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金三中，男，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20************514。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银，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建霞，女，汉族，1967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公民身份号码：420************964。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翔，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存舟，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法定代表人：罗红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定坤，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泓，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国，男，汉族，1969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20************972。上诉人金三中、上诉人郑建霞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国通公司）、被上诉人刘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三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改判：（1）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向金三中偿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支付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的利息人民币2400869元；（2）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向金三中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扣除郑建霞已经支付的人民币70万元，另扣除万**于2015年9月29日代华宇国通公司支付的利息19.5万元）；（3）郑建霞对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的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依法判令由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刘卫国在《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华宇国通公司的行为，华宇国通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1.《担保借款合同》上华宇国通公司的公章与备案一致，该担保借款合同对华宇国通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2.刘卫国与郑建霞共同经营华宇国通公司，金三中有充分善意的理由相信刘卫国正当掌握使用公章，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善意无过失。一审法院完全忽略刘卫国、郑建霞的夫妻关系及公司是由该两人家庭式操作模式，反而无理加重金三中的合理注意义务，主观推断金三中并非善意无过失，进而认定刘卫国无权加盖公章、华宇国通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二、郑建霞出具的《个人担保书》亦已确认案涉款项用途用于华宇国通公司经营周转的事实，华宇国通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郑建霞反诉称该担保书所指向的借款并非案涉借款，而是指所谓的“先签担保后签借款合同的1300万元借款”，这根本就是为了推脱责任而胡乱编造。郑建霞作为企业经营者，其怎么可能毫无防范意识在借款合同没签的情况下先行担保，而且在借款合同一直“未补签”的情况下长达七个月持续偿还款项？又怎可能在与刘卫国离婚后还如此“相信”刘卫国、受其“哄骗”为“新借款”提供担保，且又如此巧合“新借款”的本金与案涉借款本金1300万元分毫不差？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其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并签署保证书的情况下，郑建霞仍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及签署保证书，明显其就是回避该客观事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金三中的全部上诉请求。华宇国通公司辩称：一、涉案《担保借款合同》无效，华宇国通公司无需对金三中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郑建霞签署的《个人担保书》对华宇国通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综上，华宇国通公司没有向金三中作出借款意思表示，更无授权刘卫国实施相应的借款行为，其无需就刘卫国、金三中恶意串通所形成的债务承担任何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金三中的上诉请求。郑建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本金1300万元，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利息为1346500元，从2015年9月1日起，以1134400元为本金，按月息0.33%计息，以118656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刘卫国自行支付拖欠金三中借款本息；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金三中的该项诉讼请求；4.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依法改判：金三中立即返还收取郑建霞的款项70万元整，并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5.判令金三中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无权代理法律后果和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无权代理法律后果和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而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导致对合同的效力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判决错误。1.《担保借款合同》效力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刘卫国针对金三中提交的《担保借款合同》的签署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并且不构成表见代理，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认定刘卫国为借款人，华宇国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变相承认了该合同是有效的，违反了法律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应认定《担保借款合同》无效。2.《个人担保书》的效力认定错误。一审在对《担保借款合同》效力认定有效的基础上，认定《个人担保书》合法有效，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的延续和结果错误的扩大。假设该《个人担保书》是对本案的担保，《个人担保书》也属于《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因《担保借款合同》的主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担保合同也应当无效。因此一审法院应当认定《个人担保书》无效。《个人担保书》已经依法在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该担保不是对本案《担保借款合同》的担保，该撤销之诉“有效”的结果不应当在本案进行判决和认定。3.