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陕7102行初121号     原告贺东红，男，1977年7月2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代理人李茹，陕西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丹丹，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负责人刘建峰，管理办书记兼主任。委托代理人何宝强，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怡，陕西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东红因要求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筑街办）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及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贺东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茹、郭丹丹，被告新筑街办的委托代理人何宝强、周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东红诉称，原告系灞桥区XX村XX组村民，一直耕种承包祖母胡有霞为承保人的1.465亩承包地，栽种葡萄。2019年10月底，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土地征收协议的情况下，动用人力、机械，将原告的果园葡萄强行铲除夷为平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现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对原告位于杏园村杏园小学东南1.465亩承包地强制清表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贺东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贺东红户口本；2、胡有霞土地使用证；3、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4、贺随印的证明，胡有霞的火化证及骨灰安放合同。证明原告与胡有霞的祖孙关系，另其祖母去世后原告是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第二组证据：1、贺东红2019年10月30日早上拍摄的视频光盘；2、照片五张，通告照片。证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清表行为。第三组证据：证人焦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原告是涉案1.465亩土地的实际使用人。贺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涉案1.465亩土地上的葡萄园是其栽种，在2017年后其将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一并交给了贺东红。被告新筑街办辩称，一、因西安体育中心建设项目需要，西安国际港务区XX中心XX街道XX村范围内的合法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进行搬迁，并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该项目由政府组织实施满足体育、文化、市政公用等公益事业的需求，符合公共利益；二、被告新筑街办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贺东红在诉状中诉称的2019年10月的强制铲青行为并非新筑街办所为，2019年12月新筑街办统一安排与被搬迁人签订补偿协议，发放土地补偿款、产量补贴款、重点项目奖励、特殊产量补贴、签字奖励款等各项补偿款项，贺东红已在2019年12月分别领取上述款项。新筑街办根据原告所在村组上报的养殖场、承包地合计地亩数6.484亩，对贺东红已安置补偿到位。统一铲青的时间并不是2019年10月，如果法庭庭审当庭明确时间是2019年10月，那么新筑街办并不是实施方。原告起诉核心利益是为了获得财产补偿权，而随着原告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领取被告支付的各项补偿款，表明原告的补偿权利已经通过上述权利得到实现，原告贺东红与被征收土地及其地面附着物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与被铲青的集体土地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被告新筑街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西安市人民政府【2017】621号、【2017】 531号审批土地件；2.陕西省政府【2017】464号、【2017】 399号审批土地件。证明陕西省政府、西安市XX村、XX村XX组集体土地依法征收为国有，用于城市建设。第二组证据：1.《XX中心XX基地XX村XX村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2.《西安国际港务区重点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证明西安国际港务区华南城项目的搬迁人是西安国际港务区土地储备中心，征地安置补偿的组织实施单位是被征地拆迁村庄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因此被告系受西安国际港务区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工作，新筑街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三组证据：1.《杏园村征地协议》；2.贺东红领款单4张。证明杏园村征地协议中明确土地补偿款、地面附着物补偿费、重点项目奖励款由甲方新筑街办直接补偿到户，被征收人领取征地补偿款项后，被征收土地上的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移至甲方。2019年12月11日原告贺东红的补偿权利已经得到实现，其与被征收土地及其地面附着物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第四组证据：1.《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西安体育中心训练基地杏元村整村搬迁项目政策培训会会议议程》；2.《启动大会会议纪要》；3.杏元村主要领导职务《证明》；4.《情况说明》。证明王金明为杏元村书记、王星奎为杏元村村长，胡某某、吴某某、王锋利为杏元村两委会干部，上述五人共同提供的情况说明显示，村委会已将与贺东红该户相关承包地情况合计地亩数6.484亩报送新筑街办，街办依据杏元村上报的地亩数与贺东红协调总体补偿款项，现贺东红本人已代表全体家庭成员领取了该户名下所有征地补偿款项。