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08刑终85号 原公诉机关连城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桂鹏，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汉族，大专文化，连城县某站某股原副股长，住福建省连城县，现住福建省连城县。于2015年10月22日被取保候审在家。 辩护人池昌辉，福建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连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连城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罗桂鹏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闽0825刑初33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罗桂鹏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闽08刑终68号刑事裁定，发回连城县人民法院重审。连城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825刑初16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罗桂鹏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龙岩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坤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罗桂鹏及其辩护人池昌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如下： 原审判决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罗桂鹏在担任连城县某站某股副股长期间，在负责农机购置补贴中的审核、验收工作时，明知存在违规套取农机补贴资金的情况下，违反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规定，在具体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审核、验收等工作中，予以审核通过，上报补贴资金结算材料，造成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被违规套取，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达1612153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部分 2011年至2012年间，中农公司为推销积压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以近乎免费赠机的方式通过连城经销商丽军公司向连城当地推销。其中2011年每台定价为4500元，实际售价4400元，国家对该机型的定额补贴资金为4000元；2012年每台定价5000元，实际售价3530元，国家对该机型的定额补贴资金为3330元。根据相关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2011年、2012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定额补贴按不超过本省市场平均价格30%测算。被告人罗桂鹏与沈某1（已判刑）等人发现中农公司的秸秆粉碎还田机销售价格仅略高于该档产品补贴额，中农公司以近乎免费赠机给农户的形式套取国家补贴资金，挤占农机补贴资金，并有大量农户反映该农机在实际操作中不好用，将该农机拆解卖掉或者闲置等问题后未提出异议，不但未采取措施追回国家补贴款，还仍予以同意办理该机型的补贴申请并审核通过上报，对中农公司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中不规范的行为等问题未予以监督管理，致使中农公司从违规销售上述184台农机中，套取国家补贴款491893元。2012年1月12日，中农公司职员黄某1通过ATM转账方式送给被告人罗桂鹏2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连城县某站提供的机具数量汇总表、2011年和2012年秸秆粉碎还田机统计表，证明：2011年，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在连城县地区共销售181台，销售价格4500元，每台机具补贴额4000元；2012年，共销售3台，每台机具补贴额3330元。 （2）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连城县2012年全年购机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证明：2011年、2012年两年间，连城地区农户购买184台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时办理的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上显示录入人员为邓某4、罗桂鹏、黄某2；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上由罗桂鹏、沈某1在核实人一栏中签字表示已核实。 （3）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表，证明：连城县某站具有实施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行政权力，2011年11月28日，连城县某站出台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表，明确权责具体为补贴指标分配、申请受理、现场核实、上报结算、投诉举报处理，这几项职责的分管领导是罗某1，科室负责人是沈某1或者罗桂鹏，罗桂鹏是申请受理和上报结算的负责人，经办人包括罗桂鹏、邓某4、黄某2。 （4）2011年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核实人员名单一览表、2012年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核实、浏览人员名单、2013年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核实、浏览人员名单，证明：2011年，罗桂鹏作为科教股副股长，有核实、录入权限；2012年，罗桂鹏作为科教股副股长，有核实、录入权限；2013年，罗桂鹏作为科教股副股长，有核实、录入、浏览权限。 （5）罗某1建设银行卡（62×××05）、沈某1建设银行卡（62×××12）、罗桂鹏建设银行卡（43×××76）交易清单，证明：中农公司销售部副部长黄某1于2012年1月12日通过ATM转账方式往罗某1、沈某1及被告人罗桂鹏账户上分别汇入9000元、2000元、2000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邹某1、蒋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邹某1和蒋某经营的丽军公司代理销售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中农公司的黄某1称该机具在2011年的补贴额为4000元，在销售该机具时可以扣除补贴额外向农民收个几百元就可以了，该补贴额足以弥补该机具的生产成本，还告诉其该机具不怎么好用。丽军公司在明知中农公司让丽军公司向购买该农机的农户自由收取几百元的差价实则免费赠机、目的系赚取国家补贴资金的情况下，在连城地区代理销售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其代理销售定价4500元，实际向农户仅收取400元差价，另100元当作农户的三包费用而未向农户收取。因该机具差额售价极低，连城地区农民大量抢购，后连城县某站暂停办理该机具的补贴手续，并电话告知不要再销售该机具，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额过高会挤占其他农机具的补贴。邹某1将这个情况告知黄某1，黄某1称其会向中农公司反馈，后连城县某站又恢复办理该机具的农机补贴手续。2011年连城地区共计销售181台秸秆粉碎还田机，很多购买该机具的农户后向邹某1反映该机具不适用，机身太重，开到水田就沉下去没法用，工作效率低等情况。 （2）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黄某1系中农公司销售部副部长。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在龙岩地区根本不适用，没有什么农户愿意购买，导致产品积压严重。公司董事长李某遂产生通过免费赠机给农户，让农户申请农机补贴从而让中农公司获得国家补贴资金的形式处理产品积压问题又实现公司盈利的想法，并安排黄某1具体负责龙岩的销售工作。中农公司在连城地区委托当地的经销商邹某1经营的公司代理销售秸秆粉碎还田机。2011年年初，为了获得罗某1的关照，李某要其按罗某1要求送钱。2011年秸秆粉碎还田机的国家补贴价为4000元，卖4500元，仅收取农户几百元差价。开始在连城地区销售后，邹某1说连城县某站的经办人员拒绝为丽军公司办理补贴手续，黄某1遂找罗某1帮忙，并许诺送钱，罗某1同意处理该事，不久又恢复办理补贴手续。2011年农历年底，罗某1到中农公司要求兑现承诺，其于2012年1月12日转账给罗某19000元，并为感谢沈某1及罗桂鹏的关照也转账给二人各2000元。 （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李某系中农公司董事长。秸秆粉碎还田机在龙岩地区根本不适用，没有什么农户愿意购买，导致产品积压严重。其想让农户申请农机补贴，公司从中获得国家补贴资金。其安排黄某1具体负责龙岩地区销售工作。连城地区委托邹某1经营的丽军公司代理销售。秸秆粉碎还田机在2011年的补贴额为每台40**元，2012年降至3330元。其打电话给罗某1说秸秆粉碎还田机库存量大，欲以赠机形式让农户到某站办理农机补贴手续的情况，希望罗某1帮忙关照。2011年，在办理了一部分该机具的农机补贴手续后，黄某1告诉其连城县某站不再让农户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的手续，其找罗某1问明此事，罗某1表示暂停农户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手续系由负责农机补贴审核工作的人员提出存在占用补贴资金的嫌疑。其希望连城县某站能够继续允许农户申购该机具并办理农机补贴，并承诺会送钱给罗某1。罗某1答应会继续办理补贴手续。后黄某1向其反馈连城县某站又继续允许农户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手续。后面黄某1表示要从公司里支出1万元送给连城县某站的工作人员，给罗某16000元，另外剩下的4000元要送给某站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中农公司在2011年和2012年已将秸秆粉碎还田机全部清仓完毕。