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再23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鄂尔多斯市永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镇。 法定代表人：袁海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北京市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景辉，北京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东城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民航路东南嘉一商铺**。 负责人：王文月，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情明，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科，浙江震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光大电器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片**小区/div> 法定代表人：林顺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万顺包装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爱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交大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v> 法定代表人：林顺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顺光，男，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爱芳，女，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华特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名仕阁**805单位 法定代表人：余文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枫，北京慎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瑞祥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香炉礁街**层** 法定代表人：唐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枫，北京慎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文翔，男，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枫，北京慎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飞霞南路保丰大楼** 法定代表人：戚列雄，该公司董事长。 申诉人鄂尔多斯市永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顺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东城支行（以下简称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温州光大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温州市万顺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公司）、上海交大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公司）、林顺光、陈爱芳、深圳市华特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特城公司）、大连瑞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余文翔、温州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雄公司）等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以高检民监〔2016〕5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抗13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莉出庭，永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与高淑薇、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情明与王祖科、光大公司、万顺公司、交大公司、林顺光及陈爱芳等五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希勤、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及余文翔等三方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枫、仲雄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列雄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诉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依据相关协议，光大公司尚欠仲雄公司通过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发放的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保证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请求判令：一、光大公司立即偿还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贷款本金5925075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光大公司负担；三、永顺公司、万顺公司、交大公司、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林顺光、陈爱芳、余文翔对上述借款本息、逾期息、诉讼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永顺公司辩称，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本案中诉称的主债务自始不存在或已经不存在；该行向原审主张担保债权的全部资料中永顺公司的印章、签名明显系伪造；退而言之，永顺公司对第一笔贷款也因过了保证期间而免责；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请求驳回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对永顺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余文翔辩称，本案贷款合法性需要审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为何不追索主债务，反而向保证人追责；债务应当先由主债务人偿还，再由保证人承担剩余责任。 广大公司、万顺公司、交大公司、林顺光、陈爱芳未作答辩。 仲雄公司答辩同意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的陈述。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9月12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与永顺公司（保证人）、仲雄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ZB9004200800000045的《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与林顺光（保证人）、仲雄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二份合同均约定：鉴于委托人仲雄公司委托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向借款人光大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为保障委托人、贷款人债权实现，并作为借款人在委托贷款合同项下提款的一项先决条件，特订立本合同；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由委托人仲雄公司、贷款人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根据其与借款人光大公司在2008年9月12日至2009年9月12日的期限内签署的一系列委托贷款合同之约定，向全部借款人连续提供的最高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委托贷款本金；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保证期间按照每笔委托贷款单独计算，即为每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08年10月9日，光大公司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仲雄公司签订编号为90042008280133的《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按照仲雄公司的委托指示向光大公司发放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本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为3000万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即自2008年10月9日至2009年4月9日。同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依约向光大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贷款。