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03民初19964号 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9514267X9。 法定代表人：吴岚。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宜昌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31705181105003，系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勤国，湖北三雄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5201010671351。 被告：余鸿之，男，汉族，1962年2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XXXX，身份证号XXXX。 被告：于春玲，女，汉族，1965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XXXX，身份证号XXXX。 被告：余彦臻，汉族，1992年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XXXX，身份证号XXXX。 被告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诗南，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810067705。 被告被告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凤，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被告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诗南、张金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余鸿之经本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判决被告余鸿之、于春玲连带偿还欠原告全部的借款本金540万元和借款利息266.49万元（从2012年3月13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2日止，参照央行2011年7月7日公布的五年以上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7.05%×540万元×7年）本息合计806.49万元;另从2019年3月13日起至借款本息付清为止，每天支付原告借款利息1043元；（按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7.05%×540万元除365天）；判决于春玲在与余鸿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之和的50%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确认被告于春玲与余鸿之恶意串通，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股权转让的收入、债权收入、工资、住房公积金等共有财产，通过《离婚协议书》转移到于春玲名下，导致余鸿之无力偿还欠原告的债务本息。判决《离婚协议书》中损害原告（债权人）利益的约定无效;3.请求判决拍卖或变卖被告于春玲与余鸿之共有的，现登记在被告余彦臻名下（深圳中院判决余彦臻过户到于春玲名下双方未履行），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不动产证号XXXX（简称“涉案房屋”），于春玲在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的50%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请求判决被告于春玲将与余鸿之共有的两套住房出售给马琳和吕瑜后，于春玲在已收取售房款2586261元（简称“售房款”）的50%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请求确认被告于春玲转让给赵勇军在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圳兴公司）价值660万元的股权所得，加上2013年10月28日华圳兴公司出具的应付于春玲30万元、应付余彦臻210万元（深圳中院查明余彦臻210万元属于春玲所有，即于春玲对华圳兴公司享有的240万元债权收入）共计900万元，属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判决于春玲在900万元的50%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6.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于春玲从2009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7年期间的工资收入合计6724776元减去7年生活等各项开支350万元后工资结余3224776元，加上2016年8月9日离婚时于春玲的住房公积金结余部分之和，是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判决于春玲在工资结余加上住房公积金结余部分之和的50%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7、本案诉讼费68254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告余鸿之欠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本金54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已被深圳两级法院的判决、裁定所确认。罗湖区法院(2017)粤0303民初8200号民事判决查明：“2014年9月23日，被告余鸿之出具《借条》，表示因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唐生健6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2012年3月13日将该借款汇至其公司员工向立娜账户，此款于2012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息随本清。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上述《借条》写明，本人余鸿之确认该笔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唐生健签订《协议书》，将唐生健对余鸿之享有的540万元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同日，唐生健向被告余鸿之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被告余鸿之将540万元债务本息直接偿还给原告。被告余鸿之签名确认收到，并表示本金正确”。原告上诉后深圳中院生效的(2018)粤03民终66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但深圳两级法院在判决、裁定中，遗漏了2017年3月23日，唐生健通过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向于春玲寄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附件，告知于春玲唐生健与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于春玲将余鸿之欠原告540万元债务本息直接支付给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于春玲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于2017年3月25日以短信的方式告知了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代理人。余鸿之向唐生健借款中的562万元是否用于了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应由被告举证。