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13行终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鑫宝达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保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厚顺，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海兰，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袁贵平，局长。原审第三人江西省赣南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瑞香，职务不详。上诉人深圳市鑫宝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鑫宝达公司）因土地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5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10月10日，广东省惠阳县国土局（即现在的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甲方）与××开发公司惠州分公司（乙方）签订三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甲方将位于产径村塘吓的14500㎡（6000㎡＋6000㎡＋2500㎡）土地出让给乙方。1993年3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国土局（甲方）与××开发公司惠州分公司（乙方）签订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甲方将位于产径村塘吓的5500㎡土地出让给乙方。××开发公司惠州分公司支付了上述共计20000㎡土地出让金后，一直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后，××开发公司惠州分公司与赣州电子公司共同开发上述20000㎡土地。后来，因赣州电子公司欠下章贡农信社贷款债务，由赣州中院作出（1999）赣中法经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但赣州电子公司未履行，赣州中院查封了案涉20000㎡土地使用权。2004年12月23日，章贡农信社（甲方）与赣州电子公司（乙方）、原告（丙方）签订《协议书》，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方。在《协议书》中，对案涉土地的面积的表述是“土地面积以办证时土地管理部门的测量面积计算”。2004年12月26日，赣州中院向惠阳县国土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惠阳县国土局将案涉“约”20000㎡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2005年1月6日，赣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案涉“约”20000㎡土地使用权按67元/㎡的价格变卖给原告。在赣州中院的《民事裁定书》中有“上述土地面积由当地土管部门或土地评估机构测量确定”的表述。惠阳县国土局接到赣州中院的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后，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实地测量，实测面积为18657平方米。2005年1月16日，原告向惠阳县国土局递交《申请书》：“我鑫宝达公司，原在新圩塘吓地段共有土地19800㎡，现根据现状实地调查只剩下18657㎡，现我公司同意将现有18657㎡申请登记发证，请望贵局领导给予办理。”在《申请书》的落款处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彭保成签名并加盖了原告印章。2005年7月6日，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局向原告发出惠阳地转批字2005年（408）号《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准书》（18657㎡），要求原告持此批准书十五天内到发证部门换领土地使用证。随即，原告向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局递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案涉土地登记发证（申请使用权面积：18657㎡）。2005年7月14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惠阳国用（2005）第0600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18657㎡）。大约在2018年初，原告向被告的惠阳区分局递交《国有土地确权、发证申请书》，认为其受让的在案涉地点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是20000㎡，惠阳区国土资源局当时给予办证时少办了1343㎡土地使用权，要求该分局予以补办。2018年2月9日，被告的惠阳区分局向原告作出《复函》，告知不存在少发1343㎡土地使用权的问题。2018年3月13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在答辩状中及在庭审中提出：1、不论是当时办证、赣州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还是庭审时的证据，对案涉土地面积的表述均是“约”20000㎡，都是表述按土地管理部门实际测量面积为准；2、当时实际测量得出的面积是18657㎡，且得到原告的确认；3、当时登记发证是18657㎡，且得到原告认可；4、原告自2005年7月14日便清楚知道发证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是18657㎡，原告现在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因第三人现住所地具体地址不详，原审法院无法直接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原审法院依法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向第三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件。第三人在公告期限内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首先，原告于2005年1月16日向惠阳县国土局递交《申请书》，要求按实测面积18657㎡予以登记发证。其次，原告于2005年7月向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局递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案涉土地登记发证，申请书注明土地使用权面积18657㎡。其三，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14日向原告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注明使用权面积18657㎡。从上述事实可知，原告清楚知道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局按土地使用权18657㎡予以登记，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发证的土地面积同样是18657㎡，登记及发证时间是2005年7月14日，原告在2018年3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法定耽误起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作出被诉登记、发证行为的依据是赣州中院的生效《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且在行政过程中严格按赣州中院的要求予以协助执行，不存在少登记、发证1343㎡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不存在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协助执行的情形。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被诉登记、发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经原审法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原审法院说明理由，依法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及上述所适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鑫宝达电子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免收受理费。上诉人鑫宝达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协助执行的情形，从而认为被上诉人被诉登记、发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涉案国有土地呈报批号登记的使用面积共计为20000平方米，以及惠阳县国土局测绘队经测绘，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面积为19800平方米，从上诉人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诸多证据显示：即使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面积不足20000平方米，也应为19800平方米。