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30民初3898号原告：刘美潮，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原告：巫庆国，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钧，江西赣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东荣，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都县。被告：李建生，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东，江西翠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美潮、巫庆国与被告袁东荣、李建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7日至5月9日、2020年6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美潮、巫庆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钧，被告袁东荣、李建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东到庭参加诉讼。证人陈某1斗、刘某、郭某、巫某、陈某2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美潮、巫庆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两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的投资款860602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判决两被告连带支付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按投资款860602元的本金计算）。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在湛田乡坳下村经营牛蛙养殖，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在2018年7月29日与两原告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原、被告各占50%的股份，两被告之前经营的牛蛙养殖场作价43万元，两原告注入资金43万元；在原告注入的资金用完之后还需要的生产、生活、饲料及药品等费用由两原告负责。同时还约定按股份比例分配股利，优先归还双方投入的股本金额。协议签订后，两原告将29万元交付至被告袁东荣，由被告袁东荣支付部分支出，还剩下16万元在被告袁东荣手里。另外被告袁东荣还将两原告交付的29万元中的3万元支付了双方合作之前的工人工资，该3万元属于两被告借双方的合伙资金。从2018年8月中旬开始，养殖场的工人工资、饲料款、药品及其他等支出都是由两原告在承担。截止2019年8月两原告为养殖场支出了895593元，连同交付至被告袁东荣的29万元，两原告共投资了1185593元。2019年7月份，两被告出售17车牛蛙，共收到牛蛙款1485560元，扣除应付了饲料款709949元，实收775611元的牛蛙款全部由被告袁东荣掌管。双方的总投资额为1615593元，其中两被告投资了43万元。两原告投资了1185593元。而出售牛蛙所实际收到的牛蛙款为775611元、加上被告袁东荣剩下的16万元及借合伙资金的3万元。截止目前的亏损为649982元。根据双方的股份比例，原、被告各应承担亏损324991元，所以两被告理应将860602元返还给两原告，但是现在两被告却置之不理，特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袁东荣、李建生辩称，1、原、被告自2018年7月29日签订合作协议后的第二日就开始正式合伙经营。同时协议确定养殖场总投资为86万元，其中原养殖场折价43万元，两原告投资43万元。协议另外约定两原告负责养殖场的生产经营，两被告负责外围事物，如遇生产经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就由两原告负责，但养殖场的股份由原、被告各占一半。2、因经营不善，合伙亏损，导致双方产生一定矛盾，而两原告在没有与被告进行合伙结算和清算的情况下，就擅自撤离场地，还私下将养殖场价值50余万元的成蛙和四脚蛙全部处理掉，同时将所有生产工具、经营资产全部处理或损毁，养殖场早已荒废，双方的合伙关系到2019年8月底就已实际终止，两原告要求判决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伙协议已无实际意义，当然被告也无法再与两原告进行合作养蛙。3、自2018年7月29日合作协议起至2019年8月30日养殖场荒废止，共十三个月。期间被告根据两原告每日发出的支出清单进行记账核算出其实际投入养殖场合伙资金为74.8万元，除去应投入本金43万元，两原告实际投入现金为31.8万元，而不是原告诉称的118.5万元。另两原告在合伙终止时擅自出卖了价值50余万元的成蛙和四脚蛙，两原告还余19万元。两被告在合伙期间共卖13车成蛙，收蛙款115万元，再加上两原告支付的26万元，共得现金141万元，但被告在合伙期间先后支付了各种开销共计130万余元（含无凭据的5万多元），最后两被告手中现金也是11万余元，比原告手里少。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86万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4、合伙总资产86万元，至合伙终止时，双方各余留资金共30余万元，双方合伙共计亏损56万元，再加上租田损失实际亏损也仅仅60余万元，而两被告在合伙前已将养殖场所用田块的租金全部支付了，故两原告还应倒返两被告6万余元。5、原告已投资的29万元，被告已返还8万元，被告使用21万元。而原告应投的流动资金43万元，原、被告各有一半使用权。其他的合伙收入和支出，一直没有结算，被告占有的合伙收入不存在支付占用资金利息的情况，原告要求支付占用资金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根据。总之，在未对合伙相关数目进行结算、清算和核算前，原告要求被告返还86万元投资款是缺乏事实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质证，双方确认下列事实：一、原、被告于2018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被告方）拥有湛田乡坳下村水产养殖场租用面积45亩，整体养殖场折价43万元，截至2018年7月28日。