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311民初3262号 原告：彭建立，男，1969年3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成涛，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元弟，男，1969年6月14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被告：聂伟凯，男，1978年1月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被告：宋迪，男，1983年7月1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河南正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建立与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期间因被告聂伟凯、宋迪下落不明，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30日、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建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成涛，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三被告申请调取证据，经本院院长批准，决定延长审理期限五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建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连带向原告彭建立支付欠款（租赁费及工人工资等相关费用）54.2万元、经济损失7.92万元及相应利息（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成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聂伟凯、付元弟连带返还原告彭建立押金借款35万元及相应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成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份，被告找到原告到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做工程，原告租赁挖掘机，原告在与被告商定的时间内，及时派人派设备到达施工工地。到达工地后，被告迟迟未让原告开工。2015年10月16日，被告聂伟凯告知原因系其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新能源项目部）之间的押金不够，叫原告帮忙借35万元，付元弟让转入聂伟凯的账户，原告分别在2015年11月16日和1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聂伟凯转款35万元。在2016年6月2日，双方就机械和人工费结算后，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并同时写下赔偿损失的承诺书。之后原告就上述欠款和35万元借款及经济损失向被告催要，但被告均未能履行。根据法律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可以确定并列或者主从的案由，合并审理。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付元弟辩称，当时聂伟凯和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风电合同，因为原告和聂伟凯都是被告的朋友，被告就通知原告这个工程，原告愿意来干，原告负责土建施工，聂伟凯负责安装施工，原告让其朋友给聂伟凯打了5万元，还有一笔钱付给了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一直开工，后来原告给被告出具字据，说这些钱由他来要，被告无权去要钱。之后，被告从洛阳工地回到徐州，工程一直开不了工，也告诉了原告，让原告把机器拖回来，双方由此事发生了纠纷，后来各方一起去萧县，被告喊着聂伟凯，一起给原告写了条子。被告只是介绍了这个工程，没有参与具体工程。 被告聂伟凯、宋迪共同辩称，被告聂伟凯与原告是合伙关系，合伙的项目是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的风电项目，具体合作方式是土建由原告承建，安装部分由聂伟凯承建，风险各自承担。欠条是宋迪、聂伟凯以及付元弟在受到原告的胁迫之下签订的，这份欠条上面载明的所谓的损失以及租赁费等费用均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挖机主要实施的是土建工程，也就是在与聂伟凯合伙过程中原告应当承担的一部分义务，后期因工程没有做成，各自的损失应当各自承担，不应由另一合伙人进行承担。对于原告要求的返还押金的请求，原告曾明确向被告出具过证明，所交的押金全部由原告自行收回，被告无权将该押金退回，事实上被告也没有在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将原告交纳的押金追回，故原告各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和被告聂伟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用等损失是否有依据？是否应当由三被告连带承担？3、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押金3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是否应当由被告聂伟凯、付元弟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原告彭建立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欠条原件一份，由三被告各自亲笔签名并按手印，对原告所述的欠款债务予以确认，证明：（1）该欠条能够证明三被告对原告负有54.2万元的债务，三人为共同欠款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签名按手印是对该债务的确认；（2）原告租赁了挖掘机，招聘了工程师驾驶员以及技术人员等事实，三被告对此事实不持异议：（3）三被告是共同经营或者是合伙做了这项工程，三人作为共同欠款人签字按手印也能佐证原告主张的这一观点； 2、承诺书原件一份，证明：（1）自2016年6月2日之后原告产生的经济损失，三被告是自愿承担赔偿责任；（2）三被告是作为一个整体向原告做出承诺，他们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因为他们属于共同经营或者合伙关系； 3、中国银行交易银行流水打印件，客户名是李肖肖，借记卡尾号为3210，在2015年10月16日转给聂伟凯5万元以及2015年10月22日转给聂伟凯30万元，合计35万元。 4、录像一份，时间为2016年6月2日晚21时左右，地点在萧县的中山宾馆，在场人员为三被告以及原告和原告儿子，以及聂伟凯的朋友。录像显示是三被告在欠条和承诺书上签字按手印的全部过程，以及他们少量的语言对话，这份欠条在他们签字之前原被告双方已经清算完毕写下的，在签字的时候聂伟凯是仔细核对的，在签字是双方氛围是非常友好的，不存在逼迫的情形，用予证明：（1）承诺书和欠条是三被告真实意思表示；（2）对于欠条以及承诺书的内容已经过三被告仔细核对后才签字；（3）印证了三被告是共同经营这项工程或三被告存在合伙关系； 5、内部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乙方是聂伟凯，该合同约定的风险抵押金是200万元，并不是35万元，原告不是该合同当事人，对真假和内容无法核实，当时原告认为这个工程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其和付元弟是朋友关系，才愿意出借35万元，依据该合同约定，向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押金的主体是以聂伟凯为代表的三被告； 6、收据拍照打印件一份，证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收取聂伟凯的押金是60万元。 