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10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炳海，男，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燕玲，女，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崧，广东中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丹，广东真智（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阳东区华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法定代表人：吴维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嘉骏，广东阅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万花，广东阅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炳海、刘燕玲因与被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华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4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炳海、刘燕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华科公司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逾期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9238.49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华科公司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华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是：（一）《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管理合同》）约定违约金合法合理，也不存在过高的情况，一审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没有法律依据。1.《管理合同》第七条第2款第（6）项“在无甲方（林炳海、刘燕玲）违约在先等其他无抗辩的事由的前提下，乙方（华科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甲方应得租金收益，否则乙方应按拖欠租金额的万分之三/每天的标准承担违约金。……”以及第九条第3款“乙方无故未按约支付甲方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甲方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直至乙方支付完毕或者甲方解除合同为止。”已经明确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该约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一审判决也认定《管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以及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构成违约，应按照《管理合同》约定每天万分之三标准支付违约金。2.一审判决在《管理合同》有明确约定计算违约金标准的情况下，将违约金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明显错误。（1）调整违约金与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相矛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最高可以是24%，因此《管理合同》约定违约金按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每日（年利率10.95%），没有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24%。如果华科公司按约定支付收益租金，林炳海、刘燕玲将该租金收益出借给他人或公司，可获得的收益不止《管理合同》约定违约金数。（3）《管理合同》是华科公司制定的格式版本，就迟延支付租金收益违约问题，《管理合同》有约定是按照万分之三每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故在华科公司违约时，应该适用《管理合同》约定计算违约责任的条款。退一步，约定违约金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合同双方更好的履行合同，不仅具有补偿性，还具有惩罚性，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只是参照利息损失，而不考虑整个《管理合同》约定以及华科公司在履行合同当中存在过错的情况，那么势必对合同的守约方不公平，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合同自由原则。（4）华科公司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华科公司应当举证证明约定违约金存在过高的情形，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林炳海、刘燕玲，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调整违约金没有依据。3.华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擅自单方面延迟支付租金收益的时间，明显存在过错，故不能减轻华科公司的违约责任，以及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一审判决仅凭华科公司与其他50名业主达成租金支付方案，通过其他业主在业主群公布或者在公告栏处张贴公告就认定林炳海、刘燕玲不清楚该50名业主达成租金支付处理方案可能性比较小，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管理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是按照林炳海、刘燕玲提供的地址或者身份证地址邮寄发送任何通知，华科公司主张的公告张贴以及微信业主群公布都不是《管理合同》约定通知送达的有效方式，况且林炳海、刘燕玲从未收到关于变更《管理合同》的通知以及同意华科公司变更支付租金收益时间，华科公司明显是未尽到作为受托人应该尽到的报告义务。华科公司单方面迟延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已构成违约，林炳海、刘燕玲按《管理合同》约定追究华科公司的违约责任，并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因此不能减轻华科公司的违约责任，对约定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二）《管理合同》明确约定是按照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每天标准支付违约金，一审判决以扣减税费后的金额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管理合同》第四条第2款明确约定林炳海、刘燕玲收益的计算标准是华科公司应该支付给林炳海、刘燕玲第四年、第五年的租金收益，该收益是《管理合同》违约条款约定林炳海、刘燕玲可得的收益，而税费是基于林炳海、刘燕玲获得租金收益所需要向相关部门缴纳的费用。林炳海、刘燕玲委托华科公司在林炳海、刘燕玲应收取的租金收益中直接支付税费，然后再将剩余金额支付给林炳海、刘燕玲，并不等同税费后的金额就是违约条款约定计算违约金的基数，违约金应以林炳海、刘燕玲应得租金收益为计算基数，一审判决以扣减税费后的金额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华科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林炳海、刘燕玲收到的金额就是已支付税费后金额，一审判决直接采用华科公司支付到林炳海、刘燕玲账户的金额作为每期违约金的基数进行计算明显不当，应该依法予以纠正。（三）华科公司迟延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已是事实，但华科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违约金，林炳海、刘燕玲请求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的利息合法合理。