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初27号原告徐某1，男，201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法定代理人徐某2，男，198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系原告徐某1之父。原告徐某2，男，198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代理人曹樱，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智，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县开元路**。法定代表人张作林，县长。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负责人张庆红，主任。被告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望仙路**法定代表人范新国，局长。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海洋，长沙县自然资源局经开区征地拆迁科工作人员。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某1、徐某2诉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县政府）、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长沙县资源局）土地行政征收一案，原告徐某1、徐某2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对本案作出（2018）湘01行初35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徐某1、徐某2的起诉。徐某1、徐某2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湘行终944号行政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湘01行初353号行政裁定；二、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曹樱、李智，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海洋、周荟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某1、徐某2诉称：2013年12月，因上海大众汽车一期项目建设需要，原告家庭房屋被征收，原告家庭选择统一安置。原告徐某2由于结婚夫妻投靠于2016年8月30日将户口迁至周家屋组**，2017年5月23日原告徐某1出生。20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作出《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指导性实施办法》，被告根据该办法分配给了徐某2一人安置用地指标，但未分配给徐某1，也未对两原告进行拆迁补偿。原告认为，两人都属于合法新增人口，上述《办法》认定了徐某1的安置用地指标，也应该分配给徐某2，还应当支付两原告的拆迁补偿资金。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损，向本院提起诉讼。综上，请求：1、判令三被告给予原告徐某1征收安置补偿（一人安置用地指标24㎡）；2、判令三被告支付两原告拆迁安置补偿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进行补偿）。原告徐某1、徐某2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徐某1的出生落户时间、原告徐某2的户口户口迁入时间；div>证据二、《拆迁协议》，拟证明两原告家庭因三被告指挥工作下参加拆迁的时间、拆迁房屋补偿情况；证据三、《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易仕怡等四户要求新增人口纳入征收补偿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两原告家庭多次申请对新增人口两原告进行补偿，但遭到拒绝。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辩称：一、原告的补偿权益已得到充分保护。原告家庭于2013年12月27日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为选择非货币安置，2014年5月5日，原告户腾空房屋移交拆迁事务所，2014年6月6日，原告户领取拆迁补偿款426285元，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之后，原告徐某2于2016年8月份因结婚迁户，原告徐某1于2017年5月23日出生。在补偿于2014年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原告再要求进行补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而2017年1月5日公布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对于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的截止时间（以下简称‘截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7日24时。”第四条规定：“在截止时间前已出生的新生儿，凭户籍户籍证明或出生证明分配一人安置用地指标。告徐某1于2017年5月23日出生，在截止时间之后出生，因而不属于增补用地指标范围，被告依据《实施办法》为原告徐某2进行了安置。因此，原告的补偿安置权益已得到充分保护。二、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安置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货币安置；（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据此可知，对被拆迁户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为顺利推进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工作，保障安置工作公开、公正、公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市、县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于2017年1月5日发布了《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了统一安置的对象、条件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的安置方式。该办法发布后即在项目建设指挥部张贴公示，2017年1月6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将该办法送达给大众村村部。因此，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的补偿权益已得到充分保护，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上海大众汽车项目房屋代收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家庭自愿征收，同时承若不再要求政府对新增人口作出任何补偿安置；第二组证据：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原告户主易仕宜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自愿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第三组证据：领条及转账支票存根，拟证明原告家庭已足额领取征收补偿安置款；第四组证据：房屋移交拆除确认单，拟证明原告家庭将房屋腾空并自愿交给被告经开区管委会拆除。第五组证据：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员名单表，拟证明两原告已享受拆迁安置；第六组证据：《上海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指导性实施办法》、公示照片、送达回证，拟证明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上述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徐某1、徐某2对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该申请书不代表全体成员的意思，亦不代表新增人口放弃其权利。同时，承诺内容系事先拟定，且在征收前签订违法。后被告出台的实施办法又认可了新增人口享有安置权利，与内容相矛盾。对第二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协议违反了公平公正的规定；第三、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违反“先安置后拆迁”的规定；对第五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涉案项目征收实施公告是2018年10月份发布，被告随意定性新增人口的名单，违反法律规定。