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青0104民初3530号原告：韦庆林，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8年6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平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衡尧，四川临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强，四川临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玉业，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5年10月6日出生，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军，青海观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星铭，青海观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冯忠明，公民身份号码：×××，男，回族，1958年8月28日出生，住青海省湟源县。第三人：李丰业，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4年3月6日出生，住青海省湟源县。原告韦庆林与被告李玉业、第三人冯忠明、李丰业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韦庆林于2019年4月19日起诉至本院，本院以本院对该案无管辖权为由于2019年4月23日以（2019）青0104民初21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韦庆林不服提出上诉，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5月29日以（2019）青01民终9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青0104民初214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立案审理。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庆林及其诉讼代理人衡尧，被告李玉业及其诉讼代理人马海军、全星铭，第三人冯忠明、李丰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韦庆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全部费用689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200879.17元，以上合计8095879.17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约定原告从被告处分割被告西藏自治区××县的矿体的下游部分的一半自行开采，面积为215亩，宽180米。合同约定原告需向被告支付矿体总费用9000000元。2015年7月，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了6895000元，并于2015年11月进场施工，但由于天气原因无法施工后退场。2016年5月，原告再次进场时，被政府部门告知被告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不具备采矿条件，不准许原告进场采矿，至此原告一直未能进场施工。被告虽答应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所有合同款，但被告至今未付。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上述协议无效，并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全部费用及占用利息损失。被告李玉业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合法有效且被告已经充分履行，原告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在札达县人民政府与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治理方式为人工散播种植、河道梳理、土石方平整与回填，考虑到治理方式的特殊性，在整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矿产资源，但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修复、保护环境，而非为了实施采矿行为，不能因为环境治理与采矿权存在方法上的重合性认定案涉主体存在开采矿产的行为。且依据札达县政府与中玺公司的协议，在案涉区域治理回填的工程中应当充分利用余矿，用于冲抵施工工程的成本费用，因此案涉的几份协议并非都是就采矿权进行约定，而只是在协议中以条款的方式约定恢复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矿产应当首先用于冲抵施工费，多余部分按双方的比例分配，故本案的协议并非转让协议，不需要行政审批等前置手续，双方签订的是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的协议，分割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矿产品是为了冲抵施工费，该协议合法有效。2.原告主张至今未能进场施工与事实不符。原告在2015年7月15日与被告签订协议后，于2015年7月24日进场施工至当年11月底，现场的其他矿区的施工人员均可以证明。在治理中，原告因为自有的设备出现问题，还曾经向被告租赁了挖掘机，原告的主张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款项为分期付款，即“签订合同时支付3000000元定金，2015年7月19日支付2000000元，机械进入矿区时付款3000000元，剩余1000000元以后支付”，依据该约定，原告在进场前，只需支付5000000元，剩余部分在原告入场之前，原告完全可以依据合同拒绝支付，但原告前后向被告支付了6895000元，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入场施工的事实，原告的付款行为与其主张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另外，原告在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声明两次经过采矿取样、反复考虑，愿意自行承担盈亏，因此，只要被告将矿区治理权交给原告并让原告入场施工就视为已经履行了合同，反而是原告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构成违约。