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06行初21号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负责人邓伟园，社长。委托代理人游钻妍，广东沥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伟键，广东沥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金融商贸区。法定代表人游剑锋，镇长。行政负责人陈国强，副镇长委托代理人魏露权，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少猛，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邓月，女，196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9年11月20日通过广东诉讼服务网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齐材料，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邓月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游钻妍、黄伟键，被告的行政负责人陈国强及委托代理人魏露权、王少猛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沥府行决〔2019〕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第三人于1962年8月2日出生于联安汇龙村，是该村的原始村民，户口性质为农业。1988年7月18日，第三人与原锡明登记结婚，婚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内生育女儿原堡仪、儿子原智钊。第三人于1987年7月2日将户口从原告所在地的农业户口迁出转为自理粮户口，于1999年6月29日将户口从自理粮户口迁回原告所在地的农业户口。同时期因征地将户口从农业转为自理粮后又转为农业的人员共有46人，其中40人已经落实股权，包括第三人在内的6名女性至今未被确认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该社成员同等待遇。另查明，原告于1998年1月1日实施《联安管理区汇龙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章程》（以下简称《1998年章程》）；于2004年7月1日实施《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04年章程》）；于2018年9月16日实施《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8年章程》）。被告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第三人于1987年7月2日将户口从原告所在地的农业户口迁出转为自理粮户口，于1999年6月29日将户口从自理粮户口迁回原告所在地的农业户口，其情形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第7点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该规定，第三人依法享有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1998年章程》第七条关于“外嫁女：凡女子出嫁的均在领取结婚证日起，无论是否将户口迁出，只允许享受当年股权分配，下年开始取消股权分配及村中一切福利待遇，此条包括在九二年六月一日拼社时留的人的股权”的规定违反了当时实施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1997年修正）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及现行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无效。户口与第三人同期迁出为“自理粮”又同期迁回原告处农业户口的共有46人，原告确认了其中40人的股东成员资格，允许享受股东待遇，但对包括第三人在内的6名女性不予确认股东成员资格，违反了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第三十条的规定，亦违反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第三人依法应当享有原告的股东成员资格。根据原告《2018年章程》的规定，第三人应当享有1股股权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确认第三人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该社社员1股的股东待遇。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以下简称《“两确权”意见》）第一点“从今天开始，至2009年底止，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全面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确认登记；依法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的规定，第三人一直不具有股东成员资格，不享受成员待遇，但从未提出过任何行政投诉或其它书面申请，直到2019年才向被告提出行政申请，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当时效届满时，权利人将失去胜诉权利，即胜诉权归于消灭故已丧失了相应的资格。又根据《2018年章程》规定，第三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故已丧失了相应的资格。二、《“两确权”意见》第三点第3条规定“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按‘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的原则进行股权配置，具体依照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章程规定执行”。第三人若认为自身条件符合规定享有原告成员资格的，需要先向原告提出申请，经原告讨论表决同意并缴纳一定数额的购股费用后，方可取得相应的资格。第三人既没有提出申请，也未经过表决同意，更没有支付相应的购股费用，故其不应当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更不能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三、第三人在1987年迁出原告所在地后，又在1999年再迁入原告所在地，一直未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既不符合《1998年章程》第四条规定的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亦不符合《2004年章程》第九条规定获得配股资格的条件和《2018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其次，第三人是否能够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户籍仅为其取得资格的前提条件之一，需要结合当事人是否已经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并且经社委会同意，完成购股等确定。第三人既未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义务，也未经社委会同意，没有完成购股，不具有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成员待遇。四、第三人户口在1987年已经迁出原告所在地，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组织管理规定》的规定，户口注销后成员资格取消，因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已经取消。另外，原告《1998年章程》已经明确1993年12月31日前的在册成员实行配股之后仅能通过购股获得成员身份，原告自2004年股权固化后，不再新增成员，第三人即使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规定的“自转农”条件，其能否成为原告持股成员，根据该办法的精神应该保护集体利益，经章程表决同意，才能成为持股成员。但原告自2004年股权固化后至今均没有新增成员，且章程明确不再新增也没有表决同意“自转农”人员可成为持股成员，因此第三人不符合成为原告成员的条件。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确认第三人不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享有成员同等待遇；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未查清第三人户籍迁移的情况下出具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人口登记表，证明第三人在1999年才将户口迁回汇龙村，不符合《1998年章程》第四条的规定，因此不享有配置股权的资格。3.《2018年章程》，证明第三人不符合该章程第三章规定的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2018年原告修改章程时并未新增股东，仍以2004年股权固化时所确定的股东进行自然过渡。4.《2004年章程》，证明第三人不符合该章程第九条规定的配股资格，原告于2004年进行股权固化，自2004年7月1日起不再新增股权。5.《1998年章程》，证明该章程第四条规定，凡1993年12月31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的人员，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第三人在1999年才将户口迁回，不享有股东资格。