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7816号原告：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美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47022339R。法定代表人：赵云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掌梁、周臻宇，均系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翠林大厦**2601B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825720T。法定代表人：王宇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冉，该司员工。原告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掌梁、周臻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53266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存在经销合作关系，2017年2月23日，经双方对账，原告实际可用订单余额791905元，因双方合作终止，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被告至今仍有人民币532665元未返还给原告。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提供的证据系伪造，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原告提供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系根据被告的年度经销合同伪造，经核实，2014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2015年年度经销协议。被告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经销商，为方便管理每年由总部统一制定新的年度经销协议并下发，经销协议采用保护模式，不可更改，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与经销商签订，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容虽与被告年度经销协议基本一致，但原告提交的合同每页页眉“恒大冰泉经销合同”与被告真实的经销协议页眉“恒大矿泉水集团经销合同”不同，甲方经营场所所在地亦与被告真实的经销协议甲方经营场所所在地不同，被告真实的经销协议附件一应为乙方经销区域图并加盖公章，原告提供的合同不具备上述内容。原告提供的经销合同上被告公章系伪造，原告提供的合同中被告公章并无防伪数字，而被告所用公章一直都有13位防伪数字，且被告与经销商签订的年度经销协议应加盖双方骑缝章，原告提供的合同未加盖双方骑缝章。（2）原告提供的《恒大冰泉对账单》系伪造，经核实，2017年2月双方未进行对账，也没有针对该对账单申请使用公章的记录，原告提供的合同及对账单中被告的公章不一致，与被告备案的公章样式均不一样，该两份证据均为伪造，且根据合作惯例，对账是由被告向经销商发送电子对账单，由经销商核对后用印邮寄给被告，故被告发送对账单是没有被告公章的。（3）原告2014年与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后因被告业务转移，由被告与经销商统一签订经销协议，本案中原告未与被告签订2015年经销合同，故仍应按2014年的协议履行，根据2014年协议内容约定，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并未按合同约定盖章或签字，对账单内容无效。2.原告未按经销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被告无承担利息的义务。双方未签订2015年年度经销合同，但原告根据被告的年度经销合同内容制作涉案经销合同，可见原告认可被告的年度经销合同内容，根据被告2015年年度经销合同第8.3款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应当至少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被告至今未收到书面通知，不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14日，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经营、承办展览展示。被告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30日，注册资本30000万，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外贸易、预包装食品的销售等。2014年12月31日，原告（乙方）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甲方，地址深，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恒大冰泉经销合同》，载明：经协商，就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甲方指定区域的渠道内经销甲方指定产品事宜签订本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经销产品为“恒大冰泉饮用天然矿泉水”，乙方经销区域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经销渠道为传统渠道、现代渠道、特殊渠道，具体系统名称及覆盖区域为余杭；甲方为了保证及维护各经销商利益，乙方需在甲方为乙方完成开户手续后7个工作日向甲方交纳市场管理保证金8万元，合同到期时乙方若在合同履行期间未违反甲方冲货、低价倾销管理及市场管理的相关政策，且甲乙双方不再发生业务往来时，甲方将该保证金退还乙方；乙方应按要求使用甲方的电子订单系统，乙方按照要求向甲方发送订单，乙方全部货款到达甲方账户且甲方同意接受乙方订单，甲方应按约定交付货物，若双方约定由甲方负责送货，甲方有权按照甲方确定的期限向乙方发货，乙方应及时完成接收货物，甲方向乙方发货的最低起运量为10吨，乙方指定收货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江南食品市场斜对面，收货联系人江宝法；乙方确定的收货人系经乙方授权专门从事货物接收、验收、装卸、入库工作的乙方工作人员，如有人员发生变更，乙方应在收货日期前7个工作日内将加盖乙方公章并由乙方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的授权书正本备案给甲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送货至乙方，如乙方不按本协议约定由乙方书面确认的收货人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甲方及甲方指定物流商有权拒绝交货，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账目，及时配合甲方的账务核对要求；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书面确认为准，其中甲方的书面确认仅指经甲方盖章确认，除前述甲方盖章的书面文件外，任何人、任何内部单位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均为无权代理，对甲方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乙方未按本约定执行而遭受的任何损失与甲方无关，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赔偿或违约责任；除非甲方另行书面授权，甲方业务员无权代表甲方就乙方与甲方之间的价格、退货、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事宜向乙方作出任何承诺或意思表示，或向乙方收取任何款项。