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津民初122号原告：杜宏茗，男，195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越，天津四方君汇（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晓楠，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运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运通小区1-201。法定代表人：郑全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男，该公司员工。被告：天津开发区达意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中信工业区**厂房一段**。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李国庆，男，196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赵国健，男，195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鲍兆源，男，194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王翠敏，女，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富强，王翠敏之夫，195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第三人：艾连永，男，196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王翠玲，女，195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兰洪波，男，195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吴秀玲，女，196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刘兴华，男，194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刘菁，女，198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王培锡，男，195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朱晓磊，女，198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原告杜宏茗与被告天津市运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天津开发区达意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意公司）、李国庆，第三人赵国健、鲍兆源、王翠敏、艾连永、王翠玲、兰洪波、吴秀玲、刘兴华、刘菁、王培锡、朱晓磊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宏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越、司晓楠，被告运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第三人赵国健、鲍兆源及王翠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富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达意公司、李国庆，第三人艾连永、王翠玲、兰洪波、吴秀玲、刘菁、王培锡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兴华、朱晓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杜宏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2.依法确认杜宏茗为天津市南开区××庄××街××号楼××号房屋权利人；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杜宏茗系天津市南开区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权利人。2000年，杜宏茗原居住的房屋拆迁后即通过原天津市南开区房管局院内的房屋中介公司购买了涉讼房屋。杜宏茗支付了购房款并由房屋中介公司居间向达意公司申请了权利登记。达意公司向杜宏茗发放了企业产房本。杜宏茗自2000年底一直在涉讼房屋居住至今，并无任何主体就涉讼房屋向杜宏茗主张权利。2018年6月28日，杜宏茗家中突然断电，其向供电部门报修时，得知第三人朱晓磊持涉讼房屋权利证书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申请了拆除电表手续。后经多方了解，杜宏茗得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3日就涉讼房屋作出（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该案审理期间，杜宏茗作为涉讼房屋权利人，未被依法通知参加诉讼。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将被告李国庆列为该案当事人并作出缺席判决。该案送达程序及审理程序均违法，剥夺了杜宏茗参加该案诉讼的权利。因至今无人就涉讼房屋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杜宏茗无法提起执行异议或者执行异议之诉以维护自身权利。杜宏茗夫妻均已退休，收入微薄，仅有涉讼房屋一处房屋用于居住。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杜宏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运通公司辩称，1.杜宏茗不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杜宏茗对涉讼房屋的相关权利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间尚未取得。该案审理中，李国庆作为涉讼房屋的相关权利人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案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李国庆应在转让涉讼房屋时，向受让人告知相关诉讼事宜，如其未告知，应当由其承担相应责任，但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杜宏茗提交的证据证明其购买的仅是涉讼房屋的承租权，并不是所有权。故（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并未损害杜宏茗的相关权益。2.杜宏茗不是本案涉讼房屋权利人。相关法律规定房屋权利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本案诉讼房屋的所有权经（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判决确认属于运通公司，运通公司有权对涉讼房屋进行处置。杜宏茗与达意公司虽然签订过《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但（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判决生效后，杜宏茗与达意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应被认定无效。综上，杜宏茗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第三人赵国健述称，对杜宏茗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第三人鲍兆源述称，杜宏茗于2001年已经在涉诉房屋里居住，其对涉讼房屋享有合法权利。第三人王翠敏述称，杜宏茗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主要集中在杜宏茗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方面，本院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运通公司于1996年11月25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达意公司，请求判令：1.达意公司腾空包括本案涉讼房屋在内的10余套房屋并承担由于其强占房屋给运通公司造成的损失277072.76元；2.达意公司支付欠付的购房款1746435元；3.达意公司向运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50287元。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售房合同合法有效。达意公司因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应向运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院作出（1996）一中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判令达意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运通公司房款916860元，违约金550287元。