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223民初3638号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男，汉族，1972年9月18日出生，湖南省攸县人，住湖南省攸县。原告（反诉被告）：刘德，男，汉族，1964年1月5日出生，湖南省攸县人，住湖南省攸县。原告（反诉被告）：刘阳江，男，汉族，1968年2月19日出生，湖南省攸县人，住湖南省攸县。原告（反诉被告）：谢运康，男，汉族，1952年11月1日出生，湖南省攸县人，住湖南省攸县。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冬华，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男，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吉安市人，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满，湖南地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与被告刘发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申请，依法对被告刘发根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后被告刘发根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5日、2020年6月4日、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德、谢运康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冬华、被告刘发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满三次庭审均到庭，原告刘谢德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庭审，原告刘阳江参加了第二次庭审，被告刘发根参加了第一次、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原、被告合伙承包经营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兴旺煤矿期间进行合伙结算，并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期间所得利润300万元（具体金额以双方协商一致或以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为准）。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5日，原告刘谢德与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签订了《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峦山镇东院村兴旺煤矿）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约定由刘谢德承包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所表明的范围（即兴旺煤矿），承包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承包押金60万元，承包款为每年379元，按季度上交。2017年4月6日，原告刘谢德、刘德与被告刘发根签订了《合伙内部协议》，约定：兴旺煤矿以刘谢德个人的名义承包，对外刘谢德是该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刘德是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经营管理者，以其生产管理技术作为投资；刘发根是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资金提供者，其以200万元现金作为投资。承包期间兴旺煤矿外部股份划分为：原始股东占60%，原告刘谢德、刘德和被告刘发根占40%。2018年8月22日，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与被告刘发根签订《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约定：兴旺煤矿属于承包制，2017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金树下煤矿自收购之日起归属全体股东所有（非承包制）；刘谢德占两个煤矿总股份21%，刘德占两个煤矿总股份21%，刘发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28%，谢运康占两个煤矿总股份15%，刘阳江占两个煤矿总股份15%，共计100%的比例；两个煤矿合并后的管理模式为谢运康任会计，刘发根任出纳，由刘德签字、刘发根审核，方为有效票据，采购由刘阳江负责；任何股东不得违约，如任何单方违约承担违约金20万元整，不享受分红。原、被告合伙经营期间，被告刘发根拒绝与原告方进行结算，对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也不予认可，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刘发根辩称：1、被答辩人刘阳江、谢运康没有请求解除《合伙内部协议》的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二人就《合伙内部协议》的起诉。《合伙内部协议》系答辩人与刘谢德、刘德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刘阳江、谢运康并不是该协议合伙人，在2018年8月22日签订《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前，答辩人与刘阳江、谢运康不存在合伙关系，该二人不享有解除该协议的权利主体资格，也不享有《合伙内部协议》约定的利润分配权。