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遂溪县********，住所：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负责人：叶卓，该中心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胜岳，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娟，系叶卓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东，男，汉族,1959年11月9日出生，广东省珠海市人，户籍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会，现住：河南省兰考县少林大酒店**，身份证号码：410************43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霞，女，汉族,1960年5月22日出生，广东省珠海市人，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现住：河南省兰考县少林大酒店**份证号码410************027。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东阳、王婷，河南金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梅，女，汉族,1963年6月7日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住郑州市中原区*********，身份证号码410************02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士杰，男，汉族,1964年7月21日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住郑州市金水区*******，身份证号码：410************017。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彬、郑孟阳，河南妙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钊，男，汉族,1985年9月18日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住郑州市金水区*******，身份证号411************272。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彬、郑孟阳，河南妙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遂溪县********（以下简称种苗中心）因与被上诉人王晓东、王丽梅、张霞、孙世杰及原审第三人张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粤0823民初842号民事判决，种苗中心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种苗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胜岳、王梅娟，被上诉人王晓东、张霞及原审第三人张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东阳，被上诉人王丽梅、孙世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彬、郑孟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种苗中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种苗中心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审核采信证据违法，导致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而且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依法应当撤销原审判决，进行改判。二、原审判决故意回避上诉人有利证据，显属违法采信证据。在本案中，上诉人除了提交《构树购销合同》之外，还提交了《证明》、《构树苗清单记录》、《公证书》、录像、《收条》、汇款凭证等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买卖合同真实情况的证据，而且《证明》、《构树苗清单记录》、《公证书》及录像、汇款凭证提供了原件核对，来源和形式均合法，这些证据足以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客观存在及履行，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己到达民事审判证据所需的“高度盖然性（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依法应当予以认定。但原审判决仅以《构树购销合同》没有原件即予以否定，明显违反证明标准的规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四、根据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有效诉讼证据及事实，已确定不管是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张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从合同签订到合同履行及所有的商谈活动均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第三人张钊未曾出现，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张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乙方”张钊仅是被上诉人挂名签订合同的主体，权利义务主体是被上诉人。故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张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五、原审判决存在抢先判决、违法更换合议庭全体成员等情形,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与第三人张钊在郑州高新法院起诉的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二案应当合并审理。因本案立案在前，上诉人己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现处于管辖权异议二审阶段。在管辖权异议未审结前，原审法院就抢先作出原审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上补充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构树购销合同》真实存在，没有解除，并且实际履行。1、《构树购销合同》虽然系复印件，但事出有因，张霞、王晓东、王丽梅、孙士杰合伙与上诉人做生意，但又担心孙士杰系公职身份，所以才将该《构树购销合同》原件收回，借用张钊名义签署《构树苗木预定购销合同》，实际上两份合同为同一事实，系阴阳合同。因此，结合王晓东、张霞的《证明》、张霞、王丽梅的支付凭证等证据可证明该《构树购销合同》真实存在。2、《构树购销合同》虽然系复印件，但不是伪造的，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对《构树购销合同》复印件进行笔迹鉴定，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出的《构树购销合同》复印件的形成时间鉴定不能证明该复印件是伪造的。3、《构树购销合同》签订之后（落款时间2017年9月20日之后），合同相对方张霞、王丽梅等被上诉人多次转款履行该合同，被上诉人的履行行为更进一步证明《构树购销合同》的真实存在。4、原审法院没有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和实际情况对该《构树购销合同》的真实存在进行查明，没有对是否解除该合同进行查明。5、虽然上诉人与张钊签署《构树苗木预定购销合同》，但上诉人不认识张钊，2017年9月20-22日期间去河南郑州也没有联系过张钊，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张钊更没有对合同履行的具体细节作任何的沟通和联系，没有微信、短信、邮件、通话等任何记录，张钊自己也没有直接支付过任何钱款给予上诉人，张钊要购买2000株构树树苗的目的是什么亦不清不楚，张钊有无能够履行合同约定至今尚未查清，反而是在签署上述两份合同之后，被上诉人张霞、王晓东、孙士杰多次以个人合伙的合伙人身份与上诉人联系沟通合同履行，支付定金以及出现纠纷后的协商处理等各项工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了张钊）的履行系履行《构树购销合同》而非履行《构树苗木预定购销合同》。