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01民初3063号原告：黄林昌，男，1946年2月12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黄贞昌，男，1954年4月10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黄德刚，男，1944年8月6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黄景炎，男，1944年7月18日生，现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黄绍余，男，1962年6月1日生，现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黄全昌，男，1957年11月7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昌，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家义，男，1944年10月3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被告：温少红，男，1963年2月9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被告：温少科，男，1965年5月10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黄林昌、黄贞昌、黄德刚、黄景炎、黄绍余、黄全昌诉被告张家义、温少红、温少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付涛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六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昌，三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家义、温少红、温少科将侵占的四座古墓归还原告，并将被侵占的四座古墓恢复原状；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60000元及赔偿原告调查取证、调解、诉讼误工费及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上述费用总计70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按照民间习俗祭祖的费用15000元，该费用为被告毁坏原告祖墓后，原告按照民间习俗祭祖所产生的费用；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有位于贵州省兴义市XX的祖墓五座（编号为1-5，古墓呈一字排开，基本处于一个平台上），这五座古墓经《革里马目世系》（详见证据）记载，分别修建于：1号墓，黄世堂墓，又名黄善堂，逝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葬于南洞新寨后山，未山丑向。竖碑。2号墓，贺氏，逝于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葬于南洞新寨后山。3号墓，黄锡，妣贺氏，逝于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葬于南洞新寨后山。4号墓，马氏，逝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年），葬于南洞新寨后山。5号墓，黄奎，妣马氏，逝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年），葬于南洞新寨后山。五座祖墓建成后，当地群众将有碑的黄世堂墓称为“将军坟”，把这处小地名称为“黄家碑”。从祖上开始，一直延续到原告，每年都按照习俗飘坟挂纸，祭祖扫墓，并对祖墓进行修缮。当地群众有目共睹，并且能予以证明。但是自从2018年以来，被告张家义以修理其父亲墓葬为由，扩建私人坟堂，侵占新寨组山林土地300多平方米，其中就包括了原告的四座祖墓（2号墓至5号墓）。被告张家义侵占原告四座祖墓后，对其大肆破坏，其中有三座祖墓被破坏严重，然后在几座祖墓周围修砌堡坎，用2.6米高的片石墙将原告所属的4坐古墓包围，并在其上堆满了碎石和杂土。五座古墓原是一个完整的墓葬群，但是张家义对其进行破坏，坟后区域被张家义实施挖深坑、砌堡坎、填土、砍树等行为，将原有的生态样貌严重破坏，并且4坐祖墓被杂土碎石重压，严重受损并变低矮，失去了原本墓葬的基本特征。张家义将四周填满碎石杂土，强行提升地面高度，俨然将该处变成了他的私人墓区。侵权行为发生后，原告要求乌沙镇人民政府及乌沙镇派出所进行处理。2019年5月16日，乌沙镇司法所召集原告与被告进行调解，第一次调解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7月25日，乌沙镇司法所再次组织原告与被告进行调解，并最终出具了《关于对张家义、温绍红、温绍科及黄绍余家族老祖坟地纠纷的调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载明：“双方一直坚持各自认为祖坟地权属归其所有，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建议受损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注：在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和法院的判决书前，任何一方都不能对该争议地有处理和使用管理权”。调解期间，原告黄绍余将五座古墓归属的于原告的相关证据提交到乌沙镇司法所。温少红、温少科（被告张家义系二者姐夫）也向司法所提交了证据（温氏家谱一份），称被占祖墓是他家的。