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404民初192号 原告:丁小刚，男，1980年7月23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清，江苏常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如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任港社区**。 法定代表人：程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立华，男，1983年7月13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江苏省响水县。 被告:于源，男，1984年8月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姣，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小刚诉被告江苏如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如澜公司”）、于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小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清、被告如澜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立华、被告于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680000元及自2016年7月3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暂计201600元）、借款本金226000元及自2016年12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暂计2034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被告如澜公司向原告借款1680000元。2016年12月29日，被告于源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款226000元用于公司经营，上述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被告如澜公司对借款1680000元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如澜公司及于源对借款226000元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被告如澜公司辩称，对于上述款项答辩人都不知情，被告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0月24日变更，当时因为于源向程涛借款200000元，并承诺以如澜公司做抵押。由于担心于源没有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所以把如澜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进行了变更，但是如澜公司的账户还在于源的掌握之下，如澜公司的债权人一直要求现法定代表人程涛承担债务，包括如澜公司前所欠5名员工的工资200000元左右。在2016年10月24日变更登记之前程涛还以个人所经营酒店的名义借款500000元给于源用于公司经营。 被告于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于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事实上于源从未向原告借过任何款项；原告提交的借条不是真实的，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交任何的交付凭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股东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书》、《借条》、《承诺书》、《收据》、签字票据、公司账册、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常州日报、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陈述、上述证据材料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事实如下：如澜公司于2013年由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批准设立，企业注册地址位于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任港社区**，企业法定代表人于源，股东为于源、柳堤；2016年10月24日，如澜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程涛，股东变更为程涛、程伟根。 2016年4月19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于源作为甲方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一份，其中约定：一、如澜公司股权比例，甲方占52%，乙方占48%，如澜公司成功上市后双方股权比例，甲方占双方共有所持股份52%，乙方占双方共同所持股份48%；二、甲、乙双方同意由第三方代持各自股份；三、如澜公司的各项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房屋租金、税费等按50%比例由甲乙双方分摊，现双方协商，上述支出暂由乙方先予承担，甲方最迟于2017年12月31日前按自身分摊比例偿还甲方已经支出的上述费用；四、甲、乙双方向双方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如澜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时，须经双方同意；五、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公司上市之前，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及出资额。2016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于源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于2016年9月初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注册地变更为常州市钟楼区手续、财务交接手续，并约定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后，原告应付清公司工资、社保，详情见附表。附表中罗列了吴春宁、苗逸等9名员工2016年4月-9月的工资、社保、补偿明细，并备注上述所有工资、社保、劳动补偿等款项由如澜公司董事长于源、董事丁小刚于2016年9月15日前从公司账户转入员工工资卡，该付款时间固定，不受于源和丁小刚签署任何协议书的影响，如到期未付，法院强制执行。原告丁小刚及被告于源均在《合作协议书》及附表中予以签字确认，并有部分显示为如澜公司的骑缝印章。 2016年7月31日，如澜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如澜公司向原告借款资金（自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共计1680000元。对于该《借条》形成过程，原告称：2016年7月31日下午5点左右，在于源的办公室，当时还有吕军、严洁、苏达、陈璐等如澜公司的四名员工在场，讨论付工资的情况，工资由原告支付，原告要求被告于源将如澜公司变更到常州市钟楼区管委会，财务权限托管，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协议，上面加盖了如澜公司的公章，是两份协议盖了一个骑缝章；当天原告与于源将如澜公司所有的财务账册进行了对账，最终确定的金额为1680000元，该1680000元由原告借给如澜公司用于如澜公司的所有运营。