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427号原告：崇明县新民进艺五金纸盒厂，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徐启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昌，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利荣。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张珂，总经理。原告崇明县新民进艺五金纸盒厂与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2月18日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9年3月19日、4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对被告进行了财产保全。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昌、施利荣，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珂均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和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崇明县新民进艺五金纸盒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定作款56,05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2018年5月7日前的业务已结清。2018年5月7日至同年8月13日期间，被告要求原告为其定作木制品包装箱若干，定作款合计56,050元，原告依约交付定作物，并于同年5月16日至8月14日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交付被告。但被告至今未支付上述定作款，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本院。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具体答辩意见如下：1.原、被告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间共签订有效《工业品买卖合同》6份，合同编号尾号为19、46、88、113、152、242，合同总金额50,525元，被告收取了相应定作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发票已做认证抵扣。扣除验收不合格应退货金额2,375元外，通过验收的货物金额为48,150元，被告已经全额支付给了原告；2.原告与被告的采购人员私自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5份，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582，合同总金额39,425元，原告实际送货金额27,550元，且原告交付的货物没有按照被告的图纸制作导致不能使用，被告仅有向原告交付应退货物的义务，没有支付货款的义务；3.因合同对逾期付款利息没有约定，因此不同意赔偿逾期付款利息，假设法院认定被告应承担付款责任，则对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起算点和计算标准无异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票面金额合计为56,0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八张、《送(销)货单》(以下简称“送货单”)十张，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定作物货值金额共计56,050元，且经被告员工黄某、朱某、袁某、张某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经质证，针对发票，被告对4张金额合计为29,925元的发票无异议，已做抵扣，对另外四张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金额合计为26,125元的发票认为没有收到，对应货物没有收到，也无对应的合同；针对送货单，被告认为系原告自行制作，对真实性不认可，送货单上签字的黄某、袁某现在已经离职，朱某确是被告员工，但其无权在送货单上代表被告签收，送货单上张某的签名不属实。证据2，原、被告履行合同对照表一份，证明诉请金额56,050元的组成：即除了涉案的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582五份合同总金额39,425元外，还包括2018年7月24日的送货单上2,375元及同年8月2日送货单上11,875元，这两次送货都是被告采购部电话订货，故没有对应的合同，以及合同编号尾号为242号合同中未付货款2,375元。原告已经全部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合同编号尾号为392号的合同中，被告只定做了5套包装箱，原告分别于2018年6月8日和同月29日各送货5套。合同编号尾号为466号的合同中，被告定作23套，只收到了13套，另外10套没有收到。合同编号尾号为582的合同对应的货物被告没有收到。证据3，本院审理的(2019)沪0151民初424号原告上海市崇明县超勤木制品加工场起诉本案被告(以下简称本院424号案件)一案中第一次庭审笔录一份，证明被告认可袁某、张某有权在送货单上签字，朱某的签字也是被告授权的。被告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认可的是袁某、张某有权在被告的入库单上签字，而不是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字，送货单上只能以合同指定的委托代理人签字。证据4，2017年11月3日张某签字的送货单一份，证明被告认可张某的签字且已经结清了相应货款，因此案涉的2018年8月2日张某签字的送货单也是有效的。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相应的合同及发票进行印证，且该证据中张某的签字和平时的笔迹不同。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六份，合同编号尾号为19、46、88、113、152、242，合同总金额50,525元，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交易行为都以合同为依据，原告的每一笔送货都有对应的合同。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除合同编号尾号为242号的合同中的2,375元货款外，其余五份合同双方已结清定作款，故与本案无关。证据2，《采购入库单》八张，证明通过被告验收的定作物均经过被告质保、采购、仓管三部门确认，而没有经三部门确认的就是质量有问题。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组证据与案涉合同时间节点对不上，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付款凭证七份，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定作款48,150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已收到48,150元定作款，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款项均用于支付已结清业务，与本案无关。