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终3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瑞梅，女，汉族，1975年4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沿桦，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瑞媚，女，汉族，1978年7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沿桦，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瑞燕，女，汉族，1983年6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阳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沿桦，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海涛，男，汉族，1987年5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因与被上诉人龚海涛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龚瑞梅及其与龚瑞媚、龚瑞燕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李沿桦、被上诉人龚海涛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判令三上诉人的一审请求成立；2、一审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缺乏对事实的来龙去脉和证据效力大小进行全面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所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即博罗县龙溪镇湖头村民委员会出三上诉人享有继承父母名下的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等的落款时间分别是2016年3月4日和13日，并以此作为三上诉人有权排除被上诉人的侵权妨害行为的起诉依据。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三份证据落款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3月24日和2018年10月8日，与三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明证据的时间不符。因三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据的证明时间早于被上诉人提交村委会证明时间，作为同样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就时间而言，早证明的证据效力大于晚证明的证据效力。此外，被上诉人一份晚证据——即三上诉人父亲龚桂容“中途”将土地返还村民小组的证明，因缺乏龚桂容的返还而没有证明力，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另一份晚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直与继父生活并尽到孝顺义务，一方面村委会并不是三上诉人家里人，不能随意出具证明被上诉人已尽到孝顺义务。另一方面，三上诉人出嫁的时间分别是在龚桂容生前的2002年、2003年和2005年，孝顺父亲的义务如何让年幼的被上诉人独立承担。至于丧葬费是三上诉人的事，与被上诉人无关。再者，村委会2017年3月24日出具的吴英与龚桂容事实婚姻的证明与三上诉人父亲龚桂容夫妇享有的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等所有权无任何关系，且一方面龚桂容在生前并没有确认吴英享有继承龚桂容夫妇依法拥有的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所有权的继承权。另一方面，村委会2016年3月13日已经出具证明可以继承龚桂容夫妇拥有的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等是三上诉人，并非吴英及被上诉人。此外，这份村委会晚证明与之前2016年3月4日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该证明只证明三上诉人与龚桂容、闾苏进存在父母关系，而没有吴英和被上诉人与龚桂容的事实婚姻和继子关系。特别是这份证明还得到龙溪派出所的确认。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对双方证据的效力、证明力大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并导致错误作出一审判决。二、三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系龚桂容的。三上诉人从博罗县国土资源局档案室查到上述土地的所有权系龚桂容的，并不是其与被上诉人母亲吴英共有。加之，村委会2016年3月13日的证明，龚桂容与原配闾苏进名下的农田、自留地、宅基地、房屋开荒地等由三上诉人继承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上诉人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龚桂容与被上诉人生母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被上诉人并未完成其生母与龚桂容存在事实婚姻及其系龚桂容继子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仅依据不真实且不符合合法形式的《事实婚姻关系证明》及《已尽赡养义务证明》认定被上诉人系龚桂容继子，与龚桂容存在继承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九九四年农历八月初一，吴英携带两小孩(被上诉人龚海涛、龚海月)经媒人邹培女介绍，来到三上诉人父亲龚桂容家里与龚桂容一起居住，双方并未举行任何仪式。上诉人并不知道当时吴英是否与他人存在婚姻关系，是否离婚。2007年上诉人父亲龚桂容逝世，逝世当年被上诉人年仅20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本案吴英于1994年农历八月初一才来到与三上诉人父亲龚桂容一起生活，不符合上述事实婚姻的有关规定。并且，1994年龚桂容丧偶，但吴英是否与他人存在婚姻关系不明，吴英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并不清楚，因此，不能认定龚桂容与吴英具有事实婚姻。被上诉人主张其生母与龚桂容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且其是龚桂容的继子，被上诉人依法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事实婚姻关系证明》及《己尽赡养义务证明》。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事实婚姻关系证明》、《己尽赡养义务证明》仅有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盖章，并没有盖章的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上述证明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而是否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并不能证明，事实婚姻关系的认定也不是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的职能范围。并且，吴英系1994年农历八月到上诉人家里与龚桂容共同居住的，并非1991年；2007年龚桂容去世时，被上诉人年仅20岁，没有工作，更没有稳定收入，其并不能尽到赡养义务。因此，上述证言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上述证明材料从形式上最多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就其证言是否真实及相关情况接受询问及调查，但一审法院没有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更何况，证人仅能就其知道的事实进行说明，但是从《事实婚姻关系证明》落款“本村委也认同吴英与龚桂容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从内容上看，附加了出具证明人的评判标准，添加了个人感情色彩在其中，说明出具证明内容的单位并未遵循客观事实作如实说明，纯粹为了诉讼目的而制作的该份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此，被上诉人并未完成其生母与龚桂容存在事实婚姻及其系龚桂容继子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未结合其他证据或调查相关事实情况下，仅凭不客观、不真实且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明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系龚桂容继子，与龚桂容存在继承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四、上诉人对位于新龚村的集体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被上诉人龚海涛不享有，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上诉人请求排除妨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上述事实，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省博罗县龙溪镇湖头村委会新龚小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该新龚小组按照家庭人口数分配自留山、自留地、承包土地等。