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20411号原告:刘晓宾，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利安，北京曲和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法定代表人：刘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轩，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晓宾与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公司）信托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晓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利安、被告中融信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杨及李瑞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融信托公司返还刘晓宾信托资金8353773.45元（包括投资损失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120000元、托管费20000元、交易费用126674.12元、分配给优先受益人的收益797178.08元以及其他损失0.01元）；2.中融信托公司赔偿刘晓宾利息损失，以8353773.45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中融信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15日，刘晓宾与中融信托公司订立《中融-东证润泽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前述合同订立后，刘晓宾将1000万元转入中融信托公司指定账户。2015年6月26日上午9点左右，刘晓宾预判股市将暴跌，遂准备进入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系统客户端将股票全部卖出，但刘晓宾发现该系统一直无法登陆，刘晓宾随即通知助手白某联系中融信托公司客户经理刘石磊。当日上午9点至11点，白某多次联系中融信托公司刘石磊要求解决系统无法登陆问题，并多次明确告知刘石磊刘晓宾决定当日卖出全部所持有的股票。由于交易系统登陆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导致刘晓宾一直无法完成交易，直至当日下午刘晓宾才能登陆至该客户端进行交易。交易时，刘晓宾所持有的股票因大盘暴跌全部跌停导致其当日无法全部卖出。次交易日（即2015年6月29日），刘晓宾所持有的股票继续跌停无法全部卖出，直到2015年6月30日，刘晓宾所持有的股票才全部卖出。当时，刘晓宾投入的信托资金尚余200余万元。2015年7月23日，中融信托公司扣除了其所称的费用后向刘晓宾返还1646226.55元。经刘晓宾了解，其与中融信托公司订立的信托计划实质上为伞形信托，而伞形信托在2015年4月16日由中国证监会明令禁止，在此情形下，中融信托公司仍在2015年6月15日与刘晓宾订立信托合同并提供客户交易端给刘晓宾进行证券交易，其行为及涉案的信托合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公司应当返还刘晓宾信托资金并赔偿相应损失。中融信托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晓宾的诉讼请求。1.涉案信托计划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第一，涉案信托计划为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信托目的、交易结构安排等要素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符合信托行业主管部门原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涉案信托计划成立时，中融信托公司的直接监管部门原黑龙江省银监局依法对信托计划进行了备案登记，该备案亦可充分证明本信托计划合法、合规。第二，我国当前金融行业为分业监管，原中国银监会为信托行业的主管部门，从未对本案所涉信托计划一类的伞形信托的效力发表任何否定性评价，其他监管部门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虽然对伞形信托发表过评价和意见，但是该等意见主要针对证券公司，对信托公司并无约束力，同时其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较低，不能据此否定涉案信托计划的效力。第三，如果法院判令涉案信托计划无效，并要求中融信托公司返还信托资金显失公平，且可能给市场造成剧烈动荡。刘晓宾自1987年至2000年从事银行工作，2000年至2010年从事经营工作，自2010年从事金融工作至今，其具有较强的证券投资管理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实力，熟知信托及证券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其在涉案信托计划设立时，对信托计划的效力有充分、清楚的认知。涉案信托计划成立后，中融信托公司严格按照约定，及时、有效地按照刘晓宾发出的投资建议发出交易指令，截至该信托单位终止之日，信托财产的损失完全由于刘晓宾投资失误导致，刘晓宾提起本案诉讼，实质在于希望该资金损失由中融信托公司承担，有悖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2.交易系统客户端短时间无法登陆属于中融信托公司无法控制的事项，且该事项与刘晓宾的投资亏损没有因果关系，中融信托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信托合同》明确约定系统故障属于不可抗力，由此导致的损失中融信托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涉案信托计划交易功能实现高度依赖于电子交易系统，而该交易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属于中融信托公司无法预知或控制的事项，且涉案《信托合同》对系统出现故障及后果作出了明确约定，信托公司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刘晓宾对相关合同条款已经充分了解并认可。第二，关于刘晓宾所称2015年6月26日客户端登陆故障的事实。经中融信托公司核实，2015年6月26日系统客户端登陆正常，刘晓宾在当日9：53至10:23分下达7项买入投资建议，均交易成功。6月29日上午，刘晓宾又发出9项买入投资建议，均交易成功。因此，刘晓宾所称其在6月26日判断股市暴跌的主张不成立，当日交易系统客户端无法登陆的主张亦不符合客观事实，刘晓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晓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信托合同》及《中融-东证润泽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2.刘晓宾名下XXX账号在2015年6月15日的交易明细；3.