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9民初1154号原告:邓廷波，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西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09406833J。法定代表人：李昌鑫，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发江，重庆市南川区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重庆市南川区搏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西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6992557002。法定代表人：李忠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松，重庆市南川区南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邓廷波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川公路运输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由于重庆市南川区搏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川搏翔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发江，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廷波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2日签订的《经营权管理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南川区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因行政管理需要，长期挂靠被告公司开展出租汽车经营。2017年11月22日，原告为在南川区继续经营出租汽车而与被告签订两年期的《经营权管理合同》，约定原告使用被告依法获取的出租车经营权（经营指标号541143），且以被告的名义经营。2019年12月4日，原告通过交通行政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才了解到被告至今没有依法获取涉案出租车经营权，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确保原告依法开展出租汽车经营，被告的行为涉嫌欺诈和根本性违约，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辩称，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该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按原告所说，被告公司没有名义取得出租车经营指标，但被告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28台出租车经营管理合同，明确了被告公司对28台出租车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同时，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了经营管理合同，从合同的相对性，被告公司是合法主体。本案并没有涉及到行政许可的事实，不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范围。原告陈述被告和第三人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不是出租车个体经营者，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辩称，第三人与被告，被告与原告之间所发生的挂靠经营关系都是交通和运管部门根据历史原因和事实所形成的行业要求和行业许可进行的合法行为，不存在原告所称恶意串通及以格式合同为由认为该合同无效，第三人认为本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15日，原南川区交通局召开协调会，形成《关于南川区公路运输公司28台出租汽车经营相关问题》的会议记录，内容如下:一、关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8台出租汽车原经营者与搏翔公司的问题。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8台出租车原经营者不与搏翔公司产生关系，只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经营关系。二、关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8台出租车原经营者继续经营的问题。在区政府将出租车经营权指标继续投放给公司的情况下，公司继续将出租汽车给原经营者经营。三、税金和管理费等缴纳问题。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8台出租汽车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每月每台车向公司共计缴纳650元的管理费和税金，其中营业税265元，车船使用费41.7元(随着国家税收政策调整而调整;管理费343.3元(随着搏翔公司管理费调整而调整，调整比例不变);如以后搏翔公司对出租汽车进行统收统支，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除管理费和税金以外的，全部收入返还给出租汽车经营者。嗣后，依据上述会议的内容，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与上述会议中所涉的28台出租汽车的经营者分别签订协议。2009年12月18日，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且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系南川搏翔公司的大股东。2009年12月20日，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乙方）与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出资购买符合出租汽车客运要求的28台（行业编号见附件），按政府的行政许可经营权对象、行业管理及公司要求从事经营活动，承担经营活动中的经济、法律责任，中途有车辆更换，乙方按甲方要求办理入户运营，经营期限从2009年12月20日起至无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止（长期）；经营期内，乙方以甲方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甲方对乙方的车辆进行管理，经营期满，双方协商签订新合同；乙方在经营过程中所有费用自行承担；乙方在合同期内承担车辆发生的一切费用......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后的附件注明了28辆车的行业编码（其中包含编码为“541143”的车辆）。2012年10月8日，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批复》[2012]252号，该批复如下:“一、投放时间2012年9月24日。二、投放数量本次投放39个出租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其中:搏翔出租车公司28个，重庆市南川区易虹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11个。”原告邓廷波的岀租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包含在南川搏翔公司28个指标之中。另查明，2017年11月22日，重庆市南川区交通委员会向南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作出《重庆市南川区交通委员会关于协调解决公运司出租汽车经营有关问题的意见》，其中载明“今年10月底以来，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公运司）与28辆出租汽车中经营到期的16辆经营车主，就车辆报废更新和经营协议签订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现对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协调解决意见：...二、按照尊重历史、公平公正、依法行政原则，对公运司名下的28辆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在区政府未收回或继续投放的前提下，切实做好各方协调工作，原则上交由原经营车主继续经营；......。”2017年11月22日，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与其中到期的16辆出租车车主签订了《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本案原告邓廷波系16辆出租车车主之一。