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8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丽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侠祯（LIXIAZHEN）。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生超。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刚。原审被告：谢广华（XIEGUANGHUA）。上诉人熊丽红因与被上诉人李侠祯、谢广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李侠祯和谢广华己经移民澳大利亚多年，彼此在国外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没有见到有效的法律文件之前，熊丽红不得而知。而且，即便见到相关法律文书，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远隔万水千山，两国法律尤其是家庭婚姻关系法律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法律文书是否被中国承认和认可也存在法律适用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判断李侠祯和谢广华这样的外籍人士彼此是否夫妻的问题上，我们更应当谨慎小心，更应当严格适用中国的法律法规。三、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不是出具婚姻关系证明的法定机构，无权以任何方式直接证明中国公民的婚姻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婚姻关系，因为：（一）在一审期间，谢广华反复向一审主审法官解释，《证明》是在李侠祯和谢广华移民澳大利亚前，“×派出所”根据谢广华的口头说明写成的，“×派出所”在《证明》上加盖公章前，并没有出函或者派人到西藏拉萨市相关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过调查。正因为如此，《证明》在行文上比较马虎，连李侠桢和谢广华的基本身份信息，如住址、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等都没有记载。又比如《证明》反复出现诸如“1969年十二月三十日”这样基本文法错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为证，且双方的婚姻关系始于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由于一审判决行文逻辑不清，熊丽红无法清楚判断一审判决在此到底要解释什么。但是，无论是依据1986年12月开始生效的《婚姻登记办法》,还是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熊丽红都得不出作为基层公安机构的派出所有权证明婚姻关系的结论。理由如下：1.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区人民政府、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第十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按照档案管理规定，保管好婚姻登记档案。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婚姻登记档案向丢失《结婚证》或《离婚证》的当事人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或《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上述两种证明书同结婚证或离婚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婚姻登记机关也可以根据婚姻登记档案向需要了解情况的公安、司法等机关出具婚姻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离婚、复婚)的证明。”由此可见，《婚姻登记办法》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是各级政府机构，公安派出所没有被赋予出具证明婚姻关系《夫妻关系证明书》的职权。2.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当事人遗失或者毁损结婚证、离婚证的，可以持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出具婚姻关系证明。”第2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出具婚姻关系证明的申请进行审查，并根据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为遗失或者毁损结婚证的当事人出具婚姻关系证明书，为遗失或者损毁离婚证的当事人出具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夫妻关系证明书、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与结婚证、离婚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由此可见，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非但没有赋予基层派出所有权出具婚姻关系证明，反而明确规定在结婚证遗失或者毁损的情况下，原婚姻登记机关才是出具婚姻关系证明的唯一合法机构。3.现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更加强调婚姻登记机关是办理结婚登记及相关婚姻关系证明的唯一机构，根本没有授权其它任何单位或机构出具婚姻关系的证明。而且现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8条明文规定：“男女双方补办结婚证，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条件”。四、一审判决确认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夫妻关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虽然一审判决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确认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夫妻关系，却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文支持这种判断，即一审判决一方面没有确认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夫妻关系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又以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夫妻关系为前提，作出了财产损害事实成立的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缺乏认定李侠祯和谢广华间存在夫妻关系的合法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轻易认定两位外籍人士间存在夫妻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错误。此外，一审判决完全没有考虑熊丽红就职于谢广华所在单位，而该单位存在将私人账号用于单位结算、转账的基本事实，从而将全部199300元认定为谢广华个人财产，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也是错误的。李侠祯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准确，李侠祯与谢广华之间具备婚姻关系，谢广华私自向熊丽红转移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合法配偶的相关权益，一审判决熊丽红予以返还符合法律规定。