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102民初364号 原告：于仕祥，男，汉族，1957年11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现住日照市东港区。 被告：山东省日照运总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黄海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1683578125。 法定代表人：郑培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红，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兰波，男，该公司员工，1983年4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被告：陈永利，男，汉族，1955年1月17日出生，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红，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仕祥与被告山东省日照运总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运总集团公司”至判决主文前）、陈永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20年1月6日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仕祥、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红、曲兰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培奎、陈永利经本院依法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仕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依法确立事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立，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被告赔偿原告136万元；2．对被告陈永利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隐瞒事实，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的犯罪事实进行追究，赔偿原告20万元；3．判决案件的诉讼费、邮寄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于仕祥自1984年10月参加工作，在临沂运输公司莒县汽车十三队，工种驾驶员。1993年3月4日临沂汽车运输公司把莒县十三队移交给日照汽车运输公司（因莒县划为日照），1994年3月29日原告被日照运输公司人事科（因那时叫人事科）调到日照运输公司客车一队（住址日照），担任客车驾驶员，调动经手人是人事科长陈永利，见证人莒县十三队经理徐某，办公室主任王兆克，调动期间，陈永利出调动证明，原告将户口从临沂迁至日照落户日照运输公司户头（户籍证明）。在汽车一队，原告担任客车驾驶员，无论包车营运，还是集体营运，都是开着日照运输公司的车、经营着日照运输公司的线路，在单位的指挥、管理、监督下工作，单位发放的工作证，营运收入单位统一结算，集体营运发工资，包车营运按提成，一直工作至2018年，驾驶证降级下岗。1994年12月，公司人事科给同原告一起参加工作的卢守祥、周洪堂、史成金、邢世良等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办理了社会保险。1995年给客车三队的周树敏签订了合同，办理了保险（是1993年从莒县十三队调到三队的），原告申请签订合同办理保险，人事科拒绝，理由是市劳动局规定，城镇户口不予办理。1993年劳动部下发通知要求实行全员合同制，1995年劳动法施行，至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原告多次申请均被公司拒绝，但公司也从未辞退原告。《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交纳社会保险费。《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被告陈永利身为人事科科长，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应当给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不予签订，原告多次申请均不予办理，隐瞒事实，隐匿移交花名册，隐藏销毁原告的劳动档案和工作调动手续，提供假证据，是侵害原告的直接责任人，依据劳动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必须追究刑事责任，承担赔偿。综上所述，和原告同在一个移交花名册上的工友，都于1994年、1995年公司给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办理了保险，现在已退休，他们也承包经营过车辆。公司不给办理，毫无理由，是违法行为，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平等、不公正，同工不同待遇，显失公平。 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之间已经过多次诉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2014年，原告以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130234元，后日劳人仲案字（2014）第94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全部仲裁请求。2014年，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原告向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东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一初字第238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15年，因对上述一审判决书不服，原告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日民一终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因对上述二审判决书不服，原告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民再19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的判决结果。2018年，因对再审结果不服，原告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行）监（2018）37000000216号决定书，不予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上述判决书、决定书等均已生效，均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二、原告再次以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次诉讼，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若无法补办，则赔偿原告损失136万元等，构成重复起诉。首先，从当事人角度看，原告于2014年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以下称“前诉”）的当事人是原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本次诉讼的当事人为原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陈永利，虽然增加了第二被告陈永利，但日照运总集团公司认为，陈永利原系日照运总集团公司的职工，其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从劳动争议纠纷角度讲，本案的当事人实质仍系原告和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其次，前诉和本次诉讼的诉讼标的和争议事实相同，均是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由此衍生的赔偿问题的劳动争议纠纷，其核心问题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而影响到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赔偿的问题。上述问题自2014年已经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抗诉审理，均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而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任何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告无权基于相同的诉讼标的再次起诉。最后，从诉讼请求的角度来看，前诉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而本次诉讼，原告要求确认与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存在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对比两次诉讼，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身已经重复，而对于补办社会保险、因不能补办保险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诉求，如果得到支持，必将推翻前诉的所有判决结果，因此该诉求实质上就是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前诉与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相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因此，如果没有发生新的事实，原告提起本次劳动争议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陈永利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将陈永利列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陈永利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述的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隐瞒事实、隐匿移交花名册、隐藏销毁原告的劳动档案和工作调动手续等行为。综上事实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当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退伍证；证据二、1984年10月招聘合同；证据三、临沂运输总公司移交花名册（计划内）；证据四、东港区人民法院对日照运总做的调查笔录；证据五、日照运总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的“关于于仕祥一案相关的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据六、日照运总向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交的部分花名册；证据七、于仕祥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申请书；证据八、客车风险承包合同书一份、内部客车承包经营合同2份；证据九、线路审批表、行政许可、班线经营证明、车辆注册登记（车主）；证据十、日照运总购置车辆发票；证据十一、营运证、行驶证、车辆完税证明；证据十二、交通部道路客车挂靠经营的界定、标准；证据十三、日照运总发的上岗证及工作单位证明；证据十四、在同一花名册上工友的证明。 