王晓东、张霞辩称：一、上诉人种苗中心主张原审法院未依法审核本案证据，故意回避对其有利的证据，该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原审中，上诉人权利主张所依据的基础性证据为签订于2017年9月20日的《构树购销合同》，该合同为复印件，无原件与之核对，且原审庭审前，被上诉人王晓东、张霞己对该合同不予认可，申请进行鉴定，因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导致鉴定不能，故此，在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的情形下，被上诉人王晓东、张霞对该合同不予认可，法院据此认定该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依据充分；即使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清点记录》、《公证书》、录像等证据材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即相应的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做出约定，无法作出认定，该等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予以采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庭审中，张钊作为第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民事起诉状》、《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豫0191民初19514】、《民事裁定书》【（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之一】，证明第三人张钊作为原告，于2019年6月25日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种苗中心、叶卓、叶卓之配偶王梅娟返还合同预付款560万元及利息，案号为（2019)豫0191民初19514,该案审理过程中，曾提起管辖权异议，但被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2019年9月2日裁定驳回其异议。前述内容在原审判决查明部分已有显示。目前，该案经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审理后作出了（2019)豫0191民初19514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张钊提供的证据是张钊和种苗中心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该合同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而种苗中心提供的证据有《证明》、《清点记录》、《公证书》、录像等证据材料，此充分说明，种苗中心也认为《证明》、《清点记录》、《公证书》、录像等证据材料是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相匹配的，而与本次上诉案中所涉及的复印件《构树购销合同》并无关联；3.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证据《收据》，而该证据在遂溪县法院受理的（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件中，种苗中心同样提供了该证据，且在原审庭审中其认可两次提供的证据《收据》系同一证据。而在（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件中，种苗中心主张《收据》系张钊为履行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而支付的预付款，而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种苗中心又主张，收据系四被上诉人履行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而支付的款项。据此，上诉人就收据履行相对应的合同的主张前后矛盾，明显相悖。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通过伪造合同，提起虚假诉讼，该虚假诉讼与张钊诉种苗中心、叶卓、王梅娟一案【郑州高新区法院受理的（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案件】无任何形式和实质上的关联。四、原审判决正常出具，不存在抢先判决，更换合议庭成员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所涉案件与张钊诉种苗中心、叶卓、王梅娟一案【郑州高新区法院受理的（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案件】，无任何形式和实质上的关联，后者案件的管辖权异议二审审理结果不影响原审判决所涉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出具。且实际上张钊诉种苗中心、叶卓、王梅娟一案【郑州高新区法院受理的（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案件】管辖权异议二审结果维持了一审裁定，驳回了种苗中心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该案由郑州高新区法院审理。原审法院更换合议庭成员，程序正当，意在维护原审判决的公平、公正，无任何不当。五、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种苗中心主张被上诉人在鉴定申请中已认可其签名的真实性，上诉人的这一主张系断章取义，无任何依据。六、原审程序中，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9月20日的《构树购销合同》系其单方伪造，双方没有以任何形式履行该合同。在（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件中，种苗中心作为原告起诉，其明确认可收据项下款项系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履行的预付款。王丽梅、孙世杰辩称：1、2017年9月20日的合同是虚假的，不存在的；2、种苗中心与王丽梅、孙世杰之间无合同关系，王丽梅仅受张钊委托向种苗中心和叶卓转账300万元而已；3、2018年8月10日，王晓东、张霞、孙世杰等四人去湛江旅游，顺便去种苗中心看构树苗生产情况（王晓东所在公司与种苗中心有买卖合同），因张霞与张钊系朋友关系，只是代为帮忙查看，并未受其委托对构树苗进行清点。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张钊述称：同意王丽梅、孙世杰的意见。种苗中心诉讼请求：一、判令王晓东、张霞、王丽梅共同向种苗中心支付购苗款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万元(小写1440万元)；二、判令王晓东、张霞、王丽梅共同向种苗中心支付1440万元的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为：其中40万元从2017年12月1日起算,1400万元从2018年10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被告还清全部欠款本息之日为止)；三、判令孙士杰对王丽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生产经营需要，经协商，种苗中心作为甲方与张钊作为乙方，双方于2017年9月22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签订《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乙方承接甲方在河南省构树苗木全权代理销售业务；乙方向甲方购买苗木品种为中科一号杂交构树组培容器苗，苗木数量为2000万株，每株单价1元人民币，总额为2000万元；供货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30日之间；本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20万元购苗款订金，在2017年10月31日前支付苗木首付款为总苗款的15%即280万元，在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苗木第二批预付款为总苗款的15%即300万元，在2017年11月30日之前共支付总苗款的30%共计60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有关事项。合同合订后，张钊方共付给原告种苗中心合同订金560万元，原告方于2017年12月3日出具一张“收条”给张钊，“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晓东（张霞）、张钊（王丽梅）按照双方在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预订购买2018年度构树组培苗合同，共收到订金人民币五百六十万元整。其中，王晓东（张霞）人民币二百六十万元，张钊（王丽梅）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具体收款情况如下：一、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收到人民币二十万元整。二、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收到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整。三、2017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收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该“收条”上有种苗中心的盖章及其投资人叶卓的签名。