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24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72A、872A-1至19、872A-21至35、872A-37至56、872A-58、872A-60号，872B、872B-1至6号，872C、872C-1至24、872C-26、872C-27、872C-29至39、872C-42至45、872C-47、49、51、53号，872D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0644201002。法定代表人：李玉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海，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明，男，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MA0U2T8B5R。法定代表人：闵晓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凡，男，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洪，女，1975年9月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士静，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纯，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松江路**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570881583E。法定代表人：李玉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媛媛，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女，该公司职员。上诉人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丰汽车城公司）、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兆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孙洪、原审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4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亿丰汽车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第一期收益于2018年9月30日前给付，第二期收益于2019年3月30日前给付，以后每半年给付一期，并改判千兆集团对亿丰汽车城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关于收益款的数额及给付条件、给付时间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关于给付时间及条件的认定系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关于收益及收益的支付方式约定：“三、收益方式:(二)第四年至第五年(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乙方分别根据如下所示向甲方支付收益。四、支付方式: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乙方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可以看出:1、自2017年10月l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才存在收益的结算和支付问题;2、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3、收益于结算日当年的9月30日前或次年3月30日前支付。也即自2017年10月1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收益方满半年的结算期，该结算的当期收益系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以此类推，之后的半年收益给付期分别为2019年3月30日前，2019年9月30日前，2020年3月30日前。也就是说，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的支付是以每半年结算一次为前提的，在结算后的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原审法院将一句话拆分为两句话，只歪曲理解后半句话，而不考虑到整句话的意思及其与合同上下文间的联系，明显是断章取义，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5日千兆集团是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其基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的期限应与上述期限一致。故千兆集团应对本案中的收益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在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期间，亿丰汽车城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应付债务。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的约定，第一期半年收益款的给付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之后收益款的给付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30日前，2019年9月30日前，2020年3月30日前。即，在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期间，亿丰汽车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无到期债务，故亦不存在千兆集团应当对亿丰汽车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亿丰汽车城公司系于201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成立时公司股东分别为:上海上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陶建军、薛东瑞、叶晓武、张万民。公司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普通仓储、展览展示服务、经营广告业务、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汽车装饰用品及汽车零配件销售。千兆集团系于2017年4月25日注册成立，成立时股东为千兆地产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从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两家公司从成立时间、股东及经营范围上均不相同，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三)亿丰汽车城公司目前的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而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如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要求千兆集团应当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则法院应当判令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目前的股东为2人，分别为大连领航家汽车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千兆集团，不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故本案并不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千兆集团应当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则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否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而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已提交了可以证明两公司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证据。l、根据工商档案显示，两家公司为分别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不同、股东不同的两家公司。2、千兆集团收购股权成为亿丰汽车城公司股东后，两家公司并未发生资产混同的事项。(1)根据大连兴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两家公司间“并无资金往来业务发生”；(2)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名下亦无不动产登记。从上述两项证据可以看出，千兆集团无占用亿丰汽车城公司资金及不动产的行为，故不存在企业资产混同的情况。另，亿丰汽车城公司因经营不善，一直处于亏损状况，否则也不会存在无法支付委托经营收益的情况。也因此，没有可供千兆集团占用的资产。(五)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收益款给付时间，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在千兆集团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两公司之间无财产混同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千兆集团无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且在庭审中未向亿丰汽车城公司及千兆集团明确举证责任及相应法律后果，就判令千兆集团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程序违法。