对于金三中和刘卫国责任分担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根据本案事实，明显存在金三中与刘卫国恶意串通损害郑建霞和华宇国通公司权益的证据，一审应当依据该条款规定，依法判定金三中与刘卫国“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进行分担。郑建霞作为受害方和无关方，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定郑建霞反诉请求的款项冲抵刘卫国应承担的利息，明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对民间借贷本息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认定错误。1.对于原始借款合同的不予认定导致无效合同本息明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于金三中提交并撤回的2012年7月22日《借据》、2013年4月20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21日《担保借款合同》等金三中与刘卫国间原始借款合同，以各方没有提交证据原件，不予认定。这是一审法院对金三中“自认”的不正当干预，是一审法院对不诚信诉讼的变相鼓励，该认定明显错误并违反诉讼法。根据金三中提交的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及金三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均显示该无效合同为转合同性质，一审法院不要求金三中提交全部的原始借款合同，而是对于金三中提交的“自认”证据不予认定（郑建霞已当庭要求作为证据），导致该合同无效后，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金三中与刘卫国间实际可能的本息金额，也导致金三中与刘卫国责任分担没有事实依据。2.金三中自认的还款应当计入刘卫国已还金额，对金三中自认金额不予确认的错误，导致本息判决缺乏事实基础。金三中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和自认万**还款395000元，但一审不予确认。另因金三中在诉状和庭审中针对已还利息前后矛盾，数据计算也不明确，导致一审判决的本息缺乏事实基础，计算依据不足，存在明显错误。三、对郑建霞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认定错误。《个人担保书》明确约定郑建霞的担保范围为1300万，并没有约定担保范围包含利息，一审判决第三项明显错误，即使担保成立，郑建霞的担保范围也不应当包含利息。四、金三中明知或者指使刘卫国向不特定人员高息放贷，金三中与刘卫国间借贷合同应当无效。根据金三中提供的2013年4月20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21日《担保借款合同》和刘卫国与陶**、万**的借款合同及刘卫国银行流水、金三中收取万**本息，可以得出刘卫国所借款项是转借不特定人或是代金三中放贷，刘卫国和金三中明显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其借款合同应当无效。五、单从民间借贷款项计算来看，一审对本息计算也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综合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础，以原始借款本金为基数不能超过年利率24%。本案中根据金三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刘卫国银行流水部分的还款（其他是否还款情况不明），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应当有113.44万元是利息转为本金，刘卫国拖欠的利息应当为134.65万元。从2015年9月1日起1300万本金中，113.44万元只能计息为月息0.33%（原合同约定利率为月1.67%）计算，1186.56万元应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郑建霞上诉请求。金三中辩称：一、《担保借款合同》、《个人担保书》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郑建霞主张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个人担保书》是郑建霞为涉案借款提供的担保，是否可撤销在本案中进行审查处理并无不当。三、金三中与刘卫国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郑建霞、华宇国通公司权益的行为，金三中和刘卫国完全无作出该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四、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金额、利息金额及后续利息计算标准正确无误。综上，金三中认为《担保借款合同》、《个人担保书》均合法有效，应严格予以履行，郑建霞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已支付的70万元实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表现，因此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刘卫国未参加二审调查，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金三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立即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及违约金人民币11250869元，暂计2018年12月31日合计24250869元，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承担本案诉讼费。郑建霞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金三中立即返回收取郑建霞的款项本金7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判令金三中承担反诉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三中持有一份《担保借款合同》原件，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华宇国通公司向甲方金三中借款1300万元整，具体汇款如下：2011年4月21日金三中银行转账给刘卫国130万元、2011年4月21日袁**转账给刘卫国70万元、2012年7月20日袁**转账给刘卫国58万元、2012年7月27日金三中转账给刘卫国32万元、2012年7月27日袁**转账给刘卫国210万元、2012年11月22日金三中转账给刘卫国173万元、2012年11月22日袁**转账给刘卫国127万元、2013年5月14日-15日袁**转账给刘卫国200万元、2014年8月21日杨**转账给刘卫国300万元；二、乙方华宇国通公司按借款的1.5%每月支付利息，利息由乙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在每月底之前转入甲方下述银行账户：户名杨**，华润银行三灶支行、账号为622*************1，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乙方华宇国通公司尚欠甲方金三中利息2400869元，乙方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前还清；三、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还款计划为2016年8月31日前还500万元，2017年8月31日前还500万元，2018年8月31日前还300万元；四、丙方刘卫国为乙方华宇国通公司向甲方金三中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五、乙方不按期支付利息，到期不偿还本金，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金的万分之十每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落款处乙方签名签章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刘卫国；丙方签名为：刘卫国。金三中另持有一份《个人担保书》原件，载明：华宇国通公司借金三中的流动资金借款1300万元，本人自愿为该项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尽快代为清偿上述借款。保证人：郑建霞，落款处加盖有“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落款时间打印字体为2016年10月31日，落款时间手写字体为2017年2月18日。