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正新，男，壮族，1970年10月22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卢某之父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连花，女，壮族，1970年4月5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卢某之母亲。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幸志贵，男，彝族，1979年1月22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述品，男，汉族，1961年10月17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亮，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世江，男，汉族，1968年6月24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世昌，男，汉族，1978年1月20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薛世江、薛世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宇，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连忠，男，汉族，1982年4月29日生，农民，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亮，富宁县新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卢正新、李连花、幸志贵因与被上诉人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唐述品提起上诉后，因其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本院依法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9年5月6日组织上诉人卢正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上诉人幸志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被上诉人唐述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亮，被上诉人薛世江、薛世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宇，被上诉人黄连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亮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正新、李连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幸志贵、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赔偿卢正新、李连花之子卢某死亡产生的各种经济损失134123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一审法院认定死者卢某的户口为农村户口，其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死者卢某于2016年1月开始就在广西省田林县租房居住，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应依法认定为城镇居民户口，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户口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死者卢某驾驶挖掘机从事路面的开挖、地基的平整等活动，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建筑活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建筑业是指专门从事土木工程、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生产部门，其产品是各自工厂、矿井、铁路、桥梁、港口、道路、管线、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死者卢某具有挖掘机驾驶资质，在本案中从事驾驶挖掘机修路工作，推倒旧房、平房屋地基。符合法律上关于建筑业“专门从事土木工程”的条件，应依法认定其从事的职业为法律规定的建筑业，据此应按建筑业标准计算。二、本案应当由幸志贵、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确定死者卢某承担30%的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判决错误。从本案发生的事实来看，死者卢某的死亡是因为执行雇主幸志贵指派的工作任务而导致。雇主幸志贵明知死者卢某驾驶的挖掘机是一台灯具毁坏的机器，在本案事故发生前，也曾一次又一次的在夜间安排执行其工作任务。2017年12月4日，雇主幸志贵又一次安排死者卢某执行其指派的工作任务，死者卢某虽是具备挖掘机驾驶资质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迫于雇主的工作指派，不得不执行雇主的指示，驾驶挖掘机前往那刀小组附近掏挖路面解救张宗亮。本案死者与幸志贵是雇佣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明确了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死者卢某完全听命于雇主幸志贵的指派，才去执行工作任务，因此，死者卢某自身并不存在过错，依法应由幸志贵、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作出死者卢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实属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的错误判决。三、一审判决认定死者的各项损失合计236692元，显失公平，与法律规定相悖。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计算标准建筑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5817元，丧葬费应为95688元÷2=47844元。退一步说，本案受害人即使不按照建筑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死亡赔偿金，因其本人长年在广西田林县租房生活，以从事挖掘机操作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根据该情况，按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而不应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卢正新、李连花的上诉请求。