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6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金河社区沙元村一巷****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964914923。法定代表人：张玉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海洪，男，1980年1月1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祥富，男，195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张保庆，男，198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春林，河北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海洪、孟祥富，原审被告张保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被上诉人许海洪、孟祥富，原审被告张保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辛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81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孟祥富返还上诉人14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67200元；3、判令被上诉人许海洪在72000元及其利息34560元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在2010年5月20日上诉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三位股东许海洪、张仕瑞、张保庆无法合作下去，签订了《股东解散合同书》约定：经协商解散公司，清算资产。三股东每人分得清算盈余款项和设备后公司转由一人经营。公司当时的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等以16万元价格折算给许海洪，公司缴清税款、工资等账户中剩余约50万元余款。其中许海洪分得54000元和公司机械设备；张仕瑞分得245000元；张保庆分得212000元。公司开具了7张支票，分给了股东。许海洪领取了一张54000元支票，张仕瑞领取了一张80000元、一张85000元、一张78500元的三张支票，合计款245000元。张保庆的212000元分红款，公司也开了三张支票：一张72000元、两张70000元的。但是当时张保庆要去北京出差，所以他没有亲自领取这三张支票。而是要求孟祥富代他领取后转交给他。公司于是将三张支票交给了孟祥富。孟祥富当时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且他还是张保庆的岳父。因此，基于以上两层关系，公司本以为这一转交行为稳妥。孟祥富到公司的财务人员处领取了这三张212000元的支票。上诉人本以为孟祥富早已经转交给了张保庆。但是，在2016年5月，张保庆起诉公司称：2010年5月公司股东解散后的分红款212000元，他没有收到，且他刚刚得知有这一笔分红款，所以要求公司给付。公司虽然出庭答辩，但经法院向银行调取支票取款存根，查明公司给张保庆的三张支票212000元，张保庆没有收到，而是由孟祥富将其中两张支票款140000元领取，一张72000元支票由许海洪领取了支票款。最终东莞市中级法院判决公司购诉，判决公司向张保庆再次支付分红款。那么公司这三张支票款去哪里了呢？是由本案的两位被上诉人孟祥富、许海洪领取了。但是孟、许没有法定理由取得该支票款212000元应属于不当得利。于是有了本案的诉讼。上诉人将孟祥富、许海洪作为被告，以员工侵占公司财产的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至法院。张保庆作为孟祥富的女婚，此事又因他而起，因此我们在一审中将他也列为被告要求与孟祥富承担连带责任。但是鉴于本案张保庆自2016年5月之诉和本案之诉中一直称他没有收到此款212000,现在各方当事人及法院也无新的证据证明张保庆收到这三张支票款，因此，上诉人不再要求张保庆承担连带责任。要求被上诉人孟祥富返还212000元支票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即利息）,要求许海洪在72000元票据款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审辛集市人法院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三张支票给付到谁手中，没有证据证明孟祥富、许海洪取得支票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理由如下：本案这三张支票是现金支票。现金支票是支票的一种，是专门制作用支取现金的。它是存款人签发，用于到银行为本单位提取现金的一种支票。也可以签发给本单位以外的其他人，用于结算。或者委托银行代为支付现金给收款人。所有现金类的支票都是不能背书转让的。它不同于转账支票，转账支票是可以背书转让的，且可以多次背书。二、本案这三张支票是现金支票，付款人和收款人都是上诉人。这三张支票是我公司签发的，收款人为公司，票面上没有被背书人，这三张支票也没有背书转让给他人。因为此类支票根本不可以背书转让。经查看银行票据底联上显示，其中两张7万元支票是由我公司的员工孟祥富领取了。另外一张72000元支票是由公司股东许海洪领取的。但是这二人领取支票款后都没有将支票款及时交付给公司。也没有将这212000元交付给公司指定的人张保庆。而是具为己有。根据《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现金票据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案现金支票收款人是公司，即公司享有该票据款项的所有权，孟祥富、许海洪没有理由取得该票据款项，他们到银行取款，后该款项应该返还给公司或者给付到公司指定的人张保庆手中。但是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这212000元给付公司或者给付到张保庆手中。综上所述，我方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了这三张支票被上诉人取得不合法，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如果孟祥富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这三张支票款给付张保庆或者公司，则其取得212000元并处置给了许海洪一张72000元支票就是违法的。被上诉人许海洪称他是从孟祥富手中取得该支票，用于二人合作投资昊融五金公司。被上诉人孟祥富也认可。他从公司拿走三张支票其中一张72000元的支票给了许海洪。但这并不代表许海洪取得该支票款就合法。因为许海洪认为这72000元是孟祥富作为吴融五金公司的股东，这笔72000元是孟祥富的投资款。可是这吴融公司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也从没有委托孟祥富给付许海洪这笔款，用于投资。