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4行初79号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法定代表人冯大星，该矿矿长。委托代理人杨如钢，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铠铭，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法定代表人徐显帅，该区区长。行政负责人徐仁阁，该区副区长。委托代理人王海峰，葫芦岛市南票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振华，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诉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依法支付补偿款一案，于2020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委托代理人杨如钢、杨铠铭，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徐仁阁及委托代理人王海峰、周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诉称，原告系葫芦岛市南票区煤矿企业。被告为落实、完成煤矿安全生产、化解过剩产能的政府行政职责，对区域范围内的煤矿实施陆续关闭措施，并由被关闭的煤矿自行回收煤矿设备等资产的情况下，再给予被关闭煤矿不等的政府奖补资金。2014年被告要求原告出资100余万元，替被告对已关闭的煤矿进行补偿后，把原告列为技改对象。原告投资500余万元完成由原年产3万吨到年产9万吨的技术改造，但时至2016年在被告尚未批复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即为化解过剩产能关闭了原告的煤矿，并未对原告的损失给与任何的补偿。原告认为，被告为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国家“化解过剩产能”政策决策的行政职责，关闭对原告的煤矿，被告应依法对原告己投入的500万元技改资金补偿160万元，对原井下1000余万元的财产补偿100万元，共计260万元。请求1、补偿原告技改损失160万元；2、补偿原告井下资产损失100万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安监总煤监（2014）44号《关于加快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通知》，用以证明1、关闭3万吨以下的煤矿；2、9万吨以下正常煤矿正常经营生产。证据2、辽政密电（2017）2号，用以证明1、区政府负总责；2、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煤矿立即停止生产，2017年全部关闭退出。证据3、南政（2014）50号《关于解决南票地区地方煤矿整合关闭有关问题的请示》，用以证明1、原告矿井以按省市要求完成技术改造工程，并已通过省市验收，年生产能力已达4万吨以上（原生产能力3万吨以下），矿井合法，待批复复产；2、已投入技改资金500万元左右。证据4、南票区砂锅屯乡煤矿关闭实施方案，用以证明1、关闭后煤矿的资产归投资人所有；2、南票区政府对关闭煤矿补偿200万元，并按要求各保留煤矿出资100万元对关闭煤矿进行补偿，关闭煤矿共获得700万元补偿款；3、关闭煤矿出资是政府要求的，如不出资则不享受开工待遇，不予办理证照延续、煤矿开工、火工品审批等业务。证据5、葫芦岛市产能置换名单，用以证明原告煤矿已关闭。证据6、辽兴评报字（2016）第578号《资产评估报告》，用以证明缸窑岭镇第二煤矿井下资产损失。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本案起诉超出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原告在2017年1月20日左右递交《自愿关闭煤矿申请书》，原告应当于同日知道本案煤矿关闭的具体内容和没有任何补偿的事实，原告最晚也应在2017年7月30日前提起诉讼，而原告在2020年3月2日起诉，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也明显超出起诉期限，因此，法院依法也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起诉属于重复诉讼。2018年2月，原告以煤矿被关闭未获得补偿为由，将答辩人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答辩人强制关闭煤矿违法并赔偿，该案一审驳回原告起诉，二审维持原裁定。2019年3月6日，原告在内的30家煤矿再次起诉答辩人，要求法院判决答辩人给付煤矿关闭补偿款700万元，案件开庭后，原告撤回了起诉。该案件与此前诉讼相比，在诉讼主体、事由完全相同，虽然诉讼标的额有所不同，但本质还是同一个诉讼请求，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三、原告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所谓技改损失。首先，技术改造是煤矿管理部门的职权，不是答辩人的职权，原告是按照煤矿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技术改造，答辩人从没有要求其进行所谓的技术改造，审批生产也不是答辩人的职权。其次，技术改造系原告为了原告自身的存续和发展，也为了提高原告生产能力，增加原告的收入，其实质是企业的商业行为，原告应当自负风险。再次，原告自愿申请关闭煤矿，并承诺放弃补偿。2017年1月份，原告等煤矿向答辩人申请自愿关闭煤矿，并承诺不向政府主张任何赔偿和补偿，并办理了公证，答辩人同意其申请。整个过程中，答辩人没有主动作出关闭煤矿的决定并强制封闭矿井。原告煤矿关闭系原告自愿的行为。答辩人认为，原告已经承诺不向政府主张任何赔偿和补偿，原告主张补偿所谓技改损失完全没有依据。四、原告已经承诺放弃井下设备。原告不但主动申请关停了煤矿，而且还书面放弃了井下设备，为了防止不生产的煤矿发生危险，对人身造成伤害，封闭矿井是必要的，而且整个过程原告也是配合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如今过了这么长时间，突然提出补偿井下设备，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五、原告已经通过产能指标置换间接获得国家补偿。国家为了科学解决化解煤矿关闭带来的相关问题，2017年关闭的煤矿实行煤矿产能指标市场化，关闭煤矿将产能指标进行出售，以获得关闭煤矿的适当补偿，代替了过去关闭煤矿的中央奖补资金，即政府补偿，所以参加产能置换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得再要求国家补偿，本案中，所有原告通过出售产能指标取得相应补偿。综上，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公证书》（《关闭煤矿申请书》等材料），用以证明原告自愿申请关闭煤矿；原告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申请关闭煤矿并作出相关承诺经过公证程序确认；原告煤矿承诺不向政府主张任何赔偿和补偿。证据2、《关闭煤矿放弃回收井下设备的承诺》，用以证明原告在申请关闭煤矿的同时，作出了放弃回收井下所有设备的承诺，并同意政府可立即实施关闭；政府按照原告的承诺和处于安全职责考虑关闭矿井完全没有过错；原告主动申请关闭并承诺放弃井下设备回收和自行承担一切损失，政府无任何过错，原告主张赔偿和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3、产能置换文件、材料和清单，用以证明按照国家产能指标置换的要求，原告参加产能置换款不得再主张所谓国家奖补资金；原告已经签署了放弃国家奖补资金的承诺；原告都取得了产能置换款，获得了煤矿关闭的相应补偿。证据4、南票区砂锅屯乡人民政府文件（沙政发[2016]12号）、南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南安委发[2016]12号）、补偿款收据（3家），用以证明2016年关闭煤矿一共有3家，已经关闭并获得补偿，无权主张所谓技改和井下损失。