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24民初4447号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定河1号。法定代表人：杨会东,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系该公司财务。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宇，辽宁开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林西县林西镇金鼎工业园区内。法定代表人：刘峰，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胜，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武，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宋宇，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胜、刘光武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20年6月12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宋宇，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胜、刘光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3435497.72元及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FB-2018-CGQHDRS-010的铜精矿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了产品名称、产品质量要求、价格、交货方式等条款。原告如约向被告方提供铜精矿共计79814.456吨。但双方对最后一批铜精矿10955.121吨结算时，因国家税率调整变化双方发生结算争议。按照双方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编号为FB-2018-CG-QHDRS-0423号点价确认书,双方确认的FB-2018-CGQHDRS-010号合同铜精矿发货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月6日,铜精矿10955.121吨,期中铜含量为2547.2288吨,点价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日盘均价为49150.00元/吨。根据合同约定货款单价为含税单价。点价时,国家税率政策发生调整:自2018年5月1日起，本商品增值税税率由17%降低为16%;自2019年4月1日起,本商品增值税税率由16%降低为13%，而由于被告方明确表示本次不予执行国家新的13%税率政策致迟迟未向原告付款,构成违约。原告认为,原告方的主要合作方赤峰云铜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都及时采用新的税率政策进行了结算，而被告方在国家税率由17%降低为16%时也及时进行了调整并结算,本次却不按13%进行结算,系明显的违约拖延行为。同时为了及时协商解决问题,原告方又委托了秦皇岛卓越会计师事务所做了专门的审计报告,报告结论为应当按照国家新的税率政策执行结算。但被告方仍未积极解决一直拖延付款,并直接导致双方多年的合作中止。无奈,原告只能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辩称：-、原告未依约开具符合法定税率的发票，以违法适用13%的增值税率为理由，提起本案诉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请求标的额是依据出卖2547.1451金属吨,含税总价款113702752.83元,乘以3%,(16%-13%-:3%)得出341.1万元,要求被告支付这部分税款。诉状虽称之为货款,但实际不是;交易记录无此项货款。被告富邦公司依约支付货款额超过总额的80%,原告未及时开具发票,还违法按13%税率开具发票,属于违反税法行为。以适用13%税率为理由要求被告额外支付341.1万元的违法请求,人民法院有权予以驳回。二、根据原告诉称内容可知,其错误认识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错误地行使民事诉权。卖方收到索取销售款项凭据,应当开具发票,申报纳税,这是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卖方当事人必须依法及时申报纳税,否则违法,目前原告向被告索要税款而不及时纳税,不仅是错误认识纳税时间,且属逃税。原告作为卖方,在本诉中诉请的不是货款,而是税款,所以这个请求确实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有两点内容必须澄清:①主合同约定的点价权及价格形成日,不是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日;签约时约定在签约后120日内的任意一天由卖方行使点价权定价,系签约时已经定价,只不过是约定的是在未来120天的任意一天参考上海金属期货交易的收盘价点价定价。②合同的有效期止于2018年12月31日,虽然2019年1月7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但该协议仅仅是对上一年底集中供货超出原合同数量的补充,其他条款未变,并且明确合同的终止时间是2019年1月7日。供货终止时间是2019年1月6日,原告取得销售款项凭据(磅单)于当日。不因点价日在2019年4月23日原告就可适用13%税率开票纳税。