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斗门区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法定代表人：曾祥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青，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洪，男，汉族，1951年8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东，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珠海市润辉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法定代表人：陈雄才。上诉人珠海市斗门区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洪、原审被告珠海市润辉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8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内容，改判昌盛公司无需向江洪偿还本金和利息，驳回江洪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一审保全费由江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涉案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1.一审法院关于借贷事实的认定错误，本案证据不能证实昌盛公司向江洪借款30万元。江洪出具的《借据》所盖印章系昌盛公司更名前的印章，该《借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江洪在一审中确认《借据》系其书写，并自述当时取出现金30万元，其中91432元用于支付昌盛公司转让土地给珠海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的土地更名费，剩余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曾某锦。该陈述存在以下不合常理之处：首先，涉案借款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30万元属于大额现金，当事人之间交付30万元借款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即使如江洪所言当时支付的是现金，也应提供涉案30万元现金的来源或取现记录，但江洪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其次，江洪陈述在支付91432元土地更名费后，再将剩余的20多万元现金交付给曾某锦。即使如江洪所言，剩余现金的交付也应有曾某锦的收款收据，但江洪并未提供收据或昌盛公司确认收款事实的证据。而且工商资料显示借款发生时昌盛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是钟某，曾某锦并非昌盛公司人员。再次，如涉案借款是用于将昌盛公司名下的土地过户给某公司，则作为受让方的某公司应向昌盛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而江洪作为某公司办公室主任为何在昌盛公司收取土地转让款时未收回借款？并在20多年期间也未追讨？最后，虽然江洪提交的国土局收费专用收据上显示交款人为江洪，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昌盛公司曾委托江洪代为缴纳土地更名费，即使如江洪所言昌盛公司借款是用于缴纳该笔费用，缴纳方也应该是昌盛公司而非江洪。此外，昌盛公司于一审提交的2012、2017年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江洪在出具《借据》之后，昌盛公司的财务资料并未显示有借款入账记录。资产评估报告是公司资产最客观真实的反映，本案昌盛公司在改制过程中的多份资产评估报告都未记录有欠付江洪30万元借款的事实，可以证明昌盛公司确实未收到江洪的借款。2.关于润辉公司与廉江市某公司（以下简称廉江某公司）之间签订的《珠海市斗门区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力问题。廉江某公司与昌盛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廉江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借款事实的确认，对昌盛公司并无法律约束力。同时，《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昌盛公司的债权债务以附件中的债务清单为准，但合同附件债务清单中并无昌盛公司向江洪的借贷记录，可见《股权转让协议》所列明的涉案款项并不存在。二、一审法院关于江洪所主张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关于《借据》对还款时间约定不明的认定错误，江洪所主张的债权已经过了2年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关于最长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错误，江洪所主张的债权已经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三、即使涉案借款存在，一审法院未区分本金和利息并分别适用诉讼时效，将部分已经经过诉讼时效的利息予以保护，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在江洪没有证据证明其向昌盛公司主张债权的情况下，其在起诉日两年以前的利息债权已经过了2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故而丧失胜诉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江洪辩称，一、关于借款是否真实存在：1.有关借据的情况说明：昌盛公司于1996年2月2日向江洪出具盖有公司公章的《借据》，明确确认向江洪借款30万元，且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用途等内容，表明借款事实客观发生、真实无误。此外，涉案借款发生时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某系曾某锦妻弟，曾某锦系昌盛公司实际控制人，当时他的身份是红旗镇外经办副主任，后于1997年辞职下海将昌盛公司更名到自己名下，并亲自担任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2.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说明：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于2017年7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记载了昌盛公司对江洪所负3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务事实。该记载内容是昌盛公司控股股东对江洪涉案借款的确认，属债务人自认，与江洪提交的《借据》相印证，故涉案借贷事实真实性不容质疑。3.有关《资产评估报告书》的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中对目标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的确认是建立在《资产评估报告书》基础上，是对该评估报告的总结，是经过论证核实后最终形成的纲领性文件，其客观性、真实性不容质疑，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对江洪债务自认的真实性也不容质疑。二、关于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按照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起算，还是如昌盛公司主张的从借款发生时起算，一审判决已有详述。江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昌盛公司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支付利息168万元（自1996年2月3日暂计至2019年6月2日，实际金额计至还清之日止）；润辉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的支付义务；2.判令昌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润辉公司承担连带的支付义务。以上合计金额为19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洪手持一份《借据》原件，内容载明：今有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向江洪借款人民币30万元，用于办理本公司的土地更名、交纳相关费用。经双方约定，该借款不得另作他用。借款方与贷款方经双方协商，贷款利率为每月2%。贷款方同意，借款方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转让更名后，一次性将借款本金、利息结清给贷款方。