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民终5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德会，男，1957年8月28日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吉林省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吉林杨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卫民，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农民，现住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靖，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 法定代表人：韩明，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樊德会因与被上诉人孙卫民、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村民委员会（下称四海村）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洮南市人民法院（2017）吉0881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德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孙卫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许靖靖，四海村的法定代表人韩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德会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17）吉0881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在四海村承包草原的构成——上诉人自己与四海村签订的200公顷草原，在史书臣手中转包8250亩草原，在四海村承包宁伟退包的3000亩草原的事实予以确认符合客观事实，但在承包草原范围、位置确认的论述上存在错误，导致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2013年11月30日，上诉人与四海村签订20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原审判决对该200公顷草原的面积及位置予以确认，该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但值得说明的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土地不在该合同草原范围之内，故该合同中“草原内有5公顷稻田、3公顷旱田的”内容，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2.2003年4月1日，案外人史书臣与四海村签订8250亩草原承包合同；2004年4月1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史书臣签订草原转让合同书，史书臣将在四海村承包的8250亩草原全部转让给上诉人，四海村盖章同意。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对该合同部分内容的评判是错误的。第一、原审判决“对于合同中约定的8250亩是否为通用计算的大亩亦或是约定俗成的小亩合同中未予约定，导致合同约定土地面积存在或缩小的可能性”的论述错误。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土地面积表述为小亩（每公顷15亩）的实际，现实农业生产过程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用亩表述的土地面积为标准亩即小亩，用公顷表述的土地面积是10000平方米，换算成标准亩即为15亩，换算成约定俗成的大亩即为10亩。所以合同中的8250亩即为标准亩即小亩，换算成公顷即为550公顷，故不存在合同面积无法确定的问题。第二、原审判决“另外西临边界屯西无明显标记物，也没有经合法、合理的科学手段勘验测量，对于草原边界约定可产生不同理解，导致对于承包权利边界的伸缩不定，属约定不明，效力有所瑕疵”的论述错误。这8250亩草原，东至老桥道，即为下洮突路由南向北至四海屯的道路；西至水沟子，该表述不是十分规范，但该部分草原最西端北侧约80%与洮南市大通乡林发村草原接壤，南侧约20%草原与洮南市大通乡长安村草原接壤；南至屯西，虽然表述不规范，但该草原与四海村承包给案外人宁伟退包的3000亩草原接壤，中间没有距离；两片草原接壤的位置，恰在四海屯屯西。北至三河西大岗子，虽然表述不规范，但与上诉人同四海村签订的200公顷草原相接壤，中间没有距离；庭审过程中，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该客观事实均予认可。因此，不存在8250亩草原承包权利边界伸缩不定的问题。尤其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在上诉人后续提供的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大唐风电占用上诉人承包的草原约有80%在8250亩草原范围之内，风电的机座及道路均有编号。第三、原审判决“对于此份合同中未约定但实际存在的未利用的2250亩草原的现存情况、未来使用目的、坐标位置所在即边临四至未予说明，案外人史书臣亦未到庭说明当时情况和是否有其他约定”的论述错误。合同约定承包草原面积8250亩，其中可利用面积6000亩，顾名思义，可利用面积当然是指合同签订时可直接用于草原经营的面积，剩余面积当然是指承包当时不能直接用于草原经营、按合同约定有待于改良建设的草原面积。既然四海村认可史书臣将8250亩草原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上诉人，2250亩草原在8250亩草原当中的坐标或边临四至如何，与他人毫无关系，何须史书臣到庭说明？原审判决的前述评判毫无法律意义。3.2003年3月22日，案外人宁伟以4万元（见2003年5月10日收据—证据6）承包费与四海村签订3000亩草原承包合同；2005年7月27日，四海村将宁伟退包的3000亩草原以4万元[其中3.5万元有收据（证据7）0.5万元无收据]承包给上诉人。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对案外人宁伟与四海村签订的该合同部分内容的评判是错误的。第一、原审判决关于“草原边临四至、具体位置未约定注释，亦未标明涉及本案关联的被告孙卫民的耕种土地范围，案外人宁伟亦未到庭说明情况”的论述错误。该份合同虽然存在未标明四至、具体位置的瑕疵，但该草原北侧与上诉人在史书臣手中转包草原接壤、中间没有距离的事实客观存在，东至下洮突路由南向北至四海屯的道路的事实客观存在，南至洮突路的事实客观存在，西侧边缘与洮南市大通乡长安村草原接壤的事实客观存在。尤其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在上诉人后续提供的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大唐风电占用上诉人承包的草原约有20%在8250亩草原范围之内，风电的机座及道路均有编号。上诉人承包该草原的当时，还不存在孙卫民在此种地的事实，何须特殊说明？