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8601行初476号 原告余某，女，汉族，1965年1月1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 被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法定代表人张白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金彪，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芈振华，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郑建新，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程。 委托代理人康厚宗，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某诉被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长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退休审批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4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某，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罗金彪、芈振华，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程、康厚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某诉称，一、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余某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1年1月，属于错误认定。劳动人事档案及单位证明均记载余某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0年9月。被告所依据的劳社厅函［1998］64号文件形成于1998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均形成于1991年，形成时间上对余某并不具有溯及力。在余某参加工作之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故在有效法律法规出台之前未满16周岁参加工作的职工，工龄应从实际参加工作的时间算起，被告认定余某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1年1月，缺乏事实及有效的依据。二、余某在国有企业生产岗位工作的累计时间18年，长于灵活就业累计时间16年3个月，退休年龄应当为50周岁。两被告认定余某在生产岗位工作的累计时间13年11个月，属于错误认定。根据《湖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规定，《劳动法》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女工人和《劳动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的女职工，以其长期所在岗位确定退休年龄。长期在管理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长期在生产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余某于1980年9月入职长沙银太纺织有限公司（原长沙针织绒衣厂），一直从事一线生产岗位。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提出了企业不能把富余职工推向社会的原则，规定企业安置富余职工的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企业之间调剂职工，可以正式调动，也可以临时调动，借调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双方企业在协议中商定。1994年12月原长沙针织绒衣厂与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协商，让余某从1995年1月开始入职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临时服务工作，任职期间，养老保险费仍由原长沙针织绒衣厂负责缴纳，直至1998年9月长沙银太纺织有限公司与余某解除劳动关系。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余某并非在单位待岗和劳务市场下岗，余某依然是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继续在生产岗位工作，且养老保险关系未间断。《湖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并未规定劳动者需在同一家单位的生产岗位才能计算在岗时间，且根据该规定，在生产岗位的工作时间是累计计算。余某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生产岗位上工作，应当累计计算在岗时间，余某在生产岗工作时间为1980年9月至1994年11月，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共计18年，长于灵活就业累计时间16年3个月，余某退休年龄应为50岁。三、余某2015年1月年满50周岁，市人社局依法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审批职工退休手续的行政职能，应当从2015年2月起发放余某基本养老金，现市人社局于2018年12月开始发放余某基本养老金，仅补发余某2个月基本养老金，因此还需补发余某44个月基本养老金。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严重侵害余某合法权益，请求：1．撤销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撤销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认定余某退休年龄为50岁；4．判令市人社局依法补发余某44个月基本养老金。 原告余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湘人社信复查告字［2019］26号《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3．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证明；4．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证明；5．湖南省企业职工工资明细审批表；6．长沙市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表；7．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市人社局作出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事实认定清楚。余某档案记载及单位证明材料为1965年1月出生，1980年9月参加工作，1998年10月与银太纺织厂解除劳动关系。其中1981年1月-1994年11月从事一线生产岗位共13年11月，1994年11月-1998年9月在单位待岗和劳务市场下岗，其缴费情况为1995年4月-1998年9月银太纺织厂缴费，1998年10月-2015年1月共16年3个月为2018年8月一次性补缴灵活就业缴费。二、市人社局作出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适用依据正确。1．根据劳社厅函［1998］6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等规定，招用未满16周岁的学徒工违法。余某1965年1月出生，档案中未有劳动部门招工表，1980年9月未满16周岁，应按16周岁即1981年1月计算参加工作时间。2．根据湘劳社政字［2006］13号文件规定，余某1981年1月-1994年11月从事一线生产岗位共13年11月，1994年11月-1998年9月在单位待岗和劳务市场下岗，不计算在岗工作时间，1998年10月-2015年1月为灵活就业缴费，灵活就业时间为16年3个月，灵活就业时间长于一线生产岗位时间，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其所述1995年1月-2000年12月在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服务工作，该单位并未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3．根据湘人社发［2015］4号文件规定，余某1998年10月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8月履行缴费义务一次性补缴1998年10月-2015年1月共16年3个月灵活就业缴费，于2018年9月申请退休，核定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待遇从次月发放。