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3321号原告：周建春，男，197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隆回县，现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敏，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良红，湖南兆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益斌，男，198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娟，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虹，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祝蓉，女，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娟，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虹，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建春与被告罗益斌、祝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良红，被告罗益斌、祝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建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2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暂计算至2020年4月19日的利息57600元，后续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二分自2018年4月20日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具有多次业务往来关系，两被告系夫妻。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提供货物，被告只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多次交易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8年3月20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欠付货款120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3月20日之后的每月付款10000元至清偿止，若未履行支付义务，则承担月息三分及其它违约责任。然而被告未履行承诺，至今未付分文。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其权益，故特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诉请。被告罗益斌辩称：罗益斌于2015年向原告周建春购买木门家具，但货款已付清，之后并未向周建春购买120000元货物。120000元的欠条系原告周建春在胁迫两被告的情况下违背自身意愿出具的，不能证明周建春向被告罗益斌提供了120000元货物。原告周建春诉请的利息与律师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费用标准过高，应不予支持。被告祝蓉辩称：祝蓉无需对120000元承担清偿责任，欠条是被胁迫所签且签的非本人名字与身份证号码，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罗益斌欠款120000元是不认可的，既不认可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责任，也不认可以被告祝蓉个人财产承担责任。原告诉请的利息与律师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费用标准过高，应不予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委托合同、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罗益斌与被告祝蓉于2008年3月12日登记结婚。被告罗益斌向原告周建春购买过木门家具，被告罗益斌于2015年8月9日至2016年2月6日通过三次微信转账向原告周建春支付30000元，2018年2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9995元。2018年2月3日，被告罗益斌向原告周建春出具120000元欠条，记载：“罗益斌今欠周建春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现约定按月还款，从2018年3月20号开始每月还款壹万元整，支付到周建春银行账户，如未按期还款，按3%利息计算，因此产生的违约费用由罗益斌负责”。被告祝蓉在欠条上签字为周蓉，身份证号码为4306821979********。欠条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欠条出具当天祝蓉向圭塘派出所报警求助。原告周建春以两被告未付120000元货款为由，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周建春陈述所有货物于2012年至2014年分批次供货完毕。2018年2月3日，两被告报警后双方在茶楼自愿签署欠条，欠条落款时间系原告周建春于2020年自行增添。被告罗益斌陈述2015年开始向原告周建春购买货物，货款已付清。被告祝蓉陈述在欠条上签署“周蓉4306821979××××××××”字样后报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周建春与被告罗益斌是否存在12000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祝蓉是否应当承担120000元的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12000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从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五笔转账流水可得知，周建春与罗益斌自2015年起存在过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即罗益斌分批次向周建春购买了59995元货物，该笔货款已结清。但周建春是否另行提供了120000元货物有待证实。对该问题，第一，原告周建春提交的欠条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12000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欠条中并未载明欠款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仅笼统记载欠款120000元。而且，该欠条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均存在重大瑕疵。从形式上看，欠条中祝蓉的姓名、身份证号明显错误，落款日期又系周建春事后添加。从实质上看，原告周建春不能合理说明该欠条的交易背景、形成过程。被告罗益斌、祝蓉主张该欠条是在受胁迫情况下所书写，书写的实际时间是2018年2月3日，并提供了当日的微信转账凭证、处警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周建春在两被告举证后改变其陈述内容，认可欠条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8年2月3日。同时，原告周建春称欠条是在两被告报警后自愿签署，亦当庭承认祝蓉签字现场照片是由其他人拍摄。但处警记录上明确记录了祝蓉、周建春、罗益斌的真实身份信息且三方均确认后签字，如欠条在处警记录后形成，则周建春不能识别祝蓉虚假签名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的规定，被告罗益斌、祝蓉关于该欠条系受胁迫签订的主张尽到了合理的说明及举证要求，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欠条系受胁迫签订的事实予以认定。因此，该欠条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二，原告周建春不能合理解释120000元货款的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其称十余万元货物的供货时间为2012年至2014年，并提交了《实物出入账》与《2014年未收款》予以佐证。《实物出入账》中记录向罗益斌供货35次，总金额为429060元，其中未收货款181421元。《2014年未收款》中记录罗益斌未收款为172646元。周建春对该两笔欠款数字为何前后不一致未作出解释，也未提供罗益斌247639元的付款记录。同时，以上未付货款未经罗益斌签字确认。而被告罗益斌的第一笔付款时间为2015年8月9日，此种大额订单无需预先支付定金或者预付款的行为，不符合家具木门行业的交易习惯。从5笔微信转账记录来看，单笔转账金额均为10000元，交易金额也与429060元相差甚远，亦不符合双方小额交易的日常经济交易习惯。另外，《实物出入账》中35笔货款未体现货物名称、数量及单价，原告周建春未提供买卖合同、订货凭证、供（发）货凭证、结算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对2018年2月3日的转账19995元与欠条所载的120000元的关系也未给予合理说明。第三，原告周建春提供的电话录音对祝蓉催款，因周建春提交的证据均指明实际购货人仅为罗益斌一人，并不包括祝蓉。周建春在祝蓉未对债务做出追认的情况下催款且催款内容未能体现欠款金额、性质。祝蓉对催款亦未作出回应，持回避状态，告知周建春须找罗益斌。因此该电话录音不能直接体现周建春与罗益斌具有120000元金额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周建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120000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也未能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祝蓉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原告周建春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债权债务金额。其次，欠条中的签名为“周蓉”，身份证号也不正确，不能认定祝蓉具有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故原告周建春要求被告祝蓉承担清偿责任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建春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26元，由原告周建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宁昊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甘梦月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