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9)陕0622行初95号     原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法定代表人王军，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申边疆，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白静静，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杜喜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杜玉涛，陕西厚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钢琴，陕西厚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马家湾。负责人：张宏，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谷海军，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地籍规划科科长。第三人延安敦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法定代表人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磊磊，陕西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延安市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二村）诉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城区分局）、第三人延安敦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凯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文二村法定代表人王军、委托代理人申边疆、白静静、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委托代理人袁钢琴、城区分局委托代理人谷海军、第三人敦凯公司委托代理人魏磊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7月7日，经过第三人敦凯公司申请，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延市土批字用发（2014）38号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6002013B00405），且第三人缴纳了相关契税及出让金等相关费用，经审查后，于2014年11月2525日向第三人敦凯公司颁发了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是住宅，面积是2149112平方米。原告文二村诉称，原延安市宝丰木器厂及延安市煤炭进出口公司院墙外0.5039公顷的土地系原告的集体土地。2000年7月25日经政府批准，原告在该土地上修建了临时集贸市场。该市场土地范围西临现文化沟路，南至延安市煤炭进出口公司和原延安市宝丰木器厂，东北至现延大附院家属区（又名雅荷小区）。2011年为了更好的管理集体土地，增加集体和村民收入，XX路XX市场土地交由第三人组织开发。2011年3月19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协议第一条明确双方合作开发的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雅荷小区围墙外四米，西北面以西大路为界，南面一线以原水渠为界；约3亩左右的土地，最后以统征办征地面积为准”。后双方因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文二村将第三人敦凯公司诉至宝塔区人民法院。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敦凯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被告城区分局颁发的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原告才得知该土地使用证书中将原告所有的土地登记在了第三人名下。而客观事实上，南面一线以原水渠为界至西北面以西大路为界等的土地系原告的集体土地（原系原告经政府批准修建的临时集贸市场），位于原告村内的原中国人民解XX队XX房围墙以外或院以外的土地系原告集体土地（上述事实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XX房管处于1991年8月2日出具的便笺为证）。1991年11月10日原告与延安市宝塔木器有限公司就改建道路、水渠改建达成协议书，约定的四至界限为“南以煤炭进出口公司木器厂大门为界；XX队XX公路XX线XX线为界，并在所空地退出3米为公路；西靠文二村修水渠边为界，但乙方必须留宽1.4米水渠；东至煤炭出口公司办公院大门口为界”，该协议第三条约定靠文二村（西边）由文二村自己修建，修建时必须给乙方留过水洞台阶，水洞台阶留给乙方修建，水洞上面修成的面积归乙方所有。2005年6月22日原告与延安市宝塔区宏丽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及所附图纸确定了原告集体土地的范围及界限，故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所附图纸中的除木器厂及市煤炭进出口公司以外的土地均为原告的集体土地，土地使用权证上将原告的集体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明显错误。另外，界址调查表上指界人处加盖的公章及签名均非本人签名，印章也非原告的印鉴。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是土地登记行政职权变更后继续行使土地使用权登记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被告在给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时，并没有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将原告所有的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界址调查表上指界人的签名及印章均非原告的签名和印章。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延安市宝塔区XX镇延宝桥政发（2000）第45号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西安房产管理所证明、XX沟XX队房地产价让统计表，用以证明原延安市宝塔区XX村XX市场土地系原告集体所有土地，该土地不归属兰州军区XX队，被告将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在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形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属于认定土地产权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该土地证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改建道路、水渠协议书，宏丽公司与文二村协议书2份及附图，新远公司与文二村协议1份，用以证明原木器厂、宏丽公司的建筑物位置，原告与木器厂、宏丽公司之间的水渠、道路位置以及签订协议书明确木器厂、宏丽公司之外的土地为原告的集体土地，被告未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将原告的集体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属于认定土地产权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该土地证依法应当予以撤销。