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黔0502民初1955号 原告：郑朝勋，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告：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551945983F，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山路盘古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祖民，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胤举、李倩，均系该公司职工。 原告郑朝勋与被告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朝勋、被告建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胤举、李倩到庭参加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朝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与原告自1987年12月起至今的劳动关系成立；2.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1987年12月至1992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3.判决被告补足原告从1999年下岗至今的最低工资差额约18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87年12月，被告的前称毕节地区建筑公司招聘原告为劳动合同制工人。1991年5月，该公司更名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告继续上班，从事制材工。1999年7月，因被告以无岗位为由不给原告安排工作，让原告下岗，保留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口头告知已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2月1日，原告到社会保征办机构办理相关退休手续时才得知被告欠缴原告1987年12月至1992年期间的养老保险。由此，原告到被告处请求补缴，被告的相关领导相互推诿。原告下岗后，被告未按国家政策规定发给原告最低工资。2009年12月31日公司改制后，被告仅发给原告200元每月生活费。2013年1月，在原告的无数次请求下，被告才为原告增加生活费至600元每月。原告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1999年7月1日下岗至今，被告应按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原告工资约18万元。为此，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到毕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申请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到人民法院起诉。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建筑公司辩称，一、原告自1987年12月起接班顶替其父在被告单位工作，确系被告单位职工。二、原告诉请“被告为原告补缴1987年12月至1992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在1992年7月之前，国家政策对国有企业职工不存在向社保部门交纳养老保险费，在当时的社保部门执行的养老保险费用中，1992年7月之前的，视为已缴费年限，92年7月以后的企业职工，按社保部门的规定缴纳。也就是说在92年7月之前国有企业职工不用向社保部门交纳养老保险费，被告单位的众多职工在退休手续办理中，从未听说要补交纳92年7月以前的养老保险费用。原告自1987年12月到被告单位工作以来，被告按国家政策规定从1992年7月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到2019年2月（原告法定退休时间）是符合政策规定的，1992年6月前国家并没有要求企业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是从1992年7月开始的，由此证明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为原告补缴1987年12月起至1992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完全不成立。三、原告诉称：“补足从1999年下岗至今的最低工资差额约18万元”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2009年12月，被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96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黔府发〔2004〕16号），以及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毕署发〔2007〕16号）《关于加快和规范地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精神。被告在相关部门指导下进行企业改制，在改制的过程中，被告依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拟订了《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对两个方案的审议通过决议，，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区工会、地区住建局对被告的两个方案均给予了批复同意按两个方案进行改制，原告属被告的职工，也在改革改制之列。由于原告在被告改制时，原告拒绝按政府规定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关系，拒绝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且原告长期大量喝酒，随时都处于酒醉状态。被告在企业改制后，考虑到原告生活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在原告出具亲笔《承诺书》后，安排原告在毕节三江公司工作。但原告仍是长期处于酒醉状态，无法正常工作。并给三江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无奈，只能按原告的承诺：按自动放弃工作处理。被告还于2009年12月企业改制后给原告每月发放200元的生活补助，当时政府也给原告发放了低保。2013年元月后，被告再次考虑到原告生活困难，被告按每月给原告发放生活费600元。并于2014年5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定了《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的载明，被告每月给原告发放600元生活费，至退体之日即不再发放。以上事实，足已证明原告诉称的“请求判决被告补足申请人从1999年下岗至今的最低工资差额约18万元”的诉求完全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被告特提出上述答辩意见，请法院核实并予以采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支持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所举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仲裁裁决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被告质证意见：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能证实本案诉讼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予以确认；（二）养老保险补交申请、证明、社会保险补缴申请表，被告质证意见：无异议，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说要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经本院审查，社会保险费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三）工资册，被告质证意见：无异议，是被告公司发给原告的钱。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支付原告生活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方所举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告质证意见：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本院予以确认；（二）《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毕节地区生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对《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企业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毕节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批复》、贵州总工会毕节地区办事处《对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企业改制的批复》、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审议通过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贵州省毕节地区建设局的文件、关于请求批准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报告，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有安置方案，我要求上班，不一次性安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能证明2009年12月，被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96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黔府发〔2004〕16号），以及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毕署发〔2007〕16号）《关于加快和规范地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精神，在相关部门指导下进行企业改制。