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02民初4781号 原告：日照凌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第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MA3ETF3Q6Y。 法定代表人：王汝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斌，山西远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伟，山西远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山东盛博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第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MA3N160T2M。 法定代表人：贾鑫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海东，山东中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会良，山东中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日照凌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凌达公司”）与被告山东盛博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盛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斌、郭伟伟，被告盛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海东、庄会良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斌、郭伟伟，被告盛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海东到庭参加第二、三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凌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货款300万元及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二项的保全费为6000元，保全保险费10000元，合计16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8日前，原被告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炭的口头意向，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于2019年1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指定账户先行支付了货款300万元。后因种种原因，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合作。原告之后多次与被告协商退还预付货款事宜，被告均明确答应予以返还，但却至今仍未实际履行。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返回原告预付的货款，故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盛博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根据被告目前掌握的证据看，不是被告欠原告的货款，而是原告欠被告的货款，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因为双方之间有口头合作协议，所以才预付货款300万元，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2月7日，签订了一份焦炭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炭6616.04吨，单价为2500元/吨，总计金额为16540100元，后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通知日照港三公司，给原告装货2360吨，而原告没有付款，一直到2019年1月8日，才付款300万元，尚欠原告货款290万元。另外，在2019年4月份，原告又履行该合同项下货物498.8吨，经结算，又欠被告货款23万余元，所以目前原告尚欠被告货款300余万元，应该支付，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1月8日原告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被告预付的300万元的付款回单，证明原告预付300万的货款。证据二、保险费发票6000元，原告为了主张权利，支付了保全保险费6000元。证据三、诉讼费票据两份，合计10000元。证据四、客户承诺函以及货物转让手续确认函，证明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向法院申请了诉前保全，6月14日恰好为星期五，在法院查封冻结被告银行账户以后，被告在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将自己保存在日照港三公司的焦炭转让给天津市金茂广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广源公司），被告存在在诉讼期间恶意转移资产的行为。 被告盛博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陈述有异议，原被告双方是先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而且合同已经履行一部分的情况下，这300万元是原告支付的货款，而不像原告所讲双方存在口头协议以及在将来合作中再扣除300万元的货款的情况，不符合常理，不是事实，证据四的解释被告也不认可，被告所处理的货物正是双方合同项下的货物，因为原告在支付了300万元货款之后，经济困难，没有再支付剩余的货款，在此情况下，被告为了止损，才处理了剩余的货物，根本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 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对原告放货是履行该合同部分义务，原告向被告支付300万元货款也是在履行该合同，而且可以进一步证明因为原告的原因合同最终没有完全履行，该份合同中对于焦炭货物的数量、单价、金额、交货时间、产品质量等约定的非常明确，而原告所谓的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协议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证据二、被告在合同签订之后履行了部分交货义务的证据，主要包括被告给日照港的装船通知、日照港的检斤单以及日照港装船作业通知单，这三份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合同签订后已经履行了部分交货义务，而原告仅支付了300万元货款，目前尚欠原告货款。证据三、双方在2019年4月12日又有一份焦炭买卖合同，数量是500吨，价格是2480元/吨，这份合同实际上是分批履行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因为当时煤炭价格下降的很厉害，所以被告主动给原告每吨下调了20元，另外当时国家对于增值税的税率进行了调整，也为了开具税票方便，所以又补了一份500吨的合同，在这500吨货履行的过程中原告在最后结算时尚欠被告货款23万余元。