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522民初3149号 原告德力格尔，男，1963年10月25日出生，蒙古族，农民，现住内蒙古通辽市。 委托代理人孙世忠，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内蒙古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李军职务：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祥，内蒙古典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德力格尔与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天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力格尔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世忠，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人程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维持仲裁裁决第一项劳动报酬92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提成工资人民币34008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甘旗卡利农农资合作社业务经理，于2012年9月开始在甘旗卡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工作，甘旗卡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欠2015年7月至12月欠原告工资9200元，拖欠提成工资34008元。合计43208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请。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起诉答辩人欠其工资款与客观事实不符。答辩人承认原告曾经在答辩人处打工，但打工期间的工资答辩人已足额发放，但由于管理不规范，开工资并未正规做表签字领取。但答辩人强调的是，正如原告所述，原告于2012年9月入职后，如果答辩人欠其工资9200元，那么原告离职后因何不能向答辩人索要？很显然原告主张不符合常理，且已超过了法定仲裁期间的情况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由答辩人支付工资明显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其次，答辩人从未欠原告销售提成工资，答辩人也从未与原告签署任何协议，答辩人只有口头承诺，但只有货款收回方能按承诺支付了提成款，多年来答辩人严格履行了口头承诺，包括原告在内对实现销售收入的代销方只要货款回笼后当即结清提成款项，故不存在拖欠原告提成款问题。 综上所述，答辩人既不能欠原告工资款、又不能存在拖欠原告销售提出款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利益！ 本院经审理：庭审中原告主张2012年9月在被告甘旗卡利农农资合作社入职，2015年12月离职。此期间被告欠工资9200元、欠提成34008元，并为证明其主张出示了以下证据： 1.出示签名为浩斯的《用工合同》，欲证明与被告存在用工关系。经审查，合同书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5日，合同书上虽盖有印章，被告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且在合同书上无被告任何人签名，不能证明其双方之间签订了用工合同； 2.出示2019年12月31日《扫黑除恶群众举报线索回访反馈回执单》，证明刘小花、德力格尔等人举报被告甘旗卡利农农资负责人李军涉嫌违法犯罪后，经科左后旗公安局接受调查核实后反馈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欠工资或提成的事实； 3.出示2020年5月9日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书》，证明原告申请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事实。但该仲裁裁决书尚未生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4.出示《手写销售货物明细》，证明其出售种子化肥及其提成的数额。该证明系原告自己陈述，原告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5.证人都吉雅出庭证实，从2012年12月起至2019年7月期间，为被告销售种子化肥，被告每月支付3000元工资外加提成，提成的方法是每销售一袋种子10元、每销售一袋底肥2元，并证明其证人工作期间工资及其提成已全部付清的事实； 6.证人色音那木仁出庭证实，从2012年起为被告销售种子化肥，到2016年就不再其从事了，其报酬没有工资，只有提成，提成是根据销售量给付的事实； 7.证人高胡古吉勒图出庭证实，其本人于2013年在被告处入职打工2年，工资由固定工资加提成组成，并证明其离职时，其工资及提成已全部付付； 庭审中，被告主张其不欠原告工资及提成，反之原告等人尚欠大量的货款，并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出示刘小花（另案原告）的申请执行案件登记表，证明刘小花欠其货款已被执行的事实； 2.出示付艳芹移交执行书，证明付艳芹（另案原告）欠被告销售货款已被执行的事实； 3.出示何芝兰作为担保人向被告出具的借据，证明何芝兰（另案原告）尚欠被告担保借款的事实； 4.出示德力格尔向被告出具的借据，证明德力格尔（本案原告）2015年借款至今尚未偿还的事实； 另在庭审中，原告出示陈明奇（另案原告）销售名片，证明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出示刘小花的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销售凭证，证明提成的依据；出示银山（另案原告）笔记上记载“结清”，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军的笔迹。 