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19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大福基穗龙北路横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429729927。主要负责人：胡永强，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加冰，广东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诗诗。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土群，女，197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林洪，男，197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耀芳，男，196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健，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奔仕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同乐工业区同安30队（同安村民委员会厂房之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2000000785524。法定代表人：罗伙明。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富城厂）、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奔仕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仕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富城厂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改判罗土群、罗林洪、与奔仕公司共同偿还货款940,947.64元及迟付利息损失（以940,947.64元为本金，自富城厂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改判胡耀芳对408,074元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一审在驳回罗土群反复的主张五张《欠条》所确认款项包含在《计划》中这一观点后，违反约束性辩论原则，主观地将所列支付款项推定为是偿还《欠条》确认的货款，并无端强加我厂的举证责任。自相矛盾，判案不公。2.本厂在2017年3月15日就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后应立案部门要求完善对方身份资料才致该院在同月27日发出《受理通知书》。而被上诉人胡耀芳的担保期间截止日是当月的25日，担保期间未过期，胡耀芳仍应对第三笔158,074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富城厂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搞错交易主体，将真正的买方奔仕公司错误认定为罗土群、罗林洪；2.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误认定付款事实；3.一审错误认定胡耀芳对《计划》中领料单所记载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奔仕公司未作答辩。富城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土群、罗林洪、奔仕公司共同向富城厂偿还货款940947.6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940,947.64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胡耀芳以408,074元为限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土群与富城厂有业务往来，富城厂按罗土群的要求向其提供热水瓶外壳等产品，罗土群向富城厂支付货款。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7月19日期间，罗土群先后四次以印有奔仕公司名称及相关信息的便笺纸向富城厂出具书面材料，确认欠货款的情况。四份书面材料内容分别为：“富城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大写：伍万伍仟伍佰壹拾柒元肆角。已收送货回单确认人签名：罗土群日期2016.5.16”、“富城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大写：肆万柒仟贰佰捌拾叁元正。已收回单确认人：罗土群日期2016.06.07”、“富城2016年5含税货款￥190954元，大写：壹拾玖万零玖佰伍拾肆元正。已收回单确认人：罗土群日期2016.06.07”、“富城2016年6月帐单含税金额￥245461.64元，大写：贰拾肆万伍仟肆佰陆拾壹元陆角肆分。确认人签名：罗土群日期2016.7.19”。2016年9月7日，因罗土群交付给富城厂用于支付货款的支票多次发生退票，富城厂向罗土群追索要求解决，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用空白的《奔仕电器有限公司领料单》（以下简称《领料单》）向富城厂出具了一份《计划》，《计划》大致内容为，退票10万9.15付现金；退票17万9月内换支票；8.30支票158074元9.20-25付现金；2.5L货款8万10.10付现金。2016.09.07确认：罗土群、罗林洪担保人：胡耀芳。2016年10月11日因又新增2016年9月份的货款罗土群再次以奔仕公司便笺纸向富城厂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内容为：“富城2016年9月含税货款：96458元，大写：玖万陆仟肆佰伍拾捌元正（￥96458元）确认：罗土群日期：2016.10.11”。一审庭审中，富城厂述称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所出具的《计划》中第一张退票10万不属于罗土群出具的另外五张书面材料中所提及的货款，且罗土群已经支付相应款项，故不在本案诉讼请求范围；第一张退票17万元是支付2016年7月份货款；8月30日支票158074元是支付2016年8月份货款；2.5L货款8万元实际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和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减去罗土群已支付2万元货款后余额82800.4元给予罗土群折扣优惠后同意收取8万元整。