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7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住所地长沙市蔡锷中路**。法定代表人：张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征宇，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开福区。系该行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凤姣，女，1964年11月20日出生，白族，身份证住址长沙市芙蓉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忠益，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雪，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北路**。清算组组长：石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婉斌，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以下简称长沙人行）因与被上诉人钟凤姣、原审第三人湖南省证券登记公司（以下简称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7）湘010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人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长沙人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钟凤姣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企业行政性调整划转纠纷法院不应受理。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向湖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上报《关于省证券登记公司、湖南证券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证券交易中心）与省人民银行脱钩后行政归属的报告》，省分行在该文件上提出请求，“根据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总行）的有关规定，我分行必须与省证券登记公司和证券交易中心彻底脱钩。省证券登记公司和证券交易中心与我分行脱钩后应有个行政挂靠单位。为此，请省政府协调明确其行政归属主管部门”，时任分管金融副省长周时昌批示“请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提出意见，再报省政府定”。1998年11月11日，湖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省政府提交《关于湖南证券交易中心变更挂靠单位的请示》，周时昌副省长11月17日批示“同意暂时挂靠省证监会，清理整顿完毕、证监部门机构改革之后，再按规定重新明确挂靠单位”。后来省政府明确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现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为省证券登记公司的主管单位。可见，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的性质，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为。钟凤姣与长沙人行的人事争议纠纷，是因为省证券登记公司行政性调整、划转而引起，因此，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二、人民银行人事争议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民事案件受理范围。1、长沙人行不是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据了解，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在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责、编制等进行调研论证。长沙人行从未登记为事业单位。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给长沙人行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标明机构类型是“机关法人”。2019年4月16日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给长沙人行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标明的机构性质是机关。在中央相关规定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长沙人行适用事业单位的有关法律规定显然是错误的。2、长沙人行对其管理的在编干部(行员)从未实行劳动合同管理。本案也无任何证据显示人民银行与钟凤姣签订过聘用合同。长沙人行对干部(行员)实行类似参公管理。综上所述，人民银行与其行员的人事争议纠纷完全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山西太原、浙江台州、广东珠海等地关于人民银行人事争议司法判例全部认同了这个原则，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判决此案是错误的。三、脱钩工作没有侵害钟凤姣合法权益。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后，1999年以后，长沙人行再也没有履行过对省证券登记公司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其没有任何人、财、物等方面的联系。脱钩当时，钟凤姣等省证券登记公司员工办理了人事调动手续，人事档案移交给了省证监委，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养老统筹基金等全部进行了划转。1、钟凤姣不是省分行机关编制人员。1991年6月，省分行为解决钟凤姣夫妻两地分居困难，将其从人民银行大庸分行调至省分行证券公司，并非调到省分行机关工作。1992年11月钟凤姣从证券公司直接调入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不是省分行机关处室派出的工作人员。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与人民银行脱钩时，有17人属于人民银行代办调入、招收手续，定向安排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不属于省分行机关编制的人员，这其中就包括钟凤姣。因此，钟凤姣不属于省分行机关编制人员，而是经济实体编制人员。2、未书面征求钟凤姣意愿符合脱钩政策规定。由于钟凤姣不是省分行机关编制人员，不是从机关派到实体，而是从证券公司调到省证券登记公司，因此脱钩时未书面征求意见是完全符合《关于印发省分行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方案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当中“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精神的。3、在企业工作是钟凤姣本人真实意愿。脱钩前后，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长期从事人事劳资工作，脱钩期间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脱钩人事、劳资等相关具体工作，对脱钩政策熟悉程度远超过他人。由于当时省证券登记公司工资收入比人民银行干部高很多，福利待遇很好，即便属于省分行机关编制且征求意见愿意回来的人员，也有个别反悔重回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的情况。1998年底脱钩时钟凤姣口头向人教处反映过想回人民银行的意愿，当时负责接待的人教处长明确答复“哪里来的哪里去，你是证券公司过去的，现在证券公司已经脱钩，不是机关处室了，不属于回来的范围，没有办法”。钟凤姣没有坚持，直至2006年9月2日才以本人名义表达过类似诉求。脱钩后，钟凤姣从1998年起一直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其工资、福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均由省证券登记公司发放，其本人负责劳资工作。1999年被公司评为先进个人，2002年被聘为办公室负责人。2002年10月9日，省证券登记公司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钟凤姣参与表决通过了省证券登记公司整体转制、理顺劳动关系的实施方案。2002年12月25日，钟凤姣在《员工拟选择远东证券去向表》上签名。2003年11月，钟凤姣任省证券登记公司改制办主任，2004年3月任劳资部经理，2004年12月，钟凤姣领取了《职工安置确认书》。2006年6月，因钟凤姣不服从安置，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视钟凤姣自动放弃理顺劳动关系按终止劳动关系处理。从此，钟凤姣才走上缠访缠诉道路。因此，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过程当中，人民银行从未侵害过钟凤姣正当权益。四、钟凤姣申请劳动人事仲裁超过法定仲裁时效。1、一审法院在仲裁时效起算时点确定上，存在事实与认定的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查明脱钩文件发送至省证券登记公司，文件当中有“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的内容，钟凤姣在劳资部门工作，主要负责人事工资等事宜；省证券登记公司1998年召开过全体职工大会，传达脱钩精神，类似的证据和事实还很多。而一审判决凭空认定钟凤姣2002年才了解到人民银行关于脱钩的文件规定，钟凤姣自此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从而得出仲裁时效要从2002年起算的结论。这种认定既缺乏证据支持，又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钟凤姣诉称2002年才知道脱钩文件，才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完全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是否有超过仲裁时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钟凤姣自2002年起持续不断地主张权利，存在时效中断情形，因此其仲裁请求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而事实上，根据长沙人行信访登记簿和信访记录记载，钟凤姣在2006年至今的信访过程中，多次出现过超过一年以上时间未主张权利的情形，如2006年9月12日至200711月16日期间，2011年8月15日至2012年11月13日期间，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根据《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规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为60日，钟凤姣申请仲裁已经超过法定时效。