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18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生，男，汉族，1970年12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能为，男，汉族，1981年8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志极，男，汉族，1969年8月8日，住湖南省衡阳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奇，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良，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忠林，男，汉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上诉人王华生、曾能为、曾志极因与被上诉人申忠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4民初2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华生、曾能为、曾志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王华生试图跳楼，其中由三个人抱住蒋治林，王华生说要将蒋治林从六楼丟下去”是错误的，当日王华生并没有跳楼的举动，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是错误的。合同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结算单》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25日，被上诉人称其在签订上述两份文件时收到胁迫或威胁，那么在签订时其就应当知道存在撤销的法定事由，其应当在2018年6月21日和2018年8月25日前行使其撤销权，但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28日才诉请撤销上述两份文件，已经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是明确的，而且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8日起诉时明确诉请合同无效，并没有撤销合同的意思表示。直至2018年9月28日，被上诉人才向法院提出行使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其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认定为2018年9月28日。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双方明确约定按照固定价款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却准许被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的。 申忠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无效；2.请求判决原告按《土建劳务承包协议》单价支付被告工程尾款302337.75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告负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该院释明，原告于2018年9月28日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并撤回其第2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桂林市象山区黄村旧村改造工程的承建单位系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四建公司）。广西四建公司承建该项目后将该项目交由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十六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负责施工。2015年10月28日，申忠林代表桂林市象山区黄村旧村改造工程项目部（乙方）与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甲方）签订《建设工程内部经济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桂林市象山区黄村旧村改造工程交给乙方进行施工，建筑面积约15000㎡，框剪结构，层数50栋别墅，每栋三层；合同总造价（不含建安劳保费），合同价款为18000000元，本工程最终合同价以甲方与建设单位最终审定的结算造价（不含建安劳保费）为准；项目财务由甲方进行统一管理，成本与利润由甲方进行核算。甲方按合同造价的2.5%提取利润，其余利润或亏损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2016年1月20日，原告申忠林与被告王华生签订一份《土建劳务承包协议》，约定（摘录）：“原告将位于桂林市象山区所承包的“桂林万福路黄村生态农业旅游度假村---万福人家”工程的土建、安装劳务项目发包给被告王华生施工；总建筑面积25510㎡（地下建筑面积5560㎡、地上建筑面积19950㎡）；承包范围包括临时设施、基坑、基础及主体、装修工程、机械、周转材料、安全文明施工、配合、清理等；承包方式采用包工包机械、包机具、包周转材料，包配件辅材、耗材，包措施费用和劳保用品的方式；保安全、质量、按工期要求完成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内容；付款方式：每月25日前被告必须将已完成的合格工程量上报原告，经原告项目部工长核实签字为准，各标各栋楼按以下方式支付进度款（含材料、人工费、机械费用等），本工程的承包价按建筑面积538元／㎡，其中主体结构单价320元／㎡，装修单价218元／㎡，主体包括：木工按建筑面积130元／㎡，钢筋工按建筑面积40元／㎡，内架按建筑面积21元／㎡，外架按建筑面积28元／㎡，砼工按建筑面积16元／㎡，塔吊按建筑面积20元／㎡，临时用水、用电10元／㎡，砌体单价55元／㎡；装修包括：室内抹灰按建筑面积40元／㎡、外墙抹灰按建筑面积30元／㎡、外墙贴砖按建筑面积48元／㎡、天棚腻子按建筑面积18元／㎡、楼地面工程按建筑面积20元／㎡，屋面工程按建筑面积32元／㎡、其他零星工程按建筑面积30元／㎡。