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7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杰，男，197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昭，系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方彬，系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永鸿，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奕祥，系社会团体推荐个人。原审被告：叶放齐，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张伟强，男，1974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登群，系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杰因与被上诉人曾永鸿、原审被告叶放齐、张伟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伟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昭、梁方彬、被上诉人曾永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奕祥、原审被告张伟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登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伟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1323民初8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伟杰与叶放齐出具的《承诺书》所书写的内容属于“债务加入”，这一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债务加入并非现行法上的概念，因为法律法规对债务加入并无规定，最高法院也未出台有关债务加入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认定“债务加入”要分析第三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是张伟杰为其哥哥张伟强提供的担保，并非加入该债务关系的意思表示。这一点从《承诺书》的签字到法庭审理整个过程，张伟杰的表述前后一致没有发生过变动，一审法院不能仅凭自己对《承诺书》的字面理解就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为“债务加入”，这完全违背第三人张伟杰的意愿。2.司法实践中对债务加入案件的审判尺度不一、标准多样，造成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经常出现。因此对债务加入的认定更应当充分调查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张伟杰在《承诺书》上签字时，叶放齐向其表示的是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因为张伟强随时可能受到人身伤害，鉴于当时民间借贷中的乱像，张伟杰担心自己哥哥的人身安全，签订该《承诺书》。承诺的内容是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自始至终未谈及债务加入，在叶放齐未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当仅凭字面理解就认定该《承诺书》属于债务加入。3.叶放齐向张伟杰告知的是，张伟强欠被上诉人曾永鸿39万元，《承诺书》上写的也是39万元，而经过庭审查明，张伟强实际欠款为182000万元（20万元借条金额扣除已还部分和提前扣除的利息），其余借款是叶放齐的个人借款；由此可见，该《承诺书》本身就是在叶放齐告知张伟杰虚假事实的前提下签订的，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承诺，一审法院不能根据该《承诺书》认定为“债务加入”。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根据《担保法》处理本案纠纷。2015年2月4日张伟杰所签字的《承诺书》应当认定为无效；即使有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也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张伟杰不应再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1.张伟杰所签字的《承诺书》属于被欺诈签订，张伟杰人在深圳，该承诺书是由叶放齐找张伟杰签的，签订承诺书时，叶放齐告知张伟杰说：张伟强向曾永鸿借款39万元，且张伟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张伟强在那段时间因躲债失联，找不到他本人，无法核实，因担心哥哥的人身安全问题，张伟杰签订了该《承诺书》，而经过庭审查明，张伟强实际欠款为182000万元，其他借款是叶放齐向被上诉人曾永鸿的借款。因此，该《承诺书》属于被欺诈签订，应当认定为无效。2.该《承诺书》写明还款期是2016年2月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应当认定张伟杰保证担保期间是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即使该承诺书有效，也已经过了担保期间。在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131日期间，被答辩人未向张伟杰主张过权利，张伟杰不应再当对本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粤1323民初8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另当庭变更如下：请求依法改判张伟杰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补充如下：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核实本案真实性，审查借款合同和借据是否存在真实现金交付行为，是本案应当关注重点。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贷款人处是空白没有任何人签名，其收条记载名字也是曾永，非本案当事人。案涉债务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上诉人无须履行清偿责任，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个人陈述中第２项第４条中已有主张，记载已经超过我国民诉法时效规定。原审法院对该事实未将审查应当予以纠正。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出具承诺函并非债务加入，而是保证即使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行为符合债务加入特征，也应当参照担保法规定加以评判。原审诉讼文书应由本人或其成人家属签收，经过阅卷判决书送达给张伟强的签收人是董先生，非其本人或家属，结合张伟强提交的证据可证实，送达程序不正当，剥夺其上诉权限。被上诉人曾永鸿辩称，1、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指第三人加入到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中与原债务人一起共同对债权人清偿债务的一种债务承担方式。