据此，钟凤姣申请劳动人事仲裁超过法定仲裁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都是错误的。同时，省证券登记公司因为企业行政性调整、划转而上访的人员有十几人，全国范围类似因为证券登记公司行政性调整、划转的上访人员有数百人，在相似案件已有判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将引发非常负面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坚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钟凤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判决钟凤姣承担一、二审诉讼费。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长沙人行又补充了以下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判决对争议性质认定错误。1、人民银行不是事业单位，从本案钟凤姣提出的诉讼请求分析，长沙人行与钟凤姣之间的纠纷不是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或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2、钟凤姣一审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判令长沙人行恢复钟凤姣人民银行“正式人事编制”，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的第一项却为：长沙人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恢复钟凤姣“在编职工身份”。长沙人行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没有针对“人民银行正式人事编制是什么，人民银行在编职工身份是什么”进行查明，也没有认定具体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导致判决结果与当事人诉求不一致，可见，一审法院在案件争议性质上认知混乱，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和错误归纳了部分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判决遗漏了“钟凤姣在1992年至2006年期间与人民银行及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分别是怎样”的争议焦点，导致对该案事实审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在该案判决书中错误地将“在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与长沙人行脱钩过程中，钟凤姣是否属于应当征求意见的对象”归纳作为争议焦点，剥夺了当事人就案件争议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辩论的权利，也势必会出现对涉案事实审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结果。三、一审法院判决在证据采信上违反证据规则。1、相关证据未经举证质证。《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湘银[1991]61号)和附件《省分行机关各处室人员定编表》以及1997年8月26日省分行印发的《省分行行员过渡工作实施细则》(湘银发[1997]211号)这两个文件，庭审中未进行举证质证。2、一审判决认定钟凤姣2002年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长沙人行关于脱钩的文件规定，缺乏任何证据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对相关证据未经举证质证，对缺乏证据支持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严重违反证据规则。钟凤姣辩称：一、长沙人行上诉称“企业行政性调整划转纠纷法院不应受理”属于对脱钩行为的定性错误。长沙人行上诉称：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的性质，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的第三条规定，法院不应受理。长沙人行的上诉观点属于对脱钩行为的定性错误。1、省证券登记公司成立时，原湖南省体改委批准的性质属于地方性事业单位，不属于企业。2、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规定，省分行属于第五类事业单位。3、因人民银行属于垂直管理，省分行1998年秘密将省证券登记公司剥离虽属于根据人民银行脱钩政策违规脱钩，但不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行政调整、划转。二、长沙人行上诉称“人民银行人事争议不属于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错误。1、长沙人行前身是省分行，当时的省分行属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规定，省分行及以下单位均是事业单位。2、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时是否要征求钟凤姣回人民银行的意见，并非因解除钟凤姣行员身份产生纠纷，不适用行员救济的“申诉控告”等规定。至于长沙人行诉称：：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发布的有关文件将长沙人行作为机关是没有依据的。因为，2008年7月21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只明确了人总行属于机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调整方案及人员编制另行核批。关于分支机构的性质至今国家均没有明确属于机关。因人民银行属于垂直管理，在国务院没有将其分支机构规定为机关时，，地方政府和其相应部门无权将其定性为机关何况现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事业单位。另外，关于人民银行经济实体脱钩没有征求意见产生的纠纷，司法实践中，有人民法院将其作为人事争议受理并作出了判决。比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终字第1265号民事判决。三、长沙人行上诉称“脱钩工作没有侵害钟凤姣合法权益”这完全是在歪曲事实。1、歪曲“钟凤姣不是省分行机关编制人员”。钟凤姣原是人民银行大庸分行的干部，原本就具有人民银行系统正式人事编制。1991年因工作原因调入省分行，被省分行安排在证券处工作。1992年11月被省分行作为骨干派往组建省证券登记公司。从长沙人行在上诉状中认可钟凤姣属于行员身份就可证明，钟凤姣是有人民银行正式编制的人员。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只有正式编制的人员才能过渡为行员。钟凤姣1997年过渡为管理实务类行员。钟凤姣属于省分行机关编制的人员是个无须争辩的客观事实。2、歪曲“未书面征求钟凤姣意愿符合脱钩政策规定”。第一、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人民银行与所办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经济实体彻底脱钩的通知》（银发（1998）293号）和省分行制定的《关于印发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明确规定：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应当征求本人意愿，愿意回人民银行的，可以回人民银行，另行安排工作。第二、省证券登记公司2002年给长沙人行和人总行的报告都承认，1998年的脱钩不符合人民银行的脱钩政策，没有按规定征求相关人员是否愿意回人行的意见。钟凤姣属于有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按脱钩政策和脱钩方案都应当征求意见，省分行将其列入不属于征求意见的人员未征求其意见，严重违背人民银行的脱钩政策和省分行的脱钩方案，更违背钟凤姣的意愿。3、歪曲“在企业工作是钟凤姣本人真实意愿”。1998年，在没有传达人民银行脱钩文件，没有公开省分行与经济实体脱钩方案的情况下，省分行违规强行将省证券登记公司秘密脱钩，将包括钟凤姣在内的数十人的人事、档案等强行划转，钟凤姣毫不知情。2002年，钟凤姣在得知脱钩政策和脱钩方案均规定其应当征求其意见的情况下，一直不间断的向省分行、更名后的长沙人行、武汉分行、人总行、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反映要求回人民银行。省证券登记公司违规脱钩后留在公司并非钟凤姣本人意愿，钟凤姣也拒绝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后的人员去向选择和安置。四、长沙人行上诉称“钟凤姣的仲裁申请超过了法定仲裁时效”的理由不成立。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在没有传达人民银行脱钩文件，没有公开脱钩方案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2002年钟凤姣了解到脱钩相关文件，知道自己属于应当征求意见后，一直不间断的向省分行、更名后的长沙人行、武汉分行、人总行、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反映要求回人民银行，至申请仲裁长达18年之久。长沙人行在给钟凤姣的信访书面答复是也认可了2002年以来钟凤姣多次重复提起要求回人民银行的事实。在得到人民银行最后复核意见后（即通过信访无法解决问题），才依法申请的仲裁，钟凤姣的仲裁是在法定期限依法提起的，没有过仲裁时效。五、关于长沙人行补充上诉的问题。长沙人行补充上诉的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也均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补充上诉。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只是例举了该规定所称三种人事争议，并未规定解除人事关系产生纠纷不属法院受理范围。