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24民初1241号原告：汪某2，男，汉族，1977年8月18日生，住织金县。原告：汪方旺，男，汉族，2001年7月24日生，住织金县。原告：汪力，女，汉族，1995年1月15日生，住织金县。原告：汪琴，女，汉族，1999年7月13日生，住织金县。原告：汪某1，女，汉族，2004年1月10日生，住织金县。原告汪某1法定代理人：汪某2，即本案原告汪某2。原告：熊连法，男，汉族，1954年8月26日生，住织金县。原告：张忠英，女，汉族，1952年5月8日生，住织金县。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田，女，贵州龙在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洋，男，贵州龙在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杰，男，汉族，1989年11月13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登奎，男，汉族，1970年3月12日生，住织金县，系王杰之父。被告：王登吉，男，汉族，1980年1月28日生，住织金县。被告：王明元，男，汉族，1951年1月4日生，住织金县。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鹏，男，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登连，男，汉族，1978年9月4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孙中杰，男，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璞，男，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与被告王杰、王登吉、王明元、王登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某2及七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田，被告王明元、王登吉及王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登奎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经被告王明元、王登吉及王杰申请，依法追加了王登连作为被告，并于2020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某2及七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杨洋，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及该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被告王登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杰、王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合计732094元（前述费用已扣除被告支付的3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熊少英于2019年12月25日下午15时左右，在为房东王明元建位于三塘镇××大街（为民医院对面）房屋做工的过程中，上方斗车从10米处坠落，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26日死亡。2019年12月26日经当地派出所协调，协调王明元、王杰预付3万元作为暂时处理死者后事的费用，具体事宜在死者丧事之后双方进行协商赔偿。死者熊少英上有父母需要扶养，还有一个未成年女儿需要扶养。后被告一直未进行相应的协商赔偿，原告无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恳请依法判决如前所请。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供法庭组织质证：1、书证：①七原告的身份证；②以原告汪某2为户主的户口册1份；③织金县后寨乡麻窝寨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17日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七原告身份信息及汪某2系死者熊少英丈夫，汪方旺等系死者熊少英的子女，熊连法、张忠英系死者熊少英父母，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经质证，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无异议，被告王登连对身份信息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显示汪某2与熊少英系夫妻关系，我方认为汪某2不能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是否是夫妻关系，虽然本院到织金县民政局未查询到原告汪某2与熊少英的婚姻登记信息，但原告庭后提交了结婚证及织金县三塘镇大方寨村村委会的证明，加上双方户口册信息，足以证明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系夫妻关系。2、书证：织金县公安局三塘派出所出具的被告王明元、王杰、王登吉户籍信息表各一份，用以证明该三被告的身份信息。经质证，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对身份信息无异议，但认为王杰、王登吉、王明元三人侵权事实不存在，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被告。被告王登连对身份信息无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系其修建，与其余被告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公安机关出具，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予以采纳。3、书证：2019年12月26日织金县公安局三塘派出所出警证明、关于三塘镇熊少英死亡的处理情况报告。用以证明死者熊少英系为被告王登吉修建房屋，斗车掉落砸中致死，熊少英的死亡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经质证，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对出警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出警证明叙述是为王登吉家打板，但是真实的情况是王登吉与案涉的五层房屋没得丝毫关系，案涉房屋五层已分割，第一二层归王钦阳所有，第三四五层由王登奎、王登权、王登连分别修建，可以看出与王登吉无关；对于情况报告三性均有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的理由与出警证明一致，同时对该情况报告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织金县三塘派出所并不具备向原告方出具该情况处理报告的资格。