（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一款明确规定合同双方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华科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出现多期租金收益存在迟延支付的情况，在合同履行中存在很大的过错，林炳海、刘燕玲按照合同约定请求违约金合法合理。一审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从而减轻华科公司的违约责任，违背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五）双方签订《管理合同》，是由华科公司制作的格式版本，从提出起诉有102个案件，本次提出上诉的有81个。这些案件《管理合同》分为2类，其中一类约定租金的收益第四年按房价的10%来计算，第五年租金收益按房价的10.8%计算，另一类约定的租金收益是按房价除以79%的8%来计算，除了该两类收益不一样，合同其他内容都一致。也就是说，案涉合同都是由华科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所有的消费者没有任何协商更改的权利，案涉合同约定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构成违约按每日万分之3支付违约金，从合同诚实信用角度来说，对华科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更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且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也认定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一审变更合同约定的租金收益违约金违反了合同的诚实信用、有约定从约定的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明显不当，不支持违约金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改判，并支持林炳海、刘燕玲的诉讼请求。华科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为利息损失符合实际情况，华科公司可以同意执行，对方更加应当服判。华科公司是在受到政策经济形势冲击下，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履约，在穷极所能的情况下，才无奈迟延了一些时间付租。并且是在得到对方代表的谅解和认可之下约定延期交付租金的。按照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本不应以违约论，但为息事宁人，继续推动市场发展，华科公司对一审判决予以尊重，愿意执行。华科公司在承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的一些公平。因此，即使按照一审的认定意见，需要由华科公司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应当公平合理。首先，按照本案的情况，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华科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双方签订的《管理合同》第九条第3点约定，华科公司无故未按约支付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直至华科公司支付完毕或林炳海、刘燕玲解除合同为止。虽然华科公司迟延支付租金收益会造成林炳海、刘燕玲一定的损失，但是林炳海、刘燕玲既无相关证据证明是华科公司无故迟付，也无证据证明其具体的实际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为利息损失符合实际情况。利息损失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内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30%，可认定该约定过分高于造成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合同法第114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一审法院根据华科公司的请求，适当调低违约金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华科公司积极想方设法履行合同的义务，并非无故不履行合同，更不存在根本性的违约问题。华科公司的积极履行行为，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确保实现合同目的。华科公司受托经营的所有商铺因受政策变化、市场大环境、以及承租人拖欠租金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涉案商铺无法正常对外出租及收取租金。这使华科公司的经营管理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陷入经营困境、造成严重的经济亏损。在此种情况下，华科公司积极组织业主代表召开会议，并多次与业主代表进行协商，各方在协商的过程中也同意华科公司变更付款时间；另一方面华科公司通过融资、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业主的租金收益。最终是在约定的变更时间内将租金收益足额支付给各业主。因此，华科公司并非无故拖欠租金，暂时延付租金的所谓违约，不属于根本性的违约，双方积极配合实现合同目的才是正确的。再者，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从整体市场经营的角度分析，华科公司是经营管理方，家居广场需要统一管理、统筹经营才能发挥市场优势，各商铺的业主包括林炳海、刘燕玲在内才能真正获利。华科公司为谋求双方的合作共赢、为维护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已竭尽所能，在研究双方权益追究所谓责任时，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管理合同》第九条第3点约定，华科公司无故未按约支付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该违约条款设定的初衷考虑了华科公司因故不能如期支付租金收益的可能性，本案的证据显然能够证明华科公司并非无故违约，而是事出有因。因此，一审法院调整本案违约金除了有法律依据外，也是有合同的依据的。（二）根据委托合同的性质，双方应是共担风险的，对于涉案损失双方均应承担一部分。基于公平的原则，理应对原定的违约金进行调整。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管理合同》关于租金收益的约定为：因为培育市场前三年不分配收益，第四年、第五年是按照固定价的方式计算收益，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实际租金收益按比例分成。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其实双方是按照比例承担市场风险的，而非只是华科公司一方承担市场风险。因此，在受到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下所造成的损失，林炳海、刘燕玲应自行承担一部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林炳海、刘燕玲已获得了全部的租金收益，其合同目的已得到实现。但是，作为受托人一方的华科公司不单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反而严重亏损，再要求华科公司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有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公平原则对违约金进行调整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三）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也理应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双方迟延支付租金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在华科公司与各业主代表协商变更履行时间的过程中，林炳海、刘燕玲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出解除合同。按照双方签订的《管理合同》的约定，林炳海、刘燕玲在华科公司拖欠租金达两个月以上，是可解除合同的。