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黔0521行初30号 原告汪黔玲，女，1962年11月28日出生，壮族，户籍地，贵州省黔西县，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代理人蔡天国，男，196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之夫。 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县花都大道。 负责人孙嵩尧，副局长主持工作。 出庭负责人杨鑫，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黄美克，贵州省黔西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汪黔玲诉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强制一案，于2020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1月21日依法向原、被告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8日公开开庭与原告诉被告行政赔偿一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汪黔玲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天国，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鑫、委托代理人黄美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从1992年开始承包黔西县金碧镇寒婆岭海子进行水产养殖。除了养殖传统的四大家鱼外，还养殖了鲶鱼、日本白鲫和锦鲤等高品质鱼类。2009年6月底，被告为了土地开发，将原告承包的鱼塘纳入土地开发范围。7月24日，被告的施工人员强行打开消水坑，用挖掘机挖沟放水，使大量的鱼苗鱼种和成鱼从消水坑中流走，给原告的财产造成了大量损失。2009年10月12日，原告曾向被告递交了书面申请要求赔偿，但被告未给答复。2009年11月8日晚被告再次挖沟放水，使90％的水面干枯。从2010年起原告不断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直至2019年10月9日被告才作出黔县自然资字（2019）114号《黔西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汪黔玲反映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认为主体责任单位是旭运公司，决定赔偿原告18385元。被告将土地开发工程发包给他人实施，其被告主体适格。在土地开发中，明知原告承包了鱼塘却滥用职权，造成了原告重大损失。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承包合同、购买鱼苗的收据两份、新团村委会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承包寒婆岭海子养鱼的事实以及承包的四至界限和面积、2006年和2009年原告在贵阳花溪鱼种场购买水花鱼苗的事实及数量、村委会对被告该项土地开发工程在开发前和开发时以及怎样开发和开发的面积均不知道。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承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收据的真实性存疑，认为新团村委会的情况说明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光盘、毕节日报。拟证明原告在黔西县拥有鱼苗养殖基地，原告是在寒婆岭海子鱼苗投放饱和的情况下才会将大量的鱼苗投放在贯城河。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4、照片11张。拟证明被告挖沟放水前的水位、被告2009年7月24日和2009年11月8日两次挖沟放水致使90%以上的水面干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事实，以及被拦回的部分成鱼、鱼苗鱼种和该鱼塘内饲养的鱼类品种。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远景照片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无法证实近景照片上显示的鱼苗是涉案鱼塘的鱼苗。 5、淡水渔业实用手册及资料。拟证明鱼类的种类及产量。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黔西县自然资源局黔县自然资字（2019）114号《黔西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汪黔玲反映事项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该组证据是针对行政赔偿作出的处理，不是针对行政行为而作出的处理。 被告辩称：答辩人根据黔府办发（2017）101号文件规定：“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修建贵毕高等级公路后，金碧镇新团村寒婆岭海子淹没耕地几百亩，应当地群众要求，答辩人申报了黔西县金碧镇新团村水淹坝土地复垦项目。经原毕节地区国土资源局毕节国土资复（2008）118号文件进行立项批复。通过公开招标，贵州旭运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中标施工。项目开工时，县政府分管领导在县政府组织召开乡镇分管乡长、国土资源局所长、公安、供电、石油公司、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参加的项目开工建设协调会。项目于2009年6月开工，2010年10月完工。开工时海子四周没有人工加固的痕迹，没有饲养标志和警示牌，也没有任何人现场看守，没有堆放饮料的房屋，看不出是人工饲养的鱼塘。答辩人发包是有文件及相关规定支撑的，不存在违法。被答辩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单位信息、法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主体信息。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毕节国土资源局毕地国土资复（2008）55号文件。拟证明对金碧镇水淹坝土地复垦是经过请示上级部门批复同意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涉案地不是水淹坝而是寒婆岭海子，并且是历史形成的。 3、土地复垦项目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拟证明案涉争议地是承包给贵州旭运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复垦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争议地原貌照片3张。拟证明案涉鱼塘系天然形成，没有人工加固的痕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关于对同心商贸城用地范围内违建鱼塘的处理请示。拟证明2014年3月17日公告前开挖的鱼塘对现存鱼量每市斤给予3元补贴。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6、原告提交的收条两张。拟证明该收据不是发货单位出具的，无法证明原告是否对鱼塘投放鱼苗。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7、黔西县国土资源局黔县国土资字（2019）2号文件。拟证明被告的处理意见是建议由几家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依据联合调查组意见再协商处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8、对王泽军、李永富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开挖鱼塘时鱼塘里并没有人工投放和饲养的鱼。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部分内容不属实。 9、信访事件现场调解会议记录。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分歧过大无法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对原告第1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第1组、第3组、第4组、第7组和第9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双方以上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第2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并无经手人签名，不符合此类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第3组、第5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第4组证据无拍摄时间、地点、拍摄人等要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第5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第8组证据形成于其行政强制行为十年之后，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原、被告的其余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结合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0年2月28日，案外人黔西县金碧镇新团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汪黔玲（林）签订水面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将地名为寒婆岭海子水淹塘约100余亩的水塘发包给乙方发展水产养殖，承包期限从2000年5月2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每年承包费为人民币800.00元。之后原告相继在该水塘内投放相应的鱼苗进行鱼类水产养殖。2008年9月11日，原毕节地区国土资源局对原黔西县国土资源局上报的包括涉案水塘在内的土地复垦项目的立项申请进行了批复。2009年5月12日，原黔西县国土资源局（甲方）与贵州旭运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包括涉案水塘在内的土地复垦项目承包给乙方施工。同年7月24日，该公司将原告承包的以上水塘进行开挖放水，致该水塘的部分鱼苗及成苗死亡或者流失。为此，原告曾向原黔西县国土资源局、国家信访局等单位进行信访反映。2019年1月14日，原黔西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的信访事项作出了回复，同年9月18日，黔西县人民法院、黔西县司法局人民调解中心主持原、被告调解未果。2019年10月9日，被告根据原告向国家信访局信访反映的情况，向原告作出黔县自然资字（2019）114号《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决定依照有关补偿标准对原告一次性赔偿人民币18385.00元。2020年1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并经各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不作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定期限。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有别于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断、中止或延长等情形，属于除斥期间。本案中，原告承包的鱼塘被开挖放水的事实发生于2009年7月24日，根据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精神，作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针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原告承包的鱼塘被开挖放水的行政强制行为发生于2009年7月24日，根据当时有效和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如果原告要对其鱼塘被开挖放水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最迟应于2011年7月23日之前提起。但原告直至2020年1月17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此时，距其鱼塘被开挖放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有余，远远超过了法定的二年的起诉期限。虽然原告在其鱼塘受损后曾向有关单位和部门进行过反映和信访，但均未获得其满意的处理或者承诺，且其在通过上述途径主张权利时，并不防碍、阻止和限制其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权利。因此，原告所耽误的起诉期限的情形，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的情形而不能依法不应予以扣除。因此，本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汪黔玲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全额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韦绍艳 人民陪审员  梅大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罗 单 书 记 员  王 丽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