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04民初524号原告：刘雅兰，女，195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小学退休职工，现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原告：刘文良，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原告：刘文秀，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哈尔滨铁路局让胡路车辆段职工，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原告：刘亚茹，女，1955年2月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中牟县管道三公司退休职工，现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常利，男，195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大庆市让胡路区。被告：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住所地大庆市让胡路区西静路**。法定代表人：柴占山，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振国，男，1975年5月2日出生，汉族，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黑龙江海天庆城（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与被告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8）黑06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被告人民医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9月30日，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民终249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雅兰及其与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常利，被告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振国、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下列损失80%的费用：医疗费2000元、交通费1737.50元、误工费17800、住宿费4200元、丧葬费19368元（38736元÷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193680元（38736元×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32416元，合计：375361元（469201.50元*80%）。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5日，原告其父亲刘英因病到被告医院就诊，并入院治疗。初步治疗按胃出血治疗，输液用药“奥美拉唑"、“多索茶碱"、“氨溴索"、“酚磺乙胺"前几天输液正常，病人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第四天2018年6月8日上午10时，当输液第三瓶时，值班护士田萌发现输液变成红色液体，并将药液取下来，停止输液。将变色药液单方拿走，原告要求共同封存，护士说必须拿出去化验。11时原告父亲突然身体抽搐，咬牙、口吐白沫，血压150—180，脉搏140，血氧170左右，经过抢救患者病情恶化，最终导致原告父亲死亡。针对被告医疗机构在治疗、输液和抢救过程中，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的后果。其一，输液变色造成患者不良反应，患者家属提出保存实物，双方封存，而被告说是拿走化验。单方行为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列》第十七条规定，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被告医务人员强行把现场实物滴瓶和药液拿走，把最重要的证据离开患者家属的视线。长达6个小时之久，有改变现场实物的嫌疑，应承担这起死亡案件的主要责任。其二，在抢救过程中严重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列》有关规定，患者家属根据以往住院治疗，对患者有些药不能用向医务人员提出多次，被告医务人员不听取意见，独断专行大量用药，最后造成患者死亡，被告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三，被告医务人员在抢救患者时所用的药不告知患者家属，输液也不写什么药。到患者死亡后，也没有向原告提供用药的清单。这种行为应担承担医疗过错责任。其四，原告多次找到被告主管领导，要求对这起事故拿出处理办法，被告声称不能私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医患双方首先协商解决，而被告以院长不在家和大庆市医调委来解决拖延时间。最终被告通知原告医调委不接这起案件，让原告诉讼到法院解决。造成尸检有效时间错过，死者是6月12日去世，被告是6月21日通知原告到法院诉讼。被告的行为不是防止损失扩大，而是造成损大扩大，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后果。其五，《医疗事故处理条列》第十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病历资料，而被告医务人员拒绝提供病历，到起诉前原告并没有全部病历及有关材料。被告不能及时提供死者的全部病历资料，这说明存在隐瞒、涂改嫌疑。应承担医疗过错的后果。综上事实及被告在事情发生经过的书面证据，由被告副院长费振国、书记江辉、副院长蒋波阅过后，由费振国签字的认同事情经过。以上事实及相关证据足以说明，被告对这起医疗事故应承担法律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民医院辩称，第一，输液品从性质上属于化学制品，在使用过程中遇空气或碘酒等都容易产生变色的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药液就存在变质问题危害患者健康。第二，护士在发现药液变色后，立即停止了使用。