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19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仝占群，男，1964年5月30日生，汉族，住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河，河北廊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百城，男，1961年2月22日生，汉族，住大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连录，男，1951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大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玉良，男，1956年12月7日生，汉族，住大城县。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玲玲，河北律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建伟，男，1976年7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国忠，河北天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森，河北天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仝占群因与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刘建伟之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2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仝占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河，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玲玲，被上诉人刘建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国忠、任成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仝占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我方已将涉案公司股权于2017年6月25日通过协议转给了被上诉人刘建伟，当时上诉人以口头通知方式告知了刘百城等三位股东，并于2019年7月15日再次将书面通知通过特快专递进行了告知，刘百城三位股东虽未同意我方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刘建伟，但并未提出购买股权，根据《公司法》规定，应视为同意转让，故后续承包费等费用应由被上诉人刘建伟承担。（二）一审法院未认定情势变更的客观因素，判决显失公平。具体就本案而言，涉案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份因环保政策升级的原因被当地政府勒令停产，属于上诉人承包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仍然让上诉人继续缴纳剩余半年期间的承包费，显失公平。（三）一审法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滞纳金显然过高。（四）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支付120万元属于裁判错误，在2014年12月31日的会议纪要中已经明确了需扣除会议纪要中记载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费用211267.4元和191418.5元，故应存入账户的款项为797314.1元。因上诉人在该公司中占有40%的股份，如除去上诉人自占的股份，实际存入金额应为478388.46元，故一审法院判决120万元属于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刘建伟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主要事实及理由：（一）我方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关系，上诉人所述2017年2月11日上诉人作为转让方与案外人代艳萍、刘建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情况是上诉人让我方与代艳萍作为受让人，上诉人和代艳萍之间是真转让，代艳萍已向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转让费用，刘建伟与上诉人之间是假的转让，我方并未支付上诉人任何转让费用。在该转让协议中支付费用的时间是2017年7月份，而上诉人从未向我方主张过转让费用。后来因为上诉人与代艳萍之间发生了矛盾才导致上诉人和代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因为代艳萍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代艳萍和其丈夫马连成去环保部门告上诉人和公司，上诉人让我方帮忙出名和其签订2017年6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该转让协议并未履行。2017年4月10日上诉人与我方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我方与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关系。（二）2018年11月17日股东赵玉良等人签署的关于兴塔岩棉厂停产的会议纪要，该纪要的内容证实我方是受上诉人委托代为经营，其二人之间系委托关系。（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赵玉良等人于2017年7月18日给上诉人的回复函可以证实，上诉人所说的曾口头通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该回复函证实了上诉人从未和股东说过将其公司股份转让给刘建伟的问题。（四）在一审中我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红梅、金变芬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证实了我方是受上诉人的委托代表其管理公司的工作，一审中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代理人向仝文举提交的询问笔录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上述人员均与上诉人具有亲属关系。（五）一审中上诉人的朋友张福江出具了证明，证实上诉人与我方之间并不存在股东转让的合同关系，一审中张福江未能出庭，二审中如果有必要我方可以通知其出庭作证。（六）上诉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是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无权将其对其他股东所应承担的债务进行转让，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的转让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过程中所说的书面通知于2019年7月15日转让的观点我方认为不成立。其一，我方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在2017年6月25日上诉人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是2019年1月1日，但是直至刘百城等人对上诉人提起诉讼，上诉人在此之前从未向我方主张过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二，该转让通知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也不涉及到股权转让成立的问题。其三，我方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刘百城等人向上诉人主张给付承包费等诉讼请求无关。