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志良，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X。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鹤云，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柳，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富，男，197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40************219。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大愚，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满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210************034，系公民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钊，男，199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40************234。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雪梅，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清华，男，198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40************214。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大愚，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满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210************034，系公民代理。上诉人伍志良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富、张健钊、原审被告刘清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民初3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志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鹤云、寇柳与被上诉人刘国富、原审刘清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大愚、被上诉人张健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雪梅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志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伍志良与刘国富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3.改判刘国富和张健钊返还伍志良因上述《合作投资协议书》交付的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房产（粤房地权证珠字第**000311153号）；4.改判刘国富向伍志良返还因上述《合作投资协议书》支付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5.改判刘国富向伍志良支付从占有人民币30万元之日到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1月15日为人民币拾万玖仟叁佰玖拾陆元贰角伍分（109,396.25）。6.刘国富、张健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仓促结案，判定刘国富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不构成根本违约，直接驳回伍志良的诉求请求严重损害了伍志良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仅仅以丽康医院是否成立作为认定合同目的是否实现的依据，显然严重偏离事实。设立医院仅仅是《合作投资协议书》一个初始环节，更重要的是医院是否是按照双方约定的要素来设立和运行的，包括：投资的主体、投资的比例、代理行使的权利内容等。以下分而述之：１.在2013年5月丽康医院设立之前，参与筹备和设立工作的只有刘国富、伍志良和翟丽。后来翟丽并未实际出资，实际投资的为刘国富和伍志良两人。按照有限公司的人合属性，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或者增资引入其他投资者，需要取得其他股本股东的同意。在本案中，刘国富在伍志良不知情的情况下即引入了其他投资者，并且已经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成为既成事实。在此种情况下，伍志良已经无法再按照公司法取得其富医疗的股东身份。伍志良和康得公司（海生公司）之间并无任何投资合作的意图。伍志良认为，《合作投资协议书》中约定和表达的特定合作对象的意图需要被尊重。一审判决认为伍志良对丽康医院持股20%的权益仍然可以被满足，那么伍志良该如何实现该20%的权益呢？靠完全自己不持有股权的刘国富代行伍志良的所有权利，去与伍志良没有同意的另外的股东一起经营吗？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违背了伍志良订立合同的根本初衷和目的。2.从投资的比例而言，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审查刘国富是否真正向其富医疗或者丽康医院进行出资。刘国富并未举证其已将伍志良的出资全部投入丽康医院，也未举证其自己向丽康医院投入了足额的出资。按照伍志良在一审提交的判决书中的相关认定，刘国富并没有向丽康医院投入足额的405万出资，丽康医院所需要的资金大部分是以医院本身对外负债的方式来完成。这更能说明《合作投资协议书》中，“医院的设立”不能定性为合同的根本目的。双方有无按照约定的比例真实的投入亦是决定双方有无诚实履行的重要方面。一审法院简单的从“刘国富仍持有20%股权”出发就得出了“伍志良持有的20%的权益仍可以满足”的结论，但是此20%非彼20%。刘国富和伍志良最初投入的比例都没有审理清楚，再加上后面康得公司（海生公司）的增资行为，当事人对公司的权益如何能通过这么简单的逻辑来确定？3.从刘国富代伍志良所能行使的股东权利而言，刘国富原本为其富公司100%股权持有人，拥有其富医疗100%控制权。但刘国富与康得公司签订协议并股权变更登记后，刘国富仅能作为小股东按照其富公司新的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刘国富自己的股东权利都已被大大削弱，其代理的伍志良的股东权利亦是如此。一审法院只关注到了《合作投资协议书》中“设立医院”的义务，对协议中有关投资主体、投资比例、代为行使股东权利义务等条款都视而不见。而正是刘国富对这些重要条款的违反，使得伍志良在《合作投资协议书》项下的权益严重收到侵害，该项投资的模式和要素已经远远不是协议签订时的情况，即合同根本目的已经无法达成。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国富转让“自身股份”没有任何依据。1.首先，其富医疗是以增资的方式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所谓“刘国富转让自身80%股权”完全与事实相违背。