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在一审中亿丰汽车城公司曾提交一份审计报告，证明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的情况，因该份证据在一审中未被法庭采纳，故亿丰汽车城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委托北京双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亿丰汽车城公司2017年1月1日-2018年11月30日的资产情况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明确表明了亿丰汽车城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在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1月30日之间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未发生资金往来业务，未发生资产混同业务。因此千兆集团不应当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千兆集团辩称，同意亿丰汽车城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中亿丰汽车城公司已经提交了可以证明两公司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的审计报告，但一审法院当庭并未确认对该审计报告的认定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出可以反驳该审计报告合法性的相应证据，因此在一审过程中千兆集团认为该审计报告已经可以充分证实千兆集团与亿丰汽车城公司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的事实，未再向一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如二审法院认为仅凭亿丰汽车城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不存在资产混同，千兆集团可以配合法院提交审计申请，以确定两公司确实不存在资产混同情况。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述称，同意亿丰汽车城公司的上诉意见。千兆集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千兆集团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关于收益款的数额及给付条件、给付时间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关于给付时间及条件的认定系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关于收益及收益的支付方式约定：“三、收益方式:(二)第四年至第五年(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乙方分别根据如下所示向甲方支付收益。四、支付方式: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乙方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可以看出:1、自2017年10月l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才存在收益的结算和支付问题;2、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3、收益于结算日当年的9月30日前或次年3月30日前支付。也即自2017年10月1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收益方满半年的结算期，该结算的当期收益系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以此类推，之后的半年收益给付期分别为2019年3月30日前，2019年9月30日前，2020年3月30日前。也就是说，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的支付是以每半年结算一次为前提的，在结算后的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原审法院将一句话拆分为两句话，只歪曲理解后半句话，而不考虑到整句话的意思及其与合同上下文间的联系，明显是断章取义，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5日千兆集团是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其基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的期限应与上述期限一致。故千兆集团应对本案中的收益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在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期间，亿丰汽车城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应付债务。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的约定，第一期半年收益款的给付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之后收益款的给付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30日前，2019年9月30日前，2020年3月30日前。即，在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期间，亿丰汽车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无到期债务，故亦不存在千兆集团应当对亿丰汽车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亿丰汽车城公司系于201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成立时公司股东分别为:上海上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陶建军、薛东瑞、叶晓武、张万民。公司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普通仓储、展览展示服务、经营广告业务、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汽车装饰用品及汽车零配件销售。千兆集团系于2017年4月25日注册成立，成立时股东为千兆地产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从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两家公司从成立时间、股东及经营范围上均不相同，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三)亿丰汽车城公司目前的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而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如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要求千兆集团应当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则法院应当判令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目前的股东为2人，分别为大连领航家汽车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千兆集团，不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故本案并不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千兆集团应当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则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否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而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已提交了可以证明两公司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证据。l、根据工商档案显示，两家公司为分别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不同、股东不同的两家公司。2、千兆集团收购股权成为亿丰汽车城公司股东后，两家公司并未发生资产混同的事项。(1)根据大连兴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两家公司间“并无资金往来业务发生”；(2)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亿丰汽车城公司名下亦无不动产登记。从上述两项证据可以看出，千兆集团无占用亿丰汽车城公司资金及不动产的行为，故不存在企业资产混同的情况。另，亿丰汽车城公司因经营不善，一直处于亏损状况，否则也不会存在无法支付委托经营收益的情况。也因此，没有可供千兆集团占用的资产。(五)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收益款给付时间，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在千兆集团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两公司之间无财产混同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千兆集团无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且在庭审中未向亿丰汽车城公司及千兆集团明确举证责任及相应法律后果，就判令千兆集团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程序违法。