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82民初570号原告：何玉成，男，1957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福顺，系老河口市薛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张建军，男，1976年8月19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昌云，系被告妻子，1973年3月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山，系老河口市赞阳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何玉成与被告张建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玉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福顺，被告张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昌云、李玉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玉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劳动报酬1079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被告在武汉承包建筑工程，因工程需要，在老河口招农民工从事建筑工程，之后原告在被告承包的工地对所建房屋住宅门进行加固工作，工作四个多月，后通过结算，被告应付原告劳动工资24640元，除去已付款，下欠10790元。由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为凭，欠条载明“还有10790元未结”。之后，原告多次打电话找被告索要欠款，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至今未还。综上所述，被告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偿还所欠原告劳动报酬。被告张建军答辩，一、被答辩人诉称“自己在答辩人承包的工地工作四个月，答辩人欠付劳动工资”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无事实，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1.被答辩人诉称“是在答辩人承包的工地工作四个月”的事实错误。事实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都是他人用工。2016年老河口市人张鹏在武汉承包房屋装修工程，因工作需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同到武汉为张鹏打工干活，双方都是拼力气、挣血汗钱的农民工，因张鹏拖欠工资，被答辩人为张鹏工作4个月后回家，但张鹏以工程未完工、未结算为由，拒绝付清工钱。事后，被答辩人自己核算后找到答辩人，请求答辩人为其写份“用工证明”作为张鹏欠工资的证据留存。答辩人看在同事、同乡份上，出于好心给被答辩人出了份“用工证明”，没想到好心得不到报，被答辩人放着明明白白的欠款人不诉，却将答辩人告上法庭。2.被答辩人诉称“是答辩人欠付劳动工钱”的事实，更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事实是张鹏居住武汉，在武汉承包建筑工地，招聘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等人干活，张鹏是老板。答辩人没文化，是一个大老粗，只会干点出力气的粗活、重活，外事活动一窍不通，又是远离武汉的老河口市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都是为张鹏干活打工，工钱是张鹏支付，这一事实被答辩人用于起诉的“用工证明”上也明确承认“张鹏支付工钱”的事实。如果答辩人是用工人，被答辩人的工钱怎么会由张鹏支付？虽然“用工证明”上有答辩人“支出”的字样，是因为被答辩人年岁较大，不会使用微信，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功能。张鹏发放工资既有现金支付，又有微信转账支付，因被答辩人无此能力，请求将工资转入答辩人账号，由答辩人同被答辩人同到银行取出交给被答辩人所有，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无理、无据的诉讼请求。3.答辩人也是本案的受害人。答辩人先后为张鹏间断性干活约3年，张鹏同样欠答辩人工钱约7万多元未付。为此，2018年8月1日，张鹏从武汉回河口办事，答辩人知情后与张鹏发生争执三次，三次由北京路派出所出警解决，张鹏才支付答辩人1万元，下欠工钱至今仍无着落。二、被答辩人起诉主体错误，答辩人不是雇主，不欠被答辩人工钱，张鹏是雇主，张鹏才是本案被告。被答辩人用于起诉的唯一证据“用工证明”明确记载张鹏支付工钱的事实，该证据充分地说明张鹏是雇主，是承包工程的老板，是支付被答辩人工钱的欠款人。张鹏才是本案被告，答辩人不是本案被告。答辩人只是“用工证明”的证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错误诉请。三、被答辩人用于诉讼的“用工证明”不是“欠条”，也不是“劳务合同”，不符合证据要件，不能作为立案证据使用。事实是被答辩人的“用工证明”只能证实自己在为张鹏打工，证实张鹏支付了部分工钱。但不能作为“劳务合同”立案，不能证实自己在为张鹏干什么活？干多少活？值多少工钱？“劳务合同”应由甲乙双方名称、时间、地点、干什么活、干多少活、单价多少、总价多少、计算及付款方式、违约责任、双方签字等要件组成。