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1）（2020）桂民终4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莫华春（莫兴福之父），男，197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柳生（莫兴福之母），女，1973年11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骏，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良忠，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霖，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军，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世盛，男，198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联勇，男，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以上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世光，广西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章琼，男，196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文，广东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庞逢喜，男，195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怀枫，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华春、韦柳生因与被上诉人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骏、被上诉人赵良忠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霖、被上诉人王世盛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世光、被上诉人陈章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文、被上诉人庞逢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怀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莫华春、韦柳生上诉请求：1.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9）桂7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改判赵良忠向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648720元（32436元/年×20年）、丧葬费36774元（6129元/年×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639元（48166元/年÷365天×10天×2人），合计749133元，扣除赵良忠预付的丧葬费33000元，尚需赔偿716133元。2.判令其他被上诉人对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雷击事件是否能避免的问题。雷击虽然是一种偶然事件，但当今科技水平已发展到能提前预测的程度，在雷电天气发生的时段、区域内，人类完全可以提前防范遭受雷击的风险。一审法院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害怕遭受雷击而停止劳作（该认定亦包括了在雷电发生的区域内的海上劳作），该认定是完全忽视生命的一种心态。生命是无价的，人类劳动是为了生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在有丧失生命风险的时段、区域内暂时停止劳动，这是人类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常识。包括死者在内的雇工，虽然对雇主赵良忠安排在雷电天气出海作业享有拒绝权，但在当今就业压力极大的社会，为了保住工作机会，雇员不得不听从雇主赵良忠的安排。死者莫兴福对赵良忠安排雷电天气出海作业未坚决拒绝，这不能成为雇工莫兴福对自己遭受雷击死亡丧失生命的自担风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事故前气象部门预报了事故区域有雷电天气，但该区域内发生雷电的具体时间、具体位置不确定，且同一时间在同一蚝排上作业的有十几个人，仅有两人遭到雷击，故而认定本案雷击事件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一审法院该认定缺乏生活常识，是一种错误的认定。按一审法院该认定，只有安排雇工在雷电必然会发生的确定时间、确定位置上作业，雇主赵良忠才有过错，亦即只有该蚝排上的十几个人都遭受雷击情况下，该事故才属于可以避免的。本案中，在气象部门已预告出现雷电天气的区域、时段内，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情况下，普通人均知道在该时段、该区域内的海上、水上作业遭受雷击的风险极大，均应停止在雷电天气时段、区域内的海上、水上作业。赵良忠作为在海上作业的船主、驾驶员，更应知人员在没有任何避雷措施的海上蚝排作业的危险。本案雷击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赵良忠为了获取报酬，忽视雇员的生命健康权，对雷击事件发生存在侥幸心理，坚持要求民工出海作业，导致本可以避免的雷击事件发生。赵良忠作为莫兴福的雇主，对莫兴福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对莫兴福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他被上诉人要求赵良忠在雷电天气安排民工出海作业，亦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关于各项赔偿项目问题。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数额无异议。对一审法院不支持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1.上诉人作为国家扶贫的农民，证据意识不强，在突然丧失未满21周岁长子的情况下，不注意收集保存交通费票据，因此未能在开庭时提供。但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为处理丧葬事宜及事故认定等事宜，往返于事故地、医院、派出所及居住地间，必然会发生交通费损失，因此提出1000元的交通费，并未超出客观实际，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2.误工费。上诉人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中年人，在丧失儿子后，为处理儿子丧葬等事宜发生误工，这一事实客观存在。上诉人虽未能就其收入情况进行举证，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其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农业人员平均工资主张10天的误工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精神损害抚慰金。事故发生时，莫兴福未满21周岁，因被上诉人对生命的忽视，其在从事被上诉人赵良忠安排的雇佣工作时被雷电击毙。该事故对上诉人及其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上诉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其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是适当的，该项请求是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赵良忠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是意外事件，赵良忠不是侵权人，不是适格的当事人。