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10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光伟，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源，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锡和，男，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系死者徐银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月华，女，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系死者徐银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立强，男，198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系死者徐银的丈夫。 法定代理人：杨前秀，女，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系邹立强的母亲。 三位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明，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国贸大道**时代广场**。 法定代表人：王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宇，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光伟与被上诉人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及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3民初3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光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汤光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的损失32万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不服向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复核，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服澄迈县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向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复核。二、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汤光伟达成《协议书》，约定汤光伟自愿赔偿给原告共计83.6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的不是被上诉人而是案外人王成见，王成见才是《协议书》的签订主体。王成见称其受被上诉人委托处理保险赔偿事宜，其有办法从保险公司理赔到41万元（包括交强险11万元和商业险30万元），但需要上诉人配合并认可赔偿总额为83.6万元才有可能与保险公司达成调解。王成见又称，如果上诉人不签署该保底协议，其就控告上诉人构成犯罪并阻止被上诉人在交警起草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上签字。上诉人无奈之下便与王成见签署了保底的《协议书》。其次，在上诉人与王成见签订《协议书》后，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在交警大队主持下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在《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签订前，交警告知，由于保险公司不在场，保险公司理赔金额按《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中第四、五条处理，由三方计算金额并制作调解书，同时明确约定保险赔偿数额最终以法院判决为准。三、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两份协议，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签订一份《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而此前是与王成见签订《协议书》。在《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人的赔偿金额为42.6万元，保险公司理赔的数额以法院判决的为准。上诉人在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后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赔偿责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签订赔偿总额为83.6万元的《协议书》来加重自己的赔偿责任。更可况，王成见并非当事人，上诉人既然已经与死者家属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无需多此一举再与案外人王成见签订什么《协议书》。四、一审判决认为“虽然从字面上理解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是不存在的，但结合双方只签订了二份协议，双方所指的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应当是《协议一》”，该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与王成见签订的《协议书》中的“调解书”指的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第四条约定：“待交警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或家属均无异议再进行计算金额制作调解书”。第五条约定：“剩余款190000元待交警部门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或家属均无异议再进行计算金额制作调解书后汤光伟在40天内直接支付给徐银家属”。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调解书并非《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而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可能达成的用于计算最终赔偿金额的调解协议，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9万元的付款条件。五、一审判决以刑法有关规定为由认定《协议一》签订在前，《协议二》签订在后不知是基于什么逻辑。澄迈交通警察大队已经对本案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根本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一审以刑法的规定认定协议时间签订先后顺序，令人费解。六、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王成见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关于2019年10月10日前未付清时，则20万元转变成生活费、车旅费、误工费系违约条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随意主观将违约金认定为17万元同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王成见签订的《协议书》已经被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所替代。《协议书》根本没有履行的必要，更不存在所谓违约金的问题。七、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依《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已履行完毕缺乏证据”明显枉顾事实。一审中，上诉人已将转账凭证和收据作为证据提交。根据《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约定，上诉人需在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双方后40天内向被上诉人支付19万元。澄迈县交通管理大队在2019年9月5日重新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诉人在事故责任认定书做出的第36天，即2019年10月11日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9万元，被上诉人也出具了收据。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而被上诉人出具收据的事实也可以完全说明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履行《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八、一审判决错列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履行与王成见签订的《协议书》，那么王成见应当是当事人，但一审中王成见莫名成为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请求履行《协议书》，明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王成见在一审中的诉讼地位应当是原告或第三人，其成为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协议书》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交警大队主持下签订并已实际履行完毕《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一审对此视而不见，判令上诉人履行《协议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称《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王成见而不是被上诉人，没有依据。刘月华授权王成见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上诉人明知王成见是代理人，在签订《协议书》后向王成见的银行卡汇入赔偿款，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是《协议书》签订主体不是事实。二、上诉人认为《协议书》不能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事故发生前，徐银正行走在斑马线上，上诉人看见行人没有减速和刹车痕迹，导致徐银死亡。澄迈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负主要责任，徐银负次要责任。答辩人向省交警总队申请复核，复核结果是撤销原事故认定书。澄迈交警部门却不在法定时限内重新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一再刁难答辩人，逼得答辩人作出让步，与上诉人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但澄迈交警部门仍然没有作出新的事故认定书，答辩人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才委托王成见与上诉人另外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已经否定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效力。一审认定《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在前，《协议书》在后是正确的。三、《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为20万元，一审经过调整已减少17万元，这已是对上诉人有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 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汤光伟承担因驾驶×××号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徐银死亡的赔偿责任，赔偿余下的61万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平安公司在其承保的×××号小轿车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6日20时，被告汤光伟驾驶×××号小轿车在金马大道约19公里处撞到徐银，造成徐银死亡的交通事故。