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4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祝兰，女，195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2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表人：梁浩森，镇长。委托代理人：李柱银，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什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表人：蔡澍，区长。委托代理人：阮家瑜，该府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民委员会。负责人：蔡雄伟，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常仁，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溪二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二队38号。负责人：叶杏芳，社长。上诉人唐祝兰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良口镇政府”）、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从化区政府”）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178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12日，原告向广州市从化区××××林局提交《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申请书》，申请人为原告，被申请人为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原告请求确认三被申请人在广州市从化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溪头村委会”）种树栏山上所占用山林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所有。2016年1月15日，广州市从化区××××林局作出从林不字〔2016〕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因原告已诉至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原告应循司法途径解决，广州市从化区××××林局因此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原告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2016）粤7101行初637号行政诉讼。2016年5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粤7101行初637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广州市从化区××××林局（原广州市从化区林业局）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的从林不字〔2016〕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二、被告广州市从化区××××林局（原广州市从化区林业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对原告唐祝兰的确权申请作出处理。该判决查明：“1982年3月16日，从化县人民政府向原告的丈夫蔡甘清颁发从府良3×1社员自留山证，其中有山名种树栏面积2亩，凿石冚1.5亩，湖圹头1.2亩，其中种树栏山地的四至为东至天水，南至枝农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1982年4月5日，从化县人民政府向良口公社溪头大队颁发从府良1×2山林权证，其中白玉篱面积100亩，种树栏30亩，其中种树栏林地的四至为东至大坑，南至种树栏冚底，西至大坑，北至大坑。原告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起诉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将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侵占的山林地返还给原告并承担诉讼费用，案号为（2015）穗从法民一初字第930-932号。案件审理期间，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致函被告，载明：该院受理原告诉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物权保护纠纷案件，原告持有从府良3×1自留山证，户主为原告丈夫蔡甘清，其中土名种树栏的山地面积登记为2亩；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在庭审中提交原良口公社溪头大队的山林权证，证号为从府良1×2，该证中有土名种树栏的山地30亩，该院请求查询上述两证项下的山地是否有重合交叉；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种植的果树是在原告的自留山证范围内还是在原良口公社溪头大队山林权证范围内。2015年11月20日，被告复函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载明：原告持有的从府良3×1自留山证和原良口公社溪头大队持有的从府良1×2山林权证不存在重合交叉现象，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种植的果树是在原良口公社溪头大队山林权证范围，并附图一份。2015年12月3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就（2015）穗从法民一初字第930-932号案件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因被告已复函明确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所种植的山地在良口公社溪头大队（现良口镇溪头村委会）的山林权证范围内，并未占用原告自留山证范围内的土地，故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三个案件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粤01民终889-89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广州市从化区××××林局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粤71行终79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2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将该案转交被告良口镇政府进行处理。