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特力，男，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暘（曾用名贺柏峻），男，199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春青，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忠杰，男，195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娟，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红萍，女，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暘（曾用名贺柏峻），男，199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原审被告杨红萍之子。上诉人贺特力、杨暘因与被上诉人肖忠杰、原审被告杨红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8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特力、杨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贺特力无需向肖忠杰清偿539000元欠款；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肖忠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重审裁定书内容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查清本案案件事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重审裁定书，载明“本院经审查认为，肖忠杰主张出借款权利，向贺x的继承人提出诉讼上的请求，为此提交的主要证据案涉欠款条，以证明其与被继承人贺x发生借贷关系，但继承人对肖忠杰与贺x发生借贷关系予以否认。因此，肖忠杰应就案涉100万元款项的交付事实，即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存在进一步举证。二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对肖忠杰提出的借款权利主张予以采纳，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即使肖忠杰与贺x发生的本案借贷关系成立，但二审法院在未查明贺x有无遗产即遗产的实际价值和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事实的情形下，经行判令继承人承担偿还欠款义务，亦为不当。”也就是说，广东高院已经明确本案的核心就是肖忠杰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100万元借款交付事实，以及查清贺x的遗产实际价值，但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肖忠杰并没有进一步举证，一审法院只是对肖忠杰在之前诉讼中提交证据予以审查，对于原一审二审已经反复确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核，并没有要求肖忠杰进一步举证，这与广东高院的裁定内容不相符合。另外，一审法院对于贺x遗产实际调查的认定是“各被告并没有对各自继承贺x的遗产的价值、份额以及是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比例进行约定，故不在本案审处的范围”，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仍旧没有对遗产价值进行认定。二、一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错误，片面听信肖忠杰的单方言论。首先，肖忠杰对于100万元的构成，称述前后矛盾，在原审一审经过开庭第一次开后，肖忠杰对法院提交了一份“本人与贺x交往和借钱的经过”中陈述，该100万元是其现金投入的款项折算而来，且矢口否认与“奔驰车”有关，而在最后一次庭审中，肖忠杰又承认自己没有现金投入，只是拿了一部奔驰车帮贺x抵押贷款60万元，肖忠杰关于同一笔款项的说法前后不一，相差较大，出尔反尔，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然后，在本案一审时，法院补充查明该借款是发生1994年、1995年间，是肖忠杰与贺x在鞍山合作糖烟酒项目折算而来，这包括60万元现金、佣金及利息，这时，肖忠杰又承认不是奔驰车的贷款而是现金、佣金及利息。肖忠杰的称述前后矛盾，试想，100万元在90年代初是一笔多么巨额的钱财，而肖忠杰本人对该笔巨额钱财的形成过程说辞闪烁不定，陈述前后矛盾，显然极不合常理。肖忠杰对100万元欠款的构成，陈述矛盾，足以证明该100万元欠款来历不明，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肖忠杰书面和笔录的称述，足以反映该“欠款条”的形成和资金来源情况，即肖忠杰的奔驰车先是被贺x拿去抵押、后来实际系以该车卖给贺x作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肖忠杰退出项目后双方协商一次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息折算为欠款条的金额。一审法院仅凭肖忠杰的论述就还原了“事实真相”，特别还是在贺特力对事实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明显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其次，经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山支行查询的结果显示肖忠杰与贺x在该行均无以奔驰车作为抵押物或无抵押借款60万元的贷款业务，银行查询结果进一步印证了100万元欠款的来历不明，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再次，肖忠杰证人万力称，只听说1994年至1995年期间，肖忠杰与贺x之间存在借款情况，而并不清楚两人于2002年3月10日形成的借贷情况，证人万力是听肖忠杰告诉他有折算100万元借款，没有亲眼看到贺x是否写了100万元的欠条，该证人证言通篇都是听说、是听肖忠杰说、没亲眼看见、不清楚投资情况。