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23民初2162号原告(反诉被告):监利县黄歇花炮厂（简称：黄歇花炮厂），住所地，监利县黄歇镇王场街。法定代表人：张国发，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湖北齐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监利县供销合作社总公司（简称：县供销总公司），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交通路。法定代表人：刘金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北荆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监利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县供销社），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交通路。法定代表人：杨育林，该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湖北荆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监利县玉沙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简称：玉沙烟花公司）,住所地：监利县红城乡邓王村。法定代表人：易秋波，该公司经理。第三人：监利县玉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简称：玉祥烟花公司），住所地：监利县朱河镇杜上村。法定代表人：严喜电，该公司经理。原告黄歇花炮厂诉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县供销社与第三人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县供销总公司于同年9月4日提起反诉，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被告县供销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歇花炮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给付其补偿款286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被告县供销总公司与被告县供销社共同承担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继续履行2019年9月以后给付原告补偿款的合同义务；4、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在庭审时，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给付其厂补偿款335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其厂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同意在2019年12月31日解除。事实与理由：原告黄歇花炮厂于1983年5月投资建厂，从事“制造、销售烟花爆竹”的经营。2012年6月，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经监利县上级部门协调，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二、甲方（即县供销总公司)代表玉沙、玉祥公司出资210万元收购黄歇花炮厂51%资产，同时取得收购资产项目的明细表册，并由乙方（即原告黄歇花炮厂）签字认可。此款在本协议签订并在县政府有关烟爆竹会议纪要出台后一次性付清；三、甲方每年从持有‘玉沙、玉祥公司’股份中各5%的收益补偿给乙方，补偿款每年分二次付清，八月底前支付30%，春节前支付70%，时间自2012年元月1日起执行；四、原黄歇鞭炮厂的所有债权债务以及所有员工劳务关系和后续所有事项与甲方无关，概由乙方负责”。2012年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收购款210万元。至2014年，县供销总公司每年支付原告补偿款70万元，三年合计210万元。2015年后，供销总公司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再支付补偿款，拖欠原告补偿款达301万元。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构成违约，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权益。在原告多次诉求及县领导机构的协调下，被告县供销社于2018年9月和2019年2月向原告共支付了15万元。县供销社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应当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共同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被告县供销总公司辩称，1、在原告不断上访且经县政府多次协调的情况下，其公司为协助政府维稳才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对其公司极不公平，毫无合作可言。原告黄歇花炮厂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于2008年6月17日已届满，在丧失生产资格后，其厂职工不停上访，要求恢复生产或转向从事批发经营，但监利县人民政府2002年和2006两次会议纪要均强调全县仅设立两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故原告在转向从事批发经营的请求同样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到各级各部门不停上访。为缓解上访维稳的压力，监利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安监局、县信访局等部门给其公司做工作，要求接纳原告合作从事烟花爆竹的批发经营，但遭到其公司股东全部反对。股东们认为原告既无批发烟花爆竹的经营许可证，亦没有资金出资，没有合作的基础，故不同意合作。经县政府多次协调，为了让原告停止上访行为，出于协助政府维稳的目的，其公司不得已才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书》。虽然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合作仅一倡议，不仅协议内容里没有体现合作，实际上也没有合作。究其原因是原告缺乏合作的基础，既无生产的资质许可，也无销售烟花爆竹的资质许可，连最基本的合作条件都不具备。