农户并非因为秸秆粉碎还田机实用而是因为该机具便宜才购买。 （4）证人叶某1、叶某2、叶某3、叶某4、叶某5、叶某6、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叶某7、张某5、邓某1、叶某8、邓某2、邓某3、叶某9、邹某2、邹某3、邹某4、邹某5的证言，证明：上述证人均为购买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的农户。2011年，连城县塘前乡或四堡乡的农户经连城县丽军公司介绍或其他农户介绍，以400元的价格购买秸秆粉碎还田机，但该农机在实际操作中不好用，不适用于连城地区，很多农户将该农机拆解卖掉或者闲置。 （5）证人邓某4的证言，证明：2011年和2012年连城县某站有开展秸秆粉碎还田机的农机补贴工作，秸秆粉碎还田机的经销商系丽军公司。2011年，连城县某站某股在办理该机具的补贴手续时，发现大量农户集中购置该农机，购买款仅需支付400元差价而该农机的补贴价高达4000元，沈某1等人认为情况较为异常，让其等人暂停为农户办理该机具的补贴工作，后来又让其等人恢复办理该机具的补贴工作。其等人有收受丽军公司和中农公司的钱物。 （6）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明：沈某1暂停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期间，有农户过来购机但未能买到，沈某1向罗某1报告称秸秆粉碎还田机卖得很便宜，农户只要出400元就可以买到，几乎像是免费赠机，而且质量不好，在连城不适用，国家农机补贴又这么高，这么多人过来办理的话容易挤占国家补贴资金，所以暂停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另外在场的农户也说秸秆粉碎还田机发动机拆下来卖都不止这么多钱。罗某1认为该机具上了农机补贴目录，便交代沈某1等人恢复办理。2012年厂商的工作人员黄某1有转账9000元给罗某1。 （7）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期间，沈某1等人发现很多农户前来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且主要集中在塘前和四堡两个乡镇，同时农户称只要花400元就可以买到机具。而且秸秆粉碎还田机太重轮子太小不适用于连城地区，中农公司的行为几乎是免费将机具赠送给农户。沈某1认为出现该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省里把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额定太高了，二是中农公司为了套取国家每台40**元的农机补贴。沈某1怕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挤占农机资金太大，也怕中农公司钻国家的空子，套取国家的农机补贴，其便交代罗桂鹏、黄某2、邓某4暂停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过了两三天，中农公司的黄某1找到沈某1，希望沈某1恢复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办理，支持他们厂家，事后会感谢沈某1，另外某站站长罗某1也叫沈某1恢复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补贴工作，经销商丽军公司的邹某1也找到沈某1进行说情，到时候会送给沈某1一些推广费，沈某1便同意恢复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沈某1打电话给邹某1问还有多少秸秆粉碎还田机没有卖出去，并让她把数量报过来，但强调不能再进该机具了，再进的话不会再帮她们办理农机补贴手续了。其在发现该机具在申请农机补贴可能存在被套取的情况下，没有向上级组织或领导反映情况。沈某1他们当时要求停办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申请时，该机具的补贴资金还没有下拨，如果当时反映了，该机具的补贴可能就没办法结算了。罗某1、罗桂鹏在知道中农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申请的补贴可能存在被套取的情况后，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说以后不能再让他们申请。2012年年初，黄某1通过银行转账送给沈某12000元。 （8）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购置补贴工作上，沈某1、罗桂鹏、邓某4、黄某2没有明确分工。2011年省农机局要求上报审核人员签字的字模进行存档，科教股决定上报沈某1、罗桂鹏的名字，实际上科教股四个人都有做审核工作。2011年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价格是4000元，实行差价购机，农户只要交400元就可以买到机具，销售181台。2012年补贴价格3330元，销售3台。2011年连城县某站某股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期间，发现一是短短几天内大量四堡乡镇的农户前来购机，因不属于农忙时节，往年这个时候农户购机需求较小，农户购机行为较为异常；二是销售价格很低，补贴价却很高。沈某1等人发现异常，认为中农公司销售秸秆粉碎还田机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套取国家补贴，科教股暂停办理了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后面某站某股又恢复了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办理。第二年农户有反映秸秆粉碎还田机没有用。科教股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收到经销商丽军公司贿送的财物。 3、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为：2011年和2012年，连城县某站都有办理中农公司生产并由丽军公司或由中农公司直接销售的秸秆粉碎还田机，2011年办理181台，2012年办理3台。在办理该机具的过程中，科教股具体负责该种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科教股的工作人员具体分工上，虽然在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资料上显示核实人员是沈某1和罗桂鹏，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沈某1、黄某2等四人都有参与接受农户申请购买、录入农户信息、核实验机、归档全部环节。科教股工作人员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过程中发现异常：①大量农户抢购该种机具;②虽然实行差价购机，但是农民只需花400元差价就能买到补贴价高达4000元的机具，沈某1也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2011年年底农机补贴摸底调查时称该机具的补贴价过高，让罗桂鹏按建议3500元的补贴价格上报;③购机农户关于拆解农机以废铁形式出售都不止400元的言论表明农户购机目的不是为了用于农业生产，不符合制定农机补贴政策的初衷。从异常现象中沈某1、罗桂鹏等人意识到中农公司借免费赠机给农户的形式套取国家补贴资金，挤占农机补贴资金，造成农机补贴资金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也认识到该机具不适用于连城地区等问题后，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即沈某1暂停农户申购该机具。后面邹某1找到沈某1、罗桂鹏等人，希望某站恢复让农户申购该机。沈某1同意恢复让农户申购秸秆粉碎还田机。在明知中农公司、丽军公司这样销售秸秆粉碎还田机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的情况下，按规定罗桂鹏应该暂停秸秆粉碎还田机的补贴申请，并向上级领导汇报相关情况，后来因为当时秸秆粉碎还田机已经上了补贴目录，而且领导同意继续办理该机具的补贴，罗桂鹏便没有提出异议，最终导致尚未与中农公司结算的国家补贴资金最终还是进入到中农公司的账户上，如果当时暂停了该机具的补贴申请，能防止农机补贴资金被骗取。罗桂鹏因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一事在当年年底收受邹某1贿送的5000元和中农公司的业务员贿送的一笔汇款。买了秸秆粉碎还田机的农户反映该机具不适用，实际上多被闲置，实际使用效果不好。 （二）塑料大棚补贴部分 2010年至2012年间，兰花公司基建负责人饶某1为获取建造大棚国家补贴款，以联兴合作社、富饶合作社、饶某6等名义为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被告人罗桂鹏与沈某1（已判刑）等人明知兰花公司违规以他人名义申报，在办理审查、核实及验收中仍予以审核通过，并收受饶某1等人的贿赂，致使饶某1为兰花公司及建造大棚的经销商天翔公司、龙某公司违规套取补贴资金1009640元，造成国家补贴资金损失共计1009640元。2016年12月5日，兰花公司退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00964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连城县2010年至2012年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塑料大棚补贴），证明：2010年，协议编号为20113508250001360的档案中，联兴合作社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编号为20113508250001361的档案中，富饶合作社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列明上述大棚的生产企业为天翔公司。2011年，协议编号为20113508250000053的档案中，联兴合作社申报大棚补贴180353元；协议编号为T-20103508250000013的档案中，饶某6申请大棚补贴66664元；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列明上述大棚的生产企业为天翔公司。2012年，指标确认书编号为35082512001918的档案中，联兴合作社申请大棚补贴332650元。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列明上述大棚的生产企业为龙某公司。 （2）塑料大棚结构补贴申请、核实程序、福建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关于印发2012年福建省大棚设施设备建造安装验收方案及补贴结算要求的通知，证明：连城县办理塑料大棚结构购置补贴具体的申请和核实等程序及要求，规定申请对象为农户（含农业合作社）及生产企业申报补贴资金结算资料要求。 （3）2010年至2013年福建省或连城县出台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证明：在开展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中，应严格管理、加强监督，对生产企业虚报冒领补贴金额或者参与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并经查实的，应责令整改等处理，严重违规的地方，暂停安排中央和省级补贴资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加强监督检查，对违规操作的地方，将暂停安排中央和省级补贴资金。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生产企业要及时取消其补贴产品补贴资格，非法侵占补贴资金应足额退回财政部门。同时规定申请对象。 （4）兰花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兰花公司委托饶某1聘请专业工程队为其兰博园及朋口镇桂花村的兰花基地搭建塑料大棚，自2010年至2012年，饶某1先后通过长汀天翔公司、福州龙某公司为兰花公司申请到大棚补贴款共计1032015元，该补贴款由饶某1负责管理，并用于兰花公司搭建相关大棚事宜。 （5）兰花公司展厅及大棚建造地照片，证明：兰花公司实地布置情况，各种显著标志均表明为兰花公司。 （6）邱某提供的福建省财政厅结算资金支付凭证，证明：省财政厅结算大棚补贴款给天翔公司相关情况。 （7）邱某银行流水账明细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凭证，证明：2011年1月14日，邱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饶某1252083元；于2011年11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饶某191090元；于2012年2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饶某193134元。 （8）邱某提供的2010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及名称为连城富饶花卉专业合作社、连城联兴兰花专业合作社等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证明：2010年10月10日，天翔公司向富饶合作社开具以大棚结构为内容数额为606944元的增值税发票，同年11月12日，天翔公司向联兴合作社开具以大棚结构为内容数额为606736元的增值税发票。 （9）蒲某提供的龙某公司在连城地区合作大棚补贴事宜的清单、大棚设备供货合同、（饶某1）交易清单，证明：龙某公司为连城联兴合作社办理大棚补贴事宜，补贴款332650元（面积66530平方米），龙某公司按每亩收取950元费用，后蒲某在2013年7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往饶某1账户上汇入237845元剩余补贴款。 （10）连城县某站于2016年4月27日提供的2010年、2011年、2012年大棚补贴资料，证明：①2010年，联兴合作社申报大棚数量2335个，面积为23336平方米，位于朋口河附近，以饶某1名义申报，补贴总额为242840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塑料大棚结构核实验收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2010年，富饶合作社申报大棚数量2335个，面积为23344平方米，位于朋口河附近，以饶某3的名义申报，补贴总额为242840元，塑料大棚结构核实验收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生产厂家是天翔公司。②2011年，联兴合作社申报大棚数量1751个，位于池溪村的大棚面积1284平方米（结合饶某1、傅某笔录可知是傅某的大棚），位于朋口村朋口河附近的大棚面积16226平方米，总面积为17510平方米，以饶某5名义申报，补贴总额为180353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位于池溪村1284平方米的塑料大棚结构核实验收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位于朋口村16226平方米的塑料大棚结构核实验收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2011年，饶某6申报大棚补贴641个，大棚面积为6408平方米，朋口河附近，补贴总额为66664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塑料大棚结构核实验收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沈某1，生产厂家是天翔公司。③2012年，联兴合作社申报PT型大棚补贴，大棚分布在桂花村（35578平方米）、朋口村（22228平方米）、官厅背村（3723平方米）、官厅村（1518平方米）、官厅村（505.6平方米）、新泉村（1830平方米，结合饶某1的笔录可知是饶某1自己的大棚）、下桥村（1147平方米），以饶某4名义申报，补贴总额为332650元。经销企业供货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大棚建设项目建造安装验收汇总表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结构安装大样图上显示核实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生产厂家是龙某公司。 （11）饶某1提供的客户名为连城兰花公司、福建连城兰花、连城朋口兰花公司、福建兰花公司的收款收据、送货单、收据，证明：饶某1为兰花公司购买相关大棚材料并支付给销售方的货款。体现饶某1为兰花公司建大棚，并非由天翔公司承建。 （12）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案发后，兰花公司向连城县财政局退回农机补贴资金1009640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饶某1的笔录，证明：2009年年底，连城县兰花公司饶某2叫饶某1负责兰花公司大棚建设，饶某1就自己购买材料搭建大棚。2010年年初，长汀天翔公司的邱某联系饶某1，称饶某1可以向农机部门申报大棚补贴，天翔公司可以帮忙做申报大棚补贴资料，但需支付部分费用给天翔公司，由其负责帮忙打点关系，并让饶某1到连城县某站咨询相关事宜。饶某1遂到连城县某站某股，在科教股的沈某1、罗桂鹏、黄某2等人在场的情况下，表明自己想为兰花公司搭建大棚。罗桂鹏称公司不能申报农机补贴，但是告诉饶某1可以换一种方式申报大棚补贴，以合作社或农户个人的名义申请和通过有资质的厂家可帮其申报大棚补贴，并把天翔公司的联系方式告诉饶某1。其和天翔公司的邱某联系，邱某说当年（2011年）只能用农户或合作社的名义办理大棚补贴手续，不能用公司名义办理。其与邱某商定获取大棚补贴后扣除税费部分，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2012年，其建大棚又委托天翔公司办理，但市某站人员来初步验收时说只能按葡萄大棚来补助，因天翔公司没有搭建葡萄大棚的资质。饶某1咨询罗桂鹏有无其他公司有资质，罗桂鹏说还有两家（其中一家为龙某公司）并将电话号码告知饶某1。饶某1就通过有资质的福州龙某公司为兰花公司当年建造的大棚申报大棚补贴。饶某1为连城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的面积、申报的补贴金额情况如下：①2010年，协议编号为20103508250001360的档案中，饶某1为连城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大棚面积23336平方米。②2010年，协议编号为20103508250001361的档案中，以富饶花卉专业合作社的饶某3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大棚面积3344平方米。③2011年，协议编号为20113508250000053的档案中，以联兴专业合作社社员饶某5名义申报大棚补贴180353元的大棚补贴，大棚分两块，其中连城兰花公司所有的大棚面积为16226平方米，扣除傅某申报的13225元，连城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款67128元。④2011年，协议编号为T-20103508250000013的档案中，饶某6申请大棚补贴66664元，大棚面积6408平方米，其中一半大棚实际上是连城兰花公司所有的，还有一半面积是饶某6所有的。这部分中连城兰花公司实际所有的大棚面积是3204平方米，申报大棚补贴款33332元。⑤2012年，指标确认书编号为35082512001918的档案中，联兴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饶某4申请大棚补贴332650元。其中64700平方米大棚为连城兰花公司实际所有，饶某1以饶某4名义为连城兰花公司这部分大棚申报了323500元补贴款。这样算出连城兰花公司从2010年至2012年申报大棚补贴的大棚面积共130810平方米，申报的大棚补贴款是1009640元。长汀天翔公司和福州龙某公司在扣除事先约定的款项后，天翔公司的邱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436307元打入饶某1的账户上。饶某1在扣除黄某3、杨某和饶某6的7万多元大棚补贴款后将收到的上述补贴款用于兰花公司大棚建设。饶某1共计收到福州龙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打入其账户的237845元并用于兰花公司大棚建设。 县某站相关人员知道其是为兰花公司申报补贴，其在第一次咨询时有和罗桂鹏表明自己是咨询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的情况。沈某1、罗桂鹏、黄某2和邓某4在实地验收大棚过程中，饶某1均有再次向上述人员明确表明所申报的大棚属于兰花公司，并送给上述人员兰花或现金，上述人员在告诉饶某1不要在其他人面前讲到兰花公司的大棚有申报农机补贴后，兰花公司每年均有验收合格并获得大棚补贴款。另外沈某1和罗桂鹏、黄某2和邓某4等人每年到实地验收大棚过程中均有到饶某1位于兰花公司的兰花博览园展厅里的办公室，该展厅的玻璃贴条、公司简介、宣传画上到处都写着兰花公司，兰花公司在朋口镇桂花村的兰花基地也在显著的地方竖立写有“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的宣传牌子。而且兰花公司在连城地区尤其是农业系统是很出名的。 （2）证人饶某2的证言，证明：饶某2系兰花公司董事长。2009年开始，兰花公司开始搭建大棚种植兰花，饶某2请饶某1协助管理大棚搭建，后其从饶某1处得知公司做的大棚可以申请农机补贴，饶某2让饶某1具体负责此事。兰花公司所建的大棚都不是长汀天翔公司或福州龙某公司搭建的，仅借用两公司的资质来申报大棚补贴，实际上是由饶某1自己负责建造。兰花公司搭建的大棚与联兴合作社、富饶合作社及饶某6搭建的大棚无关。饶某1总共为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款100万元左右，兰花公司分得50多万元，但是均未入兰花公司的账户。县某站工作人员在验收兰花公司的大棚时，其谈到了大棚补贴事宜。