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15352号 原告：赵莘坤，女，199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增红、洪晓丹，浙江丹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084797845F）。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世纪东方商业广场****13－7。 法定代表人：刘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玲，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芬，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莘坤与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毛增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作出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莘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增红，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玲、王新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莘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被告退还原告咨询服务费76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留学咨询服务，并帮助原告获得合同中约定所申请学校之一的录取通知书或入学资格证明，原告未能申请到约定学校之一的有效入学资格证明，则需退还服务费。2017年8月16日，原告按约将76000元服务费支付给被告。事后，被告均未能申请到约定学校的有效入学证明文件。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要求退还服务费，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费。 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答辩称：1、当事人协商一致，可变更合同。双方签订的《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8所美国2018年度入学学校的留学申请服务，但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因原告要求学校不对GMAT作要求以及因担心认证后分数低于学校成绩单分数而不愿意进行WES海外学历认证，又不愿意申请排名略低一些的学校，导致学校选择极其受限。最终，就美国学校，被告提交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申请。后被告与原告在微信聊天中沟通，双方确定采用“保底模式”进行学校申请，即同时申请英国及澳大利亚学校以申请到入学学校作为保底，同时申请美国学校。被告积极申请包括伦敦大学学院UCL和国王学院KCL等在内的7所英国学校、澳州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最终为原告申请到澳大利亚两所学校（后原告主动放弃），即双方已实际变更原合同限定于申请美国8所高校的条款，被告已为原告成功申请到澳大利亚高校，已履行完合同约定的留学申请服务；故原告要求退还服务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告已为原告申请到纽约大学的有条件录取的入学证明，已完成合同约定的留学申请服务。有条件录取指目前还未达到学校要求英语能力或者最低GRE/GMAT考试分数的学生，纽约大学之后仅要求原告提供GRE/GMAT成绩作为学术能力补充材料，而并未要求其他任何材料，完全符合有条件录取的受理程序；3、因原告GMAT成绩未通过评估，纽约大学没有最终发送无条件录取邮件，原求退还服务费也不符合双方签订的《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第8条的约定；4、原告作为保送至浙大的英语专业学生，其GAMT成绩所体现的能力远比不上其他浙大申请学生，让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及其学术能力存疑，原告即违背合同约定的应当真实提供申请必要材料的义务，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宁波市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1份，拟证明原告曾向宁波市仲裁委提出申请仲裁，但宁波市仲裁委不予受理的事实； 2、原告身份证、被告企业信息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 3、《教育咨询服务合同》1份，拟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8月20日签订合同，约定被告未申请到约定的8所学校录取通知书，需退还服务费，并且增加申请院校需增加服务费的事实； 4、收据1份，拟证明原告已按约将服务费支付给被告的事实； 5、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1份，拟证明被告在服务过程中错误引导原告，即GMAT成绩达到550分，仅是纽约大学重新评估的条件，而不是被告所述的会被自动录取的事实； 6、纽约大学招生办回复10份，拟证明纽约大学对GMAT成绩的要求为550分，达到后纽约大学将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再次审核、重新评估，且对所需技能的每一项内容进行评估，而不是被告所述的GMAT成绩达到后，纽约大学会自动录取的有条件录取的事实； 7、被告微信聊天记录（2）1份，拟证明被告在未申请到约定院校后推卸责任的事实； 8、有关语言测试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被告仅替原告安排了两次语言测试而非三次测试的事实； 9、纽约大学申请书及网上对继续教育学院的评价1份，拟证明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情况下替原告申请的是纽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并非正统研究生的事实； 10、关于纽约大学GMAT分数要求及被告工作人员对所谓有条件录取的解释相关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纽约大学要求的GMAT成绩、被告工作人员陈述，均认为纽约大学在收到GMAT成绩后，需重新对原告的申请进行评估的事实。