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0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新，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幸，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鑫康，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幸，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明，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劲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笑，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新西路**兰光科技大楼**A-401。法定代表人：陈东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新、王鑫康、陈东明、韩笑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尔爱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4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新、王鑫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幸，上诉人陈东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劲峰，上诉人韩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被上诉人宝尔爱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新、王鑫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连带向余新、王鑫康支付股权转让款（自2012年1月起计算至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2月为17696000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赔偿余新、王鑫康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250000元；三、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四项不变；四、判令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为:一、根据《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的约定、本案事实以及陈东明、韩笑已做出的意思表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对回购负有连带责任，应共同向余新、王鑫康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余新、王鑫康已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遗漏重要事实，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一）根据一审程序中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已多次承认且始终认可其对余新、王鑫康负有回购义务，并多次承诺进行回购，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履行其承诺。首先，陈东明及韩笑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4恰恰证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已多次承认且始终认可其对余新、王鑫康负有回购义务，并多次要求进行回购，具体如下：1.2014年6月29日,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通知回购余新、王鑫康持有的12.6%股权（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一审证据第46页）；2.2014年6月30日，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两次通知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一审证据第39、43页）；3.2014年8月1日，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第四次通知余新、王鑫康要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一审证据第38页）。其次，根据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2015年5月6日和5月20日，公司秦某杰代表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再次提出要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余新、王鑫康一审证据30、34）；2016年7月，陈东明、韩笑又多次提出通过私人债务来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余新、王鑫康一审证据19、20）。因此，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4与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共同证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已多次承认且始终认可其对余新、王鑫康负有回购义务，并多次要求进行回购。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按其意思表示完成回购，支付回购转让款。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在本案中转而否认其负有回购义务的主张违反“禁反言”的基本法律原则，也违反《补充协议》的约定，不能成立。（二）根据本案事实，陈东明及韩笑系股权转让方，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其转让的股权有瑕疵，由陈东明及韩笑回购，合情合理。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了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及2012年的财务报表，分析该证据可知，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的利润为36487.68元（宝尔爱迪公司一审证据第6页），2012年却发生巨亏，净利润直降为人民币-5739758.29元（宝尔爱迪公司一审证据第31页），相差近190倍。然而，在这一年里，余新、王鑫康在2011年12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1106万元受让了宝尔爱迪公司股权，北京顺鑫和辉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顺鑫和辉投资中心）也在2012年2月向宝尔爱迪公司增资1960万元。在取得巨额投资之后，宝尔爱迪公司的利润却在短短一年内发生190倍的转变，其原因只能是因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在余新、王鑫康投资时隐瞒了公司2011年的真实财务情况和亏损情况。正因如此，余新、王鑫康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就投资估值调整事宜在2013年进行了多轮谈判（余新、王鑫康一审证据8-18），并最终达成《补充协议》。这才是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的真实背景。由于股权转让方实际是陈东明及韩笑（补充协议鉴于条款第2条对此有明确阐述，见余新、王鑫康一审证据第53页，证据第6页和7页），转让款实际由陈东明及韩笑收取，由陈东明及韩笑回购、退还款项，合情合理，这也是陈东明及韩笑连续、多次承认回购的原因。综上所述，双方证据足以证明，不管是基于本案陈东明及韩笑恶意隐瞒公司真实财务情况和亏损情况以向余新、王鑫康转让有瑕疵的股权，还是根据双方此后协商过程中所作出的回购承诺以及最终签署的《补充协议》，陈东明及韩笑都应当回购余新、王鑫康持有的股权。一审法院却判定陈东明及韩笑不负有回购义务，属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也违背公平原则，二审法院对此应予以纠正。（三）根据《补充协议》及《增资协议》的约定，宝尔爱迪公司应对回购承担连带责任。首先，《补充协议》第4.1条约定，余新、王鑫康有回购权，《增资协议》明确确认了宝尔爱迪公司负有回购义务。由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0日前完成上市申报，回购的条件已满足，余新、王鑫康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次，《增资协议》约定的公司回购并不影响余新、王鑫康基于《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陈东明及韩笑共同履行回购义务。陈东明及韩笑作为《补充协议》的签字方，签字确认了其回购的义务，并且事实上，陈东明及韩笑也始终认可其负有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的义务并多次通知余新、王鑫康回购；陈东明及韩笑系股权转让方，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其转让的股权有瑕疵，由陈东明及韩笑回购，合情合理。第三，陈东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韩笑是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陈东明及韩笑多次通知回购的行为不仅代表其个人，也代表公司。对于一家成立仅一年的公司以及两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余新、王鑫康投入的上述资金对公司及两位创始股东个人的继续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亦从中获益，得以发展至今。因此，余新、王鑫康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不仅在余新、王鑫康投资初期签署了《增资协议》，而且在以后的协商期间均作出回购余新、王鑫康所持公司股权的承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对回购负有连带责任。该协议约定及承诺属各方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以宝尔爱迪公司未直接受益等为由认定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的回购承诺无效，属关键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二、根据法律规定、双方约定及本案事实，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连带向余新、王鑫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应当获得全部支持。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当承担本案一审程序余新、王鑫康支出的律师费250000元及全部诉讼费用129476元。一审法院在错误判定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不需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情况下，进而错误判定陈东明及韩笑仅承担律师费4000元及诉讼费100元，应当予以改判。三、现行公司法已修改，将注册资本实缴制变更为注册资本认缴制，原审判决认为公司回购的约定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的股权回购及支付赎回款义务、律师费及诉讼费承担等方面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遗漏重要事实，法律适用错误，余新、王鑫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严格适用法律，予以改判。针对余新、王鑫康的上诉，上诉人陈东明、韩笑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陈东明、韩笑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余新、王鑫康要求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二、一审判决中对于6%的股权转让，陈东明和韩笑在上诉状中已经详细阐述。针对余新、王鑫康的上诉，被上诉人宝尔爱迪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宝尔爱迪公司认为余新和王鑫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陈东明、韩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判令余新、王鑫康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其事实与理由是：《补充协议》存在效力瑕疵，余新、王鑫康意图无偿谋求宝尔爱迪公司6%股权等额外利益，故意导致《补充协议》项下交易未能如期完成。