幸志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卢正新、李连花对幸志贵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幸志贵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仅仅是通过卢某的通话记录来推定幸志贵知情、许可同意卢某开挖机前往那刀小组挖路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结合全案证据可知，2017年12月4日15：00分左右，张宗亮、张盛恩拉沙经过那刀小组时，车被卡在距离大山小组一个多小时路程的那刀小组，唐述品知晓后便叫卢某开挖机去挖路，20：30分左右卢某开挖机来到那刀小组，开始挖路。以上情况属于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导致临时急救情况发生，幸志贵本人并不在大山小组，对此情况更无从所知，一审判决依据19：52：31的通话记录就据此推定是幸志贵的知情，于法无据。全案证据以及卢正新、李连花在一审法庭调查时均没有指出事发当天幸志贵对卢某开挖机去那刀小组挖路时是知情、同意的事实，幸志贵更不可能远在外地就能预知那刀小组会有车被陷就主动打电话安排卢某去挖路。依据常理，应当是卢某主动呼叫幸志贵征询幸志贵的同意，但通话记录显示的却是幸志贵主动呼叫卢某，并不是卢某主动呼叫幸志贵，而且通话时间是接近晚上8点钟，此时卢某已快到事发地点。因此，一审判决仅凭一份无法显示通话内容的通话记录就认定卢某开挖机去那刀挖路是幸志贵知情同意的，完全是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观做出了错误的矛盾的推断。2.唐述品辩称其在事发当天叫卢某开挖机去那刀小组挖路时告诉卢某关于工钱由双方老板协商，但其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发当天要求卢某告诉幸志贵，同时其辩称也无法证明事发当天卢某已经将上述情况告知幸志贵。幸志贵为了证明自己当天并不知情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薛世明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清晰的显示幸志贵对卢某开挖机外出那刀小组挖路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卢某也没有事先告诉幸志贵，直到事发以后薛世明才打电话告诉幸志贵，幸志贵才得知上述情况，故一审判决认定卢某在那刀小组的挖路行为是为幸志贵提供劳务，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虽记载幸志贵雇工的下午上下班时间是14时一18时，但是本案事发当天因为需要平地基的房主家房屋未拆完，故当天下午卢某仅做工一个小时就下班了，这个情况幸志贵和唐述品均陈述一致，也即当天卢某下班的时间不是18时而是15时，唐述品在一审庭审中还陈述事发当天卢某早早下班骑摩托出去玩了，后那刀小组车被陷其才打电话叫卢某去挖路，故卢某事发当天为幸志贵提供劳务的时间仅在15时前，提供劳务的地点仅在大山小组一村民家，那刀小组的施工不是幸志贵的指示安排，与幸志贵无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幸志贵不是本案适格责任主体。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是唐述品叫卢某开挖机去挖路，卢某与唐述品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庭审中已明确陷在那刀小组的车子是为黄连忠家建房需要所拉运的砂石料，薛世昌是承包黄连忠家的建房工程，事发当天被陷住的砂石料是为黄连忠和薛世昌的建房施工所用，且案发前其二人与唐述品共同在案发地点挖路，无果后便回家，但其二人也知道唐述品打电话让卢某开挖机来挖路。以上过程可以明显的看出卢某是为唐述品、黄连忠、薛世昌提供劳务，并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故唐述品、黄连忠、薛世昌应对卢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2.卢正新、李连花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卢某的死亡赔偿金能依据建筑行业的相关标准来进行赔偿，卢某的死亡赔偿应以农村标准计算。卢某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幸志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卢某私自开挖机离开大山小组去那刀小组挖路死亡的后果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支持幸志贵的上诉请求。针对卢正新、李连花及幸志贵的上诉，唐述品辩称，一审法院遗漏追加张宗亮和张盛恩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审理程序不合法。二审法院应撤销一审判决，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追加张宗亮和张盛恩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所以对案件事实没有查清和查明真相。一审判决认定唐述品与受害者卢某形成劳务关系，卢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到事故死亡，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该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2018年3月29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追加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等人，更应该追加张宗亮和张盛恩而不予追加，并在2018年7月5日开庭审理时，唐述品要求追加张宗亮和张盛恩作为该案的共同被告，而一审却不予追加。事发当天因车子被陷在路上之后，期间，张宗亮和张盛恩与幸志贵及儿子（幸维鹏）和卢某之间有通话记录。如果把路挖通给车子通过，张宗亮和张盛恩二人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更是在事故现场的唯一在场人和指挥作业施工人（存疑），一审没有对张宗亮和张盛恩二人与幸志贵及儿子（幸维鹏）和卢某的通话记录清单进行查实，明显无法查实案情，二审应该发回重审。一审仅凭张宗亮和张盛恩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法院调查笔录，就听二人的片面之词，就认定唐述品与卢某存在劳务关系，认定错误。本案中幸志贵与卢某的雇佣关系是事实，并不是唐述品和卢某隐瞒幸志贵偷偷的把挖掘机驾驶到那刀挖路，所得的收益都归卢某和幸志贵所有。唐述品知道车子被陷在路上后，张宗亮叫其帮找挖掘机去挖路，唐述品才电话告诉受害者卢某，让其与幸志贵联系是否准许去挖路。在挖掘机没有出发之前，幸志贵的侄儿子梁光成驾驶皮卡车拉柴油给挖掘机加满后，挖掘机才行驶出发。期间卢某在驾驶挖机行程路途中，在l9时52分31秒幸志贵与卢某通电话长达6分15秒。20时30分卢某海驾驶的挖掘机才到达现场。从始发地到达事故发生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夜间行驶，加之在挖掘机没有照明灯的情况下施工，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责任在于挖掘机的所有权人及挖掘机存在缺陷，机主指使受害人夜间加班多收益，应承担该案的全部责任。而受害卢某海与唐述品自电话联系后，幸志贵的侄儿子梁光成驾驶皮卡车拉柴油给挖掘机加油期间，唐述品和受害人之间没有形成任何的劳务关系，对挖掘机施工得的利益无关系，对帮工方面更加没有关系，故不应承担责任。