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结算应分为三个时间段：①第一段为《合伙内部协议》签订之日至2018年4月22日期间，该段已结算，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在结算见证人的见证下确定：刘谢德、刘德因煤矿生产经营欠答辩人投入资金256.4486万元，同时刘谢德、刘德、认诺了答辩人筹借投入金树下煤矿资金250万元且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利息，以上共计506.4486万元；②第二段是2018年4月22日至2018年8月22日，应由刘谢德、刘德与刘发根就《合伙内部协议》投入的资金及盈亏状况进行结算；③第三段是2018年8月22日至实际合伙经营期间，应由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刘发根就《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的合作经营所投入的资金及盈亏状况进行结算。3、结算时应由被答辩人承担答辩人投入经营资金的本金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刘谢德、刘德在《合伙内部协议》未投入任何资金，全部资金都由刘发根负责，依据《合伙内部协议》约定，风险责任由刘谢德、刘德承担，刘发根只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并分红，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由于刘谢德与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签订《承包合同》时仍有股东刘建君、皮刘建明未签字同意，刘谢德、刘德、刘发根进行煤矿开采时被阻工，在刘谢德、刘德的要求下再次由答辩人向刘建君、皮刘建明支付了77.8万元。2017年6月30日，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再次签订《合伙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除煤矿启动生产所需开支外，其他资金应先偿还刘发根投入的资金。2018年8月22日，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与答辩人刘发根签订《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同样未支付入伙资金，四被答辩人无权对刘发根投入的资金进行分配，仅享有经营所得利润的分配权，但在签订该补充协议时各协议人已处于矛盾重重、无法经营的状况，此后也未实际开采煤矿。解除合伙协议结算后，应由被答辩人先行支付答辩人在合伙期间投入的全部资金，如仍有剩余利润应按不同时间段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如结算后的利润为负数则应由被答辩人连带承担答辩人投入的资金。综上，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不配合结算，不是事实，答辩人作为资金投入者已在该煤矿投入数百万元资本，至今欠下数百万元债务，答辩人多次与被答辩人协商结算事宜未果，答辩人赞成解除合伙协议，但应由被答辩人按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答辩人应收回全部投资资金。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反诉原告刘发根与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并由刘谢德、刘德承担《合伙内部协议》经营期间反诉原告投入的资金（以结算结果为准），剩余利润由反诉原告分配25%的比例；2、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签订的《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并由四反诉被告承担《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经营期间反诉原告投入的资金，剩余利润由反诉原告分配28%的比例；3、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日、6日，反诉原告刘发根与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签订《合伙内部协议》，由刘发根、刘谢德、刘德共同经营由刘谢德名义承包的兴旺煤矿。该协议约定：刘发根负责提供资金及在后期生产中资金的筹措，风险责任由刘谢德、刘德承担，刘发根只享受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和参与分红，不承担任何风险等。由于刘谢德与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签订《承包合同》时，仍有股东刘剑君、皮刘建明未签字同意，煤矿开采时被该二人阻工，在刘谢德、刘德的要求下再由刘发根向刘建君、皮刘建明支付了77.8万元。2017年6月30日，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再次签订《合伙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除煤矿启动生产所需开支外，其他资金应先偿还刘发根投入的资金。该协议履行至2018年4月22日，反诉原告刘发根与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在尹志勇、尹力强的见证下进行了结算，确认反诉原告刘发根此前支付的投资款为2588706元，同时备注：“（刘发根）投入购买金树下煤矿2500000元从2018年5月1日计算利息。其余利息已结算”等内容，即经结算已确认刘发根投入的资金为5088706元。2018年8月22日，在未对《合伙内部协议》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刘阳江、谢运康加入合伙，并签订《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该协议重新约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分配方案、管理模式。刘阳江、谢运康同样未投入任何资金成为此后的合伙人，此后煤矿资金周转困难时仍由反诉原告刘发根筹借资金。