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10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法定代表人：陈代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起增，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上西开发区则天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陈进碧，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鹏，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凤丽，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因与上诉人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利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城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魏起增，上诉人宏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鹏、周海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后，上诉人宏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变更为段凤丽。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和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城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宏利公司返还北京城建超付的工程款6604049元；二、本案上诉费由宏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部分错误，判决确认北京城建欠付宏利公司工程款项达850余万元错误。一、关于安置房项目。1.一审判决不支持维修费106220元错误。该维修费用有业主出具的《北京城建桃源安置房房屋质量问题赔偿清单》予以确认，宏利公司在《项目结算书》中对维修款数据盖章确认，仅认为该款项没有委托因此不应由其承担。2.一审判决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在业主成都惠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邑公司）处扣划的工程款3400000元不认定为已付款错误。3.一审判决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的2890000元不认定为已付款错误。4.一审判决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的1492716元不确认为已付款错误。5.根据双方签订的《分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北京城建代付的印花税20740.27元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一审法院不予扣除错误。6.根据双方签订的《分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北京城建代付的招标代理费243768元应当由宏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未认定该款项由宏利公司负担错误。7.对于应缴税款1278856元应当由宏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错误。二、关于保健院项目。1.一审法院对业主代宏利公司向成都睿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睿成装饰公司）支付的181000元不予认定为已付款错误。2.一审法院对业主代付张启安99000元、陈林、陈**明125000元、徐继伟75000元、王建文75000元、何兴良74990元、陈忠良43850元、晏建忠40620元、冷奎林、王用成84380元，均不予认定为已付款错误。3.一审法院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扣划的25987元款项不予认定为已付款错误。4.一审法院对维修费923493元、招标代理费l10640元、印花税24382元、代扣代缴税金446899元不予认定由宏利公司负担错误。三、关于水厂项目。1.廖明富确为宏利公司施工班组人员，一审判决对廖明富领取的72692元不予认可错误。2.对北京城建向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水经营部支付的3282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为328290元错误。3.招标代理费177790元、代扣代缴税金149万元应当由宏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各项目已付款中存在部分错误，应予纠正。 宏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上诉的项目的认定正确，北京城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宏利公司上诉请求：一、纠正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的错误部分并依法撤销或者变更；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城建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工程款项的支付情况己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双方对鉴定结论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认定的北京城建的代付金额严重超过了审计报告认定的应付金额。具体认定错误事实如下：一、关于安置房项目已付款项部分。1.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分别于2009年7月17日、2009年8月4日向宏利公司支付4000000元、2700000元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12日业主惠邑公司代北京城建向大邑县瑞云水务有限公司支付500000元为已付款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于2009年11月3日向宏利公司支付8325元为己支付款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于2010年5月31日转入宏利公司账户的367777.45元系已付工程款错误。二、关于妇幼保健院项目已付款项部分。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向成都市蓝色未来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劳务公司）发放的劳务费用1300737.18元认定为已付款错误。三、关于水厂项目已付款项部分。1.北京城建代付民工工资1653751元明显超付，一审法院全部认定为已付款错误。2.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扣划的1912960.87元，宏利公司认可1900000元系支付的工程款，但12960.87元系执行人业主应当承担的执行费，一审法院认定为已支付的工程款错误。3.在北京城建没有支付凭证且双方均认可《结算书》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主张的于2010年3月30日向宏利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为已支付款项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主张的2010年5月12日向宏利公司支付1000000元为已付款错误。四、案涉三个项目系灾后援建项目，均属于非法转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工程价款并不包含北京城建非法所得的管理费。本案中北京城建并未履行管理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其产生相关的费用，北京城建因非法转包产生的管理费属于非法利益，不应当判决支持。故管理费不应当在本案的工程款中扣除。五、一审法院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北京城建要求宏利公司提供施工资料，一审法院判决要求宏利公司提供竣工资料，严重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在依法查明后予以纠正。 北京城建辩称，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认定的已付款项正确，北京城建对案涉工程成立相应机构进行了管理，管理费应当从应付款中扣除，施工资料、工程资料就是竣工资料，宏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北京城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返还超付的工程款6604049元；二、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支付违约金16730000元；三、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交付工程施工资料；四、诉讼费由宏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7日，北京城建工程总承包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宏利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1份，就四川桃源安置房工程（以下简称安置房工程）、第四水厂工程（以下简称水厂工程）及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以下简称保健院工程）施工投标合作事项作出如下约定：一、宏利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向北京城建提交招标文件及相关信息，并组成投标组协助北京城建参与投标；二、北京城建在中标后组建项目部对项目实施全面管理，同时根据宏利公司的施工能力和资质证书将工程分包给宏利公司（建设单位指定分包除外），宏利公司派出施工管理人员与北京城建共同组建项目部；三、宏利公司按以下原则向北京城建缴纳总包管理费：三个工程有效承包总价在1亿元之内（含1亿元）按5%（不含税金）收取，有效承包总价在1亿元至2亿元按4%（不含税金）收取，有效承包总价在2亿元以上按3%（不含税金）收取。