3、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一份，XX路XX市场剩余土地为原告的集体土地，被告将该土地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形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4、延安市人民政府延政发【2011】第85号《关于收回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宝丰木器厂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延城国用（2014）第113、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界址调查表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1）结合第1至第3组证据证明，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证中的0.5039公顷土地系原告的集体土地，延安市人民政府对于该地块的性质及程序未作任何决定，故被告将原告的集体土地未经征收的法定程序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结合第3组证据白某某的签名和原告村委会印章证实界址调查表上白某某及文二村印章属于虚假，被告在明知指界人非本人，印章真实性未核实的情形下为认定土地性质，属于未核实土地性质，颁发土地证无证据，存在虚假，依法应当予以撤销。5、2013年10月29日原告变更村委会、支部委员会等五枚印章的相关资料原件，用以证明该村委会于2013年10月29日向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治安大队申请，更换了包括村委会印章在内的五枚印章，村委会印章变更为带有防伪编码6106020032440的“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文化沟二村村民委员会”印章，从而证明2014年的界址调查表上加盖的无编码“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沟XX村XX村委会的印章，被告在给第三人延XX房XX城国用（2014）第113、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过程中程序违法。6、中共延安市委延市XX号文件一份、延安市宝塔区档案馆的文件四页、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证明一份、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办事处证明一份及该街道办提供的原告支部委员会、村委会、财物专用章旧印章加盖的印模一份，用以证明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委办公室更换新章的文件规定，一致表明根据以旧换新的原则，原告在领取新章时交回了旧章，该市委文件也表明换新章后旧章停止使用，即便有关部门未收回旧印章，也应由被告来证明该旧印章继续在使用。原告经过多次努力查到该枚公章在桥沟政府保存，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辩称，1、该局不是所诉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该局成立于2016年6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在2014年作出的，因此应当由当时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举证答辩；2、该局已在职权范围内给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提供了原行政行为作出时的档案资料，应由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提交证据。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城区分局辩称，1、原告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属于本案适格原告，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2、原告诉请主张涉案宗地系集体土地无事实依据，涉案宗地为国有土地。3、答辩人颁发的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不应被撤销。4、界址调查表上指界人处加盖公章真实有效，签名处的签名系白某某本人所签。1、便函、同意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为国有土地，并非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2、图纸一份，用以证明该土地依法由八四八二九部队占有使用，在部队撤离后，该土地依法应收归国有，被告并未侵占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3、询问笔录两份，用以证明该土地并非原告所有，原告在占有该土地期间，仅享有使用权。4、复函、档案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行为。第三人敦凯公司称，1、市国土资源局对涉案土地挂牌拍卖时已经完成了土地征收工作，第三人是通过合法的竞买手续取得该宗土地的相关权利，且第三人已经支付了合理的出让价款，国土资源局的颁证合法；2、目前第三人已经根据土地证及其他审批程序在涉案土地上完成了建筑物的修建，并已经对外公开销售，故本案的审理不应当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敦凯公司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一、1、成交确认书复印件一份、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复印件一份及其附件：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收储文化沟内八四八二九部队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实施方案的请示》（延国土资耕发[2011]125号）、延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关于收储文化沟内八四八二九部队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实施方案》（延市土储发[2011]92号）、延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延安市机械厂宝丰木器厂《收储国有土地协议书》各一份、《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市煤炭出口公司宝丰木器厂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延政发﹝2011﹞85号）一份，3、陕西省事业性收费现金专用缴款书复印件两份、陕西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专用收据复印件三份、契税发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通过合法的竞买并公示后依法购得该宗土地的，且第三人已将出让价款及其他费用全部支付给了延安市财政局。故第三人取得该土地完全合法，办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书亦不存在被撤销的理由，人民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1、延安市宝塔区经济发展局文件延区经发（2009）01号，延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征宝塔区XX镇XX村土地面积、地类、土地权属及地上附着物确认书，延安市土地储备中心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上述证据中所加盖的公章与界址调查表中的公章一致，所以界址调查表中的公章系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故该界址调查表真实有效。2、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602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书、《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协议》系原告与第三人在民事案件中所提交的案件证据，该协议中有本案原告加盖的公章，此公章与界址调查表中的公章一致，原告将该协议作为证据即认可该协议中公章的效力，所以界址调查表中的公章系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故该界址调查表真实有效。