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3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群元，男，土家族，1975年2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广东佐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晓晴，广东佐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斯图特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李群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彩云，女，汉族，1976年6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伟强，男，汉族，1967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小平，男，汉族，1982年5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东安县。上诉人李群元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斯图特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斯图特公司）、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6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群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群元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两份《董事会决议》是对四家公司股份比例进行了书面明确，其性质是股东协议或决议。一审判决认定四家企业构成“斯图特集团”，李群元及邓伟强、梁彩云、唐小平系“斯图特集团”投资人，四方投资比例是明确的。而从2015年5月1日《董事会决议》上下文可知，所谓“董事会股份比例”即是投资人在“斯图特集团”股份比例，投资人、董事即“斯图特集团”股东。“斯图特集团”并未注册登记、依法设立，四家公司工商登记均没有显示“斯图特集团”是对四家公司的唯一股东，而四家公司的登记股东截止至2016年6月前仍均由“斯图特集团”四名投资人组成，四家公司中有两家在2014年8月前股份比例与“斯图特集团”投资比例、股份比例一致。与此同时，“斯图特集团”投资人对佛山斯图特公司企业财务、资金进行管理(见证据《说明》)，也有明确的人事架构(见证据《董事任命书》)。“斯图特集团”没有实体不需要专设机构、人员进行运营、管理，相应的管理实际是“斯图特集团”投资人、股东及董事对旗下四家公司运营管理。李群元、梁彩云或郑某、邓伟强或何某、唐小平四方对于“斯图特集团”名下签署的名为董事会决议的文件，实际为股东之间的股东协议或决议，对四方均有约束力。董事会决议是人数决而不是资本决，不需要注明董事的股份比例，结合《董事会决议》内容，名为董事会决议实际是股东在明确股份比例，名义上明确的是“斯图特集团”投资、股份比例，实际上是四方股东在明确各自在四家公司的股权比例。一审法院仅认定“斯图特集团”存在，并承认四家公司构成“斯图特集团”，明确四方股东在“斯图特集团”的投资比例，但一审法院未查明如下大量客观事实：1.“斯图特集团”未注册登记，不需要人事任命、财务管理；2.“斯图特集团”投资比例=“斯图特集团”股份比例=“斯图特集团”董事会股份比例；3.佛山斯图特公司财务管理在变更登记后仍由集团股东一并管理；4.四家公司登记股东均由集团四名股东构成，集团不是四家公司的登记股东。一审判决也未能明确《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任命书》等“斯图特集团”名义作出的四方签署的文件，实际是股东协议及股东任命书，且已经对四位股东在四家公司的股权比例做了明确。一审判决认为李群元未提供2015年5月1日后唐小平参与佛山斯图特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是对时间节点的错误理解，唐小平取得股权在佛山斯图特公司变更登记为一人有限公司之后，唐小平有无参与经营，不影响唐小平通过协议取得对案涉公司的运营、管理权利。二、退一步说，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也可认定李群元仅为“斯图特集团”在案涉佛山斯图特公司的挂名股东，“斯图特集团”四方投资人按照投资、股份、董事会股份比例实际享有佛山斯图特公司的100%股权。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四方股东投资拥有四家公司的“斯图特集团”，四方在“斯图特集团”中投资比例、股份比例是明确的。四家公司作为“斯图特集团”构成部分，在登记的股东均为集团股东，且集团股东实际参与四家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四家公司为“斯图特集团”全资子公司是一般情形，不需要四方再明确各自在子公司的股权比例，只需明确在“斯图特集团”的股权比例。四方股东在四家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均与实际不符，实际均为“斯图特集团”的挂名股东，“斯图特集团”借用四方股东名义在四家公司中持有公司股权，由“斯图特集团”实际对四家公司出资并享有、实施股权，即“斯图特集团”四方股东按照投资、股权、董事会股份比例出资并享有四家公司股权。而假设存在集团股东单独投资子公司并占有一定份额，属于例外情况，应当进行书面明确，但本案中显然不存在例外。李群元作为“斯图特集团”在佛山斯图特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名下的100%股权是“斯图特集团”借用李群元名义持有，由“斯图特集团”实际出资、享有、实施。且因“斯图特集团”没有注册登记实体，不需要人员运营管理，100%股权由“斯图特集团”享有，即“斯图特集团”四方股东按照投资、股份比例享有；100%股权由“斯图特集团”实施，即由“斯图特集团”四方股东按照投资、股份比例实施。李群元仍然仅享有、仅能实施34%的股权，其他66%股权仍然是由其他三方股东按照“斯图特集团”中股权比例享有、实施。李群元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对李群元主张事实存在错误理解，实际是唐小平在答辩过程中误导一审法官的理解，一审法院认定李群元在起诉状中明确2015年年末其他股东要求李群元将管理权交给唐小平的事实应当予以纠正。2.“斯图特集团”并没有实际注册，不是独立法人，但是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李群元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个子公司是四人按份共有的公司，股东是四个自然人，四家子公司的统一决策则用“斯图特集团”的名称，即“斯图特集团”决议对四家公司都有约束力。在形成于佛山斯图特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登记前、后的两份“斯图特集团”《董事会决议》中，股东签名后附随的“投资比例”、“股份”或“董事会股份”比例没有变化，即四个股东的股东权利没有变化，各自的股权比例就是决议中签名后面附随的比例。3.不管是在佛山斯图特公司还是在“斯图特集团”的其他三间公司，梁彩云与郑某两夫妇为一方，邓伟强与何某为一方，李群元与许某夫妇为一方、唐小平为一方，对四家公司行使股东权利，进而直接经营管理该四间公司。“斯图特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任命书》等决议以及佛山斯图特的《说明》就是四个股东对案涉公司的管理方式，郑某、何某的签字实际是行使股东权利。4.一审中梁彩云、唐小平否认参与佛山斯图特公司的经营管理，李群元已经在案涉公司账册中找到梁彩云与郑某在佛山斯图特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后、唐小平在变为“斯图特集团”股东后对案涉公司行使股权和管理权的证据。