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3840号原告：杜京，男，197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天朗园**606。法定代表人：李志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永，北京市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志刚，男，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永，北京市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书籍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法定代表人：王平，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永，北京市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京与被告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中国书籍出版社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杜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赵博扬，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中国书籍出版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科华世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停止侵犯我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行为，2.判令中科华世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李志刚为我正确署名；3.判令中科华世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连带赔偿我经济损失100万元；4.判令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中国书籍出版社向我赔礼道歉，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显要位置持续一周时间登载道歉声明；5.判令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中国书籍出版社连带赔偿我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6.判令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中国书籍出版社连带承担合理开支10.199万元。事实与理由：我作为中国书籍国学馆第一批和第二批共二十本图书的策划人，创作了上述图书的“装帧设计”及“版式设计”并在与中科华世公司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中将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权利约定归我所有。三被告在未经过我许可的情况下，于2018年1月出版了《中国书籍国学馆·本草纲目精华（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初刻拍案惊奇（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二刻拍案惊奇（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警世通言（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全唐诗:精华（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三希堂法帖精华（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醒世恒言（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喻世明言（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中华蒙学全书精华（全四卷）》《中国书籍国学馆·诸子百家精华（全四卷）》（以下简称涉案图书）共十本书籍。上述书籍延续使用了我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图书中的装帧设计和排版设计，仅封面、扉页书名及内文文字内容不同，更是在图书策划人处署名为李志刚。针对上述行为，中国书籍出版社和中科华世公司侵犯了我对“装帧设计作品”和“版式设计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中国书籍出版社社、中科华世公司、李志刚侵犯了我的署名权。同时，我作为图书装潢的权利人，三被告的行为亦属于擅自使用与我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行为，并且三被告均知悉侵权图书所使用的装帧设计是我所创作，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涉案图书已经在互联网销售平台和实体图书店进行销售，获利巨大，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中科华世公司辩称，我公司与中国书籍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涉案图书，与杜京所主张的装帧设计及排版设计并不相同。首先，涉案图书与杜京主张的权利作品的排版设计并不相同。被诉侵权图书采用的双线边框、竖文排版、部分阴文注释、版心载明书名和页码的方式并非杜京所独创，是诸多竖文排版图书常用的版式。对比被诉侵权图书与杜京所提交的权利作品，仅边框部分和杜京所提交样品《论语》式样相同，但是边框的大小又存在差异（顶部未留白），并且行间距、有无注释、是否顶部留白添加文字等又不相同，更有着部分图书采用双栏版式，综上，被诉侵权作品与杜京主张的权利版式设计存在差异，有自己特点。其次，被诉侵权图书与权利作品的装帧设计不同。每本书的封面图案均不相同，并且因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在同一个图书套系中，我公司有权利延续之前图书的装帧设计风格。