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99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聂万根，男，195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建夫，男，195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简德狮，男，197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 以上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波，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波，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海华洋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西路**嘉泰文华苑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7597677688。 法定代表人：高扬和，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扬和，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余建夫、简德狮、聂万根因与被上诉人北海华洋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洋公司)、高扬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建夫本人及其与简德狮、聂万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波、孙洪波，被上诉人华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被上诉人高扬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上诉请求：1.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4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华洋公司与高扬和向上诉人支付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舶损失款共计30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依据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为被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在履行担保义务后向其行使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华洋公司名下的“华洋98”号船舶拍卖是否有不法侵权。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57条规定：“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结合本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北海市区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下称北海农信联社）的贷款提供的抵押担保，因被上诉人未按时归还贷款造成抵押物被依法拍卖，上诉人的船舶被依法拍卖后，向其行使追偿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华洋98”号船的实际所有人为三上诉人，则上诉人在该船舶被依法拍卖后应享有追偿权，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不享有追偿权，与事实、法律明显不符。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系“华洋98”号船的所有人，被上诉人向北海农信联社借款用船舶进行了抵押担保，其款项已进入被上诉人华洋公司账户，只是收到贷款后给付了500万元给上诉人使用，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已经自认其借款，上诉人为其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现上诉人在履行担保责任后向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符合法律规定。3.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华洋98”号船在拍卖时的评估价格为1223万元，该评估价格系法院拍卖“华洋98”号船的评估价格，一审法院未予认可，是对“华洋98”号船司法拍卖的否定？4.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收到贷款后已向上诉人支付了500万元的证据不足，其仅提交了一份借条，但其提供转账凭证远远少于500万元，即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担保金额及履行担保责任后的追偿金额远远高于300万元，现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的履行能力，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任何过错。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民事审判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中，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属于履行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而一审判决却一直在审理“华洋98”号船的拍卖是否合法问题，上诉人并没有说“华洋98”号船舶的拍卖是否违法问题，因此一审判决明显超出原告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以侵权之诉进行审理，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过错，本案实际是担保后的追偿纠纷，应当适用《担保法》、《物权法》有关担保追偿权的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华洋公司与高扬和答辩称，上诉人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请法院核实。本案属于侵权纠纷还是追偿权纠纷由法院定夺。对于船舶的抵押借款，被上诉人有催款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也作出了认定，相关案件已经过法院审理，船舶不是被上诉人拍卖的，系因对方无法还款导致船舶被法院拍卖的，与被上诉人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华洋公司与高扬和向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支付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损失款共计30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华洋公司与高扬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2008年7月3日，被告华洋公司出具了《船舶所有权确认书》，确认“华洋98”号干货船登记所有权为被告华洋公司，所有权取得日期为2008年7月3日，该船挂靠被告华洋公司经营，实际100%所有权属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被告高扬和等四人所有。