前面已提到，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将本案争议作为人事争议并作出了判决。《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均规定因解除人事关系产生争议属于人事仲裁范围，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钟凤姣诉请的“恢复正式人事编制”和一审判决的“恢复在编职工身份”仅是文字表述不同，其性质和后果是一样的，均是解决钟凤姣身份事宜，一审判决并无不妥。2、“脱钩时是否要征求钟凤姣意见”是钟凤姣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核心焦点，无论是钟凤姣在申请仲裁或者仲裁审理时还是提起诉讼或者在一审开庭审理时，钟凤姣均将其作为争议的焦点提出主张进行辩论。长沙人行在起诉时也将其作为起诉的事实与理由进行了阐述，因此，一审将其作为争议焦点完全正确。3、关于1991年的《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湘银（1991）61号）中《省分行机关各处室人员定编表》，这是长沙人行的文件且确实客观存在，此文件不仅长沙人行有，湖南省档案馆也有。因长沙人行存放于省档案馆的资料属于机密钟凤姣无法获取，钟凤姣在申请仲裁和起诉时均申请仲裁委和法院向省档案馆调查核实。可能是因长沙人行存放于省档案馆的资料属于机密的原因，仲裁委和法院也不能复印，但该文件确实客观存在，如二审认为有必要核实，可以去省档案馆调查核实，该文件就存放在省档案馆。综上所述，长沙人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长沙人行的全部上诉请求。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没有发表意见。钟凤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沙人行恢复钟凤姣人民银行正式人事编制并比照同类型人员安排相应的工作职位；2、判令长沙人行补发钟凤姣从1999年1月1日起至今的工资及其他各项待遇约人民币500万元（按照人民银行同级别副科级及中级职称的工资水平补发14年工资为280万元，银宏别墅净收入200万元以上，人民银行历年分红派息等福利30万元，职工额外的医疗费用10万元，上访产生的交通、住宿费用50万元，精神损失费50万元，共计约620万元，仅主张500万元）；3、判令长沙人行为钟凤姣补缴从1999年1月1日起至今的五险一金的社会福利待遇；4、本案诉讼费用由长沙人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凤姣1981年参加工作，1989年6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系人民银行正式编制人员。1991年6月，钟凤姣调入省分行证券公司，形成于1991年6月8日的《干部调动登记表》写明，经研究同意钟凤姣调入证券公司。报人事厅审批手续由省委办公厅办。省分行人事处于1991年10月9日向大庸分行开具的《商调函》载明：“因工作需要，拟商调你行干部钟凤姣同志到我行安排工作。”1991年12月31日，湖南省人事厅向大庸市开具的《干部调动通知》载明：“决定调钟凤姣壹名同志由中国人民银行大庸支行去省分行工作。”形成于1991年的《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湘银(1991)61号)中《省分行机关各处室人员定编表》将证券公司列入机关处室名单中。1992年11月，省分行将钟凤姣作为业务骨干委派参与组建省证券登记公司。1997年8月26日，省分行印发的《省分行行员过渡工作实施细则》规定行员过渡范围包括全省各分支行及银行学校1997年8月31日在编在册、符合行员过渡条件的正式工作人员，并规定编外人员不能过渡为行员。1997年11月，钟凤姣过渡为人民银行管理实务类行员。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6月发布的《关于人民银行与所办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经济实体彻底脱钩的通知》(银发[1998]293号)第四部分规定“凡是人民银行派到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和经济实体兼职、任职的人员，如果已经正式办理了调出手续，不应再调回人民银行。如果没有办理手续的，在进行脱钩工作时，根据本人意愿，如继续留在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和经济实体的，应正式办理调出人民银行手续；如回到人民银行工作的，在完成工作移交后，可回人民银行。”1998年12月，省分行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省证券登记公司为受文对象之一。该通知中，关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脱钩方案第3条规定“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后，愿意回行的，可以回行，另行安置；愿意留公司(中心)的，办理调动手续，与人民银行彻底脱钩。”1998年，省分行将省证券登记公司整体移交给省政府，人事档案移交给湖南省证监会，将职工社保关系转移至地方，由省政府对其清理整顿，逐步实现清盘关闭和转制。省分行在经济实体脱钩改制过程中将征求意见范围定为三类人员：1、原在机关处室工作，经组织派出经济实体的；2、经省分行接收并直接安排到经济实体的部队转业干部；3、1993年7月前省分行接收并直接安排到经济实体的大专院校全日制毕业生。1999年3月，钟凤姣的人事关系从省分行脱钩调出，工资、养老保险调入证券交易中心（1993年，省分行设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与省证券登记公司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管理）。庭审中，钟凤姣述称于2000年知道自己的养老保险已经转到地方账户。在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期间，省分行并未征求钟凤姣是否回行的意见，当钟凤姣知道单位有的同事被征求了意见时，钟凤姣找到省分行人教处的负责人反映未征求其意见的情况并要求回省分行工作，时任省分行人教处长答复称钟凤姣不属于征求意见范围。钟凤姣表示自己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正式调来省分行，属于在编干部，情况特殊，向时任人教处长、分管副处长请求，请组织慎重考虑并予以解决。此后，省分行未给钟凤姣明确答复，亦未告知钟凤姣与省分行脱钩办理调出手续。从2002年开始，钟凤姣以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时，未征求其意见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8]293号)及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规定为由，连续多次向长沙人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及湖南省信访局等部门主张权利，要求回长沙人行工作，解决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2016年，长沙人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对钟凤姣要求回长沙人行工作的诉求均不予支持。另认定，1998年，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的劳资部门工作，主要负责人事工资、福利待遇的制表上报事宜。钟凤姣被省证券登记公司评为1999年度先进个人。2002年9月10日，钟凤姣被聘为省证券登记公司办公室负责人（享受部门副职待遇）。2003年11月6日，钟凤姣被聘为省证券登记公司改制办主任，主要从事劳资工作管理、工资、福利、各项社保、住房公积金的审核等，负责改制办全面工作。2004年3月17日，钟凤姣被聘为省证券登记公司劳资部经理。1998年以后，钟凤姣的工资、福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均由省证券登记公司发放。2002年10月9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钟凤姣参与表决通过了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整体转制，理顺劳动关系等实施方案。2002年12月25日，钟凤姣在《员工拟选择远东证券去向表》内签名。2004年12月17日，钟凤姣领取了《职工安置确认书》。2005年12月26日，证券交易中心、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成立，分别接管了证券交易中心、省证券登记公司的一切事务。2006年6月27日，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向钟凤姣送达湘证交登清字[2006]02号通知，告知钟凤姣于2006年6月29日前来公司办理理顺劳动关系相关手续。因钟凤姣认为其应回长沙人行工作，故未去公司办理理顺劳动关系相关手续，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视为钟凤姣自动放弃理顺劳动关系，按自动终止劳动关系处理。钟凤姣与省证券登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因其未将社保及住房公积金转至相应的安置渠道，省证券登记公司为钟凤姣垫付了2006年7、8、9、10共四个月的社保费用。此后，钟凤姣也未领取经济补偿金。钟凤姣认为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时未征求其是否回省分行的意见侵害其合法权益，遂于2016年向省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提出以下仲裁请求：1、裁定长沙人行恢复钟凤姣人民银行正式人事编制并比照同类型人员安排相应的工作职位；2、裁定长沙人行补发钟凤姣从1999年1月1日起至今的工资及其他各项待遇约人民币500万元；3、裁定长沙人行为钟凤姣补缴从1999年1月1日起至今的五险一金的社会福利待遇。省劳动仲裁委认为钟凤姣系省分行在编在岗工作人员，长沙人行在1998年12月与所办的经济实体脱钩中没有按人总行和省分行文件要求，征求钟凤姣的意愿，及时回省分行机关工作，侵害了钟凤姣的正当权利，因此给钟凤姣造成的损失长沙人行应予承担，故长沙人行应当恢复钟凤姣人民银行编制内员工身份，并安排适当工作。钟凤姣是长沙人行安排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省证券登记公司改革移交地方政府前即2006年6月前省证券登记公司支付了钟凤姣工资，而省证券登记公司改革移交地方政府后，长沙人行一直未安排钟凤姣工作造成钟凤姣工资损失，长沙人行应按人民银行同类人员的标准补发钟凤姣工资。钟凤姣第三项仲裁请求“五险一金”的补建补缴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故不予实体审查。2017年3月29日，省劳动仲裁委作出湘劳仲案字[2016]1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长沙人行在裁决生效之日起恢复钟凤姣在编职工身份，并安排工作；二、长沙人行在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人民银行同类员工标准补发钟凤姣2006年7月至2017年3月的工资；三、驳回钟凤姣的其他请求。