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0831行初3号 原告高某某1，男，汉族，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某1，男，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女，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董某，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某某，男，汉族，该局党委委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男，陕西银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某某，男，汉族，农民。 第三人常某某1，男，汉族，农民。 第三人周某，男，汉族，农民。 原告高某某1诉被告某县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9年10月17日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某县人民法院报请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陕08行辖16号行政裁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26日向被告某县公安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某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某1、郭某，被告某县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某某、杨某，第三人李某某、常某某1、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某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6年9月9日8时许，高某某1伙同他人在某县水岸府邸（二期在建工程）处将李某某（62岁）、周某（72岁）、常某某1（65岁）殴打。2018年8月30日某县公安局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对高某某1行政拘留十五日（已执行完毕），并处罚款500元（罚款未缴纳）。2019年7月5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行终73号判决书，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某县公安局依据本人陈述、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法院判决书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高某某1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 原告高某某1诉称，2016年9月9日，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高某某2、李某某2（高某某2之母）、常某某3（又名常某）、姬某某1、姬某某2、郭某某、高某某3等人用钢丝钳将原告方工地彩钢围栏强行毁坏，强行闯入某县“水岸府邸”施工现场，阻挡正常施工。为此，被告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原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治安拘留十五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提出诉讼，榆林市两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书。2019年8月14日，被告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完全相同的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新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新处罚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完全相同的处罚决定，是滥用职权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然而本案被告却在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处罚决定后，罔顾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的李某某等三人处罚轻微、对原告等三人处罚过重事实，竟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之前的处罚决定完全相同的处罚决定，这明显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藐视和不尊，实属心中无法、任性执法的表现。这样的违法行政行为理应撤销。 二、被告作出的新处罚决定书沿用之前的错误事实和理由，认定原告“结伙殴打他人”明显错误。 1、被告认定原告等人“结伙殴打”他人无证据支持。被告自己在原处罚决定书中也认定：“2016年9月9日8时许，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因水岸府邸楼层（在建工程）影响到他们住房采光，李某某用钢丝钳将工程彩钢围墙铁丝剪断，搬开彩钢板后三人进入工地与工地人员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发生争执……”。这说明李某某等人才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结伙”去原告方工地闹事。水岸府邸二期工程是经某县人民政府批准、易得公司合法建设的工程，原告等人承包清理垃圾自然属合法施工。李某某等人从2016年8月25日开始有组织的阻挡原告方的正常施工，之后一直派人在工地周边巡查，直至9月9日，严重阻碍了原告及易得公司的工程进度。 2016年8月25日，原告雇铲车清理“水岸府邸二期项目”场地的垃圾，高某某2、常某某1用老虎钳剪断项目工地捆绑彩钢板的铁丝，强行闯入工地，挡住铲车不让施工。铲车停止工作后，高某某2的母亲李某某2等人坐在铲车的铁铲上，致使工程被迫停工。原告打110报警，没有人出警。第二天，原告又将头天摄制的影视资料存到U盘，送到城关派出所，也没有干警找阻工人调查此事。而上述工人还一直派人在工地周边巡查，监视原告什么时候动工。后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破坏围墙，易得公司雇人重新加固围墙，用钢管挡住彩钢板，用特号铁丝捆绑住出入口，关上铁大门，这样可以防止阻挡工程的人再用老虎钳子绞断铁丝从而再次进入工地。 9月9日，在原告做好了加固工地外周的围挡等防护措施后再次开工，不料早晨八点多开工，九点钟李某某等人就携带事前准备好的断丝钳将绑钢管、围挡的特号铁丝剪断，拆掉5块围板，强行闯入施工场地阻挡施工。原告为了维护合法的施工不受阻挠，与易得公司其他员工在被破坏的围挡缺口处劝告、制止李某某等人不要进入工地，对方纠缠了两个多小时后被劝离。即使原告在制止不法侵害过程中有相互争执、推拉倒地的情形，但绝不等同于“结伙殴打”他人。 2、被告作出的新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结伙殴打”他人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法律上所指的结伙一般是指出于私仇旧怨、争夺地盘或者其它动机而结成团伙，行为人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其动机是出于蔑视社会公共秩序、寻私仇或谋取某种非法利益预先通谋实施违法行为的组织。但本案中原告的身份是易得公司的保安和施工人员，与李某某等人无冤无仇，对李某某等多人强行闯工地、阻挠正常施工的暴力行为，原告事先难以预料，主观上也没有预谋要伤害他人的故意，所以没有“结伙”的原因。其次，原告等人实施的制止行为是依法依职责的维权行为，不存在治安处罚上所称的“结伙”行为。相反，李某某等十多人是同时来到施工现场，且事先已准备好作案工具钢丝钳，并由专人负责在视线极好的地方摄像，这才是有预谋的“结伙”行为。故被告将原告等人制止不法侵害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结伙”与法有悖。 三、原告等人制止违法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第一条规定：“关于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前已述及，被告作出的原处罚决定书也认定是李某某等人故意破坏工程的围挡、强行闯入工地阻挡正常合法的施工，且已给予治安处罚。在此情况下，原告等人才采取了适当的制止侵害行为，依法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四、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的过程任意、粗糙，程序严重违法。1、被告在立案后超过法定期限23个月才作出治安处罚决定，明显违反了法定六个月的行政效益原则，属程序违法，该事实已经绥德县、榆林市两级人民法院予以认定。