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421民初231号 原告：聂元聪，男，194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原告：黄宗会，女，1947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原告：李梦蝶，女，199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原告：李某1，女，2007年7月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法定代理人：李梦蝶（系李某1母亲），女，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原告：李某2，男，201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法定代理人：李梦蝶（系李某2母亲），女，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友富，云南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江，云南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大富，男，197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波，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华，男，197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桂凤，江川星抚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普云华，江川区江城镇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与被告陈大富、张**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元聪、原告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暨原告李梦蝶及原告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江、被告陈大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波、田志平、被告张**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桂凤、普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陈大富、张**华向其五人赔偿聂某1的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聂元聪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黄宗会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李某1的抚养费33488元／年×5年÷2﹦87720元、李某2的抚养费33488元／年×9年÷2﹦150696元以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合计586272.1元，扣除陈大富已给付的10万元及张**华已给付的2万元，还应赔偿466272.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大富、张**华承担。事实与理由：陈大富系承揽张**华自建房建盖的包工头，张**华系建盖自建房的房主。2019年，张**华将其位于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尹旗村委会的房屋建盖工程交由陈大富完成，陈大富为完成建盖工程，又雇请聂某1负责沙石、水泥、瓷砖等材料的搬运工作，报酬由陈大富支付。2019年11月27日，聂某1根据陈大富的安排到张**华的自建房屋内搬运水泥，搬运过程中因从四楼坠落至一楼而当场死亡。聂某1死亡后，陈大富、张**华分别给付其五人10万元和2万元，但对其余赔偿均不予给付。李某1、李某2虽为农业人口，但均系住校学生，经常居住地及生活地为城镇，故其二人的抚养费应按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其五人虽多次与陈大富、张**华协商赔偿事宜，但至今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五人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为支持其五人的诉讼请求，共同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三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四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五人的身份情况及原告主体资格；2.《证明》复印件三份及《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学籍基本信息》复印件、《学籍卡》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其五人与聂某1的关系以及李某1、李某2均为在校学生；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拟证明聂某1的死亡原因。陈大富质证后，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已经载明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系农村居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聂元聪、黄宗会的赡养费及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既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68元的标准计算，也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的标准计算，只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23元的标准进行计算；证据2虽然能够证明李某1、李某2是在校学生，但李某1、李某2是不是在校学生与本案并无关联，因为损害赔偿的标准只跟户籍性质有关；证据3载明聂某1是意外摔死，对自身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应予以减轻。张**华质证后，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聂元聪、黄宗会的赡养费及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既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68元的标准计算，也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的标准计算，只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23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对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陈大富辩称，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所诉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审理后依法进行裁判。一是其虽然是从事农村房屋建筑的包工头，但包工头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包工头必须对所有施工工地上的人员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其是否对聂某1的死亡承担责任，取决于陈大富与聂某1之间是否存在应当承担责任的民事法律关系。二是张**华是本案所涉房屋的房主，房屋是张**华自己建盖的，其只是为张**华的房屋完成内外墙体粉刷、刮白灰及贴瓷砖等扫尾工程，而且，粉刷所需要的材料也是张**华提供的，其仅仅是提供劳务。