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益昌，男，197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叶，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清华，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三和经济开发区象岭村学联小组。法定代表人：陈章卫。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宁，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丁著，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火青，男，195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霞，系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火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2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益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叶、蓝清华、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丁著、被上诉人罗火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益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火青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罗火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吴益昌还需偿还被上诉人罗火青借款本金530000元”错误（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13页第3-4行），截止2018年3月4日，上诉人吴益昌已还清案涉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2012年9月4日，上诉人吴益昌向被上诉人罗火青借款100万元，同日，被上诉人罗火青通过其妻子陈某中国银行账户（账号为：xxxx）向上诉人吴益昌转账100万元，被上诉人罗火青与上诉人吴益昌成立借款关系。2014年9月4日，上诉人吴益昌应被上诉人罗火青要求向其补出具《借条》，约定利息以月息1.5分（月息1.5%）计算。之后上诉人吴益昌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及委托吴某1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2**********314）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中国银行账户偿还上诉人吴益昌案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6年2月6日，被上诉人罗火青与上诉人吴益昌共同确认上诉人吴益昌已偿还借款本金47万元，尚欠剩余借款本金53万元未还。自2016年2月6日开始，上诉人吴益昌向被上诉人罗火青陆续还款，每次支付的款项含当期利息（按照双方书面约定的月息1.5%计算）和部分借款本金。经核算，截止2018年3月4日，上诉人吴益昌已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具体详见上诉人吴益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被告吴益昌还款情况表》、《代付款说明》及相应的银行流水，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罗火青的借款关系已经消灭，但一审法院却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认定上诉人吴益昌尚欠被上诉人罗火青借款本金530000元，手机短信属于电子数据类证据，容易伪造、篡改，在无其他真实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即认定上诉人吴益昌尚欠被上诉人罗火青借款本金5300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罗火青口头约定从2018年7月起将还款利息从月利率1.5%提高至月利率3%，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予调整”（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13页第4-8行），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吴益昌应被上诉人罗火青要求向其出具书面的《借条》，在该《借条》内对借款的金额、月息等进行了约定。借款的利息问题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的重要内容，根据之前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书面的《借条》中明确写明利息标准的交易习惯，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7月真的将涉案借款月利率1.5%提高至3%，被上诉人不可能不让上诉人就月利率变更在借条上进行签字确认，而让自己在诉讼中面临利息请求不被支持的风险。另外，上诉人自2018年7月起的实际转账金额分别为27950元、7950元、35900元等，与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金额并不一致，而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罗火青将上诉人吴益昌的还款金额有意的选择几期进行拆解及上诉人支付了几期还款金额15900元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在2018年7月开始将涉案借款月利率1.5%提高至3%，属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吴益昌存在“第二笔借款关系”，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而且在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吴益昌是“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即案外人吴某2向被上诉人罗火青所借10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款项为偿还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吴益昌本人及委托案外人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全部款项均系偿还涉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第二笔借款”，该笔借款系被上诉人出借给案外人吴某2，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是该笔借款的借款人，没有与案外人吴某2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也不是吴某2对被上诉人所负的前述债务的担保人。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吴益昌与其存在“第二笔借款”，吴某2、吴益昌和浩德公司以资金周转为由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但其就前述主张的事实仅提交了《借条》复印件，未提供该份《借条》原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并且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2018）粤1303民初4804号《民事调解书》与其前述主张相互矛盾。该份《民事调解书》显示，被上诉人起诉吴某2追索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中主张其于2015年6月30日通过转账借给吴某210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由吴益昌及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债务作担保，而上诉人在本案中却又主张吴某2、吴益昌和浩德公司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即“第二笔借款”；另外，如果吴益昌、浩德公司是被上诉人主张的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上诉人为何仅起诉吴某2，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并且该份《民事调解书》系案外人吴某2与被上诉人之间双方的权利处分，未经上诉人吴益昌确认，也未确认上诉人吴益昌有任何还款支付义务。