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初64号原告聂四新，男，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原告易青，女，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聂四新配偶。原告易聂宇，男，200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易青之子。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曾韦芸，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柳巨，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路**。法定代表人张作林，县长。被告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望仙路**法定代表人胡朝钦，局长。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全，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工作人员。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文辉，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诉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县政府）、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长沙县自资局）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一案，于2020年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曾韦芸、柳巨，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全、谢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诉称：聂四新与易青于2000年1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1年11月10日生育儿子易聂宇，并于2005年7月25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2014年，在两被告的主导下，长沙县启动了500千伏项目(榔梨段)拆迁腾地工作，实行货币安置。三原告在签订拆迁协议后积极主动配合政府完成了拆迁腾地工作。两被告在发放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购房补贴时，应根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给原告增加152800元，但原告家庭仅获得了25300元，两被告还应支付127500元。原告多次与负责执行该项目工作人员就独生子女奖励问题进行交涉，却无任何结果。两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侵害了两原告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一、判令两被告主导案涉项目拆迁安置时,对法律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拆迁安置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拒不推动执行的不作为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判令责成两被告执行到位，补足差额1275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信息，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机构详情，拟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结婚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拟证明原告聂四新与易青为夫妻，在2005年7月25日办理了合法有效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4、拆迁、腾地通知书，拟证明：三原告在2014年2月10日，签订拆迁协议后，积极主动配合政府按时完成拆迁腾地工作；5、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凭证台账、长沙县征地拆迁购房补贴凭证，拟证明：原告家庭被拆迁后，人均获得购房补贴安置费152800元，凭《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按人均152800元增加一人份额进行发放，但原告家庭仅发放了25300元，还差127500元。被告长沙县政府、长沙县自资局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2011年，湖南省重点工程长沙县黄兴至安沙500千伏线路和500千伏变电站的项目启动建设，该项目计划于2014年9月30日前建成通电。根据规划设计，该电力杆线途经原告家庭房屋所在位置。因电力杆线线下土地不需征收，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遂与原告家庭协商，欲将原告家庭按当时拆迁安置政策进行协议搬迁。原告同意协议搬迁，并按当时现有人口拆迁安置以及办理社保和购房补助。2014年2月10日，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与原告户签订了《500千伏项目（榔梨段）拆迁腾地通知书》，聂四新签字后领取了补偿款。2014年5月5日，聂易青在《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台账（500千伏线路）》上签字领取了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款项。二、原告户独生子女安置补偿份额已经按规定足额发放，其要求两被告再次履行安置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仅规定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集体所有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中土地管理部门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形。根据《长沙县人民政府关于执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实施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长县政发[2008]16号）附件5货币安置房屋补偿安置标准的规定，按被征地人口数另增加2.53万元/人的购房补助，且该条备注3中亦规定“被征地农业人口依《独生子女证》增加一个人的购房补助费”。该规定明确的是增加购房补助费，而非增加住房货币补贴。2014年5月5日，原告户领取了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款共计483700元，该款项中已经包括了对独生子女增加的购房补助费。两被告已经足额发放了独生子女安置奖励，履行了法定职责。故，答辩认已按照规定履行了补偿安置职责，被答辩人也已领取相应款项，其诉请要求答辩人重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于2014年5月5日签字领取了货币补贴款项，即知晓了安置事宜，但其直到2020年2月14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被告长沙县政府、长沙县自资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征地人员调查表；2、易学芝户《常住人口登记卡》及身份证复印件；3、征地拆迁房屋住户调查表；4、独生子女证；5、500千伏项目（榔梨段）拆迁腾地通知书；拟证明：1、经调查，原告住宅常住户口人员为5人，即易学芝、廖爱群和三原告，且易聂宇为独生子女。原告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了协议，同意进行搬迁，并确认补偿款项；6、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凭证台账（500千伏线路）；7、长沙县征地拆迁购房补贴凭证；拟证明：原告户独生子女安置补偿份额已由长沙县政府按规定足额发放，原告于2014年5月5日领取了安置款项，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经庭审质证，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对被告长沙县政府、长沙县自资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6-7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一，该证据反证了两被告在征地中对原告独生子女安置补偿份额没有足额发放，其二，该证据证明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安置补偿不到位的事实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其三，征地补偿费用中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独生子女家庭多一人份额的安置补偿已经发放到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告长沙县政府、长沙县自资局对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湖南省重点工程长沙县黄兴至安沙500千伏线路和500千伏变电站的项目启动建设，该项目计划于2014年9月30日前建成通电。根据规划设计，该电力杆线途经原告房屋所在位置。因电力杆线线下土地不需征收，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遂与原告家庭协商，欲将原告家庭按当时拆迁安置政策进行协议搬迁。原告同意协议搬迁，并同意按当时现有人口拆迁安置以及办理社保和购房补助。2014年2月10日，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向原告户出具了《500千伏项目（榔梨段）拆迁、腾地通知书》。2014年5月5日，易青在《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凭证台账（500千伏线路）》上签字并捺印领取了住房安置货币补贴凭证，金额为789300元（152800元×4+178100元）。另查明，易学芝系案涉被拆迁房屋户主。易青是户主易学芝之女，易青与聂四新婚后于2011年3月14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易聂宇系易青之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两被告给予的独生子女安置奖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长政发［2008］30号）第三条关于住房安置的有关问题规定，团购商品房和货币补贴的实施办法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制定。根据中共长沙县委办公室、长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长县办发［2012］37号）第二条规定，长沙县榔梨街道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标准为15.28万元／人，该补贴标准包含购房补助费2.53万元；独生子女家庭凭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证》，每户补贴2.53万元。本案中，涉案房屋所在地为榔梨镇保家村，实施的安置模式为货币补贴，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安置奖励政策为给予货币补贴2.53万元。经查，聂四新已在《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台账（500千伏线路）》上签字并领取了住房安置货币补贴凭证，金额为789300元（152800元×4＋178100元），该款项中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安置奖励，故三原告主张两被告未依法给予其独生子女安置奖励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两被告给予原告的独生子女安置奖励并无不当，原告要求两被告再行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安置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聂四新、易青、易聂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林华审判员  董强强审判员  刘 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廖 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