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2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学林，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上诉人（原审原告）：岑惠贤，女，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瑜，广东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峰，广东协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健欣，男，197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上诉人（原审被告）：岑艳浓，女，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杰，广东焯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学林、岑惠贤与上诉人岑健欣、岑艳浓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5民初2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学林、岑惠贤上诉请求：1.改判岑健欣、岑艳浓偿还款项1698322元及利息(以1698322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郑学林、岑惠贤。2.本案诉讼费由岑健欣、岑艳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饲料购买款项由岑健欣、岑艳浓支出，因此认为该部分的经营收益为岑健欣、岑艳浓自行经营所得的收益，且导致认定双方经营混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本案错误判决，应依法予以纠正。1.饲料店因客户需求改变，经郑学林、岑惠贤同意，于2017年1月至4月期间更换向某甲厂购买饲料，由于郑学林、岑惠贤已全权委托岑健欣、岑艳浓管理饲料店的一切事宜，因此，同意岑健欣、岑艳浓以其自身名义与某甲厂进行饲料交易。但是购买饲料的款项还是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给饲料店的运营款项，且岑艳浓一直还以原经营方式记账且将账簿提供给郑学林、岑惠贤核对，可知，岑健欣、岑艳浓一直仍是为郑学林、岑惠贤经营饲料店的意思表示。而岑健欣、岑艳浓一直均有帮助饲料店开发客户，而并非因转为向某甲厂购买饲料之后才向自身开发的客户销售饲料。一审法院因以岑健欣名义向某甲厂购买饲料且其有部分自身客户就认定该部分为岑健欣自行经营，明显与事实不符，岑健欣、岑艳浓在一审庭审中也从未抗辩过该期间由其自身进行经营，因此，应结合本案双方的陈述及经营习惯，认定郑学林、岑惠贤委托岑健欣、岑艳浓经营饲料店的时间是从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底，在该期间产生的一切经营收益均属于郑学林、岑惠贤所享有。2.基于饲料店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底的经营收益均应属于郑学林、岑惠贤所享有，因此，岑艳浓出具给郑学林、岑惠贤的《客户欠款名单》上所列客户欠款债权均应由郑学林、岑惠贤所享有，其中，郑学林、岑惠贤已收回的部分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中已列明，岑健欣、岑艳浓私下收回的部分应当返还给郑学林、岑惠贤，针对尚未收回的该部分饲料款也应由岑健欣、岑艳浓支付给郑学林、岑惠贤，理由是：（1)因饲料店登记经营者为岑健欣的胞兄，需要提起诉讼追偿欠款的，岑健欣、岑艳浓办理更为便利；（2）相关饲料货物由岑健欣、岑艳浓负责送货，送货单也保存在岑健欣、岑艳浓手上；（3）岑健欣、岑艳浓在一审判决后也特意致电客户相应的货款应支付给岑健欣、岑艳浓；（4）岑健欣、岑艳浓接受郑学林、岑惠贤的委托对饲料店进行经营，由于其持有送货单不予移交导致款项无法收回的，属于受托人的过错对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受托人应依法予以赔偿。二、郑学林、岑惠贤和岑健欣、岑艳浓的经营不存在混同，且郑学林、岑惠贤和岑健欣、岑艳浓之间的财务往来清晰，不存在收款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形。首先，结合郑学林、岑惠贤和岑健欣、岑艳浓的主张和抗辩，以下事实是明显可以确认的：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由郑学林、岑惠贤出资购买饲料，口头约定郑学林、岑惠贤按6元每包饲料的标准支付报酬给岑健欣、岑艳浓，岑健欣对饲料进行送货，并由岑艳浓负责记账、收款以及汇款给郑学林、岑惠贤。其次，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均属于郑学林、岑惠贤对岑健欣、岑艳浓的委托期限内，因此，该期限内的一切饲料销售收入(有岑艳浓的记账本为证)均应属于郑学林、岑惠贤所有。该销售收入应当在扣除约定开支后，由受托人返还给委托人。但是岑健欣、岑艳浓返还给郑学林、岑惠贤的款项远低于应回笼资金。再次，虽然岑健欣、岑艳浓抗辩有部分货款由郑学林、岑惠贤自行收取，但是结合岑健欣、岑艳浓自身书写的2014年-2017年表伯收款明细表，郑学林、岑惠贤每一笔收款均由岑健欣、岑艳浓清楚记录，且每一笔银行转账均能提供银行流水印证，根本不存在数目不清的情形。