被告高扬和称其已退股，该船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 2008年7月3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被告华洋公司签订《船舶代管协议》，协议中甲方为被告华洋公司，乙方为“华洋98”号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对“华洋98”号轮进行代管，将“华洋98”号轮以甲方名义办理所有权、国籍登记，甲方登记为所有人和经营人，但其所有权仍归属乙方，乙方以甲方名义对该轮进行驾驶、管理、经营；代管期限为3年,自2008年7月3日至2011年7月3日；船舶代管费每年5万元，乙方须在每年的1月1日将代管费支付给甲方，支付代管费的到期日后的五天内，乙方仍未支付该期的船舶代管费等费用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尽快办理与代管船舶营运有关的证件、证书和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费用；代管期间，非经甲方同意，代管船舶不得转让、抵押或光船租赁，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收回有关证书，申请注销登记；甲方应协助乙方组织货源，提供各种经营及安全管理信息；甲方有权对代管船舶的安全管理事务进行监督指导，但应尽量避免对乙方经营代管船舶造成不良影响，乙方应给予积极配合；在协议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违约提出终止本协议，如一方提出终止本协议，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同意愿方能终止协议，提出终止协议一方应赔偿对方违约金，如乙方经甲方同意后转让船舶而终止协议时，一方应尽早通知对方；协议终止后，乙方应交清代管期间的代管费（代管费按实际月数支付，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并交回代管船舶的印章和所有证件证书；因一方违约而解除协议的，违约方还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全年代管费的50%），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还应给予赔偿。协议签订后，经办理登记手续，被告华洋公司登记为“华洋98”号轮的所有权人。2011年3月25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被告华洋公司再次签订《船舶代管协议》，约定代管期限为3年，自2011年7月3日至2014年7月2日，其他协议内容与前述协议一致。 2008年8月14日，被告高扬和向余建夫的妻子杨淑华转账100万元，杨淑华出具说明该100万元为被告高扬和的投资款。 2009年11月13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与被告华洋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约定由华洋公司向北海农信联社所借的600万元，由“华洋98”号船的船东余建夫等股东使用500万元，使用期限三年，用途用于建造船舶，利息按月利率1%计息，到期还本。使用一年，把后两年的第一年银行利息除外，余息一年先付给公司作为第二年利息开支费用。如果“华洋98”号船变动，由股东向购船方追回银行本息给华洋公司，华洋公司才能同意让“华洋98”号船变更。同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向被告华洋公司出具了500万元的借条，约定以“华洋98”号船为抵押（产权是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华洋公司为名义产权人），被告华洋公司担保的北海农信联社贷款，其中船东使用500万元。该借条左下角手写注明：500万元扣除以前“华洋98”号船费用约180万元，费用以核算后为准，余款330万元转入武汉海事法院武汉市农行利济路分理处账号06×××50。 庭审中，原告余建夫称被告高扬和投资的100万元实际上已经在“华洋98”号船的600万元贷款中扣除出来给被告高扬和了，所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才签订了上述500万元借款的借条。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称其虽签了500万元的借条，但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总共仅向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支付过400多万元，400多万元包括：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于2009年7月13日、11月14日分别转账的30万元（合计60万元），2008年8月14日被告高扬和转账的100万元（该100万元系退股款，已在600万中扣除），依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的要求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转账给武汉海事法院的款项200多万元，以及截止出具借条时的管理费用40多万元。原告余建夫称在借款期间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未还过借款。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称其实际已支付了700多万元，700多万元包括：2008年8月14日转账的100万元，2009年7月13日转账的30万元，2009年11月13日转账的100万元，2009年11月14日转账的30万元，同日转账给何国才的100万元（已另案解决处理了），贷款500万元后支付给武汉海事法院的330多万元，剩余170万元支付船上的保险费等费用。 2011年3月26日，原告简德狮、黄新平承诺：由于“华洋98”号船目前在国内经营不良，因贷款还息经常不按期还息，经与该船所有股东商量决定，从2011年4月20日前还息，如到期未还款按每天5000元计。2012年4月11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截止2012年4月底，“华洋98”号船实际股东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尚欠被告华洋公司、高扬和垫付给北海农信联社600万元贷款利息，每月6.8万元的利息，共7个月，总计476000元。 被告华洋公司与北海农信联社西塘信用社（下称西塘信用社）于2009年4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华洋公司向西塘信用社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3年，被告华洋公司以其名下的“华洋98”、“鑫源顺6”号船作为该笔借款的抵押物，被告高扬和作为保证人承诺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偿还本息的责任。同日，西塘信用社向被告华洋公司发放贷款1200万元，到期还款日为2012年4月16日。因抵押物“鑫源顺6”号船于2012年2月18日在泉州附近海域出现沉没，北海农信联社以被告华洋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归还贷款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申请扣押被告华洋公司名下的“华洋98”号船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20日受理该案后，于2012年7月5日作出（2012）海商初字第68-1号民事裁定，扣押被告华洋公司名下的“华洋98”号船。8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海商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华洋公司偿付北海农信联社1200万元及利息；被告高扬和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五项判决。