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211民初18832号原告薛斌，男，1976年4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全，山东华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强，山东华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连江路**。组织机构代码：16386454-0。法定代表人：刘成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键，山东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斌与被告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期间原被告多次庭外和解未果，第三次开庭因疫情原因延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成立于1991年5月25日，原名为“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1998年4月2日由职工出资475.2万元，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变更为现有名称，原告以现金方式出资。2000年1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570.48万元。2011年11月23日被黄岛区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至今未清算。因被告否认原告的股东身份，因此诉至法院。请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原告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法庭的问询，原告并没有缴纳相应的股权增资款，也不享有相应股权。被告作为改制企业，股东与职工具有密切联系，职工离职需要清退股份，职工退股其实质为被告回购（受让）股份，将回购的股份再行转让给新入职职工或注销，退股人将入股收据交回被告，回购股份是征得股东同意的。原告提起诉讼是无理纠诉，且事实上已构成虚假诉讼，也与其签署的保证书相矛盾。鉴于以上事实，被告认为原告已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依法追究原告法律责任或移交公安机关。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对下列事实无争议，提供了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及本院（2018）鲁0211民初5716号判决书（以下简称5716号案件）在案为凭，本院予以确认：1991年5月14日，青岛市黄岛区经济计划委员会以青黄经计生字（91）第49号《关于成立“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的批复》，同意农机修理厂与青岛同泰橡胶厂联合组建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是隶属薛家岛镇经委管理的全民集体联营企业；1998年3月10，国营青岛同泰橡胶厂、薛家岛农机修造厂向薛家岛街道办事处申请将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后由职工募股475.4万元作公司注册资本，名称为“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1998年4月2日，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以青黄薛街发【1998】9号文同意了上述申请；1997年12月20日，被告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出了首届董事、监事、总经理。同日召开董事会，决议聘用焦志建为总经理，选举焦志建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1998年2月19日，被告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注册资本475.4万元，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七条记载“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股东出资证明一式两联，一联交股东，一联留公司备案。”；2000年1月23日，被告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增资至570.48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详见转增资本明细表，每位股东均以20%的比例转增资本；2006年1月，被告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焦志建董事长职务，选举刘成进为新任董事长，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限延长至2016年。至此，焦志建自被告成立时历任被告厂长、经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至2006年。2011年11月23日被告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原告于2002年离职被告后未再在被告处工作或行使股东权利等。被告庭审时提交了财务记账付款凭证及附页-收款凭证收据联和记账联，该收款凭证收据联记载，原告于1997年12月31日交付被告“入股款”20000元，原告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被告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章确认。后原告在“退股”时将该收据联交回被告，被告将20000元股金退还原告，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在原告交回的收据联上签有“同意退股”字样，收款凭证记账联记载（红色字体），时间为2002年5月20日，项目“退股金”，金额20000元，原告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被告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章确认。庭审时原告陈述是否出过资、出资多少及变更情况时称，原告在1998年入股现金20000元，后来公司增加股份到36000元，具体增股时间不清楚。从20000元到36000元原告没有缴纳现金或其他折价物。我认为我还是股东，还是36000元的股份。原被告有争议的事实如下原告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1998年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原告出资4万元，2000年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中记载原告转增前3万元，转增后3.6万元。被告认为原告初始没有出资4万元，而是出资20000元，并且已经在原告离开被告时将该20000元股金退还原告，原告已经不是被告的股东。综合上述证据，本案的基本事实为：原告因企业改制以职工身份原始出资20000元取得了被告的股东资格，在相关决议等工商登记资料上作为股东之一签字，在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为被告股东之一。被告虽称原告已经“退股”，但工商登记资料中现仍记载原告为其股东之一。工商登记资料中虽显示1998年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原告出资4万元，2000年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中记载原告转增前3万元，转增后3.6万元。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缴纳了工商登记上记载的出资额。