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爱菊，女，汉族，1980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虎，男，汉族，1986年5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军，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婉羚，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爱菊因与被上诉人孙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爱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被上诉人孙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军和钟婉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爱菊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8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5月2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的全部借款利息；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第一，一审判决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的转账记录，即认定“被告向原告偿付的款项已经足以抵销其依据《欠条》所欠原告的借款”，是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错误认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据应当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所谓关联性即证据证明的事实与案件有关，结合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的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过金钱，但这些支付的金钱是否属于还款付息，被上诉人仍然负有证明义务。因此，审查被上诉人转账记录是否存在关联性，就应当审查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金钱，是否属于还款付息。但是，一审判决显然没有对该情况进行审查，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对转账记录记载的款项是否属于还款付息进行举证证明。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金钱，就简单而错误的认定这些支付的金钱属于还本付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只要被上诉人支付了金钱，就是还款付息，那么上诉人也可以向法院提交向被上诉人的转账记录，只是无论转账记录记载的金额多少，都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除非，能够证明某一转账记录是用于还款付息。因此，审查被上诉人的转账记录是否是用于还款付息，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证据关联性的内在要求。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视频证据属于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效力存在不足，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显然该规定是指在诉讼程序中，进行法庭调解时，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据。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视频，是在本案法院受理之前，在派出所民警处理争议时形成的证据，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证据，且也不是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法院依据上述规定，不认可该视频证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虎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上诉人在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信，如果法庭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作为判案的证据，被上诉人也提供了部分证据抗辩上诉人新证据，请法庭认真审查。上诉人朱爱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日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5529.34元、保全费4149.33元及担保费21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曾系恋人关系。在被告开办经营琴行期间，原告通过为被告的琴行垫付各种款项的方式，为被告提供了资金支持。2016年5月2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孙虎因琴行扩展向朱爱菊借款80万元，每个月向朱爱菊支付利息2万元，于每月10日支付利息，本金一年还一次，依据收入情况而定。2016年5月2日之前所写欠条全部作废”。其后，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款项。被告提交的经原告确认其真实性的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在2016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款项1557417元。被告所付的上述款项，足以抵销其按照《欠条》约定应付原告的全部借款本息。原告在质证时，对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中部分款项可能是原、被告恋爱期间的其他往来款项。庭审中，原告为证明被告仍有8万元欠款未归还的事实，提交了2019年8月25日原、被告在惠州市XX派出所接受民警调解的视频光盘作为证据。在该视频6分43秒至8分15秒期间的音频中，被告在回答民警的“现在又成了60万了，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欠了她多少，还清了没有，还了多少？”、“80万本金还了没有？”、“还了72万？”的连续提问，分别对应回复“就是，之前总共是欠了60万，还有朋友的20万已经还清了，最后结局是7万5，她要算8万，到目前为止，是这个意思，明白我说的了吧，到目前为止”、“她的60万，还有个朋友的20万，如加在一起80万”、“还了72万”、“嗯，对”。被告认为该视频是原告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单方面制作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被告同时认为，视频中被告的陈述内容，是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做出的事实承诺，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垫付的第三人投资往来款，该款项来源于2名案外人。庭审中，原告为证明被告尚有欠款未还的事实，还提交了原告自行手写的账单复印件作为证据。被告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对，并其系原告自行制作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欠款和还款事实的认定问题。针对原告提交的《欠条》证据，被告提交的2016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的转账记录，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偿付的款项已经足以抵销其依据《欠条》所欠原告的借款。此时，对于被告尚有欠款未还的事实，原告需要提交新的相关证据，即就此事实承担新的举证责任。原告提出转账记录中的部分款项系原、被告恋爱期间的其他款项的事实，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支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账单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不能认可，对原告主张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原告提交的在后期发生并形成的视频证据，其中含有被告关于其欠原告8万元借款本金的陈述内容。被告对该视频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不能提出该证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的意见和提交相应证据，也未就该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要求提交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的申请。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项证据的真实性，未尽合理的反驳义务，依法应当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即对原告提交视频证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该视频证据虽然在形式上可以认定其真实性，但被告在该视频中的陈述内容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被告先是陈述“最后结局是7万5，她要算8万”，后期则陈述“她的60万，还有个朋友的20万，如加在一起80万”、“还了72万”。对欠款余额的具体金额，被告的视频陈述内容前后不相一致。此外，被告关于“还有个朋友的20万，如加在一起80万”的视频陈述，与被告关于其中20万元借款属于原告垫付的2个案外人的投资往来款项的庭审陈述内容也不一致，也与被告连续向原告偿付了足以抵销全部借款本息款项的事实不相一致。这说明，被告在视频中的陈述内容并不完全真实可靠。另外，被告的视频陈述发生在公安机关对原、被告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关于“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不能排除被告出于缓和双方矛盾和作出权利让步目的，而作出于己不利陈述的可能性。因此，原告提交的调解视频证据，其证据效力存在不足。故在被告已偿付款项足以覆盖被告所欠原告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仅凭原告提交的调解视频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的事实。对于原告所诉的被告尚有借款本息未归还的事实，原告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爱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9.34元，保全费4149.33元，由原告朱爱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爱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建设银行流水及统计汇总表，证明朱爱菊向孙虎转账211223元的事实；2、光大银行流水及统计汇总表，证明朱爱菊向孙虎转账及代付宝马购车款合计429250元的事实；3、广发银行流水及统计汇总表，证明朱爱菊向孙虎转账478169元的事实。以上证据主要为反驳证据，反驳被上诉人将其向上诉人转账记录全部视为偿还借款的主张。被上诉人孙虎经质证认为，我方对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款项的用途和性质存在异议，上诉人提供了1118642元的银行流水，其中263265元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其余为欠条之后。之后的银行流水实为双方在经营琴行期间发生的资金往来，与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的资金往来没有关联性，对此，被上诉人已经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孙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款项汇总表、《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建设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证明2015年11月17日至2019年5月1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088319.15元，足以偿付上诉人所称的80万元欠款本息，同时也证明上诉人在上诉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与本案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2日出具的欠款的款项没有关联；2、《（惠州市公安局XX派出所）调解书》，证明2019年8月25日，被上诉人因上诉人侵占惠阳XX路XX号一楼商铺报警，警方调解未果，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3、和解协议，证明2019年8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惠阳区XX路XX号一楼商铺使用权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涉及的事项与本案的欠款没有关联，所涉及的内容也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上诉人朱爱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系有异议，被上诉人已经承认双方在合作经营琴行期间存在大量的转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凭证都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借款存在联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不能作为还款的依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已经超过了还款本金，不符合常识，所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是双方在经营琴行的经营款项，不是借款的还款。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双方的纠纷存在两个，一个是本案的借款，一个是双方关于琴行商铺的纠纷，调解的时候是对于商铺的纠纷，并没有涉及借款的纠纷，该调解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借款已经还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仍欠8万元借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仍欠其8万元款项未归还，并提供了欠条、录音资料为证。本院认为，欠条的内容为被上诉人因琴行扩展向上诉人借款80万元。但，因欠条出具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陆续支付款项达1557417元，故，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1557417元系被上诉人支付的其他性质款项的情况下，该欠条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8万元借款。而录音资料系双方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过程中所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被上诉人为达到调解目的而妥协作出的不利陈述，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拖欠8万元借款的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偿还剩余未付的8万元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29.34元，由上诉人朱爱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