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28民初263号原告：杨烈忠，男，1966年10月1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住安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梅，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411934293，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刘安国，男，1966年04月0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住安龙县。被告：刘安明，男，1977年03月0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住安龙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荷，安龙县招堤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4071100120，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安龙县龙广镇安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龙县龙广镇安叉村安叉组。法定代表人：孙中江，男，1985年02月01日生，高中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住安龙县，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杨烈忠与被告刘安国、刘安明，第三人安龙县龙广镇安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叉村委会）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0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烈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梅、被告刘安国、刘安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荷、第三人安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孙中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烈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安国、刘安明停止阻止原告杨烈忠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停止干扰原告杨烈忠的正常采伐工作；2、判令被告刘安国、刘安明连带赔偿原告杨烈忠经济损失59,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烈忠于2009年02月13日与第三人安叉村委会签订《林场买卖合同》，原告购买第三人出售的位于安龙县龙广镇安叉村集体林场现有杉木，四至界限以原告与第三人现场指定的为准，合同约定了总价款和付款方式，还约定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后，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合同款项。2011年10月28日安龙县林业局向第三人安龙县龙广镇安叉村民委员会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号为（2011）安龙集林采字第043号，取得位于安龙县小班（地块）采伐权。采伐树种为杉木，对采伐范围四至界限、采伐面积、采伐蓄积、出材量、采伐期限等分别作明确规定，同时由林业主管部门办理了采伐设计图。第三人将砍伐许可证交付给原告，由原告对购买的林木进行砍伐作业。被告刘安国、刘安明二人系同胞兄弟关系。原告取得合法采伐许可证及采伐设计图后，雇请伐木工人按照采伐许可证及采伐设计图的要求进行合法采伐。被告刘安国、刘安明看到原告购买的杉木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便组织多名村民在被告刘安国、刘安明带领组织下，对原告的工人进行阻止施工，并对原告提出无理要求。提出要求原告支付误工费、放工费、看守费等费用，原告为了能正常砍伐作业和将木材运输出去，只好向被告刘安国、刘安明支付所谓的误工费、放工费、看守费等费用共计24000元，有被告出具的收条为依据。其余款项是原告支付给原告雇请的工人、驾驶员、护林员的相关费用合计35000元，属于原告的经济损失。但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还是没有让原告能够正常砍伐施工，多年来一直带领村民对原告的工人进行阻止施工，抵抗原告的正常砍伐作业，导致原告对其购买的林木无法进行正常的砍伐，直至原告向法院起诉，都还有200立方左右的杉木不能进行砍伐和运输。综上所述，原告系合法取得林木采伐许可，持证合法采伐林木，应当受法律保护。在原告进行林木采伐过程中，被告无故阻止原告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干扰原告的正常采伐工作，给原告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特依法诉至法院，以此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刘安国辩称：一、原告杨烈忠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停止干扰原告杨烈忠的正常采伐工作。