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红梅，女，汉族，1969年5月2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5*****，身份证号码：440************929，现住址：惠州市惠阳区*****************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1，男，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崖西社区*******，身份证号码：440************91X，系钟红梅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宇，广东科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小英，女，汉族，197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9*，身份证号码：440************86X。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文，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钟红梅因与被上诉人吴小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粤1303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应认定一审原告为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而一审法院却“不认可双方合作经营的是XX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反映了被上诉人是XX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协议第一条明确了双方经营的是公司。协议书第二条明确了被上诉人出资90万元。协议第七条“鉴于工商、税务证照等均办理至甲方名下，……”的表述，结合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5《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而上诉人在惠州只注册了这一家公司，这也间接反映了被上诉人是XX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2、一审原告提交的《收据》反映了被上诉人是XX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被上诉人分四次出资共90万元，XX公司均出具了四份出资《收据》，注明是“投资款（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并加盖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这四份《收据》足以反映被上诉人是XX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3、被上诉人（包括其丈夫温某1）一直参与XX公司经营与决策，之所以作隐名股东是其本人坚持。被上诉人长期来XX公司参与决策，查阅收取经营报表，上诉人无法出示证据证明该事实，相关微信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保存，由于与代理人沟通不足，故在一审未提供相关证据，从而给了被上诉人否认是XX公司股东的机会。但一审宣判后，上诉人丈夫陈某1通过查询双方往来手机信息，查询到了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8月29日的信息。1）其中2015年12月23日温某1发给陈某1短信“陈总：暂时不要说我有股份，因为冠城有业务”；2）2016年1月7日是，陈某1发短信告诉温某1“昨天谈了一客户，每月20柜功能沙发”，温问“那里的”，陈回答“美国”、“温总：今天我们一起再研究一下有关的计划”；3）2016年1月10日陈发短信“温总：目前工厂的状况比较严峻，就算大客户的订单下来都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座下来研究一下，必须采取措施!最好明天过来”；4）2016年11月27日温发来短信“陈总：公司二年来太谢谢您两夫妻的付出，公司的发展谢谢您们!温某1敬上”；5）2017年1月18日温发来短信“……明天你跟会计说，我们公司还有位股东，今年的报表要给我一份，以后每月要给份明细报表”综上，被上诉人应当认定为隐名股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出资关系，而非普通的合伙关系。到目前为止，XX公司经营情况非常严峻，多年亏损，被上诉人从16年年底就提出过退股要求。一审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最后页就有被上诉人写下“经双方商定，乙方愿意亏损投资款：万元正，从此甲方盈亏与乙方无关”的表述要求上诉人签字确认，企图逃避承担经营风险，而这就是被上诉人拒绝承认隐名股东的原因。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双方的《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12月1日解除并返还90万元投资款的判决，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依照公司维持原则以及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即公司的股东不能以任何理由变相撤资。本案中，被上诉人为XX公司的隐名股东，那么，她与显名股东的权利义务就并无两样，同样应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她可以按法律规定转让股权，可以按法律规定主张在工商登记上明确公司股东身份，可以主张股东权利，却不可以要求撤资。上诉人认为，对于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规定一致的，适用民法总则或公司法皆可；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有关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则上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上诉人认为，关于成立XX公司及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实际出资并成立运营了XX公司，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出资关系，而非一般的民事合伙关系。对于解决该纠纷的法律适用，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突破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认为被上诉人可以通过单方解除合同的方式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并退还出资，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XX公司一直从事出口业务，目前，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企业经营已十分艰难，为此，上诉人己投入了全部身家，还向外借贷数百万元，已是苦苦支撑，如果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抽逃出资行为，将是压垮XX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补充：一、被上诉人一直参与合作公司的经营与决策，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主要或者唯一理由是上诉人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准许被上诉人参与合作公司的经营与决策，一审判决第7页也以“被告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有参与XX公司的经营和决策……对原告主张的其未能参与原被告双方拟合作公司的经营和决策，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从上诉人二审新发现的证据《短信聊天记录》显示，对公司的经营双方都是“座下来研究”，尽管上诉人无法提供有被上诉人签名的“会议纪录、单据”等，但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参与合作公司的经营与决策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在收到《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异议为由，直接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确认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已解除的做法与现行的裁判规则不符。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6条“【通知解除的条件】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不论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只要另一方未在异议期限内以起诉方式提出异议，就判令解除合同，这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有关规定。