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需要核实，第一，请法庭注意从证据内容上，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于1月5日甲方向乙方货权转移或开装船通知单，双方约定的时间就是1月5日，但是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装船通知是2018年的12月26日，和合同约定的时间并不相符。第二，关于当中合同第二条对质量要求有明确约定，刚才被告谈到了向金贸广源公司转移的货物就是履行本合同的事宜，这个有据可查，据我们猜测，被告转移给金贸广源公司的货物和本合同的交货指标应该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被告今天拿这个合同和在金贸广源公司的货物相混淆，所以说这个合同与本案无关，这个焦炭合同签订地点为武安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合同是被告予以造假，我们从来没有到武安市和被告签订过任何合同。对证据二，这个与本案无关，原告曾经向被告借过 2350吨焦炭，借焦炭之后，原告已经归还被告2330吨，我们有相应的证据庭后提交，证实被告在歪曲事实，同时装船通知和刚才第一个证据也没有关联，这个装船通知，里边提到货主联系人顾某，这个人是我们在诉讼保全中，金贸广源公司的工作人员，足以说明被告和金贸广源公司之间有恶意串通的嫌疑。对证据三，第二份2019年4月12日合同没有异议，但是合同和被告所述的第一份合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专门有相应的合同开增值税发票，而且我们支付的货款，我们和被告之间履行了第二份合同，第一份合同我们不认可，从相应的合同当中，质量要求也可以证实，在第一份合同中的灰分，小于等于12.5%，第二份合同为小于等于13%，第一份合同的硫分小于等于0.6%，第二份合同为0.7%，第一份合同中热强度大于等于65%，第二份合同为85%，所以说足以证实被告在混淆试听。我们与被告的交易可能存在空白合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对第一份合同不知情不认可。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补充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日照港集团检斤单（出港）。证明因原告购买的焦炭因天气原因尚在运输途中，为不影响装船，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向被告借焦炭2350.55吨。2.日照港集团检斤单（进港）。证明从2018年12月30日至2019年1月7日之间，原告向被告偿还焦炭68车共计2317.22吨，与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无任何关系。3.日照港口岸供应链服务平台（舟道网）及查询详细信息截图。证明从原告在日照港的交易平台中可以显示，原告自行购置焦炭并进行运输，原告将（68车）2317.22吨焦炭偿还给被告的事实。4.焦炭买卖合同。证明2018年12月17日，原告与淮北中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5000吨焦炭的合同，借焦炭是原告为了按期给淮北中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装船5000吨，在装船时原告只有2850吨焦炭，其他焦炭尚未到港，所以才向被告借焦炭。5.装船通知（复印件）。证实原告预计装船 5000吨，2018年12月26日将自己货场的焦炭2850吨予以装船。原告购置的焦炭因天气原因尚在运输途中，特向被告实借焦炭2350.55吨，故原告共计装船5254.65吨。同时，该装船通知中对被告应承担的（原告所借的焦炭）港口费和港建费均由原告承担。 第二组证据：1.焦炭买卖合同、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招商银行收款回单两张。证明2018年12月10日被告向原告购买焦炭4793吨、单价2230元，共计价款10689505元，该交易货款两清，与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无关。同时可以证实原告不可能在2018年12月7日以2500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焦炭，被告主张的事实不成立。2.焦炭买卖合同、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一张、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2张。证明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炭500吨、单价2480元，共计价款1240000元，原被告双方的该次交易也已实际履行，与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无关。 第三组证据：1.焦炭销售合同（复印件）、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两张、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2.焦炭销售合同、焦炭结算单、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两张、电子承兑汇票一张、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向山西金岩和嘉能源有限公司购置了5000吨焦炭，单价为承兑1950元/吨、现汇1900元/吨；原告于2018年12月10日向吕梁市恒沣实业有限公司购置了焦炭5000吨，单价为2010元/吨，同时原告雇用江苏邳州强盛运输有限公司将焦炭从山西孝义运输至山东日照的事实，这其中包括原告向被告出售的5000吨和偿还给被告的2317.22吨的焦炭来源。另外从该两份合同完全可以证实原告不可能在2018年12月7日以单价2500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焦炭，被告所诉的事实不成立。 被告质证称，对原告补充的第一组证据一共五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所证明的事项有异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12月7日签订合同之后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应该是2019年，正常情况下应由原告将货款的80%支付后，被告才能给原告转移货权，但是像刚才原告所讲因为他要向别人装货，缺少2300余吨货，经过金茂广源公司有关人员协调被告答应先交付货物2300余吨给原告，满足原告的装船需要，然后原告自己所购买的货物到了以后再押给被告，所以原告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证明他们自己所购买的货物到了以后又放到了被告在港口的堆场上，这个货在品质上和原告与被告之间合同中所约定的货物品质上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在数量上也不一致，所以当时原告将该批货物存到被告在港口的堆场上是一种质押行为，是为了保证原告能够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履行付款义务，并不像原告所讲的存在借货和还货的事实。 对原告补交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所证明的事项有异议，从双方2018年12月10日合同关于价格市场价就是这个价格，但这个价格并不能否认2018年12月7日双方合同的真实性，因为12月7日那是个托盘业务，过程是由金茂广源公司确定价格，卖给被告，然后由被告再算一下财务费用，适当加价20元再卖给原告，而原告和金茂广源公司的关系比我们密切，他们之间怎么协商的，怎么再接回去我们不清楚。