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10行终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右江分局），住所地：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东合二路**。 法定代表人张翔，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攻关，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品，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巧妮，女，199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委托代理人蔡勇，男，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系原告的父亲。 原审被告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百色市向阳路**。 法定代表人杨世爵，区长。 委托代理人韦方燕，百色市右江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农城煜，百色市右江区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右江区市场监管局）因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002行初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右江区市场监管局的法定代表人张翔局长未到庭参加诉讼，由其指派副局长王正锋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履行法定职责并与委托代理人蒋攻关、张小品，被上诉人蔡巧妮的委托代理人蔡勇，原审被告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右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方燕、农城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月9日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接到举报，称在百色市右江区和平街兴安巷51号第二第三层楼层存在有非法卷烟。执法人员于次日14时56分对该房屋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扣卷烟35个品种204.5条。2019年1月16日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以发现原告涉嫌构成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经营业务，出具《案件移送函》将案件及查扣的卷烟移送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右江分局调查处理。2019年1月21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批后立案，于2019年3月28日以原告涉嫌犯罪案件为由作出《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将该案及查扣的卷烟移送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侦办。2019年4月9日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法制大队经审核，后认为此案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并将该案退回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2019年4月16日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将上述查扣的卷烟退回原告蔡巧妮。经集体讨论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原告父亲蔡勇。2019年4月25日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2018年6月30日，当事人以45760元的价格，接手位于百色市右江区20号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武装部出租房门店“百色市右江区星愿杂货店”，从事预包装食品、日用杂货、酒类、卷烟等经营活动。在未办理营业执照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套用他人烟草专卖许可证，于2018年7月5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公司百色市公司购进双喜（硬经典）、双喜（软经典）、双喜（经典1906）等32种烟草制品，共计268条，进货价格是34142.54元，经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认定价值为39540元。原告蔡巧妮购进上述烟草制品后，在该店面对外销售。认为原告蔡巧妮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套用他人烟草专卖许可证购进烟草制品，并将购进的烟草制品进行对外销售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对原告蔡巧妮处罚款11800元，上缴国库。该决定书于2019年4月25日送达原告父亲蔡勇。2019年5月6日原告蔡巧妮向被告右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右江区政府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于2019年7月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8月13日原告蔡巧妮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百色市右江区星愿杂货店”的经营者为欧朝荣，该店的主营范围是从事预包装食品、日用杂货、酒类、卷烟、雪茄烟。在审理过程中经询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确认欧朝荣已办理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该证仍在有效期内并提供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样式图片，该证样式记载：“企业（字号）名称：某某杂货店；负责人（经营者）姓名：某某；企业类别（组成形式）：个体（个人经营）；经营场所：某某村某某号；许可范围：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罚没烟草制品零售；供货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公司；有效期限：自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卷烟的购买方式为：在电脑上向烟草公司预定，并由烟草公司从欧朝荣的专用账户划款后，由烟草公司配送至店面。原告蔡巧妮在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询问（调查）笔录中称是由其经营杂货店；欧朝荣在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询问（调查）笔录中称2017年12月将杂货店转让给其表弟杨聪经营，并将预订卷烟用的账户存折交给杨聪使用；杨聪在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的询问（调查）笔录中称其将杂货店转让给“蔡老板”（蔡勇），并将预订卷烟用的账户存折交给“蔡老板的女儿”（蔡巧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原告蔡巧妮的起诉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且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并非禁止性条款，故对两被告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据是否确凿、充分。本案中，首先，原告蔡巧妮在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的询问（调查）笔录中虽称由其经营杂货店，但在庭审中原告蔡巧妮对此予以否认，且从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提供询问（调查）笔录中可知百色市右江区星愿杂货店是由欧朝荣转让给杨聪，再由杨聪转让给蔡勇。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认定是原告蔡巧妮接手该杂货店与事实不相符。其次，根据相关规定购买卷烟必须由专门的账号预定，再由烟草公司专门配送，卷烟在购买制度上杜绝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被套用的可能。且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亦查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由欧朝荣交给杨聪使用，再由杨聪交由原告蔡巧妮使用。故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原告蔡巧妮是“套用”他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一条规定：“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原告蔡巧妮使用他人许可证购进卷烟并在规定的店面销售的行为并未对上述的法益产生实质上的损害，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对原告蔡巧妮进行处罚明显不当。另外，从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调查的事实来看，原告蔡巧妮的行为模式与杨聪的行为模式为同一类型，即杨聪亦存在使用欧朝荣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买卖卷烟的行为。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只对原告蔡巧妮进行行政处罚而未对杨聪进行行政处罚亦有悖行政公平原则。 