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刑初813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立波，男，1972年7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户籍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1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辩护人段晓梅，陕西哲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田雄涛，陕西哲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一部刑诉〔2019〕6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立波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志坤、书记员褚依羽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邓某的诉讼代理人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军会，被告人杨立波及其辩护人段晓梅、田雄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3年4月至8月左右，被害人邓某因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探矿权证一事，通过李某认识成某（另案处理），后通过成某认识被告人杨立波。被告人杨立波虚构具有渭南纪委工作人员、西安驻京办主任等公职人员身份和办事能力，骗取被害人邓某信任，以能够帮助被害人邓某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探矿权证为由向被害人邓某索要钱款，并向被害人邓某出具虚假的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证明文件。被害人邓某在北京市丰台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科园支行向成某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人民币110万元，后成某向被告人杨立波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人民币70万元。被害人邓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被告人杨立波于2018年9月13日被民警抓获。针对起诉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杨立波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杨立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不予认可，辩称其未虚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通过成某介绍和被害人见过两三次面，但没有和没害人说过话，也没有骗过被害人。被告人杨立波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指控杨立波虚构渭南市纪委工作人员身份的证据不足；2.起诉书指控杨立波提供虚假国土资源部文件的事实不能成立；3.起诉书指控杨立波向被害人索要钱款的事实不能成立；4.本案事实不清，起诉书指控杨立波获得70万元及涉案国土资源部文件系伪造的证据不足，且公诉机关未将成某、李某一并起诉系混淆案件事实；5.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杨立波诈骗邓某70万元。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至8月左右，被害人邓某因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探矿权证一事，通过李某认识成某，后通过成某认识被告人杨立波。被告人杨立波虚构具有渭南纪委工作人员、西安驻京办主任等公职人员身份和办事能力，骗取被害人邓某信任，以能够帮助被害人邓某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探矿权证为由向被害人邓某索要钱款，并向被害人邓某出具虚假的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证明文件。被害人邓某在北京市丰台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科园支行向成某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人民币110万元，后成某向被告人杨立波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人民币70万元。被害人邓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被告人杨立波于2018年9月13日被民警抓获。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被害人邓某陈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4月，我想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探矿权证，我通过李某认识杨立波和成某，我和他们三人在西安见面，杨立波自称是西安市驻京办主任，我把办理贵州矿证一事和他们说了，当时他们就答应能办此事，我就将办理矿证的资料及资质给了他们，之后我就在当地等了三个月，期间三人以找关系为由让我购买名烟名酒、金银首饰及日常开销，共计花费45万元左右。