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84民初425号 原告：成都市通达远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崇州市崇阳街道棋盘村**。 法定代表人：黄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子全，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永体，男，汉族，1974年4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大邑县。 原告成都市通达远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远凡公司）与被告余永体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黄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子全，被告余永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达远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仅支付被告工资6500元，休息日加班工资552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28元，共计7880元；2．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4，08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27日，被告应聘原告公司销售经理岗位。入职面试时，原告将公司《销售经理绩效政策（含工资构成）》明确告知被告，并与被告达成一致，其工资标准为5000元（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工资2500元）＋业绩提成；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正式工资的80%。被告入职一个月后，于2019年5月3日向原告提出兼任人事行政经理岗位工作，原告同意并与被告达成一致，其工资标准自2019年5月起变更为5000元+办公室及客户关爱1000元+业绩提成。自2019年5月起，被告担任销售经理的同时，主要负责公司人事行政管理工作。1.原告仅应支付被告工资6500元。2019年4月，被告处于试用期，工资应为5000元*80%=4000元，原告向被告发放包含其他补贴在内的工资4281元。2019年5月及以后，被告任销售兼人事行政经理岗位，工资标准为6000元+业绩提成。被告自2019年4月入职后，每个月均未完成销售任务，没有业绩提成；但原告根据实际情况，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向被告发放2019年5月工资6000元（银行卡转账3900元，微信转账2000元，扣除生活费等100元）、2019年6月工资10,000元（银行卡转账3990元，微信转账6000元，扣除生活费等10元）、7月工资4000元（银行卡转账3910元，扣除生活费等90元）。2019年8月25日，被告辞职。2019年11月1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工作了结情况说明》，载明因工作失职，被告自罚500元并同意在未支付工资中扣除。原告拖欠被告的工资应为：2019年7月工资2000元（6000-4000）+2019年8月工资5000元（6000*25/30）-罚款500元=6500元；2.被告仅在2019年5月加班，其他月份并未加班，无权主张加班工资。原告作为汽车销售公司，销售工作是根据市场购买力、供应商供货、销售团队等多种因素进行不断调整，并非每个月都安排员工加班，且原告公司排班表需要销售、行政部审核，总经理批准方可执行。2019年4月30日，因市场原因，原告批准执行了2019年5月份销售部排班表。根据该表，被告在2019年5月的休息日加班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1天，原告应支付被告加班工资为：休息日6000元/月÷21.75×1×200%=552元；法定节假日6000元/月÷21.75×1×300%=828元。仲裁委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月份有加班的情况下，仅以2019年5月份销售部排班表就认定被告2019年4月-7月均有加班并认可其加班天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被告无权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原告公司规定，员工入职一个月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由于被告担任行政部经理，主管劳动人事且也管理全公司劳动合同签订及档案，被告利用其人事行政经理的职务便利将劳动合同带离公司。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人事行政经理，负有代表原告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责，其本人谙熟劳动法律法规，并清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被告利用职务便利将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拿走，反过来以原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主张双倍工资，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审理中，通达远凡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休息日加班工资552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28元”变更为休息日加班工资1104元。 余永体辩称：1.其工资待遇是以8500元计算，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以6000元计算。其只制定了销售人员的销售方案，没有签过其他绩效方案；2.工资发放表可以明确其每个月的出勤天数，请求法院按照出勤天数计算加班工资；3.劳动合同确实没有签订，其提交的移交清单中没有移交劳动合同的内容，原告在移交清单上是签了字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余永体于2019年3月27日入职通达远凡公司，岗位为销售经理，后于2019年5月12日兼任人事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公司人事行政类工作。余永体在2019年4月的工资标准为4000元。2019年5月后，余永体月平均工资标准为6000元。余永体于2019年8月25日离职，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通达远凡公司未提交余永体的书面劳动合同。 另查明，黄东于2019年6月21日通过微信向余永体转账2000元，7月27日转账6000元，通达远凡公司股东石丽蓉（系黄东妻子）通过账号62×××57向余永体转账4笔（2019年5月22日转账4281元，6月22日转账3900元，7月21日转账3990元，8月20日转账3910元）。黄东、石丽蓉在2019年4月向余永体支付4281元，在2019年5月向余永体支付5900元，在2019年6月向余永体支付9990元，在2019年7月向余永体支付3910元。 余永体作为申请人于2019年11月26日，以通达远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崇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工资14,083元（2019年5月2500元、7月4500元、8月7083元）；2．被申请人支付拖欠工资赔偿金3520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7,710元；4．