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民终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丽丽,女,198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靖县，现住广东省深圳市保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斌，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刁洪庚，男，198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寿志，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建山，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卢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刁洪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7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４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丽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斌、被上诉人刁洪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寿志、翁建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丽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刁洪庚偿还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的“抵销安排协议”是没有被案外人公司认可的，香港的相关案件也没有生效的判决，刁洪庚以此来抗辩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二、刁洪庚没有完成其证明责任且达不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刁洪庚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确定”状态，刁洪庚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包括在香港进行尚未审结的案件证据，都不能证明另案的“和解协议”存在及生效，更不能证明为履行该“和解协议”而“走账”。按照刁洪庚提供的证据，其主张“走账”所需资金本应由刁洪庚提供，或由刁洪庚的国外客户提供，但刁洪庚及其国外客户均未提供，且其国外客户明确要求资金来源于贵州晟鑫辉科技有限公同（以下简称晟鑫辉公司）提供，而晟鑫辉公司以及卢丽丽从没有与刁洪庚达成合意该资金是免费的，是不用偿还的。刁洪庚的证明责任达不到法律规定的“其他债务”,有效存在的证明标准，因此其抗辩不能成立。三、贵州汤姆逊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姆逊公司）因为使用本案资金获得了与晟鑫辉公司的合同权利(案涉价值额度的货权)，同时刁洪庚还将该款项作为其注册资金，转入汤姆逊公司，是实际的利益获得者。四、案涉款项本质上属于向刁洪庚提供借款。卢丽丽明确在转款备注“借款”，刁洪庚亦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借贷关系应当成立。 刁洪庚辩称，驳回卢丽丽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刁洪庚与卢丽丽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卢丽丽所转款项是案外人BOE公司与TT公司之间的贸易纠纷和解解决的一项财务安排，并非借款，且该款项最终仍按照约定回到了晟鑫辉公司。BOE公司与TT公司之间的贸易纠纷已由香港高等法院审理。在卢丽丽将刁洪庚起诉至法院之前，刁洪庚与卢丽丽互不相识，没有过任何沟通，转账过程也只是按照TT公司和BOE公司沟通流程走完，卢丽丽与刁洪庚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借贷的合意。在一审中，卢丽丽已经明确承认其在香港诉讼中所作的证词是由其出具。从卢丽丽的证词以及案外人TT公司的董事BarisPandir在香港诉讼中出具的两份证词，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卢丽丽诉称金额的由来：卢丽丽所诉称的人民币4879593.75元是TT公司向BOE公司购买货物所支付的预付款。由于BOE公司违反贸易合同的约定，未提供货物给TT公司，因此TT公司主张BOE公司应退还该预付款；2、卢丽丽转账的原因及过程：为了解决BOE公司与TT公司的上述贸易纠纷，双方曾试图达成和解，约定以BOE公司的关联公司晟鑫辉公司的物料来抵消TT公司已经支付的预付款707,187.5美元（即人民币4879593.75元）。而晟鑫辉公司用物料抵预付款人民币4879593.75元，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开票必须要有进账，即货款的收入。因此，应晟鑫辉公司的要求，TT公司指定汤姆逊公司代为接收该批货物，并做如下安排，以解决晟鑫辉公司的开票问题：（1）BOE公司安排晟鑫辉公司陆续将总值人民币4879593.75元散件材料及/或货物出货给汤姆逊公司；（2）BOE公司把人民币元汇到汤姆逊公司法定代表人刁洪庚账户；（3）刁洪庚把人民币4879593.75元汇到汤姆逊公司银行账户；（4）汤姆逊公司把人民币4879593.75元汇到晟鑫辉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随后按照上述约定进行财务操作，同时，双方就和解协议其他内容继续谈判。案涉款项转出、转入几乎是在约好时间、约好地点的情况下，同步完成的。最终，TT公司与BOE公司谈判失败，和解协议未能达成。上述汇款，最终仍回到了晟鑫辉公司，晟鑫辉公司也未将货物交给TT公司，一切回到了原点。TT公司在香港对BOE公司提起诉讼。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本没有借贷的合意。卢丽丽与刁洪庚之所以会发生转账，完全是为了满足TT公司与BOE公司贸易纠纷的和解解决的财务安排。卢丽丽上诉状中所称的“‘抵消安排协议’没有被案外人TT公司认可，刁洪庚以此来抗辩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说法，不能成立。该转账的法律效力、案外人TT公司是否认可该安排正好反映了本案是TT公司与BOE公司贸易纠纷的焦点，是香港诉讼中应解决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卢丽丽汇款时在银行流水单上注明“借款”，仅仅是其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对刁洪庚没有任何约束力。二、刁洪庚已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案涉转账是案外人BOE公司与TT公司之间的贸易纠纷和解解决的财务安排。一审认定卢丽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完全合法、正确。卢丽丽上诉称刁洪庚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另案的和解协议存在及生效，因而刁洪庚的证明标准没有达到确定状态。没有任何依据。首先，如上述第一点所述，刁洪庚已经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案外人BOE公司与TT公司之间的贸易纠纷解决的财务安排，属于贸易纠纷，并非借贷，已经足以达到确信的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第二，由于案涉款项的转账是解决案外人BOE公司与TT公司之间的贸易纠纷的财务安排，因此，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案涉转账的法律效力，正好是香港诉讼应解决的问题，属于贸易纠纷的范畴。第三，涉案款项实际是TT公司购买BOE公司货物的预付款，本质上是TT公司的钱，不存在卢丽丽所称的“走账资金应由刁洪庚提供……而晟鑫辉公司从没有与刁洪庚达成合意该资金是免费的”这一问题。因此，在刁洪庚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本案是案外人之间的贸易纠纷的情况下，卢丽丽却未能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卢丽丽上诉状第三点所称的合同权利与本案无关。