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初31号原告吴某，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原告黄某，女，20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法定代理人吴某，基本信息同上。系黄某之母。委托代理人曹樱，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智，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县开元路**。法定代表人张作林，该县县长。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负责人张庆红，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被告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县望仙路**法定代表人范新国，该局局长。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海洋，长沙县自然资源局经开区征地拆迁科工作人员。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某、黄某诉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县政府）、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自然资源局（原长沙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长沙县资源局）土地行政征收一案，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2018）湘01行初344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吴某、黄某的起诉。吴某、黄某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湘行终943号行政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湘01行初344号行政裁定；二、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某及委托代理人曹樱、李智，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海洋、周荟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黄某诉称：2013年12月，因上海大众汽车一期项目建设需要，吴某、黄某家庭房屋被征收，吴某、黄某家庭选择货币安置。因吴某当时未将户口迁入，未参与拆迁补偿。2015年5月吴某因结婚夫妻投靠落户百祥村三字祥组，2016年4月12日黄某出生。20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作出《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指导性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被告未对新增人口吴某、黄某进行安置补偿，被告征收的土地系该农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及生活来源基础，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吴某、黄某的合法权益。吴某、黄某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予吴某、黄某征收安置补偿305600元（按一张购房卷现金价值计算）；2.判令被告支付吴某、黄某拆迁安置补偿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进行补偿）。原告吴某、黄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两原告的出生、落户时间及与拆迁户主黄国明系爷孙关系的事实。证据二、《拆迁协议》，拟证明原告家庭因被告指挥工作下参加拆迁的时间、拆迁房屋补偿情况。证据三、《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易仕怡等四户要求新增人口纳入征收补偿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原告家庭多次申请对新增人口两原告进行补偿，但是遭到拒绝。证据四、《实施办法》，拟证明与原告家庭同时参与拆迁的家庭的新增人口均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证据三、四拟共同证明在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下，应当同等给予补偿，因此被告应当给予补偿。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辩称：一、原告的补偿权益已得到充分保护，原告不适用《实施办法》的规定。原告家庭于2013年8月29日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为选择货币安置，2013年10月9日，原告户腾空房屋移交拆迁事务所，2013年11月22日，原告户领取拆迁补偿款710895元，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之后，原告吴某于2015年5月因结婚迁户，原告黄某于2016年4月12日出生。而2017年1月5日公布的《实施办法》明确是针对选择集中安置并经指挥部审定符合集中安置政策的被拆迁农业户，在原告家庭选择的货币补偿安置已经于2013年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其要求再按照选择集体安置人员的待遇进行安置人口认定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安置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货币安置；（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据此可知，对被拆迁户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为顺利推进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工作，保障安置工作公开、公正、公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市、县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于2017年1月5日发布了《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了统一安置的对象、条件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的安置方式。该办法发布后即在项目建设指挥部张贴公示，2017年1月6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将该办法送达给大众村村部。因此，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的补偿权益已得到充分保护，原告不适用《实施办法》的规定，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上海大众汽车项目房屋代收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家庭自愿征收，同时承诺不再要求政府对新增人口作出任何补偿安置。证据二、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2013年8月29日，原告户主黄国明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自愿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家庭采取货币安置不属于集中安置对象，不应当享受增加安置。证据三、领条及转账支票存根，拟证明原告家庭已于2013年11月22日足额领取征收补偿安置款。证据四、房屋移交拆除确认单，拟证明原告家庭于2013年9月29日将房屋腾空并自愿交给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除。证据五、《实施办法》，拟证明原告不属于增补安置用地范围。经庭审质证，原告吴某、黄某对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申请书的签字栏明确是16岁以上的人签字，这些代收签字都是一人所签字，并非所有当事人的真实表示；内容上是被告事前已经拟定好，原告没有任何异议权；代收申请书是征收之前签订，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证据二无异议。