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黑08行终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维柱，男，198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抚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市抚远镇珠江路东段。法定代表人周志军，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广霞，黑龙江贤进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贵军，黑龙江贤进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维柱因与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行政执法一案，不服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22日晚8时左右，原告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黑Ｄ×××**号哈飞牌小型轿车，从山水家园小区出来，自长江路由西向东行驶，行至泰山街××××路交叉路口时，因涉嫌闯红灯，被执勤的被告民警发现，并要求其停车检查，但原告未停车接受检查，而是驾车驶离，后被告民警驾车围绕着自长江路与泰山街十字路口至沿江路至迎宾路、××、××路追随，原告驾车进入祥瑞小区与滨江小区衔接部位下坡入口，因车辆无法行驶，原告弃车往滨江小区东面跑，由于天黑看不清楚路，原告跌落至挡土墙下面受伤。另查明，2018年7月10日原告因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被佳木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处以罚款20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于2018年8月向本院递交了起诉状。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人民警察在执法执勤过程中，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发现、控制违法犯罪活动，对违法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盘问、检查等行为系依法执行职务行为，每一个公民都应配合。虽然交警的主要职责是维护交通秩序及交通安全，但其作为人民警察，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及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等亦具有制止和控制的义务。公安部《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关于拦截、追缉车辆方面的相关规定系针对交警的安全防护性规定，旨在保护交警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维护自身安全及公共安全，对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的行为附条件地实施驾驶机动车追辑行为，其实质是要求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以符合法律目的。该工作规范所确定的附条件的追辑行为与《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所确定的人民警察有制止违法犯罪、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盘问、检查、调查、控制的职责相一致，即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逃避、抗拒执法的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辑、控制、检查、盘问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同时在执法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公民有无违法犯罪嫌疑，是由现场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日常生活常识进行判断的。因此，无论有无违法犯罪行为的公民均应配合执行职务的警察的盘问、检查，如逃避、抗拒警察的盘问、检查，警察可据情采取相当的处置措施，以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具体到本案中，被告民警在执法执勤过程中发现原告存在闯红灯行为，并且逃避检查，驾车逃离。根据原告所述，其被交警要求停车之后，围绕着自长江路与泰山路十字路口至沿江路至迎宾路、××、××路××数十圈，最后进入祥瑞小区与滨江小区衔接部位下坡口处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方才停车。根据一般社会认知水平，因闯红灯等一般交通违法行为甚至驾驶已报废机动车上路等严重违反道路安全的违法行为，行为人也不必因此抗拒检查，更不必采取过激行为逃避处罚，使自身及公共安全陷入危险之中。因地形限制在车辆无法继续行驶的情况下，原告弃车逃跑，加深了被告民警对原告的合理怀疑，结合原告的种种反常表现，被告民警对原告实施追辑行为并不只是仅仅为了查处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虽然原告最后被交警部门只认定为存在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违法行为，但我们不能用事后查实的事实来苛求民警在事发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单以原告主张的《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被告民警的追辑行为是否合法并不适当。结合上述论述，被告民警驾车追缉及下车徒步追缉的行为均无不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四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警务辅助人员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相关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由此可知公安机关辅警虽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但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的辅助性工作有关单位及个人也应当配合。第九条规定：“辅警人员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按照岗位要求履行下列职责：……(二)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四)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和视频监控；……(六)协助盘查、堵控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十)制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条规定：“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公路上执勤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或者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两名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依上述规定，公安机关的辅警在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有协助公安民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盘查、堵控有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制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且被告提供了其单位事发当天进行执法的正式干警的执法资格等级证书，证明被告的辅警是在正式干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的相关工作，且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现场执法工作人员均为辅警。对被告以原告的起诉不属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辩解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被告民警追赶行为致使其受伤，侵犯其健康权，被告民警执行公务的职务行为，应视为被告单位的行为。故张维柱是本案适格原告，有权提起诉讼。对被告以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2018年1月22日原告受伤，至2019年1月22日起诉期限届满，其于2018年8月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被告民警在执法执勤过程中，因原告涉嫌闯红灯，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且在汽车无法继续行驶的情形下弃车逃跑，针对原告实施追缉手段适当，执法主体合法。