2、乙方（原告方）同时注入资金43万元，作股份股本。3、乙方同意先支付前期工人工资3万元，剩余资金作养殖场生产经营之用，乙方注入的资金用完之后，其中生产、生活、饲料、药品等款项由乙方全程负责，饲料、药品按市场价格结算。4、甲方负责外围事物，乙方负责场内的一切生产经营。5、股权份额及股利分配：甲方占有总股份50%，乙方占有总股份50%。双方上述占有股份比例分配股利，优先归还双方投入股本金额，产生利润按股份比例分配，合作时间以土地租赁时间起。6、乙方注入资金约2018年8月2日止，逾期未注入资金作自动放弃股权，注入资金指定账号。7、财务管理：由甲、乙方双方相互监管，具体由甲方实施。8、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本协议一式四份，签字资金到账生效。二、原告支付给被告29万元投资款；被告原养殖场作价43万元作被告的投资款；双方确认养殖场现作全部亏损，价值为0元；在合伙期间被告支付原告8万元。三、收入：被告经手收入：1、蛙款1153340元【包括徐杰生282050元、刘琼浍（又名刘亮）767890元、林晓斌103400元】；2、回收桶款90元。小计1153430元。四、支出：（一）原告方经手支出：1、蛙药款85847元【含宁都县富邦兽药经营部77780元、零星网购药品款1487元（含登峰畜牧兽用品店400元、禽畜商城322元、渔水瑶旗舰店165元、东方药业批发有限公司600元）、无名氏6580元】；2、饲料款417242元（即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刘琼浍、刘伟417242元）;3、运费2300元（装运东山人销售的小蛙）；4、工人工资19200元【含郭清明5000元、郭某（含其妻子崔娇秀）工资13500元及加班费700元】；小计524589元。（二）被告经手支出：1、饲料款649949元【即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649949元】；2、工人工资3440元（即郭清明3440元）；3、蛙苗款132843元【曾水发32548元（含运费600元、冰钱48元）、肖清华（丘世声出具的收条）47329元（含运费1790元）、固村镇人微信名“一生平安”22966元（含运费600元）；福建省东山县人的小蛙款（原告巫庆国经手支付）30000元】；4、毛竹补偿款600元；5、旧摩托车款880元；小计787712元。双方争议证据的认定及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一、合伙收入：1、关于被告是否收取林晓祥蛙款133490元的事实。原告提供林晓祥的证明、售蛙记录单据、林晓祥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原告袁东荣活期历史清单等证据，证明被告收取林晓祥蛙款133490元。被告提出林晓祥出具的“售蛙记录单据”是后来制作，汇款真实，该款是支付蛙款，但该次销售的蛙不是与原告合伙养殖的蛙，是两被告另行贩卖的牛蛙。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售蛙记录单据”虽有事后制作的可能，无法起到证明作用，但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收取了林晓祥蛙款133490元的事实无异议。其提出该款是两被告另行贩卖牛蛙销售给林晓祥的抗辩，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因此，被告收取林晓祥蛙款133490元的事实属实，并应属合伙收入。2、关于被告是否收取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华荣）蛙款198730元的事实。原告提供原告巫庆国与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员工、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华荣的微信通话记录及被告袁东荣的活期历史清单，证明被告收取蛙款198730元。被告提出与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有转账事实，但并非蛙款。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巫庆国与该公司员工及与刘华荣的微信通话记录，可证实：被告袁东荣与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进行了2车牛蛙交易。根据袁东荣的银行交易记录，可证实袁东荣于2019年8月23日分两次收取了赣州市利金农兽经销有限公司款项92082元（一笔82970元、另一笔9112元），而被告对该款项的用途未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未能提供反证。另被告提供养殖场管理人员巫某经手赊购赣州市利农畜牧水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华荣）饲料款调拨单3张（计币56585元），主张该饲料款是被告现金支付，但其未能提供收条或付款凭证予以佐证。原告提出欠刘华荣饲料款属实，但在销售给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的2车蛙款中抵扣了该欠款。从上述证据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互相应证，其证据证明力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对原告的证据予以采信，因此，应认定被告收取赣州市利金农兽药经销有限公司（刘华荣）的蛙款148667元，支付了饲料款56585元的事实。3、原告是否收取杨某（广昌县人）小蛙款17600元的事实。被告提供杨某的证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符某的调查笔录及符某的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出售小四腿牛蛙给杨某，收取蛙款17600元。原告提出证人没有提供身份信息，也未出庭作证，法庭不应予采纳。证人符某称：“……不过（养殖场）在扫尾时，我找过福建的巫老板，把没有卖的小牛蛙卖给我养殖，但后来福建老板卖给了其他人，是一个广昌人和别的人。”杨某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于2019年8月下旬到宁都县牛蛙养殖场福建人巫老板手里购买了三千斤牛蛙（小四腿牛蛙）支付了一万七千六百元钱给巫老板。”本院认为，证人符某虽未出庭作证，但其已提供了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可以证明其身份。