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振涛，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汉锋，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秋生，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柯华，女，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捷，男，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系林柯华的丈夫。原审被告：褚宏杰，男，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上诉人吴振涛因与被上诉人林柯华、原审被告褚宏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吴振涛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吴振涛无需返还43,900元及利息给林柯华；二、请求林柯华、褚宏杰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称褚宏杰正在为其办理前往澳门工作的劳工证，亦可为林柯华介绍澳门工作，如未能办妥，可全额退回办证费用，属认定事实错误。吴振涛一审提交的与潘智捷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是林柯华的丈夫潘智捷在得知吴振涛也在找澳门的工作，故找到吴振涛并请求引荐中介给林柯华，吴振涛就把褚宏杰推荐给了林柯华，林柯华与褚宏杰互加了微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吴振涛向林柯华说过可为其介绍工作。吴振涛本身就不是中介，吴振涛也不从事接受别人的委托介绍别人到澳门工作的业务，吴振涛自己也是通过褚宏杰在找澳门的工作。吴振涛是基于林柯华丈夫的请求才推荐褚宏杰给林柯华，吴振涛也仅仅只是介绍褚宏杰给林柯华，吴振涛并未向林柯华说过可为其介绍澳门工作，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称可为林柯华介绍澳门工作”无任何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外，吴振涛也未向林柯华承诺过“如未能办妥，可全额退回办证费用”，吴振涛仅仅只是基于潘智捷的请求介绍褚宏杰给林柯华认识，在林柯华与褚宏杰互加微信后，林柯华也是一直在跟褚宏杰沟通介绍工作的相关事宜，委托介绍工作的所有事宜也均由褚宏杰一人在操办，吴振涛并未参与其中，吴振涛也不知道林柯华与褚宏杰沟通工作的相关事宜，吴振涛更无权决定如未办妥可全额退回办证费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称……如未能办妥，可全额退回办证费用”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林柯华付款后，吴振涛、褚宏杰未在约定的两周内通知其面试，也属事实认定错误。吴振涛一审提交的与林柯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介绍澳门工作的所有事宜均是林柯华直接与褚宏杰在沟通和联系，吴振涛并未参与其中，对于何时面试也是由褚宏杰决定和通知，吴振涛并非林柯华的委托人，其没有义务通知林柯华面试的时间，也无权决定面试的时间。实际上，在2019年5月15日，林柯华、吴振涛以及朱秀雯等人在接到褚宏杰的通知后一起到珠海庆华大酒店参加了应聘澳门酒店工作的面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存在错误。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在林柯华的追问下，吴振涛承认褚宏杰收取林柯华的43,900元后，分给吴振涛4000元好处费，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庭审中，吴振涛已否认收取4000元好处费的事实，且林柯华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录音证据的内容，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收取了褚宏杰4000元好处费明显存在依据不足，且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与林柯华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并依此判决吴振涛应共同返还办证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首先，吴振涛一审阶段提交的七组证据可以证明吴振涛与林柯华从未约定将介绍工作的事宜委托吴振涛处理，双方自始自终都未达成口头或书面的委托协议，吴振涛仅仅只是介绍褚宏杰给林柯华认识，其并未参与帮助林柯华介绍工作的事宜，事实上也是林柯华自己一直与褚宏杰在沟通工作的所有事宜。一审判决也认定林柯华随后添加褚宏杰的微信，向其了解工作、收费等情况。由此可见，关于介绍工作的事宜，一直是由林柯华直接与褚宏杰在沟通和对接，吴振涛对于介绍工作的详情和林柯华与褚宏杰沟通工作的内容是不知情的，也未参与其中。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林柯华委托吴振涛、褚宏杰为其介绍工作，并按照吴振涛、褚宏杰要求支付了劳务费及办证费用等。吴振涛、褚宏杰同意为林柯华介绍工作，向其详细说明工作相关事宜，存在错误。吴振涛一审提交的与潘智捷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是林柯华的丈夫潘智捷主动请求吴振涛帮忙转交办证费和劳务费给褚宏杰，吴振涛也是出于朋友关系和好意，在帮忙收取了潘智捷支付的款项后第一时间将全部款项转交给了褚宏杰。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吴振涛要求林柯华支付劳务费和办证费的事实。再次，褚宏杰于2019年9月8日出具了《还款承诺书》，确认收取了林柯华的办证费和劳务费共计人民币43,900元，并承诺会退还林柯华支付的全部款项，拒不还款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均由褚宏杰本人承担。基于此，一审法院判决吴振涛与褚宏杰向林柯华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假设一下，如果林柯华共同委托吴振涛和褚宏杰帮其介绍工作，林柯华不可能只与褚宏杰直接沟通和对接工作事宜，吴振涛不可能在收取款项后全部转账给褚宏杰，吴振涛也不可能帮林柯华出谋划策，甚至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一审法院认定吴振涛与林柯华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且认定理据不足。