被告王登连对出警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该出警证明内容并非事实，熊少英并非给王登吉打板，而是给我方进行板面浇筑；对情况报告真实性的异议理由与出警证明的一致，同时认为从该处理报告内容“斗车从王登吉家房子上掉落下来砸伤熊少英”，中可以证实二人在使用机械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熊少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我方向死者家垫付了三万元丧葬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院向织金县公安局三塘派出所调取的一致，该组证据系公安机关出具，但从证明及情况报告的内容来看，仅是对出警过程的描述，并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认定，故达不到原告方称死者熊少英系为被告王登吉修建房屋的证明目的。4、书证：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8页及医疗发票9张、民心医院发票1张，用以证明为抢救死者花去医疗费相关费用11,300元。经质证：王明元、王登吉、王杰认为住院病历8页，仅能证明熊少英因伤住院的事实，9张发票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王登连对病案首页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第一页中主述部分显示的内容“重物砸伤致意识不清两小时”可知，死者熊少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此外该组病历中并没有死者的死亡证明，我方并不知死者的死亡是否与本次伤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民心医院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9张发票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原告方应提供具体的用药清单及材料清单加以辅助证明。本院认为，原告方庭后也提交熊少英住院费用明细汇总补充证明该事实，这些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5、书证：收条复印件一张（原件在被告王杰处），用以证明2019年12月26日，王杰垫付了丧葬费3万元（起诉时已扣除）。经质证，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认为收条是真实的，原件在我方，但该三万元系王登连出资，由王杰转交给死者家属的。收条出具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6日，以丧葬费的名义出具的该收条，结合原告方上一组证据，死者是住院了一段时间才死亡的，并不是26日死亡的，因此死者的死亡与几被告没有关联；被告王登连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方垫付的三万元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任何赔偿费用，我方仅是处于人道主义向原告方支付三万元，日后我方再通过其他途径向原告追回。因双方对支付3万元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书证：2020年1月15日织金县三塘镇大方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死者熊少英的死亡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经质证被告王登连认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亡证明只有医院、殡仪馆、司法机关等具备资质出具，该组证明系大方寨村委会出具，达不到法定的死亡证明生效条件，该证据中并没有明确熊少英的死亡是因何种关系，死亡原因是什么，并不能证实熊少英的死亡与我方存在任何关联性，该死亡时间为12月26日，我方认为应当精确到每小时；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王登连，且认为证明中载明死者系因务工受伤抢救无效死亡，进一步证明死者其死亡应当追及至雇佣其做工的雇主，我三被告不是其雇主，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本院认为，该证明系死者熊少英所在的基层组织出具，基层组织对其辖区范围内的居民情况应较为了解，该证明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具有证明力，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7、证人证言：姜继明于2020年4月13日出具的书面证明，用以证明熊少英系给王杰、王登吉、王明元做活，因斗车掉落砸中熊少英致死的过程，也证明系王明元喊死者熊少英去做活的。经质证，被告王登连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根据证据法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和原被告双方质询，因证人未出庭，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原告方在安装调试斗车运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认为证人未到庭，无法查明证言真实性，对该证明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能确定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纳。8、证人证言：姜幺妹的出庭证言，证明目的同前。经质证，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其存在多处自相矛盾的陈述，其说是王明元喊她去做工的，但是王明元是以何种方式喊她的，工资如何结算如何给付，其拒接回答，而该事实对于划定本案的责任至关重要，其拒绝回答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对其证言不应当采信。加之，证言陈述说是死者自己开斗车，在斗车下方被砸伤，充分说明是死者未充分注意自身安全，而导致其被砸伤的事实。同时证人陈述是四个人一起安装机器的时候，死者被砸伤的，因此本案的有关责任方就不仅仅是发包工程的王登连，一起做工的四个人都应是责任方。