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9民初526号原告：吴友明，男，195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陈后必，女，195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吴某1，男，200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吴某2，男，200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张术平（系原告吴某1、吴某2母亲），女，197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国敏，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玉龙，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黎先进，重庆黎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附**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11620150D。负责人：周**，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月颖，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永毅，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涛，男，199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被告：杜选平，男，198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刘华彪，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谭文志，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郭水平，重庆祥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2与被告张玉龙、李涛、杜选平、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雄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后必、吴某1与吴某2法定代理人张术平、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国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玉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黎先进、李涛、杜选平委托代理人刘华彪、谭文志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水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月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2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上列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8820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依法判令全体被告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148535.66元[含死亡赔偿金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293873.66元（24154元/年×13年÷3+24154元/年×13年÷3+24154元/年×6年÷2+24154元/年×1年÷2）、误工费15000元（200元/天×15天×5人）、丧葬费40882元（81764元/年÷12月×6月）、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其中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其他被告承担连带次要责任。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28日10时左右，曾祥明驾驶挂车拉货到中溪村苗燃瓦厂（系被告张玉龙经营），将该瓦厂的顶棚（5.7米-6米）挂垮了，于是曾祥明将该事故向其投保的平安保险南川支公司报案，该公司的理赔员廖永凯立即到现场定损，询问第三方需55000元的维修费，廖永凯将该定损情况上报公司重庆分公司物损管理员廖青松，廖青松同意恢复张玉龙厂房，选择自行修复，于是安排廖永凯联系樊伟国（自然人，无物损维修资质），樊伟国让李涛联系廖永凯，并将廖永凯电话发给李涛，李涛联系廖永凯后称自己是保险公司的，联系了杜选平，杜选平又联系被告谭文志，谭文志又联系吴召强等人去维修曾祥明造成的被告张玉龙瓦厂被损坏的顶棚。在维修顶棚的过程中，吴召强从顶棚坠下当场死亡。吴召强住址在南川区西城街道，属于城镇规划范围。原告认为，平安公司自愿同意受损方修复要求，由该公司直接安排人修复，平安公司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责任。且保险公司没有走正常理赔程序而是将修复工作交给闲杂人员，且明知这些人并无高空作业资质，从而导致事故发生。李涛冒充保险公司人员联系杜选平，杜选平联系谭文志，谭文志联系死者，李涛承担过错责任。杜选平在得到李涛给其500元介绍费的承诺后，明知谭文志不具备作业资质而安排谭文志联系人维修，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谭文志长期与吴召强一起做工，明知死者不具备作业资质，仍然安排死者排险。根据谭文志笔录，张玉龙安排死者将墙上电线扯下来，属于工作安排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吴召强系被告雇请的员工，其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坠下死亡的损失应由其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无果，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此诉讼望贵院按原告前述请求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张玉龙辩称：1.