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15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婉云，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志权，男，198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两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天猛，福建自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华，福建自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光霞，女，198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一审第三人：林志恭，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一审第三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埔支行，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 负责人：黄蛟龙，该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陈婉云、黄志权因与被申请人李光霞、一审第三人林志恭、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埔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5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婉云、黄志权申请再审称：（一）陈婉云、黄志权向李光霞发函解除案涉合同系因其拒不履行合同的行为，二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1.案涉补充协议约定李光霞应于2016年1月29日支付50万元，其实际支付时间已经逾期，故其支付50万元后，额外支付违约金3250元。2.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应于案涉房屋一手产权出证之日起十日内选择以全权委托公证方式或产权交易登记方式交易。2016年2月23日案涉房屋一手产权证办出之日，陈婉云、黄志权即通知李光霞并要求其选择交易模式，并通过中介向其交付案涉房屋的钥匙和门禁卡。通知无果后，陈婉云、黄志权于2016年2月26日向李光霞发函催告，催促其应在出证之日起十日内即2016年3月4日前选择交易模式；于2016年3月3日再次发函催告，催促其应在陈婉云、黄志权延长的期限即2016年3月10日前选择交易方式。然，李光霞于2016年3月11日才发函陈婉云、黄志权选择全权委托公证方式，并以只收到钥匙、门卡而未于2月7日前办理正规交房手续为由，为履约设置障碍。鉴于陈婉云、黄志权给予的宽限期已经届满且李光霞为履约设置障碍，陈婉云、黄志权要求李光霞直接过户，而李光霞对此不予理睬。（二）陈婉云、黄志权于2016年3月30日向李光霞发函解约，系依据该时间前李光霞的违约行为，陈婉云、黄志权于2018年11月27日二审庭审中，第二次向其发出解约通知。因此，即便2016年3月30的解约函不产生解约效力，基于该日后李光霞长期不付款违约行为，2018年11月27日的解约亦已发生解约效力。此外，李光霞已支付的部分购房款于2016年3月31日被翔安区人民法院冻结，且其对冻结不予解决，陈婉云、黄志权至今没有接到解冻通知。同时，李光霞涉及多起民间借贷案，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不具备履约能力。综上，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陈婉云、黄志权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在于案涉《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具体来讲涉及黄志权于2016年3月30日发出的解除函是否产生解除效力，以及陈婉云、黄志权能否以购房款被冻结、李光霞不具备履约能力等为由，于诉讼中主张法定解除。 本案中，黄志权系以“李光霞没有资金支付购房款并主动提出解约，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双方合同无法履行”为由于2016年3月30日向李光霞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因以通知的形式行使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产生解除效力的前提是对方存在约定违约行为或因对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陈婉云、黄志权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根据一审认定且双方二审中均无异议的事实，应认定该解除通知并未产生解除效力。首先，从案涉《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内容看，案涉房屋及车位系整体交易和定价，且双方应当于一手产权出证之日起十日内就采用公证委托方式，或者产权过户方式作出选择。因一手产权证办出系双方相互配合办理过户登记的前置条件，故前述“出证之日起十日内”应当理解为李光霞知悉案涉房屋及车位一手产权证办出之日起起算。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一手产权证于2016年2月23日办出，案涉车位一手产权证于2016年2月29日办出，而直至2016年3月5日，李光霞才知悉案涉房屋及车位的一手产权证均已办出。根据前述约定，李光霞最迟应于2016年3月15日起就具体交易方式作出选择，因此，李光霞于2016年3月11日发出《通知》，选择以委托公证的方式进行交易，并未违反约定。其次，根据双方约定内容，在选择公证交易方式的情况下，双方应当于2016年3月20日前办理公证手续，李光霞于办理公证手续当日支付214万元，而从李光霞于2016年3月21日向陈婉云、黄志权发出《通知函》体现的“2016年3月18日双方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时，陈婉云、黄志权到场后自行离开，李光霞要求陈婉云、黄志权于2016年3月24日上午10点抵达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手续及付款手续”，以及李光霞于2016年4月5日向陈婉云、黄志权发出《函告》体现“陈婉云、黄志权在2016年3月18日、2016年3月24日两次未配合办理公证委托手续”的内容，结合此期间黄志权于2016年3月24日向李光霞发出《函告》体现的“双方重新约定交易的时间期限和交易模式，并就李光霞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具体数额、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及“双方应办理直接过户手续，不宜再采取委托公证方式进行交易”的内容，应当认定双方对交易方式、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等产生争议，并处于协商进程。由上，在李光霞于2016年3月11日告知其选择的交易方式未违反约定，且因未公证致支付购房款214万元的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黄志权于2016年3月30日以李光霞没有资金支付购房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发出的解除函，与案涉协议第十五条关于“任何一方违约逾期十五日以上仍未履约的，视为悔约，另一方有权解除协议，同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约定不符，不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二审判决认定该解除函告并未产生解除效力的结论正确，但理由有所不当，本院予以指正。第三，陈婉云、黄志权以李光霞未解决被冻结的购房款，且系失信被执行人，并不具备履约能力，即便2016年3月30日的解除函不产生效力，但其于诉讼中再次主张协议已解除等为由，主张本案应再审。从查明的事实看，黄志权名下由李光霞支付的购房款虽然被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冻结，但黄志权系因案涉《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而合法占有前述购房款，故二审判决认为“陈婉云、黄志权收取购房款后，除非因为合同解除等原因需要将款项退还李光霞，否则其已取得款项所有权，并不受该协助执行通知的影响”，并无不当。黄志权以李光霞未解决购房款被冻结事宜为由主张协议无法履行、应予解除、本案应再审，不能成立。此外，黄志权于2018年11月27日二审庭审中向李光霞发出解约通知，但因李光霞系本案原告，故黄志权的该主张仅系抗辩，二审法院围绕李光霞的诉讼请求，认定案涉协议不符合解除条件，并无不当。同时，黄志权并未举证证明李光霞缺乏履约能力，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应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婉云、黄志权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婉云、黄志权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程光毅 审 判 员 俞裕铨 审 判 员 林 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世伟 书 记 员 缪建铃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