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11行初69号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大仙观片第八村民小组。代表人：卿靖林，该组组长。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零陵区南津中路**。法定代表人：赵立平，该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建国，该区调处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清泉，该区调处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法定代表人：朱洪武，该市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一村民小组。代表人：袁德田，组长。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二村民小组。代表人：刘井上，组长。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三村民小组。代表人：袁德屋，组长。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四村民小组。代表人：刘爱国，组长。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五村民小组。代表人：刘德华，组长。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六村民小组。代表人：刘铸华，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保国，湖南新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民，湖南新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大仙观片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仙观片8组）不服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零陵区人民政府）林木林地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6日依法立案受理，同日向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迴龙山片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第三村民小组、第四村民小组、第五村民小组、第六村民小组（以下分别简称迴龙山片1-6组）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艾久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成大辉、人民陪审员黄尚鹏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寇伶俐担任庭审记录，于2020年6月2日上午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赵立平、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朱洪武、第三人迴龙山片5组代表人刘德华、第三人迴龙山片6组代表人刘铸华，迴龙山片1-6组的委托诉讼代表人陈顺民，经本院依法通知，因故未到庭。原告大仙观片8组的代表人卿靖林，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建国、何清泉，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第三人迴龙山片1-4组代表人袁德田、刘井上、袁德屋、刘爱国，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保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3日作出零政决字（2019）8号《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处理决定书》）。该决定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车田里矿山东面和袁、刘姓矿山西面界线的确定。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执的依据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山林权证》，因双方的山场在《山林权证》上填登的是相互为界，但在现场指认上各不相同，产生矛盾。经核实，1957年迴龙区片1-6组刘九正石山岭竹山的东、南界线就是大仙观片8组车田里矿山西至界线，车田里矿山的北至是矿顶小横路横过，东至是袁姓干漕，南至是田坡（现为横路）。经现场勘查，壇山岌、矿顶小横路横过之处的下面就一条“干漕”直下山脚田坡，这与70号《山林权证》上诉填登的矿山四至也是相对应的。双方的新林权证均被法院撤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大仙观片8组主张干漕在石板桥之上沿水漕到矿山顶，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第三人主张干漕在卿昌柏山脚下团竹直下路边田坡，理由也不充分，证据也不足，不予支持。本政府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于各抒己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三）项、第十条、第十一条，《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处理如下：一、争议双方的东西界线为壇（坛）山岌横路（崩坡东边的岌埂边）沿漕直下卿锡美夫妇墓外围东2米处，再直下至小涧里路南侧止；二、争执范围内坟墓维持原状，其保护范围以坟墓外围为限；三、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与本决定相抵触的，以本决定为准。原告大仙观片8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8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做出的《8号处理决定书》。