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22民初1938号原告：蓝秀华，女，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雁妮，系原告侄媳妇，197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职员，住辽宁省建平县。被告：苏伟军，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职员，住辽宁省建平县。被告：杨敏，女，197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辽宁省建平县。被告：高文军，男，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辽宁省朝阳市。被告：张继辉，男，197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辽宁省建平县。被告：庞海，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辽宁省建平县。原告蓝秀华与被告苏伟军、杨敏、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蓝秀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雁妮，被告苏伟军、高文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敏、张继辉、庞海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蓝秀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判令被告苏伟军、杨敏偿还借款10万元，并自2015年8月4日起按照月息2％的标准给付本金10万元的利息，利息给付至欠款还清之日止；２、被告庞海、张继辉、高文军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4日，被告苏伟军、杨敏向原告借款100,000元，被告苏伟军、杨敏当时说其经营货车缺少资金需借款，如原告需要偿还借款时即偿还借款。加之高文军、张继辉、庞海以国家公务(事业机关）人员身份愿意为其担保，所以，原告借给被告苏伟军、杨敏100,000元。原告急需用钱，经多次催款被告苏伟军、杨敏总是以各种借口拖欠不还。以上事实，有被告苏伟军、杨敏、高文军、张继辉、庞海签字的借据为证。被告苏伟军辩称，一、借贷合同中未约定利息，请求法院对原告利息诉求不予支持。2015年8月4日，债务人苏伟军、杨敏共同向债权人蓝秀华借款10万元。此前答辩人通过朋友与蓝秀华相识。借款前双方口头约定只借几个月时间，双方都认可“一次性借出，一次性偿还，借款几个月”这一真实意思表达。出于信任，所以在借贷合同上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日期，纯属朋友之间相互帮忙“短期过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债权人蓝秀华单方面突然增加利息诉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二、答辩人愿意制定还款计划，尽快还清剩余借款。2015年末，债权人蓝秀华第一次要求答辩人全额还款，我当时以现金形式还款5,000元。2015年末至2017年末，蓝秀华又多次要求我全额还款，在此期间我又以现金形式给蓝秀华还过两次，累计金额8,000元。2017年12月29日至2019年7月1日，我通过微信转账分10次偿还蓝秀华借款合计3.62万元。以上累计还款金额为4.92万元。对剩余借款，我愿意协调另一名债务人杨敏共同作出还款计划，尽快还清剩余5.08万元。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高文军辩称，一、已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应免于履行保证义务。从以下三个不同角度计算，债权人都已超过诉讼时效。１、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所指借贷合同于2015年８月４日签订，合同上未明确还款履行期限。2015年末，债权人蓝秀华第一次向债务人苏伟军催要借款，苏伟军当时以现金形式还款5,000元。2015年末至2017年末，蓝秀华又多次要求苏伟军全额还款，在此期间苏伟军又以现金形式给蓝秀华还过两次，累计金额8,000元。2017年12月29日至2019年7月1日，苏伟军通过微信转账分10次偿还蓝秀华华借款合计3.62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限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则诉讼时效应该从蓝秀华第一次提出还款要求之日算起，即2015年12月末开始计算，距今已过4年6个月。即使按照微信还款记录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债务人苏伟军第一次以转账形式偿还债务是2017年12月29日，距今已过去2年6个月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9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26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可知担保人的诉讼时效为6个月。债权人蓝秀华在首次提出还款要求的6个月内，并未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已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应免于履行保证义务。2、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超过诉讼时效。借贷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约定此10万元一次性借出，一次性还款。自2015年12月末，债权人蓝秀华第一次向债务人苏伟军要求全额还款。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债务人苏伟军仅能以现金或微信转账形式小额偿还部分借款，而且在2019年７月１日之后分文未还。债权人蓝秀华作为一名经商多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有能力预见可能出现的风险，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应该及时向债务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但其在接近5年的时间里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债权人应当在签订借贷合同后不久就充分认清风险，或者退一步讲，2019年７月１日之后，至今苏伟军再也没有还过款。债权人更应该明确认识到风险，但其仍然无所作为。即使以2019年7月１日最后一笔还款日计算，（距起诉日超过11个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应免于履行保证义务。债权人蓝秀华在明知存在高度风险的情况下，前后拖延长达5年之久才对答辩人提起诉讼，蓝秀华应该对自己的不作为承担过错，不能把由于自己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强加给保证人承担，违反《担保法》第3条“担保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显失“平等、公平”。3、从分期还款的实际情况以及最后一期还款时间计算，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９月至2017年12月29日，苏伟军以现金形式分多次偿还借款，因没有证据暂且不论。2017年12月29日至2019年７月１日，苏伟军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分10次偿还蓝秀华借款合计3.62万元（有苏伟军微信转账记录为证），事实说明当事人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分期还款约定。债务人苏伟军于2019年7月１日通过微信向蓝秀华支付最后一笔金额为2,000元的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则该案的诉讼时效从2019年７月１日开始计算。已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应免于履行保证义务。二、已过保证期间，应免除答辩人的保证责任。答辩人作为保证人，在债务人苏伟军、杨敏与债权人蓝秀华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签字，合同未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9条、第26条之规定，答辩人对蓝秀华、苏伟军借贷合同的担保属于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2015年末，债权人蓝秀华第一次向债务人苏伟军要求全额还款，苏伟军当时以现金形式还款5,000元。2015年末至2017年末，蓝秀华又多次要求苏伟军全额还款，在此期间，苏伟军又以现金形式给蓝秀华还过两次，累计金额8,000元。苏伟军于2017年12月29日通过微信向蓝秀华转账还款4,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则“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应以2017年12月29日为准。该日期距离2020年６月２日蓝秀华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6个月时间。鉴于上述情形，已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应免除答辩人的保证责任。三、借贷合同中未约定利息，请求法院对债权人利息诉求不予支持。2015年８月４日，债务人苏伟军、杨敏共同向债权人蓝秀华借款10万元，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利息。签订合同时，借贷双方也均未告知答辩人该笔借款存在利息。