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833号原告：朱湖昌，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广东商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中坚巷首层**。信用代码914401017837853689。法定代表人：熊颖，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翠玲，女，198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荔城镇新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795175J。法定代表人：姚桂桐，系公司经理。被告：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荔城街新桥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7555576160。法定代表人：姚佳桐，系公司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文，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湖昌诉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市运公司）、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湖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被告红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翠玲、被告市运公司和被告荔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文、张国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湖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红海公司支付朱湖昌在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9978.34元；二、红海公司支付朱湖昌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8950元；三、红海公司按照朱湖昌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工作年限支付朱湖昌经济补偿金27320元；四、被告市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事实和理由：朱湖昌因与三被告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增劳人仲案(2019)520号]裁决书，特向贵院起诉。裁决书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朱湖昌于2013年8月1日入职市运公司处，工作岗位一直为市运公司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的司机，有市运公司收取的保证金为证，保证金收据开具日期分别为2014年5月22日和2014年10月16日，即在红海公司与朱湖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之前和之后，市运公司都有收取朱湖昌的保证金。自2014年6月1日起，非朱湖昌的原因，在市运公司的安排下劳动合同用工主体变更为红海公司，2014年6月1日，红海公司与朱湖昌签订第一次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合同约定派遣至市运公司处工作。2015年6月1日，红海公司与朱湖昌签订第二次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合同中约定派遣至市运公司处工作。2017年6月1日，红海公司与朱湖昌签订第三次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合同中约定派遣至荔通公司处工作。荔通公司与市运公司为关联企业，但是朱湖昌从未在荔通公司工作过。自2014年6月1日起，在市运公司的安排下朱湖昌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变更为红海公司，在此之前市运公司未与朱湖昌解除过劳动关系，也并未对朱湖昌进行过经济补偿和安置，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变更前后，朱湖昌的工作岗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直为市运公司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的司机。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的变更并非朱湖昌的原因导致，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发生变更，朱湖昌的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自2017年3月16日起，因为市运公司怀疑朱湖昌贪污票款，多次将朱湖昌停职进行调查，但是朱湖昌根本不存在贪污票款，市运公司也一直无法出具调查结论，而是无故多次将朱湖昌停班和停止发放工资，除了停班的时间，朱湖昌一直是在市运公司处上班，驾驶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朱湖昌从未在荔通公司工作过。红海公司与荔通公司所主张的朱湖昌旷工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朱湖昌一直是在市运公司处上班，朱湖昌从未在荔通公司上班和驾驶过相关线路，旷工更加无从说起，至于会议记录是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故意误导朱湖昌，所记录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合。除了停班的时间，恢复上班的时间朱湖昌一直都是驾驶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停班的时间也是回到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即市运公司处打卡签到。市运公司一直拒绝为朱湖昌恢复工作，期间朱湖昌多次要求恢复上班，但是遭拒绝。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时间，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仅仅发放了工资11981.66元，多个月份未足额发放工资或者未发放工资。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无故停止朱湖昌的工作在先，也一直未足额支付朱湖昌的工资，红海公司所主张朱湖昌旷工的工作岗位朱湖昌根本就没有在该工作岗位工作过，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也从未正式对朱湖昌的工作岗位进行调动，朱湖昌也是一直回到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即市运公司处打卡签到，各方都没有异议，对于朱湖昌的考勤和工资发放情况红海公司、市运公司、荔通公司一直拒绝提供，无法证明朱湖昌实际上在哪个用工单位上班和由哪一个单位计发工资。红海公司与荔通公司以在荔通公司的工作岗位旷工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不可能成立，因为朱湖昌的工作岗位仍然是在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即市运公司处。朱湖昌的累计工作年限已经超过20年，每年应该享有年休假15天，但是公司从未安排过年休假。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劳动报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该条明确了概念为“工资报酬”。