2012年7月22日《借据》、2013年4月20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21日《担保借款合同》、2016年7月16日的《担保借款合同》、《借条》及两份《担保协议》双方当事人并未对此提供证据原件，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金三中主张华宇国通公司共计偿还款项395000元并对此提供了杨**、万**出具的《证明》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但杨**与万**并未到庭，华宇国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对于杨**与万**出具的《证明》及其中涉及的两笔款项共计395000元，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金三中主张华宇国通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向其支付利息10万元，具体为华宇国通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向深圳市****有限公司驻珠海办事处转账支付10万元，金三中对此提供了华润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但华宇国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金三中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是华宇国通公司向金三中偿还的款项，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金三中提供了其本人、袁**及杨**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借款1300万元的具体支付情况为：2011年4月21日金三中向刘卫国转账支付130万元、2011年4月25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70万元、2012年7月20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58万元、2012年7月27日金三中向刘卫国转账支付32万元、2012年7月19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共计100万元、2012年7月24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共计80万元、2012年7月25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共计30万元、2012年11月22日金三中向刘卫国转账支付173万元、2012年11月22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60万元、67万元，2013年5月14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25万元、2013年5月15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50万元、2013年5月20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50万元、2013年5月24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30万元、2013年5月27日袁**向刘卫国转账支付共计45万元，2014年8月21日杨**向刘卫国转账支付80万元、80万元、80万元、60万元。金三中主张郑建霞自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共计向金三中还款70万元，该70万元款项支付至了袁**的账户中，具体为：郑建霞分别于2017年1月4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2月27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3月22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4月26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5月25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6月27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7年7月25日向袁**转账支付10万元。郑建霞对上述共计70万元转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另查明，刘卫国与郑建霞于199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23日登记离婚。金三中与袁**为夫妻关系，于2004年11月2日登记结婚。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一审法院根据华宇国通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双方争议的《个人担保书》中华宇国通公司的印章真伪、形成时间，《担保借款合同》中所加盖的华宇国通公司印章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并经庭审质证。鉴定意见具体如下：一、送检的《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无法判断该《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的盖印形成时间；二、送检的《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均在2015年11月之后盖印形成。再查明，根据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并且出具了律师调查令，依法调取了金三中、袁**、杨**、刘卫国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主张金三中在将款项支付给刘卫国后，刘卫国将款项支付给案外多个人，案外多个人再将款项支付给了金三中，金三中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华宇国通公司申请证人陶**、柳**、刘**、陈**、万**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法通知上述证人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未到庭。金三中提供了与郑建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5月、6月、7月郑建霞多次跟金三中说要求“查收”。金三中亦提供了与刘卫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卫国在华宇国通公司的履职情况。一审法院要求郑建霞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并签署保证书，但郑建霞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及签署保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刘卫国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法院提出答辩及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关于借款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本案中，第一，华宇国通公司明确表示未授权过刘卫国借款，金三中及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所提供的证据亦显示刘卫国并非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得到了授权进行借款。第二，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借款的收款人为刘卫国，并非华宇国通公司。第三，金三中在明知刘卫国并非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仍然由刘卫国在《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华宇国通公司的公章，金三中作为合同相对人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金三中在清楚款项的收款人均为刘卫国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履行过程中亦未明确向华宇国通公司确认过权利，因此金三中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信刘卫国有代理权，因此刘卫国的代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刘卫国在《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华宇国通公司公章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过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未显示刘卫国的无权代理行为得到了华宇国通公司的追认，根据上述规定，华宇国通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卫国为借款人，对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金三中依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刘卫国应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关于《个人担保书》的效力问题。