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6民初2561号 原告：陈忠，男，195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元涛，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儒林，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昌生，男，197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青青，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兰，女，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告：陈良军，男，196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告：杨海军，男，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原告陈忠与被告何昌生、王兰、陈良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原告陈忠申请追加杨海军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元涛、陈儒林，被告何昌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青青，被告王兰，被告陈良军，被告杨海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各类赔偿款180504元（详见赔偿清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陈忠增加诉讼请求为：医疗费37373.63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经人介绍到被告何昌生与被告王兰、被告杨海军共同经营的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处从事装卸工作，工作地点在金牛区，每月工资4500元保底，通过约定签字领现金方式发放。2016年11月15日晚上9点左右，原告与其他员工在国际商贸城1栋51号装卸货物时，汽车上的货物垮塌后将原告摔伤。事故发生后，120将原告送往新都区人民医院救治，被告何昌生垫付了全额的医疗费。因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故原告先后向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提起仲裁、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1月8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06民初4607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与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2月25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确认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后续治疗费约需7000元。原告认为，被告何昌生、被告王兰与被告杨海军以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的名义对外经营，原告在为四被告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被告何昌生、被告王兰、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被告杨海军理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于2018年7月13日注销，故应由其注册的经营者陈良军与被告何昌生、被告王兰、被告杨海军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望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何昌生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主要理由如下：1、本案不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合同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而在搬运、吊运等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的劳动成果并不外化为特定的有形成果，这与雇佣合同中单纯付出一定的劳务容易混淆。本案合同指向的标的不是劳务本身而是完成30车货物的装货任务。庭审中原告也自认承包了装货任务。证人李某陈述，如果三人中有人不去装货，何老板仍然按原定报酬标准支付给陈忠，也可以证明本案使用他人劳动的目的不是劳动过程本身，而是以劳动为手段取得货物装货的工作成果。2、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雇佣合同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本案中，被告不在现场管理和指挥作业，装货方式、时间及人员由陈忠自行决定，不去不需要请假，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因此不符合雇佣关系从属性特征。3、本案不具有劳务专属性。在雇佣合同中，雇佣人对受雇人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受雇人须亲自为雇佣人提供劳务，不可将劳务工作交由他人。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可将承揽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交由第三人完成。在本案中，双方约定按装货数量计算报酬，并没有约定一定由陈忠本人或固定人员完成装货工作，陈忠自行安排了李某、姚庆水参与装货，每次装货人员由陈忠通知，不具有劳务专属性。4、本案报酬发放的依据不是提供的劳务量，而是完成的特定工作成果。原告主张每月4500元保底与证人陈述每月每人4300元相互矛盾。实际上并不是按人数支付的工资，而是陈忠以13500元报酬在被告处承揽了30车装货工作，超出30车的另行支付报酬。这项工作由几人来完成是由陈忠决定的。