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振波，男，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居民身份证号码：442************716。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来，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景新，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彦良，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和秋阁402房，居民身份证号码：413************037。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叶奕容，女，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居民身份证：441************02X。上诉人江振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彦良及原审被告叶奕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9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振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来、骆景新、被上诉人周彦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振波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995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多付的还款人民币捌万伍仟元整（￥:85,000.00）及利息(自上诉人提出反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上诉人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本案的本诉、反诉及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主张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分为两张借条，其中2012年8月16日借款30万元；2013年2月21日借款10万元)，于2013年11月还款5万元，所以其诉请的还款金额为35万元。而上诉人在提出反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上诉人所还款项已超过了涉案借款的本金，并主张被上诉人返还多收的还款。而原审判决却以被上诉人在针对上诉人的反诉所提交的答辩证据（2012年5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60万元，这不仅与本案的事实不符，而且与被上诉人起诉所请求的金额相矛盾。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在其反诉答辩意见中的说法，只要上诉人还清了借款，借条就会由上诉人收回。而被上诉人起诉时并没有提交该20万元的借条，说明在被上诉人的主观意识里，上诉人并没有这20万元的借款或欠款。其次，即使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但被上诉人并不就此主张权利，表明被上诉人并不认为该20万元是借款或者认为该笔款项已经还清。第三，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原审判决却予以认定并作出处理，违反了民事诉讼“不诉不理”的原则。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16.5万元与本案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所主张的尚欠借款是2012年8月16日之后所发生的借款，这表明此前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正如被上诉人在其反诉答辩意见中所称，“因为部分款项已经还清，相应的借条也已经由被告一(即上诉人)收回”这既是一般民间借贷关系的通常做法，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根据这一交易习惯，可以推定2012年8月16日前的借款均已结清，被上诉人起诉时所依据的借条是上诉人尚未完全结清的借款，因此不存在在此日期后上诉人偿还此日期前的借款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20万元借款的情形。如果2012年8月16日上诉人出具30万元借条前，上诉人仍然由欠款未还清，证明可能自该笔借款届满一个月即9月16日后才开始还款，难道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上诉人偿还的正是2012年8月16日的“借条”所涉及的借款，而不可能是此前的欠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地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还款48.5万元，多还了8.5万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给上诉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16.5万元与本案的事实不符。3、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除银行汇款偿还借款外，上诉人还曾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还款5万元，而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由不予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是以证明，通过银行进行交易的方式是双方的主要交易方式，亦即双方的基本交易习惯。也就是说，上诉人的银行汇款可以作为其还款的凭据，无需被上诉人另行单独出具收款收据，也无需双方在借条中注明汇款的时间和具体金额。自2012年9月16日起（即涉案第一笔借款一个月后)至2016年12月27日止，上诉人通过朋友及自己的银行账户共向被上诉人付款笔，共计43.5万元，2013年11月前（含11月）还款四笔，2013年11月后还款五笔，付款金额从1万元至10万元不等，上诉人从未要求被上诉人在相关借条中注明，包括通过朋友黄**勇、江海涛的代付款都无需注明，因为有银行交易的流水可以证明，不会引发争议，而在2013年2月24日的“借条”中，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具体日期不明）书面确认：“壹拾万元正已回周彦良伍万元正、=借条还剩人民币伍万元正。”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上诉人一直是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偿还借款，而该5万元是以现金的方式还款，只有以收款人出具收款收据或者在“借条”上确认的方式注明才能证明还款事实的存在，所以上诉人才要求被上诉人在借条上确认收到该5万元，否则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偿还过这5万元这一事实。这完全可以从上诉人大量的银行付款行为推定的另一事实，这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且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由对上诉人还款5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与上述司法解释相违背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的处理结果严重失当，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自2012年8月16日（即涉案第一笔借款之日)起至2012年12月27日，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付款48.5万元，超过了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金额；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其起诉时上诉人仍然拖欠其35万元借款，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多收的8.5万元。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6500O元是完全错误的，该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为此，上诉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提出上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周彦良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并未超出一审原告（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并未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出借人仅对借款中的未偿还部分提出诉请，对已经偿还部分不可能再提出诉请，已经偿还的款项属于案件事实而不是诉讼请求，被答辩人混淆了“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两者的区别，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反复提到的“交易习惯”问题。“交易习惯”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更不能如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根据这一交易习惯，可以推定2012年8月16日前的借款已经结清。”本案属于民间借款纠纷，借款往来均有银行流水记录，借款是否还清应当以银行流水记录为准，而不是以“交易习惯推定”为准。如果被答辩人非那么在意“交易习惯”，那么本案中的交易习惯就是“银行转账交易”，如没有其他直接证据，那么本案的所有的款项往来都应当以银行流水为准。被答辩人一方面认为应当按照交易习惯推定已经偿还借款，另一方面又枉顾“银行转账交易”这一交易习惯主张偿还过5万元现金，这有违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三、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声称偿还过5万元现金，答辩人认为与事实不符。2013年2月24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江振波借到周彦良人民币100000元”。2013年11月被答辩人在《借条》上手写“壹拾万元正已回周彦良伍万元正，此借条还剩人民币伍万元。”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以银行转账交易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为由，推断出《借条》上所说的伍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被答辩人据此认为可以通过银行付款行为推定该事实，进而无需举证证明到底是否有支付伍万元现金，被答辩人的逻辑令人匪夷所思。首先，“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的诉讼规则，被答辩人既然主张偿还了“伍万元现金”，就应当对是否存在该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靠所谓的“交易习惯”去推定。