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9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象屿保税市场大厦****。 法定代表人：庄锦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华昌路**荣华大厦祥业阁**。 法定代表人：林积育。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狮市汇源针织服装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莲中村坑山前路> 法定代表人：林圣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积苗，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其余信息不详。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积育，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治鹏，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凤，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海市沉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住所地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后港路瑞景苑**夹层> 法定代表人：陈文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嘉盈，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蓝公司）、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公司）、石狮市汇源针织服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公司）、林积苗、林积育因与被上诉人龙海市沉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沉浮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沉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胜蓝公司立即向其支付本金2125233.65美元（应按实际付款日汇率折算，暂折算为人民币13726671.62元）；2.判令被告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林积苗对被告胜蓝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林积育对被告阳光城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受理费由各被告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8年7月28日，胜蓝公司作为甲方及开证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厦门分行）作为乙方及开证银行，福建省石狮市莲中凯胜畜牧场（以下简称凯胜畜牧场）、阳光城公司作为丙方及保证人，各方共同签订五份编号分别为×××55、×××52、×××64、×××67、ＸＹ1398065《保证担保开证合同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的开证申请，为甲方开立不可撤销进口信用证，开证金额分别为468000美元、444000美元、431110.44美元、291500美元、825000美元，溢短装5%。甲方保证信用证规定的承付期限届满前及时将应付款项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或其开立于乙方的结算账户，确保乙方准时对外付款，若甲方无法及时缴存全部应付款项，导致乙方垫款支付，乙方有权按垫付资金按每日万分之伍计收利息，直至付清为止。丙方作为甲方的开证保证人，对甲方证下按时承兑／付款负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范围包括乙方的代垫资金及其利息、手续费（含代收的邮电费）、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可能发生的其他费用。丙方的保证期限自乙方垫付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因胜蓝公司未及时缴存应付款项，农行厦门分行分别于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11月6日、12月4日、12月9日依约就编号分别为×××11、×××11、×××11、×××11、×××11信用证对外付款。 1998年10月28日，农行厦门分行向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发出《透支催收通知书》，载明农行厦门分行就胜蓝公司在该行开立的×××11信用证对外付款492800美元、×××11信用证对外付款514800美元，并对尚欠透支金额及利息、罚息等债务进行催收。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均盖章确认。 1999年3月22日，农行厦门分行向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发出《透支催收通知书》，载明农行厦门分行就胜蓝公司在该行开立的×××11、××、××、××、××、××信用证对外付款共计3119891.14美元，并对尚欠透支金额2470147.13美元及利息、罚息等债务进行催收。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均盖章确认。 1999年9月及12月、2000年6月及9月、2001年3月及9月、2002年11月、2003年8月、2004年1月、5月及11月，农行厦门分行分别向胜蓝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向凯胜畜牧场、阳光城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就编号×××11、×××11、×××11、×××11、×××11信用证项下胜蓝公司尚欠农行厦门分行借款本金2470144美元及利息的债务进行催收，胜蓝公司作为债务人，阳光城公司及凯胜畜牧场作为担保人均盖章确认。 2005年6月10日，农行厦门分行作为债权及甲方，胜蓝公司作为债务人及乙方，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作为担保人及丙方，各方共同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约定：乙方在甲方下属机构象屿支行申请开立的五笔信用证均已形成透支，透支垫款本金余额合计2125233.65美元；甲方同意乙方对上述的欠款分期履行还款义务；丙方同意继续为乙方欠款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一条债务确认乙方确认根据以下信用证编号对甲方负有以下债务：（1）编号×××11信用证项下透支垫款本金余额421098.61元及相应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美元逾期罚息相关规定执行）。（2）编号×××11信用证项下透支垫款本金余额403078.21元及相应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美元逾期罚息相关规定执行）。（3）编号×××11信用证项下透支垫款本金余额344756.28元及相应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美元逾期罚息相关规定执行）。（4）编号×××11信用证项下透支垫款本金余额241898.25元及相应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美元逾期罚息相关规定执行）。（5）编号×××11信用证项下透支垫款本金余额714402.30元及相应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美元逾期罚息相关规定执行）。以上透支垫款本金余额合计2125233.65美元及利息。第二条担保确认丙方确认根据以下保证担保开证合同书（以下简称担保合同）对方的上述欠款负有担保义务，继续履行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义务：（1）1998年5月30日×××55号担保合同；（2）1998年5月11日×××52号担保合同；（3）1998年7月28日ＸＹＢ98064号担保合同；（4）1998年9月9日ＸＹＢ982067号担保合同；（5）1998年8月19日ＸＹＢ98065号担保合同。第三条债权主体乙丙双方同意甲方作为上述信用证代垫款及担保合同项下唯一的债权人，享有信用证代垫款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应债权。甲方有权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起诉、签订有关协议等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第四条还款计划2005年9月30日之前还款本金20万美元；2005年12月31日前还款本金20万美元；2006年起每季还款40万美元，直至还清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为止。第五条违约责任各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乙丙双方若有一期按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则视为全部违约，甲方有权（采取法律允许的各种救济途径）就全部欠款要求乙丙双方立即履行还款义务。 《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因协议项下还款义务一直未履行，农行厦门分行分别于2006年10月13日、2007年11月23日、2009年5月7日、2010年5月7日同时向胜蓝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就讼争协议书项下2125233.65美元债务本金及利息主张还款责任及担保责任。