本案事实经过：在2019年12月28日10时许，曾明云驾驶号牌为渝DFXX**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投资人为张玉龙的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内倒车时，因操作不当，与苗燃瓦厂的厂房发生刮撞，造成厂房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当天，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水江公路巡逻民警大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曾明云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曾明云随即将该事故向其投保的平安保险公司南川支公司报案，平安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廖永凯立即到达现场进行定损，并询问了第三方关于厂房受损所需的维修费用，第三方回复说：“需要55000元。”理赔员廖永凯将定损情况以及第三方所需维修费用情况上报巴南分公司，巴南分公司听取理赔员廖永凯的汇报后，认为第三方所需的维修费用55000元高了，于是决定由保险公司安排人员来自行维修。张玉龙认为只要把厂房维修好了就作数，保险公司安排人员来自行维修也可以。在2019年12月30日上午，谭文志、吴召强等人到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对受损的厂房进行维修处理，维修人员对张玉龙说：他们是平安保险公司派来的维修队，对受损厂房进行维修处理。现场维修时，张玉龙在厂里其他地方做事，未指挥吴召强。当天下午1点40分左右，吴召强在维修厂房顶棚的过程中，从顶棚上坠下不幸死亡。吴召强死亡后，尸体停放在苗燃瓦厂里，保险公司也停止了对厂房的维修处理。2.平安保险公司安排理赔员廖永凯如何联系李涛、杜选平、谭文志、吴召强等人，答辩人张玉龙一概不知情，也没有参与。3.答辩人张玉龙也是一个受害者，张玉龙的苗燃瓦厂受损后，保险公司停止了对厂房的维修处理，也未进行理赔，造成苗燃瓦厂停工停产。从事故发生后到现在，苗燃瓦厂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停工停产时间已有4个月了，这给张玉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4.答辩人张玉龙与吴召强之间不构成劳务法律关系，因为吴召强不是答辩人张玉龙雇请的员工，吴召强的劳务报酬也不是由答辩人张玉龙来支付。5.我国《民法总则》第176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答辩人张玉龙与吴召强之间不构成劳务关系，因此，答辩人张玉龙不是本案民事责任的主体。综上所述，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吴召强系被告张玉龙雇请的员工”不属实，原告请求由答辩人张玉龙承担雇主赔偿责任，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由答辩人张玉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对此，答辩人张玉龙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张玉龙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辩称：1.平安南川支公司与死者之间无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从原告及被告谭文志举示的水江派出所对廖永凯、廖青松、李涛、樊伟国四人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廖永凯和李涛之间之所以存在联系，是因杨洁（巴南物损评估工作人员）认为报价太高无法出具评估报告，但廖永凯作为定损员需要了解房屋实际损害价值，才联系了之前任职于评估公司的樊伟国询问市场维修价格，樊伟国又才联系了更清楚市场价格的李涛向廖永凯告知目前市场维修价格。双方均是出于朋友关系进行价格问询，并未产生任何委托行为，且廖永凯仅为定损员，其工作职责为确定标的物损金额后上报分管领导，不具有最终确定赔偿款金额及委托第三方的权力。原告举示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平安南川支公司有过委托或雇佣人员对事故房屋进行维修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平安南川支公司承诺过或已经向任一被告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上述笔录足以证明廖永凯与李涛之间无委托行为，仅是出于帮忙，对市场维修价格进行沟通，故平安南川支公司与任一被告及死者之间均不构成劳务关系。2.平安南川支公司与死者之间无保险关系。保险人仅在保险期间内，对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为重庆市南川区祥马运输有限公司，保险标的为渝DFXX**牵引货车，第三者的财产直接损失为张玉龙的房屋损失，从保险合同赔付范围可以看出，平安南川支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仅对张玉龙的房屋损失具有赔偿责任。死者吴召强既非本次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也不是保险标的，其死亡也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直接导致，故平安南川支公司对死者不具有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责任。3.平安南川支公司无过错。原告认为平安南川支公司对死者未进行维修及高空作业资质审查，存在过错，简直是无稽之谈，承担过错的前提是存在过错行为，但是平安自始至终就未委托或安排过人员对事故房屋进行维修，廖永凯也没有安排李涛进行维修，对死者与杜选平前往事故现场维修房屋一事也毫不知情，既无行为，何来过错。另就理赔流程来说，平安南川支公司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与受到财产损失的第三方即本案中的张玉龙协商保险理赔金额的，故廖永凯在本次定损工作中无违反理赔流程的行为。原告认定平安存在重大过错，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实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不仅无事实根据，而且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获得支持。4.被告户口本地址为西城街道沿塘村，应当为农村住址，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对于原告主张因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交通费以实际票据为准，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由法院依法认定。因此，望法庭能够依法驳回原告对平安南川支公司的的诉请。被告李涛辩称：1.李涛与吴召强非雇佣关系：通过原告、平安南川支保险公司、李涛、杜选平、谭文志、张玉龙等各方面证词与笔录可以看出，李涛与平安南川支公司、李涛与死者、李涛与谭文志之间均不构成雇佣关系，无需承担责任；2.