根据北海农信联社的拍卖申请，一审法院于8月27日作出（2012）海商初字第68-2号民事裁定，将该轮予以拍卖。2013年3月1日，北海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2月28日，对“华洋98”号船船的市场价值评估为1223万元。2013年6月7日，一审法院对“华洋98”号船进行第二次拍卖，6月20日，案外人安徽海洋船务有限公司以640万元的最高价竞得。 2009年7月13日，被告高扬和向原告余建夫的妻子杨淑华转账30万元，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签下借条，注明用于支付“华洋98”号船的法院和律师款项。11月14日，被告高扬和又向原告余建夫的妻子杨淑华转账30万元，原告余建夫在转账凭证上签字确认。 2009年11月13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何国才、刘冬华立具借条向被告华洋公司借款100万元，借款用于“华洋98”号船，借款期限1年，利息按月利率1.8%从2009年11月13日起算。借条上注明“此款系高扬和从‘华洋98’号船退股款100万元。”11月14日，被告高扬和将100万元借款通过建设银行转账至何国才账户。就该100万元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已在（2017）桂72民再1号案中作出判决，判令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与何国才、刘冬华向被告华洋公司返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该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1年7月22日，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以“华洋98”号轮股东的身份，在被告华洋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决定将“华洋98”号轮转户挂靠至给深圳海盈海运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海盈公司）名下。8月28日，原告简德狮、聂万根、深圳海盈公司、深圳海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与台州市华海航运有限公司（下称台州华海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约定台州华海公司租赁“华洋98”号船，租期两年。该租赁合同经宁波海事法院于2012年10月26日作出（2012）甬海法商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予以解除。2012年3月20日，因登记在被告华洋公司名下的“鑫源顺6”号船拖欠天津滨海新区大港爱华工贸有限公司油款，天津海事法院作出（2012）津海法商初字第86-1号民事裁定，扣押“华洋98”号船。在天津海事法院解除对“华洋98”号轮扣押后，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5日扣押该轮。 另查明，“华洋98”号船，系钢质干货船，船籍港北海港，总长99.80米，型宽15.80米，型深7.10米，总吨2985吨，净吨1672吨。2013年6月20日拍卖成功前的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华洋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立案之初本案所定案由为追偿权纠纷，追偿权分为担保责任追偿权和合伙债务追偿权，但经庭审查明，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并未存在承担保证责任或对外承担合伙债务而向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追偿的事实基础，故本案不应为追偿权纠纷。经对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的释明，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认为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侵犯了其财产权造成了船舶损失，其提起的是侵权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诉称其实际所有的船舶受到损害，本案系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请求赔偿损失引起的争议，故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和本案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是否存在侵害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船舶权益的行为；二、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是否存在300万元的损失。 关于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是否存在侵害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权益行为的问题 第一，“华洋98”号船被司法拍卖是基于抵押权人依法行使抵押权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和原被告签订的船舶所有权确认书和船舶代管协议的约定，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为“华洋9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该船挂靠于被告华洋公司名下，被告华洋公司为该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仍系“华洋98”号船的经营人和管理人。经过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的同意，被告华洋公司以“华洋98”号船向北海农信联社抵押借款，并进行抵押登记，北海农信联社对“华洋98”号船享有合法的抵押权。现因与“华洋98”号船一并抵押借款的另一艘船舶“鑫源顺6”号船发生沉没，且被告华洋公司无法偿还1200万元借款，北海农信联社对“华洋98”号船申请司法拍卖行使抵押权，是北海农信联社作为抵押权人行使的合法行为。第二，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对于“华洋98”号船被司法拍卖的结果不存在不法的侵权行为。被告华洋公司虽然作为借款人，但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贷款由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使用，现北海农信联社在借款合同到期后才提起诉讼，且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一直未归还过贷款，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还在2012年4月11日确认了尚欠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的600万元贷款利息，即北海农信联社并非是因“鑫源顺6”号船沉没就对另一抵押物“华洋98”号船行使抵押权，而是因为借款合同到期后，借款人无法偿还借款而行使抵押权，故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对“华洋98”号船被司法拍卖实现债权没有不法的侵权行为。 