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3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国辉，男，194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为良，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月眉，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晋安区瘦肉型猪场，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新店古城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11259736113W。 法定代表人：赵贤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111749057076A。 负责人：潘达，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敏，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平，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国辉因与被上诉人福州市晋安区瘦肉型猪场（以下简称“晋安猪场”）、福州市晋安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晋安农村局”）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国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没有依合同约定据实认定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权益，由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依据《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主张权利。上诉人承包后对瘦肉型猪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除了在承包空地上增设房屋，还在现有的17座猪舍基础上按厂房使用标准进行改造，主要有：对猪舍进行空间高度提高、加砌围墙、加装窗户、内墙粉刷、屋顶瓦面重新铺设、屋内地面拆除猪栏铺平水泥等，改造投资约达130万元，历经十个月之久才改造完毕。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4月25日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改造的事实。其次，俩被上诉人没有对猪舍的改造装修进行投资，根据《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俩被上诉人是没有拆迁补偿分成的，但上诉人酌情按《承包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将拆迁补偿费中“旧房补偿费”部分的3434.9㎡×150元/㎡=515235元归给俩被上诉人所有。另，因上诉人没有对办公楼进行改造，故办公用房区位补偿价1849060.24元、办公房用房货币奖励184857.12元归俩被上诉人所有。除此之外，上诉人认为俩被上诉人应返还拆迁补偿费合计4637169.58元，分别为：1.旧房补偿费1207293.32元（1722528.32元-515235元=1207293.32元）由上诉人享有；2.因上诉人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按期搬迁完毕，故搬迁奖励金779408.56元（686980元+92428.56元=779408.56元）和搬迁补助39239.4元，合计818647.96元由上诉人享有；3.拆迁区位补偿费1913239.3元、货币补偿奖励343490元、物资设备搬迁费254499元，合计2511228.3元由上诉人享有；4.上诉人承租后，加装2.5寸自来水管两百米，三箱380V交流电电线五百米，水泥电线杆10条，围墙加砌加高120米，加装大门，铺设水泥路四米宽二十公分厚260米长，水沟约600米，合计花费了40万元。现该部分赔偿款约10万元已赔偿，也应由上诉人享有。俩被上诉人久拖不予归还拆迁补偿款，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再次，因上诉人是在原有的猪舍基础上进行投资改造装修，故这部分的拆迁补偿只能是以晋安猪场的名义与拆迁人签订协议，但对于双方的拆迁补偿权益则应按《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进行分割。兹因猪场还要进行二次拆迁，故对于这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双方暂时没有分割。而一审无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关于拆迁补偿的三种不同情形，混淆了本案林国辉诉求的拆迁补偿款与林国辉于2011年7月6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涉及的拆迁补偿款，据此推定双方认可各自拆迁的事实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二、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鉴于2010年福州市海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项目拟征用案涉猪场，分两次拆迁，第一次于2011年，第二次于2015年，两次拆迁具有持续性，且第二次拆迁安置协议至今未签订，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根据晋安农村局一审时提供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案涉猪场的两次拆迁补偿款事项未了，所以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晋安猪场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晋安农村局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诉争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是否归上诉人所有；二、上诉人对2011年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诉争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是否归上诉人所有。首先，上诉人与答辩人以权益具结的方式对拆迁权益进行重新分配。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和第四十四条，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是征收补偿的主体，拆迁单位原则系不能直接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中，拆迁单位之所以可以直接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系在于上诉人与晋安猪场就该拆迁权益的分配事宜已协商一致并具结完毕。其次，上诉人在2011年出具《具结书》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此后也领取了款项，足可见其对讼争地块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分配不持异议的。若上诉人有异议，这么多年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未向晋安农村局或晋安猪场主张过任何的权益，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2011年与2015年的拆迁行为系分别独立的拆迁行为，不具有延续性，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起算。其次，上诉人基于《承包合同》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结算也不具有行为持续性。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9月1日起算，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再次，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林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返还林国辉两次拆迁各项补偿款6295807.61元；2.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为止（即第一次拆迁补偿款按4637169.58元×年利率7.05%×7年又2个月,暂计算为2343038.9元。第二次补偿款1628638.03元以及押金3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算至付清为止）；3.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中，林国辉减少诉讼请求为：1.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返还林国辉第一次拆迁补偿款4637169.58元；2.