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东林，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母贤俊，绵阳市涪城区南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仕波，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武县。 上诉人朱东林因与被上诉人罗仕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9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东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母贤俊、被上诉人罗仕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东林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一审判决的127000元是朱东林与罗仕波合伙期间的投资款，不是朱东林的借款；2.请求二审法院确认朱东林与罗仕波的合伙款项，重新结算朱东林与罗仕波合伙项目的实际款项费用；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罗仕波承担。事实与理由：1.朱东林与罗仕波是合伙关系，借贷事实不成立，打借条不是本案的实际主体，不是真实的客观事实，不是朱东林与罗仕波双方的真实意愿。双方合伙关系是主体、内容及客体存在的事实。2.一审朱东林未委托专业的法律人士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举证和质证方面影响了事实。一审的质证对朱东林存在不利的因果关系，打借条前后时间与朱东林打借条前后的事实不符。在条子存在的客观上，朱东林去会计事务所与罗仕波重新结算才能确认借款金额是否成立。所以，朱东林打借条的金额与事实不符，需要再次结算才能确定本案的实际金额。3.借条是朱东林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 罗仕波辩称，应公平公正，欠罗仕波的钱就应该还给罗仕波。朱东林陈述欠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但是应当举证证明。 罗仕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东林立即给付罗仕波借款12.7万元并从借款之日即2017年3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朱东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初，罗仕波、刘代平、朱东林三人协商合伙承建松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建设项目。2017年3、4月期间，罗仕波及刘代平分别按照朱东林的要求按照罗仕波出资15万元及刘代平出资9万元的比例将上述款项转入或支付于朱东林账户及朱东林指定人员。2017年5月，上述项目尚处于筹备阶段，罗仕波、刘代平分别向朱东林提出不再参与该项目，朱东林同意后罗仕波、刘代平未再参与该项目实际经营。 2019年7月26日，朱东林向罗仕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人朱东林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罗仕波借款15万元大写拾伍万元，本借条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签定（订）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朱东林注明该份借条系在绵阳市涪城区出具。罗仕波自认朱东林已向其支付23000元。 另查明，朱东林向一审法院提交注明为“刘罗威胁”的录音文件证实双方于2019年8月29日就出具借条后款项支付发生争议，该段录音46分内容，朱东林陈述以下内容：当时拿这个钱说的是合伙做项目每人出资几十万，但中途罗仕波不参与了，但钱转给我确实是都拿去买工程标了且都有记录，去年算账工程亏了。原来并没有出具借条，这个借条是之后补的，我还是认为这个钱应该退给罗仕波才给罗仕波打的借条。刚开始他们参与了项目，钱是2017年3、4月转的，但5月份的时候罗仕波就不来了，当时没有出现亏损的状态，因为项目才刚刚开始挖土方及基建。罗仕波在该段录音中对朱东林上述陈述内容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在录音中的陈述可证实双方原确系合伙关系，但罗仕波在从事合伙项目初期投入资金后不久便表明不再参与项目，实际系其作出退出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朱东林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注明为“刘罗威胁”的录音文件录音内容证实包括朱东林在内的全体合伙人对罗仕波退伙予以认可，朱东林在该录音中亦自认此时项目并未出现亏损项目尚处于准备阶段，故朱东林认可按罗仕波投入款项金额退还款项并于2019年7月26日向罗仕波出具借条应认定为双方对合伙期间财产进行分割并以借条形式达成债权债务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规定，现罗仕波主张朱东林向其支付127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罗仕波主张朱东林从借款之日起支付资金利息的问题，经查明上述款项并非借款实系罗仕波退伙后双方对合伙财产的清算分配且双方也并未明确约定上述款项支付期限，以及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现已取消，故朱东林仅应当从罗仕波诉至一审法院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罗仕波支付资金利息。朱东林主张系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借条，但朱东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辩称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上述辩称理由不予采信。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朱东林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仕波支付127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27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款项，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罗仕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元，由朱东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东林提交了以下证据：绵阳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李益文等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拟证明朱东林是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罗仕波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朱东林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从证据内容看不能达到朱东林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罗仕波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确认证据、结合庭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借条是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二、朱东林是否应向罗仕波支付127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朱东林主张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借条，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出具借条过后也并未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或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朱东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朱东林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是三合伙人罗仕波、朱东林、刘代平因合伙事务清算而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对此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朱东林关于一审认定的借贷事实不成立，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的上诉理由，并无法律意义。 其次，罗仕波、刘代平、朱东林三合伙人因合伙事务清算产生纠纷，2019年7月26日朱东林向罗仕波出具借条，确认朱东林欠付罗仕波150000元。该借条由朱东林出具，应视为朱东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条合法有效，朱东林应按照借条内容向罗仕波支付款项。经查明，罗仕波自认已收到朱东林给付的23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朱东林应向罗仕波支付127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朱东林关于其不应支付127000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如前文所述，朱东林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对合伙权益分配进行了确认，确认朱东林应支付罗仕波150000元。该行为是朱东林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分，该处分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朱东林关于需要再次结算确定本案实际金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可以委托专职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也可以不委托。不管是委托诉讼代理人还是当事人自己实施的诉讼行为，法律后果均由当事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的规定，朱东林关于其在一审未请法律专业人士作为代理人，在质证方面对其有不利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东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朱东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雨林 审判员  邱学南 审判员  宋 岩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刘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