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7716号原告：薛庆茹，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苏省姜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静仪，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鹿山，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芳，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周青松，男，197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刘新权，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静仪，广东法全律师事务律师。原告薛庆茹与被告江鹿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84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粤0111民初7701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第三人周青松、刘新权参加诉讼。原告薛庆茹、第三人周青松、第三人刘新权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赖静仪，被告江鹿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庆茹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共同投资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25万元，并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利息从2014年6月11日起按年6%利息计付直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原被告是朋友关系，双方常有资金拆借行为。2014年6月10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汇入25万元。双方没有任何书面约定。2015年5月7日，被告打印好《共同投资协议书》，让原告签名。此25万元至今未还。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诉至白云法院，主张双方为借款关系，原告认为此笔汇款不符合投资的最基本的要件，原告认为跟之前双方的交易惯例均为是借贷关系。原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行使释明权，程序错误，发回重审（二审法院未审理实体问题）。现重审阶段法庭根据事实认定为合伙关系，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原告提出以下事实和理由。原告主张《共同投资协议书》无效，理由如下：1．《共同投资协议书》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规定表明：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实施严格管理，对依法成立的企业且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颁发许可证，企业取得许可证后才能合法开采。非法开采的，依法需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2号）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据了解，案涉的矿场因非法采矿，早已被政府勒令停止开采。依据上述规定和本案事实：被告与案外人所签署的《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被告要求原告签名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均因违反国家强制规定而无效。2．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的合伙关系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这条规定清楚表明，合伙人之间是“人合”而不是“资合”，我国不承认隐名合伙人，被告其他合伙人并不清楚也不认识原告，故原告的入伙无效。3．《共同投资协议书》并非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第134条的规定，此协议无效。1．《共同投资协议书》由被告打印，让原告签名后就收回，但被告当时未在《共同投资协议书》上签名，也没有签署一份给原告，说明其并不希望原告成为合伙人，让原告在协议签名，仅是其拖延还款的一种借口。2．原告为了想让被告出具欠条或收据，被迫在《共同投资协议书》签名以换取收据，为了让本笔款项与其它款项区分开来和证明被告尚未还款，而被告没有同时在《共同投资协议书》上签名，也没有把与案外人签署的《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交付给原告，故《共同投资协议书》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从未履行过《共同投资协议书》，原告从来没有取得合伙人的任何权利（例如：被告从未向原告告知合伙财产情况、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原告从未参与合伙人事务会议等）。故证明此协议也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共同投资协议书》、《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无效。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原告的25万元，并赔偿原告的资金利息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本案中，被告将未合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矿产份额与原告合伙，并打印好协议让原告签名，但原告在客观上并不能成为合伙人，被告对此违法行为应对原告承担过错责任，故原告主张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被告江鹿山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第一，《共同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错误认为《共同投资协议书》是开矿协议书，其实这一份仅仅是双方投资的约定，并非开矿协议，所以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不涉及开矿的问题。第二，共同投资是双方的共同意愿，即以被告的名义来对外投资的，所以原告25万元并不是给被告。也就说被告并无得到原告的25万元。