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22016号原告：王伟民，男，1961年6月3日出生，现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上海傲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楼**(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法定代表人：刘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凌华，上海市银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映竹，上海市银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伟民与被告上海傲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院分别于2019年9月17日、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伟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映竹律师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清还、分配认购基金本金100万元、基金份额存续期间的收益、基金本金在投入投资标的前及退出投资标的后至资金返还原告账户期间的利息收入；2.被告承担案件交通费、法务顾问费、人员误工费。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认购基金本金余额84,702.59元(以100万元减去原告收到的5,297.54元和909,999.87元所得)；2.被告退还原告三年基金管理费合计15,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认购基金本金100万元的利息(计息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至2019年9月28日，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4.被告退还原告托管费3,000元；5.被告退还原告外包服务费3,000元；6.被告退还原告基金认购费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傲北鸿毅1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100万元的“傲北鸿毅1号私募基金”(以下简称鸿毅基金)份额，基金存续期3年，期满后按原告基金份额清还资金及收益。被告另向原告提供了《万达集团万达商业私有化募资推介书》。当日，原告将认购本金100万元和认购费1万元汇至被告资金募集专户，鸿毅基金于当日成立。然而，基金运作过程中，被告未能忠实履行基金合同，未尽基金管理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致使基金存续期满后，未及时清还原告资金，造成违约。被告之违约行为包括：1.违反《基金合同》有关“不得委托第三方运作基金财产”的约定，鸿毅基金将资金投入北京中农科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农科浩”)，事实上放弃了基金管理人的责任。2.被告严重失职，被告意欲通过投资中农科浩而获得杭州赛领锦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赛领”)股权份额，最终参与万达私有化项目。然而中农科浩并非杭州赛领的有限合伙人，合伙人实为北京中农科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农科杰”)，中农科浩的管理人中农高科(北京)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高科管理公司”)通过收益权转让形式，由中农科浩向中农科杰支付2,165万元，受让其在杭州赛领的收益。该结构安排致使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和中农科杰受益，导致原告资金受损。违反《基金合同》“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管理人及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既然中农科浩不具有杭州赛领的合伙份额，鸿毅基金设立亦丧失了目的性、正当性和合规性。3.被告于2018年4月已获知鸿毅基金投资项目提前退出，5月29日，杭州赛领即告知了中农科杰退出分配金额，但直至2019年9月29日，被告才退还原告部分资金。资金搁置一年多的原因即在于被告将基金事务委托中农高科管理公司，而中农高科管理公司的自我交易和不作为，对原告资金造成了损失，被告应对其委托行为承担责任。4.根据《基金合同》第4条约定，延长基金存续期需要投资人确认，但被告从未就基金延期征求原告意见。基金在三年期满后终止，被告应在终止后立即进行清算。5.在基金存续期间，被告未向原告进行过信息披露。综上，由于被告的严重违约及违规，作为基金管理人的被告应第一时间终止基金，退还原告资金，被告也无权要求原告支付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等。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请求。主要理由为：1.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鸿毅基金的基金财产将用于中农科浩的份额认购，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基金管理义务，不存在任何失职行为。被告与中农高科管理公司间系投资关系而非委托关系，原告要求被告为中农高科管理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中农科浩是独立的基金产品，被告代表鸿毅基金作为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人，无权直接对中农科浩进行管理、控制或运作，也无法对中农科浩管理人的能力进行保证。