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康强，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黄鹏，广东尚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翔，广东尚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长诚和二手车交易咨询部，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经营者：叶家诚。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时霖，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家诚，男，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时霖，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坤明，男，199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吴康强、佛山市南海区长诚和二手车交易咨询部（以下简称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因与原审被告李坤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7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康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向吴康强退还购车款共162000元；2.判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向吴康强退还汽车过户费800元、刷卡手续费260元；3.判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按照退一赔三的规定共同赔偿吴康强486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车款162000元、过户费800元、刷卡手续费260元予吴康强；二、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康强40000元；三、驳回吴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45.3元、财产保全费3765.3元，合计8910.6元，由吴康强负担5202.35元，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负担3708.25元。吴康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共同赔偿吴康强486000元。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在本案中欺诈行为明显，依法应当构成欺诈，应当按照前述法律规定退一赔三。（一）案涉车辆销售者是长诚和咨询部没有任何争议，该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依法应当按照该法的规定向消费者提供合规格的商品和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案涉车辆涉及的碰撞事故显然不属于普通人所理解的“碰撞”，涉案车辆已经过重大维修且其已达到事故车的标准，长诚和咨询部认为在销售车辆时已向吴康强告知“碰撞”，但其未举示证据证明告知了上述的碰撞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据此，可以认定长诚和咨询部在销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隐瞒了车辆经过重大维修且属于事故车范畴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有事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使消费者陷入被欺诈的境地，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欺诈应以经营者存在主观恶意为要件，经营者没有向消费者主动告知而影响消费者选择非必然构成欺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吴康强未有证据显示长诚和咨询部属于明知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事故及重大维修问题而故意不如实披露，亦没有证据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对吴康强实施了欺诈，该部分认定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责任和发生质量问题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内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案涉车辆所存在的并非瑕疵问题，而是关系车辆质量及驾驶人安全的重大质量问题，经营者对此存在更高的举证责任和向消费者进行详细说明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吴康强未对该行为进行举证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及自身认定亦前后矛盾。本案在吴康强发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并经合理维权未果后诉诸法院，商品在销售过程中经营者是否已经如实告知案涉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及重大维修的举证责任为经营者，并非消费者。