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705刑初688号 公诉机关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时玉，男，1995年2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高中文化，“零置”犯罪集团经理，户籍所在地九江市都昌县＊＊＊＊＊＊＊＊＊＊＊＊＊。因本案于2019年4月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 辩护人施养杭，是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段世政，是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友明，男，1993年8月13日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中专文化，“零置”犯罪集团业务员，户籍所在地江门市江海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英姿、杨雪梅，分别是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刑诉〔2019〕704号起诉书、新检公刑变诉〔2020〕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犯诈骗罪，于2019年11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司徒杰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及辩护人施养杭、李英姿、杨雪梅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余时玉受雇于刘利华（另案处理）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先后租赁江门市某酒店某办公室、江门市某大厦某办公室作为犯罪窝点，纠集被告人吴友明、“曹雯雯”、“刘圣斌”、邵尤佳（上述三人另案处理）组成“零置”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被害人签订借贷协议，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并借助非法手段占有被害人的财物。被告人余时玉是犯罪集团的经理，负责人员管理、“风控”（风险评估）、工资结算等工作。被告人吴友明自2018年5月至案发，在犯罪集团中担任业务员，通过发送广告、中介推荐等方式招揽客户。刘利华是犯罪集团的出资人，负责发放贷款。“曹雯雯”是犯罪集团的财会人员，负责协助客户签订合同、管理还款账户、汇总数据等工作。“刘圣斌”、邵尤佳是犯罪集团的催收员，负责向逾期还款客户索债。在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二人的组织、策划、指挥下，“零置”犯罪集团在江门地区多次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经计算，以被告人余时玉、刘利华为首的“零置”犯罪集团对黄某炜、梁某杰、余某威等143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诈骗财物合共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50460元。被告人吴友明自2018年5月加入犯罪集团后参与实施诈骗被害人的财物合共588239元。 并提供被害人陈某荣、叶某玲、李某坤等人的陈述，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赵某华、段某垒的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和照片，电子数据，有关书证等证据予以佐证。认为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余时玉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吴友明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余时玉对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有异议，认为零置公司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其受雇于公司老板刘利华，公司所从事的行为属非法放贷，其本人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对于犯罪数额，其认为对于主动还款的数额不应计算在内，即使经催收才还款的客户，这部分客户在被上门催收前已经主动偿还的数额也不应计算在本案犯罪数额内；公司人员和资金的管理均由刘利华负责，其只是受雇于刘利华，因此其属从犯。 被告人余时玉的辩护人施养杭认为余时玉的行为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原因如下：1.因为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成年人，合同签字盖章可证明是双方合意的体现。本案中，借款客户借款时看到双倍金额的借条而没有异议，后经被告人解释如果正常还款是不会按借条双倍金额追讨，只有逾期不还才会按双倍金额借条追讨。大部分被害人的借款为数千元，他们在借款时自认为是有能力偿还债务。虽然合同金额与实际所得的金额有一倍的差距，但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各被害人对零置公司的手法都是明知的，知道合同和欠条上的金额与实际能拿到的金额有差距，也知道借款有较高的利息，各被害人不存在因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情况。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对于正常还款的借款客户也没有按双倍借条的金额去追讨，因此本案双倍金额性质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高额利息。另外，基于被害人明确知道签署双倍合同的事实，履行合同期间也即还款期间，又逾期违约，事后找被告人协商，确定具体数额，对此借款客户也是明知的，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因此，对于已主动还款的借款客户及还款数额，不应认定为诈骗数额，而双倍金额应定性为高利贷的高额利息。2.本案虽存在虚增债务，实际给付与合同金额不一致，但未虚假给付，如刻意制造银行流水痕迹，也没有制造各种借口而单方面认定借款客户逾期违约。本案中，各被告人对“套路”也是明知的，也不存在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情况，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3.