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82民初1641号原告：翟士永，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波，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硕硕，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所律师。被告:翟士利，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第三人:石启周，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第三人:翟士英，女，195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第三人:翟士英（1），女，195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第三人:翟士花（2），女，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第三人:翟士玲，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邳州市号。原告翟士永与被告翟士利、第三人石启州、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翟士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波、曹硕硕，被告翟士利、第三人石启州、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翟士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将邓翟氏骨灰归还给原告安葬；2、被告停止一切侵害行为，不得妨碍原告对邓翟氏骨灰进行安葬；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翟士永与被告翟士利系同母异父兄弟，其母亲邓翟氏与前夫共育有翟士利等五个子女，后其前夫去世。原告翟士利父亲李玉才入赘邓翟氏家，入赘后改名为翟帮才，并育有两个儿子翟士永、翟合理（后因入赘改名为石启州），后翟帮才因病于1983年前后去世。2020年2月6日，邓翟氏因病去世，被告擅自将邓翟氏的尸体送去火化并将骨灰领走，欲将邓翟氏的骨灰与其生父合葬。原告认为其生父翟帮才与邓翟氏共同生活多年，已形成事实婚姻，邓翟氏的骨灰应当与翟帮才合葬。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将邓翟氏骨灰交还，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认为，现代夫妻合葬的习俗多源于对良好婚姻关系的尊重和祝愿，邓翟氏去世前的合法婚姻仅存在与翟帮才之间，被告要求将邓翟氏与其本人生父合葬，严重悖离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损害了邓翟氏和翟帮才的人格利益。且原告夫妻翟帮才将被告抚养成人，对被告有养育之恩，被告理应念及养育之恩，配合原告将邓翟氏的骨灰与翟帮才合葬。因此，为维护逝者的人格利益，提倡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特提起诉讼，要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翟士利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被告生父翟邦田去世后，有媒人王兴中把李玉才带到邓翟氏家入赘，改姓为翟帮才。翟帮才于1983年前后去世，生前留有遗言要求回姓李玉才归李家祖坟，要求我照顾两个弟弟。2020年2月6日，母亲邓翟氏因病去世，去世前留下遗言：李玉才归他李家老祖，与我无任何关系。我死后归翟家祖坟，与你父亲翟邦田合葬，由长子翟士利操办，证人某某某可以证明。原告翟士永没有尽到赡养母亲邓翟氏的义务，1邓翟氏看病医疗费翟士永不愿意付，2邓翟氏去世后，我与翟士永商量如何送殡，翟士永说“送殡我放弃”，我说“火化你去！”翟士永说“我不去”在场还有第三人翟士玲等。原告翟士永要求邓翟氏骨灰与李玉才合葬，并葬于李家祖坟的话，是对姓翟家族严重极大侮辱和侵害，翟士永就失去了姓翟的意义和价值，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原告翟士永针对被告翟士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石启州述称：我要求邓翟氏与李玉才合葬。第三人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述称：我母亲在世时在我翟家门，没有进过李家门，如果在李家过日子生活了，我们就不争执了。我们认为邓翟氏应该与翟邦田合葬。原告翟士永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有：1邳州市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1页，证明:1、邓翟氏生前有两段婚姻，共生育原、被告及第三人共7名子女，原、被告及第三人诉讼主体适格。2、邓翟氏去世前的最后一段婚姻仅存在与翟帮才之间，结合本地夫妻合葬的风俗,邓翟氏去世后理应和翟帮才合葬。加之原告系邓翟氏与翟帮才的亲生儿子，相较于被告及第三人与翟帮才的继子女关系，原告与翟帮才及邓翟氏的血缘关系更近，由原告负责安葬邓翟氏的骨灰更合适。2、加盖邳州市公安局岔河派出所户口专用的户籍底册1份2页，证明从该户籍底册“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一栏的信息可以看出，户主是翟帮才，邓翟氏系户主翟帮才的妻子，与证据1相印证，邓翟氏生前最后一段婚姻是与翟帮才缔结的。同时，该户籍底册也可以反映出邓翟氏部分子女的信息。3、加盖邳州市殡仪馆印章的火化申请单、领取骨灰登记表各1份共3页，证明火化申请单上记裁了火申申请人及逝者的相关信息，并粘贴有邓翟氏火化证的及死亡证明材料，领取骨灰登记表有被告签字，该组证据能够证实2020年2月9日，被告将邓翟氏的遗体送至邳州市殡仪馆火化，并于2月10日将邓翟氏的骨灰领走。