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2民再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治军，男，197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繁昌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陶云俊，男，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南陵县，现住安徽省南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令余，安徽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季益枝，女，197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繁昌县。一审第三人：潘尚银，男，196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繁昌县。再审申请人郭治军因与被申请人陶云俊，一审被告季益枝、一审第三人潘尚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皖02民终2481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院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皖民申201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该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郭治军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陶云俊、一审被告季益枝、一审第三人潘尚银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治军申请再审称：（一）陶云俊“借条原件遗失”的说法不成立。陶云俊起诉时没有提供借条原件，并称借条原件已全部遗失，但郭治军向法院提交了其中30万元的借条原件，足以证明陶云俊借条全部遗失的说法不成立。另外，在发回重审的庭审过程中，陶云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6拟证明“借条自王庆处被潘尚银取走”，潘尚银是陶云俊的工作人员。如果郭治军未归还全部借款，陶云俊应当向潘尚银索取借条原件主张债权。（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划分错误。郭治军并不否认与陶云俊之间借款事实，但认为陶云俊没有债权凭证，重复主张债权。既然“借条原件遗失”的主张不成立，陶云俊就有义务提供借条原件证明郭治军欠款的事实，而不是由郭治军举证如何归还全部借款。举证借条原件与举证几年前的还款事实，后者的难度更大。一审法院认定由郭治军承担举证责任，显失公平。（三）原审法院证据采信上明显偏袒陶云俊。郭治军以民间融资为业，有记账的习惯，自己日记中记载了本案的借款经过和还款的资金来源和经过。该部分内容全部形成于2012年，可通过碳迹分析技术鉴定日记形成时间。郭治军还向法院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佐证日记内容，该日记虽系个人记载，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陶云俊提供的记账簿系其工作人员王庆、潘尚银所记。在（2014）南民一初字第01818号案件审理时，王庆在回答法官询问时称对本案利息的收取和本金的归还并不知情，而是陶云俊要求她怎么记就怎么记。那么王庆的记账就等同于陶云俊的记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时，该记账簿内容不应被法院采信。但本案一审法院未采信郭志军的日记和佐证证据，却采信了陶云俊提供的记账簿，显然偏袒陶云俊。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陶云俊的诉讼请求，由陶云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申请人陶云俊未到庭，庭后其代理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郭治军提交的还款记录，是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潘尚银的证明，因其未到庭，证明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郭治军的再审请求。一审被告季益枝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第三人潘尚银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原告陶云俊向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郭治军系朋友关系，因经营需要，自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8月14日共向陶云俊借款750000元，具体为：2012年4月5日借款30万元，2012年7月31日借款30万元，2012年8月14日借款15万元。以上借款均约定月利率为3.5%。借款期限为一个月。陶云俊应郭治军的请求，分别于2012年4月5日、7月31日、8月14日在扣除当月利息后，通过银行和网银向郭治军转账723750元。借款出借后，郭治军只归还了利息，本金一直未还。经多次索要无果，故诉请判令：1、郭治军、季益枝连带归还陶云俊借款本金750000元、利息316300元（按照年利率6%的四倍计算至2014年8月28日；以后的继续计算）；2.诉讼费由郭治军、季益枝负担。一审被告郭治军辩称：所借款项当年已经全部归还，且自2013年起原告从未向我催讨过借款。归还借款时，借条原件原告还给我后，我把它全部销毁。原告是重复主张债权，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被告季益枝辩称：对借款情况不清楚，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第三人潘尚银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南陵县人民法院查明：通过他人介绍，郭治军于2012年4月5日向陶云俊借款300000元，同日，陶云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郭治军账户289500元；2012年7月31日，郭治军借款300000元，同日，陶云俊通过安徽农金网银转账至郭治军账户289500元；2012年8月14日，郭治军借款150000元，同日，陶云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郭治军账户144750元；每笔借款按月利率3.5%预先扣除了一个月利息，共计实付723750元。