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5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瀚文（曾用名：吴飞），男，197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超，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吴筠，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68年4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当伟，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翰文因与被上诉人吴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翰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超，被上诉人吴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当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瀚文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以“从2017年11月13日《协议》中与涉案房屋相关条款的内容上看，该协议约定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前提是吴筠必须撤回其对刘瀚文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起诉或达成调解协议，且吴筠必须同意在刘瀚文出售案涉房屋并向吴筠支付290万元后该房屋的权益归刘瀚文所有。”为由，从而认定案涉《协议》内容不具备无偿性，进而认定案涉协议内容中的290万元并非赠与，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案涉房产属上诉人刘瀚文所有，被上诉人吴筠2017年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物权确认之诉的相关诉求，虽看似双方存在争议，但毫无事实依据，不具备请求权基础，理由如下：（1）庭审中，双方均一致认可的事实是：购房合同乙方处的签名是吴飞、所缴纳契税等相关税费的交款人是吴飞、案涉房产权属登记的所有人是吴飞（后变更为刘瀚文）。虽然原上诉人均认可上述签字均为吴筠所签署，但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案涉房产系吴飞即刘瀚文所有。（2）被上诉人提交的，由被上诉人、上诉人及见证人郑某1、郑某2、程某于2016年11月16日签署的《承诺书》可以证实案涉房产系上诉人刘瀚文所有。在2016年承诺书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为承诺人，且明确表述的是“承诺人双方现郑重承诺：刘瀚文支付吴筠代付的北京市朝阳区东柏街9号院1号楼8层1单元0801的房款包括房内所有家具及家用电器等共计170万元，已付40万元，剩余130万元在签订完承诺书后24小时内汇入吴筠账户...”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对于案涉房产已然认可的事实是：①吴筠代刘瀚文购房；②吴筠代付了相关款项。即在购房时被上诉人吴筠的行为是代理上诉人购房的行为。（3）庭审中上诉人刘瀚文向法庭提交的汇款凭证可以证实：上诉人在签订承诺书后就在约定的时间足额向被上诉人吴筠支付了相应款项合计170万元。故即使法庭认定在购置房产时，被上诉人吴筠代付了相关款项，那么上诉人对于案涉房产所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的债务已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履行完毕，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即如2016年承诺书中的陈述：“从此以后此房子和吴筠没有任何关系及债务纠纷”。（4）针对2016年承诺书的签署，被上诉人吴筠主张系被胁迫签订，与事实不符。庭审中，上诉人申请见证人郑某1、郑某2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均一致描述：2016年承诺书的签署是双方自愿并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署的，并无任何胁迫的事实。故上诉人认为该承诺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并且，该承诺经上诉人刘瀚文履行完毕，此后被上诉人吴筠对案涉房产不享有任何权利。其次，案涉2017年《协议》中关于290万元款项的给付，显然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赠与，理由如下：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筠之间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签订的2016年承诺书中已然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筠之间除170万元款项之外，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吴筠也并未提出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证据和主张。②上诉人将名下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吴筠。（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附义务。即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但法律允许赠与人对受赠人设定义务或条件。如此前所述，案涉房产属于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产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然在2016年承诺书之后即告消灭，并且协议中的股权等财产权利均为上诉人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亦不产生对价的支付。2017年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后上诉人“再给付甲方290万元”的约定，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其对上诉人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显然同样属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赠与行为，是附条件、附义务的赠与。2、一审判决（第十三页）认定：“刘瀚文主张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合同条款因存在胁迫行为而应予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案涉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书和2017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的形成经过可以证实案涉上述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上诉人被胁迫而签署，故上述协议与补充协议无效。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①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5313号民事判决书；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③被上诉人吴筠于2017年5月8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④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385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送达回证；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3852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以上证据可以证实：2016年9月29日，上诉人刘瀚文因资金周转需要以案涉房产为抵押向厦门银行北京分行贷款人民币500万元（该款项中的170万元，因履行2016年承诺书的给付义务，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吴筠），其后因不能按时偿还银行借款本息，遂于2017年3月30日，与案外人夏孟罐、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产。