第一，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流水、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提交的银行流水，均不足以证明金三中将款项支付给刘卫国后，刘卫国又通过案外多人将款项支付给金三中的事实，因此郑建霞主张金三中与刘卫国恶意串通实施“套路贷”证据不足。第二，郑建霞主张是在受到欺诈的情形下出具的《个人担保书》，但郑建霞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是在受到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订的《个人担保书》，而且郑建霞通过其本人的账户分七次共计向金三中支付了70万元，郑建霞已经以其实际行为履行了其在《个人担保书》中的还款承诺。第三，郑建霞无正当理由拒不当庭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郑建霞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故对郑建霞认为该《个人担保书》无效、可撤销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该份《个人担保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故郑建霞诉请金三中返还7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金三中与刘卫国已经在《担保借款合同》中对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了确认，故一审法院确定刘卫国应向金三中偿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的利息2400869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逾期每天按照本金的万分之十计算违约金，现金三中请求未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确定刘卫国应向金三中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以借款本金1300万元为计算，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扣除郑建霞已经支付的70万元利息。郑建霞在《个人担保书》中明确为该笔13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一审法院确定郑建霞应对刘卫国的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郑建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卫国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刘卫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三中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及支付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的利息人民币2400869元；二、刘卫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三中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扣除郑建霞已经支付的利息人民币70万元）；三、郑建霞对刘卫国的上述第一至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建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卫国追偿；四、驳回金三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郑建霞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05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鉴定费人民币59880元、鉴定人员差旅费人民币3000元，由刘卫国、郑建霞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704.5元，由郑建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华宇国通公司提交一份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担保借款合同已被惠阳区人民法院认定无效，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也确认了个人担保书对华宇国通公司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审中，郑建霞向本院提交四份判决书，分别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905号、（2011）珠香法民一初字第5780号、（2017）粤0402民初9650号，证明金三中在其他同时期对外大额借款可能涉嫌职业放贷；以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个人担保书已被判决认定无效的事实。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金三中认为郑建霞提交的三份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属于新证据，且该三宗案件借款人是金三中的朋友、老乡，借款是用于解决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出借的行为也不具备经常性、反复性，所以不能证明金三中是职业放贷人；华宇国通公司和郑建霞提交的两份惠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均为未生效文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该两案是在已经中止审理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恢复审理，也涉嫌程序违法，金三中已一并提出上诉。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一审期间，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分别向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金三中、刘卫国签订的涉案《担保借款合同》以及郑建霞签署的《个人担保书》无效，案号分别为（2018）粤1303民初602号、603号（以下简称602号案、603号案）。2019年2月22日、2月25日，惠阳区人民法院根据金三中的申请裁定对602号案、603号案中止审理。2019年6月28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本案一审判决。2019年9月20日，惠阳区人民法院决定对602号案、603号案恢复审理。2020年1月17日，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确认金三中、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即涉案《担保借款合同》）无效，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确认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签署的《个人担保书》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2020年1月17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确认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签订的《个人担保书》无效。