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525民初1128号原告：杨某军，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杨某（杨某军之弟），男，1981年3月2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昌明，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6181100286。被告：杨某举，男，1950年1月20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志宇（毕节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710942005。被告：杨某有（杨某举长子），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告：杨某2（杨某举次子），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告：陈某品，男，1986年9月13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被告：陈某，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被告：彭某举，男，1971年4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杨某军、杨某与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陈某品、陈某、彭某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军、杨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明，被告杨某举、杨某有、陈某品、陈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彭某举、杨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事实不清，本院于同年5月29日对双方争议的土地进行现场勘验，并于同年6月1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军、杨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明，被告杨某举及其申请法律援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宇，被告杨某有、陈某品、彭某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某2、陈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军、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陈某品、陈某与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共同返还6200元给二原告；2、判决被告彭某举与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共同返还4800元给二原告；3、由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986年5月，我们的父亲杨吉安承包纳雍县河尾巴大梁子的林山草坡，有《林山草坡使用证》为证，该林山草坡四至范围是东抵大陆路，西抵余中华小丫口地，南抵大陆组地盘，北抵余忠才、余中华土地，面积共计8亩。从此时起，该林山草坡的使用权就属于我们父亲。我们的父亲杨吉安于2007年3月28日不幸病故。这几年我们兄弟一直在外地打工，最近才从外地回来，发现我家林山草坡地里埋有两所坟墓。经多方调查得知是被告杨某举将属于我们的土地部分转卖给被告陈某品、陈某埋葬其父陈发文，将属于我们的土地部分转卖给被告彭某举埋藏其母亲安某某。我们认为，上述被告杨某举未经我兄弟同意就将我们拥有使用权的土地转让给陈某品、陈某及彭某举两家埋坟，严重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经协商未果，诉至人民法院。被告杨某举辩称，我将土地卖给被告陈某品、陈某及彭某举两家埋坟是事实，卖给陈某、陈某品家某的土地所得6200元，卖给彭某举家某的土地所得4800元，两家共计11000元。但涉案土地使用权是我拥有，该土地是我分土地前开荒形成，一直由我耕种。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分土地时，原鬃岭区熊兴全区长及海雍村支部书记祝亮成觉得农户自行开垦形成的荒地不便处理，就明确谁开荒就算谁的。涉案的土地就是当时明确给我耕种管理的，我种了几年后就再没有耕种了，成为荒坡。七八年前，海雍村村支部书记陈龙贵还带人来买我的土地作墓地，陈龙贵还在协议上盖了章。几年前，我还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柳杉树,二原告是知晓的没有提出异议。2017年，我们村搞承包土地确权时，相关部门根据我的指界对该片土地进行测量，为我办了农村承包土地承包确权证书。现在涉案的土地就是我持有的《农村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标注的5205251012030001586号地块（以下简称“01586地块”），面积共计50.02亩，该土地是我在分土地前开荒形成的。因此，我卖给陈某、陈某品及彭某举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我，我将我有使用权的土地卖了几处给其他人埋坟，我处分的土地都是属于我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土地，不属于二原告所有，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某有辩称，土地是我父亲杨某举的，具体情况我父亲杨某举才知道，我没有参与处理，杨某2是否参与处理我不清楚。二原告不应起诉我，与我没有关系。被告陈某品、陈某辩称，大概在两三年前，我们向被告杨某举家要地，是知情人带我们到杨某举家要的，我们给了杨某举6200元。当时没有签订协议，也不知道需要经过村委会。我们认为，土地是谁的钱就应归谁，我们已经付了钱，原告不应起诉我们。