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经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82967995A。法定代表人：彭有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巨延，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历浩，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燕，女，汉族，1978年10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30*********。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同燕，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琴，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健民，男，汉族，1974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30*********。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丹，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燕、邹健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民初3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裕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民初312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并支持裕兴公司一审全部诉求；3.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钟燕、邹健民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案情回顾。裕兴公司与邹健民、深圳市三一飞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飞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1971民初12614号]经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结后，依法判令邹健民、三一飞达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三一飞达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查询到邹健民名下有车辆，但邹健民拒不配合将其车辆交由法院处理，其名下也未查询到财产，致使（2018）粤1971民初12614号判决得不到执行，裕兴公司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因裕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忆其曾向邹健民催收债务时，邹健民拿着好几本房产权证向裕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保证其有履行债务的能力，要裕兴公司宽限一段时间，故裕兴公司才将2016年2月至8月的玻璃款延至2018年起诉。然而等法院判决下来申请执行时，法院却没有发现邹健民名下有房产（后经其他途径查询到邹健民在珠海斗门还有一套未转移的房产）。裕兴公司怀疑邹健民与钟燕串通将房产转移，经法院调查果然发现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与钟燕通过离婚的形式将其两人名下的五套房产（价值高达一两千万）全部转移给钟燕，同时约定夫妻债务全部由邹健民承担。此时裕兴公司才发现邹健民之前要求宽限付款期限纯粹是为了方便其转移财产，故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邹健民与钟燕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主要是房产）的处理部分明显不合理，损害了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裕兴公司）的利益，属于恶意串通，典型的无效民事行为。（一）关于三一飞达公司（邹健民先后任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的历史，通过国家工商网站可以查询到：三一飞达公司于2006年8月3日成立，原始股东为邹湘闽、邹辉明、刘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其中邹辉明占80%（出资为40万元），邹湘闽、刘红各占10%，各出资5万元，三者为近亲属关系，邹湘闽、邹辉明为兄弟关系，刘红是邹湘闽的妻子。2014年3月1日国家实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三一飞达公司在2014年7月24日作了重要的工商变更登记，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增加到1000万元，股东增加了邹健民（企业股东增加的出资皆为认缴，其中邹健民认缴300万元，占股比例为30%，邹健民为邹湘闽、邹辉明的兄弟）。2016年6月15日三一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邹湘闽变更为邹健民。2017年12月4日，三一飞达公司再次出现重大工商变更，邹湘闽、邹辉明、刘红退股（退股前其认缴的注册资本并未实缴到位），将其三者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邹健民，致使三一飞达公司成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二）从裕兴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裕兴公司与三一飞达公司债务形成的时间为2016年4月至2016年10月间。（三）由于三一飞达公司的股东对于注册资金是认缴制，实际上认缴的资金并没有到位，故三一飞达公司各位股东（包括邹健民）应当对裕兴公司的此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三一飞达公司处于歇业状态，没有实际经营，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履行对裕兴公司债务的清偿。（四）邹健民与钟燕于2016年7月18日通过离婚的形式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全部财产（或者大部分）转移给女方（钟燕）损害了裕兴公司的利益。三一飞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邹健民认缴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在邹健民注册资本未到位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大部分）个人资产转移给钟燕，致使其注册资本到位能力受损，在三一飞达公司对外需承担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也即损害了三一飞达公司债权人（包括裕兴公司）对其的信赖利益损失，损害了三一飞达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五）裕兴公司对三一飞达公司从2016年4月开始就享有债权，而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将其全部（大部分）财产转移给钟燕，此举无疑损害了债权人裕兴公司的合法权益，明显超出了钟燕及其抚养子女的实际需求，也不符合常理，致使裕兴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执行，且该债权发生在邹健民任股东期间认缴资金至今未到位的情况下，其离婚行为中对财产的处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是明显无效的民事行为。