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民初189号原告：郭祥灯，男，196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九江市开发区。原告：赖拥军，男，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九江市浔阳区。以上二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俊，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谢玉静，女，197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告：骆鸿，男，196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慧，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赖拥军、郭祥灯与被告骆鸿、谢玉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8）赣04民初78号民事判决。被告骆鸿不服该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赣民终405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赖拥军、郭祥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俊律师、被告骆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慧律师、被告谢玉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拥军、郭祥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942万元，并承担按年利率12%计算从借款之日至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二、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合伙关系，2010、2011年间，两原告以核工业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九江公司、江西昌厦建设工程集团公司承建了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雷迪公司）二期、三期工程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时任旭阳雷迪公司法定代表人骆鸿与谢玉静（旭阳雷迪公司副总裁唐明的妻子）找两原告借款，说用于公司购买原材料、扩大产值，约定利息月息1%，未约定还款日期。原告就将其所承建的九江赛翡蓝宝石公司项目中收取的工程款2000万元依二被告要求从原告郭祥灯之子郭某的账户于2011年1月7日汇款2000万至谢玉静账户。之后二被告于2014年2月28日还利息20万、2014年4月27日还利息20万元、2014年8月9日还利息35万元、2014年11月4日转承兑汇票50万元、2014年12月份还利息58万元、2015年底分两次还利息20万、5万元，共计还利息208万元。从2016年起再未归还欠款和利息。同时，原告与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九江市中院一审、江西省高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结合原审查明的事实，两被告已向原告偿还1058万元，剩余欠款942万元。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允所请。骆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骆鸿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将公司行为与个人行为混淆，旭阳雷迪才是本案的借款人、用款人、还款人，骆鸿没有借款意思表示也没有借款动因，骆鸿与郭祥灯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骆鸿没有收取涉案2000万元，2000万元没有进入骆鸿账户，骆鸿本人没有向郭祥灯还款，如果认为现在原告所确认的1058万元公款是骆鸿私款是不正确的，雷迪公司10年不向骆鸿追溯，故可推翻郭祥灯、赖拥军的虚假陈述。3、原告赖拥军原告主体不适格，2010年3月10日九江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与旭阳雷迪协调会议纪要、2010年3月30日郭祥灯与核工业等公司所有项目协议都与赖拥军无关，郭德胜于2018年9月2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说明明确出借的2000万元是基于郭祥灯的委托与赖拥军无关。谢玉静辩称，其不是涉案款项受益人，涉案款项只是经过我的账户，我不认识郭德胜、赖拥军、是红年、郭祥灯等人，借款与我无关。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二人身份证复印件、合作协议。证明原告二人主体资质，以及二人合伙承建工程的合伙关系，其中郭祥灯占55%、赖拥军占45%。第二组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2011年1月4日建行汇款凭据（5000万）。证明涉案资金来源，发包方与原告郭祥灯约定原告进场施工即预付5000万元工程款，原被告约定收取该款出借给被告使用，发包方如约支付5000万元。第三组证据，2011年1月7日中国银行汇款凭据（2000万），郭某情况说明（本人出庭作证），郭某中国银行汇款流水。