本案是纯信用借贷，没有担保抵押、没有恶意制造违约，没有虚假诉讼，借款数额大多也是在几千元范围内，被告人看中的是高额利息。4.根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案被告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借款，实际年利率超过36%，已构成非法经营罪。5.由于涉案被扣押的U盘数据表格并非原始凭证，且没有被害人的报案资料，无法核实是否借款时陷入错误认识，这部分人数及涉案金额应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予确认。6.被告人余时玉是初犯、偶犯，且只是在形式上“审核”各被害人的贷款资质，其作用与地位与业务员的作用相当，且其自2018年12月到该公司上班，2019年4月2日公司被查封，前后工作不过1年。因此，应对被告人余时玉从轻处罚。 被告人余时玉的辩护人段世政的辩护意见如下：1.不认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余时玉涉嫌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定性。（1）贷款方没有实施欺骗行为，其在借款合同或借条、收条上填写借款两倍的金额，借款方是明确认知的，是否决定借贷并签订借款合同是借款方完全的意思自治的结果，贷款方并没有径直按借款两倍的金额向借款方强制履行，更没有恶意制造违约或肆意认定违约。也就是说，本案中贷款方没有通过虚增贷款金额，使借款方陷入错误的认识而处分财产，而是借方违约在先，甚至有的故意逃避偿还本金的义务，才导致贷款方的不当维权行为。（2）综合本案事实，以刘利华为老板的零置公司，确有签订虚增借贷金额的借贷协议，并对逾期还款的极少量客户使用威胁、喷油漆等暴力手段催收还债，但没有其他恶意制造违约、借助司法虚假诉讼等行为，也没有造成被害人跳楼自杀等严重后果。因此，本案能否评价为“套路贷”犯罪行为，并将被告人余时玉的行为定性为诈骗、敲诈勒索犯罪，值得商榷。（3）“套路贷”是否具备《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特征，是否能认定为黑恶势力，存在疑问。本案中，刘利华的零置公司是否能定性为“套路贷”诈骗犯罪，值得商榷。另外，“套路贷”犯罪和恶势力犯罪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具体罪名，“套路贷”犯罪是否是黑恶势力犯罪，应当结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综合认定，不是所有“套路贷”犯罪当然就是黑恶势力犯罪，也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就是“套路贷”犯罪。2.退一步假设，如法院认定本案为“套路贷”诈骗犯罪，则：（1）因余时玉不是零置公司的股东，而只是受雇于余时玉，仅自2018年11月起任零置公司经理，此前的风控工作并非由其负责，在整个“套路贷”行为中参与度比较低，应认定为从犯。（2）余时玉不应按集团犯罪的全部罪行对其处罚，关于起诉书附件一的犯罪具体情况表格，其中表格所列的大部分被害人没有具体陈述受害事实，且无银行流水、微信转账等其他证据佐证，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未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审计，对上述表格的三性不能认可；另外，余时玉的实际收入所得仅十几万元，却要承担与收入颇丰的老板刘利华相当的刑事责任，明显不公平。3.被告人余时玉是初犯、从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情节轻微，应当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吴友明对指控的罪名和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对指控的犯罪数额有异议，辩称其只是负责接待客户，其犯罪数额只应计算客户正常还款部分，对于客户被催收的金额和逾期金额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中。 被告人吴友明的辩护人对指控吴友明犯诈骗罪无异议，但认为其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1.吴友明只对其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根据相关书证材料显示吴友明涉案金额为319278元，对吴友明的量刑应考虑其涉案金额为319278元来确定。吴友明和另一名业务员王某雄入职时间不同，独立开展工作，因此应对两人所涉业务进行区分，吴友明仅应对本人名下客户产生的金额认定为其犯罪数额。2.吴友明参与犯罪的程度较低，本案部分客户有借款意愿并主动上门借款，因此，相对于其他被告人，吴友明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较小，且属从犯。3.吴友明是初犯、偶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并愿意缴纳罚金。综上，建议对该被告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余时玉受雇于刘利华（另案处理）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先后租赁江门市某酒店某办公室、江门市某大厦某办公室作为犯罪窝点，纠集被告人吴友明、“曹雯雯”、“刘圣斌”、邵尤佳（上述三人另案处理）组成“零置”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无需提供抵押担保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在借款过程中，实际放款数额约为借款金额的70%，约定日息为借款金额的0.5%（折合年息为182.50%），每七天为一个还款周期，与此同时，还诱骗被害人签订被告人预先设置的、含有借款金额虚增约一倍等虚假内容的借款合同，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被害人一旦逾期还款，遂利用电话催收、微信催收、派员上门催收的方式，借助威胁恐吓等非法手段，在不论被害人是否曾按期偿还部分本息的情况下，均向被害人索要借款合同中的金额，以此实施“套路贷”犯罪，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 刘利华是犯罪集团的出资人，负责发放贷款。被告人余时玉是犯罪集团的经理，负责人员管理、“风控”（风险评估）、工资结算等工作。被告人吴友明自2018年5月至案发，在犯罪集团中担任业务员，通过发送广告、中介推荐等方式招揽客户。“曹雯雯”负责协助客户签订合同、管理还款账户、汇总数据等工作。“刘圣斌”、邵尤佳是犯罪集团的催收员，负责向逾期还款客户索债。在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二人的组织、策划、指挥下，“零置”犯罪集团在江门地区多次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经计算，以被告人余时玉、刘利华为首的“零置”犯罪集团对黄某炜、梁某杰、余某威等136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143次，诈骗财物合共750190元。