特立此据。借款方：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加盖公司公章）。一九九六年二月二日。昌盛公司对该《借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称虽然昌盛公司原来的名称为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但《借据》中所提及的借款事项并未在公司资产债务中体现；且借款至今超过20多年，江洪从未向昌盛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无论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江洪均已丧失胜诉权等意见。江洪一审当庭补充一份珠海市国土局收费专用收据，载明收到某公司更名费91432元，交款人处签名为江洪。江洪就此解释称，土地更名费本身应为昌盛公司（原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缴纳，因其当时没钱交，遂向江洪借款，江洪亦实际代其向国土部门交付更名费款项91432元，余款是现金交付给曾某锦，由其办理该公司名下其他土地的转让及更名事宜。江洪同时提出，因该借款此前系昌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锦经手的款项，江洪同曾某锦、曾某端兄弟都很熟悉，之前也有不定时向其催过款项，他们都认可本案的债务，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江洪另提交一份由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于2017年7月6日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公司基本概况”部分载明“昌盛公司于1992年8月3日注册成立，……现为联营型企业，甲方（廉江某公司）为联营方之一，占股60%，联营的另一方为乾务镇某社占股40%。根据廉江某公司与乾务镇某社的协议约定，乾务镇某社不出资、不管理、不承担风险义务，注册1000万元人民币均为廉江某公司出资、乾务镇某社没有出资”。在“交易方式和目的”部分，该协议书载明“乙方（即润辉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将目标公司（昌盛公司）依法改制为全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收购目标公司的100%的股权形式，取得目标公司名下的现有项目用地权益和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债务清单详见附件二）；在“交易所涉及资产情况及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部分的3.2.1中记载“……7、广西某公司江洪欠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上述本金加利息、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乙方承担。此外，协议还就股权转让的其他权利义务、交接等事宜进行了约定。江洪依前述约定认为昌盛公司的控股公司廉江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了昌盛公司对江洪所负的债务，且该债务应由润辉公司承担。润辉公司未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提出该协议未能全面履行完毕，其目标公司即昌盛公司股权结构也未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故协议中约定的债务承担亦未产生效力。昌盛公司则认为该协议的签订双方非昌盛公司，对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协议中关于昌盛公司的对外债务亦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中的债务确认行为对昌盛公司不产生效力，且该债务未体现在昌盛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另查，至今昌盛公司所登记的投资者为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某总社及廉江某公司。2011年9月30日曾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由曾某锦变更为曾祥麟。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根据江洪所提供的加盖有“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公章的《借据》及江洪所补充的1996年2月5日的珠海市国土局收费专用收据，结合其一审庭审陈述，亦形成充分的证据链可以证实本案借款真实存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其电子支付方式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民间很多款项都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属于普遍的现象；昌盛公司以没有其他支付凭据抗辩本案借款未实际支付，理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说明《借据》本身就是有效的债权凭证之一，昌盛公司仅以公司名称现已变更来否定加盖有公司原名称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公章的《借据》的真实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先不论润辉公司与昌盛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廉江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能实际履行以及是否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改变双方在协议中关于权利义务的承担问题，至少在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昌盛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廉江某公司对案涉借款是明知且确认的，至协议签署时2017年7月6日尚未偿还，这可以进一步佐证案涉《借据》中借款实际发生的真实性。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案涉《借据》的真实性，江洪对昌盛公司依法享有《借据》中所载明的债权，即30万元借款本金及自1996年2月2日按约定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其次，关于案涉款项的诉讼时效问题。昌盛公司提出《借据》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2日，距今已超过20年，故无论案涉借款是否发生，江洪均已丧失胜诉权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据》中仅陈述“贷款方同意，借款方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转让更名后，一次性将借款本金、利息结清给贷款方”，至于昌盛公司是将公司名下所有土地都转让更名时才返还借款还是只要某一块土地转让更名就应返还借款不能明确，况且昌盛公司何时将其名下土地转让更名亦不由江洪所能掌控和决定，也没有约定最后的期限，故实际上江洪与昌盛公司对案涉借款的还款时间属于约定不明，借款人可随时返还，贷款人亦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而昌盛公司所抗辩的20年最长保护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几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也就是说，如按20年最长保护时间来计算，那也应当是自权利人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时起算，而非借款发生时起算，本案中，何时才可能适用这一最长保护时效呢？