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9民初8197号原告：深圳市晟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心社区同心路****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64310XC。法定代表人：王兰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博，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治中，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深圳卓伊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天汇大厦****704-A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984617388。法定代表人：张长波。被告二：张长波，男，汉族，1955年9月9日生，身份证住址：天津市东丽区，被告三：王立强，男，汉族，1963年7月15日生，身份证住址：天津市河**，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志，天津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晟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张长波、王立强、深圳卓伊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治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还款251500元，并自2019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2日利息为3898元，以上合计：255398元；2、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一有业务往来，被告二、被告三系被告一的股东。原告股东肖殿胜与被告三王立强相熟。被告三王立强向原告提出借款用于周转时，原告同意了其要求。原告按被告三王立强的要求，于2018年2月1日委托肖殿胜汇款251500元给被告二张长波，并在附言上备注“借款”。借款发生后，三被告一直未向原告还款。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被告二、被告三，要求其归还款项。法院受理案号为（2019）津0110民初418号。被告二、被告三在该案中答辩：被告二的收款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代被告一收取。后法院判决被告二、被告三不构成不当得利，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三被告为共同的借款主体，故其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此外，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已经于2019年1月9日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还款。故三被告应自2019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深圳卓伊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长波、王立强共同答辩称：一、原告与卓伊思公司、张长波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在诉状中自认的事实是王立强向原告提出借款，而后原告将借款支付给了张长波，从原告自认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卓伊思公司与张长波之间并未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向原告出具过借款凭证，并且在（2019）粤0307民初4074号案件中原告还拖欠卓伊思货款，因此，卓伊思公司、张长波和原告之间不具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应承担返还资金的义务。二、原告与王立强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应就其主张的与王立强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等相关规定，原告主张与王立强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相关证据材料，但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就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言，原告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相关证据材料外，还需要详细陈述原告借款关系发生的背景、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情况，且应客观、合理。但原告并提交原被告之间具有借贷关系的证据，原告在陈述借贷事实过程中也具有不合理性，原告独资股东肖殿胜在原告第一次起诉张长波、王立强不当得利案件中并没有把借款的主体、借款用途及借款资金的汇入问题作充分有利的说明，反而陈述有多处矛盾，肖殿胜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原告主张的与王立强之间具有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三、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此次向贵院提起的诉讼金额已包含在2018年12月18日原告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出具了（2019）津0110民初4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次诉讼与之前诉讼当事人基本相同，只不过这次诉讼包含了卓伊思公司，本案的诉讼标的已包含在上次诉讼的标的额内，本案的诉请本质上是否定第一次诉讼的结果，因此，原告本次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四、被告卓伊思公司、张长波、王立强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张长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卓伊思公司与原告具有合作关系，卓伊思公司是原告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肖殿胜给原告转钱系作为原告向卓伊思公司支付的补偿金，被告已就该资金的性质作出合理性解释，如果原告认为双方具有其他法律关系，其本人应当继续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从原告提交证据及其陈述，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与被告一之间存在交易往来，被告一系原告的供应商。被告二、被告三为被告一的股东，并由被告二担任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1日，原告股东肖殿胜向被告张长波汇款251500元，附言备注“借款”。肖殿胜出具情况说明，并出庭作证，证明其是受原告的指令向张长波汇款，资金所有人为原告。原告与被告二、被告三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二、被告三归还原告款项1417000元（含本案所涉款项251500元），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已生效的（2019）津0110民初41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查明原告分6次向被告三银行账户转账，具体为通过原告员工肖艳梅于2017年8月13日、2017年9月8日、2017年10月9日、2017年11月11日、2017年12月21日分别向被告三账户汇款211400元、263800元、266100元、138600元、285600元，以及通过肖殿胜于2018年2月1日向被告三汇款251500元。该案庭审笔录第10页记录，问“为什么当时借款的金额有零有整，计算依据是什么？”，肖殿胜回答“是我对陶陶公司的销售比例算的”。被告一与原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已生效的（2019）粤0307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向被告一支付货款415653.3元及利息。该案中，原告未提出本案所涉款项251500元应予抵扣。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向被告三支付的款项实际为支付给被告一的补偿金，计算方式为原告向案外人陶陶公司提供产品的数量减去被告一向原告供货的数量，再乘以0.2元。被告提交了原告与陶陶公司的对账单、原告与被告一的对账单以及陶陶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的银行汇款凭证，原告对此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汇款付款通知单、证人证言、相关的《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对账单、银行汇款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否是借款。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原告主张系被告二代表被告一向原告股东肖殿胜提出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据、收条等反映借款性质的凭证，仅有转账时的附言备注为“借款”，本院认为，附言为单方行为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在原告自认其股东肖殿胜与被告二相熟情况下也未能提供任何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涉案款项为借款，与常理不符；其次，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被告已举证证明被告一向原告供应原材料，原告向案外人陶陶公司供应产品。经本院核算上述合作的《对账单》，2017年4-6月原告向陶陶公司供货数量减去被告一向原告供货数量为1057000件，乘以0.2元为211400元，与原告2017年8月13日向被告三的汇款金额一致。以此类推，2017年7月至2017年11月各个月份的供货数量差额乘以0.2元得出的金额与原告此后向被告三汇款的金额基本一致。因此，被告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其他交易往来，并非因民间借贷而产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举证后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晟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66元，由原告深圳市晟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  嘉  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  梦  蕾书记员 沈思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