第二、原审判决关于“此份合同具体为大亩或者小亩无约定注释”，关于土地面积大亩、小亩、公顷的换算，上诉人前面已陈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但原审判决以此对上诉人待证事实不予确认，有失客观公正。二、原审判决虽然对上诉人提供的下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上诉人主张的承包合同的范围及位置不予支持，证据确认与事实认定相互矛盾。1.上诉人在四海村承包草原示意图（证据9、证据22、证据24之一），该示意图真实客观，待证范围及位置与前述草原承包合同一致，原审判决所谓上诉人承包草原范围及位置不明确的认定错误。2.上诉人提供的四海村现任法定代表人韩明2007年4月1日代表四海村出具的证明（证据10），能够证明的事实与上诉人待证的事实完全一致，原审判决所谓上诉人承包草原范围及位置不明确的认定错误。3.上诉人提供的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185号民事判决书，原审判决均已确认。两份判决书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在史书臣手中转包8250亩草原、在四海村承包宁伟退包的3000亩草原的事实客观存在，被上诉人孙卫民等人耕种的本案争议的土地80%-90%在这两份合同草原面积范围之内，在案中的鉴定报告中，关于大唐风电占地的塔座均有GPS定位，原审判决所谓上诉人承包草原范围及位置不明确的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除前述承包合同以外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完全确认，有失客观公正。1.关于宁伟向四海村交付4万元承包费的收据（证据6）。原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宁伟在四海村承包3000亩草原，对4万元承包费收据不予认定毫无道理，是否正式票据不是上诉人的问题，更何况该承包费票据在大通乡农经站管理的四海村账目内入账存档。2.关于上诉人向四海村交付3.5万元承包费的收据（证据7）。原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四海村将宁伟退包的3000亩草原承包给上诉人，上诉人交付承包费理所应当。对3.5万元承包费不予认定毫无道理，是否正式票据不是上诉人的问题，更何况该承包费是否入账根本不影响前述草原承包事实的成立。3.关于四海村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现任党支部书记盛立清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在公安机关的两份询问笔录（证据11、证据12），原审判决确认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是正确的。因这两份笔录与前述承包合同、上诉人承包草原示意图、韩明代表四海村出具的证明，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承包全部草原的面积及位置，原审判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是错误的。4.关于此前诉讼过程中的价格评估报告（证据15）。原审判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是正确的。结合前述证据能够证明的关于上诉人承包草原的面积及位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在上诉人承包草原面积之内，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构成侵权的事实客观成立。关于上诉人以种植苜蓿草为由主张赔偿的问题，鉴定假设前提为法律所准许，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必须提供种植苜蓿草证据的论述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上诉人孙卫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是鉴定机构现场实测数据，鉴定当时被上诉人拒绝到场，原审法院应向一审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求证，不应单方相信被上诉人所谓法院没有通知的言词。5.关于上诉人与案外人张卓著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证据17）、与案外人高文义、兰春峰、吴志强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证据18）。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前述草原转让合同，位置在本案孙卫民等人耕种土地的西侧，大部分在转包于史书臣的草原面积之内，小部分在承包于宁伟退包的草原面积之内。前述草原转包合同签订过程中，四海村已经盖章确认，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何须承包人到庭说明情况？原审判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有失客观公正。四、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重新选择鉴定机构，程序违法，是原审判决所谓的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的重要原因。1.本案本次立案第一次庭审时，涉案三方当事人均申请人民法院到涉案现场实地勘验。原审判决“合议庭经合议后，批准了双方的请求，并于2018年8月30日赴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进行现场勘验。因勘验中双方对于勘验的具体地块发生争执，导致勘验无法进行及得出实质结果。本庭依法记录勘验经过佐卷为证。”的说明，恰恰证明现场勘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尤为重要。需要向二审法院强调的是，勘验现场产生争执，是被上诉人不尊重客观事实所致。2.原审在程序上是本案第二次发回重审，诉讼中申请人提出测绘申请，一审法院组织选择了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首选鉴定机构长春华飞测绘工程有限公司最低收取测绘费28万元，备选鉴定机构吉林华圣测绘有限公司最低收取测绘费15万元。因上诉人无力交付高额测绘费，且认为省城测绘公司收费高，故向白城“华帝测绘公司”询价，告知测绘费最高不超过3万元。因上诉人未交费导致吉林华圣测绘有限公司退卷，上诉人在原审第三次庭审时说明了第一次鉴定未交费的情况，并当庭口头申请重新选择鉴定机构，但原审法院未予准许。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就高额测绘费而言，自己也承担不起。