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655号原告：王晗，男，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塘沽区。原告：郭丽红，女，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塘沽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国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存利，男，199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德群，北京同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月，北京同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钟京，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郭丽红、王晗与被告高存利、第三人钟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晗与郭丽红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国森、被告高存利委托代理人邢德群、第三人钟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郭丽红、王晗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存利、第三人钟京返还原告欠款33500元及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4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郭丽红、王晗夫妻二人在2017年4月17日与高存利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330万元，合同约定月利息为2%，实际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为1.5%，日息为月利率除以30，郭丽红于2017年4月18日经高存利同意，将利息49500元（按30天给付）转入高存利合作公司钟京的银行账户中。2017年4月24日，郭丽红、王晗夫妻二人将借款本金全数给付了高存利，由于借款不足30天，高存利应将利息返还3.35万元给郭丽红、王晗，高存利收取该3.35万元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是高存利获取的不当得利。高存利答辩称：郭丽红、王晗起诉高存利33500元不当得利一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存利没有收到郭丽红、王晗向其支付的33500元。所以不存在返还之说。第三人钟京答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把钱都给了吕春学。至于吕春学和高存利有无交接我不清楚。我不认为这笔费用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或合同纠纷，若原告觉得费用有问题可以停止后续工作，但是原告当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业务办完了，再来要钱我觉得不合适。原告夫妻作为成年人应对自己签署的文件负责。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4日，郭丽红与王晗作为共同借款人向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外经贸信托公司）借款343万元，并签订《贷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编号：WMFHBJ170323）》《贷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编号：WMFHBJ170322）》及《补充合同（编号WMFHBJ170322）》，约定了借款利息、还款期限至2017年4月26日止。2017年4月17日，郭丽红与王晗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高存利借款33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利息月息2%、还款期限。2017年4月18日，丑安娜向高存利转账325万元，随即高存利通过其本人名下账户向王晗名下账户分三笔转账82万元、243万元，共计325万元。当日，高存利另有5万元款项汇至王晗名下。高存利称，该款项来源为钟京。高存利的银行账户显示，4月18日，丑安娜除上述325万元汇款外，还向高存利名下同一账户汇款5万元。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无法显示钟京向高存利汇款。同日，高存利通过其本人名下账户将5万元转至王晗名下账户，完成330万元出借款项的交付。2017年4月20日，王晗向高存利名下账户汇款243万元。2017年4月24日，王晗向高存利名下账户汇款82万元。庭审中，高存利本人称，其与王晗、郭丽红未约定利息，其亦未委托他人收取利息，其出借给王晗、郭丽红的33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2017年4月18日，钟京通过其本人名下账户向郭丽红汇款5笔，每笔5万元，共计25万元。同日，郭丽红向钟京名下账户汇款2.5万元（备注“公证费”）、49500元（备注“330万元垫资费”）、48600元（备注“243万元的保证金”）、31590元（备注“贷款利息”）、17180元（备注“上扣利息”）。同日，钟京向吕春学汇款两笔51500元、5万元。2017年12月，郭丽红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钟京退还不当得利198280元。事实和理由：郭丽红与钟京任职的深圳泛华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资讯分公司（下称泛华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订立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郭丽红将位于顺义区房产作为抵押，自钟京所任职公司泛华公司处分两次抵押，一抵243万三个月先息后本月利率1．5％，借款日期为2017年4月20日，还款日期2017年7月19日，已还清。二抵100万，五年等额本息月利率1.16％，借款日期为2017年4月24日，还款日期为2022年4月12日。后郭丽红于2017年7月11日将还款凑齐，应钟京指令将一抵、二抵本息共计3512091.41元汇入外经贸信托公司账户。在借款过程中，钟京巧立名目，以公司名义向郭丽红收取各项费用共计198280元，后郭丽红找到钟京所在公司核实，公司未收取上述费用。郭丽红认为钟京另行收取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返还。该案审理中，各方就郭丽红、泛华公司、外经贸信托公司、高存利、钟京之间的关系产生争议，该院认定郭丽红、王晗系通过钟京任职的泛华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借款。各方就钟京的不当得利款项发生争议，郭丽红主张包括：1.郭丽红共归还钟京个人借款29.8万元中超出借款本金部分的3000元；2.2017年7月20日好处费5万元；3.2017年4月18日郭丽红支付给钟京的摘要为“330万垫资费”中超出合同约定部分的3.35万元；4.2017年4月18日郭丽红支付给钟京的摘要为“上扣利息”的17180元；5.2017年4月24日王晗通过钟京的指示转给陈泽敬的13万元，后来钟京还给郭丽红3万元，所以剩余的10万元为不当得利。以上款项共计198280元。该院还认定如下事实：郭丽红于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7月15日之间陆续向钟京个人借款29.5万元，至2017年7月11日，郭丽红将上述29.5万元借款本金归还钟京。就郭丽红还款超出借款本金部分，双方均认可钟京收到郭丽红支付的3000元系超出借款本金部分，该院对此予以认可。就好处费部分，双方均认可该5万元主张系好处费，且已经实际支付，该院予以认可。就支付好处费原因问题，郭丽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院对其主张不予认可。