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17384号原告(反诉被告)：李志松，男，197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法定代表人：刘伟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熙，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原告李志松与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食萤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食萤公司于2020年4月3日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李志松、被告(反诉原告)食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志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返还自2020年2月1日之后的2个月房租，共计人民币53,400元(以下币种同)；2.请求被告返还一次性装修费用68,000元；3.请求被告返还食品安全保障金20,000元；4.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自2020年2月1日起解除。审理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请中的“2个月房租”为笔误，应为2月份房租以及承包合作保证金35,600元，合计53,40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签订《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将被告名下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祖冲之路XXX弄XXX号食萤美食城一号档口出租给原告经营餐饮业务,租期从2019年12月1日起到2021年11月30日止，租金每月17,800元,一次性装修费用为68,000元,食品安全保证金20,000元。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支付给被告指定的账户,即小林今子个人账户，支付了5个月的房租89,000元、装修费68,000元及食品保证金20,000元，垃圾清运费257元，共计177,257元。因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餐饮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客户锐减，延期营业，原告的加盟厂家(即供应商)还不能正常生产发货，被告也没有提出任何改善经营环境或者租赁优惠等措施，从而原告所经营的煲仔饭店无法继续营业。因此，原告在2020年1月30日通过微信正式向被告提出解除协议，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被告坚持要以实际签署解除协议日期后延一个月，且该解除协议明显有违法律规定，因此，原告拒绝签署该解约协议。参考2003年非典期间相关的法律案例，考虑疫情影响，请求法院按无责解除《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被告应当返还2020年2月及之后的租赁费用，共计3个月的档口租赁费用53,400元。在被告交付档口及后续实际使用过程中，被告没有对一号档口进行任何形式的装修，原告在使用档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门面装修、灯箱安装等，都由原告自行支付，被告在没有实际支付任何装修费用的情况下，应该返还原告已支付的一次性装修款共计68,000元。除上述两项诉求之外，原告已经按协议支付了食品安全保证金20,000元，在营业期间没有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故请求法院判决保证金全额返还。被告食萤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被告未与原告解除合同，原告仍占有使用档口，原告尚欠被告房租。第二，原告支付的装修补偿费68,000元系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签订的补充说明中明确该费用系对公共区域和基础装修费用的分摊，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装修补偿费主要针对管网、空调、管道、排风、排烟等方面，均由被告先期投资，原告仅自己设置牌匾就可以入场经营，没有所谓需为原告投入装修的事实，原告混淆事实的行为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该费用仅为第一年合作期间的装修补偿款，约定一年之后无需支付，且原告自行承诺在合同结束时不予退还该款项。第二，食品保证金按约定在合同终止时退还，现原告尚欠违约金和房租，在反诉过程中本诉被告举证说明。原告称已支付5个月房租不符事实，原告已支付第一季度53,400元，但支付的剩余35,600元系承包保证金，不是房租，原告尚欠第二季度房租未支付。原告称通过手机等方式完成解除合同，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合同书系真实意思表示，明确约定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要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法合理。原告称因疫情原因经营受到影响，但被告因此受到影响更大，而且疫情影响是暂时的，2020年2月10日起被告经营的美食城已经开始营业，对原告经营没有影响，原告只是以此为借口提出解约。反诉原告食萤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解除于2019年11月19日签订的《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2.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自2020年3月1日起按照每月17,800元的标准向反诉原告支付档口使用费，直至完全腾退档口之日止，截至2020年4月3日，档口使用费暂计为19,580元；3.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20,000元；4.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自2020年3月1日起按照每日0.1%的标准向反诉原告支付迟延支付第二季度档口使用费53,400元产生的滞纳金，直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截至2020年4月3日，滞纳金暂计为1,762.20元；5.依法判令由反诉被告承担本诉和反诉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签订《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由反诉被告承包经营位于反诉原告经营的食萤美食城一号档口，反诉被告按季度支付档口使用费。同时，双方就违约金、滞纳金等进行明确约定。此后，反诉被告进入食萤美食城经营一号档口。春节后，反诉被告未按照食萤美食城的整体要求开业经营且未按时、足额缴纳档口使用费等相关费用。虽经反诉原告多次催要，但反诉被告始终以种种理由予以决绝，其行为显属违约。现反诉被告在违约情况下先行起诉，严重损害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反诉原告依法提起反诉。反诉被告李志松针对反诉请求辩称，不同意全部反诉请求。根据非典疫情的相关判例，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原告已提前一个月向被告提出解除承包合同，因此合同已经解除，并给予一个月腾退档口的时间。合同已经解除，原告无需支付使用费和滞纳金。