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鼎盛国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福龙检查站联检大楼101。法定代表人：邓高峰。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高峰，男，198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松，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再升，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宝宝，男，198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敏，广东宝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隆公司”）、邓高峰因与被上诉人张宝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隆公司、邓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被告一该行为属于欺诈有事实依据”属于明显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福隆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对于福隆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未进行法庭调查。原审判决“关于欺诈事实的认定”部分，“被告一在庭审陈述中自认明知原告购买车型为中东版，而实际交付的车型为欧版，由此导致无法上牌”，并非“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一该行为属于欺诈有事实依据”的充分条件。本案中，福隆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理由如下：1.福隆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对于“实际交付的车型为欧版，由此导致无法上牌”这一关键信息，福隆公司绝不存在明知或者故意隐瞒的行为，理由如下：首先，2018年7月2日，福隆公司于“车镇”平台订购案涉车辆，福隆公司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明确告知车辆版本为“中东版”。其次，从福隆公司于“车镇”平台订购案涉车辆的价格来看，福隆公司是按照17款中东版车辆的交易价格订购案涉车辆，与宝马X518款或者欧版车辆的采购/订购价格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异。再次，案涉车辆的交付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案涉车辆交付时，福隆公司并不知悉“实际交付的车型为欧版”，依据如下：①案涉车辆为平行进口车，而非直接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中规车”，福隆公司仅为平行进口汽车经销商，并非宝马品牌中国区域的授权经销商，无法使用经销商直保系统进行查询。受此限制，福隆公司无法在第一时间凭车辆车架号查询到案涉车辆的车辆版本等具体情况；②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福隆公司工作人员万兴红仍在向“车镇”平台工作人员王晓红跟进车辆手续，直至2018年7月17曰，“车镇”平台工作人员回复，车辆手续“在车里，副驾驶那边的储物柜”。换言之，案涉车辆交付时，福隆公司并不清楚案涉车辆手续在何处，更无法通过案涉车辆手续知悉案涉车辆版本（车型）为欧版。③福隆公司直至得知案涉车辆无法上牌，经与“车镇”平台及天津××公司反复沟通核实之后，才得知“车镇”平台及天津××公司实际发出的车辆版本竟然为无法在深圳上牌的“欧规版”，福隆公司也是受害者。最后，如被上诉人于起诉状中自认，案涉车辆交付后，车辆无法上牌的情况系上诉人方面于2018年10月向被上诉人告知主动，绝无隐瞒。综上所述，福隆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福隆公司不存在谋取不当利益的主观动机。第一，福隆公司作为平行进口汽车经销商，在明知欧规车因车架号不符合中国的车架号规则，无法在深圳车管所上牌，即欧规版本的案涉车辆在深圳地区最终会卡在上牌环节的前提下，仍故意向被上诉人交付欧版车辆，甚至不惜冒着赔偿近百万元的风险铤而走险，实在荒谬。第二，本案中，除购置税、保险费外，被上诉人购入案涉车辆的实际价格（“裸车价”）至多为637817.75元（计算公式：总价703000.00元-购置税53082.33元-交强险950.00元-商业险11149.92=637817.75元，尚不含牌证费，车辆美容、洗车、精品、赠品等）；而福隆公司从“车镇”平台订购案涉车辆的总成本为623931.00元（计算公式：订购车款618000.00元+物流费3955.00元+“车镇”平台服务费1976.00元=623931.00元）差额仅为13886.75元（计算公式：637817.75元-623931.00元=13886.75元)，为了实际不到1万元的利润，甘愿冒“退一赔三”风险，显然不合常理。第三，除此之外，被上诉人是经共同朋友杨俊能介绍于福隆公司处购车；交易过程中，邓高峰还及时退还了被上诉人实际多支付的款项；上诉人自始不存在欺诈动机。综上，上诉人不存在谋取不当利益的主观动机。3.原审时，被上诉人还提到商定购买的车辆为18款，而非17款；“车辆无法上牌时，被告一承诺可以定期换车而未换车，两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欺诈”。然而，（1）被上诉人、福隆公司最后确定的车辆版本为17款宝马X5，对此，原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已经查明。原审判决中“两被告主张双方最后确定的车辆版本为18款”，属于明显事实认定不清。（2）至于承诺定期换车而未换车，无法据此认定福隆公司欺诈：首先，彼时案涉车辆已实际交付，属于福隆公司为被上诉人解决问题的售后阶段，与福隆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无关联。其次，福隆公司原审时已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未在承诺期限内换车的原因：被上诉人交还案涉车辆时，案涉车辆已实际行驶近9000公里，且在使用临牌期间存在事故出险的情况，致使福隆公司与“车镇”平台及天津××公司在最终退款金额方面一直存有异议才导致拖延换车。上诉人方面一直在积极解决问题，为了被上诉人的利益，福隆公司甚至最终选择单方承担2万元新车折旧费用，并于2018年11月29日与天津××公司《拟退车协议》，天津××公司同意退款544880.34元。然而，被上诉人却拒绝接受退款，执意起诉，坚决主张“退一赔三”。（3）另外，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自认亲自参与了与“车镇”平台的沟通，且当场拍了桌子，对有关情况完全知情；也承认了在与上诉人之前的沟通中曾明确表示“我没说要180万，只要100万”。因此，被上诉人认为福隆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没有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福隆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有事实依据”，属于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时，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1.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福隆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因此，本案不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应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违约的规定。除此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被上诉人购入案涉车辆的总价虽然为703000.00元，但补签的《汽车代购合同》明确写明已含委托代交购置税、保险和牌证费。【参考同类司法判例案号（2017)黔2702民初1213号）】，被上诉人为购买车辆上牌、购买保险和交纳购置税属于其应当承担的相关规费，不属于福隆公司提供消费的范围，本案中购置税、保险费合计65182.25元（计算公式：购置税53082.33元+交强险950.00元+商业险11149.92元=65182.25元）因已退款至张宝宝个人账户或福隆公司账户，不应判决由上诉人全部支付，更不应计入三倍赔偿。2.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时，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原审判决在认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一该行为属于欺诈有事实依据”后，随即表述“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一返还购车款70.3万元并支付三倍赔偿购车款合计210.9万元”。然而，有关欺诈的内容规定在合同法第三章合同效力的认定中，原审判决在此表述为“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而非撤销合同或者合同无效，很显然，原审法院是以认可合同效力为前提，原审法院再行认定为欺诈与其认可合同效力自相矛盾。