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最后一次签收通知书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5月9日、2010年5月10日。 2012年3月9日、2013年3月10日、2014年4月3日、2015年10月23日，农行厦门分行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了催收公告，对借款人胜蓝公司，担保人阳光城公司、凯胜畜牧场就讼争协议书项下2125233.65美元债务本金及利息进行公告催收。 2016年12月19日，农行厦门分行作为甲方及转让方，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受托处置委托不良资产，享有转让本协议项下厦门元洪集团有限公司等74户债权，乙方被甲方确认为本次资产转让的买手人。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4月30日，不良资产厦门元洪集团有限公司等74户债权资产的账面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265993746.2元。利息折合人民币556072641.53元，本息合计折合人民币822066387.73元，其他债权折合人民币824115.33元。不良资产权利人可主张基准日至交割日过渡期间的转让标的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孳息等），在交割日一并移交给乙方。乙方受让不良资产所应支付甲方的价格款项为8000600元。交割日后，乙方应独立承担转让资产于基准日后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任何已知或未知的损失、损害、风险或责任，与资产相关的费用亦由乙方承担。甲乙双方应在交割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采取公告或书面告知债务人（公告/逐户）通知方式将不良资产转让给乙方的事实通知债务关联人。该《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附件1“债权资产明细表”列明包括本案讼争债权在内的74笔债权。 2017年1月19日，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及转让方，沉浮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编号为XM29/201701/004《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作为厦门市政府授权开展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机构，依法享有协议附件《债权资产包明细表》项下的金融债权资产及附属权益。甲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的规定，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贷款债权，乙方被甲方确认为本次贷款债权的买受人。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4月30日，贷款债权账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64406280.67元，利息折合人民币为553435670.38元，合计折合人民币817841951.05元，其他债权折合人民币为824115.33元。交割后，甲方将基准日（不含该日）起的下述权利、权益和利益均转让给乙方:(1)甲方对于贷款债权的全部相关权益；（2）贷款债权所产生的到期或将到期的全部还款；（3）请求、起诉、收回、接受与贷款债权相关的全部应偿付款项（不论其是否应由义务人偿付）的权利；（4）与实现和执行贷款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乙方确认其因受让贷款债权而需按照本条约定向甲方支付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000600元。该《债权转让协议》附件“债权转让确认函”列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沉浮公司（“受让方”）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于下述贷款债权下拥有的全部权益，于2017年1月19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特此确认下列贷款债权已向“受让方”转让的事实。所附贷款债权中包括本案讼争债务人胜蓝公司应偿还的人民币13726671.62元债务。 同日，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沉浮公司在海西晨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公告将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享有的包括本案讼争债权在内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沉浮公司。 2019年9月30日，财政部厦门监管局出具财厦监证字【2019】1号《审核证明》，载明：兹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涉诉项目清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2016年度）中列示的资产（含相应利息）及对应权利（具体见附件）属于财政部委托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后附的《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涉诉项目清单》显示：剥离项目编号为61203056-9的借款人为胜蓝公司，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13726671.62元，担保人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债权转让本金原值美元2125233.65元，剥离后收回本金美元278973.94元。 另查明，胜蓝公司的经营期限为1996年5月6日至2006年5月6日，目前的主体状态为存在（经营期限届满未办理注销）。公司投资人为林积苗，出资比例100%。 阳光城公司的投资人为林积育及凯胜公司，其中林积育认缴出资人民币650万元，出资比例87%，凯胜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出资比例13%。公司主要人员信息：林积育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积苗担任总经理，庄心心担任监事。2007年6月2日，因未按照规定接受企业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的主体状态为被吊销未办理注销。 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主张两家公司的账册、内部文件等存放于双利工业园5#楼1层的档案室，因2018年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委托的拆迁公司暴力拆迁双利工业园导致财务资料、重要文件丢失，两家公司多次向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及其委托的拆迁公司反映，均未得到解决，故两家公司无法提供相关材料。 又查明，汇源公司的历史企业名称为“福建省石狮市莲中凯胜畜牧场”、“石狮市莲中凯胜畜牧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林积苗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涉澳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纠纷的法律适用，庭审中自愿选择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原审法院予以照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关于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向清算义务人主张清算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能否合并审理；四、林积苗、林积育是否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原告关于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鉴于诉讼时效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以维护经济市场交易秩序。如认定权利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届满，须基于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客观事实。本案实际情况是，农行厦门分行在垫付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后自1999年起至2004年，连续6年向债务人胜蓝公司及担保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寄送债务催收通知，于2005年与各方签订《还款协议书》，再次确认欠款金额并明确还款时间。又于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向胜蓝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债务人及担保人仍未履行还款责任后，又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在国家级报刊《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催收讼争债务。由此可见，讼争债务发生后，农行厦门分行始终未怠于行使权利，按年度定期向债务人、担保人主张还款及担保责任，其关于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不可谓不积极、不及时。