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再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固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朱木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广东商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吴和猪。再审申请人深圳固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凯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8）粤民申1152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固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到庭参加诉讼；亨凯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固邦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8）粤03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对该案进行再审；2.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2017）粤0306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应当依法撤销。（一）接到二审判决后，经固邦公司核查，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进一步认定和支持固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固邦公司通过走访涉案人员张某富，获得张某富的社保证明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可以证明：1.张某富是亨凯特公司的员工和业务代表人；2.涉案的《还款协议》是在亨凯特公司处签订；3.涉案印章是亨凯特公司一贯使用的印章；4.纪某坚和吴某剑是亨凯特公司不同时期的总经理；5.涉案《还款协议》是纪某坚任职期间主持签订并指示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以下称涉案印章）；6.张某富的行为是代表亨凯特公司的职务行为。固邦公司通过查找公司文件，获得《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一份；《2015年度经销合同书》一份；《2015年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二份；《固邦补充协议》一份；《信用额度协议》一份。其中《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由纪某坚、张某富签名；《2015年度经销合同书》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由纪某坚签名；《2015年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二份加盖涉案印章，由张某富签名；《固邦补充协议》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签名辨认不清；《信用额度协议》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由纪某坚签名。上述证据可以证明：1.涉案印章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之前一直在使用。2.纪某坚、张某富是亨凯特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代表，与固邦公司交易多年，固邦公司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行为是代表亨凯特公司的行为。3.证据的内容表明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信用交易，即先发货，货物销售后再付款，而非二审认定的款到发货。4.证据的内容涉及的款项与《还款协议》内容可以互相印证，证明还款协议的内容真实。（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审确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但是却作出了与一审相反的认定，认定理由牵强且不知所云。1.一审固邦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的前后时间段，亨凯特公司均使用涉案印章与固邦公司交易，且《还款协议》签订后，履行了三期还款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一事实。但二审仅仅以亨凯特公司否认，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就不予认定，显然是主观臆断。2.亨凯特公司抗辩还款是所谓款到发货的订货款，但是却无法说明是定的什么货，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提交证据。二审却违反这一举证原则，将举证责任归于固邦公司，明显适用法律不当。3.关于《还款协议》，二审法院一方面否认了其真实性，一方面又引用《还款协议》中的“约定此后均是款到发货”的条款来否定2016年6月14日订单上的真实性，已经陷入逻辑混乱，自相矛盾。4.亨凯特公司提交了公安部门的“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虽然没有涉案印章，但是该证据并不是涉案印章的否定性证据。现实生活中，企业刻制印章不备案在既往判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屡有所见，不能因此否认涉案印章的存在。5.二审采纳的证据“刻制业重要刻件登记簿”不是一审证据，二审庭审中没有提交，也没有经过质证，固邦公司代理律师从未见过该份证据。依法这样的证据不能作为审判依据，此处二审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三）一审、二审中固邦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固邦公司提交的证据：《还款协议》、银行汇款单、订单、物流单、对账单等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支持固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具体如下：证据一、还款协议：1.证明固邦公司和亨凯特公司的债务关系；2.起诉法院地管辖约定为宝安法院；3.债务的内容和履行方式期限。证据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明亨凯特公司未遵守还款协议，仅仅履行三期还款，每期还款一万元，与《还款协议》的约定数额符合。证据三、2016年9月对账单：证明亨凯特公司剩余债务数目明细。证据四、亨凯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亨凯特公司成员纪某坚与亨凯特公司的关系和地位。