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22民初1673号原告：杨建才，男，1941年5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陆良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陆良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加里，云南莱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王德华，男，1953年5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陆良县人，高中文化，退休职工，住陆良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斌，云南知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建才诉被告王德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元梅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建才的委托代理人方加里及其被告王德华的委托代理人孔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5月31日和2010年7月14日，被告以借款给李某做工程为由，分别两次向原告借款本金15万元，原告分两次将借款本金15万元交付给被告，后被告亲笔书写收条两份给原告，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本金10万元的利息付至2011年1月30日止，本金5万元的利息付至2011年2月14日止。至今，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借款本金及利息，可被告不予偿还，利息参照（2013）陆民初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某支付王德华的利息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3年7月18日止计算为83520元。原告于2020年4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裁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83520元，合计233520元；2、依法裁判被告按月利率1.92%计算支付自2020年4月1日至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杨建才、王德华与李某是朋友关系。李某是陆良华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因建盖“朝阳新苑”商品房资金困难于2010年5月31日向王德华借款20万元，写下借条后王德华于5月31日向李某支付借款10万元，于6月1日支付10万元，但在5月31日晚上，原告杨建才找到王德华，说李某也向他借款10万元，他已经和李某签订了借款协议，但要等到6月1日早上银行开门了才能把钱取出来给李某，但6月1日杨建才要出差，反正王德华还有10万元借款要到6月1日支付给李某，杨建才就请王德华帮他顺带支付，杨建才叫家人6月1日一早取了钱交给王德华，为了留个依据，就让王德华写个收条，王德华当时想都是朋友，帮个忙也好，就写了个收条给杨建才，但到6月1日杨建才家人未将钱交给王德华，王德华就打电话问杨建才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杨建才巳经让家人将钱送给了李某，不用王德华帮忙送钱了，王德华就让杨建才把收条还给他，但杨建才说他会把收条销毁，让王德华不用担心。2010年7月14日，李某又向王德华和杨建才借款，王德华和杨建才同意借款后，李某向王德华和杨建才分别写了借条，涉及到借款支付时，杨建才又找到王德华，说他要出差，将他的借款5万元交由王德华一并支付给李某，并让王德华写下了5万元的收条。一、从本案的基本事实可知，原告与被告并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并未向原告借过钱，被告所实施的行为只是帮原告转交了5万元借款给李某的转交行为，因此，原告起诉错误。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两份“收条”不能证明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从“收条”内容上来看，收条所述内容为“今收到杨建才借给李某人民币ＸＸ万元”，其内容巳经明确的说明是杨建才借给李某钱，若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是杨建才与李某形成。如果按原告所述是被告向其借款，那收条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今收到杨建才借款ＸＸ元”？很明显，被告并未向原告借过钱，所以“收条”表述的内容才为“今收到杨建才借给李某人民币ＸＸ万元”。其次，确定民间借贷的前提是借贷双方要有借贷的合意，即债务方向债权方表达借款的意向，债权方同意借款。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最后，“收条”一般是权利人向义务人出具，在法律上一般只是履行义务的凭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当然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条”不能当然的证明原、被告双方形成民间借款法律关系，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与李某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收条”款项属于被告证据中涉及的款项。被告提供的证据“借条”及“民事判决书”能清楚的证明被告与李某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若按原告所述其“收条”款项属于其与被告共同借给李某的款项，那么，被告提交的两份“借条”中为什么没有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名字？而被告向法院起诉李某时，原告为什么不主张其权利？杨建才、王德华、李某他们三人作为朋友来说，作为债权人在借条中署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只能说明杨建才与李某单独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与李某的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综上所述，原、被告并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提交的“收条”也不能证明双方具有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委托代理人方加里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收条两份，证实被告分两次向原告借款共计15万元，又借给李某的事实；3、（2013）陆民初字第1057号判决书一份，证实被告借给李某本息的事实已经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4、保单保函，保险公司发票各一份，证实原告支付保全费1895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代理人对身份证没有意见；对收条有意见，提出收条内容是原告借给李某的，只能证明原告将钱借给李某，不能证明原告将钱借给了被告，不能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对判决书也有异议，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判决书上的内容与原告的诉请无关；对保单保函的三性无异议，但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原告保全对被告造成损失，原告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借条复印件两份，证实李某向王德华借款共计30万元，原告并未与被告形成借贷关系；2、（2013）陆民初字第1057号判决书一份，证实李某跟王德华是朋友关系。经质证，原告代理人对借条及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但提出被告借给李某的30万元借款中有15万元是原告的；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下列证据：1、原告杨建才的陈述证实，钱实际是借给李某，因为我不信任李某，所以就经过王德华的手又拿给了李某。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我向王德华借过40万元钱，我没有委托过王德华向杨建才借钱，我只是给王德华借过钱，当时不清楚王德华借给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听杨建才的律师说王德华借给我的钱是从杨建才哪里来的。3、被告王德华的陈述证实，我分两次从杨建才手里拿了15万元钱（第一次是2010年5月31日拿了10万元，同年7月14日拿了5万元）都交给李某了，因为两次交付借款的时候杨建才都有事，所以就喊我转交，我就打了收条给杨建才。4、李某出具的证明证实，我与王德华、杨建才的借贷关系是：我对王德华、王德华对杨建才。王德华与杨建才共计借了我40万元人民币，两人的借款借条我写给了王德华。本院认为，原告举证的证据1、3、4客观、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客观、真实，但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举证的2组证据客观、真实，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4组证据，均能证实杨建才拿过钱给王德华这一事实，予以采信。经过庭审和举证、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5月31日和2010年7月14日，被告王德华分别两次出具收条收到原告杨建才借给李某的人民币共计150000元，后原告向被告索要，被告一直未偿还。原告于2020年4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裁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150000元及利息83520元，共计233520元；2、依法裁判被告按月利率1.92%计算支付原告自2020年4月1日至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原告杨建才诉被告王德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王德华确实收到原告杨建才的人民币150000元，且被告王德华也未举证证实其从原告杨建才处收到的150000元转交给了李某，李某也证实其未通过王德华向杨建才借过款的事实，故王德华收到杨建才人民币150000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给杨建才。原告杨建才提出要求被告王德华按月利率1.92%计算支付2020年4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利息的主张，本庭认为，原告的主张的民间借贷不成立，其要求支付利息的观点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王德华代理人提出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观点，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王德华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返还原告杨建才人民币15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建才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元，减半收取547.5元及诉讼保全费800元由被告王德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王元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沈春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