2017年2月24日，被告良口镇政府向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溪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溪二经济合作社”）的原社长蔡枝萌进行询问，得知：“种杵栏”的四至为东至山顶，南与二社交界，西至坑，北至坑，该山场从未承包给他人。当日，被告良口镇政府向第三人溪头村蔡日新进行询问，得知：“种杵栏”的四至为东至山顶，南至山冚与溪头二社交界，西至大坑，北至坑底。2017年6月9日，被告良口镇政府以原告为申请人，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溪一经济合作社社员蔡必克、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溪二经济合作社社员蔡枝春、从化区良口镇良新村高料经济合作社社员蔡树田为被申请人，作出从良府林决字〔2017〕1号《关于种杵栏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争议山名种杵栏，面积约26.5亩，四至东至天水，南至山冚，西至大坑，北至大坑，此四至范围内的山权林权在第三人溪头村民委员会提供的从府良字第172号《从化县人民政府山林权证》之内，唐竺兰所提出的诉求理据不足，驳回唐竺兰的申请。原告不服该决定，向被告从化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2017年11月9日，被告从化区政府作出从化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从良府林决字〔2017〕1号《关于种杵栏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良口镇政府在该决定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该决定认为被告良口镇政府在原告全程未参与的情况下组织第三人溪头村委会和蔡枝春进行勘界，确定争议山林的四至范围和面积，该争议范围的划定未经原告确认，属于主要事实不清。2018年1月19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向原告、两第三人送达《现场踏勘通知》。2018年1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召集原告、两第三人进行现场踏勘。2018年1月30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召集原告与第三人溪头村委会进行听证、举证、调解协商会，并制作了《林权争议协调会会议记录》。会上，原告认为1979年分自留山时，原告丈夫（已故）分得“瓷器厂”自留山，蔡锡锦分得“种杵栏”自留山，为方便管理，双方交换了自留山，并于1982年取得“种杵栏”自留山证，原告要求对山林证进行确权，并划分四至范围。第三人溪头村委会认为80年代时，村民不只在“种杵栏”开荒，其他公山都有村民开荒，村委默认“谁开荒，谁管理”，但山地都是属于村所有，是公山。2018年4月12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再次召集原告等人进行现场踏勘。2018年4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追加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为第三人进行调处。2018年5月18日，因案情较为复杂，分歧较大，被告良口镇政府同意将该案作出处理决定的期限延长六个月。2018年5月19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向两第三人送达《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被告良口镇政府陈述曾向原告送达《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但原告拒绝签收，并提交送达现场照片作为证据，该照片既未显示拍摄时间，也没有见证人签名。原告对此予以否认。2018年7月27日，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出具《说明》，称“7月27日上午，溪头村溪二社就溪头村溪二社社员唐祝兰与良口镇溪头村、良口镇溪头村溪二经济社争议“种杵栏”山林权属争议召开溪二社户代表大会确定争议山场四至界线，本社共39户，大会应到39人（户），实到38人（户）。会议上户代表对于“种杵栏”山场的四至界线意见一致，并到山场进行现场确认，到现场踏界38人（户），社员代表指认界线并由良口林业站工作人员现场勾画界线图，界线图（附图）中B为唐祝兰自留山范围，A为溪二社集体山。”第三人溪头村委会在该《说明》上加具“情况属实”的意见，并加盖印章。当日，林业技术人员在1：10000地形图上勾绘林地界线，制作《“种杵栏”山场界线示意图》，其中B部分为原告自留山。蔡汝明等人在该图上签名，原告参加了溪二社户代表大会，但拒绝在该图上签名。2018年10月17日，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通知原告于当日进行山场界线勘踏。2018年10月24日，原告、两第三人参加举证调解会。2018年11月14日，被告良口镇政府以原告为申请人，第三人溪头村委会为被申请人，作出从良府行决字〔2018〕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作出处理决定如下：坐落在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东面，争议山林土名“种杵栏”面积共约36亩的林地所有权应属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所有，其中南面四至范围：东至天水，南至枝浓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面积约12亩的林地使用权应属原告所有。具体界线见附图。(附1：10000地形图标示位置)。附图为《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溪头村溪头二经济合作社与溪二经济合作社社员唐祝兰争议“种杵栏”山林权属界线示意图》，其中，红线部分为本次争议范围，红线范围山林所有权应属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所有，阴影部分林地使用权应属原告所有。该《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称：“本府查明：争议山林坐落于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东面，争议三方均称‘种杵栏’，四至范围：东至坑底直上山顶天水，南至冚底路，西至大坑，北至大坑，具体界线以2018年4月12日良口镇山林纠纷调处办组织争议三方到争议现场勘踏，林业技术人员用1：10000地形图勾画的四至范围为准，面积共约36亩（附图所示红线范围内）。申请人提供有1982年3月16日领取的从府良3×1《从化县人民政府社员自留山证》，户主蔡鉴清，第一栏，山名种杵栏，面积2亩，树种荒山，四至：东至天水，南至枝浓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经查，该证第一栏填写的四至范围中的‘北至大坑锦培’为‘种杵栏’山场内一条现已没水流的坑，而不是申请人主张的山脚下有水流的坑（土名大碑坑）。被申请人提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从林证字(2006)第2110000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良口镇溪头村委会，座落良口镇溪头村，小地名白石厘，面积275亩，林种其它，林地使用期永久，四至：东至岌，南至水坑，西至窿，北至天水。