上诉人的父母龚桂容、闾苏进以及三上诉人一家共五口人以父亲龚桂容为户主按家庭人口（5人）分配到新龚村一定份额的山林及土地，虽然没有签署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却由村委进行备案，并由博罗县湖头乡人民政府签发博罗县承包土地使用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按家庭人口分配山林及土地后，后来就没有再分配过。本案龚桂容与闾苏进为夫妻，生育三上诉人，其中闾苏进于1988年9月8日逝世。而吴英、被上诉人均是广东省博罗县龙华镇福布小组村民，与广东省博罗县新龚村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分配山林及土地情形。被上诉人作为从龙华镇福布小组到新龚村的96人，其本身并非新龚村人，其在龙华镇分配有土地，其到新龚村后因其并非新龚村人，当时已经结束分配山林及土地，故被上诉人不享有新龚村山林及土地的权利，即被上诉人不能享有诉争山林或土地的任何权利。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0月8日由村小组出具的《证明》，且不论其不符合法定证明的构成要件，从该《证明》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享有原属于龚桂荣、闾苏进以及三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权利。相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侵占三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权利。上诉人对位于新龚村的集体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被上诉人龚海涛不享有或并未举证其享有（即使享有，也不能侵占属于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部分），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上诉人请求排除妨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结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地实行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实际情况，未核实三上诉人实际享有新龚村山林、土地权属的事实，作出的一审认定，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的规定，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五、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对诉争宅基地共有权及地上建筑物享有继承权的事实，置被上诉人侵占所有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于不顾，认定事实不清，处理错误。1974年，龚桂容、闾苏进在所在村集体分得的宅基地上建成案涉诉争房屋。按“一户一宅”规定，上述土地及房屋由三上诉人及父母一家五口共同居住。1988年，三上诉人的母亲逝世。1993年，诉争位于新龚村宅基地登记到龚桂容名下【土地权利证书号：博府集用（1993）第21××××0号)】。1994年农历八月，吴英及被上诉人来到龚桂容家后入住该房，从此吴英与龚桂容没有再建其他房屋。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用益物权。一般而言，用益物权具有财产的性质，应允许流转、继承。但宅基地使用权是特殊的用益物权，是一项“特殊的财产”，具有无偿性、人身依附性及家庭共有性，应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全部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本案诉争宅基地属于龚桂容一家五口，三上诉人母亲去世后，诉争宅基地使用权属于龚桂容及三上诉人。而诉争房屋为龚桂容、闾苏进所有，三上诉人系龚桂容、闾苏进婚生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享有继承权。被上诉人是否是龚桂容继子、是否属于龚桂容家庭成员、是否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或继承权，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即使被上诉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或继承权，其也不能侵犯属于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案涉房屋继承所得的权利，否则，三上诉人有权要求排除妨害。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三上诉人对诉争宅基地共有权及地上建筑物享有继承权的事实，置被上诉人侵占所有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于不顾，认定事实不清，处理错误。六、本案为排除妨害纠纷，三上诉人能够证明上诉人对诉争标的享有物权权益，依法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一审法院以三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享有所有权而被上诉人享有继承权而否认三上诉人的合法物权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五之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该规定并未要求权利人必须对物权享有所有权，权利人享有用益物权对妨害行使的行为均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如上所述，上诉人享有诉争宅基地使用权及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诉争房屋享有继承权，被上诉人却长期侵占包含三上诉人使用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及继承所得的房屋，并将龚桂容夫妻的财产占为一人已有，侵害了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以产权不清晰为由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同时却对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龚桂容之间存在继承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作出认定，并且，直接忽略了三上诉人即使不在继承的情况下，也对诉争财产享有相关权利的事实，而双方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龚桂容存在继承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在没有充分证据以及很多事实一审法院尚未查清、核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继承与被继承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严重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并未全面查清本案所涉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为保护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并将本案裁定发回重审。龚海涛辩称，第一，三上诉人请求排除对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妨碍，前提条件是要对相关财产享有物权的权利。三上诉人从一审、二审都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对案涉的财产享有权属。第二，对于宅基地，尽管有登记，有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亲龚桂荣的名字，该宅基地并不属于龚桂荣一人所有，理由是因为宅基地是村小组以户为单位发放的，也就说该户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对该宅基地的一个权利。