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02民初779号原告：徐某4，男，1955年1月3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心怡，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5，女，1954年1月30日生，汉族，住香港。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徐某5妹妹），住南通市崇川区。被告：徐丽，女，1959年9月14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告：徐某1，男，194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祖荣，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2，女，1951年6月1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祖荣，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3，女，1941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祖荣，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某，女，1972年2月1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告：徐某6，男，1973年4月1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徐某6叔叔），住南通市崇川区。原告徐某4与被告徐某5、徐丽、徐某1、徐某2、徐某3、黄某、徐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4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杨心怡，被告徐丽（暨被告徐某5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徐某1（暨被告徐某6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2、徐某3及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祖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某4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继承北郭新村3幢304室房屋鲁斌的产权。事实和理由：鲁斌于2018年12月20日去世。鲁斌与茅心田于××××年结婚，婚后育有原告与被告徐某5、徐丽共三名子女。1999年，鲁斌与茅心田购买北郭新村3幢304室房屋，房屋所有权为夫妻共同所有。2014年12月12日，茅心田去世，其在世时立下遗嘱，将其所有的北郭新村3-304房产的一半留给小女儿徐丽。2016年4月4日，鲁斌自书《给子女的话（百年之后）》作为遗嘱，表明其名下房产权（北郭新村3-304室的另一半）由原告继承。茅心田与前妻共有被告徐某1、徐某3、徐某2和徐忠乐（已故）四名子女，被告徐某6、黄某是徐忠乐的子女。他们都不是鲁斌的法定继承人，也不是遗嘱继承人。现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徐某5、徐丽共同答辩称，尊重母亲的遗嘱，房子中母亲的一半由原告继承。母亲重病都是原告带着去且陪同的。房子的另一半已经是父亲给徐丽了。被告徐某1、徐某3、徐某2共同答辩称，我方认为原告不能独自继承案涉房屋。原告主要依据鲁斌生前形成的一份《给子女的话》，该材料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最为关键的书证。该书证第二条：我名下的房产权北郭新村3幢304室由徐某4处理。鲁斌在该材料中声称房屋由原告处理，并不能必然表达房产就是由原告继承。处理的相关解释：1、处置安排料理，比方处理日常事务；2、变价或者减价；3、用特定的方法来加工。鲁斌材料中的处理是不明确的，对于遗嘱的形式和实质要求要明确。鲁斌在90多岁形成这份材料，她是否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方认为案涉房屋不能由原告一人继承，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我方三个被告与鲁斌是继子女关系，在法律上形成了扶养关系，案涉房产三位继子女均有权继承。被告徐某6辩称，同意徐某1、徐某3、徐某2的意见。被告黄某书面答辩称，原告诉状中所说情况和其他被告提供的证明我当时年幼，父亲也未提起过，所以不清楚，也属于上一代的纠纷，请法院依法核实。即使我有份额，我也愿意放弃所有应属于我的继承份额。本着家和万事兴的心态，我也希望大家友好协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鲁斌亲属关系证明、鲁斌干部履历表、结婚证、茅心田亲属关系证明、茅心田干部履历表、不动产不予登记告知书、徐某1、徐某3给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回函、户籍注销证明（徐忠乐）、户籍底册、黄某干部履历表，火化证明（鲁斌）、户口注销证明（鲁斌）、《给子女的话（百年之后）》、房屋所有权证、茅心田遗嘱、火化证明（茅心田）、户口注销证明（茅心田）、照片九张、徐忠乐入党志愿书、证明十份、季德明的证言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茅心田与鲁斌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共育有一子二女，即：长女徐某5，小女徐丽，儿子徐某4。茅心田与前妻共生育二子二女，即长子徐忠乐，幼子徐某1，长女徐某3，幼女徐某2。茅心田与鲁斌结婚时，其与前妻生育的四名子女均未成年。徐忠乐育有一子一女，即儿子徐某6，女儿黄某。徐忠乐于2014年7月14日去世，茅心田于2014年12月12日去世，鲁斌于2018年12月20日去世。茅心田、鲁斌的父母均先于其二人死亡。南通市登记在茅心田、鲁斌名下，系茅心田与鲁斌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目前处于空关状态。2013年重阳节，茅心田立下遗嘱，将南通市中属于其所有的一半归被告徐丽所有。对此,到庭原、被告均无异议。2016年4月4日，鲁斌写下一份《给子女的话（百年之后）》，主要内容为“……近十几年来，我和你们父亲一直多病，期间徐某5、徐某4、徐丽无论是物质上精神上照顾很多，尤其徐丽小女儿很令茅心田感动，在茅心田遗嘱中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自己现在也多病、年事已高，人的规律不可抗拒，我这里就我身后之事明确给你们：1、茅心田已将他名下的房产权（北郭新村304室的一半）给了徐丽。2、我名下的房产权（即北郭新村3-304室的另一半）由徐某4处理。3、我身后名下如还有财产之类的东西由徐某4负责和徐某5、徐丽协商处理。”诉讼过程中，被告徐某5、徐丽自愿将南通市房屋属于鲁斌的一半中自己的应得份额给徐某4。原告徐某4表示，本案中只需明确原、被告在南通市房屋中的份额。被告徐丽表示同意。另，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称，父母离婚后，他们主要在农村与生母共同生活，很少去父亲那里。为证明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徐忠乐与鲁斌形成扶养关系，三被告提供一份案外人的情况说明，但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认为,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本案中，鲁斌所书《给子女的话（百年之后）》中写明“我这里就我身后之事明确给你们”，可看出该《给子女的话（百年之后）》具有遗嘱的性质。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继承人鲁斌当时已90多岁，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确定。但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对该辩称，本院碍难采纳。遗嘱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案涉遗嘱中“2、我名下的房产权（即北郭新村3-304室的另一半）由徐某4处理”，该条款从文意上理解，应为案涉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的一半产权由原告徐某4负责处置，具体如何处置，从该遗嘱中无法得知。该表述与原告主张的“由徐某4继承”或者“归徐继承所有”并不等同。原告徐某4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被继承人鲁斌的语言习惯中，“处理”即等同于“继承”。故该遗嘱中有关案涉房屋的内容表意不明，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可见，继父母子女之间享有继承权的前提是具有扶养关系。本案中，虽然茅心田与前妻离婚时，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徐忠乐尚未成年，但此后，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徐忠乐一直随生母在农村共同生活，并未与继母鲁斌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徐忠乐与继母鲁斌并未形成扶养关系，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徐忠乐不是鲁斌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告徐某1、徐某2、徐某3提供的案外人所写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定。至于案涉房屋如何分割。南通市房屋系茅心田与鲁斌的夫妻共同财产。茅心田于2014年12月12日去世，其生前留有遗嘱，将案涉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一半由被告徐丽继承，到庭原、被告亦无异议。鲁斌于2018年12月20日去世，案涉房屋中属于鲁斌的一半应由其子女徐某4、徐丽、徐某5依法继承。庭审中，被告徐丽、徐某5均表示，将案涉房屋属于鲁斌的一半中自己的应得份额给徐某4，故案涉房屋中属于鲁斌的一半由原告徐某4继承。综上，南通市房屋由原告徐某4、被告徐丽继承，归原告徐某4、被告徐丽按份共有，各占50%的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南通市房屋由原告徐某4、被告徐丽继承，归原告徐某4、被告徐丽按份共有，各占50%的份额。二、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4元，由原告徐某4负担1972元，由被告徐丽负担19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888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审 判 员 严永宏法官助理 刘玉蓉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