上诉人认为，既然原审判决存在诸多不能确定及无法查清，上诉人重新鉴定请求的实现，对查明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尽管上诉人在举证程序上存在延误，人民法院可对上诉人依法采取必要的训诚、罚款措施，但不能绝对禁止上诉人重新鉴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卫民辩称，一、被上诉人虽未对（2017）吉0881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只是认可该判决的最终结果，但是不代表被上诉人认可该判决查明的全部事实，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第25页载明的“2005年7月27日，原告樊德会又与被告四海村达成协议，继续承包宁伟退回承包的草原，宁伟与被告四海村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樊德会，转包草原的四至以合同为准，经营期限按原合同的日期为限，原告樊德会享受原合同的权利义务，依原合同内容经营，原告樊德会向四海村缴纳了40000元承包费，被告四海村出具了35000元的收条为据，剩余5000元无据以凭”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结论系审判人员的单凭上诉人一方的陈述所作出的主观臆断，通过庭审举证可以看出，上诉人拟证实其对原宁伟享有承包权的草原享有承包的证据仅仅是向法庭提交的由苏成君个人出具的收据复印件及苏成君个人的证人证言，没有向法庭提供书面的承包合同，也没有提供由村委会盖章认可的收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综合全案的审判，上诉人樊德会不论是从村委会承包草原还是从史书臣处承包草原，亦或是将已承包的草原再转包给案外人均向法庭提供了书面合同，且不管印章是真是假，都有村委会的印章，唯独承包宁伟退包的这部分草原没有与村委会订立书面合同，这完全不符合上诉人的惯常办事风格。因为没有转账凭证和相应的资金变动证明，所以苏成君个人到底有没有收到这40000万元无从知晓，即便苏成君承认收到了这40000元，也无法证实已经将相应钱款交回村委会，更不能因苏成君个人的收款行为就直接认定了上诉人樊德会和村委会之间达成草原转包协议，因此，一审判决在证据分析部分否定了樊德会提供的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但又在事实认定部分对待证事实进行了认定，足可以判断该部分事实结论的得出属于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对此希望二审判决予以纠正。二、关于上诉人举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认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诉人作为本案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上及诉求负有举证责任，本案案由为排除妨害，那么上诉人樊德会需要举证的事实是：1.证明争议土地在其承包草原范围内，2.证明被上诉人耕种争议土地侵犯了其草原承包权。但在本案中，上诉人樊德会的举证仅能证明其从村委会直接承包了200公顷草原，从史书臣处承包8250亩草原，无法证明对宁伟退包草原享有承包权，无法证实其享有承包权的草原明确的四至范围，无法证实争议土地在其承包草原范围内。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大通乡村委会的证明，该证明仅能证实四海村西北角有面积950公顷的草原，但是文字并不是证明950公顷全部发包给樊德会了，发包给樊德会的面积应以其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为准。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史书臣承包草原简图（一审证据22），该简图的四至与史书臣同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四至，除东侧和北侧起点外，均不相符。史书臣与村委会合同的南边界为屯西，并不是洮突公路，上诉人既承认史书臣与村委会合同的真实性又拿出与合同约定明显有重大偏差的简图，这份简图和合同关于承包草原范围这一证明事项是自相矛盾的。按照这份简图测量的面积必将远远超过550公顷，史书臣不可能超出自己承包的面积范围再转包给上诉人。关于承包草原内是否有耕地的问题，上诉人仅提供了一份无法辩明真伪的证人证言，而被上诉人则提交了四海村多名村民的联名证言，作为在四海村生活居住多年的村民，他们对于村内耕地形成的时间状况和耕种人掌握的更为清楚，因此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远远高于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因此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上诉人耕种的土地是在上诉人取得草原承包权后私自开垦获取的。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首先上诉人需要证明的是假使被上诉人确实侵占了土地，那么其土地在侵占之前就是能直接利用而不需要开发的土地，其次上诉人需要证明的是如果土地能直接利用，其一定能够种植且一定会种植苜蓿草，最后鉴定机构所做的关于苜蓿草的损失价值的鉴定所依据的土地面积因没有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指认而程序违法，鉴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三、针对本案的关键事实，上诉人多次做出前后矛盾的陈述，其举证过程也漏洞百出，代理人着重提醒法庭注意以下几点：（一）关于上诉人享有草原承包权的范围以及争议土地到底在哪块草原内的问题。按照常理，上诉人樊德会作为原告，诉讼的发起人，在起诉时对于自己到底承包了几块草原，争议耕地到底在其承包的哪块草原中必须清晰明确，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本案一审的起诉状、第一次上诉的上诉状、发回重审的起诉状以及庭审的举证中，上诉人只提及了其享有200公顷草原和8250亩草原的承包权，并以此为前提主张被上诉人在其承包的草原内进行耕地，侵犯了其权利，从来未提及宁伟退包后其从村委会承包草原的事实，这就相当于其主张的侵犯其草原承包权的耕地是在这两块草原范围内的，但是在后来的庭审中，又突然提出宁伟退包草原由其承包的问题，并主张争议耕地在原宁伟承包草原范围内，这是相互矛盾的。（二）在（2016）吉08民终466号案件庭审笔录第8页，审判长问上诉人，你说的争议土地是在200亩（应为记录笔误，实为200公顷）里面吗？上诉人的回答是“对”，也就是说上诉人自认争议土地在200公顷草原面积中，但是在（2016）吉0881民初1950号案件判决第8页中，又记载争议土地涵盖在樊德会从史书臣处转包的8250亩草原内。（2017）吉08民终795号庭审（详见笔录第11页）、第二次发回重审及本次上诉状中，又主张在关于争议土地在宁伟退包后上诉人承包的草原内，争议土地到底在上诉人承包的哪块草原之中，上诉人不同次庭审中多次做出不一致的表述。（三）关于史书臣从村委会承包的草原到底是550公顷还是825公顷的问题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的起诉状、首次二审上诉状中仅主张其和村委会有200公顷草原承包权，从史书臣处转包获得8250亩草原承包权，从来没有提及825公顷草原承包权的问题，在案件经（2016）吉08民终654号裁定发回重审（即本案首次发回重审）后，上诉人樊德会提出有825公顷草原的问题，并提供其与史书臣的承包合同加以佐证，主张825公顷是按照每公顷10亩的计算得来[详见（2016）吉0881民初1950号判决书第三页证据五]，其之所以对8250亩按照大亩进行理解，无非是意图扩大其享有承包权的面积，企图将被上诉人本来不在其承包范围内的耕地扩充到其承包草原范围内，制造被上诉人侵权的假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最初一审中所举证的与史书臣的合同书后附的简图当中并没有标注“275公顷”字样，在洮南市大通乡农村经济管理站备案的《草原承包合同书》后附的简图也没有“275公顷”的字样，但案件第一次发回重审后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后所附简图中又出现了“275公顷”的字样，且标记的“275公顷”字样与整份合同手写部分的字体及笔迹颜色明显不一致，明显有对证据进行篡改的嫌疑。