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初3248号 原告：惠州市喜华丰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富裕花园****。 法定代表人：文昌权，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坂田村河背村****div> 法定代表人：张耀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辉煌，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东门北路芯芳名苑综合楼**v> 法定代表人：王京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轩，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罗海涛，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振宇，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惠州市喜华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华丰公司）诉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通泰公司）、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源公司）、罗海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喜华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唐江涛，被告阳通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卢辉煌，被告江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林宇轩，被告罗海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振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喜华丰公司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一、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罗海涛向喜华丰公司连带支付2115万元经济补偿款项（已扣减另案判决应返还的1685万元）及利息和补偿款[利息和补偿款按以下方式计算：1.1685万元按5%/月自2014年12月8日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2.2115万元按5%/月自2015年5月1日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止,上述利息和补偿款合计为79534356.17元（已扣减已付的6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为100684356.17元；二、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罗海涛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含保全费）。事实与理由： 2013年11月30日,喜华丰公司与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共同签订《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喜华丰公司以总价款3000万元受让阳通泰公司持有的江源公司10%的股权项目资产。上述协议签订后,喜华丰公司先后向阳通泰公司支付转让款1685万元,后因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的原因,《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2014年8月7日,喜华丰公司与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及案外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共同签署《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明确约定：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共同偿付喜华丰公司及案外人中太公司5000万元（包括返还款项2285万元及经济补偿款2715万元）,并约定自2014年12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2285万元为本金,按5%/月支付利息。 2015年8月30日,罗海涛与喜华丰公司代表签署书面文件,除确认《会议纪要（一）》的内容及效力外,罗海涛还同意对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后经喜华丰公司多次追讨,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分三次向喜华丰公司支付60万元补偿款,此后未再支付剩余款项。 2016年1月26日,阳通泰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喜华丰公司提起反诉,要求阳通泰公司按《会议纪要（一）》向喜华丰公司支付3800万元（含转让款1685万元、经济补偿款项2115万元）及利息和补偿款。2018年8月1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阳通泰公司向喜华丰公司返还1685万元转让款,并释明喜华丰公司依据《会议纪要（一）》等所享有的权利,可另行主张。 综上,现喜华丰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阳通泰公司提交答辩状答辩称：一、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权利义务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被法院判决解除，喜华丰公司无权再提起股权转让之诉 2016年1月28日，阳通泰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案涉《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经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喜华丰公司与阳通泰公司双方均无继续履行《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之意图以及喜华丰公司未及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最终判决解除《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阳通泰公司返还喜华丰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1685万元。 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1日作出二审判决时被解除，喜华丰公司无权再提起股权转让纠纷。 二、喜华丰公司诉称由于阳通泰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与事实不符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审理查明，喜华丰公司存在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才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被解除。因此，喜华丰公司诉称由于阳通泰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与事实不符，作为违约方的喜华丰公司要求阳通泰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喜华丰公司与刘某喜、刘某华为利益共同体，本案为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所实施的虚假诉讼案件，同时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 （一）《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喜华丰公司方签署人为刘某华； （二）《协议书》（喜华丰公司提交的证据5)，刘某华代表中太公司，刘某喜代表喜华丰公司； （三）《会议纪要（一）》，刘某喜、刘某华与中太公司密切关联，《会议纪要（二）》第4条关于土地拍卖款的处理约定中，刘某喜、刘某华又与喜华丰公司密切关联； （四）在江源公司与案外人中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二审（案号：(2017)粤03民终9980号）开庭时，刘某喜、刘某华主张是中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二人共同代表中太公司。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刘某喜、刘某华既代表喜华丰公司、又代表中太公司。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为利益共同体，本案为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所实施的虚假诉讼案件，同时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 四、他案生效判决已经查明的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事实 2016年3月22日，江源公司就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亦是会议纪要作出的基础和前提）对案外人中太公司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该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二审程序，已经审理终结。罗湖法院、深圳中院最终作出生效判决，判决《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成立。同时，法院还查明了以下事实： （一）刘某喜、刘某华二人假冒中太公司的代表； （二）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所加盖的中太公司印章系伪造； （三）涉案工程高达600万元的保证金是从刘某喜个人账户而非中太公司账户转至江源公司名下，江源公司将该笔款项退还给刘某喜后，刘某喜也并未转退给中太公司； （四）中太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向罗湖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于2016年8月4日向罗湖法院提交《证明》、于2017年7月4日向罗湖法院提交《答辩状》，内容为中太公司从未签署也未授权他人签署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刘某喜、刘某华二人不是其员工。 （五）受刘某喜等主体利益驱动，中太公司随后在二审中作出反言，又称刘某喜、刘某华二人系其项目管理人，之前的陈述为人员变动、内部沟通失误所作，但无法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相反，现有证据（在同时间段的其他生效判决）足以说明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形，同时，中太公司在多起诉讼中，对是否假刻公司公章问题的表述纯粹从利益而不是案件事实出发，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公章管理规定，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法院最终判决其反言不成立，法院未支持其反言。 五、本案的《协议书》系喜华丰公司捏造，《协议书》不真实、不合法，同时也是喜华丰公司涉嫌虚假诉讼的罪证 (一）喜华丰公司捏造《协议书》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喜华丰公司起诉要求阳通泰公司支付补偿款2115万元的依据是，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签署的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华伪造。因为该《协议书》系刘某华代表其他方与喜华丰公司签署的。即刘某华既代表喜华丰公司，又代表其他方与喜华丰公司签署协议，刘某华身为一人而代理双方，结合中太公司对其代理行为的否认以及生效判决的认定，足以说明该《协议书》系伪造，基于伪造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协议书》的基础内容不属实 《协议书》涉及的前提之一是《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根据生效判决，该《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刘某喜、刘某华假冒中太公司签署的，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不属实的，合同纯属子虚乌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上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协议书》的约定无依据 喜华丰公司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为《协议书》第1条提及的《会议纪要一》《会议纪要二》，实际上不存在上述两份文件，仅有《会议纪要（一）》和《会议纪要（二）》，且无上述内容。两份纪要一份约定的是如果不再继续合作，另一份是约定如果继续合作，是约定的两种情况，至于是否合作，彼时尚无定论。这两份纪要均无《协议书》约定的5000万元。 (四）从该《协议书》记载的签署时间2016年3月11日，进一步说明该《协议书》系伪造。 1.结合上述中太公司2016年4月7日向罗湖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于2016年8月4日向罗湖法院提交《证明》、于2017年7月4日向罗湖法院提交《答辩状》，如果《协议书》属实，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之内就予以否认？《协议书》涉及金额巨大，短短20余天即作出相反陈述不合常理，从高度盖然性的角度，唯一的可能即是刘某喜、刘某华等人弄虚作假。 2.从喜华丰公司提交的另一份手写便签也可以印证该《协议书》的虚假，理由后文详述。 六、本案喜华丰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系刘某喜、刘某华采取欺骗手段，冒用中太公司名义签署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一）喜华丰公司未如实、全面向法庭报告关于涉及会议纪要的真实情况。根据民事诉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真实义务包括全面义务，具体为当事人应全面向法庭报告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得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关于会议纪要，2014年8月7日形成的会议纪要有两份，《会议纪要（一）》和《会议纪要（二）》，喜华丰公司仅选择性地向法庭提交一份，没有全面提交，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二）《会议纪要（一）》《会议纪要（二）》不真实、不具有法律效力 1.两份《会议纪要》委托不真实 如本答辩状第四点所述，中太公司从未委托过刘某喜、刘某华签署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甚至在诉讼前否认该合同的存在。中太公司更不可能就该《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再委托刘某喜、刘某华代表其签订两份《会议纪要》。 2.两份《会议纪要》参与主体不真实，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会议纪要》未成立 根据喜华丰公司提交的证据，喜华丰公司称《会议纪要》系喜华丰公司、各被告及中太公司共同签署产生。如上述，中太公司没有签署亦没有委托他人签署两份《会议纪要》，没有产生相应的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没有参与，当然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订立合同应有意思表示；各方就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意见。会议纪要涉及的一方中太公司没有参与，亦没有委托他人签字、盖章。因此，两份《会议纪要》参与主体不真实，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会议纪要》未成立。 3.两份《会议纪要》所涉及的施工合同不真实 如本答辩状第四点所述，罗湖法院、深圳中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证明《会议纪要》所涉及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不真实、未成立。 4.两份《会议纪要》所载明的收款情况不真实 两份《会议纪要》均写明阳通泰公司与江源公司确认已收到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款项合计2285万元（喜华丰公司1685万元，中太公司600万元）。但实际上，中太公司从未向江源公司支付过600万元，是刘某喜个人支付。该笔款项也已经退回至刘某喜个人账户。在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罗湖法院多次责令中太公司和刘某喜提交中太公司与刘某喜之间600万款项的往来记录，以证明刘某喜是受其委托支付保证金，但其均无法提交。因此，江源公司从未收到过中太公司的款项，两份《会议纪要》所载明的收款情况不真实。同时，这也印证了刘某喜根本不是中太公司的授权代表，其假借中太公司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5.《会议纪要（一）》条款涉嫌套路贷 《会议纪要（一）》内容为若双方不再继续合作，除返还已收款项外，阳通泰公司及各被告还应支付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2715万元款项，并自2014年12月8日起按照5%的月利率向喜华丰公司支付利息。根据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款项的金额已经高达一亿余元。 从《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标的额来看，喜华丰公司实际支付1685万元，且该款项已经被惠州中院判决返还，但喜华丰公司目前索取的违约款项已经高达一亿余万远。根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金额、软硬兼施索债…”和《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非法放贷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之规定可知，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在本案中的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严重超过年利率36%收取利息等行为显然属于套路贷，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喜华丰公司无权依据《会议纪要（一）》向阳通泰公司主张权利 (一）《会议纪要（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上述第六条，《会议纪要（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喜华丰公司主张适用《会议纪要（一）》没有法律依据。《会议纪要（一）》记载“如果双方不再继续合作…”可知，该《会议纪要（一）》在签署时是附条件的。如今，《会议纪要（一）》的基础《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股权转让协议》被法院判决解除。《会议纪要（一）》的基础均已经不再存在，各方不具有是否合作的前提了，就不存在是否继续合作的问题。故此，《会议纪要（一）》的成就条件永远无法成就，《会议纪要（一)》自始不具有任何适用性。 八、手写便签（喜华丰公司证据4)说明喜华丰公司无权起诉，进一步印证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提起虚假诉讼，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便签说明喜华丰公司无权起诉 便签的签署主体为三方即罗海涛、刘某喜、刘某华；喜华丰公司及中太公司并非便签的签署主体。同时，便签的收款事由与《会议纪要（一）》具有一致性。在便签中，刘某喜、刘某华而非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为收款人，二人为诉讼权利的行使人，系独立的个体。也即，根据该便签，《会议纪要（一）》所载明的收款权利及诉权已经归刘某喜、刘某华所有，喜华丰公司丧失诉权，无权起诉。 (二）便签印证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二人实施诈骗行为 在便签中，刘某喜、刘某华而非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为收款人，二人为诉讼权利的行使人，系独立的个体，这与刘某喜、刘某华二人接受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的委托，是中太公司的代理人相矛盾。 