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泉，男，1953年11月3日生，台湾地区人，住中国台湾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升，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工业园区内，注册号：360828210001341。法定代表人：张文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霆，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辉，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文生，男，汉族，1951年9月8日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映红，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滨，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丽珍，女，汉族，1954年8月10日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跃，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荣泉因与被上诉人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下称万安元荣公司）、原审第三人孙丽珍、张文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荣泉的上诉请求：1.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为职务委托代持股关系，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一）本案为职务委托代持关系。1、第三人张文生、孙丽珍于1995年至2008年期间，均具有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元荣公司）的职员身份，其中张文生长期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孙丽珍担任董事、财务负责人；2、2004年万安元荣公司设立开办及运营过程，张文生、孙丽珍持股时仍具有广州元荣公司职员身份，领取广州元荣公司的薪酬；3、2004年6月8日的《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的真实性已经认定，万安元荣公司即是万安县元荣木夹板有限公司。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文件《万府办字［2004］136号》、《万府办字［2004］153号》也已经证实以上事实；其中：（1）“元荣”商号权的实际使用；（2）双方股权配比相同；（3）机械设备及商标权的作价出资；（4）张文生以外商企业代表身份参加政府工作会议；（5）陈国柱受广州元荣公司的委派担任万安元荣公司的总经理、孙丽珍受委派持有5%股权；（6）江西森森化工公司将名下的土地资产无偿分割登记给被告公司。可以认定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且履行的主体为双方公司，并非个人；4、万安元荣公司是招商引资（外资）项目，经当地政府实地考察广州元荣公司的行业地位、影响和规模所设立；5、第三人孙丽珍亲自出庭说明，万安元荣公司是外资投资设立，明确自己持股为上诉人委托持有，属于职务委托代持股关系，认可出示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并对其中的所有签名均予以确认（包括复印件），并愿意将持股转为上诉人所有；6、第三人张文生对当庭出示的证据3、证据12、证据13、证据17、证据22亲笔签名不持异议，亦不申请鉴定。可以认定其证据上面的亲笔书写内容。（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本案为所有权人与管理权人的权益纠纷，上诉人由于不直接参与管理，举证有一定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1、万安元荣公司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资料的法定保管机构，应当提交公司保管的原始设立开办材料单据予以反驳，但自始至终，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在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万安元荣公司开办时原始120万元为实物出资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真实。2、第三人张文生举证责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五款“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的强制性规定。张文生作为广州元荣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应当自证清白，提供广州元荣公司同意其开办万安元荣公司的证据材料。（2）张文生作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同样有责任有能力提供原始公司设立财务资料来证实自己的持股权利来源。（3）另一代持人孙丽珍已经明确证实5%的股权为职务委托持股，且愿意配合上诉人变更登记。在此合理怀疑下，张文生有法定义务证实原始现金出资120万元的资金汇付往来证明及去向的证明义务，对其后200万元增资款的汇付往来亦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第三人孙丽珍的举证责任。第三人孙丽珍自认了上诉人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及签名，承认持股时没有真实出资，是委托持股，并当庭表示愿意将所代持的股份转给上诉人，该部分事实清楚，可以做出认定。（三）工商登记材料的局限性。工商登记实行公示主义，并非具体行政行为，登记不必然产生法律效力。实践中，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事实的认定。但本案工商登记材料中的2004年7月6日《章程》列明张文生出资为“现金、商标权”出资120万元；2004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列明张文生“现金及生产技术和产品商标作价出资10万元”，并利用广州元荣公司之品牌。可以看出，设立之时，张文生时任广州元荣公司总经理职务，不具备持有生产技术、产品商标、使用“元荣”品牌之身份，只有职务委托行为才符合常情。2005年5月1日《章程修正案》载明，张文生“设备、商标权120万元出资”。而此时，万安元荣公司的验资手续已经完成，该《章程修正案》的出资表述经所有股东签名确认，更具备真实性。再者，张文生是以广州元荣公司的签约代表身份参与设立万安元荣公司的，签约之前及其后的设立运营均同时具备广州元荣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身份，设立之后任命的总经理陈国柱、新股东孙丽珍也明确其参与万安元荣公司管理是受广州元荣公司的委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本案的事实认定判断不清。（一）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的质证意见回避事实、空洞无力。首先，被上诉人及张文生对所有没有原件的证据不予质证，但并没有作出证据是虚假的判断，也不对该些证据所列出的事实作出说明，明显属于回避事实，利用法律技术的漏洞谋求不当利益的心理。其次，对有原件的证据认定真实性。但对构建的事实不予正面回应，极力从证据规则适用质证不合理性，混淆视听。