有一天杨立波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来信了可以去办理了，并让我准备22万元现金，我把钱转到成某账户，之后成某直接把钱取出来了。随后我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我们住在钓鱼台宾馆，在北京等了一个月后，杨立波和成某提出换个宾馆方便办事，之后我们四人又到长安街建国饭店住下，酒店住宿及日常开销均是我支出的，共花费20万元左右。期间三人共同给我出示了一张手写的关于国家土地部同意办理贵州探矿证的证明，当时他们只让我看了一眼也没有给我。后来我家中有事回了贵阳，我到贵阳后李某说需要找关系办事协调让我向他账户转账60万元，我在贵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个人账户汇款60万元，之后他们三人让我继续等消息。大概过了两天我就去北京找他们了，到北京后成某说钱不够用让我继续转账，随后我们三人到丰台区科技园区三区的建设银行，我分两次向成某转账110万元，后杨立波和成某让我回去继续等消息，之后我和李某就回山东老家了。过了几天后，我俩就一起去西安找成某和杨立波，我找到他们后就一直在西安等结果，等了约两个月时间，期间花费10万元左右，之后我就回山东老家继续等结果，我等了一年多还是没有结果，而且他们的电话也联系不上了，我感觉自己被骗就报警了。经辨认，其指认出杨立波、李某和成某。2.证人李某证言，证明2013年四五月份，我通过一个老乡认识邓某的父亲邓天赐，后我介绍成某认识了邓天赐。后来邓天赐觉得成某认识的人挺多的，提出邓某想在贵州省瓮安县办理采矿证的事情，让我问问成某能不能找人帮忙。我就问了成某，成某说他找了渭南市驻京办事处主任杨立波，杨立波说可以办，但估计要一二百万元。后来邓某和我联系，他说只要能办成，这钱可以花，但是不能一次给，要看到办采矿证的希望才能给钱。我约了邓某、成某、杨立波一起在渭南市的一个茶楼里见面，一起谈邓某办理采矿证的事情。成某介绍时说杨立波是渭南市驻京办事处主任，认识很多人，能力很大。后来我们就聊邓某办采矿证的事情，并把一些办矿的资料给成某、杨立波看了。后来成某、杨立波有没有把资料带走我不清楚，杨立波说能办。邓某为办理这事就住在西安，我和成某也住在西安，杨立波住在渭南。我和邓某、成某也经常到渭南找杨立波，主要就是谈给邓某办采矿证的事，这期间邓某给杨立波买过很多烟，也买过手表和戒指（邓某说买首饰花了1万多元）。过了些天，成某和邓某说办采矿证需要20多万元，而且要拿现金给杨立波，邓某凑了钱转账给成某，成某把钱取出来后，我和邓某一起去渭南交给杨立波，但当天杨立波没拿钱，他说让成某第二天再给他，后来我们就走了。之后我和邓某、成某、杨立波一起去了北京，当时我和邓某住在一起，成某和杨立波开始住在钓鱼台宾馆，住了约20天后，他们又到建国饭店住了几天，住宿的开销都是邓某出的。成某和杨立波住在建国饭店期间，他们叫我和邓某去了一趟建国饭店，成某在饭店大厅给了邓某一张盖有国土资源部印章的便条，大概内容是邓某申请的采矿证已经进入程序，当时我和邓某觉得这个印章有问题就给成某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成某说可能新旧章弄错了，让我们把这张便条送回去，邓某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我和邓某把这张便条送到建国饭店，在他们住的房间里交给了成某，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在场。后来邓某就回贵阳了，我也回了西安。过了10天左右，成某给我打电话说邓某办证的事还需要钱，我告诉邓某后，邓某同意给钱，但说要先打到我的账户里，让我和成某说这钱是我的，好让成某有点压力，我也同意了。邓某在贵阳的一家建设银行向我转账35万元，我收到钱后把钱全部取出来，在一个宾馆把钱交给成某，成某还说帮忙办事儿的人只收现金。两三天后，邓某、成某、杨立波又在北京见面了，邓某给我打电话说成某、杨立波又向他要了几十万元。然后邓某回到西安住了几天觉得办采矿证的事没有希望了就回贵阳了。采矿证的事儿没有办成，之后我以要利息为由向杨立波要钱，杨立波给我转账3万元，我把这钱给了邓某。成某给过我4万元好处费，我说这事没办成不能要，让他把这笔钱当做我投资他歌厅亏损的10万元的一部分，成某同意后我才收下。杨立波自称是渭南驻京办事处主任，但2014年我听别人说他不是，但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3.证人成某证言，证明2013年3月，李某来到陕西省西安市找我，他说有一个朋友邓某想办贵州省瓮安县石虎山探矿权证，必须要找国土资源部的关系，他问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并想从中收取些好处费，我当时就说帮他问问。第二天我就给杨立波打电话说想办理关于矿上的手续，问他是否有国土资源部的关系，杨立波在电话中说认识部里的领导可以办理，但必须得有经济实力才能办此事。随后我就给李某打电话告诉他找到人办事了，并约几天后在渭南见面。见面前邓某给杨立波买了几万元的金银首饰和香烟，见面后把东西给了杨立波，随后李某先给我们介绍了邓某，我向他们介绍杨立波说他以前是驻京办事处副主任，当时杨立波说自己是渭南纪委的，还说自己人认识很多领导。之后邓某就说想办理贵州省瓮安县石虎山探矿权证的手续，并拿出了相关资料及资质，我和杨立波看了资料后，杨立波说他要先联系国土资源部姓张的副部长问是否触及国家红线，如果没有就可以办理，还说办理此事需要有经济实力，之后让邓某在当地等消息。几天后杨立波给我打电话说他联系过国土资源部了，可以办理探矿证，并让邓某先准备100万元。随后我将此情况告诉邓某，邓某准备好钱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杨立波说他自己办事，不用我们跟着，白天杨立波出去办事，晚上回宾馆，我们三人就在宾馆等着他，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杨立波拿回来一份手写的关于国家土地部同意办理贵州瓮安县探矿的证明，杨立波说领导答应这事了，让邓某给钱，当时邓某没有同意，他让杨立波继续办理此事。第二天我们四个人就从钓鱼台宾馆出来了，之后我们住进了建国饭馆，我们三人还是等着杨立波的消息，大概住了十天后，杨立波和我们说事情办好了，让我们在酒店见面等他。