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4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玲，女，蒙古族，1967年6月2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华，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6607571。法定代表人：王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57031L。法定代表人：王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艺宁，女，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iv>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军，系其丈夫。上诉人张国玲因与被上诉人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公司）、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旭公司）、唐艺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4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决由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项（判决书第13页第4行至14页第1行），该系列证据均是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与第三人之间纠纷，在庭审中无第三人出庭质证情况下，法院无视系列证据的明显矛盾（指出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涉嫌欺诈的情况下），未采纳张国玲明显合理的质疑，将其作为查明事项。张国玲在签署协议书时，对公章被他人控制并不知情，签署时，唐艺宁自己控制公章并签署协议，其人身也未受到控制；而唐艺宁以挂失公章与张国玲签署协议书，并涉嫌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串通欺诈。二、一审法院关于“除了张国玲陈述以及唐艺宁在协议书2第三条的自认外，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唐艺宁为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问题，张国玲不予认可。在一审时，张国玲曾向法院提出申请，就唐艺宁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在公司成立前后的资金往来，以及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与法定代表人王喆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调查，以证实唐艺宁为实际控制人，但法院未予以调查。为查明上述事实，张国玲除再次提交申请外，还提交新证据以证实唐艺宁为实际控制人。三、在签署协议书时，唐艺宁与其律师、配偶约张国玲在其办公场所签署，张国玲如何对其进行威胁。但法院认为“唐艺宁主张协议书2是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署的，但从其提交的录音以及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上海宝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宝滔）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不能排除其与张国玲恶意串通的可能”。一审法院以不确定的事实判断作为依据，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采用有罪推定逻辑，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唐艺宁签署协议的行为，至少符合表见代理的全部特征，一审法院在无事实依据情况下，否认合同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以“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协议书2已部分履行，且无效合同不因实际履行与否而改变”的说法，逻辑错误。法院先假设该合同无效，但未明确合同无效的事实与理由。合同的履行能够证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对协议是明知或追认的；合同的履行能够证明唐艺宁为实际控制人，当然可以作为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因此对合同的有效与否产生影响。证人不仅出庭作证陈述事实，更重要的是其提供的手机微信的原始记录（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的微信语音、文字、身份证图片、电话、房产证图片），清晰的展示了唐艺宁从2017年5月12日至2018年3月26日，都在积极的履行协议书内容。六、一审法院当事人都没有搞清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部分第十六页第八行表述为“被告周悦、杨磊自2017年3月16日控制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和上海宝滔的公章、财务章、证照合同等”。周悦、杨磊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以他们的意见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同时，周悦、杨磊也不是本案证人，也不能成为证人证言，所以一审中以周悦、杨磊作为被告所做的陈述及所认定的事实，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七、一审法院基于恶意串通，只是因为不能排除唐艺宁与张国玲恶意串通。不能排除就是不能确认是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在不能确认是恶意串通的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同样也是事实认定错误，同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八、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在一审诉状已经自认“唐艺宁是其职业经理人，职务为总经理，主管公司运营和管理。掌握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公章、合同章等由唐艺宁管理使用”。同时张国玲、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也确认了唐艺宁拥有上海宝滔的所有对外经营资料，故唐艺宁对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上海宝滔的事务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其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唐艺宁自认的事实，张国玲认为唐艺宁的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性，故其代理行为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案件处理结果正确。本案在一审中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诉周悦、杨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系同一法官审理，且本案与该案是同一时间开庭，只是前后顺序而已，张国玲所述的判决事实系本案在一审中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的事实，且原一审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仅仅系一审判决将案外人笔误写成了被告。