北京城建在向宏利公司支付分包工程款时按比例扣除管理费。 2009年7月14日，北京城建将安置房工程一标段土建、初步装饰装修、水电安装及总坪施工分包给宏利公司并签订《分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统称《安置房分包合同》）；2009年11月19日，北京城建将保健院土建、初步装饰装修、水电安装及总坪施工分包给被利公司并签订《分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统称《保健院分包合同》）；2010年1月5日，北京城建将水厂一标段工程土建、管道工艺、设备采购及安装、总坪施工分包给宏利公司并签订《分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统称《水厂分包合同》）。 《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水厂分包合同》均约定：一、北京城建与业主之间的合同协议书、投标书、承诺书、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均作为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二、北京城建驻工地代表为魏起增；三、关于工程款支付，北京城建在收到业主拨付的工程进度款后，按业主和监理核定的节点工程款扣除总包管理费及代扣代缴费用后，视工程进展等具体情况付给宏利公司，宏利公司不能直接对业主收取工程款，否则按收款款项的10%扣罚工程款；催收工程款的有关费用由宏利公司承担；业主资金不到位时，宏利公司必须保证工程连续施工，未经北京城建许可不得擅自停工；最后一笔进度款在宏利公司将竣工资料移交给北京城建后方可支付；其他工程款支付按北京城建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水厂分包合同》均约定：若出现因安全、质量、劳务用工等原因造成北京城建被通报、上黑名单、约谈等事项给北京城建名誉造成损害的，宏利公司按每次500000元的标准向北京城建缴纳罚款。 《安置房分包合同》约定：若因宏利公司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每延误一天，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支付违约金10000元，每月最高不超过200000元。 《保健院分包合同》《水厂分包合同》约定：若因宏利公司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每延误一天，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支付违约金10000元，每月最高不超过200000元。 安置房工程于2009年6月23日开工，于2010年8月30日通过五方验收；保健院工程于2009年8月30日开工，于2011年11月22日通过五方验收；水厂工程于2009年11月15日开工，于2011年11月23日通过五方验收。 北京城建作为施工单位与作为业主的惠邑公司进行工程造价结算，确认：安置房工程审计造价为78326611.53元，水厂工程审计造价为61119476.47元，保健院工程审计造价为23771197.12元。 2015年4月23日，宏利公司就安置房工程一标段向北京城建作出《项目结算书》（以下统称《安置房项目结算书》），内容为：一、确认以审计报告的审计金额（78326611.53元）作为结算依据；二、请求北京城建免收审计造价4%的管理费，按全部审计金额向宏利公司付款；三、宏利公司确认已收款金额为54076970.27元。 2015年4月23日，宏利公司就保健院工程向北京城建作出《项目结算书》（以下统称《保健院项目结算书》），内容为：一、确认以审计报告的审计金额（23771197.12元）作为结算依据；二、请求北京城建免收审计造价5%的管理费，按全部审计金额向宏利公司付款；三、宏利公司确认已收款金额为17724782.33元。 2015年4月23日，宏利公司就水厂工程向北京城建作出《项目结算书》（以下统称《水厂项目结算书》），内容为：一、确认以审计报告的审计金额（61119476.47元）作为结算依据；二、请求北京城建免收审计造价4%的管理费，按全部审计金额向宏利公司付款；三、宏利公司确认已收款金额为468281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从北京城建与宏利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水厂分包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双方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宏利公司借用北京城建资质承包案涉安置房、保健院和水厂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上述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北京城建是否向宏利公司超额支付了工程款，超额支付的工程款金额是多少；二、宏利公司是否应向北京城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三、北京城建要求宏利公司交付施工资料的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分别认定如下： 北京城建是否向宏利公司超额支付了工程款，超额支付的工程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 关于应付工程款的金额问题，北京城建与宏利公司对案涉安置房、保健院、水厂三个工程的审计价格均无异议，宏利公司亦在项目结算书中表示同意以审计价格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应付款的争议主要在于管理费是否应当从应付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了宏利公司的应收款中应按比例扣除管理费，虽然上述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但宏利公司施工完成的安置房、保健院、水厂三个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应当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确认宏利公司应收的款项，故宏利公司的应收款中应按约定比例扣除管理费。据此，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中“三个工程有效承包总价在1亿元之内（含1亿元）按5%（不含税金）收取，有效承包总价在1至2亿元（含2亿元）按4%（不含税金）收取，有效承包总价在2亿元之以上按3%（不含税金）收取”的约定，结合审计价格宏利公司在项目结算书中载明的管理费比例，一审法院认定宏利公司在三个工程项目下分别应当收取的款项金额为：安置房工程75193547.07元（78326611.53元×96%），水厂工程58674697.41元（61119476.47元×96%），保健院工程22820349.24元（23771197.12元×96%）。 关于北京城建已付款部分 1.安置房项目已付款：宏利公司认可收到安置房项目工程款56403905元（50256000元+1894682.5元+1007160元+15000元+132110元+1849030.5元+775050元+264220元+60652元+150000元），对北京城建主张已付而宏利公司不认可或部分认可的部分，一审法院分别认定如下： 北京城建主张于2009年7月17日向宏利公司支付4000000元、于2009年8月4日向宏利公司支付2700000元；其提供了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和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宏利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进账单和转账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城建提供的进账单载明的付款人为城建公司大邑安置房项目经理部，收款人为宏利成都分公司，虽然宏利公司对该进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进账单上加盖有工商银行“业务清讫”的印章，足以认定进账单的直实性，从进账单的内容来看，其载明付款方式为转账支票，银行亦盖章确认“业务清讫”，且有转账支票存根、收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宏利公司。一审法院对该两笔支付（共计67000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惠邑公司于2011年4月12日代宏利公司向大邑县瑞云水务有限公司支付500000元，其提供了付款单位为惠邑公司的进账单（虽为复印件，但加盖有惠邑公司财务专用鲜章）以及惠邑公司所作的《说明》，能够证明付款的真实性，宏利公司认可其与大邑县瑞云水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分包关系，虽然其主张该笔支付所涉及的工程范围不在分包范围内，但其未举证证明，且宏利公司在《安置房项目结算书》亦载明其于2011年4月12日收款50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惠邑公司代支了工程维修费用106220元，其仅提交了惠邑公司出具的《北京城建桃源安置房房屋质量问题赔偿清单》，无其他相应的支付凭证印证，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扣划了2000000元用于支付安置房工程款，宏利公司对其中1868000元予以认可。经审查，北京城建就该笔支付提交的转账凭证所载金额只有1868000元，与宏利公司认可的金额一致，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支付的金额为1868000元。 北京城建主张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了3400000元用于支付安置房工程款，其提供的证据为惠邑公司的转账凭证和（2012）大邑执字第313-2号执行裁定书，经审查，313-2号裁定书的执行依据为“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2）大邑民初字第70号等数份民事判决书”，其执行依据不够明确，无法判断执行的判决是否与安置房工程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了2890000元用于支付安置房工程款，其提供的证据为惠邑公司的记账凭证、工商银行凭证（仅载明借方发生额2890000元，无收款账户名称）、（2012）大邑执字第325-2号执行裁定书和《安置房项目结算书》，虽然《安置房项目结算书》备注中载有该笔支付，但备注部分并无宏利公司签章确认，而宏利公司在结算书中所确认的支付中并不包括该笔支付，因此《安置房项目结算书》并不能证明北京城建的主张。