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申2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耿延良，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伟武，男，198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数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耿延良因与被申请人陈伟武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粤03民终23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耿延良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判决在未查明案涉证券账户初始资金1100万元真实来源的前提下，即认定被申请人提交的证券账户为代申请人理财账户，明确缺乏事实依据。根据被申请人于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案涉证券账户于2015年6月9日进账1100万元，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100万元即为申请人于2015年6月2日向被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被申请人作为受托人，理应承担其将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实际用于理财的举证责任，但本案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将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汇入案涉证券账户。况且，申请人于2015年6月2日即将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的1000万元资金交付被申请人，但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案涉证券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6月9日方进账人民币1100万元。此外，从资金数额上比对，该账户的1100万元与案涉合同中约定的1000万元明显存在差额。被申请人亦未对上述事项进行合理说明与提供证据。原二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径直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合同后，耿延良按约向陈伟武指定的账户支付了1000万元，陈伟武随后也将相应款项转入陈某娜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明确缺乏事实依据与证据支撑，本案尚无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请人陈伟武将相应款项转入案外人陈某娜证券账户，更无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将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实际用于理财。二、事实上，申请人之所以与被申请人签署案涉委托理财合同，不仅是基于对被申请人的信任，还因被申请人称该笔股票交易存在配资，但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券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显示，并不存在其所称的配资，此可证明被申请人提交的案涉证券账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前，被申请人多次告知申请人自己有场外配资，可调动数十亿资金，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的资金池，将资金交由其代为理财可获得较大收益。在此基础上，加之对被申请人的信任，申请人方与被申请人签署了案涉委托理财合同。2018年9月12日，申请人就案涉委托事项前往被申请人办公司向其询问委托理财的具体细节，被申请人亦明确声称当时的股票交易存在配资，且通过配资获利颇丰（见申请人已于原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其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录音证据，详见该录音7分19秒、10分54秒、18分06秒）。但根据被申请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案涉证券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案涉证券账户的初始资金仅为1100万元，并未体现出有关配资事项的存在。由此可知，被申请人于庭审中提交的案涉证券账户与本案委托事项并不存在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被申请人也明确声称其于2015年的股票交易中获利颇丰，但根据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反馈的案涉证券账户股票交易的净值率，仅2015年6月12日存在盈利，往后皆为亏损状态，此亦与被申请人所称事实不符。三、被申请人作为受托人，未经委托人即申请人同意即擅自将案涉委托事项转交给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且因此给申请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并未亲自处理案涉委托事项，而是将其转委托给操盘手代为处理。2015年8月24日黄某芳发微信称“我从没见过操盘手的操作??”,“老板与操盘手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不能介入太多，也不能不关注??”由此可知，对于案涉委托事项，被申请人并未亲自处理，而是在未经申请人同意的前提下即擅自将案涉委托事项转交第三人处理。依据《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同意即擅自转委托，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也因此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向申请人赔偿损失。四、原二审判决中关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要求的认定存在错误。（一）案涉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并不能证明该1100万元即为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如前所述，本案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从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证券账户的1100万元即为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因此并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将申请人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实际用于理财，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被申请人操纵多个证券账户，存在对倒的可能性根据被申请人口述，其在2015年筹集了数十亿资金，利用多个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活动并以此获利。