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21693号原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楼。法定代表人：郝东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宏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中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楼****法定代表人：武丽红，经理。第三人：武丽红，女，汉族，1990年10月14日出生，住山西省汾阳市。第三人：陈春付，男，汉族，1963年3月31日出生，住江苏省东台市。被告及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定宏，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振宪，男，汉族，1963年9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高宇，女，汉族，1989年11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野县。第三人杨振宪及高宇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会芬，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为华公司）与被告北京中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物业公司），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杨振宪、高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电子为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李淼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电物业公司及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定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振宪、高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会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电子为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电子为华公司依法享有被告中电物业公司100%的股权；2、判令被告中电物业公司及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杨振宪、高宇办理变更登记将中电物业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电子为华公司名下；3、判令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电子为华公司原为中电物业公司的股东，持有100%的股权。2017年2月16日，杨振宪、高宇以其持有的已经作废的电子为华公司印章制作虚假的股东决定，并签署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擅自将电子为华公司持有的中电物业公司的100%的股权转让至杨振宪和高宇名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电子为华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此以虚假材料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提起诉讼，该案已经做出判决，判决书中认定杨振宪、高宇伪造虚假文件非法占有电子为华公司所持股权的事实。杨振宪、高宇作为该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知悉事情败露后，为掩盖其违法行为，又于2017年6月26日将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武丽红、陈春付名下，进一步侵吞电子为华公司的股权。因此武丽红、陈春付不是合法股东。被告中电物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电子为华公司的诉讼请求，陈春付、武丽红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已经合法取得了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已经变更了工商登记，该二人系中电物业公司合法股东，即使杨振宪、高宇存在违法行为，亦不影响武丽红、陈春付取得股东身份。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述称，不同意原告电子为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中电物业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第三人杨振宪、高宇述称，不同意原告电子为华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为：电子为华公司不是适格原告，其并非是中电物业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上不能体现其股东资格。相关行政判决书并未撤销工商登记，应当以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准。电子为华公司所称伪造公章并不属实，该公章系杨振宪担任中电物业公司执行董事期间持有并使用的，2017年，郝东来作为电子为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单方面宣布杨振宪持有的公章作废，从而导致了各方的矛盾。杨振宪、高宇将股权转让给陈春付、武丽红时，并未收到行政诉讼的传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电物业公司系成立于1998年11月3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7月14日，中电物业公司股东由电子为华公司和北京为华汽车俱乐部变更为电子为华公司，认缴出资额为500万元，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由何在明变更为高宇。2017年2月23日，中电物业公司股东由电子为华公司变更为杨振宪（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40%）、高宇（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60%）。2017年6月27日，中电物业公司股东由杨振宪、高宇变更为武丽红（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60%）、陈春付（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40%），法定代表人由高宇变更为武丽红。电子为华公司工商档案中显示：2017年2月16日，电子为华公司与高宇签有《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电子为华公司将其持有的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300万元转让给高宇；同日，电子为华公司与杨振宪签有《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电子为华公司将其持有的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200万元转让给杨振宪。同日，中电物业公司做出《股东决定》，内容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同意修改中电物业公司章程。上述《转让协议》以及《股东决定》上均只有电子为华公司印章而无代表人签字。电子为华公司称其当时被杨振宪实际控制，杨振宪伪造了上述《股东决定》及《转让协议》，将电子为华公司持有的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振宪和高宇。