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2民初14825号原告（反诉被告）：中山市古泉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法定代表人：崔生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柳清，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普，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崔海忠，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琮媛，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文财，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任邦，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原告中山市古泉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泉公司）与被告崔海忠、崔任邦侵权责任及被告崔海忠反诉原告古泉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古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普，被告崔海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文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崔任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按被告崔任邦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古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崔海忠因合同违约损害原告合法利益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6238.58元：2.被告崔任邦因合同违约损害原告合法利益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72699.95元；3.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向天猫网络平台注册了“****旗舰店”，主要经营销售原告的产品，由于原告没有太多精力经营该网店，同时为提高该网店的经营效益和进一步发展，调动公司员工的经营积极性，原告与公司员工即被告崔任邦签订了《委托经营协议书》一份，委托被告崔任邦对该网店进行经营管理，同时，为了使被告崔任邦能更好经营管理该网店，《委托经营协议书》第四条明确允许被告崔任邦引入合作者一起经营该网店，被告崔任邦根据“委托经营协议书”第四条的精神，于2013年11月26日要求被告崔海忠一起经营管理该网店，两被告另于2017年3月5日补签了《合伙协议》，同时被告崔海忠也于2013年11月26日根据《委托经营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了经营保证金41000元（注：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各支付经营保证金82000元的50%）。鉴于被告崔任邦对网店网络经营管理不太熟悉，而被告崔海忠有网络经营管理的经验（注：被告崔海忠除了与被告崔任邦合作经营****旗舰店外，另自行在淘宝平台经营管理其个人的网店，有网店经营的经验），二者又为同乡，因此被告崔任邦抱着对被告崔海忠信任的态度，故此，该网店的经营均由被告崔海忠一手操控，甚至****旗舰店在天猫平台所绑定的款项往来信用卡帐号（网店经营需要），均是被告崔海忠的个人信用卡帐号，而由于被告崔任邦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崔生文是父子关系，故此，原告也没有有过多干预两被告合作经营该网店的事宜，多年来没有对该网店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核。此后，由于原告与案外人的专利侵权纠纷造成原告在该网店的帐号被查封冻结，原告才发现该网店的经营状况较差，且被告崔海忠利用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崔任邦的父子关系做掩护，也利用被告崔任邦对其的信任与大意，以及原告与被告崔任邦对网络网店经营知识的缺乏，欺上瞒下，造假账，将个人财务成本混入财务账目，多年来没有和原告结算经营利润，同时被告崔海忠个人利用该网店向天猫网络平台借贷，不断地借钱——还钱——借钱，期间产生的利息要由该网店（即原告）来承担。此外，被告崔海忠还在多年来未经原告审核的情况下，利用被告崔任邦不懂财务知识，将原本需要和原告结算利润后再由两被告再分配利润的正确处理方式抛之脑后，违背《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精神。