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行终925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韩雁林，男，196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代理人徐彬，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由佳，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王卫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颜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韩雁林因证券市场禁入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京01行初6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韩雁林的委托代理人徐彬、由佳，被上诉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王卫华、颜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28日，证监会作出〔2018〕19号《市场禁入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禁入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韩雁林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韩雁林内幕交易“现代制药”(一)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2017年3月8日上午，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制药）董事长周斌与董事会秘书魏冬松等人讨论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确定现代制药每10股转增10股，派送现金红利2.60元的方案。2017年3月8日下午3点之前，魏冬松将利润分配方案口头通知证券事务代表刘多，并安排其起草相关议案，准备召开董事会。2017年3月13日，刘多向全体董事、监事发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及董事会会议通知，同时进行手机短信通知。2017年3月21日，现代制药召开现场董事会、监事会审议2016年年度报告、利润分配预案等议案。2017年3月23日，现代制药公告每10股转增10股，派送现金红利2.60元(含税)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现代制药每10股转增10股，派送现金红利2.60元(含税)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形成不晚于2017年3月8日，公开于2017年3月23日。周斌、魏冬松、刘多参与讨论、确定起草利润分配方案，是内幕信息知情人。(二)韩雁林收到邮件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情况2017年3月8日至23日期间，韩雁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周斌、魏冬松、刘多进行频繁通讯联系:与周斌通话13次，与魏冬松通话16次，与刘多通话12次。2017年3月13日，刘多通过电子邮件向韩雁林发送含有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会议通知、议案，同时进行手机短信通知，韩雁林收到刘多发送的电子邮件。(三)韩雁林控制、使用“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交易“现代制药”情况“段红鹰”证券账户于2017年3月14日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大同矿区文化街营业部开立，2017年3月16日至20日买入“现代制药”54.44万股，成交金额1799.43万元。“王洪亮”证券账户于2017年3月14日在山西证券大同矿区文化街营业部开立，2017年3月16日至20日买入“现代制药”53.87万股，成交金额1799.26万元。“高文兵”证券账户于2017年3月14日在山西证券大同矿区文化街营业部开立，2017年3月15日至17日买入“现代制药”57.34万股，成交金额1899.23万元。“郭斌”证券账户于2017年1月26日在山西证券大同矿区文化街营业部开立，2017年3月14日至21日买入“现代制药”34.27万股，成交金额1119.70万元。“于旭洋”证券账户于2017年3月15日在山西证券大同云中路营业部开立，2017年3月17日买入“现代制药”29万股，成交金额988.24万元。根据韩雁林、段德福(韩雁林妹夫)等人询问笔录的记载，段德福按照韩雁林的安排，找到段红鹰、王洪亮、高文兵、郭斌，让其开立证券账户交给段德福，段德福掌握上述四个证券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按照韩雁林的指令买入“现代制药”。另外，段德福还按照韩雁林的指令操作“于旭洋”证券账户买入“现代制药”。上述五个证券账户累计买入“现代制药”228.92万股，买入金额7605.84万元，截至2017年9月25日(盈利测算日)均未卖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计算结果，亏损3.44万元。(四)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资金来源情况韩雁林通过自有资金及借款共计8320万元转至“段红鹰”“王洪亮”“高文兵”“郭斌”“于旭洋”账户，买入“现代制药”。(五)韩雁林控制“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交易“现代制药”行为明显异常一是开户时间与韩雁林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的时间高度吻合。二是韩雁林转入资金时间与韩雁林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以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的时间高度吻合；而且先行借款的行为凸显其急于买入的心理。三是买入“现代制药”的时间与韩雁林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以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的时间高度吻合，且为集中买入、重仓买入，时间短，金额大。四是“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买入股票单一，该五个证券账户开户以来仅交易“现代制药”一只股票。二、韩雁林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韩雁林自2016年11月18日起任现代制药董事，截至2017年3月7日，其持有7.68%的现代制药股权。韩雁林作为现代制药董事控制使用他人账户买入“现代制药”228.92万股，未按规定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向现代制药报告并由现代制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告。上述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终端硬件信息、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及情况说明、交易所相关数据信息等证据证明。