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内蒙古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内蒙古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玲，女，1957年10月1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彦斌，内蒙古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飞，内蒙古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利，男，1956年11月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公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立玲、被上诉人刘德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上诉人王立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彦斌和刘雪飞、被上诉人刘德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公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王立玲对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关于王立玲提供的证据上加盖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的申请属于程序性严重错误，剥夺了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诉讼权利，也直接影响到查明的事实。本案背景为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德利不再担任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后，刘德利非法持有大公房地产公司一整套印章以及会计凭证、财务账簿。大公房地产公司在2018年6月之前几乎没有诉讼，从2018年6月开始刘德利串通诸多不特定主体启动了针对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诉讼，案由均以民间借贷为主，案件量超过20余件，涉案金额极大。由于现有司法鉴定无法对证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所以不排除王立玲与刘德利恶意串通，伪造证据对大公房地产公司进行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查明王立玲提供的证据上加盖的大公房地产公司印章真伪对本案审理至关重要,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证据上有刘德利及杨丽荣的签字，且签字属于职务行为则没有鉴定的必要。假设经鉴定王立玲提供证据上加盖的大公房地产公司印章不真实，则结合大公房地产公司其他股东、管理者均不认识王立玲，且王立玲六年多的期间从未前往大公房地产公司办公场所讨债等情形，足以认定王立玲为虚假诉讼。（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左右大公房地产公司为启动“种子管理站”土地开发项目筹备资金，陆续对外进行借款毫无事实依据。首先，大公房地产公司在2012年前后才启动种子站项目，并非2010年。其次，本案诉争借款均集中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种子站项目尚未筹备，大公房地产公司无需对外筹借巨额资金。再次，种子站项目的资金大公房地产公司是引进的特定主体专项资金，没有也不需要向包括王立玲在内的社会人员借款。王立玲提供的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与大公房地产公司存在借贷事实和借款关系。第一，王立玲及其所谓通过债权转让受让的其他债权没有任何一笔款项支付至大公房地产公司银行账户。第二，没有一笔还款是从大公房地产公司银行账户内付给王立玲及相关债权转让方。第三，王立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王立玲及相关债权转让方转给刘德利和杨丽荣的资金，最终由刘德利和杨丽荣支付给了大公房地产公司，更不能证实大公房地产公司指示或要求刘德利和杨丽荣将上述款项用在大公房地产公司的经营中。第四，大公房地产公司要求调取刘德利个人银行账户并进行审计一审判决也未准许，款项性质、借款用途和资金去向没有查明。所以,在大公房地产公司对借贷事实和借款关系完全否认，并申请对印章进行真伪鉴定，没有款项与大公房地产公司直接往来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借款关系存在依据严重不足。（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月息2分属于法律保护利息的上限。而月息3分已经履行的借款人无权要求返还，但没有履行的只能按照月息2分支持。一审判决将没有履行的利息按照月息3分进行支持显然不当，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认定刘德利、杨丽荣系职务行为明显不当。刘德利虽然曾担任过大公房地产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但不意味着刘德利个人对外没有资金往来，也不能排除刘德利个人对外进行借款。实际上，刘德利个人生活也有资金需求，同时刘德利个人与其他人的项目合作也有资金要求。另外，王立玲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刘德利以及杨丽荣收受王立玲及相关债权人款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审判决仅凭刘德利、杨丽荣与大公房地产公司曾存在身份关联就简单机械的认定二人系职务行为依据不足。（五）王立玲诉讼请求中包含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民间借贷纠纷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两个独立案由，不能通过一个案件审理，应分别起诉。一审判决在大公房地产公司对债权转让不认可的情况下，应告知王立玲就债权转让合同另行起诉。另外，大公房地产公司从未收到过王立玲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没有生效。（六）王立玲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王立玲主张的债权主要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其诉称利息仅支付至2012年和2013年，从2013年至2019年六年的时间里王立玲从未向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过权利，也没有前往大公房地产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商谈过，王立玲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将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大公房地产公司明显不当。大公房地产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应当由王立玲证实诉讼时效没超过、持续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但王立玲根本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诉讼时效持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刘德利、杨丽荣与大公房地产公司不具备利益一致性，不能仅凭刘德利、杨丽荣的陈述确认诉讼时效存续。（七）一审判决刘德利不承担责任严重错误。现有证据均指向刘德利与王立玲存在资金往来,无论大公房地产公司最终是否承担责任，刘德利均应当承担责任。综上，纵观本案的背景、经过、现有证据以及与其他案件高度重合的起诉时间，显然王立玲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与大公房地产公司存在真实的借款事实和借款关系。二审法院应详细审查，纠正一审判决的程序及实体错误。王立玲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6条之规定，当事人有申请鉴定的权利，但是否进行鉴定，决定权在法院，而不在大公房地产公司。所以，大公房地产公司申请鉴定后，如果法院认为鉴定对本案无意义时，完全可以不予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鉴定申请。从大公房地产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刘德利和杨丽荣均是在2016年12月8日之后才不在大公房地产公司担任职务，在此之前刘德利是大公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杨丽荣是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人员。本案中王立玲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借条及收据上不仅加盖有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还有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利及财务人员杨丽荣的签字。对此一审法院也与刘德利及杨丽荣本人核实，二人均认可本案借贷关系及借条和收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也组织过王立玲及大公房地产公司对杨丽荣的证人证言及刘德利提交证据进行过相应的质证。