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维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辉，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景会，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仲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茂，广东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仲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8）粤1403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8）粤1403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驳回张仲元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张仲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并不能证明或表示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实际交付了现金款项，没有实际交付，民间借贷关系就不成立。首先，本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是以款项实际交付为要件事实的，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并无现金款项交付或银行转账交付的证据。在2018年3月15日原二审法院对上诉人原出纳吴文绮的《询问笔录》中，吴文绮承认并没有全部收到过被上诉人各《借款单》中的款项，其中2016年6月22日413800.26元和2016年9月1日61000元都是吴文绮入职前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垫付款项，吴文绮本人并不知道垫付是否发生过，一切仅是按被上诉人授意办理的。上诉人既未向被上诉人出具亦未授权出具所谓借款凭证，更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述“清算”确认借款事实的行为。被上诉人指示授意伪造的借款凭证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吴文绮在向被上诉人出具各《借款单》时，上诉人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并没有因此增加，这也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交付过所主张的借款。而且，各《借款单》出具的时间从2016年6月1日到2016年9月1日，期间只有三个月，以上诉人的经营规模，这样频繁、大额的借款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于2016年7月27日收到徐斌200万元投资款，因此当时上诉人并不缺经营资金，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必要性。第三，虽然王维明2016年3月12日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上诉人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在2017年8月之前，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等均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各《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均是按被上诉人的授意来安排，已不具备会计信息应有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此，对于各《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应从是否符合基本会计准则、时间间隔长短、金额大小及其与上诉人经营规模、经营状况等因素综合判断，而不应以“存在即真实”就当然认定借贷资金已交付、借贷关系已成立。对于各《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上诉人已委托了专业机构审计并已将审计报告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该审计报告也确认各《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不真实和虚假性。第四，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分局和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构成犯罪，并不等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就真实存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目的不同，证据规则不同，司法机关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构成犯罪，并不表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或违规性。无论如何，若被上诉人认为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就应对款项是否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就应以款项是否实际交付认定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因此，各《借款单》及相关账册记录是被上诉人在实际控制上诉人期间，指使授意他人伪造的，根本就不应作为确认民间借贷存在的依据。被上诉人所称的垫付行为未经上诉人核对，完全是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且与上诉人之后实际支付款项行为存在矛盾。