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11民初2718号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金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529072。法定代表人：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旭生，系广东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信义，系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子善，男，汉族，1972年1月2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8。被告：麦丽筠，女，汉族，1972年9月1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20。被告：李柏佳，男，汉族，1983年8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1。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生，系广东瀛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南段）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17。法定代表人：谭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莎、宋玉才，均系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凯鹏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鑫茂大厦6层606B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2G。法定代表人：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生，系广东瀛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住所地汕头市龙湖区********部分及二至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44E。负责人：江伍湖。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为、吴程洁，分别系该行业务三部总经理、员工。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子善、被告麦丽筠、被告李柏佳、被告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方公司）、被告北京凯鹏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鹏达公司）、第三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下称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案号为（2018）粤0511民初1050号，并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被告南方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粤05民终302号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旭生、信义，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生，被告南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莎、宋玉才，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为，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子善、被告麦丽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杨子善向原告付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复息、罚息（利息按年利率9.6%计，自2018年4月21日计至2018年5月4日；复利按逾期利息以年利率14.4%计，自当期利息逾期之日起计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罚息按年利率14.4%计，自2018年5月6日起计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杨子善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包括基础代理费5万元及原告如实现债权超过借款本金2000万元部分按8%计算的律师费）；三、判令被告麦丽筠、李柏佳、南方公司、凯鹏达公司对被告杨子善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4日，原告与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被告杨子善签订了一份《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华兴汕分委贷字第20170504001号），合同约定原告委托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向被告杨子善发放一笔2000万元的经营性贷款，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年利率9.6%，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向被告杨子善收取年费率为1‰的手续费；合同还对贷款利息支付时间、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同日，被告麦丽筠、李柏佳、南方公司、凯鹏达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杨子善向原告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依约于2017年5月5日向被告杨子善发放了该笔2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借款期间，被告杨子善共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871999.97元。自2018年5月5日借款期限届满至今，被告杨子善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付还借款本息，原告也多次通过电话、信息、电子邮件通知被告麦丽筠、李柏佳、南方公司、凯鹏达公司履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义务，但各被告至今均拒不履行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认为，原告与各被告签订的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在原告履行了委托贷款合同义务之后，各被告没有按照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履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各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李柏佳和被告凯鹏达公司共同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的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作为委托人，应以华兴银行汕头分行怠于行权为由将其列为被告，以借款人杨子善为第三人。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驳回起诉；二、原告向被告杨子善委托贷款，实际是变相从事放贷金融业务，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再则，原告作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不具有发放贷款的资格。原告委托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放贷实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行为超越其经营范围、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本案委托贷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三、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并非金融机构，对其放贷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其次，在原告与被告杨子善另案（2019）粤0511民初2719号案件中，杨子善向华兴银行汕头分行贷款利率仅为年利率6.8%，而本案原告委托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放贷年利率为9.6%，存在明显的利差，具有高利转贷的可能性；四、被告凯鹏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担保行为未经过被告凯鹏达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原告作为专业担保机构，对被告凯鹏达公司的保证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被告凯鹏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原告明知被告凯鹏达公司的经营范围，原告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原告主张利息、罚息、复利，超过年利率24%，显失公平；六、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案委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罚息计收复利违背了该规定。