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4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蔚娟，女，198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秀峰，女，196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曲阜市，现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爱军，山东思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繁昌，男，194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古城大街新区****，现住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朋祥，曲阜鲁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蔚娟、徐秀峰与孔繁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前由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81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蔚娟、徐秀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鲁08民终377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重审。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后，作出（2019）鲁0881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蔚娟、徐秀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蔚娟、徐秀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0881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被告徐秀峰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上述行为是按照原告的委托授权办理和被告蔚娟占有45万元没有合法依据”认定是错误的。从一审开庭时法院依职权调阅的(2015)曲民初字第1372号、(2016)鲁0881民初3207号卷宗和卷宗反映的事实不难看出孔繁昌与徐秀峰是夫妻关系，案涉100万元存款中2013年2月16日存在蔚娟名下的45万元和存在孔繁昌之女孔祥娟名下的45万元及孔繁昌儿媳王**取走的15万元一样都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分行为，是一种家事代理行为。徐秀峰作为孔繁昌的再婚妻子，如果不是得到孔繁昌的同意首先不会知道其婚前债务人还款的事实，其次也无法将100万元拆分成三份分别存在孔祥娟和孔繁昌本人名下，而根据当时的银行存取款操作规定徐秀峰亦无须提交孔繁昌的委托手续，一审法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以徐秀峰没有提交孔繁昌的书面授权手续为由，认定蔚娟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并占有45万元而返还于情于理实在是过于牵强，于法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2016)鲁0881民初3207号离婚案件庭审笔录中孔繁昌自己举证的2007年至2015年日常生活收入和支出日记账的庭审笔录和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07年生活日记账收支出详细列表3份。该三份证据内容是：2007年到2015年徐秀峰和孔繁昌共同生活期间，孔繁昌对生活中的开支和收入。孔繁昌自己平时有详细的日记账，其中《2007-2015收支汇总表》“2007-2015年总支出金额”中明确记载着”孔祥娟45万元、于娟(即蔚娟)45万元”的日常支出记录：《花销表》第4项中明确记明“2013年2月16日工商银行于娟转账(即蔚娟)45万元”，该表下方孔繁昌自己还用手写字体写明总支出中还有给予“孔祥峰的15万元”。(2016)鲁0881民初3207号案件庭审笔录和孔繁昌2007年至2015年生活日记账收支出详细列表3份证据充分证实：孔繁昌对徐秀峰把100万元分别给与蔚娟、孔祥娟和孔祥峰(法庭已查明2013年3月9日由孔繁昌儿媳王**取走的15万元当时是存在孔繁昌名下的)的行为不仅是知情而且是完全同意的。三、至于孔繁昌名下100万元存款为什么转入徐秀峰名下再分配给三个子女，徐秀峰一审中己经作出了解释：是因为徐秀峰的妹夫是工商银行的职工，有承揽银行存款的任务，所以，徐秀峰才将100万元转入工商银行。以上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实孔繁昌对蔚娟取得45万元不仅知道而且同意。一审以上诉人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上述行为是按照孔繁昌的书面委托而否认蔚娟取得45万元是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认定完全是颠倒了举证责任的承担。孔繁昌对自己主张“蔚娟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一要件事实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认为蔚娟获得45万元是孔繁昌基于当时的家庭关系自愿给付的钱款，孔繁昌则主张上诉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双方均负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的义务，即上诉人应对其“取得利益有法律上的根据”负举证责任，而孔繁昌则对“上诉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负举证责任。