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正兰，女，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公民身份号码510************。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远嘉矿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工业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法定代表人：林远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贤笑岩，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余正兰因与被上诉人珠海远嘉矿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嘉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3民初3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正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七级加重至四级的残疾赔偿金差额510294.4元、七级加重至四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28日住院进行晋级诊断住院观察期间人身损害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63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20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远嘉公司承担。以上款项合计为562924.4元。事实与理由：一、余正兰提交晋期诊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内容已确认与远嘉公司存在因果关系，远嘉公司对职业病诊断结果和伤残等级没有异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竟然通过判决否定《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职业性尘肺病诊断标准》(GBZ70-2015)的治疗原则内容为“尘肺病患者应及时脱离粉尘作业，并根据病情需要进行综合治疗，积极预防和治疗肺结核及其它并发症，减轻临床症状、延缓病情进展、提高病人寿命、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可见治疗只能延缓病情进展，不能阻止病情加重或逆转的，余正兰病情迟早都必然从尘肺病壹期加重至尘肺病贰期或叁期，然后再加重至死亡，这是医学上关于尘肺病的常识。因此，尘肺病才存在“晋期诊断”程序，“晋”即是“升”的意思，也是由壹期晋级至贰期或叁期、或是贰级晋级至叁级情形。远嘉公司赔偿余正兰尘肺病贰期对应四级相关赔偿只是迟早问题。余正兰病情加重以及与之前职业史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是余正兰或远嘉公司进行确认，更不是由法院认定或否定，而是由依法设立具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遵循法定程序进行确认。根据余正兰诊断为矽肺壹期的相同职业史，2018年8月27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粤职诊(2018)555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晋期诊断)职业性矽肺贰期”，并告知“注：如对本诊断有异议，可以在接到本证明书30日内向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职业病鉴定办公室申请市级职业病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如果远嘉公司认为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粤职诊(2018)555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不符合事实，应当申请职业病鉴定，但是远嘉公司在法定时间内没有申请鉴定。如果远嘉公司认为没有因果关系，应当申请职业病鉴定，由上一级职业病鉴定机构遵循法定程序进行诊断。现本案在具有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诊断结论为“(晋期诊断)职业性矽肺贰期”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无疑与2018年8月27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粤职诊(2018)555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诊断结论是相互矛盾。另外，一审判决认为具有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结果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哪些法律规定哪些机构有尘肺病晋级确认因果关系的资质，请法院给释明，即是“开胸验肺”也不能解决此问题。因此，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余正兰诊断结论为“(晋期诊断)职业性矽肺贰期”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第5.4.2.50条规定：“尘肺贰期”，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余正兰劳动能力构成四级伤残。即是按《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第5.4.2.52条：“尘肺I期”余正兰也是四级伤残的。同样，远嘉公司对余正兰四级伤残等级也复查或申请再次鉴定，对余正兰构成伤残等级四级没有异议的。退一步讲，如果余正兰不是因原尘肺导致病情加重，珠海市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也不能对余正兰进行工伤的劳动能力功能障碍等级鉴定。一审判决理由在实质上是否定2018年8月27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的粤职诊(2018)555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2019年7月30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珠劳鉴编号D-C201907010《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恳请二审给予纠正。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粤职诊(2018)555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确认余正兰的“(晋期诊断)职业性矽肺贰期”与远嘉公司存在因果关系。因余正兰患职业病，在离职后没有再找新工作，而是在家帮带孙子。如果远嘉公司主张余正兰有再从事有职业病危害的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余正兰无需对没有再从事有职业病危害的工作承担举证责任，而远嘉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正兰有再从事有职业病危害的工作，一审法院竟然认定“余正兰未举证证明其在离开远嘉公司后，没有再次从事有职业病危害的工作，或接触职业病危害的环境”，毫无法律依据，属于强加余正兰的无理要求。三、一审判决理由颠倒是非，赋予远嘉公司凌驾法律之上的权利，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与余正兰的赔偿请求没有因果关系。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疑似职业病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诊断，并及时送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根据远嘉公司提交证据四中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出院小结的医嘱意见为“1.带药出院，不适随诊；2.壹年后复查。”远嘉公司明知余正兰尘肺病需要治疗和检查，依据前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远嘉公司依法应当安排余正兰进行治疗。余正兰一直居住在斗门白蕉，从2014年1月17日起余正兰出院后，远嘉公司从来没有安排余正兰进行治疗和检查，违反前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远嘉公司存在放任余正兰病情加重的故意，在本案中不存在余正兰未积极配合治疗。可见一审判决的理由颠倒是非，根本不能成立。余正兰病情进展较快也是远嘉公司拒不履行法定责任导致的，也应当由远嘉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却对此避而不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余正兰的上诉，远嘉公司答辩称：一、余正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9月9日从远嘉公司离职后的病情加重与远嘉公司存在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余正兰未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9月9日从远嘉公司离职后的病情加重与远嘉公司有关，余正兰自2014年9月9日离职后，再也未曾到过远嘉公司工作，其病情加重，与远嘉公司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2.余正兰离职后至其被认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晋升为肆级，期间已五年有余，余正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9月9日从远嘉公司离职后的前述期间里未接触或从事过矽肺职业禁忌的职业或环境，其病情加重，并非源自其在远嘉公司的工作，而是因为其他因素所导致。