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29行初19号原告刘勇，男，198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汶上县南旺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汶上县。委托代理人孙方杰，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小红，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汶上县公安局，住所地：汶上县城中都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30004335019D。法定代表人许文祥，局长。委托代理人刘**，男，197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汶上县公安局城关第一派出所副所长，住汶上县。委托代理人宋恩珍，山东圣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钟海俊，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原告刘勇不服被告汶上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方杰、何小红，被告县公安局负责人韦德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宋恩珍，第三人钟俊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县公安局于2020年1月14日作出汶公（城关一）行罚决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20年1月7日10时许，在汶上县宝相寺路美利达自行车专卖店，因家庭矛盾，将该店内厕所门毁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刘勇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刘勇诉称：一、原告没有实施损毁涉案汶上县宝相寺路美利达自行车专卖店厕所门的违法行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管上存在故意即出于损毁公私财物的目的；二是客观上实施了损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案发时第三人之妻即原告的岳母抱着原告的孩子躲进厕所，并将厕所门反锁，孩子在厕所内大哭，原告的岳母以要伤害孩子对原告威胁，原告作为孩子的父亲，情急之下晃动门把手欲将门打开抱孩子，厕所门为何突然损坏原告是始料未及的，原告并非是出于故意损坏财物的主观目的。原告不具备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目的，被告适用《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对原告作出处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二、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涉案财物价值较小，被告对原告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首先本案财物损坏系因家庭纠纷引起，原告不存在损毁财物的故意；其次，涉案的厕所门使用年份已久，价值较小；最后事发后原告主动拨打110报警，主动到案说明本案情况，表示愿意对本案财物损失积极赔偿。综合考虑本案的起因、被损坏物品的价值、事后原告的主观态度等因素，被告对本案完全可以通过调解或按照民事赔偿途径解决，被告对原告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三、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首先，询问笔录中记录的询问人、记录人员与实际询问人、记录人员不符，实际询问、记录人员为协警，并且在对原告及其父询问的过程中存在诱导式询问，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询问的相关规定。其次，本案为涉财案件，财物价值事关处罚及处罚幅度，被告应委托价格评估机构对本案财物的价值鉴定，被告未鉴定程序违法，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且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依法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手机通话记录，证明2020年1月7日10时15分，即涉案厕所门被损坏后，原告主动拨打110报警，能够看出原告若是故意损坏厕所门，则不会拨打110报警，故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并无损毁财物的故意。2.（2018）苏06行终8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无损坏财物的故意。3.警示公开栏的照片，证明被告并没有主动公示警务人员的身份，无法查明被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中询问人的身份，并申请被告提交同步录音录像。4.照片一张，该照片系被告的询问室门口悬挂的管理规定，证明被告明确公示必须全程录像，并保存归档。被告县公安局辩称：涉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对刘勇的询问笔录，2.对赵静的询问笔录，3.对钟海俊的询问笔录，4.对刘建民的询问笔录，5.（汶）公（刑）鉴（伤检）字〔2020〕0013号鉴定书，6.照片4张，7.汶上县无极限自行车商行营业执照，8.刘勇、赵静、钟海俊、刘建民的身份信息，以1-8号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9.受案登记表，10.权利义务告知书，11.传唤证，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3.处罚审批表，用9-13号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第三人钟海俊述称，当时原告等人来抢孩子，原告的爸爸将第三人打倒在地，并将第三人之妻打伤。原告第一次砸了门，第二次电脑被砸坏，还扬言威胁第三人。第三人认为被告对原告处罚太轻，没有处理打人的事，要求人民法院公正处理，第三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年1月7日10时21分的店内监控录像，证明原告报警时间与案发时间不一致，原告的报警时间在案发之前。2.赵静的住院记录、赵静的鉴定结论，证明被告对原告处分较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13号证据除对8号、13号证据无异议外，其他均有异议，认为：对1-4号证据询问笔录有异议，该组询问笔录的实际询问人与笔录记载的询问人不一致。该笔录记载的询问人为刘**、许鹏，许鹏系原告同事的对象，原告认识，在实际询问过程中并非询问笔录所记载的询问人，而是被告的协警或其他人员。为查明以上事实，原告庭前提交了调取被告询问笔录录音录像的书面申请。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第3页倒数第4行记载原告明确表示愿意赔偿对方的厕所门，但是被告并未组织原告方与第三人以及或者门的所有人进行调解，违反了《治安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2-3号证据认为，该组证据并未记载涉案厕所门系原告损毁，也未记载涉案玻璃门是如何损毁的，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内容即违法事实的存在。从4号证据对原告之父刘建民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存在诱导式询问，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组证据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5号证据鉴定书是人身伤情鉴定，本案的违法事实是财物损害，且鉴定书的时间2020年1月17日晚于涉案处罚决定作出的时间2020年1月14日，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要求，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6号证据照片认为，被告并没有让原告予以指认的证据材料，且被告对该厕所门的价值也没有进行鉴定，也违反了《程序规定》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应当委托之规定。故该照片只能证明门被损坏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损坏该门。对7号证据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涉案财物系第三人及其妻子的共同财产，但据原告了解该店是第三人租用的，出租人系该店旁边的便利店的老板，故该厕所门实际的所有人并非本案第三人。综上，1-8号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称的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因被告认为原告违反的是故意损毁财物，以上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门被损坏的客观结果，或者原告有相关行为，但不能证明原告在主观上有损毁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本案是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治安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人必须存在有主客观相统一的事实证据，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9号证据受案登记表认为，该登记表记载报警人所陈述的事实为人身损害，而本案违法事实涉及的为财物损害，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10证据权利义务告知书认为，被告并没有向原告宣读该告知书，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对11号证据传唤证认为，原告并没有接受传唤，原告是主动到公安机关陈述本案事实，并非被告传唤到案。故该传唤证程序上也不合法。对12号证据处罚告知笔录认为，被告并未向原告明确该告知笔录的内容，只是让原告签字。