显然，该证人证言完全都是万力的道听途说，是没有证据加以印证的，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最后，贺特力、杨暘在原二审时已经提交了一份肖忠杰作为抵押人的奔驰车贷款协议，证明该奔驰车只能贷款30万元，不可能作价60万元，更不能累计利息变为100万元，100万元本金对比30万元贷款额度的奔驰车，差距如此之大，更加显示了欠条根本就不可能是因为奔驰车而来，肖忠杰对于欠条的来源事实陈述不清逻辑混乱，依法应当认定欠条不具有真实合法性。贺特力、杨暘当庭补充如下：关于贺x遗产的价值，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司的股权，一部分是房产。珠海特力集团至今没有注销，但是这集团本身负债有4000余万，主要是银行的贷款，邵阳特力置业公司在2012年因欠银行的贷款是被第三方公司收购了，股东也没有剩余的价值分红，至于鞍山国泰大厦公司、珠海兴淮公司，贺x都不是股东，没有股权。贺x遗留下的杨红萍所说的7套房子其本身就已经是在杨红萍名下的，并不是贺x的遗产，因为贺特力并没有继承上述的房产。所以本案中贺特力应当只是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但是贺特力继承的公司股权都是负价值、负资产，如法院强制执行也应当是将股权拍卖偿还。被上诉人肖忠杰答辩称：一、肖忠杰作为债权人已经举证了有贺x亲笔签名的欠款条，就出借及追讨债务的过程，肖忠杰在数次庭审过程中均进行详细的说明，在证人万力和贺x生前的财务人员出庭作证，在一审法院第一次的一审程序中，作为被告的杨红萍对于债权人所述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可，债权人已穷尽了一切的手段来证实债权的真实性。二、一审判决要求贺特力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是恰当的，至于贺特力究竟继承多少遗产，和贺特力应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是两层法律关系。贺特力、杨暘当庭补充的情况没有提供书面证据，关于所继承的遗产的价值，并不能以目前的价值作为依据，而应当以继承发生的那一刻作为价值的依据。原审被告杨红萍未发表陈述意见。肖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向肖忠杰偿还借款100万元；2.判令贺特力、杨暘、杨红萍支付借款利息50万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02年3月11日暂计至起诉时止，应计至实际给付完毕日止）；3.判令贺特力、杨暘、杨红萍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在原审认定事实：肖忠杰举证一份名为“欠款条”的原件，内容是：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落款是“贺x2002年3月10日”。杨红萍抗辩认为该证据名称是“交款条”，而非“欠款条”；内容是“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张”。肖忠杰举证名为“肖中杰”的毕业证（1988年7月颁发）、工会会员证（1989年2月1日颁发）以及党费缴纳证（2003年1月至2008年12月计费）等证件，显示肖忠杰长期习惯性使用“肖中杰”作为名字。肖忠杰举证其名下账户号为763********《卡账户交易历史表》显示从2003年1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从“鞍山”向肖忠杰转款23笔，共计161000元。肖忠杰主张是贺x向肖忠杰支付利息；贺特力、杨暘、杨红萍主张公司账上没有这笔款项支出，不能确定款项是否为贺x汇入。为查明案情，一审依职权向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查询肖忠杰名下账户号为********《卡账户交易历史表》显示“鞍山”的23笔款项的来源，由于时间过长，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仅提供一份2004年9月27日转讫的《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显示“蔡类男”2004年9月24日从鞍山分行转账7000元至肖忠杰名下账户。肖忠杰、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均表示不认识“蔡类男”。肖忠杰提交了一份《本人与贺x交往和借款的经过》，内容为：80年代末与贺x相识，性情相投，因此交往十分频繁，大约在九三年左右，贺x看中了在鞍山的一个收购百货公司的项目，当时贺x既缺乏资金也缺乏经验，多次邀请本人，由于按照当时的政策，在鞍山的收购项目必须由一个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作为收购主体，我就找到了珠海旅游公司下属的xx集团，xx集团有控制的境外注册的外资企业，xx集团也同意参加这个项目。在贺x的多次请求下，本人与贺x共同前往鞍山，同行的有xx集团委派的助理经理万力与鞍山市xxx公司谈判。在谈判和收购过程中，本人不仅主导整个收购过程，还投入了大部分的款项，但随后贺x却提出希望本人及xx集团退出这个项目，由他独立经营，而本人投入的款项折算为人民币100万元作为贺x对本人的借款处理，由xx先付一些利息，等贺x资金宽裕了再偿还本金。贺x当时即写了100万元的借条给本人，此后因贺x总是声称资金紧张无法清还本金，只好是过几年收回原来的借条再重新打借条，本案中提交给法院的书写日期为2002年3月10日的借条是贺x打的最后一张借条，书写地址是在新香洲骏开苑4栋101房本人的办公室。贺x曾经通过其珠海公司和xx支付过少量的利息，但本金一直未有偿还。