原告大仙观片8组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书》；2、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依法确认原告车里田矿山的东面与第三人迴龙山片1组小里江矿山的西面，以坛山岌下石板桥上车田里与小里江分界芒坡箐干漕作为双方的界线；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理由：一、《8号处理决定书》和《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界线错误。1、原告1957年民字第83号《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协议书》第一条“刘九正所管石山岭竹山，右至卿昌柏山，左至坛山岌卿姓矿山；第二条卿姓车田里矿山，左至袁姓干漕，右至沿坛山岌经刘九正竹山号字及谢花木，羊奶柱及至卿昌柏山脚下。”这说明原告车田里矿山东面干漕界线与袁家壹生产队（组）矿山西面干漕界线就在坛山岌下唯一芒坡箐干漕。同时根据1991年《永州市土地权属认定书》第2页第2条拐点1设在高矿山脚下芒坡箐始端处。第4条拐点2设在刘场富屋后石桥的中心处。第5条从拐点1向南至拐点2以芒坡箐中心线为界，左属迴龙山村，右属大仙观村，该证据显示的界线干漕就是石板桥上小里江与车里芒坡箐分界干漕。2、原告编号70号第八组《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三栏上矿山，东至袁姓干漕，第三人编号6号袁家壹生产队（组）《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一栏上矿山，西至卿姓干漕，双方证件显示的东西界线参照物都是干漕。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双方东西界线参照物变成了卿锡美夫妇坟。3、以干漕为界限山场东面有刘世佳墓碑地名小里江证明山场西面有原大仙观村7组耕地承包到丘明细表田亩册地名车田里为证。说明干漕以西是车里田，干漕以东是小里江。《8号处理决定书》《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坛山岌矿顶小横路横过之处的下面就一条干漕直下山脚田坡（现为小涧里路）与事实不符。这就说明卿锡美夫妇坟往东2米处至芒坡箐干漕段不是小里江而是车田里。4、原告《零陵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矿山山场地名与芒坡箐干漕以西地名同为车田里。5、《8号处理决定书》《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能根据外头屋陆生产队（组）编号50号《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五栏填登的矿山：“东至白竹漕大漕，南至小里江大路，西至卿姓矿山，北至矿山上茅路，面积五亩。”就认为穿过芒坡箐干漕以西车田里矿山至卿锡美夫妇坟往东2米处。6、原告车田里矿山东面呈下宽上窄中间向外微弧状，左上角与上面刘九下石山岭竹山的左下角坛山岌交界。第三人袁家壹生产队（组）矿山西面呈下窄上宽中间向内微弧状，右上角与上面刘符山的右下角坛山岌接界。7、1957年民字第83号《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协议书》第三条“四社刘九正石岭竹山所处之矿石借用卿姓荒山过路，但只准刘姓借用过路，不得开挖卿姓矿山。”原告车田里矿山上面横路上刘九正竹山只有靠坛山岌附近才有石灰矿石，所以借用卿姓荒山过路，应在坛山岌附近下方卿姓矿山。若按照被告认定的“卿锡美夫妇坟往东2米处”那刘九正石岭竹山所出之矿石只能借用袁姓荒山过路，而非卿姓。被告说万子岭就有矿石的说法明显是模糊概念，因为万子岭横路以下车田里矿山确实有矿，而横路上竹山明显无矿。二、《永州市土地权属认定书》是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已成为事实的行政行为，不会因为当事人签名与否而影响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效力。三、自解放以来车里矿山都是原告方所有和管理。且原告有合法有效的《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三人无任何有效证据，但二被告硬要给第三人在原告车田里矿山山场内攫取一片山场。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91年《湖南省永州县（市）土地权属认定书》，第2条拐点1设在高矿山脚下芒坡箐的始端处。第4条拐点2设在刘扬富屋后石桥中心处。第5条拐点1向南至拐点2芒坡箐中心线为界，左属迴林山村，右属大仙观村，其证，原告车田里矿山东面与第三人矿山西面的干漕界线就在壇岌下石板桥上唯一的芒坡箐干漕。证据2、1957年《零陵县富家桥法庭调解协议书》，第一条，刘九正石山岭竹山左至壇山岌卿姓矿山。第二条，卿姓车田里矿山左至袁姓山干漕，其证，原告车田里矿山东面与第三人矿山西面干漕界线就下壇山岌下唯一芒坡箐干漕。证据3、1953年《零陵县土地房产所有证》1份，原大仙观村柒组耕地承包到丘明细表2份，其证原告车田里矿山与田亩册明细表车田里地名一致，芒坡箐干漕以西为车田里，而不是被告：零政决字（2019）8号处理决定书第12页第八行末（现为小润里路）。证据4、原告车田里矿山与第三人矿山草图一份，壇山岌下无水源干漕现场照片1张，本草图与现场照片一致，其证壇山岌下唯一芒坡箐干漕就是原告车田里矿山的东面与第三人小里江矿山的西面干漕界线。证据5、卿锡美夫妇坟往东山场片区现场照片一张，其证明：卿锡美夫妇坟往东2米处没有被告零政决字（2019）8号处理决定书中所述的干漕。证据6、壇山岌下芒坡箐干漕以东刘世佳墓碑照片1张，碑文上显示地名小里江，其证明，壇山岌下芒坡箐干漕以东地名小里江证据7、原告编号70号第组《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三人编号陆号袁家壹生产队（组）《零陵县山林权证》各一份，编号70号山权证第三栏矿山：东至袁姓山干漕，编号陆号山林权证第一栏矿山，西至卿姓干漕，双方其证件界线都是干漕，而现场壇山岌下石板板上车田里与小里江分界芒坡箐干漕十分明显而不是被告适用《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段四至不清楚的。证据8、第三人编号50号外头屋陆生产队《零陵县山林权证》1份，编号50号山林权证第五栏矿山四至：东至白竹漕大漕，南至小里江大路，西至卿姓矿山，北至矿山上茅路，面积伍亩，南至小里江大路，应在壇山岌下石板桥上车田里与小里江分界芒坡箐干漕以东，而不是被告零政决字（2019）8号处理决定书中所述往芒坡箐干漕向西延伸至卿锡美夫妇往东2米处。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辩称：1、干漕在坛山岌边是对的。双方的《零陵县山林权证》上的矿山都是互以“干漕”为界。干漕在哪是需要确定的关键部位。从现场看有三条“干漕”，一条在争执山场的右边，即是袁姓和刘姓所指认的在卿昌柏的山脚下的团竹、羊奶柱到路边缺口处；一条在坛山岌右边位置，即处理决定认定的位置；一条在坛山岌左边，即书家巷子石板桥之上沿漕上到矿顶。