对于****旗舰店中原告与两被告的法律关系，（2017）粤2072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有明确的认定，****旗舰店并不具备合伙企业的性质，其实质为原告的经营项目性质，而非两被告所经营的合伙企业，被告崔任邦与原告之间形成了一种以****旗舰店为经营项目的转包合同关系，被告崔任邦与原告根据《委托书经营协议》，****旗舰店所得营业收入在扣除成本后，所得利润由原告和被告崔任邦各占50%。被告崔任邦在承包上述经营项目后，与被告崔海忠之间形成了共同经营****旗舰店项目的个人合伙关系。两被告根据其《合伙协议》的约定，各自在《委托经营协议书》的权益分配中各占50%，也就是说，两被告只能在****旗舰店的总利润分配中各占有25%的份额，但两被告却违反《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精神，对原告通过欺诈、瞒报等方式而多分配利润。被告崔海忠另私自调取原告公司产品在其个人网店销售，且不和原告结算并诱骗原告为其购买社保费用等，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体损失情况如下：1.被告崔海忠在该网店营运期间，罔顾原告的利益，不对原告上报营业收入情况，欺骗原告及被告崔任邦不懂网络运作的情况下，胡编乱造报表，将原告应得的****旗舰店经营利润，由两被告私分。按照《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崔海忠也只能和被告崔任邦各分得该网店经营利润的25%，但被告崔海忠却利用其掌控该网店经营的便利，不上报原告该网店的经营利润，与被告崔任邦一起私自处分应属于原告的利润。其中被告崔海忠、崔任邦分别多分取利润部分各为146339.95元，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两被告应各自分别退回原告146339.95元。2.被告崔海忠负责网店运营期间，假公济私，利用原告对该网店疏于管理，以及被告崔任邦对网店运营的不熟悉的情况，不断以个人名义向天猫网络平台借款，造成大量的利息由原告（网店）来负担，也就是说，被告崔海忠在天猫网络平台以****旗舰店的名义为其个人进行借贷，本金被告崔海忠自己负责还，但利息却由原告（网店）负担，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此处利息无法计算）。3.被告崔海忠利用其掌控****旗舰店经营管理的便利，将原告企业的产品私自调到被告崔海忠在淘宝的个人网店进行销售，原告也没有严格把关，造成被告崔海忠一直投机取巧，至今有48688元的产品成本没有和原告结算。同时，被告崔海忠却又将其淘宝个人网店销售的产品由原告来进行发运，运费由原告向货运公司垫付，运费成本为7719元，造成原告损失合共56407元，因此被告崔海忠应退回原告56407元。4.被告崔海忠于2017年1月21日至31日春节期间，利用春节假期，原告企业放假，疏于管理的空子，在****旗舰店销售了价值73918元的产品，但却向原告瞒报上述营业收入，也没有将上述产品的成本52500元支付给原告，而是将原告的上述产品成本52500元折算成利润，由两被告均分，各自多分的利润为26250元。两被告应分别退回原告26250元。5.鉴于被告崔海忠在该网店的运营期间，并非原告的员工，且被告崔任邦与原告之间是承包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崔海忠与原告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无需承担为被告崔海忠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基于被告崔海忠要求原告统一代缴社保，且被告崔海忠承诺自己承担其费用的情况下，原告企业替被告崔海忠购买了社会保险，但被告崔海忠至今却不愿意支付费用，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被告崔海忠应返还原告上述代缴的社保费用合共7241.63元。鉴于被告崔海忠已经退出****旗舰店的经营运作，而原告多次向被告崔海忠催讨损失未果，原告遂起诉至法院主张权利，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崔海忠针对原告的起诉答辩称，一、《委托经营协议书》是伪证，不具有证明效能和证明力，应当被排除。被告崔海忠认为《委托经营协议书》是伪证有以下理由：1.原告股东为崔生文和崔任邦，本案被告崔任邦是原告的股东之一，其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虽然在本案中原告将崔任邦同列为被告，但不排除《委托经营协议书》是原告串通被告崔任邦签订，其实际目的是通过合法的手段从被告崔海忠身上获取非法的利益，损害被告崔海忠的合法权益。2．原告股东崔任邦和另一股东崔生文是父子关系，原告由该二人完全控制，虽然原告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但原告的利益也意味着股东的利益，被告崔任邦和崔生文父子完全可以通过其在原告中的权力制作出对被告崔海忠不利的证据。3．《委托经营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1月5日，而根据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4年9月17日之前都是由崔淑芳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9月17日后才变更为崔生文。