此外，被申请人作为中国唐商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并通过其全资拥有之GrandNiceInternationalLimited而间接拥有该公司409,529,611股股份，其本人长期从事股票等金融行业，熟知各种交易规则。在此背景下，被申请人完全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股票对倒活动，进而通过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股票交易风险，甚至完全将股票交易的风险嫁接到案涉证券账户，并在事后声称该证券账户即为代申请人理财的证券账户，借此规避股票市场风险以降低自身损失甚至以此盈利。由于被申请人对委托理财的过程全程保密，故申请人亦无从验证，此时处于信息绝对优势地位的被申请人当然有可能提前布局以进行股票对倒行为。据申请人了解，被申请人于2015年购置了多处房产，其中不乏价值高昂的别墅，且被申请人实际控制的中国唐商控股有限公司在当年亦斥巨资投资了两个深圳地产项目。由此可证，被申请人在2015年的股票交易市场中并未遭受损失，甚至可能因此获利颇丰。根据社会一般观念，代理人理财本应使用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证券账户，但本案中被申请人使用的却是案外人的证券账户，且不能提供该证券账户初始1100万元的转账记录，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此外，自申请人委托被申请人理财开始，被申请人从未告知申请人其系使用案外人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甚至被申请人也从未告知申请人其代为理财的具体情况，申请人直至一审程序中方知被申请人提供的案涉证券账户及交易明细的存在。以此分析，被申请人的种种行为完全符合股票对倒的一般特征，存在通过操纵多个证券账户进行股票倒卖、损害申请人利益并以此转移股票交易风险甚至以此获利的高度可能性，二审法院在未查明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即认定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要求于法无据。（三）被申请人称其代申请人投资的为永利产品，但一直未向申请人说明何为永利产品，申请人直至一审程序中方知被申请人购买的是何种股票,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申请人仅在固定时间“告知申请人”永利产品当日的净值率，但并未向申请人说明过永利产品包括那些金融产品。后申请人不断向被申请人追问，要求其说明理财的详细过程与投资金融产品的种类，但被申请人始终予以推诿并拒不见面会谈。在此情形下，被申请人在微信中所称永利产品是否即为其所提供的证券账户尚待考证，而原二审判决认为该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要求的认定明显存在错误。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原二审判决既未按照上述规定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核，也未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该证据进行独立判断，仅凭被申请人一面之词即采信该证据，于法无据。五、原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于2015年9月18日就案涉委托理财产品进行了结算并终止了双方委托理财关系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首先，根据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之约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委托期限从乙方（被申请人）全额收到甲方（申请人）的委托资金之日起六个月，申请人于2015年6月2日向被申请人指定的案外人陈某盛转账支付1000万元，因此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委托期限应当自2015年6月2日起至2015年12月1日止。该约定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且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其次，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于2015年9月17日仅通过微信告知申请人“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并未表示出明显的结算合意。案外人黄某芳并非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其仅为被申请人的传话人，无权向申请人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从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作出了明确的结算的意思表示。况且，本案案涉资金巨大，在未对投资产品进行详细对账的前提下也根本无法结算。如前所述，申请人一直未能获知所谓的永利产品究竟包含哪些金融产品，也未被告知理财亏损的具体细节，该过程始终由被申请人主导，现仅凭三言两语且意思表示不明确的微信聊天记录，完全不能证明双方已于2015年9月17日达成了结算的合意。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440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案涉合同为委托理财合同，合同内容为委托股票投资交易，基于股票交易的连续性和股票盈亏的不确定性，履行期限在此类合同中关系重大，对于双方对股票盈亏的预期以及责任承担均具有重大影响。在双方未就合同终止时间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主张合同终止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不利。故遵循最高人民法院既往判例可知，对于股票投资交易，其终止必须经双方明确授权同意，在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对委托期限已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不能仅依据被申请人的片面之词或者原二审判决的主观推断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于2015年9月17日达成结算合意且案步委托理财合同已经终止。再次，申请人收取款项及交回合同的行为亦不能说明双方已于2015年9月17日进行了结算。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的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约定后续继续在一级市场进行委托理财，这也说明双方当下并不存在结算的合意。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于2015年9月17日亦通过微信称“钱不能光放着，先让它回您账上”，此可表明被申请人将5919000元转给申请人只是阶段性行为，并非双方彻底结算以及结束委托事项的合意。