甲方给予乙方的任何当年、历年或将来的调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承诺，均须由双方共同签署合同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甲方业务员如有前述行为，不是甲方的授权行为，不代表甲方，对甲方不具有约束效力，乙方应自行承担未执行双方本条约定而导致的一切责任、后果；合同自2015年1月1日生效，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每页页眉显示“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字样，落款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印章、原告公章，签约地广州市天河区。合同附件包括《乙方经销区域图及分销商明细表》《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返利支持》《市场建设支持及信息管理支持》《经销商仓储管理标准》《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举报渠道告知函》。其中附件一《乙方经销区域图及分销商明细表》为空白；附件二《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载明乙方2015年度销售任务2000万元，需完成1000家终端网点的开发及铺市工作；附件七《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载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现我单位委托江宝法为贵司产品的仓库接收人员，并在甲方产品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该人员的签收行为视为我单位的签收行为。收货人员姓名江宝法，职务主任，签名样式一栏为空白，产品签收专用章一栏为空白”。2017年2月23日《恒大冰泉客户对账单》显示，客户名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客户编号D30×××01，对账期间2017-1-01至2017-2-23，保证金余额（A）30000元，预收款余额（B）70074.88元，实际可用账户余额（E）70074.88元，代垫费用转货补金额及返利余额（F）28.42元，代垫费用转货补数量金额（G）721801.7元，实际可用下订单余额（H=E+F+G）791905元。对账单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防伪编码）”印章。2017年2月23日，微信用户“恒大周勇”向原告员工发送多张纸质对账单照片（包括上述对账单），对方回复“没有公司盖章的么”，“恒大周勇”称“盖章要再等一段时间，财务请了一个礼拜假，我们直接跟公司对接的，你这边先看一下能不能用，能用的话我们再把有盖章的那一份给到你”，对方回复“好的，我转过去再说”。2017年2月26日，原告员工询问称“那个对账单什么时候可以寄到我这里”，“恒大周勇”回复“财务应该明天上班了，拿得出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到你”。2017年3月8日，“恒大周勇”称“苗总，公司收货地址能不能发一个给我，我这个上面是写余杭区南苑街道美亚大厦6054，你应该不是这个地址吧”“你把最新的收货地址发我一下，我那个公司里的收货地址要改一下”，对方回复“杭州余杭区临平大道839号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苗敏芳180××××****”并询问“你要发什么”，“恒大周勇”称“不发东西就是一个收货地址，我们跟赵总聊了之后赵总对大水有兴趣，可能我们会直接全部给你们发四升装的大水，其他的就不发了，所以说就是要一个最新的收货地址，如果说要发货也会跟你们沟通好了再发的”。2017年3月9日，“恒大周勇”向原告员工发送邮单图片并称“都已经寄出了，估计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就能收到”。原告另提交邮单号927852767461的顺丰快递面单显示寄件单位“恒大冰泉”，寄件人“周勇”向收件单位“杭州颐阳商贸”，收件人“苗敏芳”寄送快递，地址“浙江，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大道**”180××××****”。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中的对账单、邮单内容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邮单一致。原告称苗敏芳为其公司业务员，“恒大周勇”为被告员工，一直负责与原告做项目对接。邮件寄出时间为2017年3月9日，于2017年3月10日收到。被告确认周勇于2016年4月16日入职被告杭州分公司任市场营销一职，2018年1月16日离职，称如周勇有盖章需要应向被告总部提出用章申请，但周勇在2017年并未提起过公章用印申请，对账单系伪造，被告申请对于《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及对账单中的被告公章真伪进行鉴定。2018年7月24日，案外人杨帆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向赵云骏转账50000元，原告称该笔转账系被告通过其财务杨帆的个人账户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赵云骏个人账户退款。被告确认其有员工杨帆于2015年8月4日入职被告公司任市场营销一职，于2018年11月30日离职，但其并非财务岗位，并称根据经销协议约定，被告禁止员工代办或经手经销商的现金业务，被告认为可能存在当地业务员私刻公章与经销商产生经济往来的情况，被告对此并不知晓。2013年12月10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余杭区、江干区、西湖区流通渠道的特约经销商；乙方承诺2014年协议期间销售甲方产品基本任务合计2000万元，争取任务合计3000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甲方在乙方款到次日起计7个工作日内发货到乙方所在地签约仓库，指定收货人江宝法，公路收货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江南食品市场对面）；甲方在固定时间将上月对账单传真或邮寄至乙方，乙方收到对账单后3个工作日内需对账完毕，并在对账单首页上盖章或由乙方负责人签字后当月回传给甲方，当月未回传的，视为乙方默认以甲方账务为准；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0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加盖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原告公章及委托代理人签字。附件包括《乙方销售目标任务量》《乙方仓库的仓储要求》《产品质量要求》《发货及运输要求》《恒大集团举报渠道告知函》《经销商经营渠道》，原告在附件一、附件四上签字、盖章，在附件六上盖章。