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11民初351号原告：蔡伟韩，男，汉族，1987年4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0。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奇、郑思杰，分别系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正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L4E33F。法定代表人：郑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张翰，均系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世明，男，汉族，1966年2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37。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欣苗，系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伟韩诉被告广州市正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正宜公司）、郑世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奇、郑思杰，被告正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张瀚，被告郑世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欣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正宜公司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支付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所占20%股份的盈余利润，暂计为200万元；2、判令被告郑世明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27日，原告与案外人马某锐共同创办被告正宜公司，其中原告占股20%，马某锐占股80%并由其舅舅即被告郑世明代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马某锐。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根据工程项目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80312-028]、《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80930-132]、《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71230-74]、《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80426-047]等）以及企业年报信息均可证明。另外，根据《广州市正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按规定期限分送各股东，并依法经审查验证。”的约定，原告多次行使股东权利要求被告正宜公司和马某锐、被告郑世明向本人出示相关财务会计报告，但均遭到拒绝。与此同时，被告郑世明经马某锐的授意一直以名义大股东的身份拒绝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盈利部分进行隐匿，拒绝分配，致使原告至今未收取公司盈利分红，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实体利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的规定，原告特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所占20%股份的盈余利润。被告正宜公司辩称，原告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本案中，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均仅认缴公司注册资金，没有实缴任何款项。也就是说，即使被告正宜公司存在可供分配盈余，依法也不具备分取红利的条件。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正宜公司支付盈余利润20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明确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由于本案不存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具体分配方案决议，故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关键在于是否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而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其在诉求中所作的有关陈述，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反，有以下充分证据证明公司不分配利润是包括原告在内全体股东作出的决定：1、公司2017年、2018年报送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均是原告亲自到税务部门确认申报，其中2017年的申报表更显示原告是公司“会计主管”；在该两年度申报表中的“企业基础信息表”上“企业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一栏，均明确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为“0”。以上事实证明：①原告是清楚知道公司财务、经营状况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更是由原告制作和确认，故不存在原告“要求公司和马某锐、郑世明向其出示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均遭到拒绝”的问题；②公司2017年、2018年不分配红利是全体股东作出的一致决定，原告也同意并依法申报；而2019年由于原告至今拒不履行股东义务，不归还占用公司的巨额资金，造成股东会无法召开也无法作出分红决议。因此，原告提出所谓大股东拒绝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盈余部分进行隐匿和拒绝分配、致使其至今未收取公司盈利分红的观点完全违背客观事实。2、《广州市正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兼经理”；第十四条第三款第4项规定“执行董事负责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十四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十一条第二款第7项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本案中，自公司成立起至2019年12月5日前，原告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即是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以上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必须由原告制订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但至今未见原告提交其有制订利润分配方案而股东会不予审议批准的相关证据。