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行赔终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寿宁县东部新区政府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张成慧，县长。 委托代理人郭光榕，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江（曾用名刘福根），男，194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寿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盛玉，女，1949年4月15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寿宁县，系被上诉人刘福江之妻。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剑锋、林经鼎，福建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寿宁县人民政府因刘福江、钟成玉诉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行赔初5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刘福江（刘福根）、钟盛玉系原寿宁县鳌阳镇大同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在寿宁县××镇××村××村××号拥有房屋，原告长期在其房屋门前土地上修建厕所、畜棚等构筑物并使用至今。2016年7月至8月间，因寿宁县三峰公园（景区）开发建设需要，被告成立的寿宁县三峰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原告房屋门前的土地以原告刘福江为被征迁户制作了现场勘测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的面积分别为109.65㎡、24.3㎡、56㎡，共计189.95㎡。2016年8月8日，原寿宁县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刘福根××新村×号房屋北侧和东侧土地使用权属情况确认的函》，认定：刘福根××新村×号房屋四至的北侧（大门外）及东侧除众水沟0.6米外的土地因刘福根提供不出权属来源证明材料，该部分土地权属应认定为大同社区所有。原告不服，于2017年6月5日向福安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寿宁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权属情况确认函，2017年7月26日，福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981行初9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上述确认函。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8月10日，被告强制拆除了原告所搭盖的构筑物并占用了位于原告房屋周边的部分土地。原告不服，于2017年6月2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组织实施拆除其地上构筑物的行为违法。2017年12月4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拆除原告构筑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因其未缴纳诉讼费，2018年5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行终17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按一审判决执行。2018年7月10日，原告刘福江、钟盛玉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违法侵害其合法利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976795元。2018年9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闽09行赔初1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783795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诉讼请求。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月1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行赔终188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8）闽09行赔初16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重审。基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闽01行初140号判决，2019年9月2日，原审法院就构筑物部分作出（2019）闽09行赔初41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8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另查明，原告曾于2018年3月13日向被告提交了《赔偿申请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就涉案土地权属情况进行确权，也未与原告就涉案土地的补偿问题签订协议或作出补偿决定。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使用的位于寿宁县××镇××村××村××号房屋周边空地实施强制交付的行政行为，已经由原审法院作出（2019）闽09行初157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故被告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实际使用的189.95平方米土地经原告多年投入将山坡地平整成与所居住房屋相平相连的地基，对此原告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财力。虽然该土地尚未在土地部门进行登记，但该土地一直由原告实际占有和使用至今。原宁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举报寿宁县人民政府、鳌阳镇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占用土地修建公园违法线索的调查情况的函》（以下简称《调查情况的函》）载明：“鳌阳镇××新村×号房屋北侧和东侧地段在二调地类图中属于建设用地”。该证据经被告质证，对三性无异议，对原告的待证目的有异议。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发函要求被告核实涉案土地性质后予以答复，被告逾期不予答复亦未提供证据推翻《调查情况的函》的效力，结合涉案土地实际征用情况，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确认涉案土地属于建设用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原告作为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在土地征收中具有获得安置补偿的权利。根据我国在土地征收中实行公平补偿的原则，对于原告在土地征收中受到损失的赔偿，可以参考同地段、情况相似的吴某户的补偿安置标准。因此，根据福建建科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报告书》中对土地使用权价值按照4100元／㎡来计算，原告被征收土地的价值为189.95㎡×4100元／㎡＝778795元。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的土地补偿款778795元自2016年8月11日（强制交付之次日）起至被告付款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基准利息，并非直接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原告赔偿请求项目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实施强制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的土地征收情况与同地段的吴某户情况相似，可参照同地段吴某户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进行赔偿，由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778795元。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寿宁县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77879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诉讼请求。 上诉人寿宁县人民政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供权属依据，也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的面积，原审法院仅凭三份《现场勘测登记表》，在未查清、认定涉案地块权属、面积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上诉人征迁土地面积为189.95平方米，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权属依据的情况下，以被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且涉嫌以司法判决干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确权。