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1民特48号 申请人：融信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林浦路与潘墩路交汇处**楼第**，送达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9号宁德大厦第17层03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丁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贵，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div> 法定代表人：侯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请人融信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租赁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融信租赁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1.确认山西证券公司事先单方制作且仅单方盖章的《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以下简称《标准条款》）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第23.2.1条、第24.3条】无效；2.确认山西证券公司将其事先单方制作的第1项所述《标准条款》中的仲裁或诉讼的格式条款，套用于与融信租赁公司《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买卖协议》（以下简称《买卖协议》）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第12.2.1条、第13.3条】无效；3.确认山西证券公司将其事先单方制作的第1项所述《标准条款》中的仲裁或诉讼的格式条款，套用于与融信租赁公司《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第10.2.1条、第11.3条】无效；4.确认人山西证券公司将其事先单方制作的第1项所述《标准条款》中的仲裁或诉讼的格式条款，套用于与融信租赁公司《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第14.2.1条、第15.3条】无效；5.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所述各协议的仲裁或诉讼条款，对不是各协议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签订方的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不具有效力。事实和理由：一、山西证券公司作为基金产品的经营者和设立方，事先单方设计拟定基金产品《标准条款》中包括管辖格式条款，并将管辖格式条款套用于《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等各协议中，均未以合理方式对该等格式条款进行提示或说明；且其提供的格式条款管辖方式，在一个条款中为仲裁，而另一条款中又为“诉讼或仲裁”，致仲裁条款依法无效。《标准条款》第23.2.1条“凡因资产管理合同引起的或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未成，均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仲裁。”此条为就资产管理合同争议表述为提交仲裁。第24.3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承认且同意，除针对计划管理人提起的因其自身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的追索权，只限于专项计划资产及其资产收益。”此条包括“诉讼或仲裁”，即：提起的因其自身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的“诉讼或仲裁”，以及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专项计划文件”的具体包括《标准条款》、《资产管理合同》、《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及其他合同、及函件等。故《标准条款》第24.3条所述就是违反包括《资产管理合同》、《标准条款》、《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等一系列合同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虽然《标准条款》第24.3条上面的标题为“有限追索权”，但其第24.6条专就“标题”规定：“资产管理合同中的标题及附件之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影响资产管理合同中任何约定的含义和解释”，况且，“有限追索权”同样是“争议解决”。《标准条款》为山西证券公司事先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的事实依据：一是第一条的“定义”；二是只有山西证券公司盖章；三是第24.3条系指违反《标准条款》、《资产管理合同》、《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等一系列合同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四是第24.3条被用于《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法律依据：一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二是山西证券公司均未以合理方式对该等格式条款进行提示或说明，排除了合同对方对管辖的选择权，《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另，榕信租赁公司为基金产品的消费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二、诉讼请求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所述各协议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对不是各协议中的仲裁或诉讼条款的签订方的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不具有效力。山西证券公司《仲裁申请书》第3项请求仲裁“裁决确认申请人有权直接要求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等相关主体”将所列系列款项支付至专项计划账户。但《标准条款》只有山西证券公司盖章；《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上签字盖章的，均没有“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述《标准条款》、《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中的诉讼或仲裁格式条款对“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不具有效力。 山西证券公司辩称，一、《标准条款》、《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计划说明书》）约定的仲裁条款或其他内容与本案无关，《标准条款》项下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山西证券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深国仲”）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以及深国仲发出的（2020）深国仲受535号-3《仲裁通知》，深国仲决定受理的是山西证券公司与融信租赁公司之间关于《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项下纠纷案的仲裁申请。首先，根据《仲裁申请书》所列的仲裁依据，《标准条款》第23.2.1条约定的仲裁条款不是山西证券公司提交和深国仲受理535号仲裁案的仲裁依据；其次，山西证券公司在535号仲裁案中请求仲裁的是融信租赁公司作为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的卖方及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在《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项下是否已经构成实质性违约，以及山西证券公司作为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的买方和计划管理人据此在法律和合同项下享有的具体救济和权利。而《标准条款》是认购人（即专项计划产品的投资人）与山西证券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的一部分，即便考虑到融信租赁公司因购买专项计划次级证券也是认购人之一，但这显然属于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与535号仲裁案审理纠纷所涉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因此，融信租赁公司在本案中援引《标准条款》和《计划说明书》中有关责任限制的约定，并请求确认《标准条款》项下仲裁条款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二、融信租赁公司无权代表专项计划所涉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其在本案中的相应请求不应获得支持。首先，《仲裁申请书》第3项请求系依据山西证券公司与融信租赁公司之间在《买卖协议》项下的争议，并不直接涉及和约束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等相关主体，因此该等主体不是535号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或当事人。其次，融信租赁公司无权代表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请求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并对其无约束力，不具有提起该项请求的诉讼主体资格。三、融信租赁公司曲解《买卖协议》第12.2.1条和第13.3条、《服务协议》第10.2.1条和第11.3条、《监管协议》第14.2.1条和第15.3条的含义，本案不存在同时约定诉讼或仲裁两种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为叙述简便，下面仅以《买卖协议》第12.2.1条和第13.3条约定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同时指代《服务协议》的第10.2.1条和第11.3条、《监管协议》的第14.2.1条和第15.3条，不再赘述。1.案涉《买卖协议》中只有第12.2.1条是争议解决方式条款，第13.3条是关于专项计划和山西证券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承担责任限制的条款，意在确定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可能存在的法律追索的最高责任限额，同时也排除适用前述最高责任限额的一些追索情形，该条款从未提到，且也丝毫没有涉及双方产生争议如何解决的内容，尽管出现了“诉讼”的字样，但这绝不属于争议解决条款。融信租赁公司仅仅因为第13.3条出现了“诉讼”字样，就将该条款内容理解为争议解决方式条款，实属牵强附会。2.案涉《买卖协议》第12.2.1条与第13.3条并不冲突，融信租赁公司对合同条款理解有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不能完全排除法院对合同的司法审查权以及可能存在通过诉讼进行法律追索的情形。