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内0105行初71号原告：刘凤玲，女，现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与原告系夫妻关系），男，现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郡，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法定代表人：陈尚平，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平，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奇，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凤玲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凤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孙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武文平、米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凤玲诉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査局作出的内税一稽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作出的税务处罚行为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首先，事实部分，2016年4月25日，原告与索某进行房屋交易，双方约定房屋交易价款为90万元，索某作为卖方也是纳税义务人，其以50万元进行了纳税申报并缴纳了相关税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与索某的房屋交易价款为100万元且称原告在本次的房屋交易中未履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造成索某少缴纳个人所得税159100元。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方面关于房屋交易价款的数额被告仅仅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即认定明显缺乏证据;另一方面对于涉案房产的财产原值的确定也缺乏合理依据;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索某以50万元进行申报并缴纳相关税费经过了税务机关认可，并对相关税费已经核定征收，证明申报的房屋价款并不违背当地房屋得价格，对于税务机关认可并核定征收的情况下，原告方与索某均没有任何过错，基于对行政机关的合理信赖，原告方认为自己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已经完整的履行了相应的纳税义务。其次，从法律适用上来看，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1修订)第八条第一款“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1修订)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应当依法按照税法规定代扣税款，按时缴库，并专项记载备查”而对原告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此种情况下原告具有代扣代缴的义务，但是原告在未收到行政处罚之前从来不知道本人会在房产交易中具有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原告在此次房屋交易过程中未完全履行所谓的“代扣代缴义务”是不明知的，原告认为只有在明知违法而犯法的情况下，原告的行为才具有可追责性，可处罚性，在原告不明知且不存在故意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虽然符合了行政合法性原则却违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则。最后，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已经超过法定的追征期。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辩称，一、刘凤玲与索某之间的房屋交易价款为100万元，并非90万元。根据原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二稽查局，对购买方刘凤玲与出卖方索某以及中间人宋某做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刘凤玲与索某之间房屋交易价款为100万元。之所以刘凤玲实际支付金额为90万元，是因为刘凤玲提前向索某支付了10万元的房租，而刘凤玲支付上述租金所承租的房屋就是双方交易的房屋，因此10万元的租金同样应当认定为是刘凤玲所支付的购房款。如果说双方将交易价款为90万元，那么索某应当将多收取的10万元租金退还给刘凤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次，合同价款的约定除了当事人之间的书面约定外，还包括口头约定，刘凤玲与索某之间对于涉案房屋价款是通过口头约定的方式进行定价，更何况无论是出售方、购买方还是中间人，均陈述交易价款为100万元。因此答辩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一致性陈述确定交易价款，有事实依据。另外，2018年5月16日，刘凤玲又按照50万元的金额向原告汉旗地方税务局常胜地税所补缴了印花税及契税，刘凤玲补缴税款的行为，同样能够证明双方关于案涉房屋交易价款为100万元的事实。二、答辩人对于涉案房屋的房产财产原值确定有事实依据，根据索某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案外人王某于2018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均能够证明涉案房产的原值为8万元，并且索某于2003年购买该房屋时在房管局备案的合同也能够证明涉案房产原值为8万元的事实。三、刘凤玲在与索某的交易中，未依法完全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致使索某少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后果，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了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除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关涉税法规，也在税务机关网站上公开发布。同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不定期向社会公众进行《税法》宣传，税务机关内部也设置相应的咨询服务岗位，解答纳税人的相关事实问题，并且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无论是通过网站咨询，还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均可咨询相关涉税问题。因此税务机关全方面多角度地向社会公众宣传《税法》知识，解答涉税问题。刘凤玲陈述其不知道作为扣缴义务人应当履行代扣代缴税费的义务，是其怠于行使相关权利的体现。因此，不能因为刘凤玲不知法而不处罚其违法行为。刘凤玲没有完全履行扣缴义务人的义务，致使索某少缴个人所得税，第一稽查局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合理合法。四、第一稽查局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未超过法定的追征期，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行为的，在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索某与刘凤玲发生交易的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也就是说发生交易当日即产生了纳税义务，但是刘凤玲未依法完全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造成索某少缴个人所得税的后果。2018年5月，税务检稽查机关依法向刘凤玲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2019年7月15日，第一稽查局向刘凤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第一稽查局对于刘凤玲违反税收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5年期限。综上，第一稽查局在履行行政处罚的过程当中，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法定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根据被告向本院提交的《敖汉旗存量房产买卖合同》，原告刘凤玲于2016年4月25日向案外人索某购买了位于敖汉旗长胜镇（职业中学综合楼）的商业用房，在该份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房屋转让价款为50万元，且案外人索某按照该加以价格缴纳了相应的税费。但根据被告对原告刘凤玲、案外人即该房屋的出让人索某以及案外人宋某（亦为该房产交易的中间人）的询问可知，该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格为100万元。2019年7月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内税一稽罚告[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对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拟做出的处罚决定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后原告向被告提交了陈述申辩书，并依法向被告提出了听证申请，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举行了听证。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做出内税一稽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8月3日送达原告。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做出行政处罚时，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做到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本案中，被告依法向原告告知了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原告也依法向被告提交了申辩材料，并向被告提出了听证的申请，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就该案举行了听证会，但其做出内税一稽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此外，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听证是行政机关在做出有关行政决定之前，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质证的程序，是保障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听取相对人意见，从而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被告在听证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做出的内税一稽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敬梅人民陪审员 修 梅人民陪审员 乌日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