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26民初786号 原告：徐启辰，男，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玉鹏，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玉兰，女，195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山东金城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启辰与被告李玉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启辰及其委托代理人钟玉鹏，被告李玉兰委托代理人姜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启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盈利款46.04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胡洪金于2003年9月共同出资110万元，以原告的名义竞买得到高唐县棉花第四加工厂资产，并组建高唐县保兴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保兴公司，后变更名称为高唐县洪金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洪金公司）]。2004年8月双方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胡洪金，日后洪金公司（保兴公司）清算变卖时，变卖价值高于原投资的盈利部分，原告与胡洪金按50%分成。协议签订后，胡洪金与其子胡清成于2004年9月23日组建高唐县金洪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金洪公司），货币出资200万元。2005年7月12日，胡洪金委托评估机构对洪金公司（原棉花四厂）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2995249.32元，后胡洪金将该2995249.32元以实物出资方式增资到金洪公司。2005年8月15日，金洪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变更股东胡洪金400万元，胡清成50万元，白建国50万元（2005年10月20日胡洪金转让给白建国50万元股权）。2011年1月7日，胡洪金与秦绪峰、田春杰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转让60.50万元和460.50万元给秦绪峰和田春杰。同日，白建国、胡清成分别与秦绪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股权50万元转让给秦绪峰。2011年1月10日，金洪公司变更股东为胡洪金179万元，秦绪峰160.50万元，田春杰160.50万元。2013年原告得知后提起诉讼，最终二审法院判决胡洪金支付原告盈利款31.21万元。2019年10月17日，胡洪金因病去世，经其继承人商议由李玉兰继承其在金洪公司股权。2019年12月30日，李玉兰将继承的金洪公司股权以179万元价格转让给刘连福。被告李玉兰获得的转让款已经超过“现有价值”（86.92万元），剩余盈利款92.08万元的一半应当支付给原告。原告多次主张权利，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原告无奈，诉请法院依法判决。 李玉兰辩称：一、答辩人与案涉股权受让人刘连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刘连福受让答辩人持有的金洪公司17.90%即179万元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陆拾万伍仟元，该款项并未超过案涉股权的“现有价值”（86.92万元），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相其支付盈利款。二、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价格并非答辩人与案涉股权受让人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案涉股权转让价格形成原因、案涉股权所在公司目前情况等多种因素可以确定：60.50万元的案涉股权转让价格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为了顺利办理变更登记，双方按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签订了一份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但该份备案转让协议为监管局提供的制式合同，其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为了进一步厘清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2020年1月1日，在签订备案使用的《股权转让协议》后，答辩人与受让人刘连福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案涉股权60.50万元的转让价格进一步明确，并确认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仅是应主管部门对于股权变更登记的要求使用，备案合同记载的转让价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于案涉股权转让价格的真实合意就是60.50万元。3、在同时存在两份不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三版）-商事卷》第一册第296页的案例指导的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针对同一笔股权共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对于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在案件审理中，除审查当事人在合同的约定外，应当结合实际履行情况，对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作出正确认定”。本案中，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合同为制式模板，且较为简单，而答辩人在2019年1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包括前述内容，还有对案涉公司债务的状况的确认，特别是案涉公司拖欠职工237万养老金的处理。4、关于案涉股权及对应公司资产上负担的79名破产企业员工养老金补缴的问题，本身就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这在本案诉状中被答辩人所述的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案件的举证及判决书中均有提及，此后答辩人为了解决79名员工养老金补缴事宜，多方寻找愿意承接案涉股权的投资人，以期能够妥善解决群体事件。最终经过多次磋商，才与案涉股权受让人达成了解决养老金事宜的合意，最终答辩人以60.50万元转让案涉179万元股权，同时受让人承诺承担79名员工养老保险的补缴事宜。以上经过足以说明60.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形成原因，也足以证实60.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确系答辩人与股权受让人刘连福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案涉179万元股权真实的转让价格确系60.50万元，答辩人在本次股权交易过程中取得的款项并未超过案涉股权的“现有价值”（86.92万元），未获得任何“盈利”，故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盈利款，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1、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商终字第5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徐启辰与胡洪金共同出资购买棉花四厂资产，建立保兴公司，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胡洪金后来出让部分股权、原告通过诉讼主张盈利款的情况。