在双方交易习惯以外，即使还存在郑学林、岑惠贤自行收款的情形，应当由岑健欣、岑艳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认定由岑健欣、岑艳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郑学林、岑惠贤主张按照岑健欣、岑艳浓记录的《销售记录本》的营业收入减去相关支出计算郑学林、岑惠贤应得的款项，符合法律逻辑以及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郑学林、岑惠贤的该部分请求不予调整，但又没告知郑学林、岑惠贤可另案处理，最后驳回郑学林、岑惠贤的其他诉讼请求，使郑学林、岑惠贤的权益受到侵害且处于救济途径不明的境况，且郑学林、岑惠贤已缴纳了该部分的诉讼费，该部分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应当对该部分请求予以调整，即使不予调整也应当将该部分对应的诉讼费予以退回。岑健欣、岑艳浓辩称，坚持岑健欣、岑艳浓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混同经营的认定是正确的。岑健欣、岑艳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郑学林、岑惠贤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郑学林、岑惠贤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按岑健欣、岑艳浓与郑学林、岑惠贤购买饲料的出资比例来分配客户欠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1234341元款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饲料购买支出为8440749.83元，更不能证明郑学林、岑惠贤为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支出了6480624.83元饲料款。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转款为6111219.83元，且部分转款发生在2017年4月30日之后，这部分转款是否与本案有关不清楚，其全部6111219.83元转款购买的饲料是否都送到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也不清楚。2.一审判决确定截止2018年4月9日的债权总额为1234341元是错误的。因为郑学林自己向客户收取款项后并没有全部告诉岑健欣、岑艳浓，如郑学林、岑惠贤在2017年11月26日向客户张某1收取了6000元货款，在2018年2月13日又向其收取了11000元货款，岑健欣、岑艳浓现在才在张某1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3.一审判决既然确认委托合同的经营所得收入与岑健欣、岑艳浓自行经营所得收入混同，在没有查清已收回款项究竟是谁占有的情况下，简单地以岑健欣、岑艳浓与郑学林、岑惠贤的投资比例来分配客户欠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款项存在明显的错误，因为之前岑健欣、岑艳浓收到客户的货款后都交了给郑学林、岑惠贤，郑学林、岑惠贤基本上已经收回了其应收的款项，剩下的客户欠款基本上都属于岑健欣、岑艳浓的投资及经营所得。4.郑学林、岑惠贤称岑健欣、岑艳浓还欠其1698322元与事实不符，郑学林、岑惠贤基本上已经收回了其应收的款项。（1）郑学林、岑惠贤自己收取的货款远超其起诉书上所说的金额，因为客户大部分是郑学林、岑惠贤开发的，与郑学林、岑惠贤熟悉，郑学林、岑惠贤经常不用送货单而直接向客户收款，然后打电话告知岑健欣、岑艳浓，岑健欣、岑艳浓有时在账簿上减除了该客户的欠款额，但忘记在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证据2即郑学林、岑惠贤收回款项记录上登记，导致郑学林、岑惠贤在记录上登记的收回款项少于其实际收回的款项。郑学林、岑惠贤以其提供的证据2来证实其直接向客户收取货款的金额明显不对。（2）郑学林、岑惠贤向客户收款时时常会打折，因而实际收取的金额少于销售单上记录的销售金额。郑学林、岑惠贤以销售单上的销售金额来计算其经营所得，其给客户的打折款就变成岑健欣、岑艳浓已收取的款项，导致岑健欣、岑艳浓需要将郑学林、岑惠贤对其客户的打折款支付给郑学林、岑惠贤，从而增加岑健欣、岑艳浓应支付给郑学林、岑惠贤款项的数额。（3）岑健欣、岑艳浓用支付宝转款97000元(2015年8月31日四笔5000元，共20000元；2015年9月19日一笔10000元，一笔5000元；2015年11月17日二笔10000元，共20000元；2015年11月30日一笔10000元，一笔2000元；2015年12月16日10000元；2016年8月24日二笔10000元，共20000元)到郑学林、岑惠贤的中国银行账户，用尾号为4685的中国银行账户转款45000元(2016年1月4日)到郑学林、岑惠贤的中国银行账户，这些款项在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证据3上都有显示，但郑学林、岑惠贤都没有计入其收回的款项内。（4）饲料从厂家到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运费及下车费都是岑健欣、岑艳浓垫付的，郑学林、岑惠贤没有减除。郑学林、岑惠贤主张每包6元的送货费包括厂家到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费用与实际情况不符，每包6元的送货费只是将饲料从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送到附近客户处的费用，距离远的客户，每包6元的送货费还不够运输成本。二、一审判决判令岑健欣、岑艳浓偿还732630.58元及利息给郑学林、岑惠贤是错误的。1.岑健欣、岑艳浓只是代理郑学林、岑惠贤送货，收取货款不是代理人的责任，不能收到货款的后果更加不应由代理人即岑健欣、岑艳浓来承担，一审判决岑健欣、岑艳浓偿还732630.58元及利息给郑学林、岑惠贤等同于要岑健欣、岑艳浓承担不能收到货款的后果，这无异有违法律的规定。