如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6月22日413800.26元《借款单》中有对张颁发165000元垫付款，但实际情况是2016年9月3日张颁发以费用报销形式从上诉人处领取现金165000元，由此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所称的垫付款并不存在。2018年4月11日，梅州中院（2018）粤14民终281号发回重审的生效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的6张借款凭证及账册记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一审诉求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若按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基于垫付行为，而垫付的处理在性质上应属于上诉人的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使按被上诉人所主张，其借款基于垫付行为，因被上诉人当时是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那么在法律性质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就不是平等主体之间民间借贷关系，而应是垫付行为确认及其报销的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被上诉人以《借款单》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被上诉人主张其借款基本都是基于垫付上诉人的债务，上诉人一直不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那么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垫付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之一就是款项交付，款项交付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能有效确认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的具体金额。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任何证据证明交付过款项，其所称的垫付行为并不能成为款项交付的依据，因为任何一项垫付都应当查明是否发生？即使存在垫付，垫付金额应是多少？是否享有垫付的权限或授权？即使享有垫付的权限或授权，具体垫付行为是否在相应的权限或授权内？等等。一审法院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在没有任何款项交付证据的情况下，就确认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张仲元辩称：一、一审认定案由为民间借贷准确无误，虽大部分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垫付，但经过双方清算后转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且由上诉人出具了《借款单》；二、出具《借款单》的期间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借款实际在2015年3月搬厂以后开始发生，时间跨度一年半。尽管重源公司在2016年7月27日收到徐斌的200万元，但借款均发生在2016年7月13日之前，上诉人所称不缺经营资金与事实不符；三、王维明在2016年3月12日受让重源公司60%股权后，于2016年3月18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由王维明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仲元并没有明确的名分，上诉人称张仲元是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也将案件移送公安处理，公安和检察相关部门经审查后均认为没有违法犯罪事实不予立案，上诉人主张的违法犯罪事由不能成立；四、本案借贷虽无转账凭证，但因大部分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属于垫付，被上诉人因年龄等原因确无转账的习惯，但除了《借款单》以外，还有吴文绮的笔录、公司账册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五、在2018年2月9日的第一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要说张仲元一分钱都没有垫付不客观，但说垫付70余万元也不客观真实”，这属于是上诉人的一种自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仲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重源公司归还张仲元借款本金709089.18元及利息42545.35元（利息计算期间：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2、判令重源公司2018年11月13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为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张仲元支付利息；3、判令重源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重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前身为梅州市重源有机肥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股东为张旋辉、张旋珍、深圳市肥水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凯生，其中深圳市肥水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占股60%。2016年3月12日，深圳市肥水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股权转让给王维明，其余股东不变，股权分布为王维明占60%、张凯生占16%、张旋辉占12%、张旋珍占12%。