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玉妃（曾用名陆克英），女，196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智，系陆玉妃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波，四川鑫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祥珍（曾用名郑祥贞），女，195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系郑祥珍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四川展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波，男，197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蓬安县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陆玉妃因与被上诉人郑祥珍、周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3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玉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智、邓波、被上诉人郑祥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李钢、被上诉人周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玉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陆玉妃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通过法庭释明，上诉人申请对双方所签的《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因没有同期样本供比较，目前无法作出明确鉴定结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土地转让协议》对郑祥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而且不科学，不合理，不合法。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陆玉妃向法庭提交了由郑祥珍及儿子周波签名的《土地转让协议》和土地转让费收据原件，作为其权利产生或者存在的依据，其已经就权利发生的规范要件事实提供了基本的证据加以证明。而郑祥珍提出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郑祥珍就必须就其反驳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的签名进行鉴定，应由郑祥珍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即使对《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签名真实性不予鉴定，法院也可认定《土地转让协议》系郑祥珍所签。第二、对于《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签名真实性的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因没有同期样本供比较，目前无法作出明确鉴定结论，对此应由郑祥珍承担不利后果。因为，笔迹鉴定应由郑祥珍提供同期样本，非陆玉妃提供,现因郑祥珍不提供同期样本而无法鉴定，对此应由郑祥珍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被上诉人周波在一审中自称“郑祥珍”签名系其所为，这是不真实的。《土地转让协议》上周波和郑祥珍的签名，从笔迹上，常人就可以看出区别很大。从科学和逻辑上看，如果对《土地转让协议》“郑祥珍”的签名作一个是否是周波所签的鉴定，本案事实就更清楚了，如果鉴定出不是周波所签，从逻辑上就完全可以推定系郑祥珍所签。第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5年6月就已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至上诉人陆玉妃向法院起诉，期间，其本人和丈夫无数次找到被上诉人郑祥珍和周波，要求履行《土地转让协议》，郑祥珍也未提出过该协议不是自己所签，并称待土地登记后就即时办理过户。但后来郑祥珍拒绝过户，在土地被国家征收后，将补偿款据为己有。现在，郑祥珍在一审中否定《土地转让协议》中“郑祥珍”签名不是其所为，这是不符合情理的，是巨大利益诱惑所致。第五、一审认定的事实包括2003年6月21日郑祥珍与河舒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2006年12月4日郑祥珍向蓬安县国土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2008年4月28日郑祥珍与蓬安县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些上面的郑祥珍的签名都得到了法院的认可，郑祥珍在上述协议中的签名均可以作为实验样本用。2003年6月21日《土地出让协议》与2005年6月16日《土地转让协议》相差仅仅两年，与2006年12月4日《申请》相差3年半、与2008年4月28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差四年多，一个人的书写习惯是很难改变的，郑祥珍在该时段年龄也在50岁以上，其书写习惯应该成为定式，仅仅凭现有签名样本就否定十多年前的签名缺乏根据，对该部分的事实认定，应当进行重新鉴定并重新确定实验样本，就可以得出真实的结论。第六、一审否定周波的表见代理是错误的。从合同签订的情况看，周波也作为合同当事人进行了签名，同时有其母亲郑祥珍的签名，款项的收取也是周波本人所为，周波系郑祥珍的儿子，合同签订时已经30多岁，而郑祥珍本人已经55岁，作为一个农村村民，家庭主妇，在高达55岁的年龄基本上不管家庭大事了，周波作为正当年的家庭顶梁柱，应该是对家庭有绝对发言权，这是农村的通常现象，上诉人正是出于对农村习俗的掌握与了解，才会将款项交付给周波，由周波出具收条，而且周波的行为显然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特征，上诉人也仅仅是乡镇上一普通居民，并不懂得需要再注意其他什么，上诉人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没有任何过错。 郑祥珍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应予维持。2、2005年6月的《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且签字时郑祥珍并未在场，也未收到土地出让款，一审法院通过鉴定也未确认该《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在上诉人，应由上诉人对合同成立及生效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是正确的。3、周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首先要有外表授权的特征，且适用于商事，郑祥珍与周波系母子关系，周波无权处理郑祥珍的部分产权。4、我方发现上诉人出示的与周波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存在添加、伪造，我方认为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周波答辩称，自己因缺乏资金，冒名背着郑祥珍将郑祥珍土地出让的票据给了周新智，故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2013年周波退还了钱以后，并未将原来的土地转让协议撕毁，是符合常理的。