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4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亚福，男，1952年5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霞，女，汉族，1974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梅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晟，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3年12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上诉人何亚福、刘红霞因与上诉人张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6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亚福、刘红霞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某赔偿丧葬费人民币、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11878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张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准确认定张某的行为在本案的严重性，认定赔偿责任比例与事实不符，明显加重了何亚福、刘红霞的过错责任，而忽视了张某的行为在本案的过错程度，有失公平，理由如下：一、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是张某，由张某提供给本案未成年的受害人使用，而受害人正是因为驾驶涉案摩托车发生事故，因此张某对此存在主要的责任。何亚福、刘红霞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张某是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另深圳市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也确认了该涉案摩托的购买人为张某的事实。此外，张某在明知受害人为未成年人且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下，还将无号牌摩托车交由受害人驾驶，导致受害人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本案受害人在张某处帮工，且是受张某指示在前往张某处帮工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张某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在张某位于杨梅坑的店中帮忙，张某购买涉案摩托车给受害人使用以便其到店中帮工，在何亚福、刘红霞了解到受害人在张某处帮工后，还特别提醒过张某不可让受害人驾驶摩托车。案外人卜星豪、刘心亮在涉案调查询问笔录陈述可知道受害人在案发当天，由于张某的指示，受害人前往张某小店处帮工，在驾驶张某的摩托车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在涉案事故发生前一个小时至事故发生后，张某共打了七次电话，并通过微信语音让受害人到了杨梅坑发视频给其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受害人在张某处帮工且因帮工活动受到伤害，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何亚福、刘红霞作为受害人的父母，有引导、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何亚福、刘红霞承担40％的过错责任比例，加重了何亚福、刘红霞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何亚福、刘红霞作为父母对当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受害人已经积极想尽办法进行引导和管教，但毕竟无法像管教尚未懂事的小孩一样随身陪伴或看管，因此本案何亚福、刘红霞作为父母的监护责任与父母对完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孩的监护责任有显著区别。另外，何亚福、刘红霞在得知受害人结识了张某且了解张某的经历后，嘱托张某对受害人进行一些积极、正面的引导，张某也承诺会协助引导、教育受害人，何亚福、刘红霞因此非常信任张某，深信其能正确引导受害人。何亚福在50多岁才生下受害人，算是老来得子，受害人的去世使何亚福、刘红霞遭受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张某答辩称：一、对方称其女儿在我处做事，对此我不予认可。二、对于转账600元，我系于转账当日才加了李某的微信，我与其并无利益关系。三、我只是帮何亚福、刘红霞看管其女儿，其女儿并不是到我处做事，有电话录音、监控可以证明。四、我是事后才知道600元是用来买车的。上诉人张某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某无需向何亚福、刘红霞支付赔偿款人民币671268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亚福、刘红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基本事实。涉案摩托车此前系案外人李某实际所有，2017年5月初借给案外人卜星豪，此后涉案摩托车便一直由卜星豪所有、管理、控制和使用。2017年6月11日，涉案摩托车由李某卖给卜星豪，卜星豪当天找到张某，向张某借支600元买涉案摩托车，张某当即添加李某为微信好友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李某。