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72民初25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邢增韧，男，198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军栋，海南云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莉，海南云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南路**（8-12）。 法定代表人：韦东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萍，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娥，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与被告邢增韧、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德颐公司）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经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9年8月15日公告了案件的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王帮元、检察官助理郭贵友出庭履行职务，被告邢增韧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军栋、吴家莉，被告贤德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连带赔偿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人民币（下同）252650元；2.判令被告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连带承担专家咨询费1200元。事实和理由：邢增韧为“宏翔1689”轮的实际所有人，贤德颐公司为“豪舟6”轮的实际经营人。2018年10月6日，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约定合作经营砂石贸易，邢增韧负责开采砂石、贤德颐公司负责调配船舶运输，所得利润按照三七分成。经邢增韧指示，“宏翔1689”轮于10月7日抵达东方市海域，10月8日进行抽采海砂作业并将所采海砂过驳至“豪舟6”轮，过驳作业过程中被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查获，查获时船载海砂约2000m3。后该案移交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处理。2018年11月19日，该局以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且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为由，作出“东海执处罚〔2018〕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海砂开采并罚款4.9万元，该罚款已足额缴纳。经咨询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研究院梁计林、刘维等七位专家意见后，确定盗采海砂的行为可造成相应海域海洋生物资源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地形地貌发生改变并存在岸线后移的潜在风险海水水质和沉积物污染等损害结果的发生。参照七位专家分析意见，确定本案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非法采砂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252650元。涉案事件发生后，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检察日报·正义网》发布公告并向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函，督促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单位提起诉讼，但无任何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被告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并在未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开采海砂，造成海洋生态破坏，并对建筑工程质量带来潜在隐患，两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邢增韧辩称：1.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被告抽采海砂2000m3没有依据。根据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宏翔1689”轮和“豪舟6”轮船员均证实抽采海砂的数量为2800吨，而非为2000m3。2.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修复费用过高，应当参照（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海南省渔业与科学院出具的编号为“HKY2019-02-002”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标准确定本案修复费用。《鉴定意见》是由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在该鉴定意见书中，非法开采海砂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折合为50.41元/m3或33.61元/吨。本案与该案具有相似性，应当参照该《鉴定意见》或适当增加一定比例计算修复费用。此外，专家未对综合意见签名认可。3.此次开采的海砂在被查获后均已回填，相当于做了部分修复工作，修复费用也应减少。综上，请求参照《鉴定意见》或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一定比例确定损害赔偿金额。 被告贤德颐公司辩称：1.贤德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一方面，贤德颐公司在本案中是砂石承运人的角色，与邢增韧之间并非合作采砂关系，更无利润分成。另一方面，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中贤德颐公司公章与《授权委托书》中贤德颐公司公章存在明显差别，《合作协议》系伪造形成。而陈立文也并非贤德颐公司员工，其所作陈述和处理“豪舟6”轮被扣押事宜等行为不能代表公司。2.贤德颐公司未实施任何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案中，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是邢增韧，贤德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而仅根据其电话指示运输货物，对于货物来源及货物状态并不清晰，因此贤德颐公司在本案中属于善意第三人，未实施环境侵权行为，不应该承担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赔偿责任。