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95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新中利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7114695425。 法定代表人：陈武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程，广西唐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法辉，广西唐程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曰九，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籍人，住越南，系富利私人企业（ＰＨＵＬＯＩ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的所有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晟，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清，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富利私人企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5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过云庭系统以互联网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中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程、黎法辉，被上诉人富利私人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晟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富利私人企业和黎曰九向本院提交《变更原告诉讼主体申请书》，申请将原告的主体确认并变更为黎曰九，同时注明黎曰九为富利私人企业的所有者，黎曰九对已经发生的诉讼程序和结果已知晓并表示认可。本院审查后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桂民终959号之一民事裁定，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富利私人企业变更为黎曰九。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中利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5民初166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驳回富利私人企业的起诉或驳回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当。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受理本案没有法律依据。1.双方在案涉《购销合同》第十条约定“万一争议发生，双方同意友好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了，由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依据越南工商会仲裁规则或越南的法院依据越南法律解决”，由此可见，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排除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2.新中利公司曾于2013年6月就案涉《购销合同》项下货物质量索赔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双方合同约定有效的仲裁条款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2013）北立民初字第2号]，此后二审裁定维持[（2013）桂立民终字第35号]，故生效裁定已否定一审法院的管辖权。3.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受理本案起诉错误。首先，该条款不适用于本案，而是针对第二百七十四十条当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如何采取仲裁或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的规定。其次，对于包括本案越南在内的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人民法院不是依照第二百七十四条作出予以执行与否的处理，而是依照第二百八十三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之规定予以承认、执行与否的处理。此条规定并没有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不被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后仲裁当事人可以直接在中国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被上诉人应该在越南寻求法律救济而不能向一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二、本案起诉违背一事不二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应驳回起诉。本案纠纷已经越南国际仲裁中心裁决，仲裁时国际公认的准司法行为，且黎曰九曾于2016年8月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2016）桂05执外认1号]，现在的起诉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三、一审法院严重侵害新中利公司的诉讼权利。1.一审法院通过EMS向新中利公司送达诉讼文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在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邮寄送达，新中利公司正常经营，其住所地与工商登记地址、起诉状地址一致，不存在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情形。2.一审法院未给予新中利公司30日举证期限。新中利公司于2019年7月1日才收到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传票。此前6月三次EMS送达因一直强调要陈武强本人签收他人不得代收而未有效送达，直至7月1日快递员提出可以代收才由员工代收。由此可知，诉讼文书邮寄送达对象一直是陈武强而非新中利公司，直至7月1日收到邮件后才得知新中利公司被诉，此时距传票确定的开庭时间2019年7月22日不足举证通知书中规定的30日举证期限。新中利公司主观上认为一审法院会延期开庭而未能及时办妥应诉工作，导致未参加庭审。3.新中利公司虽未参加庭审，但在8月1日和11日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答辩状》和《关于一起复杂、典型的涉外民事案件的紧急反映》，要求一审法院保障新中利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提出管辖权问题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此时即便新中利公司未到庭抗辩，也并不等于丧失一审所有抗辩权。依照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应对新中利公司的陈述和提交的不予受理民事裁定进行分析并作出采纳与否的认定，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对新中利公司的所有答辩和陈述不予理会，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未作答辩和举证，既不符合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四、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约定，新中利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银行工作日内开出发票总值90%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余下的10%自收到提单的18日内支付剩余10%。新中利公司于2012年6月19日收到富利私人企业开出的提单，应付款时间为2012年7月7日，其诉讼时效于2014年7月6日届满。富利私人企业在2019年5月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审庭审中，新中利公司补充上诉理由认为，富利私人企业原告主体不适格，在2016年8月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2016）桂05执外认1号]案件中，以黎曰九作为申请人，而不是富利私人企业，故本案以富利私人企业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 被上诉人黎曰九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新中利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依法提起管辖权异议，应视为认可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依照新中利公司所述，其在2019年7月1日收到起诉状副本，本应按照规定在收到后15日内提交答辩状以及提出管辖权异议，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一审法院的管辖。本案富利私人企业是外国企业，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履行地以及新中利公司住所地均在中国北海市，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没有违反级别管辖以及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双方虽然约定合同争议由越南国际仲裁中心裁决，由于黎曰九已按约定提起仲裁，在得到裁决后又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但经审查后一审法院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鉴于此，黎曰九的合法权益无法获得保障，而与新中利公司又不可能再重新达成新的仲裁协议，黎曰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十八条第一款“为本条约的目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院应被认为依照本条约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五）在合同争议中，合同在该方境内签订，或者已经或应该在该方境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该方境内；”的规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条约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在涉外编没有规定的情形下，适用第二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之情形。提起本案诉讼是以仲裁裁决不被承认和执行为前提，黎曰九基于新发生的事实所提起的诉讼，不存在重复起诉的情形。即使新中利公司认为仲裁裁决仍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黎曰九起诉亦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参照该解释第五百四十四条第二款“承认和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亦不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侵害新中利公司诉讼权利的情形。