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某，户籍地甘肃省宁县，现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北京市众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练某，1977年1O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大丰市。上诉人屈某因与被上诉人赵某、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名公司）及原审被告练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1民初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被上诉人赵某、翊名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练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屈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屈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某、翊名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练某对赵某、翊名公司享有1531万元债权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就是《结算协议》的约定，而不是赵某、翊名公司出具的练某向赵某、翊名公司汇款的银行汇款凭证，一审判决在证据适用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结算协议》是练某和赵某、翊名公司之间签订的，是双方对2015年9月30日之前款项往来进行结算后签署的债权凭证。一审法院无需再去审查2015年9月30日之前练某和赵某、翊名公司之间的汇款情况，而是应当查明《结算协议》签订以后赵某、翊名公司对练某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对练某和赵某、翊名公司的汇款全面审查的审理思路不仅否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根本无法查清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款项往来的全部事实，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一贯支持维护债权转让稳定性的审理理念。二、一审判决只认定了练某本人对赵某、翊名公司的汇款数额为535万元，这与赵某、翊名公司庭审中自认的事实矛盾，也与《结算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内容不符，练某对赵某、翊名公司的汇款数额应为735万元。（2016）甘0l民初763号判决根据赵某、翊名公司提供的七张银行汇款凭证认定练某向赵某、翊名公司汇款的金额为635万元（详见该判决书），分别为：2013年1月3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1月31日魏玲（练某之妻）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20万元、2013年2月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80万元、2013年6月2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4年7月21日杨运强（练某的司机）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翊名公司汇款15万元、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翊名公司汇款20万元。而本次一审判决却根据赵某、翊名公司提供的七张银行汇款凭证证明练某汇款的金额为535万元，分别为：2013年1月3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20万元、2013年2月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80万元、2013年6月2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4年7月30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翊名公司汇款15万元、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翊名公司汇款20万元。三、赵某、翊名公司支付给李东智的款项是其基于担保关系对甘肃昊利投资有限公司偿还的借款，赵某、翊名公司将款项直接支付给李东智是履行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仅凭练某出具的收条就将其认定为赵某、翊名公司对练某支付的款项，无论从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还是证据适用上都是错误的。按照《结算协议》第（2）（3）条的约定可知，翊名公司为练某用土地证提供担保，那么赵某、翊名公司对此笔款项也负有偿还义务，并且赵某、翊名公司是直接将汇款给了李东智（甘肃昊利投资有限公司）而不是练某。综上所述，屈某持有练某对赵某、翊名公司享有债权最直接、最合法有效的证据即《结算协议》，一审法院不依据《结算协议》而是依据赵某、翊名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交易流水、转帐凭证等证据认定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有失偏颇，不仅否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无法查清事实真相。屈某不能服判，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改判。赵某、翊名公司辩称，一、本案债权转让人练某对翊名公司已经不存在合法有效可转让的债权，练某向屈某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法律效力。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存在合法有效且可以转让的债权，但债务人翊名公司与债权人练某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了结，不存在可以转让的债权。赵某、翊名公司所借练某债务本金共535万元，截止2015年12月底，翊名公司已经根据《结算协议》共计向练某还款本息为12216000元，实际还款利息已经远超法律所保护的民间借贷利息额度，实际偿还款项已经远高于法律保护的应偿还借款本息，故在练某和屈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前，即使按照法律规定的36%的年利率计算利息，翊名公司与债权人练某之间合法的债权债务就已经全部了结，已经不存在可以转让的债权，故练某转让其对翊名公司所持债权的行为是无效的。二、本案债权转让人练某未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故练某向屈某转让债权的行为对赵某、翊名公司不生效。法律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必须由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方能生效，但债权人练某从未通知赵某、翊名公司已经将有关债权转让给屈某，故该债权转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对赵某、翊名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三、赵某个人并没有欠练某任何债务，故练某向屈某转让其对赵某所持债权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练某与屈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显示练某所转让的是其对赵某个人持有的债权，而赵某个人与练某之间并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的存在，不具备债权转让的前提，故其债权转让行为不生效。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某、翊名公司立即向屈某偿还517万元及自2016年1月5日至起诉之日2016年11月2日逾期利息104.09万元，共计621.09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赵某、翊名公司、练某承担；3.