2.大部分客户是郑学林、岑惠贤开发的，赊账给这些客户也是郑学林、岑惠贤决定的，郑学林、岑惠贤也清楚他们欠了多少货款，他们与郑学林、岑惠贤熟悉，郑学林、岑惠贤无需送货单就可以从客户处收取到货款，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其自己向客户收取100多万元(实际上超过200万元)货款的证据可以证实其有能力自己直接向客户收取货款。自郑学林与岑健欣、岑艳浓发生矛盾后，许多客户明确表示不支付货款给岑健欣、岑艳浓，而选择直接付款给郑学林、岑惠贤。3.在君堂派出所处理之后，郑学林、岑惠贤自己已经收取了部分客户的货款。2018年6月23日，郑学林向客户张某1收取了3000元货款。岑某2提供了其于2019年3月26日向郑学林转款5000元的证明，并说所欠5万元货款已全部支付给了郑学林。客户陈某4原来欠款81020元，现在说向郑学林支付过货款，还欠4万多元，但不愿出具证明。客户梁某3原来欠款44400元，现在说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郑学林，也不愿出具证明。客户梁某5原来欠款4760元，现在说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郑学林，也不愿意出具证明。客户刘某6原来欠款6000元，现在说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郑学林，也不愿意出具证明。其他的客户都不配合，只是说会还款给郑学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岑健欣、岑艳浓的上诉请求。郑学林、岑惠贤辩称，一、岑健欣、岑艳浓称郑学林、岑惠贤不用送货单就可以直接向客户收款而没有报帐给岑艳浓不属实。在本案纠纷发生之前，双方之间一直是友好合作，不存在任何恶意瞒报的情形。二、岑健欣、岑艳浓称郑学林、岑惠贤对客户收款时会打折或私下收取客户货款的情况，应由岑健欣、岑艳浓承担举证责任，其说法不属实。三、饲料的运费和下车费，按照双方约定是由岑健欣、岑艳浓承担，以包含在每包6元的报酬内。四、在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双方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一审对此认定是错误的。从意思表示上，岑艳浓依然是为郑学林、岑惠贤记帐，且在该期间岑艳浓还一直将销售饲料的货款转帐回款给郑学林、岑惠贤，证实双方在该期间一直是基于受郑学林、岑惠贤的委托销售饲料，对于该点详细的意见与郑学林、岑惠贤上诉状一致。郑学林、岑惠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岑健欣、岑艳浓返还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投资款及经营收益人民币1698322元给郑学林、岑惠贤，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郑学林、岑惠贤；2.判令岑健欣、岑艳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岑健欣与岑某7于2011年出资成立恩平市君堂镇某丙汽车配件行，岑某7为恩平市君堂镇某丙汽车配件行的登记经营者。2014年5月郑学林与岑健欣商议把恩平市君堂镇某丙汽车配件行变更为饲料店，由郑学林出资购买饲料并委托岑健欣把饲料送往客户，郑学林支付相应报酬给岑健欣。2014年6月18日，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注册成立，登记经营者仍为岑某7，此后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店面铺租仍由岑健欣支付。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经营期间，由郑学林、岑惠贤出资购买饲料，由岑健欣负责送货，部分货款由岑健欣、岑艳浓收回后交回郑学林、岑惠贤。双方当事人确认岑健欣替郑学林、岑惠贤送货期间，郑学林、岑惠贤没有支付报酬给岑健欣、岑艳浓。郑学林、岑惠贤诉称根据岑艳浓提供的饲料销售记录本计算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营业额为9481400元，根据与各厂家对账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饲料购买支出为8440749.83元，其中1960125元的饲料款由岑健欣支付，且有部分客户由岑健欣、岑艳浓自行联系销售。另查明，2018年5月24日，岑惠贤就其与岑健欣、岑艳浓的纠纷报警，恩平市公安局君堂派出所分别对岑惠贤、岑艳浓进行询问。恩平市公安局君堂派出所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2018年5月，岑惠贤曾向我君堂镇派出所报案称岑健欣诈骗其1000000元。因该案未符合立案条件，时任派出所所长钟某8、辅警冯某9征求双方意见同意，并让出派出所二楼会议室，双方在现场进行调解(未果)，岑健欣在我派出所承认实际收取了部分客户的款项未返还给岑惠贤方（详见附件—）且其他未收回款项的欠款客户的送货单仍未退回给岑惠贤方”。附件（一）中载明“总欠：1234341元，学林收172973元，健欣收247426元，转账学林42000元现仍欠835544元”。