二、余正兰在确诊患有矽肺职业病后，且其在已获得足额赔偿，具备治疗其矽肺职业病的条件下，故意无视医嘱、拒绝治疗，余正兰对其病情的加重存在主观故意，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1.余正兰早在2013年10月14日被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为矽肺一期，同时从余正兰提交的多份证据可以看出，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医嘱均有“带药出院”、“不适随诊”、“复诊”及“复查”等内容，但余正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确诊职业病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有按照医院医嘱对其矽肺职业病进行过积极治疗，余正兰也在一审中陈述其在2014年1月17日至2018年期间有感觉到身体不适，但是均没有复查，甚至未曾按照医嘱按时拿药。2.余正兰在其确诊矽肺职业病后，患矽肺职业病期间，已从工伤保险基金及远嘉公司按时获得了足额赔偿，余正兰在具备治疗其矽肺职业病的条件下，故意无视医嘱、拒绝治疗，余正兰对其病情的加重存在主观故意，余正兰因其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不负责行为，向远嘉公司索取赔偿，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其诉求应予驳回。三、本案涉及的是劳动功能障碍等级的增加，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尊重原已依法生效的一审、二审及再审裁判结果，余正兰的诉求应予驳回。1.如果是因职业病引起的伤残等级的增加，按照《工伤条例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均不支持因伤残等级增加所引起的伤残补助金差额。广东省、全国的其他各省市如上海等，均是这种作法。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有任何法律规定显示在伤级等级增加的情况下，权利人有权主张伤残所致的赔偿金差额。2.余正兰在本案中的各项诉求，非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其诉请不尊重原已依法生效的一审【（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二审【（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24号民事判决书】及再审【（2016）粤民申3046号民事裁定书】裁判结果，企图通过另案诉讼来达到间接推翻原已依法生效的一审、二审及再审裁判文书的目的，余正兰的各项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的（2016）粤民申304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余正兰已选择领取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即选择了不再到社保部门报销医疗费”，更是进一步的证明了余正兰在本案中各项赔偿、费用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3.如果法院认定远嘉公司需要按照现在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肆级向余正兰赔偿相关费用，应当将远嘉公司、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及另案原已生效的裁判文书未支持部分的金额予以扣减。4.本案余正兰所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属于重复起诉，且均已在原一审、二审及再审裁判文书中予以认定，如果只是单纯的将远嘉公司及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所有款项予以扣减，而不将原已生效的裁判文书中未支持部分的金额予以扣减的话，将会产生间接推翻原已依法生效的一审、二审及再审裁判文书的结果。5.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五条的规定“劳动者因安全生产事故或患职业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减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其下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本质上相同的项目表”明确载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与残疾赔偿金”的本质是相同的，从余正兰的一审起诉状内容也可以看出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是重复的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残疾赔偿金计算在内的，故应依法予以扣减。6.《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享受伤残津贴和工伤医疗待遇。前述伤残津贴及工伤医疗待遇中，不包括余正兰本案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等费用。7.余正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认定肆级劳动功能障碍等级后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得到的相应得补助、津贴的款项金额，其赔偿数额具备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四、余正兰重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金额明显过高。余正兰已从远嘉公司获得了法院依法判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余正兰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都是基于涉案的矽肺职业病所产生的，余正兰基于同一事实，在已获相应赔偿的情况下，重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构成重复起诉，应予驳回。五、余正兰的病情加重，是因其故意无视医嘱、拒绝治疗所导致，与远嘉公司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其由此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交通费不应由远嘉公司承担。如前所述，余正兰的病情加重，与远嘉公司无关，余正兰因其病情加重所支出的费用，不应由远嘉公司负担，其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交通费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远嘉公司在与余正兰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用工管理过程中，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余正兰在确认矽肺职业病后，远嘉公司也依法依据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按时足额地向余正兰支付了各项赔偿、费用。余正兰在有医嘱、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以故意无视医嘱、拒绝治疗的行为导致其病情加重，并据此通过诉讼的方式非法、重复地向远嘉公司主张各项赔偿、费用，余正兰的前述行为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本案中余正兰的各项请求，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余正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七级加重至四级的伤残赔偿金差额510294.40元（50713元/年×20年×70%=709982元，减去社保已支付的七级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5638.60元，减去余正兰依法可获得七级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803元和余正兰此前已主张的七级残疾赔偿金差额173246元，等于510249.40元）；2.判令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由七级加重至四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判令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28日住院进行晋级诊断住院观察期间人身损害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630元【（人身损害100元/天-工伤待遇70元/天）×21天=630元】；4.判令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营养费20000元；5.判令远嘉公司向余正兰支付交通费20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远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8日，余正兰、远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余正兰入职远嘉公司，工作岗位是生产部卫生普工，合同期限从2011年4月8日至2014年3月31日。2013年10月14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余正兰为矽肺壹期。2013年10月22日，珠海市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余正兰所患的矽肺壹期为工伤。2014年7月7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余正兰为伤残七级。