2017年6月下旬，卜星豪回老家湖南后，便将涉案摩托车交给何倩文控制、管理和使用。2017年6月29日，受害人何倩文（何亚福、刘红霞之女）驾驶涉案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二、上诉理由。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不清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现分述如下：1.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是卜星豪，而非张某。（1）卖家李某明确表示涉案摩托车是由其卖给卜星豪。李某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到：涉案摩托车是其以600元的价格转让给卜星豪，转让款是卜星豪向张某借的，张某也明确表明是垫付。张某并无购买该摩托车的意思表示，摩托车的真实购买人是卜星豪，而且实际控制人也是卜星豪。张某既未与案外人李某就涉案摩托车达成买卖合意和交付该动产的意思表示，该摩托车也未实际转移占有给张某。本案也不符合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涉案摩托车的所有权并未转移至张某处，张某不享有该车所有权。涉案摩托车款项虽是由张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李某，但该款项是由实际购买人卜星豪向张某借支，摩托车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是李某和卜星豪。李某将涉案摩托车卖给卜星豪后，该摩托车也一直由卜星豪的控制和管理。因此，摩托车的所有人应该是卜星豪。（2）深公交（大鹏）认定【2017】第Ａ0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载涉案摩托车的购买人是张某，属于错误认定。深公交（大鹏）认定【2017】第Ａ0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视涉案摩托车卖家李某的陈述，偏信卜星豪的单方陈述，认定涉案摩托车的购买人为张某，是错误的。张某认为，应该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来分析车辆实际所有人，才是正确的。卜星豪主动到交警部门作证，明显是出于逃避法律责任和受到了何亚福、刘红霞的胁迫。卜星豪告诉张某，“何亚福、刘红霞胁迫他，如果不去交警部门陈述涉案摩托车是张某的，将会被何亚福、刘红霞起诉要求赔偿。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迫于无奈才到交警部门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3）一审以李某与张某系朋友，两人存在利害关系，而不采信李某“卜星豪是涉案摩托车的真实购买人”的证言是错误的。李某是涉案摩托车的卖家，其将摩托车卖给卜星豪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应当采信。李某与张某只是相互认识，不存在利益往来，也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4）张某给钱受害人加油和维修摩托车只是出于善举，并不能证明张某就是摩托车的所有人。张某从未主动给钱加油，都是受害人开口向张某要钱，张某基于情理道义才会答应受害人的请求。（5）卜星豪有偷窃恶习，张某借钱给卜星豪是希望避免其再次误入歧途。2017年5月初，经李某介绍，张某认识了卜星豪，两人才开始有所接触。2017年6月11日，卜星豪找到张某，向张某借钱。张某听闻卜星豪前后已偷过十余辆摩托车，为避免卜星豪在再次偷他人摩托车或去做其他违法事情，出于道义才会借钱给卜星豪。2.张某与受害人不存在帮工关系。（1）张某与受害人的电话记录和微信语音，是受何亚福、刘红霞之请联系受害人。何亚福、刘红霞多次联系张某，让张某帮忙寻找受害人。张某多次要求受害人到其店里，只是应何亚福、刘红霞之托，把受害人叫到身边，加以教育而已。事发前天早上，何亚福、刘红霞告诉张某，受害人前晚未回家住宿，便嘱托张某联系受害人。张某联系上受害人时已是当日下午，此时接近学校放学时间，为避免受害人再次和其朋友厮混而夜不归宿，便在学校放学前要求受害人去杨梅坑，微信记录中的“何倩文，到了杨梅坑，发视个频给我看。”是为了让受害人证明其已到杨梅坑，而不是在他处厮混。张某让受害人去杨梅坑的目的不是让其帮工，而仅仅只是避免她夜不归宿好完成何亚福、刘红霞让其帮忙联系和照看受害人的嘱托。（2）张某因在青少年教育工作方面在社区做过多次讲座，深得社区青少年敬爱，并具有一定威望。因受害人年少懵懂十分叛逆，何亚福、刘红霞便慕名前来，希望张某能帮忙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帮助她返校读书。基于此，张某才会和受害人有较多沟通交流，但双方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3）张某系摊贩，在大鹏新区杨梅坑景区摆摊经营煎饼烧烤小生意等。平时仅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摆摊，并雇有案外人黄某帮忙打理。张某所经营的煎饼烧烤小生意平时仅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营业，生意一般，且另雇有帮工，更不可能再雇佣年仅13岁的何倩文。受害人发生意外的当月，南澳当地都是雨季，且事发当日是星期四，游客稀少，无帮工的必要。3.