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4民初960号原告：俞鹿玲，女，汉族，1967年7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社区二期25栋28E房。公民身份号码:330************326。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慧，广东乐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文华，男，汉族，1972年5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华侨城****，公民身份号码：362************853。原告俞鹿玲与被告刘文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鹿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慧，被告刘文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本金利息（以人民币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6日，利息为人民币330,75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告与案外人林娜芬系朋友关系。被告系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执行董事。2013年4月，案外人林娜芬以入股广西文华分公司为名向原告借款50万元，原告同意借款给案外人林娜芬，林娜芬请求原告直接将50万元转入到被告名下账户中。原告于2013年4月7日向被告刘文华账户转账，因操作失误，原告实际转了150万元，案外人林娜芬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刘文华收到款项后，林娜芬于2013年9月18日注册成立了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被告刘文华收到转账后，并未告知原告或林娜芬其实际收到的是150万元。直到2019年12月上旬，原告到银行打印银行流水才发现多转了100万元。原告与被告刘文华仅是普通朋友关系，除上述替案外人林娜芬转账外，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存在过其他经济往来，原告受案外人林娜芬的委托，才向其指定的被告账上转账50万元，作为对林娜芬的借款，但被告收取原告因操作失误多转的100万元，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占用上述款项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亦应一并返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自己权益，特此诉至法院。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将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如下：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本金人民币1,500,0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本金利息（以人民币1,5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原告将事实与理由变更如下：因被告不承认原告替林娜芬支付了50万元，原告于2013.4.7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150万元，全部为不当得利。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林娜芬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借条；3.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华集团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华游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5.原告与朋友高志勇的聊天记录截屏证据；6.高志勇证人证言；7.石家庄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嬴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高志勇与广州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文华公司）会计唐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9.《关于个人资产状况说明》及深圳金特娇服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深圳金龙凯纺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10.深圳市市*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网上公开）。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述款项不可能是由于操作失误而多汇款，只可能是目的明确、头脑清醒的主动汇款行为。1.如操作失误，将50万多写或少写一个0而汇成5万或500万都是可能的，但前面多写一个“1”而成了多汇100万元，显然不合理；2.如操作失误，银行工作人员在做大额汇款前电话确认通知时就应该被发现；3.如操作失误，原告在收到汇款信息时也已经发现；4.如操作失误，下次用款时发现账上金额少了100万，立即就能发现；5.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显示，付完款后其余额只剩下113万91元，显然原告不是一个富裕到账上少了100万元也发现不到的人；6.原告应提供近七年完整的对账单明细；7.如原告真属于操作失误，那么说明主动的过错方是其自己，原告关于利息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合理；8.原告提交的《关于个人资产状况的说明》，试图证明其公司资金状况很好，但该说明无法律效力，反而证明其平时银行存款金额很少，多汇的100万元是主动、明确的行为。二、原告诉称其与被告仅是普通朋友关系，除上述替案外人林娜芬转账外，其与被告之间从未存在过其他经济往来，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被告是师生关系，曾参加被告主讲的课程学习。原告系深圳文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文华公司）股东，其也承认与广州文华公司均是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三、根据原告提交的工商查询资料显示，深圳文华公司于2013年8月9日新增加股东除了原告，还有广州文华公司；共嬴公司于2014年6月6日新增加股东除高志勇外，还有广州文华公司；这均不是巧合。