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棉江路**赣州中央城**楼**商铺。法定代表人：蔡茵茵，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粹清，江西理粹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姝媛，女，199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翀，系王姝媛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翀，男，199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于都县贡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燕，女，198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原审第三人：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楂林工业园沿江路东侧iv>法定代表人：孙翀，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于都县贡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姝媛、孙翀、梁燕，原审第三人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鑫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黑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粹清，被上诉人孙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被上诉人王姝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翀，原审第三人宝鑫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马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赣07民初2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孙翀对其担保的宝鑫源公司应付黑马公司的回购款3510789元本金及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2.依法改判孙翀对宝鑫源公司应付黑马公司债务7489211元本金及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改判梁燕在欠宝鑫源公司借款130万元范围内向黑马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此款包含在前项上诉请求中；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姝媛、孙翀、梁燕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调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之间的关系错误，《调解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并不存在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从合同）的关系。《民事调解书》也没有对《补充协议书》发生任何改变，不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未经担保人同意改变主合同，担保条款无效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未考虑实际履行情况，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来判决本案被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是适应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范围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案涉差额300万元（1600万元-1300万元）为违约金不属于主债务错误。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内容为：1、宝鑫源公司应向黑马公司支付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300万元。2、如因宝鑫源公司原因未能在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黑马公司1300万元债务，则宝鑫源公司应按黑马公司诉讼请求支付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600万元的金额来履行债务，未付款部分（1300万元减去已付款部分）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达成调解协议后，宝鑫源公司只付了200万元，未按约付款，则应当按1600万元来计算债务总额。民事调解书不同于合同约定违约问题，民事调解书中并没有区分300万元是违约金，调解金额差距问题是基于宝鑫源公司付款时间先后黑马公司决定是否放弃诉讼请求的问题。民事调解决书第二条规定是2019年6月30日后应按共计1600万元的金额来履行债务。因此，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之间的主债务为1600万元，而非1300万元，相差的300万元不属于合同违约金。宝鑫源公司已付款200万元和已执行到位的1231700元不应先抵扣上诉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1100万元。四、孙翀、王姝媛是夫妻，也是宝鑫源公司的实际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宝鑫源公司的存款大量转入孙翀、王姝媛名下。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形成人格混同。无论是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还是股东（实际控制人）恶意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还是基于夫妻共同债务，孙翀、王姝媛均应承担宝鑫源公司欠黑马公司款项的连带责任。五、宝鑫源公司将公司存款恶意转移到梁燕账户是事实，梁燕辩称其是向宝鑫源公司借款，并以其向案外人孙辉资金往来证明其已归还宝鑫源公司债务，但这不符合事实。梁燕向案外人孙辉付款不能代表向宝鑫源公司还款。梁燕还应向宝鑫源公司归还转移存款130万元，故应在欠款130万元范围内向黑马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黑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以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针对黑马公司的上诉，孙翀、宝鑫源公司共同答辩称，一、黑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是2018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取代了当事人自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当事人需要履行的是一审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而不是履行当事人自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从《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调解协议书》主要是为了解决宝鑫源公司与黑马公司之间因履行《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其内容主要是就宝鑫源公司付款方式达成了“以物抵债”的一致意见。而当天同时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则是就前述《调解协议书》中宝鑫源公司如何就“以物抵债”中的“物”进行回购而进行的补充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前述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之间是主合同与从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是以《调解协议书》得到法院确认，并由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为前提，因该《调解协议书》最终并未提交法院、也未经法院的确认，而且，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一审法院法官的主持下，于2018年5月21日重新签订了《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依据该《调解协议》作出并送达了（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才是具有执行力并应当履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同时，就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而言，因人民法院并未确认宝鑫源公司可以住宅、商铺向黑马公司抵偿应付款，故也不存在宝鑫源公司应当向黑马公司回购住宅的问题，亦不存在王姝媛、孙翀应对住宅回购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因此，黑马公司据此要求王姝媛、孙翀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二是2018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对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以物抵债”及“担保”内容做了实质性的变更，当事人自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因无须履行而不能成立。由于《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极有可能严重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都已考虑到极有可能严重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因此，双方于2018年5月21日在一审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重新达成了调解内容并签订了书面的《调解协议》。该协议还特别载明了“原告自愿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制作并送达了（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由于该《民事调解书》才是合法有效并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且该《民事调解书》没有“以物抵债”及当事人王姝媛、孙翀担保的保证责任约定，因此，当事人于2018年5月18日自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被《民事调解书》做了实质性的变更，黑马公司要求“以物抵债”与王姝媛、孙翀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三是一审法院认定（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与第二项中都载明了“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而其中包销收益、保证金、诉讼费、保全费均为确定金额，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双方并未就如何负担利息进行约定，然前后之间的金额却相差300万元之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增加的300万元为违约金并无不当、且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除对当事人王姝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存在问题外，对其他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判决都是公正、合法的。