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804民初814号 原告：蒋国芳，女，196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芳，女，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淮安市清江浦区清江街道北门社区居委会推荐。 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渡口大道**。 负责人：陈亚明，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桂，江苏司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玲，江苏司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法定代表人：夏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佳，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昊臻，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蒋国芳与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江苏银行淮安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江苏银行）劳动争议一案，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国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芳，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玲，被告江苏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佳、沈昊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国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工资损失约40万元（期限自2008年1月至2015年12月法定退休年龄止）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6年1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被告赔偿原告养老金损失约60万元（期限从2016年1月至2040年1月，按官方公布女性平均寿命计算）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6年1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被告赔偿原告公积金损失约4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6年1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事实和理由：2001年8月，原告响应淮安市商业银行（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前身）“减员增效作贡献”的号召，按照其统一要求，以身体不好为由，书面申请离岗，单位领导对内养期间有关内养工资、养老保险等执行标准均作出承诺。淮安市商业银行下发淮商银发[2001]064号《关于内养人员有关政策的通知》，后双方以此为基础签订内养协议，原告属在职不在岗。上述文件明确规定内养工资按档案工资（即职基工资、岗位津贴、职务津贴、工龄津贴、行员津贴、房贴、津贴工资、综合补贴八项之和）的65%计算，如遇国家政策性调资，则按照规定调整工资。当时被告的全部在职人员（含内养人员）执行的是银行系统“行员制”工资，自签订内养协议至2007年12月，被告实际按照协议的约定在履行，比照在岗人员缴纳养老金、公积金等。2008年1月，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制定并实施苏银淮发[2007]188号文件即《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的通知，该文件从制定到实施均未告知原告或向原告公示，原告对此并不知情。两被告擅自变更内养协议约定的内养工资按在岗人员八项工资之和的65%发放这一重要内容，按照188号文件中制定的四项工资中的其中两项之和的80%发放内养工资，此后在岗人员工资、福利得到大幅提升，原告与在岗人员的工资差距从35%扩大到80%左右，导致公积金缴纳基数也随之降低，与在岗条件相当人员一同退休后所领取的公积金相比，一次性少领40万元；同时按照最低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致原告退休后每月的养老金比在岗相同条件员工同一年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少近2000元，两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江苏银行是在江苏省内十家城市商业银行基础上，通过合并、重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公司合并前签订的合同应由合并后新设的公司承继，被告江苏银行应当在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制定的188号文件违法出台前，与原告签订合乎双方真实意思的新约定，然而两被告互相隐瞒真相，强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原告。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作为江苏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无权制定188号文件，且其在制定过程中既未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也未告知劳动者，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两被告利用强势地位违法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综上，两被告违法违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工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01年8月，原告办理内养手续时，双方约定的内养费是按办理内养手续时档案工资的65%发放，当时的内养生活费为每月777元；2007年12月，其内养生活费为每月1872元；2007年12月，被告下发《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的通知后，自2008年1月，原告的内养月生活费按照文件规定已调增至3120元，当时原淮安市清河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700元，不论原告是否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发放的内养生活费远高于内养之初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被告未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告以其生活费与在岗职工工资比，倒推出被告变相降低其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内养的实质就是退出工作岗位，不再继续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二、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养老金、公积金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项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被告没有变相降低原告待遇，为原告缴纳的社保缴费基数符合政策和法律规定，且经社保机构核准。三、原告增加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应予以处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江苏银行辩称：一、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原告与原淮安市商业银行的劳动合同由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作为用人单位承继并履行，江苏银行并非原告的用人单位，不应被列为本案当事人。二、原告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原告主张工资损失无法律依据。《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系依法制定并告知当事人，原告如认为损害其利益，应在制度实施后一年内提起仲裁，但原告并未提起，且原告退休已超过一年。