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46G。法定代表人:梁某1，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全基，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金昌，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山塘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9。法定代表人：刘某1，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锋，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和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并未全面查明被上诉人本案油漆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罔顾事实真相，作出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判决，显属错误。1、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相关的增值发票、被上诉人银海公司向案外人深圳XX公司出具的销售单等证据已经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XX公司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从案外人深圳XX公司出具的销售单显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XX公司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深圳XX公司在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1日、2018年4月2日、2018年5月7日、2018年7月13日、2019年3月21日都通过平安银行账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并与被上诉人出具的销售单日期相符。2、案外人深圳XX公司的工资表、上诉人东莞XX公司与深圳市XX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书》、东莞XX木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深圳XX公司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等证据间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廖某1是案外人深圳XX公司的员工，在深圳XX公司参保缴费，况且上诉人也未书面授权廖某1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因此其采购行为应当认定是履行深圳XX公司的职务行为。另，东莞XX木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深圳XX公司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证明：深圳XX公司从2016年11月20日起承租了“东莞市***********”厂房1栋。而廖某1采购被上诉人的油漆，正是案外人深圳XX公司所购，亦是根据深圳XX公司授权而作出的行为。二、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可以确认2017年1月至被上诉人起诉前的货款已经付清，被上诉人本案起诉的货款属于2017年1月份前的货款，与本案上诉人无关。综上，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望贵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答辩人自2015年开始就与被答辩人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拖欠货款理应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答辩人自2015年开始就与被答辩人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是通过微信、电话方式下单，答辩人按照被答辩人要求制作《销售单》，然后将其所购油漆送到被答辩人经营注册地东莞市***********，之后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进行签收，关于对账及付款，一直是由被答辩人的监事及法定代表人梁某1的妻子廖某1负责与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刘某1对接，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20l6年*月份至20l7年10月份期间已付的货款，由答辩人的监事及法定代表人梁某1的妻子廖某1根据自身是否需要发票的方式选择付款方式，若不要答辩人开具发票廖某1则通过微信、私账或支票的方式直接将货款付给答辩人，或需要发票则通过案外人深圳XX公司向答辩人支付货款，答辩人则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配套的《购销合同》和销售单，这也是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到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1日、2018年4月2日、2018年5月7日、2018年7月13曰、2019年*月21日案外人深圳XX公司会向答辩人转账的理由，上述所支付的货款实际是被答辩人欠答辩人2017年10月份之前的货款，而本案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主张的是2017年10月至2019年*月的货款238020元，案外人与答辩人主张的货款没有关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二、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时否认货物签收入陈某1等人是其员工，但《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被答辩人为陈某1参保缴费，足以表明被答辩人虚假陈述，逃避债务。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交的销售单、对账单、微信记录、付款明细、商品验收对账回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交易方式是根据被答辩人的监事廖某1的要求下单，然后答辩人将货物送至被告经营地，销售单上的收货单位也明确是被告，然后由被告员工陈某1等人签收货物，关于对账及付款一直是廖某1负责，而且答辩人将《2017年10月-2019年3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发送给廖某1，向其主张支付238020元货款，廖某1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更没有否认该欠款不是被答辩人，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梁某1收到答辩人通过微信发送的《2017年10月-2019年3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也未提出过异议。被答辩人直到一审庭审否认事实，否认货物签收人陈某1等人是其员工，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出具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被告在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为陈某1参保缴费。这足以表明陈某1是被答辩人的员工，其签收货物的行为代表的是公司，而被答辩人在诉讼过程中一直虚假陈述，逃避债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自交易以来，被答辩人就是由廖某1与答辩人对接采购、对账、付款事宜，廖某1即是被答辩人的监事也是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其交易行为履行的是被答辩人的职务行为。