但至本案开庭审理时止，张钊方未到种苗中心处提过货。在庭审过程中，种苗中心承认，其与张钊于2017年9月22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与其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与王晓东、张霞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件事情。但种苗中心未能向本院提供其与王晓东、张霞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原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晓东、张霞于2019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原告种苗中心据以提起诉讼的《构树购销合同》中“王晓东、张霞”的手写体笔迹的形成时间和该页面上打印体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确定两者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依法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9年8月22日向本院发出《关于提供检材样本的函》，要求本院协助提供《构树购销合同》的原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3日收到种苗中心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关于提供司法鉴定材料的情况说明》，该“说明”以“遗失《构树购销合同》原件”为由，无法向法院提供该合同原件进行鉴定。据此，一审法院司法委托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本案终止委托鉴定程序”的通知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另查明，种苗中心曾于2018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该案张钊向原告种苗中心支付树苗款1440万元。一审法院立案号为（2018）粤0823民初1842号。种苗中心据以提起该案诉讼的主要证据：一是种苗中心与张钊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二是种苗中心投资人叶卓于2017年12月3日出具给张钊的“收条”，证明张钊方已付给原告合同订金560万元、合同已部分履行。该“收条”的内容与种苗中心提出本案诉讼、据以证明合同已部分履行的“收条”内容完全一致。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种苗中心确认，其在该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均是真实的。在该案中，张钊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张钊不服该裁定，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粤08民辖终3号裁定，撤销本院该案裁定，该案移送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后种苗中心于2019年2月24日以有意通过协商处理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裁定准许种苗中心撤回起诉。此外，第三人张钊作为原告，于2019年6月25日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种苗中心及其投资人叶卓、叶卓的配偶王梅娟返还合同预付款560万元及利息。该院立案号为（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种苗中心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被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裁定驳回其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种苗中心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在本案中，种苗中心主张与王晓东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合同已部分履行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种苗中心与王晓东、张霞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二是种苗中心投资人叶卓于2017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条”。对于种苗中心与王晓东、张霞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因王晓东、张霞否认该合同的存在，且种苗中心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该合同的原件，导致王晓东、张霞申请对该合同的鉴定无法进行，致使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有合法、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后果的产生，应由种苗中心承担责任。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种苗中心确认，其在一审法院审结的（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中（该案原告是种苗中心，被告是张钊）所提交的证据均是真实的，而种苗中心在该案中据以主张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的证据主要是其与张钊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及种苗中心投资人叶卓于2017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条”（该两份证据均有原件核对）。且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种苗中心承认，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与其在一审法院审结的（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中主张的事实其实是一回事，是一件事情。但因在一审法院审结的（2018）粤0823民初1842号案中，种苗中心据以主张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的其与张钊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有原件核对，且双方承认买卖合同存在的事实，而在本案中，种苗中心据以主张买卖合同成立并部分履行的其与王晓东、张霞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无原件核对，而王晓东、张霞否认该合同的存在，且王晓东提供的证据《公证书》中也证明了只存在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据此，在本案中，种苗中心主张与王晓东、张霞之间存在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的证据，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种苗中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种苗中心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遂溪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200元，由遂溪县*********担。上诉人种苗中心在二审阶段提交了如下证据：1、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畜牧局文件，证明：上诉人与张霞、王晓东、王丽梅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的目的是其三人合伙购买2000万株构树苗用于出售给河南国银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并获得种苗补助而获利；证据2、兰考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兰考县杂交构树种植奖补办法的通知，证明：上诉人与张霞、王晓东、王丽梅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的目的是其三人合伙购买2000万株构树苗用于出售给河南国银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并获得种苗补助而获利。证据3、http://hnigdj.gov.cn/2020/0309/50831.html新闻报道：省财政厅妇委会召开家属在抗疫一线人员代表座谈会，证明：1、被上诉人孙士杰系河南省财政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系王丽梅的丈夫。