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24民初2259号 原告:魏海彬,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宏武，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晗，男，197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被告：安徽飞雁庐江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黄山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598678990Y。 法定代表人：孙海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高，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凯，安徽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海彬与被告安徽飞雁庐江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雁客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于同年12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魏海彬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魏海彬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同年4月23日重新立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并通知曾晗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海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宏武、原告曾晗、被告飞雁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高、谭德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海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合同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及利息1026293.24元、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计364244.23元，二项总计为1390537.4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日，被告邀请原告承包经营庐江至温州班线（执行车号为皖Ａ×××××），并签定了《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其期限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到期后，又续签了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2018年4月16日，庐江至温州班车因情势变更而报停。但被告却以原告2017年11月底在被告下辖的庐江汽车站签订了闽Ｊ×××××车进站合同为借口，强行扣下闽Ｊ×××××车在庐江汽车站产生的票务兑现款。2019年元月，被告邀请朱兵承包皖Ａ×××××，后朱兵同被告对簿公堂，告被告违背合同的诚信原则，故意隐瞒皖Ａ×××××班车在运营资格上存在的瑕疵。至此，原告才恍然大悟知道被骗。原告发现被告从签订合同开始，就至少存在8种欺诈、隐瞒行为。第一、《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道路客运班线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不得转让班线运输。故被告无权将庐江至温州客运班次（班车的日发次数）的经营使用权租赁给原告。本案《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的租赁物只能是庐江至温州客运班次（班车的日发次数）的经营使用权。退一步说，被告若狡辩称在订立、履行合同时收班次租赁金的提法有问题，但认为收班次租赁金实质上就是收管理费，是合法合理的，可被告在订立、履行合同时不但要收管理费，还要收班次租赁金，这就明显违法违规了。第二、按《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28条第3款和《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客运经营者营运后连续180天（6个月）以上停运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从各方提供的证据看，该车从2018年4月16日就一直停运，即早终止营运了，再收费就是欺诈行为。第三、《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第四条规定，合同期内被告提供庐江至温州客运班线标志线路牌和道路运输证给原告方，很显然这一牌一证必须合法有效能用。但被告提供的班线标志线路牌自2015年就未通过讫点复核和省局复核，属于非法营运。庐江至温州客运班线标志线路牌和道路运输证自2018年4月16日至2019年8月还一直处于报停状态。《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皆为被告炮制的格式条款合同，只约定原告有保管好各种营运证牌的义务，没约定原告有年审的义务。按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只有被告才有帮其年审的义务。第四、庐江至温州班线总班次为0.5，但被告自2006年就将其拆分为两个0.25班次，造成在温州每台车每4天进1次站，放空回来1次，但被告却按0.5班次收班次租赁金和管理费。再说，明明是《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但至关重要的班次在合同上却漏掉了，被告这样在订立、履行合同时收两台车管理费和租赁金，明显就是欺诈隐瞒行为。第五、原、被告签订的6份合同共24次提到《客运班次、客运车辆租赁经营管理实施办法》，并说其作为合同的附件和组成部分，与合同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原告从没见过，更谈不上在其上签字认可，被告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若遇到争议或诉讼就拿它做防护墙，这也是对原告的欺诈隐瞒行为。第六，《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甲方（被告方）车站按票面额（剔除站务费）的10%向乙方（原告方）收取劳务费，春运期间加班包车按票面额的25%收取劳务费，车站站务费收入归甲方（被告方）车站。这样的收费标准已远远高于《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的上限（10%），况且被告方的车站只能达到二级站标准，按国家法规规定其最高收费标准的上限为8%，这是赤裸裸的欺诈隐瞒行为。第七，被告的财务部向原告下发的2018年度、2019年度皖Ａ×××××单车承包收支明细分户账，其中2018年12月、2019年1月要扣原告55953元，没任何合同依据和道理，纯粹是欺诈行为。第八，2017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其抬头均注明为2016版，而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故这两份合同皆属无效过期合同。第九，按照国家的税法规定，汽车站只能扣票面款的3%，而被告长期以来一直扣承运人包括原告票面款的4%，这也是一种隐瞒欺诈行为。综上，被告违背合同的诚信原则，故意隐瞒皖Ａ×××××班车在运营资格上存在的上列瑕疵，一手炮制违法违规、有欺诈性质的格式条款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被告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由此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也应当进行赔偿。 原告曾晗认同原告魏海彬的诉讼请求。 飞雁客运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状所述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2月1日先后签订《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是事实，该六份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的，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合同约定，双方之间是租赁经营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原告有偿租赁经营被告客运车辆、客运班次，合同履行终止后，客运车辆、客运班次由被告收回，被告不是向原告转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权。