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03民初4715号原告邓升文，男，1972年9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委托代理人李顺，贵州宜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勇，男，1967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被告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地址：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北衙路**。法定代表人：杨**胜，职务：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黄朝兵，男，1982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该公司员工。原告邓升文与被告邓勇、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以下简称农业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顺，被告邓勇，农业中心委托黄朝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升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款项2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6821元（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907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3月18日为491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开阳县农业合作社合伙关系，2010年贵阳市乌当区保利公园2010项目建设，因项目需征占被告农业中心部分土地，该中心部分家属子女要求部分土石方工程交由他们承包便与该中心发生纠纷，时任中心副主任的被告邓勇请求原告出面调停，作为条件，二被告承诺中心办公楼的修建工程交由原告承包。后原告多次协调、安抚，最终纠纷得以平息，而后，原告入场施工，被告邓勇却三番两次借口阻拦，最终告知原告中心办公楼暂时无法动工导致原告损失，后经原被告多次协商，被告邓勇同意补偿原告在处理纠纷及入场后的损失并于2018年10月达成一份“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被告邓勇在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原告补偿款200000元，然期限届满后被告邓勇一直拖延且拒绝支付，原告无奈便将被告邓勇起诉至贵院，贵院立案后被告邓勇以原告涉嫌敲诈勒索并提交其向开阳县公安局报案回执，贵院以该案涉嫌刑事案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后经原告向开阳县公安局了解，被告邓勇控告的事实不存在，开阳县公安局在原告起诉之前已决定不予立案。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邓勇辩称，1、被告当时在单位只是副职，无权解决保利开发征拆事宜；2、《协议》是在被胁迫情况下书写；3、《协议》中的工程至今没有启动，即使启动，被告也没有职权承包给原告，被告从没有也不可能给予其任何违反原则的承诺，即使承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违法的承诺，是无效的，建立在违法而且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基础上的补偿，自然是无效的。综上，原告等人恶意编造理由，采用不断的电话、短信威胁、恐吓，非法扣押票据、公章、财务等手段，在给被告及家人造成了极大心理恐慌的情况下逼迫答辩人按照他的意图写下了《补偿协议》，摄于目前全国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邓升文等人不敢再公开采取暴力手段对答辩人及中心进行敲诈勒索，而试图利用《补偿协议》通过恶意诉讼达到其非法侵占中心国有资产和被告合法财产的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农业中心辩称，1、招投标是需要正常的渠道进行竞标，我方不可能承诺给原告修建办公楼；2、原告诉请与我方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邓升文当庭提交以下证据：1、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在2010年因贵阳市乌当区保利项目拆迁，被告邓勇是拆迁工作的负责人，当时因中心的家属子女要求土石方工程由其承建，被告邓勇与原告邓升文是朋友关系，也是农业合作关系，于是邓勇请求原告协调此事，最终原告通过补贴中心的家属子女，以及按照被告邓勇与原告私下达成的口头协议，该工程的部分项目交给原告承包，原告准备进场，此后，由于被告邓勇毁约，该工程原告并未实际承包，由此导致原告在补贴中心家属子女以及准备工程中损失了不少于20万元的财产，大约2018年10月，被告邓勇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对之前被告邓勇与原告的口头协议进行确认，并对被告邓勇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损失进行补偿，协议载明在2019年5月30日前被告邓勇补偿原告20万元。被告邓勇表示该协议系受胁迫所写，所以没有落款时间，内容是我全部按照原告的意思进行书写。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2、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就被告邓勇称原告此前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受胁迫出具，就该事实向开阳县公安局进行举报，但在2019年5月8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与被告邓勇所述不符。被告邓勇表示无异议，但是未立案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给原告20万元，没有对我及家人造成人身伤害，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不代表原告的行为不违法，仍然是一个违法行为。