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4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峰，男，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大磊、董祥，河南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彦平，男，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波，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子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波，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齐峰因与上诉人卢彦平、被上诉人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豫1502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齐峰、卢彦平、华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豫15民终12号民事裁定，撤销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8）豫1502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发回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重审。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审理后，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豫15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齐峰、卢彦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齐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祥，上诉人卢彦平及被上诉人华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齐峰上诉请求：一、撤销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的违约金内容，改判为承担违约金400万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仅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的违约金过低，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与卢彦平在2016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甲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当天便召开了股东会决议，确定将上诉人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卢彦平指定的受让人贺磊，并在签订协议后的第4个工作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了变更登记。上诉人积极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但被上诉人卢彦平违反协议的约定，逾期支付并且未足额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协议中约定：“股权过户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那么卢彦平按照协议约定应当在2016年1月18日之前向上诉人足额支付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卢彦平已经分五次向原告支付1600万元，分别是2016年2月1日200万元、2016年2月26日500万元、2016年3月19日500万元、2017年9月8日200万元、2017年9月18日200万元。以上五次支付时间皆超过协议约定的期限，按照民间借贷月息2分计算，已经给原告造成近200万元的利息损失。卢彦平到目前为止还欠上诉人4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9年9月18日，已经给原告造成352万元的利息损失。因卢彦平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总计已经给上诉人造成552万元的利息损失。所以，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主张的违约金400万元是有事实依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约定违约金过高，属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认定错误，从而认定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主张的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事实认定判决的违约金过低。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卢彦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款合同纠纷，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卢彦平于2015年4月1日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事实清楚，2015年7月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典型的债权担保行为，但重审判决对此表述矛盾。本案源于2015年4月1日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2015年7月1日应齐峰要求，双方签订协议，对华丰公司93％股权进行了转让变更登记。因该次股权转让齐峰并未实际支付4650万元股权转让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定，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属于债权担保行为。本案重审判决既已认定“不是正常的公司股份转让”，却又认定用4650元股权“本意在于用股权抵偿借款本息”。1200万元的借款本息用4650万元的股权抵偿，显然不符合逻辑。二、卢彦平于2016年1月5日与齐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属无效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2016年1月5日《协议》中，双方又约定了齐峰将华丰公司价值4650万元93％股权回让给卢彦平，只需支付2000万元。由此看来，两次股权转让均不是真实转让，都是围绕1200万元借款本息债务所实施的行为，协议中所表述的“卢彦平以华丰公司93％的股权作价给甲方（齐峰）以清偿债务本息。”内容完全不真实。卢彦平时任华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93％股权。当时公司主要资产为2007年取得的信阳市工区路编号为2006-7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已支付土地出让金及契税1700余万元。至2015年，该块土地使用权市值已远远超过2000万元以上，不可能以如此高的价值去清偿区区1200万元借款本息债务。从重审卢彦平提供的证据清单11、13卢彦平代表华丰公司与日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书》、《项目投资协议》可以看出，日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以1亿1千万元的对价才获得了华丰公司99％的股权，并已实际履行。此外，2016年1月5日，齐峰和卢彦平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齐峰将华丰公司93％的股权回让给卢彦平，在协议签订5个工作日内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向齐峰支付2000万元。