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4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1，女，193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勤力，系杜某1之子，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浩，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男，195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莉，朱某1之女。公民身份证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5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女，195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4，男，195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5，女，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2，男，194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女，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3，男，194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4，男，195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5，女，195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6，女，195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女，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7，女，196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好，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以下简称朱某1等5人）、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7（以下简称杜某2等6人）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8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杜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案涉《武汉市民有房屋卡片》出自武汉市房地部门，卡片制作时间是1956年10月24日，是诉争房屋唯一的正式产权登记，应当是认定诉争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可靠凭证。2、杜某2等提交的土地使用证和关于土地使用证《说明》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据此认定诉争房屋为杜启东生前财产。3、证人郭某的证言、《共同建造房屋借墙共用契》、杜东启职工登记表均不能用以说明其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4、一审判决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致使本案进入再审的原因相悖。被上诉人朱某1等5人答辩称，同意杜某1的意见。被上诉人杜某2等6人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关于湖北省检察院抗诉的观点，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是案件定性的依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0220号民事判决，杜某2等6人对判决不服，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16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某2等6人对判决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鄂检民（行）监[2017]42000000069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民抗53号民事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18）鄂01民再9号民事裁定，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1611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0220号民事判决，发回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杜某1提出诉讼请求：1、杜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份额，朱某1等5人各享有十五分之一产权份额，杜某2等6人各享有十八分之一产权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方分摊。事实和理由：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保仁里**房屋系杜某1父母在解放前建造，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该房屋一直登记在母亲胡茂芝名下。解放后，该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但在房管部门有登记。母亲胡茂芝于1974年6月去世，膝下有一儿二女，儿子杜东启、女儿杜金香和杜某1。杜东启及其妻子已去世，杜东启有子女杜某2等6人。杜金香及其丈夫已去世，杜金香有子女朱某1等5人。依法定继承，杜某1对涉案房屋应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份额，望判如所请。朱某1等5人一审共同辩称，涉案房屋是解放前建造，一直由杜东启一家居住使用，杜东启对房屋做过维修，同意杜某1的意见。杜某2等6人一审共同辩称，涉案房屋是杜东启于1951年建造，有隔壁邻居共墙建造契为证，1992年杜东启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证合法有效，涉案房屋产权应当归杜东启所有。杜某1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该房屋归杜某2等6人所有。一审查明事实，杜某1与朱某1等5人及杜某2等6人系姨侄姑侄关系，朱某1等5人的母亲杜金香（2001年10月25日死亡，其夫朱连生2000年5月19日死亡）系杜某1的姐姐。杜某2等6人的父亲杜东启（2002年6月5日死亡，其妻胡菊英2010年11月14日死亡）系杜金香、杜某1的哥哥。胡茂芝（1974年6月死亡）系杜东启、杜金香、杜某1的母亲，其夫早年去世。坐落于本区××（××）房屋，根据民房卡片记载，房屋土地面积为3分5厘9毫，低砖1层，占地及建筑面积45.80平方米，建成年份1946年－1949年。在该卡片产权情况一栏记载“胡茂芝”，但该名字下，原填写的姓名因“胡茂芝”名字的覆盖已无法辨认；在职业一栏记载为“家务”，但该字迹的下方原填写的是“烟厂工人”；而在住址栏记载“同坐落”旁加盖非所有权人“朱连生”的私章。在备注栏中以印章的形式盖有“职员工人住宅”的印章。1951年4月，杜东启与邻居签订共墙协议，将房屋建成二层楼房并一直由其一家人居住。1954年，杜东启在兴汉烟草有限公司的职工卡片记载，其文化程度为“文盲”，现在“保仁里××号”，解放前土地情况“3斗6升”，解放后“全部交出”，直接负担亲属“母亲、爱人、儿女共计6人”，资产“瓦屋1栋”，工资收入“100分外7斗米”，其他收入“每月收房租8斗米”。1992年10月16日，武汉市土地管理局向杜东启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房屋拆迁双方发生纠纷。杜某1在重审中提交了《武汉市民有房屋卡片》，房屋现场照片复印件，房屋现场视频光盘，房屋现场环境平面图，徐振华的继承公证、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肖荣卿名下的房屋档案，武汉市江岸区地名领导办公室出具的保仁里地名更改证明，社区及派出所出具的门牌号“情况说明”，二审庭审笔录，杜某1档案登记及身份证，杜金香、朱连生墓碑证，朱某1等5人的身份证，杜东启及其妻的墓碑照片，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朱某1等5人未提交证据。