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109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耀云，男，194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兴珍，女，194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8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浦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１，男，200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法定代理人：张某（李某１之母），自然情况同上。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凌，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法定代表人：张建平，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邵波，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地铁公司)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2民初8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耀云、张某及上诉人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戴凌，被上诉人地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邵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某从进安德门到倒地的事实均可从视频中得以确认，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李某从进入安德门电梯口至8时24分倒地期间属于正常行走，没有任何异常，且一审认定李某倒地时间错误。一审认定李某倒地后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与事实不符，地，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拨打120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佐证其观点。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安德门站客商处置预警材料中也可以看出工作人员并非是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导致120直至8：47分才赶至现场。另外一审判决认定小行医院护士殷小利听到广播后赶到现场，认定当时李某没有生命特征与事实不符，殷小利来到现场并非是通过广播来的，殷小利是在外面广场看到受害人倒地才到现场的。殷小利因为抢救需要索要急救箱，但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将急救箱拿过来，且殷小利当时也表示可能来不及了，这些均表明当时李某是有生命体征的。另外在蔡国庆的讯问笔录中也可以看出李某倒地时有生命体征。受害人在8：24分至8：33分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李某在呼气，且向工作人员发出求救信号。一审判决认定在8：42分一名女乘客加入救助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自认一名会救助的女性员工从旁协助处理，这与一审认定的一名女乘客与事实不符。殷小利在笔录中陈述的一名女乘客仅是其主观判断，一审不能据此认定参与救助的是一名女乘客。一审认定李某去世后李某的妻子拒绝尸检，导致李某的死因不明确与事实不符。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已经确定李某的死亡为猝死，并非是死因不明。另外，一审法院未查明在李某倒地后在其还有生命特征的情况下，地，地铁公司未采取急救措施合以上陈述可以看出地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李某有生命特征的情况下无动于衷只是围观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导致李某最后的死亡。关于李静的身份问题，被上诉人陈述李静是从小孩上学途中经过安德门站不是事实，李静实际上就是安德门站的工作人员。李静到现场参与救治时穿的就是工作服。另外，一审未查明地铁公司施工将行人可以借力的扶手隔离导致受害人倒地后无法获得自救的事实，这在陈棉英的询问笔录中可以佐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是南京市地方性法规，法院无权对法规作出解释。地铁公司辩称，一、李某的去世属于突发疾病，非地铁公司的原因导致。根据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出李某的死亡并非是外力或者他人伤害，更非是答辩人设施或者是工作人员致害，而是因其突发疾病。李某的死亡并非是侵权案件，而是不幸的个人突发事件。二、地、地铁公司履行了地铁运营管理职责李某的死亡没有过错。1、根据《南京市轨道管理条例》第4章运营管理的相关条款，履行了职责主要包括5大方面：（1）、保障地铁运营服务质量；（2）、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保障地铁运营安全等，有关的职责就是第2项保证地铁运营安全，不至于侵害乘客。对于非答辩人导致的损害，答辩人的职责仅是事前预防和事后应对。2、在李某倒地之后答辩人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履行了合理范围的保障义务。根据一审中所提交的事情经过处理，也明确反映了从事发开始8：24分至10：18分将近2个小时的过程中地铁公司严格按照相应的规定履行了安全保护的责任。包括立即赶到现场设置相应的警戒线、第一时间拨打120、通过广播寻找医护人员等。3、答辩人的工作人员的谨慎不能视为这是不作为，答辩人并非是专业的医务机构，员工并非是专业的医生，不能以医生的标准来要求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识别病情。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工作人员随意采取措施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伤害。4、作为地铁运营单位，答辩人不具有对车站范围内突发未知疾病或其他原因不明而发生倒地的乘客进行直接救治的能力。刚才上诉人也说了在殷小利询问笔录第2页第5行殷小利也表示在救治过程中李某没有生命体征。综上，作为以公益为目的的公共运营单位需要保障的是公共设施安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的诉请为：判令地铁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234927.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7日7时42分，李某即出现在南京地铁一号线安德门站电梯口，8时25分许，在通往江宁方向站台楼梯底部晕倒。在7时42分至8时25分之间的40多分钟时间里不清楚李某经历了什么。李某倒地后，地，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打120急救电话，对围观乘客进行疏散。8时27分许，警察到现场，拉警戒线，指示广播寻找医护人员。8时38分，路过此地的小行医院护士殷小利听到广播来到现场，经检查，患者已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和脉搏，小便失禁，遂采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手段开展心肺复苏，在抢救过程中始终没有生命体征。