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91刑初71号公诉机关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立伟，化名赵杰，男，汉族，1988年1月18日出生，高中文化，住址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2019年9月9日因本案被建湖县公安局公安抓获并羁押于建湖县看守所，2019年9月17日被洛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10月22日被逮捕。辩护人张新峰、李彦霖（实习），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洛开检一部刑诉（2020）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立伟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秋丽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刘立伟，辩护人张新峰、李彦霖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以来，以杨泽芳（化名杨柳）、杨泽良（二人被湖南警方抓获处理）为首的犯罪组织在江西、湖南、河南等省多市从事犯罪活动。该犯罪组织以直销“天津天狮集团”产品的名义建立“传销模式”组织结构，分业务总管、业务经理、业务主任（分大主任和主任）、业务代表（也称管家）、业务员（包括大哥、师傅、二师傅）、帅哥和美女六个层级；该犯罪组织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元，每个“家庭”由主任（1人）、老板（业务代表和业务员统称老板，一般6至9人）、帅哥和美女（1至2人）组成，每名大主任管理三至四个“家庭”作为一个团队；该犯罪组织层级分明，逐级管理，下级对上级忠诚负责，业务总管管理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管理大主任，大主任管理主任和宝宝（美女晋升业务员后称宝宝），主任负责“家庭”所有事物，管家协助主任管理“家庭”，业务员受主任和管家管理，大哥、师傅、二师傅（也称附带）都是帅哥或美女进“家庭”之前临时从业务员中指定，角色不固定，帅哥晋升业务员后角色自行取消，帅哥和美女即为新骗入犯罪组织的被害人；该犯罪组织以网络交友的方式将被害人骗至洛阳，并通过限制外出及使用通讯工具等方式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再以暴力、胁迫等方式逼迫被害人说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账号密码，随即将被害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内的钱全部取出，逼迫被害人“自愿”购买“天津天狮集团”的所谓“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产品）以完成对被害人钱款的占有。之后又威逼被害人按照该犯罪组织事先设计的套路骗取被害人亲友给被害人转款，继而逼迫被害人用亲友转款“自愿”购买“天津天狮集团”的所谓“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产品）以完成对被害人亲友转款的占有。此后继续通过反锁屋门、轮流看管等方式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以提成返利、伤害亲人等方式威逼利诱被害人留在该犯罪组织中，采取类似传销授课的手段对被害人洗脑，将被害人发展为组织成员，再利用其为该犯罪组织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等犯罪行为并发展新成员。被告人自称强行占有的钱款最终流向该组织的最高层级人员，再由最高层级人员将部分钱款返还作为下级骨干人员的提成和经费，如此循环递进，维持组织运作，扩充组织队伍。2018年以来，洛阳、开封两地警方重拳出击，将该犯罪组织成员陈亮、任强、秦国松、李**、粟逸飞、岳换、刘涛、黄太康、张爵伟、高青、秦志、王德友、张传超等人抓获归案。在公安机关的高压态势下，同年6月24日崔用超、张辉（化名“陶杰”）带领谢付友、韩成标、赵凯、董岩等骨干成员逃往湖南郴州，重组团队，继续实施犯罪活动。该组织规模庞大，结构严密，系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在洛阳、常德、郴州等地多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刘立伟2013年1月被骗入该犯罪组织，洗脑后自愿加入其中，在伙同组织成员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逐步晋升为管家、主任、大主任、业务经理，2019年4月下旬离开该犯罪组织。