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成志，男，199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凌裕文，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斌，男，汉族，1970年7月24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晨明，江西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建华，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住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元创国际**。法定代表人：何东昌,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光，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人力资源部部长。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体彩中心）、章斌彩票、奖券纠纷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被上诉人章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晨明、涂建华，被上诉人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凌成志、凌裕文上诉提出，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章斌、体彩中心返还9623793元购彩款；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章斌、体彩中心承担；3、新增诉讼请求：判令体彩中心因管理不善监管失职，造成上诉人巨额损失，向上诉人公开道歉并纠正错误。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对双方庭审中提供的有出入和互相矛盾的《彩票代销证》，进行深入调查，而是轻易采信章斌提供的虚假过期无效的代销证明，致使本案定性不准确。众所周知，体育彩票售卖是国家特许经营，必须严格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和《国家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行“一证一照一址一人”的严格管理。《彩票代销证》是决定本案中章斌是否拥有合法经营者资格的准入证明，若本案中章斌没有代销证或者提供虚假和错误的代销证，就决定了他在本案中是否非法经营或者非法销售彩票的定性，也决定了本案的判决方向。而一审判决认定“代销证地址记载错误并不影响章斌代销资格的取得”，此关键性证据判决及法律认定都是不严肃和错误的。因购买人是在井冈山实体店进行的彩票购买及出票，而该证也由当事人事后确认，章斌在我们购彩期间没有合法合规，不具有合法合规正式授权颁发的代销证，所以应认定该售彩行为是分时段性非法销售彩票行为，其在未取得授权期间向我方销售总额1600万元彩票中的9623793元金额彩票符合“非法彩票”的法律定义，理应重新作出判决。二、一审认定章斌的销售行为不是互联网销售是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首先，电话销售彩票行为对于个体经营的售彩者章斌来说是禁止的，财政部和相关部门已于2014年4月23日出台《电话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禁止此种违法行为。根据《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总则》第3条的规定：“互联网销售彩票是指使用浏览器或者客户端等软件，通过互联网等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销售彩票，”而其中并没有规定只要通过体彩出票就合法。因为ＡＰＰ参与全程购买的大部分过程，而这些程序本身就是购买彩票的监管最严格最重要的一环。章斌销售的大部分行为是在体彩监管外完成的，结合本案，至少应认定部分是互联网销售行为。其次，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章第二条第（五）款的规定，“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属于非法彩票。”以上条文应当理解为，不管是否由国家发行的体育彩票，只要“未经批准，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就是属于非法彩票。”而不是一审理解的“本案原告所购体育彩票，经过国家特许发行，体彩中心为国家特许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本案彩票交易依然在江西体彩中管控的内部彩票销售系统中完成”，这是狭隘理解，是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故一审对章斌销售行为的定性是错误的。再次，章斌与体彩中心之间是委托代销关系，彩票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及受益者是体彩中心，因此体彩中心应当承担责任。所以新增二审诉讼请求即判令体彩中心因管理不善，监管失职造成上诉人损失，应公开道歉并纠正错误。三、根据存在的交易事实和当庭双方答辩笔录，章斌和体彩中心还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比如章斌通过短信、微信群，客户端电话等形式向受害人售彩，违反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印发的《电话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等等。四、如果局限于专业知识，不能够明确认定章斌以上行为是否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则恳请二审法院向彩票发行或主管部门权威机构申请司法鉴定，相关费用按责分担。体彩中心答辩称，一、对于上诉人的新增诉讼请求，体彩中心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告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故对于上诉人的新增诉讼请求，我方不予认可。二、体彩中心向被章斌发放的彩票代销证不存在任何违规问题，章斌为合法的彩票代销者。章斌是体彩中心依法授权体育彩票的代销方。章斌在本案发生期间的代销合同委托期间连续，代销合同及相关信息与代销者销票信息对应。案涉的代销网点自2003年起即存在，始终在现地址经营，从未间断或搬迁。该代销网点的地址前称为“井冈山大道××”，现称为“井冈山”，系行政地域称呼的变化，所指为同一地址。三、体彩中心认为章斌的销售行为不是互联网销售，理由如下：1、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口袋彩店”ＡＰＰ只提供选号的服务，支付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但最终实际出票，还是通过代销店的彩票销售系统终端机输入票号再出票，中奖资金也是通过银行转帐或者微信支付方式兑付，整个彩票交易依然在体彩中心管控的内部彩票销售系统中完成，而“口袋彩店”ＡＰＰ并不具备出票和支付功能，只提供选号的媒介功能。2、上诉人所列举的管理部门出台的规章、文件，均未明确规定该销售行为是互联网销售，体彩中心作为管理部门也不认可该销售行为明确属于互联网销售，上诉人基于互联网销售而推定双方的彩票购买协议无效，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体彩中心不存在管理不善，监管失职一责，且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体彩中心依法合规履行监管职责，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管理不善，监管失职一责。