假如有连带承担责任的话，也应该是张宗亮和张盛恩二人承担责任，他们才是受益者和劳务者及帮工者，更是在场所见者和唯一指挥者，只凭张宗亮、张盛恩2人的口供称“拉沙导致路不通，由唐述品来负责修路”等之词是无依据的，那么远的路，唐述品与张宗亮、张盛恩不存在互利收益关系，不可能去修路。事发当天张宗亮和张盛恩所拉的砂石并不是为唐述品及弟唐述德所拉，而是附近村急需所拉的砂石建房，唐述品与张宗亮、张盛恩并不存在书面或口头合同关系，或者合伙拉砂关系，唐述品更没有从中赚取费用，也没有安排薛世昌、黄连忠去那刀等待车子给二人带路及携带锄头、铁铲等工具去挖路，薛世昌、黄连忠需急用砂石才自带工具去修路而已。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唐述品卢某海是劳务关系，缺乏证据，其不追加张宗亮和张盛恩为共同被告，也没有查清张宗亮和张盛恩与幸志贵及儿子幸维鹏卢某海期间的通话情况，审理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唐述品不承担任何责任。薛世江、薛世昌辩称，一审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薛世江、薛世昌二人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不承担责任的事实清楚，恳请二审法院对薛世江、薛世昌的责任维持一审判决。2017年10月，邻村黄连忠联系薛世昌给他建房，口头约定包工包料。但那段时间因连日下雨路滑，材料拉不来，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动工。案发那天，邻村唐述品跟薛世昌说“已请人拉了两车砂，拉到你做工那里每方190元你该要”？薛世昌说要。但是车主拉沙到“那刀”那里路不通。当时薛世昌拉骡子去卖时走到那里正碰他们挖路，出于好心也帮挖了一下，无法挖通，这样拉砂司机就说他们自己联系挖机来挖路，所以薛世昌就离开现场了。挖机什么时候来到现场，怎么发生事故薛世昌根本不知道。而薛世江是薛世昌的工人，因那段时间连日下雨，材料拉不到位，无法动工，因此那段时间薛世江是在平东村张信华家做工，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综上，该案自始自终与薛世昌、薛世江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责任，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薛世江、薛世昌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并且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不是第三人，恳请二法院对薛世江、薛世昌的责任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黄连忠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受害卢某海为农村户口符合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理由是卢某海本人是居住在富宁县那能乡那吉村民委渭母小组，确实是农村户口的事实，而一审时卢正新、李连花仅卢某海在广西省田林县租房的一份租房合同作为城镇户口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城镇户口条件，且该证据是复印件，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上均不能确定。因此，卢正新、李连花仅凭该证据来证卢某海为城镇户口的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判卢某海为农村户口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认定黄连忠与受害卢某海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判决黄连忠不承卢某海死亡的任何赔偿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因为，2017年12月4日张宗亮等二人的车辆所运输的砂石料是否是为黄连忠建房所运，黄连忠并不知道，只是听薛世昌说有拉砂车辆进村，需要人工到路上等待张宗亮、张盛恩带路，顺便携带锄头等工具到那刀小组以防半路车辆陷住时需要维修车辆不能通过的路段，黄连忠因此一同到路上一起修路，又没有提出或主张卢某海开挖机来修路。再说事发后，张宗亮等二人所拉的砂石料也没有拉给薛世昌为黄连忠建房所用。因此卢某海的死亡事故确实与黄连忠无关。至于幸志贵提出的第一部分的上诉理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与黄连忠无关，黄连忠对该问题不予答辩。就对幸志贵提出的第二部分的上诉理由，即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作出答辩。黄连忠认为幸志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幸志贵以本案受害卢某海在2017年12月4日开挖机去挖路，是为黄连忠建房需要所拉砂石料、薛世昌是承包黄连忠的建房工程，事发当天被陷住运输砂石料的车是为黄连忠和薛世昌的建房所用，且案发前二人与唐述品共同在案发地点挖路，无果后便回家，但其二人也知道唐述品打电话卢某海开挖机来挖路，就卢某海是为唐述品、黄连忠、薛世昌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为由，给黄连忠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的。虽然，在当天黄连忠一起到拉砂车辆被陷住的路上挖路，但该拉砂的车辆并不是给黄连忠的，黄连忠一起去挖路，是因薛世昌说为了将来好拉黄连忠家所需的材料而一起挖路的。而且事发后，2018年12月4日，张宗亮、张盛恩两辆车所拉的砂石料也并没有拉给黄连忠，也不知道拉给谁用，黄连忠一概不知。再说，黄连忠需建的房屋已经包给薛世昌承建。所以，本案受害卢某海的死亡赔偿责任由谁承担与黄连忠无关，一审法院判决黄连忠不承卢某海因此死亡的赔偿责任是合理合法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以上卢正新、李连花、幸志贵要求黄连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无理请求。卢正新、李连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幸志贵、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赔偿卢正新、李连花各种经济损失688292元（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赔偿13412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11月13日，幸志贵雇请卢正新、李连花的儿卢某海为其开挖掘机，约定月工资4000元，每天工作8小时，即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八小时以外如果需要加班经幸志贵同意就加班。（二）唐述品的兄弟唐述德需要在大山小组建盖房子，因唐述德身患残疾，唐述品因此为其弟唐述德联系拉砂石料。（三）张宗亮、张盛恩系广西田林县六隆镇六隆村委会岩亨屯人，个体运输户，唐述品通过刘康认识张宗亮。（四）阿用乡者兰村委会渭贵小组村民黄连忠在本村小组建房，以62000元价格包工包料全部承包给薛世昌施工建房，薛世昌雇请薛世江为其砌砖等。