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9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治国，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泉，广东诚公（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占磊，广东诚公（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勇，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耿盛，广东鹏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治国因与被上诉人郑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3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治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追究其妨碍司法的法律责任；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上诉人因此支付的律师费。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未约定利息且已全部还清；上诉人委托案外人武某还款二十万的事实有收条、付款凭证及委托付款书足以证明，上诉人还款十四万的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证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的证据缺陷和主张的不能成立，对利息的确认、对二十万还款、十四万还款的否认是罔顾上诉人充足证据链已证实的事实而做的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误裁判，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堂弟，其到深圳初期在上诉人家中免费食宿，在生活中多方面受到上诉人的照顾。2014年6月初上诉人因资金周转所需向被上诉人借款9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还款方式及利息。2014年6月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4笔，每笔5万元，共20万元；2014年6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笔，70万元共人民币90万元，2016年4月3日被上诉人纠缠上诉人写了一张金额为一百万元的借据。经庭审双方确认截止2016年8月3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还款人民币118万9千元。但被上诉人否认案外人武某代上诉人还款的二十万元，并称上诉人2015年2月4日14万元是收购其车辆股权的款项，不是还款。因此，本案的事实争议焦点如下：1.借款本金是90万元还是100万元；2.借款是否约定利息；3.案外人武某代上诉人还款20万元是否成立；4.上诉人2015年2月4日支付的14万元性质是还款还是收购款。但原审法院并未提炼出事实争议焦点更没有查明，同时在证据采信上极为不公，导致事实认定方面除对借款本金的认定为90万元是符合事实的外，其他事实认定基本错误。首先关于利息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此事实上，未约定利息的借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而所谓利息的主张是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还款银行转账记录和整理的清单口头陈述的，且在利息计算上其口述内容与还款金额不符；同时其提交的完全不能确定通话时间、通话人员的录音整理件当庭无法提供原始介质。因此，原审法院不顾双方认可的证据证明的内容，仅根据被上诉人口述认定双方借贷关系中存在利息约定是错误的。甚至在此事实认定上，原审法院自称是根据“高度盖然性”来认定利息存在，那么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堂兄一直照顾甚至接济被上诉人，对其超出本金总额的要求并没有过分拒绝，甚至在按其要求书写借据时写为“一百万元”也暗含了在本金九十万元外双方达成给予被上诉人十万元好处的合意，这种因素难道不在“高度盖然性”的考虑之中吗。一方面对被上诉人完全空口无凭的主张予以认定，另一方面无视上诉人真金白银的还款，按原审判决认定的利息，90万元的本金，上诉人每月支付高达2.8万元甚至更高的利息，经初步测算年息高达37%，原审法院能够用“高度盖然性”赋予被上诉人收取远超法律保护高利贷的特权吗。实际上，上诉人每月按照被上诉人还车贷及信用卡还款所需，每月以2.8万元、4.9万元等不等金额分期还款，同时在自身经济条件允许时尽量多还款，如2015年2月4日即春节前还款14万元；在被上诉人急用款时甚至让朋友代还20万元。其次，2016年1月21日案外人武某向杨某支付的20万元，系上诉人偿还本案借款，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委托付款书、银行转账记录均显示被上诉人不仅收到该款项，而且该笔款项转账凭证中也备注了“郑治国还款”；被上诉人当庭口头声称案外人武某向其借款并支付利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即使其提交的完全不能确定通话时间、通话人员的录音整理件当庭无法提供原始介质，且文字整理内容也不能支撑他的说法；而法官却对被上诉人完全没有证据的口头陈述予以轻信，这在事实认定的证据运用上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属事实认定的绝对错误。最后，关于2015年2月4日上诉人向杨某支付的14万元的事实，上诉人的银行转账记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于收到该款项予以确认。但关于该款项的性质，被上诉人与另案被上诉人涂高峰一起编造出收购车辆股权的事情，另外提交了案外人郑某的证言，但郑某并未出席庭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此，郑某的证言首先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郑某的证言也根本没有证明郑治国收购被上诉人郑勇股权的事实，更无法证明该14万元是收购股权款。而另案被上诉人涂高峰作为关联利益相关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动机和意图明显，其书写的所谓证言更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此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说法属于完全违背了证据规则、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完全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郑勇辩称，一、在本案中，上诉人于2016年4月3日与被上诉人经过对账，上诉人确认借款金额及利息的支付情况后，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据》一份，载明借到被上诉人人民币100万元。从该借据的出具时间及还款情况，上诉人是确认其仍欠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的。按照正常的交易逻辑及习惯，上诉人在对账时如果对借款金额及还款情况有异议的，应对其已经偿还了的金额要提出异议，但是上诉人仍是没有提及，也没有任何的异议，这应当视为上诉人对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情况的认可。二、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可以得知，上诉人也是确认了借款金额及利息，也没有对借款金额及还款提出任何的异议。