一审法院要求吴康强举证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属明知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事故及重大维修的问题而故意不如实披露严重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更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本案庭审过程中审判员多次向长诚和咨询部及李坤明询问，合同标明的“有碰撞”是何种碰撞，有无具体说明，虽然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三缄其口，但是李坤明作为案涉车辆的销售人员，在面对审判员多次询问时只是反复强调合同已经标明有碰撞，并未陈述已经在车辆销售时清楚告知吴康强车辆曾发生过重大事故维修的事实，此情况一审法院亦予以合理认定，进一步说明了长诚和咨询部在销售时刻意隐瞒车辆真实车况的事实。3.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范围是咨询与调查，其字号亦明确了长诚和咨询部是专注于二手车车辆情况咨询与调查的企业，因此无论是李坤明抑或是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均是从事二手车交易行业的主体，没有理由不清楚二手车交易存在的风险及如何查询二手车是否存在事故或重大事故的途径。根据了解，几乎所有的二手车从业人员乃至部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均使用一款名为蚂蚁女王的手机APP协助查证车辆情况，该APP属于二手车行业知名度极高的APP，具有查维保、查碰撞、查违章、查估价等功能。代理人经向行内人了解，在行内人指点下亦通过手机下载了该款名为蚂蚁女王的APP，经过用手机号码注册登录，并在首页中输入案涉车辆VIN码并支付了25元查询费用后，案涉车辆的两次出险维修信息即一目了然。因此，一审法院在长诚和咨询部等人未充分举证证明其自身不知道该信息，不存在欺诈的前提下超越当事人的主张认定该事实，有违公平原则。且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二手车专业从业人员，长诚和咨询部不可能，也没理由在购入该车辆时不查询车辆是否存在重大碰撞及是否属于事故车范畴。显然，长诚和咨询部是清楚的，且在出售的过程中故意隐瞒相关重大维修情况，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现场标榜为一手靓货对外销售，欺诈的主观意思明显。4.从吴康强维权的过程来看长诚和咨询部客观存在欺诈的行为极其明显。吴康强在发现车辆存在事故车等重大质量问题后，一直在长诚和咨询部处协商，叶家诚除出面接待一两次并且三缄其口，反复强调合同注明有碰撞外，未对车辆并非其出售和售后进行任何反驳和否认。但知悉吴康强提起诉讼后知道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叶家诚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串通李坤明，伪造借条，共同向一审法院作虚假陈述等意图转移责任，逃避相关法律义务，逃避商品售后责任态度明显，是知道理亏害怕负责的心理。在吴康强多次维权质问叶家诚抑或李坤明是否有告知是事故车的时候，二人一未告知其亦不清楚车辆车况，二未告知车辆所有人为李坤明并非叶家诚，在多次协商过程中自知理亏答应退车换车，最后要求分期付款。在吴康强拒绝该方案要求一次性返还车款的时候拒绝处理并扬言要求吴康强去报工商等部门处理也不害怕。在吴康强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录音名称为《下午5时32分》（录音文字翻译第7页）中，吴康强在对话中明确说到：“这个东西我跟你明说，车是事故车，如果我真的报工商我肯定是正当的，你们卖事故车肯定是属实的事故车，你可以拿去检测怎样都行。但是你老板卖给我也没给我说这是事故车，对吧。李坤明有：对。吴康强：他现在已经属于欺骗我了对不对。李坤明：嗯。吴康强：因为我们是同学，我也不想走那流程，让你为难。”上述客观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长诚和咨询部恶意隐瞒车辆真实情况，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在将车辆出售给吴康强的过程中故意隐瞒车况以达到成交，牟取暴利的目的。长诚和咨询部在买卖合同中备注的“有碰撞”是为逃避相关法律责任的强词夺理，其在诉讼过程中混淆普通碰撞和重大事故发生碰撞的概念，虽然在和吴康强谈话及诉讼的过程中只陈述了销售过程中向吴康强说明了有碰撞，但从未陈述销售时已经如实告知车况，其混淆概念，诱骗消费者的主观恶意明显，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在销售时已经属于有预谋的实施。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的惩罚和规定已经是社会的最低行为准则，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消费者，经营者行为能否规范取决于相关法律规定、立法精神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一审法院不应因经营者欺诈行为导致自身损失过大，根据审理一般的买卖合同案件原则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和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特别法，该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第三条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第四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而起诉的，应当优先适用该法，在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长诚和咨询部在销售、对案涉商品售后的过程均违反了上述规定，严重侵犯了吴康强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长诚和咨询部以欺诈销售的方式，隐瞒因重大事故进行重要维修影响车辆售价的信息，除告知吴康强车辆右翼子板曾进行维修外未真实披露涉及车辆成交价格的重要信息，虚假承诺该车辆属于精品无重大事故车辆，从而双方确认了车辆购买价格按照无重大事故车辆的售价成交，长诚和咨询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销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相关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吴康强全部上诉请求。