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小康，男，1960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华，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朝瑞，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陵，男，1949年5月15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智华，江西红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赣州市呈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瑞金路**。法定代表人：金勤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修刚，男，1994年8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系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金勤敏，男，1969年3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上诉人岳小康因与被上诉人段陵、原审被告赣州市呈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呈祥公司）、金勤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岳小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华、芦朝瑞，被上诉人段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智华，原审被告呈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修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金勤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小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岳小康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偏差，对本案有关证明对象模糊，对证据未能全面、客观审核、认定，在本案主要法律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对岳小康提供的相关证据的审核、认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律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岳小康在一审中提供了6组证据证明岳小康的主张，但是，一审判决对岳小康提供的第3、4、5组证据不予认定，其对相关证据的审核、认定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1、关于岳小康提供的证据3，即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签订的八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认定。一审判决对本案八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未置可否，却提出对其“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且在本院认为部分也未“详细阐述”。这显然不符合《解释》的上述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并未把“证明目的”作为认定证据的要求，如果“证明目的”是指当事人运用证据希望达到的某种主观意图，则显然逾越了证据自身的客观属性，不应是法院审核、认定的范围）。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签订的八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客观真实，直接关联本案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这一待证事实，其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段陵也没有提出任何反证进行反驳，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实的根据。虽然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与之前双方的借款合同有联系，但是，双方通过协商一致，终止原来的借款合同关系，建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借款合同的终止、买卖合同的设立有确认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备案手续充分证明。一审判决回避《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合法的确认，却提出“岳小康主张其与金勤敏、呈祥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充分”，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设立、变更、转让、解除、终止等有明确规定，但并没有合同关系“转化”的提法，一审判决将法律没有规定的合同“转化”问题要求岳小康提出充分证据，显然勉为其难，错置了证明对象。2、关于岳小康提供的证据4，即确认书、借条、转账凭证的认定。一审判决未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认定，但却提出对转款凭证、借条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并“对确认书不予采信”，这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的规则，其认定理由不能成立。⑴关于借条、转账凭证的认定。一审判决提出：转款凭证与“收据无法一一对应”，“存在岳城（程）转给金勤敏的部分款项”，“有些转款凭证注明的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据此，对转款凭证、借条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显然，一审判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转款凭证与“收据无法一一对应”不违背民间借贷的通常交易习惯，不妨碍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收据（借条）的本质属于民间借贷意思表示的书面形式，出具收据（借条）并非民间借贷成立或生效的要式行为。在一定期间发生多次借款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尤其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借款，对多次借款出具一张收据（借条），或者对借、还款结算后出具一张收据（借条），甚至借了款没有出具收据（借条），以及出具了收据（借条）没有转款的情况普遍存在。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对借款相关凭证进行审核、认定，而非仅仅依据书面形式上的“转款凭证与收据无法一一对应”而否定转款凭证和收据（借条）的真实性。