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3民初1917号原告：赵春平，男，1974年2月16日生，汉族，上高县人，经商，住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缘，江西志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梓铭，江西志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政进，男，1961年5月21日生，汉族，南昌市人，经商，住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红旗，男，1968年10月1日生，汉族，江西南昌人，经商，住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世伟，江西姚建（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郭炳兴，男，1954年3月8日生，汉族，宜春市人，个体，住址宜春市袁州区（现住南昌市。第三人：罗仕真，男，1971年3月2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个体，住上高县。第三人：况拥军，男，1971年5月16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个体，住上高县。原告赵春平与被告江政进、顾红旗，第三人郭炳兴、罗仕真、况拥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顾红旗上诉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重审，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春平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缘、程梓铭，被告江政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被告顾红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世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郭炳兴、罗仕真、况拥军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郭炳兴在原审时提供了书面陈述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春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判令被告支付股份出让款60万元和分红款10.8万元；2.本案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郭炳兴、顾红旗、江政进、况拥军、罗仕真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共同开发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下称恒发加工厂）。其中郭炳兴出资234万元，占40%股份，以上股份原告与郭炳兴各占20%的股份，且由所有合伙人认可。自合作以来加工厂的分红均通过被告顾红旗及时汇给原告。2018年因经营原因，原告、郭炳兴、顾红旗、况拥军及罗仕真委托被告江政进将恒发加工厂的资产出让。依据上述被告的告知，出让款300万元，出让时账上待分红54万元。同时二被告控制以上收入后，按股份将郭炳兴20%、顾红旗33%、江政进5%、况拥军14.4287%、罗仕真7.5713%的应分配收益通过被告顾红旗账户予以分配，但对原告20%股份的应分配收益不予分配。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具状起诉，请法庭支持。江政进辩称，收购恒发加工厂的资金由顾红旗支付，顾红旗是实际控制人，在经营期间产生的红利、分红都是由顾红旗按照各股东持有的股权进行分配。顾红旗辩称，本人垫付了525万元投资款，剩下的60万元各股东按照比例出资。航空物产公司转了1500万给普瑞达和不锈钢公司，但没有证据证明该1500万元是赵春平的钱。赵春平主张用于购买原恒发厂中的470万系其用航空物产的款项出资与事实不符；原恒发厂的股权转让款全部被赵春平侵占。赵春平一直拖欠本人垫付的出资的情况下，一直享有分红，是赵春平的父亲赵啟论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本人没有向赵春平主张并不代表放弃权利。顾红旗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赵春平支付顾红旗为其垫付的出资款105万元。郭炳兴在原审时书面陈述称，2015年本人与顾红旗、江政进、况拥军、罗仕真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共同经营恒发加工厂。其中本人和赵春平共同出资234万元，占40%的股份，本人和赵春平各占20%，且由所有合伙人认可。自合作以来恒发加工厂的分红均通过顾红旗及时汇给了赵春平。