综上，上诉人吴益昌及浩德公司既不是案外人吴某2向被上诉人罗火青所借10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也不是案外人吴某2向被上诉人罗火青所负借款100万元债务的担保人。被上诉人主张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其妻子陈某支付的2015年11月-2018年8月的还款金额中包含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并就此仅提交了第一笔100万元借款吴益昌还款情况和第二笔借款吴某2的还款情况，被上诉人在第一笔100万元借款吴益昌还款情况中有意选择上诉人吴益昌的几期还款金额进行拆解，并据此主张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2015年11月-2018年8月的还款金额中包含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更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力明显较弱。上诉人吴益昌与案外人吴某1向陈某支付的款项系偿还吴益昌个人所借的款项而非所谓的“第二笔借款”。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吴益昌存在“第二笔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及与其事实主张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诉人吴益昌是“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即案外人吴某2向被上诉人罗火青所借10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款项中为偿还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浩德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判令浩德公司与上诉人吴益昌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被告浩德公司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亦不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且上诉人吴益昌已还清涉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浩德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吴益昌间的借款关系在2012年9月4日就已成立，2014年9月4日，上诉人吴益昌补出具《借条》，并应被上诉人要求在借条上加盖浩德公司的公章，浩德公司与被上诉人无成立借款关系的合意，被上诉人亦未向浩德公司交付借款，并且上诉人吴益昌所借款项系用于其个人生活开支及偿还债务，未用于浩德公司的经营，因此被上诉人与浩德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浩德公司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该事实亦可以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内容（变更前）可看出，如果浩德公司是借款人，被上诉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浩德公司是案涉借款担保人，虽被上诉人主张民事起诉状是叫别人代书写的，没有仔细看就递交法院，但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因为这一重大事实出现错误，被上诉人怎么可能会在民事起诉状中签字并按捺手印，且时隔一个多月才发现向法院申请变更？这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被上诉人与浩德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浩德公司不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虽然《借条》上有浩德公司的公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亦不是保证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浩德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且在上诉人吴益昌还清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判令浩德公司与上诉人吴益昌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金53万元及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还清全部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被上诉人证据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从而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仅存在一笔借款，即涉案借款，双方约定自2014年9月4日开始按照月息1.5%计息。2016年2月6日，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已偿还借款本金43万元，尚欠借款本金53万元。2016年2月6日，上诉人吴益昌陆续还款，截止2018年3月4日，上诉人已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为证明前述事实，上诉人提交了《被告吴益昌还款情况表》、银行流水、吴某1代付款说明等材料，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不认可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账户转账的款项是为上诉人吴益昌代偿还借款的事实，谎称被上诉人妻子陈某与吴某1存在其他生意往来（详见“一审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但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却当庭补充提交证据，确认吴某1代吴益昌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借款的事实，其主张吴益昌与被上诉人存在“第二笔借款”，吴益昌与吴某1支付的款项为涉案借款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也不能违背上诉人已还清涉案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确认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多次前后矛盾、多次反言的情况下，却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被上诉人证据，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从而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吴某2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没有提供原件、上诉人不确认该份证据真实性及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份《借条》的真实性，据此认为上诉人吴益昌与案外人吴某2系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存在“第二笔借款”，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吴益昌与其存在“第二笔借款”，吴某2、吴益昌和浩德公司以资金周转为由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但仅提交了《借条》复印件，未提供该份《借条》原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不确认该份证据真实性及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份《借条》的真实性，据此认为上诉人吴益昌与案外人吴某2系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吴益昌与被上诉人存在“第二笔借款”，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吴益昌与其存在“第二笔借款”，吴某2、吴益昌和浩德公司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1向被上诉人妻子陈某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主张上诉人尚欠其53万元借款本金未还。