针对吴康强的上诉，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辩称：一、长诚和咨询部与吴康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吴康强请求长诚和咨询部解除合同，退车还款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范围是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没有出售二手车的业务。一审法院仅凭叶家诚和李坤明的微信朋友圈发布同一条广告就片面认定双方为雇佣关系属于事实认定有误。二手车行业中不同的从业者会经常共享信息，互相交流，同时经常会互相转发同行的二手车信息以扩大客户咨询流量，但不代表两者就是该二手车实际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实际上，长诚和咨询部既没有将涉案车辆出卖给吴康强，也没有与吴康强口头或书面签订过任何二手车转让协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没有成立任何法律关系。其次，吴康强看车、验车、决定购车、支付购车款、取车、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等过程都是与李坤明进行的。因吴康强无法现金支付，经李坤明的请求，长诚和咨询部及南海庄宪汽车服务部同意协助其收款，提供POS机供吴康强刷卡。退一步讲，如果仅凭长诚和咨询部协助收取部分款项就认定为是案涉车辆的交易主体，那么长诚和咨询部也仅能退还其协助刷卡的金额款项，而不是全额购车款。最后，吴康强声称李坤明是长诚和咨询部的员工，既不是事实，也无充分证据可以证实。长诚和咨询部是叶家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唯一员工及负责人是叶家诚，仅提供二手车信息咨询的服务，从未聘请包括李坤明在内的任何员工。案涉车辆产生纠纷后，吴康强曾来到二手车行闹事，李坤明为了平息纠纷与吴康强沟通的任何信息均与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无关，亦不能作为法院认定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就是案涉车辆交易主体的依据。本案交易的货物为二手车，二手车本身系为特定物，买卖双方之要约、承诺自始即针对特定物而作出，吴康强在交易之前及交易之后均完全知悉该二手车的原所有人为李坤明，销售介绍对象为李坤明，签订交易合同的主体亦是李坤明，自始至终对接的都是李坤明。因此，长诚和咨询部与吴康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而吴康强主张解除的合同是其与李坤明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吴康强要求长诚和咨询部解除合同，退车还款及赔偿损失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从始至终均未参与案涉车辆的销售过程，不存在恶意隐瞒车辆信息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吴康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行为的事实，即不存在欺诈行为。首先，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从未参与过案涉车辆的销售过程，亦未作出任何担保或承诺，吴康强亦并未举证证明相关事实。其次，根据李坤明的陈述可知，其已充分告知吴康强案涉车辆有发生碰撞的车况，同时双方通过《汽车转让协议书》记录明示：“车主已确认车况，此车没发生人身伤亡，没水浸，但有碰撞。”吴康强并无证据证明李坤明恶意隐瞒车辆信息的主观恶意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另外，二手车信息属于公开信息，吴康强当场已经获得李坤明提供的案涉车辆的汽车保养手册及其他登记证件资料，汽车保养手册里载明了案涉车辆的维修和保养记录，吴康强随时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公开查询该案涉车辆的碰撞情况。吴康强作为二手车的买方，本应在签订合同前检查与了解车辆状况，向厂家或4S店了解汽车的维修记录，尤其是在李坤明告知其案涉车辆曾经发生碰撞后对车辆是否曾经发生事故、是否对发动机等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过维修进行审核，审验李坤明提供的车辆相关文件和手续。而汽车保养手册作为汽车保养、维修的重要记录文件，一般消费者都会查看汽车保养手册，吴康强却是在交付并使用车辆1个月以后经提示进行查看，该主张不符合情理。最后，李坤明在交付车辆的同时交付了汽车保养手册，直接证明其不存在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形。吴康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李坤明或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故意告知吴康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吴康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故吴康强主张本案买卖车辆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之理由不能成立。