本案岳小康提交的转账凭证有12张，借条有7张，不论是否一一对应，人民法院均应结合其他证据对每一张转账凭证和收据（借条）作出审核、认定。不应仅仅存在形式上的“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而否定全部转账凭证、收据（借条）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其次，就“岳城（程）转给金勤敏的部分款项”来说，岳程作为岳小康儿子，岳小康委托其代为向金勤敏支付借款，以及金勤敏以个人账户收取呈祥公司的借款，属于有关借款的借贷关系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的判断问题，一审判决应综合相关证据依法作出认定，而不应简单地对有关转账凭证和借条予以排斥。其三，就“有些转款凭证注明的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来说，一审判决机械地理解“往来款”文字意义，把“往来款”概念与“借款”概念对立起来，不认定有关转账凭证款项的借款关系，既不符合会计学上往来款的含义，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则。岳小康与段陵除了借贷关系外，从未发生过货物销售、劳务等其他经济往来。人民法院不应离开岳小康与段陵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基础法律关系，仅凭相关转账凭证注明“往来款”而否认相关款项为借款的法律性质。⑵关于确认书的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确认书中第一条第8项款项金额为100万元而非1000万元”。“确认书中载明的还款记录”，“未提交相应的凭证予以佐证”。据此，“对确认书不予采信”。一审判决不采信的理由显然不适当。首先，确认书第一条第8项所列借款金额将100万元错误记载为1000万元，显然是笔误。该条对所列9笔借款的合计金额为3219万元，实际是将第8项按100万元计算的，借款总额没有差错。人民法院对第8项借款金额据实认定为借款100万元即可，不应据此而否定整个确认书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其次，关于“确认书中载明的还款记录，未提交相应的凭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果段陵对确认书记载的还款记录有争议，应当由履行还款义务的一方举证证明。在一审过程中，段陵并未对确认书记载的还款记录提出争议。对于当事人承认的还款事实，又非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人民法院不应随意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随意否认该还款事实。退一步讲，即使段陵提出了比确认书记载的还款记录更多的还款证据的情况下，也只是影响当事人之间还款金额的认定问题，没有理由因此而否认整个确认书的效力。其三，确认书是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对有关借、还款事实的认可，也是双方对终止借款关系、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的体现，是将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的证明，同时也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处分的结果。对确认书的采信，应区分其记载和反映的不同事实和法律行为，结合本案其他事实证据分别作出认定。一审判决仅仅因为有一笔借款款项记载有笔误，以及当事人承认的还款金额缺乏相应凭证佐证（其实岳小康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能够证明），就对整个确认书不予采信，显然不当。3、关于岳小康提供的证据5，即呈祥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认定。一审判决对呈祥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说明该款项系借款，不足以证明达到岳小康证明目的”。显然，一审判决的认定明显不当。无疑，单纯就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属性来说，其仅仅反映资金的支付情况，不直接表明资金支付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是，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不应超出证据本身的特点和其可能证明的待证事实的范围，对证据证明的事实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并以此排斥证据对相关事实的证明力。对于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反映的资金来说，其是否属于借款，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案件其他证据，对资金往来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综合判断，才符合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律和法律的要求。岳小康提出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证明了岳小康相关资金已经用于呈祥公司购买土地等使用，与呈祥公司存在借贷关系，能够达到岳小康证明借款事实的目的。总之，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有违相关证据的自身特点，未遵循证据运用的基本规则，没有全面、客观审核认定，有失偏颇，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对本案终止借贷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和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等法律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贷关系，终止借贷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以及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等法律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是确认岳小康依法享有案涉房产的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享有能够排除执行的权利的重要法律关系。但一审判决未客观、全面地审核、认定岳小康提出的有关证据，以致不能依法对上述法律关系予以有效确认。（一）一审判决对岳小康与呈祥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未予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1、岳小康出借资金3219万元的直接证据充分，并经当事人一致确认，应依法予以认定。呈祥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和有关转账凭证证实，2013年8月15日，岳小康按照金勤敏要求，支付借款1814万元给金勤敏账户（尾号1129），其当天即将其中的1790万元转账至呈祥公司。同日，岳小康根据金勤敏的指示，将借款186万元支付给吴辉琼银行账户（尾号8160），吴辉琼当天将该款和其他款项共计6000万元转账至呈祥公司。呈祥公司随即在当天将上述款项中的7769.3121万元转账给赣州市财政局，用于支付土地款。