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宁夏路**6001。 法定代表人：孙焕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山东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龙，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焕英，女，汉族，1962年7月24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山东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龙，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杭州支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策，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云春，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苗苗，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策，男，199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云春，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苗苗，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新安街**iv> 法定代表人：王守玲，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效平，男，196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广奥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杭州支路号甲-2v> 法定代表人：郭效平，执行董事。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云春，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苗苗，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河南路**v> 法定代表人：王理俊，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青岛中外运集装箱仓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港华路**v> 法定代表人：张永鹏，总经理。 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华。 上诉人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林公司）、孙焕英与上诉人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被上诉人山东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青岛广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奥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华中公司）、青岛中外运集装箱仓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仓码公司）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林公司、孙焕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赔偿上诉人损失16860885.26元，王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2．一审部分诉讼费用、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另案生效判决未认定一林公司违约事实的发生与被告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违约金均由被告承担不能成立”、“对于原告主张的飞雄5号轮、平翔16轮货物损失……均系原告已明知侵权事由发生后所形成，系被告在实施侵权行为时无法预见到的，对此不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华韵16轮损失……均系在被侵占行为发生半个月后才实际履行，原告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的发生，对于该扩大的损失亦不应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P54页），该认定是错误的：虽然一林公司已明知侵权，但正如一审判决认定“一林公司以青岛昌盛源公司作为长期投资投入的案涉泊位、场地及其附属设备进行长期的生产经营。而上述52、13泊位及设施于2018年6月12日被被告收回”（一审判决P55），一林公司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不可能直接停止经营，那将导致被侵权前早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无法履行、导致职工无法安置。一林公司一边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方式主张权利，同时也考虑到青岛港52号、13号泊位，作为大型港口设施，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可能卸不了货物，因此继续采购飞雄5号轮、平翔16轮、华韵16轮运输的货物。但最终因为青岛昌盛源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就是不能卸货，两船国内货物转港销售造成损失、一船进口货物海关监管不能转港导致全损，也导致被侵权前早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无法履行形成违违约金3803214.62元+案件受理费37200元=3840414.62元，飞雄5号轮货物损失1249492.48元、平翔16轮货物损失1076078.40元、华韵16轮货物损失10694899.76元，总计16860885.26元。该损失应当由被告赔偿。二、一审判决认为虽然郭效平作为一林公司的监事、“但原告在本案中并未提交郭效平实际决策或参与案涉财产侵占行为的具体证据”（一审判决P56页），该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证据31、证据74（同时为青岛昌盛源公司提交的证据5）均证明：郭效平作为一林公司的监事，又作为一人股东于2018年6月12日以涉案场地杭州支路3号甲-2作为经营场所成立青岛恭喜发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9月12日名称变更为广奥公司），有证据证明2018年10—18年11月实际强占使用涉案标的物，因此郭效平、广奥公司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判决认为“山东昌盛源公司与青岛昌盛源公司系各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公司”，该认定是错误的：山东昌盛源公司与青岛昌盛源公司在涉案泊位、场地、设备是财产混同。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证据9、10、29，山东昌盛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水泥、建筑材料等的批发零售，青岛昌盛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水泥、建筑材料，可见业务混同。根据前述证据，最低在2018年5月29日前人员混同：2013年10月25日开始王策对山东昌盛源公司持股100%，王策为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王岳礼为监事，2017年4月12日法定代表人由王策变更为王岳礼，王策仍为执行董事、一人股东；王策本来对青岛昌盛源公司持股90%、其母亲娄元春持股10%，2016年8月30日变更为王策岳父郭效平持股100%，但该股权变更税源检控表标明股权原值为0、股权转让金额为0，王岳礼、娄元春是王策的父母，郭效平是王策的岳父，二公司人员混同。虽然2018年5月29日青岛昌盛源公司股东由郭效平变更为王策（49%）、黄建平（51%），但混同的责任不因该变更而灭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青岛昌盛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王策、郭效平、广奥公司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一林公司、孙焕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对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货物无法卸货导致的损失不存在过错，该损失的产生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法律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并且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尤其是华韵16轮的货物损失根本就不存在，是上诉人虚构的损失，该货轮的货物经海关检验合格，已由上诉人拉走卖给了案外人青岛建一混凝土有限公司，上诉人明显存在虚假诉讼！（一）首先，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对上诉人单方主张的所谓损失的发生也不存在过错。2018年4月12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在签订《股东会决议》时，已经向孙焕英出示过涉案码头泊位经营权的相关合同复印件，以及青岛昌盛源与案外人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复印件。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也自认收到过相关合同复印件，并将相关合同复印件也作为证据提交了法院。其中，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第十条明确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矿渣微粉设施以及52＃泊位和储罐场地转租、不得作为他用”。一林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孙焕英也明确知晓，涉案码头泊位以及矿渣微粉设施的租赁使用权、港口作业权的转移，需要相关协议主体的对方同意并出具书面的同意函或者重新签订变更补充协议。故，在2018年4月12日，股东双方签订完《股东会决议》后，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孙焕英一起就涉案港口作业合同等相关合同变更事宜，与山东昌盛源公司、大港分公司协商进行变更协议主体，但是大港分公司不同意变更，且大港分公司也不同意就内外贸港口作业合同签订变更协议（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6）。庭审过程中，第三人中外运仓码公司也明确表示没有和一林公司签署过协议，也不同意和一林公司签署租赁协议。