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终2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容县石寨镇古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盘德泉，组长。 委托代理人曾宪明，广西鹏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枫，广西鹏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容县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符灿贤，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剑枝，广西千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玉林市玉东新区玉东大道**。 诉讼代表人白松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姚波，玉林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容县北门街**。 法定代表人李唐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伟冰，容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颖秋，容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容县石寨镇古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分界一组）因与被上诉人容县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分界三组），原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行初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分界一组的诉讼代表人盘德泉及委托代理人曾宪明，被上诉人分界三组的诉讼代表人符灿贤及委托代理人陆剑枝，原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姚波，原审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伟冰、陈颖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7日，容县人民政府作出容政处〔2018〕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场地名为“禾子熟长排”，座向为坐西向东，其四至界址为：“东以山脚田边为界；南以爽面岭崎为界；西以子生坪边为界，子生坪两边以天水分流为界；北以夹坑为界。”面积勾图为73亩。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大队把牧场地分落到各生产队管理，但现石城村委会查找不到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落实山林（包括牧场地）的原始证据材料。分界三组提供有其称是符国光的日记一页，该页记载的是“三、一九六一年冬至一九六二年春贯彻小队核算时，有关我村的牧场地处理最后落实分界一组分得牛尿化、黄坭化至子熟顶，子熟长排里面部分。......分界三组分得子熟爽底和子熟长排外面部分。该页只是该记录的其中一页，其它的已缺失，没有符国光的签名及签署的日期，也没有加盖有任何公章。另分界三组提供有其本组的覃忠鲁19**年的日记本，里面记录有“子熟”的管理事实。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石城大队对各生产队的山界进行了落实和登记，并颁发给分界一组林证字第N0.0054209、0054210、0054211、0054212、0054215号山林权证书，颁发给分界三组林证字第N0.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分界一组的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中登记“座落：分界一；；地名禾子熟冲；面积：800亩；四至：东以双面石双小化石城忠梅山界，南以石级尾双面岭岐直上天花水流界，西北以天花水流界”，该林权证登记的范围包含了争议山场，是发生争议后2010年6月由村委会干部覃世业发的。分界三组的林权证没有登记争议山场，但其提供的1982年10月17日“容县石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山林权证书”中登记有：“座落：坐西向东；；地名子熟长排；面积：10亩；四至：东本队田界，南双面大化界，西岭顶水流为界，北以夹坑本队田头化坑直上界。”该证登记的范围包含了争议山场。分界一组提供有1984年7月1日“容县石寨公社石城大队分界一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承包合同协议书”，该“承包合同协议书”中登记了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分界一组已把该争议山场落实到各户管护收益。2007年4月分界一组盘德初、盘绍湘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在“子熟冲”的砍伐申请，经批准后由容县都峤林业勘测设计队进行伐区设计，在其出具的容林设字[2007]182号设计书中的“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一组伐区位置图”的5、6采伐小班的范围在现争议的山场范围内，之后分界一组的村民进行了砍伐并在次年进行了造林。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分界三组没有把该争议山场落实到各户，其称是作为集体的公山使用。1982年“林业三定”落实山林后一直是分界一组管护收益。2003年分界三组凭“三包四固定”时的大队干部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等人的证明材料提出异议，当时村委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协议。2009年“林改”期间，分界三组提出异议，再次发生权属纠纷，后经村委会、石寨镇人民政府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也没有达成协议。2011年2月18日分界一组向容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请求将争议山场权属确权归其集体所有。2014年7月7日本机关作出了容政处〔2014〕第5号《容县人民政府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场确权为分界一组所有,分界三组于2014年12月29日向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3月16日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该判决认为：分界一组的1982年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该证虽然登记了争议山场，但该证书并没有依法核发;且1982年“林业三定”时的山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行为;分界一组在争议期间的采伐行为不能作为管理争议山场依据。为此，判决撤销〔2014〕第5号《处理决定书》。该案经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2018年4月2日分界一组再次向容县人民政府申请将该争议山场权属确权归其集体所有。经容县人民政府派员召集双方到现场进行多次调解，由于双方坚持己见，无法达成协议。容县人民政府审查认为：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中认定分界一组林证字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依法核发，不能作为证据，并且也认定了1982年“林业三定”山林权证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人民政府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理、登记行为，不属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的行为；分界一组在争议期间的采伐行为依法不能作为管理争议山场的依据。