此外，关于申请人交回案涉合同一事，实质上是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由于其身份敏感且为逃避证券机构的监管，才要求申请人将案涉合同交回。2015年10月2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发微信称“合同啥时候过来拿，直接销毁吗？”随后被申请人秘书黄某芳立即回复到“您今天有空吗？我来拿！”，由此可知，申请人交回案涉合同的行为仅是为了配合被申请人的请求，而非原二审法院认定的双方达成结算合意的体现。退一步讲，如果双方确已达成结算的合意，那被申请人任由申请人直接销毁合同即可，根本无需再将案涉合同拿回。因此，原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17日达成结算合意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最后，原二审判决认定的申请人在随后长达两年多时间未再过问相关委托理财事项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申请人从未停止向被申请人追问委托理财的详细情况。自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人说明案涉委托理财究竟投资何种金融产品以及盈亏的具体细节，但被申请人始终予以推诿并采取不回微信、不接电话且拒不见面的消极态度，故此为作为受托人的被申请人未尽到受托人的报告义务，而非申请人对案涉委托事项不管不问。综上，原二审判决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于2015年9月18日就案涉委托理财产品进行结算并终止了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六、原二审判决关于本案已过两年诉讼时效的裁判于法无据。如前所述，案涉委托理财合同明确约定了委托期限，该约定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并未在2015年9月17日达成结算及终止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的合意，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自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5年12月2日起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二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届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七、被申请人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属于违法行为。2015年7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9号），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据此，被申请人借用案外人陈某娜证券账户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已违反上述规定，属于违法从事证券活动的行为。八、原二审庭审程序严重违法。原二审程序中，被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当庭提交了大量证据，包括原二审判决据以定案的证券账户交易明细等主要证据。但经申请人咨询该证券公司，有关证券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可随时凭借有效证件予以调取。被申请人在原一审程序中并未提交该相关证据，在二审中方当庭提交，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证据规则，更不能作为原二审判决据以定案的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应当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且法院不应当组织质证。退一步讲，即使原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逾期提供的证据与案件事实存在较大关联，也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处理。但事实上，原二审法院既未责令被申请人说明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也未在采纳该证据后给予训诫、罚款。故原二审庭审质证程序已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陈伟武提交意见称，一、关于耿延良认为陈某娜的证券账户资金并非为代其理财的资金问题，对此陈伟武已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将委托资金进行理财的事实，二审法院对此事实已查明2015年6月2日，耿延良向陈伟武指定的陈某盛帐户转账支付1000万元后，陈伟武根据自身交易经验于2015年6月9日将人民币1100万元存入案外人陈某娜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其中1000万元即为耿延良委托的份额）。因金钱属于种类物属性而非特定物，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具有可替代性，故此，陈伟武只需在其资金中指定1000万元作为耿延良的委托资金进行理财操作即可，并不需要将耿延良转入陈某盛的款项原物再次转入陈某娜账户。本案一审诉讼中，案外人陈某娜已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自2015年6月9日起，从银行转存入其证券账户的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均为陈伟武所有，并在二审诉讼中出庭作证。在涉案1000万委托资金进行股票交易期间，陈伟武的秘书黄某芳通过微信定期共14次将理财资金的盈亏情况，即净值率告知耿延良，向耿延良解释盈亏即以本金乘以净值率计算，耿延良均已收悉并在微信中回复明白。结合陈伟武二审提交的证券账户交易与资产情况、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每一次汇报的净值率与证券账户的交易情况可一一印证，至此陈伟武已对耿延良1000万委托资金的履行及结算过程充分举证。耿延良作为一名法律界专业人士，对金钱的可替代性应有充分认知与认可，例如耿延良认可只需向陈某盛的账户转账1000万即履行了对陈伟武的给付义务，耿延良在结算后亦认可从案外人陈耿松收取的5919000元即是陈伟武给付的结算资金，这都是金钱属于种类物的生活常识。但耿延良在本案却提出金钱（1000万）必须原物存入理财账户的异议，明显有悖常理、缺失诚信！综上，二审法院查明及认定陈伟武已将耿延良的1000万委托资金进行理财的事实是正确的。二、关于耿延良认为陈伟武提交的证券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显示不存在配资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完全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并没有约定陈伟武对委托资金必须进行配资。耿延良自述所谓的陈伟武自己有场外配资代为理财可获得较大收益，均是其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其次，耿延良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里，虽然陈伟武曾提到配资赚了钱的内容，但这只是指股灾之前其遵循证券市场规则对自有资金进行股票交易的获利，而并没有表明就是用耿延良的这笔委托资金进行配资而后获利。