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终1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海员路****。法定代表人：李茂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清，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建翔码头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电厂东路div>清算组：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建莱能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葵芳兴芳路**新都会广场******div>代表人：傅朝华，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茂华，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庙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省广州市黄埔区穗东街庙头风度街**。法定代表人：张惠标。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冠华。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为黄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建翔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建翔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建莱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莱公司）、广州市黄埔区庙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庙头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清、高超，建翔司清算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建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茂华到庭参加诉讼，庙头公司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埔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建翔公司向黄埔公司返还款项人民币24,321,514.84元并支付从付款之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建翔公司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裁判错误。一、一审法院对涉案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根据黄埔公司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建翔公司提交的《承包经营协议》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承包经营协议》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中所使用的黄埔公司的印章与黄埔公司同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的印章不同。基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却得出了完全与正常逻辑思维相反的结果，认为“无法根据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材料进行鉴定后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该两份材料系伪造的结论”。这种结论不仅违背了正常的逻辑，置司法鉴定意见于不顾，而且使得花费130,000元的司法鉴定在涉案中毫无存在意义。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推理使得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出现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建翔公司抗辩主张的其收取的案涉款项为黄埔公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的码头承包费的可能性”，因而将此款项认定为承包费，一审法院的认定欠妥。此案中，即使法院认为在各方都无法证明的情况下还不能排除“案涉款项为黄埔公司代太平洋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的码头承包费的可能性”，那么采用双方对账的方式核实清楚相互之间的每笔款项的往来情况亦可查出是否有与对应的款项，从而排除一审法院所谓的“可能性”。而一审法院却在没有能够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武断认定案涉款项为相关码头承包费。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涉案是不当得利产生的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在涉案中，黄埔公司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法院将“证明自己利益受损和证明对方因此而获取利益”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黄埔公司尚可理解。建翔公司作为不当得利的抗辩方，在案件中理应承担“证明自己获取的利益具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然而，一审法院却将本应由对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黄埔公司，认为黄埔公司对于划款的缘由、用途及具体的依据负有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显然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与基本精神。以这种分配方式所确定的举证责任，难以保证案件的公平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审中的错误判决，以维护黄埔公司的合法权益。建莱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举证责任分配恰当，处理结果公平合理。黄埔公司的上述请求以及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对涉案的事实认定正确。既然司法鉴定揭示黄埔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涉案就不能以“印章不符”推翻建翔公司举证的材料。在一审司法鉴定中，虽然黄埔公司仅提交了几份对比样本，但在这仅有的几份样本中亦出现了多枚印章。而黄埔公司又从未注销旧印章才启用新印章。故其确实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既然其印章管理混乱，并不存在某一枚印章才是代表其真实意思的唯一印章。那么，其不能以印章不符为由推翻建翔公司的两份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完全正确，丝毫不违背正常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原则，黄埔公司应该对涉案款项的支付事由进行举证，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完全恰当。首先，“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规定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来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案不适用上述原则。