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噶尔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0）藏2523刑初3号   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噶尔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赤来旺久，男，1988年5月5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藏族，文盲，牧民，户籍地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藏自治区日土县看守所。   被告人王伟强，男，1978年3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汉族，小学文化，经商，户籍地河南省镇平县，案发前住噶尔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1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逮捕，2020年1月1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增寿，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中余，男，1968年5月7日出生于新疆泽普县，汉族，小学文化，经商，户籍地新疆泽普县，案发前住噶尔县狮泉河镇老干部生活区二区遂州。因本案于2018年4月11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5月14日被逮捕，2019年8月12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玉朝，广东普罗米修（阿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熊甫兵，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于重庆市涪陵区，汉族，小学文化，打工，户籍地重庆市涪陵区，案发前住噶尔县狮泉河镇遂州。因本案于2018年4月23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5月14日被逮捕，2019年4月22日被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19年6月29日被札达县法院取保候审，2019年8月1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汪玉宾，男，1969年8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市，汉族，小学文化，打工，户籍地四川省巴中市，案发前住噶尔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6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逮捕。2018年12月5日被札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1月1日被札达县法院取保候审，2019年8月1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江玉芬，广东普罗米修（阿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格松朗加，男，1973年3月3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藏族，文盲，经商，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札达县，案发前住噶尔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9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逮捕，2019年10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洛桑扎西，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藏族，文盲，牧民，户籍地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因本案于2018年8月26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8年8月29日被札达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9月12日被札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1月1日被札达县法院取保候审，2019年8月1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7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噶尔县人民检察院以噶检公刑诉（2020）3号起诉书对认定事实作出变更，并将指控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的罪名变更为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告人洛桑扎西涉嫌犯窝藏罪，于2020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札达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藏2522刑初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伟强不服，提出上诉。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裁定撤销（2019）藏2522刑初1号刑事判决，发回札达县法院重新审判。札达县法院因审判力量不足，本院根据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25刑辖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噶尔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次央、索朗德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王伟强及其辩护人王增寿、苏中余及其辩护人杨玉朝、熊甫兵、汪玉宾、洛桑扎西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噶尔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8月初，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苏中余在被告人王伟强的藏宝石加工销售店内商议盗掘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白东波伦珠曲登寺遗址事宜，同月3日左右，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皮卡车载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来到××县境内，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在该境内下车，被告人苏中余独自开车返回巴札公路段等待。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下车后沿着土路前往白东波组伦珠曲登寺遗址，到达遗址地带被告人王伟强留在半山腰望风，被告人赤来旺久、熊甫兵、汪玉宾用事先准备好的金属探测仪、铁锹和十字镐实施挖掘，挖出一幅彩绘金刚手菩萨立像唐卡、一幅彩绘绿度母唐卡，随后在被告人苏中余的接应下五被告人返回噶尔县狮泉河镇。2017年9月份被告人苏中余、熊甫兵将彩绘绿度母唐卡出售给普某增，期间普某增在清洗彩绘绿度母唐卡时发现一幅小型绿度母画片粘在其背面。事后，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对所得赃款进行了分赃。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对五被告人挖掘的三幅唐卡进行鉴定，均鉴定为一般文物。   2017年11月份（藏历10月份），被告人格松朗加驾驶×××皮卡车来到被告人洛桑扎西家中，途中将被告人赤来旺久送××县东波寺遗址附近，被告人赤来旺久步行至达巴乡东波村东波寺遗址处，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钎和十字镐挖出一本手抄本《佛萨名录经》、一本手抄本《如来名号经》、两块建筑残件、一块石刻玛尼残件、一块木质佛像封底、一件佛塔装藏衣物、一片铁质残件共八件文物。随后，被告人赤来旺久回到被告人洛桑扎西的冬季牧场屋里。第二天，被告人洛桑扎西按照被告人格松朗加的要求到冬季牧场房屋查看被告人赤来旺久是否已返回，后发现被告人赤来旺久已在自己冬季牧场屋内，仍为其提供隐藏场所。当天下午被告人格松朗加返回札达县城途中接应被告人赤来旺久，二人对挖掘的文物进行价值判断后，认为没有价值，丢弃在路边并返回札达县城。