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汶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3221行赔初2号 原告：汶川县沙坝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银杏乡桃关村沙坝组014号。 法定代表人：唐世武，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会，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旭东，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汶川县映秀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银杏乡。 负责人：周波,系映秀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海，泰和泰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瀚元，女，原汶川县银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现住四川省汶川县银杏乡。 被告：汶川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威州镇。 法定代表人：陈代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联波，男，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住四川省汶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四川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汶川县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威州镇。 法定代表人：付旧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四川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杰，男，汶川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现住四川省汶川县。 被告：汶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威州镇。 法定代表人：熊茂森，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税正强，男，系汶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现住四川省汶川县。 被告：汶川县水务局，住所地：四川省汶川县威州镇。 法定代表人：毛旭，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四川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男，系汶川县水务局水政股副股长，现住四川省汶川县。 原告汶川县沙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坝建材”）因要求确认被告汶川县银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银杏政府”）于2019年4月3日组成行政强制执行组对原告为清淤所建的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因（2019）川3221行赔初2号和（2019）川3221行初10号案件是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故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杨茜、冯昊与人民陪审员陈志雄组成合议庭合并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沙坝建材向我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申请追加汶川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资源局”）、汶川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汶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综合执法局”）、汶川县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为本案被告，经审查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2019年12月30日被告银杏乡人民政府撤销，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划归映秀镇人民政府，本案变更被告汶川县银杏乡人民政府为汶川县映秀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映秀政府”）。2020年2月9日，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案中止审理，于2020年4月15日恢复审理。2019年8月6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沙坝建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会、罗旭东，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海、毕挺，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联波、王世兵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23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沙坝建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会，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海、许瀚元，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联波、王世兵，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杰、王世兵，综合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税正强，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王世兵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4月23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沙坝建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会，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海，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王世兵，综合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税正强，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王世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于2019年4月3日组成行政强制执行组对原告位于银杏的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进行拆除。原告沙坝建材诉称，2019年4月3日被告汶川银杏乡人民政府等五被告组成行政强制执行组对原告为清淤所建的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严重违法，首先是行政强制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是依法成立的清淤企业，承揽的是岷江上游河道清淤业务，不是非法采砂作业；其次被告没有行政强制执行的职权，其行为已严重违法，被告是乡级人民政府，不具备法律赋予的行政强制权；再次被告实施强拆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在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先以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机关，应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被告也没有公告让当事人自行拆除；最后，在强拆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实施的是暴力打砸、故意毁损企业财物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的强制行为严重违法，并且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五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20万元；2.由五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沙坝建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组织机构统一登记信息，拟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 2.公证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清淤场所及机械设备进行强拆导致了场所和设备的损坏； 3.原告清淤场所基建费用报销单、收据、送货单、付款凭证等票据；原告清淤场所购买设备费用报销单、收据、送货单、付款凭证等票据；《圆锥破碎机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D2016-3-20）、2016年3月8日《固定资产转让合同》（挖掘机）、2016年6月23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鄂破机）、2016年3月24日《购销合同》（立式冲击破、振动给料机）、2016年7月18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6年3月18日《龙工装载机分期付款购销合同》、2016年3月10日《龙工装载机分期付款购销合同》、2016年4月25日《转让协议》《购车合同》、《机动车买卖合同》、自卸货车、多用途货车、破碎机、圆锥机等设备发票、付款凭证、其他企业为清淤、整治河道产生的费用；拟证明：原告建设清淤场所投入资金，被告对原告进行暴力强拆，对原告造成损失。 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辩称：首先本案所争议砂场存在违法用地行为，其违法行为不能主张合法权益，其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其次自己并非被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也不是损失的赔偿义务机关；最后，原告在2018年5月已经自行拆除，现在诉请的是自行拆除后变更场地重新新建的，其主体是赵纯强，而不是沙坝建材。 