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10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41523511701087U。 法定代表人：裴学宏，系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华，安徽李舒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旭，安徽李舒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宗菊，女，195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堂付，男，197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堂艮，男，197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玲玲，安徽龙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爱，安徽龙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城县林业局，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桃溪路与合安路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425003238567R。 法定代表人：卢月舒，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用，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延兵，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城县高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高峰乡胡家河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425790144446N。 负责人：张然，系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业生，系该乡副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华，安徽李舒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得凯，男，197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上诉人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港村委会）与被上诉人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舒城县林业局、舒城县高峰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峰乡政府）、华得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5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港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裴学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华、韩旭，被上诉人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玲玲、张先爱，被上诉人舒城县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延兵，被上诉人高峰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华，被上诉人华得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西港村委会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尽到了选任责任，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选任承揽人砍伐树木过程中存在过错或过失。一审法院适用国家林业局《森林采伐作业流程》要求上诉人按照此流程履行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文书制作不规范，存在多处错误。韦宗菊方起诉状中将华得凯列为第三人，但在开庭前将其变更为被告，其诉请案由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但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程序违法。 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共同辩称，答辩人亲属王少留受伤地点是在上诉人所有的集体林地范围内,工作量及范围也包括在上诉人与华得凯合同范围内,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少留劳动过程中发生的损害与其后期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正确。华得凯不具备砍伐林木资质，上诉人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华得凯不合法。一审中答辩人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一审立案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法院要求答辩人明确案由符合正常程序。上诉人对王少留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舒城县林业局辩称，答辩人按照省、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部要求对辖区内的各大松树种植区的松材线虫病进行专项治理并责成高峰乡政府进行具体的治理工作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答辩人在本案中既不是发包方，也不是实际施工方，不应对王少留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高峰乡政府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答辩人与受害人之间也不存在侵权或者合同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华得凯辩称，答辩人家庭生活困难，因村委会不给出具生活困难证明导致答辩人不能提起上诉。 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舒城县林业局、西港村委会、高峰乡政府、华得凯赔偿各项损失合计38982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日，舒城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止指挥部下发重防指（2018）8号文件《舒城县松材线虫病智力专项行动实施细则》，要求由各乡镇、管委会、国有林场组织专业队或专业防治公司有序实施枯死松树清理，费用由各乡镇自筹，县政府据实以奖代补。同时规定，施工前县林业局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施工单位必须为施工人员购买安全生产保险。2019年4月6日，高峰乡政府有关领导在西港村委会党支部会议上要求在清理死树过程中要成立专业班，专业班要交保险。2019年3月6日，西港村两委决定将死树清理交给华得凯承包。此后，西港村委会与华得凯达成口头协议，将病死树清理交给华得凯承包，按每棵树40元计算酬劳。2019年4月7日，双方补签了施工合同。王少留在得知需要工人时，找到在村委会的亲戚，通过其介绍为华得凯运送砍伐的病死树。2019年4月12日，施工现场的高峰乡政府干部和林业站干部要求对原规划范围外的病死树进行清理，西港村委会对此表示认可。可以认定舒城县林业局、高峰乡政府对病死树清理工作的布置属于行政行为，与西港村委会之间的工作安排和要求均属行政管理行为，与王少留、华得凯并不存在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华得凯承揽病死树砍伐运送工作，西港村委会是该项目的发包人，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华得凯以每天160元、130元等不同报酬和提供中餐来雇佣工人为其砍伐病死树，而王少留受雇于华得凯，为华得凯工作，接受其工作安排，并从中获得劳务报酬，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与舒城县林业局、高峰乡政府没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的指令代表西港村委会并受其认可，应当认定系约定施工范围的增加。王少留系在劳动过程中受伤，且报警记录及医院病历均记载系摔伤致昏迷，应当认定其受伤与从事指派的劳动存在因果关系。另，2019年5月26日的出院病历记载“现病人病情仍较重，与患者及家属反复沟通病情，告知患者预后差，现患者及家属放弃住院治疗”。可以认定王少留放弃治疗是因治疗无望的无奈选择，死亡结果与受伤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堂付先后三次从西港村委会领取互助款5000元，华得凯从西港村委会领取砍伐款60000元，西港村委会为王少留预付医疗费50000元，韦宗菊方自认收到105000元，应予确认，余款10000元由华得凯实际支配。华得凯称已垫付王少留有关款项，其中垫付医疗费5537.51元，其余费用为其支付的住宿费及生活开支，不能证明用于王少留治疗，且不在本案诉讼标的额内，不予确认。