金勤敏于当天向岳小康出具了借款2000万元的借条。此后，从2013年9月至2016年2月，岳小康（含岳程）先后10次转账1176万元（计入利息43万元后为1219万元）给金勤敏（650万元）及其指定的赖井娣（186万元，借条含利息金额229万元，）、郑华（120万元）、金修刚（220万元，无借条）。上述借款分12笔从银行转账支付，实际转账金额为3176万元，岳小康与呈祥公司、金勤敏三方确认的借款金额3219万元（含利息43万元），均有岳小康（含岳程）银行转账凭证、呈祥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对借款资金转账支付的记载，以及借条和确认书对借款关系的确认。因此，人民法院对上述借款的认定，首先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利，对三方确认书确认的金额3219万元（含利息43万元）依法认定。或者按照实际银行转账金额3176万元本金认定。即使要与借条一一对应，则借条记明的金额2999万元也应予认定。但是，一审判决却以借条、转款凭证无法一一对应，以及不能充分证明双方“款项全部系借款”，认定岳小康与呈祥公司3219万元借款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完全否认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贷关系，其理由是不成立的。所谓“借条、转款凭证无法一一对应”的说法，如前所述，完全是个伪命题。而所谓不能充分证明双方“款项全部系借款”，那么至少能够证明有部分款项是借款，则部分借款应依法予以认定。而不是以偏概全，全盘否定。2、金勤敏为呈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呈祥公司向岳小康借款，用于呈祥公司生产经营，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贷关系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呈祥公司系金勤敏父子控制的全资子公司，金勤敏实际控制呈祥公司99.5%股权。金勤敏向岳小康借款时，均称呈祥公司是其父子开办的公司，其是法定代表人。因呈祥公司开发楼盘需要支付土地款、税收等而向岳小康借入资金，岳小康始终相信金勤敏向岳小康借款是代表呈祥公司借款。在岳小康出借的款项中，直接用于呈祥公司支付土地款的借款1976万元，用于支付给呈祥公司相关债权人的借款1176万元。尽管部分借款以金勤敏名义出具借条，但均用于呈祥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应认定金勤敏是代表呈祥公司借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岳小康和呈祥公司、金勤敏始终承认上述借款均用于呈祥公司的项目开发，呈祥公司为借款人。因此，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贷关系客观真实，证据充分，合法有效。3、金勤敏、金修刚个人账户用于呈祥公司借入资金、支付工程开支，与呈祥公司账户资金来往频繁，其个人账户实际为呈祥公司控制使用，个人账户资金与呈祥公司资金混同。呈祥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对借款负有清偿责任。呈祥公司、金勤敏、金修刚的银行账户流水等相关证据充分证明，金勤敏、金修刚在为呈祥公司筹集资金时，经常用个人账户为呈祥公司收付款项。同时，金勤敏、金修刚个人账户与呈祥公司及其债权人资金往来频繁，为呈祥公司支付工程款项，收取呈祥公司的房款等，金勤敏、金修刚个人账户实际为呈祥公司控制、使用，“公私不分”，与呈祥公司资金混同。因此，金勤敏、金修刚个人账户收取的岳小康借款，其真实借款人系呈祥公司，呈祥公司对借款负有清偿责任。4、岳小康与呈祥公司、金勤敏三方自愿签订了《确认书》，呈祥公司确认和承担了借款，同意将借款转化为购买商铺的价款，应当认定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款关系和转化购房款的事实。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初205号民事判决书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终267号民事判决书记载，段陵在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多次与金勤敏、四川金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呈祥公司发生借款关系，实际借款本金2338.8813万元，借款均由金勤敏个人账户收取（该案判决甚至没有认定借款由谁使用）。2015年7月15日，呈祥公司、金勤敏向段陵出具《承诺书》，承诺所借款（包括以四川金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的借款）全部由呈祥公司和金勤敏偿还。一、二审判决均认可了承诺书的效力，判决呈祥公司和金勤敏承担还款责任，四川金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负还款责任。与段陵向金勤敏出借款项的方式相同，岳小康借给呈祥公司的款项也是经由金勤敏（或其指定人员）的账户转给呈祥公司，呈祥公司将借款用于其生产经营。岳小康与呈祥公司、金勤敏三方签订的确认书是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对有关借、还款事实的认可，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处分的结果，人民法院应依法维护确认书对借款关系确认的效力。这也是防止同案不同判的必然要求。（二）一审判决对终止借贷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未予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1、岳小康与呈祥公司自愿终止借贷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将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足额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应当认定。岳小康出借款项给呈祥公司后，由于呈祥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岳小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协商一致，于2017年5月12日自愿签订了确认书，同意终止借贷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对账清算后，转化为已足额支付购房款，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同时签订了8份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呈祥公司将案涉房产在内的有关商铺卖给岳小康，并办理了网签备案。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终止借贷关系，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真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完全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为，岳小康“未提交佐证确认书中载明的还款金额的相应凭证”，故“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充分”。