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2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强，男，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中围**。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顺辉，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港口镇诚和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15B。法定代表人：郭才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娟，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鉴洪，男，197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耦塘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港口镇群乐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组织机构代码71933128-1。主要负责人：黄汉明，该社社长。上诉人周国强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港口镇诚和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和公司）、陈鉴洪、中山市港口镇群乐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群乐经联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10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诚和公司与陈鉴洪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3.诚和公司、陈鉴洪、群乐经联社向周国强返还承包地3.0591亩。事实和理由：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周国强家庭户拥有3.0591亩承包地是不争的事实。（2017）粤20行终49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已确认周国强拥有3.0591亩承包地。2.周国强家庭户拥有的3.0591亩承包地在延包期内。我国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间周国强家庭户已拥有涉案3.0591亩承包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第一轮承包期限（1985年1月1日始15年）届满后，延包30年（至2029年12月31日止）。周国强家庭户拥有的3.0591亩承包地在延包期内。3.群乐经联社强迫周国强进行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七条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首先，周国强家庭户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间已拥有涉案3.0591亩承包地。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３月１日起施行，不能以新法减损周国强在1985年已拥有的权利。其次，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不能以新法减损周国强在1985年已拥有的权利。2.登记不等于确权，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将登记等同于确权。登记只是一种公示的作用，目的在于保障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及物权交易的安全。在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权利人并不能确保与真实权利人一致，所以才有物权法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二十一条：“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即法院对物权确认的判决的权威高于物权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一审法院先有登记后有物权的观念不符合物权法的立法意图。二审调查期间，周国强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程序不当。1.遗漏审查内容。一审法院未审查诚和公司与陈鉴洪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是否有效。2.判决内容与已生效判决冲突。在（2017）粤20行终49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已确认周国强享有3.0591亩土地的土地承包权及经营权。但一审法院在一审期间又否认该事实。3.本案应移送有权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涉案行为属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依据该规定移送有权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导致错误判决。诚和公司辩称：一、周国强不享有3.059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理由如下：1.涉案3.0591亩土地并非真实存在的土地面积。2009年6月9日，周国强所在的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63户代表（全社共64户）与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以及群乐社区共同签订《港口镇群乐社区征地补偿及实行社区一级经济核算股份制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该确认书一致同意群乐社区推行社区一级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行社区一级经济统一核算，土地资源及收益归群乐社区集体统一处置。如本小组个别农户不愿参股则由社区统一在本社区范围内指定的位置安排同等面积重新组合生产小组，并不能享受本社区分红及一切福利待遇。而涉案3.0591亩土地面积是群乐社区根据上述确认书内容，为计算每个家庭户的征地补偿款，遂以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土地总面积（包括所有的非耕面积和可耕面积，如河道面积、农耕路面积、沟渠面积等所有土地面积）除以该队总人口，再乘以其家庭户总人数而计算出来的抽象土地面积，该土地面积仅是用来计算每个家庭户应得的征地补偿款金额。因此，3.0591亩仅是因为周国强家庭户不同意实行村一级核算，没有领取对应补偿款，且群乐社区又未调地给其家庭户耕种，为了计算其误耕补偿款金额才用该虚拟土地面积乘以市场每亩每年的承包金。2.涉案土地属于群乐社区农民集体所有，而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群乐社区已明确未向周国强发包过任何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修正）》第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周国强主张土地登记在群乐社区名下，由群乐社区村民集体所有，依法理应由群乐社区对外发包。而在本案中，群乐社区已明确其未向周国强发包过任何土地，且周国强亦自认其土地并非向群乐社区承包而来。二、《港口镇群乐社区征地补偿及实行社区一级经济核算股份制确认书》中关于实行社区一级核算的约定，对周国强亦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即户代表会议有权讨论决定其是否实行一级经济核算。而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涉案确认书经过马大丰第三经济社90%以上的户代表决议表决通过，因此该确认书的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对马大丰第三经济社的全体成员都有效力。周国强作为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成员，尽管其一户没有在确认书上签名，但由于确认书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成员表决通过，虽其未在确认书上签名，但并不影响确认书对周国强的效力。其次，《港口镇群乐社区征地补偿及实行社区一级经济核算股份制确认书》是由户代表表决同意将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土地由群乐社区实行一级农村股份合作社，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同意将其承包经营权交由群乐社区统一规划、开发使用，然后再以分红方式分配给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各个股民。周国强一户虽然没有在确认书上签名，但周国强却已经向群乐社区领取了误耕补偿款，即土地承包被一级核算后，周国强向群乐社区领取了产生的收益。周国强领取收益是对其承包经营权灭失的认可和补偿。