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3801号原告（反诉被告）：贾立军，男，汉族，1968年10月10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哈特，天津尚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宝岳，男，汉族，1963年10月2日出生，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彦红，天津赢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辉，天津赢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贻达货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北闸口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营路****506-21。法定代表人：张学亮，董事长。原告贾立军与被告李宝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4747号民事判决，原告贾立军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终2060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了天津贻达货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贻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反诉原告李宝岳诉反诉被告贾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贾立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哈特，李宝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彦红、彭永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贻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本诉部分缺席审理，本案本诉部分与反诉部分现均已审理终结。原告贾立军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如下：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借20180801”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2、解除被告在本案房产的抵押权，并注销该《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他项权证）；3、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本案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房本）；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3日，原、被告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以其拥有的坐落于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房产作为抵押物。从被告处借款合计5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月利率2%，贷款的发放条件为在借款人和贷款人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交贷款人保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贷款。截至2018年9月5日，上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发放条件尚未实现，原告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被告在满足发放条件的前提下，只可将约定的借款放款至原告本人名下的账户。2018年9月1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回函》，原告才得知在上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发放条件未能实现的前提下，被告已于2018年8月15日、16日向第三人贻达公司转账了本案约定的550万元。原告认为李宝岳违反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放款条件提前放款，且被告也没有依照通知和约定将款项发放给原告，为此，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本案的借款合同并注销他项权证，向原告返还房本，但始终未能得到被告的正面回应，故呈讼。被告李宝岳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1、合同约定汇款条件为保护被告有效取得抵押权的条款，属于被告的权利，不属于违约行为，更没有侵害原告的任何利益，被告付款时行政机关已经出具了抵押权受理凭证，被告取得抵押权已无障碍，双方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交付贷款人保管，五个工作日发放贷款，其目的是保障被告权利的前提下，被告可以发放贷款，因此该条款为被告的权利条款，而非义务，据此合同中没有将其列入违约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违约责任针对的是合同义务人，只有义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才构成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而对于合同权利人来说，权利如何行使，均属于自由处分的范围，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双方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8月14日被告与原告授权的代理人到天津市不动产抵押登记中心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为此，行政机关出具了天津市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该文件载明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办理结果，那么此时被告对于以后取得抵押权已无任何法律障碍，降低了放贷的风险，于是被告于8月15日、8月16日将包括涉案借款在内共计3800万元分批全部支付至合同中约定的指定账号，有效的保证了原告及时用款，没有侵害其任何利益，并无不当；2、2018年9月5日，原告单方通知被告变更收款账户，根据合同约定不属于有效变更，另外被告付款时也预见不到原告事后存在变更行为，被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3、原告主张解除合同以及他项权无合同约定依据，更无法律规定的依据，本案原告以被告汇款行为的时间存在问题，要求解除合同及注销他项权，首先，双方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并未约定该事项属于约定解除条款，从原告的角度看，被告的付款行为同样不属于根本性违约，因此，原告以此提出解除合同及他项权，无合同依据，被告的行为同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任何一种情形；4、涉案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书于2018年8月14日双方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时，已经交付行政机关，所以该证书不在被告处，经核实，涉案他项权证已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开始涉案的借款当时是和天津信达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当行”）谈的，由于典当行有一些内部行规，金额比较大，行业是有监管限额限制，这部分款项无法出借，所以由被告个人名义出借给原告，被告是典当行的管理层，是典当行介绍案外人天津贻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贻成集团”）打给被告，由被告支付给合同中约定的第三方。