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8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毅军，男，汉族，1959年6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剑眉，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芝，女，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茜，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毅军因与被上诉人刘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6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毅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芝一审的诉讼请求，并支持罗毅军在一审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股权并非系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审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深圳市健某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某恒公司）系于1998年01月20日设立，而罗毅军与刘芝系于1998年9月6日登记结婚，涉案股权属于罗毅军的婚前个人财产。该份《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离婚协议的补充，也并非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其次，根据罗毅军与刘芝的离婚协议约定，双方仅是对健某恒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并未涉及到股权分割或转让。罗毅军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罗毅军与刘芝在离婚后就非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所做的无偿转让，符合一般赠与合同的性质和特征。二、涉案股权并没有交付和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罗毅军依法享有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之规定，涉案股权的转移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只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所赠与的涉案股权才依法移转给受赠与人。该案中，涉案股权一直登记在罗毅军名下，且罗毅军作为健某恒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总经理，一直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涉案股权一直也是由刘芝享有。三、罗毅军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在涉案转让合同签订后仍然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罗毅军与刘芝虽然名义上登记离婚，但事实上双方仍然共同生活和居住，并且共同经营和管理健某恒公司，由罗毅军负责公司对外业务招揽，刘芝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其中，公司位于韶关市武江区芙蓉新城的场地一直都是由罗毅军负责管理的，期间罗毅军也是经常到公司位于韶关的培育基地进行管养和监督。因此，当该场地面临政府征收时，也是由罗毅军负责与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人民政府协商和谈判，并签订了《笑蓉新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四、罗毅军提出撤销赠与的主张并没有过除斥期间。罗毅军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是在2018年12月，由于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后，刘芝将罗毅军赶出房屋，该期间刘芝强行拿走了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私章。2019年，罗毅军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案号：(2019)粤0303民初12151号],要求刘芝及其他第三方返还公司财产。由此可看出，涉案股权并没有实际交付和转移，一审法院仅凭刘芝的一面之词即认定涉案股权已实际交付，并因此认定罗毅军主张撤销赠与超过除斥期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罗毅军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非系《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所指的“已作私下协议”，一审法院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认定为系离婚协议的补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罗毅军获得涉案股权的时间系在1998年1月，并于1998年1月6日出资了90万元，1998年1月8日由深圳市法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证实了罗毅军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因此，涉案股权属于罗毅军的婚前个人财产。根据《离婚协议书》第二条“夫妻婚前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之约定，涉案股权仍然归罗毅军所有。需要强调的是，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与《离婚协议书》第二条关于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是完全冲突和矛盾的内容。并且，《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财产分割是根据第二条内容及2006年7月10日签订协议书的内容所作出。退一步而言，假设如刘芝所言《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内容是指将涉案股权转让给刘芝，那么双方完全可以直接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罗毅军享有的涉案股权归刘芝所有，又何必再次强调财产分割系基于第二条内容及2006年7月10日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也更加不会再多此一举在《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处手写备注“已作私下协议”。这完全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表现。更何况，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于2013年9月30日即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后签订的“新协议”，并非是签署离婚协议前的“已作协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在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签订，属于共同财产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二、公司资产并不等同于公司股权，一审法院将涉案公司资产认定为涉案股权，属于偷换概念。公司资产是指公司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公司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且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如不动产、专利、生产线、产品存货等，公司资产的所有权人系公司；而股权是公司股东通过认缴出资或认购股份所取得的对公司享有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一种综合性权利即社员权，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人系公司股东。因此，公司资产处分并不等同于公司股权处分。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第三条第4项“建毅恒公司全部资产按照2006年7月10日协议书具体内容进行分割”指的是涉案股权，并将涉案股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偷换概念，事实认定错误。三、涉案合同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在涉案股权尚未交付和转移之前，罗毅军享有任意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时间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之规定，股权的设立和变更应从变更股东名册起生效。本案中，涉案公司股权一直登记在罗毅军名下，从未进行过股权变更登记。因此，涉案股权并未完成赠与交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之规定，由于涉案股权并没有完成变更登记，罗毅军有权随时撤销涉案股权的赠与。综上，股权转移生效的条件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涉案股权尚未变更登记之前，即使刘芝强行拿走了涉案公司的营业执照、财产资料、公章等，但这也并不能代表双方已办理了股权交接。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公司交接是要在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及股权变更登记完毕后才办理公司证书、印章、印鉴等资料、文件的交接。何况罗毅军已经在庭审中强调，涉案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印章系在2018年12月左右才让刘芝强行拿走的，并非是交接公司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仅凭刘芝控制了涉案公司的印章等资料即认定涉案股权已交接，属于断章取义，本末倒置。四、赠与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适用的情形应是赠与财产已经交付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涉案股权至今登记在罗毅军名下，这意味着涉案股权从未交付和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罗毅军在尚未交付涉案股权之前，罗毅军享有任意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签订在2013年9月30日，被告提起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罗毅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是关于法定赠与撤销权的规定，该规定适用的情形应当是赠与财产已经交付以及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刘芝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罗毅军的一审反诉请求。刘芝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罗毅军的上诉请求。1.涉案纠纷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没有出现“赠与”的字样，双方从来都没有赠与与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赠与合同。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806号判决的裁判意见，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关股权转让或份额变更的约定，在股东之间一般自成立时起发生效力。