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02民初934号 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城西路**。 法定代表人：李谋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敬文，广西锦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星光路** 法定代表人：黄京利，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梧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住。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城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谋森，经理。 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第三人梧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2020年1月15日依法作出（2019）桂1102民初33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11民终39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9）桂1102民初335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谋森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敬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原贺州地区国家税务局）于1998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抵债《协议》无效。 事实与理由：1998年12月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所借款50万元，按月利息贰份计，因原告无法偿还被告本息，双方约定如下：一、乙方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除已付甲方利息15万元外，尚欠甲方本息80万元；二、乙方因无现金偿还甲方本息80万元，乙方同意将其在贺州市临江新村投资开发的部分商品地一类（2、3、4号）、三类（49-54、78-85、93号）地抵）地抵顶给甲方后甲方原始规划图一份，土地使用权归甲方所有，甲方通过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有关规划手续，乙方无权干涉。 上述协议属于无效合同的理由如下： 贺州市临江新村属第三人梧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独立开发建设的项目。该项目内临江新村一类地2、3、4号、三类49-54号、78-85号、93号，共计18宗土地（总面积1440平方米）属于第三人的财产。1998年12月5日，原告将属于第三人的上述18宗土地使用权通过协议的方式抵顶、转让给被告，用于抵偿原告欠被告的债务，该协议处分了第三人的财产，且事后没有得到追认，违反法律的规定，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的协议。 原告与被告于1998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所抵顶、转让的土地属于没有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状态。如果该抵顶的土地属于出让地性质，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该抵顶的转让行为无效。如果该抵顶的土地属于划拨性质的话，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的对应，该划拨土地没有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应为无效的土地转让协议。因此，原、被告于1998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进行土地转让，违反上述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 第三人因不参加1996年企业年度检验，于1997年11月15日已作吊销处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约定将属于第三人的18户商品地抵顶给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183条、186条的规定，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限期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股东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人员组成清算组。此规定已严格限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活动范围，如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就是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况且，原告擅自处分没有处分权的权属第三人的应为清算财产的涉案土地，该处分行为同时也应视为无效。 涉案《协议》中提到的50万元的借款和利息为子虚乌有的债务，系当时的局长陈贤灵虚构出来的，陈贤灵也因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该《协议》系在被告工作人员在时任局长陈贤灵的授意下，以原告不签《协议》就严查公司税务问题为要挟，胁迫原告签订。根据《经济合同法》第七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应为无效合同。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原告向被告借款50万元及利息是客观事实，但根据198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一条、198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用公款进行借贷及收取利息的行为也是违反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民间借贷的行为无效，那么《协议》用土地抵顶债务的行为同样也违反了中央、国务院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归于无效。 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状中启用的“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法人印章能否代表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仍存在质疑。（一）原告《民事起诉状》列明“原告”及“具状人”签章均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二）根据《企业变更咨询单》，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经公司登记机构核准变更为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是1998年6月1日；（三）1998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抵债《协议》主体中乙方虽然是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但乙方处签章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四）根据在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综合档案室及贺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原告使用法人印章的资料（见被告提交的证据4、5），原告在1998年12月前所使用的法人印章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该印章与土地抵债《协议》印章一致，原告于起诉状启用的“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从未有使用痕迹。从上述事实中，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从1998年6月11日变更为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应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更换法人公章。约半年后，即1998年12月5日土地抵债《协议》印章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1998年12月8日在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使用的印章与上述印章一致。从目前的证据判定，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的法人印章是否存在、是否真实，仍存在质疑。可见，原告诉讼中启用的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印章来源不明，至少与土地抵债《协议》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及使用在其他部门留存的资料上的印章不相符。从常规上，书面形式实施法律行为时，记载意思内容的书面上必须有签名或盖有印章，其一表明该意思内容未特定主体所表示；其二表明该意思内容有产生司法上效果；其上表明印章所有者愿为该意思内容承担责任。即意思表示真实，对实施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但原告无证据证实其所启用的“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印章是否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或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所有，且与土地抵债《协议》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及其他资料上的印章不相符，无法达到“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印章为原告证实意思表示的标准。 原告法定代表人李谋森职权因退休终止，其无权代表原告提起诉讼。（一）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的《企业法人营业副本》，原告的经济性质为国有经济。被告查询原告在贺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档案，其中《电脑咨询单》中规定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因此，原告属于全民所有企业，是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企业法人；（二）根据贺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档案，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梧地经贸（1998）第26号《关于李谋森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李谋森于1998年9月11日被任命为原告公司经理。该任命文件证明，原告投资或主管部门是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李谋森为委派到国有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工作人员；（三）根据贺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审核科2019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李谋森原属原告公司退休职工，办理退休手续的时间是1997年12月，因此李谋森于1997年12月已从原告公司退休。