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9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寿明，男，195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学明，男，195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子明，男，194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郎震，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平（曾用名：邵健平），男，194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安（曾用名：邵健安），男，194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忠（曾用名：邵健忠），男，195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齐（曾用名：邵健齐），男，195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秀英，女，195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礼明，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邵玲，女，196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被告：邵光，男，197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被告：徐丽英，女，194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被告：邵婷，女，196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被告：邵惠云，女，195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因与被上诉人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原审被告邵玲、邵光、徐丽英、邵婷、邵惠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111民初5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自1955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之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邵源灼所有。1.诉争房屋是邵华禧的遗产，1955年福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证明诉争房屋于1942年由邵源美独自继承，经诉讼调解，邵源美自愿将诉争房屋全部产权赠送邵源灼所有。2.所谓1942年的《分产阄书》并无邵源灼、邵源美、邵源逗、邵源辉四人签字，也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该分产阄书是1942年上述四人达成的继承分割协议。3.1955年福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均未体现邵源逗、邵源辉享有诉争房屋的份额。邵源辉、邵源逗对1955年的诉讼均知情，但该二人并未提出异议。故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由邵源灼一人享有，与邵源逗、邵源辉无关。二、1986年8月6日的《协议阄书》无效，一审法院错误以此协议认定诉争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依法应当改判。1.如上所述，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邵源灼所有，与他人无关。2.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内容一无所知，而邵源辉、邵源逗的后人对此事均是知悉的，1983年的《分产书》、1986年的《协议阄书》均是将诉争房屋以邵华禧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该两次继承分割系邵源辉及邵源逗的后人为侵占诉争房屋而预谋的分割行为，故该两份析产协议均无效。 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认为1955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之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邵源灼所有，是错误的。诉争房屋已于1942年由邵华禧的四个儿子通过《分产阄书》分割清楚，几十年来都没意见。1955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只是邵源美的份额让给邵源灼所有，并不包含邵源逗、邵源辉的份额。三、邵源辉因未看到1955年的判决书，故不知道判决内容。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在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证据4中才知道邵源辉于1983年5月30日通过福州市鼓楼区东门街道康山居委会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调才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从邵源辉与邵寿明（代表其父亲邵源灼）的书信中可以认定：1983年5月30日之前的多次书信来往都是向他们索要高院的判决书。1983年5月30日之后的书信来往都是要上诉人这方的人来福州解决邵华禧房产的继承问题，否则要向法院起诉解决。其中邵寿明的回信和《产权声明》等都在骗邵源辉说诉争房屋的产权系邵源灼的三个兄弟共有，想以此阻止邵源辉的起诉。四、本案1942年的《分产阄书》、1983年7月12日的《分产书》、《立赠送断契》及1986年8月6日的分产《协议阄书》都是事实并合法，一审法院以最后一次即1986年8月6日的分产《协议阄书》为依据的判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邵玲、邵光、徐丽英、邵婷、邵惠云均未作陈述。 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父邵四俤与邵寿明、邵学明、邵惠云、邵子明、邵玲、邵婷、邵光、徐丽英签订的《赠送断契》有效；2.确认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浦下村37号（原47号，以下简称浦下37号房）中的72.2平方米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归其五人共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华禧在世时共生育四子：长子邵源美、次子邵源灼、三子邵源豆、四子邵四俤。长子邵源美（1978年去世、婚姻状况不明）；次子邵源灼（1981年12月去世）与配偶陈美珠（1998年7月1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共养育四子一女：长子邵玉明（于1979年12月25日去世，与配偶徐丽英育有两女一子：长女邵玲、次女邵婷、儿子邵光）、次子邵子明（继子）、三子邵寿（秀）明、四子邵学明、女儿邵惠云（别名：邵亦珠）；三子邵源豆与配偶叶依珠生育四子：长子邵国栋、次子邵国屏、三子邵国强、四子邵国灿；四子邵四俤（1994年2月2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与配偶何爱明（2000年10月21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生育四子一女：长子邵建平、次子邵建安、三子邵建忠、四子邵建齐、女儿邵秀英。邵华禧在世时取得浦下37号房。邵华禧去世后，邵华禧的四个儿子于1942立《分产阄书》对前述房产进行分割：福房源美份下，浦下乡坐东朝西厝屋北边房壹堵；禄房源灼、寿房源豆及喜房源辉份下：禄、寿、喜三房公有浦下乡坐东朝西厝屋壹堵。门楼、大埕、厨房、厅中通行通用。