1.李侠祯与谢广华早在1969年12月30日就已经在西藏结婚，两人的婚姻状况在包括户口本、派出所证明、移民申请资料及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事馆的婚姻关系证明中得到相互印证，即便是两人登记资料因年代久远无法提取，双方从1969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事实的长期夫妻关系，也应当按婚姻关系处理包括离婚及夫妻财产处置等法律行为；同时依据×派出所在1987年1月3日出具的证明及谢广华近期在澳大利亚提起的离婚诉讼等情况也表明了双方婚姻关系持续至今。2.关于×派出所出具证明的效力问题，×派出所在1987年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应当得到认可。首先，派出所作为公民户籍的基层管理机构，其对辖区居民的户籍内容信息出具《证明》属于其职权范围，婚姻信息本身就属于居民户籍信息的组成部分，派出所依据职权出具的相关材料能够认定双方的真实婚姻情况；其次，该证明的内容并非单一孤证，其内容与双方的户籍信息及身份证信息、工作单位信息、移民申请材料、领事馆证明及谢广华个人的陈述等多份资料相互契合印证，足以证明派出所出具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熊丽红在上诉状中所称一审认定的1993000元系将个人账号用于公司结算转账无任何证据支持。1.熊丽红收取的上述大额资金系来自谢广华的个人账户，并非公司账户，该资金流水中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与公司存在关联性，熊丽红作为该收款账户的持有人始终未能提交该资金的使用及支出流水记录，存在故意隐瞒资金支出情况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熊丽红在原审中称是公司财务也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熊丽红在未能提供任何劳动合同、收取工资流水等任何显示存在工作关系材料的情况下，仅依据将社保资料挂靠公司的行为并不构成熊丽红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熊丽红所称纯属子虚乌有。综上，本案中无论是否证实熊丽红与谢广华之间存在婚外感情，谢广华私自将夫妻大额共同财产转交她人都是违背基本的法律规定，熊丽红在具备可以提供上述资金流转情况的能力下，仍然拒不提供，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夫妻共同财产的意图，一审判决对婚姻关系及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处理既考虑到了李侠祯夫妻结婚时我国婚姻登记制度尚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也综合评判了李侠祯所提供证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及熊丽红与李侠祯各自举证责任的划分，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法规的适用都是准确的，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谢广华陈述意见称：一审判决书所依据的北京市海淀分局×派出所证明，不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而是在一张白纸上我本人作为当事人书写的简单说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判决书提到的“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更不能起到任何判定婚姻存在与否的法律依据。因此及我对上述判决提出坚决反对。李侠祯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提出类似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号（2017）粤0106民初×号，前后开庭达五次之多，婚姻存在与否因无可靠证据，至今未能判决。不仅在中国法院，在澳大利亚法院也是如此。我本人与李侠祯在澳大利亚悉尼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多年，离婚诉讼于2016年2月5日在澳洲联邦巡回法院悉尼立案。因为双方无法提供当年结婚的证据，仅判决分居一直未判离婚。2019年9月11日澳洲悉尼法院发出通知，要求继续补充三项结婚证据，法庭将在2019年11月11日再次审核是否签发离婚证书。判决书中提到的199万，我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已多次申明，熊丽红当时职务是公司财务出纳员，银行进出款项为公司财务周转或支出用款，而不是私人用款。因盖拉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2016年已经转让他人，财务账目无法查找，明细举证实属困难。李侠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谢广华向熊丽红赠与400万元财产的行为无效，熊丽红向李侠祯返还400万元，谢广华负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熊丽红、谢广华承担。李侠祯于2018年4月12日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谢广华向熊丽红赠与500万元财产的行为无效，熊丽红向李侠祯返还500万元，谢广华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7年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谢广华同志与李侠祯于1969年12月30日结婚，长子谢平生于1973年4月1日，次子谢宇生于1975年8月31日。李侠祯主张谢广华通过其中国银行尾号×的账户向熊丽红尾号9789的账户转账共计199300元。李侠祯提交了谢广华的中国银行尾号×账号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该清单没有显示对方户名，只显示账号为77×××89，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谢广华向账号77×××89转账18笔，共计1993000元。熊丽红、谢广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熊丽红是谢广华开设的盖拉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财务，熊丽红、谢广华之间系同事关系，并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谢广华也并未向熊丽红的账户进行过转账，也未对熊丽红赠与过任何财产。一审法院向中国银行调取，77×××89账号为熊丽红本人所有，于2013年3月7日开设，于2014年9月4日申请销卡，在该账户存续期间，谢广华向熊丽红该账户共计转账1993000元。熊丽红在庭审时陈述因年代久远不清楚收到的系何款项。李侠祯申请一审法院调查谢广华中国银行深圳时代金融中心支行账号76×××17、62×××49、平安银行广州财富广场支行账号62×××88、中国银行广州天河支行账号69×××31向熊丽红的银行账号77×××89、43×××75（建行深圳新洲支行）、5240947200278640及其他银行账号的转款明细。因上述证据均为谢广华所持有，一审法院向谢广华发出通知书，要求其提交上述银行账户向熊丽红转款的明细。谢广华提供了中国银行深圳时代金融中心支行账号76×××17（卡号62×××49）的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的银行流水，并书面告知一审法院平安银行财富广场支行的账户已消除，银行卡已销毁，往来流水记录无法打印。李侠祯提交谢广华的日记打印件、出游照片、酒店记账单等证据，主张熊丽红、谢广华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且谢广华有记录支付熊丽红巨额款项的记录。谢广华对照片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系出差时所拍，其他证据不予确认。