但被上诉人吴筠于2017年5月得知此事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其知晓上诉人出售案涉房产后，“住进”案涉房产中，并提起物权确认之诉），竟非法闯入案涉房产，并于2017年5月8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物权确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申请了财产保全查封了案涉房产，导致上诉人与夏孟罐之间的交易无法进行。2017年7月21日，房屋买受人夏孟罐又以上诉人刘瀚文违约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为解决上述房屋买卖纠纷，在与被上诉人吴筠协商解封的过程中，上诉人迫于银行的还贷压力、与房屋买受人夏孟罐之间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可能导致承担违约责任的双重压力之下，无奈与上诉人签订了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和11月17日的补充协议。其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1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解封案涉房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办理解封手续。2018年1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55313号民事判决，判令上诉人刘瀚文向夏孟罐支付违约金220万元（后该案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违约金降低至100万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吴筠明知上诉人正在出售房屋，以物权确认之诉及查封案涉房屋为要挟，胁迫上诉人签订上述2017年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之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依法应当确认上述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撤销权的行使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庭审中的证据来看，本案从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书起，到2017年11月17日签订第一份补充协议协议书，2018年8月22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就赠与款项的协商是持续的，即计算上诉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自2018年8月22日起计算，而并非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因此，上诉人自2019年5月提起反诉，要求行使撤销权之行为，并未超过除斥期间。三、一审判决对给付款项金额及违约金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并不认为被上诉人的诉请应当被支持。其次，即便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诉请应当被支持，但一审判决对给付款项金额的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从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就给付款项的金额约定为200万元。该事实一审判决（第十一页）已经予以认定，故上诉人认为，即便予以认定，给付金额应当为200万元而非290万元。第三，即便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诉请应当被支持，但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判决法律适用错误。201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的约定中并无对违约金的相应约定，2017年11月协议书中对违约金的约定，也属于约定过高应当依法调整。一审判决在并未任何其他证据佐证月利率2%的情况下以月利率2%计取违约金显然于法相悖，毫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吴筠答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不是赠与合同，且不是受胁迫的可撤销合同，认定完全正确。1，如果吴筠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物权确认之诉毫无事实依据，不具备请求权基础，那么上诉人完全可以敬等法院的胜诉判决，为何要跟吴筠达成和解协议并要求撤诉呢？不就是上诉人侵占吴筠财产心虚怕输官司。2.上诉人关于290万元款项的给付是赠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赠与合同法律特征的规定，不能成立。3.关于2017年11月13日《协议》是上诉人受胁迫签订一说，是无稽之谈。吴筠的房屋都被上诉人侵占了，还有什么能力胁迫得了上诉人。二、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适用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吴筠没有威胁、胁迫过上诉人，不存在《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不存在撤销权问题。三、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答辩人290万元及违约金1030467元，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期间，上诉人对于吴筠的一审诉讼请求的290万元金额没有提出过异议，只是对双倍赔偿有异议，认为约定过高，并主张双方系赠与法律关系，要求撤销赠与。现在二审时，对赠与法律关系的主张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又对吴筠的290万元金额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是200万元，显然得不到二审法院的支持。综上，在吴筠明确主张290万元金额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没有对290万元金额进行抗辩，而是对双倍赔偿认为过高提出抗辩并主张另一法律关系，显然是对290万元金额是认可的，只不过认为该290万元系赠与应予撤销而已。2，关于违约金，协议约定的是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290万元，则双倍赔偿，吴筠主张的也是双倍赔偿。上诉人在法庭释明后认为双倍赔偿的约定过高，要求法庭予以调整，但并未对290万元的金额提出异议。一审判决认为答辩人双倍赔偿主张过高并依法予以调整，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原告吴筠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刘瀚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吴筠支付欠款580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刘瀚文承担。一审反诉原告刘瀚文向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刘瀚文与吴筠之间的赠与合同，即撤销刘瀚文与吴筠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本案本诉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本案反诉的诉讼费，全部由吴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吴筠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刘瀚文（曾用名为吴飞）系吴筠的弟弟。