因不可抗力，原告不应支付违约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网上银行凭证、美食城告知受疫情通知、1月30日原告与被告姜经理的微信告知中止协议截屏、被告提出的合同解除协议书，以及反诉原告提交的《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1号商户承租合同的补充说明、反诉原告的工作人员小林今子、姜立强与反诉被告的微信截图、档口业主微信群截图、反诉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反诉被告的食萤1号档口照片、反诉原告经营的食萤美食城照片，当事人均确认真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告提交的加盟商停货通知，被告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审理中原告补充提交了原告与安徽味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启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书、付款凭证、订货收货收据、味启公司延期送货通知等证据，被告未按期发表质证意见，因原告提交加盟供货的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对原告与案外人味启公司缔约、付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双方合作经营位于上海市祖冲之路XXX弄XXX号楼107-110室的1号档口，面积约15平方米，约定承包合作经营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止，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档口使用费为每月17,800元，原告应按季度向被告支付档口使用费(以本合同签订当日起计算)，合同生效当日，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第一季度的档口使用费53,400元；第(二)、(三)款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承包合作保证金35,600元、食品安全保证金20,000元，本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届满或效力终止时，如原告无违约行为且双方完成交接以及结清相关费用后，被告应于上述流程完成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合作经营保证金、食品安全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给原告。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承包合作期内，除发生不可抗拒因素或其他法定及约定的可以解约的情形外，双方均不得单方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视为违约。因一方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需提前终止的，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外一方，违约方除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外，还应对给他方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款约定，如原告原因终止本合同，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约金20,000元，并应赔偿被告在合同有效期内投入的装修费用及终止合同时设备的折旧费(设备按五年期进行折旧)；第(四)款约定，原告迟延支付档口使用费、水费或者其他必须由原告承担的费用的，被告有权不经原告许可就直接在押金中扣除，但应就扣除款项的原因及数额书面告知原告，且原告应就迟延支付的款项按每日0.1%的标准向被告支付滞纳金。第七条不可抗力约定，若遇政府进行重大政策性调整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无法履行本合同的，双方均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向他方返还已收取但尚未履行或尚未摊销部分的款项。协议签订后，双方又签订了《1号商户承租合同的补充说明》，其中第4条载明，“对美食城的公共区域及基础装修费用，经协商一致，商户同意缴纳68,000元作为第一年的装修补偿费，合同期内或商户正常续租则不需要再支付该费用。该费用在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结束时不予退还”；第5条载明，“小林今子女士为食萤美食城主要股东之一，日本名为KOBAYASHIKINKO”。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收款户名为KOBAYASHIKINKO的建设银行账户分两笔支付了总金额177,257元，原告自述为食品安全保证金20,000元、房租5个月89,000元、装修费68,000元、垃圾清运费257元。之后，原告开始经营煲仔饭店铺。2020年1月3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处工作人员姜立强(原告称之为姜经理)发出解约通知，内容为“基于今年疫情爆发，餐饮生意将受大幅影响。再三考虑，决定从3月开始退出经营。最后营业日为2月28日”、“烦请安排走退出流程，谢谢”，对此案外人姜立强要求原告待正常上班后，至被告处签一个解约协议。2月18、19日，双方就解约事项进行磋商，被告提供给原告一份《合同解除协议书》，要求原告签订，因原告对协议内容存在异议，双方未能签订解除协议书。2月23日，案外人姜立强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付款通知书，要求原告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的档口使用费。因双方就解约事宜协商不成，2020年4月原告起诉来院。审理中，原告称提出解约后便不再经营，至起诉前尚有少量经营设施放置在涉案档口内，被告确认原告已停止经营。应承办法官要求双方庭后交接档口，原告于同年4月18日向案外人姜立强提出两天内交接档口，案外人姜立强表示需要先签订解约协议，按合同约定解约期限一个月，到期腾退档口，原告不同意被告的解约协议，双方未能交接。之后，同年5月13、14日，原告因不同意签订解约协议，并要求被告结算剩余水电费，双方就档口交接再次发生争议。后双方于同年5月19日晚上完成档口交接，原告将其物品设施搬离。另查明，2020年1月间，全国各地突发多起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将该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因此，各地政府包括本市在内陆续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采取各项管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被告经营的美食城于疫情期间暂停营业，于2月11日起正常营业，恢复营业初期只允许打包，不允许堂吃。再查明，原告与案外人味启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书》，原告支付运营指导服务费，味启公司为原告餐饮项目提供运营指导和管理培训服务，由味启公司提供煲仔饭食材供货。原告提供与味启公司相关人员的微信记录，显示疫情期间延迟发货，于3月6日正式接单、3月7日开始发货。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涉案合同名为承包合作经营合同，根据合同内容，系原告向被告租赁档口用于经营，由被告收取档口使用费，应定性为租赁合同。关于原告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的问题，原告于2020年1月30日通过微信向被告工作人员提出解约，理由为基于疫情影响退出经营，最后营业日为2月28日。