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5879号原告：胡神华，男，197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金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告：李黎，女，198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金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户籍地山西省高平市。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西里**。法定代表人：王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丹，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神华、李黎与被告北京金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辇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神华、李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被告金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神华、李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金辇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案外人王立社与胡某曾就胡某收购五家公司股权及资产事宜签订《并购合作框架协议》。为履行上述协议中对于被告新增资本的出资义务，胡神华、李黎及其亲属胡某三人，与被告原股东达成了对被告的增资扩股意向，约定被告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至102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20万元，由胡神华认缴150万元，由李黎认缴300万元，剩余70万元由胡某认缴。2016年12月1日，被告召开了股东会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因二原告与胡某之间系亲属关系，考虑操作方便，在三人准备向被告交付认缴资金时，二原告委托了胡某一并将包括原告认缴出资的450万元在内的共计52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金汇入被告账户。2016年12月16日，胡某通过自己工商银行账户，将520万元汇入了被告账户，并附言“增资扩股资金”。2017年1月18日，在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的备案登记，将二原告和胡某登记为被告公司股东。2017年3月，原告胡神华开始担任被告财务负责人，2017年6月19日，被告执行董事王超将财务印章及账册等拿走，并免除胡神华职务。后李黎以监事身份于2017年6月26日前往被告处要求检查公司财务，被告拒不配合。2017年7月17日上午，被告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以二原告没有出资为由，要求审议表决解除二原告股东资格的议案，虽然二原告及胡某当场提交了其已完成出资义务的证明材料，但被告其他股东仍然不顾事实，表决形成以下决议：1.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2.李黎、胡神华认缴的45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股东王超、韩前进、郭裕民、赵成霞、孔平按各自现有持有股比例认购。二原告认为，其已完成出资义务，除非其没有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否则不能剥夺二原告的股东资格，2017年7月17日股东会决议是被告个别股东操纵被告以达到侵害二原告股东权益不法目的的手段，决议内容应属无效。故二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金辇公司辩称，原告起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二原告并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二原告并未给胡某出具委托打款的授权材料，胡某在打款前亦未告知被告其转账款项中涉及二原告的出资。2017年6月30日，被告向二原告送达认缴通知时，就已明确告知其二人未缴纳出资，并在此给予二人合理出资期限（2017年7月4日前），此时二原告应于知晓胡某单方打款行为与其二人无关，并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履行出资义务，但截至打款期满，二原告都未履行，其之后再主张已由胡某代其出资的理由不成立。其次，胡某额外支付的450万元，究竟是胡某付款还是根据框架协议包含第三方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的付款，尚存争议，该款项在账面计入其他应付款一项，因此不存在代二原告认购股本金的情况，该笔付款能否代表二原告的付款，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范畴，是需要经过股东会商议决定的。再次，原告提交的2016年度企业公报显示二原告已于2016年12月1日实缴出资，但二原告陈述系于2016年12月16日出资，两者并不相符，证实该公报内容为虚假，该公报系原告胡神华担任被告财务总管职务期间虚构事实制作的，不能作为认定案情事实的依据。而原告提供的股东会录音证据及会议笔录签名显示，会议中李黎即未提供自己的缴纳凭证又未陈述自己的出资系由他人代缴，胡神华的委托律师并未以胡神华的身份提供缴款凭证，会议要求重新认购二原告的出资额时，胡某仅是弃权而并非不同意，胡某在会议笔录最后签名时，仅强调股东会召集内容为违法内容。第二，2017年7月17日临时股东会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4月8日，金辇公司依法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6年12月1日，金辇公司召开第十届第一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增加新股东胡某、胡神华、李黎；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后全体股东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同日，金辇公司召开第十届第二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注册资本变更为1020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股东胡某出资70万元，股东胡神华出资150万元，股东孔平出资50万元，股东李黎出资300万元，股东李田林出资50万元，股东王超出资300万元，股东韦秋生出资50万元，股东谢何旺出资50万元。2.同意由胡某、胡神华、孔平、李黎、李田林、王超、韦秋生、谢何旺组成新的股东会。3.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后全体股东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同日，金辇公司的公司章程依法制定，其中第一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由王超、谢何旺、李田林、韦秋生、孔平、胡某、李黎、胡神华等八方共同出资，设立金辇公司。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1020万元。第七条，股东姓名、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期限、出资方式分别为：胡神华、李黎、胡某，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300万元、7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16年12月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第十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按每年定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第十三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6年12月11日，金辇公司召开第十届第四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由郭裕民、韩前进、胡某、胡神华、孔平、李黎、王超、赵成霞组成新的股东会。2.同意选举李黎为监事。3.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12月16日，胡某共六次分别向金辇公司汇款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20万元，并附言“增资扩股资金”。其于当日向王超发送微信：“王超，我又转了1000万，北京5**万，晋城48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下午3点我过去。”