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3民初4829号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住陕西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中国酵素城。法定代表人：刘继华。委托代理人：陈艳连，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嘉炜，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之一。法定代表人：许嗣翰。委托代理人：李建中，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莫少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8月20日，被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反诉，本院决定将本诉反诉合并审理，并于2019年8月7日转换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素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艳连、张嘉炜，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酵敬堂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嗣翰及委托代理人李建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素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原料款及加工费43044元和利息1840.13元(以4304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7月11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以后利息继续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5895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12日原、被告签订《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原告委托被告加工产品。自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2017年7月17日向被告支付款项10050元。初期被告如期履行合同，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发现被告加工的产品包装出现问题，发生如下情况：1、2017年10月被购买人张猛起诉被告加工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不宜人群，要求十倍赔付。经协商，原告与购买方达成调解，赔付13000元；2、2018年8月，原告因被告加工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不宜人群被购买人宇文义起诉十倍赔偿。经协商，原告与购买方达成调解协议，赔付12000元；3、被告委托托运公司包装不当(未按合同约定打木架),致原告货物损失7895元；4、因被告标签二次返厂造成的原告垫付的运费及保险费3000元。上述损失合计35895元，均是由于被告行为所致。2018年5月26日和2018年7月10日被告两次发函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确认其尚有价值43044元合同未履行。因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可能，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43044元和因被告侵权造所的损失35895元，两项合计78939元。因多次协商无果，原告遂起诉至法院。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2、被告机读资料1份；3、《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4、银行转账凭证；5、《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补充协议》1份；6、《合作协议终止方案》；7、情况反馈；8、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10月23日原告业务员胡修玉与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秦青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原始载体）；9、微信截图；10、民事裁定书1份；11、转账凭证1份；12、民事诉状；13、传票；14、收据；15、微信转账记录。被告酵敬堂公司答辩称：一、同意原告解除《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的请求。二、按《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第一条第3点第三条第1.2、,第四条第1.1、1.2点的约定，产品标签、包装盒等包材完全由原告负责，如果因标签存在问题导致原告损失的，完全由原告承担，与被告无关。另外，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为标签有问题依法需要原告赔付产品的消费者，更无法证明依法应赔付的金额。原告与消费者(实为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的和解赔付方案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原告自己一方的自愿行为，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三、由于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第二条第2、3点约定，被告收到预付款之日起50天内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发出，而被告2017年7月17日收到预付款(全款的50%)100500元，因此2017年9月7日前被告应全部发货，具体时间以原告的下单为准，所以被告在2017年9月初已经按合同第一条第2点的约定，将货物全部生产并委托合同约定的广州新蕾迪公司罐装了，也支付了相应的费用给广州新蕾迪公司(见原告证据19页9-4上午9:11“陈皮酵素”的对话)。