钟凤姣不服，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在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与长沙人行脱钩的过程中，钟凤姣是否属于应当征求意见的对象；二、钟凤姣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关于焦点一。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6月制定的《关于人民银行与所办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经济实体脱钩的通知》（银发（1998）293号）第四部分规定，和1998年12月省分行制定的《关于印发＜省分行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方案＞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中，关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脱钩方案第3条规定，脱钩的对象是人民银行编制外的人员，编制内人员必须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后，愿意留公司（中心）的，办理调动手续，与人民银行彻底脱钩，钟凤姣属于人民银行编制内人员，是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属于征求意见的对象，钟凤姣与省分行脱钩必须征求其本人意见，而省分行并未按自己制定的文件要求，向职工宣传脱钩的文件政策，也未征求钟凤姣的意愿，在实际操作中将征求意见的对象规定为“三种人”，将钟凤姣排除在征求意见的范围之外，违反了《关于印发＜省分行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方案＞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规定，侵害了钟凤姣的正当权益。关于焦点二。2002年，钟凤姣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长沙人行关于脱钩的文件规定，知道自己属于应当征求意见的对象时，钟凤姣自此才真正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钟凤姣自2002年开始连续不断地向长沙人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政府信访部门投诉反映。钟凤姣自2002年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后，持续不断的向有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存在时效中断情形，钟凤姣的仲裁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综上所述，钟凤姣系省分行的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省分行在1998年12月与所办的经济实体脱钩中没有按人总行和省分行文件要求征求钟凤姣是否愿意回省分行工作的意见，侵害了钟凤姣的正当权益，故长沙人行应当恢复钟凤姣人民银行编制内员工身份。因钟凤姣是由长沙人行安排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该公司改革移交给地方政府前即2006年6月前向钟凤姣支付了工资，而省证券登记公司改革移交给地方政府后，长沙人行一直未安排钟凤姣工作造成钟凤姣工资损失，故长沙人行应按人民银行同类人员的标准补发钟凤姣的工资。钟凤姣请求法院判令长沙人行向其支付银宏别墅净收入，人民银行历年分红派息等福利，职工额外的医疗费用，上访产生的交通、住宿费用，精神损失费用的诉讼请求，因钟凤姣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钟凤姣请求法院判令长沙人行为其补缴从1999年1月1日起至今的“五险一金”的诉讼请求，因“五险一金”的补建补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长沙人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恢复钟凤姣在编职工身份；二、长沙人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按人民银行同类员工标准补发钟凤姣2006年7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三、驳回钟凤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决定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长沙人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省分行“三定”方案的批复》（银复【1990】448号）（1990.12.6），拟证明：1、省分行1990年三定方案中确定的机关处室和直属单位；2、证券公司及人员并非三定方案中的机关处室，也非直属机构。3、省分行的机构调整、更名或增减人员编制、领导职数，须报总行批准。证据2：省分行《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湘银【1991】61号）（1991.3.25），拟证明：1、1991年省分行机关各处室人员定编人数；2、定编总人数345人，在省分行的编制范围内；3、证券公司的定编人数是2人（均为领导职数），其他人员并未在省分行的编制人数范围内。证据3：省分行《关于申请人员编制的报告》（湘银【1990】353号）（1990.11.17），拟证明：1、省分行下文保留证券公司，但省分行在编制计划时，并没有证券公司的人员指标；2、证券公司财务上与省分行脱钩，业务上归口省分行领导管理，人员编制由省政府下达，系地方编制；3、证券公司的职工工资福利按照人民银行的现行政策和标准执行;4、本文件形成时，钟凤姣还未到证券公司。证据4：人总行《关于规范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内设机构的通知》（银发【1997】211号）（1997.5.19），拟证明：1、省分行再次强调，省级分行的职能处室18个，直属机构3个。2、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均不在上述省分行确定的职能处室和直属机构的编制中。证据5：省分行《关于省分行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事实方案的报告》（湘银【1997】60号）（1997.7.24），拟证明：1、实施方案中第一条“实施范围”明确规定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不在实施范围之列；2、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机构保留，但是不占省分行的机构数、领导职数及人员编制。证据6：钟凤姣干部履历表（填报日期：1992年10月18日），拟证明钟凤姣自认从1991年7月开始在证券公司工作；熟悉人事劳资业务。证据7：钟凤姣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992年10月），拟证明：1、申报单位为证券公司；2、自认“1991年7月，组织上为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将钟凤姣从大墉支行调到证券公司”的事实；3、进入证券公司后，在营业部熟悉证券业务及操作流程；4、先后在证券公司担任会计和出纳。证据8：钟凤姣94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证据9：钟凤姣95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证据10：钟凤姣96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证据8-10，拟证明：1、1994年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清算部从事清算员工作；2、考核申报单位为：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证据11：钟凤姣1997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拟证明钟凤姣1997年开始从事劳资工作。证据12：钟凤姣1998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拟证明：钟凤姣从事劳资部门的相应工作，如：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和调整，干部职称考核工作等。证据13：钟凤姣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及基本养老保险表（1994年-1999年），拟证明从1994年开始，省证券登记公司就在给钟凤姣缴纳养老保险。证据14：钟凤姣关于申报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业务工作报告（1996年1月28日），拟证明钟凤姣自认从1991年7月调入省分行证券公司工作，并从事了与证券公司、省证券登记公司相关的工作，从未在省分行机关处室从事相关工作。证据15：2003年7月17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关于有关人员职务聘用的决定》（湘证交登字【2003】19号）；证据16：2003年11月6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关于钟凤姣同志职务聘用的决定》（湘证交登字【2003】39号）；证据17：2004年3月17日，证券交易中心《关于有关人员职务聘用的决定》（湘证交登字【2004】9号）；证据18：2004年3月17日，省证券登记公司《关于有关人员职务聘用的决定》（湘证交登字【2004】12号）；证据15-18，拟证明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部分任职情况，其中包括2003年担任改制办副主任，主持改制办工作；2004年担任劳资部经理。钟凤姣说2002年就开始上访，且多次上访。现在问题是钟凤姣就开始担任改制办副主任，一直到2004年，她还在公司工作，她怎么上访，她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她上访了。证据19：卷内文件目录及《省分行机关及其直、附属位人员领导职数一览表》（1992年6月），拟证明省分行机关处室及直附属单位无证券公司。证据20：1992年的省分行《“三定”方案落实情况表》，拟证明落实后的三定方案无证券公司。证据21：《关于刘显文等同志聘任职务的批复》(湘人银干复【1992】01号，拟证明证券公司有相对独立人事权。