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3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军华，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平，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培婷，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得盈路**。法定代表人：何斌，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斌，男，197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茂华，女，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斌，系袁茂华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川何嘉俊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南路**首层之一。法定代表人：何俊，该公司经理。上诉人胡军华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中山市川何嘉俊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何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军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第一判项，判令被上诉人巴仕顿公司支付货款468808.20元及利息（其中342000元从2012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1268080.20元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判令被上诉人何斌、袁茂华、川何公司对上述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1年至2012年期间，巴仕顿公司向胡军华购买锰片，货款合计386480元，双方为此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付款协议进行确认，并约定巴仕顿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前支付13万元，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的每月支付6万元，2013年2月29日前支付76480元，另约定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每月1%计算利息，且每月利息需在每月底付清，逾期付款，计划内余额按每月2%计算利息，如2013年2月29日前未还清货款，余额按每月3%计算利息。协议签订后，巴仕顿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以支票支付了44480元。后又于2013年6月13日向胡军华购买了锰片95454.6元，于2013年8月10日向胡军华购买了锰片31353.6元。为此，截止起诉前，巴仕顿公司共欠胡军华货款468808.2元及利息118785.6元。胡军华多次追讨，巴仕顿公司于2014年1月分两次支付了利息合计20000元，但货款未付，至此，巴仕顿公司共计拖欠胡军华货款468808.2元及利息98785.6元（暂计至2015年11月31日）。因何斌、袁茂华是巴仕顿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袁茂华在付款协议上签名确认还款，故何斌、袁茂华应对巴仕顿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川何公司是何斌及袁茂华以其儿子何俊的名义设立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何斌和袁茂华，其利用川何公司转移巴仕顿公司的财产以逃避债务，故川何公司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军华多次催讨货款，无果，为此诉至一审法院。但是：1、一审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改判降低了我方债权额、并主观臆断我方利息不超过98785.60元；2、一审无视2012年9月26日我与何斌、袁茂华签订《付款协议》上两人对账目的确认及付款承诺；3、证据显示，巴仕顿公司的款项均是经由两人私人账户进出，公司与两股东的财务已严重混同，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何斌为巴仕顿公司逃废债务，将该公司财产转移到其子何俊开办的川何公司内，故此，何俊及川河公司均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持一审抗辩理由答辩。上诉人胡军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胡军华诉讼请求：1.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川何公司向胡军华支付货款448808.2元及利息98785.6元（以各期应付款为基数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1月31日为98785.6元）；2.本案诉讼费由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川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6日，胡军华与袁茂华签订《付款协议》，载明“甲方：胡军华；乙方：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何斌、袁茂华。乙方在2011年和2012年两年间向甲方购买锰片，共计货款叁拾捌万陆仟肆佰捌拾元正，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应在规定时间无条件还清甲方货款及利息。二、乙方应在2012年10月31日前付甲方货款壹拾叁万元正。