（二）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4）赣中法执字第41-3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将涉案共计为20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权属登记至上诉人名下，但被上诉人在办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违法减少了1343平方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七）项规定，本案中所有的证据材料均显示涉案土地红线图显示的面积为20000平方米及惠阳县国土局测绘队测绘确定的面积为19800平方米，那么，被上诉人应根据赣州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涉案面积为20000平方米（或19800平方米）的土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上诉人名下，但被上诉人在履行前述执行行为时，一方面未对涉案土地进行测绘违反了办证程序，另一方面采取了违法方式，在办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上诉人名下时，仅办理了18657平方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违法减少了1343平方米。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解释》规定的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采取违法方式少登记、办证134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至上诉人名下，且至今未能纠正其违法行政行为，那么，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在延续中。此外，涉案土地属不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时间为2005年7月，上诉人期间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将该134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至上诉人名下，现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向贵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期限。也就是说，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请求：一、请求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57号《行政裁定书》，并将本案裁定发回重新审理或改判为：l.依法确认被上诉人依据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赣中法执字第4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法定协助执行行为违法（其将位于惠州市××××村塘吓、面积原约为20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时减少了1343平方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赣中法执宇第4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法定协助义务，即被上诉人应协助将位于惠州市××××村塘吓、面积为1343平方米[《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确定的20000平方米减去已登记至上诉人名下的18657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并为上诉人颁发前述1343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惠州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一、根据《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被答辩人只能取得1865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答辩人并未扩大执行范围或采取违法方式，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首先，虽然第三人与原惠阳县国土局签订了四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四份合同涉及的土地总面积为20000平方米），但第三人并未办理上述土地的登记发证，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非土地使用权凭证，不能因此确认第三人拥有2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其次，无论是《协议书》还是《民事裁定书》都明确了被答辩人所能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以土地管理部门实际测量面积为准，而非以原惠阳县国土局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记载面积为准。第三，根据（2004）赣中法执字第41-4号《民事裁定书》、（2004）赣中法执字第4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被答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面积应以土地管理部门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答辩人现场实地调查测量确认土地面积为18657平方米。因此，答辩人将1865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答辩人名下行为是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做出的执行行为，且不存在扩大执行范围或采取违法方式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款的规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答辩人对涉案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发证行为合法。根据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答辩人组织对涉案土地进行实地调查测量，实测土地面积为18657平方米，并且该测量结果也得到了被答辩人的确认。2005年1月16日，被答辩人确认按照18657平方米申请办理涉案土地的登记及发证，答辩人将上述已测量确认的1865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至被答辩人名下，并于2005年7月14日核发了惠阳国用（2005）第0600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三、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被答辩人已于2005年7月14日取得了惠阳国用（2005）第0600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当时被答辩人就已经知晓土地实际发证面积为18657平方米，而非20000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答辩人自2005年7月14日就已经明确知道其应得土地面积仅有18657平方米，至今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原审第三人江西省赣南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查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鑫宝达公司与2005年1月16日向原惠阳县国土局递交《申请书》，同意将现有18657㎡申请登记发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14日向鑫宝达公司颁发惠阳国用（2005）第0600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为18657㎡。至此，鑫宝达公司已经知道涉案土地登记的使用权面积为18657㎡，但鑫宝达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才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本案中，鑫宝达公司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在履行赣州中院的协助执行行为时，采取了违法方式，少登记发证1343㎡土地使用权至上诉人。鑫宝达公司于2005年就知道被诉行政行为，若不服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亦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鑫宝达公司的起诉，处理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朱丽蕴审判员  覃毅华审判员  邱炜炜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戴权书记员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