被告人吴友明自2018年5月加入犯罪集团后参与实施诈骗被害人的财物合共587969元。 以上犯罪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多名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均可证实，借款客户向零置公司借款时，需详细填写本人及亲属身份资料、联系方式等资料，公司经审核同意借款后，以扣除手续费等费用为由，约按借款金额的70%发放借款，约定每日利息为借款金额的0.5%，分期还款，每七天为一还款周期；公司要求借款合同所签订金额是借款金额的两倍，以如此填写合同属行规、实际上借多少就还多少、不需理会借款合同的双倍金额等为由进行解释；借款合同只填写借款客户一方的信息，而出借方信息留空；合同签订后，借款客户被要求手持本人身份证、借款合同和公司所提供一叠现金人民币拍照（拍照后公司需收回上述现金），需向公司指定微信群发送其家中的位置、家内摆设等视频；如借款客户一旦逾期还款，公司会安排催收人员手持上述双倍借款金额的借款合同，用言语恐吓、殴打等手段，以微信、电话或者直接上门等方式向借款客户催收，即使借款客户当场解释曾按期还款一部分，催收人员仍坚持按合同金额催收。此外，还证实以下内容： （一）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谭某政的陈述及其所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资料、微信转账记录：零置、开元、兴本公司一起办公，实际上就是一间公司。2018年3月23日，其向上述三间公司借款9000元，实际得款602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5000元还是18000元的借款合同，原约定分10期还钱，每间公司每期还款410元，即每周一期合计还款1230元。其还款两期共2460元，在第三期原定还款日，因其刚好外出而没有及时还款，次日就有人以电话形式向其催收，称每天要收几百元逾期费，如果上门催收还要加收2000-3000元的上门费，还说要把合同卖给外面的催收公司按合同金额催收。因原定的利息都已经很贵了，于是其提出以1万元一次性还清，对方也表示同意。4月14日其一次性还款1万元给对方。约两天后，对方又说1万元不行，又向其索要1000元，于是其于4月16日向对方支付了1000元，然后对方又以需支付喝茶钱、买烟钱等为由向其索要了500元。即其除按期还款2460元外，还支付了11500元结清合同。 2.被害人陈某杰的陈述、辨认笔录及其所提供的转账记录：2018年3月28日，其在零置公司借款4000元（约定分期15期，每期还款410元），实际得款款项是2860元，被要求签订8000元的借款合同。其已还款三期共1230元，到了第四期还款时零置公司直接说其逾期，要求其按照借款合同上的双倍金额还款，其觉得自己被骗了故没有同意。之后他们就安排了两名外地的年轻男子到其家里提出按合同签订的双倍金额还款，还威胁说如不还款就把其打残，还扬言要搞其家人，最后其父亲代为支付6000元给对方以结清债务。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的经理，曹霁是零置公司内指引其签订借款合同的女子，刘圣冰、邵尤佳均是零置公司的催收人员。 3.被害人钟某宗的陈述及其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借款合同、结清证明：2018年5月14日，其向零置、兴本、开元公司共借了1万元，实际得款7400元，签三份借款合同，每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为7650元即共22950元，约定分12期还款，每期需分别向三个微信号各还款530元，其当时已还款10期，其中有一期要求每家还600元，即已还款共16110元。逾期还款后，被上述公司的催收人员手持其所签订的双倍金额合同上门催收，即使其解释已偿还大部分款项，但对方仍要求其按合同内的金额还款。最后其父亲代为支付1万元给对方结清借款，即其向对方共支付了26110元。 4.被害人阮某宽的陈述：2018年5月28日，其向零置公司借款5000元（约定分15期，每期还款510元），实际得款35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万元的合同。其只按期还款1期即510元，最后被公司的催收人员手持其所签订的双倍金额合同上门催收，因其经济能力差，经对方同意，最后支付了6000元结清合同。 5.被害人黄某明的陈述：2018年5月至10月期间，其多次在万源大厦的世汇公司、云投公司、玖喜公司、零置公司，江门万达的锦丰公司，某酒店的开元公司等公司借款。上述公司的诈骗手段都是一样的，都是哄骗其签订金额虚构的借款合同，其逾期还款后，公司则派人上门催收。 6.被害人高某枢的陈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转账记录：万源大厦的零置公司、兴本公司、开元公司一起办公，实际上是一间公司。2018年6月初，其在零置、兴本、开元公司共借款12000元，每间公司借款4000元，但与三间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分别是8000元即合计24000元，本应得款8400元，减去中介费1200元，实际得款7200元，原约定分15期还钱，每期分三间公司的账号还款，每间还420元，所以每期总还款是1260元。根据其保存的还款记录显示，当时其已经还款7140元，又被上门催收了7500元，另外其父亲还代为支付了5000元以结清欠款，即其和家属一共支付给对方19640元。 7.被害人李某成的陈述、辨认笔录及其所提供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2018年7月24日，其在零置、兴本、开元公司共借了12000元，得款8400元，每份借款合同金额要求签8000元，三份合同所签订的金额合计24000元。原约定分20期还款，每期需分别向三个微信号各还款340元合计1020元，其还款10期共10200元后就逾期还款，后来上述公司的催收人员手持其所签订的双倍金额合同上门催收，即使其解释已经偿还了大部分款项，但对方仍要求其按合同内的金额还款。最后其父亲代为以1万元结清，即其共支付给对方20200元。 经辨认，辨认出吴友明、曹霁是零置、开元、兴本公司的业务员。 8.被害人梁某东的陈述、辨认笔录及其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书、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2018年期间，其多次向玖喜公司、世汇公司、零置、开元公司借款。其中在零置公司借款6000元，实际得款4200元，虽然当时没有签订双倍金额合同，而是让其签订了三份合同，每份合同的借款金额为6000元，其当时误以为是合同的一式三份，但没想到是与零置公司、开元公司及另一家公司分别签的三份合同。原约定分20期还，每期还765元，而其还款1期即765元后就没有再还款。后被他们拿着三份合同向其催收了18000元。