三、乙方应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每月还甲方货款陆万元正，三个月共还款壹拾捌万元正。四、乙方应在2013年2月29日前还清余额柒万陆仟肆佰捌拾元正。五、从2012年10月1日起，每月按1%的利率计算利息，利息务必在每月底付清，。六、如乙方没按计划内货款还清，其计划内余款按2%月息计算。七、如乙方在2013年2月29日前没有还清货款，其余款按3%月息计算……”。胡军华在付款协议落款“甲方”一栏签名，袁茂华在“乙方”一栏签名，另付款协议抬头“乙方”一栏中“袁茂华”由胡军华在袁茂华签名后所添加。袁茂华一审时表示，其代表巴仕顿公司签订付款协议。2013年6月13日、8月10日，胡军华分别向巴仕顿公司交付了价值95,454.6元、31,353.6元的锰片，巴仕顿公司出具《进仓单》予以确认。胡军华交付上述锰片同日，分别向巴仕顿公司开具收据，收据记载“今收到胡军华送来50#锰片、热处理发蓝，规格：0.95×160×942/0.95×175×864，重：3.818吨/10.016吨，单价：6900元/吨，26344.2/69110.4，金额（大写）玖万伍仟肆佰伍拾肆元陆角，备注￥95454.6元”；“今收到胡军华送来锰片50#钢热处理发蓝，规格：0.95×175×864/0.83×135×940，重：2.904吨/1.64吨，单价：6900元/吨，20037.6/11316，金额（大写）叁万壹仟叁佰伍拾叁元陆角，备注￥31353.6元”。胡军华一审时表示，付款协议签订后，巴仕顿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交付了出票日期为2012年11月15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支付了44,480元，后何斌于2014年1月15日转账支付1万元，又于同年1月29日转账支付了1万元，现尚欠货款448,808.2元（386,480元+95,454.6元+31,353.6元-44,480元-20,000元）。巴仕顿公司认为，胡军华是山龙公司员工，未经山龙公司授权签订的付款协议无效，且付款协议上的货款已付清，2014年1月15日和1月29日转账支付的是事后向山龙公司购买货物而支付的货款。另，山龙公司供应入库单上的货物后，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故胡军华出具收据。胡军华称其是山龙公司的代理商，涉案货物是其向山龙公司购买后再销售给巴仕顿公司，出具上述收据是因没带送货单，遂用收据作为送货单，故其记载的内容是巴仕顿公司收到多少货而非付了多少款。巴仕顿公司为证实已付清付款协议上的货款，提交台账记载，2013年1月15日、2013年6月17日、2013年6月30日分别向胡军华以号码为28290587、23684412、23684414的支票支付了50000元、50000元、58690元，但除提交复印有编号为84412的中国工商银行的支票，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支票已收回已用现金支付”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通过现金支付上述三张支票上的货款。此外，胡军华于2012年11月11日，收取了巴仕顿公司交付的票面金额为17470元（支票编号30104430/03892210）的交通银行支票和票面金额为9820元（支票编号10304430/23135279）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各一张，胡军华认为该支票未兑现，但又未能退回该支票。另，何斌于2013年出向胡军华的妻子刘银香转账支付了13900元，袁茂华于2013年12月9日向胡军华转账支付了126740元。但胡军华表示，双方签订付款协议后，其又向巴仕顿公司供应了126740元货物，袁茂华转账支付的126740元是支付该部分货款，但未能提供该部分货物的送货单。一审另查明，巴仕顿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6日，注册资本为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何斌，成立时股东为何斌、白永寿，并已足额出资，现股东为何斌、袁茂华。何俊是川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何斌的儿子。严冬华是山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银香与胡军华系夫妻关系。胡军华认为，巴仕顿公司将其设备、员工全部转移至川何公司，且川何公司实际由何斌和袁茂华实际控制，故川何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军华为此申请证人何某、覃某出庭作证。何某出庭作证称，其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巴仕顿公司工作，巴仕顿公司于2014年9月搬至南头镇××西村（包括机器设备和大部分人员），并将公司名变更为川何公司，仍经营相同业务，公司老板是何斌。证人覃某出庭作证称，其于2014年2月至2014年9月期间在巴仕顿公司工作，后因巴仕顿公司搬至南头镇，其从巴仕顿公司离职。巴仕顿公司确认何某是其员工，但否认覃某是其员工，同时表示巴仕顿公司没有搬至南头镇，因公司经营不善，公司的资产已用于抵债了。胡军华称，其于2011年3月开始做山龙公司的经销商，因为自己未成立公司，没办法开发票，因此就借用山龙公司的名义开发票。2014年2月开始，其与何斌合伙做压力锅锰片，自此由山龙公司直接向巴仕顿公司供货。巴仕顿公司则认为胡军华是山龙公司员工，巴仕顿公司向山龙公司购买货物。对此，巴仕顿公司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1年9月19日的付款协议，该协议落款处记载“新余市山龙带钢有限公司胡军华”。此外，胡军华还在巴仕顿公司交付的编号为10304430/11139258（票面金额为623785元）、40204430/12427417（票面金额为20123元）、10504430/08953123的支票（票面金额为16360元）的支票复印件下方书写“山龙公司胡军华”。2013年12月17日，山龙公司向巴仕顿公司分别开具金额为30000元、31600元、3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4年1月6日，山龙公司向巴仕顿公司开具金额为3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4年5月6日，袁茂华向严冬华账号转账支付1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胡军华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胡军华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巴仕顿公司共向胡军华支付多少货款；4.