该孙士杰在种苗中心提交的证据五公证书中的视频录像中为同一人，且其承认案涉的560万元中的300万元系其自己投资的，并且通过其妻子王丽梅将款项多次转入上诉人账户中，孙士杰系本案合同当事人，系适格主体。证据4、张霞与孙士杰（新世界）微信记录，证明：1、被上诉人张霞与孙士杰系个人合伙关系，孙士杰与张霞协商如何与上诉人签署补充协议以解决纠纷问题。双方并未提及系张钊的代理人，而是明确说明孙与张等人系合作关系。证据5、孙士杰（新世界）与王晓东微信记录，证明：1、被上诉人孙士杰与王晓东系个人合伙关系，承认600万元预付定金系孙与王等人交的钱。孙鼓动王策划让上诉人无法短时间交付树苗而造成违约并以此追究上诉人的违约责任。双方并未提及系张钊的代理人，而是明确说明孙与王等人系合作关系。王晓东表示签订合同后不向上诉人提货的原因是王在河南没有销售出一棵树苗。证据6、张霞与上诉人微信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张霞说明不种植所以无法向上诉人确定要树苗的时间，只有有订单才会确定提货具体时间，不提货的原因在于张霞一方。张霞承认兰考国银农牧计划需要五千万棵苗，后因收购国银公司，导致该计划需求取消，是导致张霞等人不提货的原因。张霞自始至终以自己身份和王总、书记（孙士杰）跟上诉人沟通合同履行情况，并未提及系受张钊委托。证据7、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遂溪供电局电费清单，证明：2017年9月开始至2018年9月期间，上诉人为给被上诉人培植树苗生产，导致上诉人产生大量用电，上诉人为此产生巨大成本。被上诉人王晓东、张霞对上述证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认为证据4至6的聊天记录是单方伪造、虚假的，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7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明事实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王丽梅、孙世杰、原审第三人张钊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2、3与本案无关，证据4至6的聊天记录是单方伪造、虚假的。证据7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明事实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在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至3，与本案无关。证据4、5、6，上诉人在庭审上承认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理由是手机已坏；因该证据无原件可供核对，且被上诉人对真实性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纳。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此外，种苗中心在二审庭审上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因其在二审提交的证据4-6（聊天记录）存储的手机已经损坏，其申请本院开具律师调查令，以便其前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查收集如下证据：1、叶卓手机微信在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8月10日期间与张霞手机微信的聊天记录；2、叶卓手机微信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11月28日期间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因种苗中心该申请是在二审庭审时才提出，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的第三人张钊作为原告，于2019年6月25日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卓然种苗中心及其投资人叶卓、叶卓的配偶王梅娟返还合同预付款560万元及利息。该院立案号为（2019）豫0191民初19514号。该案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9月22日,张钊与种苗中心在河南郑州市签订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并约定如有争议,协商不成,可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2月3日,种苗中心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晓东(张霞),张钊(王丽梅)按照双方在2017年9月22日签约的预订购买2018年度构树组培苗合同,共收到订金560万元;其中王晓东(张霞)260万元,张钊(王丽梅)300万元。2018年8月1日、9月2日,张钊向种苗中心、叶卓出具关于预订构树苗木供货时间数量的通知(函)。2018年8月9日,种苗中心向张钊出具的回函,载明:张钊违反了合同约定,其应先向种苗中心支付订金及苗款,才可发货。2018年8月20日,种苗中心向张钊出具告知函,告知张钊按时提货。2018年9月20日,种苗中心委托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向张钊出具律师函一份,载明:张钊至今只是向种苗中心支付了560万元(张霞个人账户转账支付300万元,王丽梅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60万元),尚欠40万元没有支付,也没有提货,该判决认定“张钊与种苗中心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以“张霞、孙士杰系代表张钊进行现场清点,可以证明种苗中心已经按张钊要求培育了构树苗木。因苗木有生长周期,种苗中心已经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生产,种苗中心催告张钊履行合同后,张钊仍未履行,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认定种苗中心不存在违约，驳回了张钊的诉讼请求。张钊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据此作出（2020）豫01民终11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现已生效。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种苗中心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种苗中心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种苗中心上诉主张其与王晓东、张霞、王丽梅、孙世杰等四人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该四人承担违约责任，证据是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构树购销合同》、《收条》、《证明》、《清点记录》、《公证书》等。王晓东等人则否认该合同的签名是他们所签并在一审阶段申请鉴定，同时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实际的合同相对方是种苗中心和张钊，合同依据是2017年9月22日种苗中心和张钊签订的《构树苗木预定购销合同》。在本案的一、二审庭审中，种苗中心均承认，本案与张钊在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种苗中心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本案中，种苗中心未能提供2017年9月20日的《构树购销合同》原件来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相反，其与张钊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构树苗木预订购销合同》有原件核对，且已有（2020）豫01民终113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种苗中心与张钊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已部分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种苗中心主张与王晓东、张霞之间存在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据此驳回种苗中心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种苗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00元，由遂溪县*********担（遂溪县********已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鸿审 判 员 梁子轩审 判 员 钟斯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潘宇婷书 记 员 朱启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