被告就其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甲方，地址深圳市罗湖，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区红岭中路**建设大厦**2301宗云副食经营部（乙方）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恒大矿泉水集团经销合同（2015年度）》，该合同页眉印有“恒大矿泉水集团经销合同”字样，合同对于经销商认定条件、乙方的经销区域、渠道及产品、经销产品价格、产品订货、交付及付款方式、乙方经销产品的年度销售任务目标、双方权利义务、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合同有效期2015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一方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应当至少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加盖甲方公章（防伪码）、代表签字及加盖乙方专用章。合同附件包括《乙方经销区域图》《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返利支持》《市场建设支持和信息管理支持》《关于冲货及低价倾销的约定》《经销商仓储管理标准》《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举报渠道告知函》，乙方在附件一附上经销区域图并盖章，在附件七产品签收专用章样式一栏处盖章。2.《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加盖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审批印章专用章），显示被告于2013年10月31日申请刻制公章、财务专用章；于2014年8月19日申请刻制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后删去，盖“未办”字样）；2016年5月19日申请刻制合同专用章及合同章（1、2、6、7、8、9、10、11、12、14、15、16、19、20），上述申请事项有经办人签字。3.仓库配送单、收货确认函及统计情况。配送单均载明单位为原告，地址为余杭区临平街道，地址为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经销商现场接收人与联系方式0571-8616****江宝法，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周恒，备注载明“务必联系本清单上现场指定接收人，若非现场指定接收人，一切风险后果自负”。其中单号20066653显示2017年4月28日发货1550件，2017年5月18日实收1550件；单号20068122显示2017年5月31日发货2040件，2017年6月12日实收2040件；单号20069099显示2017年5月31日发货120件、1080件、600件、240件，2017年6月13日实收2040件；单号0020074113显示2017年7月30日发货2040件，2017年8月28日实收2035件，破损2件，少货3件；单号0020074115显示2017年7月30日发货2040件，2017年8月21日实收2040件。上述单据均加盖原告“仓库收货章”及江宝法签名、标注实收数量及日期。另外，单号20074114显示发货2040件，实收1990箱；单号0020074114-1显示发货60件、1980件，实收2020件；单号20074991显示发货2040件，实收2040件；单号20074992显示发货2040件；单号20074993显示发货2040件，上述单据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销售单20074114、20074114-1有案外人“陈”签名及标注实收情况。《收货确认函》分别载明2017年10月29日销售订单号0020077576，货物恒大冰泉35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750件，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300件；2017年11月30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112，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2017年12月7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982，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2017年12月10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885，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收货地址均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江南食品市场对面），货物完好数量无误，收货单位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上述配送单及收货确认函除了单号为20066653发货金额为43400元，20077576发货金额为18000元、7200元外，其他配送单发货金额均为48960元，共计65612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被告的公章存在多次更改，印章比对应用其在涉案合同签订期间所用公章与合同印章进行比对而不是用现阶段所用公章进行比对；对于证据3中加盖原告收货专用章及江宝法签名的配送单予以认可，对于加盖业务专用章的单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业务专用章系伪造，签收人亦非原告员工，并申请对该业务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原告提交其使用的业务专用章样式供法庭比对）。被告称配送均是由物流商运至原告收货地，配送单据由原告与物流商签收后提供给被告，原告在涉案合同中并未留存其收货专用章样式，被告不清楚原告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情况，原告称被告伪造其业务专用章没有依据。经当庭登录恒大冰泉经销商管理平台，显示该平台账户“D30×××01”的登录结果为“经销商已停用”。庭审中，关于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原告称涉案合同系被告业务员周恒带着合同模板到原告杭州市余杭区的办公场所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上手写内容均为周恒所写，原告盖章后被告拿回广州天河区盖章，再寄给原告。周恒于合同终止后离职，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陆续有合作，由周勇与原告接洽。被告认为双方于2014年就有过合作，虽然2014年合同签订主体为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但后期业务均由被告履行，2015年双方并未签订经销合同，2015年双方的合作是沿用2014年经销协议，被告2018年还有向原告发货，但2017年至今双方未进行对账。原告确认其2014年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作，2015年与被告继续合作。关于对账问题，原告称双方对账流程为原告微信或电话通知周勇对账，周勇通过被告系统得到数据后将加盖被告公章的对账单邮寄或直接送达给原告，原告核实无误后再加盖原告公章回寄给被告，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对账单为双方最后一次对账。被告称实际对账流程（按2014年经销协议约定）应为由被告在固定时间内将对账单传真或邮寄给原告，原告收到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加盖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字回传，未回传视为默认被告提供的账目，被告与经销商合作过程中均由经销商盖章回传，并非原告所述被告盖章之后其不需要盖章。