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12民初10869号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解放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11567789188F。法定代表人：方文平，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峰、陶晶，江苏山师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经济开发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36614210727。法定代表人：朱文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强，男，汉族，1962年12月2日出生，系公司股东，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下简称：“惠达化工公司”）与被告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华强玻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达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晶，被告华强玻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朱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643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约15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陈述称漏算了被告已支付的3万元货款，故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支付货款1034300元，并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违约金计算至货款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公司经营化学品，且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文平的丈夫罗建实际管理公司。2018年，经案外人王献良介绍，罗建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鹤（2019年8月13日变更为现在法定代表人朱文君）认识，随后双方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12月24日，双方网签《购销合同》，约定原告以214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被告400吨重质碱。后双方协商增加数量，发货11车，共计运送481吨重质碱至被告处，货款共计1029340元。时至2019年4月27日，被告迟迟未能结清货款，原告拒绝继续供货，后双方达成《补充协议》，约定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被告须向原告暂结60万元货款，否则将承担原合同货款每日2%的违约金。《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同意继续少量供货，与被告网签《购销合同》，约定以2070元/吨的价格进行买卖。原告于2019年4月28日将32吨重质碱运送至被告处，货款共计66240元。2019年6月，在原告多次催要后，被告安排王献良向原告支付120000元货款。2019年6月，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以1980元/吨的价格再次发货2车，将共计64吨重质碱运送至被告处，货款共计126720元。此后，被告仅陆续付款38000元，原告一直催要，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直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064300元。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状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货我们都收到了，而且货款差不到10万元，其余已经全部付清，货款是付给案外人王献良的，因为王献良是代表原告来收钱的，王献良也给了部分钱给原告，原告公司我们不熟悉也不认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一份（3页），证明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沈鹤，后于2019年8月13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朱文君至今；沈鹤、张兰香、李竹、朱强皆为被告公司股东，朱文君为高级管理人员；证据2、购销合同一份（1页），证明2018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告网签《购销合同》（下简称合同1）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重质碳酸钠400吨，单价2140元/吨，其中合同第九条约定“违约方按每天承担货款0.5%的违约金”，被告在买方处盖章，其法定代表人朱文君在买方处签字。原、被告双方于当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证据3、发货清单一份（6页），证明原告实际履行了合同1约定的发货义务：原告留存了自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与被告交易的发货清单，共11车，385吨（余3车、96吨发货清单未留存）；发货清单上明确表明发货单位是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货车车牌号、净重、签收人的签名、签收情况及货物到达地是华强玻璃仓库；证据4、说明一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13页），证明2019年1月23日，被告公司在收齐第一次货物后向原告出具《说明》一份，要求原告按被告子公司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开票资料给予开票；原告应被告要求以其子公司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信息开票，发票共计12张，其上显示数量系第一次发货数量共计481吨，被告收到发票后未予异议；证据5、货车司机运送记录一份（3页），证明原告根据合同时间履行了交付义务，共向被告提供481吨货物，货车司机运送记录中明确了运送日起、运送车辆车牌号、运送数量、司机姓名以及运送目的地为华强玻璃仓库；证据6、2019年4月27日《购销合同》（下简称合同2）一份（1页），证明2019年4月27日，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网签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重质碳酸钠100吨，单价2070元/吨，其中第九条约定“违约方按每日承担货款0.5%的违约金”。被告公司在买方处盖章，其法定代表人朱文君签字，总经理王献良以担保人身份签字，原、被告双方于当日形成第二次买卖合同关系；证据7、发货清单一份（1页），证明原告实际履行了合同2约定的发货义务：分两批次发货，原告仅留存第二批中1车、32吨的发货清单。（余2车，第一批次的1车、32吨和第二批次的1车、32吨发货清单未留存）；发货清单上明确表明发货单位是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货车车牌号、净重、签收人的签名、签收情况及货物到达地是华强玻璃仓库；证据8、收条一份（1页），证明2019年4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证明原告根据合同2）实际履行了发货义务即第一批次的1车、32吨，已经被告仓库盖章和仓库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证据9、货车司机运送记录一份（1页），证明原告根据合同实际履行了交货义务，共向被告提供96吨货物，货车司机运送记录中明确了司机2019年4月28日驾驶苏Ｇ×××**货车送32吨重碱至安徽华强玻璃厂，2019年6月5日驾驶苏Ｈ×××**货车送32吨重碱至华强，2019年6月5日驾驶苏Ｈ×××**货车送32吨重碱至华强。