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光伦，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德游，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百里西路工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043156846。 法定代表人:林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在选，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苍南县，现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罗济辉，男，197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丹县。 上诉人冯光伦因与被上诉人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吴在选、原审第三人罗济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光伦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系合同有效的合同，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定性不当，据此所作出的本案原审判决显失公正。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原审请求确认自己与两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日所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以下称“合同书1”）无效，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请求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明确且充分。第二，上诉人原审请求确认以上“合同书1”为无效合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情况是这样的，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以上“合同书1”之后，于2017年5月17日与本案第三人罗济辉签订了一份《采掘施工合同书》（以下称“合同书2”），上诉人将与两被上诉人承包的矿山井下巷道工程施工全都转包给第三人罗济辉，该“合同书2”的所涉及的内容与以上“合同书1”也完全一致，后因第三人罗济辉在履行以上“合同书2”时达不到“合同书2”约定的施工要求，第三人罗济辉与上诉人因施工费的问题发生诉讼纠纷，第三人罗济辉在金城江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释明后知道按以上“合同书2”的约定，因其严重违约，其起诉请求施工费断然不能得到法院一分的支持，后罗济辉撤诉后又第二次向金城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以上“合同书2”无效，要求上诉人和两被上诉人赔偿其五十多万元的工程款，后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桂1202初1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罗济辉（本案第三人）与冯光伦（本案上诉人）于2017年5月17曰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书》（本案“合同书2”）无效；2、冯光伦支付给罗济辉工程款426637元及利息；3、由冯光伦返还罗济辉押金10万元……。后上诉人不服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两被上诉人没有上诉），经过二审法官多次努力的说服下，上诉人才签字同意调解（包括第三人罗济辉及两被上诉人都有签字同意），同意先由上诉人按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8）桂1202初1341号民事判决书履行判决义务，其他问题（包括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的合作或追偿赔偿等）先由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庭外协商处理（因当时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仍是合作关系），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桂12民终1712号民事调解书，上诉人已全部履行完毕，支付了五十多万元给第三人罗济辉。而今，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本案（2019）桂1202民初249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定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17日所签订的《釆掘生产劳务合同书》（本案“合同书1”）系合法有效的合同，这与该院于2018年18月30日作出已生效且履行完毕的（2018）桂1202初1341号民事判决书所作出的判决认定结果完全相反。相同的事实情况，相同的法律关系，且存在紧密连接的两个法律事实，一个法院却在相同时期的法律背景下作出完全相反的判决认定，而且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这实在是令人无解！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守约守法的上诉人变成无辜又无援的受害者，如不予以纠正，势必导致法治、公平、正义最终难以实现。第三，需要补充说明的一个情况是，本案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吴在选均承认他们对本案合同书所涉的矿山井下巷道项目早已没有承包或转包权，先是被上诉人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在法庭陈述，其与本案案涉矿山所属单位（河池市五吉有限责任公司）的联合勘探合同早在2012年已到期，之后该合同没有再续签，其对该矿山工程没有承包经营权，也并未授权被上诉人吴在选代表公司签订本案案涉合同；被上诉人吴再选也向法庭陈述，其陈述的情况跟被上诉人温井公司的情况一样，另外他还说，2012年之后他也不再是温井公司该项目的负责人了，也未再得到公司授权，他在本案合同书上的签字是其个人行为，本案合同书上被上诉人温井公司项目部的公章不是公司盖的，也不是他盖的。就凭两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的以上事实（被上诉人温丼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定了以上的事实），基于以上查明的事实情况，被上诉人吴在选还有权转包（或承包）以上案涉矿山井巷工程项目承包或转包权吗？那被上诉人吴在选与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的本案《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还应当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吗？本案原审法院却不顾及事实和法律前提，盲目认定本案以上《釆掘生产劳务合同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显然是忽略了这一关键重要的客观事实，有悖法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希望上级人民法院能明察秋毫，依法主持公道，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在选、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济辉未发表陈述意见。 冯光伦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无效；2、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履行以上合同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545887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日，被告吴在选（甲方）与原告冯光伦（乙方）签订了《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合同约定“……根据河池五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吉公司”）与“温州矿山井项工程有限工程”签订的《矿山联合勘探合同书》，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订立本合同。一、劳务概况：1、生产地点：广西河池五圩镇；2、工程项目及施工范围：井下平巷、斜井、水仓、掘进、探（采）矿等。二、劳务方式：甲方负责指挥和监督，乙方负责投资和施工。甲方提供现有的所有机械设备给乙方使用，不足部分由乙方自行购置。合同终止后，置于井下的属甲方所有，置于地面还未用过的属乙方所有。承包期内机械设备一切维修费用由乙方负担。三、劳务期限：本合同的劳务期限暂定两年，没有特殊原因（如有违约情况），同等条件乙方有优先权，在合同期限内因“五吉公司”原因和原《矿山联合勘探合同书》终止或国家政策及监管部门等原因造成的除外。……五、劳务分配1、乙方在生产过程中，掘进平巷、斜井时，甲方补偿乙方每米肆佰元整（人民币400元整）。沿脉（矿脉小于50cm甲方补偿乙方每米200元整）。2、生产的矿石由“五吉公司”统一收购，并按“五吉公司”规定的办法结算，扣除税费和“五吉公司”分成后，剩余部分按比例分成：甲方占70%，乙方占30%。