一审法院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相关文书符合规定，而导致新中利公司举证期限不足30天的原因在于自身，快递员多次送达无人签收，鉴于其存在诉讼经验，明知是人民法院诉讼文书而采取消极态度，导致举证期限不足30天。由于新中利公司未对本案实体事实提出异议，即使举证期限不足30天也不影响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不符合改判条件。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黎曰九在2012年6月因新中利公司未按期付款后，已于2013年4月11日向越南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该中心在2013年9月13日作出05/13HCM裁决。黎曰九于2015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一审法院在2018年5月31日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随即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六项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 富利私人企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02206.73美金，即人民币2094020.65元（按照2018年10月21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6.9291计算）;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人民币766987.41元(以2094020.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贷款利率1.3倍，从2012年7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届满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10月6日，以后另计)；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以下事实： 2012年3月20日，原告富利私人企业（卖方）与被告新中利公司（买方）签订01/PH-BH/2012《购销合同》，约定：新中利公司按单价233美元/吨（CFRFOBEIHAIPORT,CHINA）向富利私人企业购买15000吨越南木薯片，总价为3495000美元。新中利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富利私人企业发票金额90%的货款，自提单开出后18日内以美金的形式向富利私人企业账户支付剩余发票金额10%的货款。该合同同时约定了规格、品质、交货、付款、数量、重量等条款。上述合同签订后，富利私人企业于2012年4月20日向新中利公司提供2964.90吨木薯片，并开出提单；富利私人企业于2012年5月2日向新中利公司提供2951.586吨木薯片，并开出提单。2012年5月20日，富利私人企业与新中利公司就上述合同签订01/2012《补充协议》，约定将余下的8600吨木薯片按照245美元/吨的单价交易，合计2107000美元，富利私人企业于12年5月31日前交货。2012年5月30日，富利私人企业与新中利公司签订02/2012《补充协议》，将《购销合同》的交货日期变更为2012年6月15日。2012年5月30日，富利私人企业与新中利公司签订03/2012《补充协议》，再次将《购销合同》的交货日期变更为2012年6月30日。2012年6月19日，富利私人企业向新中利公司提供6708.27吨木薯片，并开出提单。新中利公司通过信用证分三次先后向富利私人企业支付621739.53美元、618947.59美元、1479173.54美元，合计2719860.66美元，尚欠富利私人企业302206.73美元（690821.7美元+687719.54美元+1643526.15美元-621739.53美元-618947.59美元-1479173.54美元）。 因新中利公司未按约支付尾款，2013年4月11日，黎曰九向越南裁判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新中利公司清偿尾款。2013年9月13日，越南裁判委员会作出案涉仲裁裁决，裁决：1.准许原告黎曰九对被告新中利公司的要求，具体如下：（i）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未支付的10%货款，即美金302206.73元。（ii）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即美金24988.90元。2.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裁判费越盾287759299元(大写：贰亿捌仟柒佰柒拾伍万玖仟贰佰玖拾玖元整)。 2016年8月2日，原告黎曰九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2018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桂05号裁定书，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越南裁判委员会所作05/13HCM号仲裁裁决。富利私人企业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富利私人企业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企业，本案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应当适用我国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黎曰九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而被告新中利公司的经常居住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属于与案涉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裁判。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新中利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若存在违约，被告新中利公司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 一、关于被告新中利公司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案涉《购销合同》的约定，新中利公司应自提单开出后18日内以支付美金的形式向富利私人企业账户支付剩余发票金额10%的货款，现有证据证实富利私人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向新中利公司交付木薯片，并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2012年5月2日、2012年6月19日开出提单，而新中利公司一直没有依约支付剩余发票金额10%的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被告新中利公司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富利私人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向新中利公司交付木薯片的义务，而新中利公司在支付大部分货款后，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剩余10%的尾款，构成违约。故原告富利私人企业所提要求新中利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人民币2094020.65元【302206.73（美元）×6.9291（汇率）=2094020.65元（人民币）】的诉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以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之规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案涉《购销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但新中利公司没有依约支付尾款已经构成违约，富利私人企业要求新中利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贷款利率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利私人企业请求新中利公司支付从最后一张提单开出之日2012年6月19日后的第18日即2012年7月7日起计算的违约金，是富利私人企业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富利私人企业主张新中利公司应以人民币2094020.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贷款利率1.3倍支付从2012年7月7日起计的逾期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富利私人企业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新中利公司应向原告富利私人企业支付货款人民币2094020.6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094020.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贷款利率1.3倍，从2012年7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688.06元，由新中利公司负担（富利私人企业已预交）。 二审中，新中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2013）北立民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2013）桂立民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新中利公司就本案纠纷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两级法院以裁定形式否定了对本案的管辖权。证据2，EMS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举证通知书、传票，拟证明新中利公司实际于2019年7月1日才收到诉讼材料，举证期限不足。证据3，答辩状、《关于一起复杂、典型的涉外民事案件的紧急反映》，拟证明新中利公司对本案纠纷作出了答辩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及情况反映，一审法院未依法予以认定的事实。黎曰九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新中利公司在提起诉讼时没有根据越南法律先申请仲裁，一审法院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是正确的。证据2的三性由法院认定，不认可证明内容，邮件详情单备注有“收件人长期不在公司、不肯收”字样可以证明新中利公司存在拒绝签收的情况，因此即使存在举证期限不足，也是由于自身原因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延期申请所致，应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邮件详情单上已经注明收件人是新中利公司，送达的主体明确是公司而并非如新中利公司所言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陈武强签收。