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5民终12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朗，男，196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光雄，男，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广西先导联合（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飞英，女，194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自强，广西万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萍，女，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原审被告:刘升，男，197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周朗、陈光雄与被上诉人杨飞英、黄萍、原审被告刘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7）桂0502民初4283号民事判决，刘升、杨飞英不服，向本院提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桂05民再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桂0502民初4016号民事判决，周朗、陈光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朗、陈光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桂0502民初4016号民事判决，在查明本案客观事实后依法改判黄萍向周朗、陈光雄偿还借款4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同一审请求标准），杨飞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飞英、黄萍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不认可周朗、陈光雄已将涉案的45万元借款交付给黄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在启动再审程序时发现涉案的借款是在刘升与黄萍婚姻关系解除之后才发生的，原判决可能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因此才启动了再审程序，立案号为(2019)桂05民再字31号。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黄萍因刑事犯罪被关押于广西女子监狱，2019年7月5日该案件的主审法官及法官助理、书记员为查明案件事实到黄萍的服刑地进行调查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主审法官问及其对涉案45万借款是否有异议？黄萍回答为“确实收到45万元借据上的钱”，黄萍一直都是承认借到涉案债务，但在案件发回重审后其就反口称未收到过该借款并称该款是另案111万借款的利息。黄萍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其在本案中相反陈述不具有可信性。2.黄萍和杨飞英均在借据上签字确认债务，特别是杨飞英还提供了房产证原件作为抵押担保，虽然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成立，但起码能证明一点就是杨飞英是明知黄萍已经收到涉案款项，并同意为其担保的。杨飞英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果黄萍没有借到涉案款项，其为何要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并提供房产证作为担保？在案证据中也没有证实当时杨飞英是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才签字的，因此很明显签字作保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也明知签字后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应当对涉案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3.周朗、陈光雄当时是应黄萍的要求现金出借涉案款项，而由于本案发生至今已十年之久,周朗、陈光雄未能提供得到借款当时的取现流水是很正常的。周朗、陈光雄为证实其有经济能力出借涉案款项，就将2013年之后的若干年的大量的取现流水作为证据向法院补充提交,也是其作为善意人能尽到的最大的举证责任。4.涉案的45万元借款以现金方式出借是应黄萍的要求，而事实上45万元对于周朗、陈光雄以及黄萍这样有经济能力的个体经营者而言根本就不算大额款项，特别是黄萍经营着一个造船厂，其也陈述该厂需要大量现金收木材进行生产，因此其请求周朗、陈光雄现金出借款项也符合一般逻辑。这与另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的111万元并无可比性，也不能据此就认定与交易习惯不符。再者，在另案111万元的借贷案件中一审法院也认定黄萍有陆续偿还该111万借款的利息，因此在黄萍对前借款有陆续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周朗、陈光雄应其要求再出借45万元并不违反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鉴于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上存在诸多错误，因此适用法律也必然存在错误，但根源在于错误认定事实上，在此不予赘述，由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杨飞英辩称，一、黄萍与陈光雄、周朗之间的借贷不真实，一审认定事实正确。1.借款不真实，涉案45万元债权明为借款实为利息。黄萍在再审庭审过程中当庭确认，本案案涉债务45万元是陈光雄、周朗在另案（(2017)桂0502民初4282号案，再审案号为(2019)桂05民再32号）债权(111万元)的利息，不是真实的借款。2.交付借款不真实。据本案原审(2017)桂0502民初4283号案的证据材料，陈光雄、周朗证明其与黄萍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仅是《借据》一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45万元。陈光雄、周朗在原审及再审时确认全部以现金交付了借款，无取款凭证、转账凭证、《收据》或其他证据印证，不合常理，不能确认周朗、陈光雄是否真实交付了借款。3.借贷行为不真实，债务人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且长期怠于追讨债务，有悖常理。本案债务45万元，另案债务111万元，两笔债务存在关联。据陈光雄、周朗在另案原审中的主张，其于2011年7月18日借给黄萍111万元，黄萍从没有还本付息。另据陈光雄周朗在本案原审中的主张，其于2012年8月26日又借给黄萍45万元，黄萍亦从来没有还本付息。综合两案当事人所涉的借贷行为，陈光雄、周朗作为债权人，在黄萍对前一笔111万元的债务没有还本付息的情形下，一年后又继续大额现金出借给黄萍45万元，且自两笔借款发生之日起并在黄萍从来没有还本付息的情形下，长期(5年左右)没有向黄萍追讨该两笔债务，明显有悖常理。二、涉案债务无须清偿或已全部清偿。黄萍与陈光雄、周朗之间有两笔债务，一是本案所涉借款45万元，二是另案所涉借款111万元。对本案45万元借款:1.若借款不真实，则无须清偿。2.