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简艳婷，女，1989年5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素芬，女，1993年3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简艳婷因与被上诉人胡素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艳婷上诉请求：1.胡素芬强行退伙，按合同约定按净资产的30%作赔偿，具体数额由法院认定；2.工作室的固定资产双方应核对后再认定，不应直接认定工作室的资产原值114938元，如果胡素芬坚持认可该部分的资产价值11498元，除去审计报告认定的合理原值62184元外，其他物品52754元（114938元-62184元），那么请法院判决这些物品全归胡素芬所有，胡素芬支付简艳婷29906元即可，物品经记账本上登记的如有欠缺，简艳婷愿意以原值参照法院认定的折旧率补偿给胡素芬。否则，工作室的固定资产应以审计报告折旧后认定的24375.99元为准进行分割；3.10月1日至10月7日工作室收入2566元属于已定未拍，不参与当月的盈亏结算；4.涉案审计费10000元，因胡素芬提出退伙而产生的，由胡素芬承担；5.胡素芬窃取简艳婷的微信好友，应向简艳婷赔偿1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不服一审法院认定简艳婷同意胡素芬退伙。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需要双方同意签名才算解除合伙关系，才算同意退伙，简艳婷并没有同意胡素芬退伙，是胡素芬与简艳婷协商不成强行退伙。根据在案的双方聊天记录，是胡素芬向简艳婷提出退伙，但由始至终简艳婷均没有明确答复胡素芬同意其退伙，至于简艳婷修改工作室门的密码，是因为胡素芬要挟说要搬走工作室有价值的物品。虽然更改了工作室门的密码，但只要胡素芬有意愿，会为其开门，并非是因同意其退伙而更改工作室门的密码。至于胡素芬微信发的清算表，只是想对工作室的资产进行了解而制作，一起核实，并不代表同意胡素芬提出的退伙。据此，胡素芬未经对方同意而强行退伙，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胡素芬应按2018年9月30日时工作室资产的30%支付违约金。二、不认可涉案《清算表》作为工作室的资产。该清算表中既有简艳婷自己付款购买的物品，也有日常办公消耗品，甚至有些物品已经损坏，据此法院应组织双方到工作室对清算表的物品核对后再认定。对于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简艳婷陈述“你确定哦，因为我们就按以上的东西分”，并不代表简艳婷确认清算表的物品，而是以该表双方进行核对。对于工作室的资产，已委托专业的会计师进行核对，该部分的资产应以涉案审计报告认定的为准。三、不同意一审法院参照审计报告的折旧率，认定工作室的资产原值为114938元。清算表中的很多物品根本不值钱，甚至毫无价值。除去涉案审计报告认定工作室资产原值62184元外，其他物品如胡素芬认为价值52754元（114938元-62184元），物品可判归胡素芬所有，胡素芬向简艳婷支付29906元即可，物品经记账本上登记如有欠缺的，简艳婷愿意按一审认定的折旧率折算人民币补偿给胡素芬。四、2018年10月1日-10月7日工作室收入2566元属于已定未拍，不参与当月盈亏结算。胡素芬自2018年10月1日起从未曾回到工作室参与拍摄工作。这部分客户都是属于已定未拍或未完成，这些客户的产品款还没结算给工厂。胡素芬不应参与分成。五、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胡素芬没有侵犯商业秘密和强行退伙没有依据。在简艳婷提交的证据里面确实证实了胡素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微信号上的客户。双方协议确实取消了禁止合伙人另外参与经营与本合伙企业有竞争的业务，但合同上明确写明不得擅自占用春田摄影工作室的人力和物资。客户属于物资之一，是工作室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胡素芬此行为确实给工作室造成巨大的影响。胡素芬盗取客户后，工作室平时798元的产品服务，胡素芬以398元低价竞争，从而带给工作室营业额上的创损。六、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审计费用各半负担。退伙事宜是胡素芬突然提出的，所以理应全部由其承担。七、反诉费应由胡素芬全部承担。胡素芬强行退伙并且不退还合同约定的预收款，而导致提出反诉，该款项达三四万元，反诉费三四百元。而胡素芬确实有窃取微信好友的行为事实，且确实是提出退伙，简艳婷只是就其提出退伙的事情进行协商，最后结果是明确告诉其不同意其退伙的。然而其强行退伙而导致这一切费用的由来，理应由胡素芬承担。八、不服一审判决统计的拍摄或未拍摄须补拍的金额为22405元。实际金额是32279元。胡素芬辩称，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合伙期间盈利款项的分配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胡素芬应退回《已定未拍》和《未完成客户的工作款》部分的款项共计人民币31313.2元，事实认定错误。