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17056号原告：许佩。委托诉讼代理人：宇文鸿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舞蹈家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院**楼****。法定代表人：罗斌，分党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晓，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院**楼****/div>法定代表人：罗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晓，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佩与被告中国舞蹈家协会（简称舞蹈家协会）、被告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简称文联舞蹈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许佩委托诉讼代理人宇文鸿雁、刘畅，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晓、戴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立即停止使用《快乐小舞星》教材；2.判令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在舞蹈家协会域名为danceinchina.org的官方网站上连续30天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3.判令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共同赔偿我经济损失2817.18元。事实和理由：我与其他十余位编委合作创作了《快乐小舞星》教材（简称涉案舞蹈教材），我是著作权人之一；同时我创作了涉案舞蹈教材中的《玩具进行曲》舞蹈作品，也享有以上舞蹈作品的著作权。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在其指定的舞蹈考级培训中使用涉案舞蹈教材，并在舞蹈家协会网站上发布涉案舞蹈教材文字版，却并未依照约定的方式和金额向我支付2015年、2016年的著作权使用费，侵害了我对涉案舞蹈作品和教材享有的著作权。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共同辩称，1.许佩不是涉案舞蹈教材的权利人。舞蹈家协会具有主持舞蹈等级考试培训工作的法定资质，涉案舞蹈教材系基于舞蹈考级考试的背景，经舞蹈家协会党组同意后，由舞蹈家协会提供财力物力组织编创的法人作品，由舞蹈家协会享有著作权。即使涉案舞蹈教材不能被认定为法人作品，依据舞蹈家协会与许佩等编委签署的协议，涉案舞蹈教材著作权亦归舞蹈家协会所有。况且，涉案舞蹈教材还借鉴了北京舞蹈学院少儿考级教材（简称北舞教材），许佩无权就涉案舞蹈教材提起诉讼。2.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无需向许佩支付费用。舞蹈家协会已经向许佩等编委支付劳动报酬多年，足以满足甚至超过了许佩付出的劳务，涉案著作权使用费已被中央巡视组定性为非税收入，应当上交国家财政，不得发放给个人，客观上亦无法支付。3.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指定的舞蹈考级培训中使用涉案舞蹈教材的行为不属于侵害著作权的行为。综上，不同意许佩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涉案舞蹈教材创作、内容以及出版发行的事实2005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关于同意中国舞蹈家协会跨省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的批复》，载明文化部同意舞蹈家协会跨省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并向舞蹈家协会颁发《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2005年舞蹈家协会为舞蹈等级考试制作了《中国舞蹈素质教育等级考试教材》，2006年舞蹈家协会发布了第二版舞蹈考级教材，2008年舞蹈家协会通过中国文联音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中国舞蹈考级教材》，即第三版舞蹈考级教材。为适应市场的变化发展、倡导“快乐舞蹈”的教育理念，舞蹈家协会组织编创了涉案舞蹈教材，并于2009年由中国文联音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涉案舞蹈教材分为“启蒙星”“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共六个级别的光盘，封面标注有“中国舞蹈家协会‘星级教学会员单位’专用教材”字样，内封封底介绍称“适用于3至17岁的少年儿童……完成培训内容的孩子通过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学会员单位的统一组织，获得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快乐小舞星’学员级别证书……‘快乐小舞星’的授课教师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获得教师培训证书后方可教学，并成为中国舞蹈家协会‘注册舞蹈教师’，接受中国舞蹈家协会统一的行业管理，以保证教学的质量”，涉案舞蹈教材的外封封面、内封封面、光盘盘面均署名“中国舞蹈家协会”并展示有舞蹈家协会标识。内封封底标注有不同等级舞蹈片段的名称，显示主编冯双白、执行副主编朱显峰以及编委姓名。播放涉案舞蹈教材时，片头、片尾、节目中均出现舞蹈家协会的名称、标识以及对舞蹈家协会的介绍等。涉案舞蹈教材封底署名的“编委”包括许佩，展示的舞蹈片段包括许佩与张薰元共同编创的《玩具进行曲》。