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李振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思华，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家伟，男，汉族，1988年1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炜成，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岑家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2民初1405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5400元；3.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55400元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554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3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证据不足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共举证了17组证据，其中，证据《商业险保单信息》证实上诉人承保了粤BNxx**保时捷车的商业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限额为532900元；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了被上诉人岑家伟在事故中追尾碰撞上诉人承保的粤BNxx**车，导致粤BNxx**车尾部受损的事实；根据证据《维修项目清单》、《更换项目清单》可得知粤BNxx**车在4S店实际维修、更换过程中，无论是更换或者维修的项目均为车辆尾部配件，与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被上诉人岑家伟“追尾碰撞”粤BNxx**车致损部位相符；证据《维修费发票》证实了粤BNxx**车维修后实际产生了57400元维修费的事实；证据《付款凭证》证实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被保险人曾素金赔偿款57400元的事实。综上，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以及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上诉人举证的上述17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保险车辆因事故导致的损失的事实，证据已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符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已经达到确信的程度，上诉人已尽举证责任。相反，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推翻上诉人主张的受损车辆维修、更换的项目的不合理处，故上诉人一审时不同意被上诉人的重鉴申请，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一审法院却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且根据保险法的第60条规定，上诉人在维修后确已经实际赔付被保险人保险金57400元，在扣除全责车交强险公司已赔付的交强险2000元，向肇事的被上诉人代位求偿554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的证据不足，从而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二、“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粤BNxx**车因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为57400元是错误的，强人所难。“法律不强人所难”，就是说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这里的人是“常人”，即一般人，也就是是芸芸众生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法律究竟有没有强人所难，应以常人能否做到法律的要求来判断。这就要求不能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人，也不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常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一致)第十六条“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应当尽量修复。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对未协商确定的，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上诉人举证的《索赔申请书》中已经明确记载岑家伟驾驶车辆只有交强险，其不肯配合赔偿本车损失，以及一审时被上诉人自称“事故发生后因与被保险人曾素金商量赔款不成，便离开事故现场”。被上诉人作为全责方，在事故后未对无责方进行赔偿就离开事故现场，且在事后也从未主动联系过被保险人、帮助维修受损车、以及给予赔偿等，在被保险人无奈向上诉人理赔后，被上诉人又以未通知其定损、维修价格过高、虚假维修等等作为托词，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实在有违诚信原则，有违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其次，上诉人作为粤BNxx**车的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曾素金就粤BNxx**车损主张理赔时，已经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核实并确定粤BNxx**车确因本次事故受损，且根据4S店初步确定的维修、更换方案，以及根据4S店的统一指导价，剔除与本次事故不相符的项目，核定配件价格不存在明显偏高或不合理的情形的情况下，已经于2019年3月18日实际向被保险人曾素金理赔粤BNxx**车已经实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57400元，符合上诉人与被保险人曾素金保险合同的约定及保险法等相关规定。上诉人在赔付后，扣除全责车交强险公司已赔付的交强险2000元，依法取得向肇事的全责方代位求偿554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粤BNxx**车的实际损失不能确定是错误的，实为强人所难，恳请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合理。上诉人在原审中举证的17组证据已经能直接证实粤BNxx**车在涉案交通事故中的实际受损情况以及上诉人的实际赔付情况。在粤BNxx**车实际因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致损失，且在损失并未得到任何填补、被上诉人对其侵权行为并未付出任何赔偿代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是不合理的，不仅导致上诉人丧失依法要求侵权人赔偿的实体权利，也放任了违法行为，这将会导致日后社会上“肇事负全责却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等不良之风盛行。因此，恳请法院对于一审不合理的判决予以纠正。四、上诉人在上诉后，向实际维修单位申请调取原始维修记录，维修厂也给上诉人出具了《结算单》，这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维修项目清单》上的金额可以相印证，证明被保险车辆确实已经维修产生了56600元的维修费，且上诉人也实际赔付了，有单据为证。综上所述，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岑家伟辩称，一、岑家伟在2019年2月13日驾驶粤WAxx**号车与粤BNxx**号车相撞，上诉人是以取得粤BNxx**号车的代为追偿权来向岑家伟提出赔偿主张，但其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赔偿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出57400元车辆经济损失，并提供了17组证据。但该证据目录中有关车损损失认定的如维修项目清单、修理项目单、配件更换清单等等均是上诉人单方出具的，并非由其它有相应维修资质或定价资质的4S店等出具。另外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该项目清单是上诉人制作的，而维修费用发票却是由深圳市锦保汽车有限公司以及迅驰九州（北京）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所出具，上诉人既没有提供由这两间公司进行维修的记录，且同时一辆车在一次事故中分开由两间维修公司进行维修也不符合常理。三、粤BNxx**号车在维修过程中完全没有向被上诉人告知过维修情况，这点可以在原审庭审记录中看到。而该维修过程既没有告知岑家伟，其在单方维修时也没有任何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价格维修评估，其维修价格无法确认。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粤BNxx**号车实际维修经过的证据，无法确认所维修的项目所更换的配件均是在2019年2月13日的交通事故中造成。四、根据侵权法的规定，侵权人应当对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进行承担责任，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被侵权人对其实际损失应当具有举证责任，而并非是以其单方作出的损失认定来定判定。