证明郭某作为原告出纳于2011年1月5日收到5000万元工程预付款后，于2010年1月7日汇出2000万元给谢玉静，并注明“借款”。第四组证据，证人郭某在原审的庭审证言，系原告郭祥灯之子，其证明被告骆鸿向原告郭祥灯借款2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赛翡翠公司预付的5000万元工程款。第五组证据：1、谢玉静账户（72×××65）2011年1月7日至2011年6月7日银行流水；2、2019年10月24日深圳鸿景区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鸿荣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主管的谈话笔录；3、骆鸿于2019年6月24日向常州市法院起诉的起诉状。证明目的：1、骆鸿在起诉状中称“李天与骆鸿为朋友关系，李天承诺为雷迪公司增加业绩，将郭祥灯2000万元借款通过是红年转入尚品公司账户”，并称“涉案2000万元经过骆通、刘佩华账户后于2011年5月26日又重新汇回谢玉静账户”，结合谢玉静2011年5月26日流水显示，该2000万元分四笔，经骆鸿妻子秦莲芝账户转入谢玉静账户（分三笔，450万元、250万元、1300万元），再分四笔转入是红年账户。说明涉案2000万元借款是由骆鸿实际控制，并按骆鸿指示汇给是红年。2、谢玉静流水中每月划扣物业管理费的记录与谈话笔录相印证，证明谢玉静实际享受该账户利益，与其抗辩“旭阳雷迪公司掌控该账户”的说法不符。3、以上事实也证明涉案借款的提起出自骆鸿的意思表示，被告抗辩“该账户由雷迪公司掌控”不符合事实，且其陈述前后矛盾。第六组证据：1、骆鸿、刘佩华的人口信息查询表；2、骆勇62225813111510405账户2011年1月18日至2011年11月4日的流水；3、骆勇41019400461149412账户2011年1月18日至2011年1月20日流水；4、刘佩华6222601310003808409账户流水；5、深圳市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内档资料（9页）。证明目的：谢玉静账户收取涉案借款分三笔汇入骆勇、刘佩华账户，其中骆通收取的600万元于二日后汇入骆鸿女儿骆俊欣账户；其中刘佩华收取700万元后于1月26日又汇入骆勇账户，结合骆鸿起诉状陈述，可以证实该几笔汇款都是听从骆鸿指示汇合到其妻子秦莲芝账户，再汇入是红年账户。2、证明刘佩华与骆鸿的关联性：刘佩华为骆鸿夫妻控股的迪凯特电池公司的股东，结合其汇款行为可以证实刘佩华账户的该笔汇款是由骆鸿指示。第七组证据：郭祥灯、赖拥军与缪寿良等人借贷案证据目录、2011年1月4日、2011年3月31日建行进账单。证明目的：涉案借款来源，均来自于原告挂靠江西昌厦建设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共计6500万元，其中1月4日5000万元汇给郭某后，依原告指示汇给谢玉静2000万元；汇给叶锦花账户2000万元，汇给张文锋账户500万元，3月31日的1500万元汇给雷迎庆后，其依据原告指示连之前的500万余额一起汇给了曾道其账户，故另案缪寿良案的4500元仅有2500元来自于本案收取的5000万元，另有2000万来自于另一笔工程款。第八组证据：骆鸿于原一审判决后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原审二审中提交的骆鸿、谢玉静证据目录。证明目的：1、在上诉状第3页中，骆鸿通过上诉状自认：“本案2000万元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由骆鸿本人向郭、赖二人发出，”故借款合意发生于骆鸿与原告之间，至于其意思表示是否代表公司应由雷迪公司出具说明而非其本人。2、在原审二审中，骆、谢二人通过证据目录自认：“本案2000万元借款汇给骆勇1300万、刘佩华700万后，通过骆鸿妻子秦莲芝账户又转回到谢玉静账户，并依据骆鸿的指示分四笔于2011年5月26日将本案借款转给是红华”，可以说明骆鸿同时也自认，郭、赖二人已履行了2000万元的出借义务。第九组证据：江西迅腾硅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2012年5月18日迅腾硅业公司汇给谢玉静的800万元进账单、谢玉静偿还800万元给赖拥军的转账凭条、谢玉静存折复印件、九江市旭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1、迅腾硅业法定代表人是骆鸿，骆鸿通过迅腾公司分四笔汇给谢玉静800万元（骆鸿所提供的证据证明800万元是迅腾公司转来），每一笔200万元到账后立即转汇给赖拥军，说明谢玉静账户是由骆鸿掌握而不是雷迪公司。2、依据九江旭阳光电公司变更记录显示2016年3月15日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是骆鸿，所有涉案借款也都是依据骆鸿指示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汇出偿还。第十组证据：原告与缪寿良、曾道其等人借款纠纷案中缪寿良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目录、证据目录项下第二组证据《自然股东代持协议书》、2016年1月15日刊登在九江日报的旭阳雷迪公司股东名册。证明：1、2016年1月，骆鸿在雷迪公司占117万股；其妻子秦莲芝占股1235万股；其女骆俊占股930万股；其女骆俊欣占400万股。骆鸿及家庭成员在雷迪公司占股共计2682万股。2、至2011年5月底，旭阳雷迪公司还未上市，发行价为1元的每股价已炒到15元，所以炒作业绩促使公司上市的真正受益者是股东。