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对盗掘后追回的文物进行鉴定，盗掘的八件文物均认定为一般文物。   公诉机关为证实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物证、书证、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均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告人洛桑扎西明知被告人赤来旺久是犯罪的人，仍为其提供隐藏场所，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构成窝藏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赤来旺久在第一起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在第二起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综合二起事实对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的量刑建议；认为被告人王伟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的量刑建议；认为被告人苏中余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的量刑建议；认为被告人汪玉宾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被告人汪玉宾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的量刑建议；认为被告人熊甫兵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被告人熊甫兵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的量刑建议。   认为被告人格松朗加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的量刑建议；认为被告人洛桑扎西具有自首情节，对其提出判处管制六个月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赤来旺久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异议，其挖掘的地方并未立标牌，其不知道该地系遗址；其不是组织者、策划者，事后亦未参与销赃，不应被指控为主犯；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其家庭经济困难，外债较多，年迈的父母体弱多病，家中无劳动能力，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伟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异议，其不知道该地系遗址；其不是组织者、策划者不应被指控为主犯；挖掘的唐卡苏中余变卖后其只分得极少部分钱，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在对盗掘文物进行辨认时侦查人员对其提示后进行了辨认；本人家庭经济困难，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伟强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伟强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根据现有证据，并不构成本案指控的罪名，盗窃的文物二件，均被认定为一般文物，而且其中一件已经严重破损，已经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应当以盗窃罪认定；被告人王伟强认定主犯证据不足，被告人王伟强因法律意识淡薄，参与犯罪行为，其本人也认可参与盗窃，其未实际实施盗窃行为，只是负责望风，事后亦未参与销赃，所分赃款也最少，在本案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王伟强有诱供、逼供行为以及被告人王伟强在案发前遭被告人赤来旺久威胁；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如果重审后认定被告人犯罪的基本事实没有变化，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从公诉机关补充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本案存在新的犯罪事实，不能以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明或者情况说明的形式，作为新证据变相加重被告人刑罚，综合全案希望法院公正判决。   被告人苏中余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有异议，其只负责开车，未去过现场，并未召集熊甫兵、汪玉宾，公诉机关认定其主犯有异议；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苏中余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苏中余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苏中余等人实施盗掘的地点属于古文化遗址范围内，应认定其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原审指控的犯罪事实一致，并无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未对新的犯罪补充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及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苏中余的刑罚；被告人苏中余即便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其犯罪情节较轻，结合上述第三点，应处一年四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以下的罚金；被告人苏中余应认定为从犯，苏中余非本案共同犯罪行为的组织者、策划者，仅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被告人苏中余为初犯，并无犯罪劣迹，无前科，依法应从轻处罚；被告人苏中余如实稳定供述，坦白交代，确有悔罪情形和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综合全案，建议对被告人苏中余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   被告人熊甫兵辩解，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有异议，其不知道该地系遗址；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汪玉宾辩解，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异议，其不知道该地系遗址，前往札达县时具体干什么其不知道，亦未分得赃款，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汪玉宾辩护人书面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汪玉宾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汪玉宾等人实施盗掘的地点属于古文化遗址范围内，应认定其构成盗窃罪；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原审指控的犯罪事实一致，并无新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未对新的犯罪补充起诉，不得加重被告人汪玉宾的刑罚；被告人汪玉宾即便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其犯罪情节较轻，结合上述第三点，应判处一年六个月管制，并处1000元以下罚金；被告人汪玉宾应认定为从犯，其未组织、策划，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被告人汪玉宾主观恶性较小，其未保管或出售挖掘的文物亦未分得任何赃款；被告人汪玉宾为初犯，并无犯罪劣迹，无前科，依法应从轻处罚；被告人汪玉宾如实稳定供述，坦白交代，确有悔罪表现，综合全案，建议对被告人汪玉宾判处一年六个月管制。   被告人格松朗加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有异议，其不知道该地系遗址；其未指使赤来旺久前往札达县达巴乡东波村挖掘文物，公诉机关认定其主犯有异议；赤来旺久挖掘的文物其只看到一个经书和一个铁片，公诉机关指控有八件文物，对数量有异议，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洛桑扎西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窝藏罪无异议，辩解其因法律意识淡薄，犯了本罪，本人家庭经济困难，其是家中顶梁柱，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2017年8月初，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在被告人王伟强的藏宝石加工销售店内商量挖掘札达县托林镇皮央东嘎村白东波组伦珠曲登寺遗址事宜。