《基金合同》多处提示投资风险，原告清楚知晓鸿毅基金认购中农科浩的投资路径，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亏损，事实上就是要求被告对基金产品作保本或兜底承诺，不合理也不合法。2.被告已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被告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信息披露备份平台按时报送和披露鸿毅基金的年报及半年报信息，投资者可自行登录网站查询。有关鸿毅基金的其他重大事项，被告也通过经办人员以电话、微信、电子文档等方式向原告告知，充分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3.被告积极履行了管理义务。被告在得知资金退出障碍后，为保障资金能顺利退回鸿毅基金账户，被告多次与中农高科管理公司、杭州赛领及北京中天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中农科浩另一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北京中天”)开会协商退款事宜，发出律师函件。正是基于被告的努力，投资款方在诉讼程序中陆续收回。4.《基金合同》约定了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缩短或延长基金期限，本案由于投资款项未收回，故基金始终处于存续期间，无法进行清算，直至基金二次清算日2020年4月7日，基金方才终止。5.《基金合同》约定无业绩报酬，被告也未进行收取。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认购本金余额、管理费、托管费、外包服务费和认购费，以及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3日，原告、被告及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共同签订《基金合同》，合同中《认购风险提示函》提示事项第一条载明，“请仔细、认真、全面阅读《基金合同》及本风险提示函等文件，确保您对本基金项下的投资目标及范围、保障措施、投资风险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和理解……本基金投资具有高风险性，适合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极端情况下，投资者很可能损失本金。”第二条载明，“本基金所募集的基金财产用于认购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份额，最终投资于H股公司私有化及A股上市。您应知晓、理解并充分评估在投资过程中，本基金存在法律和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及技术风险、提前终止与延期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等……您应充分评估：……(2)极端情况下，因投资标的未能按时还本付息及/或市场行情产生波动的，则本基金项下投资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情况下本基金将自动延期；基金管理人根据最后实际到达资金账户的金额进行清算，因此尽管基金管理人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承诺资产管理财产运用无风险。您投资于本基金，既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存在损失的风险。”第三条载明，“投资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份额特定风险(1)本基金所募集的基金财产用于认购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份额，最终投资于H股公司私有化，私有化后通过A股上市、并购、企业分红等方式实现退出。中农科浩的经营状况以及发展的各种因素，如管理能力、财务状况、市场前景、人员素质、技术能力等，可能影响其盈利和运作能力，从而导致其发生亏损、净资产降低，进而影响其利润分配，可能给基金财产带来风险……”第四条载明，“私有化回归的特定风险(1)投资标的的风险……(2)私有化回归的阶段性风险……(3)上市政策风险……为此，基金管理人提示：(1)对本基金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5)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文件管理、运用基金项下委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基金项下委托财产承担……(6)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本次基金运作情况提前结束基金或延长基金期限，且最终以实际到达资金账户的资金为限进行分配。(7)认购基金需要按照合同规定支付相关费用，包括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认购风险提示函》后附《投资者风险承担申明书》载明，“投资人申明：(一)投资人已详阅并准确理解本提示函及相关基金文件所提示的风险，并自愿承担由上述风险引致的全部后果。(二)投资人承诺：1.投资人保证其位列本基金合同中所明确的合格投资者范围；2.投资人以自己合法所有资金壹佰万元，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三)管理人已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投资人已知悉并接受其提示的所有内容，并独立作出与管理人签署《基金合同》的决定……”原告在《投资者风险承担申明书》签名并手抄郑重申明内容：“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准确理解所有基金文件，承诺符合基金合同中关于投资人资格的要求，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基金投资风险。”