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却不足以证明其前述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却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火青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当庭补充：变更第一项请求，增加“或发回重审”。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204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并补充理由如下：一、本案中,原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借条》并未说明上诉人盖章时的身份是什么，上诉人也未收到上诉人的任何借款，不能认定上诉人有向原审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2012年9月4日，原审被告吴益昌向原审原告借款100万元，同日，原审原告通过其妻子陈某中国银行账户（账号为：xxxx）向原审被告吴益昌转账100万元。以上事实表明，原审被告吴益昌是以个人名义与原审原告成立借款关系，且所借款项没有用于浩德公司的日常经营。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的借款属于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吴益昌的个人债务，上诉人浩德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二、浩德公司在借据上仅盖章，并没有表明其保证人的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也没有其他事实能推定其为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浩德公司对本案的借款关系不承担担保责任。依据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浩德公司不应当承担更重的债务人责任。因为浩德公司在借据上仅盖章，并没有表明其债务的身份或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也没有其他事实能推定其为债务人。而一审在对浩德的盖章行为作出了不承担保证责任后，又对同样的行为事实作出承担债务人责任的认定，存在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借款关系的债务人，亦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后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罗火青所提交的证据《借条》，2014年9月4日书写的内容为“今借到惠东罗老板人民币壹佰万元正，以月息1.5分计算。落款：今借人吴益昌2014年9月4日”。落款的内容：“今借人”即今时的借款人、《借条》所示借款人的意思，紧接着署名“吴益昌”。这清楚的表明，是吴益昌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个人债务。今借人吴益昌本人一直认为这是其个人债务。被上诉人罗火青最初的起诉状中也是这么认为的，而后觉这样的事实于己不利变更了诉讼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其变更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原审原告在本案起诉之前大半年，在同一法院以同样的案由对他人提起诉讼并调解结案。今借人吴益昌本人一直认为这是其个人债务。《借条》没有书写浩德公司的名称，且在《借条》书写完成借条之后的盖章，没有表明是以什么身份，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罗火青的任何款项，不能认定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如就此认定浩德公司为借款人有背常理、亦违背公司法人独立性原则。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忽略了《借条》落款明确书写了“今借人吴益昌”这一重要事实，导致其认定事实有误，进而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1行）。因此，上诉人浩德公司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承担借款人的法律责任。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证据中，原审被告吴益昌最早的回复时间为2019年3月8日，而此时浩德公司已完成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即吴益昌已不是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辩称，答辩人认为，本案中，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借条》并未说明被答辩人盖章时的身份是什么，答辩人也未收到被答辩人任何的借款，不能认定答辩人有向被答辩人借款的意思表示。根据被答辩人在2019年4月26日所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认，其已经明确向法庭陈述了《借条》中被答辩人的身份是担保人。该自认对被答辩人不利，根据禁止反言规则，被答辩人依法不得变更。因此，即使认定被答辩人为担保人，本案中被答辩人的保证期间已经超过，且被告一与被答辩人擅自改变了借款的利息，答辩人依法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借条》以及本案中被答辩人与被告一的借款支付及还返还情况，以及被答辩人在2019年4月26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认，均可以得知本案的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被答辩人与被告一之间，答辩人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承担借款人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被答辩人在民事起诉状所陈述的不利于于己的事实，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依法应当予以确认，进而确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即使认定答辩人系保证人，答辩人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一）涉案借条所涉债务已经超过了担保期间。根据被答辩人在2019年4月26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借条》所载明的还款情况，本案的被告一吴益昌在2016年2月5日已归还了47万元给被答辩人，足见双方认可在2016年2月5日时涉案借款已经到达了还款期限，即答辩人的担保期限应当从该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此，即使认定答辩人构成保证人，保证人的保证义务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涉案借贷关系的主债务已经发生变更，答辩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根据被答辩人在2019年4月26日的起诉状中的自认，被答辩人于2018年7月与被告一约定将涉案借款的利率调整成为了月利率3%，其利率比被答辩人在2014年9月向被告一借款时的利率高出了一倍，且已经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由于被告一与被答辩人在未经答辩人同意的情况下变更了《借条》中所约定的利率。因此，答辩人不应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本案的债务应当由被告一负责偿还。综上，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被告一与被答辩人之间，依法应当由被告一偿还，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罗火青辩称，被答辩人上诉理由的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有四点和适用法律错误有三点，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被答辩人需偿还的借款本金为53万元是错误的；2.