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12民初888号 原告：马向东，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钧，系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燕，系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法定代表人：马**，执行董事。 第三人：马**，男。 被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系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系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向东诉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向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钧、戴燕，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马**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李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向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原告马向东为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归马向东所有；2.被告、第三人为原告马向东办理第1项股权过户的变更登记手续，即将第三人名下80.66%股权过户至原告马向东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为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发起股东。2003年，该公司股东会决议，由该公司发起股东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一致决定，参与经营但均不登记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各自委托代持人持有股权。其中，原告委托第三人（原告之子）代持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该股权的出资均是原告支付，且原告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在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马向东为公司的实际董事长），公司的其他股东均知悉该事实。近期，因第三人滥用董事身份，损害原告利益，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遭到被告、第三人拒绝。经原告多次催告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讼来院。 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第三人马**是答辩人的合法登记公示股东。答辩人的工商登记档案、《章程》和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证明，答辩人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第三人马**货币出资173.72万元，持有答辩人86.86%的股份，并担任答辩人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因此，第三人马**是答辩人的合法登记公示股东。二、原告依法不是答辩人的隐名股东。依据《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原告依法不是答辩人的隐名股东，理由如下：（一）原告从未告知过答辩人其与第三人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或者达成过股权代持合意。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进行确定并依法保护，委托持股协议是判断隐名股东地位必不可少的要件。由于原告从未告知过答辩人其与第三人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或者达成过股权代持合意，因此，原告依法不是答辩人的隐名股东。（二）原告从未向答辩人出资。1、答辩人于2003年12月9日登记设立时适用的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2、原告提交的证据即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明确载明，2004年度和2005年度，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拖欠答辩人1349400元。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原告提出的其通过将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客户、业务、代理授权和员工转移至答辩人的方式，已经向答辩人实际出资的主张，不仅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而且，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前述转移客户、业务、代理授权和员工的情形，这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即原告从未向答辩人出资。（三）原告从未行使过答辩人的股东权利，从未取得过答辩人的股东分红。答辩人成立至今，重大财务支出审批决定权、重要人事任命权、重大决策权、重要规章制度和文件批准签发权等，均是由担任答辩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第三人马**实施的，原告从未参与实施过前述活动。同时，原告也从未取得过答辩人的股东分红。综上所述，原告依法不是答辩人的隐名股东，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被依法驳回。 第三人马**辩称：一、答辩人是被告的合法登记公示股东。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章程》和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证明，被告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答辩人货币出资173.72万元，持有被告86.86%的股份，并担任被告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因此，答辩人是被告的合法登记公示股东。二、原告依法不是被告的隐名股东。依据《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原告依法不是被告的隐名股东，理由如下：（一）原告从未与答辩人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也未达成过股权代持合意。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进行确定并依法保护，委托持股协议是判断隐名股东地位必不可少的要件。由于原告从未与答辩人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双方也从未达成过股权代持合意，因此，原告依法不是被告的隐名股东。（二）原告从未向被告出资。1、被告于2003年12月9日登记设立时适用的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2、原告提交的证据即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明确载明，2004年度和2005年度，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拖欠被告1349400元。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原告提出的其通过将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客户、业务、代理授权和员工转移至被告的方式，已经向被告实际出资的主张，不仅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而且，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前述转移客户、业务、代理授权和员工的情形，这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即原告从未向被告出资。（三）原告从未行使过被告的股东权利，从未取得过被告的股东分红。被告成立至今，其重大财务支出审批决定权、重要人事任命权、重大决策权、重要规章制度和文件批准签发权等，均是由担任被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答辩人实施的，原告从未参与实施过前述活动。同时，原告也从未取得过被告的股东分红。三、依据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232页第二段的内容，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及其相关权益问题，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3，第22条第一项，第24条第二款的规定，该问题应当以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作为案件审理的实质要件与标准，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主体或者当事人为实际出资人，由于原告从未向被告履行过任何出资义务，而答辩人已经依法履行了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因此原告不是被告的实际出资人，答辩人是被告的实际出资人。综上所述，原告依法不是被告的隐名股东，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被依法驳回。 原告马向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判决（22页）。证明：在马**与原配偶曹奕的离婚判决中，曹奕提供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马**是高宇环保科技的股东，但是，判决书第7页，马**自己确认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系其替父亲马向东及母亲代持的，因为该事实，法院在最后认定中并未因为工商登记股东为马**而确认涉案股权为马**所有。马**在法院确认的事实，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认定马**为马向东代持股权的依据；证据二、《股东会决议》（2003.11.21，2页）。证明：2003年11月21日，为了确认高宇环保科技成立及股东组成，马向东、虞建萍、马**、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作出决议，确认：1.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为原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经铷代持马向东股权。因公司经营需要，以上股东决定成立新公司即现在的高宇环保科技。2.高宇环保科技注册资本金200万元，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系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其中，马向东、虞建萍实际出资为173.72万元，刘云发出资15.4万元、王玉琴出资1.54万元、傅建国出资1.54万元，杨同安出资7.8万元。3.基于公司经营需要，马向东、虞建萍的股权由其儿子马**代持作为名义股东及名义出资人，傅建国股权由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持作为名义股东及名义出资人（决议第四点说明了因工商部门要求，新设公司与已设公司存在重名“高宇”两字，已设公司必须作为新设公司的股东，暂时只能由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持股权，公司经营一段时间后，再转让给傅建国的妹夫王洪福代持），王玉琴股权由妹妹王玉敏代持作为名义股东及名义出资人，刘云发的股权由妻子王庆秀代持作为名义股东及名义出资人，杨同安的股权由其妻子于庆兰代持作为名义股东及名义出资人；证据三、工商登记档案（发起人股东名录、股东转让出资登记表、变更登记申请书、现自然人股东名录、章程修正案共6页）、《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2004年5月31日，按照本组证据2《股东会决议》第四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将之前替傅建国代持的股权转让至妹夫王洪福，由王洪福继续代持。截至此时，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上股东在高宇环保科技的代持全部完成。《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高宇环保科技目前登记的全部名义股东就是马**、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王洪福；证据四、于庆兰、杨同安《结婚证》，刘云发、王庆秀《结婚证》，家庭成员组成表及王洪福、傅爱珍《结婚证》。证明：结合《股东会决议》（2003.11.21，2页）证明傅建国在高宇环保科技股权的代持方为其妹夫王洪福；刘云发在高宇环保科技股权的代持方为妻子王庆秀；杨同安在高宇环保科技股权的代持方为妻子于庆兰。而马向东及虞建萍的代持方为儿子马**。也就是说，高宇环保科技实际股东的股权代持方均为亲属。而，亲属间代持股权符合常理，具备合理性，也是很多公司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通常做法。最后，综合该组证据，马**与马向东之间存在代持股权的合意及事实；且该事实，马**在离婚案中已经承认；高宇环保科技的其他股东也知晓代持的事实且同意。证据五、工商登记档案（高宇实业股东名录）、经铷证明、经铷身份证。证明：高宇环保科技成立时，高宇实业登记的显名股东经铷实际是名义股东，其名下全部股权均是替马向东代持，马向东是实际股东，享有经铷代持的出资为16万元的股权；证据六、高宇实业章程、实际股东马向东、刘云发、虞建萍、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出具的《情况说明》。1.高宇实业全部股自然人股东就是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其中，经铷代持马向东的股权。2.各股东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马向东出资110万元（登记94万元，经铷代持16万元）、刘云发出资10万元、虞建萍出资8万元、王玉琴出资1万元、傅建国出资1万元。以上出资共计130万元。3.按照以上130万核算股东在高宇环保科技的各自出资比例应为：马向东84.56%、刘云发7.7%、虞建萍6.2%、王玉琴0.77%、傅建国0.77%。后，因杨同安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贡献较大，股东马向东让渡3.90%股权给与杨同安，股权让渡后，马向东股权80.66%。综上，各股东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马向东80.66%（马**代持）、刘云发7.7%（王庆秀代持登记也是7.7%）、虞建萍6.2%（马**代持）、杨同安3.90%（于庆兰代持登记也是3.9%）、王玉琴0.77%（王玉敏代持登记也是0.77%）、傅建国0.77%（王洪福代持登记也是0.77%）。该组证据结合第一组证据，印证高宇环保就是高宇实业原来的全部股东重新设立的公司，股权比例基本也是一致（微小差异因杨同安对高宇实业作出巨大贡献，马向东让渡0.05%股权，这点在第一组证据2股东会决议中也决议了）。只是，基于新公司经营的需要，原班股东不再登记在工商档案，全部由亲属代持股权。证据七、傅建国证明。证明：傅建国作为高宇环保的实际股东，验资事项均是其负责办理的，其寻找第三方垫款进行验资，所有验资手续也都是第三方协助办理的，验资后，垫款直接转回第三方。作为垫款的利息，支付了3000元给第三方公司。证据八、代持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及身份证。证明：1.高宇环保科技登记的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均是代持股东，王玉琴股权由妹妹王玉敏代持，刘云发的股权由妻子王庆秀代持，杨同安的股权由其妻子于庆兰代持，傅建国股权由其妹夫王洪福代持。2.代持股东知悉马**同样系马向东股权的代持方。3.全部代持股东均确认公司成立时验资，各代持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证据九、交通银行水清沟支行出具的5账户银行流水（24张）。证明：高宇环保公司在公司设立之初，于2004年4月设立的唯一一个公司账户，该账户中自2004年4月2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并没有200万元注册资本金汇入。这与本组证据1、2相符，因200万元注册资金并非股东以自有资金支付，验资后返还给垫款单位，故，公司设立账户后，也并无注册资金可供公司运营。综上，马**并未实际缴纳出资，其仅是代马向东持有股权；证据十、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证明：高宇环保科技成立后，因前期验资并未实缴资金，公司缺乏基本的运营资金。公司实际股东通过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科技逐步进行注资，但鉴于高宇实业公司系转付方，而是基于财务记账处理的需要，只能以“借款”、“转款”等方式实施，实际上不存在真实的“借款”、“转款”关系。