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再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付明江，男，196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丽，女，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强，临沂河东郑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民，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文平，男，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水柱，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全，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立法，男，197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与被申请人石文平、原审被告高立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5）河商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付明江、李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鲁13民终302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付明江、李丽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鲁13民申18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明江、李丽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3民终302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再审申请人仅与本案原审被告高立法发生过货物“步步紧”的买卖关系，从未与被申请人发生任何“步步紧”业务买卖关系。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多笔货物买卖关系中，再审申请人均系与原审被告高立法结算，并遵照高立法的指示将货款支付到指定账户。现一审、二审法院仅凭再审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账户中支付过款项，即草率的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并且也缺少证据的证实。其次，再审申请人所购买自原审被告高立法的货物“步步紧”，该种货物产品的型号自投放市场后，均是按照长度来计量并计算单价的，而不存在高矮区间的称呼。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所持有的欠条中的“高杆”，该“高杆”的出现系再审申请人出于对该种货物产品的行业交易习惯叫法而产生，在日常交易习惯中，买方在为出卖方出具对账欠条时习惯用供货人的“姓”加“杆”来作为债权人的名称，此处的“高杆”完全是再审申请人根据行业交易习惯，向本案原审被告高立法出具的，该“高杆”即系指高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习惯是处理民事纠纷的法源之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高杆”的产生完全系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高立法之间买卖合同交易对账的习惯，且该习惯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完全可以依法认定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石文平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1.再审申请人欠被申请人货款257606元和利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石文平持有欠条，是合法债权人。本案中欠条中虽未记载债权人姓名，但是石文平持有该欠条，且存在明确的买卖关系，足以证明欠条中债权人为石文平，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再审申请人主张不成立。二、付明江、李丽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再审申请人主张石文平与高立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构成表见代理的职务行为，实属无端揣测，颠倒黑白。在一审、二审中付明江、李丽均认可2010年至2014年间原审被告高立法为其供货，结算后货款由被告付明江、李丽直接支付至石文平的银行账户，显然答辩人石文平与被答辩人付明江、李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石文平和高立法之间是雇佣关系，高立法仅负责送货和开具结算单。在高立法被雇佣期间，付明江、李丽没有一次把货款打到高立法名下。再审申请人所称的“该宗业务从开始洽谈，到后期业务经营，货款的指示交付均是由高立法完成”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依据。2.无证据证明“高杆”为原审被告高立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再审申请人主张欠条中的“高杆”就是高立法所送的杆步步紧，则其应当证明在争议案件前双方已经通过经常使用建立了所主张的习惯做法。被答辩人在二审中提供的市场单位出具的证明和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步步紧杆生产中有60、70、80、90、100、120、150常见的七个尺寸。本案中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且该证人与再审申请人存在商业利益关系，违反证据规则，故该证言不具备证明效力。三、再审申请人和高立法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石文平的合法权益。本案不符合再审的情形，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与高立法存在合伙关系或者具有结算收款权限的雇佣关系。高立法在一审中隐瞒所谓的经其指示付明江打款189600元的事实，在二审才拿出一个付明江转给其他人的转账凭证企图冲抵涉案货款。高立法述称，我和石文平共同出资建的轧钢厂，共同筹资、共同负责生产，利润平分，由于我年轻，还负责产品的送货、订货以及货款结算回收。2010年至2014年生产的所有产品全部送到付明江厂中，送去的步步紧杆习惯用我的姓氏“高”加“杆”开票，证明是高立法送的杆。2014年年底，送到付明江厂中的步步紧杆货款全部结清，当时我没带欠条，凭五年业务关系的可信性，我写了一份货款结清、欠条全部作废的证明交给付明江。事后欠条落到石文平手中，石文平以作废的欠条为证据将付明江告上法庭。石文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554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于第一次庭审时将诉讼标的额增加至25760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石文平自2010年至2014年多次为被告付明江、李丽供应步步紧，期间均由被告高立法负责与被告付明江、李丽联系、送货，开具结算单，由被告付明江、李丽将结算款项转入原告石文平的银行账户。