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6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炳荣，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龙，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瑞堂，男，195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广东诺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炳荣因与被上诉人周瑞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炳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瑞堂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瑞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为“承诺书是为解决离职时的经济补偿而签订的”，“承诺书所述原告对被告本人及集团公司做出贡献与事实相符，被告由于获利巨大，对原告的离职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有事实基础”，并认为“承诺书约定的离职补偿义务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认定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错误。《承诺书》中从未出现“离职补偿”的字眼或意思表示，上市公司已根据劳动法规定对周瑞堂进行了离职补偿，不存在由股东文炳荣另行补偿的前提。《承诺书》系周瑞堂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自行拟写并打印后诱骗、胁迫文炳荣签署的无效约定。文炳荣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材料和意见已明确表明：（1）周瑞堂在职期间，并没有替上市公司或文炳荣的资产增值做出有效贡献，上市公司业绩的发展是与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后发生的重大变化，与周瑞堂无丝毫关系。（2）周瑞堂不仅无贡献，反而违反高管忠实义务，在重组关键时期侵吞上市公司的资产，将上市公司的物业低价租给其同伙用于高价转租，每年攫取上市公司的租金收益达数百万元，给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3）周瑞堂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其担任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职务，不断制造障碍，拒绝签署相关文件，拒不配合履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义务，使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工作难以开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炳荣才被迫签署了《承诺书》。周瑞堂为了侵占上市公司资产而诱骗、胁迫文炳荣签署《承诺书》的过程如下：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3日，成立时登记认缴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在周瑞堂的控制下，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产及八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作价3300万元入股占55%股权，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700万元占45%股权，周瑞堂担任法定代表人。周瑞堂如此觊觎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其主要目的也在于侵占该土地房产。2014年6月25日，上市公司与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停牌。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高管，明知上市公司重组期间不应私下处分公司资产，但是为了侵吞土地房产，周瑞堂利用其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享有签字权并掌管着公司公章等条件，隐瞒股东，在上市公司重组停牌不足四个月后的2014年10月23日，即伙同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股东陈某、左某，采取由上市公司将土地房产低价入股的方式火速成立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直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才进行实收资本变更，由0万元变更为6000万元。2015年1月28日，周瑞堂又通过虚增注册资本的方式由6000万元增加为12200万元，减少上市公司占股比例，其中实收资本由6000万元变更为8535.56万元，上市公司土地房产仅仅作价4854.44万元，占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39.79%股权，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认缴出资7345.56万元占60.21%股权（其中工商登记显示的虚假实缴出资＝8535.56万元-4854.44万元＝3681.12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某。在此过程中，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缴纳出资，而是通过垫资、拆借的方式实现实缴出资的假象，并在后续通过各种方式抽逃出资。通过前述方式，周瑞堂在2015年1月28日通过其同伙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陈某以极少量的资金控股了名下拥有价值数亿元土地房产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于《承诺书》所载日期的前一日2015年2月4日成立，成立时上市公司持有49.0024%股权，持有50.9976%股权的控股股东亦是周瑞堂的同伙深圳市深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瑞堂担任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28日增加注册资本为7367.59.万元，此时上市公司持有49%股权，深圳市深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51%。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也是周瑞堂为侵吞上市公司资产而在重组期间火速成立的公司。二、原审判决认为承诺书“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并认为“3000万元的性质非违约金”，该认定与承诺书的目的及文中的文字表述完全相悖，3000万元的性质应为违约金，而不是择一履约方式，更不是文炳荣无法促成股权剥离的替代履行方式。