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补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补建因与被上诉人贾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补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刚，被上诉人贾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唐忠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补建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贾勇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和保全申请费由贾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之间系赠与法律关系，并非双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认定有误。（一）从《协议书》文字表述看，《协议书》显然系赠与合同，“补偿”一词，仅是在赠与关系基础上对给付行为的变通用词，不能改变协议的性质。《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使用的是赠送的表述。首先，合同的解释顺序应从文义解释入手，若文义解释仅出现一种结果，则不再用其他解释原则。其次，《协议书》中使用“补偿”的意义与给付、交付、支付等表达交付行为的词语并无二致，行为的核心仍然是无偿基础上的赠与。最后，与贾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并非补建，补建没有义务针对贾勇离职一事给予任何补偿，其给付行为只能解释为赠与。（二）从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看，一审判决认定的贾勇所负有的义务与补建的赠与义务不构成对待给付。《协议书》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并非双务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及该条的释义，在赠与法律关系中也存在合同双方均负有义务的情形，不能仅仅以双方均负有义务即认定构成双务合同关系，而是应当判断双方所负的义务，是否具有对价关系。具体到本案，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贾勇负有辞去相关职务、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等义务与补建的赠与义务不构成对待给付。第一，协议中的鉴于条款是约定赠送事宜的原因和背景，而非协议项下的义务。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除与贾勇的劳动关系。即使单方解除，贾勇能够获得的补偿至多为几十万，远不足以构成2000余万元现金和200万股股票的对价。第二，贾勇并未举证证明其因竞业限制义务产生了损失，其因五年竞业限制产生的劳动力闲置的损失按年薪45万元计算最多为225万元，远远低于协议项下赠与标的价值，不构成对待给付，且贾勇履行保密义务属于法定义务，补建也无需作出额外的补偿。其次，一审判决以《协议书》约定了违约责任为由认为系双务合同，不能成立。协议第六条并非对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对赠与合同中法定撤销权的进一步约定；即使将其视为违约责任的约定，因违约责任适用于全部类型的合同，也不能得出《协议书》系双务合同的结论。（三）从《协议书》的签订及部分履行背景来看，补建绝无与贾勇订立双务合同的意思表示。贾勇对速递易业务管理严重失职且不断向补建施加压力，是补建同意向贾勇赠送现金和股票的真实原因，补建签订《协议书》并非出于自愿，补建履行部分协议也不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二、案涉赠与标的200万股股票尚未完成权利转移，补建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一审判决认定贾勇有权要求补建支付股票对应的款项及资金占用费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协议书》并非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亦未经过公证，在股票权利转移前，补建享有任意撤销权。其次，案涉股票为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时应当先由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进行合规性确认，然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案涉股票既未经过合规确认，亦未办理过户登记，所有权尚未转移。 三、即使《协议书》系双务合同，补建也仅负有以补建认为的恰当方式向贾勇交付股票的义务。（一）《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恰当方式”是为补建履约方便而设，补建享有选择权。补建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持股存在质押等限售情形，无法做到随时将股票换成现金。在双方明确知悉的情况下，真实意思表示不可能是贾勇享有随时向补建主张案涉股票经济利益的权利。（二）一审判决采用的股票价格计算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且有违公平原则。首先，无论是通过集合竞价系统抛售股票，还是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出售股票，能否卖出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盘后定价的大宗交易以当日收盘价或当日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撮合；协议大宗交易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但该价格应在股票当日的涨跌幅限制内进行确定，与贾勇提出的以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四日收盘价的平均值作为出售价格并不一致，贾勇主张的价格计算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目前，案涉股票价格在5元上下的区间范围内，相较贾勇提出的价格8.77元已大幅下跌，如按照贾勇单方提出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价格标准计算股票价值，会导致补建不仅损失了案涉股票对应的财产价值，还需额外承担巨额的股价差价，远超补建签订《协议书》时的预期，对补建极不公平、合理。最后，如出售案涉股票，事实上还会产生高额的税费、手续费等交易费用，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考虑，其采纳的股票价值计算方式不具备基本的可操作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补建的上诉请求。 贾勇答辩称：一、《协议书》的法律性质为无名有偿双务合同，而非赠与合同，补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一）从《协议书》文字表述、权利义务约定、补建的态度及履行行为可以确定《协议书》为双务合同。1.从《协议书》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属双务有偿合同而非赠与合同。其一，《协议书》在鉴于条款就表明系“补偿的问题达成一致”。