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加，男，198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广南路**（长兴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9041951701645。法定代表人：陈世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德龙，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华惠苑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4196373350M。法定代表人：罗国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希凡，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景龙，男，196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广东深圳市宝安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雄灿，广东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伟森，男，195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永雄，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兴，男，198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县div>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仲荣，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振加因与上诉人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白公司）及被上诉人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沅公司）、张景龙、邓伟森、钟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6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振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国沅公司、张景龙、电白公司向张振加支付货款人民币11352893元（以下货币均为人民币）及违约金（以未支付货款为基数，自2013年2月6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邓伟森、钟兴对国沅公司、张景龙、电白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2、国沅公司、张景龙、电白公司、邓伟森、钟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购销合同书》生效并已实际履行，一审判决认定“《购销合同书》没有得到实际履行”错误；2、本案不能排除国沅公司为涉案工程前期实际施工人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国沅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建方”较为粗糙，张振加有理由相信国沅公司为涉案工程前期施工人。3、各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国沅公司、张景龙、电白公司、邓伟森、钟兴应向张振加支付货款11352893元及违约金。电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电白公司无须向张振加支付8960272元货款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国沅公司、张振加、张景龙、邓伟森、钟兴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把国沅公司、张振加、张景龙、邓伟森、钟兴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书》弃之不顾,罔故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电白公司并非涉案《购销合同书》的签约主体，亦非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人的情况下，判决电白公司承担本案货款及利息是错误的，造成了签订合同的人不担责，没有签订合同的人却担责的错误结果。2、一审法院基于张景龙与电白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判决电白公司承担本案的货款及利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涉案《购销合同书》签订及履行时，张景龙的挂靠单位是国沅公司，而非电白公司，实际使用涉案钢材的也非电白公司。因此，与张景龙承担货款支付责任的也应当是国沅公司。4、原一审民事判决书（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90号判决邓伟森、钟兴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邓伟森及钟兴二人均未对该判决提起上诉，原一审民事判决书（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90号实际已经对邓伟森、钟兴二人发生法律效力。现一审民事判决在未推翻原一审民事判决书（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90号的情况下就径行判决邓伟森、钟兴二人对涉案债务不担责，逻辑严重混乱。针对张振加的上诉，电白公司辩称：对张振加上诉要求电白公司承担责任的部分不予认可。电白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也非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张振加无权基于涉案的钢购销合同要求电白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国沅公司、张景龙，其它当事人是担保方，这一点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确，并且涉案合同也已经实际履行，张振加已经履行了向张景龙送货的义务，张景龙也安排合同上的签收人员进行了签收，因此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是没有异议的。对张振加要求国沅公司以及其它主体承担责任的部分，电白公司予以认可。针对张振加的上诉，邓伟森辩称：根据《购销合同书》第十一条的约定，邓伟森的担保对象是《购销合同书》的甲方即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公司）（国沅公司前身），而不是张景龙或其他人。从一审的判决及案件的证据可知，《购销合同书》虽然有国沅公司印章，但并不是由国沅公司签订或授权他人签订及实际履行，而是由张景龙自行签订及与电白公司实际履行，原审判决国沅公司不承担责任，因此国沅公司的债务无效和不成立，邓伟森的担保行为当然不成立，因此，邓伟森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针对电白公司的上诉，张振加辩称：对电白公司上诉陈述的自身不承担责任的部分不予认可，电白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具体理由张振加在上诉状部分进行了阐述。对于电白公司主张其它当事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予以确认。针对电白公司的上诉，邓伟森辩称：张景龙是钢材的实际使用人，并委托电白公司支付货款给张振加，电白公司名下实际承建了涉案工程。