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91民初256号原告：覃秋丽，女，1962年9月25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虎，广东乐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洁萍，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民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共和世家碧云轩。负责人：陈丹凤，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峰，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伟，男，该公司员工。原告覃秋丽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民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秋丽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虎、庄洁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峰、李宝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存款人民币（币种下同）141,441.41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500元（暂计）；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是澳门居民，平时在澳门生活和工作。原告于2013年10月17日在被告银行开立卡号为62×××90的龙通卡储蓄卡，此后三年多将自己辛苦赚取的薪资存在此卡，截至2017年3月30日卡内尚有存款150,277.93元。2017年4月3日下午5点多，原告通过珠海拱北柜员机查询发现卡内余额仅剩8836.5元，原告立即拨打建行客服电话9****查询，才得知此卡在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3日被人于境外澳大利亚盗刷（4月5日打印交易明细才知道被盗刷42笔，共计141,441.41元），原告立即紧急挂失并前往珠海拱北派出所报案，但被告知该案的管辖地是原告住所地以及银行卡开户行所在地的派出所。由于2017年4月3日至4日正是清明假期，原告于4月3日当晚前往澳门司法局报案，4月5日前往被告营业厅打印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并前往深圳市公安局福强派出所报案。原告素来遵纪守法，有正当职业。涉案银行卡一直由原告本人自行保管，从未离身。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3日期间原告本人也一直在澳门，从未去过澳大利亚。该42笔消费显然是伪卡交易，期间原告从未收到被告任何电话或短信通知。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应当偿还原告全部存款141,441.41元及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告与被告交涉至今，被告仍拒绝偿还存款。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交易系伪卡交易，被告严格按照储蓄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交易系使用伪卡进行的交易，因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认原告报案时持有涉案银行卡或持有的银行卡是真卡，原告也没有在涉案交易发生后通过刷卡消费（取款）等方式验证其持有的银行卡真伪。因此，原告报案时不一定持有真卡，同理，涉案交易也不一定是伪卡交易。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条件为该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根据储蓄合同的性质，凭密码交易构成储户与银行间形成的储蓄合同中约定的履约方式，在交易密码正确的情况下，银行应予以兑付。被告在涉案交易发生时已严格按照储蓄合同约定的履约方式，通过计算机系统履行了审查银行卡密码正确性的义务，并在核验交易密码正确的情况下进行了兑付。因此，被告完全履行了储蓄合同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二、银行卡账户信息被复制并不会导致账户内资金被盗刷，原告自身泄露了密码才是银行卡账户内资金被转移的根本原因，而银行卡密码只有原告才掌握，且只能从原告处泄露，因此原告对于账户内资金被盗明显有过错。伪卡持有人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是无法进入银行账户进行资金交易的，所以密码只可能是因为原告自身管理不善，以致泄露；三、在“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行为”这一银行卡自助交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则下，如果简单判定银行对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极易引发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的不利后果，严重威胁金融生态安全。“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行为”是银行卡自助交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若判令银行承担持卡人涉案账户内款项“损失”的赔偿责任，客观上势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银行在向客户提供便捷的银行卡服务时陷于被动，甚至限制银行卡在ATM/POS机等自助设备上的正常使用，这无疑将极大降低社会整体资金流转和社会活动效率。同时，客观上极易引发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的不利后果，甚至刺激和鼓励储户自行或与犯罪分子合谋骗取银行资金，从而严重威胁金融生态安全；四、即使本案真的属于银行卡被盗刷，因原告未开通短信通知服务，无法及时知悉交易异常、然后及时止损，导致损失的扩大，依法原告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综上所述，在本案被告已经恰当完成凭密码交易支付义务的情形下，原告仍然要求我行赔偿其141,441.41元存款、利息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驳回起诉，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详见附录的证据目录清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持有卡号为62×××90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储蓄卡（以下简称涉案银行卡），开户日期为2013年10月17日，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益民支行。截止2017年3月30日，该账户余额150,277.93元。2.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3日，涉案银行卡共产生42笔交易记录，交易地点位于澳大利亚××、××、××等地，其中39笔为ATM取款及其手续费，3笔为刷卡消费。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3月31日22时12分-22时16分（北京时间）通过ATM取款8笔，金额合计10,099.75元；2017年4月1日0时02分-0时04分（北京时间）通过ATM取款8笔、07时27分-09时05分（北京时间）通过刷卡消费3笔；2017年4月2日12时53分-12时57分（北京时间）通过ATM取款11笔；2017年4月3日0时01分-0时06分（北京时间）通过ATM取款12笔；后三天34笔的交易金额合计131,341.66元。以上全部交易金额合计141,441.41元。