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01民初144号原告:余洪顺，男，1958年2月22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全,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陈高建,男,1968年5月27日生,汉族,住文山市。被告：陈保全,男,1971年4月14日生,汉族,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龙，云南壮乡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先丽，云南壮乡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余洪顺与被告陈高建、陈保全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洪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全，被告陈高建，被告陈保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龙、蔡先丽到庭参加诉讼。余洪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高建、陈保全支付余洪顺劳务费4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高建、陈保全承担。事实和理由：陈高建与陈保全多年来合伙种植三七，2018年至2019年期间，余洪顺为陈高建、陈保全提供劳务种植三七，根据陈高建、陈保全安排完成相应三七种植工作。经结算，截止2019年11月26日，陈高建、陈保全尚欠余洪顺劳务费430000元，但陈高建、陈保全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余洪顺劳务费。为维护余洪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陈高建辩称，对余洪顺起诉的诉讼请求、陈述的事实理由均无异议。陈保全辩称，一、余洪顺与陈高建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务合同关系，是陈高建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与余洪顺串通后虚构的虚假债务，其主张陈保全与陈高建承担劳务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陈高建与陈保全双方属于承揽关系，陈保全对陈高建所欠余洪顺劳务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不应由陈保全与陈高建共同承担责任。三、从合同相对性来说，陈保全与余洪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余洪顺要求陈保全共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陈高建是三七种植专业户，在云南到处为人种植管理三七，也到处雇佣大量农民工为其提供劳务。本案余洪顺的劳务费根本不是为陈保全承揽给陈高建管理种植三七而欠的劳务费，也没有证据证明余洪顺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这个地方为陈高建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劳务费，其要求支付劳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余洪顺与陈保全及陈高建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本案纯属陈高建与余洪顺为转移财产、逃避合法债务通过虚构债务所提起的虚假诉讼，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余洪顺的诉讼请求。余洪顺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三七（大七）种植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陈高建、陈保全合伙种植三七的事实；2.欠劳务民工清单原件，证明陈高建、陈保全欠余洪顺劳务费430000元；3.王秀芬、余洪顺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申明》一份，证明余洪顺与王秀芬系夫妻关系，王秀芬同意由余洪顺向法院主张其与余洪顺一起提供劳务的费用，王秀芬不再另行主张。经质证，陈高建对余洪顺提交的第1、2、3组证据三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经质证，陈保全对余洪顺提交的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合同恰好证明二被告之间属于承揽关系，不属于合伙关系。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两被告，与原告没有关联。对第2组证据三性及证明观点不认可，第一该证据无提供劳务的具体时间、地点及劳务种类等,没有原告的签名,只有被告陈高建个人签名,没有结算依据,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不排除是陈高建与原告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编造虚构债务所提起的虚假诉讼,不具有证据合法性；第三是陈高建个人签名,陈保全没有在上面签名,与陈保全无关,不具有证据关联性；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但对《申请》的该份证据中，申明人王秀芬陈述其与余洪顺一起为陈高建、陈保全提供劳务的观点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余洪顺夫妇是为陈保全提供劳务，陈保全不应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本院认为，余洪顺提交的第1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陈高建与陈保全合伙种植三七，对该证明观点，不予采纳；第2组证据仅能证明陈高建欠余洪顺劳务费430000元，本院予以采信；余洪顺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系陈高建与陈保全合作种植三七产生的劳务费，对该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证据三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王秀芬同意王秀芬同意由余洪顺向法院主张其与余洪顺一起提供劳务的费用，王秀芬不再另行主张的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采纳，但余洪顺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其与王秀芬共同为陈高建与陈保全种植三七，对该证明观点，不予采纳。陈高建针对其主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陈保全针对其辩解，提交以下证据：1.陈保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陈保全的基本身份作息；2.三七（大七）种植合同、三七采挖合同（大七）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陈高建、陈保全就承揽种植三七的地点、规格、面积、产量进行了约定,从合同中可看出双方由陈保全支付酬金，陈高建出技术和劳力管理三七,由陈高建按合同约定交付符合约定产量的三七给陈保全；3.合作种植收购三七对账清单、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明陈保全已将承揽的酬金全部支付给陈高建；4.民事起诉状、裁定书、调解书、调解笔录复印件，证明陈保全与陈高建之间属于承揽关系,不是合伙关系,陈高建为了虚列债务、转移财产，与余洪顺签订欠劳务民工清单,原告要求陈保全与陈高建共同承担支付劳务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调解书复印件，证明陈高建是三七种植专业户,在云南到处为人种植管理三七,也到处雇佣大量农民工为其提供劳务,本案原告的劳务费根本不是为陈保全承揽给陈高建管理种植的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而欠的劳务费,而是在其他地方为陈高建做活,不应由陈保全承担责任,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质证，余洪顺对陈保全提交的第1组证据无意见。