根据以上事实，被告认为原告是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投资或开办的国有性质公司，李谋森是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人民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1997年12月办理退休，在李谋森退休后20余年能否仍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值得商榷。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的规定，不管工作是干部还是工人，当办理了退休手续即退出了工作岗位，其职务也自然消失。目前并没有原告投资或开办的主管部门提供证据证明李谋森仍有权代表作为国有企业的原告形式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08号案中的一项裁判规则，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批准退休后，其行政职务自然免除，即无权再代表企业做出民事行为，或代表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被告认为李谋森无权代表原告提起诉讼。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抵债《协议》，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就土地抵债行为已作了确认，被告取得《协议》抵债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行政公署梧署（1993）2号《梧州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成立梧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区分公司的通知》，第三人与原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李谋森。该文件证实第三人与原告公司治理架构及财产混同。因此在双方人格混同的事实下，原告签订《协议》并约定以开发的临江新村商品用地抵债，对外签订协议，没有损害第三人的权益。（二）根据原告在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民初296号案向法庭提交的证据4、5、11，及证明对象，无一均指向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梧州地产八步分公司均为李谋森，陈文光承包经营，该权益为李谋森、陈文光所有。因此，不但第三人与原告所有财产均存在混同，而且是权利义务的混同体。（三）根据被告从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综合档案室调查提取1998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在《协议》后，即1998年12月8日，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向贺州市土地局、地区、地区国税局出具的函件债土地范围内的八步临江新村的国有土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请求国土局给予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该函件上落款为贺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落款上分别加盖了“贺州市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法人公章予以确认。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就土地换债的行为是确认的。（四）《协议》约定抵债的临江新村商品房用地不属于法律禁止转让的标的，抵债行为没有违反合同效力性规定。根据《城市房地产法》第二条规定，该法调整的是在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的行为，《协议》约定的是以土地使用权转让形式抵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调整，根据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其有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2010年贺州市人民政府贺政阅（2010）33号文及2015年6月4日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复函，也均确认第三人取得临江新村商品用地属于商品房开发用地，政府确认其开发经营权及使用权，并协调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因此《协议》约定的抵债标的没有违反效力性规定。综上，在1998年12月5日的《协议》没有损害第三人的权益，也没有违反《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协议合法有效。 原告已取得《协议》抵债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应予以保护。（一）原告与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事实有双方的债权凭证及《协议》证实，原告主张属虚假债务并无证据支持。原告与被告的债权债务并不属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及相关文件中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党政干部经商或办企业的范围，只是机关与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当时并没有机关与企业之间资金借贷禁止性规定。（二）《协议》约定被告取得临江新村商品用地是基于抵消原告借贷被告的80万元本息产生，是双方以物抵债的合意，原告与第三人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均是李谋森，存在法人治理结构及财产混同，签订《协议》后第三人也同意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甚至原告、第三人的投资开办主管部门均没有提出异议，并没有损害第三人的权益。（三）签订《协议》后，原告、被告、第三人就抵债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向贺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该局也核发了土地使用权证确认被告取得了抵债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并办理了物权变更登记。根据以上事实，被告基于《协议》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已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依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被告已取得《协议》范围内的不动产物权，人民法院应予以维持。 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申请确认无效的协议签订时间为1998年12月5日，根据原梧州地区行政公署梧署（1993）2号文，原告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李谋森，且1998年12月8日第三人亦向贺州市国土局出具公函，请求同意办理抵债土地使用手续，如果第三人的权利受到损害，鉴于原告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相同，其诉讼期间的起算最迟应自1998年12月8日起，但至今已逾20年。因此，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就土地抵债的行为是确认的。因此，无论从一般诉讼时效，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原告的起诉均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 综上事实理由，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述称：对原告的起诉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系由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于1998年6月11日更名而来，更名后至今仍使用着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的印章，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之前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这一印章。梧州地区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八步分公司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谋森，两公司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由原贺州地区国家税务局更名而来。1998年12月5日，以贺州地区国家税务局为甲方，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一、乙方除原已付甲方利息十五万外，尚欠甲方本息捌拾万元。二、乙方因无现金偿还甲方本息捌拾万元，乙方同意将其在贺州市临江新村投资开发部分商品地（18户）划拨给甲方作为抵顶债务。三、乙方将临江新村商品地一类（2、3、4号）、三类（49、50、51、52、53、54、78、79、80、81、82、83、84、85、93号）地抵）地抵顶给甲方所有甲方付原始规划图一份，土地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甲方通过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划转手续，乙方无权干涉.．.．.．。《协议》落款处分别加盖了贺州地区国家税务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的印章。2007年，被告办理了上述涉案的部分土地的权属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贺州市国家税务局，之后又将部分土地转让给案外人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原告认为，上述《协议》处理了属于第三人的财产、《协议》中所提到的借款属虚假、《协议》系在胁迫下签订等，该《协议》应属无效。 另查明，涉案18宗土地由第三人开发，在签订《协议》时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且土地上无其他建筑物。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因不参加法定年度检验于1999年5月20日被作吊销处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的规定，原、被告于1998年12月5日签订《协议》，原告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应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但原告于2020年4月8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协议》无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且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原告的请求权也不属于不适用时效的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的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贺州地区经济贸易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廖丽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莫启法 书 记 员 廖俊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