由于黑马公司一审主张的孙翀、梁燕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不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且宝鑫源公司财务手续清楚，公司人格、财产独立，根本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问题。黑马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宝鑫源公司与孙翀、梁燕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黑马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事人王姝媛没有上诉，但一审判决认定王姝媛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与事实还是值得商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黑马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以切实维护答辩人孙翀、宝鑫源公司的合法权益。针对黑马公司的上诉，王姝媛答辩称，同意孙翀与宝鑫源公司的答辩意见。针对黑马公司的上诉，梁燕答辩称，一、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的担保条款因主合同内容发生实质性变更，王姝媛、孙翀不再承担担保责任。1、从案涉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调解协议书》主要是为了解决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之间因履行《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其内容主要是就宝鑫源公司付款方式达成了“以物抵债”的一致意见，而当天同时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则是就前述《调解协议书》中，宝鑫源公司如何就“以物抵债”中的“物”进行回购而进行的补充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前述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之间是主合同与从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是以《调解协议书》得到法院确认，并由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为前提，因该《调解协议书》最终并未提交法院、也未经法院的确认。而且，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一审法院法官的主持下，于2018年5月21日重新签订了《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依据该《调解协议》作出并送达了（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才是具有执行力并应当履行的生效法律文书。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因已无履行可能而撤销，主合同撤销，《补充协议书》作为从合同更无法独立存在。2、因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以物抵债”约定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经人民法院释明，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重新达成调解，并签订书面《调解协议》。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制作并送达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5月21日《调解协议》中，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还款方式上不仅删除了原“以物抵债”约定，还约定了高额利息作为违约成本，这种对还款方式的实质变更，是对孙翀作为担保人的担保风险的无限扩大，显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关于减轻或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相关规定。二、孙翀作为宝鑫源公司股东，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1、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宝鑫源公司尚未资不抵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还特别强调该条款“不涉及一人公司”。宝鑫源公司与黑马公司债权债务产生之时宝鑫源公司的公司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亦判决王姝媛作为股东对宝鑫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相关指导意见，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问题时总的原则包括三方面：一是股东有滥用行为，且该滥用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二是由实施了滥用行为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三是应当个案处理，而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本案当中，孙翀作为后加入的股东，其入股时间是2018年10月12日，是在宝鑫源公司与黑马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之后，且此后其与公司仅发生有限的几笔资金往来，孙翀显然不具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行为的条件和可能性。本案中，不论宝鑫源公司是否符合人格否认相关条件，孙翀都不符合利用股东身份滥用公司人格独立以逃避债务的情形，因此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3、孙翀仅占股1%，且此前宝鑫源公司为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如因此要求孙翀承担宝鑫源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三、一审法院认定（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与第二项中都载明了“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而其中包销收益、保证金、诉讼费、保全费均为确定金额，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双方并未就如何负担利息进行约定，然前后之间的金额却相差300万元之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增加的300万元为违约金并无不当、且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且在《民事调解书》又另行规定了如不能按期归还，应支付逾期利息。四、宝鑫源公司转入梁燕账户的款项为借款，且梁燕已履行还款义务，梁燕与宝鑫源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黑马公司要求梁燕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借款130万元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理由如下：1、综合本案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宝鑫源公司转入梁燕账户的资金备注内容为“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并非黑马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无理由恶意转移”，梁燕无需因此承担所谓“应在欠款130万元范围内向黑马公司承担还款责任”。2、梁燕一审已经提供包括银行转账流水、宝鑫源公司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孙辉向梁燕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足以证实，梁燕已按照宝鑫源公司的要求，将借款归还至其指定人员账户名下，且该借款、还款行为均得到宝鑫源公司全体股东王姝媛、孙翀的认可。梁燕已履行还款义务，梁燕与宝鑫源公司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综上，黑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黑马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黑马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王姝媛、孙翀对宝鑫源公司欠黑马公司债务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自还清款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梁燕对宝鑫源公司欠黑马公司债务1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姝媛、孙翀、梁燕承担。庭审中,黑马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梁燕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向宝鑫源公司的借款13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4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为王姝媛，占10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王姝媛。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王姝媛占99%股权，孙翀占1%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翀。2018年5月18日，黑马公司（甲方）与宝鑫源公司（乙方）因《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履行付款问题产生纠纷，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自行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因《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履行付款问题产生纠纷，甲方向法院起诉查封冻结乙方资产及账户。现就甲乙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并共同到法院签订调解书”，同时，该《调解协议书》约定了宝鑫源公司应当支付的应付款金额为1300万元，并约定宝鑫源公司用十套住宅抵偿应付款5510789元、十套商铺抵偿应付款7489211元，合计抵偿应付款1300万元，并约定不能如期以物抵债的违约责任等。上述《调解协议书》签订同日，黑马公司（甲方）与宝鑫源公司（乙方）、王姝媛、孙翀（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了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回购抵债的十套住宅、十套商铺的方式及回购款金额等内容，其中，该《补充协议书》第7条约定，“丙方王姝媛、孙翀个人自愿为乙方向甲方回购住宅的回购款3510789元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三年”。