“借款”、“转款”均是实际股东履行出资的一种形式；证据十一、GF-90-010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1.10.12、2001.6.8)两份、2019年10月8日合同一份、高宇实业公司客户明细表（36张）、高宇环保销售合同登记表（43张）、格兰富水泵由高宇实业及高宇环保科技在青岛销售的明细、格兰富水泵山东地区授权代理证书。证明：高宇环保科技成立后，实际股东为了履行出资以及实际经营公司的需要，逐渐将原高宇实业的客户及业务、代理授权等转移至高宇环保科技，并最终完成全部转移；证据十二、《青岛市从业人员养老保险花名册及变化表》（高宇实业）、《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高宇实业）、《招用人员就业备案、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证明：为了经营高宇环保科技的需要，实际股东将原高宇实业的员工逐步转移至高宇环保科技工作，并于2005年1月办理了正式的劳动关系解除及转移手续；证据十三、高宇环保科技董事会召开记录（4页）。证明：1.2016年2月2日，高宇环保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参加人员为马向东、虞建萍、马**、刘云发。本次会议全部到会人员均签字确认。2.根据会议内容显示：马向东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且对公司的运营、发展方向、业绩、财务情况、公司的销售服务理念、销售人员的薪酬及业绩、公司未来的展望及困难等均存在全盘的掌握并提出意见、要求马**进行汇报及执行。3.马**在记录第一页的第二次讲话中确认“2015年在马总的半年运作下，将烟台裕华取消了全牌照，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后顾之忧。……”;证据十四、《高宇环保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财务总监陶忠出具《证明》、《差旅费报销单》、《请示报告》。证明：1.2004年5月30日高宇环保科技制定《高宇环保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规定马向东职权为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人事和资产管理；总经理为刘云发；马**在总经理领导下负责青岛的日常经营管理和销售；虞建萍作为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大客户业务支持及公司总体销售管理。且，公司处置资产及2000元以上的日常办公费用等，最终审批权为马向东；马**仅负责2000元以下的审批；虞建萍负责公司经营、销售费用的审核。2.陶忠作为高宇环保科技的财务总监，其确认马向东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及董事长，其委托实际股东虞建萍履行财务报销凭证的最后审核签署。3.2019年12月1日的报销审批单显示，报销人是马**，审核人是虞建萍。4.《请示报告》显示，2009年5月13日，财务总监对于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向公司领导请示。马**作为销售经理于2009年5月14日作出批示，最后是公司总经理刘云发及董事长马向东在2009年5月19日最后审批决定并加盖个人章，同时，授权虞建萍处理。综上，充分显示：马向东是公司的实际董事长和实际股东，其不但一直参与公司经营，且是公司重大事项、人事和资产管理、财务等最终决策者和审批者；证据十五、代持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证明：1.高宇环保科技登记的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均是代持股东，王玉琴股权由妹妹王玉敏代持，刘云发的股权由妻子王庆秀代持，杨同安的股权由其妻子于庆兰代持，傅建国股权由其妹夫王洪福代持。代持股东知悉马**同样系马向东股权的代持方。全部代持股东均确认公司成立时验资，各代持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全部代持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就高宇环保经营、管理中涉及到的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转让、股权权益享有等股东相关事宜均以实际股东意思表示为准，绝不干涉实际股东对公司的决策经营，并表示将随时自愿配合实际股东办理相关事宜。2.全部代持股东同意：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十六、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关于马向东）。证明：1.证明人原系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后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一致决议，全部自然人股东决定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且全体股东一致决定，因特殊原因，作为实际股东履行出资、参与经营但均不登记在高宇环保工商档案中，各自委托代持人持有股权。2.马向东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马**仅是马向东上述股权的代持方。3.2003年12月，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缴出资完成。4.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通过股东会会议的形式不实际。故，实际股东通常采取董事会会议的方式对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进行讨论及决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5.全部实际股东同意：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十七、虞建萍2020年1月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虞建萍作为同样被马**代持股权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决策，其证实：马向东是高宇环保最大股东，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虞建萍接受董事长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公司财务报销均需经过虞建萍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2、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定以董事会形式代替股东会。马向东作为公司董事长决策公司重大经营、人事、资产管理等事项，马**作为销售经理进入公司，列席董事会并按照董事会决议执行相关事务和工作。通常情况下，除了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外，经常在家里商议工作，每周回家吃饭后，马**都会向马向东和虞建萍汇报公司的工作情况，重大事项取得马向东同意后，然后马**执行。3、马向东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很多业务、经营活动都是亲力亲为，尤其大项目，亲自谈客户、亲自出差等，且马向东因出差、业务等支出的费用，在报销时，虞建萍都会在发票上代签名字并注明“m”字样,代表马向东，公司财务部多年来的报销凭证都可以查到；证据十八、虞建萍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刚成立时候，财务审核都是公司董事长马向东，后因马向东事务较多，虞建萍就接受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及审批。2、公司根本没有总裁这个称呼和职务，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虞建萍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虞建萍签字后不再需要其他人员审批，交由财务总监交给出纳进行报销。3、财务总监陶忠的证明中存在储多与事实不符的陈述，结合其前后反言的行为，其证明应为无效，不应被采纳；证据十九、（2018）鲁0212民初5295-2号裁定书，以及（2018）鲁0212民初5295之二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本案双方已经达成调解意见，并于2019年7月9日解除了保全措施；证据二十、2004年2月全体董事会成员签署的高宇实业公司董事会的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九记录本第一页讨论议题中正文的第二句话“公司2004年所取得的进销差额利润330万”的事实，进行补充证明，因该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第二页中间部分提出新公司设立其中投资方式之一就是实现利润差价留在新公司，并且新客户均在新公司进行操作，证明2004年公司设立时原告以及其他股东为了向高宇环保公司进行投资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将差价利润保留在高宇环保公司使其获得投资收益。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九与该会议纪要的内容相辅相成，同时证明2004年环保公司是拥有高额利润及收益的，均是原告及其他股东投资行为所形成；证据二十一、固定资产明细及车辆转让查询表一份，证明：明细中的固定资产由被告公司全体股东以投资的形式将所有权转移至被告公司。明细中的资产很明显并非新购资产即是原高宇实业的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这也是股东投资的形式之一。另外，原高宇实业名下的鲁B号别克牌商务车一辆，也是股东以投资的形式将所有权转移至被告公司，是股东的投资形式之一；证据二十二、高宇实业2004年费用明细账本一本，证明：在被告公司成立后，因前期需要负担公司员工的相关工资社保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以及烟台办公室费用，但是因2004年初尚处于由高宇实业向被告公司投入相关投资的过渡期间，包括原高宇实业全体员工因根据劳动社保部门的要求，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后一年内不得转移社保档案，故全体人员虽然至环保公司进行工作，但因劳动关系仍需要暂时保留在高宇实业，需要以高宇实业的名义继续支付人员工资，社保费用、财务费管理费等，因此该部分费用由环保公司承担。因前期全体股东已经向环保公司投入资金，因此环保应以该部分资金承担以上费用。该明细账目证明环保应承担的费用为1239308.75元。该证据正与我方提交的会计所出具的报告书主文部分最后一页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的第一、第二项是相符合的，该两部分费用正是环保用来支付上述费用的。 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马**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关于市北区人民法院（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民事判决书》。质证意见：1、该《民事判决书》第7页载明，该案件被告马**对原告曹奕提交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公司”）的股权情况复印件不予质证，并称其是为父母代持青岛高宇环保公司86.86%的股权。经过我们向马**了解核实，其答复：在其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之所以主张其是代父母代持股权，是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所谓代持股权完全是马**个人编造的理由，不是客观事实。同时，该《民事判决书》第7页同一句话的后半段还载明，马**主张股权是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马**在该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也同时主张其持有的高宇环保公司86.86%的股权是其个人婚前财产，即其又自我否认了所谓代持股权的事实。2、该《民事判决书》第16页倒数第2行载明，“原告曹奕要求分割被告马**所持有的高宇公司股权收益，因涉及案外人高宇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本院对此不予处理”。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证据目录》中主张的因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市北法院并未认定涉案股权为马**所有的情形。同时，被告提交的证据5即2019年1月马**前妻曹奕向崂山区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崂山区法院作出的（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明，因市北区法院对马**前妻曹奕要求分割马**所持有的高宇环保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曹奕又对该股权收益向崂山区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马**给付高宇环保公司股权收益补偿款500万元，马**最终也是作为高宇环保公司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向曹奕支付了股权收益补偿款；对证据二、关于高宇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2003年11月21日）。质证意见：1、马**称，该证据是在其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该决议上记载的签署时间是2003年11月21日，而实际上该决议是马**与原告等人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协议的形式与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被告有录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该证据是马**和原告等人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而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考虑到家庭亲情关系，如果原告认可被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就不提交并当庭播放该录音证据了。2、2020年1月8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云发称，其是2003年11月21日由本人签署该《股东会决议》的；证人傅建国开始称该《股东会决议》上记录的时间即2003年11月21日是准确的，但在原告及其代理人的当庭制止下，又改称间隔很长很长时间了，具体签署时间记不清了；证人杨同安称快20年了，具体签署时间记不清了；证人王庆秀称其根本不知道马**代持股份的事情，但认为《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即2003年11月21日是正确；证人于庆兰称其不了解马**代持股份的事情，但认为《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2003年是对的；证人王洪福称其不知道马**代持股份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光是在协议上签了字，内容并不了解。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6名证人的证言证明，1）关于《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6名证人都向法庭撒谎，提供了虚假陈述；2）关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3名证人证实其根本不了解决议的内容，其是被诱导签字的；3）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均是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实业公司”）的股东，且原告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因此，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综上所述，《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与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其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主张的代持事实不予认可，是不真实的；对证据四、关于三份《结婚证》和家庭成员组成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相关人员的亲属关系，并不能证明相互之间的代持股权关系；对证据五、对工商登记档案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经铷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主张的代持事实是不真实的；对证据六、关于高宇实业公司的《章程》和原告及其妻子虞建萍、证人刘云发、王玉琴、杨同安、傅建国出具的《情况说明》。