非承揽关系：谭文志在整案中起承包人的作用，其雇佣死者为张玉龙做房屋修建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1.李涛原定于给朋友帮忙询价，找到朋友杜选平帮忙询价，后杜选平找到了谭文志，谭文志表示有亲友就是业主的近邻，故可以承包这个谈判业务，在2019年12月29日，谭文志、杜选平看完事故现场后，谭主动给李涛打电话3个，表示想要把张玉龙瓦厂的修复工程通过谈包干的方式通过35000元承揽下来，其明确表示：“具体是否修复、怎么修复李涛不用管”这是谭的原话，通过李涛与保险公司廖永凯沟通，初步认定30000元应该问题不大，谭也表示想要考虑下，跟业主方确定了再回复李涛。李涛从未说自己是保险公司人员。李涛并不清楚谭文志是想要作为居间人角色介绍此业务给其他人还是亲自承揽此项目施工修复；考虑到修建工作本身存在着风险（原拟定车辆驾驶员曾垫付费用，但是曾不认识谭文志，基于前期沟通的信任，在保险公司赔款到被保险人公司后，曾希望李涛代为转交这笔费用），于是才有李涛接下来给谭文志所发的微信记录，并多次表示，让其确定了是否方案可行后回复李涛。因为保险公司廖永凯需要向核价人员提交金额，金额同意了后才能确定是否同意此方案。于是李涛让谭文志12月30日，尽快与张玉龙确定方案后回复李涛。但是通过所有证据可以明确看出来，李涛与谭文志在没有达成承揽关系的情况下，谭文志直接从12月30日早上开始给张玉龙房屋做拆除工作。那么能够认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谭文志为了某些原因或者利益私自开始动工；要么就是业主张玉龙或者第三方雇佣谭文志或者承揽瓦厂修复工作于谭文志。在没有相关资质审核、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直接开始了此工程的排险工作。2.在答辩人与谭文志聊天记录中也有明确表示：承包人谭文志不需要向李涛交付工作结果，直接向业主张玉龙交付即可，且方案、权利、义务由张玉龙与谭文志双方协商，李涛并不参与。故李涛在未达成承揽关系的情况下，只是构成了居间人角色，根据民法通则，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等的，李涛自始至终并未从中获利，所以李涛不需要承担责任。3.李涛无过错。关于原告对于李涛所提出的过错责任“1.明知死者不存在高空作业本领情况下，仍让死者上房顶高空作业；2.明知谭文志没有承揽资质的情况下，依然将本工程承包给谭文志，继而产生工程过程中意外事故的发生”。承担过错的前提是存在过错行为：李涛与死者从未见面、从不认识、没有金额往来，从来没有委托死者前往事故现场维修房屋，对于谭文志雇佣死者给瓦厂排险修复的行为一概不知；在平安保险南川分公司未给李涛回复具体金额是否同意的情况下，李涛如何提前同意其承揽行为？本来就是帮忙介绍，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利润，难道李涛自己掏钱准备支付差价？况且还是在谭文志并没有回复李涛微信发言的情况下，李涛没有任何动机让谭文志去提前排险，故排险工作是谭文志自发行为，与李涛无关。李涛更不需要核查谭文志是否有承揽资质的问题。综上所述，望法庭能够依然驳回原告对于李涛的诉请。被告杜选平辩称，杜选平不是死者雇主，与死者并无联系。杜选平只是受李涛委托进行询价并向李涛推荐了谭文志，由谭文志与李涛接洽并由谭文志雇佣死者进行了劳务合同，杜选平不应承担责任。死者死因也没有经过尸检明确死亡原因。死者吴召强户口本载明为农村户口，且住址为沿塘居委，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吴召强作为成年人，明知自己没有上岗证，仍然对损失进行维修且未采取安保措施，应当与谭文志划分责任份额。被告谭文志辩称，认可原告所说事实经过。在本次事故中，谭文志与吴召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谭文志不应赔偿吴召强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谭文志和吴召强都是李涛的雇工。1.谭文志与李涛是因洽谈受损房屋的恢复重建事宜在杜选平的介绍下认识的。2.2019年12月29日晚上18点43分，李涛就案涉房屋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微信的方式给谭文志发了初步方案，并让谭文志确定方案后给他回复，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李涛把案涉房屋的恢复重建工程给谭文志做，总体维修费用为29500元，施工后由业主方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周内全额支付给谭文志。②维修方案由谭文志与业主方协商，维修完毕后物损方如果验收不合格，责任由谭文志承担。③维修过程前后所造成的已方与他方财产及人伤等所有损失均由谭文志负责。④维修金额不允许向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谭文志没有回复确定这个初步方案。3.2019年12月29日，因物损方张玉龙一直打电话催促李涛尽快找人去给他处理受损房屋，李涛就要求谭文志第二天赶快去给张玉龙把险排了，价格后面再说，不亏谭文志。谭文志当晚就给死者吴召强打电话叫他第二天和自己一起到事故所在地排险，工钱平分，双方未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2019年12月30日早上8点多钟，二人就按李涛的要求到达事故所在地排险，排险现场没人指挥。在当天下午的排险中，张玉龙两次要求死者爬到案涉房屋的上面去排险，在第二次上去排险的过程中死者丧生。4.李涛因动手术在2019年6月份就从平安保险公司辞职了，辞职后做一些小区、别墅的苗圃供应、房屋维修、物损方面的价格评估等。5.李涛一直以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与谭文志、张玉龙等人洽谈、协商处理案涉受损房屋的恢复重建事宜。6.案外人廖永凯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巴南支公司的查勘定损员(理赔员)，其是按该公司总公司总台的要求对案涉受损房屋查勘定损。7.在案外人廖永凯与张玉龙协商受损房屋的赔偿修复事宜时，张玉龙要求赔偿4、5万自己修复，廖永凯以这个修复价格太高了，保险公司通不过为由同意他们自己喊施工队给张玉龙修复，并找人现场测量了房屋受损面积、询问了受损房屋的市场修复价格等。8.谭文志因吴召强的死亡垫付的37672元费用应从吴召强的赔偿款中等额扣还。目前，谭文志因吴召强的死亡已垫付共计37672元的费用给第三方，其中，2020年1月9日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3万元；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1日、2020年1月2日和2020年1月20日因办理吴召强的丧葬事宜先后依次垫付了495元、725元、68元和5984元。我方基于人道主义，可以在已垫付范围内，对吴召强家属进行一定慰问。吴召强户口本载明吴召强户别为农村居民家庭户，吴召强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按照侵权责任法不应当赔偿因丧葬事宜支付的误工费。