通过李群元一审开庭后提交的香港斯图特公司备案留底文件、《股东会决议》、个人担保书等证据可以看出，何某在上述材料中的字迹与李群元提交的《说明》《任命书》中的一致，而且证明在2014年8月8日后三方股东仍参与公司决策。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拒不承认仍参与公司经营系虚假陈述，对其陈述应不予采信。梁彩云答辩称，关于借款的问题，梁彩云当时已经离开佛山斯图特公司，其在说明上签名是因为佛山斯图特公司表示签名之后，等银行放款之后就可以还款给梁彩云。郑某在2015年5月1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是其个人行为，与梁彩云无关，当时梁彩云已经退出佛山斯图特公司。郑某的签名不能代表梁彩云，而且郑某不是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其仅是投资方。2014年9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虽然有梁彩云的签名，是因为其不想做这一块的业务，要将手上股权予以转让。梁彩云在佛山斯图特公司所占33%的股权已转给李群元，在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所占51%的股权已转让给唐小平。邓伟强答辩称，虽然邓伟强之前授权委托过何某参与佛山斯图特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该公司的实际持股人是何某，邓伟强是代持股。邓伟强从来没有参与佛山斯图特公司的经营管理。唐小平答辩称，李群元提交的记账凭证中，只有唐小平一人签字，无法确认该记账凭证的效力。即使该记账凭证上唐小平的签名为真，唐小平也只是在行使职务行为，与股东身份无关，唐小平当时担任的是公司的业务副总。关于董事会决议的形成问题。当时几个股东开会确实是唐小平有意向入股，但是并不代表各方实际履行该决议。该决议只是意向性的协议，实际上唐小平没有实际投资。而且公司很快停止运营，唐小平认为没有入股的必要，就没有投入资金了。李群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自2014年8月14日登记在李群元名下的佛山斯图特公司66%的股权实际为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出资；2.确认梁彩云占有佛山斯图特公司33%的股权，邓伟强占有佛山斯图特公司8%的股权，唐小平占有佛山斯图特公司25%的股权；3.判令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及佛山斯图特公司配合李群元办理变更股东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及佛山斯图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4日，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佛山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同日，梁彩云、邓伟强分别出具《授权书》，分别授权郑某、何某为全权代表人，所签署一切文件，均代表其本人，合法有效。2012年7月26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登记股东为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分别持有公司34%、33%、33%的股权。2014年8月8日，李群元分别与梁彩云、邓伟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梁彩云、邓伟强将其持有的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群元。同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梁彩云将其持有的33%股权作价33万元转让给李群元，邓伟强将其持有的33%的股权作价33万元转让给李群元，批准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性质从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2014年8月14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办理股东的变更登记，股东由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变更为李群元一人，该《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东会决议亦在工商部门备案。2015年9月17日，李群元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并向工商部门提交申请书。2015年9月22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名称变更为佛山市斯图特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即佛山斯图特公司现有名称，经营范围亦作相应变更，并重新制定了公司章程。另查，李群元提供的日期为2014年3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有如下内容：经董事会决议，同意投资以下项目：一、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440********1370；二、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441********4161；三、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模胚分厂（番禺），资产属佛山市斯图特所有；四、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注册编号：19***8；五、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4412********741.以上项目，经董事成员一致同意投资，资产属投资方共同所有，比例为：何某33%、郑某33%、34%，债权债务由三方共同承担。何某、郑某、李群元均在投资人处签名。2014年12月29日，以斯图特集团名义出具《董事会任命书》一份，内容为：经董事会决议，任命您为“斯图特集团总经理”一职，负责斯图特集团全面工作，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李群元、郑某在斯图特集团董事成员处签名，除该二人外另有一人签名，签名字迹不能辨认。李群元提供的日期为2015年5月1日的董事会决议有如下内容：经各股东同意，决议以下内容：同意何某先生转让斯图特集团25%股份给唐小平先生，由2015年5月1日起生效执行，唐小平由即日起承担相应的债权债务。备注：一、斯图特集团旗下公司：1.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2.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3.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4.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二、董事会股份比例为：李群元34%、郑某33%，唐小平25%，何某8%。以上由各董事签字之日起生效执行。李群元、郑某、唐小平、何某在该决议上签名、捺印。