首先，文炳荣基于《承诺书》所负的是行为义务，而不是金钱给付义务。文炳荣承诺的是“促使”股权剥离，当周瑞堂受让股权需支出的对价超过1亿元时，超出的部分才由文炳荣承担，作为对周瑞堂的“补偿”。如前所述，该所谓“补偿”并不存在事实前提,是周瑞堂为了掩盖其侵占上市公司资产违法行为而制造的虚假意思表示。“补偿”的金额在承诺书中并没有实际确定，是或有的义务，当且仅当周瑞堂受让股权应支付的对价超过1亿元的时候才会发生。因此，《承诺书》中实质上并不存在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不能认定同时存在“行为义务”或“金钱给付义务”两种可选择的履约行为。其次，所谓“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行为”，应是两种履约行为同时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由当事人选择其中一种。股权剥离与支付3000万元并不存在同时具备履行条件的前提，也不存在可选择的余地。最后，根据《承诺书》，文炳荣支付3000万元的条件是“违反上述约定，或未按上述约定实施资产剥离行为”，即二者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再者，《承诺书》中“周瑞堂先生除可以……”的文字表述，表明仅是在文炳荣未促成股权剥离，或者剥离后在周瑞堂取得股权需付出对价超过1亿元而文炳荣拒不承担超出部分时，才需支付3000万元，即承诺人未能履行某种行为而须承担某种后果，这是明显的违约责任条款。三、周瑞堂的违法行为导致《承诺书》无法履行，文炳荣不存在违约，无须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承诺书》以上市公司事实持有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39.79%股权、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为前提条件，但《承诺书》所述股权在剥离的时候已经完全改变，而股权的改变就是周瑞堂违法行为所致。在周瑞堂违法行为被发现而让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还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两公司的股权后，从2015年6月26日开始上市公司分别持有两公司100%股权，已不存在“上市公司持有宝利豪39.79%股权、宝利鼎49%股权”的事实，《承诺书》所述股权剥离的“标的物”及剥离应具备的前提条件已消亡。《承诺书》约定“将促使并代表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宝利豪公司39.79%股权和宝利鼎公司49%股权剥离上市公司”，是指上市公司在“剥离”后不再持有两公司的任何股权，该两公司与上市公司亦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在上市公司持有两公司100%股权后，仅转让39.79%、49%股权给周瑞堂，无法实现“剥离”的目的，更不符合周瑞堂意图100%占有两公司的目的，所以，在此情况下，已无法实现《承诺书》的合同目的。周瑞堂的退还股权的事实也表明，其已通过事实行为放弃要求受让39.79%、49%股权的主张，否则，其应在2015年6月26日股权变更前及时提供其受让股权的指定人选。因此，周瑞堂未能取得股权的后果不能归责于文炳荣，之后也就不存在文炳荣承担超出1亿元的部分价款，也不存在须支付周瑞堂3000万元补偿款的义务。因周瑞堂违约导致承诺书目的无法实现，不应当由文炳荣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文炳荣认为：1、《承诺书》是文炳荣被迫签订的，是无效的；2、文炳荣根本无权代表上市公司处分公司资产或股权；3、股权剥离不能得到实际履行，皆因周瑞堂的违法行为所导致；4、《承诺书》根本不存在一审所述的“承诺书约定的离职补偿义务”，所谓“离职补偿义务”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仅以周瑞堂最终未取得股权为由，不顾周瑞堂存在的违法行为，自动将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转化为“文炳荣应支付3000万元离职补偿金的履约义务”，这是没有丝毫逻辑且不尊重事实的错误。文炳荣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承诺书》的理由和定性错误，《承诺书》是包含具体履行内容和违约条款的整体，《承诺书》中的履行内容“剥离上市公司资产”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条款，故违约条款中的“另外支付其三千万元的补偿款”亦属无效。（一）关于《承诺书》内容的理解。1、从《承诺书》内容和形式上看，“促使并代表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39.79%的股权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剥离上市公司”、“转让给周瑞堂指定人的名下”、“高出部分本人承担”，均是对具体履行内容的承诺，而“如本人违反上述规定，或未按上述约定实施资产剥离行为…另外支付其人民币三千万元的补偿款”属于违约条款，约定了若文炳荣未履行承诺的内容，将向周瑞堂支付3,000万元作为违约金。2、周瑞堂也认为该3,000万元是违约补偿金，从其在起诉状中要求文炳荣“履行承诺书约定的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补偿款”可以得到印证。3、从以上可以看出《承诺书》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进行理解，而一审判决认定“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属于重大理解错误。（二）未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文炳荣承诺将剥离出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股权直接转让给周瑞堂指定人名下，属于无权处分。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中不涉及对上市公司财产的直接处分，进而认定“剥离上市公司资产”不属于无权处分。但文炳荣在《承诺书》中明确表示“促使并代表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股权剥离上市公司”、“本人承诺都按人民币壹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周瑞堂指定人名下”，该承诺明确了文炳荣所实施的行为，即将剥离的上市公司资产转至周瑞堂指定人名下，剥离资产的成交价格为1亿元，明确了要实施的处分行为以及处分涉及的交易价格。文炳荣虽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涉案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是属于上市公司财产，并非文炳荣个人所有，其承诺将该两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瑞堂指定的人名下，并未经过上市公司授权或追认，属于无权处分，一审判决对《承诺书》中的内容作出了错误的认定。