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莉莉，女，汉族，1969年10月1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叶可崇，男，汉族，1970年6月18日出生，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张黎，女，汉族，1969年5月10日出生，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宇，两被上诉人的儿子。上诉人张莉莉因与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莉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莉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张黎对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认定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依法判决案件一审受理费、保全费及上诉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出借款项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的共同生活开支，并且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借款用于了被上诉人的家庭共同开支。1、被上诉人二张黎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首先，根据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工资收入表》和证据《资金流水清单》在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一年中，被上诉人二的月平均工资为9967.84元。而在该年度，仅根据其银行流水所显示的支出就计算得出其平均每月支出16739.76元（其中电子消费支出：9231.43元、取现支出：7508.33元）。其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其每月的开支。其次，在其银行流水所显示的支出中并没有偿还车贷支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销售合同》及其一审代理词，被上诉人二名下有购买奔驰轿车，车款为27.7万元。其中首付1万元由被上诉人一叶可崇支付，剩余款项26.7万元采用按揭的方式支付。根据上诉提交的该车辆的车辆信息查询可知，该车辆按揭期限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l7年6月16日，共分为42期。计算相应利息，保守估计本金及利息为总额28万元，被上诉人二仅车贷每月需偿还6666.67元。在未考虑车辆按揭款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二每月支出已经超过了其收入，被上诉人的收入明显不足以应付其支出。再次，在其银行流水所显示的支出中同样没有显示被上诉人二名下两处房产按揭款项的支出。被上诉人二名下由位于惠城区XX房产面积为152.27平方米和位于XX房产面积为：218平方米。但被上诉人二的银行支出中，并未有相关偿还抵押贷款的任何支出。虽然，被上诉人名下房产已经处置，但其处置时间均为2017年，在2017年之前其仍需支付购买该房产产生的费用。结合上述两点分析，被上诉人二的收入远远不足以对应其支出状况。另，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执64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被上诉人二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9月18日的工资已经被惠城区法院执行划扣，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二实际未有任何工资收入，根本无法应对包括消费、车贷、房贷等任何开支。综合上述分析，被上诉人二的收入根本远远不足以应付其支出，其必然需要使用夫妻共同经营资金来应对其庞大的开支，这也必然包含了被上诉人的对外借款。2、两被上诉人的家庭开支状况。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二名下房产面积合计370．27平方米，购买车辆28万元，除购房和购车支出外，每月其他生活开支约为16739.76元（其中电子消费支出：9231.43元、取现支出：7508.33元），每年约20万元（电子消费支出约11万元、现金支出月9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惠城区法院档案查询资料》被上诉人一名下有福特蒙迪欧和宝马轿车一辆，保守估计其购买价值应在70万元左右。被上诉人孩子2014年至2018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学专业，每年学费1.8万元，住宿费1200-2800元/年，加之其日常生活及其他开支，每年及其子女入学就需要3万多元。其孩子毕业后，被上诉人立即为其购买价值约为16万元的领克轿车一台。家庭开支是指家庭成员的吃、穿、住、用、行、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各项综合开支。被上诉人入住两套房屋，合计面积370多平方米，出行有奔驰、福特、宝马三辆车辆，后续又为子女购买的领克轿车。姑且不计算被上诉人一的各项开支以及赡养老人的开支，仅被上诉人二每月的消费开支就达万元，其家庭生活不可谓不奢华，家庭开支不可谓不庞大，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仅为9.8万元，明显没有超出其家庭日常开支。二、本案借款系两被上诉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一审庭审及被上诉人代理人提交的代理意见可知：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为女性同事关系，被上诉人一与上诉人非同事关系；2、被上诉人二对该借款知情；3、被上诉人自认被上诉人二存在介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识的情况；4、另案有被上诉人二女性同事：朱某以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借款，法院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5、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交录音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一在录音中对上诉人所陈述的张黎说服上诉人向其借款的经过未予以否认，并称有钱会第一时间处理包含上诉人在内的血站这一帮人的借款问题。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之外的其他的在惠州市**工作的属于被上诉人二的多个同事借款，而且在借款过程中，被上诉人二是借款行为的发起者，同时也是民间借贷所需信赖基础的提供者。被上诉人二明显存在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被上诉人二并未在书面借款手续上签字，但基于被上诉人二在借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认知（“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上诉人及其他借款人有理由相信，即使被上诉人二没有签字，但并不妨碍该债务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而且，根据另案朱某诉两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可知朱某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和2014年5月9日，而本案上诉人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3月13日。两者时间高度重合，情况完全一致，上述案件已经被惠城区人民法院及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同案同判”的司法原则并结合本案事实，也足以认定本案借款属于两被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结合上述分析，本案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一存在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本案应当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夫妻债务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和立法目的，本案被上诉人二应承担共同清偿的法律责任。