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青国，男，汉族，1972年2月1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公民身份号码232************83X。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惠萍，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娟，女，汉族，1983年11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麻城市**************，公民身份号码421************948。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家俊，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信昌广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325国道龙江路段亚洲国际家具材料交易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27K。法定代表人：汪娟。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家俊，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青国因与被上诉人汪娟、佛山市信昌广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物流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4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青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汪娟、信昌物流公司人共同支付刘青国于2014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合作期间的利润暂计80万元(待审计后再确切计算)，并判令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刘青国、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是合作关系,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刘青国系被告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是指与他人约定由其出资而以他人名义享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的人，又称隐名出资人、实际股东、隐名股东，与之相对应的是名义出资人,又称显名出资人、名义股东、显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及司法实践中对隐名股东的认定标准,隐名股东(实际投资人）的地位一般遵循以下原则来判断：1.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否存在合意；2.实际出资人是否已实际向所投资的公司进行出资，并转化为公司的注册资本用于公司的经营；3.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明确表示认可隐名股东的地位；4.隐名股东是否在其所谓投资的公司中行使过股东权利。一审庭审时，审判员确实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和询问，但是查明的事实却与判决书中认定“刘青国系被告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刘青国与信昌物流公司登记的一人股东汪娟未签订代持协议，未约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法律责任；刘青国将资金70万元转入到汪娟的账户；该资金70万元未转化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信昌物流公司认缴出资额100万元，至今仍显示实缴出资额为50万元；信昌物流公司对刘青国系公司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身份不知情，不认可隐名股东的地位；刘青国从未在信昌物流公司中行使过股东权利。这些事实及行为说明刘青国不是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相反，刘青国、汪娟与信昌物流公司是一个合作体，《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股东的股份比例、权利义务、利润分配方式、股东合伙期限及退股方式等约定均是基于合作体而作出的。汪娟之所以在收款收据上加盖公司的公章印证了刘青国所主张的“刘青国与汪娟通过信昌物流公司的平台合作经营物流业务”这一说法。依据《合作协议书》第一、二条，刘青国出资70万元、汪娟以信昌物流公司及先期启动公司运营资金为投入，按照协议约定比例进行合作，共同经营信昌物流公司，该公司或分公司经营的其他项目均按协议约定比例分红，可见，信昌物流公司及其分公司经营的全部业务均是合作体经营的业务。无需将合作体的物流业务、财产及合作期间的利润亏损与信昌物流公司进行区分。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认定双方是合作关系,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是合作体，合作体经营的业务是信昌物流公司及其分公司所经营的全部业务。二、刘青国已收取的80万元不能认定为撤回投资款和退出公司。双方的微信聊天信息不能确定刘青国撤回投资的意思表示。《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出资现金壹佰万元，出资时间以公司需要时间为准”，协议第六条约定“公司每半年进行一次股东利润分配”，第十一条约定“如果没有盈利，根据公司现有总资产按照实际总出资额股份比例的90%退回该撤资股东”。这说明刘青国投入70万元后，公司不需要其继续投入，公司开始盈利如果公司确已盈利，汪娟为了避免与刘青国分享利润，陆续支付刘青国一些款项，当款项相当于投资款时就认定为刘青国已经退出，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刘青国的投资权益。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可以从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司法会计审计报告中得出结论，从而了解汪娟支付给刘青国的款项是利润还是本金,而不能仅仅依据聊天信息推定刘青国撤回投资。一审法院认为，刘青国的实际出资份额由汪娟承接并支付相应对价的转让款。这个“对价”是汪娟个人意见还是双方议定的“对价”？很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对刘青国出资款转让的对价有作过约定。刘青国在2018年1月17日及其之后的聊天信息并不是对转让出资款对价的达成，而是对汪娟单方所称“账现在已全部完结”的完全否定。可见，双方达成出资转让款对价的前提都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汪娟承接了刘青国的出资款并支付了相应对价毫无根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青国撤回投资，退出公司，理据不足。