证据4，有争议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五份，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582，合同总金额为39,425元，该五份合同上被告的盖章均为采购供应部的章，被告认可盖章的真实性，但认为不是被告的合同专用章，证明这些合同的签订可能是原告同被告采购人员有利益勾结，原告明知这些合同没有被告授权而去履行，被告收到原告27,550元的定作物，这些定作物未按照被告图纸制作，被告要求退货。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该组合同为何盖的是被告采购供应部的章，这是被告内部管理问题，原告不清楚，原告认为采购供应部也代表被告公司。原告交付的包装箱都是按照被告提供的图纸制作，被告从未向原告提起过要退货的事，原告已经按照合同履行完毕，被告未支付货款。证据5，被告收货及付款情况汇总表一份，证明被告收货且验收合格的货物已经结清货款，未支付的货款为合同编号尾号为242号合同中的2,375元及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582号合同中原告实际送货的27,550元，未付款原因为货物不合格或者无对应的有效合同，被告要求退货。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表格中黑色字体表示的货款双方已经结清，和本案无关。该表格中红色字体表示的内容和本案有关，原告共向被告交付货物56,050元，已经履行了全部交货义务，具体以送货单为证。被告从未就货物不合格及要求退货与原告沟通过，如果货物真的存在问题，被告工作人员不会在送货单上签字，被告也不会将29,925元的发票作抵扣，因此不同意被告的退货要求。证据6，被告根据原告的表格按照送货单整理的统计表一份，证明合同编号尾号为392号合同中被告定作5套包装箱，原告送货10套，合同编号尾号为404号的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6月6日，送货时间为同年2月6日，比合同提前4个月，不合常理，且送货的型号和合同不符，合同编号尾号为466号合同中被告定作23套包装箱，只收到13套及相应的发票，另外10套产品及发票没有收到，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合同对应的货物及发票没有收到。2018年7月24日及同年8月2日的两张送货单上的货物及相应发票没有收到。原告经质证认为，双方交易不是完全和合同对应的，有些是被告采购部工作人员电话通知要货，事后补签合同，有些送货后不再补签合同，双方的实际交易以送货单为准，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的交货义务。证据7，黄某的员工离职交接表、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辞职报告、调动通知各一份，证明2018年3月5日被告决定将黄某从采购部调至质检部，迟迟没有交接，黄某一直在采购部工作到8月2日提出辞职，同年8月27日离开公司。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由被告单方制作，且未经黄某认可，故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8，袁某员工离职交接表一份，证明袁某在被告采购部工作，2018年1月31日离开公司。原告认为该证据由被告单方制作，袁某没有到庭，故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9，朱某的申明一份，证明朱某是被告仓库保管员，不能对外签署送货单。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朱某理应出庭作证；朱某目前仍是被告员工，与被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在本院424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被告认可朱某是仓库保管员，有权签收送货单，此意见与该证据冲突。证据10，张某的申明一份，证明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合同及编号为XXXXXXX的送货单其没有经手过。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张某理应出庭作证；张某目前仍是被告员工，与被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在本院424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被告认可张某是公司采购员，被告授权其签字，此意见与该证据冲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对黄某进行调查，黄某述称：1.自2017年公司成立至2018年8月期间其在被告处工作，历任仓管、质检、采购等部门；2.被告接收货物的基本流程是由三个部门操作，货到时由采购员通知质检员和仓库保管员，三人同时收货，质检员认可之后采购员签字；3.原告提交的有“黄某”签名的送货单均属实，有“朱某”“张某”签名的送货单均属实，朱某是仓库保管员，在本人不在的时候朱某代为签字，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张某本身就是采购员，有权在送货单上签字；4.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交易，基本交易流程是有时先签合同再下订单、供货，有时是先下订单、供货然后再签合同，原告交付发票之后，由采购交至财务请示付款，原告不是每单业务都开具一张发票，一张发票往往对应好几笔业务。就此次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朱某进行调查，朱某述称，从2018年4月至今其一直在被告公司做仓库保管员，案涉的四张送货单上“朱某”的签字是真实的。正常情况下被告没有授权其在送货单上签字，特殊情况下如果采购员不在场，可能会打电话告知其帮忙代签，其曾经帮黄某代签过送货单。朱某对原、被告双方送货和签字流程的表述与黄某的表述一致。原告对朱某的调查笔录无异议，被告认为朱某没有权利代表公司对外签署送货单。本院对张某进行调查，张某述称，其从2017年7、8月份至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刚开始做采购员，后去做质检员，黄某离职的时候其又开始做采购员。对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合同为何指定其为委托代理人其表示不清楚，对编号为XXXXXXX的送货单上“张某”的签字是否属实，其表示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法院追问上面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笔迹，其沉默不答，再次追问这个问题，其一直保持沉默。张某表示其认识袁某，2017年11月其本人去做质检员时和袁某交接的，袁某负责做采购员，至于袁某何时离职，张某表示不清楚。张某对原、被告双方的送货和签字流程的表述与黄某、朱某的表述都一致。对张某的调查笔录，原告有异议，认为张某是被告采购部工作人员，有权在送货单上签字。对送货单上“张某”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笔迹这个问题，原告认为张某不回答而保持沉默是在回避法院的问题。