另，崔生文出生于1996年2月23日，2013年11月5日其才刚满18岁，其于《委托经营协议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常理，该细节直接反映出原告与被告崔任邦为伪造证据而忽视法定代表人曾经变更过的事实。4.2017年3月5日，即在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合伙经营3年后，被告崔海忠才要求与崔任邦签订《合伙协议》确定双方关系。《合伙协议》明确载明双方对****旗舰店各占股50%，如《委托经营协议书》真实签订于2013年11月5日，被告崔任邦作为完成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商人，对被告崔海忠实际仅有25%的分红权应当具有清晰的认知，其仍然与被告崔海忠签订《合伙协议》不符合其认知及常理，《委托经营协议书》是伪造证据。5.如审判员认可《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则被告崔海忠向法院申请对该证据做形成时间鉴定。二、原告清楚知晓并同意被告崔海忠对****旗舰店的经营利润具有50%的分配权。1.****旗舰店实际由被告崔海忠以原告的主体注册成立，该旗舰店的原始注册信息中所绑定的手机号码、邮箱号均为被告崔海忠所有，以上都可以通过登录****旗舰店查询核实。82000元的投资主要构成实际为50000元的天猫平台保证金和30000元的天猫平台服务费年费，并非《委托经营协议书》中所称的“经营保证金”。各占****旗舰店经营利润50%的合意在旗舰店创立时已达成。2.被告崔海忠的分红是通过原告的公账支付，账款在其支付之前己通过层层审批。****旗舰店绑定了支付宝账户，而该账户的提现只能提现至原告的公账，原告对其公账是绝对的控制。在****旗舰店经营期间，旗舰店所有的收入都是进原告公账，所有的支出都是必须经过原告审批的，原告称被告崔海忠胡编乱造报表、私分经营利润毫无事实依据，是对被告崔海忠的诽谤。3．原告是被告崔任邦的家族企业，被告崔任邦也是原告的股东之一，《合伙协议》实际是被告崔任邦代表原告与被告崔海忠签订，即《合伙协议》的双方主体实际为原告与被告崔海忠，原告清楚知晓被告崔海忠对****旗舰店的经营利润具有50%的分配权。4．原告于2017年11月7日的《通知函》上的盖章实际由被告崔任邦加盖，原告与被告崔任邦是明确知晓并同意《合伙协议》的内容。三、原告诉请被告崔海忠退回2017年春节期间经营利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如上述，****旗舰店资金进出由原告控制，被告崔海忠没有多分利润。2.春节期间，原告已安排员工休息，且快递也暂停服务，Ki****实际上也处于只接单，不发货的暂停运营状态，原告诉请被告崔海忠退回此期间经营利润无事实依据。3．根据原告主张，被告崔海忠所得利润的应当为：（销售收入-成本）×25%，春节期间被告崔海忠分得利润应为（73918元-52500元）×25%=5354.5元，如按原告所称被告崔海忠已经分得50%的营业收入，则被告崔海忠应当退还的金额为73918元×50%-5354.5元=31604.5元。即在该计算方法中，原告也承认了被告崔海忠可以收取50%利润的事实，原告的主张自相矛盾。四、原告诉请被告崔海忠支付其货款48688元及运费7719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2月，原告因诉讼案件被查封公账和支付宝账号，所自2017年2月起****旗舰店的资金周转一直是用被告崔海忠的账户。因支付宝账户被查封，而****旗舰店一直在经营，所有销售收入都不能提现，原告在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没有向被告崔海忠支付任何费用，导致被告崔海忠资金紧张，连****旗舰店的部分运营营费用都是被告崔海忠借支维持。因此，被告崔海忠自2017年2月起就没有向原告购货销售，原告请求被告崔海忠向其支付货款48688元及运费7719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该主张是基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另行提起诉讼主张，对该部分款项的请求应当驳回。五、原告诉请被告崔海忠返还代缴社保费用7241.63元，该费用被告崔海忠已于2017年10月7日以现金方式与原告结清。综上，原告捏造事实，意指损害被告崔海忠合法权益，其请求被告崔海忠赔偿其经济损失236238.58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崔海忠恳请法院查清本案事实，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以维护被告崔海忠的合法权益。被告崔任邦书面答辩称，一、被告崔任邦与被告崔海忠在共同运营****旗舰店期间，受被告崔海忠蒙蔽，在整个合作营运过程中，确实没有和原告进行过利润分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崔任邦由于不懂企业经营，考虑到原告设立了****旗舰店后，网店需要人手运营，而被告崔海忠对网站运营较为熟悉，而且被告崔任邦与被告崔海忠是老乡关系，于是被告崔任邦向原告申请对该网店的经营权，并与原告达成了《委托经营协议书》，并在《委托经营协议书》的基础上，由被告崔任邦与被告崔海忠达成共同合作经营该网店的口头承诺，约定在被告崔任邦所得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分配，各占50%。