被告彭某举辩称，2017年7月，我父亲向杨某举购买了该土地作墓地，支付了4800元。我们是经过我的一个叔叔和知情人杨德亮带人向杨某举要的，当时杨某有参与了土地的处理。原告起诉杨某举与我无关。被告杨某2未到庭答辩。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杨某军、杨某提交了以下证据：1、《林山草坡使用证》一份，证明被告杨某举转卖给被告陈某品、陈某及被告彭某举两家埋坟的涉案土地位于纳雍县河尾巴大梁子，属于二原告父亲杨吉安承包的8亩土地面积内；2、户口簿一份、户口注销证明一份，证实杨吉安系二原告父亲，且已经死亡的事实；3、照片2张，证实被告陈某品、陈某、彭某举将坟埋在二原告承包地内；4、协议书照片（手机拍摄）一份，证实被告杨某有、杨某2参加了土地的买卖，应承担返还责任；5、照片3张，证明原告父亲杨吉安在生前就将其持有林山草坡证范围内的部分土地送给他人作为墓地；6、证人陈某1、陈某2证言，证实涉案土地系二原告父亲杨吉安林山草坡土地范围内的土地，其在杨吉安生前向其要过地，在近年来听说土地是杨某举家的就向被告杨某举要地。被告杨某举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2不持异议。认为原告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有涂改痕迹，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原告父亲杨吉安承包经营。对第3、4、5、6组证据，认为涉案土地不属于原告所有，达不到二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杨某有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2不持异议。对证据1、3不清楚情况；对证据4的协议书是因为我父亲杨某举不在家所以由我代签，该份协议的土地系彭某举家坟地下面，但处理的是我父亲的土地；证据5及证人陈某1、陈某2的证言达不到二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陈某、陈某品、彭某举的质证意见是：向杨某举购买土地是事实，但并不清楚土地及其他情况。本院的认证意见是，二原告提供的《林山草坡使用证》系于1986年5月由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承包户主为二原告父亲杨吉安，该使用证上的字均为蓝墨水所写，前四行与后三行颜色深浅不一致，前四行字迹较浅淡，后三行字颜色较深呈现较宽、蓝色的字迹应为保管不当、水浸褪色形成，但字迹清晰，笔迹连续通畅，与前四行行文风格一致，无涂改迹象，被告杨某举、杨某有关于证件存在涂改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1、陈某2的证言均只能证明二证人在十五六年前是给二原告之父亲杨吉安买（表述为“要”）过地，近几年都是给被告杨某举买地，但坟地位置都是本案双方争议的草坡范围内。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认证。被告杨某举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涉案土地属于杨某举承包使用；2、证人杨某证言，证实涉案土地杨某举种过荞子，听老人些说土地是杨某举的。2019年，其是给杨某举买地埋坟。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鬃岭镇海雍村的荒山林地至今尚未进行确权，杨某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农村承包土地的确权，该证上载明的01586号地块（50.02亩）是耕地与本案争议的林山草坡地无关，该地块四至界限与原告持有的证件载明的土地四至界限不符，不能证实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其拥有。证人杨某的证言不属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陈某、陈某品、彭某举的质证意见是：不清楚具体情况。本院对被告杨某举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是，杨某举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01586地块四至界限与原告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载明的河尾巴大梁子的土地四至界限不符，面积远比原告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载明的8亩林地多得多，但该证为2017年5月由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被告杨某举自认是其在土地确权时其自行指界测量，共同指向双方争议的案涉土地。因此，不论是证件载明的土地是耕地还是林地，被告杨某举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经土地的相关部门撤销现仍有效，本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证人杨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其既向原告父亲杨吉安在双方争议的草坡地内购买过墓地，也向被告杨某举在争议的草坡地内购买过墓地。被告陈某、陈某品、彭某举无证据提交。本院当庭出示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20年5月29日在现场勘验时当场绘制的草图及现场图片9张，以及通过手机扫描被告杨某举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维码显示的信息供双方质证，原、被告双方无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作为证据采用。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某军、杨某与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同属纳雍县村民。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杨某举将其认为其有使用权的草坡地部分转让给被告陈某品、陈某及被告彭某举家作为墓地埋坟，分别得款6200元和4800元。