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02民初3343号原告：王忠喜，男，汉族，1963年6月11日出生，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杰，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化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刘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秋华，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忠喜与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以下简称聊城鲁西公证处）公证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忠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杰，被告聊城鲁西公证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赵秋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0年11月30日早上，原告王忠喜的叔伯妹夫华培迎给原告打电话说自己需要贷款30万元，希望王忠喜用房产证做担保，为了消除原告的顾虑，华培迎承诺除了原告外还有华培迎的妹夫张明共同做担保人。因为是亲戚关系，原告不好意思拒绝华培迎的请求，在未与家人商量的前提下就同意了。当日上午10时左右华培迎带着两个男的到了原告家，聊天中原告得知两人分别是李万平和徐国安（两出借人）。在去公证处的路上华培迎提出贷款由30万元增加到50万元。李万平、徐国安提出必须由原告当借款人，否则不出借借款。起初原告不同意变更事项，华培迎就说只是用原告的一个名字而已，实际是由华培迎偿还，其他人也轮流劝说让原告帮忙。原告已经跟着到了公证处，此时拒绝感觉很没有面子，迫于无奈就同意了。进入公证处后由徐国安去跟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沟通，原告等人在旁等候，期间华培迎特别嘱咐原告，一会儿公证员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回答问题答同意就行。原告为了帮华培迎尽快借到款，也没多想。后来在被告处公证员田某下的安排下原告在一堆材料上签字，还按照田某的要求手写借条和收到条。原告提出借款是高利贷，公证员未予理睬。签署文件的内容和后果田某并未向原告做出解释。事后华培迎缴纳了公证费1200元。因原告是给华培迎帮忙，至于借款是否支付给华培迎等，原告未再关注。2018年原告接到东昌府区执行局的通知要求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原告认为被告在办理公证以及出具执行证书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告就债权是否真实发生未尽到审查义务，致使虚假的债权进入执行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第三条、《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九条、《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均设定了公证处具有审查债权债务真实性的义务，而且是实质的审查。本案中出借人未提供打款凭证，被告在没有审查出借款是否履行的情况下出具了不真实的债权文书具有过错。被告违法出具执行文书，被告在出具执行文书时未审查债权人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据。《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公证处在出具执行文书前必须审查债权人履行出借义务的证据是否充分、属实。本案中债权人仅凭原告出具的不真实的收到条申请执行文书显然不充分，被告未尽到审查义务。被告出具执行文书时未依法询问原告的意见，剥夺了原告的申辩权利。《联合通知》第一条规定出具执行文书必须达到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的标准。本案中原告生活富裕不缺资金没有借钱的需求，原告与出借人根本不认识没有达成借贷的合意，出借人未向原告支付涉案款项，所谓还款协议并未履行属于债权债务不明确。华培迎串通李万平、徐国安骗取原告的信任，通过公证的形式将不真实的借款变成真实，将不合法的高利贷变成合法，李万平纠集黑恶势力暴力讨债，让原告倾家荡产，是典型的套路贷，原告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办理公证时未能审查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过程未录音录像，未履行不利后果的告知义务。司法部出台公证执业“五不准”措施，其中第五条规定：公证员作为专业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尽到更高标准的审查注意义务，不得片面依赖书面证据材料而忽视沟通交流，不得只重程序合法而轻实体内容审查。对涉及敏感、重大权益事项的公证事项，除通过交叉询问、分别谈话等形式进行审查外，还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公证员对“合理怀疑”的公证申请，应当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要严格审查申请人的真实目的和公证书的用途，不得以签名（印鉴）属实公证等理由规避对实质内容的审查。本案中公证人员片面依赖当事人陈述，以签字真实推定借贷关系真实，未能审查出公证书的真实用途存在过错。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被告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作出的还款协议公证及执行证书不存在任何过错，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答辩人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本案原告曾向答辩人提出复查申请，经答辩人审查，（2010）聊鲁西证经字第711号公证书卷宗中材料齐全，签字属实，公证处工作人员也对原告进行了详尽的接谈，讲明了利害关系，询问笔录中关于原告王忠喜的借款意图和债权人李万平向王忠喜出借款项的意愿及数额、利率均表达的很清楚，担保人对这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意愿也表达的很确切，而且原告对于本人签署的借条、收到条等材料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因此答辩人已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2.答辩人出具的执行证书合法、有效，也未剥夺原告申辩的权利。答辩人在办理还款协议公证中，于2010年11月30日与原告接谈形成的笔录中记载的非常清楚，公证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原告“你方还款后应到我处进行登记，如果你不过来登记，对方如果申请办理执行证书，我们会按照你未还款给对方出具执行证书，你对此的看法？”原告答道“你处可以出具执行证书，我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本案原告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答辩人出具了执行证书未将原告已偿还的6万元扣除，但是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法院已经扣减了相应的款项，并未因此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原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3.原告与本案债权人互相串通，向答辩人故意隐瞒相关事实，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在诉状中承认，“华培迎特别嘱咐原告，一会儿公证员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回答问题就同意就行。”原告是一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和债权人串通，向答辩人故意隐瞒实际用款人的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而不应将责任推卸给答辩人。