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30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女，汉族，1941年12月3日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勇，安徽典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汉族，1988年3月8日生，自由职业，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益如，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安杨，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戴某1，女，汉族，2005年3月9日生，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法定代理人：任某，女，汉族，1941年12月3日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任某因与被上诉人陈某、原审被告戴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4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439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本案按法定继承。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即戴某22014年1月29日《声明》中戴某2的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以后，经申请，一审法院指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坚定，后因检材不足且委托人确认无法补充，致鉴定无法进行。后一审法院进行自由裁量，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了相关推测，对戴某2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一审法院才能对戴某2签名的真实性进行推定，且在鉴定机构种植鉴定以后，一审法院应当组织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该项证据进行质证，且双方均有权对证据的真实性发表看法，提交证据反驳，但一审在鉴定终结后未再行组织质证，直接代替鉴定机构进行非专业性的推测确定案件关键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声明》（遗嘱）进行了相关分析，但是并未对遗嘱的类型进行分析，没有区分该《声明》（遗嘱）属于自书遗嘱还是代某遗嘱，直接认定该《声明》（遗嘱）的效力，无法律依据。《声明》（遗嘱）在一开始就表述陈某是戴某2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完全无视上诉人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事实，显然不可能是戴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了纸质的声明之外，并无录音录像、公证等其他形式佐证该《声明》的真实性，不符合生活常理。无充分证据证明李某作为见证人在场，戴某3作为代某人也未在《声明》上注明日期和签名。可见，该《声明》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形式要件也不符合代某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该《声明》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补充：1、一审认定陈李和戴某2的婚姻关系有效，陈李的遗产有一半是戴某2的；2、本案的案由一审定性为遗嘱继承，且认定为代某遗嘱，要求有遗嘱人口述的过程，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声明中内容是依据戴某2真实意思制作，声明缺乏必要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陈某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戴某22014年1月29日《声明》真实性的认定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而非上诉人声称的推断。1、戴某22014年1月29日《声明》上有戴某2本人的签名，根据2014年3月北京天坛医院病例历史记载患者高压氧治疗3次，查体：神清，语言缓慢，反应慢，对光反射灵敏，左肢肌力０级，右上肢肌力４级加，右下肢肌力２级，而导致签名字迹不工整，但签名处按有手印。2、戴某2的姐姐也是上诉人任某的女儿戴某3出庭已证实，戴某2生前立该份声明遗嘱的原因和事实经过。3、证人周某证实戴某2签声明遗嘱时自己和另一位男士在场见证。4、答辩人父亲陈李2017年7月20的声明遗嘱系根据戴某22014年1月29日的声明遗嘱而立。二、上诉人指责一审法院未就鉴定终止后的证据再次组织质证完全是置事实于不顾。在鉴定机构对戴某22014年1月29日《声明》作出终止鉴定后，一审法院多次通知上诉人的律师到法院与答辩人对该证据发表意见，但上诉人的律师先是拒不前来，后在一审法院的一再催促下又要求法院依法裁判。现居然倒打一耙，指责一审法院未就鉴定终止后的证据再次组织质证。三、戴某22014年1月29日《声明》完全符合代某遗嘱的要件。1、该《声明》上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当场签名，其中周某已出庭作证，另一见证人李某因开庭时因公出差在北京无法出庭，如果需要二审时其可以出庭作证。2、该《声明》注明时间为2014年1月29日。3、该《声明》上有戴某2的亲笔签名。4、虽然该《声明》并非见证人代某而是电脑打印，但其内容是戴某2的姐姐戴某3根据戴某2的要求起草并打印成文的，充分反映了戴某2本人的真实意思。戴某3当庭已证实了这一点。5、在2014年1月29日立声明遗嘱时，戴某2的病情已发生变化，造成上下肢运动功能产生严重障碍（具体详见病历）。由于病情原因造成外貌的变化，故本人不提出拍照，作为戴某2的亲人和朋友，在道义上是不会提出要求让病人戴某2拍照或强迫进行录像。上诉人要求对病人戴某2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来固定《声明》的内容显然是不尽人情的。