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3901号原告：潘宏亮，男，1976年8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大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锐，男，1980年3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平，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远，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孟玲玲，女，1986年11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方家庄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宏亮(系孟玲玲丈夫)。第三人：上海衣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法定代表人：潘宏亮，总经理。第三人：上海纳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法定代表人：陈锐。原告潘宏亮与被告陈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孟玲玲、上海衣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衣嘉公司)、上海纳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纳蓝公司)与本案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因此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5月6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大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平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潘宏亮并作为第三人孟玲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衣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陈锐并作为第三人纳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7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原、被告商议合作开设酒吧，并以各自名下的公司即第三人衣嘉公司、纳蓝公司名义签署协议，约定被告占60%，原告占40%。为此，原告以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投资款363,000元，并因酒吧购买架子鼓支付价款13,200元，因酒吧开业仪式支付4300元。后酒吧取名为“拾光里”，但双方商议不再用各自名下公司名义办理工商登记，而是由原告以妻子孟玲玲名义、被告以自己名义进行登记，名称为上海宏盈餐饮有限公司(下称宏盈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被告占股60%，原告妻子占股40%。2018年9月23日，酒吧开始试营业运行。因运行一段时间后，双方合作不是很开心。双方因此于2018年10月16日签署协议，确认由被告独自经营酒吧，原告退出酒吧不再参与经营，原告之前的投资额算作40万元整，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固定利息5,000元作为承包费，期限为三年。签约后，原告即退出酒吧的管理与经营，但被告仅按约支付了原告三个月的利息，之后就借故不再支付。原告遂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均借故搪塞不予支付。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原告之前就同一事实曾经以民间借贷起诉过被告，现以承包费起诉被告，前后存在矛盾。根据原、被告各自代表第三人衣嘉公司、纳蓝公司所签署的协议来看，双方是合作关系或者是合伙关系，酒吧并非全部属于原告，故也不存在承包关系。且原、被告仅是各自公司的代表，并非是合作关系或者合伙关系的适格主体。而原、被告签署的协议明确是“草拟协议”，需双方进行结算后签订正式协议方才生效，且签约后酒吧的经营权并未移交给被告。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孟玲玲述称，本第三人遂被登记为酒吧的股东，但仅是名义股东，实际股东应是本第三人丈夫即原告，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相关意见。第三人衣嘉公司述称，虽然本第三人与第三人纳蓝公司签过合作协议，但就系争的酒吧本第三人没有出过任何投资款，均是由原告个人出资，而第三人纳蓝公司就酒吧实际也没有出资。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相关意见。第三人纳蓝公司述称，系争的酒吧是由本第三人与第三人衣嘉公司分别出资。后因本第三人授权被告作为股东，而第三人衣嘉公司授权第三人孟玲玲作为股东，才将被告和第三人孟玲玲登记为酒吧的股东。