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旭晨，男，1968年6月3日出生，汉族，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韦路新涌边**102。法定代表人：汤旭晨，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红星，男，1964年4月5日，汉族，太原市宏贝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亢献东，山西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拉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红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晋0105民初768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梁红星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由梁红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1）梁红星一审开庭当庭向法院提交了电话录音、通话详单、录音属性及电话号码缴费发票等证据,拟证明汤旭晨承认其曾经借用的200万元全部用于福拉德公司经营使用,福拉德公司应对借款全部承担清偿责任。对于上述由梁红星当庭提交的录音证据,代理人向法庭明确表示“由于汤旭晨、福拉德公司均是委托代理人出庭的,代理人需要庭后回去核实录音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法庭回复关于录音的质证意见。”（2）由于汤旭晨与梁红星之间借款事实发生在2014年及2015年初,关于双方借款及还款的银行流水调出需要一定时间,汤旭晨、福拉德公司已向法庭提交了书面关于延期举证的申请书,且也当庭向法院陈述了汤旭晨具体还款情况,一审法院对汤旭晨、福拉德公司的申请未作出任何回复。（3）2019年11月7日(也就是一审开庭后的第3天),汤旭晨、福拉德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录音的质证意见及所有银行流水记录清单。经查询,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已经签收。但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已经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判决书,判决书显示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已经作出判决书。（4）汤旭晨、福拉德公司要求一审法院务必将质证意见及补充的银行流水之证据附于卷宗,以便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综上,依据法律规定对于案件当事人当庭提交的证据,如果法院需要采纳的情况下,在参加诉讼的其他当事人要求质证期限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法给予相应的质证期限,更何况是梁红星也没有在立案后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同时,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当庭提交银行流水的情况下,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也已经向法庭释明情况,且庭审后也及时回复法庭。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保证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且明显存在主观臆断、未查未审先判案的嫌疑。二、汤旭晨已经向梁红星清偿了所有欠款,即使可能存在欠付部分欠款的情况,也与福拉德公司无关。（1）从梁红星与汤旭晨的所有借款及还款的银行流水(2014年-2017年12月)可以明确看出,双方款项往来均是通过双方个人银行账户进行,如果是与福拉德公司相关,不可能不涉及公司账目往来。（2）从汤旭晨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可以明显看出,汤旭晨出借了借款之后确实向梁红星个人账户汇入了还款的全部款项。（3）梁红星仅从汤旭晨的电话录音中表述“借款部分用于福拉德公司购买了一些设备或者装修”就能要求福拉德公司承担200万元的本金清偿款,也没有福拉德公司的任何确认,更没有相关客观基础证据证实以上事实,明显有悖法理、更不符合逻辑。梁红星辩称，一、福拉德公司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一）录音证据中汤旭晨清楚表明所借款项用于了福拉德公司的装修、购买设备等建设。（二）从汤旭晨的身份而言，该证据可从两个角度予以解释。从职务行为而言，汤旭晨系福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旭晨的言行就代表了福拉德公司，也就是说福拉德公司承认借款用于该公司；从个人角度而言，汤旭晨是福拉德公司的设立股东，一直占有90%的股份，汤旭晨作出的不利于福拉德公司的证言也是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参照《证据规则》第三条，该证言理应被采信。并且《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为控股股东；《公司法》四十三条规定，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更何况出资额（表决权）占90%的股东就借款用途所作的陈述。因此，于公于私汤旭晨均可代表福拉德公司。（三）从举证责任而言，在梁红星的证据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形下，汤旭晨、福拉德公司应当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且汤旭晨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提供进一步证据（如银行转账）证明涉案借款的用途，以证明与福拉德公司无关；福拉德公司亦有能力与义务证明与公司无关，如提供财务账本。但汤旭晨及福拉德公司均无提供相应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九十五条，汤旭晨、福拉德公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四）从证明标准而言，《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其本质原因就是为了对我国民间借贷中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企业之间的混乱状况予以强制调整，不至于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最后沦落为一纸空白的法律文书。因而，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采取略微宽松的证明标准。具体如《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款并不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自己承认个人使用。同理，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不需要求企业自己承认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本案诉讼中曾经对汤旭晨所作的财务状况调查，汤旭晨的财务状况堪忧，福拉德公司或许有些许对外债权可供执行。这些情况与诉讼进程中汤旭晨、福拉德公司的表现叠加，如果结果只是汤旭晨个人承担债务，那本案的终极结果极可能是债权打了水漂，梁红星的合法利益无法最终得到法律切实的保护。二、一审程序合法，本案不需要发回重审：（一）判决书中2015年1月29日借条时间不存在笔误；（二）二审前阅了一审的卷宗，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公司于2019年11月4日提交了延期申请，需要20天交银行流水，11月7日就已经把银行流水给法院寄出。之前定过一次庭审，开庭前一天晚上订了还款计划要求调解。梁红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公司偿还梁红星借款本金2000000元;2、判令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公司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后半年(2017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9日,汤旭晨作为借款人向梁红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梁红星1000000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15%,利息半年支付一次。”2017年4月4日,汤旭晨作为借款人又向梁红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梁红星1000000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15%,利息半年支付一次。”上述两笔共计2000000元整,梁红星提供了2014年1月20日(500000元)、4月5日(200000元、300000元)、4月8日(500000元)、2015年1月29日(500000元)五笔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梁红星陈述汤旭晨利息已支付至2017年前半年,自2017年7月1日起之后的利息未付,本金也未付。庭审中,梁红星还提交了汤旭晨于2015年1月29日、2015年4月4日向梁红星出具的两份借条,内容与2017年1月29日、2017年4月4日的借条内容一致,并称为防止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的两份借条是在2015年两份借条的基础上重新出具的。庭审中,梁红星还提交了其和汤旭晨的通话录音,证明汤旭晨认可将向梁红星的借款用于广州市福拉德公司的设备购买、装修等生产经营中的事实。同时,梁红星还提供了通话详单、录音属性、汤旭晨电话号码缴费发票,证明通话录音的对方为汤旭晨。