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红梅，女，汉族，1958年6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静，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昕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大浪社区创业二路东联大厦B2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G7PL57。法定代表人：潘绍义，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绍义，男，汉族，1953年1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蛙埠市怀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承军，男，汉族，1975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毅，广东谋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施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昕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红梅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改判施红梅与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若法院认为已经生效则判决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判令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返还施红梅12万元股权对价。二、判令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要件完整，经未署名的股权转让方事后追认，协议依法成立。协议合法有效”，没有事实依据。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直至庭审完毕也未提供股权权利人潘绍义的追认证据。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提供的所谓的追认证据是“授权委托书”，证明内容“潘承军经昕禾公司授权对外负责公司事务，依法代收投资款项”，这个《授权书》具名是昕禾公司，加盖该公司法人章。本案争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以及如果已经生效是否可以解除，一审法院对公司法缺少常识性认识，目标公司与公司股东是不同的法律主体，目标公司是无权处分其股东的股权的，也就是说目标公司的授权是不能产生股东授权的意思表示效力的，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认定依据。二、一审法院审理中，故意忽视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重大诈骗证据和情节，在此基础上做出“至于原告主张被告欺诈的问题，其所提供的证据对主张事实的证明力尚未达到盖然性”错误判决，综合施红梅与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双方提供的证据，对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欺诈的证明力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首先，昕禾公司是一个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实缴资本0元，潘绍义是股东，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潘承军任监事。其次，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内容“昕禾公司持有世界某某公司75%的股权，原告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昕禾公司控制世界某某公司，从而赚取世界某某公司的利润”。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在这里证明了施红梅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不是成为昕禾公司股东，而是“通过昕禾公司控制世界某某公司，从而赚取世界某某公司的利润”。而施红梅在订立合同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目的，是因为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对这个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未来利益的夸大虚假宣传，基于这种错误的信息和判断，施红梅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投资决定，把自己多年积蓄的养老钱拿出来投资，旨在获得红利改善自己捉襟见肘的退休生活困境，而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的欺诈行为导致订立合同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再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查询显示，“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2019年04月24日的变更信息”：“变更前股东（投资人)：世界某某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150.0(万元）15.00%，深圳市昕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0.0(万元）75.00%；吴某卫80.0(万元）8.00%；王某强20.0(万元）2.00%”，“变更后股东（投资人)：王某强20.0(万元）2.00%,吴某卫980.0(万元）98.00%”。也就是说，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原本在施红梅面前画的这个大饼被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彻底丢弃了，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就在庭审期间已将其所持有的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的7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并且已经完成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综上，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的欺诈行为是确凿无疑的，已经超越盖然性了。三、一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本案股权交易的特殊性，仅以表面一两个特征作出“非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合理事由”，是基于对法律关系理解错误而作出的错误判断。本案昕禾公司是一个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潘绍义是股东，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潘承军任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适用本节规定；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行使下列权利”之（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之(十）“修改公司章程”，本案被告出让部分股权涉及公司形式的变更，应该形成书面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并置备于公司，但截止一审庭审结束时，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这一事实与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股东潘绍义签字确认逻辑上是相同的，不是股东行为，不产生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效力也不产生公司形式变更的意思。公司监事以欺诈的手段形成股权转让的形式，但并未完成股权转让的法律形式，应该是未生效行为，如果法院认为已经生效，施红梅认为依法是可以解除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出让部分股权就转变为若干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性较强的公司形式，以股东之间高度信赖关系为基础。