2006年8月7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308687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显示：出卖人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受人为吴飞；买卖的商品房暂定编号为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东环18古柏家居二期工程（北区）1号楼8层1单元0801号，预测建筑面积147.9㎡，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18.96平方米，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28.94平方米；该商品房价款按照套内面积以每平方米10,585.54元的单价计算。此外，2006年9月15日所签案涉房屋的《房屋交接记录表》中“业户/委托人”一栏有“吴筠”签名的字样，同日所签案涉房屋的《治安、消防协议书》以及吴飞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协议书》、《房价款结算协议书》中，房屋买受人签字处均有“吴飞（吴筠代）”的字样。吴筠提供的相关收据、发票及POS机刷卡凭证显示，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相关税费都是吴筠交纳的。2016年4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颁发不动产权利证书，确定案涉房屋的房号为北京市朝阳区东柏街9号院1号楼8层1单元0801室，权利人登记为刘瀚文，共有情况登记为房屋单独所有，权利类型为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商品房，用途为住宅，面积为147.84㎡。本案诉讼中，吴筠与刘瀚文均主张自己才是案涉房屋唯一的实际所有权人。吴筠主张上述《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八份附件中所涉买受人“吴飞”的签名及捺印实际都是吴筠代为签字捺印的，案涉房屋所有的购房款也都是吴筠支付的。刘瀚文则认为该份《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吴飞”的签名并非吴筠本人的笔迹，但刘瀚文同时认可了案涉房屋购房手续及支付购房款等事项均由吴筠办理的事实，只是刘瀚文认为吴筠办理购房手续及支付购房款的行为系受刘瀚文的委托而实施的代理行为。为证明刘瀚文为案涉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刘瀚文还提供了《委托书》一份，其中载明：委托人为吴飞，受托人为吴筠，吴飞购买了案涉房屋，现因故委托吴筠代为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10日。吴筠则主张其从未收到过该份《委托书》，该份《委托书》中也没有吴筠的签字，且办理房产证也不需要委托书。对此，刘瀚文以该份《委托书》经过了公证为由，主张《委托书》内容真实。2016年10月13日，刘瀚文向吴筠转账支付了40万元整，汇款用途载明“还北京天之骄子房款”。2016年11月16日，吴筠与刘瀚文签订《承诺书》，其中载明：双方郑重承诺，刘瀚文支付吴筠代付的案涉房屋房款包括房内所有家具及家用电器等共计170万元，已付40万元，剩余房款130万元在承诺书签订后24小时内汇入吴筠账户，吴筠收款当日即交出案涉房屋的钥匙及所有家具设施、家用电器，吴筠从此以后不得入住此房。该份《承诺书》上还特别载明上述承诺是刘瀚文、吴筠真实的意思表达，不受任何人的威逼利诱，并有见证人程某、郑某1、郑某2的签字见证。2016年11月16日，刘瀚文向吴筠转账支付了130万元整，汇款用途载明“支付吴筠代付北京房款”。经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居间介绍，刘瀚文（出卖人）与夏孟罐（买受人）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夏孟罐以1,100万元整的总价款向刘瀚文购买案涉房屋。2017年5月6日，吴筠与刘瀚文为案涉房屋发生纠纷，吴筠向北京市公安局拨打110报警，后被赶赴现场的民警告知到有关部门寻求解决。2017年5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吴筠诉被告刘瀚文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京0105民初38521号，吴筠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刘瀚文配合吴筠将案涉房屋过户至吴筠名下。2017年5月10日，吴筠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案涉房屋。2017年5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关财产保全裁定书并依法查封了案涉房屋。2017年7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夏孟罐诉被告刘瀚文、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京0105民初55313号，夏孟罐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2、判令刘瀚文返还定金100万元；3、判令刘瀚文赔偿违约金220万元、居间代理费16.5万元和保障服务费5.5万元。夏孟罐的主要理由为：刘瀚文故意隐瞒房屋涉及产权纠纷的事实，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2017年11月13日，吴筠（甲方）与刘瀚文（乙方）签订《协议》，其中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申请撤诉或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案涉房屋出售后，乙方再付给甲方290万元（不包含已付的170万元），其余权益归乙方所有；甲乙双方已经达成谅解，本协议生效后，针对协议处理事务再无其他争议。见证人程某等二人在该份《协议》中签字见证。2017年11月17日，吴筠（甲方）与刘瀚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须于2017年11月23日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和《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以撤回甲方诉乙方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诉讼并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否则甲方放弃上述协议约定的全部利益，并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乙方须在房屋销售后并收到全部价款后2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账户支付上述协议约定的款项264万元（2017年11月13日《协议》第三条约定款项中扣除第四条约定款项后的净额），如买方分期支付价款，乙方收到可支配价款后须在2个工作日内优先支付甲方款项（乙方归还银行贷款的价款除外）；如乙方未按期向甲方支付上述款项，则承诺双倍赔偿甲方损失。为保障上述价款的支付，刘瀚文还在《补充协议书》中承诺用自己的房屋、车辆进行抵押担保。2017年11月21日，吴筠就其与刘瀚文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以其与刘瀚文达成调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对刘瀚文的起诉，并申请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保全措施。同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口头裁定准许吴筠撤诉，并书面裁定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2017年11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解除了对案涉房屋的查封。2018年1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原告夏孟罐诉被告刘瀚文、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京0105民初553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夏孟罐与被告刘瀚文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和原告夏孟罐、被告刘瀚文与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被告刘瀚文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夏孟罐购房款100万元；三、被告刘瀚文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夏孟罐违约金220万元；四、驳回原告夏孟罐的其他诉讼请求。