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23民初402号 原告全红霞，女，汉族，1972年8月14日出生，住广西灵川县。系吴宝昌之妻。 原告吴昭宁，又名吴俊珂，男，汉族，2001年1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系吴宝昌之子。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涛，广西昊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雷菊瑛，广西昊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桂林市七星区空明西路****，负责人：莫东息，该公司总经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052743770Y。 委托代理人唐茂才，广西金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亮，该公司员工。 原告全红霞、吴昭宁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梁秀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董志辉担任庭审记录。原告全红霞及其与原告吴昭宁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涛，被告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唐茂才、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二原告支付被保险人吴宝昌意外身故保险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7月30日，原告全红霞在被告处为其丈夫吴宝昌投保了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以下简称两全保险），每年交纳保费1650元，投保了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以下简称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每年交纳保费350元，上述保险的保单号为：8026000069056368,保险期间均为30年，交费期间均10年，基本保险金额均为50000元；受益人为原告全红霞和吴昭宁。截止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全红霞己连续交纳两年保费共计4000元。《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第2.3.3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2.3.1或2.3.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或全残，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未终止，则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累计己交保费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同时，《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约定：“（3)若被保险人发生上述（1)和（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2017年12月13日，在灵川县第二幼儿园大门的巷子口，黄一峰认为彭新波与其妻子莫洪瑛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遂攻击彭新波，吴宝昌进行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被保险人吴宝昌被黄一峰用刀捅伤，被送至灵川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吴宝昌于2017年12月15日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医院诊断，吴宝昌的右额部、右胸壁、左手背的关节、手指根部等部位及右侧肋骨受伤。2018年1月16日，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7】病鉴字第77号鉴定意见书，对吴宝昌死亡原因进行评定，鉴定意见为：1、吴宝昌系因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2、吴宝昌本次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属于致其死亡的辅助因素。2019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全红霞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依据《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条款》约定向原告给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4000元，被告以被保险人不属于意外身故而拒绝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50000元。原告认为，原告全红霞与被告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遵照执行。吴宝昌因劝架而受伤致死，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吴宝昌的死亡与其遭受的意外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情形属于《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条约定的理赔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向二原告支付被保险人吴宝昌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50000元。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1、本案被保险人吴宝昌的死亡并非是由意外伤害事故直接造成。根据原告提供的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7]病鉴字第77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显示，被保险人吴宝昌本次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的是间接因果关系，属于致其死亡的辅助因素。另外，灵川县公安局出具的灵川公鉴通字[2018]02199号鉴定意见通知书也证实了本次外伤后卧床是死亡的诱因，原因大小为间接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20%。因此，本案涉及的意外伤害事故并非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2、原告主张本案被保险人吴宝昌意外受伤随后死亡的情形属于《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约定的理赔范围，是对本案案涉合同条款的理解错误。本案中，答辩人与投保人共签了两份保险公司，分别为主合同《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条款》（以下简称主合同条款）和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以下简称附加合同条款）。关于答辩人承担的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的情形，主合同及附加合同均已明确约定。本案中，根据被保险人吴宝昌死亡的情形，本案答辩人应承担的是其他身故保险金，即使用主合同条款第2.3.3条第一款第一项，即若被保险人发生2.3.1或2.3.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或全残，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附加合同条款未终止，则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条款累计已交纳保险费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适用附加合同条款第2.3.2条缺乏事实依据，是对上述主合同条款及附加合同条款两份保险合同条款的错误理解。3、答辩人已2019年5月20日向原告全红霞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了4000元保险赔偿金，即按主合同条款及附件合同条款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保险金。目前投保人总共缴纳两年保险费共计4000元，答辩人已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存在拒不履行合同的行为。