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583行赔初12号 原告余其昌，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法定代表人张卫东，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曾现奕。 委托代理人林培珠，福建晋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其昌因与被告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晋江市交警大队）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2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其昌、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曾现奕、林培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其昌诉称，2014年1月21日，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陈荣伟在执法查车过程中将驾驶电动车的原告踢倒在地，致原告双侧髂股关节软骨损伤、双侧股骨髁软骨损伤、双侧股骨髁骨挫伤、左手臂软组织损伤，上述事实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泉行终字第103号生效判决为证。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原告经医院治疗又产生后续治疗费用19826.0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人民币19826.04元、误工费30450元（87天×350元/天）、护理费15050元（43天×350元/天）、交通费500元、营养费10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快递费13元，共计125839.04元，并在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登报赔礼道歉。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原告父亲已经六十多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扶养其父亲的赡养费2400元（3个月×800元/月）。被告辩称，原告2017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此后的治疗费系该事故引起的，不能由被告负担。我认为，被告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原告2017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部位是手腕、胸部、头部，未伤到膝关节，有病历等证据证明，虽然原件在杭州开庭时被法院收走，但我有相关照片。被告只提供一份判决书作为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下载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无关，只是找理由拒绝赔偿。 原告余其昌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余其昌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身份。 证据2.快递单、行政赔偿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 证据3.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泉行终字第10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晋公（梅岭）行罚决字[2014]006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过错。 证据4.晋公鉴通字〔2014〕00088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伤情。 证据5.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晋江中医院疾病证明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2014年受伤的病情。 证据6.厦门市第三医院门诊收费票据、门诊病历记录单复印件一组，证明原告治疗花费的医药费。 证据7.闽万鸿司鉴[2019]临鉴字第0440号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份，证明经鉴定，原告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治疗的误工期87天，护理器43天，医疗费用共计19837.64元，鉴定费2000元。 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辩称，一、原告余其昌曾于2017年5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身体受伤并曾住院治疗26天，在此之后的伤情治疗也是因该事故所引起的，与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的伤害无关，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给原告所造成的伤害是较小的，从原告受伤后到晋江市中医院门诊治疗、到180医院、泉州东南医院门诊检查均为膝关节损伤，并无其他严重症状，2014年7月25日到8月14日原告到泉州正骨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膝关节略感酸痛，无其他不适，足以证实原告经过治疗之后已痊愈，根本无须后续治疗。在（2016）闽05行赔终1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中，也证实在2014年9月27日原告是能够正常骑电动车外出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但是在2017年9月份之后，原告就先后多次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泉州正骨医院、上海市第六医院、太仓市中医院多次进行门诊治疗，其根本原因是原告在2017年5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身体受到了重创。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10民初17468号的民事判决书记载，2017年5月31日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与陈福才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原告身体受伤，住院治疗，事故之前原告正常在杭州追巡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案经该院审理，判决赔偿了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60天）、护理费。从该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骑电动自行车被小车碰撞，无论是原告随着自动车倒地或者原告摔了出去，均不可避免的导致其腿部受到伤害，其之后的腿部伤情治疗完全也是由该事故所引起的，与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的伤害无关。原告隐瞒上述事实，向答辩人提出索赔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二、假设原告身体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的情况下，答辩人对原告因继续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实际为康复费）、护理费、误工费依法也不负有国家赔偿义务。答辩人已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不应再继续承担无限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首先，第（一）所指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系指至治疗终结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所谓治疗终结指经过诊断，治疗达到临床医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治愈（即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或体征固定。原告于2014年1月21日摔伤后，先后辗转各医院门诊或住院治疗，其最后出院诊断为双膝关节软骨损伤，体征为膝关节略感酸痛。也就是说，原告于2014年8月14日出院时己达到临床医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治愈。即使不属完全治愈，但其当时出院体征与其目前体征均为膝天节酸涌，肿胀等，其体征也是稳定的。因此，应当认定原告于2014年8月14日已治疗终结。对由此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答辩人已经法院判决并赔偿完毕。其次，第（二）项所指的“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是指因伤残进行康复治疗所发生的后续医疗费及由此产生的护理费、误工费等。原告在治疗终结后又持续多年辗转多家医院机构进行中药熏洗、红外线、微波、低频脉冲电、穴位贴敷理疗、注射“玻璃酸钠”营养软骨、穿刺抽取关节积液、行关节松解术等等一系列行为，虽然其发票在形式上体现为医疗机构门诊收费票据，但均系为康复理疗所产生的康复费用，依法应认定为第（二）项所规定的“康复费”，而非第（一）项所规定的“医疗费”。