我方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三原告的承包费138.6万元，并按约定的标准支付滞纳金，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2、交还公司经营权、正常运转的设备及材料、公章等手续。3、按照合同约定存入公司账户120万元人民币。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仝占群对三原告的反诉当庭撤诉，本院已经下发撤诉裁定书。三原告与被告同为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股东。2014年3月20日，三原告与被告仝占群召开股东会议，基本内容是：商定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由全体股东共同经营改为承包经营，经全体股东竞标，最终仝占群以每年500万元竞得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为五年，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每年的承包费分两次交清，即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付清每次承包费50%，如果逾期不交，发包方有权根据所欠承包费金额收取滞纳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可用承包方在公司的股金抵扣承包费或终止承包合同等。同日三原告与被告仝占群签订了内部股东承包合同，对承包期限，费用及权利义务等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仝占群实际经营并交纳了4年半的承包费用，剩余最后半年的承包费未进行交纳。原告就上述事实提供了证据如下：1，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及内部股东承包合同各一份。2，银行转账记录一组，证实被告仝占群交纳承包费的情况。3，照片一组，拍摄于2018年11月17日13时，证明公司院内库房为满库存的经营状态。4，大城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2017年和2018年的税款入库情况表，证明公司并未停止经营。5，廊坊暖通岩棉制品有限公司的利润分析表一组，证明与兴塔公司为同行业并未停止经营的情况。被告仝占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承包协议没有异议；承包费在2017年以后均是追加被告刘建伟承担交纳；照片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据目的，自2017年以后，已经转给刘建伟实际经营；对暖通公司利润分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仝占群已经就股权转让起诉刘建伟，本案应等待股权案件的处理结果才能进行判决。被告刘建伟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关于2017年以后的承包费的交纳是通过仝占群之子仝艳方的账户支付的，是受仝占群委托经营公司期间所为。被告刘建伟就辩称事实提供证据如下：1，仝占群与刘建伟之间关于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的经营于2017年4月10日双方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仝占群委托刘建伟代为行使在兴塔公司的股东权力。2，张福江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和仝占群是多年朋友关系，与刘建伟认识。2017年7月份，与仝占群、刘建伟在君和酒店商量兴塔公司的管理事宜。仝占群提出将股份转让给刘建伟，刘建伟不接受，仝占群要求刘建伟继续替其管理公司的事实。原告对刘建伟提供的证据不发表意见。被告仝占群对刘建伟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委托书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对，对张福江的证明材料不认可，应出庭作证接收质询。被告仝占群就申请追加刘建伟为被告及股权转让给刘建伟提供了：1，2017年6月25日仝占群与刘建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仝占群将兴塔公司的40%的股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建伟，2019年1月1日前刘建伟付款。2，2018年11月17日，赵玉良，赵荣增，刘百城，李连录签字的关于兴塔岩棉厂停产的会议纪要，仝占群承包期间全权委托刘建伟代为经营，截止2018年10月27日刘建伟提出终止承包合同，除刘建伟外，其他股东不同意承包人的要求意见，同意按原承包合同执行。三原告对仝占群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仝占群与刘建伟是委托关系，不是转让关系，刘建伟是代为仝占群经营，如果仝占群将股份转让给刘建伟，三原告不会同意。另查明，仝占群与刘建伟之间的股权诉讼，本院已经立案审理。庭审中，被告刘建伟愿意将现在持有的兴塔公司的公章，公司的相关资料交予被告仝占群或者有关部门。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三原告与被告仝占群签订的承包合同及股东会议纪要等可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3月20日，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即原告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与被告仝占群签署的股东会议纪要及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签订的，是三原告与被告仝占群的真实意思表示；承包合同签订后，被告仝占群一直在认真全面履行，就承包费用问题仅仅拖欠三原告最后半年费用；后来被告仝占群因故不履行内部承包合同条款，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仝占群给付拖欠的承包费138.6万元（扣除建设成品库后按照比例计算），按约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滞纳金，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仝占群在不实际经营公司业务时将经营权委托给被告刘建伟，刘建伟代为经营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仝占群承担，根据仝占群提供的证据审查，仅凭二人之间的协议，也没有实际转让股权的付款行为，更没有其他股东的确认，被告刘建伟又否认仝占群的陈述，故此双方之间不构成股权转让关系。被告仝占群辩解由刘建伟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被告应交还公司经营权、正常运转的设备及材料、公章等手续，鉴于兴塔公司的公章在被告刘建伟手中，故此，刘建伟应配合仝占群一并交付。按照约定被告仝占群还应存入公司账户12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归兴塔公司所有。刘建伟在本案中因其地位和实际的代为管理行为，不承担给付承包费的责任。原告另要求被告仝占群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的承包费，按约定为每月25万元的标准，理由是被告仝占群没有交回经营权视为继续经营，但根据内部承包合同条款来看，在合同到期前6个月内，被告仝占群没有提出续签承包合同，所以，此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承包费138.6万元，并按约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滞纳金，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二、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经营权、正常运转的设备及材料等手续交还给三原告。被告刘建伟协助被告仝占群将兴塔公司的公章或现在掌管的公司材料一并交付。三、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按约定存入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账户120万元。 案件受理费1727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2274元，由被告仝占群负担。 