被申请人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4月1839元（5天）、5月781元（1天）、6月919元（1天）、7月3126元（4天）、8月2344元（3天）；5.被申请人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月劳动节4689元（4天）、6月端午节4137元（3天）。崇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7日作出崇劳人仲委裁字〔2020〕0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14,083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4,083元，休息日加班工资9009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344元，以上合计59,519元。限被申请人单位在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请如前。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免试用期签订劳动合同申请》、《5月工作总结》，《综合办工作计划（6月）》、《数字营销专员工作职责与绩效方案》、《市场专员绩效方案》、《试用期员工离职移交清算表》、《2019年通达汽车销售经理绩效政策》、《2019年4、5、6月份销售任务表》、《销售定向表》、工资表、《5月份销售部排班表》、工作了结情况说明、《离职申请单》、通过石丽蓉支付工资的收款截图、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余永体入职时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花名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花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本案中，通达远凡公司对职工花名册、考勤记录等凭证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无正当理由未提交相关凭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依据余永体提交的2019年3月27日与通达远凡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余永体于2019年3月27日入职通达远凡公司。 关于余永体月平均工资及通达远凡公司是否足额支付工资的问题，本院结合余永体签字确认的工资表上显示的基本工资和职务工资，以及通达远凡公司的自述，认定余永体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关于余永体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已明确约定了其月平均工资为8500元，故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被告认可2019年5月实发工资5900元，扣除餐费100元，故本院认定2019年5月无拖欠工资。被告认可2019年7月实发工资3910元，扣除餐费90元，原告认可2019年7月拖欠被告工资2000元，双方均认可2019年8月余永体的出勤天数为22天，且认可应扣除500元的罚款。经计算，通达远凡公司于2019年7月至2019年8月期间共少发了余永体工资7568.97元（2019年7月为2000元、8月为6000元÷21.75*22天-500元＝5568.97元），故通达远凡公司应补足余永体工资7568.97元。 关于通达远凡公司应否支付余永体加班工资的问题。通达远凡公司提交了2套关于余永体不同出勤天数的工资表，且未作出合理说明，故根据禁反言原则，本院认定余永体于2019年4月出勤22天，2019年5月出勤27.5天，2019年6月出勤29天，2019年7月出勤27天，2019年8月出勤22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余永体应当承担对具体加班时间的举证责任，在余永体未提交其具体加班时间的证据的情况下，结合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每周原则上工作5天，且在庭审中认可被告在2019年5月的休息日加班2天，本院认定余永体在2019年5月的休息日加班2天，余永体提交的5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在当日加班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综合认定余永体在2019年6月加班4天，2019年7月加班4天，2019年8月加班3天，其余时间无加班。对于余永体在本案中主张的超过仲裁申请中的加班天数，因未经仲裁前置，本院不予处理。对于上述加班时间，通达远凡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均已未安排补休，庭审中，余永体同意统一按照休息日加班的计算标准计算加班费，故余永体共加班13天，且通达远凡公司未安排补休，故通达远凡公司应支付余永体加班工资3586.21元（6000元/月÷21.75天＊13天＝3586.21元）。 关于通达远凡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余永体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川高法民一〔2016〕1号)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如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职责，不予支持。于本案中，结合余永体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均可证实原告余永体于2019年5月12日兼任人事行政工作，负责公司人事行政工作后，即负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岗位职责以及管理订立劳动合同的工作职责内容。综上，2019年5月12日后，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12日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余永体于2019年3月27日入职通达远凡公司，通达远凡公司至迟应于2019年4月27日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通达远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交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双方何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故依法应当向余永体支付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之差额部分3770.11元(4000元/月÷21.75×4天+6000元/月÷21.75×11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成都市通达远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补足余永体工资7568.97元，支付余永体加班工资3586.21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之差额部分3770.11元； 二、驳回成都市通达远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成都市通达远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含菡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罗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