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6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翠，女，196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行政，湖北信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国武，湖北信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昭，女，1963年11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苏，建始县业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国翠因与被上诉人杨荣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2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杨荣昭并没有以现金方式向周国翠提供借款，本案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周国翠给杨荣昭出具借条形成的债务是在赌博过程中形成的债务。2010年至2011年期间，杨荣昭以营利为目的，在业州镇新马路90号四楼租房与他人合伙开设麻将馆，为赌博打牌的人提供场所。在此期间，周国翠常到案外人吴际桂和杨荣昭开设的麻将馆赌博，因此，欠下杨荣昭5万元赌债。2011年1月12日，杨荣昭将周国翠喊至麻将馆，用事先准备的两只笔芯不同的圆珠笔和两张不同的纸要求周国翠写下两份借条。一张是5万元的借条，另一张是4万元的利息借条。周国翠在杨荣昭及其合伙人的言语胁迫下出具了上述借条。一审诉讼中，周国翠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周艳红谈话录音、与案外人彭辉手机通话录音及郭卫青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杨荣昭开设麻将馆并对参赌人员放高利贷的事实。一审判决未将涉案债务认定为非法债务系认定事实错误。2.周国翠在2011年的诉讼案件中的答辩陈述是对杨荣昭诉讼请求的认诺，而非对案件事实的自认。（2011）建民初字第20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于2011年3月28日开庭审理时，并未查清涉案债务是否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在庭前调解时，周国翠曾向法庭陈述案涉借款为赌博债务，只是在开庭时出于各种顾虑没有再做出相同陈述。周国翠在庭审中虽然承认借条是其写的，承认偿还借条载明的9万元，但并不是周国翠对案件事实的自认。二、本案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1.两张借条出具的间隔时间不合理。按照杨荣昭所述，2010年12月25日周国翠出具5万元借条，2011年1月12日出具4万元借条。在第一次借条5万元尚未偿还的情况下，杨荣昭再次出借4万元给周国翠，且均不要利息，与常理相悖。杨荣昭无正当职业，也无稳定的正当收入来源，没有向周国翠出借9万元的借款能力和资金来源。同时，杨荣昭称双方关系较好，故不收利息，但在2011年1月12日周国翠出具借条后仅26天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还款，亦不合常理。2.杨荣昭对借款的用途及陈述还款时间表述自相矛盾。杨荣昭在起诉状中明确借款时间为二年，在一审开庭时却陈述是笔误，杨荣昭对该事实的撤回未得到周国翠的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周国翠未同意杨荣昭撤回该自认的，应作出不利于杨荣昭的事实认定。3.杨荣昭前后两次向法院主张权利间隔时间不合理。2011年2月杨荣昭起诉后撤诉，采取暴力方式催讨赌债，致使周国翠及家人不能正常生活，2011年4月底，周国翠已经陆续将欠款还清，周国翠找杨荣昭抽回借条时，杨荣昭要求再支付1万元利息，周国翠不同意，故借条仍在杨荣昭手中。若周国翠未清偿债务，杨荣昭不会等八年之后再起诉，不符合常理。4.一审法院不应采信与杨荣昭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杨碧昭系杨荣昭同胞姐妹，向远奎在2010年至2011年与杨荣昭合伙开设麻将馆，二人均与杨荣昭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因赌博产生的非法债务，虽然杨荣昭提供的借款凭证形式完备，但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严格审查本案借贷是否真实发生。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作出判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的精神，系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赌博形成的债务，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驳回杨荣昭的起诉。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杨荣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国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国翠与杨荣昭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且系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杨荣昭分别于2010年12月25日和2011年1月12日向周国翠出借现金9万元，由周国翠出具两份借条。同时涉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借条》上没有明确借款归还时间，杨荣昭可以随时主张要求周国翠还款。杨荣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国翠归还杨荣昭借款9万元；2.诉讼费由周国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国翠于2010年12月25日向杨荣昭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杨荣昭人民币五万元整（50000.00元）借款人：周国翠2010年12月25日”。后于2011年1月12日又向杨荣昭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杨荣昭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00元）借款人：周国翠2011年元月12号”。杨荣昭曾持上述两张《借条》于2011年2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周国翠偿还借款9万元。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于同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荣昭、周国翠均签名确认的（2011）建民初字第20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庭笔录》显示，周国翠对杨荣昭的起诉答辩陈述如下：“（借条）是我写的，我承认还钱”，“既然我打了借条，我就一定认账，只是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其中2万元是我欠吴际贵的钱，而吴际贵又欠杨荣昭3万元，所以吴际贵就把这笔欠账划给了杨荣昭，让我直接给杨荣昭还钱。我其他的话也就不多说了，我反正承认还钱。”后杨荣昭于2011年4月8日以与周国翠另行协商解决为由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准予其撤诉。2019年6月20日，杨荣昭持前述两张《借条》再次起诉，要求周国翠归还借款9万元。庭审中，杨荣昭自认在2011年第一次诉讼撤诉后周国翠先后还款两次，共计还款3.2万元：一次是在撤诉后不久，周国翠通过案外人向道红还款3万元；一次是在2017年，周国翠通过杨荣昭胞妹杨碧昭还款0.2万元。杨荣昭当庭将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5.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讼债务是否为非法债务；二、涉讼借款是否已清偿；三、涉讼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届满。