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9607号原告：邓伟芳，女，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翠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竹君，女，197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军，广东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睿，女，199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颢，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伟芳与被告徐竹君、周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桂霞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伟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翠婷，被告徐竹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军，被告周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颢、丁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伟芳诉称：原被告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自2014年开始，被告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2014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多笔，每笔借款本金利息为月利率2%至3%不等，且被告初期都是随借随还，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一直没有要求被告签订相关书面合同。直到后期被告经常性拖欠借款本金和利息，故原告决定不再继续向被告出借款项，且要求与被告进行结算，结算金额截止签订之日被告尚欠原告347万元借款本金，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作为担保被告周睿自愿把其名下的房产和车位的不动产登记证原件押在原告处进行担保，最后双方把结算尚欠的借款本金347万元作为借款本金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借款合同》还约定如被告没有按约定还本息的视为被告违约，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等。签订合同后，由于被告一直逾期还款，故原告在向被告催收的过程中被告徐竹君于2019年9月l0日向原告出具了书面的《承诺书》，确认了尚欠原告347万元借款本金，并承诺以后每个月至少还利息20000元。在被告出具了《承诺书》后，被告依然未按约定按时付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共支付了50000元的利息，至今尚欠原告本金人民币347万元及自2019年9月10日之后的利息。两被告一直拖欠原告借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47万元及利息（按每月2%的利率从2019年7月25日起计算至偿还之日）。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实现上述合法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徐竹君辩称：本案原告是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一、原告主张两被告返还借款本金374万元，没有相应的依据。因为依据借款合同所主张的请求没有实际发生，所以应该驳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二、原告请求支付律师费是基于第一项的诉讼请求的成立以及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基础上才发生约束力，借款合同并没有实际生效，并没有实际发生效力，所以第二项诉讼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称2014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之间已经一直有多笔、多次互相的资金往来，从这一点来说，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不论是借款或者是互相资金拆借，都应该是以最后才能确定。本案原告主张以月利率的2%计算利息，在本案当中的证据原告没有出具双方约定以月利率2%-3%的依据，原被告之间在资金往来每一笔都没有证据显示利息的问题，因此原告所称是按月息2%-3%计算不是事实。三、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发生资金往来至今已有五、六年之久，但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具体资金往来的结算，借款合同只是一个借款的表现，对尚欠借款的结算以借款合同作为表现形式该合同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关于承诺书的问题，被告徐竹君认为，承诺书是建立在借款合同的基础上作出的承诺，而借款合同已经没有实际履行和生效，所以就没有了承诺书的基础，承诺书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被告周睿辩称：原告的借款行为属于“职业放贷”行为，原告的借款行为无效，原告的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恳请法院依法严查。原告原系广州市高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任职期间与他人合作为不符合该公司贷款条件的客户私下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原告后因与他人合作问题诉诸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01民再271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邓伟芳确认了上述事实。该判决还查明，原告与他人合作私下为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至少始于2013年10月28日，而本案中，原告向徐竹君出借款项的时间始于2014年，也就是在原告成为了“职业放贷人”期间才发生的，因此，双方的借款行为应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此外，经过公开的裁判文书检索可知，原告作为债权人向多人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已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在该系列裁判文书中，原告主张借款关系的主要证据材料均为《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等。原告在成为“职业放贷人”期间制作了成熟的格式合同和贷款流程，并利用在广州市高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工作期间获得的公司资源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出借款项，收取高额利息，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甚至涉嫌犯罪，恳请法院依法查明后予以严肃处理。案涉《借款合同》是在周睿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周睿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发生的借款承担责任，而不是对之前的欠款予以承认。