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行终64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唐黄媛，女，1982年3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灌阳县，现住广西叠彩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147路。 法定代表人朱鹃屏，区长。 一审第三人李习焰，男，1942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一审第三人唐洁，女，1955年5月8日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一审第三人唐桂英，女，1955年10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灌阳县，现住广西叠彩区。 上诉人唐黄媛因诉被上诉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叠彩区政府）履行支付补偿款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行初39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桂林市发改委发布《关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伏龙洲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2016年11月桂林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对伏龙洲岛上所有房屋进行调查，查明唐黄媛所搭建的房屋的面积为110.93平方米，唐黄媛的外祖父唐玉林已于1988年5月去世，其外祖父名下已无房屋土地，并制作了《桂林漓江叠彩区段沿岸洲岛餐馆专项整治（伏龙洲）项目房屋调查综合统计表》。2017年4月12日，桂林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2017年6月17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发布《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桂林市伏龙洲91.0732亩土地权属确权有关事宜的批复》，确认伏龙洲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被告叠彩区政府作为征收的实施单位，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后与原告协商一致，双方于2017年8月4日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叠彩区政府向唐黄媛给付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共122181元。桂林市叠彩区伏龙洲蚂蟥洲项目指挥部于2017年8月4日与唐黄媛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叠彩区伏龙洲蚂蟥洲项目指挥部给付唐黄媛324688元，该协议第四条规定“此次房屋及土地回收后，乙方一家2口人（唐黄媛、唐桂英）已无任何土地用于生产生活，为此除唐桂英外，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唐黄媛30000元就业学习费。”第六条规定“被征收人收款后，双方征收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已履行完毕，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要求和诉讼主张”。唐黄媛已经领取上述两个协议中的全部款项共计446869元，叠彩区政府又支付了唐黄媛5万元困难补助，唐黄媛实际已经收到496869元补偿款。叠彩区政府于2018年与以李习焰等人为代表的叠彩区伏龙洲居民签订《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对伏龙洲居民予以补偿，该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确认，除去已征收房屋下国有土地6.0732亩已支付补偿款外，本次按剩余的85亩土地进行计算补偿款”。2019年9月6日，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唐桂英签订《伏龙洲6号土地分配书》，约定分配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唐黄媛的户籍及其母亲唐桂英的户籍均在灌阳文市。唐玉林（1988年去世）和妻子陆秀英（1956年去世）结婚之前，陆秀英与其前夫生育两个女儿，即唐桂英、徐素芬（2010年去世）；唐玉林和妻子陆秀英结婚后，生育一女，名叫唐洁。唐黄媛系第三人唐桂英之女。第三人李习焰系徐素芬丈夫。第三人李习焰与唐洁均为叠彩区伏龙洲居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是唐黄媛诉请叠彩区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第一，原告唐黄媛的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60万元（暂计，最终以被告依法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原告于开庭时将此项请求变更为：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从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可知，本案系履行给付义务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原告提起履行给付义务诉讼之前，应当先向被告提出申请，否则，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本案中，原告唐黄媛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叠彩区政府申请支付上述补偿款。因此，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驳回其起诉。第二、原告起诉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唐黄媛提起履行给付义务之诉，应当有请求权基础，即有“事实根据”。经过阅卷、询问及开庭，查明唐黄媛请求叠彩区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其所称的请求权基础：其一是2017年8月4日唐黄媛与叠彩区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同日唐黄媛与叠彩区伏龙洲蚂蝗洲项目指挥部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二是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即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首先，关于第一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叠彩区政府已经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确定的补偿费足额支付给唐黄媛，对此，唐黄媛亦承认。且《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此次房屋及土地回收后，乙方一家2口人（唐黄媛、唐桂英）已无任何土地用于生产生活，为此除唐桂英外，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唐黄媛30000元就业学习费。”第六条规定“被征收人收款后，双方征收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已履行完毕，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要求和诉讼主张。”据此，叠彩区政府已经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唐黄媛已无任何土地，亦不得再提出任何诉讼主张，但其仍以上述协议作为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关于第二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唐黄媛所称的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唐黄媛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来源于叠彩区政府（甲方）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乙方）签订的《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经甲乙双方确认，除去已征收房屋下国有土地6.0732亩已支付补偿款外，本次按剩余的85亩土地进行计算补偿款。”