涉案舞蹈教材每一级别依据不同训练考核目的，设置有不同难度的若干舞蹈片段，相关片段均有独立的标题和内容。较低级别的舞蹈片段主要是基础舞蹈动作的组合，较高级别的舞蹈片段舞蹈动作组合相对复杂。但无论难度如何，各级别的舞蹈片段均设计有与背景音乐旋律、节奏、歌词、舞蹈片段名称相呼应的特殊舞蹈动作或以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故事情节，以“二星”教材的《丫丫种花》舞蹈片段为例，该舞蹈片段编排的舞蹈动作在重复手部、头部基本动作练习的基础上，还设计有以特殊舞蹈动作来区分小孩与花朵的不同表演角色，以及以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小孩浇灌花朵成长的故事情节。许佩确认涉案舞蹈教材应用的舞蹈等级考试由舞蹈家协会组织立项、并由舞蹈家协会颁发等级证书；涉案舞蹈教材编创过程中，时任舞蹈家协会考级中心主任、舞蹈家协会舞蹈培训学校常务副校长朱显峰担任执行副主编，各编委根据朱显峰提供的背景音乐编创舞蹈动作，由朱显锋对舞蹈编排作出现场指导，编委依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改。作为涉案舞蹈教材编委之一的白雪、韦力、康力元出庭作证表示朱显锋对舞蹈编排作出指导修改后，由舞蹈家协会党委书记冯双白最终确认舞蹈片段是否入选涉案舞蹈教材。许佩认为舞蹈片段是否入选由朱显锋确认，涉案舞蹈教材全部编创完成后，众编委只是向舞蹈家协会党组进行了演出。舞蹈家协会表示其曾经与相关编委就涉案舞蹈教材的编创工作签署过协议，约定了著作权归属于舞蹈家协会，但未向法庭提交其与许佩签订的相关协议。庭审中，作为涉案舞蹈教材编委的白雪、康力元出庭作证表示其编创第二版舞蹈考级教材时确实与舞蹈家协会签订了相关协议，后续编创第三版教材及涉案舞蹈教材时未重新签订协议，直接沿用原协议。许佩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其参与第二版舞蹈考级教材编创时，曾与舞蹈家协会达成了委托创作合同关系，但编创涉案舞蹈教材时，其未与舞蹈家协会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双方合作模式变更为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关系，编委编创的舞蹈作品著作权仍由编委享有。二、关于涉案舞蹈教材使用的事实2014年11月4日，舞蹈家协会发布声明，表示鉴于文联舞蹈中心成立，舞蹈家协会舞蹈培训学校职能终止。2014年4月16日，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联合出具通知，载明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相关政策，文联舞蹈中心于2014年正式开始工作，原舞蹈家协会舞蹈考级业务划转至文联舞蹈中心教育培训部。舞蹈家协会网站上发布有《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级别认证”管理办法（暂行）》《“快乐小舞星”教材简介》，并公示了涉案舞蹈教材文字资料。根据上述材料，涉案舞蹈教材系舞蹈家协会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级别认证”教材。涉案舞蹈考级的具体运作模式是：舞蹈家协会设立舞蹈家协会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级别认证”领导小组,部分老师经舞蹈家协会培训考核成为特级教师；舞蹈家协会与合作单位合作开办“级别认证”师资培训班，参加师资培训班的学员经特级教师培训、领导小组考核后，取得涉案舞蹈考级培训老师资质；取得资质的老师可对学生进行涉案舞蹈考级培训，学生完成培训后通过领导小组考核可取得“快乐小舞星”学员级别证书；舞蹈家协会五星级教学会员单位可以申请举办教学成果展演。许佩据此主张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在2015年和2016年的舞蹈考级培训中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具体指：1.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培训特级教师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2.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各地举办师资班培训老师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3.取得资质的老师对学生培训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4.老师考取舞蹈考级培训资质和学生参加舞蹈考级时均展示涉案舞蹈教材中的舞蹈动作；5.各教学会员单位举办教学成果展演时展示涉案舞蹈教材中的舞蹈动作；6.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舞蹈家协会官方网站上发布涉案舞蹈教材文字版。为证明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仍在持续使用涉案舞蹈教材，许佩提交了涉案舞蹈考级培训老师的朋友圈截图，显示2017年2月28日，丁丽告知相关老师近期发出了一批涉案舞蹈考级的学员证书；2017年3月28日，丁丽宣传2017年4月即将开展涉案舞蹈考级师资班培训。舞蹈家协会表示，舞蹈家协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文字材料仅仅是对涉案舞蹈教材的技术说明，不属于涉案舞蹈教材文字版本。2008年涉案舞蹈教材创编完成后，舞蹈家协会于2008年至2009年使用过涉案舞蹈教材培训了部分非舞蹈家协会编制人员为“特级教师”。此后，舞蹈家协会或者文联舞蹈中心自身并未使用涉案舞蹈教材培训任何老师，而是由上述经过培训的“金牌教师”自行到地方舞蹈学校培训地方学校老师，再由地方学校老师指导学员进行舞蹈学习，使用涉案舞蹈教材的主体并非舞蹈家协会、文联舞蹈中心或其在编人员，而是与舞蹈家协会、文联舞蹈中心无关的老师个人。