刘晓宾名下XXX账号在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的交易明细；4.中国证监会向刘晓宾出具的《监管信息告知书》及《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5.中融信托公司发送给刘晓宾关于安装中融恒生交易系统客户端的电子邮件及附件；6.刘晓宾的股票交易记录；7.刘晓宾及其助手白某、杜利安、中融信托公司员工刘石磊的对话录音；8.中国证监会（2016）1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9.证人白某的证言。中融信托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信托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2.涉案信托计划备案材料及截图；3.涉案信托单元证券交易明细；4.《关于涉案信托单元若干问题的情况说明》及4个附件、《中融-东证润泽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8期清算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经庭审质证，中融信托公司认可刘晓宾提交的证据1、证据5、证据8、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刘晓宾认可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4中的《清算报告》的真实性。本院对前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持有异议：一、刘晓宾提交的证据2、刘晓宾名下XXX账号在2015年6月15日的交易明细，证据3、刘晓宾名下XXX账号在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的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刘晓宾汇入中融信托公司指定账户1000万元以及中融信托公司在涉案信托计划终止后，返回给刘晓宾账户1646226.55元的事实。中融信托公司不认可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对刘晓宾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对刘晓宾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二、刘晓宾提交的证据4、中国证监会向刘晓宾出具的《监管信息告知书》及《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证明本案所及的伞形信托类信托计划被中国证监会禁止。本院登陆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csrc.gov.cn)查询的《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内容与刘晓宾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本院认可刘晓宾提交的前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三、刘晓宾提交的证据6、刘晓宾的股票交易截屏，用以证明以下事项，一是该交易记录显示“交易员”为刘晓宾，因此涉案股票交易均由刘晓宾完成；二是证明涉案《信托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该合同并非信托合同，中融信托公司从事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公司称无法核实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份证据是刘晓宾通过系统客户端自行调取，系刘晓宾“委托汇总查询”的情况，只能证明刘晓宾曾经通过交易系统下达了相关投资建议，无法反映股票买卖的具体情况。所谓“交易员”显示为刘晓宾，只是交易系统对于一般委托人刘晓宾身份的简单指称，不能据此确定作出证明交易指令的主体即为刘晓宾。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刘晓宾仅提出投资建议，具体发出交易指令的主体是中融信托公司。本院比对了该证据6和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证据3涉案信托单元证券交易明细，两份材料显示的部分股票买卖的交易明细一致，本院认为，刘晓宾提交的该交易记录系其委托挂单指令，并非最终成功交易的明细，部分委托指令系因交易价格等原因未最终达成交易。就一般常识而言，刘晓宾提交该证据主要证明涉案交易系刘晓宾作出而非中融信托公司，且证明重点在于该截屏中系统显示的“交易员”为刘晓宾，就该“交易员”的系统描述中融信托公司亦未提出异议。据此，本院认为刘晓宾并无必要篡改或者伪造一份系统交易的截屏，本院认可该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至于其所证明的《信托合同》无效的结论，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四、刘晓宾提交的证据7、刘晓宾及其助手白某、杜利安、中融信托公司员工刘石磊的对话录音（以下简称对话录音）和证据9证人白某的证言，用以证明2015年6月26日上午，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交易系统崩溃，导致刘晓宾无法卖出股票遭受重大损失。中融信托公司不认可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仅认可白某关于交易系统发生故障的时间“大概率是在6月26日前后，大盘还没有暴跌，交易故障发生在大盘暴跌之前”的陈述。中融信托公司另称，其交易系统曾于2015年6月23日发生过故障，但是未造成刘晓宾的损失，刘晓宾关于交易系统于2015年6月26日上午发生故障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刘晓宾就其主张的“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证券交易系统于2015年6月26日发生系统故障”的事实，本院论述如下，根据白某、杜利安及刘石磊的陈述内容，刘石磊仅称只记得系统曾发生过故障，但是无法明确是哪一天发生了故障。白某出庭作证称，其受刘晓宾的委托在涉案交易系统上进行股票交易，交易系统发生故障的时间“大概率是在6月26日前后，大盘还没有暴跌，交易故障发生在大盘暴跌之前”，无法明确具体时间。据本院查询，上证指数与深证成指在2015年6月23日、24日均是上涨收盘，自2015年6月25日开始出现暴跌，白某一方面称无法确定交易系统的具体时间，另一方面称交易系统故障出现在股市暴跌之前。综合对话录音及白某的证言，刘晓宾提出证据无法证明其关于的交易系统于2015年6月26日出现故障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刘晓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中融信托公司提交证据2、涉案信托计划备案材料及截图，用以证明涉案信托计划曾在黑龙江监管部门备案。