被告人质证认为：对于第五组证据第一份谢玉静银行账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谢玉静的账号是雷迪公司为了上市按照证券商的要求操控谢玉静账号，通过谢玉静账号对公司的上市运作起到银行账户的过账目的，并非谢玉静本人所使用；2、对于第二份物业费，这是在谢玉静账号项下所打印的银行流水记录，对于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和目的性不予认可，由于谢玉静银行账号连着物业管理处缴纳管理费的账号，这个扣划管理费并非谢玉静自己本人操作，而是由管理处挂靠的银行统一操作，而且只有几百块，谢玉静本人都不清楚这些事，因此不能证明谢玉静账号被扣几百块管理费就认为谢玉静使用了原告的2000万元得到利益，完全不符合清理，如果谢玉静的动因真的是借款2000万元，按常理，谢玉静就可以将该笔2000万元自私拿出进行银行理财获取几百万收入，故谢玉静账号扣管理费几百元不足以证明谢玉静就是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3、由于谢玉静账号是雷迪公司财务人员直接操作，与骆鸿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使用谢玉静的银行账号是公司行为，是雷迪公司向郭祥灯与赖拥军谈借款，使用了谢玉静的银行账号。4、对于第三份证据起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首先，骆鸿向常州市法院起诉是因为一审判决骆鸿应承担借款责任，因此骆鸿为了澄清自身清白，于是向常州市法院起诉的目的，一是拿到是红年的身份情况以证明谢玉静转给是红年的钱是雷迪公司借款，如果不起诉法院没办法开出协助调查函，所以起诉目的是为了调查是红年的身份情况。如果高级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话，骆鸿必然启动申诉或上诉、抗诉程序，因此首先必须向常州市法院起诉，第一被告是是红年，第二被告是浙江尚品新能源有限公司，因为谢玉静在2012年5月26日将郭德胜转给谢玉静的2000万元根据雷迪公司财务人员操作，将2000万元汇入了是红年的账户，2012年5月27日雷迪公司的财务凭证275号凭证中就显示收到了尚品公司汇来的2000万元（是红年是尚品公司原告），而尚品公司在雷迪公司当时没有债务，这明显就是雷迪公司涉案借款，向常州起诉就是要查清两个被告的情况，而且请求常州市法院予以司法调查。常州法院接受骆鸿的起诉后认为本案正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当中，骆鸿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且骆鸿是否具有债权，尚未清楚，常州案件必须等待江西省高级法院的审理结果才予以立案，于是这个常州案件就此停止，等待高级法院的审判结果再与处理，在2019年8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九江中级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故常州法院案件我方也在等待九江法院审理结果，及以后的或需要的上诉结果再与处理，因此原告提出骆鸿起诉证明是借款出于骆鸿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所有账号都是由雷迪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流程由财务人员进行操控，因此实际借款人就是雷迪公司，而并非骆鸿，原告以骆鸿向常州起诉为由也不足以推翻账户是由雷迪公司掌控的事实。对第六组证据，1、骆鸿及刘佩华的人口信息真实性无异议；2、骆鸿的人口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提出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骆鸿的身份证明只是证明其自然人情况，不能证明骆鸿就是借款人，及涉案金钱使用人还款人；3、刘佩华人口信息及银行转账记录，骆勇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都不能认为骆鸿指示刘佩华、骆勇收取涉案款项归私人所有，事实上骆勇和刘佩华账号就如同谢玉静账户一样，都是被雷迪公司掌控，通过其账号进行资金周转，因此该组证据都不能证明骆鸿或谢玉静是借款人及资金使用人，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4、对于迪凯特公司的内档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雷迪公司与迪凯特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资格，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内档原告意图要证明的事实是出现过秦莲芝的名字，如前所述，秦莲芝的账户也与谢玉静、骆勇、刘佩华的账户一样都是雷迪公司所掌控，虽然秦莲芝与刘佩华均是迪凯特公司股东，但不能证明就是骆鸿指示上述人员接受该笔借款，原告的证明目的无事实依据，只是主观猜想。对于第七组证据，1、对于证据目录由于是复印件，我方不予质证，因为我方没有参与原案件的庭审活动，对于其真伪及证明目的不清楚。2、关于建设银行的进账单，是由九江赛斐蓝宝石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西昌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账目往来，我方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质证，由于是复印件，我们也不清楚蓝宝石与昌厦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该证据意图证明涉案借款来源的合法性，但我方对于其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该证据恰好说明涉案借款来源不合法，涉案资金来源与国有企业江西昌夏建设集团的工程款无论是郭德胜、郭祥灯、赖拥军都不能擅自使用用于蓝宝石公司的工程款，作为私人个人财产出借他人获取利益，也证明该笔款项的所有权人是国有企业昌夏公司，涉案资金来源违法，法院不该支持。