原告指认的坛山岌左边干漕的位置，与1957年富家桥法庭调解协议上所确定的（一）（二）不相符，卿姓的矿山应不超过刘九正石山岭的左边界线，左边界线与刘符学的山相连，而卿姓所指认的干漕到了刘符学的山脚下，这是不对的。其二，卿姓指认这条干漕与卿姓的管业事实也不符，卿姓没有管到这条干漕来。所以认定卿姓所指认的干漕作为争执山场的分界线也是不对的。2、1991年《土地权属认定书》是行政界线的范畴，确定行政界线应该要双方到场认可，才能有效。3、关于借山过路的问题。原告讲只有坛山岌边上才有石灰矿石，刘九正石山岭其他的地方没有矿石，这是不对的。现实中刘九正山脚山坡边都有矿石，特别是在万子岭边矿石更多，现在还有开采痕迹，所以1957年的调解书上才出现了刘姓所取矿石，要借卿姓矿山过路之说。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8日到现场询问勘验时，并没有讲政府处理界线处没有漕。综上所述，《8号处理决定》是根据争议双方的山林权证和现场实际情况确定的，符合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对《8号处理决定书》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26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迴龙山片1-6组《零陵县山林权证》，拟证明：争挑山场龙山片1-6组都占，在山林定权发证时主张了争执山权属。证据2、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书（民字第83号），拟证明：争执山场之上的石山岭在1957年与第三人发生过争执，可以佐证现争执山场干漕的分界线。证据3、刘九正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拟证明：现争执山场之上的山是刘九正土改的山场，四至清楚。刘九正已逝，其后人在迴龙山片第三组。证据4、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零林证字（2011）第431003737143号林权证的决定，拟证明：第三人争执山的林权证不合法，已被撤销。也就是其争执的山林权证也有问题，四至不清。证据5、团结大队（现大仙观片）第8组70号《零陵县山林权证》，拟证明：争执山场定权发证时其主张了权属。证据6、卿汝富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拟证明：争执山在土改时就属卿姓所有。证据7、政府工作人员调查笔录、调解笔录，拟证明：政府作出本案的处理决定是通过了详细的调查和多次调解的。证据8、《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湘1102行初171号，拟证明：龙山片1-6组4300229069号小班165《林权证》被零陵区人民法院撤销导致零政决字［2019］3号处理决定书也被永州市人民政府撤销。证据9、《湖南省永州市土地权属认定书》，拟证明：1991年行政村边界走向拐点在争执山中，但龙山片无人指界签字，此走向拐点无效。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辩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受理程序合法；2、永州市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了审理；3、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了各方当事人。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其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存根，拟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程序合法。证据2、区政府处理决定书、区政府行政复议答复意见、区政府提供证据（因证据内容与区政府提交一致，故仅提交目录）、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市政府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证据3、邮件凭证、送达回证，拟证明：市政府将复议文书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当庭述称：一、迴龙山一组与大仙观片8组的两份《零陵县山林权证》确定了卿姓矿山、袁姓矿山的四至界线，明确了四至方位地点。卿姓矿山最北边是矿山顶，袁姓矿山的最北边是刘姓竹山，因此，卿姓矿山不可能在刘姓竹山下。袁姓矿山最东边与刘姓为界，迴龙山二组的山林权证记载“南穴坳山”最西边是刘姓坟山，因此，刘姓坟山应当在山场的中间，卿姓矿山不可能越过刘姓坟山，否则，卿姓矿山就不是和袁姓矿山交界，而是与刘姓交界了。大仙观片8组的山林权证记载的卿姓矿山面积为16亩，但按照被告的处理决定，原告大仙观片8组矿山远远超过16亩。人民法院应当委托专业的测绘机构进行测绘。二、1957年《零陵县富家桥法庭调解书》系制定迴龙山一组1982年《零陵县山林权证》和大仙观片8组1981年《零陵县山林权证》的依据，该调解书确定的山场界线的标志物至今仍然适用。该调解书第二条确定了袁姓干漕的位置：“卿姓车田里矿山以左至袁姓涧漕，右至坛山岌，刘九正竹山号字及谢花木，羊奶柱及至卿昌柏山脚下，上至矿顶小横路横过为界，下至田坡。”袁姓干漕上一定有谢花木、羊奶柱，并栽有团竹，如果没有上述标志物，那就不可能是袁姓干漕，就不可能是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分界线。《8号处理决定书》完全违背调解书和山林权证确定的内容，其作出的决定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迴龙山一组与大仙观片8组《零陵县山林权证》与《零陵县富家桥法庭调解书》完全可以无缝对接，明确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界线。三、零陵区调纠办对时任副乡长冯长平的询问笔录，充分证实了卿姓与袁姓矿山是以团竹为界，团竹以东为袁姓，团竹的西边是卿姓。但被告却无视调查的事实，违法作出错误的决定。四、大仙观片8组卿姓对涉案山场没有任何管业行为。除了争执山场有卿锡美夫妻及卿汝芬坟墓外，没有任何地上附着物显示为卿姓所有。