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19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柱，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郯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立军，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郯城县。上诉人王玉柱因与被上诉人庄立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柱、被上诉人庄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玉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1322民初7612号民事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纳土地承包费18000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的证人庄某、周某1、周某2证言，不正确。周某2转包的是《工程给付合同》中的第（四）块地，每亩价格100元，周某1转包的是《工程给付合同》中的第（六）块地，每亩价格30元，庄某转包的是《工程给付合同》中第（五）块地，每亩价格90元。这三个人的转包期限都是10年，每亩每年的转包费是《工程给付合同》对应地块承包费的3倍，即周某2的转包费为每亩每年300元，周某1的转包费每亩每年90元，庄某的转包费每亩每年270元。由于上述证人均是相关地块的转包人，故与被上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采信不正确。2、一审法院弄错了庄立军转包的地块，庄立军转包的6亩土地，是《工程给付合同》中第（五）块地，转包价格是每亩每年90元，转包的价格为每亩每年270元，2007年的承包价格是前一年的3倍，而非9倍。3、上诉人的证人刘某的证言内容客观真实，能与上述第1观点、第2观点和《工程给付合同》载明的地块内容相印证，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从而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综上，由于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了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并弄错了被上诉人转包的地块，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审慎考虑并采纳上诉意见，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庄立军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王玉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18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玉柱以债权受让的方式获得了对郯城县原沙墩镇前流村的145580元债权。2006年9月30日，郯城县原沙墩镇前流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工程款给付合同，约定甲方以向乙方交付使用本村承包地的方式支付工程欠款，交付使用的承包地分为七块共59.8亩，每亩的价格有30元、50元、90元、100元不等，使用期限至2037年，以上土地共折合工程款总计122500元；其中，在第（六）块地载明“共8.5亩，每亩价格30元...庄立军6亩”。原告后委托前流村前支部书记刘某对外承包，被告庄立军经刘某介绍，承包上述土地中的6亩。原告认可收到被告的承包费16200元，但认为该16200元系10年即自2007年至2017年、每亩按270元、共6亩的承包费；被告主张该16200元系30年即自2007年至2037年、每亩按90元、共6亩的承包费。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其对被告“当时我把16200元交给你，你不是说30年的吗”的发问，先是述称“我没说是30年，我说是10年的，这地是一年270块钱一亩”，后又述称“我不知道被告交了多少钱”。被告申请证人庄某、周某1、周某2出庭作证，证人庄某述称“2007年哪天我忘了，当时我开车接着被告还有其他几个人一块去的郯城老车站附近，刘某在那等着的，他们把承包地的钱都准备好了，被告把现金交给刘某了，我只知道是一万多...当时刘某还承认是90块钱一亩，交了30年的。然后刘某请我们在老车站附近的羊肉馆吃的饭，吃完饭我们就回来了”。证人周某1述称“当时钱没交给修路的，交到刘某手里的，当时在郯城老车站东边的银行交给刘某，他存到银行里，存款的小票我们问他要他不给我们。当时被告具体交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包了30年的...当时我承包了一亩，承包费是30元一亩”。证人周某2述称“我们一块包的地，钱都是一块交给刘某的，我不知道被告包了多少地，我包的是120元一年一亩，包了4亩，承包费在郯城汽车站东边路北的银行交给刘某的，交了一万四千多块钱，是30年的承包费...我们一二十家一块交的钱，都是一样的30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庄立军向原告王玉柱交纳的16200元是按每亩270元、共10年6亩地的承包费还是按每亩90元、共30年6亩地的承包费。第一，本案中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据为其申请出庭作证刘某的证言，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据为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庄某、周某1、周某2的证言。三证人庄某、周某1、周某2的证言对于承包费交付过程等陈述较为具体，各证人证言基本吻合、相互印证，而证人刘某的证言前后不一，真实性存疑。第二，原告提供的工程款给付合同（落款时间为2006年9月30日）载明的庄立军6亩土地的承包价格为每亩每年30元，合同中所载明的所有土地承包价格为从30元至100元不等，如果原告关于2007年承包价格为每亩每年270元的主张成立，那么2007年的承包价格是前一年价格的9倍，相差幅度巨大，这也与工程款给付合同载明的土地承包价格的总体情况不符。第三，原告主张在2017年土地承包到期后委托刘某多次向被告催收承包费，但刘某在作证时述称其常年不在家，原告亦未提供多次向被告催收的证据，同时被告主张刘某只在今年六月份向其送达了催收通知书；从原告主张的2017年土地承包到期至原告起诉，已两年有余，在这期间涉案承包地一直由被告耕种，如被告从原告处承包的土地已于2017年到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原告会及时采取向被告催要承包费、阻止被告继续耕种土地等合理的权利自我救济措施，而原告未提供能证明其采取了上述措施的证据。综合以上三点，法院确信被告交纳的16200元系30年（2007年至2037年）承包费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足、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玉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减半收取计125元，由原告王玉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玉柱陈述“村委欠我工程款共计145580元”，“用59.8亩地的三十年使用权顶了145580元的工程款”。对涉案承包地属王玉柱与村委签订的合同中的哪一地块，被上诉人庄立军陈述系“第五块”。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玉柱主张其收到的承包费16200元，系涉案承包地10年（自2007年至2017年）每亩按270元共6亩的承包费；被上诉人庄立军则主张该16200元系涉案承包地30年（自2007年至2037年）每亩按90元共6亩的承包费。一审中，庄立军申请证人庄某、周某1、周某2出庭作证，三证人皆证明该款系交的30年的承包费，三证人虽皆为涉案工程款给付合同中所含土地的承包人，但三证人证言在主要事实和情节上基本吻合，能够相互印证，且所述内容具体详实，一审据此对该三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2006年9月30日，上诉人王玉柱与郯城县原沙墩镇前流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工程款给付合同，双方签订该合同实际系以59.8亩土地使用权，抵顶村委欠王玉柱的工程款145580元。合同约定“每亩的价格有30元、50元、90元、100元不等，使用期限至2037年”，按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王玉柱以相当于上述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水平和期限对外转包，其当时所收取的土地承包费，即应基本与村委欠其工程款145580元相当。基于该合同目的及本案案情，考虑到当时土地承包费的价格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认定被上诉人庄立军主张该16200元系涉案土地30年的承包费（90元×30年×6亩＝16200元），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据相关民事证据规则，对庄立军的该主张，应予采信。一审将被上诉人庄立军承包的涉案土地，认定为上诉人王玉柱与郯城县原沙墩镇前流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工程款给付合同中的“第（六）块地”，从而得出“2007年的承包价格是前一年价格的9倍，相差幅度巨大”的结论，该认定虽然有误，但基于客观审慎考虑，据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本案基本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断，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仍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玉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王玉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燕审判员  王信峰审判员  杨海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