这笔72000元支票也不属于孟祥富所有，他无权交给许海洪。许海洪取得该款是与孟祥富合作投资，这不是取得该支票款的合法理由。因此，许海洪应该在72000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与孟祥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二人没有法定理由取得该笔款，根据《公司法》第147条：公司高管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二被上诉人应返还该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也混淆了现金支票与转账支票。错误的认为，公司将三张支票背书给两位被上诉人，二人取款依据公司的背书是合法的。这一认识是明显错误的。因为，本案三张现金支票的收款人是上诉人，支票也没有背书转让。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错误，做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孟祥富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与二审上诉状中所述事实前后矛盾，请法院不予采信，1、一审起诉书中第2页第6行所述：“原告给了张保庆三张支票”。2、二审上诉状中第2页第5行又述：“公司于是将三张支票交给了孟祥富”。所以，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一审时说支票给了张保庆；二审时说支票给了孟祥富。上诉人编造虚假事实，恶意虚假诉讼，请法院不予采信其所述事实。二、既然上诉人有两种说法，那答辩人就以两种说法为逻辑基点分别进行答辩：1、支票给了张保庆---按照此说法，答辩人的答辩意见同一审时的答辩意见，即，答辩人只是受张保庆的委托从事职务行为（取钱），没有得利，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支票给了孟祥富---上诉状第2页第7行所述：“孟祥富到公司的财务领取了这三张212000元的支票。上诉人本以为孟祥富早已转交给了张保庆。”答辩人认为该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若答辩人到公司财务处领取支票，那财务处肯定会有答辩人的签收单，可上诉人的证据清单里并没有提交此项证据，这与票据的无因性相矛盾；二是，答辩人若真的受托去领取了支票，则上诉人有义务去核实公司的钱款是否已转交于股东。但上诉人怠于履行管理职责，时效从应当知道（支取的取款期限为自开票日起十日内支取，十日后上诉人就应当知道钱款是否已取出）开始计算，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都没有问过此事，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自行承担败诉的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并没有从上诉人处领取支票，不够成不当得利。答辩人只是受张保庆的委托去银行履行取钱（两张支票）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未提供答辩人领取支票的证据，其虚构事实，虚假诉讼，望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海洪辩称，第一，当时我是厂里面股东之一，张保庆根本没有出差。第二，结算协议都是张保庆本人做出来的，他当时是在公司的，然后上诉人说这三张支票一审说给到了张保庆，二审又给到了孟祥富，这个是前后矛盾的。我这边的一个72000的支票是孟祥富给我购买的设备款昊融公司的一个投资款。然后再补充一点，我当时是公司的股东之一，确定这三张支票第一时间是给到张保庆手里面，而不是给孟祥富手里面。张保庆述称，张保庆认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从实体上说一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从程序上也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二和第三，张保庆认为上诉人要变更诉讼主体，和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另行起诉。而不应当在上诉状里面变更。其他坚持一审的主张和理由。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判令张保庆、孟祥富赔偿原告人民币14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67200元（以1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0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67200元），被告许海洪赔偿原告财产人民币72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34560元（以72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周期贷款利率从2010年5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4560元），以上合计31376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原告的证据和观点原告提交的证据有：三张支票、二份银行流水、张保庆与原告之间因盈余纠纷一审、二审判决书及生效证明、张仕瑞和孟祥富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原告的观点，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为3年。原告的三张支票上加盖了张保庆、许海洪、张仕瑞的公章，三人都是知情的，当时张保庆在原告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都是孟祥富代行的，支票款原告认为给了张保庆了，张保庆称他没有收到，到2016年5月原告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支票被许海洪取走72000元，被孟祥富取走140000元，三笔款项就是张保庆的分红款，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许海洪和孟祥富给到张保庆手中，在张保庆起诉的案件原告败了诉。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2016年5月份张保庆起诉公司盈余纠纷时，原告的权利受侵害时计算。本案实际是张保庆后来的家庭财产分配不均导致的，2010年张保庆与孟祥富女儿离婚了，产生了纠纷。许海洪和孟祥富没有法定理由和依据取得三张支票款项，要求二被告返还。最初款项是给到的张保庆，后来三被告合作僵化以及张保庆的家庭矛盾纠纷导致了原告的款项不知去向，如果三被告无法说清款在谁手中，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并且按年利率6%计算。被告张保庆的观点，三张支票与张保庆主张的分红款没有关联性，但张保庆没收到任何一笔款，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收。