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3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央某，女，藏族，1993年5月16日出生，西藏贡嘎县人，务工，现住贡嘎县，公民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布次仁，西藏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男，汉族，1969年9月11日出生，安徽省巢湖市人，务工，公民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四川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贡某，男，藏族，1950年3月8日出生，人，务工，公民身份证号×××。上诉人央某因与被上诉人苏某、贡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央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布次仁、被上诉人苏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被上诉人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央某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0124民初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对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苏某使用的升降机不规范且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缺乏安全管理及相应安全设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在雇佣关系中，雇员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人身损害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只要雇员能够证明自己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央某在接受被上诉人苏某雇佣时受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遭受损害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不能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贡某作为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苏某，没有履行好监管义务，应对央某所受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实施方案》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不再区分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因素，上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三、鉴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出示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书，应当按照西藏阜康医院做出的司法鉴定书作为赔偿计算依据。苏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定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央某在提供劳务期间摔伤，作为雇佣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损害的发生是由于央某攀爬升降机所致，对其自身的危险行为存在过错，应承当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比例分担责任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并无不妥。上诉人央某的户口簿上显示其为农村户口，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受伤前至少一年时间不间断在城镇务工，相关损害赔偿应当依据农村户口计算。复康医院以工伤为鉴定标准是错误的，应当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确定赔偿标准。贡某辩称，房屋施工时与苏某订立了合同，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故与本人无关，且在此次事故发生后，出于人道主义已向央某支付了5000元作为补偿。央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64 816元、误工费77 200元、护理费12 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9 6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40元、营养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50 000元、鉴定费2700元、复查费1601元、后期治疗费用30 000元，共计人民币376 18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1日被告贡某将位于××区的私人房屋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被告苏某，并双方签订了一份《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被告贡某为甲方，被告苏某为乙方，《合同》第六条第二款载明“施工方必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如有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被告苏某雇佣原告央某作小工，双方口头约定“日薪金200元，休息没有工资，生活与住宿原告自行解决”。2018年9月30日，原告乘坐电动升降机搬运建筑材料时因电动升降机故障将原告从高处坠落摔伤。原告央某于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1月5日在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用64 847.66元。原告的伤情经医院诊断为：右尺、桡骨开放性骨折；左大腿开放性外伤；鼻骨骨折；头皮下血肿；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于2018年12月26日西藏阜康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对央某的伤残程度比照（GB/T16180-2014《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作出[2018]阜鉴字第11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对原告央某伤残等级为八级；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90日；后期医疗费评定为28 000元整。原告支出相关鉴定费用共计2700元。审理中，因被告苏某对原告央某在西藏阜康医院作出的伤残鉴定等级确定的依据和标准持有异议，根据被告苏某申请对原告央某的伤残进行重新司法鉴定，本院准许后，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原告央某的伤残程度比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GA/T1193-2014，SF/ZJD0103008-2015，SF/ZJD0103003-2011）进行伤残鉴定，2019年11月27日，该鉴定机构作出[2019]医鉴字第6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央某右尺桡骨骨折后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90日；后续诊疗项目为右尺桡骨内固定物取出术，相关费用约2～3万元人民币。被告苏某支出相关鉴定费用共计9414元。另查明，原告央某于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1月5日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治疗期间，被告苏某向西藏军区总医院共缴纳医疗费68 000元及向原告支付生活费3000元、被告贡某向原告支付生活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损失数额问题；2.责任承担问题。1.关于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64 81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户口登记为农村居民，其仅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未能证明原告的长期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对其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上年度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结合北京华夏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进行计算，故认定原告残疾赔偿金为20 660元（10 330元×10%×20年）；2.关于原告主张误工费77 200元，并提交被告苏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鉴定意见，每天按200元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共计386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凭苏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央某具有固定收入，其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具有固定收入，依法不予支持，但事发前原告从事建筑业工作，故对其误工费应当按照上年度西藏自治区建筑业收入64 222元计算为宜。鉴于误工天数，鉴定机构作出明确的误工期限为180天，故本院认定原告务工费为31 671.12元（64 222元÷365天×180天）；3.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2 000元（200元×60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病情及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结合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并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为150元为宜，故本院认定原告护理费为9000元（150元×60天）；4.关于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29 632元，并提交了原告父母的户口本等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但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能证明原告父母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且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对此不予支持；5.关于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240元，一审法院参照《西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计算标准的通知》规定，结合原告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等证据，认定原告住院天数为36天，即3160元（7天×120元+29天×80元）；6.关于原告主张营养费5000元，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诊断证明及华夏鉴定意见等相关证据材料，并参照西藏物价标准，酌定一天50元计算为宜，故认定原告营养费为4500元（50元×90天）；7.关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失费50 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事发当天被告及时将原告送医救治并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尽到了事后最大的弥补职责，精神抚慰金应当根据实际伤残程度以及被告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认定，对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央某伤情、伤残等级、被告意见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8.