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5011号原告：朱云翔，男，199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范华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江，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云翔与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弓文化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云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被告若弓文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云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婚庆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7,500元、服装押金2,900元；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7,2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20,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3日起至被告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间拆借利率计算；5.本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初，原告通过美团查询联系到被告的老板范华阳咨询婚庆服务。范华阳通过微信向原告介绍了其员工婚礼策划师姜振杰来提供后续服务。原告于2019年7月7日前往被告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XXX弄XXX号XXX楼XXX室的门店与姜振杰见面讨论婚礼方案。2019年7月11日再次前往上述地点与姜振杰见面查看方案并达成协议支付了定金，后于2019年7月22日在被告上述门店与被告签订了《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合同由被告员工姜振杰签字，原告支付费用后，被告提供了盖有其门店章的收据。合同约定于2019年11月23日原告婚礼当天被告提供婚庆服务。后10月13日姜振杰又以需要支付婚礼服装押金2,900元为理由向原告索要相应费用。截止2019年10月13日，该项目共计已付款20,400元，姜振杰表示原告已付清婚庆服务所有款项且没有尾款。2019年11月2日，由于原告婚庆临近，多次联系姜振杰商量婚礼当天具体流程，姜振杰从此失联，原告遂联系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范华阳表示姜振杰已于2019年7月底离职，姜振杰的任何行为均与被告公司无关，而不愿履行双方签订的婚庆服务合同。原告无奈只能临时寻找其他婚庆服务公司提供服务。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调整诉讼请求2：要求被告返还的本金为婚庆费17,000元，服装押金费用不在本案中主张。被告若弓文化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婚庆服务合同关系。原告系与案外人姜振杰私下建立合同，未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联系，主观上存在过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针对原、被告的诉辩、举证、质证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日，原告在美团平台看到上上印象婚礼企划的店铺宣传广告，遂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取得联系。2019年7月5日，范华阳组建微信群，将原告及案外人姜振杰拉入群中，并向姜振杰(微信名为韬韬)介绍原告“群里这位是今年婚期11月份的朱先生，你们先沟通一下，预约了周末来店里面谈”原告询问姜振杰“你是策划师？”姜振杰回答“对啊”。2019年7月7日(周日)，原告至被告闵行都市路XXX弄XXX号XXX楼XXX室门店与姜振杰就婚礼企划事宜进行协商，并通过支付宝向姜振杰转账1,000元，姜振杰向原告开具收据，收据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意向金，并加盖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7月11日，原告又至该门店与姜振杰协商婚庆事宜，并通过支付宝向姜振杰转账7,200元，姜振杰向原告开具收据，收据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全额40%，并加盖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7月22日，原告再次来到该门店签订了《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为新郎朱云祥、新娘马程佳，乙方为上海上上印象婚礼工作室，约定的婚礼举行时间为2019年11月23日，举行地点为上海市闵行区闵行饭店，合同总价款为18,000元。付款方式约定为：合同生效后，甲方支付婚庆总价款40%，即人民币7,200元向乙方交纳定金。新娘试装完毕后付总价款的50%，即人民币9,000元。婚礼当天感恩仪式结束后付总价款的10%即人民币1,800元。如需增加服务项目，需另订补充协议，价款及付款方式以补充协议为准。合同第六条合同终止约定，任一方如单方面无故终止本合同，应按合同总价款的40%，即人民币7,200元支付违约金。该合同落款处甲方签字为原告朱云翔，乙方签字为姜振杰。原告与当日支付宝转账给姜振杰8,800元。原告称因其提前支付款项，姜振杰表示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故开具的收据上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全额已收，姜振杰并在合同付款条款旁手写了“全额付款、无尾款”，收据上加盖有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截止此时，原告就该婚庆合同已向姜振杰转账17,000元。原告一直与姜振杰就婚庆事宜保持微信沟通。2019年11月2日，原告无法与姜振杰取得联系，同日原告发微信询问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韬韬你还联系的上吗？”范华阳称“联系不上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他。”原告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范华阳答“他之前在我这里的，后来离职了，现在跟我没有关系。”在微信中，范华阳要求原告向派出所打报警电话，并告知原告姜振阳签的单子“都是他自己私自接单的，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同时向原告出示了姜振杰2019年11月1日出具的协议，内容中提到“乙方(姜振杰)自2018年11月入职上上印象婚礼企划(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月31日辞职，乙方在供职期间及辞职后所承揽的业务均与上上印象婚礼企划无关，如果因乙方行为发生任何纠纷，乙方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之后，原、被告未继续履行该婚庆合同。本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姜振杰系由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介绍给原告相识，并告知原告由姜振杰作为婚礼策划师对接原告的婚礼企划业务，故由姜振杰直接与原告协商签订婚庆企划合同存在一定合理性。被告抗辩合同的版本及公司的印章均为姜振杰伪造，原告未注意到合同缺页、涉案合同上没有被告公司盖章，协商签订过程亦不直接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沟通等，故原告内心是私下与姜振杰建立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普通消费者对合同形式存在的瑕疵缺乏辨别能力，其基于姜振杰被告员工的身份信赖与其签订涉案合同，不能以此否认其与被告建立合同关系的主观意愿。被告法定代表人范华阳在告知原告业务对接人后并未主动询问过原告相关服务进程，亦没有告知过原告签订合同和转账等事宜必须由其本人经手，原告在被告店铺向业务对接人转账支付合同价款亦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姜振杰是代表被告签订合同并收取合同款项的，姜振杰的代理行为有效。被告主张涉案合同系原告与姜振杰建立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作为被代理人承担合同责任后，可以向姜振杰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但其与姜振杰之间的责任划分约定不能对抗原告的权利主张。现原告的婚期已过，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系2020年4月29日签收本院寄送的诉状副本，故本院确认双方的合同于2020年4月29日解除。被告未提供婚庆服务，原告要求返还已支付的17,000元婚庆服务费，本院予以支持。2019年11月2日，被告已告知原告姜振杰为私下签单，此时婚礼尚未举行，原告未提出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在没有实际收到款项的前提下亦非无故不履行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根据涉案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违约金7,20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发》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朱云翔和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上上印象婚礼企划合同》于2020年4月29日解除；二、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朱云翔婚庆服务费人民币17,000元；三、驳回原告朱云翔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元，减半收取计245元，由原告朱云翔负担95元，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150。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 洁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陆友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为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结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装，采取其他不久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