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存根联）（2019002号），拟证明：诉争行政行为是汶川县国土资源局以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名义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被告并非适格主体； 2.限期拆除告知书，拟证明：2019年4月2日汶川县国土局（代章）以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名义作出针对案涉沙场的限期拆除通知、证明被告并非适格主体； 3.《关于依法取缔23家砂石场的通告》，拟证明原告砂场属于非法砂场，应在2018年3月31日前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应于2018年4月15日前自行拆除非法建筑; 4.《关于拆除砂石场的通知》送达照片、文件签收材料，拟证明：原告沙场属于非法沙场； 5-7.询问笔录、调查询问笔录、承诺书，原告股东张建及附近村民均认可原告主动配合拆除沙场事宜；拟证明原告已于2018年4月完成沙场拆除，之后系非法自建沙场，不应进行赔偿； 8.汶川县人民政府关于汶川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X51000201811090030”信访事项办理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拟证明原告沙场未办理采沙许可和采矿许可，属于非法沙场；2018年4月原告已主动配合被告完成拆除工作； 9.图片两张，拟证明诉争行为与2018年4月之前的采砂点不在同一地点，原告擅自转移地点采砂，新的采砂点无任何的合法手续，原告不能主张赔偿。 被告资源局辩称，首先资源局主体不适格，不应当成为被告，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违法行为是2019年4月3日的强制拆除，但是资源局没有参与该行为。资源局也没有委托任何单位强制拆除原告的构筑物和机械设备。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资源局对其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其次我们认为原告对资源局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驳回。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资源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其不仅仅应当对资源局的该项具体行为进行明确，同时在提起赔偿之前，原告应依法确认原告的行政行为违法，才能谈赔偿的问题。本案中资源局的行政行为没有明确，同时该行为的违法性也未确认，其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违反程序，应当驳回；最后原告确实存在证照不全违法经营的情况，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原告的行为涉及违法占用使用土地的行为。 被告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公安局辩称，汶川县公安局当时参与是作为维护治安而到场的，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原告的设备和机具进行打砸，从始至终公安局也从未向原告发放过拆除的相关文书，公安局参与现场的目的是治安维护，所以汶川县公安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被告公安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水务局辩称，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原告的设备和机具进行打砸，从始至终水务局也从未向原告发放过拆除的相关文书。综上，汶川县水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被告水务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综合执法局辩称，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原告的设备和机具进行打砸，从始至终综合执法局也从未向原告发放过拆除的相关文书，综上，汶川县综合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被告综合执法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2019年4月3日拆除当日基本情况。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9年4月3日案外人赵纯强行政处罚决定书、笔录。 经庭审质证，被告资源局、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水务局、公安局、综合执法局对原告提交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3的三性都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所说的设备在2018年已经自行拆除了，而且这些损失并非自己造成；原告对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提交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了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的违法行为，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没有权利作出强拆行为,对证据3.4.5.6.7.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原告不是非法企业；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资源局、公安局、水务局对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提交证据1.2.3.4.5.6.7.8.9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也正好能够证明原告是违法占用土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不能证明资源局是牵头单位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被告综合执法局对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提交证据1.2.3.4.5.6.7.8.9的三性无异议；原被告对法院调取证据均无异议，对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沙坝建材成立于2013年10月15日，并办理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砂石加工、销售、机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9年3月22日，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向原告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通知书载明：“你（单位）在银杏乡桃关村沙坝的河对岸制沙分筛设备及堆放石料的行为，经查涉嫌违法占用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限期15日内拆除制沙分筛设备并清场……恢复土地原状。”2019年4月2日，汶川县自然资源局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告知书》，告知书载明：“……行为涉嫌违法占用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限2019年4月3日10时前拆除沙场分筛相关设备并进行砂石成品料清场。如逾期未进行拆除并清场，我县相关职能部门将协助你单位对制沙设备进行拆除，望贵单位予以配合。”2019年4月3日，原告沙坝建材被强制拆除。 另查明，汶川县农业畜牧和水务局联合汶川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汶川县国土资源局、汶川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27日联合作出的《关于依法取缔23家砂石场的通告》发布后，原告沙坝建材自行拆除了大部分生产设备、构筑物及建筑物。本案所诉的被拆沙场为原告沙坝建材自行拆除后重新选址建设的沙场。 再查明，因机构改革，原汶川县农业畜牧和水务局变更为汶川县水务局，汶川县国土局变更为汶川县自然资源局，汶川县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3月挂牌成立。2019年12月30日被告银杏乡人民政府撤销，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划归映秀镇人民政府。原告沙坝建材至起诉时未取得采砂许可证以及合法的用地使用手续。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为行政行为时，应依法为之，除对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认定外，还应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为，这样既能防止行政机关的恣意妄为，亦能充分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资源局依照法律规定认定原告沙坝建材违法占用土地，对原告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拆除告知书，并对不自行拆除所带来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告知,但未告知其听证权利及救济途径，也未作出处罚决定，行政程序违法。被告银杏政府抗辩其行为为代履行，但在拆除此建筑物时未送达代履行决定书，也未制作现场笔录、拍照、录音、录像，行政程序违法。 对于是否赔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损失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如原告证据不能证明自身遭受损失及损失金额，且对方又不认可其主张，法院经调查核实后仍无法准确认定，导致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自行拆除了大部分生产设备、构筑物及建筑物，本案所诉的被拆沙场为原告沙坝建材自行拆除后重新选址建设的沙场。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映秀政府（原银杏政府）、资源局的拆除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公安局、水务局、综合执法局作出了所诉强拆行为。故原告要求赔偿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汶川县沙坝建材有限公司对被告汶川县水务局、汶川县自然资源局、汶川县映秀镇人民政府、汶川县公安局、汶川县综合执法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汶川县沙坝建材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茜 审 判 员  冯 昊 人民陪审员  陈志雄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谭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