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91民初67号 原告（反诉被告）：于乐茹，女，1988年4月16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许睿，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华，吉林金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郭放，女，1986年5月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刘玉兰，吉林策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跃男，吉林策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于乐茹与被告（反诉原告）郭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5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乐茹及其委托代理人许睿，郭放的委托代理人刘玉兰、张跃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乐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上述借款本金的利息（注：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现暂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4.35％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用15,0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15日，被告因需资金周转，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出于朋友之情和帮忙之心，拿出自己的积蓄，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将190万转至被告账户名下。因原告与被告私交甚好，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和期限。后原告因急需资金，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但被告置之不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偿还原告借款。原告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被告拒不偿还借款的行为不仅违背诚信、构成违约，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贵院，诚望判如所请。 郭放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190万元是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总计算下来原告尚欠被告2，273，714.44元，对于律师代理费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不存在。 郭放反诉称：1、依法判令被反诉人偿还借款本金2,273,714.44元及利息（以2,273,714.4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2、反诉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为朋友关系，自2015年初被反诉人因周转资金向反诉人借款，基于朋友关系反诉人多次通过自己名下光大银行卡（卡号：62XX89）借款给被反诉人。因双方之间长期存在资金往来，反诉人总计借给被告4,173,714.44元，扣除被反诉人转入的190万元，被反诉人尚欠反诉人2,273,714.44元。反诉人多次向被反诉人要求还款，但被反诉人一再推脱。被反诉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反诉人的合法权益，反诉人请求贵院在查明本诉事实、判决驳回原告起诉的同时，判决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 于乐茹辩称：被告没有指出原告打款给被告19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什么。一、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1、被告主张1,900,000元是原告还款，同时提出反诉诉求。本案中存在两个诉讼，即本诉和反诉。原告已充分举证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的借款关系，现应由被告就本诉中原告主张进行答辩并就其主张举证。如被告不能充分举证否定双方间的借贷关系，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被告提供其银行账单，主张原告尚欠其大额款项未还。就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仅能用来证明被告主张的反诉诉求，不能证明190万元款项性质不是原告给被告的借款。被告如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则法院应支持原告诉求。2、被告反诉主张4,173,714.44元为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原告不承认被告的反诉主张。被告为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钟国际”）前股东、实际控制人。原被告2015年-2016年间合作七场商业演唱会项目，由原告寻找演唱会承办方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恩文化”）并接洽、实际处理合作事务，被告以增钟国际的名义与瑞恩文化签署《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由被告向演唱会投资。原被告双方约定每场演唱会所得利润共同分配，由瑞恩文化实际控制人张建将利润付至被告处，被告收到瑞恩文化利润款项后，再将原告应得利润款转付给原告。因原被告互相信任且关系很好，原被告就其合作事项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但由于原被告双方的演唱会合作项目均由原告一人与瑞恩文化接洽、处理，被告以增钟国际的名义与瑞恩文化签署的六份《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原件现仍在原告处，并且被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多处商讨向瑞恩文化追讨所欠演唱会利润款的问题，足以证明原告实际参与且实际运营演唱会项目。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多次提及就演唱会项目，被告已给原告分了不少利润。根据原告、被告提供的其各自的银行流水对账单，除2015年底被告多次大额转款给原告，其他年份或时间被告未曾给原告大额转款、原被告无大额资金往来，且原被告合作商业演唱会的时间均集中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初，被告给原告的大额汇款与演唱会结束时间能够相互佐证，此事实正好印证了被告微信所述“每次你也不少分”的内容，足以证明2015年年底及2016年被告给原告的大额资金转款为双方的商业合作利润分配款。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银行卡流水对账单，双方在2015年-2016年间均和瑞恩文化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建有过资金往来。就原被告与瑞恩文化的七场演唱会合作项目，利润分配的实际模式均为张建个人转款给被告个人，双方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对公转账。被告在每次收到张建付的利润后的当天或几天内，将利润分配给原告。出于信任，原告未要求被告出示对账单，因此并不知晓被告是否有隐瞒利润分配的情形。