原告自认该案就廖寿良案的资金运作同样是利用的谢玉静、曾道奇、聂景花等人的账号去进行操作，可见这是雷迪公司的交易习惯，统统都是通过私人转账，全部是雷迪公司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是骆鸿对于涉案的意思表示，同样在廖寿良案中的工程款是6500万元，他认为由江西昌夏公司的工程款中，其中5000万元是给了廖寿良，一审期间原告提出涉案全部款项均来与相熟6500万元内，其实他给了廖寿良4500万元，明显原告所诉请的出借额金额与事实不符，进账单中其提出有2500万元来自本案5000万元，另有2000万元来自另一笔工程款，而另一笔工程款均不能举证，如要举证也只能证明原告挪用公款，原告无权挪用公款，无权擅自出借给雷迪公司，所以涉案资金来源不合法，骆鸿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该涉案款项。对于第八组证据，对于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在第三页中骆鸿没有自认过是骆鸿本人的借款动因，第三页所说的只是明确骆鸿与原告并无借款合意，当时是骆鸿身为旭阳雷迪公司董事长，经过董事会同意向原告借款的目的用途是为了公司的上市，购买原材料是公司借款，是公司行为，该借款的合意产生于与原告之间，所以对于原告证明原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第二点证明目的，该证据中并非自认将2000万元汇给骆勇和刘佩华，真实的证明目的是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而这银行流水账号是雷迪公司操控，骆鸿对具体的操控事项根本不知情，全部是公司财务操控，与骆鸿无关。对于第九组证据，对于迅腾硅业公司将谢玉静投资的800万元分四次每次200万元转到赖拥军的账号，这是雷迪公司委托迅腾硅业所为，并非骆鸿指示，对于800万元的进账单四张的真实性无异议，谢玉静的存折复印件经谢玉静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无异议，赖拥军在一审法院开庭期间补充确认收到了800万元，并自认为这是对于2000万元出借款的还款款项，该800万元视为雷迪公司对郭祥灯的还款。对于第十组证据，关于九江市旭阳光电公司及迅腾硅业公司的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我方不认可，理由是光电公司、迅腾硅业均是由雷迪公司开设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虽然以前是骆鸿，后来已经变更为范磊，这个企业雷迪公司完全有权控制，因此对于郭祥灯的还款光电公司一共支付158万元，其中有2014年11月4日是由光电公司向郭祥灯方开出的50万元的承兑汇票，故可以看出本案无论是骆鸿在位期间或者是事后变更为范磊，所有的属于光电公司的还款都是雷迪公司指示，与骆鸿本人无关，特别是在2015年12月雷迪公司也直接向郭祥灯还款，故可证明谢玉静账号并非由骆鸿掌控，而是由雷迪公司掌控，所有的借款都与骆鸿本人无关，全部都是雷迪公司所为。被告骆鸿、谢玉静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郭德胜情况说明，证明：2011年1月7日其受郭祥灯指示向谢玉静账号汇入2000万元，以证明郭德胜汇款是受郭祥灯指示，并非受骆鸿指示；该情况说明仅仅是说明郭德胜在原审法院一审时出庭自认是昌夏公司的财务，这笔款项是昌夏公司的，并非郭祥灯的，借款的性质为“借款”是手写上去的，因此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骆鸿或谢玉静的指示，谢玉静的收款只是雷迪公司借用的账号进行转账而已，并非实际借款人。2、谢玉静收款记录，证明：2011年1月7日谢玉静账号中出现了郭德胜转来的2000万元，但不能证明谢玉静就是借款人，更不能证明骆鸿指定谢玉静收款，是雷迪公司操控收取了该笔借款。3、四方协议，证明：2012年江苏尚品公司、雷迪公司、曾道奇、是红年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证明各方对于往来明细确认，2011年5月26日由甲方曾道奇向是红年账号打款2000万元，是红年将收到的2000万元打进尚品公司账号，丙方系尚品公司，尚品公司确认收到2000万元后打入雷迪公司，雷迪公司予以确认，雷迪公司明确表示其将该笔2000万元退还给曾道奇，与是红年和尚品公司无关，但事实上该5月26日的2000万元并非曾道奇所汇出，此后雷迪公司也没有向曾道奇退还2000万元，真实情况是2011年5月26日由谢玉静将2000万元按照该协议书指定的是红年账号汇给是红年，是红年将2000万元打给了尚品公司，在2011年5月27日雷迪公司收到2000万元借款，时间就是一天时间，而且在雷迪公司的财务275号凭证中明确记载收到了尚品公司打来的2000万元，由此可见该笔款项的借款人就是雷迪公司，在该四方协议中同时确认原收钱单位是红年对于打钱的对方是江苏尚品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此后经过变更改名为江苏尚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故在雷迪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所出现的抬头就是尚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与在2012年公司变更为尚品新能源公司是一致的，也与签协议的所列主体名字一致，尚品公司的打款操作同样是基于雷迪公司的财务操作，并非骆鸿操作，至于这个协议的原件现保存在雷迪公司财务档案，抬头是曾道奇账目往来，而2000万元的进账情况是在雷迪公司财务账号中的275号，目前全部原件都在雷迪公司，由于雷迪公司已经破产，现由资产管理员进行管理，为此特郑重请求人民法院已于司法调查，将其原件调出，足可以证明该笔款项2000万元就是雷迪公司使用。