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行终7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龙玉，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代理人庄敬虹，福建兴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北关洪厝篮下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21003825403N。 法定代表人李育杯，局长。 委托代理人汪荣生，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叶财源，该局民警。 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000038135844。 法定代表人李伙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明团，该局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波，男，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上诉人黄龙玉、惠安县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陈德波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行初1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8月9日20时35分许，在惠安县医院住院部4楼妇科走廊，陈德山、陈德波、陈德勇三兄弟认为陈德山儿子陈冠志在走廊吵闹时被黄龙玉用手扇脸部一下，陈德山、陈德波、陈德勇三兄弟与黄龙玉发生口角，后陈德山、陈德勇(以上二人均已处罚完毕)和陈德波将黄龙玉殴打致伤。2016年10月14日经法医鉴定黄龙玉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四处)，2017年8月25日经法医鉴定黄龙玉损伤程度综合评定为轻微伤。被告惠安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决定对陈德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原告陈德波对该行政处罚不服向被告泉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泉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泉公复决字[2019]0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原审判决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辨认由二名以上办案人民警察主持。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并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本案中，根据被告惠安县公安局提交的辨认笔录，该辨认笔录办案人签名处，仅有“叶财源”的签名，另一签名只有姓氏，签名不完整，无法证明是由二名办案民警主持辨认，违反法定程序。且被告惠安县公安局提交的证人刘某对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的指认，该指认形式于法无据，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以刘某对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的指认认定原告殴打第三人，主要证据不足。关于办案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公安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要时可以一并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最长不超过六十日……”本案中，泉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泉公复决字［2018］0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责令惠安县公安局在30日查清曾爱华、黄龙玉被殴打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惠安县公安局直至2019年3月28日才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超过办案期限。综上，惠安县公安局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被告泉州市公安局仅以被告惠安县公安局超过办案期限为由，确认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结果错误，亦应予以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泉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泉公复决字［2019］0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黄龙玉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惠安县公安局提交的辨认笔录形式合法，法律并无规定签名必须是何种形式，只要签名可以确定是何人所写就行。二、关于证人刘某的指认形式，一审完全是迂腐认识。证人刘某已明确指认被上诉人打人事实，证词也多次体现被上诉人打人的事实存在。法律没有对监控截图的指认形式作明确规定，任何规定都是落后于现实，但只要能查明案件事实就应采用。上诉人及曾爱华均已指证是被上诉人陈德波实施的殴打行为，与证人刘某的指认是一致的。证人证词是证据形式，所有的指认、监控视频、图片和派出所查证都是证据。三、关于惠安县公安局的办案期限问题，是因为关键证人刘某长期在外地不能及时回来，这不是惠安县公安局的原因，不能归责于行政机关。 惠安县公安局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判决维持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德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刘某的辨认笔录上仅有“财源”的签名，另一签名只有姓氏，签名不完整,无法证明是由二名办案民警主持辨认，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该说法自相矛盾。（1）证人刘某辨认笔录上有两名办案民警“叶财源”及“林阳”的签字，只是“林阳”所签名字是连体签名，且辨认笔录多处写有办案民警“林阳”的连体签名，而不是偶然的一个签名。查阅民警林阳所办理的刑事判决的案件中（赵昆平危险驾驶案、廖哲渝等人聚众斗殴案），均是以这样的签名形式签名，一审法院在没有通过庭审质证的情况下，主观认定这签名只有姓氏，签名不完整，违反法定程序是错误的。（2）该份辨认笔录本身无法辨认出辨认对象，因此在案件中无法起决定性作用。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违反法定程序，而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也是错误的。