因此，如果说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那么责任也在于原告，不存在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造成原告损失的问题；三、原告于2019年4月私自向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番禺兴业大道支行申请更换及领取被告正宜公司在该行银行账户440***********862的网上银行U盾，进而私自划转上述账户内78万元至其私人账户，至今拒不归还公司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在此，我们再次促请原告尽快归还公司该笔资金，否则公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被告郑世明辩称，原告主张我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因此原告请求履行义务的对象应当是公司，被告应该是公司，而不应该是股东；二、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跟第一百四十九条等规定，如果原告能够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郑世明作为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的利益，损害原告作为股东的利益的话，原告是可以主张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被告郑世明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正宜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被告郑世明《居民身份证》，证据2-3证明告两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4、被告正宜公司《章程》1份，证明原告享有分红的权利；5、《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80312-028】，6、《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I合字20180930-132】，7、《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Ⅰ合字20171230-74】，8、《分包合同》【合同编号：粤Ⅰ合字20180426-047】，证据5-8证明被告正宜公司处于盈利状态；9、《转账记录》，证明被告正宜公司财产流入实际控制人马某锐的账户；10、《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马某锐是被告正宜公司实际控制人；11、《银行转账明细表》，12、《银行转账流水》，证据11-12证明原告经马某锐授意将公司的款项汇至马某锐、林某少账户，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某锐掌握公司大量的资金去向；13、马某锐所在微信群《截图》以及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在被告正宜公司所涉项目中(包括汕头恒大金碧外滩湾、御景湾等)，实际控制人马某锐处于主导地位，衔接项目的主要事项。被告正宜公司举证如下：1、《工资表》，2、《民工权益保障承诺书》及《乙方派驻本工程现场工程管理、技术人员汇总表》，3、刘某丹等人证人证言，证据1-3证明原告系公司员工，其持有的被告正宜公司股份系代持股份，原告不享有相应权益。4、《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5、《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6、《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证据4-6证明①被告正宜公司的公司营利状况，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正宜公司支付盈余利润2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②2017年、2018年度的纳税报表均系由原告确认申报，由此可以证明原告有正常查阅公司账目的权利，也确认了公司经营状况且决议不予股息、红利分配，故原告要求审计公司账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支付业务回单(付款)》、《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快捷支付回单(付款)》，8、马某锐2016年度《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及2017年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据7-8证明①马某锐、林某少与原告账户之间互有资金往来，往来资金均为公司经营正常所需的资金调度，不存在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问题；②原告实为公司雇员，早在被告正宜公司成立前就在公司工作并与马某锐银行账户之间有资金往来，这些均为公司经营正常所需的资金调度，不存在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问题；9、《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私自划转、侵占被告正宜公司巨额资金78万元拒不返还的事实。被告郑世明举证如下：1、《股东会决议》，证明被告正宜公司的股东会依法正常召开，不存在原告所述的“郑世明经马某锐的授意一直以名义大股东的身份拒绝召开股东会”；2、《公证书》，证明被告郑世明作为被告正宜公司的股东提出召开临时股东会，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故不存在原告所述的“郑世明经马某锐的授意一直以名义大股东的身份拒绝召开股东会”。经质证，被告正宜公司对原告证据1-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四份合同仅仅能够证明被告正宜公司发生过这样的业务，不能证明被告正宜公司的盈利状况，与原告提出的盈余分配诉求缺乏关联性；对证据9有异议，无法体现其来源的合法性，无法体现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从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后附的相应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即使有这些转账记录的资金发生，也是用于被告正宜公司的经营开支；对证据10-13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内容缺乏完整性，无法体现双方聊天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体现其来源的合法性，本案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该份证据的内容与案件的审理缺乏关联性，该证据印证：①关于被告正宜公司的资金去向和用途，原告是清楚并同意的，不存在公司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权益的问题。②原告实质上是代持被告正宜公司股份，其真实身份是公司的员工，原告并非被告正宜公司的出资人，而如果原告是事实股东的话，就不应存在在聊天记录上所体现的其对工作必须事事请示和接受安排，来开展工作。因此证据10-13不能作为本案支持原告诉求的定案依据。被告郑世明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正宜公司的意见一致。原告对被告正宜公司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①该证据无法否认原告依法享有的股东权益，从工商信息上明显显示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中持股20%；②该证据中存在矛盾之处，2019年2月份的工资条上竟然备注原告“此人已失踪”，而2019年3月份又出现原告签领工资条的情况，而实际上2019年2月份，原告与实际控制人马某锐及林少少仍有联系，故该证据明显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①该证据无法否认原告依法享有的股东权益，从工商信息上明显显示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中持股20%；②该证据上落款日期为空白，其真实、合法性就不得不让人进一步怀疑；对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①证人现仍受雇于被告正宜公司，与两被告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词依法不能予以采信；②两证人在其证词中均承认在马某锐的安排下开展工作，这也是进一步确认了马某锐为被告正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结合其与原告、被告正宜公司之间的流水，可以知悉马某锐与本案存在重大联系，依法应追加其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以便查清事实；③从林某少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她是被告正宜公司的员工，结合其与原告、被告正宜公司之间的流水，可以知悉她与本案存在重大联系，依法应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清事实。