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声称廖某1是案外人深圳XX公司的员工，因为其在深圳XX公司参保缴费，因此认定其是履行深圳XX公司职务行为，但被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表明廖某1是在深圳XX思整体家具有限公司参保，而深圳XX公司与深圳XX思公司相互独立，没有任何关联，因此，被答辩人主张廖某1的行为是代表深圳XX公司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然而廖某1作为被答辩人的监事和法定代表人梁某1的妻子，以被答辩人的名义与答辩人进行有关交易，这足以认定廖某1是履行被答辩人的职务行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是适格主体，理应承担付款义务，希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东莞XX公司支付拖欠货款238020元给原告银海公司并以该款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二、判决被告东莞XX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银海公司称被告东莞XX公司高管廖某1向其下订单采购油漆，被告东莞XX公司因此欠付其货款238020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银海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销售单、对账回单及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销售单载明收货单位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货物签收人是廖某2、李某1及陈某1等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廖某1长期向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达订单，双方在微信中对账，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催要货款，廖某1转账支付部分货款。其中部分微信记录显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7月18日向廖某1发送2016年3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11060元），廖某1于2017年7月24日微信支付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11000元，并表示3月份货款已付清。2017年8月21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发送2016年4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21202.50元），该款项于2017年9月13日通过刷卡方式支付21200元。2017年10月27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发送2016年5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22629.50元），廖某1于2017年10月27日和11月9日分别微信付款10000元，共计20000元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1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表示2016年5月份尾款2629,2016年6月¥30426，合计¥33055。同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发送2016年6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30426元）和2016年7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40707.50元）。廖某1表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承诺要打折，不要发票。廖某1于2017年12月12日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人账户32000元（33055元×0.97），并将当日深圳XX公司转账40000元到原告银海公司账户的凭证拍照发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还需转账700元，廖某1则表示太小气了，700元还要转账，700元就不支付了。2018年2月1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发送2016年8月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27795.50元）和2016年9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金额为19865元）。当天，深圳XX公司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27000元。2018年4月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廖某1发送2016年9-12月份商品验收对账回单发给廖某1（其中2016年10月金额为28174元、11月金额为7404.50元、12月份金额为43897.50元）。同日，廖某1把深圳XX公司于当天转账27200元到原告银海公司账户的凭证拍照发个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表示支付2016年9月和11月货款。深圳XX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7日和5月17日相应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40000元、32000元。2018年5月17日，廖某1表示2016年货款已结清。2018年7月9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廖某1支付2017年1月份货款16235元。2018年7月13日，廖某1把深圳XX公司当日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16235元的转账记录拍照发给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2日，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把2017年1月-2019年3月份对账单［载明需方为东莞XX公司，地址为东莞市***********，2017年1月-2019年3月货款合计396007元，前期付款明细：2018年7月13日付款（对公转账16235元、2018年8月15日付货款（支票）30000元、2018年9月22日付货款（支票）20000元、2018年10月22日付货款（支票）25400元、2018年12月8日付货款（刷卡）15000元、2019年1月10日付货款（支票）33600元、2019年3月21日付货款（对公转账）17752元，合计应付金额为238020元］发给廖某1，让廖某1核对并催要货款。2019年5月9日，廖某1又下达订单，并表示上述货款是之前拖欠的，因资金紧张无法支付，现在订购就现金支付。廖某2、李某1及陈某1签收的送货单显示，2017年3月份货款合计12339.50元，2017年4月份货款合计6177.50元，2017年5月份货款合计12207.50元，2017年6月份货款合计20235.50元，2017年7月份货款合计19805元，2017年8月份货款合计28989.50元，2017年9月份货款合计28447.50元，2017年10月份货款合计19985元，2017年11月份货款合计17710元，2017年12月份货款合计23224元，2018年1月份货款合计10240元，2018年3月份货款合计14912.50元，2018年4月份货款合计28129.50元，2018年5月份货款合计28170元，2018年6月份货款合计348元，2018年7月份货款合计23035元，2018年8月份货款合计14442元，2018年9月份货款合计10080元，2018年10月份货款合计14915元，2018年12月份货款合计13314.50元，2019年1月份货款合计15312.50元，2019年3月份货款合计17752.50元。廖某1还将付款人为深圳市XXXX家具有限公司的支票交给原告银海公司用于清偿货款［其中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21日、2019年2月26日相应承兑到账30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3、4月份货款及5月份保费货款11483元）、20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5月份余款724元及2017年6月份部分货款19275.50元）、254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6月份余款960元及2017年8月份部分货款4635元）、336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8月份余款9354元、2017年9月份部分货款24246元））。2019年3月21日，深圳XX公司转账支付原告银海公司17752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9月余款4201.50元，2017年10月份部分货款13550.50元）。