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02民初1426号 原告：张玉，女，汉族，1983年6月17日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杨志波，男，汉族，1984年10月4日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灵，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祖琴，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屈士雯，男，汉族，1979年9月25日生，住贵州省遵义市。 被告：黄玉芹，女，汉族，1978年10月11日生，住贵州省遵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华，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冯宝盛，曾用名冯海，男，汉族，1975年6月6日生，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畅，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志伟，男，汉族，1982年5月25日生，住河南省淮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杨志波与被告屈士雯、黄玉芹，第三人冯宝盛、杨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祖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杨志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灵、丁祖琴与被告屈士雯、黄玉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华，第三人冯宝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畅，第三人杨志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玉、杨志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4000元；2.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500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杨志波和原告张玉系夫妻关系，屈士雯和黄玉芹系夫妻关系。杨志波与屈士雯都是遵义河南商会会员，2017年经河南老乡介绍认识，相处后感觉双方比较投缘，屈士雯遂向杨志波借款，借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屈士雯收到借款后出具了欠条的部分，共74000元；第二部分是屈士雯收到借款后未出具欠条的部分，共计150000元，具体如下：第一部分，2019年1月25日，马上过春节，屈士雯因手头比较紧，开口向杨志波借款20000元回老家过年，杨志波遂通过微信转账给屈士雯。2019年5月底，屈士雯的公司因装修欠12000元的门头费和32000元的修建木屋费，屈士雯让杨志波替他垫付，杨志波代屈士雯转账支付给第三方。2019年8月24日，屈士雯又让杨志波借给他10000元，杨志波通过微信再次转账给屈士雯。上述借款共计74000元，借款之后，被告屈士雯向杨志波的妻子张玉出具一张欠条，载明“屈士雯欠张玉74000元”。第二部分，2019年4月12日和5月23日，屈士雯因资金周转困难，开口向杨志波借款150000元，杨志波就叫妻子张玉将150000元转账给屈士雯妻子黄玉芹。上述两部分，被告共向原告借款224000元，原告认为，借款的产生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人是夫妻，借款人是夫妻，故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被告拒不归还，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法院判决。 屈士雯、黄玉芹辩称，原告起诉的金额，其中只有20000元是借款。本案原告以杨志伟名义购买该公司股份，扣除20000元后，其他款项是双方在经营公司过程中支付的款项，不属于借款。其二，欠条违背常识，不属于屈仕雯的真实意思表达，是屈仕雯为调解杨志波夫妻关系而写下的，150000元不属于借款，是原告购买的股权价款，屈仕雯前期投资3000000元，不可能无偿把42%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双方实际签订了协议，都在杨志波手里。最后，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50000元属于借款，除20000元外，都属于投资。 第三人冯海诉称，本案追加冯海为第三人冯海是错误的，冯海与原、被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冯海曾经和杨志波有过商谈，股份系无偿转让，被告所诉，冯海与杨志波共同投资400000元并不是事实。冯海之后了解到屈仕雯的实际情况，但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实际合作，注册资金有1000多万，投资是几百万，又无实体资产，2019年3月之后，该公司没有具体业务。最后，三方协议并不存在。 第三人杨志伟诉称，杨志伟系杨志波的哥哥。2019年3月至4月期间，屈仕雯与杨志波商议，将金喇叭公司42%股份转让给杨志波，杨志伟帮杨志波代持股份，但屈仕雯股份属于无偿转让，不支付转让款，股权转让也属于无偿转让，实际上该公司是空壳公司，没有实际业务。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本案当事人均系遵义市河南商会会员，原告杨志波与张玉系夫妻关系，与第三人杨志伟系同胞兄弟，被告屈士雯与黄玉芹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日，被告屈士雯与第三人杨志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屈士雯将其投资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的42%股权股份无偿转让给杨志伟，股权转让金为0万元。2019年1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原告杨志波先后向屈士雯转款并通过微信支付门头费、木屋费共计74000元。之后，屈士雯向原告张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欠张玉74000元整，等条件好转一并归还”。2019年4月2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黄玉芹转款10000元；2019年5月23日，张玉向黄玉芹转款50000元，两张转账汇款单上均注明为借款。2019年6月21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账户汇入49000元投资款。本案中，被告屈士雯辩称原告与被告系合伙关系，原告亦在庭上表示，第三人杨志伟实际是帮杨志波代持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份。 上述事实，有原告杨志波、张玉，被告屈士雯、黄玉芹提供的《借条》、《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原、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原告杨志波、张玉的代理人在庭后提交代理词称，有欠条的部分是74000元，原告出具的证据，既有微信转款凭条,又有屈士雯向张玉出具74000元的《欠条》，虽然，屈士雯抗辩其中的10000元系金喇公司投入遵义河南商会的会费，不属于个人借款。但屈士雯已出具了《欠条》认可为借款，表明该10000元也属于“借”的范围，足以说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虽然《欠条》上约定“等本人条件好转，以并归还”，但究竟是什么才算“条件好转”？因此约定不明，根据《合同法》第206条“对借款期限约定不明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此，出借款人可以随时要求借款人返还。