2、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是重要证人刘某在外省务工未能及时到案配合调查的客观因素，且在泉州市公安局作出泉公复决字［2018］0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惠安县公安局依法进一步对案发时周边病房的病人全面的调查取证。为了能够更正确、客观地对陈德波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惠安县公安局书面向泉州市公安局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待刘某到案配合调查后再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惠安县公安局已经依照办案程序进行办理，一审法院不能简单的仅以惠安县公安局超过办案期限为由撤销诉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证人刘某在第一次、第二次询问笔录中均肯定的证实现场有三人对黄龙玉进行殴打，且该三个男子就是一同进入病房将黄龙玉带出病房并在走廊对其进行殴打的人。惠安县公安局依法对医院走廊监控进行提取。医院走廊监控清晰地显示案发时只有陈德波、陈德山、陈德勇三兄弟进入黄龙玉所在的病房，且证人刘某在笔录中有提到殴打黄龙玉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体型较胖的男子有拉扯黄龙玉的动作，在陈德波、陈德山、陈德勇三兄弟进入黄龙玉所在的病房及将黄龙玉带出病房时均无其他人员出入该病房，监控也清晰的记录这个过程，且陈德波在三个男子中的体型较胖样貌特征最为独特易于认出，这与刘某的说法一致。惠安县公安局组织证人刘某对殴打黄龙玉的三个男子的头像进行辨认，但刘某无法从组图中辨认出陈德波。惠安县公安局又以观看案发时监控视频的形式让证人刘某予以指认，证人刘某从监控中指认出陈德波等三兄弟就是殴打黄龙玉的三个男子，事先证人刘某并不认识陈德波等三兄弟，且黄龙玉及其妻子曾爱华也指控陈德波有殴打黄龙玉本人，这足以认定证人刘某的笔录、指认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惠安县公安局认为办案单位提取的监控视频是证据种类中的视听资料，让证人对监控中嫌疑对象进行指认只是对证人证言的一种补充，查清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是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内容，其证据的收集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 泉州市公安局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惠安县公安局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制作辨认笔录，并有两名民警签名，程序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二、惠安县公安局制作的辨认笔录并未用于认定案件事实。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6日对证人刘某制作了三份辨认笔录，因为证人刘某均无法辨认出殴打行为人，因此，该三份辨认笔录并未作为证据，用于认定案件事实。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案卷事实不符，程序违法。原审复议对公安机关合法制作的、并未作为公安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辨认笔录签名问题，未经庭审质证，未经核实确认，将公安机关程序合法的辨认笔录直接认定为辨认程序违法，并作为定案的依据和撤销的理由，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程序违法。四、证人刘某的证言是本案最重要、证明力最强的直接证据，其在监控视频中指出违法行为人并截图予以确认是其询问笔录的补充完善，是调查笔录的组成部分，是合法的调查取证活动，不能割裂开来孤立地认定为于法无据的指认形式。刘某是该案现场的目击证人，目睹该案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6日10时33分至10时39分、10时40分至10时45分、10时46分至10时49分分别制作三份辨认笔录，证人刘某均无法通过照片辨认出殴打行为人。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6日10时51分至11时21分对证人刘某制作询问笔录，播放医院监控视频让他看，证人通过视频回放清楚地指出违法行为人是谁，公安机关对该过程截图固定证据。因此，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6日制作的刘某指出违法行为人是谁的监控截图是该询问笔录的组成部分，是对案件的合法调查取证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五、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泉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泉公复决字［2019］0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适当，适用法律正确。本案，陈德山、陈德勇和陈德波殴打黄龙玉的行为，虽然陈德波予以否认，但有黄龙玉、曾爱华的陈述、证人证言及其指出违法行为人的截图、监控视频、《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书》等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认定。泉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惠安县公安局直至2019年3月28日才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超过办案时限。泉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泉公复决字［2019］0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的规定，决定确认惠安县公安局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复议决定正确。 针对上诉人黄龙玉、惠安县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的上诉，被上诉人陈德波辩称，1、2016年08月09日20点35分许，在惠安县医院住院部4楼妇科走廊，黄龙玉以小孩做游戏吵到病人休息为由，用手扇了陈德山儿子陈冠志的脸部，陈德波与陈德山、陈德勇质问黄龙玉未果后准备报警处理。但黄龙玉情急之下欲逃脱，并口咬陈德山的手臂，因此陈德山、陈德勇才与黄龙玉发生肢体冲突。期间，陈德波一直在劝架，并没有殴打黄龙玉的行为。2、医院走廊监控显示：2016.08.0921：19：43陈德波、陈德山、陈德勇与黄龙玉相邀走出病房，查看监控；21：20：23双方发生打斗，人群围观；21：21：36打斗停止，人群逐渐散去；21：22：20始监控清楚显示陈德波；21：24：00监控显示陈德波离开现场；21：28：05监控显示陈德波离开4楼。监控录像对陈德波的行为显示的很清楚，除了其中21：20：23至21：22：20，群众围观，遮挡监控，但是，围观的医生、护士、病人均可为陈德波作证，无打人违法行为。3、黄龙玉恶意指控，仅仅因为本人是公职人员，符合勒索条件。一审法庭上，黄龙玉两次稳定陈述，陈德山、陈德勇站在前面打他，陈德波站在背后打他背部。