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初53号原告：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诉讼代表人：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管理人。主要负责人：余长虹,该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永乐，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莉，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志英，女，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清（系王志英之夫），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告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以下简称襄阳绒线厂）与被告王志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阳绒线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永乐、尹莉、被告王志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襄阳绒线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将占用的襄阳绒线厂职工宿舍一楼4号、5号房屋搬迁腾退，归还原告；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襄阳绒线厂因市场变化等多种原因，停产多年，亏损严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襄阳绒线厂破产清算的申请。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32月22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号决定书，指定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清算组担任本案的破产管理人。目前，破产清算工作大部分已完成。原襄阳绒线厂职工宿舍及过度房系企业破产财产，应当依法变现后对债权人按照顺序进行清偿。被告系原襄阳绒线厂职工。原告在清理腾退房屋过程中，被告占用了襄阳绒线厂职工宿舍一楼4号、5号房屋，拒绝搬迁，并且阻扰原告及社区工作人员清理腾退房屋，导致破产清算工作受阻。原告认为，被告占用的房屋系企业破产财产，不是被告个人财产，被告占用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拒绝搬迁并阻扰原告工作，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襄阳市政府、襄阳市樊城区政府及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在催促原告尽快完成全部破产清算工作，为了维护原告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志英辩称，原告以当年国家和企业分配给被告居住的襄阳绒线厂生活区××楼或16间平房（福利房）污名为“占用”为由，采用恶意诉讼、暴力强拆、恐吓、骚扰之手段，置国家相关法规和事实真相而不顾，对破产企业职工上述居住近30年之久的福利住房强行拆迁和所谓的“腾退”。原告的所作所为和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于理相悖。因此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追究原告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和赔偿所有被告为本案的诉讼支出和在应诉期间所造成的误工损失，责令原告依法衣柜推进企业破产清算工作，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法律规定，妥善处理襄阳绒线厂破产企业清算工作中职工福利住房这项历史遗留问题，以期达到本案息讼止争的效果。事实和理由：一、原告诉被告所谓“占用”襄阳绒线厂生活区四层欧一楼4号、5号房屋，无事实依据。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的特殊年代，所有职工的住房都是根据工龄长短，职务高低，工作业绩大小，是否劳动模范、家庭人口多少等诸多因素，通过重重评分考核后确定分配给职工的。90年代初，经过厂党委和分房小组领导研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并且张榜公布，单位正式分配给被告现在所居住的福利房。福利分房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产物，企业职工取得房屋的使用权与我国传统福利住房政策和计划经济下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分配体制密切相关。被告作为企业职工，更是企业的主人。被告为企业辛勤劳动、无私奉献，为企业创造了财富，积累了资产，企业才有了当年的发展和壮大。福利房使用权实际上隐含了极大的财富价值，既是企业对职工多年工资中住房消费的补偿，也是职工劳动价值体现的组成部分。案涉房屋是企业作为福利回报给职工的，自从被告拿到福利房钥匙的时刻起，被告获得了所分得的福利房的占有、使用、益物权。原告明知是企业分配给被告的住房却起诉被告“占用”与事实不符。二、众所周知，被告在此福利房已居住近30年之久，期间被告面临企业倒闭，下岗，生活无着落的窘迫境地。被告既要赡养父母，又要抚养子女，生活艰辛。几十年来，被告等下岗职工既没有伸手向政府要求发放一分钱的失业保险金、也没有给政府添麻烦；在住房问题上，被告从来没有享受过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的待遇，反而因个别厂领导及破产清算组的不作为，给被告在买断住房产权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致使被告不能顺利办理住房产权手续。如今被告蜗居在这间唯一的福利房内又何罪之有？不仅如此，原告居然昧着良心诬告被告是“占用”公房，请问原告居心何在？原告罔顾事实、歪曲历史，用意何在？即使原告是在别有用心地规避诉讼时效，也大可不必将30年前历史遗漏问题变成现在发生的事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发总则》第一百把十八条之规定，原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之主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三、本案起诉状上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宋其华，诉讼代表主要负责人余长虹均否认其知晓和参与本案诉讼。这显然是一起没有原告而由个别人恶意操作而引起诉讼的案件。四、新冠疫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疫情刚刚得到基本控制，被告等职工为生计犯愁之际，原告在没有张贴任何拆迁公告、公布补偿细则、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要求被告等职工住户搬迁出福利住房，将导致被告陷入居无定所的困境，触及了被告的生存底线，因此遭到被告等全体住户的强烈反对。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被告要求原告出示拆迁公告、补偿细则、或者法院关于襄阳绒线厂破产职工住房的判决文书，均遭到原告方的搪塞和拒绝。原告纠集不明身份的所谓城管人员对住户进行威胁、实施断电、以市政法委的名义对很多住户职工通过电话进行骚扰和吓唬、对职工住户的子女和亲属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进行株连，并公然置被告等住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于不顾，实施暴力强拆，破坏了职工住宅的主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被告等全体住户向原告提出严正警告，原告必须承担因原告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一条规定，破产企业的职工住房，已经签订合同、交付房屋，进行房改给个人的，不属于破产财产。