广州文华公司的合作分公司，有部分股东的股份先由其他股东代持，事后才到工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手续，是为了方便公司开展业务和照顾部分股东的时间安排，在办理工商注册前作为隐形股东与其他已注册股东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力和义务，不能作为原告当时没完成股东变更手续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理由。四、陈绳旭、苏志敬于2013年4月5日代表共嬴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同标的500万元。原告所支付的150万元，实际上是深圳文华公司为了继续拿更高级别、更高利润的代理权，以共嬴公司股东的身份，代高志勇和深圳文华公司按上述《合作协议》约定所支付的合同款，是正常的履约行为。被告是广州文华公司的大股东。五、原告及其代理人、证人的说辞存在自相矛盾，在隐瞒真相，回避重要事实。六、退一步讲，就算原告属于操作失误，原告于2013年4月7日汇转涉案款项，其应该知道可能利益受损的时间已过去七年，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事实上已自动放弃该款的所有权。七、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高志勇聊天记录显示，仅有林娜，没有林娜芬，原告说林娜就是林娜芬是与其提供证据自相矛盾，原告提供的文华游艇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法人是林娜芬，监事是林娜，显然不是同一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合影照片；2.深圳文华公司的工商信息注册股东名单；3.股东股份确权书；4.《合作协议》（2012.4.5）5.《合作协议》（2014.2.8）；6.《合作协议》（2013.4.5）；7.共赢公司工商信息注册股东名单；8.深圳文华公司工商信息及历史变更；9.参会卡；10.付款记录（刘丽敏代高志勇汇至刘文华账户）、付款记录（高志勇汇款到刘文华账户）、付款记录（高志勇汇款至广州文华公司账户）、付款记录（刘文华账户汇至高志勇）。原告回应称：一、被告主要是做教育培训的法人及讲师，原告是在深圳从事服装产生销售的公司大股东，高志勇是从事教育培训类似于中介的人物，是帮被告招揽学员，原告在高志勇及张念英的招揽下，报名参加被告组织的资本兵法课程。由此，原告到被告课程听了几节课，认识了林娜芬、王其栋等人。林娜芬、王其栋等先后向原告借款，其中林娜芬向原告借款50万元，并要求汇至被告账户，原告因操作失误，转了150万元给被告；因原告系深圳数家服装生产销售的公司大股东，资金往来频繁，公司每年营业额在数千万甚至逾亿元，故原告一直未发现多转给被告100万元；本案转账卡号是原告非常用卡号，原告通过本人名下其他账号进行大量资金往来，确实是没有留意到通过涉案非常用卡转账的事实。二、汇款150万元时原告不是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以工商登记为准。三、被告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与共嬴公司的投资款有关。四、从原告提交的其与高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自2019年12月上旬即发现多转账100万元，并要求高志勇协助向被告追索，此时新冠疫情未爆发，原告在2020年春节前就在深圳南山区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因管辖问题，被南山法院驳回起诉，才转至贵院，并非被告陈述原告因疫情不好过才钻法律空子。五、原告不认识林娜，在原告与高志勇聊天中，出现的林娜均是指林娜芬。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文华是广州文华公司、文华集团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被告组织《文华大系统之资本兵法》课程推广活动，原告参加了该课程学习。广州文华公司在全国多处设立有分公司。原告与被告除了是师生关系外，还有业务合作关系。2012年2月23日，深圳文华公司成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志勇。2012年4月5日，广州文华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文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投资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2013年8月9日，深圳文华公司股东成员从高志勇、李东洋变更为高志勇、俞鹿玲、王其栋及广州文华公司。2014年2月8日，广州文华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文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深圳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该份协议落款处还有原告俞鹿玲、王其栋、肖冬平等人的签名确认。2013年4月5日，甲方广州文华公司与乙方陈绳旭、苏志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河北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甲方各类投资咨询业务，并协助乙方达成交易所得收益，由甲方支付乙方相应的业务佣金；省级分公司交100万元作为业绩保证金，在完成当年实际业绩500万元后，甲方全额退回乙方。2013年9月24日，上述协议中约定注册的河北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石家庄共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宪垒，股东有陈绳旭、苏志敬、马宪垒、余鸿；2014年6月6日，高志勇、广州文华公司加入该公司成为股东。原告述称，2013年4月7日，林娜芬向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林娜芬向俞鹿玲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入股文华分公司使用，期限从2013年4月7日至2013年10月7日为期六个月。本人愿意以名下房产，汽车抵押作为连带责任抵押担保。（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并用该股份做抵押担保。）”但以上林娜芬姓名的“芬”是手写添加。当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款项150万元。2013年9月18日，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均是“林娜芬”，监事为“林娜”。原告提交了其与高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2月9日的记录显示原告在打听被告下落；10日原告发送内容有：“我借款给林娜时50万元汇成了150万，才刚发现，要跟他拿回来”、“还有借钱给林娜的钱至今没有收回”。原告提交的高志勇与广州文华公司会计唐丽萍于2020年3月25日、4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志勇向唐丽萍表明，从未要求原告代其向被告支付河北分公司即共嬴公司的股东投资款。