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3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新大唐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飞，河北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多文祥，男，195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多建华，男，197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建，河北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因与被上诉人多文祥、多建华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飞、被上诉人多文祥、多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南皮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927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邮递员在第7项标注未在第4项标注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拒收，该邮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邮递员的标注行为并不能直接否定原债权银行于2011年4月22日向洪铖公司主张过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运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具体到本案中，原债权银行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对沧州洪铖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铖公司）进行催收，而邮递员的标注行为恰恰证明了该邮件经特快递送达给洪铖公司但是因受送达人的行为而被退回，那么文书退回之日应视为送达。原审的认定显然不当，对于债权人未免过于苛刻。二、原审判决关于“原告提交的改退批条可以显示洪铖公司在2011年4月22日并非出于下落不明的状态，故南皮农行于2011年4月27日及5月4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案涉债权属于财政部委托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原债权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原告通过报纸公告进行催收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根据法【2011】144号（2011年3月28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财政部驻各省、自治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此外，根据财政部文12号《财政部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涉诉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2月21日发布）及财政部河北监管局出具的审核证明等可以证实，案涉对被告的债权属于财政部委托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故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第十条规定,即“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认为本案中洪铖公司不属于下落不明，但是该规定的表述还有“但书”部分，即“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即属于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报纸公告的情形。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债权银行于2011年4月27日和5月4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三、原审判决并未就上诉人的全部观点和论述进行阐释，上诉人的其他观点同原审的庭审意见及代理意见。 多文祥、多建华辩称：一、本案上诉人之诉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农行南皮支行与洪铖公司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其还款期限至2000年5月30日，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02年5月31日。农行南皮支行最早于2007年5月26日向洪铖公司送达过《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09年5月7日又送达过一次。两份通知书洪铖公司经办人仅签署了“己收到你行签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没有签署如何还款的意思表示。至此，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达五年之久，其超过诉讼时效后的催款通知，己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告方之后的报纸公告亦不能形成新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上诉人丧失了胜诉权利。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应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十四条规定“本规定实施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该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由此可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规定是相抵触的，应以法释（2008）11号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为准。洪铖公司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只能形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由于本案2007年5月26日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时已丧失诉讼时效期间近五年之久，所以己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更进一步否定了（法释（1999）7号）批复的关于“视为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的适用。尽管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但其判决书确认《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的观点，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三、邮件改退批条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首先，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4月22日的邮件改退批条是复印件，不是原件，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邮件改退批条的真实性，所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这一点一审判决忽略了，答辩人在此必须强调。其次，《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本案邮件改退批条上没有注明收件人身份，不能证明该邮件送达给了法律规定的适格收件人。第三、邮件改退批条上第四项为“收件人拒收”，而该邮件改退批条上加注的是“收件人拒办此业务”，如收件人不是法定的收件人，是一名车间工人或临时工，他就确实无权拒办此业务的。所以该邮件不是法定收件人拒收，不应按收件人拒收视为送达认定。第四、本案2002年5月31日诉讼时效届满，邮件改退批条己毫无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毫无意义。四、上诉方的公告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四）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才可以在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洪铖公司是2011年9月5日办理的工商注销，工商注销后洪铖公司管理人员为处理遗留问题又在公司工作了达两年之久。农行南皮支行明知洪铖公司正常经营，公司有人，并非下落不明，却于2011年4月22日和同年5月4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显然其公告催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徒劳无效，上诉人以处理不良贷款的司法解释和部门文件，辩解不良资产转让之前农行南皮支行的违法行为是非常错误的。本案无论是注销前的洪铖公司，还是二答辩人均与南皮支行近在咫尺，有确切的住所地等通讯信息，连上诉人都能详细的知道二答辩人的住所地、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信息，所以本案不属于一方下落不明的情形，农行南皮支行、农行沧州分行、河北资产公司的所有在报纸发送的催收、转让债权的公告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况且本案上诉方早已丧失诉讼时效。五、其他答辩意见详见一审答辩状和代理词，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并非答辩人赖账不还，答辩人收购洪铖公司时，洪铖公司的几百万的借款答辩人都一一还清，绝不差这几十万。关键是收购洪铖公司时，原股东确实没有向答辩人交代这笔借款，农行南皮支行也从没有催要过这笔借款，如法院判决答辩人偿还借款及巨额的利息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农行系统是2016年9月26日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河北资产管理公司的，农行南皮支行怠于主张债权达十六年之久，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利。