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现住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某，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1，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某，山西省泽州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芦某，山西省泽州人。   以上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山西华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某，晋城市城区人，现住晋城市城区。   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杨某、芦某及原审第三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终54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某申请再审称，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案涉借款主体为再审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杨某、芦某夫妇，三方就借贷意思表示形成合意并以实际行为履行借贷义务。原裁定错误地将第三人张某认定为借款主体，在该事实认定中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1.再审申请人王某基于被申请人杨某有足够的经济偿还能力，才与其达成借款合意。王某订立借款合同（口头）的初衷和目的均明确为出借对象为杨某，即案涉合同相对人为杨某。王某早在2013年前，就经第三人张某与杨某相识。杨某时任泽州县巴公镇渠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且在该村注册设立了专门开展艾司木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名为“晋城市艾司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作为大股东持有该公司97.22%的股权，属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可以说在当地有“权”有“钱”。2013年11月，杨某因银行贷款到期，需过桥资金保贷助贷，需要民间大额资金进行借贷，王某一来基于其个人经济实力及当地社会资源，同为经营企业的生意人，希望帮助其渡过难关，为今后可能存在的合作寻找机会或生意上相互借力。二来由于该借款主要用于过桥，周期短、风险好掌控。于是，王某在2013年11月11日，经多方筹借，按照杨某指定的卡号向其爱人芦某个人银行账户打款1000万元。第二天，又安排朋友梁某2、梁某3筹款，委托该二人再次向芦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此时，王某履行了出借人的出借义务，借款本金为1100万元。2.王某因杨某个人为其在兴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便对其更加信任。基于“欠人情”的心态，未就上述出借的1100万元让杨某出具明确的收款收据或书写借款协议。王某向杨某提供借款后，恰逢其在太原兴业银行办理贷款需提供担保，经询问杨某，其个人愿就其所经营的晋城市艾司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王某提供担保。随即协同王某办理了担保事宜。王某因出借资金与杨某协商，约定了按年息25%收取利息，但杨某却无偿为其提供担保。基于此，王某更加信任杨某，并觉得欠了杨某“人情”，对其后续借款有求必应。3.王某出借资金全部经银行转账完成，完全基于对银行凭证转账记录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相信凭此能够明确其出借资金的流向和借款人及借款金额。所以，并未就案涉出借款签署相应的借款协议及要求杨某开具收款收据。王某出借的1100万元，均经杨某爱人芦某个人账户收款。因该账户为杨某亲自提供，基于其与芦某夫妻关系。根据生活常识，王某有理由相信该款虽经芦某账户，但实际使用者为杨某，芦某对该笔债务系明知和具体经手，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二）案涉第三人张某系银行工作人员，其社会属性及工作职责均为金融中介，所参与的经济活动完全基于其工作性质，其居间人身份不是案涉的合同主体。1.王某并未就出借意思表示与张某达成合意。围绕出借动机、出借目的、获取利益等因素，基于张某个人经济偿还能力及资金周转需求，王某不会四处筹钱、债台高筑将大额资金出借给一个个人全部财产不足偿还该借款的自然人，且未提供任何担保，使自身陷入极大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中。王某缘于张某系晋城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与其相识，张某经常将其客户介绍给王某认识，其中包括杨某。但具体与杨某的个人交往、经济往来并未通过张某，也无需通过张某，完全属于王某与杨某之间的交际关系。张某于案件一、二审陈述其为案涉1100万元借款人，该资金属于其个人向王某借款，借款目的用于其客户吴某资金周转，其所述该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且王某对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未认可。张某在本案中所述经手的资金走向无非是借了甲的钱出借给乙使用，或是乙还了钱，她还了甲……其经济活动完全基于其业务性质形成，体现了其金融中介的属性，其不是款项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也不是款项实际偿还人和债务人，而是居间人。