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27196号原告：上海永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顾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华，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英，上海嘉创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上海永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李国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晖，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韵，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永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华、刘美英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晖律师、刘雪韵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对被告名下1,758,269股“上海银行”(601229)股票享有所有权，由被告在判决后十日内以市场价格抛售所得价款支付原告；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上述股票股息红利合计1,463,24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49,006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9月11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事实与理由：2000年8月，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公司)公开拍卖“上海银行”法人股。原告得知上海银行正筹备上市不允许新增股东，参加此次拍卖的主体必须为上海银行原股东。鉴于被告具有上海银行老股东身份，故原告与被告约定以被告名义参加此次拍卖，被告替原告代为持有竞拍所得的“上海银行”股份。为此，原告将竞拍定金2万元支付被告并由被告支付拍卖公司。2000年8月29日，原告以被告名义在拍卖公司第79期拍卖会上通过竞价以每股2.05元的单价竞得拍品“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2000年9月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以被告名义竞拍所得的“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由被告暂为代持，所有权归属于原告。2000年9月7日，原告通过被告向拍卖公司支付509,0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对价1,075,622.50元(509,000股乘以2.05元/股+5%手续费-定金2万元)。此后十数年间，被告按约将其代持的股票分红收益支付原告。2015年，根据虹口区政府要求，全区各单位持有的上海银行股权均划归区国资委持有。鉴于案涉股票系被告代原告持有，故征得国资委同意将该部分股票继续留在被告名下，待上市流通后再划归原告。2016年11月，上海银行股票上市流通。原告多次向被告交涉要求处置涉案股票，但被告不予配合，且将2016年至2018年的现金红利共计1,463,242元扣留。原告遂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双方确于2000年9月5日签订《协议书》，但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且相关内容违反《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的规定，属无效合同。2.被告确认收取过2万元、1,075,622.50元款项，但因时隔已久无法确认自何方收取，也无法确认收取前述款项系用作购买上海银行股份。被告分别于2000年8月24日、9月7日向拍卖公司支付2万元、1,075,622.50元，故案涉股份为被告合法持有。3.双方长期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十数年间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并非案涉股票的红利,而是其他往来款。原告补充意见认为：1.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至少在上海银行2016年上市之前的合同履行行为是有效的。2.若法院认定《协议书》无效，系因被告在上海银行上市过程中未如实披露股份权属导致，过错在于被告。此外，原告系案涉股票的实际出资人，且长期以来实际承受投资风险，故依据公平原则，增值收益部分的95%应归属原告，被告最多收取不高于5%的管理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8月24日，原告开具转账支票一张，取得编号为AS721831的上海银行业务存根，显示金额“2万元”、用途“划款”，收款人处为空白。同日，原告内部记账凭证(编号D32)显示支出20,000元，摘要为“划永发至拍卖行”。同日，被告内部财务账单显示支出20,000元，摘要为“永大调资”。同日，被告向拍卖公司通过开具支票方式支付20,000元。2000年8月25日，被告名下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支票交易指令划出款项20,000元。2000年8月28日，原告名下上海银行天宝支行划出款项20,000元。同日，被告名下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收入款项20,000元。2000年8月29日，拍卖公司出具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结算凭证)》记载：上海永发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公司举行的第79期拍卖会上，通过竞价买受下述拍品，拍品名称“上海银行法人股”，数量509,000股，单价2.05元，成交总价1,043,450元，手续费5%为52,172.50元，合计结算总价为1,095,622.50元。2000年9月5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一、乙方以甲方名义参加“上海银行法人股”拍卖活动，甲方提供必要的文件和盖章等便利。二、乙方拍卖成交的“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挂在甲方户名之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三、乙方拍卖成交价、过户税金及手续费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四、乙方股权投资收益，由甲方及时划至乙方账户，转让发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五、甲方负责乙方投资的安全性，不以乙方的股权作质押。