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84民初5057号原告：翁慧，女，1996年11月13日生，汉族，高邮市人，住高邮市。原告：翁杰，男，2002年1月30日生，汉族，高邮市人，住高邮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涛，江苏中盟（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龙泉寺，住所地在高邮市经济开发区清水潭村**。负责人：任仕年。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钟，江苏金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锦杨，江苏金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翁慧、翁杰与被告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龙泉寺（以下简称龙泉寺）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翁慧、翁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涛、被告龙泉寺的负责人任仕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钟、顾锦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翁慧、翁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款项58万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释能修（原名翁海武）在2019年4月18日突然因病去世，原告翁慧、翁杰系其法定继承人。2018年10月30日，原告父亲释能修与被告龙泉寺签订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龙泉寺商业体，释能修依据约定支付58万元。原告父亲释能修在2019年4月18日突然因病去世，与龙泉寺合同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原告等人多次联系被告负责人，要求返还合作款项，被告均予以拒绝，故原告诉至法院。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解除案涉“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被告龙泉寺辩称：根据龙泉寺与释能修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并不存在双方合作开发龙泉寺商业体的条款，且合作开发龙泉寺商业体违法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释能修转账给龙泉寺的58万元不是其个人所有，而是其以龙泉寺建设需要资金为由，向社会各界及佛教信徒化缘所得；该笔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的寺庙建设，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信息；2、高邮市公安局临泽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高邮市公安局临泽派出所及高邮市临泽镇薛北村共同出具的证明及原告父亲释能修的身份证复印件、离婚证明各一份，证明释能修原名翁海武，于2019年4月18日去世，原告二人系释能修子女，释能修父母早已去世，释能修与案外人翁某,4于2017年1月12日登记离婚，原告二人系释能修法定继承人的事实；3、“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一份，证明释能修生前于2018年10月30日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开发龙泉寺的事实；4、银行付款流水一份，证明释能修在签订上述合作协议的当天向被告支付58万元的事实；5、到庭证人孙某,4、翁某,4的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据被告负责人所述，释能修生前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并向被告支付合作款项的事实；6、录音三份，证明被告负责人任仕年承认与释能修签订合作协议，并且释能修与被告有过款项往来的事实；7、原告应被告龙泉寺要求提供的释能修个人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的微信流水、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的支付宝流水、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中国银行卡的流水各一份，以及释能修与翁某,4的离婚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已按被告要求提供了释能修相应的银行卡流水及离婚协议，释能修离婚后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来源的事实；8、到庭证人薛某,4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释能修曾在上海市高桥经营香烛店，释能修与被告提到的仇春丽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和夫妻差不多的事实；9、照片一份，证明释能修生前在上海经营香烛店的事实。经被告龙泉寺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签订该份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更好发展本地区宗教文化，而不是原告声称的商业化开发；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请求原告提供2018年1月份至释能修去世前其个人银行账户的流水及支付宝流水，以便知晓释能修以龙泉寺名义在外化缘所得资金数额，据此被告保留下一步追款的权利；对证据5不予认可；对证据6认为，该份证据恰好证明被告负责人任仕年多次承认释能修有款项汇至龙泉寺账号，并明确为捐赠；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离婚协议可以看出释能修在2017年1月12日离婚，其本人也没有正式工作，如果不是以龙泉寺住持名义出去化缘，怎么可能会有58万元的收入，释能修的银行卡流水中有几笔汇款记录数额巨大，显然为释能修化缘所得；对证据8不予认可；对证据9认为，该照片不能证明照片中的店铺即为释能修所有。被告龙泉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与捐赠人丁玉芹的谈话笔录一份以及丁玉芹的银行卡复印件一份，证明丁玉芹于2018年10月26日、10月29日分三笔打入释能修个人账户中的、合计36万元的款项，系用于捐赠给龙泉寺，而不是给释能修个人的事实；2、到庭证人赵某,4、黄某,4的证人证言及谈话笔录各一份、龙泉寺居士楼建筑合同、广场浇筑合同各一份，证明释能修汇给龙泉寺的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的建设的事实；3、宗教事务条例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证明所有给付龙泉寺的财物均应属于捐赠，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投资承包或以其他形式变相经营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进行商业运作并获取经济利益的事实；4、收据两份，证明释能修曾经以龙泉寺名义在外化缘的事实；5、被告龙泉寺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龙泉寺系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的事实；6、龙泉寺的高邮市农商行账户流水一份，证明案涉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建设的事实；7、被告龙泉寺应原告要求提供的龙泉寺2018年至2019年流水一份以及龙泉寺负责人任仕年个人银行流水一份，证明案涉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建设的事实；8、被告龙泉寺的账册两本，证明案涉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建设的事实。