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34077号原告：罗璟，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敏，广东竹书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610815877。被告：吴朋远，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跃峰，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610548725。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正科，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罗璟与被告吴朋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敏、被告吴朋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跃峰、雷正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偿还借款900000元，并按约支付利息，利息从2019年6月1日起计算，按年息8%计算;二、请求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为老乡，被告在2018年开始追求原告，在恋爱期间，被告以生意周转及可以获取更大利益为由向原告借款。在2019年1月左右，原告发现被告出轨，由此，双方在年28(2月2日)终止恋爱关系。之后，被告分别在2019年3月28日还款300000元，4月10日还款100000元。因原告家庭急需，原告在2019年4月11日电话被告，要求被告加快还钱速度，被告承诺4月底先还款500000元，剩余借款在5月底6月之前分2次支付。但被告在2019年4月16日还款200000元后，剩余借款并没有按约支付，且在2019年8月中旬将原告从微信好友中删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1、本案系原被告双方恋人期间的经济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原告适用案由错误，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处于恋爱关系期间，双方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转入和转出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1月27日分9次共计向被告转账147.2万元，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16日期间分19次共计向原告以及原告指定的账户转账146.5888万元，因恋爱期间双方具有亲密关系，共同生活消费赠与财物的情形都较于常见，双方经济往来频繁具有合理性，根据合同法以及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双方存在借款事实以及借款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借款合意包括双方对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款项、交付等事项的约定。本案中从双方资金往来习惯看，双方在恋爱期间资金相互流转频繁，原告并未提供例如书面借贷合同或相关文书材料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仅以支付宝转账截图银行交易明细试图证明原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显然不足以认定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原告提供的五张微信截图，前四张系2019年4月16日生成的，最后一张为2019年7月15日生成的，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双方在2019年2月2日终止恋爱关系，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3、4录音光盘及文字版内容可知，2019年4月11日双方还处于恋爱期间，另根据被告陈述实际双方的恋爱关系于2019年6月终止，而婚约亦称订婚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做的事先约定，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约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婚约只要男女双方有缔约婚约的意思表示即可，比如老公的称谓，谈婚论嫁的记录等，因此在2018年至2019年6月期间，双方处在恋爱关系期间，原告与被告系恋爱之间的往来纠纷，该案应该是婚约财产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原告适用案由错误。请法院根据查明事实的真相确定双方的权益义务。2、如果认定该案为民间借贷，也非原告诉讼的被告尚欠其90万元未还，而是双方存在多次资金往来，被告已经清偿绝大部分款项。（1）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期间，为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银行交易明细清单页码是断页不连续的，只有第三页、第六页、第七页、第八页、第九页、第十一页。该期间内被告向原告转账的交易明细部分（期间被告分别于2018年8月17日、9月25日、9月26日、9月27日、10月5日、10月6日、10月18日、10月19日、11月2日、2019年1月13日分十次共计向原告转账34.5888万元），则被原告刻意隐瞒，原告提交的该份银行交易明细不完整，无法真实证明原告与被告的经济纠纷事实，且原告仅提供2018年8月之后的部分，而在此之前，被告向原告转账汇款的部分（期间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17日、6月24日、6月25日、7月3日、7月20日分五次共计向原告转账52万元，不包含在内也被原告刻意隐瞒，应属不真实往来帐目，原告提供的资料应当不予认定效力，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民间纠纷关系的依据。（2）原告提供的支付宝转账3张截图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15日、2017年6月8日、2017年6月4日与原告提供的交易明细不能一一对应（该三笔款项被告已通过现金方式还给原告），并与原告诉状描述的“被告在2018年开始追求原告，在恋爱期间被告以生意周转及可以获得更大利益为由，向原告借款”时间相互矛盾，因此原告提供的支付宝转账3张截图，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3）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2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共计向被告转账人民币147.2万元，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16日期间共计向原告以及原告指定的账户转账146.5888万元，期间转入和转出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即使认定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也仅为0.6112万元，并非原告诉称的90万元。