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中伟，男，197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伯乐咖啡（众创空间）第B03号办公卡位。法定代表人：敖晶，总经理。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荣，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旭，女，198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祥财，男，197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荣，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叶锦均，男，198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旭，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陈明财，男，198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旭，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何绍钦，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荣，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旭，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李亮，男，198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旭，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卢伙有，男，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中伟、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旭、原审被告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原审第三人卢伙有合同纠纷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179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中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李旭对夏中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李旭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就案涉400万元的出资主体、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等案件关键问题的事实审查错误，法律关系混乱，导致认定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改判。1.一审中，李旭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实际向中钦公司支付了400万元；同时提交了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认为该款项是根据与其无关的友迪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所谓投资，但这个法律关系是非常混乱的。李旭既非友迪公司的股东，未参加会议，为何会接受与其无关的友迪公司的安排，对中钦公司作出投资，且并非投资至召开会议的友迪公司，就因为简单的有分红就作出巨额投资，在没有与被投资方中钦公司签订一份投资合同就轻易投资，当天开会当天就付款，不符合一个成年人支付巨额款项的基本前提。一审法院不审查中钦公司提交的友迪公司出具的具备真实性的《出资委托书》以及“卢伙有出席中钦公司开业的视频”等证据，忽略该出资款项是友迪公司出资，是友迪公司股东及公司行为，李旭仅是代持，真正的权利人是友迪公司等客观事实，故而导致错误判决。中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出资委托书》显示，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的400万元为代持友迪公司的出资，并非李旭自己的出资。而“卢伙有出席中钦公司开业的视频”中，卢伙有也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友迪公司来参会，代表友迪公司庆祝中钦公司开业，足以证实是友迪公司出资至中钦公司，而非是李旭自己出资。根据一般的投资行为来看，如果李旭或卢伙有需要对外进行投资，则会签署相关的协议文件。正如夏中伟与卢伙有拟共同投资中钦公司一样，通过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决定该事项。本案中，无论是李旭与夏中伟，还是李旭与中钦公司，均从未达成任何投资协议或者合同。案涉400万元出资为何要在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进行说明、为何仅仅约定了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但又未明确为谁代持。结合友迪公司出具的《出资委托书》可以看出，恰恰是因为友迪公司作出投资中钦公司的决定，所以才召开股东会决议作出李旭代持的决定。因为卢伙有是大股东，由于当时友迪公司涉嫌刑事处罚，不能直接作为股东，故而大股东卢伙有便安排了其妻子李旭代持出资。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本案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要在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决议。同时也证实了，涉案400万元投资是属于友迪公司向中钦公司的投资。一审法院在中钦公司提交了证据证实涉案400万元为友迪公司委托李旭代持的情况下，却未进对案涉400万元出资主体的事实进行查明，属于漏查案件关键事实。一审判决第17页第3段第2行“卢伙有与夏中伟于2015年4月13日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第3段第8行“《股东会决议》作为卢伙有与夏中伟之约定……”，错误认定《股东会决议》是卢伙有与夏中伟之间的合同。且在李旭与夏中伟没有任何投资合同的情况下，以李旭在庭审的口头表述认定李旭或卢伙有与夏中伟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明显属于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最终导致错误认定夏中伟需要承担偿还投资款的法律责任。2.