周新智从未阻挡郑祥珍及周波办理土地确权，且从未向各部门或诉讼维权，而是在郑祥珍收到432平方米的土地补偿款后提出的。 陆玉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祥珍、周波依法履行土地转让合同，协助陆玉妃办理郑祥珍、周波名下位于蓬安县××镇××村××组商住综合用地4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2、郑祥珍、周波承担本案诉讼费。因案涉宗地已被国家征收，诉讼过程中，陆玉妃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郑祥珍、周波支付陆玉妃因征收案涉宗地而取得的土地赔偿款69万元。 一审审理查明，2003年6月21日，郑祥珍与蓬安县河舒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约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572平方米，土地价款70,550元。2005年6月， 陆玉妃作为甲方与署名为“郑祥珍”的乙方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上述出让的土地转让给陆玉妃，该协议上载明：土地面积520平方米除公路占地实际占地360平方米，转让价款为50,000元，签订合同一次性付款30,000元，下余20,000元在2015年8月底前付给乙方，乙方在两日内把所有手续交给甲方。2015年6月16日，周波收取了陆玉妃支付的土地转让费30,000元并给陆玉妃出具了收据。 2008年4月28日，郑祥珍就案涉宗地与蓬安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8年8月14日，郑祥珍取得了案涉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该证书载明土地使用权人郑祥珍，使用权面积432平方米。 一审审理过程中，陆玉妃坚持认为《土地转让协议》上的“郑祥珍”签名字样为郑祥珍所签，郑祥珍否认该签名字样为郑祥珍所签，周波认可该签名字样为周波所签。2019年6月20日，陆玉妃向蓬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对郑祥珍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18日，蓬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送检的《土地转让协议》上的“郑祥珍”署名字迹为圆珠笔书写，根据协议内容判断书写时间约为2002年左右，但目前只能提供郑祥珍2019年书写的实验样本字迹，由于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相距时间久远，没有同期样本供比较，目前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陆玉妃持“郑祥珍”签名的《土地转让协议》请求郑祥珍履行该《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郑祥珍庭审中否认《土地转让协议》中“郑祥珍”为本人所签，《土地转让协议》中“郑祥珍”签名存疑，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仍不能确定，结合庭审中周波承认《土地转让协议》中“郑祥珍”签名为其书写，协议签订后收取土地转让款为周波，从高度概然性的角度，该《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签名为周波书写的可能性更大。一审庭审中陆玉妃坚持认定该签名为郑祥珍书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陆玉妃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该签名系郑祥珍所为的相关证据，但陆玉妃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且郑祥珍与周波虽系母子关系，但陆玉妃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周波具有代理权，故该协议对郑祥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对陆玉妃请求郑祥珍承担合同履行义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陆玉妃在最后陈述时称如果“郑祥珍”签名不是郑祥珍所签，周波也应当承担责任，但陆玉妃的诉讼请求系履行合同，而周波如果承担责任涉及无权代理，二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且陆玉妃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故陆玉妃如果认为周波应当承担责任，可以另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陆玉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费3,630元，共计3,730元，由陆玉妃负担。 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5月29日，蓬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郑祥珍签订《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本案诉争土地的收储价格为626400元，周波在该协议的委托人处签字。陆玉妃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 与陆玉妃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5年6月，该《土地出让协议》中“乙方在两日内把所有手续交给甲方（2005年6月19日），否则乙方承担违约”、“以该协议为准”的笔墨颜色与该协议中其余内容的笔墨颜色不一致。周波出具收到3万元土地转让费收据的时间是2005年6月16日，而非是2015年6月16日。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二审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陆玉妃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有周波、“郑祥珍”签名的《土地转让协议》，郑祥珍否认该协议上“郑祥珍”的签名是本人所签，周波除认可该协议上自己的签名外，陈述“郑祥珍”的签名系周波书写。在此情况下，无论是郑祥珍的否认，还是周波陈述“郑祥珍”的签名系周波书写，均系对陆玉妃主张的反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2005年6月《土地转让协议》上“郑祥珍”签名的真实性应由周波、郑祥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认为应由陆玉妃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当。 在2005年6月，与陆玉妃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确有“乙方在两日内把所有手续交给甲方（2005年6月19日），否则乙方承担违约”、“以该协议为准”的笔墨颜色与该协议中其余内容的笔墨颜色不一致的情形，但即使该部分内容存有异议，也并不影响协议中的其余条款，被上诉人一方以此否定整个协议的内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2005年6月与陆玉妃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上，不仅协议名称写明了是“土地转让”，而且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土地位置、面积、价款、支付时间等，均是涉及土地转让的事宜，尽管该协议中“乙方在两日内把所有手续交给甲方（2005年6月19日），否则乙方承担违约”、“以该协议为准”的笔墨颜色与该协议中其余内容的笔墨颜色不一致，双方当事人对此也各执一词，但退一步讲，就算该部分内容存有异议，但该协议其余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出协议是对土地转让事宜进行的约定。