认可答辩人（下称本人）与被答辩人口头约定自2018年7月开始月利率1.5%提高至3%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直接认定被答辩人系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及认定被答辩人及案外人吴某1支付的款项是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是错误的。4.认定浩德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与被答辩人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73条第一款规定，确认本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未依据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直接认定《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从而认定吴益昌是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及被答辩人及案外人吴某1支付的款项包含第二笔借款的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未依据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本人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四个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反而适用证据规定第5、73条规定认定本人的四个事实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而被答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被驳回。本人除坚持一审起诉状、一审代理词观点外，补充、强调如下观点：一、本人提供的两笔借款借条、银行流水、第二笔借款的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及短信内容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外人和被答辩人支付的款项是两笔借款的利息之和及未还本金为53万元完全正确。（一）被答辩人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被答辩人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及相应利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归纳总结具体观点如下：①《民事调解书》显示本人追诉吴某2的借款本金100万元（第二笔借款），由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作担保，而本人在一审则主张被答辩人系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相互矛盾。如果被答辩人真是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或担保人，本人不可能仅起诉吴某2。②本人提供的第二笔借条是复印件，对于真实性不认可，其与该笔借款无关没有共同偿还的意思表示；《民事调解书》未经被答辩人确认，也未确认被答辩人有任何还款支付义务，故被答辩人既不是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③本人有意选择被答辩人的几期还款金额进行拆解进而主张2015年11月-2018年8月的还款金额中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更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力较弱；④如本人与被答辩人口头约定从2018年7月起月利率提高到3%，答辩人不可能不让被答辩人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另外2018年7月起的实际转账金额分别为27950元、7950元、35900元等，也与月利率3%计算的不一致，本人是有意选择几期进行拆解从而达到提高月利率至3%的目的；⑤手机短信属于电子数据类证据，容易伪造、篡改，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手机短信认定被答辩人还欠答辩人53万元是错误的。（二）对于上述观点，本人认为完全不能成立，具体反驳如下：①关于被答辩人在第二笔借款的身份：吴某2是被答辩人的弟弟，经被答辩人介绍，本人才认识他，他们都是一起以浩德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他们是一个整体债务混同的家族企业。被答辩人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浩德公司又代表其个人，故被答辩人既是第二笔借款的担保人（虽然法律上不认可），也是实际借款人。至于本人要起诉谁或不起诉谁及以什么理由起诉均是法律赋予本人的选择权利，被答辩人无权质疑。②关于第二笔借款借条的真实性：首先，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因本人年老健忘，忘记带借条原件了，当时本人已在庭上说如果庭后需要核对原件，本人可以随时提交法庭，今天本人特意带来了提交法院核对。其次，该借条原件在第二笔借款开庭时已经吴某2质证认可（详见一审时提交的第二次开庭补充证据第8页第4-5行“审：被告，请对原告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被：对于借条，无异议。”）、惠阳法院已核对过，不存在任何虚假。最后，第二笔借条显示被答辩人于2015年8月4日在借条上签名确认，因约定的借期一年即2016年6月30日到期时未还本金，故被答辩人作为浩德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和代表其个人承诺一年后偿还便在借条上写上延期一年并签名签署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被答辩人诉称其不是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那请问两次在第二笔借条上签名签署日期且写上延期一年是代表什么？一个无关的人会在别人的借条进行两次签名签署日期？完全不符合逻辑。实际上，被答辩人已实际向本人支付了第二笔借款从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份的利息（详见本人一审提交的两笔借款的还款情况表和代理词），事实胜于雄辩。③关于2015年11月-2018年8月的还款金额中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的事实：本人已将两笔借款的由来、每一次的还款情况都一一列明，根本不存在有意选择被答辩人的几期还款金额进行拆解进而主张2015年11月-2018年8月的还款金额中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特别提醒的是2015年11月-2018年8月可不是几期而是近3年共30多期，案外人或被答辩人在这期间支付的每一期款项均与两笔利息之和相吻合。事实上吴某2和本人已在第二笔借款的庭审笔录（即本人一审提交的第二次开庭补充证据第八页第8-11行“审涉案借款的本息偿还情况？原：本金全部未偿还，利息按月息2分已从2015年6月支付至2018年8月。被：本金确实全部未偿还。……”）中确认已支付2015年6月至2018年8月的利息但未偿还本金。这也反证了被答辩人及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包括第二笔利息。在此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在被答辩人于2016年2月6日偿还本金47万前四个月支付的款项金额均为35000元，而第一笔借款的利息在2018年7月前是按月利率1.5%即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的利息本应是15000元，为什么会支付35000元/月？如果按照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每个月偿还的是本息，那又为什么被答辩人在2016年2月5日确认已还本金金额时只是确认2016年2月6日支付的47万元而并未确认之前每月支付的1.5万元中包括本金也未确认多出的8万元【（3.5万-1.5万）×4个月】是本金？结合被答辩人已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两次签名并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延期一年后偿还本金及第二笔借款月息为2万元的事实，足于证明案外人或被答辩人在2015年11月-2018年8月支付的款项中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这些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力足够强大。