一审法院遗漏对《出资委托书》查明和认定，错误地将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认定为与友迪公司完全毫无关系的投资合同。一审庭审中，中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出资委托书》显示，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的400万元为替友迪公司代持的出资，并非李旭自己的出资。且结合李旭提交的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涉案投资款项是友迪公司的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因此，该出资款应当是李旭代友迪公司对中钦公司的投资款，而非李旭的个人投资款或者卢伙有的投资款。3.一审法院就中钦公司的成立时间、中钦公司的股东以及中钦公司与友迪公司的关系，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程序中，李旭、中钦公司以及中钦公司股东，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称述，均认可中钦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成立，一审法院在原判决书中第15页第5段第1行也查明：“中钦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26日”。而一审法院在原判决书中第17页第3段第1行却认定：“卢伙有与夏中伟于2015年4月13日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约定夏中伟与马祥财等人创办中钦公司……”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时，中钦公司已经成立，不存在另行创办的问题，再次说明该股东会决议并非具备客观真实性，其内容与时间有悖客观事实，其所涉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决议内容是否清楚表达夏中伟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卢伙有利用大股东身份故意曲解决议内容，值得推敲。事实是，友迪公司当时涉嫌刑事案件，公司业务流失，友迪公司大股东卢伙有在此情况下，默许核心员工另行成立了中钦公司，通过李旭代持对中钦公司投资，来保证取得投资收益。卢伙有在安排好这一切后，便要求小股东夏中伟一起进行股东会决议，要求小股东夏中伟同意友迪公司以李旭的名义对中钦公司进行投资、要求小股东夏中伟同意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时中钦公司给予的收益回报（即要求小股东夏中伟同意友迪公司大股东提出的议题，即中钦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这一切的安排均是卢伙有进行的安排，夏中伟作为友迪公司小股东，基于友迪公司的发展考量，只能表示同意，完全不清楚其实中钦公司早在2015年1月26日已经成立的事实。而实际上，夏中伟与卢伙有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形式，决议友迪公司的相关投资事宜，并非是李旭与夏中伟之间个人行为的投资事宜。该股东会决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二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做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决议的内容是经友迪公司股东卢伙有及夏中伟共同讨论并通过友迪公司的经营决策事项。若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夏中伟与卢伙有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方式约定与友迪公司无关的事宜，为何要在友迪公司的股东会议进行决议。这与常理以及公司的决议法律效力完全相违背。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夏中伟作为友迪公司小股东，同意了大股东卢伙有的提议，所以需要对涉及的投资事项对非股东的李旭承担责任，现在一审法院既然要求夏中伟对股东会决议的投资事项对李旭承担责任，则也应该同样要求大股东卢伙有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中伟与卢伙有达成合同约定夏中伟另行成立中钦公司，以及认为这个决议是李旭与夏中伟签署投资合同等认定，完全有悖于客观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夏中伟承诺自2015年1月1日起，中钦公司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等事项”（一审判决第17页倒数第5行），错误引用决议内容。根据李旭提交的证据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该证据第二段显示原内容如下：分红约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夏中伟同意中钦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由此可以看出，该分红约定是卢伙有与夏中伟共同对友迪公司分红事宜、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期间中钦公司的回报事宜作出的约定，均是代表友迪公司股东作出的决议，也符合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文件内容。而且，作为友迪公司的大股东，涉案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卢伙有提议，小股东夏中伟同意的表决事项，是对友迪公司的经营作出的安排，夏中伟从未作出过承诺。该同意的前提是友迪公司两个股东的同意为前提，而不是夏中伟一开始就同意，从这个决议的第二点“分红约定”可明确看出：夏中伟代表友迪公司的小股东，同意大股东提出的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同意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且中钦公司给予的收益回报（即要求小股东夏中伟同意中钦公司自2015午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并非夏中伟以个人身份作出的某种“同意”。5.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作为卢伙有与夏中伟之约定，卢伙有已经依约履行，夏中伟未能兑现其承诺”，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李旭提交的证据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显示，涉案《股东会决议》均是卢伙有与夏中伟对于友迪公司的公司生产运营的事项进行的表决，从未出现过夏中伟的承诺内容。