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广兰道**515B。法定代表人：郑李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蔚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卫民，男，汉族，1964年6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广东广信君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万基商务大厦7D。法定代表人：王屹山。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卫民、深圳市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利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0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卫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郭卫民收到了中荟公司支付的20万元。（一）郭卫民代理人在另案庭审时承认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有借款关系，且认可收到了借款20万元。中荟公司提供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审判笔录》载明“原：150万元转款的事实并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涉及的收购股权无关，区分不开。中荟公司和郭卫民还有借款关系”，从该庭审笔录可以看出，郭卫民的代理人明确承认郭卫民共收到了中荟公司支付的150万元，并且双方之间还有借款关系。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郭卫民分数次从中荟公司收到了退股款130万元。前已述之，郭卫民共收到中荟公司支付的150万元，其中13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剩余20万元就是本案的借款。(二）中荟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银行进账单也足以证明中荟公司将借款支付给了郭卫民。中荟公司提供了支票存根以及银行进账单，证明中荟公司于2007年4月27日将20万元以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了高利亚公司。因高利亚公司是郭卫民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所以中荟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了高利亚公司也视为支付给了郭卫民，所以郭卫民收到了中荟公司支付的借款20万元。(三）《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梓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也能认定郭卫民收到了该20万元借款。根据《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以下简称出资情况）载明“七、郭卫民收退股款100万情况7、2005年4月27日，深圳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收款人为深圳市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以上8笔款项合计159.4万元，为第三人辩称退郭卫民的股款依据。认为：后五笔款项与退股款无关”,该情况说明足以证明郭卫民自己确认已经收到了159.4万元，其中就包含该20万元借款，且郭卫民认为该20万元是借款并非是退的股权转让款。中荟公司认为，该出资情况是由郭卫民、黄业华提供，理由如下：1.该情况说明右上角标注为“郭卫民、黄业华提供”；2.该情况说明都是为了证明中荟公司、黄业华的主张，抗辩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原告和另案被告王建勇等人的主张。该情况说明中第七项“郭卫民收退股款100万情况，以上8笔合计159.4万，为第三人辩称退郭卫民的股款依据。认为：后五笔款项与退股款无关”的观点跟其诉称只收到100万元，2005年10月18日以银行卡转账存款的方式支付30万元并不是退股款的观点一致，且另外三笔款项均是郭卫民的报销款。3.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的证据与郭卫民提供的证据目录基本一致。4.郭卫民与黄业华从大银厂设立开始至将股权转让给案外第三人，只有其两人对大银厂的股权变更及出资情况完全知情，而另案被告及本案原告均不知情，所以该情况说明是其提供更为合理。原审法院认为，从该情况说明第七项载明“郭卫民收退股款100万情况其中第7小项标注2005年4月27日，深圳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收款人为深圳市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以上8笔款项合计159.4万元，为第三人辩称退郭卫民的股款依据。"的内容看，“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为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的内容，并非是被告郭卫民承认该笔借款。原审法院该认定明显错误。该情况说明在前述内容之后还有“认为：后五笔款项与退股款无关”。结合该情况说明上下文可以认定，郭卫民认可收到了前述159.4万元且该事实与郭卫民在另案诉讼时称只收到100万元，2005年10月18日以银行卡转账存款的方式支付30万元并不是退股款的观点一致。另外三笔款项均是郭卫民的报销款，中荟公司理应收到。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仅仅是支票载明的内容明显错误。二、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是借款关系。(一）借款单、记账凭证、支票存根足以认定中荟公司向高利亚公司支付的20万元是支付郭卫民的借款。中荟公司提供的借款单中载明转郭卫民，记账凭证中载明其他应收款/郭卫民，支票存根载明支付郭卫民借款。虽然前述证据载明的内容是中荟公司单方记载，但该内容均是中荟公司财务人员在2005年4月所记载，足以认定中荟公司的主观认定该20万元就是支付给郭卫民的借款。(二)郭卫民代理人在另案庭审时明确承认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还有借款关系。另外，郭卫民的代理人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时称，承认郭卫民与中荟公司之间还有借款关系存在。所以中荟公司将20万元支付给郭卫民就是借款关系。(三）郭卫民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20万元款项并非是借款，应当认定该20万元是借款。前已述之，中荟公司已经将20万元支付给了郭卫民，郭卫民认为双方是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郭卫民否认是借款关系，应当由其提供证据证明。