从证人证言可知，无论三人是否都参与了装货，是否有请假，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被告均以完成的装货车数向陈忠支付报酬后，陈忠、李某、姚庆水等人内部自行商量分配报酬。综上，原、被告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并不在现场管理和指挥作业，不规定作业方式，且本案的装货活动并不是需要专业资质才能从事的，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过失，故被告不存在指示、选任过失，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原告受伤后，我方向原告借支3万余元，直接转账给原告老婆的，不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被告王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是我招聘的，他从来就没有帮过我，我一直在资阳、简阳，法院在2018年就已经做出了我与原告没有关系的判决。 被告陈良军辩称，本案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杨海军辩称，我方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何昌生在2014年将货物装卸工作承包给了陈忠。我占有安岳、乐至货物运输线路三分之一的股份。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成都市金牛区通惠货物托运部（以下简称通惠托运部）经工商登记成立于2003年3月27日，登记的经营者为陈良军。2012年11月28日，通惠托运部因未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工商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2017年2月25日，陈良军与王兰签订了《货物托运部转让协议》，约定：“通惠托运部注册于2003年3月，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陈良军将通惠托运部的经营权及所有资产于2008年12月已全部转让给王兰，转让后，王兰经营时产生的盈利、风险及债权债务均与陈良军无关。”2018年7月13日，陈良军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通惠托运部的注销登记。 陈忠诉被告陈良军、第三人王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川0106民初4607号民事判决，判决陈忠与通惠托运部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已生效。王兰在该案和本案中述称：“陈良军是将通惠托运部的商铺租赁权及资阳、简阳运输线的客户源、客户资源转让给王兰，转让后通惠托运部的营业执照仍悬挂在成华街××4-1-1内。王兰在成都没有登记公司、个体工商户。王兰于2010年在资阳登记了一个叫‘三友托运’的，‘三友托运’实际也在资阳经营，‘三友托运’已经办理了注销登记。王兰于2012年开始使用‘三友托运’的营业执照经营王兰新建的安岳、乐至运输线。2014年，王兰把安岳、乐至运输线的股份分三份，其中两份转给了何昌生和付超，王兰、何昌生、付超各占股份的三分之一，王兰只将安岳、乐至运输线及成都的门面租赁权、客源转让给了何昌生、付超，没有将‘三友托运’的营业执照转让给何昌生、付超，后王兰将‘三友托运’的营业执照注销了。2017年7月底，王兰将自己所占股份转给了何昌生，付超将自己所占股份转给了其他人，其他人又转让给了杨海军。陈忠是何昌生雇佣的，陈忠的工资及医疗费都是何昌生支付的，陈忠上班后，何昌生以何昌生或何昌生配偶的名义登记了‘乐四通’的营业执照。安岳、乐至运输线在成都有几个卸货点，其中包括通惠托运部的工商登记地址成华街××4-1-1，还包括金牛区古柏货运市场以及陈忠受伤的地址，具体门牌号王兰不清楚。2017年8月的时候，王兰就把资阳、简阳及安岳、乐至运输线全部转让给何昌生了。”何昌生述称：“2014年，王兰把安岳、乐至运输线路的部分股份转让给何昌生，在成都有5个收货点。在陈忠受伤时，安岳、乐至运输线路的股份由王兰、何昌生和杨海军各占三分之一，何昌生是以通惠托运部的名义在经营”。杨海军述称：“何昌生陈述的陈忠受伤时安岳、乐至运输线路的股份由王兰、何昌生和杨海军各占三分之一属实，杨海军于2016年4月从一个叫‘郑木匠’的人受让的股份”。王兰、何昌生和杨海军的上述陈述相互印证证实：在陈忠受伤时，何昌生在成都是以通惠托运部的名义在实际经营管理安岳、乐至运输线路货物托运业务，该安岳、乐至运输线路货物托运业务由王兰、何昌生和杨海军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等事实。 证人李某在本案出具书面证言及在上述劳动争议案中出庭述称：“陈忠的工资是何老板以现金方式发放，陈忠的医疗费是何老板支付的。陈忠、李某和一名姓姚的人员共计三人当搬运工。何老板按三人每人4300元／月发放工资。除了法定节假日，都要上班。一般下午5、6点左右开始上班，把一辆车的货物装完才能下班。李某是由陈忠通知去装货，如果三人中有人不去装货，何老板仍然按三个人每人4300元／月将工资支付给陈忠，三人每人该分配多少工资由三人自行商量后由陈忠发放。2015年11月晚上8、9点，李某在装货时看到陈忠受伤。”证人姚庆水在本案出具书面证言及在上述劳动争议案中出庭述称：“姚庆水去的时候负责人是王兰的兄弟王超，工资由王超发放，之后货运部转让给了何昌生，就由何昌生在管理。姚庆水在班长手上领工资，班长即是陈忠。有时候老板何昌生把工资带给陈忠，陈忠再发给我们。何昌生给我们买了意外保险。陈忠的医疗费是何昌生支付。何昌生是按每人每月4300元，按三个人的标准发工资，何昌生不管我们是否请假。2016年11月15日当天晚上大概8、9点左右装货的时候，陈忠发生了工伤事故”。 2014年，陈忠经人介绍和李某、姚庆水到何昌生在成都以通惠托运部名义实际经营管理的5个收货点从事货物装卸工作，三人按照何昌生安排的货车到达的时间、收货点把客户托运的货物搬装到货车上以便发运到四川省安岳县、乐至县，并把从安岳县、乐至县返回的货物搬卸到5个收货点。关于陈忠、李某和姚庆水的报酬问题，陈忠述称：“陈忠的劳动报酬是由何昌生发放，受何昌生的安排和管理，报酬按每人每月4300元的保底基本工资（每月三人装30车），陈忠作为领班另有200元的补助；另外，每月装货超过30车，每增加1车增加150元报酬，由三人平分”。何昌生述称：“陈忠的报酬是由我发放的，每个月30车货物发放13500元，每超出一车按照150元来计算，现金的形式发放，13500元的报酬我是给陈忠的，由陈忠去发放给其他人，其他人每个月领取多少钱我不清楚。”结合陈忠、何昌生的陈述以及上述李某、姚庆水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何昌生按每月三人装货30车，每人每月4300元的基本工资，陈忠作为领班增加每月200元补助，以及超过30车每增加1车增加150元的标准，将三人报酬按月交由陈忠代为发放；三人协商平均分配报酬，如有人有事请假相应扣减其当天报酬，并由其他人平分等事实。 