若借款是另案借款111万元的利息，则该笔债务与另案所涉债务111万元为同一笔债务，则没有必要在本案中裁判清偿。3.若借款真实，但债务已超额清偿。鉴于陈光雄、周朗在另案(111万元的债务)中主张黄萍从来没有还本付息，故黄萍若有还款，当然归属清偿本案债务，则本案债务本息早已全部清偿。三、杨飞英无须承担保证责任。1.保证合同不真实。一是杨飞英与周朗、陈光雄素不存在建立保证合同的合意。双方不相识，从没谋面，杨飞英不存在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的合意，而陈光雄、周朗接受一陌生人为其债权提供的担保，亦不合常理。二是借据主文字样与保证人栏“负连带责任担保人”的字样明显不符，黄萍庭审中确认“负连带责任担保人”的字样为事后添加。三是杨飞英否认在借据上的保证人栏签名，不排除黄萍是在杨飞英曾签署过的空白信笺另行书写借据正文。2.若杨飞英所签保证合同真实，但因保证合同未成立而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不成立，担保合同亦不成立。借据属借贷合同的一种形式，是主合同。由于本案《借据》所涉借贷不真实或是另案借款的利息，故黄萍与周朗、陈光雄的借贷合同不成立。另如果借贷合同真实，但陈光雄、周朗并没有真实履行主合同交付借款的义务，主合同没有履行，则从合同无须履行。因此，由于主合同不成立，杨飞英无须为黄萍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3.主合同的债务消灭，保证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若黄萍与陈光雄、周朗之间的借贷真实，但据黄萍还本付息的事实，其在本案所涉的债务(本息)已足额清偿。主合同债务消灭，杨飞英无须承担保证责任。四、黄萍事实上没有经营船厂，该船厂是其父亲名下。综上，杨飞英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应驳回陈光雄、周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黄萍、刘升均未答辩。 周朗、陈光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萍、刘升共同偿还周朗、陈光雄借款人民币4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2年8月26日起计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判决杨飞英对黄萍、刘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朗、陈光雄与黄萍系朋友关系。黄萍、刘升于1999年5月28日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于2011年8月18日登记离婚【离婚证字号：×】。 周朗、陈光雄提供一张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26日的《借据》载明：“今借到周朗、陈光雄人民币现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00元），用于家庭开支及生意之用，月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黄萍在该《借据》的“借款人”栏签名，杨飞英在该《借据》的“负连带责任担保人”栏签名，周朗在该《借据》的底部载明“注：北房权证（2001）字第00027943，原件由黄萍提供”。 另查明，2013年7月24日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周朗、陈光雄多次从银行提取大额现金。庭审中，周朗、陈光雄称上述取款的票据证实周朗、陈光雄有大额现金出借的能力，黄萍、刘升、杨飞英抗辩称取钱与借钱是两码事，而且取钱时间与周朗、陈光雄主张的涉案借款时间不吻合，上述取款的票据只能证明周朗、陈光雄有钱，但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黄萍抗辩称“涉案借款是另案借款的利息，实际未发生借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周朗、陈光雄需承担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给黄萍的责任。而周朗、陈光雄提供的取款凭据发生的时间在周朗、陈光雄主张的涉案借款之后，该证据不能证明周朗、陈光雄当时通过现金交付借款45万元给黄萍。即仅依据周朗、陈光雄提供的《借据》以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发生将近一年后的取款凭据尚不能认定周朗、陈光雄已将涉案45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黄萍，且涉案《借据》显示涉案借款系周朗、陈光雄通过现金交付，该交付方式与另案大额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同时在另案大额借款尚未归还的情形下周朗、陈光雄又继续出借大额款项给黄萍，不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周朗、陈光雄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本案证据不能证实黄萍向周朗、陈光雄借款45万元的事实。另，既然涉案借款4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更不会存在涉案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共同清偿以及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再者，周朗、陈光雄主张的涉案债务并非发生在黄萍、刘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便涉案债务存在亦不是黄萍、刘升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升亦不需承担清偿责任。故周朗、陈光雄要求黄萍、刘升共同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杨飞英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周朗、陈光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公告费6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00元，由周朗、陈光雄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朗、陈光雄提交如下证据：1.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该案在再审审理阶段，主审法官为查明案件事实向黄萍询问，黄萍在笔录中明确回答说收到涉案45万元，说明涉案45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给借款人；2.说明、身份证，用以证明陈光雄的妹妹陈美玲名下的银行卡62×××11、45×××66自开卡后至2013年一直都是陈光雄在使用，卡里的存款也是陈光雄所有；3.银行明细账单，用以证明周朗、陈光雄出借涉案借款给黄萍前，经常大额提现并有能力出借大额现金给黄萍；4.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黄萍的父亲黄文材证实黄萍借到周朗、陈光雄借款45万元，以及杨飞英为该借款提供了担保。杨飞英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在女子监狱开庭的时候，黄萍对此予以否认；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黄文材不是本案的借贷合同的当事人。