当原告提供的产品标签出现问题时，从罐装厂取走了标签、包装盒等包材，导致被告无法按照合同第一条第3点的约定完成产品的包装工作，也无法按合同第四条第2.1点的约定执行GB/T31121来包装产品、出具出厂检验单，而且原告一直也没有就后面的货物发运进行下单，相反，其业务代表胡修玉明确要求剩下的货款不出货了(见原告证据18页胡修玉8-19.上午10:37的对话)，因此，是原告违约导致被告无法发运已经生产并罐装的产品，该生产并罐装的产品因超过保质期现在已经变质，成了废弃品，所以，原告依法应该对自己违约造成已方的产品损失承担责任，没有理由要求被告返还所谓剩下的原料款及加工费43044元。被告以前为与原告达成和解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原告的违约行为还造成了被告未收取货款未发货这一部分对应的已生产并罐装的产品的经济损失，价值为87000+1500=88500元，被告将通过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方式主张原告赔偿被告的该经济损失。五、根据合同第一条第4点的约定，交货地是物流单位，并不是原告指定地。被告只负责运费和保险费，运输损耗等运输风险不由被告承担，因此，原告所述运输途中的货物损失7895元，不应由被告承担。六、原告的标签(不是原告所述的“被告标签”)二次返厂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如前所述，标签由原告提供并要运至被告指定的地点(合同第三条第1点)，因标签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酵敬堂公司于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酵敬堂公司营业执照；2、灌装厂广州新蕾迪公司在2019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两份（含证明人身份证明）；3、已灌装的产品因超过保质期现在已经变质成了废品的照片1张和一瓶产品；4、灌装厂广州新蕾迪公司在2019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5、灌装厂徐总经理与原告业务代表胡修玉（胡修玉）的微信对话聊天记录（内含物流托运单照片）、物流托运单。被告（反诉原告）酵敬堂公司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素源公司赔偿反诉原告酵敬堂公司经济损失88500元。事实和理由：双方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第二条第2、3点约定，酵敬堂公司收到预付款之日起50天内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发出，而酵敬堂公司2017年7月17日收到预付款(全款的50%)100500元，因此2017年9月7日前酵敬堂公司应全部发货，具体时间以素源公司的下单为准，所以酵敬堂公司在2017年9月初已经按合同第-条第2点的约定，将货物全部生产并委托合同约定的广州新蕾迪公司罐装了，也支付了相应的费用给广州新蕾迪公司(见素源公司证据19页9-4上午9:11“陈皮酵素”的对话)。酵敬堂公司收到素源公司2018年6月1日发来的《情况反馈》后，2018年7月10日提出的《合作协议终止方案》方案二中也提出由酵敬堂公司将剩余的产品(即库存半成品1760瓶)完成生产(对于酵素这种特殊产品，没有贴上标签就是没有完成生产，不准出厂)、装箱，在素源公司付清88500元后，才发货。当素源公司提供的产品标签出现问题时，从罐装厂取走了标签、包装盒等包材，导致酵敬堂公司无法按照合同第条第3点的约定完成产品的包装工作，也无法技合同第四条第21点的约定执行GB/131121来包装产品、出具出厂检验单，而且素源公司一直也没有就后面的货物发运进行下单，相反，其业务代表胡修玉明确要求剩下的货款不出货了(见原告证据18页胡修玉8-19上午10:37的对话)，意思是也不来验收剩下的产品了，因此，是素源公司违约导致酵敬堂公司无法发运已经生产并罐装的产品，该生产并罐装的产品因超过保质期现在已经变质，成了废弃品，所以，素源公司依法不仅应该对自己的违约行为造成己方的产品损失承担责任，还应当依法对自己的违约行为造成了酵敬堂公司未收取货款未发货这一部分对应的已生产并罐装但因超过保质期现在已经变质成了废弃品的1760瓶产品的经济损失88500元承担赔偿责任。反诉原告酵敬堂公司的反诉证据除与本诉证据相同的外，另补充提交证据如下：视频一份及证人徐某（系广州新蕾迪公司的股东和监事）的证人证言，证明已经生产并罐装，但是因超过保质期，现已经变质的1760瓶产品，库存在广州新蕾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证人徐某已出庭作证。证明酵素标签和外盒等包装材料都是由素源公司提供，新蕾迪公司受酵敬堂公司委托于2017年9月前一次性生产罐装了3000瓶酵素，现尚有1760瓶酵素（缺包材和标签）存放于公司，已经过了两年保质期。因为出货部分酵素后于2017年9月发现之前印制的标签有错误而暂停张贴标签，并告知委托方，因素源公司未再提供新的标签故最终并未出货。反诉被告素源公司对酵敬堂公司的反诉答辩称：1、合同因酵敬堂公司违约而协商解除，酵敬堂公司要求素源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合同签订之后明确约定酵敬堂公司需在50日内供货，但是截止第一次庭审，酵敬堂公司从来没有告知素源公司其已将相关的产品罐装完毕，要求或通知素源公司收取过货物。因此假如确实存在酵敬堂公司所陈述的产品已经罐装完毕，但是导致产品过期的责任在酵敬堂公司，原告对此不承担责任；2、酵敬堂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的酵素已经罐装完毕。综上所述，酵敬堂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反诉被告素源公司的反诉证据除与本诉证据相同的外，另补充提交证据如下：其公司业务员胡修玉与新蕾迪公司员工徐兵的聊天记录。