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4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钦州市钦州港金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黄志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伟，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骏，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钦州北投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钦州市钦州港金鼓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晓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胜林，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王寿，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星良，男，198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高永，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桂公司）、广西钦州北投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星良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20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伟，上诉人北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胜林、邱王寿，被上诉人刘星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高永、黄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由金桂公司赔偿刘星良经济损失的内容；2.重新认定本案事实，认定金桂公司不构成侵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金桂公司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错误。1.蚝排四周水色变异的时间是在2018年8月7日至9日，8月17-18日变异为褐色。其公司管道破裂时间为8月19日晚，本案赤潮发生的时间早于其公司管道破裂时间。2.事发海域水体交换条件差，地，地理环境条件利于赤潮形成.事发海域营养盐含量本身就已经非常丰富，高于其公司外溢废水，其公司外溢废水反而起到稀释作用。4.涉案海域表层盐度较低底层盐度较高，受淡水影响较大。事件发生时，正在进行填海疏浚工程作业，造成底层高盐度的水质浑浊，加之淡水输入少，最终导致赤潮爆发。5.北投公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至今也没有按照排污管道的规划进行深海排污。另外事发海域周围还有多处的常年排污口，是事发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的超标的重要来源。（二）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业已存在的法定免责事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次赤潮因上述综合因素引发，系无法预防和避免的不可抗力，属海洋自然灾害。相关管理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养殖，刘星良在没有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实施养殖，明知会导致大蚝损害的后果，属于故意行为。并且在赤潮发生时，没有采取任何规避措施，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属于自甘冒险、故意实施不法行为，应自行承担损害后果。（三）原审法院“按照政府调查的大蚝情况统计表”，并酌定大中小规格蚝苗的标准及蚝苗单价，同时又不遵循该酌定的规格及单价标准，认定刘星良的成本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刘星良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自己是本案法益所有者和购买蚝苗放养遭受损失的事实。根据《钦州三墩养殖区大蚝突发死亡情况调查》显示，2018年9月8日、9月9日调查区域原始数据记录涉及蚝排19张，涉及养殖户共计8户。2018年9月20日，钦州水产局对蚝排存活率复查结果显示，涉及蚝排461张，涉及养殖户达168户。该复查结果依据养殖户自报损害数量的方式形成，不具有真实性，存在其他养殖户将死蚝运至事发海域索赔的情形，不应当采信。（四）原审认定金桂公司与北投公司承担相等赔偿责任，有失公允。北投公司严重违法排污过错严重，即便认定金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也应该判定金桂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小于北投公司。（五）原审审判程序错误。原审中，金桂公司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原审法院委托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事发海域引发赤潮的各因素原因力有无及大小进行司法鉴定，原审不予以准许。出具《钦州港三墩公路西面非养殖海域大蚝死亡事件调查及原因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大蚝死亡分析报告》）的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不具有对该事件调查、认定并出具相应调查报告的专业资质，撰写该报告的人员未掌握案涉全部事实，其所做出的结果不具有专业性、客观性。在金桂公司提出异议后，原审也未传唤调查报告出具人员到庭接受质询，违反法律规定。 北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由北投公司赔偿刘星良经济损失的内容；2.重新认定本案事实，认定北投公司不构成侵权；3.本案原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北投公司不是污染者，未实施污染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本次污染事件的污染源并非来自北投公司。