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2民初4704号 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一段**银泰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冯志彬，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政海，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辉，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轶冬，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怡，女，197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庆，四川希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邱红英，女，196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庆，四川希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伦修，男，196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第三人：李在平，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第三人：周伦平，女，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柯，男，汉族，系周伦平丈夫。 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信公司”）与被告杨轶冬、尹怡、邱红英及第三人李伦修、李在平、周伦平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志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辉，被告杨轶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尹怡、邱红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庆，第三人李在平，第三人周伦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伦修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明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杨轶冬、尹怡、邱红英向明信公司返还明信公司自2013年5月31日公司成立至2016年11月11日期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杨轶冬、尹怡为明信公司上任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杨轶冬和邱红英先后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杨轶冬是明信公司上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现任监事，尹怡是明信公司上任监事。第三人李在平和李伦修曾先后担任明信公司经理，李在平、李伦修和周伦平均是明信公司财务清算小组成员。在杨轶冬、尹怡、邱红英负责公司经营期间私自收取明信公司出租车驾驶员缴纳的52万押金。2015年底，自冯志彬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第三人李在平、周伦平、李伦修等股东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明信公司股东身份后，经多次催促，尹怡和杨轶冬在2016年11月才移交明信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等，但尹怡、杨轶冬至今拒绝向明信公司返还公司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等公司证照。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均属明信公司固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尹怡、邱红英共同答辩称，1.尹怡、邱红英并未实际占有并保管明信公司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不应承担返还义务。邱红英对税务部门登记其为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并不知情，也没有履行过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何职责，尹怡对其被登记为明信公司的监事一事也不知情，尹怡也未履行过明信公司监事的职责。2.明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杨轶冬答辩称，1.明信公司主张杨轶冬返还明信公司记账凭证的资料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明信公司实际由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公司”）代管，相应合同也由天鹅公司签订，明信公司并不存在公司自身的账簿、账本。2.杨轶冬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被登记为财务负责人是由天鹅公司安排挂名，杨轶冬仅仅系临时辅助办公人员，明信公司实际由天鹅公司控制，杨轶冬没有对明信公司财务管理的权限。 第三人周伦平述称，杨轶冬、尹怡、邱红英互为亲戚关系，杨轶冬、尹怡、邱红英长期实际控制、管理明信公司，至2016年底才交出公司管理和经营权。明信公司现有权要求杨轶冬、尹怡、邱红英交出公司之前的账本和财务凭证等财产。 第三人李伦修提交书面意见，述称杨轶冬、尹怡、邱红英为亲戚关系，明信公司多年来收益良好，日常支出不会挪用驾驶员押金。然杨轶冬、尹怡、邱红英三人控制明信公司，有义务交出明细公司财务账簿，方能查清明信公司签约出租车驾驶员缴纳押金流向。 第三人李在平述称，明信公司驾驶员押金未存入公司账户、不知去向，只有杨轶冬、尹怡、邱红英交出明信公司账本和财务凭证后，才能逐一查实并由明信公司进行追讨。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4日，天鹅公司及尹全安形成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选举杨轶冬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意聘任李在平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 2013年5月31日，明信公司成立，公司原始股东为尹全安和天鹅公司，2019年8月7日，天鹅公司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成都榆成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9日，成都市双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明信公司送达双流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杨轶冬在收件人处签字。 2014年8月6日，尹全安、杨忠全作出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委托杨轶冬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8月12日，杨轶冬在公司章程第五条修改处签字确认。2014年8月13日，明信公司股东由天鹅公司及尹全安变更为杨忠全及尹全安。 2015年1月27日，尹全安、杨忠全作出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尹全安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杨轶冬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二、同意杨轶冬辞去公司监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尹怡为公司监事；三、同意李在平辞去公司经理并免去其职务，重新聘任李伦修为公司经理……；六、会议决定委托杨轶冬办理公司变更手续。 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11月11日期间，尹怡担任明信公司监事。