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281民初7723号原告：姜子习，男，1972年7月1日生，汉族，住胶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芳，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胶州市舜邦富贵花园小区7号楼1号网点。法定代表人：尚淑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山东欣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山东欣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子习与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子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芳、王龙君，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子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235934.01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人民币1235934.0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3年12月12日起到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向原告借款办理其名下位于胶州市西侧土地的土地证，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按月息2.5%计算。2013年12月11日原告向被告出借878116元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2013年12月12日原告向被告出借28099.71元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滞纳金；2014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出借251700元用于缴纳耕地占用税、出借78018.30元用于缴纳土地契税，以上共计向被告出借1235934.01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绝偿还，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首先，原被告双方不具备借贷合意，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其次，被告认为原告此次起诉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依据被告了解，原告的此次起诉均为案外人宋雪芹的真实意思，案外人宋雪芹在贵院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及虚假诉讼，如（2019）鲁0281民初2227号案件（且与本案系同一诉讼代理人）。被告认为原告采取虚假陈述借贷事实，并保全被告处财产，导致被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而委托律师，已经造成了被告的损失，请求法院对原告予以惩处。最后，如真如原告所言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金额多达124万元，其在至今五年有余的时间内不可能不向被告进行主张，其主张的款项已过诉讼时效，且明显的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并针对其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惩处，或移送相关机关进行处理。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提出了以下不同意见：1、被告答辩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借贷关系成立，由原告出借给被告相关款项用于被告单位使用，被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2、被告认为原告此次起诉行为构成虚假诉讼，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原告与被告所称的宋雪芹并非同一主体。3、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20年，该借款并未超过20年，并且在原告借款之后，多次口头向被告主张要求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当事人陈述及质证意见，本院就案件的事实认定如下：一、双方无争议的事实1、原告姜子习系胶州市自然资源局（原胶州市国土资源局）在职职工，2005年至2017年期间在胶州市三里河办事处国土资源所工作。2、2010年8月10日，姜瑞满、宋桂莲夫妻二人作为股东共同出资20万元成立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经营场所为胶州市南坦路33号南坦毛毡小区（新旧）9号楼9号网点。由宋桂莲任公司监事，姜瑞满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并各持有公司50%的股份。3、2014年9月9日，姜瑞满辞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将其持有的50%股份转让给宋立胜。至此，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宋立胜、宋桂莲，各持有50%的股份，并选举宋立胜为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宋桂莲继续担任公司监事。4、2014年12月3日，宋立胜辞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宋桂莲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宋立胜、宋桂莲将其各持有的50%股份分别转让给尚淑香、宋慧。