证据22：《关于杨绍芳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湘人银干[1992]08号、《关于陈茂松同志任职的通知》湘人银干[1992]20号、《关于唐德润、周向明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湘人银干（1992）37号，拟证明：省分行对机关处室和证券公司作了明显区分：机关干部任命文件只发送“省分行各处室”；证券公司干部任命文件本行发送“各处室”；同时任命机关干部和证券公司干部文件发送“省分行各处室、省证券公司”。证据23：钟凤姣2002年11月11日信访件，拟证明自认证券公司是直属机构，视同处室管理。证据24：省分行1992年委派到证券公司、省证券登记公司干部都有任职文件，拟证明1992年期间委派干部均有任职文件。证据25：省分行1992年所有68份干部任职文件目录。拟证明无钟凤姣任职文件，未进行委派。证据26：《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合并与脱钩的有关材料》、《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人员名单》，拟证明钟凤姣从证券公司到省证券登记公司是岗位调整。证据27：人总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执行办法实施方案等7命文件的通知》(银发【1996】379)，拟证明：行员过渡未得到省分行审批、复议和审核，未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不能仅此就反推钟凤姣具有人民银行的编制。证据28：钟凤姣等15人人事档案和专业技术档案已于1999年5月6日移交给湖南省证券监督委员会，拟证明脱钩是行政划转工作，是主管单位之间的交接，不存在单独告知钟凤姣问题。证据29：属于人民银行派出干部脱钩时征求意见人员名单，拟证明：征求意见的主要原则是不是省分行机关处室派出干部。比如万青是省分行外汇处的，石咏芳是省分行人事处的副处长，1992年派往省证券登记公司。丰健行，省分行科技处的干部，1993年8月派往证券交易中心。谭晓悦，省分行科技处的干部，1993年8月派往证券交易中心。有9人是省分行派出的干部，还有4人是省分行接受的军转干部和大学生。证据30：属于经济实体编制不征求意见的人员名单，拟证明：从人民银行地市分行、县支行以外单位调入经济实体人员17人，不是省分行派出人员。虽然是省分行干部家属或者亲属，也均未征求意见。和钟凤姣一样的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调入省证券登记公司的有4人，是省分行干部家属的有10人左右，都没有征求意见，都没有回人民银行。证据31:长沙人行(湘银发【1994】242)文件，拟证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作为经济实体具有独立性，其职工与公司形成独立的劳动人事关系。针对长沙人行提交的上述证据，钟凤姣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采信。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长沙人行的“三定”方案随时可以变换，该方案是1990年的，而证券公司在1990年时还未成立。证据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采信。该证据的附表中将证券公司作为机关处室，也就推翻了其证据1证券公司不属于机关处室的证明目的。证据3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的第二页倒数第四行，到目前为止，已先后从省、市两级分行抽调了人民银行现有干部编制180多人从事证券业务，削弱了人民银行作为履行金融宏观调控干部职能的队伍力量。第三页第一行，证券公司作为一个新型的金融机构，应与其他机构一样，财务体制上应与省分行彻底脱钩，业务上归口省分行领导管理，行政体制上在省政府立户，挂靠省分行领导，人员编制由省政府下达系地方编制。这两段话综合证明证券公司是属于人民银行机关处室，钟凤姣属于人民银行正式编制的人员。对证据4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知是1997年发布的，是随时可以变换的。对证据5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凤姣是属于人民银行编制人员，不属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的编制人员。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的第一页的单位是证券公司，后面盖章的是省分行。也就是说，钟凤姣是属于人民银行正式编制的人员。对证据7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最后处盖的是省分行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章。这份证据正好证明钟凤姣虽在证券公司工作，但她的人事、工资等所有人事管理都是在省分行，是省分行派到证券公司工作的。对证据8至证据11的质证意见同证据7的质证意见。证据8-10最后处盖的是省分行考核领导小组的章。证据12：当时脱钩时，长沙人行没有征求钟凤姣的意见，钟凤姣多次找他们反映情况，他们说这是党委定的。由此，钟凤姣多次到武汉分行、人总行、国家信访局上访。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证券公司工资发放和养老保险缴纳其审批权在人民银行。对证据14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凤姣是省分行派到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工作的，人事关系属于省分行。对证据15至证据18的关联性有异议，这是违法脱钩以后的事情，跟本案争议的1998年脱钩是否要征求意见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9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格不是完整的，并且要证明的内容与对钟凤姣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相矛盾，其质证的时候说证券公司是省分行的直属单位，但该份证据证明省分行机关处室及直附属单位无证券公司。对证据20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省分行二审提交的省分行机关各处室人员定编表相矛盾，定编表中记载证券公司是省分行的机关处室，和证据2其要证明机关处室中没有证券公司相矛盾。对证据21至证据22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证券公司没有独立的人事权，人事任免和决定都是省分行作出的。对证据23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报告第二段最后一句话，钟凤姣提出脱钩时没有公布和宣讲脱钩政策和方案，不是诉讼才提出来的。对证据24至证据25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全部的任职文件，只是其中一部分。对证据26的三性有异议，1994年的时候，省证券登记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止24人。该证据有涂改和伪造的嫌疑，文件第二点名字有吴红星和钟凤姣，后来涂掉了。对证据2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实施方案中明确，实施范围包括人总行各分支行中编制内的在行员岗位上工作的人员。钟凤姣进行了行员过渡，证明她是省分行编制内的在行员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对证据2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钟凤姣是有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否则，不存在脱钩和将干部档案和专业技术档案移交出去的问题。同时也证明钟凤姣确实不知道自己的档案是什么时候移交出去的。对证据29、证据30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为了应诉制作的表，不是当时省分行派出干部和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人员的真实记载。该证据的附件只提供了部分的资料，不是完整的。钟凤姣的调令是调到省分行，并非调到证券公司。因证券公司没有人事权，钟凤姣从证券公司到省证券登记公司，是省分行指派的。对证据3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经济实体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和工资福利。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对长沙人行提交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钟凤姣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1989年省分行填发的《工作证》。证据2：1989年省分行颁发的《结业证》。证据1至证据2，拟证明：钟凤姣在调入省分行之前，就是人民银行大庸分行的干部，具有人民银行编制。证据3：省分行出具的（1991）湘银干调字第18号《商调函》。拟证明：1991年钟凤姣是调入省分行工作，属于省分行正式编制人员。证据4：省分行人事处向大庸人行人事处出具的人事档案调动《回执》。拟证明：1991年，钟凤姣调入省分行后，人事档案一并调入省分行。证据5：（1991）湘人干调字第1045号干部调动通知存根。证据6：干部、工人调动介绍信。证据5至证据6，拟证明：1991年钟凤姣是调入省分行工作，属于省分行正式编制人员。证据7：1995年省分行填发的《工作证》。拟证明：1991年钟凤姣调入省分行，属于省分行正式编制人员，职务职称为：行员（助经师）。证据8：1996年省分行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文件。拟证明：钟凤姣属于省分行机关人员，并通过了省分行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审。证据9：1996年省分行的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文件，拟证明：钟凤姣通过省分行的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后，被省分行聘为省证券登记公司的经济师。证据10：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拟证明钟凤姣被省分行多次聘任为经济师。证据11：行员过渡登记表，拟证明：1997年，钟凤姣过渡为管理实务类行员，根据当时行员过渡规定，只有有编制的人员才能参与行员过渡。这就充分证明，钟凤姣具有人民银行编制，否则，不会参与行员过渡，更不会过渡为管理实务类行员。证据12：1998年的荣誉证书，拟证明钟凤姣属于省分行机关人员，并被评为1997年度省分行机关双文明建设的金融先进工作者。证据13：工资审批表，拟证明：钟凤姣具有人民银行编制，否则，在工资审批表的“备注”栏里会注明“此人非人民银行编制”。