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仁科，男，196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仁青，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秀波（曾用名：孙秀棚），男，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迎春，山东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新臣，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雷，山东息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因与被上诉人包新臣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包新臣按照受诉地法院2018年度城镇居民标准全额赔偿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各项经济损失，本案上诉费由包新臣承担。在本院二审调查阶段，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进一步明确上诉请求为：经济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按照2019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计算7年，共计296513元；丧葬费按2019年国有职工工资标准89525元的50%计算，即44762.5元。事实和理由：1.孙仁竹在雇佣活动中没有过错。包新臣没有为孙仁竹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对孙仁竹作业存在的风险熟视无睹，并放任该风险的肆意扩大。包新臣作为雇主，对孙仁竹的溺亡存在重大过错。2.包新臣与其他船员恶意串通，歪曲事实，宣称孙仁竹饮过酒。孙仁竹的死亡时间是6-7点，包新臣方的证人称，孙仁竹8点多钟去海上工作，与事实不符。双方的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依照法律规定，应依法排除不予采信。孙仁竹当日早晨没有喝酒，在未做尸检的情况下，不能推定孙仁竹在事发前饮过酒。因此，一审认定孙仁竹饮酒，缺乏事实依据。事发后，包新臣多次到孙秀波家恐吓，己造成孙秀波精神失常，无法从事体力劳动。3.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在一审中提交了海阳市人民政府对海丰村属于城市规划村庄的政府文件，结合孙仁竹的工作情况以及在村内没有土地，属于失地农民，且本案适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 包新臣辩称，其于2019年8月收到一审判决书，并着手与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赔偿协商。2020年4月，包新臣被通知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提起上诉，其上诉时间远超法律规定的上诉期，无权上诉，且包新臣一直未收到上诉状。孙秀波自纠纷发生以来，就未露面。根据孙仁竹的《五保户供养协议》，孙秀波有对孙仁竹终身监护的责任，孙仁竹死后，孙仁竹的个人房产、存款等财产均由孙秀波继承。为进一步查明案情，二审应通知孙秀波出庭参加庭审。本案不适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但一审认定孙仁竹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却判令包新臣承担55％的责任，该责任比例的确定系笔误，二审应予以纠正。 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包新臣赔偿经济损失353955元，并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亲属孙仁竹生于1947年7月31日，户籍地为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村，父母已故，无配偶，无子女。孙仁科、孙仁青二人为死者孙仁竹的弟弟。孙仁竹另有一个弟弟孙仁松，已故，孙秀波为其子。2015年5月13日，孙仁竹提交了《新增农村五保对象审批表》。海丰村村民委员会与孙仁竹、孙秀波（孙秀棚）签订有五保供养协议。 2018年6月5日11时55分至13时7分，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对包维山进行询问。包维山称：当天上午7时许，他和包信发、包信先、孙仁竹出海张网。四人的分工是：包信发是船长，包信先开机，包维山上渔网，孙仁竹送船。早上见到孙仁竹时没有什么异常，闻到他身上带着一丝酒味。回来靠岸后船长包信发让孙仁竹在船上呆着，其余三人在水中挣网。孙仁竹自己一个人开船走了，距离其他船员大摡二、三十米。包维山挣网结束后发现孙仁竹已经不在船上了。上岸后，包维山向刚刚过来的老板包新臣汇报了这个情况后觉得不对劲，老板找了船向孙仁竹的船靠过去，找了大约1小时才找到孙仁竹，接着就把孙仁竹拉上岸，放到岸上发现人已经死亡了。包维山没注意孙仁竹溺水当时的情况，挣完网一回头发现人已经不在船上了。包维山干了两年多，包维山在的时候孙仁竹已经在了。 2018年6月5日12时00分至13时00分，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对包信发进行询问。包信发称：当天上午八点多，包信发和包信先、孙仁竹、包维山四人在潮外村海滩捕鱼。孙仁竹负责在船上看船，其他三人负责在岸边收网。当时其他三人在岸边干活，孙仁竹把船开到海上，停在了距离岸边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后，就从船上跳到海里往岸上游，因为浪很大，过了一会发现他在海中消失不见了，就怀疑他已经溺水了，然后就沿着海岸线找，过了五六分钟孙仁竹的尸体漂到海面上，附近有两个人就下海把他的尸体捞了上来。四个人一起给包新臣干活从五月底开始，到出事一共有十天左右。 2018年6月5日12时01分至13时01分，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对包信先进行询问。包信先称：当天7时30分许，包信先、包信发、包维山和孙仁竹一起乘船出海撒网。网撒好后，就回到岸边准备收网。为了不让船只在退潮时搁浅，每次都让孙仁竹把船送回海里，这次也是孙仁竹去海里送船，其他三人在岸上拉网。当天孙仁竹把船停在离岸边四五十米的位置。其他三人把网收上来时就发现孙仁竹不见了，于是三人借了一条小船到达作业的船，发现孙仁竹漂到岸边去了，这时老板包新臣已经找人把孙仁竹的尸体挪到了岸上。包信先不清楚孙仁竹是怎么溺水的，收上网时发现孙仁竹不见了。 2018年6月5日12时00分至12时24分，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对包新臣进行询问。