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23民初257号 原告：周元兴，男，1968年3月2日出生，汉族，奉新县人，砍伐工，住奉新县。 被告：刘单牯，男，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上高县人，个体经商，住上高县。 原告周元兴与被告刘单牯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元兴、被告刘单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元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砍伐树木的劳动工资18300元。 事实及理由：对原告2019年8月份和9月份的工资，被告当时付了大部分，少部分写下欠条。可是迟迟不给钱，向被告要钱，被告说要原告打官司。我们的工资是每个月底按时付清，8月份开始被告就不按时支付工资，因为我们的钱是9月1日要拿给小孩读书，9月4日下午所有工人罢工找被告刘单牯要工资，结果刘单牯大发脾气，被告支付了8月份的大部分工资给我们，少部分的工资就写下了欠条，就叫我们滚蛋，我们就收拾东西回家了。后面我们找被告要剩下的工资，被告说我们没有做完事不付钱。但是我们是每个月按被告指定的地点做完了。叫我们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老板也买了机器，有工人自己没有事做，所以才叫我们走。 被告刘单牯辩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报酬18300元的诉请不成立，被告已经付清了原告的全部劳务费。2019年8月31日，被告按照合同与周元兴结账，实欠13531元，时间在结账的第二天，地点是在被告家里，刘单牯已经把13500元用现金的形式给了周元兴，31元周元兴表示算了，当时在场人有黄某。被告已不欠原告的钱了，不知道原告诉请中的18300元是怎么来的。周元兴在自己的记录上写的数字，不能作为处理的依据，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在诉状中说是被告不让原告继续做，这完全是假话，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木材砍伐合同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把好的木材砍了，留下些不好砍的木材不砍了，造成被告出高价另行请人砍伐，并且另外给后面人购买了4335元保险费，被告因此损失巨大，被告不会为履行合同而增加自己的支出，被告没有不让原告履行合同，而是原告自己不履行合同。原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被告保留对原告提出反诉的权利。综上，被告已不欠原告的劳动报酬，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也无证据支持。 原告周元兴为证明自己的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木材砍伐合同书1份、欠条1张、过磅单2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张、记账单1张、证明1份，以证明被告欠原告劳务费18300元的事实，其中8月份欠的工资13500元打了条子，另外9月份欠的工资4800元有过磅单和记账单为证。 3、原告与被告刘单牯、原告与被告的合伙人刘细毛的微信聊天记录5张，以证明18300元劳务费未付清的事实。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在微信里问被告刘单牯要拿工钱，被告刘单牯要原告打电话给他的合伙人欧阳要钱。原告于2019年11月4日在微信上问刘单牯的同伙刘细毛（微信名称“贵州习酒”）催要工钱。 对原告的上述举证，被告经质证：对第一、二组证据，结账单上欠13500元的字是我写的。另外3车4800元属实。但9月4日在我家一共给了原告18300元，现在已经结清，我不欠原告的钱了。给钱的情况我有证人证明，我只是没有把欠条拿回来。对第三组证据，跟我的聊天记录是真的，“贵州习酒”是跟我一起合伙的伙计，他们的聊天记录我不清楚。我付清了工钱后叫他赶紧来做事，然后我们就高价请了别人，损失了3万多块钱。 被告刘单牯为证明自己辩称的事实，申请了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黄某作证称：“我和刘单牯是合伙关系，我负责管理账目，刘单牯管钱。2019年9月3日原告过来问钱，本来钱前天就要给原告的，因为当时没这么多现金。9月4日我收到了钱就给了刘单牯，后面刘单牯就把钱给了原告周元兴了。钱是在刘单牯家里给的，应该是中午，具体时间说不清，付钱的时候只有我、刘单牯和周元兴三人在场，周元兴拿了钱后，没有出具条子给刘单牯，金额好像是一万三千多元。” 被告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明、保单，以证明原告周元兴走了之后，高价雇请了人做事，还为请的人买了保险。 对被告的上述举证，原告经质证：证人证言全是假的，被告说我9月3日走的，实际我9月4日还在做事。9月4日我们把挖机拖走后，钱被告根本不会给，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找被告要钱。被告刘单牯提供的证明、保单等证据与我们无关。 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刘单牯质证称结账单上欠13500元的字是其书写，另外3车4800元属实，但已经全部结清。表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即对金额是无异议，但辩称已付清。本院对金额18300元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2、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被告刘单牯对原告与刘单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12月19日，原告在微信上问被告要工钱，被告回复“老周，你打欧阳老板电话”。