其三，杜京是策划人，不享有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的权利。李志刚辩称，我作为中科华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涉案图书出版发行的策划人，组织涉案图书的出版发行，负责整套图书的内容选取和运作。署名行为是中科华世公司实施，并非是我个人行为，因此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国书籍出版社辩称，我出版社经过中科华世公司的授权，使用涉案图书的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出版涉案图书，并未侵害杜京的相关权利，请求驳回杜京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查明如下事实：自2013年起，杜京与中科华世公司就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国学馆”套系书籍开展合作。2013年10月30日，中科华世公司与中国书籍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第一批十种书目。同日双方签订《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合作出版备忘（第一批十种）》，约定中国书籍出版社以32%的图书定价折扣购中科华世印制图书1500套。2014年10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籍国学馆系列丛书中的《论语》，该书定价199元，策划人署名为杜京，编者为《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杜京以《论语》一书为例主张其创作的版式设计及装帧设计所包含的内容。2017年4月8日，杜京与中科华世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运作线装类图书出版项目，双方共同参与同凤凰出版社和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合作洽谈，由杜京负责稿件（产品策划、开发内容及编辑、排版设计，达到出版印刷要求），中科华世公司负责出版及市场运作（联系出版单位、印刷、发行、结算等工作）。项目包括同凤凰出版社合作的“大雅堂藏书”系列，同中国书籍出版社合作的“中国书籍国学馆”系列。截止目前已经出版的图书为：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大雅堂系列藏书10套（《老子》《论语》《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馆系列第一批10套（《老子》《唐诗宋词三百首》《孙子兵法》《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菜根谭》《论语》《二十四史》《周易》《史记》）；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馆系列第二批10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增广贤文》《东周列国志》《黄帝内经精华》《儒林外史》《古文观止精华》《颜氏家训》）。关于合作模式，双方约定按照项目股份进行结算，共同投资，依据在该项目股份比例承担投资和享有项目收益（获利）。投资包括项目生产印刷费用、市场及运输费用、出版费用、税金及中间人提成，不包括双方的薪酬、交通费用、办公费用、杜京稿件的印前费用，中科华世公司的市场开拓费。第一批图书杜京占40%股份，中科华世公司占60%股份；第二批图书，中科华世公司和杜京各站50%股份。关于责、权、利双方约定，杜京负责合作项目的稿件策划编辑，包括著作权所有责任，由著作权引起的纠纷由其负担并承担责任，稿件须达到出版单位要求，并负责做到印前所需要的设计排版要求，按照出版印刷时间要求提供所需文件，享有合作项目的分红权，稿件的著作权，出版选题的署名权，项目包装设计的所有权。中科华世公司负责合作项目的出版联系及市场的开拓工作，包括选题沟通，市场调研及产品出版前的项目协调工作，印刷管理工作，入库后的市场跟踪销售工作，项目结算工作，并使用其项目资质进行项目运营，但合作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均按照双方占有比例享有和承担，享有合作项目的分红权，同出版机构的合作和开拓市场的经营和延续权。合作项目，均需由杜京向中科华世公司授权，中科华世公司联系出版单位，使用中科华世公司的资质进行项目运营。合同所列项目由杜京和中科华世公司双方共同合作开发，不经对方认可，双方均无权单方面同第三方合作参与以上项目以及以上项目系列的后续产品。2017年4月8日，杜京向中科华世公司出具《稿件著作权承诺及委托出版授权书》，该授权书中，杜京承诺稿件均属其原创及汇编作品，完全拥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同意将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授予中科华世公司。授权期限从项目出版之日起至该项目结束，授权书目为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馆系列包括《老子（全四卷）》《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全四卷）》《孙子兵法（全四卷）》《四书五经（全四卷）》《资治通鉴（全四卷）》《菜根谭（全四卷）》《论语（全四卷）》《二十四史（全四卷）》《周易（全四卷）》《史记（全四卷）》《三国演义（全四卷）》《西游记（全四卷）》《水浒传（全四卷）》《红楼梦（全四卷）》《东周列国志（全四卷）》《黄帝内经精华（全四卷）》《儒林外史（全四卷）》共十七套。2017年9月12日，中科华世公司就涉案十本图书的封面申请了《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8-F-00654530，著作权人为中科华世公司，登记的创作完成时间为2014年5月6日，首次发表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2018年9月27日，中科华世公司就“中国书籍国学馆”申请了《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8-F-00627528，著作权人为中科华世公司，登记的创作完成时间为2014年5月6日，首次发表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2017年10月15日，中科华世公司与中国书籍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中国书籍出版社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出版《全唐诗精华》《三希堂法帖》《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诸子百家》《本草纲目》《中华蒙学全书》。