2018年因经营原因，本人与顾红旗、况拥军、罗仕真、赵春平委托江政进将恒发加工厂的资产出让。依据江政进、顾红旗的告知，出让款300万，出让时账目待分红54万元。同时江政进、顾红旗控制以上收入后，本人按20%股份收到顾红旗账户转款708000元，本人未收到赵春平应得收益708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案外人李毛生开办上高县恒发采石场，2011年10月起与上高县宏发采石场等三家采石场共用采矿许可证；2013年3月29日，况拥军代表江西联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联科公司）与李毛生签订《采石场购买合同书》，联科公司出资260万元收购上高县恒发采石场，同时李毛生要求回购部分股权，同日，因李毛生对外负债，李毛生遂以李湖南的名义与联科公司签订《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收购上高县恒发采石场，成立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收购价格260万元，生产经营备用金60万元，共投资320万元，联科公司出资176万元，占股55%，李湖南出资144万元，占股45%；该协议联科公司方由况拥军签名，李湖南方由李毛生代签。同日，况拥军、李毛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注册登记，该厂注册登记为况拥军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矿石破碎销售（国家有专项经营的凭证经营）；此后，李毛生凭李湖南的委托书参与该厂经营管理。前述以联科公司名义投资176万元入股恒发加工厂占55%股份中，赵春平和郭炳兴实际拥有股权33%，况拥军和罗仕真实际拥有股权22%。2014年1月13日，赵春平、况拥军与李毛生就卖厂事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规定“经股东会商议，一致同意转让恒发加工厂位于上高县翰堂镇密村村黄家采石场矿场采矿加工权及全部设备，出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520万元，所有股东不得持有异议，须无条件转让。定于2014年1月23日公开向社会出让，价高者得。竞买保证金80万元，竞拍成功者，3天内付清全款”。2014年1月22日，李毛生、江政进各交纳保证金80万元，23日由况拥军主持竞卖，李毛生到场后离开。江政进报价525万元竞买成功，并按照况拥军代表恒发加工厂与江政进签订的《采石场购买合同书》，于2014年1月24日将余款445万元转至合同约定的恒发加工厂出纳赵啟论（赵春平之父）账户。2014年2月21日，恒发加工厂工商变更登记为江政进的个人独资企业。李毛生对此次转让不予认可，阻碍江政进进场生产，2014年2月20日江政进向本院起诉，要求排除妨碍，本院作出（2014）上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江政进的该项诉请，该案经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均维持了一审判决。2014年5月29日，李湖南向本院起诉，认为况拥军与江政进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要求确认该次转让采石场的合同无效，本院（2014）上民二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湖南的诉请，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宜中民二终字第27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2015年2月4日，江政进、顾红旗、郭炳兴、罗仕真、况拥军签订《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以上人员共同出资收购恒发加工厂，成立新的恒发加工厂。收购价格525万元，生产备用金60万元，共同出资585万元，其中郭炳兴出资234万元，占股40%，顾红旗出资193.05万元，占股33%，江政进出资29.25万元，占股5%，况拥军出资84.407万元，占股14.4287%、罗仕真出资44.2921万元，占股7.5713%。此外，赵春平隐名投资在郭炳兴名下，占40%股权中的一半即占总股权的20%，该隐名股权为其他签约股东所知晓。生产备用金（含协议书约定的60万元）由各合伙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按合伙份额投入。登记在况拥军名下的恒发加工厂的出让收入525万元，其中的55%部分计288.75万元，况拥军办理领款手续后通过出纳账户转给了赵春平（黄晓蝶账户）（黄晓蝶系赵春平妻子的侄女），其中2014年1月25日转款150万元。上述各股东（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其分红款项由出纳赵啟论转给顾红旗，再由顾红旗分配给各合伙人（包括赵春平）。2018年3月9日，包括赵春平在内的全体合伙人签订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转让恒发加工厂，出让价格不低于300万元，特授权江政进全权办理本决议转让事项。