本案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规范的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是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承担问题，该责任具体是指该机动车一方对于其所造成的对方（对方包括机动车或非机动车）损失应如何赔偿，但该条并不规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本身的损失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过错具体情形的规定，是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过错的解释，该条的适用亦应限于机动车一方对于其所造成的对方损失应如何赔偿，而不适用于该机动车一方本身的损失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次交通事故属于单方事故，是由于驾驶人何倩文自身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摩托车撞在路边，造成何倩文死亡，本案并不存在机动车一方造成对方损失的情形，故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4.张某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张某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对于受害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张某并无过错，也无因果关系。因此，张某不应对受害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何亚福、刘红霞答辩称：一、张某在上诉状中称的涉案摩托车所有人是卜星豪，该说法不属实。首先，张某的主张主要基于其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调查笔录，但这些证据均系张某单方制作，且证人证言因具有利害关系，而未被一审法院采纳，张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卜星豪和李某达成转让协议以及购买涉案摩托车的600元系张某出借给卜星豪，卜星豪当时作为年仅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经济收入更无偿还能力，张某所称的转让及借款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其次，一审的在案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卜星豪、刘心亮及刘红霞的调查询问笔录、受害人何倩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刘红霞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审提交的证据电话录音均可证明涉案无号牌摩托车系张某所有，其交给受害人使用方便前往杨梅坑，张某对于受害人使用摩托车这一事实是知情的，上述证据均可相互印证。二、张某在上诉状中所称与受害人不存在帮工关系的说法不属实，从2017年6月开始受害人何倩文就在张某位于杨梅坑的小店帮工，通过一审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受害人多次通过微信询问张某是否要到杨梅坑的小店，张某也多次通过微信要求受害人汇报小店周围游客的情况。另外，通过卜星豪的调查询问笔录可知，受害人和卜星豪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在张某的店里帮忙。三、综合一审在案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无号牌摩托车的所有人系张某，受害人何倩文于2017年6月初开始在张某位于杨梅坑的店铺中帮忙，在帮工期间张某将涉案摩托车交由受害人使用以方便其开工，受害人于2017年6月29日受张某的指示前往杨梅坑驾驶涉案摩托车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张某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何亚福、刘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张某向何亚福、刘红霞赔偿丧葬费44880元、死亡赔偿金9739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合计1118780元；二、张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损害发生概况：2017年6月29日16时50分许，受害人何倩文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南澳新大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通过新大石场坑洼路段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车辆颠簸失控倒地，造成车辆部分损坏、受害人何倩文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受害人何倩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也无临时通行牌证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三、受害人何倩文的身份状况：受害人何倩文系何亚福、刘红霞之女，2003年12月17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M562021（5）。四、涉案无号牌摩托车的所有人及该所有人与受害人何文倩的关系：深圳市经调查询问后认定涉案摩托车的购买人为张某，张某未为涉案摩托车购买任何保险。何亚福、刘红霞主张：涉案摩托车系张某为方便受害人何倩文等到其店中帮工（上下班），购买并提供给受害人何倩文等使用的,张某在受害人何倩文使用期间曾多次发送微信红包或微信转账给受害人何倩文为涉案摩托车支付加油费、维修费等。为此，何亚福、刘红霞分别提供了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记录等作为证据。