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24民初4949号 原告：章某，男，197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乐。 被告：丁某1，女，198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被告：赵某，女，196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则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章某与被告丁某1、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而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2月5日、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乐、被告赵某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则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章某在庭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彩礼计人民币19279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份，原告与被告丁某1经人介绍相识，于3月8日（农历二月初二日）双方按农村习俗订婚，为此，原告支付给被告聘金108800元（后被告方退回8800元），用于购买金器的现金30000元，给被告置办酒席20000元，用于购买礼包的现金10200元，原告支付给被告方见面礼金18200元（被告方支付给原告见面礼18688.80元，原告支付给被告方见面礼36888.80元）。订婚时，原告给予被告方黄酒17盒，价值2040元（每盒120元），坛装黄酒2坛，价值350元（每坛175元）。原告与被告丁某1订婚后，被告丁某1提出要求原告每月支付生活费2000元，为此，原告支付给被告丁某1共计12000元（每月2000元，共6个月），上述各项合计人民币192790元。原告与被告丁某1订婚前，原告父母在新昌县××街道××小区××房××，已装璜，室内家具己配备，准备给原告与被告丁某1作结婚用房，并挑选了农历八月三十日（公历9月28日）作为结婚日期，婚宴已预订在佛城大酒店。原告与被告丁某1订婚后，被告丁某1提出要原告方将上述房屋重新装璜，室内家具重新变换新的家具，原告方同意其要求，对上述房屋进行了重新装璜，并置办了新的家具。被告丁某1又提出要将原告父母的房屋过户到原告的名下，如果不能满足其要求，就以“不结婚”相要挟。由于被告丁某1不断的过分要求，引起原告及原告父母的强烈不满，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婚约关系不能继续维持。 被告丁某1、赵某辩称：原告章某所述与事实不符，且无任何证据进行证明。原告章某与丁某1经人介绍认识，双方于2019年3月按照农村习俗进行了订婚。当时双方明确彩礼为100000元（原告拿来108800元，后退回8800元），购买金器30000元，置办酒席20000元，礼包现金10200元，见面礼18000元。订婚后，被告积极筹办嫁妆，后原告无故退婚。原告在起诉状中，捏造了“以不结婚相要挟导致双方矛盾”的说法，实际是为了掩盖其无故退婚的事实。被告从未“要挟”原告办理任何事情，甚至退婚后，原告本人从未向丁某1表露过任何的不满或不悦。事实上，是原告的父母擅自主张，无故退婚，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害。因原告无故退婚，遭受了重大财产损失，理应由原告进行赔偿。赵某丈夫去年刚刚因病去世，自己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家庭并不富裕。但是赵某并不想委屈自己唯一的女儿，加之赵某的儿子早已娶妻生子，故收到彩礼后并无其他用处，一心只想给女儿准备体面的嫁妆。被告按照当地风俗习惯，采购马桶等婚庆用品花费1546元，送嫁棉被（包括床套牛皮席等）67582元，婚礼碗碟1109.50元、随嫁电器（包括冰箱、电饭煲等）8619元，上述合计花费78856.50元。这些用品虽未实际使用,但是按照通常惯例,对被告来说已经毫无价值（一般认为被人退婚之物不吉利）。被告认为,上述用品本是因为嫁娶所买,由于原告的无故退婚造成这些物品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损失的差价部分理应由原告承担。故被告有权将上述用品用于抵偿返还的彩礼。 被告因原告无故退婚和无理取闹,遭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害,理应由原告进行赔偿。双方订婚后,丁某1到原告家中居住了一段日子，亲戚朋友之间很多人也已知晓，直至9月被告知退婚,原告家属不但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反而恶言相向,要求被告无条件退回原告的所有支出,并拒绝用婚嫁棉被、家电等用品抵偿。双方协商未果后,原告家属多次到被告家中吵闹,并在村中大肆宣传丁某1遭受退婚,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此,被告一家遭受了重大的名誉损失及精神压力。丁某1更是一时无法接受,终日以泪洗面,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9月24日，丁某1被强行带往嵊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发现其因为退婚遭受的巨大精神压力而患了“中度抑郁症”。截至目前,其精神状况一直堪忧,已着手准备强行将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被告的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是由原告无故退婚和无理取闹直接引起，有权要求原告支付其名誉损失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以及答辩人女儿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各项费用10000元,合计20000元。 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192900元彩礼钱。依据原告起诉状所述,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彩礼实际是100000元,其他款项属于赠与(礼包10200元已按照当地习俗赠送给17位长辈作为“拜见礼”；用于购买金器的现金实际也已购置了金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仅对按照习俗支付的彩礼“可以主张返还”，本案中另外的款项属于“赠与”，不属于彩礼范围,原告无权主张返还。即使被告收到了100000元的彩礼,《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立法本意是为了杜绝女方以获取财物为目的的骗婚行为,而本案中是原告(男方)无故退婚,依据民间的习俗女方本无过错是不需要退还彩礼钱的。