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民特39号申请人：詹诗刚，男，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施剑涛，男，197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毅峰，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燚，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詹天箫，男，196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申请人：彭学义，男，196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申请人詹诗刚与被申请人施剑涛、詹天箫、彭学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本院审理期间，因新冠××疫情防控，2020年1月23日至4月20日的审限依法予以扣除。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詹诗刚请求依法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仲裁委）（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390号裁决书。事实与理由：一、送达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l.经查阅该案仲裁卷宗，武汉仲裁委在施剑涛提交了詹诗刚的身份证复印件，詹天箫提供了詹诗刚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未向詹诗刚核实，将法律文书寄到“洪山区南湖北路保利蓝海郡”。该地址既不是詹诗刚的身份证地址、户籍地址、营业地址、注册地址、居住地址，也不是《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规定的其他任何地址。该地址与詹诗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导致詹诗刚没有收到仲裁法律文书，应认定为没有送达。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没有詹诗刚的收件签名，武汉仲裁委没有依法核实詹诗刚是否收到仲裁法律文书。3.詹诗刚没有委托任何其他人代收法律文书，《授权委托书》不是詹诗刚亲自签名的。武汉仲裁委邮寄的日期为2019年3月24日，《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日期是2019年5月29日。4.《授权委托书》是詹天箫按武汉仲裁委寄送的格式文本自行填写的，其下方明确规定“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签名盖章，并标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后方生效”。该《授权委托书》因没有詹诗刚的真实签名至今无效。5.对公民作为代理人，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审查程序，武汉仲裁委违反了该程序，没有审查代理人资格，导致詹诗刚对仲裁、开庭、反请求、股权被冻结等毫不知情。詹诗刚在仲裁时并未提起反请求，且变更反请求未采用仲裁规则规定的书面形式。二、裁决超出请求范围，武汉仲裁委无权裁决。1.施剑涛的《仲裁申请书》中没有请求减少违约金，裁决书的第一项无故减少150万元。2.施剑涛的《仲裁申请书》中第二项请求是：“判令三被申请人结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前的税费，税费由三被申请人共同承担；”裁决书的第二项是：“三位被申请人于本裁决送达次日起20日内结清荣泰公司税费及不动产的税费，”施剑涛请求的是股权转让税费，裁决的却是鄂州市荣泰医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及不动产的税费。《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时，施剑涛委托律师对荣泰公司工商、税务、土地、房产、债权债务、法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荣泰公司在2016年5月12日之前不欠任何税费。协议签订后，荣泰公司执照、印章、工业园和厂房均在施剑涛控制之下，施剑涛请求结清的税费不可能是指裁决的荣泰公司税费。3.荣泰公司缴交税费是荣泰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关系，荣泰公司应该以其经营和资产缴交税费。仲裁裁决实际上是裁决了仲裁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事项。被申请人施剑涛称，仲裁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情形，请求驳回撤销仲裁申请。被申请人詹天箫称,同意詹诗刚的意见，且对武汉仲裁委（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390号裁决书已另案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申请人彭学义称，就股权转让事宜全权已委托詹天萧，包括提起仲裁和反申请，武汉仲裁委程序的送达问题不清楚。请求法院依法裁定。经审理查明：武汉仲裁委根据仲裁申请人施剑涛与被申请人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订立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和施剑涛提交的书面申请，于2018年10月22日受理施剑涛与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之间的股权转让争议案。2019年7月2日，武汉仲裁委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施剑涛与詹天箫均到庭陈述了主张及答辩意见，詹天箫亦作为詹诗刚及彭学义的委托代理人到庭陈述了主张及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进行了辩论，并作了最后陈述。2019年9月18日，武汉仲裁委作出（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390号裁决书。武汉仲裁委经审理后裁决：一、施剑涛向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和300,000元的违约金；二、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20日内结清荣泰公司税费及不动产证的税费，施剑涛应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30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355,000元；如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未在上述期限内结清相关税费，则施剑涛有权在抵扣上述税费后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应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355,000元扣减上述税费）；三、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应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30日内协助施剑涛办理荣泰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至施剑涛名下；四、驳回施剑涛的其他仲裁请求及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的其他仲裁反请求；五、本案本请求仲裁费79,600元，由施剑涛承担39,800元，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承担39,800元。反请求仲裁费3,000元，由施剑涛承担1,500元，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承担1,500元。由于本案本请求仲裁费已由施剑涛预交，本案反请求仲裁费已由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预交，故施剑涛应将其应承担的反请求仲裁费1,500元及裁决第（一）项所列款项扣减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应承担的本请求仲裁费39,800元后的款项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0日内一并支付给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本院审理期间，詹诗刚为证明武汉仲裁委送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及仲裁裁决超出请求范围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快递单、授权委托书、欠税查询、交接协议、律师调查笔录等证据。