公司法学界普遍认为股东权保函身份权或社员权。本案受让股权的投资人没有见过真正的股东，在诉讼中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一会儿主张公司监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会儿又举证证明监事是受公司合法授权经营公司，投资人不知道在与谁在进行股权交易，根本不存在信赖的基础，而股权转让协议又规定投资人不可撤销地放弃表决权，此时股东作为社员，他们把自己的权利不可撤销地托付给不知名主体，这就是民间传说的“空手套白狼”的现实版，而一审法院却判决支持了这一行为，客观上会产生鼓励欺诈的效果，有悖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对法治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辩称：一、本案交易过程实际上是股权融资，所谓股权融资就是股东出让股权，投资人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公司，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交易本身就是在目标公司与投资人之间进行，况且潘绍义与潘承军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潘绍义授意昕禾公司对潘承军出具授权。施红梅认为“一审法院对公司法缺少常识性认知，目标公司与公司股东是不同法律主体”。这样的论述，恰恰暴露了施红梅自己缺乏公司法实践，不了解公司融资的基本常识。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是股权融资，也就是股东出让股权，投资人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目标公司，用于公司未来的支出和发展，这是最为基本的公司融资途径，也是最为常用的一种。实践中，这种股权融资都是通过公司对外统一进行处理，股东反而很少直接介入。况且，潘绍义和潘承军系亲属关系，此一事实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已经有所记录，公司对潘承军的授权实际上也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潘绍义所认可的，否则也不会有加盖公章的授权。此外，施红梅已经取得股东资格，该事实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一直都是承认的，施红梅的投资目的是取得股权，目的已经实现，现在反而推说合同没有成立，这完全逻辑混乱，与事实不符。二、昕禾公司一直守法经营，任何商事行为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不存在欺诈，一审法院认定准确。认缴制是我国《公司法》所认可的，目的在于鼓励公司发展，减少投资人的经济负担，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现有法律已经没有再对实缴作出过于严苛的规定，施红梅在上诉状中仅凭实缴金额，推断存在诈骗，没有事实依据。关于案外人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问题，这完全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事行为，从目标的情况来看，股权转让已经过工商登记，程序完全合法，施红梅对经过行政机关备案的正常股权转让程序也无端发难，只会让自己的论证更显无力。一审法院认定准确，驳回施红梅的请求，理据充分，符合证据规则。三、双方已经签字确认“不可撤销地放弃对公司全部事务的表决权”，为现有法律所允许，施红梅在上诉状中的立论起点反而是其享有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本身就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已经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施红梅明确放弃表决权，该约定并未违反《公司法》的约定，股东享有投资权益，但并不一定了解企业的运作和企业的情况，无法及时对企业运营政策进行调整，所以在很多融资协议中，均有对投资人表决权的限制，以防止股东的恶意介入，反而不利于公司决策，这是现代企业经营中正常的现象。股权代持也是法律所认可的，施红梅的股权由他人代持，其已经放弃了对公司参与决策的权利，现在反而以股东的身份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公司决策过程，实际上已经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与其自己当初的承诺也不一致。其上诉状中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以博取同情，完全与证据、事实相悖，其敢于进行12万元的股权投资，相比也不是第一次投资，就当然明白投资意味着风险。现在运营风险出现，施红梅意图通过诉讼的方式拯救其投资利益，完全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资源，请二审法院及时予以核查。综上所述，本案实际上是施红梅因投资失败，利用诉讼权利恶意起诉，意图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弥补自身的经营损失，完全违背司法赔偿的“填平”原则，请求驳回施红梅的全部上诉请求。施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若法院判决认为协议成立，则主张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退还施红梅股权转让款120000元；由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涉案股权为昕禾公司股权，工商登记为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为潘绍义；庭审中，潘绍义与潘承军陈述两人为亲属关系，潘承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绍义认可潘承军行使股东权利及公司职务行为。2018年1月2日，经潘承军与施红梅协商，以潘绍义为甲方，施红梅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昕禾公司2%股权作价12万元转让予施红梅，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为潘承军账户；乙方不可撤销的放弃对公司全部事项的表决权，不以任何方式谋求公司的控制权。该协议由昕禾公司在甲方处盖章，施红梅在乙方处署名，潘承军和潘绍义未署名。2018年1月11日，施红梅向协议指定账户转款220000元。2018年2月8日，施红梅向协议指定账户转款80000元。2018年6月13日，昕禾公司向施红梅出具收据：收到投资款120000元。时至庭审之日，潘绍义未将昕禾公司2%股份变更登记予施红梅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要件完整，经未署名的股权转让方事后追认，协议依法成立。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非因法定或约定事由，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协议。经该院质询，施红梅主张解除的事由有三，具体分析如下：（一）施红梅主张协议约定不可撤销的放弃表决权，被侵害利益。该院认为，表决权是股东法定的基本权利之一，股东可以放弃，但以实际践行为准，不受该协议的声明条款约束。施红梅该解除事由不能成立。（二）施红梅主张公司股东、监事、法定代表人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院认为，施红梅所述为公司经营过程出现的情况，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若公司运营存在侵害股东权益的情形，施红梅可行使相关股东权利，要求纠正，但非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合理事由。（三）施红梅主张公司办公场所未发现经营内容，无法获得稳定的经济回报。对此，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就昕禾公司的投资经营情况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证实公司经营不善无法分红，故该院不采纳施红梅该主张。至于施红梅主张昕禾公司、潘绍义、潘承军欺诈的问题，其所提供的证据对主张事实的证明力尚未达盖然性，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施红梅的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1350元，财产保全费用1120元，均由施红梅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显示，2019年4月24日之前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的股东为：王某强出资额20万元，持股2%；吴某卫出资80万元，持股8%；世界某某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持股15%；昕禾公司出资750万元，持股75%。