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2民初6664号 原告：东方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负责人：王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伯宏，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臻哲，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南竹竿胡同。 法定代表人：闫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恒，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某公司，地址：石家庄市西大街。 法定代表人：张某，董事长。 原告东方公司与被告北京公司、河北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臻哲，被告北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河北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确认二被告签署的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三、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19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对北京公司（下称“北京公司”）诉河北某公司（下称“河北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河北某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违约金138.03万元。现该判决已生效,且已执行完毕。在该（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案件中，因河北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合肥公安刑事羁押，河北某公司无人出庭应诉，北京公司又故意隐瞒与借贷相关的证据，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就依据北京公司单方面提交的证据作出缺席判决，在《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二者所签署的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二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作出河北某公司应当向北京公司支付138.03万元违约金的判决内容。但是，2018年3月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对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京仲裁字第0534号《裁决书》，裁决河北某公司应当向北京公司支付借款本金22446057.87元及相应违约金。在该（2018）京仲裁字第0534号《裁决书》，北京仲裁委员会确认“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为担保北京公司债权的实现，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了525套网签担保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买卖备案登记。”并且，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在仲裁庭审中一致确认“签署的525套网签担保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真正的房屋买卖”。因此，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存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在北京公司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判决内容错误。原告是河北某公司的债权人，也是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在建房屋的抵押权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但因原告不是（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案件的当事人，不知道该案件的存在而未参加诉讼，长安区人民法院也未通知原告参加诉讼。然而，2018年3月1日，北京公司根据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错误判决，依据394份所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针对原告、河北某公司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案号：（2018）冀01民初229号），请求依法撤销原告名下的在建房屋抵押权登记，恢复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登记，并请求判令河北某公司、原告赔偿北京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判决的错误内容、以及北京公司依据该错误判决内容提起的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北京公司辩称，原告东方公司以贵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错误，并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该生效判决之诉求，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没有法律依据，纯属恶意诉讼。此外，该起诉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故贵院应当理直气壮地主持正义，依法驳回原告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52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和合同，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1、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首先在“鉴于”部分约定：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办理完毕网签备案手续，在确立了525套房产的买卖法律关系后，北京公司才会给河北某公司支付8000万元购房款。2、在《协议书》的“关于回购”部分又约定了180天后进行回购该房产，这是又一层买卖法律关系。该交易模式来源于股权投资模式，即对项目股权进行投资，在投资获利后退出，退出的方式就是股权回购。本案就是采取的这种交易模式，设计了先买入房产，获利后再退出，投资人赚取的是买入与卖出的差价。因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入房产，并完成网签备案确立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是必须进行的规定动作。据此，涉案394套《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生效。3、2012年9月12日，河北某公司依据《协议书》约定，向北京公司回购131套房产，支付回购房款1000万元，剩余394套房产继续等待回购。但此后河北某公司再没有依约回购房产。4、2014年6月13日，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生效，以及《协议书》的特别约定条款，北京公司选择了向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主张房产权益。二、长安区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情形。故贵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东方公司的全部无理诉讼请求，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1、原告东方公司主张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存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并非商品房买卖关系。但该主张完全违背了《协议书》的本意，歪曲了《协议书》设定的两层法律关系，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与房屋回购法律关系混为一谈，简单地、非专业地认为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但法律上并没有所谓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这个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定义，足见这个所谓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法律关系是东方公司独出心裁杜撰出来的。因此，该主张显然不能成立。2、长安区人民法院，根据394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原始网签备案手续，购房款收据等事实和证据，依法判决河北某公司支付北京公司138万元违约金，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3、直至2017年11月9日，为了彻底反驳东方公司关于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无权主张对394套房产权益的不实之词（见东方公司补充证据说明第1页）。北京公司依据最高院指导案例中的选择权改变了诉讼策略，开始申请仲裁，首先确认是否存在债权请求权。基于此，退一步认可了签订394套《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款提供担保。但该妥协并不意味着否定《协议书》确立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和商品房回购法律关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判决书》的法律效力。4、即使用现在的眼光审视该判决，该判决仍然没有违背《协议书》的本意，《协议书》设定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和商品房回购法律关系依然不能颠覆。即使当时提供该《协议书》，也不会改变该判决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认定。即使是现在有仲裁裁决的出现，也改变不了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性的认定。因为，仲裁裁决认定该394套房产仍然是对6000万元债权的担保物。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可提起撤销之诉。