质证意见：1、高宇实业公司的《章程》和被告提交的证据6即高宇实业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和公司变更登记资料证明，1999年1月该高宇实业公司成立至今的注册资本始终是270万元，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证据目录》中所称的各股东合计出资130万元的情形，而且2003年12月9日本案被告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70万元，其中，原告（含经铷）出资1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6.67%，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证据目录》所称的原告在高宇实业公司的出资比例为84.56%的情形。2、证人刘云发在出庭作证时称，该《情况说明》是其在家里养病期间，在家里自己签的；证人傅建国称，该《情况说明》是其与刘云发、杨同安、虞建萍等股东一起签的；证人杨同安称，该《情况说明》是其与刘云发、傅建国、虞建萍等股东一起在公司签署的。显然，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之间对该《情况说明》的签署地点和签署人等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同时，如前所述，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均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股东，且原告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即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该三名证人在回答《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问题时，均向法庭撒谎并提供了虚假陈述。此外，该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时均称，其已经向高宇环保公司出了资，而且，证人杨同安还称，2003年12月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是大老板（即原告）决定将高宇实业公司的有效资产一点一点转移到高宇环保公司，并不再继续经营高宇实业公司了。而原告提交的证据《股东会决议》第1页第3段第1-2行却记载，2003年12月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无法正常经营了。显然，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针对该《情况说明》的相关内容，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该《情况说明》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3、证人王玉琴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其签字与原告提交的高宇实业公司《章程》上的签字不同，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七、关于证人傅建国出具的书面《证明》。质证意见：1、被告提交的证据7即高宇环保公司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该公司设立登记的委托代理人并不是证人傅建国，傅建国并未办理公司的设立验资事项。2、高宇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并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原告提交的证据《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第4页及附件58、59记载，高宇环保公司在2004年6月和7月即向高宇实业公司销售了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高宇环保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并未支付前述货款。也就是说，高宇环保公司成立后，即采购了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并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这也充分证明，高宇环保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综上，证人傅建国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该《证明》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八、关于证人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质证意见：1、证人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第二项均声明，他们知道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即原告80.66%股权的代持方，马**未对高宇环保公司履行出资，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而如前所述，证人王庆秀、于庆兰、王洪福在出庭作证时均称，他们并不知道马**为马向东代持股份的事情，他们仅是在声明上签了字，内容并不了解。显然，《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该证据是原告编造、歪曲事实，诱导证人签署的虚假证据。2、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8和证据13即高宇环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命书》《规章制度》等证明，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2017年改为总裁），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和规章制度批准权等，均由马**行使，根本不存在马**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的情形。3、证人王玉敏并未依法出庭作证，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九、关于交通银行水清沟支行出具的银行流水（24张）。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据来源有异议，该证据来源不合法，被告到银行查询，银行告知根据加盖印章的编号，该证据是法院调取的。如前所述，高宇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并将购买的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因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高宇环保公司成立后，无注册资金可供运营的情形；对证据十、关于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该证据是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依据高宇实业公司的委托出具的财务审核说明，而非审计报告。2、该证据载明，为了经营需要，经（高宇实业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成立）高宇环保公司，高宇实业公司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高宇环保公司并作为高宇实业公司原股东的投资；高宇环保公司是由高宇实业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经高宇实业公司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股东代持股份。被告认为，前述认定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定职责范围，该内容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并直接导致审核意见缺乏其本应具备的客观性和公允性。3、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高宇环保公司的借方发生额是指高宇环保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高宇环保公司的贷方发生额是指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环保公司的金额。4、该证据载明，2004年度，高宇环保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是3297591元，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环保公司的金额是4249296.09元（含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高宇环保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未支付高宇环保公司的水泵货款3567725元）,综上，2004年度高宇实业公司拖欠高宇环保公司951705.09元。2005年度，高宇环保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是1311916.68元，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高宇环保公司的金额是1709611.59元（含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高宇环保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未支付高宇环保公司的水泵货款647337.58元）,综上，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拖欠高宇环保公司397694.91元。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合计拖欠高宇环保公司1349400元。5、该证据记载的起始月份即2004年6月、7月间，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支付借款、货款等合计1547953元，而高宇环保公司向高宇实业公司交付的货物等价值则是1567441元，远超过高宇实业公司的付款金额。也就是说，在高宇环保公司成立后的最初期，不仅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股东通过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高宇环保公司出资的情形，而且，由于高宇实业公司丧失商业信誉，销售商拒绝供货导致其无法正常经营，高宇环保公司不得不利用自有资金购买货物并销售给高宇实业公司，从而帮助其维持其正常经营和员工队伍稳定。综上，该证据充分证明，2004年度和2005年度，不仅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股东通过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高宇环保公司出资的情形，而且，高宇实业公司在2004年和2005年还累计拖欠高宇环保公司1349400元。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高宇环保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并将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的事实。对证据十一、关于GF-90-010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9年10月8日的《合同》、高宇环保公司销售合同登记表、格兰富水泵在青岛的销售明细及山东地区授权代理证书。质证意见：2001年6月8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提交原件，格兰富水泵由被告高宇环保公司在青岛销售的明细，没有被告的盖章。1、该证据证明，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高宇实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是2001年，而该公司与高宇环保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期间间隔了18年。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高宇实业公司丧失商业信誉，严重拖欠供货商货款，供货商拒绝向其继续供货，并直接导致其完全停止经营活动的情形下，主动与高宇环保公司建立的业务关系，根本不存在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转移客户及业务资源的情形。2、高宇环保公司销售合同登记表、格兰富水泵在青岛的销售明细中均无被告签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高宇实业公司与高宇环保公司的客户有部分重合，这是因为在高宇实业公司丧失商业信誉，严重拖欠供货商货款，供货商拒绝向其继续供货，并导致其完全停止经营活动的情形下，客户主动与高宇环保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根本不存在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转移客户及业务资源的情形。3、高宇环保公司取得格兰富水泵山东地区代理权的原因是，马**曾经在格兰富公司上海总部工作多年，并与相关高管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在高宇实业公司丧失商业信誉，严重拖欠格兰富公司货款，格兰富公司拒绝继续向其供货的情形下，马**通过个人关系积极做工作，才最终取得了格兰富公司的信任，并逐渐获得了该公司的山东地区代理权。高宇环保公司取得格兰富水泵山东地区代理权，与原告及高宇实业公司无任何关系，更不存在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转移代理权的情形。4、退一万步讲，假使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转移客户及业务资源的情形，高宇环保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份，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司法》是1999年12月25日修正后的《公司法》，依据1999年12月25日修正后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原告主张的转移业务客户资源的情形，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注册资本出资，而且，该行为是严重损害高宇实业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对证据十二、关于《青岛市从业人员养老保险花名册及变化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招用人员就业备案、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质证意见：1、高宇环保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自2004年初即开始从事经营活动，而该证据记载，刘云发、崔维中等人是在2005年1月与高宇实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05年2月与高宇环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刘云发、崔维中等人是在高宇环保公司成立一年多并已经取得优秀经营业绩后，才与高宇环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进入该公司工作的。2、高宇环保公司与刘云发、崔维中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因高宇实业公司丧失商业信誉，严重拖欠供货商货款，供货商拒绝向其继续供货，并导致其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高宇环保公司为了帮助高宇实业公司分流安置职工，才同意按照高宇实业公司的请求而签订劳动合同的。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根据高宇环保公司的需要，将高宇实业公司的员工转移至高宇环保公司的情形。3、原告从未与高宇环保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从未参与过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4、退一万步讲，假使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向高宇环保公司转移员工的情形，由于高宇环保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的出资形式均为货币出资，因此转移员工的情形不属于1999年12月25日修正后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的注册资本出资。对证据十三、关于高宇环保公司的董事会记录。质证意见：1、该证据的内容，部分是记录人李芳记录的其他人的讲话内容，部分是李芳自己整理的会议内容。该证据第1页倒数第6行中的“马总”，指的是马**；第3页第9行中的“老马总”，指的才是原告。而且据被告了解在该本内容的其他部分也明确记载，原告是“老马总”而非“马总”。也就是说，原告故意混淆了该证据中“马总”和“老马总”的指向主体。2、依据高宇环保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并没有董事会，马**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这里所谓的董事会仅是个名头，其实际是公司的顾问团队，对该内容在该记录本的前面部分也有明确的内容可以证实。