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答辩状和情况反映是否已经提交给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从答辩状的内容亦可知，新中利公司没有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提出异议，仅涉及程序及时效问题。 黎曰九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一审法院起诉材料登记表，拟证明黎曰九在2015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以及在2018年10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证据2，中国邮政邮件跟踪查询单，拟证明一审法院第一次向新中利公司邮寄诉讼文书时快递员7次上门送达均未有人员签收，第二次邮寄又经两次上门送达后才由公司人员签收，新中利公司存在拒收情形。新中利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认可，看不出登记表与本案的关联，作为执行案件的申请，应附上相应生效文书，清单上并未载明有相应的判决书或仲裁裁决。证据2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认可。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新中利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证据1和证据2因黎曰九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确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因新中利公司无法提交邮寄凭证，一审法院也未收到该材料，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黎曰九提交两组证据，证据1的两份登记表确系一审法院立案材料登记表且有工作人员签收签名和签收时间，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可，且从登记内容看，一审法院签收黎曰九提交的承认和执行申请书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证据2的两份邮件查询单与新中利公司提交的证据2中的邮件详情单内容基本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是否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上诉人新中利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一审判决第5页第5行认定新中利公司尚欠富利私人企业302206.73美元错误，根据双方口头结算的结果应该尚欠10万美元左右，具体数字暂时没有。黎曰九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黎曰九于2016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不准确，准确申请的时间应是2015年9月10日，2016年8月2日是一审法院正式立案的时间。本院认为，新中利公司对其尚欠10万元美元的主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事实异议主张不予支持；根据黎曰九二审提交的证据1可知，其确系在2015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一审法院也在当日进行签收，故该项事实异议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更正。除此之外，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黎曰九于2015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越南国际裁判中心裁判委员会05/13HCM号仲裁裁决，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日立案审查。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将争议焦点归纳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二、本案准据法的选择问题；三、富利私人企业之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四、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五、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1、关于管辖权问题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案涉《购销合同》第十条“万一争议发生，双方同意友好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了，由越南国际仲裁中心（VIAC）依据越南工商会（VCCI）仲裁规则或者由越南的法院根据越南法律解决”的约定无效，故新中利公司据此认为该条款约定已经明确排除一审法院的管辖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购销合同》约定富利私人企业作为卖方将货物发往住所地在中国北海的新中利公司，现双方确认案涉货物已经全部发货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的规定，新中利公司住所地在北海，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十八条“一、为本条约的目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院应被认为依照本条约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五）在合同争议中，合同在该方境内签订，或者已经或应该在该方境内履行，或诉讼标的物在该方境内……”的规定，一审法院也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欠妥，但并未影响结果正确，新中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准据法的确定问题 黎曰九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籍人，本案系涉外民事纠纷，应当适用我国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又因案涉《购销合同》第十条的约定无效，本案应视为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上诉人新中利公司的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案涉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故一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争议解决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富利私人企业的主体资格问题 本院根据富利私人企业和黎曰九的申请，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桂民终959号之一民事裁定，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富利私人企业变更为黎曰九。因富利私人企业为黎曰九个人出资设立且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与所有者黎曰九在身份上存在高度的重合。本院裁定同意变更主体是因《越南企业法》已明确规定了私人企业民事权利的行使主体，该变更行为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且不会影响新中利公司的诉讼权利及诉讼预期，故新中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一审程序问题 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富利私人企业所有者黎曰九曾经就本案争议提请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且已有05/13HCM号仲裁裁决，但该裁决并未获得我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故其现在的起诉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情形，新中利公司的该项上诉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一审法院结合自己的审判工作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按照新中利公司住所地址以邮政专递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从查明情况看，该公司在邮政工作人员多次上门送达的情况下拒绝签收文书，直至2019年7月1日才签收，收到诉讼文书明知举证期限不足，又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延期申请，应视为新中利公司放弃相应权利，其收到传票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一审法院据此缺席审理并无不妥。新中利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答辩状等材料主张其在一审曾邮寄答辩状，然未能提交相应邮单以及签收记录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一审已经提交答辩状的主张不予采纳。 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根据案涉合同约定，新中利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银行工作日内开出发票总值90%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余下的10%自收到提单的18日内支付剩余10%。双方对于新中利公司于2012年6月19日收到富利私人企业开出的提单，应付款时间为2012年7月7日予以确认，故诉讼时效应到2014年7月7日。前已述及，本案中，黎曰九在2013年8月向越南国际裁判中心裁判委员会提起仲裁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015年9月10日，黎曰九向一审法院申请对05/13HCM号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一审法院在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6）桂05执外认1号民事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上述事实再次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从2018年6月1日重新开始计算。因此，黎曰九于2018年10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新中利公司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新中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并未影响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9688.06元（上诉人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北海新中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宗艳 审判员  李萍萍 审判员  王华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梁清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