经审查，虽然（2012）大邑执字第325-2号执行裁定书中的被执行人为本案宏利公司，扣划的款项亦是宏利公司在惠邑公司处的应收工程款，但其执行依据为“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2）大邑民初字第268号等数份民事判决书”，其执行依据不够明确，无法判断执行的判决是否与安置房工程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了1492716元用于支付安置房工程款，但其仅提交了惠邑公司的记账凭证和工商银行凭证，工商银行凭证仅有收款人账号而无收款人名称，且无证据证明收款人账号为宏利公司的账户，亦无相应的人民法院执行文书和裁判文书证明该笔支付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于2009年11月3日向宏利公司支付8325元，其提交了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条，收条内容为“工程款中代扣借款利息”，宏利公司对收条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属于借款利息，并非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从收条的内容来看，该笔支付实际是北京城建将宏利公司应付的利息从工程款中扣除，属于债务抵销，宏利公司在收条中明确表示同意从工程款中代扣借款利息，表明其同意债务抵销，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于2010年5月31日向宏利公司支付367777.45元，其提交了宏利公司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支付系北京城建向宏利公司退还的保证金而非工程款，因宏利公司未举证证明该笔支付系退还保证金，故对该笔支付按工程款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于2009年7月15日代宏利公司支付印花税20740.27元，其提交了《税收通用缴款书》和收据，收据为北京城建向宏利公司出具，内容为“收到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交来桃源工程印花税2074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据表明宏利公司已将印花税20740元支付给北京城建，北京城建再主张其代宏利公司支付了该笔印花税与收据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宏利公司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243768元，其提交了招标文件、《安置房分包合同》和四川川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发票3张。一审法院认为，《安置房分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由宏利公司承担招标代理费，仅约定业主招标文件作为《安置房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虽然业主招标文件10.9条载明“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的投标人支付”，但从事实来看，向业主投标的主体和中标人是北京城建而非宏利公司，故宏利公司不负有承担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义务，北京城建支付的招标代理费不应视为其对宏利公司的付款，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扣代缴项目税金1278856.36元，虽然《安置房分包合同》约定：“;地方政府收取的费用由甲方原告北京城建代扣代缴）”但其仅提供了1份大邑县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向惠邑公司发出的《协助代扣税款通知》，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上述税金，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就安置房项目支付的工程款为65848007.45元。 2.保健院工程的付款：根据北京城建的主张，一审法院逐笔认定如下： 北京城建主张其直接向宏利公司付款18820000元，宏利公司对上述支付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支付给成都市蓝色未来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公司）210000元，其提供了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蓝色公司转账的进账单，朱静签字并加盖有白和伦私人印章的收条、蓝色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宏利公司认为，北京城建提供的进账单和收条均为复印件，且宏利公司并未委托北京城建或业主向蓝色公司付款，故对该笔付款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北京城建关于保健院项目工程款支付所举示的进账单和收据均为复印件，但加盖有大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齐缝章，确认相应进账单和收据的原件由其掌握，故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就保健院项目工程款支付所举示的进账单和收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虽然宏利公司未委托业主向蓝色公司代付工程款，但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以及加盖有宏利公司印章的《大邑县三工程材料合同支出统计表》（宏利公司对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存在分包关系，蓝色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其法定代表人为白和伦，朱静所出具的盖有白和伦私人印章的收条亦能载明蓝色公司收到的款项为保健院工程的款项，故该笔支付可视为支付给宏利公司的工程款。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支付给蓝色公司286391元，其提供了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蓝色公司转账的进账单，加盖有白和伦私人印章的收条、蓝色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宏利公司未委托业主向蓝色公司代付工程款，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存在分包关系，蓝色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其法定代表人为白和伦，盖有白和伦私人印章的收条亦能载明蓝色公司收到的款项为保健院工程的款项，故该笔支付可视为支付给宏利公司的工程款。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董庆东支付民工工资181000元，其提供了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成都睿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转账的进账单以及董庆东出具的收条。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董庆东或成都睿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与宏利公司存在分包关系或材料供应关系，故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宏利公司向张启安支付99000元，其提供了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成都恒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转账的进账单、张信安出具的收条（指示转至成都恒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账户）。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张信安付款的金额仅为1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从宏利公司签章确认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来看，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张信安付款的金额仅为1200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张信安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120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陈林支付94646元、向陈**明支付30354元，共计125000元，其提供了陈**明、陈林出具的收条（均指示支付至成都市恒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账户上）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成都市恒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陈林付款的金额仅为38487元、向陈**明付款的金额仅为21250元，共计59737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陈林、陈**明付款的金额仅为59737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陈林、陈**明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59737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徐继伟支付75000元，其提供了徐继伟出具的收条（指示支付至崇州市崇阳镇家誉门窗经营部账户上）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崇州市崇阳镇家誉门窗经营部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徐继伟付款的金额仅为1