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合作，其公司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整个协议对其公司极不公平。具体表现在：一是其公司出资210万元后，原告不但没有依约履行交付义务，其股权收益也未实现，供销总公司不享有决策权和表决权。二是原告黄歇花炮厂转让股权，应由企业股东作为签约主体，而不能让原告黄歇花炮厂自己来签约，故主体明显存在问题，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份实际无法落实。三是虽然协议约定了股份转让，却没有股份变更。在原告黄歇花炮厂的企业信息中，其公司没有被变更成原告的股东。四是合作协议约定其公司除了支付21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之外，还每年从持有“玉沙、玉祥公司”股份中各5%的收益补偿给原告。原告要求其公司每年支付70万元的收益即纯利润，这就要求两家公司各获利1400万元，这一利润要求两家公司每年纯利润达2800万元，销售额至少接近4亿元，根本不现实。另外，供销总公司其实并非玉沙烟花公司的股东，根本无法从玉沙烟花公司获得收益。其公司仅能从玉祥烟花公司收取5%的收益，所以这个数额根本无法实现。再者合作协议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终止时间，其公司给付补偿款的义务永远没有终点。2、其公司自2015年起不支付补偿款的原因在于原告违反了合作协议第五条。该条约定：“乙方的股东及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有关的一切活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履行合作第三条的义务即每年支付收益补偿款”。尽管协议内容呈“一边倒”，对其公司不公平，但为了缓解政府的维稳压力，其公司从2012年至2014年期间，仍一直履行这一不公平的协议。2015年6月9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与张国祥、张星、熊光耀出资，在黄歇花炮厂的原址上设立“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公然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原告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除了设立该公司外，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不断上访，要求县政法、县安监局为“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办理准入许可。这一行为在原告举出的证据六即监利县安监局《关于张国发反映烟花爆竹经营管理信访事项的办结报告》中得到证实。在违约设立新的烟花爆竹公司之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付诸巨大努力上访，要求解决市场准入许可，将违约行为提档升级，违约程度进一步加剧，故其公司不再给付原告补偿款，补偿款的给付也定格在2015年。原告的违约行为不仅表现在设立公司要求市场准入许可，其继续上访的行为也明显违背了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在原告公然违约的情况下，其公司依法行使抗辩权不再支付补偿款的行为应当得到支持。3、原告起诉要求其公司支付补偿款超过了诉讼时效，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2015年设立了“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既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也主动放弃了要求支付补偿款的权利，这几年原告黄歇花炮厂从未向其公司催促给付补偿款，而是一门心思专注上访，扑在新设的烟花爆竹公司之上。其公司自2015年起就实际停止了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但原告直到2019年6月才以提起诉讼的方式重新要求其公司履行义务，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4、《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出现了情势变更，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对其公司明显不公平，该协议应当依法解除。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虽然政府限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的设立数量，但没有禁止烟花爆竹销售。然而自2015年起，监利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陆续发出通告，从县城城区禁鞭推广到全县范围内禁鞭。2015年7月27日，监利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在县城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在监利县城城区全面禁鞭。2017年1月12日，监利县城市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城城区春节禁鞭工作的通知》，禁鞭范围扩展到红城乡和毛市镇。2019年3月29日，监利县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作出《监利县全部加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下发通知，将禁鞭范围扩展到所有乡镇（管理区）集镇、人口密集区、宗教场所、公共墓地、水源地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他区域则由乡镇各村（居）委会自主决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事项。县政府要求玉祥和玉沙两家批发公司对存货进行管控，只出不进。引导两家公司探索电子鞭炮等科技产品，转变经营方式。在全面禁鞭的情况下，玉沙、玉祥两家公司基本停止运转，处于亏损状态，若原告要求继续履行2012年所签《合作协议书》，明显对其公司不公平。县政府及职能部门全面禁鞭的决定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其公司有权要求据此解除与原告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被告县供销社辩称，1、其社与原告黄歇花炮厂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原告以“债务加入”为由要求其社共同清偿债务缺乏依据。