2016年3月8日，詹诗刚、彭学义出具委托书，委托詹天箫全权代表其作为荣泰公司股东的所有法律事务（包括诉讼、签署法律文件、送达和接收法律文件等，可以代为支付款项但不能代为接收款项）。该委托长期有效。2019年3月17日，詹诗刚、彭学义签署确认书，对詹天箫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所有有关股权转让合同，和签署的法律文件，均予以同意和确认有效。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于2019年3月19日向武汉仲裁委提出仲裁管辖异议，后又于2019年7月2日申请撤回仲裁管辖异议申请。2019年7月2日，武汉仲裁委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施剑涛明确其具体仲裁请求为：一、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协助施剑涛办理荣泰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结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前的税费，税费由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共同承担；三、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偿还施剑涛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支付的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经仲裁员询问后，确认反请求的具体内容为：确认施剑涛与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终止或责令施剑涛付清余款并承担《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30%违约金。根据当事双方的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武汉仲裁委送达程序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超出请求范围无权裁决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存在有詹诗刚、彭学义对詹天箫的长期授权，且另行出具了确认书再次对詹天萧的代理行为效力予以了确认。仲裁法及仲裁规则并未对公民代理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武汉仲裁委认定詹天萧在本案中代理詹诗刚参与仲裁，处分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詹天萧在武汉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时，代表詹诗刚提起反请求，并确认反请求的具体事项，系詹天萧行使其委托代理人权限的行为。武汉仲裁委送达相关法律文件的地址，是本案代理人詹天箫的居住地址，亦是开庭时詹天萧确认的文书送达地址。武汉仲裁委向该地址送达法律文件，并未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系因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向施剑涛转让股权引起的纠纷。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则以施剑涛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提起反请求，施剑涛以其不存在违约行为，抗辩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要求其支付违约金的仲裁反请求。武汉仲裁委经审理查明双方均存在违约事实，依法认定施剑涛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金额。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在反请求中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终止，武汉仲裁委在审理该案中，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明确了“或责令施剑涛付清余款并承担《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30%的违约金”的仲裁反请求，不属于放弃或者变更仲裁反请求的情形。仲裁裁决施剑涛向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支付违约金是武汉仲裁委在保障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权的情况下，对被申请人提出的“确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终止”仲裁请求无法得到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裁决，系充分保障詹诗刚权利的情形。詹诗刚有权自行放弃武汉仲裁委对其在庭审中增加的仲裁请求所予以支持的权利，无需通过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以实现其放弃权利的目的。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明确反请求的方式，不属于《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六条规定的“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或反请求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的情形，明确仲裁反请求系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与其书面提交的仲裁反请求密切相关，武汉仲裁委亦保障了当事人陈述意见、举证、辩论等权利，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关于施剑涛仲裁请求“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结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前的税费，税费由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共同承担”中的税费是否指向的是荣泰公司的税费及武汉仲裁委认定荣泰公司差欠税费100万元的问题。2017年4月9日，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与施剑涛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已明确约定了施剑涛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应分期支付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以及公司税费均在上述费用中扣除。虽缴交税费的确是荣泰公司与税务机关的行政关系，但在本案中荣泰公司结清税费系施剑涛向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也同意在股权转让款中对荣泰公司欠缴的税费予以抵扣，武汉仲裁委依法认定施剑涛仲裁请求中的税费为荣泰公司差欠的税费而非股权转让税费并无不当，亦不存在仲裁裁决了行政争议这一不能仲裁的事项。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系工商登记公示的荣泰公司股东，向武汉仲裁委提交荣泰公司结清税费的证据属于其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因詹天箫、詹诗刚、彭学义未向武汉仲裁委提供荣泰公司结清税费的证据，武汉仲裁委采信施剑涛的陈述，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不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综上，申请人詹诗刚申请撤销武汉仲裁委（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390号裁决书的请求，于法无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詹诗刚要求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39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本案受理费400元，由申请人詹诗刚负担。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陶 歆审判员  陈 祥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