但是《意见》中认定，温少红及温少科提供的纸质家谱除他二人外其他家族成员不予认可。并且《意见》中明确说明了在解决争议前不得对该处争议地进行处理和使用管理权，被告张家义对该项约定不以为然，于2019年10月份，又开始堆砌碎石，并砌堡坎。综上所述，被告张家义、温少红及温少科冒认、侵占及毁坏祖墓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对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三被告辩称：本案最核心、最基础的事实，也是六被答辩人的起诉能够得到支持的前提有二：一是确定争议坟茔中的埋葬对象确实是六被答辩人所说的黄世堂、贺氏、黄锡、马氏、黄奎；二是即使前一个前提为真，六被答辩人必须与被埋葬于争议坟茔中的对象有确定、明确的关联性，即，六被答辩人最起码要与其所称的黄世堂、贺氏、黄锡、马氏、黄奎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综合分析六被答辩人在其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理由及提供的所有证据，对于上述的第一个前提，六被答辩人仅仅凭一份孤证——《新寨组群众认定书》，来说明5座坟茔中有一座埋葬着“黄世堂”，而且，得出这一结论是根据新寨组群众老传小、小传少，换句话说，六被答辩人所称的一切事实和主张均是基于毫无客观性和可考证性的群众传闻，并且另外4座坟茔就连群众传闻都没有，仅是基于六被答辩人家族的假设；对于第二个前提，六被答辩人提供的用于证实的证据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全部证据与主张事实之间完全不能相互印证，就此，答辩人将在庭审的质证环节详细指出，并就六被答辩人所提供证据的不实之处举证加以证明。原告必须与其提起的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此系《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诉讼的必要且首当其冲的条件。上述两个前提是六被答辩人原告诉讼资格的来源，但六被答辩人无法举证证明其享有本诉的利益且为适格原告，主张的事实没有客观的证据予以证实，六被答辩人的起诉没有可供人民法院做出裁判的基础和前提，仅基于此，只能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姑且先不论被答辩人根本没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这一核心基础和前提，六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对于争议的四座古墓，系答辩人的祖辈交由答辩人来管理，答辩人对古墓进行祭祀和修缮的所有行为完全合法且未侵害任何人的权益，根本没有被答辩人所称的侵占古墓的行为，也就更不存在六被答辩人所主张的须答辩人将古墓恢复原状的基础。1974年，答辩人张家义与答辩人温少红、温少科的姐姐温少菊结婚，就被告知温家有5所祖坟位于XX镇××组，1985年，答辩人温少红、温少科的奶奶过世，将5所祖坟交由答辩人张家义来管理，自此，答辩人张家义即代表温家每年对5座坟茔进行祭祀，并在1996年-1998年间三次对5座坟茔进行修缮，答辩人祭祀祖辈交由其管理的坟墓并进行修缮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性。更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侵占古墓的行为，争议古墓是答辩人的祖辈交由答辩人管理，自此，答辩人一直传承祖辈遗愿，承担起祭祀祖辈移交的5座坟茔的责任，在对5座坟茔进行祭祀和管理的过程中，答辩人从未拒绝自发前来祭祀的其他人，答辩人对古墓的这样一种开放的管理状态是被答辩人所称的侵占行为吗？很显然不是。二、被答辩人以普通侵权纠纷起诉答辩人，但答辩人对坟茔进行管理、祭祀和修缮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也就不可能会产生被答辩人所主张的“赔偿”。普通侵权行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即，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行为人有过错、有明确可衡量的损害后果、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首先，答辩人受祖辈之托管理、祭祀、修缮5座坟茔的行为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可并至今普遍存在的合法行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过错，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更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自然也就不可能是侵权行为。其次，对于六原告主张的赔偿，无论是精神损害赔偿还是物质损害赔偿，至少要有损害结果的存在并有证据证明损害的程度和金额，但原告仅在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精神损失费、调解、祭祖、调查取证等各项赔偿共计85000元，后再也未提供任何一份证据证明这85000元系在何种情况下因何种原因产生，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提起诉讼，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是法律义务而不是仅以此向答辩人主张赔偿的权利，否则，极易造成当事人滥诉、肆意浪费国家有限司法资源的后果；另，就其主张的调解费用，答辩人还需指出，在被答辩人提起本案的诉讼之前，乌沙镇人民政府及乌沙镇派出所对本案进行调解处理是无偿的行为，故被答辩人主张调解费用没有依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祭祖，是为了追思先人、传承孝道，是生者发自内心且虔诚、自愿的行为，被答辩人自愿祭祀争议古墓，并非是答辩人强迫其所为，并且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对古墓进行了任何祭祀行为。