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先立，男，194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东升，女，195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全，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婷，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虹北路**。负责人：李波，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咏，湖北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湖北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法定代表人：刘春玲，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李**，男，197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因与被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及原审第三人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鼎电气公司）、李**抵押权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先立及其与程东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全、冯玉婷，被上诉人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先立、程东升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具有抵押权人的地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不管是武昌区房管局的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还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7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也非原审判决认定的是对2015年7月27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补充。1.虽然该两份合同编号一致，但该两份抵押合同的核心内容完全不一致，不存在补充一说。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文本每页印有“兴业银行”字样；第五项“本合同项下最高本金限额为币种人民币（注：空白）金额（大写）（注：空白）”，第七项“抵押期限按抵押登记部门的要求，抵押期限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7日止”；“填写日期：2015年7月27日”。上诉人从武昌区房屋登记部门调取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文本中并未印有“兴业银行”字样；第五项“本合同项下最高本金限额为币种人民币（注：空白）金额（大写）贰佰贰拾陆万元”，第七项“抵押期限按抵押登记部门的要求，抵押期限登记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止”；“填写日期：2015年7月28日”。其次，该两份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15年7月27日，并且根据庭审调查可知，该两份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也为同一天，签订地点均在武昌区房管局，并无先后之分，一审法院作出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是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上诉人从武昌房管局调取的合同是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判断属事实认定错误。对该两份合同，只能作出有效与否的判断，而非是否是补充的判断，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对2015年7月27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补充毫无事实基础。2.上诉人根本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如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确实曾于2012年将其所有的房产为第三人提供了抵押担保并获取了一定的收益，但一审法院不能以上诉人之前做过类似的担保就擅自推断上诉人愿意为债务人高达145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并且作出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并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仅有将其房产借给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用于办理新贷款抵押以期获取一定收益的真实意图，而根本没有以该房产为该债务人之前与被上诉人形成的债务以及新贷款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上述合同中由被上诉人擅自添加的第二十二条中所谓的转入债权由三笔借款构成，本金分别为500万元、45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1450万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该三笔借款的用途并非借款合同中载明的购买原材料，其中2个500万元系借新还旧形成的，另450万元在抵押登记后第5天由债务人以购买原材料名义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处贷款偿还，发生了新的贷新还旧，而上诉人对该事实并不知情。再者，两上诉人均系平民百姓，2010年和2008年分别退休之前均系单位的普通员工，与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并无业务上的联系，与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任何亲缘关系和深交，退休之后一直在家照看两个孙女，抵押房屋系上诉人于2014年6月购买，系其赖以生存的唯一一套住房。上诉人之所以同意以借款方式借房屋给债务人用以办理抵押，一是双方曾经通过朋友介绍有过类似的合作；二是约定的抵押担保债务数额为180万元，其风险尚可承受；三是债务人承诺给予适当的回报，并签订了有关协议、承诺。不言而喻，如果债务人借用房产是为已经存在的高达1450万借款本金提供所谓的最高额抵押，上诉人肯定会予以明确拒绝的。上诉人根本不可能作出为债务人设立高达1450万债务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二）本案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主要条款和核心内容，未经双方达成一致，且合同形式有悖常理。1.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有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签字的载明的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关于最高本金限额本金条款页面中，并未具体明确最高本金限额是多少。2.尽管从表象来看，不管是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还是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第二十二条“特别约定条款”都有关于被抵押担保债权范围的内容。但是，首先，从合同整体排版行文来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之间留存大片空白，并且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第二十二条“第十一、补充条款”下的内容系剪切粘贴上去的，这不符合正常的行文方式，说明所谓的第二十二条内容是被上诉人单方擅自添加制作的；其次，载明如此设定双方主要权利与义务的核心条款的页面，未经上诉人签字确认，说明被上诉人害怕上诉人知道合同内容会拒绝签字而未让上诉人看合同内容。再次，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的合同中抵押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而转入的债权发生时间载明的均发生在2015年1月1日之后，该合同前后矛盾，且不符合最高额抵押权转入的债权需发生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的法律规定。（三）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完全不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性质和特征。1.《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以及《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等，对最高额抵押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以下性质和特征：（1）最高额抵押是限额抵押，而非固定额抵押；（2）最高额抵押是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对即将发生的某种商品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发生交易而形成的债务总额设定抵押权；（3）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是确定的，不得设立无最高额的最高额抵押合同；（4）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只有当抵押物价值高于可能发生的债务总额，才存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问题；（5）最高额抵押债权依法确定，而非现实客观存在；（6）最高额抵押权不得以已有的确定的债权为唯一标的。对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须以双方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前提；所转入债权仅为附加约定的合同条款而非合同主权利义务，更不是合同唯一标的；且所转入的债权总额不应超过最高额，更不应超过抵押物自身的价值。2.即使不考虑上述（一）、（二）所述内容，姑且将所谓的第二十二条纳入合同之中，本案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完全不具有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性质和特征，具体表现在：（1）被上诉人据以主张其抵押权的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不确定，合同对最高额没有约定。（2）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具有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的意愿和目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依该合同形成新的债权，事实上也不可能形成新的债权。