二、关于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是否存在300万元损失的问题 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认为300万元损失的构成系“华洋98”号船的拍卖评估价格为1223万元，扣除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认可已收到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支付的400多万元，得出最低损失为300万元，多出的部分予以放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主张的300万元损失是不确定的，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评估价格1223万元不能作为确定船舶损失的基础。资产评估就是对资产重新估价的过程，是一种动态性、市场化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其评定价格也是一种模拟价格，并不能代表船舶自然损耗后的正常市场价值。其次，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认可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已支付400多万元，但该400多万元的构成亦是不确定的，即300万元的构成也是不确定的。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已经提交的借条初步证实了其向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支付500万元资金的构成，借条的特别注明内容亦是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手写且确认的，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亦认可了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支付了一笔款项至武汉海事法院为了解决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另案纠纷，但至于转了多少款项原被告均记不清楚。而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抗辩其向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支付的款项远远超出了500万元，原被告对于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实际上支付了多少款项均不清楚，没有确定的事实依据。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虽然提出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认为其支付的款项已超过500万元，理应由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举证责任的先后顺序，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首先应举证证明损失的确定金额，即300万元损失构成的确定性。最后，即使原被告围绕500万元的贷款支付提出证据予以证实，该500万元贷款是否支付的争议不应作为本案侵权的损失认定基础，如果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认为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未支付完毕500万元贷款而造成损失的，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不存在侵害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船舶权益的侵权行为，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主张的损失亦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本院（2018）桂民终224号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庭审理笔录，该案庭审中对600万元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作出了陈述。华洋公司质证认可该法庭审理笔录的真实性，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余建夫在该案庭审中认可收到的340万元实际上是包含了该案借款100万元，由于该案已判决上诉人应当向高扬和归还1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故本案应当认定余建夫实际收到240万元。本院对该法庭审理笔录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称其虽签了500万元的借条，但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总共仅向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支付过400多万元，400多万元包括：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于2009年7月13日、11月14日分别转账的30万元（合计60万元），2008年8月14日被告高扬和转账的100万元（该100万元系退股款，已在600万中扣除），依原告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的要求被告华洋公司和高扬和转账给武汉海事法院的款项200多万元，以及截止出具借条时的管理费用40多万元”有异议，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该表述存在错误，事实是，上诉人收到的400多万元包括了被上诉人已另案起诉的借款纠纷案[本院（2018）桂民终224号案]的100万元，该100万元不应再在本案审理，则本案中上诉人实际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为300多万元（管理费和被上诉人转账给武汉海事法院243万元）。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或补充。 对于上诉人所提出的事实异议，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系引述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而上诉人只是认为其一审时的陈述有误，并非认为一审引述有误，故一审的表述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提出的异议实际是对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款项数额存在异议，此为本案争议焦点，将在下文予以分析论述。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确认。 另查明，本院审理的（2018）桂民终224号华洋公司诉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等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案庭审笔录中，华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扬和陈述“华洋98”号船贷款的600万元，华洋公司使用100万元即华洋公司留100万元，是为了防止聂万根、余建夫和简德狮等人还不了利息，后来又把这100万元转给了何国才作为借款。余建夫陈述，“华洋98”号船贷款的600万元，实际上高扬和扣了200万元，其中按常规公司要扣留100万元给公司用，100万是作为高扬和的退股金，其他费用其实就是60几万，剩余的340万给了武汉海事法院，因在武汉海事法院案件中需要支付400多万元，还差100多万，就又向高扬和借了10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这100万元实际上是高扬和扣留下来作为公司使用的；高扬和扣留的100万元退股金属于上诉人借款500万元中的一部分。 