而群乐社区凭上述确认书亦办理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的224.3476亩土地的权属登记手续，以不动产权登记的方式确认了确认书关于一级核算内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三、诚和公司与陈鉴洪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合法有效。2014年12月31日，涉案土地的权属人群乐经联社向诚和公司出具《委托书》，授权诚和公司管理其名下的所有集体土地，包括对外发包、与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代为收取承包金，并将所收取的承包金在扣除管理成本后全部返还该社供全体村民分红，增加村民收入。在经得土地权属人授权后，诚和公司就群乐经联社农民集体所有的302.5943亩土地与陈鉴洪签订的涉案合同，属于有权处分，所签订的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所规定的情形，故应当认定涉案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合法有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周国强的诉讼请求。陈鉴洪、群乐经联社在二审期间未就本案作出答辩。周国强于2019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诚和公司与陈鉴洪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2.诚和公司、陈鉴洪、群乐经联社向周国强返还承包地3.0591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周国强为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马大丰第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马大丰三社）的成员，在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经营了一鱼塘。2009年6月9日，马大丰三社的村民户代表63户(全社共64户)签订一份《港口镇群乐社区征地补偿及实行社区一级经济核算股份制确认书》，经过户代表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群乐社区推行社区一级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行社区一级经济统一核算，土地资源及收益归群乐社区集体统一处置，与镇政府根据有关规定统一规划、统一开发使用。如本小组个别农户不愿参股则由社区统一在本社区范围内指定的位置安排同等面积重新组合生产小组，并且不能享受本社区分红及一切福利待遇。周国强及其家庭成员（林转娣、周国良）一户没有在该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周国强提供的支付证明载明“兹有我群乐社区马大丰片三组家庭户林转娣、周国良、周国强共3人，因群乐社区在2009年年底对其所在生产小组实行一级经济核算征地时，该家庭户林转娣、周国良、周国强共3人没有参加社区一级经济核算征地工作，而且社区在2014年没有及时对该家庭户林转娣、周国良、周国强共3人暂未调整土地耕种，现经研究决定社区以每亩1400元，支付2014年其所在生产小组的平均耕种面积（含非包面积）误耕补偿款，该生产小组2009年时平均耕种面积1.0151亩，由于伍少牛退回参加一级经济核算征得所占的耕种面积1.0151亩，按该小组220人分配，每人应分摊面积为0.0046亩，该生产小组每人员应分摊面积为0.0046亩，该生产小组每人员应占的耕地面积为1.0197亩，林转娣家庭户共3人，总面积为3.0591亩，总计款为肆仟贰佰捌拾贰元柒角肆分（￥4282.74元），希出纳给予支付为盼。特此证明，群乐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周国强确认该4282.74元已实际收取。2.2014年12月31日，群乐经联社出具委托书，注明：“兹授权诚和公司管理我社名下的所有集体土地，包括对外发包、与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代为收取承包金，并将所收取的承包金在扣除管理成本后全部返还我社供全体村民分红”。2015年11月10日，港口镇农业和农村工作局、港口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山市**集体资产监管和交易管理平台（网络）上发布《港口镇群乐社区马大丰片3组、4组土地发包招标公告》（以下简称发包招标公告），将马大丰三社土地对外公开招标发包，后由陈鉴洪中标承包。同年12月25日，诚和公司（甲方）与陈鉴洪（乙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马大丰片3组、4组内的土地，该土地实测面积为302.5943亩，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期限由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该302.5943亩的土地已交付陈鉴洪作鱼塘及农作物种植使用。3.2016年10月25日，周国强向中山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港口镇政府前述于2015年11月10日发布的发包招标公告违法。中山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中府行复[2016]7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发包应当由农村集体实施，港口镇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发包招标公告，对涉案土地进行处置，超越了法定职权”，并据此决定“确认港口镇政府发布的土地发包招标公告违法”。4.一审法院根据周国强的申请，向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调取了中山市******土地的不动产登记资料，资料显示，中山市******土地的所有权人自2013年1月30日起登记为群乐经联社农民集体，后于2017年12月变更为群乐经联社，土地面积为2476.9566平方米，权利类型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周国强主张涉案土地位于中山市******，面积为3.0591亩，包含在前述诚和公司与陈鉴洪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的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马大丰片3组、4组内面积为302.5943亩的土地范围中。周国强称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周国强提交的（2016）粤2071行初46号一案的开庭笔录反映，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口镇政府）作为该案的被告在庭审中确认了上述事实。一审诉讼中，周国强以其提供的卫星图为依据，申请对其主张的3.0591亩土地四至、坐标进行测量，并出具红线图。经一审法院合法委托，中山市测绘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做出测量鉴定报告，确定了该土地的四至及坐标，详见群乐经联社周国强承包经营土地测量图（图纸编号：D11AAz20190103）。诚和公司称，现场测量时，其没有去指界。周国强称，诚和公司有去现场，但不肯去指界。5.2015年12月7日，周国强发现其经营的涉案土地上的鱼塘的塘基被施工人员强行推倒，周国强认为强制行为为港口镇政府实施，故于2016年2月23日，周国强以不服港口镇政府行政强制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港口镇政府将其经营的鱼塘的塘基推倒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粤2071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港口镇政府上述强行推倒行为违法。后港口镇政府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粤20行终35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11日，周国强以不服港口镇政府行政赔偿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港口镇政府对其前述推倒鱼塘行为造成周国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并将涉案鱼塘的塘基恢复原状及予以退还，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粤2071行初5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认定“本案系基于港口镇政府强行推倒涉案鱼塘塘基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行政赔偿纠纷，且涉案土地已重新发包他人承包经营，而周国强主张其是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对涉案土地继续享有使用权，要求港口镇政府返还涉案土地和恢复涉案鱼塘的塘基，该主张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行政赔偿纠纷的处理范围，周国强可另依法循法律途径解决。”，并判令港口镇政府向周国强赔偿财产损失4000元。后周国强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2017）粤20行终49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认定“周国强主张的‘恢复原状’的主张，因涉案土地已重新发包他人承包经营，是否需要恢复原状存在不确定性，周国强可待相关权属确定后，另行主张。