被告提交了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8月7日期间，其与高志勇之间以及高志勇与广州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账户往来明细，用以证实深圳文华公司与广州文华公司的资金往来，存在以个人账户转账及收取的情况。原告俞鹿玲以为查明本案事实为由，向本院申请证人高志勇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高志勇述称：其与原告系文华资本兵法课程第五期的会员，是同学关系，被告是该课程的授课老师；原告与广州文华公司均是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其于2014年6月6日成为共嬴公司的股东，入股资金为100万左右，其没有委托原告向该公司支付股东款及向被告、广州文华公司支付课程款；其与原告认识的林娜，也叫林娜芬，应该是同一个人，也是报班成员，因林娜芬要投资广州文华分公司，所以向原告借款50万元，让其做担保，双方是在其办公室写的《借条》，但原告如何支付此50万元，其不清楚；其不知道共嬴公司与广州文华公司是否结清有关款项，但认为如果没有结清，是无法拿到代理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开庭笔录等在卷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先是起诉主张被告收取了因其操作失误而多余支付的款项100万元，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利益，后又当庭变更为150万元，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问题。（一）关于林娜芬《借条》的认定问题。原告所持有林娜芬于2013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其向原告借款50万元用于入股文华分公司使用，以其名下房产、车辆作抵押担保，并注明“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并用该股份做抵押担保”，证据显示林娜芬系同年9月18日成立的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林娜芬委托其将此50万元转入被告账户，及2013年4月7日后林娜芬确以该50万元入股“文华南宁分公司”。且如系入股款，原告理应将此50万元汇入“文华南宁分公司”账户。原告不能清楚证实其向被告转账的涉案款项与林娜芬上述借款有关。故，对该《借条》与本案关系，本院不予认可。（二）关于林娜芬的身份问题。在涉案《借条》以及原告与证人高志勇的聊天记录中均出现了“林娜芬”、“林娜”的名字。原告与高志勇均表示“林娜芬”与“林娜”就是同一人，但对此未能举证证实。又根据文华游艇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所载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为“林娜芬”，监事则为“林娜”，此是不同的两人，与原告述称系同为一人的说法不符，且相互矛盾。而《借条》显示该借款早于2013年10月7日到期，原告却不能提交证据证实曾向林娜芬主张债权，与常理不符。对于原告述称“林娜芬”与“林娜”系同一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三）对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是否采纳的问题。原告与证人高志勇均系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二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对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足以证实原告与林娜芬存在真实借款事实。而原告述称2019年12月10日在微信聊天中称发现多转款给被告，但未直接向被告提出要求返还，却向高志勇说明。故，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亦存有疑问，不足以证实原告此时才发现。结合以上分析，再根据双方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资金转账明细等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及证人高志勇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关系，且存在各方有以私人账户收转资金的情况。原告在其向被告转账涉案款项后的一定期间内，未发现多余支付款项，缺乏合理解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点：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受到损失；受有利益与受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被告因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对其造成利益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被告所提交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存在业务上的往来，无法排除该款为双方业务款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不当得利之诉，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于2013年4月7日向被告转账涉案款项，其主张于2019年12月9日才发现转账事实，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其与证人高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本案前述已分析，原告与高志勇之存在利害关系，故该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效力同样较低，本院不予采纳。即使真实存在错转款的事实，原告在其与林娜芬的债务到期即2013年11月7日时，应当知道错误转账。原告转账款项150万元，数额较大，在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起，经过近七年时间才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常理。对于原告认为其于2019年12月9日才知道权利受损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俞鹿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2,788元，由原告俞鹿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曾 剑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帆书 记 员  袁嘉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