三、市人社局作出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程序合法。余某向市人社局提交相应资料进行退休审核，市人社局按规定作出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并送达本人，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行为事实认定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银太集团证明及原始表单复印件；2．余某同志缴费记录；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对《关于童工问题的请示》给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厅的复函（劳社厅函［1998］64号）；4．《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57议字第8号）；5．湖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湘劳社政字［2006］13号）；6．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审批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2015］4号）。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020年2月13日，余某不服市人社局作出的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依法受理后，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送达给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书面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4月7日，市政府依法作出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二、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余某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问题。余某提出其参加工作的时间应为1980年9月，但余某于1965年1月出生，档案中无劳动部门招工表，根据其档案记载及单位证明为1980年9月参加工作，1980年9月余某未满16周岁，市人社局在《长沙市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表》中以余某年满16周岁的时间即1981年1月计算参加工作时间，并无不当。关于余某一线生产岗位工作时间的认定问题。1981年1月-1994年11月为各方认可的一线生产岗位工作时间。1994年12月余某已在单位待岗，不应计入在岗工作时间。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余某虽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服务工作，但该时间段余某劳动关系仍在原单位，且在原单位处于待岗、下岗期间，养老保险费用亦由原单位缴纳，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并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故该时间段不应计入在岗工作时间。市人社局据此核算余某一线生产岗位工作时间为1981年1月-1994年11月，共13年11个月，并无不当。因余某2018年8月一次性补缴的灵活就业缴费为1998年10月-2015年1月共计16年3个月，故其灵活就业的时间长于13年11个月的一线生产岗位工作时间，市人社局认定余某退年龄应为55周岁，并无不当。关于余某退休待遇的支付问题。余某于2018年9月申请退休，此时原告虽未达到55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但符合湘人社发［2015］4号文件中规定的退休条件。市人社局根据余某的申请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从次月即2018年10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并无不当。据此，市政府依法作出维持市人社局所作《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邮寄凭证；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存根及寄发凭证；3．市人社局行政复议答复书；4．原告提出复议申请时提交的证据；5．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6．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余某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合法性、关联系有异议，余某是1994年12月至1998年9月由原单位调剂到省委统战部招待所服务员岗位工作，不是待岗下业；证据2三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形成于1998年，余某参加工作是1980年9月，不具有溯及力；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余某不是学徒进厂，余某到单位是拿着正式工人的工资，不适用该规定；证据5三性无异议，按文件规定，余某退休年龄为50周岁；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余某退休的情况没有关系。 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余某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5三性无异议；证据6三性有异议。 被告市人社局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市人社局、市政府对原告余某提供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能达到余某的证明目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参加工作实际年限银太集团不能出具确认性的证明材料；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余某应计算的工龄起止年限；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余某证明目的，相反证据6可以证明余某申报个人退休待遇的确切时间是在2018年12月28日。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证。 经审理查明，根据余某档案和证明记载，余某1980年9月参加工作，入职长沙银太纺织有限公司（原长沙针织绒衣厂），1998年9月与长沙银太纺织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中1994年12月至1998年9月在单位待岗和劳务市场下岗。余某1995年1月至2000年12月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服务工作（临时工）。余某社保缴费情况为：1995年4月至1998年9月由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缴费，1998年10月至2015年1月由余某个人作为长沙市灵活就业人员在2018年8月一次性缴费。余某2018年12月28日填写《长沙市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表》个人申报部分。市人社局经审核，确认余某退休时间为2018年12月。2019年1月15日，经信息修改，市人社局重新确认余某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并补发退休待遇。余某认为其退休年龄核定错误，向市人社局信访。市人社局2019年12月4日作出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根据湘劳社政字［2006］13号文件规定，余某一线生产岗位时间为13年11月，灵活就业时间为16年3个月，灵活就业时间长于一线生产岗位时间，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根据湘人社发［2015］4号文件规定，余某2018年8月一次性补缴1998年10月至2015年1月基本养老保险费，于2018年9月申请退休，故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待遇从2018年10月起发放。