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负责人：宋晓沛，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艳梅，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法定代表人：梁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杨，该公司法务部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异，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少白，男，195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中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辉，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恩田，北京市京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少白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渤海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少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渤海银行与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美公司）签订的质押协议合法有效，质权依法设立。1.该质押协议的签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2015年3月5日，福美公司做出《股东决议》：同意由福美公司提供保证金或存单质押担保。该决议经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显控股）及福美公司盖章认可。同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质押协议。2.该质权已经依法设立，渤海银行对账户内资金依法享有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渤海银行作为案涉存单的制作银行，上述质押协议签订后，出质人即将定期存单交付渤海银行，渤海银行亦于当日进行核押并做出《存单、国债审核证明》。二、上述质押协议的签订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更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损害张少白的利益，并进而认定该协议无效，显失公正。1.上述质权协议签订及质权设立时，张少白享有的是对大福公司的一般债权请求权，而涉案定期存单账户内的资金本身与张少白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权利人有权处分该资金，包括对其设定质押担保。2.从公正的角度来讲，在法院看来，渤海银行与第三人协商一致为其债权设定抵押担保的权利与张少白的一般债权请求权，二者的权利在受法律的保护上应是平等的，应公正、公平地一致获得法院的认可。渤海银行作为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其与出质人签订质押协议为自己的贷款债权提供担保，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当时案涉资金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对其设定质押担保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3.质押协议签订及质权设立时，案涉定期存单内账户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渤海银行与大显集团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亦真实存在，因此，质押协议的签订符合客观情况，是权利人对其名下存款的正当处分行为，是金融贷款领域合法合规的经营业务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4.2015年3月3日，渤海银行未予协助一审法院冻结福美公司账户的原因是，一审法院提供的执行裁定与协助冻结通知书不一致，渤海银行理应不予协助，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恶意拒绝。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做出新的执行裁定后，于2015年3月11日要求渤海银行协助查询、冻结大显控股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中的存款，此次一审法院提供的执行裁定与协助冻结通知书内容一致，渤海银行依规予以协助冻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审法院认定募集资金不能用于质押，却认定募集资金可以用来偿还张少白一般债权，显然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上显失公正。5.关于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核查一节事实，就这一行为本身，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即未以善意保荐人的角度公正进行核查，一审法院牵强的将此节事实与大福公司未履行披露义务联系在一起，并以此认定渤海银行与大福公司恶意串通，显系错误。首先，并不能大福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未履行披露义务而否定质押协议的效力，对于质押一事，不仅有经大福公司认可的福美公司的股东决议，大福公司后续的公告恰恰代表了其对质押行为的追认。其次，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明知福美公司的开户行是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的情况下，却去渤海银行大连分行沙河口支行询证，因支行并无权查询涉案账户的司法冻结情况，所以在所涉账户“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处填写了“否”，这一选项的填写情况真实的反映了沙河口支行的查询结果，并不能代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亦不可能客观的反映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的登记情况。6.该质押协议项下企业定期存单账号并非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对此，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院向双方当事人核实时，双方当事人的回答是一致的，即该质押协议项下企业定期存单账号并非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一审法院认定该账号为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是错误的，并以此为契机认定渤海银行存在恶意并认定质押协议无效更是错上加错。三、案涉8400万元自2015年3月5日被设定质押后，始终保持原有的质押状态，质押从未解除，渤海银行对该部分款项享有质权。1.2015年3月5日，涉案定期存单账户被设定质押担保，当时账户内资金为人民币4.59亿元，质押期间，该账户内8400万元被本案一审法院查封。2.后因债务人大显集团未按约定偿还贷款，渤海银行需要实现质权，故与查封法院，即本案一审法院沟通后，2015年5月14日，一审法院出具《函》确认除冻结的8400万元以外的账户内的多余款项没有冻结，权利人有处分权。经一审法院认可，福美公司在保持账户内8400万元原有质押及查封状态的前提下，对其余资金进行了支取。3.上述过程说明，对8400万元资金质押在前查封在后的状态从未改变，渤海银行为方便管理，针对8400万元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一审已经查明，该协议项下存单所涉8400万元存款起息日期一致，均为2015年3月5日，这也进一步说明该协议所涉质权并非新设权利，二者具有同一性，前后两份质押协议是一脉相承的，所涉质权均指向同一账户中的同一8400万元，实为同一质权。