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法定代表人：王海发。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英荣，广东点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向鹊姣，女，汉族，1964年8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身份证号码：432************561。被上诉人二（原审原告）：郑雪辉，女，汉族，1946年1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身份证号码：432************588。被上诉人三（原审原告）：沈思沉，女，汉族，1986年10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西洞庭望洲办事处白芷湖村2组，身份证号码：430************589。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男，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四（原审被告）：沈常胜，男，汉族，1967年9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身份证号码：430************559。被上诉人五（原审被告）：郭永中，男，汉族，1969年11月25日出生，住湖南尚韶山市**************，身份证号码：430************014。原审被告：广东泰恒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24X6。法定代表人：杨沁航。原审被告：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法定代表人：辛镜坤。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沈常胜、郭永中、原审被告广东泰恒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雷英荣、被上诉人一至三委托代理人郑男、原审被告委托代理人章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民初4l5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驳回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要求上诉人承担赔诉讼请求；2、请求法院判决本案的上诉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的证据严重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应属雇佣关系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在2018年4月26日对沈常胜所做的询问笔录就足可证明，沈某某是沈常胜聘请的，沈某某是沈常胜聘请的司机，他们之间才存在雇佣关系。且向阳英、郑德良、高国兵及郭永中的询问笔录均是确认是沈常胜雇佣他们的，是沈常胜安排他们工作，是沈常胜支付他们的工资。沈常胜的询问笔录与向阳英、郑德良、高国兵及郭永中的询问笔录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且此份证据是由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采集并由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一审法院理应采信。但一审法院为了能达到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目的，就在一审判决书第l0页第四段中，片面的单凭领料单及保险理赔决定书就主观推定上诉人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应属雇佣关系。在整个一审判决书中，为何对由公安机关采集且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询问笔录，如此客观真实的证据末作任何评论和采信，反而要人为的来推论？难道公安机关所采集的证据效力和公信力还不于法官个人的推论？且连向阳英、郑德良、高国兵本人都认定是与沈常胜向其支付工资，是由沈常胜安排共工作，是沈常胜雇佣他的。为何一审法院却要主观故意的去推翻劳动者本人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却对如此有公信力的公安询问笔录未作任何审查，也未在判决书中公开其不给予采信的理由。且一审判决的推论也与现实常理严重不符，一审判决在判决书第12页第三段中既然认定了保险费用是由沈某某承担的，试问一下，如果沈某某是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哪保险费用为何不是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吗？沈某某又何需支付保险费用呢？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及在答辩状和代理词中均已阐述，上诉人与沈常胜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是由沈常胜雇佣的，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从未安排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的任何工作，也从未向他们支付过任何劳动报酬，这也与公安机关所采集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本应得到一审法院采信，但一审法院却要置客观证据予不顾，错误的推定上诉人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应属雇佣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前提下，就草率的认定“被告泰恒公司将敷设移动电话通信线路工程发包给被告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也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及在答辩状和代理词中均反复强调，发生事故的广惠高速敷设移动电话通信线路工程（以下简称“事故工程”）不是上诉人的工程，在一审庭审时，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工程是属于上诉人的，如果庭审后有证据证明此事故工程属于上诉人所有，依法也应重新组织庭审，由上诉人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事故工程是属于上诉人的前提下，就在判决书第8页第二段中错误的认定“被告安通公司为完成工程，分次将工程分配给施工领头人郭永中、沈常胜等人”。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判决上诉人需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1、沈某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从公安机关采集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沈某某是沈常胜雇佣的司机，沈某某与沈常胜之间才存在雇佣。2、沈某某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发生事故的广惠高速公路工程是上诉人的承包的工程，也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沈某某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所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完全错误。四、一审判决被抚养人生活费241584元应由沈常胜承担一半。