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22民初447号原告：徐长芳，女，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河南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有娥，女，195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现住博爱县（义沟村农村信用社家属院第三排路东第三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永，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博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河南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长芳与被告孙有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长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被告孙有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永、赵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长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孙有娥偿还原告徐长芳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1.44万元（利息自2019年10月8日起按本金32万元，月息1.5％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本金30万元，月息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向原告多次借款，在2019年10月8日，经过结算，向原告出具借款32万元的借条，约定利息按每月一分五计算。被告自2019年10月8日向原告借款之日起，从未支付利息。被告于2020年1月1日归还原告2万元，并写下保证，约定剩余30万元于2020年1月5日付清。现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到，原告多次索要，被告以暂时没钱为由拖欠不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孙有娥辩称：被告是武陟多乐养殖专业合作社博爱分社（以下简称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原告是向武陟多乐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多乐合作社）出借的资金，被告不是民间借贷的合同主体，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是基于职务行为与原告进行的入股资金结算，并且因为原告在被告家多次长期居住，严重影响被告生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自己名义出具的借条，但原告是与多乐合作社之间发生的入股资金退还纠纷，原告没有向被告出借资金，被告不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有：1.孙有娥身份证复印件、2017年3月24日存款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7年3月24日，孙有娥以自己的房、车及工资为抵押，向徐长芳借款，并有“我全权负责”的字样。2017年3月24日存款原件在2019年10月8日打借条时孙有娥已要回；2.借条一份，证明2019年10月8日，原、被告双方经过结算，被告将徐长芳的320000元算作个人借款本金，利息按月息1分5厘计算，并愿意以个人所有的义沟房作抵押；3.保证条一份，证明孙有娥于2020年1月1日支付徐长芳20000元，余款300000元，孙有娥再次承诺到2020年元月5日付清，并再次以房屋抵押来证明个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4.微信聊天记录照片五张，证明孙有娥明知自己是借款人，早在2019年7月18日，就让其儿子刘华永想办法还徐长芳的钱，2019年10月8日的借条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另外，2019年12月13日，徐长芳为要账到孙有娥家居住，孙有娥指导徐长芳自己做饭、居住，再次说明徐长芳及其家人在孙有娥家居住，是经过孙有娥允许的。被告孙有娥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存款条复印件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仅说明被告对当时200000股金（存款）担保，且2019年3月25日已归还，按照一事一担保，不能推定双方对涉案款项有借贷关系，更不能说明钱给了孙有娥。从另一方面来说，说明徐长芳在合作社入有股金，合作社向徐长芳发放工资，徐长芳是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员工；对第二、三组证据有异议，原告为要股金，与其前儿媳及其患癌症后期的前婆婆（据徐长芳说）在孙有娥家，大哭大闹，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以及同情，为了减少徐长芳等人对家庭、邻居工作生活的影响，孙有娥被迫写下了借条，该借条不是被告孙有娥真实意愿，并且是在胁迫情况下于2019年12月28日写下的；关于保证条，2019年12月14日，徐长芳将其前婆婆接至孙有娥家，扬言要是不给钱就死在这里。徐长芳以先给一部分钱为条件，承诺给钱后就让老太太离开孙有娥家，孙有娥被迫于2020年1月1日支付徐长芳20000元，后在胁迫情况下写下保证条；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指向有异议。