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5民初8782号原告：夏花，女，汉族，1990年3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被告：深圳市大棕熊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训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荔园路**G&G创意社区Weplay创意乐园创客乐园创意街坊**2,3.**房，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MA5EF0U088。法定代表人：贾凡。委托代理人：刘骥，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昱昕，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花，被告深圳市大棕熊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骥、郭昱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非法扣押原告的服务保证金19200元；2、被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原告288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20年6月1日开庭时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2、基于合同撤销后的法律效力，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押金19200元。事实及理由如下：原告租赁办公室的原因即出于理解养宠人对宠物的喜爱而萌生开发宠物主题软件宠物卡通造型设计。如果不允许携带宠物，是无法捕捉宠物表情形态并完成这一目的的。为确保这唯一目的顺利实现，作为一个理性审慎的成年人，寻访每个办公室前都必将提前声明携带小狗是入驻的必要条件。2018年5月8日签署该争议合同之时，原告对其明确作出了携犬声明以及被告也作出许可承诺。被告代表是被告公司的一位广西籍女性工作人员。争议合同签署当日，原告的一位广西籍朋友陪同签署，当日朋友再次明确告知被告方代表，原告方不携带小狗是无法工作的，携带小狗的入驻主要条件。被告代表表示与原告朋友都是广西老乡并口头作出许可后，提出改日须请客吃广西米粉等好意要约。原告亦因此才得知该工作人员是广西籍。哪知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后，未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提前五日书面通知原告进行商议，直接单方面修改合同内容并强制执行，直接导致原告无法工作遭受损失。因原告的办公需求始终未改变，不得不寻找新的办公场所，并于5月23日匆忙与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重新签订办公租赁合同。已经缴纳给被告的一个月的租金，事实上只使用了17天，不仅因此承担已缴纳租金损失，还在毁约方拒退押金19200元的情形下，又继续承担缴纳新办公场所押金40000余元的利息损失。《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应限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合同。依据《合同法》54条、《民法通则意见》第71条规定，双方争议合同是基于是否允许携带小犬的重大误解而形成的合同。从被告私自单方面修改补充合同并坚决执行；以及执行之后直接导致原告履行不能并承受多项损失。因此，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按照我国的司法解释，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民事行为。被告方利用自己的优势，10亿元融资经济优势，常年拥有专业强悍的律师法务团队为其服务。而原告只是一个因感激宠物陆伴萌生设计长通形象纪念的普通人，没有强大的律师团队，更没有经济能力去邀请一个律师来看这些合同纠纷。而在被告拟定的格式条款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然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行为。例如：原告方违约，赔偿两倍租金。而被告方违约，无任何惩罚。被告可以单方面修改合同的相关条款，更是明显违背合同形成的法定条件：双向要约与承诺，双方达成一致共识。不仅不尊重合同相对人真实意思自治，更违背合同基本公平原则。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56条贯彻了《民法通则》的上述立法精神，明确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行为被确定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经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押金19200元。被告答辩称，1、被告有权单方修改《Bee+公约》及相关管理规定，原告应予遵守。根据《办公室服务协议》第1.83条《Bee+公约》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客户同意供应方有权单方修改《Bee+公约》及相关管理规定，供应方应在相关管理规定生效前5日书面通知客户”和第2.3条“客户保证客户及客户员工遵守《Bee+公约》及相关管理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秩序氛围，对于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视作违约行为”的约定，《Bee+公约》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被告有权单方修改《Bee+公约》及相关管理规定，要求宠物犬不能进入办公空间。被告已提前将修改后的公约书面通知原告，原告员工签字确认。故原告应予遵守，否则视为违约行为；2、联合办公场所不允许携带宠物是交易习惯，构成(Bee+公约》第1.13条约定的其它行为，系原告的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Bee+公约》第1.13条约定：“其它Bee+认为可能严重影响空间秩序或合同履行的行为”。据此可根据交易习惯对《Bee＋公约》第1.13条进行解释。联合办公场所的特性在于不同公司的人在此共同工作、共享空间。原告使用的414房间与其他房间仅有一墙之隔，携带宠物，尤其是犬类，具有安全、噪音等隐患，其他用户也曾对此进行过投诉。深圳市联合办公空间行业基本均不允许携带宠物，包括但不限于雷格斯、科技寺、赛格众创空间、小元里、优客工场、思微、Wedo联合创业社等企业。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该做法。故携带宠物犬构成《Bee+公约》第1.13条约定的其它Bee+认为可能严重影响空间秩序或合同履行的行为。而并非原告所说“双方合同上未明文禁止的即是允许的承诺”。原告诉称“了解服务内容时均特意携带了宠物犬”、“签约前再次明确告知被告”、“得到被告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喜爱宠物犬”纯属子虚鸟有，其在签约前从未携带宠物犬或告知被告。原告这样的表述反而证明了其知道联合办公空间行业通常不允许携带宠物。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对其提出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原告以被告不允许携带宠物为由解除《办公室服务协议》，构成违约，被告有权依据《办公室服务协议》第1.5条的约定不退保证金。如上所述，不携带宠物本就是原告的合同义务，且被告有权单方修改《Bee+公约》。被告并未拒绝为原告提供服务，仅是要求不能携带宠物，宠物并非办公必需用品。原告在2018年5月5日签订《办公室服务协议》、支付5月服务费及履约保证金后，本应按《办公室服务协议》第1.2条“客户应在每月30日前，向供应方全额支付次月服务费”的约定支付6月服务费，但其未按时支付，甚至于2018年6月11日通知解除合同，已构成严重违约。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回复原告合同解除，并依据《办公室服务协议》第1.5条“若客户提前终止协议，所付保证金不退”的约定不退保证金，系合法有效。原告在签约前从未携带宠物犬或告知被告，案涉办公室系用干办公，被告亦无法预见“携带宠物犬是接受服务的前提”。故被告不构成欺诈。