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终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先命，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凌志玉，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建元，组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善基，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元芝，上思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允毅，防城港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上团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天和，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杏国，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一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二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中团一、二、三组)因诉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山林权属行政裁决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防城港市中院）（2019）桂06行初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团一、二、三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善基，被上诉人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其贤、黄元芝，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允毅，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上团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组）的委托代理人黄杏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港市中院一审审理查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上政裁[2018]2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王平山”权属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一、争议山上团组称“王平山”，中团二组称“板仁胎”，双方称谓不同，实同一座山场（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场四至界限：东从顶王平（中团二组称顶米吾）沿山脊至叫王平（中团二组称尾那农）上到王平山顶（中团二组称顶仁胎）；南从王平山顶（中团二组称顶仁胎）沿小山脊下到王平尾（中团二组称汪叫诺）；西从王平尾（中团二组称汪叫诺）沿水沟至琴王平（中团二组称王平）再到王平沟(中团二组称驮豆河)；北从王平沟（中团二组称驮豆河）沿小山脊到顶王平（中团二组称顶米吾）止。争议山面积约50亩。二、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林业“三定”时，上团组主张山林于1981年12月19日将属于自己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公社审批意见栏内注有“同意大队审查意见”的字样，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王平山”，四至界线“西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与争议山有关联。中团二组提交1984年1月10日《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山名有“渠瑶、板克、逢备、古龙、那内”等，未载明有其组自已称谓的“板仁胎”山。三、2009年10月9日，林业部门组织乡、村以及上团组实地勾画本组集体山林并制作了“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2009年10月18日，林业部门也组织乡、村以及中团组实地勾画本组集体山林并制作了“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从制作该两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看，申请人上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的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被申请人中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山。 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林业“三定”时，申请人上团组主张山林并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王平山”与现争议山有关联外，其他的没有关联，从“王平山”的四至界线“西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王平山的西南面并非是山顶而是一条沟，所以，王平山西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的表述无法确认包含现争议山。被申请人中团二组提交的1984年1月10日《划定牧场山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地名没记载有“板仁胎”山。2009年10月份，林业部门分别组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实地勾画各组集体山场范围并制作了各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申请人上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的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被申请人中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山，且各组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周边相邻山场均有村屯代表签字确认。为此，申请人上团组主张争议山权属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申请入主张争议山权属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申请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不属于本府处理范围。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本案争议山权属归上团组集体所有（详见附图）。本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团一、二、三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8年5月2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一审另查明，上团组村民黄杏团曾在争议山经营。2014年5月，黄杏国申请涉案山林林木采伐得到上思县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并经过公示无人提出异议，随后进行砍伐、出售，收益归黄杏国。2015年10月起，中团组村民陆秀宇到争议山场炼山、种树，双方发生权属争议等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一）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解放后有权属书证等权属定论的，以该定论为确权依据；没有权属定论的，按照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处理。本案中，争议山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人民政府确权归属，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权属书证等证据。故对争议山查实实际经营管理情况，是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关键。本案争议山在历史上管业和经营管理方面，经审查，上团组在林业“三定”时主张山林并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王平山”与现争议山有关联；2009年10月上思县林业部门组织上团组勾画集体山场范围并制作“林权现场勘界图”，周边相邻山场均有乡镇、村屯代表签字确认，上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的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上团组村民黄杏团曾在争议山经营，并于2014年5月申请涉案山林林木采伐得到上思县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经公示无异议后进行砍伐、出售、收益，上述证据均印证上团组对争议上有长期管业和经营管理事实。而中团一、二、三组实提交的1984年1月10日《划定牧场山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地名没记载有“板仁胎”山，虽然在上思县那琴乡调处过程时以及在庭审中其主张“板仁胎”是“渠瑤”山的小山场，《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载明有“渠瑶”山，但这与2016年1月19日上思县政府组织中团组到现场勘查中其指认的“渠瑶”山、“板仁胎”山的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不符；2009年10月上思县林业部门组织中团一、二、三组勾画集体山场范围并制作各组“林权现场勘界图”，周边相邻山场均有乡镇、村屯代表签字确认，中团一、二、三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山；且中团组村民在2015年与上团组村民双方发生权属争议等纠纷之前，中团组未能提供其在争议山有管业和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据此，相对而言，被告上思县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切合实际，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原告中团一、二、三组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一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二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三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一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二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三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中团一、二、三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上政裁[2018]2号的错误：1、其以上团组自称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有“王平山”的记载，并根据上团组自称的“王平山”就是今争议山的自述，就认定今争议山就是上团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记载的“王平山”实属错误的认定。2、相反，其以上诉人中团二组提交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没有本组自己称谓的“板仁胎”山就认定该审批表的记载不包含有争议山错误。3、其以2009年10月9日对上团组实地勾画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为依据，还以2009年10月18日对中团组实地勾画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作为处理本案的确权依据无法律、法规依据。4、上政裁[2018]2号适用调处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来对实体权属进行裁定，适用法规错误。