五、零陵区人民政府做出的《8号处理决定》与2017年的7号处理决定的内容一样，明显违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做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按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终1079号行政判决，零陵区人民政府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不适用优势证据标准的原因，二是不得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但零陵区人民政府上述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本案的优势证据就是袁姓干漕现存的谢花木、羊奶柱团竹足以证明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分界线，但零陵区政府不适用，但没有说明原因，与省高院的判决背道而驰。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57年7月12日原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书，证明：1、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界线；2、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界限中间双方代表栽有团竹为界。证据2、零陵县山林权证7份，拟证明：1、袁家葱生产队林权证记载：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界限存在干漕；袁姓矿山，东与刘姓为界：2、迴林山贰生产队林权证记载；西至刘姓坟山。3、第八生产队林权证记载；东至袁姓干漕。证据3、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界限示意图4份，证实：原告根据1957年7月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书制作的四份示意图，与原告和第三人的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一致，并明确了原告与第三人山林地形的历史情况，至今仍然保留。证据4、四份示意图的说明，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的四至界限，和原告主张的与第三人山林权的东、西界限一致。证据5、袁姓矿山、卿姓矿山人证与物证照片，证实：1、何仙姑村近千人都可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东西界限与原告主张的一致；2、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的东西界限上有团竹、干漕、人工开挖的分界缺口。3、零陵县颁发给原告（袁家葱与処林贰生产队）山林权证东西正好包含刘姓坟山，现存有刘姓墓碑可以证实。证据6、冯长平的证言，证实时任副乡长冯长平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的东西界限以团竹为界。证据7、刘爱国、刘利民、雷建国、袁德田的证言，拟证明：卿家组长亲口承认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的东西界限以团竹为界，雷建国作为零陵区调纠办主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可以证实。证据8、车田里地名变更问题，拟证明：原“车田里”仅是卿姓干漕以西的一丘田。证据9、袁、刘姓矿山管业情况，拟证明：袁、刘两姓对团竹以东矿山的管业情况。证据10、零政决字（2017）7号自然权属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该决定与零政决字（2019）8号自然权属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基本相同。证据11、（2018）湘11行初6号判决书，拟证明：该判决没有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做出的判决与实际不符。证据12、（2018）湘11行终107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处理自然权属争议，应当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和兼顾自然地形的标准进行划分。证据13、零政决字（2019）8号决定书和永政复决字（2020）3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该两份决定书以同一事实与理由做出了与零政决字（2017）7号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证据14、袁德田、袁德厚等人的证言，拟证明：2013年、2014年卿锡美夫妇下葬在袁姓矿山上时，遭到袁姓的阻止，因为卿锡美儿子卿汝武利用职权违规处理了袁姓大队秘书袁德政乱砍乱伐林木的非法行为，使袁德政免除了处罚，袁德政说情，袁姓相关人员碍于面子，才允许卿锡美下葬。证据15、袁德华等人证明，拟证明：2017年8月9日，卿汝芬过世后，其两个儿子在袁家跪求了一夜，请求将其母亲葬在袁姓矿山坪。证据16、袁荣旋等人的证明，拟证明：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界限上种了团竹、羊奶籽树兜、谢花木树兜，还挖了界限缺口。证据17、刘锦煌的证言，拟证明：刘锦煌在当任村支书期间，卿汝龙在袁姓矿山上打厂养鸡，并将刘洋建、刘洋松祖坟墓碑上的“刘”字凿掉的事实，卿汝龙当场赔礼道歉。证据18、刘洋松、刘洋华的证言，拟证明：大约是1999年清明节，刘洋松、刘洋华在扫墓时，发现祖坟墓碑上“文四義”的“刘”字被凿掉了，就去找了在坟旁边打厂养鸡的卿汝龙，并当场打了卿汝龙两耳光，限卿汝龙三天拆厂，卿汝龙当场赔礼道歉，并在三天内拆除了厂子。证据19、刘井上、冯明英的证言，拟证明：自1994年至2015年，刘井上夫妇直在袁、刘姓矿山坪种树、红薯、豆子、花生等，一直在管业。证据20、刘井忠、杨冬英的证明，拟证明：刘井忠夫妇从1975年起到2016年，一直在袁、刘姓矿山坪耕和、种树。证据21、刘氏族谱，拟证明：被凿掉碑文的“刘四義”系刘姓十ー世刘三铨次子。证据22、团竹、羊奶树、谢花木、干漕、缺口现场照片，拟证明：按照1957年富家桥法庭的调解书确认的界限标志，卿姓矿上与袁姓矿山东西界限中间栽有团竹、羊奶树、谢花木、干漕及缺口，现上述界限标志都存在。证据23、袁荣旋调查笔录，拟证明：1、袁荣旋系1958年元月在卿姓与袁姓矿山之间栽团竹、羊奶书、谢花木挖干漕缺口的亲历者，并且干漕缺口系袁荣旋亲手所挖。2、拟证明：卿锡美夫妇下葬系袁德政说情，袁、刘两姓才准许下葬；卿汝芬下葬系两个儿子在袁、刘姓家族跪了一夜，袁、刘两姓才准许下葬在袁、刘姓矿上坪。证据24、袁德田调查笔录，拟证明：卿锡美下葬时，袁德田亲自参与了阻葬，后袁德政说情，才准许下葬。证据25、刘洋忠调查笔录，拟证明：卿汝龙将刘洋忠、刘洋松祖坟墓碑“刘四義”的“刘”字凿掉的事实。