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84民初3381号原告: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Ｇ。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女，该公司法务。被告：谭永涛，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杨、乔岛国，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公司）与被告谭永涛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被告谭永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养殖亏损款259784.7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1956.9元。事实及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4月25日签订了一份《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仔猪、饲料、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进行养殖（即被告把仔猪养成合乎约定回收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原告回收，被告并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及负有管理原告提供的仔猪、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仔猪、饲料及药品等物料，为此原告垫付费用1457149.87元（其中：仔猪900头，价值489120元；饲料215.8吨，价值898250元；药品价值44169.57元；抬猪费1514元；防疫手续费1663.3元；煤17.54吨，价值25433元）。被告领取仔猪900头并经过饲养后，实际向原告交付正品猪621头、次品猪136头，合计757头，死亡的139头，缺失生猪4头。被告的饲养行为给原告造成养殖亏损259784.71元。谭永涛答辩称：1.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原告主张的养殖亏损和违约金，系其单方核算，不具备客观性和公正性，且将养殖过程中的责任全部归咎被告不合理。同时仔猪死亡原因是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将从河南购买的不合格仔猪交给被告饲养，加之原告使用的是被告提供饲料和药品，且由其提供防疫技术，因此，仔猪大量死亡与被告的养殖行为无因果关系；3.原告作为企业，被告作为普通农民，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襄大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养殖回收合同及附件，证明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同时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3.养户领用明细表1张、襄大农牧有限公司养户领料单26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215.8吨饲料；4.领药品明细账2张、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药品销售开票单22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药品价值44169.57元；5.2018年1月份散户放养销售统计表（打印件）及生猪采购结算单位及毛猪（转种猪）销售现场确认单10张，证明原告从被告处共收回生猪757头（正品猪621头、次品猪136头）；6.仔猪明细表、死猪明细表、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湖北省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死猪照片，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仔猪900头，生猪死亡139头、差生猪4头；7.养户实际免疫登记表5张，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防疫费1663.3元，该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8.湖北新鄂西化工有限公司过磅单3张，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燃煤17.54吨，价值25433元，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谭永涛对襄大公司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因本案争议生猪养殖行为发生在2017年11月26日至2018年5月2日，但是合同是2017年4月签订的，与本案无关。附件上的金额、领料单等都是本案争议的上一批合同，不是本案争议的内容。仔猪养殖周期的时间是5个月左右；对证据6上确定的死亡生猪139头的数额有异议，因原告在将最后一批生猪拉到屠宰厂的时候，死亡了4头生猪，但原告将该死亡数没有统计到死亡的生猪数中，造成4头生猪缺失。谭永涛向本院提出的证据：9.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10.河南龙凤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清单1份，证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仔猪为残次品，价款为337412元，并非原告陈述的40多万元；11.养户结算单复印件、扣款明细复印件、死猪明细复印件，证明原告单方制作认定的饲料数量及价格，不具备结算的客观公正性；12.退药收据1页，证明被告将领取的药品退还原告，应当将该部分药品金额从领取药品金额中予以扣减；13.被告与原告公司原业务经理周三忠、胡银剑、向振东三人通话录音文字材料及光盘，证明原告同意免除被告的亏损，并按照回收生猪每头70元的标准对被告进行补偿的事实。襄大公司对谭永涛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的三性均有异议，因该证据是复印件且无该公司的印章，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清单，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仔猪存在质量问题；对证据11的三性均有异议，这与我公司提供的结算表不一致，且无公司公章；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的收据，收据上无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无原告公司的印章，同时也不能证明赵子阳是原告公司的员工，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退还了收据上记载的药品；对证据13通话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应当向被告补偿的事实存在。本院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认证意见，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可；谭永涛提出襄大公司举出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和附件是在2017年4月签订的合同，而本案争议的是2017年11月到2018年5月2日的饲养行为，故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但是，《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和附件格式合同，主要合同条款是相同的，只是合同的起止时间不一致，且双方都按《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和附件的约定，履行了主要义务，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领料明细和领药明细表上的签名不认可，但其没有举出证据予以证明，属举证不能，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谭永涛提出襄大公司举出死亡生猪明细表上确定的死亡生猪的数量有异议，但其没有举出证据证明确认的死亡数据有误，而襄大公司除举出的有死亡生猪明细表外，还有生猪放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湖北省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死猪照片予以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谭永涛向本院提交的河南龙凤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清单、养户结算单、扣款明细、死猪明细均是复印件，又无其他证据对此进行印证，且襄大公司对此也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退药收据虽是原件，但谭永涛不能证明出具该收据的人是襄大公司负责药品供应的工作人员或是襄大公司的负责饲养业务人员，又无其他证据对此进行印证，加之襄大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虽然从通话录音中可以听到襄大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谭永涛的通话中，提到了养殖亏损和补贴的事，但襄大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作出肯定答复，又无书面的结算意见，且襄大公司现在对此事不进行追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证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4月25日，襄大公司与谭永涛签订了一份《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生猪养殖合同附件。