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高凉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24L。主要负责人：戴光平，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幸，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丹，女，198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6。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鸿文，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玉云，男，197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3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恒弼，男，198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37。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广东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智明，广东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茂名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晓丹、崔玉云、崔恒弼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421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茂名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人保茂名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赔偿王晓丹110000元，改判崔玉云、崔恒弼赔偿王晓丹279725.29元，即人保茂名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的金额为279725.29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晓丹、崔玉云、崔恒弼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人保茂名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一)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电公交认字[2018]第79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崔玉云驾车离开现场。崔玉云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不向有关部门报案，不抢救伤者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义务。(二)涉案车辆粤A*****号车属于营业用车，王晓丹及驾驶人没有提供粤A*****号车的营运证，粤A*****号车驾驶人操作证或者从业资格证，不能认定粤A*****号车及驾驶人具有合法的行驶资格及驾驶资格。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从事货物运输必须具备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等证件，但是从本案的证据显示，没有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其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三)驾驶人崔玉云在本案中也违反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投保人与人保茂名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的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第二十六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七)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驾驶人崔玉云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既不向有关部门报案，又不救助伤者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又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4条规定“车辆保险中，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而主张不予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保茂名分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人保茂名分公司将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只需履行提示义务。本案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的文字有加粗加黑与其他条款文字有所区别，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该险的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也提醒投保人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人保茂名分公司已经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合同及条款合法有效，应当依法适用。(五)驾驶人崔玉云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既不向有关部门报案，又不救助伤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崔恒弼作为涉案车辆的经营者，崔玉云作为实际从事货运的驾驶员应当比普通人更加清楚从事及驾驶货运车辆需要具备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等证件，不存在理解上的争议，一审法院作出有利于违法者的认定，有误导货运经营者及驾驶员的倾向，让其认为没有相关必备证件也可以从事及驾驶货运车辆，发生事故离开现场也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不必担心违法的成本，明显有违立法的原则及初衷，不利于对违法者惩戒，不利于引导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人保茂名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认定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二、人保茂名分公司依法依约无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人保茂名分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王晓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人保茂名分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未足以认定人保茂名分公司已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崔恒弼履行充分告知、明确说明及提示的义务。人保茂名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只是一份没有车辆投保人签名的保险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茂名分公司除了提交一份没有任何人签名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外，未能提供其余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向崔恒弼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崔恒弼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如前所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对于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人保茂名分公司与崔恒弼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已生效，人保茂名分公司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履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义务。三、本案中崔玉云是否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肇事车辆是否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营运证等与人保茂名分公司向王晓丹赔偿没有必然联系，崔玉云如未具备相应从业资格以及肇事车辆如未办理相关许可证、营运证，应由相关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罚，而本案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向侵权人及保险公司主张民事赔偿权利，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权利冲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上诉。