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02民初4235号 原告：安丰章，男，197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日照市东港区蓝天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山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太华，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一平，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荣，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七里河子二村。 法定代表人：杨善农，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焱，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均云，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丰章与被告刘太华、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七里河子二村村委）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鲁1102民初4758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刘太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8)鲁11民终226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鲁1102民初4758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丰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被告刘太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一平、李翠荣，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丰章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日房字第××号房权证（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项下的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经本院释明，原告于2020年4月2日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被告以涉案房屋拆迁全部利益赔偿原告损失，第三人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包括：1、170平米的安置楼房；2、拆迁所得各项奖励和补助款共计157500元；3、房屋出租的租赁费，按照12年计算，每年出租费用10000元，合计120000元；4、自被告于2016年5月6日支取157500元起计算至支付给原告时止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变更诉讼请求后的案由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事实和理由：1997年春天，原告自被告处购买了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房产一处，2000年3月份，原、被告同意由村委统一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2000年3月30日，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出具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原告，进而确定了该处房产及宅基地属原告所有。2016年5月6日，因七里河子二村进行城中村改造，被告隐瞒其已将该处房产出卖给原告的事实，与七里河子二村签订了该处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作为该处房产及宅基地的实际所有人，拆迁补偿安置利益依法归原告所有，被告无权签订该协议。后法院经过审理向原告释明，双方虽然存在房屋买卖事实，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原告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 被告刘太华辩称，1、安丰章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本案安玉宁和刘瑞兰的证人证言及被告提交的视听资料，可以证实原告主张购买涉案房屋及交付房款和其他与涉案房屋买卖的相关事宜均不是安丰章而是其父母安玉宁和刘瑞兰，因此安丰章并不是其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不成立，合同成立的标志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但本案原被告双方并未就涉案房屋买卖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因此原告安丰章与被告刘太华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3、本案从原一审到二审再到现在的重审，一直为物权确认纠纷，在被告一直坚持认为合同不成立和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就应当向原告释明，告知其一旦认定合同无效，其是否基于合同无效提出返还财产等相应的赔付请求，而不是在尚未作出裁判的情况下直接变更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先行告知原告一方已经认定房屋买卖事实存在，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原确定本案为物权确认纠纷，是根据原告主张，其已经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涉案房屋已经于2000年3月30日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在涉案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已经归其所有的情况下，被告刘太华向第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并非是因为合同有效提出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中规定的合同无效时的释明情形，通过原告变更的诉讼请求，原告名义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合同无效的损失，但其仍然要求涉案房屋拆迁的全部利益，实际上还是认为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其诉讼请求没有实际变更；4、原告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应当先行将变更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作为争议焦点予以审理，我们认为本案不应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理由是在原一审既已经认定合同无效，而原告对原一审判决并未提起上诉，发回重审后原告仍未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于2019年7月4日召开了庭前会议，随后又于7月18日、9月15日上午和下午及2020年3月17日进行了五次庭审，多次反复向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是否变更，甚至被告也予以了提醒，建议法庭向其行使释明权，但原告安丰章均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2019年9月15日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双方也已经进行了最后陈述；5、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实际控制并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责任，不应向原告作出任何赔偿。 