以上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发货清单、增值税发票、运送司机记录已形成完整的发货、运送、开票证据链，原告已经履行了两份《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证据10、补充协议一份（1页），证明被告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与原告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承认其因新项目造成应付原告公司的货款至协议签订日未到位，约定2019年5月份向原告支付60万元货款，如有违约，每天支付合同货款的2%作为违约金，被告加盖公司印章且其法定代表人代表朱强签字；证据11、聊天记录一份（1页），证明原告在履行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的交付32吨货物后，因被告先行违约、拖欠货款，原告损失巨大，催要款项未果后停止交付剩余数量的货物，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后再继续发货（因此原告将第二份合同约定的货物分两批交付）；证据12、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1页），证明被告安排其总经理王献良于2019年6月4日向原告分两笔转账5万元、7万元共计已支付12万元货款；证据13、转账记录一份（1页），证明被告安排其总经理王献良于2019年8月18日通过微信分两笔向原告转账1万元和1万元，于2019年9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8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1万元，共计支付38000元货款；证据14、聊天记录一份（1页），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丈夫罗建于2019年6月10日通过微信向被告总经理王献良发送对账单，王献良表示收到，无异议；后于2019年11月14日通过微信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朱文君发送对账单，朱文君未回复，也未反驳。以上证据10-14，证明直至起诉日，原告多次催要货款，被告对欠付货款事实并未否认，多次签订付款协议，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158000元货款。本次庭审中，原告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5、王献良交通银行流水一份（共15页），证明原告公司罗建于2019年6月4日收到王献良支付货款12万元，7月3日收到2万元，7月23日收到1万元，9月6日收到8000元，另微信收款2万元，支付宝收款1万元，共计收到货款188000元。证据16、2019年11月份，王献良乘坐原告公司总经理罗建的车去安徽华强厂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以及罗建与王献良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王献良是华强公司的聘用总经理，聊天记录中可见王献良自述把华强公司做强做大；证据17、罗建往来华强公司通行费票据，证明罗建陈述的其于2018年12月份到被告公司考察属实。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代理人表示需要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征询双方意见后，限定被告庭后三个工作日内（2020年1月23日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并提交证据，逾期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被告代理人表示同意。但被告未在限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仅将所举证据邮寄本院。后本院多次电话通知被告及其代理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但被告及其代理人均置之不理。被告经质证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3、4、5、7、8真实性不表异议，对证据2、6、10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虽然收到了货物，但是从王献良处收到的，而王献良代表的原告，故被告将货款给了王献良；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清楚，但认为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原告单方和被告法定代表人朱文君的聊天，朱文君并未回复；对证据12、13、1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向王献良付款，王献良再向原告付款，被告和原告并不认识。对证据15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被告只把货款付给王献良，被告不欠原告的钱。对证据16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虽然当庭播放的录音中是王献良本人的声音，但录音内容系王献良乘坐原告总经理罗建的车一同前往被告公司，可以证明王献良是原告公司员工；对证据17的真实性不清楚。本院于2020年3月初收到被告邮寄的以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一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社保缴费证明、工资表，证明王献良不是被告公司员工；证据3、财务转账凭证、收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协议书等，证明被告已付货款；证据4、增值税发票，证明被告已付货款。原告经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朱文君系被告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王献良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因为朱文君作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出现在该社保缴费记录中，且未缴纳社保不能直接证明王献良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同时社保缴费证明中涉及被告公司员工25人，但工资表中仅涉及14人，两者仅有7人重合，所以工资表也无法证明王献良不是其公司员工；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均是被告公司与王献良之间的往来交易记录，与原告公司无关，不能达到被告公司已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中的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于微信、支付宝付款记录、银行承兑汇票、王献良出具的收条、2019年11月4日“协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从被告提供的多组证据可以看出，2019年11月4日“协议”中“王献良”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字，该份“协议”原告公司并未加盖印章，对原告公司不发生效力。从被告公司提供的2019年6月3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案外人朱强（本案被告代理人）转给王献良3000元，并说“这3000元钱是给弟妹过日子的，一定要给她”，结合两人其他聊天内容，足以证明两人很熟悉。另外2019年2、4月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献良将原告开具的发票均拍照发给了朱强，发票上明确开票单位是原告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已按照被告要求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被告公司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发票的查询记录只能显示盖章发票的基本信息，证明发票的真实性，无法证明被告已支付货款，且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27日，而原告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日期是2019年1月23日。