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6民终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华美奥崇升煤业），住所地朔州市平鲁区下面高乡下面高村。法定代表人：刘兆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骏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云信国贸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国际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巩国荣，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兴旺，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美奥崇升煤业因与被上诉人云信国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19）晋0603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美奥崇升煤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涛、郑骏业，被上诉人云信国贸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兴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美奥崇升煤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晋0603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判决驳回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判决根据大量“案外材料”认定案件事实,该“案外材料”并非证据,更未经过庭审质证程序。因此,原判决根据“案外材料”认定案件事实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被上诉人已当庭表示不将“案外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案外材料”并未进入质证程序,但原判决依然将其作为证据予以全部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实质上剥夺了上诉人的法定举证期限及对“案外材料”发表质证意见的诉讼权利。2、原判决强制“要求对账”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在上诉人依法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拒不配合”为由作出对上诉人极为不利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判决将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在上诉人依法提出抗辩后,以上诉人“拒绝配合”为由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对上诉人极不公平。因此,原判决将举证责任倒置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数量、金额、时间与“物资审领单”记载内容无法相互印证,与主张金额无法对应,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证据不足,但却根据大量“案外材料”认定了案件事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只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对账”，而对作为实际供货依据的“物资审领单”金额未予统计,并仅仅将发票金额作为认定实际供货金额的依据,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三)被上诉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交易实际发生,也不能证明货物已实际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记载了多种货物名称,但发票金额却大量雷同,违反常理,不符合逻辑。因此,不能以发票认定双方的实际交易金额。但原判决对此却未予审查,反而仅单独依据“案外材料”(指发票）认定被上诉人的供货金额,事实认定不清。1、被上诉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向上诉人供货的充分证据,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了不同的货物名称和数量,但各张发票金额却基本雷同,明显违反常理,不合逻辑。（四）被上诉人举示的发票和物资审领单与《年度审计确认函》不能相互印证,《年度审计确认函》不具有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却依据“案外材料”来认定《年度审计确认函》的真实性,何况该《年度审计确认函》的性质也仅是对账邀请函,而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最终结算依据。(五)上诉人从未收到《催款函》,并且《催款函》发出时间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欠款,涉案债权早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享有法定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但原判决却在被上诉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毫无依据地采信了被上诉人的证据,事实认定不清。1、《催款函》收件地址及收件人错误,上诉人从未收到所谓的《催款函》。2、《年度审计确认函》的发出时间在2014年1月,而被上诉人发送《催款函》的时间为2016年4月1日,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过2年诉讼时效。(六)被上诉人证人李某与殷某出庭作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且李某、殷某与被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李某、殷某旁听了庭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采信证人证言。但原判决对此未予以审查认定,对证人证言全部予以采信,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依据该规定,被上诉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认定其向上诉人交付材料设备的充分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仅是由被上诉人单方出具,而作为供货依据的“物资审领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货品名称、时间、金额等方面不能相互印证,证据不足。但是原判决却将发票作为供货单据而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货物,未统计作为供货单据“物资审领单”金额,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云信国贸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不存在所谓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原审不存在上诉人声称所谓以“案外材料"认定案件事实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答辩人在一审立案时已向原审人民法院提交了在案的2014年“年度审计确认函"、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催款函、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答辩人售卖给上诉人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清单、出库单(物资申领单)、足以证实上诉人拖欠答辩人货款1773314.94元的基本事实,且上诉人也对上述在案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不存在上诉人所述以所谓的“案外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在案的《对账统计表》即是上述证据待证明的内容数据表现,且也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经举证质证,不存在所谓以“案外证据”定案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二、本案原审判决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述所谓将应由答辩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情形。首先，原审答辩人就向人民法院举证了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售卖给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清单等,该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有卖方(答辩人),买方(上诉人)的名称、金额、货物明细等,证实仅自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答辩人共计向上诉人售卖的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共计45170627.05元,上诉人并将上述货物增值税税款进行抵扣的基本事实。其次,原审答辩人已向人民法院举证了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间(出库单)物资申领单61支(因出库单数量庞大,总计达数千张,未全部列举)可证实,单就此期间答辩人向上诉人售卖的各种货物价款就达2567986.80元,该(出库单)物资申领单载有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且有时任上诉人方生产矿长、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比如机电队、综采队),有答辩人销售人员吴凤英、陈玉祥等签字确认,证实双方之间发生买卖关系的事实。