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维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张维柱上诉称，上诉人在2018年1月22日晚8时左右,驾驶自家哈飞赛豹小型轿车行驶至抚××市××与××路交叉路口时,路遇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一组辅警驾驶未打警示灯的车辆突然对上诉人的车辆追赶。上诉人不明真相在前方行驶，辅警在后追赶。当追赶数十圈后,上诉人进入祥瑞小区与滨江小区衔接处下坡入口，因车辆无法继续行使，上诉人被迫下车。这时多名辅警，对上诉人要求抓捕，赶到上诉人身边。并有辅警对上诉人进行追赶，将上诉人追赶跌落几米深的陡坡下。当时将上诉人摔成重伤，两侧腓骨、根骨及踝骨摔成骨折。上诉人一审要求法医鉴定，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的鉴定权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执法时存在以下问题：一、车辆并未打警示灯且正在行使；二、在辅警追击上诉人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辅警是在正式干警的指挥、带领和监督下开展铺助性工作；三、辅警的行为具有持续性,但其没有任何执法权；四、辅警的执法属于滥用职权的违纪行为，造成上诉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行初13号行政判决；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辅警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违法；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答辩称：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执法行为手段适当，主体合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正确判决。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1月2日晚8时左右，上诉人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黑Ｄ×××**号哈飞牌小型轿车，从山水家园小区驶出，自长江路由西向东行驶。上诉人行至泰山街××××路叉路口，因涉嫌闯红灯，被正在执勤的被上诉人民警发现。民警依法要求上诉人停车检查，但其并未停车接受检查，而是驾车驶离，被上诉人民警驾车沿路追随。当上诉人驾车进入祥瑞小区与滨江小区衔接处下坡入口时，因车辆无法行驶，上诉人弃车往滨江小区东面跑去。由于天黑看不清路况，上诉人跌落至挡土墙下面受伤。上述事实经一审开庭质证，双方均无异议。二、被上诉人民警执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其不配合交警执法、未按要求接受停车检查且选择驾车驶离的事实是自认的。上诉人最后因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才停车继续逃离，其虽下车但对于交警的执法仍不配合。根据一般人的社会认知水平，闯红灯、驾驶报废车辆等行为仅为一般交通违法行，并不构成犯罪。按常理上诉人不必采用如此过激的行为，使自身及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作为人民警察，认为上诉人不仅仅存在一般违法行为，完全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这不仅属于认知范围的合理怀疑，也完全符合人民警察的合法的正当职业要求和职业敏感性。一审法院根据《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等相关规定，全面分析了人民警察的职责范围、工作要求等相关问题，确定被上诉人民警驾车追缉及下车徒步追赶上诉人的行为均无不当，符合客观常理和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三、被上诉人执法主体适格。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四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警务辅助人员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相关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第九条规定：“辅警人员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按照岗位要求履行下列职责：………（二）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四）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和视频监控；。……（六）协助盘查、堵控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十）制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条规定：“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公路上执勤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或者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两名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本案被上诉人执法时，有两名具有执法资格的民警在现场指挥辅警共同展开工作，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证书，被上诉人执法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8年1月22日，且当天其已受伤。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民警的追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在2018年7月22日之前起诉。本案上诉人于2018年8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客观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张维柱于2018年1月22日当天曾聚餐饮酒。因上诉人张维柱涉嫌酒驾，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22日晚21时15分对上诉人张维柱进行了抽血采样，其血液乙醇含量检测最终结论为乙醇含量9mg/100ml。同时被上诉人抚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23日12时15分对上诉人张维柱进行了吸毒检测，其结果呈阴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条规定，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公路上执勤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或者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两名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查处违法行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上诉人认为其于2018年1月22日因被上诉人的追缉行为受伤，上诉人是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最迟应在2019年2月8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18年8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上诉人违反相关交通法规，且在被上诉人责令其停车检查的情况下驾车逃离，被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上诉人可能涉嫌酒驾等其他违法行为，可能会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存在严重威胁。被上诉人驾驶机动车对上诉人进行追缉，符合法律规定。且事发当天对上诉人血液乙醇含量检测的最终结论为乙醇含量9mg/100ml，虽未达到酒驾标准，但也证实了上诉人当天确有饮酒行为以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拒不配合执法、驾车逃离行为可能涉嫌其他违法行为的合理性。上诉人主张事发当天现场执法人员均为辅警，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了事发当天进行执法的正式干警的执法资格等级证书，证明其辅警是在正式干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的本案相关工作。综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并无不当，但起诉期限计算有误，应予纠正。上诉人张维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张维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广玉审判员  肖宇峰审判员  卢伟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柴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