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俭，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勤，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灯，广东牧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纬，广东牧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鑫海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大亚湾荃湾综合港区。法定代表人：代銮成，总经理、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莉菲，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中源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阳武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青，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海俭、刘小勤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鑫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公司）、深圳市中源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3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海俭、刘小勤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13民初8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2.判决支持刘海俭、刘小勤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鑫海公司、中源盛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未查清中源盛公司抽逃增资（虚假性增资）的事实，导致判决错误增设“股权确认”的前提条件，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1.鑫海公司增资的背景。2012年底，天津泰达集团拟并购鑫海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由于鑫海公司实际资产价值高达数亿元，但注册资本仅为1020万元，明显不对称，在财务报表上与拟并购价格数字差距较大,天津泰达集团内部无法上会通过。后经协议，转为先由鑫海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天津泰达集团以新的注册资本数额为基数溢价收购，以便于并购过会审核。中源盛公司提议以其名义来完成形式增资，各方股东实际股权比例维持不变。故刘海俭、刘小勤与中源盛公司于2013年1月7日签订《代为持股协议》，其中“鉴于”部分第3款明确约定“增资扩股完成后，甲乙丙三方的实际持股比例仍为45%、45%、10%，即甲方代乙方持有鑫海公司43.432%股权，代丙方持有鑫海公司9.608%股权。”2.中源盛公司抽逃增资。《代为持股协议》签订后，中源盛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6日转账1.5亿元至鑫海公司银行账户，于1月9日分两笔8000万元、7000万元将该增资款1.5亿元转至中源盛公司的母公司深圳市天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嘉公司，实际持有中源盛公司95%股权）银行账户；2013年1月9日，中源盛公司利用该1.5亿元款项中的1亿元，重复转账至鑫海公司银行账户，同样于1月11日将该1亿元转至天嘉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源盛公司利用关联母公司账户转移出资，属于典型的增资抽逃行为。3.《代为持股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无条件转让代持股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基于对中源盛公司虚假性增资结果的认知，双方约定仍按各自实际持股比例分配股权。中源盛公司仅是在形式上提高鑫海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而后通过关联公司进行增资抽逃，对鑫海公司的流动资金及现有资产，无任何实质增加或添增。基于此，刘海俭、刘小勤与中源盛公司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才会通过“鉴于”部分约定维持各方持股比例，第二条第10款明确约定：“若甲乙丙三方无法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0日内完成与天津泰达的合作，甲方有义务将代持的53.04%股权无条件转让至乙方和丙方名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股权转让说明”部分明确约定：“1.甲方应无条件将代乙方持有鑫海公司43.432%股权转让到乙方名下，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转让的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等手续。2.甲方应无条件将代丙方持有鑫海公司9.608%股权转让到丙方名下，甲方有义务配合丙方完成股权转让的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等手续。3.甲方所代持乙方鑫海公司43.432%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乙方，甲方所代持丙方鑫海公司9.608%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丙方。”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4.刘海俭、刘小勤与中源盛公司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均未约定“确认股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刘海俭、刘小勤要实际将垫付增资款支付给中源盛公司，亦未约定刘海俭、刘小勤要出多少资，仅是约定以中源盛公司的名义完成形式上的增资。一审法院超越合同约定范围，人为地创设“确认股权”条件，严重偏离了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目的。刘海俭、刘小勤无论从公司增资的实际效果或法理常识上，不存在对中源盛公司欠付增资款的债务。如按照一审判决，认定中源盛公司完成了实际出资2.5亿元，则刘海俭、刘小勤将对中源盛公司形成巨额负债，等同于认定刘海俭、刘小勤要取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被代持股权，需要另向中源盛公司支付1.326亿元。（二）一审法院未查明代持股权所涉贷款已经清偿完毕的事实。刘海俭、刘小勤提交的深圳监管局出具的《受理情况通知书》《告知函》以及借款人天嘉公司出具的《申请》，均证明本案股权质押对应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深圳福田支行）贷款业已清偿完毕，股权质押权即自然消灭。