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1民初15160号 原告：陈爱国，男，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焕润，江苏滨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文，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工业园区兴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03518906T。 法定代表人：吴仕清。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叙明，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亦陶，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范学冬，男，197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林筠，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赢，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爱国与被告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公司）、范学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2月20日、2020年4月2日、2020年5月18日、2020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陈爱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焕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吴公司、范学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后三次庭审原告陈爱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焕润、被告东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叙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亦陶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范学冬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林筠参加第二次庭审，吴赢参加第三、四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爱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东吴公司、范学冬向原告返还货款21880932.84元；2.判令二被告赔偿该款项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止为4157377.24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将诉请返还货款金额调整为20161239.1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一存在采购面料的业务，由被告一将面料发往原告住所地常熟。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二支付货款67887035元。但被告一自2013年起至2015年止仅送货46006102.16元，此后对于原告所需面料无货供应。对于在被告二处结存的余款21880932.84元，迟迟未返回给原告。原告多次去二被告处要求返回预付货款，二被告曾口头表示将结存的货款按借款关系处理，希望延缓还款期限，但未达成书面协议。原告曾委托江苏滨江律师事务两次发函给二被告要求对账，但二被告自知理亏，拒不对账。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终止，双方之间理应结算业务，根据多退少补的原则，二被告理应将结存的货款返回给原告。原告的款项基本上是通过银行汇付给被告二，被告二是款项的实际占有人，被告二又是被告一的股东。被告二的资金与被告一的资金混同，被告一与被告二应对返回原告该预付货款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吴公司辩称，原告明确本案基础是买卖合同关系，其中1300万元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被告不存在需要返还货款的情况，实际上原告尚结欠东吴公司货款，双方一直没有结算，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范学冬辩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范学冬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属于适格被告。两被告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因为范学冬系东吴公司的股东，而将各自的责任混为一体。原告请求被告范学冬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起，陈爱国与东吴公司发生面料买卖业务，由东吴公司向陈爱国供应各类面料，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进行对账结算。2013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陈爱国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东吴公司股东及主要负责人范学冬及其姐姐范玉丹支付金额合计47087035元，其中转账支付范学冬42337015元，支付范玉丹4750020元。