以下相关规定可认证原告违法:(1)《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2)《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13第三十八条“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三)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当天”;(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4号)规定:“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词整前已按原16%、10%适用税率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按照原适用税卒开具红字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先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红字发票后,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二、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上述法条对照本案合同第七条约定,结算方式“货到十五个工作日内,捡验结果出来购买方支付销售方货款80%,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增值税发票(税率17%),销售方必须在收到结算单后一个月份内开具发票”。原告未能在“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增值税发票”即违约又处于逃税状态,不知悔改反倒据此提起诉讼,足见原告法治观念缺失。三、目前原告未依法履行给付发票，错误在先;被告方有权要求原告先将已收到的货款全部按16%的增值税率给付发票;被告依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要求原告给付与“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增值税发票税率17%”,若只能开具税率为16%发票,另外1%的款额返还被告。原告在2019年3月27日前,先后14次收到货款总额103,340,437.65元;2019年4月原告又收到1000万元货款,合计113,340,437.65元。原告于2019年3月按16%税率开具了83,010,000.00的发票,2019年4月按16%的税率开具了2000万元发票。2019年9月原告按13%税率开具952万元发票,合计发票额:112,530,000.04元。对比实收总款额,少开发票810,437.65元;其中适用13%税率开具952万元发票违法,依法应按16%。原告按13%税率开票的这一笔货款,因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时间在税卒调整之前,必须按相关规定执行16%增值税率开票。否则将给被告造成进项税损失,进而使被告多纳企业所得税。原告逃税28.56万元。原告冒着逃税风险,向被告索取应纳税款,法院有理由驳回其诉请;税款是经营收入中纳税人向国家应缴款,属于国家应得财富。以诉讼方式适用13%税率试图少交税款,将纳税义务转嫁到被告身上,无法律依据。四、法庭不得不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移送本案中存在的刑事犯罪嫌疑线索、材料于侦查机关,担负起纳税义务教育职责。鉴于原告对纳税义务产生节点及履行义务的必要性知之甚少;被告依法阐述意见,原告又未必相信。只有通过本庭司法裁判和司法建议,教育原告认清其纳税责任。如执迷不悟,理应由人民法院按最高法院法释(1998)7号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理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规定,将原告逃税的证据线索和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查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精矿采购合同》原件及两份补充协议、检测报告证明的问题:原、被告形成铜精矿买卖合同,原告依合同约定交付了质量合同的铜精矿,在合同第三条中明确了“产品价以及点价规则”,本次争议的系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发给被告的10955.121吨铜精矿结算发生争议,被告未按点价规则确定的金额支付货款。2、本次双方争议的日出轮点价确认书及“日出”轮出港与进厂数据统计表。证明的问题:(1)、双方确认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发给被告铜精矿10955.121吨,铜含量2547.2288吨,银含量405.6270千克。(2）该部分铜精矿含铜金属量,按2019年4月23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CU1905合约当日日盘均价进行结算;含金金属量,按2019年4月23日上海黄金交易所2讲黄金结算价进行结算;含银金属量,按2019年4月23日上海华通铂银交易市场白银结算价进行结算,实际结算量以质检化验单为准。(3)至点价日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双方才确定合同履行的价款,交易才完成,应按交易日时国家的税率进行结算。3、上海期货交易所《关于上海期货交易所品种交割结算增值税率调整的通知》，证明的问题: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3月21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有关规定,上期所实物交割结算、标准仓6单交易各品种增值税税率自4月1日起调整如下:铜、银税率由原税率16%调整为13%，点价确认的系含百分之十三确认的价款，双方应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不变开具剩余发票。4、秦皇岛卓越会计师事务所一卓审专字【2019】第12284号审计报告。证明的问题:本次争议的铜精矿10955.121吨结算,应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不变开具剩余发票。即还需开具不含税销售额发票为3,398,868.60,增值税率为13%,税额为441,852.92元,价税合计金额为3,840,721.52元的发票。