仅是由于银行一直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注销手续或中源盛公司刻意不去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注销手续，不能因此认定银行贷款未予清偿。被上诉人鑫海公司答辩认为：同意刘海俭、刘小勤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源盛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刘海俭、刘小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鑫海公司43.432%股权，登记于中源盛公司名下，现请求确认为刘海俭所有；2.鑫海公司9.608%股权，登记于中源盛公司名下，现请求确认为刘小勤所有；3.判令鑫海公司、中源盛公司配合刘海俭将43.432%股权变更登记至刘海俭名下；4.判令鑫海公司、中源盛公司配合刘小勤将9.608%股权变更登记至刘小勤名下；5.判令鑫海公司、中源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2017年7月4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显示：鑫海公司于2002年9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260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代銮成，股东为中源盛公司、刘海俭、刘小勤。鑫海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信息显示，刘海俭出质股权数额408万元，刘小勤出质股权数额102万元，中源盛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5510万元，上述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日期均为2015年7月31日，质权人均为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状态均显示有效。2004年8月18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杨林生、尤志远、曾汉青、梁秀生，会议内容：一、变更法定代表人杨林生为刘海俭；免去曾汉青总经理职务，聘任刘海俭为总经理；免去梁秀生监事职务，选举杨林生为监事。二、曾汉青将所持公司1%股份，原价32000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杨林生；梁秀生将所持公司1%股份，原价32000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杨林生。三、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刘海俭以现金方式追加投资（人民币）630万元整，杨林生以现金方式追加投资（人民币）70万元整。当日，鑫海公司出具《变更登记申请事项》。同时，鑫海公司作出《章程修正案》：一、章程第三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320万元，现改为1020万元。二、章程第四条原为：公司股东共五人，分别为：刘海俭、尤志远、杨林生、梁秀生、曾汉青。现改为股东三人，分别为：刘海俭、尤志远、杨林生。三、章程第六条原为：刘海俭出资288万元占90%；尤志远出资16万元占5%；杨林生出资9.6万元占3%；梁秀生出资3.2万元占1%；曾汉青出资3.2万元占1%。现改为：刘海俭出资918万元占90%；尤志远出资16万元占2%；杨林生出资86万元占8%。刘海俭、刘小勤提交补充证据九《银行询征函》显示，刘海俭于2004年8月20日在广发银行惠州麦地南支行缴存投资款人民币630万元整，杨林生同日缴存投资款人民币70万元整。2004年11月3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杨林生、尤志远，会议内容：委派吴晓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刘海俭的法定代表人职务。2008年4月2日，深圳市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业公司）向深圳市科智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智城公司）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同日中源盛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收到衡业公司（代付款）往来人民币1500万元。同日刘海俭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刘海俭于2008年4月2日与衡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今收到衡业公司按《合作协议书》第1.3条款约定款项人民币贰仟万元（人民币2000万元）。2008年5月9日，中源盛公司向科智城公司支付人民币3200万元。同日刘海俭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刘海俭与中源盛公司于2008年5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及2008年5月12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今全额收到中源盛公司按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仟贰佰万元（人民币5200万元）。2008年6月6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杨林生、刘小勤，会议内容：刘海俭将所持公司90%股权其中的50%股权以人民币510万元整，转让给中源盛公司。2008年6月18日，鑫海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形成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张冲、王泽楷、刘海俭、刘小勤、刘骏，会议内容：聘请代銮成为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杨林生、刘小勤，会议内容：杨林生将所持公司8.43%的股权转让给刘小勤，刘海俭放弃对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日，鑫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杨林生、刘小勤、中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培杰，会议内容：鉴于刘海俭与中源盛公司于2008年6月8日签订的关于鑫海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鑫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公司原有股东出资比例为：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918万元，占公司90%股份；杨林生认缴出资额为86万元，占公司8.43%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6万元，占公司1.57%股份。