3、原告提交的4月11日录音文字版及录音光盘系私自录音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证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明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明确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文字材料显示“吴：我已经总共拿给你多少，罗：总共拿了多少钱，40万元吧，是不是不40万？是40万。吴：你前后总共打给我多少钱？罗：前后大概150万吧。吴：那我再还你110万。”同时该段电话录音实际发生时间为凌晨3-4点，一般理性人在此时间段注意休息状态或者精神迷糊状态，由此可以看出4月11日录音完全由原告蓄意主导，系私自录制，话语间有很大的迷糊性和欺骗性，严重侵害了被告合法权益，被告在尚未掌握经济纠纷事实的基础上，经原告诱导和欺骗作出上述非真实意思表示。另在该段通话中被告也说过“不想还”等内容，被告的前后陈述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想讨得原告欢心，希望最终达成双方结婚之目的；另一方面，又不想让自己遭受过多的损失。足可以被告当时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与原告交谈，所以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比较完整地反映真实情况，该录音材料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原被告恋爱期间被告在与原告经济往来中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益和义务。（1）原告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前提下，仅凭严重侵犯被告合法权益的私自录音和不完整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与原告起诉状事实相互矛盾的支付宝转账截图，试图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原告自认为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原告转账的行为是赠与，包括2018年8月10日以前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以及原告请被告帮她代购代付的物品房租家具等，而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告转账只是借贷，对于被告来说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也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抵触的行为。（2）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系原告与被告恋爱关系期间，被告以结婚为目的为原告支付了14次较大的财物费用，恋爱中的赠与一般指为表达情谊互相赠送的，一般性纪念性礼物，而前述14次较大费用共计60万元则是大额消费支出，与恋爱中的赠与有较大区别，若非基于缔结婚约的目的被告是不会给付上述财物的。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原被告为同乡，曾于2018年至2019年间存在恋爱关系。二、原告于2017年6月4日至2017年7月15日期间通过支付宝分四笔共计向被告支付9.3万元，原被告均确认上述款项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主张其于2017年12月31日向原告归还现金10万元，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三、原告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向被告转账50万元、2018年12月9日分两笔共向被告转账10万元、2019年1月6日向被告转账50万元、2019年1月8日分两笔共向被告转账30万元，原告主张上述140万元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但由于双方系恋爱关系，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亦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于2019年3月8日向原告转账30万元、2019年4月10日向原告转账10万元、2019年4月16日向原告转账20万元。原告主张上述60万元系被告的还款。四、原被告双方除上述资金往来外，另有其他资金往来。2018年9月2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5万元，被告2018年9月26日将2.5万元转给了本案证人李某，原告认可李某系代其收取上述2.5万元。2018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万元，2018年10月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万元。原告主张4万元为被告向其借款，被告的转账为还款。2019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7000元，原告主张该款项为原告当天借用被告现金7000元的还款。下列款项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2018年4月17日被告向本案证人李某转账12万元，被告主张该款项系原告要求支付；原告主张该款项系被告委托李某购买送给原告的礼物，李某在购买礼物后，将剩余17800元退还了被告，原告提交了李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明，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也认可了原告的主张。2018年6月24日被告向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5万元，2018年6月25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10万元。关于上述15万元，原告主张2018年6月22日至23日期间，原告、被告及李某一同在香港游玩，6月23日被告购物金额港币41万元，被告刷卡未能支付，经向银行了解，银行卡境外消费限额为人民币20万元，故被告通过自己银行卡支付了人民币199272元（约港币24万元），另外港币17万元由原告垫付，人民币15万元为被告归还原告垫付的款项。被告认可去香港购物的事实，但否认原告为其垫付款项，主张15万元为原告向其借款。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调取了2018年6月23日20时53分左右，被告与中国农业银行客服的电话录音，录音中被告表示其在香港消费需要支付港币41万元，但银行卡无法支付，农业银行客服告知被告所持银行卡境外单日的消费限额为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2018年7月3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20万元，被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向其借款，原告主张该笔款项系被告赠与。