（三）《承诺书》中涉及“剥离上市公司资产”的承诺内容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条款，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应当知道该承诺内容违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不得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属于上述条款所列人员，其受让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将会导致其控制两公司并经营与上市公司同类业务，从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禁止行为的规定。因此，《承诺书》中涉及“剥离上市公司资产”的承诺内容属于无效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其应当知道文炳荣所承诺的由个人剥离上市公司资产并转让给其指定的人名下，属于无权处分，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实际履行将涉嫌违法犯罪。综上所述，《承诺书》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炳荣虽然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也无权处分上市公司资产，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如果以《承诺书》承诺的方式受让上市公司的资产，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承诺书》整体无效，违约条款“要求本人另外支付其人民币叁千万元的补偿款”亦无效。二、一审判决对《承诺书》中关于“促使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并承担剥离费用”与“三千万元的补偿款”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对“三千万元的补偿款”错误定性。（一）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即“促使剥离上市公司资产并承担剥离费用”和“三千万元整的补偿款”，系一审法官忽视了《承诺书》是一个整体，把《承诺书》中的内容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导致对《承诺书》的内容定性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中“另外支付其三千万元的补偿款”属于文炳荣“自愿为上市公司承担离职补偿义务”，该观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承诺书》中并无任何关于“离职补偿”的表述，文炳荣亦没有对周瑞堂进行“离职补偿”的意思表示。周瑞堂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其离职后要求离职补偿的义务主体应当是上市公司，文炳荣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给予其他“离职补偿”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文炳荣承诺的“三千万元的补偿款”系合同法规定的“为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但无论是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均以有效的债务存在为前提，且第三人须与债权人或债务人就债务的转移达成合意。然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上市公司承诺及有其他意思表示对周瑞堂进行“离职补偿”，或对其负有离职补偿的义务，上市公司并非签订《承诺书》的当事人，周瑞堂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离职补偿”的基础债务，并无文炳荣“为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之说。一审法官在没有证据证实上市公司对周瑞堂负有离职补偿义务的情况下，认定文炳荣出具《承诺书》是个人自愿承担上市公司对周瑞堂的“离职补偿”义务，纯属个人主观臆断。2、周瑞堂在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期间侵吞上市公司资产，不存在上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须对其进行补偿的前提。文炳荣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证实，周瑞堂伙同深圳市彩虹压型钢板房屋工厂有限公司及其股东，采取由上市公司将房地产低价入股的方式，火速成立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之后通过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方式减少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而达到其以少量资金控股名下拥有价值数亿元土地房地产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侵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此外，上市公司的市值增加是由市场、行业发展、管理、资金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单凭个人的意志是无法保证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长的，只因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长是在周瑞堂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便忽略市场客观规律，将上市公司市值增长归功于周瑞堂经营管理，这个推理过程过于简单。即便周瑞堂对上市公司确有贡献，上市公司亦已通过向其支付薪酬、发放奖金等方式给予周瑞堂相应的回报，文炳荣个人不存在通过出具《承诺书》给予其补偿的必要。三、即便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中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但这两种为文炳荣设定的向周瑞堂履行的单方义务，周瑞堂本人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文炳荣向周瑞堂进行金钱给付补偿是无偿的、单方的，属于赠与法律关系。（一）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促使上市公司剥离资产并承担剥离费用”和“三千万元补偿款”两种履约方式应当是彼此独立的，可以择其一履约。按此逻辑，一审法院认定该3000万元补偿条款可以独立适用，属于有效条款，该补偿款不属于违约金补偿，属于文炳荣自愿替上市公司承担的离职补偿，但如前所述，这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该3,000万元补偿除了承诺书本身以外并没有其他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即便如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中“按壹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周瑞堂指定人的名下”并自愿承担“高出部分”以及“另外支付人民币三千万元”是文炳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履行方式的内容都是文炳荣向周瑞堂直接给付金钱补偿。