上诉人完全认同本案属于合同违约而非欺诈，即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合同解除问题的定性。关于合同解除后的处理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本案中，福隆公司在原审时同意向被上诉人返还除购置税、保险费以外的车款637817.75元，以及保险公司实际退还保费4199.89元，合计642017.64元；但因被上诉人事实上使用了案涉车辆，且车辆亦有折旧，人民法院应酌定被上诉人承担部分车辆折旧损失。【同类司法判例：案号（2018)粤01民终15578号）】另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后临时提出增加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被原审法官当场否决，因此，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无权再主张要求福隆公司赔偿损失。二、原审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存在如下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本案于2019年2月26日正式立案，原定于2019年5月16日开庭，后因法官参加培训开庭时间改期为2019年6月4日，原审判决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被告收到原审判决的时间为2019年7月1曰，即本案并未在三个月内审结。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由一位法官独任审理本案，违反了《深圳市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二）本案原审时，两上诉人书面申请追加“车镇”平台、天津××公司、开票方天津××汽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车辆进口方上海汽车××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原审法院未以书面裁定形式驳回上诉人关于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有关裁定驳回的规定。综上所述，两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因此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时，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且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宝宝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有如下欺诈行为：1.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订购的车辆是18版的，但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能看出其一开始向车镇平台订购的为17版的。2.上诉人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销售的公司，从上诉人对汽车专业的了解程度，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对于案涉车辆的状态、版本、型号都是熟知的。3.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作为买卖合同当中的卖方，应当对其销售的产品的性能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上诉人以该车交付时间仓促，又以该车为平行进口车为由模糊其作为销售者的义务，是不能被法律所支持的。4.2018年10月上诉人称是因为车架号录入错误导致车辆没有办法上牌，但实际是因为车辆的版本原因所致，所以直到2018年10月上诉人都还在欺骗被上诉人。综上，上诉人有欺诈的故意。张宝宝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隆公司向原告支付购车款70.3万元；2.判令福隆公司支付赔偿款210.9万元；3.判令福隆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4.判令邓高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请求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为77万元（已支付的购车款41.2万元，汽车贷款本息35.8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1日原告有意向福隆公司购买宝马X5汽车一辆，支付了定金2万元。2018年7月2日原告与福隆公司口头达成购车协议，原告向邓高峰个人账户支付购车款24万元；2018年7月9日，原告向邓高峰个人账户支付购车款30万元。原告申请贷款30万元，2018年7月12日，深圳市××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福隆公司账户支付“张宝宝车款”26.1万元，上牌保证金3万元，深圳市××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手续费9000元。福隆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车架号为W0××30的宝马17款X5一辆。后邓高峰向原告退还了多付的购车款11.8万元及上牌保证金3万元。2018年10月初，原告从邓高峰处得知车辆不能在车管所上牌。原告与福隆公司就此进行协商，并补签《汽车代购合同》（合同编号000253），合同内容为原告向被告购买宝马X5汽车一辆，车架号5030，车身价70.3万元，含购置税、保险及牌证费。在此期间，福隆公司表示上家销售商同意为原告换车，但原告将车辆退还福隆公司后未能换车，故原告要求退款并赔偿损失。福隆公司称经与上家销售商协商后，被告自愿承担折旧损失2万元，上家销售商同意退款544880.34元。双方未就退款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主张经邓高峰找人代办申请车贷30万元，原告不持有贷款合同原件，车贷本息共计35.8万元。两被告确认原告贷款金额为30万元，主张实际收到车贷支付的购车款为26.1万元，提交了银行汇款记录原件予以证明，原告表示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主张双方商定购买的车辆为18款宝马X5中东版，而被告已提供车辆为17款宝马X5欧版，车辆无法上牌时，福隆公司承诺可以定期换车而未换车，两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欺诈，要求两被告退还购车款及车贷利息共计77万元并支付三倍赔偿金210.9万元。两被告主张双方最后确定的车辆版本为18款，被告系通过深圳市易××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汽车B2B电商平台“车镇平台”为原告代购车辆，由上海汽车××有限公司进口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在交易过程中，已经明确向车镇平台告知车辆版本为中东版本，但因车镇平台原因导致交付车辆为欧版，欧版车辆在深圳市可能无法上牌。2019年3月1日，福隆公司名称由深圳市鼎盛国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由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新社区××物流**仓03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福龙检查站联检大楼101。福隆公司申请追加深圳市易××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汽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汽车××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上述公司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被告，原审法院决定不予追加。另查明，福隆公司为自然人独资企业，邓高峰是其唯一股东。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汽车，现发生欺诈纠纷，原告在诉状中明确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原告支付的购车款金额。双方确认原告已转账支付56万元，之后邓高峰退还11.8万元。原告申请车贷本金30万元，福隆公司实际收到深圳市××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张宝宝车款”26.1万元，另有上牌费3万元已经由邓高峰退还原告，手续费9000元由深圳市××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而非两被告收取，故以上3.9万元不应计入原告支付的购车款。根据双方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银行汇款记录及庭审陈述核算，并结合双方补签的《汽车代购合同》中载明的总价，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向两被告支付购车款共计70.3万元（56万+26.1万-11.8万）。关于欺诈事实的认定。