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72民初86号 原告：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华信路花园新村别墅**。 法定代表人：王持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常平,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渡海路**外滩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宇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瑶，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口市航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文明东路** 法定代表人：林斯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秋蕾，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公司）因与被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运公司）、被告海口市航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随即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了相应担保，请求冻结被告航运公司的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130万元。本院依法审查后于同年4月16日作出（2020）琼72民初86号民事裁定，准许了原告的保全申请，并实际冻结了1215.64元。本案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熊常平，被告能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瑶，被告航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许秋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能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二、判令被告能运公司和航运公司立即退还原告支付的购船款130万元以及占用该购船款期间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能运公司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能运公司将“海口一号”船以1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被告能运公司的指示于2016年11月7日向被告航运公司的账户支付了130万元购船款。被告航运公司收到购船款后，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但两被告至今未依约将涉案船舶交付给原告。经原告查证，两被告已将“海口一号”船另售他人。原告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曾多次致函敦促两被告退还购船款，但被告能运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退还。遂成本诉。 被告能运公司辩称：涉案合同虽以能运公司的名义签署，但该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以及款项的实际收款人及船舶权益人均系航运公司。航运公司在收取了130万元购船款后，以其自身名义开具两张发票，发票备注信息为出售旧船舶“海口一号”，因此航运公司对其作为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出卖人一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知晓。在“海口一号”船无法交付的情况下，应当由航运公司向原告返还购船款。更为关键的是，自始至终能运公司未就涉案船舶享受任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航运公司辩称：1.原告从未就涉案船舶的交付一事向航运公司提出过任何主张，航运公司在2020年4月8日之前从未收到所谓的归还购船款的通知或函件。根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三年不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2.自2007年8月3日起，其与案外人海南金维嘉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维嘉公司）签订了船舶承包经营合同书，将“海口一号”船交由金维嘉公司经营，承包期限自2007年9月1日起到2017年8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金维嘉公司并未将“海口一号”船交还给航运公司。原告系由金维嘉公司控股并实际控制，原告与金维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航运公司无需对金维嘉公司已实际占有的“海口一号”船另行交付给原告。航运公司没有将涉案船舶另售他人，也自始未收到过原告的任何催告通知。原告谎称涉案船舶未交付，其向被告能运公司发出的催告通知是虚假的，属于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了四组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委托书》，证明被告能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与原告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将“海口一号”船以1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及被告能运公司要求原告将购船款支付至其指定的被告航运公司的账户事实。2.转账记录及发票，证明原告依约于2016年11月7日将130万元购船款转账至被告航运公司的账户，且被告航运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事实。3.《关于交付“海口一号”客滚船的函》，证明因被告能运公司未予依约交付涉案船舶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11月9日致函敦促其交付涉案船舶的事实。4.《关于退还购船款的函》三份，证明原告经查证后发现，二被告将涉案船舶已另售他人，原告三年来曾多次致函被告，敦促其退还购船款130万元及应承担相应的占用该笔资金期间的利息的事实。被告能运公司对原告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被告航运公司对原告证据3、4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该函件的签收人林飞娥是原告派驻到能运公司的人员，其签收函件不具有效力。被告航运公司从未收到过上述函件。 被告能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关于限期退还购船款的函》及邮寄单据。证明其在2020年4月8日向被告航运公司出具《关于限期退还购船款的函》以及被告航运公司已于2020年4月10日签收成功的事实。2.能运公司专用版企业信用报告，证明林飞娥自2016年3月以来系能运公司的联络员的事实及2016年9月之前能运公司的股东系被告航运公司和案外人金维嘉公司的事实。原告对该两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内容无异议，被告航运公司对该两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 庭后，能运公司按本院要求补充提交了三组证据：3.林飞娥与能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四份）、林飞娥养老保险缴费明细单、能运公司社保参保人员名单。4.能运公司在2019年1月30日刻制印章的备案书。5.“海口16号”《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海口一号”《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注销登记证明》。