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年休假工资应属于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朱湖昌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主张，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退一步说，即使适用仲裁时效，年休假可以跨年度安排，仲裁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该在该跨年度期满后起算。此外，两被告分别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和用工主体，期间用工主体的变更也非朱湖昌的原因导致，对于拖欠的工资、未休年休假报酬、经济补偿金等应该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红海公司辩称：朱湖昌于2017年3月16日至2017年4月19日（双方劳动关系第一次解除）、2017年7月8日至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双方劳动关系第二次解除）期间均未提供任何劳动，红海公司已支付朱湖昌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无需支付朱湖昌未提供劳动期间任何工资报酬。（一）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4月19日，朱湖昌被派遣至市运公司处从事司机工作。2017年4月19日，因朱湖昌旷工，严重违反红海公司公司规章制度，红海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朱湖昌于2014年6月1日入职红海公司，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1550元，并被派遣到市运公司处工作。2017年3月16日起，朱湖昌无故缺勤旷工，经红海公司与市运公司多次催促仍未返岗。2017年4月19日，红海公司以朱湖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朱湖昌劳动合同，并于当月进行社保减员。朱湖昌2017年3月仅出勤至16日，红海公司已支付工资2732.06元。朱湖昌2017年4月份并未提供劳动，红海公司无需支付其2017年4月份劳动报酬。（二）朱湖昌于2017年6月1日重新入职红海公司并于同日被派遣到荔通公司处从事司机工作。2017年7月8日，因朱湖昌认为工资太低，不愿意继续从事当前线路工作，无故旷工至2017年9月13日，期间朱湖昌未提供任何劳动。2017年9月13日红海公司与朱湖昌沟通旷工事宜，并安排其9月14日返回上班。朱湖昌于2017年9月14日起上班并工作至2017年11月7日。2017年11月8日起，朱湖昌再次无故旷工，2017年11月13日，红海公司向朱湖昌发出《催上班通知》，要求其于2017年11月16日前返回公司上班并说明旷工原因，朱湖昌一直未予理会也并未返回公司上班。2017年12月12日，朱湖昌告知红海公司因其个人原因不适宜再上班。2018年1月12日，红海公司、荔通公司与朱湖昌面谈，朱湖昌说其个人不适宜上班的意思是“愿意上班就适宜，不愿意上班就不适宜”，该理由是明显不能成立的；当日红海公司再次催促朱湖昌返岗上班，并通知朱湖昌在2018年1月15日10:30前到公司报到上班，朱湖昌已经获悉该通知并在会议记录中签名，但一直未返回工作。2018年2月27日，红海公司再次催告朱湖昌上班，并通知其在2018年3月2日前返岗工作，朱湖昌于2018年3月1日签收该邮件，但一直未返岗上班。因朱湖昌前述的严重旷工行为，经红海公司多次催促其上班均不予理会且态度恶劣，2018年3月13日，红海公司作出解除朱湖昌劳动合同的通知，并于同日邮寄，朱湖昌于2018年3月15日签收该邮件，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13日解除。朱湖昌于2017年11月8日起无故旷工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并未提供任何劳动。红海公司已支付朱湖昌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朱湖昌主张其无故旷工未提供劳动期间也需要为其发放工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红海公司无需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朱湖昌未休年休假工资。朱湖昌主张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2018年3月13日起解除劳动关系，朱湖昌主张2018年3月13日之后的年休假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13日，朱湖昌旷工达到8个月以上。红海公司认为朱湖昌无故旷工行为性质恶劣，如对待这样的员工仍需要支付未休年休假报酬，不符合社会价值导向，也并非《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立法原意。因此红海公司认为无需支付其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13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且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也已超过仲裁时效。对朱湖昌的旷工催告函的送达情况，红海公司已提供经中国邮政收件盖邮戳的版本，收件地址、联系方式、收件人均与后续可查询成功送达的联系地址、联系方式、收件人一致。因朱湖昌2019年4月才申请劳动仲裁，中国邮政无法查询超过6个月的送达情况。经红海公司多次向中国邮政查询相关送达证据，中国邮政在劳动仲裁裁决作出后提供了相应邮件的签收页面，已在本案作为证据提交。朱湖昌虽主张没有收到相关邮件，但并未给出合理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未收到的邮件收件地址直至朱湖昌申请本次劳动仲裁时仍作为其本人地址注明在仲裁申请书中。红海公司发出的EMS中国邮政已收件并派送，朱湖昌主张没有收到邮件与事实不符。而且，客观上属于红海公司无法进一步举证的事项，恳请贵院能依职权向中国邮政调查核实有关是否妥投情况。三、红海公司无需支付朱湖昌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根据答辩意见第一点，朱湖昌因旷工严重违反红海公司规章制度，红海公司解除与朱湖昌的劳动关系合法合理，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市运公司辩称：关于朱湖昌主张与运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我方不予确认。（2018）粤0118民初2494号民事判决依据驳回朱湖昌确认与我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其余意见与红海公司书面答辩状一致。荔通公司辩称：与运输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朱湖昌作为申请人，以红海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市运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荔通公司为第三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一、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9978.34元；二、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8950元；三、第一被申请人按照朱湖昌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27320元；四、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019年10月18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52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资19874.83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5176.29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裁决后，因朱湖昌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朱湖昌在2014年6月1日入职红海公司，双方签订了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在职期间，红海公司没有安排朱湖昌休年休假。