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1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洪，男，汉族，生于1972年11月27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举，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林，男，汉族，生于1991年12月1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清，习水县土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泽甫，男，汉族，生于1987年6月7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本县。原审被告：罗雪琴，女，汉族，生于1992年1月10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本县。原审被告：杨德先，女，汉族，生于1972年5月22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本县。上诉人范洪因与被上诉人朱红林、肖泽甫及原审被告罗雪琴、杨德先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0330民初4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洪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0330民初48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范洪不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红林、肖泽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不是合法借贷关系，担保为无效担保。本案实际是朱红林对肖泽甫诈骗案中肖泽甫诈骗款项的追缴，并非合法借贷。肖泽甫采取虚构能让朱红林进入习酒公司上班为由诈骗朱红林4万元，并向朱红林出具《借条》一份，范洪虽然在该《借条》上以担保人名义签字，但该借贷关系实为肖泽甫实施的诈骗行为，担保是无效担保。肖泽甫诈骗案已于2018年9月20日经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刑事判决，判处肖泽甫诈骗罪并追究了相应的刑事责任。该借款行为实际上是肖泽甫的诈骗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从借款合同订立之时借款合同即为无效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范洪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范洪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基础是借贷关系合法，但如果借贷合法本案所涉的金额就不能认定是肖泽甫诈骗金额。2.朱红林所获得的1万元并非返还所退赃款，而是范洪亲属、家属先行支付的款项，不能作为肖泽甫不当得利返还予以扣除。本案中，在范洪羁押期间，范洪亲属因不知范洪是否收取了朱红林钱财，先行支付朱红林1万元，待朱红林进行民事诉讼后，若法院判决范洪承担责任，则应抵扣该1万元，否则应由朱红林予以退还。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认定范洪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肖泽甫与朱红林订立的借款合同本就是肖泽甫的诈骗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无效。三、范洪与肖泽甫不存在伙同诈骗事实。在肖泽甫诈骗案中范洪不具备诈骗故意，实际上是由于范洪知晓习酒公司招工460人，而范洪知道肖泽甫在环宇公司上班时曾帮助其姐夫表弟进厂，故范洪轻信肖泽甫有关系能让人进习酒公司，而身边也有亲戚朋友没有工作，出于好心进行介绍，并不存在与肖泽甫伙同诈骗。四、范洪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系朱红林对肖泽甫诈骗金额的追缴，不当得利的直接受益人是肖泽甫，肖泽甫也当庭认可其收到该笔费用，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本案中肖泽甫是非法获利者，而范洪并非利益获得者，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朱红林辩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判令返还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首先，肖泽甫收到朱红林4万元是事实，且肖泽甫向朱红林出具的借据有范洪作为担保人签名，该现金交易的前提是范洪寻找交易人员后实施的担保交易，范洪在该交易中起到联系、宣传、促进、担保等作用，且范洪在该项债务的履行过程中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范洪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肖泽甫未答辩。原审被告罗雪琴、杨德先述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朱红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肖泽甫、罗雪琴、范洪、杨德先返还朱红林现金40000.00元，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朱红林至还清为止；二、诉讼费和案件期间所产生所有费用由肖泽甫、罗雪琴、范洪、杨德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红林通过范洪认识肖泽甫，肖泽甫虚构以能让朱红林进入习酒公司上班为由，要求朱红林支付款项40000.00元。2017年9月17日，朱红林将40000.00元现金交付给肖泽甫，肖泽甫向朱红林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载明收款人为肖泽甫，担保人为范洪，见证人杨某等，2018年2月28日范洪已退还朱红林10000.00元，剩余30000.00元未退还。因肖泽甫骗取朱红林等人的款项，肖泽甫已于2018年9月20日经原审法院（2018）黔0300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肖泽甫犯诈骗罪，并予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肖泽甫与罗雪琴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已于2018年1月10日协议离婚。范洪与杨德先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肖泽甫以虚构能让朱红林进入习酒公司上班要求朱红林向其付款40000.00元，朱红林应要求向肖泽甫支付了40000.00元，后范洪已退还10000.00元，余款30000.00元未退还。肖泽甫取得该款项无合法依据，应将不当利益返还给朱红林。因范洪已退还10000.00元，肖泽甫还需退还朱红林30000.00元。由于朱红林与肖泽甫在《借条》中未明确约定利息，故朱红林诉请肖泽甫、罗雪琴、范洪、杨德先支付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范洪是否承担责任，范洪在担保人一栏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及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由于朱红林与肖泽甫、罗雪琴、范洪、杨德先对担保方式未明确约定，视为连带保证，故朱红林诉请范洪承担还款责任，应予以支持。关于罗雪琴、杨德先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罗雪琴与肖泽甫原系夫妻关系，范洪与杨德先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以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因朱红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以肖泽甫、罗雪琴、范洪、杨德先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朱红林诉请罗雪琴、杨德先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肖泽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朱红林30000.00元；二、被告范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朱红林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00元，由被告肖泽甫、范洪承担。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0330刑初213号生效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肖泽甫以能够帮助朱红林进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为由，收取朱红林4万元费用，并承诺到期不能入职该公司全额退还所收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之规定，肖泽甫与朱红林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不当得利纠纷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肖泽甫与朱红林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二、范洪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虽然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0330刑初213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肖泽甫构成诈骗罪，但该刑事判决并不包括对肖泽甫与朱红林之间民事合同效力的评价；对于肖泽甫与朱红林之间委托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进行认定。首先，肖泽甫虚构能够帮助他人进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收取朱红林4万元费用系单方实施的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朱红林作为被欺诈一方可以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并不影响对涉案合同效力的评判。且本案中肖泽甫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是朱红林等人的财产权益，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其次，虽然肖泽甫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朱红林等人财产，其在缔约过程中采用的手段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但该犯罪行为是肖泽甫单方行为，本案中并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再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是指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任何一方的目的；本案中，尽管肖泽甫经生效判决认定为诈骗，但朱红林与肖泽甫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是委托肖泽甫替其找工作，其目的并不违法，故本案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综上，朱红林与肖泽甫之间的委托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合同。故对于上诉人范洪提出朱红林与肖泽甫之间的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朱红林与肖泽甫之间的委托合同系有效合同，肖泽甫承诺如不能入职向朱红林退还全部费用，实质是对肖泽甫不能完成委托事项的民事责任进行的约定。范洪在肖泽甫向朱红林出具的《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之规定，在肖泽甫不按约履行债务时，范洪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范洪在《借条》中未注明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对肖泽甫向朱红林所负的债务，范洪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范洪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肖泽甫进行追偿。故对于范洪提出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范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范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汝坤审判员  文小琼审判员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娇书记员  胡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