5、关于2018年3月份铜精矿协商函、点价确认书及结算表证明的问题:在双方所签订的《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精矿采购合同》的履行初期,对于2018年3月1-10日第一船发给被告的10838.234吨铜精矿点价时间为2018年6月7日,遇国家于2018年5月1日起税率调整由17%--16%,被告方已按国家政策调整税率，说明被告对于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予以认可。本次国家政策税率由16%调整为13%，被告亦应履行。6、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与葫芦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铜精矿买卖合同》及点价确认单、结算单及银行流水，证明的问题:同类型的购买方赤峰云铜在履行铜精矿买卖合同遇国家税率调整时,执行新税率13%进行结算，说明原告要求按照新税率百分之十三结算符合国家税率政策。7、结算款项的数额计算如下:不含税金额100625371.67元,已开发票97226503.0700元,已开发票价税合计112530000.04元，银价税合计1151602.88元。被告已付款114086826.90。本案最终被告应支付款项为:3435497.72元。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的有效期规定是2019年1月7日，是合同的终止期限，可以证明本案合同交易货物转移的时间是2019年1月6日，当日原告从被告手中取得磅单，15-20日之间取得结算凭证，这些都是按照合同约定及事实，均证明了销售方已经在2019年1月内获得所取销售款项凭据的证明，按照增值税1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卖方当事人所取凭据款项的当天为纳税日，由此证明本案合同纠纷指向的事实是原告违约，被告守约，原告逃税，被告依约付款，原告用该证据证明被告未按点价规则支付货款，点价仅仅是买卖双方约定的价格形成方式，在签约的时候确定了价格，只是参照签约后上海商品交易所期铜商品交易合约120日内的任何一天收盘价确定本合同即2019年1月7日之前的商品交易价格，原告所说的点价规则证明我方违约不符合合同约定，这份主合同约定了卖方必须在交付货物后按照国家规定税率百分之十七开具发票，双方对交易货品约定税款和货款额，税率的调整，不妨碍合同双方2019年1月7日合同的合法性，双方应该遵守及保护，该合同能证明我方能获得百分之十七的发票，目前可以调整为百分之十六，差价的百分之一应该返还我方。第一组证据中有个检测报告没有原件，我方不质证。双方在采购合同第七条第一款明确约定了货到15日内购买方支付销售方货款百分之八十，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按此履行的，原告方陈述的点价时间点才是双方货款的给付时点，与事实和合同约定不符，是对点价时点的错误理解，目前，该份合同最后一笔货物的总价款是114831220.96元，我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为114468905.78元，尚余货款362315.18元，待双方最终结算时才能一并支付，后因双方对税率产生争议至今未能结算，无论按何种税率计算，我方最终尚未支付的货款仅36万元左右，而原告诉状中诉请的货款额为340余万元，明显于事实不符，属于滥用诉请应该依法驳回，实质上原告所诉请的内容是返还税款340余万，将税款混同于货款，诉请错误。对证据2本次双方争议的日出轮点价确认书如和原告发给我方的确认书一致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确认是不能证明合同终止时间是点价确认日，因为合同已经约定终止时间是2019年1月7日，原告的证明问题与合同约定不符，也违反税制规定，关于进场统计表，我们对重量没有异议，对矿吨含有金属量有异议，双方检测数据是双方认可的数据，依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一条，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该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在被告答辩中已经引用了增值税的相关条例和细则，本案所涉的发票及纳税义务时间均发生在2019年1月6日之前，原告认为应当按照点价日才属于完成交易并且按照2019年4月23日这个交易时的国家税率进行结算，明显错误，更是违反明确的行政法规规章的相关具体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通知适用的对象与本案无关，该通知说的是交易税率的调整；第二，本案交易的精铜矿是在被告单位交割的，不是在上交所实物交割的，是一车一车送货到厂，不是凭单提货；第三，该通知是指2019年4月1日起，在上交所期货交易进行期货品种，而本案是2019年4月1日前，已经履行实物交付，交割过的精铜矿，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证据3只是交易所落实增值税改革的公告，履行的一种通知义务，不代表着本案双方当事人必须按照该通知内容来履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人仅仅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并非具有国家司法鉴定人职业证书的合法鉴定人，其主体不适格；其次，委托程序违法，单方委托不具有公正性；第三，内容违法，该审计报告的结论明显违反增值税管理再行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违法的将2019年4月23日点价的行为认定为本案原告纳税义务的产生日，置“索取销售款项当天”的法律规定日于不顾，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另外，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法庭质证，原告未申请该鉴定人出庭接受各方质询，该证据无效。