证据14：2002年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长沙人行党组领导的《关于请求解决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职工回人民银行工作的报告》，拟证明：有部分职工属于人民银行干部指标，人总行备案的，应当回人民银行，但没有允许回人民银行，请求长沙人行解决这些职工回人民银行的问题。钟凤姣属于该报告中提到的应当回人民银行的人员之一。证据15：2002年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省分行党委的《关于请求落实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以及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精神、妥善安置职工、避免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的紧急报告》，拟证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有20多人，人教处只征求了13名人员的意见，对其余10多名人员根本就没有征求意见，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权益，最后还违规将40名员工安排到了人总行明令要撤销的公司里。请求人总行督促武汉分行严格执行人总行下发的脱钩文件，要求给予员工选择回人民银行工作的权利。钟凤姣属于该紧急报告中提到的应当征求意见而没有征求意见的人员之一。证据16：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拟证明：钟凤姣虽被派到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但因属于人民银行编制人员，每年均由省分行进行年度考核并考核合格。证据17：1992年贺南春干部调动通知存根，拟证明：贺南春系1992年从人民银行常德分行调到省分行证券公司工作，证券公司脱钩时贺南春被征求了意见，现在长沙人行工作。钟凤姣是1991年调到省分行，被省分行安排在证券公司工作。调到证券公司的贺南春都被征求意见，调到省分行的钟凤姣更应被征求意见。证据18：1997年省分行行员职务晋升增资名册审批表，拟证明：钟凤姣是人民银行行员，具有人民银行编制，1997年与其他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的具有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一起进行了职务晋升和工资增加。证据19：省分行未参加两年一次工资普调职工花名册和两年一次工资普调名册，拟证明：无论是参与了工资普调还是未参与工资普调，如不是人民银行编制人员会在名册上注明：“不属人行编制”。钟凤姣的名册没有注明，证明钟凤姣具有人民银行编制。证据20：省分行职工工资正常晋升花名册，拟证明：钟凤姣虽被安排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工作，因属于人民银行编制人员，每年的省分行机关职工工资晋升花名册都有钟凤姣的名字。长沙人行对于钟凤姣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凤姣以前是人民银行的干部，不表明以后也是人民银行的干部。对证据3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凤姣的人事调动手续基本上都是人事厅的，人民银行的调令明确钟凤姣是调到证券公司，不是调到省分行。干部商调函写的是工作需要这一点我们不认可，在她自己的档案自述中，是解决夫妻双方分居问题。该商调函调的是档案资料，实际上是调档，不是人事调令。干部调动通知存根是为了解决城市增容费的问题。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省证券登记公司作为省分行管理的经济实体，在管理方面视同省分行机关处室管理，所以发了工作证。对证据8至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文件写的很明确，钟凤姣是属于直附属单位人员，这也是视同管理带来的问题。证券公司人员的技术职称，省分行不给他们办理，他们就没地方办理。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行员过渡登记的工作没有实际完成，省分行没有复议和审核结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也是视同管理带来的问题。对证据13的真实性有异议。雷金海的工资审批表备注栏“此人非人民银行编制”这句话跟整个工资审批表的笔迹明显不同，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该审批表的原件。对于证据14、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2002年省证券登记公司给省分行党委的《紧急报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说法，“三是”列举的几种情形表述不准确，没有文件支持。两份报告都是钟凤姣自己的陈述。对于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表的名称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但考核表的单位是证券公司，达不到钟凤姣说的证券公司是省分行分支机构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贺南春不是脱钩的时候回省分行的，是多年以前通过正式人事调动手续调回来的，根本不存在征求意见的问题。反而和钟凤姣一样，从人民银行县支行、市分行调到证券公司的人员都没有征求意见，都没有回人民银行。对证据18至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凤姣这一批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单位是省证券登记公司。这些工资表都是内部管理的需要，是视同省分行机关处室管理带来的模糊认识。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对钟凤姣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的意见与长沙人行的意见一致。针对长沙人行、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钟凤姣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1至证据2）省分行对下面分支行的编制是统一管理的，花名册是每年报总行的。2、（证据3至证据6）省分行对下面的人事的调动是经过正常手续的，商调函和干部调动介绍信都是省分行的。当时与钟凤姣一起从下面分支机构调上来的有一批人员确实存在城市增容费的问题，省分行为了减免城市增容费，要办的可以去人事厅办。但是，根据这个情况钟凤姣找到了当时的人事处长杨俊文、干部科的张仁良询问当时的情况，他们一致说钟凤姣是调到省分行，当时的人事处干部科长石咏芳亲自为钟凤姣办的调动。3、（证据8至证据10）对方辩称的发文对象属于直属单位是错误的，证明钟凤姣是直属单位的人。这不是事实。文件的内容明确写了“我行机关李英鹏等十五名同志（包括钟凤姣）”，能够证明钟凤姣是省分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钟凤姣不是长沙人行的，长沙人行不会给钟凤姣评职称。4、（证据11）长沙人行辩称的行员过渡没有完成不是事实，行员过渡当年是按照规定依法进行的，并且已经完成。之后一直是按照行员进行操作的。行员过渡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制定的行员管理办法，本办法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在行员职位上工作的人员，每年要进行考核。1996年7月4日，人民银行根据行员管理办法对分支机构的人员进行考核。考试合格，填写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过渡登记考核表。人民银行在编的员工才能过渡到行员。5、（证据17）长沙人行辩称贺南春是调回来的，而不是脱钩回来的，不是事实。贺南春是1992年到证券公司，1994年证券公司脱钩的时候征求意见回人民银行的。对于长沙人行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可以采信,其附表内容可以证明证券公司系省分行的机关处室。证据3可以采信，该证据证明证券公司自成立以来，人总行在编制人员计划时，没有证券公司的人员指标。但为了保证全省证券业务的正常运转，省分行就从省、地（市）二级分行抽调了具有人民银行编制的干部从事证券业务。证据4、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可以采信，证明钟凤姣从1991年7月开始在省分行证券公司工作。证据7可以采信，证明1991年7月，为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省分行将钟凤姣从人民银行大庸支行调到省分行证券公司。证据8至证据10，可以采信，证明1994年至1996年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清算部从事清算员工作。省分行将其工作表现评为称职。证据11、证据12，可以采信，证明1997年、1998年钟凤姣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从事劳资工作。省分行将其工作表现评为称职。证据13，可以采信，证明从1994年开始，省证券登记公司为钟凤姣缴纳了养老保险。证据14，可以采信，证明钟凤姣1991年7月调入省分行证券公司从事出纳、会计工作，1992年10月筹备成立省证券登记公司，至1996年一直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工作。证据15至证据18，可以采信，证明钟凤姣2003年7月至2004年3月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担任改制办副主任、主任，主持改制办工作；2004年3月在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担任劳资部经理。证据19、证据20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1、证据22，可以证明证券公司人事权在省分行。证据23，可以证明证券公司是省分行的直属机构，视同省分行处室管理；还证明2002年11月11日时钟凤姣就因本案在维权，且1998年省分行在办理省证券登记公司与其脱钩事宜时，没有在省证券登记公司公布、宣讲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证据24至证据3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钟凤姣提交的证据，长沙人行除对证据13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钟凤姣对于证据13中“此人非人民银行编制”的笔迹与整个工资审批表的笔迹不同作出了合理的说明。故长沙人行对于证据13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证据1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余证据，能证明1989年钟凤姣在人民银行大庸支行工作时就是省分行有编制的工作人员，1991年调入省分行工作，被省分行评为行员（助理经济师）、经济师，1997年过渡为管理实务类行员，多次被该行评为金融先进工作者。