2015年1月30日，李群元及其妻子许某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015年3月16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鉴于2015年1月30日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以李群元、许某个人名义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00万元，此借款实际是用于佛山市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使用。李群元、郑某在《说明》的“各股东确认处”签名，除该二人外另有一人签名，签名字迹不能辨认。再查，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登记设立，于2016年8月31日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公司存续期间的股东为许某、梁彩云、邓伟强，持股比例为34%、33%、33%。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许某、梁彩云，持股比例为49%、51%，2015年4月10日办理股东变更手续，股东变更为许某、唐小平，持股比例为49%、51%。2016年7月20日办理股东变更手续，股东变更为李园明、唐小平，持股比例变更为51%、49%。李群元庭后向法院提交了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该注册证书记载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在香港登记成立，股东为何某，拟注册股本为100万元港币，股东已承购的股份为5万元港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李群元认为其与梁彩云、邓伟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为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仍为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2015年5月1日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邓伟强将其25%的股权转让给唐小平，因此，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实际为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持股比例为34%、33%、8%、25%。梁彩云、邓伟强对此均予以否认，认为其二人已于2014年8月8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群元，其二人已退出公司，与李群元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合意；唐小平认为其与李群元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亦无通过增资方式取得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权。综上，针对双方的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是否为佛山斯图特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李群元名下的股权应否登记至该三人名下？对此，法院分析如下：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佛山斯图特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登记成立，2014年8月8日李群元与梁彩云、邓伟强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梁彩云、邓伟强将其持有的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李群元，佛山斯图特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李群元认为，根据其提供的两份《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任命书》、《说明》，可证实其与梁彩云、邓伟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仅是为了工商登记所需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梁彩云、邓伟强仍系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且股权转让后，佛山斯图特公司仍由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三方继续管理、监督，2015年5月1日由新股东唐小平管理。针对李群元的上述意见，法院认为，首先，从2014年3月6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来看，主要内容为李群元、郑某、何某同意投资佛山斯图特公司、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斯图特钢材有限公司模胚分厂（番禺）、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五个项目，并约定五个项目的资产属于投资方共同所有，比例为何某33%、郑某33%、李群元34%。2015年5月1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为：经各股东同意，同意何某先生转让斯图特集团25%股份给唐小平，自2015年5月1日起生效；斯图特集团旗下公司有：佛山斯图特公司、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李群元34%、郑某33%、唐小平25%、何某8%。其次，从“斯图特集团”旗下的四家企业情况看：佛山斯图特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持股比例分别为34%、33%、33%，2014年8月14日变更股东登记，股东变更为李群元一人；东莞市斯图特五金钢材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许某、梁彩云、邓伟强，持股比例为34%、33%、33%，2016年8月31日办理注销登记；肇庆万润利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许某、梁彩云，持股比例为49%、51%，现股东变更为唐小平、李园明；斯图特钢材（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在香港登记成立，股东为何某，拟注册股本为100万元港币。即上述两份《董事会决议》结合“斯图特集团”旗下的企业状况可看出，李群元、郑某或梁彩云、何某或邓伟强系四家“斯图特”企业的投资人，该四家企业构成“斯图特集团”，李群元、郑某或梁彩云、何某或邓伟强、唐小平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仅对李群元、郑某或梁彩云、邓伟强或何某、唐小平在投资的“斯图特集团”的资产中所占有比例作出了约定，但并未明确李群元、郑某或梁彩云、何某或邓伟强、唐小平具体为哪家企业的股东及持有的股权比例，亦未明确“董事会股份比例”即为各投资人在各家企业中所持的股份比例，更未明确各投资人在各企业所持股份存在为其他投资人代持股份的情形。最后，从2014年12月29日《董事会任命书》的内容看，该任命书的内容为“斯图特集团董事会”任命李群元为“斯图特集团”总经理，并非任命其担任佛山斯图特公司的任何职务。而在2014年8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李群元作为佛山斯图特公司的唯一股东，于2015年9月22日变更了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且李群元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唐小平在2015年5月1日后有参与佛山斯图特公司经营、管理。