显然，一审判决不考虑当事人终止、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表示的效力，回避对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拘泥于借、还款的凭证问题，并把借还款关系及其对购房款的抵销来模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显然是不适当的。虽然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与之前双方的借款合同有联系，但是，一审判决大可不必将本案借、还款的具体凭证问题与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认定直接挂钩。因为，银行转账凭证和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已经证明岳小康的借款至少有1976万元用于呈祥公司支付土地款。足以证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确认书”确认的借款不可能是虚假的。至于借条、转账凭证是否一一对应，还款凭证是否提供问题，仅仅影响借款数额的具体认定。假设借款不足以支付购房款，也只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关于“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问题，而不应据此一概否定当事人双方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并转化为“购房款”的事实和效力。2、岳小康与呈祥公司自愿终止借贷关系、设立商品房买卖关系的事实构成，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72号案例的事实构成一致，属于类似案件，应依法适用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8日发布了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诉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裁判要点明确指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见，岳小康与呈祥公司自愿将借贷关系变更为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构成，与第72号指导案例主要事实构成相同，属于类似案件。人民法院应依法适用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认定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强调，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三、一审判决对岳小康涉案商铺合法占有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是排除执行必须具备的法定情形。由于本案排除执行的权利根据为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对于合法占有的认定，应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可以理解为将房屋交付使用的同时，受领人即取得了对房屋的合法占有。实践中，通常是出卖人交付房屋钥匙给买受人以及买受人签署交房通知书，可以认定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买受人合法占有房屋。由于岳小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商铺已经建好，不存在商品房预售时的交房通知问题。因此，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呈祥公司当即将涉案商铺的钥匙交给了岳小康，岳小康合法占有了涉案商铺。随后，岳小康在商铺门上张贴招租广告，利用部分商铺堆放杂物，并有部分商铺出租等。因此，岳小康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前，受领了涉案商铺钥匙，完全合法占有了涉案商铺。一审判决认为，岳小康出租涉案商铺是在查封之后，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涉案商铺。显然，一审判决把对商铺的占有与使用、收益相混淆了，把出租或自己经营利用视为是对商铺占有的必要条件，这是对合法占有的误解。对商铺的经营、利用（体现在收取租金，交水电费、物业费等）当然是合法占有的体现，但不是认定合法占有的必要证据，这在房地产市场普遍存在商铺卖不动、租不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岳小康受领了商铺钥匙，取得对商铺的控制支配，段陵没有证据证明岳小康是非法取得钥匙或者另有其他人合法占有商铺时，法院不应对岳小康合法占有商铺提出其他不合理的证明要求。四、一审判决对涉案商铺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及其归责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签订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约定，由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共同办理商铺产权登记。但由于呈祥公司一直未能提供完税发票，此后，也存在呈祥公司债务纠纷造成商铺被查封，客观上无法办理涉案商铺的过户登记问题。导致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责任全在呈祥公司，岳小康对此没有过错。一审判决认为岳小康不能证明交纳了过户税费，或向呈祥公司要求办理过户的证据，并假设本案未办理过户的原因系呈祥公司欠缴国家相关税款导致。显然，一审判决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及其归责的认定有失公允。因为，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明确规定，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提交“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在呈祥公司没有提供完税发票的情况下，办理过户登记不符合法定条件，属于法律上履行不能的情况。而造成履行不能的责任完全在于呈祥公司不能提供完税发票。与岳小康的主观努力没有关系，岳小康没有过错。综上所述，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呈祥公司对借款负有清偿责任。岳小康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与呈祥公司终止借款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商铺买卖合同，通过结算将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付清了全部房款。并且岳小康也在贵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该涉案商铺，未办理过户登记也非因岳小康自身原因造成，岳小康没有过错。因此，岳小康对涉案商铺享有足以排除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拍卖执行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偏差，对本案有关证明对象认识模糊，对主要证据未能全面、客观审核、认定，在本案主要法律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明显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段陵辩称，一、段陵作为债权人，依法诉请实现自己的债权，经过法律程序申请处置被执行人的房产并无不当，无任何过错。