在被上诉人进行质疑后，又在第二次二审及发回重审中提出其承包宁伟退包草原并改称争议土地在其享有承包权的宁伟退包草原内，并且改称史书臣从四海村承包的草原是8250亩，合550公顷[详见（2017）吉0881民初2185号判决书第四页]，在本次上诉状中又自称史书臣与村委会合同的计算标准是小亩，再次强调史书臣承包草原的面积是550公顷。上诉人虽最终主张史书臣承包草原面积是550公顷，但在一审举证过程中还是用一份扩大了四至范围的简图来证实史书臣承包草原的单位，此处上诉人的举证同样存在矛盾。上诉人樊德会到底对哪些草原享有承包权以及争议土地到底在哪块草原内是本案的关键争议焦点，上诉人樊德会就这一案件关键问题，在不同庭审中的表述多次矛盾，足可以判断其没有遵循诚信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隐瞒对其不利的案件事实，刻意编造对其有利的案件事实的重大嫌疑。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将本案争议土地纳入其享有承包权的草原范围。四、关于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上诉人提交的已经将其承包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张卓著、高文义等人的草原转包合同系复印件，不符合举证规则的要求，无法辨别真伪，即便能够确定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是将哪块草原相应面积转包给案外人，如果上诉人不能证明争议土地不在案外人张卓著高文义转包的面积内，那么上诉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存疑的。高文义的合同没有约定四至，张卓著和兰春蜂等人的合同明确是将从史书臣处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但是该合同约定的四至和史书臣从村委会签订合同的四至又明显不同，与本次庭审承认的四至也不同，所以不应予以采信，也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五、关于本案是否需要进行面积勘测的问题，代理人认为，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上诉人只需要证明其享有法定权利且法定权利被侵害即可，按照上诉人相关合同约定的草原四至，不管最终测绘面积是否和约定相符，均不对本案发生影响，如果最终测绘的面积超出合同约定面积，则超出部分，上诉人不享有承包权，如果面积不足合同约定面积，则上诉人有权要求村委会返还差价，无论是哪种情况，均系上诉人与村委会之间因草原承包合同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解决，与本案无关。本案当中，对于被上诉人耕种的土地，仅有一少部分在史书臣承包草原范围内，但该部分面积是自始就存在的，且史书臣与村委会的合同中，村委会已明确表明可利用面积是6000亩，其余不可利用的面积就包含了村民已有耕地、水泡等，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在承包前不可能不对草原进行现场查看，对于草原内有耕地不可能不知情，且据被上诉人耕种土地至今已多年时间，上诉人一直未提起诉讼，更足可以判断对于该部分土地在其承包时就明知存在的，而另外一部分土地，并不在上诉人享有承包权的草原面积内，法庭通过实地踏查便可得知。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虽然就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是判决结果正确，应就错误认定的事实予以纠正，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 四海村辩称，同孙卫民的答辩意见。 樊德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停止侵害，返还所占原告承包的草原9.76公顷；2.判令二被告赔偿因侵权行为导致原告2013年—2016年期间未能将前述9.76公顷草原种植苜蓿草所致纯收入损失67930.00元；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250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11月与四海村签订了20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2004年4月1日与史书臣签订了8250亩的草原转让合同，期限为29年。被告孙卫民系四海村的村民。近几年来，被告大通乡四海村村民委员会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原告所承包的草原发包给被告孙卫民并收取承包费。被告孙卫民在原告承包的草原内非法开垦耕地，经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在草原内开垦地面经测量为9.76公顷；2013年致2016年每公顷种植苜蓿草纯收入为6960.00元，9.76公顷未种植损失为67930.00元。原告多次要求二被告停止侵害并返还草原，二被告不予理会，二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支持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22日，案外人宁伟与被告四海村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四海村将所有的3000亩草原承包给宁伟，具体可利用面积和边临四至《草原承包合同书》未予标记注明，合同承包期为30年，从2003年3月22日至2033年3月22日止，承包金额为40000.00元，此款交于被告四海村并经洮南市大通乡农村经济管理站盖章确认。2003年11月30日，被告四海村与原告樊德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四海村将其所有的草原承包给原告樊德会，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自2003年11月30日至2033年11月30日止，承包金额为37000.00元，草原具体界线为东至引水沟，南至草原站承包的边界线（以沟为界），西至索延林承包草原边界沟为界，北至东西道。2004年4月1日，案外人史书臣与原告樊德会签订了《草原转让合同书》，协议约定将史书臣获得承包权的草原转让给原告樊德会，四至为东至老桥道，西至水沟子，南至屯西，北至三河西大岗子，转让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顺延至2033年4月1日，同时约定原告樊德会不得擅自改变该草原用途。