至此，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尚淑香、宋慧。由尚淑香、宋慧各持有50%的股份，并选举尚淑香为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宋慧任公司监事。同时变更营业场所为胶州市舜邦富贵花园小区7号楼1号网点。5、被告三润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经胶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胶州市土地证号1-2014-5-8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8327.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期限50年，缴纳出让金177万元、契税78018.3元、耕地占用税251700元、土地出让金滞纳金28099.71元。上述1-5的证据材料在本院（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案卷证据卷中。6、2018年9月19日，案外人宋雪芹以宋立胜逃避对其所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宋立胜与尚淑香之间的股权转让。本院经审理判决撤销了宋立胜与尚淑香之间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宣判后，尚淑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青岛中院经审理认为尚淑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驳回上诉，维持本院的判决。现胶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民事判决书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451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二、双方有争议的案件事实（一）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关于本案所涉土地办理过程中，与税费资金缴纳相关联的资金流转情况，按照资金流转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主    体              金 额（元）              支付时间              税费缴纳时间                  王素兰→姜子习              75万              2013.12.10                                宋立胜→姜子习              20万              2013.12.11                                史志刚→姜子习              5万              2013.12.11                                姜子习→姜瑞满              878 116              2013.12.11              2013.12.11                  史志刚→姜子习              3.5万              2013.12.12                                史志刚→姜子习              2万              2013.12.14                                姜子习→地方金库              28 099.71                            2013.12.12                  姜子习→宋立胜              10万              2012.12.27                                宋立胜→姜子习              20万              2014.01.10                                宋雪芹→宋立胜              97.5万              2014.01.02                                宋立胜→姜子习              14万              2014.01.13                                宋雪芹→宋立胜              138 750               2014.01.13                                姜子习→地方金库              251 700                            2014.01.13                  姜子习→地方金库              78 018.30                            2014.01.13      原告根据上述资金流转情况，主张：1、作为国土资源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出借资金主要来源于案外人宋雪芹之母王素兰和案外人史志刚；2、在给被告办理土地手续时，宋立胜和姜瑞满找到原告，表示需要资金，要求原告方先借给他们交上相关税费，这一在为给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期间，共实际出借1235934.01元，用于缴纳了土地相关税费；3、所有税费的相关缴费收据、发票等原件均在原告处，证明确实是原告出借给被告的缴费款项，否则被告早就会向原告追要这些原件了。被告质证后，提出异议：1、原告支付给姜瑞满的878116元，明确注明的用途为“货款”，与被告无关。2、材料原件存在原告处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原告于2013、2014年年期间担任三里河办事处土地所职工，被告在办理涉案土地证时，按照原告提供的工作流程向其进行了土地证相关款项的缴纳，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同。