按银行同期贷款的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为止（即第一次拆迁补偿款4637169.58元×年利率7.05%×7年又2个月暂计算为2343038.9元，押金3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算至付清为止）；3.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晋安猪场系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地块的土地使用人。 2003年7月1日，林国辉作为承包人、晋安猪场作为发包人，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晋安猪场将案涉地块的猪场，占地面积约21亩，建筑面积为6596.6㎡（其中母猪舍11座计3300㎡、生猪舍6座2280㎡，办公楼房1011.6㎡），以及现有的附属设施发包给林国辉；林国辉承包期限为20年，即从2003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止；林国辉承包期间确因生产建设需要拆除晋安猪场的猪舍(不包括办公楼)进行新的建设时，应事先报请晋安猪场同意后才能拆除，并且负责赔偿晋安猪场的猪舍被拆除后的财产经济损失，赔偿标准为150元/平方米，如中途遇到国家政策性需要征用拆迁该地面物资产时，国家拆迁补偿费超过150元/平方米的部分归林国辉所有，不足150元/平方米的由林国辉负责赔偿补足；林国辉承包期间，因生产建设需要而不在现有猪舍基础上投资建设，新增加的地面物固定资产属林国辉所有，如中途遇到国家政策需要或征用拆迁时，林国辉新增的地面物财产被征用后补偿费归林国辉所有；林国辉承包期间,因生产建设需要在晋安猪场现有的猪舍基础上进行投资改造装修，合同期满所有投资改造财产归晋安猪场所有，如中途遇到国家政策需要被征用时，其财产拆迁补偿费按双方投资比例分成；林国辉承包期间新投资的附属设施(水、路)如中途遇到国家政策需要被征用时，国家政策规定有补偿的部分补偿费归林国辉所有，如没有补偿林国辉不得提出收取补偿费，合同期满林国辉所有投资的附属设施全部归晋安猪场所有。《承包合同》另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晋安农村局（原晋安区农林水局）作为晋安猪场的主管单位亦在《承包合同》的落款处盖章确认。 《承包合同》签订后，双方即依约履行合同。林国辉对猪场进行了承包改造。 2010年年底，因拟建福州市海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案涉地块被纳入拆迁范围。 2011年4月25日，福州市妇女联合会作为拆迁人，晋安猪场作为被拆迁人，福州捷诚拆迁工程处作为拆迁实施单位，三方就拆迁事宜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晋安猪场同意以货币补偿款6831822.94元进行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在签订前述协议的同时，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向拆迁单位出具《具结书》，称涉及拆迁的房屋总建筑面积5605.63㎡，房屋确系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财产，今后若有他人对房屋补偿提出异议，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愿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2011年6月20日，前述三方又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晋安猪场同意以货币补偿款254499元进行物资设备搬迁的补偿安置。 2011年7月6日，福州市妇女联合会作为拆迁人，林国辉作为被拆迁人，福州捷诚拆迁工程处作为拆迁实施单位，三方亦就拆迁事宜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林国辉就其总建筑面积为5506.07㎡的被拆除房屋住宅（非住宅），同意以货币补偿款3081081.89元进行补偿安置。在签订前述协议的同时，林国辉亦向拆迁单位出具《具结书》，称涉及拆迁的房屋总建筑面积5506.67㎡，房屋确系林国辉财产，今后若有他人对房屋补偿提出异议，林国辉愿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亦在《具结书》上盖章证明前述房屋系林国辉财产。 前述三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福州捷诚拆迁工程处分别向晋安猪场、林国辉支付了各自的拆迁补偿款。 2015年7月，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为房屋征收部门，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作为被征收人，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三方就拆迁事宜又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984.84㎡，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同意以货币补偿1732046.53元进行补偿安置。 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补偿安置事关当事人较大利益，当事人均会审慎对待。如他人就非本人之财产拟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权利主体在拆迁时即会提出异议。本案林国辉与晋安猪场、晋安农村局，在2011年以各自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至起诉时已近八年，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林国辉对各自签订协议并领取款项持有异议，可据此推定双方认可各自拆迁的事实。且即使晋安猪场领取之拆迁款包含林国辉之款项，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林国辉曾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因此，林国辉之请求，于法无据，亦不合常理，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国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272元，因林国辉减少诉讼请求而减少为60662元，公告费560元，由林国辉负担。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林国辉是否享有讼争拆迁补偿权益；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林国辉是否享有讼争拆迁补偿权益的问题。林国辉主张其在原有猪舍基础上进行投资改造装修，并依据案涉《承包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认为讼争拆迁补偿款应为其享有。《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林国辉承包期间,因生产建设需要在晋安猪场现有的猪舍基础上进行投资改造装修，合同期满所有投资改造财产归晋安猪场所有，如中途遇到国家政策需要被征用时，其财产拆迁补偿费按双方投资比例分成。”该约定是针对在原有猪舍基础上改建情形下拆迁补偿费的分配方式，其中“其财产”应理解为改造部分的财产，而非全部财产。根据该约定，林国辉仅对其投资改造部分的财产享有拆迁补偿权益，现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投资改造的具体项目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增值比例，故无法明确该部分财产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权益，林国辉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林国辉上诉称，2015年拆迁是2011年拆迁的延续，因各方未就2015年拆迁签订协议，故诉讼时效未起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本案中，2011年各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领取拆迁补偿款时，林国辉就已经知晓本次拆迁安置补偿已经分割完毕，其若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自晋安猪场领取款项之日起向晋安猪场主张权利。但自各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领取拆迁补偿款起至本案诉讼前，未见有林国辉对本次拆迁权益提出异议并主张权利的证据，现林国辉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林国辉关于诉讼时效未起算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林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662元，由林国辉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昀 审 判 员  陈 青 审 判 员  王燕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林晓莉 书 记 员  邵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