答辩人当时正是基于“有且仅有10万元本金，一次性借出，一次性偿还，短期借用”这一真实意思表达才给借贷双方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之规定，可知本案借条中载明的10万元为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２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债权人蓝秀华单方面突然增加利息诉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从多个维度推究，都已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应免于履行保证义务；已过保证期间，应免除答辩人的保证责任；借贷合同中未约定利息，债权人单方增加利息诉求没有依据。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杨敏、张继辉、庞海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4日，被告苏伟军、杨敏从原告蓝秀华处借款10万元，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为上述借款担保，当日，被告苏伟军、杨敏、高文军、张继辉、庞海为原告出具内容为“借条今借蓝秀华壹拾万元整￥：100000.00担保人：高文军、张继辉、庞海借款人：苏伟军、杨敏2015年8月4日”的借条１枚。2017年12月29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4,000元，2018年1月26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5,000元，2018年4月25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2,000元，2018年3月6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4,000元，2018年9月20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5,200元，2019年1月17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4,000元，2019年1月31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5,000元，2019年4月7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3,000元，2019年6月2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2,000元，2019年7月1日，被告苏伟军通过微信转帐给付原告2,000元，上述给付款项合计36,200元。针对上述借款，2020年3月20日，被告苏伟军给原告出具内容为“欠条今欠蓝秀华利息款叁万陆仟元整（月息３分）￥：36000.00元欠款人：苏伟军2020.3.20”的欠条１枚。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１枚、欠条１枚、微信通话打印件６页，被告苏伟军提交的微信转帐打印件10页，及原告的陈述，并与被告苏伟军、高文军的陈述进行印证能够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认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口头约定了月息３分的利息，被告苏伟军给付的36,200元是利息。被告苏伟军、高文军主张原告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苏伟军给付的36,200元是本金。对于原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上述规定，原告关于其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口头约定了月息３分的利息的主张除了原告的陈述外，并未提出其他相关证据，故原告关于其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口头约定了月息３分的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为本院确定原告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未约定利息，所以对于被告苏伟军给付原告的36,200元本院确定其给付的是本金。被告苏伟军主张其以现金形式向原告还款1.4万元左右。对于被告苏伟军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原告对于被告苏伟军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被告苏伟军对其上述主张除了其陈述外，并未提出其他相关证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于被告苏伟军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被告苏伟军、高文军主张原告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是一次性借出，一次性还款。对于二被告其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二被告对其上述主张除了其陈述外，并未提出其他相关证据，且各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也未有相关约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于二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苏伟军、杨敏与原告蓝秀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苏伟军、杨敏现拖欠原告借款本金63,800元，被告苏伟军、杨敏应将拖欠原告的借款63,800元偿还原告。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自2015年8月4日起按照月息2％的标准给付本金10万元的利息，利息给付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如下：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自2015年8月4日起按照月息2％的标准给付本金10万元的利息，利息给付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依据上述规定，被告苏伟军针对其与原告之间的借款于2020年3月20日以给原告出具欠条的方式表明其拖欠原告利息36,000元，依据其拖欠原告借款本金的数额、已经存续的未予偿还借款的期间，被告认可的拖欠原告利息36,000元的数额并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被告苏伟军给原告出具的欠条的行为系民事法律行为，对其有约束力，而对其他被告并无约束力，故被告苏伟军应给付原告借款利息36,000元。关于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是否还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规定，原告与被告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则借款人苏伟军、杨敏可以随时返还借款，贷款人原告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故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被告苏伟军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分10次向原告还款合计36,200元的行为并不产生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后果，亦不产生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的后果，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苏伟军、杨敏承担偿还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要求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承担保证责任亦未过保证期间；所以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应对被告苏伟军、杨敏向原告偿还借款63,800元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苏伟军、杨敏追偿。被告苏伟军、高文军关于原告与苏伟军、杨敏之间的借款未约定利息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高文军关于应免除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伟军、杨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蓝秀华借款本金63,800元；二、被告苏伟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蓝秀华借款利息36,000元；三、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与被告苏伟军、杨敏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苏伟军、杨敏追偿。四、驳回原告蓝秀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蓝秀华负担416元，由被告苏伟军、杨敏负担734元，被告高文军、张继辉、庞海承担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国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齐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