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2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左银波，男，1969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兴信，男，194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南县。上列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莒南十字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兰，女，197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先，山东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银波、左兴信因与被上诉人李贵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银波、左兴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2.依法撤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3.一审诉讼费和二审上诉费由李贵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我们在一审审理中的陈述存在几处矛盾，这种认为是不正确的。（1）一审法院认为我们在诉状中陈述“左银波挂名山东鲁耀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兴信是挂名股东，没有作为股东进行出资”，与实际出资成立公司，以及以借款方式增资的实际情况互相矛盾，这种认为错误。因为：①公司成立时请我们挂名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并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股东是我们两个是对的，这并不矛盾。②一审法院和李贵兰均没有任何事实及证据证明我们在山东鲁耀玻璃有限公司成立时给予实际出资，我们名下的所谓投资款是李贵兰提供的。③以借款方式增资，是李贵兰在公司担任高级财务主管时的个人行为。没有公司股东会的批准，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委托或者授权，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出借人贾彦诺和张士鑫，更没有为出借人出具借条或者办理相关借款手续，事后才知道这400万元的款项是从李贵兰的账户转出的，是李贵兰的钱。我们既没有为公司出资，也不知道以借款方式增资情况。所以，一审法院认为的第一项互相矛盾，根本就不成立。（2）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李贵兰转入左银波、左兴信二人账户4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左银波、左兴信诉状中主张为借款，第一次庭审中左银波、左兴信陈述款项的流转不知情，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无法确定款项性质，对于通过自己账户流转的款项无法陈述流转目的及性质，显然与事实不符”，这项认为同样错误，因为：①在第一次庭审中我们就非常明确的陈述了，这400万元款是李贵兰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转给公司挂名法人和挂名股东个人账户上的，又从我们的账户转到公司账户，最后转到贾彦诺个人账户上，整个过程中我们均没有签字，没参与经办，这都是李贵兰亲自办理的。所以，我们陈述对400万元款项的流转不知情，显然与事实相符，是正确的。②第二次庭审中，我们陈述无法确定400万元款项性质，也是正确的。因为，这400万元的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只有李贵兰知道，她是这笔款的所有权人，该款最初是从李贵兰的个人银行账户转出的，她也是款项流转的具体经办人。我们只是公司的挂名法人和挂名股东，并没有参入公司的实际管理和经营。这笔400万元的款项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过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自己的银行卡在财务主管李贵兰的手里。在第二次庭审中我们请求让李贵兰出庭，对400万元款项流转的目的、是什么性质的事实子以说明，法庭对该请求没有给予支持。所以，一审法院该查的事实没有查清，其第二项认为错误。（3）一审法院认为“左银波、左兴信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在发现公司注册资金400万转走后，公司通过购买设备的方式补足公司注册资金的差额，可见左银波、左兴信对公司注册资金流转400万的事情知晓……公司购买设备的经营行为显然与股东出资并非同一性质”，该认为及表述错误。①事实上李贵兰作为公司高级财务主管，违规处理400万元款项的事情在前，公司发现李贵兰违规行为在后.因为出现公司增资的工商信息，所以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以后又投入596万元的资金，及时补足公司注册资金的差额后，用该笔公司注册资金购买了机械设备，把公司注册资金变成了公司的固定资产投入。这些机械设备被河东区人民法院(2014)民初字第115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均在公司存放。②虽然工商登记信息确定我们是公司股东身份，这种身份不能证明我们知道或者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是我们在验资后把400万元款项转走的事实。所以，仅仅依据股东身份来认为股东不知道也没参与的行为，是抽逃注册资金行为，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③一审法院表述“左银波、左兴信所提交的所有购买设备的合同，均是鲁耀公司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否履行以及履行的情况，均是公司为了更好的发展采取的经营手段，在注册资本未将货币出资更改为固定资产或他项投资的情况下，其性质与左银波、左兴信作为股东的出资不能等同”，这种认为错误。首先，2011年8月24日李贵兰从自己银行尾号8272的账户中向公司法人左银波账户转款350万元，支取现金50万元交付股东左兴信，然后以这二人的名义和投资款的方式转款到公司账户办理增资，到2011年8月26日向案外人贾彦诺转款400万元，并注明为借款，均是李贵兰在公司担任高级财务主管时的个人违规行为，公司法人和股东均不知道。其次，2011年8月26日后公司发现李贵兰的以借款方式增资和验资后转走资金财务违规行为，及时投入596万元，补足公司注册资金的差额后，用该笔资金购买了机械设备，把公司注册资金变成了公司的固定资产投入。所以，公司刚刚开始经营，没有自有资金，更没有企业利润，公司购买设备的经营行为，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的，购买机械设备的款就是公司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性质不同的问题。再次，工商登记是国家对法人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方式，具有社会公信力。所以，公司及时补足差额注册资金，从2011年8月26日公司增资到注册资金500万元，至2015年2月份我们不在挂名公司法人和股东时，公司一直是在注册资金满额的情况下运转经营，不存在差额经营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也没有损坏社会公信力。2.股东抽逃资金是指股东将已经缴纳的出资，通过某种形式转归个人所有的行为，其主体是公司的出资者及股东，主观上有抽逃资金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抽逃行为，目的是占为己有。从抽逃资金的法律解释及构成要件看：（1）左银波、左兴信是无关的不知情人，没有主观上抽逃资金的故意。