朱湖昌在职期间的工资由红海公司发放。本案当事人就朱湖昌是否存在旷工行为存在争议。朱湖昌主张因市运公司怀疑其私自收取票款为由停职，停职时间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起，其在市运公司上班，后公司又要求停职配合调查，停职时间直至2018年农历春节前。朱湖昌主张未能上班是因为配合市运公司的停职要求，其并未旷工，故红海公司应支付停职期间拖欠的工资。为此，朱湖昌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1、《劳动合同》2份，用于证明朱湖昌与红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中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载有：“乙方（职工）：朱湖昌……通讯地址：增城区派潭镇东洞村朱屋社一巷9号，联系电话：135××******……九、通知和送达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文书、资料等，均可以当面交付或以本合同所列明的通讯地址履行送达义务。乙方如果迁址或变更电话，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2、《保证金收据》；3、《退伍军人登记表》、《证明》，证明朱湖昌的累积工作年限超过20年，《证明》中载明朱湖昌于1985年10月入伍，1989年2月退伍;4、《银行流水》，证明朱湖昌的工资发放情况；5、《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运行图位》，证明朱湖昌的上班的事实；6、仲裁裁决书、仲裁文书送达证明。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红海公司除对证据2、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红海公司主张证据3，朱湖昌提交的劳动合同有缺失，缺失的为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市运公司认为其已经返还证据2的保证金，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红海公司一致。荔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市运公司一致。红海公司答辩主张提供以下主要证据：1、《外派员工手册》、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和确认函手续，证明《外派员工手册》规定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7天者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并且朱湖昌入职时已经签收该制度；2、《催上班的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及EMS邮单，证明在朱湖昌旷工后，红海公司多次催促其返岗，其中朱湖昌于3月28日签收了2017年3月27日的EMS邮单；3、《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7年4月19日）及EMS邮单、社保缴费明细，证明红海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朱湖昌的劳动合同；4、入职表、劳动合同书、个人声明、安全责任书、培训签到表、计划生育责任书，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6月1日重新入职红海公司处并被派遣至荔通公司处工作；5、《会议纪要》（2017年9月13日），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7月8日开始旷工的事情及理由；6、《催上班通知书》（2017年11月13日）及EMS邮单；7、会议记录（2018年1月12日），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11月8日旷工后，在2017年12月12日申请病假休息一个月；8、《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1月17日）及EMS邮单；9、《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2月27日）及EMS邮单，《催上班通知书》记载红海公司江翠玲、荔通公司姚玉彩、姚淑娟告知朱湖昌应于2018年2月23日到荔通公司上班，但是朱湖昌至今仍未到公司上班，行为属于旷工，再次通知朱湖昌于2018年3月2日来红海公司上班并说明情况，否则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处理。朱湖昌于2018年3月1日签收该EMS邮单;10、《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8年3月13日）及EMS邮单，证明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朱湖昌确认证据1中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上“朱湖昌”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没有看过《外派员工手册》，亦未进行签字；对证据2、证据3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7年4月19日）及EMS邮单、证据6、证据8、证据10，均主张没有收到上述函件，而且红海公司没有提交邮寄及签收情况，无法证明朱湖昌收到该函件；对于证据3的社保缴费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主张除员工登记表不是其填写外，该组证据中“朱湖昌”的签名予以确认；对证据5、证据7中“朱湖昌”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记录的内容与实际沟通的内容不一致；对证据9，确认其已经签收该快递。市运公司和荔通公司对红海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在庭审中，朱湖昌和红海公司均确认双方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通讯地址都是“增城区派潭镇东洞村朱屋社一巷9号”。庭审中，朱湖昌确认红海公司提交的EMS邮单中电话是其所有的，但载明的地址是家乡地址，其不在该地址实际居住。本院认为：朱湖昌与红海公司连续签订了2014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朱湖昌的行为是否属于旷工。本院认为，一、红海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2017年9月13日）记载了申请人因线路工资低，想上全日制班，而从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13日不上班的事实，并有朱湖昌的签名，本院予以采信。二、红海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2018年1月12日）记载朱湖昌因身体及个人原因向荔通公司申请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不在从化线工作的事实，并有朱湖昌的签名，本院予以采信。