同时，由于被告崔任邦文化程度不高，对网店经营不熟悉，也出于对被告崔海忠的信任，就将该网店的经营权限全权交由被告崔海忠运营，甚至由被告崔海忠自己的银行卡来绑定该网店的日常经营支出，被告崔任邦自己负责与原告的产品货运对接与客户送货交付等工作，正是由于被告崔任邦自己的大意与无知，根本不知道被告崔海忠损害原告利益，特别是被告崔海忠没有与原告进行利润分配。被告崔海忠在网店平台借钱，利息由原告承担，被告崔海忠自己的网店调取原告的产品进行销售，但不与原告进行结算。被告崔海忠在2017春节期间销售的产品不与原告进行结算等。对于以上事实，被告崔任邦一直被蒙在鼓里，被告崔任邦与被告崔海忠所分取的该网店利润，也是被告崔海忠列好数据，让被告崔任邦签名，由于被告崔任邦根本不知道数据如何计算，也是出于对被告崔海忠的信任，也就签名领取分红了，直到该网店出现状况，被告崔任邦才如梦初醒，愧对原告。对于原告所诉称的受到侵害事实，被告崔任邦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崔任邦与被告崔海忠所签订的《合伙协议》，由于被告崔任邦不懂法，而且被告崔任邦引入被告崔海忠时确实口头约定对被告崔海忠的利益部分合作分成，且各占50%。故此，在被告崔海忠要求补签相关协议时，被告崔任邦出于诚信原则，就与被告崔海忠补签了合伙协议，但被告崔任邦认为《合伙协议》的签订对象是被告崔任邦的利益部分，并非被告崔海忠所认为整个****旗舰店的所有网店权益。被告崔任邦在该网店出现经营状况后，原告对该网店经营进行彻底清查后，被告崔任邦也曾要求被告崔海忠与原告一起进行彻底财务清算，并退回原告的利益部分，但被告崔海忠却翻脸不认人，彻底暴露其丑恶嘴脸，被告崔任邦由于自己的错误与疏忽，让被告崔海忠有损害原告的利益，颇感自责，被告崔任邦也将积极退回自己多分取利益部分给原告。被告崔海忠在答辩期间提起反诉，反诉请求：1.解除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2.原告返还被告崔海忠投资款410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被告崔海忠接受原告的股东崔任邦的邀请，与原告共同合伙经营天猫旗舰店，双方没有签订协议。2013年11月13日，被告崔海忠以原告名义注册ki*****，并以被告崔海忠个人的邮箱、电话等信息绑定旗舰店信息。因ki*****运营需要支付平台保证金50000元及软件服务年费押金30000元，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共同协商各出资41000元，共82000元，多余的2000元用于购置电脑设备。2017年3月5日，被告崔任邦代表原告与被告崔海忠补签《合伙协议》，约定：1.两合伙人于2013年11月26日各出资人民币41000元，共计82000元，各占股50%;2．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2017年11月7日，被告崔海忠、崔任邦双方因对ki*****的经营及财务管理存在较大分歧，双方同意暂停ki*****的运营，被告崔海忠也退出了ki*****的运营。直至目前原告未对ki*****在双方合伙期间的财务进行清算，也未退回被告崔海忠投资款41000元。根据原告于（2018）粤2072民初14825号案和本案本诉中的陈述，其也确认双方合伙关实际已于2017年11月7日起解除。另，根据天猫平台规定，平台保证金和软件服务年费押金属于可退费项目，在旗舰店申请退出后退还。综上，原告应当向被告崔海忠返还投资款41000元。此后，被告崔海忠向本院撤回第一项反讼请求。原告针对被告崔海忠的反诉答辩称，1.对于被告崔海忠在反诉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合伙协议》本身是两被告所签订，与原告无关，《合伙协议》的性质在前案中（2017）粤2072民初***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作出认定，被告崔海忠在前案中没有提出上诉的，原告提出上诉之后也已经作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被告崔海忠要求退回41000元是没有道理的，该款项并非网店的平台保证金及软件服务押金，而是两被告转承包合同的经营保证金，但基于本诉中原告的起诉事实理由，原告认为由于两被告违反了委托经营协议中的规定，损坏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予以收缴，并不退回，原告认为被告崔海忠的反诉请求不成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2月26日，原告古泉公司登记成立，其股东为崔生文、崔任邦，其中崔生文担任法定代表人。2013年11月13日，原告古泉公司在淘宝天猫网络电商平台注册了名称为“****旗舰店”的淘宝天猫网店。被告崔海忠在（2017）粤2072民初***号案件中诉称其为上述****旗舰店的实际股东，与被告崔任邦合伙经营该网店。该案庭审中，被告崔海忠向本院提交2017年3月5日的《合伙协议》、2013年11月2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2017年11月7日的《通知函》等证据以证明其与被告崔任邦合伙经营的事实。经查，2017年3月5日的《合伙协议》载明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约定合伙经营天猫网络平台****旗舰店，具体协议如下：1.