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8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凯勃，男，198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红，内蒙古德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升，内蒙古德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三马路。 法定代表人:张茂雄，该社理事长。 一审被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恒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北路**街坊**楼**。 法定代表人:王二梅，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鄂尔多斯市翔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岔路/div> 法定代表人:杜雄，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鄂尔多斯市元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北路凤凰城****/div> 法定代表人:张**元，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杜雄，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一审被告:乔美霞，女，197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一审被告:张**元，男，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再审申请人王凯勃因与被申请人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及一审被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恒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誉公司）、鄂尔多斯市翔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翔海公司）、鄂尔多斯市元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杜雄、乔美霞、张**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终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凯勃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信用社与恒誉公司串通，共同欺诈王凯勃提供担保，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材料，但实际上不是，故王凯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签订当日，恒誉公司委托信用社全额打款给翔海公司，信用社当日直接划扣翔海公司资金用于偿还其欠款，系列行为表明信用社、恒誉公司对本案借款去向、目的应当是明知的，理由是：（一）恒誉公司和翔海公司均曾向信用社申请贷款，且都属于信用担保的方式，信用社进行授信审查时，应该知道该两公司无业务交集，购买材料不可能存在。（二）贷款打入翔海公司当日被直接划扣，说明贷款未实际使用，翔海公司不可能作为出卖方出售材料，恒誉公司也购买不到材料，到期不可能创收归还贷款。（三）信用社明知恒誉公司不会、也不可能将贷款用于实际经营并归还，该笔贷款成为坏账、呆账的风险巨大，却让恒誉公司找担保人对贷款承担连带保证，属于明显恶意。（四）一般货物买卖实行先预付款，后用尾款保证实际交付，但本案直接将全款打入卖方不符合常理，且恒誉公司、翔海公司资金账户都在信用社，与信用社贷后审查工作不匹配。（五）《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材料，同时约定了提款手续条款以及受托支付条款，但实际款项的委托支付、打款流向以及实际划扣与约定不符。二、信用社作为公信力属性的机构，故意向王凯勃隐瞒恒誉公司不会用于生产经营、为该公司担保有风险的真实情况，存在明显过错，构成民事欺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在翔海公司不能按期还贷、不具有再次借款的情形下，信用社为达到按期归还指标，要求以恒誉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并为满足贷款要求，伙同恒誉公司欺骗担保人提供担保，存在主观故意。（二）对翔海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恒誉公司不能用于购买材料、产生不了预期利润，信用社对此知情。（三）恒誉公司申请贷款的事由是购买材料，并提供一份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的采购价明显高于钢材市场价格，不符合常理，结合贷款当日被划扣的事实，说明信用社对恒誉公司虚构采购合同的事实知情，且故意对担保人隐瞒。（四）王凯勃同意担保是基于恒誉公司从事生产经营、符合借款人条件，为恒誉公司提供担保没有风险的结果，该结果与恒誉公司、信用社的不实隐瞒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王凯勃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基于诚实守信原则是合同法的“帝王条款”，王凯勃对于此种改变部分不应承担责任。案涉贷款的实际款项委托支付、打款流向与合同约定不符，信用社与恒誉公司故意串通对王凯勃进行隐瞒，改变贷款用途用于“以贷还贷”，而王凯勃对此并不知情，故不应对改变部分承担责任。四、二审法院未准许王凯勃的调查取证申请，属于程序不当，且导致本案事实不清。王凯勃曾向准格尔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就本案事实以“诈骗罪”报案，该经侦大队从信用社调取的相关证据对认定本案事实至关重要，因王凯勃不能向经侦大队调取证据，故向二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上述证据，但二审法院未调取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凯勃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一、原判决判令王凯勃承担保证责任不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王凯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信用社与恒誉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以及信用社隐瞒事实构成欺诈。王凯勃主张，恒誉公司委托信用社全额打款给翔海公司，信用社当日直接划扣翔海公司资金用于偿还其欠款，系列行为表明信用社、恒誉公司对本案借款去向、目的应当是明知的；信用社故意隐瞒恒誉公司不会将贷款用于生产经营、为该公司担保有风险，存在明显过错，构成民事欺诈；并据此主张信用社与恒誉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以及信用社存在欺诈行为。王凯勃在原审就如此主张，但是信用社对此否认，原判决亦未认定。王凯勃在再审审查阶段提交准格尔旗公安局《受案通知书》、相关账户信息、钢材购销合同等三组证据，拟证明其前述主张。 本院认为，即使其提交的证据属实，能够证明贷款的流向及与购销合同有关的市场价格等事实，但尚不能达到证明其所主张的信用社与恒誉公司恶意串通以及信用社存在欺诈行为等程度。王凯勃向本院提交的恒誉公司与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购材料，同时约定贷款资金支付方式为贷款人受托支付，即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指示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的借款人交易对手。另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借款合同》签订后，信用社将案涉贷款支付至恒誉公司指定账户，完成委托支付。王凯勃主张，案涉借款打入翔海公司的当日即被信用社扣划，表明信用社与恒誉公司恶意串通骗取王凯勃提供担保。对此，本院认为，《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以及贷款资金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因此案涉贷款通过委托支付的方式发放至恒誉公司指定账户，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王凯勃主张案涉贷款的委托支付、贷款流向与合同约定不符，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即使案涉贷款在发放当日被信用社划扣，也不能证明信用社与恒誉公司恶意串通以及欺诈。信用社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完成委托支付，履行了贷款义务，恒誉公司向翔海公司应履行的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也相应完成，二者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此后，信用社基于与翔海公司的何种法律关系划扣资金，与恒誉公司无关，王凯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信用社的该行为系信用社与恒誉公司恶意串通所致。为他人提供担保本就存在较大的风险，王凯勃作为保证人，应在提供担保前对此进行充分了解。王凯勃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其对案涉贷款的用途、资金流向亦应是明知的，其依据购销合同价格偏高，恒誉公司与翔海公司经营范围主张恒誉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系虚构，进而主张信用社对此明知，但合同的价格系当事人自行约定，买卖螺纹钢亦非需批准经营的项目，即使超越经营范围亦难以认定合同系虚构，并进而得出信用社与恒誉公司串通或欺诈的结论。 （二）关于“以贷还贷”的问题。王凯勃主张信用社和恒誉公司故意串通对王凯勃隐瞒相关事实，改变贷款的用途用于“以贷还贷”，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贷款用途的发放符合《借款合同》约定，而所谓的“以贷还贷”问题实际上是借新还旧问题，王凯勃主张的新贷、旧贷的债务主体分别为恒誉公司与翔海公司，不能认定为借新还旧，其此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王凯勃主张信用社骗取其提供保证，且与恒誉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适用《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未支持其主张，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二、二审法院未准许王凯勃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王凯勃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为信用社与恒誉公司的资金流转等证据。由于本案既有事实足以认定王凯勃的责任承担问题，王凯勃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信用社存在恶意串通及欺诈的事实，故王凯勃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已无必要，根据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王凯勃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凯勃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潘勇锋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唐荣娜 书记员任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