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张某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未经公证，不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同时，张某还提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6月14日下午16时23分有一段3秒的语音，该语音是案外人卜星豪用受害人何倩文的手机发送的，内容是向张某借款用于涉案摩托车加油。对上述电话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张某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张某为证明涉案摩托车实际是卜星豪购买，其仅是应刘红霞的嘱托帮忙教导受害人何倩文，劝其返校读书，不存在聘请受害人何倩文到其店中帮工，且张某在平时亦曾向社区其他青少年发送微信红包等的事实，向一审法院申请涉案摩托车的原所有人李某、在杨梅坑驾驶水上摩托艇的陈某、张某店中的员工黄某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还提交了张某与刘红霞的微信聊天记录、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新大新社区工作站出具的证明及其在社区参加相关教育讲座的照片、报道，张某向他人发送微信红包的微信截图等证据为证。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何亚福、刘红霞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三位证人均是张某早已认识的朋友，或与张某一起在杨梅坑经营，或为张某聘请的员工，与张某存在利害关系。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何亚福、刘红霞予以认可，但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刘红霞是在受害人何倩文已认识张某并在张某店中帮工的情况下才认识张某的，后经过他人了解到张某的经历，因此同意受害人何倩文在张某店中帮忙，希望张某能给受害人何倩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刘红霞并不清楚张某购买了一部摩托车给受害人何倩文使用，受害人何倩文摔伤也未告诉刘红霞，刘红霞还曾特别提醒过张某不要让受害人何倩文驾驶摩托车。对上述证明、照片、报道的真实性，何亚福、刘红霞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上述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何亚福、刘红霞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款项的具体收款人及具体款项用途。经查，何亚福、刘红霞提交的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6月13日下午15:12，受害人何倩文对张某称：“坤哥，车打不着火。”6月13日下午17:55，张某向受害人何倩文发出一个微信红包，并用语音称：“给你发100元红包，你去给车加油，加完油后如果钱还有剩余的你就自己先零用。”6月13日晚上18:01，受害人何倩文回复：“好的”。一段时间后，张某问：“同谁在？”受害人何倩文回复：“卜星豪。”张某又问：“开摩托车吗？”受害人何倩文回复：“没有啊。”6月13日晚上22:11，张某用语音称：“何倩文，叫上卜星豪明天去店里。”受害人何倩文回复：“好。”6月14日下午13:14，受害人何倩文问：“坤哥，今天要不要过去杨梅坑？”6月14日下午16:23，张某向受害人何倩文转账65元，并用语音称：“给你转账65元，你去把刹车修好。”受害人何倩文收取款项后，卜星豪随即通过受害人何倩文的微信用语音称：“坤哥，给我25元先加个油。”6月14日下午16:42，张某向受害人何倩文转账30元。6月17日中午12:03，受害人何倩文问：“坤哥，今天要去杨梅坑吗？”张某用语音回复：“今天下大雨”，“谢啦，不用去。”6月19日晚上19:14，受害人何倩文称：“坤哥，那部车我放在水头加油站那里。”6月24日早上，受害人何倩文向张某发出多张摔伤的照片，告知其驾驶摩托车出事。张某用语音问：“摔得最严重的是谁”，“图片上摔倒的那个是谁？”受害人何倩文回复：“魏俊杰”。6月24日下午15:28，张某用语音问：“游客人多不多，视频发给我看”，“不要玩电话，拍视频。”随即，受害人何倩文发出两段视频。张某再用语音问：“沙滩上游客多不多？”受害人何倩文再发出一段视频。6月25日早上10:46，张某用语音问：“何倩文到了没有？”6月25日中午12:19，张某问：“起床未？”6月25日下午14:30，张某问“到了吗？”受害人何倩文回复：“没有。”张某问：“几时到？”受害人何倩文称：“2:45。”张某称：“快。”6月25日下午15:03，张某问：“到未？”受害人何倩文随即发出一段在张某店中的视频。6月25日下午16:57，张某问：“店里游客多不多？”6月25日下午17:17，受害人何倩文回复：“游客不是很多，一般。”张某问：“游水的人多不多？”6月25日晚上18:06，受害人何倩文回复：“刚才的人很多，现在不是很多。”6月25日晚上18:59，受害人何倩文问：“坤哥几点回来？”6月29日下午16:50，张某用语音问：“何倩文，到了杨梅坑，发个视频给我看。”何亚福、刘红霞提交的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电话通话记录显示：6月11日起，张某与受害人何倩文之间开始存在频繁的通话往来。6月29日下午，即涉案事故发生当日下午，张某共向受害人何倩文拨出七次电话，其中两次在受害人何倩文发生涉案事故之前（第一次在涉案事故发生前1小时左右），双方进行了通话，另五次在受害人何倩文发生涉案事故，张某向受害人何倩文发出上述最后一条微信语音之后，即6月29日16:57分至17:17分之间。张某申请的证人李某与张某已相识一年左右，在张某经营的店铺旁边摆地摊经营。李某称：其是涉案摩托车的原所有人，因卜星豪请求，后以600元的价款将涉案摩托车转让给了卜星豪。卜星豪支付的600元转让款是卜星豪从张某处借来的，由张某通过微信直接向其支付。卜星豪和受害人何倩文也是通过其介绍与张某相识，但其很少看到卜星豪和受害人何倩文在张某店中帮忙，看到的都是他们在张某店中玩。其未向刘心亮说过将涉案摩托车转让给了张某，而是说是转让给了卜星豪。