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9民终10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享芳，男，1952年12月27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B）。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荣，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贵，男，1952年1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魏，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明，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方日鹏，男，汉族，1967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上诉人吴享芳因与被上诉人廖贵及原审被告方日鹏涉港、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民四初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享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享芳无需支付300万元退伙款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吴享芳提供的“协议六条”就是双方在2013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拆伙时签订的协商文件”。（一）一审中廖贵既主张其合伙关系发生于1991年至1992年，但又称1997年或1998年发现吴享芳管理的合伙公司财务混乱而提出退伙，自相矛盾。（二）廖贵在一审中陈述其将合伙协议交给案外人陈满雄，由陈满雄主持调解，陈满雄没有给廖贵答复，而吴享芳提供的“协议六条”明确载明有“陈满雄、吴享芳、廖贵”的签名，廖贵也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只是辩称是代其姐夫协商房租的事情），可见，双方之间发生的纠纷在陈满雄的主持下调解过且达成了调解协议即“协议六条”。（三）从“协议六条”的内容来看，涉及到以物抵债、债的金额、借款、合伙关系（未成立）、货款回收等内容，并非仅系廖贵陈述的代其姐夫处理房租单这一件事，且廖贵的姐夫为东莞长安人，租赁物也在长安，廖贵称是协商处理其姐夫350万元新台币的租金，有违常理。（四）“协议六条”的形成的时间为1999年7月28日，内容涉及双方存在的各种纠纷，时间跨度从双方认识至1999年7月28日，廖贵称合伙关系发生于1991年至1992年之间，涵盖在“协议六条”签订的时间范围内。综上，“协议六条”就是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拆伙时签订的协商文件”。二、关于双方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的问题。（一）案涉《协议书》中约定“今因乙方保证当时确实有和甲方于拆伙时签订双方协议内容文件，因事隔十多年，一时未能立即找出当时协议内容的文件，烦请甲方给予宽限至……给乙方找该文件……”的本意就是要求吴享芳拿出“协商处理拆伙时的文件”，若拿出该文件，则无责任；若拿不出，则承担300万元人民币退伙金的责任，因吴享芳知道双方签订的“协议六条”中第四条有关于股本的约定，且有廖贵的签名，故吴享芳才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吴享芳在签订《协议书》次日即返回台湾家中，并于2013年7月1日上午8时46分即约定的时间内电传过去，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找到“协商处理拆伙时的文件”的义务。（二）吴享芳如果没有受到胁迫（六人带铁链）或者误解（认为廖贵要的是“协议六条”），吴享芳仍同廖贵签订案涉《协议书》有违常理。（三）案涉《协议书》中的担保人廖椿名既是债权保证人，又是协议签订时的唯一证人，最了解双方当时签订协议时的情况，廖贵却在一审时突然申请撤回对廖椿名的起诉，导致双方在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无法查清。（四）立得经营部（方日鹏注册登记的）担任保证人，但立得经营部已于2009年11月5日注销登记，方日鹏本人及相关授权自然人也并未在场，但其公章却出现在保证人处，谁加盖的公章不得而知，这也是吴享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故《协议书》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签订的。（五）为查明本案事实，廖贵应当提供有关合伙的相关书面协议、交款凭证等文件，但廖贵却称所有文件被陈满雄拿走，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合伙证据。在廖贵没有提供任何合伙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应对合伙企业的名称、办公地点、每人入股多少钱等合伙情况予以查明，以便吴享芳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但一审仅有廖贵陈述合伙关系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间，使得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文件具有不确定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廖贵书面答辩称：一、案涉《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吴享芳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主张已经付清退股金，故吴享芳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案涉《协议书》并承诺在2013年7月1日14:00前向廖贵提供退伙时的协商文件以及从合伙到终止时已经付清款的一切相关账单，如不能提供，则吴享芳应支付廖贵退股金人民币300万元。二、吴享芳主张的“协议六条”并非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吴享芳应向廖贵提供的双方拆伙时签订的退伙及已付清退股金款项的文件。（一）廖贵所说的合伙发生期间于1991年至1992年期间，是指合伙开始的时间，吴享芳故意曲解。（二）廖贵主张将双方第一次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协议书）交给了陈满雄，但第一份协议书与“协议六条”所指的完全是两码事，第一份协议书是合伙、散伙及应付应退款的相关事实，“协议六条”则是因仓库租金而拟定的解决方案，“协议六条”以台币计价是吴享芳提出来的。（三）“协议六条”与第一份协议书从形式及内容上均不同。