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锦定，女，198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020。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锐，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俊豪，广东伟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晓聪，女，199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31***********02。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锦柏，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素文，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邱锦定与被上诉人梁晓聪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5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锦定的上诉请求：请求判令撤销（2019）粤1302民初1581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并未迟延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故意阻却公司设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公司设立时间。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可知双方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涉案公司的设立时间，仅对双方的股权比例、被上诉人的出资款、公司的相关信息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也就是说，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是，在相对方进行了催告之后。（二）在被上诉人催告上诉人设立公司后，上诉人积极配合，但被上诉人却以上诉人“不实缴”为由，拒绝配合设立公司。原审判决中的案件事实部分载明，“另查二，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另查三，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向原告发出的回函中第六条载明:关于品牌公司……”，即被上诉人发函要求设立公司，上诉人于三日后回复了相关情况，积极配合，并表明要求设立公司。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下周五13:00惠州出发去深圳办理品牌公司注册事宜（证据六第四幅截图）、“被上诉人表示只愿意接受上诉人实缴出资，否则就走法律程序，解除合同（证据六第五、第八、第十五幅截图）”，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催告后的数日内，就已经积极回函并要求被上诉人配合设立公司。但被上诉人却以合同中并未约定的条件为难上诉人，拒绝设立公司。（三）《股权合作协议》并未限定上诉人缴纳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形式。首先，双方所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并未限定上诉人缴纳注册资本金的形式，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可以选择“认缴”，也可以选择“实缴”。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是“认缴”还是“实缴”，股东都需要对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股东的“认缴”数额，也应当及时补足，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认缴对实缴而言是不公平的，无法体现合同的公平和对等性”这一说法。再者，即便上诉人选择通过“认缴”地方式缴纳注册资本金，并不代表着上诉人就不需要拿出现金来用于公司的运营支出，在公司设立后，上诉人也需要承担公司的运营、管理成本，也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地将认缴的注册资本金变成实缴。综上三点，虽然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公司设立时间，但在被上诉人催告后的合理时间内，上诉人已经积极主动要求被上诉人配合设立公司，但被上诉人却以合同中并未约定的出资条件为由，拒绝设立公司。原审判决当中，仅片面的认为涉案公司最后没有设立，全部责任都应归于上诉人，丝毫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故意阻却公司设立的行为，显然存在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不具备对《股权合作协议》的约定或法定解除权，原审判决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股东出资纠纷”，但裁判内容又变成了合同之债，适用的法律存在错误。“股东出资纠纷”指的是股东未按规定缴纳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抽逃出资等，即可能引发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出资纠纷和诉讼，股东可能被起诉而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如若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定性为“股东出资纠纷”，那么在裁判内容中应当是引用《公司法》第七十一至第九十一条的法律规定，而不是通过《合同法》总则的几个条款敷衍了事。（二）退一步说，即便本案实质上是“公司设立纠纷”，被上诉人也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权。首先，结合被上诉人的诉求及事实理由可以看出，本案实质上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履行注册公司义务，要求返还出资款而产生的纠纷，即实质上是公司设立纠纷。那么在此基础上，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的也是《公司法》当中关于公司设立部分的内容，来判断被上诉人的诉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其次，即便要适用《合同法》当中的内容，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的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只有达到上述条件时，被上诉人才具备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在本案当中，并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况，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催告后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根本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梁晓聪辩称，第一，关于未明确约定公司设立时间，一审法官已经查明案件事实，被告因注册障碍以及被告无瑕紧跟注册事宜等原因导致未设立公司，原告在此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多次对被告进行了催告，并于2019年7月23日正式通过发函垂催告的方式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但时至今日，该公司仍未设立。第二，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函件后，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明确拒绝实缴出资。第三，对于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被告实缴出资义务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可就合同内容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进行协议补充，如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要求原告对10％的出资进行实缴出资。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要求被告按实缴履行出资义务，现被告已明确予以拒绝。第四，双方基于共同的理念设立公司，资源互补，相互协助，共同经营，但至双方签订合同以来，被告各种行为已经让原告对被告失去了信心，公司已无注册经营的实质可能性。原审原告梁晓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一次性向原告返还合作协议款人民币300000元；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暂计人民币10602.74元（以300000元为计算基础，自2019年1月2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计算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8月5日，实际应计至所有本息还清为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所有费用。