综上，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代建昌系搬迁户，搬迁至上诉人泸西县第二村民小组（即爵册村原第十五生产队）居住后，按照搬迁政策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位于泸西县“小松地”承包土地一块（面积3.19亩），《泸西县农村土地延期承包土地丈量登记卡》记载，丈量了位于“小松地”的地3.19亩（长135米、宽15.765米），该地东至坟地、西至×（该字辨认不出）辉、南至建学、北至老夯；“草堂子”（面积2.2亩）承包土地一块，上述两块承包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并于1998年颁发其作为承包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继续由代建昌家庭承包。在2007年换发《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时，村小组填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情况登记表，登记表备注一栏注明“分户”，分户后代建昌的承包土地跟代红华为一户，李乔兰（代建昌妻子）的承包土地跟代玉红为一户，代建昌将上述“小松地”3.19亩土地通过分户分给了其子代玉红、代红华，并分别办理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玉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1.6亩，该地东至红华、南至小绕、西至建学、北至路。代红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其位于“小松地”的承包地面积为1.6亩，该地东至老夯、南至小冲、西至玉红、北至路。本案双方争议的地块也就是在泸西县地块土地面积量算图上标注的52号土地，该块土地原本是村集体发包给本村杨怀芝一家的承包土地，后杨怀芝一家户口迁离，不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小组将杨怀芝家承包的位于“小松地”的该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没有重新发包或分配给任何人。在土地面积量算图上012号地块即代建昌户地块没有流转，012号的土地承包证有两本，一本是代玉红，一本是代红华。本院认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代建昌主张其在“小松地”有两块承包地，有两本承包经营权证，除一审提交的3.19亩那本外还有另外一本，另一本换发为代玉红、代红华的承包经营权证。杨怀芝户搬迁出之后，杨怀芝的土地由村集体重新承包给代建昌种植使用，一直到1998年才发证等事实无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代建昌户位于“小松地”的3.19亩承包土地并没有进行流转，“狼洞”的土地在代建昌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并无记载，代建昌对“狼洞”的土地及原杨怀芝的承包土地均未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村民小组不存在侵权行为，代建昌要求村民小组停止侵权行为，返还土地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代建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爵册第二村民小组、爵册村委会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并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泸西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代建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0元，减半收取285元，由代建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0元，由上诉人代建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