故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5日，原告作为第三人衣嘉公司的代表、被告作为第三人纳蓝公司的代表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一份，明确第三人纳蓝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易铭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易铭公司)签订了关于嘉定区洪德路XXX弄XXX号XXX室商业用房租赁意向合同用于经营“拾光里”酒吧，双方因此经协商确定由双方共同出资经营该酒吧；酒吧投资预算为80万元，由第三人纳蓝公司占60%的经营股权，第三人衣嘉公司占40%的经营股权；第三人纳蓝公司负责酒吧装修事宜，第三人衣嘉公司的投资款32万元根据装修进度分三期汇至第三人纳蓝公司账户，在合同签订当天支付12万元，在酒吧基础装修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10万元，在酒吧开始软装期间支付10万元；第三人衣嘉公司自正式营运起和第三人纳蓝公司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该店经营盈亏，股权权益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止。该协议并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并由原、被告各自签字且分别加盖了第三人衣嘉公司、纳蓝公司的印章。签约后，原告先于同年5月8日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第三人纳蓝公司汇款10万元。之后原告又于同年7月12日、7月22日、7月25日、8月6日、8月14日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被告分别汇款3万元、3万元、5万元、5万元和1万元。而在上述付款前，原告曾于2018年4月2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被告2万元。2018年8月21日，上述《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纳蓝公司、衣嘉公司共同出资经营的“拾光里”酒吧，由市场监督部门办理了企业设立登记手续。但登记的名称为上海宏盈餐饮有限公司(下称宏盈公司)，住所为本区洪德路******，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为原告妻子即第三人孟玲玲和被告。其中，第三人孟玲玲认缴出资额为20万元，被告的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0%和60%。第三人孟玲玲并被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不久，该公司即“拾光里”酒吧开始试营业，所有经营所需成本均由原告承担，但因收取营业款的POS机与第三人孟玲玲的相关银行卡进行绑定，故相应的经营收入均进入第三人孟玲玲的银行卡，由原告收取。期间，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通过支付宝支付被告3,000元，并于2018年9月28日以股份转让费的名义支付被告25,000元。因经营一段时间后，原、被告认为双方合作不愉快，遂在对此前经营状况进行结算后于2018年10月16日签署一份《草拟协议》，内容为“经潘宏亮同意于2018年10月16日开始拾光里经营权全部交于陈锐，经营期三年，其在经营中一切费用由陈锐自行处理，亏赚与潘宏亮无关，陈锐每月1号交潘宏亮投资款40万元利息，利息每月5,000元，利息逾期未付按千分之三每天，逾期15天未付，累加一起拆分股权，协议签订生效，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27,374元)”。该协议是由被告起草后，由双方签字确认。但原告仅持有该协议复印件，原件由被告保管。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原告27,374元，并承诺于2018年10月19日还款，并注明其中25,000元是个人借款、2,374元是拾光里酒吧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的营业欠款。但该欠条是由原告书写，被告仅是在欠款人落款处签名。上述“草拟协议”签订后，“拾光里”酒吧的经营费用均由被告支出，但收取营业款的POS机仍与第三人孟玲玲的相关银行卡进行绑定，未及时更改，被告因此于2018年10月25日将POS机绑定的收款银行卡强制变更至自己名下。但原与POS机绑定的第三人孟玲玲的银行卡仍因此收取了，“拾光里”酒吧2018年10月16日至同年10月25日期间的营业款9,239.87元。2018年12月2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催要25,000元，但被告以需要其处长审批为由未按原告要求及时付款。2019年1月10日，被告经原告催告后通过微信支付了原告15,000元。2019年3月10日，原告为通过被告绑定POS机的银行卡套现3万元，而刷卡消费3万元。被告则于当日通过微信支付原告1万元。之后，被告又在当月的14日前分别支付原告12,200元、7,662多元。因原告认为被告在2019年1月10日按双方签署的《草拟协议》向其支付了前三个月的15,000元利息后，未再支付之后的利息，且催告无果，其遂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但因故撤回起诉。之后，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工商登记信息、结婚证、草拟协议、欠条、微信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于签署的“草签协议”中确定的欠款27,374元的构成，确认一致，认可包括被告个人向原告的借款25,000元及被告应承担之前的酒吧亏损2,374元。但双方对于该“草签协议”的效力、主体及相关内容的含义，意见不一。原告表示，双方签署的虽是“草拟协议”，但明确是签订生效，且协议主体就是原、被告个人，而该协议中的“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27,374元)”的内容，是因为POS机原绑定第三人孟玲玲的银行卡，签约后该银行卡收取的营业款，被告需付清协议确定的上述欠款后，才能将POS机转到被告名下；被告则认为，因其欠原告25,000元借款及第一次结算的亏损2,374元，而原告又要求其付清上述欠款后才认可“草拟协议”，并再签订正式协议，故协议需其付清上述欠款才生效，且协议的主体应是原、被告各自代表的公司。