何斌、袁茂华、川何公司应否承担涉案债务的清偿责任。评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主张胡军华是山龙公司的业务员，巴仕顿公司与山龙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胡军华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但根据双方确认的2012年9月26日的付款协议和2013年6月13日和8月10日的送货单，显然可见是胡军华以其个人名义与巴仕顿公司发生的交易，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虽提供了2011年9月19日的付款协议和有胡军华签名的支票复印件，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胡军华必然就是山龙公司的员工，且胡军华与袁茂华在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确定的债权人为胡军华，而非山龙公司，故一审法院对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胡军华与袁茂华签订的付款协议合法有效，胡军华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焦点二。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主张涉案诉讼时效已超过两年，应当驳回胡军华的诉讼请求。对此，巴仕顿公司为支付涉案货款还于2014年1月29日还向胡军华支付了1万元，巴仕顿公司认为该款是支付本案以外的其他货款，但缺乏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巴仕顿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向胡军华支付上述货款时，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现胡军华于2015年12月11日起诉，并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主张胡军华起诉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首先，巴仕顿公司主张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了收据上的货款95454.6元和31353.6元，合计126808.2元，但收据记载的内容为巴仕顿公司收到胡军华交付的货物，而非巴仕顿公司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对巴仕顿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结合付款协议，货款数额为513288.2元（126808.2元+386480元）。其次，巴仕顿公司付款情况，结合巴仕顿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胡军华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巴仕顿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以支票方式向胡军华交付44480元；何斌于2014年1月15日、1月29日共计向胡军华转账支付20000元；巴仕顿公司于2012年11月11日向胡军华交付17470元和9820元支票，胡军华未举证证实该支票未兑现，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款胡军华已收取；另，袁茂华于2013年12月9日向胡军华转账支付126740元，胡军华确认收到该款，但认为是巴仕顿公司另行向其购买货物的货款，且未能提交其他交易的凭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袁茂华向胡军华支付了涉案货款126740元。此外，胡军华的妻子刘银香收取了何斌于2013年转账支付的13900元。巴仕顿公司主张签订付款协议后，先后以支票，或以现金换回支票的方式向胡军华支付了50000元、50000元、58690元，但未能提交证据或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付款协议签订后，巴仕顿公司共向胡军华支付了232410元（44480元+20000元+17470元+9820元+126740元+13900元），尚欠货款280878.2元（513288.2元-232410元）。巴仕顿公司、何斌、袁茂华主张货款已付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首先，对付款协议上的货款利息，因双方约定如2013年2月29日前未还清货款，余款按月息3%计算，现胡军华主张对付款协议中剩余货款154070元（386480元-232410元154070元），从2013年3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上述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其次，对于付款协议签订后产生的126808.2元货款利息，因胡军华与巴仕顿公司对上述货款未约定付款期限，故该部分货款利息从胡军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胡军华对该部分货款要求从2013年3月1日起，按月利息2%计算，依法无据，超出上述认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因胡军华在庭审中明确主张利息不超过98785.6元，属于胡军华对其民事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于法无悖，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关于焦点四。首先，对于何斌、袁茂华的责任承担问题。