被告于源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从未在《借条》上加盖如澜公司的印章，公司印章于2016年1月4日已经登报遗失声明。同日，被告于源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于源个人经手“向如澜”（该三个字系于源手写添加）借款如下（详见账本）：于源个人借款75000元、宿迁步道58000元、借款（20000元、20000元、3000元）、转卡（5000元、5000元）、现金5000元，合计191000元，该款承诺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31日，承诺还款到期。从借款之日开始结算，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 2016年12月29日，被告于源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为：于源向丁小刚借款176000元用于公司经营，还有50000元需对账再定，并约定2017年1月5日对账，并备注：承诺若不对账，则此借款成立。对于该《借条》出具过程，原告称：2016年12月28日晚，于源通知其到南京，于源看见其带一人一同前往，没打开门就直接报警了，等到警察来登记完信息之后，经过于源同意后才进入于源房间，双方对账完成后，于源向原告出具了上述《借条》。被告于源称：被告与原告在2016年8月产生矛盾后，被告已经将如澜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程涛，2016年12月29日凌晨在南京状元楼，原告带着两个人找到被告，原告恐吓被告称楼下还有一车人，原告随即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警察来了之后询问是何事情，原告称是经济纠纷，警察走后原告要被告认可借条上的钱，并威胁说不对完账谁都走不了，于是被告在借条上签了字，次日被告又去栖霞区仙林派出所报案，称被迫写了借条，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 另查明，被告如澜公司于2016年1月4日在常州日报登报遗失声明：称如澜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被告于源称如澜公司在2016年2、3月份补刻了新的公章，转让公司股权后一并将新的公章转交给程涛。但如澜公司现法定代表人程涛称于源在转让股权后并未将公章一并交付，新的公章是在2017年新刻的。 原告为证明公司盖章借条1680000元的款项交付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被告如澜公司运营过程中于源签字的票据118份，证明公司各项运营支出及成本，该部分签字票据的所有支出均为原告通过各种指令向如澜公司及于源个人支付； 2、账本2册，原告将所有的票据及涉及的支出全部登记在该两本账册之中，证明公司各项运营支出及成本，均为原告通过各种指令向如澜公司及于源个人支付。 对于上述证据，被告于源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当时原告与被告经营三家公司，江苏米澜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米澜公司”）、如澜公司及江苏天澜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澜公司”），因为三家公司要被天圆公司并购，需要三家公司账，原告希望被告认可米澜公司的账，将账合并到三家公司，做大资产，被告认为原告把米澜公司和天澜公司的账做到被告如澜公司的账上了，因为公司准备上市，所以就弄了这些账的明细，把账都做到被告如澜公司的账上，所以存在被告在凭证上签字的情况，当时被告如澜公司只有于源一个人，剩下的其他所有人员都是由原告安排的。 于源为支持其质证意见及抗辩主张，提供了天澜公司法人兼股东董琳的证言一份，证明当时账目及凭证之所以有于源本人签字，是因为做账的需要。原告认为董琳是案外公司的法人兼股东，与原告所诉的如澜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故对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 原告为证明于源手写欠条226000元的款项交付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5年12月15日及2015年7月20日的收据2张，金额均为50000元，合计100000元，证明原告付款购买拆装式游泳池及配套设施，付款时于源称买游泳池可获300000元政府补贴，原告陈述后来游泳池和补贴均未拿到，在2016年12月29日的《借条》中被告于源仅认可了其中50000元； 2、2016年3月10日，于源向赵娟出具的《欠条》一张，金额9584元，2016年4月11日赵娟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两张及赵娟的银行卡号、银行转账回单，金额9584元，证明原告代被告于源支付了赵娟的工资9584元； 3、2016年3月10日，于源向陈霞出具的《欠条》一张，金额6200元，2016年4月11日，陈霞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原告代被告于源支付了陈霞的工资6200元； 4、2016年6月18日于源向原告出具的《于源费用明细》一张，借款金额现金40000元，证明被告于源向原告借款39740元，原告称直接借款给被告40000元； 5、2016年1月20日，于源出具的《欠条》一张，于源个人向米澜公司借款74000元，米澜公司是原告的一人公司，所以该笔借款也是于源向原告的借款； 6、2016年4月20日，于源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张、民生银行取款凭证5张（取款日期均为2016年4年11日，金额分别为4900元、4600元、4800元、400元、300元，合计15000元），借款金额13000元，证明被告于源向原告借款13000元； 7、2016年5月30日，于源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于源向原告借款6000元； 8、2016年4月27日，于源出具的《预借条》一张及2016年4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网银转账凭证一张，证明于源向原告借款10000元； 9、2016年5月11日，《暂支单》一张，载明于源认可用款5000元，用于安宜建设集团公司徐解平的款项，证明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将5000元转入于源农业银行卡； 10、江苏如澜传媒有限公司2016年3月工资表一张、米澜体育产业有限公司2016年3月工资表一张，证明原告经营的米澜公司为被告如澜公司员工支付了2016年3月的7名员工工资总额24200元； 11、2016年4月20日，《借款单》一张，于源向丁建伟借款20000元，丁建伟是原告叔叔，现已经过世，该款也是原告指令丁建伟出借给于源； 12、2016年3年20日，《借款单》一张，于源向丁建伟借款30000元，该款也是原告指令丁建伟出借给于源； 13、2016年7月29日，《领款单（借款）》一张，证明原告给付于源现金2000元； 14、2016年3月16日，《收条》一张，第二项于源收到报销费用3000元。 以上证据2至证据14，合计金额为342984元。