3、被告提交的证据9即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所在记事本的第1页记载，高宇环保公司有股东会，其成员是马**等5人，而原告并非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同时，所谓的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的议题中，还讨论了青岛高宇锅炉公司的相关情况，这充分证明，该会议并非高宇环保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但是由于原告拒绝向法庭出示该证据的全部内容，导致前述事实无法从该证据中直接获得，原告应当承担拒绝提交证据的不利责任。对证据十四、关于《青岛高宇环保公司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总监陶忠出具的《证明》、《差旅费用报销单》《请示报告》。质证意见：其中《青岛高宇环保公司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请示报告》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高宇环保公司从未出具过该《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而且，该证据中还有划掉修改的内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参与高宇环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如前所述，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8和证据13即高宇环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命书》《规章制度》等证明，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和规章制度批准权等，均由马**行使。2、关于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总监陶忠出具的《证明》，详见被告提交的证据3即陶忠出具的《情况说明》。3、关于《差旅费用报销单》，详见被告提交的证据10即陶忠出具的《关于对2019年12月1日的说明》、证据11即高宇环保公司2018年7月24日、10月20日、10月22日的报销发票、《费用报销单》和《差旅费报销单》。4、关于《请示报告》，1）这是原告伪造的虚假证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该《请示报告》中，包括主文、马**的签名、财务总监陶忠的签名等，均是复印件，而不是原件；3）刘云发从未担任过高宇环保公司的总经理，而且，被告提交的证据12即刘云发的企业退休证打印件证明，刘云发在2006年10月即年满60周岁退休了，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证据目录》中主张的“最后是公司总经理刘云发及董事长马向东在2009年5月19日最后审批决定并加盖个人章”的情形。对证据十五、关于证人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质证意见：该证据也是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第2项证据，因此，我们的质证意见同前面的证据八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十六、关于证人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质证意见：1、如前所述，高宇实业公司的《章程》和被告提交的证据6即高宇实业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和公司变更登记资料证明，1999年1月该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是270万元，2003年12月9日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仍然是270万元，其中，原告（含经铷）和虞建萍合计出资18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9.63%，而马**在高宇环保公司出资173.72万元，持有该公司86.86%的股份，因此，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证据目录》所称的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形。2、如前所述，高宇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并将购买的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合计拖欠高宇环保公司1349400元，因此，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马**是为原告代持高宇环保公司股份，以及马**未实际出资，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由原告等通过将高宇实业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公司来完成的情形。3、如前所述，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均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股东，且原告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即证人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该三名证人在回答《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问题时，均向法庭撒谎并提供了虚假陈述。4、证人王玉琴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其签字与原告提交的高宇实业公司《章程》上的签字不同，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十七、十八，关于证人虞建萍于2020年1月8日和1月13日出具的两份《证明》。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1、证人虞建萍在《证明》中称，其是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股东，持有公司6.2%的股权，并由马**代持，但马**和高宇环保公司均否认该代持事实的存在。同时，虞建萍于2019年1月25日和原告马向东一起对高宇环保公司和马**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和原告马向东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完全一致的，后虞建萍撤回起诉并转为原告马向东的证人。综前所述，证人虞建萍与高宇环保公司和马**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具有证明效力。2、证人虞建萍称，马向东是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虞建萍接受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最终审核；高宇环保公司没有总裁这个职务和称呼，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而如前所述，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2017年后改称总裁，下同），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和规章制度批准权等，均由马**行使，高宇环保公司没有董事会，马向东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同时，被告提交的证据13即高宇环保公司2007年度的规章制度汇编中《财务、报销管理规定》第2.6.6条规定，报销先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总经理批准方可办理；被告提交的证据4-1即高宇环保公司OA系统中的2018年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在总裁授权范围内可办理；被告提交的证据14即被告高宇环保公司OA系统中的2017年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总裁批准方可办理”。综上，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没有董事长职位，马向东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其在高宇环保公司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具体管理工作。由于马**多数时间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审核全部员工的纸质报销单据，为了保证公司财务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授权财务总监陶忠负责审核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虞建萍负责单据的审核登记，在财务工作中，审核和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务报销的最终审批权是由马**享有和行使的。3、被告提交的证据15即2017年12月22日虞建萍发送的主题为“转账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4月19日马**发送的主题为“人造草坪付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6月14日马**发送的主题为“关于老马总借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5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31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证明，1）原告马向东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等原因，曾经通过虞建萍向高宇环保公司借款，马**考虑到父子亲情，均批准了前述申请，并安排公司财务实际付了款；2）马向东、虞建萍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住所铺设草坪等原因向高宇环保公司借款，最终的审批人均是马**，没有马**的批准，马向东、虞建萍无权从高宇环保公司支取任何款项，也就是说，高宇环保公司的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等，均由马**享有和行使。对证据十九、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二十、（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原告提交的所谓2004年2月高宇实业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书写在一个单独的记录本中，但该记录本中除第一页中书写了内容外，其余页均为空白，这明显不符合常理。2、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是确定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也是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的首要内容，而原告主张该证据证明原告等高宇实业公司的股东以将高宇实业公司的进销差额利润留在被告的方式，对被告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因此，该证据对证明原告的代持股份诉讼请求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原告作为本案诉讼的发起人，其在前二次庭审过程中均未提交该证据，这明显亦不符合常理。3、原告称该证据是高宇实业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马向东、刘云发、虞建萍、王玉琴、杨同安共同签署的高宇实业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而被告提交的证据16即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高宇实业公司2003年7月1日和2004年4月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记载，高宇实业公司在2003年7月至2004年4月期间的董事是马向东、刘云发、虞建萍、傅建国、杨同安，王玉琴是公司监事。显然，高宇实业公司董事傅建国并未在原告提交的该份所谓2004年2月高宇实业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上签字，而签字的王玉琴是公司监事，并非董事。同时，如前所述，刘云发、虞建萍、杨同安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王玉琴从未依法出庭作证，对其签字的真实性无法查明。综上，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如果原告坚持主张该证据是真实的，被告依法申请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二）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被告对该证据的证明事项也有异议：1、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据目录》，以及原告在本案前二次开庭时均称，原告等高宇实业公司的股东是以“借款”“转款”、将高宇实业公司的客户、业务、代理授权和员工转移至被告的方式，向被告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从未提及原告还存在将高宇实业公司的进销差额利润留在被告处的出资方式，显然，原告主张的该证据的证明事项与原告《证据目录》以及前二次开庭时的主张，存在着明显矛盾。而且，即使存在将高宇实业公司的进销差额利润留在被告处的情形，这也不属于1999年12月25日修正后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的注册资本出资，且该行为是严重损害高宇实业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2、原告提交的证据十即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记载，2004年度，被告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是3297591元，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被告的金额是4249296.09元（含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被告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未支付被告的水泵货款3567725元），也就是说，2004年度，高宇实业公司不仅未给被告留出任何所谓的进销差价利润，相反，其还拖欠被告货款951705.09元，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其以将高宇实业公司的进销差额利润留在被告的方式，对被告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的情形。3、该证据是所谓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纪要，其全部内容中从未提及被告，因此，该会议纪要与被告及本案无任何法律关系。对证据二十一、（一）对《固定资产明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固定资产明细》的原件背面也有内容，也就是说，该证据是用废旧纸复印并盖章的，这不仅不符合被告公司关于加盖公章的规定，而且，也不合常理；2、被告提交的证据17即2004年1月19日被告收到价值190800元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画Δ符号的四件物品）的《入库单》、被告2004年1月22日向高宇实业公司支付190800元的支票存根、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7月28日向被告开具的收到被告固定资产及低耗品货款190800元的《发票》和《发票清单》证明，被告在2004年1月19日即收到了高宇实业公司出售的别克车一辆，并于1月22日向高宇实业公司支付了购车款150000元，高宇实业公司也在7月28日向被告开具了收款发票，然而，在原告提交的《固定资产明细》中，却并没有记载该项资产。相反，在该《固定资产明细》右侧的空白处，原告用手书写了“加别克车209600”的字样，显然，该《固定资产明细》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来源是不合法的。（二）原告主张的《固定资产明细》和《车辆转让查询单》的证明事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1、被告提交的证据17证明，包括别克车在内的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均是被告以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从高宇实业公司购买的；2、原告提交的《固定资产明细》左侧空白处手写了“2004年购入，2005年购入”的字样；原告提交的《车辆转让查询单》也明确记载，获得方式为“购买”。综上，包括鲁B号别克牌商务车在内的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均是被告以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从高宇实业公司购买的，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被告股东以投资形式无偿转移至被告的情形。