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03行初13号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郊垃圾卫生填埋场。法定代表人：马连军，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聂富民，系浙江富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朱皓宇，系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市级行政中心**楼**。负责人：赵文，系该局局长。委托出庭人：高志刚，系该局副局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钱祥飞、蒋宏，系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因不服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1月6日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行辖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2020年3月17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30日向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0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马连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聂富民、朱皓宇，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的委托出庭人高志刚、委托代理人钱祥飞、蒋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2019年7月17作出的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经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2019年6月12日对原告公司位于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进行调查核实：生态环境部监测部门于2019年2月27日对你公司4号炉进行烟气采样，其监测结果显示：你公司二噁英监测值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GB18485-2014）》规定标准0.1ngTEQ/m3的12倍。上述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之规定，已构成违法。以上事实有：昆明市经开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调查询问笔录》、《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签》、《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2019年6月20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昆环罚告（听）[2019]10号）、2019年6月21日《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年修改）》第六十九项：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4.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1）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1、责令限制生产3个月；2、处100万元罚款。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诉称：有关检测单位，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4月12日，对原告连续进行了三次抽检，但均没有及时告知检测结果。2019年5月23日，被告才告知原告2018年12月14日抽检的二噁英浓度超标，并向原告下达昆环改[2019]2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但未向原告出示检测报告。因垃圾焚烧系民生项目，不可随意停工，原告紧急向昆明市城市管理局上报请求立即停止焚烧炉运行并停止接收垃圾。2019年5月30日，经昆明市人民政府同意，原告于2019年6月1日起停产。2019年6月12日，被告又基于2019年2月27日的检测结果，向原告下达了昆环改[2019]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也未向原告出示检测报告。2019年7月17日，被告基于2018年12月14日的检测结果作出了昆环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被告又基于2019年2月27日的检测结果作出了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处罚就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了两次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原则。从两次行政处罚的采样时间直到2019年7月17日才作出处罚，时间也过久，有失被告作为行政机关采取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和时效性，同时也违反了对违法行为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立案，决定是否立案的程序性规定。被告对被检测样品的取样程序不合法、行政处罚时缺少检测报告等主要证据，严重阻碍了原告自身权利的行使。监测报告有多处不符合规范，不具有有效性。加之环保设备设施的日常监测数据本来就具有不稳定性，被告不应当因为一次不符合规范的监测数据，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最后被告的昆环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限期限制生产三个月，同一天作出的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又责令原告限制生产三个月，过度重复且原告这个时候早已经停产停业，明显处罚不当。综上原告认为根据生态环境部和昆明市政府要求已经在积极进行整改。公司高度重视并斥巨资，聘请外资专家外部专家进行诊断，制定了整改方案，并按要求并按照方案进行了内容开展。被告对原告同一时间作出两次行政处罚是与事实不符，与法律不符，更加不符合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此原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辩称：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2019年2月12日，生态环保部直属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原告位于昆明经开区郊垃圾发电厂项目4号焚烧炉排放污染物中二噁英进行监督性检测。2019年2月27日经昆明市经济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对被告开展现场检查，该公司2号、4号焚烧炉正在运行，1号和3号炉停运技改中。在现场检查过程中，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对4号炉废气排放口进行了现场采样，2019年3月19日该中心出具了渝环监（2019）第ＷＴ211号《监测报告》，监测4号焚烧炉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平均值为1.3，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ＧＢ18485-2014）规定的0.1ｎｇＴＥＱ／ｍ3排放标准的12倍。2019年6月4日，环保部将相关检测结果告知了昆明市政府。2019年6月12日，被告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噁英超标排放问题进行督办的函》（环督函【2019】22号）及昆明市政府的要求，决定对原告的超标排放违法立案调查。同日，被告将上述监测结果告知原告（因二噁英类毒性物质监测数据倍环保部定为保密信息，涉密等级定级为秘密级，被告按保密规定未向原告提供监测报告），同时向其送达了昆环改【2019】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加强对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确保大气污染物长期稳定排放。原告当场表示已于2019年6月9日全厂停产，对4号焚烧炉全部技改，技改完成后启动运行焚烧炉，监测合格后继续运行，若不合格继续停运，做到不达标不生产。经被告内部法制审查、集体研究讨论和审批程序决定后，2019年6月2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昆环罚告（听）字【2019】10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其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和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其享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申辩意见和听证要求。