被告南方公司辩称，一、被告南方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本案具有典型性，原告提交的保证合同非被告南方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没有经过被告南方公司相关决议机关的通过，实际为被告杨子善违法私自加盖被告南方公司印章与原告进行串通损害被告南方公司利益，被告杨子善是被告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现被告杨子善因涉嫌两刑事案件被佛山市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因私自加盖公司印章、挪用公款被上海市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现被告杨子善在逃；2、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同意，根据证监会和银监会在2006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同意，且需对外进行信息披露，该规定明确各银行控制机构必须依据该通知、上市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在贷款过程中审核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及该通知规定，需审核上市公司是否对外信息披露及相关情况，同时规定银行审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审查上市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原件及信息披露指定刊物资料；3、本案原告并非善意，根据最高院2017年12月2日民二庭第七次法官会议纪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认定及效力归属，明确若相对人非善意，没有进行相关审查义务且举证不能，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且担保公司不需承担民事责任，应由行为人承担行为后果。结合本案，应由被告杨子善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相关民事责任，最高院于2019年7月3日法官会议讲话中对2017年12月2日法官纪要进行确认，该讲话强调将平等保护与倾斜保护结合；4、被告杨子善因个人借款用被告南方公司对外作担保，广州市中院（2019）粤01民终14327号案件（已判决生效）及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372号案件与本案的情况完全相同，判决结果均为认定担保无效，南方公司不需承担任何责任，驳回对南方公司诉讼请求；5、本案因被告杨子善涉嫌刑事案件且该刑事案件被告南方公司已将本案相关资料提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依据为杨子善偷盖上市公司印章、挪用公款，本案与该刑事案件有紧密联系，被告杨子善为本案被告之一且相关事实为被告杨子善本人办理，其他主体无参与，相关事实需要被告杨子善本人到庭才可查明，本案应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述称，其意见和原告的意见一致。原告举证如下：1、《委托贷款合同》1份，证明2017年5月4日，原告与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被告杨子善签订委托贷款2000万元的合同。2、《保证合同》3份，证明被告麦丽筠、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被告南方公司为被告杨子善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华兴银行客户账户交易明细》1份，证明2017年5月5日，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依约代原告向被告杨子善发放贷款2000万元。4-5、被告杨子善、被告麦丽筠《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身份证》、《结婚证》各1份，证明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二人系夫妻关系的事实。6、被告李柏佳《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被告南方公司《营业执照》、被告凯鹏达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各1份，证明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7-8、原告《营业执照》、《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各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9、《催收通知》5份，证明原告通知被告履行还款义务。10、《股东会决议》1份，证明被告凯鹏达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为被告杨子善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11、《委托代理合同》1份，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委托律师代理必须支出的律师费，包括基础代理费5万元以及如实现债权超过2000万元时应按超过部分的8%支付的风险代理费。12、《发票》1份，证明广东岭海律师事务所已收取原告律师费2万元。13、《董事会决议》1份，证明被告南方公司为被告杨子善借款提供保证，且经过南方公司董事会决议，担保不是杨子善个人行为，不存在原告与被告杨子善恶意串通的行为；14、《贸易合同》、《送货单》、《付款委托书》、《客户回单》各1份，证明被告南方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贸易合同、送货单等材料作为贷款实际用途证据，证明被告南方公司与本案借款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南方公司是与被告杨子善串通恶意骗取原告委托借款；该组证据原件存放于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处；15、《签约照片》共32张，证明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协议是在被告南方公司办公场所签署的，原告及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对其签署过程进行拍照，被告南方公司对本案借款是知情的。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举证如下：1、原告官方网站的《公司简介》1份，证明原告已经成立6年之久，是汕头市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完善地区金融体系，联合深圳政府牵头设立的示范性国有担保机构，由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派出专业团队进行运营管理，必定在担保审查、贷前核实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完备的流程；2、参考案例-（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证明委托贷款合同中，虽然借助商业银行，但委托人和借款人本质上仍构成民间借贷，需要受民间借贷的法律约束；3、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民申3921号，证明原告作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本身不具有发放贷款的资格，在案涉贷款合同无效的前提下，保证合同也无效；4、（2019）粤0511民初2719号案件的《个人贷款合同》，证明在（2019）粤0511民初2719号案件中，如果通过正常途径向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借款，被告杨子善与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之间的贷款利率仅为年利率6.8%，而本案原告与被告杨子善之间的年利率为9.6%，若再加上逾期利息、复息、罚息，存在明显的利差，具有高利转贷的可能性；5、参考案例-（2016）最高法民终340号；6、参考案例-（2015）民二终字第110号；证据5-6，证明从最高院作出上述两起生效判例来看，复利计算基础是借款利息，不包括逾期利息。被告南方公司举证如下：1、被告南方公司的《章程》（2017年4月）1份，证明（1）根据该章程第4.12条：“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情形。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2）根据该章程第5.04条：“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另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原告作为一家专门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等业务的金融公司，必定对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有着更细致更审慎的认知，其必定明知作为上市公司的南方公司如对其股东提供担保则必须经过南方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且关联股东必须回避表决的要求。而本案中，被告杨子善并未向原告提供过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担保的任何决议文件，也未提供过任何虚假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文件。