以上单价作为该部分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依据。（1）主体，乙方自筹资金完成一层以下主体混凝土结构后，双方核算已完成工程量，按主体结构的单价支付已完成部分的80%进度款；一层以上主体结构按每月完成面积及主体结构的单价支付80%进度款；主体封顶且相关政府部门对主体验收合格后15日内，该部分的主体工程进度款支付至80%一层。（2）砌体：按该月完成且验收合格的砌体所在楼层的建筑面积及砌体单价，计算支付当月80%的进度款，全部砌体完成并经过验收合格后15日内，该部分的砌体工程进度款支付至80%。（3）装修：按该月完成且验收合格的装修工程所在楼层为单位，依据对应的分项单价计算支付各分项装修工程当月该层的80%进度款，装修工程全部完成且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15日内，该部分的装修工程进度款支付至80%。（4）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乙方应报送结算资料，经甲方相关总站审定后，支付到结算造价的97%，余下3%作为保修金，在一年保修期满后，乙方按合同履行保修条款后无息结清。合同总造价暂定为人民币1300万元，结算时按承包单价和实际施工的建筑面积计算；合同施工工期为400日历天，2015年12月20日起计算。” 被告曾能为、曾志极与王华生系合伙人，共同承建上述工程。2016年4月13日，万福人家项目部向被告发出《停工通知》，主要内容为：“由于21#、23#、25#外围土方未回填，20#楼9轴*B～E轴外架垫层未浇筑，而导致楼层施工面，无外架、无防护，而无法保证作业人员安全施工，因此本项目部发出停工通知，于2016年4月14日开始停工。”被告王华生签收了该份《停工通知》。 2016年10月12日16时10分，涉诉项目管理人员覃家明向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二塘派出所报警称，在黄村工地农民工堵门。派出所干警到达经了解是劳资纠纷，已登记处理。被告称，堵门的农民工系其班组的工人，因向被告索要工资，故在工地堵门。 2016年10月22日，原告（甲方）与三被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摘录）：“1.20#楼、21#楼、22#楼、23#楼、25#楼、15#楼、26#楼、27#楼、28#楼、29#楼、30#楼、31#楼做完施工图内的全部工程量。12#楼、13#楼按现完成工程量结算。…3.由于本工程原因不能按原合同签订的总工程量完成，甲方自愿支付乙方违约金300000元作为赔偿，如现有工人继续在工地施工仍然算甲方违约，甲方自愿再赔偿违约金300000元给乙方，若没有三合伙人的工人在本工程场地内施工，甲方除上述补偿300000元外不负其他任何补偿责任。…5.2016年10月30日前退还乙方押金10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前全部退还剩余400000元。6.20#楼、21#楼、22#楼、23#楼、25#楼、15#楼、26#楼、27#楼、28#楼、29#楼、30#楼、31#楼框架主体必须在2016年12月29日完工，如果未完工甲方有权拖延工程款。” 2016年11月3日，万福人家项目部向被告发出《停工通知》，主要内容为（摘录）：“由于项目部管理人员多次口头警告却未能按技术交底进行施工，抹灰班依旧还是出现以下质量问题：1.样板房阴阳角未能达到施工规范要求，平整度未能达到交底要求，现在出现很多裂缝。2.内外墙钢丝网片未按施工要求张挂。3.内外墙平整度未能达到规范要求。4.现场发现使用石灰王。5.主体验收整改问题未解决。以上问题直接影响到本工程质量，由此项目部只能采取停工整改措施。”被告王华生在该份《停工通知》上签字。 2017年1月6日14时10分，刘长成向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二塘派出所报警，称在黄村四建工程项目部有一工人爬上吊塔控制室不下来，阻碍工程施工。派出所干警到现场了解并劝导，阻工工人廖东柏从吊塔下来，经了解，其与工头之间存在劳资纠纷。被告称，廖东柏系其班组的工人，因问被告索要工资，故爬上吊塔控制室不下来，阻碍施工。 2017年3月24日，万福人家项目部向被告发出《通知》，主要内容为（摘录）：“桂林万福路黄村生态农业旅游度假村-万福人家项目20#楼-25#楼抹灰工程于2016年10月25日进场至今已5个月却未能完成抹灰工程。现在已严重影响到本工程进度，外架使用期已超出工期，抹灰班组必须加派人手完成抹灰工程…。”被告曾志极在该份《通知》上签字。 2017年6月21日上午，三被告与二十个工人左右就涉诉项目结算问题到工地项目部找原告申忠林。被告称一起去的工人均系其班组的工人，因索要工资，故与被告一同前往在项目部办公室门口等待原、被告结算结果。三被告与原告在项目部办公室内就涉诉项目结算问题进行交涉，发生争执，并打烂办公室内玻璃等物品，期间申忠林通过微信联系涉诉项目管理人员徐新要求其报警，但徐新并未报警。