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楼**。 法定代表人：闫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功，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银祥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顺平县平安西街南侧。 法定代表人：吕占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李旭，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纺织）因与被上诉人保定银祥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棉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6民初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纺织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0636民初9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如下1.仅以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即确定交易习惯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错误；2.无端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银祥棉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天津纺织向一审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银祥棉业向天津纺织返还货款人民币457500元；2.判令银祥棉业给付天津纺织上述货款为基数计算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2年6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银祥棉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原辅材料、棉纺织、毛纺织、印染、家用纺织品等；保定银祥棉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棉花加工、购销、纺织品加工等。2012年6月15日，天津纺织向银祥棉业汇付货款457500元购买皮棉。2019年4月10日，天津纺织向银祥棉业发出询证函要求对往来账务进行核对，银祥棉业于2019年4月18日在询证函内向天津纺织回复“已发皮棉24.1476吨，平帐，我公司作无票收入，未开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交易习惯进行了询问，天津纺织陈述：“按照我公司的实际情况履行，与其他公司的交易习惯与本案没有关系”；而银祥棉业却陈述：“由最近的仓库发货，告知买受人提货地点，由买受人到仓库自提，如果买受人付款后不及时提货，原告公司也会及时通知买受人尽快提货，因为所占仓库是租赁的，多占一天会多付一天费用。”事实上是2012年6月15日，银祥棉业提货地点为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天津直属库提货40包，提货的运输工具车牌号是津Ａ×××××，备注栏有提货司机的签字，本公司只有在提货人签字后才能将货物提走，2012年6月18日，天津纺织又在同一仓库提货69包，提货运输工具车辆牌号是津Ａ×××××。证据：1、原告方负责人员手机号130××××9262向银祥棉业业务经理白昌平二人以短信的方式商谈的情况。2、中国储备棉天津直属库发货存根（两张：2012年6月15日、2012年6月18日）”。2019年6月25日，天津纺织又向银祥棉业发出通知，以银祥棉业未向天津纺织交付货物为由解除双方的货物买卖合同并要求天津纺织返还货款457500元、赔偿货款利息损失，并于2019年9月9日诉于一审法院，在该通知中，天津纺织自述从2018年3月即开始通过信函、电话等形式主张权利，但天津纺织就其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案涉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问题。本案双方系皮棉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未能提供书面买卖协议，但根据2012年6月15日天津纺织已经向银祥棉业支付货款4575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在2012年6月15日之前，双方已经就皮棉交易达成了一致，并进入到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阶段，根据常理判断，支付货款即为履行，履行以协议存在为基础，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诉讼中，银祥棉业以天津纺织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请求驳回天津纺织的诉讼请求。银祥棉业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则诉讼时效问题应先于本案其他事实进行查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时效规定》）进行判断。《时效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需要确定约定的交货的履行期限。（一）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确定问题。买卖合同履行期限关系到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依据客观事实适用法律进行判断。1、双方的买卖协议是否约定过履行期限问题。双方的买卖协议是否约定过履行期限关系到法律适用，必须首先予以查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未提供书面合同，天津纺织主张案涉交易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银祥棉业否认，银祥棉业主张在2012年6月15日和2012年6月18日已经分两次交货完毕，但双方对其主张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因当事人未提交证据，使得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协议是否对履行期限有过约定，无法予以查明。2、在无法查清案涉买卖协议是否约定过履行期限的情形下，履行期限确定的法律适用问题。（1）关于天津纺织主张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时效规定》第六条规定，主张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及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该主张是否成立问题。《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标准：……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时效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无论《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还是《时效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均以明确具体的协议条款存在为前提，只有被判断物（具体协议条款）固定，才能对此固定协议内容进行判断，进而才能确定出协议内容是否有履行期限规定，以及履行期限约定是否明确。没有固定、具体、明确的协议就无法进行判断，如果不具备协议内容固定、具体、明确的条件，即不能适用该两项法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并未提供明确具体的买卖协议，对于履行期限各执一词，使得案涉协议不具体、不明确，造成一审法院对“是存在履行期限约定但当事人不提供，还是根本就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如果有约定履行期限，履行期限是否明确”，这些基本问题无法查实。尽管天津纺织提出案涉交易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但银祥棉业否认，天津纺织就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银祥棉业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一问题，此情形属于案涉买卖协议条款内容不固定、不具体、不明确，不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时效规定》第六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故而本案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时效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确定履行期限。天津纺织所主张的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及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观点不能成立。（2）在案涉买卖协议无法查清的情形下确定履行期限，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与前述理由相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亦是针对明确具体的协议所规定的适用法律原则，本案与该条款的适用条件不同。但该条款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情况下，对合同内容如何协商补救，及在不能协商时如何解决争议的裁判规则。本案要解决的问题特征与该条规定的情况相类似，该条款的裁判规定对解决本案争议具有指导性，故本案可参照该条的规定，按交易习惯确定争议的履行期限。（3）本案履行期限的确定问题。本案交易为皮棉交易，具有保质期和时令性，在庭审时，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交易习惯进行了询问，天津纺织陈述：“按照我公司的实际情况履行，与其他公司的交易习惯与本案没有关系”；而银祥棉业却陈述：“由最近的仓库发货，告知买受人提货地点，由买受人到仓库自提，如果买受人付款后不及时提货，原告公司也会及时通知买受人尽快提货，因为所占仓库是租赁的，多占一天会多付一天费用。事实上是2012年6月15日，原告提货地点为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天津直属库提货40包，提货的运输工具车牌号是津Ａ×××××，备注栏有提货司机的签字，本公司只有在提货人签字后才能将货物提走，2012年6月18日，原告又在同一仓库提货69包，提货运输工具车辆牌号是津Ａ×××××。证据：1、原告方负责人员手机号130××××9262向被告公司业务经理白昌平二人以短信的方式商谈的情况。2、中国储备棉天津直属库发货存根（两张：2012年6月15日、2012年6月18日）”。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陈述，银祥棉业的陈述更符合皮棉的交易习惯，具有较大可信度，在天津纺织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案涉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货物交付期限”成立的情形下，将2012年6月18日确定为交付货物的时间节点更符合案件实际情况。故一审法院根据交易习惯将2012年6月18日确定为本案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二）对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判断。2019年4月10日天津纺织向银祥棉业发出询证函可以认定为天津纺织向银祥棉业主张权利的具体日期，虽然天津纺织在2019年6月25日在给被告的通知中，天津纺织自述从2018年3月即开始通过信函、电话等形式主张权利，但并未提供在2018年3月主张权利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把2019年4月10日确定为天津纺织向银祥棉业主张权利的有效日期。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在无法查清对履行期限是否作出过约定及作出了何种约定的情况下，需要明确举证责任。从2012年6月18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4月10日已然历经将近7年，远远大于2年时间，此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结合上述履行期限时间节点的判断，银祥棉业无需再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已过期，而应当由天津纺织对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或者尽管买卖关系成立至今已然经过7年，在7年之后主张权利仍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天津纺织未能举证证明在买卖关系建立7年后起诉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亦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故应由天津纺织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银祥棉业辩称的天津纺织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天津纺织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1元，由原告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其他事实，本院查明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履行期间，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综合考虑本案所涉货物行业交易习惯的事实，认定2012年6月18日为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2年6月18日）至发出询证函之日（2019年4月10日）的期间中曾就本案纠纷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本案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天津纺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62元，由上诉人天津纺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祁 峰 审判员 王 琦 审判员 马 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田益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