2、被告在诉讼中提举的刑警队于2018年8月份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处罚依据。因侦查机关在案发近两年后侦查是否涉黑犯罪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对询问者施加心理压力、接受收集证据的环境、方式和治安案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且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属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 五、被告对原告的处罚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客观表现为配合西街村村民抢占易得公司商铺。前已述及，西街村一小部分村民常某某1、李某某等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携带作案工具、绞断围挡、阻挡施工，被告也认定为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的违法行为。到2018年8月初，在高某某2的怂恿下这伙人预谋开始实施更严重的抢占易得公司商铺。从8月1日开始，高某某2等人就开始破坏水岸府邸一期的防火装置、进水检修井，先是从已分配给村民的商铺内割楼板、砌墙。到了19日就开始抢占属于易得公司的商辅。原告发现后，一边好言相劝，一边推倒对方的砌墙，使其抢占行为不能得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的8月30日，被告突然将原告传唤至城区派出所并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处罚15日行政拘留。蹊跷的是，原告被带到城区派出所时，高某某2已在派出所等待，这说明高某某2事先就知晓要拘留原告。就在原告被拘留的次日，高某某2等人便肆无忌惮的将保安卢锦树打伤后抢占了易得公司的商铺。至此，原告才明白被告为何要在这时拘留原告，很显然就是因为原告妨碍了西街村以高某某2为首的黑恶势力抢占易得公司商铺，拘留原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街村抢占易得公司的商铺清除障碍。故原告认为被告在事发23个月后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目的不具有正当性，不排除公安局内部有高某某2为首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挟私报复。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两份处罚决定书本末倒置，该重处的不处罚，反将制止不法侵害的原告等人认定为“结伙殴打”，实属枉法。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五、六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再次提起诉讼：一、依法撤销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高某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销售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水岸府邸商住二期工程开工手续齐全，属于合法的施工行为，并且已妥善解决了土地及周边相邻权问题,不存在李某某等人所称的违法行为。 第二组证据：《整改通知》、《承包合同》复印件各1份，证明2016年8月30日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水岸府邸二期工程项目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尽快处理工地散落垃圾及围挡不规范等“脏乱差”问题。为此，2016年9月1日，水岸府邸二期工程项目开发企业陕西易得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场地垃圾清理承包给了自己的内部员工高某某1，双方于2016年9月9日签订《水岸府邸二期工程场地垃圾清理承包合同》。因此，本案中原告高某某1作为项目承包人，在履行该合同期间遭到他人强行破坏施工现场、阻挠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向派出所报案未能及时处理的情况下有正当理由采取私力救济来排除妨害、减少自己的损失。 第三组证据：《报案材料》复印件1份，证明在高某某1承包了水岸府邸二期项目垃圾清理工作当天，便遭到西街一组村民李某某等带领村民阻挡工程队正常施工，高某某1便向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报案。 第四组证据：视频资料复制件光盘1张，证明2016年8月25日，易得公司进入工地开始整理施工场地，常某某3、李某某2等村民剪断工地围板、强行闯入工地站在铲车前面阻挡施工。2016年9月9日，李某某等人强行进入易得公司施工场地与高某某1等人发生冲突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高某某3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证明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与西街村一组村民事先预谋，并纠集在一起阻挡施工，目的明确，事实清楚。 第六组证据：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该处罚决定书中事实部分对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一伙阻挡施工的事实予以认定：“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于2016年9月9日因水岸府邸（在建工程）影响到他们住房采光，李某某用钢丝钳将工程彩钢围墙用铁丝剪断，搬开彩钢板后三人进入公司与工地人员发生争执。”原告等人制止不法侵害的合法行为应当依照《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被告却厚此薄彼，将原告行为认定为“结伙殴打他人”，属于明显的歪曲事实，适用法律错误。 第七组证据：《鉴定意见书》复印件1份，证明经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因被西街一组村民阻工而不能正常生产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一天为人民币贰万贰仟零肆拾圆陆角贰分(22040.62元)。 第八组证据：绥德县人民法院（2018）陕0826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行终73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绥德县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六）项之规定，即认为原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明显不当等情形予以撤销，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而被告再次依据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完全相同的处罚决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显属任性执法。 被告某县公安局辩称，一、高某某1等人殴打他人的行为，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016年9月9日8时许，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因水岸府邸楼层（在建工程）影响到他们住房采光，李某某用钢丝钳将工程彩钢围墙铁丝剪断，搬开彩钢板后三人进入工地与工地人员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发生争执，后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将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殴打，致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受伤入院治疗。经调查取证，被告认为高某某1等人殴打他人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违法事实清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二、被告所作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维持。因为本案系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以在认真、仔细、调阅、审查同案人陈述，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受害人病历等证据后，认定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等人身着迷彩服，未采取先报警，直接共同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其行为完全符合《治安行政处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殴打、伤害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之规定，特别是有视频资料为证。