证据五、进货单与合作备忘录：1.证明亨凯特公司多次使用涉案公章与固邦公司签订合同。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亨凯特公司所使用的印章有效。2.合作备忘录除有固邦公司印章外有亨凯特公司成员纪某坚的签名。证据六、2016年3月25日对账单：该证据加盖了涉案印章，形成时间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前。1.证明亨凯特公司多次使用涉案公章与固邦公司签订合同，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亨凯特公司所使用的印章有效。2.对账单除亨凯特公司印章外还有亨凯特公司成员张某富签名。证据七、2016年6月14日订单合同：该证据加盖了涉案印章，形成时间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后。1.证明亨凯特公司多次使用涉案公章与固邦公司签订合同，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亨凯特公司所使用的印章有效。2.证明亨凯特公司在2016年6月向固邦公司订购了价值1843元的货物。3.该货物价款不包括在双方在2016年4月1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数额中。证据八：2016年6月20日物流单：证明固邦公司向亨凯特公司交付了订单约定的货物。证据九：2016年6月25日对账单：1.证明固邦公司2016年6月支付了两笔款项，一笔是6月购货1843元的货款，另一笔10000元是履行还款协议。2.证明亨凯特公司在还款协议签订后，实际履行行为。（四）亨凯特公司应诉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合理行为，也可以证明固邦公司主张的事实存在。1.本案在诉前调解阶段，亨凯特公司提出退货的主张，但是却没有主张《还款协议》是虚假的。2.本案自固邦公司起诉，到二审判决期间达二年多时间，如果亨凯特公司真的被假冒公章且案值达二十多万元，已经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容忍的事情。但是亨凯特公司却一直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明显违反日常经验法则。固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亨凯特公司支付欠款人民币253030.42元；2.亨凯特公司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偿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亨凯特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货款：固邦公司提交还款协议、银行回单、对账单、工商登记信息、订单合同、物流单、进货单和合作备忘录，主张亨凯特公司与固邦公司达成还款协议，亨凯特公司已还款30000元，尚欠货款253030.42元。亨凯特公司辩称，还款协议所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并非亨凯特公司的印章，亨凯特公司也未委托张某富与固邦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固邦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印章，还款协议亨凯特公司的法人并非个人，且法定代表人并非吴某剑；亨凯特公司所支付的30000元虽为货款，但为款到发货的交易方式；对账单亨凯特公司未予以确认。亨凯特公司提交工商登记信息、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和银行回执，主张亨凯特公司的两枚印章已销毁及亨凯特公司向固邦公司支付货款情况。（二）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三）固邦公司的诉讼请求：支付欠款253030.4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上事项中，双方有争议的为第一至二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固邦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印章不影响还款协议效力的认定；还款协议亨凯特公司的法人并非个人且法定代表人并非吴某剑系还款协议书写瑕疵，不影响还款协议效力的认定；亨凯特公司辩称支付的30000元为款到发货并未举证证明；亨凯特公司申请销毁的印章并不包括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固邦公司提交2016年6月14日的订单金额与亨凯特公司提交的货款支付回单金额吻合，而该订单加盖的印章与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一致。综上，该院对还款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对亨凯特公司尚欠固邦公司货款253030.42元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判决：亨凯特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固邦公司支付货款253030.4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亨凯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306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固邦公司所提诉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固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即对“还款协议”乙方栏所盖合同专用章（以下简称涉案印章）是否为亨凯特公司所有、“张某富”是否有权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固邦公司提交的2016年6月14日的“订单合同”是否真实的事实认定不清。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条规定是贯穿并指导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所以，要以某个事实做为裁判的依据，不论是确定程序问题，还是确定实体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均必须以当事人提供的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为依据。一审时，亨凯特公司答辩及质证时明确表明亨凯特公司并未拖欠固邦公司货款，“还款协议”乙方栏所盖合同专用章并非亨凯特公司的印章、亨凯特公司也未授权“张某富”与固邦公司签订“还款协议”。鉴此，一审本应依法查明涉案印章是否为亨凯特公司所有、“张某富”是否有权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并结合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据，进而确认亨凯特公司是否拖欠固邦公司货款，但一审根本未审查确认。