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06行初111号 原告赵涛，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蜀西环街**。 法定代表人李军，分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刚。 原告赵涛诉被告成都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以下简称交管四分局）道路交通管理（道路）行政处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涛，被告交管四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杨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交管四分局于2020年5月7日作出编号为5101041208632670的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其主要内容为：被处罚人赵涛（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510108690499）于2020年3月20日10时30分在一环路西二段驾驶川Ａ8××××普通二轮摩托车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1种行为）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四川省实施办法》第66条第4项决定处以100元罚款，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赵涛对该处罚决定持异议，起诉来院。 原告赵涛诉称，2020年3月20日上午10点30分，其驾驶车牌为川Ａ8××××、排量为110ＣＣ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在成都市一环路一段正常行驶，在四川省骨科医院十字路口等红灯时被身着交警服的人员拦下，被要求出示车辆驾驶证，行驶证。后交警人员以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为处罚理由对原告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机动车禁令标志，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1种行为）的规定，给予罚款10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原告认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条等规定及相关国家标准，被告以“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为由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在机动车道路上行驶合法摩托车，沿途并未见设置有禁令标志，不存在违法行为，同时，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内容与实际检查情况也不符，原告是在省骨科医院十字路口等红灯被执法人员检查的，该路段为一环路西一段，处罚决定书中涉嫌违法路段为一环路西二段，与事实不符等。诉讼请求：1.撤销交管四分局作出的编号为5101041208632670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被告承当全部行政诉讼费用；3.退还罚款，返还扣分。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被告交管四分局辩称，2020年5月7日10时30分许我局五大队民警赵明阳带领辅警在青羊区××路××路××段交叉路口执勤时，发现原告驾驶一辆号牌为川Ａ8××××号的本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违反了设置在成都市××路××路以内的禁令标志，辅警将原告挡下后交给现场民警赵明阳处置，赵明阳现场向原告开具了《处罚决定书》。成都市三环路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驶入绕城高速以内（含三环路主道）”的交通禁令标志，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等规定对原告处以1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计3分。我局民警赵明阳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当场告知，亦告知原告其违法事实，拟作出的处罚以及告知原告有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出具《处罚决定书》，原告拒绝签字后离开了现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7日上午10时30分，原告赵涛驾驶号牌为川Ａ8××××的本田牌二轮摩托车（登记日期为2019年1月7日）在成都市××路××路××东路交叉路口行驶时，被交管四分局民警挡获，并现场对其作出编号为510104120863267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被处罚人赵涛（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510108690499）于2020年3月20日10时30分在一环路西二段驾驶川Ａ8××××普通二轮摩托车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1种行为）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四川省实施办法》第66条第4项决定处以100元罚款，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该处罚决定书同时交代了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法律责任及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当天现场收到了该处罚决定书，但当场签署了“有异议”。对于该次处罚地点，被告在审理中解释说明为：“一环路西二段”是四川省公安厅配发的警务执行终端定位系统自动生成的地点，挡获原告的地点是一环路与大石东路交叉路口，附近有个体育医院。原告在庭审中对被告说明的挡获地点予以确认，称其被挡获的地点为京川宾馆门口，即一环路与大石东路交叉路口，对面有个体育医院，后来被交警带离了挡获地点（给予处罚）。 又查明，2017年8月15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摩托车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通告内容明确载明：禁止发动机排量150毫升以上的两轮摩托车（警用、抢险等特种用途摩托车除外）在成都市绕城高速（G4201）以内（含绕城高速）区域的道路上行驶；未取得入城证的摩托车全天禁止在成都市三环路以内（不含三环路辅道）以及高新南区剑南大道以东，科华南路、世纪城路、世纪城南路以西，天府四街、天华二路以北（含上述道路），三环路以南（不含三环路辅道）区域内的道路上行驶；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审理中，被告举示一组三环路禁令标志设置闭合图集照片，拟证明三环路相关入城路口设置了禁止二轮摩托车驶入的禁令标志。 另查明，2019年7月26日12时35分赵涛驾驶A860Y8二轮摩托车在二环路南四段行驶，被交警部门以其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等为据给予行政处罚。庭审中，原告确认该次处罚的事由与本案的处罚事由一致。 庭审中，原告称其摩托车驾龄约为5至7年，案涉摩托车系2019年1月在三环路以外的市场购买，购买后出过三环路，但次数不多；此前也购买驾驶过摩托车，应该（也）是出过三环路；记不清（驾驶摩托车）出过（三环路）哪些路口，（出入三环路时）我没有观察过禁令标志，我不认可禁令标志；以前我没有了解过摩托车禁止驶入三环以内，是这一两年才了解了些成都市有关摩托车的相关管理规定的；案涉当天我是骑车从营门口去九眼桥上班等。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身份信息，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处罚决定书、照片、通告、网页截图、现场执法视频等证据在案作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之规定，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关于“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第二十五条关于“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的规定，车辆应按照交通标志通行。原告驾驶摩托车未按照禁令标志引导，而在禁行区域通行，属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二部分“道路交通标志”5.1.5规定：“禁令标志设置于禁止、限制及相应解除开始路段的起点附近”，5.14规定：“禁止摩托车驶入标志表示禁止摩托车驶入。设在禁止摩托车驶入路段的入口处”。该规定要求在禁止驶入路段入口处设置禁止标志，但并不意味着在禁止行驶的区域内的每条道路上均应设置禁止标志。在禁行区域内的每条道路上均设置禁行标志不仅在客观上难以实现，也将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耗费。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关部门在进入禁行区域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了禁行标志，可以认定其已尽到合理的告知、警示义务。作为交通参与人，亦有义务主动对已经公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设置的交通标识进行学习和了解，不能以未学习、不了解、不知晓或者“不认可”等为由作为处罚豁免的理由。原告有数年的摩托车驾龄，也时常出入三环路，且其在2019年7月26日因同样违法事由已受过处罚，故其应明知前述相关禁令。原告辩称其出入相关路段时“没有观察过”相关禁令标志，本院认为，交通参与人自身不注意学习、不愿意或不注意观察的主观过错不能成为其豁免处罚的理由。至于××路××段的问题，本院认为，处罚地点与挡获原告地点本属不同的概念，可能会存在差异，被告对该次执法地点进行了合理说明，原告也确认了被告所称的挡获地点，同时有执法视频为佐证，故该地点表述差异不影响该次处罚程序的合法性，但原告对该记录地点的异议，确实应引起被告的重视，在执法活动中依法规范执法，对可能引起误会或争议的问题予以妥善处理。 据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赵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赵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中山 人民陪审员  陈继蓉 人民陪审员  程 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