综上，原告的诉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冯忠明、李丰业共同述称，冯忠明和李丰业系合伙关系。2015年春节，李玉业和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就位于××县的矿山签订协议，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回填土地、恢复植被、保护环境，当时签订协议时札达县政府表示植被恢复中，矿山中有部分余矿可以进行开采。李玉业从湖南中玺投资公司拿到矿区后，原本约定由我二人与李玉业一起施工，但是因为需要向湖南中玺公司缴纳资金，我二人资金短缺，当时陈远明找到我们，希望我二人将分割的矿区让给他施工，经过我二人与李玉业、陈远明三方协商，将原本我二人准备施工的矿区转让给了陈远明施工，并未见到原告韦庆林。因施工前期，我二人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租赁设备、雇佣人员，协议里约定了陈远明愿意负担我们已经支出的费用，后我二人才撤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30日，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札达县政府）与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玺公司）签订了《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试点）工程框架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札达县达巴乡春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象泉河流域矿区由于历史上的乱采乱挖，造成地表形态变异、土地沙化日趋严重，植被减少，生态环境退化逐步加重，使草场载畜量减少，群众牧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为了恢复过采区原始地貌和生态环境，合同约定由中玺公司对札达县达巴乡春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象泉河流域矿区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主要内容包括：人工散播种草、河道梳理、土石方平整及回填。合同约定由中玺公司对施工区域内和周边所造成的草场损失及设施补偿应按国家规定及要求及时足额兑现，该工程由双方根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按风险比例共同投资，在本区域治理回填过程中余矿应当充分利用，在冲抵施工工程成本费用后，双方进行利润分成，札达县政府占40%，中玺公司占60%，如余矿不足工程成本时，差额部分由双方按利润分成比例进行分摊。2015年1月14日，札达县政府与中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施工期限自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协议签订后，2015年7月1日，李玉业挂靠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峰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札达县达巴乡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约定根据中玺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与札达县政府签订的《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试点）工程框架协议》，中玺公司将札达纠果矿区下游古采点政府划给的1722亩的25%部分（约430亩）交付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施工，施工期限为2015年7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玺公司根据已缴纳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保证金费用，按比例向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收取民工工资保证金和矿区恢复保证金，并由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承担当地政府及乡村补偿费用2033624元，支付中玺公司11000000元的矿体费和管理费。2015年7月3日，金瑞峰公司向李玉业出具《委托书》，载明上述协议是李玉业挂靠金瑞峰公司签订，李玉业在和其他方合作、分割时须按我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的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为准，自负盈亏、自愿承担风险，金瑞峰公司概不负责。2015年7月17日，甲方（李玉业、冯忠明）与乙方（陈远明、韦庆林）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从中玺公司购买的矿体总面积为430亩，总宽360米，现双方约定乙方从甲方处分割一半矿体自行开采（矿体位于李玉业矿体的下游部分）为215亩，宽180米，矿体甲、乙双方各占一半。协议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矿体总费用9000000元，本协议相关法律责任按金瑞峰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的《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为准。其中矿体费7000000元，另外2000000元为五月、六月机械租赁和人工工资、前期费用。因乙方两次自愿到矿，经过取样、反复考虑，乙方自愿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3000000元，如乙方在2015年7月20日前未付款，甲方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对矿体另做打算或分割给他人。