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30 000元，被告苏某认为后期治疗费用实际发生以后在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苏某申请重新鉴定时，对各方当事人争取了鉴定事项，并均同意鉴定事项且该鉴定事项包含后期治疗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故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处理，并综合考虑央某伤情结合鉴定意见，酌定30 000元；9.关于原告主张的复查费1601元。经审查，原告提交的上述票据共计消费976.87元，其中扣除与本案无关的费用（复印费55元、妇科检查费94.7元），其余均系检查费用且符合出院医嘱，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故认定原告复查费用共计827.8元。2.责任承担问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央某受被告苏某雇佣在其承包的工地做小工，服从被告苏某安排、管理，因被告苏某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缺乏安全管理及相应安全设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苏某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贡某系房屋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被告苏某，没有履行好监管义务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一定的过错，被告贡某虽与被告苏某签订合同并约定“如有安全事故，乙方全权负责，甲方概不负责”，但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被告贡某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央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搬运建筑材料的电动升降机存在危险，而乘坐电动升降机搬运建筑材料，将电动升降机故障导致自己受伤，其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应对自身损害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结合全案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苏某赔偿原告央某损失的60%，被告贡某赔偿原告央某损失的30%，原告央某自己承担损失的10%。综上所述，本案中该事故造成原告损失共计104 818.92元，其中伤残赔偿金20 660元，误工费31 671.12元，护理费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60元，营养费45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后期治疗费用30 000元，复查费827.8元。被告苏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62 891.35元，被告苏某多付医疗费3152.34元（68 000元-64 847.66元）及生活费3000元，故还应赔偿56 745.01元；被告贡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31 445.68元，被告贡某已经支付了生活费5000元，故还应赔偿26 445.6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央某支付因本案事故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56 745.01元；二、被告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央某支付因本案事故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26 445.68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是在上诉人央某与被上诉人苏某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上诉人央某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而向接受劳务的被上诉人苏某和发包工程的被上诉人贡某主张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纠纷，并非上诉人央某在劳务活动中对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损害产生的纠纷，故本院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将本案案由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央某对损害结果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应如何确定。三、被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贡某之间应承担何种责任。四、本案鉴定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上诉人央某对损害结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上诉人央某与被上诉人苏某建立劳务关系的前提下，上诉人央某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合同中早熟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被上诉人苏某对上诉人央某受到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损害事实上来看，上诉人央某是受被上诉人苏某雇佣，从事房屋修建工作，在利用升降机搬运砖块的过程中从升降机上掉落导致摔伤。从被上诉人苏某提交的接警记录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房屋修建之处搭建的修建设施十分简陋，用于搬运建筑材料的升降机没有加装安全防护装置，在此工作环境下，上诉人央某应当知道其工作性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应对其自身安全尽到注意义务，其乘坐升降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上诉人央某对自身损害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上诉人央某应对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责任比例的划分，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苏某在房屋修建过程中，应针对工程建设的性质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搭建安全防护装置，张贴安全只是标识，履行安全提示义务，被上诉人苏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履行上述义务，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央某未对自身安全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上诉人央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央某的损害结果经司法鉴定已达到赔偿标准，其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央某主张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该主张是依据其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实施方案》。首先，《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虽然载明上诉人央某承租了位于贡嘎县甲竹林1组的房屋一间，租赁期限是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5日，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无法确认上诉人央某在受到损害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其次，《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实施方案》出台的法律导向是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中免除城乡居民的差别对待，最大范围保护乡镇居民的合法权益。但是该方案自2020年4月1日起实施，该方案实施后受理的一审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方案的规定，本案一审的受理时间为2019年7月2日，故不适用该方案，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上，本院对上诉人央某提出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央某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计算依据和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贡某之间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作为承包方的被上诉人苏某与作为发包方的被上诉人贡某订立了《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修建位于贡嘎县机场友谊路的房屋，上诉人央某是在该建设工程中为被上诉人苏某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被上诉人贡某在发包时应将房屋建设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承包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尽到足够的审查义务，且应当知晓自然人均不具备承接建筑工程的资质与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上诉人贡某与不具备建筑资质的被上诉人苏某签订并履行房屋建筑合同，应对上诉人央某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苏某、贡某的责任承担比例划分为60%和30%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本案鉴定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中，被上诉人苏某以鉴定标准和依据违法为由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经我院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布公告，从已备案的专业机构库中摇号选出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诉人央某的伤残进行了重新鉴定。上诉人央某以一审法院未出示鉴定人员的相关资质为由，对该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书的效力提出质疑。对此，我院责令该鉴定机构补充提交鉴定人员相关资质证明，经审查，三名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取得时间分别为2017年10月25日和2019年8月15日，就本案鉴定内容进行鉴定时具有相关资质，故该鉴定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央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央某支付赔偿款83 190.69元；三、贡某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央某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80.95元，由央某负担1545.14元，由苏某、贡某负担435.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35元，由央某负担1975.09元，由苏某、贡某负担444.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永 超审  判  员   孙  静审  判  员   商  盈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四郎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