况且一审判决逻辑亦自相矛盾，如果是“转让股权”，那就是股东之间的行为，又如何能“解决丽康医院债务”问题？2.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刘国富最初投入丽康医院的资本问题，刘国富是否享有其富医疗和丽康医院的80%的股权都是未知数，何来的“对外转让自己的80%股权”？3.既然刘国富是代伍志良行使股东权利，那么又有哪一份文件明确指明刘国富只是“转让了自己的80%股权”，而不是转让了伍志良的股权？或者部分是自己的股权，部分是伍志良的股权？三、一审法院认定伍志良现仍享有丽康医院20%的权益与事实不符。刘国富认为其将丽康医院80%的股权转让后，伍志良仍可对该20%的股权享有权利是荒谬的。如前所述，此20%非彼20%。因伍志良一直未登记为其富医疗的股东，伍志良并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身份。伍志良与刘国富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受合同法调整。在刘国富未将丽康医院绝大多数股权转让出去之前，伍志良尚有可能通过工商登记变更或提起确认之诉确认股东身份。但因刘国富的擅自处分，丽康医院的开办主体其富医疗公司注册资本也已经从100万元增资至2000万元，海生公司依据善意取得已获得丽康医院的绝大多数股权。其富医疗和丽康医院的投资方、投资比例、公司治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伍志良已无法再行使合同项下的股东权利，唯有以刘国富严重违约，使得伍志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法院解除合同，退还伍志良的出资。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伍志良与张建钊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伍志良夫妇与张建钊之间并不成立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伍志良仅是按照刘国富的指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刘国富将涉案房产以何种价格卖给何人，均与伍志良无关。伍志良与刘国富的投资协议解除后，伍志良以房产抵作出资的基础不复存在，伍志良有权要求刘国富返还涉案房屋。又因伍志良知悉涉案房屋现被张建钊实际占有，而张建钊并非善意买受人。伍志良有权要求房屋实际占有人返还涉案房屋。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并非合同双方基于房屋买卖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伍志良与刘国富签订涉案投资协议后，伍志良就按约将抵作出资的房屋跟房产证交付给刘国富，供刘国富处置。数月过后刘国富指示伍志良配合张建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伍志良夫妇因此才与张建钊签订该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张建钊与伍志良夫妇均知悉该份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建钊并未向伍志良夫妇支付购房款，伍志良也未曾收取到转让房屋的任何款项。结合张建钊提供的证据，刘国富在2013年8月7日，收取了张加桃银行转账的30万元款项，而伍志良与张建钊房屋转让手续发生于2013年11月。两者时间相隔数月，且汇款人与房屋现登记的产权人并不一致，虽然张加桃是张建钊的父亲，但张建钊在上述行为发生时已年满十八周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张建钊需张加桃代付房款，应提供授权。现有证据难以将数月前张加桃向刘国富汇款的行为与购房联系起来。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改判，支持伍志良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国富答辩称：首先，刘国富与伍志良签定的《合作投资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该协议当然依法自始有效。其次，该协议书签订后，刘国富完成出资并筹建丽康医院，由丽康医院明细分类账中可以体现刘国富对丽康医院的投入已远超协议中约定的预计出资金额，刘国富对该协议下的条款皆已履行。而协议中第六条规定，医院筹建和运营事宜由刘国富全权代表，并负责履行股东相关权利和义务，就伍志良而言，其目的是投资设立丽康医院并获取收益，就该合同而言，此种必然的预期收益显然无法作为合同目的，而丽康医院已经建设完成并运营，该合同目的当然已经实现。第三、该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解除的情形，即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而双方所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投资款都用以丽康医院的建设和经营，合作投资目的已经达到。对于双方的代持关系，若是要求解除代持关系，那么也是返还所代持的股权，并非出资，而伍志良所有的20%的股份权益，刘国富已经明确表示愿意配合返还代持的20%股权，根本不存在该20%的股份权益不能实现的情况,更不存在此20%非彼20%的事实。第四、刘国富处分自身所持有的80%的股权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合作投资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刘国富不得转让自身股权，若是双方的代持关系将导致刘国富无法对自身所有的80%股权行使处分权，这显然不合情理。特别是当初伍志良对转让股权事宜不仅了如指掌，且多次参与了和受让方的沟通和谈判。退一万步来说，该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并不具有溯及力，即使该合同已经解除，那么也不会导致返还出资的必然结果，要求返还投资的要求实属无理。最后，双方在达成共同创办丽康医院的合意并实际履行后，本应对丽康医院的经营结果共同承担，而伍志良在丽康医院超过预期投资及严重亏损负债后，不仅拒不按照股权比例追加出资，竟无理的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此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请求对伍志良的无理要求给予驳回，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张健钊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张健钊已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张健钊与伍志良夫妇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房屋出售给张健钊是伍志良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1、2013年10月30日，张健钊与伍志良夫妇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伍志良将上述房屋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健钊，指定由刘国富收取房款，并配合张健钊办理了过户手续，及将房屋交付给张健钊，双方已履行完毕所有合同义务。且张健钊占有使用房屋已达6年以上，伍志良在此之前从未提出过异议。