周国强主张的退还涉案鱼塘等其他主张，与港口镇政府2015年12月7日实施的强行挖倒塘基的违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改判港口镇政府向周国强赔偿财产损失20825.05元。6.2016年6月24日，周国强的母亲林转娣以港口镇政府、中山市港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大丰三社、陈鉴洪、中山市港口镇群乐社区*民委员会、群乐经联社、诚和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返还百度地图标示四至为：(①113.454064,22.591574;②113.454513,22.592408;③113.454805,22.592287;④113.454382,22.591415.)的承包地3.0591亩（即涉案土地）。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2071民初1061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诚和公司、陈鉴洪将林转娣原承包经营的3.0591亩土地返还给林转娣。后港口镇政府、诚和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9日作出（2017）粤20民终48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林转娣在本案民事诉讼中要求港口镇政府等返还3.0591亩的承包地，与林转娣的儿子周国强以港口镇政府或中山市人民政府、市国土局为被告提起的一系列行政诉讼案件中所涉的承包地，指向的是同一地块……林转娣与周国强无论以何人名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均实际为同一利益主体，诉讼主体资格亦实质为同一，因此林转娣实质以确认书和土地发包招标公告违法而要求港口镇政府等返还3.0591亩土地，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林转娣的起诉予以驳回”，并据此裁定驳回林转娣的起诉。7.2018年8月，周国强以群乐经联社为被告、诚和公司为第三人另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上述委托书。2018年8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2071民初1710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周国强的起诉，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周国强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2018年10月15日，本院作出（2018）粤20民终531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2071民初1710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2019年2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2071民初2328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周国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在二审审理中，尚未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虽然林转娣与周国强无论以何人名义提起关于涉案土地的民事诉讼，均实际为同一利益主体，诉讼主体资格亦实质为同一，但林转娣于（2016）粤2071民初10619号一案中要求返还土地的诉求最终被本院驳回起诉，而周国强以港口镇政府或中山市人民政府、市国土局为被告提起的一系列行政诉讼案件中最终亦以“周国强主张的‘恢复原状’的主张，因涉案土地已重新发包他人承包经营，是否需要恢复原状存在不确定性，周国强可待相关权属确定后，另行主张。周国强主张的退还涉案鱼塘等其他主张，与港口镇政府2015年12月7日实施的强行挖倒塘基的违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为由而对返还涉案土地的诉求未作处理，故周国强于本案中关于要求被告诚和公司、陈鉴洪、群乐经联社向其返还承包地3.0591亩的诉求不属于否定前述案件裁判结果的情形，不属于重复起诉，故一审法院对诚和公司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上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源自于承包合同，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并由地方人民政府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本案而言，周国强自认其并没有取得3.0591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亦没有签订承包合同，故其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成立，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为由所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国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5000元，合计5100元（周国强已预交），由周国强负担。二审期间，周国强提交了新证据：表决书，拟证明2014年12月31日群乐经联社向诚和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未经合法程序，是无效的。经质证，诚和公司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不确认证明目的。诚和公司认为，本案审查的并非委托书的有效性，涉案土地所有权属于群乐经联社，依法应由群乐经联社对外发包，周国强提交的表决书亦未经过该村集体三分之二的农户代表进行表决，不符合撤销群乐经联社所出具委托书的程序。且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亦不明确，不属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诚和公司、陈鉴洪、群乐经联社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国强主张其系涉案土地的承包人，基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应当对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周国强并没有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就涉案土地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更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其承包了涉案土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周国强上诉称（2017）粤20行终49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已确认周国强享有3.0591亩土地的土地承包权及经营权。经查，该判决书认定“周国强主张的‘恢复原状’的主张，因涉案土地已重新发包他人承包经营，是否需要恢复原状存在不确定性，周国强可待相关权属确定后，另行主张。”从该认定内容看，并没有确认其土地承包权及经营权。因此，周国强主张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周国强还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发包方强迫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承包方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发包方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请求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涉案承包土地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前述已认定周国强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并非承包方，涉案承包土地合同书并没有侵害周国强的权利，其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周国强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成立，并对其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周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周国强已预交），由周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官 琳审判员 黎 妙审判员 刘 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欣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