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4民终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兴平南路**。法定代表人：杨涌，系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泉，男，汉族，1962年7月7日出生，系该社风险部职员，住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彩，白银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恩财，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甘肃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永杰，男，196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原审被告：路自玲，女，197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上诉人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简称“平川农信社”)因与被上诉人王恩财，原审被告邓永杰、路自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法院（2020）甘0403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生国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栾春鹏、张霞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川农信社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判决内容，改判被上诉人对第一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邓永杰的陈述认定邓永杰与上诉人相互串通，骗取被上诉人提供保证，与逻辑不通，没有任何道理，若被上诉人不同意继续提供保证的话，上诉人早已通过诉讼程序维护权益，上诉人没有必要与邓永杰串通办理借新还旧手续。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是第一款的除外情形，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将第二款与第一款理解为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邓永杰合意变更了贷款用途而未取得被上诉人的书面同意，该行为使贷款不能发挥其本来功能，属于增大了贷款不能偿还的风险，也违反了被上诉人特定用途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故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在本案中对该理由的阐述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该理由与判决第二条理由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即如果保证人书面同意变更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就不存在判断保证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诉人认为旧贷的保证人是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案涉贷款的保证人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在为案涉贷款担保时不但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情况，而且是其与邓永杰主导办理的，被上诉人称其不知道借新还旧与常理不通。王恩财辩称，一、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与邓永杰串通为由主张免除自己的保证责任，邓永杰作为串通的一方在庭审中承认了这一点，构成民事诉讼法上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明确规范了自认制度，自认的效力是免除事实主张者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把该事实作为裁定的依据。二、综合全案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其关键在于上诉人与邓永杰对于改变贷款用途的行为，事先未征得被上诉人的书面同意，事后也未通知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协商改变贷款用途，是一种变更主合同内容的行为，且借贷双方串通将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用来偿还旧贷，无疑是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故主合同内容发生根本性变更，未征得担保人书面同意，违背担保人的意志，担保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邓永杰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路自玲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平川农信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邓永杰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99365.81元，截止2019年6月21日利息和逾期利息372648.29元，本息合计2172014.10元，2019年6月2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随本付清；2.被告路自玲、王恩财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3日，以平川农信社为贷款方，以邓永杰为借款方，以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方，签订了《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由贷款方向借款方提供贷款180万元，借款用途为煤炭销售，期限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2日。2016年6月2日，以平川农信社为贷款方，以邓永杰为借款方，以王恩财为保证方，签订了《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以下称为案涉贷款）。合同约定，由贷款方向借款方提供贷款180万元，借款用途为煤炭销售周转，期限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1日，利率为年利率9.405%，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息时，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利息（年利率14.1075%）；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借款人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限为贷款到期之日起二年。路自玲以借款人财产共有人身份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平川农信社将该笔贷款发放至邓永杰账户后随即又将该笔贷款扣收以偿还邓永杰于2015年2月13日向平川农信社的贷款180万元。平川农信社案涉贷款关于邓永杰借款180万元的调查报告中未显示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有贷款18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在该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中表明：“经调查，借款人邓永杰借款180万元，用途真实，信用记录一般。”