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9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光书，男，1951年6月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冲友，男，1953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周、马贤超，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57097928695，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胜境街道打磨沟。法定代表人：陈明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源，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云南慧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周、马贤超，被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源、丁凯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上诉请求：1、撤销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现还具备被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的股东身份。1、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系被上诉人进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中以出资认购和量化配股组成的方式成为被上诉人改制后的公司股东。2、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自公司成立至今的章程可知，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对股东人数、股权结构进行过变更，公司依旧是154名股东，与工商登记一致。3、被上诉人作出的退股行为不能产生退股和否定上诉人股东身份的法律效力。退股行为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不产生法律效力。退股系减少股本、变化股权结构行为，应当由股东代表大会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通过方为有效。即使存在退股行为，上诉人所退的也只是量化配股部分，并非全部股份。被上诉人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作出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进行股金分配行为足以表明上诉人没有退股，被上诉人还是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理应支持。1、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发放记名式股权证。2、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具备查阅、复制1999年11月30日注册成立至今的企业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资料，并可在上诉人在场的情况下，由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辅助查阅。三、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个人出资部分退还的行为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就完全丧失了股东身份。第一、退股申请仅注明退还原交股金，并没有表明要退出股东身份，股金的性质为股金红利收益，系公司对出资入股职工的一种经济补偿，所有退休职工在退休时公司都分配该红利收益。第二，根据公司章程，企业的股份由职工个人股、集体股两部分组成，集体股中的70％至80％又量化配股给职工个人，因此，职工的股份包括个人股和量化配股两部分组成，只有两部分的股份全部退出方可认定股东身份退出，但被上诉人提交的退股申请及收款收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个人股和量化配股都已经退回。第三、从公司注册成立至今的章程一直都记载公司的股东人数为l54人，股东人数并没有作出过变更。第四、被上诉人至今都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股东名册来证明上诉人已经不是公司股东的事实。第五、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分配方案第2页第9行、第10行明确记载参与分配的人员为现在册股东，被上诉人于2014年对上诉人进行分红的事实也能够证明上诉人还系股东身份。四、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公司决定拟用部分结余资金作为集体量化配股分配给退休、退股、调职、辞职的城镇合同制职工在内的公司职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理由如下：第一、分配方案只提到有结余资金可分，并没有明确说明系分配量化配股部分。第二，分配方案第2页第9行、第10行明确记载参与分配的人员为公司现在册股东，也就是该方案系对全体在册职工进行分配，并不是只针对退休、退股、调职、辞职的城镇合同制职工在内的公司职工。四、退一步来看，即使上诉人于2004年退股系事实，上诉人作为退股之前的原股东也有权利了解退股之前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即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五、一审法院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1998年8月11日颁布，2004年7月1日失效，上诉人李冲友于2004年10月4日领取被上诉人支付的股金时该规定已经失效，一审法院适用该法律存在错误。被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答辩称，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不再具有股东身份。量化股是收回，上诉人退股退的是个人股，上诉人现已不具备股东身份，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贾光书、李冲友一审诉讼请求：1、二被告连带支付下欠原告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伍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1.请求判令被告将1999年11月30日注册登记成立至今的企业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股东花名册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给原告查阅、复制；2.请求判令被告将1999年11月30日注册登记成立至今的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提供给原告查阅，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原告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可以辅助查阅；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发放记名式股权证；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原属云南省后所煤矿下属的二级单位。1999年5月17日，云南省后所煤矿向云南省煤炭工业厅上报《关于云南省后所煤矿“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请示》。同年6月3日，云南省煤炭工业厅以（99）云煤改办字第12号《关于对云南省后所煤矿“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文件同意东源煤炭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年8月9日，原告贾光书个人出资9150元作为股金，同年8月10日，原告李冲友个人出资9750元作为股金，加之公司量化配股6150元，原告贾光书合计股金15300元，加之公司量化配股6750元，原告李冲友合计股金16500元。同年8月16日，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章程规定，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由本工区全体员工共同出资发起组建，公司注册资本为172.37万元，其中职工个人股货币投资141.42万元，占总投资的89.2%，集体股30.95万元，以实物出资，占总投资的10.8%，集体股的70%-80%作为量化配股配送给职工股东，企业股东154人，股权设置为职工个人股及职工集体股，不设法人股和国家股，个人投资经批准可在本企业内部转让或赠与，也可由亲属继承，但不得退股，集体股由企业法人代表实施管理，职工股东得到的量化配股只享有表决权和分红收益权，股东无权转让、继承、赠与，职工无论何种原因离开企业，其量化配股由企业收回，股东享有查阅企业章程、股东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报告的权利，有权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并提出建议和意见，股东负有股本保全、不得退股、出资额只能按规定在内部转让的义务，章程还对其它事项作出规定。