孙焕英作为一林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知晓整个过程。之后，因孙焕英一直未按照决议约定在签字之日起10日内向一林公司支付2000万元作为长期投资，且青岛昌盛源公司发现孙焕英并没有诚信合作意向，故于2018年6月3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向孙焕英发出了《公司解散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终止相关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股东会决议》，同时提请解散公司，并且要求一林公司停止进货，清理剩余库存。（二）上诉人单方主张的损失的发生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涉案《股东会决议》签署过程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码头泊位经营权、矿渣微粉设施使用权、港口作业权的使用权人以及签署时的权利状态，上诉人孙焕英和一林公司都明确知晓并且参与其中，青岛昌盛源公司不存在欺骗隐瞒和误导行为。一林公司与被青岛昌盛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之间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码头卸货协议，山东昌盛源公司卸船机因青岛上合峰会和2018年6月13日的特大风暴损坏，即使出于道义也存在客观不能卸货的原因，并且山东昌盛源公司在此期间进口的货物也不能及时卸货，也产生了滞期费等巨大损失。上诉人明知上述情形，还选择此时订船发货，明显属于公司管理层重大决策失误，不排除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青岛昌盛源公司也将启动向孙焕英进行索赔的程序。（三）一林公司本身并没有发生损失，其所主张发生损失的货物并不是一林公司的，而是案外人一林源盛公司的。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华韵16轮的损失，依据的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75《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但是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1、12、21、22、23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7，可以证明该份合同为孙焕英利用其在一林公司和一林源盛公司的控制地位捏造的虚假合同。上诉人主张的华韵16轮货物的货主并非是一林公司，而是一林源盛公司。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孙焕英利用其在两个公司的控制地位，为其与自己女儿史玉婷作为股东的一林源盛公司恶意转嫁风险和损失，而临时编造的虚假合同。其歪曲事实、捏造证据进行恶意诉讼，严重侵犯了青岛昌盛源公司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四）上诉人主张的华韵16轮的货物已经报废与事实不符，该部分货物没有报废，上诉人主张货物报废但一直没有提供货物报废的证据，其明显在歪曲事实、存在恶意诉讼。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海关《电子放行回执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检测报告》等证据均可证明，华韵16轮的涉案水泥并未发生货损报废，该水泥全部合格，并且之后由案外人建一公司组织车辆将水泥运走使用。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多次要求上诉人提交水泥报废证明和报废水泥的处理去向，但是上诉人均无法提供，明显存在虚假诉讼！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的因无法卸货而导致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对此损失不存在过错，并且其损失的计算依据均系上诉人单方主张、制作，没有证据和评估鉴定报告，并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中大部分损失属于上诉人恶意捏造，存在虚假诉讼。二、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共同侵犯一林公司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之间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各自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责任，不存在主体混淆，更不存在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山东昌盛源公司、广奥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对各自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责任，不存在主体混淆和人格混同，也不存在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王策仅是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股东和执行董事，作为股东身份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作为执行董事也没有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勤勉忠实义务，其履职行为也属于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承担。青岛昌盛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对其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判令王策以执行董事身份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中外运华中公司、中外运仓码公司不发表意见。 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第47页最后一句认定“本案并非单纯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系一林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章程的约定主张侵害其公司财产权益的股东向其赔偿损失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林公司作为原告并无不当”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既包含侵权赔偿法律关系的给付之诉，又包含请求确认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有效的确认之诉，且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之间没有关联性，给付之诉的内容并非是履行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两者在诉的标的即民事法律关系、诉的原因上是不同的，是两个并列的诉争法律关系，并且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不能在同一个诉讼中解决。（一）2011年2月1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中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被上诉人的诉请分属两个诉争的法律关系，却在同一个诉讼中提出，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案件案由的相关规定，故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三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当股东对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存有质疑时，具有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无效和撤销的诉权，有法定救济渠道，而不是通过确认有效的诉讼来实现，并且此类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异议股东为原告，而被上诉人以公司身份为原告，要求确认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有效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且将诉讼主体颠倒，对事实与诉争的法律关系混乱不清，故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林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不具有合格原告身份。被上诉人要求确认的2018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此份文件虽然名称为“股东会决议”，但实质上属于股东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相对性原则，一林公司无权根据该份协议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一）根据一林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和《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林公司的股东会只有如下职权：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3．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4．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10．修改公司章程；11．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12．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13．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该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该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款规定的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这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股东会职权范围，该文件不是股东会决议，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合作协议。（二）此份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属于协议双方拟将自身具有的优势资源赠与一林公司，用于公司发展。