（五卢某海受雇于幸志贵后于阿用乡者兰村委会大山小组驾驶挖机为多家村民平整地基，期间曾经在唐述品家吃住过，卢某海较为熟悉。2017年12月2日，唐述品电话联系张宗亮拉砂石料，张宗亮因担心道路不通畅难以运输，先到大山小组查看路面情况，张宗亮到大山小组查看路况时唐述品与张宗亮谈好砂石料含运费价钱后，并向张宗亮表示如果半路上路不通的话唐述品一方负责修路，保证张宗亮拉砂到大山小组。2017年12月4日，张宗亮与张盛恩各自驾驶一辆货车从广西高隆镇一石场拉运砂石料前往富宁县阿用乡者兰村委会大山小组，当日15时许，张宗亮与张盛恩所驾驶的两辆车到达者兰村委会那刀小组附近的公路上时，张宗亮所驾车辆陷在路上的沟凹处不能前进，经黄连忠和薛世昌带锄头、铁铲在现场人工掏挖折腾许久后，所陷车辆仍然不能解脱前行，张宗亮电话告知唐述品车辆已经在路上陷住不能前行。16时58分许，唐述品电话联卢某海，告卢某海在那刀小组附近公路上有拉砂的货车陷在路上，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后前去帮忙掏挖解救被困车辆卢某海答应后，唐述品告诉张宗亮、薛世昌、黄连忠说等下有挖机前去帮挖，让张宗亮、张盛恩现场等待，薛世昌、黄连忠也先回村吃晚饭。17时过后，幸志贵派其侄儿梁光成驾驶皮卡车拉柴油到大山小组附近卢某海所驾的挖掘机加注柴油，加完柴油后18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离开大山小组前去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的地方。19时52分31秒，幸志贵卢某海电话联系，通话时长6分钟15秒，20时30分许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到达现场并开始掏挖张宗亮车辆陷住的路坎脚一侧路面，挖至21时20分许仍然无进展卢某海改挖路坎下方一侧，21时30分许，挖机侧翻下路坎下方沟边卢某海被挖掘机压在下面，张宗亮、张盛恩下到沟边并进行施救，最终无力施救后张宗亮报警，阿用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会同阿用卫生院医务人员赶赴事故现场，经查验，确卢某海已经死亡。事发后，唐述品拒绝到场协商处理，幸志贵自愿先行支付给卢正新、李连花50000元丧葬费用于处理后事。此后，双方对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为此，卢正新、李连花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2017年12月4日晚18时至20时30分的时间段内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前往那刀小组附近掏挖路面解救张宗亮被困车辆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问题。首先卢某海是幸志贵的雇员，双方曾约定雇员所从事雇佣活动的事项及时间都是雇主幸志贵安排和指示，8小时以外需要加班的在征得雇主同意后就可进行；其次，2017年12月4日下午16时58分许，唐述品电话联卢某海，告卢某海在那刀小组附近公路上有拉砂的货车陷在路上，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后前去帮忙掏挖解救被困车辆卢某海在幸志贵派其侄儿梁光成给挖掘机加油后前往那刀小组，途中，19时52分31秒，幸志贵卢某海通话时长6分钟15秒，通话结束卢某海继续前去，那刀小组距离大山小组较远，车辆行驶约需一个多小时，且是晚上天黑时分卢某海前往掏挖解救被困车辆行为完全是在征得雇主幸志贵的许可下进行。综合以上事实卢某海是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幸志贵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关于唐述品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因张宗亮、张盛恩是为唐述品请求拉砂石料，且唐述品曾表示负责道路畅通，如果半路上出现道路不通畅时就负责修路保证砂石料能运送到大山小组，在2017年12月4日下午张宗亮、张盛恩拉运砂石料的车辆陷在半路时，唐述品联卢某海前去帮忙掏挖路卢某海与唐述品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卢某海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事故死亡，唐述品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三，关于薛世昌、薛世江、黄连忠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2017年12月4日下午，薛世昌、黄连忠应唐述品的要求到那刀小组等待为张宗亮、张盛恩带路，顺便携带锄头、铁铲到那刀小组以防半路车辆陷住解救之需，只为下一步拉砂石料建房做准备，其卢某海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薛世江受雇于薛世昌，2017年12月4卢某海的死亡与其薛世江无关联，为此，薛世江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张宗亮与张盛恩应否作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因张宗亮、张盛恩从始至终并不认卢某海卢某海前去掏挖路面也非张宗亮、张盛恩的要求，而张宗亮、张盛恩的拉砂行为卢某海的掏车行为都是为唐述品而为，故张宗亮、张盛恩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卢某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挖掘机驾驶资质，对夜晚施工本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但其在该挖掘机灯具毁坏、光线昏暗情况下，仍然在夜间冒险作业，未尽到注意和谨慎义务，对事故后卢某海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第六，关于本案的赔偿计算标准问题。首先，卢正新、李连花主张按建筑业标准计算，所谓建筑业是指专门从事土木工程、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生产部门，其产品是各种工厂、矿井、铁路、桥梁、港口、道路、管线、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卢某海驾驶挖掘机从事路面的开挖、地基的平整等活动，不属法律意义上的建筑活动，所从事的职业并非法律规定的建筑业，因此，卢正新、李连花主张按建筑业标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本案中，卢正新、李连花除了提供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社会保障卡以外，并不能提供有卢某海属于城镇居民或者能够参照城镇居民户口计算的证据证明，而当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社会保障卡从其外在形式上看，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卡是一致的，因此，卢正新、李连花仅以此社会保障卡不足以证卢某海属于城镇居民或者能够参照城镇居民户口计算，故本案不能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综上卢某海全户人口属于农村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本案是多因一果造成的竞合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全案事实，各方的责任划分卢某海承担30%责任、幸志贵承担50%责任、唐述品承担20%责任较为适合。