2009年4月9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仲雄公司与光大公司、永顺公司、林顺光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合同》，约定：90042008280133号《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展期至2009年8月9日止，永顺公司、林顺光继续为展期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借款展期到期日起两年。借款到期后，光大公司未偿还本金，仅偿还至2009年6月20日的贷款利息。 2009年3月18日，光大公司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仲雄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90042008280067的《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按照仲雄公司的委托指示向光大公司发放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本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为3000万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即自2009年3月18日至2009年9月18日。同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依约向光大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贷款。借款到期后，光大公司偿还本金749250元及合同期内利息，尚欠本金29250750元和2009年9月19日至今的逾期利息。 2010年10月7日，万顺公司、交大公司、深圳甘肃农副土特产工贸公司（后变更名称为华特城公司）、陈爱芳分别向仲雄公司出具《保证承诺函》各一份。2011年4月2日，瑞祥公司、余文翔分别向仲雄公司出具《保证承诺函》各一份。上述六份《保证承诺函》均约定：光大公司截止2010年9月21日尚欠仲雄公司通过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发放的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和罚金合计67793415.53元；保证人对于光大公司应当承担的在委托合同项下全部到期应付而未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一切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 另查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曾于2011年8月8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未交案件受理费，该院于2011年8月21日作出（2011）浙温商初字第17号民事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一审期间，永顺公司申请对永顺公司2008年9月12日出具给蔡宗美的《授权委托书》打印文字、公章印文、“秦建军印”名章印文、“秦建军”签名字迹的时序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鉴定意见：检材2008年9月12日《授权委托书》落款委托人（签章）处“鄂尔多斯市永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印刷体文字朱墨时序是：先有印刷体文字，后盖印印文；落款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秦建军”名章印文与“秦建军”签名朱墨时序是：先书写秦建军签名，后盖印名章印文。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二份《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二份《委托贷款合同》、一份《委托贷款展期合同》、六份《保证承诺函》，均合法有效。光大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应归还借款本息，并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份最高额担保书约定的决算期均已届满，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已确定，永顺公司、林顺光应在各自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最高限额均为6000万元）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万顺公司、交大公司、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陈爱芳、余文翔均对光大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光大公司追偿。永顺公司辩称那些合同“加盖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秦建军签名均系伪造”，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而且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提供了永顺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签名的样本，证明永顺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使用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签名是真实的，故永顺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永顺公司辩称“2008年10月9日该笔贷款已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该笔贷款保证期间于2011年8月9日届满，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8月8日曾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永顺公司该抗辩没有理由，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于2013年7月9日作出（2012）浙温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一、光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借款本金59250750元及利息、逾期息（其中29250750元本金从2009年9月19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30000000元本金从2009年6月21日至2009年8月9日按月利率8.1‰计算，自2009年8月10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永顺公司、林顺光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编号为ZB9004200800000045的《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ZB9004200800000045的《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总额各以最高额保证金额6000万元为限；三、万顺公司、交大公司、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陈爱芳、余文翔对光大公司的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永顺公司、林顺光、万顺公司、交大公司、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陈爱芳、余文翔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向光大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4238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光大公司负担，永顺公司、林顺光、万顺公司、交大公司、华特城公司、瑞祥公司、陈爱芳、余文翔负连带责任，鉴定费96950元由永顺公司负担。 永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永顺公司申请法院向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取光大公司、仲雄公司自2008年10月9日至2009年10月9日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的账户往来交易明细，用以证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与光大公司、仲雄公司存在“以贷还贷”骗取永顺公司保证的行为。同时申请法院对2008年9月12日《授权委托书》打印文字、书写文字、公章印文、“秦建军印”名章印文、“秦建军”签名字迹的形成时序进行重新鉴定；并对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仲雄公司在本案中所涉的四笔贷款进行财务审计，以查清贷款资金走向。 二审法院经核实，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并无光大公司、仲雄公司自2008年10月9日至2009年10月9日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的账户往来交易明细，故对该证据无法调取。至于永顺公司申请该院重新鉴定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存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对永顺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另外，永顺公司申请对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仲雄公司在本案中所涉的四笔贷款进行财务审计，以查清资金走向，因永顺公司对案涉款项进入光大公司账户并无异议，光大公司拿到款项后的资金走向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对该项申请亦不予准许。 