便签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8月30日，两份《会议纪要》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8月7日，《协议书》的签署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刘某喜、刘某华均在上述三份文件中签字。就同一收款事项，收款人从公司变为个人再变为公司，如此巨额的款项，没有任何手续，说给个人就给个人，说给公司就给公司，完全由刘某喜、刘某华自由决定，这足以说明这两个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喜华丰公司伙同这两个自然人假冒公司旗号实施的诈骗。 (三）便签进一步印证了《协议书》的虚假 根据便签，收款人已经变更为刘某喜、刘某华二人，《协议书》内容与此矛盾。刘某喜、刘某华二人不可能既自己主张权利又代表喜华丰公司及中太公司主张同样的权利。因此，该手写便签进一步印证了《协议书》的虚假。 九、为实现非法目的，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虚假报案，涉嫌敲诈勒索罪 2015年12月18日，刘某华以个人名义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案审大队报案，要求追究本案各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后经查明，不涉嫌犯罪，深圳市公安局已经依法撤销该冤假错案。此外，为实现非法目的，刘某喜、刘某华二人多次扰乱阳通泰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如上述，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利益一体，其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罪。 十、刘某喜、刘某华在另案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印证手写便签的不真实与非法性 在江源公司与案外人中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二审审理时，刘某喜、刘某华二人作为被告向法庭递交了《情况说明》，向法院声明自始至终二人都是代表中太公司，自己不主张任何个人权利。显然该说明与手写便签的内容自相矛盾，既然代表中太公司，为何将款项据为己有，且中太公司已经出具证明文件并未委托该二人代理建设工程合同的事项。 同时，如此巨额的款项的权利主张，在喜华丰公司与刘某喜、刘某华以及中太公司之间随时自由转换，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从转换过程来看，完全由刘某喜、刘某华自由控制，这足以说明刘某喜、刘某华一手操纵，喜华丰公司共同参与的虚假诉讼行为。 综上，鉴于会议纪要的主体、内容均不真实，该会议纪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一、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没有任何依据，目的是恶意提高诉讼标的额，提高级别管辖 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为“支付2115万元经济补偿款项及利息和补偿款”，利息和补偿款的计算方式为：1.1685万按5%/月计算，自2014年12月8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止；2.2115万按5%/月计算，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止。 (一）喜华丰公司要求支付补偿款2115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喜华丰公司主张的该2115万元应当是3800万元-1685万元之后的金额，根据上述论述，既然会议纪要、《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则38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2115万元自然没有法律依据。 (二）喜华丰公司主张利息和补偿款项没有法律依据 1.喜华丰公司主张1685万元按5%/月自2014年12月8日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和经济补偿款。 该1685万股权转让款已经判决返还，喜华丰公司主张5%月利率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特别是5%月利率，喜华丰公司代理人作为专业律师，显然知道该利率标准明显超过法律规定。 2.2115万元按5%/月计算，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和经济补偿款。 根据喜华丰公司的主张，该款项本为补偿款，补偿款不存在利息，喜华丰公司主张该利息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没有任何依据，目的是恶意提高诉讼标的额，提高级别管辖，这是违反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恶劣行为，深圳中院应对喜华丰公司进行处罚。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喜华丰公司违背级别管辖的，应当依职权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综上，喜华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涉嫌虚假诉讼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刑事犯罪，请求深圳中院对其诉讼请求全部予以驳回并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侦查。 被告江源公司提交答辩状的答辩意见与阳通泰公司的答辩意见基本一致，另有答辩意见称：一、江源公司与喜华丰公司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喜华丰公司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权利义务应以股权转让合同为准。江源公司与喜华丰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江源公司与其不存在任何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喜华丰公司无权起诉江源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江源公司为目标公司，虽然《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系江源公司参与共同签署，但在该份《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中江源公司并无任何权利义务，充其量只是知晓股权转让事宜，喜华丰公司无权要求江源公司承担责任。 二、喜华丰公司诉称由于江源公司的原因导致其与阳通泰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与事实不符 喜华丰公司与江源公司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由喜华丰公司与江源公司的股东相互配合即可，无需征得江源公司同意，江源公司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阻碍喜华丰公司履行股权转让的行为。同时，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已审理查明，喜华丰公司存在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才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被解除。 三、江源公司为股东偿还款项，因侵犯其他股东利益而无效 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喜华丰公司知道阳通泰公司是江源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是喜华丰公司与阳通泰公司，喜华丰公司要求公司为股东补偿侵害其他股东利益，不应获得支持。对此，可参考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同时，喜华丰公司完全知情，其并非善意第三人。因此，《会议纪要》（一)更加不具备法律效力。 被告罗海涛提交答辩状答辩称：一、喜华丰公司与罗海涛之间不存在保证合同关系，罗海涛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 根据喜华丰公司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描述，以及喜华丰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喜华丰公司主张罗海涛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仅有喜华丰公司所提交的第4项证据手写便签，喜华丰公司依据该证据认为与罗海涛之间建立了民事担保合同法律关系，罗海涛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从便签签署主体看，喜华丰公司与罗海涛之间未建立担保法律关系 便签的签署主体为三方即罗海涛、刘某喜、刘某华；喜华丰公司并非便签的签署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之规定可知，担保合同必然是在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建立，而喜华丰公司不是便签记载的当事人，也不是便签中记载的债权人。而担保合同中债权人必定是合同当事人之一，亦是对债权人提出担保。故此，喜华丰公司与罗海涛之间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 （二）喜华丰公司主张刘某喜、刘某华为其代表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之规定可知，法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只有法定代表人对外进行的民事活动才属于代表法人的行为。而喜华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文昌权，并非刘某喜、刘某华。故此，喜华丰公司主张刘某喜、刘某华为喜华丰公司的代表人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三）从便签内容上看，刘某喜、刘某华并非喜华丰公司的代理人，不成立代理法律关系 1.