当天原告（甲方）与被告王华生、曾能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26﹟、27﹟、28﹟、29﹟、30﹟、31﹟按建筑面积325元/㎡，剩余工程量与乙方无关；15﹟、20﹟扣除125元/㎡按建筑面积413元/㎡结算；21﹟、22﹟、23﹟、25﹟按原合同结算；甲方负责26﹟、27﹟、28﹟、29﹟、30﹟、31﹟水电必须在2017年元月份全部完工，如果没完工，水电按单价全额结算，但必须水电材料到位，6月份水电装修报量；付款方式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乙方20万元，15﹟、20﹟、21﹟、22﹟、23﹟、25﹟按合同价付款，26﹟、27﹟、28﹟、29﹟、30﹟、31﹟在2017年8月份付合同价90%，9月份全部付清；外墙除去5元/㎡。” 另被告称当天其与原告还签订一份《万福人家项目部分楼栋单价及工作量结算依据》（以下简称《结算依据》）。原告对该份《结算依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表示，已记不清楚具体签订时间。该份《结算依据》对涉案工程被告完成的工程楼栋号、建筑面积、综合单价、总计金额、已完成工程量等作了确认，其中：15﹟楼、20#楼，建筑面积分别为1199.4㎡，均已完成主体框架、砖墙，综合单价413元/㎡，总计金额分别为495352.2元；21﹟楼、22#楼、23#楼，建筑面积分别为1199.4㎡，均已完成主体框架、砖墙、内外墙抹灰、屋面，综合单价498元/㎡，总计金额分别为597301.2元；25﹟楼，建筑面积为472.6㎡，已完成主体框架、砖墙，综合单价498元/㎡，总计金额为235319.94元；26﹟楼、27﹟楼，建筑面积分别为491.53㎡，已完成主体框架，综合单价325元/㎡，总计金额分别为159747.25元；28﹟楼、29﹟楼、30﹟楼、31﹟楼，建筑面积分别为877.14㎡，已完成主体框架，综合单价325元/㎡，总计金额分别为 285070.5元；12﹟楼、13﹟楼基础工程（基础地梁以下）：200000元；施工图外增加工程量（木工班组、钢筋班组、砼班组）合计金额：301985元；以上合计金额4989689.44元。原、被告对该份《结算依据》确认的已完成工程量均无异议，但对于载明的综合单价原告不认可。被告称，之所以该份《结算依据》及《补充协议》载明的单价与原双方签订的《土建劳务承包协议》约定的单价不一致，系因涉诉工程未做完，如按原协议约定的单价进行结算不合理，故与原告协商对各分项目的单价进行了调整。 2017年8月25日早上9：00左右，三被告与约二十个工人到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六楼办公室找到该公司负责人蒋治林，要求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当时原告也在现场。期间，双方僵持不下，到中午时候，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王华生试图跳楼，其中有三个人抱住蒋治林，王华生说要将蒋治林从六楼丢下去。后被告拨打110报警。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平山派出所出警后，将原、被告及蒋治林等人带回派出所。下午原、被告及蒋治林等人在派出所办公室内继续就涉诉项目的结算问题进行交涉。派出所干警并未参与其协商过程。一直至下午六、七点左右，原告与被告王华生在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平山派出所签订一份《工程价款结算单》，主要内容为：“水电面积10960㎡×23元/㎡= 252080元；王爱国杂工11000元；曾志国杂工返工16000元；廖东北增加砖墙4430元；王倦生接电泡水4760元；以上共计288000元。王华生组在该项目完成工程量已全部结清，总合计伍佰贰拾柒万柒仟陆佰捌拾玖元（￥ 5277689.44元）。”王华生在该份《工程价款结算单》注明：“借支3187500元，应付2090189元。”广西四建第十六分公司负责人蒋治林在该结算单上注明“本人见证，由申忠林承包的万福人家项目有关资金到公司账户后，及时按相应比例支付给王华生。”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称，该《工程价款结算单》载明的工程款金额5277689.44元，系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万福人家项目部分楼栋单价及工作量结算依据》计算的工程款金额4989689.44元加上288000元计算得出。 当日原告申忠林另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王华生组结算帐目所欠款项以甲方拨款数量比例支付，到2018年元月止，保证支付1500000元，余款在2018年6月底全部付清，万福人家若不继续做了，在今年农历年前全部付清。” 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据》统计，截止2016年10月12日，原告已支付被告1870000元；截止2017年1月6日，原告已支付被告2340000元；截止2017年6月21日，原告已支付被告3266500元；截止2017年8月25日，原告已支付被告3337500元，被告称其中150000元系原告退还被告的押金。2017年8月26日，原告支付被告150000元。2018年2月9日，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甲方）与三被告（乙方）签订《代付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为协助解决申忠林与乙方之间的纠纷，经申忠林签字认可，甲方为申忠林代付130万元费用，乙方收到上述130万元后，承诺此后与申忠林之间的纠纷自行按法律程序解决，与甲方无关。若实际确定申忠林不欠乙方费用，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部返还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每月2%，对该代付发生争议，双方同意交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解决。”