同月3日15时许，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乘坐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的×××皮卡车，来到××县境内，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在该境内下车，被告人苏中余独自开车返回巴札公路段等待。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熊甫兵、汪玉宾下车后沿着土路前往白东波组伦珠曲登寺遗址，到达遗址地带被告人王伟强、赤来旺久、熊甫兵、汪玉宾用事先准备好的金属探测仪、铁锹和十字镐实施挖掘，挖出一幅彩绘金刚手菩萨立像唐卡、一幅彩绘绿度母唐卡，随后在被告人苏中余的接应下五被告人返回噶尔县狮泉河镇。之后，被告人苏中余将该唐卡出售给普某，期间普某在清洗彩绘绿度母唐卡时发现该唐卡背后粘有一幅小型绿度母画片。普某向被告人苏中余支付80000元（称其中10000系普某归还的借款），被告人苏中余私自拿走50000元，给被告人熊甫兵分得10000元，向其他人告知唐卡售得20000元，让其他人进行分赃，被告人苏中余分得3000元，被告人熊甫兵分得2000元，被告人汪玉宾分得的2000元由被告人苏中余代拿，被告人赤来旺久分得8000元，被告人汪玉宾未分得赃款，被告人王伟强自称分得40元，剩余1960元用于支付虾米超市货款和吃饭。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对五被告人盗取的三幅唐卡（包含粘在背面的一幅小型绿度母画片）进行鉴定，均鉴定为一般文物。盗掘的三幅唐卡均已追回。   上述事实，有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 、物证，一辆白色五十铃牌皮卡车（现扣押在札达县公安局院内，车牌号×××、该车行驶证及钥匙移送至本院）、金属探测仪、钢钎。   2、书证   （1）户籍证明信证明，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苏中余、汪玉宾、熊甫兵、等五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2）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证明，白东波伦珠曲登林寺遗址，西藏自治区××县境内，类别古遗址（寺庙遗址），统计年代（待定），所有权国家，复查对象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遗址寺庙建筑仅剩残墙，佛塔均被盗。   （3）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目录（西藏卷）证明，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确认札达县托林镇白东波伦珠曲登林寺系遗址，年代待定。   （4）札政发（2008）99号文件证明，白东波寺遗址指白东波伦珠曲登寺遗址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阿里地区文物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08年至2012年文物局对阿里地区地上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其中札达县文物普查于2008年起开展，对白东波伦珠曲登寺遗址，根据保存现状认定为古遗址类，并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信息网络平台上报至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国家文物局，2011年9月30日由国家文物局将普查结果公布。   （6）札达县文物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9年9月8日、17日札达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协同札达县公安局、检察院到白东波伦珠曲登寺遗址进行实地勘察，案发地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盗掘地位于遗址本体。   3、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证言证明，虾米超市是其开的，大概是2017年10月份左右，有一天王伟强到其店子说，老苏要来，让其到他的玉石店，到玉石店其看到一个藏族人，之前见过但不知道叫什么，还有一个瘦瘦小小的汉族人，当时其到玉石店王伟强说老苏和那个藏族人闹矛盾，苏中余从兜里好像拿了10000元，就分钱了，当时看到那个藏族人分的钱最多，具体分了多少其不知道，给其货款1000元。老苏是王伟强的朋友，全名其不知道。   （2）证人普某证言证明，具体时间记不清楚，2017年8月的一天，在退休二区开饭馆的苏包子（苏中余）给其打电话说他过来让其看看东西，苏中余和他老婆亲戚到其家，当时他们带了二张唐卡，其中一个唐卡完整，另一个唐卡烂了，完整的唐卡清洗时中间洗出了一个小唐卡（藏语叫宰日），第二天其给苏包子打电话让他到噶尔县狮泉河镇城东农行，苏包子开皮车来了，我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给苏包子80000元，其中10000元系其还苏包子的借款。   4、辨认笔录及照片   （1）被告人赤来旺久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3月10日、4月4日、11月7日被告人赤来旺久在阿里地区看守所，侦查人员在将四组十二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四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照片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4号、3号、3号、5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4号、3号、3号、5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同案犯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   2.2018年5月12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特征相当的五件不同唐卡（完整）、唐卡（烂）混合排列在五张桌子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盗掘的唐卡（完整）、唐卡（烂）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5号、2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5号、2号的唐卡系其盗掘的唐卡。   3.2018年7月11日，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苏中余车辆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7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7号的车辆系同案犯苏中余驾驶的车辆。   （2）被告人苏中余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3日，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四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熊甫兵、王伟强、汪玉宾、赤来旺久照片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6号、7号、10号、1号，让被告人苏中余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6号、7号、10号、1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同伙犯熊甫兵、王伟强、汪玉宾、赤来旺久。   2.2018年7月11日10时，侦查人员在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的车辆混合在其中编号1号，让被告人苏中余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1号的车辆系其驾驶的车辆。   （3）被告人王伟强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1日，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四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汪玉宾、赤来旺久、苏中余、熊甫兵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6号、4号、9号、2号，让被告人王伟强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6号、4号、9号、2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同伙犯汪玉宾、赤来旺久、苏中余、熊甫兵。   