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住址：山西省曲沃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住址：山西省曲沃县花苑小区**。   委托代理人：徐某，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某，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武某，住址：山西省曲沃县。   再审申请人李某与被申请人张某、原审被告武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晋10民终2124号民事判决，己经发生法律效力。李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某请求：1.依法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2124号民事判决以及曲沃县人民法院（2019）晋1021民初762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张某对再审申请人李某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张某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二审判决认定“李某承认债权人到家要账时，其知道了借款事实，借据上均显示借款用于个人合法经营”存在断章取义情形，二审庭审时，李某陈述的是，有人来要账才知道借了钱，但来要账的人并不是被申请人张某。并没有说是被申请人张某来要账,，而且“借据上均显示借款用于个人合法经营”这一情形是二审庭审才知晓，之前并未见过借据，被申请人张某也没有找过申请人李某。   2.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张某与原审被告武某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排除虚假诉讼情形的存在。被申请人张某称，原审被告武某向其借款220万元。但如此巨大的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被申请人张某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其在一审、二审庭审期间，却仅提供几份借条拟予以证明借贷关系,，十分牵强，而无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明款项交付的证据材料。对此，被申请人张某应当就220万元的款项来源、借款方式等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虽然在二审开庭结束之后，被申请人提交了几份材料试图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但是该材料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也未在开庭时提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且该材料仍然存在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情形，一是2012年12月2日的30万元借条并没有对应的转账凭证，二是2013年10月29日的30万元转账凭证没有银行印章，三是2014年6月2日借条的20万元与2014年4月27日的银行凭证时间不相符，四是短期内被申请人所称如此大额220万元的款项不排除存在重复往来的情形。不论武某是否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一审、二审均应深入查明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存在款项交付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款项未提供则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因此一审仅凭被申请人张某提供的借条、二审仅凭存在重大瑕疵的转款凭证认定其与武某之间存在220万元的借贷关系，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1条之规定。   3.二审认为“个人合法经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错误，个人合法经营业然不同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更何况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二审的该项认定是毫无道理的想当然的认定。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一审在未向申请人送达应诉手续的情况下,，违反程序缺席审理，剥夺了申请人出庭应诉、举证、质证、辩论等权利，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判处结果错误。一审法院在向申请人及武某邮寄传票时，因申请人在儿子家中居住，与武某不同住，也未委托武某代收法律文书。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二审认定武某作为李某丈夫，其代收李某的应诉材料符合法律规定，本案送达合法的事实错误。   2.原审被告武某所借被申请人张某220万元款项不可能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应由申请人与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申请人张某虽诉称2012年10月20日至2014年8月29日，武某向张某借款220万元,，但不能证明22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退一步讲，即便是该借款存在，但申请人毫不知情，也未用于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只有在被申请人张某可以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而本案无论是一审庭审中，还是二审庭审中，被申请人张某均未提供这些证据材料，显然二审法院认为的“李某不能否认武某之利息收入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原审判决李某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并无不当”是背离法律规定，背离举证责任规则的，因此，在没有该项证据的情况下,，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一审、二审庭审中被申请人张某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系夫妻合意或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甚至一审中被申请人张某也未对申请人提出任何诉求，原判错误的认定事实，进而导致错误的判决。   (（三）原一审、二审超出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做出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判处严重不公。   被申请人张某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武某偿还借款2200000元及利息”,，虽然其将申请人列为被告，但其在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部分均未要求申请人李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随意增加被申请人张某诉讼请求，代替被申请人张某主张权利,，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二审判决认为“事实部分对李某主张了权利”,，但事实上，在被申请人起诉书中，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也没有明确对李某主张权利。