便签明确记载收款人为刘某喜、刘某华，无任何代理的意思表示 便签第1条记载的“罗海涛同意归还刘某喜、刘某华……”明确约定的收款人是刘某喜、刘某华。首先，罗海涛对刘某喜、刘某华不负有任何债务，约定归还与事实不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代理法律制度的结果系由被代理人承担，刘某喜、刘某华如果是喜华丰公司的代理人，那么收款人应当是喜华丰公司，而非刘某喜、刘某华。由此，刘某喜、刘某华的收款人身份与代理制度显然是相违背的。 同时，法人代表人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由法人承担。但便签第1条约定收款人为刘某喜、刘某华，第2条约定诉求由刘某喜、刘某华享有，显然与代表所从事的法律行为的后果由法人承担相违背，直接证明了喜华丰公司称刘某喜、刘某华为其代表系谎言。喜华丰公司提起的诉讼为虚假诉讼。 2.便签明确刘某喜、刘挂华为诉讼主体，代理主张的谎言不戳而穿。便签第2条约定“刘某喜、刘某华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知，刘某喜和刘某华在便签中代表的系其个人主体，并非喜华丰公司的代理人。因为代理人制度的权利义务主体归属于被代理人，如刘某喜、刘某华为代理喜华丰公司，那么拥有诉权的系喜华丰公司而非刘某喜、刘某华。故此，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之间不存在代理法律关系。罗海涛对喜华丰公司不负有任何义务。 3.刘某喜、刘某华为喜华丰公司代理人与《协议书》自相矛盾 如上述，刘某喜、刘某华在便签中为收款人，为诉讼权利的行使人，系独立的个体；与喜华丰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11日的《协议书》中收款人为中太公司和喜华丰公司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结合刘某喜、刘某华在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一案中，刘某喜、刘某华谎称为中太公司代表及伪造中太公司公章可知，喜华丰公司与刘某喜、刘某华串通称刘某喜、刘某华为喜华丰公司代理人系为获取非法利益。刘某喜、刘某华为喜华丰公司代理人的谎言是司马昭之心。 （四）便签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未形成一致意见，不成立担保法律关系 便签第1条要求罗海涛还款，最后一条又要求罗海涛为保证人，罗海涛不可能既为债务人又为保证人，这种要求显然自相矛盾。便签中就罗海涛的义务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便签所记载的内容不成立，更不可能形成担保法律关系。 （五）便签约定的收款人为刘某喜、刘某华，喜华丰公司已经不具有了诉权。便签第一条约定的收款人为刘某喜和刘某华，故此，喜华丰公司已经不具有了主张任何权利的资格。喜华丰公司仍提出本案诉讼显然属于喜华丰公司主体不适格，罗海涛作为本案被告更属于主体不适格。 由上述可知，罗海涛从未与喜华丰公司签订过任何担保合同；刘某喜、刘某华既不是喜华丰公司的代表人，也不是喜华丰公司的代理人；便签所记载的内容协议方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便签未成立；罗海涛与喜华丰公司之间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故此，喜华丰公司主张罗海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罗海涛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喜华丰公司对罗海涛的起诉。 二、即使喜华丰公司基于便签要求罗海涛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已过了保证期间，罗海涛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便签》记载的担保期限为直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之规定可知，罗海涛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2年。《便签》第二条记载“以上所有款项必须在2016年2月28日前付清”之规定可知，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为2016年2月28日，罗海涛保证期间的截止点为2018年2月28日。由喜华丰公司起诉状可知，喜华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此时，罗海涛的保证期间也已经届满，罗海涛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三、即使喜华丰公司认为罗海涛基于便签应承担保证责任，但《协议书》对便签进行了变更，罗海涛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喜华丰公司提交的2016年3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对便签进行了变更，罗海涛依法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四、便签、会议纪要不具有真实、合法性，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喜华丰公司涉嫌虚假诉讼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査 （一）便签记载罗海涛归还刘某喜、刘某华款项与事实不符。便签第一条记载罗海涛同意归还刘某喜、刘某华638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归还”的前提是存在欠款，但罗海涛从未向刘某喜、刘某华借取任何款项，谈何归还？便签所记载内容尚不具有真实性，喜华丰公司以便签为依据起诉罗海涛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便签记载的归还款项与喜华丰公司起诉款项自相矛盾 便签记载归还刘某喜、刘某华的款项为6380万元，与喜华丰公司主张的2215万元之间差距巨大，自相矛盾。喜华丰公司依据便签主张罗海涛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不具有真实性，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便签为《会议纪要（一）》的补充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的各方对原合同中未涉及的条款达成新的一致意见或修改原条款而形成的书面文件。由此，签订补充协议的各方应当是与原协议的各方一致的。但具体到本案，《便签》与《会议纪要（一）》之间的主体完全不具有一致性，而《便签》仍记载为《会议纪要（一）》的补充协议，显然所记载的事项与事实及法律不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便签内容没有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便签未成立 如上述，便签要求罗海涛既为债务人又为担保人，自己作为自己的担保人，更进一步证明了《便签》的虚假。协议三方的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意见，显然不符合合同成立的法律规定，便签未成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会议纪要（一）》不真实、不成立，在《会议纪要（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便签》更不具有真实性、更不成立 《便签》记载在《会议纪要（一）》的基础上形成便签。但《会议纪要（一）》是虚假的，同时也是附条件的： 1.《会议纪要（一）》是虚假的，不具有约束力 《会议纪要（一）》的基础是《工程施工合同》，已经经深圳中院确认该合同未成立，也即《会议纪要（一）》签署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会议纪要（一）》自始是依据一份虚假的合同而形成的，签署各方并不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各方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合同未成立。 2.《会议纪要（一）》是附条件的 如《会议纪要（一）》记载“如果双方不再继续合作……”可知，该《会议纪要（一）》在签署时是不具有确定性。如今，《会议纪要（一）》的基础《施工合同》已被深圳中院确定不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被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会议纪要（一）》形成的基础均已经不复存在，各方不具有是否合作的前提了，就不存在是否继续合作的问题。故此，《会议纪要（一）》的成就条件永远无法成就，即《会议纪要（一）》一直不具有任何适用性。 故此，《便签》的形成基础不具有真实性，《便签》更不具有真实性。 五、虚假的便签进一步印证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喜、刘某华二人实施诈骗行为 如上述，在便签中刘某喜、刘某华而非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为收款人，二人为诉讼权利的行使人，系独立的个体，这与刘某喜、刘某华二人接受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的委托，是中太公司的代理人相矛盾。 便签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8月30日，两份《会议纪要》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8月7日，《协议书》的签署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刘某喜、刘某华均在上述三份文件中签字。就同一收款事项，收款人从公司变为个人再变为公司，如此巨额的款项，没有任何手续，说给个人就给个人，说给公司就给公司，完全由刘某喜、刘某华自由决定，这足以说明两个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喜华丰公司伙同这两个自然人假冒公司旗号实施的诈骗。 六、喜华丰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系捏造，不具有真实、合法性 (一）喜华丰公司捏造《协议书》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喜华丰公司起诉要求罗海涛对补偿款211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签署的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喜华丰公司伙同刘某华伪造的。因为该《协议书》系刘某华代表其他方与喜华丰公司签署的。