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辖终2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邹忠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彬，男，198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伟，男，199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中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章丘区。法定代表人：崔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礼，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中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森公司”）管辖权异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0）鲁0181民初91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上诉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0）鲁0181民初91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至2014年每年都签订《采购合同》，双方均在《采购合同》上签字且加盖印章，《采购合同》成立且生效，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述采购合同都对管辖权进行了明确约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显然,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通过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了上诉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即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章丘区人民法院认为：“2011年1月1日《采购合同》看只有封面及最后一页价格明细中加盖了双方印章，合同中间内容从目录至第十五页中列明甲方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与甲方签署本合同的一方简称为‘乙方’，但未指明‘乙方’为何单位，…《采购合同》从目录到第15页中均无原告(中森公司)的名称及印章，因此，不能确认该合同与原告有关，该合同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上诉人认为，《采购合同》已加盖双方印章且签字，但章丘区人民法院因2011年度《采购合同》目录到第15页中均无被上诉人的名称及印章而认为《采购合同》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显属不当。另外，章丘区人民法院也未全部调查2010至2014年度的《采购合同》。2014年度《采购合同》第一条第一款明确约定“乙方所供产品名称、编号、单价见附件1：《乙方所供产品及价格明细表》”，被上诉人在附件1的“乙方”处盖章，足以认定中森公司系《采购合同》项下的乙方，应受《采购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此外，被上诉人中森公司在听证会中陈述：“合同是假的，双方从未签署过《采购合同》，未曾就管辖权作出约定……”。上诉人桥箱公司认为，本案的事实是双方签署了2010至2014年度的《采购合同》，被上诉人中森公司的陈述不实。上诉人桥箱公司还注意到，被上诉人中森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提起诉讼，却未向法院提交买卖合同作为证据，显然是在刻意规避合同中的管辖约定。其次，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章丘区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诉人桥箱公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由此可见，认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前提条件是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章丘区人民法院在未调查合同是否约定履行地及合同是否明确约定履行地的情况下，径直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从而驳回上诉人桥箱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济南中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桥箱公司不能证明《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采购合同》不具有证据效力。中森公司认为，桥箱公司在听证中拒绝说明《采购合同》的经办人及洽谈、签署过程，拒绝说明《采购合同》的来源。同时，在当庭提交《合同签批表》后，又拒绝将该《合同签批表》作为诉讼证据提交，亦即，桥箱公司不能说明《采购合同》形成过程及其来源，不能证明该书证的真实性。中森公司认为，桥箱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包括三部分：合同封皮、采购合同文本、价格明细表。但是，该《采购合同》显系后期粘贴的合订本。首先，因合同封皮是独立的，与合同文本是可拆分的，故中森公司在封皮上加盖印章，不能视为追认采购合同。其次，中森公司未对合同文本签字、盖章、确认，且封皮与采购合同之间无骑缝章连接。再者，从合同目录内容、页码标注、纸张颜色看，价格明细表独立于采购合同文本。故签署价格明细表不能视为签署采购合同。最后，采购合同中并未注明“乙方”系中森公司，且价格明细表中将中森公司标注为“供方”，故不能认定采购合同中的乙方即为中森公司。据此，即使《采购合同》属实，亦无法确认《采购合同》中“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故管辖约定不明。综上，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桥箱公司不能证明《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且济南中森未签署采购合同，该合同对中森公司无约束力。亦即本案不存在约定管辖的事实。二、采购合同系格式合同条款。《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采购合同显示，合同用纸左上角标注“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字样及重汽标识，说明采购合同系桥箱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对该格式合同理解应作出对拟定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三、结论。首先，济南中森未签署采购合同，且桥箱公司不能说明《采购合同》的形成过程和证据来源。其次，对该采购合同的理解亦应适用格式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做出对桥箱公司不利的解释，亦即应当认定《采购合同》所谓的约定管辖不是中森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如上所述，原被告双方未曾签订《采购合同》，未曾约定合同履行地，且中森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返还因虚假索赔而扣划的货款”，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中森公司所在地章丘区所在地，章丘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法定的诉讼管辖权。再者，（2018）鲁0181民初3450号案件中，桥箱公司并未依据《采购合同》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反接受了调解。此案与本案是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样的诉讼请求，表明桥箱公司是认可章丘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桥箱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应成立，应予驳回。