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11民初5368号 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葛淝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75314D。 法定代表人：戴茂方，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欢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晗，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旅行社总社西北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28000065F。 法定代表人：彭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公司员工。 被告：陕西星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天域凯莱大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3MA6TXDF80P。 法定代表人：宋皓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公司员工。 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公司）与被告中国旅行社总社西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公司）、被告陕西星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安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欢欢和程晗，被告西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被告星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凯公司诉称：1、判决西北公司偿还原告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决被告星旅公司对第一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安凯公司主张的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原告安凯公司与被告西北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西北公司从原告处购买30台安凯牌纯电动客车，合同约定单价为人民币101万元每台（含国补每台50万元和运费）,交货时间为订金全部到出卖人公司账户35个工作日,结算方式及期限首付订金50万元，提车前支付至459万元（含订金）方可发车，提车后六个月内付清余款。国家补贴1500万元由买受人配合出卖人申请。合同同时约定，如由于买受人未投入运营、异地运营，拆解或变更车辆状况导致车辆不能取得补贴，补贴退回等其他后果由买受人承担。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依法在出卖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6月，被告星旅公司与原告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担保书），自愿为西北公司履行本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西北公司要求，交付了5辆客车。但截至本案起诉之日止，被告仍未将车辆投入运营，既没有配合原告申请国家补贴,也没有将250万元车款支付给原告。原告认为，《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原告与西北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据，被告逾期支付车价款，且迟迟未将车辆投入运营，违背了双方的合同约定，已经构成违约，并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被告星旅公司自愿为西北公司履行该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应对西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西北公司辩称：一、涉案买卖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主持并达成调解且履行完毕后，双方就该合同的履行已无争议，原告再次以涉案合同所购车辆“未投入运营”而主张西北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子以驳回。2018年8月13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主张支付拖欠的车款1760000元及违约金215966元。该案在审理期间，就涉案合同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三项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第四项原、被告就本案无其他争议与纠纷。上述生效调解书证明，双方就涉案合同发生的争议已全部处理完毕，本案原告再次以涉案买卖合同向西北公司及星旅公司主张所谓的赔偿，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原则，且其主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驳回其对西北公司及星旅公司的诉求。 二、原告本次主张西北公司承担“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及相关利息、此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1、2016年6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该《工业品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国家补贴1500万元由买受人配合出卖人申请，如国家政策调整导致补贴变低由买卖双方就价格另行协商”。说明原告在签署涉案合同时，就已预见到“国家政策调整”的可能，且该合同并未约定西北公司所购车辆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运营里程满足2万公里”。2019年1月4日，原告向西北公司致“函”称：根据四部委联合下发的财建[2016]958号及财建[2018]18号文要求，车辆生产企业申请财政补贴的新能源车辆，运营里程要求满足2万公里。经西北公司查询，财建[2016]958号发布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财建[2018]18号发布日期为2018年2月12日，均在涉案合同签订后国家有关部门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的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是原告目前未能获得国家补贴的原因，而并非是其在诉状中称“被告未将车辆投入运营”的索赔理由。2、西北公司自购买涉案合同约定的新能源汽车后，即按约定将车辆投入与其他单位合作设立的“陕西中勉投资有限公司”，因该公司业务经营现状、建设等相关情况，西北公司所投入运营的车辆未满负荷运行，但并不是原告所认为的“未投入运营”。事实上西北公司早已按照约定将所购车辆实际投入运营，原告主张西北公司承担“因车辆未投入运营所造成的新能源车辆国家补贴损失”于法无据，应驳回其对西北公司的诉求。 