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602民初3276号 原告：崔滨，男，197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邴希武，山东法之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永红，山东法之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滨州市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六路**会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693127441U。 法定代表人：李庆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树猛，山东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永建，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龙，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洪伟，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崔滨与被告滨州市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公司）、第三人刘永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第三人刘永建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因疫情原因，本案于2020年1月13日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邴希武、付永红，被告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树猛，第三人刘永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龙、董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北海城市花园合同中关于10-1-302、10-1-802、11-2-301、11-2-302、11-3-301、11-3-302、11-3-501共计七套房产的买卖关系；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七套房产的购房款7749141.02元及利息1544016.35元（利息以7749141.02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4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6232938.9元（以实际评估结果为准）；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倍购房款7749141.02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北海城市花园11-3-202房屋及附属13号车库、11-3-502附属12号车库并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不动产登记证；6.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双方就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自愿用自己开发的房产抵顶借款一事达成协议。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向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2959389元，被告自愿以其开发的位于交汇处的北海城市花园的部分房产抵顶上述借款及利息。2018年4月，原告得知被告私自将抵顶的房屋中的七套房产出卖给了他人，另有两套房产及车库未交付。被告恶意违约在先，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 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其关于交付11-3-502附属12号车库并办理不动产权证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诉讼过程中，被告已向原告交付11-3-502附属12号车库。 被告中盛房产辩称，1.本案原告为职业放贷人，多次出借、利息超高违法，借贷行为无效，违法利息更不应被支持。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本案原告没有放贷资格，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高息从事放贷行为，是职业放贷人，该行为无效。2.本案案由错误，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民间借贷”。（1）双方并未建立房屋买卖关系，并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是借贷关系，仅是由中盛公司出售选定房源的出售款作为专项还款资金还款的关系。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内容：名称、房屋状况、销售方式、价款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时间……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必备内容。故原被告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本没有订立，并未建立房屋买卖关系。（2）原告显然不是要买房子，只是为了还款有保障，选取这些房源出售，将售房款用来还债。简言之，原告并不是购买房子，而是要的中盛公司卖房子的钱。（3）“协议书”有篡改、数据为后加且不真实、不合法，形成过程不合法，甲乙方人员重复，有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公司及其它股东利益之嫌，应属无效。协议书形成过程：当时，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双重身份）及其他股东、原告就还款事项在被告处开始磋商，谈的是进行核对结算后才能得出剩余欠款数额，但当时李庆国（双重身份）及原告作为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就把欲达成的甲方等部分空着、乙方处被告签字盖章的两份协议书即空合同拿走了，说回去后盖章签字后送回，然而并未送回。故庭审时被告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协议书。协议书数额处是空着的，请求法庭对该数额进行严格审查，对基于借款的实际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予以严格审查。协议书第二页第十三条原约定是仲裁裁决，乙方私自修改为“滨城区人民法院”。协议中，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在甲乙方均签字，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 退一步讲，即使被告因疏忽轻信，造成了协议书的虚假形成，该份协议书也是无效的。