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0101行初742号原告高华，男，1957年5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310109195705020457，汉族，上海市人，无业，住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85号207室。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村路300号2号楼。法定代表赵祝平，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惠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陆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3号。法定代表人张纪南，部长。委托代理人乐亦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干部。委托代理人蒋慕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干部。原告高华不服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上海人社局）投诉答复及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华，被告上海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何惠明、陆斌，被告人社部的委托代理人乐亦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7年8月16日对原告高华作出《投诉答复》，主要内容为：一、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你的补充投诉事项中第3、5、6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我局不予查处。二、通过对交大档案室相关资料的查阅取证及你的出入境记录等相关信息，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取证，确认以下事实：1、你1982年2月进入交大担任教师，1990年5月经交大批准自费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但实际未去。1992年你因私赴比利时根特大学，你与交大双方均无法提供你确切离校时间，本机关根据交大1992年5月起停发你工资这一事实，认定你离校的时间为1992年5月1日前。2、你赴比利时根特大学虽未经交大批准，也未去交大办理相关手续，但交大仍比照《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规定，保留了你1年公职（保留公职时间从1992年5月1日至1993年4月30日止）。3、根据你出入境信息显示，你从比利时回国入境日期为1993年8月27日，且从交大调查的证据证明，你1993年5月1日以后未到交大上班，也未向交大提出过保留公职的延期申请，故属于逾期未归。根据上述情况，交大确定你已自1992年5月1日起离职，你要求交大为你缴纳1993年至2015年3月期间社会保险费及要求补发1993年至2016年11月期间工资的请求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根据你本人申请，2015年3月20日，交大出具了与你解除（终止）聘用关系时间为1992年2月28日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并经相关部门备案。根据此次调查确认的离职时间，交大已参照现行的《上海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登记办法》，重新出具了解除（终止）聘用关系时间为1992年5月1日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并经相关部门备案。三、根据《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在重新调查后，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撤销立案决定。原告高华不服上述《投诉答复》，向被告人社部申请行政复议。人社部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人社部复决字[2017]第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第79号复议决定），维持上海人社局作出的《投诉答复》，并以高华提出的其他复议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受理条件为由，驳回了高华的其他行政复议申请。原告高华诉称，上海人社局在重新作出本次《投诉答复》时，并未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的要求，就原告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的人事争议进行认定，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原告投诉的立案决定，造成涉案争议得不到解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只有办理了解除劳动工作关系的书面手续，给劳动者解除单，才能解除人事关系，上海交通大学至今未给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手续，也未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未出具解除证明，因此原告的人事关系始终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但上海人社局却将停发工资、离校等事实混淆成解除劳动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的《投诉答复》及被告人社部作出的第79号复议决定，判令被告上海人社局针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依法作出处理，并请求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撤销上海交通大学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并恢复原告与上海交通大学的聘用关系；确定人事关系；追究上海交通大学的赔偿责任；判决上海交通大学向原告补发工资；按1999年、2000年二次房改补贴政策标准分房；给原告评定高级职称。原告高华于庭审中向本院出示以下证据：1、上海交通大学原院系领导庄天戈、寿文德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于1992年赴比利时根特大学交流，1993年回国，但上海交通大学不让其返回原岗；2、原告的获奖证书及比利时根特大学学术证书，证明原告获奖情况及学术情况；3、《上海交通大学申请自费留学审批表》，证明上海交通大学没有为原告办理过正式的解除人事关系的手续；4、解放日报收信回执，证明原告向解放日报内刊反映情况，其中涉及原告为上海交通大学做的项目及成果；5、信访挂号信回执单及原告向各部门去信收到的回件，证明原告20多年来一直不断信访反映问题；6、上海交通大学于2015年3月20日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证明，证明上海交通大学非法解除聘用关系；7、《上海市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人员解除工作关系审批表》（格式文本），证明事业单位正式办理解除工作关系应当办理的审批表格式及样本；8、《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自费出国的几项规定》，证明该规定不符合国家规定；9、《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离职审批表》及档案保管费减免申请书，证明原告为办理养老和退休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办理离职手续；10、原告出入境记录，证明原告短期公派出国后并未再出国，不存在长期未归的情况；11、上海交通大学于2003年11月7日作出的答复，证明此时原告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交通大学；12、上海交通大学出具的原告简历证明，证明原告在1992年7月时仍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并不是该校所称的1992年2月既已离校。