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3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市新富利建材贸易部。住所地：珠海市*********（南泰明湾花园）XXXXXX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83C。投资人：曾汉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翌，湖南旷真（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谢文华，男，汉族，1974年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7。一审第三人：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南湾大马路**京澳大厦****。法定代表人：邱某1。上诉人珠海市新富利建材贸易部（以下简称新富利贸易部）因与被上诉人谢文华、一审第三人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澳门中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4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富利贸易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如下：1.判令谢文华向新富利贸易部支付货款494900.5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2.判令谢文华向新富利贸易部支付从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346100.42元，并按年息24%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谢文华支付新富利贸易部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4.判令谢文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追加第三人程序违法。1.澳门中河公司为澳门法人，人民法院向其送达相关司法文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送达，而一审法院并未根据上述规定向澳门中河公司进行送达。2.澳门中河公司参与诉讼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主体证明材料，其没有向法院提交经公证认证的商事登记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澳门中河公司为在澳门登记成立的法人，应当向法院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而一审法院也未依法核实澳门中河公司的真实性，更未核实邱某1是否有权代表该公司。二、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谢文华为澳门中河公司员工，新富利贸易部与澳门中河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如前所述，澳门中河公司为澳门法人，但并未向法院提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合法登记注册的商事登记簿。新富利贸易部也从未接触过澳门中河公司，澳门中河公司可能并不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人，甚至可能是谢文华为了逃避债务而虚构的公司。如若澳门中河公司并非真实存在，则谢文华便不可能是澳门中河公司员工。其次，一审判决将澳门中河公司答辩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作为直接证据认定谢文华履行澳门中河公司的职务行为向新富利贸易部购买货物，该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澳门中河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未依法经过公证认证，而是从珠海直接邮寄到一审法院的，但澳门中河公司在珠海境内并无住所，邮寄人邱某1也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此邮寄行为并不能代表澳门中河公司。故该份答辩状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定，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邱某1个人的陈述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再次，谢文华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为澳门中河公司员工。谢文华提供的用于证明其为澳门中河公司员工的证据均在域外形成，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履行相应的证明程序，合法性、真实性无从确定。退一步讲，即使其补充了相应的证明手续，以上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为该公司员工。首先，谢文华提供的劳工粮单为复印件，且时间并不连续，其也不能提供劳动合同佐证谢文华与澳门中河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其次，谢文华为内地居民，其到澳门工作应当有合法的工作签证，而谢文华却无法向法庭提供。没有工作签证是无法被澳门公司雇佣的。此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了要么澳门中河公司并非在澳门真实存在，要么谢文华并非该公司雇员。再次，即使邱某1向法庭陈述谢文华为澳门中河公司员工，但是邱某1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材料证明其是澳门中河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无从知晓邱某1是否有权代表澳门中河公司，邱某1的陈述不应被法庭作为证据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新富利贸易部与澳门中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新富利贸易部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足以证明谢文华才是涉案货物的直接买受方，新富利贸易部与谢文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谢文华辩称，整个交易行为是新富利贸易部和澳门中河公司之间的往来，谢文华不是适格被告，所有的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采购方都是澳门中河公司，澳门中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某1在一审答辩状及一审法庭调查中将两个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和过程进行了说明，谢文华只是材料部门的主管，前期的定样、价格和采购数量都不是谢文华经手，澳门中河公司材料部门还有李鑫、覃雪英等人。