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02民初4373号原告：刘彦，男，1949年4月1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绥化市北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延丰，黑龙江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东，男，1978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绥化市北林区。被告:王桂艳，女，1963年9月3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绥化市北林区。被告:张新华，男，1962年3月2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绥化市北林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阜蒙，黑龙江威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彦与被告王桂艳、张新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延丰、刘英东、被告王桂艳、张新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阜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刘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土地转包协议有效并判决二被告继续履行；2、依法判决二被告履行土地转包协议书，向原告给付土地补偿款55100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9月17日，被告将位于绥化市北林区工农管理区自家分得的承包田4.26小亩转包给原告，承包费每年4000元，每年9月17日前交清，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土地承包协议履行了给付转包费的义务。并在被告的耕地上栽植了苗木。现部分耕地已经被国家征用。但二被告在合同履行期内无视土地转包协议的约定，拒绝收取转包费。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王桂艳、张新华辩称，刘彦不是合同主体，而是所谓的刘彦（即刘英东）；是实际承包人刘英东先行违约，其自2018年起拒不支付承包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刘彦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土地转包协议书一份，欲证实二被告在2011年9月17日将自家分得的承包田4.26亩转包给本案原告，在土地转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转包土地的面积四至、转包期限、转包费、转包土地的用途及土地征收后的补偿费处理、违约责任等事项。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按照原告提供的合同，在合同主体上后添加的刘彦，比被告方证据的合同上多了一个指印；刘彦不是合同主体，实际签名按指印的是所谓的刘彦（即刘英东）；自2018年，实际的合同主体刘英东未按合同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构成先行违约，按照合同第7条规定，投入的收入应归被告所有；2、土地转包协议书一份，欲证实二被告的亲属石某、王某也将自己家承包田4.2小亩在2011年9月17日转包给本案原告，合同中约定的相关条款与原告和被告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条款大部分主体内容一致，承包费也是每年4000元，两份协议签订后二被告的土地转包费用都由石某或者王某代收，原告每年依据两份土地转包协议书向二被告及石某、王某交付8000元的土地承包费用。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真实性应该由石某予以确认，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只收到原告交纳的2017年之前的承包费，之后均未收到。2017年原告交承包费的时间就比较晚，开始被告没有要，后来也收下了，但说明年不能再晚交了，如果再晚交就视为自动放弃履行合同，2018年原告仍然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给付承包费。对2017年以前由石某、王某代为收取承包费的事实无异议。3、收条8份，欲证实自2012年土地转包协议履行过程中原告在2012年至2017年将两份土地转包协议书所约定的转包费用8000元分别交付给王某、张新华、石某、石磊等人，在2017年8月26日-2019年有三份收条单独是王某、石磊、石某等人依据第二份土地转包协议只收取了其自家的转包费4000元，对二被告应当收取的4000元转包费王某、石某等人拒收，此后原告通过各种渠道联系2被告，二被告均拒绝收取转包费。被告对2017年之前的收条均无异议,2017年-2019年的收条恰恰证明被告没有收到转包费，2018年、2019年两年的转包费实际承包人刘英东均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纳，被告在2017年已提示过实际承包人，如2018年之后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交纳就视为合同解除，2018年、2019年实际承包人均已先行违约，如原告方按合同约定期限交纳承包费，被告方不收取的原告方可以通过提存公证的方式履行合同义务。通过该证据不能证明2018年、2019年实际承包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承包费。4、视听资料光盘两张（三段），欲证实在2017年9月17日前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英东和石某通话记录中，石某明确表述二被告拒收承包费的事实，结合2017年8月26日石某收取原告刘彦4000元承包费这一事实看，原告方根本没有延期支付承包费用，是被告方以虚构的事实来故意向法庭陈述原告方违约。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第1段录音显示，石某不是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石某是中间人，在录音中石某明确表示串连不了也就是说石某无法从中居间协调。第二段录音只是双方约定吃个饭，没有实际沟通，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段录音具体的录音时间无法确定。5、征地补偿安置费协议复印件一份，证实二被告及石某、王某的土地已经被征收，征地补偿安置费协议出具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二被告及石某、王某被征收的土地面积是551平方，各项补偿费是172463元，原告的第二项请求是依据此份征地补偿安置费协议所确定。55100元计算依据是占地275.5平方，每平方青苗及大棚补偿是215元，在减去第6条约定的每平方应该减15元，最后应该是55100元。土地给120元，到被告手里应该是113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证据显示，土地的补偿费石某是275平方米，安置补助费是98元每平方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均应由二被告享有，大棚是55元的标准，青苗和青苗补偿费是80元标准，根据庭审表明，实际操作人是刘英东，刘彦不是与被告合同履行的主体。原告刘彦与二被告均申请证人石某出庭作证，原告欲通过证人证实2017年9月17日以前原告要交纳2017年-2018年度的土地转包费是石某拒收，并且明确向原告代理人刘英东表述是被告张新华不让他收取。被告欲通过证人证实石某不是被告代理人，原告没有按照原告合同约定期限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实际履行合同主体是刘英东还是刘彦的问题。证人陈述：原告刘彦我不认识，被告王桂艳是我小姨子，被告张新华是我连襟。我家想把地包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要承包地的刘英东，于是我就和刘英东联系了往外包地的事，我找到了张新华和王桂艳和他们说包地的事，他们也同意把地包出去。张新华家在北二路有个公司，合同就是在张新华的公司签的，当时在场的人有刘英东、王桂艳、张新华，刘英东他们那边还有一个人，但不是今天在场的原告刘彦，我从来没见过刘彦。签完合同后，刘英东就给了一年的承包费，因为我们约定的是上打租。