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1民初10626号 原告：侯迪英，女，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琦能，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可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叶云虎，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卫东，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侯迪英与被告叶云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昕独任审判，于2018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迪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琦能、被告叶云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侯迪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叶云虎支付款项196万元，并赔偿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5日起，以18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8日起分别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承担因其违约而导致原告支出的保全担保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侯迪英与被告叶云虎因双方的儿子系同学而结识。被告一直在柬埔寨做生意。2013年11月底，被告表示其可以成本价从柬埔寨购买木材。原告考虑后，决定向被告购买木材，双方商定原告先付款，被告从柬埔寨购得木材后发货给原告。原告随后按照被告的指示，分两次支付了木材款203万元，其中第一笔款项20万元汇入被告实际控制的衢州市凯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悦公司）账户，第二笔款项183万元于2014年2月17日汇入在柬埔寨从事资金生意的温州籍商人胡建海的账户。直到2014年底，原告还未收到木材。原告为此多次与被告联系，被告均借口推迟交付木材的日期。2015年底，被告明确表示无法再供应木材。经口头协商，双方决定解除买卖合同，被告承诺退还203万元木材款，但要求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陆续归还了7万元，剩余款项一直认欠不还。 被告叶云虎答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木材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侯迪英并未提供书面的买卖合同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合同的相关证据。从其举证情况来看，也不能证明已付给被告木材款203万元，因为被告从未指示原告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凯悦公司和胡建海。二、被告并未承诺退还原告货款203万元。从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来看，被告当时表达的意思是如凯悦公司从JSTTECHNOLOGYSDNBHD收回586万元债权后，凯悦公司会归还原告203万元，而非被告承诺由其个人来归还该203万元款项。三、原告侯迪英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从2013年12月5日起算利息损失，也就是说，原告认为其民事权利在该日期已经受到侵害，从该时间点起算，原告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即使给予合理的合同履行期，也已远超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侯迪英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两份、银行交易记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以证明原告按照被告叶云虎的指示，向其交付203万元木材款的事实。 2.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各一份，以证明被告退还原告汇款7万元（其中4万元汇入原告儿子蒋贯栊的账户，其余3万元通过微信转账给蒋贯栊）的事实。 3.诸暨市迪森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侯迪英委托本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向凯悦公司（账号：88×××01）转款人民币20万元］，以证明迪森公司受原告委托向凯悦公司转账20万元的事实。 被告叶云虎其围绕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4.木材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以证明原告借用凯悦公司这一平台从事木材生意，并未直接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 根据原告侯迪英的申请，本院向诸暨市公安局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 5.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4月16日对侯迪英的询问笔录,侯迪英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儿子蒋贯栊和叶云虎的儿子叶韦鹏在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读书时成为好友。2013年，我儿子结婚时，叶韦鹏和父母一起前来祝贺，我和叶云虎由此认识。同年11月底，叶云虎父子到诸暨游戏，我和他们交流时得知叶云虎可通过合法渠道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从柬埔寨购得花梨木，叶云虎当时表示可以成本价供应给我们。我当时动了心，随后打电话给叶云虎，想做花梨木生意。叶云虎同意供货，但要求我们先付款。