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6820号原告：刘德发，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霍邱县三元乡祖师村下冲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丹，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主要营业地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4C。法定代表人：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妍，女，被告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海东，男，被告公司员工。原告刘德发与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德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丹，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妍、沈海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德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7,471.0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7,128.97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6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2,322.76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6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49,200元；5、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6月28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工龄工资差额2,220元；6、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6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事故扣款8,080元；7、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安全考核奖600元；8、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3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0年6月28日进入上海拯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拯救公司)担任牵引车驾驶员。2011年6月26日，原告、被告及拯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原告的劳动关系转至被告处。之后原、被告签有数份劳动合同，其中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止。原告入职拯救公司时双方约定原告做六休一，工资由基本工资及提成组成；原告劳动关系转至被告处后双方未就工资事宜进行过重新约定。2019年8月1日，原告因工资减少一事找到被告公司的沈海东，在谈话过程中发生肢体接触，原告的手碰到了沈海东的脸部。同月6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出具的解除通知书。后原告就系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被告及拯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后原告曾因个人原因于2012年6月离职，同年8月再次入职，故工龄工资应自2013年9月起发放；2019年8月1日，原告就工资问题找到领导沈海东，在沈海东向原告进行解释期间原告打了沈海东，严重违纪，被告因此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属合法解除；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住在被告公司宿舍内，有工作时接通知外出，无工作安排则在宿舍内休息，被告不应支付原告加班工资；被告支付予原告的工资从未低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原告在拖车作业中操作不当致客户车辆损坏，其按照公司规定进行扣款并无不当；安全考核奖属额外奖励，发放标准为无事故、无违章，因2019年4月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故原告2019年5月至7月无安全考核奖。综上，其不同意原告诉请，要求按照仲裁裁决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拯救公司为被告公司的全资股东。2010年6月28日，原告与拯救公司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11年6月27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内容为道路排堵保畅，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月工资为“700+绩效工资”。2011年6月26日，原告、被告及拯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为更好地整合上海拯救旗下各企业的资源，即日起，丙方(拯救公司)部分员工归并甲方(被告)。一、从2011年6月26日至2013年6月27日劳动合同主体甲方变更为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做任何变更……”。2012年8月8日，原、被告签订期限自当日起的一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月工资为“1,480+绩效工资”。此后原、被告连续签订期限至2017年底的劳动合同续签书。2018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任驾驶员，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月工资为“1,480+绩效工资”等内容。另上述劳动合同中的交通安全条款中均约定有“乙方应确保安全行车……对事故损失，乙方(原告)必须按照甲方(第一份劳动合同中为拯救公司，后均为被告)制定的《安全管理办法》实施。……”被告每月10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原告上月全月工资，有工资条。另查明，2019年8月1日，沈海东报警，称其作为管理人员与员工因工作安排发生纠纷，其被一员工扇了一巴掌。同年8月12日，原告与沈海东经闵行区公安司法联合调解室调解后签订闵莘调莘庄(2019)第08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内载：“纠纷简要情况：2019年08月01日7点50时许，因工作问题发生争执，刘德发因冲动，打了沈海东。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互相谅解。2.当事人双方今后和睦相处。3.双方当事人再不得追究对方任何责任……”。又查明，2019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第八章纪律处分-C类过失-第9条：威胁、恐吓或殴打上司及管理人员)”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还查明，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被告处牵引车驾驶员、牵引车操作工岗位于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适用不定时工作制。2018年3月7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为其安排健康检查、支付2010年6月28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的休息日、平时延时加班工资等。