韩雁林于2017年3月13日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且在3月8日至23日期间，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周斌、魏冬松、刘多进行频繁联络，其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利用“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买入“现代制药”行为明显异常，违反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同时，韩雁林使用他人账户买入“现代制药”未报告的行为违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2007)56号]第十一条关于上市公司董事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向上市公司报告并由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告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规定报送有关报告的行为。听证时，韩雁林及其代理人提出如下申辩意见：第一，韩雁林交易“现代制药”时并不知悉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这一内幕信息。1.韩雁林在2017年3月21日现代制药董事会会议之前，从未打开载有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的邮件附件，不知晓该信息内容。2.2017年3月8日至23日，韩雁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周斌、魏冬松、刘多进行电话联系，系工作需要，并未在通话中沟通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第二，韩雁林交易“现代制药”有正当理由。1.现代制药2016年进行资产重组置入了一批优质资产，韩雁林看好重组后的发展前景。2.韩雁林购买“现代制药”为了对现代制药子公司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奇达药业）、中抗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抗制药)核心管理团队、老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和奖励。其一，韩雁林系威奇达药业创始人，威奇达药业和中抗制药的一些老员工跟随其创业多年，其曾许诺对老员工的历史贡献给予补偿。其二，威奇达药业、中抗制药重组成为现代制药全资子公司后，韩雁林无法通过这两个公司实施股权奖励，只能购入“现代制药”，对他们进行股权奖励。其三，韩雁林与现代制药签订了威奇达药业、中抗制药2016至2018年三年的业绩承诺协议，为实现业绩承诺，避免对现代制药进行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需要通过股份激励的方式调动核心管理团队积极性。第三，韩雁林交易“现代制药”系按计划购买，交易行为并不异常。1.韩雁林于2017年2月已买入700多万元“现代制药”，与本人3月中旬买入“现代制药”7000多万的理由、资金筹集、流转方式和购买方式均相同，均为借用他人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前后两次买入行为有连贯性和关联性。2.两次买入均为短期内集中买入。短期内集中买入是因为负责具体操作的段德福2017年3月23日要去美国，其为了在3月23日之前完成交待的任务进行了短期集中买入股票的交易。3.分两次买入是因为韩雁林收到或即将收到债务人清偿债务所支付的款项的时间不同。购买700多万“现代制药”是因为即将收到山西新宝源制药有限公司700多万元的还款，购买7000多万“现代制药”是因为韩雁林收到了现代制药逾期支付的6000多万元重组对价款。现代制药逾期103天向韩雁林支付重组对价款，导致韩雁林未能及时买入“现代制药”。第四，韩雁林2017年3月中旬购入的“现代制药”至今未卖出，不符合内幕交易低买高卖的短线操作特征。第五，韩雁林作为上市公司现代制药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时任现代制药董事，增持现代制药股票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限制性规定，调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给其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韩雁林持有的部分“现代制药”被现代制药无偿回购注销，股票价值总计2.7亿元，对其兢兢业业投身实业数十年而言极不公平。综上，韩雁林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请求证监会对其免予处罚。证监会认为:第一，韩雁林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繁联络接触，并且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韩雁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讯联络时间、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的时间与找人开立账户、转账汇款以及买入股票的时间高度吻合。3月8日，即内幕信息形成当日，韩雁林与三个内幕信息知情人均有联系，第二日就让段德福找人新开立账户。韩雁林3月13日下午15时13分收到邮件，当天下午分三笔共500万元于16时12分至28分转到“郭斌”账户，该笔钱用于第二日买入“现代制药”。3月14日，即收到邮件的第二日，韩雁林开始大量买入“现代制药”。第二，韩雁林控制“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买入“现代制药”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一是韩雁林先行借款的行为凸显其急于买入的心理；二是其购入“现代制药”为集中买入、重仓买入，时间短，金额大；三是“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买入股票单一，该五个证券账户开户以来仅交易“现代制药”一只股票；四是三月份交易“现代制药”与二月份交易相比，交易量放大十倍。第三，韩雁林对交易“现代制药”的说明不足以合理解释其交易行为的异常性。1.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按照计划购买。2.对员工进行奖励系合理合法的行为，假借他人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资金，本身有违常理。3.韩雁林称其买入“现代制药”的时间与收到款项的时间有关，与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无关。按照韩雁林的申辩意见，其应在实际资金到位后才买入“现代制药”，实际上，韩雁林存在大量借用他人资金买入“现代制药”的情况，既然能借款买入“现代制药”，那么买入时间与收到款项的时间没有必然关系。第四，买入“现代制药”的行为是否为低买高卖，是否为短线操作，均与认定内幕交易行为无关。第五，韩雁林作为现代制药的董事，应当勤勉尽责，遵守法律法规，不应当基于个人非法目的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对自己的证券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证监会依法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依法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严厉惩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违法必究，实现公平正义。综上，证监会对韩雁林的申辩理由不予采纳。基于上述认定，证监会认为韩雁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及第五条的规定，决定：对韩雁林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韩雁林不服被诉禁入决定，向证监会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4月17日，证监会作出〔2019〕40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禁入决定。韩雁林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禁入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2日，证监会向韩雁林发送调查通知书。