赵良忠不是雇主，也没有再分配工人工资，与受害人也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没有上诉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王世盛、刘联勇共同答辩称，第一，其二人作为合伙联营的主体，不能拆分开来看，案发后其二人基于人道主义已经补偿了上诉人33000元，不应再承担30%的补偿责任；第二，如一审法院所认定，本案是意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上诉人认为可以避免的理由不成立；第三，本案当中，王世盛、刘联勇二人没有任何过错，一审也认定不应当适用过错原则而是公平原则给予上诉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第四，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各项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请求。 被上诉人陈章琼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第一，陈章琼不是适格的被告，陈章琼与王世盛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陈章琼是外地人，王世盛是本地人，是当地有名的卖蚝户，很多买蚝的都是向他购买，陈章琼多年来都是通过王世盛购买该地方的蚝。莫兴福的死亡与陈章琼无关，陈章琼与莫兴福相互不认识；第二，陈章琼到事发地点就是为了看货，与死者莫兴福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莫兴福是因雷击而死，属意外偶然事件，陈章琼没有过错，一审法院已认定了上述事实，一审判决后陈章琼没有提出上诉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被上诉人庞逢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本案性质是意外事故。雷击是自然灾害的一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雷击伤人致死更是发生概率极小的偶然事件，诚如上诉人所说，现代科技已能做到一定程度上预测雷雨天气的程度，人们可以在雷电天气发生的时段、区域内提前防范。但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雷电天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都是有足够的常识和社会阅历作为判断依据的，包括死者莫兴福在内的所有工人完全可以拒绝赵良忠安排在雷电天气出海作业的工作，上诉人“为保住工作机会不得不听从安排”的主张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在本案中死者如果拒绝此项工作是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的，但死者在明知雷雨天气存在雷击伤人致死可能的情况下仍选择出海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则是他作为一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心存侥幸的选择，是一个自愿的行为，风险也应由其自己承担，死者应当对其遭受雷击、丧失生命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认为死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二、事故当天的工作根本不是庞逢喜安排的，是买方和工人都已经在庞逢喜的蚝排上把蚝绳解开，并且将部分大蚝摆放在蚝排上了，方才开始通知庞逢喜，让其到现场共同清点大蚝的数量。庞逢喜作为蚝排老板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过错，也不存在雇佣或委托他人雇佣工人装蚝及雇船装蚝，甚至安排装蚝工作，庞逢喜根本不认识这些装蚝工人，从普通民众的认知角度来讲是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但正如一审判决所说，庞逢喜“因卖出大蚝从中获得了利益……五被告作为受益人应当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共同对死者家属的损失给予相应的补偿。故酌定五被告共同对莫兴福的死亡对二原告的损失给予30%的补偿”，庞逢喜认为该判决是公平合理且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符合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的，被上诉人庞逢喜愿意在人道主义立场下给予上诉人相应的补偿，故没有提出上诉。上诉人主张庞逢喜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不符合事实且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交通费与误工费，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失费，死者系因雷击致死，是死于意外，庞逢喜没有对其实施过侵害行为。若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庞逢喜应承担该笔精神损失费，则是认为本案的雷击是庞逢喜故意引来的，这明显不符合自然规律和案件事实，故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失费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综上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庞逢喜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莫春华、韦柳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五位被告向莫春华、韦柳生连带赔偿716133元（死亡赔偿金648720元、丧葬费367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639元，合计749133，扣减被告赵良忠已预付的丧葬费33000元后为716133元）；2.由上述五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16日早上4时许，被告赵良忠通知黄登喜召集工人出海做工，后因雷雨天气，变更为6时再出海。当日6时许，被告赵良忠再次电话通知黄登喜，由黄登喜召集死者莫兴福、原告莫春华等十几人到钦州港巨龙码头，随后搭乘被告赵良忠驾驶的小艇出海。7时许，到达龙门港亚公山一号标附近海域并登上被告庞逢喜的蚝排从事采收、搬运蚝串工作。9时30分，正在做工的的莫兴福和王奇勇被雷击中，其二人被送往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钦州港分院救治，莫兴福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被告赵良忠平时由被告王世盛通知其召集工人，被告赵良忠将工人用小艇送至蚝排，让工人从事采收、搬运蚝串工作，每船收取1000元的船费，并由被告赵良忠付工人工资。 被告王世盛和被告刘联勇陈述双方系合伙关系，从事大蚝中介的工作，赚取每串蚝苗0.2元的差价，被告赵良忠系被告王世盛、刘联勇雇请的船主，负责安排、接送工人到蚝排工作。事发当日，被告刘联勇在事发现场。雷击事件发生后，被告王世盛赶到现场。 被告陈章琼系大蚝买家，通过被告王世盛介绍购买大蚝。事发当日，被告陈章琼在被告庞逢喜的蚝排上清点蚝串，其购买了3400串大蚝，单价为14.7元/串，共计49980元，通过其女儿陈楚瑶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被告王世盛。 被告庞逢喜系大蚝卖家，通过被告王世盛介绍销售大蚝。事发当日，被告庞逢喜在其蚝排上与被告陈章琼清单蚝串，其共销售了3400串大蚝，单价为14.5元/串，由被告王世盛将蚝款转账给被告庞逢喜。 还查明，2019年6月27日，原告莫华春收到被告赵良忠支付的丧葬费用33000元，被告赵良忠在庭上陈述该款实际系由被告王世盛支付。