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8601民初478号原告：袁安维，男，195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莹，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路**渝铁大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902882989G。负责人：余波，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永秋，男，公司员工。被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88249。法定代表人：武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霞，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海平，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安维与被告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以下简称成铁重庆客运段）、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广州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怀化车务段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中铁广州局不服本院（2017）渝8601民初字601号《民事判决书》，向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川71民终29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安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莹、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颜永秋，中铁广州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霞、聂海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安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中铁广州局向原告连带赔偿袁彦熹抢救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食宿误工费，共计1028164.1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是：2017年3月1日，原告之子袁彦熹乘坐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的K1077次列车，被列车长作为重点旅客交被告中铁广州局下属的铜仁站处理，但铜仁站未妥善安置，导致袁彦熹从铜仁站的二楼坠落致死。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遂诉至本院。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撤回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怀化车务段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允许。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辩称其尽到了积极救助义务，成铁重庆客运段积极与原告联系处理善后事宜等，原告之子系自行坠亡，责任应当自负，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铁路企业应当免责。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中铁广州局辩称，中铁广州局非运输合同承运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铁广州局无违约行为和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袁彦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足以认识从窗户往下跳具有危险性，系自行滑落导致坠亡，对此公安机关已定性为非正常死亡；原告的诉求赔偿标准过高，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无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举示医疗费发票、病危通知书、诊断证明书，拟证明原告自付医疗费24741.1元，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其公司对袁彦熹积极进行了救治；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2.原告举示成都铁路局客运记录（复印件），拟证明成铁重庆客运段将袁彦熹移交铜仁火车站后铜仁火车站未对其进行看护，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成铁重庆客运段积极采取措施，完成站车交接，无过错及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责任；被告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记录未对袁彦熹异常行为进行描述，也未告知应如何救治。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3.原告举示社区《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系社区特扶人员，生活困难，应当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关联性需由法庭判定；被告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社区无法认定自然人经济困难；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4.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举示三名旅客及一名乘务人员的证言，拟证明袁彦熹在火车上行为异常，被列车员和乘警带走，移交车站，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说明袁彦熹需重点照顾看护，被告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材料并未随旅客移交给其公司，且材料中也未反应袁彦熹有暴力、自残或伤害他人行为，并未明确需将其作为重点看护旅客；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5.被告中铁广州局举示怀化铁路公安处铜仁车站派出所《3.2旅客非正常死亡综合调查报告》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拟证明袁彦熹系自行坠亡，与铜仁火车站无法律上因果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袁彦熹在车站死亡，车站及其管理单位违反了运输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责任，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6.被告中铁广州局举示询问笔录4份，拟证明其对袁彦熹进行了及时救治，尽到了合同义务，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笔录表明铜仁车站并未安排专人看护袁彦熹，且被告仅是将袁彦熹送到了医院，之后未再过问，医疗费也系原告自行垫付，被告中铁广州局并未尽到合同义务；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袁彦熹系其移交铜仁车站后坠亡，与其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7.被告中铁广州局举示民事判决书两份，拟证明司法实践中对跳楼、自残事故的责任均判定由行为人负担，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关联性，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认为该证据仅供法院参考，本院对该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8.被告中铁广州局举示本院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有退休工资，并非无收入，要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无依据，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妻子因病去世花费巨大，原告生活确实困难；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9.本院依原告申请前往重庆市九龙坡区残疾人联合会调取《证明》，证明袁彦熹为精神残疾二级，被告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袁彦熹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10.本院依职权调取原告养老保险待遇记录单，证明原告自2010年1月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2019年3月领取3577.64元，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中铁广州局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证明原告生活具有足够保障，不应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双方举证质证及本院对证据的认定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袁彦熹，男，生于1981年12月19日，2017年3月2日年满35周岁，生前居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未婚，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口，精神残疾二级，系袁安维与其妻龙碧芳（已于2012年12月14日去世）独子，生前为社区低保人员；袁安维同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口，自2010年1月起领取城镇职工养老待遇，2019年3月领取金额为3577.64元，为社区特扶人员。2017年3月1日，袁彦熹乘坐由成铁重庆客运段营运的重庆北至宁波的K1077次列车，2017年3月2日，袁彦熹在车厢内行为异常，列车员及乘警将其阻止并电话联系袁安维，袁安维称袁彦熹系离家出走，愿将其接回。