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0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文怡，女，汉族，1973年1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1************06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珍，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智，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盟国泰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法定代表人：范文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茹，内蒙古北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范文中，男，汉族，1971年9月27日出生，住内蒙古阿拉善盟*****************，公民身份号码：152************919。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欣，内蒙古凯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萍，女，汉族，1969年9月15日出生，住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公民身份号码：640************849。上诉人罗文怡因与被上诉人阿拉善盟国泰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原审第三人范文中、张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文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罗文怡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股权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是出于交易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真实有效的合同”没有事实依据，《补充协议》是国泰公司伪造的合同。1.《补充协议》没有张萍（时为股东、原法定代表人）与范文中（时为股东、现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无法体现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不具备合同成立生效的要求，《补充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对罗文怡没有约束力。2.张萍一审答辩称，在2013年7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将国泰公司的公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一枚均交给了范文中，对盖章及《补充协议》根本不知情，《补充协议》是虚构的，上面没有张萍签字，张萍不承认其效力。《补充协议》不是张萍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罗文怡意思表示。3.范文中2013年7月26日出具《收条》记载，今从张萍处收到国泰公司公章一枚、法人章一枚。张萍的印章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即移交范文中并由其控制，具备伪造《补充协议》的条件。4.国泰公司答辩提交的《补充协议》复印件甲方转让人处为空白，一审庭审国泰公司出示原件才发现所盖张萍印章颜色浅薄暗淡，这与一个普通人签订1800万元交易合同所应具备的审慎严谨态度完全不符。这是国泰公司为了防止鉴定，用残留在张萍老印章上的印泥所盖，请求二审法院对国泰公司伪造证据妨碍诉讼的行为进行制裁。5.2013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张萍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1%的股份，共计510万元（实缴资本），以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刘**，并无连同将1500万元债权转让的内容。同样在当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转让标的为甲方（张萍）在国泰公司所持有的占注册资本51%的股权（股份）现转让予乙方（刘**），也无1500万元债权转让的内容，张萍无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6.纵观2013年7月26日签署的已生效的所有文件，张萍与范文中均为亲笔签字捺手印，并无以盖私章代替签名的习惯。张萍当天对合同重大的变更，不签字捺手印，有悖常理。《补充协议》是在张萍移交印章后形成的，并非张萍真实意思表示。7.就《补充协议》没有罗文怡意思表示或授权张萍或事后追认的证据。（二）一审认定“张萍以刘**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为由，在银川中院提起诉讼”与该案基本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银川中院作出的（2014）银民商初字第66号（以下简称“66号案”）民事调解书中，并没有张萍以刘**无履行《补充协议》为由提起诉讼，而是张萍作为转让人与刘**作为受让人、刘**作为担保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案中张萍与刘**均没有以《补充协议》作为诉讼主张。一审错误认为民事调解书中已将股权与1500万元借款债权一并进行处理，得出张萍向刘**转让51%股权和1500万元债权均是经过刘*与罗文怡的授意，错误认定是有效的处分行为。（三）一审认定“以罗文怡名义向国泰公司出借的1500万元债权已经被有效转让，罗文怡不再是该债权的所有人，因此，罗文怡在本案中主张该债权，没有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1.没有证据证明1500万元的借款债权已转让。2.股权转让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将510万元出资对应的51%股权作价300万元连同1500万元借款债权作价1800万元应由国泰公司提供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3.国泰公司承诺退还借款。国泰公司在《答辩状》、《追加当事人申请书》中均自认“因公司经营活动需要流动资金，公司股东范文中与罗文怡夫妇商定，双方各自向公司以向公司借款的形式注入流动资金，在公司经营活动取得收益后对双方注入的流动资金进行退还”，表明该借款并没有转成股权投资款，国泰公司承诺在取得收益后退还。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将《补充协议》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罗文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审核证据，存在严重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罗文怡的上诉请求。国泰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范文中、张萍与案外人刘**签订的《补充协议》为真实有效的合同并依法确认其法律效力是完全正确的。对涉案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所包括的内容应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评判。本案中罗文怡之夫刘*作为公司隐名股东在国泰公司的持股数额为510万元，从双方提交的国泰公司2011年至2012年总账和明细账所有者权益显示，国泰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股东股权没有任何增值。