反观债务人胜蓝公司、担保人阳光城公司及汇源公司，在多次书面确认讼争债务，并出具还款计划的情况下，仍拒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有违诚信原则。考量到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分别于2006年、2007年即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正常进行生产经营，结合讼争债权被认定为不良资产转让给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置等事实，原告关于债务人及担保人于2010年后下落不明，农行厦门分行无法联络并催收债务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因此，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具有足以使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及汇源公司知悉农行厦门分行主张权利的客观效果，农行厦门分行前述公告催收债权行为已经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原告在本案中关于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原告向清算义务人主张清算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作为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的债权人，主张清算义务人因未尽清算义务，对债权人权益造成损害，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即债权人对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仅系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前提之一，债权人能否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还取决于公司是否具备清算条件，即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是否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最终致使公司无法清算。相应的，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以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述两项条件全部满足时开始计算。本案中，胜蓝公司于2006年经营期限届满，阳光城公司于2007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一直都未进行清算。对于该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是否保存完整、能否进行清算等，无论是农行厦门分行或是原告作为外部的债权人均无从知晓。直至本案庭审后，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主张原存放于双利工业园5楼档案室的公司账册、内部文件等已经因拆迁而丢失，所有材料均不知去向。至此，方能确定股东已无法提供清算所需材料，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均已无法清算。在此之前，并无证据证明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清算不能，且原告或农行厦门分行明知或应知该情况而未提出权利主张，故原告向清算义务人主张清算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原告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能否合并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债务人、担保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和原告与清算义务人基于违反清算义务的清算清偿责任的法律关系不是同一种性质。原告的两项诉求能够合并审理取决于各方当事人对债权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否有争议以及原始债权能否在查明事实后直接予以认定。具体而言，首先，原告于本案中提供的保证担保开证合同书、还款协议书、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及催收公告等诸多证据充分证明农业银行厦门分行和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及汇源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农业银行厦门分行依约对外垫付了信用证款项，债务人及担保人就尚欠借款金额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书面确认。原告经合法程序受让取得债权后有权向还款义务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严格审查讼争债权后，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清晰，借款事实明确，不存在实体争议。其次，讼争借款合同的债务人胜蓝公司及担保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均已列为被告参与本案诉讼。三被告并未否认基础交易的真实性，也未对各方确认的原始债权金额提出异议，仅就原告关于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诉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等程序性问题持不同观点。鉴于原审法院已就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分析、判定，该程序性异议不影响原始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最后，在债务人及担保人就债权无实质争议的情况下，不存在一个案件中解决两种性质法律关系争议的问题，另行诉讼确认债权将导致诉讼拖延，有违诉讼效率原则。综上，原告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可予合并审理。 四、林积苗、林积育是否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林积苗、林积育主张即便要承担责任，也仅应承担公司债务的损失赔偿责任，而非连带清偿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款针对清算义务人不同的不作为行为制定了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第一款对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债权人可在损失范围内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二款对清算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直接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会导致公司无法清算。本案中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均确认公司账册、重要文件已灭失，无法再行清算程序。林积苗作为胜蓝公司持股比例100%的唯一股东，林积育作为阳光城公司持股比例87%的绝对控股股东，在公司出现法定事由后未及时清算，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该种消极不作为行为导致了公司无法清算的后果，应适用更为严厉的连带清偿责任，而非补充赔偿责任。林积育、林积苗主张公司账册、重要文件因2018年的暴力拆迁而灭失，未举证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即便如其所言，因意外导致公司账册、重要文件于2018年灭失，但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的法定清算时间分别为2006年、2007年，在长达十多年时间内，林积育、林积苗均未成立清算小组，启动清算程序，可认定为并未就履行清算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仍应承担相应的清算责任。因此，原告要求林积苗对胜蓝公司的债务以及林积育对阳光城的债务分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农行厦门分行与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开证合同书》和《还款协议书》，农行厦门分行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以及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应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经合法程序受让了农行厦门分行对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的原始债权，有权以债权人身份要求债务人胜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以及要求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就胜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林积苗、林积育作为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的大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分别就胜蓝公司以及阳光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龙海市沉浮贸易有限公司本金2125233.65美元；二、被告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石狮市汇源针织服装商贸有限公司、林积苗就被告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林积育就被告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104160元，由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林积苗、林积育共同负担。 