从符某证词的内容来看，其证词无法证明原告出售小蛙给何人及出售的数量和价款，仅能证明其向原告提出欲购小蛙，说明养殖场当时尚存有小蛙；证人杨某虽未出庭作证，但被告提供的杨某出具的“证明”中的签名与原、被告提供的杨某领取挖机工资的领条的签名相同，可以认定该“证明”是杨某本人所写，应当确认该“证明”的真实性，故原告收取杨某小蛙款17600元的事实应当认定。4、被告提出原告销售了2车成蛙的事实。被告提供曾某2的出具的证明、原告刘美潮微信转账给曾某1的“账单详情”，证明原告销售2车牛蛙，收取蛙款193200元（按抓蛙工资0.1元／斤的标准，计算蛙的重量为27600斤，按7元／斤的价格计算）。原告对曾某2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账单详情”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并称与曾某1不相识，是因无现金，向曾某1套现。本院为查明该事实是否存在，依职权向曾某2、曾某1进行调查。曾某2称：“2019年8月24日，我为巫庆国抓过两车蛙，巫庆国支付工资2760元。因我不会使用微信转账，该款转到我同村人曾某1，曾某1第二天才给我现金。”曾某1称：“2019年8月24日下午5时许，我做事回家的路上遇到曾某2，曾某2叫我同他去街上。我陪他到上的某人家里。见一伙外地人在算工钱，付钱给曾某2，没有现金，曾某2当时用的是老年机，就用我的手机微信收款。我问曾某2是什么钱，曾某2说是工钱。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提现给了曾某2。”并提供了微信转账“账单详情”给本院。原告提出没有威胁过曾某2，证人应出庭作证，曾某2的证词不能采信；转账给曾某1是套现发放工人工资。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证人曾某1素不相识，原告所称微信转账套现，与日常生活习惯不符，无法确信，也与证人曾某2、曾某1的证词不符。依据证人曾某2、曾某1的证词及微信转账的“账单详情”，可以确认两原告雇请了曾某2抓蛙，并支付工资2760元。因两原告拒不承认，且拒绝提交该次销蛙的相关交易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本应认定原告主张的蛙款193200元成立，但该主张与被告已销售的17车蛙的蛙款相差较大，存有不公，本院酌定参照被告已销售17车蛙的蛙款的平均值确定该2车蛙款，即为168882元（1435497／17车＊2车），另原告支付曾某2工资2760元。二、合伙支出：（一）原告主张其经手的合伙支出：1、关于养殖场购买宁都县梅江镇富邦兽药经营部兽药款的事实。原告提供该经销部出具的两张领条（经办人：张春梅）、药品清单及2019年度的销售单15张及微信转账给微信名“固村富邦牧业小张”（原告备注名为“宁都富邦兽药小张”，真名叫张春梅）的“账单详情”（计币73040元）及原告巫庆国与张春梅微信通话记录，证明其支付蛙药款77780元；并补充提供其与微信名“固村富邦牧业小张”的微信通话记录及被告袁东荣（微信名“琅芽月”）与“固村富邦牧业小张”的微信通话记录，用以证明被告没有付过蛙药款，仅支付2次冬鼠药款152元。被告提供该经营部销售单17张，主张其支付蛙药款31097元。经本院审查，被告提供的销售单中有5张计币8114元（2018年11月20日金额3727元，2018年11月28日金额4160元，2019年4月13日金额75元，2019年7月3日金额38元，2019年7月14日金额114元）未与原告提供的销售单重复，且经营部出具的药品清单之中也无该5张销售单的记录。另宁都县梅江镇富邦兽药经营部于2019年2月2日出具的领条中载明：“药品清单2018年12月26号全部给其合伙人袁东荣”。原告巫庆国与张春梅的微信通话记录显示张春梅称：“没有付过蛙药线。但他买过2次冬鼠药，付过2次，一次90多一次100多一点。”，被告袁东荣与张春梅的微信通话录显示：袁东荣于2019年7月3日支付了38元，2019年7月14日支付了114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支付该经营部蛙药款77780元无异议，变更主张其余8114元为其支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予以采信，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巫庆国与张春梅的微信通话记录及被告袁东荣与张春梅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及被告未提供付款凭证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未支付该经营部蛙药款，且被告袁东荣于2019年7月3日及2019年7月14日支付的药款152元不是蛙药款。因此，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余蛙药款7962元应认定为原告支付并应纳入合伙支出。2、原告是否支付了河南华中牧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兽药款16530元的事实。原告提供河南华中牧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发货清单、原告巫庆国微信转账给微信名“Ａ高丽娟157××××****”的“账单详情”及高丽娟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支付蛙药款16530元。被告提出转账单未注明用途，是否与合伙有关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发货清单已证明支付款项的用途，且“账单详情”显示已收钱，故对原告支付该项蛙药款16530元予以确认。3、原告是否支付南城县兴旺兽药店与山西达菲博润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蛙药款各10217元的问题。原告提供南城县兴旺兽药店与山西达菲博润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货清单、支付给微信名“李恪”（原告备注名为“蛙药李恪”）转账“账单详情”及微信通话记录，证明分别支付给了两货商各10217元。经质证，原告认可该两公司均是李恪以该两公司的名义经营，实为一笔交易，变更主张为10217元。被告提出销货清单重复，收货人为袁东荣，不排除“到付”的可能。