8时42分，一名女乘客加入救助。8时47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急救措施，但为时已晚，后急救人员宣布李某已经死亡。当日，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出具死亡证明，确定李某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9月28日，李某妻子张某回复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城西路站派出所意见时表示，不要求对李某进行尸检。2017年12月6日，张某等人作为李某的法定继承人，以原审原告身份诉至原审法院，认为地铁公司违反了保障义务，要求地铁公司赔偿损失。另查明：1、李耀云、徐兴珍、李某１分别是李某的父亲、母亲和儿子。2、李某生于1977年，生前持有江苏海事局颁发的船员证书。原审法院认为：1、关于《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五十一条的适用范围原审原告认为，根据《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轨道交通运营发生人身伤害事故，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先抢救伤者，排除障碍，维持现场秩序，尽快恢复正常运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出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检验、依法处理。”由此可见，在轨道交通中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法律法规规定被告应当先抢救伤者，这是法律法规赋予被告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审法院认为，《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五十一条是关于机车在行驶过程中与人员发生碰撞时有关部门应急处理的程序规范，不适用于李某这种在站内行走时突然倒地的情况，故原审原告对该条的含义理解有误。2、关于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未按要求对人员进行培训、配置急救药品和器械的质疑原审原告认为，《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在车站设置急救箱等必要的服务设施，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机场、长途汽车客运站、火车站、轨道交通站点等重点单位、公共场所应当组建适应急救基本需求的专业性或者群众性救护志愿者队伍，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设备和药品，在突发事件中协助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进行紧急现场救护。机场、长途汽车客运站、火车站及轨道交通换乘车站等场所，还应当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器械，由专、兼职人员进行使用和维护。根据上述规定，原审被告应当在车站配备急救箱，原审被告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原审被告没有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设备和药品，作为轨道交通换乘站，也没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说明原审被告严重违反《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的规定，致使受害人在需要紧急救助时，具有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护士赶来急救时没有急救器械，使受害人丧失了获得急救的机会。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急救箱的配置问题，经原审法院调查，在本案发生时，在国家层面及本市均尚未对急救箱的药品和急救器械的配置标准作出规定。关于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何谓必要，对哪些工作人员应进行培训，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关于《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该条例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重点单位、公共场所配备急救器械、设备和药品和种类、标准及经费来源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李某在去世时，南京市人民政府尚未就急救器械配置及经费来源等制定具体办法，条例施行亦才两个多月。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器械的配置是渐进的过程，无一蹴而就的时点或始点，不可能在条例施行的当日即一次性配置到位，需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盈余和经费拨付情况，逐步对重点单位和公共场所进行配置，安德门站系地铁1号线和10号线始点站的交汇点，虽系换乘站，但不属于人流量特别大的站点，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不可能做到在法规实施之初即在安德门站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器械，不能配置并非是原审被告的过错，且上述两个条文均为倡导性条文，而非强制性的规定，以当时的情形，尚不能得出原审被告存在侵权的结论。因原审原告存在对条文含义误解，故原审法院对条文的含义予以说明。3、关于李静是否为地铁安德门站员工原审原告认为，李静为安德门站受过急救培训的员工，在事发后10多分钟才到现场参与救援，使李某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原审被告陈述，李静为原审被告软件大道站安全员，听到广播后参与救援，并非原审原告所认为的李静为安德门站职员，为此原审被告提供了软件大道站2017年9月份的综合工时员工考勤表和工作证。因该工作证系原审被告发放，未载明具体服务的站点，考勤表亦为原审被告单方制作，原审原告表示不能确认李静就是当天参加救治的工作人员。原审法院认为，城西路站派出所在事故的第一时间对护士殷小利作了询问笔录，殷小利在笔录中称“我按了两个循环后，指导民警接着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后来又有一名女乘客说自己参加过急救培训，也加入了对这个男子的急救行列”，该询问笔录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结合原审被告举证的考勤表等证据，可以印证加入救援的人的身份为乘客，非地铁安德门站的员工。4、关于地铁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到人身损害的，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相关损失。本案为一起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管理者应当根据其行业性质、特点和条件，以诚实善良、理性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在合理范围和限度内，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险情、阻止损害的发生。