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3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4年8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应伟，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6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6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李某1、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8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应伟，上诉人李某2及其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被上诉人李某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位于武昌区肖家巷****2单位****房屋因被继承人蒋葆英生前无遗嘱，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配；该房屋在被征收人死亡的前提下，对于遗产的处置应当由全部继承人形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处分，而李某1、李某2并未授权李某3进行处分，且李某1、李某2和征收单位并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即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核心证据《拆迁补偿协议》属于无效或效力待定合同未予明确，本案遗产范围不确定。一、因拆迁补偿协议未达成，拆迁补偿费具体金额不确定，本案遗产数额不确定。二、一审判决对遗产范围的项目认定错误，导致部分应当归属于遗产的部分项目被排除在可继承遗产范围之外。1、装修折旧补偿。李某3在被继承房屋内进行了地板更换以及墙面刷白，卫生间装修。这是非产权所有人在他人所有物上增添附属物的行为。装修折旧补偿应当归属于被征收人蒋葆英，因李某3一直在被继承房屋内居住，该装修的使用利益已经被李某3实际享有多年，剩余价值部分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配。2、原房屋的两处阳台，均属于房屋不可分割的部分。李某3将其中的一处阳台进行封闭，是一种在原不动产上进行添附的行为。这两处阳台所有权人也应当是蒋葆英。3、临时安置补偿费。武汉市《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复兴路站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九条“对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按登记建筑面积一次性给予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偿费”，应当归于被征收人蒋葆英，一审判决认定该金额归属李某3错误。4、搬迁奖励。武汉市《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复兴路站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十二条，第一部分自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45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完搬迁手续的，每户奖励40000元。第二部分，自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45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完搬迁手续的，按被征收房屋的10%的标准给予奖励。这两部分的奖励应该系对被征收人配合政府行政拆迁的奖励，按时签约行为及按时搬迁行为必须共同成就，本案中如要对政府行政拆迁行为予以配合，李某1、李某2和李某3的同意缺一不可，相应奖励也应当由三人均分。三、判决确定李某1、李某2偶有照顾被继承人情形，也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李某11997年结婚后搬离本案诉争房屋后，1999年从原单位申银证券公司离职后也搬出公司房屋，后近20年一直租房居住。李某1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即使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逢年过节也会看望母亲，给与母亲心灵上的慰藉，也已经尽到了赡养的义务；李某2，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但仍然经常看望母亲，帮忙梳洗打理，在李某3家人出去旅游期间一直在照顾母亲，在母亲骨折期间也是尽心帮母亲擦洗身体、换洗衣物床单，也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原审法院将李某1、李某2的赡养情形基本排除在外，并作为裁量的因素，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遗产具体金额不确定，遗产范围原审判决认定错误，遗产分割比例考量因素认定错误。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李某3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武昌区肖家巷四栋83号-85号，建筑面积为66.24平方米，产权人为蒋葆英名下房屋征收补偿款（即房屋价值补偿款、货币补偿补助费、未登记房屋价值补偿款）共计1,162,609元为李某3、李某1、李某2共同分配，其中李某3分得80%，李某1、李某2分得余下20%；2、依法判令除以上共同分配征收补偿款项之外的其它征收补偿款项268,751元均为李某3所得；3、本案诉讼费由李某3、李某1、李某2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蒋葆英（××××年××月××日出生）与李培基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即李某3、李某1、李某2。李培基于1991年8月29日去世。位于武昌区肖家巷四栋83号-2单元5楼14号的房屋原系公房，建筑面积66.24平方米，于1986年分配给李培基、蒋葆英居住。李某3始终居住在该房屋，与父母共同生活。李培基去世前，该房屋厨房推出，增加建筑面积1.8平方米。1986年年底，李某2结婚后搬离。1997年5月，李某1结婚后搬离（原住暗楼）。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留存的《干部、工人退休、退职医务劳动鉴定登记表》载明：蒋葆英，既往史精神分裂症已有8年，现病史自66年患精神分裂症，住院3次，现病情时好时坏，诊断精神分裂症，所在单位审查意见同意病退（1980年10月16日）。1980年10月，李某2因蒋葆英退休顶职。1999年12月4日，李某3、李某1、李某2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为了更好照顾赡养老母和以老人的名义购买的武船肖家巷83号五楼2户住房，我们兄妹三人商量，以后对第三代人有一个交待，达成协议。因蒋葆英年迈体弱多病，且患有××，生活自理困难，需人长期照料，李某3同居就近，均由兄嫂多方照顾老人的一切生活，老母的退休金由兄嫂领取使用，一直奉养至入土为安，所需费用均由兄嫂承担。现住房第一次购买居住权的款项5980元系李某3支付，第二次购买产权需3987元，均由李某3负担，根据国企改革的要求，趁机将产权过户于李某3更为有利，弟妹平日有时间可多回家看望老人，对老人尽一份孝心。李某3交纳了第二次购买产权所需费用。2000年7月31日，该房屋产权登记至蒋葆英名下，地址武昌区肖家巷**********，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昌**，产权来源房改买受。协议签订后，蒋葆英继续由李某3一家赡养照顾，蒋葆英的退休费亦由李某3领取使用。李某1、李某2有回家看望蒋葆英，李某2偶有照顾蒋葆英的情形。蒋葆英生前无遗嘱。