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7民初11418号 原告：杨仕齐，男，197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凯，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顺鹏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永丰场街57号9幢1-2层20号。 法定代表人：张羽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建国，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仕齐与被告四川顺鹏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鹏达公司）第三人周建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仕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凯、被告顺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第三人周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仕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顺鹏达公司向杨仕齐支付拖欠的劳务费用24850元；2.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顺鹏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杨仕齐于2018年5月13日起为顺鹏达公司所承包的红原县瓦切镇啊啦啦藏家乐工地装修工程项目提供木工劳务，同时顺鹏达公司指派其公司股东张超为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在项目上负责监督管理。双方口头约定劳务费为400元一天，待木工工程完工后结算并支付。顺鹏达公司自2018年5月17日起先后向杨仕齐支付生活费借支及部分劳务费共计50100元，截止起诉之日，尚欠劳务费24850元。经杨仕齐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杨仕齐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顺鹏达公司辩称，1.本案案涉工程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18日，第一阶段里杨仕齐与顺鹏达公司之间无任何劳务关系，顺鹏达公司将承包的装修工程的劳务承包给了周建国，并与周建国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所以劳务关系应是杨仕齐和周建国之间产生；2.2018年7月19日开始，周建国退场后，顺鹏达公司才直接找到杨仕齐从事收尾工作，第二阶段的劳务报酬顺鹏达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因顺鹏达公司和周建国之间的约定是其直接支付其所雇佣的劳动者的报酬，杨仕齐的报酬事实也是周建国实际支付，顺鹏达公司不知周建国支付多少报酬给杨仕齐了，顺鹏达公司向周建国了解到，其向杨仕齐全额支付了，不欠付报酬；3.即使周建国欠付杨仕齐劳务报酬，顺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案涉项目也不是建设工程，是农民自建房屋且只有一层，根据建筑法第83条、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第6条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案涉项目不是建设工程不适用建筑法，故不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人周建国述称，1.杨仕齐自5月13日开始和周建国成立劳务关系无异议，但周建国在6月25日就离开案涉工地；2.杨仕齐的工资之前双方约定为350元，400元是其和顺鹏达公司之后协商的，与周建国无关，故该期间杨仕齐和任明宴两人劳务费用共计为29400元左右；3.和杨仕齐无加班工资约定，且6月份期间还出现停工停薪情况；4.周建国转账支付了杨仕齐29680元是杨仕齐、任明宴两人劳务费，其中3000元是另外工人雍文强的劳务费，另在这一个多月期间周建国还支付了6000元现金作为生活费。故所有劳务报酬已经支付完毕，欠付劳务报酬和周建国无关。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8年5月10日，周建国与顺鹏达公司签订《装修工程劳务班组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顺鹏达公司将红原县瓦切镇啊啦啦藏家乐装饰装修工程劳务分包给周建国，约定合同工期为45天，零星用工：技工280元/工日，普工150元/工日。杨仕齐自2018年5月13日起跟随周建国到案涉项目提供劳务。自2018年7月19日起，杨仕齐认可其与顺鹏达公司直接建立劳务关系。在2018年5月13日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杨仕齐未离开案涉工地。 2.2019年8月5日，顺鹏达公司与杨仕齐、任明宴签署结算单一张，其上载明“2018年7月19日-5月23日，杨仕齐：50.5×400元=20200元，任明宴：50.5×350元=17675元。2019年3月16日-4月29日，杨仕齐：45×400元=18000元，任明宴：45×350元=15750元。杨仕齐2018年-2019年借支：25500（2018年）+13000（2019年）=38500元。任明宴2018-2019借支：10000（2018年）+7000（2019年）=17000元。结算公司应付：杨仕齐38200-38500元=-300元，任明宴33425-17000元=16425元。另增加回程车费300元，回程误工费750元，共计费用72675元，总借支55500元，本次两人共计支付17175元。”