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0308行初3294号原告张亚文，男，汉族，1957年8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代理人黄海燕，广东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旸旸，广东骏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华路**设计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693981103B。法定代表人张学凡，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湘波，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灼安，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海波，女，汉族，1964年1月1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告张亚文（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被告）作出的行政答复行为，于2019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黄海波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6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亚文、被告委托代理人陈湘波、徐灼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黄海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在1983年5月22日至1997年12月15日期间曾为夫妻关系。1990年12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向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建材集团）购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以下简称涉案房产），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以下简称3374号产权证）,原告与第三人各占50%产权份额。1997年原告与第三人协议离婚，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调解，该院于1997年12月15日出具（1998）深罗法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离婚调解书），其中第三条约定原告支付第三人经济补偿金每月15000元直至付满40个月，第四条约定夫妻共同财产深圳市田贝路龙屋5栋22号301房屋一套归第三人黄海波所有。因双方在法院调解离婚时未就另一套夫妻共有财产即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房产（以下简称柏丽花园房产）进行分割，故原告与第三人于1997年12月16日签订《离婚后协议》，约定原告支付第三人经济补偿金15000元至第三人再婚截止，柏丽花园房产归原告拥有，前述涉案房产归第三人拥有。2000年10月12日，因第三人不配合原告办理柏丽花园房产产权过户手续，原告拒绝继续按离婚调解书向第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人依据离婚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双方于2000年11月24日在执行法官主持调解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离婚调解书第三条所述经济补偿金不再支付，双方名下房产归各自所有，此前就现在双方名下房产所签订的任何协议或文书均不再有效，以本条约定为准，调解书第四条其他约定不再执行。该执行和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并在罗湖法院（2000）深罗法执字第2551号案卷备案，并己实际履行，即实际由双方各执涉案房产50%产权，原离婚调解书所述涉案房产归第三人条款不再执行，执行案件亦己结案。涉案房产证原件一直由原告保存，涉案房产先由原告自住、后由原告对外租赁。2016年9月1日，第三人在未经原告同意、原告亦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瞒双方己将离婚调解书原约定涉案房屋归第三人所有变更为双方共有、涉案房产自离婚后一直由原告占有和使用，单方向被告下属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住改办）提出申请变更政策性住房产权权利人，要求依据离婚调解书将原有张亚文、黄海波各占50%产权份额变更为黄海波占100%产权份额。市住改办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1日错误作出《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政策性住房产权变更批复》（批复号：1ＢＧ201600202，以下简称202号批复），同意将涉案房产由原告与第三人共有变更为第三人一人所有。第三人谎称原房产权证己遗失要求补发（实际房产证原件在原告处保存至今），并凭离婚调解书、202号批复及《遗失房地产证具结书》等其他文件，于2016年12月6日单方申请并骗取深圳市罗湖区地方税务局为其办理房产过户缴税手续，于2019年12月14日单方申请并骗取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下简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第三人发放涉案房产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号为粤（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5252923号，以下简称2923号产权证），于2016年12月28日单方申请并骗取市住改办作出《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的批复》（批复号：ＱＦ201601800，以下简称800号批复），同意第三人取得涉案房产住房全部产权。第三人于2017年1月22日依据800号批复等材料单方申请并骗市取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安居房换证，变更取得安居房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号为粤（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11718号，以下简称1718号产权证）。原告一直对第三人的上述行为及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房产的行政决定及行政登记行为均不知情，直至2018年3月方获悉涉案房产己变更为第三人所有的情况。原告于2018年3月14日、同年7月16日、同年10月9日和2019年5月16日先后四次向被告提交资料申请撤销202号批复，被告拖延至2019年7月1日方作出《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张亚文申请撤销1ＢＧ201600202号政策性住房产权变更批复的复函》（深房改函（2019）1号，以下简称1号复函），称第三人提供生效法律文书办理涉案房产住房权利人变更，符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十三条等规定，如认为第三人行为侵犯原告财产权益，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同时原告于2018年3、4月向法院起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撤销第三人取得的涉案房产2923号和1718号产权证，经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盐田法院）分别作出（2019）粤0308行初2251号、2192号一审判决，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系以离婚调解书和前述被告作出的202号批复和800号批复为依据核准第三人房地产登记并无不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现原告已提起上诉。