综上，吴振涛与林柯华之间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同之规定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吴振涛与林柯华并不成立事实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吴振涛需向林柯华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改判。林柯华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维持。吴振涛接受林柯华的委托，林柯华按吴振涛的要求支付了劳务费和办证费，双方存在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潘智捷在2019年4月4日8时40分收到其同学发来的吴振涛微信朋友圈的截图，告知吴振涛在朋友圈在宣传澳门工作招聘事宜，随后吴振涛与林柯华互加微信了解相关事宜。由此可知，在林柯华及其丈夫添加吴振涛微信好友前，吴振涛已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宣传澳门工作招聘事宜，林柯华是受到吴振涛所发布的招聘信息吸引和出于对吴振涛的信任才交中介费给吴振涛的。（二）吴振涛接受林柯华的委托，由吴振涛和褚宏杰为其办理前往澳门务工相关事宜。依据林柯华在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以及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吴振涛承认由其向林柯华介绍去澳门务工，详细说明工作相关事宜，并承诺如未办成则全额退费。（三）林柯华基于对吴振涛的信任，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吴振涛的要求，分别于2019年4月4日通过支付宝向吴振涛支付35,200元人民币，2019年4月30日通过支付宝向吴振涛支付8700元，共计43,900元。（四）吴振涛在2019年8月29日与林柯华的电话录音中承认在介绍林柯华给褚宏杰之后，收受了褚宏杰4000元好处费。（五）吴振涛和褚宏杰之间存在其他利益关系，共同接受林柯华的委托。一方面，根据吴振涛在一审提交的林柯华与吴振涛于2019年4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振涛要求林柯华称是由吴振涛推荐给褚宏杰。另一方面，在一审诉讼中，吴振涛提供的以褚宏杰为发送方的与林柯华的聊天记录，显然是由褚宏杰提供给林柯华的。综上，可以得出吴振涛和褚宏杰之间存在其他利益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吴振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鉴于委托合同系非要式合同，林柯华委托吴振涛介绍前往澳门工作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虽然吴振涛与林柯华尚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对当事人的姓名与住所、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委托期限、价款或者报酬、违约责任均有明确约定，因此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之间成立事实委托合同。（二）虽然吴振涛收取林柯华43,900元后，将此款项转交给褚宏杰，但吴振涛和褚宏杰对劳务费的处置，系吴振涛和褚宏杰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对抗善意的林柯华。（三）吴振涛在2019年8月29日与林柯华的电话录音中承认收取了褚宏杰4000元好处费，林柯华据此起诉吴振涛，吴振涛在一审庭审中对此当庭否认，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为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林柯华已经履行了举证义务，但吴振涛至今无法举证其未收取4000元好处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吴振涛对《还款承诺书》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恳请二审法院对此予以查证核实。（一）自林柯华将吴振涛诉至一审法院后，褚宏杰从未主动联系过林柯华，且林柯华从未收到来自褚宏杰或者吴振涛送达的《还款承诺书》。（二）通过审查《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字体均与吴振涛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证据中所书写的字体相一致，结合《还款承诺书》系由吴振涛提供的，林柯华有理由质疑《还款承诺书》系吴振涛伪造。（三）林柯华在一审诉讼中对《还款承诺书》提出的质证意见，被一审法院采纳。吴振涛仍以同样的理由作为其上诉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补强，依法应当不予采纳。（四）即使经二审法院查验核实，该证据系由褚宏杰真实出具，但该《还款承诺书》系吴振涛与褚宏杰关于退款事宜的内部约定，并不能阻断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的共同委托关系。林柯华仍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九条的约定，要求吴振涛与褚宏杰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吴振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吴振涛的所有诉请，以维护林柯华之合法权益。原审被告褚宏杰没有发表意见。林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吴振涛、褚宏杰共同向林柯华归还劳务费用43,9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吴振涛、褚宏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振涛系林柯华丈夫同事的同学，林柯华听说吴振涛可介绍其去澳门工作，故与吴振涛相识，并互加微信。吴振涛称褚宏杰正在为其办理前往澳门工作的劳工证，亦可为林柯华介绍澳门工作，如未能办妥，可全额退回办证费用，并向林柯华推送褚宏杰的微信。林柯华随后添加褚宏杰的微信，向其了解工作、收费等情况。基于对吴振涛的信任，林柯华于2019年4月4日、2019年4月30日分别向吴振涛转账支付35,200元和8700元，共计43,900元。