根据《公司法》和一林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一林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两名股东孙焕英和青岛昌盛源公司全部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完毕，之后公司没有再发生增资行为，所以该决议的内容不是出资，而是股东之间的拟投资约定，本质是投资协议，也是一种赠与行为。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要求确认的《股东会决议》从内容上看，应为股东之间的投资协议，而不是股东会决议。既然是协议，其约束的主体只有协议双方，也只有协议双方可以据此向对方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一林公司并不是协议主体，根据协议相对性原则，不能依据该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三、一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系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不得对原告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以及庭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可以确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只有三项：“1．确认2018年4月10日签署的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4月12签署的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青岛昌盛源公司赔偿一林公司损失3500万元;3．山东昌盛源公司、王策对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郭效平、广奥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同时，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其在本案中的损失不包括青岛昌盛源公司投入一林公司的投资损失。而最终一审判决第四项（判决书中错写为“三”）也驳回了被上诉人第2、3项请求，但是却在判决第二、三项中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此判决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了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二、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已向一林公司实际交付了涉案泊位、场地的设备以及相应的场地租赁使用权，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且据此认定的基本证据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从未向一林公司实际交付涉案泊位、场地设备和相应的场地使用权，也不存在抽回投资行为，请求查明事实，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书第49页第二段中陈述“2018年1月1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依据上述合作协议与大港分公司签订了内贸、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内贸、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并非依据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是单独与大港分公司协商签订的。内外贸作业合同仅是证明青岛昌盛源公司在大港分公司的同意下，在合同有效期内具有在相关码头泊位靠港卸货的权利，且由大港分公司负责配备适合的机械、设备、工具、场地等进行卸货作业，同时青岛昌盛源公司需向大港分公司交纳相关的作业港杂费。由此可以证明，青岛昌盛源公司对涉案的场地码头泊位以及相关的设备并没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仅在作业合同有效期内具有随时靠港卸货的权利。（二）一审判决书第49页第二段中陈述“2014年1月1日中外运山东有限公司与青岛昌盛源公司就上述筒仓占用场地签订租赁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青岛昌盛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9日，2014年1月1日且尚未成立，更何谈与第三人中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8中的《场地租赁合同》并未加盖第三人中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的公章，第三人也当庭主张从未与青岛昌盛源公司签订过任何场地租赁合同，仅与山东昌盛源公司订立过矿粉筒仓合作协议，也不认可与一林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是一审判决却对这些事实置若罔闻，仅片面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仅凭一份只有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签字的单方合同就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中外运山东有限公司存在场地租赁关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违背了公平公正和全面审查原则。综上所述，判决书第49页最后“将上述13＃、52＃泊位、杭州支路3号甲－2的配套设施及所占用的场地使用权作价2000万，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向一林公司的长期投资投入一林公司”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全面审查和公平公正原则。（三）一审判决书第50页第二段“青岛昌盛源公司在后期依据山东昌盛源公司的相关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大港分公司、仓码公司签订了内外贸货物进口作业合同或场地租赁合同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及之后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显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上述（一）、（二）的分析，涉案的合作协议中并没有对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内外贸货物进口作业合同进行过约定，涉案码头泊位、场地以及相关设备的租赁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一直都是山东昌盛源公司，从未变更过，也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内容。一审判决仅仅依据上诉人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作业合同以及一份王策签字的单方租赁合同就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对涉案场地、码头泊位和设备具有租赁使用权和所有权，明显违背了公平公正和全面审查原则。2．涉案合作协议和相关作业合同并非买卖合同，从未就涉案标的物发生过买卖行为，也未缔约过买卖合同，而一审判决适用买卖合同无权处分的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书第50页第三段对涉及的事实部分认定错误，2018年3月6日，王策当时并非山东昌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在上诉人青岛昌盛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不能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签订《盘点移交报告》，且盘点移交报告中的张强当时并非山东昌盛源公司的员工，而是被上诉人一林公司的员工（详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目录）。该份移交报告中既没有山东昌盛源公司的盖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王岳礼的签字，也没有青岛昌盛源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而张强此时已是一林公司的员工，该份《盘点移交报告》应属无效，不能证明涉案设备已发生交付。五、一审判决第49-52页关于涉案场地、码头泊位以及相关设备已经交付的认定和分析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前后矛盾，严重违背了全面审查和公平公正原则。（一）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时间顺序整理如下：1．2018年3月6日，王策、张强、石培信等人签订《盘点移交报告》，约定将青岛昌盛源公司的52区、13区、外院大院设备、附属工具移交一林公司；2．2018年4月10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孙焕英作为一林公司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一致确认“股东青岛昌盛源公司应在公司设立后3个月内将其位于青岛市的码头及港口场地全部租赁使用权转移至公司名下并重新署有关合同;并应将其位于该码头及港口场地的全部设备仓储库房租赁给公司使用，最终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转让给公司;相关租金及转让价款由公司承担”；3．2018年4月12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孙焕英作为一林公司股东签订股东会决议，再次约定“青岛昌盛源公司将青岛港老港区××号××＃××＃泊位及配套设备、储罐及场地合作使用权（依据为:山东昌盛源公司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签署的52＃泊位的《合作协议》、13＃泊位的《合作协议》）、青岛市市北区杭州支路3号甲-2的场地租货使用权（依据为:青岛昌盛源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签署的《场地租赁合同》）自本决议之日起全部移交给一林公司。青岛昌盛源公司应向青岛一林公司提交山东昌盛源公司、大港分公司、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的同意函或相关《合作协议》、《场地租货合同》中乙方变更的补充协议。场地使用费或租金自移交之日起由一林公司交纳”。根据上面的文件形成的时间顺序以及内容约定明显可以证明，2018年3月6日的《盘点移交报告》并没有实际交付涉案的场地泊位上的相关设备，所以2018年4月10日的《公司章程》中，双方股东和一林公司再次约定公司设立后3个月内青岛昌盛源公司将码头场地租赁使用权转移至一林公司名下并重新签署有关合同，且将相关设备仓储库房租赁给公司使用。