卢正新、李连花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卢正新、李连花未提供有关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卢正新、李连花所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现卢正新、李连花既要求死亡赔偿金，又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重复请求，本院在支持死亡赔偿金后不再支持精神抚慰金。卢正新、李连花主张的丧葬费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由幸志贵赔偿卢正新、李连花卢某海死亡的死亡赔偿金197240元、丧葬费39452元共计236692元的50%，合118346元，减除已付的50000元后，实际还应支付68346元；二、由唐述品赔偿卢正新、李连花卢某海死亡的死亡赔偿金197240元、丧葬费39452元共计236692元的20%，合47338.40元；三、薛世昌、薛世江、黄连忠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上列一、二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71元，由卢正新、李连花承担15421元，幸志贵承担860元，唐述品承担590元。二审期间，卢正新、李连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班某胜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卢某海在城镇居住生活，其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质证，幸志贵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法核实该证明的真实性，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并且证明内容、时间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发前连续一年居住、生活在城镇的事实。唐述品质证意见与幸志贵质证意见一致。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认为不了解出具证明人员的具体情况，不发表质证意见，放弃质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据此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除非有上述规定存在的情形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结合上述证据，出具证明内容的证班某胜未出庭作证，并且提供证据一方卢正新、李连花未说明证人未出庭的原因及不能出庭的事实依据，证人身份情况不明确，本院无法核实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2.证周某军出庭作证的证言，证人当庭陈述：“我卢某海是一起开挖机认识的卢某海从2012年起一直在广西务工，一起开挖机”。用以证明卢某海生前从2012年起一直从事挖掘机工作，所卢某海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质证，幸志贵不认可该证人证言，认为证周某军与卢正新是亲戚关系，证言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其陈卢某海生前一直与其在广西开挖机不是事实，本案事实卢某海生前在富宁大山小组开挖机。证言不能证卢某海生前连续居住、生活、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唐述品的质证意见与幸志贵质证意见一致。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证人证言。3.证黄某雷出庭作证的证言，证人当庭陈述：卢某海于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在我的工地上开挖机，工地在富宁县那能乡登合村委会，主要工作是林地开路、平整房屋地基”。用以证明卢某海生前从事挖掘机驾驶工作，其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质证，幸志贵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与死卢某海之间有利益关系，证人陈述的内容仅能证明死者生前在那能乡开挖机，不能证明死者连续一年在城镇生活、居住的事实。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认可该证人证言，无意见。本院认为，第2号和第3号证据系卢正海、李连花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两份证人证言与其一审提交的证卢某海驾驶挖掘机资格证、社会保障卡、当事人陈述及事发前幸志贵雇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工作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死卢某海生前从事驾驶挖掘机工作，从2012年开始就从事驾驶挖掘工作，曾经在证黄某雷建设工地上驾驶挖掘机，至事发前为幸志贵驾驶挖掘机。因此，本院确卢某海生前从事驾驶挖掘机工作，对上述两份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唐述品在二审中申请证盘某凤出庭作证，证人当庭陈述：“2017年12月1日当晚10点，我在那刀小组做工回去大山小组的路上遇到开挖机的人，还一同坐了挖机去唐述品家吃饭，我不知道开挖机的人叫什么名字”。用以证明：证盘某凤夜间亲眼看卢某海加班工作的事实。经质证，卢正新、李连花认可证人证言及证明观点。幸志贵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言内容不能证实事发当晚，幸志贵安卢某海加班的事实，且证言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实际上幸志贵的挖机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山小组。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对该证人证言无意见。本院认为，证盘某凤陈述关卢某海在2017年12月1日当晚加班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并且该证实内容与本案事发当天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以采信。幸志贵、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卢正新、李连花提出如下异议：一审认卢某海的上班时间有意见，认卢某海完全按照幸志贵的安排、指示工作，并没有确定“每天工作时间是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一审认定该工作时间没有事实依据。幸志贵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第15页认定“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后前去帮忙解救被困车辆”有异议，一审认定该事实没有证据证明；2.