而且陈伟武多次表示对于几年前为耿延良理财一事的详细情况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刚开始确实赚到钱嘛，后面亏了，大家是共赢共亏的嘛。（录音证据12分28秒），这是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但耿延良将陈伟武的一句话单独提取出，认为陈伟武必须为其资金配资，否则案涉账户便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完全是断章取义，试图混淆事实的伎俩。再次，2015年发生的“千股跌停”股灾，是众所周知的，从2015年6月12日至7月9日，在18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从最高5178点跌至最低3373点，最大跌幅近35%；深证指数从最高1821176点跌至最低1085038点，最大跌幅达40.40%；创业板指数从最高3919.36点跌至最低2364.05点，最大跌幅近39.7％。据统计，此次股市暴跌，A股总市值从6月12日的71.3万亿元骤减至7月8日46.8万亿元，缩水了24.5万亿元，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惨重，如按照截至6月26日的期末持仓人数5076.6万进行计算，三周内投资者累计人均亏损额高达413万元。此次证券市场的单边剧烈下挫，在连续千股跌停的同时引发千股停牌，并危及其他金融市场稳定。（详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449页）因此，在股灾后，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严重亏损的，陈伟武也并不例外，在耿延良提交的录音证据里，陈伟武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前盈后亏的事实，这与当是股票市场的客观情况是相符的。综上，陈伟武一直诚信以待，如实相告，耿延良认为不存在配资的证券帐户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三、关于耿延良认为陈伟武违约擅自将案涉委托事项转交给第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与事实明显不符。首先，陈伟武没有将案涉事项转委托。陈伟武与耿延良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并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并承担损失风险。协议里没有约定陈伟武必须本人每天亲自操作股票交易，作为受托人，陈伟武只需指定下属为其进行股票交易，指定秘书作为与耿延良及时联系定期汇报净值率工作的联系人，并为此承担协议约定的盈亏分成即是完成委托事项，陈伟武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此处的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不是耿延良所称的赔偿责任,事实上，陈伟武依据《委托理财协议》的约定，对于理财资金的亏损承担了30％责任，并结算后支付给了耿延良。四、关于耿延良认为二审判决对陈伟武提交证据的认定错误问题，陈伟武认为二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合法有据如上所述，陈伟武已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将委托资金进行理财的事实，并指定黄某芳对接耿延良，黄某芳对耿延良提出的问题均有作答回应，曾告知耿延良的理财资金投资了永利产品，微信记录显示耿延良清楚委托资金用于炒股却从未询问投资金融产品的具体详情，一审法院也查明了永利产品系陈伟武内部给产品起的一个名字，而不是具体指某一个股票或者某一个债券。但现在耿延良不止歪曲事实，且毫无根据地恶意揣测陈伟武操纵账户倒卖股票损害其利益，其措词均是根据被申请人口述、根据申请人了解、以此分析、存在对倒可能性等不确定用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此种信口雌黄的猜测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陈伟武依据《委托理财协议》约定风险共担型模式（耿延良70%，陈伟武30％）承担了174.9万亏损并已按约返还。在此委托理财关系中，不止耿延良亏损，陈伟武同样有亏损，并不存在利用资金获利的情况，耿延良诉请退回全额资金，实质是违反合同风险共担的约定将理财的风险全部要求陈伟武承担。2015年股灾不止使大量股民资金受损，而且各种金融产品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耿延良对此心知肚明，他与黄某芳的微信交流中不乏见到多次转发给黄某芳相关资讯报道，现为了达到其目的，竟不惜毫无事实根据恶意中伤低毁陈伟武，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综上，答辩人认为，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审核全面、客观，对证据的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五、关于耿延良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已结算系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陈伟武则认为二审法院对此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由于股票市场遭遇股灾因素，涉案资金多次亏损，耿延良与黄某芳交流过程中提出了应有止损措施的要求，2015年9月16日，陈伟武根据《委托理财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提前将涉案投资全部赎回。这也是符合耿延良止损要求的做法，并不加重耿延良的负担。同年9月17日，陈伟武通过秘书黄某芳向耿延良通报了产品净值情况，并依据《委托理财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亏损分担比例作了结算：黄某芳2015年9月17日下午4:38的微信显示：“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领导，这是今天结算的结果。本次汇报与此前仅汇报产品净值有所不同，从微信内容上看，是在列明当日净值率0.417之后，还按照双方约定的亏损三七分担的比例计算出了具体的数额，确定陈伟武应向耿延良结算金额为591.9万元（即耿延良1000万委托资金在终止委托后的资金余额是417万，亏损了583万，陈伟武承担了583万亏损的30％即174.9万），并明确提及这是结算结果，同时要求提供收款账号以转回款项。对此，耿延良回复还好，并提供了收款账户于2015年9月18日收取了上述款项。至此，耿延良在收回委托资金余额的同时，还收取了陈伟武支付的亏损补偿款174.9万元，在陈伟武处已不再有任何委托资金，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已经过结算而提前终止。2015年10月29日，耿延良将涉案委托理财协议原件交回陈伟武，亦可印证耿延良认可双方委托理财关系已终止。在结算后长达两年多时间，耿延良从未再过问相关委托理财事项。