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冼志洪。委托代理人陈甲兴，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伟荣，镇长。诉讼负责人林志明，副镇长。委托代理人余胜仿，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达成，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科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以下称湖镇镇政府）行政强制暨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137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科朗公司法定代表人冼志洪、委托代理人陈甲兴，被上诉人湖镇镇政府诉讼负责人林志明、委托代理人余胜仿、邓达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案外人新活实科技农业（惠州）有限公司与博罗县******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用合同书》，由新活实公司租用和睦村委会的304亩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发展养鸡业及配套生产项目。2005年6月，新活实公司与博罗县科朗家禽有限公司（系原告公司注册前的临时名称）签订《博罗县湖镇镇和睦种鸡场产权及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由新活实公司将和睦种鸡场以200万价格转让给原告公司。2005年6月8日，在湖镇镇人民政府的见证下，原告与博罗县******民委员会、新活实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新活实公司在《土地租用合同书》的权利义务由原告公司承接。此后，原告开始经营种蛋孵化、肉鸡种鸡养殖、家禽、禽蛋等销售业务，并取得动物防疫体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等。2018年5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通知书》、《责令关闭养殖场的通知》，告知原告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在承租土地上搭建建筑物，责令原告在10日内自行组织拆除违法建筑物；告知原告湖镇镇已被全域划定为畜禽禁养区，责令原告于2018年6月5日前自行关闭养殖场。2018年6月10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出《责令关闭养殖场的通知》，责令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前自行关闭养殖场。2018年9月13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向原告发出《关于注销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的通知》，注销了原告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8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约定：原告响应政府政策及环保要求，自愿关停其开办的位于和睦村的养鸡场，自行清理、清拆养鸡场内的鸡只、鸡舍内的设施设备，鸡舍内的鸡笼及设施交由原告处置。在此基础上，被告同意对原告自行清理、清拆的行为给予一定数额的奖补。双方一致确认，原告现开办的养鸡场棚栏共24栋（类），面积约30160.76平方米，正常养殖量约168000只鸡，最终认定为11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奖补50万元），折合奖补款项为人民币550万元。原告承诺在2018年12月30日前自行完成养鸡场内鸡只得清理，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行完成清理鸡舍内的全部鸡笼及设施或转移。若原告未能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养鸡场内鸡只的清理和鸡舍内相关设施设备的转移等关停工作，则视为原告放弃清理鸡舍内的鸡只及遗留在鸡舍内的全部财物，被告有权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清理事务，则被告无需支付剩余40%的奖补款项及其他任何费用。2018年12月20日，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了60%的奖补款330万元。2019年3月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限期清理清拆通知书》，通知原告将依据《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约定执行清理鸡场。2019年3月21日，被告对原告厂区内实施了断水、断电措施。2019年4月1日、4月29日，被告对原告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厂区范围内的鸡舍、道路、废旧物厂区等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不服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上述所请。另查，关于被诉强拆行为的具体时间及清拆的对象，原告称分别在2019年4月1日、4月21日、4月29日拆除了18栋鸡舍、1栋员工宿舍、废弃物厂房及2个变压器；被告称拆除时间是2019年4月29日、5月22日，拆除了16栋鸡舍、废弃物厂区，拆除时设备的基本情况，仅留有部分废弃物。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被告分别在2019年4月1日、4月29日实施了强拆，现场鸡舍内设施设备基本清空，强拆后厂区内有部分鸡只死亡，部分鸡只遭村民哄抢，死亡及哄抢鸡只无法统计。被告未对强拆过程进行全程录像，也未对清拆的对象进行登记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有无强制清拆的职权；二是被告的强制清拆行为是否合法；三是原告被强制清拆的鸡舍、宿舍、厂房等应否得到行政赔偿。关于被告有无强制清场的职权问题。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的的建筑物，理由是原告的建筑物。构筑物均未办理相关的用地、报建等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本案原告的建筑物（构筑物），并未取得合法的用地审批及报建审批手续。此外，原、被告签订的《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原告自愿关停其开办的养殖场，若原告未能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养鸡场内鸡只的清理和鸡舍内相关设施设备的转移等关停工作，被告有权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清理事务。因此，被告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对原告的违法建筑实施清拆。至于原告称被清拆的建筑物是在《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前由新活实公司建设，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历年《卫星航拍图》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关于被告的强制清拆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仅向原告送达《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通知书》、《责令关闭养殖场的通知》、《限期清理清拆通知书》，但在强制拆除前，被告没有详细告知原告有陈述权、申辩权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没有作出书面的强制拆除的处理决定。