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九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迎宾西街延伸段（南六堡村）。法定代表人：马志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若楠，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女，1984年11月1日生，汉族，系上诉人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淑琴，女，1968年5月10日生，汉族，住曲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良，山西晋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九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淑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重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既然已经认定涉案设备系被上诉人主动交回抵债，那么与上诉人单方取回就存在明显的差别，据此，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明确表达不再回赎设备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也就无义务再另行指定回赎期限。同时，在设备处置阶段并不存在回赎期，一审法院认定在设备处置阶段上诉人未给予被上诉人回赎期，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情形。1、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是双方协商一致，被上诉人主动交回挖掘机抵债，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并无继续使用或者回赎挖掘机的可能性，却又因为回赎期的问题归责于上诉人，明显不当。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买受人在双方约定的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回赎期间内，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由，主张回赎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没有回赎标的物的，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对比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一是被上诉人只有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事由才能主张回赎标的物，本案系协商退回设备抵债，不存在消除事由。二是“回赎期”是在取回后变卖前才存在的，一审法院却认为是先评估再回赎，认定上诉人评估后亦未与被上诉人协商或者指定回赎期，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适用法律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上诉人指定回赎期限的决定权，被上诉人从本案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时隔三年之久，对于上诉人处置设备从来未提出任何异议，期间也从未举证其有回赎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已经完全取得了设备的处置权，有权对设备进行处理，冲抵欠款，这与被上诉人交回设备抵债的初衷是一致的。对此，上诉人此次也向法庭提交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西法民初字第8031号云南创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肖春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来印证上述观点。4、再退一步讲，上诉人对设备处置时选择了出卖给工厂，工厂也委托了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设备进行了评估，合法合理，被上诉人未对评估价格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也未认定评估程序、价格存在违法，且被上诉人也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举证证明处置的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格，据此，上诉人从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设备到设备的最终处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二、一审法院针对评估报告未进行认定，以被上诉人口头陈述认为案涉挖机残值70多万，认定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处置挖掘机的方式是向厂家出售的方式进行，厂家聘请的评估机构为山东法院司法鉴定名录中的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资质及中立性，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结果公允，上诉人的处置本身没有问题，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该评估机构不具有资质或者有其他违法评估的行为，也未举证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应当采纳该评估报告。同时，按照评估价格，上诉人还有权向上诉人追偿冲抵不足部分的损失166016元以及违约金（详见明细）。因此，涉案设备的处置程序和金额事实上并不存在争议。被上诉人董淑琴辩称：1、答辩人已经和上诉人达成用挖掘机抵顶完剩余欠款协议，双方已经钱货两清；2、一审时答辩人一再要求上诉人让当时拖回挖掘机的业务员出庭作证，以便查清事实，但是上诉人借口推诿，决绝答辩人的合理请求，其行为就是为了试图掩饰双方已经达成用挖掘机顶平欠款的事实；3、假设双方没有钱货两清，那么挖掘机是如何抵顶，作价多少，双方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抵顶方案，答辩人是否同意上诉人私下将挖掘机处理，这是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因为上诉人不能证明答辩人同意用挖掘机抵顶一部分欠款的事实，那么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4、答辩人是在上诉人起诉才见到评估报告，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的评估报告是挖掘机生产厂家为了结算和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而鉴定的，是解决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答辩人之间没有关系，且从价格评估报告明细表可以得知，争议挖掘机是按照新机610000元价格计算的，故不能作为本案价格依据，答辩人购买裸车为1010000元，加上各项费用多达11659965元，评估价格不公平合理；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之规定，按照答辩人了解的通用的计算方法，争议挖掘机最终残值为5%，按照裸机价1010000元计算，每年折旧大约为101×（1-5%）÷10=95950元，从2012年5月计算到2015年8月，3年多时间折旧大约为300000元，残值大约为700000元，加上答辩人已经实际支付的719850.75元，答辩人最终已经付款1419850.75元，已经远远大于上诉人应得的价款，双方之间已经钱货两清。