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3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平路**。 投资人：徐岩，该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凯，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菊，女，196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茜，女，199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英菊，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元氏县千牛缝纫加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马村乡万年村南石元路**。 经营者：武海丽，女，197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原审第三人：石家庄神牛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元氏县马村乡万年村南。 法定代表人：陈肖楠，该公司经理。 原审第三人：徐建江，男，195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朝阳工贸公司退休员工，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以下简称神牛皮革厂）因与被上诉人刘荣菊、范茜、原审第三人元氏县千牛缝纫加工部（以下简称千牛加工部）、石家庄神牛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牛箱包公司）、徐建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7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神牛皮革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被上诉人刘荣菊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英菊、原审第三人千牛加工部的经营者武海丽、原审第三人徐建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神牛皮革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04民初718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范如江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神牛皮革厂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已经于2015年10月21日转让给徐岩，徐岩接手后作为负责人没有实际开展生产经营，也未实际用工。因此，任何人未经独资企业负责人徐岩授权以神牛皮革厂的名义所做的行为，均属于其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范如江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有三种，均不能证明范如江在上诉人处工作。1、关于“考勤表、工资表”，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其上印有“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工资表”字样就认定范如江系上诉人的职工，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当庭质证该工资、考勤表不是出自上诉人处，其真实性不可信；被上诉人亦承认该工资、考勤表系其非法方式取得自第三人千牛加工部柜子里；第三人千牛加工部也承认该工资考勤表是加工部用来记录工人的考勤和工时的，上面所列人员基本都是他们的工人，而一审法庭却不顾事实依然采信该证据。2、关于“增值税发票”，庭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原件，只提供了照片复印作，因此其真实性根本不能认定。3、关于“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电话录音”等证据，这些均应只能证明范如江跟随徐建江工作过，根本不能和上诉人有任何关系。4、第三人徐建江当庭提交了神牛箱包公司的“工时定额核算单”，证明范如江在神牛箱包公司工作的事实，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中并未提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撤销原判，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荣菊、范茜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述均不属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答辩人称“自2015年10月21日转让给徐岩后没有实际开展生产经营，也未实际用工”是错误的。因为原审第三人徐建江与徐岩是父女关系，2015年10月21日之前徐建江为神牛皮革厂的全额出资人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21日徐建江将其拥有的神牛皮革厂10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女儿徐岩，并将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徐岩，但徐建江一直对神牛皮革厂进行经营和管理，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神牛皮革厂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神牛皮革厂至今存续、在营；2017年神牛皮革厂的增值税发票、徐建江与范如江的聊天记录、录音以及徐建江签字的工资表、考勤表等证据证实，故被答辩人称神牛皮革厂自2015年转让后不再生产经营，也未实际用工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二、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范如江在被答辩人处工作，被答辩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1、答辩人提交的神牛皮革厂2017年1月至8月的考勤表、工资表中明确记载了包括范如江在内的神牛皮革厂职工的考勤及领取工资的情况，并每月从范如江的工资中扣除142元的保险费用，且2017年1月、2月、5月的工资表中有神牛皮革厂领导徐建江的签字，因此考勤表、工资表足以证实范如江是神牛皮革厂的职工、范如江在神牛皮革厂处工作并领取工资的事实。2、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没有提交增值税发票原件的问题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对增值税发票的原件进行了拍照，然后将该发票的照片打印的；其次，第三人徐建江在仲裁时并未否认该票据的真实性；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神牛皮革厂的增值税发票原件肯定是在被答辩人手中，现被答辩人不但拒不提供该发票原件，反而以答辩人没有提交原件、只提供了照片复印件为由，对该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3、被答辩人主张“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电话录音”等证据只能证明范如江跟随徐建江工作过，不能和被答辩人有任何关系是错误的。答辩人在第一条中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况且徐建江在仲裁时对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以及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4、被答辩人以徐建江提交的神牛箱包公司的工时定额核算单证明范如江在箱包公司工作的事实是片面的。