三、吴康强并未举证证明案涉车辆的质量问题影响其订约根本目的，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实质性条件。首先，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求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吴康强主张案涉车辆系事故车辆，且以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向其出售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情形，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任何公证机关或法定评估机构提出的报告证明案涉车辆为事故车辆。相反，吴康强与李坤明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己明确表示案涉车辆发生碰撞，吴康强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认定案涉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亦不足以认定案涉车辆交易当时的车况及价值。其次，案涉车辆是在吴康强亲自查验过车况后自愿购买，应承担买卖车辆的风险。《汽车转让协议书》并未约定交付车辆的质量标准，在车辆买卖合同订立时，吴康强已经知道车辆为二手车使用年限较长，因此交付车辆的质量标准无法参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而应以符合合同目的标准履行。同时，吴康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该车时应该对该车的整体性能有所了解，交付车辆时也对车辆进行过检验再过户，购买该车亦系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再者，吴康强购买车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即可正常行驶，虽然案涉车辆发生过碰撞，该碰撞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功能。根据4S店里原车主每年的保养记录，案涉车辆仍能正常行驶，且运行状况良好，案涉车辆能满足吴康强订立合同目的基本需求。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就是旧机动车，所交易的车辆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瑕疵，李坤明出售的车辆符合约定且吴康强至今均能正常使用该车辆，合同目的已实现，并未达到合同解除条件。最后，案涉车辆原车主在2015年8月购置所花费的原价是385900元，李坤明在2019年9月18日以162000元与吴康强商定销售价格，该价格已经充分体现了该车的现状。且据李坤明表示，吴康强在购买案涉车辆时进行了多次短途、中低速试驾，而且现案涉车辆均能正常使用，标的物基本效用并未降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因此，吴康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及李坤明存在故意隐瞒或欺诈的主观恶意及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实质性条件。四、一审法院判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承担40000元赔偿金额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吴康强并未证明其在此次销售行为中产生任何损失。吴康强所诉求的各项损失，其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己实际发生或客观存在，而实际情况是，吴康强不仅没有损失，从2019年9月至今都一直使用该车辆长达将近一年之久，还因此白白赚取了一辆奥迪A4的高档轿车免费使用的权益。其次，李坤明通过销售案涉车辆的账面毛利仅为18200元，其销售行为并无暴利可言，但一审法院却要求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为李坤明承担远超其利润的赔偿金额，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公平公正。通过李坤明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知，其一手车主欧丽娥于2015年8月12日购置涉案车辆共花费385900元。2019年9月5日，李坤明以143800元的价格从一手车主欧丽娥的代理人梁荣猷中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后因李坤明无法全款支付该笔购车费用，就向叶家诚和谭鸿飞借款，要求双方为其分别垫款71900元帮其购买涉案车辆，并同意在年底向两人还款。后基于朋友关系，叶家诚和谭鸿飞同意为其垫款合共出资143800元。经向李坤明了解，其与吴康强是初中同学及同桌关系，吴康强想要购买一台奥迪A4二手车，基于两人多年感情和友谊，李坤明愿意把自己名下的奥迪A4二手车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吴康强，并邀请吴康强去现场看车。吴康强现场检测涉案车辆的状况和文件资料信息，并试驾确认车况良好以后当场确定以162000元的价格购买。该二手车销售行为并无暴利可言，也无恶意隐瞒和欺诈的动机和利益驱动，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一审法院在确定赔偿实际金额时，并未从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的主观故意、获利多少、造成后果等因素多方面考虑，也没有从吴康强的获利及是否造成损失考虑。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从未参与该案涉车辆的销售、试驾、购车及过户的整个过程，客观上没有销售的事实，主观上也并无任何恶意隐瞒和欺诈的故意；实际结果上未赚取任何利润，也未造成吴康强的任何后果。