本院（2013）桂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1年7月22日，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以“华洋98”号船股东的身份在华洋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形成要将船舶转户挂靠至深圳海盈公司名下的股东会决议，华洋公司虽然收到了该股东会决议，但不发生双方之间《船舶代管协议》已经解除的效力。 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后，在借款期内其并未归还过款项，二审中陈述支付过利息，但未能明确已付多少利息。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定性问题。上诉人认为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为被上诉人向北海农信联社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后，被上诉人未能按期还款导致船舶被拍卖，其实际已为被上诉人的债务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故而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因此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本院认为，追偿权纠纷属于合同纠纷，追偿权分为担保责任追偿权和合伙债务追偿权。担保责任追偿权是指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享有的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合伙债务追偿权是指合伙债务的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对超过自己应承担数额的部分享有向其他债务人追偿的权利。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来看，其实际是认为其系作为享有追偿权的担保人而提起的本案诉讼，但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债权人即北海农信合作联社之间存在担保合同关系、上诉人履行了担保责任。1.上诉人将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挂靠于被上诉人华洋公司名下进行经营管理，在2009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华洋公司与案外人西塘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虽然“华洋98”号船系抵押物，但该船登记在华洋公司的名下，上诉人并非该抵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即上诉人并非该抵押借款合同的抵押人，西塘信用社在对“华洋98”船行使抵押优先受偿权时亦是基于其与华洋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明西塘信用社向上诉人主张行使担保权。2.2009年11月13日上诉人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和被上诉人华洋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明确，由华洋公司向北海农信联社所借的600万元由华洋公司使用100万元、由“华洋98”号船的船东余建夫等股东使用500万元，表明上诉人对华洋公司以“华洋98”号船向信用社抵押借款的事实是清楚、认可的，而上诉人亦确认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至于数额是多少，双方存在争议，本院将在下文进行阐述，那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华洋公司之间存在两层关系：一是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关系，二是基于“华洋98”号船挂靠在华洋公司名下，华洋公司以其名义抵押借款后再将款项转由上诉人使用的借款关系，则本质而言，“华洋98”号船实际上也系为余建夫等人的债务进行担保。3.北海农信联社的借款到期后，由于华洋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北海农信联社向法院起诉华洋公司主张还款付息及对“华洋98”号船行使抵押优先受偿权。而本案事实查明，上诉人在借款后并未还款，且在2014年4月11日确认尚欠600万元贷款利息，则上诉人事实上亦未偿还借款，最终导致“华洋98”号船被法院拍卖。以上分析可知，上诉人并不存在为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但其将“华洋98”号船登记在华洋公司名下并由华洋公司以该船向银行抵押贷款，此后就该船抵押贷款的600万元与华洋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结合上诉人一、二审的主张来看，其起诉主张实际是认为华洋公司并未按约定支付完毕500万元借款，从而要求华洋公司和高扬和偿还船舶价值与已收到借款金额之间的差价，本案实际应是包含了船舶挂靠与借款关系在内的综合性合同纠纷。 一审定性为侵权纠纷，也是基于庭审释明后余建夫等人明确其提起的是侵权之诉而确定的案由，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认可华洋公司对于“华洋98”号船被司法拍卖并非侵权，且其始终主张的是船舶价值与已收款项之间的差额损失，因此，本院根据其起诉的本意重新确定案由。 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其所有的“华洋98”号船因被上诉人华洋公司未按时还款导致北海农信联社行使对该船的抵押优先受偿权而被司法拍卖，该船拍卖评估价格为1223万元，扣除其认可的已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300多万（二审说法）或者400多万元（一审说法）后，其遭受了不低于300万元的损失，故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被上诉人偿还3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同意华洋公司以“华洋98”号船向银行抵押贷款，并与华洋公司协议由上诉人使用600万元贷款中的500万元，华洋公司使用100万元，则“华洋98”号船实际是为上诉人抵押借款，如华洋公司按约将500万元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使用100万元，则即便“华洋98”号船因北海农信联社未能收回贷款本息行使抵押优先受偿权而被司法拍卖，亦属于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但如被上诉人未能将款项按约支付、使用，则上诉人用“华洋98”号船抵押担保以获得使用资金的目的未能实现，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偿还船舶价值损失的责任。 首先，关于船舶价值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主张船舶价值为司法拍卖是评估的价值1223万元，但本院认为，拍卖评估价格只是一种模拟价格，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船舶的市场价值，从评估基准日2013年2月28日评估“华洋98”号船的市场价值为1223万元、2013年6月7日经第二次司法拍卖最终以640万元价格拍卖成功亦可见一斑。本院确认“华洋98”号船的价值应按船舶拍卖实际成交价格来确定，即640万元。 