据前述判决，被告作出的202号批复，是不动产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关键依据，第三人正是利用该批复影响后续税务、市住改办及不动产登记部门作出一系列错误行政决定及产权变更登记，最终导致原告持有50%产权被错误变更为第三人单独所有并取得产权证，严重损害原告财产权益。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的800号批复；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作为市政府住房制度改革职能部门，负责市保障性和政策性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和监督管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深发（2009）9号）规定，设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简称市住房和建设局，挂深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牌子），为市政府工作部门”。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保障工作；负责市保障性和政策性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和监督管理以及相关基础资料的信息化和档案工作。”《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88号，以下简称88号令）第八条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负责全市房改的日常工作，具体包括全市住房政策、房改政策和安居房售价、租金的制订，安居房售价和租金的审核，购、租条件审查和解除产权约束跟踪管理，及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查处等工作。”因此，被告作为市政府住房制度改革职能部门，有权依法依规作出涉案批复和涉案复函。二、被告作出涉案批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规。（一）原告家庭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1988年10月1日，原告与建材集团签订《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产。1993年6月10日,市住改办作出同意房改的批复。涉案房产是原告与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企业房改住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涉案房产办理离异后权利人变更手续的事实。2016年11月22日，建材集团清算组、第三人以离婚财产分割为由，申请将涉案房产权利人由原告和第三人变更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深圳市办理个人已购政策性住房业务申报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号《指定成立清算组决定》、（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件、《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分户表》《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内容清单》、第三人的身份证件及居民户口簿、结婚证、离婚调解书、《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住房售价和租价计算表》《工龄证明》《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深圳特区报》刊登的房产证遗失声明。被告经审查后，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2号批复，同意涉案房产变更权利人为第三人。（三）第三人申请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的事实。2016年12月14日,建材集团清算组、第三人申请安居房补差并取得全部产权，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深圳市办理个人己购政策性住房业务申请表》、2923号产权证、《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住房售价和租价计算表》《深圳市政策性住房补差合同（个人补差）》《深圳市安居房补差房价审查表》《付清补差款证明》、收款收据、第三人身份证件及居民户口簿、离婚调解书、《婚姻状况声明》、深圳特区报刊登的房产证遗失声明。根据88号令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告经审查后，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800号批复,同意第三人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该批复于2017年1月4日送达给第三人。三、关于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的回应。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已经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将离婚调解书原约定涉案房产归第三人所有变更为双方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原告与第三人的离婚调解书已于1998年1月3日生效，具有法律强制力。原告主张己经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将离婚调解书原约定涉案房产归第三人所有变更为双方共有，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双方之间合同行为，在没有依照法定程序撤销之前，离婚调解书仍具有法律强制力，涉案房产在法律上仍属于第三人所有。原告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主张房屋权益的，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四、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如上所述，被告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涉案批复。原告于2018年3月14日提交《关于撤销1BG201600202号批复的申请书》，称“黄海波拿了已经失效的1997年12月15日的罗湖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瞒天过海利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了有关部门，领取了已变更的商品房证（100%）……”。2018年4月28日，原告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向盐田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308行初1046号。在该案中，原告诉称：“原告随即向被告处申请查看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情况，才发现黄海波隐瞒真实情况于2016年12月7日提供已失去法律约束力的上述民事调解书骗取被告，申请将原告拥有的涉案房屋50%产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被告在未对黄海波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性进行适当核实的情况下，草率地向黄海波颁发了2923号产权证。