某站工作人员知道饶某1系为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 （3）证人邱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年初，邱某认识连城县某站站长罗某1和科教股的沈某1、罗桂鹏、邓某4及黄某2等人后，沈某1和罗桂鹏等人告诉邱某称连城县的兰花基地有搭建较多的大棚，让邱某和兰花基地联系。后邱某找到负责兰花基地搭建大棚的饶某1，与饶某1商议搭建大棚补贴事宜，并让饶某1就具体如何申报大棚补贴一事到连城县某站咨询。后自2010年至2011年，邱某所在的长汀天翔公司在未替兰花公司搭建大棚的情况下，先后为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款共计699365元，涉及大棚面积67394平方米，经饶某1之手替黄某3、杨某和饶某6申报大棚补贴款共计155844元，涉及大棚面积14982平方米。邱某所在的天翔公司收到福建省财政部门下拨的上述大棚补贴款855209元后，在扣除相关费用、利润后，先后三次将252083元、91090元、93134元，共计436307元大棚补贴款通过转账方式转给负责兰花公司搭建大棚的饶某1账户。天翔公司为饶某1经手的大棚申报的大棚补贴资料中，大棚人机合照都是某站某股的沈某1等人拍摄的。因天翔公司在2012年未列入葡萄大棚补贴厂家范围，故兰花公司另找其他公司申报当年的大棚补贴。 （4）证人饶某3的证言，证明：2010年，饶某3成立连城县富饶花卉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系王某，王某和饶某1系亲戚关系。2010年，饶某1请饶某3以富饶合作社的名义帮其申报大棚补贴，此次饶某3申报23344平方米的大棚补贴。饶某3帮饶某1以富饶合作社的名义申报大棚补贴的大棚都不是饶某3或富饶花卉合作社出资做的，所以饶某3在拿到242840元的大棚补贴款后给了饶某1。现场验收的时候，饶某1叫饶某3到兰花公司大棚拍照，照完相后饶某3看到某站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用皮尺量大棚。 （5）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明：2011年，黄某3在连城县搭建了近十亩的大棚种兰花，后托饶某1帮忙办理塑料大棚补贴，由于这些大棚是先建后申报，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所以拿到补贴后饶某1按照每亩3000元的标准给了黄某33万元左右的补贴款。 （6）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杨某请饶某1在连城县帮其建了近十亩的大棚种植兰花，后托饶某1帮忙办理塑料大棚补贴，由于这些大棚是先建后申报，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所以拿到补贴后饶某1按照每亩3000元的标准给了杨某2.8万元的补贴款。 （7）证人饶某4的笔录，证明：饶某4系联兴合作社的社员。2012年，饶某4为种植兰花而搭建了620多平方米的大棚，并从饶某1处得知搭建大棚可以申请农机补贴，后饶某4按饶某1要求到某站拍照。验收时饶某1还叫饶某4到兰花公司的兰花圃里拍照，事后饶某1有拿给饶某41800多元，申报大棚补贴相关资料上的签字“饶某4”都不是饶某4本人签的。 （8）证人饶某5、张某6的证言，证明：饶某1在成立联兴合作社时请饶某5在该合作社内挂名。2011年，饶某5在未搭建大棚的情况下按照饶某1的要求以联兴合作社的名义申报大棚补贴，申报大棚补贴提供的照片也是饶某5按饶某1的要求去兰花公司里拍的，饶某5未在申报材料上签字，也未领到180353元补贴款。饶某1让饶某5在兰花公司拍的照片中欲申请补贴的大棚系兰花公司的大棚。饶某1于2011年和2012年以联兴合作社的名义为兰花公司申报大棚补贴。 （9）证人蒲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龙某公司在连城申报了5户的大棚补贴，包括联兴合作社等3户原来是挂靠天翔公司办理大棚补贴手续，但是因为该大棚被定级为葡萄大棚的标准，而天翔公司没有搭建葡萄大棚的资质，不能申报，所以就挂靠龙某公司申报大棚补贴。龙某公司帮忙申报大棚补贴是罗桂鹏帮忙联系的。 （10）证人傅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9月份左右，傅某在连城县建了两亩多的大棚种植兰花，饶某1帮其申报大棚补贴有几千元或者一万元左右。 （11）证人邓某4的证言，证明：2010年至2012年，朋口搭建大棚较多的是兰花公司，该公司所建的大棚由一个饶姓朋口人以合作社的名义办理大棚补贴手续，按规定公司建的大棚不能申请大棚补贴。科教股在经办大棚补贴过程中，沈某1、罗桂鹏、邓某4和黄某2四人都有到实地验收。2010年和2011年到朋口验收大棚时，沈某1、罗桂鹏、邓某4和黄某2四人均有收受饶某1贿送的钱款。 （12）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明：2010年，饶某1到某站某股咨询建大棚申请补贴事宜。沈某1说合作社申请补贴额会大些，饶某1说他会以合作社的名义来申请。后饶某1以联兴合作社或农户个人名义来申请大棚补贴。在验收时，沈某1看到所建大棚在兰花公司的花圃里，遂问饶某1大棚是谁建的，饶某1回答是兰花公司建的，大部分还是先建后报。其与罗桂鹏等人均参与了大棚验收等工作，并有收饶某1及申报补贴的建造商天翔公司送的钱款，天翔公司以每亩700元回扣给其等人。 （13）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饶某1有到某站咨询能不能以兰花公司的名义申请建造大棚补贴，罗桂鹏、沈某1有说按规定公司是不能申请补贴，只能以农户和合作社的名义申请，后饶某1以联兴合作社或农户个人名义申请，有的大棚还是建好后申请的。其参与了兰花公司的大棚验收、拍照工作，其等人有收饶某1及建造商天翔公司送的钱款。 3、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0年，连城县开始办理大棚补贴工作，按照规定只有合作社和农户才能申请塑料大棚补贴，公司不能申请。2010年，饶某1到某站某股咨询办理大棚补贴事宜，沈某1、黄某2、罗桂鹏和邓某4均在场。2010年饶某1以联兴合作社名义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大棚面积23336平方米，以富饶合作社名义申报大棚补贴242840元，大棚面积23344平方米；2011年以联兴合作社名义申报大棚补贴180353元，大棚面积17510平方米，饶某6申请大棚补贴66664元，大棚面积6408平方米；2012年以联兴合作社名义申报大棚补贴332650元。上述大棚都是兰花公司所建大棚，饶某1为规避公司不能申报大棚补贴的规定，遂以这两个合作社和饶某6的名义办理大棚补贴手续。2010年至2012年，科教股的沈某1、黄某2、罗桂鹏和邓某4均有到现场验收饶某1申请补贴的大棚，四人到现场看到大棚里面很明显标明是兰花公司的牌子，所以科教股的四名工作人员都知道大棚是兰花公司的，但仍让饶某1顺利办理了大棚补贴手续，并在验收时收受饶某1贿送的钱款，使兰花公司获得本来不能获得的大棚补贴资金，造成国家补贴资金的流失。 （三）猪苗繁育设备补贴部分 2013年，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2为获取猪苗繁育设备国家补贴款，以自己的名义申报补贴。被告人罗桂鹏等人明知欣达公司违规以他人名义申报，以无资质厂家生产的猪苗繁育设备申报及不认真审核罗某2申报补贴总额超过政策规定的100000元农机补贴限额，在办理审查、核实及验收中仍予以审核通过，并接受罗某2的吃请，致使罗某2违规套取补贴资金110620元。2018年11月19日，罗某2退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3662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连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二份，证明：罗某2在2009年6月22日成立欣达公司，罗某2系法定代表人，住所地在连城县水塘**。巫某3在2011年7月13日成立连城县金鑫养殖有限公司，巫某3系法定代表人，住，住所地在连城县/div> （2）连城县某站于2015年12月16日提供的福建省2014年度分县补贴机具结算明细表，证明：2014年巫某2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售价63700元，国家补贴26000元；罗某2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售价127400元，国家补贴52000元；罗某2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售价22400元，国家补贴9800元；巫某1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售价137200元，国家补贴56000元；巫某1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售价8000元，国家补贴3500元；罗某2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售价60160元，国家补贴26320元；罗某2申报猪苗繁育成套设备（保育栏），售价164160元，国家补贴68400元。 （3）连城县某站于2016年1月15日提供的福建省2013年度分县补贴机具结算明细表、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连城县农机购置补贴申请表、经销企业供货表、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罗某2身份证复印件、国家补贴机具人机合照一张，证明：①2013年11月份前后，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53个养成猪干湿自由采食装置补贴，提供的发票是由漳州昌某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某公司”）出具的，销售金额为40280元，国家补贴金额为15900元，录入申请人系邓某4，经销企业供货表显示审核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审核时间为2013年12月22日。②2013年11月份前后，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188个成套母猪定位设备补贴，提供的发票是由昌某公司出具的，销售金额为60160元，国家补贴金额为26320元，录入申请人系邓某4，经销企业供货表显示审核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审核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③2013年11月份前后，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76个成套仔猪保育设备补贴，提供的发票是由昌某公司出具的，销售金额为164160元，国家补贴金额为68400元，录入申请人系邓某4，经销企业供货表显示审核人为罗桂鹏和黄某2，审核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 （4）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协助查询存款/汇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通知书、连城县农村信用联社提供的罗某2账户（账户9090824010100100027467）存款明细账，证明：2013年11月28日，罗某2的农村信用社账户上收到农机补贴61800元；2014年2月26日，罗某2的农村信用社账户上收到农机补贴110620元。