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6308号原告:吴勋，男，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柱，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予希，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院**楼**3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99776879Q。法定代表人：姚晨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男，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兆勋，男，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原告吴勋诉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予希、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兆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6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14日起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年利率7.125%为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了《任职顾问合同》，约定原告以顾问之职为被告开拓市场，任职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按12个月向原告支付顾问年度工资60万元。期限届满后，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前述工资。2017年1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顾问工资欠条》，明确其欠发原告2016年度顾问工资60万元，将尽快补发。然而，直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都没有向原告支付前述欠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一、《任职顾问合同》和《顾问工资欠条》签订时即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任职顾问合同》和《顾问工资欠条》的具名人周菁，是被告当时股权占比30%的最大个人股东。周菁同时担任被告的董事、总经理，承担股东下达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2016年需完成利润总额800万元，并负有对连续三年亏损现金补足亏损额的义务。1.顾问合同及欠条是特定情形下周菁冒用被告名义与原告签署，目的是应对国企严格的会计审计，同时维系双方的合作方便项目做成后利益的支付，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确认，2015年底周菁与原告经朋友介绍而结识，周菁了解到原告对资本经营和金融服务非常熟悉，而且有很强的市场资源；原告也看重被告的股东资源和潜在前景。周菁与原告决定在公司业务范围外合作拓展业务。如前所述，周菁一方面在2016年承担很大业绩压力和资本补足压力，迫切需要借助原告高端的资源能力；另一方面，周菁也了解被告的有关业务招待费和年度工资总额的硬性规定，董事会为总经理订立的岗位薪资标准是1.8万元/月，年度绩效薪酬按照净资产收益率确定，最高不超过15个月。周菁和原告深知被告的现实限制，基于先解决费用问题快速开展合作，等作出成果再解决执行问题的盲目乐观心理，由原告提供合同文本，周菁与原告签订顾问合同，后又签订工资欠条。需要注意的是，被告工资劳务支出实行总额和人均双线控制，并基于当年净资产收益率由董事会批准年度绩效薪酬。2016年被告人均工资绩效限额18万元，其中全年16人总绩效63.7万元；周菁全年工资绩效合计48.6万元。不承担任何考核，为原告无任何条件支付60万元/年咨询顾问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顾问合同的内容形式非常不严肃，且违背商务合同的交易习惯。顾问合同仅仅是形式上符合合同要件，合同实质内容条款违背一般交易习惯，权利义务条款违背公平原则，缺少咨询顾问服务的质量标准、交付验收环节、按质量或阶段支付对价等符合交易习惯的条款。被告从未审议过相关合同文本，也不可能批准签署这样的合同文本。3.欠条的有关陈述也与事实不符。被告2016年审计报告显示当年末净资产2152万元，货币现金655万元，不存在《顾问工资欠条》所称的因“甲方财务困难”拖欠原告的情况。4.顾问合同和欠条的签署，没有通过被告内部控制程序审批，无法确定真实性。被告内部有较严格的印章管理程序，相关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顾问合同和欠条的真实性。2015年12月-2016年1月期间的公章记录表没有发现顾问合同的用印审批记录；2017年第001-015号用印审批记录单（时间2017.1.4-1.22）也没有工资欠条的用印审批记录。被告多次向周菁了解两份协议的用印审批情况，周菁没有明确答复用印情况，无从确定印章的真假。二、因为《任职顾问合同》自始双方就不是为履行而订立，双方不可能就合同主要内容条款达成一致合意，合同无效。顾问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并非为双方实际履行而订立的约定事项，根本无法履行。具体如下：1.顾问合同第一段。“…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聘请乙方以顾问之职加入甲方，共同开拓业务新市场，并适时成为乙方股东成员…”。乙方不是一家法人组织，甲方无法成为其股东。2.顾问合同第一条第2、3、4点，明白无误表达乙方要利用甲方及其上级股东的资源条件，发展乙方自身，均为乙方受益条款。3.顾问合同第二条顾问待遇条款，要求甲方不附任何条件的向乙方支付咨询顾问费、报销费用。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4.顾问合同第三条，股东加入条款。“1.乙方进入上市设计前，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10%的自然人股权”。股权转让是被告股东之间权利。被告无法向原告转让并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三、被告自始没有收到过原告任何有关被告履行合同按月发放顾问工资的通知要求；为原告支付报销款项不应当认定为实际履行行为。顾问合同第二条顾问待遇条款。“1.顾问年度工资：600000.00（税前。六十万元人民币），按十二个月发放”。第五条关于违约条款。甲方违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顾问服务工作，并书面通知对方。”。2016年1月-12月期间，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如顾问合同所称支付过咨询顾问费，也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表明原告向被告追要过顾问合同所称的咨询顾问费。即使原告与周菁2017年1月13日再次签署《顾问工资欠条》后，直到起诉前原告也没有持顾问合同及欠条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的行为背离交易习惯。如果顾问合同及欠条是需要认真履行的商务协议，按照合同约定和一般交易习惯，面对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原告理应通过多种渠道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或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并注意留存证据以便主张权利才对。原告也仅有两份从未向被告批露过的顾问合同及欠条索要工资，没有其他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虽然周菁签订顾问合同的重要原因是为应对审计检查，方便为原告费用报销，但周菁和原告从来没有向第三人批露过顾问合同的存在及内容。原告在被告处理报销费用都是向时任经理周菁口头说明，其后由原告或周菁将单据交给被告管理部具体办理，再由经办人将费用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转帐给原告。被告支付原告的各项报销款项不是依据顾问合同作出的支付行为，不是履行顾问合同的行为。