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1行初156号原告周某1，男，200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法定代理人周某2，男，197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周某1之父。被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金星北路一段**。法定代表人周凡，区长。委托代理人梁科，系该区司法局岳麓街道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王乐军，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某1诉被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岳麓区政府）征地安置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某1的法定代理人周某2，被告岳麓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科、王乐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24日，周某2与岳麓区后湖片区综合整治征拆建设指挥部岳麓街道分部订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载明了安置人员及安置补偿情况，周某1作为安置人员记载于上述协议。此后，周某1以其系独生子女为由，不服岳麓区政府未向其增加一人份额的安置补偿，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周某1诉称:一、原告依照行政诉讼法在法定起诉期限内诉讼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事实依法支持原告起诉。原告父亲周某2被迫与被告订立案涉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被告以限制人身自由、组织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扣除征拆奖励等理由逼迫原告父亲在案涉协议上签字，且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被告直至2020年1月17日才给予周某2案涉协议全部拆迁补偿款项，故原告现在是在起诉期限内。二、被告行政行为强迫欺诈并主导和周某2签订的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有争议并违法在先的，原告之父周某2在依法维权中，各法院判决都没有对杨宏、罗宗其、周某1三人未征拆补偿作出依法判决，导致原告继续诉讼被告。原告之父周某2不服被告违法征收行为，于2018年5月15日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至今无答复。2018年11月28日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起诉案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经一审、二审确认岳麓区分局超过法定期限发布上述实施公告违法，但均未明确上述实施公告存在数据错误。此后，周某2继续申诉，但（2018）湘0104行申60号之二裁定书也未对原告未进入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给予解释。此后,周祥生对本案相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二审尚未开庭和判决（案号：（2020）湘01行终347号）。三、原告的出生过程和独生子女证的合法由来事实。原告之父周某2与原告母亲罗丹2003年依法结婚，2005年4月1日生下原告。以当时国家政策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领取政府发放计划生育奖金直至2017年。周某2与罗丹在2006年5月离婚，并通过法院调解确认周某1抚养权归周某2，罗丹2006年单独立户。周某2在2014年4月16日与杨宏结婚后未再生育。证明：原告依法出生，依法依国家政策2005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生育奖金至2017年，依照关于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办法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关于独生子女优惠待遇问题，应多享受一个人的安置和45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偿。综上，被告没有告知原告应当知道的法定维权诉讼期限，原告之父周某2一直在依法维权，最终被迫领取征收补偿款在2020年1月17日才履行结束。因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加之原告属于未成年人，故原告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维权诉讼期限。请求：1、被告（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后湖片区征拆指挥部）对原告履行行政征拆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岳麓区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答辩人所属周某2户已于2018年6月24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全部补偿款已发放到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时已明确被答辩人的相关权利及义务，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湘0104行初150号）亦能证明被答辩人已经知道其权利义务。被答辩人于2020年4月3日就征收补偿安置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法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已依法履行职责，被答辩人所属周某2户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已安置补偿到位。2018年因湖南湘江新区后湖综合整治配套用地（一）项目建设需要，依法征收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范围内4.8753公顷土地作为项目建设用地，被答辩人家庭户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答辩人依法对被答辩人家庭户的人口及房屋结构进行调查核实，核算补偿费用后予以张榜公示。2018年6月24日经协商，户主周某2代表全家庭人口与岳麓区后湖片区综合整治征拆建设指挥部岳麓街道分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明确安置包括被答辩人在内家庭成员4人，协议签订后，周某2户领取了全部征收款项。因此，答辩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被答辩人已经安置补偿到位。三、被答辩人不属于独生子女，被答辩人依据无效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再次主张补偿安置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05年4月1日周某2与前妻罗丹生育长子被答辩人周某1，并于4月14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2007年5月5日周某2与前妻罗丹生育次子周公博。《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依法生育子女的，自子女出生之月起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停止享受相关奖励优待。因此，根据前述规定，被答辩人周某1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自周公博出生之月即2007年5月即已无效。因此，被答辩人依据无效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再次要求安置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案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即便本案未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答辩人已依法履行职责，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2017）政国土字第637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范围内集体土地4.8753公顷作为湖南湘江新区后湖综合整治工程配套用地（一）项目建设用地。原告周某1家庭房屋在该审批单批准征收范围内。2018年6月20日，岳麓区后湖片区综合整治征拆建设指挥部出具证明，确认周某1独生子女证未参与本次拆迁安置。2018年6月24日，原告周某1之父周某2与岳麓区后湖片区综合整治征拆建设指挥部岳麓街道分部订立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案涉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该协议中载明：“……家庭人口6人（其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人），半边户0人，独生子女证0本，安置4人，安置人员名单：周某2、周某1、周祥生、戴伍英”。周某2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按手印。另查明，周某2与案外人罗丹（周某1之母）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06年5月8日协议离婚，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周某1由周某2抚养。2007年5月5日，罗丹生育一子周公博。周公博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一栏记载为周某2。周公博户籍自出生时即在长沙市岳麓区。2016年4月11日，罗丹不服岳麓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作出的长综罚字岳20【2015】第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岳行复决【2016】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周某2作为罗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一审、二审。本院认为，一、原告周某1起诉被告岳麓区政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原告周某1诉请被告岳麓区政府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其实质是要求享受作为独生子女应得多一人份额征收补偿安置待遇。但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征拆部门在案涉征收补偿安置程序中，已经通过出具书面证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记载等方式，明确否认了周某1可以作为独生子女享有增加一人份额补偿安置的优惠待遇。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2至迟应在订立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就应当知道上述情况。鉴于被告岳麓区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周某1或其家人诉权或起诉期限，故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至迟应在周某2签订上述协议之日起一年内，即至迟不晚于2019年6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周某1直至2020年4月13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二、原告周某1诉请被告岳麓区政府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亦无事实根据。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应当确认，周某2在2007年5月5日已经生育次子周公博。周某1家庭虽在周公博出生前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在周公博出生后，根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3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再生育子女的，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停止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已领取的奖金、独生子女保健费、增发的退休金、政府和集体投入的保险费必须全部退还”。周某1根据该《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主张多一人份额的补偿安置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此外，关于周某2否认周公博系其子女问题。本案中，经本院释明并询问，原告周某1的法定代理人周某2明确否认周公博系其子。原告虽经本院释明后提出其与周公博之间的鉴定申请，但其以没有罗丹（周公博的法定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为由，拒绝向本院补正其鉴定申请必要内容。本院审查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周某1否认被告提供医学出生证明记载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原告周某1法定代理人与案外人罗丹（即周公博的法定代理人）原系夫妻关系,周某2以其没有罗丹联系方式为由，拒绝补正其鉴定申请，其理由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其在与罗丹离婚近10年后，仍作为罗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事实相互矛盾，故其应对否认周某2与周公博之间亲子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周某1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某1的起诉。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强强人民陪审员  黄协桃人民陪审员  王济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廖 苏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