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722民初804号 原告：陈某某，女，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乡某某村，农民。系死者曹某乙之妻。 原告：曹某，女，，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乡某某村**，学生。系死者曹某乙之女。 原告：曹某某，男，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乡某某村**，农民。系死者曹某乙之父。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系四川名常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 被告：王某，男，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农民。 被告：周某某，男，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农民。 被告王某、周某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系陕西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系陕西盛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 被告：杨某某（又名杨某、杨某娃），男，汉族，住陕西省城固县莲花街道办事处，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立新，系城固县博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 被告：曹永国，男，生于1966年2月24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某某村**，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兴，系绵阳市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被告：陈泽余，男，生于1970年1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佳，系四川联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 原告陈某某、曹某、曹某某诉被告王某、周某某、杨某某、曹永国、陈泽余承揽合同纠纷，本院受理后，被告王某、周某某申请追加陈泽余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准许后，于2020年5月2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某、曹某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李超生，被告王某、周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飞、王聪，被告杨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宁立新、被告曹永国委托代理人陈福兴、被告陈泽余委托代理人陈维佳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曹某某，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某、曹某、曹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因2020年3月份发布了新的数据，庭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标的：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连带向三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6098元/年×20年=7219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3514元/年×5年÷3=3919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74993元/年÷12月×6=37496.5元、原告办理丧葬费事宜合理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出诊费等6369.4元，以上合计85501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6日，原告陈某某之夫、原告曹某之父、原告曹某某之子曹某乙受被告曹永国安排在陕西省城固县龙头镇军张坝村倒浆沟水库为被告杨某某捕鱼过程中，船翻后跌入水库中溺亡。2019年11月7日，城固县龙头镇司法所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各被告均认识到自己的法律责任也同意对原告进行赔偿，但最终各方未能就赔偿标准等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之规定，被告曹永国、杨某某作为雇主即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对曹某乙在捕鱼即提供劳务过程中出现死亡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王某、周某某，作为涉案水库的承包经营者，负有保障在其经营范围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同时，被告王某、周某某、杨某某、曹永国明知在水库中捕鱼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却没有为曹某乙配备救生衣等设备，也未在水库现场配备救生船等救生设施和救生员等人员，曹某乙落水后被告也未及时施救，被告对于曹某乙溺水死亡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城固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三原告及四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原告陈某某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审查处理结果表各一份，原告曹某户口本复印件一份，2019年11月20日由绵阳市某某区某某某某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第二组证据：城固县公安局龙头派出所情况说明一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一份，证明