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711民初102号 原告：黄冬生，男，193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宰生（黄冬生的弟弟），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普济圩。 法定代表人：赵尚森，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羽翔，男，1988年10月30日出生，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信访保卫部副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年友，安徽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冬生与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7日及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冬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宰生、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羽翔、朱年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冬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给付其200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退休金损失20万元；2、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20年1月1日起每月给付其退休金27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黄冬生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给付其1999年——2019年期间的退休金损失共计524874.93元（依据1999年——2019年上海市关于调整本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政策文件以及银行利率计算，因1996年——1999年没有找到政策依据，原告主动放弃相应赔偿请求）；2、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20年1月1日起每月给付其退休金3897.10元，并根据国家政策及时调整；3、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将原告黄冬生错戴坏分子帽子给予平反；4、判令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撤销对原告黄冬生作出的自动离场的错误处分。 事实与理由：我于1936年7月10日出生，上海人。1961年10月，我在自己家附近的上海市与浙江路口进行围观时，被上海市黄浦公安分局民警抓捕，第二天被送到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三分厂劳改。事后才得知被判“投机倒把罪”，以莫须有的罪名劳改5年，于1966年10月刑满释放后，又被戴坏分子帽子留场就业。1974年，经负责管教的指导员刘锦堂允许，我请假回上海探亲。1977年——1980年期间，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分几批对留场人员办理转为正式职工手续，但均没有为我办理转正手续，也未通知我，导致我至今无法享受退休职工待遇。2019年7月26日，我致信铜陵市领导（并于2019年7月20日致信省信访局领导），反映“要求解决退休待遇”问题。2019年8月8日，我收到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关于黄冬生反映“要求解决退休待遇”问题的处理意见书》，告知我不具有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职工身份，并告知我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向铜陵市劳动仲裁机构提出劳动仲裁。我于2019年11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铜陵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由于历史原因，我蒙受冤假错案在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劳改5年，按照1964年《公安部党组关于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文件精神及政策，我理应于1966年刑满后释放回上海，并迁回户口，安排就业，年老退休时享受上海的退休职工待遇。但是，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将我戴坏分子帽子留场就业，继续改造，导致我不能返回上海，给我造成重大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我于1974年因病请假返沪，得到时任指导员刘锦堂的允许，不属于自动离场，我从来没有收到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关于我久假不归而被除名的相关通知。我的《工人登记表》中没有登记自动离场这一内容，因此自动离场不成立。安徽省国营普济圩农场文件《关于同意对沈民祥等209名职工予以除名的批复》对三分场1996年7月上报的关于沈民祥等209名久假不回及擅自离岗的职工予以除名，但是黄冬生并不在被除名的职工名单内，理应具有职工身份。况且除名需报劳动部门备案，应书面通知本人，记入本人档案，但我从来没有收到或知悉有关被除名的任何信息。从1984年开始，我每年都到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要求办理退休和户口迁移证，但是安徽省普济圩农场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诉求一再敷衍拖延，导致我不能享受正常的退休待遇。如今，我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缺乏基本生活保障，无论从法律还是道义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都应及时解决我的退休待遇问题。 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辩称，首先，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与黄冬生无劳动关系。黄冬生于1962年2月9日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送至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劳动改造，于1966年10月24日刑满释放后，留在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三分场劳动，经安徽省第二劳改总队鉴定为“戴坏分子帽子”。1973年1月，后黄冬生自动离场。1973年3月28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建新农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同意摘掉黄冬生“戴坏分子帽子”。黄冬生自1974年5月起，请假回上海探亲，超假不归，属于自动离场，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977年—1980年期间，安徽省普济圩农场根据国家政策，通过层层审批程序对表现较好的留场人员转为农场职工，但这与黄冬生无关，是农场特定时期作出的行为。其次，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黄冬生要求安徽省普济圩农场为其解决退休待遇等请求属于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权责范畴，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定退休条件，能否办理退休手续是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依法予以审核批准和办理的，用人单位不能决定。本案黄冬生反映的问题属于其刑满释放留场劳动期间，也是文化大革命特定期间，被“戴坏分子帽子”留场劳动的历史问题，因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再次，黄冬生在起诉时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况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黄冬生出生于1936年7月10日，应当在1996年7月10日办理退休手续，即使双方发生劳动争议，至今已过24年之久，早已超过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时效1年的规定。最后，黄冬生于2012年申请了社区居民养老保险金待遇且已经领取，这也说明其与安徽省普济圩农场没有劳动关系。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04年起每月给黄冬生发放困难补助，是根据有关政策考虑到其已年满60周岁，曾经在农场有过刑满释放后戴坏分子帽子留场的经历，给予爱心送温暖的慰问金。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冬生于1936年7月10日出生，因犯投机倒把罪、诈骗罪于1962年2月9日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1961年10月25日起计算。1966年10月24日，黄冬生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经安徽省第二劳改总队鉴定“戴坏分子帽子”。1973年3月28日，黄冬生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建新农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同意摘掉“戴坏分子帽子”，每月工资25元。1974年5月，黄冬生请假回上海探亲，此后未再回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工作以及参加劳动，而是在江苏其岳父家务农。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04年11月起，按照铜陵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向黄冬生发放206元困难补助。2019年11月19日，黄冬生就其要求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解决退休待遇问题，申请劳动仲裁，铜陵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释放证明书》、《刑满解教就业人员有无摘戴五类分子帽子审批表》、《工人登记表》、《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关于黄冬生反映“要求解决退休待遇”问题的处理意见书》、银行存折、《铜陵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冬生刑满释放后被安排留场就业，后来被摘掉“戴坏分子帽子”，确定每月工资25元，足以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主张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于黄冬生年满60周岁时，即1996年7月11日终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于黄冬生自1974年起请假回上海探亲直至其达到退休年龄时，一直未返回安徽省普济圩农场工作以及参加劳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向安徽省普济圩农场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因此，导致黄冬生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其本人也有一定过错。况且本案黄冬生主张按照上海市退休工资标准计算其退休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黄冬生的第一项以及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黄冬生提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由于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安徽省普济圩农场曾对黄冬生作出过自动离场的处分，针对黄冬生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鉴于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04年11月起按照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6元/月向黄冬生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生活成本上涨等因素，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向相关政府部门了解，铜陵市政府自2019年7月起将市辖三区、枞阳县城乡低保标准统一提高到601元/人/月。据此，本院判令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19年7月起按照铜陵市政府最新规定的城乡统一低保标准601元/月向黄冬生发放。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普济圩农场自2019年7月起每月给付原告黄冬生601元； 二、驳回原告黄冬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黄冬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兴华 人民陪审员  朱忠旺 人民陪审员  陶秀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