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0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红，男，195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迁，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诺，女，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军，女，196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西岸新圩。 原审第三人：林英利，男，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再审申请人李红因与被申请人黄诺、李军、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鸿公司）、原审第三人林英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8）京民终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法院对于董刚《关于2009年10月、11月吉鸿公司新老股东股权转让一事的说明》仅记录了质证意见，未作出任何认定及评判，导致对本案事实错误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该证据应当视为新证据，能证明6.15亿元债务清单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附件。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错误认定8.25亿元债务清单的制作日期。8.25亿元债务清单上只载明统计内容截至2009年9月30日，并无其他内容反映制作日期为2009年11月3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该错误认定对原判决结果有实质影响并对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依据的事实有实质影响。2、陈志军提供的8.25亿元债务清单打印件虽没有各方签名，但能够证明为8.25亿元债务清单的打印底稿，二审判决所载“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之前确已存在一份尚‘不完备’、但已被签约各方所共知的债务清单”正是8.25亿元债务清单，但二审法院却未对此予以明确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3、双方对该8.25亿元清单的了解发生在2009年11月16日，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并非签订之后，虽然没有共同一致签名，应认定为真正交接的债务清单。二审法院错误认定用于查账底稿用途的6.15亿元债务清单是双方交接清单。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二审判决错误认定黄诺提交的宝日公司函件、吉鸿公司催款函、黄诺委托付款函等证据证明黄诺受到巨大损失。黄诺提交的上述证据中，8份《借款协议》原件上均直接写有“证据三168”以及页码“1527”、“1528”等原始铅笔字字迹，只有黄诺本人单方签名，没有出借方“北京天河驭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签章，证明黄诺是批量伪造假证据。四、李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存在错误。1、二审法院未向新华信托公司调查收集对审理认定本案事实所需的主要证据。李红从其他途径得知，8.25亿元债务清单为《新华信托•深圳市建股份项目并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相关文件资料构成内容，为信托产品发行的基础资料及依据。李红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或查阅、复制该《信托计划》资料，提交了书面申请，二审法院未调查取证。2、32530499元款项早在黄诺在受让股权前就已由吉鸿公司对外支付用于归还高息借款，因吉鸿公司股东变更，华硕公司已被吊销工商登记，相关资料已在股权转让时按当时现状一并由吉鸿公司归档，李红无法收集到华硕公司该账户的相关资料及证据，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书面申请，请求调取相关银行流水资料，但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李红一方提供材料不真实造成黄诺一方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未见之于债务清单的债务由转让方承担责任，应为黄诺一方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二审法院在错误认定黄诺伪造证据已证明其所谓损失的基础上，错误适用当事人互负债务的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董刚《关于2009年10月、11月吉鸿公司新老股东股权转让一事的说明》不属于新的证据，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对于李红二审期间提交的董刚出具的书面说明材料，二审法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黄诺、吉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明确不予认可，董刚未出庭作证，该说明材料的内容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6.15亿元债务清单已被签约各方共知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之附件一《吉鸿公司债务清单》的认定，故李红此项申请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根据另案已生效的（2013）丰民初字第03142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红在该合同无效纠纷案第一次庭审中认可6.15亿元债务清单即是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一，第二次庭审又主张8.25亿元债务清单才是实际移交债务清单，但李红自述的8.25亿元债务清单实际移交时间晚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且李红、林英利等人对8.25亿元债务清单的产生时间及告知股权受让人的时间表述含混、矛盾，加之8.25亿元债务清单上无受让人的签字，而6.15亿元债务清单形成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并有双方签字，故二审判决认定各方共知的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是6.15亿元债务清单，而非8.25亿元债务清单，具有充分证据支持。李红申请再审认为二审判决对案涉8.25亿元债务清单制作时间的认定存在错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交其所称的陈志军留存的清单底件。陈志军一审期间出庭作证陈述，债务清查小组于2009年11月16日制作了8.25亿元债务清单提交给黄诺、李红，但当时李红、黄诺均未在8.25亿元债务清单上签字。无论陈志军所述制作时间是否真实，均无法证明该8.25亿元债务清单得到股权转让双方的共同确认，不能推翻上述二审判决的认定，故李红据此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三、李红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李红等向黄诺等隐瞒吉鸿公司巨额债务的行为给黄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除了依据宝日公司函件、吉鸿公司催款函、黄诺委托付款函等证据，还有多份生效裁判、生效仲裁裁决、行政机关的情况说明等其他证据共同佐证。李红申请再审称黄诺所交证据系伪造，未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仅依据《借款协议》上有“证据三168”等字迹以及北京天河驭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签章，不足以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 四、二审法院对李红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于法有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新华信托•深圳市建股份项目并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华硕公司银行账户流水相关资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并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于李红提交的新华信托项目相关证据，二审法院认为与本案事实之间不具有必然关联性，依法不予准许调取，并无不当。 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结果正确。公司股权系公司资产的表征，但二者不能等同，公司股权不等于公司资产。本案中李红已将约定的股权转让给黄诺，主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黄诺不应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对于吉鸿公司实际资产与约定价值存在的差异，即李红隐瞒吉鸿公司巨额债务给黄诺造成损失，黄诺可依约要求李红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得据此拒绝履行约定的付款义务。但从黄诺实际承担的债务来看，根据二审判决载明的事实，黄诺为证明受让股权后陆续发现的超出6.15亿元清单的吉鸿公司对外负债，提交了66份法院和仲裁机关生效法律文书，该部分涉及本金、利息诉讼费等合计1.2亿余元。宝日公司函件、吉鸿公司催款函、黄诺委托付款函等证据显示，黄诺在6.15亿元清单之外实际偿还的债务已超过其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从实体结果来看，二审判决对李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错误。 综上，李红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雪楳 审判员  梅 芳 审判员  麻锦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李敬阳 书记员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