但该协议并未履行，并未将股权变更登记给卢彦平，而是在2016年1月11日，原告齐峰将93％的股权以46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案外人贺磊。因此，2016年1月5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既未履行，也未生效，没有证据效力。三、2016年1月11日齐峰将华丰公司93％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贺磊也不具有真实性，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实现2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债权。2016年1月5日，卢彦平与齐峰签订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华丰公司又召开股东会，决议将齐峰93％股权以4650万元转让给贺磊，并于1月11日齐峰与案外人贺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贺磊也未向齐峰支付4650万元转让款，而是按照与卢彦平、卢剑于2016年1月30日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华丰公司与日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的约定，将转让款指定汇入卢彦平的账户后由卢彦平陆续归还向齐峰的借款1200万元及400元利息共计1600万元。四、齐峰从未以法定代表人或股东身份参加过华丰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也充分证明股权转让不具有真实性。在2015年7月1日股权转让后，齐峰为名义上新的法定代表人，但从卢彦平提交的华丰公司工资表、财务报表、华丰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和等证据充分表明，华丰公司一直由卢彦平实际掌控和运作，齐峰未参加任何实质性的经营，也未在实际经营中行使过法定代表人的权力。如华丰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在2015年3月20日注册，法定代表人为卢彦平，但之后未作任何变更。又如华丰公司与日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华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是由卢彦平所签署。五、《股权转让合同》表明，卢彦平才是华丰公司的实际股东，齐峰与卢彦平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不具有真实性。在2016年1月11日齐峰与贺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1月30日、卢彦平和卢剑又与贺磊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分别将各自持有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99％股权转让给贺磊，卢彦平保留了1％的股权。后贺磊分多次将2000万元先期转让款汇入卢彦平账户，卢彦平先后分六次向齐峰还借款本息1600万元。进而证明齐峰向贺磊转让股权并非实际转让，仅是为实现自己的2000万元本息债权而实施的不具有真实的转让行为。六、卢彦平于2015年8月11日支付给齐峰20万元是清偿向齐峰借款利息的行为。卢彦平向齐峰借款是为了偿还平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到期贷款，由于抵押物出现瑕疵未能续贷，造成资金紧缺，不能及时归还，向齐峰借的款，在齐峰一再追债下，卢彦平从他处借了20万元于2015年8月1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归还齐峰，这一事实表明，双方存在的是借贷关系。齐峰在原一审中也自认除上诉人借1200万元外，再无其他资金往来，也说明卢彦平所支付给齐峰20万元是基于借贷所产生。七、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本息均已清偿。齐峰有意隐匿卢彦平于2015年4月1日借款1200万元的借条，以并未实际履行、实为债权担保且不具备真实性的股权转让合同为证据起诉，意在获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卢彦平借款1200万元，已先后归还齐峰1620万元，即使按照法律保护的年24％利率计算，也已清偿完毕有余。综上所述，本案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以及还款付息事实清楚，所谓股权多次转让均因未实际履行不产生法律效力，均属于司法解释界定的债权担保和实现债权的行为。齐峰以股权转让形式掩盖民间借贷的真实目的，企图获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行为不受法律保护。重审判决仍然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因此，应当依法驳回齐峰的诉讼请求，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卢彦平对齐峰的上诉答辩称：齐峰上诉理由仅就违约金问题提出上诉，本案性质没有确定之前，股权问题我们不便发表意见，由法庭确定。齐峰对卢彦平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2015年4月1日，上诉人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后，为了清偿欠付齐峰的1200万元借款本息，卢彦平于2015年6月8日与齐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被告华丰公司93%的股份转给齐峰予以抵偿。该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本意在于用股权抵偿借款本息，不是正常的公司股份转让；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5年7月8日到工商部分进行了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至此，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本息清偿完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那么，2015年6月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协商自愿以股权抵偿借款本息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之后，为了实现双方资金流转，上诉人卢彦平找到融资方贺磊以其所在的日新公司提供资金来源，但贺磊要求卢彦平以华丰公司99%的股份进行担保质押。所以，卢彦平向齐峰提出要求以2000万元的价格购回已转让的华丰公司93%的股份，并要求卢剑（卢彦平儿子）将其名下6%的股份转给贺磊，1%的股份转给自己。于是，在2016年1月5日卢彦平于齐峰签订了《协议》。约定齐峰将93%的华丰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给卢彦平。本案是因被告卢彦平在履行基于双方签订《协议》的付款义务时，未按约定及时向齐峰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引发的纠纷。因此，本案应当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二、本案中多次提到的4650万元，是指华丰公司的93%的股份出资额，而非93%股份实际价值的转让款，上诉人卢彦平一直是在将股份出资额与股份实际交易价值相混淆。华丰公司在2015年6月8日和2016年1月11日，虽然没有通过评估公司的评估，华丰公司93%的股权价值绝对不值4650万元，4650万元的事实意思表示只是华丰公司93%股权的出资额。所以，卢彦平以华丰公司93%的股权抵偿齐峰的1200万元借款本息，以及卢彦平以2000万元回购齐峰持有的华丰公司93%股权，均符合华丰公司93%股权的真实价值，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三、齐峰、卢彦平于2016年1月5日签订《协议》，同日华丰公司又召开以齐峰、卢剑、卢彦平、贺磊参加的股东会，形成了齐峰将华丰公司93%的股权作价4650万元转让给贺磊的决议，这正好可以说明齐峰是履行《协议》的义务，将自己持有93%的股份转让给卢彦平指定的受让人贺磊。