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5民终1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昆泰国际大厦写字楼**1605-16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726362510F。 负责人：邓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群，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海城支行，住所，住所地广西北海市云南路**晏锋海市商都****商铺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71146723X8。 负责人：陈海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鑫，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系该行工作人员。 上诉人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元律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海城支行（以下简称海城支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502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元律所上诉请求：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东元律所的全部诉求。事实和理由:2001年8月30日，东元律所与海城支行签订《清收协议书》，约定海城支行将其申请法院执行的对皇都企业集团执行案件所涉债权委托东元律所风险代理清收。协议约定了办案费、代理费计费及付费方式。2002年11月2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北执字第220-16号裁定书裁定皇都企业集团以27854311元净资产抵偿海城支行相应债务，东元律所至此已完成约定的资产清收任务，海城支行亦支付了部分办案费和代理费。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因整体改制上市需要，将海城支行涉案资产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给财政部，东元律所据此请求海城支行按变现总额的6%支付代理费，海城支行则以资产未实际变现为由予拒绝。东元律所遂起诉至法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北民一终字第569号判决，认定东元律所已完成约定的资产清收义务，有权主张律师代理费，但因“财政部对其承接的不良资产并未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对价”，故该行政划转行为不符合“变现”的特征和要件，涉案协议约定的按“资产变现后总值”结算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判决驳回东元律所要求结算代理费的诉请。现东元律所依据“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即前述判决生效后，财政部已落实共管基金账户“应付农业银行款项”，分期支付了农银行行相关不良资产转让款项，海城支行涉案不良资产在此已得到变现，东元律据此诉请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前后矛盾，程序上亦严重违反，判决有失公正。第一，财政部将农行涉案资产“按账面值剥离处置”符合等价有偿原则，一审法院将涉案资产定性为“行政性划拨”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农行公告”明确声明已将总额为8157亿的资产及对应权利“转让”给了财政部。一审判决认定的“没有直接按等价有偿原则支付对价”在逻辑上并未否定“等价有偿原则”，“没有直接”语义为“间接”，但无论直接或间接，付款方式与“等价有偿原则”无关，财政部分期付款仍属于资产转让范畴，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否定财政部与农行为资产转让关系，否认资产已变现，明显自相矛盾。第三，农行年报公开披露的财政部与农行“共管基金”运行情况也充分证明财政部与农行之间属于资产转让，涉案资产已变现。第四，财政部与农行之间的不良资产转让依法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涉案协议约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范畴内，不属于东元律所的合同义务。涉案资产变现额仅系当事人结算和支付代理费的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已确定“按账面值剥离处置”的变现原则，故涉案资产的“账面值”即为“变现总额”，依（1998）北执字第220-16号裁定书确定，“账面值”为27854311元，又依财政部相关文件、农业银行公告、年报等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涉案资产已按法院确定的资产“账面值”变现，东元律所要求海城支行支付资产清收风险代理费的条件已经满足，故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东元律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海城支行辩称：坚持海城支行一审意见，针对东元律所的上诉理由作如下补充，第一，委托事项清楚，即使未委托代理人，相关案件也能获胜诉，东元律所在给海城支行抵债裁定书后未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要求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有失公平；第二，双方签订的系清收协议书，东元律所未清收，违反诚信原则；第三，农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每年均有年报，2018年年报不能作为新事实；第四，清收协议书约定是变现而非模糊变现，东元律所以模糊变现为由违反双方约定和诚信原则；第五，对于变现、行政划转等行为，已经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西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东元律所重复诉讼，属浪费司法资源，建议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东元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海城支行按合同约定支付东元律所代理费1532258元及从东元律所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1年8月30日，东元律所（乙方）与海城支行（甲方）签订《清收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海城支行的银汇公司申请执行的涉及皇都企业集团执行案件委托东元律所风险代理清收，办案费计付及付费方式：l、计费办法：甲方(海城支行)按接收资产变现后资金总值的l0％向乙方(东元律所)支付代理费，如跨年度，即2001年12月31日后则按6％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付费方式：A、甲方同意接收资产(含股权及其它无形资产)抵偿债务的，自签收法院裁定书5日内按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额的0．5％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B、甲方接收资产变现的，应在5日内按资产变现总价值的6％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先行支付的代理费按比例增加或扣减差额部份。协议签订后至2002年12月，东元律所完成海城支行委托代理的执行北海皇都企业集团一案。2002年11月2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北执字第220-l6号裁定书裁定以27854311元皇都净资产抵偿案件全部债务，2003年3月，海城支行按约定的比例向东元律所首付代理费l39000元。 2008年末，东元律所以海城支行将27854311元的净资产全额拨转给了第三人为由，请求海城支行根据协议的约定在接收资产变现后按变现总额6％的比例，向东元律所支付代理费1671258元，扣除海城支行首付代理费l39000元，海城支行应向东元律所支付代理费l532258元。