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6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驭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法定代表人：李福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街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建筑**商铺iv> 负责人：陈强，该分行行长。 原审被告：泉州顶星鞋服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C5v> 法定代表人：王少平，该公司负责人。 原审被告：王少平，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被告：黄石莲，女，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原审被告：程启英，女，197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 原审被告：罗万军，男，197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 原审被告：福建省呈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紫华路**v> 法定代表人：罗晴文，该公司负责人。 原审被告：荣祺（福建）鞋服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清濛科技工业区1-8（B）号> 法定代表人：戴委欣，该公司负责人。 原审被告：泉州市华拉利鞋服手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清蒙科技工业区**街坊8。 法定代表人：黄晶福，该公司负责人。 再审申请人上海驭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驭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泉州分行）及原审被告泉州顶星鞋服有限公司、王少平、黄石莲、程启英、罗万军、福建省呈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荣祺（福建）鞋服有限公司、泉州市华拉利鞋服手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终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驭隆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二审忽视本案涉嫌经济犯罪的客观事实，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且强行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审理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涉及经济犯罪，且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已经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鉴于本案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人民法院无权受理并作出民事审判。其次，在本案原一审已经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处理的情况下，二审强行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鉴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与本案事实系同一法律事实，应当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处理。（二）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程启英担任驭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本案借款事宜均不知情。本案所涉借款均系王少平伙同交行泉州分行的工作人员实施经济犯罪行为骗取的贷款，与驭隆公司无关。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已查明王少平实施骗取贷款罪的犯罪事实。本案所涉《保兑仓三方合作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等相关借款所需文本的签订，均系王少平串通交行泉州分行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办理，驭隆公司均不知情，更未经过驭隆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应对驭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其次，案涉借款逾期无法归还，交行泉州分行催收人员伙同王少平骗取程启英签字的行为，不应视为驭隆公司对借款行为的确认。二审仅以程启英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系真实为由，断定驭隆公司对案涉借款予以认可，忽视了程启英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关键事实，应予纠正。案涉借款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驭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程启英对相关借款均不知情，更未在办理借款相关文本上签字。2016年2月，在案涉借款逾期无法归还的情况下，交行泉州分行催收人员伙同王少平采取欺骗、引诱等手段骗取程启英签字的行为，不应视为驭隆公司对案涉借款的追认。且此时程启英已不再担任驭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更不能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所涉借款驭隆公司事前均不知情，事后亦未认可，不应对驭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综上，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应裁定驳回交行泉州分行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案涉借款是否为驭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上述问题，本院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11月20日前，驭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程启英。案涉三份《保兑仓三方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4日和2014年4月25日、11月11日，交行泉州分行根据前述三份《保兑仓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分别在2014年2月8日、3月3日、6月4日与驭隆公司签订了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以及在2014年11月11日、12月8日与驭隆公司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述的协议及合同中，程启英均作为驭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其并未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且除了2014年12月8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外，其余书面合同均是在程启英担任驭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所签。程启英还曾于2013年8月5日通过其本人账户汇款500万元至驭隆公司在交行泉州分行开立的放款账户。此后，交行泉州分行于2016年2月25日就案涉债务分别向驭隆公司及保证人程启英等进行催收，《催收通知书》上载明了截至2016年2月25日，驭隆公司尚欠交行泉州分行的欠款明细，驭隆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加盖了“上海驭隆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程浩”印章，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程浩签名捺印；程启英作为保证人亦在《催收通知书》的尾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以上事实充分表明，驭隆公司的前后两位法定代表人程启英、程浩对本案的借款是知情并认可的，该二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驭隆公司承担。驭隆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主张，程启英是受到欺骗而在相关合同协议上签字，与程启英多次在相关合同上签字以及汇款的行为不相符，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基于前述分析，案涉合同上加盖的驭隆公司的印章是否真实，并不影响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故程启英向公安机关报案所称的王少平涉嫌伪造驭隆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实，与本案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以及驭隆公司的责任承担等，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原审将本案与王少平涉嫌的刑事犯罪分开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驭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驭隆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云贞 审 判 员  郭陈颖 代理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翁鸿飞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