包新臣称：当天9时许，包新臣来到潮外海边停船的地方，包信发、包维山说：“看见孙仁竹从船上跳下来了，然后就找不到人了”。包新臣赶紧让找，大约一个小时在海边找到孙仁竹并拉到岸边，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包信发、包维山、孙仁竹、包信先是包新臣的工人，四个人一起开船到海里，把渔网在海里固定后，再一起开船回岸边。其余三人下船之后，孙仁竹再将船开到海里，之后再自己游到岸边。往常孙仁竹将船停放距离海边约三四十米，当天停放的位置距岸边约1公里。四人一起干了十多天，孙仁竹给包新臣干了大约5、6年，每年能干100天左右，拉一网就给20元，两网40元，以此类推，最少时一天给20元，最多时一天给150元。包信发、包维山、包信先向包新臣说孙仁竹当天来干活的时候已经喝酒了。 2018年7月2日，海阳市龙山街道卫生院、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死者姓名为孙仁竹，年龄72，死亡日期2018年6月5日，死亡原因溺水。 2019年7月25日，海阳市公安局龙山边防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6月5日，孙仁竹溺水死亡一事，孙仁竹的家属和包新臣口头协商赔偿时，包新臣曾提出过孙仁竹有醉酒嫌疑，要求对孙仁竹进行尸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包新臣是否应对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亲属遇难承担赔偿责任；二、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请求赔偿金的金额问题。 关于焦点一。死者孙仁竹生前受雇于包新臣从事捕鱼工作，与包新臣之间存在实际的劳务雇佣关系，孙仁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溺水身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包新臣对于雇员孙仁竹的死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包新臣有过错。本案中，包新臣负责出海的分工，发生事故时的作业方式是为防止船舶搁浅由孙仁竹将船送到海中。关于孙仁竹将船送入海中后的作业方式，包新臣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孙仁竹将船开到海里之后，再自己游到岸边”。该作业方式本身缺少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具有致使雇员溺亡的风险性，并且孙仁竹也是溺水而死。因此，包新臣对于孙仁竹的死亡具有过错。 关于孙仁竹在从事作业时是否饮酒，同船其他的三名船员在先后在公安询问时及出庭作证时均表示当天在船上工作时闻到孙仁竹有酒味。包新臣在公安询问时也表示听说孙仁竹来干活时已经喝酒。根据公安机关2019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也证明事故当天包新臣即向公安机关反映孙仁竹有醉酒嫌疑。而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提供的证人孙某1的证言只能证明事故当天五点半从证人家离开时孙仁竹没有喝酒，但此后孙仁竹去向不清楚，并且证人也证明孙仁竹平时多少喝点。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提供的证人孙某2证明其为孙仁竹殓葬时没有闻到异味。包新臣提交的公安询问笔录、出庭证人证言、公安《证明》的内容相互印证，均可以证明孙仁竹饮酒后上船工作。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提供的证人证言反应的是孙仁竹出海前五点半之前没有喝酒以及孙仁竹溺水遇难后没有异味。综合以上证据，包新臣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更接近事故发生时间，更接近工作实际场景，证据形成时间更早也更接近于事故当时，相比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两份证言具有证明优势。因此，可以认定孙仁竹饮酒后从事工作。孙仁竹的作业方式包含自渔船游到岸边的行为，而该作业方式已持续多年，饮酒后从事上述海上作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对于醉酒进行工作而受到伤害，通常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例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导致伤亡的……”。本案事故后没有进行尸检，不能从法医角度确定孙仁竹工作前是否醉酒。但孙仁竹酒后进行危险作业并已造成严重后果，对事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 综上，包新臣和孙仁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双方经济水平、受损害程度以及案件其他实际情况，包新臣对于事故的发生承担百分之五十五的责任，孙仁竹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百分之四十五的责任。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8年青岛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8197元，因此，丧葬费标准应按34098.5元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均为成年人，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不予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死者孙仁竹生前为农村五保户；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虽故意不向法庭提交全套户口本，但孙仁科户口本中《常住人口登记卡》页明确注明为“农业”，孙仁科职业为“粮农”，而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与死者居住地属于同村。因此，本案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损失。青岛市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20元，按20年计算，共计416400元。死者孙仁竹遇难时年满70周岁，因此，死亡赔偿金应按10年计算，共计208200元。 关于因孙仁竹死亡而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系孙仁竹溺亡，包新臣未主动对其遇难实施加害行为。