一审法院认定陈东明、韩笑2014年6月29日通知转让，故不能按时完成工商登记构成违约，无视陈东明、韩笑多次通知，余新、王鑫康多次拒绝部分履行，放任所谓“违约责任”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也混淆了股权转让协议签署、股东名册登记（即达成约定退出）、完成工商登记之间的区别；此外以陈东明、韩笑履行承诺作为效力瑕疵弥补事由，导致陈东明、韩笑责任畸重，缺乏法律依据。2011年，余新、王鑫康与韩笑、王某签署宝尔爱迪公司《股权转让书》，余新受让韩笑所持5%股权、王鑫康受让王某所持10%股权。2013年，余新等主张宝尔爱迪公司2012年度经营业绩不理想造成其“投资损失”，陈东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非转让相对方，希望解决股东分歧，同意原股东（指陈东明、韩笑）寻找新投资方受让前述股权；如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完成转让，王某胜等可向原股东主张享有宝尔爱迪6%股权。各方草拟的《补充协议》5.2款约定协议于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由于协议一方王鑫康至今没有签字，协议成立与生效条件一直尚未具备。2014年6月，陈东明、韩笑向王某胜等告知新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但其以必须一次性进行所有股权转让、工商登记需要时间为由拒绝配合。其后协商过程中，王某胜等又要求提高股权价格、必须一次性转让、主张6%股权；在一审法院调解过程中也反复无常，最终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均表明其真实意图并非以约定条件退出，而是为了追逐远超正常回报之外的额外利益，交易未能完成原因完全不能归责于陈东明、韩笑。基于上述事实理由，陈东明、韩笑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认定余新、王鑫康故意阻却条件成就，支持陈东明、韩笑的上诉请求。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陈东明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出如下补充：关于《补充协议》约定陈东明、韩笑将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转让给王鑫康和余新，本质上是一个可撤销的赠与行为，理由如下：一、陈东明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方，与王鑫康、余新不存在股权转让交易，陈东明、韩笑、王鑫康、余新都是增资前的原股东，前者和后者不具备估值调整义务，增资前的财务尽调可以证明标的公司是不存在财务隐瞒的；因研发投入、机型转换和库存增加，导致公司某一年度业绩不佳，对个别股东进行估值调整不符合行业惯例。因此，将8%股权以1元转让称为估值调整条款，是不合理的。二、陈东明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同意将个人8%的股权转让给了相关方，是为实现股东和谐作出的赠与，这个在韩笑2013年10月25日邮件、《补充协议》第1条和第3条约定了赠与撤销与财产转移事宜，如果2013年经营业绩良好，则撤销2%的股权赠与，如果王鑫康、余新在2014年6月30日前股权退出则撤销6%的股权赠与，如果赠与未撤销则在2014年7月15日前完成赠与股权的权利转让，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前述股权赠与至今未召开股东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未变更股东名册，未办理工商登记，赠与人可以撤销相关赠与。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韩笑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出如下补充：补充意见第一点与陈东明补充上诉意见一致。补充意见第二点：一、一审法院以韩笑、陈东明为一致行动人为由判定韩笑与陈东明互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定的依据，更无约定依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双方协议中并未约定各自出让比例，一审法院径直裁判各自承担3%没有事实依据。针对陈东明、韩笑的上诉，上诉人余新、王鑫康答辩称：一、《补充协议》合法有效，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按该协议履行。（一）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王某胜是余新的丈夫以及王鑫康的父亲，余新本人已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王某胜根据王鑫康的授权，代表王鑫康签字。对此，王鑫康已出具经过公证的确认书。同时，《补充协议》已写明，王某胜代表王鑫康，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对此自始认可。事实上，王鑫康基于《补充协议》向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起诉状上签字确认，即表明其认可《补充协议》的效力。因此，王某胜的签字合法有效。（二）虽然《补充协议》上没有加盖宝尔爱迪公司的公章，但其法定代表人陈东明已代表宝尔爱迪公司签字。陈东明是宝尔爱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创始股东及实际管理者，其以宝尔爱迪公司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对宝尔爱迪公司有拘束力，《补充协议》鉴于条款第1条就明确了陈东明是宝尔爱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三）《补充协议》约定要求盖章，是要有公司意志对协议内容的确认，而公章只是代表公司的对世性符号凭证，是物品，公章的运用只能依附于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法定代表人是法定的公司代表，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即能代表公司意志，在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下，“盖章”的要求事实上已被满足。（四）韩笑是宝尔爱迪公司的总经理、董事、股东以及陈东明的配偶，也在《补充协议》上签了字，其后韩笑代表宝尔爱迪公司、其本人及陈东明多次与余新、王鑫康进行沟通，这些行为对宝尔爱迪公司有拘束力。（五）在《补充协议》签署后、本案起诉之前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各方从来没有提出陈东明无权代表宝尔爱迪公司，而都是认可陈东明签字的效力，认可《补充协议》的效力。双方争议的仅是《补充协议》的履行问题。（六）《补充协议》上签字的四位股东（余新、王鑫康、陈东明及韩笑），合计持有宝尔爱迪公司72.36%的股权，远超过2/3,无论是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公司章程，都合法有效。《补充协议》没有为协议之外的第三方股东设定义务，不存在违反合同相对性问题。因此，余新、王鑫康诉请所依据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按该协议履行。二、依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明确约定，余新、王鑫康有权要求陈东明及韩笑将6%的宝尔爱迪公司股权转让给余新、王鑫康。《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万元（大写：壹元）”“1.5应甲方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7月15日办理完成。甲方需于本《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确定无法完成之日（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6月30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记载等，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1款根本未实施，第一条之约定未失效。因此，余新、王鑫康有权要求陈东明及韩笑履行《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5款之约定，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7月14日将6%的宝尔爱迪公司股权过户登记在余新、王鑫康名下，完成召开股东会及修改公司章程等前置工作，并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三、《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1款根本未实施，第一条之约定未失效。（一）《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1款约定，陈东明及韩笑“寻找新的投资方”以及“确保乙方(即余新和王鑫康）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转让、实现退出”。该《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2款进一步约定，“如本协议第二条2.1项规定得以完全实施，则第一条的规定自动失效”。（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述约定根本未实现，第一条的约定继续有效，应予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名称应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该等事项均未完成；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该等事项亦未完成。（三）未完成转让、实现退出的过错在于陈东明及韩笑。首先，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陈东明及韩笑从未告知有任何“新的投资方”。其在2014年6月21日曾提出由深圳市宝尔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尔信通公司）回购4.02%的股权，但该公司系《补充协议》签署之前即存在的投资方，并非新的投资方，且该公司提出的也只是回购4.02%的股权。其次，为实现上述登记及变更，应至少须完成以下前置事项：回购款项的支付比例及期限的磋商、确定；约定办理公证的时间；签署协议；签署董事会决议，办理公证；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然而，陈东明及韩笑在2014年6月29日下午约3点方发出回购通知，导致该等前置事项根本不可能在6月30日完成。同时，6月29日系法定休息日，余新及王鑫康有合理理由主张，一切决策及行动均应自6月30日起算，显然不可能在1天之内完成。第三，《增资协议》第19.1.4条约定，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通知，应被视为在发送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送达。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第7.02条“本投资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各方的权利义务受制于北京顺鑫和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同目标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第5.2条“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韩笑在2014年6月29日(周日）发送的关于回购股权的邮件，应视为在2014年6月30日送达。由于股权回购涉及诸多前置事项，回购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此第2.1条未能完全履行是陈东明、韩笑所造成的，余新、王鑫康不存在任何过错。（四）根据陈东明及韩笑提交的证据，可查知事实真相，也表明陈东明及韩笑怠于履行、导致无法完成。首先，根据陈东明及韩笑提交的证据2，从2013年11月签署《补充协议》到2014年6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陈东明及韩笑均怠于履行协议第2.1条，直到2014年6月7日陈东明及韩笑才开始与吕某某联系受让余新、王鑫康股权相关事宜，陈东明及韩笑理应自行承担相应未能按期履约的违约责任。其次，直到2014年6月18日，吕某某才提出可以接受股权转让，且其同意的仅仅是受让余新、王鑫康4.02%的部分股权，而非《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全部股权，不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基于吕某某的答复，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在2014年6月21日联系余新、王鑫康，假称宝尔信通公司愿意受让余新、王鑫康4.02%的股权。