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辩称，第三人是在被告持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涉案房屋的纠纷没有甄别的义务，第三人与被告协议签订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第三人对原告没有赔偿损失的义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安丰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公证证人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于1997年出售给原告，公证书内容中原村委会计刘某明确说明2000年办理房屋产权手续时，询问被告，被告亲自陈述已将房屋出售给本案原告，并且委托其办理土地房产过户手续； 证据二、土地证一份，证明土地权利人是安丰章； 证据三、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证明一份，证明上述土地证的合法效力； 证据四、录音两份，在两份录音材料中，被告刘太华本人承认将涉案房屋以价格一万块钱左右卖给了安丰章，这份录音也用来证明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第一份录音中有原告本人、原告父母、被告夫妻二人，一共五人，是2006年在许家楼民房里录的，第二份录音中人员是一样的，是2016年在许家楼生活区楼房里录的； 证据五、原告安丰章居住房屋时拍摄的房屋照片一宗，证明原告实际居住占有房屋，因为照片中的大镜子是原告当时居住时制作的，贴对联都是原告进行的； 证据六、原告本人的户口本原件一份、原告母亲刘瑞兰的户口本原件一份； 证据七、安丰章向第三人村委会交纳农业税32.6元、房产证土地证办证费50元，该证据是复印件，原件在（2015）东行初20号案卷中； 证据八、孕情服务协议书原件，村委会监管原告夫妇生育情况； 证据九、原告历年来向第三人村委会交纳合作医疗费单据原件； 证据十、原告安丰章参与七里河子二村制度改革表决票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一、七里河子二村为安丰章办理的失地农民保险卡一张及复印件； 证据六至证据十一证明，原告安丰章系七里河子二村集体组织成员，符合购买涉案房屋的条件，涉案房屋买卖合法有效。 证据十二、出庭证人刘瑞兰（原告母亲）、安玉宁（原告父亲）的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房款，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交易的事实； 证据十三、河山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原件在2018鲁11**行初145号案件中提交），证明安丰章不再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委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间接证明已取得第三人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 证据十四、被告在原审二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06年录音被告整理的文字稿复印件，证明刘太华自认将房屋出售给安丰章的事实，关于该事实，在再审一审中，法院将此归纳为争议的焦点； 证据十五、证人刘某的住院病历一份，因刘某在涉案房屋办理过户时担任村委会计，对案件事实比较了解，原告也申请刘某出庭作证，但刘某认为自己身体状况欠佳，平时经常有高血压导致摔倒的状况，所以原告申请法院进行调查，提供病历一份，证明刘某患有高血压三级很高危的事实。 被告刘太华质证称，对证据一公证证人证言,第一，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仍属于证人证言，该公证书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证言公证仅是公证机关对证人陈述以书面或者录像等方式进行保全证据的一种公证。公证处并不对证人作证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和作出证明，仅证明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对证人身份和发表证言的行为进行证明。第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七十二条和和《民诉解释》第一百零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刘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能免除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第三，该证人所作证言前后矛盾，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前后陈述不一，前面说了买卖的过程，后面又陈述对具体买卖不清楚，没有参与。因此，本案证人刘某未出庭作证并签署保证书，也未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对该证言应不予采信，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证据二集体土地使用证,第一，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系安丰章通过不正当手段、相关部门违反法律程序办理。安丰章于2005年6月21日诉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一案中，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在2005年7月27日的答辩状中也明确表示，“原告是以欺骗的手段取得该土地使用证”；第二，该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由原日照市东港区国土资源局依法公告予以注销；第三，经向地籍档案的存放机关查询，该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查询不到，没有任何相应地籍档案材料；第四，本案原告诉请的是日房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被告刘太华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也是因日房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屋而取得，与该集体土地使用证无关。因此，该集体使用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没有证明力，不应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三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证明,第一，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根据《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二，该证明中载明“2004年5月8日发布公告注销，因安丰章在60日内提出了异议，该注销公告被终止。”但在安丰章于2005年6月21日诉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一案中，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在2005年7月27日的答辩状中仍明确表示该证已予以注销；第三，经向自然资源部门查询，没有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的任何档案，也没有安丰章提出的异议。对于证据四2006年录音和2016年录音，第一，该录音系原告以严重侵害被告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手段非法获得；第二，该录音不完整，其文字材料与录音中实际谈话内容也不一致，部分内容也属原告主观臆断。因原告在原审中未提交原始载体，对于其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录音磁带，庭后待原告提交播放设备后被告予以核实，因此，根据《民诉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该录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五照片一宗,不予认可，该照片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六两份户口本原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七交纳农业税单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费用交纳的是被告刘太华承包的土地费用，因当时安丰章种的是被告刘太华的地，安丰章本人在村里并没有承包土地，也没有口粮地，原告并未提交其主张的房产证土地证办证费用相关凭据，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八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相关负责人、经办人签章，也没有签署任何日期。