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93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润裕苑****。法定代表人：朱海雄。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明，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凯，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朱海雄，男，汉族，1959年3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亚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媛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春来，男，汉族，1954年4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强，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映玉，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深盐路太平洋工业区福利楼>法定代表人：黄培润，该公司董事长。一审第三人：朱瑞朋，男，汉族，1950年1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再审申请人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海公司）、朱海雄因与被申请人李春来、一审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及朱瑞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4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株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涉案厂房实为株海公司出资购买，并已登记入账为株海公司固定资产，为株海公司所有的财产。原判决认定涉案厂房是被申请人李春来与朱海雄合作购买，并以其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协议判决予以分割，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严重损害了株海公司利益。一是涉案厂房是株海公司与原业主签订转让协议，支付相应对价依法取得；二是株海公司提供的新证据即专项财务审计报告证明，涉案厂房是株海公司全额出资购买且已登记入账为公司的固定资产。三是涉案厂房未经株海公司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得进行流转或分割。二、株海公司与李春来不存在合同关系，对其不负有任何义务；揭开公司面纱，株海公司对股东朱海雄的行为也不负有连带责任。原判决判令株海公司对李春来履行涉案财产分割义务，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及公司法规定，且存在查明事实严重错误。第一，李春来提出的关于“解除《合作协议书》和分割涉案厂房”第一项诉讼请求是针对朱海雄提出，并未向株海公司提出“平均分割”涉案厂房的请求，根据民事审判的原则，原一、二审超出李春来的诉讼请求范围，判决株海公司对李春来承担分割涉案厂房的义务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第二，株海公司与李春来不存在合同关系，李春来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与朱海雄之间的《合作协议书》，而株海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株海公司对李春来不负有合同义务。第三，揭开公司面纱，李春来对株海公司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主张。朱海雄与李春来签订的《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实质是其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个人行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揭开公司面纱，株海公司作为独立公司法人，对股东朱海雄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连带民事责任。第四，根据深圳市xx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审核，涉案两处厂房对外出租的租金存在明显差异，但原一、二审判决对两处厂房的市场价值如此重要的事实根本未作任何调查即作出判决，完全是查明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朱海雄与李春来之间的签约行为是代表株海公司的法人行为，完全混淆了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个人行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签订的协议是损害公司财产及股东利益的无效合同。李春来和朱海雄未经株海公司同意擅自处分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朱海雄与李春来签订两份协议的行为是行使法定代表人职权的公司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朱海雄与李春来签订的上述协议，株海公司根本没有签章确认，也自始至终未追认其所签订的协议，根本不能认定是株海公司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株海公司所享有的法人财产权利，而且损害了公司利益。四、原审判决未严格区分株海公司法人财产与朱海雄股东个人财产，将资金来往的债务关系与公司财产的物权关系混同处理，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判决将李春来与朱海雄之间的个人借款往来，混同为株海公司与李春来之间的购房款往来，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原判决认定朱海雄与李春来之间的经济结算和付款，是株海公司实际履行其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完全错误的。一是李春来提供的所有结算单中，没有一份结算单有株海公司盖章或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只有朱海雄个人签名，这纯属其个人之间的结算行为，与株海公司无关；二是从结算的内容看，朱海雄结付给李春来的款项不宜包括了应付的借款利息，其中的租金收益是朱海雄与李春来个人之间投资收益；三是从款项的收付情况看，朱海雄付给李春来的款项绝大部分是其个人以现金方式支付，少部分地区是朱海雄借公司的空白抬头支票支付，由李春来自行填写上深圳市xx有限公司入账。综上所述，株海公司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完全错误，故提出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涉案厂房为株海公司全额出资购买，属于株海公司所有的财产，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为株海公司所有；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李春来承担。朱海雄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证明涉案厂房系株海公司出资购买，属于株海公司的财产，且一直登记入账为公司的固定资产。涉案厂房不是李春来与朱海雄的个人财产，原审判决由李春来和朱海雄平分财产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厂房是由朱海雄和李春来共同出资购买，属于二人的共同财产，只是借用株海公司名义购买和经营，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混淆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属于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是原审判决对于公司购房行为与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认定及逻辑关系是完全颠倒的，推定李春来拥有厂房产权，完全歪曲事实，而且李春来没有对涉案房产实际出资。二是李春来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株海公司购房时间在先，株海公司两次购房亦是时间在先，而朱海雄与李春来两次签订协议在后，从时间逻辑上看，也不存在“朱海雄与李春来以株海公司名义合资购买涉案厂房”的情形。三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财产具有独立性，原审法院不应根据一般民事裁判规则，将其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处理，错误的将资金流转关系直接认定为购房出资关系。四是原审判决扩大了朱海雄作为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的职权范围，错误认定朱海雄有权对外代表株海公司处分公司财产，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朱海雄不存在违约情形，李春来没有单方解除《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一是原审判决认定朱海雄履行《合作协议书》存在违约行为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未能严格按照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认定朱海雄履行《合作协议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是否又必然导致李春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形成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是即使朱海雄就履行《合作协议书》存在违约行为，亦没有导致根本性违约，不形成李春来单方解除《合作协议书》的权利。