（2）更没有委托或者授权李贵兰转走400万元款项的客观抽逃资金的行为。（3）也没占有转出款项中的1分钱，资金是李贵兰转给了贾彦诺。所以，我们主观上没有抽逃资金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抽逃行为，更没有把李贵兰违规转出的款项占为己有。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我们有抽逃资金行为不成立。综上所述，我们挂名公司法人和股东期间没有抽逃资金行为，没有损害公司权益，没有侵占公司任何款项及财物。而且公司发现高级财务主管李贵兰个人违规转出注册资金行为后，在短时间内及时补足差额注册资金，并没有对公民、集体和国家造成损失，也没有损坏社会公信力。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的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所以，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李贵兰辩称，执行过程中，我申请追加左银波、左兴信承担500万元抽逃资金的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左银波、左兴信承担400万元的抽逃资金的付款义务，我为了尽快进入执行程序，没有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左银波、左兴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河东区人民法院对（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停止执行，予以撤销，对已经查封的我们的银行账户给予解封；2.追究李贵兰作为公司高级主管抽逃资金的法律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李贵兰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李贵兰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李贵兰向我们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以，李贵兰追加我们为被申请执行人，主体错误。2.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鲁131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书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1438号民事判决书，要求我们分别对李贵兰承担400万元和100万元的还款责任是错误的。因为该两份判决书均没有判决我们有还款的义务。3.左银波虽然2011年挂名鲁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经理，但是我们对该公司从没有实际出资，更没有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及收益，而且根据国家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参与或挂职企业的通知。所以，左银波已经于2015年2月不再挂名该公司经理，左兴信也退出挂名股东。李贵兰以我们“抽逃资金”为由追加我们为本案被执行人，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1）2011年8月份鲁耀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左银波名下的投资款400万元，是该公司向李贵兰的借款400万元，并由李贵兰于2011年8月24日通过工商银行临沂河东支行分两次转到左银波的账户中，其中50万元因当时账户是临时账户，打不出银行转账单；另外350万元由银行转账单据为证。而左兴信名下的投资款100万元，也是该公司向李贵兰的借款，其中50万元，因当时账户是临时账户，打不出银行转账单，另外50万元是于2011年8月24日从李贵兰账户中支取的现金，有银行凭证为证；上述两笔资金共500万元，在完成鲁耀公司成立时的注册验资后，于2011年8月26日转到李贵兰指定的中国银行莒南支行贾彦诺的个人账户400万元，有银行凭证为证，信息显示为借款。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我们名下的投资款实际上是李贵兰提供的借款，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投资款，该借款完成公司注册验资后，又按照李贵兰提供的银行账号转给出借人贾彦诺。所以我们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抽逃资金的事实，李贵兰申请的事由不成立。（2）李贵兰于2011年在鲁耀公司注册成立时就是该公司财务总监、主管会计，直到2013年约10月份止，这期间的公司账务均由李贵兰保管，经公司多次催要，李贵兰拒绝交接。所以，李贵兰对该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金的投入和支出是最清楚的直接经办人，因为这一事实是由她亲自操作而形成的，所以李贵兰应对自己主张的“抽逃资金”的事实和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而我们只是提供了身份证等有关证件，挂名公司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同时也没有实际支取该投资款项，更不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3）因为我们既不是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鲁131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书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1438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债务人，也没有李贵兰所申请的抽逃资金的行为，所以，河东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出（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4）鲁耀公司自2011年8月份成立到8月26号转出资金400万元，同年8月26号以后又实际投入资金596万元购买钢化炉249万元，切割机60万元，中空线40万元，磨边机28万元，清洗机13万元，中空线加打胶机100万元，四边机42万元，清洗机18万元，手动打胶机6万元，几台二手设备40万元，上述机械设备至今均在公司车间内存放。公司的实际固定资产及流转资金远远大于注册资金的额度，所以从公司成立到我们不再挂名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时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存在实际上的抽逃或不满额行为。（5）李贵兰以“抽逃资金”主张我们承担还款责任的债权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中查证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件执行主体错误，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有效的判决文书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该执行裁定书是错误的。同时，用该执行裁定书对我们的银行工资账户给予查封，是严重侵犯我们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请求河东区人民法院立即停止执行行为，对上述执行裁定书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7日,鲁耀公司请注册成立，申请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仅为100万元，由左兴信、左银波分别出资50万元，认缴部分并未交付出资。