再者,原审答辩人已向人民法院举证了上诉人于2014年向答辩人邮寄经上诉人盖章确认的《年度审计确认函》,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方尚欠答辩人货款人民币1925989.17元,且向原审人民法院举证了答辩人于2016年4月1日及2016年12月7日邮寄给上诉人的催款函,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的结算日,上诉人方尚欠答辩人方货款1773314.94元,证实上诉人至今尚欠1773314.94元货款的基本事实。最后,上诉人原审未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其支付货款相应凭证，原审人民法院为更加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组织双方进行对账,上诉人未到庭,在案无论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上诉人购买答辩人货物价款45170627.05元,还是物资申领单载明上诉人购买答辩人货物价款2567986.80元,或是上诉人于2014年邮寄给答辩人经上诉人盖章的《年度审计确认函》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尚欠答辩人货款的1925989.17元等均远大于答辩人原审起诉的金额,原审人民法院综合依照上述证据,并结合《对账统计表》等,予以判决,何来所谓举证责任倒置。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首先,自2012年双方发生买卖关系以来至2013年上半年,上诉人基本能正常付款,但自2013年下半年始上诉人就不能正常付款,答辩人自此开始就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进行催收,打电话,上矿找领导,又去各个部门,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辞,原审证人出庭亦证实了上述基本事实(而且试想,上诉人仅华美奥集团和崇升煤业两家就拖欠答辩人货款达一千多万元之巨,答辩人怎么可能不催要),甚至都不和答辩人对账,之后,上诉人方又以企业存在种种困难为由,往后推脱,但上诉人对拖欠的货款事实是认可的,答辩人方各种形式催要,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其次,上诉人出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需要,委托香港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向答辩人邮寄送达《年度审计确认函》(盖有上诉人公章),其中明确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尚欠答辩人货款1925989.17元,除不断上门催收,电话催收外,答辩人又于2016年3月21日(予以公证)及2016年12月7日向上诉人催收邮寄了催款函,上述催款函明确载明,按双方约定的上诉人应于2014年12月31日偿还尚欠货款1773314.94元(双方调账后的金额),可见双方约定还款日为2014年12月31日,所以,答辩人方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催要,又通过2016年4月1日(经过公证)、2016年12月7日邮寄催收,明显未超过原二年的诉讼时效,直至答辩人又于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催收,亦未超过《民法总则》实施后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答辩人于2016年4月1日经公证向上诉人邮寄催收及2016年12月7日通过邮寄催收方式向上诉人催收,无疑是法定中断诉讼时效事由。再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及2006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之规定上诉人与答辩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书面约定付款履行期限,根据上述规定,答辩人于2016年4月1日向上诉人邮寄催收,且经过公证,诉讼时效也应从答辩人于2016年4月1日向上诉人邮寄催收时起算,至答辩人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关于本案基本事实。首先,前已述及,在案有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售卖给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清单等,证实仅自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答辩人共计向上诉人售卖的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价款就达45170627.05元,上诉人且抵扣了相应税款。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设计印制的,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如没有真实货物购销活动而向购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的,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违法犯罪行为,本案如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且涉及的数额特别巨大,两家公司均会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所以,在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双方仅自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答辩人共计向上诉人售卖的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价款就达45170627.05元。其次，单就在案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间(出库单)物资申领单61支(有时任上诉人方生产矿长、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比如机电队、综采队),有答辩人销售人员吴凤英、陈玉祥等签字确认)就足可证实,答辩人向上诉人售卖的各种货物价款达2567986.80元,在上诉人未有足够充分证据证明其付款情形下,答辩人诉讼主张当然应当予以支持。再者,在案的还有经上诉人盖章确认的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方尚欠答辩人货款人民币1925989.17元的《年度审计确认函》及2016年4月1日、2016年12月7日两次催款函足以证实上诉人尚欠答辩人1773314.94元货款的基本事实。至于上诉人所谓“物资申领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等无法相互印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金额大量雷同等上诉理由,原审早已查明,双方业务往来繁多,答辩人的仓库及销售人员常驻上诉人企业生产地,随时根据需要给上诉人供货,双方各自在“物资申领单”签字,积累到一定金额或者根据上诉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物资申领单”时间、金额、数量等不一定完全吻合,况且,当时开具增值专用发票票面金额有限制,并无大额发票,所以大部分发票载明的金额都是顶格金额,票面金额当然雷同,但是,编号是不一样的。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原审人民法院正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等相关规定,根据在案的“物资申领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催款函”、“年度审计确认函”等证据认定双方存有买卖合同关系,且根据在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催款函"等认定本案上诉人尚欠答辩人货款1773314.94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程序适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云信国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773314.94元及利息452122.43元（自2014年12月31日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合计2225437.37元。2.请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自2019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773314.94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认定如下：一、“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内部的审批单据，还是被告向原告购买、领取物资单？被告辩称“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内部下属各部门领取材料、设备的审批单据，不是原告向被告的供货单，与原告无关。1.该“物资审领单”上不仅有被告相关人员的签字，也有原告方相关人员的签字，说明并非被告所述的内部物资审领单。2.若“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内部的物资审领单，原、被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那原告为什么给被告开具2012年至2013年共292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呢？综上所述，“物资审领单”不是被告内部的审批单据，而是被告向原告购买、领取物资单，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矿用物资的关系。二、被告购买原告矿用物资的欠付款情况如何？1.原告提供华美奥崇升煤业邮寄的年度审计确认函，催款函，增值税发票，部分物资审领单，拟证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1925989.17元，被告认为，年度审计确认函是复印件，被告也没有给原告邮寄过该函，即使存在，该函也只是用于审计账目做对数之用，非付款结算单，催款函也没有收到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部分物资审领单也不能说明被告欠原告货款1925989.17元。2.