崔海忠、崔任邦于2013年11月26日各出资41000元，共计82000元，两人各占股份50%；2.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3.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上述《合伙协议》由被告崔海忠、崔任邦签名确认，并未经原告古泉公司盖章确认。2013年11月2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载明原告古泉公司账户于2013年11月26日收到王雅环支付的41000元，被告崔海忠称其通过王雅环的账户支付合伙投资款。2017年11月7日的《通知函》载明如下内容：“鉴于天猫网络平台****旗舰店股东崔任邦和崔海忠在店铺的经营和财务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股东崔任邦在没有股东崔海忠的同意，也没有清算财务的情况下，私自转走金格仕旗舰店在法院解冻后的款项，后经协商未果。鉴于此，股东崔海忠要求暂停天猫金格仕旗舰店所有业务，进行财务清算。”被告崔任邦及原告古泉公司在该案中对原告诉称其为****旗舰店股东的事实不予确认，原告古泉公司及被告崔任邦辩称****旗舰店是原告古泉公司设立的天猫淘宝网店，原告古泉公司委托被告崔任邦具体负责上述网店的经营，并允许被告崔任邦引入一名合作者参与网店经营，而被告崔海忠则为该名合作者。该案庭审中，原告古泉公司向本院提交2013年11月5日的《委托经营协议书》以证明原、被告三方之间的关系。经查，2013年11月5日的《委托经营协议书》载明原告古泉公司为在网络平台销售产品的需要，拟在天猫网络平台成立****旗舰店，为了更好地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原告古泉公司天猫网店的经营效益，原告古泉公司与被告崔任邦达成如下协议：一、古泉公司委托崔任邦经营古泉公司所有的天猫网络平台网店****旗舰店；二、崔任邦经营****旗舰店的产品，由古泉公司按出厂价提供，****旗舰店销售产品的营业收入，崔任邦应优先按出厂价支付古泉公司的产品成本，营业收入扣除古泉公司的产品成本及该店的运营成本，剩余部分为****旗舰店的经营利润；三、****旗舰店的经营利润，古泉公司、崔任邦双方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古泉公司占50%，崔任邦占50%；四、为了使崔任邦能更有效地经营****旗舰店，古泉公司允许崔任邦引入合作者一起经营该网店，崔任邦引入合作者的，应有义务告知古泉公司备案；五、为了使古泉公司的****旗舰店经营风险的可控，崔任邦应支付捌万贰千元(￥82000元)人民币给古泉公司作为经营保证金；六、崔任邦在经营****旗舰店期间，应维护古泉公司的合法权益，如果崔任邦经营期间损害古泉公司的利益，古泉公司有权无条件地收回崔任邦的经营权并不用退回崔任邦经营保证金，同时追究崔任邦的经营责任及追讨古泉公司的损失；七、本协议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旗舰店结束经营之日止。被告崔任邦辩称其与原告古泉公司签订上述《委托经营协议书》后，因其不懂网店经营业务，故引入被告崔海忠与其共同负责****旗舰店的经营业务，且主要由被告崔海忠负责网店的日常经营业务。该案另查明，被告崔海忠诉称2017年3月20日，原告古泉公司的账户因其他纠纷被法院查封，故在2017年3月24日至账户解冻的2017年11月4日期间，其使用个人银行账户、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为ｋｉ*****垫付款项合共196831.5元。该案庭审中，被告崔海忠向本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记录、支付宝付款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垫付款196831.5元的事实。经查，被告崔海忠所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载明被告崔海忠在上述期间支付吴加玲快递费用合共86320.5元（29608元＋24185元＋17129元＋8783元＋6615.5元）、杨美3Ｃ和解费用2000元及线下偿还浙江网商银行贷款33630元。微信支付记录载明被告崔海忠在上述期间支付产品拍照费用合共2200元（600元＋1600元）。支付宝付款记录载明被告崔海忠在上述期间通过其名称为“ｃｕ****”的支付宝账号合共对外支付71998元，其中偿还阿里贷款公司贷款合共39511元（1230元＋720元＋8230元＋50元＋710元＋380元＋8100元＋700元＋370元＋1330元＋700元＋351元＋1287元＋683元＋6365元＋1330元＋675元＋6300元）、退还罗惠杰邮费28元、退还梅春雷邮费18元、退刘富蓉货款279元，支付其他客户费用合共32162元（71998元-39511元-28元-18元-279元）；此外，支付宝付款记录另载明被告崔海忠通过其“****”的个人支付宝账号在上述期间分别向新飞飞鸿旗舰店、邱琳琳、杨月桃的账号支付218元、445元、20元。该案庭审中，原告古泉公司对被告崔海忠代垫付吴加玲快递费用合共86320.5元、杨美3Ｃ和解费用2000元及被告崔海忠“ｃｕ****”的支付宝账号支付给其他客户的32162元并无异议。