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爱群，男，198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祺，广西银正（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灵红，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华，广西仁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关珍，女，197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上诉人吕爱群因与被上诉人邓灵红及原审第三人关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4民初3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吕爱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祺，被上诉人邓灵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华，原审第三人关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吕爱群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决驳回邓灵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未认定 一审判决遗漏了邓灵红与关珍在瑞德公司成立前后分别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和《合作协议》这一重要事实未认定。该事实与本案待证内容及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息息相关。这一事实，己由本案关珍关珍提交的证据得以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均得到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投资合作协议》形成于2013年3月25日，早于本案柳州市瑞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公司）成立的2014年4月30日，是邓灵红与关珍就成立公司达成的共同意向；在公司成立后，邓灵红与关珍又于2017年4月9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明确了公司名称为柳州市瑞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本案所涉公司名称完全一致，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各自持股比例，与邓灵红、吕爱群对公司持股比例一致，只是在工商登记中，占60%持股比例的关珍换成了本案吕爱群。以上事实恰巧说明，邓灵红作为公司发起人、股东，是知晓关珍关珍为本案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权益人，吕爱群只是替关珍代持股权，吕爱群并不参与公司经营、亦不承担公司的股东权利或义务。 但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却遗漏这一重要事实未认定，导致该判决在接下来认定中，作出了“即使关珍与邓灵红曾签订有成立瑞德公司的《合作协议》，但关珍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合作协议》己经履行”这一违背事实的认定，最终导致裁判结果违背事实而严重错误，损害吕爱群合法利益。 二、本案《公司注销协议》依法应属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80条及瑞德公司章程均规定了公司解散的原因、条件等，除此之外，不能通过其它方式解散公司。但《公司注销协议》并非符合法律规定或瑞德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也不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公司事由。故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之规定，《公司注销协议》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 另外，目前瑞德公司仍然在正常经营，其所经营的早教等业务有四五百号学生，仍然在正常上课。这些均有收费票据、报名表等材料佐证。倘若公司因一份无效的协议而草率注销、解散，进入清算程序、关停业务，这必然会引起这些学生家长的闹事等，造成多达成百上千人的公共事件、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故《公司注销协议》因存在损害集体利益情形，也应属无效。 三、吕爱群因重大误解而签订了《公司注销协议》，同时该协议显失公平 本案中，吕爱群只是公司的挂名股东和挂名法定代表人，实际并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或经营，公司实际是由实际权益人、本案一审关珍关珍在经营管理。吕爱群并不清楚公司的资产、盈亏以及负债情况。 邓灵红在明知关珍为公司实际股东、管理者的情况下，却绕过关珍，直接找到挂名股东吕爱群，以一份由邓灵红早己制作好的《公司注销协议》诱骗、误导吕爱群，使吕爱群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对《公司注销协议》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还是注销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该协议。 而实际上，直到本案一审吕爱群被起诉后，吕爱群才知晓公司的实际情况为负债状态，公司欠有大量外债，若按《公司注销协议》约定，邓灵红不仅不须依法承担股东责任，还能在未对公司资产及债务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提前拿到股权分配资金，这些对于吕爱群而言有失公平。 公司注销协议是双务合同，邓灵红于协议中有履行义务的责任，是吕爱群履行义务必要性及合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如果邓灵红已经无法履行其应负的义务，再要求吕爱群履行义务是不公平的。 本案邓灵红于公司注销协议中应负的义务均已失去了履行的条件和可能，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2点，约定的邓灵红将瑞德公司装修出资形成的债权转让给吕爱群，但根据事实可知，邓灵红于2020年1月份已将瑞德公司的租赁场地据为己有，封锁场地并转租他人使用，使得瑞德公司的装修无法转让给吕爱群。 （二）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3点，约定的邓灵红将瑞德公司对外投资另行出资形成的债权转让给吕爱群，但瑞德公司对外投资只有协议中约定的柳钢幼儿园项目及童画教育培训机构项目，而邓灵红已在该协议中约定对柳钢幼儿园项目主张权利，而童画项目本身就属于公司资产，故该条约定，自订立时起，即无履行的可能。 （三）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5、6点，约定了邓灵红应将其与关珍一起承租恒隆汇商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将商铺转租给其他商户所有权利和义务，均转移给本案关珍，但事实是邓灵红作为承租方，其怠于履行付租义务，导致该租赁关系被出租方通知解除，同时又导致了转租给其他商户的租赁行为失去了合法基础而无法存续，故因为邓灵红的故意，也导致了这俩条约定无法履行。 综上所述，邓灵红于协议中所负义务均已无法履行，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又因公司的负债，而没有了价值，邓灵红要求吕爱群支付的钱款，失去了合法的基础和必要。否则，协议就会变成单务合同，邓灵红属于纯获利益的情形，对于吕爱群而言是严重不公平的，有违法律调整民事关系的精神。《公司注销协议》违反《公司法》规定，又损害了集体利益，也损害了协议外关珍的利益，应属无效。同时，该协议是在吕爱群产生了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协议约定内容对吕爱群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裁判错误，判如吕爱群所请。 被上诉人邓灵红辩称，吕爱群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吕爱群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关珍述称，同意吕爱群的上诉意见。关珍才是公司的实际权利人、管理者、经营者，吕爱群只是替其代持公司股权，是挂名股东、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些情况邓灵红是知道并且同意的。邓灵红与关珍一前一后签订有俩份合作协议，对于双方合作事宜约定的很清楚，并且在合作协议签订后，邓灵红就陆续向关珍账户转账了约定的出资款，共计220万元。前期筹备工作完成后，关珍与邓灵红就于2014年4月30日合作成立了瑞德公司，当时因为关珍一直从事早教业务，存在竞业限制的关系，故由其丈夫及吕爱群代其持有公司股权，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目前是亏损状态。其个人另外陆续借了很多钱到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开支、发放工资等事宜。吕爱群并不参与公司经营，对于公司的亏损，债务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而邓灵红在明知合作协议对于公司解散、股权转让等事宜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绕过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关珍，而通过欺骗、隐瞒等方式，与本案吕爱群签订了《公司注销协议》。对于这份协议，其并不知情，也不同意该协议，公司已负债累累，邓灵红所持有公司40%债权，实际价值已是负资产，且公司注销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也已无法履行，邓灵红用欺诈瞒骗的手段，骗取了一份让其可以纯获利益而不用负担任何义务的协议。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否则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的形。该协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内容严重不公平，严重关珍的合法利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邓灵红的诉请。 邓灵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吕爱群支付邓灵红股权转让价款500000元；2.判决吕爱群支付邓灵红逾期付款违约14070元（违约金以6万元为基数按每月1.5%从2019年2月25日计至2019年5月29日为2820元，然后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每月1.5%从2019年5月30日计至2019年7月15日为11250元，其佘违约金计至吕爱群清偿债务时止）；3.判决吕爱群支付邓灵红律师费23400元；4.判决吕爱群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瑞德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成立，公司股东为邓灵红与吕爱群二人，邓灵红出资200000元，持股40%，吕爱群出资300000元，持股60%。公司经营范围：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公共关系礼仪服务，庆典策划服务，会议展览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企业项目策划。公司住所：柳州市恒隆汇第****商铺。2019年2月20日，邓灵红、吕爱群签订《公司注销协议》，约定：1.因经营问题，双方自愿注销瑞德公司，吕爱群自愿补偿1000000元给邓灵红，邓灵红同意按此价款接受补偿。2.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吕爱群向邓灵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定金60000元；本合同签订完成之日起申请退回投资柳钢元宝源幼儿园投资款，该笔款项由双方向柳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申请，其中指定支付邓灵红500000元；邓灵红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定金60000元后三日内，与吕爱群办理合同约定的相关权益转让事宜，同时形成本次协议所需的原公司股东同意注销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邓灵红在收到第二笔50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三日内与吕爱群到工商登记机关注销瑞德公司；吕爱群应当于2019年5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余额440000元足额支付给邓灵红。3.邓灵红在收到吕爱群支付的60000元股权转让款定金后，将对瑞德公司的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吕爱群。4.吕爱群保证受让邓灵红股权的资金足额如期地支付给邓灵红，逾期则每日按照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邓灵红支付违约金，吕爱群用位于柳州市房屋作为该笔款项的担保（但双方至今并未办理房产抵押的登记手续）。5.签订本协议且邓灵红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定金60000元后，双方依本协议约定按工商登记机关要求办理并签署注销公司所需的文件，上述相关手续由吕爱群负责办理，邓灵红应予配合，因此产生的费用与责任由吕爱群承担。双方还就合同的变更与解除、争议的解决等进行了约定。瑞德公司成立后主要经营管理早教业务及参股柳钢元宝源幼儿园项目。 一审法院另查明，邓灵红与关珍合伙共同租赁柳州市恒隆汇第四层整层用于转租盈利，双方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关珍负责瑞德公司的经营管理。吕爱群与关珍系夫妻关系。 