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终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政府街酒厂综合楼**底商**。 法定代表人：司融然，该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井学祥，清算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住所地:沧州市新华区北环路三里庄农资公司 负责人:赵剑，该公司经理。 诉讼代表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井学祥，清算组组长。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方霖、葛世伟，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故城县京杭大街西侧富邦家园二期）。 法定代表人：王桂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男，汉族，1967年11月11日生，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岩，故城县政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永济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军洪，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永济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军洪，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万象天成 法定代表人：张军洪，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永济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军洪，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公司）、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博达沧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民公司）、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商贸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房地产公司）、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盛筑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投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11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方霖、葛世伟与被上诉人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陈章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11民初1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一、在生效的（2017）冀11民终1415号判决书中，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作出了明确认定，对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通过被上诉人职工名义进行的倒据并签署新的借款合同行为是借新还旧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认定，因此以张彦霞等人为债权人的八笔借款合同关系的建立是“借新”，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随之消灭是“还旧”，因此，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偿还义务。二、张军洪的证言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张军洪在出具该证明的时候已经不是上诉人的法人代表，其证明不能作为上诉人的意见；2、张军洪与现任上诉人法人代表存在矛盾，张军洪的证明内容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3、张军洪的证言不是专门为本案出具的；4、张军洪的证言在本案庭审中没有进行质证，张军洪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询，程序违法。三、张彦霞等五个案外人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王鹏飞在另案（2015）故民初字第1101、1102、1104、1107、1108、1109、1110、1111号案件中，表明他们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已经用于偿还被上诉人本案借款。被上诉人的总经理王鹏飞作为张彦霞等人的代理人参加庭审，也对本案借款已经偿还的情况予以确认。四、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上诉人所欠7900万元债务的实际债权人应为王桂华。2014年4月13日签订的借款借据约定王桂华是7900万元的出借人，且王桂华已经实际履行了款项出借义务，该合同已经生效。第二份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不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真正实际履行，因此王桂华是真正的债权人，被上诉人裕民公司无权提起诉讼。 裕民公司当庭答辩认为：1.上诉人诉称的借新还旧的主张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采用张军洪的两份证明系书证，审理程序无瑕疵。3.张彦霞等5个案外人及王鹏飞在故城县法院八个案件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因判决被再审撤销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上诉人无还款的事实。4.被上诉人裕民公司系适格的原告，今天我方提交新发现的证据可以证实裕民公司系真正的债权人。综上，上诉人所诉与事实不符，且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裕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7900万元及自2014年6月25日至执行终结之日按法律规定月利率2分产生的利息；2、原告对被告博达沧州分公司抵押的土地享有优先受偿权；3、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桂华是裕民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4月13日博达公司向裕民公司借款7900万元，借款人博达公司及担保人王月宁、鑫港商贸公司先向裕民公司控制人王桂华出具了“借款借据”，在博达沧州分公司为该借款办理土地抵押时，由于抵押登记机关不针对向自然人的借款办理抵押登记，于是双方又以贷款人为裕民公司、借款人为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名义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被告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房地产公司、河北盛筑公司、鑫港投资公司、王月宁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博达沧州分公司以其名下的“沧新国用（2013）第030号”土地，即位于新华区永济路北侧的地号130902002003GB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5023.6㎡为涉案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并于2014年4月16日在沧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借款合同签订后，裕民公司王桂华向合同指定的张军洪银行账户内转款九笔共计7900万元。