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6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振东，男，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平安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克远，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高科广场11-1，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高科广场**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孙财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克远，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振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陕西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3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振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夏振东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保险费是交至平安公司账户，一审认定平安陕西分公司代为履行收取保险费错误。保险合同是与平安公司签订，平安公司未告知合同由平安陕西分公司代为履行，平安陕西分公司从未出具委托书或授权书，而违法出具理赔决定。二、夏振东在签订合同时已履行了诚实信用如实告知义务，关于中学时体检发现有××病毒携带和2015年8月8日因意外胳膊受伤住院均在签订合险合同时告知平安公司业务员。业务员没有按照合同中的询问事项询问夏振东，也未告知免责条款，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三、一审法院认为平安公司自2016年7月21日起知道解除事由错误。夏振东一审提供的陕西省人民医院诊断证明和病历说明确认患慢性××的时间应是2015年8月13日以前，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所以平安公司应当知道夏振东在合同签订前就已有××。平安公司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应继续履行合同。夏振东的各项诉请合理有据，应予支持。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辩称，1.夏振东在投保附加险时未能如实告知其在投保前患有××，影响了平安公司决定是否为其承保，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理赔。2.平安公司业务人员在代理夏振东保险业务过程中从未向夏振东表示夏振东患有××不影响购买保险。夏振东要求继续履行保险合同没有依据。3.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在夏振东申请理赔时才得知其在1985年中检查出××，并在30日内作出拒赔通知，并送达至夏振东，符合保险法的规定。虽然保险合同是总公司所签，但是合同的履行、与夏振东的业务往来均是通过平安陕西分公司进行，所以平安陕西分公司发送的拒赔、解除通知书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夏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平安公司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号码：P170000011440615的人身保险合同；2.平安公司对夏振东申请的理赔案件号D170000002336194给予赔偿7800元；3.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的违法行为对夏振东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4.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的违法行为对夏振东造成的损失赔偿1600元；5.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1985年，夏振东被确诊为××病毒携带者，夏振东对此事知情。2015年8月20日，夏振东向平安公司投保，并签字确认自己并未携带××病毒。同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P170000011440615保险合同，主险是平安鑫祥两全保险，附加险为住院日额07险、健享人生A险。该合同签订后，夏振东按期足额缴纳保险费，并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出具发票。2016年4月13日，因夏振东主要诊断结石性胆囊炎、其他诊断慢性乙型病毒××住院治疗，平安陕西分公司出具理赔决定书向夏振东理赔。同年5月，夏振东因同症再次住院治疗，出院后向平安陕西分公司理赔，理赔案号为D170000002336194。2016年7月21日，平安陕西分公司工作人员针对理赔事项询问了夏振东，才得知夏振东在1985年被确诊为××病毒携带者小三阳。同年8月1日，平安陕西分公司出具理赔决定书，以夏振东投保前未如实告知健康状况为由，解除了编号为P170000011440615保险合同，并拒绝此次理赔。该决定书已送达夏振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夏振东在投保时未向平安公司告知其为××病毒携带者的情况，足以影响平安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故平安公司有权解除双方的保险合同。关于平安陕西分公司出具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是否有效，保险合同虽由夏振东和平安公司签订，但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实际代为履行收取保险费、出具理赔决定、调查被保险人健康状况等合同义务，且本案庭审中，平安公司对平安陕西分公司上述代为履行合同的行为以及代为出具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均予以确认，故平安陕西分公司出具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有效。夏振东诉称其在投保时已向平安公司业务员告知了自身携带××病毒的情况，但该诉称并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夏振东诉称保险合同解除权须在三十日内行使，而在2016年2月其向平安公司申请理赔时递交了相关病历，平安公司应在那时就知道夏振东携带××病毒的情况，而平安公司在同年8月作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已超过解除权行使期限，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13日的理赔，平安公司仅能确定当时夏振东被确诊为慢性乙型病毒××，而无从得知夏振东在投保前便已确诊并隐瞒，直至2016年7月21日平安陕西分公司工作人员针对理赔事项询问了夏振东，才得知夏振东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健康状况，故平安公司知道解除事由应从2016年7月21日起算，同年8月1日作出的解除合同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夏振东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夏振东负担（此款夏振东已交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夏振东提供了两组证据。证据1.2019年11月8日夏振东与平安公司业务员熊瑞的电话录音及文字稿，以期证明业务员在签订合同之前知道夏振东是××病毒携带者，且没有告知免责条款。证据2.××诊断标准和陕西省人民医院2016年2月9日-13日住院期间化验报告，以期证明平安公司已理赔过一次，知道其是慢性××，其不符合上述标准中的5.2.2情形，只符合5.2.1情形，其从未检查过HBcIgM这一项。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不能确定是熊瑞本人的声音，录音的形成时间无法确认，都是一方的陈述，没有平安陕西分公司知道夏振东签订合同前患有××的内容；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虽然病例显示夏振东在2016年已经检查出××，但是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后，其当时并不知道夏振东签订合同前患有××。审理中，双方确认涉案保险费交至平安公司账户，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开具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1.平安公司应否继续履行涉案保险合同；2.平安公司应否赔偿夏振东7800元；3.平安公司、平安陕西分公司应否赔偿夏振东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损失1600元。本案中，因夏振东在投保时未能如实向平安公司告知其为××病毒携带者这一足以影响平安公司承保决定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其上诉所称平安公司应该知道其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就患有××无事实依据。2016年4月13日的理赔并不能说明平安公司已经得知夏振东在投保前已确诊××并隐瞒，而是平安陕西分公司工作人员在2016年7月21日询问夏振东时才得知夏振东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患病状况，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平安公司自2016年7月21日知道解除事由并据此计算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并无不当。平安陕西分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就涉案保险合同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解除合同，符合平安公司的意愿，代表平安公司的意志，亦未超过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因此，平安陕西分公司代表平安公司于解除权行使期间作出的解除合同的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涉案保险合同已解除，夏振东的各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夏振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向红审 判 员 王慧芳审 判 员 孙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郑 蓉书 记 员 谢 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