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3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以岭国医堂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山西以岭国医堂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医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2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韩德荣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民终字2461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申请人向再申请人支付劳务报酬120000元或进行现场调解；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现在出现新的证据，即幸福里诊所盖章的若干月份的《考勤等记表》。该考勤表内明确记载了李某的考勤工作情况，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李某与被申请人国医堂公司存在明确的法律意义上劳动关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一，存在合作人不能作为公司员工的法律谬误。一审、二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李某作为被申请人投资成立的诊所的合作人，存在严重的常识性的法律错误。投资和聘用是两个完全互相独立并且不矛盾的法律关系，该观点等同于是股东不能领工资，是对当事人的严重侵犯。其二，没有厘清被申请人的法律主体资格。本案再审申请人事实上为被申请人具有法人资质的国医堂公司及其隶属的山西以岭国医堂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太原幸福里中医诊所（以下简称幸福里诊所）的筹建付出了长达近一年的事实上的脑力、体力劳动。无论被申请人国医堂公司是哪个人或哪个上级公司投资，再审申请人无权获知也没必要提供证明。本案二审也认可再审申请人为被申请人筹建付出的劳动，但否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法律上的劳务关系，在把握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至于报酬诉求额度基于开诊后再审申请人在幸福里诊所工资待遇，有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发的浦发银行工资流水可证明。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一）、（六）项之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再审审查中，李某提交了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考勤登记表》作为新证据，其中在2017年8月至11月的《考勤登记表》上盖有幸福里诊所的印章，记载了李某的考勤工作情况。李某称，该《考勤登记表》是其找房东拿到幸福里诊所钥匙取自己物品时，看到诊所桌子上有《考勤登记表》就拿上的，因此才申请再审的；诊所一开始没有电脑时是手写的考勤表，以照片形式传到公司，后来考勤以电子版从电脑上直接传到公司。《考勤登记表》上制表人是陈永婵。国医堂公司辩称，（一）本案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李某提交的《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幸福里诊所是由其与案外人山西以岭络病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络病公司）合作共建的，李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任何意义的劳动关系，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李某提供的再审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李某提供的2017年8月、9月、10月、11月《考勤登记表》不是新证据，其起诉日期是2018年9月30日，以上证据形成于李某起诉前，不属于新证据，本案发生时幸福里诊所的负责人一直是李某本人，以上证据一直由李某控制并持有，李某一、二审均未提交，再审审查时对此不应当予以采纳。2.该《考勤登记表》上盖章显示是幸福里诊所，不是答辩人出具的，与答辩人无关，不能证实答辩人与李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该《考勤登记表》真实性不能确认。（三）李某要求答辩人支付幸福里诊所开诊前筹备期间2016年12月18日至2017年8月18日的劳务报酬，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某系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职工作人员已与该医院建立劳动关系。其与答辩人未形成具有人身属性的劳动关系。李某起诉时提交了《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李某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与案外人络病公司签订的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而提出，双方系合作关系，双方协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且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原则，协议中并未约定前期筹建期间关于李某劳务报酬事项内容。李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幸福里诊所筹备期间劳务报酬应由答辩人支付。（四）李某在再审申请书中改变了原始的诉讼请求，导致其再审与原审不具有法律上关联性，应当驳回再审申请。李某的再审请求第二条为“依法判决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劳务报酬人民币120000元”，请求的是“劳务报酬”，而李某起诉书诉讼请求的却是“工资120000元。“劳务报酬”与“工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涉及的法律关系更不一致，李某以劳动纠纷起诉，以劳务纠纷申请再审，其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予以驳回。综上，答辩人认为李某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再审请求与原审判决没有法律上关联性请求再审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查明：络病公司于2017年6月9日成立国医堂公司（被申请人），占有国医堂公司100%股份。国医堂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成立了幸福里诊所。2017年8月16日络病公司与李某签订了《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建幸福里诊所，合作进行经营管理，李某作为幸福里诊所负责人，协议有效期十年。该协议还对管理模式与职责、市场运营与管理、利润分配、违约责任、生效及终止条款等做了详细约定。幸福里诊所系分公司。在络病公司与李某签订了《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后，该诊所即开始营业。2018年5月17日国医堂公司以企字（2018）1号文件免去李某幸福里诊所负责人职务。李某要求补发幸福里诊所开业筹备期间欠发的工资，多次协商无果后，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作出万劳不字（2018）第44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主要内容：李某，2018年9月29日，送来的申请书已收悉，经审查，因申请仲裁主体不适格，本委不予受理。随后，李某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国医堂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12月18日至2017年8月18日的开诊前期筹备工资120000元。李某系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职工作人员。本院再审审查期间，调解未成。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劳动报酬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李某要求国医堂公司向其支付幸福里诊所开诊前期筹备工资（报酬）120000元应否支持。本案中，李某称，其在2016年12月18日至2017年8月18日幸福里诊所开业前，为该诊所作了诊所选址、设计、调研附近居民情况、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联系医生专家、预算成本利润等筹备工作，以此主张其应当获得120000元的劳动报酬。但《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第五（二）1中约定“乙方（李某）负责幸福里诊所建设的选址和专业设备、专业系统的配置参数及选用标准，协助甲方办理政府与行业审批、国医堂设计建设和开业筹备工作”，因此，李某作为合作方，于该诊所开业前从事上述筹备工作，是其在履行协议约定的必要义务。即使李某超出协议约定还做了其它有利于幸福里诊所开业的工作，但因《合作共建幸福里诊所协议书》并未对此劳动付出应给予相应报酬作出约定，故李某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韩德荣审判员 仲俊光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吉 睆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