运通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1998）高民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6）一中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发回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认定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售房合同合法有效，达意公司因未按约定支付购房款，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该院作出（1999）一中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令达意公司给付运通公司购房款916860元及违约金384372元。运通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0年5月11日作出（1999）高民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发回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重审时，将赵国健、王翠敏、鲍兆源及李国庆等十一人追加为第三人，其中李国庆就本案涉讼房屋与达意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达意公司向李国庆出具了两张共计15万元的收据。运通公司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之间的售房合同无效；2.确认达意公司与十一位第三人之间的售房合同无效；3.确认第三人占住的房屋所有权归运通公司所有；4.达意公司赔偿运通公司经济损失131.6万元。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售房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达意公司已向运通公司支付大部分房款，应继续支付剩余房款并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该院于2001年3月20日作出（2000）一中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达意公司给付运通公司房款916860元并支付违约金384372元，驳回运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运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2日作出（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生效判决）。该判决查明：“1996年6月22日，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售房合同，约定：达意公司购买运通公司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庄××街××商品房××，总面积为1019.05平方米，每平方米2700元，总价款2751435元；合同订立时交140万元，该款入运通公司账后，运通公司将房屋钥匙交给达意公司，余款与银行办理按揭；双方如有违约，违约金是房款总额的20%；合同签订后达意公司未经运通公司同意即开始售房，但至同年7月30日，达意公司仅付定金34.5万元。因银行取消按揭，双方于7月30日达成补充协议，约定：达意公司购房款必须在1996年8月2日前支付，逾期运通公司有权将房屋重新售与他人，定金不退。补充协议签订后，达意公司仍未按期向运通公司付款。但从1996年8月2日至1996年8月10日，达意公司抢占运通公司的房屋并交付部分第三人占有使用，运通公司得知后多次找达意公司交涉，达意公司承诺于1996年8月10日前将所占之房腾清，但未依约腾房，而又陆续向运通公司付款6万元。经查，达意公司共抢占运通公司15套房屋，诉讼期间退还4套，另11套房屋卖予第三人，总面积为711.8平方米，依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计算房款总额为1921860元。达意公司已付房款1005000元，尚欠房款916860元。另查，在运通公司获知房屋被达意公司抢占后，曾到现场制止达意公司抢占行为，向现场的第三人告知抢占的商品房属于运通公司所有，达意公司无权售房，本案部分第三人仍坚持非法占有已抢占的房屋。此后达意公司又将抢占的其余房屋非法卖给本案其他第三人。再查，达意公司非法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对第三人收取房租，后又向部分第三人收取补足房款，出售房屋产权。上述事实有售房合同、补充协议、缴款凭证及当事人陈述证明属实。”该判决认定：“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协议，因达意公司没有履行协议，运通公司有权依约解除合同，房屋所有权归运通公司所有。达意公司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即擅自出售房屋，侵犯了运通公司的权利，其行为无效，部分第三人对达意公司无权处分房屋明知，且不属于善意占有。但鉴于11户第三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运通公司向达意公司返还房款1005000元、达意公司向第三人返还购房款及第三人腾房事宜本案不再一并解决，由运通公司、达意公司与第三人另行解决。”遂判决：一、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一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涉讼的11套房屋产权确认由运通公司所有：三、达意公司与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杜宏茗针对该生效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即本案。本案中，杜宏茗提交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显示，达意公司作为出租方、杜宏茗作为承租方，于2000年4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杜宏茗承租涉讼房屋，租金标准为每月66.73元，租赁期限为2000年4月1日至2060年4月1日。杜宏茗称其就涉讼房屋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仅在交易完成后由案外人新元房产经营公司的工作人员张久全书写了《买卖房屋备忘录》，对交易过程予以记录备忘。该落款日期为2000年12月22日的备忘录记载如下：原始所有人李国庆以十五万元从达意公司购得后，裴淑荃从李国庆手中购买此房，过户手续由史坤要办理。经其介绍通过新元房产中介卖与杜宏茗，并经去达意房产开发公司核实无误。法人王伟同意由杜宏茗居住，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十二万陆仟元整（含过户费用），已交接完毕。经核实，达意公司与房管有关部门因业务上关系未能办理产权证，以后此房有关事宜与达意公司协商，绝对不会影响房子居住，现此房达意不收房租，自住自修，如以后有变化按有关房管部门规定办理。注：从2000年11月5日至2000年12月15日房款已全部收齐。杜宏茗称，该备忘录中涉及的此前涉讼房屋的交易过程，其在购房时并不知道，其购房时仅知道涉讼房屋的权利人是达意公司。杜宏茗提交的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道办事处同富社区居委会于2018年7月16日出具的《居住证明》，载明杜宏茗一家自2001年1月6日在涉讼房内居住。杜宏茗提交的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了2018年6月21日涉讼房屋户主朱晓磊前往该分公司南开营业厅要求办理电表核销业务，该单位工作人员对涉讼房屋的电表进行了拆除的情况。本案审理期间，杜宏茗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涉讼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及相关登记底档资料。本院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就涉讼房屋调取了《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及相关登记资料。据上述材料记载，运通公司与案外人王树恩于1997年7月25日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运通公司将涉讼房屋出售给王树恩。双方于2016年5月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涉讼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王树恩。2017年10月24日，王树恩与朱晓磊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将涉讼房屋出售给朱晓磊。