综上，上政裁[2018]2号的认定实属《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表现，属于应予撤销之列，并且其仅适用“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来处理本案的实体问题，适用法规不当，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应予撤销之列。复议机关作出防政复决[2019]31号予以维护，亦是错误，亦应撤销。二、一审行政判决除了错误地维护错误的上政裁[2018]2号、防政复决[2019]31号外，自身有以下应予撤销的明显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有陆启秀、陆达英、陆建辉三个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均记录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但对此三个证人及其证言，一审判决都予以回避。对三个证人证言，被上诉人，第三人均无相反证据可予辩驳，依法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但一审判决没有提及，对此关键证言，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2、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日已书面向一审法院提交《勘验现场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争议山现场进行勘验，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正当申请不予理睬，上诉人也申请区高院到现场勘验，以查明争议山的真实位置。3、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处理给第三人上团组的依据主要有上团组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记载的“王平山”与争议山有关联；2009年的两份勾画图，并无上团组有经营事实的认定及以此作为确权的依据。然而一审判决却单方面按所谓“按照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处理”为由来认定第三人上团组有经营，而上诉人无经营来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政裁[2018]2号、防政复决[2019]31号亦是错误，依法均属于应当撤销的情形，请求高院:1、撤销防城港市中院（2019）桂06行初79号行政判决、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2、判决上思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本案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上思县政府答辩称，一、防城港市中院（2019）桂06行初79号行政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是正确的判决。二、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受理本案争议地权属纠纷后，经办案人员组织双方实地踏查，收集证据材料，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从而作出本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三、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处理正确。1、双方争议山场上团组称“王平山”，中团二组称“板仁胎”，双方称谓不同，实同一座山场（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场四至界限：东从顶王平（中团二组称顶米吾）沿山脊至叫王平（中团二组称尾那农）上到王平山顶（中团二组称顶仁胎）；南从王平山顶（中团二组称顶仁胎）沿小山脊下到王平尾（中团二组称汪叫诺）；西从王平尾（中团二组称汪叫诺）沿水沟至琴王平（中团二组称王平）再到王平沟（中团二组称驮豆河）；北从王平沟（中团二组称驮豆河）沿小山脊到顶王平（中团二组称顶米吾）止。争议山约50亩。2、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林业“三定”时，上团组主张山林于1981年12月19日将属于自己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公社审批意见栏内注有“同意大队审查意见”的字样，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王平山”，四至界线“西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与争议山有关联。中团二组提交1984年1月10日《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山名有“渠瑶、板克、逢备、古龙、那内”等，未载明有其组自己称争议山为“板仁胎”山。3、2009年10月9日，林业部门组织乡、村以及上团组实地勾画本组集体山林并制作了“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2009年10月18日，林业部门也组织乡、村以及中团屯（3个村民小组）实地勾画本屯集体山林并制作了“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从制作该两组“林权现场勘界图”看，上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的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中团屯“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山。四、上政裁[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处理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答辩称，一、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中团一、二、三组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8]2号，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政府，依法可以受理行政复议。2、防城港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中团一、二、三组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9]31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审查，查明了本案的事实。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2009年10月9日，上思县林业部门组织乡、村以及第三人上团组实地勾画本组集体山林并制作《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该《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所勾画的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该《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有周边相邻山场村屯代表签字确认。因此，上团组主张争议山权属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中团二组提交的1984年1月10日《划定牧场山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场地名中没记载有争议的“板仁胎”山。同时，2009年10月18日，林业部门分别组织实地勾画各组集体山场范围并制作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中团二组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山，该《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有周边相邻山场村屯代表签字确认。因此，中团二组主张争议山权属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防城港市中院（2019）桂06行初79号行政判决及防政复决[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上团组陈述意见称，两级政府的处理决定和一审判决完全是正确的，我方完全同意。上诉人主张我们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是虚假的问题，2009年勘界的时候各个生产队都派人去了，上诉人三个小组的组长和代理人也都去了，怎么划界都非常明确，就是林业重新划定以后才确定各个组的地界。 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判决没有漏列、错列的情形，也没有新的质证意见。上诉人申请证人陆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林业三定”时其曾任那俩大队支书，经手过本大队的林权审批表审批工作，从未见过涉及争议山的《山界林权审批表》。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上思县政府、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及第三人上团组认为证人出庭所作的证言部分不真实，也不能证明第三人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不存在，不应采信。本院对证人证言认证如下：证人陆某曾于1974年-1987年任那俩大队支部书记，也参加过“林业三定”的林权审批工作，但其对“林业三定”时的勘界、审批、颁证的一些具体细节陈述称已记不清楚，故证人证言无法证实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不存在或伪造，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对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本案证据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各个历史时期关于争议山的确权凭证，在政府调处时上团组提供了1981年12月19日的《那琴公社那俩大队上团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该审批表中登记有“王平山”，四至界线与争议山有关联；在政府调处时中团组提交了1984年1月10日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该审批表中未登记有其所称现争议山的“板仁胎”山。2009年10月上思县林业部门分别组织上团组、中团组勾画集体山场范围，并分别制作了《林权现场勘界图》，有周边相邻山场乡镇、村屯代表签字确认。上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范围完全涵盖现争议山，而中团组《林权现场勘界图》所勾画范围不包含现争议山。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时采信了与争议山有关联的上团组的审批表和勘界图，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确权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查明上团组村民黄杏国曾在争议山经营种树，并于2014年5月申请涉案山林林木采伐得到上思县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经公示无异议后进行砍伐、出售、收益，上述证据均证实上团组在发生争议前在争议山内进行了经营管理。而中团一、二、三组未能提供双方发生争议前在争议山有经营管理的证据，因此，结合上团组持有的与争议山相关联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林权现场勘界图》和对争议山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上思县政府决定将争议山确权给上团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防城港市政府复议维持该处理决定也是正确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一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二村民小组、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中团第三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中权 审 判 员 麦济艰 审 判 员 古华强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陶燕燕 书 记 员 冼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