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4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启弟，男，汉族，1944年10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负责人：高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琼瑶，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果，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静，女，汉族，1974年11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奉，男，汉族，1973年9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何启弟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何静、杨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12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启弟、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琼瑶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何静、杨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启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何静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从未签署过任何《付款委托书》，即便是签署过类似的文件，也是因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未告知文件的真实内容而遭受蒙蔽的情况下签署的；2、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例规定，自然人担保人的年龄不能超过60周岁，上诉人在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年龄已达70周岁，远超规定的担保人年龄限制，且上诉人的心智能力和收入水平等都不足以承担借款的担保责任，因此，《保证担保合同》系无效合同；3、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为了收回被上诉人何静以前的借款及通过内部贷款审批程序，在何静不能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与何静互相串通，欺骗上诉人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合同》缺少签订时间且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推断出签订时间，应属无效。即便《保证担保合同》有效，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为了收回以前贷款，违背了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及内部审批规定，欺诈上诉人提供保证担保，存在重大过错；4、《贷贷平安授信业务救济申请审批表》、《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付款授权书》、《平安银行合同面签声明》均无签订时间，应属无效。 黄琼瑶辩称：1、本案何静的借款是用于成都峰之巅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所用，且贷款合同经何静签字，并且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发放了贷款，贷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名系上诉人何启弟本人所签，且上诉人何启弟未举证证明其在被欺诈、胁迫等情况下签订。该《保证担保合同》系上诉人何启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上诉人何启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针对上诉人所述担保合同上没有签订日期的问题，上诉人何启弟在一审中陈述，其在2015年夏天与何静去银行签订相关文件，该陈述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向何静发放借款的时间相吻合，借款及保证情况是真实发生的。 被上诉人何静、杨奉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何静、杨奉偿还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贷款本金845000元；2、何静、杨奉支付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2017年4月11日为68160.05元；3、何静、杨奉支付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118710.8元；4.何启弟对前述3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何静、杨奉、何启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何静于2015年7月28日签定了合同编号为：平银（成都）贷字（2015）第（SＷ20150728000337）号《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何静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借款845000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即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7月28日，借款执行年利率8.1480%。采取净息还款法：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若甲方（何静）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的，乙方（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用途为：具体为用于归还贷贷平安卡本金。同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乙方，何启弟作为甲方签定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为了保证乙方与何静（以下简称债务人）合同的履行，甲方愿作为保证人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合同保证担保范围为平银（成都）贷字（2015）第（SW20150728000337）号《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为折合人民币845000元整；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何静、何启弟并于2015年7月28日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出具了付款授权书，委托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将上述借款直接划至户名为：贷款还款暂挂款项，开户银行为：平安银行成都天府支行，账号为99×××13。合同签订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8月24日向何静发放贷款845000元。个人贷款出账凭证载明，起贷日为2015年8月24日，到期日为2016年8月24日，管户机构：平安银行成都天府支行。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贷款发放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对何静的部分利息进行了减免；何静自2016年7月21日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截至2017年4月11日，何静尚欠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贷款本金845000元，利息、罚息、复利共计68160.05元；何启弟亦未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采信了《贷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付款授权书》、《个人贷款出账凭证》、《小微出账确认书》、《付款授权书》、《特种转账贷方传票》、欠息表、计算明细表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何静、何启弟所分别签订的《贷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依约向何静发放了贷款，何静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依约还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何启弟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何启弟在《保证担保合同》中予以签字确认，明确其为何静的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何启弟无证据能证实其签字时，不清楚其签字的内容是为何静的贷款进行担保；同时何启弟所辩称的年龄为70岁就不能进行担保亦缺乏法律依据，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请求何启弟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关于保证担保合同的落款处没有签署时间，是否影响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虽然，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何启弟所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在落款处未签署时间，但在该合同的特别条款中明确了“本合同保证担保范围为平银（成都）贷字（2015）第（SW20150728000337）号《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并在合同中指向了是为何静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该合同的指向是明确的，其时间未签署，不影响保证担保合同的成立；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依据《贷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要求何静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何启弟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杨奉是否应当与何静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提供了何静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提供了以该企业为购货方与案外公司所签订的购货合同、何静于2014年1月16日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签订的《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但上述证据仍不能作为证明本案所涉贷款是用于了家庭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的证据，因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其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不能以公司外的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同时，本案债务涉及的金额达845000元，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亦无证据能证实该贷款是用于了何静与杨奉的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或夫妻共同生活，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要求杨奉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无证据与法律、法规支持，不予支持；关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要求何静、杨奉、何启弟支付律师费的问题。因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费用已实际发生，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何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返还借款本金845000元及截止2017年4月11日前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68160.05元；自2017年4月12日之后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何启弟对何静的上述债务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86元、公告费300元及后续公告费由何静、何启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首先，上诉人何启弟对《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予以认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知晓在合同中作为保证人签字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且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保证担保合同》应属合法有效。上诉人何启弟认为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欺诈上诉人提供保证担保，存在重大过错以及其在提供担保时年龄远超商业银行贷款条例关于担保人的年龄限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何启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何启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保证担保合同》、《贷贷平安授信业务救济申请审批表》、《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付款授权书》、《平安银行合同面签声明》上的签名均系何启弟本人所签，上诉人何启弟并无证据证明其在遭受蒙蔽的情况下签署。尽管以上文件未签署时间，但结合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放款的事实以及上诉人何启弟签署的系列文件的内容，未签署时间并不影响效力，故何启弟认为上述文件无签订时间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何启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32元，由何启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正霞 审判员  刘冠男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廖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