对证据九不予认可，部分单据没有盖章。对原告提交的上述所有证据关联性和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于证据十，该证据已经超过了法庭规定的举证时限，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不予认可，且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证据十一，原告提交的是社会保障卡，并不是所谓的失地农民保险卡，且只凭该卡片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于证据十二，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和本案一审，两证人对该案的相关庭审情况已完全知晓，且其参与了原二审庭审活动，因此不应作为本案证人；两证人系原告的父母，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作为证人证言有易变的特点，两证人对于给付8000元这一重要情况陈述明显矛盾，在无其他充分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另外，该证人陈述均是在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也存在根据利害关系取舍的可能性。对于证据十三，该证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时限，被告不予质证，且原告提交的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是否是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十四，根据该录音稿的标题，录音是由原告提交，应由原告提交相应的整理稿，原告的举证明显自相矛盾。对证据十五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病历时间是2018年，根据病历记载，刘某血压升高八年，被告认为刘某在2016年到日照市德信公证处做了公证，其既然能够在病发期间到公证处陈述相关事实，也能到法庭予以陈述，因此，原告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中的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刘某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不清楚，第三人从未听说过涉案房屋进行出售。对证据二土地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土地证在2004年5月8日已经公告注销。对证据三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没有标注具体经办人，其证明效力存在瑕疵。对证据四两份录音不清楚。从证据五照片中体现不出原告的证明内容。证据六至证据九，不能互相印证达到原告想要证明其为第三人的经济组织成员证明的目的，因自1983年以后迁入第三人处的户籍人员不界定为第三人的经济组织成员。对证据十、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请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二，两位证人的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采信，对于其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十三、证据十四，请法庭与原件进行核实，确认其真实性，对确认后如属实，其内容请法庭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五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请法庭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对原告安丰章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在后文事实认定部分进行分析；对于证据四，第一份录音（2006年录制）经现场播放，无法听清录音内容，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二份录音（2016年录制）的证据效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对于证据五，结合被告刘太华在（2018）鲁1102民初4758号案件审理中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自认，本院对证据五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采信；对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三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并在后文进行分析；对于证据十二，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对于证据十四，本院将结合原告提交的2016年录音及被告提交的2016年监控录像进行认定；对证据十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取得程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刘太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居民翻建房屋申请用地报告书及房屋自建印契原件及复印件；2、日房字××号房权证原件及复印件；3、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及日房字××号房权证档案原件及复印件；4、香河街道关于安丰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复印件。证明:1、日房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屋刘太华自1991年依法补办翻建手续并取得房屋自建印契，到1996年取得日房字第××号权属证书，又于2××3年依法换发了日房字第××号权属证书；2、涉案房屋从未有过变更权利人的情况，被告刘太华自始至终都是涉案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也一直持有并保管权属证书；3、第三人及房管部门从未给安丰章办理过房产证。 第二组证据:1、2004年4月15日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复印件（盖红章）；2、2004年5月8日，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公告复印件；3、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2004年5月10日日照日报报纸复印件。证明:1、地号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实际为刘太华；2、原告提交的东集用（2000）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系错误办理，并已公告注销。 第三组证据:1、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5）东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2、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证明：1、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在未按规定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就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取得的程序违法，原告安丰章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属误报误办，已被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予以公告注销；2、日房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屋实为刘太华所有，房屋权属证书合法有效，刘太华为合法权利人，安丰章从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对日房字第××号房权证项下的房屋进行所有权登记，从未取得过该房屋所有权；3、安丰章是以欺骗的手段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注销公告发出60日内，房管部门并未收到安丰章的异议申请。 