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组织黑马公司诉宝鑫源公司、洪剑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1、宝鑫源公司应向黑马公司支付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300万元，黑马公司同意宝鑫源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分批付清；2、如宝鑫源公司原因未能在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黑马公司1300万元债务，则宝鑫源公司应按黑马公司诉讼请求支付包销收益、保证金、违约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600万元的金额来履行债务，未付款部分（1300万元减去已付款部分）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3、黑马公司应在法院调解书下达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递交申请解除对宝鑫源公司商铺及银行账号的查封、冻结材料。最终经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并不包含以十套住宅、十套商铺抵偿应付款及回购住宅、商铺的内容。2018年7月2日，宝鑫源公司分2笔向梁燕账户分别转入30万元、20万元，合计50万元；2018年7月5日，宝鑫源公司分3笔向梁燕账户分别转入30万元、30万元、20万元，合计80万元。上述转账金额合计130万元，备注均为“借款”。宝鑫源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梁燕于2018年7月陆续向我公司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1700000），此款经我公司授意，由梁燕转入我公司指定孙辉账户，用于偿还我公司与姚燕青之间的借款。我公司对该事实予以认可。特此证明”。案外人孙辉于2019年11月12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梁燕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此款系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代为清偿宝鑫源公司与其债权人姚燕青之间的借款，其中梁燕通过银行转账壹佰伍拾伍万元（￥1550000），代付其他费用壹拾伍万元（￥150000）”。王姝媛、孙翀认可梁燕向宝鑫源公司的借款已通过由梁燕向宝鑫源公司指定的人（孙辉）偿还的方式全部清偿完毕。黑马公司自认，一审法院出具（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后，宝鑫源公司自动履行了200万元，尚欠应付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同时，黑马公司自认法院强制执行金额为1231700元。王姝媛、孙翀系夫妻，黑马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梁燕系孙翀继母，且梁燕否认其系孙翀继母。以上事实，有黑马公司提交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宝鑫源公司银行流水、工商登记材料；王姝媛、孙翀提交的《调解协议》；梁燕提交的《证明》、《收条》、银行流水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姝媛、孙翀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针对该问题，黑马公司提出了三条理由：1、王姝媛、孙翀在2018年5月18日的《补充协议书》中承诺为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回购住宅的回购款3510789元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三年。针对该条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补充协议书》与案涉《调解协议书》是由当事人自行同日签订，签订时间均为2018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书》的签订目的是为《调解协议书》经一审法院确认并出具调解书后的履行问题所作出的补充约定。也就是说，案涉《调解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是一体的，《调解协议书》是主合同，《补充协议书》是《调解协议书》的从合同。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法院确认并由法院出具调解书，但该《调解协议书》未经一审法院确认，而于2018年5月21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由当事人达成新的案涉《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根据该《调解协议》作出案涉（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对该《调解协议》内容予以确认。黑马公司、宝鑫源公司的权利义务最终以（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为准。故，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因未经一审法院确认，且内容已变更为2018年5月21日当事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也就是说，2018年5月18日当事人签订的两份协议，作为主合同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已发生实质性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该规定，作为《补充协议书》主合同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更，但未取得《补充协议书》载明的保证人王姝媛、孙翀的书面同意，故王姝媛、孙翀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此外，一审法院并未确认宝鑫源公司可以住宅、商铺向黑马公司抵偿应付款，故也不存在宝鑫源公司应当向黑马公司回购住宅的问题，亦不存在王姝媛、孙翀应对住宅回购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故，黑马公司据此要求王姝媛、孙翀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2、王姝媛、孙翀系夫妻，是宝鑫源公司的股东，王姝媛、孙翀家庭财产与宝鑫源公司财产混同，应对宝鑫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该条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黑马公司欲刺破宝鑫源公司面纱，否认宝鑫源公司独立人格，要求宝鑫源公司股东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其应就宝鑫源公司与其股东人格混同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认为，黑马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宝鑫源公司财产与王姝媛、孙翀家庭财产混同，更不足以证明宝鑫源公司与其股东人格混同。故，黑马公司据此要求王姝媛、孙翀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3、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宝鑫源公司是一人公司，在宝鑫源公司拒不履行案涉债务情况下，于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股东由王姝媛一人变更为王姝媛、孙翀夫妻，股权变更未通知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王姝媛、孙翀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该条理由，一审法院认为，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履行《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过程中，及2018年5月21日，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法院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时，宝鑫源公司一直是一人公司，唯一股东是王姝媛。也就是说，在这期间，黑马公司有理由期待在王姝媛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时，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由一人公司变为夫妻公司，但在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的债务未获清偿的前提下，宝鑫源公司唯一股东王姝媛仅将其1%股权登记至其丈夫孙翀名下，改变宝鑫源公司一人公司属性，明显损害了债权人黑马公司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鉴于王姝媛是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履行案涉合同及签订《调解协议》期间的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在王姝媛未举证证明宝鑫源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的前提下，王姝媛对于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所负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履行合同及签订《调解协议》期间，孙翀并不是宝鑫源公司的唯一股东，黑马公司主张孙翀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王姝媛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案涉（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因2019年6月30日之前，宝鑫源公司未偿还黑马公司1300万元债务，故宝鑫源公司应向黑马公司清偿1600万元，其中1300万元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故，1300万元至1600万元之间的300万元的差额，相当于因宝鑫源公司未按《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义务而另行承担的违约金。黑马公司自认，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后，宝鑫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尚欠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故，王姝媛应在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黑马公司自认，现法院对宝鑫源公司强制执行到位的金额为1231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案涉差额300万元（1600万元-1300万元）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故，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规定及当事人《调解协议》的约定，对于黑马公司的案涉债务，宝鑫源公司偿还的款项应先抵扣1300万元的利息、其次抵扣1300万元的本金、最后抵扣300万元的差额（违约金）。因此，现法院强制执行的款项1231700元应先抵扣尚欠本金1100万元的利息及本金1100万元。现黑马公司仅向王姝媛主张本金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主张300万元差额，属于黑马公司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和放弃，一审法院尊重黑马公司的处分权。