3.2017年4月3日18时06分，原告拨打被告客服电话，对涉案银行卡办理了永久挂失业务。4.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一份澳门司法警察局检举记录之证明，该证明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副局长薛仲明作出，证明内容为：“检举人覃秋丽于2017年4月3日22时20分曾向本局作出检举，并同时出示一张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卡号：62×××01-2113-190）于本局人员查阅；……”5.2017年4月5日，原告就其主张涉案银行卡被盗刷事宜向深圳市公安局福强派出所报警。6.被告主张存在由原告本人或委托他人使用真卡在澳大利亚取款和消费，再将真卡带回国内的可能性，并提交了墨尔本至香港的航班信息加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覃秋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益民支行系在我国内地成立的法人分支机构，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关于借记卡是否被盗刷产生的争议，本案属于涉澳借记卡纠纷。因本案借记卡合同签订地、借记卡发行地、被告住所地均为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院依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我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银行卡在澳洲被刷取的141,441.41元是否为伪卡交易；二、被告有无尽到充分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三、原告未订付费短信通知服务对涉案损失应否承担部分责任；四、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一、关于涉案银行卡在澳洲被刷取的141,441.41元是否为伪卡交易的问题原告主张涉案银行卡在澳洲被刷取为伪卡交易，被告则主张不能定性为伪卡交易。对此本院认为，现行法律对借记卡纠纷中关于是否为伪卡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普通民事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储户和银行卡发卡银行都需要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在实践中，当储户以银行卡被盗刷为由起诉银行时，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将是否为伪卡交易举证责任分配给储户，则会导致由于普通储户和银行在技术和信息等方面差距悬殊造成储户举证困难，甚至根本无法举证，进而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关于是否为伪卡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之规定，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双方举证能力、社会环境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分担。故持卡人主张存在伪卡交易事实的，可以提供涉案银行卡交易时其持有的真卡、涉案银行卡交易时持卡人的生活记录、涉案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进行证明；发卡行主张争议交易为持卡人本人交易或者持卡人授权交易的，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结合本案，原告已提交了涉案银行卡在澳洲被刷取期间其个人的出入境记录、电话通讯记录、检举证明、报警记录等证明其于涉案交易发生期间未前往澳洲、发现涉案交易异常后及时对银行卡进行了挂失、报警等处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一个普通持卡人正常举证能力的限度。原告发现涉案交易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符合一个正常人在发现自身银行卡被盗刷后会作出的合理行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已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可以认定涉案交易发生时原告持有真卡，涉案交易为伪卡交易。被告主张涉案交易存在真卡在澳大利亚使用的可能性，并提交了涉案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墨尔本至香港的航班信息加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涉案银行卡的最后一笔争议取款时间是2017年4月3日0时06分，原告最早拨打被告客服电话挂失账户的时间是2017年4月3日18时06分，同日原告还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警察局报了警。被告仅凭涉案交易时间与报案时间间隔18个小时、中澳两地航班时间为8小时左右，推定存在原告将银行卡交予他人、泄露密码、涉案交易为真卡交易、报警时持有的是伪卡的可能性，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涉案最后一笔交易地点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被告未举证证明具体刷卡城市的交易网点、该地点距离机场的交通时间、该日具体航班的起落时间、澳门机场到珠海ATM取款机的所需时间等，被告的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原告委托他人持真卡在澳洲进行了涉案43笔消费后又到珠海ATM取款机查询然后挂失该卡。被告作为银行，对涉案交易时产生的记录、票据和原告知晓后在ATM查询存款的视频记录等，较原告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处于举证途径、资源更占优势的一方，但被告未对此进行积极举证，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认可。综上，根据上述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即推定涉案银行卡于2017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澳大利亚产生的交易为伪卡交易。二、关于被告有无尽到充分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商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该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包括为储户借记卡内的信息保密、提供安全的交易技术、设备和环境、密码不容易破解等具体内容。因此被告为原告提供借记卡服务应当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另外，被告作为银行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在其与储户的合同关系中明显占据优势地位，被告理当承担伪卡的识别义务。在伪卡交易情形下，银行卡密码和信息泄漏，既有可能是持卡人未妥善保管，也可能是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主张，银行卡密码具有独占性、唯一性和秘密性，“凭密码交易即为本人交易”，是原告自身泄露了密码导致卡内资金被转移。而原告则主张其银行卡从未离身。由于只有存在及发生过的事情能被证明，因此让原告自己证明其没有泄露密码显属不公，且证明一件自身没有做过的事情亦不符常理。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之规定，应当由被告银行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原告泄漏密码或者对密码泄漏有过错。