公司现有股东出资比例为：中源盛公司认缴出资额为510万元，占公司50%股份；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408万元，占公司40%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02万元，占公司10%股份。当日，鑫海公司出具《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8年6月24日，天嘉公司为甲方，刘海俭、刘小勤为乙方，深圳城联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红荣）、深圳市汇鑫海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俭）为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对惠州市嘉鑫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三幅土地的合作开发项目的有关事项自愿达成协议。该份证据并未涉及鑫海公司及涉案股权，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2013年1月5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刘小勤、中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培杰，会议内容：原公司资本由1020万元变更至16020万元。原注册资本：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408万元，占公司40%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02万元，占公司10%股份；中源盛公司认缴出资额为510万元，占公司50%股份。变更后注册资本：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408万元，占公司2.5468%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02万元，占公司0.6367%股份；中源盛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5510万元，占公司96.8165%股份。次日，鑫海公司出具《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3年1月7日，甲方中源盛公司、乙方刘海俭、丙方刘小勤签订《代为持股协议》，其中“鉴于”部分约定：2.鑫海公司现股权比例为甲方持有50%股权（其中5%为代乙方持有），乙方持有40%股权，丙方持有10%股权。鑫海公司现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20万元，现鑫海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由原人民币1020万元增资为人民币26020万元。3.鑫海公司新增资部分人民币25000万元有原股东按现有实际持股比例共同出资，但以甲方名义完成增资扩股。因此，增资扩股后并不改变甲、乙、丙三方的实际占有鑫海公司的股权比例。增资扩股完成后，甲、乙、丙三方的实际持股比例仍为45%、45%、10%，即甲方代乙方持有鑫海公司43.432%股权，甲方代丙方持有鑫海公司9.60%股权。其中“第一条甲、乙、丙三方关系”约定：甲、乙、丙三方约定，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在甲方名下的鑫海公司98.04%中的43.432%的股权，由甲方代乙方持有，乙方系甲方持有鑫海98.04%股权中43.432%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即乙方为该43.432%股权的隐名股东。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在甲方名下的98.04%股权中的9.608%的股权，由甲方代丙方持有，丙方系甲方持有鑫海公司98.04%股权中9.608%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即丙方为该9.608%股权的隐名股东。甲方为占鑫海公司98.04%股权的股东，并为鑫海公司45%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其余53.04%股权部分为名义所有人，甲方系依据本协议书代乙方、丙方分别持有43.432%股权、9.608%股权的名义所有人，为显名股东。“第二条关于鑫海能源53.04%股权的权利和义务”约定：7.甲方承诺，未经乙方、丙方书面同意，不以所代持的53.04%鑫海能源股权质押（已办理质押给农行福田支行的除外）、对外转让或做出允诺、进行任何保证或陈述。否则，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10.若甲、乙、丙三方无法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0日内完成与天津泰达的合作，甲方有义务将代持的53.04%股权无条件转让至乙方和丙方名下。刘海俭、刘小勤提交的甲方中源盛公司（转让方）、乙方刘海俭（受让方一）、丙方刘小勤（受让方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签订日期，该合同载明“鉴于甲、乙、丙三方于2013年1月7日签署《代为持股协议》基础上，……”，“一、股权转让说明”部分约定：甲方应无条件将代乙方持有鑫海公司43.432%股权转让到乙方名下，将代丙方持有鑫海公司9.608%股权转让到丙方名下，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丙方完成股权转让的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等手续。“二、保证”部分约定：1.鉴于鑫海公司股权已质押给农业银行，甲方保证负责办理解除代乙方、丙方持有的鑫海公司53.04%股权在银行的股权质押，并于办理完解除股权质押的当天按上述第一条股权转让说明的要求与乙方、丙方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53.04%股权转让到乙方、丙方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月8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刘小勤、中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培杰，会议内容：原公司资本由16020万元变更至26020万元。原注册资本：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408万元，占公司2.5468%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02万元，占公司0.6367%股份；中源盛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5510万元，占公司96.8165%股份。变更后注册资本：刘海俭认缴出资额为408万元，占公司1.5680%股份；刘小勤认缴出资额为102万元，占公司0.3920%股份；中源盛公司认缴出资额为25510万元，占公司98.04%股份。次日，鑫海公司出具《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3年1月6日，中源盛公司从兴业银行深圳后海支行账号33×××91转账1.5亿元至鑫海公司于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账号41×××15。