因为邓伟森的担保对象是国沅公司，而不是张景龙或其他人，所以，邓伟森认为原审判决由张景龙、电白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是正确的，电白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邓伟森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国沅公司辩称：1、张景龙的行为对国沅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2、张景龙在《购销合同书》上的盖章行为对国沅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3、国沅公司不是涉案工程项目的承包人及被挂靠单位属于客观事实，张振加要求国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张景龙辩称：答辩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钟兴辩称：1、《购销合同书》并未生效，即使生效，也未被实际履行，钟兴提供担保的对象梅雁公司（国沅公司前身）没有付款义务，钟兴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如果钟兴要承担保证责任，也应在梅雁公司（国沅公司前身）需要承担付款责任的前提下，否则有悖法理与情理。2、保证合同应以书面形式订立，钟兴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同意为梅雁公司（国沅公司前身）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即使《购销合同书》有效成立，但结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的内容作了变动，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保证人对加重部分不承担责任。张振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沅公司、张景龙、邓伟森、钟兴、电白公司支付货款11352893元；2、国沅公司、张景龙、邓伟森、钟兴、电白公司支付违约金2633871.2元（利息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13年2月6日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9月26日为2633871.2元），两项合计13986764.2元；3、诉讼费由国沅公司、张景龙、邓伟森、钟兴、电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沅公司原名为“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5月17日，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国沅公司。2010年12月1日，梅雁公司（购货方，甲方）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新大洋建材商行（以下简称大洋商行，供货方，乙方）、张景龙、邓伟森、钟兴（三人均是担保方，丙方）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钢材约7500吨，金额约3500万元。钢材用于甲方承建的罗定市创宇.凤凰新城项目一期工程，钢材价格按送货到工地当天“广东金属信息网”广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中的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二个品牌相对应规格的平均价格，每吨另加200元作为当批钢材的结算单价。此价格为到施工现场的不含税价，不需要开具正式发票，如需开发票，甲方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且结算单价上浮6%（注：面10厘—25厘螺纹钢按理论重量点条计量，6厘—10厘盘圆以过磅计重量）。合同第二条约定，由乙方送货到工地，工地地点罗定市长发路。甲方委托的收货人员是姚伍或张群伟（附身份证复印件）。收货人员对乙方送交的货物的数量及价格进行确认，其中任何一人签署的收货凭证为对甲方的有效结算单据。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均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日千分之一计算。合同第八条约定了付款方式：甲方累计结欠乙方的钢材货款最多不能超过800万，超过部分即刻支付现款，甲方结欠乙方的钢材款在工程主体封顶后6个月内逐月支付并全部付清。主体封顶的时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66天内，届时没有封顶，视为已封顶……。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丙方对购货方甲方在本合同中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担保，担保期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甲方的义务全部履行终结止。在合同书末尾，“甲方（购货方）（盖章）”处加盖有“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在购货方“法定代表人”处签有“张景龙”名字；在丙方（担保方）处签有“张景龙、邓伟森、钟兴”名字。张振加称双方交易的流程如下，“张振加按照张景龙的电话要求，将张景龙所需的钢材送至涉案工地，由工地财务人员“张群伟”点数过磅计算重量，并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张群伟”签名过后，再将送货单及钢材质量证明等文件送至总工程师“姚伍”处，由“姚伍”核对重量及钢材价格并签名确认”。2010年12月至2011年12月12日期间，张振加向罗定市创宇.凤凰新城项目工程交付钢材，姚伍和张群伟在送货单上签收。在原一审（案号为（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90号）审理时，经法庭主持张振加与张景龙对账:确定2010年12月至2011年12月12日的钢材买卖总货款为32760272元,截至2013年2月6日已支付2380万元。在本次诉讼庭审中，电白公司确认上述已支付2380万元中的2130万元系其接受张景龙委托向张振加支付，张景龙称2380万元与2130万元的差额部分由其支付。张振加确认一共收到了2380万元款项，收款期间为2011年4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止。张振加主张所收款项中2392621元为违约金，其余21407379元为本金，并称张振加收到的款项提示里没有显示付款方，张振加收到款项后与张景龙电话确认款项支付情况，然后开具以“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抬头的收款收据。本次庭审中，张振加确认所送的钢材均没有开具发票。对于罗定市创宇.凤凰新城住宅一期工程施工单位问题，张振加称，前期承建方是梅雁公司，张振加一直到2011年4月份还在工地现场看到是梅雁公司在施工，并捡到A栋2层模板拆除工程报验申请表，上面显示2011年4月2日梅雁公司向监理公司出具，盖有“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后来工地招牌挂了电白公司的名称，张振加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无力改变购销合同的主体。国沅公司称，该项目工程与国沅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国沅公司从来没有承接过该工程，国沅公司通过相关的调查取证才知道承建方是电白公司。张景龙称，该项目工程实际上由张景龙承建，国沅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张景龙后来才挂靠到电白公司。电白公司称，涉案项目前期是由国沅公司承建，后期是由张景龙挂靠电白公司承建。庭审中，张景龙称涉案工程没有走招标、中标程序，是开发商与电白公司私下达成的协议。另外根据张景龙提供的罗定市城乡建设局档案中施工审查备案表，施工合同于2011年4月15日进行备案，备案中显示的施工单位为电白公司。2013年12月9日，张景龙出具一份《说明》，确认其不是梅雁公司的员工，在《购销合同书》上的签名没有获得梅雁公司的授权，上述工程是其挂靠电白公司承建，与工程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采购、收货、施工等均由其本人负责，与国沅公司无关。