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7726号原告：廖*端，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诗，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井气坊新区大街十巷。法定代表人：李*。被告：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井气坊新区大街十巷。法定代表人：赖*。被告：李*，男，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邵杰，系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已撤销）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系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花，系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端诉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两被告以下分别简称为广州**公司、广州***公司）、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诗，被告广州**公司、广州***公司、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邵杰、黄国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2058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0586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全部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起，三被告向原告采购电视机液晶玻璃屏幕产品，双方长期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三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原告接单后，制作送货单并送至三被告指定的地点，由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李*、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法人赖*、两被告的员工王**及其他员工进行签收，之后由原告向王**发送送货单核对，核对后由李*通过其银行账号向原告支付货款，不定期地，王**向原告进行货款支付通知即进行货款拖欠情况核对。多年以来，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及合作惯例，被告会在原告催告下不定期向原告支付货款，虽然被告每一次都只支付一部分，没有支付完毕，但是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原告还是在收到部分货款后持续地应被告进货需求提供货物。截至2018年3月，被告在原告多次催告下终于支付完结了2018年上半年以前所有货款的最后一笔约8000元。然后对于2018年8月至11月底，被告再次向原告采购产品所产生的拖欠货款，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拖欠货款，截至起诉之日止，被告拖欠货款达205865元，为维护原告利益，特诉至法院。被告广州**公司辩称，一、买卖关系是本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本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李*是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为履行公司职务行为，不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赖*即被告李*的付款均是本公司委托付款的，涉诉货款与被告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李*无关。二、原告提供的液晶电视因为质量问题已导致300台左右退货，每台运费800元左右，本公司已经承担了合计人民币约30万元的运费损失，将原告全部货款抵扣后仍弥补不了本公司的损失，本公司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将另行起诉挽回损失。当庭补充如下：原告所起诉的金额不是事实，原告和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双方对合同的约定都是口头的，每次产品的价格是随着市场变化而不统一的，原告起诉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单价最终产生的合同金额是原告单方面意愿表示，并没有经过被告的确认和认可，原告主张的还有20来万的欠款不符合事实，主要原因是原告单方面调高了合同的价格，并且对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退货部分没有计算在内，由于双方没有经过对账，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初步估算，最多可能还有尾款2、3万元，也可能不欠款，最终以双方核对对账为准。被告广州***公司辩称，原告起诉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原告提交的证据第4组有部分送货单第82页由赖*签收，原因是因为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是邻居，有时因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没人接货，临时电话或者委托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帮忙代收货物，与原告所起诉的双方有合同关系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被告李*辩称，原告起诉李*事实上是对法律理解错误，李*是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工作的内容和因工作产生的责任是职务责任，并非李*个人责任，李*的职务责任所产生的责任承担人应当是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李*本人。所以原告起诉李*，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法律规定。各当事人围绕争议内容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交证据，并结合庭审陈述、质证，认定事实如下：一、主体的基本情况。被告广州**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井气坊新区大街十巷**501商铺，为案外人王德敏作为股东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案外人赖*（现为被告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0月9日变更为被告李*。