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李红，女，197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满，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巢湖市同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居巢经济开发区旗麓路与旗山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王尚德，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竹，安徽正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因与被上诉人巢湖市同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2019）皖0181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上诉请求：1.改判同顺公司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150元、加班工资85657元，改判同顺公司增加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0998元等计120805元；2.改判同顺公司为李红办理并缴纳200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各项社会保险；3.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同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2008年9月，李红受聘至高鸣占90%股份的原巢湖市同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皖酒王白酒销售工作。2010年4月，高鸣又投资设立同顺公司，将皖酒王白酒巢湖市场的代理权转至同顺公司，但李红的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一直未曾变动过，现高鸣仍为同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全部变更为高鸣妻子王中清的二个兄弟。李红在同顺公司工作期间每月仅休息2天，即每月至少加班6天，法定节假日只有中秋节休息1天、春节休息7天，李红也未休过年休假。2019年2月11日，李红受同顺公司及高鸣恐吓、诱骗，出具一张20余万元欠条给同顺公司，同时要求同顺公司为李红办理及补缴各项社会保险、支付扣发工资，扣除李红经手的6万余元呆坏账等，未果后，李红愤而离职，后于4月份交回离职后所收回3000元货款给同顺公司。同顺公司另案起诉李红索要货款后，李红当即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后，双方均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2.一审法院判决同顺公司不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错误。李红因同顺公司未给李红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扣发工资等原因解除与同顺公司劳动关系，同顺公司也认可李红2019年2月12日离职事实。但一审法院竟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到期自动终止，与事实明显不符并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出、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同顺公司未提供以上有关证据情况下，应认定李红自2008年9月或至少2010年4月起就在同顺公司工作，并以此工作年限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等。3.同顺公司掌控李红工作期间的考勤记录资料，但一直未提供该有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且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及李红所从事行业等常识也能认定李红加班事实。但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未要求同顺公司提交有关考勤记录，就否定李红加班事实，与常理不符，也是分配举证责任不公。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结合本地有关文件精神，在同顺公司未给李红办理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判决同顺公司给李红办理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并改判。 同顺公司辩称，1.李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红的上诉请求。2.李红在上诉状陈述的纠纷产生经过及工作经过与事实不符。李红与同顺公司产生纠纷的起因在另案不当得利纠纷中已经一、二审法院得以确认。3.李红是2016年10月进入同顺公司从事酒水销售工作，李红陈述2010年4月高鸣设立同顺公司及转移白酒代理权并不属实，高鸣成立的公司一直存续到2017年，且2013年高鸣就退出了同顺公司，现在高鸣也不是同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李红陈述的加班也不是事实。李红的酒水销售工作是不定时工作制度，不存在加班。李红陈述2019年出具的欠条是受恐吓签订的不属实，在不当得利案件中认定了李红挪用了公司货款的事情。5.李红认为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依据。本案中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关系自动终止，同时，因李红私自挪用同顺公司20多万元的货款，给同顺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顺公司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6.社保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李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李红、同顺公司间2019年4月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二、同顺公司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150元、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5300元、拖欠工资1400元、加班工资85657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2267元等，计148774元;三、同顺公司为李红办理并交纳2008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各项社会保险。 同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同顺公司无需为李红缴纳2016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李红至同顺公司从事销售业务员工作。2018年3月1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同日，李红向同顺公司出具承诺书，要求同顺公司不要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将应缴纳的保险费用以社保补贴的形式随工资一并发放。李红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800元加销售奖励，月平均工资2300元。2019年2月11日，双方经对账结算，李红共截留挪用同顺公司货款225106元，李红向同顺公司出具欠条一张。其后，李红未再回同顺公司上班，2019年4月13日，李红支付同顺公司货款3000元。李红工作期间，同顺公司未安排李红年休假，也未支付李红未休年休假工资。2019年8月1日，李红向巢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李红、同顺公司于2019年4月解除事实劳动关系;同顺公司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150元、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5300元、拖欠工资1400元、加班工资85657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2267元;同顺公司为李红办理并交纳2008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各项社会保险。2019年9月20日，巢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巢劳人仲裁字6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李红与同顺公司劳动合同于2019年2月12日解除；二、同顺公司于裁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为李红缴纳2016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三、同顺公司于裁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李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750元；四、同顺公司于裁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李红未休年休假工资1269元；五、驳回李红其他仲裁请求。