该协议签订后，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支付被告1300000元。涉案项目于2017年8月25日正式停工。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该院依法委托广西诚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诉工程被告已完成的工程项目按当时定额进行工程造价鉴定。2019年11月18日，广西诚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诚华鉴字（2019）485号《桂林市万福路黄村生态农业旅游度假村-万福人家工程鉴定报告》（以下简称《万福人家工程鉴定报告》），就原告申请鉴定事项，鉴定意见为：根据“桂林市万福路黄村生态农业旅游度假村-万福人家工程”的施工图及现场勘验数据进行计算，根据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其配套费用定额进行鉴定，鉴定工程款为 2219485.21元。 另对比根据原告主张撤销的《补充协议》、《工程价款结算单》计算的工程款金额与根据原、被告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计算的工程款金额，因《工程价款结算单》载明的工程款总额系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万福人家项目部分楼栋单价及工作量结算依据》计算出来，因此，实际对比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计算的工程款金额与《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计算的工程款金额：一、15#楼、20#楼，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按413元/㎡计算，已完成建筑面积为2398.8㎡（1199.4㎡×2），该两栋工程款为990704.4元；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该两栋楼已完成主体框架、砖墙，装修未完成，按320元/㎡计算，工程款为767616元（2398.8㎡×320元/㎡）；15#楼、20#楼，原、被告争议的工程款相差223088.4元 （990704.4元-767616元）。二、21﹟楼、22#楼、23#楼，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按498元/㎡计算，已完成建筑面积为3598.2㎡（1199.4㎡×2），该三栋楼工程款为1791903.6元；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该三栋楼已完成主体框架（265元/㎡）、砖墙（55元/㎡）、内外墙抹灰（70元/㎡）、屋面（32元/㎡），按422元/㎡计算，工程款为 1518440.4元（3598.2㎡×422元/㎡）；21﹟楼、22#楼、23#楼，原、被告争议的工程款相差273463.2元 （1791903.6元-1518440.4元）。三、25﹟楼，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该栋楼工程款为235319.94元；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该栋楼已完成主体框架（265元/㎡）、砖墙（55元/㎡）、内外墙抹灰（70元/㎡）、屋面（32元/㎡），按422元/㎡计算，工程款为199437.2元（472.6㎡×422元/㎡）；25﹟楼，原、被告争议的工程款相差 35892.74元（235319.94元-199437.2元）。四、26﹟楼、27﹟楼，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按325元/㎡计算，已完成建筑面积为983.06㎡（491.53㎡×2），该两栋楼工程款为319494.5元；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该两栋楼已完成主体框架，未完成砖墙及装修，按265元/㎡（320/㎡-55元/㎡）计算，工程款为260510.9元（983.06㎡×265元/㎡）；26﹟楼、27﹟楼，原、被告争议的工程款相差58983.6元（319494.5元-260510.9元）。五、28﹟楼、29﹟楼、30﹟楼、31﹟楼，根据《补充协议》、《结算依据》，按325元/㎡计算，已完成建筑面积为3508.56㎡（877.14㎡×4），该四栋楼工程款为1140282元；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该四栋楼已完成主体框架，未完成砖墙及装修，按265元/㎡（320/㎡-55元/㎡）计算，工程款为929768.4元（3508.56㎡×265元/㎡）；28﹟楼、29﹟楼、30﹟楼、31﹟楼，原、被告争议的工程款相差210513.6元（1140282元-929768.4元）。以上12栋楼，根据原告主张撤销的《补充协议》、《工程价款结算单》计算的工程款与根据原、被告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计算的工程款，相差801941.54元（223088.4元+273463.2元+ 35892.74元+58983.6元+210513.6元），即根据原告主张撤销的《补充协议》、《工程价款结算单》计算的工程款比根据《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计算的工程款多801941.54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合同撤销权是否已过法定除斥期间；二、原告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是否系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的，是否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原告行使合同撤销权是否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体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25日签订《工程价款结算单》，原告主张受到被告胁迫而签订上述合同，原告应在签订上述合同时就应当知道该合同撤销事由，因此，其申请撤销《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的期限应分别从2017年6月21日及2017年8月25日起算。