④关于月利率调整至3%的事实：2018年7月之所以会提高月利率至3%是因为本人及家族人需要用钱要求被答辩人偿还本金，但被答辩人说暂时没钱周转偿还先，所以才提高月利率。至于为什么没有将月利率调整的情况写在借条上，是因为当时本人基于多年与被答辩人生意来往及对其一直以来比较守时支付利息产生信任况且提高的利息又不多，根本没想到后来被答辩人会不还本息，压根就没想过要打官司。同样，在第二笔借款中，也是因没钱偿还在2018年8月约定月利率提高至3%也未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吴某2在调解笔录（详见一审时提交的第二次开庭补充证据第8页第12-13行“被：……我方到现在为止至少已有半年的时间调整按照月息3分还了）中确认月利率调至3%的事实。此外，2018年7月起的实际转账金额分别为27950元、7950元、35900元等，不存在与月利率3%计算的不一致，本人一审提交的还款情况表已清楚地说明这些款项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2018年7月3日支付27950元是由第一笔借款月息7950元（53万×1.5%）和第二笔借款利息2万元组成，2018年7月12日支付两笔5000元、2950元共7950元是因为刚约定从7月份开始月率利3%而7月3日已按月率利1.5%交了月息，故还需补交月息7950元【53万×（3%-1.5%）】，2018年8月3日支付35900元是由第一笔借款月息15900元（53万×3%）和第二笔借款利息2万元组成。⑤关于手机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与第二笔借款证据等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本金53万元未还的事实：手机短信是本人与被答辩人一对一的交流通过手机截屏下来，不存在任何作假，本人作为一位老头子还没有这个能力去伪造或篡改。根据本人一审时提交的第二次开庭补充证据第47页的内容：2019年3月10日，本人问被答辩人：几天已过款还未打过来请速汇、回个电话给我可以吗？2019年3月12日，被答辩人回复下午打，又根据银行流水显示：被答辩人在2019年3月12日下午15点9分55秒就打了利息款15900元，足于证明手机短信内容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在2016年2月5日确认已还本金47万后，每月支付的款项包括是两笔借款的利息之和，根本不存在偿还本息，事先未约定本息还款方式，事后也未确认还款的具体本息金额。而且根据短信内容，本人一直向被答辩人催收的是53万元的利息而非本息，被答辩人从未否认过并且承认还欠53万元本金。被答辩人谎称还没有核算与之前还款本金47万元的操作方式完全相违背：被答辩人于2016年2月5日先在借条上写明已还本金47万元后，在2016年2月6日才支付本金47万元。如果真如被答辩人所述已还清53万元本金及利息，又怎么不会将借条原件收回或在借条上注明已还清本息，这完全不符合日常交易规则。据此，并非如被答辩人所述没有其他佐证，手机短信内容与本人提供的两笔借款借条、银行流水、第二笔借款的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于证明53万元本息未偿还。二、一审法院认定浩德公司与被答辩人共同偿还涉案本金53万元完全正确。（一）涉案借款的由来：2012年9月4日，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以资金周转为由共同向我方借款100万元，约定月息1.5分。2012年9月4日，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以资金周转需要更新设备、进货囤原材料（原材料不断涨价）为由向本人借款100万元。本人念在多年的生意来往，便同意借款100万元给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2012年9月4日转款当日，由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在其办公室出具借款期限为两年（即2012年9月4日至2014年9月4日）、月息为1.5分的《借条》，吴益昌及浩德公司分别在借条上签名、盖章。到期后，因被答辩人及浩德公司未按约还款，本人亲自到其办公室更换新的《借条》即我方本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的《借条》，所以本人及浩德公司出具该《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9月4日。请注意：该借条并非是补的而是“以旧换新”。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上于2015年6月30日写明借期一年，后来2016年6月30日到期后未还，被答辩人便在借条上承诺一年后偿还。这也反证本人诉称本案借条最开始的借期为两年，到期后重新更换是真实的。（二）浩德公司是以被答辩人为首的家族企业债务混同，其既是共同借款人也是被答辩人本人借款的担保人（虽然法律不认可），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本人有权任择一理由变更诉请。在此需要重点提醒的是：被答辩人具有双重身份，是浩德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签名既代表浩德公司也是代表其个人行为。被答辩人一直以来都是以浩德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本人之前也经常按被答辩人的要求将公司货款转账至其个人账户上，故本案借款也是直接转帐至其个人名下的账户。被答辩人为首的浩德公司是家族企业一直存在债务混同，实际上浩德公司既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也是作为被答辩人个人的担保人（虽然法律上不认可未表明担保人身份的担保人）。而当时本人确实是叫人代书不懂这些也未仔细看，且代书也将月利率3%错写为年利率3%，为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1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本人变更浩德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是权利的选择，法律赋予原告享有变更诉请的权利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三）被答辩人认为其既不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毫无事实依据，被答辩人是共同借款人的理由有三：①如前所述，本案的借条中浩德公司不是补盖的章而是“以旧换新”，浩德公司和被答辩人（其是时任法定代表人，既代表浩德公司又代表其个人行为）于2014年9月4日重新在浩德公司的公文纸上盖章签字确认为共同借款人后，又于2016年2月5日共同在该借条上盖章签字确认已还本金47万元（分两笔支付：其中一笔是被答辩人支付，另一笔188000元是浩德公司的财务吴某1支付，吴某1也是被答辩人的亲戚）即意味着这47万元本金是浩德公司和被答辩人共同偿还，两次盖章签名确认足于证明浩德公司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如果浩德公司不是借款人何须再次盖章签名确认已还本金47万元？②因本人与被答辩人和浩德公司有经济来往，之前的公司货款均按被答辩人的要求直接支付到被答辩人个人银行账户上，2012年9月至2014年2的月息便从公司货款中扣除，同时涉案共同借款也是按其要求转至其个人银行账户上，很明显被答辩人和浩德公司存在债务混同，应依法共同偿还借款本息。此外，被答辩人辩称该笔借款用于其个人及偿还债务完全子虚乌有，如果说有偿还债务那也是偿还浩德公司对外的债务；③结合本人提供的手机短信内容及银行流水，被答辩人大多数是安排浩德公司的财务吴某1支付利息，正好说明浩德公司是在履行还款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被答辩人与浩德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及相应利息于法有据。（一）被答辩人认为本人存在矛盾表述及反言，法院却根据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认定本人提供的第二笔借款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被答辩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吴某1的代付款说明等是错误的。对此，本人反驳如下：1、对认定吴某1代付性质的经过：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几分钟，被答辩人才将其证据材料提交法院，法院才移交给本人代理律师，过了没多久便开庭，本人代理人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而当时本人和妻子在场也根本没看材料，但当听到被答辩人的代理律师称已还清本息，本人妻子异常激动愤然反抗，我们压根就没想到被答辩人会如此厚脸皮赖账。