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05民初912号原告：袁加文，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广东法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门新会亿利集装箱配件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工业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7510727422。法定代表人：谭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胜强，广东焯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智雯，广东焯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加文与被告江门新会亿利集装箱配件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中，被告亿利公司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经审查，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粤0705民初9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本案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6月29日第二次开庭审理。两次庭审，原告袁加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被告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智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加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十级伤残的各项损失合计221669.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袁加文变更诉讼请求的第1项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十级伤残的各项损失合计2029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8月1日入职被告处从事操作工作，入职时未签订书面劳工合同和购买社保，也没有填写入职申请表，但发有厂服，工资通过银行发放，上、下班时间为上午7时至下午18时，且从2016年7月开始被告才为原告参加社保。2018年4月19日，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发现原告是疑似职业病，单位遂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十多年来，一直在有害环境下工作，导致该职业病发生。经过相关部门的督促，被告才同意认定为工伤并评定为十级伤残。伤残评定后，因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多次协商均遭拒绝，故要求被告赔偿：十级伤残赔偿金84132元、子女抚养费187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共202900元。安全事故原因造成原告的健康权遭到不法侵害，该职业病符合国家应急管理部属于安全事故责任范畴的规定，使原告的人身健康权遭受到永久痛苦，并造成原告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休息和承担相应的抚养子女责任，精神也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被告亿利公司辩称，一、原告并未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且原告的人体损伤程度并未达到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十级，被告无需支付十级伤残的各项损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发布的公告》的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统一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的5.10十级规定，双耳听力障碍≥41dBHL。而根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7月11日作出的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显示，原告现双耳听力损失为29dBHL。也就是说，原告的实际听力损失远低于人体损伤致残程度中的十级，并不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的十级；2.残疾赔偿金需要按照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需要按照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计算，但在本案中，原告的实际情况并未达到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的十级，被告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3.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原告并未能证明其伤残程度达到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的十级，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抚慰金高达100000元，因此不应被支持。二、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原告提出的标准，被告对于原告提出的各项损失有以下异议：1.对伤残赔偿金有异议。（1）原告与被告的工伤补偿纠纷已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仲裁委员会已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作出认定，其中原告已收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441.2元，并认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31319.24元，合计为62760.4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规定，原告因工伤而索赔，已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在另一个案件中得到了补偿，因此不应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赔偿。（2）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有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该条规定并非是职业病人同时享有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双重救济，而是获得工伤保险后在民事赔偿方面还有未获得赔偿的，才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民事赔偿。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适用范围已经排除了工伤，而本案原告的工伤补偿金已经另案处理，因此原告提出的伤残赔偿金并没有法律依据。（3）伤残赔偿金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原告因患职业病且被鉴定为伤残等级而给予的补偿，因此，原告在已经取得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情况下仍申请伤残赔偿金属于重复申请。2.对原告提出的子女抚养费有异议。（1）被扶养人的抚养费（扶养费）与工伤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仲裁委员会已认定原告已收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441.2元，并认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31319.24元，暂合共62760.4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被告无需再另外支付抚养费。（2）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原告提出的请求，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户口属于农村，因此被扶养人的抚养费应当按照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全省农村居民人民生活支出15411元/年计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加文于2007年8月1日入职亿利公司处，从事操作工。2018年4月19日单位组织体检时检查出袁加文疑似职业病，袁加文随后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治疗，于2019年4月8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于2019年5月15日经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9年7月11日，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江劳鉴新〔2019〕492号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载明袁加文双耳听力损失为29dBHL，并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十级27条的标准，鉴定袁加文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伤残十级。原告认为其健康权遭到侵害，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袁加文的长子某盛于2003年10月7日出生，次子袁某涛于2011年1月26日出生。再查明，袁加文就其工伤保险待遇等已提出仲裁申请，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新劳人仲案字[2019]第618号仲裁裁决书，袁加文不服，已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20）粤0705民初911号民事判决书，在依法查清江门市新会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已支付袁加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441.2元的基础上，认定亿利公司应向袁加文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3367.47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1319.2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3914.91元、经济补偿15659.62元。该判决双方均没有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原告释明是否申请按《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对其伤残等级重新鉴定，并释明原告对伤残等级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后，原告明确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加文主张的各项赔偿是否合法有据。原告因患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已在另案诉讼中依法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现原告再在本案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主张被告亿利公司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原告对其是否构成伤残等级应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认定原告的伤残情况，原告主张其人身损害应按劳动能力伤残等级认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明确不申请按《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对其是否构成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按《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标准，“一耳听力障碍≥61dBHL”或“双耳听力障碍≥41dBHL”可划分到十级伤残中，而在江劳鉴新〔2019〕492号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载明袁加文双耳听力损失为29dBHL而未及上述标准。因此，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其不能证明其所受伤害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伤残等级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全部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加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57.25元（原告袁加文已预交804.18元），由原告袁加文负担。原告袁加文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6.93元，由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钟振尧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颖梅书 记 员 张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