证据4是会计师事务所对税率适用问题作出的一份审计报告，实体和程序上违反民诉法76条、78条规定。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协商函只能证实被告富邦公司对2018年3月1日至10日的供货同意以高出合同约定的价格购买，不等于双方七次交割货物的全部货款都同意高出合同价格进行购买，其他六次供货，仍执行合同价格。第二，2019年4月1日的税率调整，是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意见，不导致本案合同无效，本案合同应继续执行并受法律保护。第三，2019年4月1日的税率调整，享受收益的是买方当事人，即买方当事人可以比较之前税率低一个百分点采购物资，下调的财产额，属于购买方富邦公司，该组证据不支持原告主张，而支持被告主张。证据5调整的范围是明确的，即“我司对3月1日至3月10日发往贵司铜精矿按以下方法进行结算”，显然，此函适用的期限只是3月1日至3月10日期间的供货，不再此期间的供货仍适用原协议的约定，另，双方在2018年3月26日以及2019年1月7日，补签的两份补充协议中，仅对原协议的数量条款进行了修改，在两份补充协议中，都明确约定“本协议只对以上条款（数量条款）进行修改，其他条款不变”，也说明双方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是不发生改变的。对证据6，该证据只能证实2019年4月1日后，交易的精铜矿，适用百分之十六的增值税税率，不能否定2019年1月7日前买卖铜精矿依约享受合同约定税率的，第二，守法是所有大公司认真遵守的底线，中国黄金公司、托克公司等在2019年4月1日至7月之间，开具的发票只要是交货期在2019年4月1日前，都适用了百分之十六的增值税率，因此这组证据，不能该证明原告索要货款的主张。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这是原告与案外人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被告在举证中，将提供云铜公司调整增值税率有关事宜的通知，可以证明税率调整前后，按照云铜公司的要求，是由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后，补签协议后完成的，因此，该买卖合同对本案没有参考意义。对证据7，提请法庭对比审查原告的第七组证据，1、113702752.83，该数据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铜的含税总价款。2、989924.3186，该数据是按照合同约定，若税率调整为百分之十六后，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返还的金额。3、249627.46，该数据是原告擅自适用百分之十三的税率给被告造成的不能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7，按税款的差价要求退还货款，明显事实不清，可直接依据民诉法119条规定，驳回其诉求。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铜精矿采购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证明目的:1、双方建立铜精矿供销合同;数量用补充协议方式增至70000吨。2、合同第三条“产品价以及点价规则”约定了具体计价方式,明确是“每吨铜含量含税价格(税率17%)”,即总价款中83%是富邦公司所支付的不含税货物价格,17%缴纳的税款可以抵扣进税项。3、合同第七条“结算方式”约定,“货到十五个工作日内，检验结果出来购买方支付销售方货款80%”,“付款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发票(税率17%）"。二、开具发票情况表、支付货款情况表及相应票据，证明目的:1、双方认同在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期问,供方向需方送货2,547.1451金属吨,含税价格为每吨49150元,买方应付总货款114,831,220.96元；2、富邦公司已支付货款114468905.78元,超过了合同约定的预付80%的约定;3、未支付货物尾款362315.18元因双方对税率发生争议；4、瑞升公司分别按16%和13%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比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含税价格,因为总价款不变,故富邦公司多支付了不含税货款,少抵扣了1%(4%)的进项税；5、《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10条,出卖人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法定义务,是出卖人必须履行的给付义务,事关买方的利益实现,不提供规范合法的发票,买方的进项税额部分不能抵扣,财产权利即受损害；6、对此1%(或4%）税款的差额,瑞升公司应当给予补偿。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证明目的:2019年3月18日富邦公司按国家税率调整规定,向所有供应商发出通知,明确了铜精粉发出的时问结点，本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是富邦公司,运费销售方承担。因此,铜精粉发出的时间点是以“到厂日”为准,货物最晚到场日在2019年1月6日,因此应适用调整前的16%税率开具发票。四、托某(中国)有限公司的点价确认书和6张增值税发票，证明目的:1、2019年4月4日为点价确认日,在此时点的前后所开具的发票都是16%的税率;2、原告所主张的点价确认日后,应当按新税率开票没有法律依据;3、适用何种税率,由纳税义务时间点来决定,即适用该时间点时的税率，税率的适用与点价确认时间、发票开具时问无关。五、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点价确认书，证明目的:1、依据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和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一般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2、点价日不是卖方当事人纳税义务发生日,而交货日和收款曰则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产生时间。