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81民初307号原告：卢伯群，女，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华，男，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慧，女，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响远，男，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凤华，女，198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系被告钟响远的女儿。第三人林松燕，男，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通讯地址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男，1969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原告卢伯群与被告钟响远、第三人林松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伯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华、吴思慧，被告钟响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凤华，第三人林松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伯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95975元及利息（利息以9597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8月23日计至2019年8月20日止为13651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另计）；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月26日计至2019年8月20日止为609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卢伯群因经营手套加工向被告钟响远购买辅料，经结算，卢伯群于2016年8月12日向钟响远出具《欠单》，确认应结未结的辅料货值95796元。卢伯群分别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向钟响远银行转账45975元、50000元，合计95975元，用于付清上述辅料货款，对此，钟响远不予认可。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粤0981民初210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卢伯群尚未支付2016年8月12日《欠单》所涉货款，判决卢伯群向钟响远偿还货款95796元及违约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9民终17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卢伯群分别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向钟响远支付的95975元不是货款，判决维持原判。钟响远收取卢伯群95975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卢伯群。卢伯群于2017年1月26日代林松燕向钟响远转账50000元，用于支付林松燕欠钟响远的货款，对此，钟响远不予认可。钟响远收取卢伯群5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卢伯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具诉状，望判如所请。被告钟响远答辩称：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长期存在手套辅料购销业务。从（2019）粤0981民初2106号判决及其二审案的（2019）粤09民终1747号终审判决可知，双方一直有手套辅料的购销关系，被答辩人因加工经营手套，长期向答辩人采购手套辅料。2、（2019）粤0981民初2106号案答辩人起诉时，答辩人以被答辩人于2016年8月12日双方结算凭证作为被答辩人的欠款凭证，该案被答辩人以结算前的付款98000元作为其履行依据，被一审驳回。而在二审时，被答辩人又以结算后双方其他购销业务往来款即2016年8月22日、23日转账的95975元作为抗辩，二审法院以被答辩人对涉案标的95796元既以结算前的付款作为抗辩，又以结算后的其他货款作抗辩，其辩解前后矛盾，数额差距大，不合常理，驳回了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而对于2017年1月26日卢伯群转账的50000元，也是其偿还拖欠答辩人的欠款，在（2019）粤0981民初2106号案一审时，卢伯群并没有将该款作为其偿还涉案欠款而要求抵销，该转账凭证是二审时，答辩人为了证明双方除了涉案的95796元结欠款外，还继续有业务往来，卢伯群还偿还过其他欠款给答辩人而由答辩人主动向中院提交的，该50000元转账凭证是答辩人主动提出、主动举证的，到了现在，被答辩人卢伯群将该款说成不当得利，显然不合常理。对于双方就手套辅料的购销业务来往，通常做法是，先购货，后付款，未清的货款双方结算，欠款由欠款人出具欠条给权利人，若付清欠款的话，收回欠款凭证，被答辩人每次通过银行转账付款给答辩人的款均为其拖欠答辩人的货款，答辩人已将欠款凭证退还给答辩人了，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误付或多付的情况。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手套辅料购销关系，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所有付款，均是以清偿债务为目的而履行的给付，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被答辩人错误的付款。若果双方没有购销手套辅料关系，双方互不相识，被答辩人于2016年8月12日结算前转账了98000元及结算后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转账了95975元，被答辩人也不会一而再地向错误向答辩人汇款，即使是汇款错误了，对如此大的数额，被答辩人早应发现并第一时间向答辩人主张权利，答辩人在没有手套购销情况下也会退还给被答辩人的，答辩人若不退还，被答辩人也早已向法院主张权利，何需等到答辩人因被答辩人不支付欠款向法院起诉后，在一审、二审结束后才以不当得利向答辩人主张权利？被答辩人的起诉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长期存在手套辅料的购销业务往来，被答辩人通过银行向答辩人转账付款是以清偿债务为目的而履行的给付，并非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林松燕发表意见称：林松燕在2011年至2014年经营手套厂，在此期间聘请卢伯群做工厂管理，并指定卢伯群在钟响远处拉辅料回来加工，这样卢伯群便认识了钟响远。卢伯群在2016年8月停止供货给客户余国赞，林松燕也在2016年底与钟响远结清数目。林松燕因在商业来往中欠钟响远货款，在2017年1月26日叫卢伯群代其向钟响远支付辅料款5000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三人林松燕在2011年至2014年经营手套厂期间，聘请原告卢伯群做工厂管理，并指定卢伯群在钟响远处拉辅料回来加工，卢伯群因此与钟响远认识并产生业务来往，原告卢伯群自己经营手套加工，也向被告钟响远购买辅料。卢伯群在2016年8月停止供货给客户余国赞，卢伯群与钟响远于2016年8月12日对双方的买卖数目进行结算，经结算，卢伯群当天向钟响远出具《欠单》一份，内容为“卢伯群欠钟响远人民币95796元（另伍小丽还有3500元待追回再结数）。备注：以上所有辅料单到8月10日前止全结清。”