综上所述，渤海银行对案涉8400万元享有合法质权，一审法院判决准许执行该款项用以偿还张少白的一般债权显系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大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中止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存款8400万元的执行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张少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无效”，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部分事实，张少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2014年5月23日，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渤连分流贷2014年第24号），约定渤海银行向大福公司提供68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额度有效期为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2015年3月5日，福美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约定福美公司以45900万元存单出质（存单编号00024243，质押物账号20×××55）为渤连分流贷2014年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大福公司68000万元贷款额度提供质押担保，渤海银行于当日作出了《存单国债审核证明》。由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依法有效，质权依法设立。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合法的质权成立在先而一审法院的冻结行为在后，该事实清楚明晰，仅仅因为一审法院在2015年3月11日冻结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时已有该质押担保存在就判断是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只是粗暴的主观臆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大福公司违背了该规定，一审法院对此法律适用错误。在本案中，即使存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质押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质押无效。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7年3月修订）》第三十二条规定，“监事会应当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监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应当督促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所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如鉴证报告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存在违规情节的，董事会应书面说明违约情形、违规原因、可能导致的后果、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其次，2015年5月25日福美公司依法将存单出库，并于渤海银行办理《抵（质）押释放（更换）审批表》，福美公司对自己所有的存单进行部分自取，但存单内剩余款项的质押效力依然存在，渤海银行对案涉账户内8400万元存款仍享有质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福美公司对案涉存单进行合法操作，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该存单中剩余款项的质押效力依然存在。再次，一审法院认为质押无效、不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而是“按照一般生活经验”；案涉质押合同及质押行为自始至终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也没有生效法律判决认定其无效，在此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部分支取的行为是符合客观情况和现行法律规定的。案涉法院在2015年5月14日出具《函》，确认除冻结的8400万元外的账户多余款项没有冻结，权利人有权处分。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进行了部分支取，剩于8400万元金额由于法院冻结、无法支取，但渤海银行仍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一审法院所提到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因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大福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该处罚决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不是质权登记机关，无权作出相关判断。并且《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于质押担保的叙述仅为事实调查过程中的叙述，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明确记载，根据大福公司2016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所披露的内容是案涉质押一直合法存续有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大福公司的合法权益。张少白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渤海银行、大福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合同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22号的《权利质押协议》无效。1.尾号24243号定期存单中的4.59亿元资金，是被执行人大福公司（原大显控股）拥有所有权的资金。根据当时大福公司与其全资控股的用于存放保管募集资金的福美公司、渤海银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可知，后来被法院查封冻结的账号为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协议明确约定该账户仅用于大显控股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大福公司发布的相关上市公司公告中也自认案涉4.59亿元募集资金为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存入在渤海银行开立的专项监管账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民终222号生效判决也确认该资金只有大福公司拥有处置权，福美公司没有处置权。因此，福美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22号的《权利质押协议》无效。2.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为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2015]第22号质押担保没有经过大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渤海银行对此是明知的。张少白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该等判决和裁定均认定，大福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作出的担保，侵犯了小股民的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因此判决确认大福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的担保和该等判决和裁定中的情形一致，也是无效的质押担保。渤海银行一审提交福美公司2015年3月5日股东决议，主张案涉担保已经股东会决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案涉4.59亿元款项属于大福公司所有，以该4.59亿元存单对外担保，应由大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而不是由福美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大连证监局2017年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对此作出相同认定，并据此进行处罚。因此，上述股东决议只对福美公司以其自身财产对外担保产生股东会决议效力，其不能代替大福公司股东大会及对大福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案涉4.59亿元定期存单质押作出决议。3.