故不是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2.案涉借贷主体订立于王某与杨某、芦某之间，具体出借及还款行为发生在王某与杨某及其家庭成员和关联企业之间，无证据及事实基础证明王某与张某个人存在借贷往来。2013年11月11日、12日王某将借款本金共1100万元转账至芦某账户出借给杨某，后于2014年1月16日，王某以同样的交易方式，再次向芦某转账500万元，向杨某出借500万元。而该500万元，恰好在其累计还款金额范围内，杨某予以承认，而早先的1100万元却予以否认，这即引发本案诉讼。依据杨某还款情况，还款本息合计1010万元，还款人分别为芦某、杨某、杨科科、晋城市艾司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主体，即为杨某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妻子、儿子，还有其利益关联企业，除此之外并无他人。据此可见，全部还款主体均围绕杨某利益关系展开，借款主体实质为杨某。3.张某本来并非本案被告，无需承担相应还款义务。庭审中，其为了确认其为借款主体，就此还主动自认违规操作，利用工作便利条件用他人身份信息擅自开卡用于资金流转。张某不惜冒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来陈述案件“事实”，完全违背了人性“趋利避害”的心态和大众日常生活经验，不具有合理性，存在虚假陈述。张某作为案件第三人，陈述其在银行工作，利用工作便利条件，以芦某名义和身份信息办了尾号为5998的银行卡，并以芦某的名义签字从这个卡里向外支出资金，且芦某对此不知情，该行为完全是其个人行为。对此，依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基于此规定和银行卡使用的生活常识，王某有理由相信该卡使用人为芦某本人，基于其与杨某夫妻关系，王某将出借款转账至该账户无审查和核实实际使用人的义务。张某该陈述不能对抗王某出借该款的本意为转账至芦某个人账户的事实。芦某诉称案涉尾号为5998银行卡的开卡、用卡事宜其完全不知情。该卡其本人既未授权委托张某使用，也未向张某转借供其使用。张某作为银行专业从业人员，盗用客户信息，从中周转资金，已侵害芦某个人合法权益，芦某既未向人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主张权利，也未向有关机关投诉、报案追究张某法律责任，此反常行为不能排除双方恶意串通对王某债权予以赖账的嫌疑。   （三）原案件经发回重审，原一审法院经两次审理，均认定案涉被告为杨某、芦某夫妇，与王某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应承担还款义务，二审法院在事实不清的情形下，裁定驳回王某起诉是错误的。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某作为原告，于2017年3月12日诉至泽州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王某和杨某通过在晋城银行工作的张某相识，杨某和芦某是夫妻关系。2013年，杨某向王某提出借款请求，王某无法推脱，称可从朋友处借到款后再出借给杨某和芦某，但应为其支付利息，杨、芦二人表示同意。2013年11月王某经多方努力筹集到1100万元，经双方协商，杨、芦二人同意按年息25%支付借款利息，双方未对借款期限作出约定，也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2013年11月11日，王某将人民币1000万元汇至芦某账户，2014年1月3日，杨、芦二人偿还王某借款200万元后，再次向王某提出新的借款请求。2014年1月16日，王某再次从朋友处借款500万元并出借给杨、芦二人，借款利息仍然为年利息25%，此后，杨、芦二人多次向王某偿还借款利息及部分本金，但截至2017年3月2日，经结算，杨、芦二人仍然欠王某本金及利息共计1676.81万元。”该判决送达后，双方均上诉至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张某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了进一步调查和认定案件事实，便将本案发回重审。2018年12月28日，经重审一审作出判决，其中“本院查明”部分：“原告王某与第三人张某因业务往来相识，第三人张某系晋城银行工作人员，被告杨某系晋城银行客户，经第三人张某介绍原告与被告杨某相识。二被告杨某和芦某是夫妻关系。2013年，被告杨某、芦某经第三人向原告借款，同年11月11日原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尧都农村商业银行、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分别向被告芦某账户（卡号为：×××）转账48万元、747万元、205万元，共计1000万元；第二天，原告委托案外人梁某2、梁某3通过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分四次向被告芦某同一账户转账100万元；2014年1月16日，原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再次向被告芦某同一转款500万元，借款本金总计1600万元。借款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2014年1月3日，被告向原告还款200万元（经被告芦某的账户汇入原告担任法人的山西天一宫名人会馆有限公司账户）；2014年3月25日，归还原告100万元，2014年7月29日归还原告100万元（经被告杨某的账户汇入原告会计王小丽账户）；2014年8月1日归还原告300万元（经被告杨某的账户汇入原告会计王小丽账户）；2015年2月12日经晋城市艾司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归还原告200万元；2015年6月30日经被告杨某归还原告10万元（汇入李红账户）；2015年12月3日被告杨某之子杨科科账户归还原告100万元（汇入原告妹妹王毛毛账户）；2015年11月10日经第三人张某账户归还原告20万元，还款共计1030万元。”