这也说明了原告的主观恶意，其为降低自己的商业风险，将自己出借款的商业风险转嫁给被告南方公司；2、《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1份，证明（1）该指引第4.2.3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利用关联交易、资产重组、垫付费用、对外投资、担保、利润分配和其他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侵占上市公司资金、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第4.2.8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不得通过下列任何方式影响上市公司财务独立：……（四）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杨子善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并冒用公司公章签订《保证合同》，以被告南方公司的名义对其借款提供担保，其行为已违反了《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被告南方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被告南方公司对其违法犯罪的行为不应“埋单”，即被告南方公司对涉案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更没有偿还义务。3、被告南方公司工商信息1份，证明案涉借款发生时，被告杨子善是被告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股东。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10月修订版）1份，证明（1）第3.1.7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并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承诺：……（三）遵守并促使上市公司遵守公司章程；（四）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1．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要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2）第9.11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本规则9.1条规定的‘提供担保’事项时，应当经董事会审议后及时对外披露。‘提供担保’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七）本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3）第10.2.7条规定：“上市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以上规定可知，被告南方公司的担保无论数额大小均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而本案被告南方公司的对外担保事宜未经过任何内部决议程序，故被告南方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5、上海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1份，该意见书最后一段显示：“犯罪嫌疑人伙同杨子善利用职务便利，冒用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或为杨子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之规定，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证明本案确实是被告杨子善私拿被告南方公司公章所为，被告南方公司对该借款不应承担责任。6、原告工商信息1份，证明原告是专业的金融公司，其经营范围是“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原告作为一家专门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等业务的金融公司，必定对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有着更细致更审慎的认知，其必定明知作为上市公司的被告南方公司如对其股东提供担保则必须经过被告南方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且关联股东必须回避表决的要求。然而，原告却未审查被告南方公司能够证明被告杨子善代理权限存在的证据，却要求被告凯鹏达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文件。其未尽通常情形下的注意义务恰恰证明了本案的情形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属于表见代理的情形，属于被告杨子善越权代理且原告具有对杨子善越权的“明知”，因此被告南方公司对涉案的借款不承担担保及偿还责任。7、（2018）粤0303民初13372号《民事判决书》1份，该案系因杨子善个人债务将南方公司牵扯进诉讼的案件之一，与本案案情完全相同。在该判决中，法院认定如下：“本院认为，被告南方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议情况均可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原告恒创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贸易融资、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担保服务等业务的保理公司，应当清楚被告南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过公司有权机构进行决议。本案中，原告恒创公司没有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案涉担保决议是否由有权机关作出、决议是否经法定或章程规定的多数通过以及参与决议表决人员是否为公开信息披露的股东或者董事等，具有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且被告南方公司对担保行为不予追认，并主张案涉保证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本院认为，被告南方公司的抗辩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8、（2019）粤01民终14327号《民事判决书》1份，该案系因杨子善个人债务将南方公司牵扯进诉讼的案件之一，与本案案情完全相同。在该生效判决中，法院认定如下：“公司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杨子善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越权对外提供担保且未经公司追认，构成无权代表。债权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收到《担保函》的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必要的审议，李平学显然不构成善意，本案属杨子善越权提供担保的情形，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杨子善越权出具的《担保函》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鉴于南方风机公司并未有为杨子善作出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对杨子善越权提供担保的行为作出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该担保行为对南方风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南方风机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以上材料说明：杨子善恶意私用公司公章的行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系列案的其他同类判决都可以体现出：1、原告应当清楚被告南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过公司有权机构进行决议，因此原告不构成善意；2、被告杨子善恶意私用公章的行为没有经过被告南方公司追认，该担保行为对被告南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9、（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民事判决书》1份，该判决书中认定：“其次，张康**虽然持有宏安公司的印章，但兆丰公司作为实际知道法律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存在须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法定要求的专业贷款经营机构，应当知道公章不能等同于公司决议。