3、被告认为鉴于原告的工作性质，以及其正常合理工作收入，明显与其主张的借贷金额124万存在重大矛盾，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与被告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原告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补充称，1、首先，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货物的买卖关系，借款用途的填写系在为被告办理相关业务时使用的，而且不止是在一份上这样填写的，不能因书面载明与实际借款用途不一致，而否认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2、（2017）鲁0281民初6607号案件中，宋立胜借宋雪芹的200万元实际上并没有用于办理土地证，这可以从原告提交的宋立胜银行流水中可以确认。3、本案所诉的借款，系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姜瑞满与被告的股东宋立胜一起到原告处提出的需要借款的请求，且二人明确表示用于公司办理土地证手续。3、恰恰就是因为实际发生的借款均用于了公司土地证手续的办理，才出现了相关办证缴费单据在原告处，而并非姜瑞满或宋立胜个人所借。4、涉案借款与原告的收入并无关联性，原告已经举证证明了出借资金的来源，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应由其举证加以证明。（二）关于办理涉案土地的缴纳款项与宋雪芹、宋立胜二人之间的借款款项是否存在交织的问题庭审中，本院向被告公司进行询问是否能够提交其在办理土地手续缴纳相关费用的证据或银行交易记录时，被告公司称其无法提供，原因是：1、被告公司当时办理土地手续时，均是由宋立胜或姜瑞满出面办理的，与被告公司无关；2、基于原告当时担任南关土地所工作人员，且又与宋雪芹熟悉，而宋立胜又没有足够的款项支付涉案土地办理费用，就由姜子习负责联络贷款适宜，并由姜子习担任贷款的担保人。被告公司在庭审中坚持主张，原告此次起诉系案外人宋雪芹的真实意思，且宋雪芹曾多次作为原告起诉宋立胜民间借贷案件，均是主张宋立胜借款用于办理被告公司的土地手续，本案应系虚假诉讼。根据被告公司的主张，经查：1、（2019）鲁0281民初2227号案件，系宋雪芹与高绪霞、孙海峰、孙刚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无任何关联。2、（2017）鲁0281民初6607号、宋雪芹起诉宋立胜和姜子习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该案件审理中查明：⑴宋雪芹与宋立胜不认识，二人之间发生的大额借款，系经由姜子习介绍。⑵2013年9月30日宋雪芹和2014年1月2日，宋雪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各项宋立胜转账97.5万元。在最终2014年3月28日的结算借据上，加上之前由姜子习经手借给宋立胜的现金款项5万元，由宋立胜给宋雪芹出具了借款200万元借据，并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⑶借款到期后，因宋立胜一直未能履行还款义务，2017年2月5日，宋雪芹与宋立胜、姜子习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其中，姜子习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名捺印。该案最终于2017年9月30日达成调解协议，由宋立胜偿还宋雪芹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姜子习承担连带责任。宋雪芹、宋立胜以及本案的原告姜子习三人还明确约定，对本次纠纷做一次性全部了结。因宋立和姜子习胜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宋雪芹依法已向法院申请执行【（2018）鲁0281执898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宋立胜和姜子习均未向宋雪芹履行任何付款义务。3、针对被告的抗辩和疑问，本院依法调取了宋雪芹与宋立胜之间资金转账情况。从本案被告所有的土地办理相关手续期间及前后较近的时间看，与办理土地缴费资金存在关联的仅仅存在3次——宋雪芹之母王素兰于2013年12月10日转账姜子习的75万元、宋雪芹于2014年1月2日转账宋立胜的97.5万、宋雪芹于2014年1月13日转账宋立胜的138750元。结合（2017）鲁0281民初6607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看，上述2014年1月2日宋雪芹转账给宋立胜的97.5万已经包含在（2017）鲁0281民初6607号案件中，并已经司法程序进行了实体性处理，显然与本案需要查明的缴纳土地手续款项无任何关联。（三）关于宋雪芹出庭陈述的事实情况1、关于宋雪芹起诉被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宋立胜和姜子习并未按照之前借款合同和（2017）鲁0281民初660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时间节点履行任何付款义务，我在咨询律师时，律师说既然借款用于被告公司办理土地证，就可以起诉被告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在律师的建议下，我就起诉要求被告公司偿还其办理土地手续缴纳的相关费用。在起诉后，我发现宋立胜并未将借款用于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就撤回了起诉。2、我母亲王素兰转账给姜子习的75万元，是姜子习向她借的，是否有借据不知道，这与（2017）鲁0281民初6607号中起诉宋立胜欠款200万元无任何关系。3、关于2014年1月13日转账给宋立胜的138750元，当时是姜子习告诉他的账户钱不足，急续用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给宋立胜转账给138750元，让宋立胜补足差额后转给姜子习。（四）关于原告姜子习本人到庭后的陈述经本院通知，原告姜子习本人到庭就本案事实进行了陈述，并接受了被告公司的相关询问。