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64768号原告：魏宁，男，198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大港油田运输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李海荣，女，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大港油田长虹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天津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毅，天津双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亚利，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大港油田井下作业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刘继祥，男，195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大港油田井下作业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白云军，男，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兴隆县。被告：杨文昇，男，195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大港油田井下作业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兴隆县大水泉乡大水泉村。法定代表人：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松，199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兴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伟，河北山庄（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晓军，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伟，河北山庄（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兴隆镇中央村。负责人：焦军，职务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揣志国，兴隆县人民政府公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隆县司法局局长。原告魏宁、李海荣与被告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杨晓军、兴隆县红河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公司）、兴隆县人民政府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宁、李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王志毅，被告赵亚利、刘继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军，被告白云军、杨文昇，被告红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伟、白雪松，被告杨晓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伟，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揣志国、李某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宁、李海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七被告赔偿二原告损失31808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魏建增系魏宁之父，系李海荣之夫。2018年8月1日，魏建增参加由赵亚利组织的到河北省兴隆县旅游。8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白云山庄老板白云军带魏建增、刘继祥、杨文昇共四人到的河边游玩，该游玩处由红河公司为进行漂流项目进行了河道改造，水流湍急，极度危险。由于该四人相互之间走散没有照应，致魏建增不慎溺水身亡。经查，魏建增溺水地点是经兴隆县人民政府许可，红河公司进行旅游开发的一段河道水域。2016年6月，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了该河道使用权、生态旅游漂流经营权。该河道水域原系天然河流，但红河公司自2010年开始在该河道水域开发旅游漂流项目，为使游客在漂流时增加刺激感，红河公司在部分河段缩窄了行洪通道，增加了水域落差和水流速度，致使魏建增被打捞上的水域被冲击成了深坑，增加流域的危险程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红河公司经营权后，未对河道恢复原状，没有在河边设置围栏及其他防护措施和警示标志，且宣传不力，很多当地村民及慕名而来的游客可以随意出入河道，甚至可以下河洗澡，存在明显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另，杨晓军作为红河公司的一人股东，自然人独资公司，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应该依照公司法第63条规定，对旅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七被告对魏建增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七被告应连带承担魏建增死亡结果的40%赔偿责任，故要求七被告连带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644640元、丧葬费35226元、交通费3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3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共计795210元。该费用的40%，即318084元。赵亚利辩称，赵亚利不是旅游的组织者，其和魏建增并不认识，旅游出资是每个旅游者自行解决，旅游费采用集中管理模式，最后再多退少补。出事地点超出了共同游览范围，魏建增是私自外出，属于个人行为。刘继祥辩称，本次旅行系参加者自愿参加，自我管理，并自担风险，魏建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行前在履行安全协议书中签字确认本次旅行系自愿参加，且刘继祥并非组织者，魏建赠与刘继祥之间并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2018年8月3日从承德兴隆山白云山庄到事发河边的行程并非是刘继祥组织或要求魏建增一同前往，而是白云军要去河边洗澡冲凉，问谁一起去玩，刘继祥、杨文昇表示愿意去，魏建增表示想要买烟也要搭车，刘继祥仅是接受白云军的邀请前往事发地段河边，而魏建增是自行要求搭车，并非是刘继祥邀请或要求魏建增前往。事发地点河岸边并不存在危险，是魏建增自行前往河上游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后刘继祥等人进行了积极救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魏建增办理后事过程中刘继祥也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刘继祥在该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白云军辩称，魏建增是成年人，有自主能力，兴隆县公安局有当时的案卷材料，可以调取，白云军本人没有过错。杨文昇辩称，2018年8月3日下午快吃饭时，杨文昇换好衣服准备去吃饭，魏建增坐在车上喊杨文昇出去玩，杨文昇看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就上了车。到了河边，魏建增在河边蹚水，杨文昇称水凉，魏建增说没事，杨文昇知道这里原来是漂流点，就去了上游看看。相隔十几分钟后，杨文昇回来后发现魏建增已经溺水，当地老乡将他拖上岸，杨文昇与白云军一起对魏建增进行抢救、人工呼吸，刘继祥打电话叫救护车，但依然没有救活魏建增。后刘继祥报警，并通知了魏建增家属，杨、刘二人并在魏建增尸体旁点起篝火，等到魏建增家属到来。本次事故事发突然，杨文昇没有法定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红河公司辩称，红河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2016年6月2日兴隆县人民政府兴法处字（2016）2号行政决定书，已经决定终止红河公司的开发建设及经营行为，并且依法收回漂流经营权，事发时红河公司没有权利及义务在该范围设置防护设施及警告标志、并设专人看护。关于原告所诉的魏建增死亡与红河公司改造河道有关，我公司2013年修缮过河道，只是为了漂流安全，给河道两边加固，魏建增死亡时间是2018年，由于漂流项目的季节关系，2016年红河公司并没有开业，2015年9月初就停止经营，也就是说2015年9月初到本案事发时，红河公司已经被收回经营权。