四、原告完全没有履行任职顾问合同，合同期间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的实质成果，双方从来没有按照合同条款执行过，被告没有从中受益；五、顾问工资欠条应当是顾问合同履行后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再确认，因为合同双方完全没有履行，借条就没有法律意义，应该无效；六、被告内部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流程从来没有将原告纳入管理，包括考勤、工资发放、绩效考核，从而从侧面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在被告处累计报销32万元的费用，名目理由与合同不符，与被告业务范围无关，为原告的个人费用。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8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任职顾问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单位，有意配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公司开拓资本和金融业务新市场，乙方为熟悉资本经营和金融服务，并拥有相应市场资源，同时具备成熟协调能力的自然人，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聘请乙方以顾问之职加入甲方，共同开拓业务新市场，顾问年度工资为60万元，按12个月发放；交通费、通信费、差旅费、业务应酬费实报实销，合同有效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上述合同加盖有被告的公章，被告的总裁、自然人股东周菁在上述合同被告盖章处签名。2017年1月13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顾问工资欠条》，内容为“因甲方当前财务困难，欠发吴勋2016年度顾问工资600000.00（税前，RMB60万元）。甲方将尽快分期补发”。上述欠条加盖有被告的公章，周菁在上述欠条被告盖章处签名。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签订任职顾问合同后有履行相关的义务，提交了其与被告多位员工的电子邮件。被告确认邮件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表明原告与被告有业务来往，不代表是在履行顾问合同，因为任职顾问合同主要的业务范围都是被告为原告服务，并不是原告向被告服务，从任职顾问合同看，有些表述表明甲乙双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合意，顾问合同不可能履行。原告陈述《任职顾问合同》是周菁提供的合同版本，原告在没有仔细查看顾问合同的情况下签订了该合同，从原告本人的立场只是就与被告达成的关于开拓资本、金融业务新市场提供顾问工作，然后收取被告的劳务费，至于任职顾问合同文本表述上的问题不影响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以及合同的效力。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周菁有关任职顾问合同的说明，证明《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的由来及双方合作过程；2.被告2016年的公司章程,证明周菁对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负有现金补足义务，周菁承担较大的经营压力；3.被告2016年经营业绩考核目标，证明周菁承担被告2016年利润总额800万的业绩经营责任，承担较大的经营压力，被告2016年有关业务招待费总额、实发工资总额和人均工资总额的严格管理要求；4.被告2014年1次董事会决议，证明董事会对被告管理层的工资性薪酬的规定，无条件支付原告60万元顾问费不可能在公司内控程序通过；5.被告2016年年终绩效发放的董事会决议，证明董事会基于经营业绩作出的2016年年度绩效发放的决议，无条件支付原告60万元顾问费不可能在公司内控程序通过；6.被告2016年审计报告，证明周菁认缴出资900万元并应于2016年4月前缴纳出资，实际缴纳出资120万元，周菁承担较大的短期内出资到位压力，2016年末净资产2152万元，货币现金655万元，不存在财务困难情况；7.被告2015年12月2日-2016年1月22日用印记录单，证明被告没有对《任职顾问合同》用印；8.被告第001-015号用印审批记录单（时间2017年1月4日-1月22日），证明被告没有对《顾问工资欠条》用印。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是被告公司股东所做的个人陈述，对本案具体的过程没有参考意义；对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2-8均为被告公司的内部决议或者是内部用章的记录，与本案无关，被告公司的内部决议是否真实以及内部的用章的规程是如何的，均不能影响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劳务费。诉讼期间，被告对《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上被告的公章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申请印章鉴定，在鉴定过程中，被告申请撤回印章鉴定。原、被告均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过相关报销费用，但被告认为不是依据原告主张的任职顾问合同支付的，仅是原告与被告一起进行的商务合作时的费用，其中支付的很多费用不是原告的个人费用。原告于2019年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被告对《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的公章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在鉴定过程中撤回印章鉴定申请，故本院确认《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上被告公章的真实性。《任职顾问合同》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职顾问合同》中部分内容虽存在不严谨之处，但并不影响其效力。原告已提交了电子邮件证明履行了顾问工作，且被告亦向原告支付了相关的报销费用，被告虽辩称并非依据《任职顾问合同》支付，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而被告其后出具了《顾问工资欠条》，确认了尚欠原告顾问工资60万元，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足以证明合同无效。至于被告辩称周菁存在的问题，系其司内部管理问题，《任职顾问合同》及《顾问工资欠条》不仅有周菁的签名，亦加盖有被告的公章，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其司对于用章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并非周菁一人可完成该过程，故对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60万元顾问费及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支付时间，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8日起计算，利息的计算标准应按年利率6%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勋支付顾问工资6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吴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281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吴勋负担481元，被告国新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9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郑晓婷人民陪审员  梁燕群人民陪审员  何燕雯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黄金铭朱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