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被告吴在选在甲方处签字，原告冯光伦在乙方处签字。之后，被告吴在选又在合同末尾处手写“因停工原因，原合同继续生效至2020年9月30日吴在选。” 2017年5月17日，原告冯光伦（甲方）与第三人罗济辉（乙方）签订了《采掘施工合同书》，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位于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花洞矿的采掘施工承包给乙方，掘进总工程定为两千米，单价为每米人民币3100元（含水电费等一切费用、不含税价），最终工程量以实际完工为准。原告冯光伦在甲方签字处签字，并加盖了矿山工程公司驻河池五吉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第三人罗济辉在乙方签字处签字确认，并分别注明时间。 第三人罗济辉在履行《采掘施工合同书》过程中，与被告矿山工程公司、吴在选及冯光伦产生纠纷，于2018年6月6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书》；2、判令矿山工程公司、吴在选及冯光伦向罗济辉支付工程款595350元，押金10万元，利息35271元等。该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桂1202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后，冯光伦上诉至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该院作出（2018）桂12民终1712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上诉人冯光伦支付被上诉人罗济辉45万元，双方了结本案纠纷，其中，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剩余25万元在2019年4月5日前支付；二、如上诉人冯光伦未能按第一条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其应支付的款项，则视为违约，其同意支付的金额变为526637元（其中426637元计付利息起算点为2017年6月18日，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原审案件受理费114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00元减半收取3850元，共计15281元，由上诉人冯光伦负担。”调解书生效后，原告冯光伦向第三人罗济辉支付了50万元，并支付了7819元的二审的诉讼费。原告冯光伦在支付了第三人罗济辉上述费用后，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2014年10月1日原告冯光伦与被告吴在选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的合同。故原告请求本院确认2014年10月1日其与被告吴在选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为无效合同，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告主张因其履行与第三人罗济辉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书》而支出的相关费用545887元，系因履行本案《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所造成的损失，进而要求被告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冯光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9元（原告已预交4629元），由原告冯光伦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争议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的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二、上诉人的损失当如何认定？ 关于合同性质及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双方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名为劳务合同书，但是，从合同的背景、目的、内容来看，首先，被上诉人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与河池五吉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矿山联合勘探合同书》，对双方联合坑探探矿事宜进行了约定，而本案争议的合同系根据前述《矿山联合勘探合同书》而签订，但是，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目的来看，双方约定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探矿事宜，而是存在以探代采、边探边采的情形。2、冯光伦的合同对价并非以工作量来衡量，而是以所采掘出来的矿产品与冯光伦三七分成，再结合吴在选与罗济辉另案约定的平巷单价为2800元/米，对比本案合同约定掘进平巷、斜井补偿400元/米的单价，可知，本案冯光伦与吴在选追求的并非是单纯的掘进巷道工作量，而是追求出矿量，不是单纯的劳务承包问题，而是以劳务合同之名行采矿之实。3、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包括井下平巷、斜井、水仓掘进及探采矿等，该内容涉及了需要建设资质才能进行的巷道施工以及进行矿产采掘。综上所述，本案《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书》名为劳务合同，但冯光伦的工作内容实质为采掘工程承包，合同书实为采掘工程承包合同，而非一般的劳务承包合同。原审认定本案争议的合同为劳务承包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各方当事人并未取得采矿许可,探矿许可，冯光伦亦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采掘生产劳务合同》无效。 关于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采掘生产劳务合同》的甲乙双方是吴在选、冯光伦，虽然过后合同上加盖有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驻河池五吉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公章，但不能得出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也是本案争议合同当事人的结论。在冯光伦与吴在选签订的《采掘生产劳务合同》中约定，冯光伦掘进平巷、斜井时，吴在选补偿冯光伦400元/米，沿脉的矿脉小50CM时补偿200元，同时约定生产的矿产在扣除税费后，剩余部分按三七开分成，而冯光伦与罗济辉签订的合同则约定掘进单价为2800元/米。本案冯光伦赔偿罗济辉的工程款实际是罗济辉掘进316.7米的合同对价，该工程款已经固化为316.7米的巷道掘进量，而该工程量属于冯光伦与吴在选之间《采掘生产劳务合同》的履行部分，不属于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根据冯光伦与吴在选之间《采掘生产劳务合同》的约定，吴在选补偿的掘进巷道金额加上冯光伦矿产品的分成，扣除采掘成本（给罗济辉的工程款等）后，剩余部分即为冯光伦在本案的利润。但如果在扣除成本（给罗济辉的工程款等）后，冯光伦仍处于亏损状态的，则该亏损额属于正常的商业投资风险，不属于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换言之，无论本案争议的合同是否有效，冯光伦仍有支付罗济辉工程款的义务，冯光伦不能将自己应当对罗济辉履行的合同义务当成本案的损失，该款项的支付与本案合同是否有效没有因果关系。故冯光伦在本案主张其已经支付给罗济辉的工程款426637元属于本案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无效后，吴在选收取的押金100000元应当返还冯光伦。罗济辉诉冯光伦（2018）桂1202民初1341号所产生的受理费11431元、执行费并超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的范围，也不是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损失。综上所述，吴在选在本案应当支付给冯光伦押金100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冯光伦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490号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吴在选退还上诉人冯光伦押金100000元； 驳回上诉人冯光伦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9259元，上诉人冯光伦负担7563元，被上诉人吴在选负担16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59元（上诉人冯光伦已经预交），由上诉人冯光伦负担7563元，被上诉人吴在选负担1696元。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审 判 员 吴利萍 审 判 员 黄忠任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莫庆录 书 记 员 曹敏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