在开具发票后，原、被告仍书面约定具体付清相应货款的时间，由此可以证明该笔交易是依据交易习惯，即由原告先开具发票，再由被告支付货款，故被告公司应依约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第1-17号证据，被告无法定事由未在本院限定期限内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且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故对原告提交的第1-17号证据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第1号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依法予以确认；对第2、3号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第4号证据，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依法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被告已支付货款的证明目的。为查明案外人王献良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本院当庭电话联系王献良，王献良电话中陈述其并非原告公司员工，仅是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原、被告签订三份合同，因为被告未能向原告支付货款，其在第二份合同中还作为担保人替被告担保，被告公司沈鹤曾让其到被告公司工作，还口头聘用其为经理，对于被告为何将货款给他，王献良表示不清楚，他仅是帮朋友催被告向原告付款，截至目前被告还有30余万元货款未支付。对于其已收取的货款，王献良表示尽可能退还给被告。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华强玻璃公司于2007年4月23日经登记成立，并于2019年8月3日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鹤变更为朱文君至今。2018年12月24日，原告（供方）与被告（需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销售重质碳酸钠400吨，单价2140元/吨，合同第八条约定，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供方（原告）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第九条约定，需方（被告）违约需按日向供方（原告）支付货款0.5%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陆续向被告发货14车，总计481吨，货值1029340元。2019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说明一份，内容：“请按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新生玻璃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的开票资料给予开票（16%增值税票）”，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开具了总计发货数量为481吨的增值税发票12张。2019年4月27日，原告（供方）与被告（需方）又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销售重质碳酸钠100吨，单价2070元/吨，其余内容同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购销合同》，被告在合同右下方买方处加盖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案外人王献良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因被告前期投入新炉建设、环保设备等客观原因造成应付给原告的货款至今未到位，现补充以下协议：自5月1日—5月31日被告必须付给原告货款60万元，如违约每天支付原合同货款的2%作为违约金。上述合同以及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4日分两次向被告发货3车，共计96吨，货值192960元（其中32吨按照2070元/吨计算，另64吨按1980元/吨计算）。2019年6月4日，被告安排案外人王献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12万元，后于2019年7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2万元，又于2019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1万元，另于2019年8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货款2万元，再于2019年9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8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货款1万元，以上共计通过王献良支付货款188000元。2019年11月1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对账单，内容为“重质碱481吨，单价2140元一吨，合计1029340元，之后33吨一车，单价为2090元一吨，合计68970元，还有两车合计64吨，单价1980元一吨，合计126720元，减去已付12万，未付货款合计1105030元。利息是165754元，加上货款合计1270784元，减去已付48000元，总共货款加利息1222784元未付”。被告对上述对账单未予以回复。因原、被告对购销合同未尽事宜分歧较大，经本院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先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陆续向被告发货14车，总计481吨，货值1029340元，后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4日分两次向被告发货3车，共计96吨，货值192960元，以上发货共计货值1222300元，扣除被告支付的188000元货款后，原告主张剩余货款1034300元，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违约需按日向原告支付货款0.5%的违约金，现原告将违约金标准调低至月利率2%，虽符合合同约定，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故仍属过高，应予以适当调整。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确定违约金按年息6%自被告实际接受原告货物的日期为起算点，分阶段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经计算，截止2019年12月13日，被告应支付违约金38716.97元，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货款1034300元，并支付违约金38716.97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3日，并从2019年12月14日起至全额给付之日，按年息2%继续计算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729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20729元，由原告淮安市惠达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948元，被告安徽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7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浦支行，账号：62×××28）。审 判 长  王 强人民陪审员  许新飞人民陪审员  袁梅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丁 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