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24民初370号 原告：梁金羽，女，1975年1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原告：韦东成，男，1997年2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原告：韦东则，男，2002年2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广西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惠忠，男，1953年3月2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系孙惠忠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美团，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焕相，男，1986年7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庆锋，广西庆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廖克扬，男，1981年8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盛富，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与被告孙惠忠、黄焕相、第三人廖克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金羽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被告孙惠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韦美团，黄焕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庆锋，第三人廖克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盛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韦建干死亡的死亡赔偿金648720元、葬丧费3677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1590元、精神抚慰金3万元，共计917084元，两被告互负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韦建干于2019年12月下旬起由第三人廖克扬组织到孙惠忠建房工地施工作业，每日劳务报酬280元。2020年1月14日上午，韦建干在工地二楼施工作业中坠落致颅脑损伤当场死亡。韦建干出事后，有东兰公安局工作人员到场勘查检验并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书。被告孙惠忠于出事当日向原告赔付葬丧费用56600元。韦建干后事处理后至今，两被告未有其他赔偿。原告催问被告孙惠忠，孙称建房施工工程承包给被告黄焕相，希望原告走法律程序处理。韦建干二儿子韦东则是高中在读学生，需要较大的生活学费开支，而大儿子韦东成，被评为二级残疾人员，生活无法自理，长期需要关照护理，人力物力负担极其沉重。原告一家的生活高度依赖韦建干，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韦建干显然为家庭唯一的顶梁柱和依靠。如被告不对原告作相应赔偿与抚慰，对原告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涉案在建楼房是设计有电梯的高层建筑，被告孙惠忠是在建楼房所有人，如其将该施工工程发包，则承包人应当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本案承包人黄焕相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是否有施工承包合同等等，原告一概不知，故推定两被告均有过错，请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惠忠辩称，一、第三人廖克扬与受害人韦建干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本案实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当根据第三人廖克扬与受害人韦建干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孙惠忠以大包工（房主自备原材料，不参与一切施工活动）的方式承包给被告黄焕相，约定建好一层付一层的工钱，按实际施工面积（建成后实际测量面积）以180元每平方米（后加搭建外护架的工钱每平方米10元，共19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计价结算总工钱。被告黄焕相又将建房工程分包给第三人廖克扬，以建成后实际测量面积16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计价结算工钱，第三人廖克扬带了12人施工，约定每天工作9小时，每天工资为280元。可见，受害人韦建干等人与第三人廖克扬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因受害人韦建干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根据第三人廖克扬与受害人韦建干在建房作业过程中的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二、受害人韦建干违规冒雨作业，未系好安全帽未做好防护措施，违规操作导致自身坠楼身亡，应当对自身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较多的责任。第三人廖克扬的施工队共计12人。事发当日，只有第三人廖克扬，受害人韦建干，施工人员岑建恒3人冒雨作业。可见，雨天不能从事建房作业是最基本的常识。第三人廖克扬、受害人韦建干、施工人员岑建恒3人已明知，但3人仍然违规冒险作业，到在建房屋一层作业不到20分钟，便发生受害人韦建干因操作不规范坠落死亡事件。受害人韦建干坠落时，头部因未有安全帽防护受伤死亡。在建房屋也未搭建有防护外架。可见，受害人韦建干对自己的安全注意不够，违规冒险作业，是造成其本人死亡的重要因素。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受害人韦建干对自身的死亡应当承担较多的责任。三、被告孙惠忠与被告黄焕相通过微信订立的《农村个人建房合同书》实为承揽合同。受害人韦建干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人，故被告孙惠忠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需对受害人韦建干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受害人韦建干死亡事件发生之前，被告孙惠忠并不认识受害人韦建干本人。被告孙惠忠委托儿子孙磊联系施工队拆旧建新房后，孙磊于2019年11月8日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与被告黄焕相订立《农村个人建房合同书》，依合同内容约定：被告孙惠忠自备原材料，不参与一切施工活动，每建好一层结一层的工程款，计价方式为以每平方米180元（后双方协商后改为190元）的价格计价总工程款，第一层面积是以倒完一楼板面后量得的实际面积为准，第二层以上以屋檐边平面计面积。