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91民初2631号原告:朱偕龙,男,1964年2月27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朝晖，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健宇，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文生，男，1968年6月27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上海维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卞秀兰，女，1967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君，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斌，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偕龙与被告李文生、卞秀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与张建农诉李文生、卞秀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朱偕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朝晖、任健宇，被告李文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被告卞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偕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李文生之间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2.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300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逾期贷款利率计算）；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22日，朱偕龙、李文生以及案外人张建农等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开发李文生所持有的四川攀枝花陆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源公司）几子湾煤矿的资源；开采权及各项证照的齐全由李文生负责；估计该矿的煤储量最保守数字为300万吨；李文生持有几子湾煤矿的总股份为75%折成100股，李文生占50%股份；原告出资300万元、持30%股份，案外人张建农出资100万元、持10%股份；李文生应在2012年10月底之前将与陆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交给各股东，否则股东有权退股。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7月21日，李文生向原告出具了收到300万元投资款的收条。但是，李文生指给原告看过的据称是共同投资开发的煤井口一直处于停工、开不了工状态，甚至李文生和陆源公司几子湾煤矿根本不认识，也不享有所谓的资源。李文生在收到原告汇付的300万元投资款后，未将款项用于开发几子湾煤矿，却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甚至汇付至卞秀兰账户，用于其挥霍使用。李文生的行为己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合伙事项已事实上履行不能，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外，李文生、卞秀兰在上述《合伙投资协议书》签订时，系夫妻关系，卞秀兰也收到李文生转付的上述投资款并用于消费，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自2015年6月29日起多次向两被告追讨投资款未果。依据协议第6条，因为李文生至今都未将协议中应由其负责的开采权及证照负责到位，也没看到其和陆源公司签订的合同，按照该协议中约定“股东有权要求退股”，故协议应当属于约定解除。从2012年7月协议签订后，协议项下的几子湾煤矿就没有开工过，更不涉及到煤矿的开采和双方存在收益的问题，换言之，该协议根本就没有履行，属于法定解除。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朱偕龙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伙投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7月22日签订一份投资协议，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合伙事务具体操作者是李文生，李文生在协议中明确承诺其原持有几子湾煤矿总股份为75%，该协议还约定如遇重大问题需要决策等均由李文生负责，协议第6条的“2010年10月底”是笔误，应为2012年10月底；2.2012年7月21日李文生出具给朱偕龙的收条及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证明李文生收到朱偕龙的出资300万元；3.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2017年1月25日-26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李文生在该笔录已经承认其没有办法按照合伙投资协议书的要求提供完整的几子湾煤矿的证照，也没有提供过投资协议书第6条中所讲的其与陆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该笔录还能印证李文生既不是陆源公司煤矿的什么人，这个煤矿的人也根本不认识李文生，投资协议书中的几子湾煤矿最保守的储煤量是300万吨也只是李文生道听途说的结果。同时证明合伙投资协议书中的几子湾煤矿在合伙投资协议书签订之后从来没有开工过。从2016年5月，李文生就已经不在四川攀枝花牵头合伙投资协议书项下的几子湾煤矿开采事宜。李文生在收到投资款后，立即把钱转给了卞秀兰，这也是卞秀兰应当对款项的退还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事实基础；4.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四川攀枝花市陆源工贸有限公司并未办理公司登记注册，李文生在合伙投资协议书中所谓的几子湾煤矿属于陆源公司的说法及其持有几子湾煤矿75%股份、其应将与陆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交给原告的说法均无法实现；5.卞秀兰尾号为74368中国建设银行流水（2012年1月1日-12月31日），证明被告李文生在2012年6月24日收到朱偕龙和张建农的汇款后，立即将260万元从尾号为002319的银行卡中汇给卞秀兰，卞秀兰收到款项后进行了消费，与李文生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说法一致；6.