因此510万元的股权以1800万元转让显然与国泰公司经营状况严重不符。事实上，第三人张萍作为罗文怡之夫刘*的代持股人，其在2012年8月7日代表刘*给范文中的《股权转让告知书》中，明确其欲将其股权转让，股权、债权、债务总计转让价款为1800万元。这份告知书印证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而且就该1800万元价款，范文中及妻子刘**为罗文怡分别出具了两张欠条，一张欠条金额为510万元，另一张欠条金额为1290万元，这与《补充协议》明确的1800万元转让款由两部分构成完全相符，以上事实也可印证《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二、就案涉1800万元款项未付部分，第三人张萍于2014年10月向银川中院提起诉讼，由于《补充协议》仅为对1800万元款项包括内容的确认，对判决结果无任何影响，故该《补充协议》虽然在该案中没有反映，但并不能影响本案中对1800万元款项所包括内容的确认。如果罗文怡所诉的1500万元款项未在1800万元转让款内，罗文怡为何多年不索要，于情于理都讲不通。而且如果1800万元仅为股权转让款，根据国泰公司明细账，在张萍名下还有应付款2094554.3元，如果该应付款未在股权转让时一并处理，为何时至今日无人主张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罗文怡主张的1500万元款项已被有效转让完全正确。根据以上陈述，罗文怡将其自己名下的以及张萍名下的总计金额为17074553.77元打包确定转让金额为129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刘**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由于罗文怡之夫刘*作为国泰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在转让股权时，一并解决国泰公司对其的负债是很必然的事情，故将股权和债权在协议中一并处理合情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未对债权转让另行签订合同及出具债权凭证，均不能否定债权转让事实的存在。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罗文怡对《补充协议》中张萍私章真实性提出质疑，按罗文怡的说法，该印章系伪造，罗文怡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在罗文怡一方既未提出相反证据，又未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根据证据规则就该证据的证明予以确认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罗文怡的上诉，维持原判。范文中表示同意国泰公司二审答辩意见。张萍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称：同意罗文怡的上诉意见，坚持其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一、我是国泰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知道罗文怡与国泰公司借款的事，罗文怡与刘*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及过，对于《补充协议》我根本不知情，也与我无关。二、《补充协议》中法定代表人章不是我盖的，我也没有委托其他人盖章。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我即将国泰公司公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一枚均交给了范文中，有范文中的收条为证。三、《补充协议》上面没有我的签名及捺手印，根本没有法律效力。罗文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泰公司向罗文怡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2.判决国泰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以人民币1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数）；3.判令国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11800元和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泰公司原股东为第三人张萍和第三人范文中，第三人张萍占股比例为51%，范文中为49%，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第三人张萍实缴出资510万元，第三人范文中实缴出资490万元。罗文怡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第三人张萍为显名股东，罗文怡之夫刘*为实际出资人及隐名股东。2011年8月10日至2011年10月19日期间，罗文怡多次向国泰公司出借借款，合计1500万元，国泰公司向罗文怡出具收据。国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罗文怡出借借款的事实及借款金额均予认可，同时，国泰公司解释称该借款事实上系刘*注入国泰公司的流动资金。一审法院将罗文怡出借明细及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罗列如下：出借时间出借金额支付方式还款期限2011.8.10300万元电汇1个月内归还2011.9.7300万元电汇1个月内归还2011.9.8200万元电汇1个月内归还2011.9.28200万元电汇无约定2011.10.14300万元电汇无约定2011.10.19200万元电汇无约定除以上罗文怡出借的借款外，国泰公司也有向罗文怡出借借款20000.53元，国泰公司提交的公司明细账中有所体现，罗文怡对明细账的真实性无异议。2013年7月26日，第三人张萍与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萍将其持有的国泰公司51%股权转让给刘**，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罗文怡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与刘*对该转让协议知情。国泰公司称该1800万元包含张萍持有的价值为510万元的51%股权以及张萍、罗文怡持有的国泰公司债权，双方约定打包转让，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国泰公司提交《补充协议》，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26日，转让人为张萍，受让人为刘**，协议明确转让价格1800万元的构成为张萍实缴出资的510万元及张萍、罗文怡持有的国泰公司债权合计17074553.77元（其中张萍名下债权为2094554.3元，罗文怡名下债权为14979999.47元）。该协议有刘**的签名及加盖张萍、范文中的印章，无张萍、范文中的签名，罗文怡认为罗文怡和刘亮对补充协议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张萍签名，及该协议无张萍、范文中的签名，故该协议涉嫌伪造，据此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刘**仅支付转让款510万元，仍有1290元未付，张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刘**与张萍达成调解，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66号案民事调解书。双方约定了刘**应支付转让款1290万元的期限及违约责任。刘**无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张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执行。