此外，装饰装修属于建设工程，根据建筑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包装饰装修工程应取得相应资质，而其只是一个自然人，并不具有承包装饰装修工程的资质，而且，根据其与张**华签订的《粉刷工程合同》约定，其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所做的施工项目必须经过张**华同意，施工也必须按照张**华的意见进行，即其为张**华提供的只是劳务，不是工作成果，其所进行的施工也是在张**华的安排指示和监督管理下完成的，不具有独立性，为此，其与张**华之间不是承揽合同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三是因其为张**华提供的劳务服务项目有内外墙体粉刷、刮白灰及贴瓷砖，虽然工程量不大，但仅凭其一人之力无法完成，为此，其组织或者介绍其他人员并经张**华认可后为张**华提供劳务，劳务报酬是其对总的劳务报酬进行分摊后予以支付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其作为张**华的雇员，根据张**华的授权或者指示，组织、介绍他人为张**华提供劳务的行为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因此，其与聂某1都是为张**华提供劳务，都受雇于张**华，与聂某1存在雇佣关系的是张**华，不是其。四是因其与聂某1都是张**华的雇员，聂某1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张**华作为雇主，应当对聂某1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其并没有如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所诉，安排聂某1到张**华的房屋内吊水泥，而且，根据事故现场的情况来看，聂某1意外摔死是因小吊机底座安装未能固定好而吊的水泥又太重以及操作不当导致，聂某1对自身的死亡是存在重大过错的，因此，聂某1对自己意外摔死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其不应承担责任。至于其与张**华签订的《粉刷工程合同》第七条所约定的“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规范和技术要求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乙方在施工中出现安全问题乙方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因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而且雇主对雇员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以约定的方式将安全保障义务转嫁到雇员身上，为此，该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五是聂某1及聂元聪、黄宗会、李某1、李某2都是农村居民，聂元聪、黄宗会及李某1、李某2作为聂某1生前的被赡养人及被抚养人，有权主张赡养费及抚养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赡养费及抚养费的计算标准只能根据被赡养人及被抚养人的户籍性质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也只能根据死亡人的户籍性质确定。虽然有司法解释规定农村居民系在校学生且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该规定仅限于在校学生死亡时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不能解释为被抚养人是在校学生以及应得抚养费的计算。六是不管是从聂某1死亡后，其采取了拨打120进行救治、筹措资金给李梦蝶办理丧葬事宜等挽救及善后措施，用实际行动抚慰了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上看，还是从聂某1对自己意外摔死存在重大过错上看，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在本案中主张的精神抚慰金都过高，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考虑，应酌情支持1万元为宜。 陈大富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2.《粉刷工程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张**华将新建房屋的粉刷工程承包给其完成，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所诉张**华将房屋建盖工程交由其完成并不属实；3.微信转账账单打印件三份及支出记录复印件、电话录音资料各一份，拟证明聂某1、李梦蝶经李某3介绍后与其认识，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合作了三次，其通过微信转账将合作三次的承包款5100元付给了聂某1、李梦蝶，此外，其还将本案所涉房屋装饰装修的沙石、水泥、瓷砖等材料发包给聂某1、李梦蝶搬运，聂某1、李梦蝶自带小吊机等设备进行搬运，聂某1并不受其指挥、安排，故其与聂某1之间系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聂某1是因自带设备安装固定不稳，吊运货物过重而意外摔死，与其无关；4.《云南省医疗单位门诊收费收据》复印件、《收条》复印件、《云南福安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江川区域外长途运输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其为聂某1垫付了160元120急救费、遗体运输费1070元，并向李梦蝶暂付了安葬费10万元；5.证人李某3、罗某某的证言，拟证明聂某1与李梦蝶向其承揽了装饰装修的沙石、水泥、瓷砖搬运工作，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质证后，对上述证据1、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刚好证明聂某1是受陈大富雇请，而且自2019年7月经李某3介绍认识陈大富之后，就一直在为陈大富做吊沙等工作；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聂某1并不是合同当事人，不能辨别该份合同真实与否；对证据5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人李某3的证言只能证实聂某1经其介绍与陈大富认识后，就一直跟着陈大富做吊沙等工作，而证人罗某某并不在现场，对聂某1与陈大富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为此，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实陈大富的主张。张**华质证后，对上述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该组证据的内容上来看，其是将新建房屋的粉刷工程承包给陈大富完成，其与陈大富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陈大富的主张，只能证明陈大富向其承包粉刷工程后，又将沙石、水泥等的吊运工作承包给聂某1。对陈大富提供的上述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张**华辩称，一是其于2019年11月20日与陈大富签订《粉刷工程合同》，约定其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和每平方米106元的价格将其新建房屋包给陈大富进行装修，装修所需工具、架子均由陈大富自带。之后，陈大富以3500元的包干价将沙石、水泥等的吊运工作包给了聂某1。为此，其与陈大富之间是承揽关系，陈大富与聂某1之间也是承揽关系，其与聂某1之间既不存在承揽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二是根据陈大富所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证实，陈大富是长期从事农村建房和装修房屋的工匠，其将新建房屋的粉刷、贴地板砖等承包给陈大富，并不存在选任上的过失，而且双方所签订的《粉刷工程合同》明确约定，陈大富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陈大富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自行负责，其不承担任何责任，陈大富将沙石、水泥吊运工作承包给聂某1后，没有按照上述约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聂某1自己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致使聂某1在受陈大富的安排、指示去吊运水泥的过程中，不幸摔落而死亡，为此，聂某1所遭受的损害与其无关，其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是因聂元聪、黄宗会、李某1、李某2均为农村居民，为此，聂元聪、黄宗会的赡养费及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既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68元的标准计算，也不能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的标准计算，只能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23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四是聂某1作为长期从事吊运工作的人，在吊运水泥的过程中却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自己所遭受的损害存在重大过错，为此，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所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五是聂某1死亡后，其出于人道已经给过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2万元钱，除此以外的费用其一概不予承担，否则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应将给付的2万元退还给其。