对于强拆行为，被告未提前公告或以其他形式告知强制拆除的具体时间，违反了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综上，被告在强拆过程中程序违法。因强拆不具备可撤销内容，原审法院确认被告强拆清拆的行政行为违法。关于原告被强制拆除的鸡舍、厂房等应否得到行政赔偿的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只要是属于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实际损失，行政机关应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强制清拆的建筑未依法取得报建审批手续，依法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原被告在强拆前签订了《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尽管原告在庭审时称对该协议书的赔付金额和协议内容有歧义，但原告并未就该协议书的效力、履行问题提起诉讼或与被告协商变更协议，故原审法院认可《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的效力。考虑到如果被告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予以拆除，鸡舍内的部分鸡只就不会死亡或遭到村民哄抢，被告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应当对违法强拆的行为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就原告的损失而言，原告未对其提交的损失清单中的车间生产线、清洁系统、种蛋、鸡苗等损失进行举证，被告也未对强拆的建筑物内物品进行登记。但考虑到原被告已就清场事宜签订了《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550万元作为原告关停养殖场的奖补款项（补偿款），其中包括了养鸡场棚栏24栋、正常养殖量168000只鸡的11条生产线，并由原告自行完成养鸡场内鸡只的清理和鸡舍内相关设施设备的转移等关停工作，也就是说不管被告的强拆行为是否合法，被告强拆的养殖场范围内的损失，都包括在协议书内确定的补偿款范围内。基于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以《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中确定的550万为基础，按照被告尚未支付的剩余补偿款认定原告的损失为220万元。原告诉请被告赔偿101687193.4元，没有充分的证据和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上述所引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9日对原告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位于博罗县******厂区范围内的鸡舍、废旧物厂房等进行强制清拆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人民币220万元。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科朗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裁判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认定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均属违章建筑。事实上，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2日已经成立，且已经在我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即2008年1月1日)前就已经对全部(畜禽舍、办公楼、宿舍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完工。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第三点“规范设施农用地使用”的规定经营者需(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已经)与乡镇政府(湖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睦村委)签订用地协议，乡镇政府(湖镇人民政府)应按要求将用地协议与(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设施建设情况报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农业部门备案，然而被上诉人(湖镇人民政府)并未履行其法定职责将建设情况上报国土及农业备案，遇到问题时推诿生产企业(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属于违法建设，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提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早于2017年11月30日就土地业务咨询“养殖场未取得有关设施农用地手续是否合法?”公开作出答复：“畜禽舍用地属于设施农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的规定，从事设施农业建设的，经营者需与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签订用地协议。乡镇政府应按要求及时将用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报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不符合设施农用地有关规定的不得动工建设。”也就是说明申报及监管责任均在乡镇一级政府(即被上诉人湖镇镇人民政府)，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从2006年签订三方用地协议后已完成相应法律责任即已提交完成相应的设施农用地申报手续，并不存在法定过错。后续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办理了从事畜禽生产所需的所有手续，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综上所述，上诉人从2006年至被强拆日，生产经营场所是合法的。2.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博罗县湖镇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9日拆除的是上诉人厂区内的鸡舍、废旧物厂房，拆除行为仅是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施拆除行为前，上诉人一直在进行经营生产，且厂区设施设备人员正常运转。为何被上诉人几次三番对上诉人实施停水停电进行逼迁，并派出众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及强行拆除所谓的“违章建筑物”。被上诉人拆除的行为不仅实体违法，而且还程序上诸多瑕疵、严重违法等问题。一审法院避重就轻，主观认定被上诉人只是程序违法，而不对被上诉人实体违法进行认定，反而认为被上诉人强制拆除的是无关要紧的废旧物厂区，事实不分，裁判结果错误有失公平。