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21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福立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北路62-18号。 法定代表人：林剑锋，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启德，福建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 法定代表人：吴家荣，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云腾，福建正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福立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立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10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立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恒利公司的对福立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恒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基本事实不清，福立信公司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一审单方面推测，罔顾事实，让福立信公司承担还款的责任。欠条涉嫌虚假诉讼，请转交公安机关侦查。本案中，福立信公司要求追加恒利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明吉为第三人，但原审只对张明吉做了询问笔录，不利查清案件事实，导致福立信公司无法对张明吉进行询问。恒利公司原审提供的两张欠条均是用于恒利公司挂账之用，恒利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明吉与福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交流可以明确恒利公司提供的两张欠条并非是货款，张明吉在通话录音中确认，两张欠条是市场费用于挂帐，包含一张23200元的欠条及2018年4月9日37856.24元的欠条，第二张欠条包括前面第一张欠条23200先的市场费用。恒利公司本应委托张明吉将欠条23200元的退还福立信公司，但张明吉没有退，并且存在重复计算情况。案涉的两张欠条都是因被恒利公司欺骗，要求用于挂帐之用(待市场费用抵扣之后由被上诉人自行作废)。福立信公司不存在欠恒利公司货款的事实。两张欠条格式一模一样，恒利公司不敢主张第一张欠条的权利，为何能主张第二张欠条的权利呢?完全是有悖常理。一审单方面推测欠条上的表面要素，没有综合全案考虑欠条的实质要件，两张欠条处理方式相互矛盾，恳请二审法院明查欠条的实质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案的欠条并非是欠款关系，恒利公司行为已涉嫌虚假诉讼。二、恒利公司尚欠福立信公司销售网点全年营销费用总共有112020元，是无可置疑的事。福立信公司的全年营销费包括不限于租赁店面、货柜、导购等是一次性投资，理所当然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张明吉在电话录音中明确恒利公司持有一张吴家贺(恒利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字审批的2018年费用表(一审中恒利公司对此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8年全年费用总共有112020元，张明吉明确吴总有签字，本案中恒利公司没有支付上述费用给福立信公司，予以抵扣后实际是恒利公司尚欠福立信公司的钱。三、关于适用法律错误部分。无法辨认“兰小燕”签名的6份发货单是不是“兰小燕”。此举证责任应当由恒利公司承担，并非由福立信公司来承担。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恒利公司应就“兰XX”是否履行职务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由恒利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营销费用的折算应当按照实际上合作的7个月结算，而不应当是一审认定的10000多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为维护福立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应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福立信公司的上诉请求。 恒利公司辩称：一、关于两张欠条的性质问题。1.福立信公司是恒利公司的经销商，销售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销售费用，为激励经销商，恒利公司允许经审批，经销商可以提供销售费用票据部分抵扣货款。福立信公司向恒利公司出具的欠条，是阶段性结算后，福立信公司尚欠恒利公司的货款。福立信公司所称的“挂账”是福立信公司认为其有销售费用未经审批在货款中抵扣。2.对于2018年2月6日的欠条，在2019年11月5日张明吉通话录音中并没有确认所谓“市场费用挂账”，只是确认：4月9日重新结算出具欠条后，2月6日的欠条应该退给福立信公司。3.对于2018年4月9日的欠条，在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恒利公司向福立信公司供货，福立信公司于2018年3月9日付款16000元，于2018年4月9日付款50000元，恒利公司于2018年4月8日在福立信公司提出的《2018年销售目标任务与销售网点费用投入申请表》上签注提出要求。在此基础上，福立信公司与恒利公司双方对尚欠货款进行结算，福立信公司向恒利公司出具该欠条。因此，该欠条可证实：截止2018年4月9日福立信公司尚欠货款37856.24元。