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林积苗、林积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初9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12年5月8日便已届满，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基本事实不清，判决有误。首先，在案涉债务发生后，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均有积极配合原债权人农行厦门分行签收每次的催收通知，并无逃避案涉债务的恶意。相反，农行厦门分行并未及时关注几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经营期限，自案涉债权发生后至其将债权转让的十几年期间，农行厦门分行都仅是进行形式催收，未提起诉讼或者采取其他积极行为以保障债权，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农行厦门分行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清算，但其从未要求清算，可见其存在怠于行使相关权利的客观事实，原审仅以农行厦门分行存在定期形式催收行为，认为其行使权利未存在不积极不及时，明显事实认定过于片面。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通过公告进行催收的，应当在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原债权人农行厦门分行系在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均去向不明或其曾与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联系但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才刊登的催告公告，但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虽胜蓝公司于2006年经营期限届满，阳光城公司于2007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根据被上诉人的证据显示，在上述事件发生后即2006年至2010年期间，农行厦门分行仍可向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送达相应的催收通知，可见前述两个事件并不影响农行厦门分行主张权利，且汇源公司至今仍有效存续经营中，经营地址始，经营地址始终未发生变更明。因此，应当认定农行厦门分行于2012年3月20日及之后登报的催收公告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农行厦门分行对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的最后一次催收系在2010年5月9日，其对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12年5月8日便均已届满。（二）原审法院仅以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无法提供账册、重要文件为由，便认定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属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发回重审。1.在原审中，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仅是向原审法院确认公司账册及相关文件丢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公司无法进行清算；2.在未经过强制清算程序的情况下，无法亦不能认定公司无法清算。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无法进行清算的认定条件之一系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均灭失，然原审法院并未对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的财产问题作出任何审查，仅以两公司无法提供财务资料便认定两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法院判决林积苗、林积育需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理由，应予改判。1.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的账册及重要文件丢失并非林积苗、林积育主观过错造成，林积苗、林积育无需承担清算责任；2.退一步讲，林积苗、林积育即便需承担清算责任，亦仅需对案涉债务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而非连带清偿责任；3.在被上诉人的损失范围确认前，林积苗、林积育无需对案涉债务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对林积苗、林积育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审判决遗漏审查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应发回重审。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第7.4.6条约定“……在交割日后，由乙方指派专人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继续以甲方的名言进行相应的追偿工作……”可见，针对案涉债权的追偿，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以约定的形式限定被上诉人应以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应追偿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第八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的审查”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时，要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标的、转让程序以及相关证据的审查，尤其是对受让人权利范围、受让人身份合法性以及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因此，被上诉人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五）被上诉人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并不能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将均存在较大争议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予以合并审理，明显违反法律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本案虽借款事实明确，但如上所述，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不仅存在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亦存在较大争议，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债权所涉及的程序性问题未能得到合法确认的情况下，林积苗、林积育与被上诉人的清算责任关系不能与之一并审理。 沉浮公司辩称，（一）讼争债务发生后，农行厦门分行始终积极、及时的行使债权人权利，采取上门催收、公告等各种方式按年度定期向债务人、担保人主张还款及担保责任，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农行厦门分行在垫付案涉信用证款项后自1999年至2004年连续向债务人胜蓝公司及担保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寄送催收通知，于2005年与各方签订《还款协议书》，又于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向胜蓝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之后因三公司下落不明，不得已采取公告形式积极催收债权，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在国家级报刊《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催收讼争债务，故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第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规定，农行厦门分行的催收公告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7年1月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沉浮公司两次在报纸发布催收公告及债权转让公告，故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债权人有权自主选择债权催收的形式。（二）众所周知，公司账册及相关重要文件处于公司及其股东的控制之下，只有公司及其股东方知晓保存情况，而保管上述文件亦是公司法赋予公司及其股东的义务。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已于一审庭审中自认公司账册及相关重要文件均已丢失，所有材料均不知去向，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其尚有财产的证据，事实上已无法清算，一审法院认定胜蓝公司及阳光城公司无法清算正确。