故被答辩人以“劳务合同”起诉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更不能作为“欠款”依据诉讼，欠款应为“欠条”今欠到XXX什么款、多少元，并注明欠款人XXX和时间等内容。被答辩人用于起诉的“用工证明”不符合“劳务合同”和“欠条”的证据要件，不能作为立案证据使用，请求法院依法不予采信，依法驳回。综上，事实是处理案件的依据、法律是处理案件的准绳，被答辩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无事实，无依据，用于起诉的“用工证明”不是劳务合同，也不是欠款欠条，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答辩人不是雇主，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更不欠被答辩人劳务工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无理、无据的诉讼请求，还答辩人一个公道。原告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及支持其主张，举出了如下证据：2017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劳动报酬的证明条据，证明原告在被告承包的工地，被告总计欠原告劳动报酬款24640元，其中被告支付了原告5850元、5000元两笔共计10850元，第三笔是被告侄儿张鹏代为被告支付了3000元报酬，下欠10790元未结，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劳动报酬的原始借条，并非用工证明。被告对原告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是欠条，也不是劳务合同，不符合欠条、劳务合同的形式要件，只是一份用工证明，不能作为欠款和劳务合同案件的证据使用；该证据明确证实张鹏付款，张鹏才是被告，并请原告方解释张鹏为什么付款，故原告的起诉主体资格错误；该证据系孤证，不能证实被告是劳务合同用工人或欠款人，无相关证据进行印某，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举出了以下证据：证据1.老河口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2018年8月1日出警记录一份，证明本案争议劳动合同的用工人是张鹏，张鹏是欠款人，被告不欠原告的劳务工资；证实被告与原告一样，同是张鹏的受害人，张鹏同样欠被告的工资未付，并由此发生纠纷经公安机关协调解决；证据2.范某（420621197411064856联系方式158××××****）录音一份，证明2016年范某与原、被告均在武汉给张鹏打工，张鹏是老板欠原告工资，不是被告欠款；证实张鹏是本案劳务合同的用工人，张鹏欠原告的工资未付清，不是被告欠款，被告不是原告的用工人；2020年5月26日16时23分左右，经法庭允许，用柯昌云的手机183××××****给范某打电话，范某未接，随后，范某将电话拨打回来，其认可录音是范某发给被告，被告又转给柯昌云，录音主要内容是张建军不是老板，张鹏是老板，给原告发工资的人是张鹏。证据3.王某证人证言。王某当庭作证如下：我认识原告席上的人，叫何玉成；被告代理人我也认识，是张建军的妻子柯昌云，张建军我也认识。我们一起在武汉做事、装门。2015年，张建军、张鹏将我喊到武汉装钢制防火门。我们都是给张鹏打工，发工资是张鹏给，有时候是张建军把工资带给我们，因为有时候发微信，也有不会微信的人，张鹏也会把工钱给我们让我们转交给别人。我与原告共事大概有5个月左右，2016年年初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就走了。我给原告也代转过工资。我与原告在一起上班时没有给原告代转过工资。后来没有与原告在一起上班的时候，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张鹏有将工资给我，让我帮忙把工资转交给原告，有两三次，每次都1000-2000元左右，具体我不清楚。我们的雇主是张鹏。2016年6月份左右我离开武汉张鹏的工地。张鹏与张建军是叔侄关系，张建军是张鹏的亲叔叔。张鹏在武汉工地项目名称叫楚天都市雅园，原告也在该项目干过。在项目工地做灌浆，做防火门，在门边框灌浆。张鹏手下有8个人，张鹏不干活。张鹏将每天干的事安排给张建军，然后张建军再给我们说。张建军和我们一样都在干活。原告举的2017年2月13日的证据，我的理解5850元、5000元是张鹏给张建军，让张建军转交给原告的工资。这张条据不属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工钱的欠条，是证明张鹏已经给原告多少钱，欠多少钱的证明。条据上张建军的落款，应是说明张建军是证明人。下欠的10790元工钱原告应该找张鹏要；张鹏不仅欠原告一个人，还欠我们别的3、4个工友的钱。证据4.秦某证人证言。当庭作证如下：我不认识原告，我认识柯昌云。2018年8月1日，我与我哥哥秦龙在梁记粥铺吃饭，看到柯昌云的姐姐柯华与张鹏的父亲拉扯，张建军与其妻子柯昌云、柯华找张鹏的父亲要在武汉的工钱，后来张鹏父亲报警，北京路派出所出警了三次，派出所让他们好好算账支付，当场好像支付了一些钱。当天张鹏的父亲在梁记粥铺待客，我是散客。如果原告是叫何玉成的话，当天原告也去梁记粥铺要钱了的。原告当庭陈述，当天张建军给何玉成打电话说到梁记粥铺要钱。何玉成在梁记粥铺没有见着张鹏本人，看到张鹏父亲了。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与本案无关，仅证明张建军与张鹏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原告无关，而原告是被告喊到武汉打工的，被告是分包工头，被告当时也承诺劳务报酬由他对原告进行结算，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有异议，原告与证人素不相识，原告不认识证人；同时，根据录音笔录，充分证实这是被告与证人串供，证人怎么会知道把这些话录下来发给被告，是因为被告得知利害关系让证人做的伪证录音，从而达到逃避拖欠劳务报酬的目的。