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徐继伟付款的金额仅为1200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徐继伟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120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王建文支付75000元，其提供了王建文出具的收条（指示支付至武侯区合创电脑经营部账户上）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武侯区合创电脑经营部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王建文付款的金额仅为1588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王建文付款的金额仅为1588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王建文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1588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何兴良支付74990元，其提供了何兴良出具的收条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大邑县远大石材加工厂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何兴良付款的金额仅为1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何兴良付款的金额仅为150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何兴良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15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陈忠良支付43850元，其提供了陈忠良出具的收条（指示付至大邑蓉佰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大邑蓉佰商贸有限公司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陈忠良付款的金额仅为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陈忠良付款的金额仅为800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陈忠良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80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晏建忠支付40620元，其提供了晏建忠出具的收条（指示付至大邑县晋原镇鑫利建材经营部）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大邑县晋原镇鑫利建材经营部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根据其向北京城建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其委托北京城建向何兴良付款的金额仅为936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委托北京城建向晏建忠付款的金额仅为9360元，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晏建忠付款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936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冷奎林、王用成共计支付84380元，其提供了冷奎林、王用成出具的收条（均指示付至大邑县晋原镇鑫利建材经营部）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大邑县晋原镇鑫利建材经营部转账的进账单。宏利公司认为其未委托北京城建向冷奎林付款，仅委托北京城建向王用成付款9960元。一审法院认为，宏利公司在其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载明欠付冷奎林9240元、欠付王用成9960元，北京城建在诉讼中将《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工程人工工资表》作为证据出示，表明其收到了宏利公司出具的该工资表，故向冷奎林、王用成付款的金额应以宏利公司确认的金额为准，一审法院仅对该笔支付中的19200元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委托业主于2012年1月31日代宏利公司支付民工工资1140400元，宏利公司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蓝色公司支付300000元，其提供了蓝色公司出具的收据、大邑县妇幼保健院账户向蓝色公司转账的进账单以及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宏利公司未委托业主向蓝色公司代付工程款，但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能够证明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存在分包关系，蓝色公司出具的收据能证明蓝色公司收到的款项为保健院工程的款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该笔支付可视为支付给宏利公司的工程款。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宏利公司向蓝色公司支付504346.18元，其提供了蓝色公司出具的收条、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蓝色公司转账的进账单以及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宏利公司未委托业主向蓝色公司代付工程款，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存在分包关系，蓝色公司出具的收据能证明蓝色公司收到的款项为保健院工程的款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该笔支付可视为支付给宏利公司的工程款。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于2015年2月16日代宏利公司支付民工工资25987.89元，其提供了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总项目部账户向四川省大邑县财政局的电汇凭证（备注：212号执行费）、（2013）大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大邑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内容为：（2014）大邑执字第21号金额：执行款25702.89元，执行费285元，合计25987.89元），但（2013）大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大邑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均为复印件，宏利公司不予认可。经询问，北京城建表示无法提供判决和执行通知书原件。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城建是（2013）大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其陈述执行的账户亦是北京城建的项目部账户，故北京城建能够提供大邑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原件而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于2013年1月18日代宏利公司向四川兴凯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14484.83元，宏利公司认可该笔支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于2013年1月18日代宏利公司向陈林支付45089.70元，宏利公司认可该笔支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从宏利公司的应收款中扣除维修费923493.80元，其提供了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灾后重建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但该证据仅是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对质量问题和整改进行的说明，无证据证明整改费用已经实际产生和支出，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的扣款主张不予支持。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宏利公司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110640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健院分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由宏利公司承担招标代理费，仅约定业主招标文件作为《保健院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虽然业主招标文件10.9条载明“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的投标人支付”，但从事实来看，向业主投标的主体和中标人是北京城建而非宏利公司，故宏利公司不负有承担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义务，北京城建支付的招标代理费不应视为其对宏利公司的付款，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宏利公司支付印花税24382.33元，其提交了2份《税收通用缴款书》，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中“上列款项已收妥并划转收款单位账户”一栏无任何单位签章，不能证明北京城建支付了该笔费用，对北京城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扣代缴项目税金446899.20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安置房分包合同》约定：“;地方政府收取的费用由甲方原告北京城建）代扣代缴”，但北京城建仅提供了1份大邑县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向惠邑公司发出的《协助代扣税款通知》，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上述税金，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保健院项目的已付款金额为21658388.71元。 