大榄坪污水处理厂建设合规，取得排污许可证，且2016年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以来，都是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一级A来排放的，排放合法。北投公司的排放口离刘星良养殖生蚝位置很远，大概有4公里，金桂公司爆管泄漏事件发生前，涉案海域未发生过蚝苗规模死亡的情况，金桂公司爆管泄漏事件是改变涉案海域环境的唯一介入因素，与蚝苗规模死亡的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关联。2.北投公司作为公益性质的治污企业，排放是其日常的工作和运营的内容，其排放水质合法且达最高标准，上述排放行为不应视为污染行为，更不应视其公司为污染者。环境侵权司法解释所采用的无过错责任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的设立存在冲突，即便污水处理厂按照最严格的流程来生产和排放，还是无法预防、克服、避免成为海洋损害的侵权人并承担责任，严重有违常理、不公平。3.《大蚝死亡分析报告》已充分证实本次污染事件为赤潮影响等其他综合因素引起的，与北投公司日常运营的合法排放行为没有任何关联。（二）刘星良违反规定在工业海域进行水产类养殖是其遭受损害的根本原因，该违法行为的一切后果应由刘星良自身承担。1.涉案的海域为开展工业生产所适用的工业和城镇建设用海，国家三令五申不能进行水产类养殖，政府多次清理和整治，刘星良仍然置若罔闻，其对可能遭受到的海洋污染损失已有预见，应自担责任。2.原审认定北投公司承担刘星良购买蚝类的成本损失，完全割裂了非法养殖的概念，购买蚝苗行为是非法养殖的一个环节，不应单独评价。（三）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作办公室的统计表实为登记表，是根据非法养蚝户自行交报粗略清点而成，且无其他任何证明材料进行补强，损失的真实情况完全无法确定，刘星良没有完成其损失的举证责任。1.统计表实际统计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距离事发时间较长，且根据金桂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相关部门准备统计本次污染事件造成大蚝死亡数量时，涉案海域存在蚝排数量明显增多的情形，不排除大蚝因为其他原因正常死亡或者养殖户为了非法牟利从别处拉来死蚝加入登记的情形，从而导致本次因海洋污染事件生蚝死亡损失加剧的情况发生。2.统计表统计的数据不具备时效性、客观性与真实性，其实际是登记表，是根据非法养蚝户自行交报粗略清点而成，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四）原审法院在判决北投公司承担责任未综合全面事实认定各方的责任分担，遗漏责任人且责任分担不公平、不合理，应当予以纠正。本次污染事件发生的原因有疏浚工程、海域附近的其他企业排污和排放口排放的污水，除北投公司、金桂公司外，还存在钦州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排污。原审中，北投公司申请追加涉案海域相关排污主体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仅对其中明确写明了主体名称的企业，即钦州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以该两家企业的排放未能达到涉案封闭的三墩海域，未显名的其他排放主体信息不具体明确为由，驳回北投公司的申请不合理。原审法院要求北投公司去证明其他的排污主体与损害结果间存在法律关系和因果关系，明显在同一案件中举证责任适用双重标准。原审单独判决北投公司与金桂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显然不公平。（五）本案的责任分担不存在难以分清的情形，事件引发的原因力十分明确，金桂公司的“爆管事件”是主因，且金桂公司排放标准、排放物、排放量、排放距离、排放种类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北投公司，其理应对本次污染事件承担主要责任。（六）即使判决北投公司对本次海域污染承担责任，也应考虑养殖海域环境条件较差、刘星良未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相关部门对赤潮预警不及时等诸多事实，减轻其公司责任的承担。 刘星良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发生在钦州港保税港三墩海域内湾区，其在该海域内养殖大蚝，金桂公司在海域有一条长约8000多米的排污管道，北投公司有污水的排放口。2018年8月19日，金桂公司的排污管道发生泄露，水质发生异常，该事实有海事部门现场勘查证实。事件发生后，其所养殖的大蚝普遍发生死亡现象，经钦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邀请相关部门协助进行调查，经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所出具的大蚝死亡分析报告，本次大蚝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养殖环境富营养化，且在特定条件下引发的一次有毒赤潮并导致养殖大蚝死亡，是由于地表污水、金桂公司废水泄露等原因所造成。其损害结果是金桂公司、北投公司行为所致，原审判决正确。（二）原审认定责任承担的比例正确。其在涉案海域养殖，虽未取得相关的养殖许可证，但法律只是不保护非法养殖所取得的收益，其在本案中也未主张养殖收益，仅主张所投放蚝苗的成本损失。原审认定其存在重大过错，自行承担损失的百分之七十五，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对赔偿数额计算正确。本案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并由开发区管委会组成工作组对含其在内的大蚝养殖户的大蚝死亡情况进行了核实登记。这是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对突发性事件损失核对的现场资料，并有工作人员签字进行确认，该核实数据真实可信，原审据此来计算其损失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金桂公司、北投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北投公司针对金桂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大蚝死亡分析报告》具有客观科学性，据该报告分析，金桂公司排污管道爆裂泄漏是对涉案海域生态环境的最后一击和引爆点。金桂公司陈述北投公司在2018年8月19日的污水排放量为0.76吨。