对于因此产生的交通费因原告未提供凭据，酌情认定50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本身存在过错，考虑到死者父母及孩子情况，希望法院在10000元至20000元之间认可。经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28日10时许，曾明云驾驶渝DFXX**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张玉龙投资的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内倒车时，因操作不当，与苗燃瓦厂厂房发生刮撞，造成厂房受损的交通事故。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水江公路巡逻民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曾明云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渝DFXX**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车主为重庆市南川区祥马运输有限公司，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综合保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10月24日零时起至2020年10月23日24时止，约定“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法进行保险赔付”。交通事故发生后，曾明云联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报案，平安南川支公司查勘定损员廖永凯到现场查勘，因与张玉龙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廖永凯联系水江维修人员，水江维修人员报价55000元，双方就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廖永凯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夏宏丰电话汇报情况，夏宏丰指令廖永凯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廖青松汇报情况，廖永凯汇报了情况并告知张玉龙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复后离开。廖青松了解情况后将樊伟国联系方式给廖永凯后，廖永凯联系樊伟国并告知相关情况。樊伟国便叫李涛联系廖永凯，廖永凯将相关情况告知李涛。当天下午，李涛便联系其朋友杜选平让杜选平去看现场。同时，李涛联系张玉龙，自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询问张玉龙厂房受损情况，并告知师傅第二天过来看情况。2019年12月29日，杜选平与谭文志等三人自称是受保险公司委托修复厂房到受损瓦厂查看现场情况。随后，杜选平将李涛、张玉龙电话短信发送给谭文志。李涛与谭文志联系修复事宜后，当晚，李涛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微信，内容如下：“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总体维修费用29500元，施工后由业主方验收合格（签一次性了结书）之日起，一周之内我方全额给付你方，针对本次你方应达到的责任和义务做以下说明：1.维修方案由你方与业主方自行协商，维修完毕后物损方如果验收不合格，责任由你方自负。2.维修过程前后所造成己方与他方财产及人伤等所有损失均由你方负责，我方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感谢谭先生耐心看完本说明，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2019年12月30日，谭文志与吴召强到达厂房开展修复工作。作业途中，吴召强仅佩戴安全帽，当天下午13时许，吴召强自顶棚摔落身亡。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意见，吴召强尸体在重庆市南川区苗燃瓦厂停放十余天。在重庆市南川区中桥乡人民政府组织下，谭文志通过中桥乡综治办工作人员杨飞账户转账30000元，用于垫付吴召强意外摔亡产生的各项费用。此外，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2日，谭文志在重庆市南川区建福副食经营部购买矿泉水、饼干、香、烛等丧葬物资，垫付563元。2020年1月1日，谭文志垫付其余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香烛等费用6709元。综上，谭文志垫付费用共计37272元。另查明，吴召强生于1975年5月17日。原告吴友明系死者吴召强父亲，原告陈后必系死者吴召强母亲，原告吴某1、吴某2系吴召强与前妻张术平之子。吴友明与陈后必共育有4个子女，其中吴召会于1996年病故，余有子女三人。吴召强生前住址为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沿塘村1组（现为沿塘居委），西城街道办事处沿塘居委属于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范围内城市规划区。吴召强生前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杂工。另查明，廖永凯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派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的查勘定损员（理赔员）。李涛自2014年底入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公司理赔部。2019年6月，李涛因身体原因辞职，辞职后通过以前的关系接一些活儿，包括苗圃供应、房屋维修。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保全谭文志名下价值400000元的财产，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20）渝0119执保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谭文志所有价值400000元的财产”。