在此期间，刘立伟在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多市参与或指导所管理团队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等犯罪活动，或为该犯罪组织其他骨干成员提供后勤保证，并从该犯罪组织获得赃款150余万元。2017年6月至8月上旬，刘立伟在河南开封负责给业务总管高方勇（化名易军，河南片区总负责人，已判刑）、业务经理刘玉明（在逃）等人买菜做饭，交纳房租及水电气费，为高方勇、刘玉明等人在开封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犯罪提供后勤保障。2017年8月上旬至2017年11月中旬，刘立伟在洛阳管理付洪团队，该团队在洛阳多次实施犯罪活动。2017年11月下旬至2018年3月中旬，刘立伟在洛阳负责给业务总管高方勇、业务经理陈群（化名陈辉，已被开封警方抓获处理）、业务经理张博（化名张博文，在逃）三人买菜做饭，交纳房租及水电气费，为高方勇、陈群、张博在洛阳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犯罪提供后勤保障。2018年3月下旬至2019年4月，刘立伟被调往衡阳、岳阳、宜春等城市为犯罪组织骨干人员实施犯罪提供后勤保障，期间在衡阳指导管理杨思敏团队实施犯罪活动。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所实施的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均系有组织的犯罪。被告人刘立伟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应当以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立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人刘立伟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立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非法拘禁罪罪名无异议，认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提出其是买菜做饭交费做后勤，没有参与抢劫，没有指导过杨思敏团队，其领取100万元而不是150万元，其中的50万元是别人工资，已取出给别人了。被告人刘立伟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拘禁罪无异议，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立伟犯抢劫罪不能成立；刘立伟在该组织的实质性地位和作用与其业务经理这一级别并不相符，其在该组织里的职务实际上是后勤经理，并非业务经理，主要负责后勤辅助性事务，从来没有积极主动参与领导指挥其下级成员实施抢劫新人财物的行为，尤其是从2017年8月来洛阳以后，因其带团队业绩很差三个月就被调离管理岗位，虽然保留其职务级别为经理，但其身份实质上是起领导作用的管理人员，主要工作内容多数时间仅是从事后勤服务工作，为其他经理租房、买菜、做饭、交水电气费等杂活，其职位的重要性远没有其他业务岗位重要，仅仅是一些普通的事务性工作，属于任何人员均可胜任的工作，对该组织犯罪活动没有提供关键的实质性的作用，自2017年8月以后，被告人在该组织当中实际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起诉书指控刘立伟为主犯与事实不符，应认定为从犯；对待新人的态度上刘立伟也与其他业务经理、业务主任不同，刘立伟没有按照组织要求的操作程序对待新人，反而在管理付洪团队时明确要求付洪和其他团队成员善待新人，不许殴打、威胁新人，不能强行拿走新人的钱财，劝说新人自愿交钱购买产品，说服新人跟着做行业，让新人安心待在组织里，开心做行业，禁止强迫新人留下，不愿加入的立即放走，每次新人来后付洪向刘立伟汇报时都是按照其要求对待新人的，公诉机关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刘立伟直接实施或者指示他人实施抢劫行为；刘立伟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非法拘禁罪认罪认罚，认罪态度好，没有积极主动直接或者要求下级人员实施暴力、威胁、强取财物，纵观整个经过，刘立伟对该组织的贡献明显低于其他同级别人员，其实际作用地位与经理级别明显不一致，不能仅仅因为经理级别就简单认定其起到管理的主要作用，刘立伟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其他经理级别的人员；刘立伟在被捕时已主动脱离该组织，也是初犯，无前科；