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吉24委赔3号赔偿请求人杜宗训，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伍军人，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院校区。赔偿请求人孙经平，男，196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福寿东街。以上赔偿请求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福利，山东泰琪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赔偿请求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克成，山东剑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敦化市公安局，住所地敦化市沿江路。法定代表人路洋，局长。委托代理人尹铁秋，法制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李俭，法制大队民警。复议机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住所地延吉市天池路**。法定代表人裴凯，局长。委托代理人金浩天，法制支队科员。委托代理人郑浩，法制支队科员。赔偿请求人杜宗训、孙经平以敦化市公安局错误查封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敦公不赔字（2019）第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以下简称州公安局）作出的延州公赔复决字[2019]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义务机关敦化市公安局查明：范术全、范玉林二人（系父子关系）于2007年4月至2008年期间聘为敦化市亨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利达公司）业务员，负责公司卸车、装袋、货运码头业务工作。2008年2月28日，范术全、范玉林、杜宗训、孙经平在天津塘沽恒增宾馆内，范术全、范玉林二人未经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同意，擅自将亨利达公司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49车皮2744吨煤炭（实际入库约2812吨），采取《协议书》的方式，协议约定把亨利达公司所有的2890.5吨袋块煤，以亨利达公司欠杜宗训、孙经平投资款2278818元及利润830533.47元为由抵顶给杜宗训、孙经平。范术全、范玉林以亨利达公司的名义与杜宗训、孙经平签订了抵账《协议书》。四人据此将亨利达公司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并存放在天津塘沽火车站的49车皮2744吨煤炭，于2008年3月3日转移到天津宏丰工贸有限公司的仓库存放，亨利达公司购进的这2744吨煤炭实际入库到天津宏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丰公司）的仓库后的入库单体现约2812吨，同时，四人根据《协议书》将煤炭存放人本属于亨利达公司，变更到杜宗训、孙经平名下存放。2008年3月5日，杜宗训、孙经平写了《收到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敦化亨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袋块煤（2812吨）抵顶山东潍坊投资款（2278818元）及利润（830533.47元），共计（3109351.47元）”。后经查明，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对2008年2月28日范术全、范玉林、杜宗训、孙经平签订的抵账《协议书》及《收到条》均不知情。另查明：2008年11月16日，孙经平、杜宗训二人将存放在宏丰公司仓库内的2812吨煤，以每吨1100元价格卖给了范玉林1116吨，库存还剩余1696吨煤。2009年12月3日，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宏丰公司仓库内将剩余的1696吨煤予以扣押，出具了《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上签字。2010年1月14日，由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民警刘延江、王芝成在宏丰公司仓库内将扣押的1696吨煤提走，提走数量约1670吨。2010年1月18日将1696吨无烟煤返还给了被害人亨利达公司裴永侦，经实际侧重为1634.7吨，裴永侦出具了《收条》。2010年2月3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杜宗训、孙经平、范术全、范玉林四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依法向敦化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0年8月24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向敦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1月21日，敦化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审决：杜宗训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孙经平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范玉林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范术全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审判决后，四人不服提出上诉，2011年4月18日，本院裁定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四人在监狱服刑期间又提出申诉，2016年3月1日，本院决定此案再审。2016年11月2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2016年12月14日，本院裁定撤销原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发回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3月15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书”。赔偿义务机关认为，1.申请人杜宗训、孙经平二人不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和权利。因申请人杜宗训、孙经平二人涉嫌职务侵占案，虽然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但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事项及范围已作出了明确指向，即:2812吨煤碳所有权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这一基本事实并不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范围。可见，检察机关并没有否定亨利达公司享有2812吨煤炭的合法所有权这一基本事实。因此,申请人仅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书》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但因被申请人扣押、返还给亨利达公司1696吨煤炭所有权不属于申请人所有,其扣押、返还行为与二位申请人合法财产无关。因此，杜宗训、孙经平二位申请人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受害人，不具备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主体。