原告于2018年1月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以受到被告胁迫为由主张确认上述《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无效，虽其起诉时未明确提出撤销合同，但其提出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所基于的事实系受到被告的胁迫而签订涉诉合同，该事由属撤销合同的事由，且实质上原告在起诉时已对该《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的效力提出异议。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应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作为其行使撤销权的时间，而应以其起诉的时间，即2018年1月8日作为其行使撤销权的时间。该时间距离原告知道涉诉合同撤销事由之日起并未超过1年，因此，该院认定原告行使合同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原告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是否系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的，是否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关于“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的规定，认定是否构成胁迫，重点在于审查一方是否实施了要挟行为，迫使另一方不得已而作出了违背本意的意思表示。具体到本案而言，首先，被告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对此，该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建劳务承包协议》已对涉诉工程各分项目的单价作出明确约定，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认为该合同约定的各分项目单价不合理，就此与原告多次进行协商，要求调整各分项目单价，以调整后的单价对已完成工程进行结算。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就此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三被告以及其班组工人二十人左右以索要工程款为由向原告施压，且有采取打砸，长时间持续控制、跳楼等过激行为。被告称，原告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条》统计，在双方2017年6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原告已支付被告3266500元，被告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有拖欠其工程款的情形。因此，被告以原告拖欠工程款为由才采取过激行为理由不成立。事实上，被告采取的一系列过激行为的目的就是要求重新调整涉诉工程各分项目单价金额以对其完成工程进行结算，其行为违反了签订合同所要求的平等、自愿原则，足以认定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胁迫行为。其次，原告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是否违背原告本意，是否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对比根据该《补充协议》、《工程价款结算单》计算的工程款金额与根据原、被告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建劳务承包协议》计算的工程款金额，仅15#楼、20#楼-23#楼、25#楼-31#楼，总共12栋楼的工程款金额，前者就比后者多801941.54元，该金额还不包括原、被告双方对12#楼、13#楼基础工程及施工图外增加工程量等争议数额。原告作为一名普通自然人，在原合同已就涉诉工程各分项目单价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同意再就涉诉工程各分项目单价作出调整从而致使仅部分项目调整后的工程款比其原工程款多出801941.54元，不符合常理；且根据广西诚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万福人家工程鉴定报告》，按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其配套费用定额计算，涉诉工程被告已完成工程的工程造价为2219485.21元。该金额亦远远低于上述《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确认的工程款金额 5277689.44元。