二、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执259-2号《执行裁定书》是法院保证生效判决顺利执行，依法对本案房产查封拍卖，是履行应尽的职权。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岳小康诉讼请求正确。1.被执行人呈祥公司代理人金修刚2019年2月26日向赣州中院执行局法官所做的执行笔录阐述：案涉商铺1栋1-8号商铺是不真实交易，同意法院拍卖（见附件证据：《执行笔录》）。2.没有证据证明岳小康付清了案涉商铺的全部购房款。3.岳小康未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商铺。4.案涉商铺不是段陵用于居住且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二)的规定。5.岳小康没有案涉商铺所有权或者担保物权，尚不能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不能阻却有合法权利的段陵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的强制执行，根据该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岳小康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6.在呈祥公司负有其他的债务情况下，岳小康没有案涉商铺所有权或者担保物权，岳小康的普通债权不能获得优先受偿，否则，将损害段陵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岳小康的所有诉讼请求。呈祥公司辩称，1、关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笔录，呈祥公司认为是以物抵债，但该执行局认为这属于不真实交易。2、在2017年7月查封前，呈祥公司已将钥匙交给了岳小康，交付钥匙后是否使用或租赁与呈祥公司无关。金勤敏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岳小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得对赣州市呈祥·中央首府1栋1#、2#、3#、4#、5#、6#、7#、8#商铺进行财产保全查封，不得进行拍卖等强制执行，并解除（2017）赣07执保85号查封裁定及（2018）赣07执259-2号拍卖裁定；2.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诉讼中，岳小康增加两项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赣州市呈祥·中央首府1栋1#、2#、3#、4#、5#、6#、7#、8#商铺等房产所有权归岳小康所有；2.依法判令呈祥公司限期内协助岳小康办理赣州市呈祥·中央首府1栋1#、2#、3#、4#、5#、6#、7#、8#商铺的过户登记手续。庭审中，岳小康当庭撤回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陵与呈祥公司、金勤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年6月5日，业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作出（2018）赣民终267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2017）赣07民初2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的主要内容为：呈祥公司、金勤敏共同偿还段陵借款2338.8813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23.0892万元。因各义务人均未履行义务，段陵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立执行案号为：（2018）赣07执259号。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依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赣07执保85号民事裁定，保全查封了呈祥公司开发的位于赣州市章贡区呈祥·中央首府含1栋1#-8#商铺(属首封)在内的有关商铺。执行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0日作出（2018）赣07执259-2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上述保全查封的商铺及其他案涉房产。岳小康得知后遂以前述理由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赣07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请求，岳小康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2017年5月12日，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网签了购买该公司开发的呈祥·中央首府1栋1＃-8＃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合同约定八间商铺价款共计30888800万元，一次性付清，款项全部存入呈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赣州金峰支行开设的账号为“36×××99”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用于该商铺所在楼盘的工程建设。2、岳小康支付给金勤敏的款项共2114万元，岳小康支付给吴辉琼的款项为186万元，岳城支付给来井娣的款项为186万元，岳城支付给金勤敏的款项为150万元，岳城支付给郑华的款项为40万元，岳城支付给金修刚的款项为100万元。岳小康支付给金修刚的款项为120万元。3、金勤敏与金修刚系父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岳小康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阻却一审法院（2017）赣07执保85号查封裁定及（2018）赣07执259-2号拍卖裁定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首先，从形式上看，岳小康与呈祥公司虽在案涉八间商铺被查封（2017年10月16日）之前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但岳小康提交的借条、转款凭证无法一一对应，不能充分证明岳小康与金勤敏之间的款项全部系借款，也即岳小康与金勤敏之间存在3219万元的借款关系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岳小康也未提交佐证确认书中载明的还款金额的相应凭证，故岳小康主张其与金勤敏、呈祥公司已经将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充分。岳小康主张其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款已经以其借给金勤敏、呈祥公司的借款相抵销的证据不充分。