2、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的第十七到第十九条中规定了债务加入：第十七条债务人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第十八条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权人请求债务人承担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债权人对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无异议的除外。第十九条债权人请求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责任形式有约定的除外。会议纪要的表述是“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即关于由自己与债务人一同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允诺。司法实践中，债务加入被界定为第三人单方允诺或与债权人、债务人协议偿还债务人的债务并且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第三人单方允诺的债务加入，指第三人在没有与债权人或债务人达成债务加入合同情况下，单方允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人的债务，不免除债务人履行清偿债务义务的一种债务承担方式。第三人单方允诺行为亦可构成债务加入后，使债务加入脱离并存的债务承担合同而存在，加强第三人承诺代为清偿的法律约束力，也回避了并存的债务承担合同有因性与无因性的争论。从涉案的《承诺书》中张伟杰承诺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本人于张伟强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属于债务加入。并当庭补充：诉讼时效一审没有提出，二审提出应当不予以支持。上诉人写的承诺书是债务加入。原审被告张伟强辩称，一审程序违法，张伟强和张伟强家属均未收到一审判决书，剥夺了我方上诉权。一审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我方表示并未收到款项。被上诉人第一笔2011年9月21日借款，被上诉人提供合同没有出借人和落款签名，且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上落款是“曾永”，并非“曾永鸿”。曾永鸿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张伟强、叶放齐、张伟杰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9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还清款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三被告共同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伟强与被告张伟杰是同胞兄弟关系。根据原告曾永鸿在本案中提交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本案所涉借款共有四笔，分别如下：一、2011年9月21日，被告叶放齐作为借款人出具一份《借款合同》给原告收执，该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1年9月21日起至2011年10月20日止），出借方式为在签订合同之日以现金形式支付，未约定借款利息。同日，被告叶放齐作为收款人出具一份《收条》给原告收执，确认其收到上述10万元借款。二、2012年1月10日，被告张伟强作为借款人出具一份《借据》给原告收执，确认其向原告借款10万元。该《借据》载明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2年4月9日止），未载明借款利息。该《借据》下方附有一份《收条》，被告张伟强在其收款人处签名确认已收到上述10万元借款。三、2012年1月19日，被告张伟强再次作为借款人出具一份《借据》给原告收执，确认其再次向原告借款10万元。该《借据》载明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2012年1月19日起至2012年3月19日止），未载明借款利息。该《借据》下方附有一份《收条》，被告张伟强在其收款人处签名确认已收到上述10万元借款。同时，被告叶放齐在该《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确认。四、2012年3月21日，被告叶放齐再次作为借款人出具一份《借据》给原告收执，确认其再次向原告借款5万元。该《借据》未载明借款期限和利息，其下方附有一份《收条》，被告叶放齐在其收款人处签名确认已收到上述5万元借款。庭审中，原告主张借贷双方口头约定上述四笔借款均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并自认其在上述出借的四笔借款中均预扣了首月利息，即在第一、二、三笔借款中均预扣了3000元利息，在第四笔借款中预扣了1500元利息。原告自认上述四笔借款除预扣了首月利息外，借款人均向其支付过两个月利息，并确认借款人均未向其偿还过借款本金。经本院询问，原告称上述四笔借款均系以现金交付借款人，并就此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予以佐证，该清单显示原告的银行账户在涉案四笔借款发生前后有多次大额取现的交易事实。2015年2月4日，被告张伟杰亲笔出具一份《承诺书》给原告曾永鸿收执，该《承诺书》内容为：“因张伟强向曾永鸿借款，因剩本金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现承诺若张伟强在2016年2月份前没有还清借款，本人及叶放齐愿意替张伟强还清借款”。被告张伟杰、叶放齐均作为承诺人在上述《承诺书》中签名确认。经本院询问，原告称上述第一、四笔（借款人均为叶放齐）共计15万元的借款实际用款人为张伟强，借款时张伟强均在现场，并主张被告张伟杰承诺补偿其4万元利息，故出具了上述39万元的《承诺书》。被告张伟杰对此不予认可，辩称其系受原告和叶放齐欺诈才出具上述《承诺书》，并据此主张该《承诺书》无效。2019年1月3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曾永鸿主张其被告张伟强、叶放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据此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自认在本案四笔借款本金中均预扣了月利率3%的首月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案四笔借款本金应依次应认定为97000元、97000元、97000元及48500元。原告自认本案四笔借款除预扣了首月利息外，借款人均向其支付过两个月的利息，但并未就借贷双方存在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的主张予以举证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原告自认的借款人已支付的两个月利息应视为偿还本金，故借款人在本案四笔借款中应偿还原告的剩余借款本金依次应为91000元、91000元、91000元及45500元。据此，作为第一、四笔借款的借款人叶放齐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为136500元（91000元+45500元），作为第二、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张伟强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为182000元（91000元+91000元）。