因此，该院认定，原告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的。 虽《工程价款结算单》系在桂林市内签订，但派出所干警并未参与原、被告协商的具体过程，且被告对原告实施的胁迫行为并非仅仅发生于2017年8月25日当天，而系2017年8月25日之前就存在，其胁迫的形式亦非仅限于对原告人身安全的威胁，还包括以众多农民工索要工资、跳楼自杀等形式对原告心理造成压力。因此，《工程价款结算单》在派出所内签订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未受到被告的胁迫。综上，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其与被告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原告申忠林与被告王华生、曾能为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二、撤销原告申忠林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的《工程价款结算单》。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申忠林的合同撤销权是否已过法定除斥期间；二、双方当事人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是否可以撤销。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2018年1月8日，申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无效，理由是《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缺乏合同根据和法律依据，是受到胁迫要挟的情况下所为，不是申忠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告知申忠林变更诉讼请求。申忠林向一审法院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双方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本案不应以申忠林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作为其行使撤销权的时间，而应以其起诉的时间，即2018年1月8日作为其行使撤销权的时间，该时间距离申忠林签订《补充协议》及《工程价款结算单》并未超过1年，因此，申忠林的合同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二、2016年10月12日16时10分，涉诉项目管理人员覃家明向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二塘派出所报警称，在黄村工地农民工堵门。堵门的农民工系上诉人班组的工人，因向上诉人索要工资，故在工地堵门。2017年1月6日14时10分，刘长成向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二塘派出所报警，称在黄村四建工程项目部有一工人爬上吊塔控制室不下来，阻碍工程施工。派出所干警到现场了解并劝导，阻工工人廖东柏从吊塔下来，经了解，廖东柏与工头之间存在劳资纠纷。廖东柏系上诉人班组的工人，因问上诉人索要工资，故爬上吊塔控制室不下来，阻碍施工。2017年6月21日上午，上诉人与二十个左右工人就涉诉项目结算问题到工地项目部找申忠林。上诉人称一起去的工人均系其班组的工人，因索要工资，故与上诉人一同前往在项目部办公室门口等待双方结算结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项目部办公室内就涉诉项目结算问题进行交涉，发生争执，上诉人打烂办公室内玻璃等物品。2017年6月21日被上诉人（甲方）与上诉人王华生、曾能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8月25日早上9：00左右，上诉人与约二十个工人到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六楼办公室找到该公司负责人蒋治林，要求广西四建十六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到中午时候，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王华生试图跳楼，其中有三个人抱住蒋治林，王华生说要将蒋治林从六楼丢下去。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平山派出所出警后，将上诉人、被上诉人及蒋治林等人带回派出所。2017年8月25日下午六、七点左右，上诉人王华生与被上诉人申忠林在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平山派出所签订一份《工程价款结算单》。上诉人及其班组的工人，采取在工地堵门、爬上吊塔控制室不下来、打烂办公室内玻璃等物品、跳楼等胁迫手段，使被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25日签订的《工程价款结算单》，被上诉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华生、曾能为、曾志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35元，由上诉人王华生、曾能为、曾志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裕松 审 判 员 邹国良 审 判 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毛雪梅 书 记 员 陈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