1、主体不同，从主体上看，该协议当事人主体身份不明，廖贵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之一，仅是见证人。2、从内容上看，“协议六条”讲的是吴享芳经营的台湾的立大缝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大公司）曾租用廖贵亲属沈德岐位于香港××东莞市长安镇的仓库存放货物，吴享芳欠付沈德歧租金以及租金如何支付的事情。3、“协议六条”没有任何涉及吴享芳与廖贵退伙的事宜。4、“协议六条”中的文件传真的收件号码是立大公司的号码，而立大公司是吴享芳自己经营的公司。因此，吴享芳主张已将“协议六条”提供给廖贵，与事实不符。三、吴享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给廖贵退股金人民币300万元，“协议六条”从形式到内容与合伙的应退股金均不相关，故吴享芳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廖贵人民币300万元退股金。综上，吴享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吴享芳的上诉。 原审被告方日鹏未作任何答辩意见。 2015年11月10日，廖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吴享芳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退伙款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人民币363875元)；2.方日鹏对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8日，廖贵与吴享芳签订了案涉《协议书》。案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吴享芳保证确实有“于拆伙时”和廖贵“签订双方协议内容文及”，因事隔十多年一时未能立即找出“双方协议内容的文件”，请廖贵宽限至2013年7月1日14时前让吴享芳寻找“该份文件”；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寻找到“该份文件”的，必须无条件承担当时与廖贵协商的“退股金”人民币300万元；如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能提供出“当事人双方同意之协议内容文及所有从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经廖贵核实后确认“事实”与吴享芳无关，则廖贵与吴享芳不再追究此事；如吴享芳无法找到“协议文及所有账单”的，则廖贵与吴享芳须协商处理人民币300万元。 关于廖贵有无胁迫吴享芳签署案涉《协议书》的查明。吴享芳主张廖贵胁迫其签署案涉《协议书》。廖贵否认吴享芳该主张。其一，吴享芳为证明其前述主张提交了照片，并主张该照片反映的是廖贵于2013年6月28日带人站在吴享芳实际控制经营的“东莞市冠良针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良公司）大门对面饮食店的情况。廖贵确认该照片属实，确认拍照的地点，但否认拍照的时间是2013年6月28日，否认与照片中廖贵身旁的两名男子相识，否认曾带该两名男子找吴享芳，并主张该照片反映的情况是廖贵站在冠良公司大门对面的饮食店等吴享芳。该照片的内容不能证实廖贵于2013年6月28日胁迫吴享芳签署案涉《协议书》。其二，吴享芳为证明其前述主张提交了立案申请书，主张其于2013年8月14日交付立案申请书给公安机关、没有与公安机关形成交接立案申请书的凭证、公安机关对此口头回复不予立案，并主张其曾于2013年7月12日及同年7月23日两次就廖贵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的事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出具报警回执及未处理其报警事项。即使前述吴享芳关于其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主张属实，由于吴享芳就其主张的廖贵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事宜报警的最早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该时间距离吴享芳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时间2013年6月28日有十余天且距离案涉《协议书》所列吴享芳履行交付相关文件义务的期限（即2013年7月1日）亦有十余天，即吴享芳就其主张的廖贵胁迫其签署案涉《协议书》事宜报警的时间不在合理时间的范围，故不能据此证实廖贵胁迫吴享芳签署案涉《协议书》。其三。案涉《协议书》落款有“担保人廖椿名先生签名：”栏，该栏有廖某的署名。廖贵与吴享芳均主张廖椿名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署名。吴享芳自认与廖椿名相识。其四，吴享芳主张廖贵胁迫其签署案涉《协议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吴享芳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该主张的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吴享芳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廖贵没有胁迫吴享芳签订案涉《协议书》。 关于廖贵与吴享芳有无合伙关系的查明。廖贵主张：廖贵与吴享芳于1991年至1992年期间在广东省××街镇合伙经营代销缝纫机的业务，没有就该合伙注册成立企业；吴享芳管理合伙的财务，廖贵于1997年或1998年发现合伙账目混乱而提出退伙；吴享芳开始不同意廖贵退伙，后在其亲属案外人陈满雄（陈满雄介绍廖贵与吴享芳合伙）的劝说下同意廖贵退伙；陈满雄让廖贵将有关合伙的财务资料及廖贵、吴享芳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书交给陈满雄，由陈满雄帮忙处理吴享芳尽快向廖贵付清退伙款的事宜；廖贵将前述资料交陈满雄后，陈满雄没有给廖贵任何答复；2013年6月，廖贵去吴享芳在广东省××街镇经营的冠良公司找吴享芳催款；吴享芳表示其已按第一份协议书的约定向廖贵付清了退伙款，并承诺于2013年7月1日14时前提供第一份协议书、合伙期间的所有财物资料、廖贵已收取第一份协议书所列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的凭证给廖贵，否则向廖贵支付第一份协议书所列的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因此廖贵与吴享芳于2013年6月28日第二次签订案涉《协议书》。吴享芳否认与廖贵有合伙关系。