原告的直系亲属曹某乙于2019年11月6日在城固县龙头镇倒浆沟水库捕鱼过程中，船翻后跌入水库中溺亡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收据、发票、火车票、机票、急救出诊费等票据，证明原告办理丧葬事宜合理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出诊费等共计6369.4元；第四组证据：房屋信息摘要、情况说明、2019年11月12日由绵阳市某某区某某某某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陈某某与死者曹某乙早在2013年便在绵阳市某某区购买了商品房并居住在城市，承包地在2012年进行了土地流转，此后曹某乙就没有再务农，而是长期在外务工，以务工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第五组证据：原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龙头镇司法所就本案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的相关材料。证明被告曹永国、杨某某是死者曹某乙的雇主即接受劳务的一方，曹某乙死亡时是在为被告曹永国、杨某某打鱼，被告王某、周某某系涉案水库的承包经营者，对曹某乙的死亡存在过错，四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王某、周某某辩称：一、起诉状存在案由界定问题，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被答辩人与死者曹某乙不存在劳务关系，被答辩人的起诉行为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具合理性。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死者曹某乙不存在合同关系、侵权责任关系，并且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答辩人王某、周某某作为涉案水库的承包经营者与被告杨某某作为市场成品鱼的销售经营者，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杨某某自行雇人捕捞，然后从水库所捕捞上来的成品鱼称重结算。其次，被告杨某某与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系承揽合同关系，被答辩人曹永国、陈泽余作为承揽人，系捕捞队成员之一，自己准备捕捞船、渔网等工具，完成捕捞工作。即认为合同约定事项完成，报酬是确定成果按约定计算，捕捞队人员按惯例应共4人，每船2人分工协作，保证安全，但案发时被答辩人杨某某每船各调走1人分别去别的水库捕鱼，也并未提供相关安全设备存在重大过失，因为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被答辩人曹永国、陈泽余作为捕捞队合伙人之一，与本案死者曹某乙系合伙关系，死者曹某乙在为谋取合伙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死亡，故被答辩人曹永国、陈泽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后，死者曹某乙没有捕鱼专业资质并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下水捕鱼的危险性，在下水作业时没有注意安全并未穿戴救生衣、救生圈等设备的情况下，死者曹某乙对捕鱼作业的危险性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应自行准备安全设备，但案发时没有配备，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所述，死者曹某乙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答辩人曹永国、陈泽余作为合伙人之一各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答辩人杨某某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无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并且也没有法律依据跟证据支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着公平原则，已经给予一定的补偿。三、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的标的额不合理，被答辩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城镇户口，即应按照2019年陕西省农村标准计算为：死亡赔偿金12326元/年×20年=2465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0935元/年×5÷3=18225元；丧葬费：67433元/年÷12×6=33716.5元，以上合计：298461.5元，请求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中纠纷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本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告王某、周某某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第二组证据：法庭调查笔录一份，证明陈泽余系捕鱼合伙人之一，对外应承担连带责任，捕鱼人员系自己准备捕鱼工具及相应安全装备，被告杨某某负责联系捕鱼队员；第三组证据：收条一张，证明已经向原告支付两万元的丧葬费的事实。 被告杨某某辩称：一、死者曹某乙的意外死亡，非被告杨某某的过错，也非被告杨某某的主观故意，因此，被告杨某某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自己多年从事捕鱼拉鱼贩鱼职业，在此行业联系广泛、认识人也多。本案死者曹某乙是曹永国的捕捞队队员。2019年10月底由饲料经销商介绍说倒浆沟水库想卖鱼，让找个捕捞队，本人就和周某某联系确认卖鱼事实，口头约定捕捞出的鱼按斤按价卖给杨某某，王某、周某某和杨某某之间是买卖关系。杨某某就介绍了曹永国捕捞队，本人仅仅联系了捕捞队打鱼，是介绍人作用。本案中雇员是曹某乙，曹某乙的雇主应该是曹永国、陈泽余所拥有的捕捞队，而捕捞队的雇主应该是涉案水库的承包经营者，被告杨某某在这三者之间什么都不是。因此，杨某某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理由。三、被告杨某某既不是提供劳务的一方，也不是接受劳务的一方，因此，也就没有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的义务。