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115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彰杰，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启涛，男，196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柳先，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衡岳，男，1966年10月2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廉林场乌家分场工区。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号：×××5112。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麟霁，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彰杰、陈启涛因与被上诉人李衡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5民初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彰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上诉人陈启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柳先以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麟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彰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5民初121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李衡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定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存在错误。我国对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实施许可管理和种子品种进口审定管理，该事项不是简单的管理性问题。因涉及种子安全、人民健康等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八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因违反上述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且李衡岳提供的种苗存在不结果或挂果率极低的问题，造成何彰杰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二、一审认定李衡岳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涉案合同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何彰杰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至李衡岳，而李衡岳于2019年1月15日诉至法院，远超诉讼时效。综上，请判如所请。 陈启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陈启涛应偿付给原告李衡岳红龙果种苗款168250元及违约金32300元，合计200550元”判项，改判驳回李衡岳对陈启涛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陈启涛虽与何彰杰一起签订了涉案合同，但李衡岳一直未供应果苗给陈启涛，涉案的《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亦没有陈启涛签名，陈启涛并非涉案果苗的购买方及所欠苗款的偿付责任人。 对何彰杰的上诉，陈启涛同意何彰杰的上诉请求。 对何彰杰的上诉，李衡岳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四款“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因红龙果并非主要农作物，故李衡岳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颁布于2017年，涉案合同签订于2012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登记办法不适用于本案。三、如何彰杰认为种苗因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经济损失，其应对此提起诉讼。四、何彰杰最后一次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李衡岳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未超过诉讼时效。 对陈启涛的上诉，何彰杰认为涉案合同是何彰杰、陈启涛一起签订的，是否需要何彰杰、陈启涛一起承担责任由法院认定。 对陈启涛的上诉，李衡岳认为陈启涛与何彰杰为涉案合同的签订人，陈启涛应共同承担合同义务。 李衡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两被告何彰杰与陈启涛共同向原告李衡岳支付种苗款168250元和违约金32300元，合计200550元。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李衡岳系台湾地区居民，从2002年10月24日起到广西钦廉林场承包土地经营种植农作物，现居住在钦廉林场乌家分场工区2林班3经营班2小班。被告经实地考察原告在钦廉林场承包土地培植台湾红龙果种苗的情况后，2012年11月26日，李衡岳作为甲方与被告何彰杰、陈启涛作为乙方在广西南宁市签订《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李衡岳向何彰杰、陈启涛提供品种为台湾红皮红心红龙果果苗，总共4个品种，其中一个免授粉，三个需授粉，授粉用红皮白心红龙果，原告免费提供给被告；规格为肉茎长度30ｃｍ以上；要求种苗粗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需授粉种苗购买总数10万株以内的按3元／株计算，购买总数10万-20万株之间的按2.5元／株计算，购买总数超过20万株的按2元／株计算；免授粉种苗按5元／株计算，总数超过10万株按4.5元／株计算；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预付10000元定金，2013年免授粉种苗交货现金结清，需授粉种苗提货时先按1元／株付款，余款于次年10月31日前付清，2014年后免授粉种苗付款方式另定；原告提供种植和品种介绍资料给被告，并在生产、种植、销售、管理过程中给被告提供指导；原告须按质、按时、按量提供种苗给被告，被告需按时缴纳种苗费给原告；双方有违反以上合同条款的，违反方按合同当年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等等。签订上述合同后，原告从其承包经营的钦廉林场承包地中提取合同约定的红龙果果苗供应给被告种植。事后被告一直没有付清种苗款。经双方结算，被告何彰杰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一份《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载明：李衡岳向何彰杰提供人工授粉红龙果种苗数量：91000株，免授粉红龙果种苗数量：10000株；种苗金额共计：叁拾贰万叄仟元整（￥323000.00元），被告已付甲方种苗款拾叁万捌仟柒佰伍拾元整（￥138750.00元），种苗未付款拾捌万肆仟贰佰伍拾元整（￥184250.00元）。事后，被告仍未清偿种苗款。李衡岳一直通过手机微信与何彰杰联系并催款。2016年3月15日，何彰杰向原告提供的户名为李衡岳、账号为62×××14的农业银行卡付款10000元，并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原告回复收到该款并催促被告尽快安排偿还余款。2018年3月26日，何彰杰又向李衡岳上述农业银行卡付款6000元并于次日微信告知原告；2018年5月21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何彰杰要求商量解决。