该六个月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2017年5月23日，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北京公司诉河北某公司和东方公司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发回重审一案时，东方公司将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第23号证据向法庭提交以“证实北京公司为本案诉讼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该判决证实，东方公司至迟于2017年5月23日获得（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在此情况下，于2018年9月27日向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容质疑。此外，东方公司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向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明显丧失了胜诉权。故贵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河北某公司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交换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提交证据：一、东方公司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证明2016年12月14日原告名称由“中国东方公司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变更为“东方公司”；二、被告北京公司与被告河北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金额为8000万元的房屋回购协议，经北京仲裁委员会认定，其实质是借款合同，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存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北京公司在长安区法院（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案件中，故意隐瞒《协议书》这一重要证据，故意制造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假象，致使长安区法院对该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三、（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作为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主合同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若长安区法院查明本案真实事实，应当裁定驳回北京公司的起诉，因此（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东方公司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涉及房屋的抵押权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已严重侵犯东方公司利益，法院应当撤销该判决；四、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2018年3月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确认，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存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五、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的《抵押合同》、在建房屋抵押登记薄、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冀民初75号），证明经河北高院生效判决确认，东方公司是河北某公司的债权人，根据涉案房屋的登记薄显示，东方公司是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六、民事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传票（案号：（2018）冀01民初229号），北京公司根据（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依据所谓的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河北某公司与东方公司，要求撤销东方公司对涉案房屋拥有的抵押权，恢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并赔偿1000万元的损失。北京公司根据（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在石家庄中院提起的（2018）冀01民初229号案件，严重侵犯了东方公司的利益。 被告北京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二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一、《协议书》的本意是设定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二是房屋回购法律关系。支持这种交易结构的证据有：1.协议鉴于部分的约定；2.根据约定真实地签订了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备案；3.真实支付购房款8000万元；4.不存在虚假意思表示，若系虚假必然会损害北京公司自身利益。所以，当时就要求律师必须真事真做，明确第一层关系是房屋买卖关系，第二层关系是回购法律关系。5.获得房管部门的备案公示后，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依法成立。二、所谓的虚假意思表示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说法，是原告主观想象推断出来的，并非用证据证明出来的，明显不符合《协议书》的本意。三、在实践中，先把房屋买进网签到自己名下，待房屋涨价后再卖出，赚取涨价利益，是当年倒房客常用的获利手法，该交易模式并不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矛盾，相反《协议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提供了依据，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协议书》约定。并不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即使向长安法院提交了该《协议书》也仍然改变不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法律事实。因为，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任何一项的规定。五、根据《协议书》特别约定：“如果己方逾期回购房产，乙方有权直接将上述房产按照有利于乙方的方式进行处置。”据此，北京公司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向法院起诉主张相关权利。六、由于房产被河北某公司和东方公司恶意抵押后，诉讼艰难，东方公司主张北京公司与寰宇之间已经不存在债权。正在此时律师发现了最高院指导案例：即对同时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具有选择权。所以，根据该案例选择了进行仲裁，以反驳东方公司的关于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债权的抗辩。七、《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经过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容质疑。即使现在被违法撤销并违法抵押，仍然不能改变其合法有效的基本性质。对于证据三（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对原告的举证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一、由以上事实可知《协议书》内容包涵了对两个法律关系的约定，一是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二是房屋回购法律关系。根据《协议书》特别约定：“如果甲方逾期回购房产，乙方有权直接将上述房产按照有利于乙方的方式进行处置。”据此，北京公司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向法院起诉主张房产权利，并无不当。二、北京公司在长安法院起诉的案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主张的事项是确认合同有效，并要求河北某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北京公司的举证责任只限于证明合同合法有效，证明河北某公司存在违约责任足已。除此之外并不需要对《协议书》进行举证。即使对《协议书》进行举证，其证明目的仍然是证明《协议书》在特别约定一条中约定：“如果甲方逾期回购房产，乙方有权直接将上述房产按照有利于乙方的方式进行处置。”即北京公司根据该约定有权选择要求河北某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任何一项的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综上，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情形。故贵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东方公司的全部无理诉讼请求，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对于证据四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对原告的举证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一、《仲裁裁决书》并未否定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二、河北某公司参加仲裁活动所使用的证据材料均是东方公司为其组织提供，甚至连名头都忘了改成寰宇公司，而是直接将东方公司的名称划掉填上河北某公司的名称，东方公司给河北某公司组织提供证据材料，并让河北某公司按照其安排进行抗辩，更进一步证明了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恶意串通由来已久；三、由于房产被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恶意抵押，诉讼十分艰难，北京公司在最高院案例启发下，选择了仲裁，主张债权并获得仲裁支持，以此证明国银与寰宇之间存在债权纠纷，反驳东方公司一贯抗辩的寰宇已经还清了所欠国银的债务，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东方公司抵押寰宇的涉案房产时并无纠纷，房产是干净的等不实论调；四、在北京公司决定选择仲裁解决后，申请的主要证据为《协议书》，但经过仲裁审理后，并未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仍然认定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新出台的《九民纪要》确立了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该种担保方式既解决了债务人资金融通的愿望，又保障了债权人利益，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诚信体系，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五、所谓虚假诉讼是指无中生有虚构债权，导致第三人受损。