期间，张萍与罗文怡之夫刘*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张萍将上述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刘*，张萍与刘*于2015年5月1日向刘**、范文中、刘**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时，张萍向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为刘*，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阿执委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刘*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另查明，国泰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股东成员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如下：变更日期变更项变更前变更后2011.3.25注册资本100万元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1000万元股东范文中（49万元，49%）、张萍（51万元，51%）范文中（490万元，49%）、张萍（510万元，51%）2013.7.29法定代表人张萍刘＊＊股东范文中、张萍范文中、刘＊＊2014.10.31法定代表人刘＊＊刘＊＊股东范文中、刘＊＊刘＊＊、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及涉案债权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作以下分析：一、诉讼时效问题国泰公司出具的收据中仅有2011年8月10日、9月7日和9月10日的收据约定了还款期限为一个月，此后出具的收据均无约定还款期限，结合双方的交易行为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和连贯性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还款期限的约定已发生改变，即双方对总计1500万元的借款债务已不再有履行期限上的约定。因此，罗文怡可以随时要求国泰公司履行，国泰公司也可以随时向罗文怡履行，双方均无提交证据证明罗文怡曾向国泰公司主张权利及国泰公司曾拒绝向罗文怡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诉讼时效自罗文怡首次向国泰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也就是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7年9月8日）起计算。国泰公司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罗文怡所主张债权的问题首先，罗文怡的丈夫刘*系国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隐名股东，张萍为其股权的代持人，刘*在国泰公司经营过程中权利的行使及利益的获取均系通过张萍来实现。国泰公司向范文中出具的借据与向罗文怡出具的收据的形式内容一致，同样有借款金额巨大，却无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的特征，不同的是范文中在国泰公司的地位系股东，而罗文怡非国泰公司股东，可以合理解释为罗文怡该笔借款与刘*有重要牵连关系，也就是说，是基于刘*在国泰公司的地位及罗文怡与刘*的夫妻关系，罗文怡名下的涉案1500万元借款债权才与国泰公司股东范文中向国泰公司以借款方式注入流动资金呈相同效果和同等地位。此外，罗文怡以刘*股权代持股人张萍的名义向国泰公司出借1500万元显然更有安全保障，罗文怡未曾解释缘由，刘*与罗文怡为夫妻关系，罗文怡未证明夫妻二人各自独立享有各自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因此，一审法院推定刘*对该笔1500万元借款债权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控制和处分权利。其次，罗文怡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与刘*对张萍与刘**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知情，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有加盖张萍、范文中的私章，罗文怡虽称该补充协议有伪造的嫌疑，但无相反证据证明，也没有申请鉴定，同时，该《补充协议》载明股权及债权转让的内容包括张萍认缴出资的资本510万元和张萍名下债权2094554.3元、罗文怡名下债权14979999.47元，其中，该罗文怡名下债权14979999.47元，与罗文怡出借的1500万元和罗文怡向国泰公司借款的20000.53元相抵后的数额一致。因此，国泰公司所述有较高可信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认定《补充协议》是出于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真实有效的合同。最后，张萍以刘**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为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66号案民事调解书，且现已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张萍在短时间内再将该调解书的权益转让给刘*，该事实结合刘*为张萍51%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及对罗文怡名下的1500万元借款债权的直接或间接权利的身份，一审法院认定张萍向刘**转让51%股权和罗文怡名下的1500万元债权均是经过刘*与罗文怡的授意，为有效的处分行为。综上分析，以罗文怡名义向国泰公司出借的1500万元债权已经被有效转让，罗文怡已不再是该债权的所有权人，因此，罗文怡在本案中主张该债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罗文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6800元，由罗文怡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罗文怡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4）银民商初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补充协议》不是在案的证据，张萍并未以此为由提起诉讼，各方均未提交该证据。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协议第一条明确转让标的为张萍所持有占注册资本51%的股权，并不涉及罗文怡的债权。证据3.《股东会决议》，证明股东会决议第2项张萍将其本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转让价为1800万元，并不涉及罗文怡债权。证据4.庭审笔录，证明《补充协议》并不在该案证据中，该案中当事人没有提及《补充协议》，也没有主张股权连同债权一并转让。证据5.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欠条、收条，证明欠条明确为股权转让款，不涉及本案罗文怡主张的债权，且张萍已于股权转让当日将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移交给范文中。证据6.《补充协议》，证明该协议生效要件为三方签字后生效，但张萍并没有签字，因此该协议未生效，罗文怡也没有委托张萍转让债权。证据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股权转让时国泰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资产未查封抵押、正常经营中，未出现亏损。