刘晓宾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中融信托公司就涉案信托计划是否备案不影响本院对于《信托合同》效力的认定，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六、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证据3、涉案信托单元证券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刘晓宾于2015年6月26日、6月29日1上午登陆交易系统客户端作出多项投资建议，均交易成功，据此刘晓宾关于交易系统于2015年6月26日上午出现故障，致使其无法进行交易的主张不成立。刘晓宾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刘晓宾主张交易系统在2015年6月26日出现故障，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其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前述事实，本院不予认可。对于中融信托公司提出的该份证据，一方面刘晓宾虽然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是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明确指出其中哪笔交易与其实际操作不符，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一方面，本案争议以及本院审查的要点在于《信托合同》的效力，以及在合同有效或无效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对于投资损失和相关费用的负担，关于投资损失和相关费用的数额，刘晓宾认可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清算报告》确定的数额。因此，就刘晓宾实际使用中融信托公司提供的系统买卖了何种股票，其实质上不影响本院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也不影响投资收益及相关费用的确定，就一般生活常识而言，中融信托公司并无必要伪造个别股票的交易记录，据此本院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七、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证据4中《关于涉案信托单元若干问题的情况说明》及4个附件，用以证明中融信托公司始终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履行了《信托合同》约定的补仓告知等义务，刘晓宾的投资损失与交易系统故障无关以及涉案信托单元资金的清算及分配情况。刘晓宾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信托单元若干问题的情况说明》系中融信托公司对本案事实及法律适用的意见，本院就该意见的具体内容以及本院对该意见的回应在本院认为中予以明确。4个附件的内容分别为，附件1系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设置的自动化审核条件，附件2为刘晓宾的26项投资建议因违反合同约定被系统拦截，附件3是涉案信托单元的信托单位净值变化表，附件4载明了涉案信托单元所持股票在2015年6月23日的股价走势，当日下午前述股票均是上涨趋势。刘晓宾虽不认可该4份附件的真实性，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可该4份附件的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信托合同》《补充协议》的订立及主要内容2015年6月15日，刘晓宾（一般委托人、一般受益人）与中融信托公司（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前述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全体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分期认购信托单位并支付信托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加以运用，并以第i期全部信托财产为基础资产，作出优先受益权与一般受益权的受益权结构化安排，为委托人（受益人）提供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信托计划的保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证券经纪服务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信托计划信托单位的投资范围，即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国债逆回购，或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投资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信托合同》另规定了信托计划的投资限制、禁止投资等事项。（三）受托人可以分期发行信托单位，信托单位按照发行时间顺序命名为第1期信托单位、第2期信托单位...，第i期信托单位，受托人有权对i值进行调整。第i期的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分为第i期优先受益权和第i期一般受益权两种类别。受托人仅以扣除第i期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向该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除在满足信托文件规定的条件下向一般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外，全体第i期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未得到足额分配之前，不得向第i期一般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四）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保管人处开设信托专用银行账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在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公司开设信托专用资金账户和其他必要的账户。各期信托财产的一般委托人在信托文件规定的投资范围内行使投资建议权，受托人保留对一般委托人发出的投资建议的最终决定权。受托人应当根据当时已知的信息审核各期委托人投资建议是否符合信托文件规定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以及其他合法性条件，办理各期一般委托人追加增信资金的相关手续，对信托计划证券投资逐日盯市、每日估值并持续监督信托单位变动，在受托人估算的各期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或者发生其他受托人指令事项时，应立即作出投资（卖出或平仓止损）决策并予以执行。受托人应亲自向证券交易机构下达交易指令。受托人对第i期信托单位相关数据进行单独核算，对各期的信托单位相关数据进行分别核算。受托人仅依据第i期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情况计算和分配该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不受其他各期信托单位收益或亏损状况的影响。