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1458号原告：李某1，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原告：李某2，女，195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哲，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某，女，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3，男，199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被告：李某4，女，199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靳某，女，196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某2、李某1与被告曹某、李某3、李某4、第三人靳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2、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哲、陈青青，被告李某3及其与李某4、第三人靳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王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2、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庄**楼****房屋（以下简称201号房屋）、位于北京、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苑**楼****房屋101号房屋）归二原告继承；2、被继承人李某5名下的工商银行存款1612351元由二原告共同继承；3、依法分割曹某名下的银行存款2791796.33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李某2与丈夫李某5于1974年结婚，1974年11月生子李某1。2013年李某5病逝。1999年3月李某2与李某5购得201号房屋。2004年11月，李某2与李某5购得101号房屋。两处房屋均登记在李某5名下。2019年1月初，房产中介带客户到李某2居住的家中看房，李某2遂向大兴区房产登记中心了解情况，才得知靳某、李某3、李某4三人弄虚作假，通过虚假材料恶意将上述房产过户。此外，三人还将李某5名下工商银行1612351元存款恶意侵吞。曹某账户中在李某5去世后有存款共计2791796.33元，应依法分割。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李某3、李某4共同辩称，一、原告并非适格当事人。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之中，包括结婚证、李某5档案资料及两份户籍迁移证，都不能证明二原告为合法的被继承人。二原告若要参与被继承人的财产分配，应当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自己合法的继承人身份。二、原告李某2并非本案的法定继承人。暂无明确证据证明原告李某2与本案被继承人李某5之间的身份关系。原告李某2应当提交明确证据证明自己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但即使二人曾经存在亲属关系，我国的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进行了约定（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本案之中原告李某2不属于以上范畴，自然就不是法定继承人，也不应参与遗产分配。三、即使认定了原告李某1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李某5在行将就木之时已经和曹某办理了结婚手续，同时也早已和李某1断绝了父子关系，李某1也未尽到其扶养义务。虽然这种行为不会剥夺李某1的继承人身份。但依据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在分配财产时，对李某1应当少分或者不分。四、李某3、李某4系李某5的合法继承人，均有权利继承遗产。五、李某3、李某4并未转移财产，在一开始得知李某5的死讯后。李某3、李某4并不知存在多名继承人的事实，也并不知李某5和曹某结婚的事实。李某3、李某4进行房屋过户的行为并没有恶意转移财产的主观意思。同时，取款的行为也只是为了偿还李某5生前的债务，并未从中受益。曹某辩称，曹某系李某5去世前的合法配偶。曹某与李某5于2010年2月22日领取的结婚证。李某1在此前的诉讼中也承认李某5有三段婚姻，包括其母李某2与李某5于1974年结婚，1979年在河北省武安市法院调解离婚。作为婚姻当事人，李某2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可能不知情。李某5与靳某于1994年7月6日结婚，于1999年1月2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另外，安徽省临泉县法院、阜阳市中级法院及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中，已经驳回了对李某2、李某3等人请求确认曹某与李某5婚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曹某系李某5去世前的合法妻子，享有继承人的合法身份。李某2、靳某均系李某5的前妻，不具有李某5继承人的身份。曹某仅认可李某3的继承人身份，李某4不能作为李某5的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涉案的101房屋系曹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不能作为遗产分割，曹某已经另案提起确权之诉。201房屋和李某5名下161万余元的存款系李某5的婚前个人财产，应作为遗产分割。曹某名下银行存款，应先析产后（包括婚前财产、看病、处理丧葬事宜费用等），再根据结果及身份情况决定是否继承。李某5去世前后，作为配偶的曹某一直陪在其左右照顾，并支付了大部分的丧葬费用，曹某应分的遗产份额应适当提高或多分。李某5去世后，李某3、李某4伪造相关证明材料，将诉争的101、201两套房产私下过户到自己名下，依据《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故李某3应分的遗产份额应适当减少。靳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201号房屋属于靳某与李某5的共同财产。201房屋是在李某5及靳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应当认定为李某5和靳某的共同财产。在售房合同书上，房屋的交房时间为1998年10月31日之前。此外，合同还约定面积以测绘为准，也就是说，售房合同书的签订时间在房屋测绘时间之前，而该房屋的测绘时间为1998年12月3日。根据社会常识来判断，房屋测绘时间在交房之前，也就是说房屋在二人离婚之前已经签订了售房合同书并且已经交房，是二人的婚内财产。李某1、李某2对靳某的诉讼请求辩称，首先，根据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李某5与靳某的婚姻，因违反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原则，应被认定为无效。因此，靳某与李某5之间的关系，不能被认定为合法婚姻保护下的“夫妻”关系，双方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靳某与李某5登记结婚之后，双方因感情不和而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自李某3出生后，双方不再有同居的事实。因此双方财产不但不存在混同、而且财产明晰。对此，双方离婚时也已经多次明确，双方财产已经当庭分清。