（3）被上诉人设立的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唯一目的在于为自己对债务人所拥有的现实存在债权提供抵押，所转入的现实债权即为合同全部债权，该现实债权系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唯一标的；法律不支持仅对已有的确定债权设立最高额抵押权，如果仅仅只对已有的确定债权设立抵押，则只能设立一般抵押权而非最高额抵押权。（4）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所转入的债权由三笔构成，载明的本金分别为500万元、450万元和500万元，其中有1000万元系借新还旧形成的，另450万元在抵押登记后5天由债务人以购买原材料名义从被上诉人处贷款偿还（本质上仍然属于借新还旧）。且不说借新还旧的问题，单论三笔本金，即使其中任何一笔也业已远超抵押物价值，因为抵押房屋价值评估价不到150万元，不可能用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做最高额抵押物，或为其中任何一笔设立所谓的最高抵押。（5）被上诉人办理的编号为昌2015005609号《房屋他项权证》中“债权总额”栏明确注明的是“人民币贰佰贰拾陆万元”，该“人民币贰佰贰拾陆万元”“债权总额”显然与法律上所说的最高额抵押不符。二、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为“该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一）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设立系两个概念，抵押权的设立需依据抵押合同的有效为前提，但抵押合同的生效并不以抵押权的登记为要件；如无其他特殊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形，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不能以抵押权设立来反推抵押合同生效或有效。在本案中，如前所述，最高额抵押合同文稿的核心部分，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而是被上诉人单方擅自添加制作的，上诉人根本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两份抵押合同均未有效设立。抵押权设立所依据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成立，该抵押权并无与之对应的担保债权，因此，被上诉人依法不应享有抵押权。（二）如前所述，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对本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转入的债权系贷新还旧形成的事实并不知情。虽然单纯从文义上看《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对保证担保所设，但借款人的借新还旧行为无论对于抵押人或保证人而言均会改变其在提供担保时对担保风险的预期，加重其担保责任，进而导致对于担保人不公平的结果，并且在以第三人财产设定抵押的情形下，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与保证担保的特征相近似，在司法解释未对借新还旧中抵押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因此，在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对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抵押权成立,祁先立、程东升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兴业银行襄阳分行辩称，一、本案与答辩人诉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湖北鼎鼎电气有限公司、陈建富、余水秀、祁先立、程东升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系同一案件，被答辩人系滥用诉权。一审当中，答辩人也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在上诉人起诉答辩人之前，答辩人已经作为原告、债权人起诉几个共同被告，要求被答辩人履行抵押合同，享有优先受偿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中止审理，一纸诉状将答辩人告上法庭，实则是滥用诉权。若上诉人对该案诉讼请求有异议，可在该案审理中举证证明其没有责任，而不是又起诉至法院。上诉人的行为完全属于恶意诉讼、故意妨碍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答辩人合法、正当权益，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严重处罚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起诉。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房屋享有抵押权。1.被答辩人与第三人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李**私下协议与本案无关。被答辩人更不能因为自身认为是因为朋友介绍、曾有过类似合作等借口而忽略对李**、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借款行为的谨慎审查义务。其行为也并不是义务的，而是从李**处获得高额利息，其应该对其行为承担风险。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最高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答辩人应当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不仅签订的有合同，而且双方还在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该合同有双方的签字或盖章，答辩人也加盖的有骑缝章，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可能对其进行更换。对于被答辩人诉称的两份合同内容完全不一致，实属狡辩。对比两份合同，内容是一致的。关于被答辩人所说的最高额本金和抵押期限登记，该抵押登记期限是按照行政登记机关的要求填写，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七项关于抵押期限也明确载明了“按抵押登记部门的要求，抵押期限登记为……”，该内容的不一致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成立和生效。3.涉案房屋是否系被答辩人的唯一住房，与被答辩人是否有抵押房屋的真实意思不矛盾，也与本案无关。被答辩人对涉案房屋具有使用、处分等权利，即使是唯一住房，只要是符合条件，自愿处分，都能够在房屋上面设立抵押，唯一住房并不能成为是否是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借口。三、关于抵押权问题。抵押期限是行政登记机关强行规定的期限，等同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该期限是行政机关强制要求的，不能消灭抵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和第五十条“以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的，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以登记的财产为准，抵押财产的价值在抵押权实现时予以确定。”的规定，在登记部门登记的抵押期间对抵押权的存续并无法律效力,抵押权并不因抵押期间过期或者消灭。答辩人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起诉，是正当行使合法权益。四、《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权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担保法第五十九条本法所称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作担保。抵押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约定的被抵押担保的债权中载明在合同签订时已经存在的债权，若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内还发生其他债权，也可以纳入该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是为了简化手续，方便当事人，有利于生产经营，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本案中，实际发生的债权超过最高限额的，以抵押权设定时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为限优先受偿，不及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额为限优先受偿。双方协议将原来的三笔债权转入本次最高额抵押，该约定真实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对涉案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祁先立、程东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房屋不享有抵押权；2.判令兴业银行襄阳分行注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房屋所设的抵押权登记；3.诉讼费用由祁先立、程东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2日、4月2日，鼎鼎电气公司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分别签订了编号为兴银鄂流贷字1501第XY008号、兴银鄂流贷字1504第XY00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金额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2015年7月27日，祁先立、程东升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编号为兴银鄂抵押字1507第XY0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自愿以自有财产向抵押权人提供担保；本合同项下被抵押担保的债权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抵押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下列债权，经双方协商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抵押担保范围为抵押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抵押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抵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襄阳分行，抵押人为祁先立、程东升，债务人为鼎鼎电气公司；被抵押担保的债权包括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下列债权，双方协商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1.合同编号为兴银鄂流贷字1504第XY00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500万元；2.兴银鄂流贷字1501第XY01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450万元；3.