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2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815840364。法定代表人：苏武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宏渊，重庆清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明，男，汉族，1954年4月2日，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重庆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瑞英，女，汉族，1956年10月30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伦，重庆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福明、何瑞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17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有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何瑞英与王福明共同支付受托收到的工程款53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何瑞英不承担还款责任错误。1.何瑞英与王福明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何瑞英与王福明应当共同承担偿还责任。2.何瑞英与王福明离婚时，将夫妻共有的10余套房产、门面等全部约定归何瑞英所有，明显是为了逃避夫妻共同债务。3.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以下简称福英租赁站）系个体工商户，属何瑞英与王福明家庭共同经营、收益，并以家庭全部资产对租赁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租赁站在有益公司起诉后于2017年8月21日故意注销，是明显逃避债务。4.从租赁站的名称可以确定，系何瑞英与王福明共同开设、共同经营。5.何瑞英没有工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家庭开支及购置房产的收入均依赖福英租赁站。王福明辩称，一审法院判决王福明承担支付责任错误，何瑞英与王福明离婚时不存在转移资产行为。何瑞英辩称，一审判决何瑞英不承担还款责任正确。1.福英租赁站是王福明个人兴办、个人经营，何瑞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从未参与过租赁站的任何经营管理。2.本案所涉债务是王福明个人以福英租赁站的名义所欠，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法律规定，何瑞英不承担偿付责任。3.至于何瑞英与王福明离婚时，将夫妻共有的10余套房产、门面等全部约定归何瑞英所有的问题，不是本案处理范围，本案解决的问题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使存在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之嫌，有益公司也只能另案提起诉讼。况且，二人离婚是因为王福明违反婚姻家庭忠实义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情况也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逃避债务。有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福明、何瑞英立即向有益公司支付受托收到的工程款53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福明、何瑞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23日，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以其第三项目部名义（发包方）与有益公司（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将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村50号聚金万佳苑经济适用房三标段6#楼工程发包给有益公司。工程建筑面积约31200㎡。合同第二条约定承包范围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主体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环境工程、文明施工安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后双方产生纠纷，有益公司于2011年向本院提起诉讼，后本院指定一审法院审理，案号为（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该案有益公司起诉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要求判令解除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于2008年7月23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判令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务费2280705元等。在该案中，有益公司认可施工过程中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共计向其支付款项7421441.04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认为，除了向有益公司支付的7421441.04元之外，另外还支付了535万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为此举示了《资金划转函》、内部结算凭证和资金申请表若干。有益公司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535万元并非支付给有益公司的，理由是上述证据上并无有益公司或有益公司负责人的申请，也未经有益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更没有收据。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资金划转函》所载明的有益公司委托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将工程款支付至福英租赁站账户的事实表示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举示的支票存根、内部结算凭证、用款（资金）申请表都是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内部做账的凭证，并无有益公司或有益公司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无法证明这些费用是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并且从双方打款收款的习惯看，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劳务费时，有益公司均向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有收条或者借条，所以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举示的535万元的相关凭证，不能证实是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6号楼工程款。后一审法院判决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有益公司劳务费1474989.73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驳回有益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后正太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案号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在该案二审审理中查明：2009年3月25日，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三项目部出具《资金划转函》，称：我公司承建的你部6号楼工程，因我公司原因，拟将该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我公司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你部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合法、有效，与你项目部无责任关系。该资金划转函有案外人雷天强的签字及有益公司的盖章。在出具该资金划转函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陆续向福英租赁站支付了工程款，有益公司对其中535万元的付款不认可，对其余款项系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无异议。有益公司认为，其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都有严格的请款手续，上述535万元的款项没有请款手续，不认可是支付的工程款。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认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与福英租赁站没有其他的业务往来，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款项全部是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并未每一笔工程款的支付都履行了审批手续。有益公司也认可，其中两笔工程款未履行审批手续。