而到了2018年4月12日时，双方股东即青岛昌盛源公司和孙焕英再次意识到青岛港老港区××号××＃××＃泊位及外院大院租赁使用权人及配套设备、储罐所有权人是山东昌盛源公司，青岛昌盛源公司仅在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1日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在涉案泊位具有内外贸进口货物停靠卸货权利，其对涉案码头泊位、场地以及相关设备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所以根据涉案合作协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一直都明确知晓码头泊位租赁使用权以及配套设备场地的转移、内外贸进口货物作业合同主体的变更需要相关协议主体以及所有权人的同意并出具书面的同意函，重新签订变更补充协议，才能完成使用权的转移和相配套设备的交付，仅凭一个并非由码头泊位经营权人和租赁使用权人以及配套设备所有权人盖章签字同意的《盘点报告》是完成不了交付的。故，2018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双方股东再次约定决议签订后，青岛昌盛源公司需要向一林公司出具山东昌盛源公司、大港分公司、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的同意函或相关《合作协议》、《场地租货合同》中乙方变更的补充协议，且同时再次约定场地使用费用或者租金自移交之日起由新的合同当事人交纳。但是股东决议签订以后，山东昌盛源公司、大港分公司以及第三人中外运公司不同意变更，故2018年6月3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向被上诉人发送了停止合作的函，终止一切合作，至此两名股东的投资协议终止，相关泊位、场地以及配套设备并未发生交付，上诉人的赠与行为撤销。（二）一审判决书第51页第八行“第二，股东会决议约定应提交相关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函或主体变更的补充协议……实际履行港口作业的权利义务”中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6《变更协议》上都没有标明日期，且协议中第5条明确约定“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但是协议仅有青岛昌盛源公司和一林公司的盖章，没有大港分公司的盖章，也证明了上诉人的主张，大港分公司不同意变更涉案协议，内外贸进口货物作业合同的履行主体并未发生变更。2．大港分公司向一林公司开具港杂费、作业费发票是因为一林公司在涉案码头泊位发生过接卸业务，理应交纳港杂费、作业费以及电费等。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合作协议》中第一条明确约定，在协议期内，52号泊位和矿渣微粉设施保留公共服务的功能，可以向有需求的社会客户提供码头接卸服务。只要大港分公司同意，在不影响山东昌盛源公司正常靠泊使用要求下，可以为任何第三人提供接卸服务，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48-58可以证明，大多数码头保留了公共服务的功能，为有需求的任意第三人提供接卸服务，否则依据被上诉人和一审判决的观点，一林公司岂不是也同时占有经营温州灵昆等码头，明显与事实不符！3．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6月20日加盖大港分公司市场部章的函系照片打印件，内容模糊不清，也没有原件核对，更没有得到大港分公司的核实确认，也没有加盖大港分公司的公章，上诉人在庭审中也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一审判决依然采信该证据，并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内贸外进口货物作业合同变更的依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主观串联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三）一审判决书第52页关于涉案52号泊位场地租赁费的认定，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违背了诉讼证据规则，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中的租金发票和租金收据中明确写明为52号泊位的场地租赁费，即按照合作协议约定为2018年4月－2019年3月的场地租赁费，但是一审判决竟然不予采纳，罔顾事实，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1载明为作业包干费的收据，仅因为数额与上诉人提交的场地租赁费收据数额一致，便认定为52号泊位的场地租赁费，偏袒被上诉人，片面采用证据，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违背了诉讼证据规则，没有做到以事实为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经向一林公司交付了涉案泊位、场地以及配套设备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在山东昌盛源公司、大港分公司以及第三人中外运公司不同意变更相关协议主体时，青岛昌盛源公司已经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及时撤销赠与，不存在抽回投资的侵权行为，更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六、一审判决第56页认定因王策“未尽到其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执行董事的勤勉忠实义务，应对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青岛昌盛源公司撤回对一林公司的赠与，是因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抽回投资的侵权行为。王策作为执行董事并没有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勤勉忠实义务，其履职行为也属于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承担。青岛昌盛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对其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判令王策以执行董事身份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等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纠正，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 一林公司、孙焕英答辩称：一、2018年4月10日一林公司两股东孙焕英、青岛昌盛源公司签署的一林公司公司章程合法有效。一林公司设立于2018年1月26日，股东为孙焕英、郭静。2018年4月10日变更股东为股东孙焕英、青岛昌盛源公司，同时重新签署了一份一林公司章程。以上公司变更内容及公司章程均在工商机关予以了登记、备案。公司的变更以及公司章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二、一审判决第47页认定“本案并非单纯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系一林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章程的约定主张侵害其公司财产权益的股东向其赔偿损失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林公司作为原告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庭审中，关于2018年4月12日一林公司股东会决议，青岛昌盛源公司、孙焕英、一林公司对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均予以了认可，各方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也无异议，是一林公司两股东孙焕英、青岛昌盛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对一林公司的股东均具有拘束力，各股东均应按照股东会决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一林公司作为原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第八十二条规定，资本公积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资本（或股本）溢价，是指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6号案裁判要旨为，股东在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不属于借款债权，而应当属于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26号案认为，股东向公司已交纳的出资无论是计入注册资本还是计入资本公积金，都形成公司资产，股东不得请求返还。重点说明的是，青岛昌盛源公司作为股东应出资的注册资金147万元至今尚未缴纳，一林公司保留另行提起股东出资纠纷诉讼的权利；青岛昌盛源公司侵占涉案资产未腾迁，一林公司保留另行提起腾迁诉讼的权利；在2019年8月20日一审庭审中，一林公司已经明确表明，各一审被告应退还所侵占的资产，该2000万元的资产属于特种物，没有该资产一林公司将无法存续经营，诉讼请求中的损失并不包含2000万资产折价，本案诉讼请求经营损失的计算截止日至各一审被告实际退出场地之前一林公司继续发生不能经营的损失，一林公司保留另行追偿的权利。三、一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没有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将一林公司的实际损失的事实予以支持。根据一林公司、孙焕英的《民事诉状》、《追加被告、第三人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第二次追加被告申请书》、《撤回追加大港分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书》，以及庭审当中的确认，本案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确认2018年4月10日签署的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4月12日签署的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被告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郭效平共同赔偿原告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损失3500万元。山东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王策、青岛广奥物流有限公司对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郭效平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由各被告承担。一审判决判决的赔偿损失是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不超过13333400元。