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84民初1846号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84726108133J。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该公司法务工作人员。被告：张建红，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小玲，女，汉族，1972年5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宜城市。系张建红妻子。被告：张青峰，男，汉族，1975年9月29日出生，住宜城市。系张建红弟弟。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公司）与被告张建红、张青峰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被告张建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小玲、被告张青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襄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养殖亏损318357.8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63671.56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进行养殖（即把仔猪养成合乎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原告收回，并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及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猪苗、饲料及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进行养殖（原告垫付费用如下：猪苗1000头价值530500元、饲料253.32吨价值1094486元、药品价值43166.10元、抬猪费490元、保温箱20套5187.60元、防疫手续费1156.5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物料数量、金额签字捺印确认。根据合同约定，被告领用1000头猪苗通过饲养成商品猪后，应交予原告1000头商品猪，但原告仅从被告处回收694头正品商品猪、51头次品猪。扣除饲养过程中死亡的61头生猪，还剩余194头商品猪由被告私自出卖，致原告亏损318357.80元。被告在养户结算单中已对该亏损数额签字捺印确认。债务应当清偿，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被告私自出卖所有权属于原告的生猪，显属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被告张建红辩称，1、答辩人与原告没有签订过《生猪委托代养回收合同》，更不清楚该合同内容和条款，对所谓的违约金无从知晓。原告在诉状中陈述与答辩人签订合同这一事实不存在；2、对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养殖亏损318357.80元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不予认可。2018年4月份，答辩人在他人介绍下为原告养殖部分生猪，生猪养成商品猪后由原告方进行了回收。养殖过程中，由于原告方技术未及时提供服务，加之答辩人以前从未从事过养猪行业，在养殖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死亡率。这些情况答辩人曾专门请教过襄大公司的技术员，但是技术员称猪的死亡率不能报超5%，否则没有资金，所以后来死猪没有上报。况且我没见过合同，根本不知条款；3、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答辩人私自出售194头商品猪与事实不符，答辩人在饲养期间共死亡255头而非61头。综上所述，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诉请的责任和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张青峰辩称，上次我在外地没有回来，当时吃饭我也在场，与襄大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张建红没有在场，襄大公司说我可以代替我哥哥张建红签订合同，我与张建红不存在合伙关系，张建红并没有委托我签订合同，这份合同是襄大公司的江兵和肖鹏让我签的，江兵和肖鹏告诉我签合同就是走过场，合同我们是拿不到的，放养户没有一家拿到了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庭审过程中，张建红称没有与襄大公司签订《生猪委托代养回收合同》，申请对该合同做笔迹鉴定，后襄大公司自认该合同系张建红的弟弟张青峰代签。同时，结合张建红和其妻子章小玲在庭审中的陈述，其认可襄大公司陈述的药品等物料由张建红签收使用，故本院确认与襄大公司履行《生猪委托代养回收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张建红；2、张建红在庭审中对襄大公司的所有证据不予质证，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对本案襄大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3、襄大公司陈述张建红将生猪私卖获利，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这一陈述不予采信；4、根据《生猪委托代养回收合同》约定襄大公司在结算清单中列明其向张建红回收正品猪694头，次品猪51头，共计745头，因襄大公司对正品猪和次品猪进行区分的标准系依据生猪的重量，由于襄大公司并未对每头回收的生猪重量分别进行称重确认，因此襄大公司主张正品猪694头，次品猪51头证据不足，根据证据规则，本院认定襄大公司从张建红处回收的745头生猪均为正品猪。故襄大公司从张建红处回收生猪的总价款为1382337.28元（80744公斤×17.12元/公斤），即生猪养殖过程中的亏损金额为285814.82元（1382337.28元—猪苗1000头530500元—饲料1094486元—药品43166.10元）。关于养殖亏损由谁承担的问题，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约定，襄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肉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依照生猪养殖的常规，通常情况下生猪养殖过程中肉猪的成品率及质量，跟猪苗的质量、养殖户饲养过程、养殖技术保障、生猪生长环境等因素均有关联，合同约定将所有养殖过程中的风险均由养殖户承担，明显加重了养殖户张建红的责任，显失公平；同时结合《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亦有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襄大公司除了向养殖户提供猪苗、饲料、药品，还应当给予养殖户技术指导和支持，并且襄大公司在养殖过程中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对于猪苗能否成活以及成品猪最终的重量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养殖户张建红来说，其也应当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饲养不当而达不到回收标准造成的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张建红养殖的1000头猪苗，其中共有255头猪苗未长成而死亡，但是对于255头生猪死亡的原因，张建红及襄大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常理，生猪死亡的原因既有可能是襄大公司提供的猪苗不合格、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亦有可能是张建红在养殖过程中管理失误、人为意外导致，因此在张建红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无过失，而襄大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本院推定255头生猪死亡系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即双方对养殖亏损均存在过错。