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9年7月25日，周睿签署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于对合同签署后发生的借款行为负责，并没有对合同签订前发生的借款行为追认，具体阐述如下：1、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5-9显示，除2014年11月25日有17.6万元直接支付至周睿名下的账户之外，其余往来账目均为徐竹君和原告两人。而周睿在2014年已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上亦无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结合周睿和徐竹君为母女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推测，徐竹君当时是使用了周睿名下的银行卡收取借款。此外，据原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是因资金周转需要而发生，符合徐竹君经营生意所需，由此可断定，2014年至2019年7月25日前发生的借款是徐竹君所借，与周睿无关。2、原告称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发生了一共8595500元借款，在2019年7月25日对账得出剩余本金347万元，但仔细看邓伟芳提交的证据1-3，不难发现，文件手写处均非出自周睿或徐竹君之手，甚至连落款日期都非两人签署，这与平常人的签署习惯不符，可以推断，周睿和徐竹君签署的是空白合同。再看原告提交的证据4，该文书是徐竹君手写的文书，债务数额、署名、时间都是通过手写上去的，而且仅有这一份文书可以直接判断出签署人在落款时就已知悉文书内容，但就这一份文书却无周睿的签名。因此，可以肯定，周睿在本案诉讼前根本不知道徐竹君已经欠下原告如此大额的债务，周睿无意对此前发生的借款行为进行追认，只对签署合同之后的借款行为承担责任。3、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7显示，案涉《借款合同》签署后，原告还有向徐竹君支付借款，借款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说明了合同签署后仍有借款行为的发生，周睿签署《借款合同》并非对之前的借款事实的追认，而是表示对合同签署后的借款承担责任。原告以案涉《借款合同》要求周睿承担已经发生的高达347万元的债务是没有依据的，周睿在本案中只应对2019年9月12日发生的3000元借款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本案的民间借贷行为属无效法律行为，周睿只需对合同签署后的款项承担责任，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判决驳回原告其余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5日，原告通过民生银行网银向周睿转账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6000元，合计176000元。2015年1月6日，原告通过民生银行网银向徐竹君转账100000元；2015年3月24日转账250000元、250000元；2015年3月25日转账427000元；2015年7月17日转账80000元；2015年8月27日转账400000元；2015年11月24日转账900000元；2015年12月18日转账200000元，合计2607000元。对上述原告的转款，被告徐竹君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转款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拆借款项的行为。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并否认与原告发生借款关系，也不知道被告徐竹君使用其账号收取原告款项。被告徐竹君于2014年7月15日向原告转账2100000元、2014年8月29日向原告转账2155元、2015年9月6日向原告转账200000元、2015年9月14日向原告转账200000元、2015年9月15日向原告转账3200元，合计向原告转账2505355元。原告对被告徐竹君上述转款表示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6年5月10日，原告向被告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5月16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200000元；2016年5月31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300000元；2016年6月13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300000元、100000元；2016年6月20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1020000元；2016年7月21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8月31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徐竹君转账100000元，合计2770000元。原告称，上述转账其中2016年5月10日出借的2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利息为5000元；2016年5月31日出借的300000元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为2.5%，每月利息为7500元；2016年7月21日出借的250000元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为2%，每月5000元；2016年8月21出借的2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5000元;2016年12月7日出借的1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每月3000元。被告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6年1月20日，被告徐竹君向原告转账18000元；2016年6月11日，被告徐竹君向原告转账18000元；2016年6月24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2016年6月24日转账1857200元；2016年7月8日转账12500元；2016年8月15日转账12500元；2016年8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2016年9月12日转账12500元；2016年9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9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14日转账12500元；2016年10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31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1月11日转账12500元；2016年11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9日转账153500元；2016年12月13日转账11250元；2016年12月22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29日转账10000元，合计2186250元。原告陈述，上述转账时间为2016年7月8日、8月15日、9月12日、9月20日、10月14日、10月20日、11月11日、11月30日、12月9日、12月13日、12月22日支付的款项均为利息。被告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7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徐竹君转账100000元，2017年3月6日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14日转账200000元，合计500000元。