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2民初126号原告：袁世英，女，汉族，1972年11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忠县。原告：邓某1，男，汉族，2003年1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上述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席剑，贵州珉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摇，女，汉族，1992年3月29日出生，住贵阳市观山湖区。被告：姚龙康，男，汉族，1969年4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上述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晓红，蔡国清，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红林，男，汉族，1972年10月21日出生，现住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俊，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陈波，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世文，男，汉族，1968年7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忠县，现住贵阳市。原告袁世英、邓某1与被告姚摇、姚龙康、申红林、袁世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世英及原告袁世英、邓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剑，被告姚摇、姚龙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蔡国清，被告申红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陈波，被告袁世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世英、邓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计901141.52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一姚摇及被告二姚龙康将自己位于贵阳市乌当区，以包公部分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被告三申红林。2019年11月12日，因被告一、二需要安装门，告知被告三安排工人进行安装。被告三在贵阳找到工人被告四袁世文，因装门工作一人并不能完成，故叫上死者邓伟民一起做。三人到达现场后，当天在搬运途中，死者不慎从没有安全护栏的2楼跌落，导致死者头部受伤。在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治疗33天后，因伤势过重，于2019年12月14日晚死亡。在此过程中，被告一、被告二垫付了80000元医疗费。原告曾多次要求四被告对其进行赔偿，四被告均表示走司法程序，不愿意私下调解。综上所述，邓伟民的死亡系由被告三安排为被告一、被告二安装房屋时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上述各被告应对该次事故承担责任。故此，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提起诉讼，望判请如前。为证明以上事实，二原告并当庭提出如下证据：一、原告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独生子女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二、被告姚龙康、姚摇身份证及《贵阳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表》，证明案涉房屋主人系姚摇，共有人系姚龙康的事实，及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三、新天派出所出具《接处警登记表》、新天社区《关于保利2010“11.12”三千郡6组团6-23-1事故调解备忘录》，证明1受害者邓伟民受伤的时间（2019年11月12日）、地点（贵阳市乌当区保利公园三仟郡6组团6-23-1）、2被告房屋系被告姚龙康分包给被告申红林装修，且受害者邓伟民是被告申红林的工人事实，证明三者之间的关系。3死者在被告业主姚摇、姚龙康家装修房屋时，从被告家中摔伤的事实；四、病历、发票、死亡证明，证明1、死者邓伟民在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抢救33天后死亡的事实。２证明死者邓伟民因本次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共计139923.4元。３证明死者邓伟民的死亡原因系重度颅脑损伤；五、《民事裁决书》，证明各被告在事故发生后相互推诿责任、拒绝配合受害人家属及医院缴纳医疗费用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受害人受伤后致死有一定的关联。被告姚摇、姚龙康辩称，一、答辩人姚摇与受害人邓伟民及被告申红林之间均不存在法律关系，答辩人姚龙康与邓伟民之间亦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故二答辩人均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申红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姚摇虽系涉案房屋的共有人，但装修事宜均是由姚龙康安排的，姚摇与申红林以及受害人邓伟民之间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答辩人姚摇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答辨人姚龙康已将房屋装修包给被告申红林，申红林找到袁世文和邓伟民来安装门，并与其直接商定费用，在现场指导安装，申红林与邓伟民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申红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邓伟民并非姚龙康找来的，双方之间也并未就安装事宜进行协商，故双方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姚龙康亦无义务承担赔偿责任。二、邓伟民本人应对本次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从邓伟民的住院病历来看，邓伟民患有高血压、心房颤动等疾病，并做过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应当避免过度劳累和重体力劳动，这些疾病和手术会引起血栓栓塞等危害，且需终身服用抗凝血药物华法林，该药物容易引起血栓栓塞或出血。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邓伟民作为专业木工，应当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危险性，他在工作中疏忽大意，最终导致颅脑出血、脑栓塞而死亡，具有明显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三、被告袁世文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被告申红林和袁世文在新添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所述，邓伟民是袁世文带去做工的，且事发前袁世文提前去现场看过，对本次工作的危险性更加清楚，事发当时，袁世文和邓伟民共同抬门从一楼上二楼，袁世文走在前面，邓伟民走在后面，邓伟民从高处摔下必然和袁世文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邓伟民自身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疾病，做过手术且需长期服药，袁世文作为邓伟民的亲戚明知该情况而带他一同做工，存在一定过错。