综上，李群元以董事会决议为由，认为佛山斯图特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持股比例为34%、33%、8%、25%，要求将名下佛山斯图特公司的66%的股权分别登记至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名下的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李群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5200元，由李群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群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五组证据：1.2014年10月28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份及收据1份，2014年11月1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份及称重记录单3份，2015年4月2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份、收据3份及转账交易凭证1份；2.2015年4月10日现金支出单1份及电子回单1份；3.2015年11月30日现金收入证明单1份及称重记录单2份，2015年11月2日费用报销单1份，2015年10月14日佛山斯图特顾客投诉处理单1份，2015年11月11日扣款通知单1份，2016年3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23号）1份及银行业务回单2份，2016年3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38号）2份，2016年3月28日支出证明单1份、转账回单1份及收据5份，2016年3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39号）2份，2016年3月31日支出证明单1份、转账回单1份及收据5份；证据4.香港斯图特注册资料留底复印件及翻译各3份；证据5.2014年9月11日股东会决议1份，2014年10月7日担保书2份。对于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群元诉请确认佛山斯图特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李群元（占股34%）、梁彩云（占股33%）、邓伟强（占股8%）及唐小平（占股25%），并要求将其名下佛山斯图特公司66%的股权按上述持股比例分别登记至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名下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李群元在本案中要求确认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仍为李群元、梁彩云及邓伟强，实为主张其与梁彩云、邓伟强存在股权代持的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梁彩云、邓伟强已于2014年8月8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权转让予李群元，佛山斯图特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李群元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还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因此，李群元作为佛山斯图特公司唯一股东这一特定身份已对外产生了公示效力，李群元作为佛山斯图特公司显名股东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虽然李群元辩称其与梁彩云、邓伟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仅是为了工商登记所需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股权转让后，佛山斯图特公司仍由李群元、梁彩云、邓伟强及新股东唐小平继续管理，其与梁彩云、邓伟强仍存在股权代持的关系。但经审查，李群元举示的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任命书等证据材料仅能证实郑某、何某为“斯图特集团”的投资人，无法直接证明李群元所主张的代持事实，在李群元无法提供代持协议或者其他证据佐证存在股权代持行为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代持股权的主张不予采信。与此同时，李群元主张唐小平为佛山斯图特公司股东及确认各当事人在佛山斯图特公司占股比例的依据主要为两份《董事会决议》。而从决议的主要内容来看，该决议主要确认李群元、郑某、何某及唐小平为“斯图特集团”的投资人，并对各当事人在该集团的资产中所占比例作出约定。结合决议中载明的四家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来看，决议中约定的各当事人的投资比例与“斯图特集团”旗下四家企业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构成、股权比例并不相符，足见决议中的投资比例并非各当事人在各家企业中所持的股份比例。李群元以《董事会决议》为由要求确认各当事人在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占股比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从李群元提供的《董事会任命书》主要内容来看，经“斯图特集团”董事会任命其为“斯图特集团”总经理，而非担任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职务。该证据亦不能证实李群元在佛山斯图特公司所持股份存在为其他投资人代持股份的情形。而且，李群元提供的现金支出证明单、收据、记账凭证等材料仅能证实梁彩云、唐小平仍在公司任职，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实该两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者收取股东分红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该两人仍为佛山斯图特公司的股东。因此，本院对李群元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不予采纳。佛山斯图特公司作为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的加入及实际经营者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自治乃至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司法不宜过多干预。综上，李群元诉请确认佛山斯图特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李群元（占股34%）、梁彩云（占股33%）、邓伟强（占股8%）及唐小平（占股25%），并要求将其名下佛山斯图特公司66%的股权按上述持股比例分别登记至梁彩云、邓伟强、唐小平名下，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群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上诉人李群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刘全志审判员 霍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