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2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中和兴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舣乡黄舣街村。法定代表人：周克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成，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萍秋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楼****。法定代表人：王小平，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曾勇，男，197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绍德，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泸县，现住贵州省独山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熊勇，男，196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原一、二审被告：榕江县滨雅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榕江县滨江花园****iv>法定代表人：李珍文。再审申请人四川中和兴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兴达公司）司因与被申请人贵阳萍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秋公司）、熊勇、曾勇、黄绍德及原一、二审被告榕江县滨雅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江滨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和兴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萍秋公司没有签订合同，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申请人熊勇、曾勇、黄绍德欠付被申请人萍秋公司的钢材款与申请人无关。申请人与熊勇、曾勇、黄绍德关于榕江县“锦江新城”商住楼项目工程款已经结算清楚，支付完毕。2、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的行为是无权代理，我公司没有授权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以“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黔东南州榕江县锦州新城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2012年10月22日我公司在启用“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黔东南州榕江县锦州新城工程项目部”印章时曾特别下文明确该印章仅限于工程施工、质量、进度、安全、工程资料与建设、监理单位之间工作往来使用，不能作为签订合同、债权债务、工程结算使用。熊勇、黄绍德等明知“项目部”印章不能用于对外签订合同，仍然以项目部名义与萍秋公司签订合同是恶意损害申请人利益的做法，申请人并不知道此事，更没有对此事进行追认。而从起诉书中所述的内容以及萍秋公司在没有看到任何授权文书的情况下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看，萍秋公司对榕江公司与申请人以及申请人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即萍秋公司明知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是包工包料承建工程以及明知《榕江县锦州新城项目施工意向协议书》以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公司项目施工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的事实。萍秋公司在明知以上事实情况下，仍然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申请人的行为。申请人在与榕江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明确注明委托代理人是张新苗，且对外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公章为合同专用章，而萍秋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萍秋公司在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时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没有代理权这一事实。熊勇、曾勇、黄绍德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萍秋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利息，钢材加价部分月利率高达2.67%，该部分应属无效。4、原审未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错误。（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熊勇、曾勇、黄绍德系挂靠关系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熊勇、曾勇、黄绍德之间工程款已结清。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再审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再审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6民初114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榕江滨雅公司与中和兴达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的发包与承包关系，而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签订《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存在建设工程违法转包关系。在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签订《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后，中和兴达公司允许熊勇、曾勇、黄绍德以公司项目部的名义进行工程施工等与建设、监理单位、银行业务往来，因中和兴达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熊勇、曾勇、黄绍德是中和兴达公司的员工，而在双方签订的《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第六条规定本工程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可见二者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熊勇、曾勇、黄绍德的身份并不满足内部承包责任制中承包人的构成要件，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之间是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本案中，虽然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对工程项目专用章的范围进行了约定，但是，作为第三人的萍秋公司无从知晓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之间的内部约定，中和兴达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萍秋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内部约定，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对外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但对于中和兴达公司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对于超出其责任范围的有权向熊勇、曾勇、黄绍德进行追偿。故原审判决中和兴达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熊勇、曾勇、黄绍德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欠条是认定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该欠条是萍秋公司在一审中出示，但是其出示证明的目的是未过诉讼时效，对于具体的金额不予认可。在2014年6月15日，熊勇出具的欠条金额为6459719元。而在2014年6月15日至2016年5月31日之间，除萍秋公司自认申请人支付2000000元外，中和兴达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有过支付货款记录。中和兴达公司认为萍秋公司与熊勇、曾勇、黄绍德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二审法院也未收到任何相应机关的刑事案件受理材料。作为正常理性的民事主体，萍秋公司不可能放弃数额巨大的欠款。在二审庭审中，中和兴达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仅表明没有盖中和兴达公司的章。故对于中和兴达公司认为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原判不予支持正确。二审判决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其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中和兴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四川中和兴达建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珊涌审判员  刘 晖审判员  周 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罗全龄书记员周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