二审中，被申请人张某称在一审开庭前变更了诉讼请求，但申请人并未收到被申请人张某所称的变更申请书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真实存在诉讼请求变更之情形的存在，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程序错误，被申请人张某的该项辩解不能成立,，二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同样错误。   (（四）被申请人张某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中，被申请人张某称被告武某向其借款时间为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二审庭审结束后,，被申请人提供了6笔借款单据，但自第一笔借款至今已有近7年之久，最后一笔也有5年之久，但从未向申请人李某主张过权利,，显然早已过诉讼时效。   （五）一审、二审认定的“71万元利息”超过了司法解释规定了月利率不得超过2%的规定，显然该项认定错误。   一审判决书判决内容显示,，“被告武某、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原告张某本金220万元及利息（其中2015年2月-2016年5月的利息为71万元。自2016年6月起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另外，二审法院认为，“武某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利息欠条,，载明张某2015年2月份一2016年5月份利息71万元整，系双方对借款利息共同确认的数字，应予认定”。但是2015年2月-2016年5月,，共计16个月，220万元×2%×16=70.4万元，显然一审、二审认定的71万元，超出了月利率2%的标准，因此一审、二审的71万元利息认定错误。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张某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1.被答辩人实际上陈述的和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同一事实，答辩人张某与被答辩人李某原系同届校友，与原审被告武某更是同班同学，三人相互都认识。本案《借据》虽然全部由原审被告武某出具，但被答辩人对此不仅是知情的，更是参与其中的。因为三人之间是同学关系，才没有让被答辩人在各《借据》上签字，双方间更不存在任何中间人、介绍人。多年来答辩人不计其数的亲自前往两人的居住地催要借款，从未委托过任何其他人“要账”。被答辩人当庭的陈述完全是为了逃避债务，才模棱两可的作出“有人来要账才知道借了钱”这样的表述，并且原审被告武某也当庭自认答辩人一直在催要借款。   2.在一审庭审时武某当庭答辩“借款数额无异议”，结合答辩人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6条第2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也就是法院进行“综合判断查证”借贷行为是否发生的前提为被告进行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被告能做出合理说明。本案中原审被告武某并未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一审法院也就不需要对借贷行为是否发生进行“深入查明”。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2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答辩人虽逾期提交证据,，但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为之，本案借贷行为的发生距一审起诉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答辩人一时找不到原始的票据，找到后便及时向二审法院提交，二审法院也组织了被答辩人质证，同时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依法应当被采纳。   另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9条的规定，只有当案件出现法律规定的十种情形的时候，法院才需要主动对借贷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本案中并未出现任何一种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并不必然需要对本案的借贷行为进行“严格审查”,，而事实上本案的借贷行为也真实发生，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应当提供证据来证明。   至于被答辩人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嫌“套路贷”案件的一个通知，是为了打击“套路贷”而下发的。而本案的借贷关系清晰明了，借贷事实真实发生，根本不适用该通知的规定。况且，答辩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武某出具的《借据》、利息支付明细，银行凭证，银行流水等证据，也足以认定借贷关系真实发生。被答辩人若认为本案涉嫌“套路贷”等违法犯罪的情形，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所以不管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均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被答辩人提到的三份所谓有瑕疵的证据，答辩人现进行说明:2012年12月2日的30万借条没有对应的转账凭证。对此答辩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中已经说明,，该借条是由前期多笔借款组合而成,，双方为了算账方便由武某统一出具了一张借条。并且从武某向答辩人出具的利息支付明细以及答辩人实际收到的利息款项来看，武某针对此笔借款多年来一直在支付利息，能够证明该借款实际发生。2013年10月29日的30万元转账凭证没有银行印章。首先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回单”是真实的,，是当时的经办柜员疏忽大意忘记在回单上盖章。答辩人现已重新前往曲沃信用社,，调取了与该回单相连的原始《个人存取款凭条》，现向法庭提交，该凭条上盖有曲沃农村信用社公章，所以能够证明该转账是真实发生的。2014年6月2日借条的时间与银行凭证时间不符。出借人交付借款的时间先于借贷人出具借条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不可能所有借贷关系的借款交付时间与借条时间都一致，“先给钱后打条”的情形符合一般生活规律，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关于此笔借款的实际情况是:答辩人于2014年4月27日向武某交付了借款后,，武某没有当即向答辩人出具借条。后武某于2014年6月2日通知答辩人前往一家由其夫妻二人经营的“鼎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去拿借条,，当时武某与李某夫妻二人均在场，还是由被答辩人亲自把该借条交给答辩人的。   3.二审法院认定该债务用于被答辩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完全正确,，武某当庭自认借钱是为了赚取“差息”,，来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所得收入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武某意图获利的行为亦符合夫妻共同意志。所以二人是分享了该笔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二审法院依法认定该债务用于被答辩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完全正确，至于其是否真实盈利则与本案无关。还有一点事实不容忽视，答辩人从2012年开始向武某出借借款，至2014年出借最后一笔借款的两年时间里，双方发生了多次借贷行为，并且武某向答辩人偿还利息次数不下50次。