现反诉原告因煤矿投资已经负债累累，其多次要求与反诉被告结算未果，反诉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提起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辩称：反诉原告应当明确反诉请求的具体金额；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4月6日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的第六条确定了承包期间的股份划分，结合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以及2017年6月30日《合伙协议》完全可以确定本案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的诉讼主体资格，并非反诉原告刘发根所要求的分阶段结算；2018年8月20日原、被告双方在攸县司法局峦山司法所的主持下，由攸县司法局峦山司法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为原、被告合伙期间未分配的利润是15611975.44元，该审计结果是原、被告双方最终的结算，但反诉原告刘发根没有按照该审计报告对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分配。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及反诉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承包合同》复印件1份，拟证明《承包合同》系刘谢德与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所签，承包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承包款为每年379万元；2、《合伙内部协议》1份，拟证明：①兴旺煤矿系以刘谢德个人名义承包，刘谢德负责承包期间对外协调工作，刘德是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经营管理者，以其生产管理技术作为投资，刘发根系承包期间资金提供者，其以200万现金作为投资；②承包期间外部股份划分为兴旺煤矿原始股东占60%，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占40%，财务对内必须公开，刘德、刘谢德有查询、监督和核算的权利；3、《合伙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①承包后的分工为刘发根任总出纳，刘德主管生产线；②合伙期间发生矛盾和合伙份额的协调的情况；4、《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①兴旺煤矿属于承包制，金树下煤矿属非承包制，刘谢德占21%、刘德占21%、刘发根占28%、谢运康占15%、刘阳江占15%，共计100%；②两煤矿合并后的管理模式的情况；③任何股东不得违约，统一服从管理，如单方违约承担违约责任20万元，不享受分红；5、攸县司法局峦山司法所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被告同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6、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复印件1份，拟证明合伙期间的未分配利润有15611975.44元。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刘发根与皮刘建明、刘石生、刘建君的通话录音各1份及相对应的录音文稿各1份，拟证明刘谢德没有完整获得兴旺煤矿的承包权，增加了刘发根的投资风险，如投资前刘发根知晓兴旺煤矿内部情况如此复杂的话，刘发根就有可能就不会投资；2、2017年4月7日的《攸县峦山镇东院村兴旺煤矿承包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①原告方与刘发根签订合伙协议时向刘发根出示的《攸县峦山镇东院村兴旺煤矿承包协议书》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2017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内容、签名笔迹均不一致；②刘发根于2017年4月7日支付了100万元投资款；3、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因原告方没有取得兴旺煤矿完整的承包权，增加了刘发根的投资风险；4、2017年4月1日签订《合伙内部协议》复印件1份、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①2017年4月1日，刘发根、刘谢德、刘德签订《合伙内部协议》及合伙期限，协议约定：刘谢德为法定代表人，刘德是经营管理者，刘发根出资及筹借资金，风险责任由刘谢德、刘德承担，刘发根只享受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和参与分红，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②2017年6月30日，刘发根、刘谢德、刘德再次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在煤矿启动生产后除煤矿需要的开支外，其他资金首先偿还刘发根投入资金；5、电话录音、尹志勇核账单各1份，拟证明：①刘谢德、刘德、刘发根于2018年4月22日进行的结算有完整的凭据且是各合伙人一致确认的结算，但诉讼过程中原告方隐瞒重要证据导致审计汇总数额不客观真实，与原结算不一致；②尹志勇记录了刘发根出资金额的情况；6、刘发根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1份，拟证明：①刘发根未收取煤矿售煤款；②刘发根实际向企业相关人员转账未完全记录在会计账本内，刘发根共计转账支付10979729元；7、收条1份，拟证明刘发根受让了齐克刚的股份。依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湖南长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该所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了湘长城会审字2020（SW-0042）专项审计报告，具体内容如下：（一）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收入、支出情况：1、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收入总额为49944458元，其中：（1）账面收入金额33044458元，归属期间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2）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未入账煤矿售煤款16900000元；2、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账面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总额为36042580元，其中：（1）账面支出金额35045580元；（2）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金额997000元；3、未入账且缺失相关原始凭据的支出金额17848345.69元。