证据三、四中房屋移交单在前，领条在后，违反了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证据五合法性有异议，未公开征求被征收人意见，也未公告送达，程序上违法，且制定的依据是长沙县政府颁发的文件，将集中安置人口认定截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7日，明显扩大了拆迁协议约定的安置的人口，且侵犯了新增人口的权益，违反公平原则。被告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资源局对原告吴某、黄某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家庭于2013年8月29日签订协议，选择货币安置。证据三关联性有异议，该答复书与原告家庭无关；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原告家庭领取拆迁补偿款，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而实施办法针对的是选择非货币安置的被拆迁农业户，因而其家庭选择货币安置的原告不能再按照集体安置的标准进行安置。证据四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办法针对的是选择集体安置的人员，与原告无关。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予以采信。对原告、被告均提交的《实施办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3日，黄国明户（包括户主黄国明、妻子李双英、儿子黄耀祖、母亲盛召华）向长沙县干杉镇百祥村三字祥组提出《上海大众汽车项目房屋代收申请书》，要求参与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的代收，与项目内其他被拆迁农户享受同等拆迁安置待遇，并承诺在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后该户如有新增人口（含婚迁、出生人口），将视同该户已纳入该征收项目红线范围内拆迁安置完毕，不再要求政府对新增人口作任何补偿安置。2013年8月29日，黄国明户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货币安置），黄国明作为户主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已履行完毕，涉案房屋已于2013年9月29日交付拆除。2014年3月31日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俗称第三公告）发布。2015年5月原告吴某与黄耀祖结婚，并以夫妻投靠方式落户长沙县干杉镇百祥村三字祥组。2016年4月12日，吴某与黄耀祖生育女儿原告黄某，黄某于2016年5月3日因出生落户长沙县干杉镇百祥村三字祥组。20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载明：“一、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集中安置的对象为：选择集中安置并已完成拆迁腾地，经指挥部审定符合集中安置政策的被拆迁农业户；二、……；三、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对于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的截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7日24时；四、在截止时间前已出生的新生儿，凭户籍证明或出生证分配一人安置用地指标；……”。吴某、黄某认为参照《实施办法》的规定，其二人应被纳入征地拆迁安置人口予以补偿安置，但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遂诉至本院。另查明，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由长沙县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共同成立。长沙县资源局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及上海大众汽车项目用地手续情况一览表载明：上海大众汽车项目系征地后的用地项目名称，而征收拆迁时该地块分11个审批单进行审批，审批单上的名字没有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也没有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域的审批单及后续公告，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域是对三公告发布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的项目[长沙县（经开区）2013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项目，长沙县大众西路、秋江路建设项目，长沙县年产30辆乘用车建设项目、标准厂房项目]所涉及的区域的统称。还查明，在（2018）湘01行初344号案件庭审中，因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本院依法释明后要求原告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明确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三被告作出《实施办法》的行为，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实施办法》违法；2、判令三被告给予两原告征收安置补偿305600元（按一张购房卷现金价值计算）；3、判令三被告支付两原告拆迁安置补偿347200元（新增一人按2480元／㎡增加70㎡进行补偿）。生效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943号行政裁定中载明：“综合分析吴某、黄某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未被纳入《实施办法》的新增人口范围未获补偿，而要求按该办法补偿安置，其实质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对签订补偿协议后新增人口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故其诉讼请求是明确的”。经本案庭审询问，两原告确认其诉讼请求实质系要求被告履行房屋征收安置的职责，同时撤回其第一项关于确认《实施办法》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吴某、黄某的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对签订补偿协议后新增人口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本案中，吴某、黄某所在家庭户申请参与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的代收，并承诺在上海大众汽车项目一期核心区第三公告发布后该户如有新增人口，将视同该户已纳入该征收项目红线范围内拆迁安置完毕，不再要求政府对新增人口作任何补偿安置。吴某、黄某所在家庭户主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的《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完毕。吴某、黄某系已签订补偿协议、房屋已拆除及相关实施公告发布后新迁入或新出生人口，其要求被告对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不符合协议约定，也违背了吴某、黄某所在家庭自身承诺，没有法律依据。吴某、黄某要求按《实施办法》补偿安置，但其并不属于《实施办法》规定的补偿安置人员范围。综上所述，吴某、黄某诉请行政机关对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某、黄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某、黄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林华审判员  董强强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刘朋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