对此，余新、王鑫康明确指出这一安排不符合《补充协议》约定，但出于合作的态度，余新、王鑫康可以考虑先转让4.02%股权，且剩余未退出的8.04%股权所对应的6%股权中的部分需工商变更到余新、王鑫康名下。由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不愿将6%股权登记到余新、王鑫康名下，又始终未能找到可以受让余新、王鑫康12.06%股权的第三方，为了规避不能在2014年6月30日前履行《补充协议》第2.1条的不利后果，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刻意在2014年6月29日突然给余新、王鑫康发送邮件，提出要回购余新、王鑫康全部股权，但此时，已根本不可能在6月30日前确保余新、王鑫康退出。第三，根据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3，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与中元华电的邮件往来内容与余新、王鑫康股权退出无关。这些往来邮件从2014年6月10日起至6月26日止，自始至终，中元华电都没有提出要收购股权。因此，根据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陈东明及韩笑怠于履行，未完成转让、实现退出的过错在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自行承担责任。四、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本案事实以及陈东明、韩笑已做出的意思表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对回购负有连带责任，应共同向余新、王鑫康支付股权转让款。（一）根据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已多次承认且始终认可其对余新、王鑫康负有回购义务，并多次要求进行回购。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履行其承诺。（二）根据本案事实，陈东明、韩笑系股权转让方，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其转让的股权有瑕疵，由陈东明、韩笑回购，合情合理。（三）根据《补充协议》及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应对回购承担连带责任。五、新三板挂牌与否与本案无关，未挂牌也不是余新、王鑫康造成的，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应履行回购义务。首先，即便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启动了新三板挂牌，该情况也与余新、王鑫康无关，因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所承诺的与回购余新、王鑫康股权相关的条件是公司上市，而不是新三板挂牌；同时，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7恰恰说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直到2015年5月才启动新三板挂牌相关工作，而新三板排队的企业有900多家，不可能在2015年底前实现挂牌，最快只能争取在2016年第二季度实现,而回购余新、王鑫康股权相关的条件是2015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在中国境内的上市申报工作。其次，事实上，宝尔爱迪公司所有股东都支持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因为在新三板挂牌能增加投资人退出的机会。余新、王鑫康作为要退出的投资人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挠公司新三板挂牌，余新、王鑫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阻挠公司新三板准备工作的行为，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有余新、王鑫康任何阻碍行为。第三，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认为，余新、王鑫康在2015年5月28日委托律师致函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主张本案诉争的6%股权的行为构成阻碍新三板挂牌。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的这一主张显然是不成立的。首先，余新、王鑫康是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新、王鑫康发函与新三板挂牌之间的关联性；第三，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在取得投资人的大笔资金之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积极解决问题，相反却将所有问题推给遭受了损失的余新、王鑫康，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的行为毫无诚信可言，不应得到支持。针对陈东明、韩笑补充的上诉意见，余新、王鑫康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补充答辩称：本案诉争的《补充协议》不是赠与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对价，对价已支付，韩笑出具了收据，协议文本明确写明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协议文意表明是转让行为，不是赠予行为，是有相应对价的。协议条款中体现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协议没有用过赠与这两个字，用的都是如果2.1条得以完全实施则第一条失效，股权返还该甲方，显然是转让行为，而不是赠予的撤销，是附条件的转让。另外，陈东明是事实上的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方，《补充协议》鉴于条款第2条即写明了是由陈东明、韩笑与余新、王鑫康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王某只是代持，股权转让款绝大部分都转到陈东明个人账户，陈东明与韩笑是夫妻关系。陈东明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余新、王鑫康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表明划款指令是陈东明、韩笑本人签的字，其中744.2万元都付给了陈东明本人，所以陈东明是股权转让的相对方，陈东明签署了《补充协议》是符合情理的。陈东明以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字，同时也以个人身份代表其个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两者并不矛盾。《补充协议》第1条和第3条都没有提到所谓赠与概念，都讲的是股权转让。股权没有变更过户是陈东明、韩笑违约行为造成的，陈东明、韩笑不能因违约行为而获利，现在反过来主张撤销协议，不符合常理。针对陈东明、韩笑的上诉，被上诉人宝尔爱迪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同意陈东明、韩笑的意见，并且认为《补充协议》不符合其自身约定的生效要件，主体错误且混乱。余新、王鑫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余新、王鑫康享有陈东明、韩笑名下登记的宝尔爱迪公司6%的股权；二、陈东明、宝尔爱迪公司立即办理将陈东明名下的宝尔爱迪公司3%股权变更至余新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韩笑对陈东明的前述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三、韩笑、宝尔爱迪公司立即办理将韩笑名下的宝尔爱迪公司3%股权变更至王鑫康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陈东明对韩笑的前述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连带向余新、王鑫康支付股权转让款（自2012年1月起计算至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2月为17696000元）；五、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赔偿余新、王鑫康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250000元；六、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1月25日，王某、韩笑（出让方）与余新、王鑫康（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韩笑，出资额904.50万元，出资比例45%；陈东明，出资额904.50万元，出资比例45%；王某，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10%。经目标公司股东会讨论研究一致同意：股东韩笑将其持有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余新；股东王某将其持有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王鑫康；本次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韩笑，出资额904.50万元，出资比例45%；陈东明，出资额804万元，出资比例40%；王鑫康，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10%；余新，出资额100.50万元，出资比例5%。股东韩笑将其持有目标公司5%的股权以368.67万元的价格转让余新；股东王某将其持有目标公司10%的股权以737.3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鑫康。以上股权转让总金额为1106万元。目标公司为本次受让方提供一个董事席位；受让方接受目标公司董席位安排，并同意安排王某胜担任目标公司董事。目标公司及原全体股东承诺：本次股权受让方的权利、义务与顺鑫和辉投资中心投资协议中投资方的内容一致。本投资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各方的权利义务受制于顺鑫和辉投资中心同目标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后，顺鑫和辉投资中心最终未能同目标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则本股权转让协议终止。股权出让方需在明确协议终止后三天内退还受让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2011年12月29日，韩笑、王某、陈东明出具《收据》，载明：至2011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款项1106万元已全部收款到账。顺鑫和辉投资中心（增资方）与宝尔爱迪公司、陈东明、韩笑、王鑫康、宝尔信通公司、余新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原股东陈东明（出资额904.50万元，出资比例45%）、韩笑（出资额603万元，出资比例30%）、王鑫康（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10%）、宝尔信通公司（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10%）、余新（出资额100.50万元，出资比例5%）。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股东，陈东明、韩笑、王鑫康、宝尔信通公司和余新同意增资方向公司增资，公司将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顺鑫和辉投资中心占公司注册资本19.60%。增资方顺鑫和辉投资中心同意出资1960万元，其中49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占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19.60%，其余147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公司全体董事、原公司全体股东与增资方一致同意，公司如果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中国境内上市的申报工作，公司承诺：公司将回购增资方的本次增资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款的计算公式为P=M×(1+R×T)（其中：P为回购价款，M为增资方实际投资额，R为12%，T为自投资完成当月至增资方执行选择回购权当月的自然月数除以12）；公司于2016年3月前完成回购。以上回购条款在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市材料时，自动废止。本次增资方增资形成的股份享有优先股的权利。