平川农信社提供的贷款审批表中信贷员（客户经理）审（调）查意见为：“借款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用途属实，同意贷给壹佰捌拾万元”。在该贷款审批表的信用社（支行）贷款审批小组意见、县（区、市）联社（合行）贷款审批委员会意见、县（区、市）联社（合行）贷款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中均未提及该笔贷款为以新贷偿还旧贷。该笔贷款截至2019年4月20日尚有贷款本金1799565.81元、利息和逾期利息372648.29元未偿还。邓永杰自认在2019年4月20日之后其再未偿还过借款本息。平川农信社自认，如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有180万元的贷款未被还清，其单位不可能再给邓永杰贷款。另查明，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恩财，股东为王恩财、张晓芳，王恩财、张晓芳二人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王恩财签订的《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应依约定履行义务。路自玲作为邓永杰的配偶，其明知且同意该笔借款，应认定该笔债务为邓永杰与路自玲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其二人共同偿还。故本院对于平川农信社要求邓永杰、路自玲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恩财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恩财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邓永杰陈述，在第二次贷款的时王恩财不愿意担保，但平川农信社工作人员让其哄着王恩财让他以个人名义担保，其对王恩财告知2015年2月13日的贷款已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结合平川农信社自认的如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有180万元的贷款未被还清，其单位不可能再给邓永杰贷款的事实、平川农信社提供的调查报告中未显示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有贷款18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及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有180万元贷款未被偿还情况下调查结论依旧为“借款180万元，用途真实，信用记录一般”的表述、平川农信社提供的贷款审批表中未有转贷的表述、案涉贷款最终未被用于煤炭销售周转而是偿还了邓永杰2015年2月13日在平川农信社贷款的事实及平川农信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王恩财告知了涉案贷款系借新还旧，本院能够采信邓永杰的主张，即邓永杰与平川农信社双方未向王恩财告知2015年2月13日邓永杰在平川农信社的贷款未被偿还的事实及案涉贷款的真实用途为偿还旧贷的事实，本院能够认定邓永杰与平川农信社相互串通，骗取王恩财提供保证的事实；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案涉贷款系以新贷偿还旧贷，旧贷的保证人为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案涉贷款的保证人为王恩财。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有权对贷款进行担保，以其公司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王恩财虽为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财产及人格均独立于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公司，故该两笔贷款的保证人非同一保证人。结合邓永杰与平川农信社相互串通，骗取王恩财提供了保证的事实、平川农信社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恩财应当知道案涉贷款为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本院能够认定王恩财不知案涉贷款为以新贷偿还旧贷;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中，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合意变更了贷款用途而未取得王恩财的书面同意，该行为使贷款不能发挥其本来功能即用于煤炭销售周转，属于增大了贷款不能偿还的风险，也违反了王恩财为特定用途贷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王恩财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对平川农信社要求王恩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贷款截至2019年4月20日尚有贷款本金1799565.81元、利息和逾期利息372648.29元未被偿还，现平川农信社起诉要求偿还截至2019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1799565.81元、利息和逾期利息372648.29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路自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邓永杰、路自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1799565.81元，支付利息372648.29元（截至2019年6月20日的利息），2019年6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1799565.8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1075%计算，随本付清；二、驳回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76元，由邓永杰、路自玲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王恩财、张晓芳，后变更为王恩财、王星懿，该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注销。本院认为，一、关于邓永杰与上诉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骗取王恩财借新还旧的担保。上诉人平川农信社认为一审判决依据邓永杰陈述，认定邓永杰与平川农信社相互串通，骗取王恩财提供保证，与逻辑不通，无任何道理，若王恩财不同意继续提供保证，上诉人不可能与邓永杰办理借新还旧手续。经审查，其一、从平川农信社一审自认及两份《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及内部调查审批文件分析。平川农信社一审自认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2月13日签订的《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180万元贷款用途为煤炭销售，期限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2日，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该贷款未还清，不能再给邓永杰贷款。