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403民再3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原告：祁传坤，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下岗工人，户籍地长治市。现住址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有清（系祁传坤父亲），男，1935年7月9日出生，汉族，铁三局退休工人，住长治市，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大辛庄镇陈村北。 法定代表人：任满青，系该场副场长主持工作。 原审原告祁传坤与原审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以下简称长治蚕桑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晋041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以长检民（行）监[2018]140XXXXXXXX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4民抗9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燕、殷利英出庭。原审原告祁传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有清，原审被告长治蚕桑场的法定代表人任满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抗诉意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41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2007年，祁传坤与桑蚕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约定祁传坤承包桑蚕场土地87亩，承包期20年，后祁传坤在承包土地上种植树木，2011年桑蚕场因祁传坤未交租金登报公告解除合同。现双方对承包土地上的添附财产树木、房屋、围墙等价值产生争议。一审法院认定桑蚕场在接管祁传坤承包土地时祁传坤存续的树木共计15432棵，价值1545544元，与围墙、房屋、鱼塘的价值合计1913144元。一审法院以双方均有过错，判决双方平均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六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本案中，祁传坤承包桑蚕场土地是为了种植树木，桑蚕场知晓该用途，即桑蚕场同意祁传坤在土地上种植树木。合同解除后，双方未就地上树木价值、增添的房屋、围墙协商达成一致，桑蚕场将土地另租他人，一审法院审理时，根据双方现场清点，树木剩余2151棵，桑蚕场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即拆除了祁传坤修建的房屋、鱼塘，桑蚕场已对祁传坤造成了侵权。祁传坤违反合同约定，未及时交纳租金，应承担起未交租金的违约责任，桑蚕场对树木、房屋、围墙侵权造成的损失不应由祁传坤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平均承担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41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祁传坤的申诉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 原审原告祁传坤在原审中诉称：1、依法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83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07年1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20年，从2007年1月1日起到2026年12月20日止，但合同没有到期，被告又把原告租赁的87亩地转包给另外三家，按签订的合同第六条规定被告应双倍赔偿原告损失，原告每年以3.48万元支付第一期三年的租金后，2010年4月5日，原告所种的树被火烧毁两处，共烧毁8414棵树，经济损失112万多元。此后有一次原告到地里看树，被一个青年赶出院子，之后以前种树的土地都变成了玉米地。原告在承包该87亩地期间，周围垒起1.8米高的围墙，围墙投资1200000元，在承包土地上共计栽植白皮松、银杏、国槐、红枫、金丝柳、紫玉兰、白玉兰等树四万多棵，投资5000000元，除去火烧毁的八千多棵，经清点现在地里只剩2000多棵白皮松、国槐，其余二万九千多棵树不知去向。原告为经营该承包土地，每年种树雇工20人，按照每天每人工资50元，每人每年工作七个月，一人的工资为10500元，种树三年工资即为630000元。在另外一块承包的院落里，原告还建设了7间工人宿舍、3间办公室，按照每间5-6万元计算，投资60万元，该房屋是原告找当地老百姓建设的，建房用的木料使用的是拆了被告的猪圈的木料，其余的材料都是原告购买的，房屋还进行了装修，屋顶使用的是炉渣和水泥；开挖鱼塘一个，包括所养的鱼，投资15万元；丢失保险柜一个。因为这块土地已被被告建设成为8栋商品房，原有的房屋、鱼塘都已不存在了。由于被告的行为，以上3项共给原告造成损失80万元左右。 另原告诉称，承包土地的第一期三年的租金已基本上交清了，第二期租金因当时的场长张永贵说先借用原告8万元用于买树，现任场长屈进文当时还从原告处取走5000元，张永贵当时说用该85000元可以折抵第二期的租金。但到了2010年元月份，被告就不再给原告供水供电，并且更换了大门，致使原告无法再行养殖藏獒，土地也无法照看，人员也无法进入场地。 