并且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15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上诉人与案外人华培迎谁是涉案款项的实际用款人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本案实际用款人是谁，并不影响到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另外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公证必须全程录音、录像，原告以此为由认为答辩人存在过错，是不成立的；4.答辩人出具的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在本案起诉前，已提起过执行异议之诉，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均确认了公证书及执行证书的法律效力，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如对原判决结果不服，应通过再审程序提出诉求，在该生效的法律文书未经依法变更前，原告依据有效的、且不存在错误的公证文书要求答辩人赔偿，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5.原告要求的所谓损失并不存在。原告至今未按人民法院的执行要求完全履行法定义务，其所谓的损失还不存在，在原告不存在损失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赔偿，同样也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2010）聊鲁西证经字第711号公证书、（2011）聊鲁西证执字第9号执行证书均合法有效。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无理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7日，案外人李万平、徐国安、华培迎、张明与原告王忠喜在被告处办理公证，被告出具（2010）聊鲁西证经字第71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主要内容：“甲方（债权人）李万平、徐国安，乙方（债务人）王忠喜，丙方（担保人）华培迎、张明；公证事项《还款协议书》，经查，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还款协议书》。上述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三方对借款数额无异议，债务人、担保人同意在不按合同约定条款履行义务时，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上述事实……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当债务人不按《还款协议书》的规定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持本公证书向本公证处申请办理强制执行证书，并凭本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款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甲方（债权人）李万平，乙方（债务人）王忠喜，丙方（担保人）华培迎、张明；乙方因做钢管生意需资金周转于2010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万平、徐国安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现金方式支付），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借款时间：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3月1日。二、还款方式：2011年3月1日一次性还清，利息为月息千分之十二，如果提前还款，按天计算利息。三、丙方对乙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三方同意公证处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不按时还款，甲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乙方及丙方的财产，包括《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人民币借款、利息、手续费和逾期违约金（违约金为日万分之一）等。五、截止到还款期限，乙方应向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出具还款证据，如不出具，乙方同意公证处出具执行其财产的《执行证书》公证书，乙方并自愿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进行公证时，分别对李万平、徐国安、王忠喜、华培迎、张明制作了公证处接谈笔录，上述人员分别在各自的接谈笔录上签名并捺印，公证员田某亦分别在接谈笔录上签名。2011年5月18日，被告出具（2011）聊鲁西证执字第9号执行证书，主要内容：“兹证明债权人李万平、徐国安与债务人王忠喜以及担保人华培迎、张明于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经本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0）聊鲁西证经字第711号}，根据上述合同的规定，债务人王忠喜应于二○一一年三月一日前，将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及利息偿还给债权人李万平、徐国安，现债务人违反约定，未到公证部门办理还款登记手续。应债权人李万平、徐国安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相关规定，特出具此证书。债权人李万平、徐国安可持本公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以及二○一○年十二月一日到二○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利息叁万元整。”被告进行公证时，分别对李万平、徐国安制作了公证处接谈笔录，上述人员分别在各自的接谈笔录上签名并捺印，公证员田某亦分别在接谈笔录上签名。此后，案外人李万平、徐国安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1年6月20日作出（2011）聊东执字第80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王忠喜所有的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地产一处，房产证号为聊房权证柳字第**。原告王忠喜于2019年1月25日以李万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不予执行（2010）聊鲁西证经字第711号公证书，并撤销（2011）聊东执字第801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鲁150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公证书有错误或瑕疵。在办理公证书时，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了详尽接谈，讲明利害，原告本人明知。原告主张实际是他人借款与原告亲笔书写的借据、还款协议、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采信。公证书也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应撤销公证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的6万元，在2010年12月7日公证时，公证书无法预见，原告据此主张公证书与事实不符的理由违情悖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向法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在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明中，虽然没扣减原告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的6万元，但该证明制作于2011年5月18日，在公证处对原告的接谈笔录中，公证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原告如果已经还款，应当到公证处履行告知义务，原告明确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本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公证处出具了执行证书，未将原告已经偿还的6万元扣除，原告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告已经偿还的6万元，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也可以扣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债务人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原告王忠喜对本案中，被告据以执行的是公证书及执行证明书，执行证明书中载明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申请强制执行全部借款本息不当，对原告已经偿还的6万元不应执行。