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4认港3号申请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金钟道**力宝中心******。代表人：陈光辉，独营执业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佳，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昉，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张兰（ZhangLan），女，1958年4月7日出生，圣基茨和尼维斯籍。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宇，北京市天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北京市天咨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与被申请人张兰（ZhangLan）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询问，现已审查终结。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申请称：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兰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9日，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与张兰以及GrandLanHoldingsGroup(BVI)Limited和SouthBeautyDevelopmentLimited（张兰为此两家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签署了《有关尚未支付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账单事宜的法律顾问委聘函》（以下简称委聘函），约定：（1）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确认接受张兰及其公司的委托，在尚未支付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账单一事中代理张兰，并为其提供必要法律意见及所有必要的收费评定工作；（2）张兰及其公司同意向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及各项实报实销杂费[律师收费根据负责律师的年资按时收取，每小时港币1800元至港币5000元，各项实报实销杂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庭收费、法律费用、草拟专员收费、大律师费（如有）、影印费、海外出差费（如有）及邮递费等]；（3）张兰及其公司须于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账单发出日期7天内支付费用，且张兰及其公司应在开始工作前预先支付初始款项港币100000元（张兰及公司同意不使用该笔款项支付已到期的费用和杂费）；（4）委聘函条款的有效性与实施应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且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由此委聘函所产生任何纠纷的解决有专属管辖权。由于张兰及其公司未支付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基于委聘函所发出的第1136号律师费账单（共计港币3123735元），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5月14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张兰及其公司提起诉讼（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1102/2018号案件）。2018年5月14日，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向张兰及其公司提出申索，主张张兰及其公司支付欠付的律师费、杂费（总计港币3123735元）及相关利息、讼费。2018年6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向张兰及其公司发出传讯令状，要求张兰自被送达传讯令状之日起28日内了结上述申索或将送达认收书送回高等法院登记处，并在认收书中述明提出抗辩或作出承认。因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无法将传讯令状送达到张兰的北京地址，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黎达祥聆案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内庭席前的替代送达命令，送达传送令状至代表张兰的香港律师所，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是有效及妥善送达至张兰的方式，且张兰的送达收时限为传讯令状送达后14天。传讯令状及该命令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4:20分由专人妥为成功送达至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的地址。张兰未在传讯令规定的期限内就传讯令状作出认收，也未发出抗辩通知书。由于张兰未发出抗辩通知书，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最终判决，即HCA1102/2018号判决，判令张兰向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支付港币3123735元，自2018年4月11日至判决之日（以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在判决之日起至付款之时（以判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定额讼费港币11045元。2019年4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出具“根据《内地判决条例》（第597章）第21（3）条及《高等法院规则》第71B号命令第2条规则发出的证明书”，确认上述判决为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已于2018年12月24日生效；张兰未申请撤销该判决；上诉期已经届满，张兰亦未就该判决提起上诉；且该判决目前仍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任何履行，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亦未就该判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强制执行。据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查询掌握的信息可知，张兰是北京市居民，现于北京市拥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综合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规定，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特向人民法院请求，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1102/2018号最终判决予以认可和执行，理由如下：一、该判决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出具证明书确认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二、该判决所涉案件是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与张兰基于委聘函而产生欠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民商事案件。三、委聘函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四、该判决是判令张兰支付款项的判决。五、该判决于2018年12月24日生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出具证明书确认，上诉期已经届满且没有针对该判决作出的上诉申请，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亦未就该判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强制执行。六、该案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不涉及其他依安排之规定不能获得认可和执行的情形。符合认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效力的条件。被申请人张兰陈述意见称，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不应予以认可和执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一、HCA1102/2018号案件程序传讯令状未经合法送达，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不应当认可和执行。