最后查明，岑惠贤与郑学林原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郑学林主张其与岑健欣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提供《饲料销售记录本》、汇款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岑健欣亦承认其与郑学林达成由其替郑学林送货，郑学林支付其报酬的协议，岑某7的询问笔录亦可印证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确认郑学林与岑健欣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郑学林、岑健欣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根据郑学林、岑惠贤提供的证据，岑惠贤与郑学林原为夫妻关系，且岑惠贤在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经营期间出资购买饲料，亦收取经营所得的饲料款，岑惠贤为适格原告。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登记的经营者为岑某7，岑健欣负责店面的一切开支，郑学林、岑惠贤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部分饲料购买款项由岑健欣支出，且部分客户由岑健欣、岑艳浓自行联系销售，一审法院认为由岑健欣出资购买的饲料并销售所得的饲料价款应认定为岑健欣自行经营所得的收益，由郑学林、岑惠贤出资购买的饲料并销售所得的饲料价款为委托合同中的经营收益。恩平市公安局君堂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写明岑健欣在其派出所内确认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客户总欠款数额为1234341元，郑学林收取172973元，岑健欣收取247426元，转账给郑学林42000元，现仍欠835544元。因该未收款项中不能区分委托合同的经营所得收入还是岑健欣自行经营所得收入，且郑学林、岑惠贤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根据与各厂家对账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饲料购买支出为8440749.83元，其中1960125元的饲料款由岑健欣支付，一审法院确定客户仍欠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款项1234341元应按双方当事人购买饲料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即由郑学林、岑惠贤收取947603.58元[1234341元×（8440749.83元-1960125元）/8440749.83元]，由岑健欣收取286737.42元（1234341元-947603.58元），郑学林已收取的172973元、42000元应予扣减，郑学林仍应收取的货款数额为732630.58元（947603.58元-172973元-42000元)。又因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客户所欠的款项由岑健欣进行送货，且相关送货单在岑健欣手中并未转交给郑学林、岑惠贤，一审法院确定由岑健欣支付该款项给郑学林、岑惠贤并支付相应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之规定，结合郑学林、岑惠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确定利息以732630.58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郑学林、岑惠贤主张其委托合同损失应按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营业收入减去相关支出计算，因郑学林、岑惠贤与岑健欣的委托关系以及岑健欣自身的经营存在混同，且已收取的货款部分由郑学林、岑惠贤自行收取，部分由岑健欣、岑艳浓收取后交回郑学林、岑惠贤，该数额亦未能确定，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不予调整。至于郑学林、岑惠贤所欠岑健欣的报酬问题一审法院亦不予调整。岑艳浓与岑健欣是夫妻关系，本案委托费用产生的时间为岑艳浓与岑健欣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岑艳浓在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负责财务记账参与经营，因此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岑艳浓与岑健欣的夫妻共同债务。郑学林、岑惠贤请求岑健欣、岑艳浓承担共同还款付息责任，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岑艳浓、岑健欣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岑健欣、岑艳浓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款项732630.58元及利息（以732630.58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郑学林、岑惠贤；二、驳回郑学林、岑惠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42.44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郑学林、岑惠贤预交)，合计15042.44元，由郑学林、岑惠贤负担8553.44元，由岑健欣、岑艳浓负担6489元。郑学林、岑惠贤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6489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岑健欣、岑艳浓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6489元。