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通话记录认为，该记录只是证明原告拨打过110报警，但不能证明原告未实施涉案违法行为。对2号证据判决书认为，损毁他人财物需要主观故意，但是本案原告的故意非常明显。对3号证据公示栏照片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4号证据照片认为，本案作为普通治安案件，没有必须同步录像的法律规定，原告的质疑应该在行政程序中提出，该照片亦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通话记录认为，原告报警的时间与原告抢孩子的时间不相符。对于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判决书认为，该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监控录像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属于电子数据，应依法提交原始载体，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第三人的证明观点也不能成立，结合被告提交的受案登记表，能够证明报案人赵静的报案时间1月7日10时14分，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第三人所述的时间点是错误的，因为监控录像的录制时间有滞后性。第三人提交的住院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观点。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监控录像认为，该证据属于视听资料，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求，能够佐证本案的事实，对第三人提交的住院记录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8号证据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13号证据处罚审批表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该组能够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对刘勇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自认将涉案厕所门弄坏进去将孩子抢走，原告在该询问笔录上签名捺印。2号证据对赵静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砸开卫生间的门将孩子抢走的事实。3号证据对钟海俊的询问笔录记载钟海俊陈述原告刘勇等人到其店内，原告将孩子抢走的事实。4号证据对原告之父刘建民的询问笔录记载刘建民陈述原告用脚将厕所门跺开，将厕所门跺坏的事实，上述询问笔录能够互相印证原告强行将孩子抢走过程中，原告跺开厕所门将门损毁的事实。且有6号证据照片记载了涉案厕所门被破坏后的现状相佐证，1-4号、6号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能够证明原告为了抢孩子用脚跺涉案厕所门，将厕所门跺坏的事实，应予采信。5号证据鉴定书作出的时间2020年1月17日晚于被告作出的涉案处罚决定书的时间2020年1月14日，不能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使用。7号证据营业执照，对被告的待证事实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案发的地点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9号证据受案登记表记载的报案内容系被告根据报案人的陈述所作的报案记录，对被告依法受案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对10号证据权利义务告知书，该告知书记载原告在该告知书中签名捺印，应视为原告对权利义务告知内容的知晓，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对原告宣读的观点，不能否认原告对权利义务内容的知晓，该证据对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11号证据传唤证2份，其中2020年1月11日的传唤证系未传唤到案，办案民警在该传唤证中签名，能够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有效证据使用；其中2020年1月14日的传唤证记载了原告的签名捺印，亦能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有效证据使用。原告提出的原告系主动到案并非传唤到案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12号证据处罚告知笔录记载了原告的签名捺印，应视为其对该笔录内容的知晓，对被告告知了原告享有陈述、申辩权，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原告提出的被告只是让原告签字并未告知原告该笔录内容，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观点，应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通话记录只能证明原告报案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报案其就不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行政判决书，系对其他案件中违法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个案认定，我国不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该判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警示公开栏未显示干警身份的照片、被告的询问室门口悬挂的管理规定，系被告的内部管理监督制度，不能作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第三人提交的涉案店内的监控录像，能够证明案发的时间、、地点应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住院记录，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要求，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钟海俊的女儿钟维彤系夫妻，案发时原告与钟维彤有家庭矛盾，双方育有十个月大的孩子。2020年1月7日10时许，原告及其父母等人到第三人夫妻经营的汶上县城宝相寺路美利达自行车专卖店，第三人之妻赵静抱原告与钟维彤的孩子躲到店内的厕所内，原告用脚跺开厕所门后将该孩子强行抱走，厕所门被损坏。赵静遂向被告报警，被告经法定程序，于2020年1月14日向原告作出汶公（城关一）行罚决字〔2020〕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刘勇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另查明，被诉行政行为已执行完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因家庭矛盾为达到将其孩子从其岳父母处强行抱走的目的，将其岳父母租赁门店内的厕所门跺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原告采取跺厕所门的方式开门导致该门被损毁，原告损毁该门的行为系故意损害财物的违法行为。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涉诉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其不存在故意损毁厕所门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且原告亦缺乏证据证明其辩解观点，应不予支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未对询问过程录音、录像，因上述规定不是强制性的规定，原告提出的被告应提交询问时的录音录像视频资料的观点，应不予采纳。原告提出的询问笔录中记载的询问人不是实际询问人及存在诱导式询问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根据《程序规定》第八十七条之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本案中，被告根据案情对涉案厕所门的损坏程度未作价格评估，系被告的裁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对涉诉厕所门损失评估鉴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观点，应不予支持。根据《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生活、侵犯隐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二）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三）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方的纠纷系亲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纠纷可以调解。但，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记载被告问原告“你愿意和对方协商吗”原告回答“我不愿意协商，我愿意接受公安机关处理”，能够证明原告不同意调解。因此，被告对该案不适用调解处理径行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其愿意赔偿对方厕所门损失，被告未调解，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观点，应不予支持。对原告提出的立案时报案人报警的是伤害而处理结果为故意损毁财物，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观点，及第三人提出的其妻子赵静被打伤，被诉处罚结果较轻的观点。因被诉行政行为系对原告故意损毁财物作出的处罚，而伤害的鉴定结果是在被诉行政行为之后作出，且第三人可要求被告另行处理伤害事宜。因此，上述观点均不予采纳。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于建审 判 员  张宝厅人民陪审员  岳焕云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