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中亿丰汽车城公司已经提交了可以证明与千兆集团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的审计报告，但一审法院当庭并未确认对该审计报告的认定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出可以反驳该审计报告合法性的相应证据，因此千兆集团在一审中认为该审计报告已经可以充分证实千兆集团与亿丰汽车城公司不存在资产混同，故未再向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如二审法院认为仅凭亿丰汽车城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不存在资产混同，千兆集团可以提交审计申请以确定两公司确实不存在资产混同情况。亿丰汽车城公司辩称，同意千兆集团的上诉意见。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述称，同意千兆集团的上诉意见。孙洪针对亿丰汽车城公司、千兆集团的上诉辩称，不同意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如下：一、一审法院关于收益款的数额及给付条件和给付时间的认定符合事实。《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第四年至第五年的收益均每半年结算一次，亿丰汽车城公司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被上诉人。1、按照正常文义解释，该条款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因此明确了第四年的收益是自2017年开始计算；二上诉人认为第一部分的收益款计算时间为2019年3月30日，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二部分约定：亿丰汽车城公司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被上诉人，第二部分作为第一部分的补充，此处所述的当年9月30日从文意上应当理解为2017年9月30日，即在房屋租赁合同中通常采用的上打租；2、亿丰汽车城公司将支付时间理解为“结算日当年”是对合同条款的过度解释，从格式合同条款方面来看，《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是典型的格式合同，该份合同是由亿丰汽车城公司提供的，协议书中第四条属于典型格式条款，《合同法》第41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对于该条款的理解及解释应当有利于被上诉人，即第一次付款时间应为2017年9月30日。3、亿丰汽车城公司认为第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没有事实依据，按亿丰汽车城公司所述，最后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但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因此亿丰汽车城公司认为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及交易习惯。二、一审法院认定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期间，对本案收益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法院已认定亿丰汽车城公司应给付被上诉人收益款的时间，在该支付期间内，千兆集团是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应对亿丰汽车城公司在上述期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千兆集团不能证明在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7月5日期间其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亿丰汽车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变更情况查询卡》仅证明了其投资人变更情况，不能证明二上诉人资产是否独立。首先，审计报告仅对亿丰汽车城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计，而没有对千兆集团进行任何审计，其得出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二上诉人无资金往来业务及未发生资产混同业务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其次，有无资金往来业务及资产混同业务，仅属于企业日常经营业务的范畴，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有业务往来才会产生往来款项业务或是资产混同业务，而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控股法人，其经营范围与亿丰汽车城公司不同，其与亿丰汽车城公司之间无业务发生也属正常。例如：千兆集团与案外第三方发生某种业务而需要向第三方付款，但该笔款项由亿丰汽车城公司实际支付，在这种类似情况下，二上诉人的财产之间已经不存在独立性，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亿丰汽车城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千兆集团。再次，该审计报告的使用限制中也明确说明仅供核查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是否存在资金往来业务及资产混同业务，不适用其他目的。对于千兆集团当庭向法庭提出进行司法审计的请求，被上诉人认为千兆集团的审计申请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且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就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出审计所需举证期限，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向法庭提供了审计报告，现二审开庭又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新的财务审计报告，本案一审、二审审理期间已经出现了两份审计报告，千兆集团再次向法院申请司法审计显属故意拖延诉讼时间，滥用诉讼资源。如果法庭认为本案的审理需要继续审计，则被上诉人认为应对二上诉人所有的财务报表、财务记账明细、记账原始凭证等相关固定资产全部进行审计，而不是仅针对二上诉人之间的业务进行审计。4、被上诉人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二上诉人的注册地址混同，亿丰汽车城公司的注册地址涵盖了千兆集团的注册地址，且二上诉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人格混同问题，二上诉人的高层、中层等管理人员存在严重混同，其中张喆、李红、尹琳代表千兆集团与亿丰汽车城公司多次与部分业主就支付固定收益款的事项进行约谈（包括由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甘井子分局组织的协调会），而且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千兆集团在案涉商铺的顶部竖立了千兆集团·亿丰汽车城的宣传牌，也表明其人格混同。5、2018年4月，部分业主就二上诉人未按期返还租金收益的事件向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公开的信访网站进行了投诉，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街道于2018年4月27日受理了该投诉，经调查核实，通过该网站给出了受理该投诉的调查结果：（1）大连亿丰汽车城是由上海亿丰企业集团于2014年在大连投资的项目,但在2017年4月，上亿集团与千兆集团签订买卖意向书，汽车城项目整体由千兆集团接受管理，所有债务也全由千兆集团负责；（2）经泡崖街道协调，千兆集团共向20余户业主返还资金40余万元。因此，千兆集团已承诺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负责，并且以实际付款行为履行了亿丰汽车城公司的部分债务（租金收益款）。综上，一审法院在庭审期间就本案证据已组织各方质证，并对证据的认定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说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程序违法之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立即支付拖欠收益款人民币15,256元；2、判令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立即支付自逾期支付收益款之日起至拖欠收益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二计算（截止到2018年4月10日违约金共计人民币335.63元）；3、判令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千兆集团对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诉讼费由上述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11月28日，原告作为委托方（甲方），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作为受托方（乙方），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约定：为做好“亿丰大连国际汽车城”项目商业业态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甲方自愿将其购买的A座1单元3层201号商铺在一定期限内委托乙方经营管理，乙方在该期限内拥有该商铺的经营权限为：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定价、出租、统一管理，形成交易市场；委托期限从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收益方式为：（一）委托期内的前三年（从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甲方将该商铺无偿交由乙方统一做市场培育和经营管理；在此期间，乙方经营管理该商铺自负盈亏，（二）第四年至第五年（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乙方分别根据如下所示向甲方支付收益：1、第四年收益为人民币30,512元，2、第五年收益为人民币33,902元，（三）本协议期满后（即2019年10月1日起），甲方选择继续委托乙方经营管理的，按五年为一个周期重新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甲乙双方按乙方实际收取租金九一分成（甲方得九，乙方得一）；支付方式：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乙方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支付方式由甲方提供合法、有效发票，乙方直接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违约责任：乙方逾期支付收益，每日按逾期部分的千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达半年，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协议；甲方无权提前结束协议，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足期履行的，甲方须一次性赔偿违约金给乙方，违约金计算方式为：未履行天数乘以本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总收益千分之二计算；甲方需在该商铺出卖人公示交付日期当日与乙方办理商铺交接手续，因甲方原因导致不能办理商铺交接手续的，乙方有权延期支付本合同所述相应收益；丙方为乙方担保本协议所约定的各项权利及义务。