2017年1月22日，黄海波又向被告申请了涉案房产的安居房换证，被告向其颁发了1718号产权证。”以上事实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14日之前已知道涉案房产取得完全产权，但原告迟至2019年12月1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等规定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述称，一、1998年1月3号已生效的离婚调解书已确认涉案房产全部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己实际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合法申请办理批复及房产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时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己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己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子恢复执行。”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性质为合同，不是在法院主持下签的，没笔录，没记录，第三人没到现场，未经罗湖法院加盖相关公章，该《执行和解协议》不同于双方在离婚诉讼时签订的《民事调解书》，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二、原告在2018年3月14日前，己经知道第三人对涉案房产取得完全产权，原告迟至2019年12月1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己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三、盐田法院（2019）粤0308行225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罗湖法院（2019）粤0303民初299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证明《执行和解协议》不具备执行力、无效，以调解书为准，第三人己实际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四、第三人与原告没有签过任何的协议和文书（除交给法院的）、也没签过任何的借款或款项、事项、协议。第三人与原告于1997年离婚后，原告在1998年私自办证，第三人对此并不知情，也从来没有放弃房产的想法。原告在离婚前有3千多万财产，离婚前后两年都转移到他亲戚名下或以他亲戚名义购买了多套房产（深圳市东海花园、润塘山庄、罗湖区嘉多利花园），银行有转账记录也有现金记录，可以查询原告的历史出国记录，证明原告签订协议离婚时故意隐瞒财产。离婚时，第三人只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五、第三人与原告在1997年12月15日离婚后、在2000年11月24日双方私自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名下房产归各自所有，是指各自名下房产归各自所有。涉案房产与原告无关，以离婚调解书为准。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起诉己超过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曾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88年10月1日共同向建材集团购买了建筑面积为79.83平方米的涉案房产（为全成本商品房），办理了3374产权证,原告与第三人各占50%产权份额。第三人于1997年起诉原告离婚，经罗湖法院调解，双方同意离婚，并达成调解协议，其中第三项约定：张亚文每月支付经济补偿金15000元给黄海波，付满40个月为止；第四项约定：夫妻共同财产深圳市田贝路龙屋5栋22号301房屋一套归黄海波所有……。罗湖法院于1997年12月15日作出（1998）深罗法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因原告未履行该调解协议第三项的义务，第三人于2000年10月12日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1月22日，建材集团清算组和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安居房的产权及资料变更手续，申请将涉案房产的权利人由原告和第三人变更为第三人，并提交了《深圳市办理个人已购政策性住房业务申报表》、深圳中院（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号《指定成立清算组决定》、（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建材集团清算组出具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件、《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分户表》《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内容清单》、第三人的身份证件及居民户口簿、结婚证、离婚调解书、《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住房售价和租价计算表》《工龄证明》《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报刊登载涉案房产的3374号产权证遗失的声明。被告经审查后，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2号批复，同意将原登记在原告和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政策性住房的产权变更为第三人一人名下。2016年12月7日，第三人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产产权人的变更登记及核发房产证。2016年12月14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第三人核发了2923号产权证，将涉案房产单独登记在第三人一人名下，使用期限为50年。2016年12月22日，第三人与建材集团清算组签订《深圳市政策性住房补差合同》，建材集团清算组于同年12月23日出具《付清补差款证明》，证明经市住改办审核确认涉案房产补差房价为人民币25732.48元，该清算组已收到第三人交的上述补差房款。后第三人向市住改办申请取得涉案安居房的全部产权，并提交了上述补差合同和收款收据、第三人的身份证资料、婚姻状况声明、离婚调解书、房产证遗失声明等材料。2016年12月28日，被告作出800号批复，同意第三人取得涉案安居房的全部产权。第三人于2017年1月4日取得了800号批复后，就涉案房产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安居房换证，2017年1月22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第三人核发了1718号产权证。2018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撤销1BG201600202号批复的申请书》，要求撤销202号批复。2019年7月1日，被告作出1号复函，认为第三人提交生效法律文书办理上述住房权利人变更，符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十三条等规定，如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原告不服800号批复，向本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又查，原告不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第三人颁发2923号产权证和1718号产权证的登记行为，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和2018年4月28日向本院起诉（案号分别为（2018）粤0308行初751号、（2018）粤0308行初1046号）。