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0494号原告：张强胜,男,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解放东路富春花园B3幢201室。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负责人：沈洪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加全，上海市信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枫，上海市信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强胜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强胜，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加全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强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106,657.18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因被告下属浦东分公司急需要发展浦东新区各个乡镇的NB-10T(窄带物联网)业务,经与原告磋商,双方约定基本工资为年薪35万元,另加项目奖金。原告从2018年9月6日开始至被告的下属公司上班,2018年10月23日才正式签署劳动合同。2019年3月,被告公司领导调整,新来的领导无辜克扣、减少原告薪资,因此原告提出离职。后双方通过当面谈判、电子邮件多次交涉,被告同意按35万年薪的标准为原告补发工资。直至2019年8月27日原告正式办理离职手续至今,虽多次催要,被告也没有向原告补发工资。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辩称，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起始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上海联通录用说明》约定了原告的薪酬数额，并非原告所称的年薪为税前35万元，被告也从未确认过原告工资为年薪税前35万元。被告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薪资，不存在工资差额。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3日，原、被告签订有期限自2018年10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止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试用期6个月，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4月22日止。当日，原告在员工承诺书、保密承诺书及浦东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岗位说明书上签名署期。被告亦向原告出具《上海联通录用说明》，载明：“一、录用部门、岗位及职级。1.录用部门、岗位：浦东新区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标准岗级：10岗(岗位对应绩效工资)；个人职级：10A(职级对应职级工资)；二、劳动合同。合同主体为上海联通，首次年合同期为3年，试用期6个月；三、月度薪资。1.职级工资：3,960元/月；2.综合补贴：400元/月；3.绩效工资：挂钩个人绩效，实际金额由区分公司进行二次分配；4.发放方式：(1)试用期前3个月绩效工资标准统一为4,800元/月；(2)月度绩效预发80%，季度末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清算20%。(3)公司每月15日发薪，固定工资当月发放，绩效工资下月发放。四、福利津贴。1.交通补贴：1,000元/月；2.通讯补贴：200元/月；3.餐贴：300元/月；4.弹性福利：约10,000元/年；5.防暑降温及过节费：6,200元/年。五、年终奖。1-2个月薪(职级工资+绩效工资)，具体金额根据年度公司业绩情况核定标准。六、社保/公积金/企业年金……”2019年5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后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至2019年7月31日。2019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办理离职手续的通知》，其上载明“张强胜，你于2019年5月10日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公司同意你的离职申请，离职时间确定为2019年7月31日；请于2019年8月16日前办理完成离职和退工相关手续，逾期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原告于2019年8月11日签收该通知。2019年8月15日，原告去被告处办理离职手续。嗣后，被告为原告出具退工证明,退工证明载明“张强胜自2018年10月23日进我单位工作，现于2019年7月31日合同解除。”2019年10月28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5,391.26元；2.2018年9月6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3,750元；3.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的赔偿金38,486.67元，该会对原告的请求裁决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乃诉至法院。另查明，案外人苏州大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为原告开具离职证明，载明原告在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因其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经协商一致，于2018年10月19日办理完离职手续，与该公司解除一切劳动关系。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员工离职/退休经办手续办理表》、《关于办理离职手续的通知》，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上海联通录用说明》、浦东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岗位说明书、离职证明、工资单、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9月6日入职、2019年8月15日离职，双方约定年薪为35万。为此，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9月6日、9月10日被告发给原告的邮件，邀请原告填写在线测评，让原告9月11日参加面试，证明原告于2018年9月6日入职；2.2019年7月5日原告与被告浦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永刚、综合支撑部副经理靳波、业务交付部经理刘岩、人事专员金晓洁、交付技术人员李金山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证明原告入职时间是2018年9月6日，入职时口头约定原告年薪35万元；3.(2019)淮安证民内字第7851号公证书(对2019年8月28日原告发给被告浦东分公司综合支撑部副经理靳波的邮件、2019年8月30日靳波以被告浦东分公司的邮箱与原告的往来邮件、2019年7月29日原告发给被告总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初的邮件、2019年7月11日被告处业务交付部经理刘岩发给原告的邮件进行公证)，证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9年9月6日、原告是被逼离职，业务交付部经理刘岩的邮件中有“年薪35万”的内容；4.