因此，201号房屋与靳某无关。再次，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应为夫妻双方结婚后、离婚前取得的财产。但靳某与李某5离婚时间为1999年1月26日。该房屋房地产卖契以及房屋登记档案材料能够证明，该房屋购买方为李某5个人，且购买及付款时间为1999年2月2日。据此可知，该房屋购买时李某5已与靳某离婚，该房屋系在双方离婚后取得的财产。从这一方面来说，该房屋也与靳某无关。复次，在1999年的年代，购买单位福利房，先交房再付款系常见的交易惯例。因此，《售房合同书》中的交房时间，并不足以证明该房屋系在该时间之前已实际购买。靳某亦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与李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了该笔房屋购房款。因此，靳某仅以《售房合同书》中的交房时间，认定该房屋系在其与李某5“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证据不足。曹某对靳某的诉讼请求辩称，201房屋应确定为李某5个人财产，曹某作为配偶有权作为继承人之一平均参与分配。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74年7月5日，李某2与李某5在安徽省长丰县孙庙人民公社办理结婚登记。1994年7月5日，李某5与靳某登记结婚。1999年1月10日，李某5起诉要求与靳某离婚。在起诉书中，李某5称双方四年多来长期分居。在法院对靳某的询问笔录中，靳某称婚后双方经常为生活琐事打架生气，感情不好，财产已经分清。在调解笔录中，李某5称双方财产已分清，没有存款，没有债权。靳某表示李某5陈述内容属实。1999年1月26日，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作出（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记载：双方自愿离婚，李某3随靳某生活，李某5每月给付200元抚养费，家庭财产已经当庭分清。另，在该案卷宗材料中，还有一份李某5与靳某于199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其上记载：离婚条件1.家产女方全不要，互相不再追究。2010年2月22日，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2013年3月12日，李某5去世。2013年8月12日，李某3、李某4以临泉县民政局、临泉县韦寨镇人民政府为被告，以曹某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李某5并没有与曹某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婚姻登记机关的韦寨镇政府没有履行对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身份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其为李某5和曹某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某3、李某4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该婚姻登记。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李某3是李某5与靳某的婚生子；从李某3、李某4提供的李某5及靳某、李某3、李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表明李某4与李某5是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李某5与曹某结婚登记是双方自愿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未提供韦寨镇政府的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3年12月12日，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驳回李某3、李某4的诉讼请求。李某3、李某4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3月21日，阜阳市中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2014年9月1日，李某1以李某5之子的身份，将李某3、曹某诉至本院，要求继承李某5的遗产。其后又追加李某4、靳某为该案第三人。李某1在起诉状中称其父李某5生前共有三段婚姻。其母李某2与李某51974年结婚，1979年在河北省武安市法院调解离婚；李某5与靳某于1994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李某3，1999年通过邯郸市丛台区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李某5与曹某结婚，婚后无子女。该案庭审中，李某1提交了一份加盖的公章字样为“武安市人民法院”的“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原本。其上记载的案号为“（79）法矿字第38号”。调解书主文中记载“1：原告人李某2提出离婚被告人李某5同意依法准予离婚。2：男孩李某1由被告人李某5抚养抚养费自理。跟父随母待有识别能时自择。3：其他双方互不追究。诉讼费10元由原告交付”。该调解书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李某1称该调解书系其从李某5的遗物中找到。针对该调解书的真实性，本院函询武安市人民法院。武安市人民法院回函如下：一、从案号上审查核实，我院（79）法矿字第38号民事案件，其案由为房产纠纷，原告是李某义，被告是李某贤，结案结果为撤诉，与贵院提供的（79）法矿字第3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当事人不一致。二、从案件当事人审查核实，我院受理的原告李连叶与被告李均的离婚纠纷一案，其案号为（1981）矿字第41号，结案小结中注明：“自法庭调解后，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我院并未作出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三、从印章上审查核实，我院在1988年10月以前的印章为“武安县人民法院”，1988年10月武安撤县建市后，我院的印章变更为：“武安市人民法院”。经本院询问，李某2称其与李某5因年轻气盛闹过离婚，没有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询问李某2是否因为离婚一事到过武安市人民法院，法院是否对离婚一事进行过调解。李某2回答没有去过法院，法院也没有调解过。询问其关于离婚否去过政府、公社解决，李某2同样回答没有去过。本院再次询问时，李某2仍坚称自己没有去过政府、没有去过公社，没有去过法院。询问李某2是否知道李某5与靳某结婚的事，李某2回答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询问其与李某5从什么时间不在一起生活。李某2回答李某1当兵走以后，因为靳某出现，其与李某5大吵一架。李某5说“已经跟你离婚了”，“结婚证就是一张白纸，起不来什么作用”。此后其大病一场。2016年12月8日,李某2以安徽省临泉县民政局为被告，以曹某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李某2主张曹某、李某5隐瞒自己进行婚姻登记的事实，向临泉县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临泉县民政局未进行严格审核，于2010年2月22日为曹某和李某5颁发了皖阜临韦结字第020100118号结婚证，该行政登记行为侵害了李某2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曹某与李某5的结婚证。