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10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正荣财富中心****E1902-E1912。 负责人：林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贤，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磊，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 法定代表人：随守信，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下称中华保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下称电建港航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民终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华保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对案涉保险期限顺延的认定存在错误。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外，中华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间为2016年5月7日零时起至2016年8月6日二十四时止。特别约定：因不可抗力或保险事故工期延期不超过3个月，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事故发生在2016年9月17日，不在前述约定保险期间内。1．尼伯特台风未导致被保险工程的延期。被保险工程在三个月的保险期间内确实发生了延期，延期原因在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的其与发包方莆田市涵江区兴化湾港口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已明确为兴化港湾前路的工程施工未完成导致本工程延期。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的六份延长工期的申请文件可以证明涉案工程中防洪堤工期延期原因为不具备施工条件，A、C区吹填工程延期原因是港前路段未完成施工。据此，被保险工程在2016年7月5日就确定延期，且延期至2017年7月4日。而尼伯特台风发生在2016年7月中旬。该台风过后，电建港航公司和发包方从未就尼伯特台风导致停工签订任何的工程延期的书面文件，甚至电建港航公司也未就此向发包方提交延长工期的书面申请。由此可见，即便尼特伯导致工程的短期停工，但未导致工程的延期，保险合同约定的附条件事由未成就，保险期限不发生顺延。从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延期方式的表述看，若发生约定的顺延情况，保险期间不是必然顺延三个月，而是按照工程的延期时间相应顺延，但最长顺延不超过三个月。据此，即便将尼伯特台风导致的停工时间认定为工程延期时间，停工时间也只有三日，保险期间也仅顺延三日，至2016年8月9日二十四时，事故发生时，保险期间仍早就结束。根据监理日记，被保险工程从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一个月内均处于停工状态。2016年7月1日监理日记描述的停工理由为“由于施工交叉作业影响，已施工的部位已施工完成，未施工的部位无法施工，造成停工。由于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的原因，工地停工”，7月2日至7月7日监理日记均标注“停工”，只有7月8日至7月10日标注为“由于尼伯特台风影响，工地停工”，之后的7月11日至7月31日均标注为“停工”。由此可见，被保险工程整个7月份都因为交叉施工和资金不到位的问题，处于停工状态，尼伯特台风只是正好发生在此期间，影响时间仅三天。可以推断，即便没有尼伯特台风，2016年7月8日至7月10日的工地仍将处于停工状态。2．政府行为导致被保险工程延期的说法不成立。莆田市涵江区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补充说明》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第一，该说明出具单位，是莆田市涵江区政府下设的临时机构，负责莆田兴化港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其没有资质和权限对工程延误的原因进行确认。第二，该说明内容记载的工程延期原因，与前述电建港航公司和发包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的工程延误原因明显矛盾，与工期延长申请文件中注明的延误原因也不一致。第三，该说明为孤证，其说明的内容没有其他任何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形成的文件予以相互印证。第四，该说明关于开发公司对工程无实际经营管理权，经营权由莆田市涵江区政府负责的内容本身就是违法、更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第五，该两份说明出具时间分别为电建港航公司第一次起诉第一次开庭后和第二次开庭后，明显是管委会为了配合电建港航公司的诉讼策略，违反事实和法律出具的说明，表明管委会在本案中已丧失了客观、中立的立场。3．生效审判决关于保险期间发生延期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如前文所述，被保险工程确有延期一年，但该延期与自然灾害和政府行为无关。同时，生效判决无视莆田市涵江区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补充说明》作为证据的种种缺陷，对中华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事由及有利于中华保险公司的证据不加以任何分析，也不顾保险期限延展时间与被保险工程延期之间的关系，就直接采纳情况说明的内容，该判决结论明显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具有说服力。二、生效判决对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原因认定错误。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风险是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本案中，被保险工程因自然潮汐的原因遭受损失，而潮汐既不属于自然灾害、也不属于意外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电建港航公司认为导致被保险工程受损的原因为自然灾害中的台风，提供了《台风证明》和《2016年度木兰溪兴化湾入海口潮位情况表》两份证据。《台风证明》可以证实莆田市受台风莫兰蒂影响的时间是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9月16日。但事故发生在2016年9月17日，该证明恰好可以证实事故发生时，台风已消亡，被保险工程所在区域已不受台风影响。《潮位情况表》反映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9月18日的潮位情况。根据前述几日的潮位情况，从14日至18日潮位是逐渐升高的态势，可以得出台风消亡后的第二日是样本中潮位的最高值，该最高值并未发生在台风期间，而是发生在台风消亡，解除台风警报数日后，恰恰说明被保险工程周边的潮汐涨落不受莫兰蒂台风影响。《公估报告》第一卷第25页的“2016年九月、十月三江口潮汐表”可以证明被保险工程受损与莫兰蒂台风无关。