澳门中河公司未作陈述。新富利贸易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文华向新富利贸易部支付货款494900.5元；2.判令谢文华向新富利贸易部支付从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346100.42元，并按年息24%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谢文华支付新富利贸易部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4.判令谢文华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新富利贸易部为其起诉提供的依据有其出具的《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对账单》，《购销单》《收据》。《购销单》的收货单位为“澳门中河”，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李鑫”、“覃雪英”。《未付款商品调拨单》注明的客户为“澳门中河”，收货人签名为“李鑫”、“覃雪英”。2016年7月28日的《对账单》中的需方为“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供方为新富利贸易部，货款总额为576162.50元，已支付货款为85531元，结欠货款为494900.50元。落款处的“需方确认签名”为谢文华。《收据》（新富利贸易部与谢文华均提供）为新富利贸易部出具的，收到“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新富利贸易部在一审当庭提交“八冶”为收货单位的《购销单》，认为是与谢文华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谢文华同时向新富利贸易部购买货物交付给“八冶”。对此，谢文华一审当庭提交了澳门中河公司2015年8月份的记帐凭证（原始凭证账本），包括以上的《收据》（背面由李鑫签名）及附件《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收据》内容为新富利贸易部“今收到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的货款，附件为新富利贸易部出具给“八冶”的《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谢文华称邱某1还是“八治”的负责人，是由邱云山与新富利贸易部沟通后，澳门中河公司以“八冶”的名义向新富利贸易部购货，但结算是澳门中河公司自己与新富利贸易部结算，而非“八冶”进行结算，不存在单独的与“八冶”交易。一审法院向澳门中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某1（珠海市户籍）作了询问笔录，邱某1称：新富利贸易部的货款一直是我们支付，在去年新富利贸易部第一次起诉前，新富利贸易部来我公司找我谈过这个事，我明确告诉他，确认欠新富利贸易部货款，但是要等澳门的甲方收回工程欠款才能支付，去年我们已经在澳门起诉甲方，要求支付货款，现在还没开庭；谢文华是我司工作人员，不应支付这个货款，这个工程不是谢文华谈的，是我们公司合约部的经理陈中与新富利贸易部谈下来的，然后委托谢文华管理这个材料的往来，开始是项目部管的，后来归材料部管，谢文华属于材料部的，当时材料要定制，所以没有签合同，新富利贸易部是临时搞了个生产车间来加工材料，我们要等样品合格后才确定，后来项目经理离开这个项目，就漏签了合同；由于付款无法直接从澳门转过来大陆，所以就委托材料部通过取现金去支付，不是由公司账上直接支付的；原来新富利贸易部从来不会找谢文华追款的，谢文华是材料部经理，材料部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澳门中河公司欠新富利贸易部的货款余额494900.5元予以确认，并同意偿还……。谢文华提交了其在澳门中河公司复印的2015年6月13日《财务款项支付申请表》，谢文华作为澳门中河公司的行政部工作人员申请用款242090.70元，并符报销申请表，其中包括向新富利贸易部支付的货款109800元及相关单据。谢文华提交其银行流水，邱*云于2015年6月13日向谢文华转账242090.70元，谢文华称银行记录的“邱*云”就是澳门中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某1。其中附有新富利贸易部作为供方的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4月23日的《对账单》（无签名），货款110646元；新富利贸易部2015年5月7日出具《收据》，内容为“收到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交来2015年2月4日-2015年4月23日（共计110646、实收109800）109800元。新富利贸易部就本案于2018年9月6日具状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8）粤0402民初922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新富利贸易部撤回起诉。新富利贸易部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向澳门中河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合同主体关系。本案由新富利贸易部出具的《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对账单》是直接证据，均证明合同主体为新富利贸易部与澳门中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说明新富利贸易部对合同主体的相对人是清楚明确的，与谢文华、澳门中河公司的陈述相符。合同的主体以合同记载的当事人为合同主体，合同上的签名人即是对记载的合同内容的确认，除非有证据证明合同当事人没有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即行为人的代表、代理（委托代理、职务代理）行为不成立。新富利贸易部要求谢文华作为行为人承担买卖合同的责任，是对合同记载主体的突破，即谢文华无权代理澳门中河公司实施合同行为，代理行为无效而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记载的合同当事人否认了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并证明行为人的无权代理，才能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外，合同的当事人还可以通过追认代理行为而确认权利义务。澳门中河公司明确表示对谢文华的职务代理行为承担责任。新富利贸易部称与谢文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除新富利贸易部单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其主张的事实。本案证据中，谢文华仅在《对账单》上的签名，根据《对账单》的记载内容，也是谢文华作为“需方确认签名”的经办人签名，需方是澳门中河公司，而非确认谢文华欠新富利贸易部货款。此外新富利贸易部主张“李鑫”、“覃雪英”是代表谢文华个人收货的，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澳门中河公司、谢文华均确认“李鑫”、“覃雪英”是澳门中河公司的员工。