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2对临泉县民政局于2010年2月22日为曹某和李某5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无异议，其于2016年12月8日对该婚姻登记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5年的起诉期限，且未提供其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另外，该案诉争的婚姻行政登记的合法性，已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羁束。据此，2017年3月31日，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122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某2的起诉。李某2提起上诉。2017年7月25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2行终137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李某2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11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申31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某2的再审申请。2017年6月，李某2以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被告，以靳某为第三人，向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作出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2017年10月16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404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查明李某5和靳某于1994年7月5日向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递交结婚登记申请书、李某5及靳某婚姻状况证明、武安市石洞乡赵庄村民委员会证明，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为李某5、靳某办理了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在上述双方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书’，中，李某5的“婚姻状况”一栏为“在婚”，“备注”一栏为“丧偶”。李某5的“婚姻状况证明”中“婚姻状况”一栏为空白。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5出具虚假的婚姻状况证明、隐瞒其已经与李某2结婚的事实，骗取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为其与靳某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是明显的重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确认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李某5、靳某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无效。靳某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8)冀04行终1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涉案结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至被上诉人李某22017年6月起诉时，已经长达23年之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2的起诉。李某2不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2018年10月1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行申382号，认为二审法院以在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进而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2的起诉，并无不当。李某2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李某2的再审申请。在李某2提出上述行政诉讼后，李某1向本院申请撤回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起诉。行政诉讼申诉程序结束后，李某1与李某2作为共同原告，向本院提起了本次法定继承之诉。李某1为证明其系李某5合法继承人身份，提交了李某51993年档案资料、户口迁移证、派出所证明。李某4为证明其系李某5之女，提交了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住院病历和户口簿。住院病历上记载入院日期为1998年4月22日，李某5被记载为靳某的爱人，关系记载为夫妻。分娩通知书上中家属签字处的签名为“李某5”，与产妇关系一栏后为手填“夫妻”。户主为李某5的户口簿上，靳某、李某3和李某4均在该户内。其中与户主关系一栏，靳某登记为“妻”，李某3登记为“子”，李某4登记为“女”。李某4户口页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一栏中记载：“2001年因投靠亲属迁入由河北省邯郸县东环”。李某1、李某2对住院病历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病历中李某5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病历上住院人为靳晓勤，非本案当事人靳某，如果是第三人本人，则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错；2、李某5与靳某已经协议离婚，并且双方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根据病例，靳某怀孕的时间1997年7月15日，但从1997年3月，李某5就起诉与靳某离婚，而且陈述当时双方已经处于长期分居状态，1997年7月份，法院向靳某送达回证的时间1997年7月30日，靳某还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因此，靳某1997年7月15日怀孕，孩子一定不是李某5的；3、双方离婚时间为1999年1月26日，根据病例此时李某4已经出生，但是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仅承认了李某3这一孩子，对李某4只字未提，由此也可知，双方均默认了李某4并非李某5之女。对于户口簿，李某1、李某2对其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户口簿的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户口本中靳某的户口迁入时间为2000年9月1日，此时靳某与李某5已经离婚，但此时的户口本中却仍然体现着“靳某”系李某5之妻，由此可知户口本中体现的内容与事实相悖。2、李某3的户口迁入时间和迁入理由同靳某一致，如果李某4也是李某5的孩子，那么在靳某与李某3户口迁入时完全可以将李某4的户口一起迁入。但是李某4的迁入时间和迁入理由却与前两者完全不同。