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855号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闻某，女，系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龙，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玲，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数码公司）与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受理后，被告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作出（2019)鄂0106民初855号之一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某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被告某公司对此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鄂01民辖终968号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数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闻某、被告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龙、陈小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数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某公司给付原告某数码公司拖欠货款7052429元；2.判令被告某公司向原告某数码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410486元，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原告某数码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该项诉请为仅要求被告某公司支付违约金141048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2月27日分别签订四份《销售合同》，货款金额总计7052429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某数码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8日完成发货，被告某公司应于2018年1月28日及2018年3月28日付款，但其未依约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原告某数码公司多次催促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并无进行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双方交易实质是被告某公司帮助原告某数码公司做业绩。本案起因为案外人武汉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信公司）需采购华为网络服务器及储存设备而与该商品全国总代理商即原告某数码公司商定买卖项目。因原告某数码公司与被告某公司有业务往来，被告某公司在原告某数码公司处享有优惠，过期失效，原告某数码公司便向被告某公司介绍该公司与博信公司买卖项目，并表示已与博信公司沟通好，帮助被告某公司完成业绩流水及优惠政策的消化，让被告某公司参与博信公司与原告某数码公司之间的买卖项目，且无需被告某公司垫资。因此，本案买卖合同项下所有货物，实际均由博信公司与原告某数码公司沟通，协商购买，故在博信公司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被告某公司无需向原告某数码公司付款。2.即使原告某数码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因原告某数码公司已从博信公司划款用于冲抵货款330万元，故原告某数码公司无权要求被告某公司向其支付7052429元。同时。原告某数码公司已控制了博信公司银行账户、公司公章等，原告某数码公司可以随时从博信公司账户扣款以冲抵货款。3.原告某数码公司主张违约金超过合同价款20%的部分不应得到支持。鉴于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与实际交付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根据涉案销售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某公司应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原告某数码公司提起诉讼时，被告并未违约。同时，原、被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意愿，双方在交易前明确提出先由博信公司向被告某公司付款后，再由被告某公司向原告某数码公司付款。本案不应也不能产生所谓的逾期付款违约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某公司对原告某数码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货物签收证明、应收账款清单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销售合同实际买受人为案外人博信公司，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证实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以及原告某数码公司交付货物的相关事实。关于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2.原告某数码公司对被告某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表示需庭后回复质证意见，但其庭后未予回复。原告某数码公司另对被告某公司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及变更协议、函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交货日期当庭表示需庭后核实回复意见。原告某数码公司在庭后向本院提交《说明》一份回复称涉案销售合同签订后，其于2017年12月28日发货，但被告某公司不具备收货条件，要求将货物暂存原告某数码公司库房，暂不发出。后原告某数码公司应客户要求于2018年2月将货物发给其指定客户。截止2018年8月31日，完成全部货物发出，关于被告某公司提出的博信公司付款情况，原告某数码公司经核实为：博信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支付2359861元，2019年3月26日支付44万元，2019年5月6日支付160139元及4万元，前述合计支付300万元。原告某数码公司表示被告某公司下欠款项为4052429元。被告某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拟证实其已付款330万元，但该微信及录音参与人员身份无相关证据佐证，被告某公司也未提供相关付款凭证予以证实，结合原告某数码公司的回复，本院对原告某数码公司自认的已付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某数码公司（卖方）与某公司（买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70），约定卖方为买方提供华为品牌数通产品，发票内容以卖方开具内容为准，实际交货以货物详细配置为准，价款合计为1864046元。买方指定收货单位为博信公司，签收方式为博信公司公章签收；发/交货时间为以厂商发货时间为准，交货方式为，买方就货物清单同意卖方按照一次性交货或分批交货形式履行合同交货义务。买方应于卖方发货之日起90日内付清货款（转账/电汇方式一次性付清）。