4.福立信公司所谓“二张欠条格式一模一样…处理方式相互矛盾……”，因为2018年4月9日双方重新结算并出具欠条，2018年2月6日的欠条已经结算在2018年4月9日的欠条内，故恒利公司未再要求福立信公司偿还2月6日欠条的货款。5.福立信公司所谓“本案中的欠条存在虚假诉讼罪请转交公安侦查”，本案实质就是民事纠纷，本案欠条、发货单经一审庭审质证，均是福立信公司真实出具，并不存在“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事实。二、关于销售费用问题。1.2019年11月5日，福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剑锋与恒利公司业务员张明吉通话录音中，林剑锋自己说“我每月商场投入固定费用7千多，加上导购员工资，每月要9千多元的费用。”可见，销售费用是按月投入支付，而不是“福立信公司投资的全年营销费是一次性投资”。2.根据《2018年销售目标任务与销售网点费用投入申请表》约定，对于销售费用，若各系列无法完成进货目标任务则按双方约定的销售费用控制比率核销，而福立信公司并没有完成2018年的进货目标任务，福立信公司要求恒利公司报销2018年全年的市场费用，不符合约定和商业惯例。三、关于“兰小燕”签收的6份发货单。1.“兰小燕”是福立信公司的股东、监事，且福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剑锋自认其与“兰小燕”是夫妻关系。该6份发货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厦门林剑锋”，与福立信公司认可林剑锋签收的4月份货单载明确客户名称一致，应认定“兰小燕”签收的6份发货单是履行职务行为，恒利公司已经完成举证责任。2.福立信公司否认“兰小燕”签收的6份发货单，但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要求福立信公司通知“兰小燕”到庭接受询问，但福立信公司故意不予配合，又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福立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福立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恒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福立信公司立即支付货款76364.43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福立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至2018年7月期间，福立信公司因经营需要陆续向恒利公司购买纸品等货物。2018年2月6日，福立信公司盖章出具载明欠款金额为23200元的欠条交恒利公司收执；2018年4月9日，福立信公司盖章出具载明欠款金额为37856.24元的欠条交恒利公司收执。2份欠条均未记载还款期限、违约责任。诉讼过程中，恒利公司主张2018年2月6日属于重复计算，故不予主张权利。此后，恒利公司陆续向福立信公司供货，分别为：（1）2018年4月19日供应卫生巾7080元、纸品33623.88元、纸品4797元，由福立信公司的股东兰小燕签收；（2）2018年4月23日供应卫生巾9346.8元、卫生巾2606.4元、纸品24758.78元，由福立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剑锋签收；（3）2018年5月17日供应卫生巾2534.4元、卫生巾8988元、纸品38292.54元，由福立信公司的股东兰小燕签收；（4）2018年7月17日供应纸品14200元，由福立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剑锋签收。以上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福立信公司共计向恒利公司购买价值146227.8元的货物，其中卫生巾价值30555.6元，纸品价值115672.2元。 另查明一：福立信公司曾于2018年3月31日向恒利公司汇款16000元，于2018年4月29日向恒利公司汇款50000元，于2018年5月31日向恒利公司汇款35000元。2018年7月间，福立信公司向恒利公司退回价值26131.77元的货物，其中卫生巾价值19543.07元、纸尿裤价值6588.7元。 另查明二：恒利公司(甲方)与福立信公司（乙方）曾于2017年1月1日签订2017年度的《产品经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货物交付乙方后，不允许退货，除发生以下情况，乙方须书面报告甲方，经甲方同意方可退货……退货单价以当时销售价或促销价单价为准；对某些标明使用期限的产品，如乙方未能在有效期内出售或出售已过期的产品，其责任由乙方承担，等等。该《产品经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三、商场费用投入及核销方式：1.按主合同约定的三品项销售目标及完成比率报销商超费用（核销时依据双方确认的“销售网点费用投入及销售任务确认报表”报销费用）；2.各网点若每月需产生临时费用必须提前书面向甲方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3.核销费用时应凭商超提供的正规费用发票及按甲方财务制度程序进行结算，等等。双方未签订2018年度的《产品经销合同》。 另查明四：恒利公司为扩大品牌市场销售份额，曾许诺对福立信公司销售其恒利公司产品投入的部分费用进行支持，即市场费用。2018年4月8日，恒利公司对福立信公司的市场费用申请进行审批，并审批签署《2018年销售网点费用投入申请表》1份。该申请表中记载：“福立信公司2018年度卫生巾的目标任务为34万元（其中4月卫生巾目标任务为30600元、5月为27200元、6月为27200元、7月为23800元），费用率为19.5%，纸业的目标任务为60万元（其中4月纸业目标任务为54000元、5月为54000元、6月为48000元、7月为48000元），费用率为7.6%，合计目标任务94万元，平均费用率11.9%，三员和商场费用合计112020元；填写说明:……此份表格由客户填写；销售（扣除委托代配送）目标任务及费用投入按月份考核，没经过甲方批准投入的费用不予结算；新增投入费用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且必须把对应销售（进货）任务目标计入目标任务；各系列超额完成进货目标任务甲方将按申请审批且实际投入的费用给予核销；各系列无法完成进货目标任务则按双方约定的销售费用控制比率核销；费用核算公式：各品实际销售（进货）*对应各品控制费用比例；实际给予核销的费用以销售折扣形式支付给乙方”，等等。