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1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友，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元，内蒙古松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杰，内蒙古松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杰，男，1971年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被告：王学志，男，196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被告：鲍永平，男，1947年7月1日出生，蒙古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振兴，男，蒙古族，系鲍永平之子，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任友因与被上诉人吕杰、原审被告王学志、鲍永平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403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旱地补偿款的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一、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是指原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其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概括的继受这些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已经将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被上诉人，那么就应该由被上诉人代替上诉人向原审被告鲍永平主张给付旱地补偿款的义务，而不是判令原权利义务人承担给付义务。二、如果本案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那么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旱地补偿款的相关约定，且该合同第四条还明确约定：“甲乙双方自签订合同起，乙方所耕种的全部土地，出现的任何问题由乙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的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权利要求旱地补偿款。三、本案事实清楚，该旱地补偿款已经由原审被告鲍永平实际支取，上诉人没有实际得到该款，不具有返还义务，更不应该承担支付旱地补偿款的责任。二审中，上诉人补充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可见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情况，生效的前提是当事人一方要经过对方同意。在本案中，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要经过土地出租人即原审被告鲍永平的同意，但原审被告鲍永平不同意权利义务的转让，所以，本案并未发生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一审中，上诉人承认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并非是同意自己出钱为吕杰给付旱地补偿款，而是将要求给付旱地补偿款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吕杰。所以，吕杰没有权利向上诉人主张该款项，且旱地补偿款属于当地政府及露天矿对土地所有人遭受旱灾所进行补偿的专项款，该款项应当由政府实际支付，上诉人不应承担支付该款项的责任。吕杰辩称，一、被上诉人吕杰是跟上诉人任友签的土地转租合同，当时约定包括原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这块没异议。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的规定，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给第三人，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助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土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发放的是旱情补助，通俗的讲，就是因为露天不供水，导致青苗正处在生长阶段未能获取营养，给实际种植者造成巨大损失，所以露天煤矿才会发放这笔款作为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故本案的旱情补助应归被上诉人吕杰所有。三、具体到本案，吕杰本人自始至终按照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并没有代替上诉人向原审被告等28户履行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交付土地租金的义务。另外，被上诉人获得涉案补偿款的权利依据是土地转租合同以及与上诉人的口头约定，并不是继受了上诉人在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关系。四、被上诉人受灾后，露天不给供水浇地的时候，被上诉人去露天协商过，露天给被上诉人的解释是让被上诉人回去，会给补偿。任友把地包给被上诉人，双方有口头协议，说露天会免费供应水，假如露天不供水，露天会给旱地补偿,并且任友始终认为这笔钱应该归我，至于补偿款是任友给被上诉人，还是土地所有人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任友有这个义务，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五、当时被上诉人损失很大，因为当年种的是种子，被上诉人跟种子公司签订的合同，如果浇水各方面都正常，保底是每亩2400元，但是后来由于没能及时灌溉导致种子质量不达标，种子公司也没有对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很大。露天的补偿是针对没有灌溉造成损失的补偿，所以被上诉人要的这部分补偿款是合法的，这样也不会有失公正。综上，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学志述称，一、从2018年6月一直到现在，官司一直在打，因为露天2016年每亩给1000元的补偿款，首先说这笔钱的性质，2013年元宝山露天矿征占南荒村的土地，也没剩多少地，就打算往外包。王学志跟任友有点亲戚，就通过王学志租赁了我们32户村民的土地，租期是2014年到2016年，租金是每亩600元，由于人分散，任友写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32份合同交到了王学志那去了，近处的王学志就找本人签字，远处的找不着的，甲乙双方都是王学志签的字。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也不是真正的意愿表达。到了2016年秋季，任友就把土地秋翻后恢复原样交给32户村民，期间没有任何说道。2017年我们在备耕期间，露天通过南荒村正式通报四五六组农业用水停泵，并承诺年末给予我们补偿。2017年末没有动静，直到2018年春，村民在组长的带领下，到元宝山露天矿讨要旱地补偿款，把村主任刘主任叫过去了，最后确定2017年每亩1500元的补偿款。露天矿2016年每亩答应给1000元的补偿款。这笔钱是四五六组村民要来的，南荒村领导协调，露天答应给的。即便有旱情，应该向露天矿报告旱情，露天来评估旱情，拿出评估报告才能拨款，我们协商要来的包括旱情钱，是以旱地补偿款的名义给我们的,合法权益在我们这。任友应该跟我们协商。另外两组的承包人把这笔钱要过来了，按五五分的。这部分钱是我们村民要来的，我们没有给你要旱地补偿款的义务。二、任友上诉涉及到合同，我们和任友的合同，任友在没告知我们的前提下和吕杰签的转租合同，任友在2014年写的合同，是王学志两口子签的绝大部分，应该是无效的。过了5年了再拿合同起诉，是不是有诉讼时效问题。当时露天说给钱，村民就说租吧，结果2018年补偿款回来，吕杰拿着南荒村给我们发的旱地补偿款的花名册向我们要这些钱，但是合同上没有这些亩数，我们才发现合同隐瞒了亩数，任友属于恶意隐瞒亩数，这3年每亩600元的承包费都得给我们。由于任友在签合同时故意隐瞒，给我们造成了损失，我们将任友起诉到元宝山法院，经过协调，总共给我们12000元赔偿。任友在写合同时隐瞒亩数，合同本身无效。任友的合同无效，也超过5年了。三、任友和吕杰在没告知我们的前提下，没征得我们同意与吕杰签订转租合同，我们跟吕杰素不相识，我们没接受过他一分钱的土地承包费，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合同，也没签署过这个合同，所以我们不予认可。我们与吕杰没有合同关系，没有租赁关系，我们与任友的合同，假设有效，我们没有约定转租，按照相关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征得土地出租人的同意才能转租。一旦转租的人改变了土地性质，我们承担着风险，我们不同意转包。