胡军华主张何斌、袁茂华系巴仕顿公司的股东，应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同时袁茂华在付款协议上签名确认，故要求何斌、袁茂华对巴仕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袁茂华作为巴仕顿公司的股东，其在付款协议上签名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同时根据巴仕顿公司提供的验资报告显示，巴仕顿公司成立时股东已足额出资，现胡军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何斌、袁茂华的出资存在不实的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胡军华该主张不予支持。另胡军华称何斌、袁茂华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损害其利益，但也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对于川何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巴仕顿公司与川何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胡军华主张川何公司是转移巴仕顿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后设立的，要求川何公司对巴仕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胡军华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巴仕顿公司与川何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的混同等情形，应由胡军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胡军华该主张不予支持。川何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抗辩权，但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综上所述，胡军华诉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巴仕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胡军华支付货款280878.2元及利息（其中154070元从2013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清偿之日止；126808.2元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利息总额不超过98785.6元）。二、驳回胡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76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12696元，由胡军华负担6627元，巴仕顿公司负担6069元。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卷一审卷宗查明：被上诉人川何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8日，工商注册住所是“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南路**首层之一”，该地址座落于南头镇××西村地界内。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四，分别析判如下：一、案涉的《付款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谁？协议抬头和文末的“甲方”一栏，均明确写着上诉人胡军华的姓名；三被上诉人巴仕顿公司、何斌和袁茂华虽主张自己一直是在与案外人山龙公司直接做生意，胡军华仅系其员工。但一审查明的事实却是：三被上诉人实际上与胡军华和山龙公司同时都存在交易关系，而三人并未举出足以推翻这一事实的证据。故此，一审认为该协议的甲方仅为胡军华一人，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另一方面，协议书抬头“乙方”一栏用手写着“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何斌.袁茂华.”，而文末的“乙方”签章栏，只有“袁茂华”三字，既没有巴仕顿公司盖章，也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斌签名。何斌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该“袁茂华”三字系袁茂华本人签名、这份协议有效；同时，其认为袁茂华系代表巴仕顿公司与胡军华代表的山龙公司签订该协议的，故此否认胡军华的协议甲方主体资格。结合何斌承认该协议的还款方是巴仕顿公司，以及何斌和袁茂华是巴仕顿公司的“老板”、“老板娘”和股东的身份，还有何斌、袁茂华多次从个人账户上直接给胡军华划账支付货款等事实，据此，本院认定：虽然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存在于胡军华与巴仕顿公司之间，但讼争《付款协议》的乙方是巴仕顿公司、何斌及袁茂华。一审对此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胡军华否认的三笔付款，是否认定为巴仕顿公司完成了付款？（一）在2012年11月11日交给胡军华两张票面金额分别为17470元和9820元的支票，可否认定胡军华实际收取了该两笔款？胡军华承认收到该两支票，辩称自己并无承兑，但没有说明原因和理由，也没有证明不承兑后如何处理支票。因为该两张支票的出票人并未巴仕顿公司、何斌或袁茂华么事为案外人刘奇东、易健，故此，三人均不具备证实两支票对应的银行账户是否因承兑而扣款，故此不具备举证条件，也就不负有举证责任。则此时，该支票未予兑现的举证责任则应归于胡军华。由此，一审判断该两款已支付到胡军华收取，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二）何斌向刘银香汇付13900元，可否认定为向胡军华付款？一审时，何斌凭其在农商行中山小榄支行的流水记录，主张自己曾在2013年1至3月份向胡军华妻子李银香账户划款共计13900元。