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5422号原告：东莞市长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南三巷35号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98112054C。法定代表人：戴少儿，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新建，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笑维，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信联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华北路1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66652067L。法定代表人：吕丽娟。被告：吕丽娟。被告：赵创荣。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经营场所东莞市南城区新城市中心区鸿福路106号南峰中心首层、十三至十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12252353H。负责人：王志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嘉威，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涵，该分行员工。原告东莞市长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公司）与被告东莞市信联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联公司）、吕丽娟、赵创荣借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立案受理，后转换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2日由审判员王济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沃明、人民陪审员张锐洪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本院依职权追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工作需要，本案变更为由审判员王济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应文、人民陪审员黄敏霞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4月10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长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笑维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第三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涵参加了2020年4月10日的庭审，三被告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信联公司向原告返还32S/1仿毛纱289件、30S/1晴纶40件、丝光棉1200件，或向原告支付货物等额价值人民币668910元；2.被告吕丽娟、被告赵创荣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被告吕丽娟因投资所需，欲向银行贷款，但银行同意放贷的前提是要求被告吕丽娟提供一定数量的抵押物。被告吕丽娟系被告信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贷款用途是用于公司运营，因此决定以公司仓库的毛织品作为银行的抵押，由于抵押物数量不足，于是向原告借用了一批毛织品以填充被告信联公司的仓库，其中借用32S/1仿毛纱289件、30S/1晴纶40件、丝光棉1200件，产品价值合计668910元。因被告吕丽娟到期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致使原告的上述毛织品和被告信联公司仓库的毛织品一同被银行查封，至今无法返还，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被告吕丽娟与被告赵创荣均系被告信联公司的股东，双方又系合法夫妻关系，公司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被告吕丽娟与被告赵创荣应当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原告特提起诉讼，恳请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二次庭审中，原告称因三被告已无实际归还案涉毛料的可能，原告明确放弃要求被告返还案涉毛料的诉请，并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三被告按照寄存仓库明细表所约定的价格向原告赔偿损失共668910元。三被告均未作答辩。第三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陈述称：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信联公司将其仓库中的现有及将有的存货向第三人进行了抵押、质押，已合法办理公示登记，信联公司承诺其对提供的抵押物、质押物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合法的所有权及处分权，不存在任何争议及任何权属瑕疵，故该抵押物、质押物的所有权属于信联公司，第三人对其依法享有抵押权及质押权，该抵押物及质押物与原告无关，该事实已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法确认，无法证明信联公司因向第三人申请贷款而借用货物，更无法证明信联公司向第三人抵押、质押的财产属于原告。信联公司于2018年向第三人提供其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由信联公司向原告采购人棉纱，并将该货物向第三人进行质押，故信联公司与原告仅有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主张不符。原告2018年还与信联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却主张2016年将货物出借给信联公司，在这期间原告从未向第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被告信联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银行办理贷款，银行因审批贷款所需，要求被告提供一定数量的抵押物。因被告仓库内自有抵押物数量不足，被告向原告提出借用毛料一批，用于填充被告信联公司的仓库，补足抵押物。原告称，被告借用的货物包括32S/1仿毛纱289件、30S/1晴纶40件、丝光棉1200件，产品价值合计668910元，原告已将货物借用给被告，并存放于被告仓库中。对此主张，原告提交了两份《仓库明细表》。其中一份《仓库明细表》以表格方式载明32S/1仿毛纱289件，30S/1晴纶40件，合计329件，数量7936KG，在数量旁，手写添加“公斤×23元￥183149元”字样。另一份《仓库明细表》则以表格方式载明丝光棉1200件，数量18707公斤，在数量旁，手写添加“×26元￥486382元”字样。两份《仓库明细表》表格下方均有原告长荣公司的公章，经手人“戴少儿”，并有信联公司公章，收货人“吕丽娟”，寄货日期备注为2016-8-23。另外，原告还补充提交了两份含有色号、件数、数量、单价、金额的《仓库明细表》，拟证明案涉毛料的总价值为668910元。原告称，该《仓库明细表》形成于2019年12月5日，原告称因为其法定代表人戴少儿与被告吕丽娟的亲属关系，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到被告，但原告不清楚被告具体住在哪里，被告因涉诉较多，不肯到法庭来核实情况并出庭应诉。原告称，其联系被告的电话号码，即是立案时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提供给法院的电话号码。