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行终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晋江市伟泰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桂林村元兴街**。 法定代表人杨嫌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基隆，福建泉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崇德路**/div>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鸿斌、吴子峰，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杜世杰，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上诉人晋江市伟泰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晋江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杜世杰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3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杜世杰系原告伟泰公司钳工。2018年3月30日上午11时许，杜世杰在受原告公司指派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的过程中，右手不慎被机台压伤，伤情经泉州市正骨医院诊断为：1、右手压砸伤；2、右小指近节指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3、右第4、5掌指关节联合腱断裂；4、右手第3骨间掌侧肌及第4骨间背侧肌断裂；5、右手第4蚓状肌断裂。6、右中环指伸肌腱部分断裂；7、右环指伸肌腱腱帽损伤。2018年6月7日，第三人杜世杰向被告晋江市人社局递交了对其本人进行工伤认定的申请，经补正材料后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于同年7月31日受理该申请。同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向原告伟泰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其如认为杜世杰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应在指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供相关证据，但原告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2018年8月20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以杜世杰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的认定范围，遂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9年2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闽0583行初7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伟泰公司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闽05行终28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73号行政裁定；本案指定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及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为晋江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其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因此，被告晋江市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杜世杰系原告伟泰公司钳工。2018年3月30日上午11时许，杜世杰在受原告公司指派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的过程中，右手不慎被机台压伤，伤情经泉州市正骨医院诊断为：1、右手压砸伤；2、右小指近节指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3、右第4、5掌指关节联合腱断裂；4、右手第3骨间掌侧肌及第4骨间背侧肌断裂；5、右手第4蚓状肌断裂。6、右中环指伸肌腱部分断裂；7、右环指伸肌腱腱帽损伤。有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对第三人杜世杰、工友徐某、原告公司总经理林茂华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泉州市正骨医院出具的杜世杰《疾病诊疗证明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等一系列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明第三人杜世杰是原告伟泰公司钳工，且是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对此，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提出“2018年3月30日上午，第三人杜世杰并没有取得由原告厂长签名的外出放行条，原告也未指派其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第三人到该厂去属于个人行为，其受伤应由个人承担责任，与原告无关，被告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等主张，因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在2018年7月31日受理第三人杜世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同日即向原告伟泰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明确告知原告如认为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应在指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未能举证，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从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对第三人杜世杰、工友徐某、原告公司总经理林茂华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均可以体现出第三人杜世杰系原告伟泰公司的钳工，从事模具修理工作。因2018年3月24日，杜世杰有受原告指派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故2018年3月30日，第三人杜世杰在该厂继续修理模具时受伤，无论其是否有取得由原告厂长签名的外出放行条，都不影响其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但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以第三人杜世杰系原告伟泰公司钳工，且是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为由，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杜世杰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予以支持。因此，原告伟泰公司请求撤销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晋江市伟泰模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伟泰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正。1、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四至第三行中认定“原告有提供李和坤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见原审法院在该处中是认可上诉人有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向被上诉人提交相应的证据的。但在其后的判决书第11页第七行至第八行又认定“应在指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未能举证”，这一部分认定与第7页中的认定相互矛盾，存在明显的错误。2、徐某并非上诉人的员工，这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就已经强调过了。本案中能够证明徐某“工友”身份的“证据”有且仅有徐某本人的陈述，不存在任何除此之外能够证明徐某身份的客观证据。