即其共支付了18765元给对方。 经辨认，其辨认出吴友明是零置公司的业务员。 9.被害人伍某豪的陈述：2018年11月至报案期间，其向万源大厦多间公司借款，其中向零置公司借款7000元（约定分15期，每期还款720元），实际得款49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4000元的合同，其按期还款2期共1440元。逾期还款后第三天下午，零置公司派人和其他借款公司的催收人员共8人一起拿着其所签订的双倍借款金额的合同上门催收，在门外大力拍门并大喊大叫。因担心其被殴打，其父亲最终根据合同金额向零置公司支付了14000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荣的证言、辨认笔录：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其曾向零置公司、开元公司、兴本公司、宏祥公司、云投公司、世汇公司、锦丰公司、玖喜公司等公司多次借款。其中三次向零置公司借款，第一次借款1万元，实际得款70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2万元的借款合同；第二次借款12000元，实际得款90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24000元的借款合同，前面这两次借款均如期还清；第三次借款16000元，实际得款120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32000元的借款合同，其还了6期合计8100元就没有钱还，最后被暴力上门催收了3000元。其中有人扬言要把事情搞大、要烧了其家，也曾被人在家门口泼过红油漆。 经辨认，其辨认出零置公司的余时玉曾带人上门向其催收合同金额，并扬言如果其不给钱就烧掉其家。其当时曾将部分催收款项交给余时玉。此后，余时玉还多次致电威胁其尽快还款。 2.证人李某坤的证言：2017年12月9日，其向开元、兴本、零置三家公司共借款1万元，实际得款金额是7000元，三张借条上签的借款金额均是7650元合共22950元，其正常还了几期款项之后就出现了逾期，后被零置公司人员按照双倍借款金额的合同上门催收，有些催收人员还有纹身，因担心其被伤害，其家人被迫按照合同金额为其结清合同。 3.证人王某泰的证言、辨认笔录：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其先后向万源大厦的宏祥、世汇、零置三家公司借钱。其中，2019年2月向零置公司借款8000元（约定分20期，每期还款680元），实际得款56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6000元的合同。其偿还了5期之后就逾期还款，后收到零置公司的微信和电话催款，但其确实无能力偿还款项。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的老板，吴友明是零置公司的业务员。 4.证人张某敏的证言、辨认笔录：其先后向几间借贷公司而被诈骗。其中，第一次是2018年9月初，其向零置公司借款12000元，实际得款8400元，该笔借款分三份借款合同签，每份合同金额为8000元共计24000元，并要求其还款需要向兴本、开元和零置这三个微信账号还钱。第二次是2018年11月底，其向零置公司借款7000元，签订金额为14000元的合同，实际得款4900元。2018年12月16日，零置公司的老板声称其逾期还款。次日16时左右，零置公司老板直接上门找其和拍视频，并在视频中说：“张某敏已经到你家了，我零置公司的！”，之后还通过手机向其发些恐吓的话语。以后其一直不敢回家，所以他们没有催收成功。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的老板，吴友明是零置公司的业务员。 5.证人叶某玲的证言、辨认笔录：其于2019年3月向零置公司借款2万元，实际得款140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4万元的借款合同，其如期偿还3期后出现逾期还款情况，曾被零置公司的催收人员手持合同要求其按双倍借款金额还款并强行将其拉上一辆汽车将其搭走，并要求其通知家属还款才放人，其立即私下报警，所以对方并没有催收成功。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的风控人员。 6.证人伍某锋的证言、辨认笔录：其曾在江门万源大厦的玖喜公司、云投公司、智融公司、零置公司等多家公司借款。其中，2019年3月，其向零置公司借款7000元，实际得款49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4000元的合同，正常还款一期之后就逾期还款。因在上述多家公司逾期还款后，多家公司安排人员到其家催收，多次在其家楼下和楼顶等待，又在门外大喊大叫，一看就是出来混社会的黑恶人员。为逃避公司人员的催收，其被迫跑到外地躲债。因担心其被伤害，其父亲同意数日后还款，但后来得知万源大厦的借款公司已被公安机关查获。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负责风控的人员，吴友明是零置公司给其办理业务的业务员。 7.证人王某哈的证言、辨认笔录：2019年3月24日，其向零置公司借款7000元，实际得款4900元，被要求签订金额为14000元的合同，直至报案时一共偿还了7期合共5040元，因其知道如不按时还款会被实施暴力，所以不敢不按时还款，而这些公司的借款都是一种套路。 经辨认，其辨认出余时玉是零置公司的老板、吴友明是在零置公司接待其借款的男子。 8.证人黄某锚的证言以及其所提供的收据、借款资料：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其儿子黄某明被万源大厦的五六家借款公司诈骗签订了双倍借款金额的合同，2018年8月起，就有人到其家里催债，每次都是两三名说普通话的年轻男子，先后到其家里来了四五次，每次来的人也不一样，上述人员中有几人身上刻有大块的纹身。这些借款公司催收人员上门催债，反复多次来其家里拍门，对其儿子和家庭影响很大。迫于无奈，其只好四处找人借钱，2019年春节前替其儿子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共20多万。并提供了两张有上门催收人员汪健签名的金额分别是1万元的收据予以佐证。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余时玉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1）2017年12月，刘利华安排其在他开设的零置公司担任经理，并分给其5%的股份。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的底薪是4500元，2018年3月起至被抓获，月工资是6000元。至今已经领取了2019年2月及以前的工资，另外，2019年2月，刘利华支付其分红款6万元。（2）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零置公司在江门某酒店与汪际鹤经营的兴本公司和开元公司一起办公，共享客户、共享风控、共享催收。这三间公司都是通过诱使客户签订双倍借款金额的借款合同为手段，形成了虚假的债务关系，待客户逾期还款后就按照双倍借款金额的合同来向客户收钱。