而当时本人律师也不清楚吴某1为何向本人支付款项为了否定已还清本息才说可能与吴某1存在生意往来待核查清楚后提交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未偿还本金53万元及相应利息。第一次庭开完后，本人律师才将案件材料给本人看，本人才想起来被答辩人之前是有经常安排财务给本人支付利息，还有第二笔借款之事才向律师说明。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本人律师不清楚实际情况而本人开庭时也未看证据材料，并不是故意反言或表述矛盾。2、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认定本人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力大于被答辩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吴某1的代付说明及出庭作证的陈述，适用法律正确。吴某1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作证时明确表示其向本人妻子账号支付的款项是被答辩人的钱，但其陈述被答辩人要求其转账时并没有说支付给本人妻子的款项是利息还是本金。而被答辩人主张支付的是本息，其计算方式复杂到每一笔款项拆分的本金和利息均精确到分且还多付了，完全与民间借贷方便结算的交易规则相违背，也与双方在手机短信中确认欠本金53万元等内容不相符。被答辩人和浩德公司在还没支付本金47万元的时候就已经在借条上签名盖章确认了，如果真的还清本息了借条原件还有可能在本人手上吗？对于案外人吴某1及被答辩人自2016年3月开始支付的款项是利息其中包括第二笔借款自2015年11月始至2018年8月的利息，理由在前面已详述在此不赘述。本人提供的第二笔借款的借条、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据此依据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认定本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被答辩人，适用法律正确。（二）被答辩人认为本人提供的第二笔借条是复印件，一审法院应适用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不能单独认定借条的真实性，更不能以此认定被答辩人是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及支付的款项包括第二笔利息。对此，本人反驳如下：第二笔借条的真实性在上面已有详述，该借条不是单一的证据，与第一笔借款借条、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银行流水和手机短信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于证明案外人及被答辩人支付的款项包括第二笔借款的利息。虽然本人主张被答辩人是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但一审判决第15页第9-14行分析阐述到“同时，在第二笔借款形成时间前后，被告吴益昌是被告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上签名及签“延期一年”等字样，均代表被告吴益昌有与案外人吴某2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案外人吴某1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转账支付陈某的款项均是被告吴益昌的钱，故原告称被告吴益昌在偿还本案借款本息时同时在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也有一定依据。”，从中可知一审法院认定支付的款项包括第二笔借款利息的理由是被答辩人有与吴某2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和吴某1陈述其代付的钱是吴益昌的，而并没有直接认定被答辩人是第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不知道被答辩人是理解错误还是故意曲解一审法院的判决？故，本人认为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三）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定第2、73条之规定认定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本息已还清的事实主张从而判决被答辩人与浩德公司共同偿还本金53万元及相应利息，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认为未依据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本人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四个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反而适用证据规定第5、73条规定认定本人的四个事实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人反驳：①结合前述，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间不能自圆其说、与现实交易规则相违背且与本人提供的证据不相符，完全不足于证明其本息已偿还的事实主张；②本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于证明案外人及被答辩人偿还的是利息其中还包括第二笔借款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的利息、涉案剩余本金为53万元及浩德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被答辩人债务混同应共同偿还涉案本息的事实主张，故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定第2、73条之规定认定浩德公司与被答辩人共同偿还涉案本息是完全正确的；③本人拿着放大镜也没有找到被答辩人称一审法院有适用的证据规定第5条，一审法院不存在任何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所述，答辩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于证明浩德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被答辩人债务混同应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这借款本金53万元是本人、妻子和家族人一辈子的血汗钱、养老钱及救命钱，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并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并当庭书面补充：被答辩人一的上诉理由：其既不是涉案借款的债务人，该笔借款也未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更不是担保人，一审法院判决其共同承担债务人的还款责任是错误的。对此，答辩人在之前的《民事答辩状之一》中已有详细论述反驳，在此强调如下三点：1.涉案借条不是补的，而是“以旧换新”，在2012年9月4被答辩人和吴益昌就已经共同向答辩人出具借期两年的借条，到期以后才更换成涉案的借条，经过被答辩人和吴益昌两次盖章签名确认；2.2012年9月，被答辩人和吴益昌共同向答辩人借款时明确表示系公司要囤货资金周转困难而并非以吴益昌个人名义。2012年9月至2014年2的利息都是以答辩人向浩德公司支付的货款中扣除的，答辩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均有显示他们在这期间未付过利息都是以货款冲抵。这些足于证明涉案借款确实用公司生产经营且被答辩人已共同履行还款义务；3．吴益昌为首的浩德公司是家族企业，答辩人之前一直按吴益昌要求将公司货款支付至其个人账户上及要求将被答辩人与其的涉案借款转至其个人银行账号，显然吴益昌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债务混同，依法应共同还款。答辩人认为浩德公司实际上既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也是作为被答辩人个人的担保人（虽然法律上不认可未表明担保人身份的担保人）。综上，被答辩人与吴益昌以公司资金周转为由向答辩人借款并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被答辩人与吴益昌在涉案借条上两次盖章签名确认借款、被答辩人系家族企业与吴益昌存在债务混同，依法应共同偿还涉案本息。据此，吴益昌与浩德公司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与吴益昌共同偿还涉案借款完全正确。又当庭口头补充：今借人不单单指个人还包括其他单位组织、公司之类的，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今借人下面盖章，更加证明是共同借款人，对于其他已经变更股权和法人均不影响本案审理。