一审中孔繁昌在上诉人提出主张的情况下，既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张(如侵占等)，更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关于时效问题。从孔繁昌在原一审卷第107页的陈述“原告早在2014年的8月份就知道该款被处分”至上诉人方提交的2014年12月17日孔繁昌跟蔚娟谈话时蔚娟要求把45万元存折交由孔繁昌代其保管内容的谈话录音来看，此时孔繁昌是知道100万元被处分，而45万元存折在蔚娟手里的事实是民事上的自愿给付。对于孔繁昌来说，此时提出欠缺给付目的或给付目的不能达到的主张，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诉讼更为有利，但孔繁昌当时既没有要回45万元的意思表示，其后也没有行使诉权，而且是在2017年1月第二次离婚开庭时才明确要求蔚娟和孔祥娟返还各自45万元，这一点在其两次起诉离婚的诉讼请求中就能得到证实。2017年离婚后孔繁昌仅以“100万元徐秀峰如何处分自己不知道不清楚”等理由提起诉讼。本案虽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但本案的发生有别于通常意义和《合同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纠纷，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孔繁昌的诉求因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而不应再受保护。依据孔繁昌在原一审卷第107页的陈述：2014年8月份左右其想用这笔钱搞开发，就发现钱没有了。关于为什么没有向孔祥娟追要返还45万元，孔繁昌主张事后能认可给她的这45万元。在本次发回重审的庭审中，孔繁昌在对录音证据质证时已表明谈话时自己虽然知道45万元已被蔚娟占有但当时自己不想把关系弄僵，只想哄着蔚娟要回给她的45万。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孔繁昌在其与蔚娟母亲徐秀峰离婚后才主张给与蔚娟的45万元存款系不当得利并要求返还的诉求完全是基于离婚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离婚后双方的亲疏远近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而绝不是处分100万元时其本人是否知情，况且孔繁昌也是在知道合法撤销赠与无望的情况下，转而想通过不当得利实现自己的非法主张。孔繁昌该行为明显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虽然法律赋予公民个人充分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滥用权力，本案孔繁昌的诉求一旦得以支持将使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陷于无序和不确定状态，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民事活动合法和交易安全的维护。而本案孔繁昌无论是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还是主张撤销给付行为都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孔繁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合理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徐秀峰背着孔繁昌私自将婚前100万元婚前财产私分是不争的事实，且利用了人自私的心态稳住了孔祥娟，让孔繁昌一直蒙在鼓里。一审中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由上诉人举证其取得孔繁昌授权的证明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原告放弃20万元情况下依法认定蔚娟返还不当得利款25万元的判决合理合法。2、上诉人以双方系夫妻关系即为家事代理的说法明显为偷换概念，从时间上看，正是由于徐秀峰私分财产东窗事发才直接导致了双方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而被上诉人以为的将如果不是孔繁昌同意就不可能将100万拆分说法更是明显的想当然。3、孔繁昌与蔚娟不存在抚养关系，蔚娟不仅抚养权随其父亲，更是一直跟随其生父生活。孔繁昌与蔚娟之间没有进行财产赠与的必要。4、根据孔繁昌与徐秀峰之间离婚长期诉讼来看，孔繁昌说法明显具有一致性，其主张更具有可信性。在曲阜市人民法院两人之间离婚诉讼卷宗记录中明确有记载，离婚诉讼的发生直接原因就是孔繁昌发现了徐秀峰私分财产所导致，孔繁昌长期主张具有明显一致性。孔繁昌可信性更高。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中关于时效的说法明显错误。前已叙述，由于发现私分财产而导致的离婚诉讼中孔繁昌一直在主张由上诉人返还被私分的45万元。即便按照上诉人所主张的2014年12月18日录音时间起算为起点，孔繁昌在2015年10月27日离婚诉讼中已经提出了45万元返还的诉讼，在随后的2016年10月28日再次起诉离婚中请求了予以返还该款的诉求，告知了孔繁昌可另行主张权利。随后2017年4月11日诉至法院为止，孔繁昌一直在主张上诉人返还财产，从未丧失该主张返还45万元的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问题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三、纵观本案审理过程，上诉人主张一直缺乏基本合理性。1、被私分45万元时间点不具有可能性。孔繁昌在2013年时，身体状况尚佳，没有在当时为了取悦子女，以便博取儿女的特别欢心和换取子女对自己进行特别照料的必要。况且，孔繁昌本身非公职退休人员，没有任何养老金和其他养老资金的收入，除了工作时积攒的这点家底以外，根本就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养老资金的进入。该100万元已经完全是孔繁昌用来养老的全部资产。