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皖17民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文琪，女，1940年8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新珑，男，1968年7月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与周文琪系母子关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池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翠微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8020032855662。 法定代表人：李应启，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卓闻，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住，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机明，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四八，安徽九华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周文琪因与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池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池阳街道办事处）、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以下简称贵池区房屋征管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8）皖1702民初1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熊元春死亡，周文琪提交一份公证遗嘱并以熊元春遗嘱由周文琪一人继承案涉安置房中熊元春个人所有部分为由，申请将上诉人变更为周文琪一人，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文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在评估基础上改判由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拆迁前房屋与所安置房屋的差价。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2010年7月6日，双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对于履行期限、安置地点未作约定。协议签订后，池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协议盖章为由将协议全部收走，一直未予以交还，直到2018年7月16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要求的所有安置手续上签字后才发还给上诉人。且一审庭审中其已经说明协议中关于安置地点的记载系2018年7月16日贵池区房屋征管局在其完成所有手续签字后补记到协议上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此事实也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将协议上关于安置地点的记载时间一并认定到2010年拆迁协议签订之时不当。同时，征迁局要求其先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后，才向其发出入住通知单，一审查明的相关情况亦与事实不符；2、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错误。一审认为其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其后领取了房产证的行为即代表认可被安置在通达广场且不计算差价的安置方案于法无据。依据《池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拆迁人拆迁时“应当与被拆迁人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故拆迁人除了提供安置房义务的同时还有结清房屋差价的义务。原审对被上诉人是否履行此义务以及是否构成违约未做认定。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不认可经营用房安置在通达广场”是错误的，其并不反对经营用房安置在通达广场，但是拆迁人应履行计算并结清房屋差价的义务。其在结算清单上的签字行为也不能推断出认可不支付差价的安置方案。结算清单并没有其同意免除拆迁人履行结算房屋差价义务的文字记载。可见，该结算清单不是补充协议，只是原拆迁合同的一个附件。该协议也并非对原先协议的变更，更不代表其认可被上诉人的违约做法，而是对被上诉人履行情况的确认；3、原审判决主文法律逻辑相互矛盾。一审判决驳回第一项诉求的内在逻辑是先认定结算清单具有补充协议性质，是对原拆迁协议中二被上诉人义务所作的变更，才能得出其已经认可被上诉人“计算并结清差价”合同义务的免除。但是其另一项诉讼请求同样是基于2018年7月16日的结算清单，原审中贵池区房屋征管局提出结算清单是对原先协议的补充，但又被原审所否定。故一审判决两项主文的内在法律逻辑矛盾。 池阳街道办事处辩称，1、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履行。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共两套，一套住宅、一套经营用房，协议约定了安置房的面积和差价的结算方式与金额等其；2、安置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双方办理了安置结算，包括交付房屋及结算差价，并办理了产权证书，说明上诉人以实际行动接受了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方式，同时，关于结算的差价，也已经领取。对于安置的不足部分金额，一审判决已予以支持，表明双方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对自己所签订的协议的反悔，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贵池区房屋征管局辩称，上诉人代理人称之前协议履行中，其代替父亲签字，但是2015年的选房以及2018年的结算，上诉人代理人回去后都告知了上诉人本人，同时他们之间是父子关系，且通过事后的结算等行为，都说明了上诉人对其代理行为的认可；2、其通知选房后就可以领钥匙入住，上诉人不接受安置才导致迟延交房。 熊元春、周文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在对安置房屋与原拆迁房屋评估的基础上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调换产权安置的差价；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二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16日的拆迁安置过渡费44783.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住池州市建设路**池州市干休所。因贵池区政府拆迁开发，2010年7月6日，原告熊元春与池阳街道办事处签订《池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池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以产权调换方式安置原告，其中住宅房安置在水木清华4#楼402，面积为94.21㎡，经营用房安置在秀山通达广场C区C1024，面积为31.59㎡，另外，还载明了产权调换差价、附属物补偿款、搬迁补助费、停业（产）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价款等项。2013年9月，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位于水木清华4#楼402，面积为94.21㎡的住宅房。2015年7月9日原告选定位于秀山通达广场C区C1024，面积为31.59㎡的经营用房。2018年7月16日，被告通知原告入住案涉经营用房。同日，原、被告双方对拆迁安置相关补偿费用等进行了结算，其中，案涉经营用房的过渡费计算至2015年7月31日。另查明，案涉经营用房已于2018年7月20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证号：皖（2018）池州市不动产权第0017619号]，为原告熊元春与周文琪共同共有。 诉讼过程中，熊元春、周文琪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被拆迁的经营用房的价格以及所调换房屋的价格进行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一审认为该鉴定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池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原告诉称其子熊新珑于2015年7月9日在选房单上签字选房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原告的意思表示，且在2010年7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池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并没有约定经营用房的安置地点，2018年7月16日是为了办理房产证的需要才在《池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填写上安置房地址的。结合原告认可的熊新珑于2018年7月16日代其所签字确认的《房屋拆迁安置结算清单》，以及案涉经营用房已由原告办理产权证的实际情况，能够印证原告对经营用房安置在秀山通达广场C区C1024是予以认可的，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曾答复可以把秀山路的一间门面安置给原告的意见，对此被告不予认可，且原告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主张在通达广场安置房屋与原拆迁房屋评估的基础上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调换产权安置的差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连带支付两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16日的拆迁安置过渡费44783.25元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通知原告入住经营用房，但拆迁安置过渡费只给付至2015年7月31日，对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16日间的拆迁安置过渡费，理应支付给原告，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池阳街道办事处、池州市贵池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清偿原告熊元春、周文琪拆迁安置过渡费44783.25元；二、驳回原告熊元春、周文琪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0元，减半收取计460元，由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池阳街道办事处、池州市贵池区房屋征收管理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的门面房出租合同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受案范围属于程序性事项，在新程序法生效后尚未处理的案件，应采取程序从新原则，依照新程序法审理。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池阳街道办事处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依其行政职权与上诉人协商订立的协议，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系行政协议，故周文琪就该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8）皖1702民初16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周文琪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0元，合计1840元均退还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文琪。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许院生 审判员  胡少斌 审判员  康启林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