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02民初2227号原告：毛喜梅，女，汉族1957年4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联系方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娟，女，汉族，1982年6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系原告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守鹏，河南长庚（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方式。被告：濮阳市富邦劳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河南省濮阳市京开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鹏程宾馆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5651121659，联系方式1321392222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河南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方式。被告：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住所地濮阳市开德路娄店新村7号楼1单元西。法定代表人：王静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利，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群山，男，汉族，男，汉族，1965年5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联系方式。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晓洁，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方式。原告毛喜梅诉被告濮阳富邦劳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富邦劳务公司）、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以下称示范区环保局）、李群山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娟、陈守鹏，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被告示范区环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利，被告李群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晓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毛喜梅作为被告富邦劳务公司员工被派遣到被告示范区环保局进行路面清扫工作，2018年12月27日7时许，原告在位于濮阳市××城路××门口处××路面时，被王希平驾驶的豫Ｊ×××××小型轿车撞飞，导致原告严重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已经花费大量的医疗费，时至今日仍在治疗中，现原告已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特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12月16日产生的费用：1、医疗费28868.89元、喂食注射器2586元、蛋白粉、1890元；2、伙食补助费4800元（50元/天×96天）；3、营养费1920元（20元/天×96天）；4、护理费28800（护工150元/天×96天×2人）、尿不湿、成人护理垫等用品5760元、口肌训练器178元；5、误工费12000元（125元/天×96天）；6、交通费1920元（20元/天×96天），以上共计100722.89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富邦劳务公司辩称，一、被告富邦劳务公司未派遣原告到示范区环卫队进行工作，无需承担责任。被告富邦公司虽是用工单位，但不派人员进行管理，由用工单位管理，被告李群山系富邦公司派遣的员工，由富邦公司负责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二、被告富邦公司与原告毛喜梅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也无直接法律上的关系，原告毛喜梅系被告李群山雇佣人员，与被告富邦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其他关系。三、原告毛喜梅系交通事故受伤，侵权人为王希平，原告请求的损失应向王希平主张，本案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原告不应直接向被告富邦公司主张权利，被告富邦公司没有赔偿义务。被告示范区环保局辩称，一、原告诉求不明，责任不清，不具备答辩基础。二、被告示范区环保局与原告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我单位为用工单位，富邦公司为用人单位，原告是劳动者与富邦公司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与被告示范区环保局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三、本案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混淆了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本质区别。原告与被告富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被派往环卫队提供劳务不应视为原告直接向被告示范区环保局提供劳动，是由被告富邦公司向原告支付报酬而不是示范区环保局支付报酬。四、原告的双倍赔偿请求只能体现在劳动合同工伤中，原告已经获得了肇事司机的赔偿，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不能再要求其他人赔偿，从而获得重复赔偿。五、被告示范区环保局没有任何赔偿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李群山辩称，一、依据雇佣关系的形成要件，原告毛喜梅与劳务公司和示范区环保局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劳务公司、环保局应对原告的受伤承担雇主责任，被告李群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二、劳务公司、环卫队对毛喜梅替岗行为完全知情并默许，其申请追加李群山为被告是逃避雇主责任的表现。劳务公司、环卫队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对原告毛喜梅受害一案承担雇主责任进行赔偿。被告李群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经审理查明，被告李群山系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的劳务人员，并签有劳动合同，被派遣到被告示范区环保局下属的环卫队从事环卫工作。自2014年起，原告毛喜梅代替被告李群山在该环卫队从事路面清扫工作，并一直以被告李群山的名义领取工资报酬。2018年12月27日7时许，案外人王希平驾驶小型轿车与正在清扫路面的原告毛喜梅相撞，造成原告受伤。事发后原告在濮阳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脑挫伤、右股骨骨折、右胫骨骨折等，目前仍在住院治疗中。为证明本案事实，原告提交了身份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团体保险合同、照片、证人证言、住院病历、诊断证明、护工雇佣合同、判决书、医疗费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经质证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称：我公司购买团体意外险是按照用工单位的安排和用工单位指派的保险公司购买的，该保险并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富邦公司提供劳务，被告富邦公司从未管理过原告，被告富邦公司不是原告的雇主没有赔偿义务。被告示范区环保局称：环保局或环卫队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与原告和富邦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本质区别，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目的。被告李群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并称原告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被告富邦公司的员工，并且在示范区环卫队工作了五年左右时间，劳务公司及环卫队对原告替岗一事完全知情并默许，所以劳务公司及环卫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被告富邦劳务公司提供了其与被告李群山签订的劳动合同两份以及2019年1月至4月向被告李群山发放工资流水，证明被告李群山系其公司劳务人员。被告示范区环保局提交了其于2014年7月15日与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作协议，该协议第8条第11项约定：如所派遣劳务人员出现工伤死亡事件，甲方（富邦劳务公司）在乙方（示范区环保局）配合下负责按国家规定为劳务人员申请各项可报销的费用，需要提前垫付的费用由甲方与当事人按所签劳动合同处理。另查明，被告富邦劳务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在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告毛喜梅等192名劳务人员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原告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期限内。又查明，原告自2018年12月27日住院至2019年9月12日之前花费的医疗等费用，已向肇事方王希平进行了主张，由本院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支持了原告诉求。原告本次主张的费用系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12月16日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的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本案中，被告李群山与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到被告示范区环保局下属的环卫队从事环卫工作。原告毛喜梅自2014年起替代李群山在该环卫队从事路面清扫工作，截止事故发生时间达4年之久，原告毛喜梅与被告富邦劳务公司和被告示范区环保局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且被告富邦劳务公司在为其劳务人员投保的团体意外保险中也包括原告毛喜梅本人，说明被告富邦劳务公司、示范区环保局对原告的替工行为是明知并认可的，故原告毛喜梅应与其他劳务人员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2条第2款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动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李群山虽为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但其并未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也未得到相应的合同权利，而是由原告毛喜梅代为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取得了相应的工资报酬。故被告李群山与原告毛喜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原告的受伤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综合判断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被告示范区环保局对原告的受伤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富邦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群山不承担责任。原告本次主张的各项费用有：1、医疗费28868.89元、喂食注射器2586元、蛋白粉1890元；2、伙食补助费4800元（50元/天×96天）；3、营养费1920元（20元/天×96天）；4、护理费28800元（护工150元/天×96天×2人）、尿不湿、成人护理垫等用品5760元、口肌训练器178元；5、误工费12000元（125元/天×96天）；6、交通费1920元（20元/天×96天），以上共计100722.89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共计100722.89元；被告濮阳市富邦劳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濮阳市富邦劳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10份，并按规定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王方剑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王婵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岳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