邵源灼以邵源美侵占遗留房产的房租及后浦轮回田干谷为由，向福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果，后邵源灼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55年12月23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载明，邵源灼与邵源美系同胞兄弟，原共有祖遗坐落浦下乡房屋一座，邵源美将上述房屋全部让给邵源灼所有，但邵源灼出卖时，须将部分价款给予邵源美一些，且对于未出卖部分，邵源美愿让给邵源灼营业。因当时邵源灼居住在邵源豆家中，《民事调解书》由邵源豆签收。1978年6月19日邵寿明写给邵四俤的《书信》载明，受叔所托，经寻找未找到厝契及判决书。邵四俤于1983年5月30日前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到该份《民事调解书》。1983年6月20日邵四俤写给邵寿明《书信》载明，让邵寿明与兄弟姐妹协商处理祖遗的析产事宜。1983年7月4日，邵寿明以其本人及邵学明的名义出具《产权声明》表明：旧厝原判属归邵源灼、邵源豆、邵四俤三兄弟所有，现由邵四俤维修看管、愿将属于先父邵源灼的产权让送给邵四俤、并无反悔之权，特此声明。”1983年7月12日，叶依珠与邵四俤签订一份《分产书》，载明“我们有共同继承的祖上遗产坐落福州市郊区××村××西木构房屋一座，计厅堂、前后房、厨房、门头房共五堵。经协议同意分割如下：1.划分次胞嫂源灼妻陈美珠所有项下，为该屋之门头房壹堵；2.划分三房胞嫂叶依珠所有项下，为该屋之厅堂与前房各壹堵；3.划分四房胞叔邵沅辉所有项下，为该屋之后房与厨房各壹堵”，邵学明、邵子明、邵秀明、邵国强、邵国屏（旁有邵国平印鉴）、邵国灿于在见人处盖章、捺印，陈华厚、邵国栋在见证人处盖章捺印，福州市法律顾问处在代书单位处盖章确认，并有代书律师肖祥锤印鉴。签订《分产书》同年，邵寿明以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的名义出具《立赠送断契》载明：“承祖遗分得门头房一堵（东至公用埕、南至施家、西至公路，北至自己墙）后，因房屋破损，至今无居住，现经各方协商自愿以300元的价格赠送断契给邵四俤，钱款当日经中人见证亲自收足，房屋由买主永远管业，房屋如有来路不明，自己出头承担，与买主无关。买卖双方自愿，不得反悔。今欲有凭，产赠送契壹纸为据。”《立赠送断契》另注明：土地证、厝契在邵源美处遗失。该《立赠送断契》由施仕俊代笔，陈华厚作为中证人。后，邵子明提出分房要求。1986年8月6日，邵国栋作为邵三俤之长子、邵子明作为邵源灼之子及邵四俤在中证人施某、公证人严庆元见证下，由施益清代笔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现有民房壹座，坐东朝西壹进。东至自家土墙，南至施家共有扇，西至自己土墙大门官路，北至自己土墙，四至俱明。今同叔侄共同研究，决定阄分如下：1.邵四俤分得后进，砖墙起长19.535米，前至横墙（宽）7.28米，后横墙（宽）6.83米。前进倒水面向邵子明界。前向滴流水，东至自己墙，南至施家共有扇，西至邵子明界，北至自己墙；2.邵子明分得中进……；3.邵国栋分得前进……；”。经邵四俤向康山居委会登记，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东门街道土地登记办公室于1988年10月24日向邵四俤颁发东门街道浦下47号国有土地的《土地申报证明书》。2017年9月2日，邵源灼之子邵寿明作为浦下37号房的使用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32）载明,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65.63平方米，确权面积为138.74平方米，另给予住宅公摊补偿10平方米，但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尚未盖章确认。邵四俤及家人自1960年起至今均居住于浦下37号房，《面积计算表》载明为面积为69.3平方米的土木结构房屋（序号1）及面积为2.9平方米木搭结构房屋（序号5）房屋征收前由邵四俤及家人实际居住。序号1和5房屋面积共计72.2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邵华禧自清朝道光年间（1904年）取得浦下村37号房起，至今已逾百年，期间历经数次分家析产，在析产中由各房参与订立的析产文书及《立赠送断契》，符合各个时代的时景背景及社会习俗，故关于邵学明、邵子明、邵玲、邵婷、邵光对析产协议及《立赠送断契》并不知情的抗辩，不予采信；邵寿明关于“邵寿明及其他继承人从未看到1955年的调解书，对调解书的内容并不知情，错误地认为浦下37号房系邵华禧的遗产，并导致在邵四俤的诱骗下签订了1983年的《产权声明》、《分产书》《立赠断契》及1986年的《协议阄书》。”的抗辩，结合邵寿明与邵四俤在调取1955年民事调解书前后数年的书信往来，以及邵寿明在出具《产权声明》放弃先父邵源灼的产权让送给邵四俤之后，仍分得门头房的事实，邵寿明该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1986年8月6日订立的关于浦下37号房的析产协议系家庭内部对祖遗财产所做的最终分割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立约各方均应信守。鉴于1986的析产协议，已将邵寿明在《立赠断契》出售给邵四俤的门头房析产给了邵源豆一房，故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主张确认《立赠断契》的效力，于事实、法律无据，不予支持；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主张享有浦下37号房相应的征收安置补偿权益，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邵惠云、徐丽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号××平方米的土木结构房屋（《面积计算表》中序号1）、面积为2.9平方米木搭结构房屋《面积计算表》中序号5）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归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共同所有；二、驳回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邵寿明负担6500元，由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负担200元。鉴定费14800元由邵寿明负担，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中，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邵学明1983年7月夜餐、保健费补贴表、2.土地申报证明。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对一审查明的“邵源灼养育次子邵子明（继子）、三子邵寿（秀）明”持有异议，其主张邵子明是邵源灼的亲生儿子，邵寿（秀）明是继子。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邵四俤别名邵源辉。 本院认为，邵华禧自1904年取得原浦下37号房，邵华禧去世后，1942年邵华禧的四个儿子邵源美、邵源灼、邵源豆、邵四俤订立《分产阄书》对前述房屋进行了分割。此后，又历经了诉讼调解、数次分家析产，历次析产中由各房参与订立的析产文书及立赠送断契均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习俗。1986年8月6日订立的关于浦下37号房的析产协议系家庭内部对祖遗财产所做的最终分割协议。该析产协议系立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据1986年8月6日析产协议的约定确认邵建平、邵建安、邵建忠、邵建齐、邵秀英所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并无不当。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关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邵源灼所有、1986年分割协议应属无效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邵寿明、邵学明、邵子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一萍 审 判 员 马 青 审 判 员 陈碧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江丽丽 书 记 员 张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