2014年6月10日，裕民公司、王桂华将上述7900万元债权分别转让给了张彦霞、黄鸿博、陈桂芳、王淑静、陈宝强五人，并签订了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6月11日，张军洪向裕民公司、王桂华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今收到王桂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送来的其将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借其7900万元的债权及抵押权分别转让给张彦霞、黄鸿博、王淑静、陈桂芳、陈宝强五人的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共五份。同意以上债权及抵押权转让给上述五人。张军洪（签字摁手印）。 2015年4月15日原告方代理人王鹏飞与被告方代理人张军洪协商将借款产生的利息转为本金。为实现息转本目的，原告裕民公司筹集资金近500万元用于以张彦霞、黄鸿博、王淑静、陈桂芳、陈宝强五人的名义转款给被告，走一遍银行流水账，最终该转账所用的资金再回到裕民公司手里，且由张彦霞、王淑静、黄鸿博、陈桂芳、陈宝强与被告对此签订共计13份《借款担保合同》，合同总标的金额1.17亿元。 2015年6月份，张彦霞、黄鸿博、王淑静、陈桂芳、陈宝强五人就受让的债权起诉了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等人，故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故民初字第1101、1102、1104、1107、1108、1109、1110、1111号民事判决，判决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等人向上述五人偿还借款，该判决生效后，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等人未履行判决义务。 2017年10月11日，张军洪向裕民公司出具了两份证明，其中一份证明载明：“2015年4月15、16号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订立的倒据7900万元本息，实际是裕民公司筹措资金近500万元倒账，并没有实际还款，双方也没有真正的1.17亿元资金流动，最后近500万元资金都应回到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内。故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职工张彦霞、陈桂芳、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五人所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倒账只是想将债权转让后的利息加进去，没有真正的借新还旧，属虚倒。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间只有2014年4月13日借裕民公司7900万元的事实，这7900万元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还有我个人均没有还款事实。张军洪（签字摁手印）”。另一份证明载明：“我于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11月24日任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经理。因借款时将股权质押，于2014年11月24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变更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更换了单位公章。知道上述情况后因我想将股权赎回，所以并未将实情告知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5年4月15、16日我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倒借据7900万元及利息，使用的是变更前公司的公章，法人变更后此公章作废，故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职工张彦霞、陈桂芳、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五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法律效力。张军洪（签名摁手印）”。 2017年底，张彦霞、黄鸿博、王淑静、陈桂芳、陈宝强五人就生效的（2015）故民初字第1101、1102、1104、1107、1108、1109、1110、1111号八份判决向故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故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底至7月初相继将上述案件的原审判决撤销。 另查明: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在债权人的申请下受理了博达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原审法院认为：王桂华是裕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4月13日博达公司与王桂华签订的《借款借据》，由于抵押登记机关不针对向自然人借款办理抵押而搁置，随后，王桂华又以裕民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重新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是对前合同的替代，从2014年4月16日博达沧州分公司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后，即2014年4月21日、4月24日王桂华向博达公司指定的张军洪账户又转款1500万元、1300万元的事实可以看出，该款包含在总借款7900万元之中，说明裕民公司与被告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已替代了王桂华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借据》，故裕民公司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以裕民公司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合同》、涉案《土地抵押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原告裕民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后，将涉案借款7900万元债权分别转让给了张彦霞、黄鸿博、陈桂芳、王淑静、陈宝强五人，故城县人民法院就五人起诉的（2015）故民初字第1101、1102、1104、1107、1108、1109、1110、1111号八个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并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且该八个案件的原判决现已被故城县人民法院再审撤销，因此，被告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被告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房地产公司、河北盛筑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中，原告裕民公司自愿对被告王月宁撤回了起诉，原告的行为是对自己诉权的处分，该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故原告与被告王月宁的纠纷，本案不再理涉。（2017）冀11民终1415号判决针对的是190万元的归属问题，与本案7900万元借款无关，故被告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以该判决证明偿还涉案借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博达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进入重整程序，依据《破产法》46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原告向借款人博达公司主张的利息应截止至2018年8月23日的案件受理日。被告已支付的利息没有超过年利率36%，原告主张的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博达沧州分公司为涉案借款提供了土地抵押，原告裕民公司对抵押的土地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合同属于从合同，从合同依附于主合同，其目的和作用是保障主合同的履行，主合同约定了利息，因此，抵押金额应包括借款本金7900万元及利息。