（六）在公司注册资金实行认缴制下，认缴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若任由邹健民与钟燕此番手段逃避债务，而不加以厘清制止，无疑会助长社会的恶意逃避债务之风，令守法公民（公司）常常血本无归，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百害而无一益。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裕兴公司全部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钟燕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一、认定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应该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邹健民和钟燕对离婚的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进行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也进行了备案，双方的离婚行为符合婚姻法的规定，本案所涉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裕兴公司提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为双方恶意串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关于婚姻、监护、收养等涉及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裕兴公司在适用法律上错误。二、双方离婚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没有恶意串通，一审认定邹健民和钟燕的离婚行为意思表示真实，离婚协议的合法有效，完全正确。而且，裕兴公司并不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依法无权提出确认离婚协议效力的问题，无论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三、裕兴公司上诉理由认为邹健民没有完成出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涉及到另外的法律关系。邹健民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应当由裕兴公司另行起诉解决。而且邹健民是否承担责任，都不影响到本案当中所涉及的离婚协议效力问题，因为邹健民的出资行为涉及的出资是金钱出资，是非特定物，其承诺的出资在邹健民和钟燕进行离婚登记的时候也还未到期。邹健民出资的截止期限是2019年12月30日，而邹健民和钟燕离婚日期是2016年7月18日，其出资期限仍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并且邹健民的出资是其个人行为，并不是家庭投资行为，钟燕对于邹健民的出资、出资情况也毫不知情，所以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裕兴公司所提出的关于邹健民出资的问题不影响离婚协议的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裕兴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邹健民辩称，同意钟燕的答辩意见。并且，邹健民从未向裕兴公司或其他任何人员出示过房产证或以自身财产作过其他任何保证，该等情况是裕兴公司为应诉而捏造，裕兴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裕兴公司在本案请求的事项及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理由不成立。一、邹健民选择离婚，完全是基于婚姻生活的真实情况，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自愿行为，离婚协议的内容符合邹健民的真实意思，也符合离婚双方的家庭实际情况，该等决定不涉及任何婚姻以外的情况，不存在任何故意损害他人的意思或行为。裕兴公司并非离婚协议的当事方，没有权利主张协议的效力，没有权利干扰双方离婚的意思自治。裕兴公司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不能适用于认定婚姻协议无效，并且双方离婚的行为也不符合该规定。离婚协议与其他普通协议有本质的不同，涉及到婚姻关系、抚养关系等的综合处理。其中财产的分割也受到人身关系、抚养关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问题、离婚后生活的问题等的综合影响，并不能简单地以财产多少确定其分割是否合理，裕兴公司的主张明显仅是单方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依据。二、离婚时裕兴公司对邹健民甚至对三一飞达公司都没有任何的权益或债权存在。裕兴公司主张的债权产生在其取得生效判决文书之时，即2018年11月，是在邹健民离婚之后的两年时间之久以后。离婚当时裕兴公司对邹健民不存在任何的债权或其他权益，当然也不可能存在被损害的基础。关于裕兴公司主张的出资责任，无论邹健民对三一飞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出资责任，都与邹健民在此前的离婚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更与钟燕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且出资责任的认定必须要经诉讼程序的确认，否则是严重损害了邹健民作为股东的相关答辩、举证等的诉讼权益，裕兴公司无权仅以自身主张进行责任穿透。同时，即使股东应该担责，也不影响此前的离婚协议的效力。离婚当时裕兴公司该等权益仍未产生，而且离婚当时邹健民的实缴期限并未到期，实际出资责任并未形成，相关方不存在主张权益的可能性。事实上邹健民已完成出资责任，甚至在成为股东以及离婚之后出借了多笔款项供公司经营，根本不存在出资责任产生纠纷的相关问题，也不存在避债的必要。并且，证明邹健民在离婚当时即已经产生股东责任债务的证明责任在于裕兴公司，但其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即使能够证明，钟燕与三一飞达公司的经营及其他问题也没有任何的关系。离婚处置的财产也并非作为出资财产，公司的出资及其它问题，均是邹健民的个人行为，不能因此影响离婚从而损害钟燕及双方孩子的权益。三、邹健民及三一飞达公司没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意图。主观恶意方面，裕兴公司应当承担证明邹健民、钟燕二人都存在主观意图的举证责任。而邹健民本人并无任何的逃避债务的恶意，更不可能去串通钟燕，裕兴公司对此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邹健民及三一飞达公司的客观行为，反而能够证明二者均没有逃避债务的恶意：1.三一飞达公司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年底之前，即裕兴公司所主张的欠款之后和邹健民签署欠条之前，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仍然与裕兴公司进行了正常的商业往来及交易，并且支付了裕兴公司几百万元的货款，该客观行为能够证明三一飞达公司当时完全具有自行承担商业风险及责任的能力，也正面面对了自身的经营支出，不存在逃避债务的任何现象。而且三一飞达公司经营所用的款项部分是来自于向邹健民的借款，也可以证明邹健民本人也没有使三一飞达公司或自身逃避债务的恶意，二者均有承担能力，也并不存在逃避的必要性。2.邹健民是在离婚之后的一年半之后，在2017年12月成为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法律风险及后果不言而喻。如其有避债的意图，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不利、相悖的行为。裕兴公司获得向邹健民追偿的权利，也是因为邹健民唯一股东的身份，并且是因为邹健民在诉讼中未提交财产独立的证明。3.邹健民在2017年12月26日专门向裕兴公司出具了欠条，该客观行为也体现出其主动正面面对公司债务。