抛弃事实层面空谈法律理论，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再者，如前所述，对于上诉人的质疑及孙丽珍的自认，被上诉人及张文生已经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也有能力提交证据来更好地证明自身权益。而自始至终，被上诉人及张文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只是反复地从法律技术角度来大幅阐述证据应如何适用选择问题。被上诉人及张文生刻意选择更高难度辩护策略，本身就是对客观事实极力回避，不符合常情。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质疑工商登记，举证责任已经转移。万安元荣公司作为原始单据保管者，具有保管完整公司登记及财务资料的法定义务，公司设立之时如张文生现金出资，财务单据资料一定有记载和流向说明。若是广州元荣公司的机械设备出资，财务单据资料相应也定会有记载和做账。该些事实证据由万安元荣公司保管，其负有举证责任。张文生在时任广州元荣公司总经理期间，又控股成立相同行业竞争性公司，且继续担任广州元荣公司总经理，其行为已经违法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也与常理相悖。在另一股东孙丽珍已经自认职务持股的前提下，若其坚称为投资持股，应负有得到免责的举证责任。（二）一审认定证据偏颇，不够全面。本案由于第三人张文生长期兼任两元荣公司的总经理职务，部分原始证据已经被其隐匿及销毁，全部判由上诉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显失公平。对有些第三人张文生亲笔签名内容，其应当提供具体说明的义务，而不是采取案外不相关第三人的口吻进行所谓多角度质证，法庭也可以责令第三人予以回复明确。另根据现有证据，如进行整体认定，根据常识依然可以做出被上诉人实际为上诉人及广州元荣公司投资所形成。一审法院对证据简单片面的适用认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规则举证责任错误，请予查明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答辩称：一、在案证据可证实被上诉人是由三个自然人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设立，设立股东中并没有广州元荣公司，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原审法院对该等事实的认定正确。1、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企业工商内档资料》可知，被上诉人于2004年9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发起人股东为梁玉清（占股45%）、张文生（占股40%）、彭庆平（占股15%）；被上诉人的出资情况为货币出资，当时出资情况已经江西大井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验资，各发起人股东已实缴注册资本。由此可知，被上诉人的设立由三个自然人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设立，设立股东中并没有广州元荣公司。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诉讼提供证据证明代持协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已对被告进行实际出资。对此，一审法院也予以明确，并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最后一段）。故上诉人上诉理由称“举证责任已经转移”并无证据支撑，也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理由还称《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第三人孙丽珍的陈述、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文件《万府办字［2004］136号》、《万府办字［2004］153号》等可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时以实物进行出资。但原审法院已认定，《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约定设立的公司为“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这与被上诉人元荣公司公司的名称不一致。且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登记注册。且该协议的相关约定与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工商登记的股东、股东出资形式、出资额均不一致，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至于第三人孙丽珍的相关陈述，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被上诉人的相关决议及工商登记不一致，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与倾向性，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于法有据。关于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文件《万府办字［2004］136号》、《万府办字［2004］153号》两份文件，未见任何与本案出资情况相关的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上诉人上诉理由还称“江西森森化工公司将名下的土地资产无偿分割登记给被告公司”。然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万国用（2005）字第18-02号、03号、04号、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一栏为出让（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其真实性），由此证实被上诉人的经营用地是以出让的方式取得的，即向政府有偿购买的。故上诉人的该项陈述也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支付一百万美元以购买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单据上的汇款人并非上诉人，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汇款人系根据其指示汇款，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已支付100万元美金以购买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二、因广州元荣公司不享有被上诉人的股权，故其无权将第三人张文生的投资权益全部转让给上诉人，原审法院对于《情况说明》等证据的认定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在其上诉理由中对其提交的广州元荣《情况说明》只字不提，但事实上该份证据是上诉人赖以主张权利的前提，而该份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份《情况说明》上的公章是由一家与本案毫不相干的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加盖的，并没有经过广州元荣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不能视为广州元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足以采信（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第二段），且《情况说明》与上诉人的相关陈述相矛盾，原审法院并未予以采纳。