2016年3月18日梅州市重源有机肥实业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凯生变更为王维明，张旋辉为监事。张仲元为梅州市重源有机肥实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均为张仲元的子女。张仲元多次出借资金为重源公司及该公司变更前的梅州市重源有机肥实业有限公司垫付生产经营费用和公司周转资金。重源公司分别向张仲元出具6张《借款单》予以确认。借款单日期和金额分别为：1、2016年6月1日借款51038.92元；2、2016年6月8日借款20000元；3、2016年6月22日借款413800.26元；4、2016年7月5日借款63250元；5、2016年7月13日借款100000元；6、2016年9月1日借款61000元，合计709089.18元。上述6张《借款单》均加盖重源公司财务专用章，6张借款单“借款单位领导批示栏”上均为张凯生、蔡新元签名，同时吴文绮作为经手人签名。经查：张凯生（重源公司股东之一）同时为重源公司的分管生产车间领导，蔡新元为重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文绮为重源公司出纳。重源公司的公司账册上都有上述六笔借款收入。重源公司出具借款单后未向张仲元偿还借款，张仲元于2017年8月4日以及2017年11月1日分别向重源公司寄送了《追讨借款的通知》，催收借款，但重源公司仍未还款，张仲元为维护合法债权，遂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提出诉请。张仲元曾以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相同的被告在2017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粤1403民初1603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张仲元的诉讼请求。重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粤14民终281号民事裁定，该裁定内容为撤销一审法院(2017)粤1403民初160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不排除实际控制人张仲元与高管侵占或挪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及投资人利益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遂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粤1403民初57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张仲元的起诉并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处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案件移送函，并在2018年10月11日将案件移送函、与张仲元等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有关的(2017)粤1403民初1603号、(2018)粤1403民初574号案卷移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经审查并询问有关人员，于同年10月22日作出梅公不立字（2018）0001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张仲元没有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不予立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将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决定不予立案的决定告知张仲元，并告知张仲元可另行起诉。张仲元于2018年11月2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重源公司对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的梅公不立字（2018）0001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向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监督立案。2018年12月12日，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梅县控申控复字[2018]4号答复函，该答复函内容为：“经我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认为：无证据证明张仲元有职务侵占行为及其他犯罪事实，同意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一审法院另查明，张仲元于2017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或冻结重源公司的机器、生产设备、货物及粤M*****号小型普通客车、银行账户（开户行广发银行梅州梅江支行，账号为118************288）。并提供了保函担保。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粤1403民初1603号民事裁定书：1、查封被告机器、生产设备及货物，查封价值以50万元为限，查封期限2年；2、重源公司的粤M*****号小型普通客车1辆，查封价值以10万元为限，查封期限2年；3、冻结重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江支行的账户（账号：1180055120********）内存款109089.18元，冻结期限1年。2018年11月2日，因账户冻结期1年临近到期，一审法院根据张仲元申请，作出（2018）粤1403民初1787号民事裁定书，继续冻结重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江支行的账户（账号：1180055120********）内存款109089.18元，冻结期限1年。