被告对该笔录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证据1中被告已经抵扣认证的金额合计为29,925元的四张发票及被告证据1中编号尾号为19、46、88、113、152、242的六份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逐项分析如下——关于原告证据1中黄某签名的四张送货单，本院认为，这四张送货单分别形成于2018年5月7日、5月15日、6月26日，6月29日，而黄某的离职时间为2018年8月27日，送货单形成于黄某任职被告公司期间，且黄某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该组证据属实，且能够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原告证据1中“朱某”签名的四张送货单，本院认为，首先，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朱某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黄某确认朱某系代其签收定作物，朱某本人也认可曾经帮黄某代签送货单，庭审中被告自认朱某从事仓管工作，故朱某在送货单上签字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至于被告对朱某的授权范围及是否允许代签送货单是被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不产生对抗效力；其次，被告一方面确认收取了392号合同对应的货物，另一方面又否认该合同对应的送货单上朱某的签字，两种观点矛盾，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分析，本院认定，原告证据属实，且能够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9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证据1中“张某”签名的一张送货单(编号为XXXXXXX)，本院认为，首先，黄某确认张某的签名属实，被告自认张某系采购人员，则根据被告内部分工，其有权在送货单上签名，故张某在送货单上签名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其次，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当法院反复追问送货单上“张某”的签字是否其本人笔迹时，其一再表示沉默。案涉送货单形成于2018年8月2日，距做笔录时间只有7个多月，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可能辨认不出是否其本人笔迹。鉴于其现在还是被告的员工，和被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法院对张某的沉默而不明确回答问题存在合理怀疑。至于张某表述其不清楚为何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合同中指定其为委托代理人的问题，因该合同对应的送货单上由朱某签字确认，本院已经认定朱某签字的送货单的有效性。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证据属实，且能够实现原告证明目的；对被告的证据10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证据1中“袁某”签名的一张送货单，本院认为，首先，在法院对张某的调查笔录中，张某表述2017年11月其与袁某做交接，袁某去做采购。庭审中被告自认袁某系采购人员，其有权在送货单上签字，故袁某在送货单上签名具有合理性；其次，被告一方面确认收取了合同编号尾号为404号合同对应的货物且已对发票作抵扣，另一方面又否认该合同对应的送货单上袁某的签字，两种观点矛盾，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证据属实，且能够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系被告单方制作，真实性存疑，故不予采纳。对原告证据1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八张，本院认为，被告对四张金额合计为29,925元的发票无异议且已作抵扣，本院予以确认，对四张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被告表示没有收到，原告提供了四张发票的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确认被告未对该发票作抵扣，又未提交已将发票交付给被告的证据，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但无法实现原告“已经将发票交付给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证据2，该证据原告用于证明诉请金额56,050元的组成及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交货义务。本院认为，原告诉请金额由十张送货单予以证明，在原告的证据1部分已经认定了十张送货单的效力，就被告所持异议，需要结合其他事实、证据进一步分析。对原告证据3，即本院424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本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在该笔录中被告自认朱某是仓库保管员，属于生产部门，袁某担任采购员，袁某辞职后，黄某担任采购员。该自认与黄某、张某的笔录相互印证。对朱某、黄某、袁某、张某在送货单上签字的效力在原告的证据1部分已经分析，不再赘述。对原告证据4，2017年11月3日张某签字的送货单，本院认为该送货单涉及的货款双方已经结清，因此该证据和本案无关。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在原告的证据1中涉及张某签字的送货单部分已作分析。对被告证据1，原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合同中只有合同编号尾号为242号合同中2,375元货款和本案有关，其余五份合同双方均已履行完毕，和本案无关。针对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按照原告和黄某的一致陈述，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流程存在先下订单、交货然后补签合同的情况；其次，对比404号和582号合同及与之相对应的送货单，实际送货日期均早于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7月24日及同年8月2日的两张送货单亦无对应书面合同。因此，被告辩称每笔交易均先签合同后下订单、发货的意见，与已查明的证据、事实不符，即书面合同的存在不能推定原、被告之间每笔交易均以签订合同为发货前提。本院认定，该证据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2，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真实性上存疑，且该组入库单上的送货日期、货号与案涉合同、原告的送货单均无法对应，被告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不予采纳。即便属实，《采购入库单》系被告用于财务等内部管理所需，不具备就定作物质量与原告确认验收的功能，亦不能推导出“无入库单即表示质量有问题”的结论。本院认定，该证据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已经收到被告的定作款48,150元，但该七张付款凭证中除了2018年6月22日的9,975元用于支付案涉242号合同的部分货款外，其他六张付款凭证均用于结算之前交易的定作款，被告也无法解释这六张付款凭证和原告诉请的关联性，因此该组证据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4，该五份合同原告认可其真实性，被告也认可该组合同上采购供应部盖章的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合同加盖公章属于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在未明确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不能以未加盖合同专用章否认合同的效力。