2013年1月8日，鑫海公司于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账号41×××15显示注册验资户销户。2013年1月9日，鑫海公司从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账号41×××15转账1.5亿元至鑫海公司于广发银行大亚湾支行账号10×××17。同日，该账号分两笔分别为7000万元、8000万元，转账至天嘉公司账号33×××93。2013年1月9日，中源盛公司从兴业银行深圳后海支行账号33×××91转账1亿元至鑫海公司于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账号41×××80，该账户于2013年1月11日转账100001944.44元至鑫海公司的广发银行大亚湾支行账号10×××17。同日，鑫海公司广发银行大亚湾支行账号10×××17转账1亿元至其于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账号41×××03，同时该尾号27703账号转账1亿元至天嘉公司农行深圳福田支行账号41×××73。2013年1月24日，中源盛公司、刘海俭、刘小勤签订《惠州大亚湾鑫海能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其中第四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020万元，第六条载明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中源盛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25510万元，占98.04%；刘海俭以货币方式出资408万元，占1.57%；刘小勤以货币方式出资102万元，占0.39%。第四十九条载明该章程一式八份，公司股东各持一份，进行公司注册登记变更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持一份，其余留在公司董事会。2013年3月1日，鑫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刘海俭、刘小勤、中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培杰，会议内容：一、同意中源盛公司将持有的占公司43.432%的股权转让给刘海俭，刘海俭愿意接收上述股权。二、同意中源盛公司将持有的占公司9.608%的股权转让给刘小勤，刘小勤愿意接收上述股权。2016年3月30日，天嘉公司、王培杰作为转让方，与深圳市前海东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受让方1）、惠州智慧城实业有限公司（受让方2）作为受让方，针对目标公司1惠州大亚湾鑫海能源有限公司、目标公司2惠州市嘉鑫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有中源盛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培杰签字，无刘海俭、刘小勤签字。《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持有100%股权的中源盛公司出资人民币25510万元，持有目标公司1的98%股权。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该转让协议中“第三条特别说明事项”约定：2.股权转让一中的目标公司1的股权已被质押，转让方需在偿还完毕相应的银行贷款并解除股权质押后才能办理股权过户，受让方1同意签署股权质押不影响股权转让一的进行。“第四条股权转让价款（包含转让方同意为目标公司所承担银行债务）及其支付”约定：1.协议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关于目标公司1的100%股权和目标公司2的100%（包含刘小勤名下地块）一揽子价款共计人民币4.5亿元。3.（2）在转让方收到1.3亿元款项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办理完成目标公司1的股权质押的解押手续……将目标公司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受让方1或其指定主体名下（刘海俭、刘小勤无条件配合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的全部股权给受让方1）。上述人员后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无签订日期，但载明“……且受让方已经于2016年4月1日支付了转让方定金人民币4000万元……”，该补充协议约定：2.……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1.3亿元，专项用于清偿转让方所欠农行深圳福田支行部分贷款，并解除目标公司1的股权质押。该份证据与涉案股权争议没有关联，仅系天嘉公司及王培杰与案外人作出的转让约定，且目标公司1即鑫海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客观上无法转让。另查一，中源盛公司提交五份农行深圳福田支行作为质权人，与中源盛公司、刘海俭、刘小勤作为出质人签订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复印件，出质人自愿为质权人与债务人（天嘉公司）形成的合同所列债权提供担保。第一份签订日期为2009年2月2日，合同编号：No81904200900000081，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亿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09年2月2日起至2010年2月1日止。出质人同意以股权出质，根据《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50%股份，暂作价510万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40%股份，暂作价408万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10%股份，暂作价102万元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18756万元整。第二份签订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合同编号：81100720100000104,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亿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0年12月31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止。出质人同意以股权出质，根据《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50%股份，暂作价27450万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40%股份，暂作价21960万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10%股份，暂作价5490万元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54900万元整。