前几年刘英东把我和张新华两家的土地承包费都给我，一共8000元，然后我把钱转给张新华。直到该交2016年9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承包费的时候，原告晚交了一个多月，当年我和张新华商量让他把钱接收了。但是第二年刘英东又晚交了一个多月，张新华就不让我收了。后来刘英东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劝张新华收钱，打电话的日子好像是2018年年末。原告出具的2017年8月26日收条的日期不对，给这笔钱的时候我在家，时间应该是2017年的冬天。原告提供的录音中是我的声音，这个录音录制时间是9月17日以后，当时快要过年了。因为要交钱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时间，我一共替张新华收了三年的承包费，都是刘英东交给我的。原告在土地上栽树、安置的铁架子（大棚）。原告认为证人与二被告有亲属关系，证人出庭作证所涉及的部分内容不客观、不真实，尤其是在合同签订的事实以及2017年承包费交纳的事实上所进行的陈述是避重就轻，是故意为了被告方利益在做虚假陈述，此部分内容请法庭不予采纳。被告认为通过证人的表述，可以证实证人及二被告均是在与所谓的刘彦（刘英东）在履行合同；通过证人陈述，证人是中间人而不是委托代理人；在2017年后2018年、2019年实际承包人均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承包费，存在现行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综合审查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称原告并未到场签字，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原告当庭表示协议是其本人签署，且委托刘英东处理该协议相关事宜，对两份协议的成立无异议，且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多年，应确认有效，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即8份收条中所记载的与二被告有关的相应款项二被告表示均已经收到，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原告欲依此证实在2017年8月26日向二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明力不足，尚需要有其它辅助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三段录音中的第一、二段与本案实际关联不大，关于第三段，原告主张该录音系2017年9月17日前形成并录制，但从录音文件中并不能显示实际录制时间，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对该份证据无异议，可以证实案涉土地被征占的事实，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均申请的证人石某的证言效力，证人证实的关于土地承包、签订协议等事实结合其它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符合真实性与客观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人证实原告交纳承包费的日期及录音资料的日期因无其它辅助证据佐证，且证人与二被告之间系亲属关系，故对其陈述的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相应的，原告欲通过该证人证实其在2017年9月17日前欲向证人交纳2017年-2018年度的土地承包费证人拒收系二被告违约的事实亦不能依此确认。本院根据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查明案件事实如下：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1年9月17日，二被告将其自家承包的位于绥化市北林区工农管理区东临石某、南临变电所、北临远大电力水泥道、西临王雪峰的4.26小亩土地转包给原告，双方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承包年限自2011年9月17日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如在此期限内土地被国家征占，则合同终止；承包费每年4000元，每年9月17日前交清；合同履行期间，该地被征占，按实际承包土地时间收取承包费，多交的承包费由被告返回；原告有权在土地上扣大棚、打井及种植农作物等，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如承包地被征占，关于征占补偿款的问题应经双方共同确认签字，否则视为违约，土地本身的补偿归被告所有，地上的附着物归原告所有，原告支取补偿款后，给被告每平方米15元的补偿；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共同信守履行，如被告违约，中途强行解除合同，被告按土地被政府征占地上附着物评估价格双倍赔偿给乙方；如原告违约，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原告在被告土地上所有投入均归被告所有。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委托刘英东代理其履行合同约定的交纳土地承包费等相关义务，并在其所承包的土地上栽植了苗木等农作物。原告在承包二被告土地的同时，与案外人即本案证人石某、王某夫妻签订了一份土地转包协议书，约定内容与前述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因二被告与石某系亲属关系，故刘英东将石某家与二被告家2012年至2017年的土地承包费每年均交付给石某或其家人，由其转交给二被告。在2017年应交付下一年承包费时，二被告因刘英东逾期交款而拒收承包费，故王某只收取了自家的承包费4500元，未向刘英东收取二被告家的承包费。2019年8月28日，国家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征占，补偿费由二被告领取。经原告索要未果。故原告诉讼来院，要求确认协议有效、二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并向原告给付征地补偿款55100元；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二被告以原告未按约定交纳土地承包费存在先行违约为由对原告的诉求不予认可。本案经本院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自愿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二被告将其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原告经营，原告委托案外人刘英东代理其处理交纳土地承包费等与转包协议相关事宜。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未侵害第三人或其他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有效。协议中约定原告应在每年的9月17日前交纳下一年度的承包费，自2012年至2016年，刘英东将二被告的土地承包费交给二被告的亲属王某代收，2017年二被告以原告超期交款为由告知李桂芝不再收取承包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刘英东与石某的手机通话录音及收条等证据欲证实其依约履行了交纳承包费的义务，但通过原告提交的录音看，该录音的录制时间并未显示时间是在2017年9月17日前。原告出示的刘英东2017年向李桂芝交纳土地承包费的收条，该收条上的时间虽然是在2017年9月17日前，但该日期系刘英东自行书写，未经收款人确认，且李桂芝收取的是其自家的土地承包费，故不能依此证实刘英东在2017年9月17日前向二被告履行了交付土地承包费的义务。在原告不能证实其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交款义务的前提下，无从要求二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综上，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元，由原告刘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司 琪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石慧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