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10行初17号原告江昌勇，男，198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傅志华，男，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江国勇，男，198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江懿勇，男，198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的委托代理人胡文晶，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的委托代理人黄玲娟，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川区政府），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杜晓良，区长。委托代理人陈筱华，女，1966年4月16日出生，抚州市临川区司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志强，男，1983年10月17日出生，抚州市临川区司法局公职律师。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诉被告临川区政府其他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诉称，2013年因北二环路新建工程项目的需要，被告对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土地实施征收。原告所有的私有房屋坐落在小圩江家（建筑面积2390.14平方米，占地面积3598.9平方米）位于规定的征收范围内。被告多次与原告进行协商，并于2013年4月11日由原告江昌勇代表四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第二条“乙方（本案原告）按规定共拆除房屋建筑面积2390.14平方米”，第三条“以上合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以及第四条“由北二环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按有关规定在安置点按规划批给乙方建房用地3598.9平方米（5.3981亩），详见临川区北二环路小圩江家拆迁安置地图”等条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后被告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原告，但就3598.9平方米安置用地一直未给原告落实。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给其落实安置用地，均无果。后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诉至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该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对原告用地安置采取补救措施。直至2019年7月，被告仍未履行（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的义务，原告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于2019年11月通过该院向原告送达补救措施的方式即《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原告认为该补救措施即不合理也不合法。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原告可以取得建房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而《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载明江昌勇等四人只能取得20年土地使用权利；第二，《山地租赁合同》承租的山地是未经开发的地方，其道路、水、电均未通，无法达到《协议》第四条所约定的用途，也无其他可使用的用途；最后，《协议》《山地租赁合同书》载明的安置地址距离至少相差50公里，在未开通道路的部分，还需步行20多公里才能到达，该租赁的土地对原告来说，实际上不能达到任何使用价值。基于上述事实，被告对原告用地安置采取的补救措施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该补救措施显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并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重新作出用地安置的补救措施。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临川区政府辩称，临川区政府作出《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司法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临川区政府作出的补救措施合法合理，该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判决所羁束，且该案已经执行结案，原告起诉请求临川区政府重新作出用地安置的补救措施为重复起诉，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是临川区政府根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执7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为履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作出的补救措施，是司法执行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二、原告江昌勇等四人起诉请求临川区政府重新作出用地安置的补救措施为重复起诉。（一）该案已经执行结案，原告江昌勇等四人未对执行结果提出异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临川区政府的义务履行完毕作出执行结案处理，也能证明该院认可临川区政府作出的补救措施，该补救措施合法有效。（二）临川区政府对补救措施具有自由裁量权，其作出的补救措施合法。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判决事项，均未对如何采取补救措施（即补救措施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且也没有任何判例可供参考。临川区政府作出《山地租赁合同书》以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完全符合（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事项，也符合原告与临川区政府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临川区政府安排一块集体用地给原告用来继续养牛的目的。（三）临川区政府的补救措施合理，没有重新作出用地安置的补救措施的必要。为了履行补救措施，临川区政府委托龙溪镇人民政府与龙溪镇竹叶村上姜组姜景发、姜景亮签订《山地租赁合同书》。合同中承租山地面积约为7亩，可供原告用于养牛，达到《协议》所约定的养牛用途。首先，案涉承租地属于可养殖地区，符合国家有关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环保要求；其次，承租山地完全具备后续开发的条件。临川区政府所做的补救措施只是为原告提供一块可养殖的用地，该用地为养牛而进行后续开发改造属于原告自身投资范围，不属于判决规定的补救措施范围。另外，原告被征收的牛栏所在土地实际是钟岭小圩村集体土地，原告对于其是否合法具有该土地使用权提供不出任何依据。原告仅是基于自身为钟岭小圩村村民才实际占有该土地搭建简易牛棚养牛而已。此外，原告的养牛场也未办理营业执照、设施农业审批、环评手续、建设用地审批等任何合法手续。如果原告只是基于实际占有、非合法使用土地就要求临川区政府补偿其合法的建设用地，临川区政府认为不合理不合法，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四）现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和同一诉讼标的的重复起诉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受理。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1日原告江昌勇代表本案四位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后被告将该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原告，但安置用地3598.9平方米这一项内容一直未落实。原告于2017年12月诉至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该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对原告用地安置采取补救措施。因被告未及时履行（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事项，原告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9月2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10执76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告收到通知书后十日内履行对申请执行人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用地安置采取补救措施。为了履行补救措施，2019年11月1日，临川区政府委托龙溪镇人民政府与龙溪镇竹叶村上姜组姜景发、姜景亮签订《山地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承租山地坐落于龙溪镇竹叶村上姜组，面积约为7亩，可供原告用于养牛。并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该备注说明第1项载明，本《山地租赁合同》系临川区政府根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执7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为履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0行初2号行政判决，委托龙溪镇人民政府与龙溪镇竹叶村上姜组姜景发、姜景亮所签订。2019年11月22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10执76号之一结案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本院执行的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与临川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因临川区政府对本案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本案执行结案处理。原告认为临川区政府作出的被诉补救措施即不合理也不合法，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公民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诉讼，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临川区政府为了履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执76号执行通知书关于对原告用地安置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于2019年11月1日委托龙溪镇人民政府与龙溪镇竹叶村上姜组姜景发、姜景亮签订《山地租赁合同书》，并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由此可知，被告作出《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的行为属于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告提出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山地租赁合同书》及《山地租赁合同备注说明》，并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重新作出用地安置的补救措施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鉴于本案已经立案，故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江昌勇、傅志华、江国勇、江懿勇。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余惠娇审判员  陈 辉审判员  王康季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凯超书记员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