2018年4月12日，恒发加工厂与上高宏发采石场（经营者熊佑长）签订《采石场购买合同书》，以300万元的价格成交，当月30日双方签订了资产清单表。签约后购买人熊佑长共转款300万元到江政进的银行账户。同年5月7日，江政进将该300万元转给顾红旗，顾红旗将该300万元和该厂余款（红利）54万元按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分配给了各投资人（含郭炳兴的20%），但赵春平应分得的转让款60万元和红利10.8万元，顾红旗以赵春平尚欠其垫付了105万元竞买资金为由没有分配，该款仍在顾红旗手上，导致纠纷。赵春平向公安机关报案后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起诉，提出如上诉请。以上事实，有采石场购买合同书、股东合作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银行账户交易清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对此也不持异议。另查：以江政进名义竞买恒发加工厂所支付的525万元转让款中，保证金80万元从江西普瑞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普瑞达公司）账户转出后因账号错误被退回，后于2014年1月22日通过案外人吕君账户转出，1月23日普瑞达公司转款80万元给吕君，余款445万元于2014年1月24日通过顾红旗账户转出，同时顾红旗认可收到了新增股东江政进5%股权以及郭炳兴新增7%股权的出资款。吕君书面说明80万元保证金系受赵春平委托转付，赵春平因此而主张该80万元应计入本人的投资款项之中；普瑞达公司书面说明公司转给吕君的80万元系顾红旗用于偿还吕君代为支付的80万元保证金，顾红旗因此主张525万元均属于本人支付。本院认定吕君代为转付的80万元系受赵春平委托，该80万元由顾红旗通过普瑞达公司已经归还。赵春平主张顾红旗转出的竞买资金是从江西航空工业物产有限公司（下称航空物产公司）转入的1500万元资金中调用，赵春平陈述称，其以普瑞达公司名义与航空物产公司订立1500万元钢产品购销合同，江西国高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高公司）以及该公司股东赵春平、郭炳兴、吕君等人担保，实际是国高公司和赵春平、郭炳兴、吕君等股东向航空物产公司借款1500万元，该借款通过顾红旗控制的江西不锈钢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不锈钢公司）、普瑞达公司以及联科公司账户过账；赵春平从所借款项中转账470万元给不锈钢公司过账，最终转给普瑞达公司，由顾红旗经手用于支付竞买上高县恒发矿产品加工厂款项；1500万元欠款已由赵春平、国高公司等在2018年10月30日前全部偿还，因此，竞买款项实际是赵春平所支付，至今顾红旗尚欠赵春平款项（保留追偿权）。顾红旗则认为赵春平转入的470万元加上黄晓蝶转入的30万元，是归还不锈钢公司的500万元借款，而且吕君支付的80万元保证金也是顾红旗通过普瑞达公司归还，525万元竞买资金是顾红旗个人垫付，与航空物产公司的1500万元没有关联。赵春平和顾红旗均陈述称，为了做大本人及所在公司的流动资金数额，相互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其中有部分属真实的交易，有部分系过账资金。双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相关合同、法律文书以及本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洪民二初字第637号案卷材料等证据显示：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江西有限公司与普瑞达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供应价值1500万元的钢材等物资给普瑞达公司，国高公司作为担保方也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并于2013年11月26日办理了国高公司在贵州省思南县一宗国有土地（面积15358平方米）的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12月19日，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江西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航空物产公司与普瑞达公司订立购销合同，约定航空物产公司供应价值1500万元的钢材等物资给普瑞达公司，赵春平、郭炳兴、吕君和国高公司为普瑞达公司提供担保。国高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吕君，后变更为吕宝海，股东郭炳兴占股67%。航空物产公司通过不同的银行账户转款1100万元给不锈钢公司，该1100万元资金详情为：①2013年11月28日300万元、12月23日100万元、12月24日100万元、12月24日100万元，4次共计600万元。该600万元到帐后，不锈钢公司转款500万元给赵春平，其中2013年11月28日300万元、12月23日98万元、12月24日90万元、12月24日12万元。