在张康**所提交的材料既不能证明其系宏安公司的股东，又不能证明其系宏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在2012年4月17日签订合同至2012年9月29日实际发放贷款这一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内，既未向宏安公司核实张康**的代理权限，亦未要求张康**出示委托书、公司决议等能够证明代理权限存在的证据，兆丰公司的行为既与其公司经营业务特性不符，也未尽通常情形下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只要兆丰公司向宏安公司做一核实了解，就可以获悉张康**的行为系无权代理，由此可以认定，兆丰公司对张康**的无权代理行为至少属于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故原审判决关于张康**挂靠宏安公司并使用该公司公章的行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应推定宏安公司对于张康**使用该枚公章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是知晓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10、（2017）最高法民申4565号《民事裁定书》1份，该判决书中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就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其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即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上述两案的案情基本相同，均认定了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情况下，公司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11、工大高新公司2018-144号公告1份，证明2018年11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27号判决书公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此案认为：工大高总系哈工大高新第一大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工大高新为工大高总担保必须提供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本案无证据证明工大高新已经完成上述法定内部决议程序。作为上市公司，工大高新章程、对外担保决议情况均可在公开渠道查询，但北京汉富美邦未尽审査义务，在未经工大高新追认的情况下，《担保合同》对工大高新不产生效力。因此，北京汉富美邦关于工大高新对工大高总在《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案基本情况与本案完全一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法官会议纪要及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做出确认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产生效力的判决，代表了司法系统对当前频发的此类纠纷的最新审判精神。12、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2019-049公告1份，证明（2017）沪0105民初23534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对于此案，上海长宁区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亿阳信通是上市公司，其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而原告弢瑞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得到了亿阳信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因此，本案中的《保证合同》对亿阳信通不发生效力。原告弢瑞公司关于亿阳信通对亿阳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上海长宁区法院不予支持”。通过本公告内容可以显示出，因亿阳信通系上市公司，其章程规定公司对股东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弢瑞公司未举证证明担保得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保证合同》对亿阳信通不发生效力，弢瑞公司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13、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和效果归属（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证明（1）该书的第189页引用的“基本案情”与本案完全相同，被告南方公司是上市公司，附件“基本案情”中担保方是一般非上市公司，本案被告南方公司更应适用担保无效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该书第193页“法官会议意见”中第1点，写明“该案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2）该书第194页“法官会议意见”中第3点写明：“相对人的形式审查范围包括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否由公司有权决议机构作出、决议是否经法定或章程规定的多数通过以及参与决议表决人员是否为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或者董事等；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对人依据前2款规定进行形式审查的，应当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由该内容可知，相对人具有形式审查的义务，且其负有已进行形式审查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明知及应知被告南方公司之担保合同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授权法定代表人，仍恶意与被告杨子善串通签订担保合同，恶意转嫁商业风险给被告南方公司。（3）该书第202页“意见阐释”第（四）点“关于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公司担保效力问题”写明：“三是区分相对人的主观状态，赋予不同的处理结果：在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由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在相对人善意有过失的情况下，由行为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在相对人恶意即明知的情况下，行为人不承担责任”。（4）该书第194页“法官会议意见”中第5点：“关于未经公司有权决议机构同意的对外担保责任承担”中表明，“公司拒绝追认担保且该担保不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的，相对人主张由行为人（即杨子善）履行保证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行为人与相对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相对人不能举证证明与其订立合同的行为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即明确了担保合同无效及公司（即本案南方公司）无需承担责任，责任应由行为人（即本案杨子善）承担。（5）该书第195页“意见阐释”第（一）点“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总体价值取向”写明：“实践中，公司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肆意对外提供巨额担保，‘掏空’公司资产的案例屡见不鲜。为此，立法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决定主体规定为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以股东（大）会的资本民主和董事会的人头民主来体现公司治理的集体决定功能，意在根本上遏制公司决定的独裁，扭转肆意担保的混乱局面。司法作为立法的执行者，亦应严格落实上述立法目的；按照公司法的逻辑，原则上只有经合法的决议程序所实现的对外担保，其担保权人的利益才能保护”。本案中，原告作为一家专门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等业务的金融公司，其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负有已进行形式审查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原告恶意即明知的情况下，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且被告南方公司无需承担责任。14、《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1条“越权代表”的法律后果之对应内容也明确对该问题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如债权人与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公司承担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第二种意见，参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公司对外担保必须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本案中，南方公司若真为股东杨子善提供担保则必须经股东会通过），否则构成越权代表，且不构成表见代表。《公司法》第十六条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这意味着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自然构成无权代表，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来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二、“相对人善意”指的是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了区别规定，因此对善意的判断亦应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须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因此，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所记载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情况下，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同意。