第五组证据：证人胡某某、董某某、吴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涉案1.465亩土地的附着物已向原告进行补偿，该地块的葡萄园为贺某某栽种，原告系胡有霞的孙子的事实。第六组证据：1.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继承了父亲的土地承包亩数4.33亩。2.计算6.484亩数单；证明6.484亩包括胡有霞1.465亩。第七组证据：1.补偿兑付表；2.企业拆迁补偿协议；3.房地产评估报告；4.情况说明；5.备忘录。证明贺东红名下亩数为6.484亩，且240万元全部领取。经庭审质证，XX街XX组XX号、XX号文件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是征地批复相关材料，不能证明案涉强制行为的合法性，批复存在违法，征地程序违法，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报批之前已经将以征地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告知被征收XX组XX户，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将拟证土地现况情况向被征收人确认，违反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原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听证权。第二份证据464号、399号关联性不认可，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当作为根据，批复存在违法情况。464号、621号批复显示征地面积共计大致五百多亩地，而464号、399号土地件是22.2477公顷，大致333.71亩左右，批复共涉及土地大概八百亩左右，被告提供的XX组XX村协议中显示就乙方968.079亩土地征收，XX村XX村的，存在少批多占的违法情况。审批土地件具体实施单位是国际港务区分局，而被告无授权无委托实施清表行为违法；根据土地件明确具体征地范围以165195号及165196号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为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土地属于该技术报告书所确定的征收范围，被告清表行为违法。对第二组第一、二份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宅基地安置与本案农用地征收无关。被告作为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对被征收中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第三组第一份协议2013年11月7日杏园村征地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协议是杏园立交改扩建项目，而本案是体育项目，所以此协议与本案无关，其次签订时间是2013年但是协议中第二条征地协议标准称按照【2016】西港发28号文件的要求确定征地标准，2013年不能依据2016年协议，所以是虚假的协议；第二份协议和案涉项目不是同一个，证明目的不认可，土地审批件是2017年作出的，征地协议依据的是西港发85号，和本案无关；第三份协议合法性不认可，协议证明被告实际是案涉征收项目的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征收具体部门，协议里可以看到实际征收面积和被告提交批复面积不符，属于少批多占。领款单超过举证期限，不应该作为根据，涉及原告养殖场与案涉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说明涉案征收项目启动方式是违法的，根据土地管理实施条例规定，应当是两公告一登记的，并且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不能由村委书记相关人员开会就决定。会议纪要是宅基地的安置补偿，与本案无关。情况说明已经质证，不重复说明，在说明中明确表示了被告清表行为包括养殖场和葡萄地，6.484亩数字原告不认可。对第五组证据胡某某的证人证言，法庭陈述过程中前后矛盾，前面说给了贺某某，后面说给了贺东红，前后矛盾，同时其说1985年土地证作废，但是补偿还是按1985年的补偿，故胡某某不能说明该土地附着物实际已经补偿给原告贺东红；证人董某某的证人证言，庭审过程中羊场清表行为没有参与不清楚具体面积，对于面积与原告进行算账，明显是虚假陈述前后矛盾，只是参与清表，具体赔偿及赔偿数额其并不能证明；证人吴某某的证人证言，说明两个土地一起推的，贺某某的证言中说明并不是一起推的，先推的贺某某的地后推的胡有霞的地，证人表明6.484亩只是原告贺东红的，不包括胡有霞的，清表时对贺某某名下土地清表，他认为贺某某名下的土地包括了胡有霞和贺某某的，证人认为贺某某土地和胡有霞土地一起清表的，被告三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无法证明该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款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证人同时说明胡有霞土地附着物所有权人应为原告贺东红所有，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对土地进行清表，严重违法。对第六组证据土地承包合同书真实性不认可，不是贺平印的签字，与本案无关，亩数计算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计算6.484亩数单真实性不认可，不能反映证明目的，不应当以纸片证明。对第七组证据兑付表是养殖场地块，不包括案涉地块，补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补偿协议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表面真实性认可，涉及养殖场地块，理由同上，养殖场拆除后，原告被胁迫签订的，涉案搬迁人是港务区土地储备中心，街道办没有权利签订该补偿协议，兑付表亩数很清楚，拆迁协议说明是养殖场的拆迁补偿，被告提交的6.484亩包括养殖场和葡萄地是相互矛盾的，说明被告对养殖场和葡萄地清表行为，补偿款项只是养殖场的，葡萄地没有补偿。所有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所领款项均不涉及1.465亩土地。被告新筑街办对原告贺东红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1、2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该土地证已经失效了。1985年12月1日颁发的土地证承包人姓名是胡有霞，XX村XX组，证据无法显示原告完全继承了胡有霞当年承包的土地亩数，也没法判断原告和胡有霞的关系，1.465亩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是原告堂弟贺某某，因此不能确定因胡有霞的去世由原告一人继承。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在光盘中无法确认拍摄的土地是原告承包的1.465亩土地，视频看不出强制清表的行为是新筑街办所为；证据2照片质证意见同第二组证据1，通告真实性认可，没有关联性，通告上正文中都是房屋拆除有关的通知，不是清表行为的通知，是腾空房屋的相关通告，与本案审理无关。