福隆公司在庭审陈述中自认明知原告购买车型为中东版，而实际交付的车型为欧版，由此导致无法上牌，因此原告主张福隆公司该行为属于欺诈有事实依据，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福隆公司返还购车款70.3万并支付三倍赔偿购车款共计210.9万元。福隆公司要求返还购车款时扣除折旧费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福隆公司赔偿后，依法有权向其他销售者追偿。原告要求福隆公司支付车贷利息5.8万元，原告作为签订贷款合同的主体对贷款的期限及利率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其不持有贷款合同并不符合常理，故原告的该部分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邓高峰为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应对福隆公司在本案中对原告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宝宝购车款70.3万元及赔偿款210.9万元。二、被告邓高峰对被告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张宝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16元，由原告承担268元，由两被告承担14648元。本院二审查明,张宝宝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0日邓高峰向其发送18款宝马X5基本配置信息，并再次强调是18款。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宝宝与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代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为有效。在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后，张宝宝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购车款的义务，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到车款后，应履行交付订购车辆的义务。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各方确认，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向张宝宝交付的车辆为17款宝马X5欧版，车辆无法上牌。张宝宝主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存在如下欺诈行为：其订购车型为18款宝马X5中东版，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车辆与约定不符；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谎称因车架号录错无法上牌，其实是因为车辆版本问题，其后虽然改称车辆能上牌，但反复拖延，最终车辆无法上牌；涉案车辆无法上牌时，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可以定期换车，但最后没有如期换车。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张宝宝主张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的行为构成欺诈。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则抗辩其对交付车辆存在的上述状况事先并不知情，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相关信息的权利，经营者负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与此对应的是销售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双方当中，销售者掌握着更多的产品资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基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这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购车人根据销售商的介绍并综合其掌握的有关车辆的信息最终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因此，销售者负有向消费者客观详尽真实披露商品信息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有关年款、版本的变化涉及消费者实质性财产利益，足以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财产利益造成重要影响，销售者如未将这类信息告知消费者，构成对法定告知义务的违反，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至于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违反法定告知义务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项下的欺诈，应综合考虑是否影响到张宝宝缔约的根本目的，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等因素。对此本院认为，张宝宝主张的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足以构成张宝宝缔约的根本目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属于影响张宝宝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故本案存在张宝宝的缔约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最后，无证据证明双方缔约时张宝宝即已知悉与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约定车辆为17款宝马X5欧版。因此，在本次销售过程中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有隐瞒关键信息的主观故意。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既侵犯了张宝宝的知情权，又构成欺诈。原审法院以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欺诈为由判令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向张宝宝退赔购车款，并支持三倍赔偿，法律适用正确。二审中，张宝宝确认已收到退回的购置税51939.66元，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表示已收到保险公司退回保险费4199.89元，并愿意向张宝宝支付该保险费，那么该两笔费用并非向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购车款，不应计入购车款数额，原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核算，涉案车辆购车款为646860.45元（70.3万元-51939.66元-4199.89元），三倍赔偿款为1940581.35元。至于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提出原审程序问题，其与案外人之间就涉案车辆销售存在争议，与本案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各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为本案共同被告，理由不成立，但原审未作裁定驳回申请确有瑕疵，但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实体权益，且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同时，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也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被上诉人张宝宝购车款646860.45元及赔偿款1940581.35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邓高峰对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张宝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4916元，由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承担13722.7元（迳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张宝宝承担119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96元，由上诉人深圳福隆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邓高峰承担26952.3元，被上诉人张宝宝承担2343.7元（迳付上诉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