第三份签订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合同编号：81100720110000087,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亿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1年12月3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出质人同意以股权出质，根据《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50%股份，暂作价34566万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40%股份，暂作价27563万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10%股份，暂作价6913万元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69132万元整。第四份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合同编号：81100720130000150,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980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出质人同意以股权出质，根据《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98%股份，暂作价1174156493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1.6%股份，暂作价19169901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0.4%股份，暂作价4792475元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1198128869元整。第五份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8日，合同编号：81100720150000121,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776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5年7月8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出质人同意以股权出质，根据《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98%股份，暂作价1349877202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1.6%股份，暂作价22038811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0.4%股份，暂作价5509703元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1177425716元整。上述五份《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第六条权利凭证的移交和保管”均约定：4、质权存续期间，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出质人不得将出质权利赠与、转让、许可他人使用或者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处分。经质权人书面同意，出质人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处分出质权利，应将所得价款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2017年2月17日，中源盛公司起诉刘海俭、刘小勤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粤03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源盛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刘海俭、刘小勤于一审庭审中称对该判决已经提起上诉。刘海俭、刘小勤提交证据天嘉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向农业银行提出《申请》，内容为：天嘉公司已结清在贵行贷款，现向贵行申请领取我公司在贵行贷款的抵质押物和押品登记证明，并办理注销事宜。抵质押物和他项信息其中有股权处置设立登记通知书：NO：324；（惠）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1500267417号；（惠）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1500268675号；（惠）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1500268649号。该证据无原件，中源盛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诉（2017）19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培杰、田玉东、陈强、李欢、陈游辉、陈君君、鲍维柱犯非法拘禁罪，于2017年9月4日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于2018年8月4日作出（2017）粤0304刑初138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并判处相应有期徒刑。一审庭审中，中源盛公司称该判决“已上诉，未生效”。刘海俭、刘小勤提交证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2018年3月3日向刘小勤出具的《受理情况通知书》，内容为：我局就你投诉反映的农行深圳福田支行拒不办理相关注销抵押担保登记手续及返还相关证件的问题予以受理。2018年4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刘小勤出具《告知函》，内容为：刘小勤以其名位于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号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号：惠湾国用2003第**）为天嘉公司在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的3.98亿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7月17日，天嘉公司结清贷款。2017年7月20日，福田支行将相关权证书返还给天嘉公司，并向天嘉公司出具贷款结清说明和解除抵押申请表。上述操作不符合农业银行信贷业务担保管理的相关操作要求。我局要求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立即对上述违规操作进行整改，对相关人员严格问责。