判令练某对偿还屈某621.09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屈某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赵某、翊名公司立即向屈某偿还517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赵某、翊名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6日，借款人练某出具借条一份，记载：“今借到屈某现金总额贰佰柒拾万元整（￥27O0000元），明细如下：3日50万元整、8日70万元整、22日30万元整、25日30万元整、26日3O万元整、29日60万元整，以此为据，其他借条作废。”2014年9月14日，借款人练某出具借条一份，记载：“今借到屈某人民币叁佰柒拾万元整（￥37O0000元），此借款为叁个月，（2014年9月14日-2014年12月13日为止），如到期不还，本人愿意承担违约金每万元每天贰佰元。”2016年1月6日，甲方屈某、乙方练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记载：“因赵某资金周转向乙方练某借款，具体数字以乙方与赵某的双方结算协议书为准。由于乙方练某资金不足，故向甲方屈某借款给赵某，现因乙方练某无法按时偿还甲方屈某的借款……乙方愿意将其与赵某的债权中的伍佰壹拾柒万元转让给屈某，由屈某向债务人赵某索要此款……”。2013年1月3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8O万元、120万元；2013年6月21日，练某向赵某汇款100万元；2014年7月30日，练某向赵某转账100万元；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翊名公司汇款15万元、20万元，以上共计535万元。根据赵某、翊名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自2013年8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共计向练某转账842.5万元。庭审中，屈某、翊名公司均提交2015年9月29日《结算协议》（屈某提交的结算协议为复印件），屈某提交的《结算协议》甲方名称处有打印字样“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或法人：”，后有手写“赵某”，翊名公司提交的《结算协议》甲方名称处仅有打印字样“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或法人：”，两份《结算协议》记载的其他内容一致。两份《结算协议》均约定：经甲乙（练某）双方核对账目从2013年6月9日至2015年9月30日，本金加利息共计1531万元，其中823万元，甲方在2015年11月15日前还清（再不计任何利息），如2015年1O月3O日还款，甲方偿还乙方共计850万元，如按期未还款，甲方承担每月5％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屈某依据2016年1月6日《债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9月29日《结算协议》向赵某、翊名公司主张权利。因此，至2016年1月6日，练某是否享有对赵某、翊名公司的517万元债权是债权转让的前提。赵某、翊名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交易流水、转账凭证、练某收条相互印证并显示，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8月27日，练某向赵某、翊名公司支付款项共计535万元，2013年8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赵某、翊名公司向练某转账款项共计842.5万元。屈某对赵某、翊名公司的上述还款虽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自《结算协议》约定的2013年6月9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赵某、翊名公司共向练某偿还842.5万元，已将练某的借款本息还清。赵某、翊名公司与练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练某将已消灭的债权转让给屈某的行为依法无效，对赵某、翊名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屈某以债权转让向赵某、翊名公司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76元，保全费5000元，由屈某负担。本案二审庭审中，赵某、翊名公司向法庭提交六份“二审补充证据”。经当庭查明并向举证方询问确认，该六份证据在一审时均提交过，证据名称、证明目的均相同，只是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说明；具体金额方面，二审提交的材料除减少了翊名公司于2016年7月6日转账练某2000元的一笔账目外，其余均与一审提交证据对应一致。以上“二审补充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故以一审举证质证情况为准。屈某没有新证据提交。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并经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案件二审争议焦点为：屈某基于债权转让向赵某、翊名公司主张517万元债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练某是否享有合法有效债权的问题。债权转让的前提是转让人所享有的债权必须是合法有效的，也就是说，转让人享有有效存在的债权和处分债权的权限。本案中，练某对赵某、翊名公司享有合法有效债权最直接的证据为《结算协议》。经法庭询问，赵某、翊名公司二审当庭明确对《结算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练某作为乙方，对甲方翊名公司或法人，截至2015年9月29日，确实享有1531万元债权的事实。赵某、翊名公司提出《结算协议》是在屈某胁迫的情况下与练某签订，但对该主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从未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或撤销《结算协议》。该《结算协议》内容直接、明确确认了双方截至2015年9月29日的债权债务关系，客观上属于于债务方不利的证据。关于结算协议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关于“于己不利”事实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二条有明确规定，于2019年10月14日修正并于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也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赵某、翊名公司与练某通过《结算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已达成了一致意见，赵某、翊名公司对该《结算协议》亦构成自认。此时，根据法律规定，无论双方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该《结算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未认定《结算协议》的效力，而是对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之间汇款进行全面核算。该审判思路一方面否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下形成的结算结果；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根本无法查清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在长期经济往来过程中，汇款往来可能涉及的全部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一审的审判思路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案涉《结算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基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对确定时间节点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确认，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对其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赵某、翊名公司对《结算协议》约定内容构成自认。