因为（1）卢丽丽的该观点正好印证了本案不存在借贷，而是贸易纠纷的事实；（2）购销合同只是案外人TT公司与BOE公司和解方案的一部分，仅作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用。在和解协议未能达成的情况下，该购销合同的法律效果系香港诉讼中处理的问题，而非本案处理的问题；（3）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晟鑫辉公司与汤姆逊公司，并非卢丽丽与刁洪庚。购销合同的存在与否以及是否有对价，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4）款项已经回到了晟鑫辉公司，汤姆逊公司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实际上，是否获得合同下的权利，恰好是香港诉讼中案外人TT公司与BOE公司的争议焦点以及在香港诉讼中应解决的问题，不能成为卢丽丽提起借贷纠纷的理由，与本案无关。四、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款项已经按照约定，回到了晟鑫辉公司账户，本案不存在未还款项，卢丽丽的诉请不能成立。卢丽丽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承认，款项来源于晟鑫辉公司。而根据其在香港诉讼中所自认的事实，款项的流向如下： 由此可见，案涉款项已经又回到了晟鑫辉公司的账户。刁洪庚也已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转账水单，证明了该事实。因此，本案不存在未还款项，卢丽丽的诉请不能成立。 卢丽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刁洪庚偿还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庭审中，变更利息为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在2017年5月12日至2017年5月19日期间，卢丽丽通过中信银行转账给刁洪庚25笔款项计人民币4879593.75元。刁洪庚在收到卢丽丽的汇款的当天，即将涉案款项转到汤姆逊公司账户。汤姆逊公司在2017年5月12日至2017年5月19日期间，共转账给晟鑫辉公司款项人民币4879593.75元。2.卢丽丽转账给刁洪庚的款项人民币4879593.75元来自于晟鑫辉公司。在本案提起诉讼后，以晟鑫辉公司为甲方，卢丽丽为乙方，双方补签了《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与贵州汤姆逊电气有限公司签订了人民币4879593.75元的产品购销合同，为顺利促进该合同履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此协议。一、由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二、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将借款提供给贵州汤姆逊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刁洪庚。三、待刁洪庚偿还上述款项后乙方即时将款项归还甲方。四、在刁洪庚没有向乙方偿还上述款项时甲方无权要求乙方归还上述款项。”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3日。3.卢丽丽系贵州以晴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财务人员，亦是BOE公司的董事。贵州以晴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晟鑫辉公司的股东。晟鑫辉公司是BOE公司的合作工厂。4.刁洪庚系汤姆逊公司的独立董事，深圳市和弘科技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汤姆逊公司是TT公司的供货商。5.根据BOE公司与TT公司为解决其贸易纠纷（该纠纷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理中）的“抵销安排协议”，卢丽丽与刁洪庚等人完成了由晟鑫辉公司提供涉案款项给卢丽丽、卢丽丽将该款项转账给刁洪庚、刁洪庚又将该款项转账给汤姆逊公司，汤姆逊公司再将该款项转账给晟鑫辉公司的“走账”过程，并由汤姆逊公司与晟鑫辉公司签订了一份与涉案款项金额一致的购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款项是由晟鑫辉公司提供给卢丽丽，卢丽丽将该款项转账给刁洪庚，刁洪庚又将该款项转账给汤姆逊公司，汤姆逊公司再将该款项转账给晟鑫辉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卢丽丽仅依据其转账给刁洪庚的银行流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刁洪庚抗辩该转账是根据BOE公司与TT公司为解决其贸易纠纷的“抵销安排协议”而进行的“走账”，其与卢丽丽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并提交了卢丽丽的证词、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卢丽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刁洪庚的抗辩理由可以采纳，卢丽丽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卢丽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所述，卢丽丽请求刁洪庚偿还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卢丽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37元，由卢丽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卢丽丽对第五小点中“根据BOE公司与TT公司为解决其贸易纠纷的抵销安排协议”和“走账”有异议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刁洪庚有无向卢丽丽借款4879593.75元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卢丽丽主张刁洪庚向其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其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卢丽丽未提供双方之间有签订借款合同或刁洪庚出具的借据等表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仅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而刁洪庚否认向卢丽丽借款，辩称该转账是根据BOE公司与TT公司为解决其贸易纠纷的“抵销安排协议”而进行的“走账”，其与卢丽丽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并提交了卢丽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讼法庭的证词、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卢丽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卢丽丽在上述证词第20条证明涉案款项的“走账”过程TT公司是清楚的，“走账”目的是为了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故刁洪庚的抗辩，有事实依据。在此情况下，卢丽丽应当进一步举证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卢丽丽未能进一步举证，故其上诉提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刁洪庚向其借款人民币4879593.75元的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卢丽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37元，由卢丽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月华 审判员  傅志杰 审判员  傅 京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詹立宇 书记员傅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