3.水厂项目已付款：根据北京城建的主张，一审法院逐笔认定如下：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支付民工工资1472600元，宏利公司认可该笔支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支付民工工资1472600元，宏利公司认可该笔支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惠邑公司代支付民工工资1653751元，提供的主要证据为被告宏利公司盖章的《大邑县第四水厂工程土建人工工资表》（以下简称《工资表》）3页，业主惠邑公司向王世洪、王锐、杨洪文、白雄伟、胡章彬、叶火全、曹思阳、谢国全、梁成全、刘克军、廖明富、陶志泉付款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以及有上述人员签字领取费用的统计表。从该3页《工资表》来看，宏利公司确认应付的人工工资总计为1653751元。从北京城建提供的支付凭证来看，业主惠邑公司分别向王世洪支付31870元、王锐支付30570元、向杨洪文支付60400元、向白雄伟支付114620元、向胡章彬支付64120元、向叶火全支付91643元、向曹思阳支付290919元、向谢国全支付562858元、向梁成全支付51264元、向刘克军支付132211元、向陶志泉支付150584元、向廖明富支付72692元，总计支付金额亦为1653751元，除廖明富不属于宏利公司盖章确认的《工资表》中的人员外，其余收款人均为该表中的人员。虽然宏利公司主张，其在《工资表》上载明的王世洪等人的工资金额低于业主实际支付的金额（表上王世洪工资为9800元、王锐工资为16500元、杨洪文工资为2640元、白雄伟工资为10700元、胡章彬工资为9600元、叶火全工资为15200元、曹思阳工资为12580元、谢国全工资为16200元、梁成全工资为8600元、刘克军工资为10500元、陶志泉工资为16100元，以上共计128420元），但从北京城建提供的上述人员签字领取费用的统计表来看，上述人员均是作为班组长领取班组人员的费用，可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除了廖明富领取的72692元不予确认外，将其余1581059元计入已付款。 北京城建主张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扣划了2700000元用于支付水厂工项目工程款，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扣划了10212139.91元用于支付水厂项目工程款，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代宏利公司向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水机电经营部支付328290元，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业主惠邑公司代宏利公司向新星电力支付376385.56元，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惠邑公司扣划了1912960.87元用于支付水厂工项目工程款，并提供了（2015）成执字第930号执行裁定书。宏利公司对业主惠邑公司被强制执行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被执行的金额中只有1900000元属判决支付的款项，其余12960.87元为执行费用，不应计入已付款，并要求法院综合认定该笔支付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2015）成执字第930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载明其执行的依据为（2014）川民终字第397号民事判决，根据397号判决的内容来看，该案所涉工程为本案的水厂工程，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根据该判决，被告宏利公司应在该判决生效后60日内向赵永鹏、母寿甫支付工程款20079747.88元，惠邑公司在欠付北京城建工程款12112139.91元的范围内对赵永鹏、母寿甫和海南军海公司应收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故该判决的执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宏利公司辩称划扣的1912960.87元中有12960.87元为执行费用，但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该笔支付按1912960.87元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于2010年3月30日向宏利公司支付500000元，虽然北京城建不能提供该笔支付的有关付款凭证，但其提供了《水厂项目结算书》，宏利公司在结算书上盖章确认了该笔支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代宏利公司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177790元，一审法院认为，《水厂分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由宏利公司承担招标代理费，仅约定业主招标文件作为《保健院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虽然业主招标文件10.9条载明“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的投标人支付”，但从事实来看，向业主投标的主体和中标人是北京城建而非宏利公司，故宏利公司不负有承担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义务，北京城建支付的招标代理费不应视为其对宏利公司的付款，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直接向宏利公司付款39100000元，宏利公司对上述支付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北京城建主张其于2010年5月12日向宏利公司付款1000000元，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不予认可。北京城建提供了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和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宏利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进账单和转账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城建提供的进账单载明的付款人为城建公司大邑安置房项目经理部，收款人为宏利成都分公司，虽然宏利公司对该进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进账单上加盖有工商银行大邑支行的印章，足以认定进账单的真实性，且有转账支票存根、收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宏利公司。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予以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水厂项目的已付款金额为60656035.34元。 综上，宏利公司在安置房工程、保健院工程和水厂工程的总计应收款为156688593.72元（75193547.07元+22820349.24元+58674697.41元），北京城建在上述三个项目的总计已付款为148162431.5元（65848007.45元+21658388.71元+60656035.34元），北京城建并未超付工程款，其要求宏利公司返还超付工程款6236272元的诉请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宏利公司是否应向北京城建支付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水厂分包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北京城建按上述合同的约定主张违约金缺乏依据，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北京城建拒不变更其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第二项诉请予以驳回。 关于北京城建要求宏利公司交付施工资料的诉请是否成立的问题。北京城建在庭审中明确：其要求宏利公司按《水厂分包合同》第16条第2项及《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第16条第1项约定交付相应的施工资料。经查明，《水厂分包合同》第16条第2项约定：“乙方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地建设部门竣工验收备案程序向甲方及业主提供五套竣工图及相关竣工资料”；《安置房分包合同》第16条第1项约定：“乙方（被告宏利公司）应至少提前一周向甲方（原告北京城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同时提供竣工图一式五份，并将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完整资料修正后（包括各专业承包单位的资料）分类整理装订成册一式五份，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后交业主3套归档，甲方留1套存档，监理公司留1套存”；《保健院分包合同》第16条第1项均约定：“乙方（宏利公司）在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时应同时提供竣工图一式七份，并将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完整资料修正后（包括各专业承包单位的资料）分类整理装订成册一式七份，……”。根据上述约定，宏利公司应当按约向北京城建提交相应的竣工资料。