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原则上募集资金应用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募集资金不得用于质押、委托贷款等变相改变用途的担保或投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有渤海银行不得为大显控股在募集资金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限制使用业务的约定。《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中也有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的约定。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明知4.59亿元存单为大福公司的募集资金，不能用于质押，在2015年3月3日得知法院即将查封该款项后，于2015年3月5日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意图在该存单上设立质权，使渤海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此行为不仅明显违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的规定，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4.[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是大显控股为逃避本案执行，而与渤海银行串通勾结、恶意签署，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渤海银行签署质押合同、办理质押的行为，也是恶意阻碍法院强制执行的非法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2015年2月6日，张少白向大连中院申请执行。2015年3月3日，大连中院向渤海银行下达（2015）大执一字第98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同日，渤海银行向法院出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其上记载：因该冻结存款通知书中要求银行协助冻结的公司系“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法院提供给渤海银行的大连中院（2015）大执一字第98号执行裁定书中所述被执行人“大连控股”名称不符，法院暂时不能提供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裁定书等手续，故暂不能协助执行相关冻结手续。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署了[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以福美公司名下的00024243号存单（定期存款4.59亿元）为2014年5月23日发生的大显集团6.8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2015年3月11日，大连中院再次向渤海银行送达了（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人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予以冻结，渤海银行才配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由此可知，渤海银行在明知法院要查封案涉8400万元并同时出示协助执行等相关法律文书后，仍然拒不配合并于当天协助被执行人将相关款项转移至其他账户，第二天即签订[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将法院要查封冻结的款项转移账户后质押给自己，而且所担保的债务却是一年前即已发生且当时已经办理过担保的贷款。渤海银行和福美公司、大福公司均为监管协议的当事人，故意且多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合同义务，他们串通勾结转移隐匿存款对抗法院执行，主观恶意明显。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张少白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情形。故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和渤连分质（2015）第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均为无效协议。二、即便法院认定[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有效，但因[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已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渤海银行在本案中不再享有对抗张少白执行行为的优先受偿权。1.大连证监局[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事实查明部分已认定，[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已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大连证监局对该事实的认定，是建立在立案调查的基础之上，并有相关证据证明。2.2015年5月25日的3.75亿元款项支取凭证证明，该3.75亿元是福美公司所支取，而且该款项是被支取至福美公司尾号为122的银行基本账户。渤海银行提供的释放审批表和情况说明，也可以证明4.59亿元定期存单是先解除质押，然后出库，然后交由福美公司，由福美公司支取了该款项。3.75亿元款项被支取后，该24243号存单便不复存在。3.存单出库并释放等字眼都表明，24243号定期存单在2015年5月25日解除了质押。出库并释放就是将质物解除质押用于支取款项。福美公司能够将3.75亿元从其尾号为855的账户支取到尾号为122的银行基本账户，也是因为福美公司拿回了24243号定期存单这个权利凭证，然后用于支取款项，否则福美公司不可能支取3.75亿元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质权人将质物返还于出质人后，以其质权对抗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福美公司支取3.75亿元时，即是取回4.59亿元定期存单在先，才能支取。因此，该4.59亿元定期存单实际已经返还给了福美公司，福美公司才能取款，故[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已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4.2015年5月25日，在855账户被法院冻结的情形下，福美公司以活期存款形式支取3.75亿元。这意味着剩余款项不可能存在原质押，否则就存在法院冻结等同虚无、福美公司可自由取款逃避执行的荒唐现象。5.若渤海银行主张的质押未解除，则在同一天再针对8400万元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就毫无必要。渤海银行的行为与辩解自相矛盾，反证了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三、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对案涉8400万元新设立的（2015）第35号质押无效，不能对抗本案的执行。1.2015年5月25日设立的质押，属于新设质押，设立于大连中院采取冻结执行措施之后，因此该质押没有法律效力。2.2015年5月25日设立的质押担保的质物为00024268号定期存单，属于新的质押担保物，与原质押物00024243号定期存单非同一担保物。3.渤海银行明知法院已有查封还设立新的质押，明显是恶意对抗法院执行。四、渤海银行主张3.75亿元支取是其行使质权的行为，是不成立的。1.该主张与大连证监局[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该处罚书明确认定，[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已于2015年5月25日被解除。2.其3.75亿元支取凭证证明，福美公司从尾号为855账户中以活期计息方式支取了3.75亿元款项，该款项转入了福美公司尾号为122的银行基本账户，即是福美公司支取了款项，不是渤海银行行使了质押权。该3.75亿元进入福美公司基本账户之时，处于完全由福美公司自由支配状态，不属于原质押状态。大显控股公告也披露，大显控股是为了满足大宗贸易的需求，才解除4.59亿元募集资金定期存单，并不是因渤海银行行使质押权而解除了定期存单。3.渤海银行主张其依据涉案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了质押权，其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不能提前兑现。（2）根据该质押合同第9.1条约定，提前行使质权适用情形是，定期存单先于担保债务到期。但本案中00024243号定期存单的到期日为2016年3月5日，而案涉款项被支取的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因此本案属于提前支取而不是到期支取。