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武盛，男，197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益健综合楼B栋E座201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武军，男，197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两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春，广东天行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荣福，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林云，女，1966年9月24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述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德保，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灶林，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尚永，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电信局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敬池（系陈尚永小舅子），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电信局。上诉人刘武盛、刘武军因与被上诉人邓荣福、邓林云、陈尚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刘武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邓荣福、邓林云款项136420元。二、刘武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邓荣福、邓林云款项168466元。三、驳回邓荣福、邓林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4元，由刘武盛负担2205元，刘武军负担3669元。上述费用已由邓荣福、邓林云预交，刘武盛、刘武军应当负担的部分，由刘武盛、刘武军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期限内迳付邓荣福、邓林云。上诉人刘武盛、刘武军上诉请求:撤销（2019）粤022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本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二、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及诉讼费用的负担是否正确；三、陈尚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其他双方无争议的事项，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的问题。上诉人刘武盛、刘武军认为，第一，一审法院超审限判案，程序违法。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6日立案，2019年9月15日一审判决便已经盖章，2019年11月13日才向刘武盛、刘武军送达判决书，历时将近9个月，无延长审限的任何事由，超过6个月的审限判案，承办法官严重渎职，程序违法。第二，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判决，程序严重违法。邓荣福、邓林云诉请金额共计为304885.35元，一审法院判决金额为136420元+168466元=304886元，足见一审法院超出邓荣福、邓林云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程序严重违法。第三，一审法院与一审原告一同违反禁止反言的法庭审理原则，剥夺刘武盛、刘武军的辩论权利，程序严重违法。邓荣福、邓林云在《民事起诉状》中诉讼请求部分明确其诉请金额为赔偿各项损失合计304885.35元(详见赔偿清单)，而赔偿清单显示其要求各原审被告直接承担各项损失的30%，且在庭审中，邓荣福、邓林云及其代理律师还明确表态，没有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因此，其在法庭辩论时口头提出要刘武盛、刘武军优先承担交强险责任，一审法院既没有要求邓荣福、邓林云提交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也没有直接表态是否同意邓荣福、邓林云的口头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更没有给予刘武盛、刘武军新的答辩和举证期限，而是直接在判决书第5页中予以处理，不单单是违反了禁止反言的法庭审理原则，也与一审法院《举证责任通知书》第五条的规定要求不符，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法律规定相冲突，而且还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程序严重违法。第四，一审法院未查明邓雄辉驾驶车辆的来源，遗漏基本案件事实，遗漏案件当事人。涉案事故认定书显示，邓雄辉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未办理入户登记，其家属也未提供车辆资料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若该车来源于盗抢，发生事故应由盗抢人承担赔偿责任，则刘武盛、刘武军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邓荣福、邓林云陈述：邓雄辉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来源于其大姐07年或08年在翁源正规车行购买的新车。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刘武盛、刘武军认为应推定为盗抢车辆。退一万步，邓雄辉大姐将安全性能不合格且未经登记的车辆交由没有取得驾驶证的醉酒人员邓雄辉驾驶，作为车辆所有人的邓雄辉大姐当然具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理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第一条和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查明邓雄辉大姐的身份情况，进而追加其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也严重损害了刘武盛、刘武军的利益。被上诉人邓荣福、邓林云认为，1、本案一审存在延长审理期限事由。因刘武盛在2019年4月22日第一次开庭时表示其哥哥刘武军己向陈尚永购买了涉案车辆，且系刘武军将肇事车辆交给刘武盛使用，故邓荣福、邓林云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书面申请追加刘武军为一审被告参加诉讼。因本案增加了当事人，案件事实也变得复杂，故一审法院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六个月的审理期限。2、一审法院在诉讼请求上计算错误，并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根据一审判决书第七页第一段第一行至第五行的内容，说明一审法院在邓荣福、邓林云诉讼请求304885.35元范围内确定刘武盛和刘武军的赔偿数额，由刘武盛和刘武军共同赔偿邓荣福、邓林云3048**.35元。至于判决的两人赔偿总额完全是一审法院在计算数额时忽略了小数点后两位数字所导致，而不是超出诉讼请求违法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在更正笔误之后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判结果。3、邓荣福、邓林云没有在一审庭审中变更、增加诉讼请求。