且迁入理由不同前两者而单独为“投靠亲属”，由此可知李某4的户口迁入并非是跟随其所谓的“父亲”李某5移居至此，而是以靳某作为亲属而投靠至此，并非是作为李某4的子女迁入。基于上述理由，庭审中，李某1、李某2申请对李某4进行亲子鉴定。曹某对住院记录、户口本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某5去世后，其名下账户的银行存款1612351元被靳某、李某3取走。二人称取款后用于偿还李某5生前的债务，但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在李某5去世时，曹某名下银行存款账户余额共计2791760.33元。曹某主张该存款中包含了其婚前的存款，但对此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佐证。另查，李某5去世后，靳某以李某5妻子及女儿李某4监护人身份与李某3于2014年4月29日向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申请继承李某5名下的101号房屋和201号房屋，并办理了（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2014年5月12日，2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某、李某4名下。1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某、李某3、李某4名下。2014年9月18日，北京市志诚公证处根据李某1的申请，经复查后作出（2014）京志诚决字第0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定公证处依据靳某提交的虚假证明材料出具的公证书有误，决定撤销（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再查，201号房屋档案中包括以下材料：1.申请购买房屋登记表。该表中记载申请购房人为李某5，拟出房最高价为154000元。落款日期为1999年10月8日；2.201号房屋的房地产卖契（兴房交字第8003号）。其上记载出卖方为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南郊牛奶公司分社，买方为李某5。交易价格为155240元，建筑面积为85.11平方米，落款日期为1999年2月2日。该卖契上加盖了出卖人公章和大兴县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交易所公章。随带契、证一栏后记载“买卖合同书”；3.售房合同书。合同中约定李某5（乙方）自愿购买201号房屋，建筑面积84.43平方米，每平方米1824元，房款总价为人民币154000元。乙方同意按双方签订的付款方式，如期将购房款当面交付甲方或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乙方已支付的定金在乙方最后一次付款时转入购房总款。乙方将全部购房款交予甲方后办理产权手续。甲方须于98年10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给乙方。该合同共有2页，落款日期处为空白。在第1页正文底部有手写内容“面积85.11平方米，以成交价155240元为准”。20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1999年3月12日，房屋所有权证后附的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房地产平面图中记录的房屋及产权人登记信息和平面图均为手填内容。其中北京市房屋登记表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为99年3月3日，测绘单位为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2014年201号房屋变更登记时，新产权证后附的房屋登记表和房地产平面图的内容均为打印。其上记载的测图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填表日期为2014年5月7日，测绘单位为北京市大兴区房地产测绘所。靳某主张201号房屋为其与李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主要理由为售房合同书中约定1998年10月31日前交付房屋，说明签订售房合同书时间在测绘时间之前，测绘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故李某5是在1998年12月3日前与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该房产。档案中没有与201号房屋房款支付相关的材料。经本院查询，房屋出卖人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南郊牛奶公司分社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为2008年3月12日，该公司已经注销。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为2007年3月19日，该公司也已经注销。101号房屋的购买时间为2004年。曹某以房屋系其全部出资为由，另案起诉主张101房屋所有权，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李某1、李某2、李某4、曹某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李某5法定继承人。关于李某2、靳某和曹某与李某5的三次婚姻的争议，根据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认定内容及在案证据材料，可知李某2与李某5于1974年登记结婚，结合户口迁移证、派出所证明等材料，可以证明李某1系李某2和李某5的婚生子。李某1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对于李某2主张靳某和曹某与李某5婚姻关系无效，其本人应为李某5合法配偶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李某2针对靳某、曹某提起的撤销结婚登记的一系列行政诉讼，均被驳回起诉。其中，已生效（2016）皖122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该案诉争的婚姻行政登记的合法性，已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羁束。第二，靳某与李某5关于离婚由法院作出的（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且也作为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的合法证明材料。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即使李某2与李某5未办理过离婚手续，在李某5去世后一年内直至目前，李某2从未提起过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现其提出的理由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继承案件中作出确认婚姻无效的认定内容。这不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四，李某2主张李某5构成重婚的主要理由是其未与李某5办理过离婚，对此本院表示存疑。首先，虽然李某1提交的那份其称从李某5遗物中找到的调解书被确认为不真实，根据武安市人民法院的回函可知，但李某2曾作为原告起诉李某5离婚却属实。且案件结案小结中注明“自法庭调解后，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据此，至少说明李某2与李某5因离婚纠纷去过法院，也去过当时的公社。但李某2在回答本院询问时却坚称其没有去过法院，也没有去过公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至于具体解决方式现有资料无法反映。