未进行房改的，可由清算组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房改事项，向职工出售。《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指出，破产企业的公益福利性设施、企业的职工住房、学校、托幼园（所）、医院等福利性设施，原则上不计入破产财产。原告起诉状中称，“原绒线厂职工宿舍及过度房系企业破产财产，应当依法变现后对债权人按顺序进行清偿”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销并分合等引起的房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襄阳绒线厂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2号民事裁定书、（200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本案适格原告，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湖北华炬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的襄阳绒线厂管理人委估资产评估报告、土地证及宗地图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占用原告的老办公楼四层楼及过渡房（16间平房）系原告破产财产，被告占用无依据。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一条之规定“破产企业的职工住房，已经签订合同、交付房款，进行房改给个人的，不属于破产财产。未进行房改的，可由清算组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房改事项，向职工出售。按照国家规定不具备房改条件，或者职工在房改中不购买住房的，由清算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案涉房屋不属于破产财产，应属于职工个人所有。原告所举土地证及宗地图所载地块属于襄阳绒线厂厂区范围，不属于生活区，且老办公楼四层楼于1990年改属生活区。本院认为，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应予确认。证据三、2016年7月21日襄阳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年4月7日襄阳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及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街道刘埂社区于2020年6月15日出具的《关于绒线厂职工宿舍及过渡房职工占用的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占用破产企业的房屋没有依据，企业破产后应当腾退，同时政府给予减免费用，提供公租房等政策支持。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二、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襄阳绒线厂于1996年元月11日出具的《通知》,内容为“王志英同志：根据厂调整住房领导小组讨论的《调整住房方案》结果，我厂过渡房壹楼五号房和肆楼壹间（407）房，现已分配给你，请你抓紧来厂办理有关手续。特此通知”。襄阳绒线厂原党委书记郭居孝、原分配小组组长王崇风、原小组成员肖亚平所书《证明》。拟证明案涉房屋系襄阳绒线厂分配给被告居住的福利房，被告享有案涉房屋使用权、所有权。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据形式和证明目的均持异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其中《通知》仅是通知被告办理相关手续，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办理了相关手续、参与房改，案涉房屋系职工财产。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明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王志英系襄阳绒线厂原职工。1989年襄阳绒线厂为解决厂困难职工住房问题，将其厂区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的原厂区办公四层楼以及16间平房改造为职工宿舍，王志英于1990年8月经襄阳绒线厂分配入住职工宿舍一楼4、5号房屋并居住至今。该房屋未办理建筑许可证亦无房屋产权证明，王志英未支付房屋对价。另查明，襄阳绒线厂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襄阳绒线厂破产清算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132月22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1号决定书，指定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清算组担任本案的破产管理人。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清算组认为王志英所住房屋系企业破产财产，应当依法变现后对债权人按照顺序进行清偿。因王志英拒绝清理腾退房屋，襄阳市绒线厂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本案中，诉争房屋虽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明，但原告襄阳绒线厂已取得诉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证明，故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应属于襄阳绒线厂所有。被告王志英虽抗辩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一条规定，破产企业的职工住房，已经签订合同、交付房屋，进行房改给个人的，不属于破产财产。未进行房改的，可由清算组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房改事项，向职工出售。本案诉争房屋已由襄阳绒线厂分配给其居住，应属单位福利分房，其应享有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但王志英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取得房屋产权，其所提供的《通知》以及《证明》亦仅证明该诉争房屋由原襄阳绒线厂分配给其居住，并不能证实其已支付对价并取得了房屋产权，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六十八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以外的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本案中，襄阳绒线厂对其所有的原厂区办公四层楼以及16间平房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襄阳绒线厂请求王志英返还其无权占有诉争房屋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王志英应当返还其所占用的改造职工宿舍一楼4、5号房屋，但王志英仍可按照襄阳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相关文件规定依法申报其因生活困难提供公租房、减免费用的相关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志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占用的襄阳绒线厂职工宿舍一楼4号、5号房屋归还原告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二、驳回原告湖北省襄阳市绒线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王志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