如造成乙方股权受损的，甲方承担一切责任。六、如可过户，甲方提供过户所需的便利条件。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2000年9月7日，原告开具转账支票一张，取得编号为AS721835的上海银行业务存根，记载收款人为被告，交易金额1,075,622.50元，用途为空白。同日，原告内部记账凭证(编号D4)显示支出1,075,622.50元。同日，原告名下上海银行天宝支行划出款项1,075,622.50元。同日，被告名下上海银行天宝支行账户收入款项1,075,622.50元。同日，被告向拍卖公司通过支票方式支付1,075,622.50元。2000年9月8日，被告名下上海银行天宝支行账户划出款项1,075,622.50元。2018年2月11日，本市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稳妥处置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上海银行股份的请示》载明：……经了解，相关情况如下：2000年9月，永大公司与永发公司达成协议，以永发公司名义拍卖认购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经增发现为743,140股)并代持，相关拍卖费用(合计1,095,622.50元)由永大公司支付。随后历年股票分红由永发公司将相应份额划拨永大公司。2015年在推进本区国有企业清理过程中，已将永发公司所持的上海银行2,856,490股除上述743,140股外均划至贵委处置，剩余该笔股份仍在永发公司账户。2018年6月11日，被告向上海银行天宝支行递交《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载明：本单位账户的下列款项你行已于2000年9月7日记账，拟请补发财务证明，申请账号316719-X********，付款人为本案原告，收款人为本案被告，金额为1,075,622.50元。上海银行天宝支行盖章确认：上述款项确由我行于2000年9月7日记账，特此补发财务证明，原账务证明作废。2019年5月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关于永大公司持有上海银行股份的补充说明》，主要内容：……2000年8月29日在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第79期拍卖会上，由于永大公司不是上海银行原始股东，受拍卖竞拍条件限制，在永大公司不能举牌竞拍的情况下，经过与永发公司沟通协商，并且得到永发公司支持，遂以永发公司名义竞拍。通过竞价买受了原上海市农垦农工商综合商社持有的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拍卖单价2.05元/股，成交总价1,043,450元，拍卖手续费52,172.50元，合计结算总价1,095,622.50元。拍卖发生的所有款项，全部由永大公司支付给永发公司。永大公司获得上海银行股份后，由公司员工和相关人员自愿认购。在由永发公司代持期间，每年上海银行派发的利息，都是经由永发公司转付给永大公司，再由永大公司分发给持股人。上海银行上市之前的每年分红派息，都是这样操作的，从未有过间断。2015年，根据市、区两级政府对街道办事处职能的重新定位调整，永发公司所拥有的国有、集体资产经过审计审核，全部划归区国资委统一经营管理。因此，原来属于欧阳路街XXX委。原来属于永大公司持有的上海银行股份经时任永发公司总经理李国勤与区财政、国资委等有关部门领导沟通协调，将永大公司所持有的上海银行股份仍然保留在永发公司名下，所有权归永大公司所有。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国勤在文末手书如下内容：永大公司所述说明情况属实。关于上海银行股票股权，按区府要求上交国资委，但永发公司名下股票其中有部分是永大公司……永发公司、街XXX委，永大公司由徐绍富先生处理。此情况特说明。2019年8月9日，原告出具《关于永大公司持有上海银行股份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2000年8月永大公司以永发公司名义，通过上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标上海银行509,000股，拍卖中所需费用由永大公司承担。自拍卖中标的当年起至上海银行上市这期间内，每年的分红派息，都由永发公司按上海银行股份应得红利转给永大公司。2015年，按虹口区政府的要求，对全区各有关单位持有上海银行股权全划转区国资委。当时永发公司征得区国资委同意，把永大公司509,000股继续保留在永发公司，有待后续由永大公司处理。现永大公司要求把原509,000股上海银行股权转回永大公司，请给予支持。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国勤在文末手书如下内容：此情况属实，给予确认。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转账支票存根、财务记账凭证、银行流水、《拍卖成交确认书》、《协议书》、《补发财务证明申请书》、《历年送股派息汇总表》、《关于稳妥处置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上海银行股份的请求》、《关于永大公司持有的上海银行股份的补充说明》、《关于永大公司持有上海银行股份的情况说明》，被告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海银行”于2016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证券代码为601229。2017年7月12日，上海银行按每10股增3股的比例转增股本、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案涉股票数量增至966,082股，2016年度对应分红数额为371,570元。2018年7月9日，上海银行按每10股转增4股的比例转增股本、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案涉股票数量增至1,352,515股，2017年度对应分红数额为483,041元。2019年6月25日，上海银行按每10股转增3股的比例转增股本、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案涉股票数量增至1,758,269股，2018年度对应分红数额为608,631元。上述2016至2018年三年度累计现金红利为1,463,242元，被告未支付原告。审理中，双方一致同意按照截至判决生效日的末个交易日的上海银行股票收盘价格乘以1,758,269股确认股票总市值。对于上海银行上市前的红利问题，被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处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买股票、代持股票的事实关系；二、《协议书》效力如何认定，若为无效应如何分配股票收益。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辩称因时隔久远且双方往来款项众多，无法确认自原告处收取过2万元、1,075,622.50元用作支付拍卖公司认购上海银行股份，也未向原告支付过股票红利，案涉股票系其合法持有。