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80329号原告：张永生，男，1956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北京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北京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玉萍，女，194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春，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楼**。法定代表人：张宇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娟，女，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职员。原告张永生诉被告孙玉萍、第三人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京润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永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张艳，被告孙玉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春、杨蓉，第三人新京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永生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孙玉萍返还北京市朝阳区东坝河55号房屋涉及的拆迁补偿款2169636元、拆迁补助费1397042.8元，并支付上述未付款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3566678.8为基数，自2007年8月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孙玉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7年初，张永生委托孙玉萍代为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河55号房屋的拆迁事宜，但孙玉萍一直拖延告知张永生后续进展。2018年年初，张永生才得知孙玉萍早已于2007年7月29日与新京润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并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新京润公司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3566678.8元向被拆迁人（即张永生）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新京润公司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孙玉萍仍未向张永生支付任何拆迁补偿款。同时，张永生获知，孙玉萍未经张永生同意，在签署协议前几个月擅自将其女儿杨某户籍迁入被拆迁房屋地址，列为协议的共同受益人，与张永生共分房屋的拆迁款项，严重侵害张永生的合法权益。故张永生诉至法院。被告孙玉萍答辩称：一、张永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2007年签订《补偿协议》前，张永生已经将补偿费顶账偿还给案外人张某。张永生于2002年6月18日向案外人张某借款18万元，后偿还7000元，尚欠17.3万元，并于2002年12月28日、2003年1月3日与张某签订还款协议，承诺在2005年6月底还清全部借款。到期后张永生无力偿还，恰逢2007年牛王庙地区拆迁，因张永生的户口在东坝河**内，有5万元补偿费，经张永生、张某、孙玉萍协商，张永生同意将该5万元补偿费用于偿还给张某。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由于2007年7月29日签订《补偿协议》前，张永生已经将补偿费顶账给了张某，张永生2007年就知道拆迁补偿费已经发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张永生申请过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早已知道自己因拆迁不符合申请资格。从这方面看，张永生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和拆迁补偿费归孙玉萍所有，孙玉萍有权签字领取。孙玉萍是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根据孙玉萍提交的2018年9月17日证明、2018年9月21日证明，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都是孙玉萍。张永生只是户户口空挂户，是非农户，在东坝河55号没有农村宅基地，也没有房屋。拆迁补偿费中分别有杨某、张永生的5万元份额，张永生的5万元份额已经在2007年顶账给了张某。杨某、张某的拆迁费份额，与本案无关。故孙玉萍有权领取拆迁补偿款和拆迁补偿费。新京润公司陈述称：本案的被拆迁人为孙玉萍，新京润公司是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孙玉萍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并依据其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书证明等手续向其发放补偿款。至于张永生与孙玉萍之间如何分配拆迁款的问题，与新京润公司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07年7月29日，新京润公司作为甲方，杨某、张永生作为乙方签订《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受拆迁人北京xx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与乙方即被拆迁人签订本协议，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甲方与乙方经协商，同意实行货币补偿。因京润水上花园绿化带征地环境整治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朝阳区东坝河55号所有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8间。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杨某、户主张永生。乙方房屋的区位价补偿款共计1836330元，重置价补偿共计284004元，附属物49302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合计2169636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1397042.8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3566678.8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乙方同意，甲方向乙方开具领款凭证后，拆迁人已履行了全部拆迁安置补偿义务，乙方不再就本协议项下的房屋拆迁向甲方或北京xx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承担其他任何补偿或赔偿。乙方应在2007年8月3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给甲方拆除。该《补偿协议》乙方落款处为空白，乙方身份证号与孙玉萍身份证号一致，乙方“委托代理人”处有孙玉萍签字。关于孙玉萍在《补偿协议》尾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的原因，张永生称其口头委托孙玉萍作为代理人签订该《补偿协议》，但未授权孙玉萍领取拆迁款项。孙玉萍称其为《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当时拆迁工作人员让孙玉萍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孙玉萍就签了。孙玉萍不认可与张永生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新京润公司称孙玉萍虽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但乙方身份证号为孙玉萍的号码，应该是拆迁工作人员失误，被拆迁人是孙玉萍，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拆迁补偿只是补偿给房屋所有权人，张永生不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所以其不是被拆迁人。庭审中，孙玉萍确认其已领取《补偿协议》项下拆迁款3566678.8元。庭审中，孙玉萍提交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牛王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之《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办事处规划建设管理科于2018年9月21日出具之《证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以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庭审中，张永生称其委托孙玉萍签订《补偿协议》，但并未委托其领取拆迁款，孙玉萍作为其代理人，应向其返还拆迁款项。张永生应为《补偿协议》唯一乙方，杨某的户户口在拆迁前两个月才迁入，应作为协议乙方。关于涉案房屋拆迁情况，新京润公司提交《情况说明》称：2007年，新京润公司与北京xx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拆迁服务协议，约定有xx公司负责具体实施“京润水上花园绿化代征地环境整治项目”拆迁工作，包括东坝河55号、五里沟72号房屋在内上百户的拆迁任务。上述拆迁工作xx公司至今尚未全部完成，故其未向政府相关部门做拆迁档案备案，新京润公司无法向相关政府部门调取涉案房屋的拆迁档案。且因时间久远，经办人几经更替，相关拆迁资料未能完好的保存，故无法查找到拆迁档案及相应的付款资料。杨某为东坝河55号户主，并委托孙玉萍全权代理其签署拆迁协议书及各项文件，因此发生的任何纠纷与拆迁人、拆迁公司无关。又因东坝河55号房屋的产权确为孙玉萍所有，故新京润公司将拆迁补偿款支付至孙玉萍有合理、合法的依据。新京润公司提交《北京市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和《委托书》对此加以证明。另查，孙玉萍系张永生亲姨，杨某系孙玉萍之女。2006年8月5日，张永生的户户籍住址登记为朝阳区东坝河**。007年5月21日，杨某的户籍户籍住址登记为朝阳区东坝河**。div>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永生主张其与孙玉萍就签订涉案《补偿协议》事宜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就此签署书面委托协议，孙玉萍亦对此予以否认，张永生应就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举证加以证明。首先，《补偿协议》尾部孙玉萍虽在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但乙方处却手写有孙玉萍身份证号码。其次，新京润公司提交之证据亦显示，杨某曾出具委托书，委托孙玉萍作为其代理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三，新京润作为拆迁人陈述称孙玉萍系作为被拆迁人，而非基于张永生的授权领取拆迁款项。故张永生提交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委托孙玉萍代为签订《补偿协议》的主张。张永生据此要求孙玉萍返还拆迁款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永生可就其与孙玉萍之间就拆迁事宜之争议另行解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永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67元，由原告张永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凛人民陪审员  许济舟人民陪审员  赵翠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白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