2014年11月23日，张景龙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确认其是罗定市工程的包工头，国沅公司由于各种原因退出了上述工程，电白公司付款的行为是受其委托进行的，电白公司对其与张振加之间的买卖关系不知情。在原一审及本次诉讼中，国沅公司对张振加提交的2010年12月1日《购销合同书》（即后续鉴定报告中的检材）加盖的“梅县梅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存在异议，在原一审审理时国沅公司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法院委托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此次鉴定花费鉴定费44020元。本次诉讼中，根据张振加和国沅公司申请，法院根据双方各自调取的新的样本再次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在交纳鉴定费环节，国沅公司未交纳鉴定费，事实上撤回了鉴定申请。张振加交纳了鉴定费，鉴定机关亦进行了相应的鉴定。此次鉴定花费鉴定费32400元，鉴定结论为样本与检材上的公章属于同一枚公章。在原一审及本次诉讼中，国沅公司对张振加提交的50份送货单的形成时间存在异议，一审法院委托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在审查了相关材料后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是国沅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二是张景龙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三是邓伟森、钟兴是否应当承担担保付款责任。四是电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振加要求国沅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购销合同书》，张振加认为《购销合同书》成立并得到了实际履行，国沅公司作为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实际履行既相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合同的实际履行以合同的成立为前提，但合同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后期合同必然会得到实际履行。关于2010年12月1日的《购销合同书》是否成立的问题，可以从该购销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当事人主观意愿来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该购销合同上加盖有国沅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公章，应当视为代表了该公司的意思表示，国沅公司虽否认其加盖了公章，但在没有反证证明的情况下，相对方具有合理理由相信缔结合同的当事人中有“梅雁公司”（国沅公司的前身）。邓伟森、钟兴在庭审中亦称正是出于对“梅雁公司”履约能力的信任，才提供担保，即在签订合同时邓伟森、钟兴为“梅雁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观状况是自愿的，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12月1日的《购销合同书》在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关于2010年12月1日的《购销合同书》是否得到了实际履行问题，正如前面所说，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合同得到了实际履行，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合同没有按照约定得到全部履行，甚至被缔约各方弃置一旁完全没有得到履行。本案中，由于建筑工程行业的特殊状况，张景龙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方，也是涉案钢材的实际使用方，即与张振加建立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张景龙，虽然各方签订了2010年12月1日的《购销合同书》，由于张景龙没有成功挂靠在“梅雁公司”名下，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梅雁公司”承建了涉案的罗定市创宇.凤凰新城住宅一期工程，相反备案证据显示的承建方为电白公司，故此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2月1日的《购销合同书》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张振加据此要求国沅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不应得到支持。对于原审花费的鉴定费44020元及本次诉讼花费的鉴定费32400元，因国沅公司否认《购销合同书》上加盖的公章系其使用过的公章，而鉴定结论表明《购销合同书》上加盖的公章系其使用过的公章，故此两次鉴定费均由国沅公司负担。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正如前面的分析，张景龙与张振加实际建立了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作为合同关系实际履行的相对方，张景龙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根据原一审审理时张振加与张景龙对账情况及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定2010年12月至2011年12月12日的钢材买卖总货款为32760272元,总付款金额为2380万元。张振加主张所收款项中2392621元为违约金，其余21407379元为本金，由于张景龙不予认可，加之张振加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故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是认定张景龙支付的2380万元均为支付货款本金，即张景龙尚欠张振加钢材款的数额为8960272元。张景龙逾期向张振加支付货款，张振加有权要求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张振加主张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一计自2013年2月6日起计算，由于上述主张的依据均为《购销合同书》，而《购销合同书》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故此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计算标准及起始时间不予支持。综上，利息以896027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张振加提起原审诉讼之日即2013年9月29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张振加要求邓伟森、钟兴承担担保付款责任的依据是《购销合同书》。虽然《购销合同书》成立，但未得到实际履行，实际履行买卖钢材的是张景龙，由于张景龙未与张振加签订书面的合同，亦未要求邓伟森、钟兴提供担保，故此一审法院对张振加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电白公司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涉案钢材，但该公司是涉案工程备案的承建方，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张景龙承建涉案工程是挂靠在电白公司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故此，一审法院对张振加要求电白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景龙、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振加支付货款8960272元及利息（利息以896027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9月29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张振加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21元，由张景龙、电白公司负担67710元，由张振加负担38011元。