本案第二、三笔借款的借款人系被告张伟强，被告张伟杰对其真实性未持异议，该债务真实有效。从涉案《承诺书》的内容分析，被告张伟杰、叶放齐自愿作为承诺人，承诺在张伟强未履行债务时替其向原告清偿借款，该行为并非以保证人的身份承担保证责任，而是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到原告曾永鸿与被告张伟强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故被告张伟杰、叶放齐依法应对被告张伟强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据此，被告张伟杰以其担保行为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保证期间为由，主张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从涉案《承诺书》可以看出，被告张伟杰的真实意愿仅是对其胞兄张伟强的债务形成债务加入，并未承诺对被告叶放齐的债务进行清偿，故原告诉请的超出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涉案四笔借款虽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但相关借款人在约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确属占用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了利息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请，本案四笔借款的相关债务人应从《承诺书》所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6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计付利息至还清款日止。被告张伟强、叶放齐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依法可作缺席判决。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张伟强、张伟杰、叶放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原告曾永鸿偿还借款本金182000元和利息（以182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还清款日止）。二、被告叶放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曾永鸿偿还借款本金136500元和利息（以1365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还清款日止）。三、驳回原告曾永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原审被告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拘留通知书》，证明张伟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案件，被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9月12日21时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证据二、《情况说明》（附说明人陈丽莲身份材料），证明：1、张伟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刑事拘留，其家属（配偶、父母、儿子）均未收到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包括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2、据张伟强告知，其并未收到曾永鸿的案涉出借款项，也未让弟张伟杰担保或债的加入。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三性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无意见。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须发回重审的情形。2、上诉人是否无须履行还款责任以及案涉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须发回重审的情形的问题。上诉人张伟杰及原审被告张伟强提出原审法院未向张伟强送达诉讼材料（包括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法院存在剥夺其诉讼权利的情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发回重审。经阅卷可知，原审被告张伟强本人已签收传票，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对此作缺席审理并无不当。至于民事判决书的送达系通过邮政快递寄送的，收件人为“张伟强董先生代收”电话为“137*****016138*****544”，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布心景亿山庄”，经与一审法院核实，一审的书记员当时联系张伟强本人时，张伟强称其在外出差、无固定地址，向书记员提供其朋友董先生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书记员按其提供地址送达。邮件签收后，书记员与张伟强取得联系并告知邮件已签收。上述事实结合原审被告张伟强已签收传票却未积极参与诉讼且本案的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张伟强系同胞兄弟等情况，本院确认原审法院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须发回重审的情形。关于上诉人是否无须履行还款责任以及案涉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张伟杰及原审被告叶放齐作为承诺人于2015年2月4日作出《承诺函》明确“因张伟强向曾永鸿借款，因剩本金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现承诺若张伟强在2016年2月份前没有还清借款，本人及叶放齐愿意替张伟强还清借款。”，结合上述内容分析可知，上诉人已明确向被上诉人承诺在2016年2月份前没有还清借款的情况下愿意替其同胞兄弟还清借款，自愿向债权人承诺偿还债务人的债务，故其并非保证人。故时效的起算点应由2016年2月起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3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驳回。至于上诉人提出存在《借款合同》的贷款人处为空白、收条记载名字为“曾永”而非“曾永鸿”，被上诉人提出其别名叫“曾永”。结合被上诉人系《借款合同》《收条》等的持有人，与其他多笔借据、收条以及《承诺书》等内容形成证据链，原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对借款金额进行确认无误，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张伟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0元，由上诉人张伟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