由于案涉《协议书》中有关于“拆伙”、吴享芳必须无条件向廖贵承担“当时所协商的人民币300万元退股金”、“所有从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的记载，故廖贵提交的案涉《协议书》已足以证实廖贵与吴享芳曾存在合伙关系、廖贵曾从该合伙关系中退伙、吴享芳与廖贵于2013年6月28日前曾约定廖贵就退伙可获得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 关于吴享芳有否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向廖贵履行交付相关资料义务的查明。吴享芳提交一份无抬头的文件即“协议六条”，主张“协议六条”是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其应于2013年7月1日14时前交付给廖贵的所有文件、其已于2013年7月1日下午14时至15时将“协议六条”的传真件交廖贵核看。廖贵确认其于2013年7月底在吴享芳处看过“协议六条”，但主张“协议六条”不是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吴享芳应向其交付的文件。廖贵与吴享芳确认双方及案外人陈满雄作为见证人于1999年7月签订“协议六条”。“协议六条”的主要内容有：“决定新台币350万元解决”，“用存货抵是以成本计价”；“香港、长安的货全部交清给立大公司”；新台币350万元“以存货各种类型分担抵清7月31日香港长安的货”；廖贵“已借款人民币10万元、港币3万元从新台币350万元中扣除”等。其一，吴享芳主张：吴享芳是在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立大公司的总经理，廖贵是立大公司的员工、为立大公司工作十余年；该文件中提及的新台币350万元是立大公司为解除与廖贵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约定支付给廖贵的“遣散费和补偿”；廖贵曾负责立大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的业务，因此掌握了立大公司货值约新台币600万元的货物，不肯将前述货物交还立大公司；廖贵与吴享芳签订该文件旨在以物抵债，即用立大公司保管于廖贵处的等值货物抵立大公司应付廖贵的“遣散费和补偿”新台币350万元；廖贵曾收回立大公司客户支付给立大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0万元及港币3万元未交回立大公司，“协议六条”约定廖贵已收回的货款冲抵立大公司应付廖贵的“遣散费和补偿”新台币350万元。廖贵否认其与立大公司存有劳动合同关系。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廖贵与立大公司存有劳动合同关系。其二，对该文件，廖贵主张：立大公司曾租用廖贵的亲属沈德岐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广东省××长安镇的仓库存放货物，因此欠付沈德岐租金；“协议六条”所涉的新台币350万元是立大公司应付沈德岐的租金；廖贵在“协议六条”中代表沈德岐协商租金新台币350万元如何支付的问题，具体是用立大公司存放在沈德岐仓库的等值货物抵立大公司应付沈德岐的租金新台币350万元；后因立大公司设法取回了存放于沈德岐仓库中的全部货物，该文件约定的以物抵债没有实际履行；沈德岐已于2000年9月去世。吴享芳否认廖贵的前述主张，并主张：立大公司确有租用廖贵亲属的仓库，但已付清了租金；“协议六条”所涉的新台币350万元不是廖贵主张的租金。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立大公司曾支付其与廖贵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项下的租金。其三，吴享芳主张案涉《协议书》所涉的人民币300万元是其没有找到“协议六条”的违约责任，但吴享芳未能合理解释案涉《协议书》所涉的人民币300万元与“协议六条”所涉的新台币350万元差额大的原因。其四，案涉《协议书》已明确列明人民币300万元是“退股金”，明确列明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应提供的是“当时双方同意之协议内容文，及所有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即使吴享芳对“协议六条”所涉新台币350万元性质的主张属实，“协议六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款项性质上均不符合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吴享芳应交付相关资料的要求。综上，吴享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向廖贵履行交付相关资料的义务。 关于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是否案涉《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查明。案涉《协议书》加盖有立得经营部名称字样的印章。廖贵主张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其一，立得经营部是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的经营者是方日鹏，已于2009年11月5日注销，其登记的注销原因为经营不善。立得经营部注销的时间早于该协议书签订时间3余年。其二，廖贵主张立得经营部名称字样的印章是吴享芳加盖的。廖贵与吴享芳均确认方日鹏于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未在场。方日鹏没有在案涉《协议书》上署名。其三，案涉《协议书》的主文没有任何关于立得经营部是该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记载。案涉《协议书》的落款有“担保人廖椿名先生签名”栏，该处落款没有任何关于立得经营部是案涉《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记载。其四，案涉《协议书》的落款有“乙方吴享芳先生签名：”栏，吴享芳在该栏后署名。该栏下方打印了“（立大/立得公司）”的字样，立得经营部字样的印章即加盖在前述字样上。综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不是案涉《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 廖贵与吴享芳在庭审中约定适用内地的法律解决争议。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及廖贵、吴享芳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主从合同法律关系。主合同关系为廖贵主张其与吴享芳之间的合伙协议关系，由于廖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及吴享芳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主合同关系纠纷为涉港、台合伙协议纠纷。廖贵与吴享芳约定适用大陆的法律解决主合同关系所涉争议，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主合同关系纠纷应适用内地的法律。