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住山西省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男，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6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双方的主体均不适格，本案的货款权利人为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名汇公司），与该公司存在乳制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贺兰县县城内大小50余家超市；被上诉人提交的《总计》与《回款明细》不真实，上诉人在搜集证据困难的情况下出示的证据就已经证明了被上诉人刻意隐瞒了已回款数额，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邮储银行流水中缺少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之间的交易明细，而这期间也包含上诉人的送货时间；上诉人并未收取一审判决确定的489799.6元货款，一审判决缺少各家超市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的证据以及超市没有将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证据，被上诉人保管的对账单、晋名汇公司与超市签订的买卖合同、超市向晋名汇公司支付货款的转账凭证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中被上诉人出具的十四本销货凭证及后附欠条被上诉人自认单方面进行过变造、修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经过节选剪辑，属于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销货凭证实为出库单，晋名汇公司的送货人并非只有上诉人一人，出库单上面记载上诉人的名字是为了和其他送货人所领货物区别以免混淆，上诉人将货物送至超市后，超市清点完毕会出具一份入库单作为结算凭证，上诉人再将入库单交回晋名汇公司，所以销货凭证才在上诉人处保管，该销货凭证并不能与超市结算，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为分销商，且出库单上记载的单价肯定低于送至超市后的销货凭证，上诉人将货送至超市后超市清点后会出具一份收货单，上诉人将收货单交回晋名汇公司后销货凭证即作废，所以上诉人留存了部分已作废的销货凭证作为与晋名汇公司结算送货费的凭证；本案原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贺兰县黄河商场连锁超市贺兰老店有被上诉人签字的对账单及视频资料一份及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老板杨昆通过网银向被上诉人转款的记录一份，证明上诉人非买卖合同相对方。原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又多方搜集证据，并委托银川国安公证处进行了现场记录及出具了公证书，可以证明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自2015年5月与晋名汇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及交易过程，这个过程上诉人并不参与，且该超市老板杨昆也明确表示上诉人只负责送货，他把货款全都付给了被上诉人，同时提交了网银付款打印件一份，显示2018年11月19日杨昆向被上诉人转款10149元。2019年1月9日、2月12日杨昆向被上诉人两次携带的天天鲜菜篮子的pos机分别刷卡支付19422元、12015元，从而证明被上诉人2018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总计明细清单刻意隐瞒超市回款金额，被上诉人可能得到双倍的货款。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上诉人还提交了贺兰黄河商场连锁超市出具的证明以及上诉人代理人与该超市老板的电话录音，均可以证明2015年至2016年期间上诉人只负责向超市送货。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26944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626944元货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占用资金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2与孙某1系姑表兄弟。孙某2系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2主张其与孙某1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此，孙某2向法庭提交了《销货凭证（台账）》14本及孙某2与孙某1的通话录音予以佐证。其中，14本《销货凭证（台账）》格式一致，大部分“购货单位”处手写“云云”，内容是手写记载拉取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及付款情况；每本《销货凭证（台账）》的尾页背面均有孙某1书写的拉货期间、“欠”金额及“孙建云”签名。该14本《销货凭证（台账）》显示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拉走货物金额合计为1315933.40元，孙某1支付现金合计为144004元。本案原审一审期间，孙某1认可其别名为孙建云，云云系其小名，上述14本《销货凭证（台账）》中记载的货物其已全部拉走，其支付现金该14本《销货凭证（台账）》均有记载，但称“欠”字不是其书写，并称是孙某2让其将货物送往辖区内超市及小商铺，其按件每月提成，超市的货款由超市直接支付给孙某2，个别小商铺的货款由其代收，代收后再交给孙某2。孙某2称因大型超市不针对个人购货，所以成立了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由该公司与大型超市签订合同，但属于孙某1的区域均由孙某1供货，大型超市直接转款给孙某2，孙某2再给孙某1抵顶货款，孙某1从中赚取差价，小商铺由孙某1自己送货、收款，收款后再给孙某2一部分货款，上述14本《销货凭证（台账）》上的部分“欠”字由其书写，但是在与孙某1对账后，当面书写的。孙某2与孙某1的通话录音中孙某1多次认可欠孙某2货款，并说：弄清楚欠多少，哪怕今年给不了慢慢地给，但不可能烂下那么多。孙某1认为该通话录音不完整，是剪辑过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孙某1陈述：2014年年底至2016年8月期间，孙某1一直给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送货，因为孙某1与孙某2系亲戚关系，所以没有说报酬，也一直没有结算；有一些小超市支付现金，孙某1用其中部分吃饭、加油，剩下的货款孙某1在第二天早上拉货时全部给了孙某2。孙某1并就其送货过程陈述如下：每天早上孙某2给孙某1打电话或者孙某1主动去库房拉货，孙某1按库房确定的数量及地点进行送货，到超市后，孙某1先开好单据给超市收货员，超市收货员核对后，在电脑上出具对账单，第二天拉货时，孙某1将单据交给孙某2。孙某1向法庭提交了《销货凭证（台账）》（购货单位分别为“瑞和海亮店”、“瑞和东方佳园店”、“瑞和亚龙湾店”、“瑞和永泰地下店”、“瑞和锦绣中恒店”、“美佳惠店”）和《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购货单位为“阳光百盛超市”），该《销货凭证（台账）》及《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显示向上述各超市销售货物金额累计为十多万元。该《销货凭证（台账）》绝大部分加盖有“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印章、《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加盖有“阳光百盛超市收货专用章”。孙某2对加盖有“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印章的《销货凭证（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显示的各种货物的单价均在孙某1从孙某2处提货单价的基础上进行了加价，且由孙某1持有，可以证实实际供货人是孙某1；对其他《销货凭证（台账）》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的证据三性不认可，认为没有原、被告签字，且部分入库单没有任何单位及个人签字。孙某1称这些单据就应是送货员拿的，结算联交给了孙某2。庭审中，孙某2认可已付款中包括孙某1直接支付的现金144004元及超市转账支付的640543.80元（百联超市2016年8月24日前转款195063元，瑞合超市2016年8月24日前转款325540元，其余为陈列费、点货费及厂家直接返利）。