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001号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城南白藤一路****。法定代表人：曹家盛，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梅，广东诚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田心路**>法定代表人：郑金龙，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舜禹，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铭霖，男，198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第三人陈铭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梅，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舜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铭霖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陈铭霖以原告名义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已经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案号（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和材料款1266094.60元及利息（从2000年1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给原告。该判决于2012年8月4日生效，原告于2012年8月27日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转账350705元至原告银行账户，没有其他任何裁定书。原告于2019年3月18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被告知双方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019年7月8日，执行法官提供2015年4月2日被告与原告的代理人陈铭霖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代理人陈铭霖出具的《收据》以及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给原告。原告认为：1.《执行和解协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根据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被告应承担工程款与材料款1266094.6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约1397202.22元；而《执行和解协议》是被告仅支付40万元，且原告承担合计49295元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即实际原告仅收到350705元，明显严重显失公平；3.被告存在胁迫、乘人之危，与第三人订立和解协议；4.《授权委托书》没有授权第三人放弃执行请求之委托事项；5.现行法律规定，没有具备法律规定的专业法律知识是不符合诉讼代理人之资格。综上，因《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从知道《执行和解协议》之日起一年内请求法院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以盼恢复执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辩称：1.原告对第三人陈铭霖的授权范围包括签署和解协议书，原告应对代理人陈铭霖的和解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原告认为代理人未经其同意而与我方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原告应追究第三人的法律责任，而非提起本案诉讼；2.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享有撤销权，也因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涉案《执行和解协议》于2015年4月2日签订，但凡原告有积极主动处理案涉事务，应该早就知悉该协议，签订至今已经超过4年时间，原告的撤销权早已消灭。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铭霖未作陈述。经审理查明：根据（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被告欠原告1266094.60元及利息（从2000年1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因被告未履行上述判决的义务，原告于2012年8月2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原告在（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案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人：江红梅职务：律师……受托人：陈铭霖身份证号：……代理人江红梅、陈铭霖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包括：1.与对方商谈和解，签署和解协议书；……3.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执行请求，参与相关的诉讼、执行活动；8.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办理与本案有关事宜等…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和解解决、诉讼判决生效、执行完毕时终止。《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27日。2015年4月2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载明：甲方：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分公司。委托代理人：陈铭霖。乙方：增城市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郑叔爱。委托代理人：何曾锦。甲方与乙方就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乙方于2015年4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案款四十万元。该案款由乙方汇入增城市人民法院账户，收款单位名称：增城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名称：中信银行广州增城支行，账户：＊＊×××68。上述案款由陈铭霖领取。二、上述案款支付后，甲方放弃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其他债务，并同意本案以执行和解结案。三、本案受理费24270元、执行费25025元，共计49295元由第三人自愿负担。该款由乙方支付的四十万元案款中扣除。四、上述案款支付后，甲方同意向增城市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乙方采取的相关财产保全措施。五、若乙方逾期未依上述协议支付给甲方案款，则恢复对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执行。甲方落款处有第三人的签名并捺印；乙方落款处有被告的公章及何曾锦、郑叔爱的签名。2015年5月5日，第三人作为收款人向本院出具《收据》载明：兹收到增城市人民法院转交来（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案件的案款￥350705元，据此，案件全部执行完毕。原告确认该执行案件自执行以来只收到上述唯一一笔款项。2019年3月18日，原告以（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执行案件未执行到财产为由向本院提交《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本院向原告的代理人江红梅出具《补正材料告知书》。庭审中，原告陈述民事起诉状所称被告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是指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的可能性，但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是原告的项目经理陈天纯的儿子，因涉案部分款项属于陈天纯所有，所以原告委托第三人处理该纠纷。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第三人不符合诉讼代理人资格、未经其特别授权与被告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据此，若原告的上述主张成立，将导致《执行和解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而非原告享有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利。但是，原告在庭上又明确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有效，只是认为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的主张前后矛盾。本案为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合同效力。《执行和解协议》是第三人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订立的，根据原告于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第三人的代理权限包括签署和解协议书，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执行请求，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和解解决、诉讼判决生效、执行完毕时终止。因此，第三人并没有超越代理权与被告订立《执行和解协议》。原告主张第三人不具有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但是，《授权委托书》是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上述法律条文尚未实施，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修正）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依照上述规定，第三人符合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原告对第三人的授权合法有效，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应为有效合同。鉴于《执行和解协议》为有效合同，原告请求撤销该合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和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是第三人以原告的名义订立的，第三人具有合法的代理权，其行为代表原告，即第三人订立《执行和解协议》之时视为原告知情撤销事由，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一年，依照上述规定，原告的撤销权消灭。从另一方面来看，原告主张《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理由是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只可得到350705元，与原债权数额1266094.60元及利息相差巨大。对此本院认为，单凭数据差距巨大不足以认定《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从执行情况来看，在原告申请执行至订立《执行和解协议》之前将近三年时间里，原告没有收到任何执行款项，在此情况下，原告根据执行时间、成本、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风险等因素综合考虑，况且，原告的代理人包括专业律师，应有能力充分衡量各种风险、权衡利弊后才订立《执行和解协议》，故本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此外，原告主张被告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则更缺乏依据，原告在庭审时表示上述情形只是可能存在，无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丽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曾慧茹书记员  赵少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