首先，在上诉人借款是该司法解释并未指定和执行，具有约束的司法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次，《审理夫妻债务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由此可知适用该规定具有前提条件，即：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本案所发生的借款远远没有超出被上诉人日常的家庭生活开支，不适用该条规定。同样，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上诉状第一项的论述意见，本案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审理夫妻债务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在离婚案件中弱势妇女一方的权益。防止男方在日常开支及经营中大量举债，但女方并未实际获益却需要承担巨额债务的不公平情况的发生。立法的目的旨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本案被上诉人二根本不属于该立法保护的情形，反而属于意图不当利益该规定逃避债务的失信者。根据前述情况可知，惠州市**多人在被上诉人二积极参与下与被上诉人一订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并且被上诉人二名下购置财产价值巨大，日常消费开支巨大。其收入根本不足以购置其名下财产、应对其日常开支。如适用该规定，不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无异违反了立法目的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违反诚信原则，恶意逃避债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及其他同事基于与被上诉人二的同事关系，向其夫妻借款单位可谓人尽皆知，也是社会常识所能推断和认同的。正是基于被上诉人二的动员，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二的带领下前往被上诉人一位于华贸的办公室签署了借款合同，并通过转账支付了借款。在被上诉人一陷入财务危机，甚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二却否认借款与其有关，明显在逃避债务。甚至在其答辩中否认2014年与上诉人存在借款关系，其答辩意见及其代理人庭审的不实陈述明显违法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庭审规则。基于其不诚信的行为，且其关于被上诉人二未参与借款的陈述明显违反了社会常识，被上诉人二关于未参与借款陈述明显缺乏可信度，不应被法院采纳。综上，上诉人在客观上不可能了解两被上诉人全部的家庭支出，但仅根据被上诉人二提交的银行流水就可以统计出：在上诉人向其借款时其月平均支出为16739.76元，而其平均月收入仅为9967.84元。同时，在上诉人向其借款时，仅被上诉人二名下就有住宅面积达370.27平方米，另有奔驰轿车一部。被上诉人一名下还有宝马和福特轿车。这也仅仅是上诉人能够调查获知的一部分支出和财产。上述开支岂是一个月平均收入为9967.84元的员工能够应付和购置的。被上诉人二利用同事的信任关系向多名同事借款，以支撑其庞大的家庭开支，但在需要清偿借款时却企图以已经被列入失信名单的被上诉人一来“包揽”全部债务使被上诉人二及其孩子完全不受影响。两被上诉人明显在故意逃避债务。一审判决不仅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而且也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特此恳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叶可崇辩称，首先答辩人对一审裁判没有任何异议。第二，本案借款应属于个人债务，答辩人因个人经营需要，所以向被答辩人借款用于个人经营。答辩人在借款时已向其告知借款是用于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一栏中也写明为资金周转，被答辩人的借款也是直接支付至其公司账户内，并未支付至答辩人的个人账户，该笔借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中，此后答辩人一直通过公司账户向被答辩人支付借款利息，直至答辩人经营陷入困难，无力再支付利息，答辩人已累计向被答辩人支付了7万元的借款利息，答辩人没有逃避债务的意思，至今仍在努力寻求途径偿还所欠债务。叶可崇及张黎名下现已均无房产，家庭生活仅靠张黎的工资收入支撑，请求贵院依法裁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张黎辩称，一、被答辩人提出的基于信任关系出借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根据被答辩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被答辩人的丈夫郑某的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952元，即出借款项期间的年收入约为83424元。《收入证明》显示被答辩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1000，即被答辩人夫妻双方的年收入约为21万元左右。而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为10万元，接近被答辩人出借款项时家庭年收入的一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借款“发起者”，却在将近半年家庭收入借与他人时不要求答辩人在《借款合同》上一同签名。即使在不清楚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尽到谨慎义务，仅基于同事关系便不顾资金安全坚持出借，答辩人的这一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借款合同》内约定，叶可崇每月需向被答辩人指定账户支付2000元的利息。《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叶可崇向被答辩人支付利息至2017年1月25日，且已累计向被答辩人支付高达7万元的利息，而被答辩人在收取高额利息期间却从未要求答辩人一并承担还款责任。可见被答辩人认为在能够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况下，本案借款是否属于为夫妻共同债务其实并不重要，其所称基于信任关系才出借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二、答辩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没有举债必要。答辩人任职于惠州市**,答辩人一审出具的《工资收入表》显示，答辩人2014年、2015年期间的月平均收入为11298.37元。而答辩人名下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系购买于本案借款前，由答辩人承担车辆按揭支出。根据答辩人名下尾号6755的银行卡账户资金流水清单显示，答辩人每月的车辆按揭款为5810.49元。而答辩人在支出车辆贷款后，仍剩余5400元左右，足以负担生活需要，没有对外举债的必要。而叶可崇常年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资金需求量大，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外大量举债用于个人经营活动，实际举债数额远超此前拥有房产、车辆价值的十几倍甚至更多。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可查到的裁判文书中，叶可崇被判决承担的债务本金就已高达3462130.58元，借款利息还未计算在内。除（2018）粤1302民初7388号《民事判决书》中，叶可崇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一案系按信用卡利率计算利息，其余民间借贷案件均是叶可崇与借款人约定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这种大额举债，支付高额利息的借款方式本就不是一个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家庭能够承担的。答辩人与叶可崇虽为夫妻关系，但从未参与叶可崇的个人经营，也不可能对叶可崇的每一笔债务一一知悉，也做不到对每一笔债务都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三、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仅应从借款数额判断，还应考虑到被上诉人叶可崇的借款范围、财产状况等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是为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与复杂的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不可机械适用的立法精神。