综上，刘立伟仅构成非法拘禁罪，且为从犯，建议对刘立伟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多年以来以直销天津天狮集团产品为幌子、实为利用传销模式实施犯罪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地跨河南洛阳、开封、新乡，江西宜春、上饶、鹰潭、景德镇，湖南长沙、岳阳、常德、株洲、郴州、张家界，广西南宁等多地，建立众多犯罪窝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多次实施犯罪，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地域较广，组织规模较大，所犯罪行较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重要成员、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与者，层级结构较为稳定，职责分工较为具体，自上而下分为老总、大经理、经理、大主任、主任、一般人员（称为老板），分级管理。老总为组织者、领导者，并任命经理级别人员；经理任命大主任并管理相应数量的大主任；大主任任命犯罪窝点主任，管理三四个窝点主任形成一个团队，并不定期安排窝点人员在窝点之间调动，防止因人员之间熟悉而发生意外，大主任所管理团队内部及团队之间相互配合，由大主任安排团队内窝点主任到团队内和团队间的其他窝点交叉作案；主任管理一个犯罪窝点的日常，受大主任管理，有关事项需向大主任请示报告。主任及以上级别人员不再称呼本名，另行取名意图保全自身及组织安全。此外另有称为宝宝的角色参与作案。截止本案处理阶段，河南洛阳、开封、湖南郴州、岳阳等地警方相继查明该犯罪组织的老总、大经理、经理、大主任、主任、老板等共计百余人。该犯罪组织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个犯罪窝点犯罪所得赃款不得自行处理，要自下而上通过大主任上交至组织高层统一管理支配，高层根据情况自上而下“拨付经费”、“发放收入、提成”，大主任、主任级别可以收到相对固定的“收入”，每个犯罪窝点的一般开销费用由主任从收到的“收入”或者通过大主任向高层审批的费用中支出，窝点的老板一般没有“工资”。该犯罪组织犯罪目的明确，通过实施抢劫和非法拘禁，强行占有他人钱财，非法控制他人人身，一方面以直接对受害人随身钱财进行洗劫和强迫受害人诱使家人转款后再行强占的方式，通过抢劫手段聚敛财产供组织发展，另一方面以人身控制、威胁和精神强制、洗脑的方式使受害人转变角色加入犯罪组织，通过拘禁手段吸收成员，不断扩充组织规模和维持组织运行。该犯罪组织以窝点为基本犯罪单元，每个窝点约6至9人，由主任和老板们组成，窝点根据需要从老板中安排管家。主任负责所在窝点的日常管理，按照组织的一系列吃饭、洗漱、作息等方面规矩，统一窝点人员的日常活动，监督老板们使用手机冒充网友骗受害人，防止窝点出现问题，向大主任汇报日常情况，在大主任指定受害人到某个窝点后对窝点老板们进行分工，避免引起受害人怀疑，以顺利使受害人进入窝点，按照大主任安排将受害人接到指定窝点、到其他窝点抖包、抖密码、坐寝、参与强迫受害人与家人通电话要钱的过程，管家协助主任管理所在的窝点，主任可以自由出入窝点和使用手机，管家可以自由使用手机。窝点老板们的手机统一由管家保管，防止窝点人员报警和与外界联系，一般只有在冒充网友行骗时临时发给老板们并监管使用。犯罪窝点以在老旧小区租房为主，一般为两室一厅，要求房租不高以降低成本，窝点所在楼层要高以防止窝点被发现，窝点要有防盗窗以防止受害人跳楼逃跑和方便拘禁受害人员。该犯罪组织作案手法形成套路，主要作案环节为骗、接、抢、拘。在行骗环节，主要是窝点人员、宝宝通过手机软件按照组织规定的标准筛选和物色对象后，冒充女性以交男女朋友为借口进行聊天骗取受害人信任，将受害人骗到窝点所在城市；在接站环节，主要是在受害人到达窝点所在城市后，大主任指定接站主任和宝宝将受害人接到指定窝点；在抢的环节，主要是在受害人被顺利接到指定窝点之后，窝点人员按照事先分工，主要先以推、拉、按倒在地、毛巾捂嘴等直接暴力方式将受害人控制在窝点男寝，逼迫受害人就范（该步骤称为冷静），又忽悠受害人祖坟冒青烟、受害人交好运（该步骤称为冒烟），再以吹嘘抖包主任是黑社会、很厉害、有实力、干违法事、手段残忍等言语恐吓（该步骤称为树形象吓唬），让受害人产生恐惧，放弃反抗和逃跑念头，在此情况下其他窝点主任踹开男寝门到场，先以扇耳光、言语威胁甚至浸水的方式进一步使受害人服从，再行抖包即强行搜走受害人随身现金、手机、银行卡等钱财，以代为保管为名予以书面登记要求受害人签字，当场或者随后强行向受害人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密码及有关支付密码，约几天后再主要由受害人所在窝点主任、大主任（有时候有其他窝点主任）直接逼迫受害人与家人通电话向家里要钱，要钱借口一般是去女友家相亲买礼物、或者是在女友家请亲戚朋友吃饭、或者给女友爷爷奶奶过寿、或者是订婚买三金，待受害人家人通过银行账户、微信等方式转款后再强行取走。