②上述600万元的余款100万元，于12月24日转给顾红旗99万元、28日转给联科公司1万元。③2014年1月2日500万元，该500万元于当日转给普瑞达公司。④赵春平于2014年1月17日转款470万元、同日黄晓蝶转款30万元，两人合计转款500万元给不锈钢公司，不锈钢公司当日转给航空物产公司490万元和10万元、合计500万元。⑤该1100万元减去赵春平通过不锈钢公司转回500万元后的余额为600万元，分别在顾红旗处99万元、联科公司1万元、普瑞达公司500万元。同一时期，航空物产公司转款900万元给联科公司，其中2014年1月17日400万元、2014年1月20日500万元，该900万元联科公司在收款当日转给普瑞达公司。同时，顾红旗于2014年1月2日转款80万元给联科公司，联科公司于同月17日转款70万元给普瑞达公司。按上述银行交易明细计算，在此期间，航空物产公司共转出2000万元，收回500万元，余额1500万元；该1500万元分布在：顾红旗19万元（不锈钢公司转入99-转给联科公司80=19）、联科公司11万元（顾红旗转入80+不锈钢公司转入1-转给普瑞达公司70=11）、普瑞达公司1470万元（500+900+70=1470）。普瑞达公司资金收付详情：①2014年1月2日收到不锈钢公司转入的500万元后，当日转给吕君400万元（90+90+90+70+60=400）、黄晓蝶100万元（60+40=100）；②2014年1月17日收到联科公司转入的400万元和顾红旗70万元后，当日转给赵春平470万元；③2014年1月20日收到联科公司转入的500万元后，1月21转给赵春平30万元、23日转给吕君80万元（顾红旗主张属于本人代偿吕君垫付的保证金）、23日转给顾红旗390万元（310+80=390）；④普瑞达公司合计收入1470万元，合计支出1470万元。该支出的1470万元中，赵春平600万元（黄晓蝶100+赵春平470+赵春平30=600）、吕君400万元（收回的80万元计入顾红旗金额中）、顾红旗470万元（310+80+代偿吕君款80=470）。此外，郭炳兴自认顾红旗自2013年12月27日起至2014年1月中旬止转账或现金交付借款200万元给郭炳兴。赵春平（黄晓蝶账户）于2014年1月25日收到恒发加工厂出纳账户转入的出让收入288.75万元中的150万元后，于次日从该账户转款150万元给顾红旗，顾红旗当日转给普瑞达公司，普瑞达公司当日转给吕君。顾红旗提供了赵春平2015年8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称：本人赵春平于2014年1月共计向普瑞达公司借款750万元。其中由普瑞达公司直接转往本人账户500万元整，本人委托普瑞达公司转往黄晓蝶账户100万元整，余款委托普瑞达公司通过顾红旗支付给赵啟论（用于收购上高恒发矿产品加工厂股权，其中150万元整属我本人借款）。截止至2015年8月16日，以上750万元借款本金尚未归还。2015年10月31日，航空物产公司向普瑞达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尚欠货款本金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16761698.62元，普瑞达公司在欠款人处盖章确认，赵春平在担保人处签字确认。该款因逾期成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洪民二初字第637号案判决普瑞达公司归还本金和月利率2%的利息，国高公司、赵春平、郭炳兴、吕君承担连带责任，航空物产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对账明细》所显示的付款时间、金额与本案中查明的转款1100万元到不锈钢公司、转款900万元到联科公司一致；该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由赵春平、吕君、吕宝海、国高公司在2018年10月30日前偿还结案。对上述银行交易清单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双方互不认可，本院分析认为，单独一笔款项或单独一个银行账户信息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只有将几个公司和个人的银行交易清单综合分析审查，方能做出判断。对此，本院审查分析认为：航空物产公司共转出2000万元，赵春平转回500万元到不锈钢公司再归还给航空物产公司后，余款1500万元通过不锈钢公司和联科公司过账到普瑞达公司，普瑞达公司分别转给了赵春平600万元、吕君400万元（不含收回的垫付保证金款），其余款项转给了顾红旗390万元、代偿保证金80万元，加上之前留在顾红旗处19万元和联科公司11万元合计30万元（为便于计算和叙述、暂且将联科公司账户上的11万元计入顾红旗处），则顾红旗处有500万元。顾红旗转出445万元用于支付竞买款项，代偿吕君80万元保证金，共经手支出了525万元竞买资金，该525万元的资金来源，由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顾红旗从1500万元中调用了500万元，顾红旗自付了25万元，但由于此前通过顾红旗交付了200万元借款给郭炳兴，因此实际调用资金为300万元。