在此期间红河公司正与兴隆县人民政府打官司，魏建增出事的河道发生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也是红河公司无法控制的，原告诉称红河公司河道改造与魏建增死亡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杨晓军辩称，追究杨晓军责任是因为杨晓军是红河公司的股东，公司既然不应承担责任，杨晓军也就不应承担责任。再有，杨晓军能够提供入股公司以来即2014年至2019年连续不断的每年的年度财务报表，足以证明其个人财产是完全独立于公司资产。综上，杨晓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兴隆县人民政府辩称，1．魏建增溺亡河道的场所不是公共场所，河道管理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2．兴隆县人民政府不是河道管理者，不应承担管理责任。3．河道管理者与侵害后果无因果关系。4．溺亡者存在过错，应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5．对河道管理者来说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河道自然存在的属于受害人应当预见的风险而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6．兴隆县人民政府与红河公司已尽到了警示义务，故对于魏建增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7．溺亡者承担第一责任后，组织者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魏建增（本案死者）于1954年2月22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魏宁系魏建增唯一之子，李海荣系魏建增之妻。魏建增之父魏振朝于1991年3月15日死亡，之母魏革于1977年1月21日死亡。2018年8月1日，魏建增与赵亚利、刘继祥、杨文昇等多人包车前往到河北省兴隆县旅游。8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白云山庄老板白云军带魏建增、刘继祥、杨文昇共四人到的河边游玩，后魏建增被人发现溺水，王敏（当地村民）、白云军等人将魏建增拉上岸后，进行了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刘继祥拨打120及报警。魏建增经抢救无效死亡，其死因经兴隆县安子岭卫生院医学推断，意见为魏建增符合溺水死亡。兴隆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经调查，魏建增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魏建增溺水死亡地点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南恒河大水泉河内，该段河道呈南北走向，河道内有天然巨石。该段河道内东侧为水面，水面宽20-30米，西侧河岸为人工修建的面积约足球场大的水泥平台（可以行使汽车），平台入水处修建有水泥台阶，东侧河岸为自然河床，附有被河水冲刷形成的巨石，其中水面南侧水颜色呈深绿色，不可见水底，水泥平台上游为天然巨石，需要攀爬才能前往。经原告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魏建增溺水的水坑深不可见水底，现场未见有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上游河道明显为人工缩窄的痕迹，并筑有水坝，落差约3-4米。另查，2010年6月，兴隆县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局以兴文广（2010）7号文件形式，同意红河公司在涉案河段建设15公里河道漂流设施。后红河公司施工建设后进行漂流经营。经兴隆县政府介绍，在红河公司经营期间，旺季漂流人员有近万人，该公司曾设有百余名人员组成的护河救护队。2016年6月2日，兴隆县人民政府作出兴法处字［2016］2号行政决定书，终止履行与天津东铁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兴隆县横河流域漂流项目开发协议》，终止红河公司据上述协议所取得的相应权利，停止一切建设和经营行为，并收回了有关河道使用权、生态旅游漂流经营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魏建增溺水水域的管理者、河道改造者及与魏建增同行者赵亚利、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对魏建增的死亡是否承担基于安全保障义务或一般过错侵权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的保障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魏建增已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具备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应的认知和预见能力，现无证据证明魏建增存在智力及身体机能疾病的情况下，出现了溺水身亡结果，其轻信能避免从事冒险活动导致溺亡事故的可能性极大，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本院确定责任比例为90%。作为同行者刘继祥、白云军、杨文昇并没有与魏建增达成共同从事冒险活动的合意，其不具有共同从事危险活动的先行义务，魏建增意外发生后，其均积极进行救助，对魏建增的溺亡均无需承担责任。就共同旅行者赵亚利，无论其是否为本次旅行的组织者，其与事发的（局部性和临时性）活动没有任何关联，其行为与魏建增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对魏建增的溺亡无需承担责任。通过原告提交的视频显示，案涉河段的上游（相邻区域）有明显人工缩窄行洪通道并筑有水坝的情况，红河公司作为曾经改造案涉水域的施工人和经营漂流项目的经营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施工前案涉原水域河道的状况，其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推定缩窄行洪通道和筑坝为红河公司所为。兴隆县人民政府在收回案涉河段使用权和经营权后，应责令相关行为人将已改造的行洪通道和筑起的水坝恢复原状并消除影响，事发时，上述行洪通道及水坝未能予以恢复，其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的规定，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河道后，红河公司已不再享有相应权利，未经兴隆县人民政府许可，其已无力再对河道进行任何形式的施工作业。本案中，因为缩窄了行洪通道并筑坝，造成了魏建增溺亡打捞上岸位置的河段形成了急速湍流和潜流，因此加速了水流冲刷河底形成深坑，增加了该河段的隐形危险程度。兴隆县人民政府收回河道未向公众发布公告，也未就增加的危险做相应的提示和设置保护措施，兴隆县人民政府有义务消除该增加的危险的影响，该危险程度的增加具有对原告溺亡正向原因力的可能性。另外，就公安机关笔录中白云军称，告知过魏建增等三人，“这里边有水深的地方，如果不会游泳别下水洗澡…”该提醒并不足以引起魏建增等人对游泳以外的活动与当时环境危险性的联系，不能免除相关责任人的提醒和救助义务。兴隆县人民政府因未能履行设置警示标志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作为义务，故对魏建增的溺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院确定责任比例为10%。因红河公司不承担责任，其股东杨晓军亦无需承担责任。对于二原告主张的损失，因魏建增的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644,640元［42,976元（2019年度天津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年（死亡时64周岁）］、丧葬费35,226元［70,452元（2019年度天津市职工平均工资）×6个月］、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均为原告方合理物质损失，应由兴隆县人民政府予以相应赔偿。就二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344元，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赔偿原告魏宁、原告李海荣死亡赔偿金64,464元、丧葬费3,522.6元、交通费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78,08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魏宁、李海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0元，由原告魏宁、李海荣负担1701（已交纳），由被告兴隆县人民政府负担189元，连同上述金钱一并给付二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辰人民陪审员  张承敏人民陪审员  房四利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