2011年8月24日鲁耀公司决定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万元申请变更为500万元。本次增加的400万元左银波以货币出资350万元，左兴信以货币出资50万元，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左兴信出资100万元，占20%，左银波出资400万元，占80%。2011年8月24日李贵兰从尾号为8272的账户中向左银波转款3500000元，并支取500000元现金交付左兴信。同日左银波、左兴信将以上4000000元以“投资款”的名义转账至鲁耀公司尾号为0481的账户中，8月25日该账户中的4000000元转款至鲁耀公司尾号为8650的账户中。8月26日尾号为8650的账户向案外人贾彦诺转款400万元，并注明为“借款”。一审法院另认定，2017年李兰玉、李贵兰至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鲁耀公司、左银波、左银涛、李某、李克菊，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鲁131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因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经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鲁13民终1438号民事判决，判决鲁耀公司、李某偿还李贵兰借款及利息，左银涛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该判决生效后，李贵兰申请强制执行，并追加左银波、左兴信为第三人。2018年6月1日案外人贾彦诺作为被调查人证实2011年8月26日由鲁耀公司转至其账户的400万元用途为偿还验资注册资金。2019年3月1日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312执62、22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左银波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银波应在抽逃注册资金40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追加左兴信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兴信应在抽逃注册资金10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庭审中左银波、左兴信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交九份鲁耀公司的设备购买合同，该九份合同中浙江世纪胜华成套电气有限公司、佛山顺德斯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上海联抗机械有限公司、保特罗玻璃机械有限公司、北京明日之星玻璃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兰迪玻璃机械有限公司的合同均为原件，其他为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左银波、左兴信是否存在股东抽逃资金的情况。针对该焦点问题，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左银波、左兴信的陈述存在几处矛盾：1.左银波、左兴信在诉状中陈述“左银波挂名鲁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兴信也是挂名股东，其并没有作为股东进行出资”，但是鲁耀公司在申请成立时，以及实际出资时，股东均为左银波、左兴信。对于增资的400万元，左银波、左兴信也陈述“左银波和左兴信名下的投资款实际上是李贵兰提供的借款，且在左银波、左兴信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中，该400万元也是均以借款的名义最终转至案外人贾彦诺及张士鑫处，因此400万元即使不是左银波、左兴信的自有资金，也是以左银波、左兴信的名义借款并作为注册资金后进行的处分，显然左银波、左兴信主张的左银波、左兴信没有出资与实际出资成立公司以及以借款方式增资的实际情况相互矛盾。2.针对李贵兰转入左银波、左兴信二人账户4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左银波、左兴信在诉状中主张为借款，而第一次庭审中却又陈述款项的流转并不知情，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无法确定款项性质，对于通过自己账户流转的款项无法陈述流转目的及性质，显然与事实不符。3.左银波、左兴信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在发现公司注册资金400万元转走后，公司通过购买设备的方式补足公司注册资金的差额，可见左银波、左兴信二人对于公司注册资金流转400万元的事情知晓，且针对资金的流转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公司购买设备的经营行为显然与股东出资并非同一性质。为此：1.左银波、左兴信的证据无法证实李贵兰为鲁耀公司的实际出资人；2.工商登记是国家对法人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方式，具有社会公信力，该登记具有向社会宣示股东资格的功能，因此在无法否定左银波、左兴信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左银波、左兴信增加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并在验资后随即流转出的行为，系抽逃注册资金；3.左银波、左兴信所提交的所有购买设备的合同，均是鲁耀公司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否履行以及履行的情况，均是鲁耀公司为更好的发展采取的经营手段，在注册资本未将货币出资更改为固定资产或他项投资的情况下，其性质与左银波、左兴信作为股东的出资不能等同。4.根据查明的事实，左银波、左兴信作为股东期间，增资的400万元在转入公司账户后随即转出，存在抽逃出资情形，故左银波应在抽逃资金350万元、左兴信抽逃资金50万元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书中“追加左银波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银波应在抽逃注册资金40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追加左兴信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兴信应在抽逃注册资金10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变更为“追加左银波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银波应在抽逃注册资金35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追加左兴信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左兴信应在抽逃注册资金5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二、驳回左银波、左兴信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左银波、左兴信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左银波、左兴信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李贵兰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左银波、左兴信提交了下列证据：1.