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36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智，男，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志坚，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郁文，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李智因与被上诉人郑郁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郁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与一审法院受理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134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1349号案）相关联。郑郁文利用李智在该1349号案中所签署的文件及已签名的空白纸条变造、伪造本案证据，制造虚假债务关系，提起虚假诉讼，诈骗李智钱财。而一审法院在不存在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自由心证方式推论案情事实，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就本案证据而言，郑郁文所提交的证据漏洞百出，缺乏逻辑，不合常理：1.从1349号案和本案的《民事诉状》所陈述的事实来看，在1349号案中，郑郁文2014年8月借给李智100万元。《借款合同》（借合第20140001号，以下简称001号借款合同）的落款日期是2014年8月29日，而本案诉状项下的借款日期也是2014年8月29日。但《借款合同》（借合第20140000号，以下简称000号借款合同）没有落款日期，没有出借人签名，《借款凭证》也没有出具日期。而1349号案项下的《借据》落款日期也是2014年8月29日，该《借款》上的付款日期却是2014年9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借款时间及金额分别是2014年9月19日两笔5万元，合计10万元以及2014年9月22日一笔78万元。另根据郑郁文提交的《保证书》上载明，“李智收到郑郁文借给现金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正”。1349号判决确认了该项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同时，该1349号判决书也确认了李智偿还了8万元借款的事实，并证实了郑郁文在1349号案的庭审中明确承认除该100万元借贷关系外并不存在其它借贷关系。但在本案中，郑郁文在起诉状中却声称：“李智用来偿还其2014年8月29日向本人借取的借款凭证已经还给担保人和被告，是在1349号案执行并还清借款本息后，最后担保人才把李智的部分借款凭证交给本人。因此，取得该凭证后本人现在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显而易见，郑郁文是在撒谎。1349号案的被告和担保人李建泰是李智的父亲。李建泰从未收到过有关8万元借款的借款凭证，更不可能在1349号案完成执行后把借款凭证交还给郑郁文去起诉自己的儿子。可见，郑郁文在本案起诉状中所陈述的情况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常理。郑郁文未能解释为什么会在2014年8月29日当天同时签署了两份《借款合同》，形成的两宗借款行为却在同时间实施，也未能说明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交接人、资金来源等关键疑点。两份《民事诉状》所陈述的案情事实互相矛盾，不能合理解释。2.从本案所提交的证据来分析，郑郁文在本案中提交的000号借款合同只有5页，前面4页没有李智的签名和指模，只在第5页上有李智的签名和指模，但没有签署日期和出借人郑郁文的签名，不具有合同的法定形式和效力，显然是套取李智在1349号案中为办理借款手续而先行签名按指模的001号借款合同文本进行拼凑变造，伪造出借款8万元的000号借款合同。另一证据《借款凭证》也是李智在办理1349号案项下借款100万元借款时，应郑郁文的要求交付给他的一份空白纸条上先行签名和按压指模。而郑郁文在该份有李智签名及指模的空白纸条上伪造变造了这份《借款凭证》。在1349号案中，郑郁文出示的借款凭证采用《借据》的称谓，而本案采用《借款凭证》的称谓，有悖常理，也不符合逻辑。而且，郑郁文在庭审中也承认该《借款凭证》只有李智的签名和指模是李智所为，其它内容均是他个人写上去的。李智对该《借款凭证》根本不知情，也从未有见过，显然是一份伪造的文书。对于上述两份证据，李智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抗辩，并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经摇珠确定了由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生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经鉴定，华生鉴定中心认为，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均存在变造、篡改的可能，建议一审法院变更委托事项为上述文件是否存在变造、篡改。而郑郁文得知阴谋行将败露，提出要另选鉴定机构的无理要求，一审法院竟全盘接纳郑郁文的无理要求，重新摇珠另选聘鉴定机构；此举亦有违常规常理，也没有给李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即使经重新摇珠确定由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明鉴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也认定检验000号借款合同第1页、第2页为同一台喷墨打印机打印形成；第3页、第4页、第5页为同一台复印机复印形成，各页文件的形成方式不同，形成时间也不同。然而，《借款凭证》却不鉴定李智签字笔迹与手写体字迹（即凭证其它文字内容笔迹）是否一致和形成时间是否同日形成。