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3699号 原告严传斌，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代理人程行坤，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翟宏强，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汪建清，女，197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翟仁喜，男，193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杨开云，女，194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翟怡慧，女，199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委托代理人陈志远、郑莎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严传斌为与被告翟宏强、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涛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9日、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传斌及委托代理人程行坤、被告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的委托代理人陈志远、郑莎莎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严传斌及委托代理人程行坤、被告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的委托代理人郑莎莎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被告翟宏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严传斌诉称，2013年12月17日，被告翟宏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与原告签订《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将位于××镇××幢××单元××室的房屋出卖给原告。原告于2014年1月19日与翟宏强结清了全部房款。2014年3月1日，翟宏强说老婆汪建清不同意卖新和嘉苑房屋，只同意卖位于××镇××室的房屋，价款不变，问原告是否同意更换，原告同意，双方于2014年3月1日重新签订了《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因诉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合同签订时暂不具备过户条件，双方在购房合同里明确约定：“甲方须在本村开始办理房产证之日起，并按照村里办证规定负责为乙方办理完过户及房产证全部手续。”上述《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已经江干区人民法院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新的《购房合同》签订后，被告将诉争房屋交付给原告，原告开始装修，并于2014年12月8日正式入住。被告翟宏强、汪建清等几位被告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卖给原告的情况下，为了逃避在先的合同义务，恶意串通，实施了如下行为：1、五被告于2015年1月1日签订析产《协议》，将案涉房屋分割给被告汪建清；2、五被告于2015年2月9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将案涉房屋分割给被告汪建清；3、被告翟宏强、汪建清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将案涉房屋分割给被告汪建清，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后依然共同居住并共同管理财产）；4、2017年，被告汪建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并起诉原告要求腾退案涉房屋并要求原告支付高额的房屋占用费。几位被告实施的上述一系列恶意串通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平正义，原告特诉至贵院，诉请：1、确认被告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将位于××镇××幢××单元××室的房屋分割给汪建清的协议内容无效；2、被告翟宏强、汪建清将××镇××幢××单元××室产权转移登记到原告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辩称，一、被告签署的关于安置房划分的《协议》及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各方签署生效，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一）关于安置房划分的协议系各方家庭成员合意形成的，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各方分别依据《协议》及《人民调解协议书》取得分配房屋的处分权，并依据以上协议完成产权登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二）被告直至翟宏强被追债离家(2016年上半年)才知晓涉案房屋被出售给原告，原告关于“恶意串通、逃避合同义务”的陈述，无依据且被告坚决否认。 1、原告提交的私自录音文字稿系经原告刻意截取和组织的，只涉及整个谈话过程的部分内容。从该录音完整内容来看（完整版已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法庭），尽管原告一方刻意引诱追问，汪建清多次明确否认对翟宏强向原告出售房屋一事知情。2、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被告陈述“…．．我去问过他这个房子，我有点怀疑，那他跟我说是租来的，租了好几年…，，”，及原告在(2018)浙0104民初4350号案件中当庭陈述“……她上门时我没有说租来的，也没有说买来的，让她回去问她老公”，以上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原告在汪建清上门收租时仍未告知实情的事实。3、生效的(2018)浙01民终8764号案件中，本院认为部分，明确指出：“严传斌主张汪建清在案涉《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签订时即已经知道案涉房屋买卖的转让事实，但其在诉讼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且严传斌庭审过程中陈述其在汪建清上门催讨租金过程中亦未向汪建清明确表明案涉房屋买卖的具体内容，与常理不符。结合汪建清在事后亦未明示或者以行为表示追认翟宏强的出售行为……”。由此可见，被告对2016年之前对于房屋出售的事实并不知情。4、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到汪建清在离婚后未公开的问题，汪建清与翟宏强离婚主因系翟宏强嗜赌成性，矛盾无法调和，最终感情破裂。汪建清与翟宏强协议离婚是夫妻感情破裂的自然结果，也符合婚姻法相关规定。同时，婚姻状况属于家庭隐私，每个公民都有保留自己隐私的权利，没有必要更没有义务向外人披露自己的婚姻状况。汪建清在离婚后是否与翟宏强不相往来，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前夫、子女的关系与原告无关。 二、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原告非善意的一方，被告合理怀疑原告与翟宏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 1、原告陈述“两家素有来往，汪建清对房屋转让事宜不知情是绝对不成立的”，既然两家素有来往，是否明知翟宏强嗜赌成性？是否应当知道翟宏强可能在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卖房还债？为何原告在购买房屋时未取得位于同一小区的被告同意？甚至在汪建清上门时仍未明确告知？由此可见原告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是非善意的。2、善意购房者对于房屋这样的特殊标的物的大额交易，应当是有义务合理审慎的审查土地、建筑物性质及出卖人是否有权出卖房屋的。3、原告明确知晓案涉房屋系家庭共有的安置房，购买需要取得其他家庭共有成员的同意，而原告却仅与翟宏强签署购房合同。