四至范围图上并未包含现争议山林。第三人提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从林证字(2006)第21100012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溪头村溪二经济社，座落从化市××××××，小地名火记车等，面积4481亩，林种其它，林地使用期永久，四至含土名火记车、莲塘的山场。现争议山林坐落于其四至范围内。另查明：争议山林‘种杵栏’面向村庄的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溪头村公山（风水山），1978年至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大队号召社员开荒种植果树，谁开荒谁收益，先后有20多户社员自发在风水山上种植李仔、柿仔、三华李等果树。分山期间，溪头村原各生产队（现经济社）将集体的大部份山林划分给社员作自留山，但风水山保留作大队的集体山林，并没有分给社员，在风水山上种植果树的20多户人也承认风水山为集体山。”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1月10日向被告从化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并责令被告良口镇政府重新做出处理决定或由复议机关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从化区政府于当日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当日，被告从化区政府分别向被告良口镇政府、第三人溪头村委会作出《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2月25日，被告从化区政府向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3月8日，被告从化区政府作出从化府行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处理决定。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收到后从化府行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查，1982年3月16日，原从化县人民政府向蔡锦培核发从府良3×2自留山证，其中包括：“种杵栏”1亩地，四至为东至锡容，南至高椅顶，西至高椅咀，北至冚仔口。2006年4月17日，原从化市林业局作出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编号：04401840211JDS00012），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溪头村溪二经济社，座落从化市××××××，小地名火记车等，面积4481亩，四至详见附图，含土名火记车、莲塘的山场。争议山林属于该证范围。2006年5月12日，原从化市林业局作出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编号：04401840211JDS00004），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良口镇溪头村委会，座落良口镇溪头村，小地名“白石厘”，面积275亩，林种为其他，林地使用期为永久，四至为东：岌；南：水坑；西：窿；北：天水。诉讼中，原告、两被告、第三人溪头村委会确认唐竺兰、唐祝竺、唐祝兰均为原告，种树栏与种杵栏均指争议山林。原告对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中“坐落在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东面，争议山林土名“种杵栏”面积共约36亩的林地所有权应属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溪二经济合作社所有，其中南面四至范围：东至天水，南至枝浓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面积约12亩的林地使用权应属原告所有”的内容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良口镇政府有权对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争议进行受理和调处。本案中，原告向向广州市从化区××××林局提交《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申请书》，请求确认蔡枝春、蔡必克、蔡树田在良口镇溪头村委会种树栏山上所占用山林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所有。广州市从化区××××林局作出从林不字〔2016〕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后经法院生效判决撤销。之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将该案转交被告良口镇政府进行处理。被告良口镇政府作出从良府林决字〔2017〕1号《关于种杵栏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后经从化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并责令被告良口镇政府重新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2018年1月30日，原告提出对山林证进行确权，并划分四至范围。由此，被告良口镇政府有权对原告的申请进行调处，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历史不同时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以可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地形确定四至，记载的面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本案中，原告对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中“坐落在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东面，争议山林土名“种杵栏”面积共约36亩的林地所有权应属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溪二经济合作社所有，其中南面四至范围：东至天水，南至枝浓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面积约12亩的林地使用权应属原告所有”的内容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争议山林在附图《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溪头村溪头二经济合作社与溪二经济合作社社员唐祝兰争议“种杵栏”山林权属界线示意图》中的具体位置。根据原告持有的从府良3×1自留山证可知，山名为种杵栏山地的四至为东至天水，南至枝农车律，西至冚底路，北至大坑锦培，面积为2亩。