张国玲对于表见代理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唐艺宁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无效的协议书是在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公章失去控制情况下签订的，而且张国玲自始至终都知晓公章失控的详情。二、协议书是在案外人杨磊和周悦即张国玲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唐艺宁的真实意思表述，唐艺宁是为了取回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公章和为了不被周悦、杨磊即张国玲以追究刑事责任相要挟，唐艺宁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针对对方提供的上诉状，张国玲在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第一条的第二段第二行，这个意见完全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唐艺宁难道要与别人串通，损害串通方和自己的利益吗？因为协议书中约定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对张国玲进行了巨大的让利，而且约定唐艺宁要承担相关连带责任。针对上诉状第二条，简单来讲张国玲认为唐艺宁是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事实上唐艺宁不是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法人也不是股东，只是受两家公司的法人委托，代为保管公章等一系列材料。上诉状的第三条，张国玲认为唐艺宁并不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署协议的，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张国玲提交的上诉状第六点，讲周悦、杨磊不是本案当事人这一条，当时周悦和杨磊控制公章以后，是与张国玲共同商议和策划的，利用周悦在南山报案，要挟逼迫唐艺宁签订包括一审认定的无效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与唐艺宁、张国玲于2017年4月12日签署的《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唐艺宁、张国玲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2日，周悦、杨磊（甲方）与唐艺宁（乙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1），载明：“一、甲方自2017年3月16日起控制下述公章及材料：1.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电子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电子副本、财务章、公章、合同章、资金审批表及曲线图2份、分红审批表1份、刘百花承诺函1份、住所托管协议1份、钉钉认证申请1份、银行U盾；2.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验资报告两本、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电子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电子副本、建设银行开户资料、公章、财务章、发票章、量化远航一号CTA基金合同1份（含出资确认书）、住所托管2份协议、银行U盾、申小勤个人U盾；3.上海宝滔财务章、法人章、银行开户许可证、数字证书、合同文本（1.中晨股票发行认购合同；2.中晨框架协议；3.宝滔执行协议；4.中晨融资框架协议；5.补充协议；6.上海金山管委会协议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合伙人的委派书1份、授权委托书1份、合伙企业转让协议5份、公章、银行U盾。二、乙方对甲方控制公章等资料的行为表示谅解并不再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三、因广东嘉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还存在持股关系，甲乙双方因实际工作等事项需要东方汇公司的公章及法人配合签字的，东方汇公司及法人应积极配合。”同日，张国玲（甲方）、东方旭公司（乙方）、东方汇公司（丙方）和唐艺宁（丁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2），载明：“甲乙丙丁四方确认以下事实：1.甲方于2016年12月27日投资600万元人民币（下同）购买东方旭量化远航一号CAT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东方旭基金）；该基金总规模为2100万元，另外1500万分别由乙方出资500万、马福出资1000万。2.甲方于2016年12月28日出资2000万与丙方出资100万共同成立了惠东诚远三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东诚远），其中甲方为有限合伙人，丙方为普通合伙人。3.丁方于2016年3月13日、14日，把上海宝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丁方为合伙人之一）自己持有8万多股及收购其他人的上海中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晨电商）股票共858000股转让给甲方投资的惠东诚远。惠东诚远支付该股票款给上海宝滔。二、鉴于以上情况，甲乙丙丁四方同意以下事项处理：（一）关于东方旭量化基金一事：1.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退出东方旭量化基金，乙方、丁方保证配合办理基金解散相关手续，各方均须全力配合。2.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以产品清算与退出托管方和基金产品备案相关单位的工作流程日为准，自产品资金账户返还甲方600万元，该基金有盈利的，乙方付款600万的同时按照双方之前所签协议约定的分红比例支付实际红利给甲方。3.丁方确认其为乙方实际控制人，自愿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上述产品清算手续及资金退还给投资人之日起，本条款终止。（二）关于上海宝滔跟惠东诚远三期投资合伙企业交易的中晨电商股份一事。1.经甲丁双方协商一致，上海宝滔转让给惠东诚远中的中晨电商股票(号码837297)有效转让价格为18元/股。由此计算，甲方投入的2000万资金全部以18元/股购买丁方中晨电商股票，应购得中晨电商股份1111110股。在惠东诚远三期已经持有的858000股，差额253110股（按18元/股，折合人民币4556000元），由丁方个人退钱给甲方。丁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之内（2017年6月11日止）退还甲方投资股票差额款4556000元。逾期按照年化12%支付利息。最迟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完。再逾期就视同违约，并开始计收复利。2.惠东诚远所持的上海中晨电商股票，全部归甲方所有。丙方不持有股份。丙方投的100万资金，已经撤走90万元（已经转入上海宝滔2090万元），只有10万元留存（在丁方归还本协议4556000元时扣除）。自此，惠东诚远三期所有资料全部交由甲方管理。丙方只享有股票退出时净收益10%的分红。3.若上海中晨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等事项，应对初始价格18元进行相应调整。4.原甲丙双方签订的《惠东诚远三期投资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第九条9.2.1款约定“甲方退出上海中晨股票收益的20%给丙方”变更为：“甲方退出上海中晨股票时净利润收益10%给丙方（即给东方汇资产管理公司）”或者丁方。