三、上诉人于上诉状中援引的相关法律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1、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由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该规定本身系关于证明股东出资是否到位的举证规则，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并且如前文所述，在案证据可证实万安元荣公司由三个自然人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设立，设立股东中并没有广州元荣公司，加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或使得对该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故不适用该规定。2、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推定其关于广州元荣公司实物出资120万元的主张成立。然而，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诉争事实不明，但在案证据已经可以证实第三人张文生货币出资设立万安元荣公司之事实，并不适用该规定。并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或第三人持有该等证据，其基于被上诉人是公司资料的保管机构、第三人是管理人就推定上诉人或第三人持有该等证据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中“有证据证明”之要件。第三人张文生2008年已离开广州元荣公司，如有职务代持行为，则广州元荣公司理应在张文生离职前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或办理股权还原，或者广州元荣公司内部至少应当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财务账册等载明这一投资和股权代持行为，但上诉人和广州元荣公司从未提交任何上述相关证据，显然上诉人声称广州元荣公司是实际出资人，完全有违常理。3、上诉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本案上诉人恰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依据该规定，其全部主张应当不予支持。最后，答辩人再针对性地回应上诉人提出的“张文生的股权是受广州元荣公司委托的职务代持”这个观点。答辩人认为可以换一个思路，即用反向思维来论证上诉人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具体如下：先作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如果甲公司要委托一个人（比如“张三”，甲公司员工）去代持乙公司的股权，那么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甲公司要形成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公司需要并决定找张三去代持乙公司的股权，具体表现就是要形成公司决议；其次，公司决议形成后，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签订代持协议。对甲公司而言，找张三代持乙公司的股权不是小事，涉及到甲公司实际出钱但股权在张三名下。因此，代持协议很重要，它是将来甲公司可以显名或者要求张三归还股权的基础和保障。第三，有了公司决议以及代持协议，就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就是要出资，要拿出真金白银。乙公司是新设公司的话，甲公司就要把钱投到张三名下，由张三去出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职务委托代持的基本步骤。但是，在本案中，上述假设情境下的职务委托代持的条件均不成立：广州元荣没有形成找张文生代持的决议，广州元荣没有与张文生的代持协议，广州元荣不能证明他实际出资120万给张文生去办开办万安元荣，且从万安元荣开办至今十几年，在本案起诉之前广州元荣甚至提都没有提过有代持这回事。所以，上诉人提出的职务委托代持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孙丽珍答辩称：1、孙丽珍曾为广州元荣公司的职员，与张文生、陈国柱为同事关系，万安元荣公司是广州元荣公司及陈荣泉投资的项目，张文生、陈国柱、孙丽珍都是受指派参与万安元荣公司的项目持股或任职的。2、孙丽珍对陈荣泉提交的证据有原件的都认可，没有原件但有孙丽珍签字的都认可，其他的没有参与不清楚。3、孙丽珍明确其所有的万安元荣公司股权是代持关系，愿意无偿转给上诉人持有。原审第三人张文生答辩称：一、在答辩之前，第三人想提请法院关注上诉人关于出资事实多次陈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并恳请法院责令上诉人说明理由，对其虚假陈述不予采纳。法释〔2019〕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2004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与广州元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一致；上诉人诉称其受广州元荣公司的委托汇款给张文生以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后续运营资金与其自身提交的《合意书》的内容不一致，《合意书》载明的是由陈荣泉出资100万元美元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见一审判决书第25页）。除此之外，上诉人在发回重审前的原一审中诉称，上诉人与第三人张文生签订《合意书》，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张文生买下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上诉人分三次将100万美元汇入第三人张文生指定账户。故第三人张文生系代原告持有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该事实为上诉人第一次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但上诉人在发回重审后再次变更事实与理由，认为第三人张文生系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被上诉人全部股权，后于诉讼期间广州元荣公司将投资权益转让给上诉人，从而拟将扩大诉讼主体扩大至案外人广州元荣公司、江西森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答辩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法院才能允许其变更诉请：1、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2、增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3、诉讼标的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4、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在发回重审后不仅大大地变更了诉请，而且整个事实和理由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诉讼了；上诉人的新的诉请可以通过另诉解决，且这种随意变更违反了诉讼请求要固定的要求，不符合禁反言原则，浪费了司法资源，混乱了诉讼秩序。为此，第三人对上诉人在发回重审后变更诉请始终持有异议，故提请二审法院关注此程序上的问题。