但郭卫民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就应当认定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是借款关系。即便不认定中荟公司将20万元出借给了郭卫民，也应当认定中荟公司将20万元出借给了高利亚公司，高利亚公司不论基于民间借贷，还是不当得利，都应该向中荟公司清偿该20万元。三、郭卫民应当清偿借款本息。中荟公司已经将借款20万元支付给了郭卫民，郭卫民应当清偿借款本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郭卫民辩称：中荟公司主张其与郭卫民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中荟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郭卫民并没有书面或口头向中荟公司借款涉案的20万元，此在之前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9月23日作出的（2017）粤03民终10593号案民事判决书对此事实作出确认。三、中荟公司提交的《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仅能证明其向被告高利亚公司名下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其中《支票存根》载明的“支付郭卫民借款”系中荟公司自行填写，上述《支票存根》及中荟公司自行制作的《借款单》《记账凭证》不具备证明郭卫民与中荟公司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证明效力。四、在2005年4月27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长达11年，中荟公司从未向郭卫民主张过借款事宜，此与常理不符。本案是中荟公司在郭卫民2016年11月14日诉其返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案中败诉之后提起的，显然，是中荟公司对其败诉结果不甘而寻找的借口，目的是为了查封郭卫民对（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案中享有的执行债权。综上所述，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中荟公司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驳回中荟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利亚公司未发表意见。中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4月2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9月6日为142702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27日，原告开具一份《深圳商业银行支票》，向被告高利亚公司转账支付20万元，上述款项从原告名下“商业银行深南支行”账户转账至被告高利亚公司名下“光大银行深圳彩田支行”账户，《支票存根》载明“支付郭卫民借款”。原告提交一份《借款单》及《记账凭证》，主张上述款项原告向被告高利亚公司转账支付的20万元系原告支付被告郭卫民的借款。上述《借款单》载明日期为2005年4月27日，借款金额为20万元，“姓名”一栏填写“转郭卫民”，“事由”一栏填写“转深圳市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述《记账凭证》为原告制作，载明日期为2005年4月30日，“摘要”一栏载明“借款（转高利亚投资控股公司）”，“科目”一栏载明“其他应收款/郭卫民”，借款金额为20万元。被告郭卫民主张，上述《借款单》及《记账凭证》为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郭卫民签名确认，支票存根载明的“支付郭卫民借款”是原告单方填写，不能证明被告郭卫民收到上述借款。原告提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庭审笔录及《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证据目录（原告郭卫民提交）》，主张被告郭卫民在该案中提交材料承认其向原告借款20万元，上述庭审笔录第12页中被告郭卫民称“150万元转款的事实没有异议”，被告郭卫民认可收到大银厂公司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其在上述庭审中明确其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150万元，该150万元的构成就是13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本案20万元借款。上述《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内容包括七条，其中第七条载明“郭卫民收‘退股款’100万情况”，内容包括：“1、……；2……；3、……；以上三笔合计100万。4、……；5……；6……；7、2005年4月27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收款人为深圳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8、……；以上八笔合计159.4万，为第三人辩称退郭卫民的股款依据。认为：后5笔款项与退股款无关。”原告主张上述内容中第7点关于2005年4月27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的内容说明被告郭卫民确认其向原告借款20万元。被告郭卫民主张，其在上述庭审笔录中并没有承认涉案20万元为其借款，不能以“150万元转款”来推断涉案20万元就是被告郭卫民的借款；上述《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在该案庭审笔录上并没有质证，也不是被告郭卫民所提交，上述《证据目录（原告郭卫民提交）》没有显示有此证据存在，而且上述中《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内容也没有明确郭卫民承认借款20万元。另查，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对原告郭卫民诉被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黄业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1页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以下内容：“……二、关于被告（中荟公司）是否有权从其应支付原告（郭卫民）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原告（郭卫民）的债务。