《员工离职/退休经办手续办理表》，证明原告于2019年8月15日离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原告于2018年9月6日入职被告处，被告在邮件中表示可以参照年薪35万元支付是附条件的，条件是要求原告在2019年7月24日前必须配合被告完成办理提供平台设备查看、增减权限和平台用户清单批量导入导出的切割工作，但原告并未配合完成工作，原告确认未完成切割工作。经核查，原告于2019年8与28日发送给被告浦东分公司综合支撑部副经理靳波的邮件写道：“张强胜在贵司工作期限为2018年9月8日到2019年8月27日”，靳波以被告上海浦东分公司的邮箱账号回复原告“离职日期以退工单为准”。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发送给被告总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初的邮件写道：“张强胜……于2018年9月初到2019年5月份在上海联通浦东分公司短暂工作过……”王晓初并未回复原告。2019年7月11日被告处业务交付部经理刘岩发给原告的邮件写道：“请在正式完成相关离职手续前，配合公司完成如下工作……如按相应要求完成相应工作，薪资将参照年薪35万元(税前，大写：叁拾伍万元整)人民币标准进行发放。”审理中，原告确认被告已经按照《上海联通录用说明》载明的薪酬标准足额发放原告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但原告主张双方入职时口头约定年薪为35万元，其于2018年9月6日入职，工作至2019年8月15日，故被告应按年薪35万元标准补足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9月6日入职被告处，双方自2018年9月6日起建立劳动关系，被告未支付其2018年9月6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工资，该主张遭被告否认。原告向被告出具的离职证明中载明其于2018年10月19日与案外人苏州大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3日，双方签订期限自2018年10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止的劳动合同，并约定自2018年10月23日起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当日，原告在员工承诺书、保密承诺书及浦东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岗位说明书上亦签名署期。可见，双方自2018年10月23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明确。原告未提供其于2018年9月6日为被告提供劳动，双方于2018年9月6日建立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故原告之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6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发出《关于办理离职手续的通知》，通知其至被告处办理完成离职和退工相关手续，其于2019年8月15日办理了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5日解除，被告应支付其工资至2019年8月15日止。本案原告于2019年5月10日向被告提出离职申请，后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至2019年7月31日。2019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办理离职手续的通知》，告知公司同意其离职申请，并通知原告于2019年8月16日前办理完成离职和退工相关手续，原告于2019年8月11日收到该通知，被告同意原告离职申请到达之日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故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基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1日解除，原告亦未提供2019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5日为被告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5日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双方入职时口头约定其年薪为35万元，确认被告已按《上海联通录用说明》载明的薪酬标准足额发放其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被告应按年薪35万元补足其在职期间工资差额，该主张遭被告否认，被告表示双方从未约定过原告年薪为35万元，其在2019年7月5日的录音中也从未确认过原告年薪35万元，录音中被告表述的是，如果原告于2019年7月24日前，配合公司完成办理提供平台设备查看、增减权限和平台用户清单批量导入导出的割接工作，被告则参照年薪35万元支付其工资，但原告并没有配合公司完成上述工作，原告自2019年5月10日提出离职后，就未再正常上班，考勤打卡记录至2019年5月30日，之后未再有打卡记录。为此，被告提供考勤打卡记录，证明原告自2018年11月1日开始打卡考勤，至2019年5月30日后没有打卡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其可以打卡也可以不打卡，无需天天打卡。本院认为，双方于2018年10月23日签署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按照薪酬制度,根据原告薪酬标准和业绩完成情况支付原告薪酬。同日，原告亦签收了《上海联通录用说明》，对原告的基本工资等做了具体的书面约定，原告提出辞职申请时亦未对劳动合同及《上海联通录用说明》的薪酬约定提出任何异议。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浦东分公司综合支撑部副经理靳波、业务交付部经理刘岩的邮件，以及2019年7月5日原告与靳波、刘岩等人在乐凯大厦的录音等作为证据，但无论是邮件还是录音内容，被告处工作人员均未表示原告的固定工资年收入为35万，原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约定了年薪35万的工资标准，原告主张按年薪35万元补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基于被告已经按照《上海联通录用说明》足额发放原告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薪35万的标准支付原告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于2019年8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尚未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1日期间的工资，庭审中，被告同意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1日期间的工资5,091元，未低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1日期间工资5,09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张强胜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1日期间工资5,091元；二、驳回原告张强胜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薛瑾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戴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