被告提出，原告提供的物资审领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况且二者不能相互印证。3.针对上述情况，为了更加明确原、被告之间的购买矿用物资等欠付款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原、被告双方相关工作人员带上各自的账簿，对云信国贸公司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款凭证进行核实、对账、统计，但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拒不配合，原告方云信国贸公司按照要求填写了《2012-2013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购买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发票292支，金额45170627.05元。原告云信国贸公司按要求填写了《2012-2014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货款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43397312.11元。45170627.05-43397312.11=1773314.94。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拒不配合，从原告填写的对账统计表上显示，2014年以后，被告再未给原告付款，可认定被告欠原告矿用物资款1773314.94元。况且，在要求原、被告双方对账统计时，已明确告知，如果拒不配合，本院只能做出与你方不利的判断。即使如此，在二次庭审时，原告再次将其全部的增值税票据和被告的已付款票据带至法院，以方便被告方核对、统计。三、被告是否收到原告的催款函？原告提供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的公证书，和2016年4月1日、2016年12月7日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提出邮寄地址朔州市开发区文远路恒晟大厦四层错误，但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的办公地址当时的确就在该处。应当确认被告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催款函。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理确定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云信国贸公司为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提供矿用物资，并且在被告华美奥集团下设的三个煤矿都设有销售点，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被告是断断续续从原告处购买并付款，原告也是断断续续为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增值税发票292支，金额45170627.05元，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给原告已付款43397312.11，尚欠1773314.94元。2016年4月1日，原告在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的见证下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给被告邮寄了催款函，该催款函的内容是请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收到通知函后15日内给付未付货款1773314.94元。2016年12月7日，原告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再次给被告邮寄了催款函，内容一样。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在2012年-2013年期间，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向原告云信国贸公司购买矿用物资，尚欠1773314.94元货款未付，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下欠货款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付利息。原告于2016年4月1日、12月7日两次向被告发送催款函，要求其在收到催款函后15日内给付下欠货款，但被告未支付。该买卖关系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依据《合同法》违约责任的规定，由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不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支持。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发送的催款函，其主张是下欠款1773314.94元。未提及前期的逾期付款利息，所以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6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1773314.94×0.0039583×27个月=189521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欠货款1773314.94元。二、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189521元。三、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4月1日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履行清结之日，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计算。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04元，由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负担22466元，由原告云信国贸公司负担2138元。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华美奥崇升煤业向本院提交追加山西汇永金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原审被告申请书。同时，提供一、《寺儿沟煤矿生产运营管理合同》，拟证实：崇升煤业公司与云信公司合作期间，崇升煤业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为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并且由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采购材料设备等物资，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货款的承担义务主体，而非崇升煤业公司。二、《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公示》、《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拟证实：1.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持有云信公司90%的股份，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云信公司之间为关联公司，正因如此，在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崇升煤业公司期间与云信公司建立了供货关系；2.云信公司对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崇升煤业公司并承担煤矿物资采购义务之事实清楚知晓，意图向法院隐瞒该事实，而向崇升煤业公司主张货款，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上证据一是复印件，证据二是从网上打印出来的）。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华美奥崇升煤业与被上诉人云信国贸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矿用物资，尚欠被上诉人1773314.94元货款之事实存在，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二审中申请追加山西汇永金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原审被告之请求，因其提供的《寺儿沟煤矿生产运营管理合同》系内部管理合同，对外无约束力，之前的矿用物资买卖、付款等事宜均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合同复印件、网上自打的公示信息又不予认可。据此，上诉人申请追加被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上诉人之该项请求本院不予考虑，予以驳回。关于上诉人所提本案之起诉已超诉讼时效之上诉请求，因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1日向上诉人邮寄催收货款，且该行为经过公证，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4月1日向上诉人邮寄催收时计算，该案至被上诉人2019年3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之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所提原审对本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等上诉请求，原审依据查明事实，结合本案实际，综合全案考虑，对本案的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均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本院亦不予考虑。综上所述，华美奥崇升煤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66.0元，由上诉人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向阳审判员 郭洪福审判员 李 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昝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