被告（中荟公司）主张应当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2003年10月13日被告（中荟公司）代原告（郭卫民）向恒安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05年4月27日被告（中荟公司）向原告（郭卫民）支付的借款20万元、原告（郭卫民）欠第三人（黄业华）的投资款75万元，因原告（郭卫民）及第三人（黄业华）对被告（中荟公司）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且上述款项分别属于被告（中荟公司）与原告（郭卫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借款关系及原告（郭卫民）与第三人（黄业华）之间的关系，应由被告（中荟公司）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被告（中荟公司）关于抵销原告（郭卫民）债务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判决书判决支持了该案原告郭卫民于2014年5月28日起诉请求被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逾期利息。中荟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7年9月23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第13页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以下内容：“……中荟公司上诉主张郭卫民与中荟公司互负债务，债务互相抵销后，郭卫民无权再主张股权转让款。中荟公司主张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代郭卫民向恒安丰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于原审阶段提交了支票存根以及恒安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证据；中荟公司主张2007年4月27日借款20万元给郭卫民，于原审阶段提交了另案的庭审笔录作为证据。郭卫民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另案庭审笔录中提及的20万元并非中荟公司主张的借款20万元，双方存在多种经济往来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判决认定郭卫民‘实际向恒安丰公司支付100万元……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并未提及系中荟公司代替郭卫民支付该50万元。中荟公司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郭卫民对中荟公司主张抵销的两笔债权均不予认可，中荟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在向郭卫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时已经告知了郭卫民债务抵销、郭卫民没有异议。且即使中荟公司确实对郭卫民有上述两项有效债权，中荟公司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二被告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系口头商量的借款关系。被告郭卫民主张其与原告既没有书面合同关系，也没有口头借款合同关系，其与原告不存在借款事实。以上事实，有《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借款单》、《记账凭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庭审笔录、《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证据目录（原告郭卫民提交）》、（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其与二被告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仅能证明其向被告高利亚公司名下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其中《支票存根》载明的“支付郭卫民借款”系原告自行填写，上述《支票存根》及原告自行制作的《借款单》、《记账凭证》均不能证明二被告确认涉案借款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庭审笔录、《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证据目录（原告郭卫民提交）》亦不能证明被告郭卫民在该案中确认涉案款项系原告向被告郭卫民支付的借款，其中《证据目录（原告郭卫民提交）》不能证明被告郭卫民在该案中提交了《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下称大银厂）历次“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即便该材料为被告郭卫民所出具，从其中载明的内容“……7、2005年4月27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收款人为深圳高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8、……；以上八笔合计159.4万，为第三人辩称退郭卫民的股款依据。……”看，“用途为支付郭卫民借款20万”为“‘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显示”的内容，并非为被告郭卫民承认该笔借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亦认定“中荟公司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综上，原告主张的涉案借款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441元、财产保全费222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民间贷款关系是否成立。中荟公司主张其与郭卫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据以主张的证据主要是通过支票进行的银行转账及支票存根记载的“支付郭卫民借款”备注，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中荟公司向高利亚公司支付20万元，并不能证明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中荟公司提交的《借款单》及《记账凭证》为中荟公司自行制作，在郭卫民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关系存在的依据。此外，中荟公司提交的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民事判决及证据材料的内容均未明确体现郭卫民认可其向中荟公司借款20万元的内容，亦无生效判决作出此类事实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关系证据不足，并驳回中荟公司的诉讼请求，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中荟公司关于其与郭卫民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41元，由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博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