任友背着我们把土地转租给吕杰，这块地由始至终适合种玉米，政府给我们补贴。吕杰为了追求更大利益种了种子，2017年通知我们停水，我们也说种玉米，但是政府说只要中断就没补贴了。我们每亩损失300元，就是由于任友不征得我们同意往外出租造成的。一审任友的律师说我们默认了，转租我们每亩地损失300元，我们没默认。四、一审在法庭调查时，问任友和吕杰转租约定补偿款了吗，任友说没有。一审法庭问有没有口头约定合同权利义务转移，任友说当时说那么一嘴，把我的权利都给吕杰。法庭也采信了。我们和任友的合同假如有效，那个合同是我们甲乙双方达成共识的，各项条款是我们认可的，任友在没有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土地转租了，还说权利义务转移了，任友没有这个权利。旱地补偿是大项，任友和吕杰都是包地的老手，这么大的项目不在合同里约定，说明当年供水正常。任友说权利义务转移了没有证据证明。任友和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无效的，我们跟吕杰没有合同关系，一审吕杰把我们列为被告是不应该的，我们对吕杰不负任何责任。五、2018年6月，这笔补偿款来了，村里做了表正要下发，吕杰把和任友签的合同送到村里，这笔钱停发了，村主任把相关村民和任友叫到现场，刘主任把这笔钱的性质和来路讲了一遍，按理说2016年没有，是村民争取才给的。任友一听，当众表态这笔钱不要，我们有录音。鲍永平述称，同意王学志的意见。原审原告吕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旱地青苗补助款4362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4月9日，被告任友与被告鲍永平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将其耕地4.362亩由被告任友耕种，合同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赁费每亩每年600元，合同第七条约定，‘在乙方（即任友）耕种期间，如果露天不供水旱地青苗补助款归乙方所有’。2016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任友签订土地转租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任友将坐落于南荒村4组耕地180亩转租给原告耕种，转租期限自2016年4月14日至2016年12月30日，租赁费145000元。被告任友将其与被告鲍永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交付给原告，审理中，被告任友认可将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原告在耕种期间，露天矿因未能及时供水，露天煤矿按每亩1000元发放了旱情补助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任友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合同中虽然没有涉及旱地补偿款，但被告任友认可将原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即原告租赁的土地的旱地补偿款应由原告所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应向被告任友主张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王学志、鲍永平返还旱地补偿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任友签订的转租的土地为180亩，原告在本案诉讼的土地亩数在该180亩数额范围之内，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任友给付原告吕杰补助款436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驳回原告吕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被上诉人吕杰围绕争议焦点向法庭提交2018年12月13日露天矿土地办薛主任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当时去找过露天矿协调旱地补偿事宜。上诉人任友质证，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明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证据证明不了被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原审被告王学志质证，该证据没有加盖公章，是假的。原审被告鲍永平质证，同意王学志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未加盖露天矿的公章，且出具该证明的证人薛主任亦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二审时，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对原判认定事实中除“被告任友认可将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有异议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对此异议部分，二审查明，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任友与被上诉人吕杰均认可双方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中未约定旱地补偿款的相关内容，被上诉人吕杰又解释称：“2016年我找任友承包土地，任友转包给我，说浇不上水的话，任友说把他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给我”。对此任友称：“和吕杰说的一致”，并在笔录中签字予以确认。从上述庭审笔录看，上诉人已自认其将与鲍永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被上诉人，故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亦已向其释明，由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被告鲍永平称其对任友和吕杰土地转租一事并不知情。又查明，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南荒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2016年400管路断水，吕杰等人多次来村找水，南荒村与元宝山露天煤矿多次协商一直未得到解决，2018年4月，南荒村与元宝山露天煤矿达成协议，给四五六等村民1550亩耕地给予旱情补偿，每亩补1000元。上述事实，有土地转租合同、村委会证明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任友与吕杰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旱地补偿款，在该土地转租合同中并未进行约定，但一审庭审时，任友、吕杰均认可曾口头约定将任友与鲍永平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给吕杰，该概括转让因未经鲍永平同意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因此而影响任友与吕杰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的效力及任友庭审中认可的吕杰享有2014年4月9日土地租赁合同中权利之口头约定的效力，即2014年4月9日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旱地青苗补助应归吕杰所有。任友与鲍永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如果露天不供水旱地青苗补助归任友所有，事实上元宝山露天煤矿已给付2016年旱情补偿款，则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任友应履行其与吕杰的口头约定即履行给付旱地补偿款的义务。上诉人任友虽对该口头约定持有异议，但就该异议，任友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其在一审庭审时的自认，故该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任友在庭审中的自认及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判决任友给付吕杰旱情补偿款并无不当。因本案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问题，同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任友与鲍永平之间的关系，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任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丛 杰审判员 其其格审判员 张伟波 二○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刘梦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