双方随后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将涉讼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朱晓磊，登记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涉讼房屋上设定了抵押权，抵押人为朱晓磊，抵押权人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抵押权登记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针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杜宏茗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上述材料中关于涉讼房屋所有权及抵押权登记时间的记载，朱晓磊购买涉讼房屋的真实目的是向案外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骗取贷款，而非实际居住，其购买行为存在明显恶意，不能对抗作为善意买受人的杜宏茗。此外，杜宏茗不认可上述证据中关于运通公司将涉讼房屋出售给王树恩的过程的记载。运通公司认可上述证据材料中记载的内容。赵国健、鲍兆源及王翠敏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争议焦点为：杜宏茗就生效判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按照上述规定，本案中，判断杜宏茗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应当审查其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程序条件及实体条件。首先，本案中杜宏茗基于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主张对涉讼房屋享有权利。即使该合同有效，杜宏茗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承租权也属于债权性质，其就生效判决中的标的物不能独立主张实体权利，不是该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该案的处理结果同杜宏茗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然而，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的救济程序，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审查，要比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标准更高，不仅要与原生效判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要具备生效裁判内容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实体性要件。本案中杜宏茗主张生效判决存在送达程序违法及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侵害了其参加诉讼的权利，使其失去与运通公司协商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机会，即杜宏茗自己主张的是程序权利而非实体权利。即便依据其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公产房租赁合同，杜宏茗对涉讼房屋享有的仅是属于债权范畴的承租权。无论是杜宏茗自己主张的参加诉讼的权利，还是其依据公产房租赁合同主张的承租权，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人身、财产权益，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的“民事权益”。故，不存在生效判决内容损害到其民事权益的情形。其次，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一般不包括债权人，除非该债权人享有的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或者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或者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本案中，杜宏茗主张的债权不符合上述除外情形，故杜宏茗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再者，杜宏茗主张其向达意公司购买的是涉讼房屋的所有权，然而双方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仅签订了公产房租赁合同。杜宏茗虽主张向达意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但数额明显低于涉讼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格。自杜宏茗主张付清房款之日至本案成讼，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杜宏茗未办理涉讼房屋所有权登记事宜，显然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惯例。如果杜宏茗在合理期限内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并要求达意公司予以协助，则杜宏茗早就应当知道存在生效判决以及裁判结果。综合上述情形，应认定即使按杜宏茗所称其购买了涉讼房屋所有权，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至于杜宏茗称因其认为手中持有的公产房屋租赁合同即是产权凭证，故一直未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杜宏茗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应当驳回其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杜宏茗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郝 艳审判员 张 胜审判员 段昊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雪男附：证据目录原告杜宏铭提交的证据：证据1.情况说明，来源于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证明杜宏铭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证据2.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书，来源于达意公司，证明杜宏铭系诉争房屋权利人；证据3.居民户口簿，来源于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证明杜宏铭系诉争房屋权利人；证据4.居住证明，来源于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道办事处同富社区居委会，证明：1.杜宏铭系诉争房屋权利人；2.证明杜宏铭取得权利的时间；3.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案件遗漏当事人的事实；证据5.买卖房屋备忘录，来源于新元房产经营公司；证据6.收条，来源新元房产经营公司；证据7.收据，来源于达意公司；证据5-7证明杜宏铭通过新元房产经营公司购买诉争房屋并已支付对价及办理产权登记的事实；证据8.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来源于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证明杜宏铭购买诉争房屋的资金来源于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证据9.收据两张，来源于天津市禹神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证明杜宏铭依约使用并自费维修诉争房屋的事实；证据10.（1999）高民终字197号民事裁定书，（2000）一中民重字第2号民事案件起诉状、判决书，（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案件上诉状、判决书，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证明：1.（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案件遗漏必要当事人；2.（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侵害杜宏铭的权利。原告杜宏铭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1.天津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处作出的《关于同意天津运通房地产建设开发公司商品房销售的批复》，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售房合同》后允许达意公司先期销售，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与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错误；2.