2012年3月8日，宝尔爱迪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10万元变更为2500万元，股东变更为王鑫康（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8.04%）、宝尔信通公司（出资额201万元，出资比例8.04%）、余新（出资额100.50万元，出资比例4.02%）、陈东明（出资额904.50万元，出资比例36.18%）、顺鑫和辉投资中心（出资额490万元，出资比例19.60%）、韩笑（出资额603万元，出资比例24.12%），变更后成员为韩笑（董事）、朱某华（监事）、王某（董事）、王某胜（董事）、罗某（董事）、韩笑（总经理）、陈东明（董事长）。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的《补充协议》，载明：甲方陈东明及其一致行动人、乙方王某胜及其一致行动人、标的公司宝尔爱迪公司；甲方为陈东明和韩笑的合称，由陈东明代表；乙方为王某胜、余新和王鑫康的合称，由王某胜代表。第一条、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1元。1.1、如公司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不低于6400万元，且净利润不低于200万元，则乙方将向甲方无偿返还公司2%的股权；1.2、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甲方可回购公司6%的股权，回购价格不得低于500万元；1.3、如甲方未能按照本条1.2项完成回购的，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甲方可回购公司3%的股权，回购价格的确定以下列两种情况下价值较高者为准：（1）350万元；（2）按照甲方提出要求回购时最近一期公司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上述3%股权所拥有的净资产；1.4、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乙方于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一次性支付给甲方；1.5、应甲方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7月15日办理完成；甲方需于本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确定无法完成之日（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6月30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记载等，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第二条、甲方寻找新的投资方，乙方将根据其实现退出的时间确定其是否全部或部分退出。2.1、如甲方寻找新的投资方可确保乙方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转让、实现退出的，乙方将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其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按《增资协议》13.1.1规定执行，即股权转让价格=M×(1+R×T)；2.2、如本条2.1项未能执行的，乙方将有权选择是否全部退出或部分退出；如乙方选择通过股权转让实现全部退出或部分退出的，乙方届时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将视当时的具体情况另行协商确定。第三条、甲乙双方就上述条款的履行应遵循以下原则：3.1、在本协议第二条2.1项未能实施前，实施本协议第一条；3.2、本协议第二条2.1项规定得以完全实施，则第一条的规定自动失效（即乙方按第一条的规定取得的股权将无偿返还给甲方）。第四条、乙方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享有《增资协议》第十三章规定的回购权。4.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规定，乙方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享有《增资协议》第十三章规定的回购权。4.2、本补充协议的签署不影响乙方对本条4.1项下权利的享有。第五条、其他。5.1、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解决，如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任意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5.2、……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歧义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陈东明、韩笑在甲方落款处签名，王某胜、余新在乙方落款处签名，陈东明在标的公司落款处签名。2013年11月25日，韩笑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王某胜及其一致行动人交来的购买宝尔爱迪公司股权款1元。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两原告当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简报》，拟证明两原告基于各被告的业绩及上市承诺才决定投资宝尔爱迪公司，当时三被告对两原告有业绩承诺，预计实现收入1.27亿元。陈东明、韩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简报没有单位落款、盖章、日期，且未提供证据来源，简报中“2011年预计实现收入6000万”的业绩预测，“计划……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市材料”的上市计划，不是两原告主张的业绩及上市承诺。宝尔爱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简报看不出任何宝尔爱迪公司及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盖章以及向两原告发送的相应证据，其来源不具合法性，简报表述非常清楚的是预计收入，因此，即便真实对各方也不具有约束力。证据2、2013年3月5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的题为“宝尔爱迪财务报表及2013年计划”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拟证明宝尔爱迪公司2012年严重亏损。陈东明、韩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由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两原告提交的附件与正文提及的附件《销售预测》、《财务数据》、《经营目标》不一致，该证据不完整；该证据显示各被告已向两原告提供了财务数据和经营思路，与两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未收到财务报表”、“不清楚经营状况”等表述不符。证据3、2013年3月27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的题为“博艾德12年报表”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宝尔爱迪2012年合并报表》；证据4、2013年4月12日吴某某发送给韩笑、陈东明的题为“宝尔爱迪股权转让部分的处理方案411”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宝尔爱迪股权转让部分的处理方案》，拟证明：2013年年初，两原告得知宝尔爱迪公司2012年年度亏损严重，经检查，发现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问题，导致2011年公司估值虚高，因此，两原告要求公司创始股东陈东明、韩笑予以补偿。陈东明、韩笑对证据3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正文中没有附件信息，且两原告提交的附件也不完整；附件《经营情况总结》表明亏损主要系当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两原告主张“财务虚假”与事实不符。陈东明、韩笑对证据4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该《处理方案》数据来源不明，方案中“博艾德财务报告”等内容与本案无关，且未能核实其真实性；两原告在《处理方案》中提出多项方案，各被告并未对数据和方案进行过确认，不能证明两原告主张“被告应补偿原告699万元”的证明目的，以一年的财务数据波动，计算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不科学。证据5、2013年6月19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的题为“宝尔爱迪估计承诺方案”的电子邮件；证据6、2013年6月20日吴某某回复给陈东明、韩笑的题为“回复：宝尔爱迪估计承诺方案”电子邮件；证据7、2013年7月3日吴某某发送给韩笑、陈东明的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8、2013年7月25日吴某某发送给陈东明、韩笑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0725”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9、2013年10月14日韩笑发送给吴青请、陈东明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0925”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10、2013年10月17日吴某某发送的给韩笑、陈东明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11、2013年10月18日韩笑回复吴某某的电子邮件；证据12、2013年10月25日韩笑回复吴某某的电子邮件，拟共同证明：1.在两原告指出公司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成分和未完整披露等问题后，陈东明、韩笑主动提出以8%股权补偿两原告；2.2013年6月至10月，双方就补偿方案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形成了《补充协议》。陈东明、韩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1.上述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2.证据5显示各被告同意“以业绩对赌股权”并不是两原告主张的“因财务虚假而补偿股权”，两原告第一项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3.证据7、8显示两原告提出的方案系“8%的股权补偿”和“协助特定价格转让股权”二选一，并非进行股权补偿的同时需要协助转让股权，更不包括各被告直接回购股权，证据8显示超过退出时间，双方应另行协商转让价格，两原告主张“二方案同时适用”、“单方确定回购价款”、“被告应回购股权”等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4.证据10显示“就两方案任选其一实施”，证明原告“同时适用”的诉请与事实不符；5.证据12显示，为达成股东之间的和谐，各被告的业务对赌与协助股权转让承诺，已经超出正常商业惯例，两原告仍然提出诸多不合理要求，回购义务应由公司行使，而非大股东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7月25日由吴某某发送给陈东明及韩笑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0725”电子邮件附件《关于宝尔爱迪股权转让部分的解决方案的函》（证据8）载明：“致宝尔爱迪公司、韩笑、王某：鉴于我方与贵方于2011年1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等，现经与贵方协商，就当时股权转让事宜采取如下解决方案：方案一、本次贵方无偿出让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份）给我方，以调整2011年12月份的股权转让价格；方案二、贵方寻找新的投资方，我方所持全部股权（份）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股权转让价款根据我方实现退出的时间确定；上述两个方案任选其一，在方案二未能实施前，实施方案一；若方案二得以实施，则方案一自动失效。”证据13、2016年7月4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题为“RE：股权退出”电子邮件；证据14、2016年7月22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题为“RE：股权退出”电子邮件；证据15、2016年8月31日吴某某发送给陈东明、韩笑题为“回复：股权退出”电子邮件，拟共同证明：2016年3月底前，各被告未能依约回购两原告股权，此后双方就股权回购事宜进行多次交涉；在此期间，陈东明、韩笑多次承诺履行回购义务，但最终没有兑现承诺。陈东明、韩笑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电子邮件内容不完整；该组证据显示，陈东明、韩笑与两原告协商股权转让价格的过程，表明双方在履行《补充协议》第2.2条协助转让股权，而非《增资协议》第13章公司回购，陈东明、韩笑就此催告两原告回应，故两原告关于“二被告承诺承担回购义务”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证据16、2016年12月27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向两原告出具的函件，拟证明由于各被告的非法限制，两原告聘请的会计师无法查阅公司财务情况。