汤旭晨对录音电话号码属于汤旭晨予以确认,但辩称不承认录音跟本案的关联性,称录音是否经过处理、录音对方是否是汤旭晨本人还需要其庭后和委托人进行核实。广州市福拉德公司还辩称汤旭晨向梁红星的借款为汤旭晨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不应当对该个人行为负责;此外,汤旭晨还称已向梁红星超额偿还了2665342.9元,不存在欠款事实,但未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据梁红星提供的借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认定梁红星向汤旭晨出借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以及汤旭晨依据借条约定的内容应当分别于借款到期后归还梁红星借款本金,并按年利率15%的标准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的义务。汤旭晨未按上述约定时间还本付息构成违约,除依法继续履行偿还借款本金的义务外,还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己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梁红星要求汤旭晨归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按借期内的利息标准年利率15%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支付逾期利息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广州市福拉德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广州市福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汤旭晨与梁红星形成了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并在电话中认可了将借款用于广州市福拉德公司的装修、购买设备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事实。因此,梁红星要求广州市福拉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汤旭晨关于其已偿还完梁红星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答辩意见、广州市福拉德公司关于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的辩解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汤旭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梁红星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梁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公司提交如下证据：2014年8月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汤旭晨还款给梁红星的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汤旭晨已经按照约定向梁红星清偿了涉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款项是汤旭晨与梁红星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往来。梁红星质证称，总共13笔其中编号第4、5、6、7笔款项是双方公司之间的公款往来；其中序号2第2笔，是其它借款的还款；剩下8笔汇款我方认可，汇款都是利息。梁红星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还款计划（2019年10月15日晚），欲证明整体欠款情况；第二组：2、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2015年1月27日、2月5日、2月9日）；3、大同环境监测站结算一览表（2015年2月10日）；4、对账函（2017年10月30日）；欲证明2015年1月27日两笔50万，2015年2月5日的29万余元，2015年2月9日的1300余元为两公司之间的公款往来。梁红星的公司是太原市宏贝晨科技有限公司。第三组：5、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2013年9月9日）；6、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3年12月4日）；欲证明2015年1月21日的35万元是对以上借款的还款，与本案无关。广州市福拉德公司质证称，1、还款计划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还款计划当时是汤旭晨通过手机拍照的形式发给梁红星的，当时只是想跟梁红星协商还款的事情，要求其撤诉，上面陈述的具体金额，由于当时汤旭晨本人考虑到要求梁红星撤诉对部分款项做出的让步，同意增加还款金额，所以该还款计划也明确了是应在梁红星撤诉的情况下生效，由于梁红星一直对本案没有撤诉，因此证据并非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2、真实性确认；3、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这些项目都是汤旭晨的签字但是广州市福拉德公司确实是不清楚，款项的收入和支出都是汤旭晨本人的账户；4、与证据3意见一致；5、真实性确认，汤旭晨本人与梁红星发生的借款行为，三笔款项汤旭晨已经收到，广州市福拉德公司不清楚。6、与证据5意见一致。汤旭晨质证称，三性与广州市福拉德公司质证意见一致，汤旭晨本人认为涉案的200万元借款是已经与其个人的与梁红星合作产生的款项中相互抵扣，但没有书面证据。关于梁红星一审当庭提交的录音证据，汤旭晨及福拉德公司代理人经与汤旭晨核实后，代表汤旭晨及福拉德公司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关于该录音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因是从录音可以看出，该电话谈话是梁红星诱导性的谈话，并非出于汤旭晨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是客观事实，不能证明汤旭晨本人将借款全部或者部分用于福拉德公司的经营。而且如果存在汤旭晨本人需要资金投入福拉德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那么就可以直接要求梁红星将借款汇入福拉德公司账户。仅是诱导性催款的谈话并不能证明福拉德公司使用的上述由汤旭晨出借的资金。2、虽然汤旭晨为福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在向梁红星借款期间并没有签署书面的民间借贷合同并约定所借款项用于福拉德公司的企业生产经营，仅是梁红星诱导性的谈话不能证明借款实际使用的客观事实。3、福拉德公司未收到也未实际使用梁红星在本案中主张的汤旭晨借用的资金。从本案的证据来看，福拉德公司自2014年至今从未向梁红星出具使用借款的意思表示或者文件。4、自2014年至起诉之前，梁红星也从未向福拉德公司主张过清偿借款，根本不存在福拉德公司使用汤旭晨个人借款用于经营的事实。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二审提交2014年8月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汤旭晨给梁红星的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汤旭晨已按约定共13笔向梁红星清偿了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梁红星对此上诉主张提交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抗辩其中5笔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查双方上述证据，梁红星的反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佐证其抗辩主张，应予采信，一审认定欠付金额利息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应予确认。关于福拉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首先，梁红星一审提交了其与汤旭晨的电话录音等证据以佐证该主张，汤旭晨、福拉德公司虽对该录音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但确认其真实性，录音内容能够体现款项用于汤旭晨所在公司经营；其次，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亦能反映出梁红星及汤旭晨各自所在公司之间业务往来款项存在两者个人账户之间往来的情形；再次，汤旭晨为福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占股90%。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认定福拉德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二审期间，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亦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推翻上述认定。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汤旭晨、福拉德公司二审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汤旭晨及广州市福拉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诉讼费用11400元（上诉人汤旭晨已预交），由上诉人汤旭晨、广州市福拉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璟芳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刘平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