对该条的准确理解是，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决定合同应否解除，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内未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的规定，一审法院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内未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其做法显然是与现行的民商事审判规则相违背的。三、纵算双方只是合伙，合伙未经清算，合伙人要求返还出资款的请求也不应简单的支持或不支持。《民法总则》施行后，《民法通则》并未废止，故个人合伙相关法律问题仍然适用《民法通则》、《最高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最高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只简单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的出资款，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却未作任何认定或处理。双方合作以来，从14年至18年，长年亏损，累计亏损额已达近800万元，一审法院单方面要求上诉人退还全部出资款，完全不考虑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其做法不但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对上诉人也是极不公平的。被上诉人答辩称：第一，答辩人不是上诉人所讲的XX公司的隐名股东，没有这一说法。一审判决已查明XX公司的成立和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投资的公司，那是空白的。明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吴小英就没有必要去做他所谓的隐名股东，所以对于上诉人反复强调的隐名股东这一说法，我们不予确认。第二，XX公司所加盖印章的收据，一审的时候也已查明，我们给钱他补开收据，写什么内容都是钟红梅自己写的，所以这也不能认定吴小英就是隐名股东。第三，关于上诉人提到了吴小英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和决策，其依据上诉人丈夫查看手机信息所复制的聊天记录，根本就不是本案的两个当事人，不是本案的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所以说也不能证明就是在经营，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不能说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丈夫有聊天，就认定他们有参与公司，就是所谓的XX公司的经营和决策。第四，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我们认为是合法的也是客观事实，也是由于上诉方钟红梅违约了，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书，送达到上诉人那一方这个合同就解除了，我们请求返还我们就是投资款，是完全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第五，上诉人认为双方是合伙，未经清算就说不能直接请求返还投资款。大家签的协议钱给了，但是实际没有任何的合作或者合伙的行为，就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合伙或者是什么合作没清算的问题。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已经于2018年12月01日解除；二、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本金人民币90万元；三、依法判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返还的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2月02日起计算至完全清偿之日止）；四、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初，原被告拟协商合伙经营生意。原告于2014年7月5日、8月26日分别委托丈夫温某1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了人民币共计60万元的投资款。被告在收到款项的当天向原告出具了《收据》，《收据》有被告签名并加盖了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据》载明收到原告的投资款。2015年2月5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甲方：钟红梅，乙方：吴小英），《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第二条、出资形式及出资比例1、甲方占股份70%，乙方占30%。2、首次总投资为300万元，甲方出资210万元，乙方出资90万元。第四条、合伙分工及经营管理1、董事会由甲、乙双方组成，主要功能：A确认公司运作战略和发展方向B超过10000元以上费用需要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决定。2、双方在经营过程中均需认真负责，用心经营。3、对于涉及财务、账目以及借款、还款、聘用劳务人员等资金使用事项应须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进行。协议签订后，原告再次委托丈夫温某1于2015年2月6日、4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被告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了人民币10万元、20万元的投资款。被告在收到投资款后向原告出具了《收据》，《收据》有被告签名并加盖了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据》载明收到原告的投资款。2018年11月30日，原告委托其丈夫温某1用EMS邮政快递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该通告书载明以下内容：钟红梅（公民身份号码：440************929）：依据我与您于2015年2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我已经分四次向您交付了投资款，但您至今没有履行该协议项下的义务准许我参与拟合作公司的经营和决策，致使我的合同目的无法达到。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现我依据《合同法》第94条、96条规定，向您郑重通知：自您收到本解除通知书之日，我与您的合作合同关系即解除。请您在合同解除后的三日内向我或我指定的人退还全部投资款。请您理解并支持！按照快递查询单显示，该通知书已于2018年12月1日由他人代签收。另查明，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钟红梅。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问题。原告主张解除《合作协议书》的理由是被告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准许原告参与拟合作公司的经营和决策，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称双方当时签订《合作协议书》时仅拟定合作家具生意，未明确合作的项目。被告称双方拟合作经营的公司就是XX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合伙经营的公司一列是空白的，并未约定合伙经营的是XX公司。而XX公司在2014年7月30日已注册成立，双方是于2015年2月5日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如果双方合作经营的是XX公司，则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完全可以明确地约定合作经营的就是XX公司，而不是空白。原告也不认可双方拟合作经营的就是XX公司。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经营的公司就是XX公司。其次，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内容可知，原告与被告合伙后，对合伙经营的公司的分工和参与经营的内容包括以下：1、确认公司运作战略和发展方向；2、超过10000元以上费用需要原被告共同协商决定；3、公司的财务、账目以及借款、还款、聘用劳务人员等资金使用事项应须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进行。另，庭审时，被告自认其对XX公司投入了709万元的投资款，按照被告自认的说法，XX公司应当是规模较大的公司，那么该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发展方向在哪应当需要被告与原告的协商确认。公司平时的开销、财务、账目等也应当会有原告参与经营、协商、决策等相关的材料，例如有原告签名的公司会议记录、有原告签名的报销单、有原告签名的审核单据等，但被告均未能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有参与XX公司的经营和决策，也未能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原告有与被告一齐共同经营其它的项目。