故黄埔公司想要回避举证责任，从而回避因举证不能导致的败诉风险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涉案和建翔公司提起的不当得利案没有可比性，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前提。涉案中，建翔公司没有委派任何人到黄埔公司任职，对黄埔公司的款项亦无支配权。黄埔公司主动自愿地将款项汇给建翔公司，且在此后十多年内从未提出过异议要求返还。这本身就说明上述款项必然存在合理缘由。其在十多年后要推翻当年的转款，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其必须对为何反悔进行举证。但其在明知自己转款的事由和用途，也完全具备举证能力的情况下拒不举证证明，其反悔行为毫无证据支持。涉案不能因其拒不举证就免除其举证责任。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正确。三、黄埔公司不仅不能举证证明涉案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而且其也不能推翻建翔公司关于承包款的举证。一审的处理完全公平合理。黄埔公司与建翔公司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在这长达十多年的诉讼过程中，黄埔公司一直拒绝对涉案款项的支付原因做任何解释。但建翔公司自2004年的仲裁案开始，就提交了一份《承包经营协议》和一份《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证明上述款项系黄埔公司代为支付的承包款。而黄埔公司当时的质证意见并未否认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直到此案诉讼中，其才否认上述两份证据上自己的印章，并要求司法鉴定。而司法鉴定虽然显示上述两份证据与其在工商局存档的几份文件印章不符，但同时亦揭示即使在这几份工商存档文件中，黄埔公司亦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既然黄埔公司的印章不具备唯一性，则黄埔公司就不能以“印章不符”推翻建翔公司的举证。而同时，建翔公司关于承包款的主张亦并不是只有这两份孤证，而是在十多年的诉讼中，一直都有关联的事实来印证建翔公司的上述主张。（1）多宗关联仲裁和诉讼均确认：建翔公司在1995-2000年间是由黄埔公司控制。且黄埔公司同期还控制着其参股的另一家公司-太平洋转运装卸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两家公司不仅业务重叠，而且黄埔公司是把投入太平洋公司的合作条件，又投入建翔公司。这种“一女二嫁”的状况决定了太平洋公司和建翔公司只能有一家使用码头等。这是建翔公司不得不被太平洋公司承包经营的特殊背景。而建翔公司由太平洋公司承包经营的事实，又还有建翔公司另外两股东建莱公司和庙头公司的一致确认。（2）虽然黄埔公司控制建翔公司期间做账不规范，没把承包款逐笔登记在账册中，但仅此并不能否认承包款的存在。相反，既然建翔公司由太平洋公司承包，则必然会产生承包款的支付。同时，由于太平洋公司当时也由黄埔公司控制，黄埔公司也有代太平洋公司支付承包款的便利，所以其才会主动自愿地支付款项。除此之外，其交待不出别的任何理由。不仅无法反驳，而且《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中的总金额16,504,752元和黄埔公司在之前诉讼中主张的金额恰好一致。但实际支付不是16,504,752元，而是16,617,066.84元。黄埔公司统计的错误体现在《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中，这恰恰印证了该函确系黄埔公司真实意思体现。建翔公司对自己的抗辩已完成举证，黄埔公司不能推翻上述举证。但涉案更关键的是，黄埔公司作为原告，其首先即应对自己主张的“不当得利”完成举证责任。这一点上其不仅没有完成举证。相反，其在涉案以前的若干宗仲裁和诉讼中，均一直把涉案款项定义为正常业务往来。也即，其之前均认为这些款项是有合法依据，只是在上述案件败诉后，其才把有合法依据嬗变成不当得利，实质就是想以涉案抵消之前诉讼的不利后果。但涉案的款项能不能与之前的诉讼相互抵消，已历经多个审判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均一致认定黄埔公司支付给建翔公司的款项，与建翔公司支付给其的款项没有关联，不能相互抵消。故除非其在涉案中提出新的证据，否则其不能推翻前述判决的实质。但其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企图利用“不当得利”来逃避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实则是把“不当得利”作为规避败诉风险的诉讼工具，这种欺诈诉讼行为不应得到司法的支持。恳请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建翔公司清算组当庭表示对案件不发表意见。黄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建翔公司向黄埔公司返还款项人民币24,321,514.84元并支付从付款之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建翔公司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建翔公司是1995年3月6日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为黄埔公司、庙头公司和建莱公司。黄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黄埔公司与建翔公司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互有资金往来，从1995年5月11日至2000年1月6日建翔公司共支付往来款人民币2030万元给黄埔公司。而在1995年5月11至1998年10月14日期间，黄埔公司分15次向建翔公司支付往来款共计人民币24,646,762.84元，其中1995年5月11日支付10万元、1995年5月31日支付100万元、1995年5月31日支付150万元、1995年7月5日支付130万元、1995年7月27日支付100万元、1995年10月5日支付100万元、1995年10月9日支付80万元、1995年11月23日支付63万元、1995年12月18日支付204,448元、1995年12月19日支付l00万元、1996年3月13日支付120万元、1996年5月l7日支付200万元、1997年8月13日支付400万元、1997年12月19日支付200万元、1997年12月30日调账本金为600万元、利息325,248元，1998年10月14日支付587,066.84元。黄埔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本属正常的资金往来，但建莱公司却在2004年以黄埔公司非法挪用建翔公司资金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黄埔公司返还款项人民币20,566,544元并支付利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11月11日作出（2005）中国贸仲深裁字第144号裁决书，驳回了建莱公司的仲裁请求。建莱公司又在2006年5月23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案的诉讼，要求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返还1995年5月1日至2000年1月31日期间的往来款人民币2030万元，建翔公司以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该案的诉讼，请求黄埔公司向其返还人民币20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建翔公司的主张，判决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返还人民币20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的判决。黄埔公司认为，在1995年5月11日至2000年1月6日期间，建翔公司向黄埔公司支付往来款人民币1730万元，但在1995年5月11日至1998年10月14日期间，黄埔公司陆续向建翔公司支付往来款人民币24,321,514.84元。