杨振宪、高宇称其进行股权转让系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时其二人并不知晓电子为华公司公章作废的情况，所以继续使用电子为华公司的公章。2017年6月15日，电子为华公司不服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分局）作出的工商变更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1月28日，本院做出（2017）京0108行初453号行政判决书，查明：2017年2月16日，中电物业公司向海淀工商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提交了相关材料，申请将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由电子为华公司变更为高宇、杨振宪。海淀工商分局对中电物业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当场作出0xx5号变更通知书，准予该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并对公司章程予以备案。电子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登报声明其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并于2016年12月29日登报声明作废其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物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2017年1月4日，电子为华公司刻制了新的公司公章；后电子为华公司向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鉴定，该中心作出的京安拓普[2017]鉴（文）字第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7年2月16日《中电公司股东决定》上落款处印章印文“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样本上电子为华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印。中电物业公司、高宇、杨振宪当庭认可日期为2017年2月16日《中电公司股东决定》上加盖的电子为华公司的印章，系杨振宪一直持有的电子为华公司的印章，与电子为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郝东来所持印章非同一印章，且2017年3月、4月时已知晓电子为华公司印章已经更换。该判决认为中电物业公司在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虽然按照规定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但申请材料中日期为2017年2月16日《中电公司股东决定》中的签章与电子为华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电子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高宇变更为郝东来。因此杨振宪在2017年2月16日《中电公司股东决定》中加盖印章的行为，已不能代表电子为华公司的意思表示。海淀工商分局虽然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依据虚假材料做出的变更登记，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因中电物业公司在2017年2月23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后，已后续取得了其他公司变更登记，将股东由高宇、杨振宪变更为武丽红、陈春付，据此本案被诉工商变更登记中关于股东变更事项已无可撤销内容，故本院应确认该项变更内容违法，并判决：确认海淀工商分局于2017年2月23日向中电物业公司做出的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17）0xx5号准予变更登记行为中将股东由电子为华公司变更为高宇、杨振宪的行为违法。上述一审判决作出后，中电物业公司、高宇、杨振宪就上述判决提出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行终49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2016年12月16日电子为华公司经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郝东来，董事成员及经理备案为郝东来，2017年1月4日，电子为华公司刻制了新的公章，在此情况下杨振宪在2017年2月16日的《中电公司股东决定》加盖印章的行为，已不能代表电子为华公司的意思表示，故海淀工商分局虽然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依据虚假材料作出的变更登记，显然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关于中电物业公司、高宇、杨振宪认为电子为华公司现有公章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电子为华公司无权起诉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上述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6月21日，杨振宪（转让方）、高宇（转让方）与武丽红（受让方）、陈春付（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条、股权转让前，转让方为中电物业公司股东，合计持有中电物业公司100%的股权，其中杨振宪持有40%的股权，高宇持有60%的股权。转让方同意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武丽红持有中电物业公司60%的股权，陈春付持有中电物业公司40%的股权。第二条、转让方同意以5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中电物业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此一价格，同意在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转让款20万元给杨振宪，30万元给高宇。第三条、各方同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承担。该协议还约定了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2017年6月22日，杨振宪（甲方）、高宇（甲方）与武丽红（乙方）、陈春付（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1、甲乙双方根据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之前，中电物业公司对外尚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双方确认中电物业公司前述未了结的债权债务不包含在本次转让价款中，甲方应继续以中电物业公司名义进行处理，并不得损害乙方或中电物业公司的利益。2、如中电物业公司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前发生债权权益实现，乙方同意债权权益最终归甲方享有，与乙方或中电物业公司无关；如中电物业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之前所发生的债务负担实现，则由甲方在享有中电物业公司债权权益的前提下承担该公司债务，如甲方不能享有中电物业公司债权权益的，则甲方不承担该公司债务。3、股权转让之后中电物业公司新产生的债务由中电物业公司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本补充协议与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中电物业公司工商档案显示：2017年6月26日，高宇与武丽红签订《转让协议》，将高宇名下中电物业公司股权300万元转让给武丽红；同日，杨振宪与陈春付签订《转让协议》，将杨振宪名下中电物业公司股权200万元转让给陈春付。