关于投入的资金，肖忠杰当庭陈述：我投入现金60万元，60万元是用我的奔驰车抵押给银行贷款，后来车被贺x拿走，银行的贷款由贺x偿还，肖忠杰理解就是60万元将车卖给贺x。肖忠杰申请的证人万力作证称：1994年至1995年期间，我任xx集团副总经理，公司派我以xx集团控制的香港亿洲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配合肖忠杰收购。后来我和肖忠杰、贺x一起到鞍山与当地的xxx公司谈判了一段时间，收购成功，xx集团和xx公司都没有实际投入资金，也没有实际参与过xx的经营管理。后来肖忠杰告诉我，他的出资折算成人民币100万元，算作贺x对肖忠杰的借款，但是本金和利息都没有还。后来我见到贺x，对他说尽快把肖总（肖忠杰）的钱还了吧，贺x后来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肖忠杰欠款的利息他陆陆续续都有还。贺特力、杨暘、杨红萍于2011年6月13日提交了（2010）湘邵罡证民字第2904号公证书，显示贺x已于2010年6月16日因病死亡，贺x第一顺序继承人共有5人，分别为配偶杨红萍、父亲贺文涛、母亲何远清、儿子贺特力和杨暘，其中贺文涛于2003年7月28日先于贺x死亡。原审一审根据该份公证书将被告变更为杨红萍、何远清、贺特力和杨暘。一审法院在重审中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一、肖忠杰在二审中明确陈述涉案100万元借款发生在1994、1995年间，是根据肖忠杰与贺x在鞍山合作xxx公司项目折算而来的，包括60万元现金以及佣金、利息。二、肖忠杰本人在一审法院原审于2011年12月15日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曾经述称，其以自有的奔驰车向银行抵押贷款60万元，他是带60万元支票交给贺x的，至于该60万元贷款是以谁的名义贷的他记不清了，后来该奔驰车也给贺x拿走了，银行的账也是贺x还的，他的理解就是以60万元把车卖给贺x了，欠款条中的100万元就包括卖车的60万元。贺特力本人在该份笔录中述称，他知道这台奔驰车，小时候他也记得，后来这台车因为发大水被浸坏了；在这次开庭前，他也问过一些长辈，他们说肖忠杰与贺x唯一的纠纷就是这台奔驰车，但他们听贺x说这台奔驰车早就解决了，100万欠款条的事情他们不清楚。三、在一审法院原审于2011年9月20日所作的调查笔录中，证人万力述称，他当时是以香港亿洲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的身份参与收购鞍山当地的xxx公司，他认为肖忠杰与贺x是一起（商谈收购事宜）的；将肖忠杰出资折算为100万元借款的事情是肖忠杰告诉他的，他没有参与到折算过程，他也没有亲眼看到肖忠杰为收购项目投入资金以及贺x是否写了100万元的欠条给肖忠杰；肖忠杰当时跟他说过贺x没给利息的事情，他自己也给贺x打过电话说本金还不了，利息还是要给肖忠杰的，贺x说会给利息的，后来他跟肖忠杰联系，肖忠杰说贺x已经给了利息；关于鞍山的收购项目，其称是由贺x负责运作，在谈判时是与肖忠杰一起去的，至于肖忠杰有无参与之后的运作，他不太清楚；他并认为整个欠款条的字包括签名应当是贺x写的，因为在谈判期间贺x也有写字。四、肖忠杰在本案庭审中自述，在本案二审终审后其已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杨红萍、杨暘与其达成了和解协议，杨红萍、杨暘已经共向肖忠杰偿还约30万元债务，其收到了这30万元后向杨红萍、杨暘承诺剩余债务不再向其追讨，并同意将杨红萍和杨暘从失信人名单中删除，剩余债务一直没有得到执行。其后由于贺特力、杨暘、杨红萍提出再审申请，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在本案重审过后申请执行回转，所以其不对原审的诉讼请求做相应变更，待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判决时再考量该杨红萍、杨暘上述部分还款的事实，以最后确定本案其他被告应履行的其余债务。五、贺特力和杨暘在本案庭审中述称，在贺x去世后，全体继承人已开始继承且一起继承了贺x以下财产在内的遗产：珠海市特力集团的60%股份、邵阳特力置业有限公司90%的股份、珠海市粤海国际小区的某房产、日产天籁汽车一台等。在本案原审于2011年9月1日的开庭笔录中，杨红萍述称贺x的遗产包括七套房子、三家公司，包括邵阳的房地产公司、珠海公司、xx，其四人（指何远清、杨红萍、贺特力、杨暘）通过公证处分了遗产。六、原审被告之一何远清（贺x的母亲）已于2017年6月去世。七、在本案原审的多份开庭笔录中，肖忠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提问被告方“欠款条的签名是否为贺x书写”，贺特力本人回答“不清楚，对父亲的字迹不是很了解”以及“何远清、杨暘二人都没有看过这欠款条，也不知道这回事。”杨红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因贺x已于去年去世，我方无法核实，欠款条是关键证据，应当由肖忠杰自行证明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债权纠纷，肖忠杰提交了一张“欠款条”用于主张其与贺x经沟通协商后，将其为双方共同做生意的投资结转下来，以贺x向肖忠杰偿还借款100万元的方式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了结；而作为贺x继承人的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则质疑该欠款条及肖忠杰投资的真实性。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欠款条”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对所有涉案证据的审核认定以及确定双方举证责任问题是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一审对此评析如下：首先，肖忠杰主张其与贺x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为此已提交证据“欠款条”原件一张，该书证载明“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的内容，落款处有“贺x”的签名及日期，且肖忠杰在原审中已举证证明其长期习惯性使用“肖中杰”作为名字。