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负责人：舒伟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华，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银莹，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敖道辉，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17********。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敖道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2民初4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1702民初4639号民事判决，改判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不予承担保险责任。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敖道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敖道辉具有保险金请求权、认定阳光人寿浙江公司需承担医疗保险金的事实严重错误。具体如下：（一）被保险人刘聪的医疗费用，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弥补，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按照条款约定已无需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相关责任。1.条款约定。按照《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第“2.3保险责任”项之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身体遭受伤害并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经医院进行必要的门急诊、住院治疗，则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已支出的必要且合理的实际医药和治疗费用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照约定给付比例给付意外医疗保险金。免赔额、给付比例在投保时由投保人和本公司共同确定，并在保险凭证上载明。对于当地社会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若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从任何其他途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补偿，本公司给付的保险金仅以约定范围内费用未取得补偿的剩余部分为限。因此合同条款约定明确，对于被保险人的医疗保险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承担的为已支出且合理的实际费用，并且需区分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此外，敖道辉拒不提交相关的票据也导致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无法进行理赔核算。仅仅按照（2017）粤1704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的其医疗费用总额要求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承担医疗保险金过于草率、极其不负责任，也违背严格的法律推理逻辑要求。2.被保险人刘聪的损失已经得到全部弥补。按照（2017）粤1704民初774号民事判决显示，刘聪共计花费医疗费202267.97元，并已经通过以下途径获得理赔或赔偿:截止目前，被保险人刘聪的医疗费已结清，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刘聪已经获得全部医疗费的赔偿，其要求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继续支付医疗保险金与条款约定不符。刘聪合理医疗费损失医疗费202267.97敖道辉已支付医疗费57718.03护理费7840专家会诊费12000强制执行50000合计127558.03保险公司已支付太平洋保险中山支公司8704.49人寿保险中山支公司9388.09合计18092.58共同侵权人支付覃红齐48871宋刚48871合计97742总计243392.61（二）敖道辉不具有医疗保险金的请求权。敖道辉是案涉被保险人刘聪的实际雇佣者及事发车辆的所有人。因此敖道辉确有责任赔偿刘聪因为雇佣行为发生的医疗费，但是此部分赔偿涉及的是侵权责任。而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作为保险公司向刘聪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为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敖道辉因为雇佣行为需对被保险人刘聪承担侵权责任，向刘聪赔偿费用，与保险公司需向刘聪承担医疗保险金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因此，原审认定敖道辉可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承担保险金，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混淆。按照保险法第39条规定，投保人为其有劳动关系的人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为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从本条款可以看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不一致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可以向保险人申请保险金，投保人不具有人身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案涉保险为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因此只有被保险人及法定或指定受益人可以向保险人申请保险金，敖道辉既不是保险人也不是受益人，同时给敖道辉出具证明的广州市港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业公司）本身也不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此港业公司的证明并不能使敖道辉获得保险金请求权。第二，即使敖道辉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是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有权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进行赔付。敖道辉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基于被保险人刘聪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作为基础。（1）刘聪通过强制执行，敖道辉支付5万元医疗费，是基于（2018）粤17民终824号判决以及（2017）粤1704民初774号判决书的判决。该判决认定敖道辉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涉及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支付保险金内容，而是敖道辉作为雇主向雇员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判决敖道辉承担医疗费用并无不当，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无关。敖道辉不能因为承担了侵权赔偿金就将该笔费用支出转嫁至阳光人寿浙江公司。（2）结合上诉状第一部分，刘聪的医疗费损失已经得到超额补偿，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医疗费保险金以损失补偿为原则，刘聪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医疗费补偿，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不再承担医疗保险金。（三）原审判决书撰写错误明显。本案双方为敖道辉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但是最后诉讼费承担又记载为“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负担”，判决书内容明显错误。综上，敖道辉因为承担侵权责任支付刘聪的医疗费，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基于保险合同约定承担医疗保险金并不相同，刘聪通过其他诉讼途径，医疗费损失已经得到全额赔偿，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不再向其承担医疗保险金符合合同约定。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混淆，请求驳回原审判决。