既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认定建翔公司向黄埔公司支付的往来款人民币2030万元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同理黄埔公司支付给建翔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24,321,514.84元也属于不当得利，建翔公司应将该款项及相应利息返还给黄埔公司。一审审理过程中，建翔公司确认收到了黄埔公司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支付的下列12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6,617,066.84元：1995年5月10日支付的10万元、1995年5月31日支付的100万元、1995年7月5日支付的130万元、1995年7月25日支付的100万元、1995年10月5日和9日支付的共180万元、1995年11月23日支付的63万元、1995年12月19日支付的100万元、1996年3月13日支付的120万元、1996年5月17日支付的200万元、1997年8月13日支付的400万元、1997年12月19日支付的200万元、1998年10月14日支付的587,066.84元。上述12笔款项建翔公司都开具了《广东省广州市其他收入发票》或《收款收据》给黄埔公司，发票的项目及说明栏注明为“收往来款”或“投资款”，黄埔公司的记账凭证记载为“支付往来款”或“投资款”。建翔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因太平洋公司承包了建翔公司的码头，黄埔公司作为太平洋公司的投资人代太平洋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码头承包费，上述12笔款项共人民币16,617,066.84元即是黄埔公司代案外人太平洋公司支付的码头承包费，这是建翔公司的合法收入，其取得这些款项具有合法依据，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建翔公司为证明其收取黄埔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在涉案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4《承包经营协议》和证据5《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其中《承包经营协议》显示，甲方为建翔公司，乙方为太平洋公司，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将甲方的码头、泊位、堆场、仓储等场地和机械设备等生产经营用设备的使用权交给乙方经营承包收取承包租赁费，资产归甲方所有，由甲方计提折旧，甲方不对乙方的日常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管理，供乙方使用的期限为1995年5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甲方在乙方经营期间，有权收取乙方的承包租赁费，甲方收取乙方的承包租赁费共计人民币3560万元，先付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整，从1995年5月1日开始到1998年12月31日止，收取此承包租赁费所产生和引起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乙方支付，因为预计经营效益会达到双方的共同预期，所以甲方概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税费等。付款方式为按月计收支付，如不按期支付将按年息十厘计收罚息；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的规定，使用甲方提供的码头、泊位、堆场、仓储等场地和机械设备等生产经营用设备，并同意按甲方要求的方式向甲方支付承包租赁费；保证方同意代表乙方并担保乙方按甲乙双方协商的条件承包经营甲方交给乙方使用的码头、泊位、堆场、仓储等场地和机械设备等生产经营用设备的使用权，并按本协议的付款方式支付给甲方承包租赁费。如果乙方不能履行其义务时，保证方有代替乙方履行的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等；本协议签字之日为1995年4月18日，从1995年5月1日起生效。协议落款处显示甲方加盖有建翔公司的印章，乙方加盖有太平洋公司的印章，保证方为黄埔公司，加盖有显示为“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字样的印章。建翔公司提交的证据5显示为黄埔公司于1998年11月5日致建翔公司的《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主要内容为：截至1998年10月31日止，我司代太平洋公司交纳给贵司承包租赁费共计人民币16,504,752元，列表显示从1995年5月11日至1998年10月14日期间，黄埔公司分13次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共人民币16,504,752元，其中1995年5月11日支付10万元、1995年7月6日支付130万元、1995年7月27日支付100万元、1995年10月5日支付100万元、1995年10月10日支付80万元、1995年11月23日支付63万元、1995年12月19日支付100万元、1996年3月14日支付120万元、1996年5月17日支付200万元、1997年8月13日支付400万元、1997年11月20日支付1,387,685.16元（此款经协商，同意用此款抵交承包租赁费）、1997年12月19日支付200万元、1998年10月14日支付587,066.84元。该函的落款处加盖有显示为“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字样的印章。一审审理过程中，黄埔公司认为建翔公司提交的证据4《承包经营协议》和证据5《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都是伪造的，申请对该两份材料上显示为黄埔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及印章与打印字体的成文先后顺序等进行鉴定。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并从工商登记机关保存的黄埔公司企业注册资料中提取了显示有黄埔公司印文的1994年至1998年期间形成的六份材料作为鉴定用的比对样本。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0月2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承包经营协议》与《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为同一枚印章盖印。供比对的六份样本中，其中二份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另外四份为另一枚印章盖印，即六份样本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鉴定结论是：1.送检的《承包经营协议》《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的“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印文与六份样本上的“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无法判断送检的《承包经营协议》《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的打印文字，所盖“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印文的具体形成时间。3.送检的《承包经营协议》《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的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在先，所盖“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印文形成时间在后。一审因委托鉴定产生了鉴定费人民币130,000元。黄埔公司还主张在1995年5月31日向建翔公司支付往来款人民币150万元，在1995年12月18日向建翔公司支付往来款人民币204,448元，在1997年12月30日向建翔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经审查，黄埔公司主张1995年5月31日转账支付的人民币150万元及1997年12月30日调账的人民币600万元及利息，其只提供了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或《调账通知》，未能提供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或建翔公司开具的收款凭证予以证实，建翔公司否认收到过这些款项。