一审法院对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赔偿的要求过于严苛，也是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毁灭性的惩罚和打击。五、吴康强的诉求及一审判决缺乏履行的客观条件及公平、公正性。一审判决支持吴康强的诉求，在判令解除合同的同时，遗漏处理了车辆返还的问题，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合同的后果是要恢复原状。由于车辆己由吴康强占有和控制长达将近一年多时间，行驶里程数已发生改变，且在这期间无法确认及保证车辆是否发生过其他碰撞，及其他更换零件和维修的情况，所以客观上不具有返还的条件。同时，车辆的原所有权人是李坤明，并不是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其次，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仅协助李坤明代刷购车款132000元，并未收取全额款项，即使需要退款，也仅能退代为刷卡的132000元，而不是全额款项。退一步而言，汽车是消耗品，每天都在贬值，吴康强己使用涉案车辆快一年时间，现提出退车退款有失公平。如果判决合同解除，吴康强占有和使用车辆期间对车辆造成的折旧以及使用权益应该在车款中予以扣除，对于车款的返还应该有抵销的作用，而不是按原价退车退款。综上所述，吴康强的诉讼请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吴康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护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的合法权益。二审期间，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补充答辩如下：针对吴康强陈述叶家诚伪造借条，借条并非伪造，记载的内容真实，与叶家诚一审提交的证据5、6、7构成完整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并且交易记录及转账记录均显示时间是2019年9月5日，先于案涉车辆买卖交易行为。针对吴康强称叶家诚只是出面接待1、2次且并未对车辆碰撞有过反驳，叶家诚没有出面是因为其与案涉交易无关，案涉交易的主体应为吴康强与李坤明。吴康强及其配偶天天去长诚和咨询部吵闹，从录音中可以反映叶家诚除了看过合同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叶家诚之所以会被牵扯进本案，是因为叶家诚出借场地及POS机供吴康强与李坤明进行交易，案涉交易真正的卖方是李坤明，吴康强之所以起诉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是因为使用了长诚和咨询部的POS机付款。且吴康强是使用信用卡刷卡支付，吴康强明知李坤明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只有将长诚和咨询部拉进来作为卖方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求相应赔偿。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康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吴康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长诚和咨询部从未参与过涉案车辆的销售过程，也不是涉案车辆的交易主体，更不存在欺诈或者隐瞒销售的事实前提，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首先，叶家诚及长诚和咨询部均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也不是交易合同的主体，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吴康强与李坤明交涉车辆的销售过程，双方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并约定如何支付车辆款项，整个过程吴康强均明知亦接受整个车辆的销售及过户过程，且双方对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已明确进行约定。叶家诚从未见过吴康强，仅仅是在吴康强购买车辆后多次来俊丰堡车行闹事的时候才跟吴康强及其妻子正面接触过，根本不存在欺诈或者隐瞒销售的事实。即使吴康强提供的录音证据，也只有一段是吴康强来俊丰堡车行闹事时，叶家诚为了让其不要影响整个车行及附近商户正常经营下进行的友好协商沟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66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吴康强未举证证明长诚和咨询部是涉案车辆实际销售者的前提下，仅通过不作为的默示就认定为长诚和咨询部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者和销售者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也是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其次，关于涉案车辆款项的问题。因为李坤明与叶家诚和谭鸿飞都是好友，因此，其向叶家诚和谭鸿飞分别借款71900元，合共143800元整向原车主购买涉案车辆，并承诺借款期限为：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1月22日前。因后期李坤明自己无法承担还款，意欲把车卖了归还借款，因此，在吴康强无足够现金的情况下，借用长诚和咨询部和南海庄宪汽车服务部的POS机刷卡。后李坤明同意由长诚和咨询部代为刷卡的部分款项132000元用于偿还其向叶家诚和谭鸿飞的借款，剩余的11800元则通过现金归还。故长诚和咨询部无需再另行转款给李坤明。一审无视长诚和咨询部的庭审陈述，片面地通过该部代刷卡的行为就认定该部是实际的交易主体。