邓荣福、邓林云要求一审各被告连带赔偿304885.35元是总的诉讼请求，要求肇事车辆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并没有增加新的赔偿项目，没有增加诉讼请求数额，也没有更改刘武盛、刘武军、陈尚永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更没有更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完全符合审理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因此，邓荣福、邓林云在一审庭审中没有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也没有提交书面申请的必要，更不存在一审法院需要直接表态是否同意申请的问题，即便是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也没有法院当场表示是否同意的道理，刘武盛、刘武军所谓一审法院和邓荣福、邓林云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指控，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剥夺刘武盛、刘武军辩论权的行为。4、刘武盛、刘武军无法证明邓雄辉驾驶车辆为盗抢车辆，在刘武盛、刘武军举证不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采纳其主张的事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此外，本案中邓荣福、邓林云追究的是在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一方的刘武盛及其肇事车辆所有人刘武军、陈尚永的赔偿责任问题，诉讼请求也仅限于次要责任相对应的全部损失的30%，至于事故主要责任一方的邓雄辉及其车辆所有人邓雄辉大姐，邓荣福、邓林云是否向邓雄辉大姐索赔根本不会影响一审各被告的权利义务关系。况且，根据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邓荣福、邓林云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索赔，任何人都无权违反处分原则强迫邓荣福、邓林云行使索赔权，一审法院对此的处理是完全合法的。被上诉人陈尚永对此未发表意见。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2019）粤0222民初196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6日立案，2019年9月15日作出判决，期间因邓荣福、邓林云申请追加被告刘武军而扣除一个月审限，因此，一审法院作出裁判时尚未超过法定审理期限。但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才向刘武盛、刘武军送达一审判决，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鉴于该程序瑕疵对本案实体处理影响不大，为避免诉累，故本院对此不作调整。第二，邓荣福、邓林云一审诉请金额为304885.35元，而一审法院判决赔偿金额为304886元（136420元+168466元），与304885.35元仅相差0.65元，一审法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取整数对本案没有造成实质影响。第三，邓荣福、邓林云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刘武盛、刘武军、陈尚永向邓荣福、邓林云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304885.35元；2、判令刘武盛、刘武军、陈尚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且邓荣福、邓林云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增加或变更诉讼标的，请求判赔的金额仍为304885.35元，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也未超过邓荣福、邓林云的诉讼请求，故刘武盛、刘武军认为一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刘武盛、刘武军认为邓雄辉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为盗抢车辆，但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其主张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邓雄辉大姐虽为邓雄辉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而根据审理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之规定，邓雄辉大姐非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且邓荣福、邓林云亦未起诉邓雄辉大姐，故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另外，应否查明邓雄辉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并不影响刘武盛、刘武军的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刘武盛、刘武军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及诉讼费用的负担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刘武盛、刘武军认为，1、邓荣福、邓林云诉请1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仅支持了15000元，刘武盛、刘武军已经部分胜诉，但最终却还是要赔偿超出邓荣福、邓林云诉请的304886元并负担全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显然枉法裁判。2、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死者邓雄辉系农村居民，且邓荣福、邓林云所提交的证据并不符合粤高法(2018)39号文件规定第12个项目要求的必要证据，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死者生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邓荣福、邓林云甚至连原件都未提交给法庭质证，一审法院仍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支持1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错误的。本案中，邓雄辉无证且严重醉酒驾驶导致事故，其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主要过错都在邓雄辉身上，一审法院不应支持邓荣福、邓林云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被上诉人邓荣福、邓林云认为，其提交的居住证明、建房协议书、建设用地审批表证明了死者邓雄辉生前在始兴县*********住达一年以上（该居委会属城镇范围），其提交的钟木芳证明、邓雄辉工作视频证明了邓雄辉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死者邓雄辉的死亡赔偿金完全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武盛、刘武军声称邓荣福、邓林云未将证据原件提交法庭质证纯属罔顾基本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邓荣福、邓林云已将相关证据原件提交法庭质证。况且，现如今“同命同价”已经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平等的生命权体现在司法个案中，恰恰彰显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被上诉人陈尚永对此未发表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邓荣福、邓林云提交的《集资建房协议》、始兴县******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17日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邓林云一家人因购房入户，自2017年1月至今在城南社区居委会刘镇营大坪居住）、在国家统计局查询的城南镇居委会的城乡分类代码为122及钟木芳于2019年3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邓雄辉2017年4月至2018年9月在始兴做临时工，工作为打杂点工150元/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资月收入为4000元左右。），可确定邓雄辉在事发前一年已脱离农业生产，在城镇居住且生活来源于城镇，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妥。