该会以闵劳人仲(2018)办字1223号案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4月12日对该案作出裁决，认为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原告于2010年6月28日至2011年6月25日期间系与拯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6月26日三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原告劳动关系转至被告处，故对其中原告要求被告2010年6月28日至2011年6月25日期间的请求不予支持。2019年9月23日，原告就本案讼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被告陈述，其处在员工入职满一年后开始发放按照20元/年计算并逐年递增的工龄工资，2018年10月起，其酌情将原告在拯救公司的工龄计算在内。该会于同年11月14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6095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的高温季节津贴300元、2013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2,322.76元、2012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工龄工资差额2,020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诉请的基本工资差额及工龄工资差额一节，原告称，无论是其与拯救公司及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还是被告实际发放的工资中，其基本工资均低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故其要求被告支付其2010年6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其基本工资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另被告处工作满一年后开始发放按照20元/年标准计的工龄工资，故2011年6月起其应享有工龄工资且此后每年按照20元/年的标准递增，但被告未足额发放，经其计算，在其能够提交工资单的期间内被告已发工龄工资差额为2,220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2012年至2019年期间的部分工资单，其中显示，原告薪资由基本工资(之前为1,480元、2018年2月为2,500元、同年4月起为2,080元)、工龄津贴(自2013年10月开始发放20元/月，此后按照每满一年递增20元的标准增长，2018年10月工龄工资由120元/月增长至160元/月)、安全绩效考核奖金、产值工资、油耗奖励、中夜班津贴、技师津贴、节假日加班费等项组成，另有事故扣款项。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告的实得工资从未低于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而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原告曾于2012年6月因个人原因自被告处离职，同年8月再次入职，故工龄工资自2013年起发放。被告提交情况说明及员工登记表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情况说明内载：“关于刘德发的社保问题，经协商12年8月份前由浦西部承担，9月份以后由市场部承担！”并由相关人员签字，下半部分则有“关于刘德发至市场部，由于在原拯救部……出现问题，属辞职性质，故进市场部应按新入公司性质处理，此确认本人签名”字样，下方由刘德发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4日；员工登记表中“需要说明的地方”栏则由原告填写“本人提出辞职，认可承担社会保险企业支付部分剩余天数金额”，“备注”栏填写“本人是农村户口，有上海市医疗保险卡，收到员工手册一本”，两栏均有原告签名，落款时间均为8月8日。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当日被告与其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上述材料其均系在被告要求下填写及签字，其从未自被告处离职，被告一直发放其工资未有间断。原告提交银行交易明细一组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就诉请所涉事故扣款及安全考核奖，被告陈述，2019年2月21日原告拖车时违反操作流程，后客户发现变速箱有问题送修后认为系原告拖车不当所致，客户进行投诉后，经保险公司、维修4S店及被告安全员等多方进行现场勘验后确认致损原因为原告拖车操作不当，勘验时原告本人亦在场。后该车辆修理产生维修费11,000元。根据被告处部门规定，事故修理费的20%应自责任人工资中扣除，故其于原告2019年5月至7月工资中每月扣除了500元，后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而未再扣款。另对于无事故、无违章的人员被告每月额外发放200元的安全考核奖，由于上述安全责任事故，其扣除了原告一个季度的安全考核奖。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牵引施救作业单、机动车车辆保险损失确认书、维修发票及维修结算清单等一组证据。原告对牵引施救作业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2019年4月时客户找来称车辆在拖车时被弄坏了，其不认可此说法；进行几方勘验时其确实在现场，但并不认可车辆致损原因为原告拖车操作不当的结论，但后被告仍对其进行了上述事故扣款，且三个月的安全考核奖也未发放。被告曾要求其在事故报告中签字确认，但其不认可事故责任认定而拒绝。另在职期间被告还对其进行过多次事故扣款，其虽提出过异议但未果。关于诉请的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一节，原告陈述，其入职拯救公司时约定做六休一，工资由基本工资加提成组成，劳动关系转入被告后按照原定方式发工资。实际工作中其做六休一，白班时间为8时至19时，中班10时至21时，晚班20时至次日8时，其住在被告提供的宿舍内，并在公司就餐。虽然被告办理有不定时工作制批复，但其所在的牵引员岗位实际上并不实行该工作制，而被告未发放过其上述加班工资，应予发放。原告提交排班表、拯救内部APP截图及短信截图欲证明其主张。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并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原告举证目的，并称，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就住在单位，有事出车，无事即在宿舍内休息。庭审中，被告提交监控录像光盘、员工手册以证明其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事实及规章制度依据。其中录像光盘显示，2019年8月1日7时35分许，在交谈过程中原告突然出手掌掴沈海东脸部一掌后被人拉开；2015版员工手册内载，“……凡违反C类过失中任一行为者均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即予以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并开具退工单。……C类过失……9、威胁、恐吓或殴打上司及管理人员。……”原告对监控录像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举证目的，称其已与沈海东达成调解，且双方均有过错；对员工手册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从未收到过该版员工手册，而其收到的旧版员工手册中规定，侮辱、谩骂、顶撞上级及打架斗殴者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才可解除劳动合同，而其认为2019年8月1日的事件并未达到严重程度，未造成严重后果。原告提交员工手册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该员工手册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此为旧版员工手册，其在修订后将2015版员工手册下发给了员工，原告在之前的仲裁案中曾作为证据提交，证实原告早已收到该新版员工手册。被告提交于闵劳人仲(2018)办字1223号仲裁案中收到的原告证据目录及员工手册以证明其主张。原告称由于时间太久，其已记不清楚，故需要庭后核实。诉讼中，被告陈述，其公司《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赔偿及处罚一节明确规定，“当事人因交通事故、牵引事故造成的损失，按直接损失的20%赔偿”，其一直按照此规定执行且原告未提出异议；而2019年2月因原告违规操作造成的车辆损坏事件中，其按照保险公司定损金额向受损车主赔偿了11,000元，但最终只获得保险公司赔付10,000元；另按照被告的《技师工资结构调整报告》方确定，对于发生同等责任以上事故的技师扣除季度安全奖600元等。