4.邹健民在欠条中认可了欠付的款项是2016年4月到10月的款项，但实际上三一飞达公司在此后直至欠条出具前仍持续的向裕兴公司支付了多笔总计金额累积几百万元的款项，如果邹健民故意离婚避债，按常理应将款项确定在其他期间，而完全没有必要同意裕兴公司提出的该期间。邹健民没有在时间上进行规避，体现出该等行为与离婚没有关联性。5.裕兴公司提起一审诉讼之后（确认债权），邹健民与三一飞达公司均接收了材料，均未提出任何抗辩意见。一审判决出具后也未提起上诉，使得裕兴公司的起诉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了确认债权的结果。综合邹健民各方面的客观行为，可看出邹健民不存在任何逃避债务的行为特征，反而符合正面面对债务的行为特征，足以证明邹健民没有本案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意图。四、邹健民与钟燕没有串通的基础及必要，没有进行任何串通的行为。邹健民都没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意图，自然更不可能有与他人串通逃避的意图。裕兴公司对邹健民、钟燕二人串通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裕兴公司除主观臆断外，无任何的证据证明。最后，邹健民在离婚事务中，以及三一飞达公司出资经营中均诚实地、完全地履行了自身的义务。三一飞达公司最终无法偿付裕兴公司的债权，是因为公司自身的经营发展以及裕兴公司自身在权利主张中进行的行为和选择综合导致，与邹健民个人以及婚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恳请驳回裕兴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裕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邹健民与钟燕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有关财产处理部分的内容无效；2.判令钟燕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返还一半给邹健民（限价值1218324.40元的财产）；3.判令邹健民与钟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与钟燕签订离婚协议书，当中载明：“男女双方于2006年11月13日，在衡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因感情不和等原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要求离婚，经充分协商，对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一、子女抚养问题：婚姻存续期间生育两个小孩。大女儿名叫邹某甲，****年**月**日出生，小儿子名叫邹某乙，****年**月**日出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方，随女方生活。两孩子的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及其他费用全部由男方承担。男方依法享有探望两孩子的权利。二、财产处理问题：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有五套房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该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位于珠海市斗门区****，该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合作建房（****），所有权归女方。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该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该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男方配合女方做好办理好房屋产权过户手续。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法律纠纷由男方承担，与女方无关……”该离婚协议书落款处有邹健民与钟燕的签名及捺印。当日，邹健民与钟燕领取了离婚证。一审法院又查明，案外人三一飞达公司于2006年8月3日成立。2017年12月4日，该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邹健民。2017年12月26日，邹健民向裕兴公司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案外人三一飞达公司在2016年4月至2016年10月欠裕兴公司货款1218324.40元。邹健民用2台串焊机抵还600000元货款，余款618324.40元，邹健民承诺在2018年1月1日前付清。如未执行以上承诺，邹健民自愿承担相应责任。2018年5月22日，裕兴公司起诉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诉请为：“一、两被告（即案外人三一飞达公司和邹健民）支付原告货款1218324.40元；二、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以每月所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从欠款第二个月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18年8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71民初12614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限被告深圳市三一飞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218324.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218324.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邹健民对被告深圳市三一飞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裕兴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申请强制执行，后该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粤1971执1110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邹健民与钟燕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之所以将其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购买的五套房屋均约定归钟燕所有，是因为离婚后，两个婚生子女均由钟燕抚养，且其中部分尚在按揭的房屋，亦由钟燕继续负责偿还月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邹健民与钟燕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的约定是否符合“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构成要件。首先，恶意串通，要求当事人相互之间主观上具有侵害他人利益的故意，且积极主动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本案中，邹健民与钟燕于2016年7月18日协议离婚，而邹健民向裕兴公司出具欠条、裕兴公司到法院起诉要求邹健民及案外人三一飞达公司清偿货款、申请强制执行等行为，始于邹健民与钟燕协议离婚一年多以后，应属于邹健民与钟燕在协议离婚时不可能预见的情形。裕兴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邹健民与钟燕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有积极主动地追求损害裕兴公司利益的恶意。