即便认为上诉人可以变更原审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理由，但无论上诉人主张的权利为何，其在诉讼过程中均负有向法院如实陈述事实的义务。而上诉人对案件核心争议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甚至与证据相矛盾，恳请贵院责令其说明理由，并对其虚假陈述不予采纳。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持有被上诉人的股份，也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已经将其享有的出资权益转为上诉人持有。原审法院对该等事实的认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上诉人虽坚称第三人张文生系代广州元荣持有上诉人的股权，但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第三人张文生与广州元荣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已对被告进行实际出资。对此，一审法院也予以明确，并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上诉理由称《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第三人孙丽珍的陈述等可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时以实物进行出资。但原审法院已认定，《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约定设立的公司为“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这与被上诉人的名称不一致。且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登记注册。且该协议的相关约定与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工商登记的股东、股东出资形式、出资额均不一致，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至于第三人孙丽珍的相关陈述，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被上诉人的相关决议及工商登记不一致，其个人陈述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不排除其个人立场有所偏颇，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于法有据。概言之，《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该协议书在事实上并未得到履行，因为该协议书签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该协议实际上是被废弃了。上诉人上诉理由称“江西森森化工公司将名下的土地资产无偿分割登记给被告公司”。然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万国用（2005）字第18-02号、03号、04号、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其真实性）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的经营用地是以出让的方式取得的，即向政府有偿购买的。故上诉人的该项陈述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上诉理由称“第三人张文生对当天出示的证据3、证据12、证据13、证据17、证据22亲笔签名不持异议”，这一陈述完全扭曲了相关事实。从一审法院判决书可见，第三人张文生并未确认证据3、证据12、证据13、证据17的真实性。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支付100万美元以购买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单据上的汇款人并非上诉人，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汇款人系根据其指示汇款，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已支付100万美元以购买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以及将其享有的出资权益转为上诉人持有，原审法院对于《情况说明》等证据的认定正确。上诉人在其上诉理由中对其提交的广州元荣公司《情况说明》只字不提，但事实上该份证据是上诉人赖以主张权利的基础，而该份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情况说明》上的公章是由一家与本案毫不相干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加盖的，并没有经过广州元荣公司董事会决议（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第二段），不能视为广州元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足以采信，且《情况说明》与上诉人的相关陈述相矛盾，原审法院并未予以采纳。另外，即使如上诉人所述，广州元荣公司于2004年投资被告120万元，其系被上诉人万安元荣公司实际出资人，并由第三人张文生代持，但其亦无权直接将该权益转为上诉人持有。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假如广州元荣与第三人张文生之间存在委托代持的法律关系，若其退出与张文生的委托代持关系，要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其需经委托代持关系的相对方第三人张文生同意，广州元荣公司无权单方变更合同的主体。综上所述，上诉人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最后一段）并无不当。与此同时，在案的《企业工商内档资料》反映，被上诉人发起人股东为梁玉清（占股45%）、张文生（占股40%）、彭庆平（占股15%）；被告的出资情况为货币出资，当时出资情况已经江西大井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验资，各发起人股东已实缴注册资本。故本案被上诉人的出资情况已经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于上诉状中援引的相关法律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1、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由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该规定本身系关于证明股东出资是否到位的举证规则，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并且如前文所述，在案证据可证实万安元荣公司由三个自然人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设立，设立股东中并没有广州元荣公司，加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或使得对该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故不适用该规定。2、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推定其关于广州元荣公司实物出资120万元的主张成立。然而，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诉争事实不明，但在案证据已经可以证实第三人张文生货币出资设立万安元荣公司之事实，并不适用该规定。