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22435号 原告：杨辉，男，198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玉玲，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文灶，男，195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佳昌，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桐菲，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荣山，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第三人：吴荣基，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强，福建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白超荣，男，196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告杨辉与被告周文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经被告周文灶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吴荣山、吴荣基和白超荣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庄玉玲，被告周文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佳昌、张桐菲，第三人吴荣山、吴荣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白超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文灶立即返还杨辉股权投资款项1000万元；2．判令周文灶立即向杨辉支付股权投资款项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7月3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周文灶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止为38666.67元）；3．判令周文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周文灶接受杨辉的委托，为其收购由案外人许长征持有的福建恒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的股权事宜协助磋商和其它工作。2018年2月10日，基于委托事宜并未有效进展，杨辉要求与周文灶就委托事宜签订书面《个人事务委托协议（股权转让）》，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然而周文灶未予以积极配合。2018年3月14日，杨辉根据周文灶的建议，为展示收购股权的诚意和决心，通过杨辉名下尾号3299的建设银行账户向周文灶名下尾号3911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并明确备注用途为“许长征股权款”，以作为杨辉收购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并委托周文灶在磋商完成时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许长征指定收款账户。此后，杨辉多次催促周文灶尽快依照杨辉的意愿完成委托事宜，然而周文灶始终未能顺利与许长征完成磋商，且数次作出不利于杨辉利益的决定，违背了杨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导致杨辉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却迟迟未实现收购目标股权之目的。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杨辉通过其他途径与许长征等人行洽谈并最终完成了对目标股权20%的收购，并另行向许长征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委托目的至今完全未完成。2019年7月26日，杨辉向周文灶发送律师函，要求返还股权投资款项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然周文灶置之不理，并未归还相应款项。杨辉认为，通过双方长达一年多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及相关沟通中可以看出，杨辉对委托周文灶完成委托事宜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周文灶与杨辉之间成立了事实的委托合同关系。现周文灶未能完成委托事宜，杨辉也已通过其它途径实现了收购股权的目的，而杨辉于委托合同生效期间向周文灶名下账户支付的1000万元，已于转账之时已明确备注该笔款项用途为“许长征股权款”，且杨辉也并未对该款项用途作出变更的其他意思表示，该笔款项已无需由周文灶代为向许长征支付，周文灶应当将款项返还给杨辉。经多次催告，周文灶拒不履行返还义务，杨辉遂诉至本院。 周文灶辩称：1．周文灶实际是接受杨辉、吴荣基、吴荣山的共同委托，与白超荣共同协助杨辉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尽管杨辉、吴荣山、吴荣基未直接共同向周文灶出具书面的委托合同或其他类似文件，但口头约定亦属于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合同的约束力。在案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在周文灶协助收购股权过程中，杨辉及吴荣山均多次向周文灶明示其双方的一致性，其对另一方就委托事项向周文灶出具的委托书/委托合同无异议，杨辉亦认可周文灶因吴荣山授权将诚信金中的900万元支付给白超荣的事实。杨辉支付1000万元诚信金的账户，也是周文灶告知吴荣山后再转账的，吴荣山对于2018年3月13日杨辉因银行工作时间原因无法转账的情况也向周文灶作说明。杨辉所述根据2017年交易时周文灶提供的银行账户直接转让，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案视频录像也显示，杨辉、周文灶及吴荣山就协助杨辉收购股权的相关事宜多次与股权实际控制人许长沙、钟文强等人进行沟通商谈。周文灶邀请白超荣作为中间人共同协助杨辉及吴荣山、吴荣基收购59%股权并进行磋商的行为，杨辉等人均明确知悉且未提出任何异议。2．周文灶及白超荣积极协助杨辉收购标的股权，最终杨辉也确是通过周文灶及白超荣协调的股权转让方代表完成股权收购，周文灶根本不存在违约之情形，而是杨辉及吴荣山、吴荣基故意绕道逃避责任，杨辉应依法依约支付相应的委托报酬，其要求返还全额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杨辉、吴荣山、吴荣基先后向周文灶口头允诺“按照协商减少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数额的一半”且“不低于500万元”向周文灶（含白超荣）支付佣金，并报销相关费用。本案中，杨辉依约应付的委托报酬应当不低于15378400元。即便周文灶尚无法证明双方关于佣金及报酬的约定，但周文灶为杨辉的利益而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先是根据要求转让自身的股权，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不应认定案涉委托合同是无偿的。