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3963号原告：赖小林，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金刚，广东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苧蔓，女，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永生，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赖小林诉被告刘苧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金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赖小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34.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4.5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2020年4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生活及生意周转所需向原告借款。被告于2009年10月30日出具《借条》向原告借款80万元，借期一年，从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0月29日。原告于2009年10月30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支付了80万借款。被告又于2010年4月份开始向原告借款，原告分别以银行转账形式于2010年4月14日向被告支付了10万元、于2010年4月27日向被告支付了7.5万元，于2010年6月9日向被告支付了140万借款，被告于2010年6月10日向原告补充出具了《借条》向原告借款160万元，借期一年半，从2010年6月10日至2011年12月9日。综上，被告出具两份《借条》给原告向原告借款共240万元，原告实际向被告支出借款合计237.5万元。截止目前，经原告多次电话、微信、短信催款，被告仅在2017年8月16日向原告归还了3万元，余款234.5万元至今未付。现原告被迫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请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刘苧蔓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及其事实和理由的陈述。一、原告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予以驳回。根据原告的起诉案由，如果涉案款项是借款的话，那么原告的诉请已经早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债务已经由完全债务转为自然债务，丧失了胜诉权。（一）关于80万元的借条：借款日期2009年10月30日，借款期限二年，即自2009年10月30日起至2011年10月29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于2013年10月30日届满。（二）关于160万元的借条：借款日期2010年6月10日，借款期限一年半，即自2010年6月10日起至2011年12月9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于2013年12月10日届满。在2013年12月10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前，原告从未向被告就上述借款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没有出现任何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2013年12月10日之后，被告从未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向原告表示过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做出任何同意履行原债务或重新确认原债务的意思表示。那么根据民法总则第192条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权利，法院应不予支持，不予以保护。因此本案原告关于借款本息的主张均不应被支持，但是更关键的是涉案的款项根本就不是借款。二、所谓的借款的由来及其性质的改变。在2009年12月以前被告原来是在新疆的政府部门工作，由于提前办理了退休并有下海经商的想法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原告，之后双方达成一起合作的意愿，由被告负责与深圳一家公司洽谈，是关于一个珠宝城的项目。因此原告就按照约定将合作资金80万元于2009年10月30日汇入被告的账户，由于合作的事项并没有最终敲定，所以被告便以借条的形式向原告出具了收据。那么在2010年4月份之后，原告又追加了几笔合作款，由于合作的项目大概又在2011年年底才能够明确是否可以落实，如果届时不能落实合作，被告将退钱给原告，所以被告两张借条上的日期都是约定在2011年底，因此才会出现一张借条的期限是两年。另一张借条的期限是1年半的记载，后来合作的项目没有落实。由于当时被告的工作背景，她是新疆广电集团的干部，那么这个工作背景非常有利于原告公司在西北市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业务拓展和公关，因为原告公司的产品是做电梯，需要进入比如大型的房地产开发之类的项目，需要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调、沟通。在2012年年初，原告便邀请被告到原告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港日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班，任职公司的高管，包括曾经任职总裁助理、董事长助理，以及公司副总裁。那么上述借条记载的240万元，就作为被告从新疆到广州的安家费，双方达成一致后，被告从2012年初开始在原告公司服务至2016年，由于被告对原告的信任，当时并没有找原告要回这两张借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原告现今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竟做出如此违背诚信的行为，混淆是非，企图以作废的借条获取不当利益。如上所述，涉案款项的性质已经从借款转变为安家费，那么被告对上述的陈述对款项的说明才是事实，也解释了以下的疑问。第一，为什么第一笔借款80万元未还的情况下，原告又转账了更大的资金。第二，这么大的款项，为什么2012年之后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及款项涉案款项的是借款并要求返还？原告是商人，又是大集团企业的总裁，不可能不知道诉讼时效的问题。第三，为什么原告在2016年之后的聊天记录中，从未义正言辞要求被告返还借款。而是多次请求被告帮忙解决资金问题。第四，为什么原告会找被告帮忙解决资金的问题，因为被告曾经是原告的总裁助理以及公司的副总裁了解公司的情况，而且原告也清楚，被告可能有能力和人脉资源提供帮助，如果按照原告的借款主张，那么起码刚才上述的四点疑问，原告是无法解释或者其解释，必定与常理不符。因此原告在本案借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是原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出尔反尔，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企图凭借已经作废的借条获得不当利益。最后陈述一下关于2017年8月16日的3万元的性质。该3万元并非还款，由于原告的公司陷入了困境，原告自身也有多个案件，也在多个案件中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们也提交了多个案号以及案例与作为证据证明，因此原告多次向被告求助，帮忙调取资金解困，被告碍于同事情面，才在2017年8月16日转账3万元给原告，并非原告所说的还款，被告从来没有表达过还款的意思。那么退一万步讲，如果按照原告在本案的起诉案由如上所述，案涉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限，变成了自然债务，即使被告有偿还3万元的意思，那也只是代表被告放弃对该3万元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权，仅仅是3万元的范围。根据民法总则第192条的规定，该3万元也只是产生被告不得请求返还的法律效果，不必然也不应该推及对整个款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回应称，首先对这个款项的性质，原告已经提交了明确的证据、借条等予以证明，刚才根据被告所陈述的款项最初产生的原因是合作，这个事实原告不予认可，但是被告在后面又陈述款项性质转为安家费，对这一点原告是认可的，因为据当事人自己所称，2375000元的费用，的确是借给被告用来在广州市购买房产，用于被告更好地在原告的公司工作，所以该款已经可以确定为是一笔借款。第二点，由于双方曾经是同事，而且原告也曾担任过大型集团公司的总裁以及实际控制人，所以每次在向被告催还欠款时，都不好意思直接要求其还款，总是以请求协助和帮忙的形式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而且被告也在2017年8月份归还了3万元的借款。