在强占受害人钱财后，强迫受害人以购买产品的名义签单子作为强占钱财的幌子和受害人转变为老板的形式，之后强占的钱财以及书面登记财物情况和所签单子通过大主任上交。受害人在窝点期间，窝点主任还要安排窝点人员在睡觉时间看着受害人，防止其逃跑或者跟外界联系（该步骤称为守夜）；其他窝点主任也要到受害人所在窝点进行上课、洗脑（该步骤称为坐寝）。受害人受到窝点人员一系列的看管、聊天、洗脑，无法与外界联系，每天呆在男寝，窝点锁门，不准外出，不许擅自走动，不让靠近窗户，时刻有人跟随，上厕所也有人跟着，遭受严格看管。2018年6月下旬、8月下旬该犯罪组织在河南洛阳、湖南郴州窝点实施犯罪活动的部分人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被告人刘立伟供述于2013年1月被骗到湖南长沙窝点，2013年5月起任主任管理窝点，2014年二三月份起任大主任管理团队，2014年六七月份任经理，2017年6月调到河南开封，主要从事所在城市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后勤保障，2017年8月上旬起被指派到河南洛阳管理“付洪”团队，2017年11月中旬起由于管理团队不善不再管理团队，主要从事所在城市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后勤保障，2018年3月起先后调到湖南衡阳、江西宜春、湖南岳阳等地从事后勤保障，2019年4月脱离犯罪组织，2019年9月9日被建湖县公安局公安抓获。2017年6月至8月上旬被告人刘立伟在河南开封任经理期间主要负责给该犯罪组织的河南片负责人“易军”、业务经理等人做后勤保障，主要是买菜做饭、交纳房租、水电气费；2017年8月上旬起至2017年11月中旬被指派到河南洛阳管理“付洪”团队；2017年11月中旬起由于管理团队不善不再管理团队，主要负责给该犯罪组织的河南片负责人“易军”、业务经理等人做后勤保障，主要是买菜做饭、交纳房租、水电气费至2018年3月中旬，2018年3月起先后调到湖南衡阳、江西宜春、湖南岳阳等地从事犯罪组织相关人员的后勤保障。被告人刘立伟从犯罪组织获取款项的“工资”账户共计进账约200余万元，其中刘立伟通过其“工资”账户向其家人所用的账户（尾号9394）转款共计1363305.2元，向其本人所用的其它三个账户（尾号9576、9718、7078）转款共计34100元；上述账户（尾号9394、9576）另有存入现金共计114400元。2018年9月初刘立伟和家人使用账户（尾号9394）支付685250元购买了房产，房产基本信息为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正大万物城7号楼7-56-904号（嘉悦园56-904号），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了查封。另，2018年8月15日刘立伟和家人使用账户（尾号9394）支出181752元，同日刘立伟家人名下登记办理了一辆丰田牌汽车，经公安机关侦查该汽车已卖出，所得款项以及其余款项刘立伟及其家人已挥霍。另查明，2019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2017年10月期间付洪团队实施犯罪活动一次。“易军”管理大主任王袁平、王邦乐、任强及下面的家庭，其中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任强在开封期间伙同他人实施犯罪活动共计八次，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任强在洛阳任大主任期间伙同他人或者指使他人实施犯罪活动共计十六次。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1、刘立伟户籍证明、抓获经过证明：证实：刘立伟的基本情况以及到案情况；2019年9月9日刘立伟在建湖县被建湖县公安机关抓获，临时羁押于建湖县看守所。2、刘立伟供述：证实：2013年1月份被骗入湖南长沙的犯罪组织，2013年5月份被提拔为主任，开始管理一个家，2014年2、3月份被提拔我大主任，开始管理一个团队，2014年7月份被提拔为业务经理，化名赵杰，开始伙同组织成员在湖南长沙、岳阳、衡阳、江西南昌、宜春、河南开封、洛阳等地实施犯罪活动，今年4月下旬我离开犯罪组织，此后一直在老家打工，直到9月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我被骗进犯罪组织家里后立即被控制起来，强行将我的手机电池扣走，不让我跟外界联系，也不让我外出。该犯罪组织的最高级是业务总管，也叫大老总，第二级是业务经理，也叫老总，第三级是业务主任，分大主任和主任，第四级是业务代表，第五级是业务员，业务代表和业务员统称老板，最低层级是帅哥和美女。业务经理一般管一个业务打准，能力强的管理二至三个业务大主任，也有做后勤保障的业务经理。