（3）该合同第9.1和9.5（5）约定由质押权人去行使质押权利，质押权行使方式为提前清偿、提存、存入专用的保证金账户，但案涉的3.75亿元款项系被福美公司支取至福美公司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尾号为122基本账户。从福美公司基本账户再转账至978账户的行为，是一个新的法律关系，而不是原质押担保的延续。渤海银行主张本次已归还人民币1亿元，但其提交的凭证既与855账户没有任何关联，同时还与其提交的质押物释放审批表中归还金额为0元的内容相冲突。（4）大福公司后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告亦显示，渤海银行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渤海银行沙口支行在给被执行人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询证函》上亦盖章确认，案涉20×××55账户已不存在质押情形。（5）一审庭审过程中，大福公司确认其基于经营需要提前支取了3.75亿元款项。渤海银行的主张显然与其相违背。综上，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和渤连分质（2015）第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均为无效协议。质押中的优先受偿权是建立在质押物之上的。原质押物消失，原质押优先受偿权也不复存在。新的质押物担保，属于新的质押，形成了新的质押优先受偿权。它不同于原质押优先受偿权。渤海银行于2015年5月25日就8400万元存单设定的质押，属于新的存单、新的质押物，形成新的质押优先受偿权，不同于原4.59亿元存单的质押权，因该新的质押设立在大连中院2015年3月11日采取的冻结措施之后，因此属于无效质押。张少白对冻结的案涉8400万元款项享有优先执行的权利，渤海银行对其不享有质押权利，该款项应当作为本执行案件执行标的予以执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渤海银行、大福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张少白的合法权益。张少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准许对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8400万元存款的执行；渤海银行、大福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6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14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大显控股向申请人张少白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逾期违约金、仲裁费、仲裁反请求费等各项费用。2015年2月6日，张少白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3月3日，一审法院向渤海银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要求查询福美公司银行存款。同日，渤海银行向一审法院出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其上记载：因该冻结存款通知书中要求银行协助冻结的公司系“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法院提供给渤海银行的大连中院（2015）大执一字第98号执行裁定书中所述被执行人“大显控股”名称不符，法院暂时不能提供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裁定书等手续，故暂不能协助执行相关冻结手续。2015年3月11日,一审法院向渤海银行下达（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予以冻结，该行于当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回执，注明“我部门于2015年3月11日将账户20×××55的银行存款人民币8400万元冻结，该账户已质押担保”。2015年6月3日，因福美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12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福美公司所提的异议理由不足以改变募集资金所有权归属于被执行人大显控股的事实，一审法院将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认定为被执行人大显控股的财产予以冻结的执行措施正确，案外人福美公司所提异议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案外人福美公司的异议。福美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福美公司名下的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所有权人应为大显控股，福美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案涉的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驳回福美公司的诉讼请求。福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大显控股发布的临2015-21号公告内容可见，存在福美公司名下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中的4.59亿元作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经由大显控股董事会决议转为定期存单。张少白与大显控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查封冻结的正是该存单中的8400万元，故本案执行所涉执行标的系大显控股所有的募集资金……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和核查意见，亦可认定争议所涉执行标的在被查封冻结时仍系大显控股所有的募集资金。”2018年7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执恢复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扣划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银行存款8400万元及利息至一审法院执行款账户。2018年7月25日，渤海银行向一审法院出具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记载上述款项已扣划至一审法院执行款账户，并注明，该笔存单项下的存款本息渤海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渤海银行会对一审法院扣划款项提执行异议。嗣后，渤海银行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其请求一审法院中止对上述8400万元及利息存单的冻结、扣划的执行措施，撤销（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执行裁定书、（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将上述8400万元及利息返还渤海银行。2018年9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2执异84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质押权、质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本案中，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协议，约定以案涉账户存单为大福公司的贷款额度提供质押担保，福美公司虽对质押存单进行了部分支取，但存单内剩余款项的质押效力依然存在，渤海银行对案涉账户内8400万元仍享有质权。[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认定事实部分存在案涉质押担保事项解除的表示，但作出处罚决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不是质权登记机关，且该表述未明确担保事项解除的具体范围，因此，不能以此认定渤海银行对案涉账户内存单享有的质押权消灭。渤海银行所提异议足以排除本案执行，对其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之规定，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存款8400万元的执行。张少白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诉讼。