该款被徐秀峰私分所造成的恶果已很明显，已经事实上造成了孔繁昌家庭的巨大分裂，现在儿子不上门，女儿虽上门照料但仍颇多怨言。孔繁昌现在已经身体状况极差，本案一审结束后，孔繁昌已经两次手术，所花费的费用均系老友接济才能手术。现在孔繁昌对于与徐秀峰间的婚姻懊悔不已，不仅财产被私分，更因上诉人徐秀峰采用的手段而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无论于情于理，作为一位已不再具有强大赚钱能力的老人，均不具有当时状态下的分钱的可能性，上诉人主张和说法明显不真实。2、证人出庭作证更具有客观性和可信性。因还款人齐小美对于该款使用及还款过程知之甚多。其出庭证明了孔繁昌对于该款使用具有极高谨慎性，为将来养老之资。在没有其他进项的情况下，该款使用应省之又省，慎之又慎。因此，齐小美证言更具有客观性、可信性。因此，根据本条各项分析，上诉人所提供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其观点，而且上诉人上诉观点明显不具备可信性，证据亦缺乏基本的说服力。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一审法院判决蔚娟不当得利返还财产判决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基础上依据事实认定45万元系在孔繁昌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私自分配，使孔繁昌个人财产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在孔繁昌放弃部分后，判决蔚娟作为非法取得25万元为不当得利款予以返还的完全合法。五、一审法院判决同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体现了法律良好社会引导作用。由于本案已历经多次程序，加之孔繁昌身体每况愈下，孔繁昌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早已身心疲惫。但由于财产被私自瓜分，现急缺钱支撑身体健康和康复，现在孔繁昌住院康复等均需大量资金支持，为了赶紧了结此案，能尽量快点拿回点救命钱治病续命，在一审中，经过法官悉心调解，孔繁昌主动放弃了20万元，无非就是为了能够换取上诉人一点同情，念在曾经之谊上诉人不至于见死不救，以自我让步换取快点取得救命钱。因此，孔繁昌放弃下，一审按照25万元判决上诉人返还，充分体现了对于弱势群体关爱和温情，体现了良好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孔繁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婚前个人财产45万；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8月30日被告徐秀峰与原告孔繁昌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原告子女系孔祥峰和孔祥娟、被告蔚娟系被告徐秀峰之女，徐秀峰与前夫离婚时，蔚娟的抚养权判归其生父所有，徐秀峰与孔繁昌再婚时，蔚娟16周岁。原告孔繁昌曾有婚前100万元债权，债务人齐小美于2013年2月8日在中国银行曲阜有朋路支行通过向孔繁昌转账的方式偿还该笔100万元欠款。被告徐秀峰于2013年2月16日持孔繁昌身份证将100万元从原告名下转账至被告徐秀峰名下（中国工商银行曲阜支行逵泉路分理处），2013年2月16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申请人“徐秀峰”、“孔繁昌”均为徐秀峰签名书写，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附言显示用途为购房款。同时，徐秀峰于2013年2月16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兖州支行从其名下取款90万元，于当日以原告之女孔祥娟名义存款45万元、以被告之女蔚娟名义存款45万元，后被告徐秀峰将存单分别给了孔祥娟、蔚娟；剩余的10万元及利息，被告徐秀峰又添附了部分现金后于2013年3月6日以孔繁昌的名义办理了存款。经本院调查核实，该笔15万元存款于2013年3月9日由原告儿媳王**取走。2015年10月27日，原告孔繁昌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徐秀峰离婚，诉称徐秀峰私自转移其财产，发生夫妻矛盾，其中包含蔚娟占有的本案诉争的45万元，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判决不准孔繁昌与徐秀峰离婚。2016年10月28日，原告孔繁昌再次诉至本院要求离婚，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判决准予孔繁昌与徐秀峰离婚，对上述涉案款项未作处理，告知孔繁昌另行主张权利。2017年4月11日原告孔繁昌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婚前个人财产45万，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7）鲁0881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判决蔚娟返还该款项。被告徐秀峰、蔚娟不服提出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鲁08民终377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庭审结束后，原告孔繁昌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明确表示放弃20万的诉求，要求二被告返还其个人财产2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蔚娟占有涉案45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换言之,该笔45万元是否构成赠与？若赠与不成立，是否应以不当得利返还原告？关于焦点一，被告徐秀峰、蔚娟主张蔚娟占有该涉案款项系基于原告孔繁昌对继子女的赠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仅可以证明被告徐秀峰将原告孔繁昌的婚前个人财产100万元办理了转存至孔繁昌、孔祥娟、蔚娟的事实。