2012年3月9日、2012年3月13日，余鸿之两次在其指定的账户收到唐生健通过银行转给的1200万元（每次600万元）借款后，并未将借款用于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而是将借款转给余鸿之实际控制的另外两个企业计630万元，其中转给宜昌弘健新材料有限公司500万元【该企业的全部财产，被远安县法院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2015)鄂远安执字第00273号执行裁定，变卖给宜昌汉陵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转给宜昌弗洛伊德商务有限公司130万【该企业的全部财产，被远安县法院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2015)鄂远安执字第00023号执行裁定，变卖给宜昌众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给李耀明200万元、转给李庆62万元、转给周路君150万元、转给邹福伟150万元合计562万元，后余鸿之归还唐生健660万元，尚欠唐生健借款本金540万元及利息。余鸿之转给4个自然人562万元的用途，其书面证据由被告控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原告主张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付给4个自然人的562万元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则是用于了余鸿之的家庭生活。余鸿之欠原告的款本息依法属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于春玲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反之原告则请求判决被告余鸿之偿还欠原告的借款本息；判决于春玲在与余鸿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之和的50%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偿还欠原告的借款本息。2、被告于春玲与余鸿之恶意串通,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及售房收入、股权转让收入、债权收入、工资、住房公积金收入等共有财产,通过《离婚协议书》隐藏、转移到于春玲名下,导致余鸿之无力偿还欠原告的债务本息的事实如下:(1)如果法院认为余鸿之向原告的借款本息属个人债务,原告请求法院判决于春玲(或者余彦臻)在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所得款项,加上于春玲收取的“售房款”2586261元之和的50%的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如下。深圳中院生效的(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查明:“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2015)郸刑初字第341号刑事判决书记载,余鸿之因涉嫌刑事犯罪在2013年11月7日,被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该院于2016年11月28日判决余鸿之犯行贿罪,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余鸿之被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的第6天即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在一天之内将与余鸿之共有的,登记在于春玲名下三套价值千万元以上的住房转移和出售他人其中：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简称“涉案房屋”)，不动产证号2000599313,以买卖为名无偿转让给余彦臻;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不动产证号XXXX变卖给马琳;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不动产证号XXXX变卖给吕瑜,收取马琳、吕瑜的购房款258626元（简称“售房款”）。上述三套房屋属余鸿之、于春玲共同共有的证据是: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房屋作为余鸿之和于春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如无相反证据,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判决“于春玲、余彦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深圳市罗湖区XXXX，(不动证号2000599313)的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于春玲名下”,但于春玲与余彦臻至今未履行判决。于春玲在原告诉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的另一案件中,于2017年10月10日向法院递交的《民事答辨状》第四条第(三)款中自认:“答辩人已将出售房屋所得中属于余鸿之的部分(约120万元)交付给余鸿之,原告应向余鸿之主张权利”。原告对于春玲在此自认“涉案房屋”属夫妻共有财产没有异议,但对于春玲称已支付余鸿之约120万元不予认可,理由是于春玲辩称已支付余鸿之约120万元没有证据,且与其2017年10月12日,向法院递交的《关于庭审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中自认“于春玲与余鸿文(又名余鸿之)自2009年以来只存在三次交易记录:2013年5月7日余鸿之转给于春玲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50000元和24000元,共计74000元,于春玲2013年7月6日向余鸿文返还10000元。该三笔款项的产生是因为余鸿之的母亲罹患肿瘤,故委托于春玲代为办理入院手续,于春玲在2011年11月11日、2012年3月19日、2012年3月22日分别为其垫付医疗费2758.59元、30000元,65711元,以上共计64000余元。后余鸿之将该笔医疗费还给于春玲,于春玲查账后将多余的10000元返还给余鸿之。除此以外,双方再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的书面证据自相矛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五)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现登记在余彦臻名下,深圳中院判决过户给于春玲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春玲与余鸿之共同共有的财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问题》第2条“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第(1)项“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的规定,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为逃避债务,除将“涉案房屋”无偿转让给余彦臻外,还将婚后购买的另外两套住房出售给吕瑜和马琳收取的“售房款”2586261元,依法也属于于春玲与余鸿之共同共有的财产。原告请求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问题》第8条“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的规定,判决于春玲在拍卖或者变卖现登记在余彦臻名下、或者过户到于春玲名下的“涉案房屋”所得款项,加上于春玲收取的“售房款”2586261元之和的50%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如果法院认为余鸿之向原告的借款本息属个人债务,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于春玲转让给赵勇军在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圳兴公司)价值660万元的股权所得,加上2013年10月28日华圳兴公司出具的应付于春玲30万元、应付余彦臻210万元(深圳中院查明应付余彦臻210万元属于春玲所有,即于春玲对华圳兴公司享有的240万元债权收入)共计900万元,属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判决于春玲在900万元的50%的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如下。2002年10月14日,于春玲的父亲于贺清与吴媛媛合资成立了华圳兴公司,2002年11月21日华圳兴公司增资后的实收资本金为3300万元,于贺清以出资人民币660万元(有银行汇款凭证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拥有该公司20%的股权。