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焦点一，涉讼债务是否为非法债务。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在2011年杨荣昭与周国翠为涉讼借款的诉讼中，周国翠已对涉案借款不是非法债务及借款组成形成了自认。在本次诉讼中，周国翠自述在2011年杨荣昭为案涉借款的诉讼撤诉后，其有通过案外人向道红给杨荣昭还款的事实，该陈述与杨荣昭的相关陈述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了杨荣昭、周国翠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周国翠抗辩涉案债务系赌博债务，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方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规定，本院对周国翠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确认涉案借款不属非法债务，杨荣昭的债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关于焦点二，涉讼借款是否已清偿。杨荣昭在庭审中自认，在2011年杨荣昭为案涉借款的诉讼撤诉后，周国翠先后还款两次，共计还款3.2万元，对杨荣昭自认的这一对己方不利而对周国翠有利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周国翠抗辩涉案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但其为此提交的其与向道红的电话通话录音、郭卫青的《证明》等证据，不能证明周国翠通过向道红给杨荣昭还款4万元和下余借款5万元已清偿的事实，周国翠对其抗辩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焦点三，涉讼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杨荣昭、周国翠双方发生借贷时未约定还款期限，且2011年4月杨荣昭为案涉借款的诉讼撤诉后至2017年间，周国翠有向杨荣昭陆续还款。据此，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并未届满。因此，周国翠关于杨荣昭主张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可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周国翠应当诚实信用，偿付下欠杨荣昭借款5.8万元。判决：周国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荣昭借款人民币5.8万元。本案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杨荣昭负担369元，周国翠负担65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周国翠向本院提交建始县公安局对案外人吴际贵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笔录、拘留执行回执、笔录材料（吴际贵），拟证明本案涉及周国翠与吴际贵赌博形成的３万元债务中，吴际贵在2009年和2012年因赌博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在吴际贵向公安机关陈述的笔录中，介绍赌博的过程与周国翠在一审中，向法庭陈述的赌博的过程一致，只是赌博数额的大小不同。杨荣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涉及到周国翠，更不涉及杨荣昭，案外人吴际贵受到的处罚，与周国翠和杨荣昭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查认为，周国翠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笔录、拘留执行回执、笔录材料（吴际贵）中均未涉及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外人吴际贵受到的行政处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讼债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2.涉讼债务是否为非法债务；3.涉诉债务是否已经偿清；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此，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焦点一，周国翠上诉称杨荣昭在起诉状中明确“口头约定借期二年，未约定利息”，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杨荣昭在一审庭审中解释为：“诉状载明的口头约定期限2年是代理人在打印时存在的笔误，事实上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对还款期限存在争议，本院结合书面借条载明的内容来看，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同时，2011年至2017年期间周国翠陆续有向杨荣昭还款，即使周国翠陈述属实，本案诉讼时效也应以2017年为起点计算，杨荣昭的起诉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周国翠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焦点二，周国翠上诉称杨荣昭并未实际出借资金，涉诉债务系赌博债务，非法债务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基于杨荣昭手持的借条及2011年周国翠与杨荣昭为本案借款的诉讼中，周国翠陈述的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继续审查双方借贷是否为非法债务，周国翠主张为非法债务，但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与杨荣昭之间的债务系赌博过程中形成的债务，仅有周国翠的自述、案外人郭卫青的《证明》及周国翠与案外人周红艳、彭辉的通话记录，上述证明人均未出庭作证，且郭卫青与杨荣昭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亦在诉讼过程中，上述证据证明力薄弱，无法达到周国翠的证明目的，而杨荣昭对赌博债务的说法明确表示否认，周国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关于焦点三，周国翠上诉称涉诉债务已经偿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周国翠向杨荣昭共还款32000元并无不当，周国翠在二审中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有其他还款行为，故，本院对周国翠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3.关于焦点四，周国翠上诉称因涉诉债务为非法债务，一审法院未严格审查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因此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作出判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双方借贷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无充分证据能够认定案涉债务为非法债务，故周国翠与杨荣昭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并无不当。周国翠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周国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6元，由上诉人周国翠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 蕾审判员 聂礼刚审判员 李志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胡铃书记员杨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