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1483号 原告：牟勇，男，197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帮颖，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惠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育秀路**。 法定代表人：吴小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茂刚，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系工作人员。 被告：吴小兰（曾用名：吴晓兰），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茂刚，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系上海惠科实业有限公司推荐公民。 被告：魏茂刚，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原告牟勇与被告上海惠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科公司）、吴小兰、魏茂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帮颖，被告惠科公司、吴小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魏茂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牟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惠科公司依约支付代理费775.5万元；2.被告吴小兰、魏茂刚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惠科公司2012年9月7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惠科公司委托原告风险代理追讨其合法拥有的四川省宜宾市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135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17年5月23日在委托事项即将完成之际被告惠科公司及其股东吴小兰、魏茂刚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与债务人四川省宜宾市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以666.66万元支付到私人账户结清相关债权债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惠科公司及其股东吴小兰、魏茂刚的行为是严重违约，是单方面事实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合同第八条第一项和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惠科公司支付牟勇775.5万元代理费。另外，惠科公司从2014年起除对外催收不良债权外没有任何经营业务，有证据显示在此期间，惠科公司收回的不良债权都直接进入私人账户。吴小兰、魏茂刚是惠科公司的股东（魏茂刚占比60%、吴小兰占比40%），他们的财产与惠科公司财产发生严重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本案吴小兰和魏茂刚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惠科公司及其股东吴小兰、魏茂刚不讲诚信，单方面解除合同撤销授权。被告吴小兰、魏茂刚作为公司股东公私不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原告利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被告惠科公司辩称，一、牟勇未能尽职履行代理事务，且没有为惠科公司实现债权，无权主张代理费。《委托代理合同》由中间人洪燕、宣江川促成签订，案涉债权系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受让取得，合同签订前，原告已充分了解债权情况，自愿采取全风险代理方式进行代理。《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牟勇应当采取“诉讼方式”（包括一审、二审诉讼和执行程序）代理清收欠款。合同签订后，牟勇未能及时履行代理事务，而是在过了一年以后才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且该起诉被受理法院驳回。起诉被驳回后，牟勇不愿继续承担诉讼费用，未在上诉期限内上诉，致使惠科公司处于被动境地。惠科公司多次催促牟勇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以实现债权，但牟勇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提出破产申请。牟勇没有以约定方式为惠科公司实现分文债权，要求惠科公司支付代理费显属无理要求。二、被告债权得以实现是基于债务人四川省宜宾市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被列为拆迁单位，惠科公司持有土地权证，进而与之取得联系，并签订还款协议，与原告无关。三、原告方在取得《授权委托书》后，未按要求提起诉讼，亦未与债务人或其主管部门联系商议债务清偿事宜，而是与案外人邓盖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以350万元进行转让。实际情况是，四川省宜宾市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愿意给付的金额为666.6万元，原告的处理方式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四、牟勇及其代理人有与第三人串通损害惠科公司利益之嫌，且惠科公司没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债务人达成的还款协议，系采取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救措施。五、牟勇认定惠科公司与股东财产之间存在混同是主观臆断，且即使惠科公司对原告负有债务，惠科公司也并非没有财产，原告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吴小兰、魏茂刚辩称，一、吴小兰、魏茂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吴小兰、魏茂刚与牟勇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与牟勇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是惠科公司，而非吴小兰、魏茂刚。吴小兰是惠科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魏茂刚是公司股东及工作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出资义务，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相关法律后果理应由公司承担，惠科公司并没有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牟勇的诉讼行为系滥用诉权。二、吴小兰、魏茂刚与惠科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惠科公司是在上海注册成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均在上海。