针对大公房地产公司提出的刘德利私自持有一套大公房地产公司印章因此推测本案可能存在虚假诉讼，但从刘德利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持有的印章与案涉借条及收据上的印章并非同一套印章。大公房地产公司在明知上述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仍想以启动鉴定程序来拖延其作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但是，无论大公房地产公司有几套印章，都是其内部管理问题，对外不能对抗债权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的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的名义签订合同，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以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公章与备案公章不符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对此《九民会议纪要》第41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在充分核实清楚案件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对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证据确实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之规定，王立玲在向法院起诉时，已经提供了借条、收据、借款人的银行转账凭证等债权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王立玲已经就借贷关系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已经能够充分证实本案的借贷关系。从王立玲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案涉借款发生在2009年5月至2010年10月期间，通过大公房地产公司企业社会信用信息档案可以反映出刘德利是该时间段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的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因此虽然王玲等三姐妹按照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利的要求将借款全部转至刘德利个人银行账户，并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至于案涉借款的实际用途及资金去向并不属于本案应该查明的事实。（三）本案法律关系及案由正确，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大公房地产公司认为本案应属于两案，既有民间借贷，又有债权转让，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真正的债权人对外并没有以牟利的形式进行转让，而是转让给同样为款项出借人的王立玲，她们之间又为亲姊妹关系，而且也已经通过快递的方式向大公房地产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此事实从王立玲向法庭提交EMS快递回单可以证实，大公房地产公司已经收到王某1和王某2的债权转让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第80条之规定，案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第67条，如果在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原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则案件诉讼标的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应按原合同类型确定案由。若因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则应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其诉讼当事人就是债权人和受让人。本案是因大公房地产公司向王立玲三姐妹借款后，不履行还款义务而导致，本案的诉讼标的也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确定案由并无任何错误。（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王立玲向法庭提供的多份证据及刘德利在庭审中对事实的陈述明确反映出，自有借贷关系后，曾每年向刘德利及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债权，刘德利在每次催债时对王立玲的催债行为给予相应的确认，且该确认事实均发生在刘德利担任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而本案从2009年最初借款至王立玲起诉仅十年，并没有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因此案涉借款未经过诉讼时效。刘德利辩称，借款期间刘德利是大公房地产公司的法定表人，借款确实用于大公房地产公司项目运作中。王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公房地产公司偿还王立玲借款本金1l50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1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2.判令大公房地产公司偿还王立玲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4月2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3.判令大公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2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4.判令大公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60000元，支付自2013年4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5.判令刘德利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6.诉讼费全部由大公房地产公司、刘德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公房地产公司于1994年10月14日成立，属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刘德利。2010年左右，大公房地产公司为启动“种子管理站”土地开发项目筹备资金，陆续对外进行借款。2012年6月15日，为引进资金，大公房地产公司股东变更为刘德利、刘昕、苑智林、赵杰。在此期间大公房地产公司畴集的借款部分转至刘德利及杨丽荣个人银行账户中。2016年12月8日，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明，刘德利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且不持有大公房地产公司股份。杨丽荣在2016年年底之前一直担任大公房地产公司财务人员。从2009年5月12日至2010年10月22日期间，大公房地产公司陆续向案外人王某2、王某1及原告王立玲三人借款，现王立玲主张借款总金额为5190000元，并提交金额为482085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双方交易习惯为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完毕的部分被告收回原借条，尚未结清的借款经双方结算后再由大公房地产公司为王立玲出具新的借条。大公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1月5日、2010年2月16日为王立玲、王某1、王某2三人出具借款金额为1150000元及150000元收据各一张。2010年4月22日为王立玲出具借款金额100000元收据一张。2010年10月2日，大公房地产公司为王某2出具借款金额560000元收据一张。以上四张收据均加盖大公房地产公司财务专用章，由账务人员杨丽荣在收款人处签字。针对以上四笔借款，大公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5日、2013年2月16日、2012年4月22日及2013年4月1日为王立玲出具借条，借条载明相应借款金额115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及560000元，借条上加盖大公房地产公司公章。2010年4月15日至2014年7月30日，刘德利及财务人员杨丽荣共计向三人银行转账5784567元，王立玲称上述款项为大公房地产公司向其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期间，大公房地产公司还以其开发的三阀门住宅楼车库三间抵顶向王立慧的借款300000元。2018年11月16日，王某2、王某1分别将自己对大公房地产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与王立玲，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11月22日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大公房地产公司。