三、被上诉人不具有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主体不适格。除了1983年12月吉日的买断契所确认的土地面积外，对买断契之外的土地，被上诉人不具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现被上诉人主张确认上诉人的征地行为违法，没有合法权属依据，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四、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于争议，相关权利人已向寿宁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本案应中止审理，待涉案土地权属确权之后，再行判决。五、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土地地类性质为建设用地，与实际不符。对原审法院发出的函，上诉人已于2019年12月16日答复涉案土地性质为农用地。确认土地地类、性质等的法定部门是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原宁德市国土资源局无权确认，其《调查情况的函》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6年涉案土地征用时其地类为农用地，只是征地批复作出后该地块才变更为建设用地。六、原审法院参照被拆迁户吴某的补偿安置标准计算上诉人损失，不能成立。吴某获得上诉人的补偿安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被上诉人不具有涉案土地的权属依据，即便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土地进行补偿安置，也只能按照征用时的地类即农用地标准。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福江、钟盛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主要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应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从1983年获得涉案土地后一直实际拥有和使用长达30多年，且期间并无任何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故被上诉人是涉案土地合法使用权人。被上诉人一审提供闽政地〔2016〕458号批复和2016年四批次征地批复对应的一期地块图纸，图纸上明确显示上诉人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范围的四至并不包括被上诉人的土地，且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经协商达成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行自行组织人员强制征收被上诉人土地的行为，明显违法。上述基本事实已经原审法院（2019）闽09行初157号行政判决确认，上诉人强制交付被上诉人使用的涉案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原审认定的赔偿标准及项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涉案土地的性质问题，宁德市国土资源局2018年1月18日作出的宁国土资函〔2018〕37号文件明确为建设用地，因原审中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性质存在异议，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发函要求上诉人核实涉案土地性质后提供证据，但上诉人逾期不予答复也没有提供证据，其在上诉状中陈述于2019年12月16日进行答复，确认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但没有任何书面答复文件及相关证据佐证。关于涉案土地的赔偿标准问题，与被上诉人相邻，位于被上诉人地基后两排同地段的吴某户的房屋已被拆除，土地已被征收，并于2016年1月得到129.1万元补偿款，其房屋建筑占地和空地共138.47平方米，每平方米按4100元标准补偿，即便上诉人可证明被上诉人土地在征收前为农用地，但涉案土地征收时已被划定分为建设用地，纳入城市规划区，被上诉人有权根据公平补偿原则，要求参照同地段、情况相似的吴某户的补偿标准进行赔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有相关证据在案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判决作出之后，上诉人寿宁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EMS邮政快递面单（单号11××××25）一张，欲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7日即对原审法院2019年12月6日所发的函予以答复；2．寿宁县鳌阳镇大同社区居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确认申请书》一份，欲证明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相关权利人已提出确权申请；3．《寿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寿宁县三峰公园（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寿政文〔2016〕54号）一份、《寿宁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6〕7号）一份，欲证明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标准；4．福州信源测绘有限公司《寿宁县鳌阳镇大同村一宗土地所有权核定测量报告》一份，欲证明涉案土地中属于寿宁县鳌阳镇大同村集体所有的面积为28.46平方米，属于国有土地面积为162.09平方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虽是对原审法院2019年12月6日所发函的复函，但是原审法院函中要求上诉人收件后三个工作日内复函，上诉人迟至原审判决作出之日即2019年12月27日才将复函寄出，应当认定为逾期未予答复的情形，故证据1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纳；证据2没有确权申请人的签章，不符合证据法定形式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3属于上诉人在原审中能够提供而无正当理由未提供的，不能作为二审中的新证据；证据4属于上诉人在原审中能够委托测量取得而无正当理由未委托测量的，也不能作为二审中的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上诉人于2016年8月10日对被上诉人实际使用的涉案地块实施强制交付的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被上诉人依法取得向上诉人主张行政赔偿的权利，上诉人因违法强制交付土地而造成被上诉人财产直接损失的，依法应承担相应行政赔偿责任。 本案是因寿宁县三峰公园（景区）开发建设土地征收引发的行政赔偿诉讼，被上诉人作为涉案地块实际使用人，在土地征收中具有获得公平补偿安置的权益。按照行政赔偿标准不低于征收补偿标准的原则，被上诉人在土地征收中所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属其直接损失，应当由上诉人予以赔偿。 关于涉案地块的面积。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征地现场勘测登记表和平面示意图等证据，平面示意图显示被征收的涉案地块分为三部分，面积分别为109.65平方米、56平方米和24.3平方米，被征收的各部分面积有现场勘测登记表印证，且现场勘测登记表有测量单位盖章和相关现场工作人员签名，上诉人对被征收的涉案地块面积提出异议，但没有相关证据足以反驳，故应当认定被征收的涉案地块面积为上述三部分面积之和，即189.95平方米。 关于涉案地块的补偿标准。根据原宁德市国土资源局2018年1月18日《调查情况的函》，涉案地块“在二调地类图中属于建设用地”。参照寿宁县三峰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甲方）与吴某（乙方）签订的征收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所载内容，甲方对乙方“现住房及宅基地和其他用地”实施征收，乙方按照“房屋占地面积138.47平方米”取得补偿，且补偿标准按照福建寻科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评估价126.6万元，而根据该估价公司的《房地产估价报告》［闽建科（2015）估字第045号］，在估价时点2015年12月29日，吴某房产价值为40万元、土地价值为57万元（138.47平方米×4100元/平方米）、房产装修价值为29.6万元，即其土地使用权价值标准为4100元/平方米。吴某户与被上诉人各自使用的土地均是因寿宁县三峰公园（景区）建设需要而被征收，对被上诉人的本案损失的赔偿，参考同批次、同地段和情况相似的吴某户的补偿安置标准，符合公平补偿的原则。 综上，原审参照吴某户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人民币778795元（189.95平方米×4100元/平方米），并无不当。原审对被上诉人关于补偿款利息损失的诉求以非直接损失为由予以驳回，亦无不妥。上诉人关于中止本案诉讼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珩 审 判 员  林爱钦 代理审判员  黄吉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思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