原告对于（2014）东民一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到2018年1月日照至沂南线业务到期原告不再经营客运业务，所有的证据在一审中提交。但是法院认定的挂靠事实原告不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述证据中除了临沂移交花名册（证据三）以及上岗证和单位证明（证据十三）、交通部客车辆挂靠标准（证据十二），其他证据（2014）东民一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案卷中已经提交。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与运总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二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书用工方是山东省公路运输联合公司临沂地区分公司，并非被告，此证据也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于仕祥名字处一是无身份证号无法确认是否为原告本人，另外即便是原告本人也仅能证明当时原告在移交范围之内，至于是否移交成功、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仍应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准。对于证据四调查笔录虽为复印件，但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五答复意见质证意见同证据四。对于证据六日照运总向法院提交的部分花名册真实性无异议，该花名册并无原告的名字，即当时移交时，原告不在日照汽车运输公司的接收范围内。对于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进一步证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合同关系。对于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九仅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的线路、车辆必备的行政许可文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该车辆的实际出资系原告、发票、购货单位是运总，这也是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客车挂靠合同，约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营运客车不能以个人名义经营，只能以客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这样可进一步证实原被告之间系客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对于证据十一质证意见同证据九。对于证据十二是个规定，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对于证据十三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九。对于证据十四系复印件，无原件可以比对，暂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经审理查明，1989年前日照运总集团公司的前身系山东省公路运输联合公司临沂地区分公司11队，与莒县13队同属临沂地区分公司。1989年12月，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从临沂地区分公司分离，成立日照汽车运输公司、1993年日照市设区带县，日照运总集团公司由中二型企业升格中一型企业，更名为日照汽车运输总公司，并接管莒县、五莲两县分公司。 2014年4月22日，原告以本案被告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130234元，该仲裁委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日劳人仲案字（2014）第94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作出（2014）东民一初字第238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于1984年入职莒县13队工作，后原告从莒县13队调入日照运总汽车1队从事客车驾驶员工作，1994年7月至2013年与日照运总集团签订多份车辆承包合同，日照运总集团公司除收取承包费及客运代理费之外，并不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原告获得的营运收入除交纳承包费外，均归原告本人所有。认定原告要求确认与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日民一终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之间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而不属于劳动关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对上述二审判决书不服，于2017年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民再1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承包合同而形成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维持了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因对再审结果不服，原告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原告已于2017年12月17日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监督申请书时提交临沂运输公司移交花名册的证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告承包车辆期间除向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交纳承包费和各类规费外，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并不向其支付任何劳动报酬、亦不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获得的营运收入除交纳承包费外，均归原告所有；原告提交的《临沂汽车运输公司莒县分公司计划内用工及临时工等人员移交花名册》，只能证明原告曾是临沂汽车运输总公司莒县分公司职工，并在交接范围之内，原告主张与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行）监（2018）37000000216号决定书，不予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上述判决书、决定书等均已生效。 2019年12月20日原告向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与日照运总集团公司依法确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成立，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应为原告补办社保手续，社保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原告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日照运总集团公司应按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赔偿办法，赔偿136万元；对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导致不签劳动合同，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主要责任人、人事处长陈永利隐瞒事实、销毁证据的犯罪事实应追究责任。当日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出具日劳人仲案字〔2019〕第76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20年1月6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依法确立事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立，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被告赔偿原告136万元；2．对被告陈永利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隐瞒事实，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的犯罪事实进行追究，赔偿原告20万元；3．判决案件的诉讼费、邮寄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日劳人仲案字〔2014〕第94号仲裁裁决书、日劳人仲案字〔2019〕第76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4）东民一初字第2386号民事判决书、（2015）日民一终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再197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行）监（2018）37000000216号决定书及原告本案提交的十四份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一初字第2386号民事判决书、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民一终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再197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文书确认不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临沂运输总公司移交花名册仅能证明在移交前原告曾系临沂汽车运输总公司莒县分公司职工，但原告未能提交移交后原、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原告于仕祥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原告与被告依法确立事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立，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被告赔偿原告136万元。原告起诉的依据以及实体权利之诉求是基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业经法院生效的判决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确认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生效判决。原告于仕祥的该项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原告要求对被告陈永利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隐瞒事实，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的犯罪事实进行追究，赔偿原告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于仕祥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安晓辉 人民陪审员  张书玲 人民陪审员  李宜全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王聪媛 书记员徐俪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