该协议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就该协议书，不具备交房条件没有实践性；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没有履行完毕。并且该协议，并不能体现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只是债务履行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且涉案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即使还有欠款，原告只有债权请求权。并且以物抵债协议作为协议的一种，只是履行债务的一种方式，其本质仍属于债的范畴。关于借贷关系，原告是职业放贷人，该放贷行为无效，违法高息更不受法律保护。 3.民间借贷案件，出借人身份、出借能力、出借款来源、实际借款本金数额、利率是关键，虚假诉讼、借借贷之名抽公司之财应严查。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依原告所述“以房抵债”，那么“债”的形成、交付、本息数额、已偿还数额、应偿还数额、是否还存在等则都是关键。真实情况是早已还清。本案明显为显失公平的虚假诉讼，实际借款本息数额是关键。诉状中所述本息借款数额52959389元，是错误的，原告实际借出数额本金为1300万元，且证明责任在原告。借款时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不应支持利息，即使从其起诉日起按照最高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也非常少。本案，原告以“以房抵债”协议书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严重侵害了弱势方债务人的利益。2013年以来，最高院先后下发了《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查“以房抵债”等虚假诉讼案件的意见》，严厉打击房地产领域虚假诉讼行为，原告恶意虚假诉讼的行为应受到制裁。原告崔滨出借给中盛公司数额仅为1300万元，相较而言，李庆国却与公司有大量资金往来。本案原告想借崔滨身份规避李庆国（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滨亲舅舅）不合适的身份、规避低利息的股东决议来达到获取违法高息，从公司抽取资产的违法目的。 4.案件疑点重重。协议中的“52959389元”是如何来的，本金多少、利率多少，如何计算得出的。李庆国的身份及行为：原告崔滨的亲舅舅、被告中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协议中甲、乙方均签字、大量大额资金往来的账户所有人；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借款数额、利息、协议等所有证据材料的盲目认可。大额出借款的来源，原告是否有能力出借大额资金。 5.原告所谓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支付一倍购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倍返还购房款的适用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本案，原被告根本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适用一倍赔偿的规定。被告请求法庭查明“借款的真实情况”，进而查明以所谓“以房抵债”协议来规避身份、股东会决议的不法行为的真实情况，避免职业放贷人扰乱经济市场秩序，避免虚假诉讼，公平公正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永建述称，1.关于本案发生的前提。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刘永建要求核对公司账目，股东李庆国和刘永建对公司外欠款的数额及利息进行对账引发的。根据公司股东李庆国和刘永建于2017年3月19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记载内容，公司外债一律按照月息1.5%的利率清偿利息，年复利计算利息，即年息为18%，对于超过100万元的利息，已经支付的超过月息1.5%的部分要予以重新清算，并对高于前述利率的已付利息予以收回。基于此，李庆国才让崔滨起诉被告，是为了串通获得超过前述利率的利息及通过虚增债务的方式获得非法利益，进行的虚假诉讼。 2.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案由。抛开本案虚假性和资金是否为李庆国合法所有不谈，单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而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诉讼，表面为以物抵账性质的协议，本身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其是以被告公司房产为李庆国的借款提供的担保，而该种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如果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况且，本案中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原告应该是李庆国，并非崔滨。涉案协议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协议书签订的目的正如上述，是基于借款的事实以房产作为借款担保。该协议书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虽然协议书表面为抵账协议，但是，所抵账目中的债权数额是虚构的。该52959389元的数额是依据房源的价值倒推出来填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借款不能偿还时，针对该房产的全部价值为未偿还的借款提供担保，相信原告自己也提供不出向被告出借5200余万元借款的事实证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正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为民间借贷，案由亦为民间借贷。 3.关于本案资金归属问题。本案资金系李庆国所有，崔滨本身不具备获得5000万余元资金的能力。据刘永建陈述，崔滨家庭条件一般，不是富二代，没有家族企业，崔滨担任经理的企业和担任股东的企业本身就是李庆国的控股公司，是李庆国安排崔滨从事的工作，即崔滨只是打工者，不是企业主。相关企业财务账目中没有记载崔滨获得数千万元资金的盈利项目。试问一下，崔滨哪来的能力取得数千万元的资金。况且，崔滨也提供不出来其获得数千万元资金的完税凭证和如何获得的证据材料。因此，不能够单从崔滨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的身份来推定崔滨赚取了数千万元的资金。根据民间借贷法律规定，资金的来源问题是法庭必须审查的事实，相信通过调取崔滨和李庆国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资金流水能够看出，涉案资金不是崔滨所有的事实。