2016年11月15日晚上21时左右，陈忠在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装卸货物时，不慎滑倒，从货车上摔倒在地上受伤。事发当日，陈忠至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于2016年12月2日出院，住院天数17天。出院诊断：颈6-7骨折脱位伴颈椎管狭窄症、颈3-5左侧横突骨折、颈脊髓不全性损伤、颈椎间盘突出症、闭合性颅脑损伤轻症等。出院医嘱：继续颈胸支具固定制动3月，密切观察切口愈合情况，继续营养神经治疗，继续加强双侧上肢肌力功能锻炼，对症治疗，全休三月，两年左右根据影像融合情况必要时取除内固定物，若取除估计费用柒千元左右，若有不适，门诊随访。陈忠因此次事故共计产生医疗费37373.63元。 2018年12月25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川求实鉴［2018］临鉴5610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陈忠的致残程度为九级；2、被鉴定人陈忠的后续医疗费共计约需人民币7,000元。鉴定费2,000元由陈忠垫付。 另查明，庭审中，何昌生向本院提交了成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其在陈忠受伤后通过其妻子卿方春账户转账给陈忠之妻曹再群账户共计37,500元，该款项不是垫付的医疗费而是出借款。经本院释明法律后果后，何昌生坚持主张该笔款项是其向陈忠出借了37,500元，明确不要求在本案中予以扣除。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证明书、医疗费票据、村委会证明、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2018）川0106民初4607号民事判决、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何昌生与陈忠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确定陈忠受伤的责任承担主体。双方争议在构成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劳务和承揽都有提供劳务者或者承揽人必不可少的劳动过程，差别在于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一方对劳动的结果负责，对劳务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使用他人劳动的目的就是劳动过程本身；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对劳动的结果负责，定作人对劳动过程原则上不干预，承揽人以自己的劳动和技能完成承揽业务，如果不符合要求可能返工重做，最后向定作人交付劳动的成果，定作人的目的在于取得特定的工作成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因此，雇佣活动是指在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的，由雇员有偿提供劳动力，根据雇主指示，执行雇佣事务，从而实现雇主利益的一种劳务活动。本案中，虽然何昌生未在陈忠、李某和姚庆水装卸货物的现场进行直接指挥，但是陈忠、李某和姚庆水是按照何昌生安排的货车到达的时间、收货点装卸货物，需要每月完成装货30车的劳务量，并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且陈忠从2014年起到其受伤时的2016年11月15日一直均在为何昌生从事货物装卸工作，由此表明，陈忠等三人系接受何昌生的监督管理，根据何昌生指示的时间和地点，有偿提供劳动力，执行雇佣事务，何昌生使用他人劳动的目的是劳动过程本身，而不是取得特定的工作成果。虽然何昌生辩称其将案涉商铺等5个经营点装卸货物工作按每月30车13500元的报酬交由陈忠承揽，李某、姚庆水是陈忠找来的，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承揽关系，但是首先，何昌生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双方存在承揽关系的事实，即使李某、姚庆水是陈忠找来的，结合已查明事实表明，亦仅是陈忠介绍了李某、姚庆水共同从事何昌生安排的货物装卸劳务工作，作为长期经营货物托运业务的何昌生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所称的“每月30车13500元的报酬”是根据装卸货物量和劳务报酬的市场行情确定由3个人完成，其也事实上认可了由陈忠、李某和姚庆水三人实际完成每天的货物装卸劳务；其次，结合陈忠的陈述以及李某、姚庆水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陈忠、李某和姚庆水系接受何昌生的雇佣装卸货物，除陈忠作为领班多领200元补助外，何昌生将三人每人每月4300元的保底基本工资和超过30车增加的劳务报酬按月交由陈忠代为平均发放的事实，陈忠等三人每月领取的报酬与当时市场行情下的劳动力对价相符，无证据证明陈忠除上述劳务报酬外还存在盈利；再次，何昌生、陈忠均述称“超过30车每增加1车增加150元的报酬”，能够表明双方建立的不是承揽关系，因为何昌生如果意图将其经营的5个收货点货物装卸工作交由陈忠承揽，从常理可知，何昌生除支付其所称的每月13500元报酬外，不需要再支付额外报酬，因此，何昌生的上述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昌生辩称李某、姚庆水在证言中陈述其请假不需要经何昌生批准，且何昌生提供的报酬由陈忠决定如何发放，因此，陈忠、李某和姚庆水不受何昌生控制管理，不具有劳务专属性问题，本院认为，何昌生自称其常年不在成都，陈忠作为何昌生指定的领班，其接受何昌生的委托对李某、姚庆水进行日常管理，三人按月平均分配报酬，并根据各自实际劳务量增、减报酬，不能就此否定陈忠、李某和姚庆水是接受何昌生的监督管理并由何昌生发放报酬的事实。综上，何昌生与陈忠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形成了雇佣关系。 无证据证明何昌生在陈忠装卸货物过程中，尽到了安全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提供、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导致陈忠从货车上摔倒在地上受伤，具有过错，应当承担雇主责任。