不属实，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真实情况是：原告杨烈忠与安叉村委会购买得村集体林场后办好了合法的砍伐手续，在原告杨烈忠自认为与村委签订好了（林场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砍伐证后，应没有什么纠纷了，开始实施砍伐作业，这时安叉村上淌淌组的部分农户（有自己种的树和林场界线相连）的群众就到原告砍树现场查看，经查看原告砍树工人确实砍了上淌淌部分群众自种自养树木，群众要求原告杨烈忠汇报村委领导现场调处此事，在未处理好此争议之前，不能继续砍伐有界线、权属不明的树木。上淌淌组的群众去原告杨烈忠的砍伐树木现场的是自发行为，没有人员组织，经群众査看自己的界线树木确有原告杨烈忠工人砍错上淌淌群众树木的实际事实，有杨烈忠认可砍错上淌淌群众树木的赔偿名单。故原告在诉讼中称是刘安国、刘安明组织群众去阻止原告杨烈忠的工人施工，并提出无理要求，答辩人认为，群众提出请村委领导到现场明确界线，确认树木权属的请求是情理之事，合法请求。村委在出具树木明确界线时（采界）没有通知上淌淌群众参与村林场林地交界确认（指认），故才产生此纠纷；二、原告所诉要求被告赔偿59,000元的损失费更与事实不相符。何来的赔偿?什么误工费，看守费等不成立。事实是：根据原告砍树后群众汇报，原告杨烈忠核实确认砍错交界上的群众私有树木是事实后，杨烈忠不想通过村委解决，自行与上淌淌的群众协调。原告杨烈忠与被告刘安明认识，所以就委托被告（答辩人）刘安明帮助协调砍错树的赔偿一事，于2012年4月24日由答辩人组织淌淌组被砍错树的农户在答辩人家中，由原告自行与农户协商树的数量和赔偿金额，双方（杨烈忠与群众）落实好赔偿金额后，委托答辩人给予代支付，有领款人证明。原告（被答辩人）当群众支付有4000元现金给答辩人代付，写有4,000元现金收据。接到起诉状后看到收据上无理加上有贰万元（20,000元），从何产生不知晓。我坚决否认，不是事实，法院明查。诉状提到39,000元支付砍伐工人工资及运输费与答辩人无关联。诉状提到现还有几百方树木未砍伐一事，和答辩人无关联，未砍树木的真实情况是：原告现还有未砍树木是和上淌淌组农户王素琴、付开国两家，因林地、树木权属不明发生争执，到现在未得到组织的明确处理，才导致没有砍伐。综上所述，敬望法院根据答辩人的真实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刘安明辩称内容与刘安国意见一致。安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述称：我是从2017年02月才开始接任村主任工作，但是前任村主任未与我办理交接手续，故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我接任之后原告只通过电话与我联系，但是因为上一任与我并未交接，故我也不清楚，未答复原告。不过也听说过合同于2012年02月13日终止，该片林木未砍伐的树木归村里所有。原告对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林场买卖合同》、《收条》、《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原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购买、采伐林木的手续是合法的。3、安叉村委会现场勘查情况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并未砍错林木的事实。4、钱某记录的2012年04月02日至21日上淌淌组堵路人员名单1份，拟证明被告组织群众破坏运输道路的事实。5、岑汉江出具的领条2份，拟证明原告向岑汉江支付误工费17,000元的事实。6、唐某、李某、张仁权、罗绍坤出具的领条各1份，拟证明原告向其各自支付放空费及上车费的事实。7、钱某出具的领条10份，拟证明原告向钱某支付看守费用12900元的事实。8、刘安国、刘安明出具的领条1份，拟证明二被告收到原告误工费及辛苦费共计24,000元的事实。9、照片2张，拟证明被告当时挖坏路段阻碍原告运输木材的事实。10、申请证人胡某、梁某、钱某、王某、宋某出庭作证。胡某主要证实：我曾担任安叉村主任，直至2017年2月22日，我卸任后孙中江接任。村里的账目、出售合同的资料移交给李福志了。安叉村将林场出售给原告时我担任村主任，我们村的林场界限是明确的，在土管所存档有图纸。我们就是按图纸的范围出售给原告，出售时还带着守林员钱某、宋某去指认界限。林场周边也有林木，周边的林地已经分给了本村村民，但是界限比较明显。原告在砍伐林木过程中曾反映村民说砍错树木的情况和刘安明、刘安国参与阻扰，但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去干扰，也不清楚刘安明、刘安国是否阻扰，我回复要他们自行协调。在协议上有明确约定，如约定期限采伐不完，剩下的林木归安叉村所有。双方发生纠纷后，我和吴万林一起到现场指界过，由我书写勘查记录，但只是到新林场湾湾处，其余地方未到。梁某主要证实：2008年至2010年期间我曾任安叉村支书，此期间村委会经申请通过后，将涉案林木以招标方式卖给原告。至于原告在砍伐过程中是否有人干扰、阻止等情况我不清楚，原告也未向我反映过情况，也没有其他村民向我反映过原告砍错树木。原告购买林木时，我未参与现场指认界限，是由村主任胡某、副主任赵品香去指认的。钱某主要证实：涉案林场出售给原告之前，我担任该林场的守林员，出售时我和当时的村主任及原告一起指认界限，该片林地周围也都是分给安叉村村民的林地，界限都是以林业局图纸作为界限，没有卖给原告之前我与周边村民未因林地发生过矛盾。原告在砍伐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没有人阻止，只是有人去挖路，挖路的原因我不清楚，到后来就和周围的发生了矛盾，现在出卖给原告的林场尚有半片山没有砍伐。原告雇请我与宋某一起看守林木，酬金是每人每月800元。原告没砍树木之后以每日20元酬金雇请我为其看守林场，我守了一年。挖路的时候刘安明、刘安国均在场。村干部是否到过新林场湾湾处勘验，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没有去。