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10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思津，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石，山东齐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雪，山东齐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桓台建筑商城28号。 法定代表人：逯志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兆井，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茹，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滨州工业园区梧桐五路91号。 法定代表人：王艳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戈，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思津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台建设公司）、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中裕食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思津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两被上诉人对拖欠上诉人的30万元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是错误的。本案一审中，张思津作为实际施工人已经把转包人桓台建设公司和发包人中裕食品公司均列为被告，不需要一审法院追加转包人为第三人，作为非法转包人的桓台建设公司也不是本案第三人，而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被告。一审原告张思津诉求桓台建设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中裕食品公司在未拨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起诉的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二十六条及相关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以张思津“对涉案工程款的总审定值没有争议，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的收款收据结算额亦无异议，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桓台建设公司将其工程转包给了张思津，张思津为实际施工人，有权利向发包人及承包人即两被告主张权利”而随后又认为“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身即自相矛盾，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对涉案工程款的总审定值没有争议，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的收款收据结算额亦无异议”恰恰是张思津主张工程款的事实依据，如果均有争议，即工程款无法确定，如何主张工程款。第三，一审法院认为“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依据的法律是《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而该条款与本案的事实明显不符，本案不涉及追加第三人的问题。因而该认定本身即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本案张思津的诉讼请求是让桓台建设公司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中裕食品公司在未拨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的是桓台建设公司与中裕食品公司之间工程承包合同及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之间的非法转包合同，以及《解释（一）》第四条、二十六条等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关于“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识与已经签订和履行完毕的工程承包及转包合同的事实，以及《解释（一）》的规定明显相悖。3.一审法院根据2015年2月15日张思津出具的“说明”即认为“张思津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张思津要求中裕食品公司对30万元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是错误的。本案中，经过滨城区法院初审和被指令审理的程序，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两笔共计30万元是否给付方面。首先，在张思津催讨工程款的过程中，中裕食品公司的财务人员张琳琳主张涉案30万元已经支付，根据财务账面显示，中裕食品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支付给张思津两笔钱，一笔10万，一笔20万元，共计30万元，并亲笔给张思津书写了承兑汇票的票号和日期。但张思津认为该两笔钱其并未收到，到底有没有支付、让谁领走了，中裕食品公司的财务凭证应该显示的一清二楚，该证据由中裕食品公司保管、持有，这是不争的事实。庭审中，张思津提供了中裕食品公司的张琳琳给他复印的公司明细账、工程款汇票票据单号等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或为中裕食品公司账簿记载或为其财务人员亲笔书写，均来自中裕食品公司，原件也在中裕食品公司保存，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及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而，一审法院在明知张思津提供证据复印件的原件由中裕食品公司制作和保管，不令其承担举证责任或不利后果，反而以“系复印件、无相关人员签字”等理由认为无法查明事实，是错误的。其次，虽然张思津就双方的结算签署过一份“说明”，但该说明系中裕食品公司非财务人员出具，并让张思津签字，张思津迫于当时工人追讨工资的焦虑不得已才先签字，该“说明”本身并不是双方对账的结果；即使是财务人员出具，公司收到相关单据后记账是正常程序，但记账并不是以款项的支出为前提的。如果根据记账情况，该份说明内容也许并没有错误。而本案是对财务记账的款项是否已经支付产生的争议，而不是对工程结算产生的争议。而账簿及记账原始凭证由中裕食品公司制作并依法保管，张思津不具备举证的条件，因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及民诉法相关规定，该举证责任应由中裕食品公司承担，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举证责任不应当分配给张思津。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合议庭多次明确让中裕食品公司对30万元是否支付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但判决书中却又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张思津，明显自相矛盾。