双方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书》加盖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确认“同意转让”。2005年7月27日，原告樊德会又与被告四海村达成协议，继续承包宁伟退回承包的草原，宁伟与被告四海村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樊德会，转包草原的四至界限以原合同为准，经营期限按原合同的日期为限，原告樊德会享受原合同的权利义务，依原合同内容经营，原告樊德会向被告四海村缴纳了40000.00元承包费，被告四海村出具了35000.00元的收条为据，剩余5000.00元无据以凭。后在2015年，原告樊德会与被告孙卫民、四海村因侵权发生纠纷，原告樊德会于2015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返还所侵占草原地，并责令被告四海村返还其非法发包期间收取的承包费，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2月2日依法作出（2015）洮福民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为：驳回原告樊德会要求被告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村民委员会、被告孙卫民立即停止侵害，返还所占草原地6.7公顷和要求被告四海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樊德会返还收取被告孙卫民承包费的诉讼要求。宣判后，原告樊德会不服判决，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6月12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08民终6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洮南市人民法院（2015）洮福民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洮南市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樊德会补充变更诉讼请求为：1.二被告停止侵害，返还所占原告承包的草原9.76公顷；2.二被告赔偿因侵权行为导致原告2013—2016年期间未能将前述9.76公顷草原种植苜蓿草所致纯收入损失67930.00元；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2500.00元由二被告承担。2017年5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吉0881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孙卫民、四海村于本判决生效后停止侵害，返还占原告承包的草原9.76公顷；二、被告孙卫民、四海村赔偿因侵权行为致原告樊德会2013年至2016年期间未能将上述9.76公顷草原种植苜蓿草所致纯收入损失6793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交法院转原告。宣判后，被告四海村、孙卫民不服判决，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7月26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8民终字7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16）吉0881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重审。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8民终字795号民事裁定书送达后，一审法院予以重新立案。2018年春季，被告孙卫民在争议的土地上耕种农作物，原告樊德会遂以孙卫民及四海村侵犯其权利为由诉讼至一审法院，要求依法排除妨害。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排除妨害纠纷。排除妨害请求权是公民生活中一条重要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妨害是指以非法的、不正当的行为，或者以无权施加的设施对权利人的物或物权造成侵害或妨碍，现实地阻碍了特定物的权利人行使权利。排除妨害请求的目的是消除对物权的障碍或侵害，使物权恢复圆满状态。妨害物权使用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公民行使排除妨害权请求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自身合法且明确的权利受到他人不当侵害，造成权利受损或灭失，否则其请求就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所以，在排除妨害请求权行使之前，应当首先厘清权利边界，即法谚所说“一个人挥舞胳膊的自由止于别人鼻子的地方”。原告樊德会以自行承包和转包的形式取得案涉草原的承包权并履行至今。因此，原告樊德会对涉案草原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即用益物权。国家保护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人有占用承包土地并获取土地收益的权利。但是，保护权利首先要明确权利的具体范围，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原告樊德会提交的作为证据的两份判决书均已生效，且对于原告樊德会提交的其草原承包情况予以了部分证明，在（2015）白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查明部分事实为：“2003年3月10日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向乡政府递交了‘关于四海村草原对外发包的请示’，在该请示中明确的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改善草场、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经村民代表决议，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签字，将本村部分草原对外发包，共950公顷，承包期为30年、2003年3月15日，洮南市大通乡政府对四海村的请示做出批复，认为符合国家《草原法》和法定程序，允许对外发包。2003年4月1日，史书臣与四海村签订了8250亩草原承包合同书，2003年11月30日原告（樊德会）与四海村签订了200公顷草原的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2004年4月1日樊德会又与史书臣签订了草原转让合同，史书臣将从四海村承包来的8250亩草原转让给原告（樊德会），期限为29年”，“原告（樊德会）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从四海村和史书臣手中合法取得了案涉草原的承包经营权”；此部分“案涉草原的实际承包人是原告（樊德会）”，樊德会对“案涉草原享有承包经营权”；另一份（2018）吉民终185号民事判决书上亦明确表示樊德会转包史书臣的“案涉国有草原经政府批复允许四海村发包，故樊德会经四海村村委会同意转包案涉8250平方米（公亩），符合法律规定，樊德会与史书臣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书》有效”，故对案件的此部分争议，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请予以采信。