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8265号原告:刘凤华，女，1961年8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首华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民，北京市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慧菊，女，193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手帕厂退休职工，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新，女，任慧菊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明，男，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凤华诉被告任慧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凤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任慧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凤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155985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损失（以155985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6年5月19日至还清款项日止）。3.被告赔偿诉讼费损失342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因前门地区危改，任慧菊夫妇在崇文区草场九条横胡同X号的房屋被政府回购，为此，任慧菊夫妇委托原告代理回购事宜。原告接受委托作为被告代理人替被告夫妇领取拆迁回购款308862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生活困难补助65000元，同时又按被告主张及提供的委托手续，替被告夫妇领取了补偿给刘红蕊的拆迁回购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30000元。原告其后接受被告委托管理上述全部款项，将其中一部分用于被告夫妇日常生活。2010年任慧菊之夫刘贵廷去世，2012年10月20日原、被告因家庭纠纷，在被告坚持下，原告将上述剩余款项全部移交给被告自行管理使用。2014年刘红蕊得知尚有一笔属于自己的款项被告任慧菊据为己有，遂于2016年以不当得利起诉刘凤华、任慧菊。诉讼中，刘红蕊追认了刘凤华领取属于刘红蕊拆迁回购款、人口疏散补助费的行为，但不认可任慧菊占有款项的行为，坚持向任慧菊索要款项。经法院裁定驳回了刘红蕊的起诉。2017年刘红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再次起诉刘凤华、任慧菊。2018年6月，法院判决确认拆迁回购款125985元、认可疏散补助费30000元属刘红蕊所有，判决刘凤华承担返还义务。刘红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但非法占有款项的任慧菊至今未向刘凤华返还属于刘红蕊所有的款项。原告认为，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在代理关系终止时应委托人要求返还了款项，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应对代理人的行为及委托管理事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被告委托原告管理并占有并不属于自己的钱款属委托事项违法，法院判决钱款属刘红蕊所有情况下，原告只能以自己财产向刘红蕊支付被被告非法占有的款项。被告行为严重侵害原告权益并造成损失，故起诉至法院。任慧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所述，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及编造故不应采信。事实真相如下：首先，2006年3月被告任慧菊及其夫刘贵廷（于2010年12月13日去世）承租的原崇文区草厂横胡同8号2间房屋被政府以危房回购，由于原告父母年龄已高，相关补偿事宜均由原告办理，包括相关补偿手续及补偿的回购款均是由原告领取支配的，所有涉及的相关手续及款项，作为被告任慧菊及其夫根本不清楚；此后原告一直占有该款进行支配使用，购买国债及理财，自己获利。此后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被告无奈只好由其三女刘立新接回赡养至今。2012年10月20日在被告多次向原告索要由原告霸占的房屋回购款及被告的自有存款时，发生冲突并报警，此时原告才将本应属于被告的剩余房屋回购补偿款347704.75元和被告自己的存款78893元和朝阳东坝拆迁款及退休金共计金额近60万之多，交给了被告。原告交付给被告的该款项完全就是被告应有的；根本不存在包含刘红蕊的房屋回购款和人口疏散补助款；而且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更没有足以证实原告交付给被告的426504中含刘红蕊的155985元的确凿证据。其次，被告及其夫刘贵廷生前，对原告非法占有刘红蕊的回购款及人口疏散补助费；既不知情更不存在被告委托原告领取和管理刘红蕊的款项。被告的房屋回购款及补助费均是由原告一手办理的，被告是在2014年即法定继承案件诉讼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刘红蕊的房屋回购款和补助费。在2014年继承案件纠纷，经调取2006年草厂房屋回购的补偿和回购协议时被告才得知，也给刘红蕊补偿了相关款项；也就是说所有关于刘红蕊的补偿手续包括委托书均是原告自行伪造的，同时原告又私下将刘红蕊的房屋回购款125985元及3万元人口疏散费领取占为己有。原告对此事一直向被告隐瞒；2012年10月20日被告在原告之前写好的426504元的收条签字时，也没有表明该款有刘红蕊155985元；直到2014年继承案件中，关于草厂房屋的相关补偿款包括刘红蕊的补偿，才真相大白。这一事实已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102民初2994号及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充分证实。因此根本不存在被告委托原告去领取管理占有刘红蕊的房屋回款款及人口疏散补偿费的事实。原告所述，显然是为自己非法占有刘红蕊的上述款项推卸给被告编造出的虚假的事实。再次，现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被告显然是错误，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2012年10月20日给付被告的426504元中的155985元；就本案原告显然不存在与被告的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告以委托合同向被告主张返还属刘红蕊的155985元的房屋回购款和人口疏散补偿费显然是错误的。