同时，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一份第三人纳蓝公司与案外人易铭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以证明“拾光里”酒吧经营场地的租赁情况。对此，被告没有异议。但被告提供了一份仅有被告签字及加盖有宏盈公司、第三人纳蓝公司印章的，易铭公司为甲方、宏盈公司和第三人纳蓝公司为乙方的《提前终止协议》，以证明“拾光里”酒吧经营场地的租赁关系已经提前终止，导致无法经营。但原告认为其对此并不知情，且协议也无易铭公司的盖章或签名，故不予认可，并认为《提前终止协议》上加盖有宏盈公司印章，反而证明相应公章在被告处，进而反证被告实际在签约后占有和控制了酒吧。而被告虽认为原告对该协议是知情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为此，第三人纳蓝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为被申请人、案外人易铭公司为申请人的(2019)沪仲案字第0248号裁决书，以证明上述《提前终止协议》是真实的。但原告认为该裁决书仅涉及第三人纳蓝公司与案外人易铭公司之间的纠纷，即便真实，也与其无关。被告则认为该裁决书在查明的事实中已明确，“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宏盈公司三方于2019年5月29日签署了《提前终止协议》”，而“拾光里”酒吧实际在2019年1月即歇业。此外，原告还表示，其除以酒吧投资款支付给第三人纳蓝公司的10万元和被告的17万元外，其于2018年4月22日、9月20日分别支付给被告的2万元和3000元也是酒吧投资款，且其于2018年7月31日、8月22日通过POS机分别向“上海市霖冈电子产品超市”、“上海市齐海服装超市”支付的4万元、3万元实际也是由被告收取的酒吧投资款，而其通过支付宝于2018年8月30日、9月23日分别支付给案外人赵某某、张某某的13,200元、4,300元，则是分别用于酒吧购买架子鼓和开业仪式的费用，也应作为酒吧投资款，“草签协议”因此将原告的投资款确定为40万元。对此，被告则表示，原告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其支付的17万元及支付给第三人纳蓝公司的10万元，合计27万元，认可是其收取原告的投资款，但原告于2018年4月22日、9月20日分别支付给的2万元和3,000元，则是其向原告的个人借款，包含在“草拟协议”的25,000元个人借款中，并非投资款，对原告支付给案外人的费用也不予认可，而“草签协议”确定原告的投资款40万元仅是指占40%的比例，并非实际投资款。同时，被告否认其于2019年1月10日支付原告的15,000元是“草拟协议”约定的每月5,000元的利息，而是用于归还“草拟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且认为其在2019年3月10日通过微信支付原告的10,000元也是用于归还原告的25,000借款。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认为“草拟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在内的欠款27,324元，被告已经在2018年10月底前还清，其中包括第三人孟玲玲与POS机绑定银行卡在签署“草签协议”后收取的酒吧营业款9,000多元，和被告在2018年10月28日以现金归还的18,000多元，因此被告在2019年1月10日支付的15,000元就是协议约定的利息，至于被告在2019年3月10日通过微信支付给原告的1万元，则是原告当天通过被告POS机套现3万元中的1万元，套现的另2万元被告则是在之后支付原告12,200元、7,662元，存在的差额则作为原告支付被告的POS机的手续费。对此，被告认可原告有套现3万元的事实，但不认可其在2018年10月底前已向原告还清“草拟协议”确定的欠款27,374元，认为原告在2018年12月24日通过微信向其催要的25,000元就是“草签协议”确定的欠款中的借款，坚持认为其支付原告的上述25,000元均是用于归还其向原告的借款25,000元。为此，原告表示，其于2018年12月24日向被告催要的25,000元，是其在2018年9月28日支付被告25,000元股份转让费，因被告之后未转让相应股份，而要求被告归还该笔股份转让费，并非“草签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对此，被告又表示，原告在2018年9月28日以股份转让费的名义支付的25,000元，实际就是“草签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并非股份转让款，被告并因此推翻自己之前的陈述，承认原告于2018年4月2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也是酒吧投资款，用于缴纳租赁定金，并认为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通过支付宝向其支付的3,000元，则是为了方便其用于归还花呗欠款，但其同时给予原告现金3,000元。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被告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且前后矛盾。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第三人纳蓝公司、衣嘉公司曾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经营“拾光里”酒吧，但之后“拾光里”酒吧在被登记为宏盈公司时，登记的股东是第三人孟玲玲和被告个人。而第三人孟玲玲现明确其仅是名义股东，其丈夫即原告才是实际股东，且其名下的相关投资款也均是由原告支付，第三人衣嘉公司对此也无异议。因此，原、被告各自以自己名义就“拾光里”酒吧的经营事宜签署系争的“草拟协议”，并无不当。