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4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山东众星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临猗县鑫得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某，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住山西省临猗县。再审申请人山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临猗县鑫得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得利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2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华润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鑫得利公司原审庭审时提交的华润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14日、10月6日以传真方式回复的函件，仅能证实鑫得利公司对漂白2.4万米织布存在异纤的问题向华润公司进行了反馈并提供了布样，华润公司已收到，同时华润公司声明因未见到大货实物，不清楚具体情况，建议鑫得利公司可先行发货。原判决却据此认定“其中176237.7码折合161151.7米服装面料出现异纤”，反馈的24000米与原审认定的161151.7米悬殊差近8倍，原判决的该认定无任何依据、证据，且认定事实错误。2.华润公司应鑫得利公司的需求供应棉纱，鑫得利公司同时也购买其他供应商的棉纱，鑫得利公司经过织布、印染等工序自行加工生产制成服装面料。华润公司所供棉纱或其他供应商所供棉纱自身存有质量问题亦或加工、生产服装面料工序中的瑕疵均可导致异纤的发生。原判决认为“由棉纱织成坯布，然后经过印染加工成服装面料生产过程均是由机械化大型机器操作，机器不会产生异纤”无任何科学依据，亦无具有专业知识的权威专家的认定，属主观臆断。原判决认为华润公司在复函中“明示承诺解决”，亦明显歪曲了华润公司复函中记载的内容。由此，原判决推断服装面料产品上存有异纤是因华润公司提供的棉纱存有质量问题所形成，无任何合法有效的依据、证据，且认定事实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本案原审庭审时鑫得利公司提交了所谓“孟加拉国某公司出具的索赔通知和索赔报告”，但并未依法办理该国公证机关证明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手续，故鑫得利公司提交的该宗证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本案不具有任何的证明效力。原判决认为“至于赔偿数额，有国外客户索赔通知和索赔报告，且国外公司均是从应付货款中直接扣除，因此鑫得利公司损失应以补充索赔面料50105.85码，折合人民币889280.52元予以认定”无任何合法有效的依据、证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即使本案所涉部分服装面料上存在异纤，也仅是涉及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过错及赔偿问题，服装面料上存有异纤绝不属于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的情形。故原判决认为涉案服装面料上的异纤属产品缺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六条作出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决表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认为当事人提供的域外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原判决根据的是哪个法律文号的个案的裁判要旨，该个案是否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没有明确说明。该裁判要旨所涉的案件与本案案情是否高度相似，对本案是否具有指导意义，亦无从了解。最为重要的是个案案例的裁判要旨在我国尚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依法不得作为裁判依据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故原判决模糊地根据裁判要旨作出判决，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更有违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无法律依据。3.原判决以华润公司亦无证据证实鑫得利公司在加工过程中有过错为部分理由作出认定事实的推断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系鑫得利公司以华润公司棉纱存在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提起的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依法应由鑫得利公司就其主张的服装面料上存有异纤系华润公司所供棉纱存在质量问题所致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原判决在鑫得利公司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前提下，却以华润公司未能证实鑫得利公司加工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作出不利于华润公司的推断，有违法律的规定，更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4.华润公司认为，本案依法应属买卖合同纠纷，原判决确认本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错误。综上所述，华润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华润公司的合法权益。鑫得利公司答辩称：1.华润公司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不符合启动再审的条件。2.鑫得利公司索赔的数额不只有2.4万米，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复函，有关情况等下游客户提出来再另行协商。索赔数额是下游客户提出的实际需求，原判决认定正确，华润公司提供的棉纱确实存在质量问题，鑫得利公司也确实存在损失。3.华润公司提出棉纱质量问题是加工过程中造成的，这个理由不成立，不可能因为加工造成异纤，更何况华润公司在几次审理过程中并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是鑫得利公司在加工过程中造成质量问题，华润公司一审的时候认可了这种质量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4.关于证据问题，鑫得利公司提出的主要证据虽然是境外证据但真实性、客观性是真实存在的，华润公司认为境外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认证，境外证据中有关身份资格、主体资格的证据需要经过公证认证，其他客观存在的证据不需要经过这个程序，更何况最高人民法院新的证据规则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原判决以真实性、客观性来判决是正确的。综上，华润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鑫得利公司主张华润公司供应的棉纱造成其面料出现异纤，为证明索赔面料的数量，鑫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有华润公司的两份复函及孟加拉客户的索赔函、索赔发票。2017年7月14日复函涉及面料12712米，2017年10月6日复函涉及面料24000米。华润公司在两份复函中均回复，为了不影响鑫得利公司交货，建议鑫得利公司先行出货，如下游使用客户提出问题，双方再协商解决。孟加拉客户索赔函中涉及面料176237.7码折合161151.7米。上述证据可证明鑫得利公司在面料出现异纤问题时为避免损失扩大，及时通知了华润公司，而华润公司在复函中至少认可36712米面料出现问题，并且建议鑫得利公司先出货，认可鑫得利公司损失扩大时华润公司将与鑫得利公司共同解决，故原判决支持了鑫得利公司主张的全部索赔数量；华润公司主张鑫得利公司同时还采购其他公司棉纱，加工过程中其他环节也可能造成异纤问题，但在原审中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判决对华润公司的该主张未予支持；华润公司主张鑫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未经公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即，仅当域外形成的证据为公文书证或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时才应当办理公证手续。本案孟加拉客户提供的索赔证据并非公文书证，也不涉及身份关系，无需办理公证手续。华润公司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作出判决，第四十三条、四十六条均明确适用于缺陷产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缺陷产品是指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的产品或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本案所涉及的棉纱是未达到鑫得利公司与华润公司约定标准的产品，不属于产品质量法及侵权责任法调整的范围，故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华润公司仍应赔偿鑫得利公司的损失，原判决结果不受影响。综上所述，华润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