原告称，被告信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丽娟系原告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少儿的小姑，两人系亲属关系，原告对被告借用物品用于抵押贷款的目的知悉并同意，且已在2016年8月23日、2016年8月24日将上述货物运送至被告信联公司的仓库内，对此原告提供《售货单（欠据）》拟证明该主张，原告称因单据遗失，《售货单（欠据）》中的货物仅为寄存货物中的少量部分。《售货单（欠据）》显示购货单位处抬头为“信联”，备注处有“寄仓”字样。为核实信联公司与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的贷款及抵押质押情况，本院依职权通知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定检照片》、《购销合同》以及《2019粤1971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为证，称原告关于案涉标的物系原告借用给被告信联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信联公司仓库内的存货已办理公示登记，该抵押物及质押物与原告无关，且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对第三人的质押权进行了确认，担保的债权范围为包括6817181.26元本金、罚息、律师费等债权。并且，信联公司在提供质押物时，也于2018年向第三人提供了其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证明质押物的权属来源。《购销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供需双方分别为原告长荣公司和被告信联公司，供货的内容为“人棉纱”15000T。原告称，其所借用给被告的毛料在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的质押物中，鉴于判决已确认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的质权，原告已无法实际取回案涉借用物品，故主张被告按照一定的价格向原告赔偿借用物无法取回的损失。原告称其出借给被告信联公司的货物系从其他供应商处购得，为证明货物的价值，其提供了《东莞市威雅纺织有限公司》购销单、《东莞市长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售货单（欠据）》，以及三家纺织品公司出具的《证明》。原告确认以上购销单据和证明并非原告所称案涉出借物的购买单据，仅是用来证明案涉借用物品的市场价格。《东莞市长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售货单（欠据）》显示，原告长荣公司与被告信联公司在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存在丝光棉的买卖合同交易。原告主张被告吕丽娟、赵创荣对原告诉请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提交了结婚证，证明被告吕丽娟与被告赵创荣之间的婚姻关系。同时，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交了两份《担保确认书》，原告称担保确认书分别由被告吕丽娟、赵创荣本人出具，出具时间均为2020年4月1日。《担保确认书》加盖有被告信联公司的公章，分别有吕丽娟、赵创荣签名，确认书内容显示，吕丽娟、赵创荣确认原告将包括32S/1仿毛纱289件、30S/1晴纶40件、丝光棉1200件寄存在了被告信联公司的仓库中，确认物品的明细及价值与《仓库明细表》中所载明的一致，并表示借用前承诺会向原告长荣公司归还，若无法归还，吕丽娟、赵创荣愿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起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保全三被告名下价值668910元的财产，本院作出（2019）粤1972民初1542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并予以实施。本院认为，三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三被告不到庭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主张本案为借用合同纠纷，原告以被告无法归还借用物为由，诉请被告赔偿借用物品的损失。对于原告的诉请是否能够得到支持，本院分析如下：借用合同，又称“使用借贷合同”，是指出借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出借物无偿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在一定期限内或使用完毕后返还给出借人的合同。借用合同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合同标的物是特定物、不可消耗物；二、出借人将出借物交给借用人，合同成立；三、出借行为具有无偿性。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信联公司之间成立借用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为《仓库明细表》，但仓库明细表无法反应双方存在借用的意思表示，亦未对使用期限、使用方式等作出约定，原告提供的《售货单（欠据）》，亦无法表明原告将与《仓库明细表》对应一致的货物交付给被告信联公司。被告吕丽娟和被告赵创荣虽出具《担保确认书》确认原告寄存了相关货物在被告信联公司的仓库中，原告称包含价格的《仓库明细表》和《担保确认书》系其通过电话联系到被告本人出具，因被告涉诉较多，被告不愿出庭应诉。本院经询问原告有关被告的联系方式和住所后，原告表示其不清楚被告的具体住处，原告称其联系被告的电话号码，已在原告对被告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提供给法院。结合本案无法通过电话联系、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三被告送达应诉材料的情况，本院认定三被告存在恶意躲避送达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原告提供的《仓库明细表》和《担保确认书》，因无法核实相关书证出具的情形，《仓库明细表》和《担保确认书》的可信度存疑，难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如原告所称《仓库明细表》和《担保确认书》系三被告出具，两组证据中亦仅仅提到了寄存的字眼，无法用来直接反映双方之间存在借用的合意，三被告的书面陈述，亦不能用来作为证明原告长荣公司将货物实际交付给了被告信联公司的直接证据。另外，无论是原告提交的售货单，还是第三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提供的《购销合同》，均反映了原告长荣公司与被告信联公司之间曾存在购买毛纱制品等买卖合同交易的事实，本案中原告主张交付借用物所提交的《售货单（欠据）》，与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交易所用的《售货单（欠据）》单据格式一致，原告仅以“寄存”为由主张双方之间的关系为借用关系，亦无法排除双方之间存在被告向原告支付对价从而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被告给予原告其他形式补偿从而有偿使用标的物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形成借用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原告诉请三被告赔偿无法返还借用物的折价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长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14354.1元，其中受理费10489.1元、保全申请费3865元，原告已预交，均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济群人民陪审员  黄敏霞人民陪审员  周应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全纯芳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