被告提交的原告与二被告的2014年12月17日谈话录音中谈话内容模糊、不完整，即不能单独证明涉案款项系赠与行为也无法与其它证据形成可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链条。被告提交第二次离婚案件庭审笔录、提出原告曾在第一次离婚案件中提交了2007-2015年收支汇总表、花销表、花费汇总表，上述表格及庭审笔录显示原告曾出示过的生活账本能够说明徐秀峰在处置涉案45万元款项时是出于原告孔繁昌的授意且已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并实际交付了赠与钱款。但是，上述表格系为原告主张财产分割、返还提交的汇总表格，生活账本并未附卷。上述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主张的内容。对此，本院认为，徐秀峰在办理上述转存手续时未提供原告相关委托授权凭证、事后原告的诉求表明原告对此亦未予以追认。两被告主张涉案45万元款项系原告孔繁昌对被告蔚娟赠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关于被告蔚娟是否为原告孔繁昌继子女，庭审中原、被告对于被告徐秀峰与前夫离婚时蔚娟抚养权归其生父这一事实无争议，对于被告蔚娟与原告孔繁昌是否存在抚养关系，二被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二被告对于蔚娟属于原告孔繁昌继子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根据《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害方。本案中，被告徐秀峰、蔚娟主张蔚娟占有该款项是基于原告孔繁昌对继子女蔚娟的赠与无证据证明，蔚娟占有该款项也未有其它约定或法定事由，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徐秀峰处理涉案款的时间是2013年2月16日。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时间是2015年10月27日，该款项的处理问题是其提起离婚之诉理由之一，诉讼中主张徐秀峰返还该款项。2016年10月28日，原告孔繁昌再次诉至本院要求离婚，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判决准予孔繁昌与徐秀峰离婚，对上述涉案款项未作处理，告知孔繁昌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原告孔繁昌于2017年4月11日诉至本院，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徐秀峰、蔚娟主张占有涉案45万元的款项系原告孔繁昌赠与、也无其它约定事由或法定事由合法占有，涉案45万元应予以返还。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其中20万的诉求，要求被告返还25万元。原告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权利作出的处分，不加重被告的负担，不违反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徐秀峰负连带返还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蔚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孔繁昌25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被告蔚娟负担5050元，原告孔繁昌负担3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蔚娟是否应向孔繁昌返还涉案款项。在孔繁昌与徐秀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徐秀峰将案外人齐小美归还孔繁昌婚前债权100万元转至自己名下，并将其中的45万元以自己女儿蔚娟的名义存款，并将存单交付给蔚娟。对此，徐秀峰主张系孔繁昌对蔚娟的赠予，但孔繁昌不予认可，认为系徐秀峰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财产所做的处分。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徐秀峰在办理上述转款、存款手续时并未提供孔繁昌的相关授权凭证，孔繁昌事后对此亦未予以追认。徐秀峰、蔚娟虽提供了其与孔繁昌之间2014年12月17日的谈话录音，但该录音亦无法证实孔繁昌有将涉案45万元赠予给蔚娟的明确的意思表示。并且，徐秀峰、蔚娟主张孔繁昌对涉案事宜有明确的记账，但是孔繁昌在其与徐秀峰离婚案件中提交的记账并非流水账，而是2007年至2015年之间的收支汇总表，孔繁昌主张系事后为主张财产分割和返还事宜制作的表格，较为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一审认定孔繁昌不存在将涉案45万元赠予给蔚娟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在此情况下，蔚娟占有涉案4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孔繁昌主张其返还，依法应予支持。鉴于孔繁昌自愿放弃其中20万元，故一审判决蔚娟向孔繁昌返还其余25万元，并无不当。另外，徐秀峰处置涉案款项的时间系2013年2月，但此时孔繁昌并不知情，徐秀峰、蔚娟在二审时主张孔繁昌于2014年时知道涉案45万元给蔚娟的事实，而孔繁昌提起与徐秀峰的离婚诉讼时间为2015年10月，且涉案款项的处理是其离婚诉讼的理由之一；2016年10月，孔繁昌再次起诉要求与徐秀峰离婚，且离婚诉讼中亦提及了涉案款项。因此，孔繁昌于2017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蔚娟应向孔繁昌返还涉案款项。综上所述，蔚娟、徐秀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蔚娟、徐秀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