2017年1月18日，金辇公司的股东依法变更登记为郭裕民、韩前进、胡某、胡神华、孔平、李黎、王超、赵成霞。2017年6月30日，金辇公司分别通知李黎、胡神华，要求二人于2017年7月4日前缴齐300万元、150万元资本金，并通知二人于2017年7月17日参加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为：1.审议《关于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的议案》；2.审议450万元资本金认购事宜。二人均已收到上述通知。2017年7月17日，包括李黎、胡神华、胡某在内的八位股东均参加了当天的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其中孔平、胡神华分别委托其代理人张金奎、王中伟参加上述会议），会议就关于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的议案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愿意购买李黎、胡神华未出资的450万元进行了审议与表决，其中，代表87.72%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代表12.28%表决权的股东不同意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除胡某弃权外，其他股东均同意购买上述450万元资本金。最终，临时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1.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2.股东王超、韩前进、郭裕民、赵成霞、孔平根据持股比例对450万元资本金进行认购。会后，王超、韩前进、郭裕民、赵成霞、孔平（张金奎代）、胡神华（王中伟代）均在上述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名。后李黎、胡神华对上述股东会决议效力存在争议，故诉至本院。另查，2016年12月1日，晋城金山物业有限公司、金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聚柏华股份有限公司、晋城聚柏华股份有限公司、金辇公司（甲方）与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胡某，乙方）签订《并购合作框架协议》，载明乙方有意且有能力收购甲方部分公司资产和股份，并承担甲方名下所有债务。其中就金辇公司相关事宜约定为：金辇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整，乙方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增资520万元，该公司的总资本变更为1020万元。后金辇公司及王立社等人于2018年12月31日向胡某及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出具解除并购合作框架协议通知书，主张其未按照协议及附件约定承担履行五个公司名下所有债务的相关义务，致使股权出让方王立社等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告知合作框架协议通知书于本通知书到达胡某、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时解除。另查，金辇公司2016年度报告中关于股东及出资信息中，载明：李黎，认缴出资3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6年12月01日，认缴出资方式货币，实缴出资3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6年12月01日，实缴出资方式货币；胡神华，认缴出资1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6年12月01日，认缴出资方式货币，实缴出资15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6年12月01日，实缴出资方式货币。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胡某出具书面说明并出庭陈述，二原告入股金辇公司系履行《并购合作框架协议》，其接受二原告委托将自己与二原告应出资的70万元、300万元、150万元（共计520万元）转入金辇公司的账户。经本院询问，胡某陈述代为出资系二原告与其之间的口头约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尚未结算，故二原告尚未向其支付代出资款项。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并购合作框架协议、股东会决议（第十届第1次）、股东会决议（第十届第2次）、金辇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第十届第4次）、汇款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金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解除并购合作框架协议通知书，证人胡某出具的书面说明及证言，被告提交的公司章程、公司催告李黎认缴出资额的书面通知及视频资料、公司催告胡神华认缴出资额的书面通知及短信通知、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签到表及决议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金辇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李黎、胡神华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决议解除李黎、胡神华股东资格。故确认金辇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关键在于审查李黎、胡神华是否已向金辇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黎、胡神华主张《并购合作框架协议》系案外人王立社与胡某就胡某收购五家公司股权及资产的交易事项达成的基本约定，李黎、胡神华出资认缴金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系为了执行该框架协议，胡某向金辇公司账户转入520万元中的450万元就是李黎、胡神华二人的出资。对此本院认为，《并购合作框架协议》发生在金辇公司等五家公司与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胡某之间，涉及多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债务承担，虽就金辇公司的新增资本认购事宜进行了约定，但因认购主体不同，并不能当然概括适用于李黎、胡神华与金辇公司之间。李黎、胡神华未提交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约定《并购合作框架协议》中胡某、晋城市博丰实业有限公司出资认购金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义务由胡某、胡神华、李黎履行，金辇公司亦不予认可。因此，无法得出胡某依据《并购合作框架协议》向金辇公司账户转入520万元，其中的450万元即为李黎、胡神华二人出资的结论。在此情况下，应就李黎、胡神华二人实际出资情况来审查认定其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金辇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胡神华、李黎应于2016年12月1日前以货币形式分别向金辇公司缴纳出资150万元、300万元，但胡神华、李黎一直未履行上述出资义务。至2017年6月30日，金辇公司向李黎、胡神华发出催告缴纳的通知，要求二人在指定期限即2017年7月4日前缴纳出资款，但胡神华、李黎仍未缴纳。虽李黎、胡神华主张上述出资款已由胡某代为缴纳，胡某亦陈述其向公司转账的520万元包含李黎、胡神华的应缴出资款项，但胡某进行上述转账前未明确告知金辇公司其转账金额包含有李黎、胡神华应缴款项，在其转账附言中也未明确注明代李黎、胡神华缴纳出资款项。金辇酒公司在李黎、胡神华未缴纳出资款时，发出在合理期限内缴纳的催告通知，但李黎、胡神华未在合理期限内缴纳，也未就已委托胡某代为缴纳的情况作出说明，故金辇公司有理由认为李黎、胡神华未履行出资义务。据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黎、胡神华已经履行出资义务，金辇公司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程序合法，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故李黎、胡神华要求确认金辇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胡某等与金辇公司之间就450万元转账款项存在争议，双方可另案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神华、李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胡神华、李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灵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阳书 记 员  黄建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