第四组证据：2016年6月28日视频资料（光盘）及文字记录。证明：1、原告带领其父母未经允许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原告取得的录音系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取得；2、证明被告并未同意向原告出售涉案房屋。 第五组证据：律师调查令回复。第一份调查令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土地所，其没有书面回复，只有口头答复，调查令中调查的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档案均已移交高新区；第二份，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港分局的回复；第三份，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答复；第四份，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调查令出具的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及涉案房屋的所有档案材料与被告庭审中提交过的相关证据完全一致；第五份，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办事处信访办根据调查令回复，提交复印件一份，该复印件与被告提交的香河街道关于安丰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印件一致；第六份，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办事处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对调查令中的调查事项回复。 对于被告刘太华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安丰章质证称，关于第一组证据，对日房字第××号房权证真实性原告不能确认；对居民翻建房屋申请用地报告书及房屋自建印契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日房字××号房权证档案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档案并不完整，期间原始档案2000年3月份刘太华所有的房产手续已经变更为安丰章，2××3年10月20日又因何原因由安丰章变更为刘太华，原告不知情，从被告提供的房产证档案中，也没有明确记载1996年房产证到2××3年房产证之间换证过程；对香河街道关于安丰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是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对第一组证据证明事实有异议，对日房字第××号房产证的取得来源系非法取得，2000年3月份涉案房屋的土地证、房产证均在原告名下。 关于第二组证据，对2004年4月15日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申请有异议，当时经办人刘某签字不是本人签署的，该申请经办人不知情；对2004年5月8日，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公告的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要求，村委无职能权限作出证明；对2004年5月10日日照日报报纸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确实发表过注销公告，但在公告期内，原告已提出异议，注销公告无任何法律效力。 关于第三组证据，对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5）东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安丰章通过村委办理涉案房屋的土地证、房产证程序合法，具体经办人是村委会会计刘某，不存在误报误办、欺骗等手段。 关于第四组证据，对2016年6月28日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 关于第五组证据，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就调查令1的口头回复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五份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载明的内容有异议，意见书载明的刘太华前后办理房产证的事实不属实，对第六份七里二村村委会回执有异议，除1994年4月安丰章将户口迁入七里二村外，其他事项均不属实。对香河街道处理意见书有异议，在处理意见中，说1997年以后涉案房屋被刘太华用于出租不属实，事实上1997年、1998年安丰章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以后不居住房屋但是每年都去贴对联。对于村委2016年旧城改造签订协议时安丰章已到现场并要求村委此涉案房屋有争议，禁止任何一方单方面签字，并与刘太华争论。 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会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请法庭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中的居民翻建房屋申请用地报告书及房屋自建印契、日房字××号房权证、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一组证据中的《香河街道关于安丰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虽系复印件，但与被告之后到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办事处信访办调取的该处理意见书内容一致，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对于第二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明目的将结合关联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对于第三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明目的将结合关联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对于第四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因为被告提交该视频证据以证明原告提交的2016年的录音系以严重侵害被告及其家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得，而本院经播放后认为，原告取得该录音证据不存在严重侵害被告及其家人利益的情形，其录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被告提交该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合法性，该组证据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五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结合关联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 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申请及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应原告申请，到证人刘某家中就本案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形成调查笔录一份；证据二、到第三人处调取的七里河子二村集体组织成员认定办法、认定办法投票表决结果、附加评议结果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公示的照片。 