而原审第三人是本案当中重要的当事人，与本案的认定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其在庭审中“认可”的“工友”所作证言在与上诉人对立的情况下又是明显偏向原审第三人的。上诉人认为，徐某的所谓“工友”身份以及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徐某是原审第三人的“工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存在明显错误。徐某的身份无法确定，故其在被上诉人处所作“调查笔录”不具备真实性，依法不应作为本案工伤认定的证据。3、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因2018年3月24日，杜世杰有受原告指派......故2018年3月30日，第三人杜世杰在该厂继续修理模具时受伤......都不影响其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且“原因”和“结果”之间也不具备明确的因果效应。首先、本案中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3月30日受伤是因为修理上诉人的模具所致，仅有的“证据”也仅是作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原审第三人本人的“陈述”及未能证明其真实身份的所谓“工友”徐某听到的传言；其次，原审法院以原审第三人3月24日有受到指派这一事实，推断出原审第三人3月30日也是受到指派，这种推论完全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一般逻辑，明显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在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的认定却是以没有事实依据的推论来进行定案，存在明显的错误。4、原审法院不予确认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外出放行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不予认定的理由是“原告未能在被告作出案涉工伤认定过程中指定的时间内提供”，但实际上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是因为原审第三人当庭否认上诉人公司的该项制度，上诉人提供该组证据目的是为了反驳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观点，按照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对该组证据应当进行审核。二、被上诉人晋江市人社局在作出本案工伤认定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明显的无事实依据的推断，并在采纳证据时无正当理由采取双重标准，对上诉人存在明显的不公正，依法应当撤销其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1、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在对原审第三人所谓的“工友”徐某进行调查时，并未核实徐某的身份及是否具备作为证人的资格。本案中徐某的所谓“2018年3月24日开始承包伟泰公司的部分钳工工作”，除徐某本人的陈述外，并无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徐某的身份，被上诉人仅凭其单方面陈述就认定徐某是上诉人的员工，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被上诉人在进行调查时并未要求徐某提供可以证明其身份的客观证据，也存在明显的违反程序的情况。2、本案中被上诉人是以原审第三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认定原审第三人为工伤的，但该认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工伤认定过程中，申请人主张发生下列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的，应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二）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证明；”，认定因工外出的，必须由工伤申请人进行举证。而原审第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并未提交相应能够证明其系“因工外出”的“有效证明”，被上诉人在认定本案工伤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3、被上诉人在对本案进行调查时，简单应付，未能对调查过程中明显存在不合常理逻辑的证据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存在明显的错误。（1）被上诉人未能对徐某陈述的情况做进一步核实。徐某陈述其是在2018年3月24日开始承包上诉人的钳工工作的。原审第三人陈述其是在2018年3月20日开始到上诉人处担任钳工。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同一家公司先是招募了一名员工紧接着又把相同内容的工作承包给另一个人，明显不符合常理逻辑，且徐某完全不能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其确系上诉人员工（或承包）的证据，被上诉人未能就此进行调查核实，明显存在错误，导致其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2）徐某的“调查笔录”中对其了解本案情况的陈述存在明显的不符常理之处。首先徐某并非上诉人的员工；其次徐某陈述是“2018年3月31日我到伟泰公司时，伟泰厂的厂长和我说杜世杰昨天出差去晋江池店镇维修机台手被压到”。不论是徐某主动问或者是伟泰李和坤厂长主动说，都是不符合常理逻辑的。按照徐某的陈述其了解的途径是李和坤在31日主动向见到的每一个人说杜世杰昨天是其派出去受伤的，这种行为明显不合常理。（3）对于徐某的身份，徐某的陈述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徐某是承包原告公司的钳工，是内部承包，可以视为原告公司的管理”。内部承包一般都是公司员工在长期工作过程中与公司达成一致意见才会从公司内部进行承包业务的，但徐某在“调查笔录”中明确其是在3月24日开始“承包”的，也并未叙述其是“内部承包”，更没有自认是“公司的管理”。被上诉人的陈述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逻辑。（4）原审第三人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徐某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且缺乏常理逻辑，不具备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徐某原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因为这件事被解雇”。按照一般常理来说，如果徐某真的是上诉人的员工并因为该事情被解雇，则不论徐某与上诉人具体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徐某都应当会向相关机构（劳动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但实际上并未存在该类案件，这一点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核实，徐某的所谓“被解雇但又没有起诉”这一结果与事实不符。（5）原审第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存在与其主张明显不符的地方，相互矛盾，足以证明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并非因工外出受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5-7报销单中，原审第三人在受伤接近两个月后向被上诉人请求报销，但其报销的内容仅有2018年3月24日外出的相关费用，并未提及2018年3月30日的相关费用，从常理上来说，如果确实是因工外出受伤且连医药费都还有部分是原审第三人支付的情况下，其对于2018年3月30日的事情只字未提明显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5-8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4月21日与上诉人工作人员聊天时表示“我想搬回厂里来住，再预支一点生活费”，就常理而言，如果原审第三人确系因工外出受伤，其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交涉时不应当对赔偿等事只字未提，而且还用上“预支”生活费这种陈述方式，明显不合常理。（6）被上诉人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直接忽视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提出的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有提交上诉人公司员工李和坤（担任厂长）出具的一份证明，该证明内容明确驳斥了上诉人所谓的当天系指派外出的主张，即使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证明力不足，也应当将其作为实体证据使用。