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原江西德广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财富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063476858U。法定代表人:沈长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婧，国浩（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方方，国浩（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用代码：91360000158263126B。法定代表人：钟继娣，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胜群，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书熙，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码：913600001582642923。法定代表人：钟继娣，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蕊，系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丽，系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物资贸易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91360000158263783A。法定代表人：钟继娣，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飞，系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上诉人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再生公司”）、江西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外商公司”）、江西省物资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贸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赣民终4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赣0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重审。重审后，一审法院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赣01民初732号民事判决，德广公司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德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长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婧、丛方方，物资再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胜群，外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蕊、叶小丽，物资贸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广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物资再生公司向德广公司归还债务本金1051.43万元，外商公司对归还上述债务本金98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物资贸易公司对归还上述债务本金259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物资再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债权人实际有效的向被上诉人物资再生公司（债务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担保人）主张过权利，故德广公司主张的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起诉请求不能成立为由判决驳回德广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于2007年10月25日进行公告催收债权之后的本案历任债权人向被上诉人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的债权主张均合法有效，案涉债权仍在诉讼时效内。1.珠海市恒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强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的行为合法有效，对本案债务人及担保人产生了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后果，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珠海恒强公司于2007年10月25日从华融公司处受让案涉债权后，先后在2008年11月23日（邮寄）、2008年12月1日（公告）、2010年11月9日（邮寄）、2010年11月24日（公告）、2012年10月30日（邮寄）、2012年11月12日（公告）、2013年6月7日（公告）、2014年10月13日（邮寄，一审法院认定此次邮寄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系认定事实错误，相应催收邮寄单的邮戳显示的实际邮寄日期应当为2014年10月13日）对本案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进行了催收，根据以上珠海恒强公司向本案债务人、担保人催收的事实，可知珠海恒强公司对本案债权诉讼时效的维护完整有效。债务人及担保人虽然辩称其一直在正常经营，但是从未将变更后的地址向任何历届债权人进行告知，也未进行任何的工商变更登记。珠海恒强公司之所以对债务人、担保人采用公告的方式，就是因为债务人、担保人并没有对珠海恒强公司的邮寄催收通知予以回复，且因债务人、担保人在上述期间已经停产，其员工也已经全部遣散，珠海恒强公司已经无法实际联系到债务人、担保人，在债务人、担保人无法联系、下落不明的状况下，珠海恒强公司才选择公告催收的方式维护本案债权。此外，本案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还辩称物资再生公司签收了上述期间内2008年11月23日及2014年10月13日的邮寄催收函，却对这两个日期之间的其他邮寄催收函予以否认，反而证明了债务人妄图通过恶意拒收、回避邮寄催收材料的行为达到逃避本案债务的险恶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珠海恒强公司对本案债权未经邮寄而直接公告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据此错误事实认为珠海恒强公司的公告催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不能产生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后果，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包括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运捷公司”）、德广公司在内的历任债权人均实际有效的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进行了案涉债权的催收，案涉债权诉讼时效连续有效，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向上诉人德广公司偿还本案债务。依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在工商银行向华融转让本案债权之后的本案债权人主张权利过程如下：2007年10月25日，华融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通知其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珠海恒强公司；2008年11月23日，珠海恒强公司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务催收通知；2008年12月1日、2010年11月24日、2012年11月12日，珠海恒强公司先后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及物资贸易公司催收案涉债权。此外，珠海恒强公司还于2010年11月9日、2010年11月11日、2012年10月31日向债务人的主管单位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及托管单位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邮寄债务催收通知；2012年11月15日，珠海恒强公司将其对物资再生公司的案涉债权转让给武汉运捷公司；2013年6月7日，珠海恒强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其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武汉运捷公司及催收事宜；2014年10月13日，珠海恒强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债权催收通知；2014年10月14日，武汉运捷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案涉债权的催收事宜；2016年6月28日，武汉运捷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德广公司；2016年10月12日，武汉运捷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债务催收及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2016年10月13日，武汉运捷公司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及物资贸易公司进行了催收；2017年6月1日，德广公司向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进行了邮寄告知债权转让及催收；2018年11月26日，德广公司对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投资公司及物资贸易公司提起诉讼。由本案上述案件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包括德广公司在内的各个债权人对债务人及担保人的每次有效送达均在诉讼时效内。