该金钱补偿“是基于周瑞堂对文炳荣及集团公司的贡献”，周瑞堂所做贡献是补偿的前提，但其贡献不能认定为文炳荣给付金钱补偿的对价。根据对价的基本原则：一、履行法定义务不能作为对价；二、过去的对价即已经履行完毕的对价无效。结合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作为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的周瑞堂，对上市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显然为公司做贡献、促进上市公司市值增长是其应尽义务，即使周瑞堂对公司有贡献，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其对集团公司的贡献不能认定为文炳荣给予其金钱补偿的对价。文炳荣给予周瑞堂金钱补偿是对周瑞堂的单方酬谢，周瑞堂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支付任何对价。因此文炳荣向周瑞堂所作的给付3,000万元补偿的承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偿的、单务的、无对价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特征。（三）本案的《承诺书》是文炳荣在周瑞堂的胁迫下出具的。如上诉状所述，2015年初，正值上市公司重组的关键时期，周瑞堂利用其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以拒绝在重组的相关文件签字为要挟，迫使文炳荣签署《承诺书》，要求文炳荣将上市公司的资产以低价出让实质是赠与其个人或无偿支付其3,000万元补偿。结合文炳荣出具《承诺书》的背景和《承诺书》内容看，该金钱给付实质是文炳荣对周瑞堂的无偿赠与。（四）因赠与合同属于实践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不得撤销赠与的情形，因此文炳荣有权不予交付对周瑞堂承诺的3,000万元补偿，周瑞堂要求文炳荣给付3,000万元的补偿，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承诺书》的承诺内容无论是带有违约条款的承诺，或是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文炳荣均无需向周瑞堂支付该款项。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瑞堂的全部诉讼请求。周瑞堂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承诺书》签署的时间和内容，已经充分体现出《承诺书》的目的是对周瑞堂在上市公司任职期间的贡献及为文炳荣（其个人及其控制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做贡献的经济补偿承诺。《承诺书》于2015年2月签订，正是周瑞堂离任之际，文炳荣在《承诺书》中表述“就算弥补周瑞堂先生对我本人及集团公司的贡献”，也体现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为“离职补偿”并无不妥。文炳荣系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自愿作出对高管周瑞堂的补偿承诺，系真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与上市公司依据劳动法对周瑞堂支付离职补偿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同，且上市公司在周瑞堂离职时并没有支付任何经济补偿。该《承诺书》合法有效，一经作出应当依法履行。2、周瑞堂任职十三年期间，对上市公司作出的贡献是离职补偿的事实基础，对此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周瑞堂曾在多个不同所有制企业任高管，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思路。经文炳荣多次邀请并允诺退休时会给可观的回报，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周瑞堂为文炳荣收购上市公司制定方案、主导谈判，直到成功收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后，上市公司的各种复杂问题及日常管理都是由周瑞堂负责，直至2015年周瑞堂退休。此外，周瑞堂在此十几年间还帮助文炳荣个人及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发展做过其他贡献。正是因为周瑞堂的能力和水平，文炳荣与周瑞堂并非是上下级、更符合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而周瑞堂在此十几年间仅仅收取上市公司每月10000余元的月薪，因为文炳荣承诺周瑞堂退休时会给予补偿。本来按照约定，文炳荣应当为周瑞堂出资超过1亿元部分购买约定的股权，周瑞堂退休后也将拥有自己的事业，但就因为文炳荣未履行购买股权的承诺，仅仅向周瑞堂支付3000万元的补偿金实际上远不及补偿周瑞堂为文炳荣及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作出的贡献。而在本案中，正是因为文炳荣承诺以大股东身份向周瑞堂支付补偿，周瑞堂退休时也没有向上市公司提出离职补偿的要求。2002年6月20日，周瑞堂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意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一职，入职当天上市公司收盘价为12.12元，总股本约0.73亿股，总市值约为8.85亿元。2015年3月11日周瑞堂离任时，上市公司股价为38.89元，总股本约8.03亿股，总市值达312亿元。在周瑞堂任职的十余年期间，上市公司的市值得到大幅增长，上市公司及文炳荣持有股份相应增值，这与文炳荣在《承诺书》中所表述的“周瑞堂先生对我本人及集团公司的贡献”的事实是相符的。2014年底至2015年初，上市公司与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此时仍然是周瑞堂担任董事长期间，上市公司的每一项决策都与周瑞堂的管理息息相关。文炳荣将公司发展完全归功于2015年初的重组项目，否认周瑞堂个人的工作付出，是非常片面的，只是其为拒绝支付周瑞堂补偿的推脱。3、《承诺书》是合法有效的。文炳荣在《承诺书》中并未承诺资产一定会实施剥离，也并未就资产剥离的成交价格进行约定。原文表述是“如果到时候剥离出来的资产评估价格高于人民币壹亿元，高出部分由本人（文炳荣）承担。”《承诺书》只是资产剥离的最终价格的承担方式进行了约定，一旦承诺书中涉及的资产剥离条件实现了，也仍需依法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和法定程序进行处置。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资产实际剥离时间发生于2017年12月，当时周瑞堂早已经离开上市公司，没有能力对资产剥离作出干涉。