在该合同中，中科华世公司保证有上述作品的版权并授权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上述图书；还约定上述作品含有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内容的，中科华世公司承担并赔偿因此给中国书籍出版社造成的损失。关于署名，合同中约定中国书籍出版社尊重中科华世公司确定的署名方式。就出版上述图书，中科华世公司与中国书籍出版社于2017年10月24日签订《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合作出版备忘（第三批十种）》，约定中科华世公司负责图书的组稿、编校、排版设计、印制，确保合格的编校质量和印装质量，并负责支付图书的策划费、稿费、排版设计费、印制费等相关费用；中国书籍出版社负责书稿终审把关和办理出版手续及发行工作。中国书籍出版社以28%的图书定价折扣购中科华世公司印制图书1500套。2018年1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涉案十本图书，定价均为199元，策划人署名为李志刚，编者为《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版权页没有关于装帧设计者及排版设计者署名项。杜京所主张的版式设计是基于著作权法关于出版者邻接权的规定提出，具体的版式设计内容为图书所体现的“印刷物总体”呈现，包括（1）仿照古籍采用竖版行文形式；（2）文武线使用清刻本《三希堂法帖》样式、比例，线条颜色则使用朱红色；（3）扉页右栏上下排布“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名称及卷数编号，“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使用楷体，右下卷数部分使用宋刻本秀楷体；（4）扉页中栏为书名，使用悦宋体；（5）扉页左栏上下排布“《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编”的楷体署名及中国书籍出版社商标；（6）版权页使用原告所绘制的仿古籍版线表格（右下预留条形码区域）；（7）内页“天头”、“地脚”仿照宋版书比例为二比一；（8）书脊侧使用“耳格”标明书籍名称及“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名称，但创新使用阴文印鉴样式，并创新将耳格置于下方；（9）书页外侧“版心”使用朱红色单鱼尾花纹，并标注章节名称、页码；（10）页面中“主旨”“注释”“译文”等文字标识系选用《三希堂法帖》字体，并仿照阴文印鉴进行设计布局；（11）“目录”和“出版前言”的字体均为悦宋，颜色均为红色（见附图）。针对内文版式，杜京还强调，因“国学”是这套丛书的灵魂和根本出发点，其对内文版式的设计也符合这一总的基调，略有粗细差别和毛边的手工雕刻感的“文武线”，“天头”与“地脚”为2:1的“留白”，是简单模仿的其他现代出版的线装书籍中未曾出现过的。原告以《论语》一书为例主张其上述版式设计的具体表现形式。将被诉十部作品的版式设计与原告杜京所主张的版式设计进行比对，基本一致。中科华世公司提交了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曾国藩全书》、时代出版传媒社2013年11月出版的《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资治通鉴》，上述三本书中采用竖版行文、扉页用宋雕版书样式，文武线采用浅红色，版心标注页码，注释等仿照阴文，主旨”“注释”“译文”等文字标识与原告杜京在权利作品中使用的字体基本一致，证明杜京所采用的版式设计并非其首创和独创。但对杜京所主张的其他版式设计内容并未予以回应。杜京所主张的装帧设计作品是基于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的角度提出的，杜京认为其创作的装帧设计作品的整体组合构成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作品，但关于作品类型，杜京认为现行著作权法没有关于“装帧设计作品”的规定，权以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九）项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类型主张，但尊重法院对具体作品类型进行调整。“装帧设计”具体的内容为：（1）采用十六开本，选用古籍“包背”的线装形式；（2）区别于传统样式，书籍护盒、封面使用明黄色；（3）书籍护盒、封面、题签统一使用悦宋字体；（4）护盒题签使用自创边框，背景使用自创传统样式云纹、瓦纹；（5）护盒题签下方预留空间及护盒右侧使用题材相关的中国古典绘画作品；（6）右侧绘画作品两侧铆钉状排布“中国书籍国学馆”字样；（7）护盒封扣部位使用自创传统样式云纹；（8）护盒背面右侧居中位置使用“中国书籍国学馆”印鉴，系选用《三希堂法帖》字体集字创作而成，并装饰云纹；（9）书籍题签使用自创仿文武线边框；（10）书籍封面、封底使用自创传统样式花纹；（11）书籍封底居中位置使用“中国书籍国学馆”印鉴，系选用《三希堂法帖》字体集字创作而成；（12）护盒书脊上部“中国书籍国学馆”采用自创《三希堂法帖》集字；（13）护盒书脊书名字体采用悦宋字体（见附图）。将被诉十部作品的版式设计与原告杜京所主张的装帧设计内容进行比对，基本一致，三被告亦认可沿用了杜京的装帧设计内容，但三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装帧设计在其他书籍中的使用情况。杜京提交了原始创作文件，三被告虽然对创作文件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交对应反证予以证明，但三被告亦认可被诉侵权作品的装帧设计风格和排版风格延续了杜京的设计。关于署名权，杜京认为其在第一批和第二批书中所创作的版式设计及装帧设计被使用在涉案图书中，在第一批及第二批图书中，均将其署名为策划人，在涉案图书中亦应将其署名为策划人，或署名为装帧设计者及排版设计者亦可。关于杜京主张李志刚侵犯其署名权的理由，其认为李志刚是中科华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刚的行为与公司的行为无法分割，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因此其主张李志刚与中科华世公司和中国书籍出版社共同实施了侵犯其署名权的行为。