崔玉云、崔恒弼辩称，一、崔玉云在不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下驾车离开现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主要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还有保险商业条款，崔玉云、崔恒弼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都是规定肇事司机明知事故发生的情形下所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而保险条款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前提也是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这个条款意味着肇事司机必须是知道事故发生方可适用。但是本案中，因为崔玉云与伤者是轻微刮蹭，而且位置是后右轮胎，因此，崔玉云不知情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再者，崔玉云也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事故发生后，崔玉云主动到交警部门反映情况，并且与车主崔恒弼积极赔偿伤者，没有任何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二、涉案车辆作为重型专项作业车，不属货运车辆，无需办理营运证，涉案车辆是重型搅拌车，专门是工地用于对混凝土进行搅拌的，属于现场作业，无需运输，因此，无需办理营运证。三、人保茂名分公司对免责事由并没有尽到明确提示的义务，不能够免除其赔偿责任。本案中，人保茂名分公司通过电话推销保险的方式与崔恒弼签订合同，双方在电话中只是说明了购买保险的金额，而没有涉及到任何免责条款，而且人保茂名分公司邮寄给崔恒弼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中也没有相应的免责条款的约定。因此，人保茂名分公司没有尽到明确提示的义务，不能够免除其赔偿责任。王晓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人保茂名分公司、崔玉云、崔恒弼共同赔偿王晓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399943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人保茂名分公司、崔玉云、崔恒弼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12月31日，崔玉云驾驶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从霞洞甘村往曙光农场方向行驶，10时许行至电白区曙光农场十二队路段时，与前面同方向行驶由王晓丹驾驶的茂名E-10099号二轮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晓丹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崔玉云驾车离开现场。后经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电公交认字[2018]第79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崔玉云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负全部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晓丹事发后于2018年12月31日被送到茂名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其伤情经诊断为：“中医：筋伤骨折(气滞血淤)，西医诊断：西医：1)左膝、左小腿、左足大面积软组织撕脱毁损伤；2)左侧腓总神经损伤；3)左蹲长伸肌腱离断；4)左足背动脉离断缺损；5)左踝外侧副韧带糜烂缺损；6)左外踝左距骨撕脱性骨折”。王晓丹住院期间为197天(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7月16日)，住院期间前两个月陪护人员2人，其余时间陪护人员1人。王晓丹共计用去住院医疗费286591.60元、输血费2195元。出院医嘱：“1.门诊随诊，定期复查。带药出院。2.加强营养支持；3.加强左下肢及踝趾关节功能锻炼；4.住院期间前两个月留陪护贰人，其余时间留陪护壹人。5.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自费输白蛋白19瓶(10克装)。”王晓丹还于2019年12月6日用去门诊医疗费635元(88.20元+546.80元)。根据王晓丹提供的茂名市中医院临时医嘱单显示，王晓丹住院期间，根据医嘱共计使用人血白蛋白注射液200克。王晓丹为主张上述购买人血白蛋白支出的费用，向法庭提交有广东仙海药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金额为11400元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发票载明：“购买方名称：王晓丹；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生物化学制品※人血白蛋白；单位为瓶；数量为19”。2019年12月6日，王晓丹、崔玉云、崔恒弼、保险公司均同意王晓丹到广东国泰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交通事故伤残程度鉴定。同月9日，该所作出粤国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6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晓丹之伤构成《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九级和十级伤残。王晓丹为此用去评残鉴定费1950元。王晓丹户籍地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属于农业家庭户口性质。王晓丹于1982年6月17日出生，其父亲王全新于1956年11月19日出生，其母亲陈霞于1963年8月3日出生。2019年12月24日，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王全新与陈霞夫妇共生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女儿王晓丹(1982年6月17日出生)、长子王志平(1985年8月7日出生)、次子王雷(1986年10月2日出生)、三子王琅(1987年12月14日出生)。王晓丹与其丈夫郑俊威于2004年12月6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于2005年4月20日生育儿子郑祺深，于2008年10月29日生育儿子郑某锋，于2009年11月12日生育儿子郑某钰。另查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截止2018年10月31日)数据显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村委会的区划代码为440904115209，城乡分类代码为122，该代码符合[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的通知]国统字[2009]91号的规定，为城镇。案件审理中，人保茂名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保险条款没有涉案肇事车辆投保人的盖章或签字，人保茂名分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条款系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涉案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所有人崔恒弼在庭审中否认收到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保险条款，也否认人保茂名分公司已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其进行明确说明。再查明：崔玉云为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驾驶人，其持有茂名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类别为货运驾驶员，有效期至2024年12月27日。崔恒弼为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所有人。2018年6月20日，崔恒弼用该车向人保茂名分公司投保了一份交强险。交强险规定其中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6月29日止。同日，崔恒弼用该车向人保茂名分公司投保了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6月29日止。之后，人保茂名分公司只向崔恒弼提供了交强险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以及商业保险单。人保茂名分公司没有向崔恒弼提供商业保险条款，也没有就商业保险免责条款对崔恒弼进行明确说明。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崔玉云是崔恒弼雇佣的员工，事发时正在执行职务。事故发生后，崔恒弼垫付了王晓丹住院医疗费286591.6元、输血费2195元、购买人血白蛋白的费用11400元，合计垫付了300186.6元。人保茂名分公司垫付了王晓丹医疗费10000元。以上事实，有王晓丹提供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医疗诊断证明书、医疗费发票、交通事故认定书、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村民委员会、国家统计城乡分类代码查询结果、崔恒弼提供的保险单、人保茂名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附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生命权是公民的基础民事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侵害，如违法侵害公民生命权等民事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适用赔偿标准的认定问题。