陈东明、韩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认为：1.出函方系由两原告委派，二者为利害关系人，且该函件存在偏向性表述，与事实和沟通情况不符，不能被采信；2.王某胜在公司担任监事，而函件表述“贵方未在公司担任管理层”，将“按会计师要求分批提供资料”表述为“不提供整年的原始凭证”，不符合事实；3.各被告同意查阅但不同意复制原始凭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原告主张“非法限制”与事实不符。证据17、2014年6月21日韩笑发送给吴某某题为“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证据18、2014年6月25日吴某某回复韩笑题为“回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19、2014年6月29日韩笑回复吴某某题为“答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证据20、2014年6月30日中午11：35吴某某回复韩笑、陈东明题为“回复：答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21、2014年6月30日中午13:38韩笑发送给吴某某题为“回复：答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22、2014年6月30日下午16:33由吴某某回复韩笑题为“回复：答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证据23、2014年8月8日吴某某回复韩笑及陈东明题为“回复：答复：关于股权回购”的电子邮件；证据24、2015年5月20日宝尔爱迪公司秦某杰发送给吴某某题为“关于股权转让的函”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25、2015年5月28日达辉律师事务所受两原告委托向陈东明及韩笑发送《再次明确余新女士及王鑫康先生持有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18.06%股权的律师函》及快递底单，拟共同证明：1.《补充协议》签署于2013年11月5日，直至2014年6月21日，陈东明、韩笑才提出第一次回购要求，且其提出的部分回购方案不符合《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全部回购；2.陈东明、韩笑直到2014年6月29日（非工作日）才突然提出全部回购，且未确认回购方、回购价格、回购文件及回购流程，此时完成《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股权“完成转让、实现退出”已不可能；3.两原告于2014年6月30日已明确向陈东明、韩笑指出，由于其未能履行《补充协议》第2.1条，其应当在2014年7月15日前，将6%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两原告名下，但陈东明、韩笑未能依约办理前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4.两原告多次要求陈东明、韩笑办理6%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5.除6%的股权事宜之外，在2015年5月20日邮件中，陈东明、韩笑承认负有回购两原告股权的义务。陈东明、韩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证据显示陈东明、韩笑告知两原告“宝尔通信”有意受让两原告股权，证明陈东明履行了协助两原告转让股权等义务，因两原告无理要求，随后声明受让全部股权，再次遭到两原告拒绝；2.对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且正文未显示附件信息，该证据不完整；附件中两原告要求“股权补偿”和“受让股权”同时适用，与证据7、8、9相互矛盾，故两原告主张“股东回购股权”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3.对证据19-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且证据19-23的邮件内容不完整；该组证据显示陈东明已履行约定义务，且经多次通知，证明两原告主张“被告陈东明、韩笑未能履行《补充协议》第2.1条”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陈东明、韩笑提出受让全部股权的时间仍在双方约定的时限之内，两原告以未确认受让方、价格、文件及流程，主张《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股权“完成转让、实现退出”已不可能属自我臆断，如其配合，完全可以在期限内收到全部转让款项，而且自2014年6月30日至8月1日，陈东明、韩笑仍多次催促进行股权转让；证据23表明两原告经多次催促，拒绝进行股权让，而要求陈东明、韩笑向其转让股权，无异于完全缺乏商业诚信与执业操守的行为；4.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由两原告自行截取，不符合电子数据的提取要求，且邮件内容不完整；附件显示陈东明、韩笑不同意转让6%股权，同意双方在协商价格后受让两原告股权，陈东明、韩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两原告进行了多次沟通，表明其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5.证据25的快递单没有揽投员及收件人签名，两原告未提供送达证明，且《律师函》正文第二段的描述与事实不符，故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17-23显示陈东明通知两原告转让股权，已履行约定义务。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21日，韩笑向吴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称：“我们先用管理层持股公司宝尔信通于本月完成回购4.02%的股权，这部分的股权的价格请计算以及办理流程还请帮忙提供建议；另外8.02%的股权希望和王总协商延后解决，我们一定会解决这部分股权的回购问题。”2014年6月25日，吴某某向韩笑发送电子邮件，在附件中称：“……就贵方于2014年6月21日邮件中提及的股权回购方案提出以下意见：一、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的规定，贵方若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回购我方持有的股权的，必须一次性全部回购。现贵方给出的回购方案仅部分回购，与《补充协议》之规定不相符合，我方希望贵方最好一次性全部回购，遵守已达成的协议；二、基于友好谅解的原则，我方同意贵方管理层于2014年6月30日前先回购余新持有的4.02%的公司股权，王鑫康持有的8.04%的公司股权继续按《补充协议》第一条之规定执行……按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之规定进行股权变更后，我方持有的股权比例不变。基于方便考虑，双方可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贵方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483万元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支付给我方，并就上述相关规定以协议的形式予以明确，来完成本次回购方案的操作。”2014年6月29日，韩笑向吴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称：“今天下午经和王总沟通，就贵方持有的12.06%的宝尔爱迪科技股份，我们愿意一次性完成回购，如下事情请确认落实：1.本次回购的最终价格；2.本次回购的办理流程。”2014年6月30日中午11:35，吴某某向韩笑回复电子邮件，在附件中称：“……贵方于6月29日（周日）下午邮件我方，提出一次性全部回购。只要贵方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之规定完成对我方持有的全部股权的一次性回购，我方无异议。但是，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之规定贵方回购我方全部股份须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且贵方于非工作日（我方周一即6月30日才看到邮件）且在《补充协议》规定要完成全部股权回购的最后一天邮件我方，对此，我方认为，贵方未能履行《补充协议》第二条2.1项之规定，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3.1项之规定，我方要求贵方履行《补充协议》第一条之规定。”2014年6月30日中午1：38，韩笑向吴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称：“……我方于2014年6月29日下午13：24与贵方王某胜电话沟通全部股权的回购事宜；2014年6月29日下午14：56邮件发送给贵方王某胜及联络窗口吴某某，即贵方已于2014年6月29日充分获悉我方全部回购的要求；且2014年6月30日为工作日，贵方可以安排到深圳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我方将全力配合这次的回购事宜，贵方与我们不在一个城市，我方希望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此次回购，故希望贵方给出办理流程之建议。”2014年6月30日下午16:33，吴某某向韩笑回复电子邮件，称：“鉴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贵方未与我方办理任何股权回购的相关手续并支付相应的回购价款，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3.1项之规定及《补充协议》第一条1.5项之规定，我方正式要求贵方履行《补充协议》第一条1.5项之规定，即贵方最迟不得晚于2014年7月15日完成《补充协议》第一条规定的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2015年7月15日，韩笑向吴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称：“如我们短信及微信沟通的结果，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款为1800万元，所有税费（含个人所得税）由转让方承担，即本次转让受让人实际出资1800万元，双方约定在签署公证后的5个工作日转款到转让方指定账户，各位股东的时间都很宝贵，我们需要按如下流程办理：1.起草及确认转让协议，双方准备；2.约定办理公证的时间，尽量以你们的时间为准，请告知你们方便的时间，其他股东我来约；3.签署协议，签署董事会决议，办理公证，需所有股东、转让方、受让方到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王总夫人及公子无需出席。”2015年7月24日，韩笑向王某胜发送电子邮件称：“原定和辉财富受让8.04%，受让价格1200万元；吕总受让4.02%，受让价格600万元；由于和辉财富投委会投票未通过，无法受让贵方的8.04%的股权，所以本次只能完成受让4.02%的股权；由于我们关于股权问题讨论超过1年，我们也非常希望贵方可以获利早日退出，但目前的状况确实无法一次性完成……”2015年7月28日，吴某某回复韩笑电子邮件称：“目前情况与贵方之前提供的方案相比，已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贵方承诺的7月底之前我方全部退出已完全不可能。王总与吕总之前曾有过一次会面，鉴于吕总受让部分股权的诚意及其可为公司注入相关资源，从促进宝尔爱迪公司加快发展的大局出发，我方可考虑转让部分股权，原则上同意以600万元出让股权给吕总，具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请吕总直接与我方联系。”2015年8月7日，韩笑向吴某某回复电子邮件称：“吕总愿意购买公司股份的前提是公司股东间的股权没有争议，公司后续可以顺利开展业务，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双方仍有争议，吕总考虑放弃购买这部分股权，待我们解决后再考虑加入。感谢王总这次股权转让事宜中作出的努力，但和辉和吕总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我们短期内也无法找到新投资人受让这部分股份。还希望获得您的支持为盼！”宝尔爱迪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25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全部邮件并非以宝尔爱迪公司名义发送，并没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认证程序。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两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26、王鑫康关于《补充协议》签订的《说明》、（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48047号公证书，拟证明王某胜受王鑫康委托代为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真实有效。