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702民初772号原告：王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州区某某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陈某。被告：甘某。负责人：苗某1。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甘肃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与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南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某村委会”）、甘某（以下简称“某某村一社”）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被告南华村一社负责人苗某1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王某2遗产15000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王某2为本家亲属，同系新墩镇南华村一社居民。1991年5月6日，经原张掖市新墩镇某某村民委员会同意，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王某2达成《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王某1在王某2的宅基地上建房数间，双方共有宅基地；王某2丧失劳动能力后，由王某1照顾王某2生活，王某2去世后，后事由王某1料理，王某2的财产及宅基地由王某1继承。后原告王某1在王某2宅基地上新建住房，并与王某2共同生活，照顾王某2起居。2018年，王某2生病，原告王某1照顾王某2起居一段时间后，南华一社部分村民阻挠原告继续照顾王某2，并从王某2分得的征地补偿款中拿出部分费用雇人照看王某2。2019年1月16日王某2病故，被告不准原告办理王某2丧事，在2019年6月17日原告与南华一社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才用王某2的遗产为其办理了丧事。该份人民调解协议将王某2的房屋拆迁款及宅基地补偿款按比例进行了分配，但对王某2的其他遗产未进行处理。另自2015年起新墩镇南华村土地陆续被征收，人均分得征地补偿款158000元，除征地补偿款外，王某2还分得承包地青苗补偿款约32000元，王某2自有的驴、羊等家畜变卖所得约4000元，上述钱款均属于王某2的遗产。根据原告与王某2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该笔财产应当由原告继承，但南华村一社占有该笔遗产并拒绝给付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二被告提交答辩状一份，并在庭审中口头辩称：首先，因王某2系南华村一社社员，自2016年4月一直由南华村一社赡养，费用也由南华村一社承担，2019年1月16日王某2去世后，所有殡葬事务也全部是南华村一社负责，费用也由南华村一社承担，且南华村一社土地于2017年3月20日被政府征用后，土地补偿款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南华村一社，王某2所分配的土地补偿款也由南华村一社保管。综上，被告南华村委会主体不适格，南华村委会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其次，原告对王某2没有尽过任何的抚养义务，没有权利继承王某2的财产，相反南华村一社却对王某2承担了全部的赡养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第三、就事实与理由部分，原告诉称的1991年5月6日原告与王某2签订协议书属实，但原告诉称的王某2于2018年生病后由原告照顾王某2起居、王某2于2019年1月16日病故后被告不准原告办理丧事均不属实。原告围绕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与王某2签订的协议书一份；2.2019年1月17日，原告与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等八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一份；3.2019年7月19日，原告之子王某3与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等八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一份；4.证人王某3、王某4、徐某的证言。二被告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提交2016年4月2日的会议记录一份；2.2018年1月17日的会议记录一份；3.2018年3月10日的会议记录一份；4.2019年1月16日的会议记录一份；5.2019年1月17日的会议记录一份；6.2016年3月14日甘州区新墩镇卫生院的CR检查报告单一份、2016年5月5日甘州区人民医院的放射检查报告单一份；7.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记载的自2016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1月16日王某2的所有花费清单明细（包括王某2去世的花费）一份（金额64471.98元）；8.2016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1月16日南华村一社赡养王某2花费的原始单据73张（金额64471.98元）；9.征地协议书一份、南华村一社土地征用分配清单一份；10.南华村一社社员签字的联名信一份（共计签名社员68人）；11.2020年4月20日会议记录一份；12.证人左某（左春梅）的证言。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某2系南华村村民、被告南华村一社社员，无配偶、子女，于2019年1月16日下午17时许死亡。原告王某1与王某2系本家亲属。1991年4月25日，原告王某1与案外人王某2作为协议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因王某2独身一人，独住一院宅基地（347.4㎡）。