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故，本案作出处理后，如果本判决生效，那么涉及两个生效文书的合并执行问题。王姝媛仅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所负债务中的11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以1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针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到位的款项1231700元应按“先息后本”的原则抵扣前述本息。关于梁燕应否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向宝鑫源公司借款130万元的问题。第一、黑马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宝鑫源公司对梁燕仍享有到期债权。第二、梁燕提交的宝鑫源公司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孙辉出具的《收条》、梁燕账户的银行流水可以形成相互印证，证明梁燕向宝鑫源公司所借款项已还清，且宝鑫源公司股东王姝媛、孙翀在庭审时也承认梁燕确已还清向宝鑫源公司所借款项。因此，关于黑马公司代位行使宝鑫源公司对梁燕的债权，要求梁燕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梁燕向宝鑫源公司借款130万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姝媛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宝鑫源公司所欠黑马公司债务中的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1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针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的款项（包括已经执行到位的1231700元）及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自动履行（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其他款项应按“先息后本”的原则抵扣前述本息；二、驳回黑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92800元，由王姝媛负担。二审中，黑马公司提供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宝鑫源公司企业变更信息；2、《股东决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共同证明：1、孙翀在宝鑫源公司成立时就是公司监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承担责任的主体要求。2、方石秀为宝鑫源公司内部人员。第二组证据：1、宝鑫源公司建设银行于都支行账号36×××13和36×××90账号从开户至2020年3月4日的交易流水；2、宝鑫源公司农业银行于都分行账号14×××75从开户至今交易流水；3、宝鑫源公司农业银行于都岭背支行账号14×××18从开户至今交易流水；4、宝鑫源公司中国银行账号19×××53从开户至今交易流水；5、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转移至孙翀个人账户汇总表（表一）；6、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转移至王姝媛个人账户汇总表（表二）；7、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转移至指定人员黄**夏个人账户汇总表（表三）；8、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转移至指定人员赖蕾个人账户汇总表（表四）；9、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转移至指定人员方石秀个人账户汇总表（表五）；10、宝鑫源公司与黑马公司在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书后公司账户资金转移情况汇总表（表六）；11、《宝鑫源香江湾33间商铺全部销售登记情况表》（表七）；12、《宝鑫源公司33间商铺购买人员入账汇总分析表》（表八）；13、宝鑫源公司与姚燕青资金往来表（表十三）；14、《于都县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香江湾项目住宅和商铺销售登记情况表》。共同证明：1、宝鑫源公司开发香江湾项目有126套住宅和33间店铺全部销售或被孙翀、王姝媛转移登记到他人名下。宝鑫源公司名下除一百余个车位外，无可销售房产。2、黑马公司申请查封的店铺也被孙翀、王姝媛恶意网签到他人名下。3、孙翀、王姝媛恶意将宝鑫源公司开发的33间商铺网签到他人名下，但只有6人有入账，入账金额才482.82万元（表八），大量款项未入账被恶意转移事实。4、证明孙翀、王姝媛恶意将宝鑫源公司开发的3339.74平方米的店面转移，按评估价18700.54元每平方米计算，总价值人民币6245.49万元左右的资产，公司只收到482.82万元（表八），还有近5762万元没有入账，且被转移的事实。两被上诉人孙翀、王姝媛作为公司股东明显是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应当对转移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宝鑫源公司开发的香江湾的全部住宅126套已销售，总面积15041.3平方米，总销售价款为87771625元，款项已到账。店铺33间按市场实际成交价15000元计算，总价款为5009万元左右。地下1。地下120个可销售车位0万元每个，1200万元左右，整个楼盘销售收入可达14986.1625万元左右，项目是盈利好项目，不存在亏损问题。6、根据宝鑫源公司账户流水分析，宝鑫源公司存款大量转入公司股东王姝媛与孙翀及其指定人员个人账户。根据银行流水分析计算：表一可证明公司转入孙翀个人账户金额高达10545000元。表二可证明公司存款转入王姝媛个人账户金额高达7010100元，表三可证明公司将存款转移到指定人黄**夏账户资金2318000元，表四可证明公司将存款转移到指定人赖蕾账户资金2725000元。表五可证明公司将存款转移到指定人方石秀账户资金945360元。表六可证明2018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后，被上诉人转移公司大额存款为1187800元。综合前述存款转移行为，可证明公司没有清算股东将公司资金转移到个人账户行为明显违背公司独立人格。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属于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股东应承担赔偿责任。7、宝鑫源公司在明显对外负债情况下，有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需要履行情况下，在银行按揭款放款后，还恶意将公司存款转入股东账户，以往来款和借款名义将公司存款转移到指定人账户，至今不去追讨。被上诉人的行为代表宝鑫源公司拒绝履行生效判决，已构成拒不履于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行为，明显存在恶意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行为，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8、被上诉人主张的梁燕向宝鑫源公司借款170万元通过转入公司指定人孙辉账户，用于偿还宝鑫源公司与姚燕青之间的借款不符合事实。姚燕青虽有转入宝鑫源公司资金168万元，但其购买了宝鑫源公司1＃楼111号商铺（面积为203.61平方米）,按对外销售价17466.59元／平方米计算，姚燕青应付购房款为3556372元，从数据上反映至今购房款还未付清。根本不符合宝鑫源公司还要归还其借款170万元之事实。因此说明梁燕与孙辉之间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梁燕还清了宝鑫源公司的借款，梁燕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明是无效证明。第三组证据：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1号民事判决书；2、宝鑫源公司开发香江湾项目土地款支付明细表（表十）；3、宝鑫源转给于都县财政局款项明细表（表十一）；4、香江湾项目附属工程及工资支付明细表（表十二）；5、宝鑫源公司转给建筑商的工程款项汇总表（表九）；6、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1民初4270号民事判决书；7、工程款催告函；8、宝鑫源公司与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以物抵债协议书2份。共同证明：1、本组第1、2项证据可证明宝鑫源公司开发的香江湾项目土地是通过法院拍卖取得，土地成本为1940万元。根据账户资金支出反映，土地成本支出为21009600元的事实。2、宝鑫源公司香江湾项目报建规费2434467.88元（表十一），主体工程建设成本3480万元（5.6.7项），附属工程费用及工资款项支出7735184元（表十二），土地成本支出21009600元，销售成本1000万元（黑马包销溢价及代理费用全在内），综合项目开发成本为人民币75979251元的事实。3、香江湾项目已销售住宅、店面到账资金92599825元。按正常销售价计算总收入超过1.5亿元。项目盈利高达7000万左右。无论如何，香江湾项目也不至于亏本，无钱还债地步。如今导致公司所有账户资金基本为零，所有房产全部销售及转移一空，至今还有近800万元工程款未付，1400万元上诉人债务未付，部分税收未缴。如今，宝鑫源公司完全属于资不抵债的情况。本案王姝媛、孙翀作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独立股东有限责任制度，采用恶意转移公司财产来损害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应承担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法律责任。4、本组第5、6、7项证据可证明宝鑫源公司开发的香江湾项目建筑成本为3480万元，实际转账支付给了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人民币26618600元。加上宝鑫源公司以六间商铺抵顶工程款8417250元，宝鑫源公司总共支付给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款项为35035850元，已超出应付工程款金额235850元。事实上宝鑫源公司应该不欠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才合理。5、证明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31民初42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宝鑫源公司还欠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7348910元及保证金50万元存在虚假。王姝媛、孙翀夫妇作为宝鑫源公司股东，代表公司与他人配合虚构欠付工程款之事实骗取法院判决，从而以建设工程款工优先受偿权来排除黑马公司的查封清偿，阻止和妨碍生效调解书的执行。王姝媛、孙翀夫妇及宝鑫源公司的行为是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第四组新证据：1、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书；2、于都县房地产管理局查询证明；3、胡小聪、郭淼、陈健、舒称香、谢山月、王俊华、许瑞娇等七人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及其证据材料。共同证明：1、宝鑫源公司开发的香江湾商铺评估价值为18700元每平方米，实际成交价17466元每平。王姝媛、孙翀夫妇却操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以8000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款销售给胡小聪等人，销售款却基本没有依据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的要求支付到宝鑫源公司的指定账户。