上述银行交易清单等证据对赵春平需要证明竞买资金系从航空物产公司转出的1500万元总额中调用、而非顾红旗个人垫付的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能够达到赵春平的证明目的，因此本院认定525万元的竞买资金中有500万元（减去转付借款200万元后实际使用300万元）是从航空物产公司转出的1500万元总额中过账转付。赵春平2015年8月16日出具《情况说明》时双方关系良好，无需刻意隐瞒或混淆事实，所述借款600万元分别转给赵春平、黄晓蝶，与银行交易清单相符，应予认定。该《情况说明》同时也证明了赵春平个人向普瑞达公司借款150万元用于收购恒发加工厂股权，并委托普瑞达公司通过顾红旗支付给赵啟论。因此认定通过顾红旗账户转出的竞买资金525万元中，已经含有赵春平借入的150万元在内，同时，《情况说明》与银行交易清单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赵春平通过普瑞达公司借入的750万元中，只有600万元系普瑞达公司账户上转付，另150万元普瑞达公司或顾红旗没有直接交付，且该150万元借款包含在1500万元中的750万元借款总额之中。双方提供的个人之间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显示：2014年1月17日、1月26日、3月6日、4月8日，黄晓蝶受赵春平委托分别转款30万元、150万元、30.8万元、87762.58元给顾红旗。其中：①1月17日的30万元，前面已经计入转给不锈钢公司的500万元当中。②1月26日的150万元顾红旗收款后转至普瑞达公司，普瑞达公司转给吕君。该150万元是赵春平（黄晓蝶账户）在收到原恒发加工厂股权转让款288.75万元中的150万元后，于次日转给顾红旗，顾红旗称该笔款项系赵春平委托转给吕君，但没有提供接受委托的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供相对应的银行明细证明此款系赵春平的过账款项，又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该项证据对赵春平所要证明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认定该150万元属赵春平支付给顾红旗的款项，不属于单纯的委托支付的过账资金。③3月6日的30.8万元顾红旗不认可为投资款，结合其他证据分析，该款更符合支付2月份的利息（1500万元本金*2.2%月利率/30*28天=30.8万元），与赵春平提供的归还航空物产公司利息金额、时间、操作方式相吻合，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赵春平支付给顾红旗的投资款。④4月8日的87762.58元，赵春平在证据交换时书面注明该款属于为顾红旗代偿的银行担保利息，与2013年11月6日、12月7日代偿的利息87762.61元性质相同，因而也不计入赵春平支付给顾红旗的投资款项之中。同年4月8日，赵小林受赵春平委托转款24万元给顾红旗，赵春平虽有银行账户清单证明转款事实，但顾红旗提供证据反驳该款与投资款及750万元借款具有关联性后，致使赵春平所主张的该部分事实真伪不明，故认定该24万元与案涉投资款不具关联性。2014年8月27日、9月2日、12月22日赵春平分别向招商银行南昌高新支行借款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350万元，转给了普瑞达公司，普瑞达公司在收款当日转回给赵春平，其中8月27日有100万元转给了赵小林，12月22日的50万元普瑞达公司转给顾红旗再转回给赵春平。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与赵春平和顾红旗之间的案涉投资款不具关联性。2013年9月24日，赵春平转款292万元、98万元合计390万元给普瑞达公司，普瑞达公司当天转给航空物产公司90万元、90万元、210万元合计390万元。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与赵春平和顾红旗之间的案涉投资款不具关联性。双方还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其中赵春平提供的其与顾红旗2011年至2016年间银行往来明细94笔，以证明赵春平转给顾红旗的资金数额大于顾红旗转给赵春平的资金数额，因此赵春平不欠顾红旗款项。这部分证据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与案涉投资款的关联性不能相互印证。本院认为，恒发加工厂虽然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为上述各合伙人按份共有；原况拥军名下的恒发加工厂股权变更，是根据赵春平、况拥军、李毛生三人参加的股东会决议而为，从当时的决议以及随后的股权结构和几起民事纠纷案件可以看出，赵春平等原股东主要目的是与李毛生脱钩，以吸收顾红旗、江政进入股，或者李毛生买下采石场，赵春平等退出，或者赵春平等买下采石场，李毛生退出。最终结果是赵春平等人竞买成功，只不过对外来讲是以江政进的名义出现、赵春平隐名在郭炳兴名下。