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03民初1209号 原告：王仕英，女，汉族，1942年5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姚梅，四川明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霞，四川明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燕，女，汉族，1974年7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乐平，四川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仲支，四川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仕英诉被告唐燕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仕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梅，被告唐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仲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仕英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89367.3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丈夫邓才永（已去世）之母，原告一直和被告及被告丈夫分开居住。2019年8月，被告丈夫邓才永从国外回来，告诉原告及原告之女邓某,这次回来不走了，让原告去他家一起生活，说自己现在还在住院，等出院后就来接原告。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原告准备把多年积蓄拿出来作为自己在邓才永家生活的费用。后来原告和女儿邓某一起去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把自己存的共计99367.36元以现金取款的方式取出并由邓某在2019年9月1日亲自把钱送到邓才永住院的遂宁市中心医院住院部病房。邓才永收到了钱后，又将其中10000元交给邓某，作为让她在自己住院期间照顾原告的费用。不久后，邓才永死亡，前述资金转由被告唐燕保管。由于邓才永死亡，不可能再接原告一起生活，原告就想通过邓某及邓某之女刘某找被告把钱拿回来用于后续生活，但被告在接到催收还款电话后以各种理由拒绝返还。被告拒绝返还原告存款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因此面临生活无着落的危险，特提起诉讼。 唐燕辩称，王仕英所述不属实，唐燕及丈夫邓才永从未收到涉案款项；即便王仕英将款项交付给了邓才永，该款项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 本院经审理查明：王仕英生育一儿一女，儿子邓才永，女儿邓某。邓才永与唐燕系夫妻关系，于2001年4月6日办理结婚登记。邓才永因患病于2019年9月去世。 本案庭审中，王仕英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由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王仕英诉称2019年8月23日其将在银行的存款99367.36元取出后于2019年9月1日让其女儿邓某将100000元款项在遂宁市中心医院交付给了邓才永。为证明其主张，王仕英向法庭举示了银行取款交易单共计9份，其中中国银行取款交易单2份，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交易单7份，用于证明2019年8月23日，王仕英向银行取款99367.36元的事实。唐燕认为银行取款凭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不能证明王仕英将款项交付给了邓才永。 王仕英庭前申请的证人邓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邓某陈述：“我是王仕英的女儿，我兄弟（邓才永）从国外回来，兄弟说由他来赡养母亲，我就给我母亲说你愿意跟谁就跟谁。当时兄弟也生病了在河东二医院住院。8月25日我和我母亲一起到中国银行与农业银行取了10万元，这两张卡都是我母亲的。在9月1日我就把10万现金带到河东二医院给我兄弟拿过去了，当时兄弟说我照顾了母亲这些年就从这10万元中拿了1万元给我。因为我母亲说要跟到我兄弟，所有我母亲就让我把这10万元拿给我兄弟。我出庭就要证明我代母亲在二医院给付了兄弟10万元”证人刘某陈述：“王仕英是我的外婆，唐燕是我的舅妈，因为我外婆身体不好，所以就喊我舅舅从国外回来，外婆因为年纪大了害怕她死了钱在银行取不出来，外婆就喊我妈帮她把钱从银行取出来。然后我就和舅舅商量我外婆后面养老的问题，我外婆的意思就是将这边钱先交由儿子保管，然后由子女商量养老的问题。后来我听我妈说她将这10万元交给了我舅舅，但是因为我舅舅身体不好，我妈又照顾了我外婆一段时间，舅舅就拿了1万元给我妈，用于这段时间我妈照顾我外婆的费用及外婆的药费。不久之后我舅舅就去世了，在安葬我舅舅当天，我们就和我舅妈商量是将剩余的那9万元退给外婆还是由舅妈来赡养外婆，但是我外婆和我舅妈的关系不好，我外婆有点害怕我舅妈，所以我外婆更愿意到我妈这边来。这9万元的处理双方都没商量好” 另，王仕英提交了2019年10月4日邓某、刘某与唐燕的电话通话录音，并当庭播放了通话内容。在通话录音中，唐燕说到：你舅舅走了，孙女还是她的，媳妇还是她的，请问我说过不养她没？