同日，中电物业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同意武丽红、陈春付组成新的股东会。2017年6月30日，武丽红向高宇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7月1日，陈春付向杨振宪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电子为华公司主张在杨振宪、高宇控制电子为华公司期间，武丽红曾是电子为华公司员工，并提交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显示2016年12月23日电子为华公司向武丽红转账支付13164.15元，附加信息为“补社保费”。武丽红主张其曾受托为电子为华公司员工代办补缴社保费用，并非是补给武丽红的社保费，并申请本院调取2016年12月其受托为电子为华公司代办补缴社保费的记录。本院依法向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查询，该中心回函称电子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为李伟办理了2016年9月至2016年11月的社会保险补缴，相关汇总表及明细表等显示该次补缴的办理人员为武丽红。武丽红称其当时并非电子为华公司员工，其受电子为华公司的委托为李伟代办补缴社保费的业务，属于中介代办。杨振宪、高宇认可武丽红的上述意见。电子为华公司称当时其受到杨振宪实际控制，杨振宪与武丽红是认识的，上述表单显示武丽红的身份是单位代办人、经手人，因此武丽红就是电子为华公司的人员。电子为华公司提交显示日期为2016年4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称中电物业公司账面显示所有者权益高达2000万元，因此武丽红、陈春付以50万元购买中电物业公司的全部股权不是公平正当价格，不构成善意取得，并申请法院向税务机关调取电子为华公司2016年12月31日、2017年5月、6月和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以及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审计报告。本院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调取中电物业公司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3月31日、2017年6月30日、2017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上述资产负债表显示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电子为华公司所有者权益数额均在1300万元以上。中电物业公司及武丽红、陈春付称，对于上述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武丽红、陈春付购买股权并非善意，武丽红、陈春付当时购买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就是因为中电物业公司有物业方面的二级资质而且从事过物业方面的服务，就是想收购这个公司之后做物业服务，且当时各方约定中电物业公司原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杨振宪、高宇承担，武丽红、陈春付只负责股权转让之后中电物业公司的债权债务，所以当时收购股权的价格是50万元。杨振宪、高宇称对上述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表不能反映股权转让时中电物业公司净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交易价值，杨振宪、高宇并未将中电物业公司的净资产转让给武丽红和陈春付，股权转让价格50万元所包含的价值仅仅是中电物业公司资质的价值，中电物业公司转让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以及所有者权益最终归杨振宪和高宇所有，并未一并转让给武丽红和陈春付，因此该资产负债表并不能证明杨振宪和高宇恶意转让股权。庭审中，武丽红、陈春付称武丽红一直做代办社保的业务，在2016年12月时认识了杨振宪，杨振宪委托武丽红代办李伟的社保，代办期间说起中电物业公司的事情，武丽红想要做物业方面的业务，就了解了中电物业公司情况，因为中电物业公司有物业方面的资质，武丽红当时看好这个资质，杨振宪也正好不想经营公司了，武丽红就与杨振宪协商要购买股权，并协商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由杨振宪、高宇负责，《股权转让协议》是杨振宪起草的，当时杨振宪承诺中电物业公司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来的股东负责，股权转让之后，中电物业公司实际由武丽红、陈春付负责经营决策，但是如果出现股权转让前的中电物业公司债权债务事宜，武丽红、陈春付要与杨振宪和高宇协商处理，产生的利益都要给杨振宪和高宇；武丽红、陈春付需要配合杨振宪和高宇追回中电物业公司之前的债权，如果债权实现后利益归杨振宪和高宇所有，当时各方都没有经验，这个利益怎么给杨振宪和高宇没有搞清楚，而且至今也没有清理完毕股权转让之前中电物业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经本院询问，武丽红、陈春付称当时股权转让并未对中电物业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而且因为股权转让之后各方一直存在争议，所以股权转让后中电物业公司没有开展任何经营业务，没有产生新的债权债务也没有对外签订合同。杨振宪、高宇称中电物业公司当时有很多员工纠纷要处理，需要补缴社保等等，所以和武丽红在社保中心认识，武丽红称可以代办这些业务，所以当时委托武丽红代办代缴社保，杨振宪认为其股东权利被郝东来侵犯，所以希望把中电物业公司股权转给武丽红，武丽红也看中了中电物业公司的物业从业方面资质，只是担心中电物业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杨振宪当时承诺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其负责，但需要武丽红的配合，之前的债权如果收回，款项进入中电物业公司之后，要转给杨振宪、高宇二人，因此武丽红、陈春付支付的50万元是买中电物业公司资质的，中电物业公司之前的债权债务与武丽红没有关系，且股权转让给武丽红、陈春付时，中电物业公司是亏损的状态。另查，电子为华公司的工商备案登记信息显示股东现为北京尚业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业乾元公司），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现为郝东来。2016年7月8日，电子为华公司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股东变更为尚业乾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在明变更为高宇。2016年12月26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由高宇变更为郝东来，执行董事由杨振宪变更为郝东来。杨振宪、高宇主张郝东来伪造电子为华公司公章并提供虚假材料进行上述2016年12月26日的相关变更登记，并提交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2017年3月29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电子为华公司2016年12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印章存在伪造情况，并就此向海淀工商分局进行举报。2017年9月6日，海淀工商分局做出京工商海不予处字[2018]第232号不予处罚决定书，查明：2017年3月1日，有人举报电子为华公司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私刻公章变更公司信息，并提供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2017年3月29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中对2016年12月19日电子为华公司股东会决议使用的尚业乾元公司公章、对2016年12月19日尚业乾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上使用的公章，对2016年12月19日电子为华公司提供的指定（委托）书中使用的公章做出了鉴定意见，上述三个印章印文与举报人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印文存在本质差异，否定同一性。