但是林炳海、刘燕玲并没有提出解除合同，而是选择继续履行合同。特别是，华科公司与有关业主代表进行协商后，将变更支付租金的时间通过微信群发布，后又在公示栏进行公示之后，林炳海、刘燕玲分四次足额收取了华科公司支付的租金收益。待租金收益收取完毕后，再要求华科公司支付违约金，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将本案违约金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认定按照扣减林炳海、刘燕玲应缴纳的税费之后的租金收益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第四条第2点已约定，相应税费由双方按租金收益分成比例各自承担。华科公司扣减了相应税费之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支付给林炳海、刘燕玲符合合同的约定，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的收益即为扣减税费之后剩余的收益。根据合同第九条第3点的约定，华科公司无故未按约支付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且双方是委托合同的关系，按租金收益分成比例各自承担应缴的税费是各自的义务，是属于债务，而不是属于债权。华科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按时足额将林炳海、刘燕玲应缴的税费缴纳给税务部门，华科公司并没有拖延缴纳该费用或挪用该费用以此从中获得利益。本案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若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包括了林炳海、刘燕玲应缴的税费，不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以实际到账的租金收益作为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于法有据，也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五）违约金的性质是“以补偿为主、以惩罚为辅”，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一审法院已判决华科公司需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违约金，故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已得到弥补。林炳海、刘燕玲再请求支付违约金的利息于法无据。再者，双方签订的《管理合同》并未就违约金的利息进行约定，林炳海、刘燕玲该项主张也没有合同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炳海、刘燕玲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林炳海、刘燕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林炳海、刘燕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科公司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逾期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9238.49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计至华科公司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科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7日，经营范围包括物业服务、物流仓储、房屋租赁、市场经营管理等。位于阳江市阳东区********号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号、*****号商铺为林炳海、刘燕玲向阳江市华科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号商品房总价为462831元、*****号商品房总价为462892元。林炳海、刘燕玲作为甲方（委托方）与华科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分别于2013年8月26日、8月27日各签订《管理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甲方向阳江市华科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购买的坐落在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号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号、*****号商铺全权委托给乙方经营管理。上述商铺作为整体市场组成部分，并入乙方统一经营管理，即统一业态规划、统一招商租赁、统一商业形象、统一营销活动、统一向业主支付租金收益；第三条第1款约定：在商铺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乙方使用后，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2023年11月30日止，共10年；第四条第2款约定：（1）委托期内前三年甲乙双方为了共同培育市场，甲方自愿免收该商铺的前三年租金，前三年的经营收益不再分配，经营所得全部归乙方，经营成本由乙方承担。（2）第四年的年租金收益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总价除以79%后总价的8%计算，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乙方承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的租金于2016年12月1日前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于2017年6月1日前支付；相关税费由各自承担。（3）第五年的年租金收益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总价除以79%后总价的8%计算，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乙方承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租金于2017年12月1日前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于2018年6月1日前支付；相关税费由各自承担。（4）第六年起至第十年甲乙双方按实际租金收益的9：1分成，甲方占90%，乙方占10%，相应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租金收益分成比例各自承担。实际租金收益以乙方与承租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协议书》实际成交价为准。第七条第1款第（2）项约定：因法律法规、政府政策、行政行为导致合同无法正常执行的，双方可协商变更受影响的相关合同内容；第（3）项：因市场经营状态发生变化，致使双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完全实现的，可协商变更相应合同条件。第七条第2款第（6）项约定：在无甲方违约在先等其他无抗辩事由的前提下，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甲方应得租金收益，否则乙方应按拖欠租金额的万分之三/每天标准承担违约金。第八条第2款约定：因法律法规、地方法规规章、政府行政行为、政策、指令等导致经营异常的且无法继续履行本合同的，本合同自动终止，双方在结算完毕收益分配后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第八条第4款：因前述任何一种原因导致市场经营暂时受影响导致无法履行本合同的则在受影响期限内，双方皆免除相关责任。第九条第3款约定：乙方无故未按约定支付甲方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甲方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直至乙方支付完毕或甲方解除合同为止。在合同履行中，因华科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租金，为解决双方纠纷，2017年2月13日，华科公司与涉案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林子宁、杨松勇、许伟、杨子明、廖忠华等50名业主代表协商2017年返租金时间延长3-6个月，参加本次协商的还有东城镇政府协调办工作人员谭家伴，协商情况形成《关于2月13日业主代表来访协商解决返租等事宜专题会议纪要》，上述纪要载明：经与各位业主代表讨论协商，征得业主谅解并同意返租时间变更如下：对于符合返租条件的业主，将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租金收益；将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2018年支付租金时间以此类推，如缩短延后返租时间，另行公告业主。