但平川农信社在2016年6月2日与邓永杰再次签订《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借款用途仍为煤炭销售周转，期限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1日，由王恩财个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平川农信社的调查报告并未显示邓永杰欠平川农信社180万元贷款未偿还，调查结论依旧为“借款180万元，用途真实，信用记录一般”，且平川农信社提供贷款审批表中也未有涉及转贷表述。由此可见，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2016年6月2日所签《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其实质是向保证人王恩财隐瞒借新还旧的事实，且内部调查审批文件也隐瞒借新还旧。其二、从借款人邓永杰及平川农信社就2016年6月2日第二次借款一、二审陈述分析。邓永杰陈述：“当时王恩财说玉龙公司要注销了不同意担保，导致转贷搁置了几个月，后面信用社让我找王恩财以个人名义担保，第一笔借款没有还的事情我没有告知王恩财，旧贷还新贷是我与信用社协商好的。”平川农信社在二审询问中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向王恩财催要过（第一笔贷款）。”由此可见，邓永杰向王恩财隐瞒了旧贷未还的事实，上诉人平川农信社也没有证据向玉龙公司及王恩财催收过前后两笔贷款（起诉前）。其三、从平川农信社保证前期办理的手续分析。根据平川农信社贷款担保审核流程，担保人应提供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个人担保承诺书并由保证人签字捺印，但是第一笔借款上述材料齐全，第二笔借款的担保，缺失上述手续资料。由此可见，平川农信社缺乏告知王恩财担保的前期材料，与2015年2月13日贷款手续的核查备份显然不同，能够间接证明王恩财并不知晓借新还旧的事实。综上，能够认定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向保证人共同隐瞒了借新还旧事实。平川农信社无证据证实王恩财对借新还旧知情仍给予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商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双方串通，骗取王恩财担保，既有事实证据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二审予以采信。故平川农信社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二、关于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前笔贷款担保与王恩财后笔贷款担保是否认定为同一保证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错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与第一款理解为原因与结果关系，法律认识有误。经查，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王恩财、张晓芳，后变更为王恩财、王星懿，王恩财持股比例98.54%。该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注销。王恩财系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2015年2月13日第一笔借款保证所需《股东会决议》、《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企业征信业务授权书》、《白银市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简历》均向平川农信社提供并承诺予以保证，且加盖公章签字捺印，但2016年6月2日所签《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第二笔贷款系王恩财个人保证签名。由此可见，前后两份《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的保证人并非同一人。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王恩财的个人财产与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承担保证责任的主体第一笔贷款应为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后一笔贷款保证责任主体应为王恩财本人。新贷与旧贷并非同一保证人，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前款为：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商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理解，第一款为旧贷与新贷非同一保证人，但新贷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新还旧，新贷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综合关于邓永杰与上诉人平川农信社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骗取王恩财担保的第一项论述，上诉人平川农信社无证据证实新贷保证人王恩财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新还旧。而第二款规定系新贷与旧贷为同一保证人的前提下，借新还旧要承担保证责任，但本案旧贷保证人为玉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新贷保证人为王恩财，旧贷与新贷不属于同一保证人，故本案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对上述司法解释理解有误，本院不予采信该上诉理由。三、关于上诉人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变更2016年6月2日贷款用途，直接扣收旧贷，保证人王恩财是否仍要担负保证责任。上诉人平川农信社认为，旧贷保证人为玉龙工贸有限公司，新贷保证人为王恩财，王恩财应当知道借新还旧改变了贷款用途，仍与邓永杰主导办理新贷，其不知借新还旧与常理不同。经审查，2016年6月2日平川农信社与邓永杰签订新贷合同，自该日至2018年6月1日两年期，本金180万，王恩财负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贷款到期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当日，平川农信社将新贷发放邓永杰账户，随即柜台当日扣收邓永杰2015年2月13日旧贷18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2016年6月2日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为“煤炭销售周转”，而实际用途为借新换旧，王恩财二审明确表示:“如果知道案涉贷款借新还旧，肯定不会担保。”结合本案，2016年6月2日平川农信社订立新贷合同后即发放贷款，随即扣收偿还先前的旧贷，改变了贷款用途、改变了偿还期限，系主合同的重大变更，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平川农信社一、二审均无证据证实征得了保证人王恩财的同意，且2016年6月2日《个人借款∕保证担保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出借人与借款人变更主合同，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承担。由此，平川农信社认为王恩财对贷款用途变更应当知道，缺乏证据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王恩财不再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76元，由上诉人白银市平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生国审判员  栾春鹏审判员  张霞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马小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