陈东明、韩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宝尔爱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公证书证明王某胜在2017年4月6日之前并没有得到公司股东王鑫康的授权，其此前所签署的《补充协议》不能构成一致行动人，并且该协议对各方没有生效。一审法院查明，(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48047号公证书载明：2017年4月6日，王鑫康出具说明，内容为：“本人王鑫康为宝尔爱迪公司股东，王某胜是我的父亲，余新是我的母亲，我委托我父亲王某胜作为我的全权授权代表与我母亲一起，于2013年11月5日与陈东明、韩笑以及宝尔爱迪公司订立了《补充协议》，我认可《补充协议》的签署及效力，认可我父亲的所有行为，《补充协议》的第一段实际上也已说明我父亲是我的代表，各方对此都是明知、认可的。”证据27、2015年4月21日宝尔爱迪公司财务秦某杰致吴某某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28、2015年5月6日秦某杰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29、2015年7月8日韩笑致王某胜电子邮件；证据30、2015年7月10日吴某某致韩笑、陈东明电子邮件；证据31、2015年7月15日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32、2015年7月15日中午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33、2015年7月15日下午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34、2015年7月16日上午10：09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35、2015年7月16日上午10:11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36、2015年7月16日中午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37、2015年7月17日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38、2015年7月21日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39、2015年7月22日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40、2015年7月22日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41、2015年7月24日韩笑致王某胜抄送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42、2015年7月28日吴某某致韩笑邮件；证据43、2015年7月30日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证据44、2015年7月31日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45、2015年8月5日吴某某致韩笑电子邮件；证据46、2015年8月7日韩笑致吴某某电子邮件；拟共同证明：《补充协议》真实有效，三被告始终认可其对两原告负有确保退出及回购的义务，并认可12.06%股权的合理价格至少为1800万元，在2015年7月15日的电子邮件中，韩笑自己所提出的办理股权转让流程包括起草确认协议、约定办理公证时间、签署董事会决议（需所有股东到场）、以及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诸多流程，可见韩笑非常清楚办理股权转让过程的繁琐与复杂，股权转让根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此，陈东明、韩笑所主张的其在2014年6月29日通知回购股权属于已履行《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不符合实情，根本不成立。陈东明对证据27-4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均是两原告在双方的往来邮件中截取的一部分其认为有用的证据，断章取义，两原告认为上述邮件能证明陈东明、韩笑对股权具有回购义务与事实不符，因为从证据27可以看出，双方商议的是股份转让的事宜，是由外部投资者来受让股权，证据28中提及双方要洽谈股权转让事宜，证据29提及由投资者购买股份，尤其是证据41中双方对投资者如何受让等都已经陈述清晰，表明陈东明、韩笑一直在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替两原告寻找投资者的约定，而不是由陈东明、韩笑对两原告承担回购义务，上述证据表明从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8月7日即所谓《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陈东明、韩笑都在积极履行《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但是从两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反映双方在2015年7月31日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股权转让的原因，事实是因两原告故意拒绝股权转让，恶意解读回购条款，两原告认为转让6%的股权和其持有12.06%的股权是一种并列关系，事实上两者是对立关系，如果两原告转让了12.06%的股权，则陈东明、韩笑无须向其转让6%的股权，反之亦然。韩笑认为，证据29中韩笑与投资人进行了反复的沟通，1800万元是目前投资人能够接受的最高出价，证明陈东明、韩笑始终协助转让，并没有回购义务；1800万元并不是两原告所称的股权价格最少值1800万元，而是其他投资人在邮件发送时的最高出价，且1800万元还包括税费；证据27附件中体现的各被告向两原告披露宝尔爱迪公司2015年前三个月的经营信息和财务数据，证明两原告诉状中称各被告自2015年9月起才提供月度报表等，明显与事实不符；该证据显示陈东明、韩笑花了大量精力联系投资人和两原告，积极协助两原告转让股权，该股权转让必须经两原告同意且配合，因此，两原告主张陈东明、韩笑要确保在约定期限内完成转让且保证其退出，明显不符合约定也不符合交易常识；证据38显示王鑫康下周即回英国，双方需确认好时间安排办理，证明仅凭陈东明、韩笑的努力单方无法完成股权转让交易。宝尔爱迪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其对第一次庭审中两原告当庭提交的电子邮件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7、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号）；证据48、上市-百度百科；证据49、2015年5月28日秦某杰致全体股东题为“股东董监高信息核查承诺函V2-150510”的电子邮件；证据50、2015年5月28日秦某杰致全体股东题为“取消新三板挂牌的通知”的电子邮件；证据51、2015年7月24日韩笑致王某胜并抄送吴某某的电子邮件（同证据41），拟共同证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是在2013年12月底才建立的，在2012年初当事各方签订《增资协议》时，《增资协议》中的“上市”是指A股上市，而不可能指通过新三板挂牌交易，因此公司新三板挂牌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上市条件，更何况公司至今甚至都未能在新三板挂牌；即使是新三板挂牌，根据宝尔爱迪公司以及中介机构的预估，挂牌是在2016年完成，而不是在2015年底完成；是宝尔爱迪公司自己决定取消新三板挂牌工作，两原告从未阻止公司开展新三板挂牌工作；韩笑在电子邮件已明确承认，新三板挂牌最快只能争取在2016年第二季度实现。陈东明、韩笑对证据47-51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证据50中韩笑说明取消新三板挂牌的原因是两原告对其所持有的股权持有异议，在相关的股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取消相应的运作；在证据51中韩笑和两原告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进一步沟通，表明陈东明、韩笑在积极履行《补充协议》，但均遭到了两原告的拒绝，因此，股权转让未能完成则可以由陈东明、韩笑以1元价格将6%的股权转让给两原告实际是一种赠与行为。宝尔爱迪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证明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新三板没有设立，双方对上市的描述仅限于当时存在的方式，从此后各方所认同的促进上市的工作来看，两原告认可新三板上市并且在其后的证据中明确阐述从未阻止公司开展新三板的挂牌工作，可以印证两原告本身认可新三板系上市。证据52、余新、王鑫康与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订立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据53、律师费用的发票，拟证明因三被告的违约行为，两原告支付律师费，目前已实际支付了律师费163158元。陈东明、韩笑认为，由于两原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种种不当行为，双方发生诉讼的过错不在被告方，相关的损失应由两原告自行承担。宝尔爱迪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应由原告自行支付律师费，基于一份尚未生效或者开庭之后才可能生效的《补充协议》要求支付律师费，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1月，两原告与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就两原告与宝尔爱迪公司、陈东明、韩笑股权转让及回购纠纷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17年6月15日，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向两原告开具两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163158元。证据53、（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8722号公证书，拟证明证据2-15、17-24、29-46、49-51的真实性。陈东明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所有电子邮件的完整性存在重大瑕疵。韩笑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该证据对证据2、27、39、45等电子邮件的附件没有进行公证，或者仅摘抄了部分附件，该公证书公证的前述电子邮件内容不完整，因此，韩笑对该公证书合法性不予确认。宝尔爱迪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电子邮件的质证意见一致。陈东明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意向方吕某某明确表示同意受让股权的往来邮件（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077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070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证据2、陈东明同中元华电的往来邮件（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078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拟共同证明：陈东明已履行《补充协议》约定义务联系意向方，且相关意向方明确表示同意以该价格受让两原告股权，在2014年6月18日前已经形成。两原告对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不是与两原告的电子邮件，对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显示陈东明于2014年6月19日跟吕某某商讨股权价格，即在截止日之前，两原告一直强调的是陈东明第一次提出的股权回购是三分之一的回购，和《补充协议》的约定相矛盾，证明其违约，因为陈东明没有完全实现两原告股权的退出；对证据2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是陈东明与第三方的讨论，两原告对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所有公司的对外重大事项都是由这些股东以其邮件对外进行联络，因此，不存在没有授权的问题，这是公司长久以来的操作惯例，证明两原告提交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具体到内容也能还原事实真相，该邮件发送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但没有确切结论说有某个投资方愿意承接两原告的股权，所谓找到新的投资方是不存在的。