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06民初502号原告（反诉被告）：姚国军，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月(系姚国军的岳父),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原富拉尔基橡胶厂职工，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被告（反诉原告）: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系个体工商户)，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桥**自行车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30206MA1BB2YL2R。登记经营者:李英梅，公民身份号码:2302061966********,女，196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桥**自行车棚。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磊(系李英梅之子),男，198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振江，系黑龙江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国军与被告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以下简称豆制品加工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豆制品加工坊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反诉，由审判员佟丰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姚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月到庭参加诉讼，豆制品加工坊的经营者李英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磊、顾振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国军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解除与豆制品加工坊之间的合同，判令豆制品加工坊返还“抵押金”人民币3000.00元，判令豆制品加工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豆制品加工坊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姚国军从事饲养业，养了很多牛，需要豆腐渣做饲料，在2018年12月1日，姚国军与豆制品加工坊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将该豆制品加工坊每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豆腐渣全部承包给姚国军，承包期为2年，依据合同的约定，在承包期内，该豆制品加工坊不得私自向他人出售豆腐渣，如果违反了该约定，需向姚国军赔偿违约金人民币1万元。合同签订后，姚国军依据合同的约定交付了3000.00元的承包抵押金。此后，姚国军就按约定从豆制品加工坊购买豆腐渣。但是，从2019年10月9日起，豆制品加工坊偷着把一部分豆腐渣私自卖给他人，该豆制品加工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给姚国军造成了损失，2019年10月25日，姚国军将买豆腐渣的人堵在了豆制品加工坊内，豆制品加工坊的边磊要殴打姚国军，姚国军报警，警察到现场后平息了双方的冲突，但告知姚国军合同纠纷不归警察管。此后,姚国军继续从豆制品加工坊取货,至2019年11月底,被豆制品加工坊告知不要来取货了。姚国军认为,豆制品加工坊私卖豆腐渣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属违约行为，故姚国军要求解除合同，豆制品加工坊应将姚国军的3000.00元“抵押金”返还，而且依据双方的合同，违约方豆制品加工坊应支付违约金1万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法院支持姚国军的诉求。被告豆制品加工坊辩称：不同意原告姚国军的诉讼请求。豆制品加工坊与姚国军签订的书面合同已经经过了两次变更。原合同约定了按月结算,但在合同履行3个月后,姚国军提出了按日结算的无理要求,虽然按日结算会影响豆制品加工坊的利益(每日都会抹掉货款的“零头”),但豆制品加工坊还是答应了这一无理要求。后因为豆腐销售的原因，豆制品加工坊增加了每日干黄豆的投放量（每袋干黄豆的重量从50斤提高到55斤），这样相应产生的豆腐渣的量也增加了，姚国军买豆腐渣的价格就从原来的3元一袋涨到了3.3元一袋。2019年10月8日，有个叫王某的人要买豆腐渣，豆制品加工坊的边磊给姚国军打电话，说有人要买豆腐渣，问姚国军卖不卖，姚国军说不卖，而且姚国军在电话中说现在豆腐渣按3.3元一袋太贵了，要求还按3元一袋来买，并说豆制品加工坊多投放的干黄豆所产生的豆腐渣姚国军不要，豆制品加工坊“想卖谁卖谁吧”，于是根据双方电话中的商定，豆制品加工坊就把多产出的豆腐渣卖给那个叫王某的人了。从2019年10月9日起，姚国军还按照3元一袋从豆制品加工坊拿豆腐渣，期间，2019年10月25日，姚国军曾经向警察报案，不让王某拿豆腐渣，当着警察的面，双方称量了干黄豆的重量，均是55斤一袋，证明豆制品加工坊所述事实属实。此后，姚国军继续购买豆腐渣到11月末，姚国军突然告知说，要起诉豆制品加工坊，就不再拿货了。姚国军也没有向豆制品加工坊要过“抵押金”。综上，因为双方变更合同，变更了结算方式，降低了价格，姚国军在电话中也表示多产出的豆腐渣可以由豆制品加工坊卖给别人，所以豆制品加工坊并没有违反双方的约定，豆制品加工坊并没有违约。姚国军的几项诉求豆制品加工坊均不能同意,请法院驳回姚国军的诉讼请求。