本院查明，被上诉人中森公司在原审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因虚假索赔而扣划的原告2010年度至2014年度19，386，977.16元货款，并赔偿因虚假索赔给原告造成的6，418，775.01元经济损失。事实与理由：自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森公司以供应商名义向桥箱公司销售压入式轴头型号JM9231330959/61等产品，货款总计382，656，885.22元，加上被告其他供应商向原告转让的应收账款，扣除已结货款、物流费、外购、转账、退货等费用后，被告尚有19，386，977.16元货款未与原告结算。原告已向被告全额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被告已将该宗增值税发票记账、抵扣。被告向原告进行的所谓的产品质量索赔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虚假索赔，违背了中国重汽集团关于产品质量索赔的规范要求。”经二审质证，上诉人桥箱公司举证：2010、2011年《采购合同》和《供方所供产品价格明细》，2012、2013、2014年度《采购合同》和《乙方所供产品价格明细表》以及上述5份合同的内部流转文件《合同签批表》。上诉人桥箱公司认为：1、2010年度《采购合同》第十二条和2011年度《采购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所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2年度《采购合同》第七条附则、2013年度《采购合同》第七条附则、2014年度《采购合同》第十一条附则均约定：“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中森公司与桥箱公司2010至2014年签订的《采购合同》及价格明细表，双方都已经签字且加盖印章，同时合同章的名称跟合同主体一致，表明双方对合同内容认可，对权利义务达成合意，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中森公司认为：桥箱公司在一审听证中，依据2011年采购合同作为管辖权异议的证据，未提交2010、2012、2013、2014年的合同。2011年的采购合同存在以下问题：1、采购合同是一个合订本，由三部分组成：（1）合同封面；双方在合同封面签字盖章；（2）采购合同正文，只有合同条款，中森公司没有签字盖章；（3）中森公司仅仅对价格明细做了签字确认。2、合同的目录载明合同条款截止到合同的第16条附则，未包含价格明细。3、合同条款未注明乙方是中森公司，仅仅注明与甲方签订合同的一方为乙方，所以这只是一个制式合同模板。4、从合同的页码看，价格明细部分标注的页码未与合同条款衔接，这是两个独立的合同。5、价格明细所用的纸张与合同条款的纸张不是一个批次。6、该合同文本第13条注明争议的解决方式是，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管辖，但是，在价格明细中又将桥箱公司标注为需方。综上，可以认定中森公司虽然确认了价格明细表，但是对合同未签字确认。关于2010年的合同，中森公司未签字确认，只是在采购保密协议和价格明细签字，但是采购合同中落款盖章部分没有标明乙方是中森公司。从2010年的合同目录看，合同条款到第15条附则不包括保密协议。而且合同与保密协议书分别标注的页码。因此，中森公司签署保密协议不能视为对采购合同的确认。2012、2013、2014年的合同中森公司未签字确认，仅仅确认的价格明细，但是价格明细用的纸张和合同条款部分用的纸张从颜色和标注的内容看，是不一样的。合同条款部分加注了桥箱公司的商标和标识，说明是一个格式条款，但是价格明细未标明。所以中森公司对价格明细的确认，不能认为是对合同条款的确认。关于2010年至2014年的《合同签批表》，上诉人桥箱公司认为，《合同签批表》是桥箱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又将《合同签批表》当庭撤回，不作为证据提交。被上诉人中森公司庭后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诉人桥箱公司的《合同签批表》，并要求合同签批的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同时要求追究涉嫌参与造假妨害诉讼的有关诉讼参与人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被上诉人中森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诉人桥箱公司返还因虚假索赔而扣划的被上诉人2010年度至2014年度19，386，977.16元货款，并赔偿因虚假索赔给被上诉人造成的6，418，775.01元经济损失，从而引发本案纠纷。根据被上诉人中森公司原审诉称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分析：其一，该19，386，977.16元，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0至2014的发生业务的总货款382，656，885.22元，加上被上诉人受让的其他供应商向被上诉人转让的部分应收账款，减去已结货款、物流费、外购、转账、退货等费用得出。所以，该19，386，977.16元，混合包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0至2014的发生业务的货款部分和被上诉人受让的其他供应商向被上诉人转让的应收账款部分。其二，该19，386，977.16元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0至2014发生的业务部分，原性质为货款；被上诉人受让的其他供应商向被上诉人转让的部分，原性质为他人货款，被上诉人受让以后，变成了被上诉人的应收账款。该两部分款项被本案上诉人桥箱公司索赔扣划，性质又变成了索赔款。被上诉人的诉求是：要求上诉人桥箱公司返还该索赔款并赔偿因虚假索赔造成的损失。双方签订的2010至2014年度的《采购合同》，并不包含被上诉人受让其他供应商的应收账款部分，该部分受让款不属于2010至2014年度《采购合同》的范围，不受2010至2014年度的《采购合同》的约束。故《采购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对被上诉人受让其他供应商的应收账款部分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本案不能依据《采购合同》中的管辖约定确定管辖。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应当索赔的问题。在涉案法律关系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索赔并扣划索赔款，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索赔错误，要求返还索赔款，争议款项包含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亦不相同。就本案而言，索赔款含有不同法律性质的两部分内容，单独依据某一法律关系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均不能涵盖本案的全部诉求，故本案不能依据单一法律关系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被上诉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诉人内部《合同签批表》，并要求负责签批的有关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且《采购合同》中的管辖约定对本案管辖的确定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要求追究涉嫌参与造假妨害诉讼的有关诉讼参与人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因本院仅是程序性审查阶段，应由享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实体审理时再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上诉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即原审被告的住所地为济南市高新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0）鲁0181民初91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李庆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石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