吴小兰从来没有收取过惠科公司的任何款项，魏茂刚作为惠科公司的工作人员，自2012年4月起一直为惠科公司债权催收工作，由于惠科公司债权催收工作不够理想，没有收入，至今未将魏茂刚应得的工资及相关待遇兑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7日，惠科公司（委托人）与牟勇（受托人）、四川建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约定：1、惠科公司因与宜宾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欠款纠纷一案（欠款本金金额566万元，本息合计1355万元），特委托牟勇为其代理人。2、惠科公司授权牟勇通过诉讼方式（包括一审、二审诉讼和执行程序）代理清收欠款。牟勇接受惠科公司委托后，向其出具完成代理工作所需的授权委托书。3、牟勇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即代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参与相关诉讼活动，签收相关诉讼文书等。但涉及与债务人和解、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债务人达成调解、变更诉讼请求等涉及惠科公司实体权利事项，须得到惠科公司书面认可。4、若经牟勇代理，牟勇能以高于150万元的金额实现债权，在该金额以上，牟勇有权决定债权受偿额度并与对方达成和解意向，对此惠科公司应当同意，并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收取相关款项。若惠科公司拒绝和解、拒绝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拒绝收取债权款项的，惠科公司应当按债权和解金额及本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比例向牟勇支付代理费。牟勇超越代理权限给惠科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5、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案执行终结时止。6、牟勇在代理过程中应勤勉尽责，切实维护惠科公司的权益。7、经双方协商，牟勇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即惠科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向牟勇支付代理费用外，不承担实现本债权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为：（1）按惠科公司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分等级及相应提取比例支付给牟勇。回收金额150万元以内按45%提取代理费；150万元至200万元部分按50%提取代理费；250万元至350万元部分按55%提取代理费；350万元以上部分按60%提取代理费。（2）代理费支付方式：惠科公司每收一笔债务人或其他第三人代债务人偿还的款项，应在收到款项当日按本协议约定向牟勇支付代理费。8、如惠科公司在代理期限内单方面解除协议或撤销授权，则视为惠科公司已收到全部款项，惠科公司仍应按上述约定支付牟勇代理费。9、牟勇因代理工作需要委托律师的，律师的全部费用由牟勇承担，但惠科公司应向牟勇指定的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 上述合同签订后，牟勇委托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小洪为其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2013年5月5日，徐小洪以律师的身份、牟勇以惠科公司员工身份代理惠科公司以四川省宜宾市源达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达玻璃公司）为被告向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之诉，惠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借款本息1355万元（其中本金566万元、利息789万元，利息计算至2007年12月17日止）；2、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用于抵押的土地、房产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原债权人曾与债务人达成协议为由，认定源达玻璃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惠科公司主张权利不符合协议约定，于2014年3月3日作出（2013）宜民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惠科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诉讼中，牟勇代为支付案件受理费103100元。 另查明，2017年3月22日，惠科公司向牟勇、徐小洪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其在惠科公司与源达玻璃公司债权债务纠纷中担任代理人，徐小洪为特别授权，可代为调解、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牟勇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2017年3月27日，徐小洪代表惠科公司与邓盖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惠科公司将其对源达玻璃公司案涉全部抵押债权转让给邓盖雄，转让价格350万元。 2017年4月17日，源达玻璃公司在向宜宾市翠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发出的《清偿债务还款大额资金使用申请》中载明：惠科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自然人邓盖雄。经与邓盖雄协商，达成还款协议，公司偿还666.6万元后该债务清偿完毕。因此，我公司按协议约定需先期向债权人指定的私人账户转款450万元。次日，宜宾市翠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向邓盖雄账户转款450万元。邓盖雄向惠科公司支付了债权转让款350万元。 2017年4月23日，牟勇向魏茂刚发送短信称“魏总你好关于源达玻璃厂债权转让事宜，买方已提出异议。同意与否，请魏总和惠科公司务必本月27日前以书面形式正式答复。” 2017年4月24日，牟勇、徐小洪通过顺丰速运向惠科公司邮寄了函件，要求惠科公司在4月27日前就债权转让事宜给出是否认可并履行的书面答复，如果惠科公司明确不认可相应债权转让，牟勇将依法与受让人邓盖雄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并依约通过诉讼申请源达玻璃公司破产清算，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惠科公司承担；如果惠科公司没有明确答复，将视为惠科公司认可债权转让、且由惠科公司掌握的“20份房产证及1份土地证”已经遗失，将委托律师依法为受让人邓盖雄补办相关证件。4月26日，牟勇向魏茂刚发送短信，再次重申上述函件中的内容，并认为其已经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实现了债权，请惠科公司兑现合同义务。惠科公司未予回复。 还查明，因惠科公司不履行与邓盖雄的《债权转让协议》，邓盖雄已向源达玻璃公司退还450万元，惠科公司亦向邓盖雄退还债权转让款350万元。 惠科公司后自行与源达玻璃公司协商并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还款协议》一份，主要约定：源达玻璃公司欠原中国工商银行宜宾市支行借款本金566.6万元、利息789万元，现惠科公司取得了该债权。源达玻璃公司偿还惠科公司本金566.6万元、利息100万元，合计666.6万元，其余利息不再偿还，惠科公司债权源达玻璃公司全部清偿完毕。