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345号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顺通大道第三财富中心****。法定代表人：张波，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吴天星，云南建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邱流保，男，生于1976年12月29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白明义，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正武，男，生于1980年11月24日，汉族，云南省武定县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委托代理人：李连平，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邱流保、张正武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帅相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天星、被告邱流保及其委托代理人白明义，被告张正武的委托代理人李连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连带偿付原告垫付的医疗费、赔偿款及原告因本事故产生的罚款共计108873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4月25日与云南旺立达煤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中扬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约定原告承建云南旺立达煤业有限公司选煤车间土建工程。2016年11月16日，原告授权委托的行政管理人员代富奇与被告张正武签订《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约定张正武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制作、安装等工程，若发生安全事故，由张正武负责的事实。2016年12月11日，原告授权委托的行政管理人员代富奇与被告邱流保签订《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合同》，约定邱流保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煤矿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工程，若发生安全事故由邱流保负责。2017年1月11日上午11时许，在组装钢架的过程中，邱流保在吊装过程中，因吊车钢绳断裂，所吊钢架砸伤张正武雇佣的工人刘某，原告为此支付刘某医疗费166230.00元、并被彝良县安监局处以10万元罚款。2017年11月17日，昭通市人社局作出昭人社（2017）11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2019年10月15日，原告与刘某经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由原告支付刘某赔偿金822500.00元。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已约定安全事故责任由被告承担，本案系被告邱流保操作不当致被告张正武雇佣的工人受伤，该安全事故的责任应该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因刘某受伤的安全事故支出的医疗费、赔偿款及罚款应该由两被告偿还给原告。被告邱流保辩称，本案中原告不享有对被告邱流保的追偿权。事实理由：1、本案不具有法定的追偿情形，原告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没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后可进行追偿。2、原告与被告邱流保之间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被告邱流保承担安全责任，但刘某主张的是用工主体责任，不是按合同中约定主张的相关赔偿责任。3、原告主张的行政罚款，系自身违法行为承担的责任。4、原告主张追偿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混同在同一案件中主张。5、原告是否已实际赔偿刘某，应当予以查明。被告张正武辩称，原告对被告张正武的所有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事实理由：1、原告没有实际支付了刘某赔偿，丧失进行追偿的基础。2、被告张正武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被告张正武与案外人代富奇签订合同，原告主张代富奇是其委托代理人没有充分证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不能向被告张正武主张追偿。即便代富奇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但所签订合同属无效合同，原告依合同主张追偿无法律依据。3、被告张正武与刘某之间无雇佣关系，被告张正武与代富奇之间签订合同后，又将相关承包事项转让给了案外人张厚伦，张厚伦承包案涉工程后雇用了刘某，被告张正武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某系第三人操作不当钢架脱落砸伤，其实际的侵权人是邱流保，张正武不是侵权人，不应对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向实际的侵权人进行追偿。4、原告主张的罚款系因自身违法行为导致，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2.《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张正武于2016年11月16日签订合同，约定张正武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制作、安装等工程，若发生安全事故，由张正武负责的事实；3.《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合同》，用以证明合同约定邱流保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煤矿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工程，若发生安全事故由邱流保负责的事实；4.彝良县人民法院（2017）云0628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昭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602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承建彝良县小发路煤矿相关工程后，委托代富奇代表该公司完成全部相关工程项目工作。原告将钢结构输送架吊装业务、加工安装工程转包给两被告，刘某系张正武雇佣工人的事实，代富奇系原告委托代理人的事实，在昭阳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行政判决书中已确认。5.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云劳人仲案字（2019）920号仲裁调解书，用以证明原告因刘某受伤的安全事故支付166230.00元医疗费、822500.00元赔偿金的事实；6.《安全生产事故处罚决定书》、《云南省罚没收入专用收据》，用以证明因刘某受伤的安全事故，原告被彝良县安全生产管理局处罚10万元的事实；7.彝良县安监局出具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系邱流保。8.官渡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收保管款通知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向刘某支付工伤赔偿款822500.00元。