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 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2、依法判令原告对南工商企动抵登99字第025号《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证》项下动产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对事实及证据的认定：1、原告提交了九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即1999年6月8日的借款借据、借款合同、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证及抵押物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在收购洪铖公司时该公司并未交待该笔借款，对该笔借款不知情。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2007年和2009年的两份《催收通知》及第四组证据即2011年4月27日和2011年5月4日的报纸催收公告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组证据中的2011年4月22日的快递改退批条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认为2007年的《催收通知》距离贷款到期日已近7年，已超诉讼时效，且洪铖公司于2011年9月5日注销，洪铖公司于原告提交的两份报纸催收公告发布时并非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因此，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3、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其它证据均发生在超过诉讼时效之后，且洪铖公司于该几组证据产生之前已注销，对其它几组证据均有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被告的举证及当庭陈述，本案应为借款合同纠纷而非追偿权纠纷，诉讼时效是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南皮农行与洪铖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借款到期日为2000年5月30日，南皮农行分别于2007年5月25日、2009年4月25日向洪铖公司发出了《催收通知》，洪铖公司分别于2007年5月26日、2009年5月7日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洪铖公司于2007年5月26日在《催收通知》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自2007年5月26日开始重新计算，之后洪铖公司于2009年5月7日签字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南皮农行于2011年4月2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洪铖公司发送《催收通知》，邮件“改退批条退回原因”栏为“7、其他，收件人拒办此业务”，而第4项为“收件人拒收”，故邮递员在第7项标注未在第4项标注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拒收，该邮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只有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形，才适用刊登公告的方式。原告提交的改退批条可以显示洪铖公司在2011年4月22日并非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南皮农行于2011年4月27日及5月4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沧州农行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时间为2011年9月27日，距2009年5月7日已经超过当时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被告多文祥、多建华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及一、二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9年6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南皮县支行（以下简称南皮县支行）与洪铖公司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8年6月7日至2000年5月30日止，月息约定3‰，逾期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利息。洪铖公司抵押其价值44.9万元的机械设备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洪铖公司未能按期偿还该借款，南皮县支行分别于2007年5月25日、2009年4月25日向洪铖公司发出了《催收通知》，洪铖公司分别于2007年5月26日、2009年5月7日在通知书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2011年4月22日南皮县支行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洪铖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退回，邮政回单上注明：“收件人拒办此业务”；2011年4月27日南皮县支行在河北经济日报发布催收通知；2011年9月27日、2013年9月17日、2015年9月14日农行沧州分行在河北日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2016年9月26日农行沧州分行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农行沧州分行和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在河北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向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该公告中明确载明：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履行相关义务。2018年10月8日，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在河北经济日报上发布债权资产催收暨处置公告；2019年1月22日，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出具债权转让证明，证实2018年12月28日，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包含涉案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上诉人。2019年1月29日河北省资产管理公司与上诉人联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以上在报刊上刊登的所有公告，被公告人均为“沧州洪铖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洪铖公司于2011年9月份注销登记。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本案涉案借款合同于2000年5月30日到期，到期后洪铖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南皮县支行于2007年、2009年分别进行了催收，洪铖公司对催收通知书进行了签收，2011年4月22日南皮县支行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洪铖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退回，邮政回单上注明：“收件人拒办此业务”，虽被上诉人提出该单据是复印件，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证实此邮件回执的真实性，故对此证据应予以确认。通过该邮件回执单能够证实洪铖公司收到了该催收通知，能够证实南皮县支行2011年4月22日向洪铖公司进行了催收，该邮件的催收能够产生涉案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4月22日之后重新计算。上诉人关于邮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观点，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关于“邮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的认定错误。 银行的催收邮件被退回，记载是洪铖公司拒绝办理该业务，并非未收到该邮件，通过该邮件退回不能证实洪铖公司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南皮县支行和沧州分行自2011年4月22日后直接向洪铖公司进行过催收行为，所提供的证据只是证实于2011年9月27日、2013年9月17日、2015年9月14日在报刊上刊登催收公告，故银行的催收行为不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至2011年4月22日之后两年届满。南皮县支行和沧州分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进行合法有效的催收和追要，故本案债权在转让之前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关于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第十条“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规定的主张,因该条款明确是“债权转让的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情形，而本案南皮县支行和沧州分行不是债权转让，只是债务催收。在债务人并非下落不明的状态下，未进行直接催收，仅在报刊上刊发催收公告，且该公告并非债权转让公告，故上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审法院认定南皮县支行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深圳新大唐阜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王兰英 审判员  潘艳辉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肖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