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福立信公司是否尚欠恒利公司货款？尚欠货款是多少？围绕争议焦点，恒利公司认为截止至2018年4月9日货款为37856.24元，退货其仅需要承担50%的责任，市场费用应以实际进货（进货扣除退货后）为基数、按约定的卫生巾及纸品不同的费用率计算后予以抵扣，加之后续发货及付款，故福立信公司尚欠货款为76364.43元。福立信公司主张2018年4月9日的欠条属于市场费用的挂账，未约定退货按50%计算，恒利公司仍拖欠其市场费用112020元，故福立信公司并未拖欠货款。对此，一审法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2018年4月9日的欠条的问题。从张明吉及林剑锋的通话录音（林剑锋：我有签一张欠条，是市场费用挂账23200元的，过了春节后，2018年4月9日我又签了一张37000多的欠条，当时之前那23200元的欠条应该退还我的，但是没有退还给我，现在欠条在哪里？张明吉：现在欠条公司收着。林剑锋：现在我可以拿回欠条吗？张明吉：那我要问一下，找财务拿；林剑锋：现在欠条在财务肖那里还是在谁那里？张明吉：有可能不在财务肖那里，在另外一个财务那里。林剑锋：这欠条是费用挂账的，不会当成货款欠账吧？张明吉：应该不会）可知,在录音前半段中林剑锋反复提及的欠条应指2018年2月6日的欠条，通话录音中并没有指向2018年4月9日的欠条，鉴于恒利公司对2018年2月6日的欠条未主张权利，故对该份欠条的性质法院不作审查处理。结合现有证据，福立信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4月9日的欠条亦是其所主张的市场挂账费用，也无证据证明市场挂账费用仅用于恒利公司作账之需并无需偿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8年4月9日的欠条上记载的欠款金额、欠款主体等要素清楚明确，符合日常结算货款的交易惯例，福立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剑锋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代表公司签名盖章出具欠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福立信公司提供的2018年3月31日的银行转账记录16000元早于结算欠条之前，故应认定截至2018年4月9日止，福立信公司尚欠恒利公司货款37856.24元，加之前述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的供货146227.8元，货款共计184084.04元。其次，关于退货的问题。从张明吉及林剑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双方在微信上对退货进行对账确认时，张明吉未曾向林剑锋提及其公司仅承担50%的损失，现恒利公司主张其仅承担50%的退货损失，缺乏证据，故应以双方庭审共同确认的26131.77元计算退回货物的价值。最后，关于市场费用的问题。《2018年销售网点费用投入申请表》系由福立信公司填写，该申请表中虽记载2018年度的市场费用为112020元，但亦明确记载各系列无法完成进货目标任务则按双方约定的销售费用控制比率核销，即卫生巾19.5%、纸业7.6%。参照双方于2017年签订的《产品经销合同》关于“市场费用按主合同约定的三品项销售目标及完成比率报销商超费用”的约定，福立信公司并未就已完成卫生巾34万元、纸业60万元的全年目标任务进行举证，也未举证2018年7月后与恒利公司有再发生买卖往来，现其要求恒利公司报销2018年全年的市场费用，不符合申请表的约定和商业惯例，不予采纳。根据前述认定的双方于2018年4月至7月期间的交易金额可知，福立信公司亦未完成其所制定的该期间的目标任务，为此，对该期间的市场费用仅可按申请表中约定的市场费率进行核销。经核算，2018年4月至7月期间卫生巾进货共计30555.6元，按19.5%的费用率计算，市场费用为5958.34元；纸品进货共计115672.2元，按7.6%的费用率计算，市场费用为8791.08元，故该期间的市场费用共计14749.42元，该费用应在货款中予以抵扣。另，恒利公司主张福立信公司应返还退货26131.77元的市场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退回的货物是双方何时交易的货物及当时双方关于市场费率的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给福立信公司该些退货的市场费用，现其主张应返还该些退货的市场费用，缺乏证据，不予支持，若恒利公司已实际支付该些费用，可另案向福立信公司主张返还。综上，福立信公司尚欠恒利公司的货款为：184084.04元-退货26131.77元-市场费用14749.42元-已付货款85000元=58202.85元。 一审法院认为，福立信公司向恒利公司购买纸品等货物，并没有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现恒利公司请求福立信公司偿还货款，合理合法，但尚欠的货款应以58202.85元计，对恒利公司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虽未约定违约责任，但福立信公司在恒利公司催讨后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必然会使恒利公司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结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于2019年8月20日取消，已被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事实，现恒利公司请求福立信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亦予以支持。