原告王某1同王元有兄弟二人均已成家，同住一院宅基地导致住房紧张，兄弟二人时常发生矛盾，发展养殖业却没有畜圈，给原告王某1的生产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原告与王某2约定原告王某1在王某2的宅基地上建房数间，长期居住，与王某2同住一院宅基地，原告王某1安排王某2宅基地上双方的住房、畜圈，王某2原有的三间住房拆除，由原告王某1新建（维修）二间，建房费用由王某1承担，在原告王某1建房后，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双方共有，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宅基地争议而发生纠纷；数年后，王某2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时，原告王某1可照顾王某2的生活，在王某2去世后，后事由原告王某1料理，王某2财产及宅基地均由王某1继承。案外人王某5、王某6、王某7、苗某2作为社委代表在上述协议上签字，并加盖私人印章。1991年5月6日，南华村委会在该协议上备注同意原告王某1一户三口人搬进王某2的院内，两户同住一院，协议双方必须履行本协议，不得违反。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王某1按照协议约定在该宅基地上修建新房，王某1、王某2同居一院，但双方各过各的，互不干涉。2001年，王某1在甘州区新乐小区内购得房屋，并搬至此处居住，其位于王某2宅基地院内的房屋由其子王某3继续居住。2016年4月2日，因王某2以其身体多病、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为由，提议将其承包地交回被告南华村一社，并将其出卖自己所有的羊、驴所得的八千多元交给被告南华村一社，由南华村一社派人照顾其生活，南华村一社遂召开社员大会（应到78户，实到72户），经讨论，会议决定因王某2暂时仍可自理，故每月由王某2从社里领取500元-600元维持基本生活，等王某2生活不能自理后，就王某2的抚养问题再开会讨论。2017年3月20日，案外人新墩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被告南华村委会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征地协议》。约定征收的土地位于南华村一社土地953.827亩，征收土地各项费用共计69627243元，新墩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0日前付30%计18640496.7元，于2017年9月30日前付30%计18640496.7元，于2017年4月30日前付40%计24853995.6元（注：安置开发用地56.86亩+居民点占地56.659亩地价款于居民点房屋拆迁后拨付，共计7492254元）。被告南华村一社收悉上述补偿款后，就第一批土地补偿款人均分配28320元，第二批土地补偿款人均分配53020元，第三批土地补偿款第一次人均分配41100元、第二次人均分配34565元。综上，就上述赔偿款，南华村一社社员人均共计分配157005元。2017年年底，王某2因病卧床不起。2018年1月17日，在南华村一社召开的社委会议上，南华村村委会陈主任建议就王某2抚养问题因先询问其同族人中是否有人同意扶养，如果同族中没人管再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解决。2018年3月10日，被告南华村一社召开社员大会（应到78户，实到73户），经社员讨论决定，每月2000元作为王某2的照料及吃饭费用，王某2看病花费由集体从王某2的新进账户中另行支付，原来确定的王某2每月领取的生活费用不再给王某2支付。自此，南华村一社雇佣社员左春梅全权照顾王某2的生活，由被告南华村一社向左冬梅每月支付2000元。2019年1月16日17时许，王某2去世，被告南华村一社召开社员大会（应到78户，实到73户）。会上，就王某2去世事宜向社员进行了通报，并就王某2丧葬事宜及遗留财产的处理进行了讨论。该次会议决定王某2院子如国家征用土地，宅基地由集体所有；王某2院内所建的房屋待国家征用后，按赔偿或补偿总价值的比例百分比计算，由王某2占总价值的50%分配，王某1占总价值的50%分配。因原告王某1提出其在王某2院内修建房屋系其与王某2约定，并经过村委会批示，被告南华村一社遂于2019年1月17日召开社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对王某1与王某2两户一院的房屋及宅基地进行百分比分配，王某1占总补偿价值的65%，王某2占总补偿价值的35%。同日，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及社委8人与本案原告王某1在新墩镇南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就王某2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宅基地补偿款到位后，按总价的百分比进行分配，王某1占总价的65%，南华村一社占总价的35%。新墩镇南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原告王某1、被告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及社委共计8人均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捺印。但该协议双方并未履行。2019年7月19日，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与原告王某1之子王某3作为当事人，再次经新墩镇南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自愿达成协议：1.社里与王某3一家共同分配王某2遗留南华一社房屋；2.社里分配砖木房屋10.2×4.7=47.94㎡，共计20134.8元、土木房屋70㎡，共计18480元、配套费60000×35%=21000元、其他46753.74×0.35=16363.8元，合计75978.6元整，大写柒万伍仟玖佰柒拾捌元陆角整；3.王某3一家分配拆迁协议中除去社里分配的75978.6元的剩余部分；4.王某2房屋拆迁套分开支付给王某3和社里；5.……。同日，新墩镇南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南华村一社社长苗某1及社委王强国等8人、王某3及王某6分别作为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就该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已实际履行。