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2民初2189号原告:吴传鹏,男，198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明晶，广东智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宝大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xxxxxxxx。法定代表人：施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上海市中远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传鹏与被告中山宝大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传鹏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明晶、被告宝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传鹏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2000元及利息（以4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营的东莞市**启昌鞋机厂（以下简称启昌鞋机厂）与被告有交易往来，被告从2016年起向启昌鞋机厂采购制鞋机器。启昌鞋机厂依约将被告所需机器交付，但被告收货后未能按时足额支付货款。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一直拖欠2017年3月、5月货款共计42000元未付。启昌鞋机厂已于2018年2月2日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原告承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然而，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履行付款义务仍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被告宝大公司答辩称，1、被告并非买卖合同任何一方签约主体，也没有收到过货物；2、从原告提供证据以及被告代理人调查可以看出，原告已收取相应货款。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个体工商户启昌鞋机厂由吴传鹏于2010年4月22日成立，后于2018年2月2日注销。宝大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7日，企业类型为外国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满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施某1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施武艺等任董事。吴传鹏现持订货单及送货单各2份、微信聊天记录等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宝大公司向其支付货款42000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等。宝大公司则出示订购单、送货单、入库单、验收单、对账单、收款收据、谈话笔录等辩称案涉交易相对方并非宝大公司。经查，2017年3月1日订购单载明订购厂商为宝升鞋业有限公司、产品为袜套防水测试机1台、单价12000元、交货日期2017年3月2日；2017年5月2日订购单载明订货厂商为宝玖鞋业有限公司、产品为（电脑型）热气缝合密封机1台、单价30000元、交货日期2017年5月5日。2017年3月1日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宝升鞋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采购杨S、送货产品袜套防水测试机1台、单价12000元、送货人一栏签字黄海英、收货方一栏签字吴兴菊；2017年5月29日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宝大鞋业”、送货产品（电脑型）热气缝合密封机1台、送货人一栏签字黄敏、收货方一栏签字孔来珊。吴传鹏另提供其工作人员与微信号xxxxxxxY（昵称cindy）、xxxxxxxxx735（昵称楊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宝大公司通过其员工袁泳欣、杨锦花洽谈案涉设备的订货、交货、付款等交易事项，宝大公司承认袁泳欣、杨锦花系其员工，但否认袁泳欣、杨锦花相关行为系代表宝大公司的职务行为。经查，袁泳欣于2017年5月2日以“我是中山宝大机器采购袁小姐”名义与启昌鞋机厂工作人员添加、验证后进行洽谈订购机器，袁泳欣于2017年5月22日通过微信上传2017年5月2日订购单，并要求相关机器须于5月25日交货至中山市。袁泳欣在启昌鞋机厂交货后于2017年6月14日发出短信要求进行对账，启昌鞋机厂则于2017年6月22日上传文档“宝大鞋业对账单”，同时发出文字短信“那委托书要不要一起寄”、“厂名写哪一家”，袁泳欣回复文字短信“要”、“宝大”，启昌鞋机厂后多次向袁泳欣追讨货款，袁泳欣则先后回复：“正在安排，老板回来我跟她说一下”、“我催一下”、“我问问财务”、“正在签核”、“我也烦死了，都不回来，客户都催款了”。杨锦花于2017年4月11日与启昌鞋机厂工作人员添加、验证后进行洽谈。启昌鞋机厂于2017年5月15日发出文字短信：“启昌三月份出的那台袜套机什么时候方便安排款呢？”，杨锦花回复：“我问问财务”。杨锦花于2019年6月14日发出文字短信：“但是她（即施总）没有签，我再催一下”、“施总说暂先不付”，杨锦花于2019年7月23日至24日期间先后发出如下文字短信（节选）：“我刚刚问了我们施总，说要付款给你们，她说要最开新的请款明细”、“一份是宝升，一份是宝玖”、“对，趁我们施总现在在中山”、“已经去拿了（即请款对账单原件、委托书）”、“施总出差开会去了”、“晚点回来，我再拿给她签吧”。启昌鞋机厂于上述期间上传请款对账单及委托书各1份，并先后回复文字短信（节选）：“怎么开”、“对账单还是？”“意思是日期改为现在的”、“明天早上来的及吧”、“委托书要吗”、“委托书写宝大是否可以”、“还是分开写宝玖与宝升”、“准备寄出”、“快递显示已经到保安室了”、“施总签了吗”。杨锦花于2019年10月18日先后两次上传2017年3月1日订购单及2017年5月2日订购单，启昌鞋机厂于2019年12月10日上传2017年3月1日送货单原件，并发出文字短信：“问一下，这个厂库签名是叫什么名字了”、“还在公司上班吗？”，杨锦花先后回复：“吴兴菊”、“在的”。2018年4月23日验收单载明耒阳宝升鞋业有限公司确认其于2017年3月2日收到启昌鞋机厂交付袜套防水测试机1台，且验收测试为性能合格。