而分界三组提供的《关于石城村分界三组子熟爽底冲山场事实证明》（以下简称《事实证明》是由当时石城大队覃厚昌、大队长覃厚炎、文书符国光签名盖章出具，并有石城村公所盖章确认，证明内容在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中被认定为可作为本案确认权属的参考凭证，且分界一组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否认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此《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给分界三组。4号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是：争议山场地名为“禾子熟长排”，座向为坐西向东，其四至界址为：“东以山脚田边为界；南以爽面岭崎为界；西以子生坪边为界，子生坪两边以天水分流为界；北以夹坑为界”，面积勾图为73亩。此界址范围内的山林权属归分界三组集体所有。根据本决定制定的“石寨镇石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与分界三村民小组‘禾子熟长排’争议山场位置图”（见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分界一组不服4号处理决定，向玉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玉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9〕第27号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7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容县人民政府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基本一致。27号复议决定认为：双方均认可争议山场在土改时属牧牛地。没有确实证据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大队把牧牛地落实到哪个生产队管理。分界一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登记了争议山场，1984年7月1日《分界1生产队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记载分界一组将争议的山场承包给各农户经营管理，2007年4月盘德初、盘绍湘户申请砍伐“子熟冲”林木并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分界三组提供的林证字第NO:0057328、0057329、0057331号山林权证书并没有登记争议山场。虽然（2015)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证明》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但(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并没有认同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的认定，而是认为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采信一方证据否认另一方证据不当，存在认定事实部分不清的情形。容县人民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分界一组和分界三组提供的证据，而是以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已认定《事实证明》证实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固定给分界三组为由，作出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处理给分界三组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基于以上事实，4号处理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27号复议决定结果为：撤销4号处理决定。分界三组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维持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4号处理决定。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容县人民政府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一致。在本案诉讼中，该院对到案证据进一步审查核实：《事实证明》的共同证明人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分别是参与当时“四固定”工作的原石城大队的支书、大队长和文书，该证据证明内容中涉及“四固定”时石城村分界片山场划分固定情况与现分界一、二、三、四组的现管山场情况基本吻合，符国光日记本、覃忠鲁日记本从日记的载体和日记记录内容等方面分析，不能排除其真实性。对于其他证据，4号处理决定所作的认定并无不当。该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对于本案到案证据并没有作出肯定或否定性结论，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在重新处理时对证据需慎重、进一步调查核实后才作出认定，不属于否定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争议山场在1952年“土改”时期是石城大队的牧场地。分界三组提供的《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该证据是参与当时“四固定”工作的原石城大队支书覃厚昌、大队长覃厚炎、文书符国光共同出具的证明材料，经证明人签名盖章，并有石城村公所盖章确认“情况属实”，该证据来源真实、符合可采信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明内容中涉及“四固定”时石城村分界片山场划分固定情况与现分界一、二、三、四组的现管山场情况基本吻合，且该证据与符国光日记本、覃忠鲁日记本等原始材料记录的事实，容县人民政府调查、调解材料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该院依法应当采信该证据证明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的事实。分界一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林权证书》、《林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协议书》、《石城村委会对该纠纷的调解书》、伐区设计书审核表及伐区位置图等证据，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作用，该院在对当事人证据的认证意见部分已作阐述，此类证据证明效力较低，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四固定”时期的土地固定情况，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场权属及长期合法管理的依据。本案纠纷历经容县人民政府的多次确权处理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对本案相关事实，容县人民政府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因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已很难再进一步查清，在此情形下，容县人民政府根据调查的材料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认定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已划分固定给分界三组，作出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分界三组并无不当。