原告的25万元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已经投资出去了，转给了前一手刘洪和，因此刘洪和才是得到原告25万元的一方，而且该25万元与被告的款项都一共投资出去了。所以这是共同投资行为，我方认为对于双方投入的款项，包括原告投入的25万元应当是按照双方于《共同投资协议书》以及《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的约定来进行评估清算，再按照原告出资比例进行处理。现在双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已经变更为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现在还在项目所在地，项目在2016年底2017年初已经停止经营。所以项目本身就没有现金资产，现在还剩下300多亩的山的使用权。此前还剩下一台挖机，但是后来被法院拍卖还债了。涉案项目一共980万元的投资，在2014年的时候，我方向上一手支付300多万元投资款，上一手将其与村民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原件交给我方，就视为涉案项目的交接。我方与上一手也有签订书面协议，即被告证据3《页岩矿转让协议》。原告的25万元及其他人的款项都投入到该项目中。第三人周青松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和理由，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我方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刘新权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和理由，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我方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4年6月10日通过其工商银行36×××44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支付250000元。现原告主张该款是借款，但被告主张是投资款。被告于2015年5月7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薛庆茹投资矿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收据有被告的签名。原告提供其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其与被告有其他资金互相拆借的交易习惯，证明被告向原告转账的5000元是其他款项并非分红款。该对账单显示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向被告转账50000元、50000元（原告解释第一笔是还款，第二笔是出借）；被告于2015年4月14日向被告转账9500元、200元。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和被告是有资金拆借及款项往来，但双方的资金往来都已经结清，原告只是拿了部分转账记录，原告编造事实。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一、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显示：“甲方：江鹿山，乙方：薛庆茹，一、以上投资人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共同出资并以甲方名义向江西省信丰县小江镇芫坝村桐子树下芫顺煤矸石矿场项目进行投资事宜。二、投资人的投资额和投资方式，以甲方名义在投资××××村桐子树下芫顺煤矸石矿场总金额为贰佰贰拾伍万元整其中乙方投资金额贰拾伍万元以甲方名义投资。三、其他，详见附甲方名义签订《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原告、被告确认该协议签订时间是2015年5月。原告质证认为，对协议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不确认。这份协议书是在原告支付了款项后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签订的，被告想以投资协议书以股份去作为一个还款的方式。且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并没有被合伙的其他人所知，此合伙为隐名合伙，一般大陆法系是不承认隐名合伙的，故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为无效协议。另，被告也不具备开矿的相应资质，且协议并非基于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签订后也并未实际履行，原告并不清楚矿产经营情况，故投资协议书无效。二、《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内容：“合伙人乙方被告、合伙人甲方林海贤、合伙人丙方江光平、合伙人丁方江道富、合伙人戊方宋映红共五人，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该协议书，约定：五方同意共同投资经营开发煤矸石矿场；合伙期限48年；投资总额9800000元，被告出资2250000元，林海贤出资4800000元，江光平出资1250000元、江道富出资500000元、宋映红出资1000000元。①省级部门批准开采许可证后，增加江道富分红比例500000元②全体出资股东收回本金后，增加江道富分红比例300000元③全体出资股东收回本金后，增加江光平分红比例100000元。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9800000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或收回，今后扩大企业规模，也按照以上股份比例出资；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盈余分配：在保障矿场日常开支的前提下，盈余资金以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依据，按盈余资金5分为标准进行分配，该标准可以随业绩高低经股东全体同意可以增减。债务承担：经营过程中的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合伙人共同承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后，另外几方应当按投资比例在10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应负担的部分。退伙：合伙的经营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合伙人可以退伙：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如，重大疾病等）；2、经其他合伙人全体同意退伙；3、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企业的事由。