并未提及付清工钱的事，而是叫原告去问另外的合伙人要工钱。原告和被告的合伙人刘细毛（微信名贵州习酒）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11月4日，原告在微信上问刘细毛要工钱，“刘老板你好！我明天来拿钱，八月份的算好了打好欠条，九月份的还没有算”。以及11月6日、2020年1月15日的微信聊天，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均表明，工钱在2019年9月份没有结清，原告还在此后追要工钱，本院确认其证明效力，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3、对于黄某的证人证言，黄某与被告刘单牯是合伙关系，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黄某说付现金一万三千多，被告刘单牯说付款的金额为18300元，两人所说的金额相矛盾。黄某说付款一万三千多元的时间是9月4日，但庭审查明打欠条的时间是9月4日，同一天即还清了款又打欠条，不符合常理。被告刘单牯在答辩中陈述：“2019年8月31日，答辩人按合同与周元兴结账，实欠周元兴13531元，时间在结账的第二天，地点在答辩人家里，已把13500元用现金的形式给了周元兴……不知道原告诉请中的18300是如何来的”，表明还款时间是9月1日，还款13500元。被告刘单牯在庭审中又陈述：“9月4日在我家一共给了原告18300元”、“4号没有这么多钱，那就是5号给的原告，全部结清了。应该是我记错了”。黄某的证词与刘单牯的陈述还款时间矛盾，还款金额不同。刘单牯自己对还款金额和还款时间的陈述混乱，自相矛盾。黄某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综上证据结合庭审笔录，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刘单牯与刘细毛系合伙关系，2018年10月，原告周元兴与刘细毛签订《木材砍伐合同书》，约定砍伐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20日，每吨125元，每半个月结算一次。经结算，被告刘单牯欠原告周元兴2019年8月份劳务费73531元。2019年9月4日，经原告催收，被告刘单牯取了4万元现金、微信转账2万元给原告，共付给原告6万元，并于当日在原告的记账本上写下欠条，载明：“欠周老板壹万叁仟伍佰元（13500元刘单牯，结到8月31日）”。另外9月1日至9月4日的劳务费4800元，被告没有支付，被告刘单牯共欠原告劳务费18300元。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按合同书及时给付劳务费，双方产生纠纷，木材砍伐合同没有再履行，被告另请人砍伐林木。 本院认为，原告周元兴给被告刘单牯提供劳务，劳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告理应支付劳务费用。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刘单牯是否已付清劳务费。首先，从原告提供原告与被告刘单牯、原告与被告的合伙人刘细毛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直至2019年11月、2020年1月份原告还在追被告付工钱，刘单牯、刘细毛并没有在微信中否认欠款，可见被告2019年9月份没有把工钱付清。其次，如果被告刘单牯付清了劳务费用，欠条理应由被告拿回，被告刘单牯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知晓结算规则，但该欠条被告并没有拿回。再次，被告在庭审中认可了8月份欠劳务费13500元，9月欠劳务费4800元，但对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答辩状与庭审陈述互相矛盾，证人黄某的证言在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上与被告的陈述亦不吻合，故本院对于被告已结清劳务费用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单牯应支付被告周元兴劳务费用18300元。被告辩称要原告承担违约损失，按照合同约定每半个月结算一次，被告刘单牯没有按约支付劳务费，已先构成违约，故被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单牯支付原告周元兴劳务费18300元。 以上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完毕，赔偿款汇入本院执行款专户，开户名：上高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九江银行上高支行，账号：43×××54。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8元，由被告刘单牯承担。 义务人在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的，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应递交申请执行书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证据或线索材料。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农行宜春市经济开发区账上，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长  龙岱荣 审判员  袁耐华 审判员  晏胜民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胡桂英 书记员付时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