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贻达公司未出庭、但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述称：滨海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集团”）对该司负有接近人民币2亿元的债务，滨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贾立杰（原告哥哥）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滨海集团和贾立杰对该笔债务中的5200万元采取以下方式偿还：一、滨海集团以其名下房屋作为担保，与典当行签订了三份《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分别借款250万元、250万元、500万元，指定收款人均为贻达公司，就此详见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3267号、23268号、23269号民事判决书。二、贾立杰控制的天津市金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坛公司”），以其名下房屋作为担保，向李秀梅（李宝岳妹妹）借款400万元，双方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指定收款人为贻达公司，具体详见（2019）津0116民初23271号民事判决书。三、贾立军自愿替贾立杰偿还其中3800万元的债务，贾立军以自有房屋作为担保，与李宝岳签订了六份《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指定贻达公司作为六份合同的收款人，该司在2018年8月15日和16日累计收到合同项下李宝岳支付的3800万元。反诉原告李宝岳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5500000元；二、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给付以5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按照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15日，利息为2200000元）；三、如反诉被告未能清偿上述债务，则反诉原告有权以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四、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3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委托的代理人苏红星签订“借20180801”《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第一章约定了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借款人民币550万元，借款期限初定为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实际放款日以银行汇款凭证上所记载的日期起算。月利率2%，利息自实际放款日计算。借款合同第二章约定以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房产作为借款的抵押物，用于担保借款。借款合同第三章约定了经借款人贾立军同意，将此笔借款受托支付给贻达公司，并指定了收款账户。2018年8月14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委托的代理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反诉原告在8月15日、8月16日将包括此笔借款及双方其他五笔借款在内的共计3800万元支付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贻达公司的收款账户，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借款到期后，反诉被告并未向反诉原告偿还该笔借款和利息，违反了借款合同第四章的约定，综上，反诉原告起诉至院。反诉被告贾立军辩称：反诉被告始终未收到反诉原告的借款，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一、根据天津高院出具的《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第一条规定，现有证据已经能充分证明反诉被告并非实际借款人，本案应该驳回李宝岳要求还款的反诉请求，李宝岳应向贻达公司主张还款。二、反诉原、被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第三人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各方也不存在由贾立军代贾立杰偿债的约定或意思表示。从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的借款用途为：用于借款人合法资金需要。并非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所谓代偿债。三、本案贾立军自始至终没有收到李宝岳的任何借款，李宝岳并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履行出借义务。李宝岳的放款行为不符合《借款合同》的明确放款约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并未发生。四、李宝岳的放款资金来源于其担任总经理的典当行，该公司与实际收款人贻达公司系关联企业，并且从李宝岳方提交的打款记录来看，李宝岳放款的全部资金来源于贻成集团，入账后又马上打给了实际收款人即贻达公司。本案的借款只是在贻成集团、李宝岳及贻达公司三方间流通，并未实际出借给原告。五、贾立军与实际收款人贻达公司并不相识，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更不存在委托收款关系，贾立军没有义务也没有理由将借款指定提供给贻达公司。贾立军签订的系借款合同，并非代偿债合同，故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3日，贾立军作为借款人和抵押人，李宝岳作为贷款人和抵押权人，双方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贾立军从李宝岳处借款550万元，借款用于贾立军合法资金需要。借期146天，初定于2018年8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实际放款日银行汇款凭证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月利率2%，利息自实际放款日开始计算。抵押物坐落于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抵押价值550万元。关于贷款的发放，合同第六条约定，借款人不可撤销地授权贷款人在本合同生效以后，并且在借款人和贷款人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交贷款人保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贷款，第七条约定，贾立军不可撤销地授权李宝岳以银行转账方式划转贷款，第八条约定，经贾立军同意将此笔借款受托支付给如下账户：户名天津贻达货箱物流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账号1229********，同时，双方还约定原告于归还借款之日结清综合息费，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执行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到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申领《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交贷款人保管，在抵押期间抵押人的不动产权证暂时由贷款人保管，合同期限届满或续期届满，借款人未按约定时间还款的，借款人除应支付全部借款本息及综合费外，还应按合同约定的标准结合实际逾期天数交纳逾期综合费和逾期利息，合同自借款人、贷款人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但涉及抵押内容的条款自有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项下本金、利息等所有其他费用全部清偿之日终止。