该协议还约定了甲、乙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签订后，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案涉商铺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2、2015年10月22日，原告取得案涉商铺的房地产权证，取得方式为购买商品房。3、2017年10月26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28日签署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协议编号：0000114。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原《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协议”）中关于收益返还的时间节点（原协议第四条）进行最终确认如下：双方确认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的返还按照“每半年结算一次”，即2018年3月30日返还首笔收益款。此后以此类推，具体时间为：第二次2018年9月30日、第三次2019年3月30日、最后一次2019年9月30日。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4、原告提供了被告的宣传资料及被告在相关媒体上宣传“亿丰大连国际汽车城”商铺的相关资料，显示：被告对外宣传亿丰大连国际汽车城项目为“大连首个全能型汽车城”，“亿丰旺铺，全民创富”，“五年40%固定收益，10年100%预期收益”等。5、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于2013年4月18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普通仓储（不含专项审批货物）；展览展示服务、经营广告业务；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汽车装饰用品及汽车零配件销售；房屋租售代理；场地出租。该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查询单显示：2013年12月4日，该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7月10日，该公司的投资人变更为上海上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陶建军。2017年5月11日，该公司的投资人变更为千兆地产有限公司、陶建军。2017年7月13日，该公司的投资人变更为千兆地产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市场主体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7年8月7日，该公司的投资人变更为千兆集团。2017年9月11日，该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大连市甘井子区玉带路8号变更为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72A、872A-1至19、872A-21至35、872A-37至56、872A-58、872A-60号，872B、872B-1至6号，872C、872C-1至24、872C-26、872C-27、872C-29至39、872C-42至45、872C-47、49、51、53号，872D号。2018年7月5日，该公司的投资人变更为大连领航家汽车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千兆集团，企业性质由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6、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提交了《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往来款情况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系由大连兴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8年7月22日作出。该报告的审计依据是：1．与亿丰汽车城公司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2．亿丰汽车城公司提供的会计软件数据、财务报表、明细账、记账凭证、原始凭证；3．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该报告的审计结果是：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其股东千兆集团在本次审核期间内并未有资金往来业务的发生。审计报告使用限制为，本报告仅供核查亿丰汽车城公司与其千兆集团是否有往来款项业务发生，不适用其他使用目的，因使用不当产生的后果与本会计师事务所及执业注册会计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购买案涉商铺后，与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将案涉商铺交由被告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定价、出租、统一管理，被告前三年无偿使用该商铺，第四年、第五年需要支付收益款，双方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该《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系双方自愿订立，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均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约定的第四年、第五年收益款的数额及给付条件、给付时间如何确定；2、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应予调整；3、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及范围；4、被告千兆集团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1、关于收益款的数额及给付条件、给付时间。原告认为双方约定的收益款是固定的，无论被告是否将案涉商铺对外招租或使用，是否获得收益，该收益款均应支付；被告认为是否支付收益款，应当以该商铺被告管理使用过程中是否取得收益为条件，若未取得收益，不应支付收益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中已经将第四年、第五年收益款的数额予以明确，并同时强调，在此期间乙方经营管理该商铺自负盈亏，可见该收益款的数额是固定的，且乙方的盈亏并不影响收益款的给付。关于收益款的给付时间。《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对第四年、第五年的收益款支付时间进行进行了约定。但原告与亿丰汽车城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对收益款给付时间另行做了约定。该《补充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是对《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内容的变更，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收益款的给付时间应按《补充协议》来确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确认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的返还按照“每半年结算一次”，即2018年3月30日返还首笔收益款。此后以此类推，具体时间为：第二次2018年9月30日、第三次2019年3月30日、最后一次2019年9月30日。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即被告应于2018年3月30日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收益款，应于2018年9月30日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收益款，应于2019年3月30日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收益款，应于2019年9月30日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收益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收益款15,256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辩称收益款尚未到期一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首笔收益款的返还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而非被告主张的2018年9月30日，截至原告起诉时，首笔收益款返还时间早已到期。其次，案涉合同的期限是五年，而不是两年，前三年被告对案涉商铺也享有使用权、收益权，客观上不存在被告所述的尚未发生收益就需支付原告收益的情况。