合同约定，由襄大公司向谭永涛提供仔猪、饲料、药品等物品，并委托谭永涛对仔猪进行养殖，当仔猪饲养达到合同约定回收标准即商品猪时，襄大公司对商品猪进行回收，同时谭永涛应确保襄大公司回收全部商品猪；谭永涛承担仔猪养殖过程中的的全部风险，并负有管理仔猪、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襄大公司在向谭永涛提供饲养仔猪饲养过程中，对仔猪的防疫工作负责；同时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谭永涛从襄大公司领取仔猪1092头进行饲养。襄大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谭永涛提供了饲料、药品和防疫技术。同时，襄大公司也从谭永涛处回收了饲养的商品生猪，并且双方进行了结算。2017年11月26日，谭永涛又从襄大公司领取仔猪900头（价值489120元）进行饲养，并向谭永涛提供饲料215.8吨（价值898250元），价值44169.57元的药品，燃煤17.54吨（价值25433元），并垫付防疫手续费1663.3元，抬猪费1376元。襄大公司从谭永涛处回收商品猪757头，重量为75956公斤。襄大公司在与谭永涛进行结算时，认为谭永涛在饲养生猪时没有尽到饲养义务，导致139头生猪死亡，并丢失生猪4头，给襄大公司造成养殖亏损259784.71元，并要求谭永涛给予赔偿。谭永涛对此不予认可，导致纠纷发生。另查明，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更名为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襄大公司与谭永涛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生猪养殖合同附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是襄大公司与谭永涛对履行合同时出现的养殖亏损数额及谁应对亏损承担责任产生的纠纷，故亏损数额及谁对亏损承担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1.养殖亏损金额。襄大公司从谭永涛处回收生猪757头（重量为75956公斤），其中正品生猪621头（重量为65368公斤），按17.12元/公斤计算，价值1119100.16元；次品生猪136头（重量为10588公斤），按7.68元/公斤计算，价值81256元（实际应为81315.84元），小计1200365.16元。谭永涛从襄大公司购仔猪、饲料215.8吨、药品，共计价值1431539.57元。襄大公司用其收购谭永涛生猪款减去谭永涛应向襄大公司支付物资款的差为养殖亏损金额231174.41元（1200365.16元－1431539.57元）。但是，襄大公司主张的在收购的生猪中有136头生猪为次品猪，经庭审查明，襄大公司在回收生猪时并没有对每头生猪重量分别进行称重确认，襄大公司主张有次品猪136头的证据不足，而谭永涛主张不存在次品生猪的事实，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本院认定襄大公司从谭永涛处回收的生猪757头均为正品猪。故襄大公司从谭永涛处回收生猪的总价款为1300366.72元（75956公斤×17.12元/公斤），即养殖亏损金额为131172.85元（1300366.72元-仔猪款、饲料款、药品款合计1431539.57元）。2.养殖亏损由谁承担的问题。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约定，襄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依照生猪养殖的常规，商品猪的成品率及质量，跟仔猪的质量、养殖户饲养行为、养殖技术保障、生猪生长环境等因素均有关联，合同约定养殖户承担所有养殖过程中的风险，明显加重了养殖户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同时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亦有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襄大公司除向养殖户提供仔猪、饲料、药品，还应当给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且襄大公司提供的技术指导对于仔猪能否成活以及商品猪最终的重量都有直接影响；对于养殖户来说，其也应当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饲养行为不当而使饲养的商品猪达不到回收标准产生亏损。具体到本案中，谭永涛养殖的900头仔猪，其中共有136头仔猪死亡，但是对于136头生猪死亡的原因，襄大公司和谭永涛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常理，生猪死亡的原因既有可能是襄大公司提供的仔猪不合格、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亦有可能是谭永涛在养殖过程中管理失误、人为意外导致，因此在谭永涛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无过失，而襄大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本院推定136头生猪死亡系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即双方对养殖亏损均存在过错。同时，由于襄大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其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挑选合格仔猪、保证药品质量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在养殖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谭永涛承担亏损金额30%的即39351.85元（131172.85元×30%）；襄大公司承担亏损金额70%即91821元（131172.85元×70%）。3.在合同履行中，谭永涛从襄大公司领取燃煤17.54吨，价值25433元，襄大公司向谭永涛垫付防疫手续费1663.3元、抬猪费1514元，合计28610.3元。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谭永涛承担。4.违约金。《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中约定“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及质量交付肉猪的，甲方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私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及物料或用于其他用途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除应支付未支付、私卖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肉猪的总价值外，另行支付上述肉猪总价值的20%违约金给甲方”。因此根据合同约定，襄大公司有权向谭永涛主张违约金的情形仅包括谭永涛未按照约定交付肉猪、私卖肉猪及物料，但襄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谭永涛存在上述违约行为，故襄大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证据不足，本院襄大公司的对此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襄大公司要求谭永涛向其支付赔偿款67962.15元（养殖亏损39351.85元＋购买物资及垫付款28610.3元）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谭永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亏损款67962.15元；二、驳回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80元，减半收取2990元，由谭永涛负担750元，由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边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曾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