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合法性及关联性，三七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为合作种植三七,由陈保全负责出资,陈高建负责技术,采挖时产生的人工费、运输费由陈保全、陈高建各承担50%,种植投资一开始就由陈保全支付,并非加工承搅关系中交付劳动成果才支付,故本合同为合伙合同,并非承揽合同。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陈保全要证明的待证事实,该结算是陈保全、陈高建对合作种植三七的结算,不能约束为陈保全、陈高建合作种植三七提供劳务的诸多原告，且结算中的金额及数字并非陈高建的报酬,而是陈保全的投资款及双方按照合作种植三七协议结算得出的数字。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观点,该案系陈保全、陈高建对双方合伙种植三七的纠纷引起，与余洪顺无关,且该案并未确认为承揽合同关系。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不认可,与本案无关。经质证，陈高建对陈保全提交的第1至6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余洪顺的一致。本院认为，陈保全提交的第1、2、3、4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陈高建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陈高建与多人合作种植三七的观点，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8日，陈高建（甲方）与陈保全（乙方）签订《三七（大七）种植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合作种植三七（大七）,种植地点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乙方种植规格及种植面积260亩，乙方于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种植费用（此费用包含从租地至三七采挖时的所有费用）260亩×每亩14300元＝3718000元给甲方。甲方责任：甲方负责基地的全面管理工作，若发生被盗事件，由甲方负责；甲方负责做好三七（大七）的种植和管理至采挖为止；甲方负责乙方的三七产量每空不低于5.25公斤（即每亩不低于787.5公斤），超产的归乙方所有，乙方产量不够的挖甲方三七补足，若甲方没有三七补给乙方应退回乙方投资成本每空128元。若遇自然灾害（冰雹、洪水等）所造成的损失甲方不负责。乙方职责为乙方负责按上述付款方式付费用，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采挖时产生费用（包括人工费、运输费）甲乙双方各承担50%及其他事项……”。2019年10月2日陈高建（甲方）与陈保全（乙方）签订《三七采挖合同（大七）》，约定的采挖地点与上述合同一致，并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每空采挖数量降至4.5公斤（即每亩为675公斤，共计175500公斤），采挖三七数量不够的由甲方按每公斤35元以现金方式补齐，于2019年12月1日前补齐所欠三七款项；甲方责任为甲方负责组织工人采挖三七，包括将三七装袋运输至乙方指定位置交由乙方收妥止乙方自行承担；乙方责任为甲方承担260亩采挖费用共计58500元，余下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等内容。陈高建与陈保全因履行上述合同发生纠纷，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受理了陈保全诉与陈高建、徐洪会合同纠纷一案，陈保全提出诉讼请求为：陈高建、徐洪会支付三七款2394957元及资金占用费。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云2601民初5415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陈高建、徐洪会自愿支付陈保全三七款2000000元定于2020年4月1日前付清；二、陈保全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另查明，陈高建除与陈保全种植三七外，还与其他多人在案涉地区合作种植三七。案涉三七地管理、请工人及工人劳务费的支付均是陈高建负责。陈高建栽种三七期间，雇请余洪顺、王秀芬夫妻在三七地打药水、拨草。2019年11月26日，陈高建向余洪顺等人出具《欠劳务民工清单》，载明余洪顺金额430000元。该430000元系余洪顺及王秀芬劳务费，王秀芬向本院向出示申明，王秀芬同意其享有的劳务费430000元由余洪顺一并向法院主张，王秀芬不再单独主张。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陈高建与陈保全是合伙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余洪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问题，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承揽合同强调的是工作成果，定作人的义务是向承揽人按约定支付报酬，定作人对承揽人如何完成定作成果的过程不参与、不干预，在承揽过程中发生的风险由承揽人自行承担。个人合伙强调的是合伙双方要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认定一个合同的性质不能从合同的名称来认定，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认定。本案从陈高建与陈保全签订的《三七（大七）种植合同》《三七采挖合同（大七）》约定的内容看，陈保全的主要义务是支付陈高建种植费，陈保全对陈高建如何种植三七不参与、不干预。陈高建的主要义务是按合同约定向陈保全交付每空三七产量不低于4.5公斤（即每亩不低于675公斤）三七，及支付种植三七过程中产生的地租、工人工资等费用。陈高建与陈保全签订的《三七（大七）种植合同》《三七采挖合同（大七）》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陈高建与陈保全之间属于承揽关系，不属于合伙关系，故关于陈高建主张与陈保全之间属于合伙关系的辩解，不予采纳。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陈高建与余洪顺均认可，余洪顺、王秀芬是陈高建请去三七地做工的，在三七地做工过程中余洪顺、王秀芬领取的部分工资均是陈高建支付，则陈高建与余洪顺、王秀芬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陈高建向余洪顺出具《欠劳务民工清单》，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王秀芬同意其享有的劳务费430000元由余洪顺主张，系王秀芬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余洪顺主张陈高建支付劳务费430000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余洪顺主张陈保全支付案涉劳务费的问题，首先陈高建与陈保全系承揽合同关系；其次，余洪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余洪顺与陈保全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陈保全不是劳务合同的相对方，陈高建出具的《欠劳务民工清单》也未经过陈保全确认。综上，余洪顺主张陈保全支付案涉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陈高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洪顺劳务费430000元；二、驳回余洪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陈高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景景审判员  赵 玲审判员  马彦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盘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