又，2018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根据重源公司关于变更保全措施申请，作出（2018）粤1403民初178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1、冻结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人民币12万元（存放于一审法院执行账户）；2、解除对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成品肥料(210吨)的查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告知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反映事实经过，不得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不得涉嫌赌博债、高利贷等非法借贷行为，也不得存在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双方表示不存在上述情况，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尽管案涉709089.18元款项发生的原因是张仲元垫付重源公司生产经营中的应付款项形成的，但此709089.18元款项已体现在重源公司向张仲元出具的6张《借款单》中。可认定为双方已通过借款单的形式对双方之间的垫付行为进行了清算而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6张《借款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不影响民间借贷的认定。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且重源公司的账册上亦有上述六笔借款收入的记载，此709089.18元款项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即认定为重源公司向张仲元借款709089.18元。重源公司关于即使张仲元所主张的借款基于其垫付行为也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民间借贷关系，而属于重源公司内部报销流程事项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张仲元是否存在通过虚报费用，伙同他人制作虚假的借款单，侵占重源公司的财产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2018)粤1403民初574号过程中，已将与本案相关的案涉张仲元等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材料移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处理。但公安机关认为张仲元没有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同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也已函告重源公司，无证据证明张仲元有职务侵占行为及其他犯罪事实，同意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故，重源公司关于张仲元存在虚报费用，伙同他人制作虚假的借款单，侵占重源公司的财产的抗辩，证据不足，难以采信。综上，张仲元要求重源公司偿还借款709089.18元，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仲元诉请要求重源公司支付自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止的利息42545.35元，是张仲元第一次起诉之日至2018年11月12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可予以支持。2018年11月13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为止的利息亦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关于张仲元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重源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的问题，其中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的诉讼费用，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张仲元请求由重源公司承担律师费无约定或法定依据，不予支持。诉讼保全责任险保费是张仲元申请财产保全为规避提供担保而自愿选择缴纳的商业保险保费，且不属诉讼费用范畴，应由张仲元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709089.18元及利息42545.35元给张仲元(利息暂从2017年11月13日起至2018年11月12日止以按年利率6%计算，2018年11月13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为止的利息亦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给张仲元)；二、驳回张仲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16元，保全费4065元，均由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重源公司提交该公司2016年6月至9月的记账凭证原件以及重源公司2015年至2016年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当时重源公司的财务账目混乱，涉案借款无支付依据，重源公司资金充足，也无借款需要。同时，重源公司申请该公司现任会计杨昌友出庭，并提交重源公司2016年纸质记账凭证以及电脑记账凭证截图，拟证明李锦轩制作的公司会计账册纸质版和电脑版无法对应，所有账目真实性存疑，不能客观直接反映公司的债权债务状况，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经质证，张仲元认为：借给公司的周转金部分有银行存入记录，其他有重源公司时任出纳吴文绮和时任会计李锦轩证明，周转金有相关收据可以证明。