三、原告主张西北公司支付其“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事项，西北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事项，不存在拖欠原告的“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的事实，更无向原告支付“利息”的事由，原告主张的西北公司支付其“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的利息”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四、原告本次诉求是恶意给西北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应予以谴责。2019年3月12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西北公司、星旅汽车公司主张支付其“新能源车辆国家补贴损失人民币250万元”，经包河区人民法院三次开庭审理，在已完成全部审理程序、法庭即将作出判决时(2019年9月29日)，原告却向包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现如今事隔一年，原告又以相同诉讼请求重新起诉西北公司，此行为属恶意造成西北公司的相关经济损失，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讼权利。此等浪费国家机关人力物力行为，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应予以谴责。望人民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原告诉称涉案买卖合同纠纷，在达成调解且履行完毕后，双方就该合同的履行已无任何争议，西北公司已依约将涉案车辆上牌并投入实际运营，原告本次主张西北公司承担“新能源客车货款250万元及相关利息、此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西北公司的诉请，保护西北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告星旅公司辩称：同西北公司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4日，安凯公司作为出卖人与西北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了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X16052501），约定西北公司从安凯公司购买纯电动客车30辆，单价101万/台（含国补50万/台和运费），总价3030万元（含国补1500万元和运费）。合同第八条约定国家补贴1500万元由买受人配合出卖人申请，如国家政策调整导致补贴变低由买卖双方就价格另行协商。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买受人需在当月完成上牌入户工作，并配合提供申报各级补贴的申报材料，如因买受人原因延迟上牌导致国家补贴延迟年度拨付的资金由买受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给出卖人；第4款约定，由于买受人未投入运营，异地运营，拆解或变更车辆状况导致车辆不能取得补贴，补贴退回等其他后果均由买受人承担。 双方实际交付客车五辆，西北公司所购五辆客车于2016年12月登记上牌，截止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案涉五台客车行驶里程数均未达到2万公里。 2015年4月22日，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发文字号为财建[2015]134号，该通知规定燃料电池大中型客车的补助标准为每台50万元，补助对象是消费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再拨付给生产企业。四部委将加强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情况的监督、核查，对于提供虚假推广信息等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将进行查处。本政策实施期限是2016年－2020年，四部委将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推广应用规模、成本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补助政策。2016年12月29日，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发文字号为财建[2016]958号，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数须达到3万公里。此后，2018年2月12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11月22日、2019年7月26日，上述国家四部委在财建[2018]18号、财办建[2018]76号、财办建[2018]205号、财办建〔2019〕87号等通知中，对于2015年、2016年度销售上牌，此前未获得财政补贴资金的车辆，要求申领新能源汽车应用补助资金的车辆不能闲置，累计行驶里程数须达到2万公里（通知中要求达到2万公里的截止时间为别为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6年及以前年度推广车辆延长至2020年1月31日）。 2016年6月24日，星旅公司向安凯公司出具担保书一份，担保范围为《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X16052501）中车款，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018年10月25日、2019年1月4日、2019年8月10日、2020年5月19日，安凯公司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发函或提示函，主要内容为：贵司2016年在我公司采购5台车型为HFF6111K10EV的安凯牌纯电动客车，订单号为：SX16052501。根据四部委联合下发的财建〔2016〕958号及财建〔2018〕18号文要求：车辆生产企业申请财政补贴的新能源车辆，运营里程要求需满足2万公里。贵司的5台车辆已上牌近两年，因运营里程未达到2万公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补贴申报条件，导致我司至今无法申领国家补贴。为避免双方产生资金损失，请贵司不能将车辆长期闲置，尽快恢复上述车辆运营，分别要求确保在2018年12月31日前、2019年4月30日前车辆运营里程达2万公里。如2019年4月30日车辆仍未运营至2万公里，导致我公司无法申领国家补贴，损失资金50万元/台由贵司承担，我公司将保留诉讼权利。在2020年5月19日的函中已明确因两初等不履行导致原告依旧无法申领国家补贴，要求西北公司、星旅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的总金额向安凯公司支付250万元及其他各项损失。 另查明：2018年8月13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主张支付拖欠不含国家补贴的车款1760000元及违约金215966元。该案在审理期间，就安凯公司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主张支付拖欠不含国家补贴的车款及违约金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三项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第四项原、被告就本案无其他争议与纠纷。 