债权人能够提供上述证明的，应认定构成善意，否则不构成善意。本案原告非属善意，作为专业的金融公司，没有进行形式审查。三、越权代表法律后果。第一种意见：在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的，公司不担责；第二种意见：公司任何情况下不担责。四、该会议纪要并未将公司印章保管的问题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因素。本案中，原告对被告杨子善越权问题属明知及应知，因此无论按照上述两种意见的任一意见，被告南方公司都无需承担还款责任。15、《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民商事审判的几个重要理念性问题”，证明根据最新司法精神：（1）“将平等保护和倾斜保护结合起来，对中小股东、金融消费者等特殊群体的倾斜保护，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补充”。（2）“关于《公司法》第16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范性质。该条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进行限制的强制性规范。这意味着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因此，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原则上属于无权代表合同，未经公司追认的，依法应当认定无效”。（3）“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或仅经董事会决议的，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仍构成无权代表。”（4）“三是关于公司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①行为人越权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追认且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者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由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的规定，确定行为人的责任。②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明知该担保行为未经公司决议的，或者能够认定相对人和行为人利用担保合同向公司转嫁商业风险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相对人不能举证证明与其订立担保合同的行为人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杨子善是被告南方公司股东，其向原告私人借款2000万元，却冒用被告南方公司名义对其私人借款向原告盖章签订《保证合同》。该担保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通过。根据上述《公司法》第十六条及刘贵祥委员的讲话，公司对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仅有董事会决议通过都不行及仍属于无权代表。同时，虽然被告杨子善是被告南方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则必须另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特别书面授权，如没有该特别授权则即使被告杨子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即属于无权代理，对此上述公司法及刘贵祥委员的讲话内容已明确。通过以上证据可知，案涉保证合同未经被告南方公司股东会决议决策，借款又未转入被告南方公司账户，原告对此应尽审查义务，对被告杨子善的相关授权等材料进行核实。原告在明知《公司法》及被告南方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仍然将大笔款项借给被告杨子善。可见其串通杨子善转嫁还款责任给被告南方公司的目的。被告南方公司对此借款及担保情况并不知情，更未使用该借款，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且被告南方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16、杨子善挪用资金案《报警回执》1份，17、杨子善挪用资金案《立案告知书》1份，18、被告南方公司《关于公司报案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1份，证据16-18证明（1）被告杨子善冒用公司名义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被告杨子善所借款项均未进入公司，公司对此善意且不知情；（3）被告南方公司得知被杨子善冒用名义对外借款、担保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依法进行了公告。19、《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1份，20、《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1份，2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1份，22、《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1份，证据19-22证明本案原告提交的南方公司董事会决议中董事签字与被告南方公司前述4份证据的董事签字不符。23、《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1份，24、《关于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的提示和开展风险排查的函》1份，证据23-24证明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发放贷款，相关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是禁止和要求责令改正的。证明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违反法律规定。25、2019年5月26日（2019）粤05民终302号案件二审开庭笔录，第十七页最后一段，原告代理人自述原告明知《公司法》明确规定要通过股东会决议，对董事会决议一审未提交，证明原告公司知道对股东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第十八页，原告再一次明确该内容；第二十页，被告南方公司对外披露程序，原告陈述未看到公告，相信被告杨子善是代表公司签订，证明原告明知被告南方公司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只限于被告杨子善为被告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没有提交证据。经开庭质证，被告李柏佳和被告凯鹏达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其他《保证合同》两被告均不是合同当事人，对其签署过程不清楚；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放贷人为原告，也无法证明其中款项是基于委托合同项下的贷款，贷款发生后都应有载明主合同的正规的收款收据；对证据4-6，认可其中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的主体资料，其他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7，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许可证的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在签订本案委贷合同时，原告并未取得相关经营许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2并无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3、14，我方未参与，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核；证据15，签署地点看不出是在被告南方公司，被告李柏佳在场，签署的合同非本案保证合同，据被告李柏佳反馈签署的是空白合同，借款人和担保人分开签署。被告南方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我司不是合同主体，故不予确认；证据2，对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被告麦丽筠的《保证合同》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我司的《保证合同》，我司并不知晓，没有相应的意思表示，《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5月14日，被告南方公司的《保证合同》没有签订日期，被告南方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且原告在之前开庭多次强调上市公司规范，若经过我司股东大会决议，签订日期不可能为空，否则合同生效日期无法确定；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和被告凯鹏达公司的意见一致；对证据4-5无法确认；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的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行政许可，其经营范围不包括发放贷款和发放委托贷款；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确认；证据10与我方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2并无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3认为，原告庭审陈述对被告凯鹏达公司章程进行审查，却只向法院提交被告南方公司董事会决议，且于此前二审庭审明确没有看到被告南方公司股东会决议，未看到被告南方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根据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的2015年颁布、2016年年初实行的通知指出，原告必须审查上市公司章程（可公开查询）及股东会文件，根据被告南方公司章程，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原告对此清楚。