海城支行以债权未能实际变现为由拒绝支付代理费，东元律所为此于2009年7月7日向北海市海城区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1532258元，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3日以(2009)海民初字第9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东元律所的诉讼请求。东元律所不服上诉后该案经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海民重字第1541号民事判决，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1532258元给东元律所。海城支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2日作出（2011）北民一终字第569号民事判决：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0）海民重字第1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东元律所的诉讼请求。东元律所不服该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区高院）申请再审，区高院于2013年7月10日作出（2013）桂民申字第679号民事裁定，驳回东元律所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海城支行的前身为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海城支行。2009年1月13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银监复（2009）13号《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的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海城支行。经财政部批准,中国农业银行以200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值剥离处置不良资产8156.95亿元。对于上述不良资产,以200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农行1506.02亿元免息再贷款等额置换不良资产，其余6650.93亿元形成应收财政部款项,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按3.3%的年利率对未支付款项余额计息。农行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用以在15年内偿还农行应收财政部款项的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共管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存续期内农行向财政部分配现金股利、上缴中央财政的企业所得税、不良资产处置回收资金扣除回收费用后的部分以及财政部减持农行股份收入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内容：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现已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行”）已将总额为8157亿元的资产及对应权利（以下简称“转让资产”）转让给财政部，财政部委托农行对转让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由农行以农行的名义代理履行债权人和资产所有人职责……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资产在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企业改组过程中，经财政部批准，以200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值剥离处置，包括海城支行涉案债权资产在内的不良资产被剥离，由财政部采用免息再贷款和应收财政部款的形式进行置换承接。该处置方式，一方面没有直接按等价有偿原则支付对价；另一方面，资产剥离基于农行与财政部间行政性财产划转，而非东元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因此，东元律所主张涉案资产已模糊变现，要求海城支行依约支付代理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元律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90.32元，由东元律所负担。 二审期间，东元律所及海城支行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3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对抵偿给海城支行的广西北海皇都企业总公司资产发布招商预挂牌公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关于对北海市银汇房地产开发公司抵债股权处置的说明》，载明“2015年9月28日，北海分行在《北海日报》刊登了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北执字第220-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抵债股权拟处置公告的相关信息，但由于上级行没有审批，该抵债股权至今一直未处置”。 二审中，东元律所向法院提交《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调取关于涉案资产转让的交易文件和与共管账户相关的财务账簿等证据，及向海城支行调取与涉案资产变动相关的财务账簿等证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元律所要求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是否已成就。 本院认为，涉案《清收协议书》为海城支行与东元律所的真意合致，于法不悖，应为合法有效，双方据此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由东元律所代理海城支行参与对皇都企业集团的执行案件，对该集团的债权予以清收。现东元律所依据《清收协议书》关于“海城支行接收资产变现的，应按资产变现总价值的6％向东元律所支付代理费”的约定，以涉案资产已经财政部模糊变现为由，诉请要求海城支行依约向其支付代理费用，故本案关键在于涉案“资产”是否已实现“变现”条件，进一步而言，在于“变现”的具体内涵如何解释。本院认为，一方面，依社会通念，“变现”系指把非现金的资产或有价证券变为现金的行为；另一方面，海城支行委托东元律所代理完成其对他人债权的清收工作，应系为实现其债权利益，通过资金回笼以降低风险提高盈利。故从语义、行为性质及目的角度分析，此处的“变现”应系指“接收资产”变为现金或系具市场流通性的对价物。现财政部为降低因不良资产带来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秩序，采用免息再贷款和应收财政部款的形式对包括涉案资产在内的不良资产按账面值进行剥离处置。尤需注意，不良资产于此虽获剥离，但财政部并未按等价有偿原则支付金钱或系具市场流通性的其他对价物，即并未发生前述由“资产”到“金钱或类似流通物”的转变，显仍未达到约定的“变现”要求，“变现”这一条件尚未得到满足。又经查实，涉案资产目前尚在挂牌转让中，该不良资产处置变现的资金尚未能回收并回笼到“公共基金”，因此，东元律所关于调取相关证据以查明资产“变现”情况的申请缺乏必要性，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再者，《清收协议书》中虽未明确东元律所应承担助力资产变现的义务，但根据合同等价有偿原则，东元律所获得代理费报酬的对价应系对“变现”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服务，然据现有证据，涉案资产得予剥离系基于财政部的行政政策支持，东元律所未提供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该所若获服务费用，确有失公允，与公平原则相悖。据上所述，本院认为，东元律所要求海城支行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东元律所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据上述，东元律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90.32元，由上诉人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玉芳 审 判 员 赵海洲 审 判 员 侯远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方 嫄 书 记 员 庄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