原告以章程的形式规定取得集体成员资格及股东成员资格的条件，并未违反当时生效的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原告自2004年股权固化后至今，并未新增股权。6.南府[1998]24号《批转市公安局关于我市户籍管理若干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证明第三人是因为该文件规定的政策原因才入户，但是不享有原告的成员资格。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符合职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具有对第三人提出的行政申请进行受理和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二、被告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查明的事实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与《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所述一致。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时，依法接受第三人的书面申请，并组织调查核实，根据上述调查认定事实，依据法律法规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被告依法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通过直接送达或邮寄的方式送达第三人和原告，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符合职权范围，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1998年章程》《2004年章程》《2018年章程》、常住人口登记表、对原告社长邓伟园等人制作的《谈话笔录》，证明被告受理第三人申请后，依法调查本案相关事实及收集相关证据材料。2.《行政处理决定书》及EMS特快专递邮寄单、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3.《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4.《申请书》（2019.3.26）、第三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结婚证、《1998年章程》、第三人母亲李荷女的股权证书、《联安管理区现金收据》（范智锋）、原告出具的《证明》（2008.12.18）、申请书（2013.6.17）、《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李树洪的户口簿内页、授权委托书、陈健珍的律师证、调解申请书、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2份、第三人配偶原锡明的身份证、户口簿，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1日收到第三人提交的申请和材料，另《联安管理区现金收据》（范智锋）可证明同期迁入的相同情况的男性可以出资购股。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三人没有答辩及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6，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章程及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据2、3及证据4中的《申请书》（2019.3.26）、第三人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1998年章程》、李荷女的股权证书、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谈话笔录，原告对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被告曾向原告的社长邓伟园等人进行调查的事实。证据4中的《联安管理区现金收据》（范智锋），根据被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反映，范智锋于1995年2月23日出生，1999年6月29日以“自理粮”身份迁入原告所在地时仅4岁多，有别于第三人一类成年的同期迁入的“自理粮”户口人员，故根据《1998年章程》规定，范智锋按新生婴儿入户要求交纳入股金500元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第三人亦需要缴纳入股金的依据，本院对被告就该证据提出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原告出具的《证明》，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且《证明》中关于第三人在1992年户口回迁的内容，与被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的第三人在1999年回迁户口的内容不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申请书（2013.6.17）、《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能证明第三人在2013年向原告申请确认其成员资格无果后曾进行信访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李树洪的户口簿内页，其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及“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所载“1999年6月29日自转农（所内移居）二队”内容，与第三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记载的第三人自理粮户口迁入时间1999年6月29日一致，本院对第三人与李树洪（男）属同期迁入的“自理粮”户口人员的事实予以确认；授权委托书、陈建珍的律师证、调解申请书，有第三人的签名，本院确认第三人在行政处理阶段有委托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及曾向被告提出调解申请的事实；原锡明的身份证、户口簿，均系原锡明的个人身份资料，本院予以采纳；常住人口登记表，已加盖提供单位的公章，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邓月原属联安汇龙村的原始村民，户口性质为农业。1987年7月，因南海盐步镇联安汇龙村二队征地，第三人转为“自理粮”户口。1988年，第三人与原锡明登记结婚，婚后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1999年6月29日，第三人将“自理粮”户口迁回原告所在地的农业户口。因第三人户口回迁后成员身份一直未得到确认，经信访处理无果，第三人于2019年3月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被告确认其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享有该社成员同等待遇。2019年4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社长邓伟园及工作人员邓鉴华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调查人确认李树洪为该社成员。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确认第三人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该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该社社员1股的股东待遇。上述决定书分别于2019年6月25日、7月24日送达给第三人和原告。另查，1999年6月29日以“自转农”身份迁回汇龙村的人员李树洪（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已取得原告成员资格。又查，原告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1998年章程》第四条规定：“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第七条规定：“外嫁女：凡女子出嫁的均在领取结婚证日起，无论是否将户口迁出，只允许享受当年股权分配，下年开始取消股权分配及村中一切福利待遇，此条包括在九二年六月一日拼社时留的人的股权。”第八条规定：“凡执行本章程开始娶入的女社员，又已迁入户口的，要求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要一次性交纳入股金1000元，则享受分红基础股，新生婴儿从入户日起，要求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要一次性交纳入股金500元，则享受分红基础股。”第十一条规定：“凡十六岁以上的社员享有一份股份分红。十五岁以下享有半股分红。当年入户当年入股由下年参加股权分红（包括第二章第九条）。”原告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2004年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规定：“……根据盐步街道的指导意见，结合联安村的实际情况，推行‘固化股权，合理调整’的做法，特制定本章程。”第九条规定：“配股资格1、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在册的符合条件的经济合作社社员均可配股。