而且，豆制品加工坊认为实际违约方是姚国军，豆制品加工坊向法院递交了反诉状，要求反诉。反诉原告豆制品加工坊的反诉请求为:1.请求判令姚国军赔偿因违约给豆制品加工坊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6433.80元及预期将造成的利益损失人民币4672.00元;2.请求判令姚国军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因违约应给付豆制品加工坊的违约金人民币1万元.本案的反诉费由姚国军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豆制品加工坊与姚国军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为2年，从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1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两次变更了合同，但姚国军却称豆制品加工坊违约了，并以此为借口在2019年11月底单方面终止了合同的履行，造成豆制品加工坊产生的豆腐渣无人收购，只能当做垃圾抛弃掉，姚国军单方面终止合同的行为给豆制品加工坊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份之间已经发生的损失为6433.80元，2020年5月至11月之间预期会发生的损失为4672.00元，姚国军作为违约方，应当赔偿以上的损失，而且，双方合同约定违约方需赔偿对方1万元的违约金，故姚国军作为违约方，还应当赔偿豆制品加工坊1万元。综上，请法院支持豆制品加工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姚国军的答辩意见：不同意豆制品加工坊的反诉请求，因为姚国军没有违约，违约的是豆制品加工坊，豆制品加工坊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卖豆腐渣给他人，而且终止合同的也是豆制品加工坊，是豆制品加工坊在2019年11月底告知姚国军不要再来取豆腐渣了，不是姚国军不想要豆腐渣，是豆制品加工坊不卖给姚国军豆腐渣了。豆制品加工坊的损失是否属实不清楚，即使有损失也与姚国军无关，因为姚国军不是违约方。原告姚国军提供的证据为：2018年10月11日《承包合同》一份。被告豆制品加工坊提供的证据为：证人王某的出庭证言，碟片一张（内有2019年10月8日晚豆制品加工坊内视频监控录像、边俊才与姚国军手机通话时间截图、2019年10月25日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处理争执的手机录像视频），豆制品加工坊雇人运输豆腐渣的费用收据5张、豆制品加工坊的边磊手写的泡发干黄豆数量的明细4页、豆制品加工坊自己计算的其预期利益损失明细1页。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姚国军因从事养牛业，需要较多的豆腐渣做为喂牛的饲料，于2018年12月1日，与豆制品加工坊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该豆制品加工坊每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豆腐渣承包给姚国军，合同约定“按每天黄豆用量为准，所产出的豆腐渣每市斤0.06元”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豆制品加工坊）不得私自出售豆腐渣”，合同约定姚国军交付抵押金3000.00元、结账方式为每月月初结账、承包期2年，合同第七条约定“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赔偿对方违约金1万元”。该合同签订后，姚国军交付了3000.00元的“抵押金”，此后姚国军按期到豆制品加工坊将豆腐渣取走，根据豆制品加工坊投料时泡发的干黄豆的重量给付豆腐渣款（此为行业惯例，因豆腐渣不易确定具体重量，故按干黄豆的重量推定豆腐渣的重量），因豆制品加工坊原来生产中泡发的黄豆按每袋50斤包装，按合同约定的每斤0.06元，姚国军根据豆制品加工坊干黄豆投料的袋数，按每袋3元给付当日的豆腐渣款项。合同约定按月结算，后双方均同意改为按日结算。在该合同履行一段时间后，豆制品加工坊为迎合市场需要，改变了生产时投放黄豆的每袋的数量，由原来的每袋50斤变更为55斤，相应的，姚国军从豆制品加工坊取豆腐渣时，就开始按每袋3.3元给付豆腐渣款。2019年10月8日晚，证人王某因为养牛喂牛的饲料所需，来到豆制品加工坊，想购买豆腐渣，豆制品加工坊的边磊称豆腐渣都已经包出去了，不卖，王某坚持要购买，边磊于是给姚国军打电话，询问是否同意卖豆腐渣，姚国军电话中表示不卖，此后，边磊与姚国军在电话中继续就双方之间的合同问题进行了沟通。关于双方此次在电话中沟通的详细内容及结果，庭审中，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说法不一，被告豆制品加工坊称姚国军在电话中已经表示了，他只要50斤黄豆的豆腐渣，多出的部分不要了，豆制品加工坊可以随便处理，对该说法，姚国军庭审中不予认可，姚国军称他当天在电话中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从2019年10月9日起，证人王某开始从豆制品加工坊购买豆腐渣，每天一袋豆腐渣，重量大约在40-50斤左右，价格为3.00元。在此期间，姚国军继续从豆制品加工坊购买豆腐渣。姚国军怀疑豆制品加工坊偷着把一部分豆腐渣私自卖给他人，于2019年10月25日，姚国军将买豆腐渣的王某堵在了豆制品加工坊内，并与豆制品加工坊的边磊发生了争执，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因未实际发生治安案件，警方未予处理，豆制品加工坊要求警察做见证，现场随机选取测量了预备投放泡发的干黄豆的重量，每袋黄豆均为55斤左右。