本院认为：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了《资金划转函》，明确将6号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并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有益公司出具《资金划转函》的行为，应视为其指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付款。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根据有益公司的指示内容，将6号楼的工程款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行为并无不当。有益公司认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付款行为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如果535万认定为工程款，则工程款已超付。根据新查明的事实，有益公司认可其中两笔工程款未履行审批手续，因此，并非所有支付的工程款都有有益公司的请款手续。由于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具体的资金划转函并未明确划转的金额，加之划转的每一笔款项并非都需经有益公司的请款，所以有益公司对535万元不予认可，应该阐述更为充分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据。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判定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尚欠有益公司2280705元劳务费的事实。故判决撤销了（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民事判决；驳回有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有益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6）渝民再266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2009年3月25日，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了《资金划转函》一份，明确要求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将应支付给有益公司的6号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并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资金划转函》的行为，属于其对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付款义务履行对象的指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接受并根据有益公司的该指示内容，将工程款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行为并无不当。有益公司虽提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付款行为不符合双方原有交易习惯的抗辩意见，但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在有益公司认可已收到的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的7421441.04元工程款中，亦并非每笔工程款都有有益公司的请款手续，故有益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次，因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的《资金划转函》并未明确划转的具体金额及支付的时间，应属于概括性指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基于有益公司概括性指示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款项，除有益公司有证据证明不是支付的其工程款外，应视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有益公司的工程款。现双方争议的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款项均发生于《资金划转函》之后、工程停工之前，且在此期间双方亦未进行工程款的最后结算，故有益公司应当对其概括性指示的后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有益公司再审中虽举示了新证据，拟证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赵锡文、梁正贵与他人之间存在的资金往来也是通过福英租赁站账户进行的划转，以此抗辩案涉535万元并非系支付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但有益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与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案涉的535万元款项存在混同，也不能证明赵锡文、梁正贵与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案涉的535万元款项存在混同或关联，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已查明的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正太集团有限公司及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举示的资金申请表、资金划转函、内部结算凭证、内部用款申请表、支票存根、转账支票，该系列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具有证据优势，对于正太集团有限公司及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主张已足额支付有益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信。故现有的证据不能判定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尚欠有益公司2280705元劳务费的事实，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遂判决：维持（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民事判决。2016年7月14日，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起诉有益公司，案号为（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该案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请求有益公司退还超付工程款3875010.27元及利息。该案中查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与有益公司双方均确认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就涉案工程应当向有益公司支付的款项为8896430.77元；2015年11月21日,本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正太公司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系支付给有益公司涉案工程的劳务费；有益公司自认收到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7421441.04元。该案根据上述事实判决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退还超付的工程款3875010.27元(实付12771441.04元-应付8896430.77元)，并支付以3875010.27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后有益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但因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渝05民终8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有益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现（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王福明与何瑞英于1981年6月25日登记结婚，后于2009年11月2日协商离婚，在离婚财产协议中约定二人名下的10套房产归何瑞英所有。有益公司认为：王福明、何瑞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了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王福明、何瑞英离婚时将全部资产转让给了何瑞英，有逃避债务的嫌疑，损害了本案有益公司的权益，应当无效。王福明认为有益公司诉称要求何瑞英承担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被何瑞英认为虽然在离婚协议上约定了房产归何瑞英所有，但实际上王福明、何瑞英还有其他大量现金和存款，现金和存款价值足以和何瑞英分得的财产相当，所以离婚协议不存在转移财产之嫌。福英租赁站系个体工商户于2004年9月27日成立，经营者为王福明，后于2017年8月21日（有益公司提起本次诉讼后）注销。