（二）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刘发根对兴旺煤矿资金投入情况：1、刘发根在兴旺煤矿承包期间，收取兴旺煤矿的收入款项总额为39322716元=36557469元（售煤收入）+2765247元（开票收入、其他收入），其中：（1）账面刘发根收款金额22422716元；（2）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未入账煤矿售煤款收入16900000元；2、刘发根为兴旺煤矿代付款的账面金额以及未入账但原始收据完整的代付款金额的总额为29663200元，其中：（1）账面刘发根代付款金额28666200元；（2）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代付款金额997000元；3、刘发根代付的未入账且原始凭据不完整的款项金额为17070165.69元；（三）其他人员代收代付款情况：1、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期间，收入总额为49944458元，其中：刘发根收款39322716元=36557469元（售煤收入）+2765247元（开票收入、其他收入）；其他人员收款9843562元=9182202元（售煤收入）+661360元（开票收入、其他收入）；未收刘正德购煤款778180元。2、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期间，账面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总额为36042580元，其中：刘发根付款29663200元；其他人员付款6379380元。3、截止2019年5月1日，兴旺煤矿除与刘发根之间存在往来款项外，还需应收其他人员3464182元（9843562元-6379380元）。该专项审计报告对前述数据的明细、组成附有部分表格，其中附表2为《攸县东富矿业有限公司兴旺煤矿未入账且原始收据不完整的支出明细表》（详见判决书附表）。本院组织了当事人对本案的证据进行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刘发根的质证意见为：（1）对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提供的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刘谢德与刘发根签订《合伙内部协议》的时候，其提供的承包合同并不是证据1这份合同，该合同与原告刘谢德提供给刘发根的承包合同不一样；对证据2《合伙内部协议》，协议签了不止一份，正是因为刘谢德没有获得兴旺煤矿的承包权，所以兴旺煤矿的承包款的月息由1分8厘提高到3分，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合伙协议明确约定的合伙的风险由刘谢德、刘德承担，对证据2的第②个证明目的有异议，承包人付了承包款后原始股东不存在利润分配权；对证据3《合伙协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说的主管生产线、协调处理矛盾，实际上需要刘发根不断的筹借资金去摆平；对证据4《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刘阳江、谢运康与原来的合伙人刘德、刘谢德同样未支付合伙资金，收购金树下煤矿的258万元收购款都是由刘发根支付的，并且当时刘谢德表态不同意签署该协议，刘谢德最终什么时候签署该协议的，其并不知情；对证据5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司法所会议纪要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将近1000万元的款项没有入账，还有一些钱的来源及去向刘发根都不知情，刘发根当时并不同意进行审计；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审计报告未经合伙人刘发根同意，会计事务所作出的表格所采用的数据是凑合，刘发根有很多笔支出的费用没有入账；（2）对湘长城会审字2020（SW-0042）专项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为：该审计所依据的资料不完整，审计汇总的数据违背客观真实，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具体如下：①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22日结算，刘发根出煤或收煤款为11460吨×650元/吨+其他收入17580元+刘叶海129吨×720元/吨=7559460元，结算后当月刘发根没有出煤或收煤款，2018年5月前超出该数额的不属于刘发根的煤款收入，如计入其他人的所收煤款无异议；2018年5月至8月刘发根收款11336957元，吴建发、刘叶海、零售煤系尹志勇收款，刘正德的出煤不能计入刘发根的收入，故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刘发根合计收款金额为18896417元；②因原告方未提交刘发根转账给合伙人及其他企业相关人员的登记记录表，导致审计报告对刘发根资金投入汇总存在缺失，合计刘发根转账给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等人未入账的成本开支为9142135元；③对审计报告附表2的质证意见为：第1-19项均已列入2018年4月22日的结算表，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均参与了该结算，该结算是在时任会计尹力强、尹志勇的见证下依据原有的凭证作出的结算，客观真实，原告方称对其不知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20、22、23项购买的烟酒均是因合伙企业需召开会议等开支，原告及会计均享用了，此前会计均是由刘发根购买后开收据报账，现又不予认可，有违诚信原则；第21项铲车购买后一直用于煤矿，原告方应予认可；第24项购油费，该费用企业挖机、铲车加油过花费的费用，应予认可；第25项谢有华工资，谢有华系煤矿矿长，该80000元是其在煤矿工作一年的工资，是原告方要求刘发根支付的，原告方应予认可；第26项税费，该税费系为煤矿缴纳的税款，原告方应予认可；第27项付东院村补偿款，从审计报告附表1-3可以看出该项费用系按年收取的，刘发根为企业而支付的，原告方应予认可；第30项，转账刘正德的款项系承包款；第33、34项尹中华费用80000元，系刘德、刘谢德要求刘发根转金树下煤矿收购款；第35项所购木用于企业，相应的购木税款原告应予认可；第36向是金树下煤矿收购款；第37项系刘正德拖煤未付款，不应计为刘发根收入，应予核减；此外该表还遗漏了刘发根为企业支出的材料款17035元，仓库管理员刘金良已经签字确认收到货物的票据，但未入刘发根开支账。