孙某1向法庭提交（2019）宁银国安证字第2246号公证书一份（附：《工作记录》等）、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用户交易明细列表一张、POS签购单两张，其中《工作记录》中记载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杨昆的陈述：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与晋名汇公司签订的《买卖购销合同》，孙某1只负责送货，送货期间大概是从2015年5月左右起到2016年8月止，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与孙某2结算，将货款付给孙某2，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与晋名汇公司之间的款项全部付清了；最后一笔是2019年2月12日，孙某2拿了个天天鲜菜篮子的pos机，杨昆给孙某2刷卡付了12015元，2019年1月9日又刷了19422元，之前还用网银给孙某2转过款。《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用户交易明细列表》显示：2018年11月19日账号×××向孙某2账号×××支付10149元。两张POS签购单显示：2019年1月9日和2019年2月12日卡号622759**********分别刷卡消费19422元和12015元。孙某1据以上证据证明2018年11月19日、2019年1月9日和2019年2月12日杨昆分别支付孙某2货款10149元、19422元和12015元，所以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与各超市，且上述三笔付款均发生在原一审起诉后，孙某2刻意隐瞒回款情况。孙某2对上述公证书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公证书不能证实所公证的内容真实，该公证书中杨昆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经过当庭问询及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用户交易明细列表及POS签购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只有2019年1月9日和2019年2月12日的19422元和12015元两笔转款属于孙某1送货的货款；2018年11月19日的转款10149元系孙某2向暖泉阳光百盛超市供货的货款，与孙某1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孙某2与孙某1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为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某1欠付孙某2货款的具体数额是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孙某2主张其与孙某1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孙某2向法庭提交的14本《销货凭证（台账）》尾页背面均有孙某1书写内容，根据该内容可以认定孙某1与孙某2按月对当月取货金额扣减现金支付金额后的下剩款项进行核算，核算后再由孙某1签字确认；虽然该14本《销货凭证（台账）》尾页背面载明的金额前的“欠”字不是孙某1书写，但通过计算可知该金额就是当月取货金额扣减现金支付金额后的下剩款项金额；另外，在孙某2与孙某1的通话录音中，孙某1并未否认欠付孙某2款项，仅是对其送货超市给孙某2的回款数额有怀疑；且孙某2对以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与大型超市签订合同、大型超市回款给孙某2均作出了合理解释。而孙某1辩称其系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的送货员，其向法庭提交的《销货凭证（台账）》、《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及公证书并不足以证实这一事实，且孙某1在原一审期间和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关于其报酬陈述不一。故本院确认孙某2与孙某1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一的分析可知，孙某1从孙某2处拉走货物后以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供应给辖区内超市及小商铺，并从中赚取利润。孙某1对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其从孙某2处拉取价值1315933.40元的货物予以认可，并称其已将货物全部送往辖区内超市及小商铺了。孙某1现金已支付孙某2144004元，孙某2认可超市已回款金额为671980.80元（640543.80元+19422元+12015元）。现孙某1向法庭提交的《销货凭证（台账）》和《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显示其向瑞和海亮等店销售货物金额累计仅为十多万元，而孙某1就拉走货物后的送货去向负有举证责任，因孙某1并未就此举证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某1主张2018年11月19日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杨昆转账支付孙某2的10149元也系孙某1送货的回款，因杨昆陈述该10149元系孙某1送货的回款，孙某2虽称该10149元系其给贺兰县阳光百盛超市供货的回款，但并未就此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该10149元系孙某1送货的回款。综上，孙某1已支付孙某2货款826133.80元（144004元+671980.80元+10149元），孙某1还需支付489799.60元（1315933.40元-826133.80）。孙某1未及时支付货款，应当支付占有资金利息，孙某2主张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本院以489799.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一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年基准利率4.75%支持自2018年7月2日（即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26388.79元（489799.60元×4.75%÷365天×414天）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孙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孙某2货款489799.60元，利息26388.79元，并支付以489799.6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0元，由原告孙某2负担2203元，被告孙某1负担7867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14本《销货凭证（台账）》尾页背面均有上诉人书写内容，根据该内容可以认定本案双方按月对当月取货金额扣减现金支付金额后的下剩款项进行核算，核算后再由上诉人签字确认。虽然该14本《销货凭证（台账）》尾页背面载明的金额前的“欠”字不是上诉人书写，但通过计算可知该金额就是当月取货金额扣减现金支付金额后的下剩款项金额。另，上诉人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并未否认欠付被上诉人款项，且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以宁夏晋名汇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与大型超市签订合同、大型超市回款给被上诉人均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上诉人提交的《销货凭证（台账）》、《阳光百盛验收入库单》及公证书并不能推翻前述《销货凭证（台账）》中记录的事实。又因上诉人在原一审期间和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关于其报酬陈述不一，一审判决确认本案双方之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隐瞒了已回款数额，但一审判决已将上诉人主张的三笔款项均计入上诉人已付被上诉人货款金额中，对于上诉人的欠付款项也依据“孙某1对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其从孙某2处拉取价值1315933.40元认可”的事实计算得出，且上诉人对其拉走的货物去向负有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未举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自认的回款金额认定事实亦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67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程 审判员  王 刚 审判员  赵来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红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