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项下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项下的公平原则，也可参照《福建省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酌定以杨辉实际交易价款的2.5%确定其应当支付的委托报酬。4．杨辉支付的1000万元诚信金，应当视为定金或具有“非典型担保”的功能，在周文灶依约完成交易促成义务和委托事项的情况下，杨辉未依约向其支付前述委托报酬，以及周文灶获得杨辉同意或为杨辉利益先行垫付有关款项、原被告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等情形未得以解决之前，周文灶有权拒绝返还900万元款项。周文灶收到款项当日，应吴荣山的要求向其转账100万元，应视为周文灶已返还给杨辉。5．本案不是周文灶将受托事项转委托给白超荣，而是周文灶与白超荣共同协助完成委托事项。 吴荣山和吴荣基述称:1．其与杨辉是分别委托周文灶协调沟通许长征转让恒邦公司的股权，周文灶主张吴荣山、吴荣基与杨辉是共同委托，违背了事实。吴荣山于2017年5月6日单独出具委托书给周文灶，而杨辉则应周文灶要求，为了体现收购许长征59%股权的诚意和实力，预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到周文灶名下，准备届时用于向许长征支付股权转让款。吴荣基和杨辉分别委托周文灶沟通许长征股权转让事宜并不存在利害冲突，双方的目的是促使许长征出让股权，至于股权转让给吴荣基或杨辉，二人都认可且没有异议。吴荣基和杨辉的共同目的是救活恒邦公司，使恒邦公司竞买的土地得以顺利尽快开发，避免被政府最为闲置土地收回。2．周文灶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无偿沟通协调许长征出让恒邦公司59%股权。周文灶关于吴荣基和杨辉承诺支付其介绍费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不应采信，也违背事实。从吴荣山、吴荣基出具委托书，也足以证明他们没有约定报酬。根据（2019）闽05民终4293号民事判决，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最终也是准备转让给杨辉，而周文灶对吴荣基转让20%股权所得纯利润可以分享50%。故股权转让能顺利进行，对周文灶具有利益关系。3．周文灶主张2018年3月14日受杨辉指定转账给吴荣山的100万元违背事实，该100万元是吴荣山、吴荣基和周文灶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4．周文灶主张的其为恒邦公司支付费用与本案无关，假设确实存在也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周文灶应向恒邦公司主张权利。 白超荣未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恒邦公司的股东原为吴荣基、陈蓉蓉和许长征，分别持股21%、20%和59%。陈蓉蓉系周文灶的儿媳。2017年4月17日，陈蓉蓉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杨辉。 2017年5月6日，杨辉拟收购许长征的股权，遂通过微信委托周文灶与许长征进行沟通，协调股权转让事宜。同日，吴荣基、吴荣山亦向周文灶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周文灶代表吴荣基和吴荣山同许长征商谈恒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周文灶在履行受托事务的过程中，均同时向杨辉和吴荣山报告进展情况，并多次要求杨辉与吴荣山进行协商。 2018年2月10日，杨辉通过微信发送一份《个人事务委托协议（股权转让）》给周文灶，该文件载明的委托人为杨辉，受托人为周文灶，内容为周文灶作为杨辉的代表，与恒邦公司股东许长征开展磋商，协助杨辉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59%股权。该文件未载明受托人的报酬。 2018年3月13日，周文灶向吴荣山发送其尾号3911的银行账户信息，同日，吴荣山表示杨辉会于次日上午转账。2018年3月14日，杨辉向周文灶尾号为3911号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并备注“许长征股权款”。 2018年3月30日，周文灶书面委托白超荣与钟文强协商恒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并向白超荣转账支付诚信金900万元。同日，周文灶将《委托书》和转账凭证、白超荣关于900万元的《收条》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吴荣山，一同发送的还包括白超荣出具的一份金额为1265600元的《收条》。后一份《收条》载明白超荣收到周文灶代恒邦公司支付的项目部两年租金及装修、围墙等费用485600元及地勘钻探费78万元。2018年4月2日，周文灶将上述资料通过微信发送给杨辉，并告知“前天受吴总委托，我与白总和钟文强协调，并将900万诚信金打给白总……”，杨辉并未提出异议。 2018年4月21日，杨辉要求周文灶退回1000万元，包括白超荣部分的款项。周文灶未按要求退还款项。 2018年11月，周文灶继续协助沟通股权收购事宜。2018年11月21日，白超荣通过微信提出具体条件，其中包括“2.过户当天支付1000万（2000万由吴支付杨辉）”、“8.公司应付佣金500万”。2018年11月25日，吴荣山向周文灶发送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文本，约定由吴荣山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59%的股权，并载明杨辉曾为收购该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该协议未最终签署。 2019年1月24日，许长征（甲方）、吴荣基（乙方）、杨辉（丙方）、恒邦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许长征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转让给吴荣基。该协议中载明“丙方于2018年3月14日以支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名义汇给周文灶的壹仟万元，与甲方无任何关系，该款由乙方、丙方自行和周文灶理算。”本案审理过程中，杨辉和吴荣基均表示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同日，许长征与杨辉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长征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20%股权，以100元对价转让给杨辉。同日，恒邦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杨辉、吴荣基、许长征分别持有恒邦公司股权40%、21%和39%。 2019年7月25日，杨辉委托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周文灶发出一份《律师函》，通知其解除杨辉与周文灶之间关于收购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周文灶返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签收了该函件。 杨辉于2019年10月28日诉至本院，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周文灶送达了应诉材料。 另查明，2018年3月14日，周文灶曾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该款项在（2019）闽05民终4293号民事判决中被认定为陈蓉蓉向吴荣山支付的款项。 2018年4月12日和5月4日，白超荣向周文灶返还诚意金800万元。白超荣在微信中向杨辉表示剩余的100万元是支付土方款项。