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9民终2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1977年7月24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系上诉人配偶。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秉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兰察布市信访局。 法定代表人：刘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内蒙古奥特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乌兰察布市信访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集宁区人民法院（2019）内0902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张某，被上诉人乌兰察布市信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冯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某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2019)内0902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者予以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赵某于2007年10月应聘到乌兰察布市劝返中心工作，主要工作是保洁、面案，有时候协助稳控上访人员，2012年3月份，乌兰察布市劝返中心划归为被上诉人乌兰察布市信访局，由乌兰察布市信访局统一接管，统一发放员工工资，2012年3月18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处领导冯峻请假回家生育，2013年8月份修完产假后回单位重新上班，但是从2012年3月至2017年8月份上诉人的工资一直统一发放到其丈夫刘某1的工资里，工资金额浮动可见。期间，从2015年5月份至10月份，被上诉人除了将上诉人的工资统一发放到上诉人丈夫刘某1工资卡中，还另按每月500元额外为上诉人发放6个月的工资，后又统一发放到刘某1的工资里。被上诉人从2017年8月又开始为上诉人另做工资表，至2018年12月工资逐步由800元涨至1500元。2019年1月份至3月份被上诉人无故停发上诉人工资，3月12日被上诉人突然通知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协商此事，被上诉人一拖再拖，不予解决，上诉人出于无奈向乌兰察布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仲裁审理裁决，对原告所有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上诉人不服仲裁裁决，认为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不公正，向集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同时向集宁区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工资表，证人证言、驻京联络处证明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而集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重大影响，但是集宁区人民法院紧接着就认为上述证据在仲裁期间一审原告（本案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导致仲裁机关漏裁，认为应当证据应当由仲裁机关再行审査，并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关于一审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基本认定，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部分写到，属于仲裁机构事实上的遗漏，需要仲裁机构重新审查，上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仲裁程序已经经过实体审理，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出工资流水等证据，后在一审开庭之前调出来证据，也可以属于新的证据，一审法院如果认可，完全可以将仲裁裁决结果进行改判，而并不是以仲裁遗漏的证据来重新审查进行认定，退一步来讲，证据的审査并不是上诉人程序上的错误，该案已经是经过实体仲裁才进入司法程序，故一审认定程序上存在错误，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案的驻京联络处与被申请人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并且认为仲裁未依据相关规定将涉案的当事人变更及最终应当承担责任主体査证清晰并予以明确，认为仲裁机关裁定主体不明确，以此来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首先上诉人的工作单位一直是在劝返中心，而劝返中心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后劝返中心划归到被上诉人处，统一由被上诉人接受管理，理应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及依据合同法的关于企事业单位合并前后权利义务承担的相关规定进行明确承担义务主体。一审法院将本案不涉案的驻京联络处牵扯进来，认为驻京联络处与被上诉人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进行改判。 乌兰察布市信访局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仲裁查明的依据，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赔偿的依据。劝返中心与驻京机构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一审的时候予以查明驻京联络处是独立的法人机构，而事实上，被上诉人是在2010年才设立，一审的时候提交的证据可 以证明，2012年才有权管理日常，2014年统一财政，这些事实有相关文件予以支持。并且根据上诉人的起诉状看出，起诉状与曾经的另案仲裁申请有书面的冲突，陈述的重要的事实是完全是矛盾的。我们认为被上诉人系行政单位，并不能根据《合同法》来约束，因为主体不适合。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 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起止时间：2007年10月份至2019至3月份）；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原告赔偿金35880元（计算起止时间：从2007年10月至2019年3月份，共计11年5个月，计算办法：1560元/月×11年5个月×2=358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仲裁委查明的事实为，申请人赵某于2007年10月入职于乌兰察布市驻京工作组劝返中心，从事保洁等工作。2012年3月18日申请人请假回家生育，2013年8月休完产假后又随丈夫回到被申请方。期间，市驻京工作组劝返中心、市信访局均未与申请人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给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被申请人仅在2017年8月为申请人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同时查明，2012年2月9日市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信访工作进行调整，将乌兰察布市驻京工作组劝返中心职能划归乌兰察布市信访局，即市驻京工作组的信访工作日常管理划归市信访局。所以驻京工作组（原乌盟驻京联络处）与市信访局（原乌信访办公室）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仲裁委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2012年3月18日申请人请假回家生育，2013年8月申请人休完产假，随丈夫回到被申请方。