经质证，被告付元弟对上述欠条及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此之前，即在2016年5月26日，宋迪电话报警，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派人出警，有接出警工作记录，原告和他儿子看着宋迪不让他走，所以宋迪报警，在火花菜市场的楼上，原告逼迫宋迪转了3万多元，其和宋迪在萧县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原告不让我走，其还被打了一顿，条子不打不行，宋迪也在萧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也报警，也有接出警记录。后来宋迪在河南河北交界的收费站也报警，也有出警记录。被告聂伟凯、宋迪对上述证据1和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两份证据均是各被告在受到原告的胁迫与恐吓之下形成的，特别是在形成两份证据后，宋迪为了自身安全，又两次报警，对于报警记录请求法庭进行调取，或开具调查令。该两份证据记载的内容与原告起诉状及变更诉请申请书中对事实与理由的叙述有矛盾之处，欠条以及承诺书显示是租用原告的挖机，而原告在变更诉请申请书事实与理由部分表述为：被告找原告做工程，原告租赁挖机，然后按照商定时间派人到达施工场地，后因故未能开工，所产生的款项是原告与被告等人在做栾川县工程项目产生，说明原被告之间关于栾川县的工程是合伙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在2016年3月18日，原告曾为被告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押金35万元由原告负责讨要，能够说明原告交给聂伟凯的35万元，聂伟凯已经向项目甲方支付了项目押金，该押金原告明确表明由其本人讨要，与三被告无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5万元，并称35万元为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为了合伙工程租赁挖机、聘用工程师和驾驶员等损失，该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 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证明拍照打印件一份，系在2016年3月18日原告为被告出具，证明该押金由原告自行讨要，与被告无关； 2、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被告宋迪在2016年5月26日，也就是被原告扣住的第五天报的警，警察认为是经济纠纷并未处理。 3、照片打印件2张，时间为2016年8月5日，系宋迪在萧县宾馆拍摄。 经质证，原告彭建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证据1中风力发电的押金是在聂伟凯和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款项，能够主张要求退还押金的人只能是聂伟凯或者聂伟凯授权的人，而原告不是内部施工合同当事人，无权主张这笔押金，该证明不具有合法性的。当时的转账记录是李肖肖的，聂伟凯担心李肖肖问他要钱，才让原告出具；证据2中记载未限制宋迪的人身自由，且出警记录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证据3与本案无关。 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9日，被告聂伟凯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新能源项目部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洛阳纽爱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秋扒风力发电项目，工程地点在栾川县，工程内容为土石方挖、装、运、平及本工区内所有机座，其中风险押金为贰佰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在上述合同签订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新能源项目部于2015年12月5日向聂伟凯出具了收据，该收据载明收到了聂伟凯交纳的安全生产保障金60万元。 2015年10月16日，原告通过李肖肖的银行账户向聂伟凯转账一笔5万元。2015年10月22日，原告通过李肖肖的银行账户向聂伟凯转账六笔合计30万元。 2016年6月2日，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向原告出具欠条与承诺书，欠条载明的内容为：“今欠彭建立挖掘机租赁费每月5.5万元，工程师一名，工资每月1万元，驾驶员2名，每人每月6000元，管理人员2名，每人每月5000元，拖车费及生活用品、房租2万元整，以上费用欠款从2015年12月2号计算至2016年6月2日止，挖机租赁费及工资每月8.7万元×6个月＝52.2万元，拖车费及生活用品房租费合计2万元整，以上合计欠款54.2万元整，大写伍拾肆万贰仟元整”，另附欠款人身份证复印件，三被告在欠款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备注处注明已收到宋迪31000元。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为：“本人承诺现租用彭建立的挖掘机一台，若从2016年6月2日之后我们不能安全把挖掘机归还给彭建立本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我们三人承担，如不能实现承诺，我们三人愿意负法律责任”。三被告在承诺人和承担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上述欠条及承诺书形成的过程中，原告进行了部分录像。录像中显示，宋迪提到“我也拿一份，都给我吧，我十月份都过去了，那天我们也算了得二十多万都不止”，在付元弟签名时，宋迪又说“他家你都认识，要电话有啥用，打也不接”。 2016年5月26日，宋迪电话向徐州市公安局报警称其在徐州市泉山区被关押了五天。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派员到场处理，了解到宋迪、付元弟与他人因债务发生纠纷，宋迪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告知到事发地协商解决或法院起诉。 另查明，在三被告出具欠条之前，在徐州市火花格林豪泰酒店楼下的农业银行，宋迪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账户转账31000元。欠条中载明的挖机，原告在2016年7月10日拖回。 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其中享有权利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负有义务的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本案中，三被告认为向原告彭建立出具欠条和承诺书时受到了原告的胁迫和恐吓。