张仲元提交下列证据：1、重源公司原出纳杨瑜瑜的广发行银行流水，拟证明张仲元在2015年9月7日曾经将41000元现金交给杨瑜瑜，并由杨瑜瑜存入其个人账户代发2015年8月份工人工资；2、股东会会议纪要一份，纪要中有王维明进入重源公司时的债务情况，其中记载张仲元有垫付资金，从而佐证本案借款真实存在。经质证，重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1、2015年账面没有反映发放41000元工资却计入2016年9月账册不合逻辑，财务人员利用个人账户体外循环公司资金本身就是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因不具备合法性而丧失证据效力，张仲元是重源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即使有该笔支出发生，亦不能证明张仲元以自有资金垫付；2、股东会会议纪要无双方签名盖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二审中，本院依法传唤张凯生、蔡新元、杨瑜瑜、吴文绮、李锦轩、张颁发、罗国飞到庭了解案件相关事实。张凯生表示王维明接手法定代表人后开具发票报销都要王维明签名，涉案6张《借款单》没有王维明签名是因为他还不是股东。当时公司没钱，货款拿不出，就跟张仲元借钱。蔡新元则表示王维明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时候没有要求全部单据他都要签名，那时候还是蔡新元和张凯生签名就行，什么时候要王维明签名记不清了。杨瑜瑜表示因为当时公司要装修、家私和发放工人工资等，但公司账户不够钱，就由张仲元垫付，每一笔都会出具《借款单》，当时的《借款单》也有法定代表人张凯生签名。对于2016年9月1日6.1万元的这一笔借款，杨瑜瑜表示4.1万元是张仲元转账到杨瑜瑜账户，再从杨瑜瑜的广发行账户中直接发工资给工人。至于4.1万元的《借款单》为什么没有重源公司的盖章，杨瑜瑜表示记不清楚了。吴文绮表示其在担任重源公司出纳期间，制作过相关的出纳账，《借款单》中的借周转金，由张仲元将现金直接交付给吴文绮并由吴文绮将部分现金直接存入公司银行账户，部分作为公司日常周转金，吴文绮并不清楚张仲元的垫付款，并提交其自制的重源公司出纳账来证明当时其记账经过。李锦轩表示其制作的会计账册里的库存现金明细账将除银行流水以外的都记录在案，都是根据原始单据、借条等凭证记载入账出账情况，并不是单纯记载公司库存现有现金的流水，是除银行流水外的所有资金的变化，包括借款也算在库存现金余额中，因此看不出当时公司库存现有现金的数额和变化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当时公司保险柜库存现有现金的真实流水，张仲元手中有很多垫付单据，都没有及时交给财务入账，都是堆积一段时候后再拿来报账，当时是凭张仲元手中收执的单据等出具的《借款单》。张颁发表示当时帮重源公司装修，装修款共计774690.8元，该165000元系张仲元陆续在其个人经营的东郊游泳场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张颁发，并由张颁发于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陆续出具5张收据给张仲元。2016年蔡新元让张颁发去重源公司开具264800元的发票，张颁发开了发票给重源公司，但后来张颁发发现重源公司只转账了99800元，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要一并加上张仲元之前支付的165000元，目前公司还欠张颁发23.4万多元，张颁发表示其在重源公司没有领过165000元的现金。罗国飞表示重源公司一共欠其4万多元家具款，其一共收到3万多元，其中从张仲元处拿了2万现金，从蔡新元那里拿了1万现金，1万的收据给了蔡新元，张仲元的2万元不记得是否有开具收据，现在公司还欠其6000多元一直未支付，其也没有从重源公司处拿过钱。经质证，重源公司认为蔡新元和张凯生都是张仲元的近亲属，该二人的意见不应被采纳；杨瑜瑜很清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不重合，实际控制人是张仲元，且她亲口证实了当时公司的账目非常随意和混乱；吴文绮从银行提钱是需要王维明签字的，但都没有，而且2017年1月到2017年8月没有记账，本案的账目证据有瑕疵，不应作为证据；罗国飞和张颁发收到的钱理论上应该是重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或家具货款，不能直接证实张仲元的诉求，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判断出这些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张仲元对上述证人的陈述无意见，认为可以证明涉案《借款单》的真实性。经本院审查并组织双方对涉案《借款单》、重源公司的账册、时任财务、出纳的证人证言等进行质证，对涉案《借款单》查明如下：1、对于2016年6月1日51038.92元的《借款单》，注明支付2016年1月份工资。张仲元表示系由其拿现金给公司财务，再由公司统一支付2016年1月份工人工资，款项来源于其经营的东郊游泳场，但没有及时向财务报账。时任出纳吴文绮表示2016年1月其并未入职，并不清楚张仲元有无垫付该笔款项，只是凭蔡新元、李锦轩提交的2016年1月份工资表出具的《借款单》。时任会计李锦轩表示张仲元手中有很多垫付单据，都没有及时交给财务入账，都是堆积一段时候后再拿来报账，当时是凭张仲元手中收执的工人签名领钱的一月份工资单记账。经查，重源公司2016年6月份的记账凭证有2016年1月份的职工工资签名表原件，审计人为张凯生、蔡新元、张仲元，但无备注该款项来源，无法核实系张仲元垫付还是从公司的库存现金支付，公司银行存款没有相关支出。2、对于2016年6月8日20000元的《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周转金。出纳吴文绮表示其中15000元于2016年6月8日存入公司账户，5000元作为公司日常备用金，用于日常支出。会计李锦轩表示这笔20000元和第一笔51038.92元记载到公司会计账本中库存现金明细分类账2016年6月8日的记录中，但是会计账本中看不出这笔款其中的5000元作为公司备用现金，平时公司库存现有现金都由出纳管理，应该是入了公司账户，不然后面的项目无钱支付。重源公司表示公司的生产、出库、入库都没有严格的账目记载，且账目混乱，而当时销售主管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仲元，其有收回销售有机肥货款的权利，所以他手上的资金到底是应收货款还是他个人垫付无法甄别。