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158号 原告穆贤珍，女，196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何元素，女，1987年11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綦江区。 委托代理人莫志祥，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住所地：习水县杉王街道红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143X。 法定代表人辜昊成，局长。 出庭负责人杨海燕，政治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涂华、胡乐创，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柳清华。 原告穆贤珍不服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温水）遵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２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穆贤珍的委托代理人莫志祥、何元素，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出庭负责人杨海燕，委托代理人涂华、胡乐创，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柳清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习公（温水）遵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穆贤珍窜至贵州省习水县子何华超租住的出租屋，在其出租屋内与嫖客袁品春约定卖淫嫖娼后，在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卧室内与袁品春以30元一次的价格进行卖淫嫖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穆贤珍处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1月7日，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三名自称是习水县大坡镇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诱骗至习水县拘留所行政拘留十日，并强迫原告在不认识的相关文书上捺手印，也未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给原告。直到2019年11月17日原告拘留界满，被告才向原告出具习拘解字［2019］808号《解除扣留证明书》，原告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涉嫌卖淫被行政拘留。因原告从未实施过该违法行为，故对被告的拘留行为不服。在原告多次要求下，被告才于2019年11月21日将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错误的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法律依据，且严重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依据： 1、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法，审批栏上面均无负责人签字和盖章，且上面载明的字号是温水，但是温水派出所无权作出拘留行为； 2、袁品春的证实，证明原告与袁品春没有发生性关系，上面载明原告没有任何卖淫嫖娼行为，被告出示的询问笔录内容不真实； 3、何华超的证实，证明原告到何华超处没有进行卖淫行为，只是将红薯以25元的价格卖给了何华超。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辩称，2019年11月5日，被告接群众匿名举报称“习水县温水镇星文村河坎上何家巷子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有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被告接报后立即驱车赶至举报地点进行调查，当场查获正在实施卖淫嫖娼的违法嫌疑人吴**群、袁品春2人。在随即进行的审查过程中，袁品春交代其于201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子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与原告以30元嫖资的交易方式发生性行为。何华超也证实原告曾于201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到子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与袁品春发生性交易，事后原告支付10元卫生费给何华超的事实。被告查明原告的违法事实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的处罚，并已执行。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称不属实。其一、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被告未查清原告违法事实的发生时间，并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处罚。被告认为：被告对袁品春、何华超进行审查的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离原告与袁品春发生性交易的时间2019年10月中旬已过去20日左右，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且记性有好有坏，原告、袁品春、何华超对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能记清符合常理，但这并不影响原告卖淫违法事实的客观存在，更体现了原告违法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其二、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被告认为：被告在办理穆贤珍卖淫一案的整个询问、检查、传唤等过程中均为2名以上民警，并非原告所称“被告将其骗到习水县公安局就对其拘留”，而事实是被告依法传唤其到习水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进行询问查证，特别在询问原告过程中，在询问笔录和送达告知书上明确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在调查清楚原告的违法事实，获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其三、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被告在对其实施行政拘留时，并未将拘留的事实告知原告家属”。被告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邮寄送达也是送达文书的一种方式。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对原告实施行政拘留后，制作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并于2019年11月8日9时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原告家属送达。综上所述，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第一组：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6日在办理习水县何华超容留他人卖淫案件中发现原告涉嫌卖淫的违法事实，并依法予以受理； 2、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在询问违法嫌疑人、证人时，已依法告知其应当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 3、传唤证，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依法传唤原告到习水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进行询问调查； 4、被传唤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将原告传唤的原因及处所告知原告家属；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依法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事实、理由、依据； 6、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已依法送达； 7、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第二组：8、原告的询问笔录，9、嫖客袁品春的询问笔录,10、容留人何华超的询问笔录,11、证人杨某的询问笔录，12、违法行为人吴**群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违法行为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三组：13、袁品春的辨认资料，14、何华超的辨认资料，15、现场资料，证明原告实施违法行为及实施违法行为的地点，能够与询问笔录相互印证； 第四组：16、视频资料，证明被告在调查过程中所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依法予以受理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制作了加盖公章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11月6日，习水县公安局所辖温水派出所在办理何华超容留他人卖淫案时，发现原告涉嫌卖淫，温水派出所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2019年10月中旬，原告在温水镇河坎上何家巷子何华超租住房屋内，与案外人袁品春以约定的30元一次的价格发生性关系。