敖道辉二审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应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二）关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拒不支付医疗费的事实与过程，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一直是以敖道辉无法提供被保险人的发票为由拒付，而导致敖道辉被法院强制执行案涉5万元医疗费。被保险人刘聪的损失经过(2017)粤1704民初774号、(2018)粤17民终824号民事判决书审理认定后，已经确定了刘聪的各项损失，其中包括了医疗费的具体损失金额。敖道辉将上述有关资料递交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进行理赔时，在扣减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理赔金额后依法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向刘聪支付赔偿金，但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仅赔付了伤残赔偿金部分，拒不赔付医疗费，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要求敖道辉提供刘聪的医疗费发票予以核定才能赔偿，该事实有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在一审庭审的陈述以及上诉状第二页亦有陈述，由于刘聪不配合处理，敖道辉无法提供发票，并多次声明刘聪的医疗费已经法院审查确定，此事纠纷经过三个月的处理后，刘聪因得不到医疗费的赔偿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保险公司未依保险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务，敖道辉被强制执行了5万元。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审查赔付给被保险人的医疗费金额是以发票为准，拒不承认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这一理由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成立。（三）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认为被保险人刘聪的医疗费用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赔偿，而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作为保险公司不需承担保险金给付的责任系对“保险”这一行业的严重错误认识。1.根据《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规定，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投保人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降低损失，选择商业保险进行投保，是为了防止出现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时，由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赔偿责任。至于保险公司接受投保人的投保后，当出现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时，保险公司履行给付保险金是否需要以被保险人未获得赔偿为前提才给付保险金的，是一种生活常识。2.按照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引用的条款第2.3条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从任何其他途径取得补偿……”，在这条约定括号注明的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仅仅是指国家、其他保险公司等获得的国家保障、社会保障等非侵权行为而享受的保障而言，而且医疗费已从社会保障等途径获得的赔偿当然不可能再次获得赔偿，但这并不包括侵权人、投保人等履行的赔偿行为或者保险公司拒不赔付而由责任人垫付的情形。“其他任何途径”不可能包括侵权人、投保人这一身份，否则，这保险合同将形同虚设，倘若保险公司未及时理赔的，则侵权人、投保人为了挽救生命不可能不提前垫支医疗费，垫支后的医疗费保险公司应当理赔给垫付人，正如交通事故第三者损失责任人提前垫支的费用一样。3.敖道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提出医疗费保险金5万元的理赔请求并不可能造成被保险人刘聪获得的医疗费超出实际损失，这5万元请求是敖道辉垫付医疗费后，由保险公司理赔给敖道辉，而不是重复计算给刘聪，刘聪也不可能也无权利再请求保险公司给付5万元的医疗费，否则，刘聪将会因此获得超出其医疗费损失的不当利益。综上，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认为被保险人刘聪已经获得全部医疗费，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就不需要给付医疗费保险金的责任，系对保险行业的认识错误，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拒不支付给付医疗费保险金，敖道辉为此垫付医疗费后有权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提出理赔。(四)敖道辉与被保险人刘聪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刘聪系涉案车辆的车上人员，符合《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被保险人约定的范畴，本保单的被保险人为驾驶或乘坐保险单载明车牌号码机动车辆的人员。(五)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费保险金给付是以实际产生的治疗费用为给付条件，在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根据保险条款第2.3条的约定可以看出保险公司赔付医疗费是以实际产生的治疗费用为给付条件，事实上医疗费的损失并不可能获得重复赔偿，医疗费有具体确定的金额，是以实际发生为准，可以用金钱直接衡量，被保险人不可能因出现约定的事故时获得超出其损失的不当利益，敖道辉已实际填补了刘聪所有的医疗费损失，刘聪已丧失了医疗费保险金的请求权，刘聪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再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要求给付医疗费保险金。(六)敖道辉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因为雇佣行为，而是基于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行为。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认为敖道辉赔偿的医疗费是基于雇佣行为，这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敖道辉承担的侵权责任并不是因为雇佣关系，是交通事故所导致，敖道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的“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符合保险条款第2.3条“保险责任”约定的保险事故，且根据《保险法》第23条规定，当出现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金给付的责任，刘聪能够成为被保险人身份是基于敖道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的保险合同原因，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敖道辉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刘聪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应当赔付刘聪医疗费的损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向敖道辉承担违约责任。敖道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该险种，是为了防止出现上述事故时，降低投保人的损失，赔偿责任从而转嫁至阳光人寿浙江公司，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给付的依据是由于敖道辉的投保、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同意承保的保险合同关系。从另一层面来看，敖道辉系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也是利益享有、风险承担人，因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以发票为由拒不支付医疗费给被保险人，敖道辉因此被法院强制执行先行赔偿了刘聪的医疗费，敖道辉实际上是代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履行了赔付义务，敖道辉应取得求偿权。