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木泉，男，汉族，1966年3月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丰，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芮，男，壮族，1981年10月23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云鹤，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云南大同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秀峰路**。法定代表人：华一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登昕，云南博引履行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吴木泉因与被上诉人朱芮、原审第三人云南大同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集团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组织上诉人吴木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郑建丰杨娟，被上诉人朱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付云鹤进行法庭调查、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木泉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01民初97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朱芮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芮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事实未能查清，主要事实认定错误。未依法调取涉案银行流水，对李光雄、朱芮“职业放贷人”身份及出借资金来源查清。本案实际出借人均为李光雄的事实未能查清。《工程款转帐、支出对帐单》第四条中李光雄收取的2,000,000元工程款没有任何依据，原审未作查清，应计入吴木泉偿还借款的金额。2.一审法院调查取证不规范致使调查取证制度“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认为未依法调取证据属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依法根据吴木泉的申请完整调取李光雄、朱芮名下银行流水，导致案件出借资金来源、职业放贷人等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未能查清。李光雄、朱芮刻意隐瞒和阻碍吴木泉查询二人涉案借款资金来源及多年来一直从事职业放贷等重要事实。一审未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要求李光雄、朱芮提供自行保管的证据，严重影响法院对本案客观事实的认定，属程序违法。李光雄以借贷为业，涉案借款资金来源、出借资金的交付方式存疑，需要法院调取李光雄银行流水或责令提供银行流水，以查清案件重要事实。3.一审法院对案件诉讼费处理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本案中朱芮出借款项为1,370,000多元，却以1,380,000元出借金额起诉，因多列产生的诉讼费不应由吴木泉承担；一审未支持李光雄诉讼请求部分的诉讼费用也不应由吴木泉承担。4.因朱芮为“职业放贷人”，其放贷行为违反因家强制性规定，涉案借款关系因此无效，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出借人具有以下相应特征的为“职业放贷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特点；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质。本案涉案借据、收条等李光雄提交的证据均标注有合同编号等字样，借款文件的管理具有批量营业特征。吴木泉一审提交的三份民间借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中两份反映了以李光雄为出借人，一份证明李光雄曾为雄盛小贷公司的股东及公司清算组的负责人，证明其自2011年起至案发一直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放贷，且放贷对象远不止吴木泉一人，长期以放贷为业；两份判决中借款月息均为6%，即年息72%，具有以提供借款赚取非法高额利息的特点；李光雄起诉吴木泉的原审977、978号案，出借的所有款项均由朱芮操作，朱芮起诉的979号案，转帐虽为朱芮本人，但出借款项来源为李光雄，证明出借人为李光雄，且在借款操作时集体分工，合作完成，具有非法经营放贷业务的特征；三个案件的实际借款人均为李光雄，李光雄的出借行为符合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制订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涉案借款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借贷关系无效。李光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长期对社会发放高息贷款，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李光雄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并非自有资金，因此涉案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5.朱芮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套路贷”“强迫交易”“软暴力”等涉恶犯罪，应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查清合同疑点，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视而不见”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调取核实影响本案定性的关键核心证据，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改判或撤销原判，驳回朱芮的全部诉讼请求，将本案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朱芮答辩称，1.吴木泉以未查清朱芮为“职业放贷人”及出借资金来源为由主张“重要事实未能查清”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目前为止我国尚未针对“职业放贷人”有明确的认定标准，仅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中存在界定及标准，该会议纪要并非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不具有对全国范围内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指导意义。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已依法调取了吴木泉与朱芮、大同集团公司之间与本案相关的银行往来流水，核实了双方往来金额，查清了案件事实。其次，双方签订的《工程款转账、支出对账单》是经过双方对账确认后签订的，吴木泉主张是在受胁迫下签订，应另案行使撤销权。对账单对双方往来账目记录清晰，能够客观真实反映本案真实情况。我国尚未针对“职业放贷人”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朱芮并非“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程序合法。2、本案中出借给吴木泉的款项实际出借人即是朱芮，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实际出借人为李光雄。虽然本案中朱芮出借给吴木泉的款项是朱芮向李光雄所借，但《借条》是由吴木泉向朱芮出具，最终实际提供借款给吴木泉的也是由朱芮提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朱芮即为借款的出借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3、吴木泉因经营活动资金困难，向朱芮多次进行借款，是自然人之间相互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双方间对于每笔借款均签订有《借条》，明确确定每笔借款的本金、期限及月利率。朱芮依约将每笔借款提供至吴木泉指定账户，已经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也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可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在查清双方往来账目、清理双方遗漏款项基础上，根据吴木泉要求在本案中扣减借款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认定本金及利息符合事实，符合法律规定。4.吴木泉主张朱芮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套路贷”等涉恶犯罪，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朱芮在要求偿还借款时采取了“恐吓、威胁、辱骂”等“软暴力”或“暴力人身攻击”，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朱芮出借给其的款项符合“套路贷”、“侵占”、“敲诈勒索”等涉恶犯罪情形。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同集团公司述称，吴木泉与朱芮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我方无关，我方对于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知情，所了解的情况与一审时的陈述一致。