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养殖场的建筑物属违建，理由是上诉人的建筑物、构筑物均未办理相关的用地、报建等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此外还主观认定，原、被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已明确约定被告有权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清理事务。被上诉人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对原告(上诉人)的违法建筑实施清拆。一审法院还认为原告(上诉人)提交的历年《卫星航拍图》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证明原告(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认为：1.本案中，上诉人的畜禽舍等临时农业生产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均系在我国《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前已经建设完工，并实际投入使用，上诉人也提供了历年《卫星航拍图》证明上诉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均系在我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已建设完工并实际投入使用，《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2.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颁布的《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之有关规定，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及相应附属用地均属农用地；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之有关规定，上诉人经营的用地属于养殖场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属于设施农用地，被上诉人应参照农用地管理。不应参照《城乡规划法》进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被强制清拆的建筑物未依法取得报建审批手续，依法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认定系法律适用错误。3.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也仅是约定上诉人未履行协议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养鸡场内鸡只清理和鸡舍内的相关设施设备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清理事务(即进行转移等关停工作)，对上诉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进行破坏。因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建筑物、构筑物合法性及损坏损毁上诉人鸡舍内的相关设施设备等财产、物品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未按事实裁判赔偿金额，完全靠主观臆想，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对其提交的损失清单中的生产线、清洁系统、种蛋、鸡苗等损失进行举证，被告也未对强拆的建筑物内物品进行登记，并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的约定550万元进行赔偿。上诉人认为，《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仅对上诉人的养鸡场鸡只和鸡舍的相关设施设备等在限期内主动自行转移行为约定了550万元转移奖励款，该协议出发点只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自行搬迁的一种奖励性措施，但并没约定被上诉人可以对上诉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及其他财产进行破坏性拆除，更没有约定该建筑物、构筑物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经营损失等方面的赔偿。被上诉人未按约定进行转移，而是损坏、损毁行为，应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赔偿。此外，上诉人起诉时已提交相关损失计算清单，也申请法庭对被上诉人的损坏、损毁行为造成上诉人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准许同意鉴定。因此，一审法院未按事实裁判，完全靠主观臆想，判决结果错误。四、对于本案件中争议中上诉人是否应得到国家赔偿。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未依法行使职权，致使上诉人合法财产遭受侵害，直接受损应参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情形依法进行合理的赔偿。五、赔偿金额存争议。上诉人建议二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评估机制，参照评估结果作出公平公正的金额赔偿裁决，保障涉案双方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1.请求追加被上诉人实体违法认定；2.请求对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行初137号《行政判决书》第二项判决结果予以改判，改判为：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因违法拆除、损毁行为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重建税规费、善后费用等项目总金额人民币92491777.93元及计付利息给上诉人(利息以人民币92491777.93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赔偿项目、计算方法详见《损失详细清单》)。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被上诉人湖镇镇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所经营的养殖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均未办理相关用地、报建等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答辩人在告知被答辩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无果后对被答辩人已基本清理、搬空的用于活鸡养殖的鸡舍进行了清拆，期间答辩人并未对被答辩人养殖场内的孵化车间、宿舍等其他建筑进行清拆。结合本案事实，被答辩人经营的养殖场位于乡村规划区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答辩人系在多次告知被答辩人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无果后才对被答辩人养殖场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即便涉案清拆行为在程序上可能存在瑕疵，答辩人亦是出于纠正被答辩人的违法行为以及恢复被占用土地的正常用途而做出涉案清拆行为。