2019年3月12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主张支付其“新能源车辆国家补贴损失人民币250万元”等损失，经包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原告向包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企业信息查询单、《工业品买卖合同》、交货单据、《合作框架协议》（担保书）、行驶记录、函件、车票、成本明细表、发票、工信部备案价、庭审笔录、划分标准、《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关于开展2017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申报的通知》、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关于开展2018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申报的通知》，被告西北公司、星旅公司提供的（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民事调解书》、（2019）皖0111执15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皖0111民初9410号结案证明、《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X16052501）、函、⑴涉案车辆运营使用照片、案车辆行驶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111民初4204号）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安凯公司与西北公司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工业品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客车价格的构成，即案涉客车单价为101万元（含国补50万/台和运费），该价格构成与《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中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再拨付给生产企业的要求一致，即车辆单价中50万元由企业安凯公司先行垫付。也就是说原、被告均清楚客车单价为101万元，而不是51万元，只是西北公司每台车先付51万元，剩下的50万元/台由安凯公司先行垫付，再由国家按政策补贴给安凯公司。合同同时约定西北公司有配合安凯公司申领国家新能源补贴义务，由于西北公司的原因导致车辆不能取得国家补贴等后果均由西北公司承担。也就是说，如果由于西北公司的原因，未能配合安凯公司完成申领国家新能源补贴义务，西北公司应将安凯公司先行垫付的每台车50万元赔偿给安凯公司。 新能源汽车是新兴产业，国家为了扶持该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施行财政补贴支持。但为了防止骗取国家补贴，确保新能源汽车真正运行使用，保障国家补贴资金的安全，国家规定了申领国家新能源补贴的条件，并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核实。由于新能源汽车是新生事物，在推广应用过程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鉴于人类认识能力滞后的局限性，国家对于申领国家新能源补贴的条件也在不断调整，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本案原、被告早在2016年6月就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当时国家补贴政策还在完善中，在原、被告签订合同中未能明确约定被告购车后须累计行驶里程数须达到2万公里。这是国家政策的原因，原、被告均无过错，但是原、被告均知晓国家补贴政策的存在，而且领取补贴是有条件，国家补贴政策可能会适时进行调整。2016年12月29日，国家四部委在财建[2016]958号规定，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数须达到3万公里。此后，国家四部委在财办建[2018]76号、财办建〔2019〕87号等通知中，要求申领新能源汽车应用补助资金的车辆累计行驶里程数须达到2万公里。上述四部委的联合发布的政策补贴通知，代表着国家意志，并且是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的，新能源行业的参与者包括本案的原、被告均要遵守，而不能以不知情或者以合同未明确约定国家政策的规定，拒绝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同时，自2018年10月25日起，安凯公司多次向西北公司、星旅公司发函或以起诉的方式，要求两被告不能将车辆长期闲置，尽快恢复上述车辆运营，按国家政策的要求确保在2018年12月31日前或2019年4月30日前将车辆运营里程达2万公里。否则，导致原告无法申领国家补贴，损失资金50万元/台由两被告承担。但两被告直到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仍未按国家政策的规定，将所购的5台纯电动客车运营里程达到2万公里。 西北公司明知从安凯公司所购的车辆为纯电动客车，客车单价为101万元，而不是51万元，剩下的50万元/台由安凯公司先行垫付，再由国家按政策补贴给安凯公司，领取国家补贴的条件必须是西北公司将纯电动客车运营里程达到2万公里。同时，合同也约定了西北公司有配合安凯公司申领国家新能源补贴的义务。西北公司错误认为自己只有支付每台客车单价51万元的义务，至于车辆购回后怎么使用，是否闲置，是自己的权利，原告无权干涉，同时《工业品买卖合同》也未明确约定纯电动客车运营里程达到2万公里，故原告能否领到国家补贴与自己无关。本院认为，由于西北公司置国家政策规定和安凯公司多次发函通知于不顾，消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将所购的纯电动客车运营里程达到2万公里，导致安凯公司自2016年至今无法申领新能源补贴，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于原告安凯公司的要求西北公司赔偿国家新能源客车财政补贴25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的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在2018年8月13日，原告安凯公司起诉西北公司、星旅公司的(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案件中，原告安凯公司主张的是支付拖欠不含国家补贴的车款1760000元及违约金215966元，不涉及本案的国家补贴250万元，所达成的(2018)皖0111民初9410号《民事调解书》中有关“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就本案无其他争议与纠纷”的内容也只局限于该案，该调解书的效力不能扩延至本案。 被告星旅公司出具的担保书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星旅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据此，本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旅行社总社西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财政补贴损失250万元。 二、被告陕西星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400元由被告中国旅行社总社西北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永祥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王 章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