所以，刘永建坚决要求核实，涉案资金是否为崔滨所有，崔滨是否有能力取得涉案资金等涉及资金来源的事实，防止虚假诉讼的发生，这对查清本案的事实也是有帮助的。目前看，可以认定，涉案资金不是崔滨所有。 另外，崔滨和被告之间没有直接交易，这是值得怀疑的地方。涉案资金这么大，一个正常人是应当让借款人为自己出具借款协议等借据的，出借人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一般将资金直接支付给借款人账户的，即便是委托他人支付借款，也会将借款直接支付给借款人账户，这是常识性问题。纵观本案，涉案资金有多笔，借款合同却寥寥无几，巨额资金如此儿戏对待，这极不正常。因此，刘永建不认可被告和崔滨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是有理有据的。 对于滨州市万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化工公司）等案外单位和个人的银行流水真实性第三人有异议，请法庭核实。但是从流水中记载的资金交易对方和过程能够看出，该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流水记载的交易用途有的是李庆国向崔滨的借款，有的是还款，流水都不是和被告发生的交易。然而，这些流水中均记载了相关资金的用途，这说明，相关资金支出方，尤其是公司，在支付资金时财务制度完善，财务账目健全，通过核实相关主体的财务账目，就能够看出该资金是支付给谁、是什么性质。所以，要求崔滨提供相关公司的财务账目，来核实崔滨陈述的是其指令其他公司向被告付款的情况，相信相关公司从公户支出的资金在财务账目中是记载了交易合同证据和相关财务凭证的。况且，有关的公司出具证明时还声称是向被告公司出借款项，那财务账目中就更会记载完整、明确，崔滨不提供，就说明了他的虚假诉讼事实。同样的道理，对于有关公司声称的是崔滨的资金的情况，也应当有证据证实崔滨是怎样赚的相关资金，其纳税记录在哪里。总之，涉案资金不是崔滨的，崔滨没有能力获得数千万元的资金。 4.关于本案虚假性。原告存在和被告法定代表人串通的行为。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将被告公司的地址书写为李庆国家庭住址不正确，电话书写成李庆国和李庆国儿子李天宇电话不正确。这导致了李庆国收取法院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后放置于自己手中，致使被告无法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第三人如此认为的原因是，涉案协议书中存在涂改现象，该涂改现象并非签订协议书时形成。协议书有两份，均是李庆国拿走的。刘永建当时复印留存一份，刘永建留存的一份协议书中甲方处是空白的、乙方处记载人员只有李庆国和刘永建且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记载的乙方处人员签名不一致、以及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管辖内容是提交滨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协议书第一页甲方处和第二页落款处记载的甲方均是空白的、协议书后面附的房源明细中李庆国未签字，前述特征都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不一致。这也印证了刘永建提出的，涉案协议书是为李庆国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印证刘永建怀疑本案系不真实诉讼的合理性。正因为前述种种不正常因素，才导致了应由滨州仲裁委员会管辖的案件为法院受理。李庆国的行为也致使了被告不能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实现李庆国和原告的非法目的。原告起诉也违背了李庆国系涉案协议书甲方的事实。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律师参加，只有原告和李庆国来参加诉讼，李庆国又全部承认涉案诉讼请求，那本案就会形成错案，就会达到虚假诉讼的非法目的。这样做是非常可怕的，是让刘永建无形的背负了数千万元的债务，这是不对的。并且，事实上，李庆国看到被告律师代理人后，非常震惊，后来又极力阻止律师参加诉讼，这是不合理、不正常的。这也说明李庆国不愿意律师参加诉讼，意图全盘承认崔滨连流水都没有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是很明显的虚假诉讼行为。对于其他虚假性，如上述，包括资金来源于李庆国及李庆国的关联公司、本案原告不是崔滨、相关的资金是李庆国和被告之间发生的交易等事实均被歪曲，李庆国还私自为崔滨出具材料，来认可没有任何银行流水的所谓交易。这不是法定代表人该干的事情，也是严重侵犯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虚假诉讼非常明显。 5.关于本案资金利率问题。依据上述陈述，本案资金应当按照月息1.5%计算，并且还应当从资金发生交易时计算，将高于前述利率的资金折抵本金或者归还被告公司，也应剔除不属于李庆国的资金数额，将属于被告的资金归还公司。 6.关于本案犯罪事实问题。李庆国将被告资金通过关联公司抽走，再通过其他关联公司又将被告的资金出借给被告，这也是虚假诉讼，也是和其关联公司及人员串通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行为。对此，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6民初289号案件卷宗材料体现的非常明显。李庆国利用公司资产为其实际控制并担任股东、另一股东是其儿子李天宇、其女儿李珊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滨州润德置业有限公司偿还了借款本金700余万元及按照年利率6.4%计算的利息，至今未归还公司，该行为属于职务侵占行为。该事实由公司财务账目中的债务处理性质的协议书和财务付款凭证为证。李庆国利用公司对外借款却没有将借款用于公司运营，而是将借款用于个人使用。后由于没有偿还借款被债权人通过法院扣划近1000万元，该事实由（2016）鲁1602民初4783号案件判决书及证据材料为证，并且该案件也属于虚假诉讼。因为，名义上是公司借款，实际上是李庆国操控公司虚假诉讼，将个人债务变为公司债务，致使公司遭受巨大损失，侵害刘永建的利益。 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查清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深究违法行为，坚决要求法庭将案件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协议书、借款明细表一宗、会计账目一宗、借还款明细表一份、银行业务流水、银行业务凭证、收款通知单、付款通知单、收款收据、股东会决议、中盛公司分类账目一宗、被告中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一宗，及依当事人申请本院调取的中盛公司账户银行流水，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中盛公司由张志强、张泽营设立。2011年5月29日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志强、李庆国，李庆国持股比例为55%。