2019年8月14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高某某1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被告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高某某1违法事实清楚，且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充分体现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维护了社会良好秩序。三、被告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故意混淆视听，妄想逃脱惩罚，故意给执法机关乱扣帽子、栽赃陷害，按照原告的逻辑其结伙殴打他人，殴打老人是代表公司在执法，公司没权利授权原告打人，所以按照处罚与违法行为相当原则，被告认为对原告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执法不公等问题。综上，被告所作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某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公安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高某某1报案材料和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报案材料的补充复印件各1份，共计3页，证明2016年9月9日10时20分，巡警移交，在银州中路水岸府邸高某某1、常先锋、常飞与他人发生争执并发生殴打，致两位老人受伤住院。经所领导审批，同意调查处理。 第二组证据：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询问笔录、提取笔录复印件各1份，共计21页，证明2016年9月9日，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依法对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进行了询问。经询问，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三人承认殴打了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的事实；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叙述了被打的经过。从李某某、常某某1处提取到现场视频。 第三组证据：受案登记表复印件1份，证明经初查，2017年1月3日公安机关对本案决定受理，并进一步调查案件事实。 第四组证据：照片复印件2张、现场殴打视频复制件1份、高某某3证人证言复印件1份，证明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视频资料上可以清楚的看到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殴打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的经过。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第五组证据：高某某1、常飞、常先锋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共计10页，证明2018年8月1日，经询问常飞，承认殴打受害人的事实；2018年8月31日，经询问常先锋，承认自己和高某某1、常飞拳打脚踢把老头殴打在地，随后又一个老头进来，他们三人也把老头打倒在地；2018年7月3日，经询问高某某1，承认自己和常飞、常先锋对李某某进行了拳打脚踢。 第六组证据：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的住院病历各1份，共计15页，证明李某某从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10月21日在某县医院住院治疗43天，伤情经诊断为：右侧第十一肋骨骨折，头外伤反应，26牙半脱，软组织损伤。在西安市红会医院住院2天，主要诊断为：神经根型颈椎病、肘管综合征、乙型病毒性肝炎。周某从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9月16日在某县医院住院8天，伤情经诊断为：头外伤反应、多发软组织损伤。常某某1从2016年9月11日至2016年9月13日在某县医院住院3天，伤情经诊断为：头外伤反应、软组织损伤。证明三人均系60周岁以上老人。 第七组证据：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共计7页，证明已告知伤者对伤情可以依法进行鉴定。2016年11月8日经询问周某，对其伤情放弃鉴定。2016年11月8日，经询问常某某1，对其伤情放弃鉴定。由于李某某不放弃鉴定又不配合提供病历，直至2018年8月29日经询问李某某，李某某才放弃对其伤情进行鉴定，所以造成本案直至2018年8月30日才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 第八组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印件1份，共计2页，证明经调查取证，决定对涉案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并告知了行为人高某某1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第九组证据：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公安机关处罚决定作出后对被拘留人高某某1家属作出了书面通知，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第十组证据：行政拘留回执复印件1份，证明对高某某1的行政处罚已经执行。 第十一组证据: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告知过高某某1陈述、申辩的权利，其拒绝签字。 第三人周某述称，他们阻工属于正常渠道，准备找县长咨询情况，路过工地，被高某某1等一群打手拉进去殴打。后被人拉起送进医院，住院后也没人问候一下。公安局时隔两天也不处理这个事情，后没办法才作出所谓的行政处罚处理，对他们作出警告处分，他们很不满意。工人没有权利殴打，肯定是公司授权行为，他们的损失就是公安局该处理的事情。综上，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处罚不公，对高某某1的处罚仅是拘留15天，罚款500元，他们觉得处罚轻了，要加重处罚了。 第三人李某某述称，公安局处罚合理，高某某1打他们是有预谋的。 第三人常某某1同周某、李某某述称意见一致。 上述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水岸府邸”二期建设项目侵害周边居民权益抗议书1份，证明他们是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不是闯进去阻工。 经庭审质证，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被告某县公安局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是有人报案后才处理的，对该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视频不是完整的原始的原件，是经过编辑软件剪切形成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周某、常某某1询问笔录均谈到没有受伤，没有提出鉴定；对第三组证据不认可，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案发四个月后形成受案登记表，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组证据中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完全可以看出施工工地本身是用围板进行加固，是李某某等人用钢丝钳强行将施工围板弄开，是典型的违反社会治安的行为；对被告提供的视频超出法定举证期限，不能依法作为定案依据，对高某某3的证言与本案中的另外被处罚人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是2018年7月3日案发后近一年某县公安局在调查有关涉黑案件中的询问笔录，并不是本次行政案件中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联，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超出法定办案时效，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相关事实认定的依据；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强调的是常某某1病历显示是在案发2日后才住院的，常某某1询问笔录中说身体没有不适，常某某1的病历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