陈爱国与东吴公司、范学冬确认该款系支付东吴公司的货款。 2019年9月28日，陈爱国委托律师向范学冬发出《关于业务和借款往来对账函》，载明：陈爱国与范学冬所在东吴公司有业务往来，同时也向范学冬出借资金。陈爱国银行流水反映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向范学冬、范玉丹及乐收银付款数额巨大，不完全统计为64380060元。现要求与东吴公司进行对账，以明确采购货物发生货款的数额，陈爱国出借给范学冬款项数额。请收函后七日内与陈爱国联系对账，地点确定于东吴公司财务室。 2019年10月11日，陈爱国再次委托律师向东吴公司及范学冬发出《关于再次要求对账事宜的函》，主要内容为：东吴公司对于2019年9月28日律师函不予理睬，现根据陈爱国提供材料付款与收货金额差额21880932.84元，范学冬系东吴公司股东，其个人收款行为一般属于职务行为，东吴公司尚未向陈爱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差额21880932.84元可能属于东吴公司与范学冬的共同占有行为。陈爱国要求与东吴公司、范学冬进行对账，符合交易规则，是诚实信用的体现，东吴公司及范学冬拒不对账，说明对陈爱国负有债务，且有赖账之嫌，有违诚实信用。现将《东吴公司发货明细》与《银行卡划款清单》一并寄给东吴公司及范学冬，望先行账务查核，陈爱国将于10日后到东吴公司对账。如仍拒绝对账，视为默认结欠陈爱国金钱债务21880932.84元，东吴公司还应出具相应增值税发票。后仍未能进行对账，陈爱国起诉至法院。 审理中，本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为督促当事人及时举证于2020年2月6日另行书面通知原告陈爱国、被告东吴公司、范学冬限期举证，明确要求陈爱国提交业务期间全部付款证据，东吴公司提交全部交货凭证及结算凭证，逾期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庭审中也根据各自具体主张事实明确各自举证要求。当事人就争议事实举证概况如下。 原告陈爱国自认与东吴公司面料买卖业务发生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东吴公司发货金额合计46006102.16元，其中2013年发货2462117.9元，2014年发货4354201元，2015年发货39189783.26元。另主张通过第三人客户向东吴公司支付货款合计18010316.26元。其中，常熟市创亿服饰有限公司支付200000元，无锡市骄博制衣有限公司支付1300000元，江苏国奥服饰有限公司支付397783.9元，上海五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9156763元，南京名鹰服饰开发有限公司支付1000000元，北京英可威服装有限公司支付200000元，北京海圣天图服饰有限公司支付950000元，苏州纽洛克纺织有限公司支付2500767.76元，苏州金烟斗服饰有限公司支付50000元，常熟市泰盛服饰有限公司支付455001.6元。该些公司均出具情况说明并由经办人签名，另附有付款凭证，述明陈爱国发给公司的面料，公司已将面料款支付给东吴公司。据此，陈爱国主张向东吴公司付款合计66167341.26元，扣除自认收货金额，主张返还货款20161239.10元。 被告东吴公司主张2013年发货合计9126729.7元，并提供2013年度划码单、运单佐证。另提供2018年度向陈爱国的发货明细及划码单，证明当年度发生业务641838.6元；提供2019年度向陈爱国的发货明细及划码单，证明发货32907.6元；提供2019年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公司跟单员吴文娅与杨永聊天记录可反映杨永是陈爱国处工作人员，聊天内容和码单一致。东吴公司另主张双方业务实际发生于2013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都有业务往来，其他年度有的业务凭证不易查找，有的划码单太多不再提交。针对原告陈爱国提供的案外人付款证据，东吴公司质证认为，案外人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也仅能证明案外第三人与陈爱国存在代收货物关系，东吴公司向这些案外公司开具过发票，与其存在独立的面料买卖合同关系，不认可陈爱国证明目的。 被告范学冬提供付款凭证复印件一组，后要求撤回该组证据，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该组证据显示：范学冬于2017年1月24日支付陈爱国100万元，用途备注为还款；李乾英于2017年1月25日支付陈爱国176.9万元，资金用途备注为货款；范学冬于2018年9月20日支付陈爱国20万元，手写备注为还钱立波；范学冬于2018年10月1日支付钱立波10万元；李小兰于2018年11月1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1月1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1月3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2月18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2月3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陈爱国20万元；范学冬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陈爱国30万元。另有银行承兑汇票6张，有陈爱国签名，金额合计75万元。以上付款金额合计461.9万元。对于该些证据付款性质事由，范学冬坚持称与本案买卖合同没有关系，与本案无关，拒不作进一步说明。 原告陈爱国针对被告东吴公司、范学冬证据质证认为：东吴公司提供的2013年划码单不认可，签收人杨永不是其工作人员，他是做货物运输生意，曾为东吴公司向陈爱国送过货，之后杨永自己也做面料生意了，微信聊天记录中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业务与陈爱国无关。2018年陈爱国发货明细和划码单中涉及由顾红英签字的“1807018杂胚”60.8米，是认可的，可以在返还货款中扣除，；2019年供货中1201米元青、1218.8米面料予以认可，可扣除。