二审中，郑学林、岑惠贤没有提交新证据。岑健欣、岑艳浓提交了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截图，用以证明岑艳浓在2015年8月31日至2016年8月24日通过支付宝向岑惠贤的中国银行帐户转账97000元；2.银行流水明细清单打印件，用以证明郑学林、岑惠贤通过中国银行帐户向岑惠贤转款45000元；3.岑健欣与客户张某1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郑学林在派出所处理之前向客户张某1收取了17000元货款没有告诉岑健欣、岑艳浓，在派出所处理之后又向张某1收取了3000元货款；4.岑健欣与客户岑某2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郑学林在派出所处理之后向客户岑某2收取了5000元货款。本院组织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郑学林、岑惠贤对岑健欣、岑艳浓提供的前述证据认为：1.证据1的支付宝转帐当时没有对方帐号核对，郑学林、岑惠贤在统计时计算遗漏。2.证据2的45000元转帐也是因为岑艳浓用其他帐号转帐，所以没有统计到，以上两笔款项郑学林、岑惠贤同意在已收回款项中添加上，但是该两笔款项是以前的饲料货款回款，并不是客户欠款单上的客户回款。3.证据3，确认在派出所处理时已经收取客户张某117000元货款，当时在派出所的计算表上已经写上该客户的姓名，但是由于当时无法计算实际数额，才将该客户的支付款项留空。在派出所处理之后，由于郑学林的经济紧张，所以要求客户张某1和岑某2支付的货款3000元和5000元，所以郑学林、岑惠贤同意将上述客户支付的25000元作为郑学林、岑惠贤的已收回款项。截至现在，郑学林、岑惠贤已收回款项的实际数额应为郑学林、岑惠贤在起诉中确认的5375387元+167000元=5542387元。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郑学林、岑惠贤确认其向客户张某1收取的20000元、向客户岑某2收取的5000元货款均未计入一审法院向恩平市公安局君堂派出所调取的附件（一）中郑学林已收取的款项中，同意将该25000元作为郑学林、岑惠贤已收回的款项。本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郑学林、岑惠贤和岑健欣、岑艳浓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一、关于郑学林、岑惠贤与岑健欣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首先，郑学林、岑惠贤与岑健欣、岑艳浓之间无签订书面合同。其次，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登记经营者为岑某7，双方当事人以及岑某7均确认该饲料店的经营场所，在该饲料店登记注册之前，是由岑某7、岑健欣两兄弟用于经营汽车修配，加之岑健欣、岑艳浓提交的涉案经营场所的土地租赁费收据、《恩平市长虹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等相关资金投入情况，相互印证了岑健欣对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经营场所进行了投资并负责该饲料店的经营管理。第三，郑学林称其委托岑健欣、岑艳浓对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进行经营管理，并按照每售出一包6元价格给予岑健欣报酬，报酬包含了饲料运输费、上落费、饲料店一切经营开支等费用全包。通过岑健欣的记账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君堂镇派出所进行的对账材料可知，郑学林仅就其出资售出饲料部分收取回款，未实际参与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经营管理，也未支付岑健欣、岑艳浓固定的委托管理报酬，郑学林陈述的该经营模式更符合仅就其出资购买饲料部分与岑健欣构成委托销售的法律关系特征。第四，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岑健欣经营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期间，存在由郑学林、岑惠贤出资购买饲料对外销售的部分，也存在由岑健欣出资购买饲料对外销售的部分，且存在部分客户由岑健欣开发。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郑学林、岑惠贤与岑健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郑学林、岑惠贤出资购买的饲料并销售所得的饲料价款为委托合同中的收益，岑健欣出资购买并销售所得的饲料价款为岑健欣自行经营所得的收益，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郑学林、岑惠贤主张其是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实际收益人，岑健欣、岑艳浓是受其委托对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进行经营管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岑健欣是否应向郑学林、岑惠贤支付款项及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认定问题郑学林、岑惠贤虽然取得了岑健欣经营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记账本，但该记账本对郑学林、岑惠贤委托销售和岑健欣自行经营销售的饲料款项并未加以区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岑健欣与郑学林、岑惠贤之间尚未结算的委托合同款项。