2013年12月4日，我通过我开办的迪森司将20万元款项汇入叶云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凯悦公司。2014年2月，叶云虎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柬埔寨组织货源，马上可以发货了，但柬埔寨老板这边要求全款付清，还差183万元，叫我将款项汇入华侨胡建海的账户。2月17日，我将183万元款项转入胡建海的账户。听叶云虎讲，胡建海是柬埔寨商会的会长。此后，我一直在等木材运到。到了年底，我和儿子蒋贯栊一起去衢州问叶云虎，叶云虎说上一批木材已经发给了当地的朋友，要等下一批木材进来后再发给我，但没有明确的时间给我，我只好再等。2015年5月份左右，叶云虎告知我，柬埔寨那边雨季到了，木材无法砍伐，要等10月份再说。后来叶云虎又以柬埔寨封关，木材运不出来为由搪塞。2016年初，叶云虎明确回复木材拿不到了，只能等柬埔寨那边将货款退回来。但之后叶云虎一直没有动身去柬埔寨。2016年底，我和儿子再次赶到衢州，要求叶云虎出具书面字据给我，叶云虎改口说我是与柬埔寨那边直接发生木材买卖关系，他只能协助我向柬埔寨那边催讨货款。我和叶云虎未就木材买卖事项签订过书面合同，我也不认识柬埔寨那边的客户。 6.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5月22日对叶云虎的询问笔录,叶云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与侯迪英之间未做过木材生意，她儿子蒋贯栊曾去柬埔寨做过木材生意，钱付出去了没法要回来。我从2011年开始到柬埔寨从事木材生意，通过凯悦公司进口之后再卖到国内。我儿子叶韦鹏与蒋贯栊是新加坡留学时的同学。2012年，我儿子叶韦鹏去柬埔寨采购木材时，蒋贯栊也跟着过去，看到做红木生意利润可观，就自己想做木材生意。蒋贯栊先打入我开办的凯悦公司款项20万元。2013年底，蒋贯栊又将一笔款项打到柬埔寨浙江商会的胡建海账户上，然后由胡建海或其妻子杨柳媚换成相应数额的美元，蒋贯栊再将美元交给做木材生意的高峰。当时蒋贯栊拿出31万美元，加上我本人的19万美元，一共交给高峰50万美元，高峰出具了相应的收据。高峰是为谢毅翔开办的柬埔寨JSTTECHNOLOGYSDNBHD公司打工的。事有凑巧，当时红木价格大跌，如果这批木材运到国内的话，要大亏。这样蒋贯栊就在那边等，想等到木材价格上去之后再发货，他在柬埔寨等了三四个月，到最后那边供应商资金紧张就没办法发货了。2016年5月10日，我赶赴柬埔寨催款，谢毅翔承认收到蒋贯栊木材款和未发货的事实，并与我签订了补充协议。到如今谢毅翔还欠我586万元（包括蒋贯栊汇付的203万元）。谢毅翔现在深圳高院有一场官司，被告为一家中国公司，拖欠他红木款3000万元。谢毅翔答应我官司判下来后，会将586万元还给我，到时候我会将其中的203万元付给侯迪英。看在蒋贯栊和我儿子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出面帮他要债。 7.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4月16日对高峰的询问笔录,高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3年7、8月份，我开始与叶云虎有木材生意上的往来，当时我为马来西亚居民谢毅翔打工，从柬埔寨居民阿泰（英文TEK.SON.TE）购进木材，然后通过谢毅翔的公司卖给包括叶云虎在内的客户。2013年底、2014年初的时候，叶云虎儿子叶韦鹏的同学蒋贯栊也来到柬埔寨采购木材，与叶云虎一起做起了木材生意。当时叶云虎、蒋贯栊有一笔50万美元的款项打入柬埔寨浙江商会的胡建海账户，款项提出后交给了阿泰，我和阿泰共同出具了一份收款凭证。蒋贯栊虽然没在场看见交付过程，但当时他人在柬埔寨，应该知道这50万美元给了阿泰。后来阿泰发了一部分木材。到了2014年7、8月份，阿泰违约不肯发货。到现在阿泰大约还欠谢毅翔1/2的木材，导致谢毅翔也欠叶云虎等客户木材。 8.诸公（经）不立字［2018］1002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经过审查，诸暨市公安局于2018年6月7日通知侯迪英，认为其提出控告的被合同诈骗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侯迪英提供的证据1，被告叶云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并未指示原告将款项汇入胡建海的账户，其并未收到过上述款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从证据的内容来看，收款人并非被告，原告主张其按照被告的指示将款项汇入案外人的账户，尚需进一步举证。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无异议，但认为该清单所载明的4万元系叶云虎出借给蒋贯栊，至于微信聊天记录，因原告未提供原件，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对微信转账记录无异议，但认为微信转账给蒋贯栊的3万元性质不明确。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能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叶韦鹏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儿子蒋贯栊3万元的事实，其真实性可予确认，但无法通过该组证据的内容对款项性质作出直接判断。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迪森公司已经注销，但对凯悦公司收到2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该份证据，旨在证明款项性质，但迪森公司出具该证明时是否已经注销目前无法判断，且侯迪英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迪森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该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证明效力较为低下，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判断，凯悦公司收到该20万元木材款的情况属实，在排除迪森公司系出卖人的情况下，可推定侯迪英通过该公司的账户支付了20万元木材款。 被告叶云虎提供的证据4，经庭审质证，原告侯迪英提出异议，认为其真实性无法判断。