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民终28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碧珍，女，汉族，1987年5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广东鹏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1，女，汉族，2013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广东鹏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2，男，汉族，2016年6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广东鹏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皇岗路5001深业上城（**）******59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2259683。 代表人：林耸。 委托诉讼代理人：凡洪，广东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碧珍、彭某1、彭某2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福田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粤0304民初6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碧珍、彭某1、彭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黄碧珍、彭某1、彭某2保险赔偿款550000元并支付从2017年1月13日起（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作出拒赔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损失；三、由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把不应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启动调查程序，程序明显不当且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提供证据），反之，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主张属典型的该条款第（二）款确定的事项，其理应依法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罔顾该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违法启动调查程序调取了工伤认定书及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等应当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2.通过黄碧珍、彭某1、彭某2提交的（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22号（二审（2017）粵03民终3913号）民事判决及民事上诉状发现：彼案与本案的原审被告均是本案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彼案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彼案中一、二审均驳回了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提出的人民法院调查证据申请（亦即在彼案中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亦提出了由人民法院调取工伤认定及工伤待遇决定的申请，但均被一、二审驳回）。 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且互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在此次事故系工伤且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了相应补偿，进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应承担涉案险种的保险赔偿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工伤保险乃属用人单位为员工依法缴纳的强制性的法定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公伤亡员工及亲属在事故发生后从社会保障基金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使其本人及家属在事故发生后的生活得以正常延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涉案诉争的保险系平等主体间建立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只要双方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不具备无效的法定情形及条件，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且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项及情形，保险人均应当按照约定赔偿（并非工伤事故的补偿）。二者存在显著、明显的区别：1.适用法律及调整对象不同。《工伤保险条例》系法律规范，只调整用人单位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之间的内部关系；而本案诉争的保险事故调整不特定当事人因侵权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的《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2.赔偿方式及计算方法（适用标准不同）。工亡员工的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计算方法是按照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而侵权导致死亡的叫“死亡赔偿金，其赔偿计算方法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等等不一而足。同时，在侵权案件中有很多赔偿项目是工伤待遇中没有的，比如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3.一审法院援引《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属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保险理赔实务的理解不足。对于涉案责任险种项下的赔偿及适用标准，任何保险公司均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进行审核理赔（保险条款中也有明确载明），与一审援引的《工伤保险条例》没有丝毫关系。4.即便黄碧珍、彭某1、彭某2从社保基金已经领取了工亡相应的补偿但并不影响其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涉案车上人员责任险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的赔偿，二者并不相悖。5.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且不具备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辩称的免责情形及条件，但另一方面又驳回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全部诉求，属明显的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且互相矛盾。同时其认为获得了工伤待遇的补偿就无权主张涉案商业保险的赔偿系对保险条款无限扩大化解释。 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在本案中，被保险人及本案受害人的工作单位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负有工伤赔偿的义务，本案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具有赔偿义务，必然是基于被保险人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负有赔偿义务，而本案中被保险人在履行了工伤保险义务之后，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不负有赔偿义务，不可能要求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在本案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赔偿中予以肯定，请求驳回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上诉请求。 黄碧珍、彭某1、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黄碧珍、彭某1、彭某2保险赔偿款55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碧珍、彭某1、彭某2起诉所主张的涉案车辆承保情况、事故发生情况均属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部高速公路大队对本案事故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发时彭惠增所驾驶的机动车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事发时彭惠增所驾驶的机动车即涉案保险车辆粤Ｂ×××××号车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粤南［2016］车鉴字第154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该车转向系、制动系、行驶系均未检见安全隐患。事发后该车补办了安全技术检验并经检验合格，取得交警部门核发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7月。 黄碧珍、彭某1、彭某2分别系涉案事故死者彭惠增的妻子、女儿、儿子。彭惠增生前系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的司机，该公司为彭惠增购买了工伤保险。2016年11月23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彭惠增因本案事故死亡属工伤。 2017年1月13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向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拒赔通知书》，以涉案事故发生时标的车未按规定检验为由，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 2017年3月15日，黄碧珍、彭某1、彭某2（乙方）与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一、此次事故的车辆及第三者的财产损失已由甲方支付承担，手续完备后由甲方提供资料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索赔，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甲方不再向乙方追偿；二、鉴于双方就乙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分歧及争议，甲方对乙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涉案粤Ｂ×××××号车承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的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给乙方，甲方予以协助；三、无论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给乙方多少赔偿，乙方均不得就此事故再向甲方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2017年3月15日，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出具一份《告知函》，告知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其与死者家属就涉案事故赔偿已达成协议并约定由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涉案粤Ｂ×××××号车车上人员责任险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项下直接赔偿支付给死者家属，其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项下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的相应权利由黄碧珍享有。