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提供农业银行转帐记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转帐记录两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帐单两页、中山市奔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利公司）转帐记录两份、支票签收记录两份，主张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奔仕公司委托的他人或公司已经清偿完奔仕公司所欠货款，其中罗伙明于2016年8月5日及8月9日各向富城厂支付了2万元；胡秀雯于2016年7月15日、9月10日分别向富城厂负责人胡永强支付了16900元、2550元；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富城厂支付了50000元；罗土群于2017年3月21日向富城厂负责人胡永强支付了8100元；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富城厂支付了两笔款项分别为8万元、2万元；富城厂法人从奔仕公司处领取了两张金额分别为10万元（出票人为常山县瓦斯多克贸易有限公司）及141485元（出票人为奔利公司）的支票。富城厂富城厂质证称：罗土群支付给富城厂的8100元是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再次向富城厂进货所产生的货款，在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红色480，白色200，仿钢320，一千个，对应内胆，8100，已转入。查收”中有反映；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富城厂支付的50000元，是奔仕公司向富城厂支付其他货款的，奔仕公司称是偿还《还款计划》中的欠款，那发生时间不可能在《还款计划》签订时间2016年9月7日之前；罗伙明2016年8月5日、8月9日支付的两笔20000元均是向富城厂支付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奔仕公司所列还款均是偿还《还款计划》中的欠款，该两笔款均发生在《还款计划》签订之前，明显和奔仕公司的陈述相矛盾；胡秀雯2016年7月15日支付的16900元也是向富城厂偿还其他货款，罗土群在2016年6月27日及7月4日多次承诺支付该笔欠款，但直到2016年7月15日才通过胡秀雯支付给富城厂，与本案无关，且发生在《还款计划》之前；2016年9月10日胡秀雯转给富城厂的2550元是罗土群于2016年9月10日向富城厂另外采购“300个4.8外壳”产品所产生，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反映；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富城厂支付了两笔款项分别为8万元、2万元是支付《还款计划》中的10万元无法兑现支票的款项，在富城厂经营者胡永强及罗土群等人的表达习惯中，往往以“给现金”的表达对“给支票”进行区别，这里的“给现金”指钞票支付和现金转帐；胡永强签收的工商银行支票（141485元、出票人为奔利公司）出票日期是2016年6月20日，因支票无法兑现，富城厂在2016年7月7日在微信向罗土群质问，在本案债务确认时间之前，不可能是用于偿还本案债务；胡永强签收的中国银行支票（10万元、出票人为常山县瓦斯多克贸易有限公司）落款日期及“九月货款”字样并非胡永强所写，支票与本案无关，该支票出票日期是2016年3月28日，远远早于本案所主张债务的时间，明显与本案无关。为支持自己的质证意见，富城厂提交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一审法院当庭查验罗土群、胡永强所携带的手机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确有真实发生于罗土群、胡永强两台手机所注册的微信号之间。富城厂提供一审法院（2015）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在裁判文书网上公示的副本，主张罗土群、罗林洪在上述债务纠纷发生期间为夫妻关系，奔仕公司质证期间予以确认。庭后，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又提供《采购订货单》复印件三张，述称与富城厂发生交易的是奔仕公司，上述《采购订货单》只有奔仕公司单方盖章，供方一栏并无富城厂签字盖章，富城厂以庭审辩论已结束且《采购订货单》为复印件为由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审另查：奔仕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7日，公司股东为罗林洪、罗伙明。罗土群参保资料显示，罗土群于2016年7月份起申报工作单位为奔仕公司。一审又查：富城厂于2017年3月24日以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胡耀芳为被告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胡耀芳共同支付支票票面金额144980元及利息。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立案号（2017）粤0606民初4227号，经审理后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不采纳胡耀芳在该案庭审中辩称支票款144980元与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年9月7日《计划》中的欠款为重复诉讼的意见，判令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支付相关票据款项144980元及利息。本案富城厂及到庭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确认上述（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仍在二审阶段，一审判决尚未生效。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提供上述案件中富城厂富城厂提交的送货单14张，主张与富城厂交易的为奔仕公司，上述14张送货单货值为144099.8元，与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支票金额144980元基本相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诸多案件事实均有不同意见，对双方的意见分歧一审法院作逐一分析。关于富城厂本案诉求货款的交易对象是罗土群还是奔利公司,法律并不禁止个人向企业购买货物，虽然罗土群提供《参保证明》证实其工作单位是奔利公司，但此并不妨碍罗土群以个人名义向富城厂购买货物，双方对此说法不一，应以实际交易的合同、单据等原始凭证确定实际交易相对方。本案中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虽然提供了三张《采购订货单》，但仅为奔仕公司单方制作，富城厂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罗土群所签订的《计划》和五份确认欠货款的书面材料中均以个人名义书写，未有加盖奔仕公司公章，亦未在个人签名前冠以奔仕公司名称，直观体现为个人确认欠款，加之书面材料中罗土群列明“已收回单”，故相关原始凭证在出具书面材料是已由罗土群收取，罗土群述称自己是奔仕公司财务，其丈夫罗林洪又是奔仕公司股东，即使相关原始凭证事后已交奔仕公司，其亦有权调阅，故举证责任应由罗土群、罗林洪承担，现罗土群、罗林洪未进行举证，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富城厂主张，确认罗土群为交易相对方。