因向被告追索余款无果，原告遂于2019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李衡岳，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参照涉外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协议选择案件处理应当适用的法律，且本案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均在中国大陆地区，本案买卖合同的形成及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也均在中国大陆地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最能体现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特征，故本案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李衡岳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就争议问题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关于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被告何彰杰主张原告李衡岳不具备进口种子的经营资质，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也未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案涉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三十三第三款、第五十八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经查，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销品种为台湾红皮红心红龙果果苗的种苗，并未约定有所供销的种苗须从台湾地区进口，所谓“台湾红皮红心红龙果果苗”按合同约定也载明是品种名称，且被告在签订合同前也到原告承包的钦廉林场培植台湾红龙果种苗的基地考察过，其明知合同约定的台湾红龙果种苗是从原告承包的钦廉林场培植台湾红龙果种苗的基地提取的，故被告何彰杰以原告承诺合同约定的台湾红龙果种苗是从台湾地区进口，原告李衡岳不具备进口种子的经营资质，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也未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为由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没有事实根据，也与案涉合同约定不相符。同时，被告何彰杰主张所涉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法规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案涉合同存在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合同也不因此无效。更何况，没有证据证实案涉合同存在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因此，对被告何彰杰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是原告李衡岳和被告何彰杰、陈启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 关于原告李衡岳的诉讼请示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李衡岳按约向被告提供了台湾红龙果种苗，被告应当按约履行支付种苗款的义务。经双方结算，被告何彰杰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确认欠原告种苗款184250元。后经原告追索，被告何彰杰又先后偿付10000元和6000元，至今尚欠168250元。原告诉请被告偿付拖欠的种苗款168250元及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32300元。被告何彰杰主张原告本案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经查，案涉合同约定的种苗款支付期限为2014年10月31日，因被告未按约定期限清偿款项，原告一直通过手机微信与何彰杰联系并催款，何彰杰于2016年3月15日、2018年3月26日先后偿付给原告10000元和6000元，后因追索无果，原告于2019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由上可见，原告本案诉讼请求因原告一直向被告追索而不断出现时效中断的情形而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即使从合同约定的种苗款支付期限2014年10月31日起算到何彰杰支付10000元种苗款的2016年3月15日，也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2016年3月15日起到何彰杰支付6000元种苗款的2018年3月26日以至原告提起诉讼的2019年1月15日，也未超过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告何彰杰主张原告本案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偿付种苗款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据此，被告除应清偿拖欠的种苗款168250元，还应当按《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关于违约方应按合同当年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的约定，按当年价款323000元的10%支付违约金32300元。故此，原告诉请被告偿付拖欠的种苗款168250元及支付违约金32300元，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何彰杰提出原告所售果苗为劣质果苗及原告在销售后未提供资料帮助被告解决问题导致被告产生约200万元的经济损失等事由，鉴于何彰杰未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对上述事由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原告李衡岳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何彰杰、陈启涛应偿付给原告李衡岳红龙果种苗款168250元及违约金32300元，合计200550元。案件受理费4308.25元（原告李衡岳已预交），由被告何彰杰、陈启涛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何彰杰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李衡岳手写出具给何彰杰的发货单；证据二，《国营钦廉林场过磅单》，拟证明李衡岳向其发货仅为71480株种苗，并非《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上面记载的91000株种苗。 陈启涛质证认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李衡岳质证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提交程序不合法，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关于何彰杰提交的两份证据，本院认为，何彰杰所提交的两份单据形成于2013年6月27日，无李衡岳签名，且李衡岳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况且，何彰杰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对所收到的种苗数量、苗款金额进行了确认，则即便何彰杰二审所提交的两份证据系真实的，亦无法证明其收到的种苗数量仅是该两份证据中载明的数量，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何彰杰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认为一审遗漏查明李衡岳是否办理台湾火龙果种苗引进许可手续、备案登记手续以及销售许可经营手续的事实。陈启涛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将陈启涛与何彰杰笼统表述为被告有异议，认为陈启涛仅是在案涉2012年11月26日《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中签字，此后其与李衡岳并无联系，有关种苗交接、确认、付款等事实均是何彰杰所为，因此，该行为的主体应准确陈述为“被告何彰杰”，而不应笼统地陈述“被告”。李衡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或补充。 对于何彰杰主张遗漏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李衡岳 未办理涉案火龙果种苗的引进许可手续、备案登记手续以及销售许可经营手续。 