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2民初641号原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法定代表人：官成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欣，该单位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天津和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太森，男，196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营许，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与被告王太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欣和张振、被告王太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营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王太森立即退还所领取工资待遇273126.67元，其中所发的工资115572.97元、住房公积金及补充公积金95702元、社会保险费61851.7元；2.诉讼费由王太森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将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社会保险费变更为12490.79元，总数变为223765.76元。事实与理由：王太森原系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供销社主任。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王太森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取保候审，2016年7月收到双开处分。按照《关于公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04号）规定，公务员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期间，停发工资待遇，按本人原基本工资的75%计发生活费。但在王太森被取保候审至双开期间，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仍向王太森发放了足额的工资待遇。2018年7月31日，中共东丽区委组织部向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按照相关规定追缴王太森多领取的工资待遇。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随即于2018年8月23日向王太森寄送了《关于对王太森取保候审期间和刑事判决书生效后追缴工资待遇的函》，同时将《追缴工资待遇明细》和《关于公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2010]104号）一并寄送给王太森，同时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王太森进一步地说明了追缴其多领取的工资待遇的依据。但王太森至今拒不履行《关于对王太森取保候审期间和刑事判决书生效后追缴工资待遇的函》中的退款责任。变更有关社会保险费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因为部分可以从社保退出来，原告向社保部门提交了申请，退还了上述费用，现在不再主张。医疗险12490.79元不能退还，因王太森在缴费期间报销过医药费。王太森辩称，不同意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的诉讼请求。王太森取保候审期间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向其发放的工资、住房公积金及社会保险费用不构成不当得利并且已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需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即一方取得财产利益；另一方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纵观本案，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依据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是无任何道理的；二、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在王太森取保候审期间代扣代缴的保险费用并未实际付至王太森个人工资卡中，而是由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直接缴纳至保险统筹账户中，王太森现在并无处分该部分费用的决定权，王太森并未掌握该部分利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要求王太森返还是不成立的；三、在2015年4月王太森被取保候审起，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已知晓或应当知晓其在自行损害自身的利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非但不及时止损反而继续任意扩大自身的损失，故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主张保护的权益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王太森无任何义务向其返还任何费用。综上，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向王太森发放工资、社保、公积金等费用是建立在双方人事关系基础之上的，并非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属于不当得利。且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在本案中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按照规定向王太森仅发放生活费，但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并未这样做，而是任意放纵自己的权利，有意扩大自己的损失，现又以不当得利寻求法律保护，于法于理都是行不通的，善意的王太森实际收到并可以单方处分的资金已经用于生活支付，不具备返还的可能性，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太森原系天津市东丽区供销合作社主任。2015年4月1日王太森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14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110刑初367号刑事判决，判决王太森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期间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为王太森支付了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2018年11月8日，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向本院起诉王太森不当得利，本院作出（2018）津0102民初99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起诉。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提起上诉，二中院作出（2019）津02民终48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审理，后本院作出（2019）津0102民初39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太森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工资62993.97元、补发调增工作津贴生活补贴8520元、加班费值班费13440元、住房物业服务补贴3680元、集中供热补贴1776元、2015年度年终一次性奖金3778元、2015年度未休假补贴6310元、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报酬15075元、住房公积金44990元、按月补贴住房公积金50712元、社会保险费（包括职业年金）61851.7元，共计273126.67元。”王太森提起上诉，二中院作出（2019）津02民终6277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即为该重审案件。2019年12月30日天津社保中心东丽分中心根据原告申请，对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的部分社会保险费（包括职业年金）退还原告，因上述期间被告曾报销过医药费，故医疗保险费12490.79元不予退还。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人社部发[2010]104号文件即《关于公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公务员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期间，停发工资待遇，按本人原基本工资的75%计发生活费，不计算工作年限。经审查核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或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免予刑事处罚，恢复工资待遇，减发的工资予以补发。”第（四）项规定：“公务员受到刑事处罚，处分决定机关尚未作出开除处分决定的，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取消原工资待遇。”《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2006]22号）规定：“公务员基本工资构成由现行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项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取消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本案中，王太森于2015年4月1日被取保候审，按照上述规定自2015年4月1日起至法院判决生效期间，王太森应被停发工资待遇，按王太森原基本工资的75%计发生活费，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主张王太森返还该期间王太森多取得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提交的工资明细表、银行业务回单、社保征集合并表、津贴补贴的审批名册、年休假报酬发放表、增资补发表、采暖补贴发放表、社保综合义务处理单等证据可以证实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期间，王太森多取得工资62993.97元、补发调增工作津贴生活补贴8520元、加班费值班费13440元、住房物业服务补贴3680元、集中供热补贴1776元、2015年度年终一次性奖金3778元、2015年度未休假补贴6310元、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报酬15075元、住房公积金44990元、按月补贴住房公积金50712元、医疗保险费12490.79元，上述款项王太森应当返还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关于王太森主张诉讼时效一节。2016年6月14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对于王太森犯滥用职权罪作出刑事判决，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主张宣判后由纪检部门告知单位，因此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自2018年11月向王太森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虽王太森主张自其被取保候审时，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以目前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均不能证明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在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之前就接到了王太森被采取措施的通知，因此王太森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太森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天津市东丽区商务局工资62993.97元、补发调增工作津贴生活补贴8520元、加班费值班费13440元、住房物业服务补贴3680元、集中供热补贴1776元、2015年度年终一次性奖金3778元、2015年度未休假补贴6310元、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报酬15075元、住房公积金44990元、按月补贴住房公积金50712元、医疗保险费12490.79元，共计223765.76元。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56.5元、保全费1885.63元均由王太森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蓓审判员 王 铮审判员 李佳男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刘鉴元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