对此，被告认为疫情不能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双方就解约未达成一致，原告通过微信方式提出解除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对合同第六条第(一)款进行文义解释，应为双方如发生不可抗拒因素或其他法定及约定的可以解约的情形外，任何一方对合同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即便合同又约定“因一方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需提前终止的，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外一方”，结合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的双方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前者仅作为针对协商解除合同的程序性规定，并非指代原告在形式上发出解约通知后即享有解除权。原告主张因疫情不可抗力解除合同，虽然疫情发生后政府部门采取的防控措施确实对合同履行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导致合同完全无法履行或者合同目的的完全落空，仅是因疫情管控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履行不能，被告亦举证从2月10日开始美食城恢复营业，事实上嗣后合同仍可以继续履行。因此，原告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确认合同已于2020年2月1日解除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解约后，以行动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审理中被告同时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故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并已完成档口的腾退交接，对于被告主张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能否因不可抗力免责的问题，原告在2020年1月30日提出解除合同，系考虑到当下政府管控措施导致其无法开展经营，以及疫情对未来一段时间经营状况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作出的预期，为此原告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供货商在疫情期间暂停供货的事实，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和疫情影响程度，能够证明疫情的发生与合同一段时间不能履行之间的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告主张不可抗力免责，本院综合根据当事人的约定、疫情的发展阶段、疫情对当事人实际影响的时间、程度等因素酌情采纳，并依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原告的合同责任，各项请求确认如下：关于档口使用费，原告主张被告退还2月份的档口使用费，考虑到疫情发展的情况、因疫情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以及延迟复工造成的客流影响，即便原告2月份开始正常经营势必对营业收益造成重大影响，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认定由被告退还原告2月份档口使用费17,800元。被告反诉要求原告继续支付3月之后的档口使用费，经查明，双方于2020年5月19日完成档口交接，考虑到疫情影响、原告提出解约后已停止经营以及双方交接过程中各自存在不予配合等情形，本院酌定由原告支付3月份至档口交接日期间的档口使用费31,150元。基于疫情的客观影响，双方就解约进行协商，并就争议诉至法院，期间，原告无恶意拖欠使用费的故意，对于被告反诉主张迟延支付产生的滞纳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主张的合同违约金20,000元，原告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调整，考虑到合同解除给被告造成一定损失，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本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认定由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元。对于原告交纳的承包合作保证金35,600元、食品安全保障金20,000元，因原告在安全经营方面并无过错，被告应予全额退还。关于装修补偿款费68,000元，该费用在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中未予以约定，仅在补充协议中作出说明系装修补偿款，并言明该费用在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结束时不予退还。就该款项的用途，被告辩称该费用系对美食城公共区域和基础装修费用的分摊，仅需第一年合作期间支付，后续经营无需再支付，原告亦称被告并未对原告入驻店铺进行特别装修，本院认为该费用主要系对原告使用被告现有设施以及经营堂食涉及对公共区域的利用所支出的费用。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公共部位装修存在折旧(合同约定设备按五年期折旧)以及合同终止后可循环利用，原告因疫情原因提出解约，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受疫情影响遭受损失，若要求原告全额承担，有失公允。本院综合考虑合同期限、双方履约情况、后续占用情况以及装修的一般使用年限进行分摊，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判定被告返还原告装修补偿款5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志松与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签订的《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书》；二、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志松2020年2月的档口使用费17,800元；三、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志松承包合作保证金35,600元；四、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志松食品安全保证金20,000元；五、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志松装修补偿款55,000元；六、反诉被告李志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19日的档口使用费31,150元；七、反诉被告李志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八、驳回原告李志松的其余诉讼请求；九、驳回反诉原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128元，减半收取计1,564元，由被告上海食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434元，原告李志松负担1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14元，由反诉被告李志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江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 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