证据26、刘洋松调查笔录，拟证明：卿汝龙将刘洋忠、刘洋松祖坟墓碑“刘四義”的“刘”字凿掉的事实。证据27、刘洋煌调查笔录，拟证明：卿汝龙将刘洋忠、刘洋松祖坟墓碑“刘四義”的“刘”字凿掉的事实。证据28、刘井上调查笔录，拟证明：自1994年至2015年，刘井上夫妇一直在袁、刘姓矿山坪耕种，直到2016年，村里搞光伏发电，才没有耕种。证据29、袁荣旋指认照片，拟证明：照片所显示的干漕缺口，正是袁荣旋1958年元月亲手所挖。证据30、刘洋华指认照片，拟证明：被凿掉墓碑姓氏的正是刘洋华的祖先“刘四義”。证据31、冯长平的询问笔录，证明袁姓与卿姓矿上的界线是以团竹为界。经组织庭审质证，对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大仙观片8组质证认为：证据2、4、5、6、7、8无异议。证据1、有异议，山林权证不在争议范围内；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在本案的争执范围内。证据9、1991年确实组织过现场勘界，这点无异议，对权属认定书界限是有异议。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质证认为：证据1、2、3、4、5、8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不在刘姓所属山林权证范围内，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调解事实，调解的没有尊重客观事实；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双方未到场，所指界限无效，县级以上政府才能划分行政区域界限，乡政府组织划分的界限无法律效力。经组织庭审质证，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经组织庭审质证，对原告大仙观片8组提供的证据，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3、5、7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标识、证明目的有异议，分界线到了另外一条漕。图上的壇山岌标识与实际不符。证据6、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8、对山林权证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3、7无异议；证据4、5、6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8、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土地权属认定书》没有迴龙山村相关人员的指界，违背了认定土地权属的相关原则。该认定书是乡镇人民政府制作，不是县级人民政府制作的，不产生认定土地权属的法律效果。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有异议，该调解书没有出现“芒坡箐干漕”，该调解书的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分界线是“袁姓间漕”，且该间漕上有谢花木、羊奶柱等标志物；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与大仙观七组根底承包到丘田明细表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案处理的是山漕，不是房屋与农田。上述两份证据不能对迴龙山一组与大仙观八组的两份《零陵县山林权证》。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该份证据系第三人主观臆断想的“干漕”，与1957年《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书》和《零陵县山林权证》都不相符合。第三人所指芒坡箐干漕，在《零陵县山林权证》中没有出现过。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也认可该出没有干漕，但原告也不认可第三人所指干漕的位置，袁姓干漕的位置应当符合1957年《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调解书》确定的位置。证据6、三性都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实了卿姓矿山与袁姓矿山的东西分界线为袁姓干漕，而不是芒坡箐干漕。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山林权证》没有袁姓干漕的位置，不可能成为与卿姓矿山的东西分界线。经组织庭审质证，对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提供的证据，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30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1、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团竹为界，团竹不在壇山岌下，而是在万子岭之下。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9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单独提交的，是他们单方主张的；证据10-1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4-27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的效力有异议，都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出具的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28、无证人身份信息，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据29、30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据31、与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大仙观片8组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目的有异议；证据3、4，真实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证据5、6合法性有异议；证据7、8、9属于无效证据，有利害关系；证据10-1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