在原告邓廷波（乙方）与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甲方）签订的《渝AT15**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中约定：“乙方全额出资购车一台，使用甲方依法获取的出租车经营权（经营指标号：541143），以甲方名义...及甲方要求下从事经营活动；合同期从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共计贰年；合同期内，甲方对乙方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合同期满，本合同自然终止；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上述原告邓廷波所有的车牌号为渝AT15**的出租汽车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是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该车现在原告处，由原告在正常经营。还查明，2019年12月4日，重庆市南川区交通局向重庆市南川区平鑫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复函》，即南川交通函（2019）115号，其中载明“经核查回复如下：2009年10月新成立南川区搏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搏翔公司），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搏翔公司股东，当时两家公司就28个出租车经营指标签订了经营巡游出租汽车协议。自搏翔公司成立以后，许可机关未向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许可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同时，我局也未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等内容”。庭审中，原告邓廷波陈述，其出租汽车是在2016年从车辆的前一任经营者“郑洪平”处受让来后挂靠在被告公司经营，原、被告当时也曾签订书面合同；2017年11月，原、被告再次签订《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从2016年签订合同后，原告都是向被告交付管理费，并由被告进行管理，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没有收取原告的管理费，也没有进行管理。原告邓廷波还陈述，其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理由是：一、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本案所涉合同的生效条件是指被告依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号为541143），但被告至今没有取得该经营权指标，而是由第三人取得；二、依据合同法第41条，涉案的合同是格式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条款有争议，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如果有两种以上的形式，就应当做出对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三、依据行政许可法第9条，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及第5项的规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经营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而且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作为特许经营行政许可，擅自进行转让，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第9条约定的。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陈述，在2009年召开协调会之前，28台出租的经营权指标都是许可在被告公司名下，在2009年12月，当时成立了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以28个指标入股成为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所以，后来将28个经营权指标登记在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名下。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意见、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意见，《渝AT15**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协调会会议记录、南川区交通局《关于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复函》、机动车行驶证及营运证、《出租汽车经营合同》、（2018）渝0119民初6577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市南川区交通委员会关于协调解决公运司出租汽车经营有关问题的意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在2009年12月15日，原重庆市南川区交通局组织召开的协调会会议记录中载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8台出租车原经营者不与搏翔公司产生关系，只与南川区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经营关系；在区政府将出租车经营权指标继续投放给公司的情况下，公司继续将出租汽车给原经营者经营”，嗣后，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也分别与28台出租车原经营者签订合同。2009年12月18日，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成立，被告南川公路运输公司至今都是南川搏翔公司的大股东，两公司实质上具有关联关系。2009年12月2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方就28台出租车的内部管理问题达成合意，此后，在2012年9月，南川区人民政府将上述28台出租车的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给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现原告邓廷波的岀租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包含在南川搏翔公司28个指标之中，虽然原告邓廷波陈述，其出租车是从前一任经营者“郑洪平”处受让后挂靠在被告公司经营，但无论是原告所述的前一任经营者还是原告都一直与被告签订《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原告也自述是被告对其车辆进行管理并向被告支付管理费，第三人未对其进行管理，且现案涉车辆在原告处，仍由原告在经营；同时，原告诉称在2019年12月4日才得知被告至今没有依法获取涉案出租车经营权，涉嫌欺诈和根本性违约，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车辆行驶证及营运证可见，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人是第三人南川搏翔公司，且涉案车辆的外观也有“搏翔”的字样，由此可见，原告对于涉案车辆的情况应有所了解或知情；此外，被告公司与第三人公司具有关联，双方以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的方式就28台出租车的内部管理问题达成合意，该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原告所述的岀租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转让的问题，结合原、被告签订的《渝AT15**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的内容，该合同也仅就车辆经营权的“管理”问题进行约定。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2日签订的《渝AT15**车辆经营权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确认该合同无效，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述合同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廷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廷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审判员  丁忠林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