四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应当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不得擅自为合同当事人创设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四、朱海雄与李春来于1999年10月22日和2005年10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合作协议书》实质上是为掩盖李春来获取非法利益而作出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协议，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春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春来负担。李春来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株海公司与朱海雄提交的新证据无法推翻原判决。一是其提交的专项审核报告系株海公司单方委托深圳市xx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该会计师事务所并不具备司法会计鉴定的资格，且审核的基础资料未经法庭质证，没有银行凭证印证，会计账目明显存在弄虚作假，该审核报告无法推翻原生效判决。二是其提交的朱海雄与案外人曾某勤之间的借款材料，朱海雄在一、二审中已多次提及，但从未向法院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且这些材料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三是其将另案主张租金的《民事起诉状》作为新证据，无法证明三层的租金远高于四层、六层的租金。二、株海公司与朱海雄关于涉案厂房系株海公司购买后朱海雄又擅自处置的主张，才是逻辑颠倒。无论是1999年10月22日的《协议书》还是2005年10月20日的《合作协议书》，均清楚地证明本案的事实是李春来与朱海雄共同出资以株海公司的名义购买涉案厂房，而并非株海公司将已购买的厂房出售给李春来，更非朱海雄主张的赠与。虽然《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签订在株海公司购房之后，但李春来在株海公司与原权利人签订厂房转让协议之前或之后数日即开始支付购房款。如涉案厂房系朱海雄擅自将株海公司登记在册的房产赠与或转卖给李春来，或是朱瑞朋出借200万元给株海公司购买了三层7-12区的房产，为什么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其各方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三、株海公司与朱海雄存在高度人格混同，涉案《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不仅对株海公司有约束力，株海公司亦实际履行了前述协议。本案中，朱海雄与株海公司极力区分两个主体，而事实上二者存在高度的人格混同，株海公司本身的决策、财务、业务均未独立。首先，朱海雄持有株海公司90%的股权，又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株海公司的意志完全决定于朱海雄的意志；其次，在财务上，本案有确凿证据证明株海公司两次购买涉案厂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朱海雄；再次，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株海公司纳税记录、公司年报等证据来看，株海公司除了经营房地产并无其他业务，而经营涉案厂房恰恰是为朱海雄与李春来经营；最后，朱海雄在《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一直错误的认为公司财产即为自己个人财产”。四、李春来于1999年8月24日支付给朱海雄的47万元，以及于1999年11月15日支付给朱海雄的48万元，均为涉案购房款，并非株海公司和朱海雄主张的借款。五、株海公司向xx集团支付的200万元购房款，系以朱海雄对xx集团的借款本息抵扣而非来源于朱瑞朋。xx集团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关于两张收款收据的资金来源证明》明确载明株海公司的购房款来源于朱海雄的借款本息，xx集团作为涉案厂房的出售方、借款人，对于借款抵付购房款最为清楚。六、朱海雄在《再审申请书》中多次提到李春来利用职务之便为株海公司低价购买涉案厂房，并以此向朱海雄索取厂房收益，纯属诽谤。综上所述，株海公司和朱海雄提交的新证据不能推翻原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株海公司和朱海雄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再审申请人株海公司和朱海雄不服本案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对其提出的再审事由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进行审查。根据株海公司和朱海雄的再审申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春来在本案中对涉案厂房主张物权是否应得到支持。本案中,李春来对涉案厂房主张物权的主要依据是其与朱海雄签订的《协议书》和《合作协议书》，并主张其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而株海公司和朱海雄则认为上述协议是朱海雄擅自处分株海公司财产而签订的，因朱海雄无权处分而无效，且对株海公司没有约束力。因此，本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海雄与李春来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对株海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李春来是否已按涉案《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足额支付购房款。首先，关于涉案《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涉案协议约定朱海雄与李春来共同出资以株海公司的名义购买涉案厂房进行经营收益，该约定是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涉案厂房虽以株海公司的名义购买，协议亦是朱海雄以个人名义与李春来签订，但朱海雄作为株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株海公司进行民事法律行为；而涉案厂房以株海公司名义购买和经营管理亦是协议约定的内容，株海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也对涉案厂房进行出租经营，并以公司名义向李春来支付部分租金收益，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亦证明了株海公司对协议约定内容的认可。因此，上述两份协议虽然是以朱海雄个人名义签订，但因该协议涉及株海公司的义务，且株海公司亦已实际履行，故朱海雄签订上述协议应视为其同时代表株海公司，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对株海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株海公司和朱海雄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其次，关于李春来是否已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购房款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李春来在协议签订前后，于1999年8月24日、同年11月15日及2004年12月13日先后支付给朱海雄47万元、48万元和120万元。而根据协议约定，涉案厂房系朱海雄与李春来共同出资并以株海公司的名义购买，故李春来的购房款向朱海雄支付符合协议约定。朱海雄主张，李春来于1999年8月24日、同年11月15日支付的两笔款项，系李春来向朱海雄支付的借款，并提交了两份借款合同。但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均与上述两笔付款金额不同，且后一份借款合同于上述两笔付款时间之后的2000年8月15日才签订，相距近一年时间，不合常理，故朱海雄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朱海雄在收到李春来支付的购房款后，于2005年10月20日在与李春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对双方两次合作购买涉案厂房的出资总额予以明确，并在协议中写明“以上出资为实到账资金，双方不再在本协议外为对方出具任何收据凭证”的内容，足以证明双方对足额出资的事实予以确认。原一、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相关案件事实，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李春来已足额支付出资款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海雄与李春来签订的涉案协议合法有效，李春来亦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购买涉案厂房的出资义务，因此其对涉案厂房主张物权应予支持。株海公司和朱海雄主张涉案厂房是株海公司的财产，李春来无权主张物权，但其在一、二审及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反驳李春来的主张，其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株海公司和朱海雄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其申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朱海雄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林振华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周小劲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张国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