关于2016年6月7日罗土群所书写的两张欠货款的书面材料所提及的2016年5月份货款是否重复，两份材料分别确认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为47283元，2016年5月含税货款为190954元，两者之间差额巨大，且为两份材料为同一天出具，若分别反映2016年5月份货款的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明显不符合现行税率，也完全没有必要分开两份材料出具，故两份材料所反映的货款应该分别是不要求开发票的货款金额和要求开发票的货款金额，两笔货款并不重复。关于富城厂在一审法院诉讼要求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奔仕公司支付的货款与富城厂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诉讼标的是否存在重复，按到庭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提交的证据材料，富城厂在（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中提交了对应的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1日的送货单以证明双方存在相应数额交易，但在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罗土群出具的2016年4月份书面材料确认已收了富城厂持有的送货单，若两案诉讼请求标的存在重复，富城厂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应无法举证送货单原件。故一审法院认定，两案诉讼标的并不重复。关于富城厂是否有收取过奔仕公司现金10万元，富城厂在诉状中述称罗土群曾以现金方式支付计划书中的10万元欠款，后在庭审中更正称该“现金方式”是相对于给付支票方式而言的，实际上为转帐付款。罗土群自述为财务人员，对大额金钱支付应有留存相应证据以备做帐的职业习惯，现其未提供富城厂收取10万现金的收据，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奔利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转帐支付的8万元、2万元与《计划》所列的10万元计划支付时间9月15日十分接近，一审法院采信富城厂的解释，确认奔利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转帐支付的8万元、2万元即为富城厂诉状中所述的现金支付10万元。关于《计划》中所提及的欠货款额508074元（10万+17万+158074元+8万）与五张按月份确认欠货款的书面材料内所提及的金额是否有重复，《计划》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7日，早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的确认2016年9月含税货款为96458元的书面材料，故该96458元与《计划》中所提的508074元没有重复，至于其余四张确认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2016年5月含税货款190954元、2016年6月含税货款245461.64元的书面材料出具日期均在《计划》出具之前，确有重复的可能。富城厂确认《计划》中第四笔8万元的货款即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扣减已还款20000元后余额给予奔仕公司折扣后的尾数，该陈述对己方不利，故一审法院予以采取。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所提交的8笔付款记录和两张支票签收材料，其中出票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明显早于确认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的时间，故该10万元支票显然是用于支付其他月份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另外8笔付款中有4笔支付时间在2016年9月7日之后，实际发生于2016年5月16日之后2016年9月7日之前的4笔付款加1张支票总计为248385元，若按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所述款项全部是用于支付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且《计划》是对之前所有欠货款的总结，则至出具《计划》时实欠货款只有55517.4元+47283元+190954元+245461.64元-248385元=290831.04元，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出具总额为508109元的《计划》明显超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未付款数额。故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称《计划》即为之前所出具欠货款确认材料的总结，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优势证据下，一审法院采信富城厂所述，确认《计划》中只有第四笔8万元货款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扣减已还款20000元后余额的折扣数，前三笔支票款10万元、17万元、158074元与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所记载数额无关。纵观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罗土群实际应支付给富城厂的货款数额为10万（4月、5月不含税货款给予折扣后的数字）+190954元（5月含税货款）+245461.64（6月含税货款）+10万（计划的第一笔退票）+17万（计划的第二笔退票）+158074元（计划的第三笔8.30支票）+96458元（9月含税货款）=1060947.64元。关于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举证的8笔付款记录、2张支票签收记录是否有真实支付，是否用于支付本案诉讼标的，一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1、出票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该支票出票时间早于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明显不是用于支付上述货款，富城厂亦述称该支票是用于支付其他货款且未有兑现，因该支票不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是否兑现与本案处理无直接关联，故可以剔除。二、出票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金额为141485元的支票，富城厂称支票未有兑现，虽然从微信截图中反映，2016年7月7日富城厂负责人胡永强曾在微信中发送该支票的照片给罗土群，但无具体文字或语音要求罗土群支付票据未兑现的款项，罗土群亦未作答，从微信无法确认支票未兑现的情况。