该部分款项来源为客户下订单后支付的定金和费用，依据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人附加协议（一）》的约定，该费用在扣除税金、房租、水电、人工及店铺流动资金后，作为合伙人分红予以分配、处分。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不应在清算时要予以退回。更何况在分红时胡素芬并未分得该款项的50%，为何要退回50%，胡素芬上班是没有工资的，该款项在扣除税金、房租、水电、人工以及店铺流动资金后，还预留5000元作为店铺流动资金之后，剩余部分的80%才用于分红。其次，即使判决胡素芬应退回该部分款项，亦应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然而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证据为广东恒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的依据仅为简艳婷单方罗列的预收款清单，没有胡素芬的签字认可，也没有真实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可以说是单纯的简艳婷的个人主张，其本身效力存疑。甚至一审法院已认定该份审计报告失去大部分参考价值，仅对“审计过程”部分予以认定，而“审计过程”部分并不包含《已定未拍》和《未完成客户的工作款》部分的款项。可见，一审法院依据审计报告作为判决胡素芬退还合伙期间所获分红的依据，实属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未查清合伙财产情况便对进行分配，分配结果存在严重疏漏。根据胡素芬提交的第29页证据十三《春田摄影工作室记账》，截至2018年10月1日，店内尚有道具备用金8020.92元，该款项为双方约定预存用于合伙期间采购服装道具或摄影器材的资金，属于双方的合伙财产，在合伙关系终止时亦应予以分配。然而一审法院在分配合伙财产时遗漏了该笔款项，未做处理和分配，实属疏漏。三、一审法院对胡素芬退伙时间认定错误，据以作出判决的证据不足，进而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胡素芬已于2018年10月1日退伙，其后店铺的收支情况与胡素芬无关。公章不是儿戏，一审法院对《同意退伙申请通知书》的效力不予认定，反而认定上诉人退伙时间为10月8日，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胡素芬提交的第29页证据十三《春田摄影工作室记账》，截至2018年10月1日，店铺内尚有预留现金5000.37元，一审法院在其中扣除10月1日至7日的支出与员工工资（一审判决应预提红姐工资折合700元，但红姐10月2日-10月5日请假并无上班），认定该预留金剩余3002.74元再进行分配，为依据错误的事实认定，作出了错误的判决。退一步讲，因胡素芬于9月30日后便不再参与店铺经营，10月1日至7日的店铺收支，完全由简艳婷单方登记，没有胡素芬的认可，也没有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为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单方主张，即使认定胡素芬退伙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其所提出的店铺收支也不能作为抵扣该时间段之前已存在的5000.37元预留金的依据。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2018年9月30日，胡素芬提出退伙请求。简艳婷同意退伙，出具《同意退伙申请通知书》并盖公章。10月1日-10月6日，胡素芬按简艳婷要求回店继续上班，配合结算工作。10月7日，简艳婷把门密码更改，不让胡素芬回去上班，并要求把工作交代清楚。10月9日-19日，双方继续沟通店铺资产盘点和估值问题。10月20日，简艳婷把退伙合同发送给胡素芬，约定10月22日到店商谈店铺资产估值问题。10月22日，因店铺资产估值问题双方观点不同矛盾激化，商谈失败。五、根据合伙合同，胡素芬入伙时（截止2017年4月30日），工作室净资产为152169元。经过1年半的发展，每个月都有新的物品添置。到了2018年10月1日，工作室的资产竟然变为114938元，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一部分的资产消失不见。入伙时，简艳婷把她经营前几个月的房租，水电，人工开支，学习费用等运营成本算进工作室净资产，要求承担一半。退伙时，简艳婷把店里所有资产贬得一文不值，意图就是不想退回入伙时投入的资金。就连专业会计师提出的折旧率都不认可，就连在一审庭审中简艳婷亲口确认工作室资产为114938元也反口不承认。六、一审审计费分担比例不合理。一审中，简艳婷单方提出委托广东恒生会计师事务所对春田摄影工作室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费10000元，由简艳婷预交。一审诉讼过程中，因该审计报告的会计期间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合伙期间不一致、审计的固定资产项目与当事人事发时核对结果存在较大出入，从而影响其客观性，导致该报告失去大部分参考价值。且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一审法院已支持胡素芬的诉讼请求一（确认合伙关系终止）和诉讼请求二(判决合伙期间工作室的资产为二人共有并进行清算分配），同时驳回简艳婷大部分反诉请求，在此情况下，判决胡素芬承担50%的审计费明显不合理。