判决王策对青岛昌盛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完全是在诉讼请求范围内做出的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也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但是却没有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根据诉讼请求第2项，因青岛昌盛源公司的损害公司利益行为，青岛昌盛源公司给一林公司造成的损失超过3500万元，其中造成飞雄5号轮、平翔16号轮、华韵16号轮货物无法卸货、及一林公司被另案判决支付的违约金共四项直接实际损失为16860885.26元。但是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第54页大篇幅的认定以上损失为“均系原告在已明知侵权事由发生后所形成，系被告在实施侵权行为时无法预见到的，对此不应由被告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也认为一林公司的损失是由青岛昌盛源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一林公司的2018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股东会决议的约定，一林公司的股东均应当履行股东会决议约定的义务，青岛昌盛源公司履行决议后又侵占资产损害公司利益，应承担一切损失的赔偿责任。而一林公司的16860885.26元直接实际损失是由青岛昌盛源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应当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却未支持这一事实，为了维护一林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改判，判决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支付给一林公司16860885.26元的损失。四、一审判决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已经向一林公司交付了案涉资产是正确的，山东昌盛源公司也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并未上诉。1．在案涉资产建设期，王策是山东昌盛源公司和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王策签署有关文件、协议时，王策既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又代表青岛昌盛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签署13号、52号泊位的合作协议，青岛昌盛源公司在52号泊位上投资建设；山东昌盛源公司签订杭州支路3号租赁合作协议，之后由王策代表青岛昌盛源公司转为场地租赁合同即转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承租使用。2012年6月13日，烟台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3日变更名称为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13#泊位；2013年12月24日山东昌盛源公司与中外运仓码公司签订《矿粉筒仓合作协议》及《矿粉运输协议》约定杭州支路3号甲场地。该期间王策持有山东昌盛源公司60%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王策筹建青岛昌盛源公司，代表该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签署《场地租赁合同》承租杭州支路3号甲场地，即《矿粉筒仓合作协议》转变为《场地租赁合同》，该《场地租赁合同》用于注册成立青岛昌盛源公司并工商注册登记备案，租期从2014年1月1日起算。2014年9月29日青岛昌盛源公司成立，王策的母亲娄元春出资30万元持股10%，王策出资270万元持股90%，王策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2015年4月10日，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52#泊位，此时王策持有山东昌盛源公司100%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其父亲王岳礼为监事。2015年5月3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青岛港（集团）港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7月7日签订《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明施工管理协议》约定，由青岛昌盛源公司52#泊位建设1.3万立方矿渣微粉基础土建工程，总价款243.4万元，这是履行2015年4月10日《合作协议》第三条、第十一条。此期间王策是山东昌盛源公司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是青岛昌盛源公司持股90%股东（另10%其母亲持有）、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2016年8月30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变更股东为王策的岳父郭效平持股100%，法定代表人由王策变更为郭效平，但股权转让金额为0，王策仍应为青岛昌盛源公司实际控制人。2016年11月3日，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署《52#泊位矿渣微粉场地面积确认书》，确认52号泊位上的投资建设完成后的实际面积。此时王策是山东昌盛源公司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2月25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杭州奥拓散料卸船装备有限公司签订《卸船机服务协议》，确认青岛昌盛源公司在青岛港52#泊位拥有2台5**吨/小时的门架移动式螺旋卸船机。2．在案涉资产运营期，大港分公司的《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港口接卸另行签署港口作业协议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王策与其父亲王岳礼、其岳父郭效平使用其掌控的公司来履行合作协议。根据青岛昌盛源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来看，2016年11月3日建设完工后，2017年1月1日大港分公司与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签订《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3日，2017年度王岳礼持股80%担任法定代表人，李杰持股20%担任监事，2018年4月23日变更股东为王守英100%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1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署《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期间，王策及其母亲娄元春已于2016年8月30日将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股权全部以0元变更给王策岳父郭效平持股10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王策属于实际控制人。山东昌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7年4月12日由王策变更为王岳礼，但王策仍为执行董事、一人股东。3．2018年3月6日涉案资产全部移交给一林公司。2018年1月26日一林公司成立，孙焕英持股49%、王策的妻子郭效平的女儿郭静持股51%。2018年2月11日，为开展一林公司的经营（此前一直未开展经营），各方签署《会议纪要》，王策（王策与王岳礼参加，代表其妻子郭静、同时也代表青岛昌盛源公司、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签字，陈敬新黄显阳代表孙焕英签字。确认：将一林公司中郭静股权变更归青岛昌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焕英；建一公司再向青岛昌盛源公司放贷3000万元，已经于2018年1月5日前分次取得贷款1600万元（实际上是青岛昌盛源公司欠建一公司600万元，山东昌盛源公司及王岳礼于2016年9月7日借孙焕英1000万元）；孙焕英借款1000万元给一林昌盛源公司作为流动资金，青岛昌盛源公司将公司的设备及仓储库房租给一林公司，租赁期限为长期不收取租赁费；等等。2018年3月6日各方签署《盘点移交报告》，青岛昌盛源公司向一林公司移交案涉资产。王策、张强代表青岛昌盛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签字。青岛昌盛源公司加盖骑缝章，王策又是山东昌盛源公司的一人股东、执行董事，也是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对该移交完全知情和同意的。自移交日起，一林公司占有使用案涉资产开展经营。2018年4月10日签署一林公司《章程》确定，“第8条、股东承担以下义务：（5）股东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应在公司设立后3个月内将其位于青岛市的码头及港口场地全部租赁使用权转移至公司名下并重新签署有关合同；并应将其位于该码头及港口场地的全部设备仓储库房租赁给公司使用，最终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转让给公司；相关租金及转让价款由公司承担。（6）股东孙焕英应负责为公司筹集进口货物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相关还款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支付责任由公司承担”。2018年4月10日，一林公司股东变更，郭静将持有一林公司股权中的49%转让给青岛昌盛源公司、2%转让给孙焕英，孙焕英持股达到51%，青岛昌盛源公司成为股东并持股49%。孙焕英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郭效平为监事。2018年4月12日签署《股东会决议》，确定将涉案资产折价2000万元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对一林公司的长期投资、公积金；孙焕英2000万元作为长期投资、公积金。同时移交的相关文件均有山东昌盛源公司、或青岛昌盛源公司加盖印章，并通知大港分公司、中外运公司。2018年6月1日，青岛昌盛源公司股东由郭效平变更为王策（49%）、黄建平（51%），郭效平作为一人股东，在青岛昌盛源公司的权利义务由王策、黄建平承担；王策为青岛昌盛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黄建平为监事。自此，青岛昌盛源公司开始反悔其对一林公司承担的股东义务、滥用股东权利，反悔投入的资本公积金。2018年6月6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向大港分公司发出《公函》，称“停止与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的合作”；2018年6月26日青岛昌盛源公司向一林公司发出《终止使用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使用码头进行港口作业。