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4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付某，现住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任某，现住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郗某，山西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付某因与被申请人任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的（2019）晋03民终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付某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3民终105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任某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现提供原盂县地质灾害治理指挥部综合部部长王某、第三工区合伙人（也是负责人）商世伟的证明材料。两个证明材料都能够证明政府押款并且至今未结清的事实。该事实是双方协议中共同认可的事实，任某是明知的，原本不应该由付某举证证明，但原审判决却错误地以付某未举证为由作出错误的认定。（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付某“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了付款条件的成就,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政府扣押的款项是货款，是可预见的收入，并非是付某所欠被申请人的其他款项。不能结清政府押款，付某自己应得的货款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实现，付某也是受害方。原判认定付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更没有任何道理，不仅与情理相悖，更与事实相悖。其次，阻止是主动的行为，而原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付某有任何利用不正当手段，阻止付款条件成就的行为。即使付某未积极主张债权，也不属于不正当阻止行为。怠于行使权利与不正当阻止，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原判偷换概念，歪曲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事实上，当时盂县两个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十几个工区，都被政府扣押了货款，至今政府都尚未做出处理。2.原审法院认定付某与任某纠纷是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合伙的特性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同受益的基本原则，政府扣押的货款是可预见到的共同收入，在政府未结清、未给付付某所扣押的款项之前，付某对政府扣押款项没有使用、支配权，也不具备给付任某款项的条件。（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根据民诉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任某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任某曾在一审中书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调查政府押款的事实，但一、二审法院均不予理会，不予调查，最后反而以付某未举证为由判决由申请人承担责任，明显违法。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付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二）、（五）项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并改判。被申请人任某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一、二法院的判决正确。1.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开发治理盂县牛村镇曲曲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区项目；任某是投资人，付某负责项目的具体经营；双方在2013年9月3日签订《协议》一份。2.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一审法院将举证证明押款事实及是否结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付某是正确的，因为，作为负责具体经营人，应当举证证明押款的事实，也应当提供是否结清该押款的证据，但其均未提供，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就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全面、及时的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此，付某应当支付任某500万元的款项。3.二审法院认定，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于2013年9月3日签订的《协议》违背双方真实意愿，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协议系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约定的义务。（二）根据协议，当中支付500万元是不能附条件的，双方清算后，付某欠任某款项500万元，这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附条件的。属于《民法总则》条158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可附条件，但是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就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可以附期限，这个期限是可以到来的，但是，事实是到现在为止，任某认为没有政府押款，更不存在结清，而付某也没有举证证明有政府押款，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政府押款的具体情形，付某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欠款形成后至今达六年有余的期间内，其有积极主张政府押款结清的行为及至今未能结清的合理依据，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付某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了付款条件的成就，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付某应当支付任某的欠款。综上，双方签订的协议，既不是附条件的合同，也不是附期限的合同，就是一个合伙解散的清算合同，清算的结果是协议当中的条款内容，根据协议内容：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账务已做处理，互不纠缠。（三）付某陈述“一、二审法院没有调查本案的主要证据”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做为项目的具体经营者，应当对政府押款已经结清举证，而不是让任某举证，更不符合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基础事实为，再审申请人付某与被申请人任某合伙开发治理涉案工程项目，任某投资，付某负责项目具体经营。项目完工后，双方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涉案项目到2013年9月3日，双方愿将刘志勇（案外人）欠款381万转给任某；政府押款（贰仟万）结清后付某再付任某伍佰万元；任某在北京三里屯一套住宅由付某负责过户，付某的京M39**奔驰65车，任某负责办理过户；任某担保在盂县农商银行贷款600万元，任某负责还款。从上述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是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处理，主要争议的是“政府押款”2000万元是否存在，其是何性质。对此，付某人为，双方都认可政府押款2000万元的事实，且该2000万元是可预期的共同收入，在政府未给付该款项前，付某不具备支付任某500万元的条件；任某认为，该协议既不是附条件的合同，也不是附期限的合同，是合伙解散的清算合同，付某应支付任某5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合同纠纷，合伙合同是指两个以上当事人互约出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以经营共同事业的合同。因合伙合同为非交易合同，合伙当事人的出资亦不构成对价，故合伙合同所产生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以共同经营的事业为对象，合伙解散，按照合伙约定进行合伙清算。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双方系合伙开发治理涉案工程项目，任某出资2500万，付某负责经营管理，合伙期间，付某共支付任某约9000万元，远高于出资额，说明其中有利润分红。其次，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可知，双方对政府押款2000万元的事实是明知的，且均认可为期待利益。任某称其不知政府押款的事，与《协议》约定不符。第三，本次庭审时，付某提供了证人王某（盂县国土局涉案项目负责人）、尚某（涉案项目承包人）以及山西六建（涉案项目中标单位）曲曲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指挥部出具的证明材料，欲证明该2000万元扣押款项客观存在，且包含在阳泉市纪委扣走的一亿多元内。该证明内容与我院调查走访阳泉市纪委和盂县煤运公司所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第四、本院从盂县煤运公司调取了2010年11月24日，阳泉市监察局下发《监察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盂县地区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中所私自采掘的煤炭资源，依法应全部没收，而不应向采掘者返回所谓的“工程成本”。决定对盂煤物流公司目前账面结余的涉嫌违法违纪款项126758438.5元由市监察局予以暂扣。该《监察决定书》印证了上述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法律规定和上述事实，该2000万元押款包含在阳泉市纪委扣走的1.2亿多元之内具有高度可能性。一、二审法院将该500万元认定为欠款，并判定付某支付任某5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付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指令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 判 长 刘 英审 判 员 韩德荣审 判 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吉 睆书 记 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