合同生效期内，贷款人、借款人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合同，如确需变更合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合同应继续执行。贾立军的委托代理人苏红星和李宝岳在该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签字捺印。原、被告于2018年8月14日至房管局办理了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的抵押权登记手续，提交了申请书，抵押合同抵押担保的主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申请材料。房管局出具了受理凭证，通知七个工作日后凭该受理凭证及身份证明领取办理结果。经本院调查，上述房屋已于2018年8月20日设立抵押。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在办理申请登记手续后，上述受理凭证交由李宝岳处留存，用于互相牵制，须原、被告共同前往房管局才能领取抵押权登记证书，截至庭审辩论终结时，案涉他项权证一直仍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放，双方均未能领取。2018年8月15日和8月16日，李宝岳共计向尾号0902的账户转账3800万元。2018年9月5日，贾立军向李宝岳邮寄通知，内容有：立即取消包括本案所涉的合同在内的六份合同指定的收款人贻达公司及其收款账号；要求李宝岳将六份合同约定的借款共计3800万元放款至贾立军本人名下的收款账户，并附有贾立军本人的账户信息；贻达公司无权代贾立军收取任何款项；此项通知自送达时立即生效。李宝岳收到通知后向贾立军发送回函，通知贾立军其已于2018年8月15日、8月16日按照约定向贻达公司支付完毕3800万元款项，贾立军也已经按照六份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向房管局的房产抵押进件并完成了房产抵押行为，六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生效。2018年9月5日贾立军还向第三人贻达公司邮寄通知书，内容为“本人与李宝岳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指定你公司银行账户为合同项下借款的收款账户，本人听闻李宝岳在不符合发放贷款的情况下，已向你司的账户转账了上述合同约定的全部或部分款项，该信息虽未查证属实，但本人特此通知你公司，如你此前确已收到或者此后收到六份合同项下的放款，请立即毫不迟延地将该放款资金全部支付至本人银行账户。”关于因何在原、被告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中指定收款人为贻达公司的问题，贾立军自认,其是案外人贾立杰的弟弟，贾立杰生前系滨海集团的董事长，贾立杰与贻达公司等企业产生了债权债务纠纷，逻辑上应该是贾立杰对贻达公司负有债务，原告作为弟弟想要帮助哥哥，故准备用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借钱,而贾立杰于2018年8月19日自杀身亡。另查明，贻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协议书，其上载明：贻达公司（甲方）与滨海集团（乙方）、贾立杰（丙方）于2018年8月9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2017年5月29日，甲方、乙方及天津恒泰天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均为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的股东。丙方系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此前，城投公司持有的#112地块，乙方单独进行了开发建设，甲方没有参与建设及经营，没有收取任何利益。后，2017年5月29日，甲方、乙方、丙方和天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112地块已开发部分的开发收益权出卖给乙方，对价为185654018元。乙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乙方未依约付款，乙方及丙方于2018年3月6日将向甲方出具《还款承诺书》，约定乙方及丙方分期向甲方支付补偿款、利息及违约金。若乙方没有及时还款，则需按照《保证书》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全部赔偿款、利息及违约金。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甲乙丙双方未按《还款承诺书》的约定向甲方支付款项，甲方起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津02民初677号（后撤诉），要求乙丙双方连带向甲方支付补偿款、逾期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3日）、违约金、律师费、保险费等合计203863586.1元，并要求乙丙双方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款项。甲乙丙三方对上述事实及款项没有任何异议。三方达成如下协议：……三、剩余的债务、利息、违约金三项共计62590994.8元。……由乙方于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10590994.8元人民币，剩余债务、利息、违约金共计5200万元。由乙方指定第三方典当行在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支付。若乙方未能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及时支付，则甲方有权向乙方、丙方主张上述款项及逾期利息。再查明，典当行为原告，以滨海集团为被告，于2019年3月6日在本院分别起诉了（2019）津0116民初23267号、（2019）津0116民初23268号、（2019）津0116民初23269号借款合同案件，分别请求滨海集团偿还典当行250万元、250万元、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上述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均为滨海集团，贷款人均为典当行，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均为贻达公司名下账户。上述判决书均支持了滨海集团向典当行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诉讼请求。2019年3月6日，李秀梅为原告，以金坛公司为被告，向本院起诉（2019）津0116民初23271号案件，主张其拖欠其本金400万元及利息等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上述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为金坛公司，贷款人为李秀梅，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为贻达公司名下账户。上述判决书支持了金坛公司向李秀梅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诉讼请求。又查明，典当行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就李宝岳出借贾立军3800万元借款，典当行未做出借方的原因系：其拟出借款项时，已做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贷款余额1850万元，按照《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四十四条第五项规定，无法出借给贾立军3800万元：其一，典当行账面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借款金额。其二、对同一自然人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25%即1250万元。