尚业乾元公司系电子为华公司全资股东，郝东来系尚业乾元公司和电子为华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23日，杨振宪在郝东来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郝东来的签字，将尚业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为高宇。2016年7月29日，郝东来向海淀工商分局举报，请求撤销非法变更。2016年11月4日，海淀工商分局做出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京工商海许撤字（2016）第9号]，撤销尚业乾元公司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恢复郝东来为尚业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海淀工商分局2017年9月6日作出的京工商海不予处字[2018]第232号不予处罚决定书显示：尚业乾元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登报声明公章作废，并于2016年12月13日重新刻制了尚业乾元公司的公章。电子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登报声明公章作废，并于2017年1月4日重新刻制了电子为华公司的公章。海淀工商分局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京工商海许撤字（2016）第9号]，是尚业乾元公司变更登记的基础，是尚业乾元公司作为电子为华公司全资股东为电子为华公司做出变更登记的基础，尚业乾元公司和电子为华公司认为上述变更登记是其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海淀工商分局认为，电子为华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3日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刻制尚业乾元公司和电子为华公司公章，并于2017年1月4日领取了公章，可以认为电子为华公司及时纠正了违法行为，电子为华公司做出变更行为是依据海淀工商分局做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是尚业乾元公司和电子为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为电子为华公司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故决定对电子为华公司不予处罚。尚业乾元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6月3日，尚业乾元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变更了股东、法定代表人及经理。2016年11月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做出京工商海许撤字（2016）第9号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查明尚业乾元公司提交的材料中，召开日期为2016年5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转让日期为2016年5月23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上“郝东来”的签名字迹经鉴定机关鉴定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尚业乾元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时未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存在违法行为，依法决定撤销尚业乾元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告电子为华公司提交的电子为华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司法鉴定意见书、行政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尚业乾元公司工商档案材料、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不予处罚决定书等，被告中电物业公司及第三人武丽红、陈春付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银行业务凭证等，第三人杨振宪、高宇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电子为华公司原为中电物业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后案涉二份《转让协议》显示电子为华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分别转让给杨振宪和高宇，因此本案首先需要审查该二份《转让协议》对于电子为华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杨振宪、高宇的陈述以及（2017）京0108行初453号行政判决书和（2018）京01行终49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中电物业公司工商档案中2017年2月16日的《股东决定》上电子为华公司的印章，系杨振宪一直持有的电子为华公司印章，与电子为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郝东来所持电子为华公司印章并非同一，电子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和12月29日登报声明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作废，并于2017年1月4日重新刻制公司公章，在此期间杨振宪作为电子为华公司当时的实际经营控制者，对此应当知情。《转让协议》仅有电子为华公司印章而无代表人签字，且该印章与电子为华公司2017年1月4日重新刻制公章明显不同，在杨振宪、高宇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电子为华公司就中电物业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前述二份《转让协议》以及《股东决定》并非电子为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电子为华公司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杨振宪、高宇已经将中电物业公司的股权另行转让给武丽红、陈春付，就杨振宪、高宇和武丽红、陈春付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审理。现中电物业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为武丽红、陈春付，且该转让行为的效力并未被否认，故即使前述二份《转让协议》对电子为华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直接确认电子为华公司系中电物业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待相关争议解决之后，电子为华公司可对此另行主张。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齐人民陪审员 花 利人民陪审员 靳艺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梦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