并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或第三人持有该等证据，其基于被上诉人是公司资料的保管机构、第三人是管理人就推定上诉人或第三人持有该等证据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中“有证据证明”之要件。此外，第三人张文生2008年已离开广州元荣公司，如有职务代持行为，则广州元荣公司理应在张文生离职前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或办理股权还原，或者广州元荣公司内部至少应当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财务账册等载明这一投资和股权代持行为，但上诉人和广州元荣公司从未提交任何上述相关证据，显然上诉人声称广州元荣公司是实际出资人，完全有违常理。3、上诉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本案上诉人恰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依据该规定，其全部主张应当不予支持。综上，答辩第三人张文生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判。陈荣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归陈荣泉所有；2.判令张文生、孙丽珍于15日内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人）；3.判令张文生于15日内将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文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森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元荣公司作为乙方，于2004年6月8日签订《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占60%的股份；乙方以机械设备作价100万元及商标、商号使用费10万元出资，占40%股份；乙方上述出资财产及作价需经甲方确认。该协议并对双方责任、财务管理、利润分配、风险负担、清算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和乙方均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甲方的代表梁玉清、乙方的代表张文生亦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04年7月6日，在森森化工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全体股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梁玉清、张文生、彭庆平，会议由梁玉清召集，讨论内容为关于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生产建筑模板的有关事宜，并通过以下决议：“一、投资成立‘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公司地址设在万安县工业园区内。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梁玉清先生出资135万元，占资本的45%。张文生先生出资120万元，占资本的40%。彭庆平先生出资45万元，占资本的15%。各方以现金的方式出资。（其中张文生先生生产技术和产品商标作价10万元）。三、生产设备和设施在国内购置。兴建厂房面积7000㎡，在当地收购原材料加工生产成品，利用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之品牌，产品主要在香港市场销售，逐年按比例收回投资成本。四、会议选举梁玉清先生、张文生先生、彭庆平先生为董事会成员。五、会议同意谢海添先生、陈国柱先生、徐志锋先生为公司监事会成员。六、会议一致同意总经理职务由张文生担任。”梁玉清、张文生、彭庆平均在《股东会议决定》上签字确认。同日，万安元荣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选举梁玉清为董事长，张文生为副董事长，彭庆平为董事；梁玉清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梁玉清、张文生、彭庆平均在决议上签字确认。2004年9月1日，万安元荣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玉清，股东为梁玉清（占股45%）、张文生（占股40%）、彭庆平（占股15%）。2005年3月8日，森森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万安元荣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森森化工公司是梁玉清为法人代表的独资企业，万安元荣公司是梁玉清为法人代表的合资企业，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原有的60亩土地，按甲乙双方实际使用的比例重新划分。经森森化工公司申请，万安县国土资源局将上述60亩土地分割办证。2005年3月16日，万安县国土资源局为万安元荣公司颁发了万国用（2005）字第18-××2、18-××3、18-04、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5年3月18日，万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为万安元荣公司颁发万安县房权证五丰镇字第**房屋产权证。2005年5月1日，万安元荣公司举行全体股东会议，参加的股东成员董事长梁玉清，副董事长张文生，董事彭庆平，列席会议的有陈国柱、刘运铭，会议上股东一致同意将彭庆平名下7%的股份转让给梁玉清，彭庆平仍持有公司8%的股份，梁玉清持有公司52%的股份。参会的股东梁玉清、张文生、彭庆平在2005年5月10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予以确认。万安元荣公司根据《股东会议决议》制订了《章程修正案》，将公司的公司股份修正为：梁玉清以现金方式出资156万元，参股比例为52%，张文生以现金、设备、商标权的方式出资120万元，参股比例40%；彭庆平以现金方式出资24万元，参股比例8%。2005年6月17日，张文生与孙丽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张文生将其名下5%的股份转让给孙丽珍。2005年6月20日，经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梁玉清、彭庆平将其名下全部股份转让给张文生，股权转让后张文生持有公司100%的股份，梁玉清、彭庆平退出公司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文生担任。2005年6月27日，万安元荣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订立新的公司章程，明确张文生持有公司95%的股份，孙丽珍持有公司5%的股份。同日，万安元荣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文生，并按股东会议决议进行研究投资人和股权变更。2006年3月18日，万安元荣公司经全体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500万元，其中由张文生新增200万元，合计出资48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97%，孙丽珍新增0万元，合计出资1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3%，新增加的200万元需在2006年3月30日前以货币资金到账，本决议股东签字后生效。张文生、孙丽珍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张文生分别于2006年3月23日和3月27日转入150万元和50万元投资款。