三、针对2015年2月4日14万元的款项，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该款项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等人的合作款项，及2016年1月21日案外人武某向被上诉人配偶转款的款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录音及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武某的录音等证据情况可以得知，该款项并不是本案上诉人的还款，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3日进行了对账，如果上述两笔款项是还该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话，那么上诉人也即应该提出异议，证明其还款事实，但上诉人依据只字未提，完全违反了正常的交易逻辑与习惯。四、针对本案的利息：第一，在2016年4月3日对账前，上诉人口头答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在被上诉人将借款支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依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利息，上诉人的还款是按月支付，每月支付的数额基本固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第二，在2016年4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对账，确认上诉人的利息还款情况及借款本金，上诉人在确认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随即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据》。第三，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也回应了利息的支付情况。因此，综合以上的各种证据，已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有约定利息的。在本案中，正是由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兄弟关系，被上诉人基于对兄弟的信任，在卖了自己在深圳的唯一住房后将款项借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却违背了兄弟的信任一直拖欠被上诉人的借款，导致被上诉人至今在深圳租房，只能眼睁看着房价逐渐上涨。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郑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786000元及利息（以本金786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8078元，自2016年8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为596574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标准每月18078元变更为按月息2%计算。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3日，被告郑治国作为借款人向原告郑勇出具《借据》一份，其上载明：借到郑勇人民币100万元整，6月底之前还清。借款支付情况及借条形成原因：原告于2014年6月4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0万元（分四笔支付，每笔5万元），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转账支付70万元，另外原告主张其还向被告支付了现金10万元，但表示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已记不清。被告确认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90万元借款，但对原告主张现金交付的10万元不予认可。双方均确认借款发生于2014年，后被告于2016年4月3日向原告出具上述借据确认借款。被告还款情况：原告称本案中被告向其还款共计789000元，被告支付的具体情况为：于2014年6月23日支付28000元，于2014年7月23日支付28000元，于2014年8月20日支付28000元，于2014年9月19日支付28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31日合计支付28000元，于2014年11月21日支付28000元，于2015年1月20日支付28000元，于2015年3月20日支付28000元，于2015年4月23日支付28000元，于2015年6月21日支付28000元，于2015年7月20日支付49000元，于2015年10月20日支付20000元，于2016年8月3日支付50万元。原告同时说明上述支付款项，其中前12笔款项中每笔款项的5000元系支付与本案无关的涉及武某的20万元借款的利息，剩余的23000元才是偿还本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告主张除上述支付还款情况外，其还于2014年8月21日还款20000元，于2014年9月19日还款10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还款10000元，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另，被告主张其于2015年2月4日向杨某支付的140000元及案外人武某于2016年1月21日向杨某支付的200000元均为偿还本案的借款。关于被告于2015年2月4日向杨某支付的140000元，原告解释称该款项不是偿还本案的借款，而系2013年9月被告与原告、郑某、涂高峰四人合伙投资经营大巴车，当时原告、郑某、涂高峰三人共出资40万元给被告，一年后因经营亏损，原告等三人要求退出，2015年2月3日四人一起吃饭时协商一致由被告郑治国将原告等三人共同出资的40万元作价为23万元进行退资，其中给原告及涂高峰退还共15万元，给郑某8万元，但2015年2月4日被告郑治国仅向原告及涂高峰退还了共14万元，扣了1万元，该14万元由被告转账支付至原告妻子杨某的账户中。为此，原告提交了郑某及涂高峰分别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关于武某于2016年1月21日向杨某支付的200,000元，原告解释称该款项不是偿还本案的借款，而系案外人武某向原告偿还的另外20万元借款。2012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共向案外人武某出借20万元，分别为2012年借款10万元、2013年7万元、2014年3万元，20万元借款利息每月为5000元，2014年6月23日之前的利息由案外人武某支付，后该20万元武某转由被告郑治国使用，故2014年6月23日之后的利息由郑治国向原告支付，因此存在两笔利息（武某20万元借款5000元、本案100万元借款23000元）一起支付28000元的情况。2016年1月21日，案外人武某向原告偿还借款20万元，款项支付至原告妻子杨某的账户中。为此，原告提交了银行流水及其与案外人武某的电话通话录音予以证明。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查询对账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证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被告郑治国向原告郑勇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借款金额，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被告转账支付了90万元借款，对于原告主张的现金方式支付的10万元，被告不予认可，因原告对其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认定案涉借款金额为90万元。