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5民初31370号原告:文津时代文化创意（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张东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一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长安街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负责人：卢艳超，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威卫，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文津时代文化创意（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津公司）与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长安街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文津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继续履行《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3、请求判令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支付文津公司损失30万元；4、诉讼费用由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负担。事实理由：2018年1月16日,文津公司与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签署了编号为0460026的《借款合同》,约定文津公司向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借款70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2年,以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25%后确定合同利率,自放款之日起第12个月归还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第18个月归还人民币1000万元,到期结清剩余款项,当电影上映后回款达1.2亿元时提前归还全部款项,利息偿还计划为最后到期日须付清所有利息，贷款期限内按季定日（每季度未月的21日)付息。2019年8月20日文津公司与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签署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将本金偿还计划修改为自放款之日起第12个月归还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第18个月归还人民币3000万元,到期结清剩余款项,当电影上映后回款达1.2亿元时提前归还全部款项。《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签署后,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于2018年4月11日向文津公司发放贷款7000万元。之后,文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分别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12月21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6月21日、2019年9月21日、2019年12月21日支付了七期利息共计6726346.36元,并按照合同约定于2019年4月11日偿还了第一笔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于2019年10月11日偿还第二笔贷款本金10万。2020年1月19日,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向文津公司发出《提前收贷通知书》,认为文津公司未按照《借款合同》项下分期还款计划履行相应还款义务,因此宣布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于2020年1月22日提前到期。文津公司认为《借款合同》虽约定在文津公司发生合同项下违约事件时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有权行使违约救济权利,但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行使该救济权利的措施应当与其受到的损害相对应。文津公司已经对借款提供足额稳定担保,按期支付利息,且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已对逾期偿还贷款本金计收了罚息，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依然要求贷款提前到期有违公平原则。而且,2019年12月底开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全国企业都处于停滞状态,原告亦深受此次疫情影响,短期无法复工。为促使疫情期间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和部门均发布了系列优惠政策以保证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中北京市政府颁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号)明确了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优化金融信贷营商环境的意见》明确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因此，文津公司认为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要求提前还贷的行为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在当前国家遭受灾难,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尚无法复工的情况下,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要求提前收贷的行为更是有悖于党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切实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决策部暑。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产经营,给文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行为无效,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应当继续履行《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答辩称：文津公司恶意提起诉讼的行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请求裁定驳回起诉。一、根据合同约定,当事人关于强制执行公证条款的约定“优先于借款合同中关于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条款适用”,债务人无权就本案直接提起诉讼；二、根据法律规定,在公证机构未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且公证债权文书未被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下,债务人无权就本案直接提起诉讼；三、公证债权文书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规定的强制效力,即使是债权人,亦无权随意放弃公证债权文书赋予的权利,论债务人故意拖延执行的恶意诉讼行为,更不应、亦无法否定公证债权文书的效力,恳请贵院裁定驳回起诉并对文津公司妨碍司法程序、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予以训诚。经本院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16日,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与文津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争议,应交由北京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9年8月20日,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与文津公司签署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借款人、贷款人自愿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对借款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双方同意借款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经公证后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若贷款人在借款合同及本补充协议项下的权益未能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及时获得完全实现,或者发生借款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贷款人可行使合同权利的情形,贷款人即有权凭借款合同及本补充协议、贷款人出具的债权形成记录、合同履行情况记录以及公证文书直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特别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无条件接受强制执行。本条款优先于借款合同中关于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条款适用。2019年8月29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2066号《公证书》，赋予《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强制执行效力。2020年2月11日，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于2020年3月19日出具了《执行证书》。2020年3月20日，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依据上述《执行证书》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执行，且被审核通过。2020年3月23日，本院收到文津公司提交的本案相关起诉材料及证据。庭审中，文津公司称其针对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执行案件，已经提出了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但海淀法院目前尚无审理结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后，该债权文书经公证机关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且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已经依据《执行证书》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文津公司现并未提供海淀法院对于该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不予执行的证明。在此情况下，文津公司向本院提出金融借款合同之诉，并提出确认宣布提前到期行为无效及要求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属于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文津时代文化创意（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裕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剑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