被上诉人还有被上诉人的母亲属于该户的成员，自然对该宅基地享有权属。相反，三上诉人早已出嫁，非本小组成员，对本小组的宅基地不享有任何权利。第三，对于宅基地上的房屋，该宅基地房屋之前是瓦房，在1995年到1997年期间是被上诉人的母亲与丈夫龚桂荣所建，该房屋应属于被上诉人母亲吴英和龚桂荣的财产。第四，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上诉人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个人财产，是以户为单位承包该小组的一个土地，就是说该户有人员存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继承问题。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的母亲吴英是该户的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属于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母亲吴英，三上诉人早已出嫁不是本小组的成员，自然是不享有本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利。综上所述三上诉人对案涉的财产不享经营权应该属于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母亲吴英，相反的三上诉人早已出嫁不是本小组的成员，自然是不享有本小组的一个土地征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利。综上所述，三上诉人对案涉的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三原告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使用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原告有权排除被告的妨害行为；2、被告立即支付赔偿款2460元人民币给三原告；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三上诉人系龚桂容、闾苏进的女儿，被上诉人系龚桂容的继子。双方诉争的宅基地系1993年10月16日批准拨用，座落于龙溪镇湖头管理区新龚村，土地登记卡上登记的权利人为龚桂容，权属性质为集体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面积为97.4平方米。另，双方对诉争的集体承包土地未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现三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侵害其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使用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引发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继承，但是可以通过继承宅基地上房屋的方式继续使用和占有宅基地，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诉宅基地上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且双方与龚桂容都存在继承与被继承的亲属关系，双方争议的宅基地上的房屋处于权属不明状态，在诉争房屋继承权及继承份额未能明确的情况下，三上诉人径直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排除妨害的物权请求权暂不成立，故三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驳回。关于集体承包土地，三上诉人未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或者集体承包土地使用权证等证明其对案涉集体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排除妨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2460元，因未提供证据“禾绿坑”被损坏的桉树是其所有，且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侵权人，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提交三份新证据。证据一为证人证言，拟证明：1、龚海涛的母亲吴英自1994年农历八月初一到上诉人的父亲龚桂容家，与龚桂容一同居住的事实；2、博罗县新龚村的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承包地等分配给上诉人的父母龚桂容、闾苏进以及三上诉人，共五人。吴英及其儿子龚海涛、龚海月在新龚村没有分配过任何山林土地等；3、龚桂容名下的宅基地上的房子是龚桂容与闾苏进夫妻在1974年建成的。龚海涛的母亲吴英过来跟龚桂容一起住之后就没有再建过房子。证据二为博罗县龙溪镇湖头村新龚村小组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博罗县龙溪镇湖头村委会新龚小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该新龚小组以龚桂容为户主分配有自留山、自留地、承包土地等事实；2、分配给龚桂容的自留山、自留地等至今未被征收，也没有对外转让，权利人一直未变更，仍然存在的事实。证据三为博罗县承包土地使用证，拟证明：1、登记户主为龚继望的土地使用证为1984年发放，可印证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博罗县龙溪镇湖头村委会新龚小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三上诉人所在村的新龚小组按照家庭人口分配自留山、自留地、承包土地等的事实；2、三上诉人的父亲龚桂容为户主，闾苏进以及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一家共五口人以父亲龚桂容为户主按家庭人口（5人）亦分配到新龚村一定份额的山林及土地，亦有该土地使用证书，可证明三上诉人为土地权利人的事实。因土地使用证书被被上诉人龚海涛控制，且其拒绝提供，故在本案中无法提供作为证据。龚海涛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三位证人与三位上诉人有直接血缘关系，内容不真实，影响证言的证明力。对证据二的合法性不予确认。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证明上只有单位印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及材料制作人的签名。我方认为对方提到了开自留山、自留地、开荒地、附着物无征收无转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开荒地在法律上不属于开荒者所有。如要证明该地块属于龚桂容所有，应当提供法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份证据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0月，但在一审开庭时没有提供。该份证据这么重要，印章、名字仍然非常清晰，故我方认为该证据是伪造、倒签时间，我方不予认可，同时保留对此报警的权利。证据三为博罗县承包土地使用证，上面记载的户主姓名叫龚继望，与本案无关。根据最新实行的土地承包法，相关的土地承包侵权纠纷，在1999年的时候全部重新发放，之前所有的证件全部都已作废不再适用。故我方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至本案二审，双方对争议财产均无相关权属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龚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本院认为，龚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只有在确定诉争财产权属后予以判断。本案中，相关财产权益均登记在龚桂容名下，在龚桂容去世之后，诉争财产的权属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涉及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属争议，实质上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应当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由当地人民政府查清后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妥。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予以退还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上诉人龚瑞梅、龚瑞媚、龚瑞燕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举添审 判 员 龚 敏审 判 员 胡毅妹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 燕书 记 员 彭科梅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