原告认为该还款的行为已经视为被告对借款事实的承认，以及对整个借款时效的放弃，该借款的时效应当从该3万元还款之日起重新计算。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另外，原告为证实其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两个微信账户分别为原告、被告所实名登记认证的账户，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经审查，本院予以准许，并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发出协助查询通知书。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复函显示：微信号为“wxid_jXXXXXXXyyfg12”的微信账户实名认证在原告名下；微信号为“A55XXXXX66”的微信账户实名认证在被告名下。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本案事实，本院结合庭审笔录认定如下：2009年10月30日，原告赖小林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刘苧蔓80万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现收到赖小林先生借给刘苧蔓小姐8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0月29日，全部款项于2011年10月29日还清。”原告赖小林于2010年4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刘苧蔓10万元，于2010年4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刘苧蔓7.5万元，于2010年6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刘苧蔓140万借款，三次转账合共157.5万元。被告于2010年6月10日出具《借条》一份，确认“今借赖小林先生16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半，即从2010年6月10日至2011年12月9日，以此为据（注：此借款不计息）。”2017年8月16日，被告刘苧蔓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赖小林3万元。关于该3万元的性质，原告主张是被告的还款，而被告否认是还款，并主张是被告借款给原告。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看，原、被告双方都没有直接涉及催收涉案借款或承诺偿还涉案借款的内容。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确认该事实，但原告对此解释称“没有直接出现要求被告归还借款这种字眼也是因为碍于这个情面，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此外，原告也确认，就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除了已经提交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之外，没有其他证据了。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被告刘苧蔓出具的两张《借条》为凭，且双方当事人亦对原告已经交付借款234.5万元给被告的事实予以一致确认，故本院确认双方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有效。但由于被告在本案中抗辩称原告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不应获得胜诉权，故本案应首先审查本案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获得法律的保护。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而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不一致，根据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只有在2017年10月1日前未过普通诉讼时效的债权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否则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的其它未冲突规定则应适用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原告在庭审中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回应称，因原告曾担任过大型集团公司的总裁以及实际控制人，所以每次在向被告催还欠款时，都不好意思直接要求其还款，总是以请求协助和帮忙的形式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而且被告也在2017年8月份归还了3万元的借款，所以原告认为该还款的行为已经视为被告对借款事实的承认，以及对整个借款时效的放弃，该借款的时效应当从该3万元还款之日起重新计算。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涉案两张借条确认的两笔借款分别自借款期满次日2011年10月30日、2011年12月10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正常分别在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2月10日已过诉讼时效，都在2017年10月1日前，故本案诉讼时效依法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二年的规定，也即若不发生任何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则本案两笔债权分别自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2月10日起就已过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律的保护。现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并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发生过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原告自称“每次在向被告催还欠款时，都不好意思直接要求其还款，总是以请求协助和帮忙的形式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由于并无明确的“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故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因债权人主张债权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至于被告在正常诉讼时效届满后于2017年8月向原告转账3万元的行为，首先并无证据证实就是还款，其次即使是还款也不能认定为被告对原、被告双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依法只能认定是自愿对自然债务的部分偿还。综上，由于本案两笔债权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正常都已过诉讼时效，而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在诉讼时效期间曾发生过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实，或者在诉讼时效届满后被告又有对债权债务重新确认的事实，故原告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起诉被告的，当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院对原告的债权不予保护。因此，因被告对本案两笔债权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且原告确实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已致本案债权过了诉讼时效，而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及利息依法均不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依法予以全部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赖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780元，由原告赖小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巫仕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辜晓静陈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