姜子习称：关于（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宋雪芹起诉宋立胜、尚淑香，要求撤销宋立胜转让股权给尚淑香一案。在该案中，我出庭作证，就是证明宋立胜低价转让了被告公司的股权给尚淑香。我和宋雪芹、宋立胜都很熟悉，在我作为中间人介绍下，宋立胜先后向宋雪芹借款共计200万元。在借款时，我和宋立胜都说借款用途是给宋立胜经营的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所以，宋雪芹也一直认为出借200万元都用在了土地手续办理上。在具体给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过程中，我先后又向宋雪芹借款100多万元，没说借款用途，但实际上都是给了被告公司用于办理土地手续。经本院调取（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案件开庭笔录，姜子习在出庭作证时称：办理土地手续过程中的129万元，系由我本人从宋雪芹那里借来的，其中，由宋雪芹的母亲王素兰出借了75万元；剩余的54万元，系宋立胜应当归还宋雪芹的借款，宋立胜是按照宋雪芹的指示将54万元又转给了我。此外，办证所需的其它46000元是我个人自己出的。被告公司针对原告本人的庭审陈述，提出异议：1、原告的当庭陈述与（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案件的陈述不一致，不排除虚假陈述的可能。2、原告陈述中说到的54万元来源于宋立胜，结合庭审中原告陈述的系姜瑞满与宋立胜代被告公司向原告借款，可以看出该笔款项原告已自认系宋立胜本人为了办理土地手续而转给姜子习的费用，该54万元并非原告出借给被告公司的费用，而是宋立胜转交至姜子习后由姜子习代为缴纳的，所以，姜子习与宋立胜和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3、办理手续所需的其它695934.01元，依据银行流水显示是通过王素兰的账户转给姜子习75万元，而姜子习在（2018）鲁0281民初10035号案件中陈述为“宋雪芹通过宋雪芹母亲的卡打在我卡上75万元”，而在该案件的一审和二审中，宋雪芹、宋立胜和姜子习三人均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可，应当认定该75万元系宋雪芹出借给宋立胜的款项，且就应当包含在（2017）鲁0281民初6607号调解书载明的200万元借款本金内，本案应当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处理。综上，原告作为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鉴于其工作性质、与宋立胜之间的朋友关系、之前作为证人的证言和情况说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姜子习对于被告公司的异议，补充称：我之前出具的情况说明就是为了让宋雪芹认为她出借的200万就是为了办理土地证，因为我不但和宋雪芹很熟悉，而且宋立胜借的200万元也是由我作为中间人出面促成的，所以，我在向宋雪芹另外借款给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时，就没有跟宋雪芹说借款用途，否则宋雪芹就会到公安机关告我们诈骗。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以上提出的54万元，系宋立胜于2013年12月11日、2014年1月2日和13日分三次转账给姜子习的20万、20万和14万。（五）关于本案所涉及的、被告公司股东宋立胜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案在庭审过程中，案外人宋立胜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法庭邮寄了视频材料和书面情况说明。在这些证据材料中，宋立胜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为了办理土地证，我先后三次委托姜子习借款：1、2013年9月30日借款100万元；2、2013年12月10日借款75万元，该笔款项汇于姜子习账号；3、2014年1月2日借款97.5万元。借款后，我偿还了宋雪芹部分款项。姜子习于2014年3月28日带着我给宋雪芹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据，姜子习承诺为借款的担保人，此后再未向宋雪芹借款。因为我委托姜子习帮我借的款，所以姜子习对我于宋雪芹之间的借款数额、借款用途的情况都非常清楚，他在宋雪芹起诉我和尚淑香的案子里也作证了，情况说明我在二审的时候也看了，都是事实。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一共花了大约200余万元，这些费用主要都是我委托姜子习借的，后来知道都是跟宋雪芹借的。我委托姜子习代为办理的土地证，先后给姜子习129万元，其中2013年12月10日委托姜子习借了75万元，我本人先后转给姜子习54万元：1、2013年12月11日汇款20万元、2、2014年1月10日汇款20万元；3、2014年1月133日汇款14万元。关于姜子习转给姜瑞满代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878116元，是因为当初我人在外地，而且费用也不够缴纳这个款项的，所以我就委托姜子习借了75万元，我又转给姜子习20万元，让姜子习将这个款项直接汇给姜瑞满，代为缴纳这个费用。剩余的费用也是因为觉得姜子习在那工作方便，让姜子习帮我交的，但是办理土地的钱都是我出的。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三润公司对上述宋立胜出具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原告质证后提出异议称：1、宋立胜本人未到庭，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2、关于200万元借款，宋立胜提到2014年3月28日出具借据之前，不认识宋雪芹，完全有违常理。其次，宋立胜向宋雪芹出具200万元的借据，是对双方2013年9月30日和2014年1月2日两次借款总额的合计确认，并不包含宋雪芹之母王素兰转账给原告的75万元，这75万元是原告向王素兰所借，与宋立胜无关。