本案交通事故经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电公交认字[2018]第79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崔玉云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负全部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能够客观反映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与客观事实相符，可以作为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划分赔偿责任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晓丹的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村委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截止2018年10月31日)数据显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村委会的区划代码为440904115209，城乡分类代码为122，该代码符合[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的通知]国统字[2009]91号的规定，为城镇，因此王晓丹的各项损失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关于本案交通事故致王晓丹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认定问题。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根据王晓丹的诉讼请求及结合本案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晓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300821.6元(住院医疗费286591.60元+输血费2195元+门诊医疗费635元+人血白蛋白11400元)；根据王晓丹的伤情，购买人血白蛋白的费用是王晓丹的实际支出，且有医嘱和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2.住院伙食补助费19700元(100元/天×197天)；3.营养费1050元(5000元×21%)；4.护理费，王晓丹住院期间，前两个月陪护人员2人，其余时间陪护人员1人，则其护理费为38550元(住院护理150元/天×60天×2人+住院护理150元/天×137天×1人)；5.误工费。王晓丹为城镇户口性质，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具有固定收入，则其误工费应按照2018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58258元/年的标准参照实际误工天数计算，王晓丹的伤残涉残，其误工费可计算至出院后15天，则其误工费应为33837.52元[58258元/年÷365天×(住院197天+15天)]，王晓丹主张按33837元计算，一审法院予以照准；6.残疾赔偿金176677.20元(42066元/年×20年×21%)；7.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被扶养人的情况为：王晓丹的父亲王全新于1956年11月19日出生，在王晓丹评残时已经63岁，还需扶养204个月，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770.94元[(28875元/年÷12个月×204个月÷4人)×21%]；母亲陈霞于1963年8月3日出生，在王晓丹评残时为59岁零4个月，需要扶养20年，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318.75元[(28875元/年×20年)×21%÷4人]；王晓丹的儿子郑祺深于2005年4月20日出生，在王晓丹评残时已经14岁零8个月，还应抚养40个月，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106.25元[(28875元/年÷12个月×40个月2人)×21%]；王晓丹的儿子郑某锋于2008年10月29日出生，在王晓丹评残时已经11岁零2个月，还应抚养82个月，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717.81元[(28875元/年÷12个月×82个月÷2人)×21%]；王晓丹的儿子郑某钰于2009年11月12日出生，在王晓丹评残时已经10岁零1个月，还应抚养95个月，则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002.34元[(28875元/年÷12个月×95个月÷2人)×21%]。被扶养人王全新、陈霞、郑祺深、郑某锋、郑某钰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10916.09元(25770.94元+30318.75元+10106.25元+20717.81元+24002.34元)；王晓丹主张113694元，对超出110916.09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10500元；9.评残鉴定费1950元；10.交通费5910元(30元/天×197天)。王晓丹上述损失合计699911.89元。其中1至3项损失合计321571.60元，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的赔偿范围；4至10项损失合计378340.29元，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的赔偿范围。三、关于涉案车辆、驾驶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证书及是否应作为本案免赔事由的问题。在本案中，崔玉云驾驶崔恒弼所有并由人保茂名分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与由王晓丹驾驶的茂名E-10099号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晓丹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由于本案是交通事故受害人向侵权人及肇事车辆的承保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人保茂名分公司应根据事故认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向王晓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肇事车辆的驾驶人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肇事车辆是否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营运证等与本案承保公司向受害人赔偿并无必然联系，人保茂名分公司如有证据，可在向王晓丹履行赔偿责任后再依据合同关系另寻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处理。四、关于人保茂名分公司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崔恒弼是否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本案中，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崔恒弼用其名下的车辆向人保茂名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崔恒弼只收到保险单，没有收到商业保险条款。人保茂名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商业保险条款没有涉案肇事车辆投保人的盖章或签字，人保茂名分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条款系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人保茂名分公司并未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崔恒弼进行明确说明。人保茂名分公司主张其已对崔恒弼就保险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人保茂名分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崔恒弼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人保茂名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关于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其在商业三者险拒赔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人保茂名分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规定，驾驶人在交通肇事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逸或者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此条款属于人保茂名分公司提供的责任免除方面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如前所述，因人保茂名分公司未能提交已交付商业保险条款给被保险人崔恒弼收领和阅看的证据，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对崔恒弼就相关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和后果。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崔恒弼不发生法律效力。