如果该论证成立，那么庄宪汽车服务部也为吴康强代刷卡获取了部分款项，同理也应被认定为“实际”的交易主体。一审论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判决长诚和咨询部是实际交易主体的论证不成立。最后，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范围是汽车信息调查与咨询，并无车辆销售资质，仅根据客户的需要对车辆查档，并提供相应的车辆咨询服务，然后收取相应的服务费。长诚和咨询部因从事汽车行业，有非常多获取车辆信息的渠道，经常会为朋友和客户提供各种不同的汽车信息调查服务，同时也帮助朋友和客户的汽车信息进行推广宣传。因此，长诚和咨询部在自己的朋友圈发涉案车辆的信息也只是帮李坤明的奥迪车发朋友圈推广，不代表长诚和咨询部就是涉案车辆的所有者，亦不代表长诚和咨询部有能力售卖该涉案车辆。同时，吴康强既不是长诚和咨询部的微信好友，也不是长诚和咨询部的客户，长诚和咨询部在吴康强来闹事前根本不认识吴康强，也从未向其推销过涉案车辆。吴康强从未向长诚和咨询部咨询过任何有关涉案车辆的事情，也未支付过任何的咨询服务费，双方不存在任何的合同交易关系。李坤明自己售卖该车辆，其也有发朋友圈宣传推广，但一审无视其他关联事实和长诚和咨询部的陈述，片面听取吴康强的单方陈述，仅因叶家诚在朋友圈发广告就认定长诚和咨询部是该涉案车辆的实际销售者，而无视李坤明的陈述和说法，属于事实认定有误。二、长诚和咨询部提供的证据均与一审有关，合法、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却不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有误。长诚和咨询部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借条》《汽车转让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转账记录及截图以及发票光盘等均能直接证明涉案车辆是由李坤明向叶家诚和谭鸿飞借资购买，并由李坤明和原车主签订《汽车转让合同》，后登记在李坤明名下，为李坤明个人所有，叶家诚仅提供部分借款给李坤明购买涉案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即将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长诚和咨询部提供的证据均有原件，李坤明亦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一审法院无视长诚和咨询部提供的证据，仅片面以不具有关联性为由而不予采纳，属于事实认定有误。三、一审直接忽略庭审中李坤明承认的事实内容，属事实认定有误。首先，李坤明已经承认其属于借资购买，涉案车辆登记在其个人名下，属于其个人财产。该车辆由其向原车主购买，并签订《汽车转让合同》，同时出售给吴康强，并确认长诚和咨询部不是涉案车辆的交易主体，涉案车辆的所有销售行为均与长诚和咨询部无关。其次，李坤明已承认其与叶家诚是朋友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其在录音中的论述均是为了让吴康强放弃退车的目的，而非真实情况。录音中的“老板”也只是粤语中对一般朋友的尊称。因为李坤明与叶家诚是同村好朋友的关系，经常会来车行喝茶串门，双方交流车行的信息。吴康强误以为李坤明就是长诚和咨询部的员工，就三番四次地来俊丰堡车行闹事，长诚和咨询部出于息事宁人的目的也希望帮助李坤明顺利解决，就顺着他的话说“合同怎么约定的就按合同办”。但这也无法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就是车辆的实际销售者，李坤明亦不是长诚和咨询部的员工。长诚和咨询部既没有和李坤明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吴康强更无法证明李坤明的汽车销售行为就是职务行为。但一审法院仅通过李坤明的销售行为就认定其实际为长诚和咨询部的销售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李坤明在出售汽车时己告知吴康强车辆曾发生过碰撞，其与吴康强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亦明确表明“车主已确认车况，此车没发生人身伤亡，没水浸，但有碰撞。”整个过程中，长诚和咨询部从未参与，均为李坤明和吴康强两人的沟通和买卖过程。同时，车辆的碰撞和理赔信息属于公开信息，吴康强可以随时登陆各种汽车APP查询或者去奥迪4S店查询，根本不可能存在欺诈或者隐瞒的行为。四、涉案车辆并没有质量问题，完全不影响吴康强使用，亦未给吴康强造成影响和损失。首先，吴康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无法使用或者无法达到使用目的。吴康强购买的二手车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会存有瑕疵，否则，不可能一辆原价卖48万元的车仅在使用4年以后就折价卖到16万元。另，涉案车辆虽然发生事故，但已完全修好，不影响使用功能，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其次，据向李坤明了解，吴康强于2019年9月份向李坤明购买车辆，直到2019年10月因为其自身把涉案车辆剐蹭以后拿去维修厂维修后才发现车辆发生过碰撞和理赔的情况。涉案车辆的理赔信息都是公开的，吴康强自身有义务在购车前查清楚车辆的情况，其在与李坤明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时已经签字确认车况，根本不存在欺诈和隐瞒销售的事实，也不存在车辆无法使用的证据。同时，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查询记录，涉案车辆虽然发生过碰撞情况，但原车主欧丽娥每年都会定点把涉案车辆送去奥迪4S店维修保养。吴康强仅因了解到车辆曾发生过碰撞就想当然地认为车辆质量有问题要求退车赔钱，严重有失公平。最后，车辆本就属于消耗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贬值，吴康强从2019年9月至今都一直使用该车辆长达半年之久，吴康强不仅没有损失发生，还因此白白获得了一辆高档轿车的免费使用，同时额外获得了40000元的赔偿奖励，对于长诚和咨询部极其不公平。