另外，需要强调东吴公司在最后一次开庭中提供的该些证据远远超过举证期限，是恶意行为。 审理中，原告陈爱国表示，2013年以来与东吴公司发生面料买卖业务，主要是与公司实际负责人范学冬联系，法定代表人是范学冬的父亲，一般是电话联系，对方送货到常熟，以前一般过年前结算一次，相互信任，没有对账单。后来大家成为朋友，范学冬的生意一直亏损，就想着多付点无所谓的，转账的部分款项是借款，最早是2015年年底范学冬提出借款，但是没有让范学冬出具借条，是口头讲的，范学冬也归还过借款，出借的款项总共有1300多万元，后来范学冬在2016年还了一些，2018年还了一些，2019年上半年还了35万元。起诉时，只是概念性的认为被告尚欠2000多万元，汇总银行流水明细时将2200000元误看为22000000元，导致自以为客户代付的货款也包含在里面，后来发现错误又补充了客户付款的材料。因为陈爱国向东吴公司购买面料后，直接委托客户将货款付至东吴公司，然后由东吴公司直接向客户直接开票。陈爱国另表示，业务期间多支付了货款，与范学冬协商将货款转换为借款，但范学冬并未出具借条只是说慢慢还，因此双方未达成借款合议，借款只是原告的想法，所以本案还是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借款关系是否存在，范学冬应明确回答法庭，而不是说不清楚。关于范学冬提交的证据显示的400多万元款项就是返还陈爱国的货款，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 被告东吴公司表示，东吴公司与陈爱国只是面料的买卖关系，根本不存在采购方多付预付款的情况，更不可能多付款高达2000多万元，完全不符合常理。原告主张双方业务发生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为何要到2019年年底才起诉主张权利。原告将220万元误作2200万元是为了凑足诉请金额。原告的诉状及此前律师函也提到本案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又存在借贷关系，第一次庭审中也表述部分是借款，第二次庭审又改口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该些陈述属于虚假陈述，虚假诉讼，应予制裁处理。双方存在大量的面料货物买卖，高达七八千万，东吴公司提供的2013年码单金额已经高达900多万元，码单与原告提供交货明细是一一对应的，但原告竟然不予认可码单的真实性。原告另行提供了案外第三人的付款，那么这些对应货物是否包含在原告自认的收货4600多万元中。 被告范学冬表示，关于提交法院证据材料中显示的付款事实是范学冬个人与陈爱国的往来，不属于退还的货款，与本案没有关系。范学冬与陈爱国不存在借款，也没有向陈爱国出具过借条，也不存在将多付货款协商转换为借条的事实。本案审理的陈爱国与东吴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范学冬个人与陈爱国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或是否有其他纠葛属于双方之间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待本案处理后，其另行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其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陈爱国主张与被告东吴公司发生面料购销业务期间存在多付货款2000多万元，且无对账结算，与一般商事交易惯例明显不同，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缺乏明确证据证明其合理正当。其次，原告陈爱国主张案外人代其支付被告东吴公司货款1800多万元，而被告抗辩与该案外人存在独立买卖关系，并已开具发票。原告陈爱国未能提供与该些案外人确实存在面料买卖关系的合同、送货单、发票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事实，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些付款系代原告支付本案货款。同时，被告东吴公司举证的2013年度送货码单，经组织双方核对，部分码单所载内容与原告陈爱国自认数据完全对应，但确有漏算少算的情况，且双方在原告自认业务终止日期2015年之后仍有业务往来，故被告东吴公司实际供货金额必然超过原告陈爱国自认金额。再次，原告陈爱国大部分转账付款均系支付被告范学冬，而被告范学冬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向原告陈爱国付款400多万元，但又撤回该证据，对付款性质不予明确说明，对撤回行为不作合理解释。同时，原告陈爱国在诉前律师函述明与范学冬存在借款，诉讼伊始也明确表述与范学冬存在1300多万元的借款往来，后又表示借款合意未成，本案仅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的诉讼行为均有违反禁止反言之处，其后意见并不足以完全采信。虽诉中各方明确陈爱国支付范学冬款项均为货款，但不代表与客观事实相符。综上，原告陈爱国主张被告东吴公司返还多付货款20161239.10元，理据不足，本院碍难支持。此外，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真实陈述，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切实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嗣后，原告陈爱国如有新的事实证据，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爱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339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8393元，由原告陈爱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少波 人民陪审员  陶 心 人民陪审员  沈青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