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张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争议山场1962年“四固定”时的落实情况，分界一组对争议山场长期管理，该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并没有认同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证据，容县人民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时，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经该院审查，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分界一组主张争议山场属其所有并长期经营管理，证据不足，证据的证明效力较低，对此主张该院不予采信。27号复议决定撤销4号处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备合法性。分界三组诉请撤销27号复议决定理由正当。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27号复议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玉林市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分界一组上诉称，分界三组在“四固定”时期并没有分得争议山场，只分得“禾子熟冲”范围外的禾子熟长排外面（南面）的“石级尾”（即石禽尾）及其他山场。符国光日记中提到的“分界三组分得子熟爽底和子熟长排外面部分”中的“外面部分”不清楚，“外面”不在子熟长排范围内，就如房子的外面不在房子的整个范围内，子熟长排并不分内外，子熟长排外面部分是指石级尾山场。其持有的土改时期《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可以作为争议山场权属依据，其持有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应作为确定争议山场权属的证据。《山林权证书》的填发由政府工作队员指导填发登记，没有需要各方签名确认的规定，应尊重历史。其对争议山场有长期管业事实，其亦将争议山场发包给农户长期承包经营，争议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分界三组提供的三个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容县人民政府对此未调查核实即采纳证言导致作出错误的决定。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原审法院对其在原审期间提交的石城村委会调查覃厚炎的关键证明材料未予重视而作出错误的判决。本案原审判决与原审法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对争议山场的事实认定存在矛盾。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由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或者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 被上诉人分界三组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分界一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述称，原审法院原作出的（2015）玉中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认为，各方提供的所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确定，容县人民政府在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的效力和事实的情况下，作出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作出27号复议决定撤销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审判决撤销其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分界一组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容县人民政府述称，分界三组提供的《事实证明》证实了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已划分给分界三组，覃忠鲁19**年日记本记录了分界三组对争议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而分界一组提交的第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虽然登记有争议山场，但是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没有核发。其收到分界一组的确权申请后，依法组织了争议双方进行现场勘查，确定争议山场四至，进行调查取证，在争议双方经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后，其作出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分界一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确认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事实证明》由容县石寨乡古城村公所盖章并签有“情况属实，转上级调处”字样，落款时间为1990年8月30日。对《事实证明》出具人覃厚昌、覃厚炎、符国光的身份及符国光日记的真实性，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均无异议。 还查明，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均提交了《容县石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山林权证书》（以下简称《公社证书》）。分界一组的《公社证书》落款日期为1982年10月21日，其中“禾子熟冲松山”一栏“四至”内容的记载与分界一组落款日期为1982年12月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相应四至内容一致，包含争议山场；分界三组的《公社证书》落款日期为1982年10月17日，4号处理决定已查明该组的《公社证书》包含争议山场，对4号处理决定已查明的该事实，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无异议。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均认可“禾子熟”亦称为“子熟”。 再查明，大约1968年、1969年，分界一、二、三、四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至1981年末、1982年初分队，在此期间，争议山场由集体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分界三组提起本案诉讼，诉请撤销27号复议决定，维持4号处理决定。玉林市人民政府以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27号复议决定，撤销4号处理决定，因此，本案应对27号复议决定及4号处理决定的合法性一并审查。 （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土地、山林确权纠纷在本质上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争议各方亦有义务在人民政府调处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类纠纷因时间跨度大，争议各方一般情况下会提交各类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土地、山林享有权利，人民法院在分析认定证据时，应当结合争议各方提交的证据，逐一审查核实并综合分析可采信证据，根据优势证明标准，认定事实。 本案中，分界一组主要依据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公社证书》及1981年后该组村民的管业方面证据拟证明争议地为其所有；分界三组主要依据《公社证书》、符国光日记、覃忠鲁19**年日记本以及《事实证明》、覃厚镇与陆觐兆的证言及相关记录等证据拟证明争议地为其所有。经核实，分界一组持有的1982年12月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与该组1982年10月21日的《公社证书》相关内容一致，来源于该《公社证书》。