另查明，2014年5月23日，渤海银行（贷款人）与大显集团（借款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渤海银行为大显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六亿八千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贷款用途仅限于认购大显控股定向增发4亿股股票,贷款额度有效期为自2014年5月24日至2017年5月22日；该合同附件一“担保文件”约定，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29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30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31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保证（2014）第76号的保证协议，编号为渤连分保证（2014）第77号的保证协议。截至2018年7月31日，大显集团应还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为47600万元。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质权人）与福美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该协议约定：质权人渤海银行同意按照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向大显集团（债务人）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8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出质人同意以其依法所有的权利出质，以担保主合同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出质权利为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存款银行为渤海银行、存款金额为4.59亿元、期限为1年、利率为2.5%、编号为00024243的存单；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质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质押期间为出质权利的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保管或质押登记之日起，至全部被担保债务被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支付和偿还完毕之日或本协议项下所设定的担保被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解除和履行完毕之日止的期间；第9.1条约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存单等出质的，如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原债务履行期限到期的，质权人有权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提货或者与出质人协议将货物变卖、拍卖，对取得的资金，质权人有权自主决定：（1）用于提前清偿被担保债务；（2）作为保证金存入出质人在质权人开立的保证金账户；（3）提存。该协议还对双方权利与义务作了其他约定。渤海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交《存单、国债审核证明》，拟证明其对该《权利质押协议》进行了核押。《存单、国债审核证明》记载，出质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质押物类型为“存单”，质押物编号为“00024243”,质押物账号为“20×××55”，金额为“人民币459000000元”，起息日“2015年3月5日”，结息日“2016年3月5日”，利率“2.5%”，已冻结。渤海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股东决议》记载，福美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由福美公司提供保证金或存单质押担保，用于大显集团向渤海银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人民币6.8亿元，期限3年，用于认购大显控股定向增发4亿股股票，利率不低于提款日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30%,可组银团。《股东决议》盖有“大显控股”、“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印章，“代威”名章及签字。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质权人）与福美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该协议约定，质权人渤海银行同意按照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向大显集团（债务人）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76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出质人同意以其依法所有的权利出质，以担保主合同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出质权利为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存款银行为渤海银行、存款金额为8400万元、期限为1年、利率为2.5%、编号为00024268的存单；担保范围、质押期间等内容与前述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一致。福美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其上记载：“大显集团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我公司45900万元存单质押，为大显集团并购贷款业务提供存单质押担保。现申请于2015年5月25日将该存单出库，部分支取37500万元，剩余8400万元存单继续为大显集团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渤海银行提交一份《抵（质）押品释放（更换）审批表》，其上记载：客户名称“大显集团”，授信协议编号“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授信额度有效期限“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用信余额“45900万元”，释放（更换）抵（质）押物描述“企业定期存单”，申请释放（更换）抵（质）押物原因“存单出库，部分支取37500万元，剩余8400万元存单继续为大连大显集团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本次归还用信金额“0万元”,本次归还后用信余额“57600万元”，剩余（更换）抵（质）押物价值“8400万元”。渤海银行出具的《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客户存根》（编号为00024243）记载，日期“2015年3月5日”，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账号为20×××55,金额为4.59亿元，存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2.5%,起息日为2015年3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5日。渤海银行出具的《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客户存根》（编号为00024268）记载，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账号为20×××55,金额为4.59亿元，存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2.5%,起息日为2015年3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5日。渤海银行出具的交易日期为2015年3月5日的《专用业务凭证》记载，账户冻结/止付，冻结止付类型为银行质押，冻结止付方式为只收不付，客户账号为20×××55,款项代码为0410100100060995,账户名称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冻结到期日期为空白，冻结止付金额为0,冻结止付原因为质押业务冻结。渤海银行出具的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专用业务凭证》记载，对公定期存单部分支取，交易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16:16:37，付款人账号为20×××55,付款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为20×××22,收款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3.75亿元，现转标志为转账。