上诉人要求对身患癌症的女儿采取这种方式，只能说明其作为戴某2之母亲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6、在戴某22014年1月29日立遗嘱时答辩人陈某尚在德国读书（2015年7月毕业），学习、生活等费用均靠母亲戴某2支付。而作为戴某2母亲的上诉人是合肥工业大学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退休工资并不低，平时生活有保障，加之儿子戴国庆、女儿戴某3均在合肥，经济条件都不错，上诉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其唯一担心的就是独生女儿陈某今后的生活保障，为防止女儿的合法权益被侵犯，才立下遗嘱并声明陈某是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所有财产由陈某一人继承，任何人不得主张陈某的权益。上诉人以其也是戴某2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由否定戴某2声明遗嘱的真实性，显然是混淆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概念。综上可见，上诉人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否定戴某2声明遗嘱的真实性，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戴某2、陈李生前声明遗嘱表示所有财产由陈某一人继承，系真实意思，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是公正的。同时，我们建议二审法院必要时，对戴某2和戴某1进行亲子鉴定。以进一步证明声明遗嘱内容的真实性，还原戴某1身份的事实真相。四、上诉人上诉的目的就是通过诉讼拖延时间。自2018.4.9答辩人对上诉人提起诉讼后，上诉人就想尽各种办法拖延时间。上诉人先是将一审法院用邮寄方式送达的诉讼文书退回，后又在办案法官上门送达后以明知不成立的理由提出管辖异议，在一审法院驳回后仍进行上诉，再次被驳回后又在开庭时间上做文章。法院送达开庭传票后上诉人以身体不好在住医院为由要求延期一个月，在2019.4.30庭审结束时又违反证据规则提出对戴某2声明遗嘱的笔迹进行鉴定，而且要求不在安徽省境内做鉴定，在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9.17发出《终止鉴定告知书》后，法院多次通知上诉人到法院与答辩人质证，上诉人拒不到庭，后在一审法院的一再催促下才要求法院依法裁判。由于上诉人的恶意拖延致使一审法院的诉讼期间长达18个月。对于上诉人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法院理应予以训斥。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并作出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公正判决。 原审被告戴某1经法院依法通知，未出庭应诉答辩。 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某的母亲戴某2与父亲陈李于××××年××月××日登记结婚，陈某于1988年3月8日出生。陈某母亲于2014年1月29日立遗嘱《声明》一份，声明明确了陈某为其唯一的女儿，继承戴某2所有的财产。戴某1是陈某舅舅戴国庆与舅妈李岚于2005年3月9日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因李岚当时为安徽省群艺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为规避计划生育政策，解决戴某1的户口问题，其请求将戴某1登记为陈某母亲戴某2的女儿，并提供虚假出生证明等文件在公安部门办理了户籍登记。但戴某1不是陈某父亲的亲生女儿，与陈某父亲无任何直接血缘关系，陈某父亲也从未领养戴某1。戴某1自出生至今一直由其亲生父母（戴国庆和李岚）在合肥抚养。戴某1不是陈某父亲陈李的合法继承人，根据陈某母亲戴某2的遗嘱，戴某1无权继承陈李的任何财产。陈某母亲戴某2于2015年3月7日去世，根据其遗嘱，其财产全部由女儿继承，陈某父亲陈李于2017年7月20日去世，根据陈某母亲的遗嘱以及父亲的声明陈某为其父亲陈李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故陈某父亲陈李的所有财产应由陈某全部继承。陈某多次请求任某协助办理遗产继承手续，任某拒不协助办理。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陈某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陈某继承父亲陈李名下的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房产100%的权益；2、陈某继承父亲陈李名下的深房地字第××号房产100%的权益；3、陈某继承父亲陈李名下的雪佛兰越野车（车辆识别号为ＬＳＧＬＦ83Ｘ4ＣＦ180279）的所有权及使用权；4、任某协助办理上述遗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5、本案诉讼费用由任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的父亲陈李与母亲戴某2（曾用名戴娟）于××××年××月××日在合肥市蜀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5年3月7日陈某的母亲戴某2因病去世，2017年7月20日陈某的父亲陈李因病去世。任某系戴某2的母亲。戴某2的父亲与陈李的父母已去世多年。戴某2生前户籍登记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户籍与戴某2登记于**的有陈某和戴某1（女，2005年3月9日出生）。戴某2兄弟姐妹共三人，姐姐戴某3，弟弟戴国庆。 另查，被继承人陈李名下登记财产有皖Ａ×××××雪佛兰牌小型客车一辆（登记日期2013年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宁水花园23栋203房产一套（登记日期2007年6月11日），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32号翡翠园东区1幢301室房产一套（登记日期2013年7月29日）。陈某在本案中仅主张继承登记在被继承人陈李名下的上述遗产。 又查，根据陈某提供戴某2的生前病历反映2011-2012年左右戴某2身体不适在当地医院检查治疗，诊断为癫痫发作，后因病情加重，前往北京多家医院治疗，诊断为多发性脑胶质瘤，无法手术，行多次放化疗。2014年年初北京世纪坛医院门诊病历记载患者2年前发作癫痫，多种治疗效果不佳，放疗后出现左上、下肢运动障碍，肢体运动功能差，入院给予安维汀治疗，改善不明显等。