4、曾道其情况说明，证明：应对2012年的四方协议，说明曾道其没有向是红年退款2000万元，也不知道是红年银行账号，雷迪公司是知道谢玉静在2011年5月26日将2000万元退给是红年，曾道其只是在2012年的一天，雷迪公司财务人员拿了上述四方协议，叫曾道其签字而已，签完字后立马取走，所以曾道其对涉案情况根本不知道，所产生一切责任与曾道其没有关系。5、2011年5月26日雷迪公司用谢玉静账号向是红年汇款2000万元及银行流水。6、是红年的身份证。7、江苏尚品新能源科技有限按公司商业注册资料及变更名称工商登记。8、雷迪公司收到尚品公司转来郭德胜2000万元的财务记账。9、雷迪公司企业变更信息、及信用公示信息。10、九江市旭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11、光电公司2014年9月25日的通知函。12、光电公司和雷迪公司向郭德胜2014年12月31日的联络函确认受雷迪公司委托已付郭德胜158万元借款。13、2019年9月19日郭祥灯情况说明确认收到光电公司50万元借。14、2012年5月18日江西讯腾硅业科技有限公司向谢玉静汇款800万元。15、2012年5月18日雷迪公司用谢玉静账户向赖拥军汇款800万元偿还借款。16、还款计算，雷迪公司共向郭德胜还款1058万元。17、公司询问笔录。18、2019年1月18日原告在九江中级法院的质证意见，证明资金来源是工程款，并非私人所有，借款目的是为了雷迪公司上市。原告质证认为，被告仅提供第5、6、7、11、12、13组证据的原件。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二份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份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协议内容不符合事实，5月26日并没有曾道其汇出2000万元。第四份的三性都有异议，首先这不符合证人证言出示的形式，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质证，且内容有雷迪公司的相关事实，其个人不能证实。第五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是雷迪公司使用谢玉静账号。第六份身份信息无异议。对于第七份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第八份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从形式内容上看不出任何与原告及涉案借款的信息。第九份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十份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第十一份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原一审中郭德胜已出庭证实没有收到该份证据。第十二份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郭德胜已证实没有收到。第十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是雷迪公司的还款。第十四份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十五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但赖拥军收到800万元的偿还借款是事实。第十六份证据还款数额无异议，但这是原告单方制作，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不是雷迪公司还款。第十七份证据被告提交的是不全的，该笔录提到了两个事实，第一郭祥灯陈述据骆鸿说称借钱是用于雷迪公司业绩，在2017年7月19日笔录第四页，第二郭祥灯两次陈述骆鸿称把我的钱转到雷迪公司，可以说明：骆鸿转移债务之前是骆鸿个人的，债务转移是由债务人提出，但未经债权人及第三人认可，债务转移不能成立，所以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十八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恰好说明本案借款的来源，借款意愿的提出，借款的用途以及使用该笔借款后的受益人，他的来源是工程的预付款，借款的提出是骆鸿，其用途是刷雷迪公司业绩为上市准备，而因为骆鸿在雷迪公司占股，一旦上是其所持股份会翻几十倍。总结如下，第一，该18份证据没有任何一份能够证明雷迪公司在操控谢玉静、曾道其等人的账户，也没有任何一份证明雷迪公司使用了本案借款或归还了借款。第二，通过上述证据再次印证，被告自认原告与2011年1月7日履行了出借义务并且被告自己也证明针对该笔借款偿还了1058万元。经原告申请，经本院调查并经举证、质证如下证据：深圳市鸿景园小区客服主管魏向武的谈话笔录、农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营业部活期账户明细清单、身份证复印件及交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银行流水、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深圳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表。经审理查明的事实，2011年1月7日，郭某从其银行账户向谢玉静的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2000万元，郭某在办理该笔汇款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将该笔汇款的用途填写为“借款”。