2、王姝媛、孙翀夫妇及宝鑫源公司在骗得黑马公司申请法院解除查封后，于2018年7月11日前将解除查封的大部分店面转移登记到他人名下。结合胡小聪等七人执行异议申请材料看，协议价格、款项支付方式、定金金额、付款时间明显不符合正常商品房买卖，该七人执行异议和商品认购完全是与王姝媛、孙翀夫妇及宝鑫源公司相互配合转移财产行为。梁燕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五十一条“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之规定，梁燕认为二审法院可以指定合理的举证质证期。况且，黑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且提交时间已过举证期限，属于能够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而未提交情形。同时，黑马公司多次逾期举证的行为给梁燕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恳请二审法院对黑马公司多次逾期举证行为予以惩罚，以维护法律严肃性。但为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黑马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被上诉人孙翀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明目的。公司设立监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了防止董事会、经理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其主要职能是代表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也就是说，监事与实际控制人根本就是相互排斥的两个职务，黑马公司以此主张监事等于实际控制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第二组证据中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从黑马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可以看出，宝鑫源公司每转出一笔款项，均标明了转账内容，不存在无理由任性转款情形。宝鑫源公司与孙翀、王姝媛之间不仅存在公司将钱转入股东账户的情形，同时也有股东将钱转入公司的情形，属于正常的因公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资金周转，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独立的相关规定。第2、3、4项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黑马公司提交的第2、3项证据内容不全，只能反映宝鑫源公司的资金往来金额，未能反映其资金往来的具体内容。黑马公司提交的该组银行流水，根本没有备注栏信息体现，这属于各家银行关于流水内容的不同规定，与宝鑫源公司无关，不能因为流水上没有载明该内容则视为宝鑫源公司与其他公司或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系无理由往来。第4项证据流水主要为银行扣款信息，与本案无关。第5、6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所谓的个人账户汇总表内容系黑马公司自行统计，且仅载明了从宝鑫源账户转入孙翀、王姝媛银行账户的信息，而没有将孙翀、王姝媛转入宝鑫源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统计。黑马公司提供的该两组统计报表内容极其不专业，不能全面、客观的反映宝鑫源公司与孙翀、王姝媛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如黑马公司举证中第8页第52项转账记录是王淑媛于2017年1月10日向宝鑫源公司转账130万，但是黑马公司没有反映在表二之中。第7、8、9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黄**夏、赖蕾、方石秀均不是本案当事人，宝鑫源公司与其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第10、13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两组证据可以反映，宝鑫源公司与梁燕之间的资金往来备注内容为“借款”，并非黑马公司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无理由”转移资金。且案外人姚燕青转入宝鑫源公司账户的资金的时间在2016年12月，2笔共计153万元，后于2018年6月转入15万元，均在宝鑫源公司借款给梁燕之前，甚至早于宝鑫源公司案涉项目用地拿地之前，且综合黑马公司提交的第二组第11项证据，案外人姚燕青在宝鑫源公司根本未购买商铺，何来案外人姚燕青转入宝鑫源公司的款项是购买商铺款一说？第11、12、14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11项证据未加盖任何单位公章，也未注明出处，不符合证据提交规则，其真实性、合法性无从认定，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12、14项证据虽加盖了于都县房地产管理局公章，但未注明该组数据出具的时间及经办人，亦不符合证据提交的形式要件，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且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宝鑫源公司的房产销售情况，不能关联推断宝鑫源公司的经营状况，更不能达到黑马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中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2、3、4、5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黑马公司提供的该三组统计报表内容系其自行统计，未经专业的会所进行财务审计，不能全面、客观的反映宝鑫源公司的经营情况，更不能因此推断宝鑫源公司的盈利情况，不能达到黑马公司的证明目的。第6、7、8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经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如黑马公司认为案件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应当另案主张或向有关部门申请司法监督，而并非在本案中发表诉求。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但对（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黑马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并未载明出处，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有胡小聪等案外人提交了异议申请，异议内容是否属实，能否被人民法院支持不能证明。孙翀、宝鑫源公司共同质证：同意被上诉人梁燕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补充意见：1、宝鑫源公司登记、包括变更登记的时候，注册资本金是认缴的方式，认缴期限到2020年12月1日，这在黑马公司提供的企业变更信息中有体现。而事实上自2017年到2018年2月13日止，王淑媛已实缴注册资本760万元。从这一事实足以体现，宝鑫源公司不可能损害黑马公司的利益。2、宝鑫源公司由原来的一人公司变更为两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损害黑马公司利益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的补充意见：黑马公司仅仅查询公司转出款项的事实，但没有查明王淑媛、方石秀等人为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款项而转款的事实。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有相应的资产且价值不菲，比如店铺、地下车、地下车位变卖的资产对偿还黑马公司的债务绰绰有余。不存在转移资产损害黑马公司利益这个事实。对第三组证据的补充意见：黑马公司对第三组证据证明对象意见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案涉香江湾项目利润盈利高达7000万元左右，无论如何都不至于亏本，这是事实。就宝鑫源公司的171个车位都足够偿还债务，且该车位目前没有销售、备案、转让、查封。说明宝鑫源公司有充分的清偿能力，不存在转移资产损害黑马公司利益的事实。宝鑫源公司对商铺的销售备案行为是正当的公司经营行为，黑马公司却说销售行为是转移资产行为是不合理的。王姝媛质证：同意孙翀、宝鑫源公司、梁燕的质证意见。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在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对第二组除第11项证据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对第二组证据中第1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的第1、6、7、8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对第三组证据中第2、3、4、5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于第四组证据，经本院向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二审中，孙翀、宝鑫源公司共同提供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孙翀转入公司资金明细表；2、宝鑫源公司会计孙永祥会计证复印件；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4、税收完税证明；5、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共同证明：1、宝鑫源公司会计孙永祥与孙翀于2020年3月31日对公司与孙翀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款项进行核对。2、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孙翀以借款给公司周转、垫付办公、修理、招待费用、垫付工程材料款、代付税费等多种形式为宝鑫源公司支付10140891.25元。3、宝鑫源公司会计财务账册记载清楚。第二组证据：1、2020年6月14日宝鑫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方石秀（身份证号码：3607311987********）同志系我公司出纳员，公司转给方石秀名下建行卡号62×××55中的所有款项都属于公司出纳周转备用金。周转备用金主要用于发放公司员工工资、办公费、业务招待费、零星工程款等；2、方石秀名下建行卡号62×××55账户交易明细。共同证明：1、方石秀系宝鑫源公司出纳。2、方石秀名下建行卡号62×××55中的所有款项都属于公司出纳周转备用金。3、宝鑫源公司转入方石秀账户的钱款，方石秀已经全部为公司支付有关款项。第三组证据：王姝媛交宝鑫源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76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若干张。共同证明：宝鑫源公司登记、包括变更登记的时候，注册资本金是认缴的方式，认缴期限到2020年12月1日，这在黑马公司提供的企业变更信息中有体现。而事实上自2017年到2018年2月13日止，王淑媛已实缴注册资本760万元。从这一事实足以体现，宝鑫源公司不可能损害黑马公司的利益。第四组证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的（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黑马公司对于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复议，后经审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驳回黑马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黑马公司质证：1、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第1项证据孙翀转入公司资金的明细表，真实性有异议。