首先这个排放量没有超出北投公司设计排放规模。其次，8月19日、20日连日下大雨导致很多雨水汇入到管道里，但雨水是比较清洁的，是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金桂公司在此事件中有两个因素需要衡量，一是爆管泄漏事件，二是金桂公司日常污水排放量为每日3.7万吨，且其排污口离非法养殖区非常近，比北投公司排放口要近的多，因此即便让北投公司承担责任，也应当根据排放标准、排放量、距离远近等因素比较判断，北投公司正常排放对环境影响的原因力也仅占金桂公司的五十分之一左右，因此原审判决北投公司与金桂公司承担相等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金桂公司针对北投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北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二审应予驳回。（一）北投公司主张其未实施污染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二）北投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责任分担不合理的问题。金桂公司认为北投公司主张本案遗漏侵权责任人正确。北投公司主张追加被告，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处置不当，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对于北投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否合理，应由法院判断。金桂公司认可北投公司主张原审未考虑诸多减轻侵权责任的事实与理由，但认为应当也同时减轻金桂公司所承担的责任比例。（三）北投公司主张金桂公司的排污管爆裂是污染事件的引爆点，不符合客观事实。金桂公司爆管时间短、裂口小，爆管前后海域水质无明显变化，且金桂公司2018年全年排放达标。反观北投公司，存在无许可证排放、超标超量排放的情况，对沿岸污染较大。北投公司认为其属于治污公益企业，不是污染者，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在仅认定金桂公司和北投公司是本案侵权责任人的情形下，北投公司应当承担比金桂公司更重的责任。（四）关于养殖户的损失问题。1.认可北投公司认为非法养殖户成本的统计、登记户数与客观实际存在矛盾的主张。关于钦州港经济开发区的统计表，实为根据养殖户自报情况制作的登记表，真实性无法确定。2.养殖户非法养殖，存在严重过错，对自己的损失存在直接故意，已预见到并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应自行承担损害结果。3.原审在计算损失金额时，存在把大蚝、中蚝和小蚝的规格认定错误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7日，钦州港环保分局向钦州港管委做出《关于反映钦州港保税港区至三墩的海域海水受污染变深红色造成部分养殖物死亡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载明：2018年8月19日晚8点左右，养殖户张祥如发现其养殖区海水颜色异常，在凌晨左右发现其养殖网箱内有鱼死亡。8月20日上午8点，钦州市环境监察支队、钦州市环保监测站、钦州港农办及钦州港环保分局对相关海域进行现场调查，发现金桂公司在该海域排海管道有一处泄漏点。现场调查人员要求金桂公司停止生产废水外排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泄漏点进行修复。泄漏点的堵漏修复工作已于8月20日晚10点完成。8月25日，向养殖户了解未再出现养殖物死亡的情况。 8月28日，钦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做出《监测报告》（钦环监（水质）字[2018]第414号），内容如下：测试日期：2018年8月20日-22日；监测项目：盐度、pH值等共6项；采3个水样：金桂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海水（E108°39′49″，N21°42′41″）、金桂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岸边海水（E108°40′33″，N21°39′57″）、张祥如网箱养殖池海水（E108°41′18″，N21°43′18″）；采样时间：2018年8月20日；采样依据：《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442-2008；样品特征：金桂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海水、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岸边海水、张祥如网箱养殖池海水均呈浅棕色、无味；监测结果：金桂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海水pH值（无量纲）8.46、溶解氧（mg/L）8.05、盐度（‰）19.9、化学需氧量（mg/L）5.16、氨氮（mg/L）0.104、活性磷酸盐（μg/L)10.4；金桂公司废水排放口排海管道泄漏点岸边海水pH值（无量纲）8.64、溶解氧（mg/L）8.16、盐度（‰）20.6、化学需氧量（mg/L）4.08、氨氮（mg/L）0.078、活性磷酸盐（μg/L)86.3；张祥如网箱养殖池海水pH值（无量纲）8.32、溶解氧（mg/L）7.02、盐度（‰）20.9、化学需氧量（mg/L）5.09、氨氮（mg/L）0.039、活性磷酸盐（μg/L)177.4。 9月25日，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出具《大蚝死亡分析报告》，内容如下：一、事件发生情况。此次发生牡蛎大面积死亡的区域位于保税港区及三墩公路围成的人造内湾海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根据蚝农上报数据，此次死亡事件涉及的蚝排总共为461张，其中在保税港区海域约177张，三墩海域约284张。出现死亡的蚝排仅限于此湾内，一堤之隔的蚝排没受影响。根据入户调查结果，2名养殖户反映最早发现蚝排四周水色变异的是在8月7日-9日，当时已发现有小蚝苗死亡。多数养殖户反映在8月17日-18日发现水色变异（褐色），20日加剧（深褐色），手指在水中感觉有粘液，搅拌有泡沫浮于面上，捞起有怪气味。9月3-4日发现大量蚝苗（小苗及中蚝死亡）；据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对8月21日水色异常的水样进行浮游植物的监测结果表明：水色异常海域的主要优势种为链状裸甲藻和叉状角藻；二、事件性质。本次事件属于明显的赤潮影响事件，是由于赤潮生物大量繁殖及生消过程产生毒素造成养殖牡蛎死亡。