落款处有任明宴签字捺印并有以上无异议字样，有杨小芬代杨仕齐签字捺印； 3.2018年8月27日，顺鹏达公司员工张超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红原瓦切啊啦啦藏家乐木工工日情况如下：一、杨仕齐：①5月13日至7月18日，工日64.5日，加班155小时/6小时，约26天，计90.5天×400元=36200元；②7月19日至8月23日，工日36日，加班87小时/6小时，约14.5天，计50.5天×400元=20200元，借支12224元+10000元+5000元+1000元=28114元。二、任明宴：①5月13日至7月18日，工日63.5日，加班155小时/6小时，约26天，计89.5天×350元=31325元；②7月19日至8月23日，工日36日，加班87小时/6小时，约14.5天，计50.5×350元=17675元，班车费2人×150元=300元，借支6000元+10000元=16000元。”落款处有情况属实及张超的签名； 4.2018年5月17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3000元，2018年5月23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2250元，2018年5月25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430元，2018年5月28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元，2018年6月1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4000元，2018年6月3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元，2018年6月13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1000元，2018年6月23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10000元，2018年6月25日周建国转账支付杨仕齐5000元。上述款项，周建国合计向杨仕齐转账29680元，双方均认可其中3000元系支付案外人雍文强劳务费，对剩余26680元中26250元其认可系支付劳务费，430元为案外人的路费。另，杨仕齐认可收到周建国6000元现金，但不认可系劳务费系报销款。 5.2018年7月21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0元，2018年8月15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1000元，2018年8月23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5000元，2018年9月13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2500元，2018年11月9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5000元，2019年2月20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3000元，2019年3月18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元，2019年3月30日顺鹏达公司张超转账支付杨仕齐1000元，2019年4月3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任明宴各5000元，2019年4月14日、24日、28日顺鹏达公司张超分别微信转账支付杨仕齐500元，2019年4月29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元，2019年5月9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杨仕齐2000元，2019年8月5日顺鹏达公司转账支付任明宴15797元，2019年8月7日顺鹏达公司张超微信转账支付任明宴700元。以上合计，顺鹏达转账支付杨仕齐50000元，支付任明宴21497元。其中，杨仕齐认可其中48500元为劳务费，剩余1000元为材料费、500元为医疗费；任明宴认可21497元均为劳务费。 上述事实有《装修工程劳务班组承包合同书》、结算单、证明、银行流水明细、微信转账截图及当事人陈述等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关于劳务关系的建立。2018年5月13日，杨仕齐由周建国招用至案涉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由周建国向其支付劳务费，其与周建国之间建立劳务关系。后因周建国自述因与顺鹏达公司因进度款支付问题退场，杨仕齐与经顺鹏达公司自行协商双方于2018年7月19日开始继续从事木工工作，由顺鹏达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双方建立劳务关系。 对于杨仕齐与周建国之间劳务关系解除时间双方存在争议，周建国辩称，双方劳务关系于2019年6月25日起退场之日解除，杨仕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2018年8月27日顺鹏达公司负责结算人员张超出具的证明以及其与周建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可证明其与周建国劳务关系自2018年7月18日终止。