原告所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双方在具体履行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来履行，这恰恰可以说明在履行12月7日的合同中也存在提前交货的问题，这属于业务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对原告补充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但是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项有异议，为了让法庭听清全面客观的事实，将双方之间关系来龙去脉大体概括：2018年12月初，金茂广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给被告负责人赵俊雅打电话，请赵俊雅帮忙说有一批焦炭让赵俊雅先接下，一共是6616.04吨，价格是2480元/吨，然后他又说他可以让凌达公司再跟被告签一个价格为2500元/吨的合同，那么被告的地位就相当于接盘，就相当于被告先把这个货接下来，再卖给原告，中间作为利息费用给每吨20元的差价，所以在2018年12月5日被告就和金茂广源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然后于12月7日又与原告签订了相应的买卖合同，实际上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的价格确实比市场价格要高，被告为什么要签这个合同呢？就是因为有原告来接盘，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500吨的购销合同价格是2480元，本来双方约定价格是2500元，后来因为煤炭价格继续在下降，金茂广源公司的王某找到被告，意思说让被告也吃点亏，就不要再加20元了，所以在分批履行的时候被告给原告出售的时候价格又主动降了20元，相当于原价转让，所以原告刚才讲到他提供的证据想证明在2018年末到2019年上半年价格都在2000元左右而他不可能去和被告按照2500元去签合同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2019年4月份，那500吨也是按照2480价格购买，所以原告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证明市场价格在2000元左右的合同并不能否定原告和被告在2018年12月7日所签订的价格2500元合同的真实性。 被告提交和金茂广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证明这批货被告是从金茂广源公司买的，然后原货加价20元/吨又卖给了原告，证明托盘事实，这个货物和前面所述的交给他2350.55吨货是一批货，和后边那500吨货也是一批货。 原告质证称，第一、证明不了被告所谓的托盘事实存在，只能证明被告与金茂广源公司之间有交易行为，和本案无关；二、从数量上是3600吨，也能证实和刚才被告提供的合同中6000余吨也不是一码事，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后被告称上述合同系其拿错的合同，这是被告和金茂广源公司签订的另外一个合同，和本案没关系，又补充提交被告和金茂广源公司2018年12月5日的焦炭买卖合同复印件。原告质证称因没有原件核对，不发表质证意见。如果被告提供原件，也与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次庭审中，被告又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2018年12月5日由被告与金茂广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货权转让手续确认函，证明被告在2018年12月5日已经通过买卖合同享有了在日照港堆放的6616.04吨的货权，结合在第一次开庭时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7日与原告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两份合同所指向的货物标的物是同一的标的物，而价格上原告购买时是2480元，而出售的价格是2500元，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由此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在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是真实的。第二组，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证明当时原告因为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先行提走了被告2300多吨货，后原告又用从别处进的货押在了被告处，在原告迟迟不能履行双方购销合同的情况下，经介绍人王某联系，同意由被告将原告押在被告处的2300余吨货按当时的市场价进行处置，在处置时因为买方需要2500吨，所以被告又将自己准备卖给原告货中的100吨货一并出售，可以证实在2018年12月27日被告交给原告的2300余吨货是在履行双方之间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合同，而原告后来押到被告的货物是一种质押行为，因为原告迟迟不履行支付货款、提货行为，在中间人的协调下，由被告按市场价处理，货款用于抵顶原告欠被告的货款及因原告不履行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第三组、上次庭审中提交错的2019年6月13日的焦炭买卖合同作为证据使用，同时提供一份履行该买卖合同的货物转让手续确认函，以此证明在原告不履行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情况下，被告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及时止损，按照市场价格对货物进行处置，被告处置货物的价格与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中所约定价格的差额就是因原告违约给被告造成的部分损失，对这部分损失被告有权直接用于抵顶被告应付给原告的款项，目前同类焦炭的价格只有每吨1700元，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在2019年6月13日处置货物的行为对原被告双方都是有利的。第四组、提供当时负责联系原被告双方的中间人王某和原告方的实际控制人董捷通话记录，想证明原被告方的业务是通过王某介绍发生的，具体的合同履行都是由王某从中间协调，原被告之间很少直接联系，原被告之间联系频繁是发生在2018年4月份之后。第五组、被告方业务人员张某和原告方业务人员李某之间的通讯往来，证明在业务后期双方就合同履行进行了频繁的联系，被告方多次要求原告方支付货款，提取货物，被告后来才了解到，一直到原告在日照法院准备起诉被告的那几天，原告还在和被告协商答应尽快提取货物，所以原告突然提起了诉讼，让被告感到非常意外。第六组、港口费用发票、港口堆存费用明细（复印件），用于证明因为原告迟迟不履行合同导致发生了7万余元的堆存费，这个损失也应该由原告来承担。 