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924号原告：孙某1，男，195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少先，北京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2，男，197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韩某，女，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石某，女，197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孙某1（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孙某2、韩某、石某（以下合述时简称三被告，分述时分别简称姓名）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少先、三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自2018年1月起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3500元，将来如遇原告住院或有重大支出，三被告平均分摊费用。事实和理由：孙某2、韩某系原告与前妻王某所生之子女，后原告与王某经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石某系白某与前夫所生之女，石某的生父于1983年去世。原告与白某于1984年经人介绍相识，1984年就开始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二人带着三被告共同在北京市朝阳区149号生活，直至三被告各自成家立业。现原告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三被告赡养。孙某2辩称，我不同意给原告那么多赡养费，原告的护工费是我付的，我同意每个月给3000元赡养费，但我要求把我之前交的护工费从我应当负担的赡养费中扣除。护工费一个月5500元，从2018年1月到现在10个月的护工费都是我付的。我在文化公司做职员，月收入大概六、七千元。原告给石某花钱最多，给她买车、买电脑、考驾照、办婚礼、给份子钱、装修房子，石某去安徽后，原告都是我照顾，石某付出最少，所以我认为石某应该承担较多的赡养费。韩某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每月3500元的赡养费，原告对三被告的付出是不一样的，对我的付出是最少的，对石某的付出是最多的。父亲给石某买了车，买了电脑，供她上学，供她考驾照，她结婚以后住安徽原告还给她每月800元的生活费，石某基本上没有照顾过原告，都是我带着白某和原告看病。三被告都应该给赡养费，但我的数额应该最少。我现在没有固定工作，月收入约3000元。石某辩称，不同意给赡养费。原告和我母亲白某是2010年5月12日登记结婚，我那时候已经成人，而且我2008年就结婚了，没有跟原告形成抚养关系。1984年的时候，原告只是在我们家住而已，当时是有人给白某介绍了原告想让原告跟白某再组织家庭，但是白某没有同意。原因是第一白某没有看上原告，第二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白某跟王四营乡有一个协议，约定只要白某不改嫁或者不招夫，王四营乡就会供养我到18岁，所以白某说，为了我，为了让王四营乡供养我到18岁，白某肯定不会跟别人在一起。后来原告有一天过来了说他们那边的房子拆迁，他没地方住，想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就这样住下来了。后来白某也让他走过，但他一直不走，原告在我们家住了很久，从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住在我家东厢房。原告从来没有给我买过车，原告也没有给我花过钱，我结婚原告给过2000元份子钱。我做文员工作，月收入有时3500元，有时4000元。白某现在在天津生活，没有和原告共同生活，这是白某的意愿，白某不想跟原告一起生活。因为拆迁要腾房的时候，我们让原告跟我们一起走，但是他不走，然后我们就先走了，在这过程中，白某给原告打电话让他来天津共同生活，但原告不来。白某生活的地方是天津我小姨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中，原告提交（2011）朝民初字第17866号案件卷宗复印件，该案系孙某2、韩某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起诉本案原告、白某、石某的案件。上述案件卷宗材料显示，孙某1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孙某2、韩某系二人之子女，孙某1与王某于1978年3月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白某与石某2原系夫妻关系，石某系二人之独生女，石某2于1983年7月17日去世。白某、孙某1于2010年5月12日登记结婚。在该案谈话笔录中，白某、孙某1称，其二人自1985年开始同居生活，一直生活在双方建造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49号院内的房屋里，后于2010年5月12日登记结婚，此前一直生活在一起；三被告在笔录中对白某、孙某1的上述陈述表示认可。庭审中，石某称其在上述案件中是为了让孙某2、韩某能分到房子才认可了白某、原告关于自1985年就开始共同生活的陈述，但实际上原告与其并未形成抚养关系。石某提交白某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人民公社官庄生产大队等于1983年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因其父石某2因公殉职，生产队承诺，若白某不再婚，生产队将每月出资20元抚养石某至其成年，故白某在石某成年之前不可能与原告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其与原告也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石某提交白某向我院出具的声明，称石某系由白某及白某的妹妹白某2共同抚养成人，其他人未参与抚养石某，白某与原告在2010年5月12日登记结婚之前无任何关系。原告、孙某2、韩某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拍摄于1985年、1991年的全家福照片、孙某1与白某共同生活期间的照片、石某结婚时的照片等，拟证明其与白某1985年以来就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石某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原告的日常开支情况，原告提交王四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票据等，拟证明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病等，每月都有约2000元的医药费支出。原告腿脚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因此聘请护工护理，每月需支出护工费用5500元。此外，原告还有每月约3000元的生活费支出。经询，原告称其每月有3000余元的退休金收入。关于原告所称的护工费用，孙某2表示自2018年1月至10月的护工费用均系其出资支付，其要求将其支付的护工费用从其应付的赡养费中扣除。经孙某2申请，本院通知护工赵某出庭作证。赵某到庭后表示，系孙某2找其来照顾原告，孙某2每月支付给他5500元报酬，时间是从2018年1月开始。经询，原告对于孙某2主张的其交纳了护工费用的事实表示认可。关于三被告的收入情况，孙某2提交加美顺达（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称孙某2系该公司员工，月工资6000元，其公司采用绩效制工资，现金形式发放。韩某称其没有固定工作，月收入约3000元。石某提交北京德茂智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称石某系其公司离职员工，在职期间2017年1月至7月（业务岗）每月工资5000元，由于工作能力无法达到公司销售岗位要求，长期不能完成销售业绩，故于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调为文员岗，月工资3000元，其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石某另提交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北京市洛西特灯光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自2018年10月起向其支付工资，该月工资数额为3617.14元，石某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工资收入分别为5017.14元、5017.14元、5017.14元、5060.79元、5060.79元。本院认为，原告与白某虽于2010年5月12日才登记结婚，但根据其二人在（2011）朝民初字第17866号案件中的陈述、石某对该二人陈述的认可以及原告提交的照片等证据，本院可以认定原告与白某自1985年就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原告对石某亦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原告与白某登记结婚后，石某在法律上成为原告的继女。三被告作为原告的成年子女，对原告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现原告患有多种疾病，日常开支已经超过其收入，生活较为困难，有权要求三被告给付赡养费。但赡养费的金额应根据原告的实际生活需要、收入状况以及三被告的经济收入、负担能力等综合确定。结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三被告每人每月应支付的赡养费以1800元为宜。考虑到原告自2018年1月其开始聘请护工护理，故本院确定三被告赡养费的支付期限自2018年1月起计算。因2018年1月至10月期间的护工费55000元均系孙某2支付，故孙某2应负担的赡养费应从其已经支付的护工费用中扣除。经计算，孙某2应于2020年7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000元，并自2020年8月起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8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upd=1"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某、石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孙某1二○一八年一月至二○一九年四月期间的赡养费各28800元；二、被告韩某、石某自二○一九年五月起每人每月支付原告孙某1赡养费1800元；三、被告孙某2于二○二○年七月支付原告孙某1赡养费1000元，并自二○二○年八月起，每月支付原告孙某1赡养费1800元；四、驳回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16元（已交纳）、被告孙某2、韩某、石某各负担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靓人民陪审员  林克仙人民陪审员  杜素玲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