鉴于条款已确定协议缔结的根本目的为补偿；同时《协议书》第五条明确案涉股票为代持，这些表述可以确定《协议书》为双务有偿合同。虽然《协议书》中出现了“赠送”一词，该词的真实意思应理解为支付或交付，才符合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其二、退一步讲，即使对《协议书》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综合《协议书》系交叉式履约约定、补建为贾勇创设特定义务系基于实现自身商业目的的需要，而高管尤其是创始人被实际控制人要求离职应该得到补偿的资本市场惯例等因素，《协议书》毫无疑问应当被认定为双务合同，明确区别于无偿、单务的赠与合同。其三，从整个《协议书》行文来看，不仅清楚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约定了违约责任及诉讼管辖法院，这与赠与方与被赠与方之间通常签署的赠与合同的特点明显不符。2.《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履行顺序，可以确定为双务有偿合同。《协议书》的鉴于条款说明了签署背景及目的为补偿，既约定了贾勇承担长达五年竞业限制义务、保密义务、不评论义务，也约定了补建支付现金及股票的义务，互为前提，相互交叉，互相制约，与赠与合同特点不符。3.从补建的履行态度及行为可以清楚判断《协议书》为双务合同。《协议书》签署后，补建支付了2072万元现金及10万元案涉股票红利，并多次通过微信和短信表态愿意履行债务，只是希望延期并将股票债务转化为货币债务。（二）由于贾勇为三泰集团公司创始人及高管，补建无权单方免除贾勇职务，且通过三泰集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无法达到使贾勇彻底离开三泰集团公司、禁足快递柜行业的商业目的，故双方才签署《协议书》以实现其商业目的。贾勇的身份并非普通劳动者，而系三泰集团公司创始人，为公司的上市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协议书》的签订及约定内容符合资本市场惯例，补建的行为本质上是过河拆桥的失信行为。（三）贾勇承担了长达五年的竞业限制义务、保密义务、不评论义务，因此丧失了工作和投资机会，给贾勇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补建却获得全面充分的利益保障，补建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支付义务。 二、补建怠于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补建的行为构成违约。1.《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补建应于2016年12月31日以恰当的方式将案涉股票过户给贾勇。至履约截止日，补建并未履行。补建在2017年1月1日收到贾勇要求立即出售代持股票的指令后仍未履约。补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2.《协议书》第五条括号中详细载明：“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委托甲方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甲方所代持的这部分股票……”，该表述的主语为乙方，说明选择权在于贾勇，补建接到出售股票指令后应当执行。3.补建既未过户股票，也未按指令出售股票交付现金，直接导致贾勇缔约目的未能实现，贾勇的损失即为对应时间节点的股票价值，补建应当全额赔偿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4.由于补建持有的三泰集团公司的股票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客观上已无继续履行《协议书》所约定的过户义务。（二）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赔偿贾勇的经济损失，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三泰集团公司的股票收盘价格的平均值为标准，计算贾勇的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依据《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贾勇有权要求补建出售案涉股票支付现金。从协议签订之日至补建所持股票解除限售之日，案涉股票一直处于下跌状态。贾勇主张按照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收盘价的平均价计付损失，而非按照履行期间（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计付损失，实际已放弃了部分权利。2.补建可以采取大宗交易的方式出售案涉股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3.6.2条的规定，大宗交易包括协议大宗交易和盘后定价大宗交易两种方式，如果选择盘后定价大宗交易，则包括证券当日收盘价和证券当日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两种价格类型，因此贾勇选择收盘价作为计价标准具有法律依据。即便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区区300万股仅占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三泰集团公司股票实际成交量的2.59%，不足以对股票价格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贾勇要求补建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由于补建并未出售过案涉股票，也未实际垫付应由贾勇承担的税款及手续费，因此赔偿金额不应扣除税款及手续费。1.补建未按照约定履行支付案涉股票销售款或转让案涉股票的合同义务，并未实际缴税，无权主张税款抵扣。2.由于并未发生实际交易行为，并未发生手续费；即使发生了手续费，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关于“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的一方负担”的规定，也应由补建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贾勇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补建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418.08万元（利息以2631万元为基数，按照8%年息标准，暂自2017年1月10日计算至2019年1月10日；2019年1月10日后的利息以此标准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由补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6年5月24日，贾勇与补建签署《协议书》，主要就补建辞职后的补偿问题达成约定：1.基于贾勇多年的工作，在贾勇遵守该协议的前提下，补建赠送贾勇2072万元现金及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2.补建先行支付500万元现金后，贾勇在6个工作日内主动辞去三泰集团公司总经理和董事职务，以及三泰集团公司下属公司全部职务；3.在贾勇辞去全部职务两个工作日内，补建支付剩余现金1572万元；4.由于补建所持三泰集团公司全部股票均因质押等处于限售状态，补建承诺最迟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以恰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补建所代持的这部分股票后将现金在两个工作日内交付贾勇）将200万股股票转至贾勇名下；5.