根据《结算协议》约定，截止2015年9月30日，练某对赵某、翊名公司享有1531万元的债权。2015年9月29日，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签订《结算协议》明确了债权，2016年1月6日，练某与屈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其债权。在以上先后签订两份协议的间隔期间内，练某与赵某、翊名公司是否有账务往来，账务往来是否构成对《结算协议》所确定练某债权的变动，进而至2016年1月6日《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练某对翊名公司是否仍享有合法有效可转让的债权，需要重点予以审查。根据《结算协议》（2）（3）的有关约定并经当庭询问确认，甲方替乙方承担708万元的债务，该708万元视为对练某1531万元的部分清偿。《结算协议》还约定“如甲方不能按时于2015年10月7日全额偿还所欠本息，从2015年10月8日起所产生的利息和各种费用由甲方承担”。翊名公司、赵某提交的支付练某有关款项的证据显示，自2015年9月30日至2015年11月25日，翊名公司替练某已还李东智五笔，共计966.8万元。关于李东智的身份，经一审庭审询问，屈某回答“李东智是甘肃昊利公司的股东及高管人员”，翊名公司、赵某亦认可“李东智和甘肃昊利公司是一回事”。经逐笔审查核对：（1）2015年9月30日10万元、10月14日100万元、10月30日的100万元，该三笔款项均有练某收条，且练某在收条中均写明“此款用于偿还我练某从甘肃昊利公司所借款项，该款项是由甘肃名创兴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用于其名下土地证提供的抵押担保”。（2）2015年11月13日的710.9万元，在转账当日，李东智打了针对全款710.9万元收条；练某打了针对部分款项498万元的收条，且就款项由来和性质与前述记载相同。（3）2015年11月25日的45.9万元，转账当日练某出示的收条写明“此款为偿还2015年9月29日结算协议中的款项”，此款项的性质与前述记载不同。本院认为，有练某收条且记载款项由来与性质相同的四笔款项共计708万元，与《结算协议》第二条约定内容一致；2015年11月13日实际支付的710.9万元与练某收条记载498万元不一致的情况，亦与《结算协议》第三条的约定相吻合，多出的部分属于未按期全额偿还所产生的利息和各种费用，应由赵某、翊名公司承担。因此，《结算协议》（2）（3）约定的708万元债务已由甲方赵某、翊名公司替乙方练某清偿。2015年11月25日的45.9万元、2015年12月7日的5万元及2015年12月25日的8万元，该三笔款项因均有练某收条记载“此款为偿还2015年9月29日结算协议中的款项”，本院确认，赵某、翊名公司又对练某清偿债务58.9万元。综上，截至练某与屈某于2016年1月6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练某对赵某享有合法债权的数额（1531万元-708万元-58.9万元=764.1万元）大于其转让给屈某的债权数额（517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且本案不属于不得转让情形，故本案债权转让人练某享有对债务人赵某合法有效的债权。（二）关于练某与屈某之间转让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练某与屈某于2016年1月6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上有练某和屈某的签名手印，练某将其与赵某债权中的517万元转让给屈某，由屈某向债务人赵某索要此款，练某承诺并保证此债权是合法有效债权，协议书最后也明确记载“委托赵某将以上欠款打入屈某建行卡上”。且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练某对屈某出示的第二组证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证明练某将自己对翊名公司及赵某的517万元债权转让给了屈某）均无异议。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明确、真实，协议的内容和形式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并未增加债务人的履行成本和履行风险。故，认定练某与屈某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依据该条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但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债权让与的通知主体和通知方式，结合债权让与制度的立法本意及司法实践，为保护债之动态安全与行使便利，债权受让人直接起诉债务人要求履行债务，应视为债权让与的一种通知方式。本院（2018）甘民终611号民事裁定中亦认定诉讼作为通知的一种方式已经对赵某、翊名公司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该通知对其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通知债务人赵某、翊名公司，故屈某基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向赵某、翊名公司主张517万元债权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赵某、翊名公司提出“屈某对练某不享有517万元债权”“《债权转让协议书》与《结算协议》主体不同”的答辩意见。依据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转让有效要件，债权受让人屈某与转让人练某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债权并不是案涉债权转让的基础和前提，也不是确定债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屈某对练某是否享有517万元债权并不影响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退一步来说，根据案件查明事实和《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可以明确屈某对练某享有债权500万元，包括本金370万及利息130万，另练某对于鹏享有的17万元债权一并转让给屈某，因此屈某对练某共计享有债权517万元。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甲方屈某，乙方练某，且明确记载“因赵某资金周转向乙方练某借款，具体数字以与赵某的双方结算协议书为准”。赵某、翊名公司一审提交了《结算协议》的原件，也认可屈某提交的《结算协议》的复印件除首页甲方处多“赵某”三字外与其原件其余内容全部一致。本院认为，甲方具体为“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或法人：”，这里的“或法人”在翊名公司之后与其并列，其不应再指称翊名公司，而是指翊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某。且赵某个人在《结算协议》落款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就是结算协议上的甲方，即甲方包括翊名公司或赵某。故，上述答辩意见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屈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1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二、赵某、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屈某偿还517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276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276元，均由赵某、甘肃翊名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巍审判员 牛婧审判员 张妍二Ｏ二Ｏ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