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开良，男，汉族，住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树国，云南春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春，男，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上诉人杨开良因与被上诉人王光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芒市人民法院（2019）云3103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开良上诉请求：1．撤销芒市人民法院（2019）云3103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付款责任，或者以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应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从本案被上诉人仅有的证据《合同书》约定的“乙方在2017年2月20日前必须要向农户负责把款项收清给甲方”内容来看，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明显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而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若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同的直接相对方是上诉人，收货方和付款方自然也是上诉人，而不是种植长寿豌豆种的农户，货款直接由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就行，而不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跟农户收回后给被上诉人，这说明付款的主体是农户，上诉人只是代被上诉人进行收款，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供货的相关证据或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关证据，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事实上，本案与买卖豆种有关的合同是由被上诉人和农户双方亲自协商订立的，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提供豆种给农户种植，并提供药水和技术帮助，种出豌豆后，再由被上诉人按市场价回收进行销售（回收的价格最低不得少于2元/公斤），在回收的同时农户要按30元/包（一包的规格是一斤）的价格补给被上诉人豆种款。上诉人仅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发展农户种植长寿豌豆（帮被上诉人联系和拉运豌豆种），并不参与农户种植、豌豆回收、款项的支付和收取，更不是其自行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豆种后再以自己名义卖给农户（三方的关系非常清楚，并不存在两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同订立后，实际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也进行了部分履行，被上诉人将豆种发放给了农户，也进行了部分回收和付款—2016年12月中旬，被上诉人跟农户回收了两次豌豆，第一次收了300多公斤，2元/公斤，第二次收了2吨多，1元/公斤。实际上，当时的市价是四块多一公斤，被上诉人并不按约定的市场价回购，且回购价格远低于约定的最低价，导致农户怨声四起。再加上被上诉人未按约提供技术，农户种植的豌豆成活率仅在50%，致使农户损失加大，农户便不愿再出售豌豆给被上诉人以及支付豆种款。被上诉人因此将不能收回豆种和豆种款的责任强加给上诉人，逼迫上诉人在其书写的《合同书》上签字，要求上诉人收回豆种款并承担不能收回的损失。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是被上诉人和农户，上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仅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从事相关事务，合同的主要条款由被上诉人和农户协商确立，合同义务由被上诉人和农户履行，上诉人不承担任何的合同责任，与合同相关的法律后果归于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现被上诉人无法收回所谓的豆种款，应是向合同相对方（农户）主张权利，而非要求受托的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除非是受托人有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才对委托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在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上诉人已完成委托事务，被上诉人不能收回豆种款的损失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上诉人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相反的，上诉人为完成委托事务，已垫付油费、差旅费约一万元，若论损失，那损失的也是上诉人一方。且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无任何的证据证实自己存在损失及损失大小，合同书中约定的赔偿金7万元实际为违约金，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应比照损失进行确定。若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实损失的，该违约金不应得到支持（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适用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审理本案错误，应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审理本案和作出判决。王光春答辩称，我拿豌豆种，杨开良拿种子放给农户，豆子出来之后我去收，农户说杨开良给过保护价，农户才愿意要种子，我没有给过保护价，我只是把种子给杨开良让他推销给农户，杨开良应该把种子钱收了以后交给我，我没权利去要种子钱，应该让杨开良拿种子钱。王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开良支付豌豆种货款合计70,000元，并承担所欠货款从2017年2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75%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8,526.57元）。2．判令杨开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5日前王光春已将豌豆种交给杨开良并种植，2017年1月5日双方就长寿豌豆种订立买卖合同，签署《合同书》并捺印，《合同书》约定“甲方负责人批发给乙方长寿豌豆种共计70,000元，若乙方在2017年2月20日前必需要向农户负责把款项收清给甲方，如果乙方在2017年2月20日未把款项收清给甲方，乙方必须赔付甲方经济损失赔偿款70,000元”。《合同书》签订后，王光春已完成交付豌豆种的义务，但杨开良在合同约定的豌豆种款项支付时间届满后一直不履行豌豆种价款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杨开良未将双方约定的货款支付给王光春，已构成违约，对王光春要求杨开良支付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对王光春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由杨开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光春货款70,000元；二、驳回王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综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开良是否应当支付70,000元货款给被上诉人王光春？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光春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杨开良围绕上诉请求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邢美全陈述，杨开良介绍老板来我们这边种豆，大概是2016年9月份左右王老板来发给我们豆种，说30元一袋，一袋重一公斤，等来收豆子时再扣钱，当时说2元/斤保护价，但后来没有来收过豆。李勒旺陈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来给我们发豆种，说30块一包，一包有一公斤，来收购豆子的时候再扣钱，当时他们俩都说过收购有保护价。排昆先陈述，我是xxx村民小组副组长，李勒旺认识老板，说要引进种豆子，豆种钱30块一包，一包有一公斤，老板来收购豆子的时候再扣种子钱，收购保护价为一公斤2块，技术也会到位，我就在广播上宣传，农户也来报了名领了豆种去种，但后来技术指导也没有，也没有来收过豆，我没有脸面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克收种子钱。被上诉人王光春质证认为，我不认识证人，不认可证言，我和杨开良分工合作，我把豆种拿给杨开良是20元一斤，杨开良卖给证人30元一袋，价格不一样。本院认为，三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也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合同书》所载内容不符，对该三组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法律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上诉人杨开良与被上诉人王光春于2017年1月5日签订的《合同书》载明：“王光春批发售给杨开良豌豆3500斤，每斤20元，合计70,000元，杨开良在2017年2月20日前必需要向农户负责把款项收清给王光春，如果在2017年2月20日还没有把款项收清给王光春，杨开良必须赔付王光春经济损失赔偿款柒万元整。”对该合同，王光春主张为买卖合同，杨开良主张为委托代理合同。本院认为，该合同有双方之间存在豌豆种买卖关系以及由杨开良承担价款支付责任的主要意思表示，具备买卖合同的核心要素，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委托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不能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仍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而非受托人向委托人赔偿损失，杨开良向王光春承诺“2017年2月20日还没有把款项收清给王光春，杨开良必须赔付王光春经济损失赔偿款柒万元整。”与委托合同构成不符，双方之间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的审核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上诉人杨开良与被上诉人王光春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被上诉人王光春已履行交付豌豆种3500斤的义务，上诉人杨开良应向王光春支付货款70,000元。上诉人杨开良认为其与王光春系委托代理关系，《合同书》系受被上诉人王光春逼迫签署，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上诉人提出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开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3元，由上诉人杨开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良审判员  孙 媛审判员  寸守庆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侯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