张某申请的证人陈某与受害人何倩文和张某均是朋友，与受害人何倩文认识近两年时间，与张某认识了四、五年时间。陈某称：其在离张某店铺100米左右的沙滩驾驶水上摩托艇。受害人何倩文未向其提过在张某的店中帮忙。受害人何倩文曾对其提过系通过李某介绍与张某相识，到张某的店中是去玩。张某申请的证人黄某系张某店中聘请的员工。黄某称：张某店中只聘请了其一位员工。受害人何倩文确曾到张某店中，但并未帮忙，只是在店中玩。其不清楚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是谁。张某提交的微信截图显示：张某向他人发送微信红包和进行微信转账。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张某为证明涉案摩托车实际是卜星豪所有和使用，是卜星豪将涉案摩托车交由受害人何倩文使用的事实，另向一审法院申请向卜星豪的朋友刘心亮、林伟生、胡嘉慧等进行调查取证。（二）经双方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深圳市调取了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其对相关人员（张某、卜星豪、李某、刘红霞、何亚福、刘心亮等）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等。双方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调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何亚福、刘红霞主张：卜星豪在上述询问笔录中称：其原在李某处工作，后经李某介绍到张某的店里工作，涉案摩托车是张某从李某处以六、七百元的价款购得后给其和受害人何倩文上下班使用的，张某还称若其两人表现好，以后不在其店中做了就将涉案摩托车送给他们，若表现不好，就要收回。其和受害人何倩文每周六都须去张某店里上班，其他时间视情况而定，有需要，张某就会通知他俩去上班。刘心亮在上述调查询问笔录中称：李某曾对其称涉案摩托车是其以600元价款卖给张某的。卜星豪曾对其称涉案摩托车是张某给其使用的（故其想可能是张某将涉案摩托车送给了卜星豪），但后来受害人何倩文也曾对其称涉案摩托车也有她的一半。卜星豪在张某的店里工作，受害人何倩文有时也去张某的店中帮忙。涉案事故发生前一或两个小时，受害人何倩文曾驾驶涉案摩托车到大鹏水头村农村信用社找他，见面聊了一会后，受害人何倩文称张某叫她去杨梅坑，问他去不去，因其当时在玩手机游戏，就回称不去，然后受害人何倩文独自离开了。张某主张：李某在上述调查询问笔录中称：涉案摩托车是其以600元价款转让给卜星豪的，转让款是卜星豪向张某借得，由张某通过微信转账给其，张某转账时称其是替卜星豪和受害人何倩文垫钱，让其把车给他们开走。另查，张某在上述调查询问笔录中称：平时其只看到卜星豪驾驶涉案摩托车，并未看到受害人何倩文驾驶过涉案摩托车，在受害人何倩文出事前，刘红霞曾联系其，问其知不知道受害人何倩文手脚有伤痕是不是驾驶摩托车出事的，其回答不知道这回事，刚好受害人何倩文和其在一起，其就问她是不是开摩托车出事的，其不肯承认，所以其就未再深问下去。（三）卜星豪出生于2003年5月8日，与受害人何倩文系同学，均辍学在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一是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是否是张某，是否是张某将涉案摩托车交给受害人何倩文使用；二是受害人何倩文是否是在张某店中帮工，且是在去张某店中帮工的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某辩称涉案摩托车实际是李某以600元的价款转让给卜星豪，卜星豪才是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转让款则是卜星豪从张某处借得，并由张某通过微信支付李某，故涉案摩托车并不是其交由受害人何倩文使用，并申请了涉案摩托车的原所有人李某出庭作证。但是，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某的上述主张。理由如下：首先，李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且在张某经营的店铺旁边摆摊营生，两人具有利害关系。其次，李某与张某均未能提交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卜星豪与李某达成了转让协议，卜星豪才是涉案摩托车的实际受让人，上述转让款实际是卜星豪向张某借得，张某实际是代卜星豪向李某支付转让款的主张。同时，李某在交警部门的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张某是代卜星豪和受害人何倩文垫钱的主张也与其前述说法存在矛盾，既然受让人是卜星豪一人，为何又包括为受害人何倩文垫付转让款。再者，卜星豪是年仅14周岁的未成年人，辍学在家，无经济收入来源，无偿还能力，李某及张某却在未征得卜星豪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即同意向卜星豪转让涉案摩托车及出借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调查询问笔录等可以看出，深圳市认定涉案摩托车购买人为张某，是经过对张某、卜星豪、李某、刘红霞、何亚福、刘心亮等详细调查询问的基础上作出的，上述内容与何亚福、刘红霞提交的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互印证。张某不仅发送微信红包给受害人何倩文支付涉案摩托车的加油费，还微信转账给受害人何倩文让其去维修涉案摩托车并支付维修费。至于张某主张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卜星豪向其借款支付加油费的主张，经查实，该语音内容实为卜星豪让张某给25元的加油费，而不是让张某借25元支付加油费，随即张某向受害人何倩文转账支付了30元。综上，一审法院对张某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法采信何亚福、刘红霞的主张，确认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为张某，是张某将涉案摩托车交由受害人何倩文使用。