经该院释明，邓灵红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该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关珍是否是瑞德公司的隐名股东，吕爱群只是股权代持人。该院认为，在认缴资本制度下，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记载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者为认定的依据。故根据瑞德公司的章程及工商登记材料，吕爱群已在2014年2月25日出资，且工商登记已登记吕爱群为瑞德公司的股东，应当认定其具备股东资格。吕爱群及关珍没有证据证明吕爱群对于瑞德公司的出资，关珍是实际出资人，且邓灵红知道吕爱群是代关珍代持股权，故不能认定关珍系隐名股东。关珍虽负责经营管理瑞德公司，但管理者不一定是公司股东，即使关珍与邓灵红曾签订有成立瑞德公司的《合作协议》，但关珍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合作协议》已经履行，故吕爱群及关珍辩解该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邓灵红、吕爱群签订的《公司注销协议》是否有效。首先，根据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认定，邓灵红、吕爱群系瑞德公司的仅有的两名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邓灵红、吕爱群有权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的解散、清算作出决议。邓灵红、吕爱群双方签订的《公司注销协议》的内容就是关于公司注销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该协议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在吕爱群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条款后，双方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双方在形成股东会决议之前先就公司注销签订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未违反瑞德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故吕爱群的相关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吕爱群还辩解《公司注销协议》的履行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吕爱群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此亦不予采信。 邓灵红、吕爱群双方签订的《公司注销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该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协议虽然约定的是吕爱群向邓灵红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但依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注销公司，邓灵红向吕爱群转让了部分的权益，吕爱群支付邓灵红相应的补偿价款，故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应当是补偿价款。故吕爱群辩解邓灵红所诉没有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依照协议的约定，吕爱群应当先履行付款的义务，但协议约定的支付定金60000元的时间及余款440000元的时间均已逾期，吕爱群没有支付相应款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邓灵红诉请要求吕爱群支付补偿价款500000元，该院予以支持。吕爱群违约，邓灵红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的标准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违约金的计算，以60000元为基数，按照1.5%的月利率（即《公司注销协议》约定的逾期则每日按照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五）从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2019年5月29日；以440000元为基数，按照1.5%的月利率，从2019年5月31日起计至债务清偿完毕时止。邓灵红诉请的律师费23400元，系由于吕爱群的违约行为产生，亦属于合法的违约损失，在《公司注销协议》中有所约定，且邓灵红提供了合法的票据，该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吕爱群支付邓灵红补偿款人民币5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0000元为基数，按照1.5%的月利率，从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2019年5月29日；以440000元为基数，按照1.5%的月利率，从2019年5月31日起计至债务清偿完毕时止）；二、吕爱群支付邓灵红律师费23400元。案件受理费9175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12195元（邓灵红已预交），由吕爱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吕爱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以下事实：关珍与邓灵红分别于2013年、2017年签订《合作协议》，吕爱群所持有瑞德公司的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关珍。吕爱群向本院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单位社会保险费欠费通知书，拟证明瑞德公司于2018年6月份起，因资金问题，欠缴社会保险费，截至2019年8月份，欠费已达29万余元；截至本案庭审时，欠费预计已超40万元，而本案协议是在2019年2月签署。 2.会员课时统计表、《会员协议》，拟证明瑞德公司会员剩余课时所对应的总价值为130万余元，若公司破产清算，则会形成退费债务。邓灵红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在破产清算、审计完所有债务后，已远远低于其所请求的金额款项，明显不公平。 被上诉人邓灵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关珍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自2013年4月关珍与邓灵红签订《合作协议》时，邓灵红陆续分多笔向关珍账户转账合作出资款共计220万元。《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 2.解除合同通知书，拟证明吕爱群与关珍作为承租人，因其欠租未交的原因，被出租人桂林华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通知解除租赁合同。邓灵红已无法将该租赁的权利义务依照《公司注销协议》约定转让与我。 