2、按照固化股权截止时间，本社下列人员不予配置股权：（1）在截止时间之前已经死亡，但未及时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股东；（2）在入户时与本社签订不享受本社股权合约的迁入农业户口。”第十条规定：“嫁出、娶入的处理办法1、二〇〇三年在本股份经济合作社参加股份分红的女股东，在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嫁出本社以外的，按原章程执行。……”第十九条规定：“配股办法：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年满16周岁的，每人配10股，未满16周岁的，每人配5股。”从2018年9月16日起，原告实施《2018年章程》，该章程第八条规定：“本社以2018年09月15日24时为确权到户时点，以每户户口簿在册股东登记为基础，核定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把其股权数合计确权到户，以户为单位管理股权，按户股份分红。户内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核定按本章程第九条办法处理。确权到户后的股权由户内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本社成员’）共享；本社的总股数长久不变，实行‘增员不增股，减员不减股’，不随本社成员人数的增减而变动。政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第十一条规定：“本社在2018年09月15日24时股权确权到户后，以下人员应当具有本社成员资格：（一）确权到户时户口在本社所在地，且在册在世的股东及2004年6月30日24时后在册在世的成员自然过渡为本社成员；……（六）政策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其他人员。”第十四条规定：“本社股权确权到户后股东成员统一设置为满股1股，实行按户确定股权、按户管理股权、按户进行股份分红。此处的户是指以户籍管理部门核发的户口簿为基础，户口簿内所有具有本社成员资格的登记人口的统称（下称‘股权户’）。”又查，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8年10月31日下发南办发〔2008〕59号《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7.曾经转为‘自理粮’，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含其合法生育、收养的子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具有对第三人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进行受理和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被告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经向原告调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履行了行政处理的正当程序，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原告认为根据《“两确权”意见》第三点第3条规定，第三人既没有提出确权申请，也未经过原告表决同意，更没有支付相应的购股费用，故不应当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经查，第三人属于“自理粮”户口的回迁人员，其在1999年6月29日将户口迁回原告所在地后，户口性质为农业，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时的成员均系经提出申请、表决同意、支付购股费用后才取得成员资格的情况下，根据当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的规定，第三人户口回迁后，应可取得原告的成员资格。且《1998年章程》及《2004年章程》仅规定男性成员娶入的配偶及新生婴儿、合法抱养的婴儿才需出资购股，对第三人一类“自理粮”户口回迁人员并没有购股的要求，故原告以该社未对第三人的成员身份进行审批及第三人未出资购股为由否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佛山市在2004年7月1日户籍制度改革后，取消了原有的“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粮户口”等户口类别，但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在户籍改革后制定的《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第7点已明确规定，曾经转为“自理粮”，2004年6月30日前“自转农”户口迁回原村的人员，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第三人在1999年已以“自转农”户口迁回原告所在地，故依据现行有效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第三人亦应享有原告的成员资格。又因原告《2018年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该社股权确权到户后股东成员统一设置为满股1股，故被告在查明事实后，确认第三人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并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该社社员1股的股东待遇，处理正确。原告认为，第三人户口在1987年迁出原告处后，成员资格已取消，根据《1998年章程》第四点“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的规定，第三人在1999年户口回迁后不符合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且原告的股权在2004年已固化，不再新增成员，即使第三人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规定的“自转农”条件，其能否成为原告持股成员仍需原告审批，但原告对第三人的持股成员身份至今未表决确认，故第三人不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本院认为，第三人在1987年户口迁出后其成员资格应否被取消并非本案争议的问题，本案争议的是第三人户口回迁后能否重新取得原告的成员身份。虽然《1998年章程》第四点规定，“凡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本村有农业常住户口（以户口底册）为准（除嫁出、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判刑有规定之外），都享有应分给的股权资格”。而第三人户口回迁的时间为1999年，不属于1993年12月31日前汇龙村的农业户口人员，但从与原告同期迁入的“自转农”人员李树洪已取得原告资格的事实可知，原告在审查成员资格时，实际未执行《1998年章程》的上述规定，对1993年12月31日后回迁的“自转农”人员，仍确认其成员资格。事实上，原告后来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九条第1点亦将配股的条件放宽至2004年6月30日24时前在册的社员，且第三人亦不属于第九条第2点规定不予配置股权的人员范围。故根据《1998年章程》规定，第三人应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至于《1998年章程》中对外嫁女取得成员资格的限制，因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不能作为界定第三人成员资格的依据。即使原告的股权在2004年已固化，但因第三人在股权固化前有取得原告成员资格的权利，第三人的成员身份在股权固化前未能被确认系原告不允许外嫁女享有该社成员资格所导致，其过错在原告，不能归责于第三人，故原告股权固化不能作为剥夺第三人成员资格的理由。另外，因原告历年章程对2018年9月15日24时确权到户时点前享有成员资格的人员并没有作持股成员和非持股成员的区分，且明确规定了成员的具体配股数，第三人的户口在确权到户时点前已迁入，故其在取得原告成员资格的同时，亦应有获配置股权的权利。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又提出，第三人一直不具有股东成员资格，但从未提出任何行政投诉及申请，直到2019年才向被告申请行政处理，根据《“两确权”意见》第一点及《2018年章程》规定，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及丧失相应的资格。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第三人依法应当属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但原告一直拒绝给予第三人成员资格及待遇，该行为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而且无论《“两确权”意见》《2018年章程》还是现行法律均没有对成员资格争议提出处理申请的时间限制，因此，第三人有权在原告对其成员资格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成员身份确认。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根据第三人的申请书、身份证、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1998年章程》《2004年章程》《2018年章程》等证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汇龙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伍结香人民陪审员  徐雪琴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