吴振涛收款后，随即转交给褚宏杰，并将转款情况告知林柯华。林柯华付款后，吴振涛、褚宏杰未在约定的两周内通知其面试，林柯华遂多次找吴振涛、褚宏杰询问并要求退款。2019年8月28日，林柯华与吴振涛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出具报警回执。2019年8月29日，林柯华拨打吴振涛电话，要求吴振涛退还43,900元。吴振涛认为钱已转交给褚宏杰，应由褚宏杰退还，其无能力退还。在林柯华的追问下，吴振涛承认褚宏杰收取林柯华的43,900元后，分给吴振涛4000元好处费。2019年9月28日，吴振涛要求褚宏杰出具承诺书，褚宏杰确认收取林柯华的中介费用43,900元，愿意承担还款的法律责任，并于2019年10月12日前全部归还林柯华等。但吴振涛未告知林柯华，也未将承诺书交付给林柯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林柯华作为委托人，明确向吴振涛、褚宏杰表达其欲前往澳门工作的意愿，委托吴振涛、褚宏杰为其介绍工作，并按照吴振涛、褚宏杰要求支付了劳务费及办证费用等。吴振涛、褚宏杰同意为林柯华介绍工作，向其详细说明工作相关事宜，收取办证费用43,900元，并承诺如未办妥，全额退回劳务费等。上述事实，有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佐证。因此，可以认定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就委托事务已达成一致意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林柯华与吴振涛、褚宏杰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吴振涛辩称，其仅为介绍人，未实际参与委托事务，也未收取劳务费，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吴振涛向林柯华介绍招工事宜，承诺未办妥退款，基于对吴振涛的信任，林柯华在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将劳务费43,900元支付给吴振涛。虽然吴振涛收款后转交给褚宏杰，但吴振涛、褚宏杰对于劳务费的处置，系吴振涛、褚宏杰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林柯华。何况吴振涛在电话中承认收取了褚宏杰好处费4000元。吴振涛在一审庭审中虽否认收钱的事实，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林柯华有理由相信吴振涛、褚宏杰共同处理委托事务。吴振涛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吴振涛、褚宏杰作为受托人，未完成林柯华的委托事务，应按照约定退还劳务费、办证费43,900元给林柯华。双方未约定逾期退还劳务费的违约责任，但吴振涛、褚宏杰未依约退款的事实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林柯华资金占用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柯华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林柯华主张吴振涛、褚宏杰共同退还劳务费及支付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吴振涛、褚宏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共同返还43,900元给林柯华；二、吴振涛、褚宏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共同支付利息给林柯华，利息以本金43,9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9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8元，减半收取449元（林柯华已预付），由吴振涛、褚宏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林柯华提交如下证据：一、潘智捷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吴振涛的朋友圈截图；三、潘智捷与吴振涛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经审查，本院认为，林柯华提交的证据形成于一审诉讼之前，其于二审期间提交，属于逾期提供证据，且无逾期举证的客观原因。但是，基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接纳，同时对林柯华逾期举证的行为予以训诫。林柯华提交了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供本院核对，吴振涛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查明，2019年4月4日，潘智捷的同事向潘智捷转发了吴振涛在朋友圈发布的招聘广告截图，并向潘知捷推送了吴振涛的微信名片。潘智捷通过微信与吴振涛进行联系，吴智涛问潘智捷，阿超（吴振涛的同学，潘智捷的同事）有没有讲过介绍费的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潘智捷表示没问题，并询问什么时候给吴振涛，是不是面试过了之后交。吴振涛介绍了面试及交费的流程。后来，吴振涛让林柯华加了褚宏杰的微信。吴振涛、褚宏杰在与林柯华的沟通过程中，均告知过林柯华面试的有关情况。林柯华通过吴振涛交纳了办证费用。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吴振涛与林柯华通话中自称收取了4000元好处费，现吴振涛否认收取了4000元好处费，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主要脉落为吴振涛在朋友圈发布招聘广告，林柯华通过熟人介绍找到吴振涛，吴振涛介绍收费标准、面试及交费流程，吴振涛介绍林柯华与褚宏杰联系。林柯华与褚宏杰直接联系后，吴振涛与林柯华还就面试、交费等事宜多次进行沟通。吴振涛还从褚宏杰处分得了受托事务报酬。上述事实表明，吴振涛深度参与了林柯华的委托事务，并非吴振涛上诉所主张的仅仅是介绍林柯华与褚宏杰认识。林柯华有理由相信是由吴振涛、褚宏杰共同完成委托事务。一审法院判令吴振涛、褚宏杰二人作为受托人，共同返还劳务费、办证费43,900元及其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振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8元，由吴振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