经原告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由法庭依法审核；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58万元在2018年10月31日转到被告负责人任仕年的个人账户后就去向不明；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账册并无其他财务材料，应为被告庭后伪造。审理中，经被告龙泉寺申请，本院于2020年1月9日与丁玉芹进行调查，于2020年1月10日与仇春丽、李秀英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三份。经原告质证，对与丁玉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丁玉芹的实际捐赠对象应为释能修；对仇春丽的调查笔录不予认可，仇春丽与释能修之间存在男女朋友关系，相互都有转账，仇春丽汇给释能修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捐赠；对李秀英的调查笔录不予认可。经被告质证，对本院的三份调查笔录均无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案涉释能修原名翁海武，于2019年4月18日因病去世，去世前未留有遗嘱。释能修生前长期以佛教教职人员名义对外从事传教化缘等宗教活动，但释能修的宗教教职人员身份并未获我国宗教团体认定。本案原告翁慧、翁杰系释能修的婚生子女，释能修去世后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仅系本案两原告。被告龙泉寺系经登记备案的正规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系任仕年。2018年10月30日，释能修与被告龙泉寺签订“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协议生效后三年内，释能修为被告建设念佛堂、居士楼，寺庙将由寺庙僧人统一管理，香烛由原法人监管，龙泉寺委托释能修对正常事务进行管理，重大事项由双方协调决策，如未能按时、按量建成上述念佛堂等，释能修将归还龙泉寺原法人任仕年。该协议签订当天，释能修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龙泉寺汇款58万元。被告龙泉寺在收取到该58万元后，龙泉寺负责人任仕年于2018年10月31日将该58万元汇入其个人账户。根据被告龙泉寺提供的账册，龙泉寺收取释能修的58万元的日期为2018年10月30日，但记载日期的位置位于2018年11月11日（全年结算）结算后下方，单独记载，所支出的各笔款项统一登记为2018年10月30日。另，被告龙泉寺所提供的与到庭证人赵某,4、黄某,4的谈话笔录显示，该二人所承建的龙泉寺工程的工程款，由龙泉寺负责人任仕年于2018年10月给付10万元、2018年12月初给付17万元、2019年过年前给付23万元、2019年4月中旬给付13.48万元。另查明，案外人丁玉芹曾于2018年10月26日至29日期间，分别向释能修个人账户汇款10万元、20万元、6万元，合计36万元；案外人仇春丽曾于2018年10月22日向释能修个人账户汇款5万元；案外人李秀英曾于2019年3月3日通过支付宝向释能修转账1.1万元。上述三名案外人均陈述向释能修转账的款项的用途均为捐赠给龙泉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点：1、案涉“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是否应当予以解除；2、被告龙泉寺是否应当向两原告返还58万元及利息。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庭审所查明的事实，释能修其本人并非法定意义上的宗教教职人员，被告龙泉寺的性质应为非营利性，释能修与被告龙泉寺签订案涉“高邮市开发区龙泉寺”合作协议的目的在于释能修通过为龙泉寺建设念佛堂等场所的方式以获取龙泉寺的实际管理权利，进而谋取个人利益，依据国家宗教局、中宣部等12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必须坚持非营利性质。严禁商业资本介入佛教道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投资或租赁承包佛教道教活动场所”，故释能修与龙泉寺签订的合作协议不仅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且有悖于公序良俗和佛教教义，结合释能修的个人身份以及被告龙泉寺的性质，故该份合作协议的效力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案涉的58万元系由释能修个人账户汇至被告龙泉寺，故该58万元可首先推定为释能修的个人财产，本案两原告系释能修去世后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故两原告有权基于继承人的身份要求被告龙泉寺返还该笔58万元，但释能修生前长期以佛教教职人员名义对外从事化缘等宗教活动，其个人身份较为特殊，因此对释能修汇出的该笔58万元不应完全认定为其个人财产，结合被告龙泉寺举证及本院调查可以认定，案外人丁玉芹、仇春丽曾于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前转账36万元、5万元，合计41万元给释能修，其用途均为捐赠给被告龙泉寺，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释能修汇给龙泉寺的58万元中并不包含上述41万元，故对该41万元不应视为释能修的个人财产，应从58万元中予以扣除；案外人仇春丽在本院调查中虽陈述另曾现金取款2万元给释能修，但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案外人李秀英支付给释能修的1.1万元发生于案涉合作协议之后，故对该2万元、1.1万元本院不予认可；原告虽认为案外人仇春丽与释能修之间存在男女关系，但仇春丽所汇的5万元由其个人账户转出，且原告就上述二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举证并不充分，亦未举证证明仇春丽所汇5万元并非捐赠款的事实，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认定，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龙泉寺返还的款项数额应仅为17万元。因案涉合作协议系无效合同，两原告系释能修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故被告龙泉寺基于案涉合作协议所获得的17万元应向两原告予以返还。对原告主张的利息，因释能修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本身也具有过错，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被告龙泉寺辩称的释能修所汇58万元已经全部用于龙泉寺建设的主张，本院认为，被告龙泉寺虽就该主张提供了到庭证人的证人证言、龙泉寺账册、龙泉寺及负责人任仕年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龙泉寺所提供的账册中关于该笔58万元的记载位于2018年结算之后，58万元的具体使用日期记载不详，与到庭证人关于工程款支付的日期无法核对，该账册的记载明显与日常财务账册记载不符，且被告龙泉寺亦未能提供工程款支付的收据、转账记录等证据，案涉合作协议亦为无效合同，故对被告龙泉寺的上述辩称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龙泉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翁慧、翁杰17万元；二、驳回原告翁慧、翁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原告翁慧、翁杰承担6800元，由被告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龙泉寺承担280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龙泉寺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依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澄涛人民陪审员  于 敏人民陪审员  连玉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宋 佳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