即刘某华既代表喜华丰公司，又代表其他方与喜华丰公司签署协议，刘某华身为一人而代理双方，结合中太公司对其代理行为的否认以及生效判决的认定，足以说明该《协议书》系伪造的，基于伪造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协议书》的基础内容不属实 《协议书》涉及的前提之一是《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根据生效判决，该《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刘某喜、刘某华假冒中太公司签署的，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不属实的，合同纯属子虚乌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上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协议书》的约定无依据 喜华丰公司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为《协议书》第1条提及的《会议纪要一》《会议纪要二》，实际上不存在上述两份文件，仅有《会议纪要（一）》和《会议纪要（二）》，且无上述内容。两份纪要一份约定的是如果不再继续合作，另一份是约定如果继续合作，是约定的两种情况，至于是否合作，彼时尚无定论。这两份纪要均无《协议书》约定的5000万元。 七、刘某喜、刘某华为获取不法利益，污蔑、陷害罗海涛 刘某喜、刘某华为了获取非法利益，2015年曾向公安机关虚假举报罗海涛涉嫌合同诈骗罪。经公安机关查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罗海涛作出了绝对不起诉的决定，还罗海涛清白。此举粉碎了刘某喜、刘某华污蔑、陷害罗海涛从而获得巨额不法利益的企图。 八、刘某喜、刘某华藐视法庭纪律 在涉及刘某喜、刘某华的另案中，其为了自身的不法利益，在收到人民法院一审传票时，拒不出庭，拒不向法庭阐明案件事实。在该案二审中，为了欺骗法庭支持其不法企图，才选择出庭，仍拒不向法庭报告案件事实。由此，刘某喜、刘某华显然属于藐视法庭纪律，把法庭当成谋取其不法利益的工具。 九、喜华丰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涉嫌套路贷违法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一）便签记载“归还6380万元”虚假，恶意制造民间借贷的假象,垒高借款金额 如一中所述，罗海涛从未收到过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的任何款项，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在便签中要求罗海涛归还6380万元显然系制造民间借贷的假象。即使按照《会议纪要（一）》记载本金也仅为2285万元，《便签》与《会议纪要（一）》签订的时间仅间隔1年，资金增长了4000多万元，明显恶意垒高借款。 （二）便签记载每月利息补偿200万元，折算年利率105% 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要求喜华丰公司每月补偿200万元，即使结合《会议纪要（一）》所述，按2285万元为本金，那么年利率为105%(200/2285×12×100%=105%)。 （三）便签记载每月按260万计算利息，折算年利率136% 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要求喜华丰公司每月补偿260万元，即使结合《会议纪要（一）》所述，按2285万元为本金，那么年利率为136%(260/2285×12×100%=136%)。 结合上述意见，根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金额、软硬兼施索债…”和《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非法放贷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可知，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在本案中的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严重超过年利率36%收取利息等行为显然属于套路贷，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罗海涛与喜华丰公司之间从未成立民事保证法律关系，即使按照喜华丰公司所主张罗海涛与喜华丰公司之间基于《便签》成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罗海涛也早已过了保证期间，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喜华丰公司依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常理相违背的便签主张罗海涛承担责任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罗海涛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喜华丰公司对罗海涛的起诉。同时，喜华丰公司、刘某喜、刘某华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请求深圳中院依法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办理。 原告喜华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2.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单；3.《会议纪要（一）》；4.便签；5.《协议书》；6.收款收据；7.《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收款收据；8.（2018）粤13民终125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9.合同生效承诺书；10.担保书；11.询问笔录；12.中太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向深圳中院出具的《情况说明》；13.中太公司民事上诉状；14.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15.《关于的回复》；16.深圳中院执行裁定书；17.深圳中院民事判决书；18.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复函；20.阳通泰公司工商内档资料（部分）；21.汇款凭证；22.广东先锋模范封面及罗海涛介绍；23.2013年5月至2013年12月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员工工资结算；24.2013年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年终奖；25.2013年5月至10月刘某君广州银行账户流水；26.2013年11月到2014年2月陶某伦华兴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7.刘某君、陶某伦社保参保缴费证明；28.第三工程局向集团领导申请设立惠阳分公司的申请；29.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与顾某弟签订的《印鉴管理协议》；30.信用中国（广东惠州）网打印的中太公司惠阳分公司信息；3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32.《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33.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查封信息。 被告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2.《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3.（2018）粤0303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书；4.（2019）粤03民终13473号民事判决书；5.（2017）粤1303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6.（2018）粤13民终125号民事判决书；7.中太公司《管辖权异议申请书》；8.中太公司《证明》；9.中太公司《答辩状》；10.司法鉴定书；11.转账凭证；12.中太公司涉诉信息查询；13.中太公司失信信息查询；14.《会议纪要（一）》；15.《会议纪要（二）》；16.便签；17.协议书；18.刘某喜、刘某华《情况说明》；19.报案回执；20.撤案告知书；21.撤销案件决定书。 被告罗海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报警回执；2.撤销案件告知书。 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10月19日，江源公司股东变更为深圳国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30%；深圳市世纪汇鑫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额680万元，出资比例34%；阳通泰公司出资额280万元，出资比例14%；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出资额440万元，出资比例22%。2016年6月20日，江源公司股东变更为深圳市庄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30%；深圳市世纪汇鑫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额680万元，出资比例34%；阳通泰公司出资额280万元；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出资额440万元。 2013年7月3日，江源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中太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中太公司负责对“江源名苑”商住楼工程进行施工总承包，该项目地块名称为深圳H405-30号，中太公司在协议签订后10日内应向江源公司提供金额为600万元的定金。王京玉代表江源公司签字并盖章，顾某弟代表中太公司签字并盖章。 2013年7月15日，江源公司作为委托人、阳通泰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向中太公司出具一份《担保书》，其内容为：担保人受江源公司委托接收中太公司刘某喜、陈钦汇来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共人民币600万元整；担保人愿意对此款承担双倍连带还款责任，该款人民币60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款到生效。如果本项工程8个月内无法开工，我司给贵司一次性归还人民币1200万元。