该租赁合同不违反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有关效力禁止性规定，也无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客运车辆、客运班次只能采用内部承包经营而不得采用外部租赁方式，故以上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合同早已履行完毕，原告现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收取的相关费用、赔偿其所谓的损失合计1390537.47元,该项诉求同样不能成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关费用,是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其自身的义务。换句话说,被告收取原告有关费用,是行使合同规定的权利。原告无权要求返还,被告也无返还的义务。三、原告在诉状上认为被告在本案中存在多种欺诈、隐瞒行为,并由此认为被告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双方所签合同无效。原告所述不能成立。其一、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被告方始终秉承诚信原则,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欺诈、隐瞒情况。其二、按照原告所述,其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受到被告欺诈、隐瞒,如果原告所述成立,依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原告只能起诉要求变更或者撤销,而不能要求确认无效。其三、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本案合同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任意一种情形。其四，如果原告自已因是客运系统外人员，对客运行情不了解，在第一份合同履行结束后，原告经过经营半年，对相关客运行业已了解，原告又与被告签订了第二、第三份合同，是对之前合同不了解内容的认可。综上所述,被告方认为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判令被告返还其已经收取的费用、赔偿其损失,均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合同及法律的严肃性。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原、被告签订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复印件6份，魏海彬与曾晗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协议》原件1份，证明：（1）、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因该合同违反了国务院《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同无效；（3）、被告故意隐瞒至关重要的班次系数内容，存在欺诈行为；（4）、皖Ａ×××××车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被告得利1135711.51元，其中不当得利1026293.24元，具体如下：①原告已经支付保证金25400元，孳息5334元，合计30734元；②班次租赁金456600元,孳息70558.5元，计527158.5元；③被告按25%收取车辆折旧费无道理，多收折旧款110833.33元、孳息222015元，计332848.33元,④班次0.25，多收取车船使用税、车辆强检费、二级维护工时费、车辆折旧费、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乘运人责任险、车辆维修资金129340.69元，孳息22492.16元，合计151832.85元；⑤没有法律依据，多收取小件快运费、安检费、卫生费6240元，孳息951.6元，计7191.6元；⑥皖Ａ×××××车于2018年8月底停运，被告减半收取的上述管理费等应返还原告7个月37724.37元，孳息4453.91元；⑦被告多收取劳务费12359.51元，孳息2210.17元，计14569.68元；⑧按被告《单车承包收支明细分户帐》，原告欠被告80220元，原告愿在以上不当得利中冲减。以上各项计1106513.24元，冲减80220元，被告不当得利1026293.24元应予返还给原告； 2.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皖Ａ×××××车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和车辆维修基金约定单复印件各一份，19年乘运人责任险复印件一份。证明皖Ａ×××××车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各项保险金及车辆维修金93144.72元，孳息12807.40元； 3.2019年5月6日温州交运集团城际客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原件一份，证明2018年春运后庐江至温州班车皖Ａ×××××车在温州站严格按每4天发1趟车； 4.2019年5月6日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庐江至温州班车皖Ａ×××××车日发班次为0.25，只能每4天进1次温州站售票上客，该车于14年运营，2018年4月停运，一直停运到2019年5月6日。 5.2019年5月6日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庐江运管所驻站管理办公室联合出示的《说明》原件一份，证明客运班车是按固定的班次、时间、站点、线路营运的，日发班次为0.25班即每4天发1趟车，每份《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和客运班车是一一对应关系。 6.2019年6月18日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庐江至温州客运线路牌系统信息截图一份，加盖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公章。一是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总班次为0.5，2005年后车辆数为1辆（只能为皖Ａ×××××车，其班次为0.25）；二是证明1997年8月7日庐江至温州班车经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许可后，又从2019年5月31日延续经营至2024年9月30日，即此客运线路牌系统信息是此前的客运线路牌系统信息的自然延伸，保持一辆车，班次为0.25；三是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处于报停状态，也未通过讫点复核和省局复核。 7.被告提供的2014年3月10日的省际道路旅客运输线路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从2014年5月15日延续经营至2019年5月31日，每车日发0.25班，保持1车。 8.2016年5月30日和2019年5月28日皖Ａ×××××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的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日发班次为0.25，车号为皖Ａ×××××。 9.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官网截屏打印件四组，证明皖Ａ×××××班车道路运输证自2018年4月至2019年8月处于报停状态。 10.2019年8月22日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温州交运集团站务分公司及其双屿客运中心的《证明》原件各一份，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自2015年就没有去办理过讫点复核手续，也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自2018年4月16日停班，也没有办理过任何手续。 11.2019年7月12日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庐江至温州班线自2015年就没办理讫点复核和省际复核，自2018年5月份一直处于报停状态。 12.2018年4月16日原告给庐江县运管所驻站办的停班《申请》复印件一份（加盖庐江县运管所驻站办公章），证明庐江至温州班车皖Ａ×××××车自2018年4月16日一直在停运。 13.关于宇通特约服务站巢湖市五星汽车修理厂的官网截屏两份，五星汽修厂的证明一份，证明宇通该款载客车售价95万元上下，可以作为车辆折旧的依据。 14.记者证、社保卡、电子社保截屏打印件各一份，证实原告魏海彬是合肥广播电台新闻记者，飞雁客运公司与之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对外租赁合同。同时证明原告对客运行业不了解，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时，隐瞒了部分事实及相关规定，存在恶意的欺诈行为。 15.