被告上海人社局辩称，2015年5月13日，原告向被告投诉上海交通大学未为其缴纳1993年至2015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5年9月4日被告答复原告，原告不服，向人社部申请行政复议，未获支持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服上诉，2017年6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行终12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6年11月22日，原告又向被告补充投诉，请求：1、撤销上海交通大学作出的2015年3月20日解除聘用关系的决定，要求恢复聘用关系；2、要求确定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的人事关系；3、追究上海交通大学的赔偿责任；4、要求补发1993年至今的工资；5、要求按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2000年二次房改补贴标准分房；6、要求恢复档案原貌并按交大职称政策标准评定高级职称，追究交大责任。被告于2017年3月31日书面告知原告将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一并就其投诉事项给予答复。被告经重新调查查明，原告1982年2月进入交大担任教师，1990年5月经交大批准自费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但实际未去。1992年原告因私赴比利时根特大学，原告与交大均无法确定确切离校时间，被告根据交大1992年5月起停发原告工资这一事实，认定原告离校时间为1992年5月1日前。虽然原告赴根特大学未经交大批准，但交大比照《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第六条第六款之规定保留原告1年公职，保留公职时间为1992年5月1日至1993年4月30日。1993年5月1日后，原告未向交大提出过保留公职的延期申请。原告1993年8月27日自比利时回国后也未到交大报道或上班。又查明，2015年3月20日，交大曾依原告申请出具与原告解除（终止）聘用关系时间为1992年2月28日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并备案。2017年7月31日，交大主动按本次调查确认的离职时间重新出具解除（终止）聘用关系时间为1992年5月1日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并备案。再查明，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原告补充投诉事项中的第3、5、6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责范围，被告无权查处。鉴于前述调查情况，被告根据《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撤销立案决定，于2017年8月16日向原告出具《投诉答复》，并依法送达。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投诉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系争《投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人社局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7）京行终127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7年6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撤销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的《投诉答复》；2、原告补充投诉材料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6年11月23日收到原告的补充投诉材料；3、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7年3月31日向原告作出的告知，证明被告上海人社局告知原告针对其补充投诉的事项将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一并给予答复；4、调查笔录及被告上海人社局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取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上海人社局对案件进行了重新调查以及调查查明的情况；5、《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证明2017年7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重新出具与高华解除聘用关系的证明，确定解除聘用关系为1992年5月1日；6、《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撤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上海人社局经重新调查后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撤案决定；7、被告上海人社局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的《投诉答复》，证明被告上海人社局将案件查处情况告知原告。被告人社部辩称，2017年10月，我部行政复议机构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于10月10日作出了受理的决定并送达。2017年10月21日，我部收到上海人社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经审理，我部根据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予以送达。综上，我部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起诉超期，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人社部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提出复议申请的时间及内容；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证明复议机关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证明复议机关向复议被申请人上海人社局送达复议答复通知书；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复议被申请人上海人社局提交答复；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证明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3、6、9、11、12不能证明相应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4、7、8、10与本案的审查重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予以接纳。被告上海人社局和被告人社部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3日，高华向上海人社局投诉反映上海交通大学未为其缴纳1993年至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针对该投诉，上海人社局经立案调查后，于2015年9月14日对高华作出《投诉答复》，内容为：根据上海交大提供的材料反映，你自1982年2月进入该校担任教师，1992年因私赴比利时留学，后未在该校继续工作，且你本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证明你在1993年至2015年3月期间与上海交大之间存在人事关系。因此，本机关对你提出的投诉事项无法查处。高华对此答复不服，向人社部申请行政复议，人社部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人社部复决字[2016]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上述《投诉答复》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正确，决定予以维持，并对高华在提起复议的同时提出的要求确定高华与上海交大的劳动人事关系、追究上海交大赔偿责任、为高华补发工资、社保及房改补贴分房、解决高级职称等其他请求以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为由，予以驳回。