2019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4号焚烧炉二噁英排放监测值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ＧＢ18485-2014）规定的0.1ｎｇＴＥＱ／ｍ3排放标准的12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之规定，依据该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以及《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修改）》第六十九项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4、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七十万元以下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1）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决定1.责令限制生产3个月；2.处100万元罚款。同时处罚决定书还明确了责令限制生产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并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环保部办公厅督办函》、《监测报告》、《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调查报告》、《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等证据为证。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为证明其辩称，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9】29号）、《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昆办通【2019】55号）；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昆明市环境保护局（现更名为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系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具有环境执法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被告。2、被处罚对象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存续的企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诉讼主体资格适格。第二组证据：6.《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19年2月27日）；7.《检测报告》（渝环监【2019】第WT211号）（2019年3月19日）；8.《关于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噁英超标排放问题进行督办的函（环督函密【2019】22号）》（2019年6月6日）；9.《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2019年6月12日）；10.《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环改【2019】3号）（2019年6月12日）；11.《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调查询问笔录》（2019年6月12日）及被询问人权限资料；12.《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关于对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环境违法案件的调查报告》（2019年6月12日）；13.《关于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环境违法案件的审查意见》（2019年6月14日）；14.《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9年6月17日）；15.《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审批表》（2019年6月20日）；16.《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昆环罚告（听）【2019】10号）（2019年6月20日）；17.《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昆环罚告（听）【2019】10号）（2019年6月21日）；18.《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9年7月10日）；19.《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审批表》（2019年7月16日）；20.云南省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包睿、杨继猛、李艳、赵俊波）。证明：1.原告排放超标废气事实的确认过程及违法事实的确定：（1）2019年2月27日，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行政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并采样；（2）2019年3月19日，重庆市生态环境检查中心出具检测报告，检测出原告4号焚烧炉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平均值为1.3，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GB18485-2014）规定的0.1ngTEQ/m3排放标准的12倍；（3）2019年6月4日环保部向昆明市政府通报了该检测结果，被告于2019年6月12日在接到该监测结果及昆明市政府的督办意见后，告知了原告该监测结果并对原告超标排放行为立案调查并处理。2.本案依法调查、受案、内部审批、审议、审查等，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处罚过程中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调查人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第三组证据：21.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2.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决定书》昆环罚【2019】10号、《昆明市罚款上缴通知书》【昆】NO.0006637）。证明：1.昆明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7月17日向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送达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作出责令限制生产3个月，并处1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充分告知了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依法送达。3.结合第二组证据充分说明被告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对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编号6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本案的检查勘验笔录里面没有记录取样过程的内容，只字未提，图片录像都没有，被告也没有向法庭提交单独的取样记录。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4条规定，现场检查取样，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被检测样品的取样必须符合技术规范，否则直接影响样品检测结果正确与否，因此被告无法证明取样程序的合法性。证明对象可以证明取样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检测报告没有合法的监测基础。第二组证据中证据编号7检测报告渝环监2019第WT211号，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根本不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具体：一、检测报告是在没有取样、没有记录采样过程、采样人员、采样时间、采样及检测仪器等情况下制作的，严重的违反了法定的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采样人员必须取得上岗合格证，采样过程必须合法、符合技术规范。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4条规定，现场取检查取样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同时采样人员作为监测活动相关的人员。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监测活动相关的人员，也必须取得上岗合格证，原文规定的文件就是引用了必须这个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环境二噁英内技术检测技术规范，对采样也有着严格的要求。监控记录和采样记录明确规定，采样数量每周期也是每次采集不少于三个样品，每个采样时间不少于两小时，采样起止时间需要准确的具体到分钟。国家对采样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技术规范，即便检测机构具有检测资质，不代表派出的采样人员具有上岗合格证，检测报告对上面的内容是没有记录的，被告也没有提交单独的证明材料，检测报告没有合法的基础，没有有效性。