姚国军此后继续从豆制品加工坊购买豆腐渣至2019年11月底,从12月份起不再购买,关于不再购买豆腐渣的原因,双方说法不一,姚国军称是豆制品加工坊告诉他不要再来了,但豆制品加工坊称是姚国军自己不想再履行合同了，并且因为姚国军不履行合同给豆制品加工坊还造成了损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姚国军与豆制品加工坊签订《承包合同》，约定该豆制品加工坊每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豆腐渣承包给姚国军，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的内容对双方有约束力，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的第三条约定“甲方（豆制品加工坊）不得私自出售豆腐渣”，但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豆制品加工坊在2019年10月9日之后，确实将一部分豆腐渣卖给了证人王某，该行为并未经过合同相对方的姚国军的同意，本院认为豆制品加工坊的该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关于豆制品加工坊辩称的，在2019年10月8日的电话通话中，姚国军已经同意将部分豆腐渣由豆制品加工坊随意处置的主张，因豆制品加工坊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该主张，其该答辩意见本院不能采纳。至于豆制品加工坊辩称的合同已经变更过两次的主张，本院认为，现实生活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变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变更是需要双方均予以认可的，本案，豆制品加工坊没有证据证明变更后的合同已经允许豆制品加工坊将豆腐渣卖给他人了，故豆制品加工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豆制品加工坊违约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违约金部分的规定，确定了合同的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属性，人民法院在确定合理的违约金时，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姚国军并没有证据证明豆制品加工坊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的数额，豆制品加工坊从2019年10月9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卖给王某的豆腐渣为每天一袋，价格3元，共计52天，金额仅为156.00元，本院认为，虽然豆制品加工坊将豆腐渣卖给他人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豆制品加工坊卖给王某的仅是其实际产生的豆腐渣的很少的一部分，多数的豆腐渣还是卖给姚国军了，豆制品加工坊并没有严重违约，姚国军现主张的1万元的违约金过高了，对豆制品加工坊并不公平，考虑到双方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对合同条款的变更情况、豆制品加工坊卖给他人的豆腐渣的数额及经过、豆制品加工坊的过错程度以及给姚国军造成的实际损失的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依据违约金的“补偿和惩罚”的双重属性，本院酌定豆制品加工坊给付姚国军违约金人民币1000.00元。关于姚国军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本院认为，从2019年11月底以后，双方均以行动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的义务，现姚国军要求解除合同，该诉求本院应当予以支持，在合同解除后，豆制品加工坊应当将收取的3000.00元的“抵押金”返还给姚国军。关于豆制品加工坊的反诉请求部分，本院认为，豆制品加工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姚国军存在违约的行为，在豆制品加工坊先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2019年11月底姚国军不再从豆制品加工坊购买豆腐渣，豆制品加工坊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均同意终止了合同的履行，依据现有证据，本院不能认为姚国军存在违约行为，也不能认定豆制品加工坊反诉所称的各项损失的真实存在，故豆制品加工坊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姚国军与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二、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姚国军交付的抵押金人民币3000.00元。三、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姚国军违约金人民币1000.00元。四、驳回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0元，减半收取62.50元，由姚国军负担37.50元，由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负担25.00元（此款已由姚国军预交，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于本判决生效后将其负担部分给付姚国军）。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63.82元，由富拉尔基区边熙然豆制品加工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费用，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佟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