最后，《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约定“在此期间乙方经营管理该商铺自负盈亏”，该期限的约定也符合市场交易惯例。因此，被告的该项辩称，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2、关于违约金是否应予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按日千分之二计算支付违约金，相当于年利率73%，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予以调整。综合考虑实际损失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认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违约金较为合适。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3、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丙方为乙方担保所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现被告亿丰汽车城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时间支付原告收益款，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4、关于被告千兆集团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千兆集团于2017年8月7日成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全资股东，被告应当举证证明两公司不存在资产混同的情况，否则应对公司在此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上述事实。被告提供的《变更情况查询卡》只能证明亿丰汽车城公司的投资人变更情况，不能证明投资人与该公司资产是否存在混同。被告提供的审计报告，只能证明两公司没有资金往来的业务发生，但业务往来款项属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范畴，与资产是否独立或者混同没有必然的联系。且审计报告使用限制中也明确仅供核查两公司是否有往来款项业务发生，不适用其他目的。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自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5日，千兆集团是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其基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的期限应与上述期限一致，以债务实际发生日开始计算至股东变更日止。本案原告诉请的收益款于2018年3月30日到期，该时间在千兆集团作为一人股东的期间内，其应对上述收益款及2018年7月5日之前的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收益款15,256元。二、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洪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收益款15,256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3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三、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被告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应付的收益款15,256元及2018年7月5日之前的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五、驳回原告孙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上海亿丰企业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签订后，亿丰汽车城公司未能按约向被上诉人支付收益款，被上诉人主张亿丰汽车城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并要求千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收益款的给付时间及千兆集团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收益款的给付时间。案涉《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收益款“支付方式：第四年至第五年收益每半年结算一次，乙方分别于当年9月30日前及次年3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诉讼中，亿丰汽车城公司、千兆集团与被上诉人因对“当年”、“次年”的理解产生争议。经查，双方在《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中并未对“当年”、“次年”的具体指向作出明确说明。对此，如按照亿丰汽车城公司及千兆集团的理解和主张，则最后一次向被上诉人支付收益款的时间将在2020年3月30日，该给付时间已经超出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约定的委托期限和协议期满期限(2019年9月30日)，该做法显然不符合委托经营通常的交易习惯。而且，由于该协议文本及条款系由亿丰汽车城公司预先拟定和提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即使对该协议条款可能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依法亦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该协议文本一方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合同文义约定及一般交易习惯，对收益款的给付时间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认定“当年的9月30日”应指该年度开始的9月30日、“次年3月30日”应指该年度期间开始后第二年的3月30日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亿丰汽车城公司应于2017年9月30日前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收益款、应于2018年3月30日前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收益款亦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亿丰汽车城公司、千兆集团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千兆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千兆集团成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独资股东后，亿丰汽车城公司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千兆集团为其一人法人股东。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千兆集团作为一人公司的独资股东，依法负有证明亿丰汽车城公司财产与其财产相互独立的举证责任，如未能举证证明二者财产独立，则应由股东对公司债务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案中，亿丰汽车城公司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负有编制年度会计报告并进行年度会计审计的法定义务；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的一人股东，享有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经营、财务事务完全的管理权和监督权，提交亿丰汽车城公司真实、完整、准确的年度财会审计报告应在千兆集团的举证范围和举证能力之内。虽然千兆集团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司法审计，但千兆集团在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中均未能提交亿丰汽车城公司在每年度终了时编制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亦未能提交千兆集团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唯一股东期间的完整财务账册，不具备对二者之间财产是否独立进行司法审计的条件，故本院对千兆集团的审计申请不予准许。至于亿丰汽车城公司及千兆集团提交的两份自行委托形成的审计结论，基于前述理由，同样不能作为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的证据。本院认为，在一审判令千兆集团因举证不充分而应对亿丰汽车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千兆集团、亿丰汽车城公司二审仍未能提交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证据，对此依法应由千兆集团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关于千兆集团应对其作为亿丰汽车城公司独资股东期间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认定符合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亿丰汽车城公司、千兆集团的上诉理由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元，由亿丰（大连）汽车城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90元，大连千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振喜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祝 贺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