在债务人及担保人已经实际停产停业、企业已无在岗员工、且经工商登记的联系方式无法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各个债权人为维护其债权采用了包括电话通知、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在内的所有合理合法的催收送达方式，故本案债权人已经穷尽了所有方法表达了主张债权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本案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应当向上诉人德广公司履行本案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以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债权人实际有效的向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主张过权利为由，认定德广公司主张的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本案属于发回重审的案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413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对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作出了认定。1.关于案涉债权通知可否适用公告的问题。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公告通知的主体并未做限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普通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案涉债权不属于公告或者通知可以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系法律适用错误。对应到（2019）赣01民初732号民事判决书中，依然适用同样的规定认为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不享有直接公告的权利，不能产生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后果，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也系法律适用错误。2.江西高院认为珠海恒强公司受让债权后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催收通知，在未收到对方回复信息的情形下，又采取公告形式送达催收通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适用公告通知的情形。因此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受让债权之后向案涉债务人、保证人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催收通知符合法律规定，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债权人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和德广公司均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主张了权利。一审法院以案涉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错误，应予纠正。对应到本案（2019）赣01民初732号民事判决书中，该判决认为自华融公司于2007年10月25日在报纸刊登公告催收债权后，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债权人实际有效的向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德广公司主张的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该种认定同样明显错误。三、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督促债权人依法维护其自身享有的债权，而非鼓励债务人逃避债务。本案中，从各债权人接收债权到转让债权的整个过程里，在债务人物资再生公司、担保人外商公司、担保人物资贸易公司均停产停业、经营场所无人驻场、工商登记的联系方式无效的情况下，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德广公司作为物资再生公司的债权人，始终积极进行债务催收，在穷尽了电话联系、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一切可能的、合理的送达方式仍未得到债务人及担保人的回应后，为确保债权的实现，包括德广公司在内的各个债权人均在诉讼时效内采用了公告催收的方式向债务人、担保人主张债权。可以说，各个债权人为维护自身的债权已经穷尽了所有的送达手段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催收，从司法实践及立法层面来看，对于诉讼时效的要求是持宽松态度的，因为时效的制度本意是督促债权人维护其权利，这也是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延长为三年的法理所在，如果因为对诉讼时效期限的错误判断而导致债权人的合法债权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和保护，无疑是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2月印发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该政策专门在第四部分强调了要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并在第（十二）、（十三）条规定：“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司法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政策大背景下，如果允许拥有强大的背景及渠道的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可以直接公告以达到中断时效的效果，那么对于弱势得多的民企就应当给予更多的保护，且债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并不是未经过任何努力，而是拼尽全力穷尽了所有的催收方式，无论是从法律适用或是公平公正原则的角度考虑，本案历任债权人的催收都已经完全达到了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一审法院以此前被江西高院认定为错误的裁判理由对本案再次作出与此前相同的错误判决，由此而生的诉累已经影响到了上诉人德广公司的业务经营。案涉债权原本系银行转出的不良贷款，最终只能由德广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予以消化，以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本案债权人以如此全面的催收方式仍然被不公正的认定为无法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不仅是根本上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本意，而且是公开支持债务人利用歪曲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的方式逃避其应当履行的债务，更是无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政策。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赣01民初732号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对（2019）赣01民初732号判决依法予以撤销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物资再生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德广公司的诉讼时效早已过，无权请求答辩人承担债务责任。理由有二：一、上诉人追索的债权已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均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且“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结合本案而言，答辩人向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清偿到期日为1993年2月，至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均超过了20年。虽然，工行于2000年11月14日与答辩人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答辩人应于2001年12月底前分阶段还清本息，但该还款协议只产生两年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效力，而不能影响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计算。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75.明确规定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69.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工行与答辩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不符合特殊情况的情形，不能发生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效力。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搜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汉市食品公司肉联厂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5333号]中，认为：“因本案已超过了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搜索文化公司是否存在催收行为，是否引起普通诉讼时效的中断，不再具有法律意义，其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遂驳回了成都搜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请。二、上诉人追索的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根据上诉人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审查确认，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的催收情况为：2006年12月20日华融公司与珠海恒强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华融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转让给珠海恒强。2007年10月25日，华融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上述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2008年11月23日，珠海恒强公司向答辩人邮寄债务催收通知，答辩人认可签收了该邮件。2010年11月10日、2012年10月31日，珠海恒强公司通过公证分别向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寄出《催收函》、《催收保证人通知函》。