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被保险人吴宝昌意外身故保险金5万元的主张理据不充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全红霞、吴宝昌身份证、家庭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二原告的主体资格、全红霞与吴宝昌之间为夫妻关系，吴昭宁为全红霞、吴宝昌之子； 保险单和部分保险条款，证明原告全红霞于2016年7月30日在被告处为其丈夫吴宝昌投保了两全保险，每年交纳保费1650元，还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每年交纳保费350元，保单号为8026000069056368,保险期间均为30年，交费期间均10年，基本保险金额均为50000元，以及《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第2.3.3与《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的适用情形； 3、理赔决定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5月17日向原告全红霞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给付吴宝昌身故保险金4000元； 4、入院记录、死亡记录，证明吴宝昌于2017年12月13日在灵川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的情况，其经抢救无效后于12月15日15:11分宣布临床死亡； 5、桂林正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吴宝昌系因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其本次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属于致其死亡的辅助因素，属于意外伤害死亡。 被告保险公司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灵川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保险人吴宝昌外伤后卧床是致死亡诱因，原因力大小为间接轻微因素，参与度大小为1%-20%，其所受外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农业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5月20日向原告全红霞农业银行转账4000元，已完成了保险赔付义务。 被告保险公司庭后提交的证据有：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件各一份。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案被保险人受伤后随后死亡的事故，应适用主合同2.3.3条款赔付；对原告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鉴定意见书明确本次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吴宝昌的死亡是外伤所致，与意外伤害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对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是对主险履行了赔付义务，对附加险没有赔付。原告提供的证据2、5以及被告提供对证据1、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原告对被告保险公司庭后提交的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文字说明并未完全记录录音的内容，存在被剪辑或者被伪造、被篡改的可能，且并未对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的告知和说明。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综合本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6年7月30日，原告全红霞为其丈夫吴宝昌（原告吴昭宁之父）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两全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基本保险金额均为50000元，保险期间均为30年，交费期间均为10年，保险费分别为1650元、350元。受益人为原告全红霞与吴昭宁，收益比例均为50%。《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第2.3.3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2.3.1（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全残）或2.3.2（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或全残，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未终止，则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累计己交保费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合同条款10.6对意外伤害进行释义为“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受到的伤害”。合同条款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3)若被保险人发生上述（1)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事故和（2)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原告全红霞购买保险后，被告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 2017年12月13日下午15时许，被保险人吴宝昌在灵川县第二幼儿园旁劝阻他人争执过程中，被他人戳伤，随后被送往灵川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经抢救无效后于2017年12月15日下午15:11分宣布临床死亡。之后，其家属委托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吴宝昌系因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二）其本次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属于致其死亡的辅助因素。2018年9月10日，灵川县公安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该局对吴宝昌的死亡原因及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吴宝昌的根本死亡原因符合右侧腘静脉内血栓形成并脱落引起肺动脉栓塞而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生前损伤非致命性损伤，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本次外伤后卧床是死亡的诱因，原因力大小为间接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20%。截止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全红霞已连续交纳保险金共计40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赔付。被告保险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理赔决定书，决定向原告赔付身故保险金4000元。尔后，被告保险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向原告全红霞支付保险金4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投保人即原告全红霞与被告保险公司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支付意外伤害的保险金。根据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及灵川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的意见，吴宝昌的死亡原因系因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其外伤后卧床是死亡的诱因。原告主张被保险人吴宝昌系意外死亡，其死亡是原告无法预料的、突发的，该情形符合常人所理解的意外事故。而被告则主张被保险人的死亡并非是由意外伤害事故直接造成，《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关于意外伤害的释义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受到的伤害”。对本案保险合同中的“意外伤害”的概念如何理解，虽保险条款对此有约定，但根据现有证据，原告全红霞在投保时，被告保险公司公司并未就案涉保险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在保险双方对“意外伤害”的理解产生分歧时，被告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的条款释义不是唯一依据，应结合合同条款、案件事实及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综合予以考虑。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该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吴宝昌的死亡直接原因系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其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其死亡符合意外的、突发的、非本意的死亡，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原告诉请被告保险公司支付因吴宝昌意外身故的保险金5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支付原告全红霞、吴昭宁因吴宝昌意外身故的保险金50000元。 案件受理费525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向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员 梁秀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文成 书 记 员 董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