2011年12月26日于春玲将登记在其名下与余鸿之共有的上述三套房屋,为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贷款1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贷款到期日为2013年12月27日。2012年9月27日于贺清在深圳病故,于春玲的母亲吴玉梅、弟弟于海峰、妹妹于春艳通过公证,放弃继承于贺清在华圳兴公司660万元的投资即20%的股权,由于春玲独自继承于贺清在华圳兴公司660万元的投资。华圳兴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华圳兴公司章程及工商机关《核发证照(通知书)情况记录表》均证明,2013年1月8日至2月4日期间于春玲是华圳兴公司股东,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660万元,2013年2月4日于春玲将其在华圳兴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赵勇军,修改后的华圳兴公司章程、《公司全体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及工商机关《变更（备案通知书）》证明，赵勇军在华圳兴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660万元。即于春玲通过转让股权收取了赵勇军660万元。赵勇军继受于春玲在华圳兴公司投入的660万元,成为在华圳兴公司拥有20%股权的股东。2019年3月28日赵勇军将其在华圳兴公司20%价值66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谭玉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四)项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的规定,于春玲继承其父在华圳兴公司投资的660万元且转让给赵勇军后所得660万元,属于春玲与余鸿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共有的财产。于春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表明,2013年10月28日于春玲、余彦臻通过银行转账到华圳兴公司合计240万元。华圳兴公司出具的财务记账凭证载明,应付于春玲30万元、应付余彦臻210万元。对华圳兴公司应付余彦臻210万元的问题,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认为,“余彦臻在2013年仍是在校学生,正常情况下无大额经济收入,从该部分款项的来源及走向来看，余彦臻在2013年10月28日、29日支付给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春玲的款项来自于2013年2月25日于春玲转款(余彦臻)的可能性较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问题》第2条“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5)一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的规定,于春玲继承华圳兴公司股权并转让给赵勇军所得660万元,加华圳兴公司应付于春玲240万元债权收入(应付于春玲30万元加上应付余彦臻210万元)，合计900万元属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原告请求法院判决于春玲在900万元的50%即450万元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如果法院认为余鸿之向原告的借款本息属个人债务,原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于春玲从2009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7年期间的工资收入合计6724776元减去7年生活费等各项开支350万元后工资结余3224776元,加上2016年8月9日离婚时于春玲的住房公积金结余部分之和,是余鸿之与于春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判决于春玲在其工资结余和住房公积金结余部分之和的50%部分,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如下。余鸿之与于春玲1987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2016年8月9日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协议离婚手续。于春玲从2009年9月至今在深圳能源(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董事总经理。于春玲递交法院的《收入证明》记载，从2009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于春玲的工资收入合计672477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第三条第3项“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井列的两个案由”、第5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案由”和第6项的规定,原告在案由问题上依法服从法院的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7)48号《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原告将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列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余鸿之偿还欠原告的借款本息;判决于春玲在与余鸿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之和的全部或者50%的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涉案房屋”的价格非经法院主持拍卖或变卖无法确定，所以原告在本案的诉请中，只能请求法院判决于春玲(或者余彦臻)在拍卖或变卖“涉案房屋”所得款项的全部或者50%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原告请求法院确认《离婚协议书》中损害原告（第三人）利益的约定无效；判决被告余鸿之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判决被告于春玲在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所得,加上于春玲收取的“售房款”2586281元,加上股权变卖收入660万元,加上在华圳兴公司的债权收入240万元,加上于春玲工资结余3224776元和住房公积金结余部分之和的全部或者50%范围内,对余鸿之欠原告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请偿责任。 被告于春玲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案由存在不明确问题，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０８条第３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在起诉后，重新提交民事诉状，变更了此前全部诉讼请求和案由，而原告现在变更的诉讼请求均是以假设的形式提诉讼请求，明显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如果原告以目前的这份民事起诉状区任何一个法院立案，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法院会给原告进行立案。因为，只有诉讼请求明确才能确定案由，厘清案件的法律关系，明确案件审理的对象和范围，现在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案由均不明，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存在错误、前后矛盾、混淆不同法律关系等问题，贵院应要求原告提出明确和正确的诉讼请求，否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1、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暂且不论涉案借款是否真实，但该项请求存在不明确问题，而且存在多计算本金和利息。