原告质证称，证据一金茂广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从这份合同当中，不能够证实原告在这个合同中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只能证实被告从金茂广源公司购买了相应的焦炭，更不能说明被告一直所声称的托盘的事实存在，这个合同的交货时间是12月7日，但实际上货转确认函是12月18日才进行的货转，如何证明这个合同和货转确认函的同一性，如何能证明被告所说的托盘和相应事实；证据二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被告方用这个证据证明所谓的6000余吨是原告的货物，然后他自己对外转让，这个证据不能够反映，被告的第一个证据，被告从金茂广源公司购买的焦炭的灰分12.5，但是证据二的合同,小于等于13，包括水分，热强度，这个指标和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指标都不一样，所以都不能证实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这份合同的证明目的，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三这个合同与本案也无关，1、同样也不能证实支持被告的主张；2、6月13号的焦炭买卖合同是盛博公司将焦炭卖给了金茂广源公司，与被告所诉称的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相差时间六个月，而且这个合同里边的质量要求没有，怎么能证明被告所说的处理这个货物，不能证明同一性；3、假设被告所说的货物是原告所有，原告把300万元打给了被告，2300余吨的焦炭也质押给被告，这个货物被告还自行处置掉，那原告的权益在什么地方；证据四没有任何的证明意义，只是通话记录清单，通话内容是什么，从通话清单中无法证实；对证据五质证意见同证据四，证据来源被告没有说清楚，来源于王某还是来源于董捷；证据六没有原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李某、张某、赵俊雅、顾某、王某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 李某陈述：其之前在凌达公司上班，和盛博公司的业务员张某是好朋友、老乡。对于2018年12月7日凌达公司采购盛博公司焦炭，数量为6616.04吨，单价2500吨的这份合同其从来没有盖过章。其与盛博公司的张某是老乡，他有可能在我们一起吃饭时其去卫生间的期间，拿其的合同章盖的这份合同。即使合同是真的，其了解合同正常的采购买卖流程。流程是先签合同，买方付乙方80%的货款，然后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开具货物转让手续确认函。打完余款后卖方应给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这份合同买方应付卖方的付款凭证没有，由三方出具的货物转让手续的确认函也没有，增值税发票也没有。其只是怀疑张某偷盖公章，没有证据证实，其说不清楚怎么盖的章，但其没签过这份合同，如果签了，会有后面的相应流程。关于凌达公司与盛博公司签订的合同，其经手的一个是2018年签订5000吨的、一个是2019年签订的500吨的。凌达公司打款300万元的情况其不了解，不是其经手的。 张某陈述：其是盛博公司驻港口业务员，与凌达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不是其签订的。这个合同是赵总（赵俊雅）给其的，具体的签订过程其不清楚。凌达公司的人说2018年12月份跟其有个关于该合同中涉及的货物进货、卖货的口头协议是不存在的。首先口头协议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其是普通业务员，关于货物价格其是没有权利进行更改的。并且在2019年4月3日之前其与凌达公司就没有认识的人，其是2019年4月3日通过金茂广源公司的顾某加微信认识的李某（提交微信记录打印件一页），凌达公司与盛博公司之间的业务大概是有2次，但是都不是其经手的，500吨的合同是包含在2018年12月7日的《焦炭买卖合同》，如果500吨的合同算进去的话算三次，凌达公司打款的300万元就是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的焦炭款。这300万元不是其经手的，其听赵俊雅说的。 赵俊雅陈述：其是盛博公司的业务经理，凌达公司是其公司的业务合作对象。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是其签订的，在2018年12月初，金贸广源公司负责人王某给其打电话说有批焦炭需要其托盘，其只出资金就行，剩下的手续问题由他和凌达公司进行协调。他说跟凌达公司已经说好让凌达公司接手这批焦炭，但是凌达公司的资金不足，所以需要盛博公司拿出资金来托盘。在合同形成后，先是凌达公司盖好章之后，金贸广源公司的顾某将合同拿过来给我，主要核对了焦炭的数量和价格，还有垫付款项时间，核实合同内容后，其再盖的章。合同签订过程中，其和凌达公司的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交集。2018年12月10日左右，其又和凌达公司签订了一笔托盘的焦炭买卖合同，合同版本和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版本是一样的，只是数量、单价和结算方式不同。其是直接把款打给凌达，凌达公司从山西订好焦炭拉到日照港后把货交给其，其再把货转给耀华经贸公司（王某在该公司也是任职总经理）。2018年12月10日的托盘合同是成功的（已经托盘完成），2018年12月7日的这个合同在其给凌达公司下了2300多吨装船通知单后，凌达公司付了其300万元货款后，因市场焦炭价格下跌的太厉害，凌达公司迟迟不再履行合同。在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其让王某多次催促凌达公司赶快接着执行2018年12月7日的《焦炭买卖合同》。一直到2019年4月份，我们才和凌达公司达成分批执行合同的意向。应凌达公司要求，在2019年4月中上旬，我们和凌达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份单价2480元，数量500吨的合同（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剩余焦炭交易量 4200多吨，按照每次500吨的量重新签订合同直至销售完毕）。随后我下了装船通知，把货权转给凌达公司后，凌达公司给我打了100万元货款，至今还欠23万元多。在这之后其和凌达公司之间没再接着签订买卖合同，剩余的货量经凌达公司同意后按市场价把货出掉。焦炭市场持续下降，经王某和凌达公司协调，凌达公司答应按现行市场价赶快卖货2500吨。所有的业务都是通过王某在中间协调，其只是负责出资金。凌达公司和盛博公司一共签过三次合同，依次是2018年12月7日、12月10日左右一次、2019年4月10号左右。凌达公司打款300万元是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的焦炭款，6616.04吨的合同。凌达公司和盛博公司之间没有借货的事情，盛博公司是托盘方，跟凌达公司在这之前没有托盘业务，所谓托盘就是其出资金，他们给其一定的利润，这笔业务是一吨20元，纯粹是给王某帮忙，资金用一个月，连利息都不够。 王某陈述：其和凌达公司、盛博公司都存在业务关系，跟凌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总可能叫董杰（音），还有盛博公司的赵总（赵俊雅）是业务朋友关系。其见过2018年12月7日凌达公司和盛博公司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当时其手里有批焦炭，大概六千六百来吨，当时说赵总和董总都是其朋友，算是业务合作伙伴，所以当时想把这批货卖掉，于是就找了董总和赵总，想把这批货卖了，想卖给董总，他手头没那么多钱，因为还做着别的业务，手头资金不够，其就找了赵总做托盘，具体是金茂广源公司和盛博公司签订合同，每吨是2480元，盛博公司把钱付给金茂广源公司，赵总拖一到两个月后，把货卖给凌达公司董总那儿，然后其把这个情况跟赵总和董总都说了，所以他们签了这个2018年12月7日的焦炭买卖合同，每吨2500元，数量也是六千六百一十来吨，合同是背靠背签的。其跟赵总和董总把这个事沟通好以后，就是其业务员顾某具体去落实，合同签订的时候其不在场，是他们这两个公司业务员签的合同，具体是谁其不知道，顾某应该清楚。其记不清将货物卖给盛博公司的合同是哪一天签的，肯定是在12月7号这个合同之前。这批货物，后来找赵总和董总沟通没有协商下来，正好其也不再管这些业务了，去别的部门了。之后出来纠纷后，其帮忙调解过，但没调解成。他们出现纠纷，主要是因为焦炭价格大幅下跌。在协调过程中，凌达公司同意陆续接一部分货，董总同意接500吨，所以他们签订500吨的合同，价格是2480元每吨，没有按照2500元每吨，是因为税率调整从16%调整到13%，扣除税点所以按照2480元每吨。500吨合同实际就是6600余吨合同中的一部分而签的小合同，价格调整是因为税率调整，再往后分歧更大，就没有协调成。托盘过程三方都清楚，要不然不可能签这个合同。 