被告孙惠忠不提供工具、不管工人吃喝，不管工人工资。施工安全由被告黄焕相（从工程开工至竣工验收合格为止）全程对施工安全负完全责任，被告黄焕相所属人员的工资报酬由被告黄焕相负责支付，与被告孙惠忠无关等，可见被告孙惠忠与被告黄焕相之间形成了建筑承揽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孙惠忠对受害人韦建干的死亡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外，受害人韦建干的死亡与被告孙惠忠与被告黄焕相订立《农村个人建房施工合同书》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孙惠忠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四、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孙惠忠均根据合同的约定，将每建一层以实际测量面积跟被告黄焕相结算总价，从未对被告黄焕相所带的任何施工人员单独发过工钱。依合同约定，被告孙惠忠与被告黄焕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与被告黄焕相所带的工人更无雇佣关系，故被告孙惠忠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019年12月4日，孙磊通过微信转20000元、于2019年12月10日微信转账15000元、于2020年1月8日转账25000元、于2020年1月11日转账2000给黄焕相。2020年3月17日转账给黄焕相建房预付款5000元。受害人韦建干死亡事件发生后，因被告孙惠忠与被告黄焕相之间合作不如从前，被告孙惠忠想另请施工队建房，为防止被告黄焕相等人前来闹事，2020年4月19日，孙磊组织黄焕相、廖克扬等人前来商议解除合同事宜，被告黄焕相趁机推脱责任，让第三人廖克扬等人直接与被告孙惠忠结账，但孙磊表示，因被告黄焕相找来第三人廖克扬等人只做了几天工，无法测量面积，无法结算给被告黄焕相，因此，拒绝支付。五、原告韦东成等人提供智力贰级残疾证明并不是韦东成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证明。另外，原告韦东成等人系农村户口，应当依据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还有，死亡赔偿金已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故原告韦东成等人主张扶养费无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韦东成等人仅以“残疾人证”主张扶养费并未达到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标准。另外，原告韦东成等人提供的户口簿证明韦东成等人系农村户口，应当依据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扶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己释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故原告韦东成等人主张韦东成扶养费无法律依据。六、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主张3万元精神抚慰金过高，应当考虑受害人韦建干因未注意自身安全是造成自身坠落死亡的重要因素等，故建议赔偿1万元为上限。综上所述，被告孙惠忠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孙惠忠仅与被告黄焕相有建筑承揽法律关系，与受害人韦建干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孙惠忠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被告黄焕相辩称，一、被告黄焕相和被告孙惠忠、第三人廖克扬于本案事发当天一起签名的《情况说明》系受害人韦建干亲属自己起草的，基于受害人韦建干亲属闹事的情势而签名的，其中“黄焕相承包施工又请廖克扬现场施工”的内容不是被告黄焕相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不能作为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请求被告黄焕相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依据。二、被告黄焕相只是出租钢管给被告孙惠忠，只是介绍第三人廖克扬为被告孙惠忠私房第二层的施工人，第三人廖克扬等人的工钱直接由孙惠忠的儿子孙磊磋商、决定、支付。被告黄焕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三、第三人廖克扬和受害人韦建干等人是被告孙惠忠私房第二层的施工人，被告黄焕相不是被告孙惠忠私房第二层的施工人，被告黄焕相只是出租钢管给被告孙惠忠，不是被告孙惠忠私房第二层的承包人。受害人韦建干受到伤害，应当由第三人廖克扬和受害人韦建干等人负责。四、被告孙惠忠在本案中的定作、指示、施工人的选任、安全防护措施等方面均有过错，应当由被告孙惠忠与第三人廖克扬和受害人韦建干等人分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五、原告韦东成虽然持有河池市残疾人联合会颁予的《残疾人证》，但河池市残疾人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调查残疾人的状况、统计残疾人的数据、分析残疾人成因、为残疾人开展康复、预防等方面的技术服务，不是护理等级和劳动能力的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其颁予的《残疾人证》不是护理等级和劳动能力的鉴定文件，原告韦东成以其持有的河池市残疾人联合会颁予的《残疾人证》主张生活费201590元缺乏事实依据。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对被告黄焕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廖克扬辩称，2020年1月7日，被告黄焕相叫我带施工人员到涉诉工地修建涉诉楼房的主体工程。1月8日，黄焕相带我们（12个人包括死者韦建干）正式入场，已有人建好该楼房负一楼，黄焕相安排我们从一楼开始施工，黄焕相和我们就工钱支付有口头协议，大工每天280元、小工每天180元（有两个女工，以小工身份计算工钱）。2020年1月8日至1月13日止，我们出工6天，在该工地上搭模，扎钢筋等，准备倒第二层板面。2020年1月14日，早上下雨，约8点钟我到该工地，见到韦建干先到，我们两人商量，下雨天不好在露天施工。我说你回家吧，我要到伦界另一个工地看看。韦建干说他回家不懂得做什么，等雨停了我们大家就做工。韦建干就跟我到伦界工地，我整修了一个卫生间的排水管。大概近9点钟，雨停了，韦建干就叫我一起回涉诉工地。我们两人到时，岑建恒也来了。我们三人一起做工，就是把已做好的钢筋顶梁安放在用木板做成的模槽里，我们三人顺利地把第一条顶梁放进去，当安放第二条顶梁时，可能模槽太小，我们放不下顶梁，韦建干就用一根钢管顶撬模槽，想让顶梁能安扎进去，可能韦建干用力太猛，手拿的钢管打滑，身体顺势往前跌落下去，因为没有护栏，韦建干摔倒在地上。