三、发生原因分析：1.海区富营养化。海水富营养化是赤潮爆发的主要原因，营养盐对赤潮发生起着基础性作用。据钦州市海洋局环境监测中心在8月21日对事发海域进行采样监测水温、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活性磷酸盐，结果表明：除了正常海域的QZ02站位水质类别为一类海水水质，水色异常的海域其他3个站位均为劣四类海水水质。2.海水富营养化与金桂公司排污之间的关系。据钦州市海洋局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文件钦港海报[2018]49号“关于大榄坪海域海水异常调查情况报告”称“从港区环保分局获悉，8月20日上午8点钦州市环境监察支队、钦州市环保监测站等部门在对排海管道检查中发现有1处泄漏，金桂公司已于8月20日晚10点完成了修复工作。”据广西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广西海洋水质水文自动监测浮标系统监测周报显示金桂公司排污口海域(GX11号浮标）为四类海水水质。据南宁市江山多娇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金桂公司排污口在线监测设备数据显示，8月16日至19日，污水中COD值变化范围为51.6-56.04；氨氮为1.22-2.79mg/L，总磷0.032-0.146mg/L，总氮3.71-6.96mg/L。污水富营养化程度高。据钦州海洋局环境监测中心于8月20日-21日对金桂公司排污泄漏点海水及养殖浮排周围海水监测结果显示金桂公司排污泄漏点的活性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很高，特别是活性磷酸盐的含量超高（10.4mg/L），泄漏点附近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的含量达86.3mg/L，应是由于水体交换差，泄漏污染源浓度聚集升高所致。以上数据显示，金桂公司废水泄漏加剧了养殖海区富营养化程度，磷酸盐突然增加是诱发赤潮发生的原因之一。3.其他原因。适宜的海洋水文气象、地、地理环境条件也是引发赤潮发生的重要原因现大蚝死亡的海域为一个狭长型的人工内湾，湾内最窄宽度仅有1.33km，当平潮期海水潮差小，水体交换差时，极易引起湾内营养盐富积；由于海区气温持续高温（31-36℃），为藻类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生长条件。该区域前期雨水充沛，会引起陆域地表径流的输入增加，也会增加水体中氮磷及有机物升高，诱发藻类赤潮的发生。目前该区域进行疏浚作业，对底质搅动明显，会引起底质中的部分污染物析出而溶解于水体中，引起水质恶化。四、问题及讨论。本次大蚝死亡事件是由于养殖环境富营养化且在特定条件下引发的一次有毒藻赤潮，是链状裸甲藻爆发性增殖分泌毒素导致养殖大蚝死亡。根本原因初步判断是由于陆域地表径流带来的地表污水、金桂公司废水泄漏、疏浚工程等提供丰富的氮、磷等营养盐，在狭长且相对封闭的养殖内湾环境，营养物质不断富集，造成局部海域富营养化。在干旱少雨，天气闷热，水温偏高，风力较弱，潮流缓慢等条件下爆发此次有毒藻赤潮生物的大量繁殖。《钦州港保税区至三墩的海域海水受到污染变深红色海洋监测情况报告》，记载：8月21日，中心于事发海域布设四个站点QZ01、QZ02、QZ03、QZ04进行采样监测，其中QZ02为水色正常海域，其他站点均位于水色异常海域。本次监测具体监测项目分别为：水温、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活性磷酸盐、叶绿素-a以及浮游植物密度。监测结果表明：QZ02站位水质类别为一类海水水质，水色异常海域站位均为劣四类海水水质。水色异常海域站点的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叶绿素-a浓度明显高于正常海域（QZ02站位），对浮游植物的监测结果表明：水色异常海域的主要优势种为链状裸甲藻和叉状角藻，密度最高分别为8.37×106个/L和1.11×106个/L，均高于正常海域水平，但尚未达到赤潮预警浓度。 钦州港农办成立工作组对刘星良的大蚝死亡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2018年三墩-保税港大蚝情况统计表（三墩）。刘星良:1.规格为7-9cm，串/木、竹（串）46，竹、木行数（条）350，总串数（串）16100，死亡率为91.70%；2.规格为6-8cm，串/木、竹（串）42，竹、木行数（条）415，总串数（串）17430，死亡率为91.70%；3.规格为7-9cm，串/木、竹（串）35，竹、木行数（条）165，总串数（串）5775，死亡率为97.40%；4.规格为6-8cm，串/木、竹（串）38，竹、木行数（条）172，总串数（串）6536，死亡率为64%。 另查明，2012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文本》中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登记表》，载明：序号43、大榄坪至三墩港口航运区，功能区类型为港口航运区，环境保护为对金鼓江深海排污区和大榄坪深海排污区进行污染监测，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物执行不劣于三类标准；序号44、大榄坪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功能区类型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环境保护为严格工业废水的达标排放，避免对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海域开发前基本保持所在海域环境质量现状水平。 2017年6月20日，钦州环保局出具《排污许可证》，载明：单位名称：金桂公司，有效期限：自2017年6月20日至2020年6月19日止。 9月，钦州环保局出具《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表3.2-1钦州市入海排污口信息表:18.金桂公司，经度108.6861°，纬度21.7100°，排放位置为深海排放，排放方式为连续，排入的海洋环境功能区名称为钦州港大榄坪污水深海排放区，海水水质保护目标为四类，识别结论为合法；29.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经度108.67039°，纬度21.692508°，排放位置为岸边排放，排放方式为间歇，排入的海洋环境功能区名称为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海水水质保护目标为四类，识别结论为非法排污口。 2018年1月10日，钦州环保局向北投公司发放《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临时），载明：有效期：2018年1月10日至2019年1月9日；排污口数1个，排放去向、方式为废水、钦州湾；水污染物：ＣＯＤ允许年排放总量9吨，Ｎ-ＮＨ3允许年排放总量1.2吨。