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的质证意见为：（1）对被告刘发根提交的证据1，刘发根在录音前是否征得皮刘建明、刘石生、刘建君的同意，其方不知情，对方通话人是否皮刘建明、刘石生、刘建君也无法辨别，且兴旺煤矿的承包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对证据2，没有原件无法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如刘发根认为在此承包、合伙过程当中，原告方存在欺诈或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刘发根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方在2017年4月15日已经取得承包权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且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已经履行，而刘发根提交的《攸县峦山镇东院村兴旺煤矿承包协议书》上的甲方签字处落款的人数与兴旺煤矿股东的实际人数不相符，对该证据的来源有疑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伙协议》的内容恰恰与2017年4月6日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第六条约定“原始股东占60%”相对应，2017年6月30日的《合伙协议》是处理原始股东的问题，从而更加确定了本案原告谢运康与刘阳江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如2017年4月1日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与2017年4月6日所签订《合伙内部协议》有冲突，应当以2017年4月6日的协议内容为准；对证据5中的电话录音记录，无法证实是尹志勇本人，该份证据的取得及来源是否合法不清楚，该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5中核账单是尹志勇个人单方面所写的纸条或文字性材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4、5、6均属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在鉴定机构鉴定前，原被告双方没有对该份证据进行质证，也没有提交给鉴定机构，相关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2）对湘长城会审字2020（SW-0042）专项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为：①对审计报告中关于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的收入总额为49444458元基本无异议，但该报告遗漏了部分收入，审计报告记载的售煤收入中煤的数量为75817吨，但兴旺煤矿总共入账买票的煤为87300吨，实际入账煤为75817.7吨，还有1210.23吨煤售煤的收入及10272.07吨的余票在审计报告中没有计入，如售煤价格按540元/吨计算、开票按80元/吨计算，则审计报告还遗漏了1475289.8元收入没有计入。现兴旺煤矿还剩下22000吨的票，加上余票10272.07吨，合计32272.07吨的票的国地税应由刘发根承担，如前述22000吨票在2017年已经入账的话，则刘发根还需返还购票款22000吨×50元/吨=1100000元，现煤矿欠缴税款120多万元应由刘发根承担；管理人员、安全员、守厂、守库人员、打水人员在2018年8月份之后的工资及张和平的20000元工伤赔偿款未支付，2018年8月份工资已入账90多万元，刘发根实际只支付了33万元，另50多万元系原告方支付，该50多万元应由刘发根承担；谢运康、刘阳江应进煤矿分红款的时间延后了一年多，刘发根应承担相应的利息；凡是私人借款兴旺煤矿一概不予承担；②对账面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总额为36042580元没有异议；③对未入账且缺失相关原始凭据的支出项目及金额有异议，对附表2中第1、2、3、4项费用不予认可，第5、6、14、15、16、19、26、28、29、31、32项费用如未列入刘发根账面代付金额中，其予以认可，如已列入刘发根账面代付金额中则不能重复计算；第7、8、9、10项费用，原告方均不知情；第11、12、13项费用，其予以认可；第17项付刘发根利息100万元，其不予认可，应根据实际使用的款项的金额及时间进行计算；第20、21、22、23、24、25、27、33、34、35、37项费用，其不予认可，其中第21项的铲车不在窑上，由刘发根开走了，第37项是刘正德从兴旺煤矿购煤发生的费用；对第36项，如收购金树下煤矿是以刘发根个人名义收购，则该项费用原告方不予认可，如是以兴旺煤矿的名义收购，则该项费用原告方予以认可。