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诉请为彩票买卖合同无效，与体彩中心是否存在管理不善，监管失职也无任何关联。章斌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时改变一审诉讼请求并新增诉讼请求的诉讼行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章斌不同意在二审中直接审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章斌系经体彩中心授权的合格的彩票代销方，基于合法授权设立的彩票销售网点，至今已在吉安市持证经营近二十年，期间从未中断经营，网点（实际经营地址）也从未搬迁过。三、章斌代表的体彩中心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彩票买卖合同，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且所涉的彩票买卖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上诉人请求的返还彩票购买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凌成志、凌裕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诉争双方之间的体育彩票买卖合同无效；2.章斌、体彩中心向凌成志、凌裕文连带返还已付彩票购买款9623793元；3.本案诉讼费由章斌、体彩中心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章斌为体彩中心彩票销售代理人，持有体彩中心核发的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凌裕文、凌成志系叔侄关系，双方合伙从事经营活动。2018年6月，凌成志在章斌处下载“口袋彩店”APP，在“口袋彩店”APP上扫码选号后，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的方式向章斌支付彩票购买资金，由章斌在其代销店的彩票销售系统终端机输入票号再出票的方式大额购买体育彩票。自2018年7月至8月31日间，凌成志向章斌支付体育彩票资金11940700元，自2018年9月1日至11月15日支付体育彩票资金2894824元，合计金额14835524元。自2018年7月11日至9月1日间，章斌向凌成志、凌裕文兑奖3995107元。现凌成志、凌裕文起诉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体育彩票购买合同无效，要求体彩中心、章斌连带向其返还已付彩票购买款9623793元。另查明，凌成志还在章斌处购买双色球福利彩票4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凌裕文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章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3.诉讼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体彩中心、章斌应否返还凌成志、凌裕文彩票购买款。关于争议焦点1，凌成志、凌裕文主张系合伙购买彩票，由凌成志向章斌支付彩票资金，当事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具有自由处分权，并且凌成志、凌裕文的该自认合伙不影响本案其他当事人及本案实体权利的处理，系凌成志、凌裕文内部财产、经营方式的约定，故对其双方合伙关系的主张，予以确认。凌裕文作为彩票购买共同合伙人，与本案争议事实、民事权益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凌裕文可以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关于争议焦点2，章斌系体彩中心的代理人，在体彩中心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彩票销售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原告在章斌处购买彩票，与体彩中心建立彩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起诉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要求章斌与体彩中心共同返还彩票款。章斌作为体彩中心的代理人，为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3，即诉讼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本案原告所购体育彩票经过国家特许发行，体彩中心为国家特许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章斌为体彩中心依法授权的销售代理人。原告向体彩中心购买体育彩票，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彩票合同主体、标的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其通过章斌提供的“口袋彩店”APP购买彩票的行为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依照《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被告违法销售彩票，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章斌通过互联网非法销售彩票，违反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的禁止性规定，而《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由财政部制定，属于部门规章，并且该办法第三条系对互联网销售彩票的定义，第四条规定：“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上述规定系管理性规定，禁止非法的彩票销售主体和销售方式，并非禁止彩票发行、销售行为本身。当事人违反上述管理性规定销售彩票，并不必然导致彩票合同无效。章斌经体彩中心授权，具备销售主体资格。章斌提供给原告下载使用的“口袋彩店”APP，仅具备彩票选号功能，彩票购买资金还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章斌根据原告所选号码在其实体销售店安装的终端机中输入号码再出票，中奖资金也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方式兑付，本案彩票交易依然在体彩中心管控的内部彩票销售系统中完成。“口袋彩店”APP未与体彩中心彩票销售系统连接，不具备出票和支付功能，当事人不能在“口袋彩店”APP中完成彩票交易。故章斌向原告提供“口袋彩店”APP购买彩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未对国家彩票发行、销售安全秩序构成实质影响，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告以此主张彩票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向被告支付购票款，原告所选相应号码已经出票，并兑付了中奖彩票，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诉请返还购票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凌成志、凌裕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651元，由原告凌成志、凌裕文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提交了下列新证据。