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4447号 原告：高新区邦业制鞋厂。经营地址：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新民大道。 经营者：薛登富，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宦中强，北京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强，男，196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被告：胡文英，女，196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被告：李赟，女，198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礼伟，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新区邦业制鞋厂（以下简称邦业制鞋厂）与被告李国强、胡文英、李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2018年6月20日，本院作出（2017）川0191民初5488号民事判决，被告胡文英、李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2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706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邦业制鞋厂的经营者薛登富、委托诉讼代理人宦中强、被告胡文英、李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礼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国强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 邦业制鞋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被告支付邦业制鞋厂货款502980元。事实和理由：邦业制鞋厂与三被告从2009年开始进行皮鞋批发交易，但从2016年开始，被告拖欠多批次购鞋款至今未付。邦业制鞋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胡文英辩称，1、邦业制鞋厂要求支付货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邦业制鞋厂没有提供任何经胡文英认可的欠付货款的凭证，其仅凭单方制作的出货单以及没有经过胡文英、李国强签字认可的货运单主张货款，从事实和证据上都缺乏依据。2、邦业制鞋厂在第一次庭审时否认存在退货的事实，在胡文英提交证据证明存在退货的事实，并且退货的承运人也通知了薛登富后，邦业制鞋厂才承认有退货的事实，说明邦业制鞋厂不诚信。由于邦业制鞋厂拒收退货，导致货物被承运人变卖，该货物灭失的责任应由邦业制鞋厂承担；胡文英将货物交付给了承运人肖某，也支付了运费，肖某三次电话联系邦业制鞋厂接收货物，但邦业制鞋厂拒收货物，未诚实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即使对所退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有争议，也应该接收货物而不是放任货物灭失，故退货灭失的责任应由邦业制鞋厂承担。3、胡文英于2016年已经与李国强离婚，按照相关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胡文英对离婚后的债务不应该承担责任。另外，邦业制鞋厂要求李赟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 李国强、李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状，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身份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离婚证；货运单、出货单；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凭条、转账记录；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邦业制鞋厂与李国强自2009年进行皮鞋交易。 邦业制鞋厂主张被告未支付2016年3月的货款，提供了运单、出货单11份，金额合计75485元（部分运单收货人处没签名）；欠付2016年8月的货款，提供了运单、出货单12份，金额合计170255元（部分运单收货人处没签名）；欠付2016年9月的货款，提供了运单、出货单15份，金额合计203154元（部分运单收货人处没签名）；欠付2016年10月的货款，提供了运单、出货单7份，金额合计64936元（部分运单收货人处没签名），合计520130元，扣除残次品4150元，尚欠515980元。邦业制鞋厂主张其余时间段的货款已经结清。 2015年9月9日，李赟转账10万元给薛登明（邦业制鞋厂的财务人员），2015年10月8日，胡文英转账支付薛登明224000元，2015年11月9日，胡文英转账151700元给薛登明，2015年12月9日，胡文英转账20万元给薛登明，合计支付675700元。2016年1月25日，胡文英转账285700元给薛登明，2016年1月9日，胡文英转账20万元给薛登明，2016年4月9日，胡文英转账100900元给薛登明，2016年5月9日，胡文英转账161600元给薛登明，2016年6月8日，胡文英转账126200元给薛登明，2016年7月8日，胡文英转账10万元给薛登明，2016年9月8日，胡文英转账15万元给薛登明，2016年10月9日，胡文英转账43600元给薛登明，2016年11月9日，胡文英转账给薛登明23108元，2016年12月9日，胡文英转账给薛登明40900元，合计1232008元。胡文英另主张李国强于2015年9月9日转账支付36100元（无凭证），自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共支付邦业制鞋厂货款1943808元。 诉讼过程中，胡文英主张李国强委托某货运公司将所退货物（退货金额为225286元）运送给薛登富，承运人员肖某给薛登富电话联系取货，薛登富未联系上李国强，就没有收货，该批货物被承运人员处理。2017年1月24日，李国强向退货承运人郭锋支付运费1万元。 李国强与胡文英原为夫妻，双方于2016年5月13日离婚。李赟为李国强与胡文英之女。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邦业制鞋厂与李国强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邦业制鞋厂向李国强发货，李国强向邦业制鞋厂支付货款，双方建立了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现对双方争议问题认定如下。 一、关于欠付货款的金额问题。结合诉讼过程中双方的举证、质证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邦业制鞋厂主张李国强欠付2016年3月、8月、9月、10月的货款502980元，提交了货运单、出货单，但出货单载明的金额未经李国强、胡文英的签字确认，货运单上部分没有签收人签名，部分货运单的收货人身份不明，故邦业制鞋厂提交的证明不能充分证明李国强欠付货款情况。胡文英认可邦业制鞋厂有供货，但认为自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共支付货款1943808元，已经超过了邦业制鞋厂能够提供的自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的供货金额，已经足额支付了全部货款，不欠邦业制鞋厂的货款。结合买卖交易习惯，邦业制鞋厂先行发货，李国强再支付货款，邦业制鞋厂主张胡文英支付的款项有部分属于支付2015年9月以前的货款，符合交易习惯，胡文英的辩解理由也不能成立。同时，邦业制鞋厂不能提供任何经李国强、胡文英签字确认的关于供货数量、单价、欠付货款等的结算依据。故邦业制鞋厂主张李国强、胡文英欠付货款502980元，依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支持。 胡文英主张向邦业制鞋厂退还货物，退货金额为225286元，且胡文英主张其转账支付的货款加上退货金额后才支付完全部货款，结合买卖交易习惯，买方在与卖方核对金额后才支付货款，即是说胡文英认可收到邦业制鞋厂供货后尚有225286元货款尚未支付，而以退货款予以抵偿。邦业制鞋厂出卖给李国强的鞋子，李国强、胡文英主张因为鞋子的质量问题退货，应当与邦业制鞋厂协商一致，如不能协商一致，应当先行保存鞋子，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但李国强委托某货运公司直接将所退鞋子运送给邦业制鞋厂，李国强与该货运公司直接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员电话联系薛登富接收货物，薛登富拒收货物，承运人员应当联系托运人李国强，由李国强决定如何处理，但承运人员自行处理了货物。因薛登富没有接收货物，李国强不能据此不支付该部分货款，故本院认定该退货金额为李国强欠付邦业制鞋厂的退货金额，合计225286元。李国强所托运货物灭失，应依据货物运输合同向该运输公司主张权利。 二、关于连带责任问题。李国强经营鞋子生意开始于与胡文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双方在经营期间离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离婚时已经就经营鞋子生意期间的相关债权、债务进行了处理；在离婚后，虽然收货人为李国强，且仍然通过胡文英账户支付邦业制鞋厂货款，且胡文英在离婚后仍参与处理退货事宜；胡文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属于李国强的个人债务。综上，不论该债务产生于李国强、胡文英离婚前还是离婚后，均属于李国强、胡文英的共同债务，应由李国强、胡文英共同清偿。 虽然李赟存在参与其父母经营的事实，但邦业制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其父母共同出资经营并享有利润的事实，邦业制鞋厂主张李赟与其父母共同经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国强、胡文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新区邦业制鞋厂欠付货款225286元； 二、驳回高新区邦业制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96元、财产保全费3068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2224元，由高新区邦业制鞋厂负担6749元，李国强、胡文英负担54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林军 人民陪审员  刘翠才 人民陪审员  王少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苡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