第16页对加注柴油的事实认定有异议，认为事发当天幸志贵派梁光成拉柴油去卢某海是下午15时左右，而不是17时，只是把柴油拉到大山小组，并没有加注柴油，也没有“加完柴油后18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离开大山小组前去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的地方”的事实。唐述品提出如下异议：对一审认卢某海上班时间有异议，认卢某海工作时间并不是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上班时间不限制，经常看卢某海晚上加班，其他异议内容与卢正新、李连花的异议内容一致。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异议。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针对卢正新、李连花及唐述品提出的异议，关卢某海生前上班时间的问题，根据一审中的证据即幸志贵申请证郭某峰出庭作证的证言郭某峰证实：“我曾经帮幸志贵开过挖机，每月工资5000元，上班时间为早上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超过这个时间段就不用加班，平时做工的地点都是在老板幸志贵的指示安排范围内进行，如果加班会跟老板电话联系，老板说加班就加班”。经质证，卢正新、李连花、唐述品认可该证言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幸志贵、薛世江、薛世昌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黄连忠不清楚上班及加班的具体情况。从证人证实的内容及当事人陈述的质证意见，能够证实作为幸志贵的雇员都是按雇主的指示、安排去完成工作的事实，一审确定的上班时间“每天工作8小时，即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虽仅有证郭某峰的证言，但其证言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该时间段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对于加班情况，证郭某峰也作了客观真实的陈述，即“如果加班会跟老板电话联系，老板说加班就加班”。对此，幸志贵认可该证言内容，并对一审认定“八小时以外如果需要加班经幸志贵同意就加班”的事实无异议。因此，一审认定卢某海每天工作8小时，即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八小时以外如果需要加班经幸志贵同意就加班”的事实有依据，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卢正新、李连花及唐述品提出的该项异议不成立。其次，针对幸志贵提出的异议，第1项异议，即关于一审判决第15页认定“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后前去帮忙解救被困车辆”的问题，幸志贵提出该事实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对此，本院经审查，事发当天16时58分许唐述品卢某海通话1分27秒是事实，一审中卢正新、李连花提交了通话清单。唐述品认可电话联卢某海，告卢某海在那刀小组附近公路上有拉砂的货车陷在路上，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唐述品卢某海在通话中，唐述品是否提出“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后前去帮忙掏挖解救被困车辆”的内容，唐述品认可卢某海提出该要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唐述品当时的通话内容中明确了该意思表示，但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陈述的内容，及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卢某海受雇于幸志贵后于阿用乡者兰村委会大山小组驾驶挖掘机为多家村民平整地基，期间曾经在唐述品家吃住过，卢某海较为熟悉”无异议的事实，由此说明唐述品知卢某海受雇于幸志贵驾驶挖掘机的事实，通话中卢某海联系老板符合常理。并结合事发当天幸志贵派其侄儿梁光成拉柴油去卢某海驾驶的挖掘机加柴油的事实，一审认定该事实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认定唐述品卢某海通话过程中卢某海联系老板幸志贵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第2项异议，幸志贵提出事发当天幸志贵派梁光成拉柴油去卢某海是下午15时左右，而不是17时，只是把柴油拉到大山小组，并没有加注柴油，也没有“加完柴油后18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离开大山小组前去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的地方”的事实。对于时间和加注柴油的问题，根据唐述品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事发当天下午3-4时左右，唐述品接到张宗亮电话后，就与幸志贵的侄儿梁光成一起来到大山小组，梁光成加油后试了挖机，梁光成打电话卢某海卢某海电话关机，梁光成就打电话给幸志贵，让他卢某海交电话费。后来联系卢某海卢某海来了之后，梁光成加完油在5点多离开了。我是4点多打电话卢某海，告卢某海有车陷在路上的。”一审认定该事实基于庭审中当事人唐述品的陈述，除幸志贵提出异议外，其他当事人均无异议，而幸志贵提出的时间是当天下午15时左右派其侄儿梁光成到大山小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幸志贵提出“只是把柴油拉到大山小组，并没有加注柴油”的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符，幸志贵的挖掘机当时在大山小组，不给挖掘机加注柴油，为何当时要将柴油运到大山小组，幸志贵并未陈述清楚运柴油到大山小组的用途，而给挖掘机加注柴油有唐述品在场亲自目睹。因此，幸志贵提出事发当天没有给挖掘机加注柴油的事实不成立。对于幸志贵提出也没有“加完柴油后18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离开大山小组前去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的地方”的事实，对此主张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前往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地的客观事实不符，实际卢某海确实驾驶挖掘机到事发地进行施救，并且在行程中幸志贵卢某海还通了电话，通话时长6分钟15秒。因此，幸志贵提出“事发当天没有派侄儿给挖掘机加注柴油，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前往事发地”的事实不成立。综上，幸志贵提出的上述两项异议均不成立。通过二审审理，本院除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外，根据本案二审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可的事实，本院补充认定如下法律事实：死卢某海生前从2012年开始就从事驾驶挖掘机操作工作至2017年12月4日。