2011年1月18日，汇入谢玉静账户的2000万元分别汇给了骆勇、刘佩华。郭某自称是郭祥灯、赖拥军聘请的财务人员，是受郭祥灯、赖拥军的指示以自己的银行账户汇出上述2000万元款项的，该2000万元是郭祥灯、赖拥军的合伙款项。郭祥灯、赖拥军与骆鸿、谢玉静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关于该2000万元款项的借款合同，骆鸿、谢玉静也未向郭祥灯、赖拥军出具借条或其他形式的借款凭据。经原告自认，该笔款项已归还1058万元，尚欠942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赖拥军、郭祥灯以借贷为由诉请被告谢玉静、骆鸿归还所欠借款。依据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诉辩意见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本案经审查后认为：一、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谢玉静、骆勇、刘佩华等人的账户为骆鸿的个人指定收款账户。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包括本院调查所获取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谢玉静、骆勇、刘佩华等人的账户为骆鸿的个人指定收款账户。二、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实际借款人为谢玉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只有原告方在转账时单方在转账凭证中记载了“借款”。此外，原告与谢玉静个人并不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在没有任何借贷凭证及借贷约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谢玉静个人为涉案民间借贷的实际借款人。原告如要追究谢玉静的收款人责任，可依法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三、关于借款动因及借款事实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原二审均陈述了涉案款项为了雷迪公司上市增加业绩使用的。该动因的直接受益人及使用人应当为雷迪公司，虽然骆鸿当时为雷迪公司的法人及股东，亦是雷迪公司上市的受益人。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实，骆鸿与雷迪公司存在法律上的人格混同的情况下，骆鸿与雷迪公司均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个体。骆鸿因雷迪公司上市的受益来源于雷迪公司的股东利益，而不是涉案款项。故不能因涉案款项因用于雷迪公司上市导致骆鸿受益，就认定骆鸿为实际借款人。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涉案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由出借方承担。本案中，原告赖拥军、郭祥灯以借贷为由诉请被告谢玉静、骆鸿归还所欠借款，即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涉案款项虽由原告方经银行转账至被告谢玉静的账户，但该款项是否成立原告与谢玉静的借贷关系，除了原告方在转账时单方在转账凭证中记载了“借款”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转账行为系谢玉静个人向原告的民间借贷。故对于原告对被告谢玉静的相关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方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及控制人为骆鸿，即应当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系该民间借贷的债务人。但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款项进入了骆鸿的个人账户，虽然涉案款项有可能进入与骆鸿有关联的公司账户或其他账户，在没有证据证实骆鸿以个人身份将其使用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骆鸿为涉案款项的个人实际控制人。与涉案款项有关联的雷迪公司上市，虽然骆鸿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享有受益，但该受益的依据是股东的权利，与涉案款项并无直接关联，亦与民间借贷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证实骆鸿为涉案款项的个人借款人情况下，原告以骆鸿为涉案款项的实际控制人及受益人为由认为骆鸿为借款人并据此要求其归还借款的诉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赖拥军、郭祥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79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赖拥军、郭祥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 炜审判员 熊 涛审判员 顾佰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沁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