刘瀚文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主持调解后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京03民终563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当事人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解除夏孟罐与刘瀚文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以及夏孟罐、刘瀚文与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刘瀚文于2018年5月22日前返还夏孟罐购房款1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三、如果刘瀚文未按该调解协议第二项所约定的时间及金额给付相应款项，则该调解协议第二项条款不再履行，双方同意按一审判决执行；四、该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刘瀚文负担（于2018年5月22日前直接给付夏孟罐）；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刘瀚文负担（已交纳）。2018年5月18日，刘瀚文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夏孟罐转账支付了返还购房款100万元、违约金10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092,800元。2018年8月22日，吴筠（甲方）与刘瀚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就2017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书》中所涉290万元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吴筠同意刘瀚文在案涉房屋出售后支付200万元整，其中案涉房屋出售三天内刘瀚文的付款金额不得低于150万元整，剩余50万元由刘瀚文每年支付5万元直至付清为止。如刘瀚文违约，则刘瀚文同意拿房产抵押。经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居间介绍，刘瀚文（出卖人）与赵树武（买受人）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赵树武以910万元整的总价款向刘瀚文购买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因吴筠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案涉房屋买卖行为以及相关协议的履行地均发生在中国内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瀚文请求撤销其与吴筠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支持；2、吴筠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刘瀚文请求撤销其与吴筠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刘瀚文与夏孟罐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后，吴筠于2017年5月9日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刘瀚文配合吴筠将案涉房屋过户至吴筠名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也根据吴筠的保全申请查封了案涉房屋。在此情况下，吴筠与刘瀚文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吴筠申请撤诉或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案涉房屋出售后，刘瀚文再付给吴筠290万元（不包含已付的170万元），其余权益归刘瀚文所有；双方已经达成谅解，本协议生效后，针对该协议处理的事务再无其他争议。本案诉讼中，刘瀚文认为2017年11月13日《协议》中约定刘瀚文再付给吴筠290万元属于赠与，且该协议是在吴筠苦苦哀求及胁迫下，刘瀚文为避免向购房人夏孟罐进行巨额违约赔偿而被迫签订的。据此，刘瀚文请求行使撤销权的具体理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刘瀚文在协议中同意再付给吴筠290万元属于赠与，故刘瀚文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使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其二，刘瀚文在协议中同意再付给吴筠290万元，是刘瀚文受到吴筠的胁迫而作出的承诺，该项承诺依法也应予以撤销。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诉争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关于刘瀚文向吴筠付款的约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赠与，刘瀚文不能享有赠与法律关系中的任意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此可见，赠与合同系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其法律特征为赠与标的物应为财产并且赠与行为具有无偿性。从2017年11月13日《协议》中与案涉房屋相关条款的内容上看，该协议约定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前提是吴筠必须撤回其对刘瀚文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起诉或达成调解协议，且吴筠必须同意在刘瀚文出售案涉房屋并向吴筠再付290万元后该房屋的权益归刘瀚文所有。因此，刘瀚文同意支付该笔290万元，实际上是刘瀚文为协商解决其与吴筠就案涉房屋的物权归属问题进而确认该房屋所有权归刘瀚文所有、吴筠不再就案涉房屋主张所有权而由刘瀚文自愿支付的对价。因此，该《协议》关于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约定并非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无偿行为，故该协议中关于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约定及相关补充协议不属于合同法上的赠与，刘瀚文并不享有赠与法律关系中的任意撤销权。其次，刘瀚文主张刘瀚文向吴筠再付290万元的合同条款因存在胁迫行为而应予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刘瀚文主张诉争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在其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是刘瀚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应由刘瀚文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况且，本案相关的一系列协议及补充协议，具有前后连贯的内在关联性，能够体现合同双方在2016年11月16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经过了反复多次的协商过程，2016年11月16日的《承诺书》及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均有见证人签字见证，补充协议中刘瀚文不仅同意支付价款而且还提供了财产担保，且在本案所涉物权纠纷起诉后，刘瀚文在其依法享有抗辩权的情况下却仍然同意双方协商解决相关问题，刘瀚文也基于协议约定最终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赵树武，因此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反映刘瀚文同意向吴筠再付290万元并非受到胁迫而实施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刘瀚文在本案中请求撤销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刘瀚文在2017年11月13日《协议》中同意向吴筠再付290万元，但其并未以签订该《协议》存在胁迫行为向吴筠提出过撤销请求，反而继续与吴筠签订相关补充协议并同意支付相应的价款。