在（2018）粤0308行初1046号案中，原告诉称，第三人于2016年12月7日提供已失去法律约束力的上述离婚调解书，申请将原告拥有的涉案房屋50%产权变更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草率地向第三人颁发了2923号产权证；2017年1月22日，第三人又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了涉案房产的安居房换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其颁发了1718号产权证。该两案经过二审、深圳中院指令本院审理，本院对两案分别重新立案，于2019年8月22日分别作出（2019）粤0308行初2251号、（2019）粤0308行初2192号两份行政判决书，均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查，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202号批复和1号复函，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19）粤0308行初3295号。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以原告对202号批复超过起诉期限、1号复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以上事实，有《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安居房房改档案清单》《深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批复（编号2-180）》《行政审批申请材料接收凭证》《行政审批申请受理通知书》《深圳市办理个人已购政策性住房业务申报表》、深圳中院（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号《指定成立清算组决定》和（2004）深中法民二破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分户表》《政策性住房产权及住房资料变更内容清单》、黄海波身份证件及居民户口簿、结婚证、罗湖法院（1998）深罗法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住房售价和租价计算表》《工龄证明》《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报刊刊登的房产证遗失声明、202号批复、《行政审批申请材料接收凭证》、3374号产权证、1718号产权证、2923号产权证、《住房售价和租价计算表》《深圳市政策性住房补差合同（个人补差）》《深圳市安居房补差房价审查表》《付清补差款证明》、收款收据、《婚姻状况声明》、800批复、《关于撤销1GB201600202号批复的申请书》、1号复函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在2016年12月28日作出800号批复，同意第三人取得涉案安居房的全部产权，第三人于2017年1月4日据此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安居房换证并于2017年1月22日取得了1718号产权证。从原告在2018年3月14日向被告申请撤销202号批复的内容看，说明原告当时已经知晓第三人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事实。而且，原告在2018年4月28日向本院起诉的（2018）粤0308行初1046号案中，称第三人于2016年12月7日申请将原告拥有的涉案房屋50%产权变更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取得2923号产权证，第三人又于2017年1月22日又向被告申请了涉案房产的安居房换证并取得了1718号产权证。由于申请办理安居房产权证（俗称办绿本）和申请获得安居房全部产权及换证（俗称绿本转红本）均需取得被告的批准，既然原告在2018年3、4月已经知晓第三人先依据202号批复领取2923号产权证（即绿本），而后在2017年1月22日取得了1718号产权证（即红本）的事实，故原告应当知晓被告作出800号批复批准第三人获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从而使第三人据此取得1718号产权证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对800号批复不服，最迟应当在2019年4月28日前提起诉讼，但原告直到2019年12月17日才起诉，故原告要求撤销800号批复而提起的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于2018年3月和4月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第三人颁发涉案房产两个产权证的登记行为分别起诉，对该两次诉讼的期间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起诉期限能否扣除或延长，应从行为的“先后顺序”与“因果关系”两个基本要素分析，即前一行为为后一行为之“因”，则对“前因”行为的起诉期间方可作为对“后果”行为起诉的合理期限予以扣除；但若反之，则不符合“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原告在本案起诉的800号批复与前两案起诉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是不同行政机关作出，800号批复作出在先，为“前因”行为；两个不动产登记行为在后，为“后果”行为，因此原告先对“后果”行为即不动产登记行为起诉，并不能产生对“前因”行为即批复行为的起诉期限得以扣除或者延长的法定事由，故原告超过法定期限对800号批复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原告对800号批复的起诉应予驳回。其次，被告在2016年12月1日和12月28日分别作出202号批复和800号批复，202号批复在先，800批复在后。202号批复是被告同意将原登记在原告和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政策性住房的产权变更为第三人一人名下，该批复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而根据本院在（2019）粤0308行初3295号案认定的事实，原告在2018年3月14日向被告申请撤销202号批复之前已经知道202号批复的内容，其在2019年12月17日对202号批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02号批复已经生效，在该批复未被撤销之前，该批复所批准的涉案房产的产权人由原告和第三人已变更为第三人的事实已经确定，第三人据此申请办理了2923号产权证即绿本。此后，被告作出的800号批复是同意第三人取得涉案安居房的全部产权，第三人据此办理了1718号产权证即红本。既然绿本已经登记在第三人一人名下，第三人为转红本而向被告申请补交差价、为获得房屋完全产权取得800批复，该批复的法律后果只是将涉案房产由全成本商品房转变为可上市流通的商品房，涉案房产仍为第三人一人所有，即该800号批复的作出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800号批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至于原告与第三人的财产争议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亚文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预交的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封  文  智人民陪审员 邱  泽  辉人民陪审员 丘  淑  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苏广瑛（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