福立信公司主张其已不拖欠恒利公司货款、恒利公司尚需退回余下的库存货物，均缺乏证据，不予采纳。对于福立信公司主张其已兑现消费者恒利公司产品中奖卡的问题，其可凭中奖卡及中奖卡的相关约定另行向恒利公司主张权利，恒利公司应予以配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福立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的10日内偿还恒利公司货款58202.8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恒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9元，减半收取为855元，由恒利公司负担227元，由福立信负担62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欠条的性质?2.营销费用如何认定?3.兰小燕签名的发货单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福立信公司与恒利公司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各自的上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福立信公司与恒利公司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一、关于案涉欠条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欠条（2018年4月9日）上载明了欠款主体、欠款金额、欠款人地址、时间等内容，且欠条上具有福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剑锋签字及福立信公司盖章，明显具有结算性质。福立信公司辩称欠条并非体现欠款关系，恒利公司涉嫌虚假诉讼，但其诉讼中未对林剑锋签字及福立信公司盖章提出异议，亦未能提供相应反证，对其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恒利公司提供的欠条（2018年4月9日）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并据此依法认定截至2018年4月9日止，福立信公司尚欠恒利公司货款37856.24元。 二、关于营销费用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福立信公司主张欠条（2018年4月9日）属于市场费用的挂账，即属于没有扣除2018年1-4月的市场费用的对账，恒利公司仍拖欠其市场费用112020元，故福立信公司并未拖欠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如一审判决所述，结合现有证据，福立信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欠条（2018年4月9日）是其所主张的市场挂账费用，也无证据证明市场挂账费用仅用于恒利公司作账之需而无需偿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8年销售网点费用投入申请表》虽记载2018年度的市场费用为112020元，但同时亦明确记载“各系列无法完成进货目标任务则按双方约定的销售费用控制比率核销”。现福立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故其要求恒利公司报销2018年全年的市场费用11202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该期间的市场费用仅可按该申请表中约定的市场费率进行核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福立信公司主张恒利公司应返还2018年1-4月的市场费用，但福立信公司本案中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期间发生交易的货物金额或其实际支付的市场费用等，故其主张，缺乏事实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若福立信公司另有证据，可另行向恒利公司主张权利。 三、关于兰小燕签名的发货单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问题。本院认为，恒利公司主张系兰小燕签名的6份发货单中载明的客户名称“厦门林剑锋”与福立信公司认可的另4份发货单一致，而兰小燕系福立信公司的股东、监事，且福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剑锋自认其与兰小燕是夫妻关系，故本院依法认定兰小燕在该6份送货单中签字系履行福立信公司的职务行为，代表福立信公司确认收货事宜。福立信公司虽对载有“兰小燕”签名的6份发货单有异议，但是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福立信公司未能通知兰小燕到庭接受询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福立信公司并主张其已向消费者兑现恒利公司产品中奖卡，但未能明确其主张的具体金额，对此，福立信公司可另行向恒利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恒利公司要求福立信公司偿还货款58202.85元及相关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福立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5元，由厦门福立信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海峰 审判员  尹立新 审判员  刘志健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庄晓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