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26民初1322号原告：格某，女，1974年7月9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原告：乌某，女，2005年3月7日出生，蒙古族，学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法定代理人：格某（系乌某母亲），女，1974年7月9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原告：根敦，男，1940年9月29日出生，蒙古族，退休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峰，扎鲁特旗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乌日额，内蒙古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特某都冷，男，1975年9月3日出生，蒙古族，道老杜苏木政府水利服务站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永胜，内蒙古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格某、乌某、根敦诉被告特某都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任立军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格某及其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峰、乌日额，被告特某都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格某、乌某、根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呼格吉夫治疗、死亡所造成医疗费988元（3294元×30%）、死亡赔偿金244692元（40782元×20年×30%）、被抚养人生活费13326元（25383元÷12个月×42个月÷2人×30%）、精神抚慰金15000元（50000元×30%）、近亲属（3人5天）因处理丧事而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1000元（3000元×30%），各项合计27500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呼格吉夫是原告格某的丈夫、乌某的父亲、根敦的儿子，被告与呼格吉夫是同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近两年来由于被告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白天、夜间，经常打电话约呼格吉夫一起喝酒，多次将呼格吉夫喝醉而引发了原告格某与呼格吉夫的家庭矛盾。为此，呼格吉夫在手机通讯方式里将被告列入黑名单，拒绝接听被告的电话，也不和被告进行联系。2019年9月11日9时25分许，呼格吉夫正在上班时接到特某都古楞（不是被告）的电话，呼格吉夫接听后才发现原来是被告因为无法打通他的电话借用了他人的手机给他打的电话，在电话里被告请呼格吉夫去鲁北人家小区西侧的北大抻面馆里去喝酒，呼格吉夫推脱不过，就骑自己的两轮电动车去了。上菜后被告就和呼格吉夫二人喝起酒来，二人喝至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左右，呼格吉夫已经喝醉，二人散场，呼格吉夫骑上两轮电动车就往家走，在行至鲁北镇方舟苑售楼处门前油路时，由于醉酒操作不当，与道路南侧路灯杆相撞，造成呼格吉夫重型颅脑损伤，颅骨多发性骨折，经扎鲁特旗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鉴于呼格吉夫本身存在过错，原告按全部损失数额30%份额要求被告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特某都冷辩称，原告在诉状中叙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2019年9月11日中午，被告约原告格某丈夫一起吃饭时，我们只喝少量啤酒，我们一起喝酒不长时间格某丈夫在邻桌遇见熟人就离开我桌去另外桌上喝酒，在另外桌上喝了很长时间，一直喝到中午，没再回到我桌，什么时候离开酒桌我不知道，格某丈夫离开饭店时候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在熟人的桌上喝了什么酒，喝了多少，被告全然不知。被告认为，虽然是被告联系格某丈夫前来一起喝酒，但是被告没有强行劝其喝酒，没有强迫性劝酒。格某丈夫呼格吉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应当有足够的认识。被告与呼格吉夫是朋友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且在饮酒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恶意劝酒、灌酒，导致呼格吉夫失去自控能力，陷入危险境地，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呼格吉夫死亡危害结果的确是因喝酒过量导致的，也应当是由另外酒桌上一起喝酒的第三人承担责任，不是由被告承担。被告认为，同志之间一起吃饭、喝酒是社会交往的普遍现象。在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无论关系如何，只要一起端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就产生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悖社会常识，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精神。在本案中，被告与呼格吉夫只喝少量啤酒，不存在使被害人饮酒过量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导致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程度。呼格吉夫离开我桌时十分清醒，因此被告认为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三原告的近亲属胡格吉夫死亡与被告有无因果关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何种比例的赔偿责任；二、原告的各项诉请是否合法，证据是否充分，应否支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原告格某与呼格吉夫系夫妻关系，原告乌某系格某与呼格吉夫之女，原告根敦系呼格吉夫之父，被告特某都冷与呼格吉夫系同学关系。2019年9月11日9时许，被告借用本案证人即特某都古楞手机联系呼格吉夫，邀请他一起共进早餐。当日9时30分许，呼格吉夫应约前到鲁北镇北大抻面馆赴宴。在呼格吉夫未到餐馆之前，被告将菜和酒已经安排完毕，呼格吉夫到餐馆时，酒和菜已经上桌。在呼格吉夫到餐馆前，被告与本案证人先行就餐，待呼格吉夫到餐馆时，因本案证人特某都古楞有事先行离开，在餐馆门前两人相遇。被告与呼格吉夫开始共同在一起喝酒。期间，呼格吉夫与邻桌两人互为敬酒。随后，又与被告一同喝酒。12时许，本案证人特某都古楞又回到餐馆，看到被告和呼格吉夫还在一起，并且发现呼格吉夫言语过多，便独自离开餐馆。呼格吉夫与被告一同吃饭期间，向被告告知去卫生间，相隔40分钟后，被告打电话与呼格吉夫联系，发现呼格吉夫将其电话列入黑名单之中，无法与呼格吉夫取得联系，便独自回家。后被告听朋友说呼格吉夫发生意外。被告在等待呼格吉夫去卫生间的40分钟内，并未到卫生间寻找呼格吉夫。呼格吉夫生前系扎鲁特旗蒙古族民族幼儿园职工，事发时，系其在上班期间与被告共同喝酒。呼格吉夫事发后，在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无效死亡，支出医疗费3294.75元。呼格吉夫发生事故后，经扎鲁特旗公安局对其血液进行了乙醇含量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是：从呼格吉夫血液样本中检出乙醇，乙醇含量为244.11mgml。扎鲁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是：呼格吉夫醉酒驾驶二轮电动车未保持安全车速，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三原告近亲属呼格吉夫因此事故产生的损失及支付的费用为：医疗费3294.75元、死亡赔偿金815640元、被抚养人乌某生活费44420.2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913355元。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受法律保护，其中包括法律禁止行为人实施损害公民生命健康的行为，也包括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处于可能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时，负有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应当采取积极妥善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聚餐饮酒本为情谊行为，但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控制能力下降，饮酒者处于比非饮酒者更容易发生危险的境地，此系一般的社会常识。因饮酒行为系导致这种危险发生的直接原因，故共同饮酒者相互之间应当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参与者应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共同饮酒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于负有注意义务的共同饮酒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饮酒者的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措施保护酗酒者等因素予以确定。根据所查事实，本案被告与呼格吉夫是共同饮酒人且系该酒局组织者，故其应当对呼格吉夫的生命健康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在聚餐过程中，呼格吉夫去洗手间40余分钟未去寻找，其行为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保护义务。因此被告应对呼格吉夫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答辩称，呼格吉夫还与另外两人共同饮酒，其死亡责任应由该二人承担。但其未提供呼格吉夫的死亡与另两人有直接充分因果关系的证据，证人特某都古楞亦未明确说明呼格吉夫与其他两人有劝酒、灌酒等行为，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三原告近亲属呼格吉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在聚餐活动中未能理性控制饮酒量，且其饮酒系在上班期间进行，其本身存在主要过错。综观该起事故起因、过程及结果，被告承担该起纠纷15%责任较为适宜。故对原告合理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特某都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赔偿原告格某、乌某、根敦医疗费3294.75元、死亡赔偿金8156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868934.75元的15%，即130340元；二、被告特某都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赔偿原告乌某被抚养人生活费44420.25元的15%，即6663元；三、驳回原告格某、乌某、根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13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格某、乌某、根敦负担1361元，由被告特某都冷负担13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立军二0二0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庆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