其中孙有娥与刘华永微信聊天照片，是徐长芳抢夺孙有娥手机后偷拍的，进而说明徐长芳威胁过刘华永，说过不给徐长芳钱就去孙有娥儿子刘华永单位闹事，恰恰不能说明孙有娥与徐长芳存在借贷关系。其中徐长芳与孙有娥微信记录，不能说明孙有娥愿意让徐长芳、前儿媳及前婆婆住在孙家。恰能说明被告先稳定徐长芳情绪，同时尽力帮助徐长芳解决问题，反而徐长芳用过激行为、扰乱他人生活进行要账。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客观真实，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经结算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结算后的借款数额及利息约定，包括原告讨要借款的过程，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孙有娥提交的证据有：1.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申请书、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申请书、多乐合作社的前身武陟多尔克司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多尔克司合作社）宣传资料各一份，证明孙有娥作为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系多乐合作社任命，代办博爱县范围内的股金收取、付息、支取事宜，涉及向徐长芳结算股金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2.多乐合作社股金收据及社员回单各六份、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一份、徐长芳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各一份、出资入股（含徐长芳）部分成员签字表一份，证明徐长芳自愿向多乐合作社入股出资，现股金收据金额为319920元，即本案320000元的来源；3.中国建设银行户名王某的资金流水明细单二十二页、中国工商银行户名孙有娥的明细清单二页，证明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会计王某经办所有社员入股资金的流转，徐长芳等人向多乐合作社出资股金均已转入该社指定的会计张淑娟账户，账户中也可以显示出徐长芳多次支取股金及利息，孙有娥账户显示也有少量的资金代收代付行为；4.柏山派出所证明一份、照片七张、视频资料一份，证明徐长芳因多乐合作社不能及时退还其股金，在孙有娥家中滞留二十多日讨要其股金，严重影响孙有娥家庭的正常生活，导致孙有娥被迫给其出具了借据；5.微信截图及电话录音一份，证明孙有娥向多乐合作社负责人多次要求退还徐长芳的入股资金，但该负责人一直推拖；6.证人王某当庭证言，证明指向同第三组证据；7.微信聊天截屏图片一份、孙有娥出具借条当天截屏图片一份、借条照片属性截屏图片一份、将臣修锁受理单一份，证明孙有娥被迫给其书写的涉案借据，实际书写时间为2019年12月28日；8.劳动合同一份、互助金凭证一份、多尔克司合作社奶牛入社合同一份、社员福利合同一份，证明徐长芳亲笔签字，多次向合作社入股，系多尔克司合作社及多乐合作社的员工；9.证人孙某、张某当庭证言，证明徐长芳为催要股金，与其患病的前婆婆等人在孙有娥家住了二十余天；10.中国建设银行户名王某的资金流水明细单一页，证明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会计王某分别于2019年3月19日、2019年3月25日向徐长芳转账共计199726元，2017年3月24日的“存款条”所涉款项已全部归还徐长芳，徐长芳已将该“存款条”归还孙有娥，证人王某证言也可以佐证；11.微信语音转换文字材料一份，证明原告在微信语音中的用词反映出其向多乐合作社出借资金的情况，原告及其家人威胁被告并在被告家居住，导致形成涉案借条。原告徐长芳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徐长芳只是将钱借给了孙有娥，孙有娥早在2017年3月24日的存款条就表明“我全权负责”的承诺，至于孙有娥与多乐合作社何种关系，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徐长芳是将钱交给孙有娥的，孙有娥与徐长芳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组证据的原件均在被告孙有娥处，与涉案借款不具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徐长芳的钱并没有直接转到多乐合作社张淑娟的账户内，孙有娥与王某是亲家关系，这些转账系他们与多乐合作社的资金流转，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事情均发生在2019年10月8日孙有娥向徐长芳出具借条之后，徐长芳的行为系正当索要借款行为，并不影响之前的民间借贷关系；对第五、六组证据均有异议，徐长芳是与孙有娥个人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至于孙有娥向多乐合作社的负责人讨要股金，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人王某与孙有娥是亲家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客观性，不应被采纳；对第七组证据有异议，关于微信聊天截屏是孙有娥、刘华永母子的对话，手机设定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操作。