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民再1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涿州市开发区万达工业园润禾街西。 法定代表人：荆兰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吉成，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丽，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威，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晓娜，河北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荆兰锋，男，196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丽，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迪公司）与被申请人郑威、原审被告荆兰锋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冀0681民初3988号民事判决。判后昌迪公司、荆兰锋不服，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9）冀06民终字59号民事判决。判后昌迪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冀民申46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昌迪公司、原审被告荆兰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丽，被申请人郑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晓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迪公司申请再审称：1、郑威与我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其并非录音证据中的被补偿主体，原审法院认定其为“适格原告身份”的基本事实错误。录音中所提到的私下给予补偿，是指给予郑威所代表的文信公司补偿。其“私下”是两家合作公司通过昌迪公司不分配部分合作利润或降低合作公司账面分配数额，从而达到不在最终结算账面体现的意思。而非私下给予郑威个人补偿。2、本案录音证据被人为剪辑摘录，是存有重大疑点的瑕疵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基本事实的判决依据。本案录音证据不但形成时间2016年1月18日，远早于双方所代表的昌迪公司和文信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所形成的《互相欠款明细》，而且该录音证据被人为掐头去尾，仅摘录了对被申请人有利的部分内容，删除了对于被申请人所代表的文信公司给予补偿是需要在双方合作分配利润942万的前提条件的前部分内容。原审法院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存在重大疑点的录音证据，且违反通常人经验认知和逻辑观念。3、谈话录音中所提到的让利补偿，昌迪公司已经在与文信公司的清算过程中，通过对部分利润额不做分配（降低分配利润数额）的方式，让利补偿给了文信公司。涿州文信公司制作的《2015年9月至12月文信公司运营情况汇总》，双方合作期间的毛利为9429239.32元，而根据涿州昌迪公司与涿州文信公司最终对账形成的《互相欠款明细》中善于可分配数额的来源，双方可分配数额已经变更为：7672071.18元。双方的最终结算依据应当以双方最后形成的《互相欠款明细》为准，方符合通常人的观念认知和正常逻辑。 郑威辩称：1、我起诉昌迪公司主体适格。首先，2016年1月18日的录音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对此认可，是我们在一起的谈话。从录音中可以看出，荆兰锋的每一句话都是说补偿给我的，没有说是给文信公司的。其次，我只是文信公司的业务经理，并非法定代表人，是因为我在双方公司合作期间的贡献大，昌迪公司才决定给我一百万元的补偿，正是在此前提下，两公司才达成了2016年3月16日的互相欠款明细。最后，在昌迪公司诉文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文信公司是提出过反诉，但涿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另外（2018）冀068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也让我另诉，这些足以认定，我是作为原告主体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2、我起诉昌迪公司有事实依据。首先，2016年1月18日的录音及摘抄材料的真实性，荆兰锋是认可的。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在一审法院的庭审过程中，双方及法官全程听取了该录音资料，昌迪公司对其真实性并没有提出异议。昌迪公司即使提出疑问，其应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如果没有，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录音资料的证明力。且该录音资料未被剪接和伪造，内容也未被改变，不存在疑点，原审法院认定其效力，没有任何问题。其次，录音材料是昌迪公司明确给我补偿一百万元，与2016年3月16日的清算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昌迪公司不应混淆法律关系及主体资格。 郑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00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昌迪公司与文信公司，均是从事物探设备及配件生产、销售、租赁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文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赵芳，与本案原告郑威系夫妻关系。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昌迪公司与文信公司进行合作经营，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文信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赵芳拟任合作公司法定代表人，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拟任合作公司董事长，但该合作公司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口头约定文信公司占股份51%，昌迪公司占股份49%，合作期间仍以文信公司名义进行生产经营，经营期间文信公司将生产设备运至昌迪公司厂区生产，文信公司负责人为郑威。合作经营期间，因双方产品销售领域与销售渠道不同，文信公司销售利润明显高于昌迪公司，而且差异较大。2016年1月18日，文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芳与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就两公司合作经营期间账目的清算及利润分配进行协商。文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芳提出两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因文信公司销售额和利润明显高于昌迪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郑威一直负责两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原文信公司的实际经营，其本人要求昌迪公司单独补偿给其（即原告郑威）100万元，接受这个条件，文信公司及郑威则同意共同计算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并按文信公司占51%、昌迪公司占49%的比例进行分配；如果不同意这一条件，文信公司则要求与昌迪公司分别单独计算合作经营期间的销售额及利润，即录音证据中的各算各的，也就是谁挣的谁拿走，而且不同意最终被按文信公司占51%、昌迪公司占49%的比例对全部利润进行分配。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在谈话时答应了文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芳的要求，双方组织财务人员对账目进行清算。2016年3月16日，双方就清算达成一致意见并最终形成互相欠款明细，该欠款明细备注中载明，原文信欠昌迪的1051045.81元包括216500元（216500元不确定待议，协商解决），文信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赵芳在该欠款明细下方手写内容如下：欠昌迪货款2017年3月10日前还清。清算过程中，文信公司与昌迪公司全程参与，清算财务人员亦经双方确认。