4.一审法院认定张思津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首先，虽然本案经过初次审理、指令审理程序，最终的焦点集中在30万工程款是否支付上，但张思津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桓台建设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要求中裕食品公司在未拨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的责任，并非专门针对2012年1月份的30万元提起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中裕食品公司的最后一次付工程款是2017年1月27日，张思津因欠付工程款问题起诉的时间是2017年8月份，因而张思津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涉案2012年1月份的30万元是否给付问题，是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中裕食品公司主张2012年1月28日给了张思津，而张思津没有收到。该30万元只是整个工程款中的一部分，如果给了则不欠工程款，如果没给则在2017年1月27日仍欠30万元的工程款，中裕食品公司应当继续支付，并不是张思津起诉索要2012年1月份的30万元。一审法院把法庭调查的问题，错误认定为张思津的诉讼请求，并认为已超诉讼时效是错误的。第三，针对欠付的30万元，张思津一直在主张权利。张思津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多次找到公司的财务总监张小兵、郭良、副总张志军、法律顾问张峰等，公司相关人员以各种理由推脱，并因此发生冲突向彭李派出所报警。警方告知张思津走法院途径，并说法院能查清事实。于是，张思津向法院起诉。因而不可能超过诉讼时效。第四，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中裕食品公司也始终认为应当支付这30万元，只不过是其认为已经在2012年1月份支付完毕。即2012年1月份已经支付30万元是中裕食品公司的主张，并不是张思津的主张。在2017年1月27日，中裕食品公司认为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张思津认为收到的工程款与结算工程款仍差30万元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不会超过诉讼时效。 桓台建设公司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上诉要求我方与中裕食品公司连带偿付工程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在整个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答辩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为中裕公司开具收据后，上诉人持该收据自行到中裕公司领取工程款，自行与中裕公司办理工程款的结算事宜，这一事实上诉人一直予以认可。答辩人向中裕公司开具收据金额是9501876.7元，上诉人为答辩人开具收据金额是9241876.7元，差额26万元是上诉人应承担税金、员工社保费、农民工保险费、质保维修基金等管理费用，与上诉人本案主张该30万元没有关联。除去该26万元管理费用后，答辩人未截留任何工程款，因此无论上诉人是否属于实际施工人，其要求答辩人支付30万元工程款不符合事实。2.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主要是中裕公司168万元收据中有30万元工程款未付，继而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上诉人主张的该30万元是上诉人自行到中裕公司领取的，具体的领款事宜都是上诉人自己处理的，答辩人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中裕公司也没有将该30万元支付给答辩人。因此，上诉人要求答辩人连带支付该30万元工程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及中裕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均表明涉案工程款是上诉人与中裕公司自行结算的，中裕公司主张该30万元支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主张未收到该30万元，但是上诉人及中裕公司均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30万元是由桓台建设公司进行了收取，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在桓台建设公司没有收取中裕公司该30万元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 中裕食品公司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适当，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庭审可以确认的事实，上诉人是在2017年起诉时就已经结算完毕的工程款项根据上诉人自己的上推推定了五年以前的30万元工程款并未收到，这一项诉讼主张是上诉人明确提出来的，2015年2月15日双方的对账说明明确而具体，既说明了已经支付多少钱，尚余多少钱未付，说明2015年2月15日双方就工程款的结算有明确的结论。在该情况下，上诉人根据个人记忆倒推该30万元未支付，上诉人应该对该倒推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经过几次的审理，案情清楚，涉及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上诉人上诉理由完全属于自己想把事情搞复杂，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张思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欠款30万元，利息81929.9元（利息暂时计算至2017年8月12日），共计381929.9元，以及2017年8月13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被告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0日，中裕食品公司（发包人）与桓台建设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裕食品公司将30万吨专用粉生产线工程承包给桓台建设公司进行施工,工程内容为施工图内的土建、装饰、安装及其相应的配套工程（甩项工程除外）建筑面积12900平方米，开工日期2011年3月20日，竣工日期2011年10月20日，合同价款金额1300万元（以实际结算值为准）。 上述合同订立的同日，桓台建设公司与张思津签订《单位工程施工风险承包责任合同书》，约定:桓台建设公司（甲方）承包的中裕食品公司30万吨专用粉生产线工程交由张思津项目部承建；张思津（乙方）自愿向桓建公司上交结算总值3%的管理费，上交0.5%的工程创优及安全文明现场奖励统筹基金，上交0.5%的个人所得税，剩余款项由乙方包干使用，用于支付工程直接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营业税等；乙方自愿承诺根据建设单位工程进度款数额，按照约定的比率足额上交各项税费；甲方负责与建设、监理、设计等单位和有关部门的主要工作关系，协调有关单位的关系，负责审核、编制工程预算及建设单位的供料、拨款账目核实，负责施工过程中的质量、进度、安全、资料以及资金使用等的控制，监督检查和验收；乙方负责劳力、材料、施工机具的进场、管理、使用。