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春洪，男，1984年9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丽，云南启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恒，男，1966年6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国，云南海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苗春洪因与被上诉人葛恒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8）云2504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苗春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丽，被上诉人葛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春洪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履行2013年9月30日和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双方均按合同履行。上诉人在租赁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并安装了自动喷管、灯光杀虫，修建了排水沟，硬化了进入大栗树村的道路，共计投资了上百万元资金。至2015年换届选举，葛建永当选为村小组长，其欲将上诉人承租的土地另行出租给其他投资商。2018年5月8日，葛建永邀约被上诉人及出租农户阻止上诉人种植蔬菜，培育好的蔬菜秧苗全部损坏，加之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导致上诉人损失几十万元（该损失上诉人将另案起诉），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土地流转合同第五条规定。上诉人亏损后，由于周转资金不足，不能按时支付租金，于是找到被上诉人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上诉人在支付2019年租金时一次性付清被上诉人的租金。后因葛建永的邀约，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23日以上诉人拖欠土地租金为由，将上诉人诉至法院，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并不是故意要拖欠被上诉人的土地流转租金的，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不当，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作出公正的裁决。葛恒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评判观点合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上诉人未按约定时间、金额支付租金，属于严重违约，因此，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涉及时任村小组长葛建永的行为无任何证据证实，系虚假陈述，且与本案无关，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葛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3年9月30日、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2.判决被告清除地上附着物并向原告返还位于招北村委会大栗树村民小组鲤鱼田及秧田、山脚属原告支配的土地；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0.67亩承包地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的租金757.30元，支付0.28亩承包地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的租金458元及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7月23日（74天）的租金102.99元，三项租金占用期间的利息65.46元（按年利率6%计算）合计1383.75元；4.判决被告支付自2018年7月24日至其清空并返还承包地之日的租金（以3.96元/天计算）；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30日，原告葛恒（甲方）与被告苗春洪（乙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原告采取租赁方式将其位于招北村民委员会大栗树村民小组（鲤鱼田）的承包土地0.67亩流转给被告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流转期限为10年，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23年10月1日止；土地流转费用以现金逐年提前支付，即当年支付下一年租金，租金为第一年1100元/亩，每1年上扬50元租金。从2014年开始，于每年10月1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被告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放荒、不得种植桉树；被告为方便规模及机械化耕种，会毁坏部分田埂，必须在原田埂处做好标记，租期结束时恢复原田埂；原告不得干涉和破坏被告的正常生产经营，自觉协助被告搞好种植区的安全生产和治安稳定，帮助被告协调用水、用电和土地上发生的纠纷；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被告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合同变更和解除；原告非法干预被告生产经营的、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损失甚至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原告承担，违约金按当年租金300%赔偿；被告违背合同规定，不按时付款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被告负责赔偿。2014年5月10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原告将其位于招北村民委员会大栗树村民小组（秧田、山脚）的承包土地0.28亩流转给被告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流转期限为10年，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2023年10月1日止；从2014年开始，于每年5月10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其他约定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将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交付被告管理使用，被告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2013年10月2日至2017年10月1日、2014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0日的土地租金。诉讼中，原告陈述实际出租给被告“鲤鱼田”的土地面积为1.07亩，合同中记载的面积0.67亩未包含与另一村民调换的0.4亩。2018年3月，由被告承租的位于“鲤鱼田”的承包土地被征用0.21亩，实际租用的土地面积变更为0.86亩。原告的陈述与被告2018年7月12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中记载的土地面积相一致，该收据中载明：葛恒鲤鱼田地租0.86亩/1300元，金额1118元。故一审法院确认由被告承租的“鲤鱼田”的土地面积为0.86亩。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收据中载明的土地租金，亦未支付“山脚、秧田”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的土地租金。诉讼中，原告表示仅要求被告按照其开具的收款收据中确定的位于“鲤鱼田”土地面积0.86亩计算支付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逾期支付土地租金的利息及退还土地之日止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被告支付土地租金的期限分别为每年5月10日前、10月1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第七条明确约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条件，其中第二项载明“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支付原告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10月1日、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及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7月23日止的土地租金，已构成违约。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即享有合同解除权，其主张解除土地流转合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已向拖欠租金的村民说明情况，取得他们的同意在2018年10月1日连同2019年的租金一次性支付，但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鲤鱼田”0.67亩的土地租金757.30元、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山脚、秧田”0.28亩的土地租金458元及2018年5月11日至7月23日的土地租金102.99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其土地面积及计算方式错误，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土地租金为1327.40元〔（0.86亩×1300元÷365天×295天）+（0.28亩×1250元）+（0.28亩×1300元÷365天×74天）〕。原告主张租金占用期间的利息65.46元的诉讼请求（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7月23日），实际是按照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第八条第二项关于不按时付款的违约金的约定。违约金条款是合同主体契约自由的体现，除具有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性和对守约方的补偿性功能外，还应体现预先确定性和效率原则，约定违约金使合同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即明确违约后果，从而做到慎重订约、适当履约。本案中，原告已全面履行了交付土地的义务，且本案所涉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被告应当预见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再者，被告辩称不支付租金系其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属于不可抗力，不应支付利息，并辩称利息过高。对于被告的辩称，首先，被告的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不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其次，违约金的支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现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为4.35%。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现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该主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诉讼中，原告认可2018年3、4月份，出租给被告位于“鲤鱼田”的土地被征用0.21亩，且同意被告按照被征用后的土地面积0.86亩计算支付违约金及退还土地之日止的租金，该意见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位于“鲤鱼田”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的利息为54.20元（0.86亩×1300元×6%÷365天×295天）；位于“山脚、秧田”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7月23日的利息为25.40元[（0.28亩×1250元×6%）+（0.28亩×1300元×6%÷365天×74天）]，利息合计79.60元。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清空返还土地之日止的租金（以3.96元/天计算）。按照合同约定，每年10月1日，位于“鲤鱼田”的租金每亩上涨50元，现原告按照每亩租金1300元计算，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不予干预，故支持由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返还土地之日止的租金，以4.06元/天计算[（0.86亩×1300元÷365天）+（0.28亩×1300元÷365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葛恒与被告苗春洪于2013年9月30日、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二、由被告苗春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葛恒位于弥勒市招北村民委员会大栗树村民小组“鲤鱼田”的承包土地0.86亩及“山脚、秧田”的承包土地0.28亩。三、由被告苗春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葛恒“鲤鱼田”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的土地租金、“山脚、秧田”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7月23日的土地租金合计1327.40元及“鲤鱼田”和“山脚、秧田”的利息79.60元，二项合计1407元，并支付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返还土地之日止的租金（按4.06元/天计算）。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苗春洪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土地流转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被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将土地交由上诉人管理使用，上诉人接管土地后，却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被上诉人土地租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及《土地流转合同》第七条第二项“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的约定，上诉人逾期不支付被上诉人土地租金，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的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认为其租赁土地后，投资了上百万元资金安装自动喷管、灯光杀虫及硬化道路等；葛建永当选为小组长之后，就邀约被上诉人及其他出租农户阻止其栽种农作物，给其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协议，被上诉人同意其在支付2019年租金时一次性付清尚欠的租金等主张，上诉人均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故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苗春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苗春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何 江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审判员  黄 洁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