对此中科华世公司及李志刚认为，李志刚作为中科华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涉案图书实施了内容甄选、选用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整套书籍的运作等作为策划人的相关工作，而杜京没有参与被诉涉案图书任何内容，不应署名为策划人；关于署名为装帧设计者及排版设计者，因上述两种署名方式并非著作权法规定必须署名的内容，并且已经出版的第一批及第二批图书均没有装帧设计者及排版设计者这两种署名方式，第三批涉案书籍理应不对装帧设计者及版式设计者署名，故其不认可杜京署名权的主张。关于策划人的职责定位，中科华世公司认为应包括内容的甄选，选用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整套书籍的运作等诸多内容，不应仅局限于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杜京认为对于内容为公有领域的古书籍，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是涉案图书最具价值的部分。关于赔偿数额的主张，杜京提交了2015年7月27日，中科华世公司财务向其发送的关于第一批书籍款项分摊明细的电子邮件，载明第一批书共十本，中国书籍国学馆总成本462683.74元，中国书籍出版社应向中科华世公司支付199*150*****32%=955200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损失，杜京未举证证明。另查，杜京为本案支出律师费10万元，购买书籍1990元。以上事实，有《图书出版合同》《项目合作协议》《稿件著作权承诺及委托出版授权书》《作品登记证书》《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合作出版备忘（第一批十种）》《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合作出版备忘（第三批十种）》、图书、发票、电子邮件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杜京所主张的版式设计及装帧设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二、杜京作为邻接权版式设计权的权利主体是否适格；三、三被告之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四、若上述侵权行为成立，三被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一、杜京所主张的版式设计及装帧设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版式设计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部分进行了规定，邻接权保护的是为了促进作品的流转而产生的附加利益。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是对印刷品的版面格式的设计，包括对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标点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排，是出版者在编辑加工作品时完成的劳动成果。因此，版式设计只是在作品传播中付出的劳动成果，一般情况下，不具有独创性，不应认定为作品。结合到本案中，杜京的版式设计是否具备了艺术上独创性要求，是否达到了作品的独创性标准是认定所主张版式设计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从杜京所主张的版式设计的具体内容来看，竖版行文形式、文武线的使用、扉页的设计、阴文文字标识、耳格的使用等均属于古典书籍的惯常排版设计，即使杜京所主张的“天头”与“地脚”为2:1的“留白”是其独创，且中科华世公司并未举反证相驳，但该表现形式仍然无法体现艺术上的独创性，杜京所主张的整体的排版设计并未超出版式设计的一般表达，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8条规定了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装帧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将装帧设计纳入邻接权中给与了保护。但现行著作权法没有将装帧设计纳入邻接权，就其原因在于装帧设计中主要部分如插图、封面设计等，若具有独创性，应当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的规定，美术作品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作品的线条、形状、色彩等的选择、编排、组合及具体表现上。具体到本案，应当在去除装帧中各不相同的美术作品后，对所剩部分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评判。护盒、封面的明黄色选择、护盒题签背景的传统云纹、瓦纹、铆钉状排布“中国书籍国学馆”字样、封扣部传统样式云纹、选用《三希堂法帖》字体集字创作而成并装饰云纹的“中国书籍国学馆”印鉴、题签上的仿文武线边框以及字体的选择等均体现出杜京在线条、形状、色彩等的选择、编排、组合及布局，具有独创性，应当认定为美术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书籍国学馆”印鉴中的字并非杜京所写，而是其从《三希堂法帖》中集字而成，印鉴字体的布局安排、字型大小及云纹设计均体现出杜京的选择和安排，在杜京所主张的整体装帧设计中体现出较高的独创性。二、杜京作为版式设计权的权利主体是否适格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第四十七条第（九）项规定，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将版式设计权的权利主体赋予给了出版者，如无双方的另行约定版式设计权利应归属于出版者。本案中，杜京虽与中科华世公司签订有《项目合作协议》，但与中国书籍出版社并没有合同关系，并且《项目合作协议》中的“项目包装设计的所有权归属于杜京”亦不能推定出版式设计的权利归属于杜京的结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版式设计归属于创作者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对出版者不应做扩张性解释，故此本院认为杜京作为版式设计权的权利主体不适格。