三、关于相关费用的支付及性质2008年12月28日，舞蹈家协会培训学校向舞蹈家协会提交了《请示报告》，载明舞蹈家协会培训学校向舞蹈家协会申请改变教材委托编创、一次性付费的方式，提出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建议，即以少儿舞蹈市场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中的12%作为著作权使用费，用于对教材主副编、编委、音乐编辑等人员进行分配，著作权使用费每年支付一次，直接支付给编导个人或代表编导群体的单位。2008年12月29日，舞蹈家协会就上述《请示报告》做出同意试行的批示。舞蹈家协会于2009年至2014年每年按照编委编创舞蹈片段的时长向编委支付了费用。庭审中，双方确认涉案舞蹈片段的时长以2013年支付费用依据的《“快乐小舞星”教材编创时长统计》为准。据此，涉案许佩主张权利的舞蹈片段为“一星”中，许佩与张薰元共同编创的《玩具进行曲》。上述舞蹈片段总时长为74秒，许佩的时长为37秒。2017年5月13日，舞蹈家协会发布舞蹈家协会分党组[2017]3号《关于终止支付教材著作权使用费的分党组决议》，载明“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培训学校2009-2014年期间，依照试行的付费方式，向中国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培训教材编委支付了著作权使用费（500万元左右）……经中国舞蹈家协会2017年度第5次分党组会议讨论决定，2015年1月1日起不再以著作权使用费的方式支付以后所有中国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培训教材的相关费用”。双方针对舞蹈家协会2009年至2014年向许佩支付的费用性质存在不同的理解。许佩认为该笔费用系许佩创作涉案舞蹈片段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则认为该笔费用系舞蹈家协会为了稳定队伍的一种福利待遇措施，本质上是劳务报酬，之所以在相关文件中使用“著作权使用费”的措辞，是当时经办人员法律概念不清。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认为2009年至2014年支付给编委的费用已经远超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无需进一步支付。自2015年起，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不再向各编委支付相关费用。另查一，舞蹈家协会主张涉案舞蹈教材借鉴了北舞教材。经比对涉案舞蹈教材与北舞教材的部分舞蹈片段中少量部分肢体动作存在相似，比如屈膝、握拳、扭胯等，但动作之间的编排顺序、与背景音乐歌词呼应的表演性舞蹈动作、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情节设计等均不相同。另查二，2015年3月30日、2016年5月12日，许佩委托律师向舞蹈家协会发函就2014年著作权使用费支付、舞蹈家协会涉案行为是否侵权事宜进行沟通。上述事实,有教材出版物、请示报告、声明、时长统计文件、公证书、资格证书、项目实施方案、工作办法、舞蹈片段截图、委托创作协议书复印件、决议、北舞教材、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涉案舞蹈片段及涉案舞蹈教材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规定，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涉案舞蹈教材是用于舞蹈考级培训的分级教材，每一级均包含多个独立的舞蹈片段。尽管各级别因训练考核的侧重点不同存在舞蹈动作组合的复杂程度不同，但无论舞蹈难度如何，各级别的舞蹈片段均具有独立完整的标题和内容，设计有与背景音乐旋律、节奏、歌词、舞蹈片段名称相呼应的特殊舞蹈动作或以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故事情节。各舞蹈片段中不仅包括简单的伸展、踢腿、压腿等舞蹈基础动作，还包括与舞蹈标题凝练的主题思想相契合的特殊舞蹈动作、连续舞蹈动作组合、演员表情与舞台走位编排等具有独创性的设计，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舞蹈作品。涉案舞蹈教材由多个相互独立的舞蹈作品组成，包括许佩在内的各编委独立或合作完成单独舞蹈作品的创编工作。舞蹈家协会指定的主编、副主编根据各级别的训练考核目的确定音乐、舞蹈动作难度、具体舞蹈作品的取舍和排位，这种编排、选择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涉案舞蹈教材是以培训考级为目的汇编了多个舞蹈作品的汇编作品。关于涉案舞蹈教材与北舞教材存在相似一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二者仅在少量舞蹈基础动作存在相似，但动作之间的编排顺序、与背景音乐歌词呼应的表演性舞蹈动作、以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情节设计等均不相同。鉴于涉案舞蹈教材与北舞教材均是面向零基础少年儿童开展的分级舞蹈训练，共同目标之一是通过基础舞蹈动作的机械性重复训练纠正舞蹈初学者的形体和姿态、训练关节的柔韧性、发展身体各部分肌肉的能力以提高身体活动的控制力、灵活性和稳定性，因此确实可能存在少量基础舞蹈动作相似的情形。考虑到涉案舞蹈教材的舞蹈作品整体编排与北舞教材不同，且含有大量独特的舞蹈动作与以连续舞蹈动作表达的情节设计，在没有进一步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二者少量基础舞蹈动作的相似不影响涉案舞蹈教材的作品性质认定。二、涉案作品的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就涉案舞蹈教材而言，首先，从涉案舞蹈教材的产生背景来看，涉案舞蹈教材的创作完全是基于舞蹈等级考试的背景，由舞蹈家协会取得文化部颁发的舞蹈等级考试资质而立项编创的。