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822民初1886号 原告:陶维兵，男，汉族，住安徽省郎溪县。 原告：范长进，男，汉族，住安徽省郎溪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民，安徽见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智立，男，汉族，住安徽省广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世敏，安徽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章，安徽渊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陶维兵、范长进与被告袁智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民、被告袁智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世敏、周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维兵、范长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给付保证金40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从当地农户手里流转承包了360余亩田地，同时于2013年5月10日在广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设立了“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个体企业。被告身份先为广德县誓节镇东兴村党委书记，2017年8月17日，被广德县人民政府和县党委组织部录用为乡镇机关公务员。2018年3月8日，被告将上述承包的360亩田地，转包给了两原告，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转租年限从2018年3月8日至2020年3月8日，转租期为2年，承包费每年每亩500元，协议签订时两原告给付被告押金40000元，上级对种植大户的补助归两原告所有，但对家庭农场的补助归被告所有。2018年9月7日，被告因干部考察禁止公务员从商而主动注销“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个体企业。两原告在获知企业被注销后，因继续承包无法获得政府对农村新型企业的各种补助，在2019年3月双方协商终止承包关系。后被告将农田全部转包给他人承包。但被告对上述收取的原告保证金以原告不守约迟迟不愿退回。原告认为，被告作为誓节镇东兴村党委书记，低价从农户手里转包农田，再转包给原告获取差价，已经涉嫌违反党纪。之后，被告身份转为国家公务员，又利用于原告签订的转包协议，套取国家对“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补助，其主观上存在严重错误。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因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后虽然被告注销了“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但致使两原告因此不能以“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名义获得国家种粮补贴和其他补贴，增加了生产成本，难以得到农业生产利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两原告因此与被告协商终止协议关系，被告就应当退回收取的保证金。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给付，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合同法、民法总则等法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袁智立辩称，一、两被答辩人诉称“在获知企业被注销后，因继续承包无法获得政府对农村新型企业的各种补助，在2019年3月双方协商终止承包关系”与事实不符。2018年3月8日，答辩人与两被答辩人签订《协议》，张光生作为协议证明人，各当事人均是以个人名义缔约，《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上级对种植大户的补助归乙方所有，但对家庭农场方面的补助归甲方所有”，因此两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获得政府对农村新型企业的各种补助，现两被答辩人认为家庭农场被注销致使其不能继续获得国家种粮补贴和其他补贴的观点有违客观事实。家庭农场的注销与上级对给予两被答辩人种植大户补助，此二者间互不影响，2019年5月4日，两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领条》确认收到种植补贴14932.86元和保险理赔14400元，共计29332.86元，两被答辩人所获得的国家补助未因家庭农场的注销而减少，其依然能够获得足额补助。在两被答辩人违反约定而致使协议终止后，答辩人将案涉水田转租给陈孝登种植，在种植期间陈孝登同样获得了足额种植大户补贴。据此，两被答辩人谎称了关于种植补贴的相关事实，双方并未因两被答辩人无法获得补贴而协商解除合同。二、两被答辩人与答辩人间的《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的终止是因两被答辩人单方违约导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答辩人个人与农户依法签订流转合同，又将水田转租给两被答辩人种植，各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利用签订转包协议的方式套取国家对家庭农场的补助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协议》的签订是个人间对水田进行转租，且两被答辩人在种植水田时作为种植大户已能够获得案涉水田的补助，家庭农场是否获得补助与两被答辩人无关；其次，自《协议》签订至家庭农场被依法注销，家庭农场从未获得相关国家补贴，答辩人主观上既没有两被答辩人所称的存在严重错误，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更没有对国家利益造成实质损害，因此《协议》合法有效，不属于两被答辩人诉称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在两被答辩人应当依约履行协议的第二年，因其未按照约定进行粮食播种，2019年5月12日，被答辩人范长进告知答辩人两被答辩人不愿意再履行协议，让答辩人自行耕种水田，2019年5月14日，《协议》证明人张光生向答辩人告知被答辩人陶维兵已经不愿意继续履行协议，2019年6月10日答辩人发送手机短信给被答辩人陶维兵，告知两被答辩人已经违约，要求两被答辩人三日内与答辩人解除水田转租协议等事宜，后于2019年6月12日被答辩人陶维兵通过电话与其父亲进行沟通，被答辩人陶维兵父亲和被答辩人范长进前往答辩人处对乙方违约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协议》，自此案涉《协议》因乙方根本违约而终止，答辩人为避免土地闲置遂将水田转租给陈孝登进行种植，将两被答辩人支付的40000元保证金一并交给陈孝登，答辩人父亲的20亩水田也无偿提供给陈孝登种植。三、被答辩人对违约事实已予以认可，协议因被答辩人根本违约而终止，根据《协议》约定无权再对40000元保证金主张退回。《协议》约定乙方支付答辩人40000元保证金，在转租水田的第一年若乙方遵守转租协议则将40000元保证金继续作为2019年转租协议保证金，如乙方违约则保证金不予退回。在被答辩人违约前，答辩人曾多次催告督促其应当及时种植水田，但两被答辩人因自身经营不善未能按约履行协议，依据《协议》约定，两被答辩人支付40000元保证金，因其单方违约，答辩人不予退还，因此，被答辩人要求退回40000元保证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权向答辩人主张返还。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两被答辩人起诉不符合客观事实且无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2公务员招录公示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被告被正式录用为公务员的时间；证据3《协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7申请法院调取的2018、2019年广德市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明白卡，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被告利用转包获取国家补贴这一证明目的。