2011年8月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国营、李庆国，李庆国持股比例为55%，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在章程修正案资料上签字。2016年3月16日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庆国、刘永建，李庆国持股比例为55%，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在章程修正案资料上签字。 2011年12月至2013年，被告中盛公司与李庆国之间发生多笔资金往来。 2011年12月2日、12月3日、12月5日，李庆国分多次向被告中盛公司账户转账1700万元、580万元、87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3150万元，其中1570万元系由滨州市万科化工有限公司账户转入李庆国账户；200万元系由刘洪玉账户转入李庆国账户；1080万元由李伟伟账户转入李庆国账户；300万元由山东德克曼装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山东德克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账户转入李庆国账户。 上述3150万元，与案外人李伟伟分别于2011年12月3日、12月5日转入中盛公司安燕青账户的100万元、120万元，共计3370万元，被告中盛公司均于收款当日以合计金额开具收款收据，交款单位记载为李庆国。 2012年12月25日，由李伟伟账户转账至中盛公司账户100万元，未开具收据。 被告中盛公司通过向李伟伟账户转款的方式于2011年12月7日、12月8日、12月12日，2012年2月20日、12月19日、12月20日、12月21日，2013年1月5日分别还款200万元、20万元、2722950元、4096560元、400万元、1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其中前三笔借款均开具收据，收据由李伟伟签字，收据及付款通知单均由李庆国、张志强签字确认。 另，被告中盛公司提交的财务记账分类账显示，上述资金往来发生于被告中盛公司与李庆国之间。 2014年1月16日、1月17日、10月8日、10月16日，崔滨通过其账户或其妻子王敏敏账户向安燕青转账9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共计1300万元。以上款项，中盛公司均开具收款，记载交款单位为崔滨。李庆国、张志强均在收款收据上签字确认。 2015年2月12日，被告中盛公司通过安燕青账户向王敏敏账户转账还款500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崔滨，乙方滨州市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庆国、李明、刘永建，双方就乙方向甲方借款，乙方用自己开发所有的房产抵顶借款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因开发房产需要资金，乙方向甲方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2959389元。2.乙方自愿将自己开发的位于交汇处的北海城市花园中的部分房产抵顶给甲方，用于抵顶本协议第一条中载明的借款及利息（具体每套房屋价款详见附件）。该房产每套面积……6.在协议生效后，甲方对本协议所列房产转让给第三人时，乙方必须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合同内容中载明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完全与自己出让给其他人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第三人到有关机关办理网签及相关手续。7.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得将本协议所列房屋再设定抵押或出让，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8.协议生效后，甲方将本协议第一条中所列借款截图交付给乙方。9.协议生效后，如乙方违反协议中任何一条，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日按总价款的5%计算。11.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立即生效。13.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此处原为由滨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后被告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同意将管辖方式变更为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并签字确认）。合同抬头处甲方为崔滨，乙方中盛公司处手写李庆国、李明、刘永建。合同落款处，甲方崔滨签字，乙方加盖被告公章、法定代表人李庆国签字，监事李明在经办人处签字确认，李永建亦在李明后签字。 上述协议后附房产明细表三份，共计涉及房屋44套、车库33个、车位2个，明细表均由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庆国签字，被告监事李明签字并注明“以上房源已确定”字样。 第三人刘永建向法庭提交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与上述协议书不一致处有：合同抬头及落款处甲方均空白；抬头处乙方中盛公司后手写字仅记载有李庆国、刘永建；第十三条约定管辖内容提交滨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李庆国仅在乙方落款处签字；房源明细中李庆国未签字。第三人称李庆国让其签字并将原件拿走时，协议书的内容即为这样。 后，协议书所附明细中的房产大部分已经出售、房款交付原告，或由被告直接交付原告。编号10-1-302、10-1-802、11-2-301、11-2-302、11-3-301、11-3-302、11-3-501共计七套房产，由被告另行出售，房款未交付原告。诉讼过程中，被告向原告交付了11-3-502附属12号车库。涉案编号11-3-202房屋及附属13号车库，被告未向原告交付。 关于借款利率，原告自认2012年至2013年4月按月利率4%计算，2013年5月开始按月利率3%计算。2012年至2013年6月半年计复息一次。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每月计复息一次。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每三个月计复息一次。按上述计息方式，截止2015年4月30日，原告共计息59830855.07元，扣除还息1500万元，欠息44830855.07元，本息合计87830855.07元。此金额与李庆国、刘永建、李明签署的借还款表中本息合计金额一致。 2017年3月19日，被告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所有原借款（100万元以上的）利率全部调整为月息1.5%，年复利计算，已付超出部分由公司收回。100万元以下（包含100万元）已付的不再计算，未付的按照月息1.5%，年复利计算。此开发项目……，股东签字后生效。