综合以上因素，袁世文对邓伟民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四、原告诉请的有些项目金额偏高（具体以质证意见和庭后的代理词为准），且答辩人已支付费用87245.1元。答辩人姚龙康系旅游公司的大巴司机，本身并不富裕，虽然自身无需承担责任，但为及时抢救受害人，仍先后支付了医疗费合计87245.1元。此外，受害人邓伟民系重庆市农村户口，可通过新农合进行报销，亦请法院做相应扣减。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以上事实，被告姚摇、姚龙康提交如下证据：一、姚摇、姚龙康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身份适格。二、1.新添社区服务中心关于保利2010〝11.12〞三千郡6组团6-23-1事故调解备忘；2.悬挂“三申装饰”横幅的视频；3.姚龙康和申红林的微信聊天记录；4.申红林和袁世文的询问笔录；5现场照片。证明：被告申红林从事装修包工工作姚龙康将房屋装修包给申红林，申红林找到袁世文安装门，袁世文又叫上邓伟民一同做工，邓伟民在与袁世文搬运门时受伤，申红林和袁世文应承担赔偿责任；三、1.心脏瓣膜置换术简介；2.心房颤动简介；3.华法林简介。证明：从邓伟民的病历来看，邓伟民患有高血压、心房颤动等疾病，并做过心脏瓣膜置换手术，会引起血栓栓塞等危害，应当避免过度劳累和重体力劳动，且需终身服用抗凝血药物华法林，该药容易引起血栓栓塞或出血，邓伟民最终也是因为颅脑出血、脑栓塞而导致死亡。邓伟民不顾自身的身体状况，从事重体力的装修工作，且工作时疏忽大意，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四、1.预交收款收据单复印件；2.贵州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3.收条；4.情况说明；5邮储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姚龙康共向邓伟民及其家属付了医疗费用合计87245.1元。五、（2019）黔0112民初4576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1.原告自认邓伟民是袁世文喊去做工的；2.截至2019年12月12日，姚龙康共向原告支付了医药费82245.1元；3.被告申红林申请出庭的证人罗某陈述，他是申红林介绍做工的，价钱是和申红林谈的，和姚龙康没有直接联系，印证了申红林的包工头身份。被告申红林辩称，一、申红林是为业主姚龙康装修房屋提供泥水工劳务的农民工，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承包合同，不存在承包关系，装修房屋产生的劳务费、材料费用均由姚龙康支付。因被告姚龙康工作繁忙，特委托申红林为其介绍相关装修的业务人员，为此申红林仅是起到一个中间介绍的作用。二、邓伟民并不是由申红林介绍给姚龙康提供木工劳务，而是由袁世文介绍，由此产生的人身损害责任应由袁世文与业主负责，与申红林无关，申红林被告主体不适格。三、邓伟民作为一个成年人与专业的木工，在劳务过程中应当注意相关的谨慎注意义务，并隐瞒病史，由此产生的人身损害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四、本案原告方的赔偿计算标准与数额存在错误计算。综上，申红林作为一个普通的泥水工人不应当就邓伟民的人身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其仅是为姚龙康介绍相关的装修农民工与帮忙购买部分材料，只起到居间作用，双方不存在任何的承包关系；本案邓伟民是由袁世文私下介绍给姚龙康提供木工劳务，袁世文是邓伟民遭受人身损害的直接责任人，邓伟民作为成年人与长期提供木工劳务的人员，应当注意到安全义务，由此产生的人身损害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告的计算标准与计算额存在错误。为证明以上事实，被告申红林并当庭提出如下证据：一、1、申红林《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身份信息；二、2、姚龙康、申红林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0张、文字17张）；3、装修施工许可证；4、《情况说明》（2019年11月24日）；5、《证明》（2019年11月25日）；6、《证明》（2019年11月16日）；7、《证明》（2019年11月21日）；8、申红林与地暖安装老板微信截图2张；9、申红林与艺术漆老板微信截图1张；10、申红林与设计师微信截图2张；11、姚龙康与丽都门窗老板微信聊天记录2张；12、申红林与地板老板微信聊天记录1张；13、姚龙康与装修材料供应老板微信聊天记录1张；证明事实：申红林给业主姚龙康位于三千郡6组团6-23-1房屋装修做泥水工劳务，申红林与姚龙康因先前的业务认识，姚龙康要求申红林帮忙购买装修材料，介绍其他工种的装修师傅为其装修，申红林介绍房屋设计、门窗安装、地暖安装等相关装修的人给其做工，申红林只是起居间介绍的作用，相关的装修劳务费用、材料费用均由姚龙康支付；三、邓某2和，梁某，邓大英出具的情况说明，他们都是申红林介绍给业主姚龙康装修房屋的工人。他们都是姚龙康雇佣的，申红林只起到了居间作用；四、证人梁某证词为：其是做泥水工的，在6-23-1号房屋做泥水工，其是通过申红林介绍，和业主谈的工钱。被告袁世文辩称，因为邓伟民来贵阳都是一起做事的，那个门太重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人来抬，而且我们两个是长期一起干活的，我们是工友，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袁世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姚摇、姚龙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申红林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第三组证据，姚龙康在派出所的陈述，是姚龙康自述，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调解备忘录是事先打印，并不代表申红林自认是包工头。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袁世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袁世英、邓某1对被告姚摇、姚龙康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提出第四组证据中2245.1元医疗费不包含在139923.4元医疗费里。被告申红林对被告姚摇、姚龙康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袁世文对被告姚摇、姚龙康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不知道，其余证据的真实行无异议。原告袁世英、邓某1对被告申红林提供的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证人证言需当面质证。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姚摇、姚龙康对第二组证据中装修许可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被告申红林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袁世文对申红林提供的证据第二组不清楚，对其余证据无意见。原告袁世英、邓某1对证人梁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被告姚摇、姚龙康对证人梁某的证言三性不予认可。袁世文对证人梁某的证言未发表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依据。基于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确认如下事实：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房屋（以下简称6-23-1号房屋）购房人为姚摇、共有人为姚龙康。