7月6日，钦州环保局向北投公司出具《钦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钦州市污口设置备案的函》（钦环函［2018］346号），载明：在现状污水排放量0.2万ｔ／ｄ的条件下，该临时排放口造成的环境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意给予钦州市污口设置备案，备案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 刘星良在庭上陈述其并未取得养殖许可证或海域使用权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二、刘星良养殖的大蚝死亡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排污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三、刘星良的养殖行为是否合法，其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如何认定；四、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应承担何种责任。 一、关于原审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程序的问题。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北投公司主张，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沿岸排污企业以及疏浚工程公司相关当事人作为本案的被告，才能明确本次海域污染各方的责任大小。该院认为，北投公司未提出哪些企业在排污、哪些工程公司在疏浚作业，亦未能举证证实尚有其他确定的排污企业与本案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故北投公司的该抗辩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刘星良养殖大蚝死亡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排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2018年8月19日，金桂公司排海管道发生泄漏，于8月20日22时完成修复，在未修复之前，其污水直接漏排于案涉海域。北投公司的排污口也在案涉海域附近，在事发当日前后也是处于不间断的排污状态。据此，该院认为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排放的污水进入了案涉海域的事实客观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规定，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次事件虽然属于赤潮影响事件，是由于赤潮生物大量繁殖及生消过程产生毒素造成养殖大蚝的死亡。根据《大蚝死亡分析报告》的分析判断，大蚝死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陆域地表径流带来的地表污水、金桂公司废水泄漏、疏浚工程等提供了丰富的氮、磷等营养盐，在狭长且相对封闭的养殖内湾环境，营养物质不断富集，造成局部海域富营养化。在干旱少雨，天气闷热，水温偏高，风力较弱，潮流缓慢等条件下爆发了毒藻赤潮生物的大量繁殖，造成该海域的养殖大蚝死亡。可见本次污染事故的发生系地表污水、金桂公司的废水泄漏、疏浚工程等多个原因力综合所致。虽然单个原因力不一定引发案涉污染事故，但由于该海域功能的特点属于工业、城镇用海，水质保护目标为四类，海洋环境极其脆弱，金桂公司废水泄漏加剧了该脆弱海域的富营养化程度，是诱发赤潮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打破这个脆弱生态环境的最后一击，最终引发了赤潮而造成了养殖大蚝的死亡。北投公司下属的大榄坪污水处理厂虽然系正常持续排污，没有超标，但其污水到达案涉海域同样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养殖物死亡。金桂公司、北投公司虽抗辩其排污行为与刘星良的养殖大蚝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但环境污染责任就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中刘星良已就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排污及造成养殖大蚝死亡的损害事实进行了举证，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就其排污行为与污染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该院认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排污行为与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关于刘星良养殖行为是否合法，其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第十九条“地;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规定，刘星良在案发时未持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证。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规定，养殖许可证是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活动的法律凭证，即使用者可在批准使用期限内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并收益的合法权利凭证。本案中，刘星良在大蚝死亡事件发生前后均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许可证，并不享有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生产的权利。