原告预交保全申请费252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以及原告提供的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水江派出所非正常死亡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3份、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沿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份、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范围的通告（南川府发[2008]47号）、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维修人员吴某意外死亡的说明（平保产渝分发[2020]5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水江派出所对曾明云、张玉龙、廖永凯、李涛、杜选平、谭文志的询问笔录、重庆市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曾明云、廖永凯、廖青松、谭文志的询问笔录、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执保44号民事裁定书和被告张玉龙提供的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水江公路巡逻民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被告谭文志提交的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水江派出所对樊伟国的询问笔录、李涛与谭文志微信聊天记录、重庆市南川区中桥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重庆市南川区建福副食经营部收条2张、销货清单、收据等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召强死亡后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何计算；2.原、被告的责任如何划分。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吴召强死亡后的各项损失，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关于对死者吴召强应按农村还是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本案中，吴召强生前住址为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沿塘居委，根据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范围的通告（南川府发[2008]47号）的规定，西城街道办事处沿塘居委现已经属于城市规划区。事发前吴召强也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杂工，脱离了农业生产，因此对其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均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吴召强去世时为44周岁，原告方主张其死亡赔偿金为34889元/年×20年=69778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生活费。吴召强生前被扶养人有父亲吴友明、母亲陈后必、长子吴某1、次子吴某2。吴召强去世时，吴友明、陈后必均为67周岁，应计算13年，吴某1为17周岁，应计算1年，吴某2为12周岁，应计算6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前6年应每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24154元，从第7年起计算吴友明、陈后必被扶养人生活费，均为24154元/年×7年÷3=56359.33元，共计257642.66元。3.丧葬费。原告方主张按照2018年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对丧葬费计算为81764元/年÷12月×6月=40882元。4.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原告方未提交交通费的票据予以证明，结合受害人亲属往返南川城区与中桥乡的情况，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5.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原告方主张以5人按200元/天计算15天，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考虑到本案发生后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以3人按100元/天计算3天，共计9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吴召强作为家中顶梁柱，其意外身亡对整个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老年丧子、幼年丧父，吴召强的逝世对其父母、孩子精神上确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结合吴召强本身过错情况，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017704.66元。针对焦点二，原、被告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本院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对原、被告的责任认定如下：对死者吴召强的责任问题，死者吴召强在受谭文志雇请维修苗燃瓦厂的过程中，明知从事高空操作存在相应危险的情况下，自身未尽安全义务，仅佩戴安全帽，未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导致坠亡的严重后果，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结合全案情况来看，死者吴召强自身应承担20%的责任。对被告谭文志的责任问题，谭文志辩称其与吴召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谭文志和吴召强都是李涛的雇工，因此谭文志不应赔偿吴召强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但从被告谭文志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来看，2019年12月29日中午，被告杜选平告知被告谭文志在中桥乡中溪村有活做，被告谭文志遂与被告杜选平一行三人前往现场查看，之后杜选平便把被告李涛的电话给他，由其二人自行联系协商，双方中间通过几通电话，当晚，被告李涛便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微信，内容如下：“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总体维修费用29500元，施工后由业主方验收合格（签一次性了结书）之日起，一周之内我方全额给付你方，针对本次你方应达到的责任和义务做以下说明：1.维修方案由你方与业主方自行协商，维修完毕后物损方如果验收不合格，责任由你方自负。2.