李智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并要求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证释疑或重新委托华生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均遭到一审法院的无理拒绝。3.除上述两份存在重大瑕疵的所谓证据外，郑郁文根本不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把8万元现金交付给李智，也不能举证证明其资金来源。从其在1349号案的《借据》上也列有见证人和保证人的谨慎行为来推断，郑郁文在本案的案涉借款过程中没有举证见证人，没有要求李智亲笔书写借据等行为并非其无意的疏忽，而是这8万元借款并不是一笔独立的借款，实际上是1349号案项下10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并已在该案的执行中全部清偿。李智事实上没有拖欠郑郁文的任何款项。郑郁文辩称：不同意李智的观点和意见，认可一审判决，李智的上诉意见前后自相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李智的上诉请求。郑郁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智返还欠款本金8万元；2.李智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从2015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李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郁文提供《借款凭证》及《借款合同》（借合第20140000号）各一份。上述《借款凭证》内容为李智于2014年8月29日收到郑郁文出借现金8万元，并承诺于2015年3月1日前还清。借款凭证上主文为郑郁文书写，落款处有李智签名及指模。《借款合同》内容为李智向郑郁文借款8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8月29日至2015年2月28日，李智未按期还款应按借款本金每日加收1%作为罚息计算逾期利息。该合同落款处有李智签名，签订日期一栏为空白。合同共5页，骑缝处有捺指模。李智提供一份《借款合同》（借合第20140001号），该合同落款处有李智签名及指模，签订日期为2014年8月29日，第一页内容为李智向郑郁文借款100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4年12月22日。两份借款合同格式相同，除记载借款金额、期限等内容的第一页及当事人签名落款的尾页内容不同外，其余部分内容相同。郑郁文在此之前依据001号借款合同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李智及案外人李建泰要求李智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同时要求李建泰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中，李智确认向郑郁文借款100万元，但抗辩称郑郁文实际出借款项仅为88万元，同时已向郑郁文偿还12万元，因此仅拖欠其76万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1349号判决，该判决查明与本案相关事实如下：1.李智另于2014年8月29日向郑郁文出具借据一张，表示其于2014年9月19日向郑郁文借到100万元；2.李智于2015年3月10日、3月30日各转账4万元给郑郁文，郑郁文在该案中表示该8万元还款是李智用于偿还2014年8月29日向郑郁文的借款，对应的8万元借款是现金交付的，不在诉争100万元借款之中；3.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庭询问郑郁文除100万元外，郑郁文与李智之间还有无其他借贷关系，郑郁文回答没有其他借贷关系，之后又称李智已经在2014年3月清偿了8万元，欠条也已经还给了李建泰；4.郑郁文明确该案借款在借款期间未有约定利息。该判决首先认定郑郁文主张李智向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成立，同时就郑郁文所称8万元借贷的事实因未有举证证明，且郑郁文在该笔借贷关系前已明确回复法庭与李智“没有其他借贷关系”，因此对郑郁文主张与李智该笔8万元借贷关系不予采信，据此该判决认定李智于2015年3月向郑郁文偿还的8万元款项为对双方之间100万元借款的还款，在抵充100万元借款逾期利息73833.3元后剩余部分6166.7元计入已还款本金。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李智向郑郁文偿还借款993833.3元及逾期利息，案外人李建泰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李智依照判决向郑郁文履行了还款义务。就郑郁文未在前述案件中提交000号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的原因，郑郁文称其于2015年3月收到李智还款8万元，故已在提起前案起诉前将合同原件、借款凭证交还给该笔借款的保证人陈某。在前案判决作出后，其找到陈某并要求将合同和借款凭证交回。就两笔借款的经过，郑郁文称双方经陈某介绍认识，都曾在花园酒店礼宾部工作过，因李智答应介绍生意，故同意向其出借8万元。在交付8万元现金同时，李智又向其提出借款100万元的要求，故于当天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且未约定借款利息。陈某为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但因100万元借款金额太大，故其不愿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转由李智的父亲李建泰提供保证担保。一审诉讼过程中，李智提出其向郑郁文借款100万元当天签订了多份《借款合同》，000号借款合同是由郑郁文将其中一份001号借款合同取走第一页后拼接变造而成的，而借款凭证是郑郁文在其开具的空白借款凭证上自行书写主文变造而成，并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经多次变更鉴定申请事项，李智最终确定申请鉴定事项为“对000号借款合同、借款凭证是否变造、篡改”。一审法院委托明鉴鉴定所予以鉴定，该鉴定所出具粤明鉴[2018]文鉴字第0208号《鉴定意见书》，认为000号借款合同第1、2页印刷字体为同一台喷墨打印机打印形成，第3、4、5页为同一台复印机复印形成，该合同骑缝处的指印能够完整拼接，为一次捺印所致，但因未委托指印鉴定，无法确定该指印为李智捺印，因此无法确定该合同是否存在变造、篡改；借款凭证不存在变造、篡改的事实。