陈忠作为长期从事货物装卸工作、具有一定货物装卸经验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存在安全风险，理应加强自身安全保护，但其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对其受伤具有部分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各方过错程度以及该过错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力大小等因素，本院酌定对此次事故何昌生承担70%的责任，陈忠承担30%的责任。因案涉安岳、乐至运输线路货物托运业务由王兰、何昌生和杨海军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王兰、杨海军应当与何昌生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通惠托运部已于2012年11月28日被工商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但是该托运部在注销前仍具有民事责任主体资格，陈良军与王兰签订《货物托运部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能抗辩第三人，陈良军在转让该经营部经营权后亦没有到登记机关变更经营者，且在陈忠受伤时，何昌生在成都是以通惠托运部的名义在经营安岳、乐至运输线路货物托运业务，因此，陈良军作为通惠托运部注销前的经营者应当与何昌生、王兰、杨海军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有效证据，对陈忠因此次事故的损失确认如下： 一、医疗费。陈忠向本院提交了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医疗费票据，计37,373.63元，并有相应的病历资料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误工费。陈忠主张误工费16,0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工资收入状况的，可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结合陈忠伤情、住院天数及出院医嘱“全休三月”，本院确定陈忠的误工时长为107日；虽然何昌生不认可陈忠的每月基本工资加固定补助为4,500元，但其未能举证证明陈忠的月工资为多少的事实，结合庭审查明事实，本院对陈忠月平均工资4,500元予以确认，对陈忠的误工费确认为：4,500元/月÷30天×107天=16,050元。 三、护理费。陈忠主张护理费10,7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之规定，结合陈忠伤情及实际住院天数，本院对陈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确认为：120元/天×17天=2,040元。 四、交通费。陈忠主张交通费2,000元。虽然陈忠未向本院举证证明交通费，但考虑交通费系本次事故中必然产生的合理正常开支，结合本案陈忠伤情及治疗的实际情况，本院对陈忠的该项诉讼请求确认为500元。 五、住院伙食补助费。陈忠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6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之规定，参照《成都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并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和居民收入状况，本院对陈忠该项诉讼请求确认为680元。 六、营养费。陈忠主张营养费3,21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结合陈忠伤情及住院天数，本院确定陈忠营养费为：20元/天×17天=340元。 七、鉴定费。陈忠主张鉴定费2,000元。其提交了鉴定费的正规发票，本院对陈忠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八、后续治疗费。陈忠主张后续治疗费7,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之规定，结合陈忠伤情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陈忠的后续医疗费共计约需人民币7,000元”，本院对陈忠该项诉讼请求确认为7,000元。 九、残疾赔偿金。陈忠主张残疾赔偿金132,86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岁；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结合陈忠的伤残等级（残疾赔付比例20%）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本院对陈忠该项主张确认为：33,216元/年×20年×20%=132,864元。 十、精神损害抚慰金。陈忠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各方过错程度及造成的后果，本院对陈忠的该项诉讼请求酌情认定为4,200元。 综上，陈忠因此次事故产生医疗费37,373.63元、误工费16,050元、护理费2,04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2,000元、营养费3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80元、后续治疗费7,000元、残疾赔偿金132,864元，共计198,847.63元。何昌生按责任比例承担70%，即139,193.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200元，何昌生共计应向陈忠支付143,393.34元，王兰、杨海军、陈良军对何昌生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陈忠按责任比例自行承担30%，即59,654.29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昌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忠支付143,393.34元； 二、王兰、杨海军、陈良军对何昌生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陈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10元，减半收取计1,955元，由何昌生、王兰、杨海军、陈良军负担1,368.5元，陈忠负担58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