3瑞升公司2019年1月6日全部货物送到富邦公司后已产生纳税义务,开具发票应适用16%税率,诉请富邦公司另外支付341.1万元货款,理由是应适用13%税率,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依法应予驳回。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合同第三条所提到的每吨铜含量含税价格17%，是基于双方签订铜精矿采购合同时，国家税率政策为17%而制定，而合同签订后，遇到非双方原因，而是国家政策的原因，出现税率两次调整，从17%到16%，又从16%到13%，这种国家政策的变化，明显属于合同法所确定的情势变更，人民法院有权予以调整，那么应按照国家税率变化的时间，对合同所约定的税率进行调整。关于补充协议的第二份中，2019年1月7日仅对合同有效期内的数量继续了调整，但这里面的有效期被告在质证中做了歪曲理解，这个有效期仅指合同数量不再进行相应的变化，对于双方点价的时间，应以双方确定的点价单的时间、价格来进行确认双方结算价款，而点价的2019年4月23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点价价格是含13%的点价价格，对原告所称的仍开17%的税率，明显与税务政策相违背，同时，按照合同履行的方式，在双方点价之后，才确定整个的合同款项，所以整个的交易，是在点价后完成，不能以货物所谓的进厂时间来确定为交易完成时间。对证据2，与我方所对账确认的货款情况不符，双方认同的铜金属吨数额没有意见，已付货款的数额，我公司收到114086826.90元，中间存在的差额部分，可以由双方的财务进行细致的对账。关于被告提出的证明目的中的第四、第五、第六，正是本案的争议产生的焦点，原告仍坚持按照秦皇岛卓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不变开具剩余发票，不存在我们向被告进行所谓补偿的问题，本案的税率变化，并不涉及国家税收的减少，而是被告在下游销项税抵扣中把此部分作为自己的利润，这种计算方式是错误的。对证据3，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首先该通知，是由被告的供销处发出的所谓通知，尚不确定我公司收到过该通知的内容，且该通知所称的时间节点系被告的自行解释，不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时间点，该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另，对被告以该通知的证明目的系对合同履行方式的错误理解，系对上海期货交易所对期货市场铜精矿点价等专业词语的错误理解，那么，点价按上交所的要求已经按照13%的税率进行点价，被告将货物到厂的时间，界定为交易完成时间，明显是对合同条款的误解，交易完成时间应确定为2019年4月23日，点价所确定的价格，明确为交易完成时间。对证据4，托克公司的点价确认书，对本案不具有约束力，其执行16%的税率，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利润，在双方达成一致时，可以按照此执行。但不对本案双方的结算，必然执行16%的税率产生约束力。对证据5，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系对暂行条例里面的错误理解，这里面的开具发票的时间是指交易完全实际完成的时间，本案是一种特殊的交易行为，涉及到价款是以点价方式来确认，在点价期内的任何时间段，双方点价，均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本案点价的时间正是税率调整后的时间，说明交易是在税率调整后才完成，故我方坚持认为，本案应执行13%税率，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不变开具发票。经原、被告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1、2、3、5，经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4，被告对其形成过程及结论持有异议，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6，系原告与案外人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所举证据1、2，经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所举证据3原告对其持有异议，该证据系原、被告双方履行合同约定的过程中形成，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所举证据4系被告与案外人托某（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签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所举证据5系国家法律法规，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FB-2018-CGQHDRS-010的铜精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买卖标的。1、产品名称：铜精矿。第二条、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标的额。数量：约40000矿吨，一实际进厂为准。标的额：以实际货物金额为准。第三条、产品价以及点价的规则。1、铜精矿中含铜、金、银为计价元素。铜、金、银点价时间同步，价格执行销售方点价的原则。2、点价期为：销售方自到货次日（到货日以购买方磅单日期为准）起120天（自然日）内的任意一个工作日进行点价。需要点价时，销售方在点价当日09:30前将点价数量铜、金、银含量书面或电话通知购买方，购买方在点价次日填写好价格后回传确认书，以确定最终的结算价格。