我管理团队是要求在被害人自愿的前提下把被害人微信、支付宝等内的钱都提现到被害人的银行卡里，如果被害人跟家人打电话骗到钱，骗来的钱让直接打到被害人的银行卡里，我再指使小主任或大主任通过ATM取款的方式见被害人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再通过大主任交给我。至于我管理的团队或其它团队大主任、主任咋操作的我不清楚。我当主任时管理一个家，当大主任时管理一个团队，提拔为业务经理后开始带团队，没把团队就不让带了，主要安排我到各个城市负责经理以上级别人员的后勤保障（买菜做饭、交水电气费及房租等），并听从该犯罪组织上层领导临时指派的其它任务。2017年8月上旬我到洛阳，来洛阳之前在开封呆了约两个月，当时是杨震海指使我来洛阳的。我在开封主要负责给高方勇及另一经理买菜做饭、交水电气费及房租，偶尔做一些上层领导临时指派的其它工作。2017年12月份张博从开封调到洛阳后也和我们住在一起，2018年3月初杨震海把我调到湖南衡阳。杨震海指使我来洛阳管理付洪团队，我管理付洪团队是有三个家，付洪自己管一个家，王邦乐管一个家，另一个家我想不起来主任名字，整个团队有二十一二个人。2017年11月中旬杨震海和高方勇就不让我历付洪团队，我管理付洪团队约三个月。在洛阳管理付洪团队期间一是受高方勇领导，教大主任付洪如何管理团队，二是将付洪每天向我汇报各家的情况转告高方勇，接受高方勇工作指导，三是受高方勇指使，把付洪取出新人的钱拿过来存入高方勇提供的银行卡内，四是给团队成员发工资，给付洪各家转发住房租金及生活开销。我管理付洪团队期间印象中骗来了四五个人，具体多少不清楚。我没接触过新人，每次新人被骗进我们团队后都是付洪安排具体接待及后续工作，他只是向我汇报一下新人的情况。管理付洪团队期间，付洪交给我约二十万，付洪把钱交给我后我迅速打入高方勇提供的银行卡内。不让我管理付洪团后我在洛阳负责给高方勇、陈辉、张博买菜做饭，叫水电气费及房租，偶尔做一些上层指派的其它工作。高方勇是大老总，负责洛阳所有团队的全面工作，我、张博、陈辉都受他管理，他还直接管理邢鹏团队，张博从开始调到洛阳后一直管理陈志强团队，陈辉接替我管理付洪团队。犯罪组织每月统一对管理团队的经理进行业绩考评，前三名奖励，后三名惩罚，我在洛阳期间奖励过一次，奖励我5000元，被罚过两次，每次扣了我5000元工资。我在衡阳带到2018年8月底，之后调到江西宜春、湖南岳阳，最后又到江西宜春，今年4月下旬我来开犯罪组织回到老家。调到宜春给向治文、伍成涛做后勤保障工作，到岳阳给夏天做后勤保障工作。我共从该犯罪组织获得赃款约一百万元，其中65万元用于在江苏无锡市购买房子的首付款，我妻子花了十多万元，其它赃款被我挥霍一空。我在开封、洛阳期间一是2017年6月初至8月上旬期间在开封买菜做饭，每月交我、高方勇、刘玉明租住房的水电气费及房租，为高方勇、刘玉明实施犯罪活动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二是2017年8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在洛阳管理付洪团队，三是2017年11月下旬至2018年3月期间在洛阳买菜做饭，每月交我、高方勇、张博、陈辉租住房子的水电气费及房租，为高方勇、张博、陈辉实施犯罪活动做好后勤保障工作。3、高方勇供述：证实：刘立伟是我在来开封后两个月见的，他具体来开封时间我不清楚，陈永智是2017年7、8月份来的，张博文是啥时间到开封的我不清楚，只是在开封见过。刘立伟在开封呆过一段时间，具体负责啥工作我不清楚。陈群在洛阳管过团队，具体管理哪个团队我不知道，刘立伟在洛阳管过付洪团队，具体管理时间及团队情况我不知道，张博文在洛阳的具体工作我不清楚。该犯罪组织每月都对各团队的业绩进行考核，前三名各奖励5000元，后三名各惩罚5000元。4、陈永智供述：证实：我调到开封四五天赵杰就调走了，我来到开封后和赵杰、刘玉明一起为该犯罪组织在开封的团队找了四五天房子，之后赵杰就调走了。5、陈群供述：证实：2017年5月初高方勇让我跟着他一起从江西景德镇到河南洛阳开拓新的市场，高方勇为河南片的总负责人，我刚到洛阳时主要是负责做高方勇、谢咏梅后勤保障工作。到5月底，从江西宜春、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调到河南洛阳四五十组织成员，在洛阳重组两个团队，分别由付洪、张博文带领，付洪、张博文团队均由高方勇管理。8月中旬，张博文带着张梦等组织成员来到开封，陈志强晋升为大主任，接管张博文团队，继续由高方勇管理。该犯罪组织上层领导指使赵杰到洛阳接管付洪团队。10月份邢鹏、杨振华带着团队成员来到洛阳，11月中旬因赵杰管理团队业绩在该犯罪组织中连续排名后三名，杨震海就不让赵杰管理团队了，由我接管付洪团队，赵杰在洛阳负责我、高方勇的后勤保障工作。12月份张博文晋升为业务经理，调到洛阳接管陈志强团队，2018年2月份开封的团队出事了，高方勇指使陈永智带着团队逃往新乡，3月底该犯罪组织在开封、新乡、洛阳的组织成员大部分被开封警方抓了，3月31日高方勇和陈永智也在新乡被开封警方抓获归案。河南就洛阳剩邢鹏和陈志强两个团队，陈志强还被开封警方抓了，该犯罪组织上层领导指使张博文继续管理陈志强团队，我接管邢鹏团队。张博文把曹磊提拔为大主任，接管陈志强团队。