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判决长诚和咨询部不仅需要退款，还需要承担40000元的赔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既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主体，也没有参与过涉案车辆销售的过程，更未收取过任何费用，既无二手车转让交易的事实，也无退款的能力和义务，更不需要对本案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吴康强没有证据证明车辆有质量问题，也没有证据证明长诚和咨询部就是实际交易的主体，以及存在欺诈和隐瞒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车辆因质量问题致使吴康强无法使用，造成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针对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的上诉，吴康强辩称：案涉购车款82000元是属于储蓄卡余额，可以用于支付转账，并非如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所述使用信用卡支付。吴康强在起诉之前唯一的要求是退车退款，并没有要求赔偿，也是经过叶家诚、李坤明确认的，由于叶家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通过李坤明拒绝了吴康强的请求，同时李坤明在双方聊天过程中反复承认车辆销售时的欺诈行为，如果案涉车辆确实如叶家诚、李坤明所说车辆为李坤明所有，李坤明完全有能力退款，之所以对簿公堂，是因为叶家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关于有向吴康强提供过车辆维修的情况，本案立案之后，吴康强有向4S店调取过相关记录，但4S店不予提供，在一审法庭出具调查令之后才调取到相关记录，故叶家诚称吴康强可以自行了解案涉车辆的维修情况是与事实不符的。吴康强与李坤明虽然是初中同学，但之后并没有联系，是吴康强去海八路看车时才重新联系并添加微信，故不可能是吴康强先行得知李坤明有案涉车辆在手，吴康强去海八路看车时案涉车辆就停放在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场所。案涉车辆是当天看车、当天购买的。针对吴康强、长诚和咨询部及叶家诚的上诉，李坤明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长诚和咨询部是涉案交易主体的事实有误。案涉车辆的整个销售过程，均是李坤明与吴康强进行交涉，吴康强也清楚是李坤明向其推荐车辆、出售车辆，并告知车辆的相关情况，叶家诚、长诚和咨询部从未参与其中，也没有在《汽车转让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确认。最后的付款环节，是由于吴康强无足够现金，但其可以通过刷卡付款，因此李坤明带其到长诚和咨询部、南海庄宪汽车服务部用P0S机刷卡支付，其中长诚和咨询部代为收取了132000元，南海庄宪汽车服务部代为收取了31060元。在此之前李坤明曾向叶家诚和谭鸿飞借款共计143800元，因此李坤明将叶家诚经营的长诚和咨询部代为收取的132000元当做偿还债务，另通过支付现金归还剩余的11800元(132000+11800=143800)。所以长诚和咨询部实际只是收取了李坤明的还款，并非吴康强的车款，李坤明举证的《借条》《汽车转让合同》《电子回单及转账流水》均与本案事实相关联，足以证明上述的具体付款情况，但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属事实认定有误。李坤明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与叶家诚是朋友关系，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直接忽视了李坤明的庭审陈述，做出错误的事实认定。李坤明称呼叶家诚为老板是作为朋友间一种尊称及玩笑话，日常生活中朋友间逗趣时也会使用粤语“老细”的称呼去打闹，并且叶家诚既没有与李坤明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李坤明发放工资、购买社保，吴康强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直接证据证明李坤明是替叶家诚打工的，叶家诚、长诚和咨询部作为交易主体的证据明显缺乏。综上所述，案涉车辆系李坤明借资购买，登记在李坤明个人名下，属于李坤明个人财产，案涉车辆的交易主体当然是李坤明。二、吴康强要求退款及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李坤明在涉案交易中已告知吴康强案涉车辆曾发生过碰撞，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康强在购买案涉车辆时曾亲自检测过车辆的状况和文件资料，李坤明亦当场提交了汽车保养手册，也曾试驾确认过车辆的性能，已清楚且明知车辆曾发生过碰撞，最终才确定购买的。并且车辆在4S店的维修记录均为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得到，李坤明根本无需隐瞒车辆状况而出售，也没有隐瞒的主观故意，更没有实行隐瞒的行为，吴康强没有提交足够证据证明李坤明属明知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事故而故意不如实披露，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坤明进行了欺诈行为。再者，在当前社会中，金钱消费系一个非常理智而现实的民事行为活动，吴康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仅因“同学情谊”就随便出资16万元购买一辆不清楚安全状况、驾驶性能的车，其购买车辆时必然已履行了质量检验义务，而且车辆的信息在网上是公开可查询到的。