该证据无原件，中源盛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另查二，2017年7月12日，刘海俭、刘小勤提出保全申请，请求对鑫海公司和中源盛公司采取保全措施，查封登记在中源盛公司名下的鑫海公司53.04%股权，保全金额1.38亿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粤13民初8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冻结登记在中源盛公司名下的鑫海公司53.04%股权，冻结股权期限为一年。2017年9月28日，中源盛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粤13民初88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中源盛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中源盛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2018）粤民辖终16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中源盛公司作为涉案争议股权的转让方，应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应当向中源盛公司告知上述法律规定，而不能针对中源盛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故原审法院以裁定的方式驳回中源盛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粤13民初88号之二号民事裁定。2018年8月13日，刘海俭、刘小勤提交《续封申请书》请求续延（2017）粤13民初8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查封期限，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7）粤13民初88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续行冻结登记在中源盛公司名下，鑫海公司53.04%的股权，冻结股权期限为一年。一审庭审时中源盛公司对鑫海公司代理人身份有异议并提交书面异议，主张由刘海俭、刘小勤擅自委托代理人代表鑫海公司应诉，中源盛公司作为鑫海公司大股东从未知情，未有股东会决议，认为若争议案件有对外诉讼认公章即可确认代理资格，但本案是内部控制权争议，刘海俭、刘小勤在持有公章未经决议情况下推举鑫海公司代理人是不合理的，且鑫海公司代理人表达刘海俭、刘小勤意志，代理行为严重影响本案公平公正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鑫海公司委托代理人有《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函》及代理人资格证明，该委托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对中源盛公司的异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海俭、刘小勤诉请的涉案股权确认及变更登记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刘海俭、刘小勤以中源盛公司怠于履行《代为持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为由，主张中源盛公司应将分别代刘海俭、刘小勤持有的43.432%股权和9.608%股权归还、变更登记到刘海俭、刘小勤名下。鑫海公司确认上述代持和股权转让事实，愿意配合刘海俭、刘小勤及中源盛公司，将43.432%股权及9.608%股权分别登记到刘海俭、刘小勤名下。中源盛公司认为约定增资款认缴义务是刘海俭、刘小勤和中源盛公司按比例共同完成认缴，无条件转让股权基于按比例完成认缴这一前提条件，但本案其证明2.5亿元均是其向鑫海公司依法缴纳，刘海俭、刘小勤未向鑫海公司缴纳或向中源盛公司付资本金，其主张持有53.04%股权没有依据。按双方约定，与天津某公司合作前，刘海俭、刘小勤没有相应出资或向中源盛公司补偿、支付增资款，隐名持股和股权转让条件未成就，相关请求应予驳回。本案《代为持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系中源盛公司为甲方、刘海俭为乙方、刘小勤为丙方签订，其中持股协议签订日期为2013年1月7日，转让合同无具体签订日期。中源盛公司确认转让合同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是配套文件，但是日期不能确认”，鑫海公司对转让合同三性亦予以确认。故综合本案当事人意见，一审法院对该转让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是否支持刘海俭、刘小勤诉请的涉案股权确认及变更登记，一审法院从以下方面予以分析。一方面，刘海俭、刘小勤以《代为持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内容要求确认并变更股权，但本案确认及变更股权的前提为刘海俭、刘小勤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实际出资的义务。一审法院核查刘海俭、刘小勤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按照《代为持股协议》“鉴于”部分“3、鑫海公司新增资部分人民币25000万元由原股东按现有实际持股比例共同出资，但以甲方（中源盛公司）名义完成增资扩股。因此，增资扩股后并不改变甲、乙（刘海俭）、丙（刘小勤）三方实际占有鑫海公司的股权比例”的约定进行出资，并且在一审法院要求刘海俭、刘小勤提交涉及出资的证明、验资报告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刘海俭、刘小勤也未能提交。对于中源盛公司提交的两份《收款收据》，仅能证明其与刘海俭个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行为，无法据此真实反映实际股权价格，且该两份《收款收据》显示的股权转让价格与2008年6月6日鑫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所确认的，刘海俭将所持公司90%股权其中的50%股权以人民币510万元转让给中源盛公司并不一致。同时，刘海俭、刘小勤提交的补充证据五《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补制客户回单》四份及户名为鑫海公司、账号为10×××17的账户交易历史显示，中源盛公司分别在2013年1月6日转账1.5亿元到鑫海公司农行深圳福田支行账号41×××15、2013年1月9日转账1亿元到鑫海公司农行福田支行账号41×××80，而后该2.5亿增资款分笔最终于2013年1月11日从鑫海公司的账户全部转至案外人天嘉公司名下。该证据仅能证明中源盛公司有出资2.5亿的行为，刘海俭、刘小勤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向中源盛公司支付相应增资款项，因此也无法证明刘海俭、刘小勤已按《代为持股协议》约定“按现有实际持股比例共同出资”，其出资义务并未履行。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海俭、刘小勤已按《代为持股协议》约定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其也就不享有通过增资获得的相应股权，因此刘海俭、刘小勤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刘海俭、刘小勤要求按《代为持股协议》第二条第十点的约定无条件转让股权，但该约定是以实际出资为前提，现其未按约定实际出资，因此其要求变更股权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刘海俭、刘小勤已履行合同义务实际出资，但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刘海俭、刘小勤及中源盛公司分别以其在鑫海公司的所有股权出质，质权人为农行深圳福田分行。