第一组：1、《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中国体育彩票157号代销证》；2、章斌售彩时间轴线图；3、辖区民警确认的两个售彩地址在不同管辖范围内的通话证据；4、井冈山大道××附近现场实景照片；5、井冈山现场实景照片。证明两个代销证上的地址不在同一地点。第二组：1、2号终端机代销合同一份和附2号机打彩票一张；2、3号终端机代销合同和附3号机打彩票一张；3、销售地址为157号的代销证一份；4、吉安体彩中心主任罗辉自认监管不力和自身有错的对话录音；5、章斌自认代销证过期失效的对话录音。证明体彩中心对157号代销证的授权颁予合法合规，但是要承担章斌换证期间提前销售彩票的监管责任，章斌在2018年6月至8月27日前无证非法售彩；157号证于2018年8月27日生效，生效前章斌没有合法有效售彩证件。第三组：1、公告一份；2、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3、语音036对话录音一份；4、售彩者与管理者签订的不参与互联网销售彩票承诺书一份；5、章斌互联网售彩和电话售彩证据一组。证明案涉行为构成互联网销售要件，也符合电话销售形式。章斌质证认为，两张代销证不属于新证据，一审已提供。售彩时间轴线图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对通话录音的三性均持有异议，无法核实对话的人是否为辖区民警，即使通话记录是真实的，也不能否认章斌具有合法的代销资质。对现场实景照片的三性均持有异议，不清楚现在××的具体地址，157号这个地址曾经叫××，从未说过现在的××与157号为同一地址，上诉人在混淆视听。第二组证据的第1、2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查实，因为提交的不是原件，不知对方到底要证据什么。对第3、4、5份证据一审已经举证了，我们已经质证了，对三性均有异议。第三组证据1和证据2是两份文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两份文件并不能证明章斌的销售行为属于互联网销售。对证据3的录音，三性均有异议。关于承诺书，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关于证据5，不能达成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体彩中心质证认为，现在的井冈山原来叫××，地址，地址是没有变更的一地址，并不是更换了地址。上诉人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1、2的文件文本都不完整，我们对三性均有异议。关于证据5，我们认为章斌的朋友圈只是作为一个宣传的作用。其他同意章斌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质证后认为，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不能达到其提出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新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章斌在二审中提交了两份新证据：1、吉安市公安局吉州分局文山派出所证明一份，证明井冈山的原门牌号为××。2、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一份（编号：0013360），证明章斌于2017年10月1日与体彩中心签订了代销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1日，9月30日章斌在上诉人购买彩票期间具有合法的售彩资质。凌成志、凌裕文质证认为，对第一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这份证明无法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关于第二份证据，一个出票机对应一份合同，我们的出票机是2号和3号机，这份合同对应的出票的小票我们没有，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体彩中心质证认为，对两份新证据，我们均认为真实、合法有效。本院综合质证后认为，对被上诉人章斌提供的两份新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本院补充查明：吉安市公安局吉州分局文山派出所于2020年4月1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兹辖区原地址井冈山大道××（2005年按相关规定）现已变更为井冈山。2017年10月1日，体彩中心（甲方）与章斌（乙方）签订一份《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约定：第一条代理销售权限1.1甲方授权乙方代理销售的体彩品种和游戏包括：乐透型、数字型体育彩票；竞猜型体育彩票；纸质即开型体育彩票。1.3甲方有权按照彩票发行及销售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要求乙方调整代理销售的体育彩票品种和游戏，就此，甲方可以给予乙方合理的准备时间。1.4乙方不得委托他人代销体育彩票。第二条实体店销售场所的设立、迁移、变更2.1销售场所地址：井冈山。联系电话：158××******，电脑终端编号：3610010185，网点销售编号：3610010185。2.2乙方应按甲方制定的体育彩票销售站点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建设，装饰销售场所。合同期间内，乙方不得擅自变更销售场所的地址，确实需要迁移的，乙方应当按照销售场所迁移相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经甲方批准后方可迁移。第四条甲方的义务4.1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7日内，向乙方颁发《体育彩票代销证》。4.2甲方应负责为乙方提供体育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和其他相关设备，甲方应保证体育彩票设备的规格、质量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的标准。体育彩票设备包括：电脑终端机、即开票扫描设备、其他。体育彩票设备所有权属于甲方，由甲方负责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维护、检修。第六条乙方的义务6.7乙方或其销售人员不得在销售场所内实施以下违法行为：（1）组织、参与赌博活动或者设置任何形式的赌博设施；（2）组织、参与发行、销售非法推销非法彩票；（3）向未成年人销售体育彩票或者兑奖；（4）以电话互联网等非现场方式接受投注数据或者投注要求；（5）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或者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6）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体育彩票；（7）折价、溢价销售体育彩票；（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第七条代销费用的支付及押金或者保证金的管理7.2体育彩票代销费用占销售金额的比例分别为：乐透型、数字型、传统足球竞彩、纸质即开型均为7%。第九条合同期限及续签9.1本合同有效期为2年，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第十条保密条款10.1乙方保证自身及其销售人员从事销售或管理活动严格保守其因职务之便而知悉的涉及体育彩票发行、销售的一切商业信息和其他应保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销售数据、本合同相关内容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所获悉的上述信息，通过其自身或其销售人员向第三方披露。