3、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的一份证明，内容为该局给原告发放编码为6106020032440的公章时，无权收回村委会的原公章。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XX村XX村委会主任白某某进行了调查，白某某对于界址调查表中加盖的文二村的印章不予认可，对界址调查表中“白某某”的签名予以否认，称该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保存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档案中界址调查表四页。对于原告所提供的第1-4组证据，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未发表质证意见，对第5、6组证据，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两组证据显示原告新、旧公章同时使用，不能证明为第三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程序违法。被告城区分局对证据1中的延安市宝塔区XX镇延宝桥政发（2000）第45号文件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西安房产管理所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便函证明土地的使用权交由原告，并不是所有权，涉案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对XX沟XX队房地产价让统计表认为不能证明相关土地的四至界限；对证据2、3、4均无异议。对第5、6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的原公章没有停止使用，很多文件中都出现了该枚印章，在界址调查表中加盖该印章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敦凯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中的相关土地不能反映出系本案涉案土地，也无法证明原告享有所有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木器厂及宏丽公司、鑫园公司均非土地确权部门，其在订立协议时无法确认该土地的权属，签订的协议也不能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同时，原告提供的改建道路协议书中体现了原告将空荒地转让给木器厂，因集体土地本属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共有，其转让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该协议书也是无效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第三人与原告签订该协议时，并不知晓原告不享有该土地的所有权，故在之后通过合法竞拍手续获得土地使用权，至于对该协议是否申请解除或确认无效系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与本案无关，同时，就该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三人已在民事诉讼中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恰能说明第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两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旧公章停止了使用，被告为第三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程序合法。被告城区分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中便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明不了涉案土地就是XX队占用的土地，认为文二村的同意书是假的，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同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图纸上实体部分由部队占用，XX队XX队占有和使用；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会议纪要不应当是一个人签字，且上面写的很清楚土地交由原告使用，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该争议的土地是属于原告的，所以才由原告占用。询问笔录格式不对，后面第二页变成了会议记录，前后不搭。该询问笔录是后期补的，其询问和记录是一人，但笔迹不是一个人记录的，该证据恰能证明涉案土地归还给原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4中复函认为没有时间，市土地局的时间是2010年12月13日通过了预审，城区分局应该是在2010年12月13日前收储的，2011年的6月22日才跟马润财和曹新江做的谈话，应当是先谈话再收储，所以程序严重违法，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关于档案中，土地审批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土地局套用了市政府文件出具的，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2011年3月19日本案第三人与本案原告签署了一个关于合作开发楼盘的协议，说明第三人占用了原告的土地应当返还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100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地，作为本案第三人明知涉案土地是有争议而又在2013年12月31日通过招拍挂对涉案土地购买了使用权，并没有向土地管理部门阐述与原告之间争议的事实，程序违法，所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关于延安市土地规划局给国土资源局出具了一个规划文件（2013）延市建规文件，规划文件是2013年12月16日政府才同意公开招拍挂，出让合同是2013年12月31日签订，所以程序不合法。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总之，对证据四的合法性有异议，程序违法。所有的文件等程序都是依据是2016年54号延安市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作出的，但从始至终该会议纪要没有出现过，且其规划中并没有涉案土地。被告没有提供收储过程中四邻签字开展表。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敦凯公司对城区分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敦凯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1、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为什么还要购买涉案土地；2、第三人明知与原告之间的协议并未经过人民法院和仲裁中心确认无效，而又通过招拍挂形式购买该土地的使用权，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正常的；3、本案第三人至今未提出要求解除或撤销其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原告向宝塔区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第三人履行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的案件已经生效，法院的判决认为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是有效的，可以证明该建设土地出让合同是无效的。