其三、如再做此笔业务，房地产抵押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其四、单笔典当金数额超过注册资本的10%即500万元。故安排典当行员工李宝岳出借给贾立军3800万元。同时，李宝岳出具了贻成集团与李宝岳的借款协议，载明李宝岳向贻成集团借款38000000元。李宝岳陈述系经典当行介绍，促成了其与贻成集团借款。本院认为，原、被告间通过签订涉案《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上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均未持异议，本院对合同的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双方权利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民间借贷系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对于进行资金融通的款项的用途，法律法规并未有明确限制性规定，更未限制款项的用途应为自用。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事实，贾立军自认其为帮兄偿债，以其自有房屋为抵押，向典当行员工李宝岳借款。贾立军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应为自李宝岳处取得借款并代兄归还贻达公司，而替兄偿债亦系合法资金需要的一种，这与涉案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亦不矛盾。因此，原、被告间应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同时，结合上述分析，贻达公司并非实际借款人，其与李宝岳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贾立军主张按照《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第一条的规定确定第三人为本案借款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诉争焦点为贾立军主张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应获得支持。贾立军陈述，其主张解除合同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贾立军主张李宝岳的违约行为有二，其一系李宝岳违反了涉案借款合同第六条的规定提前放款，其二系贾立军并未实际取得借款。就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其一、针对案涉合同第六条按照文意及常理进行解释，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人将《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交付贷款人，系对李宝岳的债权设立担保的行为，其目的是担保李宝岳债权的实现。贾立军主张将他项权证明交付李宝岳系贾立军的权利、同时亦系贷款发放的条件依据不足且与常理不符。同时，即使李宝岳未严格按照第六条的规定履行，提前发放了贷款，但未严格履约的结果系其提前依约发放了贷款，反而成就了贾立军签订合同的目的，贾立军主张李宝岳上述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其二、贾立军主张其未实际取得借款从而主张解除合同。但将款项支付给贻达公司系双方合同明确约定，李宝岳付款给贻达公司后，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同时，合同亦约定原、被告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合同，如确需变更合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合同应继续执行。贾立军在未取得李宝岳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决定更改指定收款账号的行为，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李宝岳向贻达公司的放款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其不存在贾立军陈述的违约行为。同时，贾立军虽主张借款实际发生在与李宝岳关联公司之间、款项并未实际出借。但贻达公司、典当行与李宝岳之间，不论其是否存在关联，其均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均具有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且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案涉借款发生的背景不具备明显不合理之处，经本院释明，贾立军亦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关系存在不真实之处。贾立军签订涉案借款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有其明确的合同目的。故对于贾立军以李宝岳与合同约定收款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为由主张借款未实际发生的主张，本院亦无法采信。综上，贾立军主张解除案涉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其主张注销抵押权登记、返还本案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亦无法支持。关于本案反诉部分，因李宝岳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现借款已到期，李宝岳主张贾立军偿还借款人民币550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请求判令贾立军给付以5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按照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亦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贾立军以其名下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李宝岳提供了抵押担保，并且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现借款期满，贾立军未能清偿所欠债务，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李宝岳有权对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担保债权金额范围内优先受偿。故本院对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反诉被告贾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李宝岳欠款本金5500000元；二、反诉被告贾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李宝岳以本金5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按照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三、如反诉被告贾立军未能清偿上述债务，反诉原告李宝岳有权对反诉被告贾立军名下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号××楼××层××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55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贾立军的诉讼请求。如果反诉被告贾立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计80元，由原告贾立军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2400元，由反诉被告贾立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司 媛审判员 杨 婧审判员 张红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