兴银鄂流贷字1501第XY00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500万元；抵押额度有效期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7日止；抵押物：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抵押期限登记为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7日止。该《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第五条“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最高额本金限额”一栏未填写。双方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又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与双方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兴银鄂抵押字1507第XY0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一般条款、抵押权人、抵押人、债务人、被抵押担保的债权、抵押物等内容约定一致，但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最高额本金限额为贰佰贰拾陆万元”、第七条约定“按抵押登记部门要求，抵押期限登记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止”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不一致。2015年8月5日，武汉市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下称武昌区房管局）根据双方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抵押财产（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办理了抵押登记，债权数额为贰佰贰拾陆万元。祁先立、程东升认为，上述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不一致，抵押合同未约定最高本金限额，祁先立、程东升没有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祁先立、程东升诉至法院，引起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祁先立、程东升诉称，其没有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签订兴银鄂抵押字1507第XY003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对该合同核心内容协商一致，故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成立。经查，祁先立、程东升当庭陈述：其通过案外人周汉和与第三人李**相识，2012年，祁先立、程东升、周汉和以其所有的房产为借款人李**提供抵押担保，李**获取贷款后，作为回报，向祁先立、程东升支付了18万元利息。2015年7月，经李**要求，祁先立、程东升又按照之前的模式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48号东湖壹号D-2栋14层1室的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为第三人鼎鼎电气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一审法院认为，由祁先立、程东升的上述陈述可见，其两次为他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自愿以其所有的房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说明祁先立、程东升对提供抵押担保具有充分认识并知晓可能存在的风险。祁先立、程东升陈述将房产借给债务人用于办理贷款抵押，只为获取一定收益的理由，并不能推翻其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关于祁先立、程东升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分别于2015年7月27日、7月28日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经查，上述两份抵押合同系格式合同，经比对，该两份合同对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及抵押财产的名称、状况、所在地、所有权归属等约定均一致，双方在7月27日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担保的范围，但在7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中又确定了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为226万元，并向武昌区房管局提交了此合同，武昌区房管局依据双方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之规定，双方于2005年7月28日签订的抵押合同应是对7月27日合同的补充，该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属有效合同，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在本案中具有抵押权人的地位。故祁先立、程东升请求确认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对案涉抵押房屋不享有抵押权，并要求注销抵押登记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祁先立、程东升诉称，第三人鼎鼎电气公司与兴业银行襄阳分行的部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借新还旧，祁先立、程东升不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抵押合同纠纷，祁先立、程东升是否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以及承担最高债权额的范围，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驳回祁先立、程东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为40元，由祁先立、程东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兴业银行襄阳分行与祁先立、程东升之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抵押权。上诉人称，最高额抵押合同文稿的核心部分，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而是被上诉人单方擅自添加制作的，上诉人根本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两份抵押合同均未有效设立，抵押权设立所依据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成立，该抵押权并无与之对应的担保债权，因此，被上诉人依法不应享有抵押权。上诉人仅有将其房产借给襄阳鼎鼎电气有限公司，用于办理新贷款抵押以期获取一定收益的真实意图，而根本没有以该房产为该债务人之前与被上诉人形成的债务以及新贷款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完全不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兴业银行襄阳分行与祁先立、程东升分别签订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2015年7月28日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合同中对一般条款、抵押权人、抵押人、债务人、被抵押担保的债权、抵押物等内容约定一致，存在不同之处为：2015年7月27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特别约定条款中抵押额度有效期、抵押期限登记为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7日止，最高本金限额一栏为空白。2015年7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特别约定条款中抵押额度有效期、抵押期限登记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止，最高本金限额为226万元，双方依据2015年7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到武昌区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本案中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被抵押担保的债权均明确载明：“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下列债权，双方协商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1.合同编号为兴银鄂流贷字1504第XY00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500万元；2.兴银鄂流贷字1501第XY01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450万元；3.兴银鄂流贷字1501第XY00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数额500万元”，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两份合同上的签名按印均予认可，又未能提交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应证据，且约定被抵押担保的债权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关于“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规定，双方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两份合同存在不同之处，以在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依据的2015年7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兴业银行襄阳分行对祁先立、程东升的案涉抵押房屋依法享有抵押权。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另称，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与保证担保的特征相近似，在司法解释未对借新还旧中抵押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因此，在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对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抵押权成立,祁先立、程东升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该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认定案涉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此认定未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综上所述，祁先立、程东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祁先立、程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赵 炬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