本院认为，被告上述辩称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1、原告开具2万元、1,075,622.50元支票的时间，与被告向国际拍卖公司开具2万元、1,075,622.50元转账支票的时间，及被告银行账户入账2万元、1,075,622.50元的时间均能前后合理衔接，加之上海银行盖章的《补发财务证明申请书》证实1,075,622.50元钱款确为原告支付至被告账户，上述表明被告支付拍卖公司的两笔钱款正是基于原告向被告的付款行为。2、原告支付的款项合计为1,095,622.50元，与《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的结算款金额一致，表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两笔款项的目的在于认购上海银行股份。3、双方于2000年9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以被告名义竞拍上海银行法人股，拍卖成交价款等由原告承担，竞得股份由被告代持，所有权归于原告，股权投资收益由被告划转至原告。该协议约定与前述原告付款情况能够相互印证。4、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稳妥处置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上海银行股份的请求》中载明原告以被告名义认购上海银行法人股并由被告代持、历年股票分红由被告划拨给原告的情况，且载明2015年在推进本区国有企业清理过程中唯独保留被告名下实际为原告所有的上海银行股权未被划转至区国资委，进一步表明案涉股票确为原告出资购买并由被告代为持有。5、被告法人李国勤在原告出具的《关于永大公司持有上海银行股份的补充说明》、《关于永大公司持有上海银行股份的情况说明》中对于被告代原告持有上海银行股票及被告向原告支付历年分红情况等均予确认。综合上述，本院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前述两笔款项系被告代原告向拍卖公司支付用作认购上海银行法人股509,000股的款项，被告为案涉股票的名义持有人，原告为实际出资人。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辩称协议内容违反《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的规定，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协议书》主要内容约定由被告代持上海银行股份并将股权投资收益支付原告，这一交易安排实质构成了上海银行股份的隐名代持。此后，被告又以自身名义参与上海银行上市发行、未披露原告为实际投资人，而原告在上海银行上市发行前后亦未向上海银行或监管部门披露代持情况，故本院认定案涉股份的隐名代持已牵涉上海银行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股份权属问题，其协议效力应当根据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及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加以判定。根据《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规定，发行人应当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禁止发行人的股份存在隐名代持情形，故本院认为案涉协议约定违反证券市场的公共秩序，有损证券市场的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双方代持协议虽因涉及上市公司隐名持股而无效，但不意味着否认原告委托被告认购上海银行股份的事实，同样也不意味着否认被告持有上海银行股份及围绕公司上市及其运作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的效力。综合案件情况，案涉股票属“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本院据此认定案涉上海银行股票应归被告所有。基于此，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认购款1,095,622.50元应由被告返还。案涉股票的历年分红收益及因上市而发生的增值收益，均非合同订立前的原有利益，而是合同履行之后的新增利益，故应根据双方对投资收益的贡献程度以及对投资风险的承受程度等因素适用公平原则合理分配。本案中，案涉股票原系原告委托被告认购，且在双方的交易安排中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全部投资收益，原告长期以来亦承担实际作出投资决策和承担投资后果的风险，故本院认为应由原告获得案涉股票投资收益的大部分。同时，被告在整个投资过程中起到了提供信息、交付分红收益、配合上市等作用，为投资增值亦作出一定贡献，可适当分得投资收益的小部分。综上，本院酌定原告获得投资收益的70％，被告获得投资收益的30％。对于被告尚未支付原告的上海银行2016至2018年度对应的现金红利，应按总额的70%支付原告。对于因股价上涨而发生的增值收益部分，被告应当按照股票总市值扣减投资成本后再按70%的比例支付原告。审理中，双方确认按照判决生效日的收盘价格确定股票价值，故被告应以截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末个交易日上海银行股票的收盘价格乘以股票数量所得价款(扣除交易税费)扣减投资款1,095,622.50元后所得差额的70%支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迟延支付投资收益的逾期利息损失，并无合同约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永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认购款1,095,622.50元；二、被告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永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三年度现金红利1,024,269.40元；三、被告上海永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永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截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末个交易日“上海银行”股票(证券代码：601229)的收盘价格乘以股票数量所得价款(扣除交易税费)扣减投资款1,095,622.50元后所得差额的70%；四、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791.12元，由原告负担35,806.07元，由被告负担88,985.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张 毅人民陪审员  王玮丽人民陪审员  武培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夏 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