王少留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支付医疗费用161898.89元，华得凯垫付5537.51元，合计167436.4元，有病历和用药清单印证，应予确认。自购医疗器具及服务花费3133元，与伤情有关，应予确认。在乡镇卫生院所治疗支付医疗费2094.75元，与其出院后伤情相符，应予确认。但140元床位租赁费为临时收款证明，非结算报销凭证，不予认定。王少留医疗费用合计172664.15元。韦宗菊方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未提供充足证据，且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赔偿范围，不予确认。王少留系颈部脊髓损伤（伴四肢瘫）、颅内损伤、呼吸衰竭，两人护理符合实际情况，护理费用确认为19015.92元（77天×123.48元/天×2）。韦宗菊方主张陪护人员住宿费，因两人陪护，存在住宿问题，其主张住宿费8000元，但仅提供实际住宿费票据4800元，故应确认为4800元。营养费2310元（77天×3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1260元（42天×30元/天）、死亡赔偿金139960元（13996元/年×10年）、丧葬费37189元、交通费酌定2000元，合计379199.07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少留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未能注意自身的安全，疏于安全防范，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责任，应当相应减轻侵权人30%赔偿责任。对病死树的砍伐，属于森林采伐中的抚育采伐，应当由专业人员完成，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当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华得凯未受过专业培训，也无森林采伐资质，承揽该项工作违反法律规定。王少留作为华得凯的雇员，在从事雇佣工作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致死亡，华得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西港村委会明知华得凯没有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在上级行政机关要求由专业队或专业公司完成工作的情况下，将砍伐工作发包给华得凯，任由华得凯雇佣六、七十岁的老人，且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华得凯对施工人员投保，对损害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当与华得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舒城县林业局、高峰乡政府与本案当事人没有民事法律关系，依法不承担责任。韦宗菊等人作为受害人亲属因王少留的死亡造成了精神损害，对其精神抚慰金请求应予支持，酌定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华得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赔偿原告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损失315439.35元（已付55537.51元）；被告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付55000元）；二、驳回原告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48元，减半收取3574元，由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负担1072元，由华得凯、西港村委会负担2502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针对一审证据的质证意见亦同一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及西港村委会是否应当对王少留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认定的西港村委会及华得凯垫付费用、王少留的各项损失费用是否适当；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中，高峰乡政府根据舒城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部文件要求各村委会组织开展松材线虫治理专项整改行动，在此次专项整改行动中舒城县林业局、高峰乡政府均是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一审认定舒城县林业局、高峰乡政府在此次行动中的作出的相关工作安排及要求系行政管理行为并无不当。西港村委会根据上级文件要求与华得凯签订砍伐死松树施工合同，由西港村委会提供施工环境，华得凯按照乡林业站技术要求砍伐清除彻底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因华得凯不具备林木采伐资质，且西港村委会既未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组织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也未向华得凯释明具体施工人员必须购买安全生产保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规定，西港村委会在本案中应当承担选任过失责任，该部分责任比例本院酌定为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王少留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未尽到对自身的安全防范义务，自身应当承担部分责任，该部分责任本院酌定为30%。华得凯雇佣同样不具备采伐林木资质的王少留施工，存在过错，其应对王少留的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二，二审庭审中华得凯称垫付王少留医疗费用55000元及其他费用合计75000元，经查，除垫付医疗费55537.51元外的费用华得凯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不予认定。王堂付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5月15日合计领取5000元，西港村委会预付王少留医疗费50000元，西港村委会合计支付王少留医疗费55000元。韦宗菊方自行购买的“气床垫爱康多带、手动吸痰器”等医疗器具虽无医嘱，但均为王少留住院期间使用，属必要支出，应予认定。王少留住院及出院期间虽无医嘱需二人护理，但从其入、出院诊断记载“颈部脊髓损伤（伴四肢瘫）、颅内损伤”的伤情来看，二人护理符合客观实际。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系一审法院酌定，可予维持。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三，西港村委会上诉称一审法院当庭变更案由属程序违法，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规定，本案一审法院当庭变更案由并不违法。同时，一审庭审中韦宗菊方将原审第三人华得凯变更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各原审被告当庭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重新举证和答辩,一审符合程序规定，上诉人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西港村委会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5492号民事判决； 二、华得凯于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各项损失合计151679.62元（379199.07元×40%）； 三、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于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起赔偿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各项损失合计113759.72元（379199.07元×30%）； 四、驳回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其他诉讼请求。 华得凯、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已付赔偿款在本案执行阶段一并予以比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74元，由韦宗菊、王堂付、王堂艮负担1574元，由华得凯负担1000元，由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48元，由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民委员会负担5000元，由华得凯负担21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世如 审判员  高 华 审判员  魏 晋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王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