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严，女，汉族，1980年4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夏露，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卫东，男，汉族，1970年11月25日出生，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媛娥，女，汉族，1971年9月21日出生，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容，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柏炜，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庄严与被上诉人黄卫东、韩媛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7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黄卫东、韩媛娥聘请律师所产生的律师费由其自行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虽然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争议因诉讼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受理费、保全费、交通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但庄严承担的应是黄卫东、韩媛娥因诉讼实际已经支付的律师费用。黄卫东、韩媛娥在原审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亦未提交其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的票据。黄卫东、韩媛娥在审判时当庭提交了委托合同、2万元律师费支付凭证及2019年11月4日由律师事务所开具的2万元律师费用的发票，庭后补充提交了2019年12月9日开具的4万元律师费发票，但前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庄严亦未收到该证据的原件或复印件予以核实，不认可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并且，前述证据的支付凭证仅能证明黄卫东、韩媛娥已支付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万元，黄卫东、韩媛娥庭后提交的4万元律师费发票并不能证明黄卫东、韩媛娥实际已经支付了该款项。因此，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因庄严违约给黄卫东、韩媛娥带来支付律师费用损失的真实数额，不应予以支持。黄卫东、韩媛娥答辩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黄卫东、韩媛娥与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已经支付律师费，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已开具了律师费发票，所以本案产生的律师费应由庄严承担。黄卫东、韩媛娥在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黄卫东、韩媛娥、庄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3日解除；2、判令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迟延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产生的违约金7.44万元（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计算标准，从2019年2月27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30日，实际计至庄严返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3、判令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支付投资运营损失16.8万元及利息（以16.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4月10日起计至庄严返还全部投资运营损失之日止）；4、判令庄严承担本案律师费6万元；5、判令庄严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一审经审理查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目标公司于2016年9月9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管晓朋，庄严持股39%，管晓朋持股1%，深圳市创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丰公司”）持股60%。2019年1月15日黄卫东、韩媛娥作为受让方与庄严作为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转让目标公司48%股权，其中黄卫东占股24%，韩媛娥占股24%，交易对价共120万元，黄卫东、韩媛娥应在签订协议后三日内，以转账方式向庄严账户支付交易对价。庄严负责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至黄卫东、韩媛娥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庄严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经营目标公司及所属餐厅，保证目标公司及所属餐厅为合法经营，庄严应当在交割日内，完成目标公司及所属餐厅所有应付货款结算、应付租金结算与其它应付款项结算，协议明确交割日为目标公司自2019年1月13日起，完成48%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领取的新营业执照所载明的日期。协议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1.甲方（庄严）收到对价款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甲方迟延履行以下任一义务，经乙方（黄卫东、韩媛娥）书面催告五个工作日内仍未履行的，每迟延一日，按照交易对价10‰/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累计达30日以上的，乙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本协议继续履行；2.甲方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的，甲方除应全额退还乙方已支付款项外，还应按交易对价总额10%的标准承担违约金；甲方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的，甲方自迟延履行之日起按照交易对价总额10‰/日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金，该违约金计算至甲方依约履行完毕本条款约定的事项之日止：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目标公司48%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争议因诉讼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受理费、保全费、交通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有文件及通知以特快专递、或挂号信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邮寄或发送至双方在协议确认之通讯地址或邮箱地址即视为送达。黄卫东、韩媛娥称庄严除了其名下39%股份外，还由创丰公司代持20%的股份。股权转让时，黄卫东、韩媛娥没有了解庄严股权转让是否经过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2019年1月15日黄卫东通过银行转账向庄严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19年4月10日黄卫东向案外人汤红霞账户支付16.8万元，附言为“闻哥斑鱼费用结清”。黄卫东、韩媛娥称该笔款项系应庄严要求向案外人支付的目标公司场地租金。2019年5月23日黄卫东、韩媛娥委托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严旭律师向庄严出具律师函并通过EMS向目标公司邮寄。函中称协议约定庄严负责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至黄卫东、韩媛娥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口头约定由庄严负责目标公司运营管理，但每天营业额应当进入黄卫东、韩媛娥提供的账户，双方每个月月底按各自所占股权比例分取盈利；黄卫东、韩媛娥已转入12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应庄严要求为目标公司日常经营投入16.8万元；但庄严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无故拒绝履行转让股权之义务，并以庄严账户作为营业额收款账户，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决定解除协议。邮件查询显示，由“他人收陈文静”。黄卫东、韩媛娥未向合同约定的庄严邮箱发送律师函或解除通知，合同未约定庄严的其他通讯地址。2019年5月9日黄卫东、韩媛娥为处理本案与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6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黄卫东、韩媛娥于2019年6月3日转账支付律师费2万元，该所于2019年11月4日向黄卫东、韩媛娥黄卫东出具2万元律师费发票。黄卫东、韩媛娥另称其余4万元为现金支付，庭后补充提交了2019年12月9日开具的4万元律师费发票。黄卫东、韩媛娥庭后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主张系应庄严指示向案外人支付了16.8万元费用。