经质证，被告邱流保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合同证明原告将工程承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原告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3说明原告主张追偿混同了不同的法律关系；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说明原告已实际履行了赔偿义务；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7“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该事故的发生不是被告邱流保的钢绳断裂导致,断裂的钢绳不属于邱流保，吊车钩子以下的绳子不属于邱流保，吊车钩子以上的刚绳才是属于邱流保;对证据8无异议。被告张正武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该合同是张正武与代富奇签订，原告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原告不能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该合同中明确了合同甲方是代富奇个人，即使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中应明确合同甲方是原告。该份合同中也明确了代富奇承包中扬能源的工程，没有说明代富奇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合同中签字也由代富奇个人签字捺印，合同组成中该合同中也没有原告授权代富奇的委托书。在事故发生前，被告张正武不知晓工程是原告发包的；证据3质证意见与被告邱流保一致；证据4中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民事判决中只确认案涉输送架吊装合同中代富奇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没有确认案涉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中代富奇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民事判决中原告在该案中辩称公司与被告不具有合同关系，原告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该案中的答辩意见与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行政判决书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中在被告张正武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与被告张正武有利害关系的事实进行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判决书是不合法的。且行政判决中刘某陈述内容中刘某没有直接认可其是张正武雇佣，该案中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张正武雇佣刘某；证据5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5系原告与刘某进行调解达成的协议，是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调解有可能存在损害该调解案件外的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证据内容中也没有证明原告实际支付了赔偿款；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罚款是原告自身行为导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无异议。原告认为，仲裁院的调解书达成的协议，该案中刘某是二级伤残，从赔偿刘某的角度，协议的赔偿金额不存在损害案外人利益的问题。证据7系是行政机关调查后出具的，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被告邱流保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9.彝良县安监局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施工现场原告方没有现场监理、安全指挥员等工作人员在场，原告存在重大过错。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中马庆平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中陈述现场有专人现场监督，邱强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有现场监督人员，被询问人中刘云的身份是小发路煤矿的总监理，该证据说明现场有监督人员。被告张正武认为，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说明实际的侵权人是邱流保。被告邱流保认为，原告只是对其中部分提出意见，整个调查笔录是一个整体。另外，本案与侵权事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邱流保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被告张正武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0.《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用以证明该合同中代富奇系合同当事人，代富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云南帅相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主体不适格，且合同也未约定原告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后可向张正武追偿或要求补偿；11.昭人社工（2017）11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云劳人仲案字（2019）920号仲裁调解书，用以证明刘某受伤系邱流保所负责的钢绳断裂钢架掉落所致，且已由相关行政部门认定属于工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相关工伤赔偿责任，原告与刘某的调解中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原告自愿达成，各方未提出异议，具有法律效力且已生效。张正武不是用人单位及侵权人,原告向被告追偿既无事实依据，亦无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张正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行使追偿权居于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代富奇是原告的代理人，原告可进行追偿。被告邱流保认为，证据10不能证明被告张正武的证明目的，张正武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由相关法律文书确定；证据11的质证意见与对原告出示的相同内容证据的质证一致。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2.2020年6月12日对刘某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是：在小发路煤矿出事以后，住院治疗过程中，我先被送到彝良县人民医院检查，彝良县医院不能接收，所以转院到昆明，对方垫付医疗费16万元。这些钱是代富奇让张正武直接交到医院有11万元，后边我住院欠费，代富奇让人到医院交了5万元，不清楚通过张正武支付的医疗费11万中由张正武和代富奇出了多少，代富奇安排人到医院交了5万元，这5万元对方写了条子，我在条子上签了字，当时条子的主要意思是说在他们支付5万元后就不再支付，其它的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邱流保这方是没有承担过任何费用。