本院经审查认为，除遗漏的事实本院予以补充查明外，一审判决所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陈启涛在二审庭上自述其在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签字的目的系自己想单独种植红龙果苗；何彰杰认可陈启涛的上述主张，并确认其与陈启涛不存在合作种果苗的关系，案涉李衡岳所提供的果苗均是单独提供给其的，与陈启涛无关；李衡岳认可合同签订之后的种苗交付、款项支付等事情均是与何彰杰联系，只是认为何彰杰与陈启涛共同签订合同是一体的，何彰杰系两人的代表。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李衡岳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系涉台民商事纠纷，台湾地区与大陆为一国之内不同法域，其法律适用问题应参照适用我国涉外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案涉合同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在广西，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均在广西，且一审时出庭的李衡岳、何彰杰亦明确选择适用大陆法律，故本案实体处理应适用大陆法律。 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是否有效；二、何彰杰、陈启涛应否承担合同剩余款项的给付责任；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判断某项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本在于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予以干预。 何彰杰上诉主张认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八条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李衡岳未取得种子进出口及经营资质，故应认定涉案合同违反上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经审查，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26日，《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可以认定涉案种苗交付最迟的履行期限应为2014年1月20日。对《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应以签订或履行合同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4修正)》第二十六条、五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3修正)》第二十六条、五十条虽然均要求种子进出口、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种子法亦未明确规定对未取得种子进出口、经营许可而签订的种子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况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种苗虽名为台湾红龙果种苗，但涉案合同并未约定种苗需从台湾地区进口，且李衡岳自2002年10月起就承包了广西钦廉农场土地，已培植台湾红龙果种苗多年，何彰杰、陈启涛确认签订涉案合同前亲临该培植基地进行了考察，则涉案合同载明的“台湾红皮红心红龙果果苗”应为该基地提取的种苗。本案李衡岳已于2014年1月20日之前交付涉案种苗，而何彰杰直至2018年3月26日仍支付部分种苗尾款至李衡岳，何彰杰认为该款为李衡岳的借款但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虽主张涉案种苗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经济损失，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无证据证明在收到涉案种苗后的三年时间内对种苗的质量提出异议，本案未有证据证明存在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何彰杰自身利益的情形，故本院认定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何彰杰提出涉案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关于种子许可经营制度而应认定无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何彰杰、陈启涛应否承担合同剩余款项给付责任的问题 如前所述，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价款为323000元，李衡岳已依约交付种苗至何彰杰，何彰杰至今仍拖欠中苗款168250元。何彰杰应偿还李衡岳168250元种苗款及按涉案合同约定支付合同当年价款的10%支付的违约金32300元。何彰杰抗辩涉案种苗因质量问题致其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启涛虽为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的共同签订人，但其自述其在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签字的目的系自己想单独种植红龙果苗，何彰杰亦认可陈启涛的上述主张。结合李衡岳未交付种苗至陈启涛，李衡岳未要求陈启涛在《2013年红龙果种苗供苗数量及苗款确认书》上进行确认，李衡岳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陈启涛追偿相关款项以及何彰杰与陈启涛存在合伙经营或债务保证关系，可以认定各方均认可陈启涛在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其想单独购买种苗。因涉案种苗是李衡岳仅提供至何彰杰，陈启涛未收到涉案种苗，故陈启涛并非涉案货款及相应违约金的履行义务人。陈启涛主张其并非涉案果苗的购买方及所欠苗款的偿付责任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因陈启涛未出庭，缺席审理认定何彰杰、陈启涛共同承担剩余款项及违约金，二审陈启涛出庭导致对案涉合同履行情况的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经审查，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约定的种苗款支付期限为2014年10月31日，何彰杰向李衡岳支付部分种苗款10000元和6000元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15日、2018年3月26日。根据诉讼时效中断原则，本案诉讼时效应按照2018年3月26日起算，李衡岳于2019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故何彰杰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台湾红龙果种苗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何彰杰应向李衡岳支付尚欠果苗款及违约金，何彰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陈启涛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果苗款的支付义务，其上诉请求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5民初121号民事判决； 2、何彰杰应偿付给李衡岳红龙果种苗款168250元及违约金32300元，合计200550元。 3、驳回李衡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8.25元（李衡岳已预交），由何彰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8.25元（何彰杰已预交4308.25、陈启涛已预交4308.25），由何彰杰承担4308.25，陈启涛预交的4308.25由本院退回。 债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审 判 员 王华妍 审 判 员 李萍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庞 艺 书 记 员 卢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