三、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是合作关系，一审法院不依据刘青国的申请对信昌物流公司的财务账册作证据保全，不作司法审计，却认定刘青国无证据证实信昌物流公司有盈利产生，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依据一审判决的观点，认定刘青国为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刘青国不是公司的登记股东,且已经退出公司，从而刘青国不具备主张分配利润的权利和资格；法院不作证据保全、也不作司法审计，认定刘青国主张利润分配毫无证据。这样的判决书导致刘青国完全丧失投资权益,但却难以让刘青国信服。根据刘青国的前述观点一，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是合作关系,法院应当对合作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即使认定刘青国撤出投资款，也应当对合作期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进行清算。然而一审法院不作证据保全、不作司法审计，也不就此向刘青国说明理由，直接驳回刘青国的诉讼请求，完全偏袒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另外，汪娟作为合作的一方，亦是合作平台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然负有支付利润或对合作体进行清算的义务。四、一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履行“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职责，导致刘青国权益受损。刘青国在起诉及一审审理中，一直主张刘青国与汪娟通过信昌物流公司的平台开展业务、按协议约定比例进行合作，案由为合作合同纠纷；汪娟支付给刘青国的款项是合作期间的部分利润，双方的合作合同并未终止。但是法院依据案件事实作出相反认定，认为刘青国是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又名隐名股东)，刘青国撤出投资，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尽管刘青国于一审程序中多次请求，一旦作出的认定与刘青国主张的观点不一致的，由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公请求。但是一审法院不作释明，直接驳回刘青国的诉讼请求，导致刘青国的投资权益及诉讼成本的损失。汪娟、信昌物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于刘青国系信昌物流公司实际出资人以及刘青国已收取的800000元属于其撤回投资的认定正确。刘青国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支持，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青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共同向刘青国支付2014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合作期间的利润暂计800000元（待审计后再确切计算）；2.判令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佛山市顺德区信昌广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登记成立，股东为汪娟、李某1。2014年8月22日，佛山市顺德区信昌广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汪娟为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016年11月16日，佛山市顺德区信昌广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理公司名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名称为佛山市信昌广达物流有限公司，即信昌物流公司现有名称。2014年5月20日，汪娟作为甲方，刘青国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一、……任命李某1为董事长，汪娟任董事兼执行总经理，刘青国任董事，由2014年5月20日起始，汪娟、刘青国共同经营佛山市信昌广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二、公司、团队情况及股份比例：公司注册地址是佛山市南海区**********商贸物流城；公司法人代表是汪娟，股东为刘青国。公司股份比例分配：汪娟占60%的股份比例，刘青国占40%的股份比例；公司总投资以实际发生资金为主。双方出资说明：汪娟出资以先期启动运营信昌广达的资金作为入股资金，实际出资以票据为准，刘青国出资现金1000000元，出资时间以公司需要时间为准；……五、公司团队人员组织及基本管理原则：公司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会为两人：汪娟、刘青国；公司所有投资业务、物流业务、财务等具体事项股东有知情权，如提出相关问题，主要负责人须做合理解释和适当的处理；在公司重要事务决定上，需股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方能决定，否则，决策人需要对此引起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八、股东权利和义务：1.权利：股东按股份比例享有所有者的资产权益；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有权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股东义务的股东和故意或过失损坏公司利益的股东提出上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报告；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2.义务：股东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股东应遵守《公司章程》；本公司发给股东的《股东证明书》不得私自交易和抵押，仅作为公司内部分红的依据；股东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故意或过失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向公司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九、利润分配方式：以公司实际盈利情况，由股东会商议决定进行每年一次利润分配。按股东的投资比例分配利润，税后利润，分配顺序：1.弥补以前季度的亏损；2.按照汪娟、刘青国各占股份比例分红。每年提取税后利润的50%进行股东分红，每满一年再提取一年的积累盈利部分的50%进行股东分红，盈利的余额部分作为公司的风险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以5年为一期限进行清算。为确保公司稳定发展和三方的利益，分配比例原则上不变；3.股东分红前，先把股东投入本金撤回；十、后期资金投入：以融资方式、借贷方式解决；十一、股东合伙期限及退股方式：1.股东合伙期限以5年为一期限，到期后如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期；2.合伙期届满，股东单方面退股，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股，并应该向另一方股东提出书面申请，股东应就其退股事项书面通知另一方股东征求同意，另一方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退股。退股一方在没有清楚公司债务完毕的时候不能撤股。合作股东的现金总出资额（此协议）是作为该股东退股的唯一结算依据。