4月初杨泽芳把杨飞和陈思雨调到洛阳，让杨飞协助曹磊工作，让陈思雨在洛阳负责接新人及配合新人打骗钱电话。4月中旬杨泽芳把曾飞调到洛阳监督我、张博文、陈思雨，5月上旬我家人给我打电话，告知我被开封警方上网追逃，我把这情况告诉杨泽芳，杨泽芳就不让我管理团队，叫我找地方躲起来，并指使曾飞接管邢鹏团队，之后我就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赵杰2013年已经是主任，2014年晋升经理，之后带领团队在湖南长沙、株洲、岳阳、衡阳、江西南昌、景德镇、宜春等地实施犯罪活动，2017年8月上旬调到洛阳接管付洪团队，11月中旬不让管理团队，之后在洛阳负责我、高方勇、张博文的后勤保障工作，2018年3月中旬调离洛阳，之后事我不清楚。6、曾顺德供述：证实：我在该犯罪组织里见过刘立伟，知道他在2014年之前就加入该犯罪组织，他当经理后管理过团队，但我没和他过多接触，在该犯罪组织具体负责啥工作我不清楚。7、徐南信供述：证实：我就在湖南和刘立伟一起吃饭时见过两三次，只知道他是经理级别的，在犯罪组织中具体负责啥工作我不清楚。8、李晓东供述：证实：易军管理我们团队时参加聚餐的老总有易军、张国文、陈辉还有一个姓赵的经理，陈辉管理我们团队时参加聚餐的老总有陈辉、张国文，曾飞管理我们团队时参加聚餐的老总有曾飞、张国文。9、杨思敏供述：证实：我刚到衡阳时就我自己在衡阳管团队，当时还有刘立伟在衡阳，范浩就让刘立伟指导我管理团队，也经常叫苏鹏伟来衡阳指使我，我管理一段时间团队经常有事，范浩就不让我管团队了，他接管我管理的团队。10、张慧玲供述：证实：我和我哥粟逸飞来洛阳约一个星期（2018年4月8日左右）刘立伟就调走了，我和刘立伟同时在洛阳才二三天时间，只是听陈辉说刘立伟是该犯罪组织在洛阳片的负责人，实际情况我不清楚。8月下旬我调到湖南衡阳时刘立伟已是该犯罪组织在衡阳片的负责人，管理业务经理杨思敏、苏鹏伟。11、刘立伟及其家人的银行账户明细。12、洛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查封决定书及回执：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刘立伟所购买的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正大万物城7号楼7-56-904号（嘉悦园56-904号）进行了查封；显示有抵押。13、丰田牌汽车查询情况。14、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犯罪组织成员较为固定，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重要成员、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与者，层级结构较为稳定，职责分工较为具体，犯罪组织成员以特殊形式聚集一起，犯罪目的明确，以暴力、威胁手段，通过实施抢劫犯罪和非法拘禁犯罪，强行占有他人钱财，非法控制他人人身，不断发展运行组织和扩充组织规模，在相应地区多次实施犯罪活动，以假借传销的方式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社会影响较为恶劣，符合恶势力和犯罪集团的特征。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犯罪组织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中，本案中所涉被告人对犯罪集团并非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对犯罪所得钱财亦不能实际掌控和支配，不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刘立伟接受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领导、管理、指挥，先后担任过主任、经理，多次参与实施犯罪活动，属于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本案被告人所在犯罪组织所涉罪行，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以控制、看管、洗脑方式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从进入犯罪窝点之时，对罪行的侵害手段和作案套路有切身的经历和深刻的感触，本案中所犯罪行的强制手段处于持续状态，不仅有直接侵犯他人人身的强制行为，而且有当场侵犯他人财产的强制行为，犯罪所得钱财层层上交，所谓的登记、签单形式一方面是犯罪组织上层有效了解和控制犯罪所得的途径，另一方面是犯罪组织妄图掩饰罪行的手段，这也正是本案抢劫犯罪、非法拘禁犯罪的特点，也是与一般抢劫犯罪、非法拘禁犯罪的主要区别，所犯罪行符合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充分，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辩解意见，仅仅是对罪行中的部分行为作出评价，割裂了作案过程，孤立地看待罪行，不能客观全面评价罪行的违法性和准确衡量罪行的危害性，不予采纳。