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京行终23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福亮，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马彪，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震锋，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 委托代理人李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照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王福亮因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券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京01行初169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福亮的委托代理人马彪、丁震锋，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李娜、张照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证监会于2018年4月3日对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安州）及王福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26号，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广州安州管理和控制的29个产品，涉及32个证券账户（含普通账户和信用账户，以下简称广州安州账户组），在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4家公司股票分别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时，未依法履行报告、通知及公告义务。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一、对广州安州给予警告，并对其超比例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4只股票未依法披露的行为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合计处以120万元罚款；二、对王福亮给予警告，并对其作为广州安州前述4次超比例持股未依法披露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合计处以40万元罚款。王福亮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中针对王福亮的部分，并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关于“王福亮为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9日，证监会对王福亮涉嫌违法的事项向王福亮发送调查通知书。2017年10月19日，证监会向王福亮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王福亮签收后，要求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2017年11月14日，证监会向王福亮送达听证通知书。2017年12月27日，证监会召开听证会。王福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彪参加听证会。2018年4月3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被诉处罚决定查明如下事实： 一、广州安州控制使用广州安州账户组情况：广州安州账户组包括“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值优选1号证券投资基金”（含普通证券账户及信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号）、“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值优选2号证券投资基金”（含普通证券账户及信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安州优选2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7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1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1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2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2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5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5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7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8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安州价值优选多策略19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安州价值优选多策略2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安州价值优选多策略红枫22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安州价值优选23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23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25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信安州价值优选26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26号）、“银河资本－华泰证券－安州价值成长1期资产管理计划”“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值成长2期证券投资基金”“银河资本－银河证券－银河资本－安州1号资产管理计划”“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安州价值优选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河资本－银河证券－银河资本－安州3号资产管理计划”“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值优选5号证券投资基金”（含普通证券账户及信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安州优选5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8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8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9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9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3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3号）、“中信安州价值优选16号风险缓冲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州优选16号）、“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安州价值优选多策略20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中信安盈27号）、“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值成长3期证券投资基金”“银河资本－银河证券－银河资本－安州2号资产管理计划”“中融-汇富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7期）”（以下简称中融汇富1号）等上述29个产品开立的32个账户。 