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002民初1765号 原告：林坚，女，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百色市右江区。 被告：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百色市右江区那毕大道环球大厦右塔9楼。 负责人：黄伟旗，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佳彧，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坚诉被告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坚，被告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佳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提供（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已提交执行的证据；2、因被告原因造成的（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判决的执行时效过期则向被告所追偿此案本息共计957440元；3、被告退还原告已付的律师费5000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与罗予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被告为代理人诉至法院（详见2008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的委托代理合同）。判决生效后，原告接到被告代理律师黄伟旗的电话告知说转由郭耀坤帮执行追债，后郭耀坤从原告手上收去了罗予茹写的借条和收据，但时至今日没有追回任何款项。2019年10月12日，原告到右江区法院立案庭提交强制执行申请，现右江区法院以（2019）桂1002执1667号之一裁定不予执行，该院执行局也没有查到有关（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判决已提交执行的任何材料。为此，特向法院起诉，如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执行案件没有超过时效，则向被告追偿上述诉讼案件判决至今所造成的损失。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2019年9月17日的申请报告，证明当时原告想要恢复执行；2、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其向法院申请执行；3、执行裁定书，证明执行情况；4、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其与被告方有代理关系；5、律师服务费收据，证明其已付律师费5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认为就原告的诉请有背诚实信用原则，是恶意诉讼，不应支持，理由如下： 一、原告在执行阶段没有书面特别授权委托被告代理，被告不可能有任何执行材料交付给法院，也不存在有什么执行证据。 二、本《委托代理合同》是附后条件才生效履行的合同即需签署特别授权委托书，确定授权内容，才能激活代理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本《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约定被告必须无条件为原告申请执行，而在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的是特别授权代理，即被告要代理原告申请执行，必须以原告签特别授权委托书为前提。执行过期是原告的过错造成的，造成损失由原告承担，与被告无关，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1、虽然被告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为原告代理第一审、第二审、到执行阶段，但被告服务义务的具体内容都以原告事先要求委托并在委托书上特别授权开始。同时，《委托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也是在案件终审，即二审审结止，合同约束被告的义务也是在二审终结止，如进入执行程序，应另行约定在执行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另行办理授权委托书。因为《委托代理合同》只是对代理案件阶段及如何收费的约定，而确定代理人的义务是以原告特别委托书授权的权限为准，是一个附条件激活被告履行义务的合同。也就是被告应当根据原告所特别授权权限履行自己的义务范围（《合同法》第21章规定），故法院也是认可特别委托书的授权范围而非委托合同的内容（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的条规没有对执行程序的如何代理进行约定，如何授权被告代理，代理执行中的什么事项，如需代理，都应当通过签订执行委托合同或授权委托书明确，但原告没有就执行程序签订委托合同，并签署授权委托书，故被告对原告的执行没有代理的义务。2、没有特别授权委托书及手续，无法确定被告的代理义务，被告也无法代原告申请执行。（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案一审时原告签着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被告指派黄伟旗律师出庭并胜诉。案件生效到原告申请执行阶段，黄伟旗律师告知原告要签署特别授权委托书给被告的律师代理申请执行，但因原告不想支付15%的执行代理费用给被告，一直没有签署特别授权委托书给被告，反而私自与法院对接交材料给法官（据说有法官收据）且通过追债的方式替代执行。从判决生效至今，原告从未要求被告代理申请执行的意向，更没有办理特别授权委托执行手续授权被告在执行阶段中取得的各种权利，如参加执行程序、代签法律文书、代领执行款项等。因此，被告没有特别授权，也没有由原告签的申请执行书，无法向法院申请执行。3、至于原告起诉中提出其应黄伟旗律师打电话给她，告知执行法官为郭耀坤法官，并由原告与郭耀坤法官直接见面对接交材料更不符合事实，这不符合一个律师办理执行案件的程序。因为作为专业律师，应当清楚如何办理执行案件，且与郭耀坤法官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不可能在执行案件未立案时，就指定法官给原告，且叫原告与法官对接。同时郭耀坤法官也是资深法官，也清楚如何接案办理，不可能没有立案、没有案号的执行案直接与当事人对接并收材料开展执行工作。到执行阶段，律师代申请执行的材料，也是以生效判决书为依据，不可能叫原告拿其已审理过的借条和收据作为执行依据给法官，这充分表明原告诉讼的虚假性（以上与法官对接的事原告也向右江区法院、政法委投诉，具体情况到右江区法院纪委相关部门可以查明）。4、按常理，被告已为原告打赢官司且在被执行人一直在百色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通过申请执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实现自己应得到15%的代理费即6万元左右的代理费利益，对此，被告肯定会积极去做，不可能怠于不帮原告申请执行，这不符常理。总之，原告不再委托被告申请执行的目的就是想不付15%的执行代理费给被告。基于黄伟旗律师与原告是同学，针对原告不愿继续履行并终止合同，挠开被告自己办理执行的做法，也认可合同终止不再计较她。现因原告自己的私心行为造成执行过期，应由其自食其果。 三、被告没有义务退还已收的5000元代理费。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收费分两个部份，一是诉讼部份收费5000元，二是执行部份为原告通过执行得到诉讼回款的15%，被告在帮原告诉讼阶段收5000元的低价代理费（按正常收费为34000元），在执行中收15%代理费，这可以解决诉讼中收费低的情况。现诉讼阶段被告已完成，5000元按合同收费合法，不可能退回。因合同终止被告未参与执行，故未向原告追偿15%的代理费。 四、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按2008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个人执行案件是2年，按原告现在诉状中说到在2008年已跟郭耀坤法官对接执行事宜并把借条原件交给郭耀坤法官（有收据）。那么申请执行是否立案，原告应当清楚，但在执行申请行期间以及在2010年11月执行申请过期共12年来原告都没有对被告提出要求申请执行或要求赔偿损失，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了诉权。原告在2019年提出的执行申请，不能说明其在2019年才知道案件未申请执行致其对被告的诉讼时效中断。