两次收到农机补贴合计172420元。 （5）昌某公司赖某2于2015年10月9日提供的2013年、2014年连城客户明细表各一份，证明：2013年，连城县巫某2购买13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罗某2购买26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70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巫某1购买28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分娩栏）、25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2014年罗某2购买53个螺旋喂料机（养成猪干湿自由采食装置），后退货；罗某2购买188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定位栏）、76个猪苗繁育成套设备（保育栏）。 （6）罗某2于2015年12月16日予以确认在其养猪场实地拍摄的照片22张，证明：罗某2养猪场安装的设备情况，在养猪场门口有挂一张牌子，写有“连城县欣达养殖有限公司”。1-3号照片是向某公司购买70个定位栏；4-5号照片是向某公司购买13个分娩栏；6号照片是在养猪场门口拍摄的，悬挂“连城县欣达养殖有限公司”的牌子；7-12号照片的保育栏是自己搭建后向某站申报补贴的；13-17号照片的定位栏是自己搭建后向某站申报补贴的；18-22号照片的分娩栏是自己搭建后向某站申报补贴的。 （7）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案发后，罗某2向连城县财政局退回农机补贴资金136620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罗某2的证言，证明：罗某2在2009年左右成立了欣达公司。2010年公司注册后，养猪场门口“连城县欣达养殖有限公司”的牌子就一直悬挂至今，连城县某站工作人员到养猪场验收猪苗补贴设备时必须经过悬挂这块牌子的大门。 2013年，罗某2分两次申请养猪设备补贴，拿到猪苗繁育农机购置补贴十几万元，都是打入到其在信用社开立的账户上（9090824010100100027467），这个账户还绑定了6221840109040469382这个信用社的卡，罗某2申报补贴上报的就是这个卡号。 罗某2自2013年开始才有在养猪场安装保育栏、分娩栏、定位栏和自由采食槽等设备，其中把四排的旧猪栏改为分娩栏和定位栏。但某站工作人员在验收的时候并未提出异议。2013年上半年，通过龙岩卖饲料的石钦旺找到一个被拆迁的曹溪养猪场老板，罗某2向该老板购买一部分旧的分娩栏和定位栏。买完设备后雇请一个龙岩人和傅儿追帮忙安装分娩栏和定位栏。2013年2月1日以前，罗某2的养猪场没有做保育栏、分娩栏、定位栏和自由采食槽，在此之前也未申报过猪苗设备补贴。 罗某2没有购买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编号为3508250013001361和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编号为3508250013001362这两份申报补贴资料涉及的销售价格总计224320元的设备，其只是向某公司购买224320元的发票，昌某公司没有发这两批设备，也没有给罗某2安装这两批设备。这些旧设备是罗某2自行找没有设备补贴资质的经销商购买和安装的。罗某2向某站申报的53个自由采食槽也是自己购买设备安装好后向某站申报补贴的，这些设备都是向龙岩饲料城的一家店购买，后面向某公司购买发票进行申报的。53个自由采食槽中罗某2占16个、巫某1占12个、巫某2占25个，由罗某2一起帮忙申报补贴。 罗某2提及申报26套分娩栏补贴时，不知道2个分娩栏才算1套，当时只向某公司购买26个分娩栏，所以罗某2补些费用给昌某公司，让昌某公司开具26套分娩栏的发票（分两次开具，一次19套，一次是7套）。某站工作人员验收时是可以看出新旧的，另外罗某2也对来验收的四五个某站工作人员说过只新做了26个分娩栏，申请时不清楚1套是指2个，所以当时申请了26套，问某站工作人员能不能将此前做的分娩栏一起算入验收，这样就能凑到26套，某站的工作人员同意，罗某2便带着某站的工作人员继续清点，所以这26套分娩栏实际上只有26个是向有资质的昌某公司购买的，其他的16个是旧的。某站的工作人员同意罗某2按此申报补贴。 罗某24次申请养猪设备补贴，经核对2013年连城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存档材料，其确认①2013年的9月份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了26套的母猪分娩设备（分娩栏）补贴，补贴金额为52000元。②2013年的8月份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了70套的母猪定位设备（定位栏）补贴，补贴金额为9800元。③2013年的10月份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了188套的母猪定位设备的（定位栏）补贴，补贴金额为26320元，设备的销售价格60160元。④2013年的11月份罗某2向连城县某站申报了76套成套仔猪保育设备，补贴金额为68400元，设备的销售价格164160元。加上自由采食槽的补贴额，补贴总额为172420元。某站的工作人员分两次到其经营的养猪场进行验收，清点设备的数量，还对相关设备进行拍照。这两次罗某2都顺利通过验收拿到补贴。 某站工作人员对罗某2申报的全部补贴设备都没有在安装前到实体查看并照片留档。拍照的时候提出在新的设备区域进行拍照。某站工作人员在第一次验收时验收了罗某2、巫某1和巫某2的养猪场，结束后罗某2一方请某站工作人员在步行街的一家饭店吃饭。只有70个定位栏和26个分娩栏是向某公司购买搭建的，其他向某站申报补贴的设备都是自己购买材料搭建后向某公司购买发票后拿去申报补贴的。昌某公司搭建的分娩栏是在养猪场的新场地那边，自己搭建的分娩栏则是在悬挂公司招牌的旧场地这边，新旧分娩栏所处的区域不一样，不是连续一片的。某站的工作人员知道罗某2把自己购买材料搭建的相关设备通过昌某公司来申报农机补贴。罗某2当面问过验收人员，说还有一些自己做的猪苗繁育设备能不能申报农机补贴，验收人员中有人答复罗某2称有销售农机补贴设备资质公司开具的正式发票就可以申报，所以后面罗某2就向某公司购买发票来申报农机补贴。 （2）证人叶某10的证言，证明：叶某10系罗某2的丈夫。2009年6月份，欣达公司成立。2013年，罗某2的养猪场向某公司购买26个分娩栏和70个定位栏，后面以补昌某公司税点的方式让昌某公司开具52个（2个分娩栏算做1套）分娩栏和70个定位栏的发票。罗某2在某站工作人员验收时告诉他们把向某公司购买的26个和自己做的另外26个合计52个分娩栏一起申报农机补贴，连城县某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同意，最后也让罗某2顺利拿到26套分娩栏和70个定位栏的补贴。2013年，罗某2的养猪场通过龙岩卖饲料的石钦旺在龙岩曹溪购买了很多旧的分娩栏、定位栏，另外请朋口镇的一个傅姓师傅做分娩栏和定位栏，还请了泥水工做保育栏。罗某2一方以支付约10%税点的方式让昌某公司虚开了188个定位栏、76个保育栏的发票，后面罗某2以此顺利向县某站申报补贴。 经核对2013年连城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存档材料，其确认2013年9月份罗某2申报26套分娩栏补贴额52000元；2013年8月份申报70套定位栏补贴额9800元；2013年10月份申报188套定位栏补贴额26320元；2013年11月份申报76套保育栏补贴额68400元。除了26个分娩栏和70个定位栏实际有向某公司购买外，其余的申报补贴对应的猪苗繁育设备都是自己以前做的并以补税点的方式让昌某公司虚开发票申报出来的，实际能拿到的补贴额为35800元。 叶某10从其妻子罗某2处获知，罗某2问某站工作人员能不能用旧设备和昌某公司虚开的发票申报补贴，某站工作人员表示同意。在某站工作人员验收罗某2、巫某1、巫某2养猪场的猪苗繁育设备时，有请某站工作人员吃饭。罗某2是以农户个人的名义申报农机补贴的。叶某10不清楚某站工作人员验收时是否知情罗某2经营的养猪场有注册公司。 （3）证人巫某1的证言，证明：2009年或者2010年，巫某1成立连城县金鑫养殖有限公司，后其堂哥巫某2在巫某1养猪场隔壁成立连城县金鑫养殖有限分公司。2013年，巫某1委托巫某2向某公司订购28套分娩栏和25个定位栏及12个自由采食槽，因为自由采食槽的运费没谈妥，昌某公司先帮其安装分娩栏和定位栏，自由采食槽由罗某2负责处理，巫某1不清楚这12个自由采食槽的来源。2013年年底，某站三四个工作人员过来验收清点分娩栏和定位栏，由于自由采食槽因运费问题尚未到货安装，某站工作人员未进行验收，且同意巫某1在自由采食槽安装好后直接拍照给某站，后巫某1在安装自由采食槽后自行拍照拿给罗某2或者巫某2托他们给某站工作人员。巫某1的12个自由采食槽申报农机补贴是寄在罗某2名下帮忙一起申报的，后罗某2将这块补贴给了巫某1。某站在验收巫某1养猪场的相关设备时能看见养猪场进门口悬挂“连城县金鑫养殖有限公司”的牌子，因为进养猪场必须经过这个门口。某站工作人员验收时巫某1有招呼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后罗某2和某站工作人员一起回县城，巫某1不清楚罗某2有无请客。 （4）证人巫某2的证言，证明：巫某2和罗某2等人向某公司购买猪苗繁育设备，其中巫某2购买了13套分娩栏和25个自由采食槽，由于自由采食槽的运费未谈拢，巫某2仅向某公司购买13套分娩栏，另外在龙岩地区购买了25个自由采食槽。某站工作人员过来验收，有四个人，2男2女，清点完分娩栏的数量后不久，巫某2拿到分娩栏的农机补贴。另外25个自由采食槽，巫某2是寄在罗某2名下一起申报的，后罗某2有把25个自由采食槽的农机补贴给巫某2。巫某2是在2013年年底才成立连城县金鑫养殖有限分公司，某站工作人员来验收分娩栏时尚未成立。 （5）证人赖某1、赖某2的证言，证明：赖某1和赖某2系父女关系，赖某1是昌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巫某2向某公司购买13个分娩栏，罗某2（叶某10）向某公司购买26个分娩栏、70个定位栏，巫某1购买28个分娩栏、25个分娩栏。赖某1帮罗某2安装新的分娩栏等设备时还帮其把一些旧的猪苗繁育设备进行改造。罗某2（叶某10）有让赖某1虚开购买猪苗繁育设备的发票，结合发货单和发票来看，2013年12月9日，虚开60160元的定位栏发票给罗某2；2013年12月9日，虚开164160元的定位栏发票给罗某2。这两笔虚开发票合计数额为224320元，叶某10补了13%的税点给昌某公司。赖某1不清楚罗某2或叶某10如何使用虚开的发票，在侦查人员向其出具农机补贴资料后，赖某1才知道是用于申报农机补贴。 （6）证人邓某4的证言，证明：邓某4不清楚罗某2在申报农机补贴中具体的违规问题，科教股四个人第一次过去验收时，罗某2有提及她之前还有做些定位栏之类的设备要申办，沈某1还是罗桂鹏就答应罗某2称还有补贴资金，同意她办理。