而唐黄媛的户籍在灌阳县，其不属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又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其已无任何土地在《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的“剩余的85亩土地”内，亦未提供涉案土地权属凭证，故其明显不属于该协议的补偿对象。此外，唐玉林无“剩余的85亩土地”的权属凭证，且其于1988年去世，也不是《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的补偿对象，故显然不存在唐黄媛所称的“被告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便存在该土地款项，唐黄媛的母亲唐桂英（唐玉林之女）还在，也不存在代位继承的事实，故唐黄媛以其系唐玉林的外孙女，主张取得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唐黄媛以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请求权基础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至于唐黄媛起诉之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唐桂英于2019年9月6日签订《伏龙洲6号土地分配书》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唐黄媛也不是该分配书的当事人，故该分配书不能作为唐黄媛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综上所述，唐黄媛的起诉，明显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唐黄媛的起诉。 上诉人唐黄媛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理由：一、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上诉人是基于行政协议提出诉讼，一审裁定以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明显与法有悖。二、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不否认在唐玉林名下仍有土地补偿款待分配的事实，一审裁定以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作为驳回起诉的理由，混淆了实体法的事实和程序法的事实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三、一审裁定以上诉人没有履行前置程序和案件涉及民事争议，作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涉及行政协议的行政诉讼需要先向行政机关提出前置程序规定。另，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补偿要求的事实十分清楚，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补偿要求从未否认。四、一审裁定在被上诉人没有行政行为合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合法，在程序上明显违法。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为：1、依法判决叠彩区政府向其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义务。2、依法判决叠彩区政府向其支付土地补偿款60万元（开庭变更为523288.33元）。从唐黄媛的一审诉讼请求可知，本案系履行给付义务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本案，唐黄媛提起履行给付义务诉讼之前，应当先向叠彩区政府提出申请，唐黄媛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叠彩区政府申请支付上述补偿款。因此，唐黄媛提起本案之诉，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另，起诉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唐黄媛提起履行给付义务之诉，应当有请求权基础，即有“事实根据”。经一审查明唐黄媛请求叠彩区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其所称的请求权基础：其一是2017年8月4日唐黄媛与叠彩区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同日唐黄媛与叠彩区伏龙洲蚂蝗洲项目指挥部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二是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李习焰、唐洁与唐黄媛各占三分之一计，即唐黄媛与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首先，关于第一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叠彩区政府已经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确定的补偿费足额支付给唐黄媛，对此，唐黄媛亦承认。且《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此次房屋及土地回收后，乙方一家2口人（唐黄媛、唐桂英）已无任何土地用于生产生活，为此除唐桂英外，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唐黄媛30000元就业学习费”；第六条规定“被征收人收款后，双方征收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已履行完毕，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要求和诉讼主张”。据此，叠彩区政府已经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但唐黄媛仍以上述协议作为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关于第二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唐黄媛所称的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唐黄媛与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来源于叠彩区政府（甲方）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乙方）签订的《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经甲乙双方确认，除去已征收房屋下国有土地6.0732亩已支付补偿款外，本次按剩余的85亩土地进行计算补偿款”。而唐黄媛的户籍在灌阳县，其不属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又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其已无任何土地在《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的“剩余的85亩土地”内，亦未提供涉案土地权属凭证，故其明显不属于该协议的补偿对象。此外，唐玉林无“剩余的85亩土地”的权属凭证，且其于1988年去世，也不是《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的补偿对象，故不存在唐黄媛所称的“叠彩区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便存在该土地款项，唐黄媛的母亲唐桂英（唐玉林之女）还在世，也不存在代位继承的事实，故唐黄媛以其系唐玉林的外孙女，主张取得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唐黄媛以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请求权基础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至于唐黄媛起诉之后，李习焰、唐洁、唐桂英于2019年9月6日签订《伏龙洲6号土地分配书》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唐黄媛也不是该分配书的当事人，故该分配书不能作为唐黄媛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综上，唐黄媛的起诉，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唐黄媛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唐黄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贺利研 审判员  李俊思 审判员  杨 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