离婚协议书复印件，证明两被告是2014年9月11日离婚的，李文生为了逃避债务和卞秀兰离婚，从协议上看，李文生是净身出户，这种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原告的债权实现；7.接处警记录，证明因为2014年9月10日追讨出资闹到派出所，两被告通过离婚的形式将所有财产在离婚协议中留给了卞秀兰，从离婚协议上看，李文生是为了逃避债务。被告李文生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表现在以下几点：1.合伙投资的基础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李文生持有的几子湾煤矿归属于陆源还是其他暂且不论，但是获得几子湾煤矿实际的承包权是有来源的。事实上，“陆源”是笔误，应该是“陆园”；2.合伙经营或投资的项目就是煤矿的采矿资源；合伙的形式需一方将其份额转让给加入方，这在合伙协议中表述为“李文生所持几子湾煤矿股份为75%……”，这一合伙权利的转让是合法有效的，且已履行，转让人出让合伙股份，收取的转让款是其合法收入，即有处分、支配等权利。暂且不论该款项实际均用于支付前手的转让款，即便李文生获取该转让款之后做随意处置，也是合法有权的处置。到目前为止该协议书尚不具有约定解除的情形，原告所述的合伙投资协议第6条，该约定的事项并不成立，该协议签署时间为2012年7月22日，而该条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10年10月底前，约定的时间无法履行，应视为没有约定。关于原告所述的法定解除事由，我方认为亦不存在。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被告李文生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1年7月29日邹贤章与郭建平签订的投资转让协议，2011年2月14日邹贤章与郭建平签订的转让协议，2011年8月7日郭建平、李文生、袁荣珠、肖体军、李洪成共同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2011年8月6日郭建平、袁荣珠、李文生共同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复印件，证明案涉煤矿份额系李文生从郭建平处受让所得，而郭建平系从邹贤章处受让所得，其流转是明确的、真实的；2.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对王德军（2015年5月12日）、罗高才（2016年1月21日），谢尧舜（2016年1月22日）、杨雄（2016年1月22日）所做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王德军是陆园公司的实际所有权人，几子湾煤矿系四个采矿班组（邹、罗、谢、杨）负责开采并自负盈亏，公司统一负责销售，因此李文生受让及转让的采矿份额并不存在虚假。“陆源”是笔误，应为“陆园”。几子湾煤矿被关停的原因是其他煤矿发生矿难，所以政府将其也一并关停了；3.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对邹贤章（2015年5月13日）、郭建平（2017年2月21日）所做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邹贤章系几子湾煤矿的班组长之一，与公司有合作关系，其商业模式是真实的。邹贤章对转让给郭建平的合伙份额是认可的，不存在虚假。郭建平对转让给李文生的合伙份额是认可的，不存在虚假；4.政府文件复印件，证明几子湾煤矿发生投资损失的根本原因不是采矿权利不真实，而是因附近矿难导致被政府关停，本案的投资损失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5.攀枝花市陆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攀西石墨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市进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网上查询打印件，证明王德军、王德强是该三公司的法人或股东，进一步证明其对几子湾煤矿的陈述是真实的；6.2018年4月23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对张建农、李文生、朱偕龙、邹贤章所做的现场指认笔录复印件，证明案涉几子湾煤矿是客观存在的，且归属于进原工贸有限公司，原告对案涉煤矿的情况是知情的，且现场查看过；7.2018年4月24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对邹贤章所做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攀枝花市进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原来的攀枝花市陆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邹贤章陈述其对几子湾煤矿有投资，有收益权。被告卞秀兰辩称：1.被告卞秀兰不应当列为被告，因为卞秀兰并未参与协议签订，也未参与投资，协议各方应各自承担协议风险；2.原告对卞秀兰的诉请缺乏请求权基础，夫妻关系不等同于应当承担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有明确规定，本案不存在其中任何一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22日，李文生、朱偕龙、张建农、陈海龙共同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以下统称案涉协议书），约定如下：事由共同投资开发李文生所持有的四川攀枝花陆源工贸有限公司几子湾煤矿的资源。根据李文生讲述的情况，开采权及各项证照的齐全均由李文生负责。估计该矿的煤储量最保守数字为300万吨。因资金链的问题，应李文生号召，朱偕龙、张建农、陈海龙四人共同参与投资开发，经四方共同协商达成：一、各方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按照出资比例进行股份分配。二、原李文生所持几子湾煤矿的总股份为75%现折成100股。李文生占股份的50%，朱偕龙出资300万元，持30%的股份，张建农出资100万元，持10%股份，陈海龙出资100万元，持10%的股份。三、协议签订后，各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约束，严格执行协议规定的权力及义务。主体由李文生牵头操作,每月的出煤量及产销情况由专职人员形成报表分发给各股东。四、如遇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或二十万元以上设备投资需经过各股东协商办理。五、在实施开采过程中遇到有不可抗力的风险，各股东按比例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六、李文生应在2010年10月底前将与陆源工贸有限公司鉴定的合同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交给股东作为本协议的归档，否则股东有权要求退股。七、如各项工作循序渐进，经各股东协商，征得李文生同意在1年至1年零3个月内，优先安排股东的投资返还。八、各股东若转让股份须由全体股东商议同意后，同等条件下原股东有优先收购权。