2002年8月2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长沙人行党组领导出具了一份《关于请求解决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职工回人民银行工作的报告》。2002年11月4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人总行党委出具了一份《关于请求落实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以及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精神、妥善安置职工、避免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的紧急报告》。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述称：根据文件精神，原属人民银行干部指标的职工，可以回到人民银行工作。可当时省分行并没有执行文件精神。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职工中有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有20多人，人教处只征求了13名人员的意见，对其余10多名人员根本就没有征求意见，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权益。故本院予以采信。省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组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根据钟凤姣的申请，依法向湖南省档案局调取了以下证据：证据1：1991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2：1992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3：1993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4：1994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5：省分行专业技术人员花名册；证据6：1995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7：1997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8：1997年省分行专业干部技术名册；证据9：1998年省分行职工花名册；证据10：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钟凤姣认为上述证据能证明：1、钟凤姣是省分行的职工，具有人民银行编制。每年的职工表都有钟凤姣的名字，钟凤姣的行政职务是科员，专业技术职务是助经师。2、1991年，钟凤姣是调入省分行，由省分行派往工作的单位证券公司属于省分行的机关处室。长沙人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证据10的附件三中提到“证券公司的编制问题正在向总行汇报”，且这份文件是布置工作的文件，最后实施的结果并没有证券公司。2、职工花名册。我们一直认为当时省分行管理的人员有机关行政编制和经济实体编制人员的区分，关于对人民银行的实体人员也实行编制管理。所以，省分行当时的职工花名册包括省分行机关干部和经济实体编制的所有人员。从职工花名册也可看出来，钟凤姣的名字也从未在省分行机关处室的名单中出现过，一直在经济实体的名单中。人民银行对经济实体人员实行编制管理，有政策依据。我们在一审证据18至证据21都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应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证券公司自1988年7月成立以来，人总行在编制人员计划时，没有证券公司的人员指标。但为了保证全省证券业务的正常运转，省分行就从省、地（市）二级分行抽调了具有人民银行编制的干部180多人从事证券业务。2、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分别成立于1992年11月、1993年10月，是由当时的省分行组建成立，一直在省分行的管辖下，隶属于人民银行机构。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省分行委派、调入、毕业分配的。3、2002年8月2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长沙人行党组领导出具了一份《关于请求解决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职工回人民银行工作的报告》。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向长沙人行党组领导报告称：1998年省分行与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脱钩时，有许多具体手续事宜没有处理完善，其中在人事问题上没有完全明确职工的去向。脱钩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应该回省分行，但没有允许回省分行，这些职工有三种情况：一是省分行机关委派到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工作的；二是由省分行从其他单位直接调入的；三是由省分行直接接受分配的学生。以上这些职工都属于人民银行的干部指标、人民银行工资指标。人总行已备案的。所以，这些职工应回到人民银行工作。按照文件精神，省分行现应接受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的职工。1997年至中国证监会下文清理整顿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以来，有关文件就已明确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人员的去向问题。原属人民银行干部指标的职工，可以回到人民银行工作。可当时省分行并没有执行文件精神。2002年11月4日，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给人总行党委出具了一份《关于请求落实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以及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精神、妥善安置职工、避免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的紧急报告》。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在该紧急报告中述称：根据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文件精神，对于人民银行独资的证券登记公司,报证监会批准后,将现有开户、登记、托管系统及有关业务资料移交相应机构继续办理，原证券登记公司予以撤销。对于需要与人民银行脱钩的证券交易中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国办发[1998]135号），在进行清理整顿后，将股权转让给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实现与人民银行脱钩。而原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中关于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的脱钩方案背离了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文件精神，第一、对证券登记公司采取了脱钩，而不是撤销。第二、证券交易中心脱钩时，完全不符合与人民银行脱钩的条件。第三、由于原省分行对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进行了错误的脱钩处理，导致要撤销的公司安置了人，对不符合脱钩条件的证券交易中心脱了钩。第四、原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中的脱钩方案中规定，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后，愿意回行的，可以回行，另行安置。愿意留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的，办理调动手续，与人民银行彻底脱钩。但在执行时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时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员工中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有20多名，人教处只征求了13名员工的意见，对其余的10多名员工根本没有征求意见，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权益。最后还违规将40名员工安排到人总行明令要撤销的省证券登记公司里。最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请求人总行党委督促武汉分行严格执行人总行（银发[1998]559号）文件，对于已撤销的省证券登记公司是不能安置人员的，并要给予员工选择回人民银行工作的权利。4、省证券登记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由省分行任免。5、长沙人行提交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载明：长沙人行的机构类型系机关法人，有效期为2015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颁发单位是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加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印章，该证书注明：本证书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6、1998年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即长沙人行。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1991年钟凤姣是调入省分行还是调入到证券公司工作。2、省证券登记公司在与长沙人行脱钩时，钟凤姣是否属于征求意见的对象。3、钟凤姣与长沙人行之间的本案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4、本案是否过了诉讼时效。