同年11月22日，公司章程对注册资本及股权设置作了修改，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386.6万元，其中职工个人股货币投资141.42万元，占总投资的36.6%，集体股133.9万元，占总投资的34.6%，国有股111.3万元，占总投资的28.8%，章程涉及的上述其余内容不变。同年11月30日，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矿产品批发、零售。2002年7月，原告贾光书办理退休手续。2004年5月24日，原告贾光书以已退休为由向被告提交退股申请，要求退回原交股金9150元，同日，原告贾光书领取了该退股金。2004年8月，原告李冲友办理退休手续。2004年10月4日，原告李冲友以退休为由向被告提交退股申请，要求退回原交股金9750元，同日，原告李冲友领取了该退股金。2013年11月前后，被告出售所持有的富源羊场口煤矿49%及贵州省威宁县发礼煤矿70%的股权，公司决定拟用部分结余资金作为集体量化配股，按一定比例对包括多年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的退休、退股、调职、辞职的城镇合同制职工在内的公司职工进行一次性分红，二原告因此领取了部分红利分配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原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经过改制注册登记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后，公司性质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属于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二原告向被告公司交纳了个人认购的出资额后，即具备公司员工和股东的双重身份，现行法律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行使知情权虽无明确规定，但企业出资人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系其基本权利范畴，故二原告交纳出资额具备股东身份后，依据公司章程及参照《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理应享有查阅企业章程、股东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报告等股东权利。本案的核心争议为二原告在退休并申请退回出资额后是否还具备股东身份，如具备，则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反之则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审查案涉公司章程，其对个人投资可在企业内部转让、赠与、继承但不得退股及集体配股只享有表决权和分红收益权，股东无权转让、继承、赠与，职工离开企业其量化配股由企业收回作出了规定，并未对股东退休后所享有股权如何处置作出规定。《云南省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企业职工入股后，遇职工退休、死亡，其职工个人股金可根据本人（亲属）自愿继续参股或根据当年企业的经营结果一次退还给本人或合法继承人，《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持股职工退休时，所享有的集体股由企业收回，个人股可由企业回购，也可以继续保留或继承。前述规章均规定了职工退休时个人股可自愿继续参股也可由企业回购，案中，二原告因退休自愿申请退回个人股金，显属第二种情形，因此，二原告依法自领取退回的个人股金之日即企业回购其个人股时起即丧失公司股东身份，其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复制企业相关资料及请求发放记名式股权证等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提出退股系被告强迫所致的主张，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提出的即使存在退股也是退量化配股部分的主张，因二原告退回的9150元和9750元显属个人出资股金，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提出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对包括二原告在内的股东进行股金分配的行为足以表明二原告并未退股仍具备股东身份的主张，依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前后被告对包括二原告在内的职工一次性分红，系被告出售企业相应煤矿股权后对职工的集体量化配股分红，并非个人出资股金分红，同时，依公司章程及相应规章规定，集体量化配股量化到人，只作为分红依据，不得抽出分到个人，职工退休时由企业收回，案中二原告在公司2013年11月前后集体配股分红前早已退休，其享有的集体配股也于退休时由企业收回，虽然被告考虑共享改革成果向其分配了集体配股红利，并不代表二原告就恢复或重新具备了股东身份，因此，二原告的该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被告提出的二原告已退休并退股不再享有股东身份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辩解理由，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贾光书、李冲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贾光书、李冲友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东源煤炭开发公司经过改制注册登记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后，公司性质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既有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性、营利性，又有合作制企业的互助性、民主性，结合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点，自成一体，属于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在于种种变化都发生在企业内部，产权转让给企业的职工而并非对外转让，企业的法人资格并没有发生改变。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内部产生的相关纠纷并无单行法律对其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规定都源于部门规章的地方性法规。本案一、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二上诉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是否还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原国家体改委于1997年8月6日发布执行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职工投资入股。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人人投资入股，也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投资入股的职工可以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之间的持股数可以有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本案上诉人贾光书2002年7月办理了退休手续，2004年其以已退休为由向被上诉人提交退股申请，要求退回原交股金9150元，同日，贾光书领取了该退股金。2004年8月，上诉人李冲友办理退休手续。2004年10月4日，上诉人李冲友以退休为由向被上诉人提交退股申请，要求退回原交股金9750元，同日上诉人李冲友领取了该退股金。然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援引的《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于2004年7月1日失效，但在二上诉人退休并向被上诉人提交退股申请，领取原交股金之时《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仍在执行。二被上诉人退休属于离开企业的一种情形，按照《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离开企业时不能带走其股份，故被上诉人在二被上诉人退休时回购其个人股，收回量化配股并不违法当时的规定。据此，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自依法退休后并领取退回的个人股金之日即企业回购其个人股时起即丧失公司股东身份，虽然2013年11月前后被上诉人云南省东源煤炭开发公司考虑共享改革成果向其分配了集体配股红利，并不代表二上诉人就恢复或重新具备了股东身份，故其上诉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复制企业相关资料及请求发放记名式股权证等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贾光书、李冲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虽然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贾光书、李冲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刘招银审判员 廖 锐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