根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一《亲属关系证明》，母亲郑雪辉有俩儿子（沈某某、沈常胜），因此，抚养郑雪辉的生活费241584元应由沈常胜承担一半，即赔偿义务人只应承担120792元。五、被上诉人郭永中在本次事故中也存在过错，将车辆借给了没有驾驶资格的沈常胜，并导致事故的发生，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时，一审被告广东泰恒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书面的答辩状中已提出“被告二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支配使用人，在明知被告一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借用给被告一，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对被答辩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一审法院却未判决被上诉人郭水中承担任何责任，且不需要在判决书中阐述不判决本案被告二郭永中承担责任的任何理由。而对此交通事故没有任何责任，与沈某某即不存在雇佣关系，沈某某也不是在履行雇佣活动时遭受人身损害的上诉人却被判决需承担30%，赔偿金额高达421006.35元之巨的赔偿责任，此份判决实难让人信服！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因此，请求贵院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驳回向鹊娇、郑雪辉、沈思沉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的诉讼请求，并请求法院判决本案全部的上诉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沈常胜经本院电话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永中、原审被告广东泰恒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述称，就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诉一案，案号为（2020）粤13民终505号，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判决答辩人不承担法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具体意见如下：一、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涉案事故系被上诉人江常胜未依法取得相应的驾驶证驾驶超过核定载人数的机动车上路，且在路上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造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过错，因此，被上诉人沈常胜应对涉案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除涉案事故发生地点为广惠高速外，答辩人与涉案事故不存在其他链接点，即答辩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违约行为，答辩人不应对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使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1416685．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下简称“广惠高速公司”）与被告广东泰恒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泰恒公司”）签订《广惠高速公路管道租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广惠高速公路通信管道租赁协议书》，约定被告广惠高速公司将广惠高速公路的空闲通信管道提供给被告泰恒公司敷设移动电话通信线路使用。协议签订后，被告泰恒公司将敷设移动电话通信线路工程发包给被告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安通公司”）。被告安通公司为完成工程，分次将工程分配给施工领头人郭永中、沈常胜等人。上述领头人领取工程后遂各自召集自己身边工友一同进场施工。2018年4月22日，被告沈常胜因自用车辆发生故障无法进入高速施工，遂向被告郭永中提出借车申请，被告郭永中遂于当日将湘C*****号车交付给沈某某（即本案事故死者）。2018年4月23时，沈某某不愿开车，被告沈常胜无奈遂自行驾驶，车上载有工友向英阳、郑德良、郭德军、高国兵。8时35分许，被告沈常胜驾驶的湘C*****号车行至济广高速东行1904公里+400米处时，碰撞到前方同车道由张付刚驾驶的粤V*****号车，造成向英阳、郑德良、郭德军、高国兵、沈某某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处理，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沈常胜应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沈某某被送至惠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5月29日死亡，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185486元。原告家属多次就赔偿事宜与众被告协商未果，遂诉至本院。死者沈某某，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生前与妻子（即原告向鹊姣）生育一名小孩，即原告沈思沉。死者沈某某之母名叫郑雪辉，事故发生前由死者沈某某和被告沈常胜两兄弟共同抚养。上述人员均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另，安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领料单、付款凭证、理赔决定书等证据，拟证实其与被告沈常胜系工程承包关系。通过上述证据，本院查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以被告安通公司为投保单位，向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众安企业团体意外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12日止。事故发生后，沈某某亲属沈思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获得理赔金。一审法院认为，本院立案案由原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后经本院释明，原告请求变更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结合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本院予以变更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各方当事人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广惠高速公司与被告泰恒公司签订协议将广惠高速公路的空闲通信管道提供给被告泰恒公司敷设移动电话通信线路使用，被告泰恒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被告安通公司，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原告诉请被告广惠高速公司、泰恒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安通公司的责任认定问题？本案焦点在于，被告安通公司与被告沈常胜等人构成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从被告安通公司提交的领料单以及保险理赔决定书等进行分析，被告沈常胜、郭永中从被告安通公司处领取物料，并按被告安通公司的授权、指示下施加劳动力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工作。