死者莫兴福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4月28日租住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裴队，户主裴生；2018年5月6日至2019年6月16日租住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社区大石龙回建房，户主黄月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五被告是否应对莫兴福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二、如应承担，数额如何确定。 1、关于五被告是否应对莫兴福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首先，关于本案的性质问题，雷击伤人致死系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属于意外事故，具有相应的不确定性，虽然气象部门预报了该区域有雷电天气，但雷电何时产生、击往何处，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即或是本案中同在一个蚝排上劳动的十几人，仅有两人遭到雷击，而遭雷击致死的也仅有莫兴福一人。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故系意外事件。 其次，关于五被告是否有过错的问题，虽然气象部门已经预报该区域系雷电天气，各被告也仍安排莫兴福等工人出海搬运蚝串，但不能因此认定各被告有过错。一是人类从未因有雷电而停止活动，停止劳作，且即使停止活动、停止劳作、关门闭户在家里也难免不遭雷击；二是从事故现场来看，被告并非仅安排死者莫兴福一人出海做工，被告赵良忠、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同时也在遭雷击的蚝排上，故被告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三是死者莫兴福系成年人，包括其父亲在内的十几个工人，对被告赵良忠的召集出海做工，完全可以以天气原因拒绝出海，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遭受雷击是一种偶然事件，任何人都不可能因为害怕遭受雷击，进而停止一切活动和劳作，据此死者莫兴福出海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是其自愿行为，其风险应由自己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意外事故中，死者与各被告均无过错，不应适用过错原则处理本案，而应适用公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规定，应由各被告与死者分担民事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规定，莫兴福从事的采收、搬运蚝串等工作，被告赵良忠从中获取了1000元船费，被告王世盛、刘联勇从中获取了每串0.2元的中介费，被告陈章琼因购买大蚝从中获得了利益，被告庞逢喜因卖出大蚝从中获得了利益，五被告作为受益人应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共同对死者家属的损失给予相应的补偿。故一审法院酌定五被告共同对莫兴福的死亡对二原告的损失给予30%的补偿。 2、关于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规定，一审法院所在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故一审法院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下称《赔偿标准》）计算二原告的各项损失，五被告提出莫兴福为农村户口应按农村的标准计算，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且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了莫兴福于2017年起在钦州港居住生活，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具体如下： 1、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称《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规定，《赔偿标准》规定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129元，故本案丧葬费为36774元（6129元×6月）。 2、死亡赔偿金。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赔偿标准》规定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436元，故本案死亡赔偿金为648720元（32436元×20年）。 3、交通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规定，二原告未能提交相应的票据予以证实交通费，故一审法院对二原告的交通费主张不予支持。 4、误工费。根据《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规定，莫兴福遭受雷击后死亡，且二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误工时间，故一审法院对二原告的误工费主张不予支持。 5、精神损失费。根据《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规定，五被告并没有实施侵害行为，故一审法院对二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不予支持。 二原告以上损失金额共计为685494元（648720元＋36774元），五被告应承担的补偿数额为205648.2元（685494元×30%），故被告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各应向二原告支付41129.64元（205648.2÷5）。但被告王世盛已支付33000元，故被告王世盛仍需支付8129.64元（41129.64元－33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良忠、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各向原告莫华春、韦柳生支付补偿款41129.64元，被告王世盛向原告莫华春、韦柳生支付补偿款8129.64元；二、驳回原告莫华春、韦柳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61元，由原告莫华春、韦柳生负担8371元，被告赵良忠、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各负担630元，被告王世盛负担124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庞逢喜提交了一份账户交易明细（客户）和一份邮政储蓄账号明细，拟证明被上诉人王世盛2019年6月8日支付了定金1万元，6月19日支付了44300元货款，7月24日支付了180230元货款，庞逢喜与王世盛之间的蚝串交易单价是14.5元每串，庞逢喜未支出过其他费用，双方是买卖关系。上诉人莫华春、韦柳生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交由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赵良忠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该证据不能证实王世盛与庞逢喜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王世盛、刘联勇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王世盛只是中间人，与庞逢喜不是买卖关系。被上诉人陈章琼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因不是当事人，对证据的关联性不清楚。本院认为，对于被上诉人庞逢喜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和邮政储蓄账号明细，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将结合全案予以认定。 