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支付给李恪蛙药款10217元，被告提出“到付”的主张未提供证明，该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4、零星网购药品支付情况认定原告提供转账给微信名“ＡＡＡ丽”（原告备注名“蛙药吴”）“账单详情”3张及与“蛙药吴”的微信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蛙药款2620元；提供与“华北制药营业部企业”的“订单详情”2张及与淘宝客服名“华北制药营业部005”的淘宝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蛙药款240元；提供与“六畜旺兽药饲料”的“订单详情”及与淘宝客服名“六畜兽药饲料”的淘宝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蛙药款220元；提供与“渔水瑶旗舰店”的“订单详情”及与淘宝客服名“渔水瑶旗舰店”的淘宝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蛙药款366元；提供与“新郑润兴化工”的“订单详情”及与淘宝客服名“新郑润兴化工”的淘宝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蛙药款480元；提供转账给微信名“陈熙17183828606”（原告备注名“蛙药陈熙17183828606”）“账单详情”，证明支付蛙药1440元；提供转账给微信名“李洁138××××****”（原告备注名“蛙好药洁138××××****”）“账单详情”，证明支付蛙药款234元。被告提出对上述情况不知情，有些无支付凭证，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与“新郑润兴化工”的“订单详情”显示“交易关闭”，故该交易未能成立，原告主张的支付该蛙药款480元不能成立。其他各“账单详情”均显示“朋友已收钱”、“订单详情”显示“交易成功”，均可说明已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支付了各销售商的蛙药款，本院予以确认，该项费用小计5120元。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了原告巫庆国与微信名“蛙药吴”的微信通话记录及转账给郑军利的“交易明细”，证明支付蛙药款3500元。被告提出款项支付给郑军利，而聊天记录是“蛙药吴”，该款是否用于合伙不清楚，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巫庆国与“蛙药吴”的微信通话记录显示：“蛙药吴”报给公司内勤的报货记录中载明的购药品名称及价款，“蛙药吴”称：2019年3月29日所购蛙药款为3800元，其中300元微信转账，另3500元是转给郑军利。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应予采信，原告支付该蛙药款3500元应予认定。5、原告是否支付了陈某2饲料款67400元、购买牛蛙幼苗定金4500元及支付连增怀运费2000元。原告提供陈某2出具的收条2张、“福建上一饲料有限公司（上一牛蛙）对账单”、微信转账凭证9张（计币32900元）、支付宝转账凭证2张（计币3000元）及连增怀出具的收条，且陈述：用支付宝支付的款项是定金，微信转账支付的是饲料款。并申请证人陈某2出庭作证，证人陈某2证实：巫庆国在2019年7月初及过后7-8天向其购买了两次饲料，一次托运，一次装运，货款大约6-7万元。发货时没有开具货单，后应巫庆国的要求，补开收条，并叫“上一公司”补开了对账单，因时间记不清，故请公司开具时间为2019年8月8日。定金是现金支付4500元。用以证明支付陈某2饲料款67400元、定金4500元、运费2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笔交易不清楚，但收到过从福建托运来的饲料90包。原告曾经说过定金金额是20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分析，原告巫庆国是向陈某2购买了饲料，“上一公司”销售饲料给陈某2，而陈某2在销售饲料给原告巫庆国时，并未开具货单，故“上一公司”的对账单，无法证明陈某2销售饲料的数量与价款，虽陈某2出具的收条金额与“上一公司”对账单上的金额一致，但因该证据材料均是事后补开，无原始记录，无法确认销售数量及价款。故该饲料款仅能依据原告巫庆国的微信转账凭证确定为32900元。定金数额依据原告的陈述及支付宝转账凭证确定为3000元。原告提供的“连增怀”的收条，该收条载明运货时间为2019年8月，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结合陈某2的证词“一次托运，一次装运”，应当确认该运费2000元属实。本项小计：37900元。6、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况认定⑴原告提供杨某的领条2张及微信转账给微信名“梦想起航我起床”“账单详情”5张，证明支付杨某挖机工资23630元。被告提出杨某的工资是5700元，且原告在“金蛙声声”微信群也只报登1700元，真实性存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可证明原告分五次共支付杨某（原微信名为“倔强的夢想”，后改为“梦想起航我起床”）23610元，该收条与转账记录相吻合，可以证实原告支付给杨某工资为23610元。被告提出杨某工资为57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提出报登1700元，经核对该次款是2019年7月26日原告支付的一次款项，被告不能以原告只报登该次款项而否认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故被告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支付杨某工资23610元应予确认。⑵原告提供刘某、刘其银出具的收条及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与刘其银在2018年8、9、10三个月在养殖场务工，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证明支付了刘某、刘其银工资各10500元。被告提出该两人的工资标准为3000元／月。本院认为，原、被告雇请工人没有严格的约定，因工作需要，原、被告均会在未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情况下，雇请工人进场务工，工资也是由雇请人与雇员自行协商，且该工资标准未有明显不公，故应予确认。⑶原告提供薛广仁出具的收条、交易明细及薛广仁之女曾木兰的证明，证明支付薛广仁工资16500元。被告提出该工人的工资是被告支付。