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1刑终383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润飞，男，1990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市,汉族，专科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耒阳市，住南宁市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三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家富，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家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酉阳县，住南宁市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三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李发龙，男，195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永顺县,土家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永顺县，住南宁市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三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杨艳，女，1992年2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永顺县，土家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永顺县，住南宁市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20）桂0109刑初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贺润飞、姚家富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讯问上诉人，核实全案证据，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等四人先后于2011年-2015年间，加入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的传销组织，该组织通过鼓吹“纯资本运作”行业是国家扶持定点在南宁发展的行业，属于西部大开发项目，加入该行业可以获得巨额回报，邀请亲戚、朋友到南宁市考察投资项目，诱使他人交缴申购款购买虚拟份额加入。按照购买份额的多少或者发展人员的数量形成上下线的传销网络关系，由上线人员对下线人员交纳的申购款按固定方式进行瓜分，不断骗取财物。“自愿连锁经营业”要求每位参加者均缴纳人民币（下同）69800元购买虚拟21份额的数量后才获得加入资格（因购买后第二个月则无条件返回19000元，故而也可以直接以50800元购买21份）。该组织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其在该组织的级别作为计酬依据。 该组织实行“五级三晋制”的方式晋升组织内部的层级，主要依据累计的份额数量对人员的级别进行管理和分类，其中“五级”是指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经理、老总，“三晋制”是指从主任以下级别晋升为主任，主任晋升为经理，经理晋升为老总的三个阶段。该组织规定老总通过上传下达，通知安排各自伞下人员学习“邀约”其他人员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并通过组织、参加学习会、经理会、招商会、答谢宴、团体旅游等活动进行下线管理。新老总积极对其伞下人员进行管理和培养，激励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至案发时均已达到老总级别，进入了该传销组织的核心管理层，起到了组织、领导的作用。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分述如下： 一、被告人李发龙于2011年间，通过介绍人介绍，缴纳了3万元人民币购买了虚拟的份额，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组织，之后其介绍了李祥忠、李祥明、杨延建等人加入，并得到19000元的报酬，其在2015年-2016年左右上了老总级别，后负责其伞下人员的培训、考勤、收集申购单、发放工资等管理工作。 二、被告人贺润飞于2012年经李祥明介绍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其上线是李发龙、下线是何立国，并于2015年上该传销组织的老总，上老总后其领取了十几万元老总工资，还负责用农业银行卡给伞下的人员发放工资等相关管理工作。 三、被告人杨艳于2015年经同学周秀林介绍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业”，并交了50800元钱购买了虚拟的商品份额得以加入并有资格继续发展下线，其发展了张艳灰作为下线，其上线是李发龙，其于2016年下半年左右上了该组织的老总级别，上总后其就负责管理其伞下人员，并向伞下人员传达上一级老总安排的各项工作。 四、被告人姚家富于2014年6月份左右经李秀萍介绍，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业”，其当时顶替的是李秀萍的份额，冯艳是其发展的下线，但之后也用11万元购买了份额，从而达到老总级别，上总后其领取了老总的工资，并负责伞下人员的管理工作。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理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抓获经过、传销人员网络图、银行流水、截图照片、申购单、产品订购单、请假条、证人和霞琴、张某、韩某、付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和辨认照片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与者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五级三晋制”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计酬，引诱、胁迫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均起主要作用，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且当庭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为严肃国法，惩罚犯罪，维护市场秩序，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李发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二、被告人贺润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杨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四、被告人姚家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五、侦查机关扣押的作案工具（存放于南宁市公安局邕宁分局），其中：李发龙的ＯＰＰＯ手机二部、酷派手机一部、国产手机一部，传销书籍一本，传销笔记本六本，传销资料一百张，Ｕ盘一个，笔记本电脑一台；贺润飞的华为手机二部，传销纸质资料二十八张，草稿纸材料三张，64ｋ胶套笔记本一本，人员统计表四张，一周工作总结三张；杨艳的ＶＪＶＪ手机（已坏）一台、ＶＩＶＯ手机一台，纸质材料八张；姚家富的ＶＩＶＯ手机一部，书籍一本，由扣押机关依法没收销毁。六、办案机关扣押的被告人贺润飞的宝马牌轿车（车牌桂Ａ×××××，型号ＢＭＷ523Ｌｉ，黑色）一辆，依法拍卖变现后，抵作被告人贺润飞的罚金（多退少补）（以上车辆扣押在南宁市公安局邕宁分局）。 