二审中，两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1.一审判决遗漏查明案发前一天气象部门就已发布过雷电预警的事实；2.一审判决遗漏查明案发当日即2019年6月16日早上，赵良忠第一次电话通知黄登喜召集工人出海时，包括死者在内的工人拒绝出海的事实。被上诉人赵良忠认为一审判决中“2019年6月16日早上4时许，被告赵良忠通知黄登喜召集工人出海做工”的表述不准确，赵良忠只是好意告知可以顺带带领其他工人出海，属于好意顺带，不应当使用“召集”这个词，因为并非赵良忠支付工人工资，而是其受王世盛的委托代陈章琼支付工资。被上诉人陈章琼认为一审判决中“被告陈章琼系大蚝买家，通过被告王世盛介绍购买大蚝”，此处的“介绍”一词使用错误，陈章琼只认识王世盛，其他人都不认识，双方是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庞逢喜认为一审判决中“被告庞逢喜系大蚝卖家，通过被告王世盛介绍销售大蚝”，此处“介绍”一词使用错误，庞逢喜只是跟王世盛进行交易，庞逢喜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跟王世盛只是买卖关系，不是居间关系。 对于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根据莫华春、韦柳生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气象资料》第20190824号及《钦州市气象台雷电预警信号统计表》显示，2019年6月15日-16日期间，钦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故莫华春、韦柳生的该项事实异议主张成立；2.从事发后对莫华春的询问笔录可知，赵良忠第一次电话通知黄登喜召集人员出海时，莫华春认为下大雨向黄登喜询问能否改日搬运蚝串，但并未有明确拒绝出海的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证明赵良忠明知莫华春等人拒绝而强制安排出海的事实，本院对该项事实异议不予支持。3.一审已查明赵良忠平时是由王世盛通知再组织人员一起乘坐赵良忠的小艇去蚝排作业，各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均无异议，且“召集”一词并不等同于认定赵良忠就是支付工资的雇主，故一审的表述并无不当。4.虽陈章琼、庞逢喜均主张与王世盛之间是买卖关系，均认为“介绍”一词使用不当，但综合本案在场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付款的相关事实看，王世盛、刘联勇确实是长期从事大蚝交易的中介人，其目的在于促成交易赚取居间报酬，庞逢喜一审时提交的《证明》亦表明其有蚝串卖给陈章琼，蚝钱、工人装船工资由陈章琼付给王世盛，再转付给其本人和工人。故陈章琼、庞逢喜的事实异议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9年6月15日-16日期间，钦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 二审庭审中，王世盛陈述，本案大蚝交易是由买家陈章琼一并将大蚝的货款、赵良忠的船钱、工人的工资转给王世盛，王世盛将货款转给卖家庞逢喜，船钱和工钱转给赵良忠，再由赵良忠将工钱支付给工人。案发当日的那笔交易的船钱和工钱，陈章琼是在事后才补齐给王世盛，上述陈述有其提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及微信转款记录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各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各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各自原因是什么？2.应当赔偿或补偿的数额是多少？ 关于各被上诉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死者莫兴福与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来看，赵良忠在本案中仅收取1000元船费，王世盛、刘联勇赚取的是大蚝每串0.2元的差价，实际上包括死者莫兴福在内的人员并非直接为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提供劳务，相关人员的工资实际是由大蚝买家陈章琼支付给王世盛，由王世盛转给赵良忠，再由赵良忠支付给相关人员。且上述人员与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之间形成的这种所谓安排工作的关系是临时的、相对不固定的，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其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主决定权，上诉人莫华春认为其与死者莫兴福为保住工作机会不得不听从赵良忠的出海安排以及曾经拒绝出海而赵良忠强制要求出海的主张均没有事实依据，故其主张的雇佣关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确认。其次，关于事故的性质问题。本案中，莫兴福因遭受雷击导致死亡，雷击伤人致死具有不确定性和极小的概率性。虽然事发前一天气象部门曾发布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信息，但相关渔业和海事部门并没有发布停止海上作业的通知，结合询问笔录中现场人员陈述事发时天气状况为小雨，因而本案的雷击事件仍应属于各方当事人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各方当事人均不存在过错，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基于莫兴福从事采收、搬运蚝串等工作，赵良忠、王世盛、刘联勇、陈章琼、庞逢喜均从中获得了利益，又结合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实际情况，责令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对莫兴福的家属按照30%的比例给予经济补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补偿的数额问题。在一审法院确认的两位上诉人的损失数额中，对于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数额并无异议，因此二审针对两上诉人有异议的交通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审理并确认如下： 1.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因两位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应的票据证实交通费的发生，故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妥，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条第一款“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之规定，误工费是受害人从遭受人身损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因本案中受害人莫兴福遭受雷击后死亡，故不存在补偿误工费的问题，两上诉人因办理丧事产生误工费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本案中，因五位被上诉人并没有实施侵害行为，故一审对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莫华春、韦柳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61元，由上诉人莫华春、韦柳生负担。因上诉人莫华春、韦柳生生活困难向本院申请减免，本院已准予其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审 判 员 王华妍 审 判 员 李萍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小梅 书 记 员 卢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