维修过程前后所造成己方与他方财产及人伤等所有损失均由你方负责，我方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感谢谭先生耐心看完本说明，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谭文志收到微信后未回复。次日一早，被告谭文志便和死者吴召强来到事发现场做工，因此，虽然被告谭文志辩称其和李涛并未达成最终的维修意见，但从微信内容和谭文志的表现来看，本院有理由相信双方已经在电话中达成一致意见，李涛才会说“希望咱们合作愉快，期待下次合作”，谭文志也才会在微信中没有任何回复，并在第二天早上与死者前往事发现场做工，而如果双方真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李涛也不会发前述微信给谭文志，谭文志也不会在第二天前往维修房屋。因此被告谭文志的辩称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谭文志在本案中承揽了苗燃瓦厂的维修业务，并雇请死者吴召强前往参与维修，因此被告谭文志作为雇主，应承担死者吴召强因提供劳务死亡的80%责任。对被告杜选平的责任问题。从本案来看，被告杜选平确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由其牵头介绍被告谭文志和被告李涛认识，并无其他情形，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被告李涛的责任问题。被告李涛辩称其自始至终都是出于好心免费帮助平安保险公司解决此次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问题，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与被告李涛的辩称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理由如下：1.被告李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说明，其于2014年年底开始在平安保险公司江北支公司上班，于2019年6月份从公司离职，离职之后通过以前的关系接一些小活路，包括房屋的维修等；2.从廖永凯和廖青松的笔录可以看出，廖永凯在向公司领导廖青松汇报客户提出修复要求后，廖青松同意了廖永凯提出的为损失方恢复损失的意见，并将樊伟国的电话发给了廖永凯，而廖青松之所以知道樊伟国，也是因为樊伟国有维修资源，并且因为之前的业务有联系。樊伟国在知晓事情的具体情况后让李涛与廖永凯联系，李涛在与廖永凯联系后，明确得知平安保险公司内部预估价格在3-4万元左右，并从廖永凯处获得评估人员杨洁的电话，同时，因李涛熟知保险公司流程，在询问了肇事车辆驾驶员可能与砖厂老板认识后，还告知廖永凯将保险公司的赔偿款支付给李涛本人。更为重要的是，李涛在与谭文志电话联系后，于12月29日晚通过微信号“物损子恒”向谭文志发送了内容为“谭文志你好：针对本次车辆碰撞事故造成南川区苗燃瓦厂财产受损，我方承揽此瓦厂恢复重建工程所有权利和责任于你……”的微信，尤其是“维修金额不允许像第三方透露，预估金额都不允许透露”的内容，更说明李涛是明知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大概率可能高于他与谭文志的协商金额的。因此，综合前面的分析，本院认定被告李涛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从平安保险公司处获得事发房屋的维修业务，并转包给被告谭文志的事实。对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如前所述，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员廖永凯在现场定损后，因损失方张玉龙和第三方提出55000元的赔偿价格，与平安保险公司评估人员杨洁出具的3-4万元的价格差距较大，廖永凯在向公司领导廖青松汇报客户提出修复要求后，廖青松同意了廖永凯提出的为损失方恢复损失的意见，而且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也明确记载：“保险人可采取实物或修复方式进行保险赔付”，因此，被告平安保险公司选择以修复的方式减少自身赔偿责任，实为自己受益。同时，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之所以联系樊伟国也是因樊伟国有维修资源，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将苗燃瓦厂的维修业务承包给了被告李涛，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实为发包人。对被告张玉龙的责任问题，张玉龙作为苗燃瓦厂老板，是交通事故的受损方。交通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公司与张玉龙协商后确定由保险公司负责修复受损房屋，后续修复事宜都是平安保险公司员工在负责联系。因此在本案中张玉龙并无明显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案中为厂房维修，其高度达6米左右，系高空危险作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论是平安保险公司发包维修业务给李涛还是李涛转包业务给谭文志，均无相应资质，且从事发现场来看，也无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因此，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和被告李涛均应与被告谭文志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死者吴召强应在本案当中承担20%的责任即203540.93元，被告谭文志应承担80%的责任即814163.73元。对于谭文志已垫付的费用37272元，应当依法予以扣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李涛对被告谭文志所承担的责任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谭文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2776891.73元。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被告李涛对被告谭文志所承担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136元，减半交纳7568元，保全申请费2520元，共计1008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友明、陈后必、吴某1、吴某2负担1514元，由被告谭文志负担保全申请费2520元，由被告谭文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李涛连带负担60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 雄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甘悦倩书 记 员  韦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