对证据二十二、（一）对《费用明细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该《费用明细账》是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高宇实业公司自己制作的，而且，在2004年4月14日等多张账页中存在篡改内容；2、原告2020年5月28日当庭提交的该《费用明细账》的复印件中，将2004年4月14日等多张账页中的篡改内容全部删除掉了，而且，复印件比原件少了一页，同时，2004年10月11日等近10张账页的主要内容没有复制完整。（二）原告主张的《费用明细账》的证明事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1、该《费用明细账》记载的是2004年度高宇实业公司的费用支出明细，而不是高宇实业公司为被告垫付费用的支出明细。依照国家财务、税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自行支出的费用和为第三方垫付费用的记账科目等是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是，高宇实业公司从未为被告垫付过任何费用；2、被告提交的证据18即2007年4月12日被告支付烟台办事处租金和物业费6414元的付款审批表、银行付款6414元的存根、烟台市中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业管理费发票（2007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房东范银河于2007年4月25日开具的收到房屋押金1000元的收据、房屋租金发票（以会务费发票代替）、第三人马**签字确认的被告烟台办公室租赁办公室费用明细说明证明，被告烟台办事处的设立时间是2007年，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为被告垫付烟台办事处费用的情形；3、我国法律法规从未规定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后一年内不得转移社保档案；4、原告提交法庭的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第1页记载：“我们提供的这份审核说明书，是在高宇实业公司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基于为高宇实业公司服务的目的，旨在帮助高宇实业公司了解2004-2005年度的应付账款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情况提供参考…”而该财务审核说明书中，并未审核认定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度为被告代付人员工资、社保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烟台办公室费用等1239308.75元的事实，相反，该财务审核说明书明确认定，2004年度高宇实业公司拖欠被告951705.09元，2005年度拖欠被告397694.91元，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合计拖欠被告1349400元。综上，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度为被告代付人员工资、社保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烟台办公室费用等1239308.75元的事实。相反，原告提交法庭的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已经明确认定，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合计拖欠被告1349400元。 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公司”）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股东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章程》、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于2003年12月8日出具的大明验字[2003]863号《报告书》原件。证明内容：1.被告高宇环保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第三人马**实际货币出资173.72万元，持有被告高宇环保公司86.86%的股份，并担任被告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原告并不是被告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其并未向高宇环保公司出资；证据二、2009年1月至2019年12月，被告高宇环保公司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实业公司”）、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的往来账电子版导出账页。证明内容：1.截止2019年12月31日，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拖欠被告高宇环保公司应付账款610592.31元、其他应付款1022804.63元，合计1633396.94元。2.截止2019年12月31日，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拖欠被告高宇环保公司应付款项合计752398.84元；证据三、被告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总监陶忠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内容：1.2006年6月至2008年3月，陶忠在高宇实业公司下属的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由于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不能发放工资的原因，高宇实业公司董事长马向东介绍陶忠于2008年4月，到他儿子马**开办的高宇环保公司应聘财务总监职位，马**亲自面试合格后决定聘任陶忠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至今。2.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总裁，公司没有设董事长职位。马向东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长，他在高宇环保公司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具体管理工作，但由于他是马**的父亲，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大家平时见面也尊称他老马总。3.依据高宇环保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的规定，高宇环保公司的财务报销流程分为网上报销审批和纸质报销单据审核登记两部分。报销人应当首先登录公司网上报销系统的个人账户，选择报销的类型，填写网上报销单，取得系统自动生成的报销单据编号，然后点击保存和提交选项，系统会将网上报销单自动转给报销人的分管总监；分管总监依据其权限对交通费、差旅费和2000元以内的业务招待费进行审批，对超过2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负责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网上报销单通过网上报销系统自动转给高级销售总监进行审批；高级销售总监对超过2000元不满4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进行审批，对超过4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负责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网上报销单通过网上报销系统自动转给马**，由马**进行网上审批；如果报销人是分管总监、高级销售总监或者马**直接领导的人员，则网上报销单均由马**直接进行网上审批。网上报销审批完毕后，报销人应当填写书面报销单、在报销单右上角填写网上报销单据编号并附上报销单据，进行书面报销单据的审核登记。由于马**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审核全部员工的纸质报销单据，为了保证公司财务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授权陶忠负责审核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其母亲即公司顾问虞建萍负责单据的审核登记。陶忠对纸质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审核完毕后，会将报销单据转给虞建萍进行审核登记，虞建萍审核登记后，再将纸质报销单据返还给陶忠。陶忠和虞建萍对纸质报销单据审核登记完毕后，陶忠会登录公司的网上报销系统，审查确认该报销事项是否已经过有权审批的分管总监、高级销售总监或者马**审批，如果已经审批，陶忠会将纸质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由出纳人员登录公司的ERP系统并打印自动生成的会计报销专用的会计分录，进行报销并做账；如果尚未审批，公司ERP系统不能自动生成会计报销专用的会计分录，出纳人员就无法进行报销。4.2019年12月16日，虞建萍找到陶忠，让其在一份打印好的书面材料上签字。陶忠看了下材料的内容，大体意思是：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向东授权由虞建萍负责履行报销审核的最后环节。由于马向东仅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并不是高宇环保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是马**而不是马向东授权虞建萍负责纸质报销单据的审核登记工作的，因此，陶忠并不认可材料中所写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向东授权由虞建萍负责”这句话，但碍于情面，陶忠不好意思直接划掉这句话，同时，其也不知道这份材料的具体用途，因此，其只能在下面重新手写了“我确认目前确实是由虞建萍进行报销审核最后环节”这句话。5.如前所述，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报销的实际流程是，马**及其授权的分管总监、高级销售总监负责通过网上报销系统对报销事项进行审批，马**授权陶忠和虞建萍负责对纸质报销单据进行审核登记，即马**拥有财务报销的最终审核权和审批权，而且，在财务工作中，审核和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证据四、被告高宇环保公司OA系统中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更新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公司网上报销审批系统、公司2010年1月-2014年4月即公司实行网上报销系统前的部分费用报销单和借款单、公司OA系统中的对外付款（不含报销款）审批系统。证明内容：1.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规定在每月5日、20日为集中签字报销日（如遇节假日，在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为报销日）。其它时间无特殊情况一律不予办理。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在总裁授权范围内可办理。网上报销审批完毕，需要报销人员统一将报销凭证整理好，在报销日中午之前提交到财务部出纳处，由财务部出纳当天提交至财务总监”。2.高宇环保公司的财务报销流程分为网上报销审批和纸质报销单据审核登记两部分。报销人应当首先登录公司网上报销系统的个人账户，选择报销的类型，填写网上报销单，取得系统自动生成的报销单据编号，然后点击保存和提交选项，系统会将网上报销单自动转给报销人的分管总监；分管总监依据其权限对交通费、差旅费和2000元以内的业务招待费进行审批，对超过2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负责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网上报销单通过网上报销系统自动转给高级销售总监进行审批；高级销售总监对超过2000元不满4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进行审批，对超过4000元的业务招待费负责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网上报销单通过网上报销系统自动转给马**，由马**进行网上审批；如果报销人是分管总监、高级销售总监或者马**直接领导的人员，则网上报销单均由马**直接进行网上审批。网上报销审批完毕后，报销人应当填写书面报销单、在报销单右上角填写网上报销单据编号并附上报销单据，进行书面报销单据的审核登记。由于马**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审核全部员工的纸质报销单据，为了保证公司财务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授权财务总监负责审核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马**母亲即公司顾问虞建萍负责单据的审核登记。财务总监对纸质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审核完毕后，会将报销单据转给虞建萍进行审核登记，虞建萍审核登记后，再将纸质报销单据返还给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和虞建萍对纸质报销单据审核登记完毕后，财务总监会登录公司的网上报销系统，审查确认该报销事项是否已经过有权审批的分管总监、高级销售总监或者马**审批，如果已经审批，财务总监会将纸质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由出纳人员登录公司的ERP系统并打印自动生成的会计报销专用的会计分录，进行报销并做账；如果尚未审批，公司ERP系统不能自动生成会计报销专用的会计分录，出纳人员就无法进行报销。3.高宇环保公司实行网上报销系统前，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报销的实际流程是，马**及其授权的分管总监负责在纸质报销单上签字审批，马**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和虞建萍负责对纸质报销单据进行审核登记，即马**拥有财务报销的最终审核权和审批权。4.高宇环保公司1万元以内的对外付款（不含报销款），马**授权财务总监通过公司OA系统中的对外付款审批系统进行审批；超过1万元（含1万元）的对外付款（不含报销款），由马**通过公司OA系统中的对外付款审批系统进行审批；证据五、2019年1月第三人马**前妻曹奕向崂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崂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裁定书》原件。证明内容：1）因市北区人民法院对马**前妻曹奕要求分割马**所持有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曹奕又对该股权收益向崂山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马**给付高宇环保公司股权收益补偿款500万元。2）崂山区人民法院依据曹奕申请，依法查封了马**价值人民币500万元的财产；证据六、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和公司的变更登记资料原件。证明内容：1）1999年1月15日高宇实业公司成立至今的注册资本始终是270万元。2）2003年2月28日，高宇实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将持有的高宇实业公司25.92%的股份有偿转让给原告；2003年7月1日，高科园房地产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高宇实业公司股东会作出《章程修订案》，并于同日向青岛市崂山区工商登记部门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3年7月31日，原告向高科园房地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由青岛海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书。也就是说，2003年12月9日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70万元，其中，原告（含经铷）出资1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6.67%，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其在高宇实业公司的出资比例为84.56%的情形；证据七、高宇环保公司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证明内容：2003年11月30日，高宇环保公司设立登记时的委托代理人并不是傅建国，傅建国并未办理公司的设立验资事项；证据八、高宇环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命书》原件，证明内容：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人事任免权等均由马**本人行使；证据九、原告记录本第1页复印件，证明内容：1）该证据即是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召开记录”所在记事本的第1页。2）高宇环保公司股东会成员是马**等5人，原告并非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3）所谓的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的议题中，还讨论了青岛高宇锅炉公司的相关情况，这充分证明，该会议并非高宇环保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证据十、被告高宇环保公司财务总监陶忠出具的《关于对2019年12月1日的说明》。