买方逾期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30日内（含30日），每日须按照逾期支付的款项金额的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但所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逾期支付款项金额的10%，逾期30日仍未付清的，买方须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同时，卖方保留解除本合同的权利。某数码公司（卖方）与某公司（买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50），约定卖方为买方提供华为品牌云计算产品，发票内容以卖方开具内容为准，实际交货以货物详细配置为准，价款合计为202202元。合同中关于收货信息、发/交货时间、交货方式、付款时间以及买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与上述《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70）约定一致。某数码公司（卖方）与某公司（买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80），约定卖方为买方提供华为品牌传输产品，发票内容以卖方开具内容为准，实际交货以货物详细配置为准，价款合计为2760215元。买方应于卖方发货之日起30日内付清货款（转账/电汇方式一次性付清）。合同中关于收货信息、发/交货时间、交货方式以及买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与上述《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70）约定一致。某数码公司（卖方）与某公司（买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90），约定卖方为买方提供华为品牌IT产品，发票内容以卖方开具内容为准，实际交货以货物详细配置为准，价款合计为2225966元。合同中关于收货信息、发/交货时间、交货方式、付款时间以及买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与上述《销售合同》（编号DCG-02072017120770）约定一致。某公司针对上述四份销售合同出具《货物签收证明》，载明某数码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交付的货物完全符合双方约定，某公司对该发货时间知晓并同意，如与合同约定不一致，某数码公司不承担任何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2018年4月12日，某公司在某数码公司《应收账款清单》上盖章确认截至2018年3月31日，某公司应付某数码公司7052429元。2018年8月13日，某数码公司与某公司针对上述四份《销售合同》签订四份《变更协议》，约定由于用户项目延迟的原因，双方变更发/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前，交货方式为对于货物清单，买方同意卖方可按照一次性交货或分批交货形式履行合同交货义务，运输方式以及运费由卖方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运达交货地点，运输费由卖方承担。某公司提交变更协议及（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某数码公司实际交货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某数码公司在庭审后书面回复本院，表示其截止2018年8月31日前，完成全部货物的发出，并回复称博信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支付2359861元，2019年3月26日支付44万元，2019年5月6日支付160139元及4万元，前述合计支付300万元，且经某数码公司与某公司确认，前述支付款项均系博信公司代某公司支付的部分货款。据此，某公司下欠款项为4052429元。本院庭后调取了（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某数码公司及某公司均对此表示无异议。该民事判决载明，某公司就其与博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博信公司向其支付货款7360072元；2.博信公司按照货款7360072元的20%标准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1472014.4元；3.由博信公司承担律师费73032元、差旅费（暂按5000元计）等实现债权的费用；4.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博信公司承担。某公司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为，2017年12月26日，博信公司就其向某公司采购华为品牌数通产品事宜与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FWHH117122003N的《销售合同》一份。2018年1月10日和2018年08月13日，某公司、博信公司双方就上述《销售合同》分别签订编号为FWHH117122003N-1《合同变更协议》和《变更协议》(以下统称《买卖合同》)。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博信公司向某公司采购华为品牌数通产品，总金额为7360072元。某公司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供货。博信公司保证在某公司发货之日起60日内付清货款。博信公司逾期30日仍未付清货款的，博信公司须向某公司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承担某公司因此而产生的所有律师委托代理费用和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上述《买卖合同》签订后，某公司按约自2018年2月起开始供货，截止至2018年8月31日前，某公司履行完其全部供货义务，但博信公司却未能按约向某公司支付货款。某公司多次向博信公司催要货款，博信公司一直拒绝。2018年11月21日，某公司、博信公司双方签订《结算协议》确认：自2018年2月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博信公司已收到某公司根据上述《买卖合同》之约定而交付的全部货物且该货物己经博信公司验收合格；某公司向博信公司交付货物的结算总价为7360072元，博信公司应于2018年10月7日前向某公司支付该结算总价，但截至2019年4月24日止，博信公司实际并未向某公司支付任何货款，博信公司尚欠某公司货款7360072元。为此，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7年12月26日，江西某公司（卖方）和武汉博信通公司（买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买方购买华为品牌数通产品（实际交货以货物详细配置为准）合计结算金额总价款7360072元。买方指定本合同项下货物的收货单位全称为武汉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买方保证在卖方发货之日起60日内付清货款；买方逾期30天仍未付清货款的，买方须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同时卖方保留解除本合同的权利。后江西某公司（卖方）和武汉博信通公司（买方）签订相关协议就发货、付款时间等约定进行了变更。2018年11月21日，江西某公司（卖方）和武汉博信通公司（买方）签订《结算协议》约定：1、买卖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了《销售合同》，之后还就此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与《变更协议》(2018年8月1日签订)，卖方现已根据上述《销售合同》、《合同变更协议》与《变更协议》(以下统称《买卖合同》)的约定供应了全部货物。2、双方同意签署本结算协议，以明确权利义务，避免争议。第一条、买方确认：买方从2018年2月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已陆续收到了卖方(卖方委托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提供货物)根据上述《买卖合同》应提供的全部货物。