由于源达玻璃公司先前已经从宜宾市翠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代管资金账户转出450万元在源达玻璃公司委托人李隆辕个人账户上，该450万元由李隆辕直接转入惠科公司指定账户。 当天，源达玻璃公司还向宜宾市翠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出具了《清偿债务还款大额资金使用申请》一份，载明：申请按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惠科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转款216.6万元。 庭审中，惠科公司确认《还款协议》已履行完毕，但拒不说明其收取源达玻璃公司还款的具体账户。 此后，牟勇数次去函要求惠科公司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合同》，配合提供申请源达玻璃公司破产清算的材料，未果。 还查明，惠科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18日，股东为吴小兰、魏茂刚，吴小兰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魏茂刚担任监事。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清偿债务还款大额资金使用申请》《清偿债务还款转款人变更说明》《授权委托书》、邮寄凭证及相关函件、短信记录、证人证言、案件受理费票据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代理方式、代理权限、代理期限等约定，并联系合同上下文，惠科公司仅授权牟勇在其与源达玻璃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案件中担任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若经牟勇代理，牟勇能以高于150万元的金额实现债权，在该金额以上，牟勇有权决定债权受偿额度并与对方达成和解意向，对此惠科公司应当同意，并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收取相关款项。若惠科公司拒绝和解、拒绝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拒绝收取债权款项的，惠科公司应当按债权和解金额及本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比例向牟勇支付代理费”，此处“以高于150万元的金额实现债权”应理解为惠科公司与债务人源达玻璃公司之间就借款债权达成和解，并不包括惠科公司以转让债权的方式获得对价。事实上，根据牟勇自身陈述，其代表惠科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当时即征得惠科公司股东、工作人员魏茂刚的许可，事后亦再次征求了惠科公司的意见，后因惠科公司拒绝承认，方与邓盖雄解除协议。即是否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仍需另行征得惠科公司最终同意。故债权转让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实现债权的方式，双方亦未单独就此约定是否支付费用及标准，事后亦未达成一致。 其次，案涉债权已经法院审理，判决驳回惠科公司的诉讼请求，牟勇未代惠科公司提起上诉，系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就其上诉风险作出评估的选择，并非必然不利于委托人。事后，惠科公司亦未解除双方委托关系，并再次向牟勇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在未取得胜诉判决的情况下，牟勇代表惠科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以350万元的金额转让债权，该金额确已超过《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其诉讼和解的金额，考虑到邓盖雄与源达玻璃公司的还款协议发生在《债权转让协议》之后，惠科公司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牟勇早已知晓源达玻璃公司的还款方案而故意与邓盖雄合谋低价转让债权以损害惠科公司利益，故牟勇未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的勤勉尽责义务，且《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牟勇即征求了惠科公司意见，并最终依据其意见解除了协议，未给惠科公司造成事实损失。故惠科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 再次，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惠科公司事后擅自与源达玻璃公司签订协议，并收取全部款项，《委托代理合同》已无履行基础，已事实上解除。在此基础上，原告援引合同第八条及第九条诉请被告惠科公司支付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委托代理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牟勇、惠科公司共同虚构牟勇为惠科公司工作人员的事实，由牟勇担任代理人参与诉讼，违反了前述法律的明确规定，牟勇作为公民，与惠科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本院据实酌情支持，其中案件受理费为103100元。原告提供的其他开支凭证，因不能客观反映与案件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但考虑到牟勇实际委托了徐小洪律师，二人代为进行了立案、开庭，并与债务人取得联系代为沟通以期实现债权，前后历时4年有余，付出了时间与精力，亦产生了交通费、食宿费、差旅费、邮递费、材料费等实际开支，惠科公司也实际受益，酌情确定惠科公司向牟勇支付该部分费用7万元。 关于被告吴小兰、魏茂刚对被告惠科公司所负债务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认定问题。原告牟勇以惠科公司的股东吴小兰、魏茂刚财产与惠科公司财产混同为由，主张二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院认为，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公司人格和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本案中，原告未举证证明吴小兰、魏茂刚作为股东主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故意，以及客观上实施了相应侵权行为，亦无证据证明惠科公司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其对原告所负的案涉债务以至于在本案中对惠科公司的独立人格的否定及股东有限责任的突破成为必要。故原告主张被告吴小兰、魏茂刚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惠科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牟勇支付173100元； 二、驳回原告牟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085元，减半收取计33043元，由原告牟勇负担16522元，被告上海惠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65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洁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