另查明1、本院对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制作了询问笔录，焦志建称，其自被告成立以来至2006年一直为被告的负责人，被告一开始系集体企业，1998年根据形势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政府号召学习淄博经验改制企业，职工自愿入股，一开始有200多人入股，到2000年左右陆续有人“退股”，入股的200多人没有全部在工商登记中登记为股东，被告当时的财务等部门为了方便只记载了49名股东，就是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工商登记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没有入那么多的股金，登记的出资额是为了方便记录，随便写上去的数额，不是每个记载股东的实际出资额，入股的职工交付公司股金后，被告出具股金收据，股金收据上数额和工商登记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出资数额不一致的差额部分是被告出的资，不是个人出资。持有被告收据的就是入股股东和实际交付股金数额，拿不出收据的就不是股东或已经将收据交回被告，被告已经为他们“退股”，被告召开董事会同意离开公司的职工“退股”。“退股”实际上是被告进行了“回购”，只不过是工商登记上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基于彼时银行对企业注册资本数额的要求，被告也做了一个转增资本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转增资本。2、本院审理的魏京伟诉本案被告一案（5716号案件）审理查明中，魏京伟提交被告为魏京伟出具的收款凭证收据联一份等证据，该收据记载，收款项目为“股金”，金额8万元，有魏京伟和本案被告的签字和财务专用章，5716号案件综合证据材料判决确认魏京伟具有被告的股东资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于理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简言之即股权所有人。取得股权者即拥有股东资格，失去股权者即失去股东资格。股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继受取得等情形。一个公司的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一个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公司现实运作中可能存在一个公司注册资本实际构成与该公司注册登记中的公司章程记载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尽管公司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直接证据之一，善意第三人可依其公示效力向记载于章程的股东主张按照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而在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确认中，则应结合其他证据判断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证明力。如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章程关于股东和股份的记载不真实（即反证能够证明本证不真实或动摇本证的真实性），该章程记载则不能作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当事人所主张之基础事实的证据。故在出现出资纠纷时，股东资格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材料为准，应优先根据股东的实质特征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继受或以其他形式获得被告股权，则原告应提交证据证明其出资或认缴出资多少。本案被告公司章程记载本案原告系被告股东，但被告公司章程第七条记载“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股东出资证明一式两联，一联交股东，一联留公司备案。”据此原告应当提交其是否出资以及出资数额的证明（出资收据、股权凭证等）。本案原告称初始交付被告入股金20000元，被告也予以确认，有被告为原告出具的“入股金”收据，据此被告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原告为被告的股东（此时对应的股权应为20000元）之一合乎事实，于法有据。但本案原告在离职“退股”时将该“入股金”收据联交回被告，被告将20000元股金退还原告，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在原告交回的收据联上签有“同意退股”字样，被告并以收款凭证记账联（红色字体，有原告签字）为原告“退股”金冲账，该为经证据证明了的案件事实。即被告已经将原告所称的入股20000元股金退回原告，故原告不应该再是被告的持股20000元股权的股东。至于原告该20000元“退股”退给何人，被告原告法定代表人解释为退给被告公司，即被告出资20000元退给原告，该解释符合我国企业当时的注册资本验资、入股、退股等有不规范现象的历史现实，也为被告财务账簿中记载的退原告20000元收据记账联（有原告签字）所佐证，本院应予尊重该段历史现实。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工商登记材料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原告出资4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3万元以及转增20%的股本的来源和实际交付情况，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原告出资4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3万元前后记载不一致，被告原法定代表人解释为工商登记材料方便记录写上去一个出资数额、实际上没有转增资本符合本案案情，该也为原告陈述的原告在1998年入股现金20000元，后来公司增加股份到36000元，具体增股时间不清楚，从20000元到36000元原告没有缴纳现金或其他折价物所佐证。故可以确认原告对被告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原告出资4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3万元以及转增20%的股本”的“出资”数额系“方便记录写上去一个出资数额”的“挂名出资”，原告实际未出资相应数额。本案原告仅是初始入股20000元的股东（后该20000元原告已经自被告处取回），现在原告已经不是被告持有20000元股权的股东，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如何又出资（或继受取得）36000元，原告要求确认其是被告36000元股权的股东资格现在原告已经不是持有被告20000元股权的股东，也不是持有4万元、3万元或3.6万元股权的股东，原告要求确认其在被告股东资格，本院仅能确认原告系被告的工商登记上挂名股东资格。本案原告的主张为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被告所称的原告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实事求是原则，本院5716号案件的原告魏京伟提交了其持有出资8万元收据等证据材料，该5716号案件在证据材料上与本案综合证据材料差异较大，不存在同案同判的基础，应基于个案的证据材料分别判决。综上所述，衡量本案综合证据材料，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薛斌具有被告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股东资格（挂名）。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先明审判员  熊 敏审判员  赵晓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