蔡锦培被核发的从府良3×2自留山证中包括山名为种杵栏1亩地，四至为东至锡容，南至高椅顶，西至高椅咀，北至冚仔口。由此可知，原告持有的从府良字第391号自留山证并不包括整片种杵栏山地，而仅仅包括部分种杵栏山地。2018年7月27日，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并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社员到现场进行踏勘指界，林业技术人员也在1：10000地形图上勾绘林地界线，社员确认《“种杵栏”山场界线示意图》中B为原告自留山范围，A为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集体山。由此，被告良口镇政府经过原告、两第三人现场勘察指界、协调、调查询问等程序，确认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附图《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溪头村溪头二经济合作社与溪二经济合作社社员唐祝兰争议“种杵栏”山林权属界线示意图》中，阴影部分林地使用权属原告所有，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认为被告良口镇政府超期作出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的意见。《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自行政调解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情况复杂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延期理由。”被告良口镇政府于2018年5月18日因案情较为复杂，分歧较大，同意将该案作出处理决定的期限延长六个月，并制作《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原告否认收到《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而被告良口镇政府仅向法庭提交送达现场照片，该照片既未显示拍摄时间，也没有见证人签名等，故不能证明被告良口镇政府已向原告送达《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的事实。由于两第三人收到了相应的《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知晓处理决定延期的事实，故被告良口镇政府未将《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属于工作中的瑕疵，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予以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被告从化区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良口镇政府作出的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诉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及诉争《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祝兰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唐祝兰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关于良口镇政府逾期作出行政决定的行为“属于工作中的瑕疵”而非程序违法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按照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称良口镇政府作出决定书属于按程序合法延期，依法应当由二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本行政决定事项确系情况复杂且已经依法书面告知上诉人，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认定良口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首先，本案中，二被上诉人为证明本行政决定事项确系情况复杂需延长期限，仅提供了良口镇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以因需追加第三人加入争议处理为由而提出的延期申请、以及良口镇政府就此批准延期的回复，但并无证据证明追加第三人加入争议处理确实增加了工作量或者工作难度，而本案所涉行政决定事项已经由二被上诉人调处多次、多年，而并非第一次由良口镇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此在此次行政处理时才发现争议地块所属集体是溪二经济合作社而非溪头村委会并追加溪二经济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与争议处理，不但不能证明本行政决定事项情况复杂，反而从侧面反映了二被上诉人在之前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是敷衍了事，极端不负责任。其次，二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良口镇政府依法书面告知上诉人延期及理由。为证明良口镇政府已经告知上诉人延期事宜，二被上诉人在庭前仅提交了无法体现时间、主体的照片,在庭后提交了无签署日期的《情况说明》，从证据角度来讲均不是客观、合法的证据，而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良口镇政府确实有送达且上诉人拒绝签收的，送达工作人员可以留置送达或邮寄送达，其中留置送达的必须邀请当地村委或其他在场人员见证，并在注明拒收情况后由见证人员当场在送达回证上签署名字和日期，而不是在诉讼中才通过事后补充《情况说明》的方式来证明所谓送达事实。再次，因良口镇政府严重逾期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上诉人及其儿子蔡康乐等人多次到二被上诉人处信访、投诉，甚至在2018年10月8日因良口镇政府对逾期无处理结果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释和答复，蔡康乐及其妻子因下班后仍拒不离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数日，如果良口镇政府确实依照合法程序延期，为何不在这种情况下书面告知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综上所述，二被上诉人关于良口镇政府是合法延期并合法告知上诉人的主张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法证据证明，更不符合一般常理，因此二被上诉人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及程序。