根据《办公室服务协议》第5.2条的约定“客户应承担供应方为执行本协议所花费的任何合理适当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被告因本案花费的律师代理费及律师差旅费16520元应由原告承担。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等合理费用由一方承担，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履行。且律师费属于被告维护自身权利的合理支出项目，应予以支持。(2019）最高法民终109号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即认为律师费属干原告实现债权的合理支出项目，且律师费金额符合律师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并已实际支付，案涉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已明确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主体，实现债权的费用亦属于约定担保范围的情形下，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办公室服务协议》第5.2条明确约定：“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向使用的办公室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客户应承担供应方为执行本协议所花费的任何合理适当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2020年5月22日，被告与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将于5日内支付律师费16000元。两名代理律师往返珠海一深圳的船费为520元。该律师费约定及差旅费合理。综上所述，被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被告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被告补充答辩如下：1、服务合同不构成重大误解，原告认为携带小狗是其入驻的必要条件，被告并不知晓也没有承诺，这也超出了一般理性人缔约所能遇见的范围。原告入驻的目的是办公，小狗并不构成必要的办公用品，故双方合同的性质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等均无错误，携带小狗仅为原告的动机，动机错误不构成重大误解；2、服务合同签订于2018年5月8日，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期限；3、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显失公平，被告可以单方修改公约，系因为联合办公的性质需要被告的管理，可以单方修改公约属于行业惯例。原告方违约赔偿两倍的服务费用，也并未超出合理的赔偿范围，不构成显失公平。另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也已经超过。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8年5月5日签订办公室服务协议，由原告租用被告管理的位于深圳市××＆××创意××办公室，服务期限自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31日；月服务费为9600元，履约保证金为19200元；若客户提前终止协议，所付保证金不退。若供应方无法定或协议约定理由，要求提前终止协议，须提前30日通知客户，同时退还客户已付保证金及未消满期约服务费；《Bee+公约》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客户同意供应方有权单方面修改《Bee+公约》及相关管理规定，供应方应在相关管理规定生效前提前5日书面通知客户；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了其他条款。原告于2018年5月6日向被告支付第一个月服务费9600元及保证金19200元。2018年5月8日，原告在被告提供的Bee+公约上签名确认并表示愿意遵守该公约的相关规定。公约的第一条为空间安全红牌，内容为“下述行为可能会对空间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大损害，为了确保空间人员、财务安全，我们将采取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首次行为将从阁下的公司或个人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1000元。保证金不足于弥补损失的，我司将保留追究阁下由此带来的全部责任的权利；第二次发现将视作阁下严重违约，我们有杈取消阁下的工位使用权，终止租赁合同，并追究由此带来的全部责任，我们对阁下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失也不会做任何形式的补偿”之后1.1-1.12条详列了12种禁止在空间实施的行为，第1.13条规定“其它Bee+认为可能严重影响空间秩序或合同履行的行为”。被告于2018年5月19日修改了Bee+公约，将第一条的1.13增加为“在任何情况下，宠物是不被允许进入空间的”。因被告不允许原告携带宠物进入办公空间，双方遂发生矛盾，原告于2018年5月下旬搬出了承租的414房间。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复函原告，同意协议于6月11日止终止，并表示依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原告所交19200元保证金将不予退还。被告为证明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16000元，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转账记录、发票等证据佐证。原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依据最高法院的相关案件，最高院认为律师费属于原告实现债权的合理支出项目，且律师费金额符合律师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才予以支持，而本案被告并不存在未实现的债权，要求律师费不符合民法的填平原则。以上事实，有办公室服务协议、Bee+公约、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终止协议通知书、交易明细、委托代理协议、发票、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证实。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首先，双方的合同于2018年5月5日签订，合同的内容是否显失公平，是否存在可以撤销的情形，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就应当已经知道，即原告以合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应当在2019年5月5日前行使撤销权。其次，被告于2018年5月19日修改了Bee+公约，双方于2018年5月下旬就原告能否携带宠物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并因此于5月下旬就已经搬离了其承租的414房间。原告主张自己是基于对于能否携带宠物进入办公空间存在重大误解而签订了涉案合同，则原告在2018年5月下旬就已经知道重大误解的存在，依据法律规定，原告至迟应当在2019年5月31日前向主张撤销合同。原告于2020年6月1日开庭当天才提出基于上述两个理由而撤销合同的主张，已经超过了撤销权一年的除斥期间。原告要求撤销合同并返还保证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答辩状中要求原告负担其律师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但并未就此正式提起反诉，本院在此不予处理，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夏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500元负担，由原告夏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丽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梁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