2014年3月北京天坛医院病历记载患者高压氧治疗3次，家属诉患者精神状态明显好转，食欲好转，肢体活动较前无明显好转，查体：神清，言语缓慢，反应慢，对光反射灵敏，左肢肌力0级，右上肢肌力4级加，右下肢肌力2级。 任某向法庭提供离婚证书复印件一份，显示内容为戴某2与陈李于1993年4月27日离婚，发证机关加盖安徽省民政厅婚姻登记专用章，任某以此主张戴某2与陈李已经离婚。陈某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安徽省民政厅出具的证明及答复函各一份。其中证明的主要内容：经查，省民政厅从不办理双方都是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手续，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手续应当共同到一方户籍所在县（市、区）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关于民政厅发放结婚证及离婚证情况的答复主要内容：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十条规定，本省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负责办理双方都是内地居民的结婚和离婚登记，一方为内地居民，另一方为涉港澳台及外国人的结婚和离婚登记由安徽省涉外婚姻收养登记服务中心办理，省民政厅不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庭审过程中陈某申请证人周某、戴某3（戴某2的姐姐）、李云（陈李的妹妹）出庭作证。证人戴某3向法庭陈述主要内容：2013年11月戴某2基于自己的病情为保障女儿陈某的权利跟戴某3提出要立遗嘱，因戴某1是弟弟和弟媳的孩子，弟媳当时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在深圳生的戴某1，满月后戴某1就被带回合肥一直由弟弟和弟媳抚养，因戴某1在合肥没法入户口，戴国庆与戴某2商议后戴某2同意将戴某1作为自己女儿的身份入户在深圳，戴某2生病期间为戴某1的事情与弟弟沟通不畅，担心陈某的权益日后受到侵害，所以戴某3按照戴某2意愿起草并打印了遗嘱（即陈某提交的声明）。证人周某向法庭陈述主要内容：周某是戴某2生病期间雇的护工，从2013年11月周某一直陪护戴某2直到戴某2去世，2014年春节前戴某2在北京的一家宾馆签了一份声明，当时在场的人有戴某2、戴某2的丈夫陈李、周某，还有一位男士（李某），签字之前陈李跟在场的人说了声明的内容，大致意思就是戴某2的财产以后全部给陈某一人，戴某2写声明的时候头脑思维清醒，但走路不方便需要人搀扶，戴某2在声明上签字按印以后周某与在场的男士也在声明上签了字。证人李云向法庭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10月至11月戴某3带陈某的舅妈李岚来安徽省妇幼保健医院做产检，李岚说她怀的是二胎，因为是熟人关系当时没有挂号。 因陈某起诉时将戴某1列为该案被告，该院依法需向其送达诉状副本等相关诉讼文书，因其尚未成年，为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该院向陈某诉状中所列“戴某1的父亲戴国庆、母亲李岚”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戴国庆、李岚均拒绝签收。基于该案双方家庭成员关系情况，该院向任某释明并指定任某为戴某1在本案中的法定代理人。庭审时任某本人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回答法庭询问戴某1真实身份问题时陈述：该问题代理人询问过任某，任某说戴某1反正不是陈李的孩子，与本案没有关系，其他情况代理人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被继承人陈李于2017年去世，其生前留有遗嘱声明一份，陈李对其财产由其唯一女儿陈某继承作出了明确交待，该声明具有法律效力，该院予以确认。关于戴某2与陈李的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问题，任某虽提供了一份离婚证书的复印件，上面盖有安徽省民政厅婚姻登记专用章，但经该院向安徽省民政厅调查婚姻登记情况时，安徽省民政厅向该院明确答复本省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负责办理双方都是内地居民的结婚和离婚登记，一方为涉港澳台及外国人的结婚和离婚登记由安徽省涉外婚姻收养登记服务中心办理，省民政厅不办理婚姻登记业务。陈某提供的加盖有安徽省民政厅婚姻登记专用章的证明中也反映省民政厅从不办理双方都是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手续，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手续应当共同到一方户籍所在县（市、区）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以上离婚证书系复印件，且从记载内容和加盖印章来看不符合日常办理离婚登记的程序规定和常理，结合安徽省民政厅的证明及答复意见，该院对任某主张戴某2与陈李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意见，不予采信。遗嘱属于遗嘱人处分个人财产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主要看其是否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才能确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虽然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代某遗嘱由见证人代某，但该部法律的颁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电脑等信息技术并未普及，代某遗嘱主要表现为笔墨手书，而科技发展到今天，电脑打印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书写方式。书写方式的变化也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在生活中以电脑打印的方式立下遗嘱的情形普遍存在。无论是电脑打印遗嘱，还是笔墨手书遗嘱，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具有法律效力。陈某的母亲戴某2于2015年去世，因其生前患有多发性脑胶质瘤，经多次放化疗治疗后上下肢运动功能产生障碍，2014年1月29日声明遗嘱中戴某2的签名字迹虽不是很工整，但姓名处按有手印，且其姐姐戴某3出庭证实戴某2生前立该份声明遗嘱的原由和事实经过，证人周某证实戴某2签声明遗嘱时自己与另一位男士在场见证，从陈李的声明遗嘱内容也可以看出陈李了解戴某2生前所立遗嘱之事。