虽然74000元是屈士雯书写,但屈士雯和黄玉芹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没有欠条的部分是150000元，关于150000元的欠款,由于没有欠条，只有汇款凭条，被告抗辩称，该款不是借款，是屈士雯把自己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杨志波，该150000元是转让款，对于这一抗辩,原告认为不成立。首先，原告杨志波、张玉举出银行转款凭据，证明被告收到借款，被告如果抗辩是其他债务，应由被告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被告要想抗辩属于其他借款，应由被告提供证据，举证责任在被告。本案，被告所举出的证据是，2019年4月3日，屈士雯把在金喇公司的42%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杨志伟，杨志伟是杨志波的哥哥，杨志伟是给杨志波代持股，因此被告认为，转让给杨志伟就是转让给杨志波，但原告不认可150000元是股份转让款，因为，《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股份转让为“无偿转让”，转让金为0元。很显然，150000元不是股份转让款，而是借款，故被告抗辩属于其他债务，没有完成举证。金喇公司的股份根本不值钱，公司没有任何实体，就是一个空壳公司，被告屈士雯无偿转让股份的目的就是想向原告借钱，所以才送42%是股份给原告杨志波，事实上在屈士雯的要求下，杨志波向公司投入了49000元，因此，原告杨志波的转款是能够分清楚的，汇款单上注明的是“借款”就是借款，是“投资款”就是投资款。且借款是转给个人，投资款是转给公司，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本次诉讼，原告起诉的是借款而不是投资款。其次，在该银行汇款凭证的用途上清楚的备注是“借款”，该汇款是杨志波妻子张玉汇给屈士雯妻子黄玉芹的借款，双方均持有汇款凭条，都能够清楚的理解该款的性质就是借款。如果不是借款，被告屈士雯和黄玉芹在收到该款时马上就会提出异议，被告没有提异议，足以说明，当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借款。 本院认为，本案因原被告双方在借贷及投资时有夫妻双方参与，交易的主体是杨志波与屈士雯，而在作出具体行为时又涉及张玉及黄玉芹，而转账时又涉及公司账户及个人账户，公私不分，主体不明确，且借贷与投资混肴,因此，本案须结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如果仅按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会导致客观事实与调查事实间存有差异，不利于解决双方的纠纷。 首先，被告屈士雯与第三人杨志伟于2019年4月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屈士雯将其投资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的42%股权股份无偿转让给杨志伟，股权转让金为0万元。杨志伟仅是挂名股东，事实上的股东是杨志波，因此，可认为杨志伟是在杨志波授权下签订的该合同。而双方转让金为零，约定的是无偿转让。无偿转让的性质就是赠予，在通常情况下，赠予发生在亲友之间，附有一定的义务或情感因素，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仅仅是朋友，无任何附带义务，一是不符合生活逻辑，二是双方有共同投资的意思表示，因此，无偿转让仅仅是形式上的要件，不符合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目的，对该协议的无偿转让的真实性应结合案件的发展过程来认定。 2019年1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原告杨志波先后向屈士雯转款并通过微信支付门头费、木屋费共计74000元。之后，屈士雯向原告张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欠张玉74000元整，等条件好转一并归还”。 二原告陈述，2019年1月25日，马上过春节，屈士雯因手头比较紧，开口向杨志波借款20000元回老家过年，杨志波遂通过微信转账给屈士雯。原告陈述的该事实被告认可，且符合生活逻辑和时间节点，本院予以支持。因为双方签订合同是2019年4月3日，该借款发生在前，符合借款的条件。而签订合同后，杨志波支付了门头费、木屋费54000元，只是以借款的形式出具了借条。该74000元的借条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因实际支付的54000元款项用于装修，且实际支付人是杨志波，该行为应视为参与投资经营的行为，而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因此，其中的54000元不应该是借款而是投资款。 2019年4月2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黄玉芹转款100000元；2019年5月23日，张玉向黄玉芹转款50000元，两张转账汇款单上均注明为借款。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认定，也应结合本案发生的过程来定性： 杨志波与屈士雯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4月3日，该时间点涵盖的信息可表述为前后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资金往来均与股权转让有关，原告认为不是股权转让的证据是转款凭证上载明是借款，且汇款给黄玉芹个人账记并不是公司账户，而单独的投资款是汇入公司账户的。对原告的主张，虽然转款凭证上注明是借款，但转账是发生在张玉及黄玉芹之间，而分析整个案件过程，张玉及黄玉芹之间并无意思联络，二人均是按照杨志波及屈士雯的意思表示进行的代理行为。从杨志波与屈士雯之间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主要发生的事实有股权转让及金喇公司的投资，且双方对项目进行了部分投入，因此，张玉及黄玉芹之间的交易仍应归纳至杨志波及屈士雯的意思表示上。事实上，因二原告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对外联络较为随意，既可代表其本人，也可代表夫妻双方，从本案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杨志波是转让股权、参与合作、投入资金的真正权利人，杨志伟及张玉的转款及涉及公司的系列行为均应由杨志波承担。 另外，原告杨志波与被告屈士雯之间的微信记录表明双方投资以后，因资金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未继续下去，该投入应计入公司的损失，不应以民间借贷的方式要求被告承担，如二原告认为被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损害其利益，可根据相应的证据另案主张自己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对张玉转账给黄玉芹的款项中注明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同时，因真正的转账发生在张玉与黄玉芹之间，如二原告主张案件事实是民间借贷，则当事人是张玉及二被告，但借条载明的借款包含了装修的门头费、木屋费，如仅列张玉为原告，则事实上更不能形成有效的逻辑，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委托关系较为隐秘的情形下，本案只能按事情发生的具体行为对其意思表示进行合理的认定。 综上所述，张玉与黄玉芹之间的转账行为虽然有不规范的地方，但整个过程以签订股权转让为主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二被告屈士雯、黄玉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给原告张玉、杨志波； 二、驳回原告张玉、杨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3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玉、杨志波承担2000元，被告屈士雯、黄玉芹负担3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员 张祖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封瑞涛 书 记 员 付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