根据基金合同、投资操作协议、投资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以及相关证券、基金、信托等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安州产品的情况说明，广州安州实际控制了上述29个产品的投资和交易决策过程。除以惠州市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安州）作为投资顾问的安州优选8号、安州优选9号、安州优选13号、安州优选16号和以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福达）作为投资顾问的安州优选23号、安州优选26号、中信安盈27号外，广州安州账户组中的其他22个产品的基金管理人或投资顾问均为广州安州，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安州优选8号、安州优选9号、安州优选13号和安州优选16号等4个产品的投资操作协议中约定投资顾问为惠州安州，但实际上是由广州安州发起设立并管理，协议中约定的投资经理王福亮、吴泽融、熊某华、王某均为广州安州的员工。因这4个产品劣后级认购人是惠州安州介绍的，根据惠州安州与广州安州签订的《投资咨询协议》，投资顾问费的分配为广州安州占20%，惠州安州占80%，产品存续期间，惠州安州已将相应的投资顾问费支付给广州安州。安州优选23号、安州优选26号和中信安盈27号等3个产品的投资操作协议中约定广州福达为投资顾问，但实际上也是由广州安州发起设立并管理，协议中约定的投资经理王福亮、杨某、王某均为广州安州的员工。此外，根据中融汇富1号劣后级投资人范某定、惠州安州与广州安州签订的《关于中融-汇富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咨询协议》显示：广州安州及惠州安州均为中融汇富1号共同投资顾问；广州安州合规总监鲁某林提供的情况说明称中融汇富1号的投资顾问实际上是广州安州；同时，广州安州提供的产品管理表也显示中融汇富1号是其管理的产品之一。因此，惠州安州作为投资顾问的安州优选8号、安州优选9号、安州优选13号、安州优选16号和广州福达作为投资顾问的安州优选23号、安州优选26号、中信安盈27号以及中融汇富1号的实际投资顾问均为广州安州。广州安州作为上述29个产品的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或实际发挥投资顾问作用的管理人，实际控制了广州安州账户组的投资与交易决策过程。 二、广州安州控制广州安州账户组超比例持股情况 （一）“京山轻机” 2014年9月9日至2015年7月20日期间，广州安州账户组有3个交易日即2015年6月18日、6月19日、6月23日持有“京山轻机”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超过5%，具体为6月18日持有17576298股，占公司总股本5.09%，6月19日、6月23日持有17384698股，占公司总股本5.04%。 （二）“经纬纺机” 广州安州账户组在2015年6月4日持有“经纬纺机”为35394388股，占公司总股本5.03%。 （三）“苏州固锝” 2014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广州安州账户组在11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17日、2月26日、3月3日、3月6日、3月10日、3月11日、3月17日、3月19日、3月31日、4月1日、4月2日持有“苏州固锝”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其中在2015年3月3日持有39811039股，占比达到最高值5.47%。 （四）“中核钛白” 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11月26日期间，广州安州账户组在10个交易日即2015年1月19日至1月23日、2月27日、3月2日至4日、5月11日持有“中核钛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其中在2015年5月11日持有23928828股，占比达到最高值5.32%。 广州安州在其管理和控制账户组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股票超过各自总股本的5%时，未进行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 三、王福亮作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广州安州的经营管理和公司管理产品的投资交易等业务 工商资料显示，广州安州是广州福达的全资子公司，王福亮持有广州福达80%股权，王福亮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广州安州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为陈洪庚，总经理为王福亮。王福亮为安州优选1号、安州优选2号、安州优选5号、安州优选8号、安州优选11号、安州优选12号、安州优选13号、安州优选15号以及安州成长2期9个产品的基金管理合同或投资顾问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经理，同时广州安州所管理产品的发行、投资经理的投资权限和管理产品的变动由王福亮决定。王福亮以总裁的身份参加投资委员会会议，参与制定并最终决定公司产品的操作计划。王福亮安排广州安州财务总监蒋某方每天统计广州安州所有的私募产品的净值、仓位、重仓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目的是控制广州安州所有产品所持有重仓股不超过单一公司总股本的5%），蒋某方每天统计好数据后交给王福亮审阅，王福亮知悉并监控广州安州所管理全部产品的交易情况。综上，王福亮作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资料中明确为总经理，在广州安州的会议文件和财务文件中以总裁的名义签字审批，实际负责广州安州的日常经营管理以及广州安州所管理产品的发行、投资、交易决策和风险控制等工作。 以上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交易记录、银行账户资料、工商登记资料、相关产品合同、协议及情况说明、电子设备取证信息、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广州安州账户组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4只股票的比例多次达到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情形，广州安州均未按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也未通知上市公司，导致相关信息没有公告披露，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广州安州实际负责人王福亮是对该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听证中，广州安州及王福亮提出以下申辩意见： 第一，调查部门提供的询问笔录与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不符，不应采信询问笔录，陈洪庚前后两次询问笔录存在极大矛盾，应以第二次为准。王福亮提出调查人员在进行第一次询问时，存在恐吓、诱导被询问人的情形，因此认为第一次询问笔录不是被询问人的真实意愿表达。 第二，广州安州认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公司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各产品基金管理人管理疏忽、广州安州没有与基金管理人积极沟通所致，29个产品中，其中7个广州安州既未担任管理人也未担任投资顾问，与广州安州无关。因此，广州安州没有违法故意，请求对广州安州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三，王福亮是广州福达的股东，仅从财务管理、战略层面实现对广州安州的财务管理，不参与广州安州的日常管理，不是本案涉及的直接负责人。主要依据如下：一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信息上王福亮被登记为总经理系交易部总监鲁某林未经许可的私自行为；二是广州安州市场总监欧某在发行产品、签订基金合同时，未经王福亮允许擅自将王福亮列为投资经理；三是王福亮不是广州安州总裁，调查部门调取的晨会纪要系广州安州虚假制作，会议并不存在，且王福亮提供的飞行记录和晨会纪要存在时间冲突；四是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广州安州财务总监蒋某方每日将产品的盈利情况统计后报告给王福亮的事实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且蒋某方在听证会上也否认了该事实，应该以听证会上证词为准。 第四，广州安州的实际管理人为陈洪庚，陈洪庚负责广州安州的产品发行、投资经理的投资权限、管理产品的变动。