以上事实有企业档案登记信息、借条、收据、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表、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包商银行交易明细、《使用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2019）内0204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德利持有的大公房地产公司尾号7173公章印件一份、尾号7174财务专用章印件一份、杨丽荣证言、邮政投递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经庭审质证、认证后在案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立玲与大公房地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刘德利是否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首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立玲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表明王立玲、王某2及王某1三人与刘德利从2009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多笔经济往来，而大公房地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三人与刘德利个人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结合大公房地产公司为王立玲出具的借条、收据、财务人员杨丽荣的证言以及大公房地产公司以其开发的三阀门住宅楼车库为王立玲抵顶借款的事实，能够证明王立玲、王某2、王某1三人系与大公房地产公司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双方“已偿还完借款本利借条即收回”的交易习惯及常情常理，可以认定案涉四笔借款共计1960000元大公房地产公司并未偿还。现案外人王某2、王某1与王立玲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已向债务人大公房地产公司履行通知义务，故王立玲有权向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三人名下借款共计1960000元。大公房地产公司抗辩借条及收据上的印章均系伪造，同时提出对案涉印章进行鉴定，就其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收据上除加盖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外，还有刘德利及杨丽荣的签字，而该签字行为均是二人履行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其法律后果应由法人即大公房地产公司承担，大公房地产公司申请对借条及收据上的印章进行鉴定对本案待证事实并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提出刘德利私自持有一套大公房地产公司印章因此推测借款可能是刘德利与王立玲之间的虚假诉讼，但证据表明刘德利持有的大公房地产公司印章与案涉借条及收据上的印章并非同一套章，故大公房地产公司该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公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已于2016年12月8日由刘德利变更为朱明，且刘德利已不持有大公房地产公司任何股份，但公司名称并未发生变更，案涉借款系用于大公房地产公司对种子管理站土地项目的开发，故大公房地产公司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义务。关于王立玲主张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其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双方之间有按月息3分支付利息的相关约定，故大公房地产公司应从出具借条之日支付相应利息，但是对于利息的截止时间，刘德利在2016年12月8日之后已不在大公房地产公司担任任务职务，其在案涉借条上签字的行为并不代表大公房地产公司的意思表示，故王立玲主张大公房地产公司按月息3分支付2016年12月8日之后利息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对于刘德利是否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刘德利系以大公房地产公司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借款转账至刘德利个人账户，其交易方式虽不符合相关税收法律规定，但王立玲不能以此证明借款由刘德利个人使用。故王立玲要求刘德利对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960000元；二、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l50000元部分自2012年1月5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2070000元；三、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00000元部分自2012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168000元;四、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50000元部分自2013年2月16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207000元;五、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560000元部分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739200元;六、驳回原告王立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810元,减半收取计2390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大公房地产公司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证据1.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民终28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刘德利至今仍持有大公房地产公司一套印章，并非法转移、隐匿大公房地产公司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本案不排除系王立玲与刘德利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因此本案的审查标准应高于同类型其他案件。本案应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鉴定申请；证据2.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收费通知书5份，证明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五个相同类型件均接受了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鉴定申请，并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作为鉴定机构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本案作为同类案件，具有鉴定必要性，结合案情，应当启动鉴定程序，一审法院剥夺了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鉴定权利，是错误的。王立玲质证称，大公房地产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证明意义，而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刘德利与大公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纠纷，有关大公房地产公司与刘德利之间纠纷的证据材料及裁判文书与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没有关系。刘德利质证称，希望鉴定，借款当时大公房地产公司是刘德利的一人公司，刘德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自己去私刻印章。