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欠款条”本身的含义可作“债权人已交付钱款、债务人确认欠款的凭证”的理解，且其记载的内容文字表达明确，应认定该书证具备结算效力，足以证实贺x收到并确认其欠肖忠杰100万元债务的事实，且根据肖忠杰书面和笔录中的陈述，可以反映该“欠款条”的形成和资金来源情况，即肖忠杰的奔驰车先是被贺x拿去抵押、后来实际系以该车卖给贺x作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肖忠杰退出项目后双方协商以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息折算为“欠款条”的金额。至于贺x拿走肖忠杰的奔驰车后是否实际用去抵押贷款，也不足以否定后来贺x自愿认可肖忠杰以该车折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劝退肖忠杰后再将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息折算为“欠款条”100万元金额的可能性。况且，贺x继承人之一贺特力在原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知道这台奔驰车、肖忠杰与贺x就此存在纠纷，再加上证人万力出庭作证的证言，都基本可以与肖忠杰以上陈述的事由相互印证，共同反映该“欠款条”存在客观的债权债务事实基础，进一步印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一审认定肖忠杰已就其提出的债权债务（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主张履行了举证责任，贺特力、杨暘、杨红萍作为贺x的继承人，若要否定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则应当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也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如可以申请启动鉴定程序对“欠款条”签名字迹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等。但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在诉讼中只是表示对该债权债务的质疑，而对于该“欠款条”的字迹是否贺x书写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且未提交任何证据推翻肖忠杰的上述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一审认定肖忠杰提交的“欠款条”原件可以证明贺x欠其钱款100万元的事实主张。其次，关于贺x已向肖忠杰偿还的161000元是归还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肖忠杰自认贺x已向其归还了161000元，一审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但肖忠杰主张该还款是属于借款利息，则其应当对该项增加债权内容的主张提交证据证实。而从肖忠杰提交的“欠款条”看，双方并无利息的书面约定；肖忠杰另提交了证人万力的证言，证人仅仅陈述听肖忠杰说过贺x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未还、贺x曾打电话告诉他有还过利息。而根据肖忠杰主张的该“欠款条”中的100万元是包括其投入的60万元加上佣金、利息折算而来的，即该100万元欠款中本身就包括了本金60万元和佣金、利息，故证人万力听说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未还”中的“本金”到底是指立据之前所投入的60万元，还是折算了佣金、利息并立据之后的100万元，并不明晰，同理，其听说贺x已付的利息是否就是“欠款条”中已折算的利息也不明确，故证人的该项证言无法印证肖忠杰的上述“利息说”主张，在肖忠杰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依法不予采信。综上，肖忠杰对于涉案“欠款条”项下100万元另存在利息约定的主张举证不足，同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确定贺x已归还的该161000元应从欠款总额中扣减，同时，还应扣减肖忠杰已认可的、在原审判决生效并执行过程中由杨红萍、贺柏峻（现已更名为杨暘）向其偿还的30万元，则肖忠杰在本案中可请求的债权余额为53.9万元。由于肖忠杰在本案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其与杨红萍、贺柏峻（现已更名为杨暘）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在收到上述30万元后免除该杨红萍、杨暘对余款的还款义务，这是肖忠杰自主处分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行为，一审予以确认和支持，在本案中不再判决杨红萍、杨暘承担其他义务。故上述剩余53.9万元的债务，应由贺特力在继承贺x遗产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清偿给肖忠杰。至于贺特力是否因此比其他继承人承担了更重债务负担的问题，由于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并未对其各自继承贺x遗产的价值、份额以及是否已约定对本案债务承担比例等问题提出抗辩意见，故不在本案审处的范围。