被告未举证原告如何泄露密码，或有任何疑似泄露密码的行为或动机，或对密码管理不善的情形，而直接推定密码从原告处泄露，缺乏证据支持，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6位数字的银行密码极易破解，实践中已经发生大量借记卡被盗刷的案例，说明目前通行的银行借记卡客观上存在安全漏洞，该交易安全不完备的后果应由发卡行被告而非持卡人原告承担。而且犯罪嫌疑人能够使用原告银行卡的伪卡通过银行交易系统进行涉案交易，说明原告持有的真正银行卡内数据信息可以被复制并存储到其他的伪卡内，并且伪卡输入密码后还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可以推定被告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对涉案银行卡被告未能尽到充分的交易安全保障义务。本案出现伪卡交易，应认定被告未如约尽到借记卡合同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另主张，如打破“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行为”的银行卡自助交易基本原则而简单判定银行对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容易引发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的不利后果，降低社会整体资金流转和社会活动效率，且可能刺激与鼓励储户自行或与犯罪分子合谋骗取银行资金，从而严重威胁金融生态安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行为”，并非银行卡自助交易的基本原则，该主张仅是被告作为金融机构的单方意见，无任何法律依据确定存在该原则。其次，所谓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骗取银行资金，也是被告的一种推定，每一宗持卡人向银行索赔的案件均需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如果是恶意索赔，绝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最后，即使少数人存在犯罪的可能性，也不应由全体守法的银行卡使用人承担后果，不能因存在犯罪的可能性而不保护善意持卡人的合法权益。相反，由银行承担相应的伪卡盗刷责任，可以促进金融行业积极进行技术升级，保障金融业银行卡业务的健康稳步发展。故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应认定被告未尽到充分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三、关于原告未订付费短信通知服务对涉案损失应否承担部分责任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在开户时未开通短信通知业务，导致借记卡被盗刷后未能及时止损，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短信通知作为目前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的一种通知方式，可以使储户能够及时知悉账户交易、资金变动及余额信息等情况；而银行作为资金存储平台，无法知晓储户账户内的每一笔资金操作是否为储户本人操作，一旦发生借记卡被盗刷等交易异常情形，只有储户及时通知银行才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现原告未开通短信通知业务，导致涉案借记卡在2017年3月31日晚上22时12分至16分连续盗刷8笔共10,099.75元之后，4月1日至3日又继续被盗刷及消费34笔共131,341.66元，客观上未能及时制止损失的扩大，而该巨额损失本可减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对涉案第一次交易后扩大的损失无权请求赔偿，故原告对涉案损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原告则主张，原告没有额外购买短信通知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原告没有购买额外的服务作为资金保障措施来认定原告没有尽到安全防范义务。银行如果采取短信通知的方式，客观上可以达到一定的止损后果，但本案中，被告并没有提供免费的通知服务，故无权要求原告履行相应义务。且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3日，涉案银行卡共产生42笔交易记录，交易地点位于澳大利亚各地，其中39笔为ATM取款，绝大部分都是澳大利亚当地深夜或凌晨ATM机上2-5分钟内快速操作，原告即使购买了短信通知服务，也不一定能够及时知悉及止损。且在原告账户异常变动时，无论原告是否购买短信通知服务，被告作为银行本应该通过电话、微信或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原告，以全面及时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对此，本院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一）银行的短信通知是否具有免责效力第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购买短信通知服务，是原告的权利还是义务。短信通知服务，独立于原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之外。目前该服务作为一项银行提供的有偿服务，需要储户额外自费购买，而储户对于是否购买该项服务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虽然原告自行购买该服务的成本不算高（被告银行是每月3元），但这也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原告对此享有绝对的处分权。原告是否购买的选择是权利而非义务，被告无权要求原告必须购买，更不能因为其没有购买有偿服务，而让其承担不利后果。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的精神，被告有义务通过技术、信息手段为原告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并主动通知原告其银行卡内交易变动情况，这应当属于双方合同本身的要义，被告的履约义务不应当因为原告未购买其提供的有偿服务就有所减免，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合同的自愿平等原则，而将本应由双方自愿达成的有偿服务赋予了强制性。（二）本案原告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被告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原告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就扩大的损失不得要求赔偿。首先，依据该条款的规定，一方的减损义务发生于知晓对方违约之后，而本案原告没有开通付费短信服务，故在2017年3月31日损失发生后，原告并未立即知晓，而是在2017年4月3日下午5点多，通过珠海拱北柜员机查询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并立即报案并挂失银行卡。由于原告没有开通付费短信服务，因此并不存在被告主张的在被盗刷后立即就能知晓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前提，并且，原告发现银行卡被盗后立即报案并挂失，视为在合理期间内采取了必要的救济手段。（三）短信通知服务是否具有防止损失扩大的功能被告主张，如果原告购买了短信通知服务，则可以在第一次交易异常后及时止损，减少损失的扩大。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储户购买了短信通知服务，也不能就此要求储户要对第一次短信通知后的损失承担责任，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短信通知应当以储户“确认收到”为准，而不是以银行“短信发出”为准。银行发送短信通知后，可能因为储户关机、停机、手机损坏或调整到飞行模式而没有接收到短信通知。第二，即便储户的手机接收到了短信通知，也不等同于储户一定收到、看到或知悉该短信内容。