2018年7月20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5万元，被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向其借款，原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受被告委托购买比特币投资。2018年8月17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本案证人李某转账8888元，被告主张该款项系原告要求支付；原告主张该款项与其无关。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陈述，8月17日为其生日，被告在微信中向其转账18888元，见其未收取后又向其支付宝转账8888元。2018年9月25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5万元，9月27日被告又向原告转账5.2万元。被告主张上述10.2万元系原告向其借款；原告主张2018年9月24日被告携带26万元人民币现金准备用于香港购物，原告告诉被告不能携带超额现金过海关，被告遂将26万元现金通过ATM机存入被告银行卡129200元，存入原告银行卡69800元。被告在香港的购物金额均由原告代为支付，10.2万元为被告归还原告垫付的款项。2018年10月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宝转账2万元，2018年10月6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3万元，2018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5万元，2019年1月13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5万元。原告主张上述15万元为此前借款利息及用于双方日常生活消费，被告主张上述15万元为还款。2018年10月18日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1万元，2018年10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宝转账1万元。原告主张被告委托原告处理租房事宜，被告支付的2万元系房租及押金，被告主张上述2万元为还款。五、2019年4月11日原告曾与被告通电话并对通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双方在在通话中涉及到原被告间的借款，原告表示被告已经归还40万元，原告实际出借大概150万元，被告表示再归还原告110万元，并表示月底前归还50万元，如果筹不到钱就把表寄给原告，由原告把表卖掉这样月底之前打50万给原告就还欠原告60万。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4月16日，在收到被告发送的20万元转账记录截图后，原告表示“30+10+20收到60”，被告表示“这两天把车整好去卖卖好了打给你”，原告表示“你之前不是说把本金给我慢慢理利息的事不会亏待我我说我只要本金就行现在还了60还有90吗我说多的我不要你这边不要拖太久就可以”，被告表示“买的包算点利息不客气；和我说这些干嘛？截图给别人看？”之后原告再次向被告表示不要被告的利息。2020年1月24日原告曾与被告及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话，原告对对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对话中原告向被告表示是不是只还了60万，被告予以确认。同时被告在对话中表示，打这个官司就没有想过把90万给原告。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合意和贷款人实际出借款项两个要件。尽管被告曾为恋爱关系，但原被告双方资金往来数额较大，显然已超出共同生活日常消费的需要，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系原告对被告的赠与，亦未证明本案涉及婚约财产纠纷，因此本院对于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结合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多次向原告表示要归还借款，本院认定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结合原被告的主张及双方的资金往来记录，原告实际出借的款项为2017年的9.3万元及2018年8月10日的50万元、2018年12月9日的10万元、2019年1月6日的50万元、2019年1月8日的30万元，以上共计149.3万元。被告主张曾于2017年底以现金形式向原告还款10万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4月11日被告在电话中表示尚欠原告110万元，在被告2019年4月16日还款20万元后，原告表示还了60还有90，被告并未对数额提出异议，在2020年1月24日被告也确认了已还款60万元，并表示：打这个官司就没有想过把90万给原告。上述被告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意思表示内容一致，且与双方的资金往来记录相吻合，因此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的实际还款金额为60万元，即2019年3月8日30万元、2019年4月10日10万元、2019年4月16日20万元。综上，原告实际出借给被告149.3万元，被告已归还60万元，由于原被告双方未约定利息及借款期限，被告尚欠原告本金89.3万元，应当归还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告应按年利率6%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1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对于被告在上述60万元还款以外向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如双方尚存争议，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朋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罗璟借款本金人民币893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89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0月21日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罗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138元，被告负担人民币17662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付，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人民币1766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 兴审判员 杨丽茵审判员 李 乾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尹丹荔书记员    柏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