三、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陈述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违背基本常理。被答辩人称其祖坟呈一字排开，并提供了示意图予以证明。但这与本案争议的位于xx镇xx村××组×××座坟茔的实际位置不符，直接就说明六被答辩人所主张的5所坟茔并不是答辩人管理的5所坟茔，六被答辩人主张的坟茔是否真实存在、位于什么地方，答辩人不得而知。不仅如此，从被答辩人诉状中的陈述和其提供的《革里马目系世简表》可知，被答辩人所称的5座坟茔系祖孙三代的坟墓，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观念，后人安葬逝去的先人要遵从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君臣父子的礼教，绝不可能如答辩人所称，祖孙三代坟茔呈一字排开。六被答辩人所陈述的事实违背坟茔安埋的风俗习惯。综上所述，对于六被答辩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存在诉讼主体不适格、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只能驳回起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争议的古坟墓能否确定权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以来，被告张家义在维修其安葬在xx村××组的父亲墓葬时，未经村组和相关部门许可，私自修建围墙，堆放石头，损毁林木，导致xx组村民不满，向村委会及镇政府等反映并经乌沙镇人民政府和乌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最终于2019年9月2日在乌沙镇人民政府的调处下达成调处意见：1、张家义同意在2019年10月1日前拆除围墙，并将修建张家义父亲坟墓所需以外的石头全部运走，恢复原状；2、张家义在组织好人工后通知乌沙镇人民政府，由政府工作人员现场监督并调解纠纷；3、产生的人工费用由张家义负责；4、若2019年10月1日前张家义未按要求完成以上工作，将由有关职能部门强制拆除清运，产生的费用由张家义承担。该意见由兴义市林业局、兴义市烟草局、乌沙镇人民政府和张家义签名捺印。此后，由于原告黄林昌、黄贞昌、黄德刚、黄景炎、黄绍余、黄全昌认为张家义在维修坟墓时损毁了他们的四座祖坟，对此被告张家义、温少红、温少科不予认同，认为是四座坟墓自己家的祖坟，双方为此争执不修，经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调解无果，六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双方争议的古坟墓均系土丘，无包裹坟墓的砌石也无墓碑，也无近期的修缮痕迹。上述法律事实，双方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兴义府志》15页后、17页、18页复印件，《悦·兴义》2014年第5期第14页，《温氏家谱》及图片，《永远卖断南洞新寨田庄陆地山场契》照片及简化字抄录件，《革里马目世系》及《革里马目世系简表》，《祭山林山脚黄家碑墓群示意图》，现场照片，《兴寨组群众证明》多份，《调处意见》，相关证人证言，《黔西南州日报》05版截屏图片及全文内容各一份等证据在卷为据。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本案的起因是张家义维修其父亲坟墓侵犯了集体权益所引发，在此以前，该地段的古坟墓并无争议，也无古坟墓的后人维护修缮的痕迹，对于四座无任何标识的古坟墓，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一些证据意图证明其权属，但所有这些证据一方面是己方利害关系人所出具的证言，证明效力低下，另一方面是家谱地方府志或相关出版物，而此类证据涉及的地点均系泛指，并不具备精准指向性，不能确定争议的古坟墓系谁家祖坟。同时正如被告辩称，祭祖是为了追思先人、传承孝道，如双方均认为古坟墓系己方祖坟，完全可以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进行祭扫，以尽哀思。六原告提出要求三被告将争议地点恢复原状，由于张家义维修扩建其父亲坟墓的行为侵犯了集体权益，对此乌沙镇人民政府已经进行了处理，并出具了《调处意见》要求张家义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张家义也认可并签字确认，此事已经妥善处理。如张家义未履行调处意见规定的义务，有关部门可依《调处意见》自行解决或其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六原告也可进行监督。综上所述，由于提交的证据不足，不能证实古坟墓的权属归己方，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林昌、黄贞昌、黄德刚、黄景炎、黄绍余、黄全昌的诉讼请求。诉讼费440元，减半收取220元，由黄林昌、黄贞昌、黄德刚、黄景炎、黄绍余、黄全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付 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武娅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