我和岑建恒就顺着钢管架爬下去，我抱着韦建干，大声喊叫，可韦建干没有醒过来。岑建恒拨打120叫救护车，医生到场检查后确认韦建干已死亡。我认为我与该伤亡事故是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我不是房东，房东是该工程的发包方，也是该工程的受益人，其对工程承包人的建筑资质条件有义务进行审查，对工程施工安全有监督和管理的义务。二、我不是涉事工程的承包人，承包人应当具备相应的建筑资质证书和建筑实践经验，而且还需要有相应的建筑机械设备，如搅拌机、升降设备、斗车、振动棒、焊接机、钢管防护网、切割机等，我没有建筑资质证书，也没有上述机械设备，我从来没有承包过工程。三、我没有与房东孙惠忠（或孙磊）、黄焕相商议承包工程的口头协议或书面合同书。四、我们（包括韦建干）的工钱是由黄焕相支付的，孙磊也是明确我们的工钱是由黄焕相来支付的，目前我们的工钱还没有得到兑现。五、我和韦建干还有其他的工友都是劳务者，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凭锤头、卷尺做零工，领点工工钱，人员是分散的，没有形成稳定的施工队伍，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综上，我对韦建干的死亡不存在利害关系，三原告把我列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当然三原告不要求我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梁金羽是韦建干妻子，原告韦东成、韦东则是韦建干、梁金羽夫妇的儿子，韦东成持有河池市残疾人联合会填发的二级残疾人证。被告孙惠忠委托大儿子孙磊联系施工队建房。2019年11月，孙磊将涉诉拟建7层的楼房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被告黄焕相组织施工，按建筑面积180元/平方米（后增加搭设外架变更为190元/平方米）结算工程款，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黄焕相组织委荣村卜祥等工人施工第一层（低于公路，实为负一层），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第一层板面混凝土浇筑工程。被告黄焕相因故与第一批工人不和，从第二层开始另外组织廖克扬、岑建恒、韦建干等12人组成的施工队进行施工。廖克扬、岑建恒、韦建干等工人2020年1月8日开始进场施工，1月13日已搭好二层模板，扎好顶梁钢筋。2020年1月14日，早上下雨，约8点钟廖克扬到该工地，见到韦建干已先到工地。二人商量认为下雨天不好在露天施工。廖克扬就决定先到伦界另一个工地看看。韦建干认为回家不懂得做什么，就跟随廖克扬去伦界工地。大约9点钟，雨停了，二人就一起回涉诉工地。不久，岑建恒也来到工地。三人将已扎好的第二层顶梁钢筋安放进用木板做成的模槽里。当安放第二条顶梁钢筋时，由于模槽较小，无法顺利放下顶梁钢筋，韦建干就用一根钢管顶住钢筋撬模板，好让顶梁钢筋能顺进模槽里。由于钢管打滑，韦建干身体失去平衡，从二楼平台跌落地面致颅脑损伤当场死亡。事后，被告孙惠忠已赔偿原告现金5万元及一副棺材折价6600元，合计56600元。 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韦建干作为成年人并长期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具有一定的建筑施工技能和常识，其在提供劳务的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自身不慎从二楼平台跌落死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本身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被告黄焕相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能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备，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孙惠忠将高层建筑工程违法发包给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个人，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发生的概率，通常认为被告孙惠忠作为定作人在选任上存有过失，应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由被告黄焕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孙惠忠承担10%的赔偿责任，韦建干自负70%的责任，较为适宜。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韦东成作为成年近亲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请求赔偿抚养费，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因韦建干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48720元、葬丧费36774元，合计685494元。韦建干死亡确实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打击，本院依当地生活水平及被告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被告黄焕相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被告孙惠忠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被告孙惠忠已赔偿56600元，应予扣除。 综上所述，被告黄焕相应当赔偿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143098.8元（685494元×20%＋6000元），被告孙惠忠应当继续赔偿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14949.4元（685494元×10%＋3000元-566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焕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143098.8元； 二、被告孙惠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继续赔偿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14949.4元； 三、驳回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70元，减半收取计6485元，由原告梁金羽、韦东成、韦东则负担5370元，被告黄焕相负担1010元，被告孙惠忠负担1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韦选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韦福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