借款发生后，郭治军支付利息至2013年1月4日。借款时，郭治军向陶云俊出具了借条，一共三张，现陶云俊均无法提供借据原件，仅提供2012年7月31日借条复印件及借款相应转账凭证。其中2012年7月31日的借条上出借人为“陶云卿”，该份借条原件由郭治军持有，其余借据原件郭治军亦未提供。郭治军、季益枝系夫妻关系。2012年左右，陶云俊在繁昌县与他人合伙开办了繁昌县皖江寄售行，潘尚银、王庆系陶云俊所请员工，皖江寄售行的主要事务均由潘尚银打理。南陵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借条原件是遗失了还是郭治军归还借款时收回并销毁了，也就是说借款本息是否已经偿还从而决定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归于消灭。在通常情况下借条原件就是债权发生的凭证，它对债权人来说至关重要。本案中，陶云俊作为债权人虽不能提供借条原件，但是其提供了部分借条复印件及银行汇款凭证，证实了债权确已发生。对此，郭治军作为债务人承认自己确实在2012年向陶云俊借过750000元。只不过，郭治军辩解借款已经在借贷发生的当年全部以现金等方式还清了。根据证据规则，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郭治军，即其应举证证明自己是如何偿还借款的。然而，郭治军对如此较大额款项均称已通过现金等方式归还。本院认为：一、郭治军所有的还款陈述均来源于其本人记载的日记簿，无其他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二、根据郭治军日记记载，经本院核算，其日记本中记载归还的总额与本案借款应还数额并不相符。据郭治军日记记载，郭治军还款总额为693500元，而据郭治军还款进度，郭治军应还本息总额为826859.7元，相差颇大，且郭治军对于还款的本息数额无法区分；三、根据郭治军在二审时提交的潘尚银出具的证明，本院追加潘尚银为第三人，其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对于郭治军提交的证明是否为潘尚银本人所写，又是否为潘尚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南陵县法院均无法获知。即便如郭治军所述，其还款全部归还给了潘尚银，据其日记记载，也仅有一笔50000元转账至潘尚银的账户，至于郭治军记载的其他现金支付有无实际支付，郭治军归还给潘尚银的款项具体是何用途，或者潘尚银在收到款项后有无将钱款转交陶云俊，因潘尚银并未到庭，均未可知；四、郭治军日记本中，2012年8月29日记载归还500000元，实际仅为497000元（其中90000元系“高小宝”债务抵消），潘尚银将600000元借条归还，郭治军却另出具100000元借条给潘尚银，此与常理有悖，本院对此存疑；郭治军称已全部收回原件，现仅存一份，余皆销毁，此与常理亦不符。对于上述疑问，郭治军均无法给予明确、合理的解释。据此，还清借款只是郭治军自己单方陈述，并无其它证据佐证，因此郭治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第三人潘尚银，其在本案中无需承担民事责任。郭治军此前一直否认陶云俊2013年后向其催讨借款，后对此予以认可，足见陶云俊提供的录音资料确为事实。该组录音资料清晰地证明了郭治军表示要等银行贷款下来才能还款，但审批下来的贷款数额太少，还不了陶云俊的借款。原审法官依据职权依法询问了任金华、潘尚海、桂敬林、丁信民、高世松、王庆，他们的陈述与陶云俊陈述、录音资料形成了完整证据链，证明陶云俊在2013年向郭治军催讨过借款，那么，在催讨那天双方之间民间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消灭。郭治军辩解因为高世松、潘尚银的请托才隐瞒已还款的事实，该院认为均为郭治军单方陈述，无证据加以支持，不予采信。综上，对郭治军称在2012年就将全部借款归还给陶云俊的辩解，无法采信。一、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陶云俊在向郭治军出借借款时预先扣除了26250元利息，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本案借款本金实为723750元。另，郭治军向法院提交了2012年7月31日30万元借条原件一份，根据举证规则，结合一般借条保管的习惯，该院认为该30万元郭治军已实际偿还，应在本金中扣减，则郭治军应还本金为423750元（723750元-300000元）。二、关于利息的问题。庭审查明，借款时双方约定了月利率3.5%，现陶云俊要求按年利率6%的四倍计付利息，该院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结合陶云俊提交的潘尚银记录的对账簿，郭治军付息至2013年1月4日，则郭治军应自2013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关于季益枝在本案中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庭审查明本案借款发生在季益枝与郭治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郭治军、季益枝均未举证证明本案借款为郭治军个人债务，也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本案借款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所以，陶云俊要求季益枝连带归还借款本息的请求，应予以支持。综上，南陵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民一初字第01527号判决：一、郭治军、季益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归还陶云俊借款本金423750元，并自2013年1月5日起以4237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二、驳回陶云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98元，由郭治军、季益枝负担5000元，陶云俊负担2198元。