但在信托计划的外部法律关系中，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信托计划项下全部信托财产均应作为信托计划外部债务的责任财产。（五）为保护全体受益人特别是优先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受托人每日估算第i期信托单位净值并设置预警线及止损线。第i期信托单位存续期间，当T日下午收盘后中融信托公司估算的该期信托单位净值触及止损线时，中融信托公司应拒绝接受刘晓宾发出的买入证券产品的投资建议。刘晓宾有权在T+1日下午13:30之前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至该信托单位净值达到预警线以上，否则，中融信托公司应在T+1日下午13:30之前对该期信托单位持有的证券产品进行变现操作，直至该期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为止。如果在中融信托公司止损变现完成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刘晓宾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至该期信托单位净值达到预警线以上，则中融信托公司重新开始接受其投资建议，否则，该期信托单位提前终止。或者，在止损变现完成后刘晓宾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不予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则该期信托单位提前终止。（六）信托计划项下第i期受益权信托利益以货币资金形式分配。第i期信托单位预期存续期限不超过6个月（含）的，其信托单位注销日（含提前终止日）为信托利益核算日，受托人在信托利益核算日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各类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分配给受益人。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对于实际存续天数少于6个月（含6个月）的信托单位，如该信托单位因触发特别交易权提前终止或因一般委托人提出其他终止申请而提前终止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利益=优先信托资金*年化分配比例/365*183天。无论第i期信托单元因何种原因终止，第i期一般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为第i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该期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i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七）《信托合同》的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刘晓宾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8期一般信托单位1000万份，认购资金1000万元。刘晓宾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信托单位预警线0.9元、止损线0.85元。该期信托单位优先级认购资金为2000万元，年化分配比例7.95%。对于实际存续天数少于6个月（含6个月）的信托单位，如该信托单位因触发特别交易条款提前终止或因一般委托人提出提前终止申请而提前终止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受益=优先信托资金*年化分配比例/365*183天。无论第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刘晓宾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第8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1%，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费率为0.6%。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信托管理费及保管费计算至信托单位正常注销日，按照实际存续天数计算。该附件另规定了该期信托单位的投资限制事项。（八）《信托合同》所附的《一般级委托人简介》载明了刘晓宾的工作经历：1987年至2000年从事银行工作，2000年至2010年从事经营工作，2010年至合同订立之日从事金融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刘晓宾声明，其此次认购的一般级信托单位份额的资金是其本人自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计划的情形；其具有三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对证券投资市场具备充分的风险投资意识，并自愿承担风险。（九）中融信托公司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刘晓宾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计划投资者的风险适应性做了调查。二、《信托合同》的履行2015年6月15日，刘晓宾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支付其认购信托单位的款项1000万元。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募集的信托资金规模为3000万元，其中优先级信托资金为2000万元，次级信托资金为1000万元。中融信托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中融恒生资管交易系统为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在信托专用证券账户项下开设子账户，信托合同项下每期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投资运作的管理。中融信托公司称，刘晓宾通过该子账户发出证券买卖的投资建议，中融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系列的交易负面清单，系统自动对刘晓宾发出的投资建议进行审核，对于不违反合同及法律相关规定的投资建议，该交易系统审核通过后执行。刘晓宾称，其实际控制该子账户，自行控制该期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买卖，交易系统自动执行刘晓宾的交易指令，中融信托公司所述刘晓宾仅提出投资建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中融信托公司提交的第8期信托单位净值表载明，2015年6月29日，该信托单位净值首次跌破止损线。中融信托公司就此向刘晓宾进行了风险提示，并告知其有权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否则中融信托公司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强制平仓。