《基金合同》第四节“基金的基本情况”中约定，基金存续期限为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3年，根据基金运作实际情况，经管理人、投资人、托管人一致同意，基金可提前结束；合同期满前1个月，经管理人、投资人及托管人协商一致可签订书面的延期协议。第五节“基金份额的初始销售”中约定，基金认购费率为1%。《基金合同》第九节“当事人权利及义务”中约定，基金管理人为被告，管理人应履行义务包括：管理人应严格按基金文件约定，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除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管理人及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管理人因违反基金文件约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致使基金财产遭受损失的，管理人应予赔偿，未赔偿的，管理人不得要求支付基金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管理人应按法律、法规之规定及本基金合同约定进行信息披露，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基金合同》第十一节“基金的投资”中约定，募集的基金财产用于认购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份额，最终投资于H股公司私有化，私有化后通过A股上市、并购、企业分红等方式实现退出。预计投资期限为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3年，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缩短或延长投资期限，实际投资期限与预计投资期限不一致的，以实际投资期限为准。投资人在认购基金份额后至投资期限届满前，不得要求赎回基金份额或退回认购资金。《基金合同》第十七节“基金的费用与税收”中约定，基金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率为0.5%(计提管理费=初始委托本金×0.5%×3,合计15,000元)，托管人收取的托管费率为0.1%(计提托管费=初始委托本金×0.1%×3,合计3,000元)，外包服务商收取的外包服务费率为0.1%(计提外包服务费=初始委托本金×0.1%×3,合计3,000元)。《基金合同》第二十节“信息披露”中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管理人，自基金成立之日起，管理人应定期披露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发生以下重大事项的，管理人应披露临时报告：……(9)本私募基金存续期变更或展期的……(14)影响投资者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方式可选择下列任何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1.管理人网站；2.邮寄服务；3.传真、电子邮件。全体份额持有人同意管理人按照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对基金披露的有关信息进行备份。《基金合同》第二十一节“风险揭示”中再次对《认购风险提示函》载明的投资中农科浩特定风险及私有化回归特定风险进行了揭示。《基金合同》第二十二节“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中约定，自基金终止之日起，管理人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在基金终止日，若仍有非现金类资产不能变现的，则本基金期限自动延长，待非现金类资产处置完成后再进行清算。原告签约时另收到《万达商业私有化募资推介书》一份，该推介书对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历史业绩及H股私有化方案、回归时间表进行了介绍。同日，原告向基金募集专户转入鸿毅基金认购款100万元，同时还转入认购费1万元，合计101万元。2016年6月15日，被告向托管人国信证券发出募集资金划款指令，将鸿毅基金募集600万元资金从募集账户划入基金托管账户。国信证券随后向被告出具《初始委托财产到账说明函》，告知基金初始委托财产600万元已划入托管账户。次日，被告向国信证券发出划款指令，将560万元划入中农科浩账户，划款用途为认购中农科浩有限合伙人份额，款项实时到账。中农科浩管理人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出具的《中农科浩投资者明细》载明，北京中天代嘉赢千秋股权投资专项基金实缴1,748.016万元，被告代鸿毅基金实缴560万元，以上两投资者为有限合伙人，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实缴20万元，为普通合伙人、管理人。2016年6月17日，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同时代表中农科浩、中农科杰两方，签订了《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农科浩向中农科杰支付2,165万元收益权转让价款，由中农科浩受领中农科杰持有的杭州赛领合伙份额的全部收益。中农科杰参股杭州赛领的工商登记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杭州赛领经过数层投资交易结构最终参与万达商业H股私有化项目。2016年7月4日，鸿毅基金于中基协备案。8月29日，中农科浩于中基协备案。