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终67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高某，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1，xxx。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系张某1之妻。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山西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张某2。   上诉人高某、张某1、王某与被上诉人李某及一审第三人张某2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初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何某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张某1、王某，第三人张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某、张某1、王某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确认案外人李某的异议不成立和恢复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张某1对案涉房产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人民法院对该房产采取查封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而案外人李某对案涉房产占有权的合法性存在诸多疑点，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撤销原判，依法确认案外人李某的异议不成立，并恢复原审法院执行局对涉案房屋房产的强制执行。虽然案涉房产登记在姚某的名下，但姚某妻子在执行人员对该房产的权属进行调查时，明确确认于2008年8月7日将该房以22万元的对价出卖给了张某1，只是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已。可见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为张某1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这一点姚某、张某1在2008年8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以及执行法官对姚某妻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房产采取查封措施和执行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而原审判决仅仅是强调李某《以房抵债协议》的合法性和对案涉房产占有未过户的客观性，却完全忽视上诉人《房地产同意抵押意见书》的合法性和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客观性，片面地将李某合法性存疑的“占有”和“以房抵债协议”凌驾于已经过严格司法程序确认的债权人所持债权之上，实属是在偏袒被上诉人李某和对该院及其他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产生司法权威的全盘否定。（二）案外人李某主张对案涉房产所有权，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更不具备对抗申请人的任何法律效力。1.被上诉人李某与张某1、王某之间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以房抵债》协议实质当属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担保的行为，人民法院应依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去另案处理。案外人李某所主张的“占有”或“以房抵债”，不具备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任何法律效力。2.从被上诉人李某向原审法院提供的《以房抵债协议》以及其实际占有和缴纳物业费的单据来看，在张某1、王某否认其合法性的情况下是无法证明李某对案涉房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合法占有。（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该判决内容不仅超出了被上诉人“不得执行案涉房产”的诉求，且在张某1、王某提供证据否认其占有和签订协议合法性的情况下反而以判决形式确认了“占有”、“以房抵债协议”的合法性，不但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同时也违背了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综上，原审判决因李某所提出的执行异议对案涉房产判决不得执行，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李某该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被上诉人李某答辩称：（一）张某1和王某并未提出上诉，并非上诉人。高某与张某1夫妇系原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一审庭审中，张某1夫妇的代理人陈述该二人不欠高某欠款，现该二人提出上诉，要求恢复执行涉案房屋，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结合上诉状中“张某1”和“王某”的签名系高某所签，因此，该二人并未提出上诉。（二）答辩人系案涉房屋的权利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1.答辩人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在法院查封之前答辩人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2.答辩人与张某1夫妇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因案涉房屋一直办不了过户手续，为避免纠纷，2017年张某1夫妇与答辩人补签了《以房抵债协议》，该协议是对2013年以房抵债行为的进一步确认，而且该协议签订时间在人民法院2018年10月16日查封之前，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3.未办理过户手续非答辩人原因。4.答辩人系案涉房屋的权利人。目前，涉案房屋登记在晋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名下，如果认定张某1夫妇的购买行为有效，那么，答辩人与张某1夫妇之间的以房抵债协议也合法有效，答辩人作为买受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占有至今，当然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三）原审判决程序合法。1.原审判决内容并未超出答辩人的诉求；2.本案并未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执行案件于2018年10月15日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的规定，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管辖。（四）上诉人混淆了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仅对程序进行审查，不对实体进行审查；执行异议之诉是审判程序，是给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对执行所涉财产的实质权利义务进行审查。执行异议作为前置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结果不产生影响。   原审第三人张某2未参加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得执行原告所有的位于晋城市××区，并解除查封；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3日，张某1向李某出具150万元借条一支。2017年，李某作为甲方、张某1、王某作为乙方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该协议确认：2010年至2013年，乙方多次向甲方借款共计250万元，月利率为3%，截止2013年年底，乙方尚欠甲方本金50万元未还。