经查，重源公司2016年6月8日银行账户流水有该15000元现金存入记录，但银行流水未备注该款项的来源和性质。吴文绮制作的出纳现金收支明细表记载的该笔入账下面有相关支出明细。3、对于2016年6月22日的413800.26元《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周转金。张仲元表示系由几十笔的垫付款构成，没有及时交给财务入账，都是堆积一段时候后再拿来报账。出纳吴文绮表示系由李锦轩交来几十张张仲元垫付单据共477750.26元，抵对张仲元已代收的肥料款63950元，最后由吴文绮写下413800.26元的《借款单》。重源公司对该笔款项不认可，表示张仲元主张的垫付款都在吴文绮入职前发生，并选取其中三笔提出异议。第一笔为张颁发的165000元。重源公司认为根据公司2016年9月的记账凭证，张颁发在2016年9月3日填写了264800元的报销单，该报销单包含该笔165000元和另外一笔公司银行转账的99800元，报销单上领款人处签名为张颁发，由王维明签批，说明张颁发在2016年9月3日在该公司领取了包含165000元在内的款项，如果张仲元之前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给张颁发，就不应该出现张颁发又来公司领取款项的事实，否则重源公司属于重复支付。经查，根据公安经侦对张颁发的调查笔录以及本院二审传唤张颁发到庭质证，张颁发表示当时帮重源环保装修，装修款共计774690.8元，蔡新元预付5万和10万到其个人账户，后蔡新元称公司要出账，所以重源公司把15万元给张颁发后，张颁发把15万元返还给了蔡新元，后来张颁发开具了加税154500元的发票给重源公司，税款4500元重源公司退回给了张颁发。到了2015年7月份，重源公司又支付了含税装修款109650元给张颁发，张颁发开了发票给重源公司，重源公司还欠50多万装修款，张颁发一直向张仲元追要剩余装修款，该165000元系张仲元陆续在其个人经营的东郊游泳场现金支付给张颁发，并由张颁发于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陆续出具5张收据给张仲元。2016年蔡新元让张颁发去重源公司开具264800元的发票，张颁发开了发票给张仲元，但后来张颁发发现重源公司只转账了99800元，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要一并加上张仲元之前支付的165000元，目前公司还欠张颁发23.4万多，张颁发表示其在重源公司没有领过165000元的现金。根据出纳吴文绮开具的支出传票，注明264800元其中现付165000元，银付99800元，吴文绮则表示记账凭证中的支出传票上注明“（现付）”指的是现金支付，并不是当场支付的意思，其并没有经手支出该笔垫付款，系根据张仲元的垫付单据做的账。经本院查阅2016年9月重源公司的账册，无相关金额的银行转账记录，会计凭证库存现金有相关出账记录，会计李锦轩表示其制作的会计账册中都是根据原始单据、借条等凭证入账出账情况记载，并不是单纯记载公司库存现有现金的流水，是除银行流水外的所有资金的变化，包括借款也算在库存现金余额中，因此看不出当时公司库存现有现金的数额和变化情况。因为这笔165000元是公司的债务，所以会计账册公司库存现金肯定有这笔支出，肯定要记录在公司账册名下支出，但是在前有张仲元的借款先入账，才能在后记录这笔钱的支出，不然账目就会不平衡，但是会计账册中的记载看不出这笔钱是从公司库存现有现金直接拿钱给了张颁发。第二笔为西阳国圣家具厂的家具款10000元，第三笔为万发编织袋的编织袋款20000元。该两笔的费用报销单上的填报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报销人和领款人都是张仲元，由王维明签批，后面附有罗国飞2016年2月7日签名的家具款收据和周孝右2016年2月3日签名的编织袋收据。会计李锦轩表示罗国飞的账单在2015年10月会计账册中应付账款明细分类表中挂应付账款贷方余额为45426元，周孝右的在2015年8月份会计账册中应付账款明细分类表中挂应付账款贷方余额为80652.48元，账上显示该两笔款有贷方余额，说明该两笔应付账款还未支付，会计账册中库存现金明细分类表中2016年2月份无金额发生，说明公司2月份并没有支出该两笔款项，应该是张仲元2016年2月份直接支付了给罗国飞和周孝右，然后6月份张仲元拿罗国飞和周孝右的收据来公司报账。所以2016年6月29日会计账册中的库存现金明细分类账中有合并付消防工程款、家具款和编织袋款项目，一共60000元。李锦轩同时表示有发票的先入账，没有发票的暂不入账等开具发票后再来入账，所以在借条后面没有统一张贴该笔垫付款的所有支出。二审中罗国飞表示重源公司一共欠其4万多元家具款，其一共收到3万多元，其中从张仲元处拿了2万现金，从蔡新元那里拿了1万现金，1万的收据是给了蔡新元，张仲元的2万元不记得是否有开了收据，现在公司还欠其6000多元一直未支付，其也没有从公司处拿过钱。重源公司认为张颁发并不知道该165000元系是张仲元个人资金还是重源公司的资金，罗国飞和周孝右拿到的钱理论上应该是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或家具货款，不能直接证实张仲元的诉求，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判断出这些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经查，公司账册中并未显示罗国飞和周孝右开具收据的当月公司有支付该笔款项，除这三笔款项外的其他款项目前无法核实。4、2016年7月5日出具的63250元《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周转金。出纳吴文绮收到张仲元交来的5万元现金，其他则凭张仲元交来的原始单据写下的借款单。重源公司认为张仲元有货款收入，既然是6月初那么缺钱，为什么5万的操作和以往不一致，以往是直接垫付，入库存现金账，而这次特别遵守财务的进出规定。经查，2016年6月29日公司的银行流水有5万元现金存入记录，但因系现金存入，银行流水无备注资金来源和性质。该公司垫付款多数并无合同，无法核实。5、2016年7月13日出具的100000元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周转金。重源公司表示张仲元最早起诉时声称是归还蔡新元的10万元借款，重源公司当庭出示了公司向蔡新元的该10万元的转账记录，张仲元马上转口表示分别于2016年7月8日借6万元和2016年7月13日借4万元周转金给公司，且当时公司资金充足，不存在需要向张仲元借款的需求。