二、被上诉人在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中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山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自留山证》等重要书面证据，未在调处过程中依法向上诉人出示并由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违反法律规定及程序。上述证据是二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和依据，但先后两次在良口镇政府调处阶段、从化区政府行政复议阶段，上诉人均多次提出调取上述证据的要求，二被上诉人却一直未向上诉人出示。直至本案一审诉讼阶段，在上诉人庭前书面申请法院调取、法庭庭审时要求二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下，良口镇政府才向法庭提供上述证据。因此，二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也违反法律规定及程序。另外，争议林地包含在原审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2006年土地确权时领取的04401840211JDS00012号《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确定的林地范围内，而该《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确权的依据是原从化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发给溪头大队溪二生产队的从府字第169和l70号《山林权证》，其中170号《山林权证》正是包含争议林地所在的种树栏在内林地的集体“大证”原始登记，但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应法庭要求向法庭提供的相关林地证书中却偏偏少了170号《山林权证》，无论二被上诉人是否有意隐瞒该证据，但在事实上确实未完尽其举证义务，本案与争议焦点有关的事实也就无法查清。但原审判决对二被上诉人在行政和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实体性违法行为未予任何说明和认定，因此属事实认定不清。三、包括上诉人自留山证在内的多份与争议林地有关的证书上记载土地界线时使用了“大坑”字眼，但在二被上诉人及两原审第三人坚称上诉人自留山证上的“大坑”与其他证书上的“大坑”不是指同一自然地形而无合理解释，且二被上诉人及两原审第三人未能提供现场自然地形等客观证据印证其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良口镇政府作出的涉案决定“并无不当”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大坑”在广州本地方言中一直都是溪流、小河流的意思。与本案争议地块所在的“种杵栏”有关的权属证书中，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溪头村委会持有的1982年从化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山林权证、溪二经济合作社持有的2006年换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等多份证书中，关于“种杵栏”的北至界线均用同样的表述即“种杵栏”，按照常理来说应指同一个意思、同一种自然地形和界线，并且同时期办理的其他村民的自留山证以及村集体山林权证等证书，以及后期溪二经济合作社领取的林权登记证书上的所有使用“大坑”表述的界线均与现场界线确实为溪流这一事实相吻合。但与争议地块存在利害关系的两原审第三人，却将上诉人自留山证上的“北至大坑”的界线界定为小凹地，而将其他村民自留山证及村、队持有的山林权证上的“北至大坑”的界线界定为溪流。而二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理决定中直接采纳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完全不考虑、不查明为何两者同样使用“大坑”用词表述但界定的界线、自然地形却完全不同，未进一步要求原审第三人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举证证明，导致行政决定中关于上诉人自留山四至这一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并违背最基本的常理和生活常识。而原审法院在二被上诉人上述事实认定有违常理的情况下，未要求二被上诉人作出合理解释并就此举证，也未组织现场勘察确定争议地块自然地形等客观事实，就认定二被上诉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并无不当”，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四、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引用了《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但依照该条款的规定，林权争议中对四至有争议的，应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本案中，各方对上诉人自留山证四至有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北至“大坑锦培”中“大坑”的位置，而“锦培”是指相邻自留山所属村民的名字，大坑则指一种自然地形，恰恰就属于本款规定的“地物标”的一种，因此只要确定“大坑”是指什么自然地形，再结合争议地块现场自然地形的实际状况，就可确定上诉人自留山北至界线的位置。如上所述，结合其他村民自留山证及村、队集体山林权证等证书上使用“大坑”界定的界线，再与现场相应地块的实际界线一一比对，即可确定“大坑”是指何种自然地形，也就自然确定上诉人自留山证北至“大坑”这一界线的位置。因此，原审判决引用上述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争议是正确的，但原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相关条款，没有把握该条款所强调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作为确定四至的依据，所以才未重视现场自然地形的勘察和认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作出的从良府行决字〔2018〕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和被上诉人从化区政府作出的从化府行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改判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对争议山林重新作出行政决定，由二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答辩称：一、我府具备相应的林地争议调处职权，且我府依法依规作出的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以及从化区政府依法依规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程序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以及第二十四条等规定，我府具有对上诉人唐祝兰与原审第三人溪头村委会、溪二经济合作社之间林地使用权纠纷受理和调处并作出决定的职权。