本案中，李某在车站晕倒后，车站工作人员一方面打120急救电话并报警，一方面对李某进行照顾，对客流进行疏散，并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在护士殷小利听到广播来到现场救治前，原审被告不是专业的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关的医疗救助能力，在李某倒地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能随意移动病人的身体，避免造成二次伤害，现场亦有警察疏散客流，维持秩序，结合发生事故时地铁行业的普遍情况、本市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原审原告关于原审被告违反了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诉称意见，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构成应由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要件组成。缺少上述任何一种构成要件，都不能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原审被告存在过错并造成李某死亡的后果，李某的死亡与原告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但在李某死亡后，其妻子张某拒绝对李某进行尸检，致李某的死因不明确，脑溢血、心肌梗塞等疾病都有致人晕倒的可能，故致李某死亡的原因不一定系心肺复苏不及时某，因原审原告既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存在过错，也不能证明李某死亡与原审被告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难以支持。但经原审法院协调，考虑到李某家庭困难情况，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原审被告自愿给予原审原告补助款5万元，如原审法院判决原审被告承担责任，则首先在该5万元范围内先行理赔。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审被告自愿给付原审原告补助款5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院予以准许。5、关于违反倡导性规定的法律后果《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和《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均为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对紧急救助方面的要求高于全国标准。《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七条第四款规定，鼓励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参加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这与《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关于地铁运营单位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规定的精神相一致，即“鼓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急救设施逐步配置到位和本地救援体系逐渐完善，根据法官的良知、社会的一般正义观念和普遍认知，违反地方性法规的倡导性规定亦可能产生赔偿责任，换言之，伴随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涉及急救所需的器械、设备和药品的种类、标准及经费来源会加以细化明确，公共场所整体的紧急救助能力也会进一步提升，公共场所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也会发生变化，今天不承担责任，不代表今后也不承担责任，如法院认为依据当时情势乘客突发死亡与紧急救助迟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地，地铁公司亦会因违反倡导性规定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div>综上所述，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自愿给付原审原告补助款5万元，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的诉讼请求；二、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人道主义补助款5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584元，由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居委会证明、结婚证、死亡证明、南京市公安局城西路派出所询问笔录以及法庭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地：地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责任，赔偿比例是多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李某的死亡结果与地铁公司的延误救治有因果关系，地，地铁公司构成侵权诉人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李某的死亡原因问题，由于李某死亡后其家属拒绝通过尸检方式明确其死亡原因，故致李某的死亡原因难以查明。关于地铁公司是否存在延误救治从而导致李某的死亡问题，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在2017年9月27日8时25分许，李某在通往江宁方向站台楼梯底部晕倒，发现其倒地后，地，地铁工作人员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时27分许，警察到现场，拉警戒线，指示广播寻找医护人员，8时47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急救措施。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地铁公司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及《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均系地方性法规，《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及《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均为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为该上述条文为倡导性条文不当。虽然地铁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能在事发车站配备急救器械，存在一定过错，但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李某的死亡系地铁公司未配备急救器械致其丧失被及时救治的机会而导致，故原审法院驳回四原审原告的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64元，由上诉人李耀云、徐兴珍、张某、李某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相媛媛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