服从甲方的管理，在甲方授权范围内处理好与有关单位的工作关系。执行甲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程序文件》，按规定要求对工程施工全过程进行管理并实施。工程承包后自行施工，严禁转包；负责对工程承接所有信息的详细考察和了解，特别是资金和诚信经营等方面为核定重点。否则承接工程失误造成重大损失，责任自负；质量安全的管理与奖励按甲方2011年度《企业经营管理办法》执行；乙方在施工过程中要及时搜集和办理与结算有关的变更与签证等资料，及时提交甲方预算员作预算调整。工程竣工后配合甲方尽快搞出工程结算书，报建设单位及审计部门审核定案，负责审核过程中的协商联络工作；工程决算定案后，甲乙双方在决算定案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内部结算，结算必须有甲方总经理签字方为有效。并对该工程发生的实际成本列出清单，有关人员签字负责。只要建设单位款项拨足，通过单位工程审计后，把账目结清；结算工程建设单位工程款尚未拨足，甲方不予乙方办理清账手续，在此期间该工程所引发的经济纠纷由甲乙双方负责。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起诉甲方；乙方平时要注意建设单位的资金情况，积极催收工程款，确保工程款及时到位。如果结算定案的工程因建设单位长期欠款无法收回，按财务制度形成坏账，甲乙双方按应收账款额各负担50%，乙方的相应权利一同免除；因回收工程款形成诉讼或因外单位诉公司，乙方必须配合处理，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需做好工程的回访工作，履行甲方与业主的合同条款，同时乙方必须在按到维修通知起5日内派人修理，需要紧急维修时，乙方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到现场进行维修。否则甲方安排其他人员进行修理，费用从保修费中支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支付；本合同是工程承包合同，不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乙方确认甲方承接该工程合同的全部条款，自愿对工程进行施工承包。工程竣工甲乙双方结清账目后发生的债务由乙方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上述工程竣工后，经山东省嘉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报告，工程审定造价值16497107.29元。2014年10月20日，中裕食品公司、桓台建设公司、张思津分别在工程造价审定表上盖章、签字确认以上审定工程造价值。 涉案工程施工期间，工程款的支付大部分由张思津持桓台建设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与中裕食品公司结算,先由基建科审核、领导签字审批、到财务科领取工程款，工程施工前期张思津将收回的工程款交回桓台建设公司记账，后期不再将收到的工程款交回桓台建设公司。自201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30日工程施工期间，桓台建设公司先后给张思津开出工程收款收据金额9501876.7元，张思津给桓台建设公司出具收据金额9241876.7元，其中差额26万元是张思津向公司缴纳的管理费。 2012年1月28日至2012年4月20日，张思津因病住院。张思津称，2012年4月份出院后，经与中裕食品公司财务对账，中裕食品公司财务出具的新面粉车间工程付款明细账、工程款汇票票据单，其中2012年1月18日开出的168万元收据,有三笔收款不是张思津办理的，时间为2012年1月28日的30万元承兑汇票未收到款，另2012年4月11日10万元和2014年4月18日10万元由桓台建设公司收取；桓台建设公司称168万元收据已交给张思津，后未参与收取工程款；中裕食品公司辩称，该168万元收据及后期2012年6月8日开的6万元收据，涉及工程款174万元均已支付，最后一笔款30万元是2012年6月21日张思津领取了10万元转账支票和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张思津在两份票据上均已签字确认，但未书写领取时间。 2015年2月15日，经中裕食品公司基建科杜会滨与张思津对前期工程进行了结算，杜会滨书写说明一份，内容为：“桓台建工帐目截止目前已全部核对无误，截止到2015年2月15日扣除所有应扣款后尚欠118344.89元，今日付10万元，还欠18344.89元。等提供完税外管证后再付清。”张思津在该说明落款处签字确认。2015年2月17日，张思津领取中裕食品公司给付的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2017年1月27日，中裕食品公司通过给张思津银行转账支付了工程尾款18344.89元。 根据张思津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自2017年1至8月份，张思津与中裕食品公司财务总监张小兵、郭良、副总张志军、法律顾问张峰通过微信聊天就涉案工程款进行过催问，中裕食品公司未予明确答复，其中亦未直接提及2012年1月28日3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内容。 另查明，张思津于2007年到桓台建设公司工作，系公司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桓台建设公司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张思津在桓台建设公司没有固定劳动报酬。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张思津是否有权利向两被告主张工程款；二是原告向被告中裕食品公司主张30万元工程款未支付能否成立；三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原告能否向两被告主张工程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张思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决桓台建设公司支付其工程款30万元及利息、中裕食品公司对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张思津提供的发包人中裕食品公司与承包人桓台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案工程发包人为中裕食品公司，承包人为桓台建设公司，为了建设工程的具体施工，桓台建设公司同时与张思津签订了《单位工程施工风险承包责任合同书》，该合同虽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签订合同时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一致，由此，可以证实桓台建设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给了张思津具体施工，张思津作为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利向发包人及承包人即两被告主张权利。