原告对该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航运公司除对该三组证据中盖有能运公司新制印章的合同书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航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船舶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航运公司与案外人金维嘉公司建立船舶承包经营关系后，航运公司依约将船舶交付金维嘉公司使用，并收取承包金。“海口一号”新建为“海口16号”船后，金维嘉公司并未将注销（报废）后的“海口一号”船交还给航运公司。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海南金维嘉海运有限公司、海南长和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证明原告长和公司系案外人金维嘉公司控股并实际控制，金维嘉公司基于与航运公司的承包关系对“海口一号”船占用、使用、收益。原告和被告能运公司对该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 庭后，航运公司按本院要求补充提交了三组证据：3.《“海口一号”船舶买卖合同》及《船舶交接证明书》，证明能运公司在2016年10月27日将涉案船舶以19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案外人黄锦春。该转卖行为系原告长和公司授意所为，原告收取了该190万元购船款后才于2016年11月7日将130万元支付给航运公司。4.从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对黄锦春的询问笔录以及黄锦春将190万元购船款转账至王淑君个人账户的转账凭证，5.从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对王淑君的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航运公司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由此证明了涉案船舶未交付给原告。对航运公司证据4、5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能运公司对航运公司的证据3中的《“海口一号”船舶买卖合同》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其未签订该合同，亦未收取190万元的船舶转让款。对《船舶交接证明书》的三性无异议。对航运公司的证据4、5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转卖“海口一号”船是其前任法定代表人林斯浩的个人行为。 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1.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传唤林飞娥（被告能运公司的员工）并形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如下：林飞娥于2012年11月起在能运公司工作，负责公文收发。《关于尽快交付“海口一号”客滚船的函》及《关于退还购船款的函》（三份）都是长和公司的副总经理麦瑛当面交给林飞娥的，其签收后转交法定代表人林斯浩处理。2.本院于2020年6月9日传唤王持民（原告法定代表人）并形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如下：王持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黄锦春，知道黄锦春想找能运公司的林斯浩买船。其在公安局对林斯浩立案侦查后，才知道林斯浩将“海口一号”船卖给黄锦春一事。其同时担任原告长和公司和案外人金维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淑君是金维嘉公司的出纳，有时候也代收原告公司的资金，在公安局对林斯浩立案侦查后，王持民才得知王淑君收到黄锦春支付的“海口一号”购船款。王淑君是听从林斯浩的安排收款的，其与王淑君没有亲属关系。3.本院从农行海口秀英港支行调取的王淑君账号为×××的账户自2016年10月27日到2020年4月27日的交易明细清单以及本院从农行海南省分行调取的王淑君账号为×××的账户在2016年11月2日交易金额为130万元的对手账户信息。根据上述查询可知，2016年10月28日王淑君的个人账户收到了黄锦春转来的两笔资金，金额共计190万元，转账备注为“海口一号”船款。2016年11月2日，王淑君的个人账户向原告公司账户（账号为×××）转账130万元。经质证，原告、被告能运公司认为林飞娥在询问笔录的陈述是真实的。被告航运公司认为林飞娥与原告存在利益关系，其证言是虚假的。原告对本院制作的笔录及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淑君转账给原告130万元的用途不明。被告能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其未收取卖船款，不知道该款项的性质。被告航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结合本院调取证据，本院对各方证据的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了原告与被告能运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后，于2016年11月3日按照被告能运公司的指示向被告航运公司的账户转账130万元的事实。对原告其他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被告能运公司提供的五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了“海口一号”船和“海口16号”船的权属情况，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信息，林飞娥在能运公司担任职务以及社保缴纳的情况。对被告航运公司提供的五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了“海口一号”船的经营情况、转卖给案外人黄锦春的经过以及黄锦春支付的190万元购船款的去向。林飞娥虽与被告能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2016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均由案外人金维嘉公司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而金维嘉公司与原告是关联公司，故林飞娥与原告存在利益关系，本院对其有关“当面签收原告的《关于尽快交付“海口一号”客滚船的函》及《关于退还购船款的函》”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王持民在本院询问中有关“其在公安局对林斯浩立案侦查后才得知‘海口一号’船转卖给案外人黄锦春”的陈述与黄锦春有关“其与王持民确认购船意向，与林斯浩商谈买卖船舶一事时王持民在场”的陈述不符。从本院调取的银行转账记录反映的事实来看，黄锦春支付的购船款经由原告公司联络人王淑君的个人账户转付至原告账户，而王持民在本院询问中仅承认在公安局对林斯浩立案侦查后才得知王淑君收取了黄锦春的190万元购船款，王持民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对其公司联络人收取账款并转付至公司账户情况不明，其陈述明显不合常理。 结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庭审情况，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2016年8月18日，原告长和公司与被告能运公司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能运公司购买“海口一号”船，原告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将购船款130万元支付给被告能运公司。如因被告能运公司的原因造成“海口一号”船未能注销的，应在3日内返还该购船款。同日，被告能运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委托书，以“海口一号”轮的残值归被告航运公司所有为由，要求原告将130万元购船款一次性转给被告航运公司。 2016年10月27日，被告能运公司与案外人黄锦春签订了《“海口一号”船舶买卖合同》，约定黄锦春向被告能运公司购买“海口一号”船，黄锦春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至2016年10月31日将购船款19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被告能运公司。被告能运公司将“海口一号”船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船舶注销登记证明》提供给黄锦春。