原告还对当时栽种的树木品种、规格进行了陈述：1、白皮松10000棵左右，其中2米高的600多棵，30-40厘米高的9400棵；2、国槐12000棵左右，其中胸径25厘米的200棵左右，胸径9-11厘米的11800棵左右；3、胸径3-4厘米的银杏15000棵；4、龙爪槐、红枫、白玉兰、紫玉兰共400棵左右。当时购买支出500多万元，但由于购买树木的发票和转款手续包括不到10万元的现金当时是放置在原告所建办公房屋的保险柜里，该保险柜一直由原告的工作人员祁有清管理，因为2010年之后被告不让祁有清进入院子，房子被拆除、保险柜丢失，所以现在每一种树木的价格记不清了。其工作人员祁有清曾经到公安机关报过案，但是否立案原告不清楚。据回忆当时购买树木的价格大体为：2米高的白皮松每棵500-600元，30-40厘米高的每棵100元左右，胸径25厘米的国槐400元左右，胸径9-11厘米的每棵200元左右，银杏每棵80-100元，其余品种的树木每棵50-60元。当时种植树木时是雇佣的当地的农民，按天给他们开工资，用现金的方式结算，一共支付了多少工资记不清了。 原审被告长治蚕桑场在原审中辩称：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应依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2、原告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未按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租金，已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3、被告已依法履行了解除合同的全部通知手续，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已依法解除；4、原告过错在先，其拒不支付租金，撂荒土地，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原告解除合同。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无关，该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应驳回原告的诉请；5、原告应支付被告从2010年至今的土地使用费和被告替原告看管树木的费用，并移除其剩余树木，恢复土地原状；6、原告私自拆毁了被告的房屋，原告应对被告作出赔偿；7、原告栽种的树木是由其自己管理的，主张的损失应当由原告提供证据，被告对原告陈述的树木的种类和价格不予认可；8、被告是在2012年5月份开始拆除原告所建在承包院落的房屋并兴建职工住宅的。由于原告承包的土地已经撂荒，很多树木已经死亡，所以被告于2011年12月将该87亩土地重新租赁给了他人。 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4月4日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土地87亩，每亩每年承包费400元，每年承包费总额为34800元。承包期为20年，即从2007年1月1日起到2026年12月20日止。原告在合同签字之日付清前三年的土地承包费9万元，其余部分三年为一个周期依次类推。并应在上一个周期（12月25日前）付清下一个3年周期总款金额10.44万元（以上付款均不含水、电费）。还约定原告用电应先交押金2000元，尔后每月按电表实际耗电量交纳电费。原告每年应交水资源费1000元，三年为一个周期，计3000元/3年预付。合同还对原告如因资金、管理、效益等诸多因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的合同终止事项进行了约定。另约定，在承包期内，任意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按标的价的双倍进行赔偿。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房屋院落承包合同》约定承租期限为20年，即从200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底。被告为原告提供场部南大院一处，包括院内房屋31间及原有西、北两排养猪场圈。承包费每年8000元，其中2007年免交，但合同签订之日应先交清2008-2010年的承包费24000元，以后3年为一周期，以此类推，在第一周期的最后一个月交清下一周期承包费，不得违约。水电设备在原有基础上自行完善，原告为被告义务抽水，管理水房及设备设施。原告每年向被告交纳水费200元，随承包费先预交3年计600元。还约定，如遇国家政策变化或特殊原因，确需变更或终止合同时，双方应共同协商，妥善处理有关事宜，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面变更或终止合同。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被告将承包土地和院落交付于原告，原告于2007年4月4日向被告交纳承包费30000元，2007年7月6日被告向原告的雇佣人员李爱忠送达了《关于限期要求违约方纠正违约行为的通知书》。2007年7月30日原告向被告交纳承包费20000元、2008年9月11日交纳5000元、2008年12月30日交纳33600元。之后从2008年春天到2009年原告在承包的土地上种植了银杏、白皮松、国槐、樱花、白玉兰、桧柏等树木，建设了约1.8米高（包括地基部分）砖砌的围墙940米、简易大门一个。在承包的院落内建设了7间职工简易宿舍、3间简易办公室，开挖鱼塘一口，种植了零星树木。从2009年1月之后原告再未向被告交纳承包费。2010年4月5日原告承包的土地上发生火灾，烧毁了部分原告种植的树木。之后原告对所承包的土地管理不善，导致出现杂草丛生等现象。2011年9月6日被告以原告未按期交纳承包费和长期与原告无法取得联系为由，在《上党晚报》刊登了公告，要求原告30日内到被告单位处理善后事宜，否则按合同规定执行。