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421民初582号 原告：李某，女，1980年10月11日出生，壮族，无业，住广西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扶绥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邓玉勤，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广西扶绥县，现住广西南宁市。 第三人：李柯余，女，2000年10月13日出生，壮族，右江民族医学院学生，住广西扶绥县。 原告李某诉被告邓玉勤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李柯余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于是依法追加了李柯余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被告邓玉勤，第三人李柯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父亲骨灰；2．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24日，原告父亲因病去世，遗体在南宁市殡仪馆火化后，骨灰寄存于该馆1号楼1室05523号，每年寄存费为100元，南宁市殡仪馆发给原告寄存证和钥匙，原告凭证和钥匙办理祭奠和相关手续。2019年国庆节期间，原告特地到南宁市殡仪馆祭奠父亲，并计划取回父亲骨灰准备于2020年安葬，让父亲入土为安。原告在祭奠父亲的过程中，发现骨灰坛外表有异样，便通知该馆工作人员到场，将骨灰坛盖揭开检查，经工作人员和原告检查，发现骨灰坛里面全部是废铁钉和纸钱灰，骨灰不知去向，确认原告父亲骨灰丢失。南宁市殡仪馆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发现系被告邓玉勤持结婚证骗取工作人员的信任进入殡仪馆祭奠，后秘密“调包”取走骨灰。事发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回骨灰，但至今未果。根据以上事实，原告认为，父亲骨灰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是原告精神寄托和感情安慰的需要。被告秘密从殡仪馆“调包”取走原告父亲骨灰并独自占有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剥夺了原告及其他亲属的祭奠权，导致原告及其他亲属无法行使祭奠权，造成原告极大的精神痛苦。对此，被告应承担返还骨灰，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户口簿，证明原告与李有文系父女关系； 2．火化证，证明李有文遗体已火化的事实； 3．骨灰寄存证，证明李有文骨灰寄存于南宁市殡仪馆的事实； 4．收据，证明原告已交付李有文骨灰寄存费的事实； 5．骨灰寄存信息卡，证明邓玉勤调包取走李有文骨灰的事实； 6．邓玉勤发给马连敏的信息，证明被告隐瞒取走骨灰的事实； 7．关于李有文骨灰调包声明，证明被告秘密取走骨灰的事实； 8．李柯余的户口信息，证明李柯余与李有文系父女关系； 被告邓玉勤辩称，李某与邓玉勤是家庭共同成员，李某父亲李有文是邓玉勤的合法丈夫，邓玉勤与李有文于2006年4月登记结婚，直至2016年11月李有文去世，夫妻共同生活十余年，感情一直很好且稳定。2016年6月，丈夫李有文查出肝癌晚期，邓玉勤在其生病期间每天照顾陪护，病危最后一个月也是邓玉勤每天24小时在医院陪护，直到逝世一刻，邓玉勤尽到了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而作为女儿的李某，除了每天送一餐饭到医院，没有一天或晚上在医院陪护或陪床，李某对其父亲疏于照顾，未尽到一个做女儿的义务。体现在三个方面：（1）李某在其父亲病危住院的一个月里，没有替换被告照顾、陪护其父亲一天；（2）李某在起诉书中写道“2016年11月24日原告父亲因病去世”，事实是李有文是2016年11月21日去世的（有医院证明），李某连其父亲逝去的日子都不清楚；（3）起诉书写道“2019年国庆节期间，原告特地到南宁殡仪馆祭奠父亲”，按中国人的习俗，清明节是祭奠祖先的日子，而作为女儿的李某，竟然在其父亲去世后的三个清明节都未去祭奠。根据“最亲密关系原则”，邓玉勤是逝者的配偶，对逝者所尽的义务要比李某多很多，邓玉勤应当享有对丈夫骨灰保管和安置的优先权。李有文在病危的日子里，多次有口头遗嘱“家里房子我占75%全部留给你，你带晶晶（李柯余）就住在那里，把她抚养成人，李某有几处房子，她不会同你争房产的，我的后事及安葬由你安排，但要同李某商量好”。邓玉勤保管骨灰没有违背逝者的遗愿，邓玉勤取走骨灰自行保管是李某剥夺了邓玉勤对丈夫的祭奠权，也是邓玉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无奈之举。实际事实是：2016年11月24日，逝者遗体火化，李某与其丈夫主动去办理手续，邓玉勤当时要求跟灵车去火化，陪伴丈夫走最后一程，但是李某丈夫叫邓玉勤不要去，所有相关手续全部在李某手上。回到扶绥县城第二天，邓玉勤问李某要寄存证方便以后去祭拜，李某不给。遗体火化后回到扶绥家中的当天下午，李某问邓玉勤要李有文的工资存折、房产证，邓玉勤想都是一家人，谁拿都一样，就交给了李某。邓玉勤于26日回南宁上班，同年12月4日搞“回门”，邓玉勤回扶绥参加。12月5日中午，有几个人在邓玉勤家里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很快人都走了，当家里只剩下李某及其女儿（快三岁）时，李某将其睡着的女儿放床上后，突然来到客厅沙发对邓玉勤进行殴打，然后打电话叫来一帮亲戚朋友，大喊大叫说邓玉勤打李某母女，邓玉勤无助之下，只能逃离了扶绥。李某与其亲戚朋友在李有文尸骨未寒就把邓玉勤赶出家门，从那时起到现在邓玉勤就再没踏进过曾经的家门。邓玉勤于2017年2月27日（清明节前夕）取走了丈夫李有文的骨灰，2019年7月初告诉四妹（李某的堂姐）、黄色森（李某大伯），叫他（她）们将此事告诉李某，意思是让李某找邓玉勤商量安葬一事，但李某从未找邓玉勤商量，也没有任何人代表李某来同邓玉勤商量。假如有商量肯定不需要在法院解决，可以说这场一般人格权纠纷案是李某造成的，李某不去祭拜，也不给寄存证让邓玉勤祭拜，难道这不是剥夺邓玉勤的祭奠权吗邓玉勤逃离时连自己私人物品都未带走一样，给邓玉勤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其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综上，原告李某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请求。 