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816号原告：何杨华，男，汉族，1963年5月16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何金友，男，汉族，1952年2月13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何金宜，男，汉族，1969年2月17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上列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兵，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炎灶，男，汉族，1953年10月5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银，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8007521298U。法定代表人：汤剑宁。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湖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湖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8MB2D18409N。法定代表人：江阳生，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锡池，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杨华、何金友、何金宜诉被告何炎灶、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城街道办）、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湖街道办)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杨华、何金友、何金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兵，被告何炎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银，第三人荔湖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锡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荔城街道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杨华、何金友、何金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向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补偿安置过程中，其为了独自占有四代同堂可享受回购的70平方高层公寓的回购房，违背三原告的真实意思，冒签三原告的名字，向第三人出具一份《证明》。三原告认为，该《证明》签名不是原告本人签署，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对该内容也不予追认，且该证明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证明》依法应当无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何炎灶辩称：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理由如下：一、三原告不具有“诉的利益”，不具有诉权，不是适格的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被告向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无效，是确认之诉。对于诉求的确定，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当事人行使诉权需要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现实争议和诉的利益两个要件，参考(2019)粤01民终9412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对原告的讼诉目的进行了审查）。从确认之诉的理论分析来看，原告必须要对该确认之诉具有诉的利益。该诉的利益有两方面，一为双方争议的是现有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法律关系：二为不能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参考(2014江中法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适格与诉的利益要有表里一体关系。《证明》的有无效，对原告来说无“诉的利益”，这是因为三原告不符合四代同堂标准，只有被告符合四代同堂标准，这是事实，也无须原告的证明。退一步讲，即使《证明》无效，这与三原告又有什么关系，三原告也不会因此而得到购房指标。三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让法院确认《证明》无效后，去找第三人或起诉第三人要求分得购房指标。在有更为便捷直接的救济的方式的情况下，较为“迂回”和“间接”的方式就不能被容许(参考(2017)最高法行申7109号行政判决书)，因此，在确认之诉中原告不具有诉权，不是适格的原告，其方式也不能被容许。本案立的是侵权责任之诉，那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权？侵犯的是原告姓名权，可是三原告的名字，不是被告所签的。侵权之诉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二、三原告无权要求确认《证明》无效。从《证明》的形式上看，原被告均为证明人，证明人为四人，即使原告三人不为证明人，也不能否定被告作为证明人作出《证明》的效力。从《证明》内容上看，本证明是证明谁符合“四代或四代以上同堂”的标准。即使原告不证明，被告也是符合“四代同堂”的标准，刘桂好、何炎灶、何录文（1981年10月9日出生）、何家朗(2009年10月1日出生)，即四代同堂，这样的事实存在，无需证明也是存在的，反而是，当时（2013年挂绿湖征收安置时）三原告均不符合“四代同堂”的标准，三原告就没有四代同堂购房指标。从《证明》的形成过程上看，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在场，正是考虑到只有被告符合四代同堂的标准，与原告并无关系，这才形成了这份《证明》。当时何金宜是在现场的，也是有知情的，其他人签了“何金宜”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三、四代同堂购房指标应归被告户占有。四代同堂购房指标应归谁的问题，虽然表面上不是本案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引发该案深层的问题。从何杨华投诉上看，何杨华认为四代同堂购房指标不应该被告独自占有。当时，被告户符合四代同堂，而三原告户均不符合四代同堂，这是事实，可见，三原告户与四代同堂购房指标无关。既然被告户符合四代同堂标准，四代同堂购房指标就理应是被告户所有。四、利用四代同堂购房指标所购的房应为被告所有。被告于2013年7月24日与第三人签订了《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荔城湖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被告为买此房支付了105000元房款，签了合同，付了房款，因此，利用四代同堂购房指标所购的房应为被告所有。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是毫无道理的，也无法达到其目的的，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荔城街道办提交书面意见述称：根据2019年7月1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增城区部分街道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穗府函【2019】166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经批准对荔城街道办事处原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设立了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道办事处”），荔道办事处已于2019年9月2日挂牌成立。原荔城街道办事处五一村委会辖区划归新设立的荔道办事处管辖，挂绿湖水利工程因在荔行政区域内，也由荔道办事处负责。此外，涉及五一村委会辖区及挂绿湖水利工程的有关材料，荔城街道办已移交给荔道办事处管理，有关人员也均转在荔道办事处任职。参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荔城街道办认为荔城街道办与原、被告的诉讼标的无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第三人荔道办述称：我方认为挂绿湖拆迁是依据相关文件以及程序进行的拆迁，经查证，在当时拆迁时签订的补偿协议，三原告和被告四兄弟确实只有何炎灶符合增府办2014-6号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第3章第8条关于四代同堂规定的条件，关于原告方提到的证明是由被告何炎灶提交的，是否为被告冒签的，我方并不清楚。经审理查明：在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荔城湖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过程中，被告向荔城街道办提交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如下：“根据《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增府办[2013]9号文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一）》，四代或四代以上同堂的可以享受按1500元／平方米的标准回购—套70平方米的高层指标。现我户符合四代同堂标准，可以享有一套70平方米的高层回购指标，经我户协商，同意将这套70平方米高层回购指标安排在何炎灶户中，其回购所需的资金从该户扣除。其相关亲属何金有、何炎灶、何杨华、何金宜均无异议。特此证明”，落款处载有何炎灶、何金有、何金宜、何杨华的签名和捺印。三原告主张《证明》中三原告的签名并非三原告本人签署。三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明》和荔道办出具的《处理意见书》证明其主张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确认《证明》中三原告的签名及捺印并非三原告本人所为，对于《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荔道办认为对三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被告答辩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户口簿》，证明签挂绿湖拆迁合同时，被告符合四代同堂的指标。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三原告和荔道办对《户口簿》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本案中，三原告主张《证明》中三原告的签名及捺印是虚假的，被告对此予以确认，故对于三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证明》中三原告的签名及捺印是虚假的，《证明》的内容并非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故三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向荔城街道办出具的《证明》无效，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荔城街道办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何炎灶提供给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关于被告何炎灶及原告何杨华、何金友、何金宜同意将四代同堂回购指标安排在被告何炎灶户中的《证明》无效。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被告何炎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关韵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