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2日，素源公司（甲方）与酵敬堂公司（乙方）就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加工酵素达成协议，并签订《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具体约定内容如下：一、乙方按照甲方要求生产“素芫”品牌酵素，分别是陈皮柑虫草酵素1500瓶和陈皮柑轻畅酵素1500瓶，合共174000元；二、产品的瓶贴、封口贴、瓶子、瓶盖由甲方具体指定和负责，费用由甲方承担，包材样品在甲方确定之后交乙方保存，双方在包材样品上签字确认，产品的罐装和包装由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的单位完成，甲方按每瓶5元的单价支付加工费用共15000元；三、甲方下单时需同乙方协商具体交货期限；四、本次产品的交货期为：收到预付款之日起50天内发货，合同签定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原料全款的50%即87000元及加工费全款15000元合共102000元支付给乙方，验收时乙方邀请甲方前去乙方所在地进行验收，待甲方验收合格后2日内将剩余原料款的40%汇到乙方制定账户；剩余10%的原料款作为产品质量保证金，自验收之日起6个月内无质量问题2日内支付给乙方；四、生产过程中如因对方原因导致产品损失的，另一方承担损失；五、包材：甲方负责提供包材并运送到乙方指定地点，自行承担运费；乙方负责保管包材，直至订单完结；六、包材设计、成品验收、送货：甲方自行设计包装图案、标志，按照《食品安全法》等要求进行文字说明且保证外包装设计（外观、图案、颜色、字体）为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及专利权，若因包装印刷及设计的违规及违法引起的一系列法律责任均有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可提出修改意见；七、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产品，产品在保质期内的销售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及后续因质量问题引发的事宜由乙方承担责任；八、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按商定标准提供合格产品，甲方所购产品由乙方委托“广州新蕾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罐装，如因产品质量和罐装等出现问题，均由乙方和“广州新蕾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九、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外授权贴牌生产上述产品或自行生产乙方拥有批准文号的产品，否则终止合同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十、违约责任：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条款，均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期限从2017年6月15日到2018年6月14日止，合同期内如因甲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执行，乙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素源公司即于2017年7月17日向被告酵敬堂公司支付款项100500元,其中材料款855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应收87000元，对于被告少收取的1500元差额，双方均愿意在货款中扣减）及15000元的加工款全款。原告付款后向被告下单发货。被告酵敬堂公司收到原告转帐的100500元后委托合同约定的第三方“广州新蕾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蕾迪公司）进行生产，新蕾迪公司已生产3000瓶酵素并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已发货456盒子，每盒两支酵素，共912支，价值57456元。原告素源公司确认2017年10月前已收到上述合共价值57456元的货物。2017年10月，因网售的产品被客户投诉标签不符合要求，原告设计数宗诉讼案件，故合同余下的产品并未有继续发货。2018年1月19日，原告因被告加工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不宜人群被购买人张猛起诉十倍赔付。经协商，原告与购买方于2018年3月达成调解，赔付13000元。2018年1月4日，原告因被告加工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不宜人群被购买人宇文义起诉十倍赔偿。经协商，原告2018年8月20日与购买方达成调解协议，赔付12000元。庭审中，原告确认涉案合同的货值以内的产品无需另行下单，如再需要另外增加合同外的产品罐装才另行下单。2019年10月28日，原告作出《情况说明》，确认包材由原告方提供，包材中瓶贴标签由原告委托第三方印制和提交给新蕾迪公司，文字部分由被告酵敬堂公司设计。且2017年年底已经将有问题的部分包材（瓶贴）更换寄给新蕾迪公司收取。新蕾迪公司的员工徐兵微信确认收到原告寄的瓶贴标签。被告酵敬堂公司称酵素的标签需要印制产品的信息、生产厂家等信息，但标签从来没有交付给江门公司，标签而是直接交付给广州新蕾迪公司，有关标签的设计、印刷、费用及是否侵犯他人权利的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全部由原告承担。再查明，酵敬堂公司于2016年6月6日成立，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秦青、张小芸、许嗣翰，2019年1月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秦青变更为许嗣翰。经营范围：药品、保健食品的技术研发；销售食用农产品等及生物技术咨询服务。素源公司于2017年5月5日成立，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酵素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酵素饮品的生产、销售等。另查明：酵敬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秦青的微信账户信息如下：微信昵称：“陈皮酵素”，手机号码是138××××****。素源公司的业务员胡修玉微信账户信息如下：微信昵称：“胡修玉”，微信账号“wxid_6878118781012”。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上述自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10月23日期间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秦青及原告业务员胡修玉的各自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从原告提供的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10月23日胡修玉与秦青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有如下对话内容（手机载体内容已质证）：2018年5月26日，秦青通过微信将《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甲方为素源公司，乙方为酵敬堂公司，在协议落款乙方处盖有“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发给胡修玉，提出“1、应甲方的要求，同意分担甲方因为标签产生的庭外和解费用13000元的一半6500元；2、同意分担甲方因德邦快递破损问题造成的损失7931元的一半3965.5元；3、以上乙方愿意分担的甲方损失合共10465元，将折算成产品以货物的出厂价形式补偿给甲方；4、剩余未发货的产品，乙方在甲方付清剩余货款87000元及分装费1500元后发货。”