被告邓玉勤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户口簿，证明邓玉勤是李有文的遗孀，与原告李某系继母女关系； 2．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医疗知情同意书，证明逝者李有文于2016年11月21日去世； 3．结婚证，证明邓玉勤是逝者李有文生前的合法妻子； 4．与四妹（原告堂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邓玉勤告知逝者的亲戚，骨灰是其拿走的，并不是原告起诉状所说的“骨灰不知去向，确认骨灰丢失”； 5．邓玉勤发给马连敏的信息，证明邓玉勤已告知原告方骨灰早已拿回安葬； 6．邓玉勤在支付宝上发给李柯余的信息，证明邓玉勤已告知李柯余骨灰早已拿回来； 7．邓玉勤在QQ软件上发给李柯余的信息，证明邓玉勤已告知李柯余骨灰早已拿回来，并已通知老家亲戚四姐和大伯； 8．邓玉勤在ＱＱ软件上发给李柯余的信息，证明在未有马连敏和李某的教唆，邓玉勤与李柯余母女关系良好。 9．李有文的入院记录，证明李有文入院前告知医生李有文与邓玉勤关系良好。 第三人李柯余述称，母亲邓玉勤应将父亲李有文骨灰拿回扶绥并退回由姐姐李某继续保管，这不仅是李柯余的个人意见，也是李有文的全部亲戚的意见。李有文生在扶绥，长在扶绥，其过世后，按照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其骨灰应在扶绥故土下葬为宜，以便大家在扶绥共同祭奠。 第三人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事实：邓玉勤与李有文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4月6日在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有文与前妻（已去世）育有一女儿李某（原告）。邓玉勤与李有文婚后，邓玉勤带女儿李柯余（小名晶晶，曾用名梁馨樱）随李有文及其女在扶绥县共同居住生活。2016年11月21日，李有文因病去世，11月24日李有文遗体在南宁市殡仪馆火化，骨灰存放在南宁市殡仪馆1号楼1室05523号，骨灰寄存证（业务编号：01201611210019）记载寄存者姓名为李某。2017年2月27日，邓玉勤到南宁市殡仪馆祭拜时调包取走李有文骨灰。后李某等人前往南宁市殡仪馆祭奠李有文时，发现李有文骨灰被邓玉勤调包取走，双方发生纠纷，李某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骨灰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祭奠权是近亲属之间对于已故亲属的祭祀权，包含权利人对逝者的哀思、怀念等精神利益，权利人在行使祭奠权的时候，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相互尊重的精神，合法、合情、合理行使祭奠权，以安慰生者、告慰亡者。本案中，原告李某与逝者李有文系父女关系，第三人李柯余与逝者李有文系继父女关系，被告邓玉勤与逝者李有文系夫妻关系，原、被告及第三人作为李有文的近亲属，在李有文去世后均平等地享有对李有文的祭奠权利，亦对李有文的骨灰平等地享有保管、安葬的权利。当然，该权利的行使符合我国的民间习惯和善良风俗，同时也应尊重对方享有的这一权利。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邓玉勤未经原告李某、第三人李柯余的同意，避开殡仪馆的监管采取调包的方式取走李有文的骨灰，该行为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李某、第三人李柯余的祭奠权。骨灰作为一种物，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伦理意义的特殊物，权利的行使应受习惯（公序良俗）的限制；作为死者延伸身体利益的载体，在骨灰确定存放或安葬方案时应体现其生前明示或可得知的意思的尊重；作为死者近亲属享有存放或安葬权利的骨灰，得由所有人或共有人决定具体方案。本案中，李有文遗体火化后的骨灰寄放在南宁市殡仪馆，是李有文近亲属共同形成的意思表示，被告邓玉勤擅自从殡仪馆取走李有文骨灰，且被告邓玉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逝者生前留有关于骨灰安葬的遗嘱，侵害了李有文的遗愿及其近亲属的权利，也侵害了南宁市殡仪馆对李有文骨灰行使的管理义务，邓玉勤应恢复原状将李有文骨灰返还放回到南宁市殡仪馆。故原告李某要求被告邓玉勤返还骨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邓玉勤擅自移走骨灰的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原告李某的祭奠权利并对其情感造成一定的伤害，在此情节上存在过错，原告李某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但原告李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且被告邓玉勤作为逝者李有文的合法配偶，对逝者的骨灰亦享有权利，根据被告邓玉勤的过错程度及其对原告李某造成的精神伤害，本院酌定被告邓玉勤应赔偿原告李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告邓玉勤辩解李有文骨灰已在异乡安葬，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安葬及安葬之处，且异乡安葬不符合李有文祖籍所在地的传统风俗习惯，本院不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邓玉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把李有文的骨灰按原状存放回南宁市殡仪馆； 二、邓玉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邓玉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量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能江 书 记 员 雷 梅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赔偿损失； （八）支付违约金；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