2013年度，罗某2申报补贴金额超过当年10万元额度，县某站当时没有去统计每个农户获得的补贴资金，而且当时某站还有补贴额度，便只管办理就是了。邓某4虽有出入罗某2的养猪场，但没去注意门上有挂什么招牌，也不知道罗某2是否成立合作社或者公司。邓某4等人验收完罗某2的猪苗繁育设备后，罗某2有请邓某4、罗桂鹏等人吃饭，同时还送给每人两只白鸭。 （7）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塘前乡养猪的罗某2有申报定位栏、分娩栏、保育栏及喂料机等养猪设备补贴，存在先建后报的行为。沈某1、邓某4、黄某2、罗桂鹏等人下去抽查验收时，发现有些设备比较旧，是之前就建好的。 （8）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明：沈某1去过罗某2和张某7这两户养猪场验收猪苗繁育设备，有看到母猪定位设备，是沈某1、罗桂鹏、黄某2、邓某4四个人一起去验收的。印象中，罗某2有做了一个新猪栏，没有养猪。这块补贴与实际养殖情况无关，没有养猪的新猪栏也能申报国家补贴。当时验收时，有清点农户申请的分娩栏和定位栏的数量，检查分娩栏和定位栏的安装情况和质量，张某7和罗某2做的猪苗繁育设备看起来不是很新。沈某1等人不知道罗某2和张某7的猪苗繁育设备实际是谁做的，但是从申报材料看是漳州的公司做的。罗某2在2013年度申报补贴超过10万元一事，可能是2012年度的最后一批结算是在2013年2月份左右才结算，导致两个年度的补贴编号都是在2013年。正常来讲每个农户能获得的补贴金额就是按照当年的农机购置补贴方案来算的。农户申请猪苗繁育设备补贴时，不需要事先到现场核实相关养猪场情况。 3、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为：猪苗繁育设备在2013年后连城县才有人申报，申请猪苗繁育设备的人较少，基本集中在塘前乡，其中申报比较多的是罗某2，其老公在畜牧兽医水产局工作。在下去罗某2的猪场验收的时候，需要经过养猪场的大门，养猪场大门有挂着一个牌子，但写什么没有印象了。罗桂鹏等人发现有些猪栏比较新，有些比较旧，新旧区别明显。罗某2称其该次申报有26套的分娩栏和70套的定位栏，其在申报的时候以为1套分娩栏就算1个分娩栏，但后来问厂家才知道2个分娩栏才能算1套，总计只做了26个，只能算13套，问罗桂鹏等人能否将其另外做的13套旧的分娩栏一起算进行来申报补贴，罗桂鹏等人同意。验收结束后，罗某2又问她自己做的一些定位栏和保育栏能不能也申报补贴，沈某1和她讲只要实际上有做，有发票就能报，之后罗某2又还有申报相关补贴，罗桂鹏等人去验收也是清点数量，数量对了就予以通过。第一次验收结束后，罗某2和其他几个养殖户请罗桂鹏等参加验收的人员在连城县吃饭，饭后还送了罗桂鹏等人每人2只白鸭。 按规定罗某2不能通过自己做的旧的养猪设备申报农机补贴，且按照2013年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方案规定，为了确保机具质量，只有福建省农机局认可的有资质经销补贴机具的经销商销售的机具才能申报补贴。这样做造成了国家补贴资金的流失。经过核实侦查人员向其出具的相关农机购置补贴资料，其确认罗某2申报补贴4次共计156520元，其中有120720元的补贴是罗某2用自己旧设备，没有通过有资质的经销商做，造成国家补贴流失，且因为罗桂鹏等人未认真审核，使得罗某22013年补贴额超过了规定每户只能申请10万元的农机购置补贴标准。 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还有： 1、立案决定书、传唤证、传唤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等程序性书证，证明：本案侦查程序合法。 2、被告人罗桂鹏任职情况证明文件，证明：2006年9月8日，被告人罗桂鹏从莒溪镇果茶站（果茶站干部）调入连城县某站工作，2010年10月25日起任连城县某站某股副股长，2013年12月27日起任连城县某站监理股股长（免去连城县某站某股副股长一职），2015年7月10日起任连城县某站某股股长（免去连城县某站监理股股长一职）。 3、某站及科教股职责情况材料，证明：连城县某站是连城县农业局下属的相当副科级事业单位，内设综合股、监理股、科教股3个副股级职能股。其中，连城县某站某股“负责承担上级下达的农机技术推广项目，开展新技术、新机具引进、示范、推广工作；负责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等。 4、2011年至2013年福建省及连城县出台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证明：方案中要求①要注重扶优扶强，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机具，推动农机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注重发挥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调动农民购买和使用农机的积极性，促进农机化快速健康发展。②通过补贴政策的实施，促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加快落后地区农机化发展步伐。③要加强补贴机具的质量监督，了解补贴机具的质量状况和农民的反映，对存在质量问题、农民投诉较为集中的机具及生产企业，应按管理权限及时取消其补贴资格。④补贴对象应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农机管理的规定，补贴农机两年内不得转卖、转让。违反规定的补贴对象，一经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查实，必须退回财政补贴资金，并取消五年申请购买补贴农机的资格。⑤严格按照农业部及省农业厅关于产品生产及经销企业监督管理有关规定，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经销商，及时列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布，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生产企业要及时取消其补贴产品补贴资格，非法侵占补贴资金应足额退回财政部门，对违规违纪性质恶劣的生产或经销企业，建议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协调司法机关处理。 2011年和2012年秸秆粉碎还田机均有列入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种类范围内。2011年和2012年农机补贴对象为纳入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林渔民、农场（林场）职工、直接从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从事农业生产或闽台农业合作的台湾同胞。2013年实施方案规定一户农户年度内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总额不超过10万元。 5、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小组成员等相关文件材料，证明：2009年2月12日，为贯彻落实省农业厅、财政厅出台的《2009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成立购机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罗某1系副组长，沈某1系组员；2010年4月6日，为贯彻落实省农业厅、财政厅出台的《2010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方案》成立购机补贴工作小组，罗某1系副组长，沈某1系组员；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某站，由罗桂鹏负责具体工作。2013年根据《2013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成立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罗桂兴系组长，沈某1系副组长，成员包括罗桂鹏、邓某4和黄某2。 6、农机购置补贴领域相关禁令、廉政规定等材料，证明：农机购置补贴领域的风险防控要求。 7、提取笔录及黄某2提供的收条复印件，证明：连城县某站收受邱某64200元，罗桂鹏作为某站的成员，也有享受相关的收益。 8、连城县某站提供的机具数量汇总表、连城县2007年至2012年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其中2010年和2011年、2012年经销商是丽军公司）、连城县2011年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经销商是龙岩诚德公司）、连城县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明细表（经销商是冠宇公司），证明：连城地区自2007年至2012年历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明细情况。 9、连城县某站于2014年7月14日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连城县建军农机经营部改名为连城县丽军农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处理陕西省汉中东方机械科研制造有限公司6CFC-25A型茶叶风选机购置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农机办[2015]15号)，证明农机购置补贴额是按照不高于该档所有产品近年平均价格的30%测定，同类同档但不同企业产品的补贴比例有的较30%高一些，有的低一些，均属正常，但汉中东方公司6CFC-25A型茶叶风选机在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的销售价格等同或略高于甚至低于该档产品补贴额，该公司及其经销商明知其产品补贴比例畸高、违反政策，不主动报告主管部门，却采取虚开发票等方式以图不当获利，缺乏基本诚信。文件做出了请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农机化主管部门认真组织调查核实该机具平均销售价格，按不超过30%的比例重新测定补贴额的处理意见。同时强调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机企业在参与执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中不规范、不诚信行为的监督管理，如发现涉嫌违规，应及时按规定进行调查处理。要进一步加强对补贴销售数据异常机具的监管，力争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健全补贴额分省确定和动态调整管理机制，使补贴额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 11、本院（2014）连刑初字第206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岩刑终字第366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生效判决认定同案犯罗某1、沈某1、黄某2在办理农机补贴工作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规定办理国家农机补贴，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损失的情况及对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情况。