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华萍，女，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喻，女，198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系康华萍之女。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园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705632913F。法定代表人：杨建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忆军，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奇伟，江西添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姚灿春，男，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园花，北京亚欧雍文（萍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华萍因与上诉人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北公司）、原审第三人姚灿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华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喻，上诉人城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忆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姚灿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华萍上诉请求：1.将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确认萍乡市安源区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第2007007665两宗房屋系康华萍所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城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存在规避执行的可能，康华萍与第三人姚灿春的离婚协议约定不能对抗执行，康华萍作为该两宗自建房的共有人享有50%的财产份额”错误。康华萍系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两栋自建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离婚协议不是转让所有权，而只是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康华萍与姚灿春原为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不仅包括上述房屋，还有其他姚灿春个人名下本案未主张的房产、债权，康华萍与姚灿春的离婚财产分割系基于公平合理的基础签订的，并未恶意逃避债务，也未减少姚灿春的个人财产。一审中，康华萍已举证康华萍承担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责任（670万元担保债务），姚灿春取得了位置更佳的位于润达国际旁店铺两间、其他房产50%份额以及对外享有的1820万元的债权，对于该笔债权，自始至终均属于姚灿春享有。双方基于解除婚姻关系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未实际减少姚灿春的个人财产。位于的自建房系康华萍及其子女唯一的保障性住房，且为农村土地自建房，房龄均为20年之久，价值相对较低，双方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根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萍乡市国土资源勘测设计院出具的地籍登记表、土地登记表均能证实2015年起，该涉案房屋已登记为康华萍所有，证明康华萍与姚灿春早已对该房屋的产权作出了明确处理，并非是2018年签订离婚协议时仓促作出的决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认定康华萍对涉案房屋2007007593号、第2007007665两宗房屋仅享有50%的财产份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康华萍合法享有涉案房屋全部产权，系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的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也就是说不动产登记簿不是认定不动产物权归属的唯一根据。根据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在真实权利人与登记的权利主体不一致时，真实权利人可以请求确认其物权。案涉2007007593号、第2007007665两栋房屋在一审法院查封前，康华萍与姚灿春已对其权利进行了确认，且是依据离婚的法律行为对婚内共同财产的归属作出合理分割，系康华萍一人享有的财产。虽然此后直到本案诉讼，该房屋一直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但并不影响对该房屋真实权利人的认定。康华萍根据离婚协议一直对该房屋有效支配，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人权利，且康华萍及其子女已经实际取得了该房屋的事实物权，未办理登记不影响该房屋所有权归属于康华萍的事实，所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的规定，案涉房屋系康华萍一人所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城北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有存在规避执行的可能没有错。就算该房产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进行约定的，但还应符合法律其他规定的条件，才有可能阻却执行。二、该两处房产即便是如一审法院所判处的50%的所有权归康华萍所有，但也不一定能阻却执行。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该债务是否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做出认定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不能执行姚灿春50%的份额。就是说即便康华萍有50%的所有权，不能阻却执行。综上，请求驳回康华萍的上诉请求。城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康华萍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康华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对康华萍享有的50%变现份额不得执行”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据此，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执行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本案中，应首先查明康华萍对执行标的是否具有正当权利，再判断康华萍对执行标的所拥有的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执行。退一步说，即使康华萍对执行标的具有正当权利，但不能就此得出能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如果康华萍拥有被执行标的房屋50%的份额，但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可以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即：姚灿春对城北公司所负债务不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而对于城北公司对姚灿春的债权是否属于与康华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在城北公司与姚灿春已生效的判决中是没有进行认定的，在本案中一审判决也不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城北公司对姚灿春的债务是否属于与康华萍的夫妻共同债务，至今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当然，城北公司可以通过另案提起确认之诉予以主张权利（城北公司也正在对此予以主张），但在对此未确认之前，是不能对城北公司已申请对姚灿春的执行作出不予执行的认定。