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2258号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孙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诚，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寿彭，男，1970年10月31日出生，现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军，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默涵，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彭寿彭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诚，被告彭寿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军、郭默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2.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9年11月16日入职原告处,并于2019年7月12日离职。2019年8月12日,被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动人事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令原告根据《协商解除协议》支付离职补偿金和未休年休假补偿金共计1,175,529元。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前总经理郑鼎昌自2019年6月起已经形成了利益联盟，郑鼎昌实际上根本无权代表原告与被告签署解除协议，郑鼎昌也早在2019年7月12日被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而被告对此也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案涉协议系由郑鼎昌利用其无权持有并控制的原告公章所订立，订立时间也无从查实，故该协议既不真实，也无法律效力，因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彭寿彭辩称，案涉《协商解除协议》合法有效，是郑鼎昌在担任原告总经理并执行总经理职务期间代表原告于2019年7月8日与被告签署的，该协议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原告依法应予履行，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维持仲裁裁决结果。经审理查明，被告原系原告的监事兼高级运营总监。2009年11月16日，被告入职原告处。2016年11月16日，双方订立了自该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日双方还订立了《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确认被告的基本工资为每月85,497.13元。2019年7月8日，原、被告订立《协商解除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于当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并约定“在离职日起的15日内，公司将向员工支付附件一中所列款项，前提是员工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双方在该协议的附件一“离职付款”中确认被告于2009年11月16日入职原告，2019年7月8日离职，工作年限为10年，月平均工资为98,622元，离职补偿金＝月平均工资×(工作年限﹢1)＝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为90,687元，以上税前总额为1,175,529元。同日，原告为被告出具了离职证明。2019年7月12日，EdwardWardScott以原告首席执行官的名义就案涉《股东决定》在美国新泽西州办理了公证，同月31日向我国驻美大使馆办理了认证手续。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5日的案涉《股东决定》内容为“根据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公司唯一的投资方OPSOLGlobalLimited(‘投资方’)在此通过如下决定：1.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不再设立董事会，免除SridharRamasubbu、ArnabGupta和郑鼎昌的公司董事职务，任命EdwardWardScott为公司执行董事；2.免除SridharRamasubbu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EdwardWardScott为公司法定代表人；3.免除彭寿彭的监事职务，任命DanielEverettHomrich为公司监事；4.公司章程将被相应地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2019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公章)，内载“公司决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于北京时间2019年7月12日中午12点(‘解除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公司将不会就解除劳动合同向你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原告分别在文汇报上发布公告，内载“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公告如下：公司已于2019年7月12日与前员工郑鼎昌和彭寿彭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也已经免去郑鼎昌公司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免去彭寿彭公司监事职务，并任命孙娴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据此，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鼎昌先生和彭寿彭先生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被告于2019年8月12日向市劳动人事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令原告支付其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经审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认为“从双方庭审陈述来看，被申请人确认郑鼎昌曾担任总经理，并负责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等证件的保管和使用，且亦曾代表被申请人处理员工协商解除事宜；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被申请人于2019年7月5日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宣布自即日起免除郑鼎昌的总经理职务，被申请人在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向郑鼎昌提出归还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未果之后，虽于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19日通过文汇报发布公告，但被申请人在公告中载明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鼎昌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但并未明确否认郑鼎昌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使用公章行为以及以被申请人名义或代表被申请人开展的工作或签署文件，被申请人未向本会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新任执行董事已于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向郑鼎昌有效传达了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所述《协商解除协议》签署日期实际为2019年7月12日而非2019年7月8日的主张亦缺乏证据材料，本会难以采纳。综上，鉴于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协商解除协议》存在应被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的情形，故郑鼎昌代表被申请人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对被申请人具有约束力，被申请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向申请人履行支付义务”，该委并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令原告支付被告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另查明，原告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为OPSOLGLOBALLIMITED;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公司经理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在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冯某某(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到庭出庭作证。证人冯某某到庭作证称：原告是其客户，其自2019年1月起至同年7月期间一直在协助原告处理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等法律事务。其按照原告母公司的要求，参加了2019年7月12日上午11时的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原告总部CEO和法务总监的意思要求郑鼎昌将原告的公章和营业执照归还原告并交给孙娴(具体职务不清楚，其认为应该是原告的高管)，并当场将案涉《股东决定》扫描件(当时原件还在寄往中国的路上，也还未经公证认证)出示给参会的郑鼎昌和被告(被告系自行参会的)，但因郑鼎昌拒绝归还公章和营业执照，故当天下午原告又向郑鼎昌和被告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扫描件，同月19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件后再次向郑鼎昌和被告进行了寄送。郑鼎昌参与过与3名员工的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在具体处理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操作上是由员工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签名后再由公司人事负责加盖原告公章，原告公章由郑鼎昌掌控。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原告并未向郑鼎昌宣布过免除其总经理职务的决定。本院认为，我国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就案涉《协商解除协议》的效力争议，首先，原告虽主张案涉《协商解除协议》“至少是在2019年7月12日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之后形成的”，但其对该项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依据该协议载明的签署日期，认定系于2019年7月8日签订；其次，原告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已向郑鼎昌宣布了免除其总经理职务的决定，而原告提供的证人也明确在该日之前原告并未向郑鼎昌宣布过该项决定，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日之前已将相关情况告知了被告，而原告于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发布的公告也明确“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鼎昌先生和彭寿彭先生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另外原告章程亦明确公司经理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当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据此郑鼎昌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仍有权解聘作为原告高级营运总监的被告，而其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协商解除事宜亦当属其职权范围之内；第三，原告虽主张“被告与郑鼎昌自2019年6月起已形成了利益联盟”，该主张实际暗含了被告与郑鼎昌恶意串通签署案涉《协商解除协议》的主张，但依照我国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需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很显然原告对此主张的举证远未达到该项证明标准，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案涉《协商解除协议》合法有效，对原告有拘束力，原告应按约支付被告相应的协议款项，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彭寿彭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二、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彭寿彭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肖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 成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