本案借款数额对比叶可崇个人对外举债数额而言，其实并不算大额债务。叶可崇因从事个人经营，对外借款数额大，范围广，并且许诺高额利息，远超银行储蓄等类似方式可获得的收入，被答辩人被高额利息收入所吸引亦合情合理。因此本案不可仅从借款数额上作出认定，还应充分考虑叶可崇借款的范围，全面的对借款性质作出认定。四、被答辩人未举证证明本案借款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为借款“发起者”的主张没有依据。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为“发起者”的主张仅为文字描述，没有提供证据佐证。被答辩人引用的（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467号《民事判决书》、（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2l号《民事判决书》文书内容显示，一审、二审法院均没有对答辩人为借款“发起者”作出认定。（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467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第二段认定内容为“原告称其与第一被告并不相熟，是第二被告和原告说第一被告借钱才借款给第一被告”。此部分内容系另案当事人作出的陈述，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的真实性本就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可，不可直接将另案裁判直接引用至本案审理中。（二）答辩人并未在《借款合同》签名，事后亦未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明确和强调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以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事实发生时答辩人便没有在《借款合同》中签字，即使是被答辩人与叶可崇核算本息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时，答辩人也没有在合同中签字。同时，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能够证明答辩人对这笔债务进行过追认的证据。被答辩人提供的叶可崇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录音内容中，叶可崇从未认可答辩人说服被答辩人向其借款这一事实，对话中也没有体现答辩人作出过追认意思表示。如果仅从“未否认”便可以对待证事实进行认定，是便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增加答辩人的举证责任，对答辩人极度不公。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上诉人张莉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2、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自2017年2月13日起按照每月2000元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止（截止到起诉之日暂计人民币40000元）；3、判令被告一与被告二向原告支付原告诉讼的合理支出8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3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10万元，双方约定每月利息2000元，原告于当日扣除当月利息后通过银行转账98000元给被告一，从2014年4月至2017年1月，被告一每月支付利息2000元给原告。2018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26000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借款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不能按照本合同规定履行还付本息责任，致使出借人通过仲裁、诉讼或其他追索及补救措施以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财产评估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同日，被告一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本人收到张莉莉借款126000元，此借款期限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止，并在此约定时间归还债权人所借款项。庭审时，原告陈述：“2014年3月13日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息是月利率2%，被告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续借，借款条件与原来的借款条件一致，至2018年3月13日，被告再次向原告续借，双方存在多份借款合同，在最后一次2018年被告出具的合同中没有将利息单独列出，利息已经计入本金，被告在通话记录中对利息予以认可”；被告当庭辩称：“通话录音仅为被告一对原告的承诺，与被告二无关，被告二并没有作出追认的意思”。同时，被告当庭自认：已偿还70000元，按月支付了2014年4月1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利息。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和发票、保全费缴费通知及交付记录、保险单及发票，用于证明实际产生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用1260元、保险费用（保函费）900元。被告二庭后提交了一份《销售合同》、一份由广东省惠州市**出具的《收入证明》用于证明车辆购买时间早于被告一借款的时间、被告二的收入足以负担车辆贷款及生活需要，《收入证明》载明：我单位张黎同志，自2004年12月起，在我单位工作15年，2014年3月至今，月均收入10000元。对此，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提交由广东省惠州市**出具的《关于XX工资收入的说明》，载明：2014年及2015年XX员工月实发工资收入分别约7000元、9000元，因个人薪级、技术岗位、职务等不同存在差异，具体个人收入以工资银行账户流水为准。被告二又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其收入水平。截止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一仅支付2014年4月至2017年1月共计70000元的利息，没有归还过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最后一次约定借款期限为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截止目前为止，被告一仍未归还完毕，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中，原告预先扣除当月2000元利息后实际转账98000元给被告一，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9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约定月利率为2%，被告一按每月2000元利息支付共计35个月的利息给原告，超过年利率24%，但原告已经支付且该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被告一无权请求返还。现原告诉请被告一按每月2000元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以98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款项明显超出家庭生活所需，原告应就涉案款项被用于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被告共同意思表示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交了借款合同、收条、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机动车辆查询结果、录音等证据拟证明涉案款项是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借款合同、收条均无被告二的签名，虽然原告称2014年3月13日借款时是被告二带着原告到被告一位于华贸的办公地点签署借款合同并且基于原告与被告二的同事关系才会向被告一借款，但原告并未提交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对该事实的存在予以证明。关于原告提交的不动产查询登记结果、机动车查询登记，被告二辩称不动产、机动车的购买时间均发生在借款发生之前。