在改制的过程中，被告依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拟订了《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对两个方案的审议通过决议，，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区工会、地区住建局对被告的两个方案均给予了批复同意按两个方案进行改制，原告属被告的职工，也在改革之列，本院予以确认；（三）《协议》、《承诺》，原告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在被告改制时拒绝按政府规定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关系，拒绝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被告在企业改制后，考虑到原告生活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在原告出具亲笔《承诺书》后，安排原告在毕节三江公司工作。但原告因生活习惯不能胜任其工作，无法正常工作。2014年5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定了《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按照内养条件从2010年1月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直至原告档案退休年龄，基本医疗保险从原告签订协议次月由被告缴纳；被告考虑原告抚养小孩及生活困难，从签订本协议当月每月资助原告生活费600元直至原告退休时止，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自1987年12月起在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公司上班，1999年7月，原告下岗。2009年12月，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96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黔府发〔2004〕16号），以及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毕署发〔2007〕16号）《关于加快和规范地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精神，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在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具体进行整个改制工作。在改制的过程中，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拟订了《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对两个方案的审议通过决议，，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区工会、地区住建局对被告的两个方案均给予了批复将“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组建为“毕节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按两个方案进行改制。改制方案中职工安置方式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含五年）的职工，实行企业内养；五年以上的职工按“毕署发（2007）16”文件规定实行一次性补偿安置，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公司班子成员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安置。原告属于实行一次性补偿安置，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但其拒绝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公司未安排其工作。2010年5月18日，“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注册登记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6月19日，原告向被告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一份《承诺》，《承诺》载明：本人因家庭破裂，心情烦闷，整天借酒浇愁，染上酒瘾，如今在各方领导的关照下，本人要求在三江公司上班（看监控），为了不影响工作，本人承诺在上班期间，绝对不喝酒，若喝酒，按自动放弃处理，若正常上班，连续干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不找领导麻烦。2014年5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原属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2009年12月，该公司进行改制。公司改制后成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属于一次性安置补偿对象，由于原告的原因未与原属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被告出于人道观念，考虑到原告的困难，照顾其到三江公司工作，由于原告个人原因，不能胜任工作，被告决定给予原告实行资助和照顾。被告按照内养条件从2010年1月给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直至原告档案退休年龄，基本医疗保险从原告签订协议次月由被告缴纳；被告考虑原告抚养小孩及生活困难，从签订本协议当月每月资助原告生活费600元直至原告退休时止。被告于2009年12月企业改制后给原告每月发放200元的生活补助，2013年元月后，被告每月发放原告生活费600元至2019年2月。2019年2月1日，原告到毕节社会保障事业局办理退休手续得知被告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时间为1992年7月至2019年1月，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1987年12月至1992年6月的养老保险费用未果，向毕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毕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毕市劳人仲不字（2019）第1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申请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原告遂以前诉请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范畴，是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本案中，2009年，被告公司根据国务院、省政府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精神及“毕署发〔2007〕16号”《关于加快和规范地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和部署，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在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具体进行整个改制工作。在改制的过程中，被告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拟订了《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对两个方案的审议通过决议，，地区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区工会、地区住建局对被告的两个方案均给予了批复被告公司根据该方案启动职工安置工作，原告属于实行一次性补偿安置、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被告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等起决定性因素，并非企业和职工之间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关系发生的纠纷，原、被告的纠纷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而应属政策调整范畴，原告之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郑朝勋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元，予以退还原告郑朝勋。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兴琼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