此外，周文灶与白超荣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杨辉曾于2018年7月委托周文灶办理贷款融资事宜。 以上事实，有杨辉提供的（2019）厦鹭证内字第50200号、50201号公证书、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律师函》及邮单、（2019）闽0524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1月24日，节选）、银行卡交易明细，周文灶提供的吴荣山、吴荣基出具的《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周文灶出具的《委托书》（2018年3月30日）、银行卡交易明细、白超荣出具的《收条》两份、《股东会决议》（2017年9月21日）、《内资企业登记情况基本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股东会决议》（2019年1月24日）、《董事会决议》《章程》《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24日）、营业执照、《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4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4月17日）、杨辉出具的《委托书》（2018年7月30日）、（2018）闽0524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书、（2019）厦鹭证内字第101085号公证书及光盘、视频光盘，吴荣基、吴荣山提供的（2019）闽05民终4293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证据清单、交易凭证，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白超荣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视为其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辉、吴荣山、吴荣基委托周文灶购买许长征持有的恒邦公司的股权，双方为此建立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案涉委托合同是杨辉等人共同委托或分别委托。本院分析认，案涉委托合同中，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为共同委托人，委托周文灶就购买许长征的股权进行协商。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在同一天，分别向周文灶表达了委托其与许长征协商股权收购事宜的意愿，任一委托人对其他委托人委托周文灶处理相同事项均知悉且未作反对、未提异议；周文灶对于受托事项的进展，均同时向杨辉与吴荣山报告，且对任一方的报告均向另一方作出披露；周文灶在开展受托事项过程中，征询委托方意见时，要求杨辉与吴荣山进行协商并答复，杨辉与吴荣山对此并无异议；杨辉支付1000万元款项给周文灶，系吴荣山预先通知周文灶，并对转账时间作出相关说明；周文灶向白超荣转账900万元，系以其接受吴荣山、吴荣基委托为由支付，其向杨辉报告该事项时，杨辉未提出异议，并最终向周文灶追索其转给白超荣的款项。因此，杨辉与吴荣山、吴荣基虽然分别表达委托意愿，但双方在委托事项中利益一致，也共同履行委托人义务，共同接受委托事项处理后果。因此，案涉委托合同项下，杨辉、吴荣山与吴荣基为共同委托人。 周文灶接受委托后，转委托白超荣处理受托事务，并向白超荣和委托人披露该事实，该转委托行为有效，杨辉、吴荣基、吴荣山与白超荣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此后，周文灶继续履行受托事务，委托人均知晓，亦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周文灶与白超荣共同处理委托事务，故其二人应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杨辉、吴荣基和吴荣山委托周文灶、白超荣收购许长征名下恒邦公司59%的股权，现杨辉已取得许长征名下20%的股权，案涉的委托事项尚未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杨辉于2019年7月25日委托律师向周文灶发送《律师函》，通知其解除案涉的委托合同关系，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签收了该函件，杨辉的解约通知到达周文灶，委托合同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 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在于杨辉2018年3月14日支付给周文灶的1000万元性质是什么。杨辉认为是其预付的股权转让款，周文灶则认为是定金或担保金。本院分析认为，杨辉转账时已明确备注款项是“许长征股权款”，此后双方沟通过程中往来文本、方案中，数次明确将该款项列为股权转让款，反之，双方并未明确表示该款项用于担保原被告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故周文灶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款项应认为是杨辉在委托合同项下预付的费用。 案涉委托合同解除后，周文灶因委托事宜取得的款项应当返还给委托人。本案讼争的1000万元款项是杨辉支付给周文灶的，吴荣山和吴荣基表示其与杨辉系分别委托，对杨辉主张退回款项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杨辉要求周文灶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辉通过《律师函》要求周文灶在收函之日起3日内返还1000万元。周文灶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函件，但未退还款项，杨辉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周文灶提出，案涉委托合同项下，杨辉等人应向其支付报酬，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曾对报酬作出约定，故周文灶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周文灶收到杨辉支付的1000万元后，虽曾向吴荣山转账100万元，但该款项与案涉债务无关，不应在本案中进行抵扣。周文灶另主张，其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了部分款项，但未提供证据支持。周文灶虽曾向白超荣支付过部分款项，但白超荣已返还800万元，从在案证据白超荣出具的另一份《收条》看，周文灶系代恒邦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周文灶要求从杨辉的债权中抵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九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周文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杨辉10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2032元，由被告周文灶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 瑛） 人民陪审员 （李贞贞） 人民陪审员 （吕 强）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代书记员（ 洪 昱 ）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