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巩子进，男，195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飞，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安徽法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女，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辉，河南九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巩子进与被上诉人王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2年3月10日作出（2012）周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9月27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作出（2019）豫16民再10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巩子进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巩子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飞，被上诉人王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巩子进上诉请求：1.撤销（2019）豫16民再104号民事判决书；2.维持（2012）周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再审时，上诉人巩子进提供了四组证据：1.王丽出具的借条一份；2.巩子进出借给赵某400万元的汇款凭证及410万元的汇款信息；3.案外人赵某分14笔向王丽汇款625万元的汇款凭证；4.赵某的证言，证明赵某向王丽支付借款现金120万元及向巩子进借款的有关情况，同时证明借据的标注时间虽然为2009年3月28日，但实际书写的时间为2011年12月初。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共同证明了上诉人巩子进与被上诉人王丽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再审期间，被上诉人王丽向法庭提交了书面意见，称2007年至2011年通过赵某以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巩子进借款，2011年底结算本息860万元，给巩子进出具了860万元的借条，把借条时间往前写了两年即2009年3月28日。上诉人巩子进作为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王丽委托代理人的只言片语及被上诉人王丽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并签收调解书为由，认定上诉人巩子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86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以及不能认定上诉人巩子进与被上诉人王丽之间形成了借款关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涉案借贷事实发生在2012年以前，本案作为再审案件应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即1991年7月2日的《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而不应适用2015年8月6日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再审的审理范围是原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调解书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一审法院围绕调解书的执行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以此为原则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设置程序。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王丽答辩称，其最初是向赵某进行借款，只知道赵某是从上诉人巩子进处借的款，后来赵某让其直接针对上诉人巩子进进行偿还，其也认可。需要说明的是，其与赵某2012年年初进行了核算，共拖欠赵某本息860万元，由于上述款项是从2007年开始陆陆续续借的款，在2012年书写欠条时，赵某提出折中按照2009年计算比较合适，因此落款时书写时间为2009年。其也同意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巩子进，至于上诉人巩子进与赵某之间的借款，其知道这个事情，因此同意偿还上述款项。巩子进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9年3月28日，王丽以做煤炭生意、购买土地为由，经同学赵某介绍，向巩子进借款860万元，王丽为巩子进出具了860万元的借据，并约定了利息。2011年下半年，巩子进因资金紧张向王丽要款，王丽均以无现金为由推脱不还，为此引起纠纷。请求王丽偿还借款860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王丽承担。诉讼过程中，巩子进代理人孙飞（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丽代理人高华（周口市开发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分别代表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王丽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巩子进860万元整，利息于本金给付后十日内结清（利息按双方约定的月息2分5厘，从2009年3月28日算至付清款之日）；二、案件受理费72,000元减半收取36,000元，由王丽负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随后一审法院制作了（2012）周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并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一审法院再审审理查明，王丽于2009年3月28日书写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现金8,600,000元（八百六十万元整）。利息2分5厘。以前借条全部作废，以此据为准。王丽2009年3月28日”。巩子进持有该借条，并请求王丽偿还借款860万元及利息。另查明：1.本案关联案件情况。巩子进依据本案生效的调解书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2年5月2日作出（2012）周执字第2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王丽名下的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于同日向周口市国土资源局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同年5月3日、5月4日分别向巩子进、王丽送达了执行裁定书。案外人石超云于2012年9月14日对该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2012年9月18日作出（2012）周执字第2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土地使用权的执行。