一审法院向恩平市公安局君堂派出所调取的证据附件（一），是郑学林、岑惠贤与岑健欣终止委托合同关系后，双方对账，岑健欣确认并出具的，郑学林、岑惠贤对该证据也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为依据，依照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各自出资购买饲料款项的比例，按照客户尚欠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货款为基数，计算郑学林、岑惠贤委托合同中饲料经营收入，扣减郑学林、岑惠贤已收取货款金额，认定岑健欣应向郑学林、岑惠贤应收取的货款数额，计算方法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郑学林、岑惠贤应收取的货款具体数额。二审期间岑健欣、岑艳浓主张除附件（一）中郑学林、岑惠贤自行收取的172973元外，郑学林、岑惠贤还收取了张某120000元、岑某25000元，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郑学林、岑惠贤也确认收取了该款项，因此该25000元也应在郑学林、岑惠贤应收取的货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岑健欣、岑艳浓主张除附件（一）其向郑学林、岑惠贤支付款项外，其于2015年8月31日至2016年8月24日向岑惠贤转账97000元，经查该款项与附件（一）中记载的款项并非同一期间，因此不应在郑学林、岑惠贤应收取的货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岑健欣、岑艳浓主张除附件（一）客户支付货款的情况外，客户陈某4、梁某3、梁某5、刘某6的还款情况，仅是岑健欣、岑艳浓单方陈述，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经重新核算郑学林、岑惠贤仍应收取的货款数额为707630.58元（947603.58元-17293元-42000元-2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涉案委托合同中相应货物运送销售均系由岑健欣负责，相应送货单等结算凭证理应掌握在岑健欣一方，现有证据并无显示岑健欣曾经向郑学林移交过送货单等用以向客户结算的重要凭证，岑健欣也未能证明相应客户同意直接将相应货款直接支付给郑学林、岑惠贤的情况下，致使郑学林、岑惠贤存在无法收回货款及相应利息的损失。因此，岑健欣应向郑学林、岑惠贤偿还707630.58元，并以707630.58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关于岑艳浓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岑艳浓与岑健欣系夫妻关系，且岑艳浓参与了涉案的账目记录、款项支付划转等事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岑艳浓参与了恩平市君堂镇某乙饲料店的经营，本案债务属于岑健欣与岑艳浓的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学林、岑惠贤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岑健欣、岑艳浓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余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基于岑健欣、岑艳浓二审提交的证据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5民初27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5民初27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岑健欣、岑艳浓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707630.58元及利息（利息以707630.58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郑学林、岑惠贤；三、驳回郑学林、岑惠贤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42.4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042.44元（已由郑学林、岑惠贤预交），由郑学林、岑惠贤负担8774.79元，由岑健欣、岑艳浓负担6267.65元。郑学林、岑惠贤多预交的一审诉讼费6267.65元，本院予以退回。岑健欣、岑艳浓应向一审法院补缴诉讼费6267.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83.21元（郑学林、岑惠贤已预交13456.91元，岑健欣、岑艳浓已预交11126.3元），由郑学林、岑惠贤负担13836.58元，由岑健欣、岑艳浓负担10746.63元。岑健欣、岑艳浓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79.67元，本院予以退回。郑学林、岑惠贤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79.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梁智坚审 判 员 肖文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李苏琴书 记 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