广州**公司经营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并在拼多多平台经营王牌船长电视旗舰店。被告广州***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井气坊新区大街十巷**502商铺，与广州**公司住所地相邻，为案外人赖*作为股东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赖*，于2017年5月18日变更为案外人周*勇，于2017年9月15日又变更为赖*。广州***公司经营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原告提供被告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赖*于2018年8月13日、8月16日签收的送货单，并表示赖*曾担任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订购事务、广州**公司的工作人员王**为配偶关系，且两公司的经营地相邻，以此说明广州**公司与广州***公司为关联企业。但原告未提供王**与赖*为配偶关系的证明，仅提供赖*、王**抖音予以证明，被告确认王**抖音的真实性，但否认与赖*为夫妻关系，并在庭审中提供登记日期为2019年8月19日的户口本复印件予以证实，户口本显示王**的婚姻状况为离婚。被告广州***公司抗辩其与广州**公司经营地相邻，在广州**公司没人在时帮忙代收货物。二、双方微信沟通情况。原告与被告广州**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广州**公司供应电视机液晶玻璃。2018年10月4日至2018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李*沟通电视机液晶玻璃送货事项。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2月13日，广州**公司法定代笔人李*分24次以其名下尾号为7689的银行账户共计向原告名下尾号为5964建设银行账户支付货款133万元，原告表示被告李*以其个人银行账号向原告支付货款，存在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行为。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3日，原告与“王**”沟通购买电视机的送货及付款事项，原告表示王**为被告广州**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与原告沟通电视机的订购事项。王**在聊天中所提及的付款时间、金额与上述李*向原告付款的记录大致符合。原告多次在送货后将送货单及截至送货日对账后的账本页发王**，王**对原告所发的对账页内容未提出异议。经比对，原告向王**发送的对账截图与原告提交的证据5对账材料记载的相一致，对账材料记载送货时间、金额、付款情况以及未付货款情况。原告最后一次向王**发对账页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对账材料显示截止2018年11月28日送货后，被告广州**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向原告付款2万元，但因产生退货金额52630元及3195元，被告广州**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05865元。其中退货金额包括43寸、21（个）×530（元）=11130，49寸、10（个）×700（元）=7000，55寸，27（个）×750（元）=20250，60寸，15（个）×950（元）=14250。小板98-27=71，71（个）×45（元）=3195。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25日，原告陆续向王**催款，王**向原告反映原告的电视机存在诸多质量问题，导致其来回运费、退还损失超过30万元，需由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对账材料，被告广州**公司抗辩原告对账材料上的单价与市场价格不一致，存在偏高的情况。本院责令被告广州**公司庭后提交各型号的市场价格与原告自行制作对账材料的价格作对比。庭后被告广州**公司提交《2018年8月-2019年12月送货廖*端清单》作为证据5提交，清单列出在上述时间段共计收到原告普通液晶屏1953片，优质液晶屏258片。被告广州**公司未提交市场价格与原告标注价格相对比，而仅表示原告报价混乱，只认可最低报价，即43A价格为530元，49A价格为700元，55A价格为700元，按上述单价计算金额共计1490690元。被告广州**公司表示已基本全部结清货款。原告提供《送货记录（廖*端）》，送货记录统计原告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11月28日共向被告送货2480台，金额为1678950元，原告统计的送货记录与其提供的证据证据5对账材料上的送货记录、单价相一致。三、售后退货情况。被告广州**公司提供2018年8月12日至2019年2月25日送货单12张，拟证明原告电视机因玻璃屏质量不合格退货及返修达300多片。原告确认单号为6093033送货单的真实性，并表示其余11张送货单均无原告的签名，且送货单采用的厂家也与编号为6093033送货单不一致，为被告为达诉讼目的而伪造的证据。同时，原告表示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被告发现质量问题会通知原告到现场核对，发现需要返修或退换的，则双方确认签名。经审查，编号为6093033送货单收货单位处有“王**”签名字样，送货单位有“廖”的签名字样，其余11张送货单除单号为3142729号送货单收货单位有“李*”签名，其他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及收货单位均未有签名。且单号为6093033送货单采用主力制品系列的纸制品，而其余9张送货单采用的隆盛制品的纸制品，2张未有纸品系列标注。被告广州**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申请对该12张送货单进行笔迹鉴定，以证明为同一人书写。原告庭后提供及《退换货记录（廖*端）》，退货记录统计被告退货玻璃共计91个，小板71个，其中18个已换货，剩余退货玻璃及小板已退款55825元。被告广州**公司庭后提交2018年8月-2019年2月退回廖*端售后清单》和《广州**电器2018年8月-2019年2月网络销售电视机客户退货单》作为证据6、7提交。售后清单统计自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退回原告玻璃170个，小板196个，原告已返回两单售后玻璃12个，售后原告应退回被告金额为254190元。客户退货清单统计广州**电器2018年8月-2019年2月因原告质量问题导致退货的共37个，产生运费损失5203元。被告在备注中说明，这只是部分返回电视机，除了退货运费，还有发货运费、纸箱费40-60元、木架费30-80元以及人工费120元-159元，售后损失约22万元，未统计2019年10月前客户退货损失。被告提交的证据8为客户退货清单（证据7）相对应的物流托运单，部分单号无托运人名字。对于售后问题，原告廖*端与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多次提及，具体如下：2018年9月4日，廖*端：55翻修还欠你几个明天给你。王**：好。2018年10月22日，廖*端：49寸20个，退了16个售后。而廖*端向原告送货的单号为4107277送货单显示49寸A的数量为4片，即扣除了售后的16个电视液晶玻璃。