周波陈述当时是因为自己买车差钱，为了找周新智拿钱，把票抵给他，周新智同意了，自己（周波）就把土地转让的发票给他（周新智）了。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一般的生活常识，都清楚“转让”的意思，“转让”与“借款”、“抵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何况按周波的自述，其还是一个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对经济交往中的一般常识应该是更为清楚的，为了所谓的借钱，在一份转让协议上签字，不符合常理。同时，2005年6月《土地转让协议》写明了“乙方当时付款加资金利息合计伍万元正转让给甲方”，也表明该协议并非是为借款或抵押而签。综上，本院认定2005年6月，与陆玉妃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针对本案诉争土地进行转让的约定，而非是借款或者抵押。 关于郑祥珍是否知晓与陆玉妃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问题。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2003年6月21日，与河舒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出让协议》、2006年12月4日，向蓬安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及2008年4月28日，与国土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均有签名为“郑祥珍”的名字及捺印，周波自认2008年4月28日合同上“郑祥珍”签名及捺印均为周波所为，2006年12月4日的申请也是周波所写，但称记不清楚申请上“郑祥珍”的签名及捺印是谁所为，而郑祥珍则称自己既未在申请上签过字也未捺过印，对于2003年6月21日与河舒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出让协议》上的签名捺印，郑祥珍的陈述是记不清了。郑祥珍自述自己知道买地的事，但未参与，也未参与过办手续的过程。而周波则陈述每次办了手续都给家里人说了的，郑祥珍知道这个事情，只是没有出面办理手续，并自述其在代郑祥珍与政府签订合同时，政府没有要求其出具郑祥珍的授权委托书。这个过程说明，就涉案土地的受让事宜，郑祥珍对由周波出面签字办理手续是知情的，且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周波出面办理转让涉案土地，符合被上诉人一方陈述的重大财产的处分惯例。其次，与陆玉妃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周波与郑祥珍，作为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且被上诉人一方还陈述家里人一起经营饭店，收入交给郑祥珍，说明郑祥珍一直参与日常家庭生活和经营活动，并非对家庭事务不闻不问，既然在日常家庭生活和经营活动中都有参与，土地转让属于一项重大财产的处分，郑祥珍却称对此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再次，郑祥珍称箱子里放的是自己的嫁妆，钥匙是随便放，说明家庭成员都有权打开箱子，拿取保存的物件。周波称自己是从郑祥珍的箱子里偷的协议，自己偷了钥匙打开的箱子，作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否有所谓的偷拿钥匙的行为，外人并不知晓，现周波说自己偷拿钥匙打开的箱子，无证据证实。最后，周波称签《土地转让协议》是因为自己当时想买车，家里不同意，自己买车的时候朋友垫了3万元，所以想找周新智拿钱。如果按周波的这个说法，陆玉妃当时支付的3万元土地转让款实际就是被周波使用了，在家里不同意买车的情况下，周波自己找钱解决了买车的事，钱从何来？郑祥珍作为与周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是周波的母亲，即便是出于对子女的关心，理应也会对此有所了解。特别是儿子做了家里不同意的事（买车），作为家人的反映应该是更为敏锐，郑祥珍多年来对钱的出处毫不知情，与理不符。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郑祥珍对与陆玉妃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一事是知晓的。 上诉人陆玉妃提出5万元土地转让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但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其中的3万元进行了交付，而对另外2万元的支付，被上诉人一方不予认可，上诉人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称的该2万元已通过现金交付的事实存在，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5万元土地转让价款已经全部支付的理由不予支持。至于周波所称的已将收取的3万元退给了陆玉妃，《土地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问题，因上诉人一方否认，而周波对此又未能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本院对周波所称的已将收取的3万元退给了陆玉妃，《土地转让协议》在2013年已经解除的理由亦不予支持。 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已被收储，在土地收储后，2005年6月《土地转让协议》实际已经无法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规定，该《土地转让协议》理应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陆玉妃已经支付了3万元的转让费，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而被上诉人一方又未提供证据证实该3万元已经退还给了陆玉妃，故就该3万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应对陆玉妃进行折价补偿，陆玉妃就土地被收储后的补偿款相应获得其中的60%，即375840元（626400元×60%）。周波并非2005年6月《土地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且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郑祥珍，故周波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综上，陆玉妃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3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 二、郑祥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陆玉妃支付375840元； 三、驳回陆玉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费3630元，共计3730元，由陆玉妃承担1492元，郑祥珍承担22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陆玉妃承担40元，郑祥珍承担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世蓉 审判员  田 娟 审判员  鲜代秋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