被告述称这五份合同系原告与被告采购人员勾结签订，但被告并没有对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称只收到原告27,550元的货物，原告的实际送货金额由十张送货单予以证明，因此该组证据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5、6，证据5中黑色字体部分是已结清交易信息，和本案无关。关于表格中红色字体表示被告要退货的部分本院在争议焦点部分进行分析。关于被告提出的两张送货单无对应合同的问题，本院在被告的证据1部分已经分析。证据6中被告表示有些送货单上的型号和合同不一致，两笔送货没有对应合同，有的送货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根据黄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中原告的陈述、十张送货单及本案相关证据的审查，原、被告存在先下订单后补签合同的情形，有的送货后不再补签合同，原告的实际交货情况由十张送货单予以证明。因此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7中员工交接离职表、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调动通知，本院认为，一方面，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黄某离开被告的时间为2018年8月27日，其签字的四份送货单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18年5月7日、同年5月15日、同年6月26日、同年6月29日，都在其担任采购员的有效期间内，因此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且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及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常年从事木制品加工定作，其与被告之间因木制品定作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即原告根据被告的图纸为被告定作不同型号规格的外包装箱。双方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间共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6份，合同编号尾号为19、46、88、113、152、242，被告收取了相应定作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发票已做抵扣，该6份合同中仅有242号合同中的部分货款2,375元(送货时间为2018年2月6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袁某)被告尚未支付，其余货款已经付清。后双方继续进行业务往来，于2018年5月3日至同年8月15日期间又签订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四份及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为发票随货，被告付款方式为月结。《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验收合格后十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月结货款。该五份合同中被告盖章均为采购供应部章，合同编号尾号为582号合同中被告指定张林为委托代理人，其余四份合同中被告均指定黄某为委托代理人。原告分别于2018年5月7日、5月15日、6月8日、6月26日、6月29日、7月23日、7月24日、8月2日、8月13日分九笔向被告送交定作物，交货总金额为53,675元。九张送货单中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字均为原告经办人施利荣，5月7日、5月15日、6月26日、6月29日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字为被告工作人员黄某，6月8日、7月23日、7月24日、8月13日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字为被告工作人员朱某，2018年8月2日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字为被告工作人员张某。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至8月14日期间开具了与货值金额53,675元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对其中27,550元的发票做了抵扣，被告共结欠原告定作款56,050元，故涉讼。另查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存在先签合同再下订单、供货，或者先下订单、供货然后再签合同的不同情形，原告有时是根据被告采购部电话订货送货。原告将定作物送到被告处后，由被告采购员通知质检员和仓库保管员，三人同时收货，对货物数量、质量验收合格后由质检员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辩称的质量异议是否成立；二、被告是否结欠原告定作款，金额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合同编号尾号为335、392、404、466、582合同中对应的27,550元的包装箱存在质量问题，具体情况为原告交付的定作物不是按照被告的图纸制作的，导致被告不能使用。被告辩称的上述质量问题属于外观瑕疵，收货时用通常方法即可发现，无需等到诉讼阶段才提出。退一步讲，如果真的存在上述问题，则一批送货不合格即应该退回而不应该接受之后的多批送货，且被告的辩称与黄某、朱某、张某在调查笔录中表述的采购员、质检员、仓库保管员三方对数量、质量验收合格后才在送货单上签字相矛盾。如果被告真的要退货，也不应该将27,550元货物对应的发票作抵扣。现被告辩称口头向原告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应视为原告交付的定作物在数量、质量方面符合约定。因此，被告辩称的质量异议不成立。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基于前述对争议证据、事实的认证、分析，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备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价值56,050元的定作物，而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对应定作款，理应承担付清欠款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后被告应支付相应的货款，现被告拒绝支付定作款的行为显属违约，理应承担支付欠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被告对计算方法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崇明县新民进艺五金纸盒厂支付定作款56,050元；二、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崇明县新民进艺五金纸盒厂以上述定作款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2元，减半收取计601元，财产保全费620元，两项费用合计1,221元，由被告上海丰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改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田春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