且双方均确认公司证照、印章、财务资料等已由刘芝控制，涉案股权已完成交付。3.《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具有法定的撤销事由，且罗毅军主张撤销也过了除斥期间。刘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毅军将其名下的健某恒公司90%股权变更登记至刘芝名下。2.该案诉讼费由罗毅军承担。罗毅军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罗毅军与刘芝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该案本诉及反诉费用由刘芝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7日，刘芝、罗毅军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于1998年9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因人生追求目标不一致和罗毅军过错，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协议离婚，并达成一致的协议内容，其中协议第四条约定，健某恒公司的全部资产按照2006年7月10日协议书具体内容进行分割。并手写备注“已作私下协议”。该《离婚协议书》在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备案。2013年9月30日，刘芝与罗毅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1.股权转让比例：罗毅军将其持有的健某恒公司90%的股份转让至刘芝名下。2.股权转让价格及方式：罗毅军无条件将其持有的健某恒公司90%股份转让至刘芝名下，双方在2017年11月1日前按本合同约定，完成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刘芝并办理完毕股权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工作，并按本合同公司交接约定与刘芝完成所有交接工作。3.公司交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登记完毕当日，双方按公司管理制度办理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公司的证书、印章、印鉴、批件及其他资料、文件的交接。在双方交接时，由双方共同向相关部门申请作废公司原印章、印鉴并启用新的印章、印鉴。新旧印章印模式鉴由双方签字确认后各自留存一份。4.违约责任，罗毅军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变更义务，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或罗毅军所做的保证和承诺，刘芝可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合同。庭审中，双方确认刘芝已控制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财产资料、公章、法人私章、财务章等文件资料。刘芝主张上述文件资料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当日罗毅军向刘芝交付，罗毅军称是刘芝强行拿走。罗毅军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理由是签订合同系受刘芝的欺骗而签订的，该合同属于无偿赠与，合同并未履行。罗毅军主张其一直与刘芝共同经营、管理健某恒公司，并提交有罗毅军签名的2018年2月4日《韶关市芙蓉新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清册》予以证明。刘芝主张《离婚协议书》中提到的2006年7月10日协议书的内容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内容一致。罗毅军称其不清楚《离婚协议书》中提到的2006年7月10日协议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为可撤销的合同。首先，刘芝、罗毅军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提到对涉案公司已达成私下协议，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在刘芝、罗毅军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签订，属于共同财产分割的一部分，不符合一般赠与合同的属性。其次，罗毅军称刘芝存在欺骗罗毅军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但罗毅军未举证证明存在受欺骗的情形，亦未举证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存在其他可撤销的事由，且该合同签订在2013年9月30日，罗毅军提起撤销权亦已过除斥期间。最后，双方确认刘芝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已实际掌握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财产资料、公章、法人私章、财务章等文件，罗毅军称上述交接材料系刘芝强占，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罗毅军提交由其作为法人代表签名的《韶关市笑蓉新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清册》并不能证明其与刘芝未就公司进行交接，故该院对刘芝主张罗毅军已按合同约定对公司进行交接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各自的义务，故刘芝主张罗毅军将其名下的健某恒公司90%股份变更登记至刘芝名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罗毅军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罗毅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健某恒公司90%股份过户至刘芝名下。二、驳回罗毅军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64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均由罗毅军承担。上述案件本诉受理费6400元已由刘芝全额预交，该院予以退回，罗毅军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缴纳案件本诉受理费6400元，拒不缴纳的，该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罗毅军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非系《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所指的“已作私下协议”，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仅涉及公司资产，没有涉及股权。2.罗毅军和刘芝一起共同参与涉案公司经营，并安排刘芝对外付款。罗毅军对涉案公司的收入仍然享有收益权。证据二、证明。证明罗毅军一直有参与涉案公司经营，并负责涉案公司业务。证据三、验资报告。证明罗毅军已经在1998年1月6日出资了90万，已在婚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且刘芝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深圳市法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该验资报告的事实。刘芝质证后认为，罗毅军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另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更不能证明罗毅军的证明目的。首先该微信聊天记录是节选的，是断章取义，且聊天记录中从未出现“股权”的字样，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均不能证明罗毅军的证明内容。盆景协会是社会组织，不可能清楚也无法确认健某恒公司的情况，且没有能力作出相应证明。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验资报告的内容是虚假的，根据平安银行出具的证明，验资报告所指的账户、资金存入是不存在的，可见健某恒公司的注册资本是没有出资到位的。本院认证意见：对于证据一，刘芝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罗毅军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因刘芝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盆景协会未到庭作证，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三，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待证内容不予采信。刘芝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情况说明，证明罗毅军提交的验资报告是虚假的，健某恒公司的出资是没有出资到位的。验资报告中说的是“缴存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皇岗支行”，由于深圳城市合作银行已被平安银行收购，所以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皇岗支行已并入平安银行深圳福虹支行。罗毅军质证后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刘芝履行了所有的出资义务。本院认证意见：罗毅军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合法性亦予以认可。但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罗毅军能否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而非赠与合同。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具有单务和无偿等特点。而涉案合同实际系双方当事人在离婚过程中对包括分割共同财产在内的双方权利义务的处分和设定，不属于单务、无偿的合同。从双方意思表示来看，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罗毅军主张涉案合同为赠与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可。涉案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其次，罗毅军已按约向刘芝履行了公司交接义务。双方确认刘芝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已实际掌握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财产资料、公章、法人私章、财务章等文件，罗毅军称上述交接材料系刘芝强占，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罗毅军需履行包括公司交接和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登记等义务。罗毅军亦认可涉案股权一直登记在其名下，从未进行过股权变更登记。罗毅军未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构成违约。再次，罗毅军无权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涉案合同不属于赠与合同，罗毅军主张享有任意撤销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可。同时罗毅军亦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存在其他可撤销的事由。且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9月30日，罗毅军提起撤销权亦已过除斥期间。因此，罗毅军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罗毅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罗毅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光  伟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陈霞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