李旭在2015年4月13日转账代付出资款，于2015年6月就申请查封中钦公司账户，公司如何能在运营2个月就可以产生可供分配的净利润进行分红。一审判决在对中钦公司在2015年有无净利润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认定夏中伟违背分红承诺不当。6.一审法院认定“卢伙有当庭表示争议款项应退还给李旭，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李旭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在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友迪公司出具的《出资委托书》可以看出，涉案款项是友迪公司向中钦公司出资的投资款，并由李旭代持。卢伙有没有任何证据任何事实证明该款项为其所有，更无任何权利可以作出争议款项应退还给李旭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7.一审法院认定“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根据中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在《验资报告书》显示，中钦公司股东已经部分实缴了认购资本。一审法院在有明显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诸多事实的基础上，同时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庭审中，李旭表示是基于投资书面的合同关系（内部股东会决议）而对夏中伟提出诉求。但李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夏中伟与李旭签署了什么投资合同。因为事实上夏中伟与卢伙有或李旭根本未签署任何合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充分审查了李旭并未在股东会决议签字，且股东会决议也并非投资合同，更非李旭与夏中伟关于投资中钦公司的合同，也并非夏中伟与卢伙有关于投资中钦公司的合同，其仅仅是一份友迪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该内部股东会决议仅对友迪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法律效力，根本不可能对股东以外尤其是李旭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与李旭存在事实合同法律关系的应当是友迪公司，而非夏中伟，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夏中伟与卢伙有的法律关系，故意将内部股东会决议认定为夏中伟与卢伙有的投资合同关系，将本来是小股东夏中伟同意大股东卢伙有的内部决议，错误认定小股东应对决议以及对大股东承担责任，导致做出夏中伟要对卢伙有承担所谓“违约责任”的错误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上诉人中钦公司亦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旭对中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李旭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就案涉400万元的出资主体、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等案件关键问题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就案涉对中钦公司400万元的出资主体是卢伙有，还是李旭，还是友迪公司这一事实，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查明关于案涉400万元究竟是属于卢伙有的对中钦公司的投资，还是李旭对中钦公司的投资，还是友迪公司对中钦公司的投资，对于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事情认定、责任认定至为重要。在一审程序中，李旭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实际向中钦公司支付了400万元；同时提交了友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证明该款项是李旭的投资款。而作为案涉400万元的收款方中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友迪公司出具的《出资委托书》、“卢伙有出席中钦公司开业的视频”，证明该出资款项是友迪公司出资，由李旭代持。中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出资委托书》显示，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的400万元为替友迪公司代持的出资，并非李旭自己的出资。而“卢伙有出席中钦公司开业的视频”中，卢伙有也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友迪公司来参会，足以证实友迪公司是中钦公司的股东。而且中钦公司也在一审中称述，是卢伙有与中钦公司及中钦公司股东沟通，以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并以李旭进行代持向中钦公司出具了《出资委托书》。因此，案涉．400万元是基于友迪公司向中钦公司投资而产生的交易，李旭仅为代持方。而卢伙有与案涉400万元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关系仅仅是因为投资款的实际出资人是友迪公司，卢伙有是友迪公司的大股东而已。2.一审法院认定“中钦公司是《股东会决议》的实际履行方”“知情并参与其中”，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在当事人提交了明显证据的情况下，对案涉400万元出资主体的事实未进行查明。一审判决仅仅因为中钦公司收取了投资款，以及中钦公司与友迪公司基于投资行为签署了《公司合作协议书》，便认定中钦公司实际上对于友迪公司内部的《股东会决议》是知晓的。并不存在高度可能性。中钦公司收取400万元出资款，是基于友迪公司对公司的注资行为而产生，而非与李旭存在合同关系而产生。中钦公司与李旭不存在合同关系，仅存在代持股东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其（中钦公司）收取款项之后未依约实现出资方的合同权利”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中钦公司在收取案涉的400万元后，向李旭提出过要求其协助准备好变更股东的材料，但李旭一直未提供任何资料。且在一审庭审中，李旭也当庭表示，其收到过相应的催告文件，但李旭认为催告文件是不真实的，因此没有配合中钦公司办理相应事宜。