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负责人：周奕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杰，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门鑫，女，汉族，1984年06月19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奕辰，男，土家族，2017年12月24日生，住湖南省永顺县。法定代理人：门鑫，汪奕辰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德顺，男，土家族，1961年04月30日生，住湖南省永顺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焕美，女，土家族，1964年10月20日生，住湖南省永顺县。四原告委托代理人：胡松，贵州法治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林林，男，苗族，1980年05月13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琳，女，汉族，1987年9月6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柳，贵州黔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因与被上诉人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樊林林、罗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5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540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金额为444974.4元）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保险合同约定应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行为买单，被上诉人樊林林醉酒驾驶行为己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在构成刑事犯罪情形下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保险合同的约定也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忽视该项重要原则，令上诉人在商业险内为醉酒驾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不当。上诉人将不得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的已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其贵任免除条款对被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组成包括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批单等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我公司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保险合同组成部分中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即发生法律效力，贵任免除条款巳用黑体加粗，被保险人在收到保单后并未按照重要提示详细了解自己权利与义务，应视为对合同约定中的赔付范围及免责事由的默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有误，被上诉人樊琳琳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导致标的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此情形下未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己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被上诉人樊林林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没有及时向我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上诉人对驾驶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具有法定免责权被上诉人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二审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答辩人人保财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免责条款的内容告知投保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上诉人始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在载有免责条款的保险合同上签字确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向投保人说明和告知的义务，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贵任。本案的保险是责任保险，保险标的既不是车辆，也不是投保人的行为，不存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问题。被上诉人樊林林、罗琳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人保财险并未向投保人告知并送达保险条款，保单并非投保人签收，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5,897元、误工费37,182元、原告汪奕辰抚养费187,092元、原告汪德顺和王焕美赡养费831,5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扣除被告预先赔付的13万元，还应赔偿1,693,513元；2.判令被告人保财险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7日23时45分许，樊林林醉酒后驾驶贵AXXX**号小轿车由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南向北方向行驶，行驶至长岭路长岭北路美的林城时代路段以63千米每小时的时速从快车道路经右侧行车道超越前方车辆时与从道路右侧与往左侧横过机动车道未走人行过街设施的行人汪某3发生碰撞，造成贵AXXX**号小型轿车受损，汪某3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光山湖区分局作出第520XXXXXXXXXXXXX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樊林林负事故主要责任，汪某3负次要责任。另查明，汪某3自2010年8月至死亡时系贵州XX大学XX医院合同制专业技术人员。原告门鑫与汪某3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原告汪奕辰（2017年12月24日生）。2018年1月1日，门鑫与贵州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销售员，约定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6,000元+1%提成。该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出具收入证明，证明门鑫在该公司的收入为8,860元/月。原告汪德顺、王焕美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汪某1、次子汪某2、三子汪某3。汪德顺户自2010年开始在湖南省永顺县领取农村低保。王焕美因上环术后并发症，并发症名称为宫内节育器部分断裂嵌子宫腺肌症、子宫切除术后，定为三级丙等。同时查明，樊林林系贵AXXX**号小型轿车（发动机号：EXXXXXX0）的所有人，该车在人保财险购买了交强险，同时也在人保购买了50万元责任限额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1月27日至2019年1月26日。还查明，一审法院（2019）黔0115刑初49号刑事判决书，以樊林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樊林林已向原告赔偿1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樊林林负主要责任，死者汪某负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樊林林对原告因汪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80%的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关于人保财险提出交强险应当分责分项赔偿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机动车行驶这一高危行业的风险，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得到及时的补偿，而不是对受害人的利益进行限制。上述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责任限额是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并未对被保险人对交通事故是否有责任以及赔偿项目进行区分，故本院对于人保财险的该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人保财险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关于本案肇事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保险公司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其应当向投保人作出提示，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人保财险未举证其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樊林林进行过提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保险合同送达给投保人樊林林。人保财险主张樊林林授权业务员在投保单上签字确认，说明樊林林已经对免责条款知晓并理解，但人保财险未举证证明樊林林确实授权保险业务人代其签名，且樊林林否认该事实。综上，人保财险并未向投保人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人保财险仍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承担本案责任。关于原告要求罗琳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问题，虽罗琳与樊林林系夫妻关系，但本案系侵权之债，不属于法定夫妻共同债务范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汪某3死亡的损失认定：１、死亡赔偿金631,8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试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赚钱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汪某3生前系贵州XX大学XX医院合同制技术人员，其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可以按照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31,592×20=631,840元，本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35,89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丧葬费计算为67,952元÷12月×6月=33,976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被扶养丧人失劳务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则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原告汪德顺、王焕美系汪某3之父母，原告虽举证汪德顺户系低保户，但未举证汪德顺、王焕美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于汪德顺、王焕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汪某3之子汪奕辰（2017年12月24日生）系未成年人，对于汪奕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按照贵州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标准，抚养年限至汪奕辰年满18周岁为16年3个月，计算为：20,788元÷12月×195个月÷2人=168,902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门鑫中年丧夫，汪德顺、王焕美老年丧子，汪奕辰幼年丧父，汪某333的死亡确为四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但被告樊林林因本次事故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根据相关法律精神，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再支持；5、误工费，汪某3因本次事故当场死亡，未产生误工费；关于原告主张的汪德顺、王焕美的误工费，因未举证该二人存在误工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门鑫因处理事故及汪某3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门鑫处理涉案事宜的误工期30天，计算标准，原告主张其收入为8,860元/月，但未提供工资流水佐证，一审法院酌情以其劳动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6,000元进行认定，为6,000元；综上，原告因汪某3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合计840,718元，应当由被告人保财险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内先行赔偿122,000元，超出交强险保险限额部分718,718元，由被告樊林林负担80%，即574,974.4元，扣除被告樊林林已支付的130,000元，人保财险还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444,974.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人民币122,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444,974.4元；三、驳回原告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0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021元，由原告门鑫、汪奕辰、汪德顺、王焕美承担9,992元，被告樊林林承担5,029元（该款原告已支付，被告在履行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的保险条款有酒驾系免责事实的规定，但一审已查明，人保财险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保险合同送达给投保人樊林林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樊林林进行过提示，故人保财险依法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本案事故发生至今，案涉保险合同未解除，亦不存在无效事由，上诉人关于投保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理由不能阻却上诉人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的合法性，肇事人已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上诉人亦应承担的理赔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7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小河开发区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娜书记员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