对于以上证据，原告安丰章质证称，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刘太华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安丰章的事实，并且同意委托村委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过户到安丰章名下。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定办法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办法的标准不能适用于安丰章，安丰章于1994年将户口迁入第三人处后，原村委河山街道村已将其成员资格取消，在村委没有土地和房产等权利，结合2018年7月5日第一审庭审中刘太华陈述“我原来老房子在路西，修路拆了，给我重新划了一个地方”，到1997年涉案房屋出售给安丰章，后村委将涉案房屋土地使用证办理到安丰章名下，根据2018鲁11**行初145号案件中资源规划局陈述“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为原始登记”，综上，自1994年开始，安丰章就应按照一户一宅政策取得了第三人处的房屋，该房产虽是通过交易取得，但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第三人处成员资格身份，法庭调取的资格成员认定办法为确认新成员资格，而从法院调取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看，该认定办法事实为取消了安丰章的成员资格，违反相关法律程序；对公示栏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附加评议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述两份证据违反村民组织法相关法律规定，另外，上述证据均达不到认定安丰章非第三人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法院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被告刘太华质证称，对证据一，证人刘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且相关陈述与事实明显不符也不合情理，其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明确表示并不知情，刘某在公证处的证言中陈述说是安丰章将50元还给了他，在该次调查中又陈述是安丰章的母亲将50元钱还给了他，对于其陈述2000年时土地证、新房产证都办出来了，这一陈述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刘太华新的房产证是2××3年10月20日办的，与办理在安丰章名下的土地使用证相差3年多，而且作为村会计，应该知道房地一体，按照其陈述，土地证与新房产证同时办出来，但未登记在一人名下，该事项其应当向安丰章告知，同时安丰章一直坚持认为2000年时新的房产证已经登记在其名下，但事实上，涉案房屋自始至终一直登记在刘太华名下。对证据二，法院到第三人处调取的证据，与被告之前依据调查令调取的内容一致，被告认为第三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完全符合《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六条规定，且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根据该办法，只有在本村出生或者与本村村民结婚，或者被领养，其他将户口迁入本村的，应当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才能够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显然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事实上也确实没有被第三人接纳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质证称，对调查笔录及法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没有异议。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对刘某的调查笔录，本院将结合关联证据进行认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告刘太华于1995年3月20日向七里河子二村申请翻建房屋一处，并取得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地号为37-7，地号为37-78-100月刘太华填写了山东省日照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申请表，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涉案房屋确认房号为日房字第××号。2000年3月，在七里河子二村土地证换证过程中，涉案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到安丰章名下，证号为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2××3年10月20日涉案房屋房权证换证，证号为房权证日房字第××号，登记在刘太华名下。2004年4月15日，七里河子二村向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出具关于注销土地证的申请，内容为“2000年土地证书年检换证时，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在原宅基地使用者刘太华未知晓，房产证未变更的情况下，误将刘太华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换成了安丰章，属于工作失误。本宗土地面积240平方米，地号37-78，地号37-78-100地使用证证号为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此宗地的房产还是刘太华的，没有变更，现申请注销误发的土地使用证”。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于2004年5月10日在《日照日报》刊登公告，公告内容为：“位于东港区宅基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土地使用者安丰章，因2000年土地证年检换证时属误报误办，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并请示日照市国土资源局同意，予以注销，有关权利人如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书面申报，逾期不再受理”。后安丰章在异议期内向日照市国土局东港分局提出异议，2016年6月7日，日照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因安丰章提出书面申请，经我局调查，2004年5月8日在日照日报发布的关于证号为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土地证的注销公告，因安丰章在60日内书面提出了异议，该注销公告被终止，不发生法律效力，安丰章名下的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土地证真实合法有效”。 2005年6月，安丰章以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刘太华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日房字第××号房产登记，并恢复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本院作出（2005）东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日房字第××号房产登记。安丰章不服，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8日作出（2007）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载明：“被诉房权行政登记是基于换证而实行的一种登记行为，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注销与否与被诉房权行政登记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有关规定为被上诉人刘太华进行换证登记并无不妥，且上诉人安丰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向被上诉人申请过变更登记，上诉人安丰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逾期提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被诉房权行政登记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1月29日，刘太华以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安丰章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办理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违法，并予以撤销。