宏利公司辩称，工程竣工验收的事实可以证明其已履行了提交资料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通过的仅仅是五方验收，现无证据已经进行了竣工备案，仅凭五方验收的事实不足以认定宏利公司履行了竣工资料提交义务。现宏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提交了竣工资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水厂工程的竣工图5套及相关竣工资料、安置房工程的竣工图5套及相关竣工资料、保健院工程的竣工图7套及相关竣工资料；二、驳回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8570.24元（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预交177879.5元），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8570.24元，由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00元。鉴定费119815.61元，由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在二审庭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北京城建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7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向北京城建的《回函》及14份法律文书。拟证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从案涉项目业主处扣划了工程款340万元和289万元，该款应当认定为桃源安置房项目的已付款。2.（2013）大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保健院项目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从业主处扣划25987元，一审已经提交实际支付凭证，应当认定为已付款。宏利公司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没有执行扣划的依据，一审提交的支付凭证系复印件，不应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证认为，对第1、2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能否实现证明目的待后综合评述。 宏利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执复自第78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载明执行费由业主方承担，故执行费12960.87元不应当视为已付款。北京城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案工程宏利公司欠付分包商工程款导致诉讼，业主或北京城建承担连带责任，但应由宏利公司最终承担此费用。本院认证认为，对（2015）川执复自第78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案涉业主惠邑公司的存款为1912960.87元，其中12960.87元为执行费。但执行费12960.87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待后综合评述。 二审庭审后，宏利公司补充提交如下证据：部分项目账册和案涉三个项目的审计报告中人工费的计算标准及人工调差费的汇总。拟证明北京城建超额发放民工工资，与审计报告的金额不符。 北京城建质证认为，一、宏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之前一审、二审庭审活动中都未提交过；二、均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三、审计报告解决的是应付款问题，对审计报告的应付款双方没有争议，本案需要查明的是实际支付的款项，实际支付款项应当根据实际发生的客观证据进行认定，与审计报告认定的应付款金额无关。本院认证认为，部分项目账册系复印件，北京城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案涉三个项目的审计报告虽系复印件，因来源于双方认可的审计报告，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实现证明目的待后综合评述。 二审中，宏利公司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北环支行营业部调取北京城建工程总承包部的银行账号1100××××4553下2009年1月1日-2012年7月31日涉及宏利公司及其成都分公司及分公司负责人曹毅的银行交易记录。申请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支行，调取北京城建大邑桃源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部的账号4402××××9908下从开户直至今的连续银行交易记录及400万元（2009年7月17日）、270万元（2009年8月4日）、100万元（2010年5月12日）详细交易记录。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北京城建是否向宏利公司超额支付了工程款，超额支付的工程款金额是多少；二是宏利公司是否应当向北京城建支付工程管理费；三是宏利公司是否应当向北京城建提交竣工资料。 一、关于北京城建是否向宏利公司超额支付了工程款，超额支付的工程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 双方当事人均对一审认定的部分已付款金额提出上诉，现分别认定如下： （一）北京城建上诉内容 1.安置房项目 （1）维修费10622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案涉工程的维修义务主体为宏利公司，北京城建未提交证据证明通知过宏利公司履行维修义务而宏利公司拒不履行义务，北京城建虽提交了业主出具的《北京城建桃源安置房房屋质量问题赔偿清单》，但并无支付凭证印证维修事实及实际支付事实。《项目结算书》备注2载明：对维修款的支付未经宏利公司确认，而是由北京城建直接委托或其它方面扣划支付。因此，北京城建主张宏利公司在《项目结算书》盖章即是对维修数据认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并无不当。 （2）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在业主惠邑公司处扣划的工程款340万元、289万元、1492716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北京城建在二审中提交2018年7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向北京城建的《回函》及14份法律文书，结合一审中提供的惠邑公司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从案涉项目业主处扣划了安置房工程款340万元、289万元、1492716元，合计7782716元，前述款项应当认定为桃源安置房项目的已付款。二审中宏利公司认可前述扣划事实，但认为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同时还扣划了水厂项目的工程款270万元，合计10482716.65元，但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实际支付8526301.81元，扣去270万元的水厂项目工程款，实际支付仅为5826301.81元，应当以该金额认定安置房项目已付款。对此，本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根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金额已经实际扣划安置房项目工程款7782716元，何时支付给债权人不影响已付款金额的认定。宏利公司主张以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实际支付金额认定已付款金额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印花税20740.27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北京城建提交了《税收通用缴款书》和收据，收据为北京城建向宏利公司出具，内容为“收到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交来桃源工程印花税20740元”，从前述内容表明宏利公司已将印花税20740元支付给北京城建，北京城建再主张该笔印花税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与收据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4）招标代理费243768元应否由宏利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安置房分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由宏利公司承担招标代理费，仅约定业主招标文件作为《安置房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业主招标文件10.9条载明“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的投标人支付”，本案项目向业主投标的主体和中标人是北京城建，宏利公司不负有承担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义务，北京城建支付的招标代理费不应视为其对宏利公司的已付款，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5）应缴税款1278856.36元应否由宏利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根据《安置房分包合同》约定“;地方政府收取的费用由北京城建代扣代缴&rdquo，北京城建主张其代扣代缴项目税金1278856.36元，但其仅提供了1份大邑县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向惠邑公司发出的《协助代扣税款通知》，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上述税金，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并无不当。 2.