第二条、买方确认：买方收到卖方供应的货物后，对所收货物进行了验收，卖方所供收的货物经买方验收合格。第三条、买、卖双方确认：卖方已提供给买方的货物的结算总价为7360072元。该等货款应于2018年10月7日前支付完毕，但截至本结算协议签署之日，买方实际并未向卖方支付货款，也即截止本结算协议签署之日卖方尚欠买方货款总额为7360072元。江西某公司在该案庭审中陈述武汉博信通公司截止诉讼时仍尚欠其货款总额为7360072元，武汉博信通公司未向江西某公司支付过保证金。本院经审理判决如下：一、博信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7360072元；二、博信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1472014.4元；三、博信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73032元；四、驳回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为核实涉案货品具体发货时间，本院向某数码公司及某公司发出指定举证的《举证通知书》，并向博信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仅某数码公司在指定期限内回复称“经查，销售合同签订后，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发货（货物签收证明和应收账款清单均可证明），但是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其客户暂时不具备收货条件，要求将货物暂存在我司库房，暂不发出。其后应被告要求于2018年2月起将货物分批发给指定的客户，截止2018年8月31日前，完成案涉四份销售合同全部货物的发出”，并表示（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也载明了博信公司于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陆续收到某公司委托某数码公司发出的货物。诉讼期间，某公司向本院提交《合并审理申请书》，主张本案与其诉博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系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两个案件结果互为关联，应将两案合并审理。某公司在该申请中载明，虽然两案在形式上表现为某公司向某数码公司采购货物（即涉案货物），然后再转售给博信公司，但其实质就是某数码公司向博信公司出售货物。某公司虽然名义上加入了该买卖关系，但实质上并不是该买卖关系的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院对江西某公司合并审理申请依法未予照准。另查明，某公司在庭审中提出某数码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某数码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其因某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损失。以上事实由《销售合同》、《货物签收证明》、《应收账款清单》、《变更协议》、（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被告某公司主张本案实际为原告某数码公司与案外人博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当事方，不应承担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义务，但根据被告某公司提交的（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被告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张以及该判决中认定的相关事实，如依被告某公司所述其实质上并非相关买卖合同当事人，则其不应享有要求博信公司支付货款的权利，其提起诉讼要求博信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的主张与其在本案中的抗辩主张互相矛盾，被告某公司向博信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的行为证实了其自认与博信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相对人的关系。结合被告某公司的相关陈述及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涉案《销售合同》、《变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下欠货款数额，被告某公司已在《应收账款清单》确认下欠原告某数码公司货款7052429元，原告某数码公司现在本案中自认收到货款300万元，且被告某公司并无相关充足证据证实其除此之外另支付剩余货款，故被告某公司下欠货款数额应为4052429元。关于违约金，原告某数码公司主张违约金的依据在于被告某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根据涉案四份《销售合同》约定，违约金起算的依据均涉及发货时间，原告某数码公司作为发货方，其处应存有发货的相关凭证，但其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现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变更协议》载明，原、被告双方约定发/收货时间变更为2018年8月31日，结合本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2019）鄂0106民初1187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收货时间，原告某数码公司至迟在2018年8月31日完成全部货物发货，而原告某数码公司最早收到涉案货款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被告某公司存在逾期支付货款的情形，故其应当承担向原告某数码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责任。被告某公司主张原告某数码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关于违约金的标准调整应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等多项因素，予以综合权衡。考虑到原告某数码公司因被告某公司违约存在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24%的规定，原告某数码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为逾期付款金额即全部货款总额的20%，此并未超出年息24%的范围，且被告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某数码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故本院对其要求调整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神州主张的违约金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支付下欠货款4052429元；二、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410486元。三、驳回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元71040元，其中21500元由原告北京某数码有限公司负担，剩余5004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袁 晶人民陪审员 张 莉人民陪审员 王 茜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陈岚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