对上述转款金额被告徐竹君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7年1月11日，被告徐竹君向原告转账11250元；2017年1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25日转账10000元；2017年2月13日转账11250元；2017年2月19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3月6日微信转账4000元、10000元；2017年3月13日微信转账11250元；2017年3月20日微信转账10000元、银行转账8000元；2017年3月29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4月5日转账4000元；2017年4月11日转账11250元；2017年4月30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5月5日微信转账8000元；2017年5月12日微信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11250元；5月18日微信转账10000元；5月22日转账14000元；5月31日转账10000元；6月15日转账500元、16000元；6月20日转账14000元；6月28日转账10000元；7月6日转账8000元；7月12日转账11250元；7月14日转账262667元；7月21日转账102000元；7月21日转账14000元；8月11日转账15250元；8月16日微信转账8000元；8月21日转账14000元；9月11日转账23250元；10月11日转账23250元；10月23日转账14000元；11月10日转账23250元；11月20日微信转账14000元；12月18日转账14000元，合计775667元。对上述被告徐竹君的转款，原告表示，转账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1月19日、2月13日、3月13日、3月20日、4月11日、4月30日、5月15日、5月18日、6月28日、7月12日、9月11日、10月11日、11月10日支付的款项均是被告徐竹君向原告支付的利息。被告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8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徐竹君转账100000元，7月25日转账150000元，8月13日转账100000元、20000元，9月14日转账100000元、50000元，9月27日转账100000元，10月10日转账100000元，10月15日转账50000元，11月6日转账100000元，11月14日转账110000元，11月23日转账50000元，11月26日转账350000元，12月7日转账60000元，12月11日转账150000元，12月25日转账50000元，12月27日转账50000元，合计1690000元。对上述原告的转款金额被告徐竹君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8年2月9日，被告徐竹君于向原告转账（微信）500元、23250元，2月26日转账14000元，3月11日转账23250元，3月20日转账14000元，4月12日转账23250元，5月19日转账14000元，6月19日转账（微信）4000元、10000元，7月2日转账1600元、100000元，7月9日转账23250元，7月23日转账14000元，8月10日转账23250元，8月16日转账20000元，8月17日转账101000元，8月20日转账14000元，8月23日转账（微信）6000元、70000元，9月28日转账80000元、200000元、5089元（微信），10月17日转账14000元，10月26日转账23250元，11月1日转账（微信）3600元，11月9日转账（支付宝）3250元，11月20日转账40000元，12月2日转账（微信）3600元，12月17日转账（支付宝）17250元、（微信）600元，12月23日转账（支付宝）490元、1036元，合计891515元。原告认为，上述转账时间为2018年2月9日、3月11日、4月12日、6月19日、7月9日、8月10日、10月26日的转款为支付利息。被告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2019年1月2日，原告向被告徐竹君转账30000元，1月14日转账30000元，2月8日转账50000元，2月11日转账10000元、10000元，2月15日转账50000元，2月16日微信转账1000元，2月18日转账40000元，2月21日转账50000元，2月23日转账280000元，3月15日转账10000元，4月15日转账20000元，4月20日转账30000元，5月3日转账20000元、30000元，5月4日转账10000元，5月10日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10000元，5月18日微信转账2000元，5月19日转账10000元，5月22转账15000元，5月26日支付宝转账2000元，5月27日6000元，7月5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合计722000元。2018年1月7日，被告徐竹君向原告转账（支付宝）1040元，1月23日转账1040元，1月30日转账30000元，2月14日转账1040元（支付宝），2月27日转账30000元，3月1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1日转账（微信）1000元，3月6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7日转账（微信）572元，3月17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25日转账（微信）6000元，3月27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4月2日转账（微信）10000元、4月8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4月9日转账（支付宝）11000元，4月22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支付宝）1040元，5月3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5月8日转账40000元，5月13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8000元，5月24日转账（支付宝）9000元，5月28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6月9日转账（微信）500元，6月14日转账（微信）2000元，6月18日账（支付宝）2000元，6月25日转账（微信）5000元，6月26日转账3000元，6月27日转账（微信）2000元，6月28日转账14500元，7月20日转账（微信）20000元，7月23日转账3000元（微信），7月24日转账（微信）2000元，合计223972元。原告认为，上述被告徐竹君向原告的转款均为支付利息。被告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周睿表示不清楚。原告于2014年期间向周睿转账176000元，2015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2607000元，2016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2770000元，2017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500000元，2018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1690000元，2019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722000元，原告向被告徐竹君、周睿转款共计8465000元。被告徐竹君于2014-2015年期间先后向原告转账2505355元，2016年期间先后向原告转账2186250元，2017年期间先后向原告转账775667元，2018年期间先后向原告转账891515元，2019年期间先后向原告转账223972元，合计6582759元。