4-20、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1、22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3-3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作如下认定：一、对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对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2、4、5、8，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1、3、6、7、9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能证实本案相关事实，原告、第三人的质证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二、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因原告大仙观片8组和第三人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没有提出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三、对原告大仙观片8组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因无相邻双方村组签章，不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当事人均无异议，属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调解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可作为本案争执界线的参考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5、6，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证据7、8系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证明，第三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四、对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当事人均无异议，属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调解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5、8、9、22，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7、14-20，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无法查实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0、11、12，对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23-31，均未附证人身份信息，大部分为第三人村组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未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查实，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大仙观片8组与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争执的山场原告称“车田里（岭）矿山”，第三人称“袁姓矿山”，双方争执的是两山之间的东西界线。为主张权属，原告提供了70号《零陵县山林权证》，其中第3栏填登了矿山，面积16亩，四至：东元（袁）姓干漕，南田背，西万子岭田咀，北矿山顶，附注“六、七、八、十队公占（指卿姓共占）”。原告指认“东袁姓干漕”的位置在石板桥之上沿水槽到矿山顶。而第三人迴龙山片一至六组则提供了迴龙山片一组的6号《零陵县山林权证》，其中第1栏填登了袁姓矿山，四至是：东与刘姓为界，南山脚下横路，西卿姓干漕，北刘姓竹山，附注：全大队公用（指刘姓共占）。第三人指认“西卿姓干漕”在卿昌柏山脚下沿团竹直下山脚路边为界。第三人迴龙山片一至六组还提供了迴龙山片二至六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迴龙山片二至五组自己承认所填登的山场都在，没有与原告矿山交界。而迴龙山片六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的袁矿山四至与迴龙山片一组的基本相同。1957年，原告当时所在的六社区卿姓与第三人当时所在的四社区刘姓因石山岭竹山与车田里矿山界线发生争执，“车田岭矿山”就是现争执的原告方矿山，第三人“石山岭竹山”在“车田岭矿山”的上方。当时，原告方提供了1953年03532号卿汝富《零陵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登有“车田里矿山”，四至为：东袁姓矿山，南万至领（岭），西万至领（岭）矿顶，北田坡，经核实，其南北方位与实际山场方位恰好相反，东西相符。第三人方提供了刘九正《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登有“石山岭”，四至为：东至矿坡炫神树，南至卿昌柏山为界，西壕墙，北至刘符学山，经核实证上所填四至与实际方位需逆时针转90度。由于双方的土改证分别填登的车田岭矿山和石山岭四至与实际方位都有误差，当时的零陵县富家桥人民法庭组织双方重新明确了双方两山之间的界线，法庭给双方制作下发了民字第83号调解书，即：“（一）刘九正（已过世，其后人在，其山也归该组）所管业之石山岭竹山，右（西）至卿昌柏山，左（东）至坛山岌卿姓矿山，以号字竹子为界（其中间以谢花木蔸和楠竹砍蔸直上楠竹号字为界），下（南）至卿昌柏山脚竹子边斜至羊奶柱至坛山岌竹子号字为界；（二）卿姓车田岭矿山，左（东）至袁姓间（干）漕，右（西）至坛山岌刘九正竹山号字及谢花木、羊奶柱及卿昌柏山脚下，上（北）至矿顶小横路横过为界，下（南）至田坡，（以上两块山界定1958年元月双方代表栽团竹为界）。”该调解书确定的山界是原告村民所有的车田岭矿山以西和以北方向与第三人村民所有的石山岭竹山的界线，现双方争执的是车田岭矿山以东方向与第三人袁姓矿山的界线。本院经现场勘测查明：号字的竹子已砍伐，谢花木、羊奶柱、团竹等标志物的具体位置无法明确。在卿昌柏山与石山岭交界处有团竹，但此团竹是卿昌柏山与石山岭东西之间的分界团竹，不是石山岭和车田岭矿山之间的分界线。