一审时，亨凯特公司对固邦公司提交的2016年6月14日的“订单合同”质证意见是该“订单合同”的涉案印章不是亨凯特公司所有，该“订单合同”不真实。一审在未查清涉案印章是否为亨凯特公司所有的情况下，以“固邦公司提交2016年6月14日的订单金额与亨凯特公司提交的货款支付回单金额吻合，而该订单加盖的印章与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一致”为由对还款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该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为订单金额与付款金额一致是不能证明“订单合同”是真实的，如此的“订单合同”是可以根据需要造假的，况且固邦公司根本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印章系亨凯特公司所有的。（二）一审认定亨凯特公司要举证证明支付的30000元货款为款到发货系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鉴此，在亨凯特公司对所谓的“还款协议”真实性存在异议的情况下，固邦公司主张货款，还应提供例如买卖协议、订购协议、发货证明、收货证明、对账结算单等证据加以证明供货方已履行完毕供货物义务及货款金额，但收货方未履行付款义务，并以此佐证“还款协议”是真实的，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亨凯特公司与固邦公司的交易习惯是款到发货，亨凯特公司提交的五份银行转款证明便可佐证，固邦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体现“款到发货”。固邦公司对此交易习惯不予认可，但却未能举证证明双方采用款到发货以外的其他交易习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提交的“还款协议”所记载的货款所涉货物的供货情况，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未能查明相关事实并充分了解到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以致认定亨凯特公司要举证证明支付的30000元货款为款到发货，系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三）一审认定亨凯特公司拖欠固邦公司货款，属认定事实错误。1.固邦公司主张货款所依据的“还款协议”及庭审时的辩解漏洞百出，该“还款协议”不是真实的。首先，从“还款协议”的格式上看，顶部“甲方”栏的“法人”和“代表”两处未填写，左下角“甲方”栏未加盖固邦公司公章，如此重要的还款协议应当须经甲方公司盖章确认，而不应只由无法核实身份的个人签字确认，否则不符常理。固邦公司的一审代理人辩称“因为该份合同是固邦公司到亨凯特公司处所签订的，当时没有携带公章，所以就没有盖公章，但是固邦公司对该协议是确认的，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固邦公司的追认行为合法有效”，如固邦公司的辩解属实，为何固邦公司事后不向亨凯特公司发出追认通知书或在“甲方”处补盖公章，可见该辩解不具说服力，是不真实的。其次，从“还款协议”填写的内容上看，“乙方”栏的“法人”处填写“吴某剑”是错误的，因为法人不可能是个人，固邦公司辩解法人就是法定代表人的简称，而此时亨凯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和猪，而不是吴某剑，故如固邦公司认定此时亨凯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某剑也是错误的。再次，从“还款协议”所盖印章和签名的真伪上看，亨凯特公司已举证“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及补充证据证明该协议所盖的“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亨凯特公司所刻制，亨凯特公司未授权“张某富”签订该“还款协议”，该盖章和签名是不真实的，亨凯特公司不应承担与己无关的法律责任。但固邦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合同专用章系亨凯特公司所有且张某富有权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该“还款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按常理此等重要还款协议应该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才行，而不应加盖所谓的合同专用章，至少也应让固邦公司认为的亨凯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剑签字确认。最后，从“还款协议”订明的内容是否履行上看，协议第2点订明“经过协议乙方从5月开始每月25日前还甲方欠款1万，直至还清甲方全部欠款为止”，亨凯特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向固邦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0000元、于2016年6月20日向固邦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843元、于2016年6月29日向固邦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0000元、于2016年7月26日向固邦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0000元、于2016年8月30日向固邦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235元，固邦公司主张其中三笔1万元的转账系亨凯特公司履行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但该三笔转账与其它两笔转账一样均注明货款，并未注明归还欠款，且转款时间均在25日之后。协议第3点订明“经甲方双方协商，乙方从2016年5月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进货金额不低于50万元整”，但实际上固邦公司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协议签订后至今亨凯特公司有向其进货不低于50万元。鉴此，固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协议内容有履行过。2.固邦公司未能证明提交的“还款协议”之外的其他证据是真实的，不能以此印证“还款协议”真实。固邦公司提交的标注为传真件有效的“2016年6月份对账单”和“2016年9月份对账单”，并无亨凯特公司盖章或经亨凯特公司有权签字人签字确认，固邦公司也未举证何时传真给亨凯特公司哪台传真号码，虽然对账单上有记录16/6/20回款1843、16/8/30回款1235,但不是据此推定该证据真实，因为此等所谓的对账单可以根据需要造假。固邦公司提交的“进货单与合作备忘录”记录亨凯特公司要进货53628元、“2016年03月份对账单”记录亨凯特公司进货53629元，如确有进货事实，那么固邦公司为何不提交相关的供货证明材料加以佐证。固邦公司在不能举证证明所盖涉案合同专用章及“纪某坚”和“张某富”签名真实的情况下，用不能证明真实的证据证明其他证据真实，缺乏法律依据。3.