2018年11月起，刘利华将零置公司搬到了万源大厦。（3）其在零置公司负责全面工作，聘请了吴友明（2018年4、5月左右入职）为业务员，负责发布“放款快，不查征信，额度高，黑户可做，手续简单快捷方便”等广告寻找客户、指导客户填写资料等，每月底薪2500元，同时每接到一名客户就有200元的提成，如客户由他本人介绍而来，该5%的中介费归他所有；曹霁（2017年12月入职）为财务人员，每月固定工资4000元，没有提成；刘圣冰（“圣斌”）和邵尤佳（“绍嘉嘉”）担任催收员，每人每月底薪4500元，另外，为了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尽可能收回多的钱，可按照收回款项的20%由二人平分，催收员催收手段简单粗暴，通过恐吓、拦截、喷油漆等方式进行收钱。另外，如中介人员介绍客人到公司借款，可获得借款金额5%的提成。（4）客户实际得款的金额只有借款金额约70%，该款项由刘利华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给客户，另外的5%中介费、10%保证金、15%渠道费合计30%的费用是预先扣除的。但客户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的借款金额要比客户实际借钱的金额要高出一倍以上，公司就是以各种方式来忽悠客户去签订这份虚假合同，然后以各种手段让客户逾期还款来达到骗取合同上的数额的目的。遇到客户提问为何要签订双倍合同，我们都会骗客户只要按照口头约定还款方式和金额，就不用管合同上的金额。但客户逾期还款，其则安排催收组按照借款资料的金额即实际借款金额的双倍来向客户收款。（5）经核对，2018年3月至12月的催收提成表合共约140人次，该部分客户共计回款总额约为132万元，扣去该140人次的放款总额60万元，公司赚取了72万元。（6）经统计，经吴友明发展到零置公司客户共48人次合计回款496949元，借款金额为293000元，实放金额为205100元，公司赚取291849元，扣除中介费14650元，公司从吴友明发展的该48名客户中赚取了277199元。（7）万源大厦的世汇、玖喜、智融、宏祥等多间公司的运作模式与零置公司是一致的。另外，上述公司还多次组织各借贷公司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行业规定和制度，因为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诱骗客户签订双倍借款金额的合同，如果各公司恶性竞争，将会影响各个公司的利益。另外，各公司也清楚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新闻上说严打的“套路贷”，所以我们就统一做法，避免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另外，多家借贷公司的老板、负责人和风控人员均加入了名称为“革命军”微信群，这是一个风控和催收的资源共享群。 经辨认，其辨认出零置公司业务员“小明”即被告人吴友明，催收员刘圣冰、邵尤佳，老板刘利华，财务人员曹霁；以及万源大厦相关公司的人员。 经现场辨认，其辨认出位于江门市某大厦某办公室零置公司的办公地点。 2.被告人吴友明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1）2017年10月30日至2018年4月，其在世汇公司担任业务员，后跟老板余宏伟发生争吵而辞职。自2018年5月起，其在零置公司担任业务员，余时玉是公司负责人，曹霁（“曹雯雯”）负责指引借款客户签合同，公司还有一些其不认识的催收人员。其每月底薪2500元，如果其所负责的客户还款超过四期则属有效客户，公司将给其提成200元/人。从入职至被抓获，其在零置公司共收到工资和提成共约5万元。（2）作为业务员，其除需要通过朋友圈发布广告“江门户口18-55岁，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信息真实就可以贷款”外，还需要通过中介介绍等各种途径发展客户，并负责指引客户填写包括客户的个人信息、工作单位、家庭地址、联系方式、财产收入情况、父母家属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等情况的信息咨询表，核实客户家中的水电费缴费情况。余时玉负责风控审核评估，与客户谈放款还款等内容，并确定实际放款金额、周期、每期还款数额。然后由曹霁根据余时玉确定的上述数额，指引客户签订双倍借款数额的借款合同等一套资料，另外，借款合同、借条等资料的出借方是空白的，且借款合同等资料均是一式一份，由公司保管。签订合同后，余时玉有时交给客户一叠现金，并安排客户手持借条、客户身份证和这些现金拍照留底，客户手持的现金只是用于拍照的工具，拍照后余时玉会将现金拿回来，不会给客户带走。公司之所以要求客户本人拿借款合同和身份证、现金拍照，是因为公司最终给客户放款的数额只是客户实际借款金额的70%，遇到不还款的客户，放款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赚钱，不可能做亏本生意的，那么公司就要安排人员上门催收的，但公司聘请上门催收的人员需要支付报酬或者额外的成本，所以催收人员要上门肯定是要按照客户签订的双倍金额去向客户或者其家属催收，这样公司才能保证不会亏本。催收人员将以上述相片配合借条、收条、转账记录为证据，即使到时候客户声称没有借到合同签订的金额，就算提供自己银行转账收款记录，也无法拿出没有收取现金的证据。此后，客户需添加公司微信，回到家中将家里的门牌地址和家庭内部摆设等通过微信位置同享和微信照片、微信视频发到公司的微信号，目的是确定客户的住处，通过客户住处的情况进一步评估客户的还款能力和为日后上门找人催收作准备。余时玉看过客户的视频觉得可以放款后，曹霁就根据余时玉确定的放款数额发至公司的微信群中，微信号为“38.6珠宝定制”的人看到后就会根据该数额向客户的账户支付款项。（3）零置公司在某酒店办公时，也没有要求客户拿现金拍照。搬过来万源大厦后，余时玉就规定客户本人拿现金、借款合同、身份证拍照。另外，客户来零置公司借款时，被要求签双倍金额借款已经成为同行的“行规”，在万源大厦的其他放款公司都是如此操作。（4）经核实，其作为业务员发展的客户签订双倍合同的且最终被零置公司催收成功的人员有48人次，上述客户被诈骗291849元。 经辨认，其辨认出零置公司老板余时玉，催收员刘圣冰、邵尤佳，老板刘利华，财务曹霁；以及万源大厦相关公司的人员。 （四）同案人供述和辩解 1.同案人刘利华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其于2017年12月开始出资经营开元、兴本两家借贷公司，其占百分之二十四股份，但不清楚其他的股东情况，其让余时玉全权负责，其只知道每家公司各负责三分之一，共同出资借贷，各自打款，其只负责向零置公司的借款人放款，催收回来的钱也是每家公司各分三分之一。从2018年11月起，其出资38万元给余时玉经营零置公司，这笔钱就是包括给借款客户放款、给余时玉等人的工资以及公司日常开销。虽然余时玉没有出资，但其给他百分之五的股份作为管理股份，另外还每月支付他6000元基本工资。零置公司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应的合法经营手续。（2）零置公司的经营全由余时玉负责，包括业务员、后端催收人员也是由余时玉聘请，其负责放款给借款客户、发放工资、核对并发放公司每月开销，借款客户通过公司微信账号偿还的款项也是由其提现。