杜某2等6人在重审中提交了《武昌市政府湖北城市土地登记处关于财政厅登记的名册》，武汉市志政权政协志，《武汉市民有房屋卡片》，保仁里11号共同建造房屋契约2份，兴汉烟草有限公司职工卡片，原一审庭审笔录，证人郭某的证言，国有土地使用证、2005年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江岸分局开具的证明，保仁里11号测绘税票、测绘图纸、江岸区房地局登记的所有人为杜东启的纳税薄，以证明其主张。重审中，杜某1对杜东启1951年建房无法确认，但承认杜家对房屋进行修缮。对杜东启1954年填写的职工卡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房屋是杜东启的。对《国有土地使用证》，认为“江岸区四唯街”、“杜东啟”的“啟”及四至记载有误，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朱某1等5人与杜某1质证意见一致。证人郭某证明“1944年大轰炸，这一片都成了废墟，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住在那里，杜家在我们来的时候，也是搭了栅子住在那里，解放后，我们参加工作了，杜家的房子就改建成了2层楼，面积多大，我们不清楚，这个房子是1950年底还是1951年初做的，当时做了二层楼，两个妹妹都出了嫁。”因杜某1未将《武昌市政府湖北城市土地登记处关于财政厅登记的名册》在重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故上述经当庭质证的证据中，与涉案房屋存在关联性的有《武汉市民有房屋卡片》，保仁里11号共同建造房屋契约2份，证人郭某证言，国有土地使用证、2005年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江岸分局开具的证明，一审法院向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江岸分局所做的调查笔录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一审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即涉案房屋是胡成芝遗产还是杜东启生前财产。涉案房屋属胡茂芝遗产的关键证据是民房卡片，但该卡片确实存在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一，该卡片记载的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与实际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面积48.99平方米不一致，如涉案房屋建于1951年，该卡片制于1956年10月24日，但登记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卡片中的多处改动出现矛盾；“朱连生”既不是建房人，也不是所有人，其在卡片中加盖私章行为存疑；民房卡片的备注栏中加盖有“职员工人住宅”的印章，此处印章未被更改，但胡茂芝并非职员工人身份。根据《共同建造房屋借墙共用契》，1951年4月，杜东启因家庭人多而将原房拆除重建二层楼房，并与邻居达成“共同建造房屋借墙共用契”，虽然契纸中出现了“杜东喜”的名字，但从杜家保有契纸原件及杜东启系文盲的事实，原代书人存在将“启”和“喜”听错或笔误的可能。结合证人证言，1944年大轰炸后，杜东启先在废墟上进行搭盖，解放后改建成二层楼房，该房屋为杜东启所建房屋。杜东启在兴汉烟草有限公司职工卡片登记于1954年，其中记载了家庭住址，解放前后拥有土地情况，杜东启直接负担的包括母亲在内的供养及资产情况。《国有土地使用证》是由国家机关颁发的，结合案涉调查笔录，足以说明其真实性。从证据的形式和内容看，杜某2等6人提交的证据更具有可信度，涉案房屋应为杜东启生前财产。综上，根据重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对证据的分析，坐落本区保仁里11号二层房屋由杜东启于1951年4月建成，并由杜东启一家居住至拆迁，胡茂芝作为杜东启的母亲在该房居住过并无不妥，民房卡片自身存在矛盾，不宜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据此认为房屋归胡茂芝，且国家于1992年向杜东启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杜某1起诉要求继承诉争房屋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杜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杜某1珍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根据杜金香1961年12月填写的职工登记表（档案资料）：1961年12月，杜金香在南洋烟厂工作，胡茂芝66岁，在家务家，与杜金香同住×华三里12号；杜东启40岁，住保元里**，在南洋烟厂工作。2、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鄂检民（行）监[2017]42000000069号民事抗诉书认为：认定“房屋保仁里××号号）的产权系胡茂芝所有”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原审证据，本案诉争房屋应为杜东启和胡茂芝家庭共有财产。……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案涉房屋的登记、建造及案涉“二层楼房”建成时杜东启已成家的实际情况，该房屋应属杜东启夫妇和胡茂芝共有，故本院酌定案涉“二层楼房”胡茂芝享有30%产权份额，其余部分胡茂芝不享有权利。胡茂芝死亡后，杜东启将该房屋登记至其名下，不影响胡茂芝的财产继承人对胡茂芝的遗产行使继承权，涉案房屋的30%产权份额应由其子女杜东启、杜金香杜某1珍法定继承，杜东启夫妇享有案涉房屋80%（10%+70%）、杜金香享有案涉房屋10%杜某1珍享有案涉房屋10%。杜东启、杜金香死亡后，相应继承份额由各自的子女转继承。综上杜某1珍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8187号民事判决；二、1956年10月24日武汉市江岸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武汉市民有房屋卡片上登记为三阳保仁里××号号房屋【即1992年10月16日武汉市土地管理局办理的岸国用（92）字第0007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上的房屋】杜某1珍享有10%产权份额朱某1保朱某2宝朱某3桂朱某4宝朱某5娣共同享有10%产权份额杜某2庚杜某3田杜某4有杜某5桂杜某6桂杜某7红共同享有80%产权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杜某1负担1,080元，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共同负担1,080元，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7共同负担8,640元。因此款杜某1已预交，故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7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某1支付各自应负担的款项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杜某1负担1,080元，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共同负担1,080元，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7共同负担8,640元。因此款杜某1已预交，故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杜某7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某1支付各自应负担的款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林锋审判员  骆朝辉审判员  方 红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晓曼书记员王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