换言之，目前，即使认定康华萍对执行标的的权利正当，但不能与对此不予执行划等号。一审判决虽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但在本院认为部分却明示“故对康华萍享有的50%变现份额不得执行”。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判项中，判处康华萍对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以及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共计7处房产享有50%的财产份额，没有事实依据。康华萍是基于其与姚灿春的《离婚协议》而提出的诉讼请求。但该份《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了逐一列明，且明确“双方确认夫妻共同财产在上述第三条已作出明确列明。除上述房屋、家具、家电及银行存款外，并无其他财产，任何一方应保证以上所列婚内全部共同财产的真实性”。而一审判决中判项第二、三项的房产并没有在《离婚协议》第三条列明的房产之中，上述房产不是康华萍与姚灿春在婚姻期间的共同财产，这部分财产是被排除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之外，这部分房产权属应该根据权属证书中登记的权利人来认定。况且，一审法院的（2018）赣03执保58号《结案通知书》、（2019）赣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明确一审判决中第二、三项的房产都是登记在姚灿春一人的名下，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在有关部门调取的《不动产登记信息》能够予以证明，而不是在一审中康华萍提交的证据，证明是登记在康华萍与姚灿春两人名下是不一致的。对此，一审法院没能对此事实查清，一审法院判决上述房产的50%财产份额归康华萍所有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康华萍辩称，一、一审判决中关于翡翠城5套房屋以及凤华大厦2间房产的系康华萍与姚灿春的共有财产，康华萍为合法的不动产登记权利人的认定正确。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楼1-503、505、506、507、508的5宗房屋及凤华大厦2间房产系康华萍与姚灿春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动产登记权人为康华萍、姚灿春，而根据本案执行依据确认的事实，被执行人之债务系其个人债务，因此，在执行夫妻共有财产即案涉房产时，应当为康华萍保留其份额。在涉案房产拍卖所得价款中为康华萍保留一半份额或该房产流拍抵顶时由申请人按流拍价的一半交付康华萍。一审判决准确无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使离婚协议没有约定翡翠城5套房屋及凤华大厦2间房产的归属，但并不代表康华萍就不享有该房屋的权利，上述7处房产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且登记状态显示的是康华萍、姚灿春为共同权利人。离婚后，该房产权利人仍然登记为康华萍、姚灿春，未经过任何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由于本身就是登记的共同共有，对该房屋权利康华萍与姚灿春之间不存在争议，所以没有在离婚协议中予以再次说明。至于城北公司称凤华大厦的房屋仅登记为姚灿春一人不属实，该房屋已于2019年10月被查封，当事人对该不动产不能办理任何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已经查清并作出了判决。二、关于城北公司申请执行的依据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城北公司申请执行的依据为债权转让之诉，系姚灿春个人债务，城北公司在该案起诉时列明的被告也仅姚灿春一人，从一、二审法院关于涉案债权转让（2019）赣民终39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看，判决也仅认定姚灿春承担债务，且姚灿春的借款数额巨大，无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不能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程序上看，一、二审法院对民事借款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以及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均在康华萍与姚灿春协议离婚之后，在未经审理查明和判决的情况下，不能剥夺当事人之诉权，未经审判不能认定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执行阶段更不应将该民间借贷债务认定为康华萍与姚灿春的夫妻共同债务、也不应直接追加康华萍为被执行人或执行康华萍的个人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法律是允许夫妻一方对外负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并不必然是夫妻共同债务。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只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按照城北公司理解，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哪怕是未经过审理判决，都应该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请求驳回城北公司的上诉请求。姚灿春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康华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不动产证号2007007593、2007007665的房屋系康华萍所有；2.确认位于江西省萍乡市%的份额系康华萍所有；3.确认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房屋号为-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50%的份额系康华萍所有；4.判决解除对上述房屋的冻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城北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姚灿春，要求判决姚灿春返还投资款及收益款1200万元。诉讼中，城北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决姚灿春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及利息11202666.67元。一审中，城北公司申请查封姚灿春18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者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作出了（2018）赣03执保58号保全结案通知书，查封了案涉九宗房产，即查封了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2××65号房屋、预查封了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康华萍与姚灿春于1987年7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于2018年8月23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女方户籍所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自建房以及家具家电归女方所有。该处女方户籍所在地农村集体土地自建房即位于萍乡市安源区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2××65号的两宗房屋。对案涉的另外七宗房产（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未作分割约定。位于萍乡市安源区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2××65号的两宗房屋的产权人为姚灿春。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权利人为康华萍和姚灿春。