且李旭于2015年4月13日代为出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并且根本未与中钦公司商谈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19日便要求撤资，并对公司账户采取强烈的封账措施，严重影响并损害了中钦公司的声誉及经营情况。其股东权利未在公司章程上得到体现的原因是李旭自身造成的，其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4.一审法院认定“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根据中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在《验资报告书》显示，中钦公司股东已经部分实缴了认购资本。一审法院认定“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庭审中，李旭表示是基于投资书面的合同关系而对夏中伟提出诉求，是基于中钦公司收取了案涉款项向中钦公司提出诉求。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李旭与夏中伟是投资合同关系，那么中钦公司应当属于被投资人，李旭与中钦公司是不可能存在合同关系，而是公司法上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中钦公司始终是被投资人，不可能成为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的一方，不可能与李旭成为合同关系。（三）涉案代持股份未能及时得到登记的责任在于友迪公司以及李旭，是由于其未及时提供股东资料，未与中钦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或合作合同导致，并非中钦公司的法律责任，不应承担所谓的利息，因为李旭的查封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李旭，不在于中钦公司，故李旭关于利息的请求，无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李旭与原审第三人卢伙有针对夏中伟和中钦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二）在本案中，夏中伟伙同中钦公司，通过其与卢伙有签订《股东会决议》约定李旭出资400万元投资中钦公司，并由中钦公司收取李旭投资款项的方式，骗取了李旭投资款项400万元后拒不履行约定的义务，也未让李旭享受股东权利。因此，夏中伟、中钦公司应共同向李旭返还投资款400万元及其利息。1.根据夏中伟与卢伙有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第一条“(卢伙有)同意夏中伟在‘友迪资讯’之外，联合第三方(马祥财、何绍钦等人)创办注册资本为柒佰万元的‘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保证不追究夏中伟、马祥财、何绍钦等人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夏中伟)同意李旭于2015年4月15日前出资人民币肆佰万元认购‘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份，不参与经营管理工作，款到‘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账户即生效，到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第二条“夏中伟同意‘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友迪公司与中钦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4款“甲方(友迪公司)同意原任职于甲方员工(准确名单见附件，其中包括马祥财、何绍钦、李亮、叶锦均、陈明财)的工资交付至2015年3月31日，从2015年4月1日起转入乙方(中钦公司)任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好劳动关系转入手续，并保证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股东会决议》签订后的4月15日，李旭依据卢伙有与夏中伟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向中钦公司支付了投资款400万元，但夏中伟及中钦公司在收款后均未按照约定为李旭办理股东工商登记手续，也未让李旭享受股东权利。而且，李旭、卢伙有事后得知，中钦公司早已在2015年1月26日成立，股东为何绍钦、李亮、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前述人员当时仍是友迪公司的员工。从上述约定可证实：（1）《股东会决议》虽然是友迪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但该决议是由夏中伟与卢伙有双方签订的，且双方在决议的第一、第二条中已经达成了由李旭投资中钦公司的合意，因此，《股东会决议》的该部分条款实际上是卢伙有与夏中伟之间的投资协议。（2）夏中伟在与卢伙有签订《股东会决议》之时，隐瞒了中钦公司已经成立的事实，其在《股东会决议》中对中钦公司分红及办理工商登记进行承诺是为了使卢伙有相信其为中钦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进而签订《股东会决议》，骗取李旭的款项。（3）2015年3月21日，夏中伟率领包括何绍钦等人在内的27名高管和技术骨干集体离职，为了逃避相关法律责任并骗取李旭400万元投资款项，才在4月13日签订《股东会决议》时要求卢伙有同意夏中伟联合马祥财、何绍钦等人创办、由李旭投资400万元入股中钦公司(当时中钦公司早已成立)，并在《公司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不追究何绍钦等人的法律责任。2.本案中，李旭及卢伙有从未与中钦公司签订任何有关投资的协议，中钦公司收取李旭400万元款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因此，本案是夏中伟伙同中钦公司骗取李旭的投资款项，其在《股东会决议》签订并收到李旭支付的投资款项后，拒不履行约定的义务，李旭也从未享受股东权利。据此，夏中伟和中钦公司应共同向李旭返还投资款400万元及利息。（三）涉案400万元是李旭的个人财产是毋庸置疑的，夏中伟、中钦公司现依据一份伪造的《出资委托书》，就笃定该400万元是友迪公司的投资，违背客观事实。1.涉案400万元是李旭的个人财产，李旭仅仅是基于卢伙有与夏中伟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才将该400万元打入中钦公司的账户，该行为不会对400万元是李旭所有这一事实造成影响。2.一审中钦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出资委托书》是伪造的，中钦公司试图用此证明涉案400万元是友迪公司的投资行为，与事实不符。