李红与同顺公司均不服裁决，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李红、同顺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届满,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均未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故双方劳动合同应自合同期满而终止。李红虽于2019年4月13日支付同顺公司欠款3000元，不足以证明其于劳动合同期满后仍继续在同顺公司工作，其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解除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劳动合同系因合同期满而终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对李红要求同顺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红、同顺公司于2018年3月1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李红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无事实依据，其主张2018年3月1日之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亦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故对李红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红未能就其加班事实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加班费，不予支持。李红主张同顺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其应按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处理。职工享受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李红工作期间，同顺公司未安排李红年休假，依法应当支付李红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李红应享受年休假6天，同顺公司应支付李红未休年休假工资1269元（2300元/月÷21.75天/月×6天×200%）。关于李红主张同顺公司拖欠其2017年7月份工资问题。根据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就支付劳动者工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顺公司未能就已支付李红2017年7月份工资提供证据，一审法院推定李红主张的事实成立，对其该项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巢湖市同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李红未休年休假工资1269元，2017年7月份工资1400元。二、驳回李红和巢湖市同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李红承担。 二审期间，同顺公司提供一份（2019）皖01民终89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红私自挪用公司20多万元的货款，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关于李红陈述的6万余元货款未收回，该判决也没有支持李红的主张。李红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证明了李红挪用15万余元，该货款绝大部分在客户处没有收回，现在该部分未收回的货款经过两审判决确定由李红个人承担，没有给同顺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李红占用该货款也是基于同顺公司自2008年以来没有给李红办理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也没有支付加班费及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所导致，该份证据间接证明了李红在同顺公司的入职时间为2008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关于李红与同顺公司劳动关系建立时间问题。李红主张于2008年9月即与同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同顺公司提供了与李红于2018年3月1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并自认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为2016年10月。在此情况下李红仍主张在2008年9月即与同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李红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为2008年9月，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为2016年10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李红与同顺公司劳动关系是被解除还是合同到期终止的问题。李红在仲裁及一审中均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4月，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在2019年4月底离开同顺公司。但李红在上诉理由中又陈述是在2019年2月11日因被恐吓诱骗出具欠条并同时向同顺公司主张权利未果而离职。同时在二审过程中又陈述在同顺公司上班至2019年3月底。李红的前后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且就其陈述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因现有证据不足以反映双方在2019年2月11日已经解除，也不足以反映李红在2019年4月还在同顺公司上班，鉴于双方之间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于2019年3月31日到期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因合同到期而终止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认定。 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因本案双方劳动关系系因劳动合同到期而终止，且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及双方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均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思。并且根据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的李红在工作期间挪用公司货款的事实，李红的行为也违背了劳动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故一审法院对李红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举证证明存在加班事实的存在，但李红就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红主张同顺公司有考勤记录应当提供，但李红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同顺公司掌握考勤记录而拒不提供。一审法院对李红主张的加班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根据《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发项目及数额、实发数额、支付日期、支付周期、依法扣除项目及数额、领取者的姓名等内容，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因同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及2019年离职前已经安排李红休年休假或向李红发放了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同顺公司向李红支付在此期间李红应享受的6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红主张应向其支付年休假工资10998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补缴社会保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故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因此，补缴社会保险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李红就此依法应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本院依法不予处理。 综上，李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长海 审判员  马枫蔷 审判员  方玮韡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胡梦云 书记员曹丽梅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