我愿意为她养老送终。她在我这里耍,我不要她给任何生活费，你舅舅不在了，我扶养她是我的责任和义务。10万元钱，你们拿了1万走了，还有9万在这里，永远在这个地方……，这个钱是我们赠与给外婆的，你舅舅走了，外婆又赠与给舅舅，我又问这个对不对，又可不可以呀……。 庭审中，唐燕辩称王仕英年近八旬，行为意识能力受限，本人又未亲自出庭，诉状中诉讼请求及诉称事实是否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唐燕并提供了与王仕英的聊天视频及电话通话录音，拟证明王仕英本人并无提起诉讼的真实想法。为此，本院在××路××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王仕英本人进行了询问，其陈述：“儿子邓才永从国外回来，我想到儿子回来了，以后就跟到儿子一起住，把钱给儿，以后就吃“现成”的了。我就将我在银行的钱取出来，一共10万元，我和我女儿一起到二医院将10万元交给了儿子，后来才晓得他得了癌症，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就死了”本院询问其清不清楚诉状的内容，其表示：“诉状上的签字不是我本人签的字，手印是我按的”本院询问提起诉讼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其表示：“我要起诉，我要唐燕把钱还给我”关于诉请的金额，其表示：“我拿了10万元给他们，我生病看病用了2万元，还有8万元在她那里，我要求还8万给我”因其诉请的金额为89367.36元，本院依法向其释明，要求其明确主张的具体金额，其明确表示：“10万元用了2万元，还有8万元在她那里，我要求还8万元给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仕英是否向邓才永交付了款项及具体金额的认定？2.关于交付款项性质的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王仕英为证明向其儿子邓才永交付款项的事实，举示了取款凭证以证明款项的来源，申请出庭作证的二证人就款项交付的原因及经过予以了陈述，且唐燕在与王仕英的孙女刘某、女儿邓某的电话通话中明确表示收到10万元，邓某拿了1万。另结合本院在社区对王仕英本人的询问，其陈述向其儿子邓才永交付款项的事实与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相吻合。故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对王仕英向其儿子邓才永交付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交付款项金额的认定，经本院对王仕英询问其明确表示向儿子邓才永交付款项10万元，其本人看病花费了2万元，还剩8万元。故本院确认王仕英向邓才永交付款项金额为8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王仕英向其儿子邓才永交付款项的性质是唐燕辩称的赠与法律关系还是系其他法律关系，应当以王仕英交付款项时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作出认定。本案，依据王仕英诉称的事实，及二证人的证人证言，及庭后本院依法对王仕英本人的询问，能够反映出，王仕英之所以将银行存款取出交付给儿子邓才永，系因为按照农村习俗，通常情况下母亲跟着儿子生活居住，因儿子邓才永长期在国外，现儿子回国，准备在儿子处居住，因自己年纪大，故将款项取出交给儿子邓才永。故本院认为，王仕英将款项交付给其儿子邓才永的行为应当认定保管行为。从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不能推断出王仕英有将款项赠与给儿子邓才永的真实意思表示，唐燕主张系赠与关系但未举示有关赠与事实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按照该规定的精神，对于赠与事实的认定，确定了高于一般证明标准的规定，即需达到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和标准。故对唐燕主张的王仕英将款项赠与给邓才永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交付行为本院依法确认为保管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本案，因保管人邓才永死亡，唐燕作为其配偶持有案涉款项，王仕英诉请唐燕退还款项8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唐燕系基于保管事实持有该款项，王仕英请求以不当得利行使返还请求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以最终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作出裁判。并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依法将本案的案由由不当得利纠纷变更为保管合同纠纷。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唐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王仕英款项80000元。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17元，由唐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汶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