固邦公司未能提出其他充分证据佐证其主张的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固邦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另查明，固邦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2016年3月10日，亨凯特公司向固邦公司出具合作备忘录，写明：1.亨凯特公司欠固邦公司229401.42元，除去合作铺底50000元，亨凯特公司欠固邦公司179401元，协商在2016年4月将铺底外欠款分两次还清，还款日期为4月15日、4月30日。2.以上进货为固邦公司供给亨凯特公司金额53628元，本次货款于2016年3月31日前付清。纪某坚签名并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同年4月29日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进行2016年3月份对账单，确定累计欠款金额293030.42元。同日，签订还款协议，约定：截止2016年4月29日，亨凯特公司共欠固特公司货款合计283030.42元，（其中亨凯特公司为了支持固邦公司协议铺底货款为50000元，除铺底货款外欠款233030.42元），还约定，亨凯特公司每月从固邦公司进货为现金进货，款到发货。张某富签名并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固邦公司还提交2016年6月14日订单合同和货物运输单，该订单上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亨凯特公司不认可该订单，称因为是款到进货，没有签过该订单。亨凯特公司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10月30日亨凯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纪某坚将其持有的公司40%股权转让给吴和猪。2015年11月19日向公安机关申请原亨凯特公司备案的公章和财务章作废。重新备案了亨凯特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还款协议中加盖的公章是否系亨凯特公司刻制及使用，签名的张某富是否属于亨凯特公司人员；2.亨凯特公司有无拖欠固邦公司货款。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亨凯特公司否认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为公司刻制及使用，亦否认张某富为公司员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凭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申请纳税登记”。《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14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的印章的制发办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据此，公司相关印章需提供材料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并经过印模存档才能使用。本案，亨凯特公司提交了厦门公安局治安分局出具的“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存档及厦门公安局治安支队出具的“刻印业重要刻件登记表簿”存档。上述证据没有显示合同专用章系亨凯特公司的备案章，固邦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前亨凯特公司使用过合同专用章。虽然固邦公司提交的2016年3月份对账单、2016年6月14日订单上加盖了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但亨凯特公司不认可上述对账单与订单，且该订单发生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之后，并在该协议中约定此后均是款到发货，故固邦公司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亨凯特公司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前实际使用了合同专用章。还款协议中签名人为张某富，固邦公司亦没有证据证实张某富受亨凯特公司委托签订还款协议，也没有证据证实张某富为亨凯特公司的员工，故还款协议上虽然有签名并加盖了合同专用章，在亨凯特公司否认、固邦公司又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公章为亨凯特公司刻制及使用，亦不能认定张某富为亨凯特公司员工。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因为无法证实签订还款协议签名人员和公章的真实性，固邦公司需进一步举证其主张亨凯特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固邦公司现除了按照还款协议中结算的283030.42元款项外，对于该款项的形成，有无相应的买卖合同、订购合同、发货及收货证明、或者对账结算等原始凭证，均无法举证证明，故固邦公司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二审法院认为固邦公司不能证明还款协议中张某富为亨凯特公司员工，不能证明该协议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为亨凯特公司使用，亦不能举证拖欠货款相应的凭证，故固邦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亨凯特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二审判决：一、撤销宝安法院（2017）粤0306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固邦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除“同年4月29日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进行2016年3月份对账单，确定累计欠款金额293030.42元”其中的累计欠款金额应为283030.42元外，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固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原件：1.《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显示：参保人张某富保险，自2013年1月至2016年9月的用人单位均为亨凯特公司。该证明加盖有“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查询专用章”。2.《情况说明》显示：陈述人为张某富，称其在职期间代表亨凯特公司向固邦公司采购货物，经张某富签字的合同、订单等文件均是职务行为，对外签订合同、订单等文件有时候使用普通公章，有时候使用合同专用章，文件由总经理决定。其在职期间，2016年5月之前总经理为纪某坚，之后为吴某剑。还款协议为其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签订地点在亨凯特公司办公室，其上合同专用章为纪某坚指示加盖，该章在纪某坚离开后仍有使用，一直放在业务室。