二、检测报告并没有作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证据，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再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被告在行政处罚时，被告的政策法规处，也就是证据编号13中明确写明了该主要证据检测报告是缺失的，包括后面的处罚决定书，也都没有将检测报告作为证据，在诉讼中再收集到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行政处罚合法的证据，而且检测报告的第二页，明确说明复制后未加盖本中心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均无效。也就是任何行政机关的印章都不可以替代监测机构的效力，而且检测报告现在也没有看到被告提供的原件，不知道有没有，原告想核对一下。三、检测报告也没有附检测机构的资质证书。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各级环境监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提供数据，具备的资质，并在允许范围内开展监测环境监测工作，保证监测数据的合法有效。被告也没有单独向法庭提交检测机构有二噁英监测资质材料，无法证明被告对其进行过审查，因此无法证明检测报告具有有效性。四、检测报告没有写明监测仪器及型号。行政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5条规定，原文是在规定监测报告必须载明下列事项第三项中就是监测仪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第十条也规定，所使用的监测仪器应由国家计量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按有关要求进行鉴定或者按照程序进行校准，所使用的标准物质应是有证标准物质或者是能够溯源到的国家基准物质。因为检测仪器有没有经过校准，检测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成千上百倍的差距。即便检测机构有相应的资质，不代表其仪器经过认证和校正，而且每个矫正或者仪器都是有具体的型号和编号的。因此没有写明必须写明监测仪器的报告，不具有证明的有效性。五、检测报告中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列明检测人员和上岗证书。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12条第二款规定，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的检测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的专业人员，应当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而且检测报告也没有提供合法的运输记录或者证明，检测报告采样的位置也明显缺乏合理性，不具有代表性。检测报告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委托方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检测报告首页上应该有，并非是环境主管保护部门，也不是被告。检测报告的填写也极其不严谨，里边的数据前后矛盾，检测报告、监测结果是属于依法公开的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生态环境不以涉密为由禁止向原告出具。原被告都看不到检测报告，实际上是剥夺了原告的异议权。第二组证据编号8关于对生活垃圾焚烧厂二噁英超标排放问题进行督办的函，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印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二、合法性有异议，行政处罚法规定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处罚的依据，该函没有公布不可作为处罚依据。另外证明对象，该函内没有要求被告不依法行政的内容，也没有要求被告突破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原则的内容，也没有要求被告突破行政处罚办法的第11条责令整改期限届满之后才可以作为新的违法行为的认定，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第二组证据中编号9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这个立案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责令整改期满后，如果原告继续处于连续状态的才可以认定新的违法行为，被告的三次检测只不过是对原告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了三次抽检而已，而且因为本案的检测报告的时间是2019年3月19日，立案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发现违法行为七个工作日内立案的时间，并且造成了原告的重大权利的损失，已经严重违法。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0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这个决定书与2号决定书内容相同，属于重复处理。具体质证理由与证据编号9的质证意见一致，不再重复。另外2019年6月9日，原告已经完全停产，被告6月12日还做出决定书，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市政府的报告通知上是要求原告停产，决定书中有一项是责令原告加强对设备的运行，实际上是与市政府的通知事项相悖的。决定书中有一句话是以上事实有检测报告等证据为凭的内容不实，因为检测报告质证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证据的。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1，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调查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权限资料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2019年6月10日调查询问，2019年2月27日就是三个月前的环境监测部门是后来才将采样检测结果电话告知原告超标，并不能证明2019年2月27日原告就存在违法排放的违法事实，原告并没有认可，在这个笔录并没有认可检测报告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也没有承认采样过程的合法性。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2，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关于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违法案件的调查报告，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该证据并未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明行政处罚合法的证据使用。另外报告叙述的内容非常不全面，这两个调查人员同时也是9号行政处罚一案的调查人员，是一致的。在明知原告连续的同一违法行为已经立案的情况下，对这个情况只字未提，导致了被告作出的重复处罚。调查报告里面写明了原告只有一个排放口，就只有一个烟囱。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3，关于对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环境违法案件的审查意见，原件原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过证据里有一个审查结论，事实清楚写的很清，是这样写的“该件虽定为秘密案件，但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主要证据，而其违法事实需进一步核实，其超标数值，予以进一步确定超标倍数，表明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在明知证据不充分，缺失的情况下仍然作出行政处罚，违法。”而且政策法规处的审核意见是主要证据缺失，证据薄弱需进一步核实数据，也就是审核意见是没通过，根据云南省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三条，没有经过审核同意能够通过的是不能作出行政处罚的，所以也是违法，可以证明被告的行政处罚违法。第二组证据编号14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5年6月17日讨论笔录，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便真实，这个集体讨论笔录已经程序违法了。因为按照行政处罚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及重大案件集体审议时，应该在听证告知后作出行政处罚之前进行。但是这个讨论笔录6月17日，是在听证告知2019年6月20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关键是已经在明知缺少主要证据的情况下，形成了确定性的处罚结论意见，违反了法定程序。按照行政处罚管理办法是要求查处分离的，本案调查人员李艳参与了处罚决定的讨论。