（一）就HCA1102/2018号案件的开庭及审理事宜，传讯令状的送达程序违法，张兰未经合法传唤，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没有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的有关规定进行司法送达，导致张兰未能就该案出庭应诉并提出抗辩，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1、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未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11条“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外送达法律程序文件等”的相关规定向张兰送达传讯令状。根据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11条“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外送达法律程序文件等”的规定的第5A（第11号命令第5A条规则）（1）：“凡按照本规则在中国内地将令状送达须予送达的人，则该令状须透过中国内地的司法机构送达。”2、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未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张兰送达传讯令状等法律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第二条规定：“双方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进行。”（二）本案并不满足替代送达的条件和要求。虽然《高等法院规则》第65条规定了替代送达，但是适用替代送达的程序和要求是极为严格的，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为了自身方便，单方面申请替代送达，将该令状送到高嘉力律师行，致使张兰无从知晓该传讯令状及该诉讼的存在，亦未能按照规定的期限就传送令状作出认收、及发出抗辩通知书。二、张兰在委聘函中的签字并非代表其个人，而是作为两个公司的董事签字。HCA1102/2018号案件将张兰作为被告人并且采用替代送达的方式，致使张兰未及时知晓案件、依法出庭及行使辩护和其他诉讼权利，损害了张兰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的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对本案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九条规定，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一）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管辖协议属于无效。但选择法院已经判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效的除外；（二）判决已获完全履行；（三）根据执行地的法律，执行地法院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四）根据原审法院地的法律，未曾出庭的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依法律规定的答辩时间。但原审法院根据其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公告送达的，不属于上述情形；（五）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六）执行地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有关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经为执行地法院所认可或者执行的。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内地人民法院判决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政策的，不予认可和执行。本案中，张兰提出了二项答辩意见：一是HCA1102/2018号案件程序传讯令状未经合法送达，二是其在委聘函中的签字并非代表其个人，而是作为两个公司的董事，故而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不应予以认可和执行。对此本院认为，第二项答辩意见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判决的范围，本院不予采纳。关于HCA1102/2018号案件程序传讯令状是否经合法送达，本院将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以及本案所涉送达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规则》第4A章第11号命令第5A条规则规定：“（1）凡按照本规则须在中国内地将令状送达须予送达的人，则该令状须透过中国内地的司法机构送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港请送41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载明：“对委托协助送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高院民事诉讼2018年第1102号原告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张兰案件’之司法文书，经协助，未能送达成功。”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第一座16层”，该地址为委聘书中张兰的地址，拒收理由为：“此人此公司已不在此办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港请送43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载明：“对委托协助送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高院民事诉讼2018年第1102号原告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张兰案件’之司法文书，经协助，未能送达成功。”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厦F层（兰会所）”，拒收理由为：“此处无此人”。故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已按规定向张兰的内地地址进行了送达，但未能送达成功。其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规则》第65号命令第4条规则规定：“（1）如就凭藉本规则的任何条文需作面交送达的文件或第10号命令第1条规则所适用的文件而言，法庭觉得基于任何理由将文件以订明的方式送达该人并非切实可行，则法庭可作出将文件作替代送达的命令。（2）申请作替代送达的命令，可藉述明有关申请所依据的事实的誓章提出。（3）由命令根据本条规则就之作出的文件，其替代送达的完成方式是采取法庭所指示的使须予送达的人知悉该文件的步骤。”根据《（第597章）第21（3）条及第71B号命令第2条规则发出的证明书》第1条、第2条载明，“于2018年6月12日发出的并存传讯令状（‘该令状’），现夹附一份文本为附件2。”根据黎达祥聆案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替代送达命令，该令状及黎达祥聆案官的命令已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4:20分由专人妥为送达并注明由张兰收件，送达至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的地址。且经本院核实，司法常务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高等法院黎达祥聆案官内庭席前命令》，载明：经原告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单方面申请替代送达，并经阅读于2018年10月30日送交存档的TanKuangHwee的第四份誓词连同其中所附证物，现命令向第一被告人（张兰）送达一份香港特备行政区高等法院妥为盖印的本命令的副本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妥为盖印的并存传讯令状的副本连同订明格式的送达认收书及承认表格（统称为“令状”），由专人送达并注明由第一被告人（张兰）收件地址为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作为将本命令和令状有效及妥善送达至第一被告人（张兰）的方式，且第一被告人（张兰）的送达认收时限为上述令状送达后14天。故HCA1102/2018号案件的替代送达亦未违反《高等法院规则》的规定。综上，HCA1102/2018号案件的送达程序合法，张兰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的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案件申请费500元，由张兰负担（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崔智瑜审 判 员  冀 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