现房屋已登记在张健钊名下，物权登记是合法有效的登记，该物权登记在未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前，伍志良主张返还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张健钊何时支付房款的时间并不影响房屋买卖交易的成立，伍志良已指定由刘国富收取房款，刘国富收到房款的事实已等于伍志良收到了房款，在签订合同之前提前收取房款也是合理的。3、伍志良主张支付购房款需购房人本人或援权他人才能支付的观点没有依据。张加桃是张健钊的父亲，不管张健钊在购房时是否成年，都可代张健钊支付房款，普通朋友也可代人付款，没有法律规定代付款需有授权才能被认可，代付事实只要当事人双方认可便可成立。二、本案没有返还房屋的基础，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发生了变更，不管伍志良是将涉案房屋作为出资款给刘国富，还是自愿将房屋变现，出让给张健钊，双方都是有买卖房屋的真实行为，在张健钊已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及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可以撤销房产登记返还房屋的情形。三、伍志良与刘国富之间的合同纠纷与张健钊无关，伍志良与刘国富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没有撤销的基础，退一步讲，即便合同撤销，因张健钊已善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伍志良也无权向张健钊主张返还，其应另行向刘国富主张投资款。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从事实及法律出发，维护张健钊的合法利益，驳回伍志良对张健钊的诉讼请求。原审刘清华称其答辩主要意见与刘国富的答辩意见一致，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伍志良的请求。伍志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伍志良与刘国富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2.刘国富和张健钊返还伍志良因《合作投资协议书》交付的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房产（粤房地权证珠字第**00031153号）；3.刘国富和刘清华向伍志良返还因《合作投资协议书》支付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4.刘国富和刘清华向伍志良支付从占有人民币30万元之日到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6日为人民币104,488.67元；5.诉讼费由刘国富、刘清华、张健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8日,刘国富与伍志良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开办珠海丽康医院，共同出资人民币470万元，占丽康医院股份的57%。伍志良出资65万元（现金人民币30万元及东咀约100平米住房一套，折合人民币35万元）及技术、管理资源等无形资产,占丽康医院股份的20%。协议第4、5条约定，协议签订三天内，伍志良须支付30万元并将房产证交给刘国富，伍志良随时配合刘国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第6条约定，医院筹建和运营事宜由刘国富全权代表，并负责履行医院合作协议中股东相关权利和义务。另，2013年5月7日，伍志良从胡斯聪处借款人民币30万元，支付给刘国富指定的收款人刘清华，完成现金人民币30万元的出资义务。2013年10月30日,伍志良及其配偶李玉蓉与张健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以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健钊。2013年8月7日，张健钊的父亲张加桃将房款人民币30万元支付给刘国富。2013年11月27日，张健钊取得上述房产的房地产权证。刘国富确认收到伍志良人民币60万元的投资款。2014年12月30日，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珠海丽康医院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准许其执业，有效期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9年12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国富。2015年1月30日，珠海丽康医院办理了《税务登记证》。2018年3月3日，横琴康得投资有限公司、珠海丽康医院、珠海市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刘国富、梁雄彬签订《出资入股珠海市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解决相关债务的合作协议》，指出珠海市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拥有珠海丽康医院100%的股权，珠海丽康医院（含珠海市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内负债合计人民币2千万元。约定横琴康得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600万元入股，承担80%的债权债务并持有相同比例的股份，刘国富出资人民币400万元，承担20%的债权债务和持有相同比例的股份。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珠海市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4月3日）第八、九条规定，公司股东2个，横琴海生医疗有限公司，货币出资1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0%；刘国富，货币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上事实，有伍志良、刘国富、张健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伍志良与刘国富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关于《合作投资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并未约定协议解除条款，因此，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伍志良认为，刘国富存在致使不能实现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目的的违约行为，属根本违约，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应予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刘国富在履行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的过程中，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伍志良请求解除协议的条件不成就。