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35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广宇，男，汉族，1981年10月26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117750489。法定代表人：安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欢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海南鼎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676097033Q。法定代表人：周广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广宇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汽车集团）、原审被告海南鼎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16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广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周广宇不承担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1、江淮汽车集团一审第一次庭审前提供的证据仅涉及2019年的协议，基于2019年签订的协议书购车仅有14辆，所涉金额为1163208元，上诉人已付清该部分款项，但庭审后江淮汽车集团又提供了2011年至2018年度的证据，超出起诉时的诉讼范围，原审超范围审理并判决错误。2、双方间签订了若干份《销售服务协议》，但没有年息12%的约定，现最后一份结算函中按该标准计算欠款，欠款数额8451352.85元中包含江淮汽车集团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原审将资金占用费全部认定为本金错误，且2015年-2018年的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自主债权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在未查明欠款时间的情况下，确定上诉人应承担担保责任错误。3、上诉人的担保期间已过，担保责任已免除，原审法庭强行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江淮汽车集团辩称：1、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主张的就是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累计欠付的购车款，而并非仅仅是2019年度的购车款，原审法院裁决范围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2、被上诉人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基本每年都对累计欠款金额进行对账，2019年7月31日被上诉人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对账，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确认尚欠付8451392.85元未支付。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一审已经认可了该对账函的真实性，且并未提出上诉，原审认定欠款金额正确；3、被上诉人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经常对账，在签订新的《销售服务协议书》时，上诉人是明知拖欠上诉人车款这一事实的，每年签订的《销售服务协议书》保证条款的保证范围也都是包括了之前欠付车款的，而且上诉人在签订下一期的《销售服务协议书》时从未提出过异议。同时，鼎誉汽车销售公司欠款主要发生在2018年以后，上诉人、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2018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的有效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至今尚在有效期内，被上诉人也并未主张过解除合同，故上诉人主张已超过保证期间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鼎誉汽车销售公司述称：同意周广宇的上诉请求。江淮汽车集团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立即向江淮汽车集团支付欠付的购车款8451392.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1657.51元（以8451392.8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1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之后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周广宇对第1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起，江淮汽车集团所属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或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多功能车营销分公司作为甲方、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多份《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或《销售服务协议书》，合同就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5年，双方的合同中有如下约定“乙方拖欠甲方车款，但因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非法集资、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等）乙方公司无法偿还，乙方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双方的合同中有如下约定“乙方拖欠甲方车款，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非法集资、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等）致使乙方公司无法偿还，乙方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双方的合同约定“乙方拖欠甲方车款无法偿还，乙方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欠款及利息、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下方落款处有周广宇签名并加盖了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的公章。江淮汽车集团同时提供了多份《往来单位对账调节确认函》，其中2014年6月30日尚欠货款8328786.78元，2016年4月30日尚欠7912828.37元，2017年1月31日尚欠7254645.53元，2018年7月31日尚欠12187035.36元，2019年7月31日尚欠8451392.85元。庭审中，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对2019年7月31日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辩称2017年12月31日的价值1583万元的货款对应的车辆江淮汽车集团并未实际发货，因此尚欠车款8451392.85元并不属实。一审另查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后更名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依据自愿、合法等原则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江淮汽车集团下属分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营销分公司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或《销售服务协议书》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均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根据双方确认的2019年7月31日《往来单位对账调节确认函》显示，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尚欠江淮汽车集团货款8451392.85元。虽鼎誉汽车销售公司辩称该金额不是实际发生的金额，但就法庭调查来看。