吴文绮表示其中2016年7月5日收到张仲元50000元现金并存入公司银行账户，其他都作为公司日常开支，其制作的出纳记录中有开支记录。经查，5万元有公司银行流水记录，但因系现金存入，银行流水无备注资金来源和性质。重源公司主张于2016年7月27日收到徐斌的200万元投资款，公司当时资金充裕，但这一事实发生在涉案《借款单》出具之后。2016年7月8日5万元转入之前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为6637.05元。6、2016年9月1日出具的61000元《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周转金。吴文绮表示前任出纳杨瑜瑜出具了两张旧《借款单》，合计61000元，后蔡新元指示要求吴文绮汇总为一张《借款单》，故让吴文绮根据该两张《借款单》重新出具涉案《借款单》。杨瑜瑜表示41000元是张仲元垫付的工资款，由张仲元拿现金给杨瑜瑜，杨瑜瑜将款项存入其个人的广发行账户，然后再从杨瑜瑜的广发行账户中直接将工资转账给工人，杨瑜瑜亦承认当时财务制度不规范。经查，两张旧借条中一张是2015年9月8日出具的41000元借款单，注明八月份工资款，借款人签章处由杨瑜瑜签名，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或财务章，由蔡新元、张凯生、张仲元在借款单位领导批示处签名。另外一张为2015年9月25日出具的20000元借款单，注明“向张仲元借款20000元付蒋老板579.5方菇肥余款”，经手人为杨瑜瑜，由蔡新元、张凯生在借款单位领导批示处签名，并加盖了重源公司的公章。杨瑜瑜提交的广发行账户明细在2015年9月7日有41000元现金存入记录，但无备注来源，2015年9月8日亦有数笔款项转账到不同账户的记录，数额在几百到四千多不等，有些月份也有相关的转账记录，但均无备注。另2万元货款无从查实。本院认为，张仲元系依据涉案六张借条起诉并主张重源公司应当偿还六张借条载明的金额，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张仲元的诉请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一审法院认定重源公司与张仲元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是否正确。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并不是判定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的依据，本案中，首先，张仲元主张的涉案六张《借款单》系其曾经借周转金给重源公司和代重源公司垫付货款后由重源公司补开，但从目前的证据看，诉争《借款单》并非双方核对清楚后由重源公司转写，亦非先有重源公司向张仲元借款的合意后出具，再由张仲元向重源公司出借周转金和垫付货款，故诉争《借款单》无法确定是否为重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从《借款单》的形式要件来看，涉案六张《借款单》均只加盖重源公司的财务章而非重源公司的公章，涉案《借款单》的审批领导为张凯生、蔡新元，该二人与张仲元有利害关系，且并无证据证明受公司委托。第三，涉案六张《借款单》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6月份至2016年9月份，均发生在王维明受让重源公司60%的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而重源公司从2016年6月开始的记账凭证，不管金额大小所有的报销单均有王维明签批，张仲元的儿子张凯生在二审调查时亦明确王维明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所有单据都要王维明签批，唯独涉案的六张《借款单》无王维明签批，重源公司对该债务真实性亦提出异议。第四，《借款单》中指向的垫付工人工资款，张仲元虽提供有杨瑜瑜的银行流水和杨瑜瑜的证人证言，但工人工资由非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张仲元主动拿现金给出纳，并由出纳通过其个人的银行账户发放给工人的行为不符合正常的公司资金管理规定，该银行转账记录无任何发放工人工资的相关备注，张仲元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发放对象为重源公司的员工；借条中指向的借周转金有公司现金存入记录，目前只有吴文绮等人的个人陈述可以印证该周转金来源于张仲元，其他垫付款未见合同，出纳仅凭张仲元提交的单据出具《借款单》。因张仲元有代公司收取货款的行为，周转金以及垫付款是张仲元代收的公司货款还是张仲元个人资产亦无法核实。综上，张仲元提交的证据尚无法证明张仲元主张的其与重源公司之间关于709089.18元民间借贷事实成立，故张仲元仅凭上述盖有重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六张《借款单》要求重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09089.18元及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如张仲元确有垫付货款和借周转金的行为且持有相关凭证，双方可在对账后再另行协商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重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8）粤1403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仲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16元、保全费4065元（该款已由张仲元预交），由张仲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6元（该款已由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由张仲元负担。由本院退回11316元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仲元应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自辉审判员  黄伟玲审判员  张孟棋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叶 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