其中认定被告人罗某1、沈某1对中农公司为套取补贴对秸秆粉碎还田机以每台44**元或3530元销售，按补贴不超过市场价格30%的规定即补贴不应超过每台13**元或1059元的情况，未认真履行审查、核实职责，仍以每台补贴4000元或3330元给中农公司，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国家补贴损失，属滥用职权的行为性质。造成秸秆粉碎还田机国家补贴的损失计算为（4000元-4400元×30%）×181+（3330元-3530元×30%）×3=491893元。 12、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罗桂鹏于1970年12月2日出生，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13、违法犯罪前科查证经过，证明：被告人罗桂鹏无违法犯罪记录。 14、被告人罗桂鹏等涉嫌滥用职权案、受贿案侦破经过说明，证明：被告人罗桂鹏系经电话通知后，自行到连城县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 15、连城县人民检察院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移送扣押、冻结物品、文件清单、福建省行政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证明：2016年1月12日，被告人罗桂鹏退缴涉案款15766元。 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农业部农机化司于2016年2月26日出具的关于农机购置补贴具体产品补贴比例有关情况说明，证明：从2008年起，全国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不再按比例补贴，2005年，财政部、农业部印发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中央财政资金的补贴标准：按不超过机具价格的30%进行补贴”的规定已不再适用。实行定额补贴后，补贴比例超过30%均属正常，农业部农机办〔2015〕15号文已有明确意见。 2、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11年、2012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福建省2011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2012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龙岩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说明，证明：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定额补贴按不超过本省市场平均价格30%测算。补贴机具中央资金补贴额、省级资金补贴额由省级确定、发布。 3、连城县某站关于发现部分机具补贴金额大幅超过中央规定补贴资金比例如何办理的请示（2014年12月16日）、连城县某站关于要求解答办理农机补贴中央资金超过销售价格30%是否造成国家补贴资金损失的请示（2015年12月2日）、福建省农业厅农机管理处关于连城县农机管理站请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有关问题的复函（2014年12月30日）、福建省农业厅农机管理处关于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补贴比例超过30%有关情况说明的函（2015年12月7日），证明：①连城县某站针对农机具补贴资金大幅超过中央补贴资金比例或超过30%向省农机局请示，省农业厅农机管理处作出答复，农机产品的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认为连城县某站对明显超额补贴机具作出暂缓办理补贴决定，是错误解读实施方案指导精神，并提出要克服不作为，怕作为的惰政思想，正确解读和执行省级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尽快给符合条件的购机户办理补贴手续。同时要求对骗补、套补、倒卖、挂靠等行为，一经发现，应立刻暂停补贴，在移送当地公安经侦部门处理的同时，报送省、市农机部门。②农机补贴产品和补贴额是由农业部或省农机化主管部门确定和发布并导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的，各地在材料审核过程中，应按照系统中的补贴额办理补贴。农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价格随时都在变化，加之少数企业缺乏诚信，随意降低配置，减少生产成本，低价销售抢占市场，甚至出现价格倒挂等违法违规现象，农业部正在着手完善补贴额确定机制，省里也将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处理力度。针对基层反映较为集中部分产品目录补贴比例偏高的问题，省里将适当给予下调。 4、福建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10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落实监督检查方案的通知（闽农厅办〔2010〕115号）、福建省2011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说明，证明：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中不公布补贴产品的承诺最高销售价格，机具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同一种产品享受补贴机具价格不能高于不享受补贴机具补贴价格。 5、2011年福建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2012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一览表、2012年龙岩市中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情况汇总表、2013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一览表，证明：2011年至2013年秸秆粉碎还田机实行定额补贴，2011年每台中央补贴4000元、省级累加补贴1730元，2012年每台定额补贴标准为3330元。 6、农机化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补贴额监测和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农机产〔2015〕44号，2015年5月18日），证明：农机补贴额是由农业部或省农机化主管部门确定，为防止个别产品补贴比例畸高，2014年才开始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加装了补贴产品比例测算功能，对补贴额动态监控，补贴额高于销售价格无法录入系统，不能办理补贴，超过上限时系统自动向省级和县级管理员预警提示。 7、农业部《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2011年福建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2012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一览表、2013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一览表，证明：推广鉴定的产品范围由农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推广鉴定产品种类指南确定。秸秆粉碎还田机在2011年至2013年福建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公布。 8、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证明：农业部办公厅认为，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农民身份证跨省购买农机具并享受补贴政策，有不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农机具还是用于农业生产，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9、《2015-2017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有关说明，证明：2015年至2017年扩大了补贴对象，实现全覆盖，明确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业生产企业。 对于本案控辩双方的争议问题，原审人民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部分 2011、2012年福建省、连城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中要求要注重扶优扶强，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熟的机具，要加强补贴机具的质量监督，了解补贴机具的质量状况和农民的反映，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经销商，及时列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布，对参与违法违规操作的生产企业要及时取消其补贴产品补贴资格。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监管，把国务院“三个严禁”和农业部“八个不得”和省农业厅购机补贴“十不准”的要求落实到实处。省农业厅、财政厅将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严查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对套取补贴资金、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严厉查处。 本案相关申报、审核、验收签名等相关资料、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可证实，中农公司为套取补贴对秸秆粉碎还田机以每台44**元或3530元销售，仅略高于定额补贴4000元及3330元，获取的补贴资金明显畸高，且大量申请该机具的农户反映该机具在连城地区的实际操作中不好用，将该农机拆解卖掉或者闲置，并未用于农业生产，不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了推广先进适用机具、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等目的。