另外，该董事会决议是伪造的，是谁伪造我方无法确定，第一，此前二审中原告明确只有董事会决议复印件，没有原件，第二，印章是假的，与被告南方公司出具给本案代理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不一致，我司公章从未更换过，第三，董事会决议上董事签字均不是董事本人签字，七个人的签字笔迹为同一人签字，第四，该董事会决议上多处空白未填写完整内容，不符合规范，第五，该董事会决议和被告凯鹏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字体、字间距、行间距样本完全一致，证明内容为原告自行事先打印，拿给被告杨子善办理；对证据14《贸易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本案借款人为被告杨子善个人，不是被告南方公司，该笔款项并未转入被告南方公司账户，也未用于被告南方公司；对证据15无法确认。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对原告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无法确认证据来源；对证据2-3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无法确认证据来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两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委托贷款合同符合贷款通则的规定，本案不存在不符合委托贷款法律规定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只要利息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则有效；对证据5-6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无法确认证据来源，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南方公司对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三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说明原告是专业担保机构，对担保的法律规定熟知；对证据2-6真实性予以确认，我司在审判公开网已进行核实，原告作为担保公司，其经营范围不包括对外借款，本案原告与被告杨子善实为民间借贷，案涉借款违反强制性规定，因此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原告对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对证据4三性确认；对证据5-6证明内容确认，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利息应按银行贷款利率予以纠正，不应计算复利及罚息。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对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意见一致。原告对被告南方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请法庭予以核实，不认可被告南方公司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被告南方公司详细规定对外担保必须履行内部程序，基于对被告南方公司是上市公司的信赖，我方相信其在本案提供的保证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南方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4中被告南方公司确认被告杨子善持有被告南方公司印章，故被告南方公司的《保证合同》中其印章真实；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起诉意见未经法院判决认定；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南方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1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证据13-15是相关司法机关内部会议观点，不是代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或意见；对证据16-18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存在被告杨子善冒用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情形；证据19-22，说明实践中被告南方公司具有内控体系，对外印章需经过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表决通过，证明原告借款于被告杨子善，被告南方公司提供保证，印证我方提交董事会决议是被告南方公司进行股东大会表决的程序；对证据23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南方公司想要证明的内容，根据该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本案的委托贷款合同即是用自有资金投资的方式进行的；证据24其主要规范挪用、占用客户保证金，或者违规运用资金，原告是以自有资金进行合法的委托贷款，不属于该函里所说的内容；证据25应结合案情认定，被告南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所称不符合事实，被告杨子善贷款的目的为供货，其提供董事会决议以及贸易合同、送货单等材料，让原告及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从形式上认定被告南方公司自愿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对被告南方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都予以认可，认为原告不具有放贷资格，主合同无效，且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签订的是空白文件，原告存在主观恶意，若两被告需要承担责任，应不得超过贷款的三分之一。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对被告南方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4日，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甲方，即受托人）、原告（乙方，即委托人）、被告杨子善（丙方，即借款人）共同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华兴汕分委贷字第20170504001号），约定：贷款金额2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自贷款实际发放之日起开始计算）；贷款利率为年利率9.6%；贷款用途为用于借款人经营实体资金周转；利息每月结算一次；乙方提供甲方发放委托贷款所需的资金；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三方应进行协商或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按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乙方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收取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丙方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甲方、乙方为催收贷款本息所需的费用，包括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丙方负担；丙方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对逾期金额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含罚息），按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复利。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于2017年5月5日向被告杨子善发放了贷款2000万元。