2009年10月15日，蒋葆英去世，李某3领取了丧葬费及抚恤金，蒋葆英去世费用均由李某3支出。该房屋仍由李某3家庭居住使用。该房屋有两处阳台，李某3主张两处阳台均系自己封闭，李某1、李某2则认为只有一处阳台系李某3封闭，另一阳台系李培基在世时封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2017年5月25日，李某3与有关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征收涉案房屋，登记建筑面积66.24平方米，未登记建筑面积1.80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66.24×14350=950,544元。搬家费1000元。过渡费66.24×35×3=6955元。附属设施补偿：装修折旧56,304元，电表500元，水表500，空调移机600元，热水器200元，构筑物5800元。其他补偿：货币补偿补助190,109元，生活困难补助15,000元，搬迁奖励135,054元，阳台46,838元。未登记房屋价值补偿21,956元。补偿金额共计1,431,360元。当事人陈述，上述款项尚未领取，涉案房屋已经拆除。现李某3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李某1名下在本市范围内无产权房。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生前未留遗嘱，李某3主张拆迁款部分为遗产、应在兄妹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基础上，进行法定继承，李某1、李某2则认为全部拆迁款为遗产、协议书无效，应等份法定继承，因此协议书的效力、遗产的范围、如何分割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兄妹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涉及赡养、监护等身份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的规定，不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应适用继承法等法律的规定。被继承人蒋葆英早年因患精神疾病退出工作岗位，至1999年兄妹三人签订协议书时，“年迈体弱多病，且患有××，生活自理困难”，其身体条件不允许对房屋的归属作出处理，兄妹三人系涉案房屋的将来承继人，在老人患有精神疾病，不能立下遗嘱的情况下，对老人的赡养问题和房屋的产权过户进行捆绑约定，性质上类似于遗赠扶养协议，并未损害蒋葆英的利益，李某1、李某2主张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规定，李某3履行了协议，李某1、李某2应恪守承诺，配合李某3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但未能过户，并非李某1、李某2的原因，且双方的约定只是解决登记在谁名下的问题，并非约定产权归属。因此，涉案房屋仍系蒋葆英的遗产，本案仍按法定继承处理。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的规定，确定遗产范围时，应先分出他人的财产。1986年年底，李某2出嫁后搬离，1997年5月，李某1结婚后搬出居住，只有李某3长期在涉案房屋内生活，和房屋保持着固定的关系。1997年5月李某1离开时，涉案房屋状况及对应的房屋价值补偿款950,544元，货币补偿补助费190,109元，未登记房屋价值补偿款21,956元，构筑物5800元，电表、水表补偿款各500元，应认定为遗产；双方对其中的一处阳台的装修补偿款存在争议，但双方均未举证，从举证责任分配看，应由李某3举证，李某3举证不能，两处阳台封闭补偿款的1/2，即23,419元应认定为遗产。上述数额共计为1,192,828元。家庭原有装修在一定年限后价值归零，根据此原则，确定现有装修折旧补偿款56,304元，空调移机600元，热水器200元，归李某3所有。搬家费1000元，过渡费6955元，生活困难补助15,000元，搬迁奖励135,054元，系对实际居住人的补偿，归实际居住人李某3所有。封闭阳台补偿款的1/2，即23,419元，归李某3所有。共计238,532元。李某1、李某2提及的退休费、抚恤金、丧葬费，均在协议书进行了约定，应视为消耗完毕。三、被继承人蒋葆英早年因患精神疾病，1999年时生活自理困难，李某3与其共同生活，完全承担了赡养义务，履行了养老送送终的承诺。赡养老人，不仅是金钱的支出，更是精力的投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李某3可以多分。同时，该房屋的房改款项均系李某3交纳，也是在具体划分比例时法院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本案协议书虽然不能等同于遗赠扶养协议，但尽职尽责、诚实守信的行为，应予鼓励、提倡。一审法院确定李某3可继承拆迁补偿款70%，李某1、李某2可各继承拆迁补偿款15%。该房屋拆迁利益中可能存在的非金钱利益和机会，全部由李某3享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坐、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肖家巷**********的房屋征收补偿款1,19228元，由李某3享有834,979.60元，李某1、李某2各享有178,924.20元。二、坐落于武汉、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肖家巷**********的房屋其他补偿款合计238由李某3享有。三、驳回李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63元，减半收取计7,631.50元，由李某3负担1,631.50元，李某1、李某2各负担3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99年12月4日，李某3、李某1、李某2达成协议，系因被继承人蒋葆英的赡养和财产的管理、处分作出的约定，系李某3、李某1、李某2表达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李某3、李某1、李某2均受该协议约定内容的约束。根据该协议中“现住房第一次购买居住权的款项5980元系李某3支付，第二次购买产权需3987元，均由李某3负担，根据国企改革的要求，趁机将产权过户于李某3更为有利，”的约定，被继承人蒋葆英名下房屋产权购买的款项的出资及交付，已约定由李某3出资及交付，“趁机将产权过户于李某3更为有利”表达了李某3、李某1、李某2三人在对房屋产权的处分上达成了可以过户于李某3的一致意思表示，即李某3可以将房屋产权过户到李某3名下，对房屋有处分的权利。虽然房屋产权未按该协议过户到李某3名下，不影响协议中李某1、李某2认可李某3对房屋产权有处分权的意思表示仍然有效，故李某32017年5月25日，与有关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系有权代理李某1、李某2签订该协议，李某1、李某2认为李某3无权代理李某1、李某2签订协议的上诉理由，在李某1、李某2未提供协议是否发生过变更或撤销的证据的情况下，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李某1、李某2提出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全部应按各三分之一的比例由李某3、李某1、李某2三人继承的问题，因三人就蒋葆英的赡养及涉案房屋过户问题签订协议后，李某3履行了该协议，已经对被继承人蒋葆英尽到了养老送终的赡养义务，符合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的条件，一审依法判决李某3可以多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某1、李某2要求各分得房屋三分之一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某1、李某2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63元，由李某1、李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红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叶 欣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