2018年11月2日前，王**：你的玻璃花屏，开一会花，关一会开有正常，过一会又花，还有黑屏，出线。我们9月退回90台，10月差不多又退回78台。今天统计，小板和玻璃都经常出问题。（被告证据4）2018年11月4日，原告与王**说：玻璃回来你做个几（记）号，我换别的型号给你。2018年12月13日，王**将付款2万元的截屏发给廖*端。王**：把退回的玻璃，小板算一下。王**：还有退回的玻璃，尽快安排仁（人）来拿。当日，廖*端在其记账本记载货款281690-20000=261690，并扣减玻璃、小板退货款（52630+3195），剩余货款205865元。2018年12月25日，廖*端将12月13日的记账情况截图发王**并向其催款。王**：款到，退回厂里几十个刚拆下来，还有很多在回来路上，我已经买了100个玻璃先补发客户了。廖*端：这是什么情况。王**：先来拿回去，你自己研究。廖*端：我都想你全部退回来。被告提供其在拼多多平台经营的管理后台截图作为证据10提交，表示消费者反映被告出售的电视机存在花屏、闪屏、黑点等质量问题而要求退换货。被告广州**公司提供木架箱及纸箱的送货单四张及转账记录两份，拟以此证明被告因原告质量问题导致退换货而产生的木架费及纸箱费损失。送货单中单号为2120081的送货单客户名为“***（王**）”，货物主要为纸箱，金额为950元；单号为0015989的送货单客户为“***”，收货单位上有“李*”字样的签名，货物主要为纸箱，金额为1425元。另两张的送货单收货单位为“广州**电器”，货物为电视机木架费，金额分别为13140元、17370元。另被告还提交两张向案外人转账的记录两份，金额分别为12180元、36020元。送货单金额及转账记录金额未能对应，且无法看出上述单据、转账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证据及庭审笔录、当事人庭后提交的材料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拖欠货款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而被告抗辩原告的电视机玻璃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已高于原告主张的货款。现对双方争议问题逐一分析确定。一、被告广州**公司拖欠原告货款金额。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工作人员王**的聊天记录，截止至2018年12月13日，被告广州**公司共计拖欠原告货款205865元。被告广州**公司抗辩王**非广州**公司、广州***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作为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的朋友，帮助李*与原告沟通，并没有授权其对账。但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25日，王**以广州**公司的名义一直与原告沟通订货、付款、售后事项，被告广州**公司的订货均通过王**联系原告实现。故，原告有理由相信王**以广州**公司名义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为广州**公司所授权的，属于职务代理行为，王**的职务代理行为对被告广州**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由广州**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于被告广州**公司辩称王**无权与原告对账的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向王**发送对账材料，显示被告广州**公司尚欠货款205865元，王**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在原告询问是否有款到的情况下，仍回复原告款到，故，由此可见王**认可原告的对账结果，广州**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05865元。被告广州**公司辩称原告对账材料中的部分单价高于市场价格，价格存在虚高问题。涉案的电视液晶屏幕玻璃因旺季、淡季原因存在波动，实属正常现象，被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价格高于市场价。且原告多次向王**发送对账结果，王**均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王**对价格的波动是认可的，也认可原告当时的报价。故，对于被告广州**公司对于原告价格存在虚高的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二、被告的退货情况。被告广州**公司提供2018年8月12日至2019年2月25日共计12张送货单主张原告已将一部分的退货产品收回，而没有再寄给被告。而原告则表示所有的质量问题产品，双方在原告现场送货时以换货或退货方式解决，且正常的退货单上均有双方的签名确认，被告提供的单号为6093033的送货单，上面有王**在收货单位上签名，原告在送货单位上签名。原告确认该送货单的真实性。而其余11张送货单均无原、被告的签名，且使用的纸品公司及格式均与6093033的送货单不一致，原告否认11张单据的真实性。被告提出对未有原、被告双方签名的11张送货单与单号为6093033的送货单进行笔迹鉴定，确认为同一人所写。但本院认为，即使鉴定为同一人所写，也未能证明为原、被告哪方工作人员所书写，原告方也未对送货单上的内容签名确认。且按照交易习惯和惯例，任何一方交付货物，均应让对方签名以确认拿走货物的事实，而被告广州**公司认为原告取走货物，但又不让原告方签名确认，被告广州**公司应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且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2018年9月4日，廖*端询问王**“55寸的电视玻璃翻修还欠你几个明天给你”，2018年10月22日，廖*端向被告送货49寸20个，因其中有16个为售后，廖*端在当天的送货单上写的49寸为4个，把16个售后扣除。2018年11月4日，原告又与王**说：玻璃回来你做个（记）号，我换别的型号给你。从原告与王**的聊天中可推断，双方交易售后的其中的一个模式为廖*端收回售后货物后，会在送新货时一起把换货的货物一起送至被告。此外，双方还有一个重要的聊天记录，2018年12月13日，王**将付款2万元的截屏发给廖*端。王**对廖*端说：“把退回的玻璃，小板算一下。”，当日，廖*端在其记账本记载货款281690-20000=261690，并扣减玻璃73个（43寸21个、49寸10个、55寸27个、60寸15个）、小板71个的总退货款（52630+3195），剩余货款205865元。2018年12月25日，廖*端将上述的记账结果及退货退款情况发至王**，并向其催款，王**回复廖*端：“款到，退回厂里几十个刚拆下来，还有很多在回来路上，我已经买了100个玻璃先补发客户了。”王**的回答并未对廖*端的记账结果及退货退款情况提出异议，只是告知廖*端后面还有几十个玻璃需要售后的。由此可确定，被告对截至2018年12月25日原告剩余需售后的产品为电视机玻璃43寸21个、49寸10个、55寸27个、60寸15个、小板71个是认可的。且被告对原告对上述质量产品予以退款55825元（52630+3195）解决的方式未提出异议，均为认可的。