保健院项目 （1）业主向睿成装饰公司支付的18100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虽北京城建提供了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睿成装饰公司转账的进账单以及董庆东出具的收条，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董庆东或睿成装饰公司在保健院工程中与宏利公司存在分包关系或材料供应关系，也不能证明董庆东系宏利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故一审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2）业主代付张启安99000元、陈林94646元、陈**明30354元、徐继伟75000元、王建文75000元、何兴良74990元、陈忠良43850元、晏建忠40620元、冷奎林和王用成共计8438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北京城建提供了前述人员出具的收条以及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转账的进账单，由于北京城建向前述人员实际发放金额超出了宏利公司委托发放的金额，宏利公司对超付部分不予认可，北京城建亦未举证证明除工资表外还有其他向前述人员支付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前述超出部分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3）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扣划的25987.89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北京城建在一审中提供了北京城建工程总项目部账户向四川省大邑县财政局的电汇凭证和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二审中提交了（2013）大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宏利公司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北京城建提交的前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款项已经支付，该款项应当认定为已付款。 （4）维修费923493.8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由于北京城建仅提供了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出具的《大邑县妇幼保健院灾后重建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该证据仅是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对质量问题和整改进行的说明，无证据证明整改费用已经实际产生和支出，故一审法院对北京城建的扣款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5）招标代理费l1064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理由同安置房项目一致，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并无不当。 （6）印花税24382.33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北京城建提交了2份《税收通用缴款书》，该证据中“上列款项已收妥并划转收款单位账户”一栏无任何单位签章，不能证明北京城建支付了该笔费用，一审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7）代缴项目税金446899.2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理由同安置房项目一致，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不予确认并无不当。 3.水厂项目 （1）廖明富领取的72692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由于廖明富不属于宏利公司盖章确认的《工资表》上的人员，北京城建主张廖明富为宏利公司施工班组人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2）向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水经营部支付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北京城建向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水经营部支付金额是328290元，经二审双方确认，应当为3282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为32829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3）招标代理费17779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理由同安置房项目一致，一审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4）代扣代缴税金149万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理由同安置房项目一致，一审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二)宏利公司上诉内容 1.安置房项目 （1）北京城建分别于2009年7月17日、2009年8月4日向宏利公司支付400万元、270万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前述两笔款项有北京城建提供的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和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且在宏利公司盖章确认的2015年4月23日《项目结算单》中明确为已付款，北京城建提供的加盖有银行印章的流水也能予以印证，能够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宏利公司。宏利公司主张存在其他单位转账或者北京城建将转账凭证撤回的可能，但宏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款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2）2011年4月12日业主向大邑县瑞云水务有限公司支付的50000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北京城建提供的加盖有惠邑公司财务专用鲜章的付款单位为惠邑公司的进账单以及惠邑公司所作的《说明》，能够证明付款的真实性，宏利公司认可其与大邑县瑞云水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分包关系，但主张该笔支付所涉及的工程范围不在分包范围内，由于宏利公司对此主张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而且宏利公司在《项目结算书》亦载明其于2011年4月12日收款50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款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3）北京城建于2009年11月3日向宏利公司支付的8325元应否认定为己付款。北京城建提交了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条，收条内容为“工程款中代扣借款利息”，宏利公司对收条的真实性认可，也认可向北京城建借款的事实，但认为属于借款利息，不属于工程款。本院认为，从收条内容看，该笔支付实际是北京城建将宏利公司应付的利息从工程款中扣除，宏利公司也明确表明同意从工程款中代扣借款利息，宏利公司主张北京城建收到了该笔款项缺乏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4）北京城建于2010年5月31日转入宏利公司账户的367777．45元应否认定为己付款。北京城建主张其于2010年5月31日向宏利公司支付367777.45元，其提交了宏利公司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宏利公司对该笔支付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支付系北京城建向宏利公司退还的保证金或借贷交易而非工程款，由于宏利公司未举证证明该笔支付款系退还保证金或借贷交易，一审法院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当。 2.保健院项目 北京城建主张的业主分别代宏利公司向成都市蓝色未来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公司）支付的210000元、286391元、300000元、504346.18元，共计1300737.18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北京城建提供的加盖有大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齐缝章的大邑县卫生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账户向蓝色公司转账的进账单、朱静签字并加盖有蓝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和伦私人印章的收条以及宏利公司与蓝色公司之间的结算单，能够证明业主代宏利公司向宏利公司的分包人蓝色公司共计支付了1300737.18元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前述款项为已付款并无不当。 3.水厂项目 （1）北京城建代付民工工资1653751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宏利公司主张业主代付款项明显超付，超出部分不应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业主惠邑公司根据宏利公司盖章的《大邑县第四水厂工程土建人工工资表》代支付民工工资1653751元，虽《工资表》上载明的王世洪等人的工资金额低于业主实际支付的金额，但从北京城建提供的上述人员签字领取费用的统计表来看，上述人员均是作为班组长领取班组人员的费用，且至今没有农民工索要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除廖明富领取的72692元外，其余1581059元计入已付款并无不当。 （2）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扣划的1912960．87元中的12960．