2006年4月18日，万安元荣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张文生和孙丽珍的出资额进行了修改，股东张文生、孙丽珍均已签字确认。2006年4月25日，万安元荣公司将上述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广州元荣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张文生与孙丽珍系其公司聘用员工，其于2004年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开办万安元荣公司，因外商投资审批手续较多，暂用张文生名义作为投资人持股40%，出资方式为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作价120万元出资。2005年决定全资收购万安元荣公司，因外商申办手续迟迟未予办理，决定先由陈荣泉股东出资100万美元个人先收购，以张文生名义持有，待条件具备再转为公司持有。具体由陈荣泉将100万美元汇入双荣（香港）有限公司（张文生前往香港开设，用于公司业务在香港的转口贸易使用）账户，待兑换成人民币后由张文生具体经办收购事务。由于公司投资架构变动，经董事会决议，公司确认如下：“（一）我公司初始2004年投资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的120万元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股东持有；（二）陈荣泉后续投资100万美元收购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权益，我公司不再主张回购事宜；（三）在陈荣泉主张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权益范围内，我公司不再主张任何权益。”本院向《情况说明》上的联系人周剑联系，了解《情况说明》的出具情形。该联系人周剑称其并非广州元荣公司人员，而是华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其还称广州元荣公司除一个姓操的老板和司机在管理公司出租业务外，没有其他任何员工在公司，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由其保管，但是其不干涉任何需要加盖公章的事务，只要是姓操的老板带人拿文件过来盖章，其均会加盖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陈荣泉能否变更原审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理由？2.广州元荣公司是否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张文生、孙丽珍是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股东还是代广州元荣公司持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份？3.本案能否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及收益）归陈荣泉所有？4.张文生应否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变更为陈荣泉？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陈荣泉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的该辩称意见与法不符，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陈荣泉诉称，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张文生和孙丽珍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份。本院认为，陈荣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理由如下：一、陈荣泉提交了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于2004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以证实万安元荣公司系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成立的，但该协议只是对股份分配和出资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对双方出资的金额并未明确约定，而且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登记注册经营，陈荣泉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实为万安元荣公司，而且该协议约定的广州元荣公司的出资方式与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张文生的出资方式不一致。二、陈荣泉提交的2004年7月6日《股东会议决定》与广州元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对万安元荣公司的投资的出资方式这一内容载明不一致。《股东会议决定》载明的是，张文生出资120万元（含生产技术和产品商标作价10万元）；而《情况说明》载明的是，广州元荣公司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作价120万元出资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成立万安元荣公司，双方的协议亦确认了该出资方式。三、陈荣泉提交了银行单据和《合意书》的复印件证实其已向张文生指定的账户汇款100万美元，但是该银行单据上的汇款人并非陈荣泉，陈荣泉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汇款人系根据其指示汇款。陈荣泉诉称其受广州元荣公司的委托汇款给张文生以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后续运营资金，但其并未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相关授权委托书，且该诉称意见与其自身提交的《合意书》的内容不一致，《合意书》载明的是由陈荣泉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四、张文生根据万安元荣公司2006年3月1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决定，分别于2006年3月23日和3月27日共支付200万元增资款，其合计出资48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97%，而孙丽珍只占全部注册资金本的3%。孙丽珍述称其在万安元荣公司占的5%的股份是代陈荣泉持有的，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相关决议及工商登记资料不一致。综上，陈荣泉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内容不一致的情形，且其提交的与本案基本事实起关键证明作用的大部分证据系复印件，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此，陈荣泉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陈荣泉提交了广州元荣公司于2008年9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已将其享有的万安元荣公司的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本院认为，根据《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该说明确认的事实经过了广州元荣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是陈荣泉只提交了《情况说明》，并未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本院经审理查实，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由华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周剑保管，但周剑不干涉广州元荣公司的公司事务，只要广州元荣公司的相关人员要求在相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公章，周剑均会加盖公章。