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存在，购房款8000万元真实给付，《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真实存在，《协议书》特别约定真实存在，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真实存在。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恶意串通将网签备案于北京公司名下的394套房产采取伪造公证书等手段违法撤销并抵押给东方公司自己，并获得了优先受偿权，可见真正遭受侵害和损失的是北京公司。对于证据五，对该组证据的文本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不认可。对其的举证目的也不认可。理由如下：一、该《债务重组协议》真实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28日，在该协议签订17天后，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恶意串通将网签备案于北京公司名下的394套房产采取伪造公证书等手段违法撤销，为抵押给东方公司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二、该《债务重组协议》第九条的内容可以证实在违法撤销网签备案于北京公司名下的394套房产前，就完成了前期所有的债权债务审计、房产估价、抵押合同签订、房产抵押清单的确定等一系列前期铺垫和基础准备工作；三、该《在建房屋抵押登记簿》是在违法撤销了北京公司名下的394套房产后，通过非法手段进行预告登记的。该登记将来一定会被依法撤销；四、该判决书在财务顾问费、违约金、资金占用费等费用计算上超过了年化24%法律规定。判决存在严重倾向性。寰宇公司因交不起上诉费被驳回上诉。对于证据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的举证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一、北京公司于2014年6月19日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向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财产保全并判令被告河北某公司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157万元。长安区法院依据39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原件，《补充协议》，购房款《收据》等证据判令河北某公司支付北京公司违约金138万元；该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系合法有效的判决；二、2014年7月31日北京公司又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恢复《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两个诉讼并不矛盾，均系对房产权益的诉讼；三、北京公司根据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在石家庄中院的诉讼，维护的是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存在侵犯了东方公司利益的问题。相反是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恶意串通非法撤销了北京公司的网签合同，将房产违法抵押给了东方公司，从而导致北京公司受损。 被告北京公司提交证据：证据一、《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证明《协议书》同时设定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二是商品房回购法律关系。证据二、《商品房买卖合同》（样本之一），证明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为此签订了52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网签备案，确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证据三、购房款指定支付函，证明购房款8000万元已经按约定实际支付到河北某公司公司指定的账户，符合房屋买卖法律关系要件。证据四、北京银行电汇凭证、8000万元购房款收据，证明指定函明确所付款项为购房款，应证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确立。证据五、回购展期协议3份，证明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和房屋回购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证据六、海淀区公安机关对张某询问笔录，证明北京公司与河北某公司之间是房屋买卖法律关系。证据七、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初字681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5月23日，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北京公司诉河北某公司和东方公司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发回重审一案时，东方公司将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第23号证据向法庭提交以“证实北京公司为本案诉讼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该判决证实，东方公司至迟于2017年5月23日获得（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在此情况下，于2018年9月27日向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故，长安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证据八、河北某公司参加仲裁案审理提供的证据封面、证据列表，证明河北某公司参加仲裁活动所使用的证据材料均是东方公司为其组织、提供、准备的。甚至连证据封面的名头和证据目录的名头都忘了改成寰宇公司，而是直接将东方公司的名称划掉填上河北某公司的名称。该事实充分证实，东方公司与河北某公司的恶意串通活动由来已久，已经到了不避耳目的地步。证据九、最高院案例：最高院（2011）民提字第3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并约定如借款到期，偿还借款，《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再履行；若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则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协议均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同时成立了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民事法律关系。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对方当事人要求并通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违反《担保法》第四十条、《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有关“禁止流押”的规定。 原告东方公司质证称：针对被告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第一北京仲裁委的裁决书已经生效，具有法律的既判力，并且在该仲裁活动当中二被告没有任何调解，是仲裁委依法作出的裁决，所以说也没有被告刚才所说的调解的过程；第二该仲裁裁决第11页已经认定二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是为借贷提供的担保；第三在这一法律关系下，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如果北京公司将协议书提交法庭，那么长安区法院2014年的判决就不应当作出，应当依法驳回北京公司的起诉。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民事裁定书已经被河北高院（2018）冀民终3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该裁定书内容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东方公司在该裁定书涉及的诉讼当中并不知晓，因为北京公司不认可他们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以东方公司不知晓也不应当知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该东方公司曾经作为案外人向北京仲裁委提交二被告之间仲裁案的相关意见。但至于为何河北某公司取得东方公司的这些材料，东方公司不得而知。对证据九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该判例也不具有任何的司法效力。 以上事实有企业公示信息、《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债务重组协议》、《抵押合同》、在建房屋抵押登记薄、购房款指定支付函、银行电汇凭证、房款收据、回购展期协议、询问笔录、民事裁定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案外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生效裁判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2017年5月23日，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北京公司诉河北某公司和东方公司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发回重审一案时，原告东方公司将本院作出（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第23号证据向法庭提交，以证实北京公司为本案诉讼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该判决证实，原告东方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前已经获得（2014）长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其于2018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诉讼时效。因此对于被告北京公司嘉业主张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河北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东方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80元（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 健 人民陪审员  谷利霞 人民陪审员  刘虎林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贾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