合伙人擅自退伙给另一方合伙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合伙人退伙后，几方合伙人与该退伙人按现时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并以其所占资产的70%折算由其他股东内部消化。内部无法消化方可接受新股东参与。为不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退股资金须1年后无息退回该股东（其他股东开具欠条），该股东自退股之日起不承担公司任何债务与风险，该股东不得有任何理由刁难或上诉；五方合伙人共同选举林海贤为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江道富负责办证以及外围公关。五方合伙人共同商议觉得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投票决策，3票通过即可执行（3票合计股份必须超50%），议事规则另行制定并五方签署；合伙人的权利：……合伙人分配合伙利益应以出资额比例进行，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合伙人的义务：1、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2、分担合伙的经营损失的债务。3、为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的终止和清算。（一）合伙因下列情形解散：1、合伙期限届满；2、双方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关系；3、合伙事务完成或不能完成；4、被依法撤销；5、出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伙企业解散的其他原因。（二）合伙的清算：1、合伙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并通知债权人。2、清算人由各方合伙人担任。3、清偿后如有剩余，则按本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4、清算时合伙有亏损，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各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伙人之间共同协商，如协商不成，可向江西省信丰市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协议并没有原告的签名，且同样为隐名合伙，被告也不具备开矿资质，故该证据为无效协议。三、2014年5月6日，林海贤、被告（乙方，受让方）与刘洪和、陈世英、唐卫东（甲方、转让方）签订的《页岩矿转让协议》，内容：就甲方持有的小江镇芫坝村桐子村下芫顺矿股东股份股权转让给乙方持有的相关事宜，股权总值人民币9380000元，原征下租用农户土地，以租用合同、收据及林权证为准，达成如下协议：一、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乙方在2014年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9380000元，以收款收据为准。二、原有股东保证原征下租用农户土地的款项已付清，已开挖和已填土的地块内墓已付款迁移，否则，造成新股东经济损失由退股股东赔偿。三、矿场厂房、设备、铲车等属于矿内财产，由接股股东拥有，如有本协议生效前未付清的款项由退股方支付，与接股方无关；四、付清全部款项后，退股股东应把与原件相符的征地协议及征地收据复印件交给接股方，乙方付清全部款项时退股方应移交征地、建房、购铲车和其它全部原证件给接股方，否则视为退股方违约。五、股权转让前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依法承担，股权转让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承担相应责任。转让方的个人债权债务的仍由其承担。六、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在矿场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转让方的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丧失等等条款。上述协议有转让方刘洪和、陈世英及受让方江鹿山、林海贤签名。原告质证认为，三性不予确认，协议受让方与《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的主体不完全一样，转让也没有得到相关部门许可，故其转让也为无效。四、银行客户账明细、收条，证明被告实际投入200多万元，包括原告、案外人江光平、林海贤投入的资金一起都投入了与林海贤、江光平、江道富、宋映红共同合伙经营的《小江镇芫坝村桐子村下芫顺矿》项目内。其中，银行客户账明细显示被告通过其银行62×××01账户于2014年5月6日分别向刘洪和的134270121004061962账户转账2500000元、51710元。收款人刘洪和于2014年5月6日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江鹿山人民币2591710元（刘洪和转让股份金）。”原告质证认为，银行的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将款项转给刘洪与本案无关。五、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按照出资比例的2%向原告进行了分红。转账记录显示案外人林海贤于2015年2月3日向被告支付15000元，摘要信息为“分红”，于2015年2月12日向被告支付45000元，摘要信息为“分红”；被告于2015年2月3日分别向原告尾号为“5728”的账户转账支付5000元、向刘新权账号转账支付3000元。原告质证认为，银行的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六、江光平情况说明，显示：江光平陈述江鹿山认识了原告、薛庆茹、刘新权，江鹿山与薛庆茹在2012-2013年有业务往来。在煤矸石矿收购前3人都来过矿场考察，均表示投点股份在江鹿山名下，其在签订合同时周青松在场，并在开工当天周青松都在现场。开工后其三人也来过几次矿里面。江光平知道他们入了股份在江鹿山名下，且薛庆茹多次打过电话询问矿场情况。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七、林海贤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林海贤与江鹿山合伙投资煤矸石矿，认识薛庆茹、周青松、刘新权，知道他们三人入股在江鹿山名下，具体金额不详。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八、（1）被告与周青松、薛庆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期间微信沟通关于涉案矿场的运营及转让情况，其中被告于2019年4月8日分别微信通知周青松、薛庆茹，告知：矿场合伙人拟对外整体出售该矿场项目，问周青松及薛庆茹的想法和建议，请在2019年4月18日前书面回复被告，逾期将按《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约定处理。（2）2019年4月8日被告发给刘新权的手机短信，显示：被告将上述拟转让矿场情况告知刘新权。