(1)据向友迪公司了解，友迪公司表示：其从未出具过所谓的《出资委托书》，友迪公司从未向中钦公司出资认购过该公司20％的股份，也从未委托李旭以其名义代友迪公司持有中钦公司的股份，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的400万元投资款为李旭的个人财产，与友迪公司无关。(2)从形式上看，《出资委托书》中友迪公司的公章并没有盖在落款“广州市友迪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处，并且该份文件也没有注明出具的时间(如此正式的文件，落款没有时间，明显与常理不符)。即使该《出资委托书》上友迪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也是中钦公司用盖有友迪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后加上上面的文字形成。也就是说，《出资委托书》上友迪公司的印章和上面的文字部分的形成时间肯定不是同一时间完成。(3)中钦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该份《出资委托书》时(提交时间为2018年6月12日)，注明了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而本案自2015年6月提起诉讼，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阶段，中钦公司从未向法院提交过该份《出资委托书》。直至案件发回重审一审后，中钦公司更换了相关案件代理人，曲解《股东会决议》的原意，以该《股东会决议》仅仅是友迪公司内部作出的投资中钦公司的决议，再结合涉案款项是由李旭支付的相关证据，才提出“友迪公司投资，由李旭代持”的说法，并为了自圆其说而伪造了该份《出资委托书》。3.对于案件基本事实，中钦公司、夏中伟的陈述与其在原审一审、二审阶段的陈述截然相悖，中钦公司、夏中伟的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关于涉案投资款的出资主体这一基本事实，夏中伟及中钦公司在原审一审答辩时均称“李旭向中钦公司转账400万元，是因为卢伙有要投资中钦公司并成为中钦公司的股东，而中钦公司在收到400万元之后也向李旭、卢伙有出具了投资款收据……”，在原审一审、二审中，夏中伟及中钦公司均明确涉案投资行为是卢伙有作出的。但是，在案件发回重审后，夏中伟、中钦公司即凭着一份伪造的《出资委托书》，称“该出资款项是友迪公司出资，由李旭代持”，与原审一审、二审的说法截然相悖，更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请求驳回夏中伟、中钦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共同述称：同意夏中伟和中钦公司的上诉意见。1.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异议，一审判决查明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属于事实查明错误，不是没有实缴，只是分期出资，我方在一审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目前我们已经认缴了100万。2.当时因为在李旭投入资本后3个月就查封了中钦公司的账户，导致中钦公司的经营困难，各股东后来克服了困难，后续已经在陆续出资。一审证据证明各股东不断出资，也在履行与其他方还款的义务，在积极经营公司。李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夏中伟与中钦公司共同向其返还4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0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对中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夏中伟、中钦公司、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伙有、夏中伟是友迪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卢伙有、李旭于2014年9月19日结婚，于2016年4月20日离婚。2015年4月13日，友迪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卢伙有、夏中伟一致通过：1.同意夏中伟在“友迪资讯”之外，联合第三方（马祥财、何绍钦等人）创办注册资本为7000000元的中钦公司，并保证不追究夏中伟、马祥财、何绍钦等人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意李旭于2015年4月15日前出资4000000元认购中钦公司20%的股份，不参与经营管理工作，款到中钦公司基本账户即生效，到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2.分红约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夏中伟同意中钦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同日，李旭向中钦公司转账4000000元，中钦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李旭投资款4000000元。卢伙有、李旭称，中钦公司收款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卢伙有、李旭未参与中钦公司经营管理，未享有中钦公司股东的权利，要求将争议款项返还给李旭，于2015年6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中钦公司认为李旭是其股东，但李旭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另查明，中钦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26日，法定代表人马祥财，股东为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中钦公司章程载明：第七条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000元；实收资本无。第八条股东姓名、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如下：马祥财出资额24000000元、叶锦均出资额3000000元、陈明财出资额3000000元、何绍钦出资额27000000元、李亮出资额3000000元，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时间均为2077年12月30日。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友迪公司与中钦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有《公司合作协议书》，就中钦公司生产的监舍智能系统等产品在全国通过友迪公司统一销售。