据此，原一审人民法院均认定案涉借贷主体为再审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杨某、芦某，借款本金共计1600万元，利息约定为年息25%。二被申请人应承担约定的还款义务。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终543号民事裁定书；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并承担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全部利息；截止2019年12月4日，欠付本金10731673元，利息11762554元，合计人民币：22494227元（按年息25%计算，自2013年11月12日起计，已扣除期间被申请人杨某、芦某已归还本息部分）；3.诉讼费由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   杨某、芦某答辩称，（一）原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认定充分，法律适用得当，答辩人与申请人之间根本没有借贷事实，申请人虚构事实，是虚假诉讼行为。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从未达成过借贷合意，申请人仅凭转账记录起诉被申请人，因申请人多次诬告，给被申请人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被申请人已经多次申请建议转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以便对有关事实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2.申请人起诉逻辑严重错误，“只要打到你账户就是借给你的”，丝毫不顾是谁让她把钱打入指定账户的，而本案第三人有大量证据，证明申请人明知借款人是吴某，但却虚构事实，虚假陈述，将账户名的所有人认为是借款人。3.申请人起诉答辩人，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可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有效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有过转账行为，而录音却仅仅问道了之前的利息约定，并无法证明借贷关系仍然存在，利息约定多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本案中，申请人却没有任何该方面的证据。该《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第三人已经把事件经过完全讲清楚了，并且提供有必要证据，且案外人吴某的视频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知道该事实，且明知借款人为吴某，还起诉答辩人。   （二）如本案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调查，那么答辩人有以下几点可供查明事实，以证明申请人的虚假诉讼行为。1.申请人对芦某账户转账总计2100万元，但却闭口不提另500万元的事项。2100万元中，仅有500万元是杨某通过第三人张某向申请人借贷予以偿还银行本息的，其余1600万均与杨某无关。而这2100万元中的500万，有吴某向王借款的借款合同，张某代替吴某进行债权转让的转让文书，该文书在郭霞公司破产清算中有所体现，有据可查。2.案外人吴某，及其会计，其承认通过张某借款，并偿还其借贷的款项，而偿还对象韩丽芳、孟丽君，均可以对借贷事实予以佐证。3.申请人证人王小丽陈述在2013年11月11日前与杨有通话记录，那么公安调取通话记录就可以查询，证人完全是虚假陈述。4.证人对于这么大笔的金额，但很多事竟然记不清楚，完全毫无常理，通过记不清掩盖其虚假陈述。5.申请人对于张某的借款不还，曾大闹张单位，造成张某被处分，并提前退出岗位。6.申请人从未向杨某或者芦某主张过权利，甚至仅有的通话录音人称指代都是不清晰的，语言中根本没有要账的意思，这与其主张事实逻辑严重不符。7.张某与申请人的会计王小丽，即申请人证人之间多次微信、短信记录等，都是与张进行商谈，但却从未与杨留下任何短信、微信、通话记录等，这也是完全违法常理和逻辑的。8.张某向杨某借款偿还申请人时，杨某也是依据张某的指示打款，打在了非王某账户。由此可见，仅仅账户转账记录，都可以认定为借贷凭证的话，完全与民诉法及其解释相悖。9.张某在开户、转账、银行预留信息中，都是自己签名、签字、留的电话也是自己的。涉案账户中所有需要当事人签字的地方均是张某的，张某的陈述符合逻辑，可以进行笔迹鉴定。10.申请人与杨某何时认识，关系好到何种地步，1600万元没有借条都可以？其先是承认杨某为其担保后才认识，后又称杨某借钱之前就认识了，那么人都不认识，怎么借的钱呢？综上，申请人的陈述虚假，无逻辑和生活常识。如果公安介入的话，对其他相关人员调查，完全可以清楚明白。就民事案件而言，王小丽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请转入刑事案件调查，惩治恶意虚假诉讼的申请人，同时对证人王小丽作伪证行为追究责任。   张某述称，1.借款大致背景是在2013年11月11日和2014年3月25日，为了归还因吴某向别人的欠款，我分两次向王某借了1100万元和500万元。其中1100万元因吴某不在晋城，我给王某打了借条，当时没有说利息，500万是吴某亲自来晋城写的借款合同，打的条，这些都有证据。而杨某企业借了王某的500万元钱，已经连本带利都还清。2.关于使用芦某卡开卡转账的情况。