九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淑琴继续履行合同并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分期欠款166521元；2、董淑琴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董淑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0日，九重公司、董淑琴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董淑琴购买九重公司型号为924C（机号924C121145，发动机号73244095）的液压挖掘机一台，总价1010000元。董淑琴应支付首付款229804.5元（包括起租租金151500元、保证金42925元、保险费17704.5元、手续费7070元、留购价505元、管理费10100元），即提走合同标的物。其余设备款858500元及利息77692元从2012年6月20日至2014年5月20日，分24期，每月应还款39008元；如董淑琴未按合同约定付款，自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月利息3分。合同签订后，董淑琴于2012年5月20日收到九重公司的上述挖掘机。董淑琴于2012年5月20日向九重公司支付50000元、以一台旧詹阳161挖掘机冲抵130000元、2012年5月26日向九重公司支付50000元，合计230000元；冲抵首付款229804.5元后，剩余195.5元冲抵第一期分期款，合同履行中，董淑琴于2012年6月20日起发生逾期还款，截至2015年6月5日董淑琴共给付九重公司分期款719850.75元。因董淑琴未按期履行分期付款义务，2015年11月20日，经双方协商，九重公司将上述挖掘机取回，并于2016年1月17日由生产厂家山重建机有限公司委托临沂天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液压挖掘机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市场评估价格为236700元。挖掘机已由九重公司处置。同时九重公司要求董淑琴支付从逾期之日至2017年12月31日，按月利息2分计算的逾期利息379930元，并支付从2017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月利息2分计算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九重公司、董淑琴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按3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外，其余条款均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履行中，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董淑琴验收将车提走后，未按期支付挖掘机分期款，构成违约，本应承担违约责任。但九重公司将挖掘机取回后，未与董淑琴协商，单方由生产厂家山重建机有限公司委托临沂天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液压挖掘机进行评估，评估后亦未与董淑琴协商或指定回赎期，就自行处置了该挖掘机，导致董淑琴对评估价格不认可，董淑琴认为按照固定资产折旧10年计算，其残值大约为700000元，加上已付金额719850.75元，已经超过应付价款。综上，因九重公司自行处置挖掘机未通知董淑琴回赎，是导致九重公司、董淑琴双方对挖掘机市场价值发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根据九重公司提供的证据，现尚不能认定董淑琴是否还欠九重公司货款的事实，因此，九重公司的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九重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0元，由九重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九重公司提交保险期间为2012年5月23日0时起至2013年5月22日24时止的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单、批单、服务卡、发票（8575元），保险期间为2013年5月23日0时起至2014年5月22日24时止的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单、批单、服务卡、发票（8272元），保险期间为2014年5月23日0时起至2014年6月22日24时止的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单、批单、服务卡、发票（796.9元），保险期间为2014年5月23日0时起至2015年5月22日24时止的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服务卡，欲证明其为案涉挖掘机交纳保险费的情况。被上诉人董淑琴质证称，对保险费无异议。上诉人九重公司于二审中述称：临天恒信评报字（2016）第204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系由具有司法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作出，明确记载设备成新率为39%，不存在违反评估程序的情形，虽然记载的原值为生产厂家的生产成本，但有明确的设备成新率，结合本案设备销售价为1010000元，可以参考确定本案取回设备的价值。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董淑琴是否欠付上诉人九重公司货款、欠付金额为多少，是否应当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当如何计算。评判如下：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董淑琴所举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行）回单及收条等证据显示董淑琴已支付九重公司货款7050000元，九重公司则认可董淑琴已支付719850.75元，应当认定董淑琴已支付九重公司719850.75元，董淑琴尚欠九重公司货款及利息446145.75元，核减保证金42925元、留购价505元、管理费10100元后，董淑琴尚欠392615.75元。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九重公司主张取回案涉挖掘机时双方约定多退少补，董淑琴则主张取回案涉挖掘机时双方约定钱货两清，均未提交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九重公司认可取回时案涉挖掘机成新率为39%，并认可结合案涉挖掘机的销售价以确定取回时案涉挖掘机的价值，由此可确定取回时案涉挖掘机的价值为1010000元×39%=393900元，并结合董淑琴主动将案涉挖掘机交回的事实，董淑琴所述双方约定案涉挖掘机取回后钱货两清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30元，由上诉人九重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永丽审判员  杨姣瑞审判员  元晓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沂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