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4行初45号原告：杨熠，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蒸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常兰，女，195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蒸湘区。系原告杨熠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初，衡阳市珠晖区兴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解放大道**。法定代表人：欧杏，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系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春燕，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熠诉被告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不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一案，衡阳铁路运输法院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湘8602行初133号行政裁定，移送本院管辖。本院2019年4月16立案受理，于2019年4月22日向被告高新开发区管委会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及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常兰、刘国初，被告高新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谭春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熠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在其辖区范围内安置给原告120平方米房屋一套。如不能安置，则按目前市场价格予以货币补偿；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分别于2007年及2011年拆除原告家房屋三栋，总拆迁面积659.9平方米，其中二栋房子已经结算，登记在杨熠名下的120平方米房屋一直没有结算，也未得到安置补偿。因拆迁时，被告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糊弄原告要原告暂时不要结算，等政策宽松点，生了孙子再来结算。原告相信被告的谎言，就将房子全部交给被告拆除了。多年来，被告一直未兑现安置原告120平方米房屋的承诺。原告为支持其诉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拆迁房屋证明书（0007125号），证明被告拆除原告120平方米房屋没有予以安置补偿；2、报告及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为拆迁未安置房屋问题向有关部门及被告反映自己的请求；3、原告家庭三栋被拆迁房屋相关资料，证明原告尚有120平方米房屋未得到安置；4、原告父亲杨如潜违章所建的猪栏未予安置补偿给原告家庭。被告高新开发区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既无证据证明其名下有房产，也无证据证明其家庭有三处房产；二、答辩人于2011年7月9日已对原告家庭征收补偿完毕，原告如对征收补偿行为不服，应当自2011年7月9日起一年内起诉，原告母亲自2015年6月29日不断提出信访，但至今未提起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原告父亲杨如潜与母亲许常兰在组里有自建房一栋，被告于2007年9月3日对该房进行了丈量，确定面积为242.39平方米。原告提供的120平方米拆迁证明，系答辩人与其父杨如潜的122.39平方米拆迁证明同时开具，二份拆迁证明总和为242.39平方米；杨如潜家庭另购买组内车库一处，答辩人于2011年对该车库进行了丈量，确定面积为294.2平方米。杨如潜家庭被征收房屋已经安置到位。原告称尚有120平方米房屋没有得到安置补偿，与事实不符；四、原告杨熠本人从未向答辩人提出申请履行安置职责，而是其母亲许常兰以其自己名义提出上访，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拆迁户分房套户统计表，证明原告父亲拆迁安置补偿已经结算完毕，管委会已经履行了安置职责；2、3、杨如潜家庭自建房2007、2011年房屋丈量图、土地补偿费计算表及房差款结算单，证明拆迁面积及补偿安置情况；4、杨如潜、杨熠拆迁证明书，证明原告与其父杨如潜拆迁证明书拆迁面积之和与其2007年自建房屋拆迁面积相符；5、柘里管理处证明，证明原告集体实际拆除房屋仅两处；6、来访登记表、多份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信访部门针对原告母亲为征地拆迁问题信访进行了答复；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经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质证，原告对被告已于2007年9月3日、2011年7月6日分别对杨如潜名下242.39平方米、294.2平方米房屋征收拆除前绘制了房屋丈量原始图并开具《衡阳市城乡建设征用土地补偿费计算表》及该两处被拆迁房屋已经安置完毕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母亲许常兰以信访形式自2017年起向被告反映其家庭2007年9月被拆迁120平方米房屋未安置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杨熠父母杨如潜、许常兰系衡阳市蒸湘区华兴街道柘里村新塘**村民（现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柘里管理处居民）。2007年9月3日，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地拆迁所（下称拆迁所）为其父亲杨如潜开具《衡阳市城乡建设征用土地补偿费计算表》（下称征用土地补偿计算表），该表载明“柘里六组杨如潜砖混242.39平方米”，“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地拆迁所”、“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柘里管理处”在该表上盖章，“被征用土地”项，有“许常兰”签名。同年9月12日，拆迁所为杨熠开具0007125号120平方米《拆迁房屋证明》（户主杨熠，下称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该证明书附注第二项载明“此证分房后收回注销”。2011年7月6日，拆迁所为杨如潜开具《衡阳市城乡建设征用土地补偿费计算表》，该表载明“柘里六组杨如潜砖混124.8平方米，砖木169.4平方米，合计294.2平方米”，“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地拆迁所”、“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柘里管理处”在该表上盖章，“被征用土地”项，有“许常兰”签名”。被告分别于2007年、2011年征收杨如潜家庭房屋242.39平方米、294.2平方米房屋均已安置补偿到位。2017年起，原告杨熠母亲多次向被告反映其家庭2007年9月被拆迁120平方米房屋未得到安置，被告均对“许常兰”作出书面信访答复，称许常兰反映的情况不属实。杨熠遂持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诉如所请。诉讼中，原告提供拆迁所2007年9月12日为杨如潜开具的0007124号122.39平方米《拆迁房屋证明书》复印件，该证明书所载面积122.39平方米（户主杨如潜妻许常兰女杨某某）与为杨熠开具的证明书所载面积120平方米之和为2007年被告征收杨如潜家庭房屋面积242.39平方米。称所开二份《拆迁房屋证明书》系征收杨如潜242.39平方米房屋，分杨如潜、杨熠二户进行的安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杨熠提供的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能否作为被告拆除原告120平方米房屋未予补偿安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原告杨熠对被告分别于2007年、2011年征收其杨熠父亲二处房屋前均绘有房屋结构、面积草图，又有原告杨熠父母在征用土地补偿计算表上签字确认，且该二处被征收房屋已安置完毕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原告主张被告2007年征收其120平方米房屋未予安置的依据是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如原告的该主张成立的基本依据，应当是在被告实施2007年的征收行为前，杨熠名下具有房屋的事实存在。原告杨熠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是其父杨如潜名下有被征收的房屋，并未提供其名下有房屋的依据，而其父杨如潜名下的被征收房屋面积已被其父母确认，并由被告安置完毕；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从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项下“拆迁房屋及家庭人口情况表”登记的内容亦可知，杨熠在2007年9月12日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开具时，并未婚育，其家庭人口仅为杨熠本人，并未因婚育与其父母分户；再者，7125号拆迁房屋证明附注二项“此证在分房后收回注销”也可知该证开具前是确定了被拆迁房屋面积的，是分配安置房屋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诉称“杨如潜名下另有120平方米房屋于2007年交被告拆除，被告要原告暂时不要结算，等政策宽松点，生了孙子再来结算”，既无事实依据，也不合常理，不足以令人信服；被告的“原告提供的120平方米拆迁证明，系答辩人与其父杨如潜的122.39平方米拆迁证明同时开具，二份拆迁证明总和为242.39平方米，为分户安置，杨熠名下没有房产”答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没有提供与被告间存在被告应当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即原告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慕蓉审 判 员  丁枥澎人民陪审员  蒋艺娜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邓琳书记员罗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