现分述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第一、钟凤姣1989年6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系人民银行正式编制人员。省分行出具的（1991）湘银干调字第18号《商调函》、省分行人事处向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人事处出具的人事档案调动《回执》、省人事厅《干部调动登记表》、（1991）湘人干调字第1045号干部调动通知存根、干部工人调动介绍信等证据能够证明1991年6月，钟凤姣是调入省分行工作。第二、省分行1991年3月25日发布的湘银[1991]61号文件《关于搞好省分行机关处室“三定”方案的通知》中证券公司位列省分行的处室之中，省分行1991年至1998年的职工花名册上均有钟凤姣。第三、钟凤姣提交的1996年省分行的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文件、聘任证书、荣誉证书等证据证明，1996年至1998年钟凤姣被省分行聘任为经济师、1997年被评为省分行机关金融先进工作者。第四、1997年钟凤姣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员过渡，省分行的意见是同意钟凤姣过渡为管理实务类行员。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证券公司系原省分行的处室，钟凤姣系省分行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钟凤姣属于人民银行编制内人员是正确的。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的钟凤姣不是省分行机关编制人员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一、根据省分行1998年12月发布的湘银发[1998]326号文件及《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脱钩方案第3条规定“对属于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由人教处征求本人意见后,愿意回行的,可以回行,另行安置；愿意留公司(中心)的,办理调动手续,与人民银行彻底脱钩。”第二、根据焦点一的分析，钟凤姣属于具有人民银行编制的人员。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钟凤姣与省分行脱钩时必须征求其本人意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的未书面征求钟凤姣意愿符合脱钩政策规定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经审查，第一、长沙人行认为：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与长沙人行脱钩的性质，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实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为。钟凤姣与长沙人行的人事争议纠纷，是因为省证券登记公司(证券交易中心)行政性调整、划转而引起，因此，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但长沙人行依据《关于人民银行与所办城市信用社、证券登记公司、经济实体彻底脱钩的通知》{银发（1998）293号}和《关于印发＜人民银行省分行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方案＞的通知》（湘银发［1998］326号），在脱钩过程中，与钟凤姣发生争议，并不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第三条，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故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的上述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8]33号)、中央编办《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意见的通知》(中央编办[2003]1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83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19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据了解，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在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责、编制等进行调研论证。因此，其认为长沙人行不是事业单位。人民银行与其行员的人事争议纠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完全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浙江台州、广东珠海等地关于人民银行人事争议司法判例全部认同了这个原则。但根据1993年12月04日发布并生效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第一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及其以下单位属于第五类事业单位。而2008年7月21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只明确了人民银行总行属于机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调整方案及人员编制另行核批。且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及其以下单位，均属于第五类事业单位。此外，钟凤姣提交的一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证据证明省分行属于事业单位。上述事实表明，当时的省分行即长沙人行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对于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的一审判决长沙人行适用事业单位的有关法律规定是错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二条以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终止人事关系发生的纠纷属于人事争议。《湖南省人事争议仲裁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人事争议，是指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人事管理或者因执行人事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的下列争议：……（四）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调出与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发生的争议。……”第四、本案纠纷实质就是省分行违规将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时，应征求而未征求钟凤姣是否愿意回人民银行的意见而引发的钟凤姣要求长沙人行为其恢复编制、安排工作、补发工资产生的纠纷。第五、关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派遣到证券公司工作，在脱钩过程中，该工作人员与人民银行产生的类似纠纷，有兄弟法院也是按照人事争议纠纷处理的（详见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终字第1265号民事判决书）。根据以上分析，本案属于钟凤姣因调出与长沙人行发生的争议，属于《湖南省人事争议仲裁办法》规定的人事争议，因此而产生的人事争议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关于焦点四。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在省证券登记公司与省分行脱钩期间，省分行并未征求钟凤姣是否回人民银行的意见，当钟凤姣知道单位有的同事被征求了意见时,钟凤姣找到省分行人教处的负责人反映未征求其意见的情况并要求回省分行工作,时任省分行人教处长答复称钟凤姣不属于征求意见范围。钟凤姣表示自己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正式调来省分行工作，属于在编干部，情况特殊,向时任人教处长、分管副处长提出,请组织慎重考虑并予以解决。此后，省分行未给钟凤姣明确答复，亦未告知钟凤姣与省分行脱钩办理调出手续。从2002年开始，钟凤姣以1998年省证券登记公司脱钩时，未征求其意见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8]293号)及省分行(湘银发[1998]326号)规定为由，连续多次向长沙人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人总行、湖南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主张权利,要求回长沙人行工作,解决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2016年，长沙人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人总行先后对钟凤姣要求回长沙人行工作的诉求予以回复不予支持。上述事实表明，钟凤姣在2002年才了解到人总行和长沙人行关于脱钩的文件规定，才知道自己属于应当征求意见的对象，钟凤姣自此时才真正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钟凤姣自2002年开始连续不断地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并同时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存在时效中断情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钟凤姣的仲裁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长沙人行提出的钟凤姣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定时效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长沙人行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王红兰审判员  黄红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佳林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