基金运作过程中，因万达商业私有化项目提前退出，2018年5月29日，杭州赛领即致函中农科杰，明确了中农科杰的退出分配金额。2019年5月17日，被告向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发出《律师函》，称：2016年6月13日，被告、北京中天与中农高科管理公司签订《中农科浩合伙协议》(基金协议)，约定中农高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备案基金产品，投向为某全球领先的商业地产公司的股权收益权。8月8日，三方签订《中农科浩合伙协议》(合伙协议)。2018年4月，被告了解到中农科浩通过杭州赛领投资的项目提前到期，投资款却未退到中农科浩账户。经被告核查，发现中农科浩并非杭州赛领直接投资人，杭州赛领有限合伙人为中农科杰，杭州赛领已明确了中农科杰的退出分配金额，但中农科杰的有限合伙人韩朝豫(中农高科管理公司董事，同时是中农高科管理公司作为中农科杰执行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失联，中农科杰账户存在被司法冻结的风险。被告分别于2018年5月7日、11月27日按中农高科管理公司要求，出具了《承诺函》和《补充协议》，但中农高科管理公司仍未配合出具杭州赛领所要求的文件，导致解决方案无法继续推进，投资款长达一年仍未退出，故发函予以推进。2019年6月1日，被告直接向杭州赛领发《公司函》并抄送北京中天，称：中农高科管理公司所设计的由中农科浩通过中农科杰投资杭州赛领的投资结构和方案，未向被告进行披露，被告知晓后于2018年10月26日至杭州赛领协商退款路径，希望杭州赛领将款项支付至实际受益人中农科浩。鉴于韩朝豫失联，如款项直接退至中农科杰，可能导致中农科浩利益受损，故请求杭州赛领在各方就退款路径达成共识之前，切勿将收益款退回至中农科杰。2019年6月3日，被告向中基协发出《律师函》，称中基协网站已无法查询中农科浩或中农高科管理公司信息，故请求中基协就中农高科管理公司是否仍具有中农科浩基金产品管理人身份、中农科浩是否仍属于基金产品进行书面确认答复。2019年6月28日，被告就上述投资款退出障碍问题拟定了致投资者的《关于投资迟延退出的解决方案》函，并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微信发送至原告。2019年8月2日,杭州赛领工商登记的合伙人信息发生变更，由原先的中农科杰变更为中农科浩。2019年8月15日，被告致函中农科浩托管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请求其谨慎履行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划款指令，如有向北京中天和被告之外的划款指令，应立即停止执行。2019年9月18日，鸿毅基金收到中农科浩分配款项5,310,139.81元。9月23日，被告及托管人出具《鸿毅基金首次清算前资产明细报告》及《鸿毅基金首次清算报告》，载明截止至2019年9月18日，资产合计5,460,041.57元，可划付委托人的款项金额为5,459,999.23元(资产与划付差额42.34元为应得利息，需待银行结息后划付)，基金尚持有未变现的中农科浩到期投资289,860.19元，需作二次清算。9月24日，被告制作《赎回确认明细报表》，原告按投资份额可获得投资回款909,999.87元。9月29日，原告账户收到上述金额的首次清算款。2019年12月9日和2020年3月18日，鸿毅基金分别收到中农科浩分配款项3,613.60元和26,677.71元。2020年4月16日，被告及托管人出具《鸿毅基金二次清算报告》，载明截止至2019年4月7日，可划付委托人的款项金额为31,785.27元，被告同时确认二次清算基准日鸿毅基金已完成全部资产变现。依第二次《赎回确认明细报表》，原告按投资份额二次清算可获得投资回款5,297.54元。4月16日，原告账户收到上述金额的二次清算款。原告在两次清算后，累计收到清算款为915,297.41元。另查明，中基协官网关于鸿毅基金“信息披露情况”栏载明该基金“半年报披露3条、年报披露3条，不存在未披露情况”。再查明，2018年5月2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浙0206执3951号限制消费令，对中农高科(湖北)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单位控制人韩朝豫限制高消费。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基金合同》、《万达商业私有化募资推介书》、银行交易明细、《基金权益证明》，被告提供的6月15日和16日划款指令、《初始委托财产到账说明函》、鸿毅基金《基金备案证明》、中农科浩投资者明细、中农科浩《基金备案证明》、2019年5月17日《律师函》、《公司函》、2019年6月3日《律师函》、《关于投资迟延退出的解决方案》和微信记录、《告知函》、中基协官网截图、鸿毅基金历年半年报和年报、托管账户资金余额明细表、《确认函》及快递面单、《鸿毅基金首次清算前资产明细报告》、《鸿毅基金首次清算报告》、2019年9月24日《鸿毅基金赎回确认明细报表》和网银电子回单、《鸿毅基金二次清算报告》、2020年4月13日《鸿毅基金赎回确认明细报表》和网银电子回单，以及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基金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成立，各方权利义务均受合同约束。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存在严重违约及失职情形而致原告财产损失。1.关于原告主张管理人存在“委托第三方运作基金财产”的问题。在《基金合同》和《认购风险提示函》中均提及本基金募集的基金财产将用于认购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份额，被告在此后将基金财产划入中农科浩募集专户，并代表鸿毅基金成为中农科浩的有限合伙人的行为，系被告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亦为本基金设立之目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要求，鸿毅基金财产在此后转化为中农科浩权益份额，故被告上述基金投资、管理行为并非委托第三方运作基金财产之行为。