任何股东不得私下转让股份，一经发现股份自动减半，不作任何经济补偿。九、此协议一式四份，各股东各执一份，各方签字按印后生效。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十、本协议未尽事宜，各股东协商解决。朱偕龙于2012年6月3日通过其账号43×××93汇款300万元至李文生账号43×××19。李文生于2012年7月21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朱偕龙投资款叁佰万元整。客户名称为卞秀兰，卡号为43×××68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6月24日16:29:51，该银行卡内转账存入260万元，对方账号43×××19（户名：李文生）。2012年6月25日14:37:07，该账户转账支取260万元，对方账号43×××53（户名张郭凤）。攀枝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5月14日向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作出《情况说明》，载明：经工商业务系统查询，四川攀枝花市陆源工贸有限公司未在我局办理公司登记注册。2014年9月10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周山河街区派出所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因债务纠纷报警，系张建农（报警人）与李文生存在债务纠纷，告知双方可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不得有过激行为。2014年9月11日，李文生、卞秀兰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泰州市海陵区凤凰路街和海陵区鹏欣丽都××幢××室××室，面积共计400余平方，来源分别为自家建筑住房与购买性质商品房，离婚后此房归儿子李磊所有。家中财产男方不要，家中财产归卞秀兰和儿子李磊所有。所有的债权债务归男方所有和女方没有关系。另查明，朱偕龙曾于2015年6月29日向本院起诉李文生、卞秀兰，案号为（2015）泰开民初字第00892号，要求其偿还投资款300万元及利息损失72万元（暂算至2015年6月29日）。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泰开民初字第00892-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有犯罪嫌疑为由驳回朱偕龙的起诉。2018年8月15日，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泰高新检诉刑不诉﹝2018﹞42号《不起诉决定书》，载明被不起诉人李文生，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取保候审。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认定的李文生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李文生不起诉。朱偕龙于2018年9月6日再次向本院起诉李文生、卞秀兰，案号为（2018）苏1291民初2017号，要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3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后朱偕龙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8）苏1291民初201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朱偕龙撤诉。因双方矛盾仍未解决，朱偕龙再次向本院提出本案诉讼。李文生在2017年1月25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药城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我是2017年1月25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宣布拘留的。我的户籍所在地是泰州市医药高新区，虽然已经和老婆离婚了，但老婆孩子还是住在，我有时住过去，有时住在朋友家。2012年下半年到2016年4月在四川省攀枝花仁和区几子湾煤矿谈煤矿的事，从2016年5月至今在云南省怒江的高速工地上做工。2010年，我通过朋友黄仁刚（音）认得了郭建平，那段时间经常在茶馆里聊天，知道他是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赵家湾煤矿的股东，并且他还承包了赵家湾煤矿的两个井口。我后来通过电话联系赵家湾煤矿的老板义本富核实了郭建平的身份。在和郭建平认识了大约半个月的时候，郭建平找到我，跟我讲让我找人买他的煤炭，我就找到了王尚五，签订了合伙协议并租了洗煤厂，做了不到一年开不下去了，至今未与王尚五结算。2011年春节，在塘湾街上洗澡时遇到了袁荣珠，让我有煤矿资源就打电话给他。春节后，回到攀枝花，听说郭建平买了邹贤章在几子湾煤矿井口的85%的股份，我就与郭建平联系并实地查看。后我与袁荣珠、郭建平于2011年8月6日签订协议，郭建平将其所持有的几子湾煤矿邹贤章井口的85%股份转让50%给我和袁荣珠，对价250万元。同时郭建平问我们，邹贤章井口以下是他自己的资源，要不要。第二天，我、袁荣珠、郭建平、肖体军、李洪成共同签订协议，郭建平把持有的几子湾煤矿主井井口标高以上17-20层及薄煤层的煤矿资源作价1000万元，我和袁荣珠出资250万元占股25%。2012年3、4月份，郭建平通知我，矿上要开工，从开工到停工，一共做了2个月左右。郭建平讲是煤管局要标准化建设，检查验收合格后开工。2012年春节，张建农夫妻找我，问有没有发财的路子，4月份就到了攀枝花来找我。我带她到矿井上看了矿，过了不久他回去后又和我姐夫朱偕龙一起过来，我又带他们去看矿，当时井口已经停工了。回泰州后，张建农给我打了85万，朱偕龙打了300万，陈海龙出了50万。6月份，朱偕龙和张建农打电话给我，要求履行手续。2012年7月22日，我、陈海龙、张建农、朱偕龙在朱偕龙的厂里签订了案涉协议。协议中约定的“开采权及各项证照”是齐全的，具体是哪些证照我不清楚，证照在陆源工贸有限公司几子湾煤矿，我不是陆源工贸有限公司几子湾煤矿的什么人，该煤矿根本不认识我。“估计该矿的煤储量最保守的数字是300万吨”是郭建平告诉我的，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给我，我也没有看到过。之前我和袁荣珠一同和郭建平签订的两份协议没有经过陆源工贸有限公司的鉴定、确认，当时我买的是邹贤章的私人煤矿，没有跟陆源工贸有限公司发生关系。朱偕龙、张建农打给我的385万元，我立即转给了卞秀兰，然后让卞秀兰转给了袁荣珠夫妇。我一共打给袁荣珠410万元，包含朱偕农、张建农的385万元，还有陈海龙的25万元，其中260万元是退给袁荣珠的投资款，150万是还给他的借款。但是我没有告诉朱偕龙和张建农，只是告诉他们是还袁荣珠的出资款。在签订2011年8月7日的协议时，郭建平没有提供他资源的出处，我问他，他说他也是买的邹贤章的，我跟他要手续，他说在家里，之后一直催要，一直没有给我。庭审中，李文生陈述：确实不知道几子湾煤矿何时关的。案涉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交给股东的是邹贤章与陆园公司签订协议的复印件。