有益公司据此认为应当由王福明、何瑞英共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王福明认为福英租赁站多年并未实际经营，只是账户还未注销，因此王福明注销该账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审理中，有益公司另陈述：其主张王福明、何瑞英共同返还代收的工程款535万元是基于资金委托关系；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应向有益公司支付工程款8896430.77元，实际已经支付12771441.04元（7421441.04元＋5350000元）；之前有益公司在重庆市高院庭审中陈述收到福英租赁站支付的705万元，是错误的认为出具资金划转函之后有益公司的收款都是通过福英租赁站支付的；根据王福明在重庆市高院调取的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付款清单核实，福英租赁站仅向有益公司支付了440万元（不含诉争的535万元），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直接向有益公司支付280万元，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22万多元，有益公司总的收款金额为7421441元；福英租赁站共收到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的款项975万元（含争议的535万元）；现在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诉争的535万元是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通过福英租赁站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在此基础上法院也判决有益公司将多收取工程款退还给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故现在有益公司起诉要求王福明、何瑞英返还此535万元。王福明另陈述：因其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梁正贵、赵锡文以及有益公司的负责人雷天强都是朋友，且福英租赁站多年未实际经营，因此福英租赁站的账号交由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控制；不认可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在有益公司诉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一案中陈述的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是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的抗辩意见，且在重庆市高院判决中对借王福春100万元的事实没有认定，系因为有益公司当时提交的是复印件，但本案中王福明已经提交了原件，法庭应予以采信，也佐证了福英租赁站的账号交由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控制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有益公司在2009年3月25日出具《资金划转函》之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支付工程款中争议的535万元系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有益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退还超付的工程款3875010.27元(实付12771441.04元-应付8896430.77元)。此外，根据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向有益公司的付款明细表中可以确认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账户支付975万元（含诉争的535万元），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直接向有益公司支付280万元（资金划转函出具前支付15万元、资金划转函出具后支付265万元），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221441.04元，共计向有益公司支付12771441.04元，有益公司实际收到的7421441.04元中扣除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直接支付的280万元和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的221441.04元，仅有440万元是福英租赁站支付的，有益公司也陈述其在重庆市高院庭审中陈述收到福英租赁站支付的705万元是错误的认为资金划转函出具后有益公司收到的款项均是福英租赁站支付的，故对王福明辩称有益公司已从福英租赁站收到705万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又因福英租赁站已注销，其经营者应对福英租赁站的债务承担责任，且王福明无证据证明已将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535万元支付给有益公司，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王福明应将该款支付给有益公司。关于何瑞英应否应与王福明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案涉款项虽发生于王福明与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案涉款项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笔数、总计金额等情况分析，该款项已明显超出王福明与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有益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款项在王福明与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用于家庭生产、日常生活。此外，福英租赁站系王福明个人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并非家庭共同经营，有益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何瑞英实际参与了福英租赁站的经营，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何瑞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至于王福明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况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有益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福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有益公司支付535万元。二、驳回有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4925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54250元，由王福明负担。二审中，何瑞英提交以下证据：劳动合同两份、聘书两份、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个人履历表。拟证明何瑞英是有工作的，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没有参与租赁站的管理，没有依靠租赁站生活。有益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若存在劳动关系，应有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据。王福明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何瑞英提交的上述证据系一审起诉前形成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瑞英应否与王福明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从案涉款项的形成经过、资金流向、总计金额、有益公司的陈述等因素来分析：首先，经查明，案涉款项系王福明个人注册的福英租赁站基于资金委托关系代有益公司收取的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福英租赁站收到款项后再根据有益公司的指令进行划转。又根据有益公司在二审中陈述是因为有益公司的项目经理与王福明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将工程款支付到福英租赁站更放心，福英租赁站也没有从中收取相应费用。可见，有益公司委托福英租赁站收取款项的目的是利用福英租赁站的账户为自己经营提供便利，其明知并不是将款项借给福英租赁站用于王福明和何瑞英的家庭日常生活。其次，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表可以看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账户共计支付了975万元。福英租赁站所收取的款项金额巨大，远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福英租赁站也没有从中获利。最后，有益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用于了王福明和何瑞英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借。因此，有益公司关于案涉款项构成王福明和何瑞英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福明和何瑞英是否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问题，由于前面已经认定案涉款项并不构成王福明和何瑞英的夫妻共同债务，且该问题也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不予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有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50元，由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      渝审 判 员 韩艳审判员张泽兵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周   媛   媛书 记 员 黄   晚   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