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显示，余鸿之在2016年9月6日补签确认：“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可见，540万是包含本金和利息的，但原告却以540万作为借款本金，明显存在多计算借款本金的问题。另外，既然540万包含本金和利息，那么至少说明被告余鸿之此前已经偿还过利息以及本金，现在原告却仍按照借款之日2012年3月13日来计算利息，表明原告存在重复计算利息的情形。关于借贷利率的计算，原告统一按照年利率7.05%的计算也是错误的，应该是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的时间和利率来分段进行计算。2、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离婚协议书》无效与本案完全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而且，即便原告要主张《离婚协议书》损害债权人利益无效，那原告也得首先确认自己享有债权后，再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书》无效，但现在原告并没有确认自己是否享有债权，根本就不具备提出确认《离婚协议书》无效的前提。3、对于原告的第三项至第六项诉讼请求，原告也是故意混淆不同法律关系，而且其诉讼请求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冲突，属于错误的诉讼请求。所谓连带责任，是指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也就是说，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责任主体原本对该债务具有偿还义务。但是，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时，一方面确认该债务系被告余鸿之的个人债务，却又故意主张被告于春玲承担连带责任，明显原告对连带责任法律理解完全错误，其诉讼请求根本就是错误的。而且，哪些财产属于被告余鸿之的个人财产，哪些财产属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的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于本案应该审理的范围，属于执行阶段的问题。三、涉案借贷事实存在诸多疑点，原告现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确切证实案外人唐生健与被告余鸿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般对于借贷事实是否真实要根据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但原告现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无法确切证实案外人唐生健与被告余鸿之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第一，涉案借款高达1200万元，但在借款当时案外人唐生健与被告余鸿之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合同，甚至连借款收据都没有签订，明显有违常理。第二，在涉案借款发生两年多之后，即2014年9月23日被告余鸿之才与案外人唐生健补签《借条》。《借条》为何只确认2012年3月13日的借款600万，没有确认2012年3月9日的600万？《借条》内容为何前面提到“今借到唐生健人民币现金600万”，后面却又写“2012年3月13日将该借款汇至我司员工向丽娜账户”前后矛盾的情况？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并非余鸿之控股的公司，涉案借款也未用于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为何在《借条》中借款用途写“因为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而借款？而且，在《借款》落款处为何在借款人和保证人均签有余鸿之的签名，并且还一共反复签名3次并捺手印？所以，该《借条》是否真由被告余鸿之签字捺印，是否真正属于被告余鸿之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核实。第三，借款与还款流水记录无法一一对应。2014年9月23日余鸿之补签《借条》时只确认了2012年3月13日的借款600万，那么2012年3月9日借款600万的还款流水凭证原告却未予以提供；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借条》上再次确定尚欠案外人唐生健本息540万，那么被告余鸿之至少偿还了本金60万，但原告也未提供该60万的还款流水凭证。第四，既然是为了公司资金周转而借款，为何涉案借款全部打到向丽娜的个人银行账户之中，向丽娜是否真的为被告余鸿之公司的员工，不得而知。而且向丽娜在收到涉案借款1200万元之后，为何分别将借款转给了李耀明、李庆、周路君、邹福伟、宜昌弘健新材料有限公司、宜昌弗洛伊德商务有限公司，李耀明、李庆、周路君、邹福伟与向丽娜或余鸿之之间属于何种关系，不得而知。何况，向丽娜银行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属于银行严格保密的信息，除了向丽娜本人可以从银行打印外，其他人一般是无法取得向丽娜的银行流水信息的，为何原告可以取得向丽娜的银行流水信息，是否原告或者案外人唐生健与向丽娜之间也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第五、原告基于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6651号《民事裁定书》来主张涉案借款系真实的，但该生效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明确：“因本案为撤销权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余鸿之、于春玲、于彦臻偿还借款利息，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表明当时法院并未就涉案借款是否真实做重点审查，该判决并不能作为涉案借贷关系真实的证据。综上所述，涉案借款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被告余鸿之与案外人唐生健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仅凭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是无法确定的。四、即便涉案借款真实，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充分显示，原告与案外人唐生健之间明显是故意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将被告余鸿之的个人债务转嫁给被告于春玲。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告与案外人唐生健之间明显不是一个正常的债权转让行为，同样存在诸多疑点：第一，案外人唐生健曾系原告的股东，还担任过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第二，根据原告提供证据材料显示，2017年1月18日原告向唐生健转款13259300元并非是借款，而是原告给唐生健的还款。而且，一般正常过千万的借款是不会精确到百位。对于如此高额的借款，原告与唐生健之间却未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协议，对借款利息、用途、还款时间等内容均未进行约定，明显也有违常理。第三，在原告给唐生健转款的当日，即2017年1月18日，原告便与唐生健签订关于债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将被告余鸿之欠唐生健的540万债务本息直接转让原告，来冲抵唐生健对原告的债务。显然，原告与唐生健之间并不存再真正的借款关系，只是为了实现债权转让故意捏造的借贷事实。第四，在2017年1月18日，也就是借款当日，唐生健便将《债权转让通知书》直接送达给被告余鸿之，被告余鸿之进行了签字捺印确认。在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中也只确认被告余鸿之欠唐生健540万元，完全未提及被告于春玲。第五，在《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经有效送达债务人余鸿之的情形下，唐生健在2017年3月23日又向被告于春玲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在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中故意增添了被告于春玲作为送达对象，同时表示涉案债务属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的共同债务。