3、宋立胜出具情况说明中的陈述的事实系虚假陈述，无论是从资金的银行流水，还是办理土地手续中的相关单据原件在原告处的事实，以及资金往来转账与具体缴款时间发生先后的紧密关系，都可以证明姜子习出借给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所产生的款项，借款关系成立，被告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陈述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在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期间以及前后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相关联流转资金，是否包含在被告抗辩主张的其股东宋立胜与案外人宋雪芹之间的200万元借款金额之内？若不包括在内，那么不包括在内的款项数额如何确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又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通过2013年12月10起至2014年1月13日期间1个多月的时间的关联资金流转情况看，可以确认：1、办理土地手续产生的费用1235934.01元为；2、原告姜子习账户内转入资金的先后顺序为：王素兰75万+宋立胜20万+史志刚10.5万+宋立胜20万+宋立胜14万，以上共计139.5万，在扣除原告姜子习在此期间又返还给宋立胜的10万元款项后，仍然剩余129.5万元，超出了办理土地手续已缴纳的相关费用；3、原告姜子习均是在收到上述款项后的当天或者第二天而缴纳了土地办理手续产生的相关费用，并一直实际控制着缴费单据原件至今。具体到被告的抗辩主张，被告认为原告作为普通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出借大额款项的能力。但是，从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情况看，原告姜子习在办理土地手续的1个月期间内，其银行账户内确实存在着可以足额支付的资金。故，被告抗辩认为原告姜子习不具备支付相关费用的能力之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抗辩的缴纳土地手续的费用包含在宋雪芹出借给宋立胜的200万元这一主张，本院认为，在（2017）鲁0281民初6607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查明的200万元借款金额的形成是：2013年9月30日的97.5万元+2014年1月2日的97.5万+双方出具借据结算时确认的5万元借款现金。即使在本案中撇开无银行交易记录的现金5万元，宋雪芹仅仅通过2笔银行转账就出借给了宋立胜195万元，至于宋立胜在收到上述借款后又如何支配、是否用于办理土地手续等问题，已经不受出借人宋雪芹控制而与宋雪芹无关了。虽然宋雪芹在多次诉讼中均主张宋立胜借款200万元是为了给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但从本案中查明的银行流水情况看，宋立胜借款时主张的借款用途和获得借款后的实际用途显然并未实现全部吻合。被告公司此时仍然主张其股东向他人的借款用于了土地手续办理的情况下，其应当向法庭承担举证义务，如在办理土地手续期间被告公司或者其股东宋立胜、姜瑞满或者公司工作人员已经支付给原告姜子习足额的缴费款项；或者证明姜子习从王素兰、史志刚等案外人处获得的款项系被告公司与这些案外人之间发生的借款或者其它业务往来款项；又或者证明被告公司本身、股东或者其工作人员相关缴费款项的资金支付情况。且，上述200万元借款连续经过了结算后形成的借据、借款合同以及法庭庭审和调解等长达3年多时间的多次确认，若在资金上真实存在着与土地办理实际所用款系由重复的话，不论是出借人宋雪芹，还是借款人宋立胜，以及作为介绍方的担保人姜子习，按照日常习惯和生活逻辑，如此大额的资金款项不可能不做任何涉及。但在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有效证明，故对于被告公司抗辩的办理土地手续所支付的款项包括在宋雪芹已经起诉宋立胜主张的200万元借款之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其它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被告公司在办理土地手续期间所交付的相关费用1235934.01元，系原告姜子习从其银行账户内完成的交付。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关于办理土地手续相关费用1235934.01元的组成情况，从庭审中查明的相关资金流水情况看，原告姜子习在办理土地手续过程在，先后从王素兰账户内转得75万、从史志刚账户内转得10.5万、从被告公司股东宋立胜账户内转得54万元。从案外人王素兰和史志刚转账的85.5万元的银行流水情况看，均是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就用于了办理土地手续交付，本院对该部分85.5万元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公司股东宋立胜在办证期间分3次转账给原告姜子习的54万元，本院认为，该54万元的转账应当视为被告公司交付给原告姜子习用于缴费的，理由为：1、被告公司与宋立胜之间确实存在着特定的身份关系，即宋立胜系被告公司的股东；2、宋立胜在对外借款时也确实主张借款用途为办理土地手续，且原告姜子习对此一直系明知的；3、原告姜子习与被告宋立胜二人之间关系很熟，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有其它业务往来关系，即宋立胜无支付给原告姜子习54万元的任何理由；4、宋立胜转账给原告姜子习的时间与土地手续办理是的时间节点全部吻合。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本院确认在被告公司土地办理的过程中，作为被告公司股东的宋立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54万元转给原告姜子习用于办理相关土地手续。结合庭审陈述及相关银行交易的时间先后顺序，需要说明的是：1、关于原告庭审中主张的宋雪芹转账给宋立胜138750元后，又通过宋立胜凑整14万元后转账给了原告姜子习，但是从查明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虽然转账时间均为2014年1月13日，但是14万元的转款要先于138750元的转款，因为当时宋立胜的该账户内先出现了支出14万元、后有出现了转入138750元，这也可以从宋立胜当时的账户余额予以直接反映出来。