此后，卢伯群于2016年8月22日向钟响远银行转账支付45975元、于2016年8月23日向钟响远银行转账支付50000元、于2017年1月26日代林松燕向钟响远银行转账支付货款50000元。2019年6月5日，钟响远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卢伯群支付2016年8月12日《欠单》所涉欠款95796及利息，本院（2019）粤0981民初21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卢伯群须向钟响远支付货款95796元并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卢伯群不服该判决而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9民终174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诉人卢伯群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向钟响远支付的95975元银行转账与欠条数额相差较大，无法印证其主张，证明力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钟响远所提交的证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于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后的交易情况，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故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第三人林松燕因在商业来往中欠钟响远货款，在2017年1月26日叫原告卢伯群代其向被告钟响远支付了辅料款50000元，这也是原告起诉所主张并承认的事实，原告卢伯群向被告钟响远支付该款项，属履行其与第三人林松燕的合同约定，被告钟响远收领该笔50000元款项的性质为收受第三人林松燕支付的货款，并非没有法律依据，相关法律后果由第三人林松燕与被告钟响远承担，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在卢伯群与钟响远在双方的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双方对卢伯群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两次共向钟响远转账支付95975元的性质认定存在争议，卢伯群认为是支付2016年8月12《欠单》所指欠款95796元，钟响远认为是支付2016年8月12原告签下《欠单》后的新增交易所欠货款。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9民终174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诉人卢伯群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向钟响远支付的95975元银行转账与欠条数额有差异，证明力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钟响远所提交的证据，故判决维持原判，至于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后的交易情况，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现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则原告卢伯群负有向被告钟响远清偿2016年8月12日《欠单》所涉债务的法律义务，故再判断原告2016年8月22日、23日的转账是否为了清偿《欠单》所涉债务已无法律意义，本案应当审理问题是被告收取原告这两笔转账款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即2016年8月12日后原告卢伯群是否存在向被告钟响远购买货物的事实，是否存在卢伯群应向钟响远支付95975元货款的实际交易。如存在交易，则被告收取该两笔款项是合法合理的；如不存在交易，则被告并无依据占有原告所付钱款，应将该两笔款返还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2016年8月22日、23日转账的95975元是支付2016年8月12日之后新增交易的货款，根据不当得利纠纷的举证规则，应由被告对其收领原告款项存在合法依据、双方存在相关辅料买卖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为此提供的相关证据有：《事实证明》一页、卢伯群2016年9月29日安排拉辅料列表及部分人员签名、卢伯群2016年11-12月份安排拉辅料列表及部分人员签名、2016年8月29日至2016年12月13日响远手套辅料厂《欠款单》26单。其中，《事实证明》属被告单方陈述，于此不起证明效用；两份拉辅料列表及部分人员签名中，叶**容不是其本人签名，其他签名人员何桂标、李明东、黄万权、梁卫、刘炎也未出庭接受质询，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证明人梁卫并不清楚所指是谁的货，陈述可能是林松燕的货，前后证明内容是相互冲突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其未经审查核实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提供2016年8月29日至2016年12月13日响远手套辅料厂《欠款单》26单，单中并无原告卢伯群签名认可内容，不能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辅料，且根据被告所述及行业交易规则，双方交易应当是先拉货再结算付款，2016年8月29日之后的交易单据与原告2016年8月22日、23日的付款不存在关联性。庭审中，被告又辩称95975元转账是之前货款的金额，单据已经归还卢伯群，被告已经没有单据了。因原告在2016年8月10日前的全部欠款已经签写《欠单》给被告，被告主张案涉转账95975元属支付之前的货款，但被告又认为该款不是偿付《欠单》所涉的债务，则在此情况下，新增交易和债务只能产生在2016年8月10日结算后至2016年8月22日转账前这十多天时间里，但并无证据证明该时间段内原、被告存在交易，送货《欠款单》共有三联，其中存根联（白）由出卖人收执存档，财会联（红）为债权凭证，结清货款或写下其他债权凭证后由出卖人移交买受人，顾客联（黄）是随货同行，由买受人存档，故被告如主张存在交易，应当提供这一时间内《欠款单》的存根联或联系信息等双方存在实际交易的资料进行证明，但却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被告应承担向原告返还不当利益95975元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原告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返还款项被占有期间的利息损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钟响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不当利益、即2016年8月22日、2016年8月23日的银行转账款项共95975元给原告卢伯群；二、限被告钟响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从2016年8月23日起至主债偿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给原告卢伯群；三、驳回原告卢伯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0元，由被告钟响远负担2117元，由原告卢伯群负担1103元；诉讼保全申请费1370元，由被告钟响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飞人民陪审员  黄美河人民陪审员  梁 燕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邱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