该明细表没有经过会计的亲自确认。只是孙翀借助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该表上加盖公章。关于转入的资金由于数量较多，还是应以黑马公司提供的宝鑫源公司的银行流水为准。至于所谓的现金垫付，没有相应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是为公司垫付款项。付款的明细和公司账户资金混乱，由此可见，孙翀与宝鑫源公司财务混乱。无法反应孙翀从宝鑫源公司账户转走的存款已经按照实际情况代公司支付相关费用。从其金额上，从宝鑫源公司账户转给孙翀的金额与孙翀提供的这份明细表无法相互抵销。综上，明细表的真实性存疑。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第2、3、4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第5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转账回单的原件。具体的数额以黑马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宝鑫源公司账户资金流水为依据，与账户资金流水不一致的，不应予以认定。对于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完全证明孙翀、宝鑫源公司的举证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梁燕、王姝媛质证：对于孙翀、宝鑫源公司提供的二审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孙翀、宝鑫源公司提供的二审新证据中孙翀转入公司资金明细表，系宝鑫源公司单方制作，且会计孙永祥亦未到庭进行说明，暂不确认，应以银行转账流水明细、转账回单以及相关票据凭证为依据，据实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二审中，王姝媛、梁燕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一审诉讼证据及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11月24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为王姝媛，占10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王姝媛，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一职，孙翀任公司监事。2017年4月1日，王姝媛、孙翀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王姝媛占99%股权，孙翀占1%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翀，孙翀担任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一职，王姝媛任公司监事。长期以来，宝鑫源公司与向孙翀、王姝媛账户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方石秀系宝鑫源公司出纳，从其名下建行卡号62×××55账户交易明细来看，其使用该账户作为公司备用金账户，为公司支付餐费、广告制作费、员工工资、奖金、水电费、办公用品费用等。另查明，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赣0731民初4270号民事判决，判令：1、宝鑫源公司支付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尚欠工程款7348910元（含税），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2、宝鑫源公司对上述工程款向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19日起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利随本清；3、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款7348910元范围内对其承建的于都县香江湾花苑工程折价、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驳回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2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3282元，由宝鑫源公司承担。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进入执行阶段。又查明，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组织黑马公司诉宝鑫源公司、洪剑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2018年7月16日，黑马公司基于生效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该院于同日作出（2018）赣07执保66号民事裁定，冻结宝鑫源公司1105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不动产。2018年7月20日，该院向于都县房地产管理局送达（2018）赣07执保66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宝鑫源公司所有的位于于都县房屋（房号分别为：000113、00014、000117、000118、000119、000120、000121）、于都县香江湾2＃楼房屋（房号分别为：000103、000104、000105、000108、000110、000111、000109、010901），并于2018年7月23日通过网络查控平台分别冻结了宝鑫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于都岭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于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于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于都支行相关账户内存款1105万元。之后，宝鑫源公司向该院申请复议，要求撤销（2018）赣07执保66号民事裁定书。该院经审查，以宝鑫源公司仅支付200万元售房款，且将全部商住楼和商铺对外销售或预定他人名下，并拒绝办理网签至黑马公司指定人员名下以抵债务以及拒绝将售房款支付给黑马公司，可能导致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为由，作出（2018）赣07执保66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宝鑫源公司的复议请求。同时，对超标的保全的问题，已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另行提出书面异议。除该院查封外，上述商铺无其他查封情况。于都县000115号商铺由黑马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代销，面积为69.64㎡，价格为17466.59元／㎡，总价为1216373元，黑马公司收取代销费59760.95元。经于都县税务局委托，北京东方燕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宝鑫源公司所有的位于于都县㎡（总层数14层，栋建筑面积11471.39㎡）市场单价进行评估，并于2018年12月6日出具《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了解市场价值事宜涉及的房地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该委托资产评估单价为18700.54元／㎡。已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封的宝鑫源公司所有的位于于都县㎡,所查封的总面积为513.10㎡。上述商铺除本案查封外，无其他查封状态，也未办理抵押权登记。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查封的财产是否存在超标的额保全的情形，应根据申请保全的标的额，结合被保全财产是否存在抵押及日后拍卖时起拍价的降幅因素等综合判断。该案中，申请保全的标的额为1105万元，且属于生效民事调解书未到履行期限的执行前的保全。涉案商铺属于首封，且未办理抵押权登记。参照北京东方燕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出具的《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了解市场价值事宜涉及的房地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可反映，于都县商铺评估单价为18700.54元／㎡，结合所查封的该栋楼的7间商铺面积，总价值约为9595247元（18700.54元／㎡×513.1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网络司法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起拍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征询当事人意见。起拍价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七十”的规定，上述7间商铺的价值9595247元按百分之七十的起拍价折算后约为6716672元，与保全金额1105万元相差4333328元。而所查封的未评估的相同地段的2＃楼8间店面的总面积为959.61㎡，参照上述价格及方法计算，所查封的15间店面的拍卖价值可以覆盖保全的债务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因此，在查封上述15间商铺能够保证申请保全人黑马公司权益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再冻结宝鑫源公司4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累计4420万元（1105×4），属于超标的查封的情形，且易导致宝鑫源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故该4个银行账户内累计4420万元的存款应予以解除冻结。但为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宝鑫源公司应将上述所查封的15间店面的销售款项存入一审法院指定的账户内，且金额不能低于（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所约定的金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裁定如下：1、解除对异议人宝鑫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于都岭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于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于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于都支行相关账户存款1105万元（累计4420万元）的冻结；2、冻结异议人宝鑫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的账户（账号：36×××90）；3、异议人宝鑫源公司所有的位于于都县商铺（房号分别为：000113、00014、000117、000118、000119、000120、000121）、于都县香江湾2＃楼商铺（房号分别为：000103、000104、000105、000108、000110、000111、000109、010901）的销售款项存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的账户（账号：36×××90），存入金额应不低于（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所约定的金额；4、驳回异议人宝鑫源公司的其他异议请求。