贾勇承诺保守其知悉的补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方的一切非公开信息，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且自协议签订起五年内，不在与速递易业务相同或相似或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机构或实体任职，不投资或参与经营速递易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贾勇若违反该承诺，应向补建全额退还现金及股票。 2016年6月2日，贾勇向三泰集团公司递交辞职报告，载明贾勇于2016年6月2日辞去三泰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相关委员会的职务及三泰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负责人等全部职务。2016年6月3日，三泰集团公司董事会对外发出《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确认前述贾勇辞职事项。 补建分别于2016年5月25日、6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贾勇支付500万元和1572万元，共计支付2027万元。 2016年7月11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主要载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三泰集团公司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2016年7月19日，贾勇与补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贾勇请求补建按照前述权益分派方案，支付200万股对应的10万元分红。随后补建于2016年7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贾勇支付10万元。 2016年12月15日至23日期间，贾勇与补建就补偿股票事宜以短信方式多次沟通，12月23日补建向贾勇发送短信载明“第一，双方协商同意延期至3月31日；第二，自1月1日起，原300万元三泰集团公司股票转为货币债务，债务总额按12月31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计算，税及大宗交易实际8折。第三，全款在3月30日前付清，且不因任何原因（如停牌）拒绝支付。第四，自1月1日起，债务余额按年化8%计息至债务清偿完毕。” 2017年1月1日，贾勇向补建送达《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委托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其为贾勇代持的3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并最迟于2017年1月10日向贾勇指定账户支付股票出售款项。同时表明如补建未按要求出售股票，则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三泰集团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分别为8.79元、8.91元、8.78元、8.60元，四个交易日的收盘平均价格为8.77元。 2016年10月14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告》，主要载明截至该公告出具之日，补建持有三泰集团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473598股；2017年1月17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主要载明截至该公告出具之日，补建持有三泰集团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384387股。 贾勇分别于2017年3月3日、2017年7月3日向补建送达律师函，要求补建按照协议约定和委托出售通知的要求，以8.77元的每股价格，支付300万股的对价即2631万元。 补建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5月22日向贾勇送达《撤销赠与通知书》，主张案涉协议为赠与合同，补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撤销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的赠与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贾勇的诉请理由及补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1.案涉协议书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是否为赠与合同；2.如补建对案涉协议不享有任意撤销权，贾勇是否有权要求其支付所诉请款项。 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贾勇主张双方主要以贾勇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职务为对价，补建对其履行相应补偿义务，从而达成双务有偿合同。而补建主张双方建立赠与合同关系，由补建将现金和部分三泰集团公司股票赠与贾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关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的典型特征在于无偿性及单务性，对此，一审法院从协议书文字表述、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判断。首先，从协议书文字表述来看，协议书鉴于条款明确表明了签署背景系基于贾勇为三泰集团公司工作多年，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速递易业务发展作出了大量工作，且在贾勇拟辞去全部相关职务的情况下，双方“就贾勇离职后补偿等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签署协议书的目的在于解决贾勇兑现离职承诺后的补偿问题。虽在协议第一条表述为补建愿意“赠送”相应现金和股票，但综合协议书整体文字表述特别是鉴于条款，与赠与的无偿性还是有明显区别。其次，从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角度考察，贾勇承担的主要义务为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以及对于补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非公开信息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在贾勇承担上述义务的情况下，有权获取补建向其提供的现金及股票，且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即贾勇违反保密义务或竞业限制义务则需全额返还现金及股票，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双务性特征。第三，从实际履行情况看，补建已经履行完毕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而根据查明事实，补建一方面已经按照权益分派方案向贾勇支付200万股对应的10万元分红，另一方面在双方就后续转让股票事项沟通过程中，补建只提出将300万股转为货币债务并要求延期支付的主张，从未以赠与合同关系的任意撤销权为由主张撤销后续赠与行为，仅在贾勇起诉后，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出具《撤销赠与通知书》，因此从补建的客观履行行为亦能推定其主观并无赠与意思表示。