被告王登连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回避性回答被告方发问的问题，整个证人证言具有极度的偏向性，证人与汪某2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本来系互相熟悉的工友关系，与原告方存在利害关系，该组证人证言并没有公平公正的反映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本院认为，该证人出庭，对问题选择性回答，证人称系王明元叫其去做工，并由王明元支付工资，但对王明元是在何时、何地联系他做工及工资如何支付含糊不清，同时也与原告汪某2后来陈述系原告汪某2叫证人参与做工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辩称，1、事发时修建的房屋第五层的所有权人是王登连，并非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所有，涉案房屋几被告及其亲属间定有协议，其中第一、二层由王钦阳（王登吉长子）所有，三层由王登奎修建，四层由王登权修建，五层为本案被告王登连修建，在建设涉案房屋第五层的板的时候，前四层均已建设完毕，并且按照协议分割入住，相应的基于分割协议确定的各层权利人已经明确，就应当按照分割协议明确各层权利人的责任和权利，本案发生事故的第五层，已按协议确定由王登连承担权利义务，并且第五层打板的工程也是王登连发包出去的，依法应当由王登连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承担责任，与其他被告无关。2、先期垫付的三万元系由王登连出资，转由王杰交给死者家属，此间，王杰仅仅是一个转交款项的人，不应当因此而承担责任。同时该工程系王登吉于2019年12月25日受王登连委托与原告汪某2电话联系承包给原告汪某2承揽的面板工程，汪某2对此房屋第五层的打板工程和第五层房屋所有权人和承建人都是事先知道的。同时原告汪某2的堂妹与王登吉曾是夫妻关系，故由王登吉电话联系原告汪某2落实此工程。当时约定第五层工资为2400元，由原告汪某2负责搅拌，运送水泥砂浆到第五层板面，标准参照前四层的标准，竣工后即付工资，浇筑用的搅拌机，吊机及其他工具由原告汪某2自备，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原告汪某2负责，发包方不负责。吊放斗车系原告汪某2及死者熊少英作为，斗车滑落导致熊少英受伤死亡的后果当然由其夫妻承担。同时原告方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对王明元、王登吉、王杰的诉讼请求。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供法庭组织质证：1、书证：分割地基契约一份。用以证明房子第五层已分割给王登连修建，是由王登连发包给汪某2承建的事实。经质证，七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因为该契约是几被告写的，与本案具有非常大的利害关系；2、该协议和我方了解的情况能看出，整栋楼都是王明元的，现被告又自认第五层是王登连的，且几被告的协议对外不能产生对原告的效力，相反主张几被告连带责任有据可查。退一步来说，即便该份协议反映真实，修建五楼的房屋应当视为下面住户认可的，因为其也是一家人，所以能够看出几被告有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被告王登连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四被告确实订立得有该份地基契约，根据合同相对性，当时真实情况确实是我方联系汪某2进行板面浇筑，是我方和汪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五层房屋确系我建。本院认为，原告不认可该证据，但未有充分理由，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王登连辩称，在本案中，我方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熊少英死亡赔偿的法律责任。理由：1、我方确实通过口头的方式和原告汪某2约定，以2400元的价格浇筑我方修建的第五层板面，双方明确约定我方提供沙子、水泥，汪某2提供机械设备和人工，并自行负责施工场地安全，我方通过承揽的方式将板面的浇筑工作移交给汪某2施工，其安全管理义务已转移至汪某2处，熊少英受伤死亡和我方无直接因果关系；2、原告方汪某2和死者系夫妻关系，其二人在三塘一带长期多年从事农村民房板面浇筑工作，有着丰富的板面浇筑经验，我方本着对其二人的信任，才将涉案板面交由二人施工，汪某2安装浇筑板面机械的技术娴熟，熟悉机械的安装流程，但在本案中，由于汪某2操作失误，未严格按照机械的安装流程安装机械，没有固定好随时升降的料斗，加上未尽到警惕的安全注意义务，导致料斗滑落砸伤位于料斗下工作的熊少英，其存在重大过失，存在重大过错，其次，汪某2使用的混泥土搅拌机只能从事四层以下的板面浇筑工作，而涉案板面有五层高，其二人在明知该高度超出搅拌机的合理适用范围，还私自增加吊臂高度，大大的超过了搅拌机合理使用范围，超出了机械本身承重能力，二人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在本案中，汪某2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熊少英因伤死亡的绝大部分赔偿责任；3、混泥土搅拌机安全操作规程严格规定，在作业过程中，料斗升起时严禁在料斗下方工作或穿行，而本案中死者未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义务，在调试料斗升降过程中，仍在料斗下方继续工作，在其明知料斗没有固定好存在滑落的情形下继续工作，在看到料斗滑落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尽到避让义务，其自身存在相应的过错。加之死者从事板面浇筑工作多年，工作经验丰富，如果稍加注意，不会导致本案的发生；4、本案中二人使用的涉案机械已长达五年之久，我方认为不排除涉案机械老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排除涉案搅拌机已超出合理使用寿命年限的可能，若该机械达到报废年限二人还继续使用，则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告方应当举证证明涉案机械符合安全使用标准；5、我方认为死者的死亡与原告汪某2的重大过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汪某2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根据法律规定的先刑后民原则，建议法庭将本案移交司法机关侦查，暂时中止本案的审理；6、因我方对死者死亡不存在过错，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方负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求。