相关教材舞蹈作品的编创均是舞蹈家协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而组织、主持并实施的。其次，从涉案舞蹈教材的编创过程来看，无论是具体舞蹈作品内容的编排修改，还是涉案舞蹈教材对于舞蹈作品的取舍排序，都是由舞蹈家协会最终决定，包括许佩在内的相关编委均不能以其自主意识决定其参与编创的舞蹈作品是否选用及最终表现形式。再次，从涉案舞蹈教材的使用来看，虽然涉案舞蹈教材标注了编委名称，但结合涉案舞蹈教材的名称、署名、介绍、使用场合等因素，涉案舞蹈教材的使用是以舞蹈家协会舞蹈等级考试培训教材的名义所实施，如果涉案舞蹈教材或者教材中的具体舞蹈作品涉及任何法律责任，责任承担主体亦只能是舞蹈家协会而并非具体编委成员。因此，涉案舞蹈教材在创作背景、创作目的、使用用途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只能由舞蹈家协会组织、主持涉案舞蹈教材的编创工作，涉案舞蹈教材以及涉案舞蹈教材中具体舞蹈作品的创作完成必须以舞蹈家协会的认可为前提。即便许佩等编委参与了单独舞蹈作品的编排创作，但单独的舞蹈作品和整体的舞蹈教材体现的仍是舞蹈家协会的意志，对单独舞蹈作品和整体舞蹈教材的使用所产生的责任亦只能由舞蹈家协会来承担。故可以认定，涉案舞蹈作品及教材系法人作品。许佩等编委是因涉案舞蹈教材编创项目受舞蹈家协会劳务聘用而加入编创工作，抑或是以舞蹈家协会员工的身份接受单位指派任务而参与编创工作，只是舞蹈家协会为完成涉案法人作品创作而采取的不同组织方法，不影响对涉案舞蹈作品和涉案舞蹈教材作品是法人作品的认定。鉴于法人作品的著作权由法人所享有，故涉案舞蹈作品和教材的著作权应归属于舞蹈家协会，许佩关于舞蹈家协会及文联舞蹈中心在培训中使用涉案舞蹈教材侵害了其著作权的主张，缺乏权利基础，本院不予支持。舞蹈家协会是否依据《请示报告》的规定按期足额向许佩等编委支付费用，本质上是舞蹈家协会与许佩等编委之间就涉案舞蹈教材编创报酬支付产生分歧的合同纠纷，不影响法人作品性质的认定，亦不影响作品权利归属于舞蹈家协会的认定。三、涉案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本案中许佩主张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的侵权行为包括：1.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培训特级教师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2.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各地举办师资班培训老师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3.取得资质的老师对学生培训时，使用了涉案舞蹈教材；4.老师考取舞蹈考级培训资质和学生参加舞蹈考级时均展示涉案舞蹈教材中的舞蹈动作；5.各教学会员单位举办教学成果展演时展示涉案舞蹈教材中的舞蹈动作；6.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舞蹈家协会官方网站上发布涉案舞蹈教材文字版。其中，老师开展培训、学生参加舞蹈考级以及会员单位举办成果展示时，使用涉案舞蹈教材的主体并非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使用涉案舞蹈教材的行为仅包括在舞蹈家协会官方网站发布涉案舞蹈教材文字版的行为，以及在舞蹈培训和考核过程中，以涉案舞蹈教材中的内容为规范进行教学考评的行为。鉴于本院已经认定舞蹈家协会系涉案舞蹈教材的著作权人，即使舞蹈家协会确实对涉案舞蹈教材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亦系其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关于许佩主张舞蹈家协会和文联舞蹈中心在舞蹈培训和考核过程中，以涉案舞蹈教材的内容为规范进行教学考评的行为构成侵权一节，本院认为，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的要求，将构成著作权侵权。这一命题中的使用行为，不能当然理解为任何使用作品的行为，而应当是著作权权利所控制的行为。一方面，著作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其权利内容、保护范围为法律所明确规定。涉案被控侵权行为是使用正版涉案舞蹈教材开展教学、考评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将控制他人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作品开展教学活动的权利纳入著作权权利范围，因此不应适用著作权法调整涉案被控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著作权法重要价值取向在于实现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著作权法在确定授予著作权人何种专有权利、划定利益分配格局时，已经考虑到双方利益的平衡，不得随意改变。如果将控制使用正版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的行为纳入著作权人的利益范围，将会在公众已经支付对价合法取得作品复制件的基础上，为公众获取和接受相关科学文化艺术知识教育额外设置一道著作权许可的关卡，过度限制了公众使用作品的权利。故，舞蹈家协会与文联舞蹈中心以涉案舞蹈教材的内容为规范进行教学和考评的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行为，无论其是否有权使用，均不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许佩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李自柱审 判 员 乔 迪审 判 员 胡晓霞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谭雅文书 记 员 田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