朱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木泉偿还朱芮借款本金1,380,000元，并自借款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977,960元（从2016年3月29日起暂算至2019年3月11日，实际应计算至吴木泉还清借款为止），以上两项共计2,357,960元；2、本案诉讼费由吴木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9日，吴木泉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朱芮（曾用名朱锐）借款1,38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2个月（于2016年5月29日赔清），借款月利率为5%，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朱芮于当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1,372,487.62元到吴木泉指定的李智峰账户，吴木泉出具了《借条》、《收条》给朱芮。借款期限届满后，朱芮多次向吴木泉催收借款本息无果，为此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如前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吴木泉申请追加云南大同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另查明，朱芮出借给吴木泉的该笔借款系朱芮向李光雄借款取得。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借款本金如何确定。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合同的纠纷，性质是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吴木泉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朱芮借款1,380,000元，约定了借款期限为2个月，借款月利率的计算标准，违约责任的承担。朱芮于借款当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1,372,487.62元到吴木泉指定的李智峰账户，吴木泉出具了《借条》、《收条》给朱芮。朱芮、吴木泉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朱芮已向吴木泉提供了借款，吴木泉收到借款后向朱芮出具了书面凭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吴木泉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吴木泉提出本案双方的借贷关系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无效的问题。首先，目前为止我国尚未针对“职业放贷人”有明确的认定标准，仅有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中存在关于“职业放贷人”的界定及条件标准。本案吴木泉主张李光雄为“职业放贷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李光雄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本案该笔借款虽是朱芮向李光雄所借再出借给吴木泉，但实际出借人系朱芮，吴木泉出具的《借条》、《收条》也是交由朱芮持有。李光雄不存在任何规避出借资金风险的问题，也不符合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中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且本案也不适用该会议纪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朱芮、吴木泉双方的借贷行为均未违反上述五种无效情形，因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吴木泉辩解双方借贷关系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无效的意见无证据证实，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券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吴木泉辩解《借条》、《收条》书写借款金额虽为1,380,000元，但实际出借金额为1,372,487.62元，与朱芮提交的证据相印证，朱芮对余款7,512.38元系现金支付的主张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本院认定余款属于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情形，因此朱芮的借款本金应以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即为1,372,487.62元。（二）关于吴木泉是否还清朱芮的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吴木泉抗辩已还清本案的借款，向法庭提交了本院受理的另一案件李光雄诉吴木泉、吴宇峰、冼艳铃、徐灵芝民间借贷纠纷中本诉部分的七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审理查明，本案的出借人为朱芮，该笔借款的资金来源系朱芮向李光雄借款取得。本院认为，借款人将借款转借他人使用，是借款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人与出借人不存在法律关系，即朱芮与被告吴木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朱芮与李光雄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吴木泉与李光雄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朱芮与李光雄均为文山大有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且二人均与吴木泉相熟，本案的借贷方式符合民间借贷的日常交易习惯。吴木泉用其他案件中归还李光雄的借款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与本案无关联，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综上分析，根据朱芮、吴木泉提交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及上述法律规定，朱芮提交的所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本院予以确认吴木泉未按约定借款期限归还朱芮的借款1,372,487.62元，也未支付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三）关于朱芮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朱芮主张吴木泉归还借款本金1,38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对争议焦点（一）、（二）的论述，朱芮的实际借款本金为1,372,487.62元，吴木泉借款后分文未还，因此，吴木泉尚欠朱芮的借款本金为1,372,487.62元。朱芮的该项诉讼请求部分合法有据，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关于朱芮主张吴木泉自借款之日2016年3月29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至还清借款为止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结合本案的事实，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费性质实为借款期间内的利息，双方约定月利率为5%已超过法律规定，但朱芮现仅主张按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至还清借款为止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朱芮的该项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朱芮的诉请部分合法有据，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一、吴木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朱芮的借款本金1,372,487.62元；二、吴木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芮的借款利息，支付时间从2016年3月29日起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1,372,487.62元实际还清之日止；三、驳回朱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60元，由吴木泉负担。二审庭审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吴木泉对一审法院认定吴木泉向朱芮借款不认可，认为吴木泉是向李光雄借款；另外，对一审法院认定朱芮多次催收借款本息有异议，认为朱芮并没有多次催要，只有在派出所时双方在民警的主持下调解过。朱芮、大同集团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吴木泉对事实方面的异议，朱芮不予认可，认为转账是从朱芮的账户转入吴木泉指定的账户中，为其支付钢材款，无论朱芮的该笔借款从何处取得，但该笔借款的当事人是朱芮和吴木泉。本院认为，吴木泉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李光雄，故吴木泉对事实方面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木泉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向文山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调取的录像视频一段（以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形式提供），以证明李光雄确认吴木泉仅欠款2000000多元的事实。