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20民初6514号原告：董绍科，男，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凌健，男，199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第三人：四川七虎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桥路166号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321533094X。法定代表人：何沙，总经理。第三人：王川，男，197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人：彭立赛，男，198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第三人：余传证，男，198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原告董绍科与被告邓凌健、第三人四川七虎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虎公司”）、王川、彭立赛、余传证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绍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被告邓凌健、第三人彭立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七虎公司、王川、余传证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绍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原告支付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款项9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董绍科明确诉请请求，如《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有效，请求解除《质押债权转让协议》；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原、被告就买卖陕C×××凯迪拉克SUV轿车达成买卖合意，被告以896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原告同意购买并在支付价款后取得该车（2018年11月12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分两笔向被告共计转账79815.46元，剩余9784.54元为现金支付），原告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觉得该车不适合原告，被告同意代原告出售，并以84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但出售后所得的价款并未支付给原告，而是以质押权转让的形式与原告变更当初所达成的车辆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以90000元的价格转让川A×××凯迪拉克的质押权，承诺该车债权清晰，手续齐全。由于被告所售陕C×××凯迪拉克牌SUV轿车价款84000元未返还原告，故原告又向被告支付了6000元，后被告将川AG8F26凯迪拉克轿车开至重庆市永川区双楼路172号交付给原告，向原告出具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但实际上该车债权并不清晰，在被告向原告交付案涉车辆后，才发现随车交付的还有《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合同，但没有任何与“七虎公司”有关的合同。原告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该车于2019年3月23日在重庆市永川区×××被七虎公司人员暴力抢走，并将原告打伤，七虎公司向原告出具《车辆保管单》后将该车驶离永川。原告在获得自由后随即向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报警，但民警经过侦查后告知原告此案不属于刑事案件，原告认为，原告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邓凌健辩称，原告诉称的情况属实，但是原告的损失应由第三人承担，被告邓凌健也是受害者。第三人彭立赛述称，第三人彭立赛不认识原告，原告买车的钱也没有转给第三人彭立赛，彭立赛无返还责任。第三人七虎公司、王川、余传证未到庭参加诉讼，也为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与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董绍科向邓凌健以89600元价格购买陕C×××凯迪拉克牌SUV轿车，后董绍科使用后不满意又将该车委托给邓凌健出售，但邓凌健以84000元出售该车后未将出售款返还给董绍科，邓凌健因此欠付董绍科84000元债务。本案涉案车辆为川A×××号凯迪拉克牌S×××，车架号为×××，车辆登记人所有人为王川。2018年，王川向彭立赛借款65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26日，同时王川与彭立赛还签订《汽车质押借款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王川同意将本案涉案车辆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借款人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借款利息为月息2%；如果王川不能如期归还借款，自逾期之日（含当天）起，王川应按未付借款金额的日0.5%计收违约金，还约定了彭立赛可以将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和其他其他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王川收到彭立赛的借款后，将涉案车辆质押给了彭立赛。本案审理过程中，彭立赛陈述王川在质押本案涉案车辆时，因无法提交涉案车辆的车辆登记证，彭立赛就已知王川在车辆质押前已办理了抵押，但抵押权人的身份，抵押债权的金额彭立赛不清楚。后王川因未如期还款，欠付了本金和利息等，彭立赛经人介绍，将王川的债权及涉案车辆的质押权以80000元价格一并转让给了余传证，并通知了王川，也告知了余传证的介绍人本案涉案车辆存在抵押债权的情况。同时查明，2019年1月13日，余传证与邓凌健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余传证将自己对王川享有的债权及涉案车辆的质押债权以90000元价格一并转让给邓凌健。本案审理过程中，邓凌健陈述自己支付给余传证90000元后，余传证将案涉车辆及该车的行驶证、保险单及王川与彭立赛签订的《汽车质押借款合同》等车辆相关资料（但无车辆登记证）一并交付给自己。另查明，余传证因《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取得对王川的债权及案涉车辆的质押权后，与董绍科通过手机电子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邓凌健；乙方：董绍科。一、甲方邓凌健享有质押债权，现甲方将该质押债项下所有权、使用权、质押债权、转押权以9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受让该债权、并不得反悔。二、甲方一并将现质押债权的质押物车牌号为川A×××的车辆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转让给乙方。……三、甲方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受转押权利，享有所有权及使用权转让时甲方对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以及相关手续。甲方保证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所质押的，……并保证该车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邓凌健和董绍科通过手机电话、微信方式达成协议后，邓凌健于2019年1月14日将涉案车辆驾驶到董绍科在重庆市永川区的地址，董绍科又向邓凌健支付6000元，同时邓凌健将涉案车辆及从余传证拿到的相关车辆手续一并交付给了董绍科。2019年3月23日许，董绍科在重庆市永川区皇城华府南门外马路边被四名陌生男子打伤，后四名陌生男子将涉案车辆强行驾驶离开重庆市永川区，离开前向董绍科出具了七虎公司的《车辆保管单》，董绍科遂报警。本案审理过程中，董绍科陈述自己报警后才知晓王川曾用涉案车辆在七虎公司办理了抵押贷款，因王川未能如期还款，七虎公司的人员将涉案车辆暴力抢走，但邓凌健和自己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并未告知此事，并承诺该车债权明晰，手续齐全；邓凌健对董绍科的上述陈述未作否认。以上事实，有到庭当事人当庭陈述，涉案车辆的行驶证、《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打印件）、《车辆保管单》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董绍科与被告邓凌健均认可，2019年1月13日前原告董绍科对被告邓凌健有债权84000元。2019年1月原告董绍科与被告邓凌健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即原、被告协议被告邓凌健将从第三人余传证处取得的对第三人王川的债权及涉案车辆的质押权，以90000元的价格一并转让给原告董绍科。《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系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在原告董绍科与被告邓凌健之间系有效协议。2019年1月14日，被告邓凌健向原告董绍科交付本案案涉车辆及相关手续，同时原告董绍科支付被告邓凌健6000元，即系原、被告对《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但本案中，原告董绍科同意签订并履行《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系基于对受让的第三人王川的债权有本案涉案车辆的质押权，现本案涉案车辆被第三人七虎公司人员驾驶离开，系因被告邓凌健提供的涉案车辆自身抵押权原因，非原告董绍科的过错造成，故本院对原告董绍科请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由被告邓凌健返还9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协议原系原、被告双方签订，原告董绍科的90000元也是由被告邓凌健收取，现也无明确证据证明第三人彭立赛将第三人王川的债权及涉案车辆质押权转让给第三人余传证、第三人余传证又将第三人王川的债权及涉案车辆质押权转让给被告邓凌健及原、被告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皆对第三人王川进行过有效通知，故本院对原告董绍科请求本案第三人共同返还9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董绍科与被告邓凌健签订本案所涉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被告邓凌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董绍科90000元；三、驳回原告董绍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被告邓凌健承担（被告邓凌健应承担的诉讼费2050元已由原告垫付，限被告邓凌健随上述案款一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刘秋静人民陪审员  彭传政人民陪审员  夏泰良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