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02民初3517号 原告：周礼兵，男，1976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翟菊芳，女，1975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特别授权代理），贵州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特别授权代理），贵州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20500590775593X，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百里路招商花园城会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聂黎明，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洪伟（一般授权代理），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礼兵、翟菊芳与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商置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礼兵、翟菊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被告招商商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礼兵、翟菊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十日内向原告周礼兵、翟菊支付违约金26,593.0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请明确为以实际购房款为计算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1日。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BJHYC-DS145)，约定原告购买被告销售的位于毕节市南部新区(招商花园城)D区商铺第二层，房号为××，房款为143,553.00元，该金额已支付完毕。被告在2014年12月31日前交房，但未约定被告为原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并交付)的时间及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原告屡次要求被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理交付。另，原告只要求被告支付三年的违约金。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购房款的义务，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的义务，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6,593.00元(3年×6.175%×143,553.00元)。据此，原告特诉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为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请明确为以实际购房款为计算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1日。 被告招商商置公司辩称：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2条规定：“出卖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交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予以审查。诉讼时效从合同约定或法定的办证期限届满之日起起算。如果期间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情形的，应适用中断或中止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约定或法定交付办理有关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日期均在2017年1月5日之前，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3年诉讼时效，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等情形，因此被答辩人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答辩人不存在违约情形，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预售的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承购人应当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开发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开发企业和承购人有特殊约定外，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据此，商品房交易过程中，承担办理商品房权属登记义务的主体为购房者，而非房开企业，房开企业只具有协助的义务。如果房开企业存在违约导致购房者未能按期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在双方对逾期办证违约责任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房开企业才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作为出卖人，被答辩人作为买受人，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义务的主体为被答辩人，答辩人仅负有协助义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中约定，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需要买受人与出卖人双方共同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十二《补充协议》中关于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约定：“若出卖人代办《房屋所有权证》，则买受人在出卖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费用及文件资料交给出卖人；若为买受人自行办理的则由买受人自行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以上费用及办理相关手续。如因买受人原因，未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应付款、未及时付清政府规定的税费、专项维修资金、办证手续费、登记费以及应当由买受人交纳的其他费用、未及时按约前来办理交房手续、提供办理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资料等、出卖人均有权拒绝为买受人办理产权转移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承担，则出卖人办理权属登记的时间顺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买受人却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除外”。据此，如果由答辩人代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被答辩人应当在答辩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资料全部提交给答辩人，如因被答辩人原因，未及时按约提供办理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资料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被答辩人承担，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案中，因被答辩人未及时提交资料，答辩人于2017年9月24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通过设置办证资料收取点的方式针对整个项目小区所有的业主收取办证所需资料，但被答辩人并未提交资料，2018年8月23日，答辩人再次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被答辩人提交办证所需资料，被答辩人在收到通知之后，才于2018年底或2019年将全部办证所需资料提交给答辩人，同时向答辩人出具《委托书》，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证书。由此可知，答辩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通知义务，本案中导致逾期办证的原因，除了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被答辩人拖延提交办证所需资料。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答辩人代被答辩人办理产权登记的前提条件是被答辩人提交全部办证所需资料，而被答辩人拖延提交办证资料的行为构成违约，此种情形下，不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双方合同约定，答辩人均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据此，民事主体可以委托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采用书面形式的，被代理人应当出具委托书。本案中，被答辩人虽然同意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证书，但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向答辩人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证书，因此，双方实际于2018年底或2019年才形成委托代办关系，在此之前，答辩人不负有代为办理产权证的义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和门户网站公开申请登记所需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等信息”。据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登记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其中包含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本案中，被答辩人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向答辩人提供了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资料，而在被答辩人提供相关材料之前，答辩人无法向登记机构提交办证所需材料，无法完成办证工作。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形成委托代办关系，在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之前，答辩人不负有办证义务，客观上也无法完成代为办证任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以及“当事人没有特殊约定”。本案中，答辩人在办证过程中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且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经对产权登记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按照该约定，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出卖人应承担责任的情形，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导致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证书未能及时办理完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答辩人主观过错所致。