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87号 原告袁可明，男，194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胥湖，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钊，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陆定国。 委托代理人袁鑫，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黄伟，系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包生波。 委托代理人赵福鹏，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明康，男，195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张陈，男，1950年1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文开，男，194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礼，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铁，男，1968年8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刚，男，195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兴，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六刚，男，198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勇，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文政，男，195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文虎，男，194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文成，男，195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永勤，女，1947年1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应双，男，194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杨明登，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王布其，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王布红，男，197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王布学，男，198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王仕彬，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袁乔图，男，196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袁根图，男，195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袁柱图，男，195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熊洪银，男，195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上述23名第三人共同诉讼代表人杨明康、杨文虎、杨文政。 原告袁可明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9]7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9月2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杨明康等23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可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胥湖、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陆定国、袁鑫、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包生波、赵福鹏到庭参加诉讼，杨明康等23名第三人及其诉讼代表人杨明康、杨文虎、杨文政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22日认为袁可明与争议地无直接利害关系，其提起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习府处[2019]7号行政处理决定，终止申请人袁可明提起的“黄泥坡”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程序。原告对此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25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 原告袁可明诉称，1955年原告之母刘秀连户承包地名为“黄泥坡”土地，原告及家人一直耕管这片土地。2015年新修旅游公路后，第三人为方便住居，强行在原告耕管六十多年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和耕种庄稼，原告知情后多次制止和找政府处理，均没有结果。原告就“黄泥坡”土地权属申请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下属成员单位处理，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没有对第三人在习水县修建房屋的审批环节进行实地考察，未对产生和可能产生争议的土地权属进行调查和公示，存在程序不合法。原告属“黄泥坡”土地的实际管理者，不能因原告户籍迁移而否认原告作为习水县隆兴镇滨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生变化的前提，被告和第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黄泥坡”土地的权属是否被转移，因此，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9）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9）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让原告不能信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对原告提起的“黄泥坡”土地权属的调查处理程序。 原告袁可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习水县政府于1955年8月13日填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五十年代原告在争议土地所在生产队分得有土地，原告与涉案土地权属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申请确权的主体资格。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名为“黄泥坡”，位于隆兴镇××组。四界为：上抵原向阳坡赶场大路至岩仑，下抵旅游公路边坡，左抵跟沟直下抵旅游公路，右抵沟。原告在申请确权过程中提交的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土字第23509号《贵州省赤水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持有人刘秀连，黄泥坡，田，四界为：东抵杨德臣，西抵杨树云，南抵公地，北抵袁俊图。原告母亲刘秀连去世前居住在隆兴镇××组，自其母亲去世后，该户无人在争议地居住、生活和耕管土地。原告在1955年便随姑父袁润华迁至土城镇群峰村群峰组居住至今，户口随迁，且在该集体享有了承包山林土地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已丧失隆兴镇××组的集体成员资格，且未提供在隆兴镇××组承包争议地的依据，故其与争议地无直接利害关系。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习府处［2019］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2、习水县国土局山林权属争议调查报告，3、确权申请书，4、身份证明，5、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程序合法。 第二组证据：1、争议现场草图、航拍图，2、袁可明提供的刘秀连赤土字第2350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3、袁可明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证明袁可明以1955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其权利，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袁可明在现居住地的集体承包有山林土地。 第三组证据：1、滨江村村委关于袁可明与杨明礼杨文政等23户土地争议的情况说明，2、对袁可明、杨文虎、杨文政、熊洪开、杨明礼的调查笔录，证明袁可明一家已不属于争议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三人修建房屋时间及实际管理使用并无争议的事实。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1955年，原告之母刘秀连户承包涉案地块“黄泥坡”，当年袁可明随姑父袁润华迁至土城镇群峰村群峰组居住至今，户口随迁，并在该地参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并承包土地。1976年刘秀连去世后该户无人在隆兴镇××组居住，生活，故原告丧失了隆兴镇××组的集体成员资格，因此原告与争议地无直接利害关系。从第一轮土地承包至今，涉案地块一直由第三人杨明康等23户人耕管，但未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现已有5户村民在涉案地块修建房屋，其中杨明刚于2008年修建，杨明铁于2009年修建，杨永勤于2013年修建，杨明兴和杨明康均于2016年修建。综上，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及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 第一组证据：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4、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5、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6、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第二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书，3、行政处理决定书,4、行政复议决定书。 杨明康等23名第三人述称，袁可明从1955年就离乡别景至今65年之久。他走后家庭所剩之母刘秀连，刘秀连于1976年去世。其兄杨明恩于1966年桐梓煤矿招工进厂，后被机械厂招用，现已去世。其妹廖香于1968年外嫁四川。涉案土地1955年至2015年之间一直是集体所有，分给我们作为自留地耕管，无任何争议。2015年修旅游公路占地，袁可明才跳出来谈此事。请法院依法裁判。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各自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争议土地位于习水县小地名为“黄泥坡”，面向争议地四至界限为：上抵原向阳坡赶场大路至岩仑，下抵旅游公路边坡，左抵跟沟直下抵旅游公路，右抵沟（沟上抵向阳坡的路，下抵旅游公路），其中包含有耕地、林地、宅基地。原赤水县人民政府曾于1955年8月13日颁发赤土字第23509号《贵州省赤水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将涉案土地填发给原隆兴区箐基乡陶罐公社村民刘秀连享有。刘秀连于1955年至1976年去世均生活居住在隆兴镇××组。原告袁可明于1955年随其姑父袁润华到习水县土城镇群峰村群峰组居住生活，成为群峰组村民。八十年代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隆兴区箐基乡陶罐公社将涉案土地发包给23名第三人作为责任地。原告袁可明则在群峰村群峰组参加家庭联产承包，承包了土地。因2015年修建旅游公路需要占用涉案土地原告与23名第三人发生争议。隆兴镇滨江村民委员会让原告对涉案地中的林地进行林权登记申请，因林业主管部门未予同意。原告故于2017年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就涉案土地申请确权。2017年12月13日，原习水县国土资源局予以受理，并通知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提供了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母亲刘秀连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在土城镇群峰村群峰组村民组承包责任地与林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登记申请表》。第三人提供了《农村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 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22日根据习水县国土资源局调查情况，作出习府处[2019]7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25日受理后，向习水县人民政府以及第三人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手续。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17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多次调整，土地制度几经变化。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实行土地改革时，将国家所有的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1962年公布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后，分给农民的土地性质发生了变化。《六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参照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承包的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农民集体所有。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具有承包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本案中，涉案土地实行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原告袁可明系习水县土城镇群峰村村民而非是习水县隆兴镇滨江村村民，并不具有承包滨江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成员资格。并且原告作为群峰村村民，已经参加了群峰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承包了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告认为原告不具有隆兴镇××组的村民资格，无权提起隆兴镇××组小地名为“黄泥坡”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并无不当。参照原国土资源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条“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以及第十三条第三款“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应当及时拟定不予受理建议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之规定，习水县人民政府终止该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程序，适用法律正确。遵义市人民政府对此决定予以维持，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原告持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母亲刘秀连的《土改证》主张其权利，只能说明刘秀连系隆兴镇××组的村民，并不说明原告当然具有该村民组的村民资格，对原告认为其具有提起涉案土地确权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的规定，本案第三人杨明康等23人经依法传唤未到庭，不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可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袁可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琳 人民陪审员  杨先伦 人民陪审员  奉光德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赵辛竹 书记员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