文炳荣于2016年10月对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权（出售3.5亿股），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文炳荣也已经无法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事宜，所以资产剥离自是上市公司转型所需的必要业务，不存在周瑞堂、文炳荣恶意串通。二、文炳荣为了逃避履行补偿承诺，捏造事实，诬蔑周瑞堂。1、文炳荣主张《承诺书》系在周瑞堂胁迫之下签订的，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并且文炳荣在法定的一年期限内也没有行使撤销权，被胁迫的说法不足采信。若如文炳荣所言，周瑞堂在职期间没有令公司发展和增值，并且利用职务阻挠上市公司开展工作、拒绝签署相关文件，上市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表决罢免周瑞堂的职务，更换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人选。但公司从未发起过此类决议，作为最大股东的文炳荣也未对周瑞堂的工作提出过异议。可见关于周瑞堂危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种种说法不实。2、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都是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相关规定依法成立的，该决定经过公司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予以公示，文炳荣对此知情，根本不存在周瑞堂隐瞒股东、伙同他人成立公司的情况。上市公司是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安排周瑞堂担任法定代表人符合常理，法律上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周瑞堂作为公司高管只是履行职务行为，在离任后，周瑞堂也配合办理了各项变更手续，根本不存在资产被侵吞的事实。3、关于文炳荣所称的“将上市公司物业低价租给同伙用于高价转租”的问题，是指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的房产。事实上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房产出租前，该房产仅为破旧的工业仓储仓库，房产内除了能打羽毛球没有任何设施，且该房产没有连通外部道路的通道，进出很不方便，严重影响其使用价值。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出租给承租人的租金参考了同路段相似物业的租金标准，符合当时的市场价值。承租人在承租该房产后花费巨额资金对房产进行改造，包括增加了使用面积，由原来3700多平方米使用面积增加至10000多平方米使用面积，并投资进行装修，招商引资、连通道路，将该工业仓库改造成服装交易市场的商铺出租。文炳荣混淆事实，无视承租人从中花费的巨额成本及时间、精力改造工业仓库，隐瞒、捏造周瑞堂侵吞上市公司资产。综上，文炳荣为逃避履行承诺，故意捏造周瑞堂侵吞上市公司资产的事实，影响信誉。事实上文炳荣作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人，于2016年仅以6.6亿元就向上市公司购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区建筑面积逾110000平方米的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才是侵吞上市公司资产。三、关于3000万元补偿金性质的理解。1、3000万元的补偿约定是可以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条款，并非违约金。（1）《承诺书》中，文炳荣的义务是“促使股权剥离”并且“支付壹亿元以上的价款”，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剥离必须符合上市公司经营需求和法定程序要求，所以股权是否能最终实现剥离是不确定的，剥离股权的最终定价是否超过1亿元也是不确定的，双方在签订《承诺书》时都明确知道，关于文炳荣承担资产剥离费用的义务能否实际履行并不一定。因此双方所约定的3000万元补偿金，是防止股权剥离条件未达成时对周瑞堂的保障，是另一种履行方式。《承诺书》上写的是“补偿金”而非违约金，也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能因为在文字上表述上像违约条款的构成而理解为违约金。（2）虽然实施股权剥离义务是优先的，但文炳荣也可以选择直接支付3000万元补偿金。如前所述，资产剥离在签订《承诺书》时无法确定能履行，也无法确定最终价格，因此约定的3000万元是双方都同意的最低补偿金额。对文炳荣而言，即使不想或无法履行资产剥离的义务，只要选择支付3000万元补偿金即可。两者在履行上是并存可选择的关系。因此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行为，双方优先履行第一种，但支付3000万元补偿金的约定仍然是合同义务条款的一部分，是独立于股权剥离义务而存在的。2、退一步讲，即使要认定3000万元是违约金，该笔违约金的数额也是完全应当得到支持的。以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股权高达4.7亿元的剥离价格来推算，39.79%的股权价值相当于1.87亿元，这还不算上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价值。周瑞堂的可得利益损失远远大于3000万元，即便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也是完全满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造成损失”和“造成的损失”中的“损失”不仅仅是指实际损失，还应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四、《承诺书》约定的义务本质上是金钱给付义务，关于3000万元的补偿金约定是可以继续履行的。《承诺书》约定剥离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39.39%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实质上是要求给付股权对应资产的价格，与3000万元补偿金一样，本质都是金钱给付义务，并不因为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比例变动而消灭。周瑞堂从未持有过约定的股权，也不存在放弃受让股权的行为。2015年6月26日，上市公司变更为持有两家公司100%股份，并不符合《承诺书》约定的履行条件。上市公司真正完成资产剥离的时间是2017年12月，以4.7亿元价格转让了北京宝利鑫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为全资子公司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资产实现了完全剥离，《承诺书》所约定的资产剥离条件才达成。基于以上情况，现已无法要求文炳荣承担1亿元以上股权价格的义务，但周瑞堂仍然可以依照合同约定要求文炳荣支付3000万元的补偿金。