曹某乙作为有辨识能力的成年人，且是从事捕捞工作多年，有丰富经验的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应当预见捕捞作业过程中出现的危险状况并拒绝从事可能发生危险状况的工作。如果本人能够注意自身安全，发现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曹某乙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四、原告赔偿费用计算标准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意见理由和第一、二被告一致。综上所述，本案三原告要求被告杨某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与理与法不符，应当依法驳回。 被告杨某某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杨某某身份。 被告曹永国代理人辩称：一、死者曹某乙的溺水死亡属于曹某乙自己操作不当造成，是意外事件，与曹永国无任何关系，被告不应承担原告死者的赔偿责任。二、死者曹某乙与被告曹永国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在2012年至2019年7月6日之间曹永国、曹某乙、陈泽余、文德胜四人曾在一起工作捕鱼，于2019年7月17日分开，曹某乙、陈泽余、文德胜三人一起工作捕鱼，渔船是他们每人各自一艘船，在陕西省城固县的渔网归陈泽余、曹某乙、文德胜三人所有，捕捞的鱼经水库承包人称斤计算，作为捕鱼的工资，由水库承包人支付给他们，他们三人自行分配，曹永国于2019年7月20日在自行组建一组人员，到陕西省榆林市其他水库从事捕鱼工作。在2019年11月6日9:50分左右，陈泽余打电话通知购买倒浆沟水库鱼的杨某某，曹某乙跌入水库，不幸失踪，并已报警，杨某某立即告知曹永国，曹某乙跌入水库，不幸失踪，在2019年11月6日10：10分左右曹永国与杨某某一起赶到事发地城固县倒浆沟水库，在2019年11月6日10：20分左右，警方将死者曹某乙打捞上岸，所以本案与曹永国无任何关系。死者曹某乙跌入水库事发当日，曹永国与周礼兴、樊清余三人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马洪滩水库从事捕鱼工作，有同事周礼兴、樊清余及承包马洪滩水库的承包者苏光荣作证，说明曹某乙死亡与曹永国无任何关系，曹永国在马洪滩水库从事捕鱼工作与曹某乙一组无经济来往关系。被告与死者之间并无劳务关系。三、本案中提供劳务关系的应该是承包倒浆沟水库的人，因为2019年11月4日运输的渔网及渔船的运费是水库方支付的。四、请法院查明2019年11月4日是谁给曹某乙及陈泽余等人打电话雇他们去倒浆沟水库捕鱼的，应有打电话雇佣的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五、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死者并非受被告曹永国雇佣，劳务费也不是由曹永国支付的，死者与曹永国之间不存在提供劳务关系，死者当日在倒浆沟水库从事捕鱼工作，与被告曹永国无任何因果关系，所以被告曹永国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曹永国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曹永国身份。申请证人樊清余、周礼兴出庭作证，证明曹永国没有和曹某乙在倒浆沟水库一起打鱼，不是雇佣合伙关系。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代理人询问笔录五份。 被告陈泽余辩称:一、答辩人与原告及曹某乙无关系，原告起诉的法律关系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答辩人不是接受劳务方，答辩人只是作为本案死者曹某乙的工友，双方无资金、技术的合作关系，与曹某乙不存在民法规定的合伙关系。答辩人也不是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答辩人在本案中无侵权行为，也不是侵权人，陈泽余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尽到了救助和报警的义务，答辩人对本次事故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答辩人与曹某乙均是为被告王某、周某某、杨某某提供劳务，被告王某、周某某、杨某某应承担雇主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三、曹某乙作为成年人，长期以捕鱼为职业，应当具备捕鱼的安全保障知识及相关捕鱼的救生措施，曹某乙溺水死亡，自身应当承担主要法律责任。四、曹某乙系农村户口，生前从事的职业为捕鱼，依照行业分类为农业，其收入来源为农业，居住地也是陕西省汉中市各地水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曹某乙的死亡赔偿金应以农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曹某乙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本案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泽余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 经审查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并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结合本案其他材料综合分析，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第一、第二组证据是原告及被告的身份证明、曹某乙的死亡证明，系书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二、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系抢救死者及参加处理事故的当事人亲属交通、生活费等票据，其真实性依法酌情予以采信；三、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证明目的赔偿费用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告方质证均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原告此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该组证据客观上虽不能充分证明死者系城镇居民、在城镇固定生活居住的事实，但结合法庭调查查明死者曹某乙从2012年就外出常年在外捕鱼为生计，土地流转后就脱离了农业生产，其生活、活动轨迹在城乡流动，按城镇居民计算较为合适，但其父系农村户籍，常年在农村居住生活，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