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12629号原告：刘维，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告：天纳克陵川（重庆）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6218552J。法定代表人：刘先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公司员工。原告刘维与被告天纳克陵川（重庆）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纳克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维、被告天纳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寻和黄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与原告从两江新区社保局领取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之间的差额部分85229.53元（原告从两江新区社保局领取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6526.47元）；2、判令被告赔偿未成年人抚养费23206.5元；3、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8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至今在被告单位工作，任车间装配工，公司依法购买了五险一金，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粉尘、噪声。在原告工作期间，被告从来没有做职业健康危害知识培训，也没有在合同中注明原告工作岗位由职业性健康危害，导致原告长期接触噪声，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伤。原告于2017年12月被通知职业健康体检复查听力，在体检报告已经显示听力下降异常，需要做职业病诊断的情况下，被告隐瞒体检结果，并在2018年4月通知原告和另外一个员工赵天太协商离职。赵天太离职后去另外公司入职体检发现听力异常，并向两江新区安监局汇报，安监局接案后调查才发现原告也是疑似职业病。要求被告立即进行职业病诊断。延误时间长达十三个月，在这期间，原告一直不知情仍在原噪声岗位工作，继续受到身体伤害，头痛头昏加重。原告于2018年11月19日经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职业性深度噪声聋，2018年12月25日经重庆市两江新区社保局认定为工伤。2019年9月29日经重庆市两江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被告在原告身体出现明显异常、头疼、头昏、耳聋、长期失眠的情况下，违反职业病防治法，未及时调离岗位，并隐瞒体检报告，延误职业病诊断，对原告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伤。另外原告2014年离婚，因为职业病及精神衰弱并发症的原因，一直找不到老婆，精神受到伤害。原告遂起诉。被告天纳克公司辩称，原告刘维在2017年员工年度职业病体检中发现听力异常，被告按照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分别在2017年9月、2017年12月安排原告进行了听力复查，期间被告清楚告知原告关于2017年6月、9月的体检、复查结果，原告均有签字。被告根据2017年12月16日复查结果“建议调离噪声岗位，提供职业史或职业病防治院申请职业病诊断，以明确有无职业病”，被告安排了原告进行工位调整，由原焊接单元焊工工位调整至制消单元80分贝以下工位进行工作。原告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11月26日期间均在制消单元80分贝以下的非噪声工位从事生产装配工作。考虑到被告神经衰弱综合征与工伤轻度噪声关联，被告与员工多次沟通后，经过公司所有岗位评估后，员工最终选择物流部的非噪音岗位（80分贝以下）物流工岗位进行工作。后被告基于原告刘维的职业病诊断结果，被告正常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并按照工伤认定结果正常给予了相应的治疗期，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上述情况原告均知晓。且自2016年起，原告每年签订了职业危害因素告知书，清楚了解所从事岗位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公司的安全要求。原告偶尔去井口工作是保证出勤拿到更多的工资，并得到原告的同意后才安排去井口工作的，井口的噪声不超标，得噪声聋职业病不是一天形成，需要3-5年形成，不会因为一天噪声导致耳聋，原告入职前在美心防盗门上班，美心防盗门的噪声比我公司噪声更重。原告提出工资低等经济困难，原告从工伤认定后依法享受停工留薪期5月，且按照停工留薪期享受工资6000多元，疫情困难的情况下，原告也享受了3个月医疗期，医疗期工资为税前3000多元，考虑员工的收入，安排员工加班增加收入，在2020年5月份原告税前工资4000多元，除此之外原告在治疗工伤期间每日有100元的补助，每月3000元左右。原告找不到老婆的问题，原告闲聊称是原告提出离婚，起诉离婚后是判决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原告具体因为什么原因离婚不得而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维系被告天纳克公司职工。从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在天纳克公司从事装配工工作。接触粉尘、噪声危害因素，刘维于2016年11月22日、2017年9月1日、2018年9月29日，分别在职业危害告知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于2017年6月12日、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16日在重庆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在岗期间之间健康体检（复查），该院于2017年12月16日作出疑似职业病的检查结论，并建议调离噪声岗位，提供职业史到市疾控或职业病防治院申请职业病诊断，以明确有无职业病。2018年11月19日，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一份，诊断结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处理意见调离噪声工作场所，对症治疗。2018年12月3日，原告刘维签署生产岗位噪声确认书，载明本人刘维目前在制消单元扩口岗位工作，该岗位与2018年5月通过第三职业卫生检测，报告显示该岗位的噪音为78.8db，根据噪声作业分级规范属于0级，安全作业。2018年12月25日，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出具渝两江保障伤险认字[2018]176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刘维于2018年11月19日诊断为职业病性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2019年9月29日，重庆两江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两江劳初鉴字[2019]717号初次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刘维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刘维认可被认定为工伤九级后，获得了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6526.47元。原告本次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的约定，要求被告赔偿残疾赔偿金的差额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认定工伤决定、初次鉴定结论书、劳动合同书、生产噪声岗位确认书等证据，并经当庭质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刘维在获得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后，还能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求赔偿。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本院认为，该项赔偿请求权需要“有关民事法律”作出具体规定，原告刘维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获得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不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因为用人单位与工伤人员包括职业病患者之间是因劳动关系形成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调整的侵权法律关系并不等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亦明确规定不适用“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故刘维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的标准予以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71.09元（已是减半收取），由原告刘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窦锦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 磊书 记 员 李巧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