一审法院判决姚灿春向城北公司偿还本金660万元及2018年9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城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姚灿春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及利息（其中600万元的借款利息从2013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给付至还清之日止；60万元的借款利息从2013年4月26日起按年利率20%给付至还清之日止）。2019年9月19日，康华萍对财产保全提出了异议，认为位于萍乡市安源区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2××65号的两宗房屋是其个人财产，请求解除保全措施；同时认为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的权利人是其本人和姚灿春两人，请求对其所占财产份额予以解封。2019年10月17日，城北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姚灿春进行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当日立案。2019年10月22日，一审法院对康华萍的异议申请作出了（2019）赣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康华萍的异议请求。故康华萍提起了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产的权证号分别为赣（2016）萍乡市不动产证明第0001890号、第0001889号、第0001892号、第0002163号、第0001891号。位于萍乡市两宗非住宅的证明号分别为201447576、20144757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康华萍对案涉九宗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康华萍对位于萍乡市安源区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2××65号的两宗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问题。该两宗房产系农村自建房，虽然产权证所载权利人为姚灿春，但系康华萍与姚灿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地籍调查表和宗地基本信息并非不动产物权和内容的根据，不足以证明系康华萍个人财产。虽然康华萍与姚灿春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两宗自建房归康华萍，但是该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对姚灿春的强制执行。首先，该两宗房产登记在姚灿春名下；其次，离婚协议签订的日期为2018年8月22日，即康华萍基于离婚协议享有房屋变更登记请求权的起始日为2018年8月22日，而城北公司、欧阳红与姚灿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早在2017年6月23日就签订了《意向协议书》，即城北公司对姚灿春的债权早于2018年8月22日产生；最后，城北公司对姚灿春的起诉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一审法院电子送达姚灿春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的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向姚灿春的委托代理律师书面送达民事起诉状的时间为2018年8月2日，姚灿春在明知自己被城北公司诉讼请求还债的情况下与康华萍签订离婚协议，其收到人民法院传票等司法送达材料的时间与签订离婚协议的时间相差仅22天，且在明知对外负债的情况下却在离婚协议中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由此可以认定离婚协议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存在规避执行的可能。故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执行，康华萍作为该两宗自建房的共有人，享有50%的财产份额，其对该两宗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但因两宗自建房属于不可分割物，故对康华萍享有的50%变现份额不得执行。康华萍提出确认该两宗自建房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康华萍对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是否享有50%的财产份额，以及50%的财产份额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虽然康华萍与姚灿春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确认夫妻共同财产在上述第三条已明确列明。除上述房屋、家具、家电及银行存款外，并无其他财产，……”，但根据萍乡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可以认定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的权利人为康华萍和姚灿春，且该七宗房产均形成于康华萍与姚灿春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姚灿春亦认可该七宗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能够认定康华萍对该七宗房产享有50%的财产份额。50%的财产份额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故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产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因七宗房产属于不可分割物，故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对康华萍享有的50%变现份额不得执行。综上所述，康华萍要求对案涉房产解除冻结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康华萍要求确认对位于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五宗房屋和位于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的两宗非住宅享有50%财产份额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康华萍对萍乡市安源区房房权证号为萍房权证安字第**、××号的两宗房屋享有50%的财产份额；二、确认康华萍对萍乡市世纪广场翡翠城1号楼1-503、1-505、1-506、1-507、1-508权证号分别为赣（2016）萍乡市不动产证明第0001890号、第0001889号、第0001892号、第0002163号、第0001891号五宗房屋享有50%的财产份额；三、确认康华萍对萍乡市凤华大厦-106-104和110证明号分别为201447576、201447575两宗非住宅房屋享有50%的财产份额；四、驳回康华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康华萍负担33900元，城北公司负担3390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康华萍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姚灿春与欧阳红、城北公司三方签订的《意向协议书》，证明该协议书约定三方必须办理结算另行签订相关协议后，城北公司才受让欧阳红的债权。但协议签订后，三方并未进行结算，所以城北公司取得对姚灿春债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是2017年6月23日，而是2018年9月19日开庭当日，欧阳红当庭将债权进行转让，也就是康华萍与姚灿春离婚后，这在作为执行依据的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也予以了认定。第二组证据：财产保全申请书、担保函、一审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证明城北公司申请对涉案房产执行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裁定冻结姚灿春涉案房产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均系康华萍与姚灿春离婚之后作出。城北公司质证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开庭当天确认的是借款，但是这个基础事实早就存在了，如果对方要排除执行，要证明这个基础事实是在离婚之后，否则不能排除执行。