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4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爱珍，女，198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钊明，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少英，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雷，男，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歌，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爱珍因与被上诉人周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3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爱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周雷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爱珍并没有以出具《借据》的方式将周雷的合伙出资款1000000元转为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通过意思自治变更为债权债务关系，明显错误。（一）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是邓爱珍在周雷的胁迫恐吓下签署的，并非邓爱珍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借据》不具有法律效力。1.2010年8月31日至2015年5月6日期间，邓爱珍已将双方共同投资款项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周雷，邓爱珍至今为止并没有拖欠周雷任何款项。周雷得知邓爱珍办理卖房相关手续时，于2019年5月27日以合作安装电表为诱饵邀请邓爱珍到顺峰山庄饭店，并以要去邓爱珍家里住宿为由恐吓威胁邓爱珍，邓爱珍被迫支付150元给周雷用于住宿。周雷因住宿问题没有得手，便在顺峰山庄饭店的停车场和门口胁迫邓爱珍在周雷事先准备的《借据》上签字。因此，该《借据》并非邓爱珍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2.当时邓爱珍害怕周雷报复危及人身安全，认为周雷是凭此《借据》继续胁迫邓爱珍与其维持情侣关系，从来没有想到周雷以此《借据》作为主张邓爱珍还款1000000元的凭证。（二）从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形式和内容上看，无法认定周雷的合伙出资款1000000元转化为借款。1.该《借据》是周雷事先打印好，后胁迫邓爱珍签名的，内容不是邓爱珍本人所写。正是因为邓爱珍是被胁迫签名，周雷又强迫邓爱珍在最后一行中手写“这是本人真实意思表达”的内容。如果邓爱珍自愿出具该《借据》，则没必要再书写上述内容。2.该《借据》表述“借入周雷现金1000000元”，但是周雷一审开庭时确认2019年5月27日借据形成后没有向邓爱珍交付过上述1000000元。而《借据》其他内容也没有约定或表述投资款转为借款1000000元。一审法院主观臆断1000000元款项性质转化，明显错误。（三）邓爱珍早已在2010年8月31日至2015年5月6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周雷支付了合伙投资款项总计150多万元，故不存在合伙出资款1000000元转为借款的基础事实。即使需要清算合伙款项，也应当根据双方往来款项的对账结算为最终结果，故该《借据》不能作为认定邓爱珍应还款的依据。二、一审法院没有将邓爱珍于2010年8月31日至2015年5月6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周雷支付的总计1526753.52元作为合伙投资款结算抵扣，明显错误。本案中，双方投资所得仅有1326000元，双方各占50%，故周雷可得约76万元。邓爱珍向周雷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双方投资所得款，故邓爱珍至今为止并没有拖欠周雷任何款项。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存在错误。（一）双方因共同投资合作而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应当按照合伙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邓爱珍已向周雷转账支付150多万元，根据双方出资及分配的抵扣结果，邓爱珍没有拖欠周雷任何欠款。双方因签订2010年6月1日的《合作理财协议》以及2011年6月28日的《合作经营协议》而发生本案债权债务纠纷，虽然双方之间曾经形成过借条、借据，但是借条、借据是邓爱珍在被胁迫之下形成的，借条、借据所涉及的巨额借款根本没有交付，周雷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借款实际发生。（二）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不是双方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该《借据》是邓爱珍受胁迫出具的，周雷是凭此《借据》胁迫邓爱珍与其维持情侣关系，《借据》与邓爱珍已经转账支付150多万元的客观实际不符。双方应以转账往来对账确定合伙投资结算的责任。四、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方式错误。退一步说，根据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利息应是从2019年7月22日收到尾款24小时后即2019年7月24日起算。（一）邓爱珍于2019年7月22日收到保利壹号公馆礼苑1902房的卖房尾款，如果按照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约定，利息应从邓爱珍收到尾款24小时后计算。（二）虽然该《借据》约定利息从借得款项之日起算，但是鉴于《借据》同时约定了收到尾款24小时后付款，故利息理论上应从2019年7月24日起算。周雷辩称：一、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清楚写明1000000元的借款由两笔转账构成，分别是周雷向邓爱珍亲戚邓谦转账支付的834000元和周雷向邓爱珍哥哥邓国伟转账支付的166000元，即《借据》明确了最初的投资款1000000元已经转为邓爱珍向周雷的借款。二、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并非是邓爱珍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该《借据》是双方对之前的投资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的凭证。从周雷提供的录音看，邓爱珍是确认1000000元的债务，但邓爱珍一直称经济困难。从现场的视频录像看，《借据》签订的地点是饭店的大厅，周围不乏人来人往，周雷也并未限制邓爱珍的人身自由，故不存在邓爱珍受胁迫的可能。如果邓爱珍受胁迫，邓爱珍完全可以离开而不签订该《借据》，或可以向他人呼救。更重要的是，邓爱珍签订《借据》后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邓爱珍称其受胁迫签订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尚未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三、关于邓爱珍所主张的“还款”情况。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邓爱珍向周雷信用卡转账高达3082138.94元，远远超出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因此，相关转账款项并不是邓爱珍的还款，而是邓爱珍持有和使用周雷的多张信用卡，再利用信用卡进行资金流转以偿还自己透支的信用卡债务。相关转账均是发生在2019年5月27日之前，即发生在双方对合伙债权债务结算之前，如邓爱珍已超额还款则不应再签订《借据》。四、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是双方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上，双方首次确认1000000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是在2012年1月31日，当时签订的《借条》足以反映有关情况。正是由于邓爱珍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双方在2019年5月27日又再重新签订《借据》。五、关于利息起算点。《借据》约定邓爱珍应在收到卖房款后24小时内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否则应从借得款项之日起按1%的月利率计付利息。因邓爱珍已构成违约，故利息应从借得款项之日起计付，与邓爱珍收取卖房款的时间并无关系。周雷认为利息应从2012年3月1日起计算，但由于周雷并未提起上诉，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周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爱珍归还周雷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525%计至2019年5月29日止，从2019年5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爱珍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邓爱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以100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予周雷，息随本清；二、驳回周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58.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3058.78元（周雷已预交），由周雷负担7406元，邓爱珍负担15652.78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对周雷已预交但不应负担的受理费15652.78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周雷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给周雷。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邓爱珍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邓爱珍应否向周雷归还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邓爱珍是否受胁迫签订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经审查，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是在公共场所形成的，邓爱珍主张其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该《借据》，并不符合常理；而邓爱珍在本案中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该《借条》。根据上述规定，邓爱珍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邓爱珍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关于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约束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邓爱珍上诉认为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所涉的借款未实际交付，其与周雷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法院应当审查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经查，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反映，邓爱珍现就借入周雷1000000元作出说明，周雷先后两次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汇款邓爱珍亲戚邓谦834000元，2010年6月24日汇款邓爱珍兄长邓国伟166000元，邓爱珍承诺归还周雷1000000元。虽然周雷向邓谦、邓国伟转账的上述款项原为邓爱珍、周雷合作期间涉及的投资款，但从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内容看，《借据》实际上是当事人依据前期合伙关系形成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清算，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无论邓爱珍、周雷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及债权债务关系如何，邓爱珍、周雷均可直接根据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的约定认定邓爱珍应向周雷归还1000000元，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最后，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经审查，2019年5月27日的《借据》载明，如邓爱珍违约，则利息从借得款项之日起计付，也即，在邓爱珍违约的情况下，利息的起算与邓爱珍卖房还款的约定并无关联。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认定《借据》的出具时间为计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邓爱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邓爱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绮云审判员  袁秋华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曾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