2019年申红林与姚龙康通过微信达成协议，由申红林组织工人装修6-23-1号房屋。2019年4月申红林组织工人进场对6-23-1号房屋进行施工。施工现场悬挂“三申装饰”的横幅。施工中需安装门，2019年11月9日，被告申红林通过在贵阳市云岩区待活的工人介绍，打通被告袁世文电话，问袁世文是否安装门，袁世文回答可以安装，当日双方谈定价格为2300元，并定于2019年11月11日进场安装，因袁世文11日有事没去，将时间改为12日安装。2019年11月12日袁世文和邓伟民到达现场，二人在抬门上楼时，邓伟民从还未安装防护栏的二楼摔下受伤，邓伟民受伤后被送到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3天，花费医疗费142168.5元，姚龙康支付医药费等827245.1元。邓伟民于2019年12月14日因重型颅脑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另查明：原告袁世英系死者邓伟民之妻，原告邓某1系死者邓伟民之子，邓伟民父亲邓礼勇，母亲秦应莲已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妻子袁世英、儿子邓某1。被告姚摇与被告姚龙康系父女。贵阳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表载明6-23-1号房屋购房人为姚摇，共有人为姚龙康。本院认为：要确定被告姚摇、姚龙康及被告申红林、袁世文是否需要对邓伟民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要确定四被告与死者邓伟民之间以及被告姚摇、姚龙康与被告申红林、袁世文之间的法律关系。死者邓伟民与被告申红林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理由如下：一、根据被告袁世文在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高新派出所所作的陈述，袁世文和邓伟民去6-23-1号房屋安装门，是申红林叫其去的，工钱是申红林和袁世文商定不是与业主商定。而证人罗某在（2019）黔0112民初4576号案件庭审中的证言证实，是申红林联系其去6-23-1号房屋刮瓷粉，其未和业主有过联系。二、被告申红林在案涉施工现场悬挂“三申装饰”的横幅，其到6-23-1号房屋做工的工人，都是通过申红林介绍，虽证人梁某证实泥水工工钱是姚龙康支付，但证人邓某2和证实木工工钱虽是和姚龙康谈的，但工钱是由业主转给申红林，再由申红林转给邓某2和。故本院对被告申红林提出是为姚龙康提供劳务的农民工，受姚龙康的委托为其介绍相关装修业务劳务人员的抗辩不予采信。故从优势证据规则的角度来看，证明死者邓伟民与被告申红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明显占优。综上，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死者邓伟民死亡前所从事的劳务，是受申红林雇佣，双方基于劳务构成法律上的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姚龙康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不具有装修资质的个人申红林，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对死者邓伟民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姚摇虽是案涉房屋的购房人，但案涉工程系其父亲姚龙康承包给申红林施工，其对案涉事故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世文与死者邓伟民系一起做工的工友，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故不应对死者邓伟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死者邓伟民在施工过程中，明知楼梯没有护栏，未尽注意义务，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导致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一定责任，本院认为其对该损失承担10%的责任较为合理。邓伟民是在雇佣活动中受伤导致死亡，其受害与执行受雇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申红林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姚龙康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不具有装修资质的个人装修，具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因邓伟民死亡而产生的实际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为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邓伟民之子邓某12003年1月5日出生，事故发生时邓某116周岁，赔偿年限两年，根据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348元／年计算为20348元（20348×2÷2＝20348元）；3、丧葬费按2019年贵州省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为31462元（62924元／年÷12×6＝31462元）；处理邓伟民遗体所产生的费用属于丧葬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不宜另外支付；4、医疗费根据发票确定为142168.5元（原告提供发票139923.4元、被告姚龙康提供的发票2245.1元）；5、家属处理邓伟民丧事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各项费用，原告主张2000元，本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6、住院伙食费，邓伟民住院33天，应为33天×100元／天＝3300元，7、护理费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业38568元计算为3486.9元（38568元／年÷365×33＝3486.9元）；8、误工费，根据建筑业56266元／年计算为5087元（56266元／年÷365天×33天＝5087）；9、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因死者自身存在过错，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以上九项共计人民币869692.4元，应由被告申红林、姚龙康连带向二原告赔偿90%即782723.16元，扣除姚龙康垫付的87245.1元，还应赔偿原告695478元。由于该案申红林是雇主，应承担主要责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后，由申红林承担损失的70%责任，姚龙康承担损失20%的责任，申红林承担的金额为608784.68元，姚龙康承担的金额为173938.4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申红林、姚龙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袁世英、邓某1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782723.16元（扣除姚龙康垫付87245.1元，还应支付695478元，其中申红林承担608784.68、姚龙康承担86693.38元）；二、驳回原告袁世英、邓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6元，减半收取2403元，原告袁世英、邓某1负548元，申红林、姚龙康负担185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于判决书确认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执行。审判员  陶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