本院认为，薛广仁出具的收条载明做工“4个月零18天”“加班400元”及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过“薛广仁2019年工资3000元”，结合原告刘美潮每月转账支付给薛广仁之女曾木兰3000元的事实，本院确认薛广仁可纳入合伙支付的工资为14200元（3000元/月*4个月+100元/天*18天+400元）。⑷原告提供王冬华（技术员）出具的收条，证明支付王冬华42000元（7000元／月＊6个月）。被告提出王冬华的务工时间为5个月，并提供微信群“金蛙声声”所报记录；证人巫某的证词：“王冬华是2018年8月1日进场，差不多农历十二月后就没来（场）”。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养殖场的管理混乱，与务工人员没有签订用工合同，也没有对务工人员的务工时间进行考勤登记，根据原告巫庆国于2019年1月在原、被告4人微信群“金蛙声声”所报支付“小王工资5＊700（0）＝35000”记录，应认定王冬华可纳入合伙支出的工资为35000元（2018年8月至同年12月）。⑸原告提供曾还荣、彭天秀出具的收条，证明支付该两人工资7950元。被告提出该两人仅务工一个月。证人巫某证实：在郭某夫妻回家后，曾还荣夫妻即到场做杂活和做饭，做了一个多月。本院认为，根据曾还荣、彭天秀出具的收条及巫某的证词，原告的主张成立，被告提出曾还荣、彭天秀仅务工一个月的辩解，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该7950元应确认为原告支出。⑹原告提供陈某1斗出具的收条及陈某1斗出庭作证，证明支付陈某1斗工资、车补、加班费、药费合计21890元。证人陈某1斗的证词：“巫庆国雇请时约定工资为3300元／月，于2019年农历正月12日（即公历2月16日）从家里出发，十三日到湛田。场里停工日（即2019年8月21日）回去”。被告对陈某1斗的务工时间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证人陈某1斗出庭作证，其证词真实，应予采信。根据陈某1斗的证词，其务工时间为6个月零7天，即可纳入合伙支出的陈某1斗的工资为20570元（3300元／月＊6个月＋110元／天＊7天），加上车补、加班费、药费560元，合计为21130元。⑺原告提供许仕彬出具的领条，证明支付许仕彬工资1280元。被告提出未雇请该人。证人巫某证实：在2019年养殖场快倒闭时，我出面雇请了一临时工。本院认为，许仕彬出具领条的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且内容载明：务工8天，工资标准为160元／天。许仕彬的务工情况与证人巫某的证词相吻合，应认定原告支付了许仕彬的工资1280元。⑻原告提供巫某出具的收条3张及巫某出庭作证，证明支出巫某工资85000元。被告对巫某的工资标准提出异议，称当时约定为5000元／月，并提供原告在微信群“金蛙声声”的报登记录。巫某出庭作证称：“做了一个月后，因晚上也要起来照看，便与原告说没有6000元／月就不做了，原告同意了。2019年我还要负责技术，两原告答应我7000元／月。2019年8月30日我才离开宁都”。经质证：原、被告均认可在原告巫庆国雇请巫某时约定，巫某为领班，工资为5000元／月；另原告巫庆国于2019年1月在微信群“金蛙声声”所报登记录为“巫工资6＊5000＝30000”。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在微信群中的报登记录，应认定原告支付巫某的工资标准是按5000元／月，支付时间是2018年8月到2019年1月，即巫某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30000元应归纳入合伙支出。对于2019年度增加巫某工资标准的问题，原告虽未与被告协商，但2019年度，技术员王冬华未回到养殖场，巫某在做领班的同时，兼顾负责了其他事项，给其增加1000元／月的工资符合市场行情，故应确认原告与巫某协商增加工资的事实，即巫某2019年2月至8月的工资按6000元／月计算，支付工资42000元应纳入合伙支出。本项小计72000元。7、生活、生产支出情况⑴原告提供曾明明出具的收条，证明其支付运费1000元，并称是2019年7月装运购买陈某2的饲料，从宁都县城转运至养蛙场，运费是事后支付。被告以不知情为由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购买了陈某2的饲料及连增怀装运饲料至宁都等事实相吻合，应予确认，故支付曾明明运费1000元应认可为合伙支出。⑵原告提供原告巫庆国与微信名“蛙湛田邻居曾”的微信通话记录，证明支付生活用品等281元，被告以不知情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微信通话记录中已显示购买物品及转账记录，该281元应确认为合伙支出。⑶原告提供“广州江通网络技术”出具的收据及发货单1张，证明支付手机放大器3700元。被告提出该费用是2450元，并提供原告在“金蛙声声”微信群的报登记录。该报登记录显示原告巫庆国报登“**我的费用，暂时发票不在。接收器2450，菜150元**”。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支付该款项的支付凭证，应依据原告在“金蛙声声”微信群的报登数额确认，该项费用确认为2450元。⑷原告提供“安平县估恩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及“汇顺物流托运单”，证明支付60目围网费2300元。被告提出原告已于2019年8月20日撤离养殖场，该费用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该托运单载明的到达站为“三明大田县”，且购货时间为2019年8月24日，而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已撤离养殖场，故该款项不能计入合伙支付。⑸原告提供网购“依群旗舰店”的“订单详情”及淘宝通话记录，证明支付购电动喷雾器费用490元。被告以原告报登该费用为180元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订单详情”显示成交时间“2019-04-07”，说明该次交易成功，故原告主张该费用490元，应予确认。本项小计4221元。8、原告提供巫某的收条4张，证明支付给巫某生活费43000元。被告提出生活费用的支出应提供相关支付凭证及单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巫某出具给原告的收条均载明是“预付款”，故该款项不应列入合伙支付，应由原告与巫某另行结算。且巫某经手支付费用的票据，原告已作合伙支出提交法庭纳入了核算。9、原告提供肖升旺的收条，证明其支付到东山购小蛙的过路费、伙食费、差旅费1000元。被告提出该费用已包含在司机的费用2300元之内。