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处理是认定为程序证据，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仅在程序上考虑有给上诉人提供举证措施，但在实质上却仅是将其作为必须履行的一个“程序”，而不是将其作为“实体”来考虑，其明显违背了作为工伤认定机构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必须持有的中立客观立场，具备明显错误。而且即使以证明力而言，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也没有理由会比无法确认身份的所谓“工友”徐某提供的言词传来证据小，被上诉人在认定本案相关证据时明显对原审第三人和上诉人采取了不同的标准。（7）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并未对本案进行详细调查核实，存在明显的错误。首先，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李和坤的《证明》后，被上诉人并未再向李和坤以及原审第三人、徐某进行确认，按照一个中立机关的立场而言，在收集到双方明显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再次进行核实也没有组织进行质证，存在工作疏忽的情况；其次，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审第三人的“调查笔录”，其中原审第三人明确说明了现场有“对方公司的李某”，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受伤地点的双鑫鞋材厂理应是最了解当天原审第三人在该处受伤的真实情况的，但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被上诉人向双鑫鞋材厂及其员工进行调查核实的证据，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确认并未向双鑫鞋材厂进行调查核实，被上诉人对于本案中可能是最直接能了解真实情况的单位和个人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核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错误。（8）在原审庭审中，根据被上诉人的辩论意见，其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决定并非建立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而是充满着各种推论和“不能排除某种可能性”的情况，上诉人认为以此为基础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不能客观反映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当依法予以撤销。（9）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辩论意见中对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相悖，应当撤销其违反法律规定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认为“被告无法排除第三人是受原告指派到双鑫鞋厂修理模具受伤。原告应举证第三人到双鑫鞋材厂是因私，不是因工。从举证责任分配上，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排除第三人到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时因工的事实”。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时违背了《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据此作出的工伤认定，依法应予撤销。三、根据《福建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因工外出受伤的，应当由工伤申请人即本案原审第三人进行举证。在本案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审第三人并未提供足以证明其系因工外出受伤的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晋江市人社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福建省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二、答辩人认定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杜世杰是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2、答辩人的认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7月31日受理杜世杰的工伤认定申请，同日依法向上诉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上诉人在规定期限内举证，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有效证明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经答辩人对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杜世杰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对杜世杰、证人徐某、上诉人公司总经理林茂华的调查笔录、报销单等证据相互印证杜世杰系上诉人公司钳工，2018年3月30日上午11时许，其受该公司指派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时，右手不慎被机台压伤，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上诉人主张杜世杰伤害事故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答辩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有效证明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答辩人认定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答辩人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人力社保行政确认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第三人杜世杰系上诉人伟泰公司的钳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2018年3月30日下午15时许，杜世杰系在伟泰公司工作场所外的其他地方受到本次事故伤害的事实均予确认，未有异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此，是否属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所致是原审第三人杜世杰所受事故伤害应否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本案中，证人徐某身份不明，亦不在本次事故发生现场，且其所证实的也只是听李和坤说2018年3月30日杜世杰出差去晋江池店镇维修机台时手被压到，其并不清楚具体受伤经过；李和坤及伟泰公司总经理林茂华均称该公司每次外派都有指令单（外出放行条），2018年3月30日李和坤并未安排杜世杰外出维修模具；杜世杰并未提供其所称现场目击证人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员工李某及送其到医院就医的该鞋材厂老板娘等关键证人的证明材料；医院相应诊疗记录亦未能证实杜世杰系在何处因何故被机器压伤右手。因此，被上诉人晋江市人社局在工伤事实不清楚的情形下，未经现场调查核实及通过组织质证调查，仅凭杜世杰的陈述即迳行认定杜世杰系受伟泰公司指派到晋江市池店镇双鑫鞋材厂修理模具时受到本次事故伤害，系属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显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原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32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872号《关于对杜世杰的工伤认定决定》； 三、责令被上诉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鹏腾 审判员  张爱玲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吕顺达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