2008年12月1日、2010年11月24日、2012年11月12日，珠海恒强公司先后三次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催收涉案债权。2012年11月15日，珠海恒强公司与武汉运捷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珠海恒强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转让给武汉运捷公司。2013年6月7日，珠海恒强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上述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2014年10月11日，珠海恒强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债权催收通知，物资再生公司认可签收了该邮件。2014年10月14日，武汉运捷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根据上述催收情况可知，上诉人追索的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理由有：1.答辩人已经签收了催收函，并非下落不明。关于“下落不明”概念规定，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据此，下落不明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表象内容，及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离开住所地，且离开的状态呈持续性；第二方面实质性内容，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离开住所地后，没有联系方式或联系人，其他方不知其下落。而本案中答辩人并不符合上述条件：（1）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答辩人事务。根据江西省政府赣府发[2002]19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答辩人进行改制。但由于公司职工安置、离退休老干部扶助、债权债务清理等诸多事情，答辩人改制成留有专门人员负责。所以在历年年检时，答辩人留守人员均留有公司联系人员名字、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因此，答辩人并非没有联系人员和方式。（2）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在整体改制后，下属存续企业包括答辩人均在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原办公地统一办公，该办公地与答辩人注册地在一栋楼内，大约在2015年后才搬离。（3）无论是工行，还是华融资产，答辩人均签收了催款函。并且珠海恒强公司在2008年11月23日和2014年10月13日向答辩人邮寄催收，答辩人已经签收了。2.在答辩人并非下落不明的前提下，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上诉人德广公司无权登报公告催收，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效力。就公告送达方式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而答辩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有公开地址、可查询的联系人员和联系方式，并非下落不明，因此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德广公司登报公告不具备债权催收和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仅仅是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赋予公告催收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其并不涉及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登报催收无效。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德广公司无权向主管部门催收答辩人债权，且催收不具备时效中断的效力。据退回的EMS显示，除了2008年11月23日、2014年10月11日由珠海恒强公司将《债务催收暨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邮寄给答辩人外，其余的债务催收文件均是邮寄给与本案无关的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答辩人并没有收到该些催收文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吴庆宝所作《诉讼时效中断的司法认定》一文中，关于“向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主张权利”的论述，明确认为：“根据企业法人财产原则，企业法人的财产归企业法人所有、占有、处分或支配，并由该法人以其财产独立对外承担债务的偿还责任。其上级主管部门并不享有所有、占有、处分或支配企业法人财产的权利，且企业法人与其上级主管部门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该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人的特定相对人，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中所指的财产代管人。因此，向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主张权利的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基于上述意见，珠海恒强公司在2008年11月23日向答辩人邮寄债务催收通知，答辩人已签收了该邮件，诉讼时效中断。珠海恒强公司等债权人本应继续向答辩人催收，但此后珠海恒强等债权人却向答辩人主管部门等催收或登报公告催收，该些催收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无效催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因此，至珠海恒强公司2014年10月11日将《债务催收暨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邮寄给答辩人时，时间已间隔六年了，本案诉讼时效已丧失，本案诉争债权已不受法律保护，为自然之债。上述答辩意见请予支持。外商公司答辩称：同意物资再生公司的答辩意见。补充：1.江西德广公司仅以600万市场价格取得3.78亿元的金融不良债权后，并未严格按照法律权利向被上诉人行使其权利。在其怠于行使其权利的情况下，债权超过两年及最长诉讼时效20年后，仍然主张对其自然之债予以保护，严重背离了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2.根据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有独资的专门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而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以最大限度保全金融资产，减少金融损失，促进金融和国企改革为主要经营目标，并非以获取最大利润为主要经营目标。在此基础上，该纪要赋予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主体的一定意义上的特殊政策，如本案涉及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有的公告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恰恰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坚持。如果将该特殊政策适用于受让人，恰恰会导致受让人与其他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失衡。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别享有的权利不能适用于受让不良债权的普通民事主体。物资贸易公司答辩称：同意物资再生公司和外商公司的答辩意见。德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物资再生公司归还债务本金1051.43万元；2.判令外商公司对归还上述债务本金98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物资贸易公司对归还上述债务本金259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22日，物资再生公司（借款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信托投资公司（贷款方）、物资贸易公司（保证方）签订《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贰佰万元整；借款期限自1992年12月22日至1993年2月15日止。借款实际发放和期限以借据为凭；借款利率为月息千分之捌点柒，按季收息，利随本清；借款方请物资贸易公司作为自己的借款保证方，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方连带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除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据《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物资再生公司出具《借款借据》载明以上借款事宜。1992年3月12日，物资再生公司（借款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信托投资公司（贷款方）、物资贸易公司（保证方）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自1992年3月10日至1992年12月止；借款方请物资贸易公司作为自己的借款保证方，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方连带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除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据《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物资再生公司出具《借款借据》载明以上借款事宜。2000年11月14日，物资再生公司（乙方）与工行南昌市阳明路支行（甲方）、物资贸易公司（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甲方于1992年12月22日至1993年2月15日期间共分13次向乙方发放短期贷款共计壹佰伍拾万元（详见附件1）。该贷款虽经甲方多次催收，但因乙方资金周转困难，截至2000年6月21日，尚欠本金壹佰伍拾万圆及利息227.4万元。1.甲方同意乙方在二00一年十二月底前分阶段偿还全部本息（利息计算到还清本金止）。2.为保证还款计划的实施，丙方愿为乙方提供不可撤销之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罚息、违约金和清偿该债务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本协议第1条约定的偿还日到期之日起计算。”