2014年11月2日经结算，被告李丽代被告付明江出具欠条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高杆款￥297700大写贰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因原告购买被告铁丝，产生退货，被告付明江又出具一张单据，计款9906元。上述款项共计307606元。被告付明江、李丽于2014年11月20日支付货款5万元，余款257606元至今未付。又查明，被告付明江与李丽系夫妻关系。被告付明江、李丽在庭审过程中提交被告高立法为其出具的结清证明一张，内容为“今有付明江欠高立法（高杆）步步紧货款已全部结清，自2015年2月17日前的所有货款欠条全部作废”。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付明江、李丽均认可2010年至2014年间被告高立法为其供货，结算后货款由被告付明江、李丽直接支付至原告石文平的银行账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可以认定原告石文平与被告付明江、李丽自2010年至2014年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付明江、李丽及被告高立法均辩称出具欠条中的“高杆”就是被告高立法，从而认为原告石文平主体不适格。被告付明江、李丽、高立法均陈述“高杆”指的是姓高的送的杆（步步紧），也就是本案被告高立法。而原告则认为“高杆”就是长度长一点的步步紧。因此双方对欠条中“高杆”的理解上存在争议，属于合同法规定的约定不明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一方面三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高立法的曾用名为“高杆”，因此不能确定“高杆”就是被告高立法。另一方面，原告与被告高立法均认可所有与被告付明江、李丽发生业务的货物均来源于原告石文平，并且之前均是由被告高立法与被告李丽、付明江结算完毕后，被告高立法将结算单据交予原告石文平，由被告李丽、付明江直接向原告石文平的账户支付货款。在法庭调查涉案的款项为什么没有让被告付明江、李丽转账给原告时，被告高立法回答“2014年6月-11月，被告付明江多次打款到原告账户，都是我指定打的，石文平是负责财务的，但是他不做任何解释款项就一分也就没有了。因轧钢厂的效益不好，再干的希望不大，我只有打到自己的账户结账。”根据双方的上述交易习惯，“高杆”不能认定为被告高立法。综上本案涉及的297700元的欠条应认定为向原告石文平出具。关于三被告抗辩的欠款297700元，被告付明江、李丽与被告高立法已经结清的主张。虽然付明江、李丽提交了被告高立法出具的结清证明，但是双方自述结清该欠款297700元是部分通过银行转账，部分通过现金支付，在规定的举证期间内未提交过付的证据。因此可以认定该款项被告付明江、李丽并未向被告高立法支付。现原告石文平持欠条原件要求被告付明江、李丽支付货款理由正当，应当予以支持。关于退货款计款9906元，因该单据上未注明债权人的名称，被告付明江、李丽又无证据证实原告系违法所得，故现原告石文平持该单据向被告主张权利，理由正当，应当予以支持。因原告石文平认可被告已经支付了5万元货款，该自认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认定。故被告尚欠原告石文平货款257606元。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欠款的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被告应自欠款之日起向其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其支付欠款的利息。因被告高立法不是与原告之间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能要求被告高立法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高立法偿还欠款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付明江、李丽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偿付原告石文平欠款257606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11月2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石文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被告付明江、李丽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220元，由原告石文平负担。付明江、李丽二审上诉请求：１.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同意进行测谎，本案委托于技术室后，石文平又不同意做心理测试。技术室作出（2017）临技字第2号终结对外委托通知书，决定：终结本案对外委托。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被上诉人石文平持有欠条是否是合法债权人；二、欠条中的“高杆”是否所指的是原审被告高立法；三、上诉人付明江、李丽是否应偿还被上诉人石文平的欠款。关于焦点问题一，即被上诉人石文平持有欠条是否是合法债权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按照常理，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债权人持有该债权凭证，即推定凭证持有人为合法的债权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石文平提交的欠条中载明所欠款的金额，已经完成证明其享有买卖合同中的合法债权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不存在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则举证责任转移至上诉人一方，但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石文平不是合法债权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即欠条中的“高杆”是否所指的是原审被告高立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此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欠条中的“高杆”就是高立法所送的杆步步紧，则其应当证明在争议案件前双方已经通过经常使用建立了所主张的习惯做法。本案中，上诉人一方提供的市场单位出具的证明及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步步紧杆自生产以来行业是以60、70、80、90、100、120、150常见的七个尺寸，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欠条注明的“高杆”就是高立法，且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焦点问题三，即上诉人付明江、李丽是否应偿还被上诉人石文平欠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石文平自2010年至2014年多次为上诉人付明江、李丽供应步步紧，期间均由高立法负责与上诉人付明江、李丽联系、送货，开具结算单，由上诉人付明江、李丽将结算款项转入被上诉人石文平的银行账户。