列车长遂编制《客运记录》将袁彦熹移交列车前方到站即中铁广州局下属铜仁站，《客运记录》载明移交事由为“突发行为异常，后联系其家人系离家出走”并注明父亲袁安维电话，该《客运记录》上有铜仁车站值班站长代黄英签字。代黄英接到袁彦熹后，将其安排在车站二楼会议室休息，但并未指定工作人员专门看管，而是要求工作人员兼顾看管。当日10时19分，袁彦熹从会议室窗户坠落。10时20分，铜仁车站工作人员拨打120,10时32分120到达现场将袁彦熹送往铜仁市人民医院抢救，后抢救无效，袁彦熹死亡。该院出具《诊疗证明书》载明：“袁彦熹诊断：一、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左额叶脑挫裂伤；2.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右侧额颞部硬膜外血肿；4.右侧颞骨乳突、蝶骨骨折；5.右侧枕顶部头皮撕脱伤；6.脑疝形成。二、闭合性胸外伤：1.右肺挫裂伤；2.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并血气胸；3.皮下积气。三、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四、胸12椎体骨折、胸9-11椎体右侧横突骨折。五、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意见：该患者于2017年3月2日12时07分至2017年3月2日20时20分于我院治疗，于2017年3月2日20时20分宣布临床死亡。”抢救费24741.10元，由袁安维支付。2017年3月4日，袁彦熹遗体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火化。2017年3月6日，怀化铁路公安处铜仁车站派出所出具《铜仁所“3.2”旅客非正常死亡综合调查报告》，载明：“经调取3月2日铜仁火车站的行包通道IP监控点5的视频监控发现：2017年3月2日10时22分56秒（此处及本段内的时间均为监控画面显示的时间），于画面左上部分看见了非正常死亡旅客袁彦熹的身影，该人将头部、胸部及双手探出窗口，头部朝下，俯趴在窗台的外侧墙面上。在其保持该姿态约27秒后，于23分23秒左手有动作产生，23分24秒袁以腹部朝南，背部朝北，头下脚上的姿势从窗口滑落。视频监控记录下的滑落过程为2秒，自10时23分24秒开始，于10时23分26秒结束”，并得出结论：“初步推断袁彦熹在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行从铜仁火车站二楼会议室窗口滑落导致受伤。”另查明，2017年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3272元（截止判决前该项2018年数据未公布），2018年重庆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889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中铁广州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二、二被告是否应对袁彦熹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中铁广州局是否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五条规定：“下列用语在本规程内的意义：承运人：与旅客或托运人签有运输合同的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车站、列车及与运营有关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行为代表承运人”。第七条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是明确承运人与旅客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起运地承运人依据本规程订立的旅客运输合同对所涉及的承运人具有同等约束力”。第八条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行完毕，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本院认为，铁路旅客运输具有地区跨度大、运输时间长的特殊性，且我国铁路路网为分段管辖，铁路旅客运输始发地与途经地、目的地所涉及的承运人（铁路运输企业)往往并非一家，依据上述法律法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对整个运输期间（即旅客检票进站至到站出站）所涉及的承运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袁彦熹购买车票进站上车，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已形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且运输期间已开始，该运输期间所涉及的铁路运输企业均受合同约束，被告成铁重庆客运段作为始发地承运人承担列车上的合同义务，袁彦熹在铜仁车站下车后至出站期间的合同义务应由所涉及的承运人即车站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被告中铁广州局承担。中铁广州局辩称其非承运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与法律规定不符，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故中铁广州局应受本案铁路运输合同约束，系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二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携带品损失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列车发现精神异常旅客时，应重点关注，并按规定交到站或下车站妥善处理。列车运行途中，旅客有同行成年人的，应要求其同行成年人看护；无同行成年人时，应指派专人看护。必要时，可安排在适当位置看护。”第三十三条规定：“在铁路旅客运输过程中遇到急病、分娩的旅客时，车站、列车应当尽力予以救助，其救助程序参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办理。”本案中，袁彦熹在列车上因行为异常被送至铜仁车站等候家属，在其由家属接出车站自行放弃后续行程之前，运输期间尚未终止，承运人应当对在此期间内的旅客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袁彦熹在K1077次列车上时，成铁重庆客运段已按照铁路运输章程及相关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其安全送至铜仁车站，尽到了作为承运人的义务，袁彦熹在列车上的运输行为已经完结，重庆客运段无违约行为，且对袁彦熹下车后的情况无法预知和控制，故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袁彦熹在铜仁车站期间，车站工作人员在明知其交站原因为“行为异常”的情况下，应依据铁路运输章程及相关规定，安排专人对其进行看护，此系铁路运输企业在旅客运输合同中的义务。但铜仁车站将其单独安排在二楼会议室且无专人照看，已构成违约，因此，本院认为铜仁车站所属的承运人中铁广州局应当对袁彦熹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袁彦熹为精神残疾二级的残疾人，因其已死亡，无法对其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结合其能够购买车票并进站乘车的行为推断其对自身行为具有一定认知，那么袁彦熹对其将头手伸出窗外并俯趴在窗台上的行为危险性亦应当有所认知，其在无外力作用下坠落死亡，自身具有一定过失，应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中铁广州局承担次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中铁广州局承担袁彦熹死亡所造成损失的40%赔偿责任为宜。原告就袁彦熹死亡造成损失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评析如下：关于医疗费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举示的证据证明袁彦熹抢救产生医疗费为24741.1元，其40%为9896.44元。关于丧葬费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结合2017年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3272元的事实，袁彦熹丧葬费为73272元/12个月×6个月=36636元，其40%为14654.4元。关于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袁彦熹死亡时35周岁，且系城镇户口，结合重庆市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889元的事实，袁彦熹死亡赔偿金为34889元×20年=697780元，其40%为279112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原告袁安维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非无生活来源，因此本院对原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交通食宿误工费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或是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原告主张误餐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误工费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存在误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费，原告虽未举证证明交通住宿的实际花费，考虑到袁彦熹系在外地死亡，其遗体运回重庆火化，花费必然不菲，本院酌情认定办理丧葬事宜交通、住宿费10000元，其40%为4000元。被告中铁广州局应赔偿原告因袁彦熹死亡产生的医疗费9896.44元、丧葬费14654.4元、死亡赔偿金279112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住宿费4000元，共计307662.84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安维支付袁彦熹死亡赔偿款共计307662.84元；二、驳回原告袁安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54元，由原告袁安维负担4927.5元,由被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199元，剩余4927.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饶琳惠审 判 员  吴泽波人民陪审员  吴正宏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刘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