原审鉴定费44020元、本次诉讼鉴定费32400元，均由国沅公司负担。二审另查明：1、张振加二审期间确认其与张景龙签订涉案《购销合同书》是依据张景龙出示了一份国沅公司与涉案工地业主签订的工程意向书以及持有国沅公司的公章，并未审查张景龙是否持有相关授权材料以及是否是国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张振加未提交其主张的工程意向书，张景龙也予以否认。2、邓伟森、钟兴确认是应张振加的要求对涉案《购销合同书》提供担保，在签字前并没有就担保事宜与国沅公司沟通。3、《购销合同书》第八条约定了付款方式：甲方累计结欠乙方的钢材货款最多不能超过800万，超过部分即刻支付现款，甲方结欠乙方的钢材款在工程主体封顶后6个月内逐月分次支付并全部付清。主体封顶的时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66天内，届时没有封顶，视为已封顶。如甲方不能按本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货款，则乙方有权停止供货，且甲方应立即付清乙方的所有货款，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无论张景龙是否有代理权，张景龙与张振加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合同有效，即应恪守履行，实际情况张景龙与张振加也均是按照《购销合同书》的约定验货、收货、支付货款，双方按照《购销合同书》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购销合同书》未实际履行，与事实不符，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张振加依据《购销合同书》主张货款和违约金，依法有据，张景龙作为《购销合同书》的实际履行人，其承担相应的支付货款和违约金责任，并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沅公司、电白公司、邓伟森、钟兴是否承担责任，就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购销合同书》的购货方是国沅公司、张景龙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虽然《购销合同书》盖有国沅公司的公章，但盖章行为本身不能直接确认盖章之人及张景龙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张振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景龙是国沅公司的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其主张的国沅公司与涉案工地业主签订的工程意向书也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即使属实，也没有证据显示该意向书能证明张景龙有权代理国沅公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张景龙与张振加签订《购销合同书》的行为为无权代理，其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因国沅公司不予追认，该《购销合同书》对国沅公司不发生效力，因此，张振加要求国沅公司根据《购销合同书》承担支付货款和违约金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货款和违约金应由作为行为人的张景龙承担。其次，合同有效，且邓伟森、钟兴确认是应张振加的要求对涉案《购销合同书》提供担保，加之无其他担保无效事由，根据《购销合同书》约定，张振加诉请邓伟森、钟兴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关于电白公司，张景龙与电白公司虽然存在挂靠关系，但电白公司不是《购销合同书》的当事人，因无证据证明电白公司有向张振加做出相关合同加入等意思表示，其付款行为并不能视为债权债务的加入或转让，张振加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电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程序性规定，认定电白公司承担实体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张振加要求张景龙承担相应的支付货款和违约金责任以及邓伟森、钟兴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国沅公司和电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至于货款金额和违约金。根据《购销合同书》约定张景龙最晚应于《购销合同书》签订之日2010年12月1日起第366天工程主体封顶后6个月内全部付清，及应于2012年6月1日前付清全部货款，张景龙未按期付清货款应按合同约定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总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因此张振加主张已付货款2380万元中含有部分违约金，与合同约定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且张振加未提交实际损失相关证据，本院根据合同性质、双方履行情况酌定2013年2月6日张景龙支付最后一笔货款之前总支付违约金50万元，2013年2月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综上，截止2013年2月6日张景龙欠付张振加货款9460272元（32760272元-2380万元+50万元）。综上所述，张振加、电白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68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68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张振加支付货款9460272元及利息（利息以946027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3年2月7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邓伟森、钟兴对张景龙上述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张振加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21元，由张景龙负担78096元，由张振加负担27625元，张振加多预交的78096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张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78096元，拒不缴纳的，依法强制执行；张振加预交的二审受理费89917元，由张景龙负担10000元，由张振加负担79917元，张振加多预交的10000元本院予以退回，张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10000元，拒不缴纳的，依法强制执行；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受理费74521元，由张振加负担，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74521元本院予以退回，张振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74521元，拒不缴纳的，依法强制执行；两次鉴定费44020元、32400元，均由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聂    效审判员 吴  春  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济川(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