2015年11月11日，尹全安、杨忠全作出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决议内容为：1、同意杨轶冬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冯志彬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2、同意李伦修辞去公司经理并解聘其职务，重新聘任冯志彬为公司经理；3、同意尹怡辞去公司监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杨轶冬为公司监事。同日，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轶冬变更为冯志彬，明信公司监事由尹怡变更为杨轶冬。 2015年3月19日，明信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陈万刚交回3月份规费5620元，尹怡在明信公司加盖公司公章处签字。2015年1月26日，明信公司向雷光明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雷光明15000元服务保证金，经手人签名处落款“尹”。明信公司向邹善云、刘根、刘美富等人收取的保证金经办人亦落款为“尹”，明信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由尹怡、杨轶冬、邱红英收取。 2016年8月19日至2019年2月23日，明信公司多次召开股东会与监事会，参会股东多次讨论了公司押金和账本被侵占和藏匿的问题。股东杨忠全、尹全安及监事杨轶冬经通知均未参会。 2017年4月20日，冯志彬向天府新区分局刑侦支队报案：举报明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轶冬在担任公司法人期间收取驾驶员保证金未入公司账户，涉嫌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处警民警对此出具“根据冯志彬提供的材料无法立案侦查”的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税务局向明信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中载明：明信公司在2016年6月1日在原地税申请了财务负责人变更，财务负责人姓名由杨轶冬变更为邱红英；明信公司在2018年7月27日申请了办税人员变更，财务负责人姓名变更为肖昌莲。明信公司述称目前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为肖昌莲。 2018年12月25日，明信公司向杨轶冬、尹怡、邱红英等人寄送函件，要求其交出2016年11月之前的账本和财务凭证（或书面说明公司账本去向及驾驶员押金等相关情况）。明信公司未收到杨轶冬、尹怡、邱红英有关上述事项的答复。 庭审中，法庭询问杨轶冬其多次收取明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性质，杨轶冬称系代收保险费用，法庭继续询问收取费用后的资金流向及用途，杨轶冬未作明确回复并按照法庭要求提供佐证依据。 上述事实，有明信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收据》《收条》《责令改正通知书》《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到庭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印章及证照系民事主体人格的象征，民事主体使用印章、证照，具有证明和确定其主体资格和能力的法律效果，故民事主体对其印章、证照享有专用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民事主体在为组织体的情况下，其印章、证照是为具体的自然人掌管和占有，而其掌管和占有是基于组织体的授权，为有权掌管和占有。本案中，明信公司对其公章、证照依法享有专用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在公司所有的原始账簿非其授权人员掌管和占有的情况下，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现明信公司出示工商档案登记信息、《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均显示杨轶冬系明信公司2016年6月1日之前公司财务负责人、邱红英系明信公司2018年7月27日前公司财务负责人，所谓财务负责人，系负责公司日常经济业务原始凭证的审核，编制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并负责往来账的对账工作，系公司授权掌管和占有财务原始凭证的主体。杨轶冬、邱红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否认曾实际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不清楚公司财务状况，与本院查明事实相悖，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现明信公司已就杨轶冬、邱红英曾作为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实际掌管财务原始凭证完成初步举证证明责任，杨轶冬、邱红英应当就其不再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后如何交接明信公司原始财务凭证进行说明并提交佐证依据，现杨轶冬、邱红英仅否认财务负责人身份并以工商备案登记信息由他人修改，本人并不知晓予以抗辩，其抗辩意见无法达到反驳明信公司诉讼主张的证明目的。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监事行使职权包括检查公司财务，而杨轶冬作为明信公司监事，否认知晓公司财务状况与其作为公司监事应当履行相关职责之事实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经审查并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杨轶冬、邱红英实际未与明信公司办理完毕财务交接手续。 对于邱红英辩称明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案系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法律性质为物权请求权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之规定，因邱红英自2018年7月27日起不再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其应于2018年7月27日与明信公司授权人员办理财务凭证交接手续，现明信公司提交了其在知晓公司财务账簿等原始凭据被侵占后一年内通过邮寄信件的形式向邱红英、杨轶冬积极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证据，故明信公司向邱红英主张返还公司原始财务凭证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明信公司主张邱红英返还公司账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时杨轶冬作为明信公司监事，在知晓明信公司发函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诉求后未予任何回应，对明信公司主张杨轶冬返还公司账簿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鉴于杨轶冬于2016年6月1日后不再担任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故明信公司经有权主张杨轶冬返还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形成的明信公司财务账簿等原始记账凭证，并有权主张邱红英返还2016年6月1日其至2016年11月11日期间形成的明信公司财务账簿等原始记账凭证。 明信公司要求尹怡同时承担返还原物的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轶冬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返还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形成的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二、被告邱红英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返还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11日期间形成的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三、驳回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杨轶冬、邱红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婷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