对第六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其制定程序违法，没有进行听证和征求大众的征收户的意见；公布、送达程序亦不符合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对原告徐某1、徐某2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两原告已得到安置；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原告家庭领取拆迁补偿款，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同时因两原告已得到安置，所以两原告再要求增加补偿安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至五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实施办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刘建明（户主）与其家庭成员陈敏华、刘练、刘柏林、王佳于2012年12月19日提交《上海大众汽车项目房屋代收申请书》，要求参与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的代收，与项目内其他被拆迁农户享受同等拆迁农户享受同等拆迁安置待遇，并承诺在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后该户如有新增人口（含婚迁、出生人口），将视同该户已纳入该征收项目红线范围内拆迁安置完毕，不再要求政府对新增人口作任何补偿安置。2013年12月27日，刘建明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非货币安置），刘建明作为户主在该协议上签字。2014年3月31日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2016年8月30日，徐某2与刘练结婚后以夫妻投靠方式将户口户口迁入干杉乡大岭村周家屋组刘建明家庭户。17年6月16日，刘练儿子徐某1出生，并于2017年6月16日将其户口户口登记在刘建明家庭户。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载明：“三、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对于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的截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7日24时。四、在截止时间前已出生的新生儿，凭户籍户籍证明或出生证分配一人安置用地指标”。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由长沙县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共同成立。徐某2依据上述实施办法已享受安置用地指标。长沙县资源局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及上海大众汽车项目用地手续情况一览表载明：上海大众汽车项目系征地后的用地项目名称，而征收拆迁时该地块分11个审批单进行审批，审批单上的名字没有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也没有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域的审批单及后续公告，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域是对三公告发布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的项目[长沙县（经开区）2013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项目，长沙县大众西路、秋江路建设项目，长沙县年产30辆乘用车建设项目、标准厂房项目]所涉及的区域的统称。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于（2019）湘行终944号案件中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10户基本情况汇总表》载明：徐某1（1987年3月30日出生，2016年8月30日因结婚迁户，系户主刘建明的女婿）。刘建明户于2014年6月6日按协议发放426285元，2014年5月5日腾空房屋移交拆迁事务所；该户房屋所在地属“长沙县（经开区）2016年第十二批次建设用地地块一项目，2018年1月15日发布一公告，2018年3月23日发布二公告，2018年10月11日发布三公告”。另查明：（2018）湘01行初353号案件庭审中，因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本院依法释明后要求原告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明确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三被告作出《实施办法》的行为，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实施办法》违法；2、判令三被告支付两原告拆迁安置补偿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进行补偿）；3、判令三被告给予徐某1征收安置用地指标24㎡。生效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944号行政裁定中载明：“综合分析徐某1、徐某2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未被纳入《实施办法》的新增人口范围未获补偿，而要求按该办法补偿安置，其实质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对签订补偿协议后新增人口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故其诉讼请求是明确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三被告是否需要针对徐某1、徐某2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房屋面积进行补偿）；二、三被告是否需要针对徐某1给予留地安置指标。一、关于三被告是否需要针对徐某1、徐某2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房屋面积进行补偿）的问题。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前提是权利人具备合法的房屋，刘建明作为户主于2013年12月27日与拆迁事务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徐某2还未迁入刘建明户，徐某1也未出生，即徐某1、徐某2不是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上述拆迁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被征收房屋亦交付拆除，徐某1、徐某2在被征地块上无合法房屋，故其要求三被告对其进行房屋征收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三被告是否需要针对徐某1给予留地安置指标的问题。经查，刘建明家庭户承诺在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后，如有新增人口将不再要求政府给予任何补偿安置。刘建明随后也与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结合上述事实来看，确认刘建明户安置人员的标准应为，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之前的家庭成员。本案中，徐某1系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房屋已拆除及相关公告发布后新出生人口，其主张对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不符合协议约定，也违背了徐某1所在家庭自身承诺，没有法律依据。徐某1要求按《实施办法》补偿安置，但其也并不属于《实施办法》规定的补偿安置人员范围。故徐某1要求行政机关对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某2、徐某1要求三被告对其履行房屋征收补偿职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某2、徐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某2、徐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彭 杨审判员  刘 青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刘朋飞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