陶云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郭治军支付陶云俊借款本金723750元，并自2013年1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相互矛盾，逻辑混乱。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详尽论证郭治军未尽还款义务后又认为“郭治军向法院提交了2012年7月31日30万元借条原件一份，根据举证规则，结合一般借条保管的习惯，本院认为该30万元被告郭治军已实际偿还”是犯了“否定后又肯定”的逻辑错误。首先，“借条”本身就是郭治军书写。该张“借条”是否是借款时书写并交给陶云俊的那张“借条”无证可考。原审已经查明：涉案的三张借条是第三人潘尚银从案外人王庆处取走，而潘尚银并未证明交给了郭治军“借条”。其次，一审判决仅以“借条”在郭治军手上确定款项已付，那么郭治军就亏大了，那他自称“毁掉”了两张“借条”岂非“毁掉”42.375万元钱?反之，陶云俊未实际收到30万元，郭治军岂非不当得利30万元钱?再次，这30万元钱款的去向不明。原审判决书未查明30万元付给了何人，如何付的，这30万元钱款在何人腰包。（二）陶云俊起诉时主张以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要求借款人承担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一审判决只判决年利率6%明显损害了出借人的利益。郭治军二审辩称：我认可向陶云俊借款75万元，我打了3张借条给陶云俊，但是借款本金及利息我已经全部还清，除了每笔借款预扣的利息外，所有的还款都是还给潘尚银了，因为潘尚银是陶云俊公司在繁昌的负责人。我不清楚陶云俊是否知晓我把钱还给潘尚银了，我和陶云俊不认识，是通过潘尚银介绍认识的，才发生的75万元的借款。三次打借条都是在潘尚银的办公室，我、陶云俊与潘尚银三人都在场，如果钱没有还掉，借条肯定在陶云俊的手里，但是现在陶云俊拿不出借条，因为每次潘尚银都是拿着借条问我要本金，每张借条的钱还掉，就把借条撕掉了。我提供的那张30万元借条可能是随手放在了包里，所以没有撕掉，是在第一次二审时找到的。郭治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陶云俊一审全部诉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陶云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陶云俊主张“借条原件遗失”的说法并不成立。南陵县人民法院在一审及发回重审中，均将“借条原件是陶云俊遗失了还是郭治军归还借款时收回并销毁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郭治军认可该院所归纳的争议焦点。陶云俊在《民事起诉状》中诉求郭治军归还其本金75万元，起诉时没有提供借条原件，并称借条原件已全部遗失。而郭治军在庭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其中30万元的借条原件，显然陶云俊主张“借条原件全部遗失”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另外，在发回重审的庭审过程中，陶云俊举证证明“借条自王庆处被潘尚银取走”，潘尚银为陶云俊的工作人员，借条尚在陶云俊的控制范围内，如果郭治军未归还全部借款，陶云俊应当向潘尚银索取借条原件，并据此向郭治军主张债权，而不是谎称“借条原件遗失”。（二）举证责任划分错误。郭治军并不否认与陶云俊之间的借款事实，而是认为陶云俊没有债权凭证，重复主张债权。按照交易习惯，债权人有妥善保管债权凭证的责任和义务，债权人凭债权凭证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既然“借条原件遗失”的主张不成立，陶云俊就有义务提供借条原件证明郭治军欠款的事实，而不是由郭治军举证如何归还全部借款。同时，举证借条原件与举证几年前的现金、转账还款事实从难易程度上来看，后者的难度更大。南陵县法院将举证责任转移至郭治军，对郭治军显失公平。（三）证据采信上明显偏袒陶云俊。郭治军以民间融资为业，在融资环境好时手中有大量现金出入实属正常，同时郭治军还有记账的习惯，其日记中记载了本案的借款经过和还款的资金来源和经过，该部分内容全部形成于2012年，距陶云俊起诉时有1年多时间，至今也有3年多时间。由于郭治军大部分以现金方式归还借款本息，郭治军因此特别向法院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银行出具的说明与部分日记内容相佐证，从日记的形成时间和佐证的证据来看，郭治军的日记虽然系其个人记载，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陶云俊提供的记账簿系其工作人员王庆、潘尚银所记，郭治军认为以上记账内容不真实，系两人为隐瞒郭治军私自对外放贷而做的“假账”。理由为在南陵县法院一审[(2014)南民一初字第01818号]对王庆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王庆称对本案利息的收取和本金的归还并不知情，而是郭治军要求她怎么记她就怎么记。那么，王庆的记账就等同于陶云俊本人的记账，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记账簿内容不应当被法院采信。潘尚银既是陶云俊的工作人员，又与陶云俊有亲戚关系，同时潘尚银还有隐瞒陶云俊、利用陶云俊的资金私自对外放贷收取利息的行为，因此潘尚银的记账也不具有客观性，不应当被法院采信。恰恰相反的是，南陵县法院没有采信郭治军的日记和佐证证据，而采信了陶云俊提供的记账簿，郭治军认为一审法院明显偏袒陶云俊，有地方保护的嫌疑，显失公平公正。综上所述，郭治军已经全部归还借款本息，陶云俊公司内部管理混乱，陶云俊应向其工作人员追讨郭治军已归还的借款本息，不得向郭治军重复主张债权。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划分错误，证据采信错误，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陶云俊二审辩称：几次开庭已经查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所以借条的作用应相应退化，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16条，债务人主张已经还款应当举证证明，所以债务人应证明债务是如何归还的，本案债务人本人陈述已归还以及潘尚银的证明，都没有说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还钱的、还的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以及钱的来源、还款方式。