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3029号原告：方泓智，男，197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荣荣，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智诚博信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鹏润大厦A2908。法定代表人:岳海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依，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01法定代表人：吕柏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新，女，199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大公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鹏润大厦****3105/div>法定代表人：郭成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依，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泓智（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智诚博信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用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资信公司）、大公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单独提起时简称大公集团，与信用公司、大公资信公司一并提起时简称三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荣荣，大公资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新，信用公司、大公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何依依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03000元。事实和理由：本人于2006年6月入职大公资信公司工作，2013年大公集团成立，大公集团作为集团公司，统一调配子公司人员。2009年6月12日之前无合同，2009年6月12日至2012年6月11日本人被安排与大公资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6月12日至2015年6月30日被安排与大公资信公司签劳动合同，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被安排与信用公司签劳动合同，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被安排与信用公司签劳动合同。2016年2月29日之前，本人实际为大公资信公司提供劳动，2016年2月29日，本人被外派到大公集团的子公司大公都江堰信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江堰公司）工作，2017年1月1日本人被外派到大公集团的另外子公司大公成都信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工作。工作期间，受大公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双重管理。职位为财务经理，工资标准为15500元/月。2019年4月4日，信用公司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本人认为其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因三被告属于关联公司，存在混合用工的事实，故三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信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1日我公司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作为我公司的员工，应该遵守规章制度，我公司与原告2018年签订劳动合同的第47条明确规定累计旷工3日以上属于严重违纪，我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被派驻到过都江堰公司、成都公司，2019年3月26日成都公司做出股东会协议，解除对原告的委派，我公司通过短信和邮件方式通知原告回我公司综合管理部上班，原告没有返回工作，并且根据员工考勤休息休假制度，员工请假应当交请假审批表、诊断证明、休假证明，原告没有按规定提交，我公司告知原告提交上述材料，原告没有提交且不到岗，旷工超过3天。原告对公司规章也十分清楚，我公司不应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大公资信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实际用工主体是信用公司，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大公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原告从来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和实际用工关系，原告已经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主体，其关联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以三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9）第123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信用公司原名称为大公信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变更为现名称。大公集团原名称为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变更为现名称。原告主张于2006年6月入职大公资信公司，2006年6月至2016年2月28日为大公资信公司提供劳动；2016年2月29日至2019年4月4日被先后外派到大公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工作，其中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外派到都江堰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4日被外派到成都公司，直至被解除，最后出勤至2019年4月4日。大公资信公司主张原告2006年6月12日入职到其公司，履行劳动合同至2015年6月30日，最后出勤至2015年6月30日，之后与其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信用公司主张原告2015年7月1日入职到其公司，双方签订了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了2018年7月1日到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期间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外派到都江堰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被外派到成都公司，并称原定原告2019年3月26日前完成在成都公司的工作交接，之后回到信用公司工作，此后给原告宽限到2019年4月1日交接，但原告还是没有回来，原告最后出勤至2019年3月29日。大公集团主张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交了其与大公资信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两份，期限分别为2009年6月12日至2012年6月11日、2012年6月12日至2015年6月30日；提交了社会保险记录，记载2007年7月至2016年7月原告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为大公资信公司，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原告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为信用公司。信用公司提交了其与原告签署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提交了关于方泓智同志薪酬福利的说明，记载“绩效部分由大公成都总经理与集团财务同步考核，权重分配为40%：60%”。原告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5500元，信用公司主张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3507元，大公资信公司、大公集团主张不清楚。信用公司提交了工资明细单，记载原告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每月应发工资10500元，应发津贴5000元至6557元。2019年4月4日，信用公司以原告连续旷工超过3天为由，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主张信用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信用公司要求原告2019年4月1日回去上班，2019年4月2日、3日、4日原告都在看病，也履行了请假手续，不是无故旷工，2019年4月2日，原告向大公集团人事王瑜发邮件请假，2019年4月1日口头跟范总请假，说可能要请1个月假，范总予以批准，2019年4月2日又给王瑜发了电邮请假，王瑜说需要诊断证明，并且请假超过3天需要关建中批准，原告联系过关建中，关建中是三个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没有请假流程的规定，4月1日至3日也是3天，没有超过3天，三被告没有发过返岗通知，也没有打电话联系过原告。信用公司主张2019年3月25日、26日向原告发过返岗通知的电子邮件，2019年4月2日通过短信方式询问原告4月1日为何不到岗，并主张原告不应该在公司询问其不返岗的时候请病假，且请假时间超过1个月，并称公司解除的制度依据为考勤休息休假制度，该制度明确了请病假的审批和流程，并在大公协同办公管理系统中将该制度公示。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2019年4月2日请假单电子邮件；2019年4月2日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向转诊（转出）单，记载患者为原告，初步印象视物模糊不清，主要现病史（转出原因）需到上级医疗机构做进一步检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自助挂号票据；病历本。信用公司提交了考勤休息休假制度、结束外派的通知、短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就作出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及处理依据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2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了请假单，且其提交了医疗机构于当天出具的双向转诊（转出）单等证据对其就医的事实予以佐证，故信用公司以原告连续旷工超过3天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记录以及关于方泓智同志薪酬福利的说明等证据可以证明三被告系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之情形，故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不高于信用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单记载的原告工资标准，故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智诚博信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原告方泓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0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智诚博信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静人民陪审员  武文军人民陪审员  王海银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刘冠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