但在此之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均无法直接证明其在2013年8月至今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和由被申请人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只能从提供的证据4中体现出2017年8月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且申请人提供的证据3中的驻京联络处与被申请人是两个独立法人的单位，也不能证明申请人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申请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若不能提供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且申请人也无法佐证用人单位掌握其证据。所以，除2017年8月外，申请人缺乏确认劳动关系的实质性要件。申请人在2017年8月份为被申请人提供的劳动，仅仅有一份《薪资表》作为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也不足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委对申请人提出的确认2007年10月至今的劳动关系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双方在2012年3月至2015年5月和2015年11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于申请人提出的补发该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一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裁决如下：一、申请人要求确认在2007年10至今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补发2012年3月至2015年5月和2015年11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三、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认为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不公正，于2019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劳动争议案件法定的前置程序。明确了当事人对劳动关系产生争议必须通过仲裁审理后才能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本案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乌兰察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在2007年10至今与被申请人（本案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乌劳人仲字（2019）18号仲裁裁决书，理由为：“申请人的请求只能从提供的证据4中体现出2017年8月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且申请人提供的证据3中的驻京联络处与被申请人是两个独立法人的单位，也不能证明申请人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申请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若不能提供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且申请人也无法佐证用人单位掌握其证据。所以，除2017年8月外，申请人缺乏确认劳动关系的实质性要件。申请人在2017年8月份为被申请人提供的劳动，仅仅有一份《薪资表》作为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也不足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确认本案原、被告证据不存在劳动关系。即形成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因本案原告（仲裁申请人）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仅有一份《薪资表》作为证据）。本案审理过程中，本案原告诉讼中提交赵某工资表（证据五）。第一部分工资表自2008年12月开始，至2011年11月，前期1050元，后期1200元。历时三年。第二部分薪资表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前期800元，后期1500元，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为原告发放薪酬的事实。上述证据对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而上述证据在仲裁期间本案原告（仲裁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因而导致仲裁机关对上述事实漏裁。因此，上述证据应当由仲裁机构再行审查，并予以确认。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该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情况下如何确定当事人的途径和方法。而在仲裁委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乌劳人仲字（2019）18号仲裁裁决书内容中，就案件涉及的驻京联络处与被申请人是两个独立法人的单位予以了确定，但在仲裁过程中，未依据相关规定将涉案的当事人变更过程及最终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查证清晰并予以明确。因此，仲裁裁决的主体不明确。综上所述，本案原告在本诉中提交的对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赵某工资表证据，仲裁期间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而游离在仲裁范围之外。同时，仲裁机构仲裁期间也未就责任主体予以明确。此二项内容均应当视为仍然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审查。人民法院直接对此二项相关内容予以司法审查并经判决将违背劳动争议前置程序法律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赵某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赵某与被上诉人乌兰察布市信访局能否形成劳动关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受《中华人民劳动合同法》调整。本案中，乌兰察布市信访局系政府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赵某非单位实行聘用制的特殊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身份不符合形成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资格；其次，赵某的总工作时间不连续，其虽提供用人单位部分年份月份发放工资的证据，但只能证明用人单位给其发放报酬，不能证明其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支配管理并以此领取报酬；第三，赵某诉称在原劝返中心从事保洁、面案等工作，其工作内容灵活、不具有固定性，且工作内容不属于工作单位的常规业务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三点，结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规定，本院无法认定赵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故同时对于赵某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赵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强 婷 审判员 荣国华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陈永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