对该《鉴定意见书》质证时，李智本人到庭并确认000号借款合同尾页、骑缝处的指印及签名及借款凭证上的指印及签名均为其本人的，但当时合同及借款凭证上均为空白。《借款合同》（借合第20140001号）第14.5条约定：“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其法律效力相同”。郑郁文另提交一审法院出具的《冻结/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证明其在前案判决执行程序中已于2016年9月2日将001号借款合同原件提交一审法院，其手中并无该合同原件，无法进行拼接变造。一审法院认为：郑郁文在本案中诉称的借款与其在前起诉要求偿还的100万元借款并非同一笔借款，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为郑郁文、李智之间是否存在一笔8万元借款的事实。首先，该借款事实确有李智确认为其签名捺印的000号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予以证实，同时借款金额较小，郑郁文主张以现金方式交付不违常理，李智亦在借款凭证上签名捺印进一步证明了该笔借款确已交付。其次，李智提出000号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为变造、篡改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本案鉴定机构经摇珠确定，选定程序合法，鉴定前郑郁文、李智对选定结果予以确认并无异议，李智在对《鉴定意见书》质证时认为郑郁文与该鉴定结构之间存在串通并无实据支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以采信。《鉴定意见书》虽认定该合同文本上的印刷字体前两页为打印机打印形成，后三页为复印机复印形成，但同时确认骑缝处的指印能够完整拼接，为一次捺印所致，同时李智也确认该合同文本骑缝处的指印系其本人指印，由此足以说明该合同文本并非如李智所称是拼接形成的。其二、根据001号借款合同第14.5条的约定，该合同文本共两份，双方各持一份。郑郁文提交的《冻结/查封/扣押财产清单》可证明其所持唯一一份合同文本原件也已交由一审法院。由此可见，李智称该次借款时曾签订多份合同，郑郁文是利用多签的合同拼接变造本案借款合同的陈述不属实。其三、李智先是主张合同文本系拼接而成，在鉴定结论作出后又主张是在空白合同文本上签名捺印，其陈述前后矛盾，缺乏可信性。其四、就郑郁文未在前案中提交前述合同及借款凭证，郑郁文所作的解释合乎常理并同时有以上可证实其真实性的合同文本和借款凭证相印证。再次，李智称其在空白合同文本上签名捺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除李智陈述前后矛盾，诉讼主张缺乏诚信的理由外，依理双方既已签署了100万元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借据，李智又为何要交给郑郁文多份空白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作为正常人理应预见这样做的风险和后果，李智对此并无合理解释，其主张亦难以自圆其说。综合以上分析，郑郁文主张李智向其借款8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李智理应偿还。根据合同约定，借款期间李智虽无须支付利息，但逾期（即自2015年3月1日起）须按日支付1%的罚息。上述罚息标准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现郑郁文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罚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不超过法定年利率24%的利率上限为限。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智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郑郁文借款8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3月1日起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付至李智还清之日止，但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24%）；二、驳回郑郁文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620元、鉴定费25634元，由李智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诉讼中，郑郁文述称其本人做建材、装修、保洁等生意，名下开设有五、六间公司，故拥有较充足的现金。案涉8万元现金系其于2014年8月29日下午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南方公证处楼下的招商银行交付给李智的，交付时案外人陈某在现场，且陈某亦是该笔借款的保证人，出具过保证书。李智则主张陈某只是另案100万元借款的见证人，与本案借款无关，并未见证双方之间的款项交付。为查明案件关键事实，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在验证身份无误的情况下，通知陈某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作证。陈某在其证言中陈述：其与郑郁文、李智此前为同事关系，其仅知道郑郁文与李智之间存在一笔100万元的借款，不清楚双方之间另有案涉8万元借款，从未在该借款中担任过保证人，亦未现场见证过郑郁文向李智交付任何现金。李智对以上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陈某的证言足以证明郑郁文在本案中的主张不成立，其陈述均为虚假，双方之间不存在8万元的借贷关系。郑郁文对以上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陈某的陈述并非事实，郑郁文系通过陈某介绍认识李智的，若非陈某提供担保，郑郁文绝不会向李智出借款项。