(1)神牛皮革厂与神牛箱包公司均是徐建江开办的单位，且神牛皮革厂与神牛箱包公司均由徐建江经营管理，神牛皮革厂的100%股份由徐建江出资，法定代表人为徐建江，该厂是徐建江的个人独资企业；神牛箱包公司的80%的股份(40万元）是由徐建江出资，徐建江是神牛箱包公司的控股股东。(2)徐建江提交的工时定额核算单的时间是2013年，而答辩人中提交的神牛皮革厂的考勤表、工资表是2017年1-8月（范如江死亡2017年9月14日）范如江死亡之前的，因此足以证实，范如江死亡之前是被答辩人的职工，在被答辩人处工作的事实。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千牛加工部未予答辩。 徐建江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神牛箱包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神牛皮革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与范如江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徐建江于2002年5月23日投资成立个人独资企业神牛皮革厂，出资方式为个人财产出资。徐建江与其女儿徐岩于2015年10月21日签订《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建江将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徐岩。2015年10月26日出资方式进行变更，投资人由徐建江变更为徐岩。2012年12月19日，第三人徐建江和徐振云出资成立了神牛箱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建江，2016年10月20日，投资人（股权）由徐振云、徐建江变更为谷红平，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谷红平；2016年11月24日，投资人（股权）由谷红平变更为高飞，法定代表人由谷红平变更为高飞；2018年4月26日，投资人（股权）由高飞变更为陈肖楠，法定代表人由高飞变更为陈肖楠。2017年6月8日，千牛加工部成立，经营者为武海丽。 2017年9月14日15点左右，范如江在元氏县万年村千牛加工部因意识丧失被送到元氏县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11月6日，元氏县公安局出具鉴定结论通知书：范如江死亡原因系冠心病猝死。被告称，范如江于1999年6、7月份跟着徐建江工作，2002年成立神牛皮革厂，范如江一直在该厂从事制版工作，月工资3500元，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发放不定时。提交如下证据：一、结婚证、证明二份、独生子女证、学生手册，证明刘荣菊、范茜与范如江的身份关系；二、神牛皮革厂企业公示信息，证明徐建江为该厂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后无偿转让给其女儿徐岩；三、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徐建江为该厂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后无偿转让给其女儿徐岩；四、2017年9月11日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徐建江虽然将神牛皮革厂的股权变更至其女儿徐岩名下，但徐建江仍在参与神牛皮革厂的经营、管理；五、范如江与徐建江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证明范如江跟随徐建江工作，并听从徐建江的工作安排；六、谈话录音，证明范如江一直跟随徐建江工作十几年了；七、鉴定结论，证明范如江系冠心病猝死；八、元氏安监局证明，证明范如江工作时间死在车间内；九、范如江病历，证明范如江死于万年（厂子）联系人徐建江，联系地址万年加工厂；十、范如江死亡证明，证明范如江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十一、神牛皮革厂工资表、考勤表，证明范如江在神牛皮革厂出勤及发放工资的情况，其中2017年1月工资表及5月工资表有徐建江的签字；十二、仲裁庭审笔录，证明仲裁开庭时，徐建江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及工资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对其真实性不认可，结婚证上范如江的出生日期及名字均与身份证上记载不符，被告刘荣菊的出生日期也不对，独生子女证上也与被告范茜提供的身份证名字不一致，被告出示的河间市村委会的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范如江多年在石家庄市生活，现在的户籍信息也是石家庄市，相关的证明应由相关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示；对证据二、三，无异议，但恰恰证明法人是徐岩，不是徐建江，显示办公地点在石家庄市东平路3号；对证据四，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开票日期看不清，另外依据常识许多企业的开票信息是依习惯按照之前的系统默认的，票据上的开票人信息不能当然反映被告所主张的内容；对证据五、六，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只能证明是范如江与徐建江之间的沟通，与原告及原告的负责人徐岩没有关系；对证据七、八、九、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十一，三性不认可，就其合法性上说如果确有该工资表应当在原告手中，被告如何取得应向法庭说明，另外就其内容上讲其提交的工资表上所列人名，据原告所知属于第三人千牛加工部的工人，而范如江是徐建江一方的人，与原告及徐岩没有关系，据被告讲工资表获取地址为千牛加工部，可证明不是出自原告处，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应以本庭陈述为准。第三人千牛加工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证据十及证据十二同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十一，工资表上人名都是在我那干活的临时工，范如江不是我加工部的人，没有给我干过活。第三人徐建江发质证意见：同原告质证意见，但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范如江跟我干了十几年，范如江一直没有正式的作为单位职工。 第三人徐建江提交如下证据：股权转让协议、接收条，证明公司已经解散，厂房、设备已经没有了，2015年底范如江及其他人已经与单位没有了关系；马村刑警中队的询问笔录，证明范如江在神牛箱包公司工作过；仲裁开庭被告提交的神牛箱包公司的工时定额核算表，证明范如江在神牛箱包公司工作过；材料入库单、销货清单，上边有范如江签字，证明在2016年范如江整体负责公司工作；刘硕、阎培中证明箱包公司解散后，范如江及刘硕、阎培中自谋职业。原告质证意见：对转让协议不清楚，与原告无关，但与本案有联系；对马村中队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有刘荣菊的陈述，可证明范如江的工作单位是神牛箱包厂不是原告处；神牛箱包的工时定额核算表可证明范如江负责的是石家庄神牛箱包的业务；材料入库单、销货清单，上边只有范如江的签字，没有原告单位公章及负责人签字，与原告无关；其他无异议。被告质证意见：股权转让协议、接收条与本案无关；对刑警中队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实范如江是在箱包公司工作，刘荣菊说是在箱包厂工作，不是箱包公司，并且笔录里提到苗元岭的笔录，说明范如江是给徐建江工作的，徐建江是厂长；神牛箱包的工时定额核算表，从时间上是13年12月，徐建江是神牛皮革厂的全资股东又是神牛箱包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范如江跟随徐建江工作期间，徐建江让范如江在哪工作就在哪工作，并且在2017年至事发时间我方提供的工资表及考勤表足以证实范如江是在皮革厂工作并有徐建江作为领导签字；材料入库单、销货清单，不能证实是范如江自己在工作；对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出庭作证，该证言不能采信且证言内容与范如江以及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是互相矛盾的且与被告提交的2017年工资表的书面证据也是互相矛盾的，因此不能采信。 