形成《关于返租付款时间的处理方案》，由业主代表签名，并已充分了解并同意以上处理方案，由业主代表在阳江**科业主群公告。业主代表林子宁、梅小明于2017年2月13日在《关于返租付款时间的处理方案》上签名并书写“原件已收”。上述《关于返租付款时间的处理方案》载明主要内容：对于符合返租条件的业主，我司将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租金收益；将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2017年7月15日，华科公司向全体业主发出《致业主书》，该《致业主书》载明主要内容：……已于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符合返租条件的业主租金收益，兑现了2017年2月13日作出的书面承诺。我司原承诺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但考虑到业主们殷切盼望，我司竭尽全力对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支付时间重新作了最大的资金安排，即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先后顺序分批进行支付，具体如下：一、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在2013年6月30日前（含本数）的符合返租条件的业主，我司将于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二、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在2013年6月30日以后的符合返租条件的业主，我司将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租金所属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收益……。《关于返租付款时间的处理方案》、《致业主书》作出后，华科公司将《关于返租付款时间的处理方案》张贴在公告栏公示，并通过其员工陈永娟与业主陈俊元联系，由陈俊元将《致业主书》发送至业主群。林炳海、刘燕玲主张华科公司实际的租金支付时间金额情况为：1、22栋102商铺租金支付：在2017年3月6日支付第四年第一期的租金19885.87元，在2017年12月26日支付第四年第二期的租金19515.31元，在2018年6月20日支付第五年第一期的租金19700.59元，在2018年10月20日支付第五年第二期的租金19885.87元。2、22栋121号商铺租金支付：在2017年3月30日支付第四年第一期的租金19888.5元，在2017年12月26日支付第四年第二期租金为19526.22元，在2018年6月20日支付第五年第一期租金为19707.36元，在2018年10月20日支付第五年第二期租金为19888.5元。华科公司确认其实际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租金时间、金额与银行流水载明一致，支付租金实际数额为扣除了合同约定的税费及银行手续费金额。签订《管理合同》后，华科公司将林炳海、刘燕玲所有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号、*****号商铺出租给李华、候新娜经营。华科公司主张根据林炳海、刘燕玲商铺面积及与承租人租赁合同价格计算，华科公司应得的租金收益为23435.52元，但由于承租方拖欠租金该收益华科公司实际未获得。诉讼期间，一审法院根据华科公司的申请，到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阳春市发展和改革局调取阳江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及锦绣国际商贸城项目立项及审批文件，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阳春市发展和改革局分别出具《关于阳江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核准的批复》、《关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2019）粤1704民初1130号之二的答复》[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1781-70-03-009637）]。其中：1、《关于阳江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核准的批复》载明：2011年5月26日核准批复阳江市江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提出来的《关于上报核准阳江市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的请示》，同意阳江市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建设。2、《关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2019）粤1704民初1130号之二的答复》[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1781-70-03-009637）]载明：锦绣国际商贸城项目于2015年11月9日办理项目备案，2016年3月21日更新项目名称为锦绣国际城市综合体。林炳海、刘燕玲对《关于阳江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核准的批复》、《关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2019）粤1704民初1130号之二的答复》[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1781-70-03-009637）]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华科公司对一审法院调取的《关于阳江新都汇时代广场项目核准的批复》、《关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2019）粤1704民初1130号之二的答复》[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1781-70-03-009637）]无异议。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一年以内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诉讼中，华科公司主张上述《管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调整为按每日万分之一计算。一审法院认为，从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签订的《管理合同》的内容来看，林炳海、刘燕玲在购买涉案商铺后即委托华科公司对商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由华科公司将商铺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经营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故本案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立案时将案由确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上述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构成违约。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签订的上述《管理合同》约定，华科公司无故未按约定支付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直至华科公司支付完毕或林炳海、刘燕玲解除合同为止。