资本项目计提全部收益后，一周内支付。5.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惠东诚远三期合伙企业公司所有资料全部交由甲方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证照、证券密码，该司公章、财务公章、法人私章；银行所有账户两个U盾等等。三、丁方确认其为东方旭和东方汇的实际控制人，自愿尽快协助乙方、丙方办理相关事宜，并承担乙方、丙方应承担的一切法律责任。乙方、丙方、丁方三方属于关联方。四、本协议自四方签字之日生效。原有上海宝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与惠东诚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作废。原有协议《东方旭量化远航一号CAT证券投资基金协议》和《惠东诚远三期投资合伙企业协议》里与本协议有冲突的相关条款，同时无效，以本协议规定为准。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六、任何一方违约的，需支付对方违约金100万元。七、双方产生纠纷的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解决。特别约定：若因本次案件造成丁方被相关执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则甲方同意丁方不退回4556000元。后如该公司和该项目退出收益也恢复原样按照20%计提。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017年3月30日，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分别在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称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王喆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据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提交的《关于要求立即交回公司证书、公章等资料的函》显示，发函人为王喆，发函日期为2017年4月3日，其要求周悦、杨磊于2017年4月5日前交回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和惠东诚远的证照、公章等资料。据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提交的《关于要求返还深圳东方汇和上海宝滔U盾、公章等材料的函》显示，发函人为王喆，发函日期为2017年4月8日，其要求周悦、杨磊于2017年4月9日前交回东方汇公司、宝滔合伙企业的证照、公章等资料，并返还被东方汇公司占用的属于宝滔合伙企业的资金639.36万元。2017年4月1日，唐艺宁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报案，称其负责保管的公司文件等资料不见了。唐艺宁在询问笔录中称其于2017年3月10日出差，3月22日返回深圳，3月24日到公司上班发现由其保管的整套档案文件夹全部不见了，包括公司的证照、印章、银行u盾、银行卡、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合同等都不见了。2017年4月6日，福田派出所出具《唐艺宁被盗警情情况说明》，称，唐艺宁无法提供公司的委托材料，无法核实被盗公司的事情真实性，另，民警到现场核实情况，现场没有盗窃案件的翻动痕迹，未发现有明显盗窃案件的具体特征。2018年3月29日，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重新办理了公章的备案登记。唐艺宁主张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案涉的两份协议书的，其无权处分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财产，并提交了以下证据：1.录音光盘和录音文字记录。唐艺宁提交的录音文字记录不完整。该录音显示，唐艺宁、周悦、杨磊、张国玲、唐艺宁的配偶、唐艺宁的律师李建勇、周悦的律师何杰均参与其中，各方对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协商。协议书的初稿由何杰拟定，李建勇律师对协议书的初稿进行了修改，张国玲、周悦、何杰律师、杨磊均对律师修改后的协议书提出异议，均要求在协议书中明确张国玲、周悦、杨磊的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并要求登记股东申奥、王喆、殷金秀出具相应的说明，确认代持的事实；唐艺宁一方确认周悦、杨磊投资的事实，但是不同意在协议书中明确其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理由是“如果事情没有搞到公安局，怎么写都可以”，“公安局不是你想撤就可以撤的”。后，各方还对周悦、杨磊的退出方案、资金占用的利息，唐艺宁主张其承担了公司400多万的损失。另，关于印章和证照的问题，唐艺宁称：“但是这个公司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公司是我的没关系，我们在清算期，他的公章和所有的u盾必须还给我。这个我不敢处理这个事情的，这到时候又得扯了。”其中唐艺宁还称：“所有协议都要捆绑一个内容，就是要撤案，如果撤不了就作废。”2.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东方汇公司的股东为王喆和申奥，持股比例分别为95%和5%。东方旭公司的股东为王喆和殷金秀，持股比例分别为95%和5%。上海宝滔的合伙人为周悦和王喆，出资份额分别为54%和46%。张国玲主张唐艺宁为上海宝滔的实际控制人，其代表上海宝滔向惠东诚远转让股权，且其存在欺诈张国玲的行为，协议书2合法有效且已部分履行，为此，张国玲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1月5日，上海宝滔（甲方、转让方）与惠东诚远（乙方、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为上海中晨的股东，甲方持有目标公司15%的股权，股份数为450万股。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857529股转让给乙方，转让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2.48%的股权，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与价款受让该股权，转让价款为2090万元。2.中晨电商股份K线图，截图显示2017年1月17日，中晨电商股份的价格为15.33元/每股；2017年3月13日的价格为22.5元/每股；2017年5月8日的价格为15.33元/每股。3.2016年12月28日的《惠东诚远三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显示，普通合伙人为东方汇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张国玲，出资份额分别为100万元和2000万元，比例分别为4.76%和95.24%。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为由合伙企业扣除运营成本及费用后，提取利润中的2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其余部分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东方汇公司，委派代表为王喆。4.傅静峰与唐艺宁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傅静峰要求对方提供惠东诚远注册地址的房产证及产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且因惠东诚远的账户长时间未使用，为“久悬”账户，需要激活要求对方提供法人身份证、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等材料。