黄埔公司另主张在1995年12月18日向建翔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204,448元，但其提供的收款发票及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均非建翔公司，建翔公司亦否认收到过该笔款项。另外，建莱公司和庙头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均称建翔公司与太平洋公司之间存在承包经营的事实。建翔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太平洋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已于2003年因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另查明：建莱公司于2006年5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案的诉讼,主张黄埔公司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多次通过“往来款”形式从建翔公司转走资金人民币2030万元，而该2030万元款项实际属建莱公司享有，故诉请判令黄埔公司向建莱公司予以返还。建翔公司在该案中以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并主张，该案讼争的人民币2030万元是从建翔公司账户转走的，故请求判令黄埔公司将该笔款项及相应利息返还给建翔公司。庙头公司在该案中答辩称，建翔公司在1995年5月至2000年1月由黄埔公司操控管理，并由案外人太平洋公司承包经营。一审法院于2008年4月3日作出（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返还人民币20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驳回建莱公司的诉讼请求。黄埔公司对此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1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黄埔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其同时转入建翔公司的人民币16,504,752元也应予以返还的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黄埔公司在该案中没有提出抵销的主张，亦没有提出反诉，黄埔公司述称的该笔款项性质不属于该案审查范围，该案对此不宜作出处理，黄埔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后黄埔公司对（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关于讼争的人民币1730万元款项应否认定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问题。根据该案一、二审及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黄埔公司虽然声称其与建翔公司之间互有划款行为，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两公司相互之间的划款存在关联性，更没有举证证明具体的划款依据，故一、二审判决在黄埔公司无法提供人民币1730万元划款依据的情况下认定黄埔公司收取建翔公司的人民币1730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并无不当。同样，由于黄埔公司未能提供其向建翔公司划款的具体依据，无法证明其向建翔公司划款与建翔公司向其划款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其主张该案讼争的人民币1730万元款项系双方的往来款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该案讼争的人民币1730万元款项依法不应认定为黄埔公司与建翔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其次，关于黄埔公司于1998年1月7日转走的人民币300万元应否认定为分配给黄埔公司的利润问题。因黄埔公司在一、二审程序中没有提供或者申请法院调取其声称的建翔公司1998年1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其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也未提供该份《董事会决议》，故对其有关“300万元系利润分配”的主张依法不能支持。鉴于黄埔公司未举证证明划走该笔300万元款项的合法依据，也未举证证明其声称的建翔公司从黄埔公司收取的款项与该笔300万元款项存在关联性，该笔300万元款项同样不应认定为系黄埔公司与建翔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再次，关于一、二审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得当的问题。虽然建翔公司作为划款单位有义务说明划款的缘由、用途及其具体的依据，但时任建翔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方伟民毕竟系黄埔公司所委派，在建翔公司及其他股东建莱公司、庙头公司均不认可方伟民控制公司期间的划款行为并起诉要求返还的情况下，作为收款单位的黄埔公司对其收取款项的缘由、用途及其具体的依据负有举证责任。一、二审法院对该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黄埔公司认为其作为收款方没有义务对其收款行为举证证明的主张无理，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法律适用是否存在错误问题。黄埔公司在一、二审法院充分释明的情况下，没有向一、二审法院提供合法收取建翔公司人民币2030万元款项的相应依据，一、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并判决返还并无不当，黄埔公司有关该案法律适用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0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6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埔公司的再审申请。以上事实，有黄埔公司提供的1995年至1998年期间其向建翔公司付款的多份支票存根、建翔公司出具的收款发票或《收款收据》、（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建翔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607号民事裁定书、《承包经营协议》《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以及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审理过程中，诉争各方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涉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建莱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涉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建翔公司的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内，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享有管辖权。诉争各方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涉案争议的准据法。综合诉争各方的诉辩意见，涉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二）建翔公司收取黄埔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是否属不当得利而应予返还并支付利息。