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规划》，这一带海域功能定位为工业与城镇建设用海，属于禁止养殖海域，政府并未向任何人发放养殖许可证，刘星良也自认未取得养殖许可证，故刘星良的养殖行为应为非法养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规定，使用水域从事养殖的权利属于法定的用益物权，该权利只有依法取得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刘星良未取得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即其并未依法取得对全民所有的水域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故刘星良并不具有受到《物权法》保护的养殖收益权，其养殖收益不属于合法的民事权益。虽然刘星良的养殖收益不具有合法性，即养殖大蚝价值构成中的利润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在刘星良投入的养殖成本中，其对所购买的蚝苗具有合法的财产权，该部分养殖的成本性投入属于刘星良的合法民事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关于刘星良购买大蚝的成本损失，计算如下：（一）蚝苗损失。原告认为蚝苗已全部死亡，但其并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应按照政府调查的大蚝情况统计表记载的死亡率来计算。另由于蚝苗的大小并无相关的规定和标准，经询问相关蚝苗的大小标准，并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本院酌定8cm以上属于大蚝苗，7cm-6cm属于中蚝苗，5cm以下属于小蚝苗，计算如下：(1)中蚝苗的损失：1.规格为6-8cm的蚝苗17430串，死亡率为87%,蚝苗损失15164串(17430串×87%)；2.规格为6-8cm的蚝苗6536串，死亡率为64%,蚝苗损失4183串(6536串×64%)；合计：19347串（15164+4183）。（2）大蚝苗的损失：1.规格为7-9cm的蚝苗16100串，死亡率为91.70%,蚝苗损失14764串(16100串×91.70%)；2.规格为7-9cm的蚝苗5775串，死亡率为97.40%,蚝苗损失5625串(5775串×97.40%)；合计20389串（14764+5625）。（二）蚝苗单价。根据该院调查情况，大蚝养殖户在购买蚝苗时习惯以串为单位进行计数，且由于蚝苗市场价格不稳定，也没有市场指导价，刘星良在购买蚝苗时又没有发票和支付凭证。虽然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均辩称刘星良的损失并无法证明，但在大蚝死亡事件发生后，钦州港农办组成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到现场进行清点，并做出大蚝情况统计表，故刘星良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抗辩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规定，经询问相关蚝苗的大小标准和市场价格，并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该院酌定大蚝苗的单价为10元/串、中蚝苗的单价为8元/串、小蚝苗的单价为6元/串。（三）蚝苗损失费：358666元（19347串×8元/串+20389串×10元/串）。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养殖损失合计358666元。 四、关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正如前述，金桂公司、北投公司不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刘星良养殖大蚝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规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就其排污行为所造成刘星良养殖大蚝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除非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存在法定免责事由。 关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均抗辩其未超标排污，不存在过错的问题。该院认为，排污是否超标不影响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其达标排污并不能完全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是否达标排污与环境损害并无必然联系，在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情形下，免责事由非常严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污染者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规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 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均抗辩刘星良在政府划定的海水水质保护目标为四类区域内养殖，且当地政府多次清理的情况下，仍然在该海域养殖具有明显故意和过错，应自行承担养殖大蚝死亡的全部损失。刘星良在未取得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在禁止养殖海域实施养殖，且事实上在禁止养殖海域也不可能取得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属于非法养殖，刘星良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即明知是禁止养殖海域，仍将购买的大蚝放养于可能遭受污染损害的危险境地，据此刘星良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规定，法定免责事由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举证均不能证明刘星良的大蚝死亡是受害人故意所造成，金桂公司、北投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具有法定免责事由或减轻责任的情形，故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承担向刘星良赔偿损失的责任。综合《大蚝死亡分析报告》列明造成案涉污染事故系地表径流带来的地表污水、金桂公司的废水泄漏、疏浚工程等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加之刘星良在禁养海域养殖系非法行为，对养殖大蚝的死亡具有过失，故该院酌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承担案涉养殖损失的25%责任。 