该约定是独立于股权剥离约定而存在的，即便文炳荣认为股权剥离约定已无法履行，也不影响文炳荣向周瑞堂支付3000万元补偿金承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文炳荣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瑞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文炳荣向周瑞堂支付补偿款3,0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4月13日，注册资金10800万元。文炳荣原系该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占股权比例为70%，文炳荣之子文某1占股权比例为30%。之后，上述公司经多次股权变动，截至2012年6月份为止，文炳荣持有公司股权37.53%，文某2（文炳荣侄女）持有公司股权10.52%,深圳市宝源升贸易有限公司（文炳荣占100%股权的公司）持有公司股权51.91%。二、2002年3月，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向上市公司原股东以920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法人股20892952股（占亿安科技总股本28.37%）。2002年6月20日，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01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周瑞堂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2005年5月17日，经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由“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5月23日，公司股票简称由“亿安科技”变更为“宝利来”，证券代码不变。2005年11月21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东?—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实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股东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份支付2股股份对价。股权分置改革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由20892952股减少至16343402股，持股比例由28.37%下降至22.19%，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09年6月，公司原第二大股东深圳市财富实业有限公司减持上市公司705579股，用以归还在2005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由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的705579股的对价。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宝安宝利来实业持有公司股份增加至17048981股，占总股本的23.15%。上列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2012年6月份，深圳市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交易后深圳市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62.71%的股权，文炳荣仍为实际控制人，周瑞堂仍为深圳市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三、2015年2月5日，文炳荣向周瑞堂出具书面《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本人文炳荣（身份证号：4403211953********）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XX08、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人承诺在本承诺书签订之日起壹年内将促使并代表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39.79%的股权和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剥离上市公司。不论到时候将上述资产剥离出来的评估价格是多少，本人承诺（在上述资产剥离出来之日起20日内）都按人民币壹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周瑞堂指定人的名下（周瑞堂先生承诺在股权过户后5个工作日内促其受让人必须付清全款）。如果到时候剥离出来的资产评估价格高于人民币壹亿元，高出部分由本人承担，就算弥补周瑞堂先生对我本人及集团公司的贡献。如本人违反上述约定，或未按上述约定实施资产剥离行为。周瑞堂先生除可以凭本承诺书到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外，并可要求本人另外支付其人民币叁仟万元的补偿金”。另在该承诺书下列手写备注：“（上市公司持有以上两个公司股权比例是准确真实的）（上市公司是以物作价为持股比例）”。四、2015年3月份，鉴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根据董事会、2014年度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相关变更登记。2015年3月10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周瑞堂变更为王某，公司名称变更为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宝利来”变更为“神州高铁”。在周瑞堂离任当时，上市公司股价为38.89元（取2015年3月11日的收盘价），总市值达312亿元。五、2016年11月29日，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刊发公告，载明以下内容：“2016年10月21日，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文炳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来实业’）与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国投公司’）签署了《关于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文炳荣先生、宝利来实业拟分别向海淀国投公司转让其持有的30000万股股份、5000万股股份。近日，公司收到海淀国投公司通知，获悉其已取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受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批复（海国资发【2016】162号），同意海淀国投公司以8.9元／股的价格，出资31.15亿元收购文炳荣先生持有的本公司30000万股普通股及宝利来实业持有的本公司5000万股普通股，共计35000万股普通股（占有公司总股本的12.69%）。取得上述批复后，文炳荣先生、宝利来实业与海淀国投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正式生效。”