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537号原告：陈伟升，男，197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德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虹，广东文领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联珠，广东文领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法律援助）被告：广东冰莹玉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之一第**5D01商铺。法定代表人：林海涛，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丽丝，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军红，男，197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原告陈伟升与被告广东冰莹玉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莹玉公司）、江军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为改革试点单位，本案依法使用独任制进行审理。原告陈伟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虹、郑联珠，被告冰莹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丽丝、被告江军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伟升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冰莹玉公司向原告陈伟升支付辞退其的代通知金5581元；2、判令被告冰莹玉公司支付原告陈伟升未结清的工资4092元；3、判令被告冰莹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冰莹玉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仲裁委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穗荔劳人仲案终〔2019〕1366号裁决，驳回原告全部的仲裁请求。对此，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仲裁委认为，原告虽提交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证明与冰莹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通知书中负责人签名的是江军红，并非冰莹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直接责任并不必然归属于冰莹玉公司。但在仲裁庭审期间，冰莹玉公司未予否认该通知书上所盖的公章，只称系江军红私自出具给原告的。也就是说，首先公章的真实性是可以确认的，而该通知书确系出自江军红之手。原告之前并不清楚冰莹玉公司的内部关系，只知道江军红一直是冰莹玉公司的大老板和负责人，因而坚信其出具的上述通知书即为冰莹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原告经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冰莹玉公司的商事主体信息，冰莹玉公司的股东包括江军红、何建民、关肖霞、林海涛四人，其中江军红的出资数额为500万元，占冰莹玉公司注册资本的50%，系冰莹玉公司最大股东。从江军红可以随时使用冰莹玉公司公章以及自称冰莹玉公司负责人可以断定，无论冰莹玉公司对内对外，江军红均有权利去处理冰莹玉公司的大小事务，系冰莹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冰莹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因此，冰莹玉公司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直接责任归属冰莹玉公司并无不当。二、仲裁委认为，原告从事的工作并非冰莹玉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原告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与冰莹玉公司没有直接联系。这一认定是与本案事实完全不符的。根据原告提供的《佛南劳人仲案字〔2019〕4140号仲裁裁决书》内容显示，冰莹玉公司因与广东嘉年华游乐发展有限公司（嘉年华公司）的股东有合作关系，故租用该公司名下佛山市松岗镇南国桃园东门天安鸿基花园会所（即该公司的经营登记地址）经营使用。冰莹玉公司是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而承租的上述会所，目的是接待冰莹玉公司的客户或商业伙伴、举办客户会议及行业会议之用。原告入职冰莹玉公司后便由冰莹玉公司安排到上述会所任厨师一职，为冰莹玉公司宴请客户、会议接待提供餐饮。因此，原告的工作是冰莹玉公司业务组成部分，且工作地点及内容与冰莹玉公司有直接的关系。三、仲裁委认为，原告与冰莹玉公司并未建立人身依附和经济归属，因为原告的工作均由江军红直接进行安排，工资由与江军红相关的不同账户转账发放，但均非冰莹玉公司支付，江军红虽为冰莹玉公司股东但并非冰莹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其法律行为并不能直接代表冰莹玉公司。如前所述，江军红一直作为冰莹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毫无疑问的，而关于冰莹玉公司对原告的工作安排以及工资发放的问题，实际上是冰莹玉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导致的：首先，江军红作为原告的直接分管领导，对原告安排工作是必然的。江军红除了作为冰莹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直接分管着会所接待工作，原因在于江军红人面广、人脉关系庞大，对于客户的需求也更了解，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十分密切。为更好地发展冰莹玉公司的业务，通过接待、宴请、会议等方式巩固客户圈子是行业一贯操作，江军红更是深谙此道才会让冰莹玉公司聘请原告（有十多年厨师工作经验，专长粤菜），以保证会所的餐饮供应水平。其次，每月工资发放均由冰莹玉公司安排，其指示其他人员代为发放工资一事，原告并不能左右只能被动接受。而所谓的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只是被冰莹玉公司的内部管理混乱的操作所迷惑罢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入职冰莹玉公司从事厨师一职，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一直遵守冰莹玉公司的考勤管理，每月按照约定获得工资报酬，而会所的经营亦是冰莹玉公司不可或缺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应认定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坚持不要求江军红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冰莹玉公司辩称，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招聘、录用、工作安排、报酬结算均是与江军红个人之间实际发生，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从来没有任何联系，冰莹玉公司也从来没有为原告安排或布置过任何工作。冰莹玉公司是一家专注珠宝玉石批发的公司，其档口就在荔××康王路的玉器批发市场内，冰莹玉公司不具备餐饮经营的资质，不是餐饮企业，冰莹玉公司也不懂得餐饮的经营管理，从未从事过餐饮业。原告很清楚其个人是与江军红之间形成雇佣关系。2019年11月7日劳动仲裁委开庭时，原告亲口确认是江军红个人找他到餐厅做饭，每月由江军红按时给原告结算报酬，原告还在淘宝上找其他公司主动挂靠购买社保。以上事实在劳动仲裁阶段原告均予以确认。原告与江军红形成的是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江军红安排原告在厨房做饭，每月由江军红个人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原告在江军红雇佣下工作9个多月，从来没有对用工形式及雇主提出过任何异议，在工作期间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冰莹玉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原告与江军红是雇佣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只能与一个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既然原告已经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并购买社保，怎么可能再要求冰莹玉公司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双重劳动关系？