巩子进于2012年9月20日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令许可执行查封的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确认被告王丽为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唯一使用权人。石超云于2012年6月20日在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对王丽、张文轩确权之诉，请求确认其对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50%产权，判令被告王丽、张文轩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肖海翔于2012年7月30日在沈丘县人民法院提起对王丽的确权之诉，请求判令王丽名下的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肖海翔，沈丘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7日作出（2012）沈民初字第1130号民事判决，判令登记在王丽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肖海翔。该判决生效后，石超云对该判决提起撤销之诉，沈丘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2015）沈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判决，驳回石超云的诉讼请求。石超云不服沈丘县人民法院（2015）沈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4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6）豫16民终7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2）沈民初字第1130号和（2015）沈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判决，并认为肖海翔对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张，可在一审法院受理的（2012）周民初字第120号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主张。一审法院（2012）周民初字第120号判决认为，石超云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石超云、第三人吴玉荣、张大伟、张二伟、第三人肖海翔请求确认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使用权的主张证据不足，巩子进请求对执行标的许可执行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判决：一、准许执行（2012）周执字第21号执行案件中查封的周口市国用（2009）第9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二、驳回巩子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石超云、第三人吴玉荣、张大伟、张二伟、第三人肖海翔的诉讼请求。石超云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9日作出（2016）豫民终10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调解书是否为虚假诉讼，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石超云对该调解书坚持异议，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2.本案曾因案外人石超云申诉而进入再审，在第一次庭审中，巩子进代理人提出石超云不具有本案再审申请人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不应该进入再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即归还借款及利息与石超云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石超云既不是本案原审的当事人，也非能够提起再审的案外人，因此巩子进代理人提出石超云不具有本案再审申请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成立，石超云不应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参加诉讼。因本案已进入再审程序，将就原审调解书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真实借款法律关系继续进行审理，诉讼人的诉讼地位进行调整，巩子进作为原审原告参加本案诉讼，王丽作为原审被告参加本案诉讼。石超云虽不能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审理，但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可以旁听本案审理，庭后就本案处理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石超云、巩子进、王丽代理人对此没有异议。3.第一次庭审中王丽到庭，但因巩子进代理人提出石超云身份问题而休庭，未进行审理，第二次庭审王丽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合议庭当庭告知王丽庭后三日内到法院接受询问，并提交书面意见。庭后，王丽通过他人转交书面借款情况说明。随后合议庭两次通知王丽到法院接受询问，王丽均表示不在周口，近期无法到法院。最后通知其必须于2018年9月10日下午3点到法院第九审判庭接受询问，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丽表示同意，但仍未到法院接受询问。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86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及巩子进和王丽之间是否形成了借款法律关系。关于借条中86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1、巩子进主张自2006年7月28日至2011年9月26日通过转账把810万元借给赵某的事实，提供的仅有2006年7月28日转款400万元转账凭证，且是界首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段林杰转给沈丘粮油总公司，而非巩子进和赵某之间的转款。其余四笔转账巩子进仅提供了个人书写的转款记录，而没有转账凭证，因此巩子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向赵某转款810万元的事实。2、本案借条载明出具时间为2009年3月28日，双方当事人所称实际借条出具时间为2011年底，因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应以借条载明时间为借条出具时间。巩子进提供的案外人赵某向王丽的14笔共计625万元的汇款、存款，时间在2009年5月11日至2011年11月28之间，均在借条出具时间2009年3月28日之后，时间间隔明显不符合常理。3、巩子进原审诉称的2009年3月28日，王丽经赵某介绍向其借款860万元的事实，与再审中述称分多次借款给赵某，然后赵某分多次借给王丽的事实不一致。