被告王登连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供法庭组织质证：1、书证：①分割地基契约复印件一份；②销货清单3份3页，用以证明案涉地基房屋修建权属分割明确，涉事楼层系王登连享有修建的权利，并实施该项权利修建案涉地基第五层楼房。经质证，七原告对契约的质证意见同前，对销货清单，无法证明系被告王登连在修第五层的事实，甚至有张进货单是2020年3月5日，即在事情发生后的，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分割地基契约是前述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提交的分割地基契约的复印件，属于同一证据材料，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认证意见同前述一致。2、书证：（2019）最高法民申560号《民事裁定书》、（2019）黔0524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提供劳务一方工作具有独立性，在人身方面没有依赖性，在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的提供劳务，而是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该认定被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故被告王登连与原汪某2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死者熊少英与汪某2形成劳务关系。以此证明我方不承担法律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本案法律关系及法律适用由法庭依法裁决。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某2来承揽这个工程，被告证明目的的前提都不成立，更何来结论。现场施工的证人等，都能证明是被告王明元喊他们来做工，不存在承揽关系，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3、书证：《混凝土搅拌机安全操作规程》2页，用以证明原告汪某2不符合安全操作规定，存在过错。汪某2应承担侵权责任，死者本人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被告作为定做人不承担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仅仅是一份操作规定，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死者存在操作不规范或者过错的情况，加之如前所述，汪某2承担责任也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在前提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认为该操作规定，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规范性文件，搅拌机的使用人都应当遵循该规程进行操作，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在本案中，明显看出死者的伤害事故是由其操作不规范造成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是一般规定，并不能证实本案的案件事实，且不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依法不予确认。根据上列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王登吉电话联系原告汪某2，将位于织金县（为民医院对面）房屋的第四层、第五层的板面浇筑工程交给原告汪某2施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包工不包料，约定工价每层2400元，完工一层给付一层的钱，后来因没有三项电，要用发电机，又约定每层加工价200元，并约定四五层完工后一起支付工价。之后，原告汪某2浇筑完第四层板面后，将设备撤走。过大约一个月后，2019年12月25日，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并叫来姜幺妹、姜继明一起为该房屋的第五层浇筑板面做施工准备，原告汪某2将自己所有的搅拌车及吊料斗车的架子安装好，在吊运第二个料斗车过程中，料斗车未吊运至楼顶，在途中不明原因掉下来砸中楼下操作搅拌机的熊少英，之后熊少英被送到三塘为民医院，为民医院称其院抢救不了，要求转院，后由三塘民心医院的救护车送到织金县人民医院抢救，后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方因此花费救护车费800元、检查抢救医疗费9961.1元，后来复印病历花费了4元。熊少英死亡后，原告方报了警，织金县公安局三塘派出所组织双方协商，协商“房主王登吉预付30000元作为熊少英的安葬费，后期费用由双方自愿协商处理，如双方协商处理不好，按正规法律程序走。”之后，被告王杰将该30000元交给原告方亲属熊家进，并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杰杰（即本案被告王杰）……转来给死者熊少英……预付安葬费叁万元（30000.00）整，后期费用双方自行协调，协调不好，走正规法律程序。收款人：熊家进，时间：2019年12月26日”。之后，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原告诉来本院。诉讼中，被告王登吉称其联系原告汪某2对房屋第四层、第五层分别是帮其哥王登权、王登连联系，因该房屋的一至三层板面都是由汪某2浇筑，王登吉与原告汪某2是亲戚关系，有其联系方式，且知道其有设备，故由王登吉帮忙联系。同时王登吉提供了分割地基契约称该房屋的第四层、第五层分别是其哥王登权，王登连修建。被告王登连认可该房屋的第五层板面浇筑施工系其请王登吉联系汪某2做的。预付30000元也是其请王杰给付的。另查明，死者熊少英系原告熊连发与张忠英的女儿，熊连发与张忠英共生育含死者熊少英共4人，有赡养义务人4人。熊少英生前与原告汪某2生育有本案原告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四孩子。再查明，原告汪某2对板面浇筑施工无相关资质。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1、原告汪某2能否作为本案适格原告；2、该房屋第五层系谁修建；3、原告汪某2浇筑板面施工与房屋修建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4、几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若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关于原告汪某2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据前述认定，原告汪某2提交了其与熊少英结婚证，村委会证明及户口册，能认定原告汪某2与熊少英属于夫妻关系，原告汪某2作为熊少英的配偶，其作为本案原告主张赔偿权利并无不妥。