本院认为，该收条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且过路费、伙食费应提供消费单据，因此，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10、关于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刘琼浍）饲料款的问题。原告提供由刘伟出具、由刘琼浍审核的“证明”，证明其支付了刘琼浍饲料款435000元。被告在第一次开庭时未提出异议，在第二次开庭时提出：在对该款进行结账时，刘琼浍公司的财务人员明确告知说巫庆国还欠65293元，即该款包含在原告提出的435000元之内，并要求继续举证。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同意对被告重新提出的证据不再开庭质证，由双方书面质证。后被告提供了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袁东荣、巫庆国购料详情”“关于巫庆国购买饲料等有关情况说明”、刘琼浍身份证复印件、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据12张（复印件，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3月30日）及转账给刘亮（即刘琼浍）的“账单详情”3张，证明巫庆国支付饲料款417242元。原告出具书面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袁东荣、巫庆国购料详情”及“关于巫庆国购买饲料等有关情况的说明”，与原、被告陈述基本一致，但核实的有关数据存有错误。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据详细记载了购买饲料的数量、价款以及结算情况（包括了货款的支付情况、减免货款、退货、价格优惠），该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账单详情”所记载的支付内容为蛙垫、蛙药，与本项饲料款无任何关联，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收据记载，经本院核算：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3月30日共购买饲料货款为495323元，扣除减款、退货、价格优惠款项12796元，实际应付款482527元，尚欠货款64567元，即原告已支付417960元，该数据与收据中记载的已付款相符。因此，应认定原告支付江西新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刘琼浍）饲料款417960元，即除被告认可的417242元外余718元，也应认定为原告支付的合伙费用。（二）被告主张其经手支付的合伙支出第一部分：本院组织证据交换时提交的证据部分1、蛙苗款⑴被告提供2018年9月1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曾水发的“明细详情”3张及购蛙苗数量及价款的记录，证明支付曾水发蛙苗款20475元，并主张该次其他费用1630元（运费1000元、冰钱60元、上车费150元、网费120元、吊车费300元）。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支付给了曾水发蛙苗款20475元，且在本院组织证据交换时，原告未对该笔交易的蛙苗款未提出异议。被告主张的其他费用，未提供相关证据。但装运蛙苗确需支付运费及冰费的事实，本院酌定参照2018年8月17日购买曾水生蛙苗时支付的运费600元、冰钱48元的标准确认本次运费和冰钱，即本项费用小计21123元，其他费用不予支持。⑵被告提供2018年8月27日通过手机银行汇款给温浪生的“明细详情”2张及“温浪”出具的收条，证明支付蛙苗款38688元。原告认可此次交易属实，但对所购蛙苗数量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温浪生支付蛙苗款38688元的事实。原告对数量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支付给温浪生蛙苗款38688元予以确认。⑶被告提供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支付给微信名“丘通富”的“账单详情”、丘世声出具的收条及购蛙苗数量、价款的记录，证明支付丘世声蛙苗款24000元，费用1705元（晚餐130元、冰钱75元、运费1500元）。原告提出与肖清华联系了蛙苗，并不认识丘世声，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丘世声出具的收条与所购蛙苗的数量、价款记录、转账记录一致。且原告无异议的2018年9月9日所购蛙苗，也是由丘世声出具收条，但蛙款转至肖清华账户。而原告以与丘世声不相识为由，予以否认，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被告支付给丘世声蛙苗款24000元应予认可。被告主张的其他费用，未提供相关证据，但装运蛙苗确需支付运费及冰费的事实，可参照2018年9月9日所购蛙苗的运费为1790元，而本次装运蛙苗数量更少，故确认被告主张的运费1500元，冰钱75元。本项小计25575元。2、工人工资⑴被告提供郭某、郭东北、符某、郭刀子、崔九生出具的收条8张，证明支付工人工资26234元（其中郭某15894元、郭东北2800元、符某3000元、崔九生1200、郭刀子3340元），原告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均是原、被告合伙之前的费用。本院经审查，上述收条中载明了是原、被告合伙之前工资或合伙之初出具的。本院认为，原告的抗辩成立，该26234元不可作为合伙支出。⑵被告提供杨某、郭小明、崔正生、郭刀子的收条，主张支付工人工资20700元（其中杨某13400元、郭小明3260元、崔正生2700元、郭刀子1340元）。原告以不知情，未注明工作时间等理由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该部分费用，原告在证据交换时除对杨某的10000元存有造假痕迹予以否认外，其余均已认可，但在庭审对原告主张支付杨某工资质证时，原告陈述“被告只支付过一次13000多元”，故该20700元应确为被告支付。⑶被告提供郭某出具的收条2张（一张于2018年11月20日，金额为4500元，另一张出具时间为2019年2月1日，金额为3160元），证明支付郭某工资7660元。原告提出该收条均未载明是哪个月的工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郭某工资领条载明郭某的务工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到12月20日，郭某出庭作证称该两次领款属实。