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作如下认定：（1）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5、6，该会议纪要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被告刘发根均不予认可，且该审计报告没有加盖会计师事务所的印章，本院不予采用；（2）被告刘发根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诉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证据2《攸县峦山镇东院村兴旺煤矿承包协议书》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均是就刘谢德承包兴旺煤矿的事项进行约定，而《承包合同》签订在后，故相关事项的履行应以《承包合同》的约定为准；证据3、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3）湘长城会审字2020（SW-0042）专项审计报告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于对该审计报告统计汇总的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收入、支出情况及刘发根对兴旺煤矿资金投入情况、其他人员代收代付情况，本院均予以认定，原、被告认为该审计报告依据不足、遗漏部分数据，但并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质证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对该审计报告披露的兴旺煤矿未入账且原始凭据不完整的支出情况（即审计报告附表2），本院依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如下：第1至19项属于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在2018年4月22日已结算并签字认可的费用，故对于该1至19项费用应当计为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但其中第1项系对刘发根在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2月3日的支出总额的统计，故该项费用不能在统计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刘发根为兴旺煤矿代付款时再次计算；第21项系购买铲车的费用，故该项应计为计为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如原告认为该铲车现有刘发根占有，应向刘发根主张将该铲车返还给合伙组织，而非将购买该铲车的费用排除在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之外；第26、28、29、30、31、32、37项，原告方认可系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的支出的承包款、收购兴旺煤矿老股东的股权受让款等费用，故也应当计为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其中第37项系刘正德从兴旺煤矿购煤，以该购煤款抵股权转让款，审计报告未将该股权转让款支出计为成本费用，已将该购煤款确认为未收款销售收入；第20、22、23、24、25、27、35项，被告刘发根主张系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该七项费用不应计为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如被告刘发根此后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可另行主张权利；第33、34、36项均属于收购金树下煤矿而支出的款项，被告刘发根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收购金树下煤矿属于其个人行为，与合伙组织无关，故该三项不应计为合伙承包期间兴旺煤矿支出的费用。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日、6日，原告刘谢德（甲方）、刘德（乙方）与被告刘发根（丙方）就合伙承包经营兴旺煤矿签订了《合伙内部协议》，约定如下：“……一、兴旺煤矿以甲方刘谢德的个人名义承包，对外刘谢德是该煤矿承包期间的法定代表人。二、乙方刘德是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经营管理者，以其生产管理技术作为投资。三、丙方刘发根是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资金提供者，其以200万元现金作为投资。在返还丙方本金200万元之前由丙方派驻人员出任甲方和兴旺煤矿承包期间的出纳一职。四、甲方负责承包期间的对外协调工作，包括村、组和社会上的矛盾纠纷协调、处理。五、乙方负责承包期间的生产经营，包括人员安排、开采生产、安全管理、财务管理等所有内部事务。六、承包期间外部股份划分：兴旺煤矿的原始股东占60%；甲、乙、丙共同占40%（详见兴旺煤矿承包协议）。七、承包期间的内部股份划分：甲方占37.5%（相当于占总股份的15%）；乙方占37.5%（相当于占总股份的15%）；丙方占25%（相当于占总股份的10%）。八、财务对内必须公开，甲、乙、丙方均有权查询。监督和核算的权利。九、丙方出资的偿还：煤矿生产并产生效益后，优先偿还丙方为承包事务而垫付的资金，包括承包时投入的承包金100万元和前期启动生产的资金100万元，共计200万元。十、利润分成：甲、乙、丙方除去开销后的纯利润部分由甲方享有37.5%、乙方享有37.5%、丙方享有25%。十一、风险责任由甲、乙方承担；丙方只享受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和参与分红，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如果出现风险，丙方本金200万元将由甲、乙双方负责偿还。十二、丙方利益保障：如果甲方与兴旺煤矿签订承包协议之日算起在四个月内煤矿不能正常起（启）动生产出煤，甲方需按时返还两百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十三、甲方、乙方不得在煤矿正常运营盈利之后以任何理由和手段排挤丙方出局。如果出现此情况则赔偿丙方投资总额利息的三倍；但因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停产，不属于赔偿之情形。十四、本协议依据甲方与兴旺煤矿签订的承包合同签订，有效期二年，如甲方与兴旺煤矿承包期顺延，则本协议有效期一并顺延。……”。2017年4月15日，原告刘谢德与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齐克刚、刘阳江、刘正德、谢运康四人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甲方：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以下简称甲方）乙方：刘谢德（以下简称乙方）为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现经本矿全体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将本矿对内施行承包，具体协议如下：一、承包范围：东富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证所表明的范围。