2.2018年7月10日10时，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的车辆混合在其中编号1号，让被告人王伟强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1号的车辆系苏中余驾驶的车辆。   3.2018年7月11日，侦查人员在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五件唐卡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桌子上，其中在札达县白东波组古文化遗址挖掘的唐卡（烂）混合在其中，让被告人王伟强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3号的唐卡系赤来旺久拿走的烂唐卡。   （4）被告人汪玉宾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0日、2018年11月7日，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四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王伟强、熊甫兵、苏中余、赤来旺久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1号、6号、2号、10号，让被告人汪玉宾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1号、6号、2号、10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同伙犯王伟强、熊甫兵、苏中余、赤来旺久。   2.2018年7月11日13时，侦查人员在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的车辆混合在其中编号6号，让被告人汪玉宾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6号的车辆系苏中余驾驶的车辆。   （5）被告人熊甫兵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6月15日，侦查人员在阿里地区看守所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四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王伟强、赤来旺久、汪玉宾、苏中余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7号、10号、8号、5号，让被告人熊甫兵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7号、10号、8号、5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同伙犯王伟强、赤来旺久、汪玉宾、苏中余。   2.2018年7月10日，侦查人员在看守所，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苏中余驾驶的车辆混合在其中编号7号，让被告人熊甫兵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7号的车辆系苏中余驾驶的车辆。   （6）证人普某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2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二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熊甫兵、苏中余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10号、4号，让证人普某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10号、4号照片中的人分别系跟苏包子一起过来卖唐卡的人（苏包子老婆亲戚）和苏中余。   2.2018年8月16日16时，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三唐卡分别混合排列在一起，其中被告人苏中余等五人盗掘的唐卡（烂）、唐卡（完整）、唐卡（粘在完整唐卡别后）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4号、2号、5号，让证人普某混合辨认，其分别确认编号为4号、2号、5号照片中的唐卡分别系唐卡（烂）、唐卡（完整）、唐卡（粘在完整唐卡别后）。   （7）证人张某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6月14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三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熊甫兵、苏中余、赤来旺久照片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7号、10号、7号，让证人张某混合辨认，其分别确认编号为7号、10号、7号照片中的人系当时在场瘦瘦小小的汉族人（熊甫兵）、苏中余、赤来旺久。   5、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提取物证清单证明，2017年8月4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现场进行勘察，案发地位于××县山顶，系寺庙废墟，东南为白东波组村民，西侧为白东波组的公路，北侧为山，在寺庙废墟（遗址）进行了实施盗掘行为，被盗掘寺庙废墟的深度有150cm，宽有4米左右，长度有6米左右，被盗掘遗址的破坏程度比较大，在现场进行勘验时，中心现场的已被挖掘处发现作案嫌疑人留下两个烟头和一包大前门空烟盒（已提取），在对周围进行勘验时白东波组的村民向勘验人员提供了一枚烟头（作案嫌疑人留下的烟头极为可能，已提取），在进行勘验的同时对村民进行走访时，在走访白东波组的村民向办案民警提供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该视频拍摄的地理位置进行再次摸排和轮流观看视频后，视频内的皮卡车停放在巴扎公路离白东波组岔路有600-700米处东侧，在对停放皮卡车的具体位置进行勘验，在停放皮卡车处发现了两根烟头（已提取），现场勘验有皮央东嘎村委书记旦增多吉（报案人）见证人下进行，现场勘验过程均已拍照固定，现场勘验到此结束。   6、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及清单   （1）2018年4月16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依法从被告人汪玉宾住××县遂州川味饭馆汪玉宾房间进行搜查，从其房间搜查出一盒金属探测仪器零件及说明书，在遂州川味饭馆楼梯下面的库房内发现金属探测仪零件（探测线圈），在后院库房第一间进门左侧大编织袋内发现二幅唐卡，在该房桌子底下发现藏传佛所用的两个嘎乌（藏语）均予以扣押。   （2）2018年4月22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依法从证人普某处扣押，从被告人苏中余处购买的二张唐卡（一幅彩绘绿度母、一幅小型绿度母画片）。   （3）2018年6月19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依法从证人郭某处扣押，一套金属探测仪（特征GOLDBUG）。   （4）2018年6月21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依法从被告人苏中余处扣押一辆白色五十铃牌皮卡车（车牌号×××）。   7、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   （1）被告人赤来旺久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赤来旺久指引，来到××县伦珠曲登寺遗址，其指认盗掘遗址的具体位置。   2.2018年4月14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赤来旺久指引，来到噶尔县狮泉河镇分别指认被告人王伟强开设的藏宝石加工店、被告人苏中余开设的遂州川味馆、王伟强让其居住的延安宾馆及出发路线。   （2）被告人苏中余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5月8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苏中余指引，来到××县伦珠曲登寺遗址指认接送同伙犯的具体位置。   （3）被告人王伟强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5月8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王伟强指引，来到××县伦珠曲登寺遗址，其指认盗掘的具体位置、实施盗掘后返回时的具体位置。   （4）被告人汪玉宾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5月8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汪玉宾指引，来到××县伦珠曲登寺遗址，其指认盗掘的具体位置及实施盗掘后返回时的具体位置。   （5）被告人熊甫兵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   1.2018年5月8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熊甫兵指引，来到××县伦珠曲登寺遗址，其指认盗掘遗址的具体位置及实施盗掘后返回时的具体位置。   2.2018年7月10日18时，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熊甫兵指引，来到噶尔县狮泉河镇分别指认2017年8月前往札达县前出发的具体位置、购买作案工具的具体位置、苏中余居住的遂州川味馆、作案工具丢弃的具体位置、金属探测仪存放的店子（虾米超市）。   8、鉴定意见书   （1）藏文鉴字[2018] 第09号鉴定意见书证明，2018年4月23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文物鉴定中心对搜查的物证彩印莲花生大师唐卡、织锦绿度母唐卡、嘎乌盒二个进行鉴定，均鉴定为非文物。   （2）藏文鉴字[2018] 第10号鉴定意见书证明，2018年4月23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文物鉴定中心对涉案物品彩绘绿度母唐卡、小型绿度母画片进行鉴定，鉴定彩绘绿度母唐卡质地为布，年代18-19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小型绿度母画片，质地为布，年代19-20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   （3）藏文鉴字[2018] 第11号鉴定意见书证明，2018年5月2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文物鉴定中心对搜查物证四臂观音织锦唐卡进行鉴定，鉴定为非文物。   （4）藏文鉴字[2018] 第05号鉴定意见书证明，2018年4月3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文物鉴定中心对彩绘金刚手菩萨立像进行鉴定，经鉴定彩绘金刚手菩萨立像，质地为布，年代13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   （5）藏公（物）鉴字[2017]第208号物证鉴定书证明，2017年9月14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送检嫌疑人车辆停放处烟头上提取的生物学物质（编号2017-02-208-J3b号），在排除同卵双胞胎的前提下，来源于排查人员苏中余的可能性大于99.99999﹪；所检嫌疑人车辆停放处烟头上提取的生物学物质（编号2017-02-208-J3a号）,来源于王伟强的可能性大于99.99999﹪；所检嫌疑现场烟头上提取的烟头生物学物质（编号2017-02-208-J4a-J4c号）,来源于同一未知名的男性；所检现场烟头上提取的烟头生物学物质（编号2017-02-208-J4b号）,来源于汪玉宾的可能性大于99.99999﹪。   9、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赤来旺久供述，2017年8月初，其到王伟强的玉石店，期间聊到盗挖皮央东嘎村白东波组遗址的事情，并商议次日前往札达县挖掘。其他人是王伟强和苏中余召集的，当晚王伟强还为其安排了住宿，次日15时许，其与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从噶尔县狮泉河镇出发到皮央东嘎村白东波组遗址。苏中余在距作案地几公里的路边车上等候。其他四人在遗址山上挖掘到两幅唐卡，其中一幅系完整的，另一幅是烂的，还有一尊没有后盖的佛像和一个木质碗(分成两半)，另外一个擦擦。后乘坐苏中余的车其等人返回了噶尔县狮泉河镇。完整的唐卡苏中余出售以后，其分得8000元，另一幅烂唐卡被其拿走了。   （2）被告人王伟强供述，2017年7月份，赤来旺久来到其玉石店，其和赤来旺久以前因石头事认识，当时赤来旺久在手机上让其看一些东西，就谈到了去札达的事儿，苏中余也到其店，商议前往赤来旺久老家札达县皮央东嘎村白东波组的事情。2017年8月3日下午在赤来旺久的带领下，苏中余开车前往札达县白东波组遗址，苏中余在车上等候，其负责放哨，赤来旺久、熊甫兵、汪玉宾去挖掘。挖出了两幅不同的唐卡后，其等人返回噶尔县狮泉河镇。一幅烂唐卡在赤来旺久手里，一幅唐卡苏中余以15000元的价格卖了。当时赤来旺久分得8000元，苏中余车费分得3000元，熊甫兵分得2000元，其中1000元是汪玉宾的，还了1000元的账，还剩1000元是在苏中余、熊甫兵、赤来旺久同意的情况下出去吃饭用掉了，最后剩40元。   （3）被告人苏中余供述，2017年8月份的一天，其和妹夫(姓熊的)去王伟强店子玩，到王伟强店子后有个藏族人和王伟强在说事，但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之后王伟强跟其和妹夫说“带你们去发个小财”，其俩就答应了，在王伟强的店铺，其与王伟强、赤来旺久商议前往札达县盗窃古文物的事儿。第二天其开车把王伟强、赤来旺久、熊甫兵、汪玉宾送至东波组遗址半山腰下，过了3个小时王伟强给其打电话要求接他们，接应后返回了噶尔县狮泉河镇。在返回的路上其在车上看见他们拿了二幅唐卡和一个铜片。其车子被公安机关扣押后，其和熊甫兵到普某加让他看了较完整的唐卡，后其以80000元的价钱卖给普某，其从中扣留了50000元，熊甫兵分了10000元，剩下的20000元给了王伟强进行分赃，从中其分得租车费3000元。   （4）被告人熊甫兵供述，2017年8月份一天，苏中余带上其与汪玉宾去札达县挖山，下午18时许从噶尔县狮泉河镇出发前往札达县，23时许到达札达县东波组，12时上山，当时由苏中余开车、王伟强、赤来旺久、汪玉宾等人，王伟强在外放哨，其汪玉宾、赤来旺久挖了一个多小时，没挖到东西，赤来旺久接着一直挖，还有前面汪宾和王伟强也挖了一段时间，但没挖到东西，当时藏族人挖到了一块烂布和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东西，当时把像骷髅一样的东西扔了。挖完后王伟强给苏中余打电话过来接其等人，返回了噶尔县狮泉河镇。比较完整的唐卡苏中余卖给了普某，说是卖了20000元王伟强负责分的钱，我分到了2500元，后来苏中余被札达县公安被带到札达后每人给苏中余辛苦费500元。交通工具皮卡车是苏中余的，作案工具有十字镐和铁锹，在阿里地区格桑路的一个超市里买的，作案回来后第二天扔在了狮泉河里。当时分钱时在场的有其、苏中余、王伟强、藏族人、虾米超市老板。   （5）被告人汪玉宾供述，2017年8月一天，苏中余叫其到札达县挖东西，为了钱其跟着熊甫兵、赤来旺久、王伟强坐苏中余的的皮卡车××县，去的时候车上放了一个十字镐和金属探测仪在车厢里放着是谁放的其不知道。苏中余在车内等候，其、王伟强、熊甫兵、吃列旺久下车徒步到一个山顶，然后挖土堆，挖了十几分钟，挖的深度有30公分左右时挖到一片经书，再继续挖，又挖到了一块黄色的布料质唐卡，感觉那个挺像经幡，之后又挖到了一个黄色铁皮，接着挖到了一块布质的唐卡，之后其熊甫兵给苏中余打电话接应后，其等人坐苏中余车原路返回了噶尔县狮泉河镇，其帮苏中余打工，在他的饭馆做厨师。   上述证据均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证明的内容真实、可信，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7年12月10日被告人赤来旺久应被告人格松朗加的要求在札达县长虹汽修厂以30000元价钱购买了一辆×××皮卡车（未转户）。之后，被告人格松朗加将被告人赤来旺久送到××县东波寺遗址附近，被告人格松朗加到洛桑扎西家中住宿，当晚被告人赤来旺久步行至东波寺遗址处，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钎和十字镐挖出一本手抄本《佛萨名录经》、一本手抄本《如来名号经》、两块建筑残件、一块石刻玛尼残件、一块木质佛像封底、一件佛塔装藏衣物、一片铁质残件共八件物品。当晚被告人赤来旺久住在被告人洛桑扎西冬季牧场屋内，次日早上，被告人格松朗加要求洛桑扎西到他的东西牧场，向被告人赤来旺久传话“白天别出来，晚上从窗户出来”。当晚被告人格松朗加驾车，接应被告人赤来旺久，在被告人格松朗加车上对被告人赤来旺久挖掘的文化进行价值判断，被告人格松朗加看后认为不值钱，挖掘的文物丢弃在路边。被告人格松朗加和赤来旺久购买的×××皮卡车辆与案外人加措的一辆海马牌车辆进行了交换，未追回。被告人赤来旺久盗窃的八件文物公安机关已追回。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对盗窃的八件文物进行鉴定，均鉴定为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有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物证,一个彩绘金刚手菩萨立像唐卡、一个彩绘绿度母唐卡、一个小型绿度母画片、一个《菩萨名录经》手抄本、一个《如来名号经》手抄本、一个建筑残件、一个石刻玛尼残件、一个木制佛像封底、一个佛塔装藏衣物、铁质残件。   2、书证   （1）户籍证明信证明，被告人格松朗加、洛桑扎西在实施犯罪时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2）车辆交易协议书证明，2017年12月10日被告人赤来旺久从证人雷某处购买一辆白色皮卡车（型号美亚牌皮卡车、白色、车号×××）价值30000元。   （3）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   1.2018年6月18日札达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从中国农业银行阿里分行调取证人尼次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农业银行卡（×××）交易记录，该记录载2017年11月30日尼次分二次向被告人格松朗加转支36800元、10000元；2017年12月10日尼次向被告人赤来旺久转支30000元。   2.2018年7月10日札达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从中国农业银行阿里分行调取被告人赤来旺久农业银行卡（×××）交易记录，该记录载2017年12月10日证人尼次向被告人赤来旺久银行卡转存30000元、该款于同月11日被告人赤来旺久向证人雷某转账。   3.2018年6月23日札达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从中国农业银行阿里分行调取被告人格松朗加农业银行卡（×××）交易记录，该记录载2017年11月30日尼次分二次向被告人格松朗加账号转存36800元、10000元。   （4）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证明，东波寺遗址，西藏自治区××县东南面约600米处的朗钦日山上，类别古遗址：寺庙遗址，统计年代：待定，所有权国家，使用情况宗教使用，复查对象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较差，该遗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毁灭性破坏，佛塔多次受到盗掘而严重受损。   （5）札政发（2008）99号文件证明，东坡热旦寺指东波寺遗址，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目录（西藏卷）证明，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确认札达县达巴乡东波寺系遗址，年代待定。   （7）阿里地区文物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08年至2012年文物局对阿里地区地上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其中札达县文物普查于2008年起开展，对东波寺遗址，根据保存现状认定为古遗址类，并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信息网络平台上报至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国家文物局，2011年9月30日由国家文物局将普查结果公布。   （8）札达县文物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9年9月8日、17日札达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协同札达县公安局、检察院到波寺遗址进行实地勘察，案发地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盗掘地位于遗址本体。   3、证人证言   （1）证人索某1证言证明，（农历7号）刚开始是其村的僧人巡山时发现山洞被盗，从山洞里盗了大砖茶五条、面粉五袋、小羊皮袄一百条、二百斤荞麦一袋、红糖25块，其记得丢了这些，其没有怀疑的对象。   （2）证人仁某证言证明，2018年1月20几号，东波村村民索某2到东波村寺庙将类似文物的东西拿给其看，共六件，里面有经书还有铁片是圆形的，索某2说他放牧时路边捡到的。   （3）证人索某2证言证明，2018年1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其一个人骑马去放牧过程中，在东波村2组玛巴牧场的路边捡到了一些经书和别的东西，其把这些东西捡来拿到村里，散的经书和一块长条形的石头，石头上刻着经文，还有一件皮质的装藏物东西和圆形的木板，一个小的圆铁块，还有一个小木头，一共六件东西，皮质装藏物的东西被利器割开，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将这些东西捡起来交给了村寺庙的僧人仁某。   （4）证人索某3证言证明，村民索某2将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的经书和其它物品送到东波村寺庙，塑料袋里有经书、木、石刻玛尼、布和皮质的东西、一块铁（黑）等东西，索某2当时送过来的时候说是路边捡起来的。   （5）证人加措证言证明，2017年12月份左右，格松朗加说和其换车，其说换的话在皮卡车上加一万元，后降了5000元换车了，当时在场的有尼玛扎西，换车时皮卡车的车牌号其记不清楚，现在皮卡车的车牌号是×××，格松朗加说他的皮卡车之前是赤来旺久的，他从赤来旺久手里拿过来的，他还说转户找修理厂雷某。   （6）证人雷某证言证明，2017年12月9日，赤来旺久到其修理店买车，从他卡上给我转了30000元，钱收到后签了合同，提车的人是赤来旺久，当时卖车的时候没转户，其从任超新手里买的没转户，后面加错说过户到他名下，有没有过户我不知道。   （8）证人尼次证言证明，2017年冬天，被告人格松朗加说赤来旺久邮寄了东西让其保管。唐卡大小约宽20厘米、长约30厘米、上面图文已消失。2017年11月30日，被告人格松朗加要求其给被告人赤来旺久借款30000元，其将30000元转到被告人赤来旺久的银行账户上。借这笔钱的过程中与其联系的只有被告人格松朗加。   （9）证人邓某证言证明，2017年8月份，被告人赤来旺久来其店里放了一个包，说被告人赤来旺久急着回白东坡组，让其把东西寄到拉萨，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第二天其通过札达县客运班车寄到拉萨。   （10）证人郭某证言证明，2017年7、8月份，玉石店老板从其处借了一个金属探测仪，玉石老板叫什么其不知道，其只知道他名字后边有个强字，其把金属探测仪器装在一个袋子里给虾米超市送过去了，当时有虾米超市老板和一个叫苏哥的，另外还有一个汉族人。   4、辨认笔录及照片   （1）被告人赤来旺久辨认笔录及照片   1.2018年3月10日，侦查人员在将十二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格松朗加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8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8号照片中的人系格松朗加。   2.2018年5月12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特征相当的五件不同木质物品混合排列在五张桌子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盗掘的木质建筑残件2、木质建筑残件1、木质佛像封底、铁质残件、玛尼石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1号、4号、5号、3号，1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1号、4号、5号、3号，1号的物品均系其盗掘的物品。   3.2018年7月11日，侦查人员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分别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同格松朗加在札达县汽修厂购买的车辆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4号，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4号的车辆系同格松朗加前往达巴乡东波村旧寺庙遗址时在札达县汽修厂购买的车辆。   （2）被告人格松朗加辨认笔录及照片   1.2018年4月23日，侦查人员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2号，让被告人格松朗加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2号照片中的人系赤来旺久。   2.2018年7月11日，侦查人员将特征相当的七辆皮卡车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张A4纸上，其中前往达巴乡东波村旧寺庙遗址时在札达县汽修厂购买的车辆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2号，让被告人格松朗加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2号的车辆系同赤来旺久前往达巴乡东波村旧寺庙遗址时在札达县汽修厂购买的车辆。   3.2018年7月11日，侦查人员将特征相当的五件不同唐卡、混合排列在一张桌子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盗窃的烂唐卡混合在其中编号3号，让被告人格松朗加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3号的唐卡系赤来旺久盗窃后给其的烂唐卡；将特征相当的五件不同经书混合排列在一张桌子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盗窃的经书混合在其中编号3号，让被告人格松朗加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3号的经书系赤来旺久盗窃的经书；侦查人将特征相当的五件不同铁质物品混合排列在一张桌子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盗窃的铁质物件混合在其中编号5号，让被告人格松朗加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5号的铁质物件系赤来旺久盗窃的铁质物件。   （3）被告人洛桑扎西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5月2日15时，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照片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1号、7号，让被告人洛桑扎西混合辨认，其分别确认编号为1号、7号照片中的人系赤来旺久、格松朗加。   （4）证人尼次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3日9时，侦查人员将十张不同唐卡照片混合排列在一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格松朗加寄给尼次的唐卡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5号，让证人尼次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5号照片中的唐卡系格松朗加寄给尼次的唐卡。   2.2018年4月2日9时，侦查人员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二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格松朗加照片混合在其中分别编号2、7号，让证人尼次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2、7号照片中的人格松朗加。   （5）证人郭某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6月19日14时，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二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熊甫兵、苏中余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9号、5号，让证人郭某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9号、5号照片中的人系当时其去送金属探测仪时在场的人、苏哥（苏中余）。   （6）证人雷某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8月20日20时，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将十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混合排列在二张A4纸上，其中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照片混合在其中编号4号、6号，让证人雷某混合辨认，其确认编号为4号、6号照片中的人系购买白色皮卡车的人（赤来旺久）、格桑（格松朗加）。   5、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提取物证清单   （1）公安机关对本案现场进行勘察，案发地位于××县旧寺庙遗址，经见证人见证和指认，捡到的到的文物××县左右处的山沟边。   （2）公安机关制作的提取清单及说明，2018年2月27日，村民索朗次仁捡到一些物证后移交于东波伦珠曲登寺管理人员，公安机关在见证人仁某见证下，从索朗次仁处接收的物证有一个烂经书273页、从证据移交人一个石刻玛尼残件、一个木制佛像封底（圆圈）、一个佛塔装藏衣物、铁质残件、木块。   6、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   （1）被告人赤来旺久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   1.2018年4月2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赤来旺久指引，来到××县东波寺遗址具体位置及洛桑扎西冬季牧场住处。   2.2018年6月29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赤来旺久指引，来到××县旧寺庙遗址挖掘的具体位置、挖掘文物丢弃位置、同伙格松朗加接送自己的具体位置。   （2）被告人格松朗加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6月29日，侦查人员驱车由被告人格松朗加指引，来到××县东波寺遗址附近指认，被告人赤来旺久接送位置、让被告人赤来旺久盗掘后居住的位置（洛桑扎西冬季牧场）。   （3）证人索某4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8年5月2日16时，侦查人员驱车由证人索某4指引，来到××县处的山沟边捡到文物的具体位置。   7、藏文鉴字[2018] 第07号鉴定意见书证明，2018年4月9日札达县公安局委托西藏文物鉴定中心，涉案物品对《菩萨名录经》手抄本、《如来名号经》手抄本、建筑残件、石刻玛尼残件、木质佛像封底、佛像装藏衣物、铁质残件进行鉴定，鉴定手抄本《菩萨名录经》，质地为纸，年代15-16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页数烂严重；手抄本《如来名号经》，质地为纸，年代15-16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页数烂严重（以上手抄两本经书共273页）；石刻玛尼残件，质地为石，年代15-16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佛塔装藏衣物，质地为布、皮，年代15-16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铁质残件，质地为铁，年代15-16世纪，级别为一般文物。   8、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赤来旺久供述，2017年12月份，按照格松朗加的要求从雷某处买了一辆白色皮卡车，车牌号×××。买完车的当天格松朗加让其准备工具(铁锹，十字镐)。次日乘坐该车与格松朗加一起去了达巴乡东波村，其途中将其放在东波村遗址附近后在遗址山上一尊佛塔处实施挖掘，挖到了一本经书和两个木条，一个圆圆的木，一个小铁片，刻着玛尼的石头，皮质的链（护身符）回到洛桑扎西牧场过夜。第二天早上洛桑扎西赶到牧场并转达其白天留在该处晚上出来。当晚，格松朗加看了其挖到的东西认为不值钱就丢弃在路边，返回札达县城。   （2）被告人格松朗加供述，2017年藏历11月份，其给洛桑扎西打电话问了在他们那儿有无遗址可挖，洛桑扎西说“可以挖到”。不久，其前往达巴乡曲龙村要债顺路车上载赤来旺久到达巴乡东波村遗址，到了遗址附近其让赤来旺久下车让他去挖掘，当晚赤来旺久住在洛桑扎西的冬季牧场过夜。其当晚住被告人洛桑扎西家中。次日，其要求洛桑扎西到牧场查看赤来旺久是否已返回，并让他给赤来旺久传达“白天别出来，晚上其接他”。晚上其接应赤来旺久后，赤来旺久将挖掘的物品交给其看，其认为没有价值，便让赤来旺久将挖掘的物品丢弃在沟里。   （3）被告人洛桑扎西供述，其与格松朗加因为买卖牦牛关系认识，2017年藏历的11月份格松朗加向其打电话问东波村附近寺庙有无可挖东西，其答到好像有，之后格松朗加到其家说是到曲龙村要债，当晚住在其家。次日早上格松朗加让其到冬季牧场查看赤来旺久是否已住在其冬季牧场屋内，并让其转达赤来旺久“白天不要出来，晚上从窗户出来”。其按照格松朗加的要求去了冬季牧场并向赤来旺久转达了格松朗加说的话，并锁上房门离开。   上述证据均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证明的内容真实、可信，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苏中余、熊甫兵、汪玉宾以非法占有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白东波伦珠曲登寺遗址内文物为目的，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私自盗掘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惩处。五被告人在庭审中均称不知道盗掘地系遗址的辩解，经查，法律规定的“古文化遗址”不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为限，故五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王伟强辩护人、苏中余辩护人、汪玉宾辩护人辩解本案应认定盗窃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古文化遗址是指清代和清代以前中华民族发展中由古代人类创造并留下的表明其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古文化遗址不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为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是指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文物管理制度和国家对古文化遗址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的行为。