2003年12月10日、2004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向物资贸易公司发出《中国工商银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催收案涉保证债权，物资贸易公司在保证人处盖章。1994年1月1日，物资再生公司（借款方）与工行南昌市阳明路办事处（贷款方）、外商公司（保证方）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玖佰捌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止；借款实际发放和期限以借据为凭。借款方请外商公司作为自己的借款保证方。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方连带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除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据《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物资再生公司出具《借款借据》载明以上借款事宜。2000年11月14日，物资再生公司（乙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阳明路支行（甲方）、外商公司（保证方）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甲方于1992年3月11日至1994年3月31日期间向乙方发放短期贷款共计玖佰零壹万肆仟元（详见附件1）。该贷款虽经甲方多次催收，但因乙方资金周转困难，截至2000年6月21日，尚欠本金玖佰零壹万肆仟元及利息1428.4万元。1、甲方同意乙方在二00一年十二月底前分阶段偿还全部本息（利息计算到还清本金止）。2、为保证还款计划的实施，丙方愿为乙方提供不可撤销之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罚息、违约金和清偿该债务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本协议第1条约定的偿还日到期之日起计算。”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阳明路支行向三被告发出贷款划转通知，将案涉贷款划转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管理。2003年10月9日、2004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向外商公司、物资再生公司催收案涉债权，外商公司及物资贸易公司签收。2002年8月1日、2003年10月9日、2004年6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及阳明路支行分别向外商公司催收案涉保证债权，外商公司在保证人处签收。2003年12月10日、2004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向物资贸易公司催收案涉保证债权，物资贸易公司在保证人处签收。200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甲方）与华融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本协议附件一所列明的债权。截至2005年4月30日（转让基准日），本协议项下的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10333966871.36元及对应的应收利息。本协议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债权的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按照财政部的有关通知确定。”附件中列入了物资再生公司的债权贷款本金10514310.13元。2005年6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甲方）与华融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载明：根据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融公司；华融公司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受让债权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其履行主合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或相应的担保责任。2006年12月5日，华融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债务人和担保人催收涉案债权。2006年12月20日，华融公司与珠海恒强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华融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转让给珠海恒强公司。2007年10月25日，华融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上述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2008年11月23日，珠海恒强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务催收通知，物资再生公司认可签收了该邮件。2010年11月10日、2012年10月31日，珠海恒强公司通过公证分别向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寄出《催收函》、《催收保证人通知函》，邮件均因原址未找到该公司而退回。2008年12月1日、2010年11月24日、2012年11月12日，珠海恒强公司先后三次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催收涉案债权。2012年11月15日，珠海恒强公司与武汉运捷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珠海恒强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转让给武汉运捷公司。2013年6月7日，珠海恒强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担保人通知上述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2014年10月11日，珠海恒强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债权催收通知，物资再生公司认可签收了该邮件。2014年10月14日，武汉运捷公司在江西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2016年6月28日，武汉运捷公司与德广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武汉运捷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以600万元转让给德广公司，德广公司支付60万元定金，并于2017年12月30日一次性付清债权转让款540万元（已付的60万元定金可抵购买债权款项）。2016年7月1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4月2日，德广公司向武汉运捷指定收款人袁涛分别汇入60万元、340万元、100万元，2018年4月2日，德广公司通过该公司股东彭玮向武汉运捷指定收款人袁涛汇入100万元。2016年10月12日武汉运捷公司向被告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务催收及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邮件因原址查无此单位被退回。2016年10月13日，武汉运捷公司向三被告进行了公告催收。2017年6月1日德广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权转让告知暨催收通知书》，邮件因原址查无此单位被退回。一审另查明：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曾用名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公司，江西省物资贸易总公司曾用名江西省物资贸易公司。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三公司均无住所地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原始债权系发生于1992年期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信托投资公司对物资再生公司的贷款，该债权后划转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中山路支行管理，再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转让给华融公司，华融公司又转让给珠海恒强公司，珠海恒强公司转让给武汉运捷公司，武汉运捷公司最后转让给德广公司。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本案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债权催收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依据，但该规定的适用主体为国有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珠海恒强公司与武汉运捷公司并非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适用该规定，珠海恒强、武汉运捷应当直接向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通知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其并不享有直接公告的权利，且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下落不明，珠海恒强公司于2013年6月7日直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能产生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后果，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自华融公司于2007年10月25日在报纸刊登公告催收债权后，德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债权人实际有效的向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德广公司主张的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起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及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德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886元，由德广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德广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公司名称由“江西德广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包括2年和20年最长时效）；催收债权能否对各被上诉人适用公告送达？