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9号即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一致。（三）公司清算是法律规定的公司退出市场的必经程序，林积苗、林积育作为清算义务人，怠于改造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答辩人沉浮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就诉讼主体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的《债权转让协议》第7.4.6条约定“为方便乙方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在交割日后，由乙方指派专人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继续以甲方的名言进行相应的追偿工作，甲方应在乙方办理相应的手续时提供必要的便利”这一，仅仅系约定为方便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沉浮公司有权以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应的追偿工作，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予以配合相应的手续，为沉浮公司的权利，该约定并不限制沉浮公司作为权利人及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追偿，上诉人故意歪曲该条款意思表示，显然不能成立。（五）目前尚未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法院在一审中审理两种法律关系，更何况本案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发生”，基础借款合同金额各方并无争议，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这也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9号指导案例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另查，根据上诉人的陈述，胜蓝公司系于2006年5月6日工商批准的经营期限届满，于2017年12月4日被公告剔除名称。根据被上诉人陈述，一审判决书第6页五份编号分别为×××55、×××52、×××64、×××67、ＸＹＢ1398065《保证担保开证合同书》的签订时间不为同一日，日期为1998年5月11日、5月30日、7月28日、8月19日、9月9日，除×××67溢短装为5%外，其余合同号溢短装为10%；第8页第三段第1行“2012年3月9日”登报时间应为“2012年3月20日（农行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9日）”。 本院认为：林积苗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澳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未约定纠纷的法律适用，一审庭审中自愿选择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可予照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能否合并审理；3.林积苗和林积育是否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关于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以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根据《最高人民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规定，本案中，案外人农行厦门分行在垫付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后自1999年起至2004年，连续6年向债务人胜蓝公司及担保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寄送债务催收通知，于2005年与各方签订《还款协议书》，再次确认欠款金额并明确还款时间。又于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向胜蓝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债务人及担保人仍未履行还款责任后，又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在国家级报刊《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催收讼争债务。由此可见，讼争债务发生后，农行厦门分行始终未怠于行使权利。2017年1月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沉浮公司两次在报纸发布催收公告及债权转让公告。前述债权人的公告催收债权行为已经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因此，原审认定沉浮公司在本案中关于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案涉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12年5月8日便已届满，沉浮公司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能否合并审理的问题。虽然沉浮公司与债务人、担保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和其与清算义务人基于违反清算义务的清算清偿责任的法律关系不是同一种性质，但沉浮公司的两项诉求能否合并审理，取决于各方当事人对债权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否有争议以及原始债权能否在查明事实后直接予以认定。讼争借款合同的债务人胜蓝公司及担保人阳光城公司、汇源公司均已参加本案诉讼，且并未否认基础交易的真实性，也未对各方确认的原始债权金额提出异议，原审经严格审查讼争债权后，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清晰，借款事实明确，不存在实体争议，而沉浮公司经合法程序受让取得债权后当然有权向还款义务人主张权利。因此，在债务人及担保人就债权无实质争议的情况下，原审将沉浮公司关于合同债权的诉求及清算责任的诉求予以合并审理，既方便当事人诉讼，也有利于法院及时快捷审理相关纠纷，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林积苗、林积育是否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债权人申请强制清算或破产清算不是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置条件，只要有证据证明由于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就可以支持债权人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胜蓝公司系于2006年5月6日工商批准的经营期限届满，阳光城公司于2007年6月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至本案起诉之日的十多年间，林积苗、林积育分别作为胜蓝公司和阳光城公司的股东，并未对公司进行清算，应当认定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 其次，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否灭失以及灭失与无法清算的因果关系，应由公司股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原存放于双利工业园5楼档案室的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的账册、内部文件等已经因拆迁而丢失，所有材料均不知去向，且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该账册、内部文件的灭失与无法清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据此认定胜蓝公司、阳光城公司均已实际无法清算，并判决林积苗、林积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无不妥。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此外，关于上诉人主张沉浮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从《债权转让协议》第7.4.6条“为方便乙方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在交割日后，由乙方指派专人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继续以甲方的名言进行相应的追偿工作，甲方应在乙方办理相应的手续时提供必要的便利”的约定来看，该约定系为方便沉浮公司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而设，沉浮公司作为案涉债权的受让人，提起本案诉讼，当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60元，原审案件受理费104160元，合计208320元，均由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限公司、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石狮市汇源针织服装商贸有限公司、林积苗、林积育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欣宇 审判员  谢德森 审判员  陈顺利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心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