六、2017年12月9日，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刊发公告，载明以下内容：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47000万元的价格向深圳市信捷供应链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宝利鑫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宝利鑫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处的一处工业用地（宗地号Ｔ102-××2,面积约8200平方米）及附属建筑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50年（从1993年12月10日至2033年12白9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对此，周瑞堂认为，承诺书的内容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故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文炳荣认为，周瑞堂违背上市公司高管的忠实义务，在职期间侵占公司资产，并胁迫文炳荣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明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实际上是“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者调节利润”，违反了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规范运作及信息报露义务的相关要求，该承诺书应属无效。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的性质是承诺人对相对人作出的书面承诺，其本质属于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其有效与否，主要依据行为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进行综合认定，对此，分析如下：其一，从承诺书的本质分析：根据承诺书内容体现，文炳荣出具承诺书的目的是基于周瑞堂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十余年，为解决离职时的经济补偿而签订的。从权利义务分析，周瑞堂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如需离职补偿，该义务主体应为上市公司，但文炳荣作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为上市公司承担离职补偿义务，实质系合同法规定的为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该债务承担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第三人利益，则应为有效。文炳荣认为由其代替上市公司补偿周瑞堂，存在以此规避上市公司股份支付计提、降低上市公司费用成本的情形，使得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财务上进行混同，将影响上市公司利润等财务数据的真实与完整性等理由。鉴于上市公司非本承诺书的当事人，上市公司并未因承诺书被确定承担义务，本承诺书系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个人承担对高管的离职补偿义务，承诺书与上市公司并没有关联性，不违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该补偿行为也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故文炳荣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其二，从承诺书所依据的事实分析：周瑞堂在入职上市公司之前，文炳荣控股的公司以9,200万元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20,892,952股，每股价格4.403元，周瑞堂入职当天的2002年6月20日，上市公司的收盘价为12.12元，当时总股本约0.73亿股，总市值约8.85亿；而经过周瑞堂十余年的经营，在其2015年3月份离任时，其股价达38.89元（取2015年3月11日的收盘价），总市值达312亿元。可见，承诺书所述周瑞堂对文炳荣本人及集团公司做出贡献与事实相符，文炳荣由于获利巨大，对周瑞堂的离职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有事实基础，体现了文炳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文炳荣主张其作出上列民事行为的原因系由于周瑞堂胁迫所致，但其一并无证据证实，其二，即使周瑞堂存在上列情形，文炳荣亦未在法定的一年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文炳荣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三，从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主体分析：周瑞堂系上市公司的高管，文炳荣系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双方在实施上列行为之时，均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故一经作出上列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民事法律行为。在上述承诺书中，约定了具有选择性的两种履约方式，其中关于承担部分剥离费用的补偿承诺并未确定资产实施剥离，也并未就资产剥离的成交价格进行约定，并没有涉及对上市公司资产的直接处分，一旦承诺书涉及的资产剥离条件实现，双方当事人仍需依法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和法定程序进行处置。故文炳荣主张上述承诺所涉及的交易是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属无权处分，与事实不符，不予确认。同时，鉴于承担部分剥离费用的方案在本承诺书中是具有优先性和不确定性的，即文炳荣应当优先履行承担资产剥离价格补偿的义务，但由于资产剥离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周瑞堂的权益，另行约定了支付三千万元的补偿金，该补偿金的性质非违约金，属可以继续履行的离职补偿合同义务条款，故承担剥离费用方案的履行不能等，均不影响离职补偿的给付。