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该案中发表答辩意见，称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本院作出（2018）鲁1102行初145号行政裁定书，以刘太华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刘太华的起诉。刘太华不服提起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另查明，安丰章原户籍在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村，于1994年4月将户口迁入七里河子二村，刘太华系七里河子二村村民。2016年5月6日因七里河子二村旧村改造，刘太华就诉争房屋与七里河子二村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村集体规划正房五间及附属设施，房产证号为90××90，应置换楼房面积170平方米，选择的户型100平方米和90平方米，各项奖励及补助共计1575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诉争房屋已经被拆除，目前，七里河子二村安置楼房已经建成待分房，刘太华已经支取了157500元补偿款。同样规划的正房五间，纯货币化安置方案补 835400元（170平方米安置楼房×4000元/每平方+奖励和补助）。此外，本院通过向七里河子二村村主任杨善农进行调查得知，诉争房屋还有10平米的奖励，该10平米奖励村委已作出口头承诺，也即诉争房屋实际可置换楼房面积为180平方米。 还查明，原告安丰章的母亲刘瑞兰与被告刘太华是堂姐弟关系，原告安丰章年轻时曾跟着被告刘太华干广告装饰。 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原、被告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也即原告安丰章是否是七里河子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有哪些。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庭审中，原告安丰章主张其于1997年购买了被告刘太华的房屋，被告刘太华对此予以否认。原告提交了时任村会计的证人刘某于2016年6月30日在日照市德信公证处所作的公证证言，内容为：“刘太华在我村有个房屋（他有好几处房屋），他将其中一处房屋（该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大约1997年春天卖给了安丰章。2000年3月份左右，上边统一为村民办理土地证，本村的村民听到大喇叭后，自愿到村里办证，每个证需要工本费50元，全村共办理了50个证，刘太华不住在本村可能不知道房屋土地证的事。我当时在村里担任会计的职务，我到城里开完会后，特地到东关南路门头找到刘太华，告诉刘太华办理房屋土地证的事情。刘太华说，房屋已经卖给安丰章了，我不想再出钱办证了，办还是不办问问安丰章再说，等问好了告诉我。我又让刘太华问安丰章办还是不办，过了几天刘太华打电话说安丰章同意办证。当时土地证需缴纳工本费50元，这50元当时是我先垫付的。等到年底村里收提留时，安丰章将50元还给我。后来刘太华又后悔不卖了，他们亲属之间还多次商量过，但商量结果我不知道。2004年春天左右，刘太华拿着已经写好的申请注销土地证书的材料找领导签名，材料里说办到安丰章名下的土地证办错了，让我签名，我没有签字，因为土地证是我亲自经手办理，刘太华说办错了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的。安丰章与刘太华之间房屋买卖我没有参与，听村里人说房屋价格1万多元，他们买卖房屋的事我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只要是我办理的事情，到任何时候我都要承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应原告申请，本院到证人刘某家中进行了调查，本院问：“你对安丰章与刘太华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知道哪些情况？”刘某回答：“买卖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不知情，我就说说当时办土地证的事情。2000年左右的时候，土地局统一为村里办理土地证，村里大喇叭播放了，我当时在村里干会计，因为刘太华不住在这个村里，我怕他不知道，我去他在东关南路开的装潢公司找他，问他办不办土地证，他说房屋卖给安丰章了，他不想拿这50元钱了，我就跟他说，那你问问安丰章（安丰章当时跟着刘太华干活，但是当时没在公司），办的话让刘太华给我回电话，过了几天，刘太华给我打电话，说安丰章办。当时办证需要50块钱，要的很急，我那时候不认识安丰章，就给垫付了50块钱，年底村里收提留的时候，安丰章的母亲给了我这50块钱。”本院问：“土地证是你给安丰章的吗？什么时候给的？”刘某回答：“2000年底的时候，土地证和新换的房产证都办出来了，我去日照街道土管所拿回来的，村里通知来拿证，刘太华家属去我家里拿新换的房产证，我问她土地证也拿来了（写着安丰章的名），用不用一块拿着，她说让安丰章拿吧，后来的时候安丰章的母亲来交提留的时候把50块钱给我，把土地证拿走了。”本院问：“土地证办好之后，刘太华有没有找过你？”刘某回答：“2004年的时候，刘太华拿着申请注销土地证的材料，去了村委办公室，当时叫我过去签名，我去了，刘太华家属还说了我，但是我没有签字，因为这个土地证办错了不是事实，我没有办错，我是按照刘太华的意思给安丰章办的土地证。”本院问：“你刚才说安丰章母亲来交提留，据你所知她交的提留是自己的地吗？”刘某回答：“她交这个提留是因为安丰章种了刘太华的地，替刘太华交提留，安丰章在村里没有口粮地。”本院问：“你是什么时间在七里二村担任会计职务？”刘某回答：“从1968年到2001年年底。”本院问：“你和安丰章、刘太华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刘某回答：我和他们都没有亲戚关系。”本院问：“这是你2016年6月30日在日照市德信公证处作的证人证言，你看一下，你对当天做的公正证人证言内容是否认可？”刘某回答：“认可，到哪我都承认，因为这个事太特殊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我去找的刘太华，他说让我给安丰章办（打电话说的），其他的都是别人来找我。”本院问：“你是本案的关键证人，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具有关键作用，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您是否同意出庭？”“我血压高，去了怕激动，影响身体。” 安丰章提供了2016年6月28日在被告儿子家中的录音，证明在该录音中，被告承认将房屋卖给了原告。被告主张：1、该录音并非原始载体，存在明显的剪辑，不完整；2、原告未经他人允许，到案外人家中，在有婴儿在场的情况下，大声吵闹并随意拍桌子骂人，因此当天双方的谈话内容不能认定真实性，更不能真实的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当天被告刘太华儿子家的监控视频资料，原告对该监控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查明，该视频最后部分与原告提交的录音谈话内容一致，在原告提交的2016年的录音以及被告提交的视频中，刘太华的妻子陈述:“那个钱你要我就给你，小安户口钱我得留下。”刘太华陈述：“对，当时我卖了，现在不卖了，为什么不签合同，观观后效，什么东西都一个人得了，户口也办了，房子也卖给你了，又跳出去不在我这地方干了，在不在情理呀……”视频中各方虽有争论，但并未失去理性，谈话能够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特别是刘太华的陈述十分平静理性。 在（2018）鲁1102民初4758号案件审理中，本院询问“涉案房屋安丰章从何时开始居住，居住到何时”，安丰章回答“从1997年到1998年，以后就不在那儿住了，去了城里，房子空闲，春节期间一直去贴对联，并做了简单装修，包括刷漆、安装镜子等，到了2004年的时候被告办了房产证，被告就开始砸锁，我就换锁，来来回回好几次”。