本院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大城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出具的2016-2018年期间应急响应通知23份原件及复印件，证明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大城县政府要求兴塔公司停业或错峰生产，严重影响了兴塔公司的实际经营，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证据二：提交2014年12月3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的原件，证明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在公司账户中存入120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扣除该会议纪要中所记载的211267.4元和191418.5元。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从内容上看，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从2016-2018.10.1之前的部分与本案无关，本案诉的是最后一期的承包费，也就是从2018年10月1日-2019年3月31日。关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3月15日之间的错峰生产也不能够证明其影响了上诉人的实际经营，不构成不可抗力，因为兴塔公司是属于生产企业，完全可以提前生产出足够的量保证后期销售。从一审中被上诉人刘百城在税务局调取的兴塔公司额纳税记录看，可以证明兴塔公司在这几个月中是正常的经营状态。因为治理污染从2016年或者更早就开始了，但是上诉人每年都能够按时的缴纳承包费，可见每年的空气治理期间都不影响公司的经营，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可抗力理由不够充分。对证据二从内容上看191418.5元，根据承包协议，扣得是2014年3月20日的会议纪要中的第五条第二项建设成品库房的费用，在该纪要中约定该项费用在第五年最后一次承包费中扣除，因此刘百城等人在起诉时诉讼请求中的138.6万元已经扣除该笔费用，但因记不清准确数额，所以扣除了19万整。因此上诉人主张再次扣除该笔费用不应支持。上诉人刘建伟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因为大气治理政府对公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上诉人找刘建伟，让刘建伟代表上诉人去跟其他股东商量，免交半年的承包费用，因为环保不能进行改造，所以企业无法进行生产。上诉人就让我方与其他股东商量兴塔公司停产，2018年11月17日我方代表上诉人与赵玉良等人召开了会议，其他股东不同意免交半年承包费，也不同意兴塔公司停产，因此形成的2018年11月17日的会议纪要，赵玉良等股东签字，之后我方将该会议纪要提交给了上诉人。从2019年12月18日一审法院第三次开庭的笔录可以证实上诉人将该会议纪要向一审法院提交；对证据二，因与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内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诉求是否得当问题。首先，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与仝占群签订的承包协议期间为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仝占群与刘建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为2017年6月25日，但通过书面告知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等人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故仝占群与刘建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法定效力，对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开始产生效力至少不早2019年8月15日，且在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一并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依据与仝占群签订的承包协议向仝占群主张其承包期内承包费等相应权利。其次，关于一审判令仝占群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滞纳金问题，因双方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少其缴纳承包费义务问题，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应急响应通知、《大城县岩棉企业整改提升标准》、《大城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岩棉行业有关问题的建议》等系列文件，所提的要求或为错峰生产，或提出“对上述企业批建一致、达到排放、达到核发排污许可证条件的企业，同意恢复生产”，尚不足达到适用情势变更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之前提条件。关于上诉人主张应从交纳公司账户120万元扣除211267.40元和191419.50元问题，根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12月31日《会议纪要》，上诉人该项主张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仝占群上交公司账户款项数额扣除该两项后，应为797314.1元。至于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主张其起诉时已将191419.50元从承包费诉求中扣除了，否则欠负承包费就不是138.6万元，故请求二审法院不再将该191419.50元从120万元中扣除。因承包费用和上述两笔费用性质不同，且属于二审中新增加诉求，在上诉人故可持相关证据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2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承包费138.6万元，并按约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滞纳金，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二、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经营权、正常运转的设备及材料等手续交还给三原告。被告刘建伟协助被告仝占群将兴塔公司的公章或现在掌管的公司材料一并交付”； 二、变更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2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按约定存入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账户120万元”为“上诉人仝占群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按约定存入廊坊兴塔岩棉制品有限公司账户797314.1元”； 三、驳回上诉人仝占群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27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2274元，由上诉人仝占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274元，由上诉人仝占群负担14274元，由被上诉人刘百城、李连录、赵玉良共同负担3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章水 审 判 员 柴秋芬 审 判 员 罗丕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传民 书 记 员 贾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