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华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张**华的身份情况；2.《粉刷工程合同》一份，拟证明其将新建房屋的粉刷工程承包给陈大富完成，与陈大富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其与聂某1之间既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质证后，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聂某1并不是该组证据的当事人，对张**华与陈大富之间如何约定并不知情。陈大富质证后，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的第七条约定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而且该组证据中明确装饰装修是包工不包料，其只要提供了劳务就有相应的报酬，此外，该组证据的第四条还明确其必须按照张**华的意见进行施工，粉刷事项必须听从张**华的指示、安排，而且其只是自然人，不具备承包装饰装修工程的资质，为此，其与张**华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承揽合同关系。对张**华提供的上述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20日，张**华为甲方与陈大富为乙方签订《粉刷工程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甲方把本人新建房粉刷工程承包给乙方粉刷，并达成以下条款：一、工程粉刷方式：工程由甲方承包给乙方粉刷，实行包工不包料的方式，粉刷面积按建筑大平方面积计算工程。二、粉刷单价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106元。三、付款方式：分三次付清粉刷工程款，开工首次付款10000元，第二次付款内墙粗粉和外墙粉刷完工时付20000元，余款完工交户后全部付清。四、工程质量：在承包范围内的粉刷工程，乙方按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的要求施工，乙方要根据甲方的意见，按一定管理程度进行施工。五、粉刷期间所有工具、架子乙方自带，甲方负责粉刷用的材料和水、电。六、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保证按时支付工程款并及时提供粉刷用的材料，施工时间不超。如果在粉刷中有较大的工程变动，甲、乙双方协商调整。七、安全问题：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乙方在施工中出现安全问题乙方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合同签订后，陈大富以3500元的总价将上述工程中所需的沙石、水泥、瓷砖等材料的搬运承包给聂某1，吊运所需的设备则由聂某1自行携带。2019年11月27日清早，聂某1与李梦蝶一同携带吊运设备，前往张**华的自建房屋中吊运水泥。到了上述房屋后，聂某1将吊运设备拿到房屋的四楼阳台上进行安装固定，之后便进行水泥吊运。吊运过程中，聂某1不慎和吊运设备一起从四楼摔落。陈大富知悉情况并到达现场后，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经到场的120急救医护人员诊断，聂某1已经死亡，死亡原因为意外摔死。同日，陈大富支付了聂某1的120急救费160元及遗体运输费用1070元，并向李梦蝶给付聂某1的安葬费用10万元，张**华则向李梦蝶给付聂某1的安葬费用2万元，为此，李梦蝶向陈大富出具了《收条》，该收条载明：“兹收到陈大富（532×××××414）关于死者聂某1安葬费用120000.00（拾贰万元整）”。庭审中，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及陈大富、张**华均认可，其三人并未在张**华的自建房屋内安装施工防护设施。 另查明，陈大富主要从事农村房屋的建盖与装饰装修工作，聂某1生前主要从事房屋建盖及装饰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聂某1经李某3介绍后与陈大富认识，并几次在陈大富所承揽的农村房屋建盖与装饰装修工程中进行材料搬运。聂某1生前与李梦蝶系夫妻，生育一子一女，取名李某1、李某2。聂元聪、黄宗会系聂某1的父母，共生育了聂某2、聂某3、聂某1、聂某4、聂某5等五个子女。聂元聪、黄宗会系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新店镇坪地村委会大山村民小组居民，李某1、李某2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六街镇三印村委会三印村居民，分别就读于昆明市晋宁区第七中学、昆明市晋宁区六街中心小学，聂某1生前系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六街镇三印村委会三印村居民，上述五人均为农业户口居民。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承揽合同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来完成工作，交付成果，然后定作人支付报酬。本案中，聂某1与陈大富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达成了口头协议，明确约定聂某1以自己的设备、劳力为陈大富完成张**华自建房屋粉刷工程中所需沙石、水泥、瓷砖等材料的搬运工作，然后陈大富向聂某1支付报酬3500元，而且从聂某1死亡当天所进行的吊运工作时间及参与人员上看，其所进行的吊运工作是自行安排的，并不受陈大富的指导及干预，为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监督、管理、控制或者支配以及从属关系，而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故聂某1与陈大富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上述法律特征，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认为聂某1系受陈大富雇请及安排，为陈大富提供劳务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陈大富认为其和聂某1受张**华雇请，均系张**华的雇员，其与张**华之间系雇佣关系，与聂某1既不存在承揽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及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聂某1生前主要从事房屋建盖及装饰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并几次在陈大富所承揽的农村房屋建盖与装饰装修工程中进行材料搬运，具有从事建筑及装饰装修材料搬运工作的经验，为此，陈大富将张**华房屋粉刷工程的材料搬运工作交给聂某1完成已经尽到了定作、选任注意义务。但陈大富作为主要从事房屋装饰装修工作的人员以及本案所涉张**华新建房屋粉刷工程的承揽人，不仅应当具备与从事装饰装修工作相适应的安全防范意识，还应对进行装饰装修施工的现场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可陈大富却在与张**华已经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未对张**华自建房屋的粉刷施工现场采取任何施工安全防护措施，且允许聂某1进入张**华自建房屋内吊运水泥，致使聂某1不慎从该房屋的四楼摔落而死亡的事故发生，为此，陈大富并未尽到指示注意义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对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因聂某1死亡所遭受的损害应当承担一定赔偿责任。