原告因进行康复理疗所产生的护理费、误工费依法应认定为第（二）项所规定的“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原告将进行康复理疗的康复费向答辩人提出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赔偿继续治疗费用的前提是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造成原告人身损害，由此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及误工费已在（2015）泉行终字第10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下称为第103号判决）中全部获得赔偿。原告主张在该案起诉（2014年9月9日）之后所产生的医疗费（实际为康复理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系继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要适应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其前提条件要有“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该法律适用原则亦由第103号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中予以明确。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不服第103号判决未支持其有关后续治疗费用的判决结果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院作出第384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省院亦在该裁定书中明确，原告未出现残疾或死亡后果，只能依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赔偿范围给予赔偿，相关继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不属国家赔偿范围。原告在本案所主张的全部损失均属后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经查相关诊疗记录，原告在泉州正骨医院、太仓中医院进行活血化瘀、红外线、中医定向透药疗法等治疗均为后期康复理疗行为。原告在其行政起诉状中亦明确载明“后续治疗费用”。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后续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乃至鉴定费等均属因继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依法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进行赔偿，但因原告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其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且原告在其身体又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因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的伤害或者因2017年5月31日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后续治疗。原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诉请答辩人承担其因继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告单方申请对其自身的误工期和护理期进行的鉴定程序违法，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应当认定无效。且万鸿鉴定所出具的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误工期和护理期的鉴定结论缺乏科学性、客观性，不应予以采信。对此答辩人也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重新鉴定。1、关于误工期、护理期的时间已超过其所依据标准的上限，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2、原告仅仅是关节略酸痛或肿胀，对其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且根据原告其他案件的记载，原告也已正常上班，其所治疗的情况仅仅是单纯的理疗，并没有生活自理困难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万鸿司法鉴定所仍认为原告需要护理，完全不符事实。3、即使原告确实需要护理，也应对其生活自理能力项目进行评分区别需要的护理依赖。因此在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时也应同时对原告的护理依赖及程度进行鉴定评分。4、万鸿鉴定所在对原告因同一伤情出具的三份鉴定意见书，在采用的检验方法、仪器设备、体格检查均相同的情况下，其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其专业水平也不能令人信服。综上，万鸿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明显错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依据的标准明显错误，致使最后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缺乏说服力。 四、原告以各种名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或民事诉讼，对其误工费、护理费的请求已存在重复或交叉索赔，且其在治疗期间还曾多次向其他有关部门提起行政诉讼，或代理他人参与案件的诉讼，其不正当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对于原告诉求赔偿交通费、营养费、快递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登报赔礼道歉，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于法无据，应予驳回。针对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持有异议，法庭不应予以支持。 五、由于原告提起的是一系列连续的诉讼案件，目前已有原告同样起诉被告的赔偿诉讼正由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且因原告2017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足以影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起案件及本案的审理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请求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 综上所述，原告向答辩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根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8）浙0110民初17468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曾于2017年5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身体受伤并住院治疗26天，在此之后的伤情治疗也是因该事故所引起的，与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的伤害无关。 证据2.（2019）闽0502行初117号行政裁定书、（2019）闽0502行初118号行政裁定书、（2019）闽05行终91号行政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在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护理费期间，原告又利用其所谓的误工期间做着与本案、与治疗无关的事情。 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2017年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伤害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本案起诉治疗的伤情与2014年受伤的伤情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2014年的病情，原告本案起诉治疗的伤情与当时的病情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认为原告的治疗属于康复医疗费用，医院病历无法证明伤情与原告2014年的执法伤害有关，因原告2017年发生过交通事故，本案的治疗与2017年发生的事故有关，与2014年的伤情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鉴定书鉴定的内容是治疗原告双膝，无法证明原告的伤情情况是由于2014年的执法伤害造成，且鉴定书出具的程序违法，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涉及的伤情是手腕、胸部、头部等部位，与本案膝关节部位没有重合，与本案伤情无关；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不是117号、118号案件当事人，只是其父亲的代理人，对于91号案件，只是参加开庭，与申请赔偿的时间不相冲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其客观真实性及与本案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本案相关联，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其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1日，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的协管员陈荣伟在执法查车过程中将驾驶电动车的原告余其昌踢倒，致原告受伤，经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晋江中医药诊断为双侧膝关节损伤，伤情鉴定为轻微伤。