二审另查明：一、2008年9月12日，永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秦建军向蔡宗美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明确，委托人(永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全权委托代理人办理为光大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分行下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或（和）抵押或（和）质押担保的事务：（含最高额担保）1.光大公司商借贷款；2.光大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3.光大公司开立进口信用证；4.光大公司开立保函；5.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担保业务总担保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陆仟万元，被担保的授信业务如有缴纳保证金的，上述债务本金余额为剔除保证金部分的余额。代理人因办理上述担保业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支行及其下属业务机构签订的有关担保合同等法律性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2008年9月12日至2009年9月12日。本委托有效期内，广东公司的授信额度内的授信可以循环使用。二、2008年9月12日，永顺公司召开公司股东会（代表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林顺光、王维生均出席会议，其中林顺光占60%，王维生占40%）并作出决议，同意为光大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08年9月12日至2009年9月12日期间发生的本金风险敞口不超过陆仟万元的委托贷款（委托人为仲雄公司，贷款人为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提供担保；同意按签署的担保合同的约定对利息、罚息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该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永顺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涉及以下问题：1、永顺公司有无作出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2、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是否存在以贷还贷的行为；3、案涉第一笔贷款是否已过保证期间。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永顺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1、永顺公司主张案涉贷款合同等所有资料盖有永顺公司的公章均与该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公章及秦建军签名均系伪造。但永顺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贷款合同等资料上公章系私刻，签名系伪造，仅仅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当然得出系私刻伪造。2008年9月12日签订《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永顺公司的大股东林顺光亦是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永顺公司召开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为光大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发生的本金风险敞口不超过陆仟万元的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故公章私刻、签名伪造不符合常理，永顺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永顺公司还主张蔡宗美所依据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授权其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故2008年9月12日签订的《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及2009年4月9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展期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但《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人因办理上述担保业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支行及其下属业务机构签订的有关担保合同等法律性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处“温州支行”应理解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分行下属的温州地区的各支行，自然包括本案的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故永顺公司应对《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委托贷款展期合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永顺公司主张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存在以贷还贷行为，故其不承担保证责任。永顺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仲雄公司、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2008年9月12日至2009年9月12日期间向光大公司连续提供的最高余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案涉借款均发生在上述期间内，本金也并未超过最高限额，永顺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存在以贷还贷的行为，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3、永顺公司主张2008年10月9日的3000万元贷款已过保证期间，永顺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免除。2008年10月9日的3000万元贷款通过展期，贷款到期日为2009年8月9日，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截至2011年8月8日。而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8月8日曾对借款人光大公司、保证人永顺公司等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保证期间向保证债务诉讼时效转换的前提是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只要债权人主张了权利即可。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已经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永顺公司提起诉讼，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起诉本身已经说明其并未放弃权利，也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起诉后又撤诉仍表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已经主张了权利，保证期间的作用已经完结，此后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即从2011年8月8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9月16日再次起诉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永顺公司的该节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中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作为委托贷款合同的贷款人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2、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系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的专业机构，且委托鉴定前永顺公司知道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一审法院委托该所进行鉴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3、永顺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调取证据违法，但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相关证据本身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客观上无法调取，不存在违法情形。 另外，永顺公司还认为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审查委托贷款及收回贷款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永顺公司已明确作出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其以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对其资格审查不严来主张自己责任的免除不符合诚信原则。且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履行其与仲雄公司的委托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本案并无关联，即便其存有过错，也是向委托人仲雄公司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而不是向借款人广大公司及保证人永顺公司承担过错责任。