其后，黑马公司对于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复议，后经审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驳回黑马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再查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以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所列明的销售款项应存入指定账户的15套房产中有13套房产由案外相关人员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目前，针对该13套房产的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的执行部门仍在审查期间，尚未作出处理。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孙翀应否依据2018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书》第7条之约定，就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支付住宅回购款3510789元承担连带责任？2、王姝媛、孙翀夫妇作为宝鑫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应否承担连带责任？3、王姝媛、孙翀夫妇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与方式如何确定？4、梁燕应否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向宝鑫源公司的借款130万元及利息？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孙翀应否依据2018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书》第7条之约定，就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支付住宅回购款3510789元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经查，案涉《补充协议书》与案涉《调解协议书》是由当事人自行同日签订，签订时间均为2018年5月18日。从案涉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调解协议书》主要是为了解决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之间因履行《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其内容主要是就宝鑫源公司付款方式达成了“以物抵债”的一致意见，而当天同时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则是就前述《调解协议书》中，宝鑫源公司如何就“以物抵债”中的“物”进行回购而进行的补充约定。也就是说，《补充协议书》的签订目的是为《调解协议书》经一审法院确认，并出具调解书后的履行问题所作出的补充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前述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之间是主合同与从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法院确认并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但该《调解协议书》未经一审法院确认，而于2018年5月21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由当事人达成新的案涉《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根据该《调解协议》作出案涉（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对该《调解协议》内容予以确认。黑马公司、宝鑫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最终以（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为准。故，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因未经一审法院确认，且内容已变更为2018年5月21日当事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也就是说，2018年5月18日当事人签订的两份协议，作为主合同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已发生实质性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该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作为《补充协议书》主合同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更，但未取得《补充协议书》载明的保证人王姝媛、孙翀的书面同意，故王姝媛、孙翀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维持。因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以物抵债”约定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经人民法院释明，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重新达成调解，并签订书面《调解协议》。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制作并送达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5月21日《调解协议》中，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还款方式上不仅删除了原“以物抵债”约定，还约定了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与利息作为违约成本，这种对还款方式的实质变更是对孙翀、王姝媛作为保证人的担保风险的加重与扩大，且显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之情形。此外，一审法院并未确认宝鑫源公司可以住宅、商铺向黑马公司抵偿应付款，故也不存在宝鑫源公司应当向黑马公司回购住宅的问题，亦不存在王姝媛、孙翀应对住宅回购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综上，黑马公司依据2018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书》第7条之约定，就宝鑫源公司向黑马公司支付住宅回购款3510789元，要求王姝媛、孙翀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王姝媛、孙翀夫妇作为宝鑫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已查明，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履行《于都县香江湾住宅包销合同》过程中，以及2018年5月21日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在法院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时，宝鑫源公司一直是一人公司，唯一股东是王姝媛。也就是说，在此期间，黑马公司有理由期待在王姝媛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时，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由一人公司变为夫妻公司，但在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的债务未获清偿的前提下，宝鑫源公司唯一股东王姝媛仅将其1%股权登记至其丈夫孙翀名下，改变宝鑫源公司一人公司属性，明显损害了债权人黑马公司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王姝媛是黑马公司与宝鑫源公司履行案涉合同及签订《调解协议》期间的唯一股东，一审判决认定，在王姝媛未举证证明宝鑫源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的前提下，王姝媛对于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所负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况且王姝媛并未提出上诉，对此，本院二审予以维持。至于孙翀对宝鑫源公司债务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是本案二审上诉的争议焦点所在。根据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结合本案案情实际，本院认为，孙翀作为宝鑫源公司的现任股东、法定代表人，且与原独资股东王姝媛系夫妻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2016年11月24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为王姝媛，占10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王姝媛，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一职，孙翀任公司监事。2017年4月1日，王姝媛、孙翀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王姝媛占99%股权，孙翀占1%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翀，孙翀担任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一职，王姝媛任公司监事。也就是说，在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后大概不足5个月，宝鑫源公司就由“一人公司”变更登记为“夫妻公司”，即公司有且仅有两位股东，两位股东系夫妻法律关系。股东人数虽为复数，但孙翀、王姝媛为夫妻法律关系，且处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除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王姝媛、孙翀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其婚前财产或婚后所得财产归属进行了约定，故应认定2018年10月12日宝鑫源变更登记时注册资本来源于王姝媛、孙翀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家庭成员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需强制提交财产分割证明或协议的规定已被废止，但法律并不禁止夫妻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自愿备案财产分割证明或协议。本案中，王姝媛、孙翀并未提交宝鑫源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夫妻双方财产分割的协议或证明，因此，王姝媛、孙翀以共同财产出资将股权分别登记在各自名下，不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故应认定宝鑫源公司的全部股权归其双方共同共有。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孙翀、王姝媛均实际参与了宝鑫源公司的管理经营，宝鑫源公司实际由夫妻双方共同控制。上述全部事实表明，宝鑫源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据此，在夫妻股东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的情形下，应认定宝鑫源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夫妻股东即王姝媛、孙翀理应对宝鑫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次，从公司财产混同角度分析，准许一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出发点在于节约创业成本，繁荣市场经济。但该种便利性亦会带来天然的风险性。