请求法院综合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导致涉案房屋办证逾期的原因除了被答辩人未能及时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外，还有以下诸多因素：1、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施行，直接改变了原有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证书单独办理的办证模式，规定必需将同一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及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合并登记在一个不动产权利证书上，不再按照原法律规定的单独办理商品房所有权登记及土地使用权登记，这一法律法规的变更导致房开企业需采用新的履行模式即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一并粘连登记来代替原单独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的履行方式，必然使办证时间延长。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也涉及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调整等问题，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的一段时间内，商品房交易的办证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显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此种情况下，继续要求答辩人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事实已经不可能，对答辩人处以违约金，明显不公平。具体到毕节本地，毕节市政府出具公告，自2016年9月30日起，毕节市七星关区、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统一由毕节市国土资源局、毕节市七星关区国土资源局和毕节市国土资源局金海湖新区分局所属的各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权证明》。正式废止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办理，事实上无法继续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因此，在上述多方面原因混合导致逾期办证的情况下，答辩人并非从主观上希望延迟办证，而是受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及时为被答辩人办理权属登记证书。答辩人作为受害者之一，若法院判决由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则过于严苛、对答辩人显然不公平。综上所述，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证书办理逾期是多方面因素所致，而非答辩人主观原因造成，请求贵院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对于燃气费，根据合同约定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且答辩人只是代收代缴，并未实际获得该费用，若被答辩人认为不应承担该部分费用，应当向相应服务提供单位要求退还，而无权要求答辩人退还。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商业用房出售给原告，总房款为143553.00元，2016年8月2日前一次性支付。被告应当于2014年12月31日前交付该商品房。被告承诺于×年×月×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如不能按照上述约定的期限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1.约定日期起180个工作日内，出卖人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按已付房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2.约定日期起180个工作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1）项处理:（1）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60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照0.5%利率支付利息；（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款×的违约金。双方同意按照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的方式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143553.00元。2015年5月8日，被告取得涉案房屋商品房备案证明书。2017年9月24日，被告在涉案小区张贴通知，通知原告等业主提供相关资料办理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2018年6月3日，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并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执的焦点有: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逾期交付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文书的违约金；如支付，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违约金怎样计算。 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基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在我国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出卖人除依约交付房屋外，还负有协助买受人办理、取得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的义务。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共同申请办理，但是被告已代为收取原告缴纳的专项维修资金等办证所需税费，表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委托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意思表示。鉴于被告已接受委托，被告无需再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直接交付原告，而是将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提交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并通知原告，为原告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但原告有缴纳办证所需税费和提供相关材料的义务。在本案中，被告于2015年5月8日取得涉案房屋商品房备案证明书，具备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条件。原告陈述被告在2014年12月31日前已交房，被告未予否认，可以认定2014年12月31日为交房时间。由于合同中没有约定被告为原告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规定，被告应当于交房之日起90日内（即2015年3月31日前）为原告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被告未在2015年3月31日前将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相关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部门，为原告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责任属于单纯的债权性质的义务，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及尽快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因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以日为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数额，则违约金的数额随着违约行为的持续而不断增长，该种违约金的给付，在性质上属于继续性债权，即其内容和范围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故违约金应当以每个个别的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如前所述，被告未在2015年3月31日前将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提交到办证部门，原则上应从2015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但原告在被告违约时就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而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逾期提交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出现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故自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之日（2020年3月31日）回溯3年的违约金应予保护，超过3年的部分，应认定为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予保护，即2017年4月1日起的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的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违约金如何计算问题。如前所述，被告无需再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直接交付原告，而是将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提交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即履行完毕交付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相关文书的义务。在本案中，被告于2015年5月8日取得涉案房屋商品房备案证明书，具备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条件。2017年9月24日，被告在涉案小区张贴通知，通知原告等业主提供相关资料办理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可以视为被告履行完毕为原告办理涉案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义务，故认定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24日。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规定，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可以按照原告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履约情况，酌情考虑逾期贷款利息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因此，原告诉请的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应以原告已付购房款143,553.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17年4月1日计算至2017年9月23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礼兵、翟菊芳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违约金以原告周礼兵、翟菊芳已付购房款143,553.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23日）； 二、驳回原告周礼兵、翟菊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2.00元，由原告周礼兵、翟菊芳负担200.00元，由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德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肖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