药液成分为氯化钠和奥美拉唑，根据当时使用的剂量，100毫升的输液品中，瓶中剩余80毫升，输液管中存留14毫升，有6毫升注入患者刘英体内，而这6毫升中奥美拉唑的含量只有1.68毫升，如此微小的剂量根本不足以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第三，虽然在对患者停止使用变色输液品后1小时后，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咳痰等症状，但是根据病历可知，患者本就患有××、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消化道出血、重度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肾衰竭、急性左心衰竭、呼吸衰竭等症状，这种病情变化与其本身病情相符，不能就此判断就是因为药液变色造成。而且患者在入院时病情就比较严重，最终死亡原因也是与其原本病情相符，不能就此认定药液变色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在2018年6月12日患者刘英死亡后，被告在6月14日就向医调委申请调解，并提出进行尸检，但是因原告不配合，导致尸检未能进行，被告对此并无过错。第五，被告在对患者进行抢救过程中，履行了正常的程序，药品的使用和治疗过程均在病历中有明确记载，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违规擅自使用药品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四原告为证明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入院通知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医患关系，刘英于2018年1月5日到被告处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梗死，刘英亲属交纳住院押金2000元。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住院通知书是原告从被告处抢走的。证据二、病历复印件一份（共四页，未加盖被告单位印章）。证据来源是2018年6月12日刘英死亡后，被告主治大夫赵晓芳从医院的电脑中打印出来交给我方的，当时也没有加盖印章。证明：1、原、被告之间存在医患关系；2、病历第4页补充诊断的第12、13、14项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有篡改的痕迹。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4页入院记录也是原告从被告处抢走的。第4页中补充诊断的第12、13、14项，属于医生正常的诊断记录。证据三、检验报告单6张。证明：被告单位对化验的管理不规范，因为三张有条码，三张没有条码。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也是原告从被告处抢走的，三张有条形码的检验报告是和被告合作的艾迪康医院做的，三张无条形码的是我院被告单位做的。证据四、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出院证2份、大庆市第四医院出院诊断书1份。证明：患者刘英在本案就诊之前也曾经住院治疗过，但是诊断出的疾病没有本次诊断的疾病多。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该组证据中的最后一次患者刘英出院证记载，刘英所患有的多发性脑梗死、高血压3级、冠心病、双下肢动脉闭塞症、痛风、压疮等病情治疗效果仅是好转并未治愈。因此该证据不能说明原告索要证实的刘英在2018年6月5日入院时没有入院诊断说的那么多病情。证据五、被告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2018年6月13日患者刘英去世后被告方与原告协商将尸体存放殡仪馆中，医院先垫付费用，经医调委分清责任后，再进行分担。该份情况说明出具四五天后，原、被告都向医调委申请进行调解，但医调委没有组织调解。在该份情况说明中签字的费振国是被告医院副院长。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被告方在2018年6月14日时就已经向大庆市医调委申请进行调解，并主张进行尸检，但是因原告不配合进行尸检，我方当时也告知原告方尸检必须在死亡后一周之内，但原告拒不配合，所以医调委也无法进行调解。证据六、照片三张。证明：患者刘英在输液时药品发生不良反应。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患者的两张照片只能证明患者外表当时的情况，不能证明与所输液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患者刘英本身就有疾病，出现的反应也与病情相符。药瓶的照片与被告目前保存的药瓶实物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被告目前保存的药瓶就是事发时的药瓶。证据七、事情经过书面记录复印件4页（与原件核对无异，原件当庭退还原告）。证明：原告刘雅兰书写的该份事情发生经过，并经被告单位副院长蒋波、费振国及书记姜辉阅过后，由副院长费振国签字确认该事实经过。事实经过中记载的关键事实为：第一，药品出现问题应当医患双方封存，而医院单方将现场剩余药品拿走（在证据第一页中能体现护士将药品拿走）；第二，医院将药品拿走后7小时后，要求双方封存药品，但输液药品已经离开原告视线，所以不能确定就是当时输液的药品（在证据第二页能体现）；第三、医院在抢救过程中，院方用药没有告知家属（在证据第二页下方能体现）；第四、患者刘英在被告医院出现两个病历（在证据第三页下方）；第五、病情记录没有、临时医嘱没有，家属方要求对患者刘英进行尿液、呕吐物、血液进行封存和化验院方并没有做，后期急诊化验的内容在24小时内没有通知家属。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药瓶在当时取下后，原告已经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将该药瓶进行了固定，所拍照片经当庭与被告留存的实物比对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被告留存的药瓶就是事发时的药瓶。另外，该药存在同一批次的同类药物，该同一批次药物已经在事发后也已经由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封存，通过鉴定可以证明该批次药物是否是合法有效药物。对于原告陈述的擅自用药问题，可以通过对病历进行鉴定，对此被告不在再进行详细陈述。证据八、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是原告方主动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局要求介入调查的。