2012年8月29日肖家湾煤矿发生了矿难，死了46个人，政府将所有煤矿都关闭了，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拿到协议复印件，这属于不可抗力。朱偕龙和张建农支付的385万元全部给了袁荣珠，我从袁荣珠那里受让了部分几子湾煤矿股权，上述费用用于支付对价。385万元中的260万元通过卞秀兰账户转给袁荣珠的老婆张郭凤，剩余的钱是后来我自己打给袁荣珠或张郭凤的，总共给了410万元。至于为何通过卞秀兰账户转账，是因当时袁荣珠和郭建平以及我签订合伙协议，需要一手转钱一手拿收条和协议，我当时在外地，所以请卞秀兰帮忙。本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关于该协议书的性质，经分析，从其约定的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具有复合性质。首先，朱偕龙欲通过签订该协议书获得李文生所持有的几子湾煤矿75%股份中的30%，朱偕龙与李文生之间形成了关于几子湾煤矿部分权益份额转让的合意，故该协议书具有份额转让合同的性质；其次，该协议书中约定“在实施开采过程中遇到有不可抗力的风险，各股东按比例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有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之含义，故该协议书具有合伙协议的性质。但纵观该协议书，无论其性质到底如何定性，朱偕龙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并非单纯获取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仅是签订协议书的动机，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该协议书对于李文生所描述的几子湾煤矿享有部分收益权，从该角度上来讲，其签订的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朱偕龙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给李文生300万元，作为协议书中的“出资款”，应视为已完成其付款义务。而根据协议书约定“李文生应在2010年10月底前将与陆源工贸有限公司鉴定的合同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交给股东作为本协议的归档，否则股东有权要求退股”，被告李文生到庭陈述“合同复印件”系指邹贤章与陆园公司签订协议的复印件，但因“2010年10月底前”的约定与签订协议的时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视为没有约定具体时限，综合协议书的内容及双方到庭陈述，该处应属笔误，李文生亦陈述原先约定的是在协议签订后尽快，故并非没有时间限制。退一步讲，即便该约定没有时限，李文生至今也未能提供其所称的协议复印件，其在公安的讯问笔录中也承认其一直向郭建平索要相关手续，郭建平一直没有给。所以，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被告李文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李文生在该协议书中承诺的“储煤量最保守数字为300万吨”、“开采权及各项证照的齐全由其负责”、“李文生持有几子湾煤矿的总股份为75%”，均未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所认为的均是由郭建平转述，其并未看到书面资料；通过其陈述，即便几子湾煤矿确实存在并进行了开工，也仅存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大概在2012年6月份就已停工。通过李文生自身陈述可见，其在收取原告的投资款后，至今没有、客观上也不能保障原告相应的投资权益，导致原告实际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据此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书，因案涉协议书系由原告、张建农、李文生、陈海龙共同签订，故原告仅能解除案涉协议书中有关其与李文生相关的合同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朱偕龙主张被告李文生退还其出资款300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另原告有权主张被告承担逾期返还投资款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起算点，因原告已于2015年6月29日通过向本院起诉的方式向被告提出过权利主张，故对于其主张的起算点，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倍计算。关于原告主张卞秀兰对上述义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请求，本院亦予支持。首先，案涉纠纷发生系在李文生与卞秀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文生与卞秀兰虽于2014年协议离婚，但根据李文生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其有时与卞秀兰同住，有时住朋友家。其次，李文生与卞秀兰协议离婚的时间节点和对财产分割的约定实际上有逃避债务之嫌。加上，案涉款项流转确系经过卞秀兰的账户，李文生虽作出解释系请卞秀兰帮忙，但其解释较为牵强，而卞秀兰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款项交接、收条领取等细节，案涉债务应视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作出的，属夫妻共同债务，故卞秀兰应对李文生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支付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2012年7月22日《合伙投资协议书》中原告朱偕龙与被告李文生之间的合同内容；二、被告李文生、卞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朱偕龙300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三、驳回原告朱偕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两被告负担（此款原告已缴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由本院向原告退还，两被告应当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本院缴纳应当负担的诉讼费。逾期不履行的，依法移送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翔人民陪审员  毛彩霞人民陪审员  吴 惠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丁 琴书 记 员  叶晓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