综上，被告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被告右江区政府据此事实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应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撤销被告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8日作出的右政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 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蔡巧妮2019年5月6日向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于2019年7月10日由其全权代理人蔡勇签收《行政复议决定书》(右政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程序结束后直至2019年8月26日才向右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五条和《中华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15日起诉期限。1.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分为直接起诉和经申请复议后起诉两类。第一类是直接起诉件.此类诉讼起诉期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第二类是经申请复议的案件。此类诉讼的起诉期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蔡巧妮烟草案是经过复议机关复议的案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五条关于复议后15日内起诉的规定,而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进行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原判决混淆一般期限与特别期限的规定。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判决不优先适用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而选择适用一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期限的规定,违背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3.对“可以在15天内起诉”是非禁止性条款存在一定误解。上诉人认为这里的“可以”是指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诉权,即权利人有权选择在15天内起诉或者不起诉,而不是有权选择在15天内或者6个月内行使。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行政案件(2017)最高法行申2620号对“关于经复议的案件是否适用6个月起诉期限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并未设立复议机关复议维持做共同被告的制度,因此此条所规定的提起诉讼,显然只能是针对被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或者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从此条立法意旨来看,已经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争议解决的一个特定渠道,并就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作了规定,也将经过复议的案件的起诉期限,从一般的三个月等规定缩减为十五日。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立法时,已经对经过复议的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作了特别规定,并排除了一般起诉期限规定的适用。而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上述立法宗旨仍得以延续,相关条文表述并未作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复议机关维持做共同被告制度的引入,此处的提起诉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另一类是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单独被告;但是在十五日的起诉期限适用范围上,从历史和文意解释等方法来看,仍然是以十五日的特殊规定取代了关于起诉期限的一般规定,亦即经过复议的案件,在起诉期限问题上并无适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六个月一般期限的情形。综上,不管从法律文意解释、法律的基本原则、立法本意还是2017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行政裁判案例,经过复议的行政诉讼案件都无适用6个月起诉期限的情形。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原告经过复议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法院严格司法,撤销原判,裁定驳回被上诉人蔡巧妮的起诉。（二）本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烟草专卖许可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规定,销售烟草制品需要取得烟草经营许可证,且烟草经营许可证不得转让。被上诉人蔡巧妮在明知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他人证件,帐号购进并销售烟草制品的行为,明显属于《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所指的“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行为,依法应当受到处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蔡巧妮为杂货店的实际经营者证据充分。蔡勇作为蔡巧妮的全权代理人,又在本案中作为关键证人,他在庭审中对蔡巧妮经营杂货店的事实予以否认,和他在本案中所作的证词相互矛盾,被上诉人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为此,对蔡勇在庭审中的证言一审法院不应当采纳。对蔡巧妮经营杂货店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相关证据予以认定主要证据:第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提供的2019年元月1日“关于蔡勇申请复议诉求的几点意见”中蔡勇讲:你局联合执法査扣的204.5条卷烟有一些是我女儿(蔡巧妮)接手一个烟摊那里剩余的卷烟,也一起拿回家里存放”,此份证据经蔡勇签名、按指纹确认属实。证明最终是蔡巧妮接手了杂货店。第二、2019年1月28日对蔡巧妮的询问笔录中蔡巧妮讲“在2018年7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父亲蔡勇和欧朝荣转让右江区武装部出租房“星愿杂货店”给我,让我经营杂货店”。证明最终蔡巧妮接手并经营杂货店。第三,2019年2月20日对蔡勇的询问笔录中,工作人员问“星愿杂货店”每个月有多少利润,蔡勇答:“不知道,都是我的女儿蔡巧妮在经营”。蔡勇签字按指纹确认证明蔡巧妮是最终的、实际的接手经营者、获利者。第四,杨聪在2019年3月14日的询问笔录中称转让店铺是给蔡巧妮经营,并经营了几个月。第五,中国农业银行百色分行提供的蔡巧妮转购烟款到欧朝荣账户的转账记录。这些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均证明被上诉人蔡巧妮是最终的经营者。(二)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蔡巧妮“套用”他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与事实相符“百色市右江区星愿杂货店”营业执照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欧朝荣,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的经营者也是欧朝荣,2017年12月,欧朝荣将店铺转让给杨聪。2018年7月1日,蔡勇委托何秋萍转账45760元转让费给杨聪,费用包括冰柜、货架和日用品、卷烟等商品,蔡勇让蔡巧妮经营,由蔡巧妮自负盈亏。2018年7月5日,在未办理新营业执照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登记的情况下,蔡巧妮使用欧朝荣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和专门账户向烟草局订购268条卷烟在店铺销售,违法经营总额39540元。上述事实蔡巧妮在询间笔录中承认,并有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证佐证:第一,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关于蔡巧妮、蔡勇、韦金立尚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证明》能够证明蔡巧妮无烟草零售许可证。第二,杨聪在询问笔录中称将欧朝荣预定卷烟的账户交给蔡巧妮用。第三,中国农业银行百色分行提供的蔡巧妮转购烟款到欧朝荣账户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蔡巧妮使用了欧朝荣的专门账号订购烟草制品截止案发,蔡巧妮并没有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其向烟草公司进购卷烟制品都是利用了欧朝荣持有的许可证,而烟草公司也一直以为是向欧朝荣派送卷烟,而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是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审批、发放烟草专卖许可证,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没有取得许可证在市场销售脱离了国家监管,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了烟草专卖管理秩序。蔡巧妮为了营利明知销售烟草制品需要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在尚未取得许可证情况下擅自以他入名义从事烟草制品经营活动,违法销售烟草制品,且销售的烟草制品数额巨大,应该对其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三)蔡巧妮违法事实存在,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杨聪案与本案并无关联,应当另案处理。从上诉人目前调查的证据来看,杨聪也涉嫌无证经营卷烟制品的行为,但该案尚未结案,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定性。一审法院认为“只对原告蔡巧妮进行行政处罚而未对杨聪进行行政处罚亦有悖行政公平原则”而撤销上诉人对蔡巧妮的处罚,是否可以理解为上诉人也无需对杨聪进行处罚,否则有悖于行政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蔡巧妮的起诉。 