事发时卢某海为幸志贵驾驶挖掘机。在本案事发前，幸志贵雇卢某海驾驶的挖掘机的灯具已损坏，在事发当晚卢某海夜间作业时，该挖掘机没有灯光照明。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本案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应否追加诉讼当事人？2.死卢某海于事发当天到事故现场进行作业，是否系雇主幸志贵的指示、安排，即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损害？3.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受害卢某海与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幸志贵与唐述品之间的法律关系？4.如何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5.受害卢某海的死亡赔偿金按何种标准确定？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应否追加诉讼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唐述品提出本案应当追加案外人张宗亮、张盛恩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认为张宗亮、张盛恩是被解救车辆一方，是施救的受益人，应当对死卢某海承担赔偿责任。该主张是否成立，张宗亮、张盛恩应否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受益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受益人是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并且须由受害人一方请求补偿。本案中，赔偿权利人卢正新、李连花并没有请求张宗亮、张盛恩作为受益人对受害卢某海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并且，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未提交证据证明张宗亮、张盛恩是发生本案事故的侵权人。综上，本案不应追加张宗亮、张盛恩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没有遗漏诉讼当事人，唐述品主张应将作为受益人的张宗亮、张盛恩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并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因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死卢某海于事发当天到事故现场进行作业，是否系雇主幸志贵的指示、安排，即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损害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唐述品对死卢某海的情况较为熟悉，知卢某海生前受雇于幸志贵驾驶挖掘机的事实。事发当天，唐述品电话联卢某海，卢某海向老板（幸志贵）请示前去车辆被陷地帮助掏挖，从本案证据通话清单来看，唐述品卢某海通话的时间是当天下午16时58分通话1分27秒。从以下情况认卢某海前往事发地解救车辆，是否经过幸志贵同意，其一，唐述品告诉张宗亮、薛世昌、黄连忠有挖机前去帮挖，因当时薛世昌、黄连忠用锄头、铁铲在场掏挖无效，唐述品就告诉了上述张宗亮等人有挖机前去帮挖。由此说卢某海当时同意前去解救的事实。其二，唐述品电话联卢某海时，挖机停在大山小组附近。17时过后，幸志贵派其侄儿梁光成驾驶皮卡车运柴油到大山小组附近卢某海所驾驶的挖机加注柴油，加完柴油后18时卢某海驾驶挖掘机离开大山小组前去那刀小组附近车辆陷住的地方。上述事实说明，幸志贵知卢某海前往事发地对被困车辆进行施救的情况。其三，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前往事发地过程中，幸志贵于19时52分31秒打电话卢某海，通话时长6分钟15秒。幸志贵主张的通话内容只是幸志贵询卢某海当天白天做工情况，虽然通话具体内容现无法核实，但一般情况下，作为雇主的幸志贵在向雇卢某海了解做工情况中，不可能仅限于白天做工情况。双方通话中不可能对正在前往目的地并将要实施的工作置之不理，通话内容应该有所涉及此情况才符合常理。并且幸志贵也没有证据证卢某海有意隐瞒该情况的事实，其主张不知情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以上事实，本院认定作为雇员卢某海驾驶挖掘机前往事发地解救车辆，是经过雇主幸志贵同意、指示的，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损害，本院予以认定。三、关于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受害卢某海与唐述品、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幸志贵与唐述品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对卢某海与唐述品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事发当天，唐述品电话联卢某海前去事发地解救被陷车辆，但唐述品知卢某海受雇于幸志贵，是幸志贵雇请的雇员，从事驾驶挖掘机操作作业工作。因唐述品熟卢某海，联卢某海并提出让他请示雇主同意前往解救卢某海前往事发地操作排除障碍，是受雇主幸志贵的同意、指示安排前往卢某海是为了完成雇佣活动履行职务，与幸志贵之间是雇佣关系卢某海与唐述品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其次，对卢某海与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薛世昌、黄连忠卢某海都是为被陷车辆进行施救的人员，薛世昌、黄连忠在事发当天下午先用锄头、铁铲进行人工掏挖无效果；事发当晚卢某海驾驶挖掘机进行作业，对被陷车辆进行施救。由此，薛世昌、黄连忠卢某海先后对被困车辆进行施救，各自之间不存在联系。因此卢某海与薛世昌、黄连忠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薛世江是薛世昌雇请为其砌砖的工人，卢某海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再次，对于幸志贵与唐述品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通过审理已查明在本案事发之前，唐述品于2017年12月2日电话联系张宗亮运输砂石料，在张宗亮到实地查看路况时，唐述品向张宗亮承诺由唐述品一方负责修路，保证张宗亮运输砂石料到大山小组。事发当天即12月4日，张宗亮的车辆陷进路面沟凹处不能前进，唐述品联卢某海用挖掘机施救被困车辆，其行为是履行张宗亮运输砂石料过程中保证道路畅通的义务，该义务属于唐述品与张宗亮之间的关系，系被施救一方的内部关系。相对于施救一方来言，此时唐述品对外代表被施救一方向施救一方请求施救。相对于被施救一方来言，幸志贵对外才代表施救一方对被困车辆进行施工解救，只不过施工解救的方式是指示、安排其雇卢某海驾驶挖掘机进行施工卢某海到事发地进行施工解救，是为了履行其与雇主幸志贵之间的雇佣关系中的职务行为。因此，幸志贵与唐述品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幸志贵是提供劳务一方，唐述品是接受劳务一方，本院予以认定。