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藏民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顺兵，男，197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务工，四川省安县人，现住四川省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四川央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吟，四川央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法定代表人：程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文江，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柯，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昌都市卡若区分公司，住所地西藏昌都市。负责人：杜传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益西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昌都市。法定代表人：唐建益。上诉人罗顺兵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恒通公司）、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昌都市卡若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西藏益西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益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3民初13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顺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被上诉人重庆恒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柯、莫文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经传唤未到庭，西藏益西公司经公告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顺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藏03民初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依法裁定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法律事实不同。上诉人在本案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事实是其作出的具体施工行为以及相关法律行为，具体表现为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在昌都市标准化牛奶场建设及产品综合开发项目中的施工活动，该行为导致上诉人与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以及重庆恒通公司形成施工合同关系。而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的是案外人涉嫌伪造印章的行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事实。并且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设立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登记，根据《公司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工商登记确定了市场准入的主体资格以及明确了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市场交易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主体能够根据工商登记的内容相信对方的主体资格，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以及其代表的重庆恒通公司能够作为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无论案外人的罪名是否成立，均属于重庆恒通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上诉人实体权利的主张，应当依法保护上诉人的信赖利益。二、法律关系不同。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系由于其与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以及其代表的重庆恒通公司发生的实际施工合同关系，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调整性法律关系，而案外人涉嫌私刻印章的行为导致的破坏公司经营的情况属于刑事法律关系，属于保护性法律关系，与上诉人的主张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三、原审法律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的相关规定，适用该规定第十一条的前提条件是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属于相同的法律事实以及相同的法律关系，且适用该条驳回起诉要满足“不属于经济纠纷”和“有经济犯罪嫌疑”两个条件，但本案中上诉人作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行为属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其产生的法律关系也仅仅为一般民事法律关系，本案纠纷是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当然属于经济纠纷的范畴。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的案外人涉嫌伪造印章的犯罪，其根本不属于经济犯罪，如若犯罪成立，也是属于刑法第六章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四、一审裁定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基于实际施工所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上诉人实际完成了施工修建，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以及重庆恒通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或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当经过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认定，即使主体不适格或者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被上诉人西藏益西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完全可以通过民事判决确定各主体的责任承担情况，而不是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剥夺上诉人的诉权。五、本案不经审理无法判断重庆恒通建设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若本案被驳回起诉，则本案未经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非法剥夺了原告诉权，同时也无法查明重庆恒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更无法判断私刻印章行为与本案是否具有法律上的联系，既不利于原告权利的主张，也不利于私刻印章行为的刑事侦查。被上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罗顺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其所欠工程款16429438.91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2727286.85元，以上两项合计19156725.4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昌都市标准化牛奶场建设及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GF-2013-0201），合同对工期、质量标准、付款周期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第12.4.1款约定“2017年8月15日前未付清已完成工程款按年息10%支付利息”后原告依约完成了工程建设，工程结算价为24529438.91，被告已支付原告8100000元工程款后，拖欠16429438.91元工程款至今未付，西藏益西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经审查认为，有证据反映本案中用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重庆恒通公司的印章、以及设立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的公证书、负责人授权委托书等相关申请资料均涉嫌伪造，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工程结算书封面上的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涉嫌被人恶意从其他文本上提取冒用，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已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罗顺兵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认定本案以及本案是否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经审查，针对案涉重庆恒通公司的印章是否涉嫌伪造，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于2019年8月1日制作万州公（治）立字【2019】2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重庆恒通公司的印章被伪造案立案侦查，并经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鉴定书，结论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重庆恒通公司的印章、以及设立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的公证书、负责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议纪要、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均涉嫌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和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重庆恒通公司与重庆恒通公司昌都分公司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明确对重庆恒通公司的印章被伪造案已正式立案侦查，现仍在侦查阶段，因此本案并非一般的经济纠纷案件而涉嫌经济犯罪嫌疑，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罗顺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熊 红 利审 判 员 普布旦增审 判 员 向 海 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强巴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