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4685号原告：杨京涓，男，1984年1月22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云南仁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读者新媒体大厦第**办公室****（TG第**）。法定代表人：张学兵，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泽，男，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亮，男，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京涓与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运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被告天津运达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云2901民初46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天津运达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告不服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云29民辖终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云2901民初4685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京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被告天津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京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600.21万元（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13位股东之一，认缴并实缴注册资本1900万元，占股19%。2019年3月12日，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在被告起草的《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约定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原告持有的19％目标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易方式为，项目地块可继续开发的，股权转让价含税3420万元，其中原始股本金1900万元，股权溢价1520万元，终止开发的，转让价含税2090万元，其中原始股本金1900万元，股权溢价190万元。支付方式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告协调目标公司在大理市城区被告指定银行设立股权转让款专属账户，账户设立后3个工作日内被告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90万元汇入该账户，首笔股权转让款汇入该账户之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被告操作将该2090万元支付至原告账户。原告于签约当日协调被告方经办人吴洁，在中国农业银行大理新桥支行开设了专属账户，并由被告保管该专属账户印章及网银U盾。但被告并未依约于3个工作日内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90万元汇入该账户并支付至原告账户。后原告方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寄送了《关于解除与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大理纳思屋业有限公司、杨京涓签订的及的函》，但被告迄今置之不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根据逾期天数及应付未付金额，按照年费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或未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被告应支付与逾期未付款等额的违约金，不足以覆盖原告全部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被告应予补足，且被告已投入目标公司和本项目的全部资金不再退还，视为其对公司和本项目的赠予”。故被告当前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90万元，若今后政府明确项目地块能继续开发的，被告还应再支付违约金1330万元。现仅要求被告以原告实际损失（含直接和可得利益损失）为基础支付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违约金600.21万元。被告天津运达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1.原告被告之间虽形成了书面合同文本，被告也加盖了公章，但双方未形成合同关系。2019年，被告欲收购目标公司全部股权，与目标公司13名股东共同磋商并达成一致，进入合同订立阶段，原告系13名股东之一。2019年3月12日，被告在13套《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并将协议交付给目标公司股东代表黄志强，待出让股权股东盖章或者签字后再送回被告处。被告认为，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盖章并送达原告的行为属于要约，如果原告对该要约发出承诺，则双方形成合意，成立合同关系。但至今原告未将其签名捺印的协议书送达被告，双方间也未以支付转让款、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等实际行动予以履行，双方之间合同当然不成立；2．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不应视为行使解除权，而应当视为拒绝被告要约。2019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合同解除通知，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由被告支付违约金，但此时被告未收到原告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之间没有建立合同关系，被告违约也无从谈起。原告的该行为应视为拒绝被告的要约，在2019年5月29日，被告的要约失效；3.2019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已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行为不应视为发出承诺送至被告，而应视为向被告发出要约。目标公司的股东代表在2019年6月21日将谭中意、王崇福、杜长亭、段文宇、许宗国、黄志强、北京仁达信通科技有限公司7名股东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交付给被告，但该7名股东已先于该意思表示之前已经拒绝了被告的要约，7名股东交付《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向被告发出新要约。而其余6名股份，包括本案原告在内至今也未向被告送达《股权转让协议》，未发出新要约；4．被告对于7名股东的新要约无意接受。被告与目标公司股东磋商的初衷是收购目标公司，将其作为被告独资公司，并非取代原告的部分股东成为新股东。但截至现在，目标公司13为股东中，有7名股东重新表示愿意接受《股权转让协议》，其余6名股东未表示，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不接受7名股东在2019年6月21日发出的合同要约。综上，虽然原告手里留存原被告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表面上双方早在2019年3月12日便形成合同关系，但法庭应考察合同订立的过程、中途原告的意思表示及双方盖章、签字的时间等因素，分析合同的真实性质，判断其法律效力。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诉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如下证据：A1、《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印签卡》《中国农业银行对公活期账户信息》各一份，以证明2019年3月12日目标公司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农业银行开设了专户而且预留的电话及印章都时被告员工的信息；A2、目标公司总经理黄志强与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李占通及其他高管聊天记录一组，以证明原告代表催促被告履约的情况；A3、2019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免文件、公司章程，以证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制定通过了公司新章程、聘用了新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变更了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公司指派的吴洁为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新聘用的高管中于欣义、李永勤、冯浩然、吴洁为被告方人员。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目标公司的章程及高管基于该协议已经予以了变更。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A1真实性无异议，但开设银行账户不代表合同成立生效；对证据A2的真实性认可，亦认可李占通系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但聊天记录中，对黄志强的问题未作回应，其他人均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他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获得了被告的授权，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虽然在证据A3中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但该组证据系目标公司内部决定，具体被告方不清楚，与本案诉争无关，其中涉及的高管不是公司员工。被告还提交了如下证据：B1、《中长卓永（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信息》一份、《吴洁社保缴费证明》一份，以证明原告所陈述的吴洁系中长卓永（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被告公司员工；B2、《文件交接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目标公司股东谭中意、王崇福、杜长亭、段文宇、许宗国、黄志强、北京仁达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才将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送达被告处；B3、《股权转让协议解除通知》，以证明目标公司13名股东先于《股权转让协议》送达被告之前已经明确提出不履行该协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B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吴洁不是被告公司指派人员；对证据B2“三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B3“三性”认可，但对被告证明内容不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欲证明的内容。