但因原告认为上述协议仅是对王某2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及宅基地补偿款进行了分配，王某2的土地补偿款及变卖牲畜所得均属于王某2遗产，但未进行分配，依据其与王某2签订的协议应由其继承，故其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4月20日，被告南华村一社就本案诉讼召开社员大会，会议决定南华村一社社员集体联名向本院提交联名信。在被告南华村一社提交的联名信上由社员68人签字、捺印。另查明，原告未向王某2支付过生活费用。王某2死后，由被告南华村一社负责办理丧葬事宜，原告王某1及其子王某3均未出席王某2葬礼。再查明，王某2生前没有立下其他遗嘱、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南华村委会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告对王某2的土地补偿款、牲畜变卖所得是否享有继承权。关于南华村委会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本院认为，村民委员会系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具有法人资格。且涉案的征地补偿协议系新墩镇人民政府与被告南华村委会签订，原告诉请所继承的主要王某2承包地补偿款，因此被告南华村委会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关联性，故南华村委会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原告要求继承王某2遗产15万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王某2签订协议，约定其在王某2宅基地上修建房屋，共享宅基地，在王某2丧失劳动能力后，照顾王某2生活，在王某2去世后，负责料理王某2后事，王某2去世时遗留的财产均有原告继承，因此，王某2去世所遗留下的财产均由其继承。被告对该协议书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尽到赡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与王某2签订该协议书的前提系原告王某1与其兄弟王××均已成家，同住一个宅基地导致住房紧张，兄弟之间矛盾不断，而王某2独身一人，独自占有一个宅基地。双方签订该协议书，原告在王某2的宅基地上建房，并安排王某2宅基地上双方的房屋、畜圈，与王某2共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由此解决了原告的住房问题。故其虽为王某2修建房屋两间，但原告就该协议也获得了利益。其次，原告与王某2虽在协议中约定王某2去世后，由原告继承王某2的财产及宅基地，但该继承的前提系王某2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时，由原告照顾，在王某2去世后，由原告负责料理后事，故原告能否继承王某2继承遗产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付对王某2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原告与王永祥签订协议后，双方虽同居一院，但属各过各，并未共同生活，王某2具有劳动能力，生活能够自理，原告未照顾王某2生活，王某2也不需要原告对其生活进行照顾；2016年，原告因病需要照顾时，原告已于2001年在新乐小区购得房屋后搬离，双方不再在同一院内生活，即使原告时常回社里，但无证据证明其回社里是为照顾王某2生活。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因案外人郭某2阻拦，照顾不成王某2，但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且他人的阻拦亦非其未尽到义务的理由。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可以证明双方在同一院内生活期间，原告与王某2和睦相处，互相关照，原告做好吃的，会想着王某2，王某2也给原告带孩子，但均属于邻里之间的相互照顾，不能证明原告在尽双方约定的赡养义务。庭审中，原告亦自认其从未向王某2支付过生活费。原告未对王某2尽到生养义务。王某2死后，其后事均有被告南华村一社料理，费用也均有南华村一社支付，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就王某2的后事进行料理，也未参加王某2的葬礼，原告主张被告不让其为王某2办理丧葬事宜，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故原告未对王某2尽到死葬的义务。综上，原告对王某2未尽到生养死葬义务，未履行其与王某2签订协议所赋予义务，不应依照该协议继承王某2的遗产。再次，庭审中，原告主张其所继承的王某2的遗产为王某2承包地的补偿款及王某2牲畜变卖所得。而王某2生前于2016年4月因身体原因，已自愿将其承包地、牲畜变卖所得交至被告南华村一社，提议由被告南华村一社派人对其照料。依据被告南华村一社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南华村一社收到王某2承包地及王某2变卖牲畜所得后，在王某2生活可以自理时每月向王某2支付生活费，在王某2生活不能自理后，雇人对王某2的生活予以照料，为王某2购买生活用品，在王某2生病后，为王某2治疗看病，在王某2死后，为王某2办理丧葬事宜，对王某2尽了主要的照料义务。最后，土地补偿款，是以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承包合同办理”。从上述规定可以得知，农民个人承包所得的承包收益（即从事农业生产的获利）属于农民个人合法财产，在公民死亡时列入遗产范围并发生继承。而征地补偿款是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经济组织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家庭，用于对失去土地农户的预期损失补偿及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户将来的生产生活。因此，征地补偿款从性质上看不属于承包收益，不能列入遗产范围。综上，原告诉请要求继承王某2遗产150000元的主张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贾晓燕审 判 员  曹淑萍人民陪审员  甄学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 助理  （李萍书 记 员  郝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