首先，鼎誉汽车销售公司所辩称的2017年12月31日的价值1583万元货款未实际发生交易，但基于该份货款上的2018年、2019年的两份调节确认函，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均予以盖章签字。其次，若鼎誉汽车销售公司辩称属实，那么扣除该笔货款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已经多支付货款737万余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最后，至判决之日止，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仍未按照法庭要求，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亦未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综上，对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的辩论意见，依法不予采信。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久拖未付，必然造成江淮汽车集团相应经济损失，故对于江淮汽车集团诉请自对账之日起即2019年8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予以支持并将计算方式修改为以8451392.8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同时，在双方签订的《销售服务协议书》中，周广宇在乙方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栏签名，明确约定自己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江淮汽车集团要求周广宇就上述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海南鼎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款8451392.8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451392.8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周广宇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71182元，减半收取355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0591元，由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周广宇负担。二审期间，周广宇提交了三份证据，并在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一组情况说明：1、江淮汽车集团和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共用系统订购车辆情况以及双方收付车款情况，证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现在对江淮汽车集团的欠款实质发生于2017年。所以，基于该欠款的发生时间，上诉人的担保期限应以此开始计算；2、2016年至2019年江淮汽车集团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所签订的四份销售服务协议，证明2016年到2018年的销售协议没有明确的担保期限，2019年的销售协议将担保责任扩充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至本息还清为止，同时购车方式已经明确了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的具体付款时间为发车之前，也就是鼎誉汽车销售公司欠款时间为江淮汽车集团发车之前；3、2010至2019江淮厂家收取资金占用费206万余元的明细表，证明江淮汽车集团实际上收取或扣取购车款是多于诉讼主张的，江淮汽车集团应于海南鼎誉拖欠其每笔资金时，在周广宇的保证期限内主张其权利，没有主张权利已经远远超过6个月期限，周广宇的担保责任应予解除。4、2018年海南鼎誉向江淮汽车乘用车公司购车情况说明，证明海南鼎誉公司基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共计向江淮乘用车公司购车335辆，所涉金额共计27982805元，已付清2018年全部购车款。被上诉人江淮汽车集团质证认为：上诉人当庭举证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也与客观不符，不予采纳。仅作如下说明：1、关于上诉人所称的先付款后发车，江淮汽车集团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签订协议第5条明确约定，说明先付款后发车是常态，但也有可能有先发车后付款的情况，同时也约定了乙方拖欠甲方车款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上诉人的此项主张认为能够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6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除了合同约定，还有每年的对账函，上面都有上诉人的签章，说明上诉人知晓欠款也愿意承担相应责任。3、2018年的销售服务协议中，协议的有效期是到2020年12月31日，除此之外还有2019年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函。上诉人认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4、关于资金占用费，上诉人提交的相应证据，被上诉人在辩论时已经阐明观点理由，不能在本案中予以主张。针对第一次庭审后上诉人补充的一组2018年海南鼎誉向江淮汽车乘用车公司购车情况说明，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所有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2018年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付的款项与2018年所购车辆一一对应。双方对一审证据均坚持一审举证质证意见。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江淮汽车集团下属分公司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或《销售服务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合法有效正确。二审期间，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对欠付江淮汽车集团车款8451392.85元并未提出上诉，二审庭审中各方也对DMS系统中购车款的滚动数额予以确认。故原审确认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尚欠江淮汽车集团货款8451392.85元并无不当，周广宇上诉主张原审认定欠款金额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周广宇以超过担保期间为由要求不承担担保责任，因江淮汽车集团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间自2011年以来连续签订数份合同，双方亦经常核对账目，周广宇作为鼎誉汽车销售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签订下一份《销售服务协议书》时，对欠款情况应当知晓且并未提出过异议。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江淮汽车集团与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之间是滚动发货和付款，依据交易习惯和常理，鼎誉汽车销售公司支付江淮汽车集团的款项，应优先冲抵在先欠款，故所欠款项应为2018年以后的欠款，周广宇主张本案所涉欠款是鼎誉汽车销售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优先冲抵在后发生的车款，所欠款项为2018年以前欠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鼎誉汽车销售公司与江淮汽车集团签订的2018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周广宇作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签字承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表明主债务履行期间至2020年12月31日方届满，现周广宇上诉主张保证期限已过，其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182元，由周广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项 红审判员 王 倩审判员 万庆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左隽敏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