2、在土地手续办理间，原告姜子习又从上述54万元中返还给宋立胜10万元，并由宋立胜出具收条，基于以上“姜子习与宋立胜之间无相关业务往来”的分析判断，返还给宋立胜的10万元应当从54万元中予以扣除，即作为被告公司股东的宋立胜在办证期间仅仅支付给原告44万元款项用于土地手续办理，这44万元应当从办理过程中花去总费用1235934.01元进行扣除——1235934.01元—44万元=795394.01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对涉案适用法律的认定应当从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形成时予以进行考量。具体到本案中，在被告公司办理土地手续之前的时期内，其股东宋立胜对外一直以需要办理土地手续为由进行借款，并通过其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的熟人关系——原告姜子习对外作为介绍人，向其介绍出借人及出借款项；且，在整个土地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原告姜子习与被告公司、被告公司的股东宋立胜均是明知的。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通过上述第一、第二个焦点的分析论证，宋立胜在从宋雪芹第一次2013年9月30日借款97.5万元后，并未用于或者全部用于被告公司的土地手续办理，因为在实际交纳第一笔土地手续费用时878116元时，宋立胜当时的银行账户内已经不能足够交纳，也才会出现宋立胜提前向其熟人并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的姜子习求助，也随之出现了案外人王素兰、史志刚向姜子习账户内进行银行转账的事实。结合办证之前宋立胜与姜子习之间的熟人关系，以及宋立胜一直经过原告姜子习对外向宋雪芹介绍借款用于办理土地手续的事实，本院认为，在被告公司的股东宋立胜当时向原告姜子习求助并通过姜子习的工作性质缴纳土地手续办理费用时，形成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意思表示为借款。即，对于借款事实是否存在，还是应当本着查明事实的原则，综合全面地审查与借款存在关联的各类证据，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借款合同、借据、欠条等书证，在被告公司否认，但又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本院确认由姜子习办理土地手续交付的795394.01元应当视为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借款这一法律关系。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应认定为原告姜子习与宋立胜之间，而应当认定为姜子习与被告公司之间，其原因是：1、宋立胜与被告公司之间的身份关系，即被告公司的股东，宋立胜在职责范围内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告公司承担；2、不能以宋雪芹与宋立胜之间亦是因为办理被告公司土地手续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机械的认定系姜子习与宋立胜二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为宋雪芹与宋立胜在借款关系发生后，选择了以宋立胜为借款人，这是宋雪芹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3、具体到本案中，关于原告姜子习额外交付的795394.01元，双方并未像宋雪芹与宋立胜之间一样，通过具体书面合同的形式确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故，对于基础法律关系的确认，依然还是要回到当时事件发生的原点，并结合事件发生的具体背景进行确认。综上对上述3个争议焦点的分析，本院依法确认原告姜子习在被告办理土地手续的过程中实际发生了795394.01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的借款利息这一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原被告之间一是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二是没有约定具体借款期限，三是被告公司不予认可，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姜子习借款795394.01元。二、驳回原告姜子习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2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923元，由原告姜子习负担5600元，被告青岛三润酒业有限公司负担153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承锡审判员  刘 娟审判员  台耀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高兴龙根据《合同法》第197条之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原告姜子习为自然人，被告为法人，双方之间若形成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虽然扩大了借款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但是仍然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在起诉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时，仍然应当持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作为出借人，至少应当提交与“借”相关联的基础对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