此外，聂某1作为主要从事房屋建盖及装饰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的人员，在张**华新建房屋粉刷施工现场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于清晨进入该房屋内进行水泥吊运工作，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导致自己不慎从四楼摔落而死亡，为此，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对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因其死亡所遭受的损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依据陈大富及聂某1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定陈大富对本案事故承担40%的责任，聂某1对本案事故承担60%的责任。 关于本案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一、关于赔偿项目，因聂某1已在本案所涉事故中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在本案中应获得的赔偿项目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关于赔偿项目的具体计算标准：1.丧葬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并按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所载“2018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4077元”的标准计算，聂某1的丧葬费为104077元÷2﹦52038.5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以及聂某1为农业户口居民的事实，并结合聂元聪、黄宗会、李某1、李某2所主张的计算年限及实际年龄，按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所载“2018年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23元”的标准计算，聂元聪的赡养费为9123元／年×8年÷5﹦14596.8元，黄宗会的赡养费为9123元／年×8年÷5﹦14596.8元，李某1的抚养费为9123元／年×5年÷2﹦22807.5元，李某2的抚养费为9123元／年×9年÷2﹦41053.5元；3.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按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所载“2018年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68元”的标准计算，以及聂某1为农业户口居民的事实，聂某1的死亡赔偿金为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上述1至3项赔偿共计360453.1元，因陈大富对本案事故承担40%的责任，故陈大富应承担该赔偿的40%即360453.1元×40%﹦144181.24元，其中，向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赔偿的丧葬费为52038.5元×40%﹦20815.4元、死亡赔偿金为215360元×40%﹦86144元，向聂元聪支付的赡养费为14596.8元×40%﹦5838.72元，向黄宗会支付的赡养费为14596.8元×40%﹦5838.72元，向李某1支付的抚养费为22807.5元×40%﹦9123元，向李某2支付的抚养费为41053.5元×40%﹦16421.4元。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认为聂元聪、黄宗会的赡养费应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68元的标准计算，以及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的标准计算的主张，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根据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并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进行确定，本案受害人为聂某1，而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主张聂某1为农村居民，故聂元聪、黄宗会的赡养费及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均应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本案中，聂某1不慎从四楼摔落而死亡的主要原因虽然是其对自身安全未能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但聂某1的死亡于聂元聪、黄宗会而言却是老年丧子，于李梦蝶及李某1、李某2而言则是中年丧夫、幼年丧父，为此，聂某1的死亡不仅给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带来精神利益上的减损或丧失，还让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在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为减轻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的痛苦，陈大富作为对本案事故承担40%的赔偿义务人，应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综合本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陈大富的过错程度及经济负担能力，本院确定陈大富赔偿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的精神抚慰金为2万元。陈大富认为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在本案中主张的精神抚慰金都过高，应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考虑，酌情支持1万元为宜的主张，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要求判决陈大富向其五人赔偿聂某1的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聂元聪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黄宗会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李某1的抚养费33488元／年×5年÷2﹦87720元、李某2的抚养费33488元／年×9年÷2﹦150696元以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要求在赔偿款项中扣除陈大富已给付的10万元的诉讼主张，符合本案实际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要求判决张**华向其五人赔偿聂某1的死亡赔偿金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聂元聪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黄宗会的赡养费10768元／年×8年÷5﹦17228.8元、李某1的抚养费33488元／年×5年÷2﹦87720元、李某2的抚养费33488元／年×9年÷2﹦150696元以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陈大富向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赔偿丧葬费20815.4元、死亡赔偿金86144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向聂元聪支付赡养费5838.72元，向黄宗会支付赡养费5838.72元，向李某1支付抚养费9123元，向李某2支付抚养费16421.4元。上述赔偿共计164181.24元，扣除已支付的10万元，陈大富还须支付64181.2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 二、驳回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94元，减半收取4147元，由聂元聪、黄宗会、李梦蝶、李某1、李某2负担3000元，由陈大富负担11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秋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李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