合作公司应先行将公司总盈利部分的60%按照股份分红比例结算，加上10%的资本公积金，完后再将股东的现金总出资额退回。30%是公司的资产折旧和风险公积金不得分配；3.如公司没有盈利，应根据公司现有总资产按照实际出资额股份比例的90%退回撤资股东；4.退股后以退股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现金结算；5.任何一方转让股份，需征得另一方股东同意并签字方有效。《合作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刘青国于2014年5月22日、2014年10月14日、2015年4月28日向汪娟共计支付700000元，信昌物流公司向刘青国出具三张《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股东“刘清国”（即刘青国）投资款200000元/400000元/100000元。信昌物流公司在该三份《收据》上均加盖公章，汪娟在《收据》的出纳处签名。2018年1月17日下午16:41，汪娟的丈夫李某1通过微信向刘青国发送表格一份，内容为：收到刘青国2014年5月22日、2014年10月14日、2015年4月28日支付的共计700000元股金；2014年11月4日刘青国的股金支出69265元、2015年8月18日支出5000元、2015年11月22日支出30000元、2016年1月22日支出100000元、2016年1月23日支出10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出50000元、2016年8月12日支出100000元、2016年11月14日支出30000元、2016年12月11日支出150000元、2017年4月26日支出50000元，合计支出697986元，余额2014元；2017年10月26日转款50000元、2017年11月10日转款22000元、2018年1月17日转款30000元，合计转款102000元。备注：总计700000元已全部结清，另外多转了100000元，至此全部清完。2018年1月17日下午16:47，李某1向刘青国发送微信消息，内容为：“哥们，以前的70万元已全部结清，后又多给你转了10万，咱俩的账现在已全部结完了！”刘青国回复：“好，我看到了，够狠，哥们我连利息都不够，我40的股份你给我10万完事了。老李，我现在需要钱平事，你们俩商量一下给我个信，也算帮我了，咱们是哥们，别因为点钱弄得啥也不是。”一审法院认为，刘青国主张其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刘青国与汪娟借助信昌物流公司的平台进行合作，业务通过该平台展开。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刘青国系入股汪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信昌物流公司，刘青国是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2.刘青国已收取的800000元款项是何性质的款项，刘青国是否已经退出信昌物流公司？3.刘青国主张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共同向其支付利润有无依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关于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刘青国认为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共同作为乙方，与刘青国进行合作，那么，双方进行合作的合作体是什么？合作业务如何开展？合作体的财产如何确定？对此，刘青国称是借助信昌物流公司的平台从事物流业务，如按刘青国所称，那么合作体的物流业务与信昌物流公司本身的业务如何区分？双方为合作所共同出资的财产及合作期间产生的利润、亏损与信昌物流公司的财产如何区分？对此，刘青国未能明确及详细的说明。而汪娟、信昌物流公司称刘青国系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刘青国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股信昌物流公司。对此，法院认为，虽然刘青国与汪娟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但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能简单以协议书的名称来确定，应结合协议的具体内容及双方的真实意思来予以认定。而从《合作协议书》的内容看，虽然《合作协议书》第十一条第1点约定了“股东合伙期限以5年为一期限”的内容，但从《合作协议书》的整体内容看，协议书明确约定信昌物流公司的股东为刘青国、汪娟，刘青国所占股份比例为40%、汪娟所占股份比例为60%；汪娟出资以先期启动运营信昌物流公司的资金作为入股资金，刘青国出资现金1000000元；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信昌物流公司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除此之外，协议书还详细约定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责任，利润分配方式，退股方式等等。再结合刘青国提供的三份《收据》，《收据》均记载为收到股东刘青国投资款，信昌物流公司均在《收据》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即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均知晓及确认刘青国以实际出资人身份向信昌物流公司注入投资款700000元。因此，汪娟、信昌物流公司所称刘青国入股信昌物流公司、系信昌物流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意见，与刘青国、汪娟在《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更为吻合，更符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法院确认刘青国系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占有信昌物流公司40%的出资份额，对信昌物流公司称其对刘青国系公司实际出资人身份不知情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二、刘青国已收取的800000元是何性质的款项，刘青国是否已退出信昌物流公司的问题。如前所述，刘青国系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刘青国需出资1000000元，享有信昌物流公司40%的实际出资比例，根据刘青国提供的三份《收据》，刘青国共计向信昌物流公司注入投资款700000元。而根据刘青国提供的其与汪娟及其丈夫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汪娟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以代刘青国支付货款、运费、抵扣借款及按刘青国指示向他人汇款的方式向刘青国支出款项697986元，2017年10月26日至2018年1月17日以向刘青国指定账户汇款的方式共计向刘青国支出102000元，合计约800000元。刘青国称该800000元系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的利润，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则称该800000元中的700000元为退回刘青国的投资款，另100000元系基于朋友关系多向刘青国支付的款项，并非利润。因刘青国系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可依据与汪娟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有关投资权益的内部约定来实现其投资权益。