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以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府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并在现场勘查的情况，针对争议林地的四至范围作出划分及处理，符合法律程序。二、我府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存在“瑕疵”，一审法院作出该认定仅从举证角度考虑。我府于2018年5月18日因案情较为复杂，分歧较大，同意将该案件作出处理决定的期限延长六个月，并制作《处理决定延期通知》，而我府实际上在制作《处理决定延期通知》后，已向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送达了《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鉴于上诉人拒绝签字，我府只能在送达现场拍照留证，同时有村委人员蔡亚强、叶杏芳等人在场见证，但上诉人违背诚信并罔顾事实，拒不承认已收取《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一般情况下手机拍照并未直接显示拍摄日期属于现行手机照片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并非我府可解决和处理，不能由此认定我府的工作存在瑕疵。退一步来说，如上诉人认为我府于现场送达的照片中显示的内容不是向其送达《处理决定延期通知书》，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上诉人却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应由此认定我府的工作存在瑕疵。三、我府已履行调查询问、现场勘踏、举证听证等调查程序，且关于涉案林地的界线，系经争议各方共同至现场共同测定，理应作为定案依据。我府下属山林调处办于2018年1月23日会同我府下属林业工作站组织上诉人唐祝兰和两原审第三人溪头村委会、溪二经济合作社的代表到现场勘验，初次划定争议山林范围。2018年1月30日，我府下属山林调处办会同我府下属林业工作站举行调解听证会，争议各方参加。2018年4月12日，我府再次组织争议各方到现场进行山界勘验，最终划定争议山林四至范围。2018年6月13日，我府就争议山林的历史情况和界线问题再次向原审第三人溪二经济合作社进行调查。2018年7月27日，我府下属山林调处办会同我府下属林业工作站组织唐祝兰和溪二经济合作社30多名社员一同勘定争议山林界线（唐祝兰在场，但拒绝在此次勘验示意图上签名）；2018年10月24日，我府下属山林调处办会同我府下属林业工作站举行举证调解会，各方参加，但唐祝兰拒绝在调解会上签字。在经历上述调查程序后，我府把争议山林划分为A、B两部分，A部分属于集体未分配的公山，B部分属于唐祝兰的自留山，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从化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以及第二十四条等规定，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具有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林地使用权纠纷受理和调处并作出决定的职权。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和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在我府作出从化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其于2017年6月9日作出的从良府林决字〔2017〕1号《关于种杵栏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后，重新调查，调取了原审第三人溪头村委会和溪二经济合作社的林权登记资料，结合上诉人所持自留山证，并组织争议各方多次到争议山林现场勘界确定争议范围以及上诉人自留山四至范围的具体界线，最后结合前期调查笔录等证据，作出从良府行决字〔2018〕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依据正确。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该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就本案争议山林“种杵栏”北至界线问题，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在作出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前已组织争议各方现场勘验，确认界线，而上诉人坚持称“大坑”是指有水的溪流、小河流的观点，无充分事实依据，不能否定2018年7月27日原审第三人社员确认的《“种杵栏”山场界线示意图》，其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唐祝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恳请贵院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溪头村委会、溪二经济合作社均对原审判决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持自留山证仅记载四至名称而无相应划界资料，其坚持认为自留山证上四至之中的“大坑”是指有水的溪流、小河流，即土名“大碑坑”的位置。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经向多位原村、社干部及了解“种杵栏”山场情况的社员进行调查询问，相关干部、社员均证实了“种杵栏”靠溪头村委会一侧属于溪头村“风水山”、并未分配给社员作自留山的事实。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还先后组织上诉人与两原审第三人代表、溪二经济合作社38名户代表一同勘定争议山林界线，除上诉人外，参与踏勘人员均确认“大坑”是“种杵栏”山场内一条现已没水流的坑，而不是上诉人主张的山脚下有水流的坑（土名“大碑坑”）。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综合其调查询问、现场踏勘等情况，作出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从化区政府复议维持该处理决定亦程序合法。对此，原审判决亦已充分阐述理由，本院同意原审判决意见，不再赘述。关于被上诉人良口镇政府延期作出处理决定一事，现有证据证明已经向两原审第三人告知，其虽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向上诉人送达延期通知，但在整个行政处理过程中，其已经充分保障了上诉人陈述、申辩、听证等各项权利，原审判决认定该情形属工作瑕疵而非程序违法，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祝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林 彦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苏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