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撤6号原告：陈锡勇，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梅，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珊珊，女，198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娟，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道胜，男，1983年3月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村民，身份号码×××。原告陈锡勇与被告张道胜、被告张珊珊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锡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被告张珊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道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锡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5761号民事调解书；2、要求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陈锡勇与被告张道胜借款纠纷案，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502民初2113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道胜偿还原告陈锡勇借款2249867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2019年3月初，陈锡勇得知二被告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张道胜归还被告张珊珊借款1900万元及利息，随后，被告张珊珊以债权人身份申请执行，要求参与分配被告张道胜的财产。陈锡勇认为，二被告的调解侵害了陈锡勇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首先，法院的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中的被告主体为“余以涛”，该名字（身份证号×××）已经于2015年11月23日被告公安机关注销。故法院作出的调解主体已不存在，调解书并不合法。2、借条的时间与借款的时间不一致，且借条、借款合同都是后补的。3、银行流水只能显示2014年1月2日、28日从被告张珊珊账户汇到被告张道胜账户1250万元，且被告张珊珊自己注明该款项是投资款，与法院调解笔录上双方认可全部网银转账1900万元不符，即根本不存在借款1900万元。4、借款合同上约定借款时间自2014年1月28日至2015年1月28日，每月支付1.5%利息，当月28日为付息日，否则视为违约且要提前收回借款，被告张道胜自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连续27个月违约没有支付过利息，按约定应提前收回借款，但时至2016年4月28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不符合情理和常理。5、被告张道胜与被告张珊珊之间来往款项较多，且每个月都有类似固定工资发放，符合被告张道胜与被告张珊珊之间共同投资关系，不符合借贷关系。同时，该案件管辖错误，合同约定由出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张珊珊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同时，该案件从立案到出具调解书仅仅数天，程序违法。综上，二被告之间1900万元借款事项不成立，双方达成了一个虚假的还债调解协议并要求对原告保全的被告张道胜的财产分配，损害了原告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张珊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起诉不具有主体资格，原告不能作为二被告案件中的第三人。二被告之间的案件不会损害本案原告的合法权益，反而原告与张道胜的纠纷损害到了我方的权益。我方认为原告与张道胜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虚假行为，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第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六月期间，六安市瑞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安瑞元公司）与原告存在关联性。第三，六安瑞元公司等诉讼案件中，其代理人均是刘勇，可以印证原告早已经知道二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远远超过六个月期间的。而且我方认为涉案调解书是合法有效的，是经过法院确认的。张道胜与余以涛本就为同一人，两者属于重人重户，并不否定指向的人格主体的同一性。被告张道胜既未做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4日，陈锡勇将张道胜诉至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张道胜及邢成生共同清偿陈锡勇借款220万元并自2015年1月15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清息止。该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皖1502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道胜偿还陈锡勇借款本金2249867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陈锡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4月20日，张珊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余以涛”偿还借款1900万元借款及利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珊珊与“余以涛”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6年4月28日，本院根据双方调解意见作出（2016）京0113民初5761号调解书，内容为：“一、被告余以涛偿还原告张珊珊借款共计一千九百万元，并支付利息（以一千九百万元为基数，按照月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自二○一四年一月二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前付清；二、双方当事人就此事再无其他任何纠纷；三、案件受理费八万七千七百九十三元，由被告余以涛负担，于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前直付原告张珊珊。”现陈锡勇认为二被告之间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张珊珊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1、两份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条、收条。其中一份借款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1月2日，出借人为张珊珊、余以涛为借款人，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日起至2015年8月1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每月的1日为计息日，次日为付息日，逾期付息视为违约。本金到还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借款人违约及其违约责任中不按期归还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除按约定利率外另加收3%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不按期偿付借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借款人指定的放款账户为尾号为8708的银行账户，出借人将借款划入该账户时即视为履行了发放借款之义务。因签订、履行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出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相应收条及借条载明2014年1月2日，余以涛向张珊珊借款400万元，并收到该款项，然而，落款日期处为2015年1月2日。