杨立波到了以后拿出一份国土资源部评审中心的证明，让我们看并说已经受理了，随后邓某去核实真伪。大约一小时后，邓某说这东西应该没有问题，随后杨立波说事情办好了应该给钱了，我们四人商量说因为我是中间人，由邓某先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再转给杨立波，第二天邓某先给我转了50万元，随后又转了60万元到我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回到家后杨立波给我打电话说事情办完了，他要70万元好处费，剩下的钱由我和李某自己分，我就向杨立波转账70万元，我又给李某转账10万元，我自己剩下30万元，后来我又转给杨立波6万元。过了三四个月，邓某给我打电话说那事没有办成被骗了。我没有给过杨立波60万元现金，我也没有和杨立波见过张部长。杨立波说办成探矿证需要通过三步走，第一步是递交资料给国土资源部，第二步受理以后才能办探矿证，第三步是拿到探矿证，一年后才能办探矿证，并且说第一步完成，得给相关领导100万元。我和杨立波是在办这件事前一两个月才认识的，他自称是渭南纪委老干部局的副主任，在北京认识很多人，但从来没有人证实，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吹牛，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所以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为邓某办理矿上的事情。我之所以要把杨立波介绍给邓某，主要有两个想法：一是我和李某、“老邓”（邓某的父亲）是多年的朋友，他既然找到我了，我就有个面子的问题，既然杨立波说他有关系，那就让他试一试；二是万一杨立波把事情办成了，我还能从中挣点好处费。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1）邓某于2013年5月13日向李某转账10万元，于2013年8月16日向李某转账60万元；（2）邓某于2013年8月22日、23日分别向成某转账60万元、50万元。4.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自2013年5月7日至2013年8月20日间，邓某多次向李某转账共计767000元。5.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3年8月23日成某向杨立波银行卡转账70万元。6.短信通信记录，证明邓某与被告人杨立波通过短信联系的内容，其中邓某在短信中称呼杨立波为“杨主任”，多次向杨立波提及探矿证办理事宜，并不断询问办理进展；杨立波向邓某表示“给咱们办事人是你们贵州人，张少龙附部长”，杨立波向邓某发送了本人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并不断催促邓某打款。7.照片，证明邓某所称杨立波交给其的手写证明内容。8.材料收阅证明书复印件、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证明，证明涉案的“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中心”出具的贵州瓮安县猴场镇石虎山铝土矿普查材料收阅证明复印件系伪造。9.西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关于核实杨立波相关信息的回复，证明经核实从2013年至2018年9月，杨立波从未担任过西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一职，且从未在该单位工作过。10.工作记录，证明（1）经公安机关依法核查，国家安全部没有名叫张少龙的副部长；（2）北京市警卫局没有名叫“陈沫军”的副局长。11.人员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杨立波的自然人身份信息。12.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破案报告：证明被告人杨立波的到案情况及本案的破获情况。13.被告人杨立波在公安机关供述，证明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直没什么正事干，后来我托人在一个叫廉政风云的网站上挂了一个记者身份，所以我对外宣称是渭南纪委的人，其实就是给自己镀了一层金，来取得别人的信任，这样别人就能找我办事，我就能利用我的关系挣点钱。我本人并不具备办事能力，平时没什么正经工作，我只是认识一些朋友，通过朋友来办事，办成办不成都不好说，反正就是挣点好处费。成某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吹嘘我是某部门的主任，在北京认识很多领导，人脉关系很广。2013年的一天，一个叫成某的朋友带着邓某、李某等几个人到陕西渭南找我，他说贵州瓮安县有个煤矿的事情找我帮忙，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茶馆见面，当时他们来的时候给我带了礼物，但是带了什么东西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向他们要了资料，我和他们说办事需要花钱。第一次见面后，成某总是给我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我就跟他说你要是办事就拿着钱直接到北京，我给你找人，过了十几天后，我就自己先来北京通过自己的关系找人看能不能办这件事，后来有朋友说能办，我就通知成某来北京，成某、李某和邓某带了100万元现金到北京，表明有办这事的资金。有一天朋友介绍了一个叫张部长的关系，他拿了一个红头文件过来找我，文件内容是我交给他的资料已经受理，落款的公章是“国土资源部信息评估中心”，于是我就把这个文件给了成某，成某怎么和邓某沟通的我不清楚，三四天后，成某给了我130万元，其中60万元为现金，还有70万元转账，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了，有没有出入确实不好说。