证据5、违法关闭材料（2家），用以证明2家煤矿系因为违法被依法关闭；该煤矿无权获得补偿，另外，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证据6、一审、二审行政裁定书（确认违法并赔偿），用以证明原告曾经就煤矿关闭事宜起诉答辩人请求确认违法并赔偿500万，上述案件一审原告败诉，二审维持原判；生效裁判认定关闭煤矿没有强制性，原告自愿放弃井下设备回收，自愿申请关闭煤矿，并放弃赔偿和补偿的事实；确认了公证程序的合法性。证据7、一审、二审行政裁定书（行政协议），用以证明原告煤矿已经对保留煤矿出资问题进行了诉讼；确认原告煤矿获得了产能指标置换补偿。证据8、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本案之前，27家原告煤矿已经就煤矿关闭补偿问题进行了诉讼，起诉后又撤回起诉，且从实质上，本案属于重复诉讼。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为政策性文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为秘密级文件，本院不予质证。证据3、4、5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2、3、6、7、8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8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依据辽政办发（2012）29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煤管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通知》制订了南政办发（2013）25号《关于印发南票区地方煤矿整合重组关闭方案的通知》。2017年1月，原告向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递交关闭煤矿申请书且就关闭煤矿申请书签名事项进行了公证。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后，原告煤矿关闭。2017年6月26日，葫芦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煤矿签订了《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将包含原告在内的31家煤矿的煤炭的产能置换指标进行了交易，全省统一转让价格115元/吨。2017年9月13日，葫芦岛市南票区聚鑫煤炭产能置换交易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南票区地方煤炭行业协会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煤矿签订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付款协议。后，原告得到产能置换交易款。2018年2月26日，原告以“确认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强制关闭煤矿行为违法并赔偿”为诉讼请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维持本院裁定。2019年3月14日，原告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以给付补偿款70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就支付补偿款主体资格问题、支付补偿款标准问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原告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2020年3月6日，原告以要求被告补偿技改损失160万元；井下损失10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原告要求补偿是否合法；有无法律或者政策依据；补偿的事项、内容、补偿数额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主要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原告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现就两个问题分述如下：1、关于起诉期限问题。2017年1月份，原告煤矿关闭。关闭后，原告于2018年2月26日第一次就其损失主张权利开始，至本案诉讼。原告一直就其损失问题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原告本次诉讼虽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其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事实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案涉相关权利，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2、关于重复起诉的问题。2019年3月14日，原告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以给付补偿款70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就支付补偿款主体资格问题、支付补偿款标准问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原告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原告在2019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的诉讼请求中只是要求补偿700万元，并未明确补偿事项，属诉讼请求不明确，经本院法律释明后。2020年3月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明确了补偿的事项即：补偿技改损失160万元；补偿井下损失100万元。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依据辽宁省政府的文件精神，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具有关闭煤矿及进行补偿的职责。本案中，原告要求补偿的事项为技改资金损失及井下设备损失。1、关于技改资金损失问题，原告主张补偿其技改资金160万元，其提供的证据只是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制作的南政（2014）50号《关于解决南票地区地方煤矿整合关闭有关问题的请示》中所写明按照省、市要求完成技术改造工程，并已通过省市验收，年生产能力已达4万吨以上（原生产能力3万吨以下），矿井合法，待批复复产。原告主张已投入技改资金500万元左右。但并未提供投入技改资金的具体明细，仅仅依据被告的请示公文，其要求补偿技改资金160万元，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2、关于井下设备损失问题。原告向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递交关闭煤矿申请书且就关闭煤矿申请书签名事项进行了公证，同时作出了放弃回收井下设备的承诺。且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井下设备损失的具体数额。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井下设备损失补偿的理由不成立。3、原告所诉的技改投资损失与矿井下被埋设备损失有互相重合问题，该两项损失范围、界限不清。综上，就现有证据分析，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补偿款的事实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第四煤矿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曹宝泉审判员  杨春雷审判员  李彦博审判员  花 勇审判员  刘思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关中书记员王爱迪本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