关于第二组证据编号15听证事先听证告知书审批表，原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6昆明市生态环境及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昆环罚告2019-12号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实检测报告并没有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7，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三性没有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8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案件集体讨论笔录，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便真实，第二次的集体讨论笔录也是有形无实，不合法。第二组证据中编号19昆明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第二组证据中编号20，四个人的行政执法复印件，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编号21、22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答辩人认为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另外取样不合法。超过了七个工作日的立案审限，严重超过了立案时间。所列证据没有一项能够证明原告排放超标，且只有一个检测报告，可以是指证原告涉嫌超标，但是也没有作为证据，另外一个处罚决定是在法制审核不通过下作出的，程序不合法。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昆环改[2019]2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证明：2019年5月23日，被告才告知原告2018年12月14日抽检的二噁英浓度超标，并责令改正。已经严重的超过了七个工作日立案时限。第二组证据：昆政办[2019]65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飞灰）应急调配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2019年5月30日，经昆明市人民政府同意，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停产，复产时间待定。原告已积极采取整改措施，被告不应当就已不存在的行为追究事后责任。第三组证据：昆环改[2019]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证明：2019年6月12日，被告又基于2019年2月27日的监测结果，向原告下达行政命令责令改正。第四组证据：昆环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9年7月17日，被告基于2018年12月14日的监测结果，向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监测时间距离处罚时间间隔过久，有失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和时效性。第五组证据：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9年7月17日，被告又基于2019年2月27日的监测结果，向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一事二罚，而且监测时间距离处罚时间间隔过久，有失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和时效性。第六组证据：《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证明：被告提供的监测报告不符合技术规范。第七组证据：2018年11月16日昆明经济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监督性监测报告（合格）、2019年4月15日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南方测试中心、浙江九安监测科技有限公司监测报告（合格）。证明：烟气数据会伴随环境影响出现波动，不应当以一次监测数据不合格就作出行政处罚。第八组证据：《关于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稳定污染物长期达标的整改方案的报告》昆明环保安环（2018）20号、《烟气污染物达标整治实施方案》。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5月便开展积极整改活动，被告不应当就已存在的事项对原告进行处罚。被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对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的第一组证据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事实，5月23日被告才告知原告2018年12月14日抽检的二噁英超标，并责令改正，该事实也没有异议，确实如此。原因是因为5月20日才接到环保部就关于检测结果的报告。接到结果通知，被告在三天之后就到现场告知了原告这个情况，并且在告知当天决定立案。第二组证据昆政办（2019）65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灰飞应急调配处置方案的通知，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认为是真实的。实际的停产时间是6月9日，因为工艺的特殊原因，6月9日在原告诉状里面有陈述，原告也确实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但是被告认为在2019年7月7日整改完成恢复生产的时候，环保部对原告进行了第四次检测，仍然不合格，所以第一、第二组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昆环改（2019）3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对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也认可，确实是基于2月27日检测结果下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原因同样是因为第二次检测报告，2019年2月14日经现场取样以后所出具的第二份检测报告，被告也是在2019年6月6日才接到环保部的关于检测结果的通知，同时也接到了环保部的督办秘函。被告在6月12日决定就这个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并且将结果告知了原告，检测结果告知了原告。第四组证据昆环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没有异议。但是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认为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立案时间过长，时间过于拖延的问题。被告是严格按照环保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履行了立案调查、法制审查听证、告知权利等等相应的程序，不存在超过时效或者和不严肃的问题，所以被告认为证明目的是不成立的。第五组证据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不认为10号行政处罚决定与9号行政处罚决定之间存在一事二罚的问题。两个行政处罚决定是两个独立的环境行政执法，针对两个独立的环境违法行为，通过分批立案调查查处，分别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的两次超标排污行为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所以原告的两个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环境行政处罚法一事不二罚的原则规定，具有合法性。第六组证据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认可证据的真实性，这个标准是国标环境标准，也认可证据本身的合法性，但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4条第二款的规定，环境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检测报告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环境行政处罚管理办法并没有要求监测机构在提供检测报告的同时，要向法庭提供相应的监测取样的记录等等。而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是经过国家相应的环境检测资格认证的单位，具有相应的国家认可的实验室资质，其依法开展了相应的现场采样工作，所采样的过程、工作人员，被告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不符合国家相应的标准，相应的取样记录是作为出具工作报告的工作底稿，是一些内部资料，原告在行政处罚过程当中再陈述申辩。第六组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七组证据经开区的检测性报告复印件、由原告自行委托监测的检测报告，对于昆明经开区的检测报告，因为该报告被告无法核实真实性，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对检测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所以对其他的不发表意见。对于委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南方测试中心和浙江久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份检测报告被告也不知道其取样过程是不是合法，同样按照原告的观点也看不出来，只是有些数据值。同时被告认为即便其中关于二噁英指标项目是合格的，但也是基于当时检测数据反映的情况，这样的检测报告与环保部委托重庆环境监测中心先后四次对被告相关设备开展现场检测形成的最终结果是矛盾的。