（七）敖道辉垫付的是医疗费，具有医疗保险金请求权。(八)从社会效果来看，倘若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的上诉理由能够成立，倘若不论被保险人的医疗费从何种途径获得的情形，而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能够在拒赔的情况下且又不需要理赔给垫付费用的责任人时，那么必定会消极促使责任人不敢于提前垫付费用，这显然会对事故发生后及时抢救伤者及人员造成阻碍，形成不好的社会效果。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敖道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立即支付医疗费保险金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时止）给敖道辉；2.本案诉讼费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7日，徐刘开驾驶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载杨波、刘聪）沿G325线由广州往阳江方向行驶至G325线183KM+400M时，因在会车视线不清的情况下，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车辆追尾碰撞临时停在占有道路上由覃红齐驾驶的粤C*****号重型厢式货车和宋刚驾驶的粤T*****号重型厢式货车，造成杨波、刘聪、覃红齐、宋刚受伤和三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徐刘开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覃红齐和宋刚共同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波、刘聪无责任。上述事故发生后，刘聪于2017年5月12日向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要求港业公司、徐刘开、覃红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宋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敖道辉赔偿其相关损失，2018年4月17日，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704民初774号民事判决，认定：刘聪花费医疗费202267.97元、护理费87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200元、营养费1500元；敖道辉共应赔偿刘聪228065元，敖道辉在该案诉前已向刘聪赔偿了77558.03元，敖道辉还应赔偿刘聪150507元（228065元-77558.03元），判决敖道辉还应赔偿150507元给刘聪。上述判决作出后，敖道辉不服，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17民终824号民事判决，改判判决：敖道辉还应赔偿146507元给刘聪。二审判决生效后，经敖道辉申请，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依“阳光乐保驾乘安心保险”（以下简称“驾乘险”）合同约定在意外伤残保险金额限额内向刘聪支付了保险金50000元；敖道辉亦于2019年2月24日向刘聪支付赔偿款46507元，剩余50000元未赔偿给刘聪。刘聪遂于2019年3月19日向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敖道辉亦履行了5万元的赔偿义务。敖道辉主张刘聪是涉案车辆的车上乘坐人员，符合团体意外伤害医疗责任保险约定的被保险人身份，多次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申请理赔被拒，故诉至法院，请求如诉称。另查明，敖道辉是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实际所有权人，该车挂靠在港业公司名下，敖道辉委托港业公司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了阳光乐保驾乘安心保险（“驾乘险”），并支付了保险费11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投保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向港业公司出具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主要载明：保险期限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7年5月21日；“驾乘险”的主要约定如下：投保人：港业公司；被保险人：本保单的被保险人为驾驶或乘坐保险单载明车牌号码机动车辆的人员；附加团体意外住院津贴及重症监护室津贴责任，保障金额（每位）250元；团体意外伤害医疗责任保险责任，保险金额（每位50000元），免赔额500元，赔付比例100%；自驾（乘）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金额（每位50000元）；自驾（乘）意外伤残保险金，保险金额（每位50000元）；投保车辆信息，车牌号码：粤A*****号，车架号：L6******;特别约定：投保人指车辆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被保险人指投保车辆的驾乘人员；保险公司仅承担被保人驾驶或乘坐投保车辆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意外伤害责任，出险后凭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向保险公司索赔；等等。《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主要约定：第2.3条、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身体遭受伤害，并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经医院进行必要的门急诊、住院治疗，则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已支出的必要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和治疗费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约定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保险金，免赔额给付比例在投保时由投保人和本公司共同确定，并在保险凭证上载明，对于当地社会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本公司不支付保险金额。若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从任何其他途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补偿，本公司给付的保险金仅以约定范围内的费用未取得补偿的剩余部分为限。第3.3条、在申请保险金，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申请人须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1）投保人证明及保险合同或其他保险凭证；（2）受益人或其他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法定有效身份证明；（3）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及住院证明、医疗费用原始单据及出院小结原始件，施行手术者则需提供手术证明文件；（4）所能够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诉讼中，敖道辉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由港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其因垫付刘聪的医疗费，且经港业公司的同意获得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赔偿款的诉权，《证明》内容主要如下：我司曾受敖道辉指示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购买“驾乘险B款”，保费是由敖道辉承担，现因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发生理赔纠纷，由于刘聪的损失是由敖道辉支付，故我司同意由敖道辉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并领取理赔赔偿款。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自认已支付“驾乘险”项下伤残保险金50000元给刘聪，但辩称对于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金，港业公司（投保单位）和敖道辉（雇主）均不具有该保险金请求权，受益人应是刘聪、徐刘开和杨波三人，敖道辉的主体不适格；根据《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第2.3条明确约定，若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从医疗保险机构、工作单位、保险人取得补偿，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仅以约定范围内的费用未取得补偿的剩余部分为限，而刘聪已获得足额赔偿，故保险人不应再予以理赔；被保险人未按保险合同约定提供相关住院清单和医疗发票，不符合申请理赔的条件。