从合同关系为廖贵主张其与方日鹏或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由于廖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从合同关系纠纷为涉港保证合同关系纠纷。廖贵与方日鹏没有约定解决前述从合同关系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案涉从合同关系纠纷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由于案涉《协议书》签订于内地，方日鹏的住所地位于内地，故内地是与案涉从合同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地，案涉从合同纠纷应适用内地的法律。 一审法院已查明廖贵与吴享芳曾存在合伙关系、廖贵曾从该合伙关系中退伙、吴享芳与廖贵于2013年6月28日前曾约定廖贵就退伙可获得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案涉《协议书》中约定吴享芳在限期未向廖贵交付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向廖贵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一审法院已查明吴享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向廖贵履行交付相关资料的义务，吴享芳未向廖贵支付前述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廖贵主张吴享芳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以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前述退伙款之日止），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案涉《协议书》中约定吴享芳在2013年7月1日14时未向廖贵交付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向廖贵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廖贵起诉主张其曾通知吴享芳于2013年7月5日前支付前述退伙款，故廖贵主张吴享芳从2013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吴享芳应从2013年7月6日起向廖贵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廖贵以方日鹏登记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立得经营部是案涉《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为由，主张方日鹏对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于一审法院已查明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不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廖贵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廖贵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吴享芳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退伙款之日止)给廖贵；二、驳回廖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3711元，由吴享芳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台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围绕上诉人吴享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享芳应否支付300万元的退伙款给廖贵。 吴享芳确认其与廖贵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的真实性，在吴享芳没有证据证明系受胁迫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案涉《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根据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吴享芳应在2013年7月1日14:00点前找到双方拆伙时签订的协议以及合伙至终止时的所有账单；如未在上述时间内找到上述文件，吴享芳需无条件承担双方当时所协商的人民币300万元的退股金，如在上述时间内找到上述文件，经廖贵确认事实与吴享芳无关，即双方无条件不再追究此事。由于《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拆伙”、“合伙”、“退股金”等内容，故吴享芳主张双方没有合伙的事实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吴享芳应否支付300万元的退伙款给廖贵关键在于吴享芳有无在约定的时间内找到双方拆伙时签订的协议以及双方在合伙期间的账单。 吴享芳主张双方约定的拆伙时签订的协议就是案涉“协议六条”且吴享芳已在约定时间内交给廖贵。首先，从“协议六条”的形式上看，该文件没有“抬头”，协议右下角显示“见证人：1、廖贵，2、陈满雄”；可见，廖贵是作为见证人签订协议，并非该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次，从“协议六条”的内容上看，六条内容亦并不能明确反映是廖贵与吴享芳约定的拆伙事宜，再次，即便“协议六条”就是双方拆伙时约定的文件，吴享芳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约定的时间内即2013年7月1日14:00前交给廖贵并经廖贵确认；最后，双方约定的是在2013年7月1日14:00点前找到双方拆伙时签订的协议以及合伙至终止时的所有账单，而吴享芳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双方合伙期间的所有账单交给廖贵；综上分析，吴享芳以“协议六条”就是双方在《协议书》约定的拆伙文件为由主张无须支付退股金300万元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享芳上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吴享芳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萧稚娟 审判员  李丽莉 审判员  廖志明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卢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