都充分证明一林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案涉资产。因此，虽然青岛昌盛源公司及王策上诉主张涉案资产是山东昌盛源公司的，但山东昌盛源公司对一审判决的认定服判，没有对此认定事实提出上诉请求，可见一审判决对案涉资产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投入到一林公司的认定是准确的。综上，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答辩称，同意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的上诉意见。 中外运华中公司、中外运仓码公司不发表意见。 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8）鲁02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2018年4月10日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合法有效；二、被告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不超过13333400元）；三、被告王策对被告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原告孙焕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800元，由原告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02305元，由被告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被告王策负担14495元及保全费5000元。 二审中，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涉案52号泊位2018年4月-2019年3月场地租赁费发票1张（原件）。证据二、涉案52号泊位2019年4月-2020年3月场地租赁费发票1张（原件）。证据一、二共同证明：1.两张发票系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因判决中不认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故大港分公司在发票复印件上载明租赁费交纳的具体时间段并加盖大港公司的发票专用章；2.结合一林公司、孙焕英在一审中提交证据2可以证明涉案泊位场地租赁费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向大港分公司交纳，一林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1明显不是场地租赁费而是作业包干费，也证明涉案泊位租赁使用权从未交付过，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三、《授权委托书》1份（复印件）。证明：张强自2018年3月1日起系一林公司的员工，其在《盘点移交报告》上的签字不能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四、《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1份（原件）。证明：1.该份合同系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作业合同；2.证明经大港分公司同意，在不影响山东昌盛源公司正常靠泊使用要求下，可以为任何第三人提供接卸服务，任何有港口接卸需求的公司可以与大港分公司签订港口作业合同，之后在合同有效期，便可以使用涉案码头泊位公共服务功能，在青岛港码头发生接卸业务，但并不对涉案泊位、场地具有租赁使用权，更不对涉案场地设备拥有所有权。至于码头泊位公共服务功能在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证据五、《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1份（原件）。证据六、《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1份（原件）。证据五、六共同证明：1.两份合同系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作业合同；2.根据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山东昌盛源公司在正常靠泊量使用需求较少或者不使用时，大港分公司会与接卸需求量大的公司签订作业合同以充分利用码头资源，在山东昌盛源公司靠泊需求量较大时，大港分公司会再与山东昌盛源公司单独签订作业合同，但涉案《合作协议》一直都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实际履行，从未发生变更，其他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作业合同后，也仅仅是在合同期限内可以使用涉案码头公共服务功能，在青岛停靠卸货。证据七、山东昌盛源公司未完成2018年最低保证量补交的港口费用发票共计7张（原件）。证明：这是山东昌盛源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在未完成2018年最低保证量情况下向大港分公司补交的港口费用，即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5的费用。据此可以证明，一直都是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在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内容，一林公司、孙焕英主张由其交纳最低保证量属于歪曲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泊位场地租赁使用权和设备已经交付，也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八、《港口作业合同》5份、《青岛昌盛源卸船日志》5份（原件）。证据九、《大港公司业务协调人员名单确认表》一份（原件）。证据八、九证明：1．5份作业合同和卸船日志均是2018年3月份至2018年5月份形成的，其中卸船日志中均有大港分公司人员签字，可以证明青岛昌盛源公司一直在履行内外贸作业合同，《盘点移交报告》中的设备、附属工具等并未实际向一林公司交付；2．其中一份作业合同的日期是2018年3月3日，而附随的卸船日志日期也是2018年3月4日，此时《盘点移交报告》并未签署，可以证明此时一林公司之所以可以在涉案码头卸货，是因为港口码头具有公共属性，只要经过大港分公司同意，即使未签订内外贸作业合同，任何第三方也可以在涉案港口卸货，只是一船货一签订简要的作业合同，但并不对涉案泊位、场地具有租赁使用权，更不对涉案设备拥有所有权，一林公司提交的2018年3、4、5月份的作业包干费、港杂费发票就是根据这些临时简约的作业合同产生的，而不是依据山东昌盛源公司的《合作协议》以及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的内外贸易作业同。证据十、《航次租船（代理）合同》一份（原件）、证据十一《粒化高炉矿渣粉购销合同》一份（原件）、证据十二《矿粉买卖合同》一份（原件）、证据十三增值税专用发票8张（发票号：08580475、08580476、08580477、08580478、08580479、08580480、08580481、08580482）（原件）。证明：结合证据8中2018年3月31日的港口作业合同和卸船日志，可以证明涉案卸船设备、附属工具等并未实际交付给一林公司，2018年3月份-2018年5月份，一直由青岛昌盛源公司根据内外贸作业合同约定使用山东昌盛源公司的设备进行作业并对外开展业务，因为大港分公司、中外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不同意变更协议和交付，所以一林公司从未在涉案泊位、场地运营过，相关设备、附属工具也从未实际移交过。证据十四、《入港车辆登记表》一份（复印件）。证明：结合证据3可以证明，张强自2018年3月1日起，已经是一林公司员工，并有一林公司的授权，代表一林公司，其无权代表山东昌盛源公司或青岛昌盛源公司签订《盘点移交报告》。并且在我方提交的多份卸船港口作业合同中及证据8，张强一直是作为一林公司的委托人，并有一林公司的盖章和签字。证据十五、最低保证量滞纳金收据4张。证明：1．根据涉案《合作协议》约定，因山东昌盛源公司未完成2018年的最低保证量80万吨的约定，而向大港分公司缴纳的滞纳金；2．结合证据7，补交的保有量港口费用发票，可以证明山东昌盛源公司一直实际使用涉案码头泊位、场地，从未向一林公司转移码头泊位和场地的使用权，涉案《合作协议》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履行。证据十六、《水费通知单》一份（原件）。证明：52号泊位的水费、电费等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公司交纳，这也是山东昌盛源公司在一直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可以证明山东昌盛源公司一直实际使用涉案码头泊位、场地，从未向一林公司转移码头泊位和场地的使用权，涉案《合作协议》也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履行。证据十七《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1份（原件）、证据十八《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1份（原件），来源于被上诉人山东昌盛源公司。证据17、18证明：1．两份合同系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于2020年1月1日签订的作业合同；2．结合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9、20，二审中的证据5、6，以及一林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5，不仅可以看出合同履行时间上是存在重合的，可以证明山东昌盛源公司签订的内外贸作业合同依据的是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而其他任何第三方包括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的内外贸作业合同依据的是港口码头具有为任何第三方卸货的公共属性，这一点在《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不能因为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了内外贸作业合同就认定是青岛昌盛源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一审判决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可以证明实际在涉案泊位从事作业业务的是山东昌盛源公司和青岛昌盛源公司，一林公司从未在涉案泊位经营过，《合作协议》一直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在履行，上诉人不存在抽回投资的侵权行为。 一林公司、孙焕英质证称：1．对07658390号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比对该证据与青岛昌盛源公司一审提交证据，属于一审2019年1月22日提交07658390号发票联的抵扣联。