证明内容：1）陶忠对其签字确认与原件一致的高宇环保公司2019年12月1日的《差旅费报销单》作出本说明。2）按照高宇环保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马**的要求，对马**支出费用的报销，一般情况下，马**先将报销单据交给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陶忠，由陶忠整理好报销单据并在报销人处代马**签名，再由马**授权的陶忠和其母亲即公司顾问虞建萍对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登记，并分别签名，最后，陶忠将签名后的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进行报销并做账。对马**及公司其他高管的特殊或者敏感费用支出，则由陶忠一个人审核登记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并签名，马**在《差旅费报销单》（或者《费用报销单》）右上角或者报销单据的背面签字批准后，陶忠将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进行报销并做账。也就是说，对马**支出费用的报销，陶忠和虞建萍仅是报销单据有效性和合规性的审核、登记人，而审批人则是马**本人。3）陶忠签字确认与原件一致的高宇环保公司2019年12月1日《差旅费报销单》上的“马**”签名，是由陶忠代签的，陶忠和虞建萍两人作为报销单据有效性和合规性的审核、登记人签名后，按照马**规定的流程，陶忠就将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进行了报销并做账；证据十一、高宇环保公司2018年7月24日、10月20日、10月22日的报销发票、《费用报销单》和《差旅费报销单》原件，证明内容：按照高宇环保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马**的要求，对马**的特殊或者敏感费用支出，马**将报销单据交给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陶忠，陶忠整理好报销单据并在报销人处代马**签名，然后由陶忠根据马**授权一个人审核登记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并签名，马**最后在《差旅费报销单》（或者《费用报销单》）右上角或者报销单据的背面签字批准后，陶忠将报销单据转给财务部出纳人员进行报销并做账。也就是说，对马**支出费用的报销，陶忠仅是报销单据有效性和合规性的审核、登记人，而审批人则是马**本人；证据十二、刘云发的企业退休证打印件，证明内容：刘云发在2006年10月即年满60周岁退休了；证据十三、高宇环保公司2007年度的规章制度汇编。证明内容：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规章制度均由其负责批准并签署实施；证据十四、被告高宇环保公司OA系统中的2017年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证明内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公司规定在每月5日、20日为集中签字报销日（如遇节假日，在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为报销日）。其它时间无特殊情况一律不予办理。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总裁批准方可办理”；证据十五、2017年12月22日虞建萍发送的主题为“转账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4月19日马**发送的主题为“人造草坪付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6月14日马**发送的主题为“关于老马总借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5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31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原件。证明内容：1）原告马向东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等原因，曾经通过虞建萍向高宇环保公司借款，马**考虑到父子亲情，均批准了前述申请，并安排公司财务实际付了款。2）马向东、虞建萍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住所铺设草坪等原因向高宇环保公司借款，最终的审批人均是马**。没有马**的批准，马向东、虞建萍无权从高宇环保公司支取任何款项；证据十六、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高宇实业公司2003年7月1日和2004年4月的股东决议2份，证明：高宇实业公司在2003年7月至2004年4月期间的董事是原告、刘云发、虞建萍、傅建国、杨同安，王玉琴是公司监事，显然原告提供的所谓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2月董事会会议纪要上并没有董事傅建国的签字，而签字的王玉琴并非公司董事；证据十七、2004年1月19日被告收到价值190800元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画Δ符号的四件物品）的《入库单》、被告2004年1月22日向高宇实业公司支付190800元的支票存根、高宇实业公司2004年7月28日向被告开具的收到被告固定资产及低耗品货款190800元的《发票》和《发票清单》原件。证明：1、2004年1月19日，被告收到了高宇实业公司出售的包括别克车在内的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2、被告于2004年1月22日以支票形式向高宇实业公司支付了包括别克车购车款150000元在内的前述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货款190800元；3）2004年7月28日，高宇实业公司向被告开具收到被告支付固定资产及低耗品货款190800元的《发票》和《发票清单》，《发票清单》中详细列明了包括购车款150000元的别克车在内的固定资产，以及四个画Δ符号的空调、传真机等低耗品；证据十八、2007年4月12日被告支付烟台办事处租金和物业费6414元的付款审批表、银行付款6414元的存根、烟台市中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业管理费发票（2007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房东范银河于2007年4月25日开具的收到房屋押金1000元的收据、房屋租金发票（以会务费发票代替）、第三人马**签字确认的被告烟台办公室租赁办公室费用明细说明原件。证明：被告于2007年5月开始承租使用烟台办事处的办公室，被告烟台办事处的设立时间是2007年。 原告马向东针对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马**为实际股东以及实际出资的事实。1）马**作为股权代持方，代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代持人要在工商登记中显名并登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也是为了代持的需要，这些与是否为实际股东无关联性。股东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中显示的其他4名登记股东已经出庭作证及出具证明，登记股东均不是公司实际股东，都是代持。2）马**作为股权代持方，代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二就是代持人要代替实际股东将出资款支付至验资账户。若被告坚持验资报告证明实际出资，恰好证明马向东履行了出资义务，而马**仅是代马向东出资。3）根据原告提交证据中其他代持股东的证明，验资报告中的出资，并不是登记股东自有资金出资，实际上验资时并未出资，出资来源为第三方垫款，且垫款后立即返还。验资报告后的五张《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很明显是一个人的笔迹书写，且显示资金为现金支付。如果是马**本人交付，为什么不选择汇款，而是去银行现金缴付？还是170万元之大额度的现金？这非常不符合逻辑及交易规则。所以，这正与各代持股东的陈述一致，就因为各代持股东没有实际出资，第三人要一次性垫付各股东的出资款，就只能至银行现金支付，而且是选择同一银行，并在交款单中写明各股东名称及数额，这一证据与原告的陈述相辅相成，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马**没有出资且替马向东代持股权的事实。4）被告提供的章程是公司设立之初的，不是最新的，原告已经提交了最新的股东构成及出资额等。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系被告单方打印并人为整理的明细，并没有提供真实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原始凭证，无真实性。且，该组证据中仅显示的是高宇锅炉、实高宇业，看不出任何与高宇环保的关联。无论从会计法的规定还是民事证据规则，该组证据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仅是一组被告单方打印的数据而已。无论证据本身还是证明事项，也均与本案毫无关系。对证据三、1、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人本人没有到庭，不能核实是否是本人签字以及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证明不符合形式要件，证明人连身份信息、联系方式都没有，不能证实该“陶忠”系高宇环保公司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其证明不应被采纳。基于以上，身份不明的人出具的说明，没有任何证明效力。2、假设该说明是高宇环保的“陶忠”出具的，但与其向原告出具的《证明》存在冲突，第一次出具给原告的应为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也提交了其他证据相印证；后出具给被告的，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被告在知晓其向原告出具证明后再次要求出具的，可能存在被胁迫等情形，不能采信。因该说明在后，与前面证明出现反言，该证人已经严重缺乏诚信，已经不能作为适格的证人，被告提交的该份证人证言应无效。虞建萍的证明以及我方证据相辅相成，恰恰证明财务最终决定及审核权在虞建萍，不是马**。3、退一步讲，假设该说明是高宇环保的“陶忠”出具的，该证明中还存在以下矛盾点及问题：1）陶忠刚进公司时只是财务经理，虞建春（虞建萍的妹妹）当时是财务总监，后来慢慢的才担任财务总监，与其陈述不一致。2）说明第二段提到“大家平时见面尊称老马总”证明陶忠经常可以在公司见到马向东，如果马向东真的什么职务都没有，只是作为马**的父亲，会经常出入公司吗？很明显，马向东经常去公司是在工作，在经营公司。而工作人员会对于工商登记没有显示的人叫“老马总”，足以证明都知道马向东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实际大股东。3）公司根本没有“总裁”这个称呼，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4）其提到报销审批分为网上和书面（纸质），但是陈述前后矛盾，第2页第11行先是陈述“网上审批完毕后，再进行纸质审批”，但是第19行又陈述“纸质审核完毕，登陆查看网上是否审批完毕”，2个程序反复颠倒。实际情况是：网上审核完毕后，最终由虞建萍对纸质单据审核完毕后即完成全部审核流程，不存在再次的网上审批。这与虞建萍的证明中陈述相一致，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虞建萍的最终签字才能完成。虞建萍签字后不再需要其他人员审批，交由财务总监交给出纳进行报销。另外，我方提供的《差旅费报销单》也显示，马**的报销都需要虞建萍最后审核签字。第三段陈述与虞建萍的证明以及我方证据相辅相成，恰恰证明审批的最终决定及审核权在虞建萍，不是马**。5）虞建萍是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客户经理，也是公司监事，同时接受董事长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其陈述说接受马**授权，明显与事实以及虞建萍个人陈述不一致。6）第四段最后再次陈述“确认虞建萍报销审核最后环节”也与虞建萍的证明以及我方证据相辅相成，恰恰证明审批的最终决定及审核权在虞建萍，不是马**。7）第四段陈述给原告出具证明是“碍于情面？”作为一个公司的财务总监，出具书面证明时考虑的是碍于情面，而不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质疑：他给被告出具说明的原因又是什么？按照其陈述的，马**是他的领导，就是碍于领导的施压？很明显，要求其出具该说明的被告，已经知道其为原告出具了证明，作为被告的人员，公司以及他所谓的领导要求他出具说明，不得不出。本段提到之前出具说明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所以是客观陈述，但是本次是知道用途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要作出对马**有利的方面去陈述，该说明的内容应该就是马**的意思表示，根本代表不了陶忠，也不是事实本身。更何况，如果马向东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不是董事长，陶忠真的敢随便签字确认吗？这不符合常理。且按照陶忠亲自书写的一句话，其本人也确认本句话的真实性，即财务审核的最终权利人是虞建萍。8）说明人作为被告的人员，本身就与马**存在利害关系，相比较马向东而言，其为马向东出具的证明更具有真实性及客观性。且，所有陈述仅是一人之言，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法庭应忽略该份说明。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1、没有公司章印，并不能证明是公司经过相关程序决议通过的制度，且显示更新日期为2018.12.31，既不是公司从设立开始一直遵守的财务制度，也不能证明是最新的。日期上看，很明显是知道马向东要起诉后进行更新，有意更改的。马**在知道马向东要起诉后，强行控制公司，其找人更改财务制度并上传至系统也很正常。2、若作为公司的制度，涉及员工的利益，按照《劳动合同法》、《公司法》规定，需要经过合法程序进行决议、并公示告知全体员工。被告很明显无法证明履行了2个程序，该制度也无效。3、第4页1.6明确了“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即使制度是无效的，但是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其自认的事实，至少确认了虞建萍并不是陶忠说明中的“顾问”。另外，公司没有“总裁”的称谓，且“总裁授权”并没有提到总裁是谁，连一直负责财务审核的虞建萍都陈述公司没有所谓的“总裁”。也证明不了总裁是马**。4、报销单据上很明显显示，无论2010、2012、2013、2014年，签字的单子数额较小，且都是差旅费、汽油费，马**即使作为销售经理，也有权审批，但是最终的审核显示还是虞建萍。根据陶忠在证据三中出示的说明，第二页第12行提到，报销单右上角填写网上报销单据编号，但被告提供的报销单的原件中均没有任何编号，但其向法庭提交的复印件正上方有一组号码，原件中并没有进行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且该组数码并不是网上审批的编码，再次证明陶忠的说明存在虚假，与事实不符。关于借款单，因为大额的借款，处理业务关系的，只有虞建萍有权利借用，所以借款人才是虞建萍，也证明都是按照财务规定进行的。另外鉴于马**擅自控制公司并控制公司账户，导致原告无法拿到报销单据的原件，原告也要求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财务资料证据进行查看。若被告不允许原告查看，其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视为承认我方举证及证明事项。对证据五、对《民事起诉状》真实性无法确认，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针对该组证据，原告将在后面补充该案的（2018）鲁0212民初5295-2号裁定书，以及（2018）鲁0212民初5295之二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本案双方已经达成调解意见，并于2019年7月9日解除了保全措施。不能证明法院对涉案股权进行了处理。另外曹奕对股权代持背景并不知情，即使该案是针对本案所涉股权提起的诉讼，因是离婚财产纠纷，也无权对于按照《公司法》设定的股东股权进行处置，曹奕仅根据工商备案所载的信息认为马**系高宇环保股东，不影响其代马向东代持股的事实。该诉讼仅是曹奕的单方意思表示。鉴于上述该案并非法院生效判决，对股权持有人的确认，因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提交的工商信息并不完整，其主张马向东出资为180万，但是根据其提供的第二张股东查询结果显示马向东及经铷出资额共计250万，另马向东84.6%的股权是如何计算的，原告已经在原告提交证据六中详细说明。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办理工商登记相关手续的被委托人，这与公司实际办理验资手续的委托人并不冲突。该证据仅记载被委托人签字，并未明确被委托的具体事项，与我方所提交的证据不存在冲突。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证据中明显显示经公司决议进行任命，而并不能证明是马**个人存在人事任命的权利，且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马**作为总经理其执行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发布相关任命决定，故其仅是公司决议的执行者，另被告在举证过程中一再强调公司总裁的称呼，是在2017年更改的，而该组证据显示2014年任命书落款已经是“总裁”，很明显其陈述前后矛盾，系虚假陈述，我方有理由认为该组证据系虚假证据。