即使贤德颐公司需对自身的运输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应限定在自身行为构成的责任比例之内，而非与采砂行为人邢增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系对邢增韧个人作出，并未针对贤德颐公司。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基于陈立文关于贤德颐公司和邢增韧合作开采海砂的陈述及《合作协议》，但陈立文的陈述和《合作协议》均为虚假，故《行政处罚决定书》基础事实不存在，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贤德颐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3.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的抗辩意见与邢增韧相同。综上，请求驳回对贤德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邢增韧身份证复印件；2.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基本信息；3.公告（督促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4.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复函；5.现场笔录；6.检查通知书；7.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8.张桂询问笔录；9.王德贵询问笔录；10.陈立文询问笔录；11.邢增韧询问笔录；12.船舶运营承包协议书；13.船舶买卖合同；14.船舶交接确认书；15.合作协议；16.邢增韧陈述、申辩笔录；17.陈立文陈述、申辩笔录；18.行政处罚决定书；19.缴纳罚没款回单；20.委托书(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委托陈立文)；21.内河船舶检验证书薄(宏翔1689)；22.海上船舶检验证书薄(豪舟6)；23.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盗采海砂案件生态损害赔偿以及环境修复意见的复函；24.梁计林专家意见；25.刘维专家意见；26.武春媛、张文专家意见；27.郭跃品专家意见；28.王钰钰专家意见；29.莫文渊专家意见；30.关于东方、乐东海域盗采海砂系列案生态环境损害专家论证的综合意见（以下简称《综合意见》）；31.专家论证会签到表及资质证书；32.专家咨询费票据。被告邢增韧为反驳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提交了（2020）琼72民初18号案起诉状及该案《鉴定意见》作为证据，被告贤德颐公司为反驳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付款凭证（被告邢增韧委托案外人向贤德颐公司付款）；2.“豪舟6”轮股份合作协议；3.贤德颐公司社保参保证明。 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证据1、2为两被告基本信息，证据3、4、23为公文，证据5至证据14、证据16至证据22来源于行政执法案件卷宗，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明“宏翔1689”轮和“豪舟6”轮非法抽采、过驳海砂的事实，关于抽采海砂数量的争议将作为争议焦点予以阐述认定。2.证据15即《合作协议》虽来源于行政执法案件卷宗，但该《合作协议》上贤德颐公司公章明显与贤德颐公司在《授权委托书》及本案诉讼文书中加盖的公章不一致，故本院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本院对证据24至证据31即专家论证意见及《综合意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各项费用计算的合理性、科学性将作为争议焦点予以阐述认定。4.本院对证据3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为本案及同系列8宗案件实际支出专家论证费用7200元，平均每案为900元。本院对被告邢增韧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鉴定意见》是否可以作为计算本案损害赔偿费用的依据，将作为争议焦点予以阐述认定；被告贤德颐公司提交付款凭证、股份合作协议、社保参保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认可。 根据上述认证意见，结合法庭调查，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邢增韧为“宏翔1689”轮的实际所有人，贤德颐公司为“豪舟6”轮的实际经营人。邢增韧与贤德颐公司约定合作进行海砂开采、销售，所得利润按照三七比例分成。经邢增韧指示，“宏翔1689”轮于10月7日抵达东方市海域，10月8日在该海域抽采海砂约3000吨（折合2000m3），并于当日晚间将2800吨（折合1900m3）过驳至“豪舟6”轮，过驳作业过程中被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查获（查获地点E108°32'2"N19°13'4"）。后该案移交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处理。2018年11月19日，该局以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且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为由，对邢增韧作出“东海执责〔2019〕018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作出“东海执处罚〔2019〕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海砂开采并罚款4.9万元，该罚款已足额缴纳。事件发生后，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9年8月15日在《检察日报·正义网》发布公告，并向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函，督促有关单位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但无任何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起诉前，公益诉讼起诉人就非法采砂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修复方法、损害金额和修复费用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梁计林和刘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武春媛和张文、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莫文渊、海南省地质调查院郭跃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王钰钰等7位专家以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单位进行了咨询。前述7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并对《综合意见》签字表示认同。武春媛、张文、莫文渊三位专家还表示，《综合意见》中修复费用的计算较为保守。前述专家认为：一、非法开采海砂对海洋生态环境可造成如下损害：1.底栖生物、浮游动植物和鱼卵仔稚鱼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导致海洋资源的直接损失；2.