证据3、两原告拒绝配合股权转让的往来邮件（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075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拟证明2014年6月29日的文件及2014年8月1日、2014年6月30日韩笑催促两原告履行相应的股权转让的要求，均遭到两原告的拒绝，陈东明已履行了《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两原告借故拒绝配合股权转让的义务未能完成交易，两原告无权要求陈东明、韩笑向其转让股权。两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两原告本来就是要退出公司，如果有人承接，两原告没必要拒绝，电子邮件的发送时间为6月29日下午，并且不是工作日，回购的具体价格、协议、工商变更等全部内容均没有，不合理；韩笑在发送给两原告的电子邮件中称6月29日下午电话沟通、6月29日下午3点邮件沟通，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只是其逃避法律责任的方式。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对陈东明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宝尔爱迪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2012年的年度财务报表；证据2、电子邮件；拟证明两原告投资宝尔爱迪公司时，已经作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对宝尔爱迪公司的业绩情况、经营情况作了全面了解，两原告主张宝尔爱迪公司存在隐瞒误导无任何事实依据；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2012年经营业绩未出现巨大亏损，两原告主张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两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从2012年度宝尔爱迪公司的利润表可以看出，2011年度宝尔爱迪公司还有所谓利润36000元，但是两原告系在2011年底进行股权转让，随后的2012年就巨额亏损将近579万元，当时宝尔爱迪公司成立才一年多，注册资本才2000万元，亏损579万元相当于亏损了公司的四分之一，其中一定有原因，这也是各被告同意与两原告签署《补充协议》予以补偿的真实原因，因此，各被告所述业绩很好没有出现重大亏损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上述电子邮件所谓的尽职调查报告是发送给后来的增资方，不是发送给两原告，宝尔爱迪公司称两原告作了尽职调查与事实不符。证据3、《公司章程》，拟证明两原告与陈东明、韩笑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内容违反了违反《公司章程》及《增资协议》的约定，且该协议未经协议各方完成签署，还为宝尔爱迪公司及其他第三方股东设定相应义务，明显损害了宝尔爱迪公司及其他第三方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具有法律效力。两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宝尔爱迪公司认为《补充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增资协议》的约定，但是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一条约定，没有指出侵犯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什么权益，其实《补充协议》就是针对两原告股权的转让及三被告对两原告股权回购的问题，不侵害其他股东权益，也不涉及其他利益；陈东明、韩笑系夫妻关系，关于《补充协议》的履行，此后有非常多的往来邮件，都是韩笑发送的，陈东明是宝尔爱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然有权代表公司，该协议从签署至今两年多，宝尔爱迪公司也从未否认过该协议的效力，相反，韩笑、陈东明均在此后的往来邮件中认可该协议的效力。证据4、宝尔爱迪公司新三板挂牌的董事会会议议程的邮件；证据5、宝尔爱迪公司员工与新三板挂牌的中介机构商定挂牌进场相关事宜的微信记录；拟证明宝尔爱迪公司已经着手申报新三板上市，原告余新和各股东之间的股权争议导致未能如期完成相应上市工作，因此，宝尔爱迪公司对此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两原告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事情均发生于2015年3月份之后，本质上与本案无关，新三板是否为挂牌与本案也无关，存在争议的是2014年6月30日双方约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各被告是否实现了两原告股权的全部退出，陈东明、韩笑应该先把争议的股权转让给两原告，如果在此之前，找到了新的投资方让两原告退出，两原告把6%的股权还给陈东明、韩笑，但陈东明、韩笑没有做到，就应该把6%的股权给两原告，同时协议约定了回购的义务，各被告应该履行。庭审中，陈东明确认其与韩笑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王鑫康虽未在《补充协议》中签名，但王鑫康系王某胜、余新之子，王鑫康与余新共同受让王某、韩笑的股权并指定王某胜作为宝尔爱迪公司董事，三者具有关联关系；该《补充协议》明确载明王某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指王某胜、余新和王鑫康，签约各方在协议中及之后的履约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王鑫康亦提交声明确认王某胜有权代理其签订《补充协议》。故，对宝尔爱迪公司关于《补充协议》中没有王鑫康的签名，且其未提供任何授权文件，《补充协议》不具备生效要件而无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余新、王鑫康主张其享有陈东明、韩笑名下的宝尔爱迪公司6%的股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若陈东明、韩笑未能寻找新的投资方确保余新、王鑫康所持有宝尔爱迪公司的全部股权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转让、实现退出，陈东明、韩笑将其持有的公司8%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余新、王鑫康。双方对余新、王鑫康所持有宝尔爱迪公司的股权未能于上述期限内完成转让、实现退出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股权未能完成转让、实现退出的原因，陈东明、韩笑辩称其已寻找到新的投资方，系余新、王鑫康拒绝配合，导致交易未能完成。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陈东明、韩笑虽于2014年6月29日向余新、王鑫康发送电子邮件称可一次性完成回购，但其在履约期限届满前一天才向余新、王鑫康告知，且从韩笑于2015年7月15日向吴某某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可知，陈东明、韩笑作为成熟市场主体，均知悉股权转让需经过起草及确认转让协议、约定办理公证的时间、签署协议、签署董事会决议、办理公证、到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流程，仅2014年6月30日当天即办理完上述手续不符合常理；从后续的电子邮件内容亦可以看出，余新、王鑫康与陈东明、韩笑就余新、王鑫康的股权转让进行了一系列沟通，但最终有意向的投资人放弃受让余新、王鑫康的股权，韩笑在2015年8月7日的电子邮件中确认“我们短期内也无法找到新投资人受让这部分股权”，故对陈东明、韩笑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补充协议》的前述约定，陈东明、韩笑应将其持有的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余新、王鑫康，韩笑已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相关股权款，陈东明、韩笑名下相应股权应归余新、王鑫康享有。余新、王鑫康确认宝尔爱迪公司完成了2013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余新、王鑫康应向陈东明、韩笑无偿返还2%的股权。在《补充协议》中陈东明、韩笑约定作为一致行动人，未约定各自应出让的股权份额，应视为连带之债，且陈东明持有宝尔爱迪公司36.18%股权，韩笑持有宝尔爱迪公司24.12%股权，均高于余新、王鑫康主张的6%，故一审法院确认余新、王鑫康享有陈东明、韩笑名下宝尔爱迪公司共计6%的股权。关于余新、王鑫康主张的陈东明、宝尔爱迪公司办理将陈东明名下宝尔爱迪公司3%股权变更至余新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韩笑对陈东明的前述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韩笑、宝尔爱迪公司办理将韩笑名下宝尔爱迪公司3%股权变更至王鑫康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陈东明对韩笑的前述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对陈东明、韩笑各自出让股权的比例、出让对象虽未明确约定，但鉴于陈东明、韩笑系连带债务人，均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余新、王鑫康可协商确定购买比例，故余新、王鑫康主张陈东明向余新出让3%股权，韩笑向王鑫康出让3%股权，陈东明及韩笑互负连带责任，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宝尔爱迪公司作为涉案股权的标的公司，在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时，需其配合，其应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关于余新、王鑫康主张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回购股权的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本次股权受让方的权利、义务与顺鑫和辉投资中心投资协议中投资方的内容一致。而《增资协议》约定，若宝尔爱迪公司不能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中国境内上市的申报工作，公司承诺其将回购增资方本次增资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款的计算公式为P=M×(1+R×T)。首先，关于陈东明、韩笑是否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问题。（一）余新、王鑫康称陈东明、韩笑转让的股权存在瑕疵，在余新、王鑫康投资时隐瞒了公司2011年度真实财务情况和亏损情况并向余新、王鑫康虚假承诺，但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补充协议》仅约定陈东明、韩笑寻找新的投资方收购余新、王鑫康的股权，并未约定陈东明、韩笑负有回购股权的义务；（三）余新、王鑫康称陈东明、韩笑在电子邮件中多次承认其负有回购义务，经一审法院审查，余新、王鑫康提及的电子邮件内容均系陈东明、韩笑在与余新、王鑫康沟通寻找新的投资方收购余新、王鑫康股权过程中的表述，不足以由此推定陈东明、韩笑承诺对余新、王鑫康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四）根据余新、王鑫康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发送给陈东明及韩笑的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0725”的电子邮件内容，余新、王鑫康明确表示其解决方案为由出让方无偿出让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给余新、王鑫康，或由出让方寻找新的投资方，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实现退出，上述两个方案任选其一，余新、王鑫康不能同时享有两个方案的权益。故，余新、王鑫康诉请陈东明、韩笑支付股权回购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宝尔爱迪公司是否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问题。虽然陈东明作为宝尔爱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补充协议》标的公司落款处签名，确认余新、王鑫康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享有《增资协议》规定的回购权，但余新、王鑫康系从韩笑、王某处受让宝尔爱迪公司股权，相关股权转让款系支付给股东个人，宝尔爱迪公司并未直接受益，且由公司回购相关股权的约定使余新、王鑫康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宝尔爱迪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应属无效。