一审认卢某海与唐述品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如何确定各方当事人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认定卢某海因在对被困车辆施救过程中死亡，其施救行为系其从事雇佣活动中的行为，作为雇主的幸志贵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唐述品作为被施救一方，幸志贵作为施救一方，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唐述品在本案中也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当时施工现场情况来看，幸志贵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同卢某海到现场进行施救，但本人未到现场进行指挥，并且施救的挖掘机灯坏了，当晚没有灯光。幸志贵在明知挖掘机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指卢某海夜间作业，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幸志贵对其雇员施工未尽到安全防护义务及监督管理职责，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80%。唐述品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也未到现场进行查看，没有对施救一方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本案中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即20%。在幸志贵承担的80%责任中，作为其雇员卢某海明知挖掘机没有灯光，在夜间作业时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在幸志贵承担的80%责任中应卢某海承担一半的责任，卢某海在本案中承担40%的责任，幸志贵承担40%。综上，本案责任主体是幸志贵、唐述品卢某海本人，幸志贵40%、唐述品20%卢某海40%。五、关于受害卢某海的死亡赔偿金按何种标准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卢某海生前虽然系农村户口，但其长期从事驾驶挖掘机工作直至事发时，工作地点具有不特定性，其主要收入来源并不依靠务农。参照《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关于侵权责任法实施中的相关问题第8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受害人卢某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从事操作挖掘机工作，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卢正新、李连花在本案一审中主张按照《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建筑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7758元计算，因卢某生前从事驾驶挖掘机工作，并非建筑行业，其主张按照建筑业计算死亡赔偿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确定卢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1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28611元×20年=572220元。根据以上分析认定，本院认定本案卢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赔偿范围及数额：1.死亡赔偿金572220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此，丧葬费为78904元÷2=39452元。除此，卢正新、李连花在一审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卢正新、李连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一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精神抚慰金，一审不予支持，卢正新、李连花在上诉中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卢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赔偿范围及数额为：死亡赔偿金572220元、丧葬费39452元，总计611672元。按照上述确定的责任比例，幸志贵承担611672元×40%=244668.8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0元，实际还应向卢正新、李连花赔偿194668.8元。唐述品承担611672元×20%=122334.4元。余下部分由卢某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卢正新、李连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幸志贵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10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薛世江、薛世昌、黄连忠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撤销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1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幸志贵赔偿卢正新、李连花因卢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197240元、丧葬费39452元共计236692元的50%，合118346元，减除已付的50000元后，实际还应支付68346元”；第二项即“由唐述品赔偿卢正新、李连花因卢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197240元、丧葬费39452元共计236692元的20%，合47338.40元。三、由幸志贵向卢正新、李连花赔偿因卢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244668.80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0元，实际还应支付194668.8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由唐述品向卢正新、李连花赔偿因卢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22334.4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871元，由卢正新、李连花负担12822元，由幸志贵负担2470元，由唐述品负担15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871元，由卢正新、李连花负担12822元，由幸志贵负担2470元，由唐述品负担15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