对于被告崔海忠向浙江网商银行偿还的贷款33630元及向阿里贷款公司偿还的贷款39511元，原告古泉公司均不确认为ｋｉ*****经营所产生的负债。对于被告崔海忠代退还罗惠杰的邮费28元，原告古泉公司认为实际退还的金额为15元。对于被告崔海忠代退还梅春雷的邮费18元及代退回刘富蓉的货款279元，原告古泉公司均不予确认。对于被告崔海忠通过其“*****”的个人支付宝账号在上述期间分别向新飞飞鸿旗舰店、邱琳琳、杨月桃的账号支付218元、445元、20元，原告古泉公司均不予确认。该案又查明，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被告崔海忠在经营****旗舰店期间，其工资标准为2000元/月，被告崔海忠认为原告古泉公司须支付其在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工资18000元。原告古泉公司辩称，由于其已自2017年2月开始收回****旗舰店的经营权，故被告崔海忠在此后并未再参与网店经营，原告古泉公司无须支付其上述工资报酬。该案庭审中，原告古泉公司所提交的《社会保险费缴费申报明细表》显示其在2017年1月至10月期间一直为被告崔海忠购买社会保险。该案再查明，被告崔海忠诉称根据其估算****旗舰店在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所产生的经营利润为100000元，故被告崔海忠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可取得50000元的分红。原告古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辩称由于原告古泉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查封，****旗舰店在上述期间的经营受到严重的阻碍，故处于亏损状态，不具备分配利润的条件，且根据《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即使被告崔海忠可依据《合伙协议》要求与被告崔任邦分配网店经营所产生的利润，被告崔海忠所应得份额也仅是网店经营利润的25%（50%×50%）。此外，原告古泉公司另辩称被告崔海忠在经营****旗舰店期间，存在以下损害古泉公司利益的行为:1.被告崔海忠存在个人经营网店的事实，且在其个人网店上销售原告古泉公司的产品，期间产生的货款48688元并未与原告古泉公司对账结算。2.2017年1月21日至31日期间，****旗舰店销售产品产生了73918元的产品营业收入，但被告崔海忠在未扣除上述产品成本52500元的情况下，直接将上述73918元作为利润分配，故其多收取的产品利润收入为26250元。3.被告崔海忠在其个人网店销售上述第1项价值48688元的货物期间，要求古泉公司直接发货至其客户，进而产生了7719元的运费成本，该成本应由被告崔海忠承担，现已由原告古泉公司垫付，故该7719元的运费被告崔海忠应予退还原告古泉公司。4.被告崔海忠并非原告古泉公司的正式员工，其社保只是挂靠在原告古泉公司名下，并由原告古泉公司统一缴纳，故被告崔海忠应退回原告古泉公司所缴纳的社保费7241.63元。5.被告崔海忠在经营****旗舰店期间，利用被告崔任邦缺乏网店经营经验的漏洞，不但利用网店名义向天猫平台借款，且将原告古泉公司应得的经营利润进行私分，私分多分利润合共146339.95元，被告崔海忠应向原告古泉公司退回上述多分配的利润。此外，原告古泉公司在该案庭审中向本院提交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经营状况统计表一份，并附相应的运费支付单据、****旗舰店天猫销售明细表、****旗舰店账户统计明细表等以证明该网店在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经营及亏损情况。经查，上述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经营状况统计表由原告古泉公司单方出具，载明上述期间****旗舰店总收入1399672.81元、产品总成本1195239元、运费总成本130148元、天猫运营成本71742.77元、工资成本19351元，但该表并未经被告崔海忠确认。运费支付单据载明被告崔任邦、原告古泉公司在上述期间支付的运费总金额为57788.5元。****旗舰店天猫销售明细表载明该网店在上述期间的销售货物明细情况，但并无相应的产品成本数据显示。****旗舰店账户统计明细表显示该网店在上述期间的账户变动明细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古泉公司依然坚持上述意见，认为被告崔任邦、崔海忠将****旗舰店在2017年1月21日至31日期间的经营成本52500元私分，故应各自向原告古泉公司返还26250元。此外，原告古泉公司在本案中仍坚持认为被告崔海忠在其个人网店销售属于原告古泉公司的价值48688元的货物，并要求原告古泉公司直接发货至其客户，进而产生了7719元的运费成本，该货款及运费成本均应由被告崔海忠承担。此外，原告古泉公司向本院提交统计表、月度统计表、银行流水记录、支付宝账户账务明细列表等证据以证明被告崔任邦、崔海忠实际各自多分利润155775.19元的事实。经查，原告古泉公司所提交的统计表并未任何人员或经营主体签名、盖章确认，载明****旗舰店自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总收入为2130088.11元，产品成本为1580333元、运费成本190248元、天猫运营费用226594.02元、被告崔海忠工资30000元，利润总额为123600.21元，被告崔海忠应收取利润金额为30900.05元，被告崔海忠实际收取利润金额为177240元，故被告崔海忠多收取利润金额为146339.95元。