晋江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晋公（梅岭）行罚决字（2014）第006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陈荣伟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于2014年9月9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予以行政赔偿。审理中，经晋江市人民法院委托福建安泰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损伤未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程度。2015年2月5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晋行初字第2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原、被告均不服该判决，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2015）泉行终字第10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2014）晋行初字第2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并判决被告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67153.2元。2019年10月5日，原告通过邮政快递向被告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其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快递费共计144750.64元。被告未予以答复，原告遂于2019年12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其因被告的伤害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19826.04元、误工费30450元（87天×350元/天）、护理费15050元（43天×350元/天）、交通费500元、营养费10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快递费13元，共计125839.04元，并在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登报赔礼道歉。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扶养其父亲的赡养费2400元（3个月×800元/月）。原告在起诉前的2019年10月15日就上述期间的误工期、护理期、医疗费用关联性进行鉴定，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受托后于2019年10月26日作出闽万鸿司鉴［2019］临鉴字第0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余其昌自2019-07-01至2019-09-30期间多次治疗的误工期评定为87天，护理期评定为43天，医疗费用共计19837.64元，其中双膝部损伤关联性医疗费用19826.04元，非关联性医疗费用11.60元。鉴定费用2000元。2020年1月10日，被告申请对原告是否需要误工期、护理期及所需时间进行重新鉴定，如需护理，并对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被告晋江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致使原告余其昌受到伤害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该大队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法院裁判文书确认。原告向被告就治疗所受伤害的相关损失提出赔偿请求，被告不予答复，存在行政不作为，应予指正。本案中，原告因被告的执法行为导致其膝盖部位受伤，健康权受到侵害，依法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确定的赔偿标准给予赔偿，即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关于医疗费，结合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原告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多次治疗医疗费用共计19837.64元，其中双膝部损伤关联性医疗费用19826.04元，非关联性医疗费用11.60元，故原告非关联性医疗费11.60元应予扣除，原告的医疗费确定为19826.04元。关于误工费，结合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原告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多次治疗的误工期评定为87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国家2019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原告的误工费计算为：87日×346.75元／日=30167.25元。关于护理费，结合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原告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多次治疗的护理期评定为43天，参照2019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告的护理费计算为：42359元/年÷365日/年×43日=4990.24元。鉴定费用支付系处理赔偿纠纷的合理必要支出，根据鉴定费票据确定为2000元。上述四项费用合计56983.53元。因原告的伤情未达到伤残等级且未丧失劳动能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符合支付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以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被告的行为亦未对原告的人格造成伤害，故关于原告支付其父亲三个月赡养费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在《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登报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营养费、快递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项目，原告请求被告予以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曾于2017年5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在此之后的伤情治疗是因该事故引起，与2014年1月21日行政赔偿案件的伤害无关，但被告没有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原告所称医疗费实际为康复理疗费，护理费、误工费均系继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其请求赔偿的前提应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规定，原告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不应予以国家赔偿。本院认为，造成原告膝关节酸痛、肿胀的身体伤害，与被告2014年的执法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其由此支出的医疗、护理等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被告应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赔偿，故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鉴定程序违法，且未提供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应予重新鉴定的情形，故本院对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余其昌医疗费19826.04元、误工费30167.25元、护理费4990.24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56983.53元； 二、驳回原告余其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江波 审 判 员  黄文庆 人民陪审员  张小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叶俊妮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