虽然被告现表示其也是名义股东，仅是作为第三人纳蓝公司的代表签署该协议的，而第三人纳蓝公司对此也无异议，但该协议将被告个人欠原告的借款，也作为协议内容，实际表明原、被告均是以自己的名义签署协议，而非代表他人签署。即便按被告所述，其实际仅是“拾光里”酒吧的名义股东，是代表第三人纳蓝公司与原告签署“草拟协议”，但其在签约时也并未向原告予以明确，而仅是在诉讼中才提出，不影响原告现依照该“草拟协议”选择向其主张合同权利。虽然原、被告签署的系争协议名称为“草拟协议”，但明确协议签订生效，不能因协议的名称而否定该协议的效力。而该协议中所约定的“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的内容，并未明确具体指向，属约定不明。现原告认为该内容是针对酒吧POS机绑定的银行卡的变更事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被告认为该内容是指该协议应是在其向原告付清协议确定的欠款后才生效的意见，与协议约定的“协议签订生效”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故除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外，该“草拟协议”应自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原告在同意“拾光里”酒吧的经营权在三年内全部归于被告后，“拾光里”酒吧在此期间的经营盈亏与其无关，由被告每月向其支付其投资款的固定利息5,000元。该约定虽使得原告在三年内可获得固定的投资回报，而不再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但原告所获得的固定回报是由被告个人支付，而非由“拾光里”酒吧支付，且原告在该期间基于股东出资可享受的包括分红权利在内的收益权，即使超过每月5,000元的金额，也应归被告享有。故该“草拟协议”既不涉及“拾光里”酒吧的权利，也不会侵害“拾光里”酒吧债权人的利益，涉及的仅是作为股东的原、被告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实质是原、被告之间就各自股东收益权的一种“对赌”，并不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被告均应按该协议履行各自义务。虽然被告认为其与原告签署“草拟协议”后，“拾光里”酒吧的经营权并未向其移交。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拾光里”酒吧在“草拟协议”签署后的经营费用均由被告支出，被告在之后又强行将酒吧收费POS机绑定的银行卡变更为其名下的银行卡，表明签约后酒吧实际已经由其经营。且被告自己提供的相关《提前终止协议》上也加盖有宏盈公司的印章，在无证据证明该印章是由原告或第三人孟玲玲持有的情况下，可推定该印章实际为被告持有，进而也能印证酒吧实际已由被告经营。故被告应当依照“草拟协议”的约定，及时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利息”。至于酒吧原租赁的经营场地是否因相应的租赁合同提前终止而丧失，仅是涉及该酒吧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由此而导致酒吧的经营发生困难，属于经营中的风险，且无证据证明该风险是由原告造成，依约应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关，不影响原告依约向被告主张相应的权利。被告以“拾光里”酒吧原经营场地相应的租赁合同已提前终止为由，认为“拾光里”酒吧已经歇业的意见，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虽然原、被告现就原告实际支付的投资款金额存在争议，但协议约定每月5,000元利息是投资款40万元的“利息”，表明被告当初签约时已经认可原告支付了40万元投资款。即便原告实际支付的投资款不足40万元，根据该约定也可视为被告针对原告已经支付的投资款，愿意按每月5,000元的固定数额支付原告“利息”，而协议约定的所谓“利息”，实质就是原告投资应得的收益。故原告现要求被告依约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支付投资收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定。虽然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较多，又涉及不同的事由，导致双方现对相关资金的用途存在较大分歧，且被告对于原告某些付款的用途的陈述前后不一。但原告现诉讼请求仅是要求被告依约支付“利息”，而被告自认自己确未依约向原告付过“利息”，故原、被告之间已经发生的资金往来究竟是何用途，不影响原告诉讼请求的成立。原告认可被告在“草拟协议”签署后已支付了前三个月的“利息”，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其因此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7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陈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宏亮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7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被告陈锐负担。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所负担之款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永兴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文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