刘晓宾未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并于2015年6月30日上午自主卖出了该期信托单位持有的全部信托产品，后续亦未追加任何增强信托资金。2015年7月25日，中融信托公司出具的《清算报告》载明，涉案第8期信托单元于2015年7月21日终止，截至2015年7月21日，涉案信托单位累计信托收益为-7556595.36元，其中，投资收益-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120000元、托管费20000元、交易费用126674.12元。剩余信托财产22443404.64元，中融信托公司向优先级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797178.08元（包含优先级资金收益797178.08元），向刘晓宾分配信托利益1646226.55元，信托账户尚余0.01元未分配。刘晓宾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载明，其银行账户2015年7月23日收入1646226.55元。庭审中，中融信托公司与刘晓宾对涉案第8期信托单位的终止时间、信托收益数额的计算方式均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信托合同》的效力以及后果。一、《信托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本案涉及的交易形式为，中融信托公司为涉案信托计划申请设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恒生资管系统在该证券账户下设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相应的警戒线和止损线，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每期信托单元的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承担不同风险。市场上一般称该种结构化证券信托产品为伞形信托。2015年4月2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该文明确“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该规定虽然并非行政法规，并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但其目的在于在2015年特定股市背景下，通过规制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的融资融券业务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此种强监管背景下，本案双方当事人仍订立以伞形信托加杠杆形式的对外投资证券市场的《信托合同》，属于违反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另外，基于金融风险的高传导性，但在当时特定股市条件下，杠杆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会进一步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如果允许市场主体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通过通道业务等模式规避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会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急剧增加，从而损害证券市场不特定投资人的利益，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亦应无效。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庭审中争议的刘晓宾通过子账户作发出的交易指令的性质，中融公司是否违反账户实名制的规定，中融公司作为信托公司、中国证监会的意见是否对其具有约束力，本院回应如下：结合《信托合同》关于伞形信托交易模式的约定，本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刘晓宾作为一般委托人通过子账户作出“交易指令”的性质。刘晓宾认为，涉案信托单元项下证券交易均由刘晓宾实际操作，中融信托公司将账户交付给其使用，违反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中融信托公司认为，其始终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刘晓宾发出的指令为投资建议，该投资建议须经中融信托公司事先在交易系统设置的投资限制等条件审核，审核通过的才能通过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向证券公司下达相应的交易指令，此外，中融信托公司还享有合同约定的强制平仓的权利。因此，包括本案涉及的第8期信托单元在内的整个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以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实质上是由中融信托公司实际控制和运作的，刘晓宾仅有对第8期信托单元项下信托资金管理运作的投资建议权。本院认为，从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形上看，各个子账户证券买卖交易均依照刘晓宾的作出的交易指令，虽然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设置了对刘晓宾作出的指令的负面审查清单，但是该设置是基于，中融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投资范围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证券，《证券法》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于信托计划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持有比例、对敲交易等作出了相关规制，中融信托公司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在《信托合同》约定了投资限制，并在交易系统设置负面清单其实质在于防止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依据各期信托单位的证券投资指令所作出的证券交易产生违规风险，该设置亦是相关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在交易系统的电子化设置，目的在于降低一般委托人投资发出违规和违约指令的风险。而且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仅设置前述证券交易的负面清单仅对一般委托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该设置不构成中融信托公司所称的其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此外，《信托合同》虽然约定中融信托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但是该约定实质在于中融信托公司通过该约定控制各期信托单元的资金风险，其目的亦不在于实际运作各期信托资金。