以下予以分述。关于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问题。涉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建翔公司确认收到了黄埔公司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支付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6,617,066.84元（具体为：1995年5月11日支付的10万元、1995年5月31日支付的100万元、1995年7月5日支付的130万元、1995年7月27日支付的100万元、1995年10月5日支付的100万元、1995年10月9日支付的80万元、1995年11月23日支付的63万元、1995年12月19日支付的100万元、1996年3月13日支付的120万元、1996年5月17日支付的200万元、1997年8月13日支付的400万元、1997年12月19日支付的200万元、1998年10月14日支付的587,066.84元）。鉴此，一审法院确认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黄埔公司共向建翔公司支付了人民币16,617,066.84元的事实。至于黄埔公司主张还分别在1995年5月31日、1995年12月18日和1997年12月30日向建翔公司支付往来款人民币150万元、204,448元、600万元的问题。经审查，黄埔公司虽主张在1995年5月31日转账支付人民币150万元及1997年12月30日调账支付人民币600万元及利息，但其只提供了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或所谓《调账通知》，未能提供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或建翔公司开具的收款凭证予以证实，且建翔公司亦否认收到过这两笔款项，故对黄埔公司主张其向建翔公司支付的该两笔款项，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黄埔公司另主张在1995年12月18日向建翔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204,448元，但其提供的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及收款发票显示均非建翔公司，建翔公司亦否认收到过该笔款项，故一审法院对黄埔公司关于其向建翔公司支付了该笔款项的主张亦不予确认。关于建翔公司收取黄埔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是否属不当得利而应予返还并支付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黄埔公司主张建翔公司返还其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向建翔公司支付的款项的理由是（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和（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其需向建翔公司返还款项人民币2030万元，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申字第607号民事裁定中已认定黄埔公司在该案一、二审及再审审查中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建翔公司划款与建翔公司向其划款之间存在关联性，故黄埔公司现以（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和（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作为其在涉案中主张建翔公司向其返还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其次，黄埔公司主张建翔公司返还的款项发生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在四年期间连续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达十几笔之多，在其于2011年4月20日向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未向建翔公司主张过返还。黄埔公司在长达四年期间连续十几次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其在十几年之后才提起涉案诉讼称其向建翔公司支付这些款项无合理依据，建翔公司收取这些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而应予以返还，其该项主张无法令人信服。黄埔公司作为正常经营的商事主体，应有健全的公司财务制度，若其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无合理依据，理应早已发现并及时提出返还的权利主张，但其直至2011年4月才提起诉讼主张返还，且是因（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4号民事判决其需向建翔公司返还款项并以此为由才提起的，其在涉案中的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最后，作为支付款项的黄埔公司和收取款项的建翔公司均有义务举证并说明划款的缘由、用途及具体的依据。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埔公司未就其向建翔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的具体原因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虽然建翔公司在涉案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收取黄埔公司款项依据的证据4《承包经营协议》和证据5《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经鉴定显示为黄埔公司的印章与黄埔公司同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的印章不同，但一审法院同时注意到，用以作为鉴定样本的黄埔公司同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的材料显示黄埔公司曾使用了不同的印章，现无法根据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材料进行鉴定后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该两份材料系伪造的结论，而且庙头公司和建莱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均确认建翔公司与太平洋公司之间存在承包经营的事实，故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建翔公司抗辩主张的其收取的案涉款项为黄埔公司代太平洋公司向建翔公司支付的码头承包费的可能性。综上，黄埔公司主张建翔公司向其返还人民币24,321,514.84元并支付利息的事实和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鉴于黄埔公司在涉案的主张未获支持，因委托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人民币130,000元依法应由黄埔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黄埔公司在涉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15日判决驳回黄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3,408元和司法鉴定费人民币130,000元，都由黄埔公司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强清5号民事裁定书，对黄埔公司、庙头公司申请建翔公司强制清算的请求，予以受理。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强清5号决定书，依法指定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为建翔公司清算组。