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2证据，原告认为所涉及的文件中加盖文二村印章的时间均在文二村更换印章之前，不能证明界址调查表中加盖的印章是文二村的真实印章，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文二村的旧印章没有停止使用。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城区分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对于本院对白某某所做的调查，原告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被告程序违法。被告不动产登记局、城区分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界址调查表上白某某的签名不属实，但白某某对调查表上加盖的文二村村委会仅仅是不确定。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即使白某某的签名不属实，但应该以加盖的印章为准。对本院调取的涉案界址调查表复印件，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XX镇政府延宝桥证发（2000）第45号文件，可以证明XX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告在该村土地上建立临时集贸市场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西安房管所的便函可以证明涉案土地中部队征用部分与未征用部分所有权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XX沟XX队房地产价让统计表可以证明相关部队房产转让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XX组XX村与其周围相关单位、企业就土地使用界限问题所作的相关约定，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中的延安市人民政府延政发〔2011〕85号文件可以证明延安市人民政府收回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宝丰木器厂等国有土地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延城国用（2014）第113、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可以证明被告给第三人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界址调查表可以证明被告在为第三人办理延城国用（2014）第113、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过程中，对涉案土地界址调查的登记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5、6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10月份左右根据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延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要求更换村委会印章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城区分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局为第三人敦凯公司办理延城国用（2014）第113、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敦凯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敦凯公司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2中相关文件上加盖原告文二村村委会印章的时间，均在原告2013年10月更换村委会印章之前，原告虽然对上述文件中加盖的村委会印章无异议，但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界址调查表中加盖的文二村村委会印章是原告使用的旧印章，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该组证据中的（2018）陕0602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情况及判决结果，本院予以采信。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的证明可以证明2013年10月左右原告文二村更换村委会印章时，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未收回旧印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白某某的调查可以证明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界址调查表中白某某的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本院调取的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界址调查表复印件可以证明该局在给涉案土地登记过程中的指界情况，本院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原告文二村的一部分土地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XX队征用。后该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搬迁销号。上世纪九十年代，该部队搬迁后，其所征用土地中的一部分经相关单位协调，由原告文二村使用。2000年7月25日，延安市宝塔区桥沟政府向延安市规划局发文称，XX村XX市场，该政府经过考察后，经过研究同意建立，请尽快批准实施。约2002年文二村修建了农贸市场。2008年8月23日，延安市XX环XX室XX村签订了《征收集体土地协议书》，征收了文二村11.811亩集体土地，占用了原告所建的部分农贸市场土地。2011年3月19日，文二村与第三人敦凯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XX村XX路XX市场土地交由敦凯公司组织开发，修建高层建筑，建成后敦凯公司返还原告商业面积1500m2，办公面积150 m2，产权归原告所有。2011年6月23日，延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向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延市土储发（2011）92号《关于收储文化沟内八四八二九部队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实施方案》，该文件中写明，根据2010年第54号延安市人民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和收储计划的安排，延安市收储中心拟收储位于文化沟内国有划拨土地约1.0537公顷，其中部队0.5039公顷、市煤炭出口公司0.35公顷、宝丰木器厂0.1998公顷，用于建设商业、商铺住宅项目。2011年6月28日，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向延安市政府出具延国土资耕发（2011）125号文件，请示延安市收储中心的上述实施方案。2011年11月2日，延安市土地收储中心与延安市机械厂宝丰木器厂签订了《收储国有土地协议书》，以1348650元的价格收储了宝丰木器厂划拨土地0.1998公顷。2011年11月8日，延安市土地收储中心与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签订了《收储国有土地协议书》，以2362500元的价格收储了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的国有划拨土地0.35公顷。