青岛昌盛源公司对2018年4月-2019年4月的52区场地租赁费的主张，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是带有青岛保税区港荣仓储中心有限公司印章的2018年6月20日的0002951号收据，内容为“缴款单位山东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场地租赁费405150元”；其在一审中于2019年1月22日又提交证据，是带有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发票专用章的2018年12月12日的07658390号发票联，内容为“购买方山东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405150元”。本次证据是07658390号发票的抵扣联，内容一致，复印件上备注的“此发票07658390开具的是2018年4月-2019年3月的场地租赁费，特说明”不能确认就是大港公司的备注。上述证据的记载日期均在2018年6月12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侵占案涉资产后，不能排除为侵占制造证据的合理怀疑，并且三份证据相互矛盾，也与《合作协议》的约定相违背，该协议签署于2015年4月10日，第五条约定租费于每一年度第1个月15日前向甲方足额付清，即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0日年度的租费应当于2018年4月15日前付清。上述证据不能否认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21，大港分公司收据。大港分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向一林公司全额收取405150元，收据号为0002851。摘要虽写为作业包干费，实际为2018年4月-2019年4月年度租费。2．对01914851号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该证据标注形成时间是2019年4月18日，正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不能排除山东昌盛源公司故意取得发票制造侵占资产合法性的合理怀疑。补充：对证据1、2看过原件，是在复印件上加盖大港分公司发票专用章，但也不能排除大港分公司记账混乱出现的错误备注的可能性，不能证明2018年度的租金是山东昌盛源公司交付的。更有可能是大港分公司为了配合山东昌盛源公司参加诉讼而制造虚假证据的情况。3．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该证据记载“兹授权我单位张强……本授权自授权自2018年3月01日生效……2017年03月01日”，矛盾太大，一林公司设立于2018年1月26日，王策妻子郭静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到2018年4月10日变更孙焕英为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10日前王策代表其妻子郭静行使职权。不能确认该证据加盖“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字样印文的真实性，即便真实，也不能排除王策手中持有空白盖章纸张临时打印形成，因为明显的“本授权自授权”、“2017年03月01日”等错误都无法修改。同时，张强多年都是山东昌盛源公司、青岛昌盛源公司在涉案资产上的卸船机等安装维护人员，在2018年3月6日涉案资产移交之后也为一林公司提供过临时设备服务，但劳动关系一直在山东昌盛源公司，3月6日涉案资产盘点时是作为山东昌盛源公司、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设备管理代表盘点设备。4．对2017年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的《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经查，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3日，2017年度王岳礼持股80%担任法定代表人，李杰持股20%担任监事，2018年4月23日变更股东为王守英100%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11月3日案涉资产建设完工，即便2017年1月1日大港分公司与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签订《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也是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不是为第三人提供接卸服务。另，该证据在一审中未提交过，不能排除青岛昌盛源公司到大港分公司补签的合理怀疑。对证据5、6《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该证据标注时间是2019年1月1日，正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不能排除山东昌盛源公司故意取得该证据制造侵占资产合法性的合理怀疑。同时在一审中，青岛昌盛源公司曾提交标注时间2018年9月28日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之间的《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记载有效期为2018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证据与青岛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并转由一林公司履行的2018年度《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外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有效期相冲突，我方质疑属于串通伪造证据。即便上述作业合同确实存在，也是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不是为第三人提供接卸服务。同时证明了山东昌盛源公司明知涉案资产移交投资到了一林公司，反而签署作业合同侵占经营，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证据7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即便山东昌盛源公司缴纳了2018年度未完成最低保证量港口费用，因我方主张的该项损失，一审判决认为尚未发生没有支持，一林公司上诉也没有主张该项损失。对证据8、9、10、11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一审中均未出现过，其中的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属于履行每年度的年度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根据进口卸货的每一船次进行卸货，如果该每一船次的作业合同是真实的，恰恰证明了该期间是一林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和年度作业合同。对证据12、13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这是青岛昌盛源公司在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起诉一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出现的证据，在该案当中增值税发票和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虚增了900余吨，虚增的货款17万余元，同时，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也是错误的，实际是青岛昌盛源公司采购的一船矿粉本来是运往烟台，但因无法卸货，运至青岛港52号泊位，以船舷价格出售给一林公司，由一林公司委托大港分公司卸货并交纳作业费，存储在一林公司位于码头的仓库中，该案市南区法院正在审理中。对证据14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也说明在2018年3月20日之后一林公司安排车辆入港在52号泊位进行作业，泊位的使用权归一林公司，至于其中出现的张强，与我方质证意见三的认可相一致。对证据15、16、17、18该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因发生于2019年3月28日之后，是青岛昌盛源公司已经侵占涉案资产，并在本案的诉讼当中产生的，不能排除青岛昌盛源公司和山东昌盛源公司为制造侵占资产的合法性而制作证据。但两份作业合同期限是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由山东昌盛源公司和大港分公司签属的合作协议的附件年度作业合同，这也说明山东昌盛源公司是涉案资产的侵犯人之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质证称，同意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的意见。 中外运华中公司、中外运仓码公司质证称，这些证据与我方无关，不发表意见。 针对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提交的证据，一林公司、孙焕英提交下列反驳证据：证据1、一林公司付款申请单1页（原件）。证明2018年4月16日王策签字在一林公司报销去越南机票餐费住宿费，该次到越南就是洽谈从越南长期进口水泥。这与以下证据相印证：2018年4月12日一林公司与青岛一林源盛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合同》；我方一审证据22中华韵1轮运输的水泥，2018年5月5日靠泊卸货；证据60-64中的华韵16轮运输的水泥，2018年7月4日到达青岛港滞期至2018年10月11日卸货完毕；与越南的进口合作是长期的，同样飞雄5号轮、平翔16号轮所运唐山货物，都是与唐山有关企业的长期供货及运输合作，一林公司作为独立经营主体，不能因为2018年6月3日《公司解散通知》、6月12日资产被侵占而停止经营。同时王策的签字也表明涉案资产已经全部移交给一林公司，王策代表郭静参与经营。证据2、一林公司付款申请单1页（原件）。证明2018年4月27日向大港分公司支付52区场地租赁费405150元，有王策的签字，说明青岛昌盛源公司是确认的。该证据与一审我方证据21中的0002851号收据相印证，一林公司2018年4月28日向大港分公司支付2018年4月-2019年4月年度租费。也与《合作协议》的约定相印证，该协议签署于2015年4月10日，第五条约定租费于每一年度第1个月15日前向甲方足额付清，即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0日年度的租费应当于2018年4月15日前付清，实际拖延至4月28日支付。证据3、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页，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打印件。