综上，承诺书约定的离职补偿义务具有法律效力，文炳荣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故周瑞堂要求文炳荣履行，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文炳荣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与法相悖，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文炳荣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周瑞堂补偿款3,00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文炳荣承担（该款周瑞堂已自愿垫付，文炳荣负担之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迳付周瑞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另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2017年12月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4.7亿元向深圳市信捷有限公司转让北京宝利鑫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为全资子公司的深圳市宝利豪实业有限公司实现了完全剥离。文炳荣在一审答辩中称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宝利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宝利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宝利鼎科技有限公司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的下属三级子公司，但文炳荣确认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再查，文炳荣于二审中明确其上诉主张为涉案《承诺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即使认定《承诺书》有效，3,000万元的补偿亦属赠与法律关系，同时明确撤回关于涉案《承诺书》系被胁迫签订的主张。本院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承诺书》的法律效力问题；二、涉案《承诺书》中涉及的3,000万元补偿金是否属于赠与法律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承诺书》的性质是承诺人对相对人作出的书面承诺，其本质属于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问题，应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行认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文炳荣主张《承诺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周瑞堂则主张《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文炳荣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文炳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承诺书》的承诺人处签名捺印，其应知晓签名确认对其产生的后果；同时，文炳荣作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知晓对涉及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剥离及转让行为等内容应遵循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其在《承诺书》中签名确认，体现其意思自治。其二，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承诺书的当事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不因文炳荣个人作出的《承诺书》而受到《承诺书》的约束被确定承担义务，并不违反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利益亦并未因此受到损害。其三，文炳荣主张其在作出《承诺书》时未经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属无权处分，但文炳荣在签署《承诺书》时对股权没有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承诺书》本身的效力，而能否发生股权的实际变动效果则取决于文炳荣嗣后能否取得处分权，系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而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并非必然有相同结果。其四，关于将股权转让至周瑞堂指定人名下并承担部分剥离费用的补偿承诺，并未涉及对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的直接处分，一旦承诺书涉及的资产剥离条件实现，双方当事人仍需依法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定程序进行处置，并不当然地就可认定该剥离及转让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五，从《承诺书》的内容上看，由于资产剥离及转让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周瑞堂的权益，文炳荣承诺支付周瑞堂3,000万元的补偿金，故即便资产剥离及转让的效力存在争议，亦不影响文炳荣在未能按约定实现资产剥离和转让的情况下支付补偿金承诺的效力。故，《承诺书》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文炳荣关于《承诺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文炳荣主张因周瑞堂未支付对价，故《承诺书》关于支付3,000万元的补偿金属赠与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从《承诺书》的内容及本质上看，《承诺书》体现文炳荣基于周瑞堂担任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十余年给予的一定补偿，且查明事实可见，周瑞堂入职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十余年，至其离任时公司市值达312亿元，确实对公司作出了其贡献，故《承诺书》关于3,000万元补偿的承诺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文炳荣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文炳荣主张周瑞堂存在侵吞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不配合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情形，但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涉案《承诺书》约定的3,000万元补偿具有法律效力，文炳荣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周瑞堂据此主张文炳荣支付3,000万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文炳荣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上诉人文炳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