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教育咨询服务合同》及附推荐的8所美国学校，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就留学申请服务达成具体约定的事实； 2、原告与被告顾问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学校申请）1份，拟证明经与原告沟通确认，被告提供申请服务不限于合同原约定的美国学校，采取同时申请英国和澳大利亚学校作为入学保底学校的“保底模式”，说明双方已实质变更合同内容的事实； 3、被告为原告申请11所学校列表及澳州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的录取邮件，拟证明被告已实际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服务义务的事实； 4、纽约大学2018年5月18日邮件及“有条件录取”的解释各1份，拟证明纽约大学于2018年5月18日向原告发送的为有条件录取的文件，即被告已提供原告有效入学证明，履行完合同义务的事实； 5、纽约大学申请官网关于原告提交材料的认定1份，拟证明除在线英语能力测试显示纽约大学未接收到，原告其他申请材料均已被认定，即被告已实际提供留学申请服务的事实； 6、原告与纽约大学往来邮件1份，拟证明纽约大学原本不需要GMAT/GRE成绩，但经评估需要原告提交GMAT/GRE成绩以作为学术能力补充资料，后纽约大学经评估认为原告提交的GMAT分项成绩不符合其要求而未发送最终的录取通知，说明原告未申请到纽约大学系其自身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另也证明纽约大学已发送邮件符合有条件录取程序，否则会要求重新提交更新的简历、申请等材料的事实； 7、原告GMAT成绩及其他浙大申请学生GMAT成绩各1份，拟证明保送至浙大英语专业的原告GMAT成绩体现的能力却远低于其他浙大申请学生，被告对原告是否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真实告知、提供材料等存在疑问的事实； 8、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的雅思成绩的真实性及学术能力存在问题，被告对原告是否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真实告知、提供材料等存在疑问的事实； 9、国外高校录取邮件及学生回复1份，拟证明国外高校录取形式一般为邮件发送录取形式，录取包括有条件和无条件，均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有效入学证明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第1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虽约定仲裁条款，但属于约定不明，同意由本院处理。原告提交的第2项证据，被告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3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签合同时未明确具体八所学校的原因是原告没有雅思成绩和GMAT成绩，被告无法为原告确定具体的学校，只能约定数量；后被告不能为原告申请相关的学校系原告主观原因造成的，原告既不同意参加顶尖大学的入学考试，也不愿意进行海外学业认证。后被告为原告获得纽约大学的有条件录取资格，但因原告的GMAT成绩达不到纽约大学的要求而未被录取，此责任不在被告方。对原告提交的第4项证据，被告无异议，确实已收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费。对原告提交的第5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对微信聊天的解读有问题，纽约大学需要GMAT成绩达到550分，是纽约大学在官网上的要求，被告仅真实地转达给原告；同时，被告要求原告的GMAT成绩达到600分以上，被告并未误导原告。对原告提交的第6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纽约大学原并不需要GMAT成绩，但原告为浙江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在在线英语水平测试时未能通过，导致纽约大学对原告英语水平有异议，要求原告提供GMAT成绩；同时纽约大学也明确GMAT成绩是唯一条件，既纽约大学给予原告有条件的录取；每个学生提供GMAT成绩后，纽约大学当然需进行重新评估，且明确对GMAT考试中每一项技能进行评估，而原告虽总分达到要求，但相关阅读、写作、推理成绩很差，才被纽约大学拒绝。对原告提交的第7项证据，被告认为原告已收到录取通知，故该项证据均无意义。对原告提交的第8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确实安排了两次机会给原告进行在线英语测试，一般来说仅有一次测试机会，第三次可能是纽约大学未能同意而未能进行，纽约大学提出了GMAT成绩的要求。对原告提交的第9项证据，被告认为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是针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申请，原告的成绩根本申请不了专门的商学院，且两个国家对职业教育学院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以国内职业教育学院的认识来理解美国的职业教育学院。对原告提交的第10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纽约大学确实只要求GMAT成绩为550分，但肯定会对原告提交的GMAT成绩进行审核。 对被告提交的第1项证据，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被告确实向原告推荐了8所美国大学，被告的收费标准均是申请该8所美国学校的全程服务费，完全不涉及英国和澳州的学校。对被告提交的第2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澳州和英国大学的申请，并非变更合同，而是被告无条件的赠与行为，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明确申请8所美国大学，且明确增加院校需要重新填写附件，收取额外费用，被告并未要求原告填写，也未收取额外费用；微信中提到的保底学校因当时美国部分大学申请无望，被告免费为原告申请英国、澳州大学。澳州大学无论在排名还是申请费上均远低于美国学校，故仅凭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合同变更。