至于张某提出对卜星豪的朋友刘心亮、林伟生、胡嘉慧等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首先，张某并未提交上述人员的具体身份信息；其次，经查，深圳市已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对刘心亮进行了调查询问，该调查询问笔录已在我院调取的调查询问笔录中；最后，卜星豪已在深圳市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对张某的主张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认为，对上述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对待证事实无意义，并无调查收集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某主张其仅是应刘红霞的嘱托帮忙教导受害人何倩文，劝其返校读书，并未聘请受害人何倩文在其店中帮忙，并亦为此申请了证人陈某、黄某出庭作证，提交了其向他人发送微信红包或进行微信转账的微信截图等证据。但是，同上，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张某的主张。理由如下：首先，上述两位证人一是张某认识四、五年的朋友，二是张某聘请的员工，与张某均具有利害关系。其次，张某提交的证明其亦存在向社区其他青少年发送微信红包或微信转账的微信截图，该截图并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的实质关系，及张某发送微信红包或微信转账的具体缘由和用途。而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却可以明确的看出款项支付的具体缘由和用途，即系用于受害人何倩文或卜星豪支付涉案摩托车的加油费、维修费等。再次，从受害人何倩文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记录可以看出，张某与受害人何倩文存在频繁的通话往来，张某曾多次通过微信通知受害人何倩文到其店中，受害人何倩文也曾多次通过微信询问张某是否需要到其店中，多次应张某的要求通过微信向其汇报店所在沙滩游客的情况，特别是在2017年6月29日，在涉案事故发生前1个小时左右至涉案事故发生后不久，张某前后向受害人何倩文拨打了七次电话，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张某还用微信语音向受害人何倩文发送的微信内容：“何倩文，到了杨梅坑，发个视频给我看。”上述内容与卜星豪在涉案调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其和受害人何倩文每周六都须去张某店里上班，其他时间视情况而定，有需要，张某就会通知他俩去上班）和刘心亮在涉案调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涉案事故发生前一或两个小时，受害人何倩文曾驾驶涉案摩托车到大鹏水头村农村信用社找他，见面聊了一会后，受害人何倩文称张某叫她去杨梅坑，问他去不去，因其当时在玩手机游戏，就回称不去，然后受害人何倩文独自离开了）相互佐证。最后，张某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张某在涉案调查询问笔录陈述，其只看到卜星豪驾驶涉案摩托车，并未看到受害人何倩文驾驶过涉案摩托车，在受害人何倩文出事前，刘红霞曾联系其，问其知不知道受害人何倩文手脚有伤痕是不是驾驶摩托车出事的，其回答不知道这回事，刚好受害人何倩文和其在一起，其就问她是不是开摩托车出事的，其不肯承认，所以其就未再深问下去。但是，在张某认可的其与受害人何倩文的微信记录却可以看出，张某是知悉受害人何倩文驾驶摩托车的事实的，并且曾多次发送微信红包或微信转账款项给受害人何倩文支付涉案摩托车的加油费和维修费，受害人何倩文也曾将其驾驶摩托车摔伤的照片发送给张某。综上，一审法院对张某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依法采信何亚福、刘红霞的主张，确认受害人何倩文系在张某的店中帮忙，且是在去张某店中帮忙的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张某存在应刘红霞嘱托帮忙教导受害人何倩文的事实，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受害人何倩文确也在张某店中帮工的事实。张某为方便受害人何倩文帮工上下班，擅自提供未经登记的无号牌涉案摩托车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受害人何倩文使用，造成受害人何倩文在前往帮工途中发生涉案事故致死，张某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何亚福、刘红霞作为受害人何倩文的父母，虽然在本次事故中痛失爱女，值得同情，但是其在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却未能认识到如何切实保护未成年子女，引导未成年子女渡过青春叛逆期，合理合法地履行父母的监护义务，何亚福、刘红霞对受害人何倩文的死亡亦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因此，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张某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何亚福、刘红霞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根据何亚福、刘红霞的诉讼请求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何亚福、刘红霞因受害人何倩文发生涉案事故死亡造成的全部损失如下：1、丧葬费44880元；2、死亡赔偿金9739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合计1118780元。根据上述双方的过错责任比例，张某应承担的赔偿款为671268元（1118780元×60%）。