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凤波，男，1977年8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济宁市兖州区，现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慧，山东华安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办事处大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大桥村。法定代表人：刘宏雁，职务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礼，兖州兴隆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保民，兖州兴隆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王宪富，男，195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宁市兖州区。原审第三人：陈传喜，男，1953年1月3日出生，汉族，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大桥村支部委员、会计，住济宁市兖州区。原审第三人：王福荣，女，1965年9月8日出生，汉族，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大桥村支部书记，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陈凤波因与被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办事处大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桥村村委会），原审第三人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凤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以胁迫认定2017年5月30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内容，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要具有如下构成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如胁迫者必须要有以将要有的损害行为或者对对方施加损害相威胁的行为，如果没有胁迫行为，只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胁迫行为，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是给对方施加一种强制和威胁，但这种威胁必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补偿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情形，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亦未陈述存在胁迫的行为，只是陈述迫于压力，而且根据第三人陈述并认可的事实是该协议的商议及签订均在，根本不存在胁迫的情形，系当事人真实意思。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花费不予支持赔偿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租赁涉案房屋时间为2003年左右，一直租赁至《补偿协议》签订之时，近14年时间，上诉人租赁房屋的目的是正常使用，依据生活常识，近14年的时间，如果不维修装饰的话，根本无法保证房屋的质量及使用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至第三项的规定无需举证维修维护的事实。《补偿协议》内容及第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均承认上诉人对房屋的维修维护。涉案租赁房屋的补偿价格为251226.8元正是基于上诉人对于房屋的维修维护及装修价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委研究同意给付补偿款85000元合法合理。三、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该《补偿协议》的出具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作为基层组织不予认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四、原审法院认定《补偿协议》的签订违反民主议事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属管理性规定，只是对村委会行为进行管理规范，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补偿》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街道办事处大桥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一、2014年1月1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给付租赁费用，属于违约行为。由于泗河维修不可抗力的原因拆迁，上诉人已领取了经济补偿费用。二、2017年5月30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是上诉人不同意拆迁的情况下，胁迫原支部书记、村会计、妇联主任所签。该协议未加盖村委会公章，亦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不具备法律效力，该协议无效。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陈述称：同意一审判决。陈凤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大桥村村委会给付陈凤波房屋装修、装饰费用85000元，并以8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7年6月1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桥村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陈凤波与大桥村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大桥村村委会将位于桥头路西的房屋独院一处租给陈凤波，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房屋租金为每年2000元，按年结算。2017年5月，大桥村因泗河复堤工程，需拆迁陈凤波所租赁的房屋，5月15日，济南天泽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该租赁房屋及院内的其他设施进行了测量评估，评估价值为251226.8元。因陈凤波曾对租赁的房屋进行维修，陈凤波要求村委会按评估价值的三分之一进行赔偿，否则不同意拆除案涉房屋，为不影响泗河复堤工程的工期，同年5月30日，时任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的王宪富、会计陈传喜、妇联主任王福荣在未有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与陈凤波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协议载明经村两委研究同意，补偿陈凤波因泗河复堤工程房屋维修、装修费用共计85000元，协议未有加盖大桥村村委会的公章。后施工方拆除了案涉房屋，并通过济宁市究州区兴隆庄街道办事处将补偿款给付大桥村村委会，大桥村村委会未有给付陈凤波85000元。2020年2月19日，陈凤波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本案中，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与陈凤波签订补偿协议时，正值泗河复堤工程施工过程中，陈凤波所租赁房屋的拆迁严重影响泗河复堤工程施工的进程，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在与陈凤波就补偿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协议，陈凤波不让出房屋拆迁，泗河复堤工程面临无法施工的情况下，迫于压力签订补偿协议，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三人在心理上足以达到胁迫的心理强制状态，协议的签订违背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过程中，陈凤波通过不让出房屋拆迁，致使泗河复堤工程面临无法施工的行为对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施加压力，促使补偿协议的签订，该行为亦非合法行为，因此该补偿协议应属无效协议，该院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且该协议在签订过程中，仅有王宪富、陈传喜、王福荣三人与陈凤波签订，未有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违反了民主议事原则，该院对该协议亦不予认可。陈凤波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装修装饰所实际花费，故该院对陈凤波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凤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3元，由陈凤波负担。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2、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85000元补偿款。关于焦点1，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均陈述为了不影响泗河复堤工程的施工，才同意与陈凤波签订涉案补偿合同，系迫于压力签订《补偿协议书》，但未达到胁迫的心理强制状态，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胁迫情形，故一审法院以胁迫认定合同无效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根据该项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关于焦点2，根据原审第三人的陈述，该《补偿协议书》的签订违背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人陈凤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85000元装饰装修费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上诉人陈凤波负担。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