2、原告从其社领取的15万元，性质实为借款，不应将其社的出借行为认定为清偿债务行为。第三人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未予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反诉原告县供销总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是一家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企业，其生产许可证于2008年6月17日期限届满前依法申请续期未获批准，导致其丧失了生产烟花爆竹的资格。此后，反诉被告要求办理烟花爆竹的生产许可证或允许其转型批发经营，因其要求与政策不符未获批准，反诉被告从此不断到监利县人民政府、荆州市委和湖北安监局上访。2008年，其公司出资在监利县朱河镇设立了玉祥烟花公司，获准与县供销社出资设立的玉沙烟花公司在监利县范围内从事烟花爆竹的批发经营。玉祥烟花公司、玉沙烟花公司与反诉被告在业务上没有任何交集。迫于反诉被告不断上访的压力，监利县人民政府出于维稳及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秩序的考虑，多次协调让反诉被告到玉沙、玉祥烟花公司参股烟花爆竹的批发经营，以分享利润。为缓解县政府维稳的压力，2012年6月15日，其公司不得已与反诉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其公司以210万元收购反诉被告51%的股份和资产，收购款在协议签订并在县政府有关烟花爆竹会议纪要出台后付清。协议还约定其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起，每年从持有玉沙、玉祥烟花公司股份中各5%的收益补偿给反诉被告。但事实上其公司不是玉沙烟花公司的股东，不持有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若反诉被告的股东及工作人员从事与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有关的活动，其公司有权拒绝给付收益补偿款”。协议签订后至2014年，其公司依约向反诉被告支付了股份收购款和收益补偿款。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其公司收购和享有反诉被告51%的股份，但反诉被告从未将所得收益按股份比例分配给其公司。不仅如此，2015年6月9日，反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与张国祥、张星、熊光耀还出资在黄歇花炮厂的原址上设立“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烟花爆竹批发”，公然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随后，反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发不断上访，要求县政府、县安监局为“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办理准入许可，违约程度不断加剧。针对反诉被告的违约行为，其公司依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决定停止给付收益补偿款。另外，自2015年起至今，监利县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接连发布禁鞭决定，将县城城区禁鞭扩展到全县禁鞭。因政策发生变化，其公司出资设立的玉祥烟花公司举步维艰，出现严重亏损，自身生存难以继续，这一情形属于情势变更，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明显对其公司不公平。因此，基于反诉被告的严重违约及情势变更情形的发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根据相关规定解除与反诉被告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反诉被告黄歇花炮厂辩称，1、合作协议不存在不公平，其厂停止经营，反诉原告的经营市场将会扩大，也会从中受益。2、其厂没有设立“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设立“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是个人行为，且该公司根本没有实质经营。3、其厂同意与反诉原告解除合作协议，但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12月31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3（合作协议书），本院认为双方签订协议的目标明确，即为了共同维护我县现有烟花爆竹经营格局，即使存在行政命令，但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公司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受到胁迫和欺诈或者处于危困状态而显失公平的情形。县供销总公司也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认为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合作协议成立有效。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4（监利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因该纪要反映了合作协议签订的背景，与合作协议相应证，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6（监利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张国发反映烟花爆竹经营管理信访事项的办结报告》），虽然未提及补偿款一事，但能反应原告一直对补偿不满意而想努力恢复生产的事实。因双方的合作协议未约定合作期限，被告县供销总公司不给付补偿款的行为呈持续状态，故本院不支持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辩驳观点。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7（关于黄歇花炮厂上访问题的协调处理意见），系县委政法委组织协调的处理意见，虽无县供销总公司负责人签名，但继续按合同约定支付黄歇花炮厂的补偿款系合同约定的义务，故县供销总公司应按约定继续履行补偿义务。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8（公证书），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与应否给付补偿款没有直接关联性。因为公证只证实张国发等人承诺行为的真实性，并不能表明对黄歇花炮厂的补偿款就可以打入“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账户。