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336号原告：黄伟，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然，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辉，男，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园园，女，198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职员。被告：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万达广场A3（12）号楼**。负责人：王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园园，女，198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职员。第三人：裴海涛，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然，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伟与被告王辉、被告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维航律所）、第三人裴海涛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然、张明，被告王辉和维航律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园园，第三人裴海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然、张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2.请求判令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返还黄伟律师费50万元；3.请求判令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赔偿黄伟利息损失1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3日，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约定黄伟聘请王辉为黄伟之夫裴海涛涉嫌职务侵占罪审查起诉阶段的专项法律顾问，具体委托事项为：就裴海涛涉嫌侵占一案阅卷及会见，向办案机关即检察院提出不起诉的司法建议，协调并最终达到使裴海涛被释放的目的。合同约定的先期律师费为50万元，维航律所承诺如果不能达到裴海涛被释放的目的，则在裴海涛被起诉十日内全额退还该先期费用。同日，黄伟将50万元的律师费交付给王辉，王辉开具收据。但是，王辉代理该案后，仅会见裴海涛一次，在法律服务过程中也未详细勤勉地了解、研究案件事实，更未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提供分析意见，最终既未达到使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委托目的，也未达到解除强制措施的委托目的。由于维航律所没有达到委托事项的要求，根据合同约定，维航律所应当退还已收取的50万元的律师费，黄伟多次联系王辉，要求其退还律师费，但王辉均予以拒绝。裴海涛出狱后，向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北京市律师协会经调查后认定王辉存在违规行为，决定给予王辉行业纪律处分。然而，王辉仍然拒绝退还律师费。因此，黄伟诉至法院。王辉和维航律所共同辩称，不同意黄伟的诉讼请求。第一，王辉的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出庭代理或者辩护，均是由律师执业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并出庭代理或辩护，律师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其收取代理费也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票据，律师个人是接受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其个人无权作为合同主体以及收费主体。因此，黄伟起诉王辉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第二，维航律所与黄伟是在2011年签订合同，截至2018年已经过去7年，在此期间黄伟并未起诉，也没有主张过权利，更没有与办案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联系过，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有关黄伟的律师费解决办法，已经由案件介绍人谷胜利、曹桂利以及北京华瀚和平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维航律所早在数年前就与其签订民事风险代理合同。第四，维航律所接受委托后，会见了裴海涛数次，并且到检察机关阅卷，向检察机关提出不起诉的司法建议，最终到法院出庭辩护，发表辩护词，并非如黄伟所述未勤勉履职。在裴海涛提交的（2011）二中刑初字第2306号刑事判决书中均可以体现出王辉已经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第五，裴海涛向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要求解决律师费退费事宜，北京市律师协会认定裴海涛的投诉并未失效，并未对退费作出处理。换言之，北京市律师协会认为裴海涛有权就律师办案行为进行投诉，但对退费问题不予受理。裴海涛述称，同意黄伟的诉讼请求。黄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专项法律顾问合同》；2.维航律所出具的收据；3.（2011）二中刑初字第2306号刑事判决书；4.黄伟与王辉的短信记录；5.京律纪处[2019]第22号处分决定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维航律所和王辉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裴海涛对黄伟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维航律所、王辉和裴海涛均未提交证据。因当事人对黄伟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且黄伟亦向本院出示证据原件，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1年5月3日，黄伟作为甲方与乙方维航律所签订《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内容如下：甲方为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办理裴海涛一事，特聘请乙方律师王辉为专项法律顾问。双方经协商自愿签订以下协议：一、甲方委托的事项、要求：1.就裴海涛涉嫌侵占一案阅卷及会见；2.向办案机关即检察院提出不起诉的司法建议；3.协调并最终达到使裴海涛被释放的目的。二、乙方的义务：1.对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问题，及时提出口头的或书面的意见和建议；2.应甲方的要求，草拟、审查和修改法律事务文书；3.按甲方的要求，完成甲方委托的事项。三、甲方的义务：1.甲方必须如实地向乙方律师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并未律师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方便条件；2.甲方向乙方支付顾问费120万元，其付款时间和方式如下：（1）签约后立即支付限期费用50万元，如果达不到合同第一条第3项的目的，在裴海涛被起诉十日内全额退还该先期费用；（2）如达到合同第一条第3项的目的，则在裴海涛被释放后十日内支付先期费用70万元。3.甲方应确定专人与法律顾问联系，以便配合工作，也可以由法律顾问直接与甲方法定代表人联系，并报告顾问工作。四、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对合同共同遵守，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修改或解除；2.如变更、修改或解除本合同，应经双方协商后书面确认；3.凡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均属违约，如甲方违约，一方可终止执行合同，乙方亦然。五、期限、效力及其他：1.本合同有效期为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委托事项止；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的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代理人应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签字）；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正本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1年5月3日，维航律所向黄伟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伟支付的50万元。