三、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如前所述，杜京作为版式设计的权利主体并不适格，因此对其主张三被告对版式设计部分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装帧设计部分，杜京提交了其创作的原始文件，中科华世公司亦认可被诉作品延续使用了杜京的创作内容，因此杜京作为装帧设计作品的权利主体适格，可以据此主张相应权利。经比对，被诉侵权作品使用了杜京所主张的装帧设计内容，侵犯了杜京对装帧设计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关于署名权，杜京主张应为其署名为策划人或装帧设计者、版式设计者亦可。对此，本院认为，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但署名要与作者的具体创作内容相适应，以及是否适合署名进行综合判断。结合到本案中，杜京曾经作为中国书籍国学馆系列丛书第一批和第二批书目的策划人，通过杜京与中科华世公司的《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职责可以看出，策划人的职责不仅仅是负责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还有更为重要的书籍内容的提供，因此杜京要求为其署名为策划人的要求与其创作内容不相匹配。关于版式设计者和装帧设计者的署名方式，因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杜京所参与的书籍中，署名的版权页并未有装帧设计者或者版式设计者的署名项，并且被诉侵权作品中除去与原告杜京主张的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相同的部分外，还增加了美术作品到装帧设计之中，排版中也增加了双栏的排版方式，文章内部的字体等也并不相同，上述排版工作及装帧设计方面的工作杜京并未参与。因此杜京要求为其署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的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本案中，中科华世公司在与杜京合作后，未经杜京同意使用杜京所设计的装帧设计，本身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但要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混淆行为还应符合“一定影响”的前提条件，而本案中杜京并未就其所设计的装帧设计具有一定影响进行举证，并且本案如前所述已对装帧设计作品在著作权角度予以保护，对于杜京所主张的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意见，本院不再支持。四、三被告的责任承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应当承当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本案中，中科华世公司未经杜京许可，使用其装帧设计作品复制、发行，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关于中国书籍出版社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中国书籍出版社虽然提交了中科华世公司与其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国书籍国学馆丛书合作出版备忘（第三批十种）》，约定了中科华世公司负责排版设计和策划，并保证作品的版权，但中国书籍出版社与中科华世公司之间就涉案图书有着杜京作为策划人的前期合作，其应明知杜京负责了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书籍的策划及设计，因此在第三批图书出版中仍延续使用杜京的装帧设计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与中科华世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李志刚是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因关于杜京所主张的为其署名的主张本院并未支持，因此李志刚无需承担责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因署名权并未被支持，并且杜京亦无证据证明其精神所受到了损害，因此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因杜京并未明确举证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及中科华世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的获利，本院参考杜京与中科华世公司在第一批及第二批书合作的收入情况及装帧作品对于被诉侵权书籍中的价值贡献程度，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关于合理费用，本院按照合理性、必要性原则酌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条第（二）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书籍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杜京经济损失20万元；二、被告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书籍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杜京合理费用5万元；三、驳回原告杜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18元，由被告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书籍出版社负担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原告杜京负担5618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乔 迪审 判 员  裘 晖审 判 员  崔树磊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谢雨佳书 记 员  张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