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0104行初1号 原告:刘鸿宇，男，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罗文祥（系原告外祖父），男，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 被告: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健，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兴超，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陈杰，校长。 委托代理人:高飞，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鸿宇诉被告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以下简称朝阳教育局）、第三人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以下简称省二实验）履行核发《义务教育证书》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作出（2018）吉0104行初14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立案。原告刘鸿宇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1行终28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刘鸿宇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刘鸿宇又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9）吉行申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该院提审。该院作出（2019）吉行再30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立案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鸿宇的委托代理人罗文祥，被告朝阳教育局的委托代理人高兴超，第三人省二实验的委托代理人高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鸿宇诉称：原告2007年秋达到小学入学年龄，依法应该报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2007年6月16日第三人省二实验向原告发放《入学通知书》，承诺在校连续完成小学初中九年教育。对第三人省二实验的行为被告未提异议。2012年7月15日第三人省二实验发给原告《小学毕业证书》，同日被告朝阳教育局经审查签发给原告《义务教育证书》，证明原告已受完五年义务教育，按国家法定原告还应完成四年义务教育，2012年秋，原告被第三人省二实验安排在该校某年某班继续读书，有该校发给原告的校徽和学生证为证。2013年11月15日因第三人省二实验疏于管理，致使原告在体育课堂上被无故踢伤，学业中断。事情发生了需要处理，与第三人省二实验及被告朝阳教育局协商久拖无果，只得进行法院诉讼，因涉及责任分担及损失赔偿等原因，在2014年8月7日的庭审中，第三人省二实验确认原告是被告学校学生，法院对上述事实也进行了确认。2014年8月为了完成义务教育，在被告朝阳区教育局的协调下，原告提交了复学申请，并于当年9月初被安排到第三人省二实验继续读书，至2017年初中毕业。综上所述，2007年至2017年原告一直是第三人省二实验的学生，现原告已经毕业一年多，毕业前已经将照片及学费交给班主任，但被告及第三人至今未给原告签发《义务教育证书》，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一、判令被告朝阳教育局及第三人省二实验履行职责，审核并向原告签发《义务教育证书》等毕业凭证；二、诉讼费由被告朝阳教育局及第三人省二实验承担。 原告刘鸿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朝阳教育局辩称：被告于2017年9月根据吉林省教育厅文件吉教办字（2015）24号文件规定已按时将2017年《义务教育证书》发放给第三人省二实验并予以验印，已经履行了颁发《义务教育证书》的职责，法院不应支持原告刘鸿宇诉请。 被告朝阳教育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由被告验印的原告刘鸿宇《义务教育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履行了职责，验印了原告刘鸿宇的证书；证据二、2017年第三人省二实验购买《义务教育证书》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履行了向第三人省二实验发放证书的职责；证据三、2017年第三人省二实验验印名单一份，证明2017年第三人省二实验向被告提供的需要验印的学生名单，所有人员被告无一遗漏，都已经验印。 第三人省二实验述称：1、原告刘鸿宇诉请两个毕业证书已经庭前给付原告刘鸿宇，其中《义务教育证书》已经于2017年9月12日在被告朝阳教育局验证完毕并在当日领回，应盖有长春市教育局的《毕业证书》于2020年4月9日验证完毕；2、第三人省二实验依照相关法规积极办理上述两个证件，但这两个证件是一套完整的毕业手续，因《毕业证书》在2020年4月9日才验证完毕，所以在庭前才给付原告刘鸿宇；3、第三人积极办理的相关手续的情况已书面向法庭递交；4、第三人在整套手续办理完毕后第一时间给付了原告刘鸿宇。综上第三人履行了办证的相关义务。 第三人省二实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法律依据：证据一、《毕业证书》，证明该证书是由长春市教育局验印，时间为2020年4月9日，现原件在庭前给付原告刘鸿宇，《毕业证书》是原告刘鸿宇诉请第二个证件，原告刘鸿宇对此有异议应向长春市教育局提出相应诉请，不应在本案提出。