至少应该是昌盛公司此前已实际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转让更名后未向江洪还款，而江洪对此情况亦明知即可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在本案中，江洪、昌盛公司均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故昌盛公司以借据出具日1996年2月2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因江洪与昌盛公司在借据中未对案涉借款的还款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江洪现向法院主张昌盛公司应向其还款，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润辉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江洪以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于2017年7月6日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目标公司即昌盛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转让给润辉公司等约定来主张润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能正常全面有效履行尚未有定论，故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关于昌盛公司的债权债务的承担就存在变数；截至一审庭审结束时，昌盛公司登记的股东名称仍为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某总社及廉江某公司，而非润辉公司；况且昌盛公司作为联营性质的非法人组织，其首先以企业自身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只有在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存在追究出资人、设立人的无限责任问题，而本案中，江洪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昌盛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案涉债务，故江洪主张润辉公司应承担昌盛公司的对外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昌盛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洪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二、昌盛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洪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基数，自1996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日止）；三、驳回江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131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6310元（江洪已预交），由昌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昌盛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企业名称登记注册表》；证据2.《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开发公司》章程；证据3.《合资兴办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开发公司合同》；证据4.珠海市审计师事务所验资证明书。共同证明昌盛公司系五山镇政府参与投资并经营的企业，就昌盛公司经营资产、债权债务的审计、评估均是客观真实的，但在江洪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之附件“2016年12月31日资产评估报告”并没有记载江洪主张的案涉借款。证据5.《关于斗门县五山镇昌盛公司人事安排的批复》；证据6.《从事本项房产开发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人员表》；证据7.《工商企业变更申请登记表》等变更资料。共同证明涉案借款发生时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钟某，曾某锦并未在昌盛公司任职，江洪关于以现金方式向曾某锦交付涉案借款的陈述是不真实的，昌盛公司并没有取得涉案借款。证据8.《不动产登记表》，证明即使江洪主张的涉案借款存在，江洪也应自1996年7月23日起即明知其权利受到侵害，并自此开始计算2年诉讼时效，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江洪曾主张其债权，故截止江洪起诉之日其主张的涉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二审中，江洪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房地产权证一组，证明昌盛公司名下另外有六块地，当时昌盛公司说转让了这六块地中任何一块地就有钱还给江洪了。证据2.八个债权人的情况（《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九个债权人，我们证明中提供了八个债权人的情况），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涉案借款是真实发生的，是客观事实。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江洪对昌盛公司二审提交的8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均不认可。昌盛公司对江洪二审提交的2份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2年7月18日，廉江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廉江县某化工厂”）与原斗门县五山镇经济联合总社（后合并入斗门区乾务镇某总社）双方签订《协议书》，以合营形式设立昌盛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斗门县五山镇昌盛房产开发公司”）。该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钟某。1997年3月1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曾某锦。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根据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事实与理由，结合江洪二审的答辩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涉案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昌盛公司上诉主张其未收到江洪涉案30万元借款本金。经审查，本案中，江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昌盛公司于1996年2月2日出具的涉案《借据》，并对涉案30万元借款本金交付过程进行了相关说明，还于一审期间补充提交了代付土地更名费91432元的缴费凭证，此外还提交了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于2017年7月6日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昌盛公司债务情况包括江洪涉案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对于证实江洪与昌盛公司之间的涉案借贷事实真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借款真实发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昌盛公司否认涉案借款真实发生，不仅与其出具的涉案《借据》载明的内容不符，而且与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昌盛公司债务情况包括“广西某公司江洪欠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的内容相悖。因此，昌盛公司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涉案《借据》约定“贷款方同意，借款方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转让更名后，一次性将借款本金、利息结清给贷款方”，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昌盛公司将其名下的土地转让更名后开始计算。虽然江洪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自昌盛公司名下土地转让更名后三年内向昌盛公司主张过权利，但廉江某公司与润辉公司于2017年7月6日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明确对昌盛公司涉案欠款事实予以确认并承诺该债务应由润辉公司承担，应认定昌盛公司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向江洪作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昌盛公司有关江洪主张的涉案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内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20元，由上诉人珠海市斗门区五山镇昌盛房产联合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游美婷书记员  张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