另查明，昌迪公司曾起诉文信公司，涿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冀0681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6民终141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2017）冀0681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还涿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涿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冀068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判令文信公司给付该案昌迪公司利润款834545.81元。该案重审过程中，该案被告文信公司曾就本案原告郑威主张的100万元补偿问题提出反诉，涿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冀0681民初2547-2号民事裁定，认为郑威与昌迪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该案不属于同一性质法律关系，驳回了文信公司的反诉。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文信公司与昌迪公司合作经营已经双方组织财务人员进行清算，并最终达成互相欠款明细，该明细为合作的双方对于两公司合作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全部账目的清算及利润分配的最终约定。本案审理过程中，曾就郑威提交的录音中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最后利润这块他做的利润到时候我给他”、“郑威做的这块我给他”、“他多做的这块我私下得给他”等内容对昌迪公司、荆兰锋进行询问，二被告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该内容是指合作期间两个企业间的销售差额。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确认被告承诺对原告进行补偿的合理性，结合该录音证据的其他内容，进一步说明本案被告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对原告郑威进行补偿的承诺是双方就两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对经营账目进行清算并按文信公司占51%、昌迪公司占49%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的前提条件。现双方已就合作经营期间全部销售额及利润进行最终清算并按文信公司占51%、昌迪公司占49%的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故郑威要求昌迪公司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荆兰锋作为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对郑威进行补偿是职务行为，郑威要求荆兰锋承担支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告抗辩称昌迪公司与文信公司在清算过程中向文信公司让利不止1000000元，但双方最终达成的互相欠款明细中并未体现被告向文信工司让利，也没有体现对原告的补偿款1000000元已在清算时已从被告昌迪公司所应得利润款中扣除补偿给文信公司或原告郑威；被告另辩称即使应该支付给原告补偿也应由合作公司支出，但在双方最终达成的互相欠款明细中并没有任何体现，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威支付补偿款100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该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该院予以认可。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昌迪公司因与文信公司合作期间的利润分配问题，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文信公司依双方的结算账目，给付昌迪公司款项，此案业经本院作出（2018）冀06民终7009号民事判决，确认了文信公司给付昌迪公司投资及利润共计834545.81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在该案中文信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昌迪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对郑威承诺补偿100万元，抵顶所欠昌迪公司的款项，一审法院以郑威与昌迪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上述案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文信公司也非适格主体为由，驳回了文信公司的反诉请求。为此，郑威作为一审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昌迪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荆兰锋给付其补偿款100万元。该院认为，被上诉人郑威、上诉人荆兰锋作为诉讼主体，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郑威所诉内容与该院（2018）冀06民终7009号案，虽具有关联性，但诉讼主体不同，且以所在公司名义提起反诉被一审法院驳回。所以，被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与（2018）冀06民终7009号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上诉人昌迪公司认为诉讼主体不适格，且属于重复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荆兰锋承诺给付其补偿款100万元录音资料，法院能否采信问题。该院认为，该录音内容清晰、连贯、完整，上诉人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录音是荆兰锋被胁迫的情况下录制，内容是荆兰锋的戏谑行为，且该录音内容与昌迪公司、文信公司合作经营情况、以及二公司的决算情况、清算协议相互印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确认荆兰锋作为上诉人昌迪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对被上诉人郑威进行补偿的合理性，一审法院判令昌迪公司补偿被上诉人郑威1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院应予以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昌迪公司、荆兰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荆兰锋共同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原审定案的证据是一份录音资料。昌迪公司认为，该录音资料内容繁杂，意思表达不清晰，且内容不全面，遗漏了对于郑威所代表的文信公司给予补偿是需要以双方合作分配利润是9429239.32元为前提条件的前部分内容。经查，郑威承认2016年1月18日那天和荆兰锋沟通了一个多小时，而该录音资料是只有27分钟，因此该录音资料不能反映双方沟通的全过程，郑威以此主张1000000元补偿款，证据不足。另外，文信公司在原审阶段提供的《2015年9月至12月文信公司运营情况汇总》反映出双方合作期间的毛利为9429239.32元，而根据昌迪公司与文信公司最终对账形成的《互相欠款明细》，双方可分配数额已经变更为：7672071.18元，可分配利润减少了1757168.14元。以上情况也佐证了昌迪公司所称该减少的利润实际是在账面上已经给予了文信公司和郑威补偿的主张，郑威个人再要求昌迪公司支付补偿款，无事实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昌迪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字59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681民初39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郑威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共计27600元，由郑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威 审判员 李俊杰 审判员 孟 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蔡静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