（3）其要求余时玉对单个客户的借款金额不要超过2万元，至于具体金额由余时玉来决定，但借款客户实际得款金额是借款金额的70%，另外30%作为中介费、还款保证金等费用已直接被公司扣除。借款客户借款的期限以每7天为一期，借款客户还款金额按照借款金额计算，比如客户借款1万元，他实际得款就是7000元，如分10期还款，则每期还款金额为本金1000元，再按借款金额的0.5%计算每天利息。（4）其知道公司签订双倍金额合同，也知道公司有催收人员负责上门催收。催收人员的工资提成计算方法由余时玉提出，由其决定。其中，刘圣冰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邵尤佳的基本工资是4500元，另外就是按催收回来的钱算提成。（5）其、余时玉以及公司的一名行政人员组建了一个名为“江门信息群”的微信群，行政人员或者余时玉会将借款客户的情况用一个黄色的方形纸写清楚信息（包括日期、借款客户的姓名、借款客户的银行卡号情况、借款金额），拍照发在群里，其就按照该纸条所写信息，用其名下的平安银行卡（卡号尾数2858）转账至借款客户的账户上。后端催收人员催收回来的款项由余时玉转到其账户上，一般他也是用纸张写清楚客户的姓名、每个客户的金额、总数多少通过拍照的形式发给其，转账后他就发个转账的截图给其。例如，从该群的聊天记录可反映，向客户伍某豪放款4900元，后来收回款项16000元。（6）“数据群”是余时玉和其用于核对结算情况的微信群，包括工资、每个月的开销以及他收款借款后转账给其的情况。（7）其、余时玉和刘圣冰等人还在一个微信群名为“大家庭”的群，该群有一些结清的信息、催收人员到客户家的门牌号以及催收人员上门喷红漆的图片等内容。但其不清楚催收人员上门如何催收，其也不同意以喷红油漆等方式催收。其平时没有看群信息。关于侦查机关出示的零置公司的统计表格，认为其被抓获前没有见过这表格，表格数据与其无关。 经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余时玉。 2.同案人邵尤佳的供述和辩解：（1）其于2018年11月入职零置公司，零置公司的老板姓刘，余时玉是经理，阿明是业务员，曹霁是文员，催收员是刘圣冰和其。刚任职时，余时玉安排其开车搭载刘圣冰到客户家里，两个月后安排其和刘圣冰一起催收，所以其从2019年开始才有滞纳金提成。（2）零置公司的微信催收群里有刘老板、余时玉、刘圣冰、曹霁和其。一般是余时玉在催收群里发逾期还款客户的家庭住址定位和小视频，其和刘圣冰按照定位去到客户家里要求对方还钱，并拍成小视频上传至微信群，同时在微信群里汇报向客户催收的情况。（3）其任职期间工资由余时玉通过微信转账给其，但没有工资表给其核对。余时玉曾对其说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存在双倍虚高的情况，另外，余时玉将需要催收的客户合同转交给其和刘圣冰时，也会告诉其二人该客户的借款、还款情况。其和刘圣冰上门催收时，于是会用“不要连累家里人，我们在你家里了”等语言来威胁借款客户，或者通过在客户家门口喷红油来逼借款客户还钱，但这些基本都是刘圣冰去做。（4）2019年3月20日，其和刘圣冰一起找伍某豪催收，2019年3月25日中午，伍某豪以现金形式支付了16000元给刘圣冰从而结清合同，刘圣冰已将上述款项转交给余时玉。 （五）书证 1.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户口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情况查询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1）被告人的身份信息情况，以及本案作案时被告人均已年满十八周岁。（2）本案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情况。 2.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实，本案的受理、立案经过和抓捕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的经过。 3.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扣押物品照片：（1）扣押被告人余时玉的iPhone手机一台、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储蓄卡各一张。（2）扣押被告人吴友明的iPhone手机一台。（3）从零置公司内的查扣U盘一个，电脑显示器两台以及笔记本、信息咨询表、借条、中介客户清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借款客户身份证复印件、借款客户信息汇总表、房屋租赁合同、票据等物品一批。 4.从零置公司办公电脑中提取的业绩表证实，零置公司的客户姓名及对应业务员姓名、借款金额、借款周期、本金收回金额、借款日期等信息。 5.从被告人手机内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1）被告人余时玉是微信群“江门内部信息交流群”的成员，聊天内容中显示客户家庭住址定位位置、被上门催收的视频并提及多名客户结清等内容。（2）被告人吴友明在微信群中多次发送关于小额贷款的广告，且手机内保存了多张客户手持借款合同的照片。 6.调取证据通知书、银行转账流水证实，同案人刘利华及被告人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及转账记录。 7.情况说明证实，因本案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居住地分散，未能对全部被害人进行调查取证。 （六）现场勘验笔录 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抓捕被告人当日，公安机关零置公司办公地点进行现场勘察的情况。 （七）电子证据 电子证物的检查工作笔录、提取电子数据笔录及清单证实，（1）对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的手机进行勘验的情况。（2）抓捕被告人当日，在零置公司办公电脑中提取涉案业绩表等电子证据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时玉、吴友明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的形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其预先设置的、含有虚增债务等虚假内容的借款合同等资料，并采用欺骗、滋扰等手段履行上述金额虚增的借款合同，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也是诱发其他暴力犯罪的重要因素，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本案中，在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二人的组织、策划、指挥下，“零置”犯罪集团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胁迫逼债等方式非法放贷、非法讨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聚敛财富，并以欺骗、滋扰等手段多次在江门地区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集团。