二、被答辩人依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的相关规定，认为其养殖场内鸡舍等建筑（构筑）物占用农用地无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便认为《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能够适用于本案，被答辩人亦未按照《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与答辩人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土地使用年限、土地用途、土地复垦要求及时限、土地交还和违约责任等有关土地使用条件进行协商并签订用地协议，因而其用地手续亦是不完善的。三、被答辩人主张其在答辩人实施涉案清拆行为过程中所遭受的经营损失和被清拆的建筑（构筑）物均不属于合法权益，答辩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本案事实作出如下分析。第一、被答辩人经营养殖场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本案中，被答辩人并未提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其提供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41********80304）亦已于2018年9月13日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依法予以注销，因而被答辩人经营养殖场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其主张要求答辩人赔偿其经营损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二、被答辩人养殖场内的鸡舍等建筑（构筑）物因未办理相关用地、报建等手续而均属于违法建筑（构筑）物。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才有权请求国家赔偿。本案中，因被答辩人主张的经营损失以及建筑（构筑）物损失均不属于合法权益，故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赔偿其经营损失及建筑（构筑）物损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第四、至于被答辩人主张在其租赁土地时，涉案部分厂房、宿舍等建筑（构筑）物已存在租赁土地之上，结合本案事实，虽然被答辩人与案外人新活实科技农业（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活实公司）签订的《和睦种鸡场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2点约定“甲方（新活实公司）承诺并保证所转让的和睦种鸡场的产权及经营权是合法有效的，且不存在任何违法无效及因转让而损害了其他人的任何权益”，然而，新活实公司实际转让给被答辩人的系未办理任何用地、报建手续的违法建筑，若被答辩人认为其权益遭受损害，其有权以新活实公司转让违法建筑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和睦种鸡场转让协议书》无效并要求新活实公司赔偿损失。四、在对被答辩人的养殖场进行部分清拆之前，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早已于2018年12月10日就关停养殖场、养殖场鸡舍内的鸡只、工具、设施设备等财物的处理及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以下简称“退出协议”），答辩人已根据退出协议向被答辩人支付了相应的合同价款，被答辩人亦已根据退出协议基本清空了养殖场内鸡舍的鸡只、工具及设施设备，仅留有小部分的鸡只、工具及设施设备，而对于被答辩人遗留在养殖场鸡舍内未按期清理、搬空的小部分鸡只、工具及设施设备，亦应当根据退出协议的约定而视为被答辩人已主动放弃该小部分鸡只、工具及设施设备的权利并授权答辩人自行处置，因而被答辩人在本案中就鸡只、工具及设施设备要求关答辩人赔偿损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牵强附会，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特恳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归纳的三个争议焦点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湖镇镇政府有无强制清场的职权问题和关于涉案强制清拆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事实清楚，阐述说理详尽，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对科朗公司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实体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科朗公司被强制拆除的鸡舍、厂房等应否得到赔偿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从该条文可知，只有因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合法利益损失的，受害人才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首先，涉案被强制清拆的建筑未依法取得报建审批手续，即涉案鸡舍、厂房等并不属于上述条文规定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其次，本案的强制拆除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拆除行为有所不同，双方当事人在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之前就已经签订了《协商退出禁养区养殖协议书》。科朗公司在二审当庭确认该《协议书》乙方签字人“温东华”是其股东，且《协议书》上加盖了科朗公司、湖镇镇政府的印章，故应当认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后，科朗公司也未就该《协议书》的效力、履行问题提起诉讼或与被上诉人协商变更协议。再次，湖镇镇政府已经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于2018年12月20日先向科朗公司支付了60%的奖补款项（补偿款）330万元，后在科朗公司没有依照《协议书》的约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自行完成清理鸡舍内的全部鸡笼及设施或转移等关停工作的情况下，湖镇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再次向科朗公司发出《限期清理清拆通知书》，通知科朗公司在2019年3月15日前自行清理或转移养殖场内剩余鸡只，拆卸、搬迁养鸡场内养殖设施设备。但科朗公司既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也未按照《限期清理清拆通知书》通知的期限，自行完成涉案养殖场的清理工作，湖镇镇政府才对涉案养殖场进行清拆。原审法院认为被拆除养殖场范围内的损失已经包括在《协议书》中确定的补偿款范围内，并以《协议书》中确定的550万元补偿款为基础，按照被上诉人尚未支付的剩余补偿款认定科朗公司的损失为220万元，理由正当。原审判决确认涉案强制清拆行为违法，限期湖镇镇政府支付220万元给科朗公司，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罗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少棉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