江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京玉、阳通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耀煌分别签名，并加盖了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的印章。阳通泰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中太公司工程合同保证金600万元。 2013年11月30日，阳通泰公司作为出让方、甲方，喜华丰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江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一份《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其中约定，江源公司已取得深圳市H405-0030号宗地的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该宗地用地面积2919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容积率2.1；阳通泰公司保证该宗地及地上项目正式、合法存在，不存在权利瑕疵；阳通泰公司将其占有江源公司的10%股权项目资产以人民币3000万元转让给喜华丰公司；股权款的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第一期于2013年12月10日前付2000万元；第二期于股权变更登记到喜华丰公司名下后支付1000万元。协议签订后，喜华丰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17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3月4日、2014年3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阳通泰公司支付10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75万元、20万元，阳通泰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3月6日出具收据，分别确认收到喜华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90万元、300万元、95万元，共计1685万元。 2014年8月7日下午，在深圳市鸿昌大厦1105室，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代表王京玉、罗海涛，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代表刘某喜、刘某华，案外人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代表张某立以及案外人胡宏参加会议，列席人员有王某丽、杨某文、陈某，形成《会议纪要（一）》，其主要内容是：参会人员通过协商，就阳通泰公司与喜华丰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2013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7月3日签订）事宜达成本纪要，各方一致同意按此纪要执行。阳通泰公司与江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确认已收到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以下统称乙方）款项合计2285万元。至2014年8月7日，除应返还已收款项外，另同意补偿乙方经济补偿271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5000万元。如果双方不再继续合作，上述5000万元款项甲方于2015年4月30前付清，但自2014年12月8日起至前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甲方以2285万元为本金，按5%的月利率按月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于每月20日前支付。以上支付给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的款项均不含税。甲方付清前述款项后，双方原签订的合同全部解除。落款处加盖有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印章，刘某喜、刘某华、罗海涛、王京玉、张某立分别签名。 2014年8月7日下午，上述参与签署《会议纪要（一）》的参会人员通过协商，同时签署了《会议纪要（二）》，具体内容是：就阳通泰公司与喜华丰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2013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7月3日签订）事宜达成本纪要，各方一致同意按此纪要执行。阳通泰公司与江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确认已收到喜华丰公司与中太公司（以下统称乙方）款项合计2285万元。至2014年8月7日，除应返还已收款项外，另同意补偿乙方271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5000万元。如果甲乙双方继续合作，则按以下方案执行：1.拍卖江源公司名下土地前期费用约1600万元，由喜华丰公司负责寻找出借方，由股东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股东喜华丰公司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甲方拿到批文后三个工作日内借款600万元，甲方拿到批文后十日内借款剩余的1000万元），借款期限三到六个月，借款本息全部由江源公司承担，并在拍卖款中扣除。2.阳通泰公司负责处理好与土地拍卖有关的相关事宜，包括法院的相关文书和拍卖成功、最少收回拍卖底价4.5亿元的净价款事宜。双方共同寻找合作公司参与土地拍卖事宜，与合作公司的合作事宜另行签订协议。3.喜华丰公司派驻工作人员到阳通泰公司，共同管理江源公司。4.土地拍卖款项的处理：①拍卖总价款在10亿元以内（含10个亿)，且2015年1月30日前拍卖成功，则甲方支付给喜华丰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6000万元（注：包括本金与补偿款5000万元）。②如果拍卖总价款在10亿以上13亿元以内（含13个亿)，则甲方支付给喜华丰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8000万元（注：包括本金与补偿款5000万元)。③除以上①、②外，如果拍卖过程中拍卖方与江源公司成功合作，喜华丰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享有江源公司所占合作份额其中的5%股份[即如果江源公司占有30%-35%的份额，则喜华丰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占5%，江源公司占25%-30%]，喜华丰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应另付1500万元股金给阳通泰公司。以上支付给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刘某华和刘某喜）的款项5000万元内（含本数）均不含税。如果阳通泰公司、喜华丰公司与合作方成功取得江源公司名下土地项目，则施工工程继续由中太公司承包施工。落款处刘某华、刘某喜、王京玉、罗海涛、张某立分别签名，并加盖有江源公司印章。 2015年8月30日，刘某喜、刘某华、罗海涛在一份《会议纪要（一）》复印件的背面，手写一份便签，其内容为：经刘某华、刘某喜、罗海涛三人协商同意，就2014年8月7日下午由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签订的会议纪要(一）（详见本张背面复印文字，三方均认可复印文字的内容及效力）的基础上，签订以下补充协议：1.罗海涛同意归还刘某喜、刘某华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止款项总计6380万元，包括在此期间的利息、补偿款、本金，并且从2015年9月1日起，每月补偿刘某华、刘某喜利息及补偿款200万元整，直至还款期限止。2.以上所有款项必须在2016年2月28日前全部还请，否则，每拖延一个月，按每月260万元计取利息和补偿款，且属罗海涛先生及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违约，刘某华、刘某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罗海涛同意在2015年10月20日前支付300万元给刘某喜、刘某华。4.罗海涛先生自愿为以上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补偿款）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限直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止。落款处有刘某华、刘某喜的签名并按有指印，罗海涛分别在签名处、担保人处签名并按有指印。 喜华丰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2月29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分别支付的关于深圳市H405-0030号宗地项目补偿款30万元、30万元、10万元款项，共计60万元。 2015年12月14日，刘某华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案审大队报案。深圳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告知罗海涛，王某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一案，该局认为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案件。 2016年3月11日，中太公司作为甲方，喜华丰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具体内容是：甲乙双方分别委托刘某华、刘某喜为全权代表，与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进行协商，现双方就2014年8月7日与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签署的会议纪要中所述的由江源公司与阳通泰公司共同偿付给甲乙双方的5000万元款项（包括返还款项2285万元与经济补偿款2715万元）及之后的利息等分配事宜，签订本协议。1.双方认可刘某华、刘某喜代表甲乙双方与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签署的会议纪要(详见2014年8月7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一）》及《会议纪要（二）》)。