首先，双方就共同投资开办珠海丽康医院签订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后，伍志良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丽康医院成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且双方均按照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其次，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第6条约定刘国富负责履行医院合作协议中股东相关权利和义务，但并未约定刘国富不得转让自身持有的股权。因此，刘国富在珠海丽康医院设立后，亏损连连的情况下，为偿还公司债务，将其富公司连带丽康医院80%的权益转让给横琴海生医疗有限公司的行为，不违反双方《合作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不属于违反合同目的的根本违约行为。最后，刘国富仅转让丽康医院80%的权益，该转让行为并未侵害伍志良基于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对丽康医院持股20%的权益。伍志良认为刘国富存在导致《合作投资协议书》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的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对伍志良解除《合作投资协议书》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伍志良请求刘国富、张健钊返还因履行《合作投资协议书》出卖的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及请求刘国富、刘清华返还因履行《合作投资协议书》支付的投资款30万元及暂计至2019年9月6日的利息人民币104,488.67元的问题。伍志良该请求均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伍志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因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672元，由伍志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健钊提交一份存款凭条，内容是张健钊的父亲张加桃在2013年8月7日向刘国富支付30万元款项，指定刘国富收取张健钊的购房款。上诉人伍志良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存款凭条的时间是2013年8月7日，而张健钊在一审中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时间是在2013年10月30日从常理判断，该份存款凭条不可能是支付一个没有签订的合同项下的款项。另外该存款凭条上也没有备注它的用途。伍志良认为该份存款凭条，恰恰证明了张健钊并没有就涉案的房地产支付对价给伍志良。被上诉人刘国富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关联性上也认可这笔款项的性质就是张健钊支付的购房款。该款转给刘国富，应视为是伍志良的投资款，该房款的转让价格30万元是伍志良和张健钊共同商定的，那么与合作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作价35万元有出入。因为刘国富认为伍志良的实际出资并未达到65万元，而是60万元。当然这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刘国富将另案向伍志良提起诉讼，对其主张出资不足，应追加出资及承担亏损责任的权力。经审查，当事人对张健钊二审提交的存款凭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确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伍志良与刘国富对目前其富公司拥有丽康医院100%股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伍志良提交一份由刘国富与翟丽签订的《合作投资开办医院协议书》，称翟丽没有履行该协议并退出了该合作，丽康医院在康得公司进入之前，由刘国富代伍志良行使股东权利。刘国富提交《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查询》《珠海丽康医院员工工资表》等证明伍志良以医院总经理身份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并由丽康医院为其缴纳社保。伍志良称其在2015年底就不在丽康医院工作了，总经理职位不是实际真实的股东身份。本院认为，当事人各方对于一审认定伍志良与刘国富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合作投资协议书》能否解除的问题。本院对此评述如下：涉案《合作投资协议书》不存在约定解除条款，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在刘国富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伍志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下，伍志良才可以请求解除合同。从涉案《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可知，伍志良与刘国富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双方共同投资开办丽康医院并由刘国富负责履行股东相关权利和义务。双方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刘国富以成立一人公司其富公司并由其富公司持有丽康医院100%股权的方式，设立了丽康医院。伍志良对于上述由刘国富实控的其富公司代为持有丽康医院股权的方式并未提出过异议，且伍志良在丽康医院经营初期以总经理身份参与了丽康医院的经营管理，应视为伍志良对上述股权持有方式知晓并予以认可。双方共同投资丽康医院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只有当协议约定伍志良享有丽康医院20%的股份不再由他人代持或者灭失的情况下，才应视为伍志良与刘国富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国富对伍志良为丽康医院的隐名股东不持异议，目前刘国富仍然可以通过伍志良认可的上述代持股模式，以持有其富公司20%股权的方式，行使丽康医院20%股份的股东权利，伍志良通过他人代持丽康医院20%的股份并未灭失。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并非无法实现，一审驳回伍志良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刘国富、张健钊承担解除合同的后果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至于刘国富在代持股份过程中是否侵害了伍志良的利益，超出了本案关于合同解除及其法律后果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处，伍志良可另行向刘国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伍志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441元，由伍志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徐烽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艾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