关于借款利息，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利息23000元，被告不予认可，称双方未约定利息。原审法院认为，从被告向原告的还款记录上看，被告的还款按月支付，每月支付数额基本固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且被告的还款总额远超出借款本金数额，原告所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每月23000元。关于被告的还款。首先，对于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4年7月23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4年8月20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4年9月19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31日合计支付的28000元，于2014年11月21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5年1月20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5年3月20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5年4月23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5年6月21日支付的28000元，于2015年7月20日支付的49000元，于2015年10月20日支付的20000元。原告称上述每笔款项中的5000元系支付与本案无关的涉及武某的20万元借款的利息，剩余的23000元才是偿还本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原告为此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综合考量全案证据及前文所认定的利息标准，对被告所支付的前10笔款项中每笔款项的23000元作为本案的还款进行认定，超出23000元的部分不作为本案的还款进行认定；对2015年7月20日支付的49000元，于2015年10月20日支付的20000元，因该两笔款项总额69000元刚好为三个月的利息（23000元×3个月=69000元），故对该两笔款项均作为本案的还款进行认定，同时认定被告在借款发生后已足额支付13个月的利息（每月23000元）。对于被告于2016年8月3日支付的50万元，双方均确认为本案还款，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被告主张其还于2014年8月21日还款20000元，于2014年9月19日还款10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还款10000元，因被告对其该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又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张其于2015年2月4日向杨某支付的140000元及案外人武某于2016年1月21日向杨某支付的200000元均为偿还本案的借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对该两笔款项的支付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两笔款项原审法院不作为本案的还款进行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被告的还款总额为799000元（即23000元×13个月+500000元=799000元）。原告主动请求借款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计算，从2014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3日止期间间隔25个月2天，利息合计为576533.33元（23000元×25个月+23000元÷30天×2天=576533.33元），故截至2016年8月3日，被告已清偿2016年8月3日之前的利息，已偿还本金222466.67元，尚欠借款本金677533.33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77533.33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原告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郑治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勇偿还借款本金677533.33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677533.33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7243.16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郑勇负担3952.16元，被告郑治国负担18291元。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即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如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有口头约定的，法律也认可其合法性。双方对是否有口头约定利息存在争议，从上诉人主张的还款情况来看，其自述的还款总额超出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其一方面否认双方约定利息，另一方面又称其已还款1189000元，明显不合理，结合原审查明上诉人按月支付金额的形式表征，被上诉人所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每月23000元，事实依据充分，上诉人对此不能提供有力证据反驳，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外人武某于2016年1月21日向案外人杨某支付的200000元，被上诉人表示该款项不涉及本案借款，对20万元的款项争议，上诉人、被上诉人、武某已经解决完毕，并称“这20万元原来是借给武某公司的，后来我问武某公司要20万元，武某说20万元拿给上诉人用了，我说我的钱是借给武某你的，你与上诉人之前的债务我不管，要把20万元还给我，武某公司就把20万元还到我妻子账户上，时间在2016年1月21日到账，我当时就写了一张收到20万元现金的收条给武某”，对此被上诉人提交了银行流水以及与武某的电话录音为证，上诉人不予认可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原审采信被上诉人的解释，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于2015年2月4日向杨某支付的140000元，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退还的投资款，提交了郑某、涂高峰分别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上诉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原审确认被上诉人解释的合理性以及证据的证明力，系综合审查双方举证情况下所作出的评判，较之于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更为接近争议事实真相，对于上诉人主张将该款项计入本案还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10.19元，由上诉人郑治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