综上三个方面，一审法院对补建关于案涉《协议书》为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补建是否应向贾勇支付诉请款项的问题。根据上文论述，本案并非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补建并不能基于赠与合同关系享有任意撤销权。根据查明事实，贾勇已经按约履行了辞职义务，且并无证据证明贾勇违背保密、竞业限制等其他义务，故补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剩余的股票转让义务。而对于贾勇主张支付股票的对价，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协议中明确约定交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后交付现金，即贾勇要求补建支付股票对应现金具有合同依据；其次，在约定的交付期间即2016年12月31日前，三泰集团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实施权益分派包括每10股转增5股，即补建应当补偿的200万股转增为300万股，补建亦在2016年12月23日向贾勇发送的短信中确认该股票数量，即贾勇主张的300万股具有事实依据；最后，关于股票价格，从2016年6月2日贾勇辞职起至2016年12月31日交付股票的最后期限止，补建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选择过户股票或者出售股票后交付现金，且在此期间补建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客观上亦具备支付条件，因此补建未按约交付股票或出售股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贾勇于2017年1月1日发函要求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股票，并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已经向补建给予出售股票的合理期限，且股票价格系通过公开市场连续交易日的平均价格计算，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综上，一审法院对贾勇主张应付款项予以支持，补建应支付的款项为2631万元（300万股*8.77元/股）。 至于资金占用利息，补建未支付款项客观上造成了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当予以支付。贾勇在《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中要求补建于2017年1月10日前予以付清，故以此日期为利息起算时间。而补建虽在短信中表示以年利率8%的标准计息，但同时附随其他条件，贾勇并未就此予以同意，故不能以此认定补建对该利率的自认。故利率标准应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另据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报价利率，故自此之后的贷款利息基本标准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报价利率为准。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补建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631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631万本金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贾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254元，由贾勇负担23520元，补建负担17073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补建负担。 二审期间，补建向本院提交一份三泰集团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拟证明截止2020年4月16日，补建持有超过3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的股票既未被冻结也未被质押，股票可以交付。 贾勇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由人民法院核实。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的质证意见：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查询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达到补建的证明目的将综合判断。 贾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补建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2016年5月24日，贾勇与补建签署《协议书》，主要就补建辞职后的补偿问题达成约定”的表述有误，同时认为一审法院未采信其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四、证据六至证据八是错误的。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对补建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将《协议书》中载明的鉴于部分与签订协议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表述，虽未对《协议书》的表述进行原文引述，但并未改变协议相关内容的意思表示，表述并无不当，补建提出的该异议不能成立。 二审另查明： 甲方补建与乙方贾勇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鉴于”部分载明：“1.乙方为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控股）工作多年，并为三泰控股及其速递易业务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2.三泰控股董事会及甲方就三泰控股及速递易业务未来发展方向与乙方存在一定差异，乙方已不再对速递易业务承担管理职责，并拟辞去三泰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全部职务”。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和答辩理由，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1.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是双务有偿合同关系还是赠与合同关系；2.若补建与贾勇之间系赠与法律关系，补建是否享有任意撤销权；若不是赠与法律关系，补建是否应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是双务有偿合同关系还是赠与合同关系的问题。 关于《协议书》是否属于赠与合同性质，应重点分析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单务性、无偿性，以及贾勇所负义务与补建的给付是否构成对价关系。 首先，要确定协议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仅依据协议中个别词句表达进行认定，应当结合《协议书》的签订背景、目的、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一是《协议书》在“鉴于”部分对协议签订的背景作了明确表述，“鉴于”部分虽不是合同的具体条款，但是系双方对载明事实的共同确认。