2011年12月30日，被告与长治市天草种植合作社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将原告承包的87亩土地中的55亩承包给长治市天草种植合作社，之后该场地的围墙进行了加建，大门进行了整修安装，还建设了一些其他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开挖了鱼塘。2012年开始被告将原告承包的院落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拆除整理后，连片建成多栋二层职工住宅，并投入使用。2010年因埋设供热管道，被告将原告承包期间栽种的部分树木进行了异地移植。经双方现场清点，原告原承包土地上余存的由原告种植的树木（包括死树）现存2151棵（其中白皮松2008棵、大国槐85棵、小国槐58棵）。双方因协商未果，原告诉至人民法院。 本院原审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经过充分协商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签订合同后，应该依照合同中约定履行双方的义务，但在履行以上合同的过程中，原告从合同签订之初即存在向被告迟延交纳承包费的行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原告）应在合同签字之日付清前三年即第一周期的75亩土地承包费9万元，其余部分三年为一个周期依次类推（付款面积87亩/年）。并应在上一周期（12月25日前）付清下一个3年周期总款金额10.44万元（以上付款均不含水、电费）。”《房屋院落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费的缴纳：承包费每年计8000元（不含水、电费），因考虑乙方各项工程的启动困难，2007年免交承包费，但合同签字之日应先交清2008年至2010年的承包金计2.4万元，以后每三年为一周期，以此类推。在第一周期的最后一个月交清下一周期承包费，不得违约。”第四条约定原告每年交纳被告水费200元，随承包费预交3年计600元。原告分别在2007年4月4日向被告交纳承包费30000元，2007年7月30日原告向被告交纳承包费20000元、2008年9月11日交纳5000元、2008年12月30日交纳33600元，以上四次合计交款88600元，之后再未向被告交纳过承包费及其他费用。截至2011年9月7日被告在《上党晚报》刊登公告时，原告拖欠应当在当时向被告交纳的承包费及水资源费160400元（其中包括：第一期土地承包费1400元、第二期土地承包费104400元、第一期和第二期院落承包费48000元、第一期和第二期水资源费6000元、水费600元）。原告辩称被告的场长张永贵和现任场长屈进文曾经分别向原告借款85000元和5000元，用于抵顶租金，但该事实只有原告的陈述，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登报进行催告后，原告称虽与被告进行了协商，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仍未履行交纳承包费和水资源费、水费的义务，故原告构成违约，被告单方与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对解除双方两份承包合同的行为予以确认，即双方的两份承包合同于被告刊登公告满30日后的2011年10月7日解除。至于原告称2010年元月份被告就对被告采取了断电断水措施，不让原告进入承包场地，亦无证据支持，对该辩解意见也不予采纳。被告在与原告解除合同对原标的物进行重新发包或拆除时，未通过法律程序对标的物进行评估或鉴定，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对标的物当时的状况进行证据固定，造成现在对大部分标的物的价值无法进行评估或鉴定。因原告在承包土地和院落期间进行了一定的投资，被告未全部获得其应得的承包费用，合同解除后给原被告双方均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原告违约在先，其应当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被告未对解除合同时的标的物进行价值固定，导致对合同解除后的部分标的物无法进行价值评估，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为原被告双方均不提起对标的物进行价值或损失鉴定，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市场状况，酌情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承包期间栽植树木的数量、品种和价值。1、原告主张其所栽植的树木数量为41000棵，该数字来源于原告的陈述、二证人的证言和证人郭俊义书写在信笺上的内容及《出勤记工底册》等，无原始购买发票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但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在由郭俊义提供的《出勤记工底册》等材料中记载有“山上打坑”“上山浇树”“山上栽树”“史家庄打坑”“史家庄栽树”的字样，因此二证人概述的41000余棵树木应包含有原告在其他地方栽植的树木，故对该41000棵的数字本院不予采信。但结合二证人的证言和证人郭俊义书写在信笺上的内容及《出勤记工底册》等对工人进行挖坑、栽树内容的记载，确认原告在承包的土地和院落中栽植的树木数量为23303棵，其中包括2008年3月份19575棵，2008年12月份1266棵，2009年2月26日228棵、3月3日260棵、3月4日361棵（该数字系用当天工资数除以每棵0.9元得来）、3月7日1210棵、3月16日278棵（该数字系用当天工资数除以每棵0.9元得来）、3月17日125棵（该数字系用当天工资数除以每棵0.9元得来）；2、原告当庭主张的树木品种及规格因只有其陈述，本院对该陈述意见不予采信。