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国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一审已经提交了，而且银川中院的66号案没有涉及《补充协议》并不影响原《股权转让协议》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因为《补充协议》仅仅是对涉案1800万元款项所包含的内容进行补充确认，银川中院审理的66号案双方当事人并未预见到将来会因为1800万元款项所包含的内容再次引发诉讼，所以均未提交该《补充协议》，66号案调解并不影响本案依法对罗文怡与国泰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确认。范文中表示同意国泰公司的质证意见。国泰公司、范文中、张萍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7月26日，国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为范文中、张萍、刘**，形成如下股东会决议：1.同意吸收刘**为本公司新股东。2.同意张萍将其本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本公司股份的51%）转让予刘**，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800万元整，范文中对张萍对此笔股权转让款的实现提供相应担保。各股东对于张萍与刘**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无异议。3.同意免去张萍在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的职务，张萍对于股权转让前后所发生的任何公司行为不再承担责任。4.张萍协助新股东办理公司登记变更手续。5.同意按以上有关决议内容修改本公司章程。同日，张萍以转让人身份与受让人刘**以及担保人范文中、刘**共同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范文中还向张萍出具《收条》，确认“今从张萍处收到国泰公司公章一枚、法人章一枚”。另查明，一审判决书的文号应为：（2017）粤0402民初8159号。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泰公司对于与罗文怡之间的1500万元借贷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涉案1500万元借款已在银川中院受理的张萍起诉刘**、范文中、刘**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即66号案）中一并处理，事实依据是张萍代表罗文怡夫妻与刘**、范文中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还一并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将罗文怡主张的涉案1500万元债权包括在1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补充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经审查，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26日，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均为同一天形成。但2013年7月26日同一天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均由张萍、范文中、刘**等参会人员亲自签名确认，而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仅有刘**一人签名，张萍和范文中均未签名仅加盖个人印章。张萍明确表示对该《补充协议》不知情，且否认该《补充协议》上“张萍”个人印章为其所盖，并提交证据证实其已于2013年7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后将其持有的国泰公司公章及法人章（个人印章）交给了范文中。因此仅凭《补充协议》上加盖张萍个人印章的行为不能认定该协议内容为张萍真实意思表示。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张萍代持罗文怡夫妻在国泰公司51%股份的股权转让，还是由张萍出面代罗文怡处理涉案1500万元借款债权，都是国泰公司重大决策事项，但在2013年7月26日国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仅明确“同意张萍将其本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本公司股份的51%）转让予刘**，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800万元整”，同时明确“各股东对于张萍与刘**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无异议”，并未涉及处理罗文怡涉案1500万元借款债权事宜，亦未涉及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相关内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国泰公司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专门召开股东会对此予以确认，且国泰公司未举证证明罗文怡或刘*授权张萍代为处理涉案1500万元债权。综上，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仅有张萍个人印章，但张萍否认系其加盖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补充协议》内容未经国泰公司股东会确认，应认定该《补充协议》并非协议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国泰公司依据该《补充协议》辩称罗文怡主张的涉案1500万元债权已在1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一并进行处理，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国泰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真实有效，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国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罗文怡偿还涉案借款。现罗文怡要求国泰公司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故国泰公司应向罗文怡偿还借款1500万元及相关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国泰公司应自罗文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7年9月8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罗文怡支付借款利息。综上所述，罗文怡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二、阿拉善盟国泰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文怡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人民币1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9月8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均由被上诉人阿拉善盟国泰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游美婷书记员  杨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