“鉴于”部分表明：补建对贾勇的补偿行为，是建立在贾勇承诺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全部职务，并承担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基础上的。该补偿行为与无偿的赠与表示有明显区别。二是《协议书》第二、三、四条约定，补建先付一部分款项后贾勇再履行辞职手续，待贾勇履行完辞职手续后，补建再支付剩余款项和股权。从协议条款的设置来看，双方约定履约的先后顺序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协议能够顺利执行，双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保障。三是从协议履行过程来看，贾勇在与补建的多次沟通中均强调自己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要求补建也要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补建对贾勇的要求并未予以否认，也实际按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贾勇在获得相应补偿的前提下辞职并承担相关义务，补建对贾勇进行相应补偿，并以协议的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安排，确保协议的履行，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 其次，根据《协议书》约定，贾勇承担辞去三泰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职务，保守秘密以及签订协议之日起5年内的竞业限制义务。补建支付被上诉人现金2072万元及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作为对应的补偿。上述协议内容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安排，且约定了违约责任，符合双务性特征，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有明显区别。 再次，补建主张贾勇虽然负有相关义务，但与补建支付的现金和股票相比不能形成对价关系，贾勇所负义务仅为赠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协议安排，贾勇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并承担保密义务以及长达5年的竞业限制义务，其所丧失的不仅是从原公司获取的年薪，还包括其未来从事相关行业的从业机会。对补建而言，其获取的利益不仅因贾勇离职后使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更加统一，还包括三泰集团公司及速递易业务少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协议书》的签订，本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作出的商业判断，其内容不仅局限于金钱利益，还包括未来商业竞争的问题，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一审中，补建依据贾勇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年薪来计算其损失，并据此认为贾勇所附义务与补建的给付之间不具有对价关系，该主张并不客观。正如补建一方所言，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本可以单方解除与贾勇建立的劳动关系，但补建最终采取对贾勇进行经济补偿的方式让贾勇主动辞职也反过来说明仅从公司单方解除贾勇的职务并不能达到平稳过渡管理层、让贾勇禁足快递柜行业等商业目的，协议的签订恰恰是补建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作出的理性商业判断，协议系双务、有偿合同。补建认为贾勇虽然负有相关义务，但与补建支付的现金和股票相比不能形成对价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贾勇一审中提交的部分证据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未予采纳，本院认为并无不当。 因此，双方当事人所签《协议书》的性质应当认定为双务、有偿合同，而非赠与合同。 二、若补建与贾勇之间系赠与法律关系，补建是否享有任意撤销权；若不是赠与法律关系，补建是否应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如前所述，补建与贾勇之间签订《协议书》并非赠与法律关系，补建并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其在一审过程中向贾勇发出的《撤销赠与通知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贾勇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辞职义务，且无证据表明其违反保密、竞业限制义务，补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根据协议约定，补建应当“最迟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以恰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补建所代持的这部分股票后将现金在两个工作日内交付贾勇）”。即使采取过户股票或是出售股票支付现金系补建的选择权，补建亦未按约在2016年12月31日前履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补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补建未按照协议约定过户股票或出售股票支付现金，贾勇要求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前出售代持股票，若补建未按要求出售代持股票，则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本院认为，贾勇已给予补建出售股票的合理期间，且出售的股票数量占该期间股票全部交易量的比例较小，具有可行性，一审法院以该期间股票收盘价格的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具有合理性。因股票价格的计算系确定贾勇因补建的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参考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补建支付贾勇2631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是对赔偿损失金额的酌情确定，因此并不需要考虑是否扣除股票变现所产生的税费、手续费等，一审法院判决补建支付贾勇2631万元及相应利息正确，补建主张应当扣除税费、手续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补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254元，由补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长玉 审判员  段 玲 审判员  许 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于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