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6922号原告：天津天欣立花卉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润风家园**。法定代表人：于淑英，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民，男，该公司经理。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办公室），住所地天津市，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家堡新华路**负责人：徐斐，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全，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弢，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开发，住所地天津经济开发区金融服务区******楼**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陈耀忠，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彬，男，该公司项目经理。原告天津天欣立花卉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办公室）、第三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1月13日、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于淑英、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全、邢弢两次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参加2020年1月13日第一次庭审，2020年4月30日第二次庭审，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5月18日至2019年10月6日期间绿植租摆服务费1011437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租赁费165018元的利息22513.5元；2017年12月3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租赁费295947元的利息26123.49元；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租赁费273713元的利息12071.88元，以上利息共计60708.87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6年5月18日至2019年10月6日期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宝策大厦1-4层）提供绿植租摆服务，数量为1153盆，共计租金为1011437元。租金至今未予支付，原告多次索要无果，故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1.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告是宝策大厦业主委托第三人公司提供绿植租摆服务，被告与原告没有直接联系对接，费用应该包括在物业费中；2.对费用期间有异议，被告2016年6月6日才入住，接受物业公司服务，2019年7月与物业公司订立合同，不再包含绿植租摆服务，此期间之外的费用不应承担；3.费用标准不认可，被告与物业公司没有对绿植租摆费用达成一致，对其中一部分期间进行确认，但并非是被告确认，是被告没有权利对外的一个部门进行的确认，被告确认数量标准，不认可费用标准，请求依法评估确定；4.费用的支付期限没有确认，不同意支付利息。第三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述称，2019年7月1日之前，第三人与被告、原告均没有签订合同，绿植租摆费用不是很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与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办公室系同一单位，于2016年6月6日正式搬迁至滨海新区裙房办公。第三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于2016年5月1日起进行前期筹备工作，并为包括被告在内的整个宝策大厦提供物业服务，但双方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被告亦未向第三人支付物业服务费。2019年7月1日，被告与案外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服务的期限初步确定为一年，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合同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的卫生清洁、秩序维护、客户接待、工程维修、会务服务、食堂服务等服务。具体物业服务仍由第三人提供。原告自2016年5月18日起为被告所在的办公区域提供绿植租摆服务。2016年5月至7月共摆放绿植1069盆，租摆费用共计52715元；2016年8月在1069盆的基础上，于8月26日增加40盆，租摆费用21723元；2016年9月至12月共摆放绿植1109盆，摆租费用共计165018元；2017年1月至3月共摆放绿植1109盆，摆租费用共计67935元；2017年4月在1109盆的基础上，于4月20日增加44盆，摆租费用共计25676元；2017年5月至12月共摆放绿植1153盆，摆租费用共计202336元；2018年1月至8月共摆放绿植1153盆，摆租费用共计202336元；2018年9月至10月共摆放绿植1153盆，因涉及到自2018年9月起原告公司变为一般纳税人，税率为6%，增加开票费用19319元，此二月摆租费用共计52058元。在《宝策大厦绿植租摆费用补充说明》中载明，2016年5-12月费用为465018元；2017年1-12月费用为295947元；2018年1-8月费用为202336元，上述费用的税金为3%，自2018年9月起我公司变为一般纳税人税金为6%，故现开票增加税金19319元；2018年9-10月费用为52058元；2016年5月-2018年10月费用总计734678元。原告盖章，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标准化处盖章。在《宝策大厦审批局绿植养护费用明细》中载明2018年11月-2019年6月每月数量均为1153盆。原告及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运行保障室（便民专线督查室）加盖公章。2019年6月29日、9月22日、9月28日、10月6日，原告分别撤回绿植79盆、911盆、40盆、128盆，上述撤回单据有第三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或盖有“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策大厦项目专用章”。2019年10月2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请求支付绿植租摆费用的函》。函中载明原告自2019年5月18日起为被告提供绿植租摆服务，但被告至今未结账。原告截至2019年10月6日将绿植全部撤完，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18日至2019年10月6日期间的租摆服务费1011437元及利息60708.87元。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签收该函。另查，第三人所属的宝策大厦管理处于2018年8月16日做出《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撤出绿植租摆的通知》。通知载明，贵局于2016年6月6日搬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家堡新华路3560号宝策大厦，为确保贵局如期进场并且现场可达到正常的办公标准，我司于2016年5月1日起开始进行各项前期的筹备工作。自2016年6月至2018年8月为贵局提供物业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客服、保洁、绿植租摆等等，服务至今尚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且未收到物业服务费及特约费用。具体费用包括公共区域物业服务费25元/月/平方米，办公面积30114.1平方米，75.29万元/月；特约服务包括特约服务人员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公共责任险费用、工程运行养护费用、绿植租摆、特约餐饮服务等，特约服务费为917361.03万元/月。至法庭辩论终结，被告并未向第三人支付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物业费。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关于绿植租摆服务费给付主体。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客观上，原告自2016年5月18日起为滨海新区于家堡新华路3560号宝策大厦1至4层提供绿植租摆服务，被告自2016年6月6日起正式入驻该区域，在原告提供绿植租摆服务的区域内办公，接受了原告绿植租摆服务。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绿植租摆服务，被告接受该服务，应支付相应的对价。第三人系被告所在办公区域的物业服务提供商，被告虽辩称绿植租摆服务的费用应包含在物业费中，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物业服务相关约定，原告并不知晓。且自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间，被告并未向第三人支付任何物业服务费。故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支付绿植租摆费用，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应予支付。关于绿植租摆服务费用数额。被告虽于2016年6月6日正式入驻宝策大厦，第三人于2016年5月1日起已开始进行各项前期的筹备工作，原告亦于2016年5月18日开始提供绿植租摆服务，原告及第三人的前期工作均系为被告后续正式入驻所做的准备，由此产生的费用理应由被告负担，故涉案绿植租摆服务费用应自2016年5月18日起算。2016年5月18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绿植租摆费用，在《宝策大厦绿植租摆费用补充说明》中已经明确为734678元，被告单位政务服务标准化处已经盖章确认。被告虽称该系单位内部无权部门盖章，并非代表被告意思。但原告作为普通商事主体，对于被告单位内部职权分工并不知晓。在原告递交的《宝策大厦绿植租摆费用补充说明》上加盖被告单位职能部门的公章，且此后未就此期间的绿植租摆服务费用提出异议，应视为被告对2016年5月18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绿植租摆费用的确认，就该734678元绿植租摆费用，被告应予支付。因该费用已经含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税金，在被告支付相应款项后，原告应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至于2018年11月1日起的绿植租摆费用，因原告及被告职能部门运行保障室（便民专线督查室）仅就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的绿植数量为每月1153盆进行了盖章确认，但相应的租摆费用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原告称应延续此前的价格进行结算，其该主张并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且经本院释明，原告就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绿植租摆费用未申请评估。故就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绿植租摆费用，因无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当支付绿植租摆费用的利息。就绿植租摆费用的给付时间，原告与被告并未进行约定，且未约定迟延支付相应费用应承担利息，故就原告该利息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办公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津天欣立花卉苗木种植有限公司2016年5月18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绿植租摆费用734678元；二、驳回原告天津天欣立花卉苗木种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225元，由原告天津天欣立花卉苗木种植有限公司负担1652元（已交纳），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办公室）负担55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增堂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宝鹏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