经质证，朱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大同集团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本院认为，吴木泉二审提交的上述录像视频资料是文山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民警2019年2月1日出警解决吴木泉工人到大同集团公司索要劳动报酬过程中拍摄，具备真实性合法性。视频中反映的是由谁出钱支付工人工资及如何交付的争议，该视频记录内容与本案朱芮与吴木泉争议借款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朱芮未提交新证据。吴木泉在本案二审期间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依法调取李光雄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相关账户流水，以查清涉案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李光雄多年来以借贷为业的事实；调取朱芮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与李光雄名下相关账户流水，以查清朱芮出借款项来源于李光雄；调取李光雄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相关账户与大同集团公司间往来流水，以查清李光雄收取吴木泉款项用于归还借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应吴木泉申请，一审法院已根据其提供信息调取李光雄与大同集团公司相关往来账户往来流水信息，查清了李光雄收取大同集团公司款项用于抵扣吴木泉借款的金额，无再次调取必要；涉吴木泉借款纠纷的三个案件中，朱芮诉吴木泉一案的出借资金为李光雄出借给朱芮的事实，李光雄已于二审庭审中认可，也无需再调查取证。关于其申请调取李光雄名下相关银行账户流水，以查清涉案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并证明李光雄多年来以借贷为业的请求，本院根据吴木泉申请提供信息，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查询了李光雄62×××19、43×××06账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调取了李光雄62×××77账户、朱芮62×××29账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全部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经查询回复：李光雄卡号为43×××06的账户并非农业银行账户，不能提供交易明细。提供了李光雄卡号为62×××19的交易明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提供了李光雄卡号为62×××77的交易明细及朱芮62×××29账户的明细。吴木泉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法院未依申请内容调取李光雄名下所有账户流水信息，调取的证据不全面、不完整，导致证据内容无法核实，无法全面反映出借人李光雄的出借资金来源及是否存在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事实。从调取的银行流水中可直接确定是借贷关系的有近70个对象，真实反映了李光雄多年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事实，及其放贷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的特点，足以证明李光雄、朱芮是“职业放贷人”。朱芮质证认为，虽然最高法院在2019年11月14日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职业放贷人有所规定，但目前云南省尚未制定具体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没有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朱芮为职业放贷人。朱芮提供借款的对象是亲朋好友，并非为专业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即使出借人有除亲友以外的第三方，也不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根据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朱芮出借借款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针对“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最早也是2018年11月16日浙高法[2018]192号《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4日公布，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李光雄在前两份法律文件公布前的出借行为不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大同集团公司认为上述银行交易明细与公司无关联，不予质证。本院认为，根据吴木泉申请调取的上述银行交易明细，关于李光雄的交易明细，与本案朱芮与吴木泉争议借款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朱芮银行卡交易明细虽显示2014至2018年期间朱芮有多笔出借或交付借款的记录，但仅从该交易明细中很难确定这些借款人与朱芮间是否存在亲属或经济合作关系，出借资金是否收取利息或收取多少利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朱芮向社会不特定主体出借借款，牟取高利的证据，因此本院对吴木泉申请调取证据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本院对吴木泉二审提出的事实异议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二审中，被上诉人朱芮、原审第三人大同集团公司未本院提交新证据。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朱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吴木泉主张朱芮为“职业放贷人”，其放贷行为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涉案借款关系因此无效。朱芮主张与吴木泉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帐、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29日，吴木泉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朱芮（曾用名朱锐）借款1,380,000元。朱芮于当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1,372,487.62元到吴木泉指定的李智峰账户,吴木泉出具了《借条》、《收条》给朱芮。从2016年3月29日，1,372,487.62元借款到达吴木泉指定的李智峰账户时，吴木泉出具给朱芮的《借条》已生效，依法受法律保护。朱芮银行卡交易明细虽显示2014至2018年期间朱芮有多笔出借或交付借款的记录，但仅从交易记录不能证明朱芮以高额利息向社会不特定多人发放贷款以牟取不当利益为业，因此，双方间的借贷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无效情形。吴木泉关于朱芮为“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木泉主张本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李光雄，朱芮为李光雄的财务人员，两人合作以民间放贷为业。本院认为，根据朱芮提供的证据《借条》、《收条》、“中国银行汇款回单”内容，2016年3月29日，吴木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中记载“今借到朱锐人民币壹佰叁拾捌万元整”；当天吴木泉出个给朱芮的《收条》中记载“今收到朱锐人民币壹百叁拾捌万元整”；“中国银行汇款回单”中记载付款人名称“朱锐”、收款人名称“李智峰”。“朱锐”是朱芮的曾用名。从上述证据看，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为朱芮，借款人为吴木泉。虽然，朱芮出借给吴木泉的款项是向李光雄所借，但不能证明本案实际出借人为李光雄。故吴木泉关于本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李光雄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朱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吴木泉主张朱芮涉嫌“非法经营”、“套路贷”、“强迫交易”、“软暴力”等行为，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朱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应经过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吴木泉认为朱芮的行为涉嫌犯罪，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吴木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木泉关于案件诉讼费用负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案诉讼费用的负担由本院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确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5,660元，由吴木泉负担25,403元，由朱芮负担2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60元，由吴木泉负担25,403元，由朱芮负担2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曾志萍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