故，对于被告就售后产品原告未予退回的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因被告申请笔迹鉴定的11张送货单上无原告的签名确认，单凭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难以确认原告收到售后货物的事实，且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王**已在聊天记录中对退货数量进行确认，故，本院对被告笔迹鉴定的申请依法不予处理。三、被告举证损失情况。被告广州**公司提交淘宝的退货记录以及退货运费单拟证明原告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损失退换货物的运费、木架费、纸箱等费用。从原、被告的聊天记录也可确认，原告提供给被告广州**公司的部分货物确实存在黑屏、有线、有气泡等质量问题，在被告广州**公司一再强调产品质量要稳的情况下，原告提供给被告广州**公司的产品仍存在退货的现象。被告广州**公司销售电视机从发货、消费者收货、发现问题、售后必然有一定的时间差，且消费者众多，如要被告广州**公司一一对应举证每个消费者的退货产生运费、纸箱、木架损失必然增加被告的举证难度，从原被告的聊天及被告提交的淘宝后台记录可知，原告提供的货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导致被告广州**公司运费、纸箱、木架等损失费用，且原告提交的记账材料记录的退货情况截止至2018年12月25日，对于2018年12月25日后的退还情况均未予体现。综合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确实造成被告经济损失及2018年12月25日产品仍存在退货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广州**公司仅需按照拖欠原告货款金额的90%支付货款，即，被告广州**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85278.5元，对于被告广州**公司主张扣减货款金额超出上述部分的，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广州**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货款确实造成原告资金被占用损失，原告可主张自被告对账之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改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市场贷款利率，相应的利率标准应相应进行调整。故，原告可主张以185278.5元为本金，自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被告清偿货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原告主张超出上述利息计算标准部分的，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广州**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对原告提交部分货物进行质量鉴定，本院责令被告广州**公司提交原告存放在被告处的货物型号及数量，以及有何证据证明该部分的产品为原告所交付。被告广州**公司一直未予提交，本院致电至被告代理人责令其提交上述材料。代理人答复因疫情搬仓库原因，原告提交的货物已丢失，现无法做质量鉴定。因本院已确定原告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且被告广州**公司也无法提供产品做质量鉴定检品，本院对被告广州**公司质量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处理。四、主体问题。被告广州***公司、李*是否应与广州**公司共同对原告承担还款责任，首先被告广州**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原为赖*，后于2017年10月9日变更为李*。广州***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赖*，两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均为经营家用电器零售、批发，经营住所相邻。赖*作为货物的签收人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名，且曾以自己名下帐号代被告广州**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且被告广州**公司提交的证据11“被告木架款及纸箱款收据”中的单号为0009941的客户标注为“***”（王**），单号为0015989的送货单客户标注为“***”，而作为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则在收货单位处签名。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可认定，广州**公司与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对外行为均密切相连，本院可确定两公司为关联企业，共同对外进行经营。故，被告广州***公司应与广州**公司共同偿还原告货款185278.5元。对于被告一方面辩称两公司住所地相邻而由赖*代为签收货物，另一方面又提交有客户为“***”（王**）、以及李*代表“***”在收货单位签字的送货单，被告的辩称与其提交的证据相矛盾，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被告广州**公司为案外人王德敏一人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李*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自己的账号向原告付款为职务行为，应由被告广州**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李*承担共同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廖*端支付货款185278.5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85278.5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货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廖*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8元、财产保全费1570元，由原告廖*端负担438元，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580元。原告廖*端已向本院预缴受理费4448元、保全费1570元，本院将在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5580元。被告广州**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5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确定的上诉受理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 东人民陪审员 丁 雪人民陪审员 肖丽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何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