张国玲申请傅静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傅静峰称其为张国玲的亲属，唐艺宁曾委托其办理惠东诚远的报税事宜。唐艺宁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查，上海宝滔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合伙人为王喆和周悦，出资份额分别为46%和54%。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协议书2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协议书1载明周悦、杨磊自2017年3月16日起控制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和上海宝滔的公章、财务章、证照及合同等，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确认前述材料由唐艺宁保管，唐艺宁曾就证照、印章遗失进行报案，被告周悦、杨磊承认其掌控了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前述材料，但未举证证明其保管前述材料有合法依据。2.除了张国玲的陈述以及唐艺宁在协议书2第三条的自认以外，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唐艺宁为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和上海宝滔的实际控制人。3.唐艺宁主张协议书2是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署的，但从其提交的录音以及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上海宝滔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不能排除其与张国玲恶意串通的可能。4.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协议书2已经部分履行，且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效力不因实际履行与否而改变。综上，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与唐艺宁、张国玲于2017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预交），由唐艺宁、张国玲共同负担。本院查明，（一）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请求为，确认其与唐艺宁、张国玲于2017年4月12日所签协议无效；（二）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起诉称，唐艺宁为其职业经理人，职务为总经理，主管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其中两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合同、公章等均由唐艺宁负责管理、使用，张国玲为两公司的客户；（三）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起诉认为，上述协议并非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唐艺宁、张国玲串通损害了其利益，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所签上述协议应归无效；（四）唐艺宁与王连军为夫妻关系，王喆与王连军为姐弟关系，王喆为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五）本院二审审理期间要求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就股东注册资金银行流水向法院提交，但其并未提交，而是提交了公司注册时的验资报告；（六）唐艺宁在诉讼中称，其所谓被胁迫即为案外人周悦、杨磊与张国玲商议策划，利用周悦向南山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相要挟签订案涉协议；（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可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应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应当向法院提交足以令人信服、且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以证实唐艺宁受到胁迫或其诉称的唐艺宁与张国玲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其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起诉唐艺宁与张国玲串通签订案涉协议、损害其利益，但并未有证据显示唐艺宁与张国玲如何串通或唐艺宁与张国玲为什么要串通损害其利益，而且唐艺宁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喆还是亲戚关系。唐艺宁在一审诉讼中的地位是被告，但其立场和观点并不与另一被告张国玲一致，而是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一致意见，该情形与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起诉认为的唐艺宁与张国玲串通的观点不符，有悖常理。唐艺宁在诉讼中声称自己受到案外人周悦、杨磊胁迫，甚至张国玲亦有参与对其胁迫，向公安部门报案以追究其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据此主张案涉协议是在受胁迫下签署，应属无效。从逻辑上讲，如果胁迫成立，受胁迫的人是唐艺宁，其应当作为原告起诉，但唐艺宁没有起诉；从法律上讲，如果唐艺宁在市场交易中确实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可能面临刑事担责的行为，其应当主动投案，接受法律的惩处，而他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亦不为胁迫，而是每个公民在发现违法犯罪嫌疑时依法应当作出的正确选择。因此，唐艺宁在诉讼中所称之胁迫亦无事实证据，更无法律依据。综上，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有确切证据能够证实其诉讼主张，其请求难以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主体混乱，将案外人周悦、杨磊视作本案原审被告，认定有误，所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支持东方汇公司、东方旭公司的诉请欠缺足够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48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张国玲预交），合计200元，均由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张国玲预交的100元二审受理费，由本院退还。深圳东方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东方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诉讼费100元，逾期将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龙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周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林翘（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