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22926号原告：徐世安，男，汉族，1970年8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礼愿，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婉芳，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敬汉，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赏，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徐世安诉被告张敬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世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婉芳，被告张敬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吴天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世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40%股权返还给原告并协助变更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3月26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其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锦都公司）原出资33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中的140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元转让给被告，转让金1400万元，2015年3月26日前，被告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原告，从2015年3月26日起被告张敬汉成为天虹锦都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原被告双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被告至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被告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股权。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张敬汉辩称：1.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履行期限为2015年3月26日，而原告于2019年6月才就该合同主张权利，早已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2.天虹锦都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成立，而原告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3月26日，此时公司刚刚成立，原告尚未缴纳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也并未产生任何实质的价值，而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口头约定，被告出资1400万元作为股东，加入天虹锦都公司分摊原告40%的出资份额，与原告合作经营公司，由被告直接将1400万元支付至公司的账户，用于公司的经营。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1400万元的出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只是原被告双方用于办理股权登记的手续，已经履行完毕。不具有法定和约定的解除事由，而且原告自2015年3月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一直到起诉前已经有四年有余，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权利，说明双方的合作模式，并且认可被告已经履行相应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原告现在诉请要求解除该合同返还股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徐世安尚欠被告张敬汉近200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被告不可能欠原告股权款，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投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4.原告早已被多个法院纳入失信人员名单，涉及案件多达15个，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且原告徐世安在天虹锦都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多个法院冻结，原告已经严重违背诚信涉嫌拒绝履行的刑事罪，其信用度极低，其主张不予以采纳，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6日，原告（转让方）与被告（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订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和股东会决议，就转让方在天虹锦都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如下协议：徐世安股东将原出资33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中的1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转让给张敬汉，转让金1400万元；2015年3月26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从2015年3月26日起张敬汉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合同落款处有原被告的签名确认，以及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在“其他股东盖章”栏处盖章。同日，天虹锦都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增加公司股东张敬汉。同意变更公司认缴出资额和注册资本比例：变更前的股东和出资额为徐世安出资额3325万元（占注册资本95%），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175万元（占注册资本5%）；现徐世安股东将原出资额33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中的140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转让给张敬汉，转让金1400万元；变更后的股东和出资额为徐世安出资额1925万元（占注册资本55%）、张敬汉出资额1400万（占注册资本40%），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175万元（占注册资本5%）。落款处有原被告签名及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天虹锦都公司的盖章确认。2015年3月31日、4月3日，被告分别向天虹锦都公司转账1200万元、220万元，转账附言均为“张敬汉投资款”。被告认为其已将合同约定的1400万元转账至天虹锦都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及经营资金使用，而原告认为上述转账系被告向天虹锦都公司的出资而非合同约定的转让金，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转让金1400万元。广东中浩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0月25日出具《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载明审验了天虹锦都公司截至2015年4月13日止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首次实收情况，股东包括徐世安、朱士硕、张敬汉、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徐世安认缴金额1225万元，出资比例35%，实缴金额605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7.28%；张敬汉认缴金额1400万元，出资比例40%，实缴金额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0%。徐世安货币出资605万元，于2015年4月13日缴存天虹锦都公司的账户内；张敬汉货币出资1400万元，于2015年4月3日缴存天虹锦都公司的账户内。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3日、2017年3月8日出具《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载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公司实收资本中，徐世安的本期增减变动为1202万元，张敬汉的本期增减变动为1420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公司实收资本中，徐世安的年初余额为1202万元，张敬汉的年初余额为1420万元。被告称上述验资报告与审计报告的截止时间不同，导致二者显示徐世安的实缴出资金额不同。被告为证明其抗辩，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粤0511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及（2018）粤0511执51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尚欠被告近2000万元借款及利息未偿还，被告不可能欠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情况及天虹锦都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网页打印件，以及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已被多个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原告违背诚信原则，信用度低，其陈述不具备可信度，不应予采纳。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另查明，天虹锦都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3月1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系徐世安，股东包括徐世安、朱士硕、张敬汉、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酒店管理等。以上事实，有原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审计报告，被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电子银行回单、验资报告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其出资中的140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在2015年3月26日前将转让金1400万元全部付给原告，而被告分别于2015年3月31日、4月3日向天虹锦都公司转账1200万元、220万元，转账总额已超1400万元，原被告对于上述转账是否属于案涉合同约定被告受让1400万元出资份额的对价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在原被告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之时，原告就其转让给被告的40%的出资份额1400万元尚未实缴，若将案涉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其给付的转让金1400万元理解为股东向公司实缴出资以外的溢价收益，那么原告应当将其转让给被告的1400万元出资依法足额缴纳，但原告并未补缴其转让的1400万元出资，而被告已将1400万元转账至天虹锦都公司账户，验资报告、审计报告将该款项确认为被告就其受让的1400万元出资份额的实际缴纳，若原告主张被告未支付其受让的1400万元出资份额的对价的情况属实，原告却未在当时向被告、天虹锦都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曾提出异议），还配合完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原告的做法与常理不符。从签订案涉合同至原告起诉的四年有余的期间内，原告未向被告提出支付转让金1400万元的要求（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被告提出该要求），原告的该种做法亦不合常理。另外，在2015年3月26日即案涉合同签订时，天虹锦都公司成立尚不足一个月，原告未举证证明该公司在当时已承接了有高额盈利的项目或对他人享有高额债权，原告主张其转让的40%的出资份额的溢价价值已高达1400万元亦明显不合理。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以各自的行为作出了以下的意思表示，即同意被告向天虹锦都公司转账缴纳1400万元出资作为被告受让原告转让1400万元出资的对价。被告已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支付受让1400万元出资的对价的义务，故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40%股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即便原告主张被告未支付案涉合同约定转让对价的情况属实，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提起诉讼主张行使解除权亦已超出相应的除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对于原告主张解除案涉合同的情形，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亦未催告，但案涉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5年3月26日前向原告给付转让金，若按原告的主张被告并未给付，那么原告于次日即2015年3月27日已知晓原告主张的被告违约的事实，故该项解除权行使期限应自2015年3月27日起算；虽然该项解除权的具体行使期限无法依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来确定，但按照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理解，该期限应当至少是合理期限，但自原告知晓其主张的被告违约情形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四年，该期间已远超出一般理解的合理期限，故应认定原告提出解除案涉合同的主张已超出解除权行使期限。综上，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40%股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世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5800元，由原告徐世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昭君人民陪审员  严立群人民陪审员  石塞寒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何子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