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方申请该证人出庭证实的问题无异议，确实是原告方亲属先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报案。让胡路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到我方医院进行调查、核实，都形成了书面文字材料，当时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要封存案涉药品时，因患者家属提出异议，所以没有采取封存措施，药品由我方自行进行保管。证据九、刘英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一，刘英于2018年6月12日死亡；第二，本案四原告系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证据十、大庆天园殡仪馆收款凭证复印件三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刘英于2018年7月16日在大庆天园殡仪馆进行火化，之前一天原告支付了殡仪馆的火化费及其他处理后事费用合计9820元，该笔费用应当由被告方承担。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中6800元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属于正规的发票；另外两张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火化时间我方也没有异议，但该两份票据中费用属于原告自行花费的费用，并非法定丧葬费赔偿范围。证据十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证明及票据**。证明：原告方支出上述费用合计23787元，要求被告方承担。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中王阳平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系王阳平手写、签字而且提供的户籍证明均为复印件，我方无法核实该证明的真实性，而且该证明所主张的误工费并非是对刘英的误工费，所以与本案无关。第二，对于王爱雪误工费证明，该证明只有王爱雪签字，我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且该证明的误工费是王丽英回大庆处理丧失的误工费，与本案无关。第三，房屋出租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而且仅凭该证明我方无法核实出租事实的存在，而且此类出租所花费用与本案无关。第四，对于剩余交通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仅凭票据不能证明是为处理涉案纠纷所花费的，而且该证明中的一些发票无法确认来往的地点，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据十二、录音光盘及整理资料一份。录音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地点为被告单位对话双方为原告及被告单位柴院长。证明：第一，上次庭审中提交的事实经过，被告相关领导认可；第二，被告认可其存在过错，表示同意按照法院认定进行赔偿。被告质证意见：对录音和视频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录音属于摘取的部分录音，录音内容并不全面，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另外，根据录音中的谈话内容，被告方并没有认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的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人民医院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住院病案复印件（原件留存在我院病案室留存）。证明：2018年6月5日，刘英通过120救护车进入我院治疗，入院时初步诊断为××、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消化道出血、重度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肾衰竭、低蛋白血病、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速、急性左心衰竭、呼吸衰竭等症状。2018年6月12日，因病情加重，治疗无效死亡。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我方认为是被告后补的病历。与原告方提交的事情经过不相符，原告主张是因静脉输液造成不良反应至抢救无效死亡，是因为兑错药的问题，因为前几天也输这个药没有不良反应，因为护士兑错药造成刘英死亡。证据二、由我方出具的病例资料缺页说明。证明：因患者家属抢走部分病例，导致病例档案中缺少了心电图、死亡讨论记录、入院记录、医患沟通和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存在原告抢病例的情况，被告提交的病历前后不相符，我方认为有篡改嫌疑。证据三、医疗纠纷调解医方申请书。证明：患者刘英病重死亡后，被告向大庆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进行调解，并提出申请尸检。但最终因患者家属不同意配合而未能实施。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方是否提交申请我方不清楚，另外是医院通知我们不调解了，让我们起诉的，没有部门来启动尸检程序，被告主张尸检的问题不存在。证据四、经我方向法庭申请调取大庆市让胡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询问笔录一套。证明：在涉案医疗事故发生后，区卫生局对双方人员进行询问，了解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可以证明被告方的治疗过程并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地方。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我方认为该询问笔录是后补的。证据五：2018年4月5日、5月13日、6月5日住院病案三套及病情变化情况表格、6月5日住院期间治疗及用药情况电子记录单（均系复印件），证明问题：患者刘英，实际年龄86岁，年高病重，身患多种疾病：冠心病、心力衰竭、××、阻塞性肺气肿、消化道出血、高血压3级、脑梗死、双下肢动脉闭塞症、痛风、慢性肾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等。