公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财产独立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就是对该种风险予以规制的措施之一。宝鑫源公司在为同一所有权实际控制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公司财产与夫妻其他共同财产的混同。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参照公司法“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公司财产独立于夫妻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王姝媛、孙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一、二审期间，孙翀、王姝媛均未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亦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宝鑫源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王姝媛、孙翀应对宝鑫源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尤其是孙翀，在2018年10月12日成为公司股东前，甚至是2017年4月1日结婚登记前，作为宝鑫源公司股东王姝媛的密切关系人，其就以借款给公司作周转金的名义多次向宝鑫源公司账户转款，还为公司垫付公告费、公证费，代公司支付工程材料款、工程款以及各项税费等。同时，孙翀在二审中自认在成为公司登记股东前后，共计出借给公司款项以及代为垫付、支付各种费用累计达10140891.25元。在案涉（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进入执行阶段，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以及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均列明15套房产的销售款项应存入指定账户的情况下，孙翀还以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收取案外人陈健购房定金。黑马二审举证，与此同期，孙翀还分20余次从宝鑫源公司账户转出资金10545000元，孙翀对此则解释为用公司资金偿还自身债务。以上种种行为足以证明，孙翀个人与宝鑫源公司财务严重混同，且无法区分，导致宝鑫源公司不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孙翀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在公司负有生效调解书确定的巨额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形下，优先清偿股东自身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黑马公司上诉主张孙翀应当对宝鑫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最后，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分析，“夫妻公司”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存在天然缺陷，导致债权人与“夫妻公司”发生纠纷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此情况尚待立法及法律适用的完善。但依照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原则，夫妻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应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公司实质充任了夫妻股东实施民事行为的代理人，若依法人有限责任制度认定夫妻股东设立的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同时，不对夫妻股东其他义务予以强化和规制，则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对交易相对方利益的平等保护。本案中，宝鑫源公司一方面向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提交经于都县税务局委托，北京东方燕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出具的《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了解市场价值事宜涉及的房地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用以证明查封商铺的市场单价为18700.54元/㎡，一审法院已超标的查封；另一方面以75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单价，将查封商铺分别与多个案外人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在收取销售款项或定金时又未转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执复55号执行裁定以及一审法院（2018）赣07执异56号执行裁定所列明的销售款项应存入的指定账户，前述行为不排除导致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目前，虽然针对案外买受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的执行部门仍在审查期间，尚未作出处理，亦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不宜作出评述，但本案中孙翀对宝鑫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既不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也有利于对“夫妻公司”交易相对方利益的平等保护。三、关于王姝媛、孙翀夫妇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与方式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案涉（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因2019年6月30日之前，宝鑫源公司未偿还黑马公司1300万元债务，故宝鑫源公司应向黑马公司清偿1600万元，其中1300万元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结合2018年5月18日《调解协议书》中“如宝鑫源公司无法在2019年6月30日前将上述抵债的住房和店面办理不动产登记产权给黑马公司的指定人，又无法在2019年6月30日前以现金方式付清黑马公司的全部款项，则宝鑫源公司仍应继续履行支付给黑马公司人民币1300万元现金的债务，且除需以未付款总额为基数按每日1‰向黑马公司支付滞纳金外，还应向黑马公司赔偿300万元的违约金”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1300万元至1600万元之间的300万元的差额，相当于因宝鑫源公司未按《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义务而另行承担的违约金，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黑马公司自认，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后，宝鑫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尚欠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故王姝媛、孙翀应在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黑马公司自认，一审法院对宝鑫源公司强制执行到位的金额为1231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案涉差额300万元（1600万元-1300万元）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故一审法院认定对于黑马公司的案涉债务，宝鑫源公司偿还的款项应先抵扣1300万元的利息、其次抵扣1300万元的本金、最后抵扣300万元的差额（违约金），于法有据。现法院强制执行的款项1231700元应先抵扣尚欠本金1100万元的利息及本金1100万元。同时一审判决认定，黑马公司仅向王姝媛、孙翀主张本金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主张300万元差额，属于黑马公司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和放弃，应予尊重与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故本案作出处理后，如果本判决生效，那么涉及两个生效文书的合并执行问题。王姝媛、孙翀仅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宝鑫源公司对黑马公司所负债务中的11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以1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人民法院针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到位的款项1231700元应按“先息后本”的原则抵扣前述本息。四、关于梁燕应否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向宝鑫源公司的借款13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一、二审已查明，梁燕提交的宝鑫源公司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孙辉出具的《收条》、梁燕账户的银行流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梁燕向宝鑫源公司所借款项已还清，且宝鑫源公司股东王姝媛、孙翀在庭审时也承认梁燕确已还清向宝鑫源公司所借款项。故黑马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宝鑫源公司对梁燕仍享有到期债权。因此，黑马公司上诉提出代位行使宝鑫源公司对梁燕的债权，要求梁燕直接向黑马公司归还梁燕向宝鑫源公司借款130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黑马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263号民事判决；二、王姝媛、孙翀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欠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中的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1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针对（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的款项（包括已经执行到位的1231700元）及于都宝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动履行（2018）赣07民初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其他款项应按“先息后本”的原则抵扣前述本息；三、驳回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40元，共计189840元，由王姝媛、孙翀负担167404元，由江西黑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24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廖志坚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狄书记员叶若苏文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