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3、裁定书一份，证明驳回事实。被告邓勇表示无异议。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4、证人蒋某证言，述称：我父母是农业中心的员工，邓勇是农业中心的领导，我与原告没有关系，保利公园拆迁最开始是我家，我是保利公园所需拆迁的最早的住户，被告农业中心征收的时候，我父母以土地方式入股进入农业中心做工人，现在保利进行征收，我方作为土地最初所有权人，应该享有土地的征收权利，后被告农业中心出面对我们进行补偿，就把土石方工程及运输工程交给家属做，我是家属代表，但至今并没有得做，听原告说被告邓勇让其来安置家属，原告拿出来20万元进行了安置，其中有8万多元是现金，我家是我哥得了几千元，我一分钱没有得，其它钱是用作建活动板房、挖掘机租赁、进场费，原告拿出钱的时候我在场，领钱的时候是签字了的。是邓勇让我与原告一起去农业中心办公室，因为安抚工作结束，准备入场施工，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及我均在场，被告邓勇让我找小李对接，原告说被告邓勇让他来处理安抚家属，我以为他代表农业中心。证人邓某证言，述称：我与原告邓升文是兄弟关系，我曾与被告邓勇的妻子登记结婚，因为我没有小孩，被告邓勇超生，就以该事补偿我兄弟让他做工程，他说把农业中心办公楼土石方工程给邓升文做，最后没有做成，后面就让原告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具体如何安抚的我不清楚，说后面在工程款里面补偿，被告邓勇在他家里说的，原话是要开工了，让原告开挖机进场，补偿协议时间记不清楚，在合作社里面写的，有邓勇侄儿邓阳中、我、邓勇、邓建华、余万学等人在场，写协议时被告邓勇说他认栽，他准备从他侄女那里借钱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告诉他妻子，钱已经由邓升文拿出去、收不回来了，所以认栽。农业中心没有委托邓升文安抚家属子女，但是邓勇是农业中心的领导，被告邓勇说过这话，我们相信是农业中心的意思，协议是由被告邓勇书写，没有吵架也没有威胁，签字时候余万学没有在场。原告认可上述证人证言。被告邓勇表示二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陈述不真实，不能采信。被告农业中心认为第一证人陈述部分不符合事实，第二证人陈述与单位无关，被告邓勇不能代表单位。被告邓勇提交以下证据：1、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因原告威胁，并将肥料扣下的情况下所写，从协议第3条及最后1条可知，我不知道原告安抚家属花费的情况，不是我安排的。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邓勇书写是因原告的胁迫等威胁所写，第二条说明邓某扣押肥料是因为被告邓勇拖欠其工资及房租，因为合作社的房屋是被告邓勇向邓某租赁，就被告邓勇与邓某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协议第3条是因为被告邓勇与原告长期之间不规范的合作关系及由原告与被告农业中心副主席合作，但原告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导致双方之间合作不愉快，发生的正常争吵，不属于威胁。第三人表示合作社与其无关，个人不代表单位，而且被告邓勇当时是副主任，不是主任、法定代表人、书记。2、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的主张是违法的。原告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3、短消息一份，证明原告威胁我的事实。邓书林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我的叔叔。原告表示电话号码不确定是原告的，内容一直在强调驾校，其中提及借他人名字生小孩，提及实名举报都是违法行为。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4、举报材料一份，证明原告套路被告邓勇以此进行敲诈，现在在调查中。原告表示该证据属于被告邓勇单方陈述，其证明目的是与开阳合作社有关，与本案无关。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5、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抢去合作社的公章、票据，后原告以该票据要求我及合作社退还20万元及要求2万元的资金占用费，证明原告敲诈勒索的事实。原告表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举证规则，即使真实，其内容也仅仅是原告退出合作社的处理决定，与本案无关。被告农业中心表示与其无关。6、结算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邓某与原告侵占合作社8万元的事实。原告及被告农业中心意见同上。7、2018年9月23日、9月25日、10月19日通话录音三份，证明原告敲诈勒索威胁我。原告对第一段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双方是有这种内容，其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通话中原告多次说被告邓勇导致其损失，被告邓勇也没有否认，原告除了骂人激动话语外，也提到报案，不符合威胁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对第二段录音，只是与驾校有关的信息，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通话过程中均没有认可，情绪上的波动谈不上威胁，其内容证明原告与被告邓勇就安抚农业子女私下有约定，其中部分内容显示邓勇也承认让原告进行安抚摆平。通过被告邓勇有意识的录音，结合录音中的自述，其否认该事实的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内容中被告邓勇也陈述该中心的土石方工程要优先考虑家属子女，农业中心也发过函，该意思不是个人意思，是农业中心作出的表示，我方认为被告农业中心也应当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农业中心认为与本案无关，关于土石方工程，单位发函给保利集团的公司土石方工程并不是办公室工程，土石方工程是修建保利集团，而不是办公室工程，土石方工程与原告无关，是包含蒋某等人，与原告无关，单位从未安排、委托原告去调停处理修建办公楼的事情，通话中所指单位与小华二合同、廖敏会提及的公章等事宜与本案无关，录音中，原告提及赔付给家属的20万元是单方面陈述，单位没有作委托安抚，录音中陈述办公楼的修建，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个人都不可能承诺给某一个个人或者施工单位，承诺是违法的、无效的，国家的建设项目都是必须经过阳光平台招标确定中标单位。