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2800号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六坊新路三巷**。法定代表人：陈影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乐，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桂江，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开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柱，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邓桂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乐，被告邓桂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已缴交的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12113.89元（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10月22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19日，利息为12113.89元，以后另计至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3月15日成立，原字号名称为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后于2016年12月12日变更字号名称为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清洁、园林绿化等业务。被告邓桂江承接清远市故乡里碧桂园、广州市华南碧桂园、鹤山等地方的保洁清运服务，被告因无合法手续与发包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2日达成协议，以原告名义承包碧桂园公司清远地区的垃圾清运业务，被告为实际的经营管理者。2015年12月31日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签订承包碧桂园垃圾收集清运合同，承包经营位于广东省××××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别墅区的垃圾收集，被告通过挂靠原告的形式对该垃圾收集点进行实际经营管理，并聘请员工在该垃圾清运点内进行生产作业，并在该点违规加建阁楼提供工人住宿。2018年2月16日13时40分许，该垃圾清运点堆放纸皮的位置起火，造成9人死亡、1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2018年10月8日，清远市清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原告“2.16”火灾事故责任案中负有责任为由，罚款原告1000000元。原告已于2019年10月10日缴清上述罚款。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可知，在被告承包以上地方的保洁清运过程中，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关。该罚款是在被告承包工程期间产生，原告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应由被告承担责任，现原告已缴纳罚款，应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罚款。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邓桂江辩称：一、行政机关作出的100万元行政罚款是因被答辩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在“2·16”较大火灾事故中负有责任而给予的行政处罚，该罚款的承担主体为原告，与答辩人无关。本案中，被答辩人将自己的资质非法借给无资质的答辩人挂靠，对答辩人的生产经营行为不闻不问，从未到答辩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未尽到安全生产职责。清远市清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认定被答辩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在“2·16”较大火灾事故责任案中负有责任，是事故的主要责任单位，从而对被答辩人作出罚款一百万元的行政处罚。安监局之所以对被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是因为被答辩人作为行政相对人，违反了安全生产的行政管理秩序，故安监局作为行政主体对其作出了罚款一百万元的行政处罚，该罚款理应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二、《协议书》中双方关于责任承担的约定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应属于无效的格式合同条款，且行政处罚并不属于约定的范围内。《协议书》中约定：“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但该《协议书》由原告拟定并提供，相关约定显然有失公平，属于无效的格式合同条款。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上述关于责任承担的约定条款，被答辩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合同相对方即答辩人的责任，该条款应当属无效条款，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100万元行政罚款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其次，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挂靠关系，挂靠是挂靠者以被挂靠者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既然是以被挂靠者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并征得被挂靠者同意，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挂靠者承担。在案涉事故中，被答辩人作为被挂靠人，应当对挂靠人即答辩人承包的垃圾收集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其没有履行应尽义务而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该法律后果应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作为垃圾收集点的直接管理者，已经对案涉事故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另外因为案涉事故造成相关人员伤亡而产生民事赔偿，已经由碧桂园公司对伤亡人员进行全额赔付，原告并无支付任何赔偿款。最后，退一步说，若原告举证的《协议书》的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但对于《协议书》第二段中所约定的“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其中关于“一切事故”的理解，结合原告公司性质、经营范围来看，当初双方的真实意思应是指一切安全生产事故，“一概”是指因安全生产事故而导致的民事经济赔偿责任，而并非原告主张的行政罚款，这是原告偷换概念，意图将其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处罚转嫁到被告身上。因案涉事故被告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民事赔偿已经全部由案外人支付，被告已经就其行为承担了应有的法律责任，《协议书》的约定并不包含行政处罚，因此，被告无需再承担任何其他法律责任。若判决支持由被告承担案涉行政处罚的罚款，即意味着认同并鼓励社会企业的违法挂靠行为通过协议的形式转移法律责任。综上，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7日，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802刑初33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5年12月31日，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健与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签订承包碧桂园垃圾收集清运合同，承包经营位于广东省××××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别墅区的垃圾收集点，被告邓桂江通过挂靠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形式对该垃圾收集点进行实际经营管理，并聘请员工在该垃圾清运点进行工作。2017年3月份，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改名为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变更为陈影婵，2017年11月份起，该公司主要由陈影婵经营管理。被告邓桂江在明知该垃圾清运点的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仍然组织安排工人在垃圾清运点内进行生产作业，并在该垃圾清运点内违规加建了阁楼提供给工人住宿，陈影婵并无对该垃圾清运点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2018年2月16日23时40分许，该垃圾清运点里堆放纸皮的位置起火，迅速燃烧后引发火灾，导致9人死亡，1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2018年9月13日，原清城区安监局对原告进行立案调查，并经审查后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决定对原告罚款100万元。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该院主持行政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分期支付罚款100万元。此后，原告履行了缴纳上述罚款100万元的义务。另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一份双方于2012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以广州市荣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为甲方、邓桂江为乙方，载明如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协助乙方在办理，清远市故乡里碧桂园、广州市华南碧桂园、鹤山等以上地方的保洁清运服务过程中的办理手续，甲方与乙方办理各部门的手续过程中，乙方同意每月付给甲方，乙方承包以上地方清运总款的8%作支付甲方的交通和差旅费。而办理的一切手续费均由乙方支付。此协议甲方只负责与乙方办理每月的手续，而乙方在承包以上地方的保洁清运过程中，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的内容，原告缴纳100万元的罚款是否可以要求被告予以赔偿？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应当首先界定原告缴纳罚款的性质，即应审查原告向被告主张本案权利到底是属于民事损失的赔偿请求，还是将行政处罚责任转由被告代为承担？本案中，原告向行政机关缴纳了罚款100万元，该罚款从表面上看是原告的一种“损失”，但该“损失”有别于民法意义上的违约责任损失，而是一种因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承担的一种金钱处罚，其在本质上属于具有行政责任性质的罚款，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损失，也不能通过民事约定的方式在当事人内部改变该罚款的性质。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罚款损失，实质上应定义为：要求被告替代承担原告已经接受的行政处罚责任。第二，如前所述，原告向行政机关缴纳罚款是行政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该行政处罚旨在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而双方签订上述《协议书》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民事活动，受民法调整。然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仅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不能通过民事合同约定的方式来改变行政法律关系。据此，原告缴纳1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任不受民法调整，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如出现任何一切事故，一概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的内容，仅能适用于原告造成的民事损失，而不能适用于其受到行政处罚的负担转移。第三，原告受到行政处罚，是由于其对案涉的垃圾清运点未能尽到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职责，其自身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体责任，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具有法定性、制裁性与专属性等特点，依法应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此外，法律应当彰显社会秩序的正向价值，对于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主体应当自觉接受行政制裁，假如行为人可以通过民事协议的方式将行政制裁的后果转由他人承担，无异于纵容行为人通过民事活动的形式来掩盖、规避本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该做法显然与追求正义的法律价值相违背，不应得到法律的提倡与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罚款1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原告广州市翔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