判决，一、对原告王忠喜已经偿还的6万元不予执行；二、驳回原告王忠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王忠喜对（2019）鲁150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鲁15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首先，本案所涉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上诉人王忠喜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阻却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经审查核实，上诉人王忠喜与被上诉人李万平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明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依法成立。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上诉人与案外人华培迎谁是涉案款项的实际用款人，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参与公证活动的具体情形，上诉人为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能够认定为50万元且李万平履行了出借义务。诉讼中，上诉人虽主张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但证据不足，且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当事人在聊城市鲁西公证处进行债权公证的活动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其要求停止执行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因上诉人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被上诉人6万元，导致执行证书中载明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非公证机关明显未尽审查义务所致，且原审依法对相应款项在上诉人应偿还的债务中予以扣除不再执行，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本案中，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要具备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后果。被告的公证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鲁150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鲁15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9）鲁150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公证书有错误或瑕疵。在办理公证书时，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了详尽接谈，讲明利害，原告本人明知。公证书也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的6万元，在2010年12月7日公证时，公证书无法预见，原告据此主张公证书与事实不符的理由违情悖理，不予采纳。在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明中，虽然没扣减原告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的6万元，但该证明制作于2011年5月18日，在公证处对原告的接谈笔录中，公证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原告如果已经还款，应当到公证处履行告知义务，原告明确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本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公证处出具了执行证书，未将原告已经偿还的6万元扣除，原告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告已经偿还的6万元，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也可以扣减。”（2019）鲁15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首先，本案所涉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上诉人王忠喜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阻却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经审查核实，上诉人王忠喜与被上诉人李万平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明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依法成立。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上诉人与案外人华培迎谁是涉案款项的实际用款人，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参与公证活动的具体情形，上诉人为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能够认定为50万元且李万平履行了出借义务。诉讼中，上诉人虽主张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但证据不足，且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当事人在聊城市鲁西公证处进行债权公证的活动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其要求停止执行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因上诉人于2011年3月27日偿还被上诉人6万元，导致执行证书中载明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非公证机关明显未尽审查义务所致，且原审依法对相应款项在上诉人应偿还的债务中予以扣除不再执行，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即两份生效法律文书足以证明本案被告不存在错误或瑕疵，公证书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在进行债权公证的活动中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执行证书中载明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并非公证机关明显未尽审查义务所致。在该两份生效法律文书未被撤销，原告无其他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就债权是否真实发生未尽到审查义务，应赔偿其损失50万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忠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王忠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席守田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陈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