对此，本院认为，三被告的该项反驳意见不能成立，具体理由为： 首先，被告宋迪陈述其在2016年5、6月份在徐州市和萧县报警，经本院依法调取宋迪在2016年5月26日向徐州市公安局的报警记录显示，在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民警出警当时宋迪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宋迪报警所谓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在徐州市华美风景园，该处地址为被告付元弟的住所，并非原告的住所，经本院查询，宋迪并未在2016年5、6月份在萧县公安局报警。 其次，宋迪陈述因付元弟将其所有的车辆开到徐州，其在2016年5月底来徐州的原因是要开回自己的车辆，先到付元弟家里，当时原告彭建立也在，因找不到聂伟凯，就不让其走，双方遂发生冲突，之后开车去火车站，被原告截住，先住在徐州火花的宾馆，后又住到萧县中山宾馆。但在欠条及承诺书形成的2016年6月2日之前，通过付元弟到河南永城或者商丘将聂伟凯接到了萧县中山宾馆，而中山宾馆距萧县龙城城西派出所较近，在此期间，三被告均有报警的时间，但均未报警，这与一般人受到恐吓或胁迫的表现不相符。 最后，在欠条或承诺书形成之时，原告对此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录像中宋迪语气自如，表达清晰，也表达了自己计算的账目的数额，并提出要一份欠条和承诺书，整个过程并没有体现出原告向三被告发出过强迫指令，恐吓不签字的具体后果，并足以给三被告造成了心理上的强制。 综上，三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欠条及承诺书时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其意思表达自主且真实。 一、关于原告彭建立和被告聂伟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聂伟凯认为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没有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或者其他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有关出资和盈余分配约定的证据，故被告聂伟凯主张的合伙关系因其不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通过本案的审理，业已查明系被告聂伟凯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缴纳安全生产保障金的主体是被告聂伟凯，原告向被告聂伟凯支付的35万元，并非由原告直接向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现原告认为该款为借款性质，并非与被告聂伟凯之间的合伙投入，根据被告聂伟凯出具的欠条及承诺书，可知原告租赁设备，雇佣人员，系聂伟凯将涉案部分施工工程转包给原告施工，原告与被告聂伟凯建立的是建设工程转包、分包合同关系。在无法施工后，三被告同意赔偿原告在此期间的损失，故欠条和承诺书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与被告聂伟凯主张的合伙关系并不一致，被告聂伟凯主张合伙关系的依据不足。 二、关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用等损失是否有依据，是否应当由三被告连带承担的问题。 双方在欠条及承诺书中，对于原告所主张损失中的54.2万元进行了明确，并明确三被告承担2016年6月2日之后不能归还挖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故自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7月10日，共计38天，按照每月8.7万元计算，计款11.02万元，原告扣除被告宋迪已经支付的3.1万元，余款为7.92万元。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62.12万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对于上述损失的给付时间没有进行约定，故利息可自原告起诉的2019年5月26日开始计算。 三被告共同在承诺人和承担人处签名，故三人应当承担共同责任。虽然聂伟凯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同时聂伟凯陈述被告付元弟、宋迪系帮忙，但是付元弟、宋迪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债务加入，其两人也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 三、关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押金3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是否应当由被告聂伟凯、付元弟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问题。 原告通过案外人李肖肖向被告聂伟凯支付35万元，原告认为该款为聂伟凯、付元弟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该款应为聂伟凯的个人借款，具体理由是：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35万元系借款，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被告认为该款系其与原告合伙期间原告缴纳的押金，且原告在2016年3月18日出具了证明，证实该押金由原告自行讨要。但通过本案的审理，业已查明被告聂伟凯与原告之间并非合伙关系，原告对出具证明的原因在质证时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二是从原告通过案外人向被告聂伟凯支付35万元的时间及被告聂伟凯向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60万元安全生产保障金的时间先后来看，被告聂伟凯将该35万元用于缴纳安全生产保障金，此为被告聂伟凯的借款用途；三是被告聂伟凯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的该35万元系其他债务的意见；四是被告付元弟并非共同借款人，即便存在原告所述系因付元弟电话联系要求支付该35万元，被告付元弟也仅仅是介绍人，并非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故原告要求被告付元弟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因原告与聂伟凯之间就利息的支付及款项的偿还时间没有进行约定，可自原告起诉的2019年5月26日开始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彭建立赔偿租金、工人工资等损失共计62.12万元及利息（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二、被告聂伟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彭建立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三、驳回原告彭建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520元，公告费230元，合计13750元，由被告聂伟凯负担13750元，被告付元弟、宋迪共同负担9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现伟 审 判 员  丁 贺 人民陪审员  蒋 洪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