2011年11月21日，延安市人民政府出具延政发（2011）85号文件，即《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市煤炭出口公司宝丰木器厂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该文件写明市政府同意收回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3995.53平方米及宝丰木器厂国有土地使用权1998.65平方米，请市国土资源局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2013年12月31日，延安市国土资源局与敦凯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4150万元的价格向敦凯公司出让了位于文二村总面积10537.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014年11月2420日，敦凯公司取得了延城国用（2014）第1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商业，使用权面积1425平方米。2014年11月25日，敦凯公司取得了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住宅，使用权面积9112平方米。另查明，2013年4月25日，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发布了延市办字（2013）26号《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更换新型防伪印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延安市范围内各级国家党政机关、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院校，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居（村）民委员会必须统一更换新型防伪印章。并要求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市印章使用单位一律使用经过公安机关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后的新型防伪印章，停止使用无防伪芯片印章。2013年10月29日，文二村向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申请更换包括村委会印章在内的五枚印章。2013年11月2日，相关部门向其交付了新型防伪印章，其中文二村村委会印章编码为6106020032440。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证审批时间在2014年，应该适用当时施行的相关法律、法规。2004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按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土地登记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应当依照本办法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依法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土地权利证书”，根据该规定，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当时具有进行土地登记、颁发土地使用证书的职责。《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一）土地权属有争议的”。《城镇地籍调查规程》3.2.6.1规定：“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3.2.6.2规定：“单位使用的土地，须由法人代表出席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个人使用的土地，须由户主出席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户籍簿。法人代表或户主不能亲自出席指界的，由委托人代理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委托书”。3.2.6.6规定：“一宗地有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时，要查清各自使用部分和共同使用部分的界限”。《地籍调查规程》中与之相关的规定与《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内容相同。上述两部调查规程，是我国关于土地地籍调查的行业标准，凡是在我国境内开展地籍调查工作，均应该严格按照其规定办理。本案中，被告提供的2014年的界址调查表中，文二村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白某某的签名，与其本人所写的名字存在明显差异，被白某某予以否认。被告未能提供白某某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的证据，白某某本人也未陈述其委托他人代为指界。界址调查表中加盖的文二村村委会印章，并无防伪编码，与文二村2013年11月更换的村委会防伪印章存在明显差异，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文二村已经将旧印章交给了上级部门，虽然因为上级部门人员交替等原因导致何时上交无法确定，但是文二村作为一级村民自治组织，在新印章已经启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使用旧印章，不符合逻辑。被告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供文二村在2014年左右仍然使用旧村委会印章的证据，也未申请对界址调查表中加盖的文二村村委会印章进行鉴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涉及的土地，涉及年代久远，土地使用及权属情况复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对土地确权过程中，应该认真加以甄别，以免出现错误。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西安房管所出具的证明表明，XX队XX房围墙以外或院以外，部队未征用的土地，产权均归生产队所有，而文二村与木器公司的协议中注明“东北以原部队八OXX路XX线为界”，充分说明部队所征用的土地与文二村的土地紧密相连，被告在进行确权时更应该仔细区分，并由文二村法定代表人到现场指定界限。但是本案第三人提供的延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延安市煤炭出口公司、延安市机械厂宝丰木器厂签订的两份《收储国有地协议书》中，除了当事人、土地面积和补偿价格不同外，其余文字、措辞完全一致，尤其是两块地块的四至界限完全相同，反映出涉案土地登记、确权工作并不严谨。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在调查本案涉及的土地地籍情况时，未通知利害关系人文二村到场指定土地界限，将权属存在巨大争议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使用，违反了相关法律及行业标准的规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进行涉案土地登记过程中，履行了公告等程序，足以认定其为第三人敦凯公司办理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应该予以纠正。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作为国土资源局国土登记工作的承接单位，应该对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于2014年11月25日为第三人延安敦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颁发的延城国用（2014）第1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二、责令被告延安市不动产登记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负担。XXXXXXXXXXXXX135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贺军宁 人民陪审员       刘秋祥 人民陪审员       白桂峰   二O二O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杨军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