本案二审调查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602号、603号案民事判决因当事人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尚未生效。郑建霞还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本案，待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602号、603号案上诉作出审理结果后再恢复审理。另查明，二审中，华宇国通公司陈述其公司于2011年8月30日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成立时系个人独资企业，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郑建霞，郑建霞持股100%，公司监事为刘卫国。2017年9月13日华宇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红刚。2017年11月2日，华宇国通公司发生股权变更，郑建霞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罗**（30%）、肖*（30%）、张**（40%）。2017年11月13日，公司监事变更为熊**。2018年6月13日，华宇国通公司发生第二次股权及监事变更。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金三中依据与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没有落款时间）以及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出具的《个人担保书》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担保借款合同》以及《个人担保书》的效力问题，虽然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602号案、603号案也涉及该两份合同效力的认定，但因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在先，且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602号案、603号案民事判决因当事人提出上诉均未发生效力，故本院决定继续审理本案并依法对涉案《担保借款合同》以及《个人担保书》的效力作出认定。经审查，涉案借贷事实发生于2011年4月至2014年8月期间，涉案借款款项1300万元均由刘卫国个人账户收取。金三中提交的涉案《担保借款合同》系由金三中与刘卫国在涉案借贷事实发生之后补签（合同中未记载签署日期，金三中陈述是2015年8月31日签署），并明确借贷主体为：贷款人金三中、借款人华宇国通公司、担保人刘卫国，其中贷款人、担保人分别由金三中、刘卫国本人签名确认，借款人处亦由刘卫国代为签名并加盖有华宇国通公司公章。华宇国通公司主张该《担保借款合同》系金三中与刘卫国恶意串通将涉案1300万元借款转嫁至华宇国通公司名下，该行为并未经华宇国通公司同意，该合同上所加盖的华宇国通公司公章系刘卫国偷拿公司公章而加盖，该行为不能视为华宇国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公章作为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重要形式，涉案《担保借款合同》虽然没有华宇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霞或者被证明为经公司授权的合法代理人的签名，但借款人处加盖的公章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结论为华宇国通公司真实印章。同时，考虑到代表华宇国通公司签名的刘卫国当时不仅是华宇国通公司的监事身份，还是华宇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霞的丈夫。此外，更为关键的是，郑建霞本人还于2017年2月18日向金三中出具《个人担保书》，明确确认华宇国通公司借金三中流动资金人民币1300万元的事实，自愿为该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尽快代为清偿上述借款。该《个人担保书》属于债的加入，并非涉案《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因郑建霞出具《个人担保书》时仍然是华宇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该行为应认定为郑建霞以华宇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事后对刘卫国代表华宇国通公司在涉案《担保借款合同》“借款人”处签名盖章的行为的追认。华宇国通公司主张涉案《担保借款合同》系金三中与刘卫国恶意串通签订，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华宇国通公司还主张公章系刘卫国偷拿而加盖，但这属于华宇国通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足以对抗与外部第三人的合同效力，本院亦不予采纳。郑建霞上诉主张其出具的《个人担保书》应认定无效，不仅未提交证据证明，还与其出具《个人担保书》后通过其本人账户分7次向金三中共计还款70万元的事实相矛盾，故本院对郑建霞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基于上述事实，虽然涉案借款来源于刘卫国个人向金三中等人的借款款项，但经过金三中、刘卫国以及华宇国通公司三方以《担保借款合同》的形式对借贷主体进行明确约定，应据此认定涉案1300万元款项的借款人为华宇国通公司、担保人为刘卫国。一审法院认定刘卫国为借款人，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涉案《担保借款合同》应视为华宇国通公司和金三中、刘卫国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华宇国通公司作为涉案款项的借款人应向金三中承担还款责任，刘卫国作为保证人对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郑建霞因向金三中出具《个人担保书》自愿加入涉案债务，依法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金三中上诉自认案外人万**于2015年9月29日代华宇国通公司支付利息19.5万元应予扣除，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金三中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郑建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郑建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三中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及支付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的利息人民币2400869元；四、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郑建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三中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扣除郑建霞以及案外人万**已经支付的利息人民币89.5万元）；五、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刘卫国对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上述第三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卫国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六、驳回郑建霞的上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205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鉴定费人民币59880元、鉴定人员差旅费人民币3000元，由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刘卫国、郑建霞共同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704.5元，由郑建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4108元，由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刘卫国、郑建霞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文采书记员  游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