三、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政策及内养协议执行，合法合规，不存在降低原告工资待遇的情况，原告要求按在职同岗员工工资的65%发放内养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已向原告公示过《薪酬福利制度》，且已实施近12年，原告从未提过异议，证明原告认可该制度。五、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不存在降低原告工资的情形，原告不存在所谓的“养老金损失”，故无需赔偿，且原告主张养老金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蒋国芳为原淮安市商业银行职工，2001年8月1日，根据淮安市商业银行淮商银发[2001]064号文件，原告蒋国芳以身体原因为由，与淮阴市公园城市信用合作社（即淮安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签订《淮阴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内养协议书》一份，约定：内养期限自2001年8月1日至法定退休年龄；淮安市商业银行为蒋国芳发放和调整内养费。淮商银发[2001]064号文件对内养条件、办理内养程序、内养政策、内养待遇等作了规定，其中内养待遇为：内养工资按办理内养手续时档案工资的65%发放，内养工资=应发工资（包括职基工资、津贴工资、职务津贴、综合补贴、岗位津贴、工龄工资、行员津贴、房贴）×65%；职工在内养期间，如遇国家政策性调资，则按照规定调整工资。2007年，江苏省十家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成立江苏银行，淮安市商业银行更名为江苏银行淮安分行。2007年12月27日，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下发了苏银淮发[2007]188号《关于下发的通知》的文件，该制度规定员工薪酬由基础薪酬、工龄薪酬、职务津贴、绩效薪酬组成，其中职务津贴根据现任干部所担任的职务职级确定，担任职务的享受，不担任职务的不再享受；绩效薪酬根据分行、部门综合考评，总行下达分行工资总额及全行效益确定。内退养人员按基础薪酬与工龄薪酬之和的80%计发。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按照上述规定按月发放了原告内养待遇直至2015年12月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6年1月起，原告开始享受退休待遇，领取退休金。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实施后，原告蒋国芳自2008年1月起应领取工资数额问题。原告蒋国芳认为，薪酬福利制度的制定未经职工大会讨论也未经内养人员的同意，制定程序不合法，内养协议约定的内养工资为八项工资结构之和即应发工资总额的65%，当时在岗人员的应发工资就是八项工资结构之和。2008年1月起工资组成调整为四项，在职人员按照四项计算，内养人员只按照其中两项之和的80%计算，表面数额增长了，但实际上拉大了内养人员与在岗人员的工资差距，应该按照四项之和的65%发放。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认为，原告办理内养手续时约定的生活费标准为档案工资的65%，并未约定以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比例。2008年1月1日后，其发放给原告的生活费高于双方办理内养时约定的标准，也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无论2008年薪酬福利制度的计算口径是什么，原告领取的内养费数额是增高的，江苏银行淮安分行的政策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未违反双方之间内养协议的约定。 另查明：原告蒋国芳2007年12月实发工资为2153.66元、2008年12月实发工资为2571.85元、2009年12月实发工资为2692.8元、2010年12月实发工资为2632.66元、2011年12月实发工资为2774.33元、2012年12月实发工资为2774.86元、2013年12月实发工资为2894.38元、2014年12月实发工资为4018.12元、2015年12月实发工资为3245.58元。 自2018年以来，原告等内退员工因工资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2018年2月7日，淮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还就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芳及案外人胡某民所反映的“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内养人员社会保险费基数问题”作出回复，回复中称经淮安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稽核，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内养人员每年申报的社保缴费基数，符合《社会保险法》及省政府第36号令关于社保缴费基数的相关规定。2019年3月，原告向淮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未能在5日内立案，遂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2008年1月开始改变工资结构，其并未举证证明告知过原告蒋国芳，原告自2018年知道后就一直在上访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属于其他组织，同时，涉案《内养协议书》依据的是淮商银发[2001]064号文件，其制作单位是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的前身，且协议书也是由原告与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的前身所签订，与被告江苏银行无关，因此，被告江苏银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蒋国芳与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的前身淮安市商业银行于2001年8月1日签订的《内养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淮安市商业银行为原告发放和调整内养费，但并未约定调整内养费需经过内养人员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企业等用人单位作为独立法人，在工资分配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2007年12月27日，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下发苏银淮发[2007]188号文件，原告现主张应将该份文件中所规定的职务津贴与绩效薪酬也计入内退养人员的薪酬基数中，本院认为，职务津贴与绩效薪酬的计发基础是有相应的职务与绩效，而原告已实际退出工作岗位，其主张职务津贴、绩效薪酬纳入其薪酬基数，既不合理、合法，实际操作中也难以核算。苏银淮发[2007]188号文件虽将原告的薪酬基数消减了两项，但与原《内养协议书》相比，也适当提高了内退养人员的薪酬比例。从原告蒋国芳的工资明细可以看出，其工资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远超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故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既按时向原告发放了内退养人员工资，也在不断调高原告的内养工资，履行了其在《内养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对于具体的工资调整标准，在未无故明显降低原告待遇的前提下，则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范围，司法权对此不应予以干涉。原告主张苏银淮发[2007]188号文件未经过内养人员同意、未通过职工大会讨论不合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蒋国芳主张工资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公积金损失，单位少缴住房公积金，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不属于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对此不予理涉。对于原告主张的养老金损失，原告已于2016年1月起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其缴费基数也符合相关规定，其该项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国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五份，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海孝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左嫣茹 书 记 员 杜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