黄萍认为，证据1系当时其怕放高利贷会被加刑，且其当时有些糊涂，该借据上的45万元是另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除此之外，该笔录上的其他内容其均认可；对证据2有异议，其不认识陈美玲，陈光雄在2012年前后都没有提过大笔现金出来；证据3只能证明是周朗、陈光雄有钱，不能证明其把钱出借给黄萍；证据4，其父亲只是看过45万元的借据，其我父亲是不知道45万元借款的。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2019）桂05民再31号案件审理中,黄萍于2019年7月5日在广西女子监狱接受该案主办法官询问时，称已收到涉案45万元借据上的钱，口头约定5分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其所还款项已超过借款数额了，当时没有拿借据回来，就约定还好款就好了，借据上是杨飞英本人签名。其后黄萍又在该案庭审中对上述意见予以否定,称该45万元借款为利息。 再查明，黄萍的父亲黄文材在2018年11月14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称“连黄萍向周朗、陈光雄另外借的45万元杨飞英也做了担保的，我也是知道的，确实是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借款45万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认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实际发生要综合上述情形进行判断，黄萍以周朗、陈光雄未能提供涉案45万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为由主张上述借款未实际发生，该借款实际上是利息。本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借款人黄萍、担保人杨飞英对周朗、陈光雄提供的45万元借条内容及其签字捺印的真实性无异议，且黄萍已将杨飞英的房产证原件交给周朗、陈光雄，上述借条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民事诉讼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在（2019）桂05民再31号案件审理中,黄萍于2019年7月5日在广西女子监狱接受该案主办法官询问时，称已收到涉案45万元借据上的钱，其后黄萍在该案庭审及本案一审庭审中，对上述意见予以否定,称该45万元借款为利息。根据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黄萍撤销前述陈述，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亦无证据证明其系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故本院认定以黄萍的前次陈述为准，即其已收到涉案45万元借款。且从上述借条所载明的“今借到周朗、陈光雄人民币现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00元）”的内容看，并结合杨飞英针对涉案45万元借款本金所制作的《周朗、陈光雄与黄萍、杨飞英民间借贷〈还本付息统计表〉》，及黄萍已将杨飞英的房产证原件交给周朗、陈光雄，该房产证原件至今未取回，黄萍的父亲黄文材在法院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知道涉案借款的事实，且周朗、陈光雄所举证据亦表明其具有现金出借能力，这一组事实已能印证上述款项交付的基本情况，亦已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以推定周朗、陈光雄已向黄萍实际支付了上述45万元借款。黄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出具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借条形成后如果借款人未收到款项，也应及时要求出借人履行其出借义务或者收回借条，但黄萍一直置之不理且一直未将交付给周朗、陈光雄担保的杨飞英的房产证原件取回，有悖常理。据此，在黄萍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周朗、陈光雄的举证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周朗、陈光雄提供的证据具备证据优势，故本院认定上述45万借款已经交付并实际发生。因上述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借款发生后，周朗、陈光雄、黄萍在一审时均主张上述借款未归还，而杨飞英所举证据均为黄萍及其造船厂员工的还款，该还款已在另一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予以抵扣，故周朗、陈光雄要求黄萍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2年8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年利率24%为限。另周朗、陈光雄主张的涉案借款并非发生在黄萍、刘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不是黄萍、刘升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升无需承担清偿责任。 关于杨飞英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杨飞英以保证人的身份在涉案《借据》中约定其负连带责任担保，而该借据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杨飞英的保证期间未满，其保证责任未免除，故周朗、陈光雄主张杨飞英对黄萍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周朗、陈光雄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401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黄萍须归还借款4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4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自2012年8月26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给上诉人周朗、陈光雄； 三、被上诉人杨飞英对被上诉人黄萍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周朗、陈光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公告费6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00元（上诉人周朗、陈光雄已交），由被上诉人黄萍、杨飞英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上诉人周朗、陈光雄已交），由被上诉人黄萍、杨飞英负担。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未履行，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玉   芳 审 判 员  赵   海   洲 审 判 员  侯   远   婕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包蓉书记员庞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