87元的执行费应否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本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为（2014）川民终字第397号民事判决，判决宏利公司应在该判决生效后60日内向赵永鹏、母寿甫支付工程款20079747.88元，惠邑公司在欠付北京城建工程款12112139.91元的范围内对赵永鹏、母寿甫和海南军海公司应收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二审中，宏利公司提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执复自第7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执行费为12960.87元应由业主惠邑公司承担，不应认定为已付款。本院认为，（2015）川执复自第78号执行裁定书能够证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案涉业主惠邑公司的存款为1912960.87元，其中12960.87元为执行费。由于（2014）川民终字第397号一案系因宏利公司欠付分包商工程款产生诉讼，该判决生效后宏利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导致执行，因此产生的执行费应由宏利公司承担。宏利公司主张应由北京城建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北京城建于2010年3月30日向宏利公司支付的50000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北京城建主张于2010年3月30日向宏利公司支付500000元的依据是《水厂项目结算书》载明内容，但宏利公司对结算书上载明内容提出支付异议，双方在诉讼中对往来款申请审计，由于北京城建不能提供该笔支付的有关付款凭证印证该笔款项的实际发生，北京城建未完成进一步的举证义务，北京城建主张其无需举证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认定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项。一审认定为已付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4）北京城建于2010年5月12日向宏利公司支付100000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款。北京城建提供了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和宏利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宏利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宏利公司对该进账单系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进账单上加盖有工商银行大邑支行的印章，足以认定进账单的真实性，能够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宏利公司。一审法院对该笔支付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当。 关于宏利公司在二审审理中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安置房项目已付款中涉及1007160元、132110元、775050元、264220元4笔民工工资，以及水厂项目已付款中的第（1）（2）项即北京城建主张业主代支付民工工资两笔1472600元有误，并称在北京城建提交的34份法院的裁判文书中能够证明业主代发的部分民工工资的人员不是农民工是材料商，且发放的工资金额已远超审计的人工费的计算标准及人工调差费的汇总，故应当不予认定为已付款。北京城建认为宏利公司在一审中对前述代付事实予以认可，宏利公司对一审法院就前述款项的认定并未提出上诉，不应当予以审理，同时认为业主是依据宏利公司提供的工资表进行发放，一审认定为已付款正确。本院认为，首先，宏利公司在一审中就前述民工工资的发放人员及金额予以认可，且并未提出上诉，二审不应审理；其次，业主代为发放的民工工资系根据宏利公司加盖有印章的名单进行发放，发放的金额并未超出工资表总金额，民工工资是以实际发生发放，宏利公司以审计的人工费的计算标准及人工调差费的汇总金额主张发放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宏利公司在二审中主张34份法院裁判文书中的材料商或分包商领取民工工资不当，但34份法院裁判文书中确定的金额系下欠材料商或分包商的款项，宏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自行支付了材料商、分包商的材料款或分包款，一审中宏利公司认可北京城建代为支付的款项，二审中予以否认缺乏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中宏利公司申请调取北京城建工程总承包部的银行账号1100××××4553下2009年1月1日-2012年7月31日涉及宏利公司及其成都分公司及分公司负责人曹毅的银行交易记录，以及调取北京城建大邑桃源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部的账号4402××××9908下从开户直至今的连续银行交易记录及400万元（2009年7月17日）、270万元（2009年8月4日）、100万元（2010年5月12日）详细交易记录。本院认为，由于一审法院已经就本案双方相关争议项调取了北京城建的银行账号的交易流水，在本院前述的分析认定中已经认定该三笔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宏利公司申请调取前述银行账号上的银行流水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就安置房项目支付的工程款为65848007.45元，本院补充认定已付款为7782716元，共计已付款为73630723.45元；一审法院认定保健院项目的已付款金额为21658388.71元，本院补充认定已付款为25987.89元，共计已付款为21684376.6元；一审法院认定水厂项目的已付款金额为60656035.34元，本院补充认定已付款为2954610元（3282900元-328290元），扣减北京城建主张于2010年3月30日向宏利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不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共计已付款63110645.34元。案涉三项目共计已付工程款为158425745.39元。 二、关于宏利公司是否应当向北京城建支付工程管理费的问题 宏利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合同均属于非法转包的无效合同，北京城建因非法转包产生的管理费属于非法利益，不应当判决支持。本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了宏利公司的应收款中应按比例扣除管理费，虽然上述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但宏利公司施工完成的安置房、保健院、水厂三个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应当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确认宏利公司应收的款项，且北京城建在施工过程中成立了工程项目部实施了管理，故一审法院从宏利公司应收款中按约定比例扣除管理费并无不当。宏利公司主张在北京城建支付工程款过程中已经扣除管理费缺乏证据证明，且该主张也与其在《项目结算书》中要求北京城建免收管理费用相矛盾。因此，宏利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宏利公司是否应当向北京城建提交竣工资料的问题 宏利公司上诉主张北京城建要求宏利公司提供施工资料，一审法院判决宏利公司提供竣工资料，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北京城建在庭审中明确其要求宏利公司按《水厂分包合同》第16条第2项及《安置房分包合同》《保健院分包合同》第16条第1项约定交付相应的施工资料，根据上述约定，宏利公司应当按约向北京城建提交相应的竣工资料，故一审法院判决宏利公司向北京城建提供相关竣工资料并未超出诉讼请求。宏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前所述，宏利公司在安置房项目、保健院项目和水厂项目的总计应收款为156688593.72元，本院认定北京城建在上述三个项目的总计已付款为158425745.39元，超付1737151.67元。因此，北京城建主张超付工程款的理由成立，宏利公司对超付金额应予返还。 综上，北京城建、宏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3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水厂工程的竣工图5套及相关竣工资料、安置房工程的竣工图5套及相关竣工资料、保健院工程的竣工图7套及相关竣工资料”； 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返还超付的工程款项1737151.67元； 四、驳回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8570.24元（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预交177879.5元），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43284.57元，由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5285.67元；鉴定费119815.61元，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9877.07元，由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49938.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20.34元，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8028.34元，由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019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秀兰 审 判 员 刘 云 审 判 员 林 薇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彭扬梅 书 记 员 赵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