富城厂未举证该支票原件，2016年7月7日所发送的照片亦可能是之前时间拍摄，故一审法院无法从现有证据材料认定支票是否兑现，富城厂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该141485元支票为案外人奔利公司出具，是否兑现罗土群不能直接知悉，富城厂签收支票后未提供支票未兑现的证据要求再次支付货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其中罗伙明于2016年8月5日及8月9日各向富城厂支付了2万元，富城厂质证称是用于支付其他款项，但未提供证据，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款项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四、胡秀雯于2016年7月15日向富城厂负责人胡永强支付的16900元，该款富城厂质证称是向富城厂偿还其他货款，虽然微信中胡永强向罗土群催促支付16900元，罗土群亦两次承诺会处理好这16900元，但微信内容并未反映双方有另有发生交易，故该16900元亦可能是罗土群承诺过先结付部分货款，富城厂催促兑现承诺的结果，并不必然是另外货款，富城厂未举证另外发生交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五、胡秀雯于2016年9月10日向富城厂负责人胡永强支付的2550元，罗土群与胡永强在当天的微信聊天记录：“钱到货到”、“4.8外壳300个已经安排汇出，农行卡是不是容桂支行？已汇了查收”反映富城厂与罗土群于2016年9月10日发生的即时结算交易，已结算完毕，无必要在2016年10月17日再另外进行结算，故该笔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六、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富城厂支付了50000元，富城厂质证称是罗土群通过奔仕公司帐户支付的其他货款，但罗土群与胡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只表映胡永强催问罗土群转帐没有，事后罗土群向其发送办理网银转帐操作的照片，并未反映双方发生何交易，从罗土群此前欠富城厂4月份不含税货款55517.4元的情况，富城厂催促罗土群支付50000元实属正常，富城厂未举证证明双方另外发生交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七、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富城厂转帐支付的两笔款项80000元、20000元，富城厂亦已确认该款是支付《计划》中未兑现的10万元支票，与涉案证据《计划》所证明的交易欠款相关。八、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支付给富城厂的8100元，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红色480，白色200，仿钢320，一千个，对应内胆，8100，已转入。查收”反映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再次以微信方式要求富城厂供货，并告知胡永强已转款，一审法院确认该笔款项是另外购货并即时支付货款的交易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罗土群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交付给富城厂或其负责人胡永强用于支付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所反映货款或支票的金额为141485元+20000元+20000元+16900元+50000元+80000元+20000元=348385元（含双方均未举证是否兑现的支票141485元），在未举证141485元支票未兑现的情况下，富城厂只能向罗土群主张支付货款额为1060947.64元-348385元=712562.64元。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对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被告罗土群可以随时向富城厂履行，富城厂亦随时可以要求罗土群履行，富城厂要求从起诉之日起计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城厂要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标准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上限，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罗林洪的责任承担，罗土群、罗林洪确认发生交易期间两人为夫妻关系，且未举证夫妻婚前对财产有作特别约定或者有与富城厂约定债务为罗土群个人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罗林洪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胡耀芳的责任承担，虽然双方当事人以《领料单》书写《计划》，但所书写内容明显为还款计划和对还款方案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胡耀芳应承担对应的担保责任，双方未对保证期间进行约定，保证期间依法默认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计划》中共计有四笔款项，其中第一笔100000元富城厂已确认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富城厂转帐支付80000元、20000元代罗土群支付，故该笔款项已结清，胡耀芳无须承担担保责任。第二笔170000元，约定履行时间9月内，即保证期至2017年3月底，富城厂在保证期间提起诉讼，胡耀芳应承担担保责任。第三笔158074元，约定履行时间为9月20日至25日间，即保证期至2017年3月25日，富城厂于2017年3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故胡耀芳对该笔货款不须承担保证责任。第四笔8万元，约定履行时间为10月10日，即保证期至2017年4月10日，富城厂在保证期间提起诉讼，胡耀芳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奔仕公司的责任承担，富城厂庭审中明确自己的交易对象为罗土群，虽然奔仕公司亦曾代罗土群支付部分货款，但所有确认欠货款的证据材料中奔仕公司均未盖章，罗土群、罗林洪夫妻二人签名亦未以奔仕公司名义确认欠款，故富城厂要求奔仕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奔仕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罗土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向富城厂支付货款712562.6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12562.64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付）；二、罗林洪对罗土群上述判项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胡耀芳以250000元为限对罗土群上述判项一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富城厂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9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15379元，由富城厂负担3733元（已缴交），罗土群、罗林洪负担11646元，胡耀芳对其中4086元共同负担（该款富城厂已预交，不另收退，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迳付富城厂)。