右下角有手写：“张某富、2018、10、19”。3.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2015年度经销合同书》《信用额度协议》《2015年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固邦补充协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显示：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约定年提货金额不低于100万；先发货，后结款；发给亨凯特公司的对账单若未在收到三日内确认回传，所有往来账目将以固邦公司记账为准；签章处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为“纪某坚”，委托代理人签名为“张某富”，上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2015年度经销合同书》显示：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约定年提货金额不低于100万；固邦公司授予亨凯特公司一定金额的信用额度，详见授予信用额度协议，信用额度的解释为固邦公司给予亨凯特公司六十天付款账期的货款；超额部分款到发货；发给亨凯特公司的对账单若未在收到三日内确认回传，所有往来账目将以固邦公司记账为准；签章处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为“纪某坚”，委托代理人签名为空，上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信用额度协议》签章处乙方签名为“纪某坚”，上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2015年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签章处乙方法人代表签名为“张某富”，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固邦补充协议》签章处乙方授权代表签名不清，上加盖亨凯特公司公章。《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情况说明》为本案再审中新提交的证据，固邦公司解释称因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胜诉，故二审未补充相关证据；二审败诉后其前往厦门社保部门并找到张某富补充了相关证据。因亨凯特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相应证据进行质证。本院根据固邦公司提供的电话与张某富联系，张某富认可《情况说明》为其真实意思并签名。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固邦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与理由，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亨凯特公司有无拖欠固邦公司货款。关于固邦公司再审提交的《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前述两份证据材料产生在二审之后，固邦公司对一、二审未调取相关证据作了合理解释，本院认可该两份材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加盖有“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查询专用章”，属于职能部门出具的书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且查询的时间连贯，可以证明本案货款结算期间张某富为亨凯特公司员工。从《情况说明》的内容和形式看，可以作为书面证人证言，由于张某富未到庭作证，该《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亨凯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对质证权的放弃。关于2016年4月29日的《还款协议》能否作为认定本案欠款的依据。本院认为，首先，不能以涉案合同专用章未经登记备案而否认为亨凯特公司使用该章。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双方认可存在长期的供货关系，双方的其他合同、对账单显示亨凯特公司在双方往来中有加盖合同专用章的先例。亨凯特公司提交厦门市公安局治安分局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厦门市公安局治安分局及治安支队刻印业重要刻件登记薄等，只能证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核准登记和销毁的印章没有涉案合同专用章，不能证明涉案合同专用章非亨凯特公司所用。公司在公安机关核准登记章之外根据经营需要刻制多枚章的情况，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法院也有相关案例认可未备案公章的效力。亨凯特公司以未在公安机关核准登记否定涉案合同专用章，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张某富有权代表亨凯特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证明签订《还款协议》时张某富为亨凯特公司员工，且张某富在固邦公司与亨凯特公司双方的其他合同、对账单均有作为亨凯特公司代表参与并签名，结合张某富在《情况说明》中关于涉案行为为职务行为的陈述，可以认定张某富的行为为合法代理行为。再次，从内容上看涉案欠款为历次结算的结果。2016年4月29日《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与2016年3月10日亨凯特公司向固邦公司出具的《合作备忘录》的内容具有连续性，仅金额有一定差异，而《合作备忘录》有纪某坚签名并加盖亨凯特公司合同专用章。最后，亨凯特公司后续还款行为与《还款协议》的约定一致。《还款协议》约定从2016年5月开始每月25日前还款1万元，后亨凯特公司3次在大致相当的时间内向固邦公司分别还款1万元，证明《还款协议》已经部分履行。亨凯特公司主张该3万元为后续货款，但在双方约定后续进货为款到发货的情况下，亨凯特公司并未提交向固邦公司分别订货1万元的证据。因此，2016年4月29日的《还款协议》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瑕疵，但与其他证据构成了完整证据链，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欠款的依据。综上所述，固邦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亨凯特公司向固邦公司偿还欠款253030.42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所做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5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96元，由厦门亨凯特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