该协议第七条第4款约定：甲方（友迪公司）同意原任职于甲方员工（包括何绍钦、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李亮等27人）工资支付至2015年3月31日，从2015年4月1日起转入乙方（中钦公司）任职。附件所列员工，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责任由乙方独自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好劳动关系转入手续，并保证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该条第6款约定：甲乙双方承诺从2015年4月1日起未经对方同意，不再以其他形式获取对方公司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公司资产等，如有违反，将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卢伙有、夏中伟作为友迪公司的股东，何绍钦、马祥财作为中钦公司的股东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一审庭审中，李旭明确其基于2015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的投资书面合同关系向夏中伟提出本案起诉，基于2015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及中钦公司实际收取其投资款等事实向中钦公司提出本案起诉；基于中钦公司未能履行到期债务、中钦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向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等人提出本案起诉。再查明：李旭认为中钦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此提供了（2017）粤0106执715号执行裁定及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布与查询网网页截图。经一审法院核查，中钦公司已履行该案有关判决义务，该执行案件已全案执结，一审法院在该案中已对中钦公司屏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本案中，李旭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向夏中伟、中钦公司以及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等人提出起诉。根据李旭分别明确的法律关系、事实及法律依据，李旭与夏中伟、中钦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属合同纠纷，李旭与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之间的纠纷应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关于夏中伟的责任问题。卢伙有与夏中伟于2015年4月13日以友迪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约定夏中伟与马祥财等人创办中钦公司，由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4000000元认购中钦公司的20%股份，款到中钦公司基本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同时夏中伟承诺自2015年1月1日起中钦公司每年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等事项。同日，李旭依照上述约定向中钦公司出资4000000元。但本案无证据证明李旭或卢伙有的后续合同权利得到实现。《股东会决议》作为卢伙有与夏中伟之约定，卢伙有已经依约履行，夏中伟未能兑现其承诺，应对卢伙有承担违约责任，返还投资款并自2015年4月21日起计付款项利息。卢伙有当庭表示争议款项应退还给李旭，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中钦公司的责任问题。中钦公司辩称其公司和其他股东认可李旭的股东身份，但在2015年4月13日汇款之前，李旭、卢伙有并非中钦公司的股东。而中钦公司实际于2015年1月26日已成立。对于李旭汇入的4000000元，中钦公司既未提供相应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名册等证据证明李旭或卢伙有成为了其公司的新股东，亦未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认可李旭或卢伙有以4000000元认购其公司20%股权是由哪一位股东所转出，公司股权比例相应如何发生变化，相应投资款项是作为公司新增资本还是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等，同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李旭或卢伙有已具有中钦公司股东的身份或享有中钦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对于中钦公司辩称李旭是其公司股东，要求其公司返还投资款的行为是撤资缺乏依据的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虽无直接证据证明夏中伟有权代表中钦公司与卢伙有签订《股东会决议》，夏中伟亦未作为中钦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等身份在工商登记机关予以备案，但友迪公司与中钦公司在之后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4款、第6款内容以及该协议所附友迪公司转入中钦公司任职的员工名单，均可以印证李旭在起诉状中所述“2015年4月夏中伟率领友迪公司的27名技术骨干集体离职，入职中钦公司”的陈述，亦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卢伙有与夏中伟会在《股东会决议》中约定有关中钦公司的相关内容。李旭于2015年4月13日向中钦公司汇入4000000元后，中钦公司向李旭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李旭投资款4000000元。综合上述情况，结合中钦公司辩称认可4000000元对应其公司20%股权的陈述，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可以推定，中钦公司对于卢伙有与夏中伟之间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知情并实际参与其中。