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5287号原告：牛福芃，男，198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天津君辉（河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百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汽车园中路**。法定代表人：戴延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牛福芃与被告天津百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利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7）津0116民初81956号民事判决后，牛福芃与百得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津02民终196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上述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的加班费差额32625.93元，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24日的加班费差额51654.15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11日的医疗保险损失115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被告未按天津市加班费发放标准支付加班费，同时因其未按规定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擅自将原告的医疗保险转出，给原告造成医疗保险损失，应予赔偿，故呈诉。被告辩称，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以“基本工资”作为加班费计算的依据，不存在拖欠加班费问题。由于我们按照基本工资发放加班费，相关年限的加班费基数低于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故同意按照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相应期间的加班费差额，不同意原告其他相关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13日，原告入职被告处，岗位为维修技师，执行标准工时制，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31日。被告出示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间工资条记载，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佣金（售后用品佣金、服务接待佣金、续保佣金）及加班费项目，原告对工资总额、加班时长不持异议。涉及佣金部分，系根据原告接待汽车维修业务的收入额度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每月金额不确定。审理中，原、被告共同确认，依据工资条记载2015年1月至12月，原告延时加班287.5小时、休息日加班196小时、法定休假日加班41小时，2016年1月至2016年7月，原告延时加班15.5小时、休息日加班298.7小时、法定休假日加班30小时。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前述期间的加班费14411.8元。另查，涉及劳动报酬一节，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中约定，双方执行公司《薪酬管理规定》，被告可依据原告的工作表现、工作绩效调整原告的工资标准。被告提供《薪酬管理规定》记载，加班必须提前报批《加班申请单》并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加班费的计算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被告另行提供《人力资源加班管理规定》，记载因工作需要确需加班的，员工需提前在OA系统中填写《加班申请单》，经审批同意后生效，加班费的计算以“工作日基本工资”为基数。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公司从未对《薪酬管理规定》及《人力资源加班管理规定》进行培训告知，被告亦未能出示证据证实公司将前述内容对原告进行了告知说明。关于2010年10月至2014年12月加班一节，原告提交业务单显示，其自2010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存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从事车辆维修工作，相关工作单上记载维修类型包括保险、索赔、事故维修、配件外销、保养等内容，但未记载具体工作时长。原告另行提交部分工资条记载如下：2012年5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1379.33元、加班费533.33元、事假扣款45.98元、扣减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2646.02元；2012年6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871.82元、加班费586.67元、事假扣款45.98元、扣减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2033.85元；2012年7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1137.67元、加班费533.33元、事假扣款45.98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实发合计2276.36元；2012年8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1745.15元、加班费426.67元、请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实发合计3092.39元；2012年9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2531.7元、加班费426.67元、请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实发合计3590.9元；2012年11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2449元、加班费403.33元、请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实发合计3487.67元；2012年12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2874元、加班费365元、事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3863.11元；2013年1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2990.72元、加班费426.67元、事假扣款91.95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3946.96元；2013年2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4977.62元、加班费830元、事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6026.47元；2013年4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2611.66元、加班费788.33元、事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3997.5元；2013年7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342.74元、加班费891.67元、事假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4312.19元；2013年8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4040.71元、加班费240元、考勤扣款2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4727.64元；2013年9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365.91元、加班费355元、考勤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6600.93元；2013年10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831.72元、加班费786.67元、考勤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5065.96元；2013年11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556.31元、加班费1136.67元、考勤扣款6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5079.09元；2013年12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850.38元、加班费903.33元、考勤扣款2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5169.75元；2014年1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4000.21元、加班费318.23元、考勤扣款111.98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4675.15元；2014年2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567.54元、加班费508.33元、考勤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4262元；2014年3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649.29元、加班费586.67元、考勤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7219.01元；2014年4月，基本工资1000元、佣金3445.70元、加班费758.33元、考勤扣款0元、扣减社会保险等个人负担部分后实发合计4637.5元。具体至加班费问题，原告主张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除前述工资条所载“加班费”项目外，公司并未向原告支付加班费，因此被告应当以应发工资总额为基数向原告支付加班费用。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强调业务单不能证实加班情况存在代签可能，工资单上的加班费已按照基本工资为基数并根据加班时长发放，不存在差额问题。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6年10月24日，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此后原告未至公司上班。原告与被告百得利公司因工资待遇、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241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原告工作岗位为服务顾问，其主要的收入依赖于服务客户而产生的佣金，对于原告主张的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24日的工资佣金差额，认定被告按照每月4756.84元标准补发原告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工资佣金差额。原、被告对前述判决均不服，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津02民终199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被告按照每月4756.84元标准补发原告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24日工资佣金差额。该一、二审判决中同时认定牛福芃及案外人滕方宇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存在数十天内上下班打卡时间均一致的不合理情况，滕方宇在打卡时存在变更手指的行为，滕方宇存在未牛福芃代打卡的事实。原告于2017年4月17日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被告支付2012年2月13日至2016年10月24日加班费差额230496元，赔偿原告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11日的医疗费损失11500元。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津保劳人仲字（2017）0312号仲裁裁决，裁决百得利公司支付牛福芃2015年1月至11月及2016年1月至2月的加班费差额1423.53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起诉来院，被告对仲裁裁决不持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认定双方没有争议的加班事实的部分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以及双方有争议的加班事实部分的认定。原告主张以应得工资，即基本工资与佣金之和作为加班费基数，被告强调以基本工资作为加班费基数，低于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予以给付。本案中，涉案劳动合同虽约定了以《薪酬管理规定》作为工资报酬的依据，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已将《薪酬管理规定》向原告进行了告知说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薪酬管理规定》的制定程序与公示途径，因此，被告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另行提供的《人力资源加班管理规定》并未在劳动合同中披露，也无证据证实该规定向原告进行了培训说明。虽然佣金部分系根据原告接待汽车维修业务的收入额度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但是相关案件生效判决在认定工资差额时，并未考虑原告实际接待业务数量、提成比例等，而是按照之前一段时间的平均佣金计算被告应补发的工资差额，且本院作出的（2019）津0116民初83091号判决亦将佣金部分作为计算加班费的基数，故本案亦将佣金计入加班费计算基数。基此，关于2012年5月至9月、11月至12月，2013年1月、2月、4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期间被告未足额支付原告加班费，应当以劳动者应发工资作为计算加班费的基数。其他月份的加班费差额，因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存在其主张的加班事实，且在本次审理过程中原告按照本案原审的意见主张被告自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尚需向原告支付加班费32625.93元，经核算，并不超出法定标准，本院照准支持。2015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以每月基本工资加上相应的佣金以及应补佣金数额，按照被告提供的工资条载明的加班时长计算相应加班费为延时加班费为17343.05元，休息日加班费为38310.0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为8151.18元，共计63804.3元，扣除被告已发14411.8元，应补发49392.5元。就原告主张2016年10月21日至24日期间加班费，虽然原告提供了打卡机照片，但是已有生效判决认定案外人滕方宇存在多次替原告打卡的情况，仅凭这几张照片无法认定原告存在加班事实。基此，被告应补发2015年1月至7月的加班费差额49392.5元。关于医疗费损失11500元，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未享受医疗保险待遇造成损失，系由被告过错所致的直接损失，其相关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百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牛福芃加班费差额82018.43元；二、驳回原告牛福芃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5元，被告负担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传明人民陪审员  李学宴人民陪审员  于金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