临沂盛大联合会计师临盛会审字（2012）第2237号对鲁耀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用以证明鲁耀公司在2011年度内公司股东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2.临沂元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临元会审字[2012]第72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鲁耀公司2011年度固定资产合计为7536316.32元人民币，资产总计10726680.62元，该公司固定资产价值大于注册资金500万元。3.临沂元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临元会审字[2013]第001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鲁耀公司2012年度固定资产价值12244771.29元人民币，资产总计20049254.04元人民币，该公司固定资产价值大于500万元。李贵兰的质证意见为：1.该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该三份证据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在二审中不应予以采信。2.左银波、左兴信混淆了公司资产和股东认缴出资的概念。不论公司资产情况什么样，都不能免除股东抽逃资金的法律责任。左银波、左兴信一味地强调公司资产，但事实上在本案的执行案件中，鲁耀公司一直没有偿还能力，因此左银波、左兴信强调公司资产数额如何高，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4.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陈述：李贵兰是朋友介绍来的，介绍李贵兰来的人是我孩子同学的母亲，我称呼她为马姐。以前我不认识李贵兰，李贵兰自2011年8月31日开始担任鲁耀公司的会计，她干到2013年4月份。增资和借钱验资是李贵兰提出来的，增资的原因不清楚，但我同意了。李贵兰知道我是实际出资人，李贵兰借了400万，转到左银波和左兴信的账户上进行的验资，使用了两三天。利息是4500元，利息给了李贵兰，验资完之后由公司账号转到了贾彦诺的账户上，贾彦诺是会计李贵兰指定的。李贵兰一开始知道左银波和左兴信是名义股东，知道我是实际出资人，但是李贵兰一直没见过他们。左银波、左兴信通过李某的证言用以证明李某系鲁耀公司实际出资人，李某与其丈夫左银涛出资购买了机器设备以及其他公司事务的款项，购买设备和房屋租金的资金总价值是670万，已经超过了注册出资，早已完成了出资义务。李贵兰的质证意见为：李某的证言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李某本身是被执行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李某本次庭审中的陈述与现在正在执行的案件的一审二审以及发回后的一审、二审中的陈述有诸多矛盾。李某陈述的验资过程不属实，既然李某在本次庭审中承认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又否认其对公司验资如此重要事项的控制，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二审中不应对李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左银波、左兴信提交的证据1、2、3系复印件，李贵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左银波、左兴信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左银波、左兴信提交的证据4系李某的证言，李贵兰的诉讼代理人对李某所作的李贵兰系鲁耀公司会计的证言予以认可；李某证言中涉及的李贵兰系鲁耀公司实际经营人的证言与李贵兰在（2014）河民初字第1153号民事案件2015年9月10日开庭时所作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本院认定李某系鲁耀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李贵兰对李某所作的聘请李贵兰担任会计以及用借款完成认缴出资后又将借款返还给出借人的证言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定李贵兰系由李某聘请而担任的鲁耀公司会计，李贵兰参与完成了补齐注册资金后又将资金借款返还给了出借人。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鲁耀公司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李某系鲁耀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左银波、左兴信系名义股东。李贵兰担任鲁耀公司会计期间，将鲁耀公司公司章程确定的应于2013年2月17日前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共计400万元提前缴纳，为此将借用的贾彦诺的400万元转入李贵兰本人的银行账户后于2011年8月24日转入左银波的银行账户350万元，提现50万元。后将上述400万元转入鲁耀公司的银行账户，在完成验资后于2011年8月26日将400万元返还给贾彦诺。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左银波、左兴信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左银波、左兴信主张实际经营人李某投入鲁耀公司购买设备的资金达到670万元，已经实际完成了5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因鲁耀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证据均载明左银波、左兴信是以货币出资，并非实物出资，且左银波、左兴信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将400万元的货币出资依法变更为实物出资，故本院对左银波、左兴信主张的李某已以实物补足注册资金的主张不予采信。李贵兰作为李某聘请的鲁耀公司的会计直接实施了鲁耀公司400万元注册资金的出资、验资以及验资后将借得的400万元返还给出借人的行为，李贵兰系抽逃出资的知情人、参与人、直接实施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不属于不了解鲁耀公司注册资金变动的善意第三人，因此，虽然生效的判决书已经确认李贵兰对鲁耀公司享有债权，但基于李贵兰在担任鲁耀公司的会计期间实施了将鲁耀公司的名义股东左银波、左兴信的第二期出资经验资后返还给出借人的事实，李贵兰应当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李贵兰要求左银波、左兴信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左银波在抽逃注册资金350万元的范围内、左兴信在抽逃注册资金50万元的范围内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左银波、左兴信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由左银波、左兴信对李贵兰承担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六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二、停止执行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2执62、2287号执行裁定；三、驳回上诉人左银波、左兴信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8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贵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