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2《申报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3种植补贴发放记录及水稻种植保险赔款理算书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5手机短信“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6录音中与案外人张光生的通话录音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另两份录音原告方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7《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8陈孝登证人证言，综合种植补贴发放情况以及原告陈述，能够证明案涉农田在2019年转由陈孝登种植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袁智立为广德市誓节镇东兴村人，从当地农户手里流转承包了360余亩田地，于2013年5月10日在广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设立了“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个体工商户。2017年袁智立被录用为乡镇机关公务员。2018年3月8日，袁智立将上述承包的360余亩田地，转租给了两原告即陶维兵和范长进，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即袁智立，下同）转租给乙方（即陶维兵、范长进，下同）的田亩总数为360余亩（以2017年甲方付给农民的亩数为准）。二、转租年限从2018年3月8日至2020年3月8日，转租期为2年，承包费每年每亩500元，协议签订时乙方付给甲方40000元作为保证金，乙方需在端午节前进行种植，否则属于违约，保证金不予退回，如乙方守约则该40000元保证金作为2019年转租协议保证金。……四、上级对种植大户的补助归乙方所有，但对家庭农场的补助归甲方所有。上述《协议》签订后，2018年两原告按约对案涉农田进行了种植。2018年9月7日，“广德县智立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个体企业登记注销。2018年10月因水稻种植病虫害，保险公司向袁智立发放理赔款14400元，2019年1月财政部门向袁智立名下发放稻谷补贴14932.86元，上述保险赔款和稻谷补贴袁智立已给付两原告。2019年，两原告未继续种植案涉农田。就2019年的种植问题，双方多次进行过沟通未果。2019年6月，袁智立将案涉农田转给陈孝登种植。后双方产生纠纷，两原告遂诉至法院，认为袁智立与自己签订的转租协议因损害国家利益和违反公务员法、袁智立不具备流转合同签订主体资格而无效，即使有效，因家庭农场注销两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享有单方解除权；案涉40000元保证金应予退回。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起的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协议是否有效?二、案涉40000元保证金应否由被告退还给两原告? 首先，关于案涉协议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案涉协议，协议内容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欺诈、胁迫情形，形式并无违反法律规定，且协议内容并无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两原告关于案涉协议损害国家利益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两原告主张被告袁智立违反《公务员法》规定从而导致案涉协议无效，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强制性规定有管理性与效力性之分，管理性规定只是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而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而《公务员法》的立法本意是加强公务员队伍管理，约束公务员言行，保证公务人员遵纪守法，如有违反《公务员法》的行为，受到的是纪律惩处，但并不影响身为公务员的行为人从事民商事行为的效力。两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两原告还主张袁智立不具备签订案涉协议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袁智立从原农户手中流转承包案涉农田时，符合上述规定，袁智立与各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而本案中两原告与袁智立签订的案涉协议是土地流转的再流转，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案案涉协议在原合同期限内，在不影响土地性质的情况下，没有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案涉协议应为有效，两原告该项主张也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案涉40000元保证金袁智立应否退还给两原告。本案中，案涉协议明确约定，“上级对种植大户的补助归乙方所有，但对家庭农场方面的补助归甲方所有”，因此，两原告签订案涉协议之初，即已无法达到获得对家庭农场补助的目的，故两原告主张家庭农场被注销致使其不能获得国家对家庭农场的补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从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观点有违客观事实，不能成立。两原告主张案涉协议中对2019年保证金的保证事项未明确约定，因此40000元保证金应予退还。本院认为，合同条款并非孤立存在，对于个别约定不明确的条款应当结合其他条款并根据前后文进行整体解释，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案涉协议约定：“转租年限从2018年3月8日至2020年3月8日止，转租期为两年，承包费为每亩每年500元，协议签订时乙方付给甲方肆万元（￥40000元）作为保证金，乙方需在端午前进行种植，否则属于违约，如果乙方违约保证金不予退回。如乙方守约乙方交付的肆万元保证金作为2019年转租协议保证金”。上述条款中，从“转租年限……”到“……不予退回”为完整无歧义的意思表示，即在两年的协议期限内，两原告均需在端午节前进行种植，否则构成违约，保证金不予退回。而“如乙方守约乙方交付的肆万元保证金作为2019年转租协议保证金”应视为对2019年保证金缴纳方式的约定，即2019年40000元保证金由上年保证金结转而来，无需另外缴纳。如果按照两原告的解释，该保证金的保证事项仅限于2018年，则有违合同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两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因此，两原告在2019年对案涉农田未进行种植已构成违约，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如果原告违约则40000元保证金不予退还。故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40000元保证金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两原告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以及要求被告给付保证金4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维兵、范长进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元，由原告陶维兵、范长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建红 人民陪审员  万雪莉 人民陪审员  周又玲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珊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