（3)收条（手机演示截图），没有原件，该收条显示是江鹿山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夏慈秀交来芜顺页岩矿（桐梓树下小组自留山）所有林地转租预付款叁拾万元整，（注：转租总价为贰百壹拾万元整，租赁期为贰拾年，自双方签订正式协议之日起）。对于收条，被告陈述，被告收到大股东林海贤、孙银红的委托，与原告商谈，双方口头约定将涉案项目以租赁方式给对方经营，因为没有付完钱就支付了定金，所以收条只是当时写了以后就马上打钱过来。2019年7月22日收到30万元定金，到了2020年1月年前承租人继续向被告个人账户转账支付60万元，被告一共收到承租人90万元，被告将其中的一部分款项转账给大股东林海贤。出具收条收到30万元定金之后，被告就将矿交付给承租人，现在承租方还没有开挖。目前因为疫情原因，当事人在广州无法回去，项目暂时无法继续处理，待疫情结束后再与承租人签订合同。矿产承租人是邓浩文、夏慈秀。原告质证认为，除收到2019年4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外，对其他聊天内容因为其更换过手机，具体是否有收到记不清楚了，其现存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有2019年4月8日一条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该聊天记录也没有作出回复，微信图片内容不清晰，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对收条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被告陈述的矿场转租情况不予确认。第三人周青松质证认为，对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九、2014-2015年2月份收支情况表及相关凭证（收据、发票、报销单等），拟证实2014年-2015年2月份投资项目结余163820元，其中2015年2月分红4520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基本全部是由被告手写制作的单据，没有其他人签字确认，不能作为矿场经营支出，与本案无关；报销单所记载的项目为多为餐费、购买糖果等消费品，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十、2015年4-12月份及年度收支情况表及相关凭证，拟证明2015年4月至12月期间投资项目亏损317372.4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财务单据极为粗略，统计表无法与单据的内容一一对应，被告提交的财务凭证只有部分年份，单据除有被告的签字外，没有第三人的核实，严重违背了合伙经营的常理，而且报销单所记载的项目为多为餐费、购买糖果等消费品，该消费支出不能证明是合伙投资必要的费用支出，故不能作为合伙支出的费用。十一、2016年-2017年收支情况表及相关凭证，拟证实2016年至2017年期间投资项目亏损337448.6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财务单据极为粗略，统计表无法与单据的内容一一对应，被告提交的财务凭证只有部分年份，单据除有被告的签字外，没有第三人的核实，严重违背了合伙经营的常理，不是真实的合伙期间的财务单据。十二、挖机处理情况、民事调解书、出售协议书，拟证实投资项目停止后，为偿还购买挖机的欠款，被告将挖机以86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温建建、谢焕斌。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首先，调解书中所涉的挖机设备是否属于合伙项目的设备，被告对此没有提供有效的合同和发票予以证实，虽然调解书载明林海贤等人与第三方订有融资租赁协议合同，但未载明挖掘机的金额、还款等情况；除此外，从报销凭证等材料显示，每月支付挖掘机供款4万元，已供24期，未支付余款68万元，从该证据可以计算挖掘机的价格是164万元，而转卖只有86万元，价格明显的过低，不符合常理，对该财产的转让没有经过原告同意，也没有告知原告，因此对被告提供的合伙账册等证据不予确认，也与本案无关联。另，被告表示原、被告于2015年2月最后一次分红之后至今未进行过分红，其合伙投入的案外合伙体的财产正在处理中，等待进行清算和解散。诉讼中，各方陈述如下：关于签约情况。被告称：（1）当场签约时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一份《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复印件，原告同意了才在《共同投资协议》上签名。签约在场的有原告、被告、周青松、刘新权、徐锐琛，他们每个人分别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每个人的《共同投资协议书》都是被告打印的，被告当场给每个人都交了一份《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复印件。（2）《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项目总金额9800000元，共有5名股东，被告投入了2250000元，按照5名股东出资比例计算被告占股22.96%。以被告名义对外投入的2250000元，即包括原告投资的250000元、刘新权投资的150000元、周青松投资的300000元、被告投资的1550000元，原告、刘新权、周青松、被告按各自出资占总投资2250000元的比例确定各自的投资份额。原告称：其与被告签订《共同投资协议》时无见过《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原告从未参与项目经营管理。原告及两第三人均表示，其是在收到法院送达的被告证据材料时才了解到《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的具体内容。第三人周青松认可被告陈述的投资份额.关于项目分红情况。被告称，已付原告分红款13750元：3750元现金支付、5000元现金支付、2015年2月3日转账支付5000元，该分红款是大股东分三次给被告，被告再按比例分给原告，具体为：5000元分红是按照2%计算，3750元是按照1.5%计算。原告称：无收到被告主张的两笔现金支付款项，收到的2015年2月3日转账的5000元是其他资金拆借，不是分红款，且被告陈述的3750元也对不上其主张的分红比例。原告、第三人周青松均表示，认可被告所述的原告、刘新权、周青松、被告按各自出资占总投资2250000元的比例确定各自的投资份额。第三人刘新权坚持认为其与被告是民间借贷关系，不认可是合伙投资关系。关于涉案矿场的情况。被告称：（1）被告于2014年5月6日签订《页岩矿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给案外人时，被告取得涉案矿场的经营权，前一手将其与村民签订的山地租赁协议书资料交给被告即视为项目矿场的移交。2014年下半年勘察开采，有盈利有分红。到了2015年5月下雨就停止开采，所以就没有分红了。2015年雨季之后，大股东林海贤提出购买一台挖机，由于需要每月供款，但因为雨季没有收入所以大家有点意见，后来又引入一个新的股东增加了投资。到了2016年下半年因为政府管理严格，项目手续不全，所以停止了项目准备办理经营许可证。被告确认该项目除了与村民签订租赁山地协议书之外，没有其他经营手续。项目停止经营后没有恢复经营。在2016年底、2017年初，原告等人过提出退股。