渤海银行同日出具的《扣款通知书》记载，渤海银行于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中扣除1亿元，还款类型为提前部分还本，借款合同编号为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剩余贷款本金为4.76亿元。渤海银行出具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另一份《专用业务凭证》记载，账户冻结/止付，冻结止付类型为银行质押，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16:30:25,冻结止付方式为只收不付，客户账号为20×××55,款项代码为0410100100060995,账户名称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冻结到期日期为空白，冻结止付金额为0,冻结止付原因为质押业务冻结。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开立的20×××22号银行账户为基本账户。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20×××55号账户为开设质押的账户。再查明，2015年12月5日，大显控股发布编号为临2015-110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告》，公告记载，公司为了满足大宗贸易的需求，公司解除了2015年3月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4.59亿元募集资金定期存单。2016年5月31日，大显控股发布编号为临2016-25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公司回复的公告》，公告记载，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该公司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549号），就问询的“因股权转让纠纷，你公司8400万元募集资金早于2015年3月被司法冻结，但你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的《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相关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审核报告中，均未提及上述冻结事项，请你公司、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查并说明原因”问题，大显控股回复：“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回复：2.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核查时，关注了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2015年4月23日，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现场核查人员亲自去渤海银行大连分行沙河口支行出示《银行询证函》，要求提供大显控股的募集资金存放信息。《银行询证函》要求该银行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该行开设的4.59亿元定期存单（账号20×××55,即被冻结账号）……的相关信息进行确认。该银行在《银行询证函》中上述两个账号“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处填写了“否”，同时该行在《银行询证函》上加盖了公章。且在现场核查中，银行工作人员未向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任何关于募集资金被冻结的信息。”2016年12月2日，大福公司发布编号为临2016-5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记载：证监会询问：2015年3月至5月，你公司（大福公司）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先后与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两份权利质押协议，质押金额共计5.43亿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亦未对外披露，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履行审批程序、未对外披露的原因，并说明在未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签署质押协议的相关责任人。大福公司答复：2015年3月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质押金额为4.59亿元,2015年5月25日释放3.75亿元，剩余质押金额为8400万元。2017年7月25日，大福公司发布编号为临2017-57《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记载：“2015年3月5日，大显控股全资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根据该协议，大显控股提供募集资金4.59亿元对大显集团债务进行质押担保，该质押担保事项未履行大显控股相关决策程序，并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直至2016年12月2日，大显控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公告中首次对外公开披露该质押担保事项。”又查明，2014年7月8日，大显控股（协议甲方）、渤海银行（协议乙方）、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协议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该账户仅用于甲方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大显集团于2015年11月10日更名为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大显控股于2016年6月1日更名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在另案中作为原告起诉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代威、天津大通铜业有限公司、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西部矿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福美公司为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8）辽民初172号。该案中，渤海银行提出的诉讼请求第1项为，请求判决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4.76亿元及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以4.76亿元为基数，利率按照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诉讼请求第5项为，请求判决渤海银行对福美公司提供质押的存单剩余的8400万元金钱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显示,（2018）辽民初172号案件定于2019年4月19日开庭。张少白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调取证据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向中国证监会大连证监局调查收集该局2017年7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号）认定“案涉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解除已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所依据和取得的证据档案材料。一审法院前往该局予以调取，但该局称上述材料不属于可供调取的范围，未予以配合调取。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渤海银行就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8400万元款项及利息，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张少白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涉执行案件，渤海银行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对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8400万元款项及利息（以下简称“执行标的”）享有质权，其有权优先受偿。