2015年7月19日支付2000000元；机械进矿区时支付3000000元；剩余1000000元以后支付。李玉业、冯忠明、陈远明在协议上签字捺印，韦庆林委托张显勇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另查明，冯忠明与李丰业系合伙关系，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原本约定由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合作进行施工。2015年7月15日，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经双方从湖南中玺投资公司札达纠果矿区下游古采点划了430亩，双方协商各一半进行采挖和恢复治理。二、按李玉业的挂靠协议，冯忠明、李丰业要交一半矿体费、当地政府及乡村补偿费、保险费、看管费、分摊费等向中玺公司交700万元，加上4月15日从西宁、湟源、格尔木租来的机械和调运费到目前为止有200万元左右的租费、工资等需要900万元。三、冯忠明、李丰业筹措的资金还未到位，施工期紧张所以冯忠明、李丰业分割的一半恢复治理的矿区由陈远明、韦庆林来完成。四、由冯忠明和陈远明、韦庆林谈好，陈远明和韦庆林愿意赔偿冯忠明、李丰业从4月15日到7月15日租赁设备租金和工人工资200万元，冯忠明、李丰业两人从年初到现在也产生的一部分费用未算，另外补偿冯忠明、李丰业产生的费用和辛苦费80万元。五、冯忠明、李丰业和陈远明、韦庆林谈好的租金、补偿、工资全部汇到李玉业的账户，由李玉业付给冯忠明和李丰业。六、冯忠明、李丰业谈好的款项由李玉业担保。七、签完协议后李玉业先垫付80万元现金将冯忠明、李丰业租来的设备和人员妥善安排，及时从巴儿兵站撤离，李玉业概不负责；八、陈远明、韦庆林资金不到位或出现任何问题与冯忠明、李丰业无关，将李玉业设备抵押给冯忠明、李丰业作为保证，360日立挖机一台、320卡特挖机一台、日立240挖机一台；九、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一份，签字之日起生效。”再查明，2015年7月12日至2015年7月29日，韦庆林分九次向李玉业转账支付合计6895000元。李玉业收到后，向冯忠明、李丰业共给付2748000元。再查明，审理中韦庆林、李玉业均自认双方均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对以上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认定如下：一、陈远明是否为《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合同主体，《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矿区受让方是陈远明还是韦庆林？对此，审理中韦庆林主张陈远明仅作为中间人，介绍其与李玉业相识，并非合同履行主体，向李玉业支付的矿体费均由韦庆林一人支付，与陈远明无关；而李玉业、冯忠明、李丰业均主张是陈远明与其协商并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事实上陈远明从冯忠明、李丰业处受让了矿体，陈远明与韦庆林是合伙关系，陈远明为合同履行主体，双方对此各执一词。而本院向陈远明进行调查时，陈远明表示其仅是韦庆林与李玉业的介绍人，与《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关，韦庆林向李玉业支付款项均由韦庆林一人支付，与陈远明无关。本院认为韦庆林的主张与陈远明的陈述一致，且从协议履行情况来看，《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约定的矿体费均由韦庆林支付，故本院认定韦庆林系《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合同履行主体，为该份协议所涉矿区施工权利的受让方。二、李玉业主张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时，双方明确约定韦庆林支付的900万元矿体费中的200万元是支付给冯忠明、李丰业作为前期费用补偿，矿体转让费仅为700万元，是否成立？对此，韦庆林主张上述费用均是支付至李玉业的账户，不清楚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之间的约定，双方意见不一致，本院认定如下：首先，2015年7月15日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的《终止协议》并无韦庆林一方的签字确认，该份《终止协议》签订在前，《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签订在后，庭审中冯忠明、李丰业自认该份协议签订是为了避免与李玉业之间产生纠纷，韦庆林并不知情，即该份《终止协议》中对韦庆林支付的矿体费如何分配的约定，并未经韦庆林确认。其次，《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仅写明900万元矿体费中包括700万元矿体费和200万元前期费用，并未明确该200万元是支付给冯忠明与李丰业作为前期费用支出的补偿，且实际履行中，韦庆林支付的费用均是支付至李玉业的银行账户，冯忠明、李丰业并未提出异议。再次，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的《终止协议》第八条约定韦庆林资金不到位或出现任何问题与冯忠明、李丰业无关，可证实冯忠明、李丰业并未与韦庆林之间达成前期费用补偿的约定。因此，李玉业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已与韦庆林达成上述约定，本院对李玉业的该事实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定《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约定的900万元，系韦庆林向李玉业支付的矿区分割的费用。三、《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签订后，韦庆林是否进入协议约定的矿区范围进行了施工？对此，韦庆林主张由于天气及李玉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原因，实际未能进行施工；而李玉业、冯忠明、李丰业辩称韦庆林在协议签订后于2015年7月24日进场施工，直至当年11月底施工完毕后撤场。本院认定韦庆林确已在协议签订后进入约定的矿区范围进行了施工，先对余矿进行了开采，后对矿区进行填埋，土地平整及植被恢复。