吴康强在验车后当场支付价款并将车辆提走，足以证明其已对车辆检验完毕，接受该车的一切优缺点，此后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均应由其自行承担，与李坤明无关。因此李坤明不存在欺诈吴康强购买案涉车辆的行为，而吴康强认为叶家诚、长诚和咨询部构成欺诈更是无稽之谈。三、一审法院判决吴康强获得162000元购车款退款和40000元赔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吴康强并没有举示足够证据证明案涉车辆无法使用或者无法达到使用目的，并没有达到解除合同的条件。一审法院以案涉车辆曾经进行过大修，从而认定长诚和咨询部的行为致使吴康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退款的结论过于片面。且由于交易主体的认定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酌定长诚和咨询部赔偿40000元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就是旧机动车，所交易的车辆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瑕疵，购买者应遵守市场秩序和交易习惯，虽然案涉车辆发生过事故并进行了维修，但目前已完全修好，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吴康强也从2019年9月购买后一直使用着案涉车辆，该车辆从未发生故障，也未给其带来实质损害。除此之外，车辆属消耗品自身价值贬损极快，但吴康强使用了案涉车辆近一年之久，现在不仅以原购买的价格获得全额退款，还获得40000元赔偿，过分加重了叶家诚、长诚和咨询部的责任，而忽视吴康强作为买方应尽到的质量检验义务，以及作为使用方的实际使用损耗，有失公允。一审法院这一判决不仅容易助长不法购买者通过购买明知有瑕疵的产品实际使用后又要求退款及索赔的不正之风，还极大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经济压力，打击其自主经营自信心，不利于建设高质量、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因此吴康强要求李坤明退款、赔偿的请求是严重损害了李坤明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其严重不合理、不公平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向本院提交不同的二手车行业从业者推广案涉车辆信息的25条朋友圈截图，拟证明在二手车行业同行共享二手车信息，从业者之间会经常发布同一辆二手车的信息，相互推广，互相提供信息咨询是行业惯例，不能证明在朋友圈发布信息就是该二手车的经营者或所有者。吴康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李坤明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该证据无原始手机载体核对，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期间，吴康强、李坤明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关于长诚和咨询部是否为案涉交易主体的问题。经审查，首先，长诚和咨询部收取了吴康强支付的购车款132000元，而李坤明并未收取任何购车款。其次，李坤明在与吴康强交涉过程中称：“我是打工的、我跟他是雇主关系，老板的弟弟为叶家恒。”而叶家恒为叶家诚弟弟，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者是叶家诚。再次，吴康强购买案涉车辆后多次到长诚和咨询部的经营场所交涉，叶家诚在多次出面洽谈中并未否认长诚和咨询部出售该车辆，仅认为其已向吴康强履行了车况告知义务。据此，本院确认涉案车辆的交易双方为吴康强与长诚和咨询部，李坤明仅系具体负责的销售人员。二、长诚和咨询部应否向吴康强退还购车款并赔偿的问题。首先，《汽车转让协议书》虽载明“但有碰撞”,但并未明确系何种碰撞，按通常理解该碰撞应系轻微事故所致。而涉案车辆曾于2015年10月24日发生过重大碰撞事故,并进行了维修费用高达66828.64元的重大维修，其中包括更换车辆减振器、纵梁、安全气囊等涉及车辆安全性能的重要部件，该碰撞事故显然不属通常理解的碰撞。长诚和咨询部在销售车辆时未向吴康强告知该碰撞事故，未充分、妥善向消费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违约行为。吴康强签署《汽车转让协议书》之目的系为购买正常车况的二手车，而非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曾发生过重大碰撞的事故车，长诚和咨询部的前述违约行为致吴康强不能实现该合同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吴康强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长诚和咨询部退还购车款。其次，虽然长诚和咨询部在交易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本案中也并无证据证实其存在欺诈吴康强的主观故意，故吴康强主张长诚和咨询部赔偿购车款的三倍损失486000元，依据不足。一审在纵观本案案情之基础上，依据公平及诚信原则酌定长诚和咨询部向吴康强赔偿40000元，处理并无不当。因长诚和咨询部是叶家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故叶家诚应对长诚和咨询部的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吴康强与长诚和咨询部、叶家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35.9元，由上诉人吴康强负担7990元，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长诚和二手车交易咨询部、叶家诚负担434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何希红审 判 员 贾小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