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终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住山西省介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山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竟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诉被上诉人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不予受理投诉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行初10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与山西吉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分别于2019年3月14日、3月22日以吉星公司非法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请求被告查处为由至被告处投诉，被告认为不属于其职责范围，故口头告知原告不予受理。原告又以相同事由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4月17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139号），主要内容为：山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改为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牌子。将省商务厅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其职责由互联网金融处承担。因本文件系不公开文件，故被告申请不公开审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不予受理被告的投诉是否合法。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山西省进行机构改革后，将省商务厅的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职责划入被告。据此，被告负有了对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吉星公司不是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其经营范围没有融资租赁业务，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存在非法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行为，故吉星公司不属于被告监督管理的权限范围，被告据此对原告的投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上诉人王某投诉吉星公司不予受理违法，责令其予以受理。事实与理由：（一）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包括管理非法融资租赁公司。商务部《融资管理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同时第一条规定，“为促进我国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规范融资租赁企业的经营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根据《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商务部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先说“融资租赁业”后说“融资租赁企业”。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融资租赁企业是指根据商务部有关规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本办法所称租赁业务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活动。”先定义了“融资租赁企业”，后定义了“融资租赁业务。”可见，无论是合法的融资租赁业务还是非法的融资租赁业务、无论是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还是无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都适用《办法》的规定。本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缺乏融资租赁违法违规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应积极探讨完善监管体制，而不能简单地以不作为的方式一推了之。（二）本案涉及合同属于融资租赁合同。本案合同符合这些特点：1.主体的三方性（合同法第237条）。合同书本身虽然没有显示出卖人，但这是吉星公司刻意隐瞒的结果。合同第6条约定国银金融租赁公司为保险受益人，为什么要指定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为保险受益人？极有可能国银公司就是出卖人，或者是真正的出租人而吉星公司只是在委托租赁。2.租金根据租赁物购买成本及合理利润确定（合同法第243条）。合同书指明了单价198万元、设备款235万元，这就符合“成本+利润”的方法。3.出租人对于租赁物致第三人损害免责（合同法第246条）。合同书约定了留购条款，合同到期后承租人王某以100元留购挖掘机，另外还约定了首付款45万元、管理费2万元、保证金8万元、保险费53万元、GPS费1500元，这就完全符合融资租赁的一般习惯。原判中7份民事判决都未认定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诸多被告也没有提出这种主张，但这不能影响原审法院独立思考的态度。如果认定本案属于非法的融资租赁业务，那么这7份判决就证明了吉星公司违法的普遍性。（三）省委、省政府文件不是证据而是依据。本案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实际上没有提供证据。因为本案是不作为，没有证据也符合情理。其提供的省委、省政府《关于调整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机构编制的通知》是地方规章。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应该作为依据提供才是正确做法。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为证据提供、原审法院作为证据接受，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规定。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辩称：（一）王某将普通租赁合同混淆为融资租赁合同、汽车金融，是其错误举报、起诉和上诉的根本原因。吉星公司不是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其经营范围也没有融资租赁业务；王某一审提交的与吉星公司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无论形式还是实质上都只是一份普通的租赁合同；其一审提交的七份生效判决均已认定吉星公司与客户的租赁合同系普通租赁合同，并非融资法律关系。（二）答辩人作为行政机关，须依法行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赋予答辩人管理未经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甚至是普通租赁公司的职责，更没有监管措施和办法。王某起诉确认答辩人不作为违法，须首先举证答辩人享有法定职责和权利，有作为的法律依据和措施、办法。在现行法律环境下答辨人无权受理、处理王某的投诉，也不能越权行政。（三）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赋予王某就案涉争议投诉、举报的权利，其与案涉争议不具有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告、举报、投诉的权利取决于法律、法规赋予。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赋予王某就案涉事由向答辩人投诉、举报的权利。（四）2019年3月14日，22日，答辩人已就王某的投诉予以耐心接待、详细解释并告知对接工作人员电话，但王某基于其自身理解执意投诉。答辩人向王某解释：一是其反映事项不属于答辨人职责范围，无法超权限受理：二是王某与吉星公司正处于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院作出民事认定及判决前，不宜行政处理。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审理后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与吉星公司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纠纷[（2019）晋0702民初1053号]已经判决，现处于二审审理当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根据以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与“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行为有利害关系，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及我国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不具有处理涉及融资租赁投诉相关事项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王某与吉星公司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纠纷正处于民事诉讼过程当中，王某在二审询问中自述，为了维护其民事权益，向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投诉，但因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不具有处理王某投诉所涉事项的法定职责，王某与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的决定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之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针对王某的民事权益，应通过民事诉讼来保护，而非通过本案的行政诉讼来保护。本案中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与裁定驳回起诉在结果意义上并无本质不同，二审中没有纠正的必要，限于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彦斌审判员 庞永平审判员 姚利屏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丁勇虎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