既然原告不顾民间惯例,仍以该条司法解释要求答辩人返还彩礼,那么答辩人也有权依据民法“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要求原告赔偿财产损失78856.50元、赔偿名誉和精神损失20000元。故差额部分1200元左右被告愿意支付。 原告章某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原告支付被告方生活费每个月2000元，共计12000元。 被告质证对三性均有异议。没有看到实物，无法核对。无法知道是否是被告要求原告支出的，也无从得知是用于筹办婚礼的还是原告所谓的生活费。 2、申请证人梁某出庭，证明原告支付被告款项的情况。 被告丁某1、赵某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3、申请证人丁某2出庭作证。 4、收款收据销售单等一组，证明被告为准备嫁妆支出的实际费用合计78856.50元。 原告认为被告用原告支付的聘金置办嫁妆，从来没有和原告协商或说起，一般说购买嫁妆应该是一起去的，所以不能证明用于购买嫁妆，其发票上也没有客户名称，都是收款收据而非税务发票，发票和实物也没有核对，无法证明购买过嫁妆。 5、原告家中的钥匙，证明被告丁某1曾在原告家居住一段时间。 原告认为钥匙不能证明被告到原告家居住，其钥匙是否是原告家的也不知道，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6、监控录像截图，证明原告及其家属曾多次到被告家无理取闹，其来的人数也影响了被告的生活。 原告认为监控录像只能证明原告及其亲戚到过原告家，但是不能证明有过吵闹。 7、嵊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症状清单、抑郁症测量表、诊断证明书、病历一组，证明原告的无故退婚给被告造成的重大精神损失，致其患上中度抑郁症。 原告认为医院症状清单只能证明被告有这个症状，但不能证明是由于原告引起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8、购买金器发票一份，证明被告实际已购买金器。 原告认为对购买金器这个事不知情。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证据1部分数额无法认定，且无法证明是给被告的生活费，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2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因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无法证明其作证的共同生活、退婚原因及精神状况变化等内容。证据4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真实，原告未认可，无法证明系嫁妆，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5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真实，原告未认可，无法证明共同生活，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6无法证明原告去吵闹，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7对真实性可予认定，但无关联证据佐证，无法证明系原告原因导致，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8，被告当庭出示了原物，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定：2019年2月份，原告与被告丁某1经人介绍相识，于3月8日（农历二月初二日）双方按农村习俗订婚，为此，原告支付给被告赵某（系丁某1母亲）聘金108800元（后退回8800元），用于购买金器的现金30000元，用于置办酒席的现金20000元，用于购买礼包的现金10200元，又原告实际支付给被告方见面礼金18000元。订婚时，另原告给予被告黄酒17盒，价值2040元，坛装黄酒2坛，价值350元。订婚后，原告曾通过微信支付被告丁某1部分款项。后原被告因故发生矛盾，双方未于预定的农历八月三十日（公历9月28日）举办婚宴，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5月2日，被告购买周大福足金手镯一件，重量58.17克，花费21564.90元。原告于2019年11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案经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原告章某与被告丁某1在媒人的介绍下订立婚约,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可以视为对婚约的解除,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彩礼的数额问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认收到原告100000元聘金，可以认定。对于原告支付的用于购买金器的现金30000元，也是以结婚为目的，且额度较大，应视为彩礼。故本院确定彩礼为130000元，被告应予返还。由于被告已实际购买金器花费21564.90元，被告可以购买的金器折价返还。对于用于置办酒席的现金20000元，用于购买礼包的现金10200元，原告支付给被告方见面礼金18000元以及原告提供的酒类，原告微信支付的款项均属于赠与性质。原告要求返还,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辩称的原被告已共同生活,被告用彩礼购置物品已花费78856.50元,并且原告退婚应支付其名誉损失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以及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各项费用10000元,不应再返还的辩解意见,因原告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被告亦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此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由于部分彩礼由被告赵某经手收取，而作为婚约一方当事人的被告丁某1也对彩礼的数额及用途等明知且无异议，故应由两被告共同返还聘礼。原告诉请部分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赵某、丁某1共同返还原告章某彩礼款130000元（如返还购买的周大福足金手镯一件，则可扣除返还彩礼款21564.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88元，由原告章某负担1364元，被告赵某、丁某1负担282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竺维江 人民陪审员  吴小林 人民陪审员  张德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石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