近些年多次因病入院治疗，其中仅于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在我院就住院3次，每次入院，内科医生均向家属交代该患者病情危重，有生命危险，不适合我院治疗，应该于上级医院诊治，但家属因经济及病房条件等原因坚持在我院治疗，每次沟通后家属都表示了解患者病情危重，愿意接受在我院治疗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后果。2018年6月5日最后一次入院时，120救护车于7时左右将患者送至我院，家属因急诊挂号费12元，比普通挂号费贵，故不办理住院，要等到7:30后挂普通号办入院手续，值班医师告知患者病重，不适合我院治疗，应转往上级医院，但家属拒绝，不肯转走，也不肯花12院急诊号办理入院手续，无奈之下，值班医师在患者未入院的情况下，将患者安排床位，查看病情后给予吸氧处置。入院后经诊查后发现患者存在心脏、肺脏、肾脏、颅脑等多脏器严重疾病，脏器功能不全，病情危重，处于临终状态，预后差，医生早有判断并和家属详细交代病情。2018年6月12日，因病情加重，治疗无效死亡。因此，患者刘英死亡系自身疾病正常发展所致，被告治疗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病例均是后期制作出来的，该病例均是文字形式，也没有化验单，没有影像学单子，该病例没有双方共同封存，不符合规定；也没有死亡记录，没有双方签字，所以没有效力。病例上记载的医师并不是当时的实际主治医师赵晓方。证据六：通话录音光盘、成品检验报告书及后附图表3张（系复印件）。证明问题：经被告与奥美拉唑生产厂家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质检负责人童迎霞就奥美拉唑变色问题沟通，询问涉案注射用奥美拉唑变色的原因和后果等情况。经药厂进行实验检测，奥美拉唑变色与多索茶碱(患者刘英在注射奥美拉唑前注射的药物是多索茶碱，可能有药物混同的情况)无关，不会产生有关物质。奥美拉唑变色是因为酸度的原因。在酸度低于7.0以后，奥美拉唑颜色才开始变黄变红。变色会使某些物质偏高，但根据本案实际使用的药量、药物试验结果和相关权威机构查询的情况，不会对人体导致不良后果。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本证据与本案医疗事故纠纷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为医疗单位他们过错，可能对错药，不能只是奥美拉唑一个药，药厂也可能作为被告，所以他们的证据没有效力。对于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欲证明的问题，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英出生于1934年10月15日，自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5月21日，刘英因多发性脑梗死、高血压3级（很高危险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通风等疾病三次入院治疗，住院时间分别为17天、13天、8天，共计38天。2018年6月5日，刘英再次到人民医院入院治疗，最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12日死亡（在此次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产生争议）。刘英与本案四原告系父子（女）关系，其妻伦玉芹早于其死亡。2018年6月5日，刘英在家人陪同下前往被告人民医院就诊，被告于当日出具住院通知书，入院诊断“脑梗死”。在庭审中，原告提交的病历（病案号：1801110）的入院记录第3页、第4页记载，临床确定诊断：“1、××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3、阻塞性肺气肿；4、消化道出血；5、高血压3级很高危险组；6、冠心病；7、脑梗死后遗症；8、双下肢动脉闭塞症；9、痛风；10、慢性肾功能不全；11、低蛋白血症”。被告提交的刘英病历（病案号：1801110）中记载的入院时间为：2018年6月5日7时，出院时间为2018年6月13日8时，出院诊断除上述临床确定之外的病情外，还包括：“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速；室性早博；急性左心衰竭；呼吸衰竭”。死亡记录中的治疗经过记载：“1、抗炎：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0.4一日一次静点。于6月9日改为0.9%氯化纳100ｍｌ美罗培南1.0每8小时一次静点。2、平喘：0.9%氯化钠100ｍｌ多索茶碱0.2一日二次静点，6月10日改为0.9%氯化钠多索茶碱0.3一日二次静点。3、化痰：0.9%氯化钠100ｍｌ盐酸氨溴索30ｍｇ一日二次静点。4、保护胃黏膜：0.9%氯化钠100ｍｌ奥美拉唑60ｍｇ一日一次静点，6月10日改为0.9%氯化钠100ｍｌ泮托拉唑42.3ｍｇ一日一次静点。4、营养支持对症治疗。5、改善心功能。”。被告提交的病历中病程记录中的2018.06.12.08：20抢救记录记载：“患者08:05病情较加重，自主呼吸停止。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诊断及死亡原因：“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刘英死亡后，其长××”。刘英死亡后，其长女刘雅兰就其父亲刘英在被告处治疗和死亡的经过，亲笔书写了《事情发生经过》一份（共4页）。内容如下：“我的父亲(刘英,身份证注明是83周岁),我父亲于6月5日入让区人民医院内科治疗,主治医师赵晓芳,经过诊断进行治疗,三天后父亲病情好转,可进食进水,可见病情有所好转,到了第四天6月8日,上午10:00以前病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天静点的药品和前三天的一样,有“奥美拉唑”“多索茶碱”“氨溴索”“酚磺乙胺”，当药点到第三瓶时(奥美拉唑)值班护士田萌发现药液是红色的，护士说“回血了"家属才发现是红色的。护士当即将药水取走,我儿子说:“你怎么能让她把药拿走呢?”我也反应过来了,当即将药取回来,用手机拍下来,护士又将药拿走了,说必须拿回去化验(当时我父亲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11点我父亲突然身体抽搐,咬牙、口吐白沫,叫来王立新医生进入抢救,说口吐白沫是“痰"要吸痰,(我父亲从未吸过痰)我和医生说:"我父亲是受“刺激了”。