被告人刘立伟的辩护人提出本案证据证实刘立伟要求不要打或威胁帅哥交钱、真不愿意加入放走的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系组织犯罪型共同犯罪，刘立伟明知组织成员实施犯罪活动时会发生暴力、威胁情况而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避免，因此应对相应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确有辩护人提出的上述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本案主犯、从犯的认定方面，本院综合均衡考虑了各被告人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在所犯罪行中的作用、所任身份的时间长短以及作案次数等因素。一般而言，作为主任以上级别的人员，对相应窝点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对犯罪活动的实施有相应的安排权限，因此以是否主任及以上级别作为区分主犯、从犯的主要原则，同时对于主任级别也有所区分；其他窝点人员在相应犯罪窝点之中或者具体犯罪活动当中按照安排实施犯罪活动，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以认定从犯为宜。综上，本案中被告人刘立伟虽担任过主任、经理，期间也实际管理过团队，但其管理团队期间所管理的团队所犯具体罪行活动相对少，且因其管理不善并非长期以管理团队为主，而主要是对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进行后勤保障，为犯罪组织成员实施犯罪活动提供辅助，综合刘立伟在犯罪组织中的身份和罪行经历分析，以认定刘立伟为从犯为宜，并对其相应任职情况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辩护人提出本案被告人不应认定主犯而应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理由充分，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人的罪行范围，被告人刘立伟对其管理团队期间所管理的团队及下属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并对其做后勤保障期间“易军”等人及其所管理团队所犯罪行为基础对其辅助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抢劫罪，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各被告人所犯抢劫罪行符合该情形的，应当适用加重处罚情节的法定刑。在确定被告人的处罚时，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有悔改表现的部分，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参与到犯罪组织的经过和在犯罪组织中的时间长短以及主动逃离犯罪组织的情节亦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被告人刘立伟所购买的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正大万物城7号楼7-56-904号（嘉悦园56-904号）房产包含有685250元是从犯罪组织中获取的款项，依法应予追缴，刘立伟愿意作为退赔，该情节在对其量刑时予以考虑。根据本案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立伟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9年9月17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三、被告人刘立伟所购买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正大万物城7号楼7-56-904号（嘉悦园56-904号）房产所用涉案款项685250元及其收益依法予以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 凯人民陪审员  温素萍人民陪审员  胡宝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吴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