黄卫东、韩媛娥庭审时称系夫妻关系，本案中的诉求为要求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共同支付，不区分份额。至庭审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目标公司未就涉案股权转让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黄卫东、韩媛娥与庄严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庄严未到庭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对该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双方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庄严名下仅登记持有39%股份，且没有证据显示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转让股份经过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该协议仍为有效的协议。理由如下：第一，庄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处分目标公司另两位股东名下股份或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取得了相应的处分权或被实际权利人所追认，庄严在本协议中转让其名下39%以外的股权属于无权处分，实际权利人如追认，则协议有效且可以履行，实际权利人如不予追认并不导致协议无效，只是导致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履行不能，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第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其他股东确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即使有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仅是导致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不能，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第三，涉案协议主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应为有效的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已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关于协议解除的问题。一方面未有证据显示庄严有权处分目标公司48%的股份或经实际权利人追认，至庭审时协议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协议可以履行，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也已成就。根据协议约定庄严收到对价款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部门股权变更，迟延履行累计达30日以上的，黄卫东、韩媛娥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该约定属于合同约定解除的情形，该约定解除的情形为黄卫东、韩媛娥实际取得目标公司股权的对外公示，系黄卫东、韩媛娥对外彰显其作为股权持有人的重要方式，对于黄卫东、韩媛娥实现合同目的具有较大影响，庄严于2019年1月15日收到股权转让对价，未在约定期限内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且迟延履行达30日以上，黄卫东、韩媛娥依约享有解除权。黄卫东、韩媛娥虽于2019年5月23日向庄严邮寄了律师函解除协议，地址为目标公司的经营地址，但没有证据证明庄严实际收到，黄卫东、韩媛娥也没有向合同约定的邮箱发送律师函或解除通知，一审法院认定黄卫东、韩媛娥关于解除协议的意思表示于一审法院诉讼材料送达至庄严时到达庄严，即2019年10月22日。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关于解除的后果。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已确认双方的协议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庄严基于本协议收取的黄卫东、韩媛娥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应予以返还。协议解除后，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条款虽可继续适用，但黄卫东、韩媛娥诉求的迟延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违约金，一方面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向庄严书面催告要求履行变更登记义务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违约金的条件即“经乙方书面催告五个工作日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面黄卫东、韩媛娥在订立本合同时对于庄严所转让的股权情况、是否经股东会同意等情况负有相应的审查注意义务，在明知庄严转让股权比例与工商登记比例不相符的情况下仍签订转让协议、对于庄严的实际持股情况是否经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转让亦未进行审查，黄卫东、韩媛娥对于涉案股权转让未能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一审法院对黄卫东、韩媛娥诉求的迟延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黄卫东、韩媛娥诉求的投资运营损失及利息。黄卫东、韩媛娥提交的证据只能显示向案外人支付了16.8万元“闻哥斑鱼费用结清”的款项，其庭审后提交的微信记录已超过举证期，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即使黄卫东、韩媛娥主张属实，该笔款项系依庄严指示向案外人支付的，并非庄严收取的款项，该笔款项不属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黄卫东、韩媛娥向庄严履行的合同义务，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相互返还的范畴。黄卫东、韩媛娥诉状中及向庄严出具的律师函中均明确该款项系为公司“日常经营投入”，可见该笔款项虽支付给案外人，但系黄卫东、韩媛娥对目标公司的投资款，不属于庄严应返还的款项，对黄卫东、韩媛娥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卫东、韩媛娥主张的律师费。双方协议明确约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黄卫东、韩媛娥基于本案产生的律师费由庄严承担有合同依据。黄卫东、韩媛娥委托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约定律师费6万元，虽仅提交了2万元律师费转账记录，但明确另4万元系现金支付并由律所合计开具了6万元律师费发票，黄卫东、韩媛娥及律所应对其陈述的真实性负责，一审法院采信黄卫东、韩媛娥实际支付律师费6万元的主张。黄卫东、韩媛娥依据合同约定诉求庄严支付律师费6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黄卫东、韩媛娥与庄严于2019年1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二、庄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黄卫东、韩媛娥股权转让款120万元；三、庄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卫东、韩媛娥律师费6万元；四、驳回黄卫东、韩媛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22元（已由黄卫东、韩媛娥预交），由黄卫东、韩媛娥负担2956元，由庄严负担15366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庄严对通过转账支付的2万元律师费予以认可，对无转账凭证的另外4万元律师费不予认可，认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黄卫东、韩媛娥实际支付了律师费用。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卫东、韩媛娥请求律师费6万元能否得到支持。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黄卫东、韩媛娥请求本案产生的律师费由庄严承担有合同依据。黄卫东、韩媛娥为证明其所支付的律师费已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2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为6万元，相关律师事务所亦开具了6万元律师费发票，黄卫东、韩媛娥虽仅提交了2万元律师费转账凭证，但陈述另外4万元系在律师事务所现金支付。因涉案6万元律师费的数额具有合理性，黄卫东、韩媛娥关于另外4万元系现金支付的陈述亦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在律师事务所已开具发票的情况下，本院对黄卫东、韩媛娥主张的律师费6万元予以确认。一审判令庄严向黄卫东、韩媛娥支付律师费6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庄严以无转账凭证为由不认可其中的4万元律师费，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庄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庄严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艳玲审判员  庄齐明审判员  梁晴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宋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