2018年6月25日，被告刘荣菊、范茜向石家庄市桥西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1、确认范如江与原告神牛皮革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第三人神牛箱包公司、千牛加工厂、徐建江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该委于2018年9月3日作出西劳人仲案字[2018]第323号仲裁裁决：一、确认范如江与原告石家庄神牛皮革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被告提出第三人石家庄神牛箱包有限公司、元氏县千牛缝纫加工厂、徐建江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仲裁请求。 本案在开庭审理中，被告刘荣菊、范茜放弃对第三人神牛箱包公司、千牛加工厂、徐建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告刘荣菊、范茜的主体问题。被告提交了结婚证、证明二份、独生子女证、学生手册证明刘荣菊系范如江的妻子，范茜系范如江的女儿，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神牛皮革厂及第三人千牛加工部、徐建江对其真实性不认可，结婚证上范如江的出生日期及名字均与身份证上记载不符，被告刘荣菊的出生日期也不符，独生子女证上也与被告范茜提供的身份证名字不一致，被告出示的河间市村委会的证明，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范如江多年在石家庄市生活，现在的户籍信息也是石家庄市，相关的证明应由相关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示。法院认为，被告提交了范如江户籍地村委会的证明，盖有村委会、民政所公章及婚姻登记专用章，能够证明范如江与被告刘荣菊系夫妻关系，结合被告提交的独生子女证、元氏县公安局鉴定结论通知书送达方亦为刘荣菊，元氏县中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死者范如江的家属姓名为范茜。综上，被告刘荣菊系范如江的妻子、范茜系范如江的女儿，二人作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 二、死者范如江与原告神牛皮革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为证明范如江与神牛皮革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工资表、考勤表予以证实。原告神牛皮革厂三性不认可，就其合法性上说如果确有该工资表应当在原告手中，被告如何取得应向法庭说明，另外就其内容上讲其提交的工资表上所列人名，据原告所知属于第三人千牛加工部的工人，而范如江是徐建江一方的人，与原告及徐岩没有关系，据被告讲工资表获取地址为千牛加工部，可证明不是出自原告处，与原告无关。经查，被告提交的工资表、考勤表是在千牛加工部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得的，说明该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法院予以确认。第三人徐建江称自2015年变更神牛皮革厂投资人之后，不再负责神牛皮革厂的工作。经查，神牛皮革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徐建江作为原投资人及实际经营人，虽在2015年10月26日对投资人作出了变更，但变更之人为其女儿徐岩，其未提交与神牛皮革厂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同时结合被告提交的2017年9月11日增值税发票，显示徐建江为神牛皮革厂的复核人，对此徐建江辩称，依据常识许多企业的开票信息是依习惯按照之前的系统默认的，票据上的开票人信息不能当然反映被告所主张的内容。徐建江对其辩解理由，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为证明范如江死亡之前一直跟随徐建江工作，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谈话录音予以证实。原告神牛皮革厂及第三人千牛加工部、徐建江辩称该证据只能证明是范如江与徐建江之间的沟通。经查，徐建江在仲裁委的庭审中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范如江跟随其工作的事实亦认可。因此，被告该主张，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徐建江作为神牛皮革厂原投资人，认可在其作为投资人期间，范如江在神牛皮革厂工作的事实，证实了范如江与神牛皮革厂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神牛皮革厂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范如江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徐建江签字确认的神牛皮革厂工资表及被告提交的工资表可以看出，范如江系神牛皮革厂的办公室人员，其中2017年1月、5月两份神牛皮革厂工资表均有徐建江签字确认，足以说明范如江系神牛皮革厂的员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判决：确认死者范如江与原告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荣菊、范茜为证明范如江与神牛皮革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工资表、考勤表予以证实。经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表、考勤表是在千牛加工部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得的，原审认为该证据客观存在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神牛皮革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徐建江作为原投资人及实际经营人，虽在2015年10月26日对投资人作出了变更，但变更之人为其女儿徐岩，其未提交与神牛皮革厂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同时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9月11日增值税发票（显示徐建江为神牛皮革厂的复核人），基此，原审对徐建江关于变更神牛皮革厂投资人之后其不再负责神牛皮革厂的工作的抗辩不予采信，并无不妥。另外，被上诉人为证明范如江死亡之前一直跟随徐建江工作，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谈话录音予以证实，徐建江在仲裁委的庭审中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范如江跟随其工作的事实亦认可，故原审对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证据充分。徐建江作为神牛皮革厂原投资人，认可在其作为投资人期间，范如江在神牛皮革厂工作的事实，证实了范如江与神牛皮革厂存在劳动关系，神牛皮革厂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范如江解除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结合徐建江签字确认的神牛皮革厂工资表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表（范如江系神牛皮革厂的办公室人员，其中2017年1月、5月两份神牛皮革厂工资表均有徐建江签字确认），认定范如江系神牛皮革厂的员工，于法不悖。 综上所述，神牛皮革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神牛塑料皮革制品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建国 审判员  李 伟 审判员  张 楠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