同年10月28日，黄锦春将购船款190万元分两笔转账至案外人王淑君的个人账户。同日，被告能运公司与黄锦春办理了船舶交接证明，并将“海口一号”船在海口市新港锚地交付给黄锦春。上述买卖合同及交接证明备案于海口海事局。同年11月2日，海口海事局出具了“海口一号”的《船舶注销登记证明》。同日，案外人王淑君将130万元转账至原告公司账户。次日，原告将130万元购船款分两笔转账至被告航运公司的账户。同年12月13日，被告航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 2020年4月8日，被告能运公司向被告航运公司发函，以“海口一号”船为被告航运公司所有、航运公司收取了130万元购船款为由，要求其将购船款及占用该款项期间的利息退还给原告。 另查明，2002年1月7日，被告航运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案外人海口市水运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共同组建被告能运公司。“海口一号”船的实际所有人为被告航运公司，于2002年7月24日将该船登记至被告能运公司名下。2016年8月18日，原告长和公司与被告能运公司就“海口一号”船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时，原告长和公司、被告能运公司、被告航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林斯浩。2018年4月27日，原告长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斯浩变更为王持民。王持民同时担任案外人金维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被告能运公司的董事。2019年12月19日，被告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斯浩变更为王宇永。王宇永同时担任案外人金维嘉公司的监事。王宇永系王持民之子。 王淑君从2016年4月27日起登记备案为原告公司的工商联络员，并在接受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询问时，自称任金维嘉公司的财务出纳。 再查明，2019年1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王宇永与能运公司、林斯浩、陈**汉、麦瑛、梁辉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同年1月30日，能运公司向海口市公安局申请备案了新制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现用）。同年5月19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0106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确认能运公司董事会2018年12月29日作出的《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2018年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二、限能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林斯浩变更为王宇永；三、限林斯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能运公司履行判决第二项变更登记事项的义务；四、限林斯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宇永移交能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五、驳回林斯浩的全部反诉请求。林斯浩、能运公司不服，上诉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日，该院作出（2019）琼01民终43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7月15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对林斯浩涉嫌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两被告返还130万元购船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从涉案合同的履行经过来看，原告长和公司与被告能运公司就“海口一号”船签订买卖合同后，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在签订合同之日（2016年8月18日）起3日内支付130万元购船款，而是等到2016年11月3日才支付该款项。在此期间，被告能运公司将“海口一号”船转卖给案外人黄锦春，并借用原告公司联络员王淑君的个人账户于2016年10月28日收取了黄锦春支付的190万元购船款。11月2日，王淑君将其中的130万元转至原告账户。11月3日，原告将130万元的购船款转付给被告航运公司。本院认为，从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流转经过以及转账金额来看，本案证据已到达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原告用于支付给被告航运公司的130万元并非其所有，而是来源于案外人黄锦春的购船款。原告在未实际履行支付购船款义务的情况下，以两被告未交付“海口一号”船为名提起本诉，要求两被告返还130万元购船款及利息，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可见，公司法所称的关联关系，既包括公司股东的互相交叉，也包括公司共同由第三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或者股东之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原告长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持民系被告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宇永的父亲，且两公司及案外人金维嘉公司之间还存在人员混同的问题。据此，本院认为原告长和公司与被告能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从原告、被告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王宇永与能运公司、林斯浩、陈**汉、麦瑛、梁辉之间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原告在本案中申请诉讼保全的对象仅为被告航运公司等相关事实来看，原告提起本诉实际指向被告航运公司。被告能运公司向本院隐瞒其与案外人黄锦春签订了《“海口一号”船舶买卖合同》并将船舶交付给黄锦春、指示黄锦春将190万元购船款转账至案外人王淑君的个人账户等事实，始终坚持以“购船款的实际收取人是被告航运公司”作为抗辩理由,并对原告所有证据均予以认可。其目的在于配合原告将“未交付船舶、退还购船款”的责任推卸给被告航运公司。至于原告及被告能运公司所称上述行为系其原法定代表人林斯浩个人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林斯浩时任被告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涉案两份买卖合同中签字并加盖被告能运公司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公司行为。至于林斯浩在“海口一号”船的买卖活动中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与原告在未实际履行支付购船款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提起本诉是两个问题，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解决。 综上，原告长和公司与被告能运公司恶意串通，虚构原告已履行支付130万元购船款义务的事实，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损害被告航运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688元、申请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清武 审 判 员 张医芳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蒋珊珊 书 记 员 毛佳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