胡素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素芬、简艳婷的合伙关系于2018年9月30日终止；2.确认合伙期间工作室的资产归胡素芬、简艳婷共有，并进行清算分配(胡素芬、简艳婷各占50%)，判令简艳婷向胡素芬退还占比50%的资产39500元及违约金(以3950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自2018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简艳婷承担。简艳婷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胡素芬赔偿因侵犯商业秘密而造成工作室的损失15000元；2.胡素芬自2018年10月1日起强行退股应承担亏损19730.7元；3.胡素芬退还预收货款、促销活动收入、订单定金、押金等收入39307.7元；4.胡素芬赔偿违约金30000元给简艳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30日，简艳婷与胡素芬签订《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经营合同》，约定合伙经营简艳婷开设的个体企业“蓬江区春田摄影工作室”。双方约定：截止2017年4月30日，工作室的净资产为152169元，胡素芬出资76084元购买工作室49%的股份，与简艳婷共同经营。工作室的事务由胡素芬、简艳婷共同经营管理，工作室的财务会计账目由胡素芬负责，现金由简艳婷负责。合伙期间，禁止合伙人另外参与经营与本合伙企业有竞争的业务。以每月税后净利的75%用于分红，双方各占50%，净利的10%作为企业流动资金，净利的15%作为道具更新等费用。合伙企业债务由双方各承担50%。投资满一年后，任何一方要求退伙的，必须提交退伙申请书，经对方同意批准后，工作室将按退伙时工作室的净资产的50%在一年内分四次平均退还给合伙人，第一次退资的时间为确定退伙之日起1个月内。未经对方同意，强行退伙的一方需按对方退股时工作室净资产的30%支付违约金。不按约定逾期退资给退伙人的，每日应按退款的万分之五向退伙人支付逾期退款违约金。合伙的解散，按胡素芬、简艳婷双方合伙比例进行清算。合同签订期间，胡素芬以微信转账、以物抵款等形式付清了合伙份额受让价款。2017年6月21日，胡素芬、简艳婷签订《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人附加协议1》，约定：自2017年5月1日开始，工作室促销活动收入、订单定金、押金等财务收入参与当月利益分配。以税后净利预留10000元作为店铺流动资金，剩余的65%用于分红，胡素芬、简艳婷各占50%。35%作为道具更新等费用。每月最后一日为结账日。如一方退股，退股时需核算当时未完成的工作室的促销活动收入、订单定金、押金等财务收入，按入股比例退回给工作室。2018年4月8日，胡素芬、简艳婷签订《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人附加协议（一）》，约定：自2017年6月1日起，工作室促销活动收入、订单定金、押金等财务收入参与当月利益分配。以每月税后净利预留5000元作为店铺流动资金，剩余的80%用于分红，胡素芬、简艳婷各占50%。每月最后一日为结账日。如一方退股，退股时需核算当时未完成的工作室的促销活动收入、订单定金、押金等财务收入，按入股比例退回给工作室。2018年4月8日，胡素芬、简艳婷签订《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人附加协议（二）》，约定：《春田摄影工作室合伙人附加协议1》关于“禁止合伙人另外参与经营与本合伙企业有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的内容作废。2018年9月30日，胡素芬通过微信向简艳婷发送《退伙申请书》，要求退伙。同日，胡素芬发送微信“拍摄到14号就不拍了，盘点结算好，我把工作做好再走”，简艳婷回复“那就按你的从15号开始结算”。同日，胡素芬在微信对话中说“现在一个月即使不做任何宣传，也不亏”，简艳婷回复“以后的盈利亏本与现在无关”。2018年10月7日，简艳婷发送微信给胡素芬“门的密码我改了，你回来提前说就好”，当日，胡素芬回复承诺2018年10月8日回去整理统计结算资产。2018年10月8日，胡素芬通过微信发送《清算表》给简艳婷，简艳婷回复“你确定哦，因为我们就按以上的东西分”。2018年10月9日，胡素芬告知简艳婷已盘点好资产，要求结算。胡素芬认为自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购置的资产合计原值114938元，折旧后现值99124.46元。简艳婷认为不能自行估值，应找专业会计评估，并自行估值为65162.29元。胡素芬要求分资产，简艳婷不同意，并称“你离开是你的事”。2018年10月11日，简艳婷发送微信给胡素芬“如果你不回来盘点和估值，我就用你的统计表格估值给你”。后因折旧率等问题，双方一直未能达成结算协议。一审法院另查明，《记账本》及各月份账记录均记载，2018年9月底的店现金为18362.83元，除了店留5000.37元外，其余款项用于红姐工资、本月道具金、婷分成、芬分成等支出。以上记账记录于《记账本》2018年10月2日的前一页。根据《记账本》的记录，2018年10月2日至2018年10月7日期间的收入为328+298+498+656+398+90+298=2566元，支出为3200+318+7+16.63+238+84=3863.63元。