赵春平作为对外隐名对内不隐名的股东（合伙人），每年分红时均按20%的股权比例直接受领分红款项，最终拆伙卖厂时也作为股东（合伙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行使股东（合伙人）权力，其股东（合伙人）身份及股权比例在其内部为全体股东（合伙人）知晓，有权直接主张分配合伙财产或收益，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关于赵春平是否出资《情况说明》和银行明细清单相互印证赵春平通过普瑞达公司借款150万元并委托支付给赵啟论，赵春平本人20%的股份比例，出资额仅需105万元，赵春平借入150万元并委托支付，足可抵付投资款，因此可认定赵春平已经出资。至于这150万元归还普瑞达公司与否，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认定赵春平承担了合伙投资款。关于顾红旗105万元的垫付款、赵春平用以支付出资的150万元借款以及航空物产公司转入的1500万元款项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第一，按顾红旗所述，其垫付的525万元属个人资金，不与1500万元和750万元借款相关联。按股权比例计算，赵春平仅需承担出资款105万元，而其通过黄晓蝶账户转给了顾红旗150万元，该150万元前面已论述不属于委托支付的过账资金，赵春平一方面借入150万元支付投资款，另一方面又转给顾红旗150万元，如果不与750万元借款相关联，则不仅无法证明赵春平欠顾红旗垫付款，反而赵春平多付了45万元给顾红旗。由此可见，赵春平的该150万元借款不能脱离1500万元中的750万元单独存在、单独处理。《情况说明》明确的将竞买资金和赵春平750万元借款联系在一起，银行往来交易清单进一步将资金来源、资金去向展示清楚，因此顾红旗否认其竞买资金与航空物产公司转出的1500万元相关联的意见本院难以支持。第二，从赵春平借入750万元角度分析：赵春平、况拥军等在恒发加工厂原有股权55%，其中赵春平、郭炳兴原有股权33%，新的股权40%，只增加7%，实际需要注入受让股权资金36.75万元；况拥军以及罗仕真原有股权22%，新的股权比例不变，不需要再注入受让资金；顾红旗应负担33%的受让款173.25万元，江政进应负担5%的受让款26.25万元。正因为1500万元系由国高公司及其关联股东赵春平、吕君、郭炳兴借用，普瑞达公司和顾红旗非最终用款人，但至2014年1月17日止，赵春平只占用570万元、吕君占用400万元，1月20日航空物产转出的500万元到账后，普瑞达公司转款30万元给赵春平，至此赵春平和吕君共占用1000万元，另通过顾红旗交付给了郭炳兴200万元，则赵春平、吕君、郭炳兴总共占用1200万元，普瑞达公司尚需转付300万元，但由于该300万元顾红旗调用于竞买恒发加工厂，因此顾红旗需将调用的300万元以另一种方式支付或抵付给赵春平、吕君等人。恒发加工厂（况拥军）525万元出让收入中的55%计288.75万元，是赵春平、况拥军自己付给自己，只是过账而已，288.75万元转给赵春平以后，因为525万元竞买资金是通过顾红旗账户支出，按理赵春平应该全部返回给顾红旗，一收一付才能平账。但因为顾红旗本身就需要将调用的300万元转给赵春平和吕君，其中赵春平共借款750万元，普瑞达公司只转出600万元，需要再转款150万元；吕君共借款550万元，普瑞达公司只转出400万元，需要再转款150万元。因此赵春平只是从中转给顾红旗150万元、顾红旗通过普瑞达公司转给吕君150万元，至此吕君的借款550万元全部到位；赵春平自己留下138.75万元（288.75-150=138.75）抵作借款，赵春平在《情况说明》中自认150万元；至此，顾红旗所调用的300万元已全部转付或抵付给赵春平和吕君，从而也使赵春平、吕君、郭炳兴三人的占用总额达到了1500万元，其中赵春平750万元（账面738.75万元）、吕君550万元、郭炳兴200万元。第三，从顾红旗收回投资款角度分析：通过顾红旗支付的525万元竞买资金中，顾红旗和江政进二人共应承担199.5万元，郭炳兴（含赵春平）应承担新增股份7%计36.75万元，合计236.25万元，顾红旗对收回该部分资金无异议；赵春平、郭炳兴、况拥军、罗仕真原有股份55%计288.75万元，该款在赵春平处，赵春平从中支付150万元给顾红旗，则顾红旗共收回386.25万元（199.5+36.75+150=386.25），尚有138.75万元（525-386.25=138.75）没有收回；另一方面，赵春平占有原股份款288.75万元，尚有138.75万元（288.75-150=138.75）属于应支付给顾红旗的款项，而赵春平通过普瑞达公司借款750万元，实际收到600万元，该应付给顾红旗的138.75万元应付款抵作普瑞达公司应付给赵春平的150万元应收款（借款），从而实现了赵春平借款750万元的目的，也实现了顾红旗收回赵春平垫付款105万元的目的，只是顾红旗所收回的垫付款105万元包含在赵春平的750万元借款总额当中，与《情况说明》内容一致。综上，赵春平应承担的105万元竞买资金，确属从顾红旗账户上过账支付，但是该105万元已经计入赵春平通过普瑞达公司向航空物产公司借用的1500万元中的750万元当中，没有证据证明赵春平在该750万元以外另行借款105万元，也没有证据否认顾红旗转出的竞买资金525万元与航空物产公司转出的1500万元之间的关联性，在航空物产公司转出的1500万元至本案重审时已全部受偿的情形下，顾红旗辩称赵春平欠105万元垫付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顾红旗按照赵春平占525万元的20%计算竞买款105万元，并主张由其个人资金垫付，而赵春平真正应该新注入的竞买款仅为18.375万元，顾红旗称赵春平另欠垫付的竞买款105万元也不合常理。