原告主张该资产通过按揭方式购买，其偿还按揭款项的支出远远超出被告二个人的偿付能力，必然使用其他夫妻共同收入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资产在原告与被告一的借款发生之前已经购买，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两被告使用了该笔借款用于偿还贷款，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的意见。关于录音内容的问题，该录音内容仅显示被告一作出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被告二没有参与录音通话，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二当场作出或者曾经做出过其愿意与被告一共同承担该债务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告诉请被告二对被告一所欠债务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一支付实现债权的合理支出（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1260元、保险费用（保函费）900元，由于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已有约定，且该三项费用已经实际产生，原告的诉请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叶可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莉莉偿还借款本金98000元及利息（以98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律师费8000元、保函费900元。二、驳回原告张莉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260元、减半收取即1630元，保全费1260元，由被告叶可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收入证明，证明上诉人出借款项占据大部分夫妻年收入，在出借款项时未要求张黎共同签署借款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2、资金流水，证明叶可崇在借款时账户内有大额资金进出，张莉莉出借的款项未实际使用在家庭生活当中，而是用于叶可崇的个人经营活动；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报告，证明叶可崇仍然从事商业活动，从企业报告中未显示张黎参与其经营活动；4、（2016）粤1302执649号《执行裁定书》、（2018）粤1302执2349号《执行裁定书》、（2019）粤1302执245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9）粤1302执245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9）粤1302执5799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叶可崇可查的生效裁判文书显示的借款本金便达到3462130.58元，远超一个正常家庭所需开支。上诉人张莉莉经质证认为，首先对第一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身该收入证明是属于上诉人的收入状况，而非本案被上诉人的收入状况，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而且开具该证明属于上诉人的个人隐私，应该征得其本人的同意，本案中上诉人对该证明的出具根本不知情，所以我们该份证据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该份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被上诉人明显是过了举证时效，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资金流水的原件，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企业信息查询，证据上所显示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其财产具有独立性，更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对于其提交的证据四执行裁定，我们对其真实性是认可的，那么我方也提交了朱某的判决书，跟执行裁定是相印证的。同时朱某跟上诉人借款的时间、借款情况均是一致的。那么朱某的案件里边包括执行裁定已经能够显示出来，张黎是承担了共同偿还的责任。同样基于该证据我们认为同案同判也应当由张黎承担共同的清偿责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朱某也是惠州市**张黎的同事，对于其提交的其余四份执行裁定书，那么首先执行裁定中所记载的这个金额明显是较为巨大的，而且其本身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没办法进行确认，更不能证明它的内容。叶可崇可以有很多笔借款，但是具体每一笔借款所发生的原因、借款的过程以及张黎是否知情、是否参与，均不同。以叶可崇借款金额巨大，来认为本案的借款属于叶可崇个人借款，与张黎无关，而忽视了本案具体的借款过程，这个是没办法证明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张黎在上诉人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叶可崇的前后半年内需支付购买XX房屋及奔驰桥车的按揭款项。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张黎对涉案借款知情，且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被上诉人张黎应对此承担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则不认同上诉人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案件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张黎与上诉人系同事关系，其与被上诉人叶可崇系夫妻关系，上诉人系因与被上诉人张黎的同事关系才与被上诉人叶可崇认识进而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叶可崇，由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张黎对涉案借款事实是知情并同意的。其次，被上诉人张黎在上诉人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叶可崇的前后半年内需支付购买XX房屋及奔驰桥车的按揭款项，而根据其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张黎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其每月的家庭开支，且被上诉人叶可崇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工资收入可供家庭开销，由此可推定，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叶可崇的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被上诉人张黎应对仍欠98000元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张黎不承担还款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有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597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597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为：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张莉莉偿还借款本金98000元及利息（以98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律师费8000元、保函费900元；三、驳回上诉人张莉莉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30元、保全费1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60元，均由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负担。限被上诉人叶可崇、张黎在收到本判决后五天内分别向原审法院和本院分别缴交。上诉人张莉莉缴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60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