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依然有义务共同偿还借款。罗火青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3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3月4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4日利息为159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4日，原告向被告吴益昌的妻子陈某转账1000000元，2014年9月4日被告吴益昌（吴益昌向原告补出具上述款项的《借条》（以下简称“案涉借款”）载明，今借到惠东罗老板1000000元，以月息1.5分计算；2016年2月5日被告吴益昌在该《借条》空白处有写已还470000元；该《借条》中被告吴益昌的签名落款处均盖有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2015年6月30日案外人吴某2向原告出具《借条》（以下简称“第二笔借款”）载明，案外人吴某2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期为1年，月息20000元，该《借条》中案外人吴某2落款处盖有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2015年8月4日被告吴益昌在该《借条》上签名且在空白处另行书写了“延期一年2016年6月30日”字样。2018年11月，原告就2015年6月30日的《借条》向本院起诉案外人吴某2，该案的诉讼请求主要是要求案外人吴某2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60000元（以本金100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8年9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主要是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通过转账借款给案外人吴某2100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并约定月利息20000元，由吴益昌及浩德公司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债务作担保等，该案于2018年12月11日以调解方式结案。根据原告及被告吴益昌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从2016年2月5日起算，款项的转账时间基本为每月的第3日），2016年2月5日，案外人吴某1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188000元，2016年2月6日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282000元；2016年3月3日案外人吴某1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28655元，2016年4月-2018年6月，案外人吴某1或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27950元，2018年7月-2018年8月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35900元，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支付15900元（其中2019年2月未付，2019年3月付2笔15900元）。上述转账记录中未注明还款款项性质，原告解释称上述转账均是偿还利息，其中2016年3月-2018月6月每月的转账还款27950元（其中2016年3月的转账还款是28655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7950元+第二笔借款利息20000元，2018年7月-2018年8月每月的转账还款35900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15900元+第二笔借款利息20000元，2018年9月-2019年3月每月的转账还款15900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15900元。被告吴益昌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持异议，认为上述转账款项均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本息：2016年3月转账的28655元，偿还借款利息7420元，冲抵借款本金21235元；2016年4月转账的27950元，偿还借款利息7631.48元，冲抵借款本金20318.53元；2016年5月转账的27950元，偿还借款利息7082.47元，冲抵借款本金20867.53元；…至2018年3月4日被告吴益昌已还清全部借款本息，至于此时间之后的还款，庭审时被告吴益昌表示是由于之前通过吴某1、吴益昌两个账户还款，未对还款进行统计，在本案开庭前统计时发现多付了款项，对于多付的款项被告吴益昌会另行起诉返还。另查明，2019年3月-4月原告通过短信催被告吴益昌偿还案涉借款利息，被告回复“我已经和财务说了这几天会转给你”（2019年3月8日）、“下午打”（2019年3月12日）、“罗老板你好，不好意思，我欠你的伍拾叁万元钱，我投资失败，我暂时没有办法还你，利息也不要算，本金我会还给你。”（2019年4月25日）。再查明，被告浩德公司于2016年登记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法定代表人为吴益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9年3月1日登记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陈章卫，企业类型不变。庭审时，案外人吴某1到庭作证表示：1、吴某1与被告吴益昌是堂兄弟关系；2、吴某1支付给原告的妻子陈某账户的钱是被告吴益昌自己的钱，吴某1是代被告吴益昌向原告支付；3、被告吴益昌未表示吴某1所转账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签订的《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依法、依约向原告清偿借款。由于双方对于被告截止至2016年2月6日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与被告的起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2016年2月6日之后案外人吴某1、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还款的性质；2、被告吴益昌是否还需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及被告浩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2016年2月5日之后案外人吴某1、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还款的性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被告吴益昌均对于2016年2月5日之后案外人吴某1、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还款的性质作出了说明：原告提交了第二笔借款的借据、民事调解书等证明上述还款是分别按照两笔借款约定的利率合付的利息，被告通过案外人吴某1的出庭证言证明上述还款均是案涉借款的本息并且还多偿还了部分款项。本院认为双方对于转账还款性质的证据均有一定的证明力但均不足以否定对方的证据，但进一步分析可知：原告对于每月转账还款的构成简单便于计算，还款数额上与两笔借款对于利息约定的计算标准相符合，尚欠金额上也与被告吴益昌在短信中自认还欠原告53万元借款本金的情况相吻合；对于被告吴益昌的证据，证人吴某1虽证明了其转账还款均是代被告吴益昌偿还案涉借款，但由此导致被告对每月转账还款的本息构成分析复杂到近似于一般为银行机构所采用的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甚至还出现了多付借款本息的情况，不符合民间借贷对于还款本息支付便于结算的特点，而被告吴益昌所述每月偿还本息的金额及金额中分别冲抵本金、利息的数额并无双方约定或法律依据，也与原告提交短信证据中双方沟通支付利息、确定尚欠借款本金53万元等内容不相符。同时，在第二笔借款形成时间前后，被告吴益昌是被告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上签名及签“延期一年”等字样，均代表被告吴益昌有与案外人吴某2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案外人吴某1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转账支付给陈某的款项均是被告吴益昌的钱，故原告称被告吴益昌在偿还本案借款本息时同时在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也有一定的依据。