2、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终审判决生效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胡洪金再审申请的情况。3、金洪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一宗，拟证明胡洪金于2019年10月17日去世，其继承人协商一致由被告李玉兰享有胡洪金在金洪公司的股权，2019年12月30日李玉兰将胡洪金的股权变更至其本人名下。同日李玉兰与案外人刘连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原胡洪金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刘连福，转让价款179万元，并于2020年1月2日变更股权登记。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证据恰恰证明保兴公司的债务应由胡洪金承担，案涉公司拖欠79名员工养老金的责任也是由胡洪金承担，被告在继承胡洪金股权后也继承了该份债务，在股权转让中实际的转让款系179万元，减去我方应承担的79名下岗职工养老金118.50万元，从而得出实际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0.50万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中记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市场监管局提供的制式合同，其记载的股权转让价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被告当庭提交下列反驳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被告、案涉股权受让人刘连福、高洪亮三方于2019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约定被告将其在金洪公司的179万元股权以60.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连福；被告原本承担着“金洪公司”前身“保兴公司”拖欠的79名职工养老金的补缴责任；刘连福以60.50万元受让案涉股权后，被告不再承担补缴79名下岗职工养老金的责任。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拟证明：2020年1月1日，被告与案外人刘连福、高洪亮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再次明确案涉股权转让款为60.50万元，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制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价格的约定并非被告与案涉股权受让人刘连福的真实意思表示。3、《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二份以及高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向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申请报告》一份,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附件一《竞卖补充协议》、附件二《原棉花四厂职工享受失业金的说明》均由原告在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且该案判决书也提及上述两份附件，结合高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申请报告》来看，本案诉争的股权及对应公司资产之上负担着79名破产下岗员工的养老保险补缴义务，而导致该项义务负担的恰恰是原告，为了妥善解决下岗职工问题，被告在转让股权之时与受让人进行协商，与案涉股权的受让人达成协议，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60.50万元，而受让人负担200多万元的下岗员工补缴养老金责任。4、被告名下卡号为：15×××92中国农业银行存折、收条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总计收到股权转让款60.50万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与刘连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以双方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公示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股权转让的价款也应当以公示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准；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证据1、2均是被告为隐瞒其真实获得股权转让价款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而且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也违背了被告在其丈夫胡洪金名下继承所得的时间，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2019年12月10日被告并未明确得到胡洪金在金洪公司的179万元股权，通过我方提交的证据3也可以证明李玉兰实际继承胡洪金股权的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通过公证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股权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上述时间均晚于被告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时间，以上也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履行协议，也非变更股权登记时提交的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案裁判也不能依据证据1、2来确定实际转让的股权转让价值。对证据3中的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中的判决书并未查明核实证据3中所提到的附件两份及申请报告的真实性，而且申请报告中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7月15日，距离本案股权转让的时间较长，被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对证据4存折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条不能证明被告李玉兰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为60.5万元，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 经审查，原告提交的（2015）聊商终字第5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鲁15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高唐县金洪棉业有限公司公司变更登记材料，系公文书证，本院亦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的效力，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再予评价。 