也不排除其解决方式为办理离婚。根据当时的档案管理情况，即使李某5与李某2到公社办理过离婚，其档案也很可能没有保留。正如李某2所提交的结婚证一样，未必有档案留存。第三，长达30多年时间内，李某5始终未与李某2共同生活，期间还陆续有过两次婚姻。其中与靳某结婚日期较早，常理上李某2对此不会毫不知情。综合上述理由，在曹某的结婚登记未被撤销，其与李某5的婚姻未被依法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本院对李某2以李某5继承人身份主张分割遗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某4的继承人身份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已经生效的（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中认定，从李某3、李某4提供的李某5及靳某、李某3、李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表明李某4与李某5是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住院病历多处内容中李某5均以李某4父亲身份出现，且还有其本人签字。这说明从李某5方面认可李某4与其之间的关系。虽然原告提出了签字非李某5本人，但未能提交证据佐证。至于离婚调解书中未体现李某4的抚养疑问，本院认为身份关系认定不应当使用推理，即不能因调解书中未记载李某4的名字进而推定其与李某5无关。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具有直接证明身份关系的作用，李某4提交的户口簿上明确记载其与李某5之间的关系。原告以户口转入一栏中的理由不合理，推翻与户主关系处的登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推翻前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申请的亲子鉴定不予准许。关于靳某、李某3、李某4通过公证书过户房屋行为的性质，本院认为，靳某与李某5结婚多年，常理上其不可能不清楚李某1的存在。即便该主张勉强成立，但在李某5去世后，李某3和李某4曾于2013年8月12日针对曹某与李某5结婚登记效力提起行政诉讼，靳某作为李某4的法定代理人出庭。认定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合法的生效判决作出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而用以过户房屋的公证书出具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因此，靳某、李某3、李某4称其在办理公证时不清楚还有其他继承人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李某3作为继承人在明知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仍与靳某一起作虚假公证过户房产，依法应当予以少分，具体数额本院酌情予以确定。考虑作出公证书时李某4尚未成年，没有独立的意思表示，公证时的虚假材料系靳某提交，故综合上述情况本院不减少李某4原本应当分得的份额，但对李某3因少分多出的份额，李某4对此亦不应享有方符合公平原则，该部分应由李某1和曹某平均享有。李某1主张其在李某5生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对此其仅提交照片为证，本院认为仅凭照片内容无法证明李某1的主张，故对其要求多分遗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对于曹某要求多分遗产的理由，本院同样不予采信。曹某主张其账户存款包括其婚前个人财产，但对此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应将其中一半作为遗产分割。靳某、李某3主张取走的李某5名下存款用于偿还其外债，对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该部分款项中属于李某5遗产部分依法应当分割。具体给付金额，本院在计算完各方所应分得数额后折抵，最终确定应当支付的金额。关于201房屋是否为靳某与李某5婚内共同财产的争议，本院认为，第一，根据201号房屋档案材料的记载，房地产卖契签订日期为1999年2月2日，此时双方已经离婚。而该房地产卖契上记载的面积、购房款金额均准确，应为正式买卖合同。相比较房屋卖契而言，售房合同书上记载的房屋价款并非最终交易价款、房屋面积也与产权证记载不符。且该合同没有具体签订日期。李某5名下房屋产权证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为1999年3月3日。故售房合同书中填写的98年10月31日前交房的内容，应与实际情况不符。靳某的主要理由是售房合同书中约定1998年10月31日前交付房屋，说明签订售房合同书时间在测绘时间之前，测绘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该理由中列举的日期“1998年12月3日”并非李某5名下产权证记载的内容，而是在靳某通过虚假公证过户后产权证中记录内容。其以该日期为依据进行的一系列推理缺乏事实基础。第二，房屋档案中没有支付房款的任何材料，且出卖方也已注销。在无法准确查明付款时间的情况下，且房屋卖契和产权证日期在均在靳某离婚后。加之无论是李某5与靳某离婚之前签订的离婚协议，还是法院的询问笔录、调解笔录和调解书中，均多处记载“家产女方全不要、没有共同财产、财产已经当庭分清”等内容。综合上述情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本院认为关于诉争房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举证义务人应为靳某。靳某的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因101号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已经另案审理中，故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关于201号房屋的分割方式，考虑到涉案争议点较多，尤其是继承人的身份存在较大争议，且双方对价值也无法达成一致，也均未向法院表明其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其他人的份额对价，故本院认为本案以按份额继承为宜，待生效判决认定继承人范围，101号房屋是否存在遗产确定后，最终确定的继承人之间可依据其最终可取得的房产份额进行协商调配或者作价交换等，如此更有利于各方权利保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大兴区x镇、位于大兴区x镇x小区**楼****房屋.5%份额，李某1继承27.5%份额，李某3继承20%份额，李某4继承25%份额；二、靳某、李某3、李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1511324元；三、曹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139190元；四、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六、驳回靳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43元，由李某1、李某2负担7263元（已交纳），由曹某、李某3、李某4各自负担726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靳某负担16200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伟龙人民陪审员  张庆亮人民陪审员  卢志忠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