澳门中河公司答辩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为直接证据，证明《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对账单》《收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谢文华提交的澳门中河公司2015年8月份的记帐凭证（原始凭证账本）为原始证据，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以上证据充分地证明了谢文华履行澳门中河公司的职务行为向新富利贸易部购买货物。谢文华提交的《财务款项支付申请表》虽然没有在澳门办理鉴证，但其记载内容与本案的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相吻合，可以作为辅助证据。新富利贸易部主张与谢文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有其陈述，为主观证据。根据民事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对抗性关系，新富利贸易部主张与谢文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不能成立。法人是拟制人格，其行为由法定代表人和工作人员依职责行使，而不存在一个虚拟的“法人行为”的独立行为。澳门中河公司与新富利贸易部的买卖合同由谢文华等人的职务行为完成，新富利贸易部在一审庭审中称仅与谢文华往来，没有与“中河公司”签订合同，是对法人行为的不当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法定代表、代理行为，法人对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不以需要出具委托书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法人及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后果由法人承担。关于新富利贸易部与澳门中河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富利贸易部在一审庭审中表示不向澳门中河公司提出请求，根据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新富利贸易部仅以自己的陈述主张与谢文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其主张的事实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也不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新富利贸易部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710.01元，由新富利贸易部负担。新富利贸易部在（2019）粤0402民初9366号案件中预交的受理费6355元不予退还，本案中预交的受理费6355.01元，合计交纳案件受理费12710.01元。本院二审期间，新富利贸易部提交一份其从天眼查网站查询的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谢文华提交一份其本人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本院要求邱某1提供其在一审所称澳门中河公司在澳门诉讼的相关材料，邱某1提交了一份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民事法庭向澳门中河公司发出的缴费凭单的照片。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新富利贸易部称，新富利贸易部没有与谢文华签订过买卖合同，本案要求谢文华支付货款，主要是因为对账单都是由谢文华签名，所有的购销单都是谢文华及其雇用的李鑫、覃雪英签名，所有的货款也是通过谢文华本人银行卡刷卡交易。本院认为，新富利公司与谢文华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新富利公司本案诉请谢文华向其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新富利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与谢文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新富利公司本案提供了《对账单》《购销单》《未付款商品调拨单》及《购销单》《收据》等证据。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无论是《对账单》《购销单》还是《未付款商品调拨单》，其上所载“需方”、“收货单位”或者“客户”均是澳门中河。其中，2016年7月28日《对账单》所载需方为“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除了该《对账单》的“需方确认签名”处有“谢文华”的签名字样之外，《购销单》和《未付款商品调拨单》所载收货单位经手人均为“李鑫”、“覃雪英”。新富利贸易部二审虽主张李鑫、覃雪英是谢文华雇佣，但其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新富利公司称货款均是通过谢文华银行卡刷卡交易，但其出具的《收据》载明是收到“澳门中河建筑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且谢文华一审已提供其支付货款之后在澳门中河公司报销的相关凭据，亦可佐证谢文华只是代付货款的事实。因此，本案现有证据所显示的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与新富利贸易部所主张的合同相对方不符。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新富利贸易部与谢文华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新富利贸易部本案诉请谢文华向其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理据不足。此外，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法追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澳门中河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司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证明的原件，该材料虽未办理相关证明手续，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在新富利贸易部明确表示不向澳门中河公司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新富利贸易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新富利贸易部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10.01元，由上诉人珠海市新富利建材贸易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审判员  王文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吴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