具体到本案中，当事人对涉案工程款的总审定值没有争议，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的收款收据结算额亦无异议，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向被告中裕食品公司主张30万元工程款（银行承兑汇票）未支付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涉案工程款审定值及收款收据的结算额均无异议，对涉案工程款是否已结算，中裕食品公司提供了2015年2月15日与张思津的工程款“说明”，该说明载明了“桓台建工帐目截止目前已全部核对无误，截止到2015年2月15日扣除所有应扣款后尚欠118344.89元，今日付10万元，还欠18344.89元”的内容，该说明源自中裕食品公司与张思津对工程款的共同确认，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说明中双方对截至2015年2月15日前的工程款账目进行了结算，并明确了剩余工程款数额，截止2017年1月27日中裕食品公司已付清剩余工程款尾款，期间张思津对此并无异议，中裕食品公司已履行了举证证明责任。现张思津主张其中有2012年1月18日3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未收到，张思津的诉讼主张针对性强、是具体明确的，但其主张与中裕食品公司提供的以上说明内容不符，对此，张思津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张思津仅提供了所称的中裕食品公司财务的新面粉车间工程付款明细账、工程款汇票票据单，但该两份证据均系复制件，且无相关人员签字，中裕食品公司亦不予认可，中裕食品公司虽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实，但张思津提供的工程付款明细账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提供的票据单号即无所属银行机构、亦无所有人名称，无法查清其主张的事实，张思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中裕食品公司尚欠付桓台建设公司及张思津工程款，张思津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故对张思津要求中裕食品公司对30万元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被告中裕食品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经一审法院审查，原告张思津在庭审中自称2012年4月份与中裕食品公司财务对账，发现2012年1月28日30万元工程款未收到，此时张思津即已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自此开始计算，截至2014年1月28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已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益的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另外，根据中裕食品公司提供的与张思津在2015年2月15日的对账说明，张思津书面确认对前期帐目已全部核对无误，其时并未提出30万元工程款未付问题，且在其后与中裕食品公司相关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未明确提出30万元承兑汇票的问题，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未在提交期间向桓台建设公司或中裕食品公司主张过权利的证据，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引起中断，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思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28.95元，由原告张思津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中裕食品公司是否拖欠上诉人张思津30万元工程款以及被上诉人桓台建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张思津提供的发包人中裕食品公司与承包人桓台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对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为中裕食品公司，承包人为桓台建设公司，实际施工人是张思津的事实并无异议。张思津对于桓台建设公司按照其要求为中裕食品公司开具收据，其本人持该收据自行与中裕食品公司办理工程款的结算事宜之事实予以认可，且桓台建设公司为中裕食品公司开具收据的总金额与张思津为桓台建设公司开具收据的总金额，在扣除管理费之后是一致的。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为张思津作为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利向发包人及承包人即两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但前提是在查明中裕食品公司欠付桓台建设公司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才能判决中裕食品公司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适用法律并无错误。本案中，在当事人对涉案工程款的总审定值没有争议，张思津与桓台建设公司的收款收据结算额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张思津向桓台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张思津主张中裕食品公司拖欠30万元工程款的问题，诉讼中张思津自称2012年4月份与中裕食品公司财务对账时，发现2012年1月28日的30万元工程款未收到，但在庭审中询问上诉人张思津主张的30万元欠款的依据，是2012年4月份和中裕食品公司对账发现未收到30万元，还是中裕食品公司拖欠工程款30万元时，张思津明确表示其主张的是中裕食品公司拖欠工程款30万元，并表示其不是对2012年1月18日中裕食品公司支付的自己未收到的30万元主张权利。通过中裕食品公司提供的张思津签名的工程款“说明”：截止到2015年2月15日扣除所有应扣款后尚欠118344.89元，今日付10万元，还欠18344.89元，结合2017年1月27日，中裕食品公司给张思津银行转账支付了18344.89元的事实，能够证实至2017年1月27日中裕食品公司已付清全部工程尾款的事实，故张思津向中裕食品公司主张拖欠30万元工程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本案中张思津诉求的是中裕食品公司拖欠工程款30万元，而非是其主张没有收到2012年1月18日中裕食品公司支付的30万元。因此，对此问题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思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28.95元，由上诉人张思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景晨光 审 判 员 高国强 审 判 员 邵佳宁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成浩 书 记 员 韩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