对原告黄歇花炮厂提交的证9（银行《业务凭证》、手机“短信息”），只能证明县供销社曾给付过原告15万元，不能证明县供销社自愿代替县供销总公司承担全部的补偿义务。鉴于县供销社与县供销总公司的关联性，本院认定县供销社自愿为县供销总公司代付15万元。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1（2006年12月15日《关于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工作的会议纪要》和2008年5月15日专题会议纪要）、证2（县政府2009年7月16日关于黄歇花炮厂要求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证3（县安监局关于监利县黄歇花炮厂有关情况的报告等文件和书面材料），可以反应双方合作协议书签订的背景，也可以证明当时原告黄歇花炮厂因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停产后到处信访的事实，但不能反应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受到任何胁迫，没有证实《合作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认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4（黄歇花炮厂职工上访协调座谈会会议记录），因有原告部分职工签名，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能证明玉沙、玉祥两家公司股东不同意黄歇花炮厂入股的事实，但与县供销总公司自愿签订协议并不矛盾。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5（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证明显失公平的证明目的。事实上，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双方从未计算利润，县供销总公司以每年70万元的固定给付方式给付了三年，合同双方均未持异议，故本院认为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对给付标的达成了协商一致的变更。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5（玉祥烟花公司和玉沙烟花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6（黄歇花炮厂的企业信息），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否定股份转让合同的效力，因为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不能否定内部效力。但是股份转让主体不适格，故本院认定其是对合作协议的进一步确认，系双方合作的体现。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7（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单、县安监局2015年《关于张国发反映烟花爆竹经营信访事项的办结报告》），只能反应黄歇花炮厂原部分职工有继续从事烟花爆竹的意愿，不能反应黄歇花炮厂这一法人违约，且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从未实质生产经营，故县供销总公司不能以此作为不给付补偿款的抗辩理由。对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8（监利县政府《关于在县城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监利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城城区春节禁鞭工作的通知》、《监利县全面加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实施方案》）可以证明县供销总公司从2015年7月27日城区禁鞭来生产经营受到相应的影响，自2017年1月12日影响继续扩大，直至2019年4月1日全面禁鞭时经营影响更大。但双方在《合作协议》签订时，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对政府限制烟花爆竹燃放的政策逐步缩紧是否一定不可预见，其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亦尚存疑问。故在原告黄歇花炮厂同意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的情况下，本院不适用情势变更这一法定理由,选择协议解除更为适宜。对被告县供销社所提交的证1（合作协议书和股份转让合同），因两合同均无该社署名和签章，故本院认定与县供销社没有关联性。对被告县供销社所提交的证2（黄歇花炮厂协调处理意见），一是没有该社相关责任人签名，二是处理意见亦只涉及到县供销总公司，故本院认定补偿与县供销社没有关联性。对被告县供销社所提交的证3（黄歇花炮厂张国发的两份借条），不能反应该社“债务加入”，故本院认定县供销社与本案无关，没有向原告黄歇花炮厂给付补偿款的义务。但鉴于县供销社与县供销总公司的关联关系，本院认定县供销社自愿为县供销总公司代付15万元。该借条不宜作为原告黄歇花炮厂的借款，而可作为原告黄歇花炮厂已获得的补偿款在应获得的总额上予以扣减。该款理应由经手人张国发进上原告黄歇花炮厂的收入账目。对反诉原告县供销总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一是因反诉被告黄歇花炮厂同意在2019年12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二是因该证据与其公司作为本诉被告时提交的证据重复，故本院无需进行重复认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歇花炮厂于1983年5月投资建厂，是一家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企业。其生产许可证于2008年6月17日期限届满后，没有及时办理延期手续，改、扩建手续也没有到位。加之荆州市“十二五”规划明确“禁止生产烟花爆竹”，导致该厂后来申请续期未获批准。此后，黄歇花炮厂一直要求办理烟花爆竹的生产许可证或允许其转型批发经营，但均未获批准。于是，黄歇花炮厂的职工不断信访。县政府为了化解化解信访维护稳定，向玉沙烟花公司和玉祥烟花公司做工作，由两家公司各让一定股份给黄歇花炮厂，但遭到这两家公司股东的反对。在县政府的协调下，县供销总公司与黄歇花炮厂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并于2012年7月23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双方共同维护我县现有的烟花爆竹经营格局，由县供销总公司代表“玉沙、玉祥公司”出资210万元收购黄歇花炮厂51%资产，黄歇花炮厂将51%的股份转让给县供销总公司。