经审理查明：2003年9月3日，原告徐启辰与胡洪金共同以110万元的价格购买高唐县棉花第四加工厂资产建立了保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启辰。2004年8月24日，原告和胡洪金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2003年9月3日原告和胡洪金共同出资整体购买原高唐县棉花第四加工厂资产，组建保兴公司。原告出资218740元，胡洪金贷款及个人出资约300万元。主要资产有厂房场地、机器设备115.50万元，库存皮棉90吨，价值117.7695万元，帕萨特轿车一辆30万元，债务约240万元。经协商，原告徐启辰将其在保兴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胡洪金，胡洪金以现金支付原告转让费218740元。保兴公司的债务由胡洪金承担。当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保兴棉业所有的帕萨特轿车一辆归原告所有。日后洪金公司（保兴公司）清算变卖时，变卖价值高于现有投资盈利部分（不包括被告新投入固定资产），原告和胡洪金双方按50%分成，变卖价值低于现有投资，亏损部分，由胡洪金自行承担。原告所有的帕萨特轿车购置费用（30万元）计入现有投资部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按协议约定，原告徐启辰将其在保兴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胡洪金，保兴棉业的帕萨特轿车一辆归原告所有，原告徐启辰退出保兴公司的经营管理。2004年9月6日保兴公司名称变更为洪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洪金。2007年4月3日，洪金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保兴棉业主要资产价值为115.50万元，帕萨特轿车购置费用30万元，共计145.5万元。 金洪公司于2004年9月23日成立，股东为胡洪金及其子胡清成，注册资本为200万元。2005年7月12日胡洪金委托聊城正坤会计师事务所对洪金公司（即原高唐县棉花第四加工厂）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2995249.23元，胡洪金增加的设备评估价值为8280元，评估总价值为3003529.23元。后胡洪金以实物出资方式将价值为3003529.23元的资产增资到金洪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3529.23元列入资本公积金。2005年8月15日，金洪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原200万元，后增加300万元），变更股东为胡洪金400万元、胡清成50万元，白建国50万元（2005年10月20日，胡洪金与白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50万元）。2011年1月7日，胡洪金与秦绪峰、田春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内容为胡洪金将其在金洪公司享有的60.5万元股权转让给秦绪峰，160.5万元股权转让给田春杰。同日，白建国、胡清成分别与秦绪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内容为白建国、胡清成将其在金洪公司享有的各50万元股权转让给秦绪峰。2011年1月10日，金洪公司变更股东为胡洪金179万元，秦绪峰160.5万元，田春杰160.5万元。 2013年6月3日，徐启辰以胡洪金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胡洪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启辰盈利款770124.615元及此款自2013年6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徐启辰的其他诉讼请求。胡洪金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聊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胡洪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给付被上诉人徐启辰盈利款31.2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6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胡洪金仍不服，提起再审申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2016）鲁15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胡洪金的再审申请。 2019年10月17日，胡洪金死亡。2019年12月16日山东省高唐县公证处作出（2019）鲁高唐证民字第551号《公证书》，确认：一、被继承人胡洪金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因病死亡；二、被继承人胡洪金的父亲胡仁明（于一九八〇年去世）、母亲胡华氏（于一九六一年去世）；配偶李玉兰；长女胡桂青、次女胡桂萍、儿子胡清成。三、被继承人胡洪金生前夫妻共同拥有高唐县金洪棉业有限公司的如下股权：认缴出资额：179，持股比例18%（实为17.9%）。……六、申请人李玉兰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胡桂青、胡桂萍、胡清成均表示放弃继承被继承人胡洪金的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胡洪金遗留的上述遗产，由被继承人胡洪金的配偶李玉兰一人继承。2019年12月30日，金洪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同意公司原股东胡洪金将所持有公司17.9%股权认缴出资额为179万元以17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继承给李玉兰。金洪公司据此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向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变更登记申请，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当日审核，准予核准。同日，李玉兰与刘连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玉兰将持有金洪公司17.9%的股权以179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刘连福，刘连福在15日内将转让费179万元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李玉兰。2020年1月2日，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变更股东发起人由李玉兰变更为刘连福。原告得知股权转让事宜后，与被告李玉兰协商无果，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20年4月17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4.05%。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徐启辰和胡洪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应当以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变更登记档案中备案的李玉兰与刘连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是以李玉兰提交的2019年1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20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为依据计算盈利款？ 