郑郁文在1349号案后曾找过陈某协商索取案涉借款相关证明材料，陈某仅同意返还000号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不同意返还保证书，同时要求郑郁文答应并保证不再将其拉扯进郑郁文与李智的借款纠纷中，否则其将做出一些对郑郁文不利的举措以保护其自身不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因此，不排除陈某系因畏惧郑郁文追索不到李智的财产，转而追究其作为保证人的连带清偿责任，故意作出违背事实的陈述之可能。二、000号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29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期内未约定利息。对逾期还款的，双方约定按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每天加收1%作为罚息，计收逾期利息。合同格式条款第七条为“借款担保”，双方未在该条款空白处填写保证人、抵押人等信息。三、1349号判决查明，李智于2015年3月10日、3月30日分别向郑郁文转账4万元，合计8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本院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8万元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对此，一方面，郑郁文在本案中提交了000号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二者均有李智的签名及捺印，且李智本人在一审诉讼中已确认000号借款合同上的骑缝纳印系其本人作出，而一审法院委托明鉴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亦认为该骑缝纳印系一次捺印而成。因此，该两份证据具有证明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的效力。另一方面，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证人陈某在其证言中明确表示不清楚郑郁文与李智之间存在案涉借款，其从未在案涉借款中担任过保证人，亦未现场见证过郑郁文向李智交付任何现金。该证言与郑郁文关于陈某系案涉借款保证人，且现场见证了其交付案涉款项的事实主张相悖，具有证明案涉借款未实际交付的效力。郑郁文提出陈某存在因畏惧郑郁文追索不到李智的财产，转而追究其作为保证人的连带清偿责任而故意作出虚假陈述的可能。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郑郁文在本案中的陈述，陈某并未向郑郁文返还保证合同，故即便郑郁文的陈述属实，因郑郁文缺乏证据，陈某亦无需担心郑郁文向其追究保证责任，继而不具备作出虚假陈述的理由和动机，加之本案未有其他证据证明陈某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其他利害关系，故本院认定陈某的证人证言合法有效。至此，前述《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与陈某的证人证言形成了内容完全相反的证据，且双方均未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了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无明显大小之分，故针对该事实，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审原告方郑郁文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经审查郑郁文主张的借款事实，本院认为存在以下不合常理之处：首先，郑郁文在同一天内向李智出借两笔款项，且分别签订两份《借款合同》，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其次，郑郁文主张陈某为案涉借款保证人，但案涉000号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担保”条款空白处却未填写保证人等信息，且郑郁文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再次，郑郁文主张李智于2015年3月10日、3月30日分别向其偿还4万元款项，故其认为案涉8万元借款已经还清，便将案涉借款相关证明材料交回给陈某。然而，李智的实际还款时间已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李智除偿还8万元借款本金外，还应偿还相应的逾期利息，而郑郁文却在仅收回借款本金的情况下认可李智已经清偿借款的事实并同意交回借款相关证明材料，与常理不符。至于李智主张的其系在空白格式合同、借款凭证上签名之事实，虽同样不符合正常的借贷程序，但考虑到其作为借款人在借款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非正规做法，不能排除李智所主张事实成立的可能性。综上，根据本案二审新查明的事实，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院认定案涉8万元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依法驳回郑郁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智非因客观原因未于一审诉讼期间完成其举证义务，致使二审诉累及相关诉讼费用的增加，增加部分诉讼费用应由李智负担。一审法院依据李智的申请而委托明鉴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未明确得出检材存在变造、篡改的结论，故该鉴定费用应由李智负担。综上所述，基于二审查明的新事实，李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郁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郑郁文负担，鉴定费25634元由李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李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炜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