故，余新、王鑫康诉请宝尔爱迪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余新、王鑫康主张三连带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败诉方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本案中，余新、王鑫康主张享有的股权《补充协议》约定价值1元，参照物价部门颁布的相关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一审法院酌定陈东明、韩笑向余新、王鑫康支付律师费4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余新、王鑫康享有陈东明、韩笑名下宝尔爱迪公司共计6%的股权；二、陈东明、宝尔爱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余新将陈东明名下宝尔爱迪公司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余新名下；三、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王鑫康将韩笑名下宝尔爱迪公司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王鑫康名下；四、陈东明、韩笑对于上述第二、三项义务互负连带责任；五、陈东明、韩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新、王鑫康支付律师费4000元；六、驳回余新、王鑫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9476元，由余新、王鑫康负担129376元，由陈东明、韩笑负担1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陈东明、韩笑提交的证据，韩笑于2014年8月1日向王某胜、吴某某发送的电子邮件，具体内容是：“王总、某某：我们已于2014年6月29日通知贵方回购12.06%的股份，并要求贵方安排过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今日再次通知贵方过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购回12.06%的股份。”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宝尔爱迪公司秦某杰于2015年5月6日向王某胜发送的电子邮件，具体内容是：“王总您好！四月二十九日陈总与投资人吕总专程到北京与您洽谈股份转让事宜，但发现双方对这部分股权转让的理解有偏差和分歧。今特去函希望与您确认下述问题：如果将王鑫康、余新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全部回购，请您给出回购价格。”本院认为：本案中作为一审原告的余新、王鑫康与作为一审被告的陈东明、韩笑均提出上诉，现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余新、王鑫康的上诉（一）关于陈东明、韩笑是否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问题。1.余新、王鑫康上诉主张陈东明、韩笑转让的股权存在瑕疵，在余新、王鑫康投资时隐瞒了宝尔爱迪公司2011年度真实财务情况和亏损情况并向余新、王鑫康虚假承诺，但余新、王鑫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亦不予支持。2.关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是否多次承认其有回购股权义务的问题。经查，2014年6月29日，韩笑确有向余新、王鑫康一方发送电子邮件，主张愿意一次性完成回购余新、王鑫康持有的宝尔爱迪公司12.06%股权，但也表示，“如下事情请确认落实：1.本次回购的最终价格；2.本次回购的办理流程。”以上邮件内容仅能视为陈东明、韩笑有回购的意愿，但最核心事项股权转让价格双方尚未商定，陈东明、韩笑一方也未表示双方按照《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处理，陈东明、韩笑提出的仅是要约邀请，双方虽有进一步的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4年8月1日，韩笑再次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再次通知余新一方过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购回12.06%的股权，同样仅是要约邀请。2015年5月6日，宝尔爱迪公司秦某杰向王某胜发送电子邮件，具体内容是：“四月二十九日陈总与投资人吕总专程到北京与您洽谈股份转让事宜，但发现双方对这部分股权转让的理解有偏差和分歧。今特去函希望与您确认下述问题：如果将王鑫康、余新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全部回购，请您给出回购价格。”2015年5月20日，宝尔爱迪公司秦某杰再次向吴某某发送电子邮件，具体内容是：陈东明、韩笑已经履行《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1条的约定，即在2014年6月30日前回购余新、王鑫康的全部股权，故不存在要向余新、王鑫康转让6%股权的义务；基于公平原则，对于余新、王鑫康所持有的宝尔爱迪公司12.06%的股权，给出如下处理意见：1.按照《增资协议》第13.1.1条规定执行；2.余新、王鑫康继续持有，待新三板挂牌在资本市场上获利退出。2015年5月28日，余新、王鑫康委托律师向宝尔爱迪公司、陈东明、韩笑发送电子邮件，再次明确余新、王鑫康持有宝尔爱迪公司18.06%的股权。可见双方就余新、王鑫康所持股权比例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更难以就股权回购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表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一方在2014年6月30日前虽表示愿意回购余新、王鑫康12.06%的股权，但并未明确承诺按照《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价格回购，而是要余新、王鑫康提出回购价格，双方虽有进一步的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5月份，宝尔爱迪公司秦某杰虽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按照《增资协议》第13.1.1条规定执行，但不确认余新、王鑫康持有18.06%的股权，仅确认其二人持有12.06%的股权，余新、王鑫康不予接受，双方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与余新、王鑫康未在《补充协议》中约定陈东明、韩笑负有回购义务，《补充协议》仅约定陈东明、韩笑寻找新的投资方收购余新、王鑫康的股权，之后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虽有回购的意思表示，但要么是要余新、王鑫康一方先提出回购价格，且在《补充协议》约定的陈东明、韩笑寻找新的投资方收购余新、王鑫康的股权的期限届满前（即2014年6月30日）才提出，规避转让6%股权的意图明显，仅为提出要约邀请，双方未能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要么是不承认根据《补充协议》出让的6%股权，只同意以12.06%股权按《增资协议》第13.1.1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更不能为余新、王鑫康所接受。也即，陈东明一方虽有表示愿意回购股权，或仅有要约邀请，或回购股权的比例不为余新一方所接受，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所提出的回购要求对陈东明一方和余新一方均无约束力，余新、王鑫康以此为由主张陈东明、韩笑、宝尔爱迪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第2.1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3.根据余新、王鑫康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发送给陈东明及韩笑的题为“关于宝尔爱迪2011-12股份转让事宜的解决方案0725”的电子邮件内容，余新、王鑫康明确表示其解决方案为由出让方无偿出让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给余新、王鑫康，或由出让方寻找新的投资方，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实现退出，上述两个方案任选其一，余新、王鑫康不能同时享有两个方案的权益。故余新、王鑫康诉请陈东明、韩笑支付股权回购款，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二）关于宝尔爱迪公司是否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条规定：[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余新、王鑫康上诉主张宝尔爱迪公司应承担回购义务。经查，陈东明作为宝尔爱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补充协议》标的公司宝尔爱迪公司落款处签名，应认定宝尔爱迪公司确认余新、王鑫康对持有的宝尔爱迪公司全部股权享有《增资协议》规定的回购权，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该约定应属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应属无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宝尔爱迪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故本院应当依法驳回余新、王鑫康的该项上诉请求。（三）关于余新、王鑫康上诉主张的律师费、诉讼费负担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判决结果酌定余新、王鑫康诉请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的负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二、关于陈东明、韩笑的上诉（一）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王鑫康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名，但王鑫康系王某胜、余新之子，王鑫康与余新共同受让王某、韩笑的股权并指定王某胜作为宝尔爱迪公司董事，三者具有关联关系；该《补充协议》明确载明王某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指王某胜、余新和王鑫康，签约各方在协议中及之后的履约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王鑫康亦提交声明确认王某胜有权代理其签订《补充协议》。故，对陈东明、韩笑关于《补充协议》中没有王鑫康的签名，且其未提供任何授权文件，《补充协议》不具备生效要件而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二）陈东明、韩笑上诉主张其已寻找到新的投资方，系余新、王鑫康拒绝配合，故意阻却条件成就，导致交易未能完成。对此，本院认为，陈东明、韩笑虽于2014年6月29日向余新、王鑫康发送电子邮件称可一次性完成回购，但其在履约期限届满前一天才向余新、王鑫康告知，且从韩笑于2015年7月15日向吴某某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可知，陈东明、韩笑作为成熟市场主体，均知悉股权转让需经过起草及确认转让协议、约定办理公证的时间、签署协议、签署董事会决议、办理公证、到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流程，仅2014年6月30日当天即办理完上述手续不符合常理；从后续的电子邮件内容亦可以看出，余新、王鑫康与陈东明、韩笑就余新、王鑫康的股权转让进行了一系列沟通，但最终有意向的投资人放弃受让余新、王鑫康的股权，韩笑在2015年8月7日的电子邮件中确认“我们短期内也无法找到新投资人受让这部分股权”，故对陈东明、韩笑的上述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三）本案诉争的《补充协议》是在余新、王鑫康投资近两年时间后各方经协商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的补充。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陈东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宝尔爱迪公司8%的股权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某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约定了2%股权返还和6%股权回购的条件等内容，是对余新、王鑫康投资估值作出的调整，该《补充协议》经各方签字，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补充协议》不是赠与协议，陈东明、韩笑主张是单方赠予行为、尚未实际履行可以撤销，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新、王鑫康以及陈东明、韩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新、王鑫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9476元，由上诉人余新、王鑫康负担；陈东明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东明负担；韩笑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韩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