原告杨某军、杨某二兄弟知道后认为被告杨某举处分的土地属于其父亲杨吉安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范围内的草坡地，被告杨某举等人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引发纠纷，诉至本院。庭审中，二原告提交了户名为杨吉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该证是1986年5月由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二原告父亲杨吉安，证上载明内容为：户主姓名为杨吉安，承包人口5人，位于原××××海雍村。承包荒山面积有25亩，其中林地13亩，疏林、灌木12亩。证上载明的地名为河尾巴大梁子的荒山面积为8亩。四至界限为：东抵大陆路，西抵余忠才小丫口，南抵大陆组地盘，北抵余忠才、余忠华家土地。二原告认为涉案的土地就是《林山草坡使用证》上地名为河尾巴大梁子的荒山。被告杨某举也在庭审中提交了纳雍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5日为其颁发的户名为杨某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自称涉案土地是其开荒形成的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分土地时当时负责分土地的原鬃岭区熊兴全区长和海雍村支部书记祝亮成就明确由其管理耕种，其耕种几年后未再耕种，成为荒坡。没有土地承包合同。自述于2017年鬃岭镇海雍村农村土地确权时，通过其自行指界给土地确权部门测量，纳雍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黔（2017）纳雍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3995号，代码为520525101205000285J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其自称处分给本案被告陈某品、陈某及彭某举以及其他人的土地属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中编号为01586号地块范围，该地块面积为50.02亩，面积远比二原告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载明的8亩林地多得多，四至界限为：东边为集体、南边为杨文书、西边为杨文学、北靠集体。本院经手机扫描被告杨某举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维码显示该证的信息为农村承包耕地。另查明，二原告父亲杨吉安在十五六年前先后多次将草坡地范围内部分草坡地转让给他人作墓地埋坟，被告杨某举也于近几年来先后多次将该地块内的草坡地转让给他人作墓地埋坟。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20年5月29日对双方争议的土地进行现场勘验。通过二原告及被告杨某举、杨某有、杨某2现场指认，现场勘验发现：涉案土地位于纳雍县，属于陡坡，涉及面广，从半山腰大陆组界限延伸至坡顶，布满树木、荆棘及杂草，无耕种迹象。双方争议的草坡地不是特定的小片开荒地，而是涉及整座山的一面的林山草坡地。该土地范围内埋葬有包括被告陈某品、陈某父亲及被告彭某举母亲在内的十多所坟墓。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土地使用权属是否存在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杨某军、杨某与被告杨某举的陈述及双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认定，二原告父亲杨吉安在近十五六年前及被告杨某举在近几年来分别对涉案的部分土地作过不同程度的处分，先后将河尾巴大梁子的部分草坡地送给他人作墓地埋坟使用。二原告持有户名为杨吉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其主张涉案土地在使用证范围内，二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不但证明其父亲杨吉安在十五六年前将河尾巴大梁子的部分草坡地送给证人家某使用，也证明近年来被告杨某举将争议地块内的部分土地转让给证人家某。庭审中，被告杨某举提交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称该证的颁发是2017年土地确权时，其指界给土地确权部门测量，涉案土地就是《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编号为01586号地块范围，该地块面积为50.02亩。经审查双方所持有的证件，两个证件颁发时间虽相差31年，但均为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双方的陈述都共同指向涉案林山草坡，双方也是因各自转让部分草坡地给他人作墓地发生纠纷。故涉案土地可能存在一地二证或部分土地使用权重合的情形，在土地主管部门未撤销其中一证的前提下，两证均有效。二原告虽以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但对本案的处理又必须要求涉案的土地使用权属必须清楚。因此，本案涉及的土地明显存在权属不清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规定，本案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尚需相关的人民政府对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予以明确，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对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某军、杨某的起诉。原告杨某军、杨某预交的案件受理38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史云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锦科书记员  葛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