结合被告已提供的银行流水，可得知，大部分情况下，在张建向被告给付利润款的当天或几天内，被告定会向原告转付利润分配款。具体情形如下：1、2015年8月31日，张建向被告支付1,700,000元；2015年9月1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681,016.8元、2015年9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50,000元。2、2015年10月19日，张建向被告支付2,789,443.2元；2015年10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1,115,777元。3、2015年10月21日，张建向被告支付910,589.6元；2015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704,235.84元。4、2015年11月9日，张建向被告支付1,000,000元；2015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300,000元。5、2015年11月20日，张建向被告支付560,000元；2015年11月20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460,000元。6、2015年11月30日，张建向被告支付1,000,000元；2015年12月1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562,684.8元。7、2016年2月6日，张建向被告支付100,000元；2016年2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付利润款100,000元。8、2016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付部分尚欠付的利润款共计200,000元。被告提供的原告银行对账单中，缺少第2页、第6-8页、第11-13页、第15-17页。上述缺失的证据对查清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但被告却刻意隐瞒。原告在庭前已申请法院责令被告补充提供上述缺失页数，并申请法院要求被告提交2015年8月的账单明细用以比对，以证明被告在2018年9月1日向原告打款前，张建曾向被告大额转款的事实。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现被告仍未提交上述证据，则被告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所述事实成立。请注意上述第2笔款项往来，被告向原告转付的利润款1,115,777元正好是张建向被告支付2,789,443.2元的40%，侧面印证了这是原被告双方的利润分配款，不是被告所主张的原告偿还被告借款。另外，原告给被告转付的190万的银行转账凭证中，在附言一栏明确写明“借款”。对于此处的“借款”性质，被告在转款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自转款当日至今也未曾提出任何异议。试想，如果190万元款项性质为原告偿还被告借款，被告却不提出任何异议，此明显的有违正常的交易习惯之举措，实在令人费解且难以解释。二、被告的主张不符合交易习惯及生活逻辑，有违常理。被告主张原告欠付其4,173,714.44元不仅无事实依据，同时也违背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1、在原告于2015年12月15日向被告出借1,900,000元之前，按照被告的主张，被告已向原告出借3,873,714.44元，那么被告完全有理由有依据向原告主张要求还款，而不是在资金短缺时不主张原告还款，反而向被告借款1,900,000元。这极其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及正常的生活思维及逻辑。同理，被告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4月22日、2019年3月8日分别向原告借款，数额从5万、10万至几百万不等，原告未出借。假设原告真如被告所言，尚欠付被告4,173,714.44元，被告在2017年-2019年三年间，非但没向原告主张还款以缓解自身经济压力，反而在每年资金困难的时候频繁向原告借钱，这本身即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逻辑漏洞，不管被告是不是出于朋友情面，这都让常人难以理解。2、被告主张的原告向被告借款的几笔转账记录中，多次出现精确到角或分的转款记录。原被告因合作商业演唱会项目进行利润分成，双方就每笔款项的分成比例进行协商，是极有可能出现精确到分的转款记录。但民间借贷中，多数情况下都是大额整数资金往来，几乎没有人会将借款精确到分。被告将双方的利润分成往来强行定性为借款并对原告提出反诉，无事实依据的同时，也忽略了原告及法官或任何一个正常人对日常生活逻辑的判断及交易习惯的正常认知。综上，被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被告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6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0月31日在南宁举办的《2015蔡依林巡演南宁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22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六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章，时任法定代表人宋冬梅签字。 2015年9月30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1月7日在贵阳举办的《2015张惠妹巡演贵阳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187.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三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章。 2015年10月19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1月28日在深圳举办的《2015张惠妹巡演深圳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37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六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章。 2015年10月21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2015杨宗纬巡演北京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协议（C）条约定：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225万元，并同时支付前期利润100万元，后期利润分成甲方在演唱会结束后十五日内按本协议第（D）款第（E）项约定的数额及比例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D）条约定：鉴于本次巡演目前的售票现状和现有收益，甲方承诺乙方的投资本金及前期100万的投资收益的风险保障，合作项目若后期无盈利，则前期支付本金及利润100万甲方不再要求乙方返还。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章。 2015年11月4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6年1月23日在天津举办的《2016Bigbang巡演天津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双方确认支出预算表执行本演唱会所需之现金需求，乙方投入400万元，其余款项由甲方全部承担。甲方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前，返还给乙方本场演出利润400万元。甲方总计回款至乙方账户800万元，其中包括本金400万元和利润400万元。