华科公司主张上述《管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并请求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本案违约金的确定，还应综合考虑林炳海、刘燕玲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首先，林炳海、刘燕玲未举证证明因华科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具体损失，但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在迟延履行期间实际会造成林炳海、刘燕玲的利息损失，相关利息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在华科公司欠付林炳海、刘燕玲租金收益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内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而上述《管理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计算，折合为年利率为10.95%，超过上述基准利率的30%，可认定该约定过分高于造成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依法可以进行调整。其次，华科公司经营的包括林炳海、刘燕玲商铺在内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的商铺受政策变化、承租人拖欠租金等因素的影响，无法正常对外出租、经营并收取租金收益。其中华科公司对外出租林炳海、刘燕玲涉案两间商铺期间可收取的租金收益，远低于华科公司应支付给林炳海、刘燕玲的租金收益，显然涉案商铺及其所在的华科国际家居生活广场的经营严重亏损，这是华科公司不能按照约定时间支付租金的重要原因。华科公司在经营中虽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租金收益，但其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仍然积极筹措资金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可见华科公司并非恶意违约，华科公司更没有因此获得利益。华科公司受林炳海、刘燕玲的委托，对商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签订《管理合同》的目的不是华科公司承租该房屋进行使用并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租金，而是为了将商铺整体对外出租经营获取租金收益由双方进行分配，华科公司按约定分得部分租金收益，属于其完成委托事务后可得的报酬。本案中，林炳海、刘燕玲已收取了华科公司支付的第四、五年的租金收益，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而华科公司获取委托报酬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承担巨额亏损，在此情况下，林炳海、刘燕玲仍然要求华科公司承担过分超过其实际利息损失的违约金，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符。华科公司已筹措资金付清了林炳海、刘燕玲可取得的租金收益，如果再要求华科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林炳海、刘燕玲，将使双方的利益进一步失衡，不利于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双方的长期合作。根据公平原则，理应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此外，华科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与50户业主代表协商一致达成对租金支付处理方案，并通过公告张贴、微信业主群公布的方式向全体业主公示。上述行为表明，华科公司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与业主处理好租金收益支付时间的变更事宜。林炳海、刘燕玲及其他商铺业主委托华科公司对涉案商铺及其他业主商铺采用统一经营管理的方式经营管理，即统一业态规划、统一招商租赁、统一商业形象、统一营销活动、统一向业主支付租金收益。这表明林炳海、刘燕玲及其他商铺业主与华科公司之间不是单独、孤立的营销、支付租金关系，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利益关联整体。商铺业主与华科公司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是收取租金收益，为了实现合同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华科公司履行支付租金、业主接受租金的信息。随着科技的进步，当前社会通过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进行信息沟通、交流已成为常态，华科公司与部分业主代表达成租金支付处理方案后，由业主代表将该方案发布至业主微信群，符合当前社会发布信息的习惯做法。同时，华科公司也采取了传统的张贴公告的方法对上述方案进行公示。因此，林炳海、刘燕玲主张其对上述租金支付处理方案不知情，可信性较低。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的租金共分为四期，林炳海、刘燕玲从接收第一期租金时已经知道华科公司存在违约，但每次支付租金时林炳海、刘燕玲均予以接受，并没有提出异议，林炳海、刘燕玲的行为表明，其对变更租金支付时间并不反对。综上，华科公司提供的证据虽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认定其与林炳海、刘燕玲达成了变更租金支付时间的协议，但从上述事实进行分析，林炳海、刘燕玲不清楚华科公司与50名业主代表达成了租金支付处理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其在分四次足额收取了华科公司支付的租金收益后，再要求华科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林炳海、刘燕玲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进行考虑，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根据合同约定，林炳海、刘燕玲还应承担相应租金收益的税费，故违约金应以扣减税费后林炳海、刘燕玲实际可收取的租金额为基数进行计算。华科公司应于2016年12月1日前支付第四年第一期扣减税费后22栋120号的租金19885.87元和22栋121号的租金19888.5元给林炳海、刘燕玲，但其实际支付的日期为2017年3月6日、2017年3月30日。因此，该期租金的违约金应分别以19885.87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计算至2017年3月6日，以19888.5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起计算至2017年3月30日。华科公司应于2017年6月1日前支付第四年第二期扣减税费后的租金39041.53元（22栋120号的租金19515.31元+22栋121号的租金19526.22元）给林炳海、刘燕玲，但其实际支付的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因此，该期租金的违约金应以39041.53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2日计算至2017年12月26日。华科公司应于2017年12月1日前支付第五年第一期扣减税费后的租金39407.95元（22栋120号的租金19700.59元+22栋121号的租金19707.36元）给林炳海、刘燕玲，但其实际支付的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因此，该期租金的违约金应以39407.95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日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华科公司应于2018年6月1日前支付第五年第二期扣减税费后的租金39774.37元（22栋120号的租金19885.87元+22栋121号的租金19888.5元）给林炳海、刘燕玲，但其实际支付的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因此，该期租金的违约金应以39774.37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2日计算至2018年10月20日。林炳海、刘燕玲请求违约金数额超出上述计算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林炳海、刘燕玲提出的违约金利息请求，双方在《管理合同》中对没有按协议约定支付租金收益这一违约事由已经约定了违约金，但并未约定对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还需计算利息。