其次，岳小康庭后提交的案涉商铺照片及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均系复印件，即便商铺租赁合同真实，该合同签订的时间也均是案涉商铺被查封之后所签订，岳小康并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商铺被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使用案涉商铺。第三，岳小康也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交纳了相应的过户税费，或其已经向呈祥公司主张要求办理过户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便本案未办理过户的原因系呈祥公司欠缴国家相关税款导致，但岳小康也并未同时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阻却执行的条件，故岳小康要求阻却一审法院（2017）赣07执保85号查封裁定及（2018）赣07执259-2号拍卖裁定的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因解除一审法院（2017）赣07执保85号查封裁定及（2018）赣07执259-2号拍卖裁定属于具体的执行行为，并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岳小康要求解除一审法院（2017）赣07执保85号查封裁定及解除一审法院（2018）赣07执259-2号拍卖裁定的诉请不予审理。岳小康主张要求确认案涉8间商铺归其所有，如前所述，岳小康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呈祥公司、金勤敏之间已经将原来的借款关系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关系，故其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岳小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245元，由岳小康负担。二审期间，岳小康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关于（2019）赣07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未查明事实的说明，证明：岳小康与呈祥公司协商一致，经清算将履行期限届满后未能按期归还的借款本息转化为案涉商铺购房款，相互的债权债务消灭，该合同已实际履行，系争商品房价款已全部付清。证据二、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确认书中呈祥公司已向岳小康返还部分款项客观真实，岳小康与呈祥公司的借款关系客观真实。证据三、证明两份，证明：系争商品房作为商铺因呈祥公司原因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也未交付物业公司管理，物业公司未收取物业费。证据四、赣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关于呈祥.中央首府有关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函（第293页），证明：因呈祥公司欠缴国家税款，导致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而非因岳小康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证据五、公证书（2020）[赣虔市证内字第1006号]，证明：2017年8月16日岳小康开始通过中介对外出租案涉商铺，实际履行了商铺的占有使用和控制权，该时间早于人民法院查封时间。证据六、商铺租赁合同、付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及现场开门照片，证明：岳小康已合法占有系争商品房并用于租赁，因市场行情导致店铺难以出租。段陵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这是两方当事人内部沟通的文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转账性质无法确认，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三，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单位出具证明的基本要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只有单位公章，没有任何相关法人等联系方式，相关单位也未派人员参与本次诉讼。对证据四，是否缴纳税款与办案无关。对证据五不清楚其真实性，本案案涉物为商铺，不是买受人自己的住宅，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的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对证据六，不清楚是否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租赁合同为2019年4月4日，不能达到已合法占有的证明目的，且另一份租赁合同为2018年12月28日，网上银行回单均发生于2019年5月14日，此均为事后强行补强的内容。呈祥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系呈祥公司向本院就案件情况作出的说明，呈祥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其中所述内容可作为其对本案的答辩内容。证据二系岳程收到金勤敏、金修刚、呈祥公司还款的凭证，其中所涉金额与《确认书》中的金额、时间能够对应，段陵对该凭证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三系赣州福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据四系赣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的《关于呈祥·中央首府有关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函》，系有关单位就本案所涉房产物业费、不动产证的办理等问题作出的说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五系岳小康请赣州市赣南公证处所做的《公证书》，其中涉及岳小康于2017年8月16日委托“黑马地产”房屋中介将本案所涉商铺对外招租，该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六《租赁合同》等证据系本案所涉房产被查封之后形成的证据，不能证明岳小康已于房产被查封之前合法占有并用于租赁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5月12日，岳小康（甲方）与金勤敏、金修刚（乙方）、呈祥公司（丙方）签订《确认书》一份，载明：鉴于2013年8月份始，乙方多次以公司经营为由向甲方借款，现甲、乙、丙三方针对借款金额、借款利息及还款情况等事实部分予以明确如下，三方均无异议；关于借款部分，乙方金勤敏于2013年8月15日向甲方借款2000万元整（甲方向乙方金勤敏转款1814万元，向乙方金勤敏指定人员转款186万元）、2013年9月5日借款200万元、2013年9月29日借款200万元、2013年10月14日借款229万元（甲方向乙方指定人员转款186万元）、2013年10月25日借款150万元、2014年1月30日借款120万元（甲方向乙方金勤敏指定人员转款120万元）、2014年9月5日借款100万元，乙方金修刚于2016年2月2日向甲方借款1000万元、2016年2月5日借款120万元，以上共计借款本金3219万元，利息均约定为月利率3%；关于还款部分，通过银行转款还款，2015年5月经统计归还了112万元，6月9日还100万元，7月1日还300万元，7月21日还200万元，8月7日还290万元，11月11日还200万元；通过商铺抵扣债务还款，2015年3月2日网签2个商铺于梁美云名下计10041620元，2015年3月、4月网签3个商铺于梁小浪、廖义平名下计12462972元，2017年5月12日网签12个商铺于岳小康名下计36882340元，以上商铺金额共计59386932元；签订本确认书后，乙方向甲方借的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归还及抵扣清偿完毕。