在陈荣泉没有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情况说明》并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的120万元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亦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不再主张回购事宜及万安元荣公司的任何投资权益。因此，陈荣泉关于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及收益归其所有，以及张文生应否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变更为陈荣泉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荣泉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享有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在享有万安元荣公司出资权益的情形下将其在万安元荣公司的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股权。因此，陈荣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荣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陈荣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张文生均认为张文生是以货币出资方式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的。但是，万安元荣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张文生以现金、设备、商标权的方式出资120万元，参股比例40%。该《章程修正案》复印件经万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加盖公章确认“复印属实”，因此对《章程修正案》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2004年6月8日，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签订《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第1款B项约定：“甲方负责提供厂房用地，由现厂房的马路左边作为夹板厂使用范围，右边作为松香厂使用范围。锅炉车间用地保持现状使用。”协议书第十条第一款第1项约定：“根据现有木材资源，可周边发展其他产品，今后包括书桌、椅、木制品加工，凡木制品、竹制品加工之类的产品等必须由公司统一安排，尽量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协议书附乙方提供机械设备（作价100万元）清单列明：“江西旋切机、武汉旋切机、十一节两层网带干燥机、锅炉2吨、制胶机械设备全套2台、（台湾）中板拼板机，备注：运输及新机购进以实际订购时为准。”2、2004年7月28日，万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帮办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暨万安森森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有关事项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万府办字［2004］136号），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一）款：“关于用地问题。会议要求，县园区办要按招标投标程序组织施工队尽快进入现场进行作业，并按标准于8月20日前全面完成新增15亩土地的填方任务。会议明确，填方工程所需资金，由县园区办向森森化工公司借资。填方工程完成后，森森化工公司即兑现《关于森森化工公司投资扩建建筑模板厂的协议》中有关借资100万元的承诺，用于征地、整地等工程。”3、2004年9月1日，万安元荣公司《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列明万安元荣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包装箱板、细木工板、装饰夹板、单芯板、建筑模板、竹木制品生产以及原木、竹销售。4、2005年3月14日，万安元荣公司的土地登记调查审批资料。土地证编号：2002-18-04，土地使用者名称：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地址：万安县。其中，《万安县地籍调查表》中调查员意见：“该宗地位于万安县，原土地使用者为江西森森化工有限公司。2005年该公司分割成元荣木业和森森化工两家公司，根据其分割协议，将该宗地用地划归元荣木业使用，占地面积188.00平方米。建议予以变更登记。”《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土地管理机关万安县国土资源局审核意见：“根据万府办字［2004］136号会议纪要及2005年3月7日县工业园管委会办公室的意见和江西森森化工有限公司与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的协议意见，同意办理分割登记。”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荣泉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涉台商事纠纷。案涉公司所在地在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地原则，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1.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是否是同一公司，万安元荣公司是否由广州元荣公司出资40%设立。2.张文生购买梁玉清、彭庆平的万安元荣公司共60%股份的资金以及用于万安元荣公司经营的资金是否来源于陈荣泉。3.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及收益）应否归陈荣泉所有，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应否变更登记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名下，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否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关于争议焦点1.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是否是同一公司，万安元荣公司是否由广州元荣公司出资40%设立。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是同一公司。理由为：1、公司投资主体前后相对应。