。2018年6月11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将《情况反馈》（盖有素源公司的公章）发给秦青，代表公司回应称：“秦总，这是我们董事会商议后的方案。”，该《情况反馈》主要内容为：同意由被告酵敬堂公司承担因庭外和解而支付的13000元损失费用的一半即6500元的意见，对第二笔的客户起诉如有赔偿双方各承担一半；不同意酵敬堂公司提出的仅承担因物流造成的损失费用一半的意见，并主张应由酵敬堂公司承担素源公司的物流损失、运费、保险费及货物损失等共17395元；余下的货物及发货方式按原合同执行。2018年6月20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向秦青发出：“上次给你发的文件看了吗？”，秦青回复：“看了，等我们一个股东回来讨论。”2018年7月6日，秦青通过微信通知胡修玉：“合作已无基础，无法再进行下去。善后方案本月十五日前发出。”2018年7月10日，秦青通过微信向胡修玉发送《合作协议终止方案》（方案.docx），内容为：方案一：素源公司预付款100500元，已出货456盒金额57456元，剩余款项43044元，酵敬堂公司再发出342盒产品（每盒126元），属于素源公司的瓶子3072个，扣除生产成品的1596个，酵敬堂公司按1476个瓶子的合同价金额退回瓶款给素源公司；方案二：酵敬堂公司将剩余的产品完成生产、装箱，在素源公司付清剩余货款87000元及分装费1500元后发货。当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回复秦青：“之前的损失方案未定，现在谈这个没有意义，事情要一步一步解决吧。……。”2018年8月19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回复秦青：“你之前也说合作已无基础，我们股东商量了一下，剩下的货款也不出货了，钱退回吧，省的再有什么麻烦，关于损失方面还按之前确定的双方各承担一半。”秦青当时通过微信回复：“可以。但我现在还要处理工厂被查的事情，货已经出了一部分，也在市场销售了，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这些定制产品时所需的材料，你发照片给我即可，所有的事情都要善后吧。”胡修玉通过微信回复秦青：“剩余货款：43044，之前的损失17395，共计60439。你先把这个钱退回吧，单位名称：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账号：10×××48，开户行：中国银行渭南朝阳街支行。退完了给我发个银行回执。”2018年9月3日，胡修玉通过微信询问秦青：“我要增加200盒，需要9月12日前得把货发出来了，要发到好几个城市，能做出来吗？”。2018年9月4日，秦青通过微信回复胡修玉：“你不是终止不做了吗？”。胡修玉回复：“临时增加的，有生意我不能不做呀，你要是做不出来我就把那边推了。”秦青回复：“做不了，工厂被罚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在此之前也不再给我罐装了。”胡修玉回复：“好的……。”胡修玉：“我的款是不是也退回来，我也好跟合伙人有个交代，……。”秦青：“是呀，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结果。该退给你的一分不会少。现处理完工厂的事再处理你的事，这是相关联的。你知道货在去年九月初就全部罐装了，现剩余的滞留工厂，等着处理罚款的事后才能处理。新蕾迪公司于2019年8月6日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公司于2019年8月份已经为酵敬堂公司生产罐装了陈皮柑虫草酵素1500瓶和陈皮柑轻畅酵素1500瓶，现已经过保质期。本院认为，本案属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原告素源公司与被告酵敬堂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内容履行。对于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争议，经本院综合各方的诉辩观点，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素源公司与被告酵敬堂公司各方代表于微信聊天中涉及合同履行问题的记录内容是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2、合同履行过程中谁违约及合同是否可以解除？3、合同解除后，余下货款是否可以返还以及损失的赔偿计算？第一点，关于原告素源公司与被告酵敬堂公司各方代表于微信聊天中涉及合同履行问题的记录内容是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经查明，在胡修玉（昵称：“胡修玉”）与秦青（昵称：“陈皮酵素”）自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10月23日的微信聊天中，胡修玉是素源公司的业务代表，秦青于上述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10月23日期间仍然担任酵敬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素源公司确认胡修玉可以代表其公司处理涉案合同事宜，对胡修玉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涉及合同内容的表述确认为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秦青作为被告酵敬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可以代表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公司应对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胡修玉及秦青之间的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及确认以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作为判断双方履行合同的事实过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四条的规定，胡修玉及秦青之间的聊天内容是双方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完整的对话记录，属于电子数据，是证据的形式之一，且有原始载体，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本院确认上述期间，胡修玉和秦青微信聊天内容中涉及涉案合同的履行及陈述内容均可代表原、被告各自公司的意思表示，属于公司的行为。