该协议约定：乙方自愿将案涉房产及地下室以50万元抵给甲方，用于偿还乙方上述债务，乙方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房屋交付给甲方。根据李某提供的证据，李某于2017年11月交纳过案涉房屋的电费、物业费各一次，于2017年12月交纳过案涉房屋物业费一次，于2018年1月、2月、4月、5月，分别向物业公司交纳过物业费各一次、交纳过电费各一次。   另查明，2017年7月31日，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就高某诉张某1、张某2、王某、晋城市强盛源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晋05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判决：张某1、王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高某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张某2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判决为生效判决。第三人张某2因不服该判决，申请再审，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晋05民申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某2的再审申请。   还查明，案涉房屋系回迁房。2008年8月7日，张某1以22万元价格向回迁户姚某购买了该房屋，但并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高某诉张某1、张某2、王某、晋城市强盛源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晋05执6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张某1名下的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财产进行查封。2019年1月9日，案外人李某提出书面异议。2019年4月12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5执异2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即使异议人李某与张某1之间的借贷关系属实，李某也仅是享有对张某1的一般债权，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李某的异议请求。李某不服，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以房抵债协议上有李某、张某1和王某的签字确认，应当认定该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王某代理人在诉讼中虽述称，张某1、王某是受李某逼迫而签订的协议，但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张某1、王某代理人的此项主张不予认定。张某1、王某的代理人另外还述称，张某1、王某已经实际偿清李某借款的主张，但经一审法院核实，张某1、王某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二人实际偿清欠款的事实，故对张某1、王某代理人的此项主张不予认定。   依照案涉以房抵债协议的约定，张某1、王某均同意以其所购姚某的回迁房及本单元xx号地下室抵偿其所欠李某的借款本金50万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约定。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以房抵债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而案涉房屋于2018年10月16日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查封，应当确认在人民法院裁定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之前，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有合法有效的书面以房抵债协议。李某代理人所举物业费、电费收据及张某1代理人的陈述足以证明李某至少在2017年11月以后即持续占有了案涉房屋，应当认定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李某已对该房屋进行了实际占有。以房抵债协议签订后，李某实际占有房屋并放弃其对张某1的债权，应当认定李某以放弃债权的方式支付了案涉房屋的对价。案涉房屋系回迁房，一直登记于回迁人姚某名下，所以该房屋未能过户至李某名下系客观原因所致，李某不具有过错。   综上所述，李某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已经通过以房抵债协议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并支付全部价款，且非因其原因未办理该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不得执行晋城市xx房产；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某负担2800元，由张某1、王某分别负担3000元。   上诉人高某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诉人代理人对姚根富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证明内容：姚根富夫妇是在2008年8月7日以22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张某1夫妇，2017年就具备了过户登记的条件，张某1夫妇以及李某均没有找姚某办理相关手续，姚某也不认识李某；证据2.不动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官的询问。姚某未出庭，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案涉房屋登记在晋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名下，在2020年1月16日上诉人将该证据提交到法院之前，李某从未见过这两份证据，更不知道已经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经被上诉人代理人核实，该不动产权证在2017年12月或2018年年初发放，因李某不认识姚某，无从知道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依据；证据2.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依法对一   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房屋于2017年8月14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权利人为晋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某作为案外人，诉请人民法院对案涉房产停止执行，应举证证明其对该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其不仅对案涉房产享有真实合法的权益，且该权益具有足以排除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权的优先效力。本案中，从权利取得形式看，案外人李某虽基于以房抵债协议实际占有案涉房产，但因该以房抵债协议中债务人一方张某1自姚某处购得案涉房屋后未办理过户登记，以房抵债协议签订之时张某1、王某并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李某并不因履行以房抵债协议而享有物权请求权。基于债权平等原则，案外人主张的权益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时的情形，现案涉房屋登记在晋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名下，而非被执行人张某1、王某，本案并无参照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初132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烁   审判员 李学明   审判员 宋丽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