对证据3王某证人证言有异议，通过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充分证实被告是老板，也是本案适体的被告；证人王某的证言，被告是干活的工人，那么被告如何知道下欠原告的具体工钱，通过这个数据，证明被告是包工头，被告核算工资；证人所说张鹏是老板不成立，因为书证大于一切证据，若被告不是老板，被告怎么会给原告支付10850元的劳动报酬，而且注明张鹏给原告支付3000元，充分证明张鹏是该工程的总老板，被告是具体从事的分包老板，因此证人证言从理论上、逻辑上偏离了人正常的态度，不可采信。作为证人，不排除张鹏是他的老板，但不能证实被告是原告的老板，因此，证人证言有异议。被告对证人王某证言无异议，证人证实原、被告及证人都是张鹏的工人，都在为张鹏打工，工资由张鹏支付，该事实可由其他证人印某。虽然原告用于起诉的证据上有张建军支付工资的行为，但是因为原告年龄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证人明确证实，该款是由原告要求张鹏转给被告，由被告取出交给原告，同时该证据上还有用工人张鹏的支付行为，更进一步证实张鹏是老板，张鹏才是本案的被告。被告为原告出示的这份证据，同样是因为原告年龄大，没文化，自己通过结算后恳请被告为其出示用工证明，证实张鹏欠工资的事实。因此，证人证言与事实相符，与其他证据印某，请求法庭予以采信。对证据4证人秦某的证言，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证人只能证明张建军与张鹏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被告是否欠原告的劳动报酬。被告对证人秦某的证言，认为充分证实张鹏欠原告工资，同时证实当天原告得知张鹏回来在梁记粥铺给小孩过生日时，也亲自到了店铺向张鹏要钱的事实，这些事实充分证实张鹏是老板，被告不是老板，张鹏欠原告工资，不是被告欠原告工资。本院对原告证据的客观性予以采信；对被告证据1、4客观性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8月1日张建国（案外人张鹏的父亲）在老河口市梁记粥铺餐厅为张鹏的孩子摆生日宴（张鹏当时在外地，未在梁记粥铺餐厅），在宴会上张建军和妻子柯昌云等人向张建国索要在武汉务工的工钱，双方发生争执后报警三次，公安机关到现场处理以及原告何玉成接到被告张建军电话，也赶到梁记粥铺餐厅索要工钱的事实。对被告证据2证人范某的作证，范某虽然未亲自出庭作证，但提供了证言的录音，经法庭允许，在法庭上以通话的方式证人认可录音的真实性，当时手机开的免提，原告也能够听得到范某的通话声音，能够证实张建军不是老板，张鹏是老板，给原告发工资的人是张鹏的事实，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证据3王某当庭作证，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建军和案外人张鹏系亲叔侄关系，张鹏在武汉有工地，工地上的活是做防火门。张建军及证人范某、王某都在武汉为张鹏务过工，张鹏不干具体活，张鹏将每天准备干的活安排给张建军，张建军再将活安排给其他民工。2016年2月，因张鹏的武汉工地用工需要，张建军就喊原告何玉成一同到武汉务工，何玉成主要的工作就是往防火门边框灌水泥浆。2017年2月13日经过算账，张建军给何玉成出具了一份劳务报酬结算说明，内容为：“总共24640元，张建军支出5850元+5000元张鹏支出3000元还有10790元未结大写壹万零柒佰玖拾元整张建军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因何玉成年龄大，使用的又是老年手机，张鹏在发劳务报酬时，有时发现金，有时用手机支付给其他工友，工友再转给何玉成，证人王某就以这种方式转交两次劳务报酬给原告，每次金额1000-2000元不等。另查明：2018年8月1日，张建国（案外人张鹏的父亲）在老河口市梁记粥铺餐厅为张鹏的孩子举办生日宴（张鹏当时在外地，未在梁记粥铺餐厅），在宴会上张建军和妻子柯昌云等人向张建国索要在武汉务工的工钱，双方发生争执后报警三次，公安机关到现场处理，同时被告张建军给原告何玉成打电话，何玉成随后也赶到梁记粥铺餐厅索要工钱。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为被告提供了劳务，并向被告索要劳务费，原告认为劳务法律关系存在，原告应当对产生该劳务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虽然举出了被告2017年2月13日出具的人工费的条据，但该条据从形式上看并没有“欠条”、“欠据”字样，从内容看是劳务报酬计数。张建军不是何玉成的用工人，张建军的身份也是为他人提供劳务者，张建军为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还干扰阻碍过张鹏的父亲张建国为孙子（张鹏的孩子）举办生日宴会，导致公安机关出警解决，张建军不是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原告不能够证明为被告提供了劳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欠其劳务费10790元缺乏必要的实质性欠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玉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减半收取35元，由原告何玉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蔡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