综合以上分析的三点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刘瀚文请求撤销其与吴筠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吴筠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及后续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刘瀚文向吴筠再支付290万元价款的合同义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刘瀚文具有法律约束力。2018年8月22日的《补充协议》中虽然约定房屋售卖后三天内先行支付150万元，剩余50万元每年支付5万元的相关内容，但是该协议仅为补充协议，且约定的分期付款总额只有200万元，并未对刘瀚文所欠290万元作出全盘的还款计划，更未否定之前2017年11月13日《协议》中关于房屋出售后再付290万元的约定。刘瀚文现已全盘否认其与吴筠所签协议，也未主动按照2018年8月22日的《补充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因此，在刘瀚文已经严重违约且不再履行该份《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吴筠有权选择恢复履行2017年11月13日的《协议》。结合案涉房屋已经由刘瀚文出售给赵树武的事实，对于吴筠要求刘瀚文给付2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如果刘瀚文未按约支付290万元价款，则由刘瀚文负责双倍赔偿。本案诉讼中，刘瀚文主张即使法庭认为该双倍赔偿的合同条款有效，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上限规定，应当依法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关于逾期付款则双倍赔偿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规定，本案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应当依法予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2017年11月13日《协议》关于“房屋出售后，乙方（刘瀚文）再付给甲方（吴筠）290万元”的约定，以及刘瀚文与赵树武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迟延履行约定的违约金应当自2018年11月23日起，以29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相应利息后，再按照该项利息的1.3倍支付违约金。经计算，该项违约金数额为：2,900,000元×2%×(2018年11月23日至2020年1月13日=13个月20天)×1.3=1,030,467元。综上所述，吴筠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瀚文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瀚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筠支付人民币2,900,000元及迟延履行违约金人民币1,030,467元，两项合计人民币3,930,467元。二、驳回原告吴筠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刘瀚文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吴筠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2,4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7,400元，由刘瀚文负担38,898元、吴筠负担18,502元；刘瀚文预交的反诉费50元，由刘瀚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瀚文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1.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的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案涉房屋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查封的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解封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证明目的：证明吴筠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解封，导致案涉房屋没有出售成功。2.刘瀚文手机上的2017年8月11日微信记录6条，证明刘瀚文受到了吴筠的胁迫。2017年12月2日微信记录（该份记录为刘瀚文当庭出示手机显示），证明案涉房屋的相关原件资料均在吴筠手上，一直拒绝交还给刘瀚文。3.北京理易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单据3张，证明案涉房屋出售款收回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计算利息的时间节点有误。被上诉人吴筠质证称：该3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证据内容都是在一审诉讼前就已经形成，但是上诉人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1.对不动产登记簿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吴筠已依约向法院申请了解封，至于法院何时解封，与吴筠无关。2.对短信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短信内容只是双方之间的言语往来，不存在胁迫。3.对北京理易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单据因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单据也与本案计算违约金无关。针对上诉人刘瀚文提交的前两份证据，因被上诉人吴筠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两份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予以判定。关于刘瀚文提交的北京理易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单据虽系复印件，但吴筠并未否认案涉房屋的购房人赵树武于2018年11月23日向刘瀚文支付购房定金款100万元，于2018年12月12日向刘瀚文支付购房款810万元。本院对该单据记载的付款时间和数额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予以判定。被上诉人吴筠向本院当庭出示了其手机信息记录，信息内容为案涉房屋的相关缴费记录。证明双方在诉讼期间，吴筠还在支付案涉房屋的物业费和燃气费等。刘瀚文质证称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因刘瀚文对吴筠出示的手机信息记录认可，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予以判定。针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瀚文提出了2项异议，1.案涉房屋的购房合同购房人吴飞的签字不是吴筠签的，而是房产中介签的。2.吴筠有刘瀚文给的授权委托书。如果没有委托，吴筠不可能办理案涉房屋的相关购买办证手续。刘瀚文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刘瀚文提出的2项异议与一审查明事实的描述并不矛盾，吴筠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也不持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吴筠是否持有刘瀚文的授权委托书，因刘瀚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且吴筠对购房合同中购房人为吴飞以及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户主为吴飞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二审另查明，2018年8月22日，吴筠（甲方）与刘瀚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鉴于目前北京市二手房价格一直下落，房价一直下跌，甲乙双方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乙方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子售卖后支付甲方贰佰玖拾万元整，现双方经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协议，甲方同意乙方把上述北京房子售卖后支付甲方贰佰万元整，乙方把北京房子售卖后三天内前期支付甲方不得低于壹佰伍拾万元整，剩余伍拾万款项乙方需每年还甲方伍万元整，直至还清。