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宁民申4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忠市通达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1，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负责人：郭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吴忠市通达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果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3民终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通达果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判决以未向申请人提供且与涉案《投保单》、《保险单》指向不一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为据计算保险赔偿金额，系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改判。1.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曾向申请人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以下简称《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更遑论进行相关提示和说明。根据被申请人出示的《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从形式上看是普通打印件，根本无法构成涉案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在该条款上没有任何签字盖章，被申请人也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其曾向申请人出示过该条款，且被申请人提供的上述保险条款未在保监会备案，也未通过任何形式对外公示，其本身没有任何证明力。2.无论依据涉案《投保单》中投保险种名称“苹果种植保险”还是涉案《保险单》标题“苹果种植保险保险单”以及《保险单》首段文字描述，均可明确涉案保险险种名称为“苹果种植保险”，适用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但一、二审法院却根据被申请人的陈述和自行制作的保险条款，直接认定本案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该认定适用的条款明显与涉案《保险单》载明的条款不一致。3.申请人在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公证书》，是申请人在公证下，登录被申请人总公司官方网站对被申请人在宁夏地区的《苹果种植保险条款》所做的证据保全。该保险条款是在被申请人网站上公开的条款，其第二十二条明确的实际计算方式与申请人主张的计算方式一致，与被申请人提交的《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以及主张的计算方式不同，被申请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但二审法院直接忽视上述《公证书》，认为公证书是登录其他企业保全的网络信息，并不能证明是被申请人及其总公司公布的保险条款没有任何依据。被申请人作为分公司，实质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总公司官网发布的文件当然直接适用于分支机构，而被申请人在诉讼中出示某份无任何合法来源且与总公司公布条款明显不一致的保险条款，最终被一、二审法院认定，该逻辑在事实层面无法自圆其说。（二）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保险事故发生在花期，农户相关损失较少，故不能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方式进行理赔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诚如一、二审判决所言，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保险条款，可以明确保险单中的保险金额包括苗木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实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交的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明确《保险单》中所载的保险金额每亩700元本身就是参照生产成本确定，本身就已经符合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而且双方已经将该金额直接约定在保险单和投保单中作为理赔的唯一依据，一、二审法院认为花期应再折算40%或者认为花期按照上述700元每亩赔付会让投保人额外获益本身是对保险条款的误读。根据双方《保险单》以及双方都认可的保险条款约定，已经可以明确每亩700元的保险金额本身已经是综合衡量了苹果种植的各种成本，本身应直接作为保险理赔的依据，而不能再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区分所谓不同成本，该成本本身是综合成本。而且没有花哪有果是农业常识，在花期遭受损失导致无果农户遭受的损失就更大，涉案保险作为惠农政策保险保障的首先是农户的利益，不能因为农户保费交的少就由此赔偿少，财政补贴的保费受益对象是农户，并非保险公司。在农户利益受损时，首先保护的应该是农户，如此才能达到惠农保险的真正目的。（三）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按照保险法以及合同法关于保险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裁决，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并进行提示、说明是该保险条款发生效力的前提条件。被申请人声称的保险条款连最基本的出示义务都没有履行的情况下，申请人根本不可能知悉相关条款内容，一、二审法院直接适用《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被申请人认为其已经对申请人出示了该条款，其应当履行举证责任证明，但被申请人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便被申请人出示的《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为真，但该保险条款明显属于合同法规定中的格式条款，应该适用关于格式条款的相关审查。但一、二审法院认定中根本没有对该格式条款排除投保人主要权利、加重投保人义务的情况进行任何法律解读，在被申请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对相关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情况下，一、二审法院仍然直接适用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条款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属于财政补贴型保险，所以应当适用被申请人主张的条款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财政补贴型保险是政府落实惠农政策，帮助农户缴纳部分保费的保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保费并没有减少，保险公司不能以农户实际缴纳的保费较少，都是政府缴纳大部分保费为由拒绝按照《保险单》进行理赔。本案保险的种类及性质并不影响审理本案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一、二审法院却以涉案保险类别为财政补贴型保险为由，判决申请人直接适用按照保险法及合同法不能适用的保险条款，造成本案错判。二审法院称“发生纠纷后我区其他地方法院也是按照此保险条款进行裁判，本院在处理时应予以参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的当事人只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审查本案纠纷时只能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合同履行等方面进行事实认定，适用保险法和合同法相关规定判决，其他农户与本案被申请人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二审法院将其他法院生效判决作为参照适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被申请人应该支付按照《保险单》约定的保险赔付方式对申请人进行赔付，且应该赔偿申请人延迟赔付的利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于《保险单》均没有异议，而该保险单已经明确约定了保险金额的核定方式，被申请人主张按照所谓实际损失计算保险金额且称因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损失所以拒绝赔偿没有任何依据，实际双方签订的保险单中约定的保险金额计算方式亦考虑了实际损失即损失率。