被告翟士利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3组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石启州、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看，没有异议。被告翟士利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医疗费发票4张，证明邓翟氏生前患病费用由被告翟士利支付，被告翟士利承担赡养其母亲的义务。一年360天都是我照顾的事实。2、邓翟氏火化后领取骨灰票据一张，证明2020年2月10日，邓翟氏火化操办事宜由被告翟士利负责办理。3、庄邻联名签署3页，证明庄邻要求邓翟氏应该与翟帮田合葬。4、申请证邓某,4恩出庭作证，证明邓翟氏应和翟帮田合葬。原告翟士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治疗发票其中2因没有加盖印章，对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余3份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并不能证实原告未尽抚养义务，同时向法庭说明原被告对邓翟氏进行治疗的费用均是二人共同分担，是先由被告支付，然后原告再将一半费用给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对邓翟氏火化时并未告知原告。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不符合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出庭各方询问的相关规定，且联名签署仅是表达个人意见。其中有多人均为被告方的关系较为紧密的人，签名人员的意见是与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相违背的，其意见不应采纳。对证据4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陈述在邓翟氏火化前通知原告的陈述时，刚开始说没有通知原告及第三人石启州，后来在被告及其他第三人干预下才说电话通知的，其证言与被告说当面通知的不符，其证言明显偏袒被告，有失公平。其所表达的意见与公序良俗违背，依法不应采纳，从证言可以看出翟帮才与邓翟氏共同生活多年，并共同抚养本案被告及第三人，已形成事实婚姻。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对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被告翟士利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4关联性及证明效力进行综合认定。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均记录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翟士永与被告翟士利系同母异父兄弟关系，其母邓翟氏与翟邦田共育有被告翟士利及第三人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后翟邦田去世。李玉才入赘到邓翟氏前夫翟邦田家，更名为翟帮才并生育两子，分别为原告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州（又名翟合理，因入赘而改名）。1983年左右，翟帮才去世并回归其祖籍葬于李家祖坟。原告翟士永、被告翟士利及第三人陆续结婚另立门户，目前原告翟士永长期邳州市街居住生活，被告翟士利与邓翟氏仍邳州市村楚墩祖居生活居住，第三人石启州入赘后离开元居住地，其余第三人均嫁人彼此独立生活。邓翟氏生前较长时间系被告翟士利赡养照顾起居，其弟弟某某某称邓翟氏终生未到李玉才祖籍生活，生前遗愿死后与翟邦田合葬。2020年2月6日，邓翟氏因病去世后火化，相关事宜由被告翟士利操办。原告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州在邓翟氏火化时并未参加相关仪式，邓翟氏骨灰由被告翟士利领回保管。双方就邓翟氏骨灰将来安葬事宜协商未果，引起本案诉争。本院认为，原告翟士永、被告翟士利均有安葬邓翟氏骨灰的意愿值得肯定，但因此产生争议实属不应该发生。逝者邓翟氏生前有两段婚姻，属于无奈之举，生者当以逝者尽快安息为重。逝者邓翟氏第一段婚姻与翟邦田结合，并生育被告翟士利等五个子女，翟邦田去世后该段婚姻结束，但抚养子女的责任尚存。邓翟氏于夫家招婿李玉才，李玉才入赘后更名为翟帮才并育有二子，分别为原告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州（原为翟合理，因入赘更名）。1983年前后，翟帮才去世并按照其遗愿返回其祖籍安葬，其与邓翟氏的婚姻即自然结束。此时，邓翟氏两段婚姻全部结束，逝者翟邦田、李玉才身份并无根本区别，均系邓翟氏已逝丈夫。逝者的骨灰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伦理意义的特殊物，权利的行使应受公序良俗的限制。作为逝者延伸身体利益的载体，在确定安葬方案时应体现对生前明示或者可得而知意思的尊重。邓翟氏没有随李玉才返回祖籍，长期在翟邦田户籍地居住地生活，生前与其弟弟某某某关于死后合葬的谈话，结合邓翟氏一贯行为，村民集体表达的共同意愿，与翟邦田合葬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2020年2月6日，邓翟氏去世后，并没有其死后合葬事宜的相关材料，原告翟士永关于邓翟氏应与李玉才合葬的主张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故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翟士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翟士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振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