关于上述“金修刚于2016年2月2日向甲方借款1000万元”，岳小康称1000万元系笔误，应为100万元。通过对借款总本金3219万元的计算可知，该1000万元确系笔误，实为100万元。岳小康提供了以下凭证印证上述出借款项的支付：2013年8月15日金勤敏向岳小康出具的2000万元借条及岳小康于当日向金勤敏转款1814万元、向吴辉琼转款186万元共计2000万元的转款凭证；2013年9月5日金勤敏向岳小康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及岳小康于当日向金勤敏转款200万元的凭证；2013年9月29日金勤敏向岳小康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及岳小康于当日向金勤敏转款200万元的凭证；2013年10月14日金勤敏向岳程出具的229万元借条及岳程于8月28日向余志刚转款41万元、于10月14日向赖井娣转款186万元的凭证；2013年10月25日金勤敏向岳小康出具的150万元借条及岳程于当日向金勤敏转款150万元的凭证；2014年1月30日金勤敏向岳程出具的120万元借条及岳程分别于当日、2月10日、2月24日向郑华转款共计120万元的凭证；2014年9月5日金勤敏向岳程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及岳小康于当日向金勤敏转款100万元的凭证；岳程于2016年2月2日向金修刚转款100万元的凭证；岳小康于2016年2月5日向金修刚转款120万元的凭证。上述借条中均约定月息3%，且未约定还款期限。岳小康还提供了金勤敏、金修刚、呈祥公司向岳程账户支付的还款共计1202万元，其中时间、金额能够与《确认书》中记载的时间、金额对应。再查明，岳程向二审法院自述其与岳小康系父子关系，其账户中与本案所涉的款项及金勤敏向其出具的借条，均系岳小康以其名义出借和支付的，实际权利人为岳小康。又查明，呈祥公司于2017年7月即将商铺钥匙交付给岳小康，岳小康于2017年8月16日委托赣州市的“黑马地产”房屋中介将本案所涉商铺对外招租。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岳小康对案涉房产的权属能否阻却一审法院的执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岳小康主张其通过与呈祥公司签订《赣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案涉商铺享有权利，可以阻却段陵申请的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判断岳小康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该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首先，岳小康与呈祥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就案涉房产签订了《赣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5月15日进行了备案登记。其次，案涉房产于2017年10月16日被一审法院查封，而从岳小康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呈祥公司二审中的陈述表明，呈祥公司于2017年7月即将商铺钥匙交付给岳小康，岳小康于2017年8月16日委托房屋中介将案涉房产对外招租，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岳小康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再次，根据三方签订的《确认书》可知，本案购房款是通过抵偿岳小康与金勤敏之间的借款进行支付的，故岳小康与金勤敏、金修刚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所借款项是否已到期，是考量案涉房产价款是否实际支付、以房抵债能否成立的条件之一。经查，金勤敏、金修刚从2013年开始向岳小康借款，至2016年2月5日，金勤敏、金修刚向岳小康借款共计3219万元，合计还款1202万元，上述还款、借款数额与岳小康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及《确认书》中所列金额能够对应。呈祥公司还分别于2015年3月2日以2个商铺（金额为10041620元），于2015年3月、4月以3个商铺（金额为12462972元），于2017年5月12日以12个商铺（金额为36882340元），金额共计59386932元抵扣岳小康的债务，并在《确认书》中确认各方均同意以呈祥公司的“商铺作价向岳小康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确认金勤敏、金修刚向岳小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归还及抵扣清偿完毕”。由此可知，岳小康与金勤敏、金修刚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虽然金勤敏出具的借条中未注明还款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至2017年5月12日双方签订《确认书》之时，岳小康与金勤敏对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进行清算抵偿后，还款期限应视为均已到期。因此，案涉房产的购房款通过清偿金勤敏、金修刚向岳小康的借款，应视为已支付完毕。段陵辩称没有证据证明岳小康付清了案涉房产的全部购房款，但如上所述，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应当支付完毕。最后，从岳小康提供的证据表明，呈祥公司因欠缴国家税款，不能为业主办理不动产证。故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手续，并非岳小康的过错。综上所述，岳小康对案涉房产的权属可以阻却一审法院的执行。关于岳小康请求确认案涉房产的房产所有权归岳小康所有的诉请，因该房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呈祥公司仍为房产所有人，根据《中户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对岳小康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岳小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赣州市呈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章江新区呈祥·中央首府的1幢1#、2#、3#、4#、5#、6#、7#、8#商铺；三、驳回岳小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6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245元，共计392490元，由岳小康负担130830元，段陵负担130830元，呈祥公司、金勤敏负担1308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叶若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