综合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原告与唐生健之间并不是真实的借贷关系，只是为了完成债权转让而故意捏造的借款事实，其目的明显企图将被告余鸿之的个人债务转化为被告余鸿之与于春玲夫妻共同债务。五、涉案借款高达1200万，已明显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被告于春玲对涉案债务的发生与经过完全不知情，于春玲从始至终没有收到或使用过涉案借款，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而借款，因此涉案借款属于被告余鸿之的个人债务，不属于被告于春玲和余于鸿之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于春玲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1、被告于春玲未参与涉案借款，对涉案借款的发生与经过完全不知情。不论是向丽娜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还是被告余鸿之补签的《借条》均没有出现被告于春玲的信息，可以充分证实在借款发生时被告于春玲完全不知情，并未参与涉案借款，涉案借款也未流向被告于春玲。而且，案外人唐生健此前一直只是向被告余鸿之催讨涉案借款，从未向被告于春玲催讨涉案借款。直至案外人唐生健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并于2017年3月23日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被告于春玲之后，被告于春玲才知晓涉案借款的存在。涉案借款不可能只因为案外人唐生健进行债权转让后，其债务性质由余鸿之的个人债务转变成了被告于春玲和余鸿之夫妻共同债务。2、涉案借款高达1200万，已经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范围，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而借款，被告于春玲也没有从该借款中获取任何利益，于春玲不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证据中也列举《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新闻报道，这是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答记者问。负责人在谈到为何要制定《解释》时就谈到，就是为了防范夫妻一方与第三方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的风险。在解释《解释》为何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共债共签”原则时，负责人解释到：“这一规定意在引导债权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为避免事后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尽可能要求夫妻共同签字。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该解释对何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均作了详细说明，原告对此也完全清楚。但本案中，涉案借款高达1200万，明显已经超出了日常家庭生活开支范畴，根据《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么原告应该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而借款。原告在之前提交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中，就主张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张要求被告于春玲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但当被告于春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不存在共同生产经营行为后，原告就变更诉讼请求和证据，转而主张：“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付给4个自然人的562万元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则是用于余鸿之的家庭生活”，强行将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于春玲，还把涉案借款强行认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牵强和荒谬性则毋庸讳言了。3、涉案借款是余鸿之基于其个人公司资金周转需要而借款，原告应该起诉被告余鸿之和余鸿之的公司，而不是起诉被告于春玲。原告在其起诉状中援引的法律依据之一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2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照该法律的规定，原告正常应该起诉余鸿之和余鸿之的公司，但原告为何没有起诉余鸿之的公司，而是千方百计要把债务转嫁给被告于春玲，其原因原告在其提交的第四组证明目的中已经说明：“余鸿之在宜昌经营的企业已负债累累，资不抵债。”而且，作为正常的民间借贷案件，原告不在其住所在地法院起诉，也不在借款人被告余鸿之住所地法院起诉，而是强行把与本案借款毫无关联的被告于春玲列为被告，并到于春玲所在地法院起诉，明显就不符合常理，其目的就是把涉案借款转嫁由被告于春玲来承担。因此，被告于春玲原本就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将被告于春玲列为被告属于错列被告，被告主体不适格。4、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鸿之夫妻感情早已破裂，从2009年便已分居，双方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被告余鸿之自2002年去湖北经商开始，已极少回深圳生活，其在湖北经商期间长期沉迷赌博，与被告于春玲感情早已破裂。从2009年开始，被告于春玲被深圳能源集团长期派往香港工作和生活，事实上与被告余鸿之已经两地分居，没有共同生活，也没有任何金钱往来。当时，被告于春玲只是基于小孩成长的考虑，才隐忍一直未与被告余鸿之办理离婚手续。到2016年8月9日，小孩长大之后，被告于春玲与余鸿之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而且，被告余鸿之多次伪造于春玲签名导致被告于春玲无辜背负多笔巨额债务，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余鸿之从始至终未出面，一直由被告于春玲独自应对各类案件，自己收集证据、应诉、上诉、抗诉。如果被告余鸿之真念及与被告于春玲夫妻感情的话，被告余鸿之是不会多次故意伪造被告于春玲的签名，不会让被告于春玲无辜背负这么多的巨额债务，更不会在被告于春玲因此被不断起诉时，不管不问，任由被告于春玲独自去面对。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不明，不符合起诉条件，涉案借款基于目前证据材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便涉案借款是真实的，那也属于被告余鸿之的个人债务，被告于春玲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关于被告于春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余彦臻辩称，被告余彦臻并非涉案借款的主体，也从未参与过涉案借款，也没有收到过涉案借款，更没从涉案借款中获益，而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涉及被告余彦臻，所以说原告将被告余彦臻列为被告属于错列被告，主体不适格。 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9月23日，被告余鸿之出具《借条》，表示因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唐生健6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2012年3月13日将该借款汇至其公司员工向立娜账户，此款于2012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息随本清。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上述《借条》用手写体写明，本人余鸿之确认该笔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2012年3月13日，唐生健通过银行转账项向向立娜转账600万元。 