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法庭确定的案由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被告认为实质上就是《合同法》规定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该合同的履行原则是先有委托再可代理，代理人不得无委托授权进行代理，也不能超越委托权限，无具体委托就无代理义务，这是《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代理三个诉讼程序阶段，但被告履行代理义务时都必须先得原告在每一个阶段签署特别委托授权书，明确授权权限方可开展代理义务。在执行阶段也是一样，执行阶段委托授权有一般代理和特别授权代理，而特别授权代理则分有代为申请递交申请执行或代为参加执行活动、代为执行和解、代签法律文书以及代领执行款项等等，这些权利都需原告作为委托人通过签署特别授权委托书明确权限给被告代理，如果不特别委托授权则无权代理，也就不存在没有经过原告委托被告也必须去代理执行阶段的主张。本案原告追究的是被告的代理过错，原告在执行阶段没有特别委托授权（书），被告也就不存在逾期不交执行申请的代理过错行为。在申请执行超期的十年内，原告从来未向被告主张权利，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申请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执行的事项是原告自行处理的，与被告无关，原告没有授权给被告申请执行；对证据2强制执行申请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也没有授权被告申请执行，与被告无关；对证据3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根据该裁定书所记载的内容，判决书于2008年11月份生效，那么原告在2020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4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要说明，该委托合同只能代表原被告双方存在授权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代理执行事宜；对证据5收据没有异议，被告确实收到5000元代理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内容，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委托被告在案件执行阶段应代理的具体事项。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被告指派黄伟旗律师为原告与罗予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二审、执行程序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普通收费为手续费5000元；风险收费为按执行标的15%计收；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案件审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收取原告手续费5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2月15日签订《授权委托书》，原告授权被告为原告与罗予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指派黄伟旗律师、黄典春律师为该案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一审诉讼，黄伟旗律师参加二审诉讼。被告代理的一审案号为（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二审案号为（2008）百中民一终字第758号。（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由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并于2008年11月生效。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向本院提交《申请报告》，请求本院工作人员找出此案执行情况的相关材料。2019年9月10日，原告到本院填写《恢复执行审批表》未获审批。2019年10月21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罗予茹偿还其借款本金37400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被执行人罗予茹提出执行异议。2020年4月1日，本院作出（2019）桂1002执16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原告的申请执行已超过时效为由裁定（2019）桂1002执1667号案件不予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与罗予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2008）右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08年11月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的申请执行期限应当在2010年11月之前，原告认为被告未为其申请执行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2012年11月前）向被告主张权益或提起诉讼，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其于2019年9月17日才向本院查找涉案材料，2020年4月22日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与《授权委托书》相混同，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原告与被告就原告与案外人罗予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代理事项的概括性约定，而被告在代理原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二审、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还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明确确定被告在各个阶段的具体授权事项。事实上，本案原、被告双方除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外，还另行签订了审理阶段的《授权委托书》，明确了审理阶段具体的委托代理事项，被告亦依照《授权委托书》完成了受托事项。而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亦明确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案件审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即该合同至民间借贷纠纷案审理终结时已失去效力。相反，该合同并未约定执行阶段的具体代理事项，因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在执行阶段对原、被告双方已不再有拘束力。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就申请执行的具体事项委托被告代理，应由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仅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且有悖于对自身已经依法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较大的债权超过十余年而不闻不问的常理，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答辩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坚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3424元，减半收取6712元，由原告林坚负担（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远提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黎 遒 书 记 员 罗兰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