月度统计表为手写内容，载明每月货款、天猫货款、崔海忠工资、运费等项目，但除2017年1月份的月度报表有被告崔海忠及案外人崔淑芳签名确认外，其余月度统计表均无人签名确认。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为原告古泉公司的账户交易往来记录，并未显示****旗舰店的具体资金往来情况。支付宝账户账务明细列表载明****旗舰店的交易往来情况及款项明细，但并无任何人员签名确认。庭审中，原告古泉公司确认上述证据中所显示的产品成本由其单方核算。此外，上述证据并未载明被告崔海忠、崔任邦实际已收取利润的金额，而被告崔海忠对上述证据的均不予确认。本院于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要求原告古泉公司核算清楚****旗舰店在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期间经营所产生的货款、成品成本、运费等准确数据，并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辅证。此后，原告古泉公司于第二次庭审期间向本院提交2015年至2017年2月期间****旗舰店天猫网店总核算及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运费银行流水，但对于产品成本核算依然为其单方核算，且并未附相应的证据以证明产品成本。此外，原告古泉公司及被告崔海忠均确认****旗舰店经营期间财务管理混乱，并未形成规范的会计账簿及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另查明，原告古泉公司及被告崔海忠均对原告古泉公司代被告崔海忠缴纳社保费用7241.63元的事实并无异议。被告崔海忠辩称其已向原告古泉公司支付，但原告古泉公司不予确认，被告崔海忠亦未就此进行举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原、被告双方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原告古泉公司与被告崔任邦、崔海忠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古泉公司于2007年12月26日登记成立。被告崔任邦与原告古泉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载明，原告古泉公司在设立****旗舰店后，将该网店交给了被告崔任邦负责具体经营，并允许被告崔任邦引入其他合作者一起经营该网店。2013年11月13日，原告古泉公司在淘宝天猫网络电商平台注册了名称为“****旗舰店”的淘宝天猫网店。另，被告崔海忠与被告崔任邦在《合伙协议》中确认两人于2013年11月26日起合作经营****旗舰店，故本院认定****旗舰店成立之后，被告崔海忠才自2013年11月26日起参与该网店的经营。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网店并不具备民事商业主体及法律主体资格，其存在只是作为所登记注册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合法经营主体的经营渠道或平台，其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及法律责任由其登记注册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合法经营主体享有或承担。基于以上事实，****旗舰店并不具备合伙企业的性质，其实质为原告古泉公司的经营项目性质，而非被告崔任邦、崔海忠所经营的合伙企业。此外，被告崔任邦在与原告古泉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后，于2013年11月26日起与被告崔海忠一起经营管理****旗舰店，应视为被告崔任邦在接管****旗舰店的经营管理业务后，引入被告崔海忠作为合作者，共同参与经营****旗舰店，并享有相应的报酬及收益。而2017年11月7日的《通知函》，则可视为原告古泉公司已知晓并同意被告崔任邦邀请被告崔海忠参与****旗舰店的经营。基于以上事实认定，被告崔任邦与原告古泉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以****旗舰店网店为经营项目的转包合同关系，即原告古泉公司将上述网店经营项目转包给被告崔任邦负责，由被告崔任邦负责经营原告古泉公司产品在****旗舰店上的销售事宜，所得营业收入在扣除产品成本后，所得利润由发包方原告古泉公司与承包方被告崔任邦各占50%。而被告崔任邦在承包上述经营项目后，则如《合伙协议》所载明内容，自2013年11月26日起与被告崔海忠共同经营上述****旗舰店网店经营项目，故被告崔海忠、崔任邦之间形成了共同经营****旗舰店项目的个人合伙关系。基于以上事实，本院在（2017）粤2072民初***号案件中同样如此认定了原告古泉公司、被告崔海忠、崔任邦三者之间的关系，原告古泉公司及被告崔任邦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被告崔海忠亦未就该事实认定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该事实认定予以认可。