关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六十七条“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环境侵权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承担赔偿刘星良养殖成本损失89666.5元（358666元×25%）。由于案涉大蚝死亡系多方原因造成，且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单独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双方排污致损的作用力相当，且无法分清责任的大小，故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各赔偿刘星良的损失44833.25元（89666.5元÷2）。 综上，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各赔偿刘星良的经济损失44833.25元；二、驳回刘星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过程中，金桂公司向本院提交：1.《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委托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事发海域引发赤潮的各因素原因力有无及大小进行司法鉴定；2.《调查人员出庭申请书》，申请通知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钦州综合试验站人员李琼珍出庭接受质询；3.《调查申请书》，申请调查钦州市自然资源局存档的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涉案事发海域的卫星图像。北投公司向本院提交：1.《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北投公司、金桂公司的出水水质状况对包括大蚝、鱼类等养殖生物影响进行专业鉴定，对上述出水水质对三墩海域（工业用海）环境影响力进行专业鉴定；2.《请求调取证据的申请》，申请向钦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钦州市海洋局调取钦州市大蚝养殖户及大蚝养殖、销售数据，钦州市各区域大蚝养殖户及大蚝养殖、销售数据等相关统计信息，申请向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管理部门和水产部门调取钦州港区及下辖海域大蚝养殖户及大蚝养殖、销售数据等相关统计信息。本院认为，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提交上述申请材料，现在二审中提交，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院不予准许。至于金桂公司在原审中曾提出司法鉴定，原审不予准许的问题，在随后的焦点问题中进行分析。 经审理，本院确认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2.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否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3.刘星良的损失应如何确定。 一、关于原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北投公司主张本案遗漏当事人，认为其在原审中已申请追加涉案海域存在排放口的主体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以钦州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的排放未能达到涉案海域为由，裁定驳回北投公司的申请不合理，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相关责任主体，北投公司只要提供涉案海域的企业存在排放行为且达到涉案海域即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在北投公司申请追加当事人后，原审法院依职权对涉案海域周边的排放口进行了排查，并对钦州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走访后，认定两公司的排放口并非位于涉案的半封闭的内海湾，其排放的污水并未到达事故海域，因此裁定驳回北投公司的申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北投公司申请追加当事人意在最终减免自己的责任承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故北投公司对其主张的另有其他主体在涉案海域排放的事实不能免除举证责任。 金桂公司在原审过程中，向原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案发海域赤潮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鉴定，对案发海域填海疏浚工程施工、事发海域周边排污行为和金桂公司废水泄漏事件对赤潮发生原因力的有无及大小进行分析鉴定，原审法院未予准许，金桂公司主张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金桂公司申请鉴定的上述内容，在《大蚝死亡分析报告》中已经进行了调查分析。该《大蚝死亡分析报告》是政府部门在本案污染事件突发的情况下，履行职能，在应急处理过程中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进行调查后作出，具备及时性、中立性、客观性和专业性，原审对《大蚝死亡分析报告》予以确认并对其证明的案件事实予以采信正确。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不具备出具《大蚝死亡分析报告》的相应专业技术能力，或存在调查程序严重违法、分析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原审对金桂公司的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北投公司、金桂公司主张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应否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查，金桂公司排污管道在2018年8月19日至8月20日发生破裂，污水直接泄漏于涉案海域。