证明内容：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3日，2017年度王岳礼持股80%担任法定代表人，李杰持股20%担任监事，2018年4月23日变更股东为王守英100%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这说明，2016年11月3日52号泊位建设完工后，即便青岛昌盛源公司二审提交的2017年1月1日大港分公司与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签订《内贸进口货物港口作业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属实，也是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同时，向法庭出示一审中我方的证据2，盘点移交报告的原件，因青岛昌盛源公司在上诉及答辩中陈述没有加盖青岛昌盛源公司的印章，辨认该原件，王策、张强代表青岛昌盛源公司、山东昌盛源公司参与盘点移交，青岛昌盛源公司加盖了骑缝章。 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付款申请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排除后期制造的虚假证据，机票上的乘客人并不是王策，大港分公司的收据明确写明是包干费，不是租赁费，与一林公司的主张相矛盾，同时一林公司主张青岛昌盛源公司确认一林公司可以向大港分公司交纳租金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为缴纳租金的依据是山东昌盛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青岛昌盛源公司无权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烟台福泰盛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与大港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依据是涉案码头公共属性，而不是合作协议。 中外运华中公司、中外运仓码公司质证称，不发表意见。 对上述证据，因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提交的证据三《授权委托书》、证据十四《入港车辆登记表》系复印件，一林公司、孙焕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一审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分讼以及一林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二、一审判决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侵害一林公司财产权利及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正确；三、王策、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对案涉损失应否承担责任。 一、关于2018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分讼以及一林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上诉主张，2018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性质上不是股东会决议，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合作协议。经审理认为，一林公司的股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和孙焕英，且2018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系公司的经营事项，具有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故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上诉主张，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但一林公司、孙焕英的诉讼请求中既包含侵权赔偿法律关系的给付之诉，又包含请求确认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有效的确认之诉，且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之间没有关联性，给付之诉的内容并非是履行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两者在诉的标的、诉的原因上是不同的，是两个并列的诉争法律关系，并且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不能在同一个诉讼中解决。经审理认为，本案并非单纯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系一林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章程的约定对侵害其公司财产权益的股东主张损失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会决议性质及章程效力的认定是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基础，属本案必须审理的范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结合上述认定，一林公司作为本案的一审原告是适格的。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侵害一林公司财产权利及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一）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履行。根据2018年4月10日一林公司章程、2018年4月12日一林公司股东会决议，青岛昌盛源公司将案涉13#、52#泊位、杭州支路3号甲-2的配套设施及所占用的场地使用权作价2000万元，作为长期投资投入一林公司。2018年3月6日《盘点移交报告》载明青岛昌盛源公司向一林公司盘点移交了案涉泊位、场地上的设备,落款处有王策、张强的签名;2018年3月27日青岛港供电分公司开始向一林公司开具电费发票，2018年4月9日大港分公司开始向一林公司开具相关港杂费、作业费发票；2018年4月12日青岛昌盛源公司与一林公司签订《变更协议》，将内外贸货物港口作业合同的主体变更为一林公司；2018年6月20日加盖有大港分公司市场部章的函，载明2018年3月变更协议已送达大港分公司。上述事实说明，青岛昌盛源公司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同时，青岛昌盛源公司于2018年6月6日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大港分公司自2018年6月1日起停止与一林公司的合作，收回其经营权；青岛昌盛源公司于2018年6月3日向孙焕英送达《公司解散通知》，要求一林公司支付中外运仓码公司场地费10万元、水电费25000元，向大港分公司支付相关港杂费、水电费等费用等，亦可证明相关场地使用权进行了交付。上述《盘点移交报告》、青岛港供电分公司向一林公司开具的电费发票、大港分公司向一林公司开具相关港杂费作业费的发票等系证明青岛昌盛源公司履行股东会决议的直接证据，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履行股东会决议的直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因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未予采信，一林公司、孙焕英二审提交的反驳证据亦无实际意义，本院亦不予采信。（二）青岛昌盛源公司是否侵害了一林公司财产权利。股东投资公司的财产一经交付即成为公司财产，不得擅自抽回。本案中，自2018年6月3日开始，青岛昌盛源公司向孙焕英发送《公司解散通知》，向大港分公司发送停止与一林公司合作收回经营权的公函，向一林公司发送终止使用通知书，2018年6月27日青岛港供电分公司开具的相关发票抬头亦变回至青岛昌盛源公司，可以证明青岛昌盛源公司确已将相关的设备、场地使用权等收回，同时青岛昌盛源公司亦认可现在占有案涉设备、场地使用权，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一林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约定，构成对一林公司资产的侵占。一审判决认定青岛昌盛源公司侵害了一林公司的财产权利，应当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三）关于赔偿数额问题。一林公司、孙焕英上诉主张，因青岛昌盛源公司的案涉侵权行为，造成飞雄5号轮、平翔16轮、华韵16轮货物无法卸货的实际损失，应由青岛昌盛源公司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侵权损害赔偿与违约损害赔偿在赔偿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防止损失扩大规则作为限制损害赔偿范围的一项基本规则，在侵权案件中可以参照适用。本案中，根据一林公司、孙焕英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其主张的上述损失均形成于其明知侵权事由发生后，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青岛昌盛源公司对此不负赔偿责任。本案系因青岛昌盛源公司违反资本充实原则，擅自将投资撤回而引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一审法院比照青岛昌盛源公司投资的折合价值2000万元作为基数，自2018年6月13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止，作为一林公司生产经营性损失由青岛昌盛源公司予以赔偿，并无不当。 三、关于王策、山东昌盛源公司、郭效平、广奥公司对案涉损失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策在案涉《会议纪要》、《盘点移交报告》中均签字，对于案涉资产系青岛昌盛源公司投入一林公司的资产知晓，并参与了相关的履行行为，但其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违反一林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约定，撤回青岛昌盛源公司对一林公司的投资，导致青岛昌盛源公司对一林公司侵权行为的发生，其未尽到作为青岛昌盛源公司执行董事的勤勉忠实义务，应对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青岛昌盛源公司、王策主张王策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郭效平虽在案涉股东会决议、章程签订时系青岛昌盛源公司的一人股东，但于2018年5月29日将其持有的青岛昌盛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策、黄建平，其虽为一林公司监事，但一林公司、孙焕英没有证据证明郭效平参与实际决策或实施侵占行为，一林公司、孙焕英主张郭效平承担责任证据不足；一林公司、孙焕英要求山东昌盛源公司、广奥公司对案涉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25元，由青岛一林昌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孙焕英负担122965元，由青岛昌盛源矿渣微粉有限公司、王策负担279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彩林 审判员  曹 毅 审判员  娄勇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董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