庭审中，胡军华虽承认妻子姓名是“刘银香”，但以妻子没有跟自己提到该两笔收款为由否认该款，但何斌的流水已经显示收款的刘银香账户号码，胡军华否定妻子受过该款，就负有证明该账户并非其妻刘银香的账户，收款账户户主刘银香另有其人的证明责任。故此，一审认定巴仕顿公司支付了给胡军华该13900元货款，证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三）袁茂华2013年12月9日向胡军华转账支付126740元可否认定为向胡军华付款？胡军华一审中确认收到该款，认为是巴仕顿公司另行向其购买货物的货款，而未能举证证明该交易发生过，故一审法院认定袁茂华向支付126740元为案涉货款，认定准确，本院维持。三、胡军华主张的欠款利息应怎么计算？胡军华在一审起诉状中表述：“利息98,785.6元暂计至2015年11月31日”，而一审庭审对胡军华该利息诉求的笔录（P17）记录：“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1月31日，仅仅主张98785.6，超出部分视为原告放弃，具体计算方法详见诉状附件，利息计算清单”。胡军华在庭后阅读庭审记录时，在“利息暂计算”前面手写补充道：“利息从2013年3月1日起计算到付清之日止.胡军华”。综上可见，胡军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方的逾期付款的利息，一直计算到其全部还清欠款之日止。故一审认定胡军华起诉主张的迟付利息为固定的98785.6元，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四、何斌、袁茂华、川何公司应否对巴仕顿公司应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胡军华以何斌、袁茂华均多次用个人账户为巴仕顿公司收支业务款为由，认为两人故意与公司财务混同，属于有限公司滥用法人地位的违法情形。一审查明的证据显示：巴仕顿公司的股东只有何、袁二人，均履行了资本充实义务，且无抽逃资金、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但是，纵观双方的交易过程，巴仕顿公司与胡军华之间的交易，从来都是通过何斌、袁茂华个人账户向胡军华支付案涉货款，虽然我国《公司法》并无明令禁止有限责任股东的代收代支行为，但是，两人并未举证证实以上往来均已记入巴仕顿公司经营账目中，胡军华有理由认定两人的与巴仕顿公司财务混同，滥用公司法人地位。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及主张的审理正确，应予维持。（二）胡军华主张川何公司应对巴仕顿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据有：①川何公司是巴仕顿公司开办的；何斌婚生子、川何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俊在成年之初还没有星辰公诉人财产时并无能力创办川何公司；②合川公司是在巴仕顿公司搬进其现在中山南头镇的地址之后成立的，巴仕顿公司2013年搬进来后，两公司共用同一个厂区和同一批员工；③巴仕顿公司一直没有变更注册地址，但其就是在合川公司经营场所内停产的。一审查明：证人何某证明2013年至2015年间在巴仕顿公司上班，2014年9月，巴仕顿公司搬到川何公司位于南头镇××西村的现址经营场所内经营，并将公司变更为川何公司，自己随后在该处上班。何斌承认证人何某是巴仕顿公司员工，但否认巴仕顿公司曾搬到川何公司现址内经营，仅承认生产设备等实物资产因抵债处理。但是，何斌与川何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巴仕顿公司从未在川何公司经营、巴仕顿公司何时、何地以实物资产抵债给何人的事实以否定何某的证人证言。何斌在二审庭审中承认：2018年3月2日一审送达诉讼文书给他时，他在川何公司厂区内“休闲”。双方提交在一审法庭质证的诸多进仓单等文件原本中，均有何某署名。另外，一、二审庭审期间，胡军华均提到自己为了追索货款，长期吃住、帮工都在巴仕顿公司也就是川何公司内，熟悉厂内员工、生产情况。对此，何斌、袁茂华均未作过否认。何斌虽然否认何某证言中有关巴仕顿公司2014年9月搬到川何公司南头镇注册营业地内继续生产经营的事实，但并未举证加以推翻。由此，结合何某证言、胡军华陈述及一审查明的证据，，本院认定两个基本事实：①、巴仕顿公司2014年9月份搬入同年10月8日成立的川何公司工商注册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南路**首层之一”内继续经营该地址位于该镇“穗西村”地界内；②、川何公司内曾有巴仕顿公司雇请的劳动者在此上班，巴仕顿公司曾在川何公司内生产经营，川何公司曾作为巴仕顿公司、何斌收取法院送达司法文件的地址。对此，川何公司一、二审均在收到人民法传票传唤后无合法事由而拒绝到庭应诉，视为对所有证据及诉讼主张放弃抗辩，应承担证据上的不利后果。综上可见，本院认定川何公司与巴仕顿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工作人员及财务均高度混同。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军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导致部分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7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7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何斌、袁茂华、中山市川何嘉俊电器有限公司应对中山市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前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胡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76元，保全费3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58，合计16754元（均已由胡军华预交），由胡军华负担6702元；由中山市巴仕顿电器有限公司、何斌、袁茂华、中山市川何嘉俊电器有限公司负担10052元并在支付上述款项时迳付胡军华，人民法院不另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勇源审判员  金 涓审判员  葛贻环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