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买卖合同系案外人JSTTECHNOLOGYSDNBHD公司与凯悦公司所签订，其真实性无从判断，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至于其中的补充协议，已由诸暨市公安局收集在侦查案卷，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与被告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叶云虎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 本院向诸暨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5-7，经庭审质证，原告侯迪英对证据5、7没有异议，对证据6提出异议，认为蒋贯栊系受原告委托与被告从事木材生意，原告对被告与柬埔寨方之间的关系并不知情，50万美元汇到胡建海的账户后怎么处理的，蒋贯栊也没有参与；被告对证据6、7没有异议，对证据5提出异议，认为侯迪英陈述的内容不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上述三份询问笔录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叶云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虽陈述谢毅翔尚欠其586万元（包括蒋贯栊汇付的203万元），并表示如谢毅翔官司胜诉后如退还586万元款项，则会将其中的203万元退给侯迪英，结合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补充协议分析，其真实意思当指谢毅翔开办的JSTTECHNOLOGYSDNBHD公司尚欠凯悦公司款项586万元，故无法根据上述三份询问笔录认定与侯迪英发生木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叶云虎。本院向诸暨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8，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侯迪英的儿子蒋贯栊与被告叶云虎的儿子叶韦鹏在新加坡一起留学时成为好友，原、被告因此而结识。当时叶云虎通过其担任股东的凯悦公司从事木材生意，进口的木材来源于柬埔寨。侯迪英及其子蒋贯栊听说后，也欲从事木材经营生意。2013年12月4日，侯迪英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迪森公司转账给凯悦公司木材款20万元。次年2月17日，侯迪英又汇入案外人胡建海的账户183万元，用于购买木材所需。嗣后侯迪英一直未收到木材，在与叶云虎数次交涉无果后，于2018年4月以存在合同诈骗为由向诸暨市公安局提出控告。同年6月7日，诸暨市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告知侯迪英本案中不存在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诸暨市公安局侦查时，叶云虎陈述谢毅翔尚欠其木材款586万元（包括侯迪英汇付的203万元）。同年7月，侯迪英诉讼来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 另查明，凯悦公司的股东为叶云虎和其子叶韦鹏，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食品、木材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证许可经营）。2016年10月19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叶韦鹏变更为叶卫昌。迪森公司的股东为侯迪英和其子蒋贯栊，该公司现已注销。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叶云虎是否系与侯迪英发生木材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对此分析如下：首先，从原告侯迪英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中第一笔款项20万元的收款人为凯悦公司，第二笔款项的收款人为胡建海，均不是被告叶云虎，无法据此判断叶云虎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其次，被告叶云虎在公安侦查期间和本案庭审时，从未认可其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虽然其在接受安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包括侯迪英汇付的203万元在内，谢毅翔尚欠其木材款586万元，但结合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补充协议分析，其真实意思是指谢毅翔开办的JSTTECHNOLOGYSDNBHD公司尚欠凯悦公司款项586万元，故仅凭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尚无法认定被告叶云虎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最后，相关证据指向凯悦公司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如凯悦公司系一家从事进出口生意的贸易公司，具有木材销售的经营范围，其收取了第一笔款项20万元，被告叶云虎提供的补充协议亦可印证谢毅翔开办的JSTTECHNOLOGYSDNBHD公司尚欠凯悦公司款项586万元。综合以上分析，原告侯迪英主张被告叶云虎系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据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依据尚不充分，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侯迪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应收受理费22440元，减半收取计11220元，应收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220元，由原告侯迪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2440元，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郭 昕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周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