被告提交《安全管理办法》、《技师工资结构调整报告》、事故处理报告、拯救公司向案外人转款11,000元及保险公司向拯救公司就“沪DPXX**沪A6XX**理赔款”10,000元的银行电子回单、发票等一组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银行电子回单及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安全管理办法》落款人为拯救公司而非被告，是否对原告适用存疑；而即使按照被告所述，被告直接损失亦为1,000元而非11,000元。另原告称，劳动合同的模板系由被告提供的，其并未收到过合同中所载明的《安全管理办法》。诉讼中，原告明确，其确曾于闵劳人仲(2018)办字1223号仲裁案中提交过新版即被告于本案中提交的员工手册；但又称其并未自被告处收到过新版员工手册，当时由于同事说新版员工手册中增加了关于考勤的内容，故同事将新版员工手册复印给其，之后其于前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给了仲裁。被告则明确，为节省时间及精力，其同意支付原告第5项诉请所主张的工龄工资差额2,220元。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工资单、录像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8月1日的现场监控录像内容可证实，原告在与沈海东交谈过程中，并非如其所述只是手碰到对方脸部，而是存在掌掴对方之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若对工资发放问题存在异议，可遵循正常途径向用人单位提出，抑或通过仲裁等途径主张，然原告却出现了掌掴同事之行为，此举不但违反被告处管理规章制度，且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被告基于原告的上述行为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0年6月28日至2011年6月25日期间基本工资差额、事故扣款、加班工资等诉请，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1年6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前述诉请期间用人单位之责无依据，本院对原告相应部分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1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之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在职期间薪资构成、薪资金额等情况，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等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仅以其工资组成各项中名为“基本工资”一栏之金额低于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由要求被告补发该差额，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1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事故扣款之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扣款是否有规章制度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均约定，对于原告未确保安全用车造成事故损失的，按照《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另被告提交《安全管理办法》以证明其处规定对于牵引事故等由责任人按照直接损失之20%赔偿。原告虽称其不知晓上述规定，且以该公司规章制度的出具者为拯救公司等为由不予认可，然，双方劳动合同中明确以该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原告称其不知晓有该规定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原告称本案被告提交的《安全管理办法》出具者为拯救公司而非被告的主张，原告并未就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安全管理办法》之内容进行举证；在双方长达8年余的劳动关系过程中，原告曾被多次事故扣款，亦证明了该扣款制度存在且原告知晓被告处有关于事故扣款的规定。而按照被告与拯救公司的关系、原告与拯救公司及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等事实，可证明被告引拯救公司的规定为其规章制度并非无据。其次，关于本案所涉2019年5月至7月事故扣款之是否有事实依据：客户就所涉拖车事故进行投诉后，在原告本人在场的情况下，被告会同保险公司、维修4S店等多方进行了现场勘验，勘验结果确认原告对事故负有责任并由被告对客户进行相应赔偿。原告对此勘验结果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本院对该多方勘验结果予以采信。再次，至于赔偿标准：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就前述牵引事故向客户赔付11,000元，而后就此获得保险理赔10,000元。即，就此事故的直接损失为1,000元。按照前述《安全管理办法》之规定，原告应承担此直接损失的20%即200元。然被告就此事自原告薪资中扣除了1,500元，显有不当，对于超额部分应予返还。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其余扣款：原告所主张的事故扣款均系其申请劳动仲裁上推两年之前的扣款，已超出被告应承担的举证范围；原告虽称其曾就扣款一事向被告提出过异议，但对此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印证。故，对原告该项诉请的相应部分，本院难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安全考核奖600元之请求，被告提交《技师工资结构调整报告》，以证明其扣除原告季度考核奖的制度依据，原告则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然，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就安全考核奖进行过约定，而该安全考核奖性质属被告额外发放之奖金，被告有权在合理合法框架下决定是否发放。本案被告因原告造成事故而决定不发放该安全考核奖，并无不当。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7,128.97元之诉请，上述期间原告工作岗位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该项诉请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工龄工资差额2,22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2,322.76元、高温津贴300元之请求，被告同意支付，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发2011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工龄工资差额2,220元；二、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发2011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2,322.76元；三、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发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300元；四、被告上海天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发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扣款1,300元；五、驳回原告刘德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德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严 敏书 记 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