2018年2月22日，证监会向韩雁林作出第一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韩雁林于2018年3月6日签收后，要求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2018年4月10日，证监会召开第一次听证会。2018年8月16日，证监会向韩雁林送达第二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8年10月17日，证监会召开第二次听证会。证监会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被诉禁入决定，并于2019年1月2日向韩雁林的委托代理人当面送达。韩雁林收到该禁入决定后不服，于2019年1月15日向证监会提出复议申请。2019年1月16日，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复议申请。因案情复杂，2019年3月18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次日韩雁林收到该通知。2019年4月17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禁入决定，并于当日向韩雁林邮寄。韩雁林于2019年4月19日签收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被诉禁入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韩雁林明确表示：1.对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无异议；2.对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韩雁林对“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是否形成了控制关系的问题；2.韩雁林是否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的问题；3.对韩雁林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进行处罚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及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问题；4.证监会在刑事案件中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作出被诉禁入决定的依据的问题；5.在刑事侦查尚未结束时，证监会能否作出被诉禁入决定的问题。关于韩雁林对“段红鹰”等五个证券账户是否形成了控制关系的问题。首先，韩雁林虽对控制“段红鹰”等五个账户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其次，韩雁林本人的询问笔录及段德福的询问笔录中均认可，涉案的五个账户是在韩雁林的授意下开立并由韩雁林直接或间接操作购买了“现代制药”的股票；再次，资金往来、账户资料等证据亦可以证明韩雁林实际控制了“段红鹰”等五个账户。关于韩雁林是否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的问题。韩雁林主张其未打开载有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邮件以此证明其未获取内幕信息。在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如果基于现有证据已经足以推断交易行为是基于获知内幕信息而实施的，即可以认定当事人存在内幕交易行为，除非当事人能够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并不知悉内幕信息，或者并没有利用内幕信息。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被诉禁入决定中，证监会并未认定韩雁林直接获取了内幕信息。首先，在案证据可以显示韩雁林收到了含有内幕信息的邮件且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周斌、魏冬松、刘多有多次频繁联系；其次，韩雁林的交易行为存在明显异常。具体体现在：涉案的“段红鹰”“王洪亮”“高文斌”“于旭洋”账户的开户时间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其次，涉案五个账户买卖股票单一，开户以来均只交易了“现代制药”一只股票；再次，韩雁林存在集中重仓、先行借款买入的情形；最后，涉案账户转入资金、买入股票与韩雁林收到邮件及与知情人联络的时间吻合。在上述前提下，韩雁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其买入“现代制药”作出合理解释，故应当推定韩雁林获取了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关于对韩雁林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进行处罚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及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本案中，证监会在举行第一次听证会后，发现韩雁林存在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的行为，证监会在告知韩雁林该事项后，再次组织了听证，听取了韩雁林意见。在听取韩雁林意见后，并未加重对该事项的处罚。故韩雁林关于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报告并由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告。本案中，韩雁林违反前述规定，未报告持股信息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内幕交易行为之后，属于不同的违法行为，证监会对该两个行为分别进行处罚，不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关于证监会在刑事案件中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作出被诉禁入决定依据的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故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既可以自行进行调查，也可以收集有关证据。本案中，证监会向刑事侦查机关收集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可以成为作出被诉禁入决定的依据，且该证据已经经过本案的庭审质证，韩雁林亦对该证据充分发表质证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对韩雁林关于证监会从青岛市公安局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在刑事侦查尚未结束时，证监会能否作出被诉禁入决定的问题。刑罚与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两种不同的规制方式。证券监管机关有权依据证券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独立开展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终结后，应当将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又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由此，证监会对韩雁林作出被诉禁入决定，并不违反前述规定。对韩雁林此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此外，证监会在该案调查处理过程之中，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在作出禁入决定之前，预先告知了拟作出禁入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韩雁林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据韩雁林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听取了韩雁林的陈述申辩意见，程序合法。