且根据农行深圳福田支行作为质权人与刘海俭、刘小勤、中源盛公司作为出质人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其中《权利质押清单（股权/基金/债券）》中载明：中源盛公司以其在鑫海公司98%股份，暂作价1349877202元出质；刘海俭以其在鑫海公司1.6%股份，暂作价22038811元出质；刘小勤以其在鑫海公司0.4%股份，暂作价5509703元出质。虽刘海俭、刘小勤主张《代为持股协议》第二条第十点已约定“若甲、乙、丙三方无法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0日内完成与天津泰达的合作，甲方有义务将代持的53.04%股权无条件转让至乙方和丙方名下”（甲方为中源盛公司，乙丙方为刘海俭、刘小勤），认为涉案股权应无条件转让。但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代为持股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均为刘海俭、刘小勤与中源盛公司之间签订的内部协议，仅在内部对签约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且《股权转让合同》已明确通过作价1元的方式分别将涉案争议股权转让至刘海俭、刘小勤名下，对外部而言，若根据上述约定而将涉案股权无条件变更登记实质为转让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的规定，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须经质权人同意。刘海俭、刘小勤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质押没有解除”，但提出质押所担保的债务已经偿还，并提交补充证据七《申请》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受理情况通知书》《告知函》予以证明。对于补充证据七《申请》，该证据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仅为天嘉公司单方出具的申请。上述证据仅表明刘小勤反映其个人名下的土地担保问题，虽其中提到“2017年7月17日，天嘉投资结清贷款”，但并未明确结清的是否为涉案质押股权所担保的债务，亦无质权人农行深圳福田支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说明，其内容亦未体现出本案所涉及股权已解除质押。鉴于上述证据无法认定涉案股权已解除质押，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经质权人农行深圳福田支行知晓并同意或涉案股权已解除质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并变更刘海俭、刘小勤的股权将可能导致鑫海公司在银行质押的股权所对应的资产价值减少，银行因质押权优先受偿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为保护质权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对于刘海俭、刘小勤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刘海俭、刘小勤的诉请系基于《代为持股协议》有效的情况才予以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刘海俭、刘小勤的诉请，但该协议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若《代为持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且在解除股权质押不损害中源盛公司利益的情形下，刘海俭、刘小勤可组织证据另循法律途径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深圳市中源盛投资有限公司与刘海俭、刘小勤于2013年1月7日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有效。二、驳回刘海俭、刘小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1850.4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海俭、刘小勤负担。二审期间，刘海俭、刘小勤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股权出质内档查询资料，证据二，鑫海公司股权质押登记信息。证据一、二证明鑫海公司全部股权为农行深圳福田支行最高额授信合同项下3.98亿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证据三，农行深圳福田支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证明案涉最高额授信合同项下贷款已全部结清。鑫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中源盛公司认为，证据一不是新证据，不认可其合法性，其中出资情况表证明中源盛公司已出资2.551亿元；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涉案股权至今仍处于质押状态。中源盛公司不是证据三的当事人或经办人，无法核实真实性、合法性。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刘海俭、刘小勤与中源盛公司于2013年1月7日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代为持股协议》约定：“鑫海公司新增资部分人民币25000万元由原股东按现有实际持股比例共同出资，但以甲方（中源盛公司）名义完成增资扩股。因此，增资扩股后并不改变甲、乙（刘海俭）、丙（刘小勤）三方实际占有鑫海公司的股权比例。增资扩股完成后，甲、乙、丙三方的实际持股比例仍为45%、45%、10%，即甲方代乙方持有鑫海公司43.432%股权，甲方代丙方持有鑫海公司9.60%股权。”上述协议签订后，鑫海公司已办理了增资登记，刘海俭、刘小勤未能证明其已按照《代为持股协议》的约定分担增资资金，不享有协议约定的增资后的股权份额，其诉请中源盛公司归还代持股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刘海俭、刘小勤该项诉请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刘海俭、刘小勤主张中源盛公司虚假增资或抽逃增资问题，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刘海俭、刘小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1850.40元，由上诉人刘海俭、刘小勤负担。本判决为生效判决。审判长  金锦城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卫东亮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姚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