即国家检测的监测结果都是不合格的，被告认为这份检测报告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恰恰说明原告在设备的管理上、设备的运行，甚至于设备的设计上面存在问题才导致监测的二噁英排放情况经国家的四次的检查中均不合格。所以对第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第八组证据关于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稳定污染物长期达标整改方案的报告和昆明市烟气污染达标整治实施方案，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都不持异议，确实向被告报送过这两份材料，但是同样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因是被告开展行政处罚是依法进行，而且从2019年7月7日国家第四次对原告开展监测的情况来看，原告虽然经过了整改，但结果仍然是不合格的。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系按法定程序审核成立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有日处理生活垃圾550吨的焚烧炉4座。2018年12月14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4月12日，生态环境部直属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先后对原告位于昆明经开区郊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排放污染物中二噁英进行监督性监测。2018年12月14日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排除工作人员对原告2号焚烧炉进行烟气采样监测，2019年2月27日对4号焚烧炉进行烟气采样监测，2019年4月12日再次对4号焚烧炉进行烟气采样监测。2019年6月4日，生态环境部将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19年2月27日对4号焚烧炉的现场采样检测结果以环督密【2019】22号《函》告知昆明市政府，监测结果为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平均值为1.3ngTEQ/m3，超过《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GB18485-2014）规定的0.1ngTEQ/m3排放标准的12倍，同时该《函》对昆明市提出督办要求，要求昆明市依法查处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被告于2019年6月6日接到昆明市政府监测结果告知及办理要求后，于当日召开工作会议，于2019年6月12日正式对原告涉嫌超标排放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同时向原告下达昆环改【2019】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以上案件经被告立案调查后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昆环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2019年2月27日4号焚烧炉二噁英超标排放违法行为，其超标排放12倍，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之规定，依据该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以及《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修改）》第六十九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2019年2月27日对4号焚烧炉二噁英超标排放违法行为作出昆环罚【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超标排放12倍，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依该法第九十九条和《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修改）第六十九项“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4.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1）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规定，决定：1.责令限制生产3个月；2.处100万元罚款。同时处罚决定书还明确了责令限制生产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并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原告在法定期间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本院认为：昆环罚【2019】9号和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的是2018年12月14日对原告2号焚烧炉和2019年2月27日对原告4号焚烧炉二噁英超标排放两个独立的违法行为所进行的行政处罚，虽然二次超标排放的污染物性质相同，责任主体相同，但两个违法排放行为发生时间不同，现场采样针对焚烧炉不同，产生的环境违法行为后果也不同，也无证据表明其二次超标排污行为系基于同一个主观故意或过错，应当认定为两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构成《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中的“同一违法行为”，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8号）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对同一当事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可以列入同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被告在接到环保部告知的监测结果后，已先后分别立案调查并在依法分别履行的调查、告知听证、内部法制审理和集体研究、内部审批等程序后分别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环境行政处罚规章的规定，即便在同一天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无任何不当，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本案所涉的两次现场采样检测是环保部所属国家环境监测中心依据其法定职责开展的环境监督性监测，由于二噁英监测的技术要求较高，由国家环境监测中心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所属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此项工作。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监测后向委托方国家环境监测中心报告监测结果再由生态环境部将相关结果告知昆明市政府，其中确实经过了较长的时间。但被告在知道两次监测结果（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采样监测结果被告于2019年5月20日知悉、10号行政处罚决定的采样监测结果被告于2019年6月6日知悉）后均在七日内依法立案调查并及时向原告告知了监测结果，未超过《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规定七日内立案的期限。其后经过调查依行政处罚程序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其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不存在行政处罚不严肃、不具时效性问题。昆环罚【2019】10号案件于2019年6月12日调查结束后即移送被告法制部门进行法制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法制部门提出卷内缺少《监测报告》的审查意见，后办案单位向昆明市政府调取了监测报告的复印件附卷。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拟给予的行政处罚较重，被告按《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先后于2019年6月17日和2019年7月10日两次组织集体讨论后才于2019年7月17日经局长审批同意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集体讨论办案人员按规定参加了会议汇报案情，提出处理建议和意见，并不违反行政处罚应当调查取证、法制审查、决定处罚三分离的原则。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但原告未提出听证申请，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故被告已充分保障了原告各项权利。故原告诉称被告行政处罚没有监测报告依据，集体讨论在听证程序之前违反程序、调查人员参加集体讨论会议违反行政处罚调查与处罚决定应当分离的原则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原告作出昆环罚字[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2017年修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责令限制生产三个月并处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开发人民陪审员  宋庆昆人民陪审员  史春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