刘太华回答“原告说的是事实，但是装修和安镜子是原告跟着我干活的时候干的，我提供给他的宿舍，2××3年土地证换证换成了我，先找村委会，村委会让我找派出所，我找出房产证和注销的土地证，民警说这是你的房子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就把原告的锁砸碎了，我把房子出租，租给了一个姓池的，租了好几年，后来用给我亲戚作仓库，后来一直到拆迁，原告说的来来回回砸锁是有过，他每年春节都来贴对联”。 在（2018）鲁1102民初4758号案件审理中，被告刘太华认可收到了原告安丰章父母给付的11000元，但主张 8000元是原告父母让其给原告办理户口和上学跑关系用的，3000元是原告父母主动借给他的，后来还给原告父亲了，原告否认收到3000元，被告未提供将3000元交还给原告或原告父母的证据。在本案审理中，被告亦认可收到原告父母给付的11000元，但主张该款项是因为被告为原告办户口、办理上学，以及被告让原告耕种自己的地，所以原告父母给被告的。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刘某的病历，刘某患有严重高血压，考虑到庭审具有对抗性，可能影响到其身体健康，本院准许其不到庭作证。证人刘某与本案原、被告无利害关系，其作为涉案土地证的直接经办人，了解土地证办理的经过，其证言可信度高。刘某于2016年6月30日在日照德信公证处所做的证言，与接受本院调查时所做的陈述相互印证，其所做的刘太华授意其将土地证办到安丰章名下的陈述，更具合理性，更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证明涉案土地证并非误办。对于被告刘太华提出的，刘某在公证证言中陈述的安丰章后来将办证的50元还给他，与法院调查时陈述的是安丰章母亲后来将办证的50元还给他不一致，刘某陈述的2000年时土地证、新房产证都办出来了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刘太华新的房产证是2××3年10月20日办的等等，本院认为，被告提出的证言矛盾部分系证人对细节的陈述，由于涉案土地证办理时间距今已有二十年之久，而证人的记忆力有限，其对相关细节记忆模糊也在情理之中，且细节的陈述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故对证人刘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2018）鲁1102行初145号案件中发表的答辩意见，能够证明相关行政部门认可安丰章名下的东集用（2000）字第3778100号土地证真实合法有效；刘太华承认收到了安丰章父母给付的11000元，刘太华主张该款项系用于为原告办户口、办上学的说法明显不合常理，无法自圆其说，其关于其中3000元已归还安丰章或其父母的陈述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关于该款项为购房款的陈述更符合常理；安丰章提供的2016年6月28日在刘太华儿子家中的录音，以及刘太华提供的其儿子家当天的监控录像中，刘太华多次陈述其后悔了、房子不卖了、退还安丰章11000元等，能体现出刘太华将房屋出售后又反悔的事实；安丰章曾在涉案房屋居住过，在房屋被刘太华换锁后又多次更换门锁，且1997年至2004年期间每年春节到房屋贴春联，能体现出涉案房屋由安丰章控制过的事实，刘太华换锁是在新房产证办到其名下后发生的，而且通过了村委会和派出所，系其自知房屋有争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如被告所述借给或租给安丰章居住，其完全可以早日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将房屋收回，而不是等到房产证下发后才收回房屋。原告提供的证据及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已经由刘太华出售给安丰章，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鉴于安丰章与刘太华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且该买卖关系发生在二十余年之前，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也在情理之中，口头合同亦是法律准许的合同形式之一,原、被告间的口头协议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安丰章与被告刘太华之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 对于刘太华提供的第一组及第三组证据，日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书登记在被告名下，是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以房屋初始登记为基础，基于换证而实施的一种登记行为，且（2007）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也是对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换发新房权证程序的认可，上述登记行为及相关判决不是对本案诉争房屋权属的确认，更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刘太华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七里河子二村注销安丰章土地证的申请、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公告、七里河子二村村委会证明、2004年5月10日日照日报报纸，只能证明村委曾申请注销安丰章名下的土地证，因日照市国土资源局（现为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出具证明，且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2018）鲁1102行初145号案件中亦承认安丰章土地使用权证合法有效，故刘太华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安丰章名下的土地证系误发误办，以及已被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予以公告注销的主张。对于被告刘太华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视频资料及文字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原告取得录音系以严重侵害被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取得，反而能够证实刘太华已将房屋出售给安丰章后又反悔的事实。被告的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不能反驳原告安丰章名下土地证的合法有效性，亦不能证实原、被告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综上，原告安丰章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足以证实被告刘太华已经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原告安丰章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该事实，故对于被告将房屋出卖给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虽然安丰章的父亲安玉宁、母亲刘瑞兰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然而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证实涉案房屋的买受人系安丰章，安玉宁、刘瑞兰系代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房款，故对被告提出的安丰章非本案适格原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本院已查明，原告安丰章与被告刘太华之间存在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原告安丰章是否是七里河子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本村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三）本村村民依法办理领养手续且户口已迁入本村的子女；（四）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村，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丰章于1994年4月将户口从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村迁入七里河子二村，不符合上述第一、二、三项规定。