2.关于原告主张管理人存在“为第三人谋取利益”和交易结构的问题。《基金合同》和《认购风险提示函》均提示投资路径为成立鸿毅基金，认购中农科浩有限合伙份额，最终投资于H股私有化和A股上市，亦提示了中农科浩的特定风险，原告于上述基金文件签字，表明其知晓直接投资中农科浩、间接参与H股私有化和A股上市的交易安排。无论中农科浩受让中农科杰在杭州赛领的收益权，还是中农科浩直接成为杭州赛领有限合伙人，两种投资模式均未超出《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路径，鸿毅基金事实上参与了万达商业的私有化项目。万达商业私有化项目于2018年提前退出时，杭州赛领向中农科杰分配的投资收益已经固定，故鸿毅基金扣收费用后发生亏损是项目自身风险，并非是交易结构的变化所致。中农高科管理公司的自我交易安排，与鸿毅基金亏损并无因果关联。被告并非中农科浩管理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为第三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更不能证明鸿毅基金的设立丧失目的性、正当性和合规性。3.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未尽责导致资金搁置一年的问题。原告主要理由为被告将基金事务委托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如第1点所述，本院认为基金财产运作并不存在委托关系，关于中农科浩的特定风险亦在《基金合同》和《认购风险提示函》进行了提示。被告在2018年4月获知项目提前退出后，于2018年5月、11月出具《承诺函》和《补充协议》以配合中农高科管理公司推进退款事项，2018年10月26日至杭州赛领协商退款途径，并于2019年5月17日、6月1日、6月3日，分别发出《律师函》(中农高科管理公司)、《公司函》、《律师函》(中基协)，直至2019年8月2日中农科浩成为杭州赛领有限合伙人。被告上述行为，表明其有效履行了《基金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故其对资金搁置一年未退出不应承担管理责任。4.关于基金存续期限问题。在《基金合同》中既有管理人、托管人、投资人协商一致延期的约定，也有基金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缩短或延长投资期限的约定。本院认为，关于基金存续期限的约定，主要意义在于基金终止时的清算义务履行。本案中，由于中农科杰在杭州赛领的退出障碍，导致了中农科浩也无法顺利清算，连锁影响鸿毅基金在未收到清算款的情况下无法在预定的三年期限完成清算和基金财产分配，因此，无论基金存续期为三年抑或至实际清算日，被告作为管理人，其实际清算、分配基金财产的义务履行均有赖于中农科浩款项到账，本案基金延期清算并未对原告收回投资款数额发生实质性影响，在管理人已尽职情形下，迟延收回投资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亦属于正常投资风险。5.关于原告主张信息披露问题。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节中“信息披露”的约定，除定期披露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外，管理人应就私募基金续期、影响投资者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进行披露，披露方式包括管理人网站、邮寄、传真、电子邮件中任意一种，中基协网站对披露信息进行备份。本案中，被告主张基金自动延期并于2019年6月28日向原告通报迟延退出方案，但上述退出障碍被告于2018年4月即已知晓，至基金预定期满时仍未解决，该事项虽不影响原告收回资金数额，但资金期限利益的损失仍属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被告向原告披露的时间显属滞后，存在履约瑕疵。综上，原告与被告订立《基金合同》，基金产品之亏损系正常的投资风险，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及基金缺乏目的性、正当性和合规性，并无事实依据，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认购本金余额和期间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基金托管费、外包服务费系托管人和外包服务商提供服务的收费，且为基金设立中的必要支出，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并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金认购费，系原告认购鸿毅基金份额支出的费用，原告出资完成了对鸿毅基金相应份额的持有，故上述认购费不应退还。基金管理费，系被告管理基金所收取的费用，综合考虑被告基本完成了《基金合同》要求的管理义务，但在信息披露上存在一定瑕疵，本院酌定被告自管理费总额15,000元中退还原告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傲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原告王伟民《傲北鸿毅1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基金管理费5,000元；二、驳回原告王伟民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14.05元，由原告负担2,501.09元，被告负担112.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许雅芳审 判 员  任 一人民陪审员  程丽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夏 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