皖Ａ×××××车的道路运输证、行驶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飞雁客运公司向原告转让道路运输证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行政许可证的专有、排他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 16、庐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0124民初2149号原件一份。该判决书第4页引该案被告的质证意见，该案原告（朱兵）为了降低成本而停运该车辆（皖Ａ×××××），班线营运权还在原告（朱兵）处，从而证明被告一直违规将班线营运权转让给第三方来非法牟利。 17.庐江县运管所驻站办的2019年十一节旅客运输量统计报表一份，证明被告的车站只能是2级站，其收费标准最高为8%。 18、被告财务部门向原告下发的催款性质的2018年度、2019年度皖Ａ×××××单车承包收支明细分户账复印件二份，证明被告2018年度扣了原告226492元，2019年1月扣原告36912元，2018年12月、2019年1月扣原告55953元没任何合同依据和道理（双方合同早到期了），是原告垄断庐江客运市场的一贯欺诈行为。也证明被告违背合同约定，在合同外每月强行收取小件快运费100元，安检费80元，卫生费80元。 19.浙江温州城际客运公司承包合同原件一份、福建福鼎汽运公司的承包合同复印件、巢湖汽运公司（2013版）、飞雁庐江客运公司（2018版）承包合同空白件各一份，证明客运公司经营合同名为租赁合同的，在全国也极为罕见，绝大部分是内部承包合同；本案不应当适用租赁方式，租赁方式无效，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1、对1、7、8、15、16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据15、16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是出租班线经营权，不是转让。该租赁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证据16，法院判决驳回了朱兵的诉讼请求，且该份判决对本案的租赁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 2、对证据2、18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能直接证实被告向其收取费用的数额，被告收取原告的费用，应该有收费凭证或结算手续,具体收取费用数额以结算及收费凭证为准。原告到目前为止还存在部分费用没有缴纳；2018年11、12月原告不再经营该班线，被告不会收取相关的费用； 3、对3、4、5、10、11，因证据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书证的规定，没有出具人和负责人签名，不予认可；证据4是原告违反客运经营的规定，被行政机关处罚，与被告无关。证据5，原告对该班次情况明知，即使第一次签订合同不知，在签订第二份合同时，也是明知，且是实际履行而认可；原告报停车辆，是为了减少损失，是对自已经营权利的处分；被告方庐江至温州班线无需在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讫点复核相关手续。目前,该班线车辆在正常运营； 4、对6、9，被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5、对12，是原告自已的申请，被告不清楚； 6、对13，该公司不具有评估车辆价值的资格，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 7、对14的真实性请求法庭予以核实，且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8、对证据17，被告收取的是劳务费而不是站务代理费，与代理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9、对证据1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班线营运方式，有内部承包也有对外租赁形式。到目前为止，无任何法律法规禁止班线运营不得采用外部租赁形式。 被告方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7、8、15、1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12、14、17、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4、5、10、11因证据形式不符合相关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形式要求的规定，不予确认；对证据6、9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3，该车辆价格评估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承运车辆折旧的依据，不予确认；对证据19，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12月1日，被告与原告魏海彬及曾晗签订《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各一份。该两份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皖Ａ×××××“宇通”牌客车，经营庐江县至温州市的客运班次，班次起点站为庐江，发车时间为上午8时，终点站为温州市，回程起点站为温州市，发车时间以温州站安排为准，终点站为庐江县。租赁期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合同期满后被告收回客车及客运班次经营权。班次租金为每月21100元，管理费每月456元。原告需向被告一次性交纳合同保证金25400元。该两份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上述合同到期后，被告与两原告于2017年6月1日续签了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班次租金为每月19000元，租赁期间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其他内容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约定的一致。2017年6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到期后，被告与两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再次续签了前述合同，约定班次租金为每月18000元，租赁期间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其他内容与前述的几份合同约定的一致。2017年1月12日，魏海彬与曾晗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协议》一份，约定曾晗将承包案涉车辆并给原告经营，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魏海彬每月支付给曾晗一定的车辆承包金。2018年4月16日，原告以案涉班线承包金过高，温州客流量减少，火车动车私家车分流旅客，导致亏本严重，无法经营为由向庐江县运管所驻站办申请报停班次8个月。同年4月23日，庐江县公路运输管理局驻站管理办公室盖章同意报停一个月。但自2018年4月16日报停至2018年11月30日，案涉班次一直处于停运状态。被告与原告、曾晗签订的租赁合同到期后，被告将案涉班次班车于2019年1月租赁给了朱兵经营。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合同无效，认为被告是转让客运班线许可证，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原告所提举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是租赁而非转让客运班线的经营权。且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对原告魏海彬、曾晗诉求本院判决确认本案合同无效不予支持。原告魏海彬主张基于合同无效给自已造成的各项损失364244元，因没有合同无效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魏海彬主张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026293.24元，因与本案所诉确认合同无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基于被告不当得利的事实另行主张。另，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六份合同，其理由是被告与两原告签订案涉合同时及合同的履行中，被告存在欺诈、隐瞒有关事实的行为。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的六份合同在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被告存在欺诈、隐瞒有关事实的行为，且欺诈、隐瞒事实所签订的合同，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海彬、曾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683元，由原告魏海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磊 人民陪审员  汪贤祥 人民陪审员  陈晓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