顾某陈述：其是金茂广源公司业务员，认识盛博公司的老赵，全名叫什么不知道，还有凌达公司的王宁和李某。2018年12月7日凌达公司和盛博公司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是王某安排其送到山西省孝义市的一个宾馆，送的时候合同是空白的没有章，双方都没盖章，其到宾馆后见到了王宁，然后合同盖了凌达公司的章，盖完章后其拿着合同回到了河北，找到盛博公司老赵盖的章。后来其把合同拿到日照给了王宁和李某，他俩都在。这些业务都是王某找的凌达公司和盛博公司的人协调的。其不清楚合同后来是如何履行的，对于他们发生纠纷的事情不了解。对于2018年12月5日金茂广源公司和盛博公司签的这份合同，是公司领导安排的，这是盛博公司买其公司货的合同，该合同与2018年12月7日盛博公司和凌达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有关系。2019年6月13日，金茂广源公司和盛博公司的合同与12月7日的合同没有关系。关于盛博公司2018年12月26日的装船通知上有其联系方式，是因为王某安排的，当时盛博公司没人，王某说帮个忙，让其去办理。其见过李某，就是送合同见的，之前不认识。 对上述调查笔录，原告凌达公司质证称，张某、赵俊雅、顾某、王某存在虚假陈述，而且均明确表示拒绝出庭作证，故张某、赵俊雅、顾某、王某的调查笔录根本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对证人张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单从证据内容上来看，张某作为被告处的业务员，其对2018年12月7日所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的情况陈述为:“这个不是我签的。但是这个合同是我们赵总给我的，具体的签订过程我不清楚，凌达公司的人说2018年12月份跟我有个关于该合同中涉及的货物进价卖货的口头协议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证实：(1)如果张某所作的陈述为真实的，那么足以说明张某本人对合同签订过程的相关情况根本不了解，其本人根本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该合同。故张某本人所作的陈述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2)即使张某可以作为证人进行作证，那其本人的陈述有意歪曲事实，且存在明显的主观推断。针对法庭调查询问2018年12月7日的书面合同，张某一开始陈述不了解合同签订过程，之后又否认原被告之间的口头协议不存在，显然该证言前后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从证据来源上看，张某对于300万元款项的来源的陈述为听赵俊雅说的，由此也可充分证明，张某对款项的来源以及是否存在合同等事实的经过，显然该证言属于传来证据，不能直接反应本案事实，该证据不能本案定案依据。3、张某作为被告处员工，其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据效力本身较低，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对证人顾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顾某本人是金茂广源公司的业务员，而并非原被告任何方的员工或负责人，作为非原被告合同签订方中的任意一方(独立的第三方且非合同签订的见证方)，其对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所作陈述知悉了解的情况本身在客观逻辑上就难以成立，究竟是其本人真实参与过，还是与被告恶意串通来损害原告的权益无法确定。因此，顾某对合同相关情况的陈述究竟是否是事实也根本无法确定。2、从证言内容上来看:顾某陈述2018年12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是由金茂广源公司的王某安排其在山西吕梁孝义市的一个宾馆签的，原告这边是由王宁加盖公司公章后，由顾某带回河北找被告盖章，随后又送回至日照交给王宁和李某。为此代理人认为:(1)该合同签订的形式既不符合交易习惯，更不符合客观逻辑判断。原被告双方作为交易方，双方之间也有自己的业务员，为何不直接用自己的业务员促成合同的签订，反而交由一个不相关的第三人进行越俎代庖呢？显然，顾某有意在陈述虚假事实。(2)原告公司根本不存在王宁这个人，那又何来王宁加盖公章一说？(3)根据顾某的陈述，合同签订地在山西昌梁孝义，而2018年12月7日合同的签订地载明为武安市，两个地方存在如此大的出入，又该作出何种合理的解释？因此，足以说明顾某有意在做虚假陈述。3、顾某对于2018年12月5日和2018年12月7日两份合同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针对法庭询问12月5日的货是否和12月7日的合同有关系，其先陈述为有关系，随后陈述为协调什么事不清楚，由此足以说明顾某在作虚假陈述。4、针对法庭询问2019年6月13日，金茂广源公司和盛博公司的合同情况，顾某直接陈述为和12月7日的合同没有关系。提醒法庭注意，顾某针对该合同的情况明显与被告代理人在庭审时的陈述不一致，庭审中被告陈述为避免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合同的损失继续扩大，被告自行将该笔焦炭出卖给金茂广源公司，由此也足以说明顾某在作虚假陈述。5、对2018年12月26日被告向原告装船通知，顾某陈述为根据王某的安排进行签字，但此陈述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该装船通知显示的货权转移为从盛博公司到凌达公司，所以如果原被告双方之间真实存在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并且被告是在向原告履行该合同的装货义务，那么也应当由被告处的负责人或业务员进行签字确认，而顾某作为无关方进行签字，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所以，顾某所作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6、顾某明确表示不能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采信规则的相关规定，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7、金茂广源公司与盛博公司存在托盘关系，顾某作为金茂广源公司的员工，与盛博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据效力较低，故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对证人王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提醒法庭注意，王某在被调查询问过程中，陈述其是经赵俊雅要求之后才到法院进行的陈述，并且与赵俊雅私交甚好，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据效力低下，王某对本案事实的陈述没有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从证据内容上看，王某的证言也仅能证实金茂广源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托盘的事实，并且双方之间存在过合同且双方已经执行，因此，因托盘给被告造成的损失也应由金茂广源公司进行承担，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无论是谁给金茂广源公司进行托盘，最终的损失都应由金茂广源公司进行承担。且王某并非原被告双方任意一方的员工或负责人，因此对原被告双方之间究竟存在几份合同，以及双方具体如何履行等情况所作出的陈述，本身从逻辑上就难以成立，也并非是事实。3、其对原被告双方间500吨和6600余吨合同的陈述明显是主观推断，而事实上原被告双方间所签订500吨的合同与6600吨的合同根本无关，而且从两份合同中对质量约定完全能够证明该事实。