此外，原告银海公司还称被告东莞XX公司于2018年12月8日通过刷卡方式支付货款15000元（原告银海公司称用于支付2017年8月份部分货款）。原告银海公司就上述深圳XX公司付款款项开具了购买方为深圳XX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东莞XX公司提供的工资表用于证明李某1、陈某1及廖某2是深圳XX公司员工。该工资表的抬头载明深圳XX公司工资表，其中有李某1、陈某1及廖某2签名。被告东莞XX公司在2019年11月27日的书面质证意见时再次重复该主张。另查明，被告东莞XX公司于2012年6月21日注册成立，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是梁某1，梁某1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廖某1任该公司监事。深圳XX公司于2006年7月27日注册成立。2009年11月5日，深圳XX公司的股东由梁某1变更为廖某3，执行董事、总经理由梁某1变更为廖某3，监事由廖某1变更为廖某4。深圳XX思公司于2009年11月24日注册成立。2017年10月-2019年5月期间，深圳XX思公司为廖某1参保缴费。庭审时，被告东莞XX公司自述其负责收货的人员是陈某1。被告东莞XX公司还称该公司没有业务，没有生产。因为深圳XX公司2016年11月份出现凶杀案，当时厂房被查封，所以深圳XX公司就转移至被告东莞XX公司处生产经营，未挂深圳XX公司的牌子。此外，一审法院依法要求被告东莞XX公司书面回复被告东莞XX公司负责采购人员情况并提供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表，逾期未回复或者未提供相关材料，将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告东莞XX公司至今未回复，亦未提供相关材料。庭后，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用于申请调取被告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在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一审法院依法发出调查令。东莞市**********盖章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被告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为陈某1参保缴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此问题的实质涉及对廖某1的采购、对账及付款行为的性质认定，即廖某1是否属于履行被告东莞XX公司的职务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廖某1的此行为属于履行被告东莞XX公司的职务行为。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廖某1由深圳XX思公司参保缴费，被告东莞XX公司亦未书面授权廖某1与原告银海公司进行交易或者加盖公章，但廖某1同时是被告东莞XX公司的监事，且原告银海公司一直将货物送至被告东莞XX公司处，送货单及对账单均载明交易的相对方为被告东莞XX公司，廖某1及被告东莞XX公司从未就此提出异议，此举有违常理。原告银海公司亦有充分理由相信廖某1取得被告东莞XX公司的授权或者认可。第二、被告东莞XX公司一再主张货物签收人陈某1等人是深圳XX公司的员工，同时又自述其负责收货的人员是陈某1，被告东莞XX公司的陈述显然前后矛盾，亦与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塘厦分局出具的有关陈某1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不符。第三、虽然被告东莞XX公司自述深圳XX公司因为2016年11月份出现凶杀案，当时厂房被查封，故深圳XX公司就转移至被告处生产经营，未挂深圳XX公司的牌子，但原被告之间自2015年就已存在交易，交易习惯与本案交易相同（廖某1向原告银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达订单，双方进行对账，销售单及对账单的格式及送货地址均相同），货物签收人依然是陈某1，且微信记录前后衔接紧密，被告东莞XX公司的主张自相矛盾。第四、被告东莞XX公司至今未回复其负责采购人员情况，亦未提供工资发放表，理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理由和分析，并结合原被告的举证情况及证据载明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原告银海公司提出的有关原被告存在油漆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至于货款金额及利息问题。原告银海公司已与被告东莞XX公司进行了对账，并确认被告东莞XX公司欠付原告银海公司2017年10月-2019年3月份货款共计23802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东莞XX公司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显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银海公司提出的有关要求被告东莞XX公司支付货款238020元及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原告银海公司主张的利率计算标准不当，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24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8020元及利息（以23802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24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惠州市银海涂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35元（已按规定减半收取），由被告东莞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深圳市XXX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017年-2020年银行账户回单作为证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第一，上诉人与案外人出具的《证明》仅系上诉人单方陈词，而且上诉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名下可以开设多个账户，至于公司账户如何使用，我方并不知情，而且跟本案也无关联；同时上诉人从银行打印的资料也不完整，是上诉人有选择性的挑出对其有利的部分，也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交易期间连续的多年资料，无法相互佐证，故真实情况无法核对。第二，上诉人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的财务状况和股东梁某1财务存在混同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2015年开始就有生意往来，按照交易习惯，大部分销售单都是上诉人员工陈某1签收，且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7年10月份之前的货款大部分是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梁某1的妻子廖某1通过微信转账、私账、支票等方式直接支付，所以上诉人名下账户无法真实反映该公司的实际交易情况。被上诉人提交微信聊天截图作为证据。上诉人质证称：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而且也没有显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确认付款，只有被上诉人发送的信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廖某1系上诉人东莞XX公司的监事，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及对账单均载明交易的相对方为上诉人东莞XX公司，且被上诉人银海公司一直将货物送至上诉人东莞XX公司的住所地，由上诉人东莞XX公司的员工陈某1等人签收，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另，上诉人主张涉案货款已经付清，被上诉人则主张上诉人已支付的为2017年10月以前的货款，提交了2017年10月前的《送货单》，并详细陈述了每一笔付款所对应的月份，上诉人却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付清2017年10月前的货款，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5元，由上诉人东莞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