余某2019年2月13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提出1994年12月开始待岗期间，长沙银太纺织有限公司与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协商，让余某从1995年1月开始入职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临时服务工作，故从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余某并非在原单位待岗和劳务市场下岗，而是继续从事原单位安排的生产岗位工作，所以此期间也应计算一线生产岗位工作时间。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要求市人社局进行答复。市政府经审查，于2020年4月7日作出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市人社局所作《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合法，决定予以维持。余某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市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对余某的工龄和退休年龄进行核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确认余某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1年1月是否合法；二是确认余某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临时服务工作的时间不属于生产岗位工作时间是否合法；三是确认余某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是否合法。 关于余某参加工作的时间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参加工作是否计算工龄，应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对于手续齐全、程序合理的情形充分考虑。1987年《劳动人事部关于严格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规定，严格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招用年龄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儿童当工人；1958年《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助的暂行规定》规定，学徒的年龄，一般应该在16周岁以上，某些特殊行业可以少于16周岁。参照上述文件规定，余某就业时所处时期，单位用工一般不可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人。虽余某档案记载及单位证明中显示余某1980年9月参加工作，但当时余某未满十六周岁，且余某档案中无劳动部门招工或审批表。此情况下，市人社局确认余某年满十六周岁时，即1981年1月为参加工作时间，并无不当。 关于余某生产岗位工作时间问题。根据湘劳社政字［2006］13号《湖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女职工退休年龄的确定。经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录用为干部的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5周岁。《劳动法》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女工人和《劳动法》实施后参加工作的女职工，以其长期所在岗位确定退休年龄。长期在管理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长期在生产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凡在本单位担任一定行政管理职务或未直接从事本单位生产产品活动或不直接从事本行业一线生产、服务、工勤岗位工作的，都按从事管理岗位确定。职工在管理岗位的累计工作时间大于在生产岗位的累计工作时间即为长期在管理岗位工作，退休年龄为55周岁；反之，即为长期在生产岗位工作，退休时间为50周岁。企业职工退养或待岗、下岗期间，不计算在岗工作时间。”“与国有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按个体工商户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的女职工，其退休年龄按长期工作岗位确定。在原国有企业生产岗位工作的累计时间长于管理岗位工作的累计时间和从事个体工商户或灵活就业的累计时间之和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此外，退休年龄均为55周岁。”余某主张其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临时服务工作，系由原单位与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协商和安排，是继续从事原单位安排的生产岗位工作。从余某档案和证明记载可知，余某1994年12月至1998年9月是在原单位待岗和下岗期间，且其原单位1995年4月至1998年9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虽余某1995年1月至1998年9月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招待所从事临时服务工作，但并无证据证明此工作系由其原单位和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协商并指派安排，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按照上述规定，该工作期间不属于生产岗位工作时间，余某在生产岗位工作期间为1981年1月至1994年11月，共计13年11月，灵活就业时间为1998年10月至2015年1月，共计16年3个月，灵活就业时间长于生产岗位时间，其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 关于余某退休时间问题。根据湘人社发［2015］4号《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审批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因关闭、破产、改制而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国有企业女职工，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已按统一政策参保缴费（不含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一次性补缴人员）、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接续养老保险关系且缴费5年以上的，经本人申请，在年满50周岁时可以办理退休。符合上述条件且已年满50周岁而尚未退休的，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可申请退休，以办理退休审批手续的当月作为退休时间，并从办理退休手续后的次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余某2018年8月以长沙市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一次性补缴1998年10月至2015年1月社会保险费，后申请退休，此时余某已满53周岁。市人社局按照上述规定，依余某申请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确定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从次月即2018年10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市人社局就余某信访事项作出长人社答复［2019］29号《余某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向余某说明其退休年龄核定情况，事实清楚，适用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市政府受理余某复议申请后，通知市人社局进行答复，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长府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人社局答复意见，事实清楚，适用依据准确，程序合法。余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芦晓亮 人民陪审员  黄辉慧 人民陪审员  马伟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李鑫 书记员钟灵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