另外，王某说2500元和2480元这两个价格是因为税率变化而变化的，但是税率变化造成的价格变化是40元的变化而不是20元。由此也足以说明王某在作虚假陈述，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王某明确表示不能出庭作证，所以王某的证人证言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及证人证言采纳的相关规定。四、对证人李某的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从证据内容上来看，可以确定李某没有加盖过原告公司的公章，这也恰恰证明了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所述的公章可能存在被盗用的情况，所以请求法庭对此情况进行核实。五、对赵俊雅所作的陈述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1、因顾某和赵俊雅二人关系密切，二人同时到法院接受询问，证言明显有恶意串通的嫌疑，故该证据不得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赵俊雅作为被告负责人，其证言属于当事人陈述而并非证人证言。3、从证据内容上来看，赵俊雅陈述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货还货的情况。其对原被告双方之间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存在虚假陈述。通过庭审中原告举证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借货还货的实际情况。且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代理人几次针对2360吨货物的交易性质的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在庭审中陈述为买卖随后又陈述为质押，在赵俊雅接受询问时又陈述为不存在借还货的事实，该 2360吨货物仅是在履行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提醒法庭注意，庭审中原告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借货还货的证据，完全能够证实该情况真实存在。针对2018年12月10日的合同，原告也提供了全部的合同、运输合同发票等系列证据，足以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的5000吨货物买卖合同是真实存在且已履行完毕。因此，赵俊雅对2018年12月10日的合同为双方托盘成功的说辞明显属于虚假陈述。3、诉争300万元的付款事实是秉承互相信任的前提下的结果，所以双方仅是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500吨的合同也是因为被告接了金贸广源公司的货后出现了销不掉的困难，正好原告装船差一点才又出于帮忙签订的合同。4、赵俊雅作为被告的业务经理，其与金茂广源公司的业务往来较多且与王某等人私交甚好，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无法排除接受询问前与王某互相串通作伪证的嫌疑。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以上除李某之外，针对张某、顾某、王某、赵俊雅等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使用，张某、顾某、王某、赵俊雅几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调查笔录中存在虚假陈述，不符合证人证言采纳的相关规定，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请求人民法院甄别真假。 被告盛博公司质证称：一、李某系利害关系人，证言明显虚假，不应采信。根据法院对张某的调查笔录，张某和李某在2019年4月初才认识、接触，在2018年12月份双方就根本不认识，更没有吃过饭，张某还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记录加以佐证，李某自称与张某是老乡、朋友，怀疑张可能乘其不备偷盖的章，完全是胡编乱造，请李某也提供与张某曾经联系过的通话记录或微信记录，来支持所谓的与张某是朋友、吃过饭、张可能偷盖章的说法，而且据顾某在调查笔录中所说，合同是凌达公司业务员王宁（王宁和李某所说的王昆系同一人，据说是凌达公司负责人董捷的亲戚）盖的章，王宁与顾有通话记录，故李某否认盖章不能证明凌达公司其他人没在合同上盖章。二、王某作为当时业务的联系人，其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可以与顾某、赵俊雅、张某的证言及本案的其他书证材料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应予采信。王某证实了原被告双方均为金茂广源公司的业务客户，其业务负责人与其是朋友，当时王某（金茂广源公司）手头有6600来吨焦炭想卖给董总（凌达公司董捷），因董公司资金紧张，王某就联系了赵总（盛博公司赵俊雅）托盘，具体是金茂广源公司先与盛博公司签订合同每吨2480元，盛博公司将货款全部支付，一两个月后再把货卖给凌达公司，所以他们签了12月7日的合同，价格是每吨2500元，而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是王某安排其下属顾某负责经办的，后来双方发生纠纷是因为焦炭价格下跌，凌达公司不履行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引起的，王某进行了调解，凌达公司同意陆续接一部分货，所以又签了500吨的合同，但价格因为税改原因下调了20元，该500吨实际是履行6600余吨合同的小合同。可见，王某的证言证实了2018年12月7日的合同的真实性，也证实了因凌达公司不履行合同而产生纠纷。三、顾某作为当时部分业务的参与人，其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可以与王某、赵俊雅、张某的证言及本案的其他书证材料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应予采信。顾某证实12月7日的合同是按照王某安排到山西孝义找到王宁（据了解，王宁也叫王昆，是凌达公司业务人员，住日照港口发货，法院可以核实）盖的章，凌达公司盖好章后又到河北找盛博公司盖章，后来又到日照将合同给了王宁和李某。顾某作为12月7日合同盖章的具体经办人，还原了合同公章的加盖过程，充分证明了合同的真实性。四、赵俊雅系被告单位业务经理，对双方的交易最清楚（原告业务经理董捷对该笔业务最清楚，但没有作证），虽然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但其证言可以与王某、顾某、张某的证言及本案的其他书证材料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应予采信。赵俊雅证实了原被告间通过王某介绍签订了2018年12月7日的销售合同，盛博公司出资金，具体手续由王某负责协调办理，合同是凌达公司盖好章后由金茂广源公司业务人员顾某带来的，合同签订后，被告盛博公司给凌达公司下了2300多吨货的装船通知，凌达公司支付了12月7日的销售合同项下300万元货款，后来因为价格下跌利害，凌达公司迟迟不再履行合同，直到2019年4月份，盛博公司才又和凌达公司达成分批履行的意向，并应凌达公司的要求，签订了一份500吨的合同，剩余货物经凌达公司同意按市场价出售了。赵俊雅同时证实，双方之间总共签过三次合同即：2018年12月7日、12月10日及2019年4月10日的销售合同，并未提及有口头协议。赵俊雅也证实双方无借货情况。五、张某作为被告单位业务人员，也参与了该笔业务，虽然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但其证言可以与王某、顾某、赵俊雅的证言及本案的其他书证材料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应予采信。