被告人罗桂鹏作为连城县某站某股的副股长，明知中农公司违规销售秸秆粉碎还田机以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情况下，未提出异议，未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核实、停止办理，仍予以审核通过，对中农公司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中不规范的行为等问题未予以监督管理，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被大量套取，且收受上述公司负责人的钱款，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故被告人罗桂鹏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时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根据政策规定，定额补贴按不超过本省市场平均价格30%测算，认定本案造成秸秆粉碎还田机国家补贴的损失应计算为（4000元-4400元×30%）×181+（3330元-3530元×30%）×3=491893元，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桂鹏该部分的犯罪数额予以变更。 二、关于塑料大棚补贴部分 本案相关申报、审核、验收签名等相关资料、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罗桂鹏在具体办理连城县兰花公司建造塑料大棚的申请补贴中，明知申报资料与实地验收等情况存在明显错误，所建大棚系兰花公司的，兰花公司违规以他人名义申报，不依法履行职责，仍予以审核、验收通过，导致国家补贴被大量套取，且收受该相关人员的钱款，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兰花公司等单位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也不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目的。辩护人提供的《2015-2017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有关说明提及该实施意见扩大了2015年至2017年的补贴对象，实现全覆盖，明确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直接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业生产企业。该实施意见印发时间在本案发生之后，被告人罗桂鹏在办理补贴申请工作中，应当遵照当时政策规定的要求实施职权活动（当时规定申请对象为农户及合作社），2015年补贴对象的变更仅是补贴政策发生的变化，滥用职权的法条并未发生变化，被告人罗桂鹏违法与否的事实判断应当依照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作出，并不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被告人罗桂鹏及其辩护人关于罗桂鹏在办理塑料大棚补贴时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三、关于猪苗繁育设备补贴部分争议问题 本案相关申报、审核、验收签名等相关资料、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罗桂鹏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罗桂鹏在具体办理欣达公司建造猪苗繁育设备的申请补贴中，明知欣达公司违规以他人名义申报，以无资质厂家生产的猪苗繁育设备申报及不认真审核罗某2申报补贴总额超过政策规定的100000元农机补贴限额，在办理审查、核实及验收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仍予以审核、验收通过，导致罗某2违规套取补贴资金110620元，并接受罗某2吃请，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罗某2违规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不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目的。被告人罗桂鹏及其辩护人关于罗桂鹏在办理猪苗繁育设备补贴时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罗桂鹏在担任连城县某站某股副股长期间，在处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明知相关单位存在违规套取国家相关补贴或不能享受国家相关补贴，而违反规定为其办理国家农机补贴，且收受相关公司（人员）的钱款、接受吃请，致使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损失达1612153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罗桂鹏案发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兰花公司及罗某2非法套取的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已被追回，可对被告人罗桂鹏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决定对被告人罗桂鹏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罗桂鹏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上诉人罗桂鹏诉及其辩护人诉辩称：1、在办理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过程中没有违反规定，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1）补贴机具的补贴额度由省农机局制订并报农业部备案，再由省农机局统一录入系统，补贴额度是固定和系统默认的，任何人无权随意更改。（2）根据农业部、财政部2011年、2012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福建省2011年、2012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均实行定额补贴，福建省农业厅农机管理处关于连城县农机管理站请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有关问题的复函也明确解释，并非所有农机定额补贴均不能超过30%，不能以此为依据认定造成的国家损失。（3）案涉的机具经农机局确定列入定额补贴的农机，该机以何种价格销售系企业的自主行为，根据规定录入是正常履行职务。（4）补贴管理系统由省农机局专人监管，省农机局从未通知不得办理或停办，上诉人按程序录入也经审查得以通过，说明上诉人完全符合要求办理。2、办理塑料大棚补贴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1）富饶合作社和联兴合作社作为申报主体符合补贴要求。（2）2012年大棚补助验收工作由市农机总站亲自组织实施，同时认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含有其他农业企业身份时仍然符合申报要求。（3）补贴资金结算程序严谨，完全遵守上级要求进行，资金拨付也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划拨至两个合作社。（4）补贴资金也在连城县范围内用于农业生产，只不过是兰花公司与合作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3、认定罗某2违规套取补贴错误。（1）根据补贴实施方案，可以先建后补，也可以超出每人每年10万元补贴，能在补贴系统时获得通过证明可以超过10万元。（2）罗某2为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本身也是农户，符合申报资格条件，不存在以他人名义申报的事实。综上，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即使构成犯罪，根据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特别是2015年之后，公司也和农户、农村合作组织一样可以获得补助的政策也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检察机关认为：上诉人等人在执行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中发现该机存在当地不适用及接近于免费赠机的价格销售的不正常行为后，仍然予以办理，存在滥用职权行为；依据当时的规定，只有农户及农村合作组织能够申请获取补贴，公司不能获取补贴，上诉人等人明知不能办理而予以办理，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即使是2015年之后公司也和农户、农村合作组织一样可以申请补贴，也只是犯罪情节的问题。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当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罗桂鹏滥用职权的事实清楚，据以认定的证据均系依法收集，并经法庭质证，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上诉人罗桂鹏在执行秸秆粉碎还田机补贴中发现该机存在当地不适用及接近于免费赠机的价格销售的不正常行为后，仍然予以办理，同时明知公司假借农户或农村合作组织的名义违规申请补贴仍予以办理，造成公共财产损失1612153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诉辩理由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不予采纳的理由正确，不再赘述。原审判决对罗桂鹏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了2015年之后公司也和农户、农村合作组织一样也可以申请补贴及案发后追回了大部分损失和自首等情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罗桂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曾庆泉 审判员  谢林昌 审判员  贺 维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俞春花 书记员张铃宇 -40-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