二、承包时间：公历2017年5月1日至公历2020年4月30日至，为期三周年整。三、押金收取方法：乙方签订合同之日交纳陆拾万元作为承包押金。其中已交付齐克刚、刘阳江、谢运康共30万元，支付刘正德30万元（均已通过银行转账到位）。四、上交承包款的标准为每年379万元，按股东股金（总股金2105.8万元）年18%上交。按季上交。五、有关煤矿承包前的债权债务、所欠税款、工伤包括尘肺补偿由甲方负责。承包后的债权债务、企业所得税以及社会矛盾、环保治理备用金、资源费价款由乙方全部负责。因承包前的债务导致由乙方承担的，乙方有权按比例扣减上交甲方款项。……十三、附加条款1、承包金额以贰仟一百零伍万捌仟元为准（￥21058000.00元），其中谢运康（2764000.00元），齐克刚（4493100.00元），刘阳江（3794900.00元），刘正德（元），刘剑君（元），皮刘建明（元）。……”。后原告刘谢德、刘德与被告刘发根依据前述《合伙内部协议》、《承包合同》合伙对兴旺煤矿进行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间，刘发根提供了200万元用于兴旺煤矿的合伙承包经营，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后期的各种款项的收支也均由刘发根管理。承包经营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齐克刚、刘正德、刘剑君、皮刘建明对兴旺煤矿的股份先后由原告刘谢德、刘德与被告刘发根组成的合伙组织受让，合伙组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始股东仅剩谢运康、刘阳江两人。又原告刘谢德、刘德与被告刘发根组成的合伙组织拟收购金树下煤矿，故刘谢德（A方）、刘德（B方）、刘发根（C方）与谢运康（D方）、刘阳江（E方）于2018年8月22日签订了《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约定：“经A、B、C、D、E五方股东充分协商一致，在国家政策规范下以煤矿兼并的原则，收购金树下煤矿，就收购金树下煤矿的责权利明确约定如下，敬各位股东严格遵照履行：一、兴旺煤矿属于承包制，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金树下煤矿自收购之日起归属全体股东所有（非承包制）。二、股份分配：A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比例的21%B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比例的21%C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比例的28%D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比例的15%E方占两个煤矿总股份比例15%共计为100%的比例。三、金树下煤矿自2018年元月收购接管之日起，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所生产的利润或亏损均与他人无关。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承担风险。四、两煤矿合并后的管理模式：两煤矿合并后，经A、B、C、D、E五股东协商一致同意由C方统一经营管理，如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财务规定：D方任会计，由C方任出纳，B方签字后，由C方审核，方为报账有效票据，采购由E方负责。原则上施行三角管理，相互监督。五、分配方案：凡煤矿产生的利润提取70%偿还给C方投入自兴旺煤矿的股份本金利息（当时C方投入时以此为条件），剩余30%按照兴旺煤矿协议分配。六、特别约定任何股东不得违约，同意服从管理，如任何单方违约将承担违约金贰拾万元整，不享受分红。如造成停产停业，将承担支付C方的出资额，如不支付将从原始股中扣除。……”。签订《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后，兴旺煤矿、金树下煤矿并未生产经营，金树下煤矿的收购也未完成，仅支付收购款258万元，该补充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后原告方要求被告刘发根向其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刘发根认为应首先由合伙组织返还其投入资金及利息，剩余的款项方可作为利润分配，如存在亏损，则该亏损应由其他合伙人承担。原、被告双方就此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谢运康、刘阳江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刘谢德、刘德、刘发根组成的合伙组织收取了其应得的一年期的承包款。刘发根主张收购金树下煤矿系其个人行为，收购金树下煤矿的资金均由刘发根个人提供，与合伙组织无关。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对刘发根该主张不持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湖南长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此次审计共计产生审计费用21万元，其中刘谢德支付了8万元，刘德支付了1万元，刘发根支付了12万元。湘长城会审字2020（SW-0042）专项审计报告统计：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的收入总额为49944458元，账面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总额为36042580元，未入账且缺失相关原始凭据的支出金额为17848345.69元；刘发根在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收取兴旺煤矿的收入款项总额为39322716元，刘发根为兴旺煤矿代付款的账面金额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代付金额的总额为29663200元，刘发根代付的未入账且相关原始凭据不完整的款项金额为17070165.69元。依据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未入账且相关原始凭据不完整但可以计为兴旺煤矿的支出费用金额为6213181元，其中刘发根代付的支出费用金额为5435001元。