对被告提交的第3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澳州大学的申请属于无条件的赠与行为，原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合同约定成功申请上美国8所大学，实际上被告并未按约申请成功。对被告提交的第4项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谷歌、百度、有道翻译均不具有权威性，且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官网解释来解释纽约大学的意思，显然不可信；从纽约大学回复看，GMAT只是一个补充要件，作为能够重新评估的门槛，并非被告所谓的有条件录取，再综合原告其他提供的各项材料，综合认定。纽约大学回复中没有对GMAT小分有所要求，只提到部分要求，纽约大学对最后拒信理由未做任何解释，大部分原因出在被告处。对被告提交的第5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纽约大学申请清单中，其他申请材料打勾表示学校已收到材料，但内容的可行性还有待评估，并不表示材料已被认可；在线英语测试成绩未提交，实际上原告只进行了两次在线测试，均因不可控因素而中断；被告在为原告申请纽约大学时，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申请纽约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这学院主要面对语言能力较差的学生，入学后需进行一年的语言学习，这也是纽约大学需要原告在线测试的原因；原告为浙大英语专业背景，雅思成绩达到7.5分，完全不需要申请继续教育，被告的做法完全是为了便捷赚取原告的服务费。被告提交的第6项证据，原告认为纽约大学的邮件明确回复GMAT总分达到550分即可，并没有回复表明有对小分的要求，被告安排的协助人员小林老师也明确表示纽约大学没有对小分要求，并从纽约大学的邮件中可以看出是基于GMAT成绩重新评估的门槛，并非全部标准；原告在总分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未被录取，存在很多因素，有可能是被告的失职导致。被告提交的第7项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被告用自己统计的成绩对比情况，没有任何意义，原告在纽约大学和被告明确告知GMAT没有小分要求的情况下，着重准备数学，并未做阅读词汇的题目，考试时也提前离场；GMAT成绩反映不了原告的真实成绩，也不能证明原告未告知真实情况，被告仅为自己的违约行为找借口。被告提交的第8项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仅反映原告对考试的担忧，原告雅思成绩越南考试全程监控，且考试成绩也是官方权威认证，是真实有效的，原告的英语水平完全没有问题。对被告提交的第9项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其他人的录取通知书，与本案无关。 综合原、被告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0项证据和被告提交的第1－6项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收取服务费、被告为原告申请学校的情况、及纽约大学对原告录取提出的GMAT成绩的要求、最终纽约大学未能录取原告，及原、被告商谈申请英国、澳洲大学等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7项证据，系被告自行制作的证据，且其他学生的成绩与本案也无关联，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第8项证据，虽真实，但反映的内容为原告在东南亚进行雅思考试的情况，原告也表示在北京进行GMAT考试学习班培训，故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第9项证据，反映的是纽约大学对其他学生的录取情况，且该录取以邮件直接录取，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7年8月14日，原、被告签订《教育咨询服务合同》1份，约定：原告就留学事项向被告咨询并委托被告完成约定之咨询服务事项，被告的海外顾问为龙运昌。内容包括：1、留学咨询评估与规划建议之方案；2、留学申请所需的必要材料咨询/设计/制作/修改或翻译；3、申请美国学校及其专业/学位2018年度的入学学校8所；4、为原告在线申请或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格提供咨询与指导；5、完成申请材料之最后封装并负责邮寄给所申请的学校；6、申请材料邮寄完成后，负责跟踪申请进程，以原告名义与校方保持联络，询问校方录取情况直至最终申请结果；7、接受校方发放/邮寄的录取通知书或入学证明并转交给原告；8、为原告提供签证咨询与辅导。8所学校为藤校哥大、藤校宾大、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咨询服务费为80000元，该费用为申请美国学校8所之全程服务收费，保障被服务学生进入自身成绩及个人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的世界名校。原告应及时、真实、详尽地向被告提供留学咨询或申请所需的必要文件资料，积极主动地配合被告完成留学咨询或申请过程中之各项工作。被告应积极、负责完成为原告提供合同约定内的留学咨询或服务事项，帮助原告获得本合同约定所申请学校之一的录取通知书/入学资格证明。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被告转交本合同约定所申请学校之一的有效入学证明文件，则视为被告已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事务；在原告考试达到学校要求的成绩的情况下，被告未能申请到约定学校之一的有效入学证明文件，则视为被告未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任务。被告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依所申请的学校认可或公布的有效日期为限），原告考试达到学校所要求的成绩的情况下，被告未能申请到约定学校之一的有效入学证明文件，则视为被告未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任务，被告未能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任务，被告扣除申请服务费3000元，余额退还原告。合同有效期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原告获得签证通过之日止。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当日支付被告美国申请服务费76000元（双方约定优惠4000元）。 2017年11月29日，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中，原告表示：都换成不要认证，如果要交认证肯定要50名开外，还不如去澳洲，但特别想去美国。