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于源的质证意见为： 1、对证据1《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2、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是由赵娟向被告于源主张相应权利，该证据与原告及原告的诉请无关联性； 3、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原告说明款项交付情况； 4、对证据5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5、对证据6《借条》及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称该凭证为银行的取款凭证，但是根据凭证上记载的交易类型，DEP是银行交易代码“存款”的代码，凭证上记载的是存款，但是原告称是 其取款凭证，矛盾重重； 6、对证据7、8的真实性有疑义，除签名外均为黑色水性笔字迹，唯独“于源”签名处为圆珠笔字迹，且该证据与原告诉讼请求无关联性； 7、对证据9、10、11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8、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合同的相对方是丁建伟，与原告无关； 9、对证据1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载明的内容是“报销费用”，非原告所称借款，该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之间无关联性，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另查明，根据天澜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如澜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前系天澜公司股东，于源于2016年4月7日至2017年3月21日系天澜公司股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如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原告与被告于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如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如澜公司对于源所欠款项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认为，被告如澜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被告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如澜公司印章已于2016年1月4日登报声明作废，于源也从未在原告出具的《借条》上加盖如澜公司的印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如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需证明其与如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与如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提交了《借条》予以证明，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借条》亦无经办人签字，且在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附表备注中显示丁小刚系如澜公司董事，原告亦认可自2015年3月18日开始执行如澜公司事务，员工工资也是原告支付的，故原告与被告如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尚需原告进一步举证，并且即使认定原告与如澜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原告对款项交付的事实仅提供了如澜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于源签字的118份票据及根据上述票据原告单方制作的账册，上述证明不足以证明原告已经交付款项的事实。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如澜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68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认为，被告于源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被告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借条》是在原告胁迫下签字，且原告并未支付上述款项。本院认为，对于《借条》的真实性，被告于源并不否认，虽然其认为是在原告胁迫下签字，但其仅提供了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仙林派出所的《接处警工作记录》一份，该记录中于源亦自称与原告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并约定当晚进行对账，并报警登记备案。结合《借条》系于源本人自己书写、签字，且其在报警亦自称与原告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并约定当晚进行对账，故对被告于源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款项交付情况，原告虽然未提交直接的转账凭证或现金交付记录，但原告提交的代被告原告归还欠付员工工资及于源个人出具的欠条与上述《借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于欠款金额，本院对以下欠款金额予以认定：1、2016年1月20日，于源向米澜公司借款74000元；2、2016年4月11日，原告代于源支付赵娟工资9584元；3、2016年4月11日，原告代于源支付陈霞工资6200元；4、2016年4月12日，米澜公司向于源打款5000元；5、2016年4月20日，于源向原告借款13000元；6、2016年4月27日的预借条金额10000元；7、2016年5月11日，《暂支单》中款项5000元；8、2016年5月30日，于源向原告借款6000元；9、2016年6月18日，于源向原告借款40000元。上述金额共计168784元，故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可被告于源向原告的借款金额为16878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对原告要求被告于源支付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如澜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被告于源在出具《借条》时已并非被告如澜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且根据天澜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告如澜公司及于源均曾系天澜公司股东，其出具的《借条》不能证明系用于如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上述借款系用于如澜公司生产经营，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如澜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归还原告丁小刚借款本金168784元及利息（以本金168784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 二、驳回原告丁小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3824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源负担2110元，由原告负担21714元，被告承担部分并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王 明 人民陪审员  杨文娟 人民陪审员  管锦花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刘建军 书 记 员  荆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