但本案原告樊德会要求排除妨害，前提是应当对案涉的全部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或已通过合法、符合政策规定的流转方式取得相关承包土地的全部权利，构筑了明晰的权利边界，以此来明晰法定的土地权益。所以，本案的庭审审理全过程，包括厘清核心争议、证据的证明力认定、最大程度的还原事实，都是围绕着一个逻辑推断轴心即：确定原告樊德会权利边界（原告樊德会合法拥有的承包土地范围）→被告孙卫民权利边界（被告耕种土地的情况）→原告樊德会与被告孙卫民的是否边界权利重叠或侵轧→原告樊德会是否受损及受损实际情况来展开，还原情况的基础为双方提交后经质证的证据。侵权案件中，无论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损害事实和侵权行为的抗辩均由提出抗辩方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审理此案，以原告樊德会提交的证据来作为判断事实的基础，并结合庭审陈述、证据之间的关联衔接、证据对于事实情况的证明效力、原告樊德会获得草原土地全部的承包经营权过程、承包权益的权利边界变更的准确认定的全过程，逐步推断认定。同时，对于案件中涉及的200公顷草原的《草原承包合同》是否涵盖了孙卫民耕占的土地，仍应该由原告樊德会举证证明来综合判定。经过庭审，原告樊德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被一审法院采纳以支持其诉请，原因如下：首先，双方所诉争开垦的荒地所涉草原面积情况不明。本案因原告樊德会诉起，原告樊德会的拥有承包权益的草原是由原告樊德会自行承包的部分和转包案外人史书臣承包的部分及案外人宁伟放弃承包后由樊德会继续承包的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共同组成了原告樊德会应获承包收益的全部范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樊德会应当向一审法院准确提交其三块地的具体地块位置、边临四至、占地面积、承包前草原开发使用情况、三块草原之间是否有间隔或覆盖亦或接壤的情况，以此来作为确定原告樊德会在本案中的权利边界的基础。原告樊德会仅提交了书面承包合同、且三份合同中对于各个地块的边临四至标注模糊，采用了“水沟子”、“屯西”等模糊界限或地标称谓，仅从边界标志和方位，一审法院对于原告樊德会已获承包权的三块草原联结情况无法精准判断，故对于原告樊德会现已获承包权的三块草原的地块情况、原告樊德会诉及被告孙卫民侵占的草原开荒耕地具体位置，亦或案涉耕占土地是否存于在三块草原未覆盖的地块中等情况均无从判断；对于三块草原的面积，承包合同中采用了亩、公顷等多种计量单位，承包合同和出示的证据中对于具体三地块合计面积也阐述不一，一审法院对原告樊德会现已获草原面积亦无判断依据。原告樊德会提出提交的承包合同均经过洮南市草原工作站备案，可以明确确定涉案草原情况。一审法院审核后认为，代表草原所有权人实施草原管理的草原管理站，可以对其管理的用益物权未确权予他人的国有草原的承包合同进行备案，但对于已确权予承包经营权人的草原只有行政管理权，草原承包的合同只对合同双方产生法律效力，草原站备案的合同作为备份，仅对合同的合法性产生确定性证明作用，对于具体合同内容的合规性不能直接予以确认，应依据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进行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统一约束了合同解释的方法：“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案涉土地是由三个草原承包合同组成的整体，要理解其整体意思必须准确理解其各个部分的意思；反之，要理解各个条款的意思，也必须将各个条款置于合同整体之中，使其相互协调，才可能理解各个合同的正确意思。因此，原告樊德会要求排除妨害的请求，只有原告樊德会已获三块草原承包权的事实，却没有证据证明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对于三个合同之间的权利联系，无直接证明亦无补充进行衔接，故原告樊德会的全部权利范围和具体情况实难判断。至于原告樊德会获得承包草原的过程中是否符合程序及承包权暨原告樊德会承包草原基本权属凭证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规定：“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此涉案情况非属本案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评判，如有诉及，可另案诉讼。其次，对于涉案的被告孙卫民现耕种的土地情况的不明。原告樊德会为支持被告孙卫民耕种的土地侵占了自己已获承包权的草原的诉请，提交了调取的调查笔录和证人证言。经一审法院审核后认为，调查笔录中的人员对于被告耕种的土地情况，均为转述，并无准确确认。有的笔录中，证言反映原告樊德会获得草原承包权之前草原内无耕地，但对于何时开垦、被告孙卫民对现种耕地是否拥有合法的承包权、开垦土地的大小及方位均无详尽描述；有的笔录反应了被告孙卫民耕种土地，但对于耕种是否拥有合法承包权、耕种面积、林地情况、边临四至等情况均无所知，又无被告孙伟民耕种土地情况登记等其他证据相佐证，且上述人员未出庭作证，仅凭传来证言单方面陈述，证明力不足，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然后，对于原告樊德会诉请被告四海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诉请无据可凭。原告樊德会在起诉后变更补充了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准许。原告樊德会诉称因被告四海村未保护其承包权益，要求被告四海村委会返还被告孙卫民的土地承包费，但未提交被告四海村具体侵权情况的证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四海村的具体侵权行为，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樊德会提交的证据，无从判断被告四海村侵权的实际情况，暨侵占、违反合同、违法收取承包费亦或未提供承包土地，无具体侵权行为，一审法院对于被告四海村是否侵害原告的权益无从判断。原告樊德会提及被告四海村委会将土地发包给被告孙卫民收取承包费的情况，一审法院审核后认为，村集体土地承包和承包费的收取，与本案非同一诉讼关系；被告孙卫民系洮南市大通乡四海村村民，享有对本农村集体土地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其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其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如果被告孙卫民耕种的土地存在承包权权属不清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即使被告四海村向被告孙卫民发包土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定强制性规定或程序违反村集体土地发包程序，须解除承包关系并收回草原土地承包费，并将收取的承包费直接交付原告樊德会，此与本案纠纷无直接关联，应当请相关行政部门对争议土地权属进行确权认定或另案诉讼，与本案诉讼无关。