因此，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次事故可供计算的损失包括丧葬费34098.5元、死亡赔偿金208200元，共计242298.5元。包新臣对于孙仁竹的死亡承担百分之五十五的责任，共计133264.18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对于上述款项，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均符合赔偿权利人的条件，有权共同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包新臣赔偿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33264.18元；二、驳回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09.33元，减半收取3304.67元，由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承担2060.46元，包新臣承担1244.2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上诉程序是否合法；二、一审法院对涉案事故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适当；三、包新臣应当承担的赔偿金（包括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数额是多少。 关于焦点一。经核实，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并在人民法院通知的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上诉程序并无违法之处。而且，一审法院向包新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邮寄了上诉状副本，并由该诉讼代理人签收。因此，本院应对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查。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当事双方对孙仁竹生前受包新臣雇佣，从事捕鱼工作，以及孙仁竹系在雇佣活动中溺水身亡的事实，均无异议，因此，包新臣应对孙仁竹的遇难承担赔偿责任。包新臣提交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材料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孙仁竹饮酒后上船工作的事实，即孙仁竹在工作时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故应适当减轻雇主包新臣的赔偿责任。综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受损害程度等因素，酌定孙仁竹与包新臣按40%和60%的比例分别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为宜。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主张，包新臣与其他船员恶意串通，宣称孙仁竹饮过酒，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9年7月，因此，本案丧葬费应按照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青岛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8197元，计算本案丧葬费为34098.5元，并无不当。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主张，本案丧葬费应按2019年国有职工工资标准89525元的50%计算，即:44762.5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虽然孙仁竹为农村五保户，但根据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提交的海阳市2007年颁发的城市规划区村庄名单、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及旧村改造的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海阳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和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阎家镇设立龙山街道的通知》等文件，孙仁竹生前居住地已列入城市规划区，再结合孙仁竹生前所在村委出具的孙仁竹“生前一直靠外出打工获得收入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证明，孙仁竹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山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孙仁竹遇难时已满70周岁，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在二审中明确请求按照7年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山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死亡赔偿金按7年计算，共计39549*7=276843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按照青岛市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予以纠正。 综合上述两项以及双方对涉案事故承担的责任比例，包新臣应当承担的赔偿金数额为（34098.5元+276843元）*60%=186564.9元。 综上所述，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包新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86564.9元； 三、驳回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060.46元，孙仁科、孙仁青、孙秀波负担1565.46元，包新臣负担4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磊 审 判 员  宫恩全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福贵 书 记 员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