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甲方体彩中心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乙方由章斌签字。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双方之间的彩票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章斌、体彩中心应否返还凌成志、凌裕文已支付的彩票购买款？（包括章斌销售彩票是否有授权？其行为是否构成互联网销售彩票？是否为非法销售彩票行为？）围绕前述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关于体育彩票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凌成志、凌裕文上诉提出，一审对章斌持有的代销证的效力认定错误，其销售彩票的行为构成互联网售彩行为，是非法销售行为，因此，双方之间订立的体育彩票买卖合同无效。章斌、体彩中心答辩认为，双方之间的体育彩票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由此，体彩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是本案诉争双方争议的根本问题，也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基础。本院认为，案涉的体彩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其法律效力应当得到确认。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章斌销售体育彩票经过体彩中心合法授权，其持有体彩中心颁发的《体育彩票代销证》。凌成志、凌裕文所购的体育彩票经过国家特许发行，体彩中心为国家特许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章斌为体彩中心依法授权的销售代理人。由此可知，本案合同主体一方具有国家特许销售许可，具有合法授权。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提出的彩票销售地址问题，吉安市公安局吉州分局文山派出所已出具证明，证明章斌售彩地址一直没有变化，井冈山大道××现已变更为井冈山，地址，地址的变更亦不影响体彩中心对章斌授权的合法性，凌成志、凌裕文向体彩中心购买体育彩票，双方之间成立体育彩票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标的及合同的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该买卖合同依法应受国家法律保护。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主张其通过章斌提供的“口袋彩店”ＡＰＰ购买彩票的行为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依照《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属于违法销售彩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凌成志、凌裕文主张章斌通过互联网非法销售彩票，违反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的禁止性规定，而《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由财政部制定，属于部门规章，该规章第三条系对互联网销售彩票的定义，该规章第四条规定：“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从该规定的性质分析，上述规定系管理性规定，禁止非法的彩票销售主体和销售方式，并非禁止彩票发行、销售行为本身。当事人违反上述管理性规定销售彩票，并不必然导致彩票买卖合同无效。再次，章斌提供给凌成志、凌裕文下载使用的“口袋彩店”ＡＰＰ，仅具备彩票选号功能，彩票购买资金还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章斌根据购彩人所选号码在其实体销售店安装的终端机中输入号码再出票，中奖资金也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方式兑付，彩票交易依然在体彩中心管控的内部彩票销售系统中完成。“口袋彩店”ＡＰＰ未与体彩中心彩票销售系统连接，不具备出票和支付功能，当事人不能在“口袋彩店”ＡＰＰ中完成彩票交易。故章斌向凌成志、凌裕文提供“口袋彩店”ＡＰＰ购买彩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未对国家彩票发行、销售安全秩序构成实质影响，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司法机关一向秉持审慎的态度，不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以促进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非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规定：“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指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合同效力。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凡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都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方法，应予纠正。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据此，人民法院对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审查合同效力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是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地限制无效合同的范围，在未生效合同问题上及要尽量通过让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促成合同生效。二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责任，避免使不诚信的当事人从其不诚信行为中获益，在约定解除条件的认定上也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避免轻易解除合同。况且，合同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主张彩票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在二审中，新增一项独立的上诉请求，即判令体彩中心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不同意就此上诉请求进行调解。经本院释明，告知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可另行起诉。综上，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166.55元，由上诉人凌成志、凌裕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廖志坚审判员  吴玉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