张某证实了与凌达公司没有口头协议，总共做了两次业务，500吨的合同是含在12月7日合同中的，凌达公司支付的300万元货款是12月7日合同中的焦炭款。张某尤其证实了与李某在2019年4月3日通过顾某加微信才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关于与张某是好朋友，张某可能在一块吃饭时偷盖公章的说法是其编造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后被告补充提交盛博公司负责人赵俊雅与凌达公司负责人董捷录音证据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合同。原告凌达公司质证称，该证据系被告逾期提供的证据，不予质证。 后原告凌达公司补充提交王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4月12日的500吨《焦炭买卖合同》实际系王某通过原告以凌达公司的名义向被告购买，完整反映该合同的形成过程。 被告盛博公司质证并补充发表意见称：一、原告凌达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及质证意见也认可了金茂广源公司王某是原被告双方建立业务关系的联系人，本案现有的几个关键证据：双方12月7日的买卖合同、12月27日交货2350.55吨之事实、1月8日原告付货款300万元之事实、2019年4月原被告双方签订500吨的合同、被告业务负责人董捷与原告业务负责人赵俊雅的通话录音及王某、顾某的证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及原告违约的事实。二、关于两次合同指标问题，指标如下：2018年12月7日合同，灰分≤12.5%、硫分≤0.65%、水分≤8%、热强度≥65%、固定碳没有约定；2019年4月12日合同，灰分≤13%、硫分≤0.7%、水分≤8%、热强度没有约定、固定碳≥85%。可见两个合同指标差别微乎其微，2019年合同中并没有热强度，热强度和固定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标，原告故意将两个不同的指标混为一谈，歪曲事实，无理狡辩。三、关于王某借款给凌达公司与原被告12月7日签订买卖合同并不矛盾。如被告一直强调的，自2018年底涉案业务开始，王某一直作为中间人在协调此事，包括原告付款300万元，由于市场行情下跌，原告一直迟迟不履行合同，作为介绍人王某一直在给原告被告协商，直到2019年4月王某按照原告要求提出分批执行合同的建议，才签订500吨合同，由于国家政策税率下调，就将价格下调了20元，作为履行12月7日合同的一部分，从价格可以看出完全是一笔业务。2018年合同，原告称资金困难，让被告先行先下货权，因为之前有过合作，也有合同，原告又是紧急情况，被告才下达装船通知书，但是后期原告迟迟不支付剩余货款，所以这次被告要求先行付款，至于原告找到王某借款，被告当时并不知情，这是被告和王某个人之间的事，从原告现在的说法看，原告给王某回款只是本金，并未盈利，可见只是借款行为，王某帮助原告在分批履行合同，原告称王某说不用支付该款，显然也是无中生有，被告已经将124万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原告，何来不收款这一说。四、对于录音证据，被告不予质证，说明心虚，证据的目的是为还原事实，查明案情，只要是真实的，就应采信，录音材料充分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有合同，原告说到资金困难，要分批提货，如果单单是2019年合同，就一单，何谈分批。录音中的董捷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也是通话中的一方，和王某证言可以相互印证。 对于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部分，本院将在后续分析中予以综合分析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9年1月8日，原告凌达公司向被告盛博公司转账300万元，摘要为货款。原告凌达公司主张2019年1月8日前，原被告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原告凌达公司向被告盛博公司购买焦炭的口头意向，原告凌达公司按照被告盛博公司要求，先行向被告盛博公司支付了货款300万元。后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合作，故要求被告盛博公司返还该货款。 对于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口头协商的过程，原告陈述：在2019年1月左右，原告业务经理王昆和被告方的经理张某具体见面协商，具体地点应该在日照，协商的内容由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炭，当时焦炭市场的原因，被告提出先预付300万元，然后在相应的货款当中予以扣除，货物名就是焦炭，货物数量是不确定的，因为原告方也要考虑自己的卖方市场，对于货物单价和质量是与市场原因紧密相连，随行就市，交货的方式就是货权转移通知方式，在装货之前，协商的内容在货权转移前，需要支付足额的货款，交货时间没有具体约定，但是这种交易是短期性的，因为焦炭市场时常有变化。经本院向张某进行调查，张某否认存在口头协议的情况。 被告盛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双方之间有口头协议。主张该款项系原告支付的2018年12月7日盛博公司（卖方、甲方）与凌达公司（买方、乙方）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该合同载明的签订地点为武安市，签订时间2018年12月7日，合同编号SB-XS-CP-JT-LD-181207001。约定：产品名称焦炭，计量单位吨，数量6616.04吨，单价2500元/吨，总金额 16540100元，交货时间1月5日，备注现汇。质量要求：灰份≤12.5%；硫份≤0.65%；水份≤8%；热强度≥65%。结算方式及期限：自合同签订后，于1月5日，甲方向乙方货权转移或者开装船通知单，乙方付全部货款，结算后甲方于5个工作日向乙方开具16%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上述合同的货物6616.04吨系被告盛博公司自金茂广源公司购得。盛博公司（卖方、乙方）于2018年12月5日与金茂广源公司（卖方、甲方）签订了焦炭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的签订地点为武安市，签订时间2018年12月5日，合同编号JM-XS-CP-JT-SB-1812050012。约定：产品名称焦炭，计量单位吨，数量6616.04吨，单价2480元/吨，总金额16407779.2元，交货时间12月7日，备注现汇。质量要求：灰份≤12.5%；硫份≤0.65%；水份≤8%；热强度≥65%。结算方式及期限：自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货权转移或者开装船通知单，乙方付全部货款，甲方于5个工作日向乙方开具16%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他约定。2018年12月18日，金茂广源公司（货物出让人）、盛博公司（货物受让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签订货物转让手续确认函，金茂广源公司将其存放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的焦炭6616.04吨货权转让给盛博公司。 原告凌达公司对2018年12月7日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于合同加盖的公章未予否认，主张公司公章可能存在被盗用的情况。 2018年12月26日，盛博公司向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发出装船通知，将盛博公司集港的焦炭进行装船，装船数量2360吨（控重），检斤装船，实际数量以港口过磅数量为准。