被告农业中心无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邓勇向邓升文出具一份《补偿协议》，载明：由于保利公园2010项目拆迁，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要求做土石方工程，造成了一些不稳定因素，邓升文帮助中心做了一些安稳工作，没有形成恶性事件，农业试验中心考虑到当时这些具体情况，曾表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邓升文，后由于种种原因试验中心办公楼无法动工，致使邓升文没有得到土石方工程做。据邓升文本人讲，他安抚农科所（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花去了贰拾万元。现邓升文要求当时的试验中心副主任邓勇补偿他所花的二十万元，为了不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损失，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信守：一、按邓升文要求邓勇补偿他二十万整，时间在2019年5月30日以前；二、此协议签订后，邓升文要负责督促邓某在三天内把和开阳隆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所有财务手续和合作社负责人结清，不得拖延。三、此协议签订后邓升文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邓勇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也不得干涉合作社的正常工作。五、在二十万元没给邓升文以前，合作社存于邓升文家的复合肥不能动。证人为：邓某，曹阜强。被告邓勇称曹阜强系其侄儿。2019年4月14日，被告邓勇向开阳县公安局就其被敲诈勒索一案提出控告，开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该日向被告邓勇出具一份《受案回执》。2019年5月8日，开阳县公安局向被告邓勇作出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你于2019年4月12日提出控告的开阳县邓勇被敲诈勒索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2019年7月，邓升文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邓勇支付其款项200000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黔0103民初8002号民事裁定书，以该案可能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裁定驳回邓升文的起诉。后原告知晓开阳县公安局未对邓勇控告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故又诉至本院，提出如前诉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述称：没有证人蒋某陈述的补偿家属子女签字领钱的资料。原告主张被告农业中心承担责任的依据为被告邓勇原系农业中心的副主任，其行为代表农业中心，对于原告主张的20万元，虽经证人证言证实收款金额为8万元，但原告因与被告邓勇之间的协议在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过程中的损失不仅包含该费用，也包含了前期的经常准备工作，损失因是被告邓勇没有按照口头约定导致。被告邓勇述称：我曾经是农业中心的副主任，分管科研生产，在2017年6月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开除；我方没有委托邓升文安抚职工家属，原告通过邓书林认识我，原告与蒋某他们是一起的，当时我代表单位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农科所家属承包土石方工程，但并非是针对原告作出的承诺；原告威胁的方式体现为要举报我超生的事情，其与社会帮派认识，担心其对我家人造成伤害。被告农业中心述称：邓勇曾经是农业中心的副主任，但是不分管基地管理站工作（就是安抚家属的问题）。对被告邓勇提交的以下证据：1、短消息，并未举证证明对话对象身份，不能确认系与原告对话，且内容系向纪委实名举报，该行为不构成威胁，故本院未予采纳。2、举报材料，系被告邓勇陈述，不能证明其受到敲诈勒索。3、会议纪要、结算清单均为复印件，且内容与本案无关，故本院未予采纳。4、通话录音三份，根据被告邓勇陈述，其中威胁语言主要体现为：如果我不归还合作社榜单、公章，原告就要杀害我年幼子女，录音中所指要还就还20万元是会议纪要中的20万元。其所证明的目的与本案20万元无关联，故本院未予采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邓勇虽向原告出具承诺，承诺在2019年5月30日前补偿其20万元，但该20万元在邓勇出具的承诺中载明的用途、数额为“据邓升文本人讲，他安抚农科所（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花去了二十万元……”，而非被告邓勇确认的用途及金额，故邓升文还应举证证明存在其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花费20万元的事实。庭审中，原告申请的证人蒋某述称，原告邓升文安置家属款项金额约为8万元，是签字后支付的款项，其证言与承诺中邓升文所述金额不一致，原告也不能提供该签字资料，即原告是否向农业中心家属支付过款项、款项金额存疑，证人所述称该8万元也无证据佐证，故原告主张被告邓勇、农业中心向其支付20万元，缺乏事实基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升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邓升文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安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