原告樊德会提交的对于被告孙卫民耕占土地情况的其他书面证明，均有效力瑕疵，需提交其他佐证明确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原告樊德会出具的《照片》也不能直接证实被告孙卫民侵占了原告樊德会的承包地草原。该《照片》仅证实被告孙卫民春耕时，受到大通乡派出所的阻止，但原告樊德会无法提交公安机关对于被告孙卫民耕种土地行为的定性结论以证被告孙卫民侵占原告樊德会已获承包权的草原的行为非法性。如原告樊德会对于被告孙卫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性和发包的合规性有诉及，可另案主张。最后，对于原告樊德会诉请被告孙卫民赔偿损失，无据可凭。原告樊德会要求被告孙卫民赔偿其损失，提交了司法鉴定作为赔偿依据，司法鉴定的结论虽然准确，程序合法，但鉴定结果无法直接支持原告樊德会的诉请。本案中原告以排除妨害为由提起诉请，既要求被告孙卫民停止对于其合法获得承包权的草原进行侵害，故鉴定结论须直接确定被告孙卫民具体侵占的草原的具体位置、面积及边临四至，以便于执行和操作；庭审中，原告樊德会亦表示被告孙卫民所耕占的土地情况呈现的是多地块的分散状态，且对于具体地块的分布自身也无法明确指认；故在鉴定过程中，应当双方对于被告孙卫民开垦土地的状况进行共同指认，以利于法院判决后执行的具体操作；现原、被告双方均未到现场指认，故此鉴定结论不足以证明被告孙卫民耕占的土地与案涉鉴定被占土地同一性。鉴定报告中提及被告孙卫民侵占的土地为9.76公顷，计算损失的参照物为苜蓿售卖价格。但是司法鉴定过程中，对于9.76公顷的所在位置、此块是否经被告孙卫民指认确系其耕种的土地均未确认，故对于此份鉴定中涉及的土地是否确为被告孙卫民耕种的土地，一审法院无从判断；对于鉴定结论为被告孙卫民造成经济损失为67930.00元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此鉴定基础为原告樊德会提出此块土地的出产结果基础为苜蓿价值，系被告孙卫民自行侵占耕种土地之后，造成原告樊德会无法耕种苜蓿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审核后认为，原告樊德会诉请的损失系间接损失，要求获赔的是因未种植苜蓿所损失的预期利益损失。间接损失不是现有财产的减少，而是被侵权人基于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利益的减少，是被侵权人可能得到的财产利益因侵权行为而丧失的损失。预期利益损失是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或故意、过失地损害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使权利人（也即受害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未能实现和取得，或者由于损害行为而减少，这种财产利益具有未来性、延伸性和可得性的特征。本案中，原告樊德会未在被告孙卫民已耕占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草，亦未提交证据表明在被告孙卫民耕种土地之前原告樊德会已经在所获承包权的土地范围内种植苜蓿，故对于原告樊德会诉请的损失无未来可期待性；原告樊德会在被告孙卫民种植土地之前，没有在涉案地块进行苜蓿播种、翻地或田间管理等活动，对于自身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利没有延伸固定；原告樊德会在诉讼中没有提交在其他地块种植苜蓿、出卖苜蓿等情况的证明，对于因种植苜蓿应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没有准确证据予以证明，亦无合理、固定的可获收入作为预期利益损失的计算基础。同时，司法鉴定机构对于此9.76公顷地是否系被告孙卫民自行开荒地的权属亦无权直接认定。庭审中，原告樊德会提交各种相关证据意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还原侵害事实，但现有证据组成的证据链仅形式完整，但证据效力并不牢固。证据链是一系列客观事实与物件所形成的证明链条。证据链是否牢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证据链中的证据是否适格。所谓适格就是要求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必须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并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本案中，原告樊德会提交的各项证据是为了还原被告孙卫民侵害原告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事实，但所有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均难以直接采纳，彼此间无法相互印证，衔接松散，由此组成的证据链中的证据不适格。（二）所形成的证据链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的证明对象。证明对象作为证明的最初环节，是证明活动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中需要证明的事实就是被告孙卫民侵占了原告获得承包权的部分草原，但原告樊德会承包草原前，被告孙卫民耕种的土地是否已经存在亦或存在于草原承包合同中的“不可利用”部分，均无确凿依据澄清，而事实上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属于合理的怀疑，这意味着该证据链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瑕疵。（三）证据链之中的证据必须能够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证据相互印证就是在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为了判断证据的真伪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将某一证据与案件其他证据进行比对、检验，考察证据之间的协调性、一致性，全案证据之间不能有矛盾，应一致性地证明案件事实。本案中，原告樊德会提交的证据无法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证明力欠缺，证据链不牢固。证明力指的是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有无证明作用及证明作用的大小，完整的证明力必须同时具有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证据有形式证明力，不一定有实质证明力，如果记载的内容不真实或是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时，就不具有实质证明力。原告樊德会提交的各项证据经一审法院审核证据证明力后，各项证据形式完整，但实质证明力均有欠缺，各项证据组合后对于原告樊德会现有承包权的草原面积、边临四至、发包时草原内土地使用情况、被告孙卫民土地耕种情况、面积、是否已存对外发包等情况均有所出入，甚至互相之间尚有记载矛盾，证据的证明力始终不稳定，无法互相紧密衔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原告樊德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樊德会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孙卫民应当赔偿自己开荒种植苜蓿而受到了损毁及应获而未获得的经济收益。