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A1、A2、A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B1、B2与本案诉争无直接关联，对被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以采信；原被告双方对证据B3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组证据与本案诉争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故对被告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以采纳。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被告原工商登记名称为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李占通为法定代表人。2019年11月19日，被告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学兵。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于2018年3月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全部实缴出资，该公司现有13名股东，大理纳思屋业有限公司（以下纳思屋业公司）及原告杨京涓均为该公司股东，原告认缴并实缴1900万元，占公司股比19%。2019年3月12日，纳思屋业公司、原告杨京涓作为转让方与被告天津运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尾部纳思屋业公司在转让方一后加盖公司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李志海签字，原告杨京涓在转让方二后签字捺印，被告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占通签字，日期均为2019年3月12日。该协议约定纳思屋业公司（转让方一）、杨京涓（转让方二）向天津运达公司（受让方）转让在目标公司的44％的股权（其中原告股权份额为19%）。该协议第二条交易方案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按以下情况确定，在本次海东新城整改政策下项目地块可继续开发的，转让方将其持有公司44％的股权共计4400万元出资额，以含税价7920万元（原始股本金4400万元、股权溢价352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原告股本金为1900万元，股权溢价1520万元；股权如因政府本次海东新城整改政策原因，项目地块终止开发的，转让方将其持有公司44％的股权共计4400万元出资额，以含税价4840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原告含税价转让款为2090万元（原始股本金1900万元、股权溢价19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协调目标公司在大理市城区内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设立股权转让专属账户，受让方将本协议所涉及的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4840万元（其中原告杨京涓股权第一笔转让价款为2090万元）于账户设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汇入该专属账户，该专属账户的印章及网银U盾交由受让方进行保管；违约责任约定为，受让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受让方按照按年费率24％的标准、根据逾期支付天数及应付未付款金额向转让方计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于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或未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则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如转让方解除合同的，则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与逾期未付款金额等额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覆盖转让方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则受让方还应就不足部分予以赔偿，且受让方已投入公司和本项目的全部资金不再退回，视为受让方对公司和本项目的赠予；双方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2019年3月12日，原告协调目标公司依照约定办理了股权转让款专属账户。被告未将原告及纳思屋业公司第一笔股权转让款4840万元于账户设立3个工作日内汇入专属账户。纳思屋业公司、原告杨京涓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邮寄《关于解除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大理纳思屋业有限公司、杨京涓签订的及的函》，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签收。庭审中，经法庭释明，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原告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纳思屋业公司、杨京涓与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及原告是否已经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三、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违约金损失如何确定？关于纳思屋业公司、杨京涓与被告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问题。本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原告的签字捺印，有被告的公章且有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被告认可上述公章为其公司公章，结合原告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免职文件、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能够佐证基于协议成立的前提下，目标公司进行了股权转让的相关准备工作，且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相印证，能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3月12日成立并生效。关于被告天津运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被告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被告天津运达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及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该协议已经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协议签订之日，目标公司已申请开设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预留了吴洁的个人印章、电话，被告天津运达公司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现被告天津运达公司逾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就被告天津运达公司提出吴洁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不掌握上述账户、印章及U盾的答辩主张，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约定了支付方式，且目标公司已经开设了相应的银行账户，吴洁是否属于被告工作人员不影响被告天津运达公司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杨京涓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原告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已书面到达被告天津运达公司，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违约金损失如何确定问题，根据原告庭审陈述，原告主张的违约金600.21万元构成为：股权溢价款190万元+股权转让款可得利息271.7万元（2090万×日利率24%÷360×195天）+违约金138.51万元{（股权溢价款190万元＋可得利息271.7万元）×30%}=600.21万元。被告天津运达公司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本院予以调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双方对协议解除后违约金的约定为“如转让方解除合同的，则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与逾期未付款金额等额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覆盖转让方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则受让方还应就不足部分进行赔偿，且受让方已投入公司和本项目的全部资金不再退还，视为受让方对公司和项目的赠予”。因原告的股权并未实际转让，结合原告诉请，本院仅支持其可得利益损失。根据合同约定，若合同履行，则转让方“以含税价209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原始股本金1900万元，股权溢价人民币190万元”，原被告明确股权溢价为190万元，对该溢价属于协议履行后原告可获得部分价款，双方均有可预见性，该部分应当视为原告的预期利益。庭审中，经法庭释明，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原告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依法支持原告违约金190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的其他组成部分，因无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京涓支付违约金190万元。二、驳回原告杨京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15元，由原告杨京涓负担31915元，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1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施银慧审判员  字荣芳审判员  冯晓丽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