对张超出具的证明，因杨仕齐与顺鹏达公司之间自2018年7月19日起建立劳务关系，张超系顺鹏达公司员工，其在未经周建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的周建国与杨仕齐之间劳务关系劳务费结算证明，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关于周建国与杨仕齐之间2018年7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对话内容上看，周建国对杨仕齐发送劳务费清算清单载明的内容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答复，不能达到双方劳务关系于2018年7月18日当日解除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周建国与杨仕齐之间建立劳务关系，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从庭审中各方陈述的事实可知双方口头约定劳务合同关系合同期间应当是完成案涉工程所有木工劳务工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这责任；……”之规定，周建国主张双方劳务合同关系于2018年6月25日已经解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其与顺鹏达公司之间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解除，亦不当然发生周建国与杨仕齐劳务合同关系解除的法律效果，故周建国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杨仕齐自述周建国未告知其就退场，其在2018年7月12日要求周建国与其结清劳务费，周建国告知其顺鹏达公司未向其付款，可知其于当时已知晓周建国不再承包案涉项目，周建国既已离场也不可能继续雇佣其从事木工工作，之后杨仕齐与顺鹏达公司继续协商，后于2018年7月19日起与顺鹏达公司建立劳务关系，故本院认为认定周建国与杨仕齐之间劳务关系于2018年7月12日解除为宜。 关于杨仕齐劳务费用是否已结清问题。本案根据已查明事实，存在两个不同劳务合同关系，需要分段进行评述： 1.2018年5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的劳务费。周建国与杨仕齐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周建国主张双方口头约定350元/天，杨仕齐不予认可，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杨仕齐除从事木工工作外，还从事其他事务性工作，顺鹏达公司陈述后续收尾工作也是按照前期工作标准进行支付，故杨仕齐主张劳务费为400元/天具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对2018年5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之间劳务费，按照400元/天标准，周建国应当支付杨仕齐24400元。对于杨仕齐主张还应当向其支付加班费，因其提交2018年7月20日微信记录与张超出具证明，上文已作评述未予采信，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认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另案任明宴系杨仕齐联系到案涉工程做工，周建国在实际支付劳务费时并未进行区分一并转账杨仕齐，杨仕齐收到其与任明宴劳务费合计26680元。其中，杨仕齐认为有430元系支付案外人交通费，亦提交当日转出微信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转账记录予以采信，认定该笔款项性质不属于劳务费，故周建国实际已支付杨仕齐、任明宴劳务费26250元。任明宴知晓周建国向杨仕齐一并支付其二人劳务费不持异议，视为其认可在杨仕齐在收到款项后与之进行分配结算，因周建国转账款项未备注支付对象，故本案按照杨仕齐实收款项扣除其应得劳务费后剩余款项1850元为代收任明宴的劳务费。对于周建国主张5-6月份期间另付6000元现金应为劳务费，但不能陈述具体支付时间、金额，经本院询问杨仕齐认可收到现金但性质非劳务费，其能清楚详细陈述该款项支出内容为租赁费、材料费、运费等，结合现金支付时间以及双方惯常微信转账的结算劳务费方式，本院对杨仕齐陈述予以采信，认定6000元性质不属于劳务费用。 2.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8月23日以及2019年3月16日至4月29日期间的劳务费。2019年8月5日，杨仕齐、任明宴与顺鹏达公司进行结算，顺鹏达公司应当支付杨仕齐38750元。顺鹏达公司主张劳务费中应当扣除办公用品损失1418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实际存在损失且具有扣除合理事由，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杨仕齐认可收到顺鹏达公司向其转账50000元，但其中1000元为材料费、500元为代收任明宴的医药费。对材料费杨仕齐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医药费杨仕齐提交微信对话记录，顺鹏达公司不持异议，因医疗费系任明宴在案涉工程工作时受伤产生，故顺鹏达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雇员从事工作过程中的损失赔偿责任，医疗费用性质不属于劳务费，扣除上述医疗费用后顺鹏达公司实际已向杨仕齐支付劳务费49500元。故从结算单内容看，顺鹏达公司将杨仕齐、任明宴劳务费总额一并进行计算，二人认可其代理人在上述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杨仕齐收到劳务费后也向任明宴进行转账支付，可知任明宴认可杨仕齐可以代收劳务费，并且在收到劳务费后再按照实际应收总额与之进行结算分配的方式，本案按照杨仕齐实收款项扣除其应得劳务费后剩余款项10750元为代为收取任明宴的劳务费。综上，周建国以及顺鹏达公司已足额支付杨仕齐劳务费，故本院对杨仕齐的诉请不予支持。因杨仕齐与任明宴之间既往的转账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转账时间、金额均不固定，往来的款项是否与本案以及任明宴案件判决确认各自应得劳务费金额相符，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双方可在两案生效后再次进行结算。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仕齐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1元，减半收取210.5元，由原告杨仕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倩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朱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