综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兴旺煤矿的利润为5688697元（收入总额49944458元-账面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支出总额36042580元-未入账且相关原始凭据不完整但可以计为兴旺煤矿的支出费用金额6213181元-刘发根垫付的承包金、启动资金2000000元）；刘发根在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收取兴旺煤矿的收入款项总额为39322716元、代付款金额为35098201元（刘发根为兴旺煤矿代付款的账面金额以及未入账但原始凭据完整的代付金额的总额29663200元+刘发根代付的未入账且相关原始凭据不完整但可以计为兴旺煤矿的支出费用5435001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原、被告均请求解除《合伙内部协议》、《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故解除《合伙内部协议》、《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阳江、谢运康可否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分配兴旺煤矿的利润；2、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承包期间兴旺煤矿的利润应如何分配。现分析如下：（一）关于刘阳江、谢运康可否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分配兴旺煤矿的利润的问题。刘阳江、谢运康系攸县东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始股东，系《承包合同》的发包人，二人依据该承包合同享有向刘谢德收取承包款的权利；刘阳江、谢运康并非《合伙内部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该协议对刘阳江、谢运康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其不可依据该协议分取合伙组织对兴旺煤矿的经营利润。《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刘阳江、谢运康与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合伙经营兴旺煤矿、金树下煤矿，但该协议明确约定“兴旺煤矿属于承包制，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即针对兴旺煤矿而言，刘阳江、谢运康仍属发包人身份，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不享有分取经营利润的权利；而金树下煤矿系刘发根个人收购，相应的收购款项由刘发根个人支付，刘发根主张金树下煤矿的收购与合伙组织无关，且原告方也认可刘发根该主张；又2018年8月22日之后兴旺煤矿、金树下煤矿并未生产经营，即《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故刘阳江、谢运康也未通过《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取得合伙人的身份，故刘阳江、谢运康要求分配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承包期间兴旺煤矿的利润应如何分配的问题。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兴旺煤矿的利润为5688697元。如前所述，刘发根在兴旺煤矿承包经营期间收取兴旺煤矿的收入款项总额为39322716元、代付款金额为35098201元，二者之间差额4224515元，该差额即为刘发根已实际持有的兴旺煤矿的财产，而合伙组织应向刘发根返还的承包金、启动资金200万元，故刘发根实际持有兴旺煤矿的利润2224515元，依据《合伙内部协议》的约定，该2224515元利润由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分别按照37.5%、37.5%、25%比例分配，故刘发根应向刘谢德、刘德各支付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834193.13元（2224515元×37.5%）。对于其他人员收取兴旺煤矿收入款项及代付支出费用的实际情况，本院无法核实查清，故该部分兴旺煤矿的利润的实际持有情况不明，对于该部分的利润分配，本案不予处理，刘谢德、刘德、刘发根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签订的《合伙内部协议》；二、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签订的《煤矿合伙补充协议书》；三、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支付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834193.13元；四、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德支付兴旺煤矿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834193.13元；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被告刘发根承担24815元，原告刘谢德、刘德、刘阳江、谢运康承担1098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反诉原告刘发根承担；审计费210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谢德、刘德承担1575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发根承担52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湘东人民陪审员  李正荣人民陪审员  彭 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肖约晨书记员丁艳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