该组任命书中部分人员均为高宇实业的工作人员或中层管理人员，均是马向东引进并招聘，与马**无关，马**仅是执行马向东及公司的任免决议。对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恰恰是被告替原告进行了举证，该证据明显显示，第一行“股东会成员均是代持股东”，第二行“公司董事会除马**外均是实际股东”，首先马**已经认可公司董事会的存在以及董事会成员的组成，而“到会人员”显示，除马**外也均是实际股东，证明马**也确认实际股东为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以及王玉琴，而马**是作为公司总经理列席董事会而已。从董事会议题中显示本次决议的事项为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公司相关分红，股东会增资扩股事宜，如果按照马**的陈述，马向东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也未参与实际经营，那么为何马向东会出席董事会并有权决议公司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公司相关分红、股东会增资扩股事宜。前述事项均是以公司的经营、股东的权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项，且按照《公司法》规定也均是属于股东会应决议的事项，足以证明马向东及其他几人作为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以及参与实际经营的事实。对证据十、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人本人没有到庭，不能核实是否是本人签字以及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证明不符合形式要件，证明人连身份信息、联系方式都没有，不能证实该“陶忠”系高宇环保公司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其证明不应被采纳。基于以上，身份不明的人出具的说明，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又鉴于其出具的说明内容与之前向我方出具的证明存在反言，其已经不具备适格的证人身份，该说明无效，其内容均与事实不符，我方不予认可。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有异议，因虞建萍是报销单据的最终审核经理，经与其落实，该组证据中的报销单据均未经其审核及签字，系马**及财务人员串通制作的虚假账目，与其提供的财务管理制度约定不一致，被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发票中显示的酒水购买发票系马**的现任妻子所经营，其涉嫌挪用公款处理其个人业务，我方及虞建萍将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涉嫌制作假账目及涉嫌挪用公款的责任，且其证明事项中提到的右上角的编号经核查原件也不存在。对证据十二、退休证真实性无法落实，刘运发即使退休是按照《劳动合同法》进行办理，与本案中刘运发按照《公司法》作为被告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不存在冲突，即使其退休并不影响其行使股东权利，我方举证的证据中也体现了，其一直在参与公司经营。对证据十三、真实性有异议，该规章显示的是2007年，规章中并没有任何盖章，系单方打印的资料，该证据中并未明确显示马**是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也不能看出该制度系由其批准并签署实施的。对证据十四、真实性有异议，这纯属被告单方提交的打印件，要求被告提交完整的演示视频，下次开庭现场进行演示。对证据十五、真实性有异议，因被告未提交该邮件的原始载体对于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十六、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所以会议纪要上有王玉琴的签字符合法律规定，且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董事会会议需全体董事出席，全体董事中仅仅有一名董事未出席，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对证据十七、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证明被告收到了包括马向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向高宇实业出资的固定资产，入库单仅能证明收到相关资产，证明不了被告所主张的销售行为，且支票并未注明收款人而发票的开具仅是投资的形式的中为了做账的需要而开具不体现真实的法律关系。对证据十八、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我方在上次庭审中举证1239308.75元垫付款是产生在2004年而被告的该组证据是产生于2007年，而办事处的设立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也不需要必须有实体经营地，即使该组证据体现2007年烟台办事处的租赁事实，也不能证明在2007年之前烟台办事处没有其他经营地的租赁，且租赁行为与办事处的设立时间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上的关联性，事实上包括烟台办事处在内的几处办事处均是在高宇实业公司经营过程中早已经设立，大约时间为2000年之前，并不是环保公司设立后新设的办事处，所有办事处均是沿用了原实业公司的经营模式、业务、资源以及人员，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第三人马**对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马**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1999年1月15日，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70万元，现工商登记股东为马向东、虞建萍、傅建国、刘云发、王玉琴、经铷，其中马向东为法定代表人。 2003年12月9日，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现工商登记股东为马**、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其中马**为法定代表人。 2003年11月21日，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与乙方马**、王洪福、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一致同意，对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是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经铷是代马向东占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5.93%的股份。杨同安是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的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发展做出来很大贡献。二、因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无法继续经营，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计划成立新的公司，继续从事经营活动。三、依照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各方一致同意，新成立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马向东和虞建萍出资为173.72万元、傅建国出资1.54万元、王玉琴出资1.54万元、刘云发出资15.4万元，经铷将代马向东占有的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份转给杨同安后，杨同安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7.8万元。四、为了保持公司业务的延续，新成立的公司人仍然需要使用青岛高宇字号，因此，按照工商局的要求，新公司的股东中需要包括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同时，为了避免因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债务等影响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正常经营，各方一致同意：马向东、虞建萍占有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由其儿子马**代为占有，傅建国占有的股份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为占有，新公司成立并经营一段时间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将代占有的股份转让给傅建国的妹夫王洪福代为占有，王玉琴占有的股份由妹妹王玉敏代为占有，刘云发占有的股份由妻子王庆秀代为占有，杨同安占有的股份由妻子于庆兰代为占有。五、甲方马向东、虞建萍、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是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乙方马**、王洪福、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是名义股东和名义出资人。甲方马向东、虞建萍、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公司利润，承担一切股东责任。乙方马**、王洪福、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占股份的全部收益属于甲方，甲方承担一切责任。六、本决议由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保管，甲乙双方均有权随时查阅和复制。该《股东会决议》共两页，每页下方均有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洪福、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十二人签字，尾部右下角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经查明，原告主张的被告实际股东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与被告工商登记股东马**、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之间均有亲属关系，具体关系为：马向东与虞建萍系夫妻，马**是马向东和虞建萍的儿子；王庆秀是刘云发的妻子；于庆兰是杨同安的妻子；王玉敏是王玉琴的妹妹；王洪福是傅建国的妹夫。 2003年12月8日，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受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审验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筹）截至2003年12月8日至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大明验字[2003]863号《报告书》，主要内容为：根据有关协议、章程的规定，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由王庆秀、马**、于庆兰、王玉敏、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缴足，经审验，截至2003年12月8日止，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贰佰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200万元。附件1《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马**出资金额173.72万元，出资比例86.86%；王庆秀出资金额15.4万元，出资比例7.7%；于庆兰出资金额7.8万元，出资比例3.9%；王玉敏出资金额1.54万元，出资比例0.77%；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金额1.54元，出资比例0.77%。 2004年5月31日，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登记股东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王洪福。 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共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决定设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时，按照各股东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马向东出资110万元（登记94万元，经铷代持16万元）、刘云发出资10万元、虞建萍出资8万元、王玉琴出资1万元、傅建国出资1万元。以上出资共计130万元。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核算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各自出资比例为马向东84.56%、刘云发7.7%、虞建萍6.2%、王玉琴0.77%、傅建国0.77%。后，因杨同安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贡献较大，股东马向东让渡3.90%股权给与杨同安，股权让渡后，马向东股权80.66%。根据以上约定及比例，各股东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马向东80.66%、刘云发7.7%、虞建萍6.2%、杨同安3.90%、王玉琴0.77%、傅建国0.77%。特此说明。该《情况说明》尾部“说明人”处，分别有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签字捺印并对应有各自身份证号码。 2019年4月27日，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分别出具《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声明人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代持股东，虽登记于高宇环保股东名册中但非实际出资人，不参与公司经营。高宇环保实际股东及股权代持情况为：实际股东马向东，代持股人马**，比例80.66%；实际股东虞建萍，代持股人马**，比例6.2%；实际股东刘云发，代持股人王庆秀，比例7.7%；实际股东杨同安，代持股人于庆兰，比例3.90%；实际股东王玉琴，代持股人王玉敏，比例0.77%；实际股东傅建国，代持股人王洪福，比例0.77%。根据以上事实，声明人在此声明：一、声明人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系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对应股权的代持方，声明人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参与实际经营；二、声明人向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进行了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三、就高宇环保经营、管理中涉及到的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转让、股权权益享有等所有事宜均以实际股东意思表示为准，绝不干涉实际股东对公司的决策，并承诺将随时配合实际股东办理相关事宜。根据以上声明及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声明人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四份《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尾部“声明人”处，分别有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同日，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证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证明人原系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后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一致决议，决定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且全体股东一致决定，因特殊原因，作为实际股东履行出资、参与经营但均不登记在高宇环保工商档案中，各自委托代持人持有股权。高宇环保股权代持情况如下：实际股东马向东，代持股人马**，比例80.66%，备注含经铷替马向东代持部分；实际股东虞建萍，代持股人马**，比例6.2%；实际股东刘云发，代持股人王庆秀，比例7.7%；实际股东杨同安，代持股人于庆兰，比例3.90%；实际股东王玉琴，代持股人王玉敏，比例0.77%；实际股东傅建国，代持股人王洪福，比例0.77%。根据上述事实，证明人特此证明如下事项：一、马向东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马**仅是马向东上述股权的代持方。二、2003年12月，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缴出资完成。