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是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合作拟设立的公司，梁玉清为森森化工公司的代表，张文生为广州元荣公司的代表，均在协议上签字。万安元荣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梁玉清（占股45%）、张文生（占股40%）、彭庆平（占股15%），梁玉清、张文生两人的持股占公司绝大部分股份。2、公司用地一致，均由森森化工公司负责提供，即在森森化工公司现有公司用地上划出一块。《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中约定，由森森化工公司负责提供厂房用地，并且约定在森森化工公司现有厂房用地中划归一部分归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使用。万府办字［2004］136号文会议纪要显示，森森化工公司向万安县申请新增土地，用于投资扩建模板厂，万安县人民政府已经同意并督促相关部门落实。万安元荣公司的土地登记调查审批资料、《万安县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万安元荣公司为森森化工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从森森化工公司现有用地上分割一部分用地归万安元荣公司使用。3、公司出资方式和占股比例一致。《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约定广州元荣公司以设备、商标、商号出资，占40%股份，其中设备作价100万元，具体以实际运输及购买为准。万安元荣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张文生以现金、设备、商标权的方式出资120万元，参股比例40%。4、使用品牌一致，经营范围相同。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使用的是元荣品牌；2004年7月6日，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议决定》第三条亦明确万安元荣公司系利用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之品牌。公司设立定的经营范围均为木、竹加工制成各类板材。5、孙丽珍所持有的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份系其与张文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而来。但是，在张文生没有提供自己出资证明的情况下，张丽珍却自认万安元荣公司是广州元荣公司和陈荣泉的投资项目，其持有的股权系代持关系。上述事实前后对应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得出张文生一直代表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协商合作，广州元荣公司以货币、设备、商标及技术出资，占股40%，利用广州元荣公司的元荣品牌在万安县竹制板公司，公司用地为森森化工公司现有用地，并由森森化工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分割手续。万安县元荣竹业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实际上是同一公司，万安元荣公司是由广州元荣公司出资40%设立，张文生所持有的万安元荣公司40%的股权为代持股份。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2.张文生购买梁玉清、彭庆平的万安元荣公司共60%股份的资金以及用于万安元荣公司经营的资金是否来源于陈荣泉。陈荣泉提交了《合意书》、《借款合同》和三张银行单据，证实其已向张文生指定的账户汇款100万美元。虽然上述证据材料显示陈荣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指定第三人向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指定的香港账户分三次汇款共100万美元，也与《合意书》约定内容相对应。但是，《合意书》、《借款合同》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均对《合意书》、《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故其内容的真实性暂时难以认定。三张银行单据为台北汇丰银行单据，属于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该银行单据应经相关认证手续才能被采纳。因此，陈荣泉主张是其出资给张文生购买梁玉清、彭庆平的万安元荣公司共60%股份以及经营万安元荣公司，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及收益）应否归陈荣泉所有，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应否变更登记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名下，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否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1、陈荣泉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未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结合一审查明的广州元荣公司公章保管情况，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情况说明》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的120万元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亦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不再主张回购事宜及万安元荣公司的任何投资权益，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支持。2、孙丽珍在一审期间自认其在万安元荣公司占的5%股份没有实际出资，是代陈荣泉持有的，同意将代持股份交还给陈荣泉。但是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孙丽珍只占万安元荣公司全部注册资金本的3%。在二审期间，孙丽珍辩称万安元荣公司是广州元荣木业有限公司及陈荣泉投资的项目，其所有的万安元荣公司股权是代持关系，愿意无偿转给上诉人持有。由此可知，孙丽珍在一审期间表述与实际不一致，二审期间并未明确指出其是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还是代陈荣泉持有。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判决驳回陈荣泉主张将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及收益）归其所有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审判决驳回陈荣泉主张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荣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陈荣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卫红审判员  徐清华审判员  何全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赵宋良书记员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