北投公司的排污口在涉案海域附近，在本案污染事件发生期间处于不间断的排污状态。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在涉案海域排污的事实客观存在。金桂公司主张引发本案养殖大蚝死亡的赤潮在其公司管道破裂前已经形成，其公司泄漏污水量较少并且比事发海域活性磷酸盐浓度低，其公司外溢废水反而起到了相应稀释的作用，本次污染事件与其公司无关。据《大蚝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多数养殖户反映金桂公司排污管道破裂泄漏前涉案海域水色虽然已经变异，但在金桂公司污水泄漏后，海水水色、水质变异加剧，并在2018年9月3日出现大量蚝苗死亡，金桂公司的这一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北投公司主张其公司作为公益性质的治污企业，已依法且按最严格的生产流程和最高标准进行排放，仍作为侵权人承担责任，违背常理，造成不公平。经查，钦州市环保局2019年1月18日向社会公布的《2018年钦州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监督性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期间，北投公司存在超标排放的行为，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故北投公司上述主张亦与客观事实不符。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均主张排放污水符合环保规定标准，对涉案海域环境不产生损害，致使涉案养殖大蚝死亡完全在于养殖地理环境条件差、养殖户非法养殖、其他单位排污和填海疏浚工程作业等因素引起的，自己公司的排污行为对养殖大蚝死亡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免责情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成为金桂公司、北投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目前均未能举证证明存在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养殖大蚝死亡损害可能、排放的污染物未到达涉案大蚝养殖海域、养殖大蚝死亡于污染物排放前等免责和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情形。本案环境污染致养殖大蚝死亡是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排污与刘星良的非法养殖、自然环境条件差和疏浚工程作业及其他污染等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同一损害结果，但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原审法院对上述各致损因素的作用力进行综合分析，酌情确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的因素致损作用力为25%，并无不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金桂公司、北投公司相互主张对方排污的危害性更高、情节更为严重，原审判令己方与对方承担相同赔偿责任有失公正。本院认为，金桂公司与北投公司承担责任的大小，应当根据双方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危害性等因素进行比较确定。北投公司的排污口离大蚝养殖海域稍远，但在污染事件发生期间处于不间断的排污状态，金桂公司排污管道破裂泄污时间相对较短，但距离大蚝养殖海域更近，双方排污致损的作用力相当，难以确定各自责任大小，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金桂公司与北投公司分别承担12.5%的责任比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三、关于刘星良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均主张《2018年三墩-保税港大蚝情况统计表》没有相应证据印证，统计的涉案大蚝死亡的情况不及时、不准确、不客观，该证据实际上是对养殖户自报数据的登记，原审据此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不当。经查，该证据是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在履行相应行政职能过程中形成，具有中立性，真实程度较高，金桂公司、北投公司否定该证据的证明力，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北投公司主张涉案大蚝养殖海域水色开始变异，至赤潮最终形成导致大量蚝苗死亡期间，刘星良未采取救治、搬迁等措施，对扩大部分损失应自行承担责任，不应纳入其公司的赔偿范围。本院认为，大蚝养殖需要相应海域空间，蚝排临时搬迁难度大，养殖户避险能力较弱，且赤潮对大蚝养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亦非普通救助行为所能避免，故北投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金桂公司、北投公司主张原审存在酌定大中小规格蚝苗标准的过程中，存在将小、中型规格蚝苗错误认定为中、大型规格蚝苗的问题，经本院审核刘星良受损蚝苗的尺寸，原审认定其蚝苗规格并无不当。原审判决确认了刘星良存在非法养殖的情形，认为其未依法取得养殖许可证，不享有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生产的权利，并未保护其非法养殖收益，但其养殖的成本性投入属于合法的民事权益，其购买蚝苗的成本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判决综合政府相关部门对刘星良受损蚝苗规格、数量的调查统计数据，参照走访询问当地市场蚝苗的相应价格，酌情计算出刘星良购买蚝苗成本的损失，合理有据。 综上所述，金桂公司和北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2元，由上诉人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北投水务有限公司分别负担9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辉 审 判 员  麦 青 审 判 员  韩胜强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满 衍 书 记 员  马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