综上三份证据来看，被告没有提供“代持协议”，仅凭无相关的证据无法否认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的股东地位，更加无法否认原告在被告正宜公司享有的股东权益；对证据4-6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①该证据中被告正宜公司三年的利润仅为1394880.96元，这明显与被告正宜公司的规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不相匹配，且该利润没有用于股东分配；②2017年度的“提供劳务成本”高达17381955元之巨，一家装饰公司何须有如此之高的劳务成本。而该部分劳务成本所指向的劳务公司，据原告了解，资金最终是回流至实际控制人马某锐的个人账户，难道这就是被告正宜公司所谓的资金调度？另外，2017年被告正宜公司居然靠提供劳务创造收入1800万元，而从被告正宜公司的经营范围可以明确看出，提供劳务绝对不是公司的经营范围！在被告正宜公司非经营范围内创造如此之大的收入，实在是不符合常理；③2018年度的“建造合同收入”为1700多万元，而2018年度的“建造合同成本”却高达16323294.98元之巨，其中利润不足5%，这在本行业中实属不正常，如此大的规模却只有如此低的利润谁会去做？由此可以看出，前述各份申报表明显存在不实之处，如不通过专业的审计机构，无法知悉公司真正的运转情况（包括实际可供分配利润数额），这也是原告一直坚持将马某锐列为共同被告且要求启动司法审计的原因之一；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①该证据中关于被告正宜公司成立之前（即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银行转账与本案无关；②马某锐及林某少向原告付款的数额远低于原告受马某锐指示向其二人转账的数额，且原告在收到其二人转账的数额后均汇至公司账户，除部分扣除公司日常运转外，其他有的汇至劳务公司，再回流至马某锐，这又是原告坚持将马某锐列为共同被告的另一原因，法院可以依法调查马某锐的银行账户，就可以知悉公司的利润究竟是否存在回流；对证据9不予质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郑世明对被告正宜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郑世明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被告郑世明所述内容，不得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据恰恰反证了被告郑世明滥用名义大股东权利，没有正面积极联系原告，反而是采取邮寄至原告没有实际居住的住址且附带没有常用的联系方式送达所谓“会议通知书”，随后在原告没有参与会议的情况下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以及作废被告正宜公司原有的公章、财务章、私章及重新设立公司的基本账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会议内容依法属无效协议。被告正宜公司对被告郑世明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告正宜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原告认缴200万元，被告郑世明认缴8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8年12月31日，截至庭审时两股东均确认尚未实缴注册资本。原告担任被告正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2019年12月5日变更为郑某卿。被告正宜公司章程第九条约定：“股东的权利：股东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第十一条约定：“一、股东会的职权：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三、公司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十二条约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兼经理”；第十三条约定：“三、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三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在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没有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被告正宜公司也未就公司利润分配召开过股东会。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利润纠纷。根据《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原告作为被告正宜公司股东，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正宜公司辩称原告系代持股东，并提供证据拟证明原告仅系其员工，不享有股东收益权，但员工身份与股东身份并非不能共存，被告正宜公司未能提供代持协议，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被告正宜公司按其所占20%股份分配公司盈余利润。首先，本案原告作为被告正宜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被告正宜公司的章程中亦约定“股东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原告提供其转账给被告正宜公司的多笔银行记录，但未能证明该些款项是其支付出资额，被告正宜公司也未确认原告已实缴出资额，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尚未实缴注册资本，在本案中主张分红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被告正宜公司章程中约定，由执行董事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审议批准。原告作为被告正宜公司的执行董事，未制订利润分配方案。原告称被告正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某锐声称不用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被告郑世明作为大股东拒绝就公司利润分配事项召开股东会，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说法。原告未能提供载明具体分配利润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郑世明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被告正宜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如何分配利润应基于其自治意思，法院不应过度干预。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告未能证明本案存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也未能证明被告郑世明、案外人马某锐有损害原告股东利益的行为，故原告主张被告郑世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追加马某锐为共同被告、追加公司员工林某少为第三人，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原告申请对公司盈余利润进行审计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伟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400元，由原告蔡伟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楚川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许雅琴书 记 员 马 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