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欠款纠纷，归纳各上诉人主张，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做出的认定，本院不予处理双方一审无争议及未上诉部分，仅就二审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析判如下：一、关于富城厂的交易对方是罗土群还是奔仕公司的问题。罗土群虽然证实了为其购买社保的用人单位是奔利公司，但未能证明案涉交易为其为奔仕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故该上诉主张不成立；一审以实际交易的合同、单据等原始凭证来确定实际交易相对方为罗土群，理据充分，应予维持。二、胡耀芳应否对罗土群欠富城厂的货款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需要，应承担多大范围。罗林洪、罗土群以奔仕公司的空白《领料单》写下《计划》，所书写内容明显为对富城厂的还款计划和担保，胡耀芳承认“担保人：胡耀芳”是自己的签名，其作为担保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一审据此认定其应承担对应的担保责任，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富城厂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之日，为其主张权利之日。查阅一审案卷：富城厂的《民事起诉状》的签署时间是2017年3月15日；一审法院发给富城厂的《补正起诉材料通知书》及其签收送达回证也在同一天。可见，富城厂起诉时间应认定为2017年3月15日。故此，《计划》中的第三笔还款158074元，其保证期截至2017年3月25日，富城厂提前11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过保证期间，故胡耀芳对该笔货款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以一审立案受理之日作为富城厂起诉之日，导致误判，应予纠正。三、如何认定罗土群自认的欠款。罗土群在奔仕公司的便签纸上先后确认未付富城厂的货款有5笔：1.尚欠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同年5月16日出具）；2.2016年5月不含税款47,283元（同年6月7日出具）；3.2016年5月含税款190,954元（同年6月7日出具）；4.2016年6月含税货款245,461.64元（同年7月19日10月11日出具）；5.2016年9月含税货款96,458元（同年10月11日出具），以上共计635,674.04元。其2016年9月7日在奔仕公司《领料单》的《计划》中承诺支付富城厂的货款有4笔：1.之前出具无法承兑票面金额10万元的支票，承诺9月15日前以现金支付；2.9月内支付因更换支票而未付的17万元货款；3.9月20～25日期间现金支付8月30日所开支票记载的欠款158,074元；4.10月10日前以现金支付8万元以上合计508,074元。以上合计，罗土群自认欠富城厂的货款9笔，合计1,143,748.04元。四、如何认定罗土群举证已偿还的款项。罗土群一审提交的付款证据中，双方在二审仍存争议的有以下4份：1.案外人奔利公司2016年6月20日开具票面金额为141,485元的支票。对此，本院不予认定，理由如下：首先，未经承兑的支票，仅仅是出票人做出的“见票付款”的承诺。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富城厂收到这张支票后，有权亲自兑现，也有权背书转让他人，还有权不予兑现。其次，我国《票据法》并未要求持票人在不兑现之后必须将支票原件还给出票人或上手实际持票人。其三，罗土群将该支票交给富城厂，就是拿出票人的付款承诺作为自己对富城厂的付款承诺。承诺付款并不等于已实际付款，故其仅交付支票而没有举证证实该支票已被承兑，并未完成其已经支付票票面款的证明责任。一审误解我国《票据法》对支票的流转、承兑的规定，导致错配举证责任，造成错判，本院予以纠正。2.案外人罗伙明于2016年8月5日、8月9日向富城厂分别支付2万元，共4万。对此，本院不予认定，由于奔仕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法定代表人罗伙明也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支付4万元给富城厂，与本案罗土群还款无关。罗土群主张罗伙明支付这4万元即是偿还本案货款，则应视为主张罗伙明代付货款，则其负有举证责任。因其坚持奔仕公司是案涉合同的买方，故拒不举证。3.案外人胡秀雯2016年7月15日向富城厂法定代表人胡永强付16,900元。对此，本院不予认定，由于胡秀雯并非本案当事人，罗土群未举证证实其是代自己偿还货款。4.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富城厂支付了5万元。对此，本院不予认定，由于奔仕公司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罗土群未举证奔仕公司该付款行为系代自己偿还富城厂货款。综上所述，上诉人罗土群、罗林洪、华耀芳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全予驳回；上诉人富城厂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欠妥，导致部分误判，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罗土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向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支付货款940,947.6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7年3月1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付）；四、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胡耀芳以408,074元为限对罗土群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财产保全费217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3,2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23元，合计33,222元，均由罗土群和罗林洪负担；胡耀芳连带负担其中13,204元。（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13,209元、预交一审财产保全费2,170元、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97元,合计22,476元。罗土群、罗林洪及胡耀芳履行本判决的给付义务时一并径付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两级法院不另作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勇源审判员  金 涓审判员  葛贻环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