王某主要证实：我幼名叫王小雨，原告曾雇请我为其运输安叉林场的树木，在我运输过程中有几十个人堵路，让我把树木卸了，不然不让我走。现场被告席中间一个（指刘安明）在场，另外一个是否在场记不住了。至于堵路的原因我不清楚。宋某主要证实：杨烈忠购买树林后，砍伐树木期间雇请我和钱某去看守林木，酬金是每人每月800元，大约是3年多不到4年。后我提前走了，我走之后钱某又帮原告看守了一年。我们看守林场期间，我没有看到过刘安明和刘安国去挖路，也没看到他们两个去阻挠原告运输木材，只是有两处路被挖断后我们去修复。原告砍伐树木时梁杠上那片与上淌淌组的发生纠纷，村里也一直没有解决该纠纷，所以原告没法砍伐完成。购买林木指认界限时我也参与，梁杠上与上淌淌组几户村民发生纠纷的那一片地方在购买指认界限时包含在原告购买的林地范围内。被告对其答辩主张提交的证据有：1、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被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唐某等人出具的《证明》原件10份，刘安明、刘安国自书《证明》原件2份。⑴唐某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杉树4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后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800元；⑵李某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杉树6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500元；⑶王小国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杉树10多棵，经双方争议请求村委不来解决，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800元；⑷王素琴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大小杉树共5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200元；⑸付开田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大小杉树共7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400元；⑹李林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大小杉树共6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200元；⑺付开碧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杉树5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300元；⑻陈富祥主要证实：杨烈忠2012年砍错其杉树5棵、打断4棵，共计得钱200元；⑼罗小琴主要证实：杨烈忠2012年砍错其杉树5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200元；⑽付开香主要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在安叉林场伐木，和上淌十来户为交界发生争执；⑾刘安明自书证明证实：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其杉树7棵，经双方争议又请求村委不来解决，4月24日杨烈忠来我家找我和群众，最终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200元；⑿刘安国自书证明证实：杨烈忠2012年砍错其杉树5棵、经双方协商多次不成功，4月24日在刘安明家协商，由杨烈忠赔偿本人人民币200元。3、由付开碧、李某、李林、付开国、唐某、王素琴、陈富祥、付开田、王永国、刘安明等签名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主要内容为：杨烈忠于2012年4月2日砍错上淌组十几户农户交界处杉林木要，找村委讨要说法没有答复，十几户自告奋勇挖路讨要说法，无人组织。4、申请证人李某、唐某、何某、高某出庭作证。李某主要证实：杨烈忠购买林场，砍伐树木时砍错我的6棵树木不赔偿，我们向村里反应，也亲自去找过村干部，但是村里也一直没有来解决。我们后来就去挖路以及阻挠原告运输树木，挖路的时候刘安明虽然在场，但是并未参与，其只是劝说我们。原告也砍错了刘安明、刘安国的树木。我们去挖路和堵路的人比较多，大约有30个左右，都是被砍错树木的人家，我们是自发去的，没有人组织。后来杨烈忠赔偿了我500元，其他被砍错的人是否得到赔偿我不清楚。我没有为原告做工，没有向原告出具过条子，因我不会写字，是否捺过手印记不清楚了。高某主要证实：我一直在浙江打工，当天回来我去刘安国家玩，杨老板去找刘安明写一个条子，刘安明没在又到了刘安国家，我听说是三个人打伙做生意，写一个4000元的条子好算账。写条子时虽然我在场，但我没看到谁写的条子及其内容。唐某主要证实：杨烈忠购买林场后，砍伐树木时砍错了我的4棵树木，我与其交涉的时候，杨烈忠说是村里指的界限，胡某说让我自行协商，后我与杨烈忠协调后，其亲自给付我800元作为补偿。我并未参与挖路和阻挠运输，至于刘安明、刘安国是否参与我不清楚。我并未为原告做过工，原告出具的领条上的名字并非我签的，我只得到过杨烈忠一次钱。何某主要证实：刘安国是我的老姨，我去刘安国家玩，当天买树木的老板来找刘安明书写条子，没有找到，所以叫刘安国帮忙写。条子是原告写的，说是写个条子好算账，条子上只是4000元，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有：孙中江身份证复印件、安叉村委会证明各1份，拟证明孙中江现担任该村委会主任的事实。