双方如此频繁的交易，被答辩人作为武某的妻子，二人平日里形影不离,，还一起做生意,，而且多年来被答辩人也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能够证明案涉借款被答辩人不仅知情,，而且系基于其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这两年间，其夫妻二人还共同做过很多生意，如二人共同经营过一家榨油店,，开设过一家名为“鼎丰咨询服务”的公司，经营大货车两辆。所以本案借款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问题。   (（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1.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审判程序均合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5条的规定，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法律规定只要是“同住成年人家属”签收即可，并未对受送达人是否在家作出要求。事实上只有受送达人不在家时才会涉及由“同住成年人家属”签收的问题，如果受送达人在家也就不涉及该问题。武某与被答辩人系夫妻关系,，二人并未分居,，所以二人互为同住成年家属，所以由武某签收被答辩人的传票完全符合送达的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同时根据《民诉解释》第241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应当按期开庭,，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可以依法缺席判决。被答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才依法进行的缺席审判。所以，一审法院的送达及审判程序完全是合法的。   2.一审法院并未超判。答辩人在起诉状中已将被答辩人李某列为共同被告之一，同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也提到“要求被告还清本金及利息”，此处的“被告”指的就是起诉状当中的被答辩人和原审被告武某两个人。而且一审法院通过庭审调查及法律适用也将该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况且在一审开庭前答辩人已经作出变更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故一审法院判决武某与李某夫妻共同偿还答辩人债务合情合理合法。二审法院为了减少“诉累”，维持一审判决，更是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压力的便民体现。   4.答辩人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同时被答辩人也无权提起诉讼时效的抗辩。很明显，借款后武某一直在向答辩人偿还利息，更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利息欠条，并且武某也当庭认可答辩人一直催要借款，所以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第1项、第2项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会导致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答辩人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5月29日起重新计算,，所以答辩人于2019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尚在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本案中武某在庭审过程中从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一审法院也就无权主动适用。第4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被答辩人及武某一审时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时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故其无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5.关于710000元利息，不是计算错误，也不是利息约定过高,，而是在双方依据《借据》约定进行对账后得出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实际情况是武某在2015年1月29日欠张某利息18000元，后于2015年5月12日付利息2000元，2015年7月6日付利息10000元，于是双方协商为了好算帐，把剩余应还的6000元利息算为:截止2015年1月底欠利息6000元，加入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利息704000元中，因此欠条中的710000元由此而来:6000+704000=710000元（欠）。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书中所列各项理由均于法无据,，纯系其为了逃避债务而胡编乱造。被答辩人夫妻二人借用答辩人资金已达多年并且拒不偿还，已经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再审法院应驳回其再审请求，维持终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某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不知道丈夫武某向被申请人张某借款的事实、张某与武某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该项请求因李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李某所提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经查，李某与武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互为同住成年家属，由武某签收二人的传票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解释第241条进行缺席判决，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武某于原审中对所借张某220万元款项及利息数额均认可，本院审查询问时，张某亦能对借款时间、数额、利息的计算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了借据及转账凭证，李某不予质证，结合原审审理情况，本院对借款及利息予以认定。武某于原审时自认借钱是为了赚取差息,，用于家庭生活，加之李某与武某目前仍为夫妻关系，张某将李某与武某均作为被告起诉，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后认定本案借款由夫妻二人共同偿还并无不当。本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生效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李某所述执行部门查封了其与武某的唯一住房，执行是否适当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武某于2016年5月29日给张某出具利息欠条，张某于2019年5月8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申请人李某所提再审请求因无证据支持，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再审申请人李某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王荣平   审判员 马云跃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