同时，由于襄大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其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挑选合格猪苗、保证药品质量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在养殖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张建红承担亏损金额30%的责任，即85744.45元（285814.82元×30%），襄大公司承担亏损金额70%的责任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公司为张建红垫付疫苗款1156.50元、保温箱款5187.60元、抬猪费用1490元，合计7834.10元，该部分费用应当由张建红承担，因此张建红共计应当向被上诉人襄大公司支付的养殖亏损费用为93578.55元。关于违约金部分，双方《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中约定“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及质量交付肉猪的，甲方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私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及物料或用于其他用途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除应支付未支付、私卖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肉猪的总价值外，另行支付上述肉猪总价值的20%违约金给甲方”，因此根据合同约定，襄大公司有权主张违约金的情形仅包括上诉人徐红未按照约定交付肉猪、私卖肉猪及物料，襄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张建红存在违约金条款约定的几种违约行为，故襄大公司要求张建红支付违约金的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11日，被告张青峰代张建红与原告襄大公司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合同约定：由张建红为襄大公司代养生猪，张建红负责提供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到襄大公司指定的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襄大公司向张建红提供猪苗、饲料、药品等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猪苗的价格为6.5公斤每头520元，每增加或减少1公斤，猪苗成本相应增加或减少15元。合同还约定由襄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养殖户即张建红承担养殖过程中的风险。养殖户饲养的肥猪平均达到220斤以上才能出售，公司按8.56元/斤的价格进行回收。饲料、药品、仔猪、成品肉猪的运输费用由养殖户承担。此外双方还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即乙方（张建红）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及质量交付肉猪的，甲方（襄大公司）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除应支付未支付、私卖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肉猪的总价值外，另行支付上述肉猪总价值的20%的违约金给甲方。2018年4月14日，襄大公司依约向张建红提供了1000头猪苗，共计折款530500元。此后，被告领取了相应的饲料、药品等，并进行了饲养。2018年9月20日，双方对代养的生猪回收后进行了结算，被告张建红共领取饲料计款1094486元，药品计款43166.10元，原告襄大公司共计回收成品猪745头。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公司先后为张建红垫付疫苗款1156.50元、保温箱款5187.60元、抬猪费用1490元，合计7834.1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生猪养殖合同附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襄大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张建红履行了交付猪苗、饲料、药品等义务，交付猪苗1000头，计款530500元，饲料1094486元，药品43166.10元，共计1668152.10元，张建红向襄大公司交付生猪745头，共计折款1382337.28元，因养殖亏损原、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责任，故由此产生的养殖亏损285814.82元应当由被告张建红承担30%即85744.45元。因为合同的履行期限为一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公司先后为张建红垫付疫苗款1156.50元、保温箱款5187.60元、抬猪费用1490元，合计7834.10元，该部分费用应当由张建红承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18357.80元的诉讼请求过高，本院支持93578.55元，其余损失本院确认由襄大公司承担。关于襄大公司主张的违约金63671.56元，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诉求，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张建红在庭审中提交其于2018年4月11日向襄大公司交纳1万元生猪放养保证金，要求返还，襄大公司表示该款项属实，同意在养殖亏损中抵扣，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建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养殖亏损款75744.45元（已扣减1万元保证金），垫付款7834.10元，合计83578.55元。二、驳回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30元，由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负担4921元，被告张建红负担21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丽审 判 员  向 东人民陪审员  黄传友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