2019年7月19日，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469023120190000039号）认定：被告汤光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徐银负次要责任。原告不服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复核，总队作出撤销上述事故认定。2019年9月5日，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再次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4690231201900000393号）认定：被告汤光伟负此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徐银负同等责任。另查，2019年9月2日原告与被告汤光伟在澄迈交警大队主持下，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约定：双方同意按同等责任进行认定，赔偿协议如下，在保险公司赔偿原告的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外，被告汤光伟同意另外补偿一次性赔偿给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42.6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本协议之日被告汤光伟付20万元，余款19万元限40天内付清。尔后，同日即2019年9月2日原告与被告汤光伟又达成《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约定：被告汤光伟自愿赔偿给原告共计83.6万元，经双方自愿协商，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双方同意不作为法律生效，原告只认被告汤光伟的赔偿费共计83.6万元，除以前被告汤光伟付3.6万元，剩余80万元，在2019年9月2日支付给原告20万元，余下60万元在2019年10月10日以前全部付清，如被告汤光伟反悔和在2019年10月10日款没有给原告付清时，以前包括在2019年9月2日所付的交通赔偿款作原告来去生活费、误工费、车旅费。又查，被告汤光伟共支付42.6万元，第一次付3.6万元，第二次于2019年9月2日付20万元，第三次于2019年10月11日付19万元。死者徐银从2016年3月28日开始在城镇上生活。被告汤光伟为其所有的×××号小轿车在平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本案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交通事故责任中存在的保险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另一个是原告与被告汤光伟签订赔偿协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了减少诉累和解决问题的需要，一审法院一并作出认定和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是原告与被告汤光伟签订的两份协议哪一份签订在先，应履行哪一份协议；二是本案的交通事故责任如何承担。关于原告与被告汤光伟签订的两份协议哪一份签订在先，应履行哪一份协议的问题。首先，《协议二》约定，经双方自愿协商，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双方同意不作为法律生效，原告只认被告汤光伟的赔偿费共计83.6万元；虽然从字面上理解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是不存在的，但结合双方只签订了二个协议的事实，双方所指的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应该是《协议一》；其次，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并造成1人死亡的事故，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一》订立在前，《协议二》签订在后，应按《协议二》的约定来履行。但在《协议二》中约定如被告汤光伟未在2019年10月10日付清时，以前包括在2019年9月2日所付的交通赔偿款（20万元）作原告来去生活费、误工费、车旅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此违约金过高，予以适当减少3万元为宜，即认定被告汤光伟未依约付款的违约金为17万元。关于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2019年7月19日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认定：被告汤光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徐银负次要责任。原告不服并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复核后，2019年9月5日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再次作出认定：被告汤光伟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徐银负同等责任。对于2019年9月5日的责任认定，一审法院应予采纳，即被告汤光伟负事故的50%责任，徐银负事故的50%责任。死者徐银自从2016年3月28日开始在城镇上生活，应按城镇居民赔偿死亡赔偿金为：33349元/年×20年＝666980元。被告平安公司应赔偿的款项限额为：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30万元×50%＝26万元。被告汤光伟依《协议二》应承担的赔偿款为：83.6万元-（19万元+3.6万元+3万元）--26万元＝32万元。被告汤光伟主张已依《协议一》履行完毕的抗辩，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的损失26万元；二、被告汤光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的损失3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0元，减半收取1775元，由被告汤光伟负担。 二审期间，汤光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未提供新证据。徐锡和、刘月华、邹立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事故当天现场照片七张，用以证明徐银发生事故时走在斑马线上，否则肇事车辆不会在仅超过斑马线10米的地方停下，上诉人应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交警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责任划分上与事实不符。2.录音，用以证明上诉人私下接触交警大队陈大队长，并以其有后盾为由恐吓被上诉人和解。汤光伟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照片不能作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依据，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已经做出两次责任认定；证据2，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诉人并未私下接触交警大队大队长，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恐吓王成见的行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中的照片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应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并且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2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恐吓被上诉人的行为，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 另查明，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一次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徐锡和、汤光伟不服该认定书，均向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申请复核。 2010年9月2日，邹立强、徐锡和、刘月华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成见处理交通事故理赔事宜。 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2019年9月2日，在澄迈县交警大队主持下，汤光伟与王成见、邹平、徐锡和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双方约定按交通事故按同等责任进行认定，由汤光伟一次性赔偿徐银家属426000元，保险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同日，汤光伟又与王成见签订《协议书》，约定汤光伟赔偿总额为83.6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在存在两份协议的情况下，汤光伟的赔偿义务应按哪一份协议来履行。 首先，《协议书》上虽然只有王成见作为被上诉人的代表签字，但王成见系受被上诉人委托处理理赔事宜，并且两份协议上王成见均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签字，故王成见签署《协议书》的行为可代表被上诉人，汤光伟主张王成见是《协议书》的主体，被上诉人并非《协议书》的主体，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书》系同一天签订，确定的赔偿金额差距较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两份协议签订的先后顺序各执一词，且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协议书》上载明，经双方协商，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甲乙双方同意不作为法律生效，“甲乙双方私下共同协商签字后才作为法律生效”。其中，《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性质属于在澄迈交通警察大队主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协议书》中提到的“澄迈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书”应指代为《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因此，《协议书》已经明确表述《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不生效，并且《协议书》中的赔偿金额要高于《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赔偿金额。《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汤光伟主张《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履行《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按《协议书》确定汤光伟的赔偿数额，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因《协议书》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一审予以酌情调整，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汤光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汤光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杰 审 判 员  周忠胜 审 判 员  李凌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苏琳婧 书 记 员  杨 宇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