被告任某对声明遗嘱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原告同时申请指纹手印一并鉴定，该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应鉴定机构的要求双方提供了部分笔迹样本，经鉴定机构审核认为笔迹样本不充分以及检材指印捺印模糊不具备鉴定条件而终止鉴定，但不宜据此推翻该份声明应有的效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任某未能完成其抗辩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被继承人陈李、戴某2生前遗嘱声明表示所有财产由女儿陈某一人继承，系真实意思，具有法律效力。陈某以此主张继承登记在其父亲陈李名下的房产及车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陈某诉称戴某1非戴某2亲生，同时又要求戴某1协助办理遗产变更登记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陈李名下的皖Ａ×××××雪佛兰牌小型客车一辆、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均由陈某继承；二、任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陈某办理上述遗产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陈某对戴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40元，由陈某负担。 二审中，任某提供：1、证明5份，公证书、深圳暂住老人免费乘车证、陈某学生证、照片，证明目的：任某于1990年11月至2009年11月期间一直在深圳照顾女儿戴某2和外孙女陈某的生活，为了照顾她们，任某的老伴戴维忠于1992年4月22日在合肥105医院去世也没有在身边，给任某造成终身遗憾，并积劳成疾（腰椎疾病）至今无法痊愈，可见任某对戴某2、陈某的付出，用金钱无法衡量。二、松鹤延年水墨画、银行交易明细（2013年1月-2014年12月30日），证明目的：戴某2一直对任某很孝顺，即使任某回合肥仍向其汇款每月2000元，可见《声明》中的内容不是戴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可能不给任某保留遗产份额的。陈某代理人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代理人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任某作为戴某2的母亲，帮忙带小孩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现象，不能作为立遗嘱的理由。2、对证据2，戴某2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对家里人都是很照顾的，生病以后，戴某2觉得自己的女儿太小不能不考虑以后生活，对母亲的孝顺也不能作为遗嘱中为任某预留份额的理由，任某还有其他的女儿、儿子，自己也有固定的退休工资，将来生活有保障。 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意见为：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虽然本案处理的是陈某父亲陈李名下财产的继承纠纷，但陈某的母亲戴某2过世并留有遗嘱在前，其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决定了陈李在遗嘱中可支配的财产范围。因本案上诉人任某、被上诉人陈某与原审被告戴某1均未对陈李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上诉，但任某对戴某2的遗嘱真实性存在异议，要求作为遗产继承人参与戴某2遗产的分配，故本案争议焦点为戴某2所立《声明》（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上诉人任某认为案涉《声明》上戴某2的签字及手印不是戴某2本人所为,即使签名及手印真实，该《声明》也因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结合一审卷宗材料及二审庭审情况，戴某2在立《声明》（遗嘱）时，身患胶质瘤，肢体活动能力受限，但神志清楚，具备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关于其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一审中任某就签名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但是在鉴定机构要求其补充样本时，未能按期提供补充检材，致鉴定不能，按照举证规则的规定，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关于该《声明》是否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问题，本案中的《声明》系立遗嘱人戴某2对其身故后财产及人身关系的安排确认，符合遗嘱的内容要件。《声明》由戴某2姐姐戴某3在合肥打印好内容后，托人带至在北京治病的戴某2处，由戴某2及在场的两名见证人李某、周某签字确认，虽缺少代某人戴某3的签字，但戴某2立遗嘱时神志清楚并有其丈夫陈李在场陪伴，陈李在自身所立遗嘱中对戴某2的遗嘱内容也进行了确认，两名见证人之一的周某在一审出庭接受质证并出具说明材料，另一名见证人李某虽因故不能出庭作证，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材料，上诉人任某在一、二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戴某2所立《声明》违背了戴某2本人的意愿。经综合考量，足以认定该《声明》内容是戴某2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应为有效。故上诉人任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40元，由任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思 审判员  赵玲 审判员  李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昊 书记员董雨琦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