2019年4月24日后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某强出资20万元，持股2%；吴某卫出资980万元，持股98%，出资金额750万元。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2018年利润表》显示，2018年净利润为-1058887.33元；昕禾公司《2018年资产负债表》显示，昕禾公司2018年未分配利润为-994619.74元。再查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股权登记3.1项约定，甲方（潘绍义）收到乙方（施红梅）全额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公司持股数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乙方（施红梅）全力配合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二审调查时，昕禾公司确认公司并未置备股东名册。还查明，二审调查时，施红梅在解释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时称，昕禾公司控制了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该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可观，描绘的非常好，其受让昕禾公司股权的目的在于分享控股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的红利。又查明，二审调查时，潘绍义与潘承军均确认两人为亲属关系，潘绍义授权潘承军行使股东权利及公司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二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并退还股权转让款。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昕禾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虽为潘绍义，但一审庭审中，潘绍义与潘承军陈述两人为亲属关系，潘承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绍义认可潘承军行使股东权利及公司职务行为。《股权转让协议》虽是潘承军以潘绍义名义所签，但潘绍义明确予以认可，且《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处亦加盖了昕禾公司的公章。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者的主体资格合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并退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施红梅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20000元，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而对于潘绍义来讲则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存在违约行为。首先，昕禾公司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即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潘绍义若转让昕禾公司2%的股权，首先要将昕禾公司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由两个以上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否则，其无法达到转让股权的目的，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昕禾公司一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变更公司形式，施红梅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成为昕禾公司股东的目的无法达到。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潘绍义应在收到施红梅全额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公司持股数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但潘绍义既未将施红梅的持股数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亦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将施红梅变更登记为昕禾公司的股东，甚至于昕禾公司根本就未置备股东名册，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潘绍义虽辩称施红梅的股权由他人代持，但潘绍义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施红梅亦不予认可，对潘绍义的该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从施红梅签订合同的目的来讲，施红梅之所以受让昕禾公司2%的股权，主要是因为昕禾公司持有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75%的股权。通过受让昕禾公司的股权分享控股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的红利。但施红梅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既未成为昕禾公司的股东，昕禾公司亦在2019年4月24日将其持有的世界某某电商平台（深圳）有限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致使施红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综上，因潘绍义的违约行为，施红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施红梅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股权转让款1200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因施红梅并未主张，应视为施红梅对自己权利所作的处分，本院不予干预。《股权转让协议》抬头部分明确注明“甲方（转让方）：潘绍义”，且潘绍义与潘承军均确认两人为亲属关系，潘绍义授权潘承军行使股东权利及公司职务行为。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虽是潘承军与施红梅所签，但系潘绍义的授权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潘绍义承担，施红梅主张潘承军退还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方系潘绍义，即潘绍义转让其持有的昕禾公司2%的股权给施红梅，昕禾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合同当事人，施红梅主张昕禾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施红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施红梅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存在错误，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施红梅与潘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潘绍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施红梅股权转让款120000元；四、驳回施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保全费1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合计5170元，由潘绍义负担4000元，施红梅负担11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王  丹  妮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