争议的两个证书是一套毕业手续应统一发放，由于毕业手续在2020年4月9日完整并及时向原告刘鸿宇进行了发放；证据二、封籍名单一份，证明于原告刘鸿宇同届的毕业人员均未发放，原因同证据一，其他同届学生存在相应情况，目前在办理中尚未发放；证据三、《义务教育证书》，证明本案所涉的原告刘鸿宇证书，第三人在2017年9月已经从被告朝阳教育局处领取，因其他毕业手续未完善所以未向原告刘鸿宇发放；证据四、《吉林省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细则（试行）》，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毕业证书由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验印，学校颁发。证明验印在前，颁发在后，验印完毕后第三人才能向原告刘鸿宇进行发放；证据五、省二实验办理验证事宜相关情况说明；证据六、收条一份，证明原告刘鸿宇诉请本案的的两个证书在2020年4月16日给付原告。 经庭审质证，原告刘鸿宇对被告朝阳教育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一直未收到《义务教育证书》，直到2020年4月才收到该证书，所以被告朝阳教育局未履行相应的职责；证据二与原告无关；证据三有异议，认为名单称谓不完整，对其他无异议。原告刘鸿宇对第三人省二实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原告2017年7月1日取得《毕业证书》不一致，原告之前取得的《毕业证书》时间是7月15日，证件号码与第三人省二实验的也不一致，证据一的《毕业证书》有长春市教育局的印章，原告之前取得的《毕业证书》只有学校的钢印；证据二、三、六无异议；证据四、证据五原告不清楚，不予质证。被告朝阳教育局对第三人省二实验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省二实验对被告朝阳教育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朝阳教育局提供的证据及第三省二实验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认定被告朝阳教育局依据第三人省二实验提供的验印名单于2017年9月核发了原告刘鸿宇《义务教育证书》并已交付第三人省二实验，第三人省二实验于2020年4月16日将案涉的《义务教育证书》交付原告刘鸿宇的事实。关于第三人省二实验提供的证据五不符合证据规则，不作为证据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鸿宇于2007年6月16日接到第三人省二实验发放的《入学通知书》后开始到该校就读，其间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因伤病休学，2014年8月在提交了复学申请后，于当年9月起在第三人省二实验继续读书，直至2017年7月初中毕业，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被告朝阳教育局依据第三人省二实验提供的包括原告刘鸿宇在内的《2017届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九年级封籍名单》，颁发了《义务教育证书》，原告刘鸿宇的证号为G220104200107225014《义务教育证书》于2019年9月12日由第三人省二实验领回。因按学校发放惯例应一并向毕业生发放的《毕业证书》，长春市教育局因涉及该校学生择校费返还的上访事件、学籍确定等多项事由一直未予颁发。因《义务教育证书》等毕业凭证延迟发放，导致原告刘鸿宇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毕业证书》于2020年4月办理完毕，第三人省二实验于2020年4月16日将《义务教育证书》、《毕业证书》等一并交付给原告刘鸿宇。 本院认为，根据《吉林省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细则（试行）》第三十九条：“凡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学生，均发给义务教育证书。义务教育证书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核准、编号、验印，学校颁发。省、市直管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证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办理。小学、初中毕业生达到毕业要求的，均发给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验印，学校颁发。”规定，被告朝阳教育局在颁发《义务教育证书》过程中的职责是印制、核准、编号、验印，具体发放工作由学校负责。在本案中，通过被告朝阳教育局及第三人省二实验的陈述及举证，可以认定被告朝阳教育局已于2017年9月12日将原告刘鸿宇的《义务教育证书》（证号G220104200107225014）交付给第三人省二实验，因具体向毕业生发放工作并非被告朝阳教育局的法定职责，被告朝阳教育局已经履行了为原告刘鸿宇颁发《义务教育证书》过程中的相关职责。关于《毕业证书》颁发问题，第三人省二实验于庭审前交付给原告刘鸿宇的《毕业证书》，体现系由长春市教育局验印，说明核验及发放职责不在被告朝阳教育局，原告刘鸿宇要求被告朝阳教育局履行核发《毕业证书》法定职责的诉请，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鸿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鸿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晶华 人民陪审员  王玉春 人民陪审员  李国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