本案工程具体内容为敷设工程管道，无特殊技术要求即可完成，另，原告提交的投保信息变更表亦可看出，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以被告安通公司的名义向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险。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安通公司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沈常胜等人应属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原告亲属沈某某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受伤最后不治身亡，被告安通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沈常胜与向英阳、郑德良、高国兵、沈某某，相邀进场施工，彼此之间系为了完成共同的工作目标，彼此之间系平等协作关系，且无证据显示双方存在支配服从关系或被告沈常胜存在多收取报酬之情形，故本院认定原告、被告沈常胜应属松散型合伙关系。被告沈常胜作为松散型合伙成员，在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的情况下仍坚持驾驶车辆，对原告受伤存在过错，故原告诉请被告沈常胜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另死者沈某某自身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被告沈常胜无驾驶资质仍放任其驾驶车辆导致事故发生，死者沈某某理应对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结合本案案情，本院酌定死者自行负担30%,被告沈常胜负担40%，被告安通公司负担30%。综上，原告因本事故发生的损失有：1、医疗费185486元；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3、精神抚慰金诉请100000元；4、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2）；4、诉请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均无证据佐证，考虑到实际发生，酌情支持100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241584元（30198元/年×8年）；以上费用合计1403354.5元。原告方自行承担其损失的30%即421006.35元（1403354.5元×30%）。被告沈常胜承担原告损失的40%即561341.8元（1403354.5元×40%）。被告安通公司承担原告损失的30%即421006.35元（1403354.5元×30%）。另被告安通公司答辩为沈某某购买了保险，且沈某某家属已领取相应理赔金，应当予以扣减，本院认为，被告安通公司为雇员购买团体意外险，该行为应当认定为雇主对雇员人身保护的福利，不能因为雇员在事故发生出现伤亡后取得的理赔金，则剥夺其享受相应保障的权利。再者，保单上的被保险人亦为沈某某本人及保险费是由沈某某承担。综上，对于安通公司上述答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沈常胜、郭永中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和答辩，不影响本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常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561341.8元。二、被告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421006.35元。三、驳回原告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75元（预交），由原告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负担2632元，被告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632元，被告沈常胜负担351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2、原审判决认定的事故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正确、合理？关于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的《询问笔录》以及上诉人提交的《领料单》等可知，被上诉人沈常胜、案外人郭永中从上诉人安通公司处领取物料，从事涉案的工程，而上述工程是在上诉人安通公司的授权、指示下进行的。同时，在上诉人安通公司提交的沈某某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决定书》中，投保人一栏为上诉人安通公司。综上，原审认定被告安通公司与沈常胜等人存在雇佣关系正确，沈某某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受伤身亡，上诉人安通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上诉人安通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由泰恒公司承包，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如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其主张，可另寻途径处理。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故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正确、合理的问题。从上述《询问笔录》的内容可知，本案死者沈某某是涉案事故车辆的司机，并持有驾驶证，其对交通安全法规应明知且充分了解，在明知被上诉人沈常胜无驾驶资质的情况下仍放任其驾驶车辆，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故沈某某应对自身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而被上诉人沈常胜在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驾驶涉案车辆，该行为已明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沈某某受伤死亡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结合当事各方的过错程度，认定死者沈某某自行负担40%,被上诉人沈常胜负担50%，上诉人安通公司负担10%。结合原审判决已认定的损失总额部分1403354.5元，由被上诉沈常胜承担50%的责任即701677.25元（1403354.5元×50%），由上诉人安通公司承担10%的责任即140335.45元（1403354.5元×10%）。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沈常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701677.25元；三、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140335.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5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510元，由被上诉人沈常胜负担7020元，由被上诉人向鹊姣、郑雪辉、沈思沉负担7020元。上诉人惠州市安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蓝惠兰审 判 员 徐国华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斯翀书 记 员 卢晓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