对第三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本院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系胡有霞孙子的事实及胡有霞生前在杏园村有1.465亩承包地，该地块在2019年被强制清表前栽有葡萄树及该葡萄树为原告表弟贺某某栽种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XX组XX组证据证明包括涉案1.465亩土地在内的杏园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原告贺东红的6.484亩养殖场及其他地面附着物在拆迁时已经予以补偿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逾期提交的第七组证据，该证据不能证明贺东红主张包括涉案1.465亩土地补偿内容。经审理查明，原告贺东红为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办事处XX村XX组村民，其祖母胡有霞生前在1985年在XX村XX组有1.465亩承包地。胡有霞去世后，贺某某在该1.465亩地上栽种葡萄树。杏园村集体土地从2017年开始分批次被征收为国有，贺某某称其在2017年将涉案1.465亩土地及地上的葡萄树交给贺东红。2019年10月被告新筑街办组织人员将涉案1.465亩土地上的葡萄树进行清表。另查明，2019年12月12日原告贺东红与被告新筑街办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双方就贺东红所建养殖场及其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一事达成协议，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全部拆迁补偿费共计2406184元（包括依据评估报告补偿金额1806184元，养殖过渡费和营业损失费等综合补偿600000元）。所附的拆迁补偿兑付表显示的亩数为6.484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原告贺东红是否为涉案1.465亩土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2、被告新筑街办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3、被告新筑街办实施的清表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原、被告及相关证人均认可涉案1.465亩土地为胡有霞生前的承包地，1985年颁发的土地证显示胡有霞户自留地人口为两人。在胡有霞去世后如因该户的其他成员均不健在，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照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收回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被收回。同时双方均认可该块土地后为胡有霞的另一个孙子贺某某占有使用并栽植葡萄。虽然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贺某某及贺东红对该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但行政机关在对涉案土地征收时，应当查明涉案土地上的地面附着物的所有权人。被告未查明该事实即对涉案地块上的葡萄树进行强制清表，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贺某某将其栽植的葡萄树让渡给堂兄弟贺东红的事实，仅有贺某某的证言和贺东红的陈述，但在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清表的地面附着物为其他人所有的情况下，该行为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符合常理。结合被告辩称其对该涉案地块的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已计算在贺东红名下的理由，本院可以认定原告贺东红对涉案1.465亩土地上的葡萄树拥有所有权。原告与被告的强制清表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为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关于被告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据此被告新筑街办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而非派出机构。其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为本案的适格被告。第三，关于被告在对涉案1.465亩土地上的葡萄树实施清表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实施强制清表行为前，并未查清该地块地面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只是在实施强制清表后，因原告贺东红提出异议，才与原告进行协商，同时虽然被告提交的一份2019年12月16日《XX基地XX村企业拆迁补偿兑付表》上有原告贺东红的签字，内容中亦显示补偿的项目中有6.484亩土地。但该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原告贺东红6.484亩养殖场及其他地面附着物达成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补偿中包括涉案1.465亩土地上的附着物的补偿费用，故应认定被告是在未对涉案地块进行地面附着物补偿的情况下，实施的强制清表行为，该行为程序违法。但因该强制清表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依法应当确认违法。综上，原告贺东红及被告新筑街办均为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被告新筑街办实施对涉案地上附着物的强制清表行为，依据不足，程序违法。原告贺东红主张确认被告对涉案地上附着物的强制清表行为违法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2019年10月对原告贺东红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办事处XX村XX组1.465亩土地上的的葡萄树进行强制清表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全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胡海军                          审  判  员     王得志审  判  员     孙青青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崔瑞瑞  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