其次，关于上诉人实际收款金额问题。2009年11月13日上诉人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和被上诉人华洋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明确，由华洋公司向北海农信联社所借的600万元由“华洋98”号船的船东余建夫等股东使用500万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全额支付500万元，其实际仅收到300多万元，即被上诉人支付武汉海事法院243万元、抵扣船舶管理费60多万元。被上诉人则认为其实际支付给上诉人的金额为700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实际收到了500万元借款，理由是：第一，2009年11月13日双方借款协议约定银行贷款600万元由华洋公司使用100万元、上诉人等船舶股东使用500万元，而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本院（2018）桂民终224号案件庭审陈述可知，华洋公司向北海农信联社的部分借款600万元，华洋公司扣留了100万元由公司使用（后作为借款出借给了上诉人，该案已判决上诉人应返还华洋公司），不属于华洋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的借款；另有100万元，上诉人认为高扬和已作为其退股金予以扣留，高扬和认为其并未扣留，但本院认为，银行放贷的600万元款项系给了华洋公司，高扬和作为华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向上诉人支付借款500万元时应是已扣留了退股金100万元，那么高扬和能否收取该100万元退股金、上诉人是否同意高扬和扣留该100万元退股金，本院认为，从2009年11月13日借款协议书、借条的出具来看，仅是上诉人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作为借款人签字，高扬和并未作为借款人签字，结合2009年11月13日上诉人与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出具100万元借款中备注“此款系高扬和从‘华洋98’号船退股款100万元”的内容，2008年7月3日聂万根、余建夫与简德狮作为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与华洋公司签订《船舶代管协议》以及本院（2013）桂民四终字第19号判决确认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系“华洋98”号船股东的事实，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对于高扬和退股及收回100万元退股金应是认可的，而上诉人亦确认100万元退股金属于500万元的一部分，则高扬和扣留其退股金100万元，应视为上诉人收到了该100万元并同意处置给了高扬和。第二，2009年11月13日上诉人聂万根、简德狮、余建夫及案外人何国才、刘冬华出具的500万元借条中备注：500万元扣除以前“华洋98”号费用约180万，费用以核算后为准，余款330万元转入武汉海事法院账号。据此备注内容分析，500万元的支付方式应是：先扣除“华洋98”号船截至上诉人出具借条时的船舶费用约180万元，余款330万再转武汉海事法院。虽然余建夫对船舶费用约180万元备注了以核算后为准，目前双方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华洋98”号船的费用进行了核算以及核算后的具体金额是多少，但本院认为借条备注中的船舶费用约180万元应是双方粗略统计的、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的数额，毕竟，按上诉人的说法，“华洋98”号船在武汉海事法院案件中已被扣押，上诉人需向武汉海事法院履行转款400多万元责任后才可拿回船舶，则上诉人应会格外关注应扣除多少船舶费用、还有多少余款可以支付武汉海事法院，更何况备注内容是余建夫所写的。至于被上诉人实际转付给武汉海事法院的数额是否为330万元，除双方确认被上诉人高扬和于2009年11月14日转款30万元给余建夫妻子杨淑华外，剩余的300万元，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实际支付完毕，被上诉人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从一审调取的华洋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清单亦无2009年11月13日左右其曾转出300万元的记录，而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付武汉海事法院的款项为243万元（含转杨淑华的30万元），那么加上应抵扣的船舶费用，上诉人收到的款项应至少有400万元。综上，根据2009年11月13日借款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华洋公司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500万元款项应已支付完毕。 最后，关于上诉人是否存在船舶价值差额损失的问题。前文已述，船舶价值应以拍卖成交确认价640万元确定，而上诉人已收到华洋公司支付的500万元，则在船舶拍卖后，华洋公司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支付140万元（640万-500万）的船舶价值差额，本院认为，案件事实查明，华洋公司据协议扣留了100万元，在本院（2018）桂民终224号案庭审中，高扬和陈述协议约定华洋公司使用100万元的原因是防止上诉人不按时支付利息，余建夫称按常规系要给公司100万元使用，则该100万元实际亦属于应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只是双方经合意预支给华洋公司，如上诉人按约支付利息及支付相关船舶费用等，则华洋公司仍应当将该100万元返还上诉人。据前所述，600万元实际属于上诉人以华洋公司名义用“华洋98”号船向银行抵押借贷的款项，则上诉人应负担该借款利息，案涉船舶系在2013年6月20日经司法拍卖处置，据算，截止船舶拍卖日，600万元的银行借款利息（包括逾期利息）已超140万元，而在船舶被拍卖前，上诉人是否按期支付利息，上诉人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借款期内并未归还过款项，二审中陈述支付过利息，但又未提交证据证明已付多少利息、是否仍有欠付利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存在船舶价值差额损失。 综上，华洋公司以“华洋98”号船抵押贷款后将500万元已实际支付上诉人，扣留使用的100万元亦系经上诉人同意，则“华洋98”号船本质上是为上诉人的借款本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债务进行抵押担保，现因上诉人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导致北海农信联社未能按期收回借款本息而对“华洋98”号船行使抵押优先受偿权，导致船舶最终经司法拍卖程序以640万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且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时支付贷款利息等及其存在船舶拍卖后的船舶价值损失，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向其偿还船舶价值与所收到贷款款项之间的差额损失之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上诉人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已预交），由上诉人聂万根、余建夫、简德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宗艳 审判员  王华妍 审判员  李萍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