在云南省劳动争议仲裁院调解书中载明“不包括医疗费166230.00元”，这个数额中的6230元可能是代富奇在彝良县人民医院检查费用和救护车送我到昆明的费用，只是我现在只有在昆明住院期间费用的医疗费票据，不包括仲裁调解协议中的6230.00元，还有在东方医院的有11万多的医疗费。仲裁调解的赔偿款822500.00元通过昆明的法院执行的，是去年12月份支付的，我得到的赔偿就是822500.00元及医疗费16万元。仲裁调解时我也参加了，我们之前要求的是所有的医疗费由帅相源公司承担，调解时调解员说医疗费的承担还涉及人身损害部分，在工伤赔偿里除了已支付的16万元之外就不再解决，剩余的医疗费在人身损害里主张。我哥刘德荣先去小发路煤矿工作，我哥喊起我去的，说工钱是张正武这方结给我们，但没做了几天就出事了。我做了总的是七天半左右，最后这个半天出事的，后边我在医院住院期间，张正武拿了1800.00元给刘德荣转交给我。我在起诉邱流保的诉状中的医疗费写错了，把后边住院支出的11万多写成1万多，但我们有票据可以计算，律师刚刚说到我们要求变更医疗费的数额。经质证，被告邱流保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内容与我方当事人无关联，付款内容应以相关单据为准，请法院予以核实。被告张正武认为，询问笔录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刘某的陈述内容部分不符合客观事实，询问笔录最后一页中刘某陈述其到小发路煤矿工作，陈述工资的支付由张正武支付不符合事实，刘某的这一陈述是传来证据，是转述刘德荣的话，张正武从未叫刘某去做工和有过接洽，张正武也从未实际向刘某支付过任何工资。之后对张正武在刘某住院期间支付工资1800.00元不符合事实，是虚假陈述。涉案工程实际是张厚伦与刘德荣共同来完成的，张厚伦、刘德荣与刘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刘德荣与刘某之间恶意串通，规避刘德荣的法律责任。询问笔录也可以证实代富奇以其个人名义让张正武转交11万元医疗费，也说明代富奇是个人行为，不是代表帅相源公司，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从合同相对性上看，张正武不应承担责任。原告认为，代富奇的身份代表帅相源公司，是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对被告的意见不予认可，对刘某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刘某确认了原告向其支付16万元医疗费的事实。本院认为，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可做如下认定：两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情况，应予采信；证据2、3、10，系原告与两被告分别签订的合同，两被告亦认可分别签订合同的事实，证据内容客观真实，应予采信；证据4系人民法院制作的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应予采信；证据5、11系劳动保障部门制作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制作的已生效仲裁文书，与证据4相互印证，应予采信；证据6系原告因本案案涉安全事故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所缴纳罚款的单据，内容客观真实，应予采信；证据7系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其内容能与被告邱流保出示的证据9相互印证，应予采信；两被告对证据8均无异议，对证据8应予采信；证据9系彝良县安监局在案涉事故发生后的相关调查笔录，对其中能相互印证事故发生过程的部分，予以采信，与本案无关联部分，不予确认；证据12系证人证言，对原、被告无异议的关于向刘某垫付医疗费160000.00元的部分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垫付医疗费166230.00元，其中6230.00元，未提供其余证据予以证明，证人刘某也未予认可，证据5中仲裁调解过程仅系该调解过程中刘某与云南帅相源公司对于权利处分的合意，不能确认本案原告实际向刘某垫付的相关费用的数额，对原告关于垫付医疗费中6230.00元的主张部分应不予确认。对被告张正武不予认可的关于刘某到小发路煤矿工作的事实过程部分，与证据9中彝良县安监局对刘某、刘德荣的调查陈述相互印证，应予采信，关于后期支付工资的事实部分，被告张正武未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云南帅相源公司向云南旺立达煤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中扬能源有限公司”）承建云南旺立达煤业有限公司选煤车间土建工程后，2016年11月16日由代富奇作为甲方与张正武作为乙方，签订《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主要约定张正武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制作、安装等工程，并约定若发生安全事故，由张正武负责。2016年12月11日，代富奇作为甲方与邱流保作为乙方，签订《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合同》，主要约定邱流保承包中扬能源公司小发路煤矿选煤车间所有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工程，并约定若发生安全事故由邱流保负责。2017年1月11日上午11时许，在组装及吊装钢架的过程中，因吊车钢绳断裂，所吊钢架砸伤施工人员刘某，刘某受伤后住院治疗期间，云南帅相源公司支付刘某医疗费160000.00元。2017年11月17日，昭通市人社局作出昭人社（2017）11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云南帅相源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结果，向云南省昭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15日，云南省昭阳区人民法院以（2018）云0602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云南帅相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云南帅相源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向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云06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云南帅相源公司上诉。刘某作为申请人以云南帅相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并请求云南帅相源公司支付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停工留薪工资、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314132.48元。2019年10月15日，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并制作云劳人仲案字（2019）920号仲裁调解书，云南帅相源公司与刘某达成协议：“一、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2日解除；二、被申请人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分三次支付申请人赔偿金人民币822500.00元（捌拾贰万贰仟伍佰元，该费用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工资、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一次性伤残津贴，不包括已支付的医疗费166230元）；三、支付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前支付人民币28万元（贰拾捌万元），2020年1月24日支付人民币27万元（贰拾柒万元），2020年4月30日支付人民币272500元（贰拾柒万贰仟伍佰元），……。”