4、巩子进除借条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通过再审，本案尚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原、被告仍然在诉前迅速达成调解协议，并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本案标的860万元，数额巨大，但在原审调解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仅委托代理人参与调解，二当事人也没有在调解协议签字并签收调解书，不符合常理。5、在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下，再审中传唤本案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王丽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代理人对事实证据不发表意见。庭后多次通知王丽到庭接受询问，均不到庭。王丽再审书面意见对对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未提出任何争议，且不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或庭后接受询问，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对王丽认可的事实，结合本案情况，不予认定。综合以上，原审原告巩子进提供证据不能证明86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关于原审原告巩子进和原审被告王丽之间是否形成了借款法律关系的问题。1、借条未写明出借人和借款用途。巩子进没有和王丽之间的直接转款记录，证人赵某也证明其和巩子进之间以及其和王丽之间都是借款关系，借条也是王丽和赵某之间结算后向赵某出具的，因此巩子进和王丽之间没有形成直接的借款法律关系。另外，巩子进主张的向赵某转款81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王丽向赵某借款860万元的事实因汇款时间不符合常理，不能认定巩子进和王丽之间形成了借款法律关系。综上，原审原告巩子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和原审被告王丽之间实际发生了860万元的借款，不能认定巩子进和王丽之间形成了借款法律关系。原审调解书未对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进行核实，调解书的执行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2）周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巩子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00元，由原审原告巩子进与原审被告王丽各负担18,000元。本院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并征得各方同意，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调解书确认的债权是否真实？本案二审期间，巩子进提供2009年11月3日、2010年9月8日、2010年12月13日向赵某转款三笔共计360万元的转款凭证。王丽对巩子进提供的转款凭证表示不太清楚，只知道赵某借钱了，但怎么借的不清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据此，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应当审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出于双方自愿及违反法律规定。巩子进起诉主张王丽向其借款860万元，请求法院判决王丽偿还，王丽认可巩子进的主张，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仍属于事实清楚的范畴，应当予以审查。巩子进在原审及再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实际向王丽出借了860万元的款项。一、巩子进起诉称2009年3月28日，王丽以作煤炭生意、购买土地为由，经赵某介绍，向其借款860万元，王丽为其出具了860万元的借据，并约定了利息。而在案外人石超云提出申诉后，巩子进又称其从2006年至2011年多笔借款给赵某，赵某在2007年至2011年多笔借款给王丽，经结算后王丽向巩子进出具了涉案借条。巩子进对借贷细节的陈述，前后明显不一致。二、巩子进在再审中提交了证据，来证明其向赵某出借款项，赵某向王丽出借款项，印证王丽为其出借86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从其提供的证据看：（一）巩子进主张出借给赵某的810万借款。2006年7月28日的400万元转款凭证，该凭证不是巩子进与赵某之间的转款，而是界首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段林杰转给沈丘粮油总公司，巩子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该笔转款是巩子进与赵某之间的借款；巩子进主张的其余410万元，一审中没有提交转款给赵某的转账凭据，二审中虽提交了向赵某转款360万元的凭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转款系双方之间的借款。因此，巩子进称其出借给赵某810万元的证据不足，该事实不能认定。（二）赵某出借给王丽的借款。巩子进为证明赵某向王丽出借款项的事实，提供了赵某向王丽转款14笔共计625万元的凭证，赵某出庭证人证言，王丽的书面说明等证据。1.赵某转款给王丽14笔625万元，该部分转款陆续发生在2009年5月11日至2011年11月28日，时间均在王丽出具借条之后，王丽解释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1年底，是因为借巩子进的款是在2007年至2011年，就把借条时间往前写了两年即2009年3月28日，取借款的中间年限。对此，本院认为，借条作为借贷关系的重要凭证，应真实记载借贷关系，王丽述称的理由不足，应按借条落款时间认定借条的出具时间。赵某转款均在借条出具之后，因此转款不能认定为涉案借条中的出借款项。2.赵某主张另有12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王丽，但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无法予以认定。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巩子进所主张的赵某向王丽出借款项的事实。三、涉案借条未明确写明出借人和借款用途，巩子进也没有与王丽之间的直接转款记录，因此，无法认定巩子进和王丽之间形成直接的借款法律关系。综上，巩子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王丽借款860万元的事实，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原审判决撤销调解书并驳回巩子进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巩子进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巩子进与赵某之间、赵某与王丽之间，因转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各方可以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0元，由上诉人巩子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伟审判员  申希江审判员  常若琼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刘秀书记员程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