理由如下：首先，《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约定矿体费分期支付，在韦庆林组织的机械进入矿区前仅需支付5000000元，但从韦庆林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来看，2015年7月12日至2015年7月29日，韦庆林向李玉业转账支付金额合计6895000元，韦庆林上述主张与矿体费支付的约定矛盾。且合同约定的施工期距今已有近四年，如韦庆林未能进场施工，怠于主张权利不合常理。其次，结合本院向陈远明、鲁振彦的调查，以及庭审中证人马×1、马×2的证言，均证实韦庆林的施工队在协议签订后确已进场施工，进行矿产品开采后恢复了矿区植被。再次，庭后本院组织质证时，韦庆林自认进场进行了施工。需要说明的是，韦庆林获得采矿收益的具体情况，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无法认定。四、李玉业是否从中玺公司收回本案所涉矿区的矿体费300万元并得到300万元的补偿？对此，2020年4月23日韦庆林补充提交了一份李玉业、金瑞峰公司于2016年10月2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收条内容载明“收到中玺公司因2015年7月1日合同终止，矿体费退款300万元及补偿费300万元，共计600万元（以银行到账单为准）”，原告韦庆林陈述该份《收条》是其从阿里地区札达县政府调取，拟证明李玉业已从中玺公司收回支付的矿体费并得到了300万元的补偿。因该份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有直接关联，本院接收了韦庆林补充提交的该份证据，但在本院组织双方质证过程中，被告李玉业补充提交了该份《收条》的原件，辩称该份《收条》确实由其出具，但该份收条是在与中玺公司协商其他矿区施工补偿费时由李玉业向中玺公司出具，与本案所涉矿区无关，但因最终未协商一致，李玉业从中玺公司收回该份《收条》，该份《收条》原件由李玉业保管。后原告韦庆林陈述其提供的《收条》复印件是从被告李玉业的司机处取得。对此本院认定如下：首先，韦庆林对于其持有的《收条》复印件来源，先是陈述是从札达县政府调取，后又陈述是从李玉业的司机处取得，前后矛盾又不能做出合理说明，韦庆林提交的该份《收条》复印件来源不明；其次，该份收条是李玉业向中玺公司出具，《收条》原件本应由中玺公司保留，但实际由被告李玉业持有，李玉业的辩称意见更合常理。因此，在原告韦庆林未补充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李玉业确已收到中玺公司退还的本案所涉矿区的矿体费及补偿费的情形下，对韦庆林的该事实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韦庆林与李玉业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从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韦庆林分割李玉业的一半采矿区进行开采，由韦庆林支付“矿体费”，虽以恢复矿区植被为名义，但是协议成立的基础、履行的首要目的是对矿区开采范围的划分、采矿权的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本院认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事关国计民生和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在该领域实施严格的行政许可证管理制度。因李玉业未取得案涉矿区的采矿许可证，在此情形下，李玉业将其从中玺公司取得的矿区中部分矿区的采矿权转让给韦庆林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于《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确认无效后，李玉业是否应当向韦庆林返还收取的矿体转让费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无证开采的，应由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罚，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非法开采人还应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韦庆林对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且韦庆林确已在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了合同，进行了矿产品开采行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四年有余，韦庆林因协议获取的矿产品收益无法进行认定，如果判决李玉业向韦庆林返还收取的转让价款，因韦庆林无法返还获取的矿产品收益，在此情形下会造成受让人韦庆林因违法行为非法获益的可能，导致双方利益的失衡。其次，在法律明确规定非法开采所得矿产品收益和违法所得应予没收的情形下，判决返还收益悖于上述法律规定，亦不利于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的行政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施行以及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故原告韦庆林主张被告李玉业返还矿体费689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200879.1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的规定，对本院在审理中发现的无证开采、非法转让采矿权的线索，本院将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韦庆林与被告李玉业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韦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72元，由原告韦庆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萍审 判 员  李成玲人民陪审员  付浩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严 丽书 记 员  张洪彬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设立的国有矿山企业和其他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采矿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