2018年12月28日，日照港集团检斤单显示发货人盛博公司根据委托人凌达公司的委托将62车净重共计2350.55吨焦炭倒运至“金泰66”船。盛博公司主张该2350.55吨焦炭系履行2018年12月7日合同项下部分交货义务，凌达公司不认可系交付货物，主张该2350.55吨焦炭系向被告盛博公司借货。凌达公司主张于2018年12月30日至2019年1月6日，将68车净重共计2317.22吨焦炭集港至盛博公司，用于偿还之前向盛博公司的借货。被告盛博公司认可收到该货物，但主张是因为原告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先行提走了被告的2300余吨货物，将原告从他处购买的2317.22吨焦炭交付被告进行质押。 另，凌达公司（卖方、甲方）还与盛博公司（买方、乙方）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过数量5000±10%吨、单价2230元/吨、总金额11150000元的焦炭买卖合同，双方均认可该交易双方已履行完毕。 另外，盛博公司（卖方、甲方）与凌达公司（买方、乙方）于2019年4月12日也签订过焦炭买卖合同，数量500吨、单价2480元/吨、总金额1240000元。合同约定质量要求：灰份≤13%；硫份≤0.7%；水份≤8%；固定碳≥85%。凌达公于2019年4月15日向盛博公司付款100万元。2019年4月24日，凌达公司与盛博公司和收货单位凌达公司进行结算，结算焦炭498.8吨、结算单价2480元/吨，结算金额1237024元。原告凌达公司主张该合同系其与被告盛博公司之间签订的独立合同，被告盛博公司主张该合同系因上述2018年12月7日签订后，焦炭价格下跌，经原被告协商分次履行，该500吨合同就是履行了2018年12月7日合同的一部分，且原告凌达公司尚有余款237024元未支付。 被告盛博公司主张，因凌达公司迟迟不履行支付货款、提货行为，经中间人王某协调，原告同意被告将凌达公司质押在被告处的2317.22吨焦炭以市场价格处置，后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与山东冠海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焦炭买卖合同，以每吨2125元的价格卖给山东冠海物流有限公司2500±10%吨，实际交付2499.7吨（被告主张含凌达公司的2317.22吨和盛博公司的182.48吨）；被告于2019年6月13日与金茂广源公司签订合同，以单价1930元每吨出卖给金茂广源公司焦炭3600±5%吨，合同中未约定质量要求。被告盛博公司主张系将合同中未履行的剩余焦炭3766.69吨（6616.04吨-2350.55吨-498.8吨）出卖给金茂广源公司（实际为3584.21吨，扣除前述已交易的182.48吨）。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 另查明，原告凌达公司因本案支出诉前保全费5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保全费10000元，支付保全保险费6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凌达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向被告盛博公司支付30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该300万元的性质；二、被告应否返还原告该300万元并支付利息。对于争议焦点，本院分别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该300万元的性质问题。原告主张该款项系基于双方之间达成购买焦炭的口头协议，后未能达成合作，故被告应返还该款项。被告主张该款项系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告主张其和被告存在口头协议并依据口头协议付款300万元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综合本案的证据，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达成口头协议并陈述系由原告业务经理王昆和被告方的经理张某具体见面协商的，地点应该在日照，但经本院调查张某，张某予以否认，原告未提交证据进一步证实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存在。同时原告对于口头协议中协商的交易数量陈述不确定、价格随行就市、交货时间没有具体约定，这也不符合大宗交易的交易习惯。再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之间其他交易均签订书面合同，而预付300万元货款却无任何书面合同，也不符合常理。再如，对于2018年12月28日被告向原告交付2350.55吨焦炭的行为，被告主张系履行2018年12月7日合同项下部分交货义务，而原告主张系向被告盛博公司借货，虽然这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但从常理分析，2350.55吨的货值按照2500元每吨计算的话高达5876375元，仅仅进行口头约定借货也不符合常理，且由于焦炭产品的特性，不同批次的货物可能存在指标上的差异，一般不会采用借货、还货的方式，而被告关于该2350.55吨焦炭系对2018年12月7日双方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的履行的主张可能性存在。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基于口头协议而交付货款300万元事实不成立。对于被告提交的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原告虽然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但不否认加盖的系其公司公章，仅主张系公章被偷盖，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成立，因此本院对于2018年12月7日原被告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该300万元的交付时间看，应系原告履行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而交付的款项。 二、关于被告应否返还原告该3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如前所述，该款项系原告为履行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焦炭买卖合同》而交付的款项，现该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且被告亦抗辩由于原告不支付货款、不提货给被告造成损失，因此在合同未解除、未结算完毕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要求返还该300万元，更无权要求返还利息，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300万元及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日照凌达商贸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山东盛博国际能源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货款300万元及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10000元、保全担保费6000元，均由原告日照凌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翠菊 人民陪审员  孟祥芳 人民陪审员  崔 斌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李业玲 书记员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