造成海水中悬浮物质的增加，水流、水温的变化，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水生生物繁衍生息以及珍惜物种如文昌鱼的保育；3.造成海底地形地貌改变，海岸线存在后移的潜在风险；4.采砂过程中柴油、垃圾等污染物排放，可造成海水水质和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含量增加；5.其他损害，如干扰海洋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查开发。二、修复方法：海洋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降低损害可通过增殖放流的形式进行补偿和修复，，地形地貌损害可通过回填或生物补偿方式进行替代修复岸线后移可通过培育红树林、加固海岸、岸滩保护养育等方式修复，沉积物污染可采用厌氧耐盐微生物技术进行修复，珊瑚可通过移植方式进行修复。三、修复费用计算方法：1.每开采1000m3海砂，假定坑槽为坡度15°圆锥体，锥面半径为15.3米，其海底影响面积在700m2以上，海床扰动深度最深处（锥底）为4.1米；如坑槽为半径15.3米的圆柱体，海床扰动深度约为1.4米；2.“宏翔1689”轮抽采2000m3海砂引起的悬浮泥沙增量≥10mg/L对水体的影响面积在6平方公里左右，悬浮泥沙增量≥20mg/L对水体的影响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悬浮泥沙增量≥10mg/L即可计算渔业资源损失；3.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文昌鱼平均密度按1.78尾/m2，单价为10元/尾，直接损失和修复费用合计按照6倍计算；4.底栖生物平均密度为20g/m2，以文蛤为例，平均价格为11元/kg;5.陆地土壤有机污染及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费用至少为2000元/667m2，重度污染可达8000元/667m2，海洋沉积物污染修复难度较陆上土壤大，费用也远高于土壤污染修复；6.渔业资源平均密度为320kg/km2,平均价格为30元/kg，渔业资源修复按照损失量3倍计算；7.放流劳务费、技术支撑费、运输费等另计。四、修复费用估算（《综合意见》，每开采1000m3海砂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文昌鱼74760元（1.78尾/m2×10元/尾×700m2×6倍）；2.底栖生物154元（20g/m2×700m2×11元/kg）；3.沉积物污染修复2099元（2000元/667m2×700m2）；4.渔业资源20160元[320kg/km2×30元/kg×0.7(保守估计每开采1000m3海砂水体影响面积为1km2，鱼类逃生率为30%，渔业资源损失率为70%)×3]；5.放流劳务费、技术支撑费、运输费按总费用30%计算为29152元[（74760+154+2099+20160）×30%]。综上，每开采1000m3海砂，生态修复费用为126325元（74760+154+2099+20160+29152）；；地质修复可按生态修复的1至3倍确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梁计林在庭前会议中就文昌鱼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说明：其所出具的意见中文昌鱼密度为1.78尾/m2的数据来源于其所在单位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蔡元春、张仔腾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即本院（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进行司法鉴定时在琼州海峡海域实地所得调查，取样海域刚刚发生过海砂开采活动，故文昌鱼密度较低；该院于2019年7月10日在昌江海域取样测得文昌鱼密度为16尾/m2；并认为文昌鱼修复费用应当按照《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的规定，以其价值5倍计算。 另查明，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蔡元春、张仔腾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即本院（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受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海南省渔业与科学院对修复费用做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编号为“HKY2019-02-002”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鉴定费用为1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第二分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该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直接函告和发布公告催告相关海洋环保职能部门履行起诉职责未果后，提起本诉，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精神和趋势要求。 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宏翔1689”轮本次抽采海砂数量；2.贤德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宏翔1689”抽采海砂数量的问题。 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于2018年10月17日、18日、20日、23日分别对“宏翔1689”轮船长张桂、邢增韧、“豪舟6”轮船长王德贵、陈立文进行了询问。张桂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于2018年10月8日19时左右至22日左右在东方市墩头湾海域抽采海砂作业，当日共抽采海砂约3000吨，当晚过驳到“豪舟6”轮约2800吨；邢增韧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抽采的海砂过驳到豪舟6轮的量大约为2800吨，大概剩200吨的时候海警登船检查叫停；王德贵在询问中陈述称“豪舟6”轮于2018年10月8日22时左右至23时左右在东方市八所海域进行过驳，当时过驳到“豪舟6”轮的海砂量大概3000吨；陈立文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2018年10月8日过驳到“豪舟6”轮海砂约为2800吨，过驳过程中被海警当场查获。综合上述四人的询问笔录，本院认定“宏翔1689”轮2018年10月8日在东方市海域抽采海砂3000吨，过驳至“豪舟6”轮海砂为2800吨。按照1500kg/m3折算，“宏翔1689”轮本次抽采海砂量为2000m3，过驳至“豪舟6”轮海砂量为1900m3。邢增韧辩称本次抽采海砂量仅为2800吨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贤德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豪舟6”轮贤德颐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向陈立文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贤德颐公司委托陈立文代表公司接受“豪舟6”轮的调查和处理，陈立文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文件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贤德颐公司享有和承担。