本案中华科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后，足以使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得到弥补，现林炳海、刘燕玲再要求华科公司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华科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第四年第一期租金收益的违约金分别以19885.87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计算至2017年3月6日，以19888.5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计算至2017年3月30日；第四年第二期租金收益的违约金以39041.53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2日计算至2017年12月26日；第五年第一期租金收益的违约金以39407.95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日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第五年第二期租金收益的违约金以39774.37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2日计算至2018年10月20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给林炳海、刘燕玲；二、驳回林炳海、刘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华科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签订《管理合同》，林炳海、刘燕玲将其所购买的涉案商铺委托华科公司统一经营管理，由华科公司将商铺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经营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故本案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因履行上述合同所引起的纠纷应为委托合同纠纷。上述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林炳海、刘燕玲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应如何计算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问题和华科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的利息问题。（一）本案应如何计算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问题。本案中，如前所述，华科公司未按照《管理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管理合同》约定华科公司无故未按约定支付林炳海、刘燕玲可分配收益的，逾期每天按照林炳海、刘燕玲可得收益的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华科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管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并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对于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上述法律规定为基础进行判断，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首先，本案中，林炳海、刘燕玲与华科公司签订《管理合同》，将林炳海、刘燕玲所购买的涉案商铺委托华科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林炳海、刘燕玲依照合同收取合同所约定的租金收益，在华科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时，造成林炳海、刘燕玲的直接损失应当是迟延履行期间的租金收益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作为计算相关利息损失的标准，以此作为基础判断本案中双方合同所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是否过分高于因违约给林炳海、刘燕玲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其次，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林炳海、刘燕玲及其他商铺业主委托华科公司对涉案商铺采用统一经营管理的方式以尽量实现涉案商铺收益的最大化，而将租金收益部分支付给华科公司作为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而并非华科公司承租涉案商铺使用而向林炳海、刘燕玲支付租金。而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来看，华科公司所经营的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华科家居生活广场受政策变化、市场因素、无法出租和承租人拖欠租金等因素影响，无法正常经营并收取租金收益，造成严重亏损，这也应该是造成华科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的原因之一。但在华科公司实际收取的涉案商铺租金收益远低于其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给包括林炳海、刘燕玲在内华科家居生活广场商铺业主的租金收益、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华科公司积极与华科家居生活广场业主进行协商，并积极筹措资金付清了合同约定的租金收益给林炳海、刘燕玲等业主。华科公司在本案中并非恶意违约，也没有从本案从事委托事务过程中获得报酬或者其他利益，而且还单方承担了巨额亏损。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和华科公司违约的主观恶意程度，从公平原则出发，对本案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予以调减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从林炳海、刘燕玲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进行考虑，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将本案中双方所约定的违约金调减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一审判决所述，本院不作赘述。林炳海、刘燕玲在本案中主张不应对违约金进行调整，而应当按照《管理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计算违约金的基数问题，本案中双方在《管理合同》中约定相关税费各自负担，一审法院以林炳海、刘燕玲实际可收取的租金收益数额作为计算本案违约金的基数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林炳海、刘燕玲认为应当计算违约金的租金收益数额不应当扣减相应的税费等费用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华科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的利息问题。本案中，双方在《管理合同》中约定华科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迟延支付租金收益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是支付该部分租金收益的违约金，并没有约定对逾期支付租金收益的违约金还需计付利息。本案中华科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责任后，林炳海、刘燕玲的损失得到适当的弥补，其上诉主张华科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林炳海、刘燕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林炳海、刘燕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国雄审 判 员 梁宗军审 判 员 蔡旻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晓敏书 记 员 谢 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