另一份借款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出借人为张珊珊、余以涛为借款人，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8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每月的27日为计息日，次日为付息日，逾期付息视为违约。本金到还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借款人违约及其违约责任中不按期归还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除按约定利率外另加收3%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不按期偿付借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借款人指定的放款账户为尾号为8708的银行账户，出借人将借款划入该账户时即视为履行了发放借款之义务。因签订、履行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出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相应收条及借条载明2014年1月28日，余以涛向张珊珊借款1500万元，并收到该款项，然而，其中借条的落款日期处为2015年1月28日。2、4条银行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显示2014年1月2日，张珊珊通过尾号为2979的账号向“余以涛”尾号为1224的账号转账400万元；2014年1月28日，张珊珊向余以涛尾号为8708的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再次转账1100万元，用途记载为投资款；2014年1月29日再次转账150万元。本案审理中，原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等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5月18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会议纪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等协商确定执行案件“余以涛”财产分配方案。陈锡勇称其在张珊珊参与分配执行财产后，发现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2、六安市公安局罗集派出所证明，证明张道胜（×××）以及“余以涛”（×××）户口重人重户。“余以涛”户口已于2015年11月23日删除。原告用以证明在法院作出调解时，“余以涛”的身份已不存在。3、六安县公安局罗集派出所档案材料。张道胜在重复户口人员居民户口薄/居民身份证无法缴销的说明、重户注销申请中签字，时间为2015年10月26日。原告用该证据证明张道胜已在法院诉讼前，申请注销其原有名字户口信息。4、“余以涛”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卡号尾号×××），显示的开户时间为2014年1月7日。陈锡勇用上述证据证明，二被告在涉诉调解过程中，证据与陈述前后矛盾，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记载的账户开户之前，明显为虚假证据。且该笔借款的时间与本案涉案的借款时间顺序与法院诉讼顺序不一致，与常理不合。5、余以涛、张珊珊的银行账户信息。上述证据显示，余以涛于2013年7月11日，向张珊珊账户存入448400元。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张珊珊曾连续向余以涛进行小额转账，共计30笔。原告用上述证据显示张珊珊、“余以涛”之间长期存在资金往来，双方为投资关系。庭审中，张珊珊称陈锡勇与六安瑞元公司存在关联性，且双方之间的案件代理人均为本案代理人刘勇，六安瑞元公司曾多次在贵院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事实进行诉讼。故陈锡勇早已知晓本案调解书，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期限。并提交工商登记信息、判决书数份等予以证明。庭审中，陈锡勇称其是在2019年执行案件立案后才知晓的涉诉调解书，至于同一代理人代理案件及关联关系，与本案无关。同时，涉诉调解书中所涉转账部分并未转账至约定账户，且2014年1月2日的借款中约定的账户开户行为2014年1月7日，且两份借款合同中存在日期为2015的情形，故上述合同不符合证据形式，是为了诉讼而后补的。且1100万元转账载明的用途为投资款，二被告之间应非借款关系，而是投资款。庭审中，张珊珊称涉诉1100万元转账时，因数额较大，银行需要进行备注，便随便写了一个投资款。虽然借款合同约定转账账户，但应以最后实际转账为准。涉诉2014年1月2日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后补的，但是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同时借条和收条中落款日期处载明为2015年是笔误。另，涉诉调解书中借款显示的为1900万元，张珊珊提交的转账记录现共计为1750万元，剩余150万元，由于时间较长，张珊珊账户较多，有可能注销查询不到了。同时，即便是利息计入的本金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张道胜曾偿还过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案涉的借款，涉诉借款张道胜并未偿还过。上述事实，有原告陈锡勇提供的身份证明、调解书、借条、收条、转账记录、调解笔录、判决书、执行通知书、会议纪要等，被告张珊珊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判决书、银行记录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对于张珊珊所称陈锡勇提起本次诉讼已经超过六个月期限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综合工商登记信息及相应判决书中的判决内容及代理人情况，陈锡勇应当早已知晓涉诉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及执行情况。同时，即便陈锡勇提起本次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期限，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亦无法支持。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张道胜与余以涛属于重人重户，但并不否定两个名称指向的人格主体的同一性，故不应以余以涛身份被注销而认定涉诉调解书应当被撤销。其次，从时间上看，陈锡勇与张道胜之间民间借贷纠纷发生时间为2015年1月份，而张珊珊与张道胜之间的涉诉调解书所涉纠纷发生于2014年1月份，该纠纷要明显早于陈锡勇与张道胜之间的纠纷。再次，涉诉张珊珊与张道胜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同时，该法第九十六条及第九十七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综上，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实际是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的一种司法确认。除调解过程中存在非自愿、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情形外，调解书应当合法有效。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故即便涉诉1100万元为投资款，张珊珊与张道胜通过调解的方式达成新的民间借贷的债权债务协议亦不违法，且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载明的本金数额及利息计算方式亦不违反相关规定。最后，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以及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本院无法查询到张道胜向张珊珊偿还上述款项的证据。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锡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三万五千八百元，由原告陈锡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胡 波审判员 田学彬审判员 王琼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聂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