另外结合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应当对给他人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而非依据上诉人代为赔偿的金额来赔偿，该情况下如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仅为一万元，上诉人却代为赔偿拾万元给被侵权人，那么是否岑家伟也要赔偿拾万元？这明显不符合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的赔偿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既没有提供有合格资质评估公司做出的财产损失评估报告，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粤BNxx**车辆因2019年2月13日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是多少。故上诉人的主张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岑家伟赔偿保险公司经济损失57400元；2.判令岑家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保险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7月26日的利息为1001.75元，计算方式为：57400元×4.9%÷365天×130天），上述金额合计58401.75元；3.判令岑家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变更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岑家伟赔偿保险公司经济损失55400元；2.判令岑家伟以554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保险公司支付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给保险公司。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保险公司承保了粤BNxx**车（被保险人曾素金），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其中车损险保额532900元。2019年2月13日，粤WAxx**车（司机岑家伟）与粤BNxx**车在罗阳高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粤BNxx**车受损。事故发生后，肇事各方同意接受交通警察按简易程序处理，肇事各方自愿调解，达成如下协议：（岑家伟）粤WAxx**车负事故全部责任，粤BNxx**车的维修费由（岑家伟）粤WAxx**车承担。事后，保险公司自行定损，粤BNxx**车产生维修费57400元，并附4S店及相关维修厂的维修发票。岑家伟对保险公司的相关车辆维修费用提出了异议，并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维修车辆进行鉴定的申请，保险公司经质证不同意岑家伟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表示所有的项目是4S店告知保险公司需要维修，保险公司只是根据4S店告知的维修项目来整理制作维修清单，因为保险公司需要审核及赔付给被保险人。岑家伟表示粤BNxx**车车主从来没有向岑家伟告知其车辆需要维修及维修的相关情况，案涉车辆至维修完毕时止岑家伟都没有收到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车辆维修通知。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所有清单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出具的，假若如保险公司所述根据4S店告知的维修项目来整理，也应当出具4S店维修时出具的维修清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根据保险公司的举证，保险公司请求岑家伟赔偿57400元证据不足。理由如下：首先，阳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441************066号认定的事实为“2019年2月13日，粤WAxx**车（司机岑家伟）与粤BNxx**车在罗阳高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粤BNxx**车受损”，但未证实粤BNxx**号车在事故中实际损失情况；其次，粤BNxx**号车于2019年3月9日和同年4月7日的维修发票在没有4S店或维修厂的评估、鉴定报告及维修清单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维修发票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因此，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粤BNxx**车于2019年3月9日和同年4月7日因交通事故发生后造成的实际损失为57400元，保险公司以此损失为依据向车主曾素金理赔后再向岑家伟追偿，缺乏事实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粤BNxx**号车于2019年2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的损失为57400元，岑家伟对保险公司自行定损提出了异议，并提出了鉴定申请，但保险公司不同意岑家伟的申请，现无法确定粤BNxx**号车实际损失，故对保险公司请求岑家伟赔偿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02元（已减半收取），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事故车辆粤BNxx**车的驾驶员为吴桂杰，该车的所有人为曾素金。上诉人在一审提交均有曾素金签名确认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对方为机动车方）》、《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声明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实物赔付确认书》、《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证实曾素金因案涉事故造成其车损而与上诉人约定将受损车辆粤BNxx**号车交由深圳市锦保汽车有限公司修复，向上诉人保险公司申请赔付后将索赔权利让与给保险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已维修单位深圳市锦保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修复费用57400元。其中《“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对方为机动车方)》中载明“高速上，两车追尾，交警判定本车无责，因对方车只购买交强险，不肯配合承担本车损失，现向贵公司申请代位求偿。”本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55400元能否得到支持？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可以证实岑家伟驾驶的粤WAxx**号车与粤BNxx**车在罗阳调整发生碰撞，并造成粤BNxx**车受损，且岑家伟与粤BNxx**车的驾驶员吴桂杰达成了双方车辆的修复费由岑家伟承担。据此可知粤BNxx**车因事故造成损坏并需要进行修复。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事故车辆粤BNxx**车的车主曾素金与上诉人达成了将粤BNxx**车交由深圳市锦保汽车有限公司进行修复且由上诉人向维修单位支付修复费用后，曾素金将其对岑家伟主张赔偿修复费用的权利转让给了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在本案可向岑家伟行使追偿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向深圳市锦保汽车有限公司支付粤BNxx**车修复费用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可证实其实际支付了粤BNxx**车修复费用，岑家伟虽然在一审中对修复费用有异议并提出对修复车辆进行鉴定，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粤BNxx**车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的不合理性，且粤BNxx**车已实际修复，已无鉴定必要，同时，岑家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已赔偿了粤BNxx**车的维修费用而无需履行赔偿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粤BNxx**车因案涉事故产生了维修费用，且上诉人已代为支付，而作为承担粤BNxx**车维修费用的责任方岑家伟也未予以赔偿，因此，上诉人保险公司主张岑家伟在扣除全责车承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已赔付的2000元后赔偿55400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保险公司请求支付该55400元的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部分，应予支持，其理由不成立部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八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2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二、限岑家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支付554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630.02元（已减半收取）和二审受理费1185元，均由被上诉人岑家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李婉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怡欢书记员 成宝烨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