如乙方违约，乙方愿意拿房产抵押。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本院认为，上诉人吴筠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事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认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认定正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1.刘翰文请求撤销其与吴筠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予以支持。2.刘翰文应否支付吴筠协议款以及利息、违约金，如需具体数额是多少。关于刘翰文请求撤销其与吴筠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予以支持。刘瀚文请求撤销的协议共3份：刘瀚文与吴筠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刘瀚文向吴筠支付290万元的前提是吴筠必须撤回其对刘瀚文案涉房屋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起诉或达成调解协议，且吴筠必须同意在刘瀚文出售案涉房屋并向吴筠再付290万元后该房屋的权益归刘瀚文所有。为此，刘瀚文在协议中还承诺如其未依约向吴筠支付相关款项，则双倍赔偿吴筠损失，并愿意用自己的房产、车辆进行抵押担保。三份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是双方为解决案涉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该三份协议不属于合同法上规定的无偿赠与。刘瀚文主张其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但是根据吴筠与刘瀚文之间的聊天记录，双方都存过激言词，结合双方为姐弟关系，且经常发生争执的情况，刘瀚文出示的聊天记录并不能构成胁迫并导致其签订案涉协议。因此，刘瀚文主张其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刘瀚文并不享有赠与法律关系中的任意撤销权，认定事实清楚，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刘瀚文请求撤销案涉三份协议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的问题。因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前两份协议的补充约定，且对款项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应以2018年8月22日作为行使撤销权的起算时间。刘瀚文于2019年5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应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的期限，一审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关于刘翰文应否支付吴筠协议款以及利息、违约金，如需具体数额是多少。刘瀚文与吴筠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和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吴筠已按约定以其与刘瀚文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刘瀚文的起诉，并申请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保全措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准许了吴筠撤诉，并依法解除了对案涉房屋的查封，而刘瀚文也将案涉房屋出售。刘瀚文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解封案涉房屋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耽误了其卖房时间，吴筠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书》时间为2017年11月13日、17日，约定吴筠应在11月23日前申请解封房产，吴筠实际已于2017年11月21日依约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提出解除对涉案房屋的保全措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3852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吴筠已依约申请解封，具体何时解封涉及法院工作安排，不受吴筠控制。刘瀚文主张该解封时间影响了其出售涉案房屋，应由吴筠承担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吴筠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刘瀚文应当依据约定向吴筠支付协议款。关于刘瀚文应支付款项的数额，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将2017年11月17日《协议》中的29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应认定为双方针对该款项达成的最终协议；且在二审期间，吴筠对以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数额是认可的，故刘瀚文应付款项应为200万元。一审以290万元计算不符合双方约定，应予纠正。刘瀚文未按约定支付协议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中对刘瀚文未依约付款的违约责任约定为双倍赔偿，并同意或承诺用自己的房屋、车辆进行抵押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违约责任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双倍赔偿的约定过高，应予调整。结合本院已认定刘瀚文应当依据约定向吴筠支付协议款的情况下，吴筠的实际损失为利息损失。一审在计算利息的同时，按款项的30%另计违约金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因刘瀚文并未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任何付款义务，自始违约，对其中50万元分期支付的约定不予认可，计算利息的基数直接以200万元为准。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为姐弟关系，结合双方往来的聊天记录，利息应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一审法院参照民间借贷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不妥，应予纠正。利息起算时间按照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以刘瀚文收到出售房款810万元的时间为准，即2018年12月12日。综上所述，刘瀚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1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1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1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刘瀚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筠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2,000,000元基数，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四、驳回吴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244元，合计121194元，由刘瀚文负担70950元、吴筠负担502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卫红审判员  徐清华审判员  何全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宋良书记员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