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书》并不必然证明申请人取得了《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和权利。2.申请人杜宗训、孙经平没有依法取得涉案煤炭所有权。被申请人行使扣押、返还给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的1696吨煤炭的职权行为，不存在侵犯二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二位申请人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的受害人主体资格。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的事实不成立。从财产权利上看，杜宗训、孙经平二人于2008年2月28日，与范术全、范玉林在天津塘沽恒增宾馆内签订的《协议书》中以2890.5吨抵帐的煤炭是亨利达公司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49车皮的煤炭（后入库实测为2812吨),其煤炭所有权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是不争的事实。亨利达公司对此2812吨煤炭享有合法所有权这一基本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亨利达公司聘用的业务员范玉林、范术全和二位申请人，在亨利达公司业务员范玉林、范术全未取得亨利达法人裴永侦依法授权、同意，也没有得到公司法人追认的情况下，擅自与申请人签订的所谓抵帐《协议书》，将亨利达公司所有的2812吨煤炭以亨利达公司欠杜宗训、孙经平投资款2278818元及利润830533.4元为由抵顶给杜宗训、孙经平，显然，四人签订的抵账《协议书》对亨利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可见，申请人仅据此《协议书》为凭，将亨利达公司运到天津塘沽站的2812吨煤碳转移到宏丰公司仓库内,并将2812吨煤炭变更到自已名下的行为实际并未依法取得2812吨煤炭的合法所有权，显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的受害人主体资格的法定条件。因此,在未依法取得2812吨煤炭所有权的情况下,二位申请人对1696吨煤碳以“敦化市公安局未经侦查核实就将杜宗训、孙经平名下煤炭查封运给亨利达公司，以刑事手段干涉民事纠纷，致使现杜宗训、孙经平无法追回亨利达公司应付的款项，给二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由请求国家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受害人主体资格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二位申请人于2008年11月16日又以每吨1100元价格卖给了范玉林1116吨煤炭的行为，亦属无权处理他人财产的行为。综上所述，杜宗训、孙经平二人提出的赔偿涉案财物煤炭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申请人对涉案财物煤炭不具有合法所有权。被申请人于2009年12月3日，在宏丰公司仓库内扣押的1696吨煤所有权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依法扣押、返还给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的1696吨煤炭的行为并没侵害二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扣押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返还行为亦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在行使扣押返还职权中不存在侵害二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被申请人不存在违法行使职权及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杜宗训、孙经平二人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的赔偿主体资格。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的事实不成立。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和《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赔偿。复议机关州公安局查明：2008年11月28日9时26分，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到州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在今年3月7日,范术全、范玉林从亨利达仓库把2800吨煤，在没有其出库单拉走之后，才发现范术全、范玉林侵占公司财产的事。杜宗训、孙经平从范术全、范玉林拉走的2800吨煤中拿走1200吨出口给韩国了,这些煤炭是裴永侦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用火车运来的，货款是裴永侦直接打到宁夏博宏公司帐上。故对范术全、范玉林侵占公司财产的事报案。2009年6月10日,州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裴永侦报案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询问。2009年6月18日,作出了《延州公经字（2009）009号“交办函”》，将裴永侦报案材料、支队初查卷宗移交给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要求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范术全、范玉林涉嫌挪用亨利达公司资金案进行办理,并将立案、采取强制措施、批捕、侦查终结情况上报至州公安局经侦支队。2009年8月18日,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范术全、范玉林以涉嫌挪用资金立案侦查。范术全、范玉林二人（系父子关系）于2007年4月至2008年期间聘为亨利达公司业务员，负责公司卸车、装袋、货运码头业务工作。2008年2月28日，范术全、范玉林、杜宗训、孙经平在天津塘沽恒增宾馆内，范术全、范玉林二人未经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同意，擅自将亨利达公司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49车皮2744吨煤炭（实际入库约2812吨),采取《协议书》的方式,协议约定把亨利达公司所有的2890.5吨袋块煤，以亨利达公司欠杜宗训、孙经平投资款2278818元及利润830533.4元为由抵顶给杜宗训、孙经平。范术全、范玉林以亨利达公司的名义与杜宗训、孙经平签订了抵账《协议书》。四人据此将亨利达公司从宁夏博宏煤业有限公司购进的,并存放在天津塘沽火车站的49车皮2744吨煤炭,于2008年3月3日转移到宏丰公司的仓库存放，亨利达公司购进的这2744吨煤炭实际入库到宏丰公司的仓库后的入库单体现约2812吨，同时，四人根据《协议书》将煤炭存放人本属于亨利达公司，变更到杜宗训、孙经平名下存放。2008年3月5日，杜宗训、孙经平写了《收到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敦化市享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袋块煤（2812吨）抵顶山东潍坊投资款（2278818元）及利润（830533.47元),共计（3109351.47元)”。后经查明，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对2008年2月28日范术全、范玉林、杜宗训、孙经平签订的抵帐《协议书》及《收到条》均不知情。2008年11月16日,孙经平、杜宗训二人将存放在宏丰公司仓库内的2821吨煤，以每吨1100元价格卖给了范玉林1116吨，库存还剩余1696吨煤。