黄歇花炮厂原有的债权债务和员工劳务关系等与县供销总公司无关。还约定原黄歇花炮厂的股东及工作人员不得以个人或直系亲属名义从事与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有关的一切活动。合同签订后，县供销总公司向黄歇花炮厂支付了210万元的资产收购款（股份转让款），但黄歇花炮厂既没有移交资产项目的明细表，也未在工商部门对其厂信息作变更登记。2012年、2013年、2014年县供销总公司每年向黄歇花炮厂支付补偿款70万元，双方均未对补偿数额提出任何异议。2015年后，由于城区禁鞭、黄歇花炮厂对公账户等发生问题以及黄歇花炮厂原址上“监利县王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设立等原因，县供销总公司就开始拒付补偿款。由于黄歇花炮厂职工上访，县供销社于2018年9月11日和2019年2月2日分两次以出借的方式，给付了黄歇花炮厂由其法定代表人张国发经手的15万元。同时查明，县供销总公司是玉祥烟花公司的股东不是玉沙烟花公司的股东。2015年7月27日，监利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在县城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通告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2017年1月12日，监利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城城区春节禁鞭工作的通知》；2019年3月9日，县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印发了《监利县全面加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琐定存量、只出不进”。上述行政行为均对玉沙烟花公司和玉祥烟花公司的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黄歇花炮厂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原告黄歇花炮厂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双方均未就合同效力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原告认为合同有效。被告县供销总公司认为应予解除，变相承认了合同效力。双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故本院认定合作协议有效。原告黄歇花炮厂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不是股东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合同主体存在错误，实质上就是对《合作协议书》的进一步确认。虽然县供销总公司未取得收购资产项目的明细表册，原告黄歇花炮厂未履行给付资产义务，也未对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其只应承担继续履约的责任，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被告县供销总公司自2015年起仍应按合同给付原告黄歇花炮厂补偿款。本案争议焦点二、原告黄歇花炮厂与被告县供销总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合同应否解除及解除的时间问题。政府限制烟花爆竹燃放的政策只会越来越紧，双方在《合作协议》签订时对政府限制烟花爆竹燃放的政策逐步缩紧是否不可预见，本院尚存疑问。在原告黄歇花炮厂同意于2019年12月31日后解除合同，双方在2019年12月31日以后解除合同达成合意的情况下，本院不适用情势变更这一法定理由而选择协议解除更为适宜。合同解除后，双方不再进行合作经营。由于县供销总公司从未取得收购资产项目的明细表册，原告黄歇花炮厂也从未履行给付资产义务，更未对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原告黄歇花炮厂应返还被告县供销总公司资产购置款210万元,恢复到未合作时的原始状态。所以，被告县供销总公司实际还应给付原告黄歇花炮厂补偿款：5年（自2015年元月1日至2020年元月1日）×70万元／年（义务履行期双方对补偿款的合意变更）－15万元（县供销社代为补偿款）—210万元（资产购置款）﹦125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三、原告黄歇花炮厂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县供销总公司的不给付补偿款的行为呈持续状态，合同也未确定合作终止时间，直到现在县供销总公司仍未给付补偿款，故原告黄歇花炮厂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四、被告县供销社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原告黄歇花炮厂以其提交的汇款人为“胡文芳”的15万元的两份业务凭证，证实被告县供销社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证据明显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县供销社与县供销总公司的关联关系，可以认定该款系县供销社代县供销总公司给付原告黄歇花炮厂的补偿款。另外，原告黄歇花炮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有给付其补偿款的义务，故本院认定第三人玉沙烟花公司、玉祥烟花公司不承担给付原告黄歇花炮厂补偿款的责任。原告黄歇花炮厂对逾期付款损失没有明确诉讼请求，且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上也没有明确的约定，故本院对逾期付款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监利县供销合作社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补偿原告监利县黄歇花炮厂125万元。二、反诉原告监利县供销合作社总公司与反诉被告监利县黄歇花炮厂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三、驳回原告监利县黄歇花炮厂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80元(原告黄歇花炮厂已交纳3000元)，由被告县供销总公司负担，本案反诉费23600元（反诉原告县供销总公司已交纳11800元），由反诉被告黄歇花炮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薛友源审判员  李成纲审判员  陈 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