敖道辉则主张本案诉请的是医疗费保险金，而不是人身保险的保险金，敖道辉在已垫付医疗费50000元给刘聪后，即获得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赔偿款的诉讼请求权；被保险人从医疗保险机构、工作单位、保险人获得赔偿，并不包括投保人的赔付；敖道辉已垫付的费用已经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作出认定，并不需要敖道辉额外提供资料拟证明其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与港业公司签订的“驾乘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敖道辉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是否应支付医疗保险金50000元给敖道辉。对于争议焦点一，刘聪因乘坐涉案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本案事故属于保险事故。根据已生效的（2018）粤17民终824号民事判决，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已按约定在港业公司投保的伤残保险限额内赔偿50000元给刘聪，敖道辉亦已完全履行了支付应赔偿的医疗费给刘聪的义务，同时敖道辉向一审法院提供港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港业公司同意敖道辉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提起本案诉讼并领取理赔医疗费保险金。敖道辉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的是医疗保险责任理赔款，并不是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辩称的人身保险理赔款，故诉请的保险金不具有人身属性。虽刘聪作为受损害一方应是被保险人，但敖道辉在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已支付完毕医疗赔偿款给刘聪后，即享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医疗保险责任的权利。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辩称敖道辉不具有人身保险理赔款的请求权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已生效的（2018）粤17民终82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刘聪的医疗费损失为202267.97元，无需再另行提交其他任何证明材料拟证明刘聪的实际损失，亦符合《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第3.3条“申请保险金是，须提供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的约定；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辩称要求刘聪提供住院清单、医疗发票原件等材料进行医疗费的具体核算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敖道辉请求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在意外伤害医疗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支付保险理赔款5000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是否需要支付保险理赔款的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的规定，敖道辉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故其请求保险金利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限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保险金50000元给敖道辉；（二）驳回敖道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除查明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经敖道辉申请依“阳光乐保驾乘安心保险”合同约定在意外伤残保险金额限额内向刘聪支付了保险金50000元有误外，其他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理赔申请书》载明申请人是刘聪，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依据刘聪的申请向刘聪赔付了意外伤残保险金50000元。二审诉讼中，敖道辉向本院提交了1份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702民初508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敖道辉与刘聪不是雇佣关系，是刘聪雇请敖道辉拉货，刘聪是雇主。经组织质证，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发表以下意见：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庭审中，敖道辉陈述刘聪没有将本案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敖道辉。敖道辉投保本案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敖道辉的自身利益，如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上人员受伤时应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负担赔偿，不应由敖道辉赔偿。本院认为，本案是敖道辉依据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赔偿刘聪医疗费保险金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本案应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敖道辉是否具有本案医疗保险金请求权以及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应否赔偿刘聪的医疗保险金给敖道辉问题。本案中，敖道辉作为粤A*****号重型厢式货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因该车挂靠在港业公司名下，敖道辉委托港业公司以驾驶或乘坐该车辆的人员为被保险人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了本案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本案粤A*****号货车由敖道辉用于货物运输，在敖道辉与车乘人员不存在如雇佣与被雇佣等特定关系的情况下，敖道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投保本案保险是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利益，即当使用粤A*****号车辆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车上人员受伤时，依法应由敖道辉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阳光人寿浙江公司负担赔偿，其投保目的是在于转移敖道辉对车乘人员的赔偿风险。敖道辉委托港业公司投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投保责任险，敖道辉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的是医疗保险责任理赔款。在敖道辉根据生效判决支付完毕医疗费用给刘聪后，享有向阳光人寿浙江公司主张赔偿刘聪的医疗保险金的权利。敖道辉投保了本案保险并已向刘聪履行了赔偿责任，如认为敖道辉不具有本案保险金请求权，敖道辉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其投保目的无法实现，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阳光人寿浙江公司在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保险金50000元给敖道辉，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一审判决所述，本院不作赘述。综上所述，阳光人寿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国雄审 判 员 梁宗军审 判 员 蔡旻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晓敏书 记 员 谢 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