故永顺公司的相关主张亦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2013）浙商终字第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9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985号民事裁定，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时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永顺公司为案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永顺公司以《授权委托书》《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等案涉材料上的永顺公司公章、秦建军私章系私刻伪造为由，主张该公司并无为案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但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原审曾提交永顺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借款人为乐清市申展电气有限公司，署期为2008年7月29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该合同上加盖的永顺公司公章与案涉贷款材料上加盖的永顺公司公章为同一枚印章加盖形成，永顺公司在案涉贷款之前曾经使用过该公章。永顺公司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供反驳证据。永顺公司再审提供的鉴定意见即使能够证明案涉贷款材料上永顺公司公章、秦建军私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也不足以证明该印章系私刻伪造。据此，永顺公司就案涉材料中的永顺公司公章、秦建军私章系私刻伪造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些材料上印章的真实性应予认定。 永顺公司再审中还主张《授权委托书》系为2008年7月29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而出具。首先，永顺公司该主张与其提出的《授权委托书》上永顺公司公章以及秦建军私章系私刻伪造的主张自相矛盾；其次，根据永顺公司提供的秦建军在公安机关询问中的陈述，秦建军系作为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林顺光的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而签署了《授权委托书》，虽然不能绝对排除《授权委托书》为签订2008年7月29日《最高额保证合同》而出具的可能性，但该保证合同落款处仅加盖永顺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秦建军的私章，没有所谓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签章，亦即永顺公司并无授权代理人签署2008年7月29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故永顺公司的上述主张因缺乏相关证据佐证而难以认定。再者，即使《授权委托书》起初并非为案涉贷款保证合同的签订而出具，而是如永顺公司所主张的系事后被人添加相关内容及加盖印章之后用于案涉贷款，由于《授权委托书》上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建军的签名属实，加盖的永顺公司公章以及秦建军的私章与永顺公司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一致且无证据证明系伪造，在永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与有关人员恶意串通，对《授权委托书》内容被篡改、永顺公司公章和秦建军私章被私自加盖等事实明知的情况下，永顺公司不能以此对抗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永顺公司应自行承担对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授权委托书》等保管不当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因此，永顺公司上述抗辩主张不能成立。 二、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和光大公司是否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行为。永顺公司主张光大公司借新贷还旧贷的理由有二：一是光大公司以永顺公司担保的三笔贷款归还了该公司2008年9月12日之前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的一笔贷款；二是光大公司2009年3月16日通过第三方资金周转归还了2008年9月16日的贷款，该还款资金事实上来源于光大公司2009年3月18日的贷款，即光大公司存在变相以2009年3月18日新贷归还2008年9月16日旧贷的行为。但是经再审查证，光大公司2008年9月12日之前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并无贷款，因而也就无所谓以永顺公司提供担保的三笔贷款归还之前贷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永顺公司上述所谓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变相以2009年3月18日贷款归还2008年9月16日贷款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中“借新贷还旧贷”的基本特征，且即使光大公司存在以2009年3月18日新贷归还2008年9月16日旧贷的行为，因两笔贷款的保证人均为永顺公司，依据上述规定，永顺公司的保证责任也不能免除。 三、2008年10月9日的3000万元贷款是否已过保证期间。2008年10月9日3000万元贷款展期后的保证期间截至2011年8月8日。永顺公司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虽于2011年8月8日以永顺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但起诉状副本未送达永顺公司，故不能认为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保证期间内曾要求永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2011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该笔贷款的保证期间已过，永顺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保证期间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以防止其过分拖延，对保证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债权人既可以通过在诉讼外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也可以通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形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身即说明其未怠于行使权利，也表明其已经主张了权利。永顺公司主张债权人通过提起诉讼的形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起诉状副本必须于保证期间届满前送达保证人，才能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8月8日提起诉讼，要求永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应认定已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于次日开始计算，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2011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永顺公司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据此，该院于2015年6月2日作出（2015）浙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终字第51号民事判决。 永顺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最高检抗诉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认定“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2011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对于原告起诉后又撤诉或者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是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号）第64条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后又撤诉或被裁定按撤诉处理的，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相对人之日起中断。”在起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之前，当事人撤诉或被裁定按撤诉处理，则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按照诉讼法上“诉的撤回，视为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诉讼时效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就本案而言，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曾于2011年8月8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永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因其未交案件受理费被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其起诉状副本没有送达永顺公司等对方当事人，依据前述规定，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2008年8月8日的起诉行为也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9月16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审认定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这一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永顺公司在本院再审期间请求撤销原审相关判项，驳回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1、原审判决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委托贷款展期合同》均为伪造的，上述证据加盖的都是私刻伪造的印章；秦建军是在空白委托书上签的字，《授权委托书》手写文字和印章都是在秦建军不知情的情况下添加的，内容和受托人也存在疑问；《股东会决议》无效，因王维生是在空白纸上签名，其认可的的贷款额度是3000万元，且贷款用途为投资永顺公司。