合适；四、原告提交的第五证据，系城固县龙头司法所调解笔录和谈话笔录，能真实、客观反映事故发生的情况及善后调解处理时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五、被告王某、周某某提交的第一、第三组证据，经原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第二组证据系本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调查的笔录，被告王某、周某某代理人阅卷后认为陈泽余与死者曹某乙系合伙关系，应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该笔录系当事人陈诉，也是事故现场唯一目击着和知情人，其陈诉的事情前后经过较为全面，结合其他当事人陈述，陈述一致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六、被告杨某某、被告曹永国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认定；对曹永国申请出庭的两个证人证言，不能客观反映本案争议的事实情况，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庭审后提交的询问笔录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不予采信；七、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依职权与两人做的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当庭宣读，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本院对陈述一致的自认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王某、周某某系城固县龙头镇倒浆沟水库承包人，被告杨某某系常年从事贩鱼生意，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等人常年在外从事捕捞鱼工作的无固定人数的小团体，无工作场所，无营业执照，主要由曹永国联系业务，无论谁联系到捕鱼活干，被告曹永国均从报酬中先抽取百分之十偿还前期捕捞队购买渔网渔具等垫资及后期渔网渔具的更新费用，其余费用由实际打鱼人均分。被告曹永国和杨某某认识时间较长，经常从事打鱼贩鱼往来。被告曹永国和曹某乙系亲兄弟关系，2012年开始曹某乙跟随曹永国常年外出打鱼为生。2019年10月底，被告杨某某和周某某联系确认了水库卖鱼信息后，双方口头约定捕捞出的鱼卖给杨某某，杨某某遂介绍曹永国捕捞队到倒浆沟水库捕鱼，捕捞队按每斤0.15元收取捕捞费用，在杨某某和水库方结算鱼款时代为扣除该费用给捕捞队。后曹永国安排曹某乙、陈泽余到城固县龙头倒浆沟水库捕鱼。11月4日曹某乙和被告陈泽余拉上渔船渔网等到达该水库，由水库方承担打鱼人的食宿及拉渔船渔网的运费。11月6日早上九时许被告陈泽余和曹某乙各自划一条船到水库里下网作业，在两人相距一百六七十米的距离的时候，曹某乙向陈泽余大喊船进水了，陈泽余听到大喊，就让曹某乙把水鞋脱了，同时朝曹某乙方向划去，在距离四五十米的地方，发现曹某乙已经溺水。陈泽余随即拨打110报警后，又打电话给杨某某。后城固县公安局龙头派出所、消防队、急救中心陆续到现场打捞曹某乙，水库承包人、曹永国、杨某某也陆续到达现场，一个小时左右曹某乙被打捞上岸已经溺亡，水库方找车将人拉到了城固县医院太平间。城固县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载明溺水。事故发生后，经城固县龙头镇司法所召集死者家属、水库承包人、曹某乙、杨某某调解协商善后赔偿事宜，经调解，2019年11月8日各方达成调解意见，“鱼塘承包方、买鱼方、捞鱼方对赔偿死者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肆拾捌万元整无异议并同意（各方）”。调解笔录上均由曹永国、周某某、杨某某、陈某某签字。但各自在责任承担具体数额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请求。 另查明：1、原告向法庭提交事故发生后，急救出诊费票据111.4元，支出曹某乙太平间费用票据800元，火化费票据775元，住宿费票据1642元，餐饮费票据639元，交通费票据4219元，共计8186.4元。2、事故发生后，被告王某、周某某支付安葬费20000元、曹某乙支付安葬费10000元。3、死者曹某乙父亲曹某某，生于1939年1月12日，现住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某某村**，农民。曹某乙的父母共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子曹永国，次子曹永平，三子曹某乙。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死者曹某乙与水库方（被告王某、周某某）、杨某某以及曹永国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法律关系。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在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雇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付劳动报酬。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按照他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约定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的目的是工作成果，而非劳务。在承揽合同中，为了支付劳动成果，承揽人需要以自己的技术或特有的劳动工具来完成一定的工作，以求实现一定的成果，而承揽对方正是基于承揽人的技术或特有劳动工具，将一定的工作交付出来，以期实现一定的成果。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要受雇主的支配，承揽合同一般需要承揽人有专业资质。 本案中，曹永国组织的陈泽余、曹某乙等人虽然既无固定工作场所，又无专业资质及负责人，但却是由曹永国常年组织人员在各地从事捕鱼工作，形了的相对固定的小团体，约定凡加入的人员自己先出资购买一条渔船，无论谁联系到活干（主要由曹永国联系），曹永国作为发起人就从捕鱼报酬中抽取百分之十偿还前期捕捞队购买渔网渔具等垫资及后期渔网渔具的更新费用，其余费用由实际打鱼人均分。故曹永国的捕捞队实际上是一种松散型的合伙关系。