三、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通过股东会会议的形式不实际。故，实际股东通常采取董事会会议的方式对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进行讨论及决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人作为高宇环保的全部实际股东，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五份《证明及同意书》尾部“证明人”处，分别有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 2019年9月24日，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受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实业”）自2003年12月9日成立以来到2005年12月应付账款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的往来账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其中第一项企业基本情况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270万元，主要经营代理丹麦格兰富水泵及其他世界高端品牌水泵。为了经营需要，经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宇实业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青岛高宇环保并作为高宇实业原股东的投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见附件1，经青岛高宇实业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高宇实业的原股东代持股份，股东会协议见附件2。第二项审核情况第三条2004-2005年合计载明：应付账款借方发生额：46095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1874814元；2.转款2064153元；3.货款441363.36元；4.冲账并户-29493.13元；5.售泵258670.45元。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59589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724571元；2.转款690100元；3.退货款171633.87元；4.转户157540.23元；5.购泵4215062.58元。 2019年12月1日，经铷出具《证明材料》一份，载明：我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是代持马向东的股份，我只是显名股东，马向东是实际股东。特此证明。该《证明材料》尾部有经铷签字捺印。 2019年12月16日，傅建国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本人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公司成立的验资事项均是我负责办理的。当时，公司股东没有用自有资金出资，是我根据各股东要求寻找第三方垫款进行验资的，且所有验资手续也都是第三方协助办理的，验资后，垫款直接转回第三方。作为垫款的利息，还支付了3000元给第三方公司。特此证明。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傅建国签字捺印。 2020年1月8日，虞建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证明人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实际股东，拥有公司6.2%股权，由马**代持。证明人作为参与公司经营的决策者之一，出具证明如下：一、我本人系马**的母亲，马向东系马**的父亲。马向东是高宇环保最大股东，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我是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客户经理，也是公司监事，同时接受董事长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公司财务报销均需经过我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二、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定以董事会形式代替股东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董事长决策公司重大经营、人事、资产管理等事项，马**作为销售经理进入公司，列席董事会并按照董事会决议执行相关事务和工作。通常情况下，除了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外，我们三人经常在家里商议工作，每周回家吃饭后，马**都会向我们汇报公司的工作情况，重大事项取得马向东同意后，然后马**执行。三、马向东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很多业务、经营活动都是亲力亲为，尤其大项目，亲自谈客户、亲自出差等，且马向东因出差、业务等支出的费用，在报销时，我都会在发票上代签名字并注明“m”字样，代表马向东，公司财务部多年来的报销凭证都可以查到。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虞建萍签字捺印。 2020年1月13日，虞建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刚成立时候，财务审核都是公司董事长马向东，后因马向东事务较多，我就接受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最终审核。公司根本没有总裁这个称呼和职务，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我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我签字后不再需要其他人员审批，交由财务总监交给出纳进行报销。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虞建萍签字捺印。 另查明，在案外人曹奕诉第三人马**离婚纠纷一案中，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第七页审理查明部分第二项双方财产状况中载明：“原告曹奕提交高宇公司情况复印件一份，称被告马**系高宇公司（于2003年12月9日成立）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持有该公司86.86%的股权。被告马**称对复印件不予质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被告，但该公司股份是被告为父母代持股，公司是婚前设立的，股权是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提交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各一份予以证明”。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登记在第三人马**名下的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是否系第三人马**代原告马向东持股，即原告马向东与第三人马**之间是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股权代持关系，是指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权收益，双方之间就隐名持股所达成的合意。股权代持合同表现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也包括事实合意形式，即双方之间虽然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但是如果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仍应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在涉及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内部投资权益归属争议时，应当考量实质正义，依据出资事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实质要件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到本案，马向东与马**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应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认定：一、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合意；二、马向东是否对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三、马向东是否实际参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关于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合意问题。经查明，马**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案件中确认其与马向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在本案中又予否认，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所确立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另外，在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建国、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洪福、王玉敏、王庆秀、于庆兰于2003年11月21日共同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马**、马向东均签字确认，应当视为马**对股权代持事实的认可，具有代马向东持股的意思表示。马**主张该决议是马**与原告等人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事实与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建国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以及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认为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 关于马向东是否对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资问题。根据被告提交的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载明马**对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货币出资173.72万元。本院认为，不能简单基于验资报告的内容来认定资金归属。首先，原告提交了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马**外所有工商登记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又提交原告主张的被告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其中刘云发、傅建国、杨同安、王庆秀、于庆兰、王洪福、虞建萍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以上《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证明及同意书》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无论是代持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在声明或证明中表明：“2003年12月，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缴出资完成。”被告、第三人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其次，原告提交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证明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通过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借款”、“转款”形式向被告履行出资。被告、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并将自有资金149万元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诉讼过程中，马**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对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为何要向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账大额资金，是否有其他依据或另有其他经济往来，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未举证加以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被告、第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大额出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实际出资人应当对自身资金的来源、构成、去向等做出相当程度的合理描述，本案中马**不认可马向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也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反证据，结合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马**刚满28周岁的事实，就涉案股权系由马**以自有资金出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基于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本院认为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 关于马向东是否实际参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问题。结合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3日的员工购车《请示报告》、被告提交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事任命书》以及原、被告截取不同内容提交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记录”，本院认为，马**和马向东均实际参加公司重大会议，参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各项事务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对于马向东主张确认其为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经查明，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马**外所有工商登记股东王庆秀、于庆兰、王玉敏、王洪福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以及被告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建国、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中均载明：“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证明及声明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要件，故对于马向东主张确认其为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马向东与第三人马**的股权代持关系成立，原告马向东系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在第三人马**名下的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应当归原告马向东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马向东系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在第三人马**名下的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归原告马向东所有； 二、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马向东名下。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1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319元，由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爱华 人民陪审员  蓝 超 人民陪审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