陈德波当庭做出回应，事发时，黄龙玉站在门框，而门是关闭状态，其背紧贴着门，不可能有人。而黄龙玉背上是擦伤，门框上蹭的。可以从监控或者现场印证，背部擦伤可以找专业人员鉴定。4、黄龙玉之妻曾爱华笔录迟至2016年8月31日形成，事先串供，刻意指认，导致描述事发过程和所有人笔录均有出入。5、2019年6月，惠安县公安局向一审法院提交卷宗，其中，刘某辨认笔录出现“林阳”签名，体现二名民警签名，不能证明签名时间，更不能证明二名民警主持辨认，请提供执法记录仪编号。6、2018年11月30日惠安县公安局书面向泉州市公安局申请延长办案期限，该书面申请并无泉州市公安局批复。即使延长办案期限，也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本案情形，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泉州市公安局泉公复决字［2019］0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明确指出，确认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惠公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7、证人刘某询问笔录肯定的证实，三个男子一同进入病房，将黄龙玉带出病房，并在走廊对黄龙玉进行殴打。但不能以此类推三个男子均有殴打人行为。黄龙玉利用刘某的思维误区，动员刘某作证。诚如泉州市公安局泉公复决字［2018］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7页所述：刘某笔录未详细询问三个男子具体体貌衣着体征以及分别有什么行为，取证不及时、不全面。事实是，黄龙玉突然口咬陈德山，引发冲突升级，导致陈德山殴打黄龙玉。事出突然，陈德波的本能反应是劝架，拉开陈德山，才使得黄龙玉脱口，也使得黄龙玉少受陈德山殴打。8、惠安县公安局在上诉状中提及，陈德波在三个男子中的体型较胖体貌特征最为独特易于认出，此说法，与证人刘某2017年6月26日辨认笔录结果相矛盾，只能说明，证人刘某对事发经过业已模糊。9、2017年6月26日惠安县公安局组织证人刘某作辨认笔录，办案民警将嫌疑人的照片组图给刘某辨认，刘某无法对组图中的嫌疑人进行辨认并签字确认（值得一提的是，该相片是事发前3个月拍照的）。随后，办案民警将事发监控截图，并做好1／2／3标签，如此暗示，证人也只辨认出陈德山一人。10、惠安县公安局提交的证人刘某对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的指认，该指认形式于法无据，同时存在暗示，更是违背记忆逐渐模糊的自然规律，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二条规定。11、惠安县公安局曾依据同样的事实及证据，对陈德波作出多份不予处罚决定，而后，却仅仅补充了一份证明力极低且违法的辨认笔录，即依据之前同样的事实及证据，作出完全相反的处罚决定。综上，本案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理应撤销。 经审查，上诉人黄龙玉、惠安县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提出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另，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惠安县公安局提供林阳的警察证及其办理的赵昆平危险驾驶案、廖哲渝等人聚众斗殴案的笔录及判决，欲证明林阳系该局民警，其在本案辩论笔录的签名是真实、合法、有效。对上诉人惠安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上诉人黄龙玉、泉州市公安局均质证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陈德波质证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案林阳的签名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但无法体现是两位民警现场主持辨认，辨认时林阳不在现场。因各方当事人对本案林阳在辨认笔录上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林阳在本案辨认笔录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辨认由二名以上办案人民警察主持。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并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辨认违法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对违法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的，不得少于十人的照片……”。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惠安县公安局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辨认笔录办案人签名处，有“叶财源”“林阳”的签名，可以确认是二名办案民警主持辨认，陈德波主张林阳不在现场主持辨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惠安县公安局提交的证人刘某对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的指认，该指认形式于法无据，且2017年6月26日证人刘某仅指认出陈德山一人的情况下，该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却标注有三人，事发两年半之后的2019年2月16日证人刘某始指认出陈德波，指认陈德波殴打黄龙玉的也仅只一名证人刘某，该指认存疑。综合现有的在案询问笔录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陈德波有殴打黄龙玉的行为，上诉人黄龙玉、惠安县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上诉主张证人刘某对陈德伟的指认符合客观事实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惠安县公安局以刘某对监控截图中违法嫌疑人的指认认定陈德波殴打黄龙玉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惠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正确。惠安县公安局直至2019年3月28日作出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超过办案期限。泉州市公安局仅以惠安县公安局超过办案期限为由，确认其作出的惠公（城关）行罚决字［2019］00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其结果错误，原审判决一并予以撤销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龙玉负担16元，上诉人惠安县公安局负担17元，上诉人泉州市公安局负担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丰 兰 审判员 庄丽娜 审判员 谢火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陈嘉怿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