二、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唐生健签订《协议书》，将唐生健对余鸿之享有的540万元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同日，唐生健向被告余鸿之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被告余鸿之将540万元债务本息直接偿还给原告，支付利息的时间从2012年3月13日开始至本息付清之日止。被告余鸿之签名确认收到，并表示本金正确。 三、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原为配偶关系，被告余彦臻为双方的儿子。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于2016年8月9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关于财产及债务约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双方现在各自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房屋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1、债权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共同确认各自享有的对外债权归各自所有，由双方各自进行权利主张，另一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并进行权利主张。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由双方各自承担，不得因债权不能实现而追究对方任何责任；2、债务处理。女方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男方的投资及男方实际控制的所有公司的经济活动，男方也未以企业资金或对外借款用于任何家庭开支。因此，上述活动的任何债务均无条件由男方承担。双方共同确认夫妻无共同债务，如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由债务方各自负责偿还。 四、关于涉案深圳市罗湖区XXXX房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1462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转让给余彦臻的行为，于春玲、余彦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深圳市罗湖区XXXX（不动产证号XXXX）的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于春玲名下，该判决经已生效。本案原告与三被告曾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原告将三被告诉至本院，案号（2017）粤0303民初8200号，要求1.撤销被告于春玲于2013年11月15日将与被告余鸿之共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X无偿转让给被告余彦臻的行为；2.判决三被告连带偿还钱原告的借款本金540万元、连带偿还利息190.35万元（从2012年3月13日至2017年3月12日），合计730.35万元，并从2017年3月13日起，每天连带支付原告利息1043元；3.本案一审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费24万元，差旅费2万元由被告连带承担，如果诉讼到二审，二审及执行阶段发生的代理费、差旅费，由被告据实承担；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该案经本院一审，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6651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基于以上事实与前述（2018）粤03民终17143号案诉请的是同一房产撤销之诉，驳回原告的起诉。在（2018）粤03民终6651号案件中，关于三被告应否对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法院未作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合法债务应当清偿。法院认定民间借贷事实，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出借人的经济能力、金额大小、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当事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进行判断。原告已经提交了《借条》、《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银行转账凭证等书面证据，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借款540万元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借款利息，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借条》确认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利息的标准是如何约定的，本院依法认定双方就利息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按照年6％的标准自2014年9月23日起计算之款项付清之日止。 涉案借款高达几百万，已经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范围，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被告余鸿之和于春玲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而借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于春玲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告主张确认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离婚协议书》无效的请求，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的上述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处理，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原告还诉请要求确定被告于春玲的部分其他经济往来款及收入的50％部分对被告余鸿之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对于被告余鸿之与被告被告于春玲夫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的分割认定，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也不予处理。 原告起诉时将余彦臻列为被告，但并未对其有相应的诉讼请求，也没有提供起诉余彦臻的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也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鸿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5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4年9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25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余鸿之负担63500元，原告负担9754元。前述费用原告已预付，由本院退回原告63500元。被告余鸿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635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何兴 审判员  李乾 审判员  李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叶文佳 书记员 杨双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