一致同意，江源公司与阳通泰公司共同偿付的5000万元款项中的1200万元归甲方、3800万元归乙方，江源公司与阳通泰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与补偿等仍以甲乙双方上述各自分得的款项为本金分别计算。2.本协议签订后，甲乙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单独向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主张返还各自分得的款项及相应利息与补偿等，另一方不得干涉。同时甲乙双方同意相互协作，为对方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帮助。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补充。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加盖有中太公司的印章，并有刘某华的签名；乙方加盖有喜华丰公司的印章，并有刘某喜的签名。 阳通泰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喜华丰公司、江源公司，其诉讼请求是：1.解除阳通泰公司、喜华丰公司、江源公司于2013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2.判令喜华丰公司从2013年12月10日起以本金415万元为基数按每天万分之二给付违约金1159510元给阳通泰公司；3.判令喜华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粤1303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1.解除阳通泰公司与喜华丰公司、江源公司于2013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2.阳通泰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内将收取喜华丰公司的1685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给喜华丰公司；3.驳回阳通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阳通泰公司、喜华丰公司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日作出（2018）粤13民终1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其他争议的问题：……（3）喜华丰公司主张**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应按照《会议纪要（一）》的约定，返还转让款即补偿款共计3800万元及利息的争议，除了返还转让款1685万元之外是否仍需进行补偿，处理关键在于2014年8月7日《会议纪要（一）》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包含返还转让款及补偿款在内的一并解决方案，能否作为处理双方纠纷的依据；由于喜华丰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反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反诉的条件，本案中无法审查，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其反诉，告知其另行主张权利，该院予以维持，具体理由详见（2018）粤13民终125号民事裁定，在此不再赘述。 江源公司向罗湖法院起诉中太公司，其诉讼请求是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罗湖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6）粤0303民初6596号民事判决，驳回江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太公司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粤03民终998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江源公司追加刘某喜、刘某华、顾某弟为被告，其新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2.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署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成立；3.判令中太公司、刘某喜、刘某华、顾某弟向江源公司赔偿损失600万元（该金额为暂定，赔偿金额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罗湖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粤0303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未成立2013年7月3日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驳回江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粤03民终13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太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3月17日，江源公司向中太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其内容是，江源公司正式通知中太公司，自2016年3月17日起解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太公司委托挂靠人刘某喜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江源公司同意予以退还。2017年6月30日，江源公司将600万元退还到刘某喜个人账户上。 中太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向罗湖法院起诉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其请求判令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共同支付中太公司1200万元及利息和补偿款（利息和补偿款自2014年8月8日起以12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罗湖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7）粤0303民初18124号民事裁定，准许中太公司撤诉。 喜华丰公司、阳通泰公司均确认，阳通泰公司尚未偿还喜华丰公司1685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会议纪要（一）》的效力问题 《会议纪要（一）》的签署方分别为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的代表王京玉、罗海涛，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的代表刘某喜、刘某华，案外人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代表张某立等。虽然《会议纪要（一）》未加盖喜华丰公司的印章，但喜华丰公司事后予以追认，刘某喜、刘某华的代理行为对喜华丰公司发生效力。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罗湖法院（2018）粤0303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本院（2019）粤03民终13473号民事判决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未成立2013年7月3日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即刘某喜、刘某华无权代表中太公司履行《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建立在《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基础之上的《会议纪要（一）》也由刘某喜、刘某华签订，也应对中太公司不生效，但应由行为人刘某喜、刘某华承担相应的后果。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关于《会议纪要（一）》因缺少中太公司一方而不成立、本案为虚假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纪要（一）》涉及的返还款项2285万元是可分的，其中应返还喜华丰公司支付的为1685万元，应返还以中太公司名义支付的为600万元，该事实是清楚的。关于经济补偿2715万元，虽然在《会议纪要（一）》中未作区分，但在2016年3月11日，刘某华代表中太公司、刘某喜代表喜华丰公司签署《协议书》约定，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共同偿付的5000万元款项中的1200万元归中太公司，3800万元归喜华丰公司，则《会议纪要（一）》中约定的经济补偿2715万元中的2115万元（2715万元－600万元）归喜华丰公司所有。该《协议书》还约定，双方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单独向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主张返还各自分得的款项及相应利息与补偿等，另一方不得干涉，同时双方同意相互协作，为对方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帮助。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的规定，则喜华丰公司作为债权人之一有权按照确定的份额向阳通泰公司等主张权利。 二、关于阳通泰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判决阳通泰公司将收取喜华丰公司的1685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给喜华丰公司，本案中喜华丰公司主张**通泰公司还应承担如下违约责任：阳通泰公司向喜华丰公司支付2115万元经济补偿款项（已扣减另案判决应返还的1685万元）及利息和补偿款（利息和补偿款按以下方式计算：1.1685万元按5%/月自2014年12月8日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2.2115万元按5%/月自2015年5月1日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喜华丰公司主张**通泰公司承担的上述违约责任《会议纪要（一）》中确有约定，但喜华丰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无论是补偿性还是赔偿性，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严守原则，均应严格遵照履行；但是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不是绝对的，合同自由需要合同正义来规制，过分的合同自由将会带来不适当的结果，导致违约金条款成为一方压榨另一方和获取暴利的工具；换言之，虽然违约金数额与违约金损失额不要求完全一致，但也不能使两者差异悬殊，导致两者成为相互迥异的两个事物。