(我当时看医生在抢救,我没敢说是“中毒”当时显示“血压155-180多,脉搏140,血氧70左右(可调监控)”,抢救病人病情恶化,不一会,第二次反应又上来了,比第一次严重,我当即说是中毒,王大夫说:“不可能”病人是情况恶化,药水拿回来以后,我们做了试验,没有问题以后,病人病情越来严重,到了中午,我的外孙听说这件事之后,当时跳了起来说不行:“姥姥你太糊涂了,没有药水怎么报警,随后他就去找护士要药,林涛医生说药不能给你,我们已经封存了,我外孙说不行,必须拿回来,孩子就报警了,后来卫生局等等就来人了,详细情况怎么交涉开始我不在场,(因我父亲状况不好,脱不开身。)到了下午大约是5点左右,有关人员将我唤去,说让我签字准备把药取走。我一看桌子上的药,从剂量到颜色和我看到的药不一样药量不够,颜色是粉红色。我确认不是我的药,我不能签字,还有一原因,是上午十点取走的药,一直到下午5点,药一直是在医院发生药变色,医院应立即将药品送往有关部门封存，一直到我父亲于12日上午8:10去世,药始终在医院,至今还在医院里存放。我认为我父亲这次去世和红药水有关,抢救期间用了大量的药,尤其是我父亲痛风严重,尿酸曾有“730”,总院、四医院的医生曾告诉我说,少用利尿药品,说对肾和心脏有刺激,延误病情,王雪莹主任说“现在顾不了那些,救命要紧”。当天晚上王主任提出让我们“转院”,我一看我怕父亲的状态不好,不同意转院,就在这治疗,不转院就让签字,从8号到我父亲第四天去世(6.12)所有的药我都没有签字。9号下午院方请上级医院专家来给我父亲会诊。随后又从外面给他购进药品。去世前四天,他们给我父亲输进不少液体,导致双下肢浮肿,尿开始排不出来,继续用药,每天排出2瓶(矿泉水瓶)尿。还说不够,继续用药。用泵打硝酸甘油,8号发作不做化验,9号抽血两次化验。第一次抽血不够,化验“钾”匆忙中将止血带留在右手腕上一个多小时(当时我父亲手变成了青色)，12号上午6:30最后一次化验,抽走两管血说:“肝功能”“尿功能、细胞”化验用,到8:10分老人去世。她们说:“我们尽力了”。随后医院院长让我在病历上签字。要封存病历,病历在他们袋子里。我说必须是两份病历。核实后双方各一份,才能签字。他们同意在电脑里给我们打一份,拿走复印件,给我们打的病历,不给我们,这是原始病历,让我们再复印一份，拿走复印件，给我们打的病历不给我们，还是原始病历，我不相信，所以当场将病历取走,我怀疑病历不是原始的,所以拿走。我质疑:1、药水有问题,还有离开我视线7小时。2、档案怎么能出现两份病历。3、抢救方法不得当,后期用药有问题。4病程记录没有,临时医嘱没有。5、患者抢救时的血,尿、呕吐物,加上药水应立即封存和化验。6、后期化验急诊化验,内容在24小时没有告知我们。”原告刘雅兰和被告人民医院副院长费振国分别在该份《事情发生经过》中签字、捺印，费振国在尾页还书写了“同意综上所述”并签字、捺印。在审理中查明，2018年6月8日上午，护士发现刘英静脉注射的第三瓶药（奥美拉唑）变成红色后，立即停止输液，并将注射药品拿走，患者家属立即将护士叫回，对注射药品进行拍照，该药品未当场封存。其亲属李某于当日上午向大庆市让胡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了投诉。当天下午该局派出卫生监督员到被告医院进行了调查，并对原告刘雅兰、被告护士陈微微、田萌、吴亭燕，被告医生王立新、赵晓芳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并于2018年6月8日出具了“加强医院和人员各项管理工作的”卫生监督意见书，并将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进行封存。现原告以被告保存的注射药品脱离视线长达7个小时为由不认可系患者当时注射的药品，被告称可对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的药品进行鉴定以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未申请对该批次药品进行鉴定。另查，刘英死亡后的第二日，即2018年6月13日，原告刘雅兰与被告副院长费振国共同签字《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刘英男83岁，在我院逝世后送至天园殡仪馆存放尸体，经双方协商由我院先垫付存放费用。待医调委调节结束后，根据调解书责任分配情况进行分担。特此说明。”庭审中原告主张，该份情况说明出具后，原、被告双方都同意向医调委申请调解，但医调委没未组织调解。被告则主张其单位于2018年6月14日就已书面向大庆市医调委申请进行调解，并主张已告知原告方须在患者死亡后一周之内进行尸检，但因原告方不配合进行尸检，所以医调委无法进行调解。对此，原告方不予不认可，并坚持主张被告方没有通知原告方进行尸检，也未接到大庆市医调委的调解通知。2018年7月16日，原告将刘英的尸体在大庆天园殡仪馆进行了火化。再查，刘英为本省城镇居民，于2018年6月12日死亡时已年满83周岁。刘英入院时预交住院押金2000元，被告提供的结算费用为7996.42元。原、被告双方因案涉纠纷未达成赔偿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纠纷，根据法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医疗机构承担过错责任。因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故法院确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主要判断依据来自于司法鉴定意见。本案在认定被告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争议焦点。1.双方对案涉药品（奥美拉唑与氯化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原告认为因注射的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变红，故该药品存在质量问题；另原告认为该药品已脱离其视线达7小时之久，存在药品被替换的问题。被告方辩称，药品变红并不能证明药液就存在变质问题，进而危害患者健康；护士在发现药液变色后，立即停止了使用，注射的量较小，不足以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在事发后已由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封存，可以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刘英注射的药品为奥美拉唑与氯化钠，对于该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经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进行确认。