四、华丰公司应当对卢彦平签订的《协议》的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了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望贵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及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华丰公司同卢彦平答辩意见。齐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40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4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日，被告卢彦平向原告齐峰借款1200万元用于偿还其向平桥区前进乡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本息。同年6月8日，被告卢彦平与原告齐峰签订华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卢彦平将其在华丰公司持有的93%的股份作价46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原告齐峰，双方约定出资转让于2015年7月1日完成。转让协议签订以后，双方去工商部门办理了华丰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1月5日，原告齐峰与被告卢彦平及张**等人（保证人）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2015年4月1日，第三人卢彦平向甲方（齐峰）借款，后第三人卢彦平以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3%的股权作价给甲方以清偿债务本息。现甲方为实现经济流转，盘活资金，与乙方（卢彦平）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一、协议宗旨：甲方（齐峰）将华丰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卢彦平），乙方支付给甲方现金人民币贰仟万圆。二、付款方式：1.股权过户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圆。2.日新公司第二次拨付款210万元本金，第三次拨付余款的20%，第四次拨付余款的30%、第五次拨付余款的50%，在2016年5月本息全部结清（以日新公司实际到账为准）……四、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均应履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协议价款20%的违约金。”原、被告均在该协议上签字，华丰公司加盖公章，被告卢彦平提供的张**等四个保证人亦均在协议丙方（保证人）栏中签字确认。同日，华丰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及新的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原股东齐峰将持有的华丰公司93%的股份共计4650万元转让给贺磊，卢剑持有华丰公司7%的股份共计350万元，其中6%以300万元转给贺磊，另外1%以50万元转给卢彦平。2016年1月11日，按照股东会决议，原告齐峰及卢剑分别与贺磊及卢彦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原告齐峰和被告卢彦平等人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华丰公司的股东由齐峰、卢剑变更为贺磊、卢彦平。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华丰公司的股东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之后，被告先后五次汇款共计1600万元给原告（分别为：2016年2月1日200万元、2016年2月26日500万元、2016年3月19日500万元、2017年9月8日200万元、2017年9月18日200万元）。2017年7月3日，被告卢彦平向原告齐峰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工区路项目融资2017年7月7日前可以到位，如果不到位，欠齐峰钱以工区路地块偿还”，华丰公司加盖公章。后因原告多次催要股权转让余款无果，故起诉来院。贺磊系日新公司的股东，也是被告卢彦平寻找的新的融资方。2016年1月11日，贺磊及卢彦平分别与齐峰、卢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实际支付价款，仅据此进行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华丰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5000万元。华丰公司购买浉河区蔬菜副食品公司和浉河区调味品食品厂位于工区路地块23.5亩，于2017年6月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共支付土地出让金1614.8649万元；同年1至4月，浉河区财政局先后返还华丰公司共计1200余万元用于偿还内债及安置职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卢彦平于2015年4月1日向原告齐峰借款1200万元后，因没有偿还，双方于2015年6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卢彦平将自己在被告华丰公司93%的股份用于抵偿借款本息，合同虽名为股权转让，但本意在于用股权抵偿借款本息，不是正常的公司股份转让；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定及时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至此，被告卢彦平向原告齐峰借款1200万元本息已清偿完毕，这也为原告齐峰与被告卢彦平于2016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相关内容所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协商自愿以股权抵偿借款本息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后基于双方资金流转，原、被告于2016年1月5日签订《协议》，约定原告齐峰将其持有被告华丰公司93%的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被告卢彦平，并约定了付款方式及时间、张**等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为保证该股权转让顺利签订及实施，被告卢彦平不仅找张**等四人提供担保，而且让自己寻找的新的融资方贺磊以其所在的日新公司提供股权转让价款2000万元的资金来源，安排贺磊依华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分别与原告齐峰和卢剑（被告卢彦平儿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华丰公司股东齐峰变更为贺磊（实际为日新公司向被告卢彦平融资而进行的担保质押），被告卢彦平也陆续向原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共计1600万元，事实说明该《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后为转让股权而签订的，系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被告卢彦平辩称本案实际是民间借贷、股权转让不具有真实性、《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为前期借款而提供的担保，与事实不符，于理不通，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卢彦平辩称已经给付原告齐峰1620万元价款，庭审查明其中20万元系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支付的款项，原告认为20万元与本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被告亦没有相关证据证明20万元系支付该股权转让的价款，故一审法院确定被告卢彦平实际已支付原告齐峰的价款为1600万元。