原告（甲方）、被告杨子善（丙方），与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均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汕担（2017）年委贷保字（0039-1）号]，与被告南方公司（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汕担（2017）年委贷保字（0039-2）号]，与被告麦丽筠（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汕担（2017）年委贷保字（0039-3）号]，三份保证合同均约定：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范围为前述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应向甲方或受托行承担的违约金，甲方或受托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全部费用；乙方对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与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还款期）届满之日起另加两年期满”止；乙方清楚知道并认可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由甲方委托受托行发放的，甲方完全享有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受托行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南方公司、麦丽筠分别在保证合同落款的乙方处签章。原告为证实被告凯鹏达公司及被告南方公司所提供的保证的真实性，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凯鹏达公司同意前述保证的股东会决议及被告南方公司同意前述保证的董事会决议。被告杨子善收取了案涉借款后，仅付还利息1871999.97元。借款期届满，被告杨子善未依约付还借款本金，并拖欠自2018年4月21日起的利息。另查明，原告在（2018）粤0511民初1050号及本案中委托律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须支付的律师费包括基础代理费5万元以及如实现债权超过2000万元时应按超过部分的8%支付的风险代理费，实际已经支付了2万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杨子善、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以及与被告李柏佳、被告凯鹏达公司、被告麦丽筠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除约定复利的条款之外其他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和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被告杨子善仅付还原告部分利息，借款期满，尚欠借款本金及剩余利息未付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杨子善付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利息按年利率9.6%，自2018年4月21日起计至2018年5月4日，罚息按年利率14.4%，自2018年5月6日计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辩称，本案对逾期利息不应计收复利，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对逾期罚息不再计收复息。”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予以采纳，驳回原告主张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的诉讼请求。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已实际支付律师费2万元，依据委托贷款合同的约定，原告请求被告杨子善负担2万元的律师费本院予以支持，尚未实际发生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麦丽筠为被告杨子善的上述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在保证期间内向该三被告主张担保权利，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三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杨子善追偿。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辩称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举证证明，且原告提供了被告凯鹏达公司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故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凯鹏达公司辩称其营业执照明确经营范围“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且原告知晓，但根据其股东会决议，被告凯鹏达公司自愿提供保证担保，故其经营范围不应对抗公司外部的债权人，被告凯鹏达公司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的规定，本案原告作为委托人，无权直接列借款人、担保人为被告。该批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且发布于《合同法》施行之前。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原告作为委托人，依据委托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约定，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各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是本案适格原告，两被告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辩称原告向被告杨子善发放委托贷款，实际是变相从事发放贷款的金融业务，该行为超越了原告的经营范围、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合同》无效。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本案原告委托第三人华兴银行汕头分行发放贷款，并非直接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原告的委托贷款的行为符合该规定，故两被告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柏佳、凯鹏达公司辩称原告并非金融机构，对其放贷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原告的注册资金为16800万元，本案中原告委托放贷金额为2000万元，并未超过其注册资金，故两被告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南方公司辩称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未经其股东会决议。根据《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八条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必须由股东会决议。原告提供被告南方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认为其已尽到审查义务。但原告作为担保公司，应当清楚被告南方公司系上市公司，其章程已对外披露，根据公司法及被告南方公司的章程的规定，其为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并非相关事项的决议机关，原告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原告主张被告南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予以驳回。被告杨子善、麦丽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子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利息按年利率9.6%，自2018年4月21日起计至2018年5月4日，罚息按年利率14.4%，自2018年5月6日计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杨子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律师费2万元。三、被告麦丽筠、被告李柏佳、被告北京凯鹏达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杨子善在上述第一、二项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三被告在承担清偿责任后，可向被告杨子善追偿。四、驳回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35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48510元，由被告杨子善、被告麦丽筠、被告李柏佳、被告北京凯鹏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原告汕头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预交的诉讼费14851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杨子善、被告麦丽筠、被告李柏佳、被告北京凯鹏达投资有限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148510元，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拒不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海涛审 判 员  郑楚川人民陪审员  黄雪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许雅琴书 记 员  马 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