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22民初279号原告：邓元生，男，197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大悟县。被告：邓红伟，女，196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大悟县人，住大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湖北勤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邓元生与被告邓红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元生，被告邓红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元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欠款本金250000元及利息112500元（以25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分半计算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22日，原、被告双方在多名见证人的见证下，对于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并与当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共计下欠原告款项50万元，1、以其他方式支付20万元；2、余下30万元由被告向左翠华借款后支付给原告，约定利息为月息一分半。协议签订后，被告对于余下的30万元欠款仅支付了5万元，下欠25万元一直未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邓元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协议书”、“承诺书”，拟证明被告尚欠原告25万元；二、邓元生与左翠华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欠原告25万元的事实；三、证人邓某证言，拟证明邓红伟曾向邓元生借款的事实。被告邓红伟辩称，被告与原告一切账目已结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25万元，原告之诉没有事实依据。原、被告于2017年1月22日签订“协议书”，对双方的一切账目进行了结算。订立“协议书”后，左翠华打电话给被告，说她只有5万元，她跟邓某、叶敏说好了，让他们借25万元，一共30万元，给原告，了结原、被告之间30万的债务。被告遂出具两张借据，分别借左翠华5万元，借邓某、叶敏25万元。2017年3月30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偿还邓某、叶敏夫妇25万元；被告不欠原告25万元，原告之诉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已清偿“协议书”涉及的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一）项关于“债务已经按约定履行”的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即使被告没有支付，按“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被告只向左翠华出具30万借据，原告应持有被告出具的30万借据，现在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借据。其次，若按“协议书”认定被告欠原告30万元，则既不符合“协议书”第二条关于被告向左翠华出具30万元借据的约定，也造成了被告既借左翠华30万元，又欠原告30万元的双重债务关系。既然原告不能提供答辩人出具的借据或欠条，只能说明原告已清偿原告诉称的25万元；原告之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不享有用胜诉权。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协议书”、“承诺书”，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对此前双方之间的账目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协议，对协议方式进行了约定和说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为50万元，除此之外，双方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二、邓红伟与左翠华通话录音，拟证明左翠华处理支付邓元生30万元的经过，即左翠华支付5万元，邓某、叶敏夫妇支付25万元，邓红伟向左翠华出具5万元借据，向邓某、叶敏夫妇出具25万元借据；三、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2017年3月30日，邓红伟向叶敏、邓某夫妇支付25万元，此款系叶敏、邓某夫妇代邓代伟元生25万元后，邓红伟支付叶敏、邓某夫妇25万元，连同左翠华5万元，共计30万元；四、欠条，拟证明邓红伟已支付邓元生欠款12万元、利息1万元，此款系邓元生收取高忠清购房款12万元，邓元生在欠条上注明此款已还，邓小朝在欠条上注明款项来源；五、邓红伟与高忠清通话录音，拟证明邓元生未经邓红伟、唐建国同意，擅自将邓红伟、唐建国夫妇所有的房屋出售给高忠清，并收取高忠清现金12万元的事实，邓元生涉嫌诈骗高忠清现金12万元，邓元生叫高忠清起诉邓红伟，而邓红伟已偿还邓元生12万元，邓元生非法占有该笔12万元，邓元生涉嫌虚假诉讼罪。通过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25万已清偿，被告没有出具任何借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左翠华在通话中的讲话内容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在通话中歪曲事实；对证据三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是事实。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左翠华只给了5万元，还差25万元没有给；对证据二、证据五有异议，认为通话中一直是被告在说，引导老年人说与本案无关的话题，左翠华也没有看到，是道听途说，不能证明邓某给的25万元与本案有关；对证据三有异议，认为被告偿还的25万元不是本案的25万元，是被告在2017年1月25日向我借的25万；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但原告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二被告有异议，本院认为从通话的内容来看，没有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三证人证言，被告方持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系孤证，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应予采信，证据四、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邓红伟是否已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向原告邓元生履行了支付欠款25万元的义务。原、被告双方对“邓红伟已委托左翠华向邓元生支付欠款5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仅对剩余25万元是否支付存在歧义。被告邓红伟辩称，其已通过向邓某借款，由邓某直接向原告邓元生支付欠款25万元，并提交了其随后向邓某转账25万元的银行流水，而原告邓元生则认为，邓某确实代邓红伟向其支付了25万元欠款，但该笔还款系邓红伟偿还其于2017年1月25日向原告借的25万元现金。本院认为，原告邓元生对被告邓红伟通过邓某向其支付25万的事实没有异议，但邓元生主张系偿还原、被告双方的另一笔债务。因此，邓元生应对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承诺书”三天后又发生了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原告邓元生仅提交证人邓某证言，而欲证明债权真实存在，仅一人之言实难予以认定；同时，被告邓红伟则提交其与左翠华的通话录音，从通话内容来看，左翠华虽有相关陈述，但亦难据此认定被告的抗辩成立，因此，仅从以上证据来分析，均不能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仍应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证。首先，从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的内容来看，“手续办清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采取任何形式给对方带来不利因素，哪怕是言语上的刺激都不可有意或无意予以伤害，要求邓元生作出承诺，即日起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到政府机关、工作单位做任何对邓红伟不利的言行举止……”，由此可以看出，双方虽然是姐弟关系，但彼此之间存在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协议书”、“承诺书”正是双方在此背景下签订的，“协议书”确认了被告邓红伟需向原告邓元生支付欠款50万元。在被告邓红伟尚欠原告邓元生50万元欠款、双方存在激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仅仅过了三天后，亦即2017年1月25日，被告邓红伟又向邓元生借款25万元，原告邓元生的主张不合情理；其次，原告邓元生主张被告通过邓某向其支付的25万元系邓红伟偿还其另一笔债务，按照“谁举张，谁举证”的原则，邓元生须向法庭提交该笔债务真实存在的证据，而邓元生仅向法庭提交证人邓某证言，邓某的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再次，“协议书”既明确了债务的金额，又约定了支付方式。“协议书”第二款约定：余下30万元由邓红伟出书面借据，借左姨（左翠华）30万元给邓元生……。不难看出，被告邓红伟在无力还款的情况下，通过向他人借款的方式向原告邓元生偿还欠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种必要性、迫切性使得邓元生主张的三天后邓红伟向他借款25万元的事实不合情理；再从邓红伟与左翠华的通话录音来看，左翠华在通话中明确陈述其仅向邓元生支付5万元，剩余25万元由邓红伟向邓某借款，由邓某向邓元生支付。因此，被告邓红伟的抗辩理由不仅符合逻辑，也在情理之中。通过对上述焦点问题的分析与认定，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7年1月22日，原告邓元生与被告邓红伟，在多名见证人的见证下，对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并与当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邓红伟共计下欠原告邓元生款50万元，1、以其他方式支付20万元；2、余下30万元由被告邓红伟向左翠华借款后支付给原告邓元生。协议签订后，被告邓红伟通过左翠华向原告邓元生支付了5万元，下欠25万元通过邓某向邓元生支付完毕。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原告邓元生与被告邓红伟均应全面履行案涉“协议书”，原告邓元生虽主张被告邓红伟通过邓元生向其支付的25万元系偿还另一笔债务，但未能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告邓元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邓元生的举张不能成立，其诉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元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69元，由原告邓元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审判员  高翔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俊华书记员张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