喜华丰公司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1685万元，其直接损失是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关于喜华丰公司主张的阳通泰公司在收取1685万元几个月时间之后给予经济补偿2215万元，是建立在江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即将实际开发并获利的基础之上的，现有证据表明该项目迄今尚未开发，喜华丰公司诉请阳通泰公司等支付经济补偿2115万元，实为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明显过重，法律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合考虑喜华丰公司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院酌定阳通泰公司应向喜华丰公司支付以占用资金1685万元本金、按照每年24%的利率标准自2014年12月8日起计至阳通泰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赔偿喜华丰公司的损失。鉴于喜华丰公司、罗海涛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2月29日向阳通泰公司共计支付60万元，收据载明是关于深圳市H405-0030号宗地项目补偿款，则该60万元应从利息中抵扣。喜华丰公司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其他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江源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该约定的效力问题，参照本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会议纪要（一）》约定江源公司与阳通泰公司一并向喜华丰公司偿还本应由阳通泰公司返还的股权转让款、经济补偿以及利息等，并有江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京玉签字，江源公司的行为属于债的加入，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应参照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江源公司为其股东阳通泰公司提供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喜华丰公司受让阳通泰公司的股权，与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签订《股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书》，对当时江源公司有4个企业法人股东的股权结构应是清楚的，签订《会议纪要（一）》时有江源公司另一股东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占江源公司股权比例为22%）参加也可佐证。虽然江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京玉签署了《会议纪要（一）》，但并未提交江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喜华丰公司明知江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京玉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仍与江源公司签订《会议纪要（一）》不属于善意，则江源公司所作承诺应属无效，喜华丰公司主张江源公司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罗海涛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经查，2015年8月30日，刘某喜、刘某华、罗海涛在一份《会议纪要（一）》复印件的背面，手写一份便签，虽然刘某喜、刘某华直接以个人名义与罗海涛约定还款事宜，但各方首先均表示认可《会议纪要（一）》的内容及效力，且是在《会议纪要（一）》的基础上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事人欠缺公司法的知识，便签文字表述的有关合同主体、权利、义务、责任不尽准确，应结合签署便签的背景、《会议纪要（一）》的内容，探求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不是孤立地解读该便签的内容。该便签中，刘某喜、刘某华系以个人身份出现，其代表的应为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且喜华丰公司事后亦对刘某喜、刘某华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罗海涛对其承诺偿还的债务系《会议纪要（一）》中约定的喜华丰公司、中太公司的债务是清楚的，之后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向喜华丰公司支付了60万元款项也可佐证。就便签的前三条约定而言，罗海涛承诺的还款应是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的债务，其中第2条约定的“否则，每拖延一个月，按每月260万元计取利息和补偿款，且属罗海涛先生及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违约”，将罗海涛与江源公司、阳通泰公司并列，故罗海涛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债的加入。但在便签第4条中罗海涛又承诺对上述款项承担担保责任，所谓上述款项应是指阳通泰公司、江源公司承担的债务，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罗海涛在便签当中同时作出了两种意思表示，并在落款处两处分别签名，就本案而言，债的加入与连带保证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罗海涛承担清偿责任之后是否可以向主债务人阳通泰公司追偿。本院作有利于罗海涛的认定，即确定罗海涛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便签第2条载明“以上所有款项必须在2016年2月28日前付清”，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6年2月28日，罗海涛保证期间的截止时点为2018年2月28日。罗海涛主张喜华丰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罗海涛保证期间已届满，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刘某华于2015年12月14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案审大队报案，主张罗海涛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应视为喜华丰公司向罗海涛主张权利。深圳市公安局直至2019年6月10日才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撤案告知书》，故本院认定喜华丰公司在罗海涛保证期间内已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存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喜华丰公司未主张权利的问题。本院认为，罗海涛应对本判决确定的阳通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海涛清偿后，可以向阳通泰公司追偿。 此外，根据以上分析，罗海涛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债的加入。即便不考虑刘某华于2015年12月14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案审大队报案的因素，便签签署后，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2月29日向喜华丰公司共计支付60万元，则诉讼时效从2015年12月30日起算，至2017年10月1日尚未满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于2018年12月29日届满，喜华丰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也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综上所述，喜华丰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喜华丰建材有限公司支付以1685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4年12月8日起计至该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应扣减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罗海涛已支付的60万元）； 二、被告罗海涛对本判决确定的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罗海涛清偿后，可向被告深圳市阳通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原告惠州市喜华丰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5221.78元（已由喜华丰公司预交），由被告阳通泰公司、罗海涛负担119948元，原告喜华丰公司负担425273.78元元。原告喜华丰公司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9948元，本院予以退回。被告阳通泰公司、罗海涛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19948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袁   洪   涛 审判员 琚虹审判员陈朝毅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毓鑫  （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