捕捞队所提供的劳动成果在依靠专用渔船渔网等设备工具的情况下进行，捕鱼具有高度危险作业性质、需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含量，且所获得的报酬是按打捞上来的鱼每斤0.15元计算，故本案曹永国、曹某乙、陈泽余与水库方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水库作为定作方给承揽方免费提供食宿，承担拉渔船等运输费用，其应当选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捕捞队员捕鱼作业，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责任。水库方与贩鱼方即被告杨某某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曹某乙2012年加入曹永国的捕捞队，2019年11月6日曹永国安排被告曹某乙、陈泽余到倒浆沟水库打鱼，报酬也由二人平均分配，故曹某乙和陈泽余系合伙关系。 2、关于赔偿责任分担问题。被告王某、周某某作为水库承包人，但未对捕鱼人员曹某乙、陈泽余等人技能进行审查，对捕鱼方式过程亦未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督管理，对事故发生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即责任承担30%。被告王某、周某某辩称被告杨某某与被告曹永国、陈泽余系承揽合同关系，其与被答辩人、死者不存在合同关系、侵权责任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辩解不予支持。被告曹永国在捕捞队中联系业务、组织人员、并从报酬中抽取百分之十作为渔网渔具购置和更新，故被告曹永国对此次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责任承担15%，其辩解本人和曹某乙、陈泽余在2019年7月17日就分开了，没有在一起打鱼了，且倒浆沟水库打鱼是杨某某联系的曹某乙，本人没有参与，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被告曹永国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支持，且该辩解与当事人在龙头司法所调解时陈述事实不符。故对被告曹某乙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不予支持。死者曹某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年从事捕鱼具有高风险工作，理应高度注意自身安全，然在打鱼过程中自己提供的渔船进水，其自身亦未穿救生衣和装备相关救生设备导致溺水事故发生，故死者曹某乙有重大的过失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即40%；被告陈泽余作为捕鱼队的共同合伙人，应按约定分摊收益与损失，在从事捕鱼活动中，同伴之间均应当相互配合，互相协作，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工作，但其却疏忽大意，未尽到安全提醒注意义务，故被告陈泽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15%。被告杨某某在买鱼过程中，与水库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仅介绍捕鱼队到水库打鱼，没有从中收取相关费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捕鱼人员系雇佣关系，对事故发生有因果关联性，故不承担责任。 3、关于死亡赔偿损失问题：死者曹某乙清系四川省绵阳市某某区某某某某村一组农村户籍，并在农村居住。但2013年1月4日原告方在某某区购买商品房一套（权0070389），2012年全家承包地全部进行了流转，2012年曹某乙脱离了农业生产，常年跟随曹永国在外靠打鱼为生至事故发生，其生活、活动轨迹在城乡流动，结合实际，本案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较为合适。但其父系农村户籍，常年在农村居住生活，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合适。其死亡赔偿金(2019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8元/年×20年)=721960元，丧葬费(74993元/年÷12月×6)=37496.5元、原告诉讼请求主张办理丧葬费事宜合理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出诊费等共计6369.4元，因参加处理事故的当事人亲属生活费不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故其生活费639元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余损失数额（6369.4-639）=5730.4元，合情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该金额少于实际提供票据数额，本院予以照准。死者曹某乙父亲曹某某，年满90岁，生养三个儿子，被扶养人曹某某生活费(2019年陕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10935元×5年÷3人)=18225元。关于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主张，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按20000元计算；被告王某、周某某先行支付安葬费20000元，被告曹永国支付10000元应当予以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曹某乙死亡各项损失费用：死亡赔偿金721960元、丧葬费37496.5元、被扶养人曹某某生活费18225元，医院救治费、太平间费用、火化费、参加处理事故的当事人亲属住宿费、交通费共计5730.4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以上合计803411.9元，由被告王某、周某某赔偿30%即241023.57元，扣除已支付20000元，再给付221023.57元，被告曹永国赔偿15%即120511.79元，扣除已支付10000元，再给付110511.79元；被告陈泽余赔偿15%即120511.79元；其余40%损失费用原告方自行负担。被告曹永国、陈泽余互付连带清偿责任。上述赔偿款项限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582元，由被告王某、周某某承担1374.6元，被告曹永国承担687.3元，陈泽余承担687.3元，原告陈某某、曹某、曹某某共同承担1832.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桂荣 人民陪审员  陈建锋 人民陪审员  尚明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柳智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