据此，中钦公司作为《股东会决议》的实际履行一方，其收取款项之后未依约实现出资方的合同权利，现李旭要求中钦公司返还投资款及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中钦公司登记股东的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旭未提供证据证明中钦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其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要求中钦公司的股东对中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夏中伟、中钦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旭返还投资款4000000元；二、夏中伟、中钦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旭支付利息（利息以40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李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500元，由夏中伟、中钦公司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尚未实缴认购资本”的事实以外，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关于《股东会决议》第2条第2句话中每年公司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的股东是指哪个公司的股东。夏中伟称：“确认是指中钦公司的股东，并认为友迪公司投资中钦公司后，友迪公司是中钦公司的股东，友迪公司作为中钦公司的股东每年不低于30%的分红。”李旭、卢伙有称：“确认是中钦公司股东。”另查：中钦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向李旭发出《通知函》称：“关于您增资入股中钦公司事宜，贵我双方此前已达成一致意见，我司也已收到您的增资款人民币400万元。为秉承友好合作和诚实信用的精神，我司此前已多次表达明确接受您的增资入股，且十分愿意尽快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我司也希望您履行承诺、配合我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使前述增资入股事宜能够尽快办理完毕，亦可保障和尽早实现您在我司的股东权益。鉴此，特发函通知您于收函之日起3日内与我司联系，尽快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通知函》系在李旭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发出的。此外，中钦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出资委托书》，载明：“依据2015年4月13日《广州市友迪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友迪公司出资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委托李旭认购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份，以李旭名义代友迪公司持有该股份并代为行使相应权利”。落款处加盖了友迪公司的公章，但无落款日期。李旭、卢伙有对该《出资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案外人友迪公司于一审期间2018年6月2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声明》，称：“1.我司从未出具过该份《出资委托书》；2.我司从未向中钦公司出资认购过该公司20%的股份，也从未委托李旭以其名义代我司持有中钦公司的股份；3.李旭向中钦公司投资的400万元投资款为李旭的个人财产，该投资行为也是李旭的个人行为，与我司无关；4.卢伙有是我司的股东，自2014年11月12日起不再担任我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负责我司的经营管理。当时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是马祥财，马祥财在担任我司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期间（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4月23日），秘密于2015年1月26日注册了一家与我司主营业务一样的中钦公司…。”另，中钦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旭投资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小写：4000000.00元）”。又查：在（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92号案中，夏中伟和中钦公司均认为，李旭不是适格起诉主体，认为本案应该由卢伙有以其名义提起诉讼。再查：二审庭审后，中钦公司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请求对其提供的《出资委托书》上所加盖的“广州市友迪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是友迪公司当时真实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本案中，李旭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向夏中伟、中钦公司以及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等人提出诉讼主张，根据李旭的诉讼主张，其与夏中伟、中钦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属合同纠纷，李旭与马祥财、叶锦均、陈明财、何绍钦、李亮之间的纠纷应属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旭诉请夏中伟、中钦公司返还400万元及支付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性质认定问题。涉案《股东会决议》记载：“卢伙有、夏中伟一致通过：1.同意夏中伟在‘友迪资讯’之外，联合第三方（马祥财、何绍钦等人）创办注册资本为7000000元的中钦公司，并保证不追究夏中伟、马祥财、何绍钦等人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意李旭于2015年4月15日前出资4000000元认购中钦公司20%的股份，不参与经营管理工作，款到中钦公司基本账户即生效，到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2.