一审判决对两套自建房的认定上有比较详细的阐述。第二组证据也是基础事实是发生在离婚之前，所以不能阻却执行。城北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20）赣0302多元调立前748号通知书；2.民事诉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城北公司已经提出了确认之诉，确认本案的债务为康华萍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组证据：1.一审法院（2018）赣03执保5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执行案卷当中的不动产登记信息表两张。以上证据证明城北公司查封的财产是登记在姚灿春名下而非夫妻共同或康华萍名下，根据权利所属登记，城北公司是可以申请执行的。康华萍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城北公司在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与本案没有关联，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之诉，本案执行异议提出的依据也是一审法院和本院的债权转让案件作为执行依据，该案只认定姚灿春承担债务，没有认定康华萍承担债务，故康华萍提出异议是完全适格的，且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案件还没有进行任何审理和判决，故不能由城北公司主观推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一审法院对姚灿春名下的房产进行查封，而本案所涉的房产登记为姚灿春与康华萍，应以不动产中心最终登记的信息为准。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两份信息表并未真实地反映不动产信息的登记情况。从城北公司提交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可以看到是预查封姚灿春非住宅两宗，但信息当中没有体现是106、104、110号房产，而该信息表详细地载明了该几宗房产登记的权利人就是康华萍，这些是经过一审法院到房产中心核实过的，这七宗房产确实登记在康华萍或康华萍与姚灿春共同的名下。本院认为，城北公司对康华萍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康华萍对城北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即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妨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行审查。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如果被执行财产不属于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之上拥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就本案而言，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康华萍对萍房权房权证安字第**、×号的两宗房屋享有100%的财产份额还是50%的财产份额；2.康华萍对萍乡市四季广场负一层一号楼1-503、505、506、507、508，对萍乡市凤凰大厦－106－04和110证号分别为201447576、201447575的非住宅房屋是否享有50%的财产份额；3.就上述康华萍所享有的财产的份额是否可以阻却城北公司提起的强制执行。关于康华萍对萍房权证房权证安字第**、号的两宗房屋享有100%的财产份额还是50%的财产份额的问题。康华萍主张其依据离婚协议书对上述两宗房屋享有100%的份额。对此，承办人认为，首先，康华萍与姚灿春于1987年7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于2018年8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2018年8月23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城北公司、欧阳红与姚灿春之间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了《意向协议书》。从上述事件的发生时间可知，康华萍于2018年8月22日起对上述两处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人的请求权，而城北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即依据《意向协议书》对姚灿春享有了金钱债权请求权，城北公司的请求权形成时间先于康华萍的请求权。其次，城北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起诉姚灿春，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向姚灿春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于2018年8月2日向姚灿春的委托代理律师书面送达民事起诉状。也就是说，案件进入诉讼阶段的较短时间内，姚灿春即与康华萍签订离婚协议，约定上述两栋房产归康华萍个人所有，并在离婚协议中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情况，认定两人之间的离婚协议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存在规避执行的可能，并认定康华萍作为该两宗自建房的共有人，享有50%的财产份额，并无不当。康华萍上述主张无相关法律依据，故对该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康华萍对萍乡市四季广场负一层一号楼1-503、505、506、507、508，对萍乡市凤凰大厦－106－04和110证号分别为201447576、201447575的非住宅房屋是否享有50%的财产份额的问题。城北公司主张上述房产并非婚姻期间的共同财产，应该根据权属证书中登记的权利人姚灿春，认定姚灿春对上述房产享有全部权利。经查，上述七宗房产的不动产登记时间均在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系康华萍、姚灿春婚姻存续期间，登记的权利人均为康华萍、姚灿春。并无证据显示康华萍、姚灿春约定了上述房产归一人所有，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述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康华萍享有上述房产50%的财产份额，并无不当。城北公司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关于上述康华萍所享有的财产的份额是否可以阻却城北公司提起的强制执行的问题。如上所述，康华萍对于一审法院查封的案涉房屋享有50%份额的实体权益，但是该实体权益并不足以排除已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理由如下：本案的执行依据是城北公司与姚灿春之间债权转让之诉，该判决已生效，并未将借款人姚灿春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前已述，案涉房产是康华萍与姚灿春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对案涉房产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被执行人姚灿春与康华萍共同共有的案涉房产采取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并无不当。也就是说，康华萍虽然对该案涉房产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况且，即便一审法院对案涉房产采取执行措施，按照康华萍持有案涉房产50%的份额，并不会对康华萍的日常生活必要的各种需求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根据前述规定，对被执行人姚灿春与康华萍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虽然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但应该将执行措施及时通知共有人康华萍，并注意保障共有人康华萍的合法权益。综上，康华萍和城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96600元，由康华萍负担28800元，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67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