3.通知函，拟证明邓灵红与桂林华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谋解除租赁合同后，立即又全盘接手了原租赁场地承租事宜，并因此插足瑞德公司与桂林华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租赁关系，导致瑞德公司无法继续使用办公场地，被封锁经营场所，公司的装修投资对应的权利也无法实现。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吕爱群提交的证据1，邓灵红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瑞德公司拖欠社保费用，不能证明本案《公司注销协议》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由吕爱群自行制作，邓灵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吕爱群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关珍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均为复印件，且两份合作协议约定邓灵红分别应出资330万元及220万元，而本案瑞德公司股东邓灵红、吕爱群各自出资为20万元、30万元，与上述合作协议明显不符，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实际履行了上述两份合作协议，也无法认定吕爱群持有瑞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关珍。 2.对关珍提交的证据1、2、3，邓灵红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为银行账户清单，该证据仅能证明邓灵红与关珍之间存在转账往来关系，鉴于关珍为瑞德公司的管理人员，本院无法认定该款项为履行《合作协议》的出资款，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3，为案外人桂林华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邓灵红、关珍及邓灵红与瑞德公司之间租赁合同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系因履行《公司注销协议》产生的股权转让及对公司享有的权利转让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的规定，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为合同纠纷不当。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公司注销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吕爱群是否应当向邓灵红支付5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关于本案《公司注销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判断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公司注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吕爱群上诉主张上述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该协议应当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系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其中第（二）项明确约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的，公司即解散。本案中，《公司注销协议》中明确约定是由吕爱群支付股权转让定金6万元后，邓灵红向吕爱群办理合同约定的相关权益转让事宜，再形成结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待吕爱群付清第二笔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再办理公司注销手续。上述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的事由即先由股东会形成公司解散的决议。而本案公司章程对公司解散也约定了股东会决议解散的情形。因此，吕爱群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对于吕爱群上诉主张及关珍述称关珍为吕爱群持有的瑞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邓灵红签署该协议系欺诈手段订立，该协议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珍提供的两份《合作协议》均系复印件，邓灵红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该两份协议约定的邓灵红与、关珍各自出资金额与瑞德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金额明显不符，瑞德公司在成立后也未进行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无法认定该协议实际履行。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关珍为吕爱群持有的瑞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次，本案《公司注销协议》签订后，吕爱群或者关珍均未以邓灵红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本院对吕爱群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吕爱群是否应当向邓灵红支付5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合同应当被信守，当事人应当依照合法有效的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公司注销协议》明确约定吕爱群应当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定金6万元，并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44万元。上述履行期限均已届满，吕爱群应当依照该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至于邓灵红依据该合同所应当承担的权益转让义务，吕爱群可以另行向其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吕爱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75元（上诉人吕爱群已预交），由上诉人吕爱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立波 审判员  孙 翔 审判员  李 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隋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