被上诉人蔡巧妮答辩称，被上诉人的父亲生病回家，被上诉人蔡巧妮就去帮忙看店。之前就有质监局到被上诉人家扣了被上诉人父亲在2017年春节要送礼的烟草，为此事市政府和工商局还进行了调解。对2017年和2019年这两个案件是有区别的，被上诉人不知道店铺的老板是谁，就是帮看店15天，后武装部就把门面回收了，本案由法庭依法公正裁判。 原审被告右江区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上诉人因不服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作为上诉人的本级人民政府，负有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有权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二、答辩人受理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因不服上诉人右江区市场监管局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答辩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决定予以受理。受理后，分别向被上诉人、上诉人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同时将被上诉人的申请书副本发送给上诉人。答辩人受理被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程序合法。三、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答辩人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了作出《处罚决定书》的相关证据材料和依据。答辩人经审查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和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开展烟草零售经营的前提，经百色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核实，被上诉人在百色市右江区辖区内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没有开展烟草零售经营的合法依据。（二）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条“本办法所称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包括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三类。”和第四十一条“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规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得转让，被上诉人作为星愿杂货店的受让人，不因星愿杂货店的转让而当然取得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三）被上诉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冒用他人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于2018年7月5日从广西烟草公司百色市公司购进双喜（硬经典）、双喜（软经典）、双喜（经典1906）等32种烟草制品后，在百色市右江区星愿杂货店（百色市右江区20号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武装部出租房门店）从事烟草零售经营活动。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作出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四、答辩人作出的右行政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依据职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上面已阐述），被上诉人主张撤销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又不能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材料，故其复议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答辩人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上诉人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五、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右江区人民法院）行使诉讼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蔡勇于2019年7月10日签收右政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但被上诉人直至2019年8月26日才向右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有1个多月的时间，据此，被上诉人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该诉求已超诉讼时效。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起诉期限尚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这明显是对直接起诉和经复议后起诉的混淆，因此案是经过了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而不是第四十六条，因此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是错误的。六、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且有众多证据（包括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的笔录）证明，但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却仅凭上诉人在庭审时对事实进行否认，就不采纳相关的事实证据，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七、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依据立法目的而忽略具体条款进行判决是本末倒置。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一条规定，认为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为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而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并未对上述法益有实质性的损害，上诉人的处罚明显不当。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具体条款有冲突（上面第三点已阐述），如因违反立法目在而不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这无疑鼓励群众进行违法行为，法律将是空设。因此，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依据立法目的认定处罚不当，是忽略了具体条款，是本末倒置。八、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上诉人处罚被上诉人却并未处罚杨聪的行为，有悖于行政公平原则，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右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仅凭杨聪也具有与被上诉人同样的违法行为，而上诉人却并未处罚，有悖于行政公平原则，而认定处罚不当。这是对行政处罚对象的混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因此依此认定上诉人的处罚不当是错误的。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002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蔡巧妮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供。上诉人右江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蔡巧妮不服，于同年5月6日向原审被告右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原审被告右江区政府经审查于同年7月8日作出了右政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百右市监处字〔2019〕19号《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月10日，原审被告右江区政府的右政行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给被上诉人蔡巧妮，被上诉人蔡巧妮授权委托其父亲蔡勇在送达回证上签收。2019年8月26日，被上诉人蔡巧妮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本案的行政复议并不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蔡巧妮既然选择了申请行政复议程序，即应按照行政复议决定书规定的十五日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于2019年8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十五日起诉期限。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右江区市场监管局提起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002行初62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蔡巧妮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被上诉人蔡巧妮；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百色市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春雷 审判员  张 莉 审判员  许彩乐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苏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