高华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京02行初210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程序错误为由，判决撤销了上海人社局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的《投诉答复》并责令该局于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同时撤销人社部作出的人社部复决字[2016]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维持上述《投诉答复》一项，并驳回了原告高华的其他诉讼请求。高华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京行终127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高华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另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之后，该判决生效之前，高华于2016年11月21日向上海人社局提出补充投诉请求，要求：1、撤销上海交通大学作出的2015年3月20日解除聘用关系的决定，要求恢复聘用关系；2、要求确定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的人事关系；3、追究上海交通大学的赔偿责任；4、要求补发1993年至今的工资；5、要求按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2000年二次房改补贴标准分房；6、要求恢复档案原貌并按交大职称政策标准评定高级职称，追究交大责任。上海人社局收到补充投诉后，于2017年3月31日书面告知高华，将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一并给予回复。在重新调查期间，上海人社局对上海交通大学重新进行了调查，制作调查笔录并调取了相关人事档案资料，在此调查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了《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主要内容为：高华自1982年2月进本单位工作，现因补办离职，于1992年5月1日解除（终止）聘用关系。经重新调查，上海人社局于2017年8月10日针对高华的投诉作出撤案决定，并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被诉《投诉答复》并送达高华。高华不服，向人社部申请行政复议，人社部于同年10月10日受理了该复议申请，经复议审查后于12月5日作出第79号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高华。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权应当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履行职责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首先甄别申请事项是否属于其履行职责的法定范围。《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以下称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监察，适用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其职责，依照本条例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所属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以下简称劳动保障法律)的情况进行监察,适用本规定;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进行劳动保障监察,依照本规定执行;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情况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根据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责,依照本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综上可见，对投诉人针对事业单位所提起的劳动保障监察请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当首先甄别投诉职工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如果投诉职工属于事业单位在编职工，双方存在人事关系的，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的范围。本案中，被告上海人社局在尚未调查清楚原告高华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上述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迳行将原告高华的投诉请求纳入劳动保障监察程序进行处理调查并作出撤销立案的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如果上海人社局在此情况下直接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存在超越职权之嫌。因此，对于被诉《投诉答复》，本院应予撤销，针对原告高华的投诉，被告上海人社局应当先行甄别上海交通大学与高华之间用人关系的性质后，再决定是否作出相应的处理。被告人社部作出的第79号复议决定中第一项关于维持该《投诉答复》的决定，本院应一并予以撤销。第79号复议决定第二项即“申请人提出的其他复议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受理条件，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内容合法、正确。原告高华要求全部撤销第79号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高华申请本院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一）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二）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或者协议管辖约定的；（三）约定仲裁或者已经提起民事诉讼的；（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情形。”本院认为，原告高华所提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的请求，不属于本院审理本行政案件应当一并解决的民事争议范围，且其中部分申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故本院对原告高华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请求不予准许，并已在庭审中向原告高华进行了告知。综上，被告上海人社局作出的被诉《投诉答复》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应予撤销，被告上海人社局应当先行甄别上海交通大学与高华之间用人关系的性质后，再决定是否作出相应的处理。被告人社部作出的第79号复议决定第一项关于维持被诉《投诉答复》的决定，本院依法一并予以撤销。原告高华关于全部撤销第79号复议决定以及一并请求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对原告高华作出《投诉答复》；二、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作出的人社部复决字[2017]第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项；三、驳回原告高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晓审 判 员  曾 玮人民陪审员  武爱琴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