钟京虽然提供王晗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但仅能证明2017年7月20日王晗支付给钟京5万元，并不能证明支付该笔好处费的原因，故该院对钟京的主张不予认可。就“330万元垫资费”部分，双方均认可系郭丽红支付给高存利的借款利息，该院对此予以认可。郭丽红认可其中1.6万元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高存利支付的垫资费，但主张超出《借款合同》部分的3.35万元为不当得利。钟京主张该笔垫资费用系郭丽红通过钟京转给泛华公司（高存利）的，郭丽红对此不予认可。该院认为，郭丽红以“330万元垫资费”为备注一次性向钟京转款4.95万元，应视为认可该4.95万元的用途系330万元的垫资费用，且郭丽红在庭审中认可该4.95万元中的1.6万元系通过钟京向高存利支付的垫资费，故该院认为郭丽红向钟京转款备注为“330万元垫资费”的4.95万元系其通过钟京向高存利支付的垫资费用。就摘要为“上扣利息”部分，钟京主张其已经将该笔费用全额以现金方式交至泛华公司，并提交泛华公司招商银行对账单佐证，该院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钟京已经将“上扣利息”中的15580元转交至泛华公司。就剩余1600元，钟京虽然主张泛华公司出具的收据已经丢失，故该院对钟京的主张不予采信。就王晗转给陈泽敬的13万元部分，郭丽红主张系通过钟京指示转账，但未提供证据佐证，该院对郭丽红的主张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就郭丽红还款超出借款本金部分，钟京主张系双方口头约定的期内利息，但未提交证据佐证，该院对钟京的主张不予认可。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钟京取得该3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就好处费部分，双方均认可这笔5万元的“好处费”已经实际支付，但对于支付该好处费的原因各执一词。无论郭丽红为何向钟京支付好处费，原被告双方均曾就支付好处费一事达成过合意，且该好处费已经实际支付完毕，故钟京取得好处费的行为不属于没有法律根据的收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就“330万元垫资费”部分，该院已经认定该备注为“330万元垫资费”的4.95万元系其通过钟京向高存利支付的垫资费用，故钟京不构成不当得利。就钟京是否将该4.95万元全额转给高存利以及高存利收取该4.95万元垫资费的合法性，郭丽红应当另外提起诉讼解决。就摘要为“上扣利息”的部分，该院已经认定钟京将其中15580元转交给泛华公司，故该15580元部分不构成钟京的不当得利。就剩余1600元部分，钟京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取得该笔款项的合法性，钟京取得该1600元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就王晗转给陈泽敬的13万元部分，王晗和陈泽敬均不是本案当事人，故郭丽红主张钟京返还该笔转款中的10万元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判决：一、被告钟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郭丽红不当得利四千六百元；二、驳回原告郭丽红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庭审中，吕春学称其曾与王晗、郭丽红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署融资顾问协议，签订协议当天高存利也在场。郭丽红称，不认识吕春学，其在办理公证当天仅有高存利、钟京、郭丽红、王晗在场，吕春学不在场。高存利本人称，办理公证当天高存利、钟京、郭丽红、王晗在场，吕春学不在场。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高存利与钟京、吕春学的资金往来流水及陈述意见存在多重疑点。一、高存利所称资金来源，325万元系自有资金、5万元系钟京提供。出借资金当日并无钟京向其汇款，其收到丑安娜分三笔汇入的330万元，与其出借给王晗的数额一致。2017年4月18日当天高存利名下除丑安娜及王晗的汇入、汇出330万元外，无其他资金进出。二、高存利在庭审中称，其与王晗、郭丽红未约定利息，也未收取利息，借款已经清偿，但王晗直接汇至高存利名下的还款数额为325万元。但其在公证处公证的出借款项及实际汇款的数额均为330万元，且约定了月息2%，其出借意图成疑。三、钟京与吕春学称，系通过吕春学联系高存利出借款项，在收取居间费当日，钟京就转给吕春学，所谓的居间费用为49500元，但当日，钟京向吕春学汇款两笔，金额分别为51500元、5万元。四、吕春学称其曾与王晗、郭丽红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署融资顾问协议，签订协议当天高存利也在场。郭丽红称，不认识吕春学，其在办理公证当天仅有高存利、钟京、郭丽红、王晗在场，吕春学不在场。高存利本人称，办理公证当天高存利、钟京、郭丽红、王晗在场，吕春学不在场。综合以上陈述意见和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对高存利与郭丽红、王晗之间33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且未支付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吕春学对其主张的融资顾问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存在重大瑕疵，其与钟京之间的资金往来数额，亦与涉案金额4.95万元差距过大，本院对该融资顾问协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其关联性、合法性存疑，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在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郭丽红向钟京转款备注为“330万元垫资费”的4.95万元系其通过钟京向高存利支付的垫资费用，并明确应另行认定。本案中，高存利明确未约定利息、否认委托他人收取利息，并表示郭丽红、王晗的借款已经清偿。对于4.95万元中的1.6万元，郭丽红、王晗此前曾认可，系欲支付给高存利的利息，在高存利作出上述表示后，其将另行主张。本案中郭丽红、王晗主张钟京返还3.35万元。根据郭丽红及钟京对于涉案4.95万元的表述，双方并未对郭丽红委托钟京向高存利支付垫资费用形成合意。高存利亦未委托任何人收取费用。故钟京收取的该3.3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50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费用后，应当收缴。结合钟京专业从事放贷相关事务的事实，对涉案借款还款应该了解的程度，郭丽红、王晗主张利息的起算点和计算标准，应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在高存利认可借款已清偿，并未收取垫资款的情况下，郭丽红、王晗要求高存利返还3.3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钟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郭丽红、原告王晗3.3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郭丽红、王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钟京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8元，由第三人钟京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银行西直门支行，帐号：×××，收款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并注明案件承办人姓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毅人民陪审员  李晓华人民陪审员  王 宁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宋晓莹书 记 员  郑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