我是通过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陈沫军认识的国家安全部的张副部长，我手机里以前存着张部长的联系方式，但现在没有了。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证据间相互印证部分能够证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杨立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处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立波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杨立波提出其未虚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明，第一，杨立波自称其为驻京办主任及纪委工作人员。被害人邓某陈述可以证明其和杨立波见面时杨立波自称其为西安市驻京办主任，且短信通信记录证明邓某在短信联系中称杨立波为“杨主任”；证人李某证言证明杨立波自称是渭南驻京办事处主任，证人成某证言亦证明杨立波自称渭南纪委老干部局副主任，另有被告人杨立波在公安机关供述称其对外宣称是渭南纪委的人。第二，杨立波默认他人以公职人员身份对其进行的介绍。杨立波在公安机关供述可以证明成某向他人介绍其系某部门的主任，在北京认识很多领导，人脉关系很广。第三，杨立波实际并无公职人员身份。西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关于核实杨立波相关信息的回复可以证明杨立波并无公职人员身份。以上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证明杨立波在无公职人员身份的情况下，仍自称为驻京办主任、纪委工作人员，且在他人以此身份对外介绍时其亦予以默认。综合以上，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杨立波虚构身份的事实，故对其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指控杨立波虚构渭南市纪委工作人员身份证据不足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杨立波提供虚假国土资源部文件的事实不能成立的意见，经查，第一，邓某等人所看到的“国土资源部文件”来源于杨立波。证人成某证言证明杨立波在北京拿出一份国土资源部评审中心的证明，并称已经受理；被告人杨立波供述中亦认可其交给成某一份提交办理采矿权资料已经受理的红头文件，落款公章为“国土资源部信息评估中心”；被害人邓某向公安机关提交的书证“国土资源部材料收阅证明书”内容可以与成某及杨立波言辞证据证明的文件内容一致。因此，可以认定该文件来源于杨立波。第二，该“国土资源部文件”系伪造。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证明称该中心未出具该文件，且该文件中记载的收件人亦非该中心员工，可以证明该文件系伪造文件。第三，该文件可以认定为杨立波伪造。虽然杨立波辩解称该文件系其经“陈沫军”介绍认识的“张部长”向其提供，但公安机关工作记录可以证明其所称“陈沫军”“张部长”均不存在，且其亦无法提供“张部长”联系方式，还称之前手机里存储了“张部长”的电话，后又删除的辩解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在无证据证明该文件系他人向其提供的情况下，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该文件系杨立波伪造。故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对该文件进行司法鉴定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指控杨立波向邓某索要钱款不能成立的意见，经查，被害人邓某陈述证明杨立波向邓某提出办理探矿权证的钱款要求；被告人杨立波供述证明其向邓某等人提出办采矿权的事情需要花钱，同时短信记录可以印证证明杨立波向邓某提出打款要求；证人成某、李某证言亦可以证明杨立波在办事过程中提出钱款要求；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可以证明杨立波接受了成某来自于邓某的70万元。综上，可以认定杨立波以办理采矿权名义向邓某索要钱款的事实，故对其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获得70万元无证据证实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此外，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未将成某、李某一并起诉系混淆案件事实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杨立波虚构纪委工作人员等身份，虚构其有能力帮助被害人邓某办理采矿权事宜，并索要钱款，非法占有被害人邓某钱款70万元的事实，故被告人提出其没有骗过被害人的辩解与在案证据证实的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杨立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立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2028年12月1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杨立波退赔被害人邓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七十万元整。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张立建人民陪审员  梁大庄人民陪审员  芦平安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