理由是：一是广州安州设立时，陈洪庚作为发起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二是广州安州基金产品的发行工作是由陈洪庚、欧波负责的，两人负责与工商银行及券商的对接工作及相关发行文件的签署；三是陈洪庚决定广州安州投资经理的投资权限（广州安州投资经理情况说明显示）、产品管理及人事管理（陈洪庚以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第一，证监会对陈洪庚的第二次询问笔录及当事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提交的《情况说明》显示说明人为王福亮本人及其下属，均与该案调查事项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次，《情况说明》是在现场调查结束后，当事人经过准备策划后作出的陈述，其真实性、客观性及证明效力都应低于其他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现场调查制作的询问笔录）。陈洪庚第二次询问笔录亦是在证监会进行了部分现场调查后作出的，是被调查人经过准备后作出的陈述，其客观性和证明效力应低于其他证据材料；再者，证监会制作的每一份笔录都依法进行，有当事人签字确认，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达，不存在诱供或者威逼情况，王福亮所说不符合实际，且缺乏证据支持。综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二，7个产品虽然分别由广州福达和惠州安州担任投资顾问，但有客观证据证明广州安州实际为这7个产品的投资顾问，投资决策由广州安州决定。关于当事人提出的没有违法故意，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实际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提出对广州安州每次违法行为处罚30万元，已经是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处罚金额的下限，是充分考虑广州安州违法情节较轻等情形后的公允裁量。经审查，本案也不存在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对“王福亮作为广州安州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证监会已获取了充分的证据：（1）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信息上王福亮被登记为总经理，这是法律文件确认的客观事实，当事人称系鲁某林及欧波未经许可的私自行为的说法是利害关系人的一己之说，其真实性存疑，且当事人应当预见该登记行为的法律后果。当事人所称事后曾向基金业协会提出更改的要求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听证会后亦未提交相关证据；（2）2015年1月12日《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上明确将王福亮列为总裁，并有王福亮本人的签名确认；（3）广州安州提交给证监会的《每周晨会会议纪要》记载的参加人有总裁王福亮。当事人提供的2015年国内飞行记录并未标注乘客姓名，不能证明系王福亮本人的飞行记录，该证据与认定王福亮是否参加晨会没有关联性。即便如当事人所称《每周晨会会议纪要》是为应对证监会对广州安州基金业务检查而编制的，但该编制的纪要也证明了王福亮在公司投资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公司日常投资决策事务的一种反映；（4）证监会从广州安州获取的所有资料，均经广州安州盖章确认，其真实性应予确认；（5）“王福亮安排蒋某方将每日产品的盈利情况统计后报告给王福亮”，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来源于蒋某方2015年10月25日的询问笔录，此次询问时蒋某方表达清晰，并签字确认；（6）王福亮担任多个产品的投资经理，并在大部分投资顾问合同上签名，王福亮还曾代表广州安州分别与某证券公司的相关人员沟通产品合作的情况以及与某上市公司商讨停牌以防止连跌爆仓等相关事宜；（7）广州安州多名投资经理、交易员及研究部员工的相关询问笔录指认王福亮为广州安州实际控制人，负责产品投资交易决策等业务。综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广州安州的实际管理人为陈洪庚”的申辩意见与客观情况不符：（1）相关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已显示陈洪庚作为广州安州的法人代表只是挂名，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管理，且由谁担任法定代表人与认定本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无必然对应关系；（2）广州安州私募产品与银行、券商合作的对接是由王福亮与欧波对接或者王福亮安排欧波直接对接，陈洪庚未参与；（3）陈洪庚作为广州安州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劳动合同上代表公司签字属于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行为，并不能必然得出广州安州人事管理权实际由陈洪庚负责的结论，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4）证监会调取的证据未显示陈洪庚参加公司相关的重要会议，2015年1月12日《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议纪要》显示，该次会议讨论通过广州安州《证券投资部员工激励制度》《证券研究部员工激励制度》《市场部员工激励制度》等制度，且会议纪要显示陈洪庚并未参加。广州安州《每周晨会会议纪要》显示陈某庚亦从未参加过公司每周召开的晨会会议。综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五，证监会认定王福亮系广州安州超比例持股未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基于其是广州安州实际控制人，实际参与公司重大制度、重大事项以及投资交易业务等经营管理活动综合作出的。王福亮作为广州安州投资交易业务的主要负责人，其对公司控制相关产品的投资交易等业务负有管理、合规、风控等职责，且直接参与了大量具体的投资交易业务，不仅本人应当遵守而且应督促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其对广州安州控制的广州安州账户组超比例持股未披露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即使如王福亮所称未参与个别会议或未参与有关产品的投资，也不能免除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事实，证监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向王福亮送达。2018年4月10日，王福亮收到被诉处罚决定。后王福亮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8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对被诉处罚决定查明的王福亮的违法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1.庭审中，王福亮明确表示对被诉处罚决定作出的程序无异议；2.广州安州盖章后出具的通讯录显示王福亮为公司的董事长；3.多笔广州安州盖章后出具的付款申请表中王福亮以总裁身份签字确认；4.安州优选2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明确列明，王福亮为基金经理，并担任投资总监；5.广州安州盖章后出具的2015年1月12日广州安州会议纪要及2015年1月到2015年9月广州安州每周晨会会议纪要均显示参加人员包括王福亮，身份为总裁；6.2015年11月25日，吴泽融的询问笔录显示，“交易量很大的话需要王福亮批准”，“我直接向王福亮负责”，“投资经理都直接向王福亮负责”，“交易员会每天做自己交易产品的交易情况，然后给财务部的蒋东方汇总（刚开始产品少，交易员直接交王福亮）后给王福亮。”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广州安州存在超比例持股未披露的情形一节。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本案中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广州安州的行为符合该条的构成要件。 关于王福亮是否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节。首先，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而该条并非证监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依据。