2013年9月11日至9月30日，余正兰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19天，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又住院治疗60天。2014年9月9日，余正兰以未依法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以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远嘉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同日，余正兰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远嘉公司支付2013年10月14日至2014年8月停工留薪期间工资差额8413元、25%的经济补偿金2103元、七级伤残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8741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差额6281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9975元、七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22749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职业病矽肺壹期的后续治疗费418677元、2013年9月11日至2013年9月30日、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住院伙食补助费4000元、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护工费300元。2014年11月24日，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珠斗劳仲裁终字（2014）335号仲裁裁决，余正兰不服，于2014年12月31日到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远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2013年10月14日至2014年7月7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5327元；二、远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残疾赔偿金的差额173246元；三、远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四、远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住院的护理费300元；五、驳回余正兰的其它诉讼请求”，余正兰不服，上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24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第二、五项；三、变更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珠海远嘉矿物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2013年10月14日至2013年12月14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098元。三、珠海远嘉矿物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803元；四、珠海远嘉矿物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余正兰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1905元；五、驳回余正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又查明，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中医嘱余正兰：“1、带药出院，不适随诊；2、壹年后复查”。2018年8月27日，该防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医嘱余正兰：“2、壹年后复查”。2019年7月30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认定余正兰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肆级。在庭审过程中，余正兰、远嘉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9月9日解除。被评定为工伤七级伤残后，余正兰实际获得了工伤保险基金向余正兰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5638.60元、远嘉公司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803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1905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4857.20元、2013年10月14日至2013年12月14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5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的护理费300元。同时余正兰在庭审中陈述，其2014年1月17日至2018年期间虽有感觉到身体不适，但都没有复查，也没有遵医嘱每月拿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余正兰认为其在远嘉公司工作期间，健康权遭受到损害而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故本案的案由应变更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余正兰主张要求远嘉公司对其遭受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需举证证明其遭受的人身损害与远嘉公司的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能确定远嘉公司为赔偿义务人。本案中，余正兰、远嘉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9月9日解除，之后余正兰并未在远嘉公司工作。而余正兰于2019年7月30日才被认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晋级为肆级，余正兰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离开远嘉公司后，没有再次从事有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工作，或接触有职业病危害的环境，且余正兰自认其2014年1月17日至2018年期间虽有感觉到身体不适，但都没有复查，也没有遵医嘱每月拿药，应视为其在此期间内未积极配合治疗，无法排除其对病情加重存在故意或过失。由于根据余正兰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余正兰的病情加重与其在远嘉公司的工作经历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及关联度，余正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余正兰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余正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余正兰已预交），由余正兰负担。二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余正兰所提诉讼请求可知，本案系余正兰认为其在远嘉公司工作期间因健康权遭受损害而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健康权纠纷，诉讼费用也应按照健康权纠纷收取。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正兰主张因职业病加重而要求远嘉公司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是否应得到支持。经已生效判决确认，余正兰被评定为工伤七级伤残后，已从工伤保险基金处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从远嘉公司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2014年9月9日已经解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结工伤保险关系。也就是说，自2014年9月9日余正兰与远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起，双方工伤保险关系也一并终止。余正兰以职业病加重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远嘉公司支付相关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但余正兰并未举证证明其自2014年至2018年期间，有根据医嘱进行持续的职业病治疗，亦没有举证证明其在此期间有无接触其他职业病危害的环境，故无法证明其职业病加重与其在远嘉公司的工作经历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不予支持余正兰的所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正兰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4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29元，均由余正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梁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