因为虽然手机接收到了短信，但储户可能在休息或可能将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或储户忙碌状态无暇及时读取短信。因而即使储户的手机接收到了短信通知，也无法要求储户必须及时看到或知悉短信内容。第三，要求储户在手机收到短信通知后即可进行止损，减少损失扩大，不具有正当性。储户通过支付费用享受银行提供的短信通知服务，目的是为了了解银行卡变动情况。这是银行为储户提供的有偿服务，而非附加于储户的义务。若储户购买了短信通知服务，就必须随时随地关注手机短信情况，而不考虑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生活规律，也不论手机信号、手机性能等可能出现的客观情况，这定会导致“权利”变异为“义务”，储户从享受服务变异为承受被附加于正常生活的负担，很显然，这种要求不符合常理，不具有正当性，本院不予支持。但是也应当注意，原告的权利也不应滥用，同样应当受到规制。如果银行有证据证明原告在确实知悉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下，故意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进行及时止损，其也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相应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第四，短信通知服务仅是一个储户开卡时的选项，在该选择中并没有附注该服务对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也就是说，银行并未明确购买短信通知服务之后储户要承担的义务，而在出现损失之后，银行就此提出储户应承担的责任，显然没有合同依据。综上，被告主张原告没有自费购买短信通知服务进而没有及时止损，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第一，从损失产生的原因来看。银行作为提供银行卡业务的专业机构，其创新业务、发卡之目的在于便利消费和取现等活动，从而节省成本、增强了竞争力并从该项业务中明显获益。同时，银行机构作为法律规定的资金风险防范义务的承担者，对银行的资产，也就是储户的资金，应当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交易安全，在获取利益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获益与损失相当的原则，对于银行因技术缺陷、风险管理等问题导致的损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从原、被告双方的过错来看。银行具有识别银行卡真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被告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导致伪卡可以盗刷借记卡，属于被告对涉案银行卡的交易安全未能充分尽到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已提供涉案交易发生期间其未出境澳门的出入境信息，履行了真卡在原告处而涉案交易为伪卡交易的初步证明责任，且无证据证明涉案借记卡的密码泄露系原告的过错，因此，原告在该案中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被告应当对原告的经济损失141,441.41元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部分，系该资金被占用后而产生的合理法定孳息，本院亦予以支持。第三，从利益衡量方面来看。利益衡量原则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一个法益相较于另一种法益是否具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当一种利益让步时，其受害程度如何；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比例原则、最轻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原则。从本案来看：其一，从客观上说，被告提出的“如果简单判定银行对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极易引发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的不利后果，且可能刺激与鼓励储户自行或与犯罪分子合谋骗取银行资金，从而严重威胁金融生态安全”有存在的可能性，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要求持卡人承担责任，无疑就是降低了银行履行合同的责任，银行不承担或者减少承担损失责任，储户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程度也会相应降低。由此也会存在引起金融机构不重视安全防范和服务质量提升的情况发生，而这种情况将会损害广大储户的利益。因此，被告所提出的金融生态安全，并不比广大储户的合法权益更具优越性，并且，在本案中，原告已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不能因被告所提出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减少原告应当获得的赔偿，这显然有违实质正义的要求。其二，银行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无论是从整体经济实力还是专业水平上，相较于普通的持卡人，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相较于持卡人被动接受信息，银行有义务更有能力主动防范损失的产生。相比去考虑判决银行承担损失责任可能导致持卡人恶意向银行主张赔偿甚至刺激与鼓励犯罪等情况，银行更应当积极履行其合同义务，全面统计伪卡交易发生的频率、造成的损失等方面，分析造成该情况出现的技术缺陷或管理漏洞，进而通过采取各种交易技术创新措施，改进银行卡的发放、识别、使用等具体操作业务流程，完善大额交易及时通知服务等各种方式，来防范、甚至杜绝类似本案中所产生的伪卡盗刷损失。这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范损失发生，提高金融安全，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实质正义的实现。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民支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覃秋丽损失141,441.41元及利息（利息以141,441.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4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9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民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覃秋丽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民支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亮人民陪审员 苏 峰人民陪审员 林立徐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张怡扬书 记 员 翁 扬附：一、原告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个人账户；证据2.龙行通储蓄卡（62×××90）；证据3.特定业务申请书（挂失证明）；证据4.检举凭据、检举记录之证明；证据5.报警回执；证据6.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清单；证据7.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客户清单（通讯记录）；证据8.出入境事务厅证明书；证据9.员工卡；证据10.上下班打卡记录及任职证明；证据11.检举记录（证据4的补充）。二、被告证据目录清单：1.个人活期明细；2.航班时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