其次，民事法律行为还需“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才能确认无效。邹健民与钟燕签订离婚协议时，邹健民尚未向裕兴公司出具欠条，裕兴公司亦尚未对作为主债务人的案外人三一飞达公司及邹健民申请强制执行，其债务是否可以得到清偿尚不确定。裕兴公司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尚不明确。再次，邹健民与钟燕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生育的两个子女均由钟燕抚养，故二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五套房屋均归钟燕所有，是从照顾子女的角度出发，亦合乎常理。故裕兴公司主张确认邹健民与钟燕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处理部分的内容无效，要求钟燕将协议约定的财产返还一半给邹健民，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裕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765元，（裕兴公司已预交），由裕兴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与钟燕离婚时，邹健民认缴的出资额为3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二审法庭调查时，两被上诉人称邹健民的出资截止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裕兴公司表示不清楚邹健民的出资截止期限。其后，邹健民提交了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的三一飞达公司工商档案，经裕兴公司庭后确认，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与钟燕离婚之时，三一飞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包括邹健民在内的4名股东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本院认为，裕兴公司在上诉请求中主张，钟燕、邹健民通过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致使裕兴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执行，且该债权发生在邹健民任三一飞达公司股东期间且认缴资金至今未到位的情况下，损害了裕兴公司的合法利益，钟燕、邹健民离婚行为中对财产的处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是无效民事行为。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是否适用于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就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达成的协议，从本质上看，是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就变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的协议，由于这种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变动是由当事人之间身份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故在衡量其是否公平的问题上，应当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但在合同的订立、变更、撤销等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仍然适用。在当事人或其他人主张该协议处分了离婚的男女双方以外的其他人的财产或侵犯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审查其是否合法有效。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对钟燕、邹健民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进行评判，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邹健民与钟燕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债务应当以债权已实际发生，并得到确认为前提。本案中，首先，邹健民与钟燕的离婚时间是2016年7月18日。虽然邹健民向裕兴公司出具欠条以及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三一飞达公司公及邹健民欠裕兴公司货款产生于2016年4月至2016年10月，但鉴于裕兴公司的交易对象是三一飞达公司，因此，即使认为在离婚之时裕兴公司的债权已经发生，其债务人也是三一飞达公司，而当时邹健民为三一飞达公司的四名股东之一。再有，邹健民向裕兴公司出具欠条承诺对三一飞达公司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6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关于邹健民和三一飞达公司对裕兴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生效判决的时间是2018年8月15日，因此，裕兴公司与邹健民的债权得到确认应至少在2017年12月26日之后。综上，在邹健民与钟燕离婚时，裕兴公司对邹健民的债权尚不确定，不存在债权受侵害的基础。三、关于邹健民与钟燕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邹健民履行出资义务的能力，进而损害裕兴公司作为三一飞达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第9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时间向社会公示。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可以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一旦决定进行交易，即应受制于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16年7月18日邹健民与钟燕离婚之时，三一飞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邹健民认缴的出资额为3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包括邹健民在内的4名股东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因此，是在邹健民与钟燕离婚三年半之后，邹健民认缴的三一飞达公司300万元出资额才到实缴截止期限。在此期间，邹健民的出资义务可能发生变化，如通过减少出资或转让股权等予以减少甚至消灭，并且其经济能力也可能发生变化，并不必然得出邹健民因此完全丧失实缴出资能力的结论。故裕兴公司主张邹健民在离婚协议中将其全部（大部分）个人资产转移给钟燕，致使其注册资本到位能力受损，在三一飞达公司需对外承担债务的情况下，损害了三一飞达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裕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邹健民与钟燕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有积极主动地追求损害裕兴公司利益的恶意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审处结果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65元，由上诉人东莞市裕兴玻璃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智斌审判员  詹 洁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