2、本案极有可能存在“借新还旧”，永顺公司应该免责。3、诉讼问题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 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辩称，其已通过扣划利息、提起诉讼、向永顺公司发催讨函主张了权利，诉讼时效依法中断，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永顺公司免除不了责任。其他同意原审意见。 其他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的意见。 本院再审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再审中，永顺公司仍申请对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光大公司、仲雄公司在本案中所涉贷款进行财务审计，以查清本案中资金走向及是否存在以贷还贷的行为。本院审查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已经依永顺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光大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贷款记录的明细，全部贷款记录明细已可对是否存在“借新还旧”作出判断，而因永顺公司对案涉资金进入光大公司账户并无异议，资金走向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且永顺公司又没有提交任何线索初步证明存在所谓变相“借新还旧”的可能，在此情形下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再审另查明，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再审期间，该院依据永顺公司的申请向浦发行温州分行调取了光大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贷款记录明细，仅有2008年9月16日-2009年3月16日、2008年10月9日-2009年8月9日、2009年3月18日-2009年9月16日金额均为3000万元的三笔贷款。 本院再审还查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在诉讼中主张其于2011年5月12日委托律师通过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向永顺公司发出催讨函，并向法庭提交了《律师函》《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及《查单卷宗》等证据材料。《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载明：收件单位名称为永顺公司，地址为&ldq，地址为&ldquo市东胜区塔拉壕镇”，内件品名为催收律师函，数量为1份。《查单卷宗》载明：“经核实此件于6月6日投递到收件单位，单位收发室人员签收。后在收发室放到6月18日左右，投递所人员投递此单位邮件时，此单位收发室人员称单位无此人，此件一直无人领取。投递所人员随即带回此件，安排退回。”永顺公司营业执照载明其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镇，永盛公司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称其住所地一直未有变化。对此，永盛公司辩称：从法律角度讲，该意思表示没有到达永顺公司；从事实角度讲，永顺公司也没有收到该邮件，对邮件内容、真伪不清楚；从常理角度讲，邮寄地址如填写为鄂尔多斯市塔拉壕镇，因塔拉壕镇区域较大客观上无法收到。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在本院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与原再审争议焦点相同，即永顺公司为案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和光大公司是否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行为、2008年10月9日的3000万元贷款是否已过保证期间。 关于永顺公司为案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为支持其要求永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原审期间提交了《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委托贷款展期合同》以及永顺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印章样本等证据，相关材料上均加盖有同一枚标记为永顺公司的印章。永顺公司主张该印章为私刻伪造，但《公司股东会决议》有当时拥有永顺公司100%股份的两名股东王维生、林顺光本人的签名，《委托授权书》亦有永顺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秦建军本人签名。永顺公司称《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王维生的签名系受林顺光所骗而签，但没有提供王维生因此而向林顺光提出异议的任何证据，该辩称不能令人信服；永顺公司还称《授权委托书》系为2008年7月29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而出具，但该保证合同落款处仅加盖永顺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秦建军的私章，没有所谓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签章，此辩称亦不能令人信服，更不足以据此证明公章为私刻。而就前述永顺公司主张委托手续出具对象的2008年7月29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还主张该合同上永顺公司公章与案涉贷款材料上加盖的永顺公司公章为同一枚印章加盖形成，永顺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虽有异议但未申请鉴定。综上，在加盖有印章的文件上有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全部股东真实签名，且该印章亦在永顺公司认可的其他材料上加盖的情况下，永顺公司仅以该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主张相关印章系私刻伪造无法获得支持，据此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和光大公司是否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问题。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光大公司在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仅有三笔贷款业务，时间均在案涉《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2008年9月12日之后，不存在所谓的以永顺公司提供担保的三笔贷款归还之前贷款的问题。而即便依据永顺公司的主张，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变相以2009年3月18日贷款归还2008年9月16日贷款，因永顺公司均为两笔贷款的保证人，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永顺公司的保证责任也不能免除。故永顺公司据此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关于2008年10月9日的300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问题。2008年10月9日3000万元贷款展期后的保证期间截至2011年8月8日。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不同，不会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永顺公司依据诉讼时效有关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认为起诉状副本等债权人主张权利文书必须于保证期间届满前送达保证人，才能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于2011年8月8日提起诉讼，要求永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应认定已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于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向永顺公司主张权利的次日即2011年8月9日起开始计算，浦发行温州东城支行2011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永顺公司以保证期间或诉讼时效相关理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亦不能成立。 综上，永顺公司关于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各项理由均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陈 佳 审判员  马成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魏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