借条拍照照片及照片属性截图并不能证明拍照当天就是书写当天，该组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第八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恰恰证明了被告拿着合同原件，掌握着与多尔克司合作社索要款项的权利，与原告无关；对第九组证据有异议，两证人系孙有娥的邻居，并不认识徐长芳，无法证明借款的事实且与本案无关；对第十组证据有异议，2019年3月份的转账，均发生在涉案借据之前，王凤全与被告是亲家关系，证言不可信且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第十一组证据有异议，微信语音发生在涉案借据之后，恰恰证明孙有娥不按期还款，徐长芳索要借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经被告介绍，经由被告之手向多乐合作社投入股金的事实，本院依法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上述书面证据，大多发生在涉案2019年10月8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结算借据之前，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其证明指向，本案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图、证人证言、视频等证据，为证明因受原告胁迫而出具借据，因缺乏其他直接证据佐证，对其证明指向，本院不予采信。但原告确实以在被告家短期居住的方式讨要借款，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徐长芳与被告孙有娥系朋友关系，被告孙有娥系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自2014年6月份开始，原告徐长芳便将闲散资金经被告孙有娥之手存入多乐合作社作为股金，以获取利息及股息。2017年，原告徐长芳哥哥意外身故，获取一笔赔偿款。原告徐长芳将其哥哥的赔偿款，经被告孙有娥之手存入多乐合作社作为股金，2017年3月24日，被告孙有娥为原告出具存款条一份，载明：“今有徐长芳存款20万元（二十万元），整月息1.3分，工资30%，我全权负责，用房、车作抵押，工资也抵押，孙有娥”。上述款项，被告孙有娥已授权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会计王某分别于2019年3月19日、3月25日向徐长芳转账共计199726元，该“存款条”所涉款项已全部偿还，徐长芳已将该“存款条”原件归还孙有娥。原告徐长芳随后于2017年1月17日经被告孙有娥之手存入多乐合作社50000元作为股金，于2017年7月11日存入100000元作为股金，于2017年12月30日存入50000元作为股金，于2018年1月29日存入50000元作为股金，于2018年7月19日存入50000元作为股金，于2019年10月8日存入19920元作为股金，上述股金共计319920元，经双方结算，被告孙有娥于2019年10月8日为原告徐长芳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徐长芳人民币（32万元整），大写叁拾贰万元整（该款系以前我孙有娥多次借款形成的），从打条之日起利息每月月息1分5厘计算，借款人孙有娥，2019年10月8日，我愿意以义沟房作抵押”。后原告徐长芳急需用钱，经多次向被告孙有娥催要，被告于2020年1月1日偿还原告徐长芳本金20000元，并于当日为原告出具保证一份，载明：“欠徐长芳30万元到2020年元月5号一定付清。孙有娥，2020年1月1日，附：给不了愿意搬房。”逾期后，被告孙有娥未还款，遂成讼。经查，原告徐长芳为催要借款，自2019年12月中旬至2020年上旬，与其婆婆在孙有娥家居住，期间经博爱县公安局柏山派出所出警处理。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徐长芳经被告孙有娥之手分六次向多乐合作社存入股金，后经双方结算，被告孙有娥于2019年10月8日为原告徐长芳出具了借据，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现经原告催要还款后，被告孙有娥未予以归还，已属违约，故原告主张被告孙有娥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出具借据后已偿还的本金20000元，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原告主张利息的请求，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诉讼中，被告辩称其系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是基于职务行为与原告进行的入股资金结算，鉴于原告及其婆婆在被告家居住要账，严重影响被告生活，是在胁迫情况下以自己名义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借据、保证等债权凭证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本案被告孙有娥对借据、保证等书面证据系其本人书写的事实并无异议,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及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应当知晓其对外出具借据、保证等债权凭证所产生的法律效果；被告进而辩称借据、保证等债权凭证是在胁迫情况下出具，但被告作为多乐合作社博爱分社的负责人,亦表示并未为其他入股社员出具过借据等债权凭证，并在向原告出具借据后于2020年1月1日亦偿还本金20000元，并为原告出具保证，故被告的主张，自相矛盾,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孙有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长芳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其中自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本金32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支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8元，保全费2092元，合计5100元，由被告孙有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晓晓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皇甫文娟书记员刘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