原告的支票为2010年，原告起诉的是不当得利纠纷，已超过诉讼时效。孟祥富协助张保庆处理过一些问题，但是取款问题上从来没收有委托过孟祥富取款。许海洪的证据：衡运公司股东解散合同书（合同第一条，股东张保庆从公司分红158000元，并取得公司卖出款的三分之一为53000元。共计支走212000元）、2010年5月27日协议、昊融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法定代表人孟祥富）。用以证明孟祥富所给的支票款项用途。许海洪的观点，诉讼时效应当从支票的时间2010年5月计算，张保庆一直没应当从张保庆那里取回来，不应当找我，我当时也是衡运公司的股东之一，158000元的分红款加53000元卖设备的款共计211000元，这三张支票就是当年张保庆的分红款。我在2010年5月21日收到72000元的现金支票，是我和孟祥富开东莞市昊融五金模具有限公司时，孟祥富给的设备款。本来是张保庆找我开的公司，后来因为张保庆没时间管理，让其岳父孟祥富和我一起经营管理，孟祥富给了我这张支票外加8000元现金，共计出资了80000元。孟祥富提交的证据为：夏建宇证言，证明孟祥富帮张保庆代管五金公司（证人未出庭作证）。孟祥富的观点:孟祥富没有不当得利的事实，早已完成职务行为，将经手的两笔涉案款项交付于张保庆。当时本人是张保庆的岳父，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受托服从于张保庆的指令。支票支款期限为10天，如果10天后没有给付张保庆，张保庆必然会及时索要，但事过八年，张保庆从来没有主张过。给许海洪的那张支票是张保庆让我给许海洪的。我既不应是被告，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我作为管理人员，一切行为都受张保庆支配。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查明：涉案的三张支票分别为：2010年5月21日出票金额为72000元、2010年5月24日出票金额为70000元、2010年5月26日出票金额为70000元，收款人均为衡运公司，用途均为“备用金”，支票上均加盖了衡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张仕瑞、许海洪、张保庆三人的印章。2010年5月21日支票的被背书人处盖有衡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许海洪签字确认；2010年5月24日、5月26日支票的被背书人处均盖有衡运公司和孟祥富签字确认。许海洪、张仕瑞、张保庆原系衡运公司的股东。2016年5月6日，张保庆以公司盈余分配为由起诉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要求许海洪、张仕瑞、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分红158000元。经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5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限被告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张保庆支付分红款158000元；二、驳回原告张保庆的其他诉讼请求。理由为，三被告主张衡运公司已支付张保庆分红款158000元，应承担举证责任；支票的收款人和被背书人均非张保庆，无法证明实际的收款人是张保庆。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276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原告衡运公司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2016年5月份原告起诉公司盈余纠纷时，原告的权利受侵害时计算。被告认为，原告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应从2010年5月开始计算。从原告及张保庆各自起诉案件的过程看，原告一直认为支票款是给了张保庆，至张保庆起诉公司盈余纠纷一案，原告才知道张保庆没有得到支票款，故诉讼时效应从原告接到张保庆起诉状开始计算为宜，三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票据上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单纯的金钱支付关系，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票据为必要。这就是票据的无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时许海洪是衡运公司的股东，孟祥富就职于衡运公司。涉案三张支票的出票人和收款人均是本公司，三张支票背书完整，亦加盖有衡运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衡运公司理应承担支票背书转让的法律后果；原告未举证将三张支票给付到谁手中，其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孟祥富和许海洪支取并占有上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的主张，与票据的无因性相矛盾，故原告主张三被告取得票据款项是不当得利的说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6元，由原告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有一、二审笔录等在卷在证。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称二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应该返还其款项的上诉理由，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查，涉案支票的出票人和收款人均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上诉人），支票本身显示背书完整，当时孟祥富就职于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许海洪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对于涉案支票的给付对象前后陈述不一致，且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三张支票实际给付到谁手中，基于支票是一种见票无条件支付的票据，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理据不足，故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6006元，由上诉人东莞市衡运模具五金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然审判员  姜瑞祥审判员  李 曼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