根据合同法、物权法等相关规定，原告是涤除共有人的权利的义务人，取得同意或追认的法律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而非其他共有人沉默即可推定为同意或追认。相反，即使催告后其他共有人沉默或不回应的行为法律上视为不同意。4、所谓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即支付房款亦未实际履行。形成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的三份收条，单就金额来说未有相应的转账凭证，总金额也就37万元，离房款70万元相去甚远。至于购房余款33万元，翟宏强的询问笔录表明从未收到过，收条中“款项已全部付清”的表述是后来加上去的，同时苏海明关于工资抵付33万元的表述是与事实相悖并且站不住脚的。5、汪建清在上门收取租金时，原告仍在搪塞隐瞒实情。6、恶意串通并非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其在实践中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类型，如欺诈、无权处分等。原告明知翟宏强无权处分，仍购买房屋，且至今仍无法证明支付购房款，系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被告签署的关于安置房划分的《协议》及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各方签署生效，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整个过程中被告对涉案房屋被出售给原告的事实不知情，相反，被告合理怀疑原告与翟宏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翟宏强既未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 综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8年5月8日，严传斌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汪建清、翟宏强诉至本院，要求：1、确认2014年3月1日严传斌与翟宏强签订的《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有效；2、判令汪建清、翟宏强协助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浙0104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一、确认严传斌与翟宏强于2014年3月1日签订的《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有效；二、驳回严传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严传斌、汪建清均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浙01民终876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日，翟宏强（甲方）与严传斌（乙方）签订《杭州二手房购房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同意购买甲方拥有的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镇××幢××单元××室房产；交易总价70万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给甲方；甲方应于收到乙方全额房款之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将交易的房产全部腾空交付给乙方使用；甲方须在本村开始办理房产证之日起，并按照村里办证规定负责为乙方办理完过户及房产证全部手续；甲乙双方在房屋交易过程中甲方保证无产权共有房屋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售的情况发生；等等。2013年12月5日，翟宏强出具收条，表示收到严传斌10万元现金支票。该份收条落款处下面书写“2013.12.6付1万元在新风丽都”。2013年12月17日，翟宏强出具收条，表示收到严传斌13万元。2014年1月19日，翟宏强出具收条，表示“今收到严传斌14万元，其中7万元工程款（家中装修余款）。至今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新和嘉苑18幢2单元1001房的款项已全部付清。”翟宏强认为该份收条中“至今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新和嘉苑18幢2单元1001房的款项已全部付清”字样在其签字时并没有，系事后添加的，不予认可。2014年起，严传斌即居住使用案涉彭埠镇新风丽都3幢2单元1402室房屋至今。 案涉彭埠镇新风丽都3幢2单元1402室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安置人口包括翟宏强、汪建清以及翟宏强的父母及女儿。严传斌陈述知晓案涉房屋拆迁安置房的性质，但认为翟宏强承诺负责处理其家庭内部同意房屋出售的事宜。2015年1月1日，翟宏强家庭成员签署协议，对其家庭分得的四套安置房进行分割，其中新风丽都3幢2单元1402室房屋所有权划归汪建清，新和嘉苑18幢2单元1001室房屋所有权划归翟宏强，对另外两套房屋分别划归其他家庭成员。2016年1月14日，翟宏强与汪建清协议离婚，约定彭埠镇新风丽都3幢2单元1402室房屋归女方所有，新和嘉苑18幢2单元1001室房屋归男方所有。2017年，汪建清取得了案涉彭埠镇新风丽都3幢2单元1402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登记为单独所有。 本案另查明，2015年2月9日，在杭州市江干区××街道××区的主持下，翟宏强、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就回迁安置房的分配问题达成以下协议：翟仁喜、杨开云获得新和嘉苑10幢1单元402室（118平方）；翟怡慧获得新风丽都北苑13幢1单元1001室（122平方）；汪建清获得新风丽都北苑3幢2单元1402室（60平方）；翟宏强获得新和嘉苑18幢2单元1001室（60平方），同日，翟宏强、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签订编号为王民调（2015）0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 上述事实，有原告严传斌提交的（2018）浙0104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8764号民事判决书、王民调（2015）0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析产协议、产权证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翟宏强、汪建清、翟仁喜、杨开云、翟怡慧均系翟仁喜户的拆迁安置的对象，系被安置房屋共同共有人,五被告之间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对案涉房屋所作出的处分与分割，符合日常家事代理，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所约定的内容，也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存在。严传斌主张五被告之间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严传斌据此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将位于××镇××幢××单元××室的房屋分割给汪建清的约定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严传斌要求翟宏强、汪建清将杭州市江干区××镇××幢××单元××室产权转移登记到其名下的主张，已在（2018）浙0104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处理，故本院不再重复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 驳回原告严传斌的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原告严传斌负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韩 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沈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