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于1996年6月22日签订的《售房合同》，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为达意公司办理贷款的义务人是运通公司，贷款未能办理导致达意公司不能支付尾款，不属于达意公司违约，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抢占涉讼房屋错误；3.运通公司销售部向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文件，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达意公司未取得贷款的原因是国家政策调整，达意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抢占涉讼房屋错误；4.运通公司出具的《达意公司付款记录》，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以实际行动继续履行了《售房合同》，双方于1996年7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未履行，同时证明达意公司已经向运通公司支付了约六套房屋的全部房款，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抢占涉讼房屋错误；5.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涉讼房屋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查封，运通公司无法向达意公司交付涉讼房屋，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将解封证明交给达意公司，即由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实际履行的交付行为，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抢占涉讼房屋错误；6.运通公司出具的《关于取消马志杰诉讼代理人资格和取消马志杰、李玉林售房权的声明》，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1997年4月10日前，马志杰、李玉林允许达意公司销售涉讼房屋的行为系代表运通公司，达意公司售房系有权处分，进而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认定达意公司抢占涉讼房屋错误；7.运通公司于1997年4月15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先予执行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运通公司于1997年4月15日向法院申请出售，但未得批准，进而证明南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运通公司与案外人王树恩于1997年7月25日进行的房屋交易不真实，王树恩取得涉讼房屋产权不合法，（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给杜宏铭造成了损失；8.《归还计划》、《收条》，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未解决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达意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已向运通公司另外支付了具有价值的汽车一辆以及房屋一套，（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遗漏了该事实；9.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笔录（2000年10月8日），来源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1.运通公司的诉请中不包含要求解除运通公司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售房合同》，（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超诉请裁判，2.达意公司向第三人销售涉讼房屋时运通公司知晓并认可；3.李国庆最后一次到庭时间是2000年10月8日，其是南开区检察院的干部，不存在无法送达的情况，（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向李国庆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程序违法；10.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2001年9月10日），来源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1.李国庆系南开区检察院干部，公告送达程序违法，2.运通公司诉讼请求中没有要求解除其与达意公司签订的《售房合同》，（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超诉请裁判，3.在运通公司认可马志杰身份的情况下，不应认定达意公司和第三人抢占房屋，达意公司系有权处分，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有效，4.达意公司已经支付了部分购房款，房屋作为可分物应对已经支付房款且善意占有房屋的第三人的权属进行确认，不应将全部产权仍确认给运通公司，5.运通公司可另行出售房屋的补充协议未履行。11.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2001年10月15日），来源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该案审判长已经查明运通公司允许达意公司卖房的事实，而且认定老百姓（善意相对人）支付了房款，该案的意图是分两步解决纠纷，但判决结果在实体上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12.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2001年10月15日），来源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1.该案审判长明确认为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应当保护，运通公司明确表示不能退还已收到的100余万房款的情况下，杜宏铭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2.运通公司自认其诉讼目的“只要给钱了不打官司”并非主张涉讼房屋的所有权；13.公告，来源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卷宗，证明（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杜宏铭参加诉讼的权利，实体上给杜宏铭造成了损失；14.涉讼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及流转信息，来源于本案中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朱晓磊购房的真实目的是低价买入瑕疵房屋后高价抵押给银行，骗取银行贷款，并非实际居住，相关权利登记应在本案中一并撤销。被告运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1.（1996）一中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1998）高民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1999）一中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4.（1999）高民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5.（2000）一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6.（2001）高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运通公司1996年11月25日起诉状和补充诉状；证据8.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5月27日对李国庆的《调查笔录》。上述8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包括本案涉诉房屋在内的11套房屋的诉讼从1996年11月25日开始审理至2001年12月12日二审审理结束，涉讼房屋（同安里8-2-602）的权利人均为李国庆，而不是本案原告杜宏茗。李国庆作为当事人参与了该案诉讼，该案并未违反相关审判程序，也没有遗漏相关当事人。杜宏铭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