本院酌情依照证人郭俊义信笺上记载的品种结合其他证据按比例进行确认，即平均胸径为3cm的银杏树9088棵，胸径7cm的龙爪槐（国槐架结）1981棵，高度为1.5m-2m的白皮松4428棵，高度3m-3.5m的桧柏2190棵，胸径20-30cm的定植国槐140棵，其他如樱花、合欢等风景树5476棵；3、对于树木的价值由于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购买票据，考虑到树木生长因素，本院酌情参照长治市《财差信息》2008年上半年园林苗木参考价格表上的价格，结合原告当庭陈述中自认的购买价格上浮10%予以确定。即银杏树每棵88元，龙爪槐每棵176元，白皮松每棵110元，桧柏每棵132元，定植国槐每棵440元，其他风景树每棵55元。原告承包期间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发生火灾，导致部分树木被烧毁，该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减去因2010年4月5日火灾烧毁的树木数量，本院认定被告在接管原告承包土地时，原告存续的树木价值为1545544元，即银杏树2219棵，每棵88元，计195272元；龙爪槐（国槐架结）1949棵，每棵176元，计343024元；白皮松3929棵，每棵110元，计432190元；桧柏1774棵，每棵132元，计234168元；定植国槐91棵，每棵440元，计40040元；其他风景树5470棵，每棵55元，计300850元。 关于围墙大门建设费用，本院依据原被告双方的意见，再结合现场勘查情况，确定围墙总长度为940米，高度为1.8米（包括地基），结合当时的市场建筑价格确定造价为每一延长米240元，价值为225600元，大门酌情确定为2000元，以上合计为227600元。 关于原告所建10间房屋的价值，本院酌情认定每间价格为8000元，合计为80000元。 关于原告所开挖的鱼塘的价值，因原鱼塘已不存在，本院采信原告陈述的规格，即长为50米、宽为40米、深为3米，共需开挖土方6000立方米，酌情按照每立方米10元确定建造价格，即60000元。 综上，原告的损失有：（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损失：1、所种植苗木的价值（包括《房屋院落承包合同》中的树木）为1545544元；2、围墙大门建设费用为227600元。（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中的损失：1、原告所建10间房屋的价值为80000元。2、原告所开挖的鱼塘的价值60000元。以上共计1913144元。 至于原告主张的保险柜及存放在柜中的现金、票据等的丢失，现无证据证明系被告的原因造成，故对原告的关于保险柜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的栽树工人工资本院已计算在树木的损失中，故对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原告诉状中反映的其他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原告拖欠被告的承包费用，按照双方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的约定，结合本院认定的2011年10月7日合同已解除的事实，原告两份合同的履行期限为4年零279天。（一）、原告应向被告交纳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费用为：1、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90000元；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0月6日期间61305元。2、原告应向被告交纳的水资源费为4764.46元。合计156069.46元。（二）、原告应向被告交纳的院落承包费用（包括水费）为：2007年免交，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0月6日止为30868元。以上两项共计为186937.46元。原告已交纳88600元，实际拖欠98337.46元。 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的损失是由于原告自己对承包标的物疏于管理造成的，与被告无关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解除合同时未进行清算，也未对承包标的物移交保留原始证据，对该案中原告造成的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故对被告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的从2010年1月至今，被告因对原告剩余的树木进行了管护，并因为埋设供热管道移植了部分树木，产生了部分无因管理费用。还因原告未及时移走剩余树木，而继续占用被告的土地应当向被告支付占地期间的损失，因被告就该部分未提起反诉，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鉴于原告承包期间栽种树木的土地已由新的承包人经营管理，故该承包土地上原告承包期间现存的树木和围墙、大门归被告所有较为适宜。原告承包期间修建的房屋、鱼塘在双方解除合同前后已被被告拆除，对该损失的造成被告应承担一定的责任。鉴于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本院酌定对因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即原告的损失1913144元，由原被告各承担956572元。原告拖欠被告的承包费用应予继续交纳，可在本案中予以折抵。被告还应支付原告损失费用858234.54元。 本案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定原告祁传坤与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于2011年10月7日解除。