收到韩雁林提交的复议申请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且韩雁林亦明确表示对于被诉复议决定作出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对此依法予以确认。综上，被诉禁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幅度适当，结论符合法律规定。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维持被诉禁入决定正确，应予支持。韩雁林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禁入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雁林的诉讼请求。韩雁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禁入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诉禁入决定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来源于刑事侦查程序，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对涉案电子证据的认定明显与真实情况不符；3.同一涉案事实已被刑事立案且刑事程序未终结证监会就作出被诉禁入决定违法；4.证监会对其获悉内幕信息的重要事实没有尽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的义务；5.在其获取内幕信息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推定内幕交易成立错误；6.证监会对其未按规定报送有关报告的处罚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证监会答辩认为，被诉禁入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均已移送至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正确。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证监会具有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的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证监会具有对其作出的禁入决定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利用该信息买卖该证券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行为。根据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属于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员。本案中，韩雁林作为现代制药的董事，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利用该信息买卖本公司证券，即构成内幕交易，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并不知悉该内幕信息。尽管韩雁林主张，其在2017年3月21日现代制药董事会会议之前，从未打开载有现代制药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的邮件附件，不知晓该内幕信息内容，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但证监会在行政程序中并未直接认定韩雁林基于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身份当然获取了内幕信息，而是以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证明标准，调查收集了能够证明韩雁林实际获取涉案内幕信息的相关证据，如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多次频繁联系、买入现代制药股票呈现单一、集中、重仓、借款买入等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情形等，足以认定韩雁林知悉该内幕信息并利用所知悉的信息买卖证券的事实，符合法院可以确认被诉禁入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的证明标准。韩雁林即使能够证明其未打开载有涉案内幕信息的邮件附件，也不能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事实认定。故韩雁林主张证监会未主动调查其是否打开包含涉案内幕信息邮件，属于对其获悉内幕信息的重要事实没有尽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义务的诉讼理由，难于成立。此外，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构成内幕交易并不要求以实际获利为要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买入及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均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行为，故韩雁林主张内幕信息公开后至今从未卖出，并不影响其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构成。综上，韩雁林并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被诉禁入决定认定韩雁林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报告并由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告。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韩雁林未报告其持股发生变动的情况，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与内幕交易行为分属不同违法行为，证监会对该两个行为分别进行处罚，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之规定。关于本案被诉禁入决定与相关刑事案件的关系问题。其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罚程序中有收集有关证据的职责，且一审法院对于证监会提供的自相关刑事案件中获取的材料仅作为一般证据进行质证审查后认定其证据效力，并未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故韩雁林主张一审判决径行采纳未经司法审查的刑事侦查中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本案并未移送司法机关，证券监管机关有权依据证券法的规定，开展调查并作出被诉禁入决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故相关刑事案件与本案并不冲突，韩雁林主张同一涉案事实已被刑事立案且刑事程序未终结证监会就作出被诉禁入决定违法的诉讼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诉禁入决定程序的合法性，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判理，在此不赘。被诉复议决定亦具备合法性。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韩雁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韩雁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韩雁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振宇审 判 员 赵世奎审 判 员 贾宇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计 晨书 记 员 路 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