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皖01行终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朝霞，女，195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委托代理人倪杰，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庐江县汤池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庐江县汤池镇政务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4003272124Y。法定代表人钱中军，镇长。委托代理人沈克华，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发，庐江县汤池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庐江县祥瑞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迎宾东路北侧。法定代表人严锐，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张朝霞诉被上诉人庐江县汤池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汤池镇政府）及第三人庐江县祥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瑞公司）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4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张朝霞委托代理人倪杰，被上诉人汤池镇政府党委副书记张蓓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克华、周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5月6日，汤池镇政府做出[2011]52号《关于汤池老镇（东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由汤池镇政府组织对包括张朝霞房屋在内的汤池老镇（东片）区进行改造。2011年6月27日，汤池镇政府与祥瑞公司签订《汤池镇旧城（东片区）改造项目》协议书，由祥瑞公司参与改造项目，协助汤池镇政府做好征地拆迁工作。2013年7月4日，张朝霞与祥瑞公司签订了《汤池镇河东第三片原旧房拆迁协议书》，约定，由祥瑞公司对张朝霞位于汤池镇汤池村河边村民组的275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进行拆迁。同时，协议还对房屋拆迁补偿的其他事项均做了约定。2014年元月28日，因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项目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汤池镇政府与祥瑞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自协议解除之日起，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终止。此后，张朝霞多次要求汤池镇政府履行张朝霞与祥瑞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均遭汤池镇政府拒绝。另查明，2011年7月8日，张朝霞与汤池镇政府、庐江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以货币化补偿方式对张朝霞被拆迁的房屋进行了补偿，该协议书由张朝霞之子代张朝霞签名。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做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汤池镇政府委托祥瑞公司参与改造项目，祥瑞公司在改造项目中所实施的相关行为及后果，理应由汤池镇政府承担。汤池镇政府虽然与祥瑞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但张朝霞与祥瑞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书，是发生在上述解除合同协议书之前，故祥瑞公司与张朝霞所签订的上述涉案协议书应由汤池镇政府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出如下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系张朝霞因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与汤池镇政府达成协议后，汤池镇政府反悔，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朝霞的起诉。张朝霞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4行初49号行政裁定，发回重审或者由贵院提审。上诉人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在2011年7月8日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也没有证据由上诉人之子代签了上述协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明显不清。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的签字是上诉人之子代签，何况上诉人之子也不能当然代表上诉人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明确未给予上诉人任何补偿安置，不存在被上诉人以货币化补偿方式对上诉人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补偿的情况。同时，上诉人可以自行选择货币化补偿或者产权调换，被上诉人无权仅给予货币化补偿。二、原审法院将用于调整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事项的《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为裁判本案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行为的依据，并认为上诉人所诉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新《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条款并非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或者因条款性质不适宜溯及既往，原则上对有关受案范围、审理程序、裁判种类等属于法院裁判职权专属事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新的规定作出裁判。《行政诉讼法》经修改于2015年5月1日实施后，《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即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应当不再予以适用。而对于在2015年5月1日之前形成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2015年5月1日以后提起诉讼的，应当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判。三、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与祥瑞公司签订的协议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履行，应当径行判决被上诉人履行案涉协议的全部内容。被上诉人是案涉征地房屋拆迁项目的拆迁实施单位，其应当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有履行拆迁补偿安置职责的义务。案涉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也是依据案涉协议书将上诉人的房屋予以拆除，其理应按照协议书约定的补偿内容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被上诉人作为一级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为人民服务，保持政府公信力，而不是无视事实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综上所述，案涉协议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履行，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汤池镇政府答辩意见：2011年7月8日上诉人和汤池镇政府、庐江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三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原告委托其子严向东在协议书乙方处签名，并经过登记备案。在此协议之后，第三人祥瑞公司私自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没有取得汤池镇政府书面同意，也没有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签字或者盖章，更没有在汤池镇政府和拆迁事务所登记备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开发企业之间签订的协议和被上诉人无关，事先没有取得汤池镇政府的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追认，存在违法变更拆迁协议的行为，对汤池镇政府没有约束力。三、2014年1月28日，汤池镇政府与祥瑞公司已经解除了协议，其私自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祥瑞公司只能是协助拆迁，不具备拆迁安置补偿的主体资格，没有代理权或者越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过错方自行承担。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出如下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上诉人以案涉房屋拆迁事宜没有经过行政部门裁决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祥瑞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原审裁定一致。另查明，从2011年6月27日汤池镇政府与祥瑞公司签订的《汤池镇旧城（东片区）改造项目》协议书第四部分第2条关于乙方（祥瑞公司）的责任来看，并无代理汤池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权限。并且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并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征地拆迁办法。”而2011年5月6日汤池镇政府做出[2011]52号《关于汤池老镇（东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四部分第5条之规定：“坚持‘面积相近’、‘用途相同’、‘先搬先选’的原则。”再看2013年7月4日张朝霞与祥瑞公司签订的《汤池镇河东第三片原旧房拆迁协议书》对张朝霞275平方米的被拆迁房屋予以补偿安置430平方米的房屋明显与“面积相近”的要求不一致，故不能认定该份协议系祥瑞公司代理汤池镇政府签订。因此，对原审裁定认定张朝霞与祥瑞公司签订的《汤池镇河东第三片原旧房拆迁协议书》应当由汤池镇政府履行的事实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并无证据表明上诉人主张汤池镇政府履行的协议系由汤池镇政府委托祥瑞公司签订，汤池镇政府也并非该份协议的一方，故其起诉汤池镇政府履行该协议缺乏基础事实根据。且即使将该协议纳入行政协议，但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此之前的行政协议并未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琦审判员  潘攀审判员  张俊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杨丽附本裁判文书引用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