经委托司法鉴定，广东恒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鉴定机构收取了10000元审计费，已由简艳婷预交。审计报告审计的会计期间为2017年4月30日至2019年1月15日，审计报告记载的审计过程为：1.货币资金确定余额为0元；2.其他应收款确认店铺押金为6400元，但押金未收回；3.固定资产“现场核查时我们无法将现场物资与贵院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一一核对”，附表3-2核定固定资产原值总值62184元；4.根据简艳婷提供的《未付货款》清单认定应付账款4645元；5.根据《未完成客户的工作款》清单和《已定未拍》清单认定预收账款为72800.4元；6.其他应付款：认定存在应付给简艳婷及胡素芬的款项。根据审计报告所附“附表3-5”显示，其他应付款包括了简艳婷113132.31元，胡素芬61876.6元。审计结论为：截至2019年1月15日止，春田工作室拥有的权利（即资产）为30775.99元，承担的义务（即负债）为252454.31元，享有的权益（即净资产）为-221678.32元。2017年4月30日至2019年1月15日营业收入437007.47元，营业成本136762.72元，管理费用497699.56元，财务费用311.07元，净利润-197765.88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胡素芬提交的《同意退伙申请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落款处加盖了工作室公章，但没有简艳婷签名。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胡素芬与简艳婷的合伙关系于2018年10月8日终止；二、简艳婷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退伙款969.32元给胡素芬；三、驳回胡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简艳婷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838元，减半交纳419元，由胡素芬负担409元，由简艳婷负担10元；反诉受理费1190.38元，由简艳婷负担。二审中，胡素芬没有提交新证据。简艳婷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页，拟证明截至2018年10月22日，简艳婷均表示不同意胡素芬退伙，是胡素芬强行退伙。经质证，胡素芬对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具体意见按其答辩意见。对于简艳婷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简艳婷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合伙关系终止的时间如何认定；2.双方合伙资产如何分割。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胡素芬主张其于2018年9月30日经简艳婷同意而退伙，并提供盖有双方经营合伙体公章的《同意退伙申请通知书》予以证明。简艳婷则主张其没有同意胡素芬退伙，系胡素芬强行退伙。对此，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胡素芬提交的《同意退伙申请通知书》上没有简艳婷的签名，在诉讼中简艳婷对该通知书亦不予确认，通知书上所盖的公章不能排除为胡素芬所盖，故一审认定该通知书不产生合伙终止效力并无不当。在胡素芬于2018年9月30日向简艳婷提出合伙后，双方开始在微信聊天中协商退伙及清算的具体事宜。2018年10月7日，简艳婷更改了合伙经营工作室的门禁密码，并在当日通过微信通知了胡素芬，双方当日亦在微信聊天中确定于次日进行资产统计登记结算，胡素芬在诉讼中亦主张其后没有再回工作室工作，并于2018年10月8日通过微信向简艳婷发送《清算表》，双方开始结算。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合伙关系自2018年10月8日起终止（即解除）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有鉴于此，简艳婷上诉主张胡素芬强行退伙，胡素芬应按合同约定按净资产的30%作赔偿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胡素芬和简艳婷对于合伙体的财务认识不一致，委托审计有利于厘清部分事实，因涉案审计报告审计的会计期间与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期间不一致，故不宜完全采信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进行裁判，一审法院审核并采用审计报告中具有客观性的部分处理并无不当。具体的财产分割情况，本院分析如下：1.现金部分。本院认定双方合伙的终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审计报告审计的会计期间截止2019年1月15日，两者的时间点不一致，一审法院对审计报告中的货币资金的余额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根据《记账本》的记录，截至2018年9月30日店留现金为5000.37元，在诉讼中双方确认该部分资金由简艳婷控制。