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郭某夫妻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12月20日在养殖场务工，工资为5500元／月，养殖场应支付给郭某夫妻工资为18150元，而原告仅支付13500元，故被告于2018年11月20日支付给郭某夫妻工资4500元应系属实。依据郭某的证词，郭某于2019年1月4日到27日在养殖场务工，故被告于2019年2月1日支付给郭某工资3160元也应认可。小计7660元。⑷被告提供崔家德、郭新米、崔九生、郭小明、曾祥发的收条5张及崔九生本人的用工记录，证明支付工资5550元【其中崔家德400元、郭新米700元、崔九生2100元（含代崔正生领加班费200元）、郭小明2000元、曾祥发350元】。原告不予认可。证人郭某证实：“郭新米、崔家德、崔九生、崔正生、郭小明均是被告李建生叫我雇请来的临时用工。郭新米、崔家德是8月1日前的”。对于郭小明工资2000元，被告在庭审质证时已自认该笔工资为合伙之前工资。本院认为，依据证人郭某证词，对崔九生的务工工资1900元及崔正生加班费200元确认为合伙支出；支付曾祥发修水沟的工资350元，也符合养殖场的工作需要，应予确认，该项共计金额为2450元。其余工资支付不属合伙支出。3、日常生活、生产费用⑴被告提供并称是巫某经手已报账单据51张，证明支付费用8803.5元。原告提出该费用是原告支付，证人巫某证实上述单据中的49张（除其中出售人邱小英费用312元及2019年8月1日175元的单据）是其经手，但并未报账，仅是交于被告予以登账。本院认为，根据财务报账制度及日常生活经验，巫某将上述单据交于被告，在其无证据证明是移交登账的情况下，应视为报账，故该项费用8803.5元应认定为被告支付。⑵被告经手的费用单据46张，证明支付费用13844元。原告在证据交换时对该费用（除三包硬中华香烟）已认可，在庭审过程中对部分单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在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时，原告对该部分费用除三包硬中华香烟予以否认外，其余均认可，庭审过程中又提出否定，又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在经营过程中，被告因接待事宜，购买三包中华烟也符合情理，应予确认。故该项费用13844元应予认可。4、蛙药款被告提供填票人为“胡军”的收据，证明支付蛙药款7200元。原告提出该次交易的商家是“惠民牧业科技”，经营者刘朝鹏，该款实际支付7000元且是原告支付，并提供转账记录2张、原告巫庆国及与刘朝鹏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该微信通话记录中显示：经营者为刘朝鹏及该张收据的照片。本院认为，被告虽提供收据原件，但并未提供支付该款的凭证，而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蛙药款是原告支付，故该7000元应确认是原告支付。第二部分：被告庭审提交的证据部分1、日常生活、生产费用被告提供日常生活、生产支出费用单据（含电费、办公误餐、生产所需的金额小的工具费用）共52张，证明支付该项费用共计17713.37元。原告对上述费用均以不知情，予以否认。经本院核实该项金额为16852元。本院认为，原、被告仅在合伙协议中约定，财务管理双方相互监管，具体由被告实施。但如何管理没有明确约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原、被告、领班巫某、雇请工人均会采购，且因采购频繁，未在微信群予以公布；被告提供的此单据及证据交换时提交单据共计金额为40360.87元，与养殖场平均每天5-7人用餐费用对比，每天生活费用为100余元，与正常的日常生活支出相符，且该项费用中还包含部分生产用品，故该费用16852元应予确认。2、工人工资⑴被告提供郭百生收条，证明支付郭百生春节期间值班工资4310元（21天*200元/天+车费110元）。原告提出郭百生仅务工16天。本院认为，被告已提供郭百生的收条，而原告提出郭百生务工16天，未提供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该项支出。⑵被告提供郭某的收条，证明支付郭某夫妻工资6447元，原告以不知情予以否认。本院认为，郭某出具的收条已载明务工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7月22日，且郭某已出庭作证证实，应予以确认。3、蛙垫、蛙网：被告提供转账给刘亮的银行转账记录1张，并称支付现金1000元，证明支付给刘亮蛙垫、蛙网费3510元。原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金额为2490元，并显示转账说明“蛙垫及蛙网”，当前状态“朋友已收钱”，可以证明该笔交易属实，应确认被告支付该款2490元，被告的其余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4、蛙药、饲料被告提供转账给刘亮“账单详情”2张、转账给邱进“账单详情”1张及“中通快运”收货单留存联1张、转账给李云峰的“账单详情”及“中通快运”收货单留存联1张，转账给蔡春明“账单详情”1张，证明支付蛙药款7530元（其中刘亮2480元、邱进3200元、李云峰1530元、蔡春明320元）。原告以无货物清单及不知情为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转账给刘亮的“账单详情”的转账说明显示为蛙药，应予确认。转账给邱进及李云峰的“账单详情”已证明支付给邱进3200元，支付给李云峰1530元，且“中通快运”收货留存联显示：物品名称为“饲料”、货款为“代收”，即支付给邱进、李云峰的两笔货款是货到付款，应予确认。转账给蔡春明的款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支付该款的用途，故该320元不予认可为合伙支付。本项小计7210元。5、土地租赁费、补偿费：被告提供转账给微信名为“上海赛路物流有限公司”（曾飞）、“人生如戏”银行转账“账单详情”，证明支付给曾飞土地补偿款4000元，支付给“人生如戏”土地补偿款2800元。原告提出被告原养殖场已作价43万元作为投资，因土地产生纠纷所发生的费用与合伙无关。被告的陈述该项费用是因该两人要求新增加的费用。本院认为，养殖场已作价作为被告的投资，该投资已包含了土地租赁费用，故与村民因土地使用产生纠纷引发的费用，与合伙无关，该项费用不可作为合伙支出。6、车辆修理费：⑴被告提供微信转账给“锦锋汽车维修保养中心”的“账单详情”及黄锦锋出具的收款收据2张，证明其支付汽车维修费用17200元。原告提出该项费用与合伙无关。本院认为，被告因合伙事宜，虽有时会开车进养殖场，但原、被告对该项费用承担没有约定,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该费用是因合伙事宜所引发的汽车维修费用。