（以上一、二项暂计：310602.7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起诉称，2018年12月31日，被告邱锦定与原告签订《股权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拟建立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开办国际童阅绘实体店及品牌管理，原告将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公司股权合作，履行出资义务，并享有该公司10%的股权。协议同时约定出资款为3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1月2日委托其父亲从其父亲的中国银行账户内转账支付给被告中国银行账户30万元。被告在收到款项后一直怠于履行协议，并未按约定投入资金、设立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方告知因其个人原因无法设立该公司。原告通过查询后发现被告诉讼纠纷缠身，并且被告为法人代表的惠州市灵克斯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被列为经营异常企业。在得知该情况后，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委托律师函告被告，再次要求被告在收函后的一个月内注册公司，逾期将解除合同并返还款项及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被告在收函后回函，颠倒是非的指责是原告未予配合导致公司无法注册。后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沟通公司注册事宜，但在出资问题上，被告拒绝与原告一同按实缴方式出资，原告认为，虽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被告的出资形式，但根据合同法原理，对于约定履行方式不明确的，应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即被告应和原告一样以实缴形式出资，以体现合同的公平性和对等性。而被告以此为由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该合同目的应是基于双方互信的基础上建立公司共同运营，但现该合同目的显然无法实现，被告应当与原告解除合同并退还款项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投资款项，被告都以各种理由推脱，现离原告支付投资款项后半年有余，被告丝毫没有偿还该笔款项的任何意向。据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12月31日，原告梁晓聪与被告邱锦定签订《股权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拟建立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开办国际童阅绘实体店及品牌管理，原告将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公司股权合作，履行出资义务，并享有该公司10%的股权。协议第一条约定，原告在签署本协议之日内足额将出资款30万元支付至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协议第二条约定，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协议第八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因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合作失败，违约方需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并承担应付金额10%作为违约金。另查一，原告于2019年1月2日委托其父亲梁建兴向被告转账30万元。另查二，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函告：你方在收到律师函的一个月内，以三百万元实缴出资完成“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以“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名称设立公司，完成以委托人名义实缴出资30万元持股该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的工商登记。另查三，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向原告发出的回函中第六条载明：“关于品牌公司的注册，我方愿意配合注册公司，但贵方一直未予配合，现既然贵方提出要求，请贵方在收到回函后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方，配合办理公司注册的相关手续。”。另查四，被告称因注册障碍以及被告无暇时刻紧跟注册事宜，导致双方在签订协议后的七个多月才催促原告配合设立公司。确实收取了原告所支付的30万元，且一直同意在原告的配合下设立公司，并将相关资金注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梁晓聪与被告邱锦定之间的《股权合作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本院对该份合同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涉案合同中，原告的主要债务为足额支付出资款，被告的主要债务为建立“深圳市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并将该公司10%的股权分配给原告。现原告已举证证明，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已向被告转账30万元出资款，且被告予以确认。被告辩称一直在严格履行涉案合同义务，同时表示因注册障碍以及被告没有时间紧跟涉案协议的公司注册事宜，未设立上述公司。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发函催告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回函要求原告配合办理公司注册。因原告以被告不愿全额实缴为由拒绝配合被告进行公司注册。因被告存在过错，且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公司注册中的障碍以及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相关行为，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故本院认为被告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股权合作协议》解除后，被告应当将取得的出资款30万元返还原告，被告无需将“深圳国际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分配给原告。故原告梁晓聪主张被告邱锦定返还出资款的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出资款利息的问题。首先，涉案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是被告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被告对此存在过错。其次，被告抗辩未违法占有出资款，一直同意将相关资金注入公司，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依据公平原则,对于原告主张自支付出资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计至清偿之日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梁晓聪与被告邱锦定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二、被告邱锦定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梁晓聪返还出资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60元（原告已预交5960元），由被告邱锦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邱锦定是否需要返还涉案的出资款给被上诉人梁晓聪。关于上诉人邱锦定是否需要返还涉案的出资款给被上诉人梁晓聪的问题，首先，上诉人邱锦定与被上诉人梁晓聪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邱锦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涉案合同义务，也无法证明其未能设立公司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梁晓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邱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被上诉人梁晓聪于2019年7月23日发函催告上诉人邱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邱锦定作出相应回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上诉人邱锦定主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公司设立时间，其并未迟延履行合同义务，但上诉人邱锦定至今未设立涉案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已超出合理期限，被上诉人梁晓聪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故上诉人邱锦定应将出资款返还给被上诉人。综上，原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邱锦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邱锦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60元，由上诉人邱锦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岑羽翎书 记 员  谢晓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