2019年7月25日，原告（甲方，出借人）与被告徐竹君（乙方，借款人）、周睿（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总额人民币3470000元，甲方将上述款项转入以下帐户则视为已完成出借义务；借款利率为每月2%，利息乙方应每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若乙方延期三十天支付利息则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按乙方违约处理；借款用途资金周转；乙方向甲方提供位于白云区××房、白云区××房、白云区××、白云区××1100车位作为担保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乙方没有按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或不按约定支付利息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承担向甲方支付借款本金的20%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上述合同甲方有原告的签字，乙方有被告周睿、徐竹君的签字，徐竹君并加盖了指模。同日，被告周睿、徐竹君出具《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内容为：我周睿、徐竹君（借款人）已经收到邓伟芳（出借人）出借的款项，金额为人民币3470000元，其中部份借款3470000元转入以下账号。《收款确认书》内容：本人向邓伟芳借款人民币3470000元，其中部分借款3470000元现已收到并转入本人指定账户。上述《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所指定的账户、户名、开户银行、账号、余款以现金支付、借款期限、签约地等内容均为空白。周睿、徐竹君均在上述《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上签字，徐竹君并在签字上加盖指模。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被告徐竹君于2019年7月28日、8月6日、8月29日通过微信分别向原告支付了2500元、2000元、2000元、1000元，合计7500元。2019年9月10日，被告徐竹君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徐竹君因本人生意资金周转，陆续向邓伟芳借款截止结算到2019年8月30日止合计借款人民币3470000元，本人承诺每月最少还利息20000元。承诺书出具后，原告于2019年9月12日向被告徐竹君支付了3000元。被告徐竹君于2019年9月22日、9月29日、10月1日、10月11日、10月20日、11月1日、11月5日、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8日、12月12日、12月15日、12月21日、12月27日、2020年3月15日、3月29日，先后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向原告转账25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4000元、1000元、2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2000元、3000元、30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合计56500元。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承诺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周睿、徐竹君是否为借贷关系。根据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于2014年6月至2019年7月期间双方的资金往来，原告共向被告转账8465000元，被告徐竹君向原告转账6582759元，从前期双方资金往来的金额及转款的时间看，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时间短、数额较大；除此外，双方没有对往来款的性质作出明确约定，也未对资金占用期间占用费、还款时间进行约定。但是从双方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可以印证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之间对前述双方往来的资金作出了结算，虽然从往来账目显示，原告与被告徐竹君的往来款相互冲抵后，其金额存在与上述《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确认的金额不尽相同，不能排除原告与被告徐竹君在结算过程中双方就款项的往来约定了相应利息。原告主张资金往来过程中存在被告支付利息的情况，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亦未提供反驳的证据，故本案采信上述《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确认的金额作为被告徐竹君与原告之间最终债权确认。被告徐竹君抗辩，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根据前述，借款合同只是对之前的往来款的结算，而且被告徐竹君已通过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等形式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被告徐竹君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周睿在本案中是否需承担责任。从资金往来的凭证显示，周睿虽没有实际参与原告与被告徐竹君之间的资金往来，但其后在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三文本中签字，三者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表明被告周睿是知道被告徐竹君欠款的事实；同时，被告周睿没有证据推翻其在收款确认书等文本上签字的行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均对被告周睿具有约定力。被告周睿应对被告徐竹君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周睿认为，原告是属于职业放贷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本院对被告周睿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被告徐竹君与原告就被告徐竹君尚欠的债务以《借款合同》的形式予以了确认，并约定月息为2%，且被告徐竹君同时也在承诺书中明确每月还利息20000元给原告，故从上述的证据表明，原告与被告徐竹君对尚欠的债务明确约定了利息，故原告主张从2019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本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借款合同》后，被告徐竹君向原告支付了合计64000元，该款应冲抵尚欠的利息。依《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徐竹君未按约定履行债务，应承担为实现债权的产生的律师费，故原告请求被告徐竹君支付律师费2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徐竹君、周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邓伟芳34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已付64000元冲抵利息）。二、被告徐竹君、周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邓伟芳律师费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3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徐竹君、周睿共同负担；上述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已经由原告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徐竹君、周睿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桂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