盗掘是指未经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私自挖掘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秘密进行的，也可能是公开进行的，只要盗掘行为已涉及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损害了古文化遗址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即使未盗取到文物，也构成犯罪既遂；犯罪主体为由自然人构成的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具有非法占有古文化遗址中文物的目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将其中的文物非法据为己有的，仍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论处，故三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主从犯问题，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属于共同犯罪，且因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预备和实行阶段的作用、地位不同，应当区分主、从犯。本案被告人赤来旺久、王伟强、苏中余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熊甫兵、汪玉宾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故被告人赤来旺久辩解其系从犯，被告人王伟强及其辩护人、苏中余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伟强、苏中余系从犯之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赤来旺久、熊甫兵、汪玉宾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对三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伟强、苏中余在开庭时对其参与预谋、分赃等事实不予认可，认罪态度一般，故被告人王伟强、苏中余辩护人所提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之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五被告人辩解盗掘的文物应为两件而不是三件，经查，被告人苏中余将一副彩绘绿度母唐卡出售给普某后普某清洗时发现一幅小型绿度母画片粘在背面，从主观上认定为两件符合常理，故五被告人辩解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王伟强在庭审中提出在物证辨认时侦查人员对其提示、被告人王伟强辩护人提出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王伟强有诱供、逼供行为以及被告人王伟强在案发前遭被告人赤来旺久威胁等辩解，对此被告人王伟强及其辩护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或线索，故被告人王伟强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五被告人盗掘的文物均已全部追回，未造成文物的流失，本院在量刑时综合一并予以考虑，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故五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量刑过高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案件发回重审也不得加重刑罚的问题，该案噶尔县检察院重新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应对盗掘事实给予评判，故被告人王伟强、苏中余、汪玉宾辩护人均提出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如果重审后认定被告人犯罪的基本事实没有变化，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   （2）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以非法占有札达县达巴乡东波村东波寺遗址内文物为目的，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私自盗掘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告人洛桑扎西明知被告人赤来旺久为犯罪的人仍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的指控罪名成立。指控被告人洛桑扎西犯窝藏罪的指控罪名成立。本案被告人格松朗加指使被告人赤来旺久，将被告人赤来旺久开车送到××县东波寺遗址让被告人赤来旺久挖掘文物，被告人格松朗加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赤来旺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赤来旺久、格松朗加、洛桑扎西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对三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洛桑扎西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公安机关陈述犯罪事实，系自首，本院在量刑时从轻处罚。本案盗掘文物均已全部追回，未造成文物的流失，本院在量刑时综合一并予以考虑，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三百一十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赤来旺久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 5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25年6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王伟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 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24年1月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苏中余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 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24年5月30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熊甫兵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2024年2月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汪玉宾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2023年12月1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格松朗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24年4月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洛桑扎西犯窝藏罪，判处管制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即自2018年8月26日起至2020年11月26日止）。   八、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 0000元（即被告人苏中余处追缴违法所得4 5352元；被告人王伟强处追缴违法所得3592元；被告人赤来旺久处追缴违法所得8352元；被告人熊甫兵追缴违法所得1 2352元；被告人汪玉宾处追缴违法所得352元）。   九、作案工具一辆×××轻型普通货车（型号五十铃牌QL020UGDSC、发动机号M4022559）、一台金属探测仪、一个钢钎依法予以没收。   十、涉案文物（唐卡2幅、小型绿度母画1片、2本经书、两块建筑残件（木条）、一块石刻玛尼残件、一块木质佛像封底、一件佛塔装藏衣物、一片铁质残件）移交札达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小 勇  审  判  员   罗布多吉  审  判  员   格桑央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 官 助 理   次仁卓嘎  书  记  员   群  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