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章。 2015年12月3日，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于2016年1月23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联合投资【2016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双方同意依下列比例分摊保证投资款以支付依双方确认之预算表执行本演唱会所需之现金需求：甲方占百分之五十人民币250万元，乙方占百分之五十人民币250万元。甲方承诺并确保乙方享有石家庄演出总利润百分之五十权益，并承诺在2016年2月1日前将乙方投资本金及所得利润汇至乙方指定账户。合同尾部有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章。 另查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前身系北京互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4日，2014年2月17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冬梅，投资人变更为郭放自然人股东。2014年3月24日投资人新增宋冬梅。2015年6月1日，郭放退出自然人股东。2016年6月2日，新增宋佳为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清演。 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0日，2016年6月8日法定代表人张艳杰变更为李一鑫，张艳杰、张艳秋退出自然人股东，新增刘崴、李一鑫、陈海航、宋殿发、贺胜龙为自然人股东，此后出现多次法定代表人、投资人、董事的变更。 2015年-2016年间，郭放与张建、刘崴、宋冬梅、于乐茹等人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其中郭放主张曾向于乐茹转款9笔，分别为2015年9月1日转款681,016.80元，2015年9月15日转款50,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款1,115,777元，2015年10月22日转款704,235.84元，2015年11月14日转款300,000元，2015年11月20日转款460,000.00元，2015年12月1日转款562,684.80元，2016年2月15日转款100,000元，2016年8月10日转款200,000元。 再查明：2015年12月15日，于乐茹向郭放转账190万元，用途备注为：借款。 2018年至2019年间郭放与于乐茹的聊天记录可知，2018年于乐茹问：“郭老板，要不我们把演唱会接着做起来啊”，郭放问“演唱会咋做啊”，于乐茹回答：“这个就得哪天你有时间咱们当面聊了，一句两句说不清，不会像原来那么赚钱”。2019年5月6日，于乐茹问：“张杰演唱会接不接，保守利润翻倍，合同保本协议，你有兴趣吗？”郭放回复：“用投钱吗？”于乐茹回复：“当然，张杰现在都火爆了，天津站能开4万多个座，演唱会我啥时候让你亏过钱，一定赚”。2019年5月10日，于乐茹问:“就算把增钟的尾款350万结清了，你要给我560万，因为后期我的居间你一直说对方逾期就没再给过我钱”，郭放回复：“天津那边我也有很多钱没回来，你每次分的也不少”。 于乐茹称二人合作办演唱会期间，均系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按照协议约定，将演唱会的回款按照分成比例转入郭放账户，再由郭放按照40%-60%、70%的比例转入于乐茹账户。2015年-2016年间二人存在多笔大额转款，此后并无大额资金往来。其中2015年10月19日张建分两笔向郭放转款278,944.30元、2,510,498.90元，两笔合计2,789,443.20元，郭放于同日向于乐茹账户转入1,115,777元（2,789,443.20元*40%）。 以上事实有：项目投资协议书、转款凭证、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庭审笔录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为凭，足资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190万元的性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乐茹在提供向郭放转账的凭证后，郭放反诉称该款系于乐茹向其归还的借款，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该项主张郭放应承担举证责任。故此郭放提供银行流水，主张2015年-2016年间于乐茹向其借款9笔合计4,173,714.44元。2015年12月15日的转款1,900,000元系归还上述借款，尚欠2,273,714.44元借款未还。 综合庭审调查可知，1、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演唱会项目投资协议书，郭放曾为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宋冬梅曾为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崴曾为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且郭放与宋冬梅、刘崴存在多笔银行转账，由此可以看出郭放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存在密切关系。2、郭放与于乐茹的微信聊天多次提到“天津”、“增钟”、“合作办演唱会”等，且郭放在微信中称因双方合作办理演唱会，于乐茹也分配大量利润。可见，于乐茹主张的其2015-2016年间与郭放存在开办演唱会的商业合作事宜，并约定分配利润的情况属实。3、郭放向于乐茹9笔转款中，多笔交易金额精确至角分，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生活常理。4、郭放反诉称向于乐茹转入的9笔款项系借款，然庭审中又称“于乐茹向其转入的190万元系于乐茹给郭放的演唱会分成，并不是借款”，前后表述矛盾。综上，从现有银行转账附言备注、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郭放所提供证据证明力较弱，尚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证明其提出的反驳性事实主张，郭放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于乐茹主张的其向郭放出借19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于乐茹要求郭放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 关于本诉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律师费并无约定，故对于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郭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偿还原告（反诉被告）于乐茹借款本金1,9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9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上述利息计算以年利率4.35%为限）；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于乐茹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郭放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1,017.5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49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郭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 烨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