被告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以他项权证书中载明的抵押限额7900万元为限承担抵押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故抵押财产不足清偿涉案债务时，被告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房地产公司、河北盛筑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对抵押财产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一、原告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790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利息自2014年6月25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2018年8月23日止）；二、原告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就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抵押的土地“沧新国用（2013）第030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受偿金额为本判决第一项内容；三、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二项不足清偿部分及不足清偿部分的本金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息以不足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全部付清之日）；四、驳回原告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43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709350元由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负担，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庭审中，裕民公司提供如下四份新证据：1.2014年4月12日上诉人的借款申请书一份；2.2014年4月13日上诉人向裕民公司作出的承诺书一份；3.上诉人博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一份；4、2017年3月28日张彦霞、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陈桂芳分别与裕民公司签订的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其中前三份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是向裕民公司(而不是王桂华个人)申请贷款7900万元，并向裕民公司承诺办理土地抵押登记的利率是2%，实际执行的利率是3.8%，土地抵押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及利息。第四份证据用以证明张彦霞、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陈桂芳原所受让的裕民公司对博达公司的7900万债权重又转回给了裕民公司。二上诉人博达公司及博达沧州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能提出异议。另，二审中裕民公司认可收到博达公司支付的利息总计5480201元。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裕民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就本案所涉的7900万元借款，博达公司于2014年4月13日先向裕民公司的控制人王桂华出具了借款借据，由于不能办理抵押登记，遂后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又重新与裕民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按照该借款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的事实清楚。王桂华和裕民公司对于该7900万元的出借人是裕民公司、该笔债权由裕民公司享有予以认可，同时抵押登记的土地他项权利人为裕民公司以及裕民公司二审提交的博达公司的借款申请书、承诺书及其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足以认定裕民公司是博达公司该笔借款的债权人，应当认定为了顺利实现抵押借款，与裕民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用以替代在先与王桂华商定的借贷关系是博达公司、博达沧州分公司、裕民公司及王桂华等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上诉人否定裕民公司原告主体资格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就7900万元借款是否对裕民公司负有偿还义务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对裕民公司的7900万元借款不再负有偿还义务的理由是通过“借新还旧”已经进行了偿还，即通过向张彦霞、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陈桂芳等五人借的1.17亿元的新借款已经偿还了对裕民公司的7900万元旧贷款，故不再对裕民公司负有偿还义务。但是，上述1.17亿元新借款实际并未发生、只是为了实现利转本的目的，用资金循环使用的方式虚倒银行流水的事实，不仅有裕民公司、张军洪以及张彦霞、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陈桂芳等人的共同认可，而且有银行资金流水明细予以印证，该事实也已被生效的（2019）冀1126民再2号至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因此上诉人否认该事实的依据不足。况且，2015年4月15日、16日博达公司与张彦霞等人签订1.17亿借款合同时，裕民公司已经于之前的2014年6月10日将该790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张彦霞等五人，博达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并无再向裕民公司偿还的义务，因此其通过借新还旧偿还了裕民公司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除了“借新还旧”的理由外，上诉人对于无论是对裕民公司的“旧贷款”还是针对张彦霞等五人的“新贷款”，均未曾有其他偿还本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在张彦霞、黄鸿博、陈宝强、王淑静、陈桂芳等五人认可其所受让的7900万元债权重又转回给了裕民公司、其不再对博达公司享有债权的情况下，上诉人关于不再对裕民公司负有7900万元借款偿还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张军洪出具的两份证明的证据效力问题。首先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了解案件有关事实的人都有作证的权利和义务。张军洪作为博达公司借款时的法人代表及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人和款项的实际接收人，其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重要的关联关系，因此张军洪出具证明时是否是博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该两份证明是否是专门针对本案出具以及其所出具的证明是书证、是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并不影响张军洪的证明可以作为证据的性质认定。至于其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该证据的证明力如何，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在张军洪的证明内容有银行流水和张彦霞等多人证言相互印证，且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情况下，上诉人否定张军洪两份证明的证据效力的主张不足以否定其还款义务。另外，张彦霞等五人在另案中关于借新还旧事实的陈述，以及（2017）冀11民终1415号判决书中关于借新还旧的认定，在有新的证据、新的判决足以推翻的情况下，不影响对“借新还旧”并未成立的事实认定。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4350元，由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军玲 审判员  吴晓慧 审判员  杜映雪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