分红约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夏中伟同意中钦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每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如遇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商议。”结合友迪公司与中钦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所载内容，可以看出涉案《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背景应为夏中伟、马祥财、何绍钦等人另行成立与友迪公司同业竞争的中钦公司，因卢伙有与夏中伟系友迪公司的股东，故在友迪公司股东会上对卢伙有入股中钦公司作出约定；夏中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以个人名义对卢伙有作出中钦公司接纳投资及分红的承诺，并签名确认，故《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卢伙有投资中钦公司及夏中伟作出的分红承诺属于夏中伟与卢伙有之间的约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夏中伟上诉认为涉案《股东会决议》属于友迪公司内部决议，非夏中伟与卢伙有个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与涉案《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背景及所载内容不符，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400万元的实际投资人身份认定问题。在原一审期间，夏中伟和中钦公司均答辩认为李旭不是适格起诉主体，认为本案应该由卢伙有提起诉讼；现二审中，夏中伟、中钦公司则认为实际投资人是友迪公司，其陈述前后矛盾。而从中钦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收据》记载内容来看，中钦公司确认收到李旭400万元投资款；且在本案诉讼后，中钦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向李旭发出《通知函》，亦是请求李旭协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非向友迪公司发出通知。再者，因李旭与卢伙有在涉案《股东会决议》签订及投入中钦公司400万元之时是夫妻关系，卢伙有又在本案中明确表示争议款项应退还给李旭。至于中钦公司在重审期间提供的《出资委托书》，该《出资委托书》虽载明：“依据2015年4月13日《广州市友迪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友迪公司出资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委托李旭认购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份，以李旭名义代友迪公司持有该股份并代为行使相应权利”。但中钦公司并未在原一、二审期间提供该证据，而是在本案重审期间才提供，结合夏中伟、中钦公司在原一审作出的陈述与重审后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中钦公司出具《收据》、发出的《通知函》，均可反映中钦公司一直以来认可的投资人应为李旭，而非友迪公司。至于卢伙有出席中钦公司开业庆典，因友迪公司与中钦公司签订了涉案《公司合作协议书》，其代表友迪公司出席中钦公司开业庆典，并不能以此认定投资人是友迪公司。现中钦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李旭投入的400万元款项来源于友迪公司，友迪公司亦在一审期间出具《声明》否认其出具过该份《出资委托书》且明确确认涉案400万元与其无关。因涉案400万元的投资主体认定问题并不影响中钦公司的权利义务，故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400万元投资款的权利主体是李旭，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中钦公司二审期间申请对上述《出资委托书》加盖的友迪公司的公章真伪鉴定，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本院不予准许。至于涉案400万是否应予退还，夏中伟和中钦公司的责任问题。基于前述分析，卢伙有与夏中伟以签订涉案《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约定夏中伟与马祥财等人创办注册资本为600万元的中钦公司，由李旭向中钦公司出资400万元认购中钦公司的20%股份，款到中钦公司基本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同时夏中伟承诺自2015年1月1日起中钦公司每年净利润不低于30%用于股东现金分红等。现李旭已依约向中钦公司出资400万元，但经查，中钦公司早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签订之前既已成立，注册资本亦非《股东会决议》中约定的600万元而是6000万元，且因中钦公司早已成立，中钦公司未就李旭入股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还是增资方式与李旭重新协商或进行增资的前期工作，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现中钦公司的成立及注册资本均与夏中伟在《股东会决议》中的承诺不符，中钦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在收取400万元款项后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且其亦无证据证实未进行相关登记义务的原因归责于李旭，再有中钦公司亦无举证证实李旭已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享受了股东权益，李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夏中伟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夏中伟、中钦公司向李旭返还400万元款项及自2015年4月21日起计付款项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中钦公司各股东目前实缴认购资本的情况，与本案二审上诉请求无关，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夏中伟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上诉人中钦公司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夏中伟负担38800元，广州市中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罗雅之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