两人代表公司在微信对话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点，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谁违约及合同是否可以解除的问题。庭审中原告素源公司确认涉案合同的货值以内的产品无需另行下单，如再需要另外增加合同外的产品罐装才另行下单。根据合同约定，收到预付款之日起50天内发货。结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言，可确认涉案合同货值174000元的产品在被告酵敬堂公司收到第一期预付款后须在2017年9月7日前全部发货。而事实上原告素源公司合同签订后即于2017年7月17日向被告酵敬堂公司支付款项100500元（其中材料款85500元及15000元的加工款全款）履行合同约定。被告酵敬堂公司收到预付款后也于约定期限内委托了第三方新蕾迪公司进行了约定数量的产品罐装，新蕾迪公司也证明已经生产了3000瓶酵素产品。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原告素源公司于2017年10月前已收到部分发货的价值57456元的456盒（每盒两支）共912瓶的酵素，双方对此均没有异议。由于2017年10月发生因瓶贴标签文字信息错误引发多起消费者购物维权诉讼纠纷，双方均处于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因此余下的产品（包括预付款87000元中剩余的43044元价值的货物及合同余下另一半货款87000元对应价值的货物）酵素并未发货。未有证据显示原告素源公司要求被告酵敬堂公司继续发货。可见，合同履行初期，合同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对于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直至2018年5月26日，秦青代表酵敬堂公司通过微信将《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补充协议》（有酵敬堂公司的公章）发给胡修玉，提出愿意与素源公司各自承担庭外和解费用13000元的一半及因快递造成的损失7931元的一半3965.5元，合共10465元，并提出对剩余价值87000元未发货的产品在素源公司付清剩余货款及分装费后发货。该补充协议是被告单方提出的的协商解决方案，可视为向原告发出要约。2018年6月11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将《情况反馈》（盖有素源公司的公章）发给秦青，代表公司回应称：经过董事会商议仅同意酵敬堂公司提出的承担庭外和解费用13000元损失的一半即6500元的意见，不同意酵敬堂公司提出的仅承担因物流造成原告的损失费的一半即3965.5元的意见，认为应该由被告全部承担损失费用。对于余下的货物及发货方式原告要求按原合同执行。因此，本院可确认至2018年6月11日，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是：酵敬堂公司负担原告素源公司因张猛起诉而庭外和解赔付的13000元损失的一半即6500元。2018年6月20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向秦青发出：“上次给你发的文件看了吗？”，秦青回复：“看了，等我们一个股东回来讨论。”2018年7月6日，秦青通过微信通知胡修玉：“合作已无基础，无法再进行下去。善后方案本月十五日前发出。”2018年7月10日，秦青通过微信向胡修玉发送《合作协议终止方案》：剩余货款43044元对应货值的产品342盒（一盒2支，684支）继续发货，退回1476个瓶子款项给素源公司（方案一）；原告素源公司将合同余下货款87000元及分装费1500元付清后，被告酵敬堂公司将按照130044元货款金额（包括已支付的货款43044元及未支付的合同余下货款87000元）向素源公司继续发货对应货值的产品（方案二），即继续履行合同。2018年7月10日当日胡修玉未有代表公司表态是否同意酵敬堂公司提出的上述两个终止合作方案。至2018年8月19日，胡修玉通过微信回复秦青：“你之前也说合作已无基础，我们股东商量了一下，剩下的货款也不出货了，钱退回吧，省的再有什么麻烦，关于损失方面还按之前确定的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秦青当时通过微信回复：“可以。……”。从上述胡修玉及秦青之间的微信对话内容显示，经历了如下整个协商过程：秦青20**年5月26日向胡修玉发出《补充协议》方案，到胡修玉6月11日回复《情况反馈》，再到秦青20**年7月6日提出终止合作方案，胡修玉又于2018年8月19日再次提出新的终止方案，最后秦青当日回应确认同意胡修玉的新方案。双方的聊天内容中所表达的终止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完整，明确。至此，可确认原、被告双方均对终止合同继续履行达成一致意见。对于余下货款及损失的处理，原告素源公司另外提出新方案，即余下未出货的货不再出货，素源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43044元退回给素源公司，之前原、被告双方已经确定的损失金额双方各自承担一半。该方案属于原告素源公司提出的新要约，秦青代表被告酵敬堂公司对胡修玉以对话方式作出的要约即时回复“可以”，即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属于其代表公司作出的对原告的要约的承诺。综上，原、被告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1、终止履行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2、原、被告双方对原告素源公司因张猛起诉而亭外和解赔付的13000元损失各自承担一半即6500元，剩余货款43044元退回给素源公司；3、终止履行余下87000元价值的酵素产品的交货约定。故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后，部分履行合同内容后，在双方共同协商的情况下自愿解除合同。