习水县公安局通过询问容留他人卖淫的何华超以及与原告发生性关系的袁品春，并组织二人对包含原告在内的12张女性照片进行辨认，二人均辨认出原告系与袁品春发生性关系的女子。原告卖淫的违法事实存在，其行为确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书，3、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二）、（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4、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系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并且履行了受理、送达程序，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里面载明原告卖淫不属实。被告受案后，没有立案书，存在瑕疵；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权利义务告知书上没有办案人员的签字，不能确定是否进行告知；对3号证据传唤证合法性有异议，是原告到案后，被告才出示；对4号证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实施拘留措施时，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应及时告知家属，但是上面的时间是11月8日上午9时，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不识字，上面被告称已经告知，但是没有办案人员签字，原告的捺印也是被告要求按的，故被告的处罚决定程序存在瑕疵；对6号证据三性有异议，没有经过习水县公安局行政负责人的签字审批情况下，违法事实不存在，该处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且没有向原告进行送达，被告称已经告知，但是原告不清楚；对7号证据拘留的事实无异议，但是行政拘留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作出行政措施后，应送达拘留机关执行，但是送达过程是温水派出所的民警送达，送达违法；对8号证据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不识字，上面记载的内容不清楚，原告表示在2019年9月到达何华超处，被告混淆事实，其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时间与原告陈述的不一致，原告在笔录中也没有表示有任何卖淫行为，询问笔录上也没有办案民警签字，被告应当出示视频资料予以佐证其履行了告知义务；对9-10号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根据袁品春、何华超出示的证实可以看出原告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且何华超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时间重合，即办案人徐晓芳同时在询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11号证据三性不认可，原告的生活作风不是定案的标准，杨某的证实不属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与本案无关；对1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对13-14号证据三性不认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何华超的辨认时间是11月17日，结合原告被拘留的时间，可以看出被告是在拘留行为产生后，才补的，该证据在程序上违法；对1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16号证据由法院依法审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号证据三性认可；对2号证据答复书的内容不真实且程序违法，被告习水县政府没有依法调查案件事实；对3-4号证据没有异议。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原告出示的证据，二被告对1号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文书制作是按照公安部的文件制定；对2-3号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袁品春与何华超是本案的证人，我们调查在先，其内容是否真实、合法由法院核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出示的2-3号证据即何华超、袁品春的证实，与其在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所作的陈述不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出示的14号证据系其作出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收集的证据，亦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各方当事人出示的其余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5日22时许，袁品春与吴**群在习水县温水镇河坎上何家巷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实施卖淫嫖娼时被习水县公安局当场抓获。袁品春陈述“我于2019年10月的一天看见大坡镇龙灯桥的一个姓穆的女子提着一袋红苕朝何华超出租屋里去，我听说该女子是卖淫女，姓穆的女子进去后个把小时，我也到何华超家去，并以30元的价格与姓穆的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姓穆的女子说她是大坡人。该女子身高150厘米，身材偏瘦，约50岁”。何华超陈述“2019年10月底，习水县大坡镇龙灯桥一个姓穆的女子给我提了一袋红苕来，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袁疤子就来我屋，袁疤子就住我对面，晓得来我这里的女的都是来卖淫的。袁疤子就问姓穆的女子要不要耍哈（即卖淫），双方就一起进了我屋，过了10多分钟后，双方就从我房间出来，姓穆的女子拿了10元钱的卫生费给我。姓穆的女子我不清楚名字，60岁左右，身材瘦，住在大坡镇龙灯桥，我看见她本人或照片能认出来”。经袁品春2019年11月6日辨认，2019年10月的一天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姓穆的卖淫女即为原告穆贤珍。2019年11月6日，被告对原告涉嫌卖淫一案进行了立案，并传唤原告到习水县公安局进行询问。2019的11月7日，原告到被告处接受调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将被告传唤原告的原因及处所电话通知了原告之夫何久祥。原告陈述其于2019年10月份提了一袋红苕到何华超家喝了些姜开水就离开了，但否认与人在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发生性关系。2019年11月7日，被告将原告的违法事实、处罚结果及依据告知了原告,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同日，被告作出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处罚结果及适用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并将原告交习水县扣留所拘留10日，另将《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邮寄送达原告家属。2019年11月22日，原告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习水县人民政府撤销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1月13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 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原告否认其于2019年10月的一天在子何华超租住的房屋内与袁品春以30元一次的价格进行卖淫嫖娼的行为。但根据被告调查收集的证据即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袁品春、何华超的询问、讯问笔录以及袁品春的辨认笔录等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2019年10月的一天与袁品春以30元一次的价格进行卖淫嫖娼的穆姓卖淫女即为原告穆贤珍。被告根据其查明的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作出习公（温水）行罚决字〔2019〕1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进行了立案、传唤等程序，并依法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将传唤原告的原因及处所、拘留等情况均通过电话或邮寄送达的方式告知了原告家属，故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的涉案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行复［201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告诉称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穆贤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人民陪审员  何德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