2011年10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黄明来、裴海涛犯职务侵占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裴海涛的辩护人为薛晶和王辉，均到庭参加诉讼，并发表辩护意见。2012年11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裴海涛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8月11日起至2020年8月10日止）。黄明来和裴海涛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7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2018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裴海涛予以假释。2018年12月26日，裴海涛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投诉维航律所和王辉律师，投诉请求：1.对维航律所和王辉采取行业处分措施；2.要求退还律师费50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经初步审查后交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处理。北京市律师协会经查，认为维航律所存在未开具合法票据、将律师费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挂钩的违规行为，决定如下：1.给予王辉律师中止会员权利十一个月的行业纪律处分，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2.给予维航律所中止会员权利十一个月的行业纪律处分，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3.对投诉人的其他投诉请求不予支持。诉讼中，黄伟针对维航律所和王辉提出的黄伟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表示，合同解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应当适用除斥期间；虽然返还财产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但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现合同并未被确认解除，故黄伟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黄伟表示变更要求维航律所返还律师费的依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依据是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财产，而非合同中的未实现委托目的可以要求返还律师费的约定。本院认为，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伟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律师费。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维航律所在《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中承诺其可以达成裴海涛不被起诉并被释放的目的，但事实上，裴海涛于2011年10月27日被提起公诉，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此，维航律所并未完成其委托事务，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黄伟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使解除权。由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解除权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故维航律所和王辉辩称黄伟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与法相悖，本院对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虽然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但是，应当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分为三种情形：其一为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限；其二为当事人约定的行使期限；其三为法律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但是经过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第四种情形，即法律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对方当事人亦未进行催告。在此种情形下，认定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分歧是催告的法律效力问题。催告是合同中享有权利的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债务等特定义务的意思通知，催告在性质上属于准法律行为。法律规定非解除权人享有催告权的主要目的是赋予其确定对方是否解除合同的权利，故催告并不具有影响解除权因逾期行使而丧失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也确认了催告具备前述法律属性。既然催告不具有影响解除权因逾期行使而丧失的效力，那么，在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形下，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如何确定，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依据同类事物同等处理原则，应当以类推适用的方式予以补充。类推适用的基础是二者构成要件相类似，其关键点是在法律有规定的案件事实与法律未作规定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相似性，该相似性的判断标准在于法律本身的规范意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本质上是形成权，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消灭的规定旨在当出现合同解除情形时，促使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使合同关系尽快确定和交易稳定。与合同解除权最类似的是同为形成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一年的一般除斥期间和五年的最长除斥期间，该规定旨在给撤销权人设置时间限制，尽快确定双方法律关系，以促使法律关系的稳定。基于合同解除权和撤销权在性质和规范意旨上的相似性，可以做出类推适用的结论，即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不应当超过一年。具体到本案中，黄伟订立《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目的是裴海涛被释放，然而裴海涛却在2011年10月27日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最终在2013年7月3日之后被交付执行。在裴海涛的刑事判决书发生效力时，黄伟的合同目的就已经落空，此时黄伟就具备解除合同的权利。黄伟在明知其享有合同解除权后，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向维航律所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但是，黄伟系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时，首次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时点距黄伟具备解除合同的权利已超六年有余。如前所述，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应当为一年，故黄伟已经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由于黄伟的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故其以合同解除后返还财产为由，要求维航律所和王辉退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也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黄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 策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高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