双方均确认2015年双方仍进行合作。原告明确被告欠款金额为对账单载明的金额821905元（保证金30000元+实际可用下订单余额791905元），扣除被告后续供货金额239240元（2017年5月16日供货一车水43400元；2017年5月31日供货两车水97920元；2017年8月21日供货一车水48960元，2017年8月28日供货一车水48960元）及被告员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退款50000元，实际欠付532665元。被告称根据被告提交的配送单据显示配送情况，原告账户余额仅剩余30000元保证金。另查明，原告于2019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网页截图、邮单，被告提交的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恒大矿泉水集团2015年经销合同、登记卡、配送单、收货确认函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确认2015年双方仍存在合作关系（被告称2015年双方的合作是沿用2014年经销协议），而相关配送单亦显示被告在2017年仍存在供货行为，故对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合同履行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系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合同款项532665元是否具有依据，故在双方合同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对于货款的对账系本院是否支持原告诉请的认定依据，被告申请对《恒大冰泉经销合同》中其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本院对此不予准许。关于对账单的效力。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邮单能够相互佐证，可以证明该对账单系由被告员工周勇盖章后邮寄给原告，被告亦确认周勇为其杭州公司员工，于2018年方才离职，故对于该对账单所载内容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该对账单未经原告盖章确认且被告公章为假，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原告提交的涉案经销合同还是被告提交的2015年经销合同中关于对账均约定“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账目，及时配合甲方的账务核对要求”，即使是原告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签订的2014年经销商合作协议对于对账约定“甲方在固定时间将上月对账单传真或邮寄至乙方，乙方收到对账单后3个工作日内需对账完毕，并在对账单首页上盖章或由乙方负责人签字后回传给甲方，当月未回传的，视为乙方默认以甲方账务为准”，即在被告开展的经销业务中，并无要求经销商必须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故经销商未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视为经销商默认以被告账务为准，不影响对账单的效力。其次，该对账单系被告员工加盖印章后寄送给原告，根据双方聊天记录内容，被告员工陈述其公章系财务上班后加盖，被告辩称其用章需提起用章申请流程而2017年周勇并无提起相关流程，但被告所称用章流程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事项，不具有外部对抗效力。原告已举证证明对账单系由被告员工出具，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被告申请对对账单上公章进行鉴定亦无必要。综上，被告的上述抗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还款金额，原告主张返还费用金额532665元为对账单载明金额扣除被告后续供货金额及退款。无论是涉案合同还是被告主张的2014年经销商协议均约定原告指定收货人为“江宝法”，被告出示的配送单中亦明确载明“经销商现场接收人江宝法”“务必联系本清单上现场指定接收人，若非现场指定接收人，一切风险后果自负”，被告提供的配送单20066653、20068122、20069099、0020074113、0020074115有“江宝法”签字及加盖原告收货专用章，与合同约定一致，原告亦予以确认，故对于有原告指定收货人签名的配送单显示的配送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即被告2017年向原告分别供应43400元、97920元、48960元、48960元的货物。剩余配送单据中均无原告指定收货人“江宝法”签名（无签名或案外人签名），加盖印章为业务专用章。被告称配送均是由物流商运至原告收货地由原告签收后提供给被告，被告不清楚原告的收货专用章样式。原告虽未在涉案合同中留存其收货专用章的具体样式，但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即原告签收货物时已将有其指定收货人“江宝法”签名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的配送单据交付被告，被告理应知悉原告收货专用章样式，对于案外人签收的配送单据，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变更了指定收货人，故上述单据既无原告指定收货人签名，加盖印章亦非收货专用章，与合同约定及双方实际签收习惯不符，上述单据的真实性被告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辩称根据其送货情况原告账户仅剩余30000元保证金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申请对于上述配送单中的业务专用章真伪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员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50000元，被告虽表示公司对此不知情，但被告亦确认转账方系其公司员工，其任职期间为原被告合作期间，鉴于该笔款项已实际支付且原告明确予以扣除，对于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相关合同有效期限均已届满，原告的经销系统账户已实际停用，被告在双方合作终止后未向原告返还剩余款项，已构成违约，原告主张被告返还532665元及利息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现已取消，本院依法调整为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53266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从2019年9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120元，由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该费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巧静人民陪审员  黎粤花人民陪审员  庞小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梁怡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