根据上述双方举证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9月--2015年12月期间，原告为被告销售种子化肥，被告支付的工资由固定工资加销售提成组成这一事实双方认可，但原告主张被告欠其工资9200元及欠其提成34008元的证据系来自于仲裁裁决书、原告本人的陈述和手写明细，而原告其他提供的证据包括三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其主张。而根据庭审中被告出具的申请执行案件登记表、执行案件移送表，以及其欠据等相佐证，本案中能够认定的事实就是与原告另案诉讼的刘小花、何芝兰、德力格尔等人因担保或因欠款问题与被告之间存在其他经济上的纠纷，因被告通过诉讼和已经通过申请执行而双方之间发生了争议，原告等人也因此在2019年9月份联名向公安机关扫黑办报案，举报其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军涉嫌犯罪，在此之前也从未因被告拖欠工资或者拖欠其提成的事情主张权利。2019年12月31日因原告等人的举报被反馈，致使原告等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于2020年5月9日仲裁机构作出了《仲裁裁决书》，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劳动报酬9200元。经查，其裁决书认定的依据就是完全按原告主张，包括与原告等8名的主张全被采纳，但裁决送达后，双方对裁决均不服，双方均向本院提起诉讼。即原告等人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及提成，而被告以不欠工资为由提起诉讼。 另查，被告聘用原告等人均无签订书面合同和自始至终就没有给原告等人缴纳社会保险，这一点被告也确实存在不依规用工的情形，但这不是民法能够调整的范畴。 本院认为，一、本案中确认被告拖欠原告工资证据不足。庭审中原告主张在2012年9月--2015年12月期间，被告欠其工资9200元，并提供了仲裁机构裁决书，而仲裁机构裁决确认的依据是主要来自于当事人的陈述和因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为由认定，这从单一的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考虑这样认定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认定可能对用工单位带来不公平，因其认定单一从用工单位能不能举证的问题考虑的，也就是说，用工单位只要有证据证明不欠工资，就可以认定不欠工资，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就可以认定欠其工资。所以，这样认定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偏差性。而这时候当事人就会对于认定的事实也往往不满意引起纠纷。结合本案看，仲裁机构裁决书所作出的认定也正是如此，只有原告主张而以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为由认定其拖欠工资并作出裁决，但裁决后双方均不服，相互提起诉讼。该裁决书尚未生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作为证据提供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确认被告欠其工资证据不足；此为一，其二、从原告出具的其他证据，即原告出示的签名为浩斯的《用工合同》、《扫黑除恶群众举报线索回访反馈回执单》、以及包括证人都吉雅、色音那木仁、高胡古吉勒图的证明看，其无任何证据都没有证明其主张，尤其是从原告三位证人证言看，证人证明其在工作期间的工资及其提成被告已全部发放，并未证明被告拖欠工资或拖欠其提成的事实。这也足以说明确认被告拖欠工资证据不足；其三、从被告主张及其出具的《执行案件登记表》、《执行案件移送表》，以及其出具的《欠据》可以看出，被告并未欠原告工资的事实。根据其执行案件登记及执行案件移送表，原告等人尤其是刘小花已被多起案件被执行。那么，正如原告所述如果被告拖欠工资或者拖欠提成，被告何因提起诉讼申请执行？也正如原告所述，原告在2015年12月与被告解除了关系，那么按照正常的理解被告既然欠其工资及提成，原告因何不能主张权利？很显然原告主张与常理不符，因此确认被告欠其工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二、本案中确认被告拖欠原告提成缺乏证据支持。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拖欠提成34008元，并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手写记载明细、陈明奇销售名片、刘小花的利农农资专业合作社销售凭证。经查，原告出示的手写记载明细系原告所写，其无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作为证据出示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次，原告出具的手写记载没有证据可佐证，其刘小花的销售凭证亦不能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拖欠提成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故不应其认定。综上事实与理由，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无论是工资还是提成均证据不足，均不应认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60元（不服仲裁裁决部分受理费10元、提成工资部分受理费650元），减半收取33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费660元，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天 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胡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