相关损失率亦由被申请人委托专家进行鉴定确认申请人的损失率为95%。被申请人对其应按照保险单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保险金额是知悉且前期亦是如此履行的，其在一、二审中抗辩称应按照合同约定外的方式计算保险金额没有任何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延迟赔付的利息。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2018年7月1日，被申请人对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五家果园冻害程序及苹果损失情况进行鉴定，显然在该日之前申请人就已经对涉案保险事故报案，否则被申请人不可能对涉案事故进行鉴定，但被申请人直至2018年11月申请人起诉前仍未有任何赔付。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被申请人超过三十日法定期限未予赔付，应当对申请人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一、二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利息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通达果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辩称，（一）案涉财产损失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惠农政策从出台到实行的普遍性、统一性、稳定性要求在自治区级行政管辖范围内投保均应适用同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政策保险是指政府由于某项特定政策的目的以商业保险的一般做法而举办的保险，政策保险的种类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别，其中，经济政策保险是国家从宏观经济利益出发，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保护政策而开办的保险。案涉财产损失保险即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农业增产增收防灾减灾的政策目的而经办的农业保险，属于经济政策保险，政策规定和要求在自治区行政管辖范围内推广该经济政策保险的承保，且该经济政策保险的保险费统一分别由省级财政补贴50%，县（区）级财政补贴40%，投保人仅负担10%，就2018年4月发生的自然灾害，根据防灾减灾的政策目的，包括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各保险人在全区范围内均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约定的统一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赔付。（二）根据举证、证明责任和规则，本案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应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本案中，通达果业公司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中“是否为政策性保险”明确选择为“是”，又依据投保单中保险费负担，该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分别由省级财政补贴50%，县（区）级财政补贴40%，投保人仅负担10%，故应确定案涉财产损失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通达果业公司自认其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苹果种植保险条款》系其2016年投保该险种所附格式条款，在该条款与本案无关联性的前提下，因政策性保险投保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特征，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判断，应认定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与本案也具有关联性，故该条款应当作为本案裁判的根据。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之约定，赔偿金额＝不同成长期每亩赔偿标准（生长期：花期，每亩赔偿标准：每亩保险金额×40%）×损失率×受损面积×（1-绝对免赔率），应以该计算公式计算赔偿金额。（三）依保险补偿性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地方财政补贴型苹果种植保险条款》。依照保险法规定，保险金额仅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项下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一方面，保险苹果的每亩保险金额是参照保险苹果成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而所谓直接物化成本包括苗木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等，随着保险苹果的生长，其种植成本必然会随之相应增加，而保险条款中赔偿处理将生长周期区分为花期、果实生长期、成熟采摘期，并按照40%、70%、100%依次递增方式确定每亩赔偿标准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另一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农业增产增收防灾减灾的政策目的而设定的本案农业保险属于经济政策保险，省、县（区）两级财政补贴了90%的保险费，受制于险种的性质，财政负担能力，以及政策关于“保成本”的基本要求，不仅全区范围内苹果种植保险的保险金额均由政府确定为700元/亩，且进一步在赔偿处理方式中将生长周期区分为花期、果实生长期、成熟采摘期，并按照40%、70%、100%依次递增方式确定每亩赔偿标准。通达果业公司主张按照保险金额直接计算保险金不符合保险法相关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2018年通达果业公司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投保苹果种植险，系地方财政补贴型保险，双方对此无异议。投保人通达果业公司在投保中作出声明：“保险人已经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本保险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且通达果业公司在投保单中加盖公司印章予以确认，通达果业公司关于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未向其提供案涉保险条款、未进行相关提示和说明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通达果业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1日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对包括通达果业公司在内的五家果园冻害程度及苹果损失情况进行鉴定，说明在该日之前通达果业公司就已经对涉案保险事故报案，但并不能证明通达果业公司在请求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赔偿时，依约向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提交了书面的索赔申请、损失清单等证明和资料，通达果业公司主张人保财险吴忠分公司应当支付其延迟赔付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通达果业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通达果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忠市通达果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郭晓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