2019年5月，被告与其他合伙人同意将矿场转租出去。2019年7月，承包人夏慈秀、邓浩文打算以210万元租赁涉案矿场20年，本来约定是过年前支付100万元，后来实际已支付90万元，被告已将矿场的固定资产10多间红砖房子和放置油设施交给了邓浩文、夏慈秀使用，双方无签订书面协议。矿场的挖机都已转让。目前，矿场对外没有债权；债务还欠30000元红砖货款。被告将收到承租人支付的90万元一部分转账给林海贤，一部分转账支付红砖款，剩下300000元。矿场的流动资金有300000元在被告个人账户，另外林海贤账户大概有550000元。矿场已没有机器设备。涉案项目矿场目前没有盈利，没有资产可供分配，外部合伙关系尚未结算、清算，因为作价210万元租赁给承租人，需要等承租人付清款项后才能对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盈亏清算核算。被告认为做生意是共负盈亏的，应该等外部合伙协商处理外后再处理原告、被告之间的合伙，故不同意退回原告25万元投资款及支付利息。（2）原告、周青松、刘新权没有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其委托被告管理，且被告的合伙人都知道他们三人的存在。被告会不定期将项目对账资料通过手机微信、短信发送给原告等人，但他们三人都不回复，因被告手机经常更换，故没有保留上述微信、短信记录。另查明，本院受理刘新权诉江鹿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该案正在本院处理中，案号为：（2019）粤0111民初35118号。本院受理周青松诉江鹿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该案正在本院处理中，案号为：（2019）粤民初35122号。以上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清单、银行凭证、转账回单、收据、《共同投资协议书》、《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页岩矿转让协议书》、银行客户帐明细、收条、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转账记录、情况说明、收支情况表及相关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民事调解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有关争议，分析如下。一、关于管辖问题。被告在原审诉讼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已经过生效民事裁定处理认定本院对案件有管辖权，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在案件重审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由于本案是重审案，故本院对被告再次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二、关于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原告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转账250000元，之后于2015年5月7日与被告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且同日由被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的投资款250000元，该协议约定原告、被告共同出资并以被告名义对涉案矿场项目进行投资，乙方投资金额250000元，其他详见附甲方名义签订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而被告与案外人刘洪和、江光平、林海贤、宋映红、江道富已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亦足以证明该项目确实存在，且已进行经营。上述事实，足以证实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及《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所涉的其他合伙人并未取得矿场开采资格，《共同投资协议书》及《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均为无效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才应认定无效合同。根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该规定属于是对行为主体资格的认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上述解释中的效力性强制性。原、被告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投资矿场，即使被告及其他合伙人未取得矿石开采资格亦并不影响《共同投资协议》的效力。原告主张《共同投资协议书》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当然无效，对此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亦无证据证实《共同投资协议书》非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确认《共同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请求确认《共同投资协议书》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原、被告作为合伙体对外以被告的名义投资涉案矿场，对此，原告主张其对涉案《合伙经营煤矸矿场协议书》并不知情，未享有合伙人的权利，未参与合伙事宜，原告支付给被告的250000元并非合伙投资款而是借款，对此，被告提交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说明等证实原告实际已享有合伙人的权益，在本院认定《共同投资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予以采信，认定原告作为合伙人已实际享有合伙人的权益。原、被告合伙投资石矿场，在被告未在案外合伙关系中申请退伙，案外合伙未作解散或清算的情况下，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投资款2500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庆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50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薛庆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月琴人民陪审员  陈惠玲人民陪审员  李清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黄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