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九条“利润分配方式”的约定：以公司实际盈利情况，由股东会商议决定进行每年一次利润分配。按股东的投资比例分配利润，税后利润，分配顺序：1.弥补以前季度的亏损；2.按照汪娟、刘青国各占股份比例分红。每年提取税后利润的50%进行股东分红，每满一年再提取一年的积累盈利部分的50%进行股东分红，盈利的余额部分作为公司的风险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以5年为一期限进行清算；3.股东分红前，先把股东投入本金撤回。但经法院当庭询问，刘青国、汪娟均确认双方并未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配顺序对公司的盈余进行了商议决定并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即刘青国所称其收取的800000元系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的利润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而根据刘青国与汪娟及其丈夫李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李某1向刘青国发送微信信息，称：刘青国以前的700000元已全部结清，后又多转了100000元，双方之间的账已经全部结完了。刘青国回复称：连利息都不够，我40%的股份你给我100000元完事，并称其需要用钱，请求李某1与汪娟夫妻再商量一下。从上可推断，刘青国对汪娟主张的刘青国撤回投资的事实并无异议，仅是对汪娟向其退回的投资款的金额有异议，因此，汪娟称该800000元系刘青国撤回投资而向其退回的投资款，并非利润的意见，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因刘青国对其撤回投资、并由汪娟向其支付退回投资的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其仅是对汪娟向其退回的投资款金额有异议，而汪娟亦确认刘青国已经撤回投资退出公司，即双方的行为可视为刘青国的实际出资份额由汪娟承接并由汪娟支付相应对价的转让款，因最后一笔款项系2018年1月17日支付，故法院确认，刘青国于2018年1月17日退出信昌物流公司。三、刘青国主张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利润800000元有无依据。刘青国主张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利润，即要求对公司盈余进行分配，但刘青国并非信昌物流公司的登记股东，其无权直接要求信昌物流公司向其分配利润。因刘青国已于2018年1月17日退出信昌物流公司，其亦无权依据《合作协议书》向信昌物流公司主张分配利润。退一步而言，即便刘青国曾是信昌物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有权依据《合作协议书》对其持有信昌物流公司实际出资份额期间、信昌物流公司的盈余享有投资权益，但如前所述，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九条“利润分配方式”的约定，刘青国并无证据证实信昌物流公司实际有盈利产生，及股东会按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配顺序对公司的盈余进行了商议决定并作出盈余分配决议。综上，刘青国主张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利润800000元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不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还是《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盈余分配的义务主体为信昌物流公司，刘青国主张汪娟向其支付利润的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刘青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刘青国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刘青国与汪娟、信昌物流公司之间属何种关系，刘青国要求汪娟、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利润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应根据其所签订的合同或以其他方式约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予以认定。本案中，刘青国与汪娟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刘青国出资100万元，是信昌物流公司的股东，占信昌物流公司40%的股份比例，刘青国与汪娟组成股东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协议书其与汪娟按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分红，协议书中还对股东权利、义务和责任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且相应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股东的相关规定相符。因此，本案中刘青国与汪娟签订的协议书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书》，根据其中所约定的具体内容，可以证明汪娟所称刘青国入股信昌物流公司成为信昌物流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主张更为符合客观实际。汪娟于此后已向刘青国支付80万元，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汪娟、李某1一方于2018年1月17日告知刘青国“以前的70万已全部结清”和多支付了10万元因而双方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刘青国并未提出自己未退出公司的异议，而只是认为多退回的10万元“连利息都不够”，故一审法院认定刘青国对其撤回出资的事实无异议，而仅是对汪娟退回的投资款金额有异议，符合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刘青国已于2018年1月17日退出信昌物流公司，故其请求信昌物流公司向其支付该日期后的公司利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2014年11月4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的公司利润，即使刘青国作为该期间信昌物流公司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可予确认并据此享有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刘青国亦仅能要求信昌物流公司向其分配利润，汪娟并非应向其支付公司利润的责任主体。再者，刘青国并未能提交信昌物流公司就上述期间的公司利润作出了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其要求信昌物流公司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青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上诉人刘青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