我不认识芦某，用芦某的卡有两个原因：一是杨某是我行的客户，因为企业经营，难免有贷款，而银行的贷款利率定价均是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及现金流来进行浮动的，不允许有民间借贷行为，所以我和杨某说了一下，他也没多考虑，便让他的儿子拿着芦某的身份证来我行开了卡，当时开卡时我在场，资料均是我亲笔填写，芦某确实不知道这个事，因为是我要用，而且也确实不知道芦某的手机号，所以开卡时留的电话是我的电话号码。这个卡开了后，主要是用于吴某的资金周转。这卡的所有资金操作是由我一人完成的，资金进出杨某和芦某是不知情的。每次转账都是我签字，或者我用U盾操作。3.向王某借款始末。2013年11月，王某跟我说，她手头现在有点钱，看有没有可靠的人可以给她放出去，挣点钱，而且挣的利息她要和我平分。借款之前，我叫吴某一起去太原天一宫见王某，并把吴某的情况介绍给王某，当晚和王某约定了借款事宜，取得了王某的同意。2013年11月11日，王某让她的会计王小丽找我，下午2点左右，我在金辇大酒店一楼用酒店稿纸给王某打了一张1100万元的欠条，同时自己拿手机拍了下来。款项没有打进吴某的账户是因为吴某的账户被银行冻结了，而且这笔钱我是用来归还吴某的欠款的，所以我告诉王某把款打在芦某的卡上。4.借王某1100万元的资金走向。我为吴某借的1100万元，王某以自己的名义分三笔于2013年11月11日汇入芦某账户1000万元，当天我便将该1000万元还给了孟丽君。12日，王某以别人的名义分四笔打进芦某账户100万元，13日我便将该笔款项还给了韩丽芳。孟丽君和韩丽芳均是我的朋友，都可以作证，银行记录可以查到。5.王某和杨某的结识。芦某自始至终都不认识王某。王某和杨某经我介绍认识，双方是2013年底因担保之事才认识，2013年11月11日我借钱1100万元时，压根互相不认识。6.杨某向王某借的500万连本带息早已还清。7.向王素琴借款500万的原因和500万元的走向。吴某向王某借款500万，并打了欠条，该500万元转到芦某账户上。款到账后的当天，我便将这笔款中的300万元还给了金建集团的投资公司（瑞泰小贷公司），这笔款也是我替吴某借的。3月25日王某要用100万元，我便通过网银还给了她。剩余的100万元我均替吴某还了利息。8.我的还款情况。我事实上向王某借了2100万元，2013年11月11日借1100万是为吴某倒款借的，我打了借条。2014年1月16日是杨某让我借的500万，没有借条，但杨某连本带息都已经偿还完毕。2014年3月25日，吴某和王某妹妹直接签的借500万元合同，以上2100万资金均打入了芦某的账户。还款情况如下：2014年1月3日我用芦某账户还了200万；2014年3月25日通过芦某账户还100万；2015年6月30日，我借杨某10万归还王某10万；2015年11月10日，我自己通过自己银行账户，还了王某20万；2015年12月30日，我借了杨某100万，还了王某100万；以上归还现金共计430万元。另，我把沃土房地产的500万债权本金和利息（别人欠我500万元）700万元也转给了王某，她已经收到了债权转让确认书并在上面签了字。以上1600万元，不管是我写的借条还是吴某打的欠条，我个人归还王某现金430万元，资产转让700多万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王某与杨某、芦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本案中，杨某、芦某与王某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王某向杨某、芦某主张返还借款的依据主要是其向芦某账户转款1600万元的汇款凭证以及芦某、杨某、杨科科、晋城市艾司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还款1010万元的偿付凭证等证据。而杨某、芦某抗辩主张其仅向王某借款500万元，且已归还本息600万元，其与王某之间已无借贷关系；2013年11月11日、12日汇入芦某账户的1100万元系张某使用芦某账户向王某所借。杨某、芦某原审中提交了转账凭证、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张某主张案涉借款中的1100万元系其所借。张某原审中提交了银行客户回单、张某与王某及王某的会计王小丽短信记录照片、微信记录照片、张某向王某出具的1100万元借条的照片等证据，以证明案涉芦某账户一直由张某持有并使用，2013年11月11日张某曾向王某出具1100万元借据一支，并约定了借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此时王某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某、芦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王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本院审查过程中，详细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查看了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张某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张某对案涉借款中的1100万元系其所借、借款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借款还款情况等作出了合理说明。二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所做陈述进行综合评判后，认定杨某、芦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故王某主张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晓轩   审判员 张 林   审判员 王怀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闻晋   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