建翔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请求中止审理本案。理由如下:由于建翔公司于2012年涉及走私被海关调查，并将公司绝大部分资料（包括财务账册、会计凭证、合同等）扣押，为维护全体债权人以及建翔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清算组能履行法定职责，了解案情、充分发表庭审意见，请求中止审理，待清算组取回建翔公司被海关扣押的全部资料并分析后再重新审理。本院认为，由于一审第三人建莱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成立的公司，黄埔公司以建翔公司收取黄埔公司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请求建翔公司返还，故本案性质应认定为涉港不当得利纠纷。但因争议双方黄埔公司与建翔公司均是在内地登记设立的公司，故双方之间的纠纷属于我国内地商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内地法律，并不存在需要确定准据法适用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翔公司是否应返还黄埔公司款项24,321,514.84元及利息。黄埔公司主张在1995年5月11日至1998年10月14日期间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24,646,762.84元，该款项的性质属于不当得利，应由建翔公司返还24,321,514.84元及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有一方获利；第二，使他人受损；第三，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黄埔公司有义务对其主张的请求进行举证，从黄埔公司提供的支付款项证据表明，1995年5月31日的150万元、1995年12月18日的204,448元和1997年的12月30日的600万元，由于证据不充分，且建翔公司也否认收到，不能认定为黄埔公司支付给建翔公司的款项外，其余12笔款项共16,617,066.84元应认定为黄埔公司已支付给建翔公司。黄埔公司已就建翔公司获取利益、黄埔公司因此遭受损失提供证据证明。但除此之外，黄埔公司还应就建翔公司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进行举证。黄埔公司作为款项的支付方，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频繁向建翔公司支付款项，且注明支付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或投资款，其有能力就款项的支付原因提供证据证明，从而否定建翔公司占有款项的合法性。黄埔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仅称因生效判决已认定建翔公司在1995年5月11日至2000年1月6日期间向黄埔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则黄埔公司支付给建翔公司的本案上述款项也应被认定为属于不当得利。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申字第607号民事裁定书中已认定黄埔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埔公司向建翔公司划款与建翔公司向黄埔公司划款之间存在关联性，说明二者产生的划款原因不同，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故应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对款项性质进行认定和处理。在黄埔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建翔公司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诉请建翔公司返还款项应予以驳回。黄埔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不应由黄埔公司对划款的缘由、用途及具体依据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主张权利的一方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证明义务。黄埔公司既然认为建翔公司因收款获得利益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就必须对建翔公司收款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进行举证，从而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对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黄埔公司对此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埔公司上诉还认为一审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采信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对此问题，本院认为，建翔公司在本案中为对抗黄埔公司的付款证据，提供《承包协议书》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认为黄埔公司所主张的付款中其中16,617,066.84元是黄埔公司代太平洋公司支付的承包费。一审法院采纳黄埔公司申请，对《承包协议书》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黄埔公司加盖的公章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承包协议书》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的公章与黄埔公司、建翔公司提供的样本上的公章均不符。尽管作为检材样本的黄埔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存档印章存在不同，但在建翔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承包协议》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黄埔公司的公章为黄埔公司所使用或曾经使用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承包协议》和《关于我司代广州太平洋转运装卸有限公司交纳承包租赁费的函》上的公章为黄埔公司所盖，也即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建翔公司提出的该16,617,066.84元是黄埔公司代太平洋公司支付承包费的主张。即使建翔公司反驳证据不充分，但如上分析，在黄埔公司对其所主张的不当得利给付原因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仍不能改变黄埔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对上述证据的采信有误，但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黄埔公司上诉还认为一审应组织双方采用对账的方式核清每笔款项，从而排除黄埔公司代支付承包费的可能性。首先本案双方争讼的法律关系，不涉及对账事实的审查处理；其次，当事人双方对此也没有申请，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进行调查，亦不属事实认定错误。黄埔公司此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建翔公司上诉提出中止审理本案的申请，因建翔公司所提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埔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408元，由广州市黄埔区口岸发展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李俊松焦小丁书记员吴林芳林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