综上，对原告主张的其未能参与原被告双方拟合作公司的经营和决策，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已于2018年11月30日委托其丈夫温某1用EMS邮政快递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该通知书于2018年12月1日被签收，且被告在收到原告的通知后也没有在合同期限内提出异议，故原告要求确认双方的《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12月1日解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厂房并将厂房回复原告未出租前的原状，恢复原状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及由被告支付厂房、土地的占有使用费的诉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其没有收到原告所寄的邮件。从原告所提供的快递单来看，原告所填写的快递单上注明了收件人是钟红梅，所邮寄的是《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邮寄的地址为“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1***XX家具有限公司”，该邮寄的地址与XX家具的工商登记地址一致，也与被告在一审法院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填写的优先送达的地址一致，且原告所寄的邮寄是已经被人签收妥投的，故此，被告辩称没有收到原告的《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本金人民币9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本金人民币90万元的诉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已于2018年12月1日解除，被告应当在合同解除之日返还原告投资款90万元，被告未能返还，故原告主张从2018年12月2日起支付迟延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已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被告应从2018年12月2日起以90万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基于合同解除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约束。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12月1日解除，原告诉请的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请求是基于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财产及损失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应当为合同被解除之时起即2018年12月1日起算。因此，本案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吴小英与被告钟红梅在2015年2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12月01日解除。二、被告钟红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吴小英返还投资款本金人民币90万元及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完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800元（原告吴小英已预缴），由被告钟红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结婚证；证据二、陈某1与吴小英丈夫温某1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据三、《民事诉状》；证据四、（2018）粤1303民初235号《传票》；证据五、《答辩状》；证据六、（2018）粤1303民初235号《民事调解书》；证据七、《财务分析报表（趋势分析）》；证据八、2015-2019年与马明辉签订的《借款协议》；证据九、《借据》；证据十、与0085252939078手机号码的短信来往记录；证据十一、《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据十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证据十三、《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证据十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97071账户）；证据十五、《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89418账户）；证据十六、（2019）粤1303民初1513号《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证据十八、温某1《民事诉状》。被上诉人质证称：从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形成时间都是在一审判决前，我们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二审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的话，我们请求二审法院应当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对于上诉人于5月15日提交的证据，《结婚证》跟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我们不予确认它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关于陈某1与吴小英丈夫14年到17年聊天记录，对方认为吴小英是隐名股东，并参与实际经营，从这个聊天记录来看的话，根本就不是吴小英本人，不管是合作还是什么关系，显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没有哪一句话能证明他就是隐名股东。对于上诉人于5月27日提交的证据，其中《民事诉状》、（2018）粤1303民初235号《传票》、《答辩状》、（2018）粤1303民初235号《民事调解书》只是证明温某1不愿意担任公司的实名股东，本案是吴小英和钟红梅合作，跟温某1没有关系。《财务分析报表》也与本案没有关系，对三性都不予确认。温某1《民事诉状》的电话确实是他的号码，但一个手机号码也不能证明就是说吴小英是公司股东或者参与公司经营，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虽然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已注册成立，双方于2015年2月5日才签订《合作协议书》，但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7月5日、8月26日向上诉人支付投资款共计60万元，即被上诉人的前两笔投资款是在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成立前后支付的，且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后所出具的四张《收据》中明确表述为“今收到吴小英投资款（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并加盖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应当认定为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确认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虽然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合伙经营的公司一列是空白的，但协议第七条亦有约定“鉴于工商、税务证照等均办理至甲方名下”，可见合伙经营的公司已登记成立，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是双方知道并认可的。因此上诉人主张双方合作经营的公司为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合伙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出资90万元，占股份30%，现被上诉人已按协议出资90万元，即已取得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30%的股权，成为了惠州XX家具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实际应为股东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返还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安排其参与公司的经营和决策构成违约，可另寻法律途迳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小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吴小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