原告的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从冰莹玉公司提交的承包合同可以证明，冰莹玉公司的经营范围就是珠宝玉器批发，不具备餐饮资质。在2018年底冰莹玉公司就将南海晨鉴楼发包给江军红承包管理，原告到晨鉴楼做厨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均是与江军红个人在沟通联系，冰莹玉公司对原告的情况一无所知。原告与江军红个人形成了雇佣关系，双方也是一直按照谈好的权利义务履行。冰莹玉公司登记的地址在广州市荔××康王路，实际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此地开展，主营业务是珠宝玉器批发，冰莹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实际控制人均是林海涛。原告自己提供的支付证明单根本与冰莹玉公司日常使用的支付证明单的格式、内容均不相符，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在2019年9月，原告在离职时多次向江军红提出希望帮忙开出解除通知单，方便自己办理失业金。江军红因没有劳动法方面的常识，也不清楚其内涵，出于帮忙，就给原告在其自己事先拟定好的通知单上盖了章，由江军红签名。没想到原告事后居然以该通知单要求冰莹玉公司支付双倍工资，这种不诚信的诉讼更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解除通知单的盖章不是由冰莹玉公司作出，其签名也不是由法定代表人林海涛签名，冰莹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当时对此事毫不知情，该解除通知单就不应当对冰莹玉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不能凭借该虚构的离职通知单就证明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次开庭前，冰莹玉公司为了解决原告与江军红之间的个人纠纷多次出面联系江军红，要江军红与原告和解，江军红最后也愿意出面解决，但均遭到原告拒绝，原告这种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综上，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是与江军红个人形成的雇佣关系，其报酬、工作任务、离职时的联络、结算均是与江军红个人之间发生，冰莹玉公司对原告不存在任何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被告江军红辩称，江军红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是个人行为，与冰莹玉公司之间没有关系。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加盖公章的事情是原告求江军红为原告办理其他事项，江军红好心为原告加盖冰莹玉公司公章，之后原告就起诉冰莹玉公司。据了解，原告与其他公司至今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存续十几年，而与江军红之间的关系才存续几个月，江军红不可能承担原告与其他公司存在十几年劳动关系而产生的相关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1、冰莹玉公司支付原告未告知辞退赔偿一个月工资5581元；2、冰莹玉公司支付未结清工资4092元。仲裁委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穗荔劳人仲案终〔2019〕13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称其于2018年12月1日入职冰莹玉公司任厨师，其是由江军红招聘，工作地址在佛山南海区南国桃园天安红基花园会所行政楼，会所由江军红租赁用于吃饭和谈业务，原告在职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月平均工资约5300元，工资通过微信转账发放，发放人为江军红的助手，原告的社会保险由原告在淘宝中自行购买。原告工作时间是每日早上7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最后工作至2019年9月8日，江军红又请了新的厨师，8月份发放了3000元工资，剩余工资没有发放。原告提交的其与江军红（微信“金翠宝”）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0月9日记载：“今个月已经没有交社保金了，你要写一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给我，我要去社保拿失业金，可以发工资了吧。”、“先写个证明吧，要拿失业金。”江军红通过微信于2019年9月12日向原告支付6058元；于2019年10月12日又向原告支付3000元。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落款处加盖了冰莹玉公司的公章和江军红的签名，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原告2019年1月至9月的社保由广州观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购买。另查明，冰莹玉公司是法人，其法定代表人是林海涛。冰莹玉公司经营场所：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301、303、305、305号之一第五层5D01商铺。经营范围：钻石饰品批发；水晶饰品零售；水晶首饰批发；玉石饰品零售；玉石饰品批发；钻石首饰零售；宝石饰品批发；贵金属及其制品批发（不含许可类商品）；贵金属及其制品零售（不含许可类商品）。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冰莹玉公司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冰莹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支付证明单等可以证明原告从事厨师工作，并由江军红转账费用，但无法证明原告与冰莹玉公司之间存在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明其与冰莹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为2019年10月10日盖有冰莹玉公司公章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冰莹玉公司对此不知情。江军红称该通知书是其应原告请求为原告办理失业金提供方便，私自出具给原告的，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可印证，且原告的社会保险由原告在淘宝中自行购买。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点规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原告从事的工作并非冰莹玉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因为原告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与冰莹玉公司没有直接联系，且原告与冰莹玉公司并未建立人身依附和经济归属，因为原告的工作均由江军红直接进行安排，工资由与江军红相关的不同账户转账发放，但均非冰莹玉公司支付，江军红虽为冰莹玉公司股东但并非冰莹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其法律行为并不能直接代表冰莹玉公司。另外原告虽提交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证明与冰莹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通知书中负责人签名是江军红，并非冰莹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直接责任并不必然归属于冰莹玉公司。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冰莹玉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基于此原告要求冰莹玉公司支付代通知金和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伟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陈伟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穗花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欧文超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