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渤海银行对其主张的其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质权，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全案事实，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理由为：1.2014年7月8日，大显控股、渤海银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订立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后来被一审法院冻结的账号为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并约定该账户仅用于大显控股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渤海银行作为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协议的签约方，在明知账户中的款项是大显控股的募集资金的情况下，却在2015年3月3日一审法院向渤海银行出具冻结协执时，以协执上要冻结的是福美公司存款，而裁定上的被执行人是大显控股，名头不符为由不予查封，其行为并非出于善意。2.2015年3月3日一审法院查封未成的第二天，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为大显集团2014年5月向渤海银行的借款出质，借款当时有不动产抵押和保证担保。该行为明显违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的规定，该行为导致2015年3月11日一审法院再次冻结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时，该账户已有质押担保存在。该行为认定为渤海银行与大福公司的恶意串通并不为过。3.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将存单出库，部分支取了37500万元，同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出质金额为8400万元。上述行为表明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已解除，在8400万元上不再负有质权。理由是：其一，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对存单若要提前支取，部分提现，一定是对存单金额全部释放，而不能是部分释放，故2015年5月25日的部分支取行为一定是存单金额全部释放行为，应认定为质押已解除；其二，若如渤海银行主张的质押未解除，则在同一天再针对8400万元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就毫无必要。渤海银行的行为与辩解自相矛盾，反证了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4.行业管理机构在调查违规行为时，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均存在违背诚信、遮掩真相的情况。其一，2016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款项冻结一事向大福公司问询，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核查时关注了募集资金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时，银行填写的是“否”，银行工作人员也未向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任何募集资金被冻结的消息。其二，2016年12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函询2015年3月到5月两份权利质押协议情况（担保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亦未对外披露）。2015年7月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因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大福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所述，能够形成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存在恶意串通的内心确信，故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渤海银行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应准许执行案涉执行标的。张少白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起诉时间是2018年10月19日，渤海银行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另案诉讼起诉时间是2018年11月29日，本案起诉时间在前，两案当事人不同，案由不同，本案不宜中止审理。对渤海银行、大福公司中止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准许对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8400万元存款的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461800元，由渤海银行、大福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少白提供一份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少白提供了本院（2018）辽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第七项为驳回渤海银行对福美公司提供的8400万元金钱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证明：该判决认定案涉的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的22号、35号《权利质押协议》，以及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均因渤海银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合同义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投资人合法权益，主观具有恶意，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之情形而被认定无效，更加印证了渤海银行、大福公司以及福美公司相互串通、抗拒执行的违法行为。张少白不同意渤海银行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申请。理由为：本案可以直接对质押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不用等待172号案件二审审理结果。两个案件的诉讼主体、案由都与本案不同，案涉的8400万元已经经过生效判决确认是大福公司的资金不是福美公司的，另案起诉的福美公司与本案无关。张少白认为渤海银行提出中止审理是拖延诉讼。渤海银行质证意见：对张少白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并未生效，不具有证明力，渤海银行已经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立案，但二审还没有开庭审理，不能证明刘少白的证明目的。在该案中，渤海银行有一项诉请所指向的权利即为本案所涉及的8400万元资金的质押权，本案应中止审理。大福公司质证意见：对张少白提供的证据，同意渤海银行的质证意见。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由法院决定。本院审查认证：刘少白提交的本院（2018）辽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因该案尚在二审诉讼阶段，属效力待定的证据。该证据现不具有证据力，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3月3日，一审法院向渤海银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要求查询福美公司银行存款，账号为20×××36。