如果销售方在点价期内未进行点价或不完全点价，则双方以点价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结算价进行结算。3、点价日如果恰逢对应需要点价的该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合约开盘封于跌停板或跌停板时间连雪超过30分钟，则点价无效；点价有效期顺延一个工作日。4、自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交割日前三个交易日（含交割日）开始，点价合约转变为现货月次月的交易合约（例2018年1月13日开始，点价合约转变为沪铜1802合约）。5、销售方所供货物在进行点价前，需估算金属量进行点价，正负误差允许范围不得超出10%，如超出范围，若因市场价格波动产生损失，则超出销售方先期估算这部分产生的损失由销售方负责承担，并从结算货款中扣除。第七条、结算方式。1、货到十五个工作日内，检验结果出来购买方式支付销售方货款80%。2、结算干量保留三位小数（四舍五入），金属量保留四位小数（四舍五入），结算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3、付款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发票（税率17%）。由于销售方开具的发票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给购买方造成的损失全部由销售方承担。4、销售方必须在收到结算单后的一个月内开具发票。前期原、被告均如约履行上述合同，因国家增值税率下调，原、被告在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供铜精矿10955.121吨，原、被告结算时因适用税率产生争议，其中铜含量为2547.1451吨。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编号为FB-2018-CG-QHDRS-0423号点价确认书，双方确认该点价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日盘均价为49150元/吨。同时确认银含量为405.8070千克，银单价为3476元/千克。在履行上述铜精矿买卖合同期间，于2018年5月1日起，铜银增值税率由17%下调至为16%，于2019年4月1日起，铜银增值税率由16%调至为13%。被告向原告付货款为含铜价款113340437.65元，含银价款1128468.13元，总计114468905.78元。原告前后三次开具了总货款含铜货款112530000.04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2019年2月按16%税率开具了83,01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另外开具货款含银914171.26元的增值税发票；2019年3月按16%的税率开具了20000000.04元增值税发票；2019年9月原告按13%税率开具9520000.00元增值税发票，上述款合计为114831220.96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铜含税总价款113702752.83元，银含税总价款为1128468.13元。①对114831220.96元按3%的比例额为3444936.63元。②114831220.96-114468905.78余额为362315.18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其过程较为复杂、周期长，原、被告双方在交易过程均存在利益风险，不确定因素导致合同结算中产生分歧，现因国家为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让企业明显在下调增值税率的政策中受益，是所有消费者均可享受到部分减税红利。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时税率为17%，合同成立以后，增值税率下调这一客观情况的发生，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本案应该依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在履行合同初期增值税率先调整为16%，后再次调整为13%。增值税率的下调是国家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税费负担，有助于实体经济充分释放经营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本案原、被告对因国家政策调整而产生的降税红利在合同中约定不明，根据国家减费降税政策，应双方共享。故，原、被告对争议的不含税铜银价格中的差额，原、被告均摊，该款项即3444936.63元÷2为1722468.32元；另含税的铜银总价款为114831220.96元，原、被告收付货款为114468905.78元，差额为362315.18元。被告应给付原告铜精矿货款1722468.32元+362315.18元为2084783.50元。关于双方争议的有关退税、冲抵等问题，是行政权调整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本案不做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铜精矿货款2084783.50元，此款限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二、驳回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100.00元，由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各承担170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如逾期未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李国彬审 判 员 赵 丹人民陪审员 刘海英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