被告称汪某2不能作为原告的答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该房屋第五层系谁建的问题，诉讼中，原告汪某2称系被告王登吉叫其为其家房屋浇筑板面，从而要求几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屋属于几被告共同所有及共同修建，被告王登吉称该房屋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当时联系原告汪某2做房屋浇板工程也是被告王登连叫其帮忙联系的，并提供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予以证实，同时被告王登连也认可该房屋系其修建，且认可当初也是其请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对第五层板面浇筑进行施工，预付的30000元亦是其出资请被告王杰转交的事实。从该情况来看，可以认定该房屋的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关于原告汪某2与房屋第五层修建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王登连请被告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为其浇筑房屋第五层板面，并支付一定的报酬，王登连并不参与施工及对现场施工进行指导，双方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关于几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若承担，承担多少责任问题。据前述阐述，该房屋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被告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浇筑房屋板面及被告王杰交付30000元安葬费均系受被告王登连所托，产生法律后果理应由委托人王登连承担，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该事故与被告王明元有关联，故原告要求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房屋第五层的修建者王登连与原告汪某2形成承揽关系，施工的过程中，被告王登连未参与施工，也未对施工进行指导或指示，原告汪某2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按理与被告王登连无关，但被告王登连修建的房屋为第五层，该第五层板面浇筑属于高层施工，其应该将该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主体施工，其将该房屋第五层板面浇筑工程交给无资质的原告汪某2施工，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时原告汪某2及死者熊少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及隐患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未有对安全风险及隐患采取防范措施，也未尽到高度注意施工安全的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结合本案实际，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70%责任，被告王登连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30%赔偿责任。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作为受害人熊少英的亲属，其在本案中依法能够主张赔偿的损失。结合原告的主张，七原告因熊少英受伤死亡可获赔偿的项目及金额为：1、医疗相关费用（含复印病历的费用、救护车费用），结合原告提交票据计算认定为10765.1元；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性年收入31592元的标准计算为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原告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952元的标准计算为33976元（67952元／年÷12个月×6个月）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被扶养人生活费确认为84978元，并计入死亡赔偿金。确认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本案中，受害人熊少英的被扶养人为汪某1（2004年1月10日生）、张忠英（1952年5月8日生），熊连发（1954年8月26日生）、其中汪某1需扶养2年，有扶养义务人2人，张忠英需扶养13年，有扶养义务人4人，熊连发需扶养15年，有扶养义务人4人。贵州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402元／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为两阶段计算，即第一阶段三人共同扶养2年：21402元／年×2年＝42804元；第二阶段：张忠英余11年，即为58855.5元（21402元／年×11年÷4人），熊连发余13年，即为69556.5（21402元／年×13年÷4人），两阶段共计171216元，但原告仅主张84978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前述费用共计761559.1元。结合前述认定的责任比例，被告王登连赔偿228467.73（761559.1元×30%）元，扣除之前支付的3万元，还应赔偿198467.7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王登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因熊少英受伤死亡的医疗相关费用（含救护车费及病例复印费用）、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人民币198467.73元（不含已支付的30000元）。二、驳回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20元，减半收取计5560元，由原告暨原告汪某1的法定代理人汪某2及原告汪方旺、汪力、汪琴、熊连法、张忠英共同负担3425元，被告王登连负担21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斌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