分界三组亦持有1982年10月17日的《公社证书》。经本院组织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分别就其自已一方及对方的《公社证书》涉及的地名、范围进行标注的地图显示，双方持有的《公社证书》均包含现争议山场，存在重叠情况，因此，双方持有的《公社证书》均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分界一组持有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权属来源于该组的《公社证书》，在没有证据证明该《山林权证书》在登记颁证过程中已经过土地相邻人或权利人确认无异议、发证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容县人民政府作出4号处理决定时不采信分界一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并无不当。 对于管业事实。分界一组主张该组对争议山场有长期管业事实，该组将争议山场发包给其农户长期承包经营，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因此争议山场应确给该组所有。本院经核实认为，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于1982年分队后即已因本案争议山场发生纠纷，这有当时的工作人员覃厚镇、陆觐兆的证言及相关记录予以证实。而《事实证明》由容县石寨乡古城村公所盖章并签有“情况属实，转上级调处”字样，落款时间为1990年8月30日，该“转上级调处”字样亦证明1990年双方存在土地权属争议并需由相关部门调处。分界一组在涉案土地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对争议山场的管理事实，不能成为争议土地权属确权的依据。而覃忠鲁19**年日记本能证明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合为一个大集体前，分界三组在子熟有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 在排除分界一组持有的N0.0054209号《山林权证书》、双方的《公社证书》、分界一组在争议发生后的管业等证据作为确权的证据后，本案仅有《事实证明》、符国光日记、覃忠鲁19**年日记本等有限证据。《事实证明》、符国光日记中对各组所分土地的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均记载有“分界一队分得……子熟长排里面部分”“分界三队分得……子熟长排外面部分”等内容。分界一组对符国光日记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仅主张子熟长排不分内外，主张符国光日记中提到的“分界三队分得……子熟长排外面部分”中的“子熟长排外面部分”是指石级尾山场，不在子熟长排范围内，分界三组在子熟长排没有分得土地，争议山场为“子熟长排里面部分”，属分界一组所有。而分界三组则主张子熟长排分为内、外两部分，分界点为其生产队的田头，田头的最外面是南，是外长排，最里面是北，是里长排，争议山场属于“子熟长排外面部分”，为分界三组所有。因此，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争议的焦点是子熟长排是否分为里面部分和外面部分，现争议地属于哪一方所有。 经本院组织现场勘验，总称为子熟长排的山场为子熟冲西侧的山场，包含现争议山场及非争议山场两部分，两部分之间有明显的原始地形地貌界线识别。子熟长排周边的土地均有具体地名，分界一组与分界三组对这些地名称谓基本一致。按照通常表述习惯，确定某一集体的土地时，方式一是以四至界址表述，方式二是按具体地名表述。如果子熟长排是不分里面部分和外面部分的一个整体，而且分界三组没有在子熟长排分得土地，那么符国光日记及《事实证明》在表述各组所获分土地且周边地名具体且确定的情况下，对分界三组所获分土地的表述亦应使用具体且明确的地名，不会表述为“子熟长排外面部分”的不确定的广泛区域。同时，如果子熟长排不分里面部分和外面部分，符国光日记及《事实证明》对分界一组所获分的土地应表述为“子熟长排”，而通常不会表述为“子熟长排里面部分”。结合本案争议山场与同在子熟长排中的非争议山场之间有明显的地形地貌界线，子熟长排中的非争议山场现为分界一组经营管理，而覃忠鲁日记本能证明分界三组于1966年在子熟长排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可以证明分界三组在子熟长排亦曾获分土地。因此，分界三组所述子熟长排分为里外两部分，该组分得“子熟长排外面部分”及子熟爽底，现本案争议山场为“子熟长排外面部分”，已在“四固定”时期划分固定给该组的陈述更符合客观事实。 因土地、山林确权案件属于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的处理，遵循与民事诉讼案件一致的事实认定证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容县人民政府在调处本案所涉纠纷过程中，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在作出4号处理决定时亦询问了更多村民，但因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已很难再进一步获取更多证据。在玉林市本院审理过程中，本案争议双方亦未能提交可证明争议山场权属的新证据，表明本案已难再获取更多证据。容县人民政府经调查核实《事实证明》及符国光日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采纳这些证据，并结合容县人民法院3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认为分界三组提供的《事实证明》证实了本案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已划分给分界三组，遂作出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分界三组，并无不当。玉林市人民政府27号复议决定认为容县人民政府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考虑到本案因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已很难再进一步获取更多证据的现实情况，27号复议决定认为容县人民政府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亦与实际情况不符。27号复议决定撤销4号处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本案判决方式的适用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原审判决撤销该27号复议决定正确，但未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鉴于争议双方在政府重新调处及本案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进一步审查核实争议双方原提交的证据，可确认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为实质并高效地化解行政争议，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即4号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 综上，分界一组请求撤销4号处理决定、撤销原审判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行初69号行政判决的判项为：撤销玉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日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9〕第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恢复容县人民政府容政处〔2018〕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的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容县石寨镇古城村分界一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燕峰 审 判 员 熊 梅 审 判 员 蒋新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潘小桃 书 记 员 赵小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