是作出处罚决定后才收集的，病历记载打的情况不是殴打所造成的，被告没有作出任何调查，不能作为作出处罚的证据；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说明李某某不配合被告的调查，之后原告一直催促报案的相关情况，被告作出了原处罚决定，被告的谈话行为违反法定办案时间，不符合有关办案期限的规定；第八组、九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告知笔录是原行政处罚书的告知书，程序违法；对第十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十一组证据不认可，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认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未提供；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对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在本案当中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供过；对第三组证据不认可，高某某1的报案材料在公安机关卷中，而该报案材料与公安机关卷中的名字不一致，询问笔录中是高某某1，而此报案材料中是高利华，字体也不一致，阻挡工程队施工不是阻挡易得公司；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五组证据谈话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断章取义，不具有真实性，视频资料可以真实的看出本案事实；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是原告自己委托的，是本案委托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程序违法，鉴定依据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说明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做出相同的处罚决定，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原告、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七组证据因陕西易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修建行为是否合法、原告与该公司之间系何种关系，原告所提交的签的是高利华名字的报案材料是否真实及系谁报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冲突是否给陕西易得房地产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及造成多大损失，与原告殴打他人应否受到行政处罚不具有关联性，没有法律赋予公民可以实施殴打他人的行为，上述证据因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原告所提交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原告本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冲突，因第三人质疑陕西易得房地产有限公司修建行为而与该公司产生权益冲突，即使原告与该公司签有清理垃圾的合同，如果不能正常清理垃圾原告本该告知该公司原因，而不该不论是为自己清理垃圾还是为该公司施工自行采取殴打六十周岁以上老人的行为，原告有殴打他人的行为应受到处罚；第三人虽有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且有前因，被告给予第三人的处罚轻属合法、合理，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因原告本人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原告违法行为的证据在被告做出原行政处罚时已经固定；原告不服原行政处罚已经人民法院审理后以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缺漏而撤销原处罚决定又做出新的行政处罚，因原告依然不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且原行政处罚已经绥德县人民法院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对行政诉讼的权利与义务及被告所掌握的证据材料是清楚的，原告也委托了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因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不认可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理由不成立，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依法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因未向本院提交原件予以核对，故不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某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6年9月9日8时许，高某某1伙同他人在某县水岸府邸（二期在建工程）处将李某某、周某、常某某1殴打。2018年8月30日某县公安局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对高某某1行政拘留十五日（已执行完毕），并处罚款500元（罚款已缴纳）的处罚决定。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陕08行终73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某县公安局依据本人陈述、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终审行政判决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高某某1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因原告高某某1认为被告某县公安局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完全相同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程序违法、处罚目的不具有正当性等，诉至法院，提出所诉请求。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被告某县公安局具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行为的执法主体资格。本案中根据原告方及第三人方的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原告高某某1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违法事实真实存在。本案作出行政处罚虽存在迟延，介于原告高某某1违法行为发现在前，受害人李某某对是否鉴定不置可否，而李某某的伤情影响到案件定性，同时根据原告方提供证据可知本案牵扯群众众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故被告在受理案件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存在迟延处罚应系存在正当理由，故原告方诉称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违反效率原则属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为由诉请撤销被告新作出的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且（2018）陕0826行初9号、（2019）陕08行终73号行政判决书是以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原米公（城）行罚决字〔2018〕第195号行政处罚决定，在被告作出原行政处罚时原告的违法事实的证据材料已经收集、被告重新做出的行政处罚送达原告时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而原告拒绝签字的情况下，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米公（城）行罚决字〔2019〕第284号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某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某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拓润前 审 判 员  周 飞 人民陪审员  崔维岗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乔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