刘永建、李庆国、张志强均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从表面看，系因民间借贷而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但协议部分内容不能履行而发生的解除、退还、损失赔偿等事宜。但是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陈述，可以看出，各方当事人对以房抵债的基础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争议，所以本案的审理首先要回归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审查。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如出借主体、欠款金额等，各方当事人均各执一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均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第一，出借主体，证据不足。原告主张其为涉案447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被告主张，2011年12月由李庆国、李伟伟账户转入中盛公司的3370万元及2012年12月25日由李伟伟账户转入中盛公司的100万元，共计3470万元出借人系李庆国，剩余13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系崔滨；第三人刘永建主张，涉案借款出借人均系李庆国。 原告提交了银行流水、借款合同及案外人证明，欲证实上述款项由崔滨任法定代表人的万科石化公司或其指定他人将资金转入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账户，李庆国将款项转入了中盛公司账户。被告提交了银行流水、收款收据及还款流水、收款收据、公司分类账账目，欲证实借款中3470万元实际出借人系李庆国。第三人要求法院调取李庆国与崔滨银行流水及微信聊天记录等，以证实涉案借款均系李庆国出借。因第三人未提交初步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可能性，其要求调取的证据材料亦涉及个人隐私，本院未予准许。 首先，原被告对2014年发生的1300万元借款无争议。双方存在争议的是2011年发生的3370万元借款及2012年12月发生的100万元借款，共计3470万元借款。 原告提交的证据，首先，从上述资金走向来看，与原告本人无关。被告及第三人对其资金出借能力提出质疑，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上述资金具有出借能力。其次，原告虽提交了案外人关于资金来源的证明，但证人均未到法庭接收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债权凭证是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借贷合意的外在表现，是借贷法律关系基础。原告依据其与张志强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2900万元的借款关系，且主张该两份合同系对前期崔滨与中盛公司债权债务的汇总。被告及第三人对该事实不予认可；该两份合同没有系对前期债权债务汇总的意思表示，而合同签订后，崔滨并未依合同约定向被告出借资金。原告崔滨主张其系争议的347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但对如此大额的借款不能提交任何债权凭证，不合常理。 关于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其中收款收据虽系其单方制作，但该宗证据系来源于被告历年财务账目，被告中盛公司亦向法庭提交了所有涉案收据的原始载体，从形式上来看，涉案收款收据在被告财务账目中与前后凭证具有连贯性，且与款项来源具有一致性。被告中盛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应系借款合意的客观表现。庭审过程中，被告中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庆国对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等证据不予认可。李庆国作为被告中盛公司控股股东，至庭审时才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出借主体身份提出异议，并提交了相关证据。结合被告的抗辩意见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已达到使出借主体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原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以证实其具有出借能力，与被告中盛公司达成借贷合意并实际出借资金。综上，原告主张其系争议的347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证据不足。 第二，欠款金额，证据不足。以物抵债协议，其实质为代物清偿，债权人受理他种给付而使合同消灭的法律行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协议双方欲抵顶的债权债务，系出借主体不明的3470万元借款及中盛公司与崔滨之间1300万元借款。诉讼中，原告未能对其作为1300万元债权额的债权人，享有涉案总计4770万元债权额的债权利益作出合理解释，其是否享有该协议全部权益存疑。且假如其中3470万元借款出借人系李庆国。李庆国于2017年3月19日签署了股东会决议，根据决议内容，该债权的计息方式发生变化。第三人亦陈述，如依据股东会决议进行重新计算，涉案借款已全部清偿。原告对是否欠款的证明亦证据不足。 第三，3470万元借款的计息方式有违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涉嫌侵害公司利益及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崔滨作为借款人证据不足。但假如该借款的出借人系李庆国，其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系被告中盛公司的控股股东。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向公司出借资金并收取固定高额利息，其行为视同固定分红。在未证实公司经营状况的前提下，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性。如公司存在其他债权人，股东债权的受偿应劣后于其他债权人。上述分析，亦作为本案裁决结果的综合考量因素之一。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崔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647.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72647.04元，由原告崔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青 人民陪审员  郝真真 人民陪审员  于小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宋传媛 书记员  任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