故该项费用不可纳入合伙支出。⑵被告提供汽车维修收据1张、转账支付“账单详清”及原、被告4人“金蛙声声”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证明支付维修费800元。原告认为该费用与合伙无关。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金蛙声声”通话记录显示，被告在发生该费用后，已在微信群告知原告，原告已表示同意，故该费800元应认可为合伙支出。7、购摩托车费用：被告提供购旧摩托车收据1张（价款730元），证明购买摩托车1辆，支付费用为730元。被告提出该辆摩托车是合伙之前就有。本院经审查，被告主张的该费用已在生活、生产费用中作为合伙支出，故被告重复主张该费用，本院不予采信。8、抓蛙费用：⑴工人工资及驳车运费：被告提供微信转账给杨灵、曾某2及微信名“吉祥如意”的“账单详情”，并陈述：第一次售蛙的抓蛙工资是按0.1元／斤计算，因发现该方式费用过大，故后来将抓蛙事宜承包给曾某2，按男工160元／天、女工130元／天计算，驳车运费800元／天计算。证明其支付给杨灵抓蛙工资1639元（含司机杨灵又作帮工补助工资200元、购照明用具转红包105元）、运费1334元，支付给曾某2抓蛙工资（含部分早餐烟酒费用）24864元，支出微信名“吉祥如意”运费9600元，小计37383元。原告提出抓蛙工资是按0.1元／斤计算，由购货方承担，并直接从蛙款中扣除。本院依法向证人曾某2调查，曾某2称：袁东荣雇请我到养殖场抓蛙，我作为领班，每车300元，工人160元／天，大概抓了11-12车蛙。本院认为，被告提供“账单详情”可以证明支付工资的数额，且该支付时间与原告主张的被告销售牛蛙的时间相吻合，应予采信，故该项费用37437元应确认为合伙支出。⑵伙食费用：被告提供微信支付“账单详情”23张，证明支付各类伙食费用共计8088元。原告提出该费用与被告提供的日常生活费用（46张单据）重复，认可该46张单据中的抓蛙伙食费。经本院核实该费用为7768元。本院依法向证人曾某2调查，曾某2称：伙食费养殖场承担，早餐在上吃，有时也会到场里吃，中餐都在场里吃。如工作太晚，晚餐就在上吃，还早就各自回家吃。工人每人每天一包香烟。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证人曾某2的证词，真实合法且与原告主张的被告销售牛蛙的时间相吻合，应予采信。故被告的该项支出7768元，应确认为合伙支出。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提供“账单详情”12张，证明支付抓蛙期间的伙食费883元。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抓蛙期间的生活费支出。本院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账单详情”中有4张的支付时间分别是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22日、2019年7月27日（两笔），金额为287元。本院认为，根据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抓蛙时间的相关费用单据，均可证明上述三天未抓蛙，故被告主张的该287元不属抓蛙期间的费用，不予确认，余596元予以确认为合伙支出。本项抓蛙期间伙食费计8364元。综上，原、被告合伙总收入为1622069元，总支出为2313738元，亏损691669元。原告总收266482元、总支1106687元；被告总收1725587元，总支1577051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原、被告销售牛蛙期间，因原告要求被告先行支付部分售蛙款未果，致使双方产生矛盾。后原告以被告不同意进行结算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本院主持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及进行结算，但双方互不信任，隐瞒相关收入，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也互不承认对方大部分支出，无法进行调解。本院依据相关证据规定及日常生活经验对原、被告争议的收、支作出认定。根据认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核算，经核算，原、被告合伙亏损691669元，依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该亏损原、被告各承担345834.5元。根据原、被告收支情况，经核算，被告应支付给原告494370.5元（详见判决书附表）。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属于合伙体的财产，应归合伙人共有。在合伙关系未解除、合伙财产未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不具有退回出资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占有资金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合伙期限为土地租赁期限即为五年。现原告已出具声明，并于2019年8月21日撤离养殖场，且双方互不信任导致无法协作履行，合同继续履行的客观基础已丧失，被告也认可“无法再与两原告进行合作”，合同应当终止。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刘美潮、巫庆国与被告袁东荣、李建生于2018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限被告袁东荣、李建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刘美潮、巫庆国投资款494370.5元。三、驳回原告刘美潮、巫庆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6元，财产保全费4820元，合计17326元，原、被告各负担86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晓龙人民陪审员  宁金保人民陪审员  廖咸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魏景羿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或者实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