被告表示：澳州申请相对简单，被告可以为原告申请，作为一个保底的选择。2018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中，原告表示找不要GMAT的项目，去不了美国就去澳州或英国，要求先申请哥大和纽大；如果GMAT考出来就申请别的学校。被告表示除了哥大和纽大的第二专业没有要求必须提供GMAT，其他的都是要求的，建议先申请英国学校，向英国申请的个人资料调整一下以后可以用在美国的申请上。原告表示很好，其室友成绩与原告一样，去了伦敦国王大学。2018年2月6日、2月8日，被告告诉原告已向澳洲国立大学、悉尼大学提交申请。2018年7月30日，被告告诉原告已收到澳洲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2019年2月开学，并告诉原告如果去澳洲国立大学读书，要提早做签证。 原告与被告的海外顾问龙运昌在微信聊天中，龙运昌表示：原告已被纽约大学有条件录取，条件为必须通过GMAT或GRE考试，证明原告的学术能力，GMAT成绩最少550分，建议最少考试600分，在一年内原告提供这个分数，学校便会安排原告下一个学期入学。 被告为原告申请了2017－2018年度学校及结果为：美国：哥大（被拒）、纽约大学（有条件录取）；澳州：澳州国立（有条件录取）、悉尼大学（有条件录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被拒）、KCL国王大学（被拒）。2018－2019年度学校和结果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被拒）、爱丁堡大学（被拒）、杜伦大学（被拒）、谢菲尔德大学（被拒）、格拉斯哥大学（被拒）。 2018年5月9日，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发邮件给原告，载明：需要原告递交GRE或者GMAT的考试成绩，以便做出是否录用的决定；至少需要满足GRE成绩为310分，或者GMAT成绩为550分，以便在下阶段重新评估原告的申请；自申请阶段起，可以在一年内，向招生办提交考试成绩。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发邮件给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询问可否用视频面试方式替代GRE或者GMAT的考试成绩，认为在网站上，对于原告申请的项目，申请者是不需要提交GRE或者GMAT的考试成绩，原告也没有参加GRE或者GMAT的考试。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于2018年5月18日回复，认为招生办公室认为需要额外的条件来评估申请者的学术能力，申请者可能会收到基于GRE或者GMAT成绩待定的条件式入学资格，在这种情况下，GRE或者GMAT成绩是需要被提供的。2019年2月22日，原告发邮件确定参加4月26日的GMAT考试。2019年5月27日，原告发邮件给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表示原告已获得GMAT成绩，成绩为560分，已达到入学要求，希望可以在2019年的秋季进入纽约大学学习。2019年6月1日，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邮件回复，表示不能授予原告入学资格。 审理中，被告表示申请英国、澳洲大学的服务费市场价大约在1－2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被告在履行该合同中，未能为原告申请到约定的八所美国大学，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也仅给原告有条件录取的通知，在原告考出GMAT成绩总分符合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的要求后，再次申请时，仍被纽约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拒绝录取，故应认定被告在合理的期限内，原告考试达到学校所要求的成绩的情况下，被告未能申请到约定学校之一的有效入学证明文件，既被告未完成原告委托的留学申请任务。故被告应按合同约定退还原告的服务费，退还服务费的金额应按合同约定扣除申请服务费3000元，为73000元。原告诉称要求被告退还服务费，既表示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咨询服务合同》，因被告在合理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故该合同应予解除。原告要求退还服务费为76000元，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纠正。被告辩称双方已协商一致变更合同，即双方确认采取“保底模式”进行学校申请，即申请英国及澳洲学校作为保底，同时申请美国学校；被告已成功为原告申请到澳洲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后原告主动放弃，被告已履行完合同约定的留学申请服务，不应退还原告服务费。因《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申请学校为美国八所大学，并未约定申请英国和澳洲大学；双方虽在微信聊天中原告同意申请英国和澳洲的大学，但原告并没有放弃申请美国大学，坚持先申请美国大学；双方微信聊天中对增加申请学校的费用并未涉及，也未涉及申请服务费的变更，故不能认定双方已对《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故被告为原告申请到澳洲国立大学的入学通知，也不能视为被告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留学申请服务。被告辩称纽约大学的邮件已明确载明为有条件录取，即被告已为原告申请到有效入学证明，已完成合同约定的留学申请服务；因原告GAMT成绩未通过评估，纽约大学没有最终发送录取邮件，要求退还服务费也不符合双方签订的《教育咨询服务合同》第8条的约定。此辩称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赵莘坤留学服务费73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赵莘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原告赵莘坤负担75元，被告宁波福源里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元16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毛增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柳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