2017年7月31日入库验收单载明宝玖鞋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入库QC-860S热气缝合密封机/电脑型1台计30000元。吴传鹏、启昌鞋机厂于2019年7月23日签名、盖章出具《启昌鞋机厂请款对账单》1份，载明该厂向宝升鞋业有限公司请求对账确认2017年3月1日向其送货袜套防水测试机1台、单价12000元。同日，吴传鹏、启昌鞋机厂再次签名、盖章出具《启昌鞋机厂请款对账单》1份，载明该厂向宝玖鞋业有限公司请求对账确认2017年5月29日向其送货QC-860S热气缝合密封机/电脑型1台、单价30000元。此外，2017年12月7日收款收据记载客户为中山宝玖鞋业、货物为热气缝合密封机1台共30000元，黄海英在填表人一栏签名，备注一栏则加盖启昌鞋机厂财务专用章，收款收据上亦加盖“萍乡市宝玖鞋业有限公司”印章，收款收据未明确记载启昌鞋机厂收取货款一事。杨锦花于2020年4月23日接受周伟律师询问，其在谈话记录中称其并非案涉机器业务经办人，其后查看资料证实启昌鞋机厂实际向宝升公司及宝玖公司供货，宝大公司并未与启昌鞋机厂有上述交易。因宝升公司、宝玖公司经营场所位于湖南省、江西省，两公司与宝大公司有业务往来，一直有通过宝大公司代付应付欠款的情形。本案所涉交易经宝大公司施总审批认为不符合委托手续而拒绝支付。此外，吴传鹏另提供2016年2月29日送货单、2016年12月7日送货单以及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启昌鞋机厂与宝大公司之间交易习惯。经查，2016年2月29日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宝玖鞋业有限公司（中山宝大）、联系人范小姐、送货产品QC-850S热风密封机、单价30000元、送货人一栏签字胡伟平、收货方一栏签字孔来珊；2016年12月7日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宝大鞋业、联系人王艳琼、送货产品电脑款防水条机1台、单价30000元、送货人一栏签字黄英、收货方一栏签字孔来珊。吴传鹏名下尾号6374银行账户于2016年5月24日、2017年4月14日由施政夫尾号8014账户汇入款项30000元、42000元，前述款项用途均标注“宝大”。本院认为，吴传鹏或启昌鞋机厂与宝大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吴传鹏称其与宝大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宝大公司则称启昌鞋机厂的交易相对方为第三方而非宝大公司。本院认为，2017年3月1日订购单、2017年5月2日订购单载明订购单位为宝升鞋业有限公司、宝玖鞋业有限公司，2017年3月1日送货单、2017年5月29日送货单载明收货客户为宝升鞋业有限公司、“宝大鞋业”，但案涉订货单由宝大公司采购人员袁泳欣通过微信上传给启昌鞋机厂，宝大公司另一采购人员杨锦花在后续对账过程中亦上传订货单再次确认，显然，袁泳欣通过微信进行的采购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宝大公司对此知晓并认可。同时，虽然订货单记载采购方并非宝大公司，但不能排除宝大公司将第三方订单直接转发至启昌鞋机厂进行采购的情形，袁泳欣、杨锦花在微信聊天中明确以宝大公司名义与启昌鞋机厂洽谈订货、确认收货、对账，两人在微信聊天中多次强调货款须宝大公司“施总”或财务人员核算对账，因此，袁泳欣、杨锦花在双方交易中相关行为系代表宝大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法律后果应由宝大公司承担。虽然对账请款单、委托书等记载交易相对方为第三人，宝大公司另提供验收单、入库单等拟证明案涉货物系第三方收货而非宝大公司收货，但杨锦花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对账请款单、委托书系启昌鞋机厂应宝大公司要求制作并寄发给宝大公司收取，显然，对账请款单、委托书并非启昌鞋机厂与第三方之间的交易及结算凭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依据。此外，验收单、入库单仅有一方签名，启昌鞋机厂或吴传鹏未签名确认，宝大公司或第三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启昌鞋机厂或吴传鹏持有前述单据而拒不出示，故验收单、入库单亦不能证实案涉货物由启昌鞋机厂或吴传鹏交付给第三方。最后，虽然案涉送货单未记载收货人为宝大公司，但货物签收人吴兴菊、孔来珊均在职宝大公司，双方之前交易单据亦证实双方有关交易惯例，袁泳欣、杨锦花在微信聊天中亦确认已经收货，前述事实足以证明启昌鞋机厂向宝大公司交付货物。因此，启昌鞋机厂与宝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启昌鞋机厂已依约送货，宝大公司理应支付相应货款，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订货单、送货单、微信聊天内容足以证明启昌鞋机厂向宝大公司交付货值42000元机器，虽然宝大公司提供2017年12月7日收款收据拟证明其或第三方向启昌鞋机厂支付货款30000元，但收款收据仅反映交货而不能证实付款事实，双方后续在洽谈、追讨及确认货款的情形亦足以证明该收据并非收款凭证，故宝大公司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货款，因此，宝大公司现应向吴传鹏支付货款42000元。此外，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故宝大公司仅须向吴传鹏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42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至付清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宝大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吴传鹏支付货款42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42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吴传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21元，由原告吴传鹏负担25元（已交），被告中山宝大鞋业有限公司负担496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本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钊洪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