贺润飞上诉提出：其借钱购买份额成为虚拟老总，未进入传销组织的核心管理层，未担任管理职务；其知道传销是骗局后遣散下线人员，并终止了犯罪；李发龙负责传销组织资金的接收与发放，其未给伞下人员发放工资；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 姚家富上诉提出：其自己花钱购买份额从而晋升为虚拟老总，进组织后仅发展了一名下线；2017年资金链断裂之后，其去房地产公司上班被传销组织开除，属于犯罪终止；其没有具体的分工和职责，未参与团队的管理；其认罪认罚，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书面检察意见认为：（一）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取得程序正当，并经一审庭审质证，内容客观真实。（二）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原审被告人李发龙等人的供述，证人和霞琴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传销网络图，手机截图照片、银行流水账、申购单、产品订购单、笔记本等书证，证明涉案传销组织的发展模式、加入条件、提成方式、组织层级等内容，以及各原审被告人在组织中具有老总级别；各原审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明各被告人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证明体系。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被告人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以参加“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各原审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对于上诉人贺润飞、姚家富提出其未对传销组织进行过管理的辩解，与在案证据不符，并且贺润飞、姚家富在一审庭审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领取老总工资、负责管理伞下人员的犯罪事实并无异议，因此其辩解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审法院在量刑时已充分考虑本案各原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所具有的坦白、当庭认罪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各原审被告人的量刑均在法定幅度内，且量刑适当。上诉人贺润飞、姚家富辩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且原判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属实，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上诉人贺润飞、姚家富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故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润飞、姚家富及原审被告人李发龙、杨艳组织、领导以“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要求参与者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五级三晋制”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李发龙、贺润飞、杨艳、姚家富均起主要作用，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关于上诉人贺润飞、姚家富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是否上总及负责团队管理的问题。经查，贺润飞供述称,其于2012年经同学李祥明介绍加入传销组织，陆续交纳了69800元人民币，并于2015年上总。一般是李发龙将传销工资打入其农业银行卡，并安排其给伞下的传销人员发放工资，其领取过十几万的老总工资。姚家富供述称，其于2014年6月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6年7月达到老总级别、领取老总工资。其上总后负责开老总会议，参加老总宴会，贺润飞、杨艳、李发龙均是行业的老总。传销组织是逐层管理的，上线管理下线，老总负责安排传达各项工作；同案李发龙的供述，证实贺润飞为传销组织的老总级别；证人和霞琴、刘某、付某、韩某、宁某、张某的证言亦证实姚家富为传销组织的老总级别。综上，贺润飞、姚家富的供述与同案李发龙的供述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且有银行流水、申购单、请假条、辨认笔录及李发龙、刘某、付某、宁某等人手绘的传销网络层级图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证实贺润飞、姚家富在传销体系中为老总级别，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工资发放、上传下达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等起关键作用，是主犯。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上诉人是否构成终止犯罪的问题。经查，公安机关从贺润飞处扣押的传销人员袁才华请假条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23日；扣押的罗烈利、吴萍惠、廖俊英、谭斯、汤华林、杨运标等人手写的周总结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3月24日；素质课记录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24日；在案的银行流水，证实2019年4月23日李祥明仍给贺润飞发放传销工资，贺润飞与郑龙秀、姚四水、李祥明、匡利清、李发龙、刘银芝、李仙菊、罗廷孝等传销人员在2016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资金往来密切。且在案亦无证据证实贺润飞、姚家富有终止犯罪、脱离传销组织或遣散传销人员的行为。此外，贺润飞、姚家富在案发前均已达到老总级别，并负责发放传销工资、上传下达等职责，整个犯罪过程已经完成，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后果。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原判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案的检察院量刑建议书亦显示，建议判处贺润飞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两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建议判处姚家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并处罚金。综上，原判根据贺润飞、姚家富的犯罪事实、性质、悔罪态度等对二人科处的刑罚均在法定幅度内，且未超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范围。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检察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振华 审 判 员 蒋治清 审 判 员 谢李章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 慧 书 记 员 陆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