因此，胡修玉和秦青的上述微信聊天内容，是代表各自公司的意思表示，构成合法有效的要约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上述要约承诺生效且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这是对协议解除的立法规定。所谓协议解除，是指合同成立后，在未履行或完全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由于此种方式是在合同成立以后，通过双方协商解除合同，而不是在合同订立时约定解除权，因此属于事后协商解除。其法律特征在于：第一，协商解除本身是通过订立一个新的合同而解除原来的合同，当时人协商的目的是达成一个解除合同的协议。第二，协商解除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协商解除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决定，合同解除后是否恢复原状、是否计算损失也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因此，原告素源公司和被告酵敬堂公司上述协议解除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双方在原合同履行过程中均不存在违约责任。本院确认原告素源公司与被告酵敬堂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已经协议解除。第三点，关于原告素源公司主张返还已支付货款43044元及利息并要求被告酵敬堂公司赔偿损失的问题。由于原、被告在新达成的协议中约定对于原告已支付对应货款43044元但未收货的部分，原告不再继续主张出货，由被告酵敬堂公司返还43044元给原告素源公司。原告素源公司请求被告返还原料款及加工费43044元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对于其主张该返还部分金额的利息，因并未在协议中有约定计算利息及返还款项的期限，故返还金额利息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35895元，因被告酵敬堂公司自始至终仅同意负担6500元损失部分，虽然胡修玉代表原告最后于2018年8月19日继续提出赔偿的损失总仅额是17395元，但秦青并未有对超出6500元部分的金额作出承诺同意赔偿。按照新协议的约定，被告酵敬堂公司仅赔偿6500元的损失，故本院对原告向被告酵敬堂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按照6500元计算，超出该金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第四点，关于被告酵敬堂公司反诉主张要求原告素源公司赔偿酵敬堂公司经济损失88500元的问题。被告该反诉依据是其签订合同后在收到原告的前期款项后已经全部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即3000瓶的酵素全部委托第三方广州新蕾迪公司生产罐装完毕，因为原告解除合同不再支付余下一半货款也不要求被告将余下的产品进行交货，所以造成了酵敬堂公司未收取货款但已经生产罐装未发货这一部分对应经济损失（87000+1500=88500元）。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存在如酵敬堂公司陈述的在2017年9月7日前已经全部罐装了余下产品酵素，但被告酵敬堂公司一直至2018年7月前均未有向原告提出发货要求，直至2018年7月10日被告酵敬堂公司主动向原告素源公司提出的《合作协议终止方案》中，要求原告素源公司“余下的酵素产品在付清余货款87000元及分装费1500元后发货”的方案仅仅作为备选方案，是作为其与原告素源公司协商的内容之一。2018年8月19日在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达成的新协议中也没有约定原告需向被告赔偿88500元损失的内容。由于新协议是原、被告双方经充分协商而订立的合同，且合法有效，其效力即等同于不执行原合同内容而转为履行新协议内容。因此无论被告是否已经委托新蕾迪公司完成余下合同约定的酵素罐装而导致存在上述损失，均应以当事人双方达成新协议时各方的意思表示为准，即按照意思自治为原则。且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88500元的损失另行作出约定，被告酵敬堂公司反诉主张要求原告赔偿该损失，明显证据不足，本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酵敬堂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存放于广州新蕾迪公司的1760瓶半成品酵素进行物证勘验，因被告该申请勘验的结果对本案审理结果并无必然关系，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酵素产品OEM贴牌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料款人民币43044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5月27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给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三、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6500元协议赔偿款给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773.48元，诉讼保全费809.39元，合共2582.8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陕西素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32.87元。反诉审理费201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江门酵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上诉，被告拒不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原告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员  莫少彬人民陪审员  黎剑樱人民陪审员  刘长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林鸿杰书记员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