例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买卖协议》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由法院判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也可以向仲裁庭申请，由仲裁庭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对于案涉《买卖协议》仲裁条款的效力存在被法院或仲裁庭判定无效的可能性，为了让协议约定更加严谨，在责任限制条款部分双方才约定了“诉讼或仲裁”这两种情形。3．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同类案例，案涉《买卖协议》中的约定不属于“或审或裁”、约定不明的情形。案涉《买卖协议》第13.2条约定的也是专项计划及山西证券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所应承担的责任限制范围，并未明确属于争议解决方式，也未约定争议解决的法院”。四、案涉《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系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其项下约定的仲裁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且本案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1.案涉仲裁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如上所述，《标准条款》项下仲裁条款和关于责任限制的约定以及《计划说明书》关于责任限制的约定与本案无关，融信租赁公司作为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的卖方和资产服务机构也不是《标准条款》、《计划说明书》的一方。案涉《买卖协议》、《服务协议》“鉴于”条款均明确约定“本协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有关事宜达成协议”，所有条款均系各方共同协商所订立，即便前述协议的条款由山西证券公司拟定，但这根本不能证明前述协议条款及其项下约定的仲裁条款系格式条款。在同一项目的不同法律文件中保持争议解决方式的统一性完全是正常且必要的，同时也无证据表明案涉协议可重复用于其他专项计划项目。2．案涉仲裁条款即便属于格式条款，也不存在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第一，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诉讼和仲裁同为争议解决方式，将仲裁协议理解为“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显然带有某种对仲裁的偏见；同时，仲裁条款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均不支持将排除对方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权利认定为“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主张。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本案中不适用，融信租赁公司据此主张仲裁条款无效不能成立。首先，《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位于“管辖”章节之下，仅指诉讼管辖，指的是选择法院的协议，不包括仲裁协议，不适用于本案。其次，案涉协议的签订双方为平等的商事主体，不存在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空间。本案中，融信租赁公司是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的转让方和资产服务机构，是卖方和服务提供方，根本不可能是所谓的“基金产品的消费者”。第三，关于标准条款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所述，应驳回融信租赁公司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 本院经审查查明：2017年，山西证券公司为规范融信租赁2017年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运作，明确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制定《标准条款》。本院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融信租赁公司未在《标准条款》上签字或盖章。 2017年，融信租赁公司与山西证券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第10.2项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10.2.1款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凡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未成，均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进行仲裁。”第11.3项有限追索权约定“本协议双方承认，除针对计划管理人提起的因其自身重大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的追索权，只限于专项计划资产及其资产收益。” 2018年，融信租赁公司与山西证券公司签订《买卖协议》，第12.2项争议解决12.2.1款约定“凡因资产管理合同引起的或与资产管理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未成，均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仲裁。”13.3项有限追索权约定“本协议双方承认，除针对计划管理人提起的因其自身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的追索权，只限于专项计划资产及其资产收益。” 2018年，融信租赁公司与山西证券公司签订《监管协议》，第14.2条争议解决14.2.1款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未成，均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进行仲裁。”第15.3款有限追索约定“本协议各方同意，除针对计划管理人提起的因其自身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的追索权，只限于专项计划资产及其资产收益。” 2019年12月，山西证券公司依据其与融信租赁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地位于深圳的深国仲提交了《仲裁申请书》。深国仲受理后，于2020年3月6日向融信租赁公司发出了（2020）深国仲受535号-4《仲裁通知》。在仲裁庭开庭前融信租赁公司对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后向本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效力。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该三份合同关于双方争议解决方式均约定“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未成，均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进行仲裁”。融信租赁公司以上述三份合同中关于有限追索权的条款同时约定了诉讼或仲裁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为由，主张前述仲裁条款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三份合同中关于有限追索权部分出现了“诉讼或仲裁”字样，但从其整个条文内容“本协议各方同意，除针对计划管理人提起的因其自身过失、欺诈、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违反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或仲裁，针对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的追索权，只限于专项计划资产及其资产收益”表述及目的来看，解决的是山西证券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应承担的责任限制范围，并未明确属于争议解决的方式，也未约定争议解决的法院，与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相互独立。因此，该条款不构成对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实质性改变，三份合同不存在有两个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融信租赁公司上述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上述三份合同均系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而达成，现无证据证明案涉协议用于其他专项计划项目重复使用。因三份合同系同一项目下的合同，在争议解决方式约定相同的仲裁条款，以实现争议解决的统一性，并无不当。上述三份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合同的规定。融信租赁公司以上述三份合同系格式条款合同、未采取合理方式予以提醒为由，主张仲裁条款约定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融信租赁公司作为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的转让方和资产服务机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消费者，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主张仲裁条款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三份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明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融信租赁公司请求确认《标准条款》中的仲裁条款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山西证券公司就其请求申请仲裁所依据的是其与融信租赁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并非依据《标准条款》。双方均确认融信租赁公司未在《标准条款》中签字或盖章。故对融信租赁公司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融信租赁公司请求确认《买卖协议》、《服务协议》、《监管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非签订方的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不具有效力的问题。三份合同的签订方均系融信租赁公司与山西证券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融信租赁公司无权代表非签订方的承租人、担保人及保险人主张三份合同仲裁条款效力，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融信租赁公司向本院提起的申请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融信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融信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李 宁 审 判 员  谢 芬 审 判 员  陈 雯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许加庆 书 记 员  施铃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二十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