如果鉴定出来没有问题，说明大公房地产公司在拖延时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该份判决是人民法院对刘德利与大公房地产公司、杨丽荣因返还原物纠纷所作，该份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且大公房地产公司认可刘德利持有的公章与本案借条中的公章并非同一枚印章，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青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另外五件案件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与本案是否应当启动鉴定程序并无关联，本案是否需要鉴定应当通过分析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是否有关联予以确定，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王立玲与大公房地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中包括王立玲、王某1和王某2是否已实际出借1960000元给大公房地产公司，王立玲是否已合法受让案外人王某1和王某2对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债权，一审法院未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所提司法鉴定申请是否适当；二是本案借款利息的计息标准；三是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四是刘德利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中的王立玲、王某2、王某1是否实际出借1960000元给大公房地产公司的问题，王立玲提交了刘德利签字并加盖大公房地产公司公章的借条、加盖大公房地产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及王立玲、王某2、王某1转账给刘德利、杨丽荣的银行流水在案作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1960000元借贷事实的真实存在。关于王立玲是否已受让本案债权的问题，王立玲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王某2、王某1分别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王某2、王某1分别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及文件名称为“王某2和王某1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的EMS邮件回单，一审法院亦与王某2、王某1本人核实债权转让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据此本院认为，王立玲已经合法受让王某2和王某1对大公房地产公司的债权并通知了大公房地产公司，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未收到转让通知，与在案证据不符。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即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大公房地产公司以其不认可债权转让为由主张王立玲应就债权转让合同另行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大公房地产公司所提司法鉴定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大公房地产公司因推测王立玲与刘德利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故申请鉴定本案借条及收据。但本案借条及收据的落款期间段为2010年1月5日至2013年4月1日，在没有证据证明借条及收据的实际出具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推定落款时间即为实际出具时间。而在本案借条及收据出具期间，刘德利系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丽荣系大公房地产公司财会人员，从公司对外的法律关系上分析，刘德利有权代表大公房地产公司向王立玲、王某2和王某1借款并出具借款手续，杨丽荣作为公司财会人员，收取款项后出具加盖大公房地产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亦符合正常的交易流程。上述刘德利和杨丽荣行为均应当认定为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行为，应由大公房地产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而本案借条及收据上加盖的大公房地产公司公章及财务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与王立玲和刘德利是否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不具有直接因果联系。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王立玲与刘德利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在无充足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无法予以认定。关于焦点二，本案借款利息的计息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于大公房地产公司尚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应当以月利率2%（年利率24%）为限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按月利率3%（年利率36%）支持王立玲的利息请求，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大公房地产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的问题。本案四张借条上均由时任大公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德利备注延续借款期限，该借条由王立玲持有，可以证明王立玲向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过权利，从借条最后备注日期至王立玲于2019年10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期间并未超过3年，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关于焦点四，刘德利应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因在前述第一项争议焦点中已认定系大公房地产公司向王立玲、王某2和王某1借款，在王立玲及大公房地产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借款由刘德利个人使用的情形下，大公房地产公司主张刘德利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公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960000元”；二、变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l50000元部分自2012年1月5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2070000元”为：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王立玲借款本金1l50000元部分自2012年1月5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三、变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00000元部分自2012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168000元”为：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王立玲借款本金100000元部分自2012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四、变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四、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150000元部分自2013年2月16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207000元”为：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王立玲借款本金150000元部分自2013年2月16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五、变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被告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立玲借款本金560000元部分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739200元”为：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上诉人王立玲借款本金560000元部分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8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六、驳回原告王立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905元，由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731元，由被上诉人王立玲负担41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810元，由上诉人包头市大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463元，由被上诉人王立玲负担83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兴平审判员 王志刚审判员 赵艳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赵芮婕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