2009年12月3日，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宏丰公司仓库内将剩余的1696吨煤予以扣押，出具了《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由保管员韩庆庄、见证人王玉峰在《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上签字。2010年1月14日，由敦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民警刘延江、汪芝成在宏丰公司仓库内将扣押的1696吨煤提走,提走数量约1670吨。2010年1月18日将1696无烟煤吨返还给了被害人亨利达公司法人裴永侦，经实际测重为1634.7吨，裴永侦出具了《收条》。2010年2月3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杜宗训、孙经平、范术全、范玉林四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依法向敦化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2010年8月24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向敦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1月21日，敦化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审决:杜宗训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孙经平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范术林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范术全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审判决后四人不服提出上诉，2011年4月18日,本院裁定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四人在监狱服刑期间又提出申诉,2016年3月1日,本院决定此案再审。2016年11月2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2016年12月14日,本院裁定撤销原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发回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3月15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书”。复议机关州公安局认为，赔偿请求人杜宗训、孙经平二人不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和权利，且不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主体资格。敦化市公安局2019年10月30日“敦公不赔字（2019）第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如下:维持敦化市公安局2019年10月30日“敦公不赔字（2019）第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赔偿请求人杜宗训、孙经平的赔偿请求是：1.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申请人因错误查封造成的损失1727511.68元；2.以1727511.6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0年1月18日起直至上述本金付清为止。主要的事实与理由：一、敦化市公安局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对涉案财产（抵账煤）以赃款赃物的名义予以查封。现该刑事案件已被撤销，因此，涉案煤炭不属于赃款赃物，对于查封的标的物应依法解除，及时足额足款返还。案件尚未进入一审审理阶段，敦化市公安局违法擅自处理了被查封的抵账煤。依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件涉案赃款赃物的处理应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依法处理。二、敦化市人民法院和本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都认定了亨利达公司欠申请人3109351.47元的事实。范玉林代表公司签订的顶账协议合法有效，抵账协议签订后完全履行，标的物办理了无权交接手续，申请人是2812吨抵账煤炭的所有权人，并以权利人的名义办理了入库手续。范玉林是公司的业务经理，在其业务范围内有权利代表公司签订顶账协议。且亨利达公司早先委托范玉林联系申请人杜宗训、孙经平合作经营煤炭出口业务，签订的煤炭合作协议也是范玉林代表亨利达公司与申请人签订。此外，抵账协议签订、履行后，申请人依法取得煤炭所有权，自助销售部分煤炭，尚余部分存于库中。依据抵账协议，亨利达公司2812吨合作经营煤炭交付给申请人后，双方的合作经营的投资和利益彻底了解。申请人将煤炭卖给他人1116吨，剩余1696吨也是自主权利处分。即便对抵账协议效力产生怀疑，但在行政机关对协议效力作出认定之前，公安机关也不应当对该协议作出效力认定，以无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敦化市公安局主要辩称：杜宗训和孙经平不是煤炭的权利所有人，敦化公安局扣押、退还给亨利达公司的1696吨煤炭所有权属于亨利达公司所有。赔偿请求人不具备赔偿主体资格。请求人提出的“抵账煤”是其在裴永侦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范玉林70万元好处费违法签订的，该合同自始无效，请求人没有取得案涉煤炭的所有权。公安机关如何处理煤炭与赔偿请求人没有关系。同时，按照案发当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查封、扣押退还没有要求必须在法院判决生效后退还，赔偿义务机关的退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复议机关州公安局辩称，杜宗训、孙经平不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和权利以及主体资格，敦化市公安局不予赔偿的结论正确。本院赔偿委员会对赔偿义务机关及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敦化市公安局于2009年8月19日作出敦公刑立字〔2009〕28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敦化市范玉林、范术全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1日作出（2010）敦刑初字第248刑事判决书，判决范玉林、范术全、杜宗训、孙经平犯职务侵占罪；本院于2011年4月18日作出(2011)延中刑终字第3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判。当时生效的判决认定杜宗训、孙经平构成犯罪，并认定案涉煤炭为赃物并已追返被害单位，故敦化市公安局返还涉案煤炭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敦化市公安局处理其案涉款项的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赔偿请求人主张案涉煤炭属于其与裴永侦之间合法债权取得的财产，不属违法所得，应向其返还，可通过其他程序主张权利。综上，赔偿请求人杜宗训、孙经平请求敦化市公安局赔偿其1727511.68元及利息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赔偿义务机关敦化市公安局的不予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机关州公安局复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敦化市公安局敦公不赔字（2019）第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延州公赔复决字[2019]00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