2.物资再生公司应否向德广公司偿还债务1051.43万元？3.外商投资公司应否对物资再生公司的债务本金98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物资贸易公司应否对物资再生公司的债务本金259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关于案涉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和能否适应公告送达的问题被上诉人辩称物资再生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清偿到期日为1993年2月，至德广公司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适用20年最长诉讼时效规定的情形。最长诉讼时效是对有特殊情况，权利人一直未主张权利的情形而设定的时效制度。是在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规定时效的情形下适用。而案涉债权的权利人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而中断，本案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而不受20年最长时效的限制。一审法院认定珠海恒强公司与武汉运捷公司并非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债权催收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德广公司不能证明物资再生公司、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下落不明，珠海恒强公司于2013年6月7日直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的行为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德广公司不能证明本案债权人实际有效的主张过权利，故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审理认为，对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认定，应当遵循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尽快实现权利，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认定权利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重点在于审查权利人有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向相对人主张权利，而不是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形式。权利人只要采用合法的方式和途径向相对人主张了权利，或有证据证明权利主张到达了相对人，就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金融不良资产后，又将资产转让给非金融机构的行为是不良资产处置的常见形式，国家政策和法律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的债权转让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2006年12月20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系列债权转让给珠海恒强公司之后的债权转让以及诉讼时效问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关于案涉债权通知可否适用公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该法律规定适用公告的条件为当事人下落不明，对公告通知的主体并未做限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珠海恒强公司和武汉运捷公司并非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条件为由，认定案涉债权不属于公告通知可以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系适用法律错误。珠海恒强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后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了催收通知，在未收到对方回复信息的情形下，又采用公告形式送达催收通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公告通知的情形。因此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受让债权之后向案涉债务人、保证人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催收通知符合法律规定，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公告通知及催收不符合公告通知的条件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辩称德广公司无权向主管部门催收债权，该催收不具备时效中断的效力。本院认为，物资再生公司2006年改制，经营活动停止，其主管单位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于2006年5月12日下文对物资再生公司的职工进行安置，还在2010年4月30日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将包括物资再生公司在内的18家所属单位进行托管，可见，江西省物资集团公司并非与案涉债权完全无关，在物资再生公司停止经营活动期间，债权人向债务人的主管单位公证邮寄催收债权，明确表达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应当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珠海恒强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武汉运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从2014年10月14日至下一次催收的2016年10月12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珠海恒强公司、武汉运捷公司和德广公司均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主张了权利。一审法院以案涉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应予纠正。二、关于物资再生公司应否向德广公司偿还债务的问题德广公司诉请物资再生公司偿还债务本金1051.43万元。德广公司的债权系受让取得。故其享有的债权金额则应以物资再生公司尚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的借款为基础。在200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截止2005年4月30日（转让基准日），协议项下的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10333966871.36元及对应的应收利息。在该协议的附件中列入物资再生公司的债权贷款本金为10514310.13元。如前所述，既然德广公司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则其要求物资再生公司偿还债务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三、关于外商公司和物资贸易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德广公司要求外商公司对债务本金98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物资贸易公司对债务本金259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定，物资再生公司分别于2000年11月14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阳明路支行和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分别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外商公司、物资贸易公司愿为物资再生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协议约定的偿还日到期之日起计算。2016年6月28日，武汉运捷公司与德广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2016年10月13日武汉运捷公司向三被上诉人进行了公告催收。2017年6月1日德广公司向物资再生公司邮寄《债权转让告知暨催收通知书》，但未向保证人外商公司和物资贸易公司进行催收。从武汉运捷公司2016年10月13日向三被上诉人进行了公告催收至德广公司2018年11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对保证人的诉请已超过两年的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案涉债权几经转让，债权人对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依法行使。保证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德广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外商公司和物资贸易公司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故德广公司要求外商公司和物资贸易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德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732号民事判决；二、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0514310.13元；三、驳回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8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886元，共计169772元，由江西德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担69772元，由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负担10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相红审判员  肖玉华审判员  汪娣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源源书记员高洁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