本院认可以在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计算盈利款的依据，理由如下： 一、从股权的转让价格看，备案《股权转让协议》相比李玉兰主张的2019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及2020年1月1日补充协议，更接近股权的实际价值。涉案的金洪公司17.9%股权对应的价值179万元，来自于2005年7月12日胡洪金委托聊城正坤会计师事务所对洪金公司（即原高唐县棉花第四加工厂）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进行的评估。在该评估报告中，原洪金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评估价值为2995249.23元，胡洪金增加的设备评估价值为8280元，评估总价值为3003529.23元。胡洪金以实物出资方式将价值为3003529.23元的资产增资到金洪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3529.23元列入资本公积金。即便设备因折旧或使用寿命而减值，但毋庸讳言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土地的价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值，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对价更接近股权的实际价值。 二、从签订协议时的处分权力来看，李玉兰2019年1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无权处分，其效力自然不能得到认可。根据《公司法》、《继承法》相关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本案中，被继承人胡洪金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有配偶李玉兰；长女胡桂青、次女胡桂萍、儿子胡清成。2019年12月16日山东省高唐县公证处出具（2019）鲁高唐证民字第551号《公证书》后，李玉兰才获得一人继承胡洪金股东资格的证明，2019年12月30日金洪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及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受理并核准变更登记申请后，李玉兰才取得金洪公司股东资格，2019年12月10日，李玉兰在存在其他合法继承人、尚未获得一人继承胡洪金股东资格证明且尚未继承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与刘连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无权处分。备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当时李玉兰已经继承胡洪金在金洪公司股东资格，为有权处分。 三、从证据的效力看，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为公文书证，其效力更具可信性。李玉兰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私文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玉兰应负举证责任，李玉兰提交了原告在（2013）高商初字第228号徐启辰与胡洪金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举证的《竞卖补充协议》、《原棉花四厂职工享受失业金的说明》和高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申请报告》，以证据其与刘连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无论是《竞卖补充协议》、《原棉花四厂职工享受失业金的说明》，还是《申请报告》，都只是证明竞买成功后需安置下岗职工及缴纳相关社保费用，不能证明其所称的“目标公司应当负担目标公司前身宝兴棉业公司（应为保兴棉业公司）拖欠79名职工养老金合计贰佰叁拾柒万元，而转让人应当承担补缴养老金的50%即壹佰壹拾捌万伍仟元”。即便是补缴社保费用，也应当以有权机关的相关法律文书和票据为准。对于原洪金公司的债务负担，原告与胡洪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已有约定，即便存在争议，也不能得出被告在其提交的与刘连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承担补缴养老金50%的结论，相反给人以因原告主张50%盈利款而被告也刻意让原告承担补缴养老金的50%的印象。因此，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为无效证据，证据3中的《竞卖补充协议》、《原棉花四厂职工享受失业金的说明》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项，提交的高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申请报告》为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亦为无效证据。被告提交的存折和收条亦无法证明股权转让款即为60.50万元，在转账和支付现金后，一般由收款人出具收到总价款的单据，与交付记录一并入账，而本案中李玉兰仅就部分款项出具收条，有违交易习惯和财务记账要求。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所称的股权转让款为60.50万元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本院认为，应以备案《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的转让价款作为计算盈利款的依据。生效的（2015）聊商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金洪公司在增加注册资本后，胡洪金转让的271万元股权中，即使包含其现金出资的150万元，而另121万元即是转让的洪金公司资产价值部分。121万元在洪金公司的资产中，盈利多少，无法计算。本院认为，按121万元在总评估价值中的比例，计算121万元在现有价值部分中盈利多少的方式为宜，即121万元÷2995249.23元，占比约40.4％。现有价值145.5万元×40.4％＝58.58万元。121万元-58.58万元＝62.42万元”，因此，参照上述计算方式，李玉兰转让金洪公司17.9%股权的盈利应为：179万元-[145.5万元×（179万元÷2995249.23元）]=920492元，其中50%即460246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本院认为，应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原告超出上述金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用”，本院认为，诉讼费用的负担是人民法院决定的事项，保全保险费用系原告为申请保全而自行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保全保险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玉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启辰盈利款460246元及利息（以460246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计算）； 二、驳回原告徐启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06元，减半收取计4103元，申请费2822元，共计6925元，由原告徐启辰负担50元，由被告李玉兰负担68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士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李秀红 书记员郭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