对仲裁调解书中的相关义务，刘某于2019年12月12日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收取云南帅相源公司执行标的款822500.00元及执行费10625.00元。另查明，刘某受伤后，彝良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安全事故进行了调查，并对云南帅相源公司处于行政罚款10万元。2017年3月15日，邱流保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云南帅相源公司、代富奇连带支付邱流保租赁费用190800.00元，本院以（2017）云0628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云南帅相源公司支付邱流保工程款69800.00元。本院认为,通过当事人的诉辩称及举证、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云南帅相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张正武是否是受伤人员刘某的雇主；三、原告因案涉安全事故支出的相关赔偿及费用能否向两被告进行追偿。对以上争议分别认定如下：一、云南帅相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需要确认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就需要明确代富奇与原告之间的身份关系，也即《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合同》签订中代富奇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原告公司的行为。本院（2017）云0628民初469号案件诉讼过程中，云南帅相源公司答辩称该公司不是《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吊装合同》中的合同当事人，但云南帅相源公司及代富奇对邱流保提供的关于云南帅相源公司委托代富奇处理涉案工程事务的《授权委托书》均无异议，该事实在昭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602行初8号行政诉讼案件中亦相互印证，且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彝良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过程中代富奇等人的陈述内容亦可印证该事实，能确认云南帅相源公司与代富奇对案涉工程的相关法律事项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代富奇因该事项实施的相关法律行为，其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云南帅相源公司承担。在因事故发生后，原告在自身承担相关责任后，有权以追偿为由提起诉讼，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二、被告张正武是否是受伤人员刘某的雇主。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彝良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过程中，刘某陈述“我的工作是焊工，负责把钢材焊成输送架，我说的负责是指干这个工作我是帮人做工。”及“我哥（刘德荣）带我去的，他也是帮人做事的，我和我哥的老板叫张正武。”刘德荣陈述“张正武请张厚伦找人，张厚伦就联系我，我就和我弟弟（刘某）一起去做工。我们在小发路煤矿主要负责输送带的组装和安装。”，另结合《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中“乙方负责所需钢结构输送架制作、上漆、施工。”的约定内容，刘某系张正武雇佣的事实应予确认，且该事实在昭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602行初8号行政诉讼案件中亦相互印证，被告张正武主张系张厚伦承包案涉工程，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被告张正武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三、原告因案涉安全事故支出的相关赔偿及费用能否向两被告进行追偿。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规定，应由云南帅相源公司承担刘某的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该条规定是上述《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赋予了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向有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的权利。对于刘某的受伤后果，云南帅相源公司不能基于与张正武签订的《小发路煤矿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合同》约定内容，而免除自身对刘某应承担的相关责任。伤者刘某向云南帅相源公司主张工伤待遇赔偿，是法律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云南帅相源公司承担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责任后，仍可向刘某的雇佣人张正武追偿。但是，云南帅相源公司明知张正武个人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仍将工程进行分包，违背了作为有资质企业的注意义务，并且对工程整体具有管理义务，其未履行相应的工程管理职责以及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在管理、监督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同时考虑到张正武承包钢结构输送架加工安装工程系云南帅相源公司承接中扬能源有限公司选煤车间土建工程中的小部分，获取的工程承包利润也较少，综合考虑双方的责任和获利等因素，云南帅相源公司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费中的60%，张正武承担其中的40%。因此，云南帅相源公司可在其已向刘某承担赔偿款共计982500.00元的40%责任限额内向张正武行使追偿权，即张正武应赔偿云南帅相源公司393000.00元。云南帅相源公司请求张正武赔偿，予以部分支持。刘某受伤系捆绑钢架的钢绳在吊车吊运的过程中断裂所致，对刘某健康权受损害的问题，被告邱流保应否承担责任属侵权责任范围，本案中原告向刘某承担责任属居于用工主体身份而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原告对因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刘某不属于经邱流保雇佣的人员，原告对因用工主体责任而对刘某承担的相关赔偿责任对被告邱流保无追偿权。原告因受行政处罚缴纳罚金10万元，系因自身建设过程中未尽到相关安全责任义务而受到的行政处罚，系自身过错应承担的行政责任范围，原告因此而缴纳的行政罚款，对被告邱流保、张正武没有追偿权，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正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393000.00元；二、驳回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99.00元，由被告张正武负担7195.00元，原告云南帅相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40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胡 波审 判 员  李平华人民陪审员  夏荣芬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余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