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何亚福、刘红霞支付赔偿款671268元。二、驳回何亚福、刘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69元（何亚福、刘红霞已预交），由何亚福、刘红霞承担5948元，张某承担8921元。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刘红霞提交一份与张某的电话录音，其称是无意中录音，一审期间并未发现该录音，到二审期间整理手机时才发现，张某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录音的时间是案涉交通事故当天2017年6月29日下午15：55，本院摘录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如下：张某：“现在这部车，我和她说除了假日下杨梅坑或我让你下杨梅坑，其他一切都不可以开，我那部车是你开工有时候不用她坐车或者塞车用的，给她们这样的，你若平时开的话，你知不知道我给车她们花了多少钱？”刘红霞：“油钱都不少了，坤哥我知道”……张某：“那幅眼镜呢？她说放在家里。”刘红霞：“哦，那副眼镜不见了，怪不得不见她戴眼镜，几百块眼镜不见了”张某：“烂了掉了，还是打架打烂了，踩车搞烂了”刘红霞：“哦，她自己撞车，她说不急刹自己就没命了，和我说下雨打滑，如果我不急刹的话就更加死定了，还好我急刹了”……张某：“我叫她下杨梅坑，她说不想去，她想自由嘛，我说你今天在哪啊，我说你四点半过去，她说不想，我说不想，你又约了谁啊，是不是又等别人放学，那我就等她咯，差不多放学就捉她去杨梅坑啦！”刘红霞：好，对的，捉她过去。”张某：“我说去杨梅坑啊，她说今天不去可不可以，我说什么事，她说我约了我妈妈七点钟吃筒骨粥，那我说那到时可以再出来啊，那时那些人全部都放学了嘛。”刘红霞：“是啊，放学一起玩有抽烟，那帮人。”张某：“在杨梅坑呆几个钟再下去，我就不管她怎么样，我在电话又找到她，沙滩有监控管住她就不敢乱来，到了那时候我就叫他下去，有事做下去，没事做我都叫她下去。……刘红霞：“那你帮我看住她，有东西就让她做，不要给她钱，她肯给你做就行了。”张某：“现在没什么，杨梅坑不用她等人放学。”刘红霞：“听你的话就行了。”张某：“行了，我现在捉她去杨梅坑，晚点我让她回来和你们去喝粥。”刘红霞：“有什么东西就发给她让她做。”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本案争议，本院评判如下：二审期间，刘红霞提交一份与张某事故发生前一小时内的电话录音，张某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根据该录音，张某确认案涉摩托车是其所有，与一审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该事实。张某二审提交一份对林炜升调查的笔录，但林炜升未出庭作证，且林炜升系未成年人，张某代理人进行调查时林炜升的监护人未在场，故本院对该笔录不予采纳。根据前述录音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张某应刘红霞嘱托帮忙教导何倩文，何倩文确实也在张某店中不定期帮工，张某提供未经登记的无牌摩托车，给无机动车驾驶证的受害人何倩文在前往帮工地点时使用，何倩文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不幸致死，张某应承担一定责任。但根据前述录音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何倩文在事故发生时未满14岁，属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何亚福、刘红霞作为何倩文的父母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何亚福、刘红霞无正当理由未执行该法律规定，致使何倩文辍学在家无事可做，何亚福长期在香港工作不能照顾何倩文，何倩文跟随母亲刘红霞在深圳市生活，而刘红霞因工作原因也不能随时照顾、教导何倩文，由于张某曾在社区作过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讲座，张某应刘红霞嘱托帮忙教导何倩文，张某要求何倩文不定时到店里，一方面原因是何倩文从事帮工，另一方面原因是教导何倩文。而且从录音可以判断，对何倩文驾驶张某的摩托车不定时去杨梅坑店里帮工的事实，刘红霞知情且未提出异议，当张某在录音中要求何倩文在事故发生当日到杨梅坑店里时，刘红霞并未提出何倩文不能驾驶摩托车前往，刘红霞主张一向反对何倩文驾驶摩托车缺乏依据。何亚福、刘红霞在交通事故中痛失爱女，值得同情，但在未成年子女成长过程中，何亚福、刘红霞作为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安全负有首要保护责任，但两人明显未尽到对何倩文的监护义务，综合考量事故发生原因及双方过错，本院酌定张某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综上，何亚福、刘红霞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68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68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何亚福、刘红霞赔偿人民币4475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869元，由何亚福、刘红霞负担8921元，张某负担5948元。何亚福、刘红霞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948元，由何亚福、刘红霞自行负担。张某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21元，由何亚福、刘红霞负担2974元，张某负担59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佳（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