三、朱湖昌主张没有上班的原因是配合公司的停职调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结合两次《会议纪要》中，其陈述不上班的理由分别是“工资低”、“愿意上班（身体状况）就适宜，不愿意上班（身体状况）就不适”，与其在庭审陈述不符，据此，对于朱湖昌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四、红海公司提交的《催上班的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和《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2月27日），均有朱湖昌签收的EMS邮单为证，本院予以釆信，朱湖昌主张没有收到《催上班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及EMS函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五、对于没有提交送达情况的《催上班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本院作如下认定：根据《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如果迁址或变更电话，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红海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向朱湖昌寄送上述文书，因朱湖昌未及时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变更通讯地址，导致文书未能被朱湖昌实际接收，上述文书应视为送达。退一步说，朱湖昌签收了红海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2018年2月27日寄送的邮单，未签收的邮单中联系地址、电话与已签收的邮单载明的信息一致，综上本院采信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1月17日催朱湖昌上班以及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2018年3月13日已向朱湖昌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朱湖昌自认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5月31日没有在市运公司处上班，红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了朱湖昌在上述期间没有到被派遣单位处上班，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27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通知朱湖昌正常上班，并认为朱湖昌的行为构成旷工。由此可知，朱湖昌自2017年3月17日长期不到被派遣公司上班，且经红海公司通知仍不上班，本院认定朱湖昌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的行为构成旷工。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红海公司无需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朱湖昌自认2018年1月后就没有在被派遣单位处打卡上班，红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了朱湖昌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因个人原因没有到被派遣单位处上班，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17日、2018年2月27日通知朱湖昌正常上班，并认为朱湖昌的行为构成旷工。由此可知，朱湖昌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以个人原因为由长期不去被派遣公司上班，且经红海公司通知仍不上班，本院认定朱湖昌在上述期间的行为构成旷工。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于2018年3月13日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红海公司无需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关于工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朱湖昌起诉主张红海公司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鉴于本院在上文中已认定双方争议的朱湖昌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属于旷工，在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旷工，在2018年3月14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上述期间，红海公司无须支付朱湖昌工资，故朱湖昌起诉主张红海公司支付上述期间拖欠的工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朱湖昌2017年6月、10月的工资标准，本院推算出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3722.51元【计算公式：（3272.57元+4172.45元）/2】。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朱湖昌主张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积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根据《劳动部工资局复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工龄计算问题》【（63）中劳薪便字第260号】第二条的规定，复员退伍军人，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又到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时，其军龄应与参加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之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一段时间不得计算工龄。根据红海公司提交并经朱湖昌确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可知，自2008年5月起市运公司为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经核算朱湖昌工龄是13年零4个月，年休假为十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前款规定的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朱湖昌于2018年3月30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广州市运输公司和本案市运公司支付其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因朱湖昌主张2017年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院折算出朱湖昌2017年、2018年应休年休假为7天（计算公式：286天/365天*10天），因此红海公司应当支付朱湖昌未休年休假工资2396.1元（3722.51元/21.75天*7天*200%）。关于连带支付的问题。本院认定朱湖昌与红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朱湖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海公司与市运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其要求市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劳动部工资局复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工龄计算问题》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朱湖昌未休年休假工资2396.1元；二、驳回原告朱湖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庄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