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吴友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被告人余时玉在庭审时否认控罪，不属于自愿认罪，但考虑到其在侦查阶段多次如实稳定供述其和同案人的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吴友明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和同案人的犯罪事实，并在法庭上自愿认罪，应当减轻处罚。 关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本案被告人供述的证明效力问题。 庭审时，多名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当庭供述的内容与其审判前供述的内容不一致，应采信被告人的当庭供述而不应采信其审判前供述。因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与当庭供述均系被告人供述，都具有证明效力。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在审判前所作的供述是因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对其采用了殴打、违法使用械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或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从而使其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的情况下作出，也无法证实是侦查机关采用了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且辩护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系非法取得。因此，依法不能否定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而被告人的当庭翻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将对被告人的审判前供述应结合在案其他相关证据采信其合乎情理的部分。 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虚增借款金额、设置与事实不相符的借款利息条款等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一旦被害人逾期还款，不论被害人前期已还本息的数额，遂采用欺骗、滋扰等手段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施压，向被害人索要上述合同金额，从而实现非法占有被害人合法财产的目的，且数额已达到刑事责任追诉标准，故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具体如下： （1）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民间借贷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愿的直接资金融通行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到期按照合同约定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收益。“高利贷”是民间借贷中出借人以获取超过法定利率红线的高额利息为目的而出借款项的行为。在民间借贷、“高利贷”中，虽然常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客户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亦已知悉，出借人不具有通过“套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而本案中，被告人以“不需提供担保抵押、不查征信、黑户可做、额度高、放款手续简单快捷方便”等为诱饵吸引借款客户借款，继而以“行规”“只要按时还款，虚高的合同借款金额不用偿还”等虚假理由诱哄借款客户，使借款客户基于错误认识签订金额虚增的合同，在借款客户一旦未能如期偿还原借款本息后（即使借款客户曾按期偿还部分款项），被告人遂按上述合同以虚增数额通过微信、电话或者上门催收的方式，以欺骗、胁迫、滋扰、纠缠等手段向借款客户及其亲属索要款项。本案多名借款客户即使按期偿还的部分本息已超出实际获得的放款金额，在后续还款期限内一旦逾期还款数天或者数周，亦面临被按合同虚高金额进行全额催收的情况。且上述催收模式并非针对个别借款客户，而是针对所有逾期还款客户，由此反映，被告人的获利模式已严重背离了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范畴。对于逾期还款客户，被告人主观上并非仅是为了收回本金和利息（日息0.5%，折合年息为182.5%），而是以借款客户违约为由，从而获取事前哄骗借款客户签订借款合同中的虚高金额。因此，足以证实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2）被告人是否属于虚构事实的问题。被告人通过虚增贷款金额、设置与事实不相符的借款利息条款并承诺不需理会合同金额等“套路”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借款客户是否明知合同内容，并不能影响诈骗的认定，因为借款客户即使对合同条款是明知的，但对这个条款是“套路”没有识破，借款客户其实是“陷入了错误认识”。事实上，根据案卷材料反映，对于原约定的本息（以借款金额为基准按日息0.5%计算还款利息），借款客户是知悉并有履行意愿的，表现在多名借款客户能按期甚至主动提前还清本息。但对于其逾期还款后，被告人将以其被哄骗所签订的虚增合同金额向其催收的行为是超出其签订合同时的认知，借款客户对于按虚增的借款金额付款亦非自愿。被告人是待被害人被一步步“套路”后，通过形式上“合法”的合同资料利用对方法律知识欠缺的弱点以及害怕“惹事”的心理从而索取所谓的“债务”。 （3）被告人是否具有“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的行为，不影响诈骗行为的认定。“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的目的是虚增债权债务，只是虚增债务的手段之一，此与行为人以虚增借贷金额等虚增债权债务手段并无实质区别。被告人实施一种或者多种虚增债务的手段，仅是量刑时所考虑的情节，但均不影响对其诈骗行为的认定。 3.关于本案犯罪数额认定的问题。 （1）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本案的作案方式，除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外，对于“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违约金”“上门费”等名目被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2）因受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且户籍所在地分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公安机关无法逐一收集借款客户的陈述，但根据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电子数据，并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及其所提供的转账凭证和微信截图等证据证据，可综合认定本案被害人人数及诈骗数额。 （3）本案中，零置公司使用表格详细记录了从2018年2月至2019年3月的客户借款、还款详细信息，并对如期还清客户,主动提前还清客户,逾期后经上门催收还款成功客户,逾期后催收失败的客户和还没有处理完的客户等作出了明确区分，并且登记了相应客户由何人负责催收等，且归案后能清晰解释记录内容，另外，根据刘利华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各借款客户的实际放款金额与被告刘利华的账户出款金额能一一对应；且微信记录所登记的数据与报案被害人所陈述的借款还款数额亦能相互印证。因此，上述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仅是针对逾期还款后被按合同催收的被害人被诈骗的数额，不包括分期主动偿还本息的借款客户所支付的数额。但对于被催收的被害人，即使其在被催收前偿还部分本息，但被告人仍按合同金额催收，因此本案计算犯罪数额时，不应对该部分被害人按期还款数额予以扣减。综上，本案以零置公司向催收客户所收回的款项金额，扣减其放款数额，差额部分认定为诈骗犯罪数额。 4.本案是否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的问题。 本案中，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负责组织、策划、指挥涉案的犯罪行为，并雇请吴友明等人作为业务员负责招待和指引被害人签署虚假合同，雇请邵尤佳等人作为催收人员，同时以支付中介费的方式吸引中介人员介绍他人到该公司借款，即上述人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分工合作，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哄骗借款客户签订金额虚增的借款合同以虚增债务，待借款客户一旦逾期还款后，公然以言语哄骗、胁迫、喷泼红油漆、用异物堵塞门锁上门方式对借款客户进行滋扰、纠缠，非法讨债，进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聚敛财富，上述行为不但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亦已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且包括零置公司在内的多间借贷公司以万源大厦为窝点，以相互建立微信群、集中开会等方式，对借款客户的信息共享，并共同沟通经营模式和逃避法律打击的方法，形成非法秩序和非法影响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刘利华、被告人余时玉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提议者、纠集者和决策者，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吴友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仍接受首要分子的领导、管理、指挥，并参与该组织的犯罪活动，是该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犯罪集团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但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次要作用，属于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5.对各被告人，应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予以量刑。关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对相应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的部分予以采纳；提出的刑期与被告人的罪刑不相当，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时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30年7月1日止。） 二、被告人吴友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24年10月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三、责令被告人余时玉与同案人刘利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退赔相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人民币750190元，被告人吴友明对其中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87969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 四、对扣押并存放于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的被告人余时玉的iPhone手机一台，被告人吴友明的iPhone手机一台，江门市某大厦某办公室零置公司扣押的显示器两台，均用于本案犯罪，属作案工具，应由上述扣押机关予以没收；对在江门市某大厦某办公室零置公司扣押的U盘、笔记本、信息咨询表、借条、中介客户清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借款客户身份证复印件、借款客户信息汇总表、房屋租赁合同、票据等物品，由上述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何志杰 审 判 员 梁津晃 审 判 员 赵淑云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温玉娜 书 记 员 王振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