据此，本院认为刘晓宾实质上在《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条件范围内自主决定子账户信托资金的投资决策。第二，《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前述规定系《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及不得出借的规定。证券账户实名制是实现资本市场穿透式监管的必要前提，是监管部门实施信息披露、市场监控、稽查执法等监管机制的重要依托，出借证券账户会给现有的监管机制造成阻碍，减损监管效能，不利于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本案伞形信托关于母子账户的账户设置，导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只能显示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运行情况，无法穿透显示子账户的运作情形。涉案信托计划项下每期信托单元的一般委托人均利用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实质上构成不同的一般委托人以信托专用账户名义进行证券交易，由此导致相关监管部门无法了解实际进行证券交易的子账户主体的具体情形，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违反了《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第三，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所称其监管部门从未否定过伞形信托的效力，因此涉案信托计划合法有效的意见。本院认为，本院对涉案信托计划作出的结构化受益权安排、各期信托单元的伞形结构安排均不持异议。虽然《信托合同》订立及履行时，信托公司的监管部门为原中国银监会，但是既然信托公司安排该信托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该信托计划在证券市场的交易结构及投资行为亦应当符合《证券法》的规定，该证券交易行为亦应当收到证券市场相关监管主体的监管，其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应当受到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交易的相关意见的约束。二、《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刘晓宾主张《信托合同》无效，因此要求把中融信托公司返还信托资金8353773.45元（以刘晓宾投入的1000万元减去中融信托公司已经返还的1646226.55元），以及相应利息。该8353773.45元差额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投资亏损7289921.24元，受托人报酬即中融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管理费120000元，资金托管银行收取的托管费20000元，证券交易费用126674.12元；二是中融信托公司优先分配给优先级资金优先级收益797178.08元；三是未分配信托财产0.01元。本院认为，涉案信托财产经过实际的投资运作，损失7556595.36元，由原始的3000万元减损至22443404.64元。如前所述，涉案《信托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效。本院对于剩余的信托财产如何分配，以及相应损失应当如何分担，论述如下：根据《信托合同》的交易安排，刘晓宾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另行获得优先级资金2000万元，掌控共计3000万元用于证券市场投资。前述两种资金提供方的收益根据其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匹配。愿意承担较小风险的优先受益人仅获得固定的收益，愿意承担较大风险的一般受益人是实际的投资决策方，获得扣除优先级收益后剩余信托财产，同时也承担较大的风险。两种资金提供方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与其他商事主体的交易一样，是在长期的市场反复博弈中形成的较为稳定和公允的均衡模式，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刘晓宾作为成熟的投资者，对该风险安排的后果应当有确定的预期。本院对中融信托公司与刘晓宾前述风险及收益的安排予以确认，不作调整。因此，关于信托资金发生的投资亏损，系刘晓宾自行投资决策导致，应当由刘晓宾负担。关于信托公司先行分配给优先受益人的资金收益797178.08元，符合合同双方的风险安排，本院不持异议。关于托管费及交易费，系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交易过程中，因相关主体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和证券交易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应当在信托财产中予以扣除。刘晓宾主张中融信托公司返还前述资金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管理费。本院认为，信托管理费系信托公司因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收取的受托人报酬，一般依据合同约定产生。本案中，《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公司收取该笔信托管理费用120000元无合同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此外，中融信托公司剩余0.01元的资金尚未分配，涉案合同无效，应当返还给刘晓宾。关于该部分资金的利息，因刘晓宾并非具有资金放贷资质的机构，其提出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其利息应当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晓宾120000.01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20000.01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刘晓宾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276元，其中1009元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69267元由刘晓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婵审 判 员  周 韬人民陪审员  董爱丹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何宗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