则崔恒弼的雇员即崔玉云驾驶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不能免除人保茂名分公司对王晓丹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人保茂名分公司与崔恒弼订立保险合同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人保茂名分公司拒绝履行商业三者险赔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其在商业三者险拒赔及不负赔偿责任之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六、关于本案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王晓丹的经济损失，应先由人保茂名分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茂名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承保的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崔玉云、崔恒弼予以赔偿。王晓丹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的损失为321571.60元，已超出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的赔偿范围，则人保茂名分公司应在承保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向王晓丹赔偿损失10000元；王晓丹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部分损失为378340.29元，已超过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的赔偿范围，则人保茂名分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王晓丹赔偿损失110000元。王晓丹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为579911.89元(699911.89元-10000元-110000元)，按照肇事当事人的过错责任比例分担损失。崔玉云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驾驶的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在人保茂名分公司投保有商业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则应由人保茂名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向王晓丹赔偿损失579911.89元。人保茂名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王晓丹赔偿损失合计699911.89元(578768.84元+10000元+110000元)，扣减崔恒弼已垫付王晓丹的300186.6元(崔恒弼可依保险合同约定另行向人保茂名分公司索赔)及人保茂名分公司垫付王晓丹医疗费10000元，人保茂名分公司尚应向王晓丹赔偿的损失为389725.29元(699911.89元-300186.6元-10000元)。综上所述，王晓丹诉请人保茂名分公司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中合理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由于人保茂名分公司在机动车保险限额内足额赔偿王晓丹的经济损失，王晓丹诉请崔玉云、崔恒弼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其在商业三者险拒赔及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涉案车辆没有营运证、道路运输许可证，驾驶人没有从业资格证，该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王晓丹请求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应予重新核定，一审法院已经依法核定；人保茂名分公司辩称其不承担诉讼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崔玉云、崔恒弼辩称应由人保茂名分公司承担赔偿王晓丹的损失之理由正当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王晓丹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389725.29元；二、驳回王晓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54.3元(王晓丹已预交)，由王晓丹负担493.3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负担706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并结合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可确定为：1.人保茂名分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2.人保茂名分公司是否需要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关于人保茂名分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问题人保茂名分公司上诉主张崔玉云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事故现场，既不报警，也不救助伤者，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其可依约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须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才产生效力。本案中，投保人崔恒弼称人保茂名分公司没有向其交付《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也没有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而人保茂名分公司据以主张其已交付《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及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即载有重要提示“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内容的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因保险条款不同于保险单，该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并未涵盖或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故该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尚不足以证明人保茂名分公司已向投保人崔恒弼交付了其在诉讼中出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及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又因人保茂名分公司未能举示其他证据证实其已交付保险条款或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人保茂名分公司承担。据此，无法认定人保茂名分公司已就相关的免责条款向崔恒弼履行了法定的提示的义务。人保茂名分公司于诉讼中出示的相关的免责条款对崔恒弼不产生效力。故，虽然崔玉云于本案中有发生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违法行为，因人保茂名分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履行其法定的提示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其仍然需要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驾驶人崔玉云持有茂名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商业保险卡登记该车的使用性质为其它营业车辆，人保茂名分公司上诉认为粤A*****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驾驶人不具有从业资格证及没有营运资格，与事实不符，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另，人保茂名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第二十四条的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作出明确说明，如前所述，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茂名分公司依据该免责条款主张其可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免赔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人保茂名分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须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充分，不予采纳。二、关于人保茂名分公司是否需要负担本案诉讼费用的问题因人保茂名分公司在一、二审案件中均败诉(或部分败诉)，由其负担相应数额的诉讼费用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人保茂名分公司主张其无需负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人保茂名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5.8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金信审 判 员 邹辉球审 判 员 江剑兵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徐金宝书 记 员 陈婉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