庭审中，原告樊德会未确定被告孙卫民耕占的土地确系存于原告已经获得承包权的草原内，向洮南市人民法院申请了测绘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樊德会主张被告孙卫民在其已获承包权的土地范围内耕占土地，对其承包权益造成损害，要求人民法院排除妨害，被告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樊德会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孙卫民耕种的土地侵占了原告合法承包草原，且应证明被告孙卫民耕占土地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樊德会申请对其合法获得承包权的三块土地进行测绘鉴定，一审法院同意了原告樊德会的该项请求。根据案件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洮南市人民法院委托长春华飞测绘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测绘机构。但在确定的期限内，原告樊德会未向测绘机构缴纳测绘评估费用，洮南市人民法院视为其撤回司法测绘评估申请。根据2018年11月6日鉴定单位即长春华飞测绘工程有限公司给洮南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测绘鉴定退卷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我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8日向申请人樊德会下发了测绘预缴费通知单，至今没有收到测绘预缴费用，对此委托项目做退回处理。”可见，原告樊德会未按期缴纳鉴定费导致未能鉴定。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焦点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部门进行占地损失鉴定，双方当事人具有义务配合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任何一方不配合鉴定工作，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果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樊德会未在规定时间内预交鉴定测绘费用，使得测绘鉴定无法开展，导致法院对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果予以认定，故原告樊德会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樊德会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关于排除被告孙卫民对其获得合法承包权的草原侵占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告樊德会针对请求判令被告孙卫民、四海村共同承担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原告樊德会主张的赔偿的诉请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支持，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樊德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8.25元，鉴定费2500.00元，由原告樊德会自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樊德会举出洮南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三份：（2016）吉0881民初999号、（2018）吉0881民初20号、（2018）吉0881民初2286号，证明樊德会在自己承包的草原内放羊，不是在孙卫民林地范围内。四海村要求返还70公顷草原在樊德会承包宁伟退包的草原范围内，樊德会的抗辩得到支持。孙卫民耕种土地在樊德会承包草原范围内。 孙卫民质证认为，该三份判决无法证明樊德会承包草原范围、案涉土地在其承包草原范围内。 四海村质证意见同孙卫民。 孙卫民举出三张光盘，证明四海村村民到现场指认史书臣承包草原边界。草原站工作人员证明樊德会承包草原合同及四至图没有备案。 樊德会质证认为，对村民自己指认边界不认可。法院已经在草原站调取备案的樊德会承包草原合同及范围图，工作人员录像不能否定事实。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排除妨害纠纷。樊德会请求孙卫民返还争议土地、赔偿经济损失的主要理由是，案涉耕地在其承包的草原范围内。樊德会为证明其承包草原的范围，举出其与四海村签订的20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史书臣与四海村签订8250亩草原承包合同及史书臣与樊德会签订的该草原转让合同、宁伟与四海村签订的3000亩草原承包合同，同时主张案涉土地多数在8250亩草原范围内，少数在3000亩草原范围内。四海村、孙卫民对樊德会与四海村签订20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约定的范围及实际履行情况没有异议。对史书臣与四海村签订的8250亩草原承包合同及史书臣与樊德会签订的转让合同质证认为，樊德会举出的承包草原简图同史书臣与四海村签订的承包合同四至不符。史书臣承包草原可利用面积6000亩，其余不可利用面积就包含了村民已经耕种的土地、水泡等，村民耕种土地多年，樊德会没有提起诉讼。宁伟与四海村签订的3000亩草原承包合同没有约定边界四至，且四海村、宁伟均未就该3000亩草原与樊德会签订承包合同或转让合同，樊德会举出的前任村书记苏成君收取其承包费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能证明樊德会实际承包了该3000亩草原及该草原的边界四至。另，樊德会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土地是在其承包草原后由村民私自开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樊德会提交的草原承包合同对于各个地块的边临四至标注模糊，采用了“水沟子”、“屯西”等模糊界限或地标称谓，仅从边界标志和方位，不足以证明樊德会所承包草原的边界四至及案涉土地在其承包草原范围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樊德会的诉讼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樊德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元，由樊德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金芹 审判员  李春晓 审判员  杨剑虹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其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