上诉人虽主张高立法与被上诉人石文平系合伙关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被上诉人石文平也不认可，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凭条仅能证明上诉人从其银行账户向高立法的银行账号存款的行为及存款的数额，不能证明该笔存款的用途，也不能证明该笔存款是用于偿付了哪张欠据中的债务，上诉人应负有继续举证证明该汇款是偿付本案债务的义务，举证责任不转移，现上诉人不能继续举证，故其所述用汇款凭证的汇款偿还了本案货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付明江、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付明江、李丽负担。再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提交证据：证据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5）河民初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和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3民终486号民事判决（复印件）各一份，在一审判决第二页第7行，被申请人石文平声称高立法是他的司机，证明：高立法系被申请人石文平的雇员。证据二，2013年再审申请人的入库单一本（该证据只是其中一本，再审申请人处存在很多份），该入库单封面有记载，高杆15张，何杆15张，韩杆4张，王学现2张，送货单的内容显示，送货单位为高或者高杆，王学现、何杆、韩杆或者韩佃业，同时也有记载品名毛重皮重净重单价等，证明：从该记载可以看出，与案件有关的高杆，实际上是送货单位，而并非被申请人辩称的高度长一点的步步紧。证据三，原审被告高立法的农商银行河东郑旺支行的银行流水11张（复印件），证明：在2010年3月份、2011年4月份、2012年4月份，高立法与石文平因合作需要向该银行申请过贷款，贷款合同申请人处无法取得，因此申请法院调取。被申请人石文平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高立法确实是石文平的雇员。对证据二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有异议，因为该入库单是申请人单方制作，并且记载内容没有行业标准，均是申请人很随意不规范的记载，不具有证明效力。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交新的证据，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该证据也并非新证据，所以不应被法庭采纳。证据三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只有高立法业务记载，和石文平没有关系，从该流水中也无法看出因合作需要申请过贷款。本院经审查，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系复印件且与证明目的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再审查明，关于被申请人石文平与原审被告高立法之间的关系，石文平称是高立法是其雇员，高立法称是合伙关系。再审中付明江、李丽提交了其保存的其中一本2013年11月份的入库单，在该入库单中，“单位”处分别填写了“高”、“高杆”、“王学现”、“学现”、“何杆”、“韩佃业”、“佃业”等。付明江、李丽称入库单一式两份，一份留存根，一份交给客户用于结算。被申请人石文平认可结算单为两联，再审申请人有一联，被申请人有一联。另查明，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对被调查人韩佃业、何友权作了调查笔录，两人均称因其姓氏，付明江、李丽给其开具的单子中就写“韩杆”、“何杆”。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二审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欠条中的“高杆”是否指原审被告高立法。二、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是否应当偿还被申请人石文平的欠款。关于争议焦点一，欠条中的“高杆”是否指原审被告高立法。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开具的入库单中，单位处填写“高杆”、“何杆”以及其他客户姓名，填写“高杆”的入库单，付明江、李丽保存一联，被上诉人石文平持有一联。结合韩佃业、何友权在一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能够认定付明江、李丽在经营过程中，有时以送货人的姓氏加“杆”代替送货人的姓名。故本院认定欠条中的“高杆”系指原审被告高立法。关于争议焦点二，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是否应当偿还被申请人石文平的欠款。石文平向付明江、李丽供货，系由高立法负责联系、送货和开具结算单。石文平和高立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高立法认为当时两人系合伙关系，石文平认为当时高立法系其雇员。从付明江、李丽开具入库单和欠条中送货人填写“高杆”的事实来看，其有理由相信高立法具有结算和收取货款的权限。因此，即使高立法系石文平的雇员，高立法结算和收取货款的行为也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结合高立法一审中陈述收到最后一笔18万余元的当天出具结清证明，与二审中付明江、李丽提交的2015年2月17日向高立法指定账户汇款1896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能够认定付明江、李丽已履行了支付货款义务，2015年2月17日前的所有货款已经结清。关于退货款9906元，高立法2015年2月17日出具的结清证明中，只是载明步步紧货款全部结清，未载明退货款结清，因此，付明江、李丽应向石文平支付退货款9906元。另外，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高立法不是买卖合同相对人，对于石文平要求高立法偿还欠款的主张，因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其应基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付明江、李丽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鲁13民终3022号民事判决、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5）河商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二、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支付被申请人9906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9906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被申请人石文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负担210元，由被申请人石文平负担4920元，财产保全费220元由被申请人石文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再审申请人付明江、李丽负担210元，由被申请人石文平负担49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文审判员 胡 才审判员 王晓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