证监会认定王福亮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是作为其属于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所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依据之一，并未认定其作为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次，王福亮是否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要从其持股比例对公司的客观影响和其是否实际参与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投资决策等综合进行考量。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广州安州是广州福达的全资子公司，违法行为发生之时，王福亮持有广州福达80%股权，客观上王福亮持股比例具有控股地位。在案证据亦显示，王福亮以总裁的身份出现在公司的通讯录，付款申请表以总裁的身份予以签字确认，直接作为涉案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参与了每周晨会等相关涉及投资决策等会议，结合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王福亮负责广州安州的经营管理和公司管理产品的投资交易等业务。虽王福亮提交的证据中，相关人员对前述事实予以否定，但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的形成时间均晚于证监会提交的询问笔录的制作时间，证明力较低，法院不予采信。故证监会据此认定王福亮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关于王福亮主张广州福达已于2016年3月2日转让股权一节，被诉处罚决定中明确载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为“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故广州福达转让股权的事实与被诉处罚决定不具有关联性，且证监会对于王福亮作为广州安州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也仅及于“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王福亮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幅度适当，结论正确，应予支持。王福亮提出的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等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福亮的诉讼请求。 王福亮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福亮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王福亮是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并进而认为王福亮属于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王福亮对广州安州并没有实现人事、财务、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全面管理，王福亮作为广州福达的股东，广州福达的决策并非王福亮个人行为，不应认定王福亮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2.现无法证明王福亮为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审法院折衷判断从而认定王福亮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监会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闭环，不足以认定王福亮对广州安州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力权限。 证监会答辩认为，王福亮在广州安州涉案违法行为中起到决定、批准、指挥、主导等作用，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准确。广州福达与广州安州涉案违法行为无关。陈洪庚不是广州安州涉案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证监会认定王福亮是广州安州的实际控制人，证据充分，但被诉处罚决定对其身份的客观描述，仅表示该身份使王福亮对广州安州的投资决策有影响作用，但具有该身份并不当然构成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故证监会并未适用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对王福亮进行处罚。综上，王福亮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相关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被诉处罚决定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王福亮诉请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中针对王福亮的部分，故应当审查被诉处罚决定涉及王福亮的部分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中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本案中，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广州安州作为广州安州账户组的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或实际发挥投资顾问作用的管理人，实际控制了广州安州账户组的投资与交易决策过程，在其管理和控制账户组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股票超过各自总股本的5%时，未进行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及公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广州安州实施了未依法披露的行为具有充分证据支持，应依法予以确认。 在案证据显示，广州安州是广州福达的全资子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发生之时，王福亮持有广州福达80%股权，客观上，王福亮的持股比例具有控股地位。在案证据亦显示，王福亮以总裁的身份出现在广州安州的通讯录，付款申请表以总裁的身份予以签字确认，直接作为涉案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参与了每周晨会等相关涉及投资决策的会议，结合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王福亮负责广州安州的经营管理和公司管理产品的投资交易等业务。而王福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认定。故本案中证监会认定王福亮为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无不当。 综上，广州安州在其管理和控制账户组持有“京山轻机”“经纬纺机”“苏州固锝”“中核钛白”等股票超过各自总股本的5%时，未进行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及公告，构成了前述法律条款所规定的未依法披露的行为，证监会通过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王福亮予以警告并罚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处罚幅度亦无不当。王福亮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没有正当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王福亮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福亮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宏玉 审判员  赵世奎 审判员  贾宇军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孟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