七里河子二村村委于2019年7月3日出具的调查令回执中，不认可安丰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因是依据《七里河子二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的规定，1983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迁入该村落户的非原籍村民不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而安丰章系1994年将户口迁入该村，故不具有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该办法已经七里河子二村党员、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且集体组织成员名单已经在该村村务公开栏公开公示。可见，安丰章虽将户口迁入七里河子二村，但并未被该村接纳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此外，综合考虑安丰章在七里河子二村没有承包土地，其常年经商，并非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本院认为原告安丰章不具备七里河子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提交的孕情服务协议书、医疗费单据等证据，均系七里河子二村依据户籍而行使的管理、服务职能，而迁入户口并不等同于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不予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根据以上规定，农村宅基地具有保障性及身份性的特点，宅基地使用权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一项福利性权利，宅基地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禁止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流转，而农村房屋与该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不可分割性，故农村房屋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9条第2款规定：“在非试点地区，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该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本案中，被告刘太华将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原告安丰章，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关于原、被告双方对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责任份额，本院认为，被告刘太华作为房屋出卖方，应当知道涉案房屋不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另外，被告拒不承认房屋出卖给原告的事实，在将房屋出售后又反悔，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多年，并自行与七里河子二村村委签订拆迁协议，将部分拆迁利益据为己有，其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更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背离，故本院认为被告对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负主要过错。原告安丰章作为房屋买受人，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其对合同无效负次要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该损失是指受损害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缔约行为的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损失，在本案中，作为买受人的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为涉案房屋因拆迁而带来的升值利益，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够证实原告认可该升值利益已经转化为拆迁安置楼房加拆迁补偿款的形式。涉案房屋共可获得的拆迁利益为：180平米的安置房屋（其中的10平米为奖励）及157500元的补偿款，对于安置房的面积，刘太华与村委签订拆迁协议时已选择一处110平米、一处90平米（超出的20平米需自行购买），157500元的补偿款已被刘太华支取。涉案房屋升值利益应扣除原房屋价款11000元，即升值利益为180平米的安置房及146500元（157500-11000），该升值利益应考虑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在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根据原、被告过错程度，原、被告对涉案房屋的居住和控制情况，考虑同等房屋货币化补偿的数额，本着便于分配的原则，本院酌定日房字第××号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中，110平方米的置换楼房归原告安丰章所有，日房字第××号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中，70平方米的置换楼房归被告刘太华所有（若实际房屋大于70平米，被告刘太华需按照村委要求自行找补差价），拆迁补偿款中的146500元归原告安丰章所有，被告刘太华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安丰章。 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第三项要求被告支付占用涉案房屋期间的租赁费损失，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自始无效，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第四项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5月6日支取157500元补偿款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该项并非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村委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在原、被告未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不能对第三人在审查诉争房屋是否出卖上提出过高的要求，刘太华系诉争房屋原始登记权利人，持有诉争房屋房产证，第三人七里河子二村与刘太华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对本院判决中关于安置楼房交付判项的履行负有配合的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日房字第××号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中，110平方米的置换楼房归原告安丰章所有； 二、日房字第××号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中，70平方米的置换楼房归被告刘太华所有（实际房屋大于70平米的部分，被告刘太华需自行找补差价）； 三、被告刘太华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已支取的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中的146500元返还给原告安丰章； 四、驳回原告安丰章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二村村民委员会应配合上述第一、二项判项的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154元，由原告安丰章负担3646元，被告刘太华负担85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君 人民陪审员  刘贤奎 人民陪审员  薄怀享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伟 书记员申庆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