单独认定和处理该150万元借款，不能准确反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150万元应放在750万元乃至1500万元的整体中清算处理，而关联各方的整体往来款项是否归还、是否清结等等，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当事人可另寻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关于顾红旗可否扣留分配款项首先，合伙终止后对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管理职责的行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扣留其中一人或几人的分配款项，显然超越了职权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能够时生效。”顾红旗主张赵春平欠其垫资105万元、依法可以在赵春平可领受的合伙财产分配款中抵销，但是，顾红旗没有提供赵春平单独欠款105万元以及该欠款到期未还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已经将主张抵销的通知到达赵春平处的证据，因此顾红旗有关债务抵销的辩称意见，本案中不予采纳。再次，赵春平、顾红旗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巨大，且历年的分红款项顾红旗均如数转给了赵春平，如存在垫资未还的情形应该早做处理，直至合伙终止时扣留分配款项也不合常理。最后，赵春平的750万元借款不是向顾红旗个人所借，且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当事人之间拆伙后的合伙财产分配事宜，其他争议双方当事人可另寻合法途径解决。关于顾红旗的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具体到本案，第一、赵春平本诉的诉讼请求是分配合伙财产，基于合伙法律关系，而顾红旗的反诉请求是支付垫资款，基于借款法律关系，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二、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顾红旗是否扣留合伙财产不予分配给赵春平这一法律事实，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赵春平向顾红旗是否借款以及是否归还这一法律事实，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不同的事实。可见，顾红旗的反诉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合并审理”的条件，在反诉被告赵春平不同意合并审理的情形下，不宜合并审理，故对顾红旗的反诉本院应予驳回（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综上所述，赵春平的合伙人（股东）身份为全体合伙人（股东）知晓并认可，在合伙经营期间一直按合伙份额（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合伙人（股东）权利，且赵春平也按照自己的投资比例承担了相应的投资款项，因此其合伙人（股东）身份应予以确认，相应的其合伙财产分配权应得到保障，其要求顾红旗支付合伙财产分配款70.8万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赵春平与顾红旗之间的往来借贷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江政进虽然登记为企业的经营者，但在案涉款项的分配中与其他合伙人（股东）同属被分配者，没有直接扣留相关款项，不需要承担支付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顾红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合伙财产分配款708000元给赵春平。二、驳回赵春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款项可以汇入本院执行款专户，开户名：上高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九江银行上高支行，账号：43×××54-003。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80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5150元由顾红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缴纳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14×××07账号上）。审 判 长  李水连人民陪审员  左仁林人民陪审员  黄 姗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梁媛媛书记员唐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