经开庭质证及本院审查，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第2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3组证据，结合证人证言，真实性可采信、但不能证实已通知相邻权人参与指认界线，即不能证明原告是否砍错树林。对第4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系二被告组织村民挖路阻工的事实，不予采信。对第5组证据，均系在领款金额后面书写的“（误工费）”字样，且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误工费内容及证据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对第6组证据中署名“唐某”、“李某”的领条2份，到庭证人唐某、李某均称分别领到原告支付砍错树木赔偿的损失且未出具过领条，故不予采信；对署名“张仁权”、“罗绍坤”的领条2份，在领条正文中未说明款项性质、而是在正文结束后注“（放空费）”，与一般书写常理不符，且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误工费内容及证据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对第7组证据，与钱某在庭审中证实每月看守费800元不相吻合，故不足以采信。对第8组证据，因二被告仅认可4000元部分、否认后部分20000元，原告无其他证据印证其支付二被告20000元的事实，且领条正文系由原告书写、书写内容“.是误工费……（20000.0）正是辛苦费”与一般书写习惯不符，故对该部分不予采信。对第9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系二被告组织村民所挖的证明目的。对第10组证据中证人胡某、梁某、钱某、王某、宋某证言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2组证据综合采信；对第3组证据，因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不予采信；对第4组证据即证人李某、唐某、何某、高某证言综合认定。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安叉村委会经公开拍卖本村集体林场杉木，原告杨烈忠以最高价竞得。2009年02月13日，杨烈忠作为买受方，安叉村委会作为出售方，双方签订《林场买卖合同》，约定出售标的物为龙广镇安叉村集体林场现有杉木，其四至界限以双方到实地指定为准，总价款壹佰零陆万元；买受方必须在2012年02月13日前全部砍伐结束（含办理手续、不能施工作业的时间），超出此期限所剩林木由出售方自行处理（不折价退还）。协议达成后，出售方将林业主管部门于2011年10月28日核发的《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交付给杨烈忠。采伐证记载采伐面积1.34公顷，采伐蓄积233.43立方米，采伐期限2011年10月28日至2011年12月10日。2012年04月上旬，杨烈忠在采伐过程中与林场周边农户产生林地界限争议，周边农户以杨烈忠砍错树林不予赔偿为由采取挖路阻车等行为予以阻止运输，挖路时被告刘安明也在现场，被告刘安国未在场。为此杨烈忠曾向村干部反应要求解决，但时任村干部并未组织争议双方到争议林地进行调解处理。同年04月24日经杨烈忠与争议农户在刘安明家（出售林场时其担任安叉村村委会副主任）协商后，由杨烈忠分别赔偿唐某人民币800元（以下币种同）、李某500元、王小国800元、王素琴200元、付开田400元、李林200元、付开碧300元、陈富祥200元、罗小琴200元、刘安明200元、刘安国200元，合计4000元。2012年04月28日，杨烈忠到刘安明处，以系与他人合伙为由要求补写领条，因刘安明未在家，便到刘安国家，由杨烈忠书写内容为“今领到杨烈忠现金肆元（4000.0）正。”的领条1份，刘安国在领款人处签名捺印，并代刘安明签名捺印。上述村民经协商得到赔偿后，未再去阻路。原告认可已采伐几百方木材，尚余部分未采伐，已采伐部分超过未采伐部分。在事隔七年多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鉴于原告就未采伐部分已不能再按约定和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经释明，原告表示放弃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对其余诉请，因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未能组织调解。综合各方当事人意见，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二被告是否组织村民挖路阻挠原告运输木材，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即二被告是否组织村民挖路阻挠原告运输，二被告辩称挖路阻工系被原告砍错树木的村民（包括被告）的自发行为，并非其所组织，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故不能确认村民对原告运输木材采取挖路方式进行阻挠的行为系二被告所组织，由此二被告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不能确认责任主体，故对原告主张的损失部分无须进行认定。据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烈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6元，减半收取638元，由原告杨烈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湛晓鸿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代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