被告卢彦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后，未再支付剩余400万元，后又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并在其上加盖华丰公司公章，故原告要求被告卢彦平偿还欠款400万元及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卢彦平2017年7月出具承诺书给原告时任华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代表公司履行职务的权利，其在承诺书上加盖华丰公司公章系职务行为，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卢彦平出具承诺书或加盖华丰公司公章时有超越职权或被胁迫情形，故被告华丰公司应当对卢彦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按照协议价款20%支付违约金，综合考虑被告违约事实、辩解及造成实际损失情况，该标准显属过高，应当调整为未履行部分400万元的30%即120万元。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卢彦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齐峰支付股权转让余款计人民币400万元、违约金120万元，二项共计520万元；二、被告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齐峰承担诉讼费22600元，被告卢彦平、信阳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诉讼费452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齐峰一审起诉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性质如何认定问题？是否为名股实债？二、上诉人齐峰一审起诉的款项及违约金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反之，投资人的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本案中，双方陈述，2015年4月1日，卢彦平向齐峰借款1200万元用于偿还其向平桥区前进乡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本息，双方未约定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口头约定逾期利息按月息5分计算。从华丰公司2015年4月至2017年的工资表和华丰公司2015年12月11日与日新控股集团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来看，2015年6月28日，卢彦平与齐峰签订华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后，齐峰未向华丰公司派驻财务或其他管理人员，工资表始终由卢彦平签发，2015年12月11日卢彦平仍以华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外签订协议，并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1月5日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卢彦平以2000万元回购上述股权后，以向案外人贺磊指示交付的形式，齐峰退出华丰公司。两次股权转让协议之间，齐峰虽取得华丰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但未实际参与华丰公司经营管理，也未全面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利，其目的并非取得华丰公司股权，而是为了获取股权回购的固定收益。故，齐峰一审起诉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性质并非股权投资，而是债权投资，应认定为名股实债。关于第二个焦点，在名股实债中，齐峰的合法债权应予保护，且齐峰的一审诉讼请求包括了主张债权的意思表示。2015年4月1日，齐峰向卢彦平出借1200万元时，双方约定该款几天就还，未约定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卢彦平未能偿还该款，双方口头约定逾期利息按月息5分计算。逾期利息起算时间，本院根据双方陈述酌定为2015年4月11日。逾期利息约定过高，卢彦平已支付部分按月息3分计算，未支付部分按月息2分计算。关于卢彦平已还款金额的认定，双方对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8日之间的五次汇款共计1600万元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2015年8月11日的银行转账20万元，发生在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之后，且齐峰无证据证明除涉案借款之外，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该款计入还款金额。卢彦平向齐峰累计六次已还款金额为1620万元，按照先还息后还本金，每月取整30天，详细计算如下：1、2015年8月11日，欠本金1200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144万元，还款2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1200万元，逾期利息124万元；2、2016年2月1日，欠本金1200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328万元，还款20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1200万元，逾期利息128万元；3、2016年2月26日，欠本金1200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159.2万元，还款50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859.2万元；4、2016年3月19日，欠本金859.2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19.7616万元，还款50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378.9616万元；5、2017年9月8日，欠本金378.9616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193.9905万元，还款20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372.9521万元；6、2017年9月18日，欠本金372.9521万元，累计欠逾期利息3.7295万元，还款200万元。冲抵后，下欠本金176.6816万元。即，截至2017年9月18日，齐峰尚欠卢彦平本金176.6816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7年9月1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齐峰的上诉人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卢彦平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卢彦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齐峰支付借款本金176.6816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7年9月1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齐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8700元，由上诉人卢彦平负担30000元，上诉人齐峰负担38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徐 宏审判员 邰本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静书记员 艾津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