首先，该潮汐表是由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给公估单位，表中“正常情况下”、“出险时8.47”的铅笔手写内容是电建港航公司工作人员自行添加的，该内容无法确认。其次，从该潮汐表的数据可以得出几个结论：1．该两个月的潮汐涨落趋势近似，从每月月初的较高值，回落到11日左右的较低值，后回升到18日左右的高峰，再回落到24日左右的较低值，又回升到月末的较高值。2．对比该两月16日和17日24个时点的潮汐值，9月16日有12个时点潮汐值高于10月16日，有12个时点低于10月16日，17日的对比数据也是如此。3.9月17日潮汐的最高值是12时的794，10月17日的潮汐最高值是12时的851，且当日有三个时点超过800。根据中华保险公司在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水利信息管理中心主办的台风信息发布系统网站的查询的结果，2016年10月份没有对福建省产生影响的台风。结合前述分析，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的潮汐表可以证明莫兰蒂台风，并没有对当地潮汐规律产生影响，造成潮汐的异常，被保险工程因自然潮汐受损，与莫兰蒂台风没有因果关系。三、生效判决对案涉被保险工程不存在设计变更的认定存在错误。1．被保险工程的施工存在设计变更，且未办理变更手续，中华保险公司按约定不承担被保险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A、C区域吹填砂工程的施工存在设计变更。电建港航公司施工负责人周国旗自认，A、C区吹填工程存在施工变更、未按原设计施工，且未办理变更手续的情形。虽然周国旗当庭作证时表示，签署上述询问笔录时，其不清楚笔录内容，稀里糊涂地就签了。除周国旗与电建港航公司的利益关系外，周国旗作为国有建筑企业的施工责任人，考虑其阅历和承担的责任，不可能会对保险公估人员制作的笔录内容看都不看就轻率的签字捺印，还写上“以上情况描述属实”，并且，关于笔录中A、C区吹填工程和防洪堤工程变更的提问和回答内容，都是清楚直白的，若不是周国旗或电建港航公司负责施工人员的亲口陈述，公估人员不可能有能力编出前述答复内容。由此可见，周国旗关于签署上述笔录时情况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根据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内容，涉案工程的总工期90日历天，计划工期87天，开工暂定时间2016年4月10日，计划完工日期为2016年7月5日。A区设计标高为4.14米，其中施工期沉降量为0.47米，交工半年后的沉降量为0.06米，C区设计标高为4.14米，其中施工期沉降量为0.5米，交工半年后的沉降量为0.04米，以此计算回填完成时的A区标高为4.2米，C区标高为4.18米。根据电建港航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测量的数据，A区平均标高4.527米，C区平均标高4.528米，两区域的标高远远高于原设计回填完工时的标高。并且，根据周国旗的证人证言，A、C区吹填工程从2016年5月份就开工，至七月底，合同约定的三个月的工期已基本结束，施工期间的沉降量已基本沉降结束，电建港航公司主张此时测量数据还包含着整体施工期间沉降量的说法是明显错误的。此外，根据《公估现场查勘记录》，事故发生后，A区的平均高程为4.29米，C区的平均高程为4.27米，仍然高于前文所述的A、C区回填完成时的标高。也就是说，即便遭遇了严重的损失，A、C区的回填标高仍然高于施工设计的标高，仍然符合交付条件，不存在合同项下的损失。2．电建港航公司擅自改变了防洪堤的施工工艺和技术手段。《施工组织设计》3.5.8条规定的规定，防洪堤的施工要求迎水面和背水面填充砂带同时施工。公估人员通过现场查勘、询问电建港航公司及分析电建港航公司提供的施工记录发现，截至2016年10月1日（出险后近半个月），本次事故防洪堤溃堤段迎水面充灌袋装砂还未施工，而背水面充灌袋装砂已施工完成。由此可见，电建港航公司对迎水面和背水面填充砂带不是同时施工，而是分别施工，甚至于在背水面已完成施工的情况下，迎水面尚未开始施工。电建港航公司施工负责人周国旗同样对防洪堤改变施工工艺和技术手段的事实进行了自认。同时，防洪堤迎水面和背水面同时施工，从施工工艺的角度，是为了增强在建防洪堤工程本身的抗灾能力。公估人员在本案第一次起诉时所做的质询笔录中的观点也与此一致。电建港航公司未按合同要求施工，未对迎水面和背水面同时施工，必然降低了在建防洪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风险，扩大了保险标的的损失。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且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由此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3．生效判决对相关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存在错误。中华保险公司和电建港航公司就该问题提供了对各自有利的证据。生效判决采纳了对电建港航公司有利的证据及监理单位和管理单位出具的证明。生效判决未采纳对中华保险公司有利的证据，未采纳的理由为公估报告和周国旗的询问笔录均产生于事故发生后，未能反映事故发生时的客观状况，具有主观性，不予采信。然而，监理单位和管理单位的两份证明的出具时间远远晚于公估报告和周国旗笔录的形成时间，甚至是在电建港航公司第一次起诉又撤诉后才形成的。就证据形成时间而言，按生效判决的逻辑，距离事故发生更近时间形成的证据更客观，但其结论恰恰与裁判逻辑相反。因此，生效判决对该焦点问题证据证明力的分析上存在明显的漏洞和错误，其结论当然是错误的。综上，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投保单约定的保险期间自2016年5月7日零时起至2016年8月6日二十四时止。根据案涉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对于因不可抗力（包括公共当局、政府行为等）或保险责任事故引起的工程延期不超过3个月时（含），投保人不需要补交保险费，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虽然电建港航公司与案外人莆田市涵江区兴化湾港口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5日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因兴化湾港前路的工程施工未完成，造成电建港航公司承包的讼争工程无法如期完成，同意延期一年，延长至2017年7月4日。但兴化港湾前路的工程施工未完成属于施工工程中发包方三通一平的义务范围，并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期间顺延的事由。虽然莆田市涵江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在事后出具《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载明本案工程的工期延误原因包括海上工程施工条件限制、“尼伯特”台风及海域征收、工程项目计划调整的政府行为。上述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讼争工程存在保险合同约定因不可抗力、政府行为等原因引起的工期顺延情形并导致讼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顺延。因此，原审法院仅凭莆田市涵江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本案的保险展期条件成立，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中华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吴春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