因此，本院于本案中再次就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如上认定。二、被告崔海忠、崔任邦是否须各自返还原告古泉公司经营利润。原告古泉公司所主张的上述利润为****旗舰店在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所产生，作为利润统计的重要依据，产品成本必须予以查明。本院认为，因****旗舰店所销售的产品均为原告古泉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故原告古泉公司对于产品成本应负举证责任。庭审中，原告古泉公司用以证明产品的成本的统计表均为其单方制作，并未经被告崔海忠、崔任邦确认，而****旗舰店并无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以佐证上述统计数据，且原告古泉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旗舰店所销售产品成本的合理构成情况，因此原告古泉公司对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旗舰店经营利润的统计缺乏客观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原告古泉公司的举证并未能直接、充分证明被告崔海忠已实际收取的利润金额，因此原告古泉公司以其单方统计的利润总额以及统计表认为被告崔海忠、崔任邦存在多分利润的事实，并要求二者予以返还，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古泉公司诉讼请求两被告各自返还的2017年1月21日至31日期间的****旗舰店经营成本26250元，均为原告古泉公司单方统计所得，并无相应客观、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三、对于原告古泉公司主张被告崔海忠直接调取公司货物在其个人支付宝账户销售而产生的货款48688元及运费7719元。本院认为，如情况属实，则上述款项应属于被告崔海忠与原告古泉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与本案纠纷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原告古泉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被告崔海忠支付。四、对于原告古泉公司代被告崔海忠缴纳的社保费用7241.63元。本院认为，原告古泉公司被告崔海忠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被告崔海忠无须承担为原告古泉公司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故原告古泉公司代被告崔海忠支付上述费用后，其相应的利益亦受损，故被告崔海忠应予返还原告古泉公司上述代缴的社保费用。庭审中，被告崔海忠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古泉公司返还上述费用，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崔海忠并未向原告古泉公司返还上述款项，其应予返还。五、原告古泉公司是否须向被告崔海忠返还合伙款41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与被告崔海忠存在个人合伙关系的为被告崔任邦，原告古泉公司并非为合伙关系当事人，因此被告崔海忠的该项请求应向被告崔任邦提出。根据被告崔海忠所提交的反诉状，其反诉被告为古泉公司一方，并未将被告崔任邦列为反诉被告，且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亦坚持按反诉状主张其权利，因此被告崔海忠反诉请求原告古泉公司向其返还合伙款项41000元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崔海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山市古泉电器有限公司赔偿社保费损失7241.63元；二、驳回原告中山市古泉电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崔海忠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34元，由原告中山市古泉电器有限公司负担7206元（原告已向本院缴纳），由被告崔海忠负担228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崔海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给原告，本院不另收退）。反诉费413元，由被告崔海忠负担（该款被告崔海忠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阮明俞审判员  黄宏图审判员  高嘉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尹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