上述《告知函》于2017年7月22日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送达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 2017年6月2日，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作出《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对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提出的工伤待遇补偿申请予以批准，确定彭惠增已由单位办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计发基数为4052元，核发工伤保险待遇如下：1.丧葬补助金40518元（按月供养亲属抚恤金1215.6元）；2.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 黄碧珍、彭某1、彭某2提交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载明，彭惠增于2012年6月1日入职该公司，岗位为驾驶司机，月收入为8000元。黄碧珍、彭某1、彭某2据此主张彭惠增生前实际月工资为8000元。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主张黄碧珍、彭某1、彭某2并未提交相应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记录。 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交涉案投保单及保险条款，主张涉案保险车辆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上述投保单首部载明：“……请认真阅读保险条款：请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及投保告知书，并听取保险人对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尤其对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的明确说明，确认已知悉其内容。任何有关机动车保险的问题您均可要求本公司做出解释。……”投保单第四部分内容为“投保人声明”，载明：“本投保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及投保告知书，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已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做出了通俗的、本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和明确说明，本人对其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保险费。”上述“投保人声明”落款处加盖“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公章。上述保险条款中，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第三十八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责任免除”第四十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条款约定，该险种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或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附加险，其中第一条“保险责任”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投保的主险约定的保险责任内的事故，造成第三者或者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受害人据此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保险人依据法院判决及保险合同约定，对应由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应当支付的赔款后，在本保险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黄碧珍、彭某1、彭某2对上述投保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向被保险人解释或说明过免责保险条款，投保单上加盖的“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并非该公司真实的公章，并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予以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与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就涉案保险车辆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车上人员责任险及作为附加险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系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保险事故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险种。彭惠增作为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的员工，驾驶涉案保险车辆在本案事故中死亡，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属工伤，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对彭惠增需承担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黄碧珍、彭某1、彭某2作为彭惠增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经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同意，有权直接向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请求该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款。涉案保险车辆在事发时虽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但该车经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未检见安全隐患，且该车在事发后补办安全技术检验合格，取得交警部门核发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说明其车辆安全性能已得到交警部门确认，该车已不存在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免责情形，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涉案保险车辆存在上述约定的免责情形，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该案不存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故投保单上加盖的“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公章是否属实，已无须审查，故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关于鉴定上述公章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由于彭惠增因本案事故死亡属工伤，故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对彭惠增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予以确定，黄碧珍、彭某1、彭某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计算的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百分之四十，其他亲属每人每月百分之三十，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当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向工伤职工补足。”根据上述规定，如彭惠增因工死亡应得工伤赔偿已全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则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无须承担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进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亦无须承担涉案保险责任。黄碧珍、彭某1、彭某2主张彭惠增生前实际月工资为8000元，但仅提交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予以证明，未能提交发放工资的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鉴于黄碧珍、彭某1、彭某2未能提交足以证明被保险人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需对其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相关证据，故其对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请求，亦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 驳回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300元（已由黄碧珍、彭某1、彭某2预交），由黄碧珍、彭某1、彭某2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上诉理由，本院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一审法院主动调取相关证据是否合法问题；其二，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应否负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黄碧珍、彭某1、彭某2认为一审法院主动调取工伤认定书、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等违反法律规定。对于调查取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需要，调取工伤认定书等证据完全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黄碧珍、彭某1、彭某2上诉称因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少报彭惠增的职工收入，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致使其作为死者的近亲属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相应差额部分应由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但黄碧珍、彭某1、彭某2在工伤认定结论作出后未提出异议，亦未提出相关劳动仲裁，向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主张权利。黄碧珍、彭某1、彭某2仅提供了死者的供职单位——深圳市港雄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而无其他诸如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辅证，该《个人收入证明》与工伤认定书所认定事实不符，一审不采信其主张，符合法律规定。黄碧珍、彭某1、彭某2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黄碧珍、彭某1、彭某2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黄碧珍、彭某1、彭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华 审判员 尚彦卿 审判员 费 晓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童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