庭审时，李侠祯与谢广华陈述双方仍在夫妻关系期间，尚未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李侠祯与谢广华的夫妻关系有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为证，且双方的婚姻关系始于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有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双方应当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谢广华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熊丽红转款1993000元，未经李侠祯同意，熊丽红对所收到的款项亦未作出合理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熊丽红收取该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侠祯请求熊丽红返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侠祯请求确认谢广华向熊丽红赠与财产的行为无效，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谢广华向熊丽红赠与了哪些财产，该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侠祯请求熊丽红返还500万元，熊丽红应返还1993000元，超出部分李侠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侠祯请求谢广华承担连带责任，但李侠祯与谢广华之间系夫妻关系，双方的财产为夫妻共有关系，李侠祯请求谢广华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熊丽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侠祯1993000元；二、驳回李侠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1800元（已由李侠祯预交），由熊丽红负担23673元，李侠祯负担28127元。本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李侠祯提交了以下证据：1.谢广华1987年6月11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盖有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户口专用章，载明谢广华于1978年12月8日由西藏×县迁入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状况为已婚。2.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于1984年12月31日签发的谢广华身份证，载明的住址与上述《常住人口登记卡》中谢广华的住址一致。被问及为何一审没有提交以上证据时，李侠祯称因年代久远，在一审庭后才找到以上证据。谢广华的质证意见为：因年代久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熊丽红的质证意见为：证据来源不合法，只是户口登记簿，不能证明谢广华的婚姻状况。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有原件，无证据证明来源不合法，应予以采纳。但李侠祯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李侠祯该行为予以训诫。二审调查询问时，谢广华称：2007年8月5日之后其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内地，负责中国内地的公司和学校，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内地居住，就在深圳、广州。李侠祯称：对谢广华长期在中国内地居住是确认的，李侠祯本人目前在澳大利亚居住，在深圳有住所。被问及李侠祯与谢广华之间的财产关系应当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时，李侠祯称：因为双方都在中国内地有住所，且涉案的财产情况都是在中国内地，应当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谢广华称：对于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我不懂，我主张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熊丽红称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没有意见。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本院认为：因李侠祯与谢广华均已取得澳大利亚联邦国籍，系该国公民，本案属于涉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李侠祯与谢广华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因李侠祯、谢广华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人的夫妻人身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李侠祯称其与谢广华于1969年12月30日在西藏×**县领的结婚证，因为时间太久已丢失，当时的档案已经不存在。本院认为，首先，李侠祯所称与谢广华结婚时间1969年12月30日距本案讼争发生时已近五十年，考虑到年代久远、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变迁等因素，判断李侠祯所主张的与谢广华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存在，不能仅以当事人能否提交当时的婚姻登记资料为依据。其次，公安派出所作为户籍管理部门，其记载的辖区居民身份信息具有公信力，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所于1987年1月3日出具的证明、谢广华于1987年6月11日办理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李侠祯与谢广华在移民澳大利亚之前为夫妻关系，无证据表明本案纠纷前该关系已解除。二、关于李侠祯与谢广华之间的财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根据李侠祯与谢广华的选择，两人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李侠祯与谢广华婚姻期间取得生产经营收益、工资奖金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三、关于李侠祯与熊丽红诉争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李侠祯以侵权为由要求熊丽红返还财产，两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李侠祯与谢广华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谢广华向熊丽红转账的涉案1993000元为李侠祯与谢广华的夫妻共同财产。谢广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未经李侠祯同意向熊丽红转移上述夫妻共有财产，属于无权处分，熊丽红也未能证明其接受该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李侠祯要求熊丽红返还涉案1993000元合法有据。综上，熊丽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673元，由上诉人熊丽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林  建  益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