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规定，邓雄辉因涉案事故死亡，造成邓荣福、邓林云极大的精神损害，且刘武盛在涉案事故中负事故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邓荣福、邓林云的诉讼请求，综合考虑刘武盛、刘武军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并无不妥。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之规定，因邓荣福、邓林云一审诉请的金额全部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由承担赔偿责任的刘武盛、刘武军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并无不妥。综上，刘武盛、刘武军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陈尚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刘武盛、刘武军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刘武军受让的变型拖拉机是否为合格机动车的情况，遗漏案件基本事实。如果刘武盛、刘武军需要对本案进行赔偿，被上诉人陈尚永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陈尚永向刘武军转让变型拖拉机是违法的。2011年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格禁止违规发放拖拉机牌证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以变型拖拉机等称谓核发拖拉机牌证”。《转让协议书》也明确“由于该车暂时不能转户，故该车的户名不变。”所以，2016年陈尚永向刘武军转让变型拖拉机是无法办理过户的，该转让行为是违法的。2、该变型拖拉机是不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非法改装机动车。首先，陈尚永在交付该变型拖拉机时，没有提供任何依法有效的车辆信息资料给刘武军；其次，陈尚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在2016年交付该变型拖拉机时，该车是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所谓的年检证明，出具单位并没有年检的职权，是不合法的；也没有加盖单位印章，真实性是存在疑问的；而保险和车辆性能就更是两回事了)；再次，2017年农业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变型拖拉机是企业非法生产销售、地方以拖拉机名义登记上牌的机动车，这类车辆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强制标准。”足见，该变型拖拉机国家已经明确认定是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的强制标准的。最后，该变型拖拉机的车架号并不是前三位字母加车辆性能结构代码及防伪校验码的法定结构要求，且第十个字符是0也不符合法定的年份代码要求，显然是非法改装的。综上，陈尚永非法转让给刘武军的变型拖拉机是不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非法改装机动车，属于依法禁止行使的机动车。根据审理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如果刘武盛、刘武军需要对本案进行赔偿，陈尚永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有误。被上诉人陈尚永认为，刘武盛、刘武军称陈尚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原因如下：1、一审中，刘武军、刘武盛均认可刘武军和陈尚永的车辆买卖合同，也认可车辆交付后车辆实际所有权人是刘武军。2、首先，刘武军引用的2011年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格禁止违规发放拖拉机牌证的通知》的“不得以变型拖拉机核发拖拉机牌证”，该条文完整如下：对于不符合gb16151-2008《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拖拉机标准的，不得发放有关拖拉机的推广鉴定证，不得按照拖拉机列入国家及各省支持推广的农机产品日录，不得以“变型拖拉机”、“多功能运输型拖拉机”、“多功能田园作业机”等称谓核发拖拉机牌证。可见，其引用是断章取义，故意省略前提条件。该通知只是要求禁止违规发放，并不是不得发放。刘武军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农业机械局“违规”对陈尚永发放拖拉机牌证。其次，《转让协议书》的“由于该车暂时不能转户，故该车的户名不变”，在庭审中，刘武军和陈尚永双方的陈述中也做了说明，系因双方委托代办过户的中介暂时不能受理过户委托才这样写的，而不是车辆不能过户的意思。再次，刘武军引用的《农业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只是强调了专项整治变型拖拉机的要求，并没有确认己上牌的拖拉机的行政许可无效。而且这份通知是2017年3月发出的，2016年3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己经是刘武军了，所以这份通知说明的事实与陈尚永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刘武军只是说了“车架号不符合法定结构要求”，但是却没有指出具体哪部法律规定，或者是哪个技术标准规定。此外，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农业机械局是赣02-902**变型拖拉机的申领、年检以及注销的合法单位，上犹县政府网站可以佐证(公告附件清单中有赣02-902**的注销信息)。至于没有开具公章，陈尚永也做了相应说明，是因为没有相应法院开具的调取证据证明，所以农业机械局不予开具公章。最后，我们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农业机械局查询到赣02-902**变型拖拉机的年检合格只到2016年的6月，2017、2018年均未年检，但是行使证上却有2017年、2018年的年检记录。刘武军庭审时质疑行驶证没有发证机关的印章，行驶证是伪造的。陈尚永认为目前刘武军持有的行驶证并非当初陈尚永交付给刘武军的行使证原件，系刘武军本人或中介为了虚假的年检记录而伪造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邓荣福、邓林云对此未发表意见。对此，根据陈尚永的调取证据申请【申请调取赣02-902**变型拖拉机（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年检的相关信息】，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去函上犹县****局（以下简称农村局）核实涉案车辆2015-2016年的年审情况。农村局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关于查询赣02-902**变型拖拉机回复函》（以下简称《回复函》）回复我院。《回复函》内容为：所有人为陈尚永的涉案车辆2015-2016年年审情况正常，该车辆年审有效期到2017年5月，自2017年5月后未进行年审，其2018年10月17日已在上犹人民政府网站进行注销公示。因陈尚永和刘武军是在2016年2月29日签订转让协议书，且于当天交付涉案车辆，故结合农村局的《回复函》可知，陈尚永转让涉案车辆给刘武军时，涉案车辆年审合格。刘武盛、刘武军对此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在陈尚永转让给刘武军时为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或依法禁止行驶的机动车，因此，刘武盛、刘武军主张陈尚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武盛、刘武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74元，由刘武盛、刘武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晓华审 判 员 张丽珊审 判 员 何伟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细英书 记 员 郭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