2018年10月1日至7日的收入2566元。简艳婷上诉主张该期间的收入部分为预收款，胡素芬不应参与分成。经查，记账本明确记载前述期间的收入均为客户的尾款，故胡素芬应参与该部分款项的分割，简艳婷该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10月1日至7日的支出3863.63元，该时段应预提红姐工资折合700元，即工作室的现金余额为3002.74元（5000.37元+2566元-3863.63元-700元）。胡素芬于2018年10月8日退伙后，现金部分简艳婷应按50%退资1501.37元给胡素芬。至于胡素芬在二审中主张一审法院遗漏分割《记账本》中记载的道具金8020.92元。对此，在诉讼中胡素芬主张该款项为预留备用的款项。简艳婷则主张该部分款项为已支付款项，双方对此各执一词。本案中，胡素芬提出分割的主张，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供证明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2.店铺押金6400元。一审判决认定由简艳婷退还3200元给胡素芬，双方均未提异议，本院予以确认。3.固定资产。简艳婷上诉认为不应将涉案《清算表》作为工作室资产的认定，认为该表既有其自身付款购买的物品，也有日常办公消耗品，甚至有些物品已经损坏，应以审计报告中的具体相应认定为准。经查，审计报告中关于固定资产描述“我们根据记账本记录的支出记录，把其中大额的电子产品和摄影道具确定为固定资产，并按3年计提折旧。现场核查时我们无法将现场物资与贵院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一一核对，我们将衣服和其他价值较低的摄影道具记入当期损益。”据此审计报告中的固定资产认定并非将一审法院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中的所有项目列入固定资产，仅把大额的电子产品和摄影道具确定为固定资产，而对于固定资产的范围，双方当事人在微信协商清算过程中，胡素芬发给简艳婷《清算表》后，简艳婷将清算表修改形成固定资产清单后发回给胡素芬，双方当事人对此在一审庭审中亦予以确认，对此，审计报告中固定资产认定的项目与双方当事人当时核对的项目存在较大的出入，一审判决对审计报告中关于固定资产部分认定的结论不予认可并无不当。对于固定资产的具体价值认定和分割问题。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微信协商的过程以及在案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固定资产原值114938元，再参考审计报告的折旧率及简艳婷所计结果，认定固定资产为65162.3元并无明显不当。因简艳婷接管了工作室的所有财物，一审判决认定简艳婷应支付固定资产净值的50%即32581.15元给胡素芬，处理正确。4.应付账款4645元。《未付货款》清单是简艳婷单方向审计机构提供，未经双方质证，是否存在该些应付账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并无不当。5.预收账款。合伙终止前《已定未拍》收取了押金、定金等共40221.40元，审计报告予以确认，所涉款项已由双方当事人预先分红或投入工作室，因该部分款项为定金或押金性质，并未实际拍摄，现胡素芬退伙，应向简艳婷退回一半即20110.70元。合伙终止前《未完成客户的工作款》已收款项32279元。该部分款项为已收客户款项，已完成了部分工作，仍有部分工作未完成，即在双方合伙终止后客观上仍存在未完成的工作量，而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终止后仍需付出的工作量及所占的相应价款，对此本院对该已收款项酌情认定双方在合伙期间已完成50%的工作量，仍有50%的工作量未完成，该款项已由双方当事人预先分红或投入工作室，现胡素芬退伙，对于未完成部分所占的款项胡素芬应返还一半给简艳婷，即胡素芬退还8069.75元（32279元×50%÷2）给简艳婷。因此，胡素芬应退还预收账款项目下28180.45元（20110.7元+8069.75元）给简艳婷。以上合计，简艳婷应支付37282.52元（3200元+1501.37元+32581.15元）给胡素芬，胡素芬应退还28180.45元给简艳婷，对冲之后，简艳婷应支付9102.07元给胡素芬。简艳婷已预交审计费10000元，双方因结算引起纠纷，一审判决由双方各半负担并无明显不当，即胡素芬应向简艳婷支付5000元审计费。至于简艳婷上诉主张胡素芬窃取其微信好友，应向其赔偿1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减除胡素芬应负担的审计费后，简艳婷尚应支付4102.07元（9102.07元-5000元）给胡素芬。鉴于一审判决简艳婷应支付退伙款969.32元给胡素芬后，胡素芬并未提出上诉，据此，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简艳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部分欠妥，鉴于胡素芬没有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8元（已由简艳婷预交），由简艳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永强书 记 员 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