目前，我国颁布的药物检验标准均是单品种药品的检验标准，故对可疑药物进行鉴定时，应对该可疑药物同批次的药品进行鉴定；被告方称与该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在事发后已由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封存，原告可对该封存药品申请鉴定以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本院已释明原告是否对注射的药品进行司法鉴定，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由原告对注射的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关于院方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刘英病历行为的问题。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就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发生争议，患者家属以病历未经对照核实为由拒绝对医院欲封存的病历进行封存签字。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主张被告方未封存病历，并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行为。本院已释明原告是否对病历进行鉴定，以确定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行为，原告以病历并非原始病历，且存在伪造、篡改为由不申请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复印件。在发生医患纠纷后，刘雅兰以病历未经对照核实为由拒绝对院方欲封存的病历进行封存签字的理由不成立。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虽主张被告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主张患者家属抢走部分原始病历，虽原告方对此不认可，但原告方提交的由刘雅兰书写的《事情发生经过》中载明“……还是原始病历，我不相信，所以当场将病历取，我怀疑病历不是原始，所以拿走……”，故本院对原告方是否存在抢夺病历的行为存疑，也无法认定院方是否存在伪造、篡改行为。因此，本院释明原告是否对病历存在伪造、篡改行为申请司法鉴定，原告方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关于刘英死亡原因的问题。确定患者死亡原因是认定院方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事实依据，死亡原因可以按病历确认；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尸检。患者刘英病历病程记录中的2018.06.12.08：20抢救记录记载：“患者08:05病情较加重，自主呼吸停止。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诊断及死亡原因：“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解决纠纷过程中，患方家属未对刘英死亡原因明确提出异议，故死亡原因应按病历确认为“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4.关于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仅能通过对病历进行司法鉴定的方式对上述问题加以认定。奥美拉唑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另原告方诉称在2018年6月8日以后对刘英抢救过程中院方抢救方法不当，存在用药问题。本院已释明原告方是否对刘英病历进行鉴定，以确定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不申请司法鉴定，故原告方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对原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纵观全案，患者刘英在被告处住院过程中发生注射液变红现象，虽立即停止注射，但大约一小时后患者病情恶化，施救3天未见明显好转，最终死亡。虽被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原告方认为被告在对患者进行救治过程中发生了异常现象，并据此推断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患者最终死亡，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方的推断具有一定合理性，虽其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但基于公平原则，被告应对患者刘英住院与丧葬过程产生的实际费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患者刘英产生的各项费用认定情况如下：1.刘英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发生医疗费为7996.42元，已预交押金2000元。2.刘英丧葬费认定为34208元（全省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8416元÷12个月×6个月）。3.因被告对原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对原告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其他费用，本院不予认定。患者刘英产生的费用合计为42204.42元（7996.42元+34208元=42204.42元），本院综合全案案情认定，被告应补偿四原告35996.42元，扣除原告未付的医疗费5996.42元（7996.42元-2000元=5996.42元），被告应再向四原告给付30000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虽请求追加案涉药品的生产者为本案被告，但原告未提交案涉药品存在缺陷的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告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补偿原告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费用30000元。案件受理费6849元，四原告负担3425元，被告负担34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海文人民陪审员  涂江**人民陪审员  王冬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高山书记员徐旭敏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