本案借贷数额较大，没有一笔还款是通过银行转账，而债务人收到三笔借款时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债务人陈述的还款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郭治军陈述还款均没有告知陶云俊，因此债务人郭治军与潘尚银之间即使有资金往来，也是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与陶云俊无关。季益枝、潘尚银二审均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本案中出借人陶云俊、借款人郭治军均对涉案75万元借款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符合案情，应予支持。在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借款人郭治军主张其已向出借人陶云俊归还了全部借款本金75万元及相应利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郭治军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郭治军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2012年7月31日出具的30万元借条原件抗辩该笔30万元债务已清偿，陶云俊在本院组织的谈话笔录中认可其处理还款的交易方式为还款后即将借条原件归还给借款人，一审法院认定该笔30万元债务郭治军已完成清偿义务符合案情，应予支持。（二）郭治军自述其在2012年年底将全部借款及利息均归还给潘尚银，但并不清楚陶云俊是否知晓其将钱归还给潘尚银，郭治军在2013年后陶云俊向其催讨借款的录音资料中表述其要等银行贷款下来才能还款，但审批下来的贷款数额太少，还不了陶云俊的借款；陶云俊在诉讼中并不认可其向潘尚银授权向郭治军索要还款；潘尚银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本案庭审，其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明无法核实真伪，且本案中亦无其他证据表明潘尚银具备委托权限或者构成表见代理，故本院对郭治军抗辩其向潘尚银归还了借款即表明已向陶云俊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材料认定郭治军还应向陶云俊归还423750元本金符合案情，应予支持。如郭治军认为其已向潘尚银给付了本案诉争的相应款项，可依据相应证据材料向潘尚银另行主张权利。（三）陶云俊、郭治军均认可涉案借款约定月利率为3.5%，陶云俊一审诉请按照年利率6%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上诉请求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自2013年1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述诉请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陶云俊二审中认可2012年4月5日的30万元借款已归还利息至2013年2月4日，2012年8月14日的15万元借款已归还利息至2012年12月14日，结合其诉请，一审法院认定的应归还利息金额应予以调整。综上，本院二审作出（2016）皖02民终248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015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上诉人陶云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015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郭治军、被上诉人季益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归还上诉人陶云俊借款本金42375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1月5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自2013年2月4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98元，由郭治军、季益枝负担5000元，陶云俊负担21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456元，由陶云俊负担5800元，郭治军负担7656元。本院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同二审认定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陶云俊依据部分借条复印件及银行汇款凭证要求郭治军偿还三笔借款，而郭治军承认三笔借款事实存在，原审据此认定郭治军向陶云俊借款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郭治军抗辩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则应由郭治军承担举证责任。郭治军仅持有第二笔借款的借条原件，原审认定该笔借款已偿还，再审予以确认。郭治军提供自己的记账和潘尚银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第一、三笔借款本息也已偿还，因为，陶云俊对郭治军单方记账不予认可，而潘尚银未到庭无法核实证明的真实性，原审判决郭治军偿还第一、三笔借款本息并无不当。二审认为，“如郭治军认为其已向潘尚银给付了本案诉争的相应款项，可依据相应证据材料向潘尚银另行主张权利”，再审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治军的主要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相应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皖02民终2481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承荣审判员  洪 飞审判员  傅少农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施玛书记员毛蕾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