2014年7月8日，大显控股（协议甲方）、渤海银行（协议乙方）、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协议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账号为20×××28，截至2014年6月9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8亿元整。该账户仅用于甲方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2015年5月25日，福美公司将4.59亿元存单出库部分支取，偿还贷款本金1亿元。同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另行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2015）第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其中，（2015）第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约定，福美公司以账号为20×××78的保证金专户内2.75亿元对大显集团在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务设立质押，福美公司在渤海银行处开立了保证金专户20×××78，渤海银行从福美公司名下账户20×××22将2.75亿元划入保证金专户。本院（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在二审另查明事实部分认定：大连中院依据（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民事裁定书所冻结的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在渤海银行存储的账号为20×××55。2016年4月28日，作为大显控股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机构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大显控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出具了《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核查情况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大显控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607138187.10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开户行均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账号20×××55中余额为8400万元，账号20×××78中余额为183138187.10元，账号20×××93中余额为3.4亿元。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本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的具体依据”一项中指出，通过对大显控股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查阅董事会相关议案、查阅董事会相关议案、查阅项目相关文件及其他资料等方式，对大显控股调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发表本核查意见。2016年4月29日，大显控股发布编号临2016-14《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2.81亿元募集资金调整为大宗商品贸易项目。上述事实，有张少白一审提供的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本院（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渤海银行一审提供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36号《保证金质押协议》等证据及质证笔录存于一审卷宗，可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焦点是：渤海银行就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8400万元款项及利息，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关于渤海银行所主张的质权优先受偿权是否成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本院（2016）辽民终222号生效判决认定，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定期存单账户中的8400万元即张少白与大福公司（原大显控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查封冻结的执行标的，系大福公司所有的募集资金中的一部分，在被查封冻结时仍系大福公司所有的募集资金，福美公司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福美公司作为出质人与质权人渤海银行签订（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将账户20×××55中的4.59亿元设定质押担保，大福公司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也不按规定进行披露，该质押不具有对世效力。2015年5月25日双方签订的（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项下资金8400万元为该4.59亿元部分提前支取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剩余资金，即大福公司募集资金的性质并未改变，所有权及支配权仍归大福公司享有。2015年3月11日大连中院根据张少白的申请冻结案涉8400万元款项，具有法律效力。大福公司直至2016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公告中首次对外公开披露该质押担保事项，大福公司此前未有公开披露，故（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的效力同（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一样，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同时，渤海银行在2015年3月3日得知法院即将查封案涉8400万元款项后，其于2015年3月5日与福美公司将大福公司所有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转存并签订了（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为自己设立质权，意图达到渤海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目的，主观上并非善意。渤海银行作为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一方，与福美公司及大福公司故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存在隐瞒真相，相互串通，客观上损害大福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为无效协议，并无不当。故渤海银行对涉案8400万元所设定的无效质权不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渤海银行及大福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问题。虽然本院审理的（2018）辽民初172号案件中渤海银行的诉讼请求第5项为请求判决渤海银行对福美公司提供质押的存单剩余的8400万元金钱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与本案审理的渤海银行是否享有合法质权的内容有交叉，但本案审理范围和争议问题对（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的效力应该且能够作出认定，故本案的处理无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渤海银行以本院审理的（2018）辽民初172号民事判决尚未生效，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为由提出中止审理本案，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渤海银行、大福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案审件受理费461800元（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各预交461800元），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230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