贤德颐公司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立文在2018年10月23日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询问时明确表示，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经营海砂，邢增韧负责采砂，贤德颐公司负责运输，所得利润按照三七分成。邢增韧在2018年10月18日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询问时关于该事项的陈述与陈立文前述陈述一致。同年11月19日，陈立文代表贤德颐公司签收了“东海执处罚〔2019〕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虽然《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被否定，但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立文在取得贤德颐公司有效授权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应当被采信，陈立文的相应行为也应视为代表贤德颐公司所进行的行为，行为后果应由贤德颐公司承担，故应当认定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开采海砂，构成共同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贤德颐公司和邢增韧应当就本次抽采海砂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贤德颐公司抗辩其仅参与海砂运输，不构成共同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照专家论证意见及《综合意见》计算修复费用，两被告主张参照另案《鉴定意见》计算修复费用。本院认为：一方面，《鉴定意见》并非针对本案作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鉴定意见》系（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做出的鉴定结论，得出结论的依据为对海砂被抽采后相应海域实地测量数据。但（2020）琼72民初18号所涉海域为文昌市海域，本案所涉海域为东方市海域，两者所涉海域不同，故《鉴定意见》不具备适用于本案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文昌鱼密度虽来源于《鉴定意见》，但涉案的东方市海域缺乏采砂前后文昌鱼密度的数据，与本案涉案海域距离较文昌市海域更近的昌江海域文昌鱼密度高达16尾/m2，故公益诉讼起诉人参照文昌市海域的文昌鱼密度计算修复费用已经较为保守，并未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负担。另一方面，本案中出具论证意见的7位专家具有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渔业、、地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具了论证意见，并对《综合意见》签字表示认同，且无证据表明7位专家与案件相关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综合意见》中关于底栖生物恢复、海洋沉积物污染修复、渔业资源修复及技术支撑费、劳务费、运输费等计算，均有充分的依据，计算结果也较为合理，应当予以采信。但《综合意见》中将文昌鱼的修复费用按照其价值6倍进行计算不当，应当根据《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的规定，调整为按照其保护级别系数即5倍计算修复费用，每开采1000m3海砂所需的文昌鱼修复费用计为62300元（1.78尾/m2×10元/尾×700m2×5倍）。依此计算，每非法抽采1000m3海砂所需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110127元[（62300+154+2099+20160）+（62300+154+2099+20160）×30%]。本案中，“宏翔1689”轮抽采海砂量为2000m3，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为220254元。 综上所述，被告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未取得开采许可情况下合作抽采海砂，构成共同的环境侵权。根据专家论证意见，两被告非法抽采海砂的行为已经损害涉案海域的底栖生物、渔业资源，并造成海底沉积物污染，两被告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邢增韧、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非法开采海砂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220254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 二、被告邢增韧、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海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支付专家论证费用900元。 三、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邢增韧、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如未能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617元，由被告邢增韧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映红 审 判 员  王 艳 审 判 员  吴永林 人民陪审员  童扬武 人民陪审员  陆建华 人民陪审员  陈小慧 人民陪审员  孙 拓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 助理  陈思茹 书 记 员  王文睿 附件：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八十九条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赔偿范围包括： （一）预防措施费用，即为减轻或者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自然资源减少所采取合理应急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二）恢复费用，即采取或者将要采取措施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受损害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功能所需费用； （三）恢复期间损失，即受损害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功能部分或者完全恢复前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四）调查评估费用，即调查、勘查、监测污染区域和评估污染等损害风险与实际损害所发生的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