因此，二审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证券账户交易与资产情况、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认为本案委托理财合同已实际履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440号案件与本案并不类同，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该案件中双方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需要延期，双方另行约定，但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第四条第三款明确约定：“因国内政策及市场行情的客观变化可能影响委托资金安全的，陈伟武可以单方提前终止本协议，亏损及利润分配方案仍依照本协议约定执行。”且耿延良主动提出止损要求并提供了收款账户收取了资金余额417万和陈伟武返还的亏损补偿174.9万元，遂后还将涉案委托理财协议原件交回，耿延良已实际认可双方结算并终止委托理财关系的事实。六、关于耿延良认为二审庭审程序严重违法问题并非再审的情形之一。陈伟武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理财协议的履行及结算终止一审判决本应驳回耿延良的诉讼请求，但却作出错误的判决。陈伟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并提交了证券账户明细等证据，是对原证据的补充说明，二审法院采信证据并撤销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且庭审程序违法与否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之一，耿延良据此提出再审没有法律依据。七、关于耿延良提出本案未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因双方委托理财关系已于2015年9月18日终止，耿延良起诉时已过两年诉讼时效，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如上所述，耿延良与陈伟武已于2015年9月18日就涉案委托理财产品进行了结算，陈伟武将结算金额支付至耿延良账户，双方终止了委托理财关系。耿延良于2018年11月28日才主张权利，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实施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耿延良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两年时效期间，二审法院对此焦点问题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契约精神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信守约定，这既是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耿延良既然基于信任委托陈伟武为其进行资金理财，并承诺共担风险，则应当受自己承诺的约束，不可因一己私利出尔反尔。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再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申请人将自有资金有偿委托给被申请人投资于国内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买卖股票、基金、信托、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等，收益和亏损均按70%和30%比例承受。现双方为此发生争议，故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对本案争议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我国现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禁止自然人接受特定他人的理财委托，申请人并无证据证实被申请人在同一时期内共同或分别接受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委托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特别是进行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二、基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协议、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已通过微信向申请人报告理财情况，并定期报告盈亏状况，申请人一直未提出异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通报的产品净值率与证券账户交易与资产情况又相一致。在此情况下，生效判决认定委托理财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当。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通报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的理财协议没有实际履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双方的理财协议主要是约定申请人将自有资金委托给被申请人投资于国内金融产品，具体管理和操作均由被申请人完成。至于资金如何调度和安排，具体由谁操作，如何操作，哪一笔资金的运作对应给申请人等内容，协议并无明确限定，根据委托理财的性质，当然可以由被申请人自行决定。因此被申请人指定操作人员、信息反馈人员完成具体的工作，并不违反协议的约定，也不属于申请人所称的转委托的情形。申请人认为只有直接对其转入陈某盛账户内的款项进行操作才属于为申请人履行理财协议的主张，既无合同依据，亦与理财性质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四、双方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约定因国内政策和市场行情的客观变化可能影响委托资金安全的，被申请人可以单方提前终止协议，亏损及利润分配按照约定执行，当本案理财资金本金的亏损已超出50%时，被申请人根据协议相关约定，单方于2015年9月17日决定提前终止本协议，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将协议制止后的资金结算方式、各方应承担的亏损金额、结算后应退回给申请人的资金总额等情况在2015年9月17日的下午告知申请人，并将结算后的资金总额于2015年9月18日退回到申请人的账户，申请人在知悉情况收到退款后，其也接被申请人的要求将案涉协议原件交回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在此过程中从未提出质疑和反对，以行为表明其认可本案协议已终止，而本案资金的结算也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五、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时，距本案协议终止时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生效判决对此认定正确，申请人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综上，对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耿延良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赖建华审判员  鄢宁娟审判员  黄爱斌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关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