因此，本院经综合考虑分析双方证据并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原告对于2016年2月6日之后案外人吴某1、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某转账还款的性质的证据明显较被告的证据更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力更强，本院采信原告的该项主张。关于被告吴益昌是否还需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及被告浩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还款本金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吴某1及被告吴益昌的转账还款性质的分析可知，2016年2月6日之后的还款中对于案涉借款的还款均是利息并无本金，被告吴益昌在短信中也确认还欠原告借款本金530000元，故本院确认被告吴益昌还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30000元。其次，关于还款利息的问题。原告称双方口头约定从2018年7月起将还款利息从月利率1.5%提高至月利率3%与被告吴益昌在2018年7月-2019年3月的实际还款情况相符，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予调整。被告吴益昌一方向原告方的转账基本集中在每月的第3日，故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每月还款日为每月的第3日。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吴益昌偿还借款利息以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3月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被告浩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案涉借款发生时被告吴益昌是被告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条》上有被告浩德公司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益昌的签名，虽然两被告均抗辩称案涉借款是被告吴益昌的个人借款，被告吴益昌是被迫加盖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但该抗辩意见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浩德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代表其对案涉借款的认可，应当与被告吴益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浩德公司在借据上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推定其为担保人。因此，被告浩德公司不承担案涉借款的担保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曾自认被告浩德公司属于担保人，因该自认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反悔，本院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判决：被告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原告罗火青偿还借款本金530000元及利息（以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3月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还款是偿还本案以及另案的利息还是偿还本案的利息及本金以及利息是否已调整。2、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应与上诉人吴益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涉案的还款是偿还本案以及另案的利息还是偿还本案的利息及本金以及利息是否已调整的问题。关键在于对还款构成的解读不同。上诉人吴益昌认为通过案外人吴某1代为转账给被上诉人罗火青妻子的款项是偿还本案的利息及本金。被上诉人罗火青则提出除了本案的借款外，案外人吴某2亦向罗火青亦借款，且案外人吴某2系上诉人吴益昌的胞弟，案外人吴某1系上诉人吴益昌及案外人吴某2的堂兄弟以及系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会计，案外人吴某1代为转账的款项是用于偿还两笔借款的利息。对于是否存在第二笔借款，被上诉人罗火青提交了无原件予以核对的2015年6月30日载有案外人吴某2、上诉人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签章的《借条》复印件及该案的开庭笔录、《民事调解书》予以证明。根据该案的开庭笔录可知，罗火青、吴某2均当庭确认已支付利息，本金全部未偿还，另案外人吴某2（吴益昌的胞弟）确认利息有调整。虽案外人吴某2、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及罗火青签订《借条》缺乏原件予以核对，上诉人吴益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另案已偿还的利息与本案还款无关联，结合案外人吴某2系上诉人吴益昌的胞弟，案外人吴某1系上诉人吴益昌、案外人吴某2的堂兄弟的事实，以及罗火青及吴益昌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以及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的实际还款数额及相应的变化规律，原审确认案涉借款系用于偿还两笔借款的利息且确认2018年7月开始调整月利率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应与上诉人吴益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吴益昌担任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益昌均在案涉《借条》中签章，且各当事人均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在《借条》中盖章并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亦未明确其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推定其为担保人，故不能确认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系本案的保证人，当事人对法律认识的错误不影响本案综合证据作出判断。而从《借条》的内容分析，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吴益昌均在案涉《借条》中签章，且该《借条》签订于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的公文纸中，公司的签章盖在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上，甚至2016年2月5日在上述《借条》中记载“已还肆拾柒万元整￥470000元”时再次将公司的签章盖在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上对还款金额予以明确。虽然两上诉人均辩称案涉借款是上诉人吴益昌的个人借款，但根据上述《借条》的内容，足以让被上诉人确认吴益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鉴于被上诉人罗火青系基于对吴益昌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主观上构成善意，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十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上诉人吴益昌作为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并在《借条》中加盖公章，构成表见代表，应当与上诉人吴益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审法院的处理结果无误，予以维持。若公司对吴益昌的代表行为有异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20元，由上诉人吴益昌负担926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92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