其次，2013年2月24日的《借条》上载明的是“壹拾万元正已回周彦良伍万元整，此借条还剩人民币伍万元。”《借条》上面并没有说是支付现金伍万元。最后，2013年2月24日的《借条》所说的还款伍万元实际上就是被答辩人在2013年11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的伍万元，一审法院已经将该笔款项计入被答辩人的已还款项中，并作出相应的抵扣。综上，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声称偿还5万元现金并非事实。四、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答辩人共向被答辩人转账借款三次，合计60万元，另外一次是现金借款，但因借条已经交回给被答辩人故没有其他予以证据佐证，答辩人尊重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所作出的判决。而被答辩人共向答辩人转账还款43500元，答辩人因被答辩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提起本案诉讼，这就是本案的基本事实。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叶奕榕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周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35万元。二、判决被告自2019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时计算至2019年5月16日为5250元，并持续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反诉原告江振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多付了借款人民币185000元及利息（自反诉人反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反诉人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本案的反诉和本诉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一系朋友关系，原告于2012年5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转账20万元。原告于2012年8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转账30万元，该笔借款被告一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江振波借到周彦良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零万零仟零佰零拾元整，如到期无法偿还，本人愿负所有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承担产生的所有费用”，被告一在借款人签名处签名捺印。2013年2月2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转账10万元，该笔借款被告一于2013年2月2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江振波借到周彦良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壹拾零万零仟零佰零拾元整，如到期无法偿还，本人愿负所有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承担产生的所有费用”，被告一在借款人签名处签名捺印。该《借条》左下方载明“壹拾万元正已回周彦良伍万元正，此笔借条还剩人民币伍万元正”，被告一及原告在各注下方签名确认，落款时间2013年11月。2013年3月12日至2014年8月12日期间，被告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合计38OO00元；2012年9月16日，被告一委托案外人黄**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45000元；2016年12月27日，被告一委托案外人江海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10000元。以上合计转款给原告435000元。另查明，被告一与被告二于1999年6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4月14日办理离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及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一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借款金额问题，原告称现金支付借款185000元给被告一，被告一不予认可。被告一称2013年2月24日《借条》中还50000元是以现金支付，原告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被告一对上述各自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现金支付借款185000元以及被告一主张以现金方武偿还5000元,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实际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本院以双方账户往来进行认定，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共计转账三笔，转账金额合计600000元，被告一及其委托他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转账还款金额合计435000元，被告一仍差165000元未支付，故本院认定被告一仍欠原告借款本金165000元。关于2O13年2月24日还剩借款5万元《借条》的诉讼时效的问题，《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被告一确认还剩借款5万元，未对剩余借款5万元约定还款期限，故被告主张该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利息问题，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有向被告一催收借款的事实，微信显示催收时间为“1月16日周三”，本院认定催收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元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本案利息应自催告后(即2019年1月1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案涉借款虽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案涉《借条》由被告一以个人名义出具，无证据证明被告二存在事后追认的情形，原告亦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确用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侔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院认定案涉借款是被告一的个人债务。原告主张案涉债务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并请求被告二对被告一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二叶奕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判决：一、被告一江振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周彦良偿还借款人民币16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6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周彦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江振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628元(原告已预交3314元)，由被告江振波负担3125元，由原告周彦良负担3503元。反诉受理费4000元(反诉原告已预交4000元)，减半收取2O00元，由,反诉原告江振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江振波2012年9月16日后所还款项，为归还2012年8月23日后的借款还是归还其所借的整体借款；二、2013年3月24日作出的《借条》中借款10万元是否已现金归还5万元。本案中，根据双方银行账户流水，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周彦良共计出借上诉人江振波借款60万元，而上诉人江振波及其委托他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周彦良转账还款金额435000万元，除435000元外，上诉人江振波无证据证明其有另外归还过款项20万元给被上诉人周彦良，故上诉人主张还款435000元全部用于偿还本案两张借条的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上诉人江振波所主张的2013年3月24日作出的《借条》中借款10万元已现金归还5万元的问题。该《借条》中载明“壹拾万元正已回周彦良伍万元正，此笔借条还剩人民币伍万元正”，双方当事人并作签名确认，落款时间2013年11月。该载明内容并未说明是现金付款，从流水看，2013年11月上诉人曾转账过50000元给被上诉人，且从双方往来看，双方主要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在此情形下，上诉人江振波仅以借条中特殊注明的方式推测该5万元为现金还款，而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流水往来认定尚有165000元未归还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还款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江振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995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及诉讼费分担部分；二、变更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99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江振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周彦良偿还借款人民币16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6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上诉人江振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斯审 判 员  郭志文审 判 员  饶来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荣 盟书 记 员  赵 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