但是坛山岌依然存在，岌埂边的小路双方指认依稀可辨（从卿昌柏山脚到已经崩坡），矿顶依然存在，岌埂始边的矿顶处之下有干漕，原告过世村民卿锡美夫妇和第三人过世村民刘兴奎分别葬在该干漕两边。在管业上，第三人在解放前在争执山场葬有祖坟，1996年、1997年原告村民卿汝龙在矿顶直下山脚干漕的西边种植了杜仲、银杏等经济作物，矿顶直下山脚干漕以东没有种植，现为荒山。原告村民卿锡美2003年过世，其妻魏根秀2004年过世，在争执山场葬坟时，双方无异议。2017年2月18日，第三人村民刘兴奎过世在争执山场葬坟时，原告方进行阻止，双方发生山林权属争执。原告大仙观片8组向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确权，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16日作出零政决字［2017］7号《自然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大仙观片8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维持了零陵区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大仙观片8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湘11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大仙观片8组的诉讼请求。原告大仙观片8组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湘行终107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2018）湘11行初6号行政判决、零政决字［2017］7号《自然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和永政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60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3日作出《8号处理决定书》，原告大仙观片8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8日作出《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做出的《8号处理决定书》。原告大仙观片8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8号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中，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原告大仙观片8组持有的1981年编号为第70号《零陵县山林所有证》和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持有的1982年编号为陆号《零陵县山林权证》均属于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原告1981年编号70号《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三栏填登的“矿山”东至袁姓干漕，即与第三人山为界；第三人1982年编号为陆号《零陵县山林权证》第一栏填登的“袁姓矿山”西至“卿姓干漕”，即与原告山为界。因此，本案原告和第三人的东西界线填登的都是相互为界，但双方对该界线的具体位置存在分歧。1957年，原告当时所在的六社区卿姓与第三人当时所在的四社区刘姓因石山岭竹山与车田里矿山界线发生争执，第三人刘九正石山岭竹山的东、南界限就是原告车田里矿山西至界限，原告车田里矿山的北至是矿顶小横路横过，东至是袁姓干漕。同时结合现场勘查，坛山岌、矿顶小横路横过之处的下面有一条“干漕”，原告村民卿锡美夫妇和第三人村民刘兴奎的坟墓分别葬在两边。根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对同一林木、林地，双方均能提出具有同等效力的权属证据的，本着兼顾双方利益，结合自然地形的原则划分。”因原告和第三人各自指认的东西界线分歧较大，且均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依职权，结合自然地形，确定争执双方的东西界线为“壇（坛）山岌横路（崩坡东边的岌埂边）沿漕直下卿锡美夫妇墓外围东2米处，再直下至小涧里路南侧止”，符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管业情况，兼顾双方利益，处理恰当，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原告大仙观片8组指认的“东至袁姓干漕”的位置在石板桥之上沿水槽到矿山顶，至刘符学的山脚下，本院经现场勘查并结合1957年《零陵县富家桥法庭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卿姓矿山不应超过刘九正石山岭的界线，不能至刘符学山脚，故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支持。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指认的“西卿姓干漕”在卿昌柏山脚下沿团竹直下山脚路边为界，这与查明的该界线为原告车田里矿山的西至界限相矛盾，故本院对第三人的该意见不予支持。第三人迴龙山片1-6组提出“大仙观片8组的山林权证记载的卿姓矿山面积为16亩，人民法院应当委托专业的测绘机构进行测绘。”的意见，根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所记载的“四至”界线与实际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故对第三人的该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大仙观片8组请求撤销《8号处理决定》和《4号复议决定》，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大仙观片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永州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大仙观片第八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艾久华审 判 员  成大辉人民陪审员  黄尚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杜诗娟书记员寇伶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