二、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祁传坤损失人民币858234.54元。三、驳回原告祁传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同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经过充分协商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签订合同后，双方应该依照合同中约定履行双方的义务，但在履行以上合同的过程中，从合同签订之初祁传坤即存在迟延向长治蚕桑场交纳承包费的行为。祁传坤辩称的长治蚕桑场原场长张永贵和现任场长屈进文曾经分别向祁传坤借款85000元和5000元，用于抵顶租金，但该事实仅有祁传坤的陈述，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长治蚕桑场登报进行催告后，祁传坤称虽与长治蚕桑场进行了协商，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仍未履行交纳承包费和水资源费、水费的义务，故祁传坤构成违约。长治蚕桑场单方与祁传坤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对解除双方两份承包合同的行为予以确认，即双方的两份承包合同于被告刊登公告满30日后的2011年10月7日解除。至于祁传坤称2010年元月份长治蚕桑场就采取了断电断水措施，不让祁传坤进入承包场地，亦无证据支持，对该辩解意见也不予采纳。虽祁传坤违约在先，但因为长治蚕桑场在与祁传坤解除合同后对原标的物进行重新发包或拆除时，未通过法律程序对标的物进行清点，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对标的物当时的状况进行证据固定，造成现在对大部分标的物的数量和价值无法进行评估或鉴定，故长治蚕桑场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双方均不提起对标的物进行价值或损失鉴定，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市场状况，酌情予以认定。即按照原判决认定祁传坤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913144元。关于祁传坤拖欠被告的承包等费用共计为186937.46元，祁传坤已交纳88600元，实际拖欠98337.46元。 至于祁传坤主张的保险柜及存放在柜中的现金、票据等的丢失，现无证据证明系长治蚕桑场的原因造成，故对祁传坤的关于保险柜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另祁传坤主张的栽树工人工资本院已计算在树木的损失中，故对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祁传坤诉状及庭审中反映的其他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长治蚕桑场主张的祁传坤的损失是由于祁传坤自己对承包标的物疏于管理造成的，与长治蚕桑场无关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长治蚕桑场在与祁传坤解除合同时未进行清算，也未对承包标的物依法进行移交，对该案中祁传坤的损失应由长治蚕桑场承担责任，故对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长治蚕桑场提出的从2010年1月至今，长治蚕桑场因对祁传坤剩余的树木进行了管护，并因为埋设供热管道移植了部分树木，产生了部分无因管理费用；还有因祁传坤未及时移走剩余树木，而继续占用长治蚕桑场的土地应当向长治蚕桑场支付占地期间的损失，因长治蚕桑场就该部分未提起反诉，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鉴于祁传坤承包期间栽种树木的土地已由新的承包人经营管理，故该承包土地上祁传坤承包期间现存的树木和围墙、大门归长治蚕桑场所有较为适宜。祁传坤承包期间修建的房屋、鱼塘在双方解除合同前后已被长治蚕桑场拆除，对该损失的造成长治蚕桑场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长治蚕桑场有过错，祁传坤的损失应由长治蚕桑场承担，即祁传坤的损失1913144元由长治蚕桑场承担。祁传坤拖欠长治蚕桑场的承包费用应予继续交纳，可在本案中予以折抵，即长治蚕桑场还应支付祁传坤各项损失1814806.54元。 综上所述，原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41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41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书。 二、确定原审原告祁传坤与原审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房屋院落承包合同》于2011年10月7日解除。 三、原审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祁传坤损失人民币1814806.54元。 四、驳回原审原告祁传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210元（缓交），由原审被告长治市蚕桑试验场承担21133.26元，由原审原告祁传坤自行承担44076.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军 人民陪审员 张 雯 人民陪审员 刘 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栗艳鹏 法官 助理 李怡洁 书 记 员 徐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