关于对贺特力、杨暘、杨红萍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的评判：（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述“欠款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肖忠杰依法可以随时主张权利，而贺特力、杨暘、杨红萍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肖忠杰最后一次向贺x催要钱款且遭到贺x拒绝是何时，并无法证明及确定肖忠杰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故一审对贺特力、杨暘、杨红萍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肖忠杰对于借款经过的陈述是否前后不一致的问题。由于涉案“欠款条”本身的内容过于简单，并未直接反映债务的由来和性质，肖忠杰在诉状中根据该“欠款条”的表面内容仅作简单的事实陈述，这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应诉并提出相应抗辩意见后，肖忠杰才将“欠款条”产生的来由和经过进行补充陈述以回应对方的质疑，更属正常的诉讼行为表现，且其无论是书面或到庭的陈述与证人万力当庭作证的证言并无相互矛盾之处，故贺特力、杨暘、杨红萍的该项抗辩意见不足采信。综上所述，一审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贺特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其继承贺x遗产的价值范围内向肖忠杰清偿539000元欠款；二、驳回肖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肖忠杰负担11712元，由贺特力在其继承贺x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6588元。二审时，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涉案债权债务能否成立。肖忠杰以“贺x”出具的一张“欠款条”提起本案诉讼，该“欠款条”明确载明“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落款处有“贺x”的签名及日期。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欠款条”本身即可代表欠款这一债权债务关系，具备结算的效力。根据肖忠杰原一、二审及再审程序中的陈述，涉案“欠款条”的形成是源于肖忠杰的一辆奔驰车先是被贺x拿去抵押、后来以该车卖给贺x作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肖忠杰退出项目后双方协商以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息折算为“欠款条”的金额。诚如一审判决所言，由于涉案“欠款条”本身的内容过于简单，并未直接反映债务的由来和性质，肖忠杰先在最初起诉状中根据该“欠款条”的表面内容仅作简单的事实陈述，在贺特力、杨暘、杨红萍应诉并提出相应抗辩意见后，肖忠杰才将“欠款条”产生的来由和经过进行补充陈述以回应对方的质疑。“60万现金”与“以自有的奔驰车让贺x抵押贷款60万，相当于以60万元把车卖给贺x了”虽然说法上不一，但是所代表的价值含义相当。证人万力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贺x是否写了100万元的欠条，但其证言“我和肖忠杰、贺x一起到鞍山与当地的xxx公司谈判了一段时间，收购成功……后来肖忠杰告诉我，他的出资折算成人民币100万元，算作贺x对肖忠杰的借款……后来我见到贺x，对他说尽快把肖总（肖忠杰）的钱还了吧，贺x后来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肖忠杰欠款的利息他陆陆续续都有还”对涉案有关事实细节进行了比较详尽地描述，与肖忠杰的陈述，基本可以相互印证。况且，贺x继承人之一贺特力也明确表示其知道这台奔驰车、肖忠杰与贺x就此存在纠纷。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基本上可以反映涉案“欠款条”存在的事实基础，形成过程的合理性。而贺特力、杨暘、杨红萍作为贺x的继承人，只是在诉讼中对涉案债权债务提出质疑，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推翻肖忠杰的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贺x拿走肖忠杰的奔驰车后是否实际用去抵押贷款以及抵押借款了多少，不足以否定贺x自愿认可的肖忠杰以该车折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劝退肖忠杰后再将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息折算为“欠款条”100万元的可能性。一审判决根据肖忠杰提交的“欠款条”原件和证人证言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涉案100万元的债权债务成立的盖然性较大，理据比较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贺特力、杨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肖忠杰已明确表示其与杨红萍、杨暘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在收到上述30万元后免除杨红萍、杨暘对余款的还款义务，故涉案债权债务100万元，在扣除肖忠杰偿还的161000元以及杨红萍、杨暘已偿还的30万元后，尚有债权余额为53.9万元。由于贺特力、杨红萍、杨暘对于贺x的遗产已实际上进行了分割，一审判决贺特力在继承贺x遗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贺特力、杨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贺特力、杨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戴 茜书记员  谢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