第二，2017年9月20日刘红蕊作为原告以本案原告刘凤华和本案被告任慧菊为被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主张被告刘凤华向其返还房屋回购款和人口疏散费，被告任慧菊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6月27日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该判决已生效。该生效判决主文已经就三者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及性质予以了判定。现本案原告仍依据委托合同向被告任慧菊主张返还155985元的款项即没事实根据也于法无据，且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法律原则的规定。最后，就本案纠纷而言，原告起诉被告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其一，作为原告早在2006年3月伪造刘红蕊的委托书开始，就知道草厂8号房屋回购中，有单独补偿刘红蕊的155985的款项，其二，在2014年1月法定继承纠纷案件开庭笔录中，原告刘凤华自认在2012年10月20日给被告的426504元里有刘红蕊的155985元的回购款和3万元的补偿款。然而本案原告在法定期间内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过返还多支付给被告155985元，直到7年多之久，原告2019年5月才提起诉讼，因此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155985元及其他的请求，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主张无事实根据且于法无据，而且原告超过了诉讼时效。望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还一位85岁老人的公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根据刘凤华提交的（2014）朝民初字第03723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任慧菊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起诉刘凤云、刘立新、刘凤华，刘凤华在该案件中主张刘贵廷在原崇文区草厂横胡同8号房屋拆迁后获得拆迁款，刘贵廷去世后剩余426504.75元，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该判决查明，任慧菊、刘贵廷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女，即刘凤云、刘立新、刘凤华。2006年3月任慧菊、刘贵廷在原崇文区草厂横胡同8号房屋被政府以危险房屋回购，刘贵廷领取回购款308862元，根据补助审核表，刘贵廷还可领取生活困难补助费65000元。另查，刘贵廷的上述拆迁补偿事宜及领款手续均委托刘凤华办理，刘凤华同时领取刘红蕊在该次回购中应获得款项125985元。……2012年10月20日，刘凤华将存有426504元工商银行存折交与任慧菊，刘凤华称领取拆迁款后因租房等生活消费支出部分拆迁款。该判决认定上述房屋回购款308862元、生活困难负责费6.5万元和人口疏散补助费3万元，其中回购款308862元、生活困难负责费6.5万元由刘凤华代为领取，共计373862元应作为刘贵廷遗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并判决刘凤云给付刘凤华7万元、任慧菊给付刘凤云60**元，任慧菊给付刘立新7万元。任慧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以（2014）三中民终字第08993号判决维持原判。2016年1月15日，刘红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刘凤华、任慧菊，要求任慧菊返还拆迁回购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万元，并赔偿利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6）京0102民初2994号裁定书，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及刘红蕊权利的相关合同及领款凭证均系刘凤华以刘红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相关款项也系刘凤华领取，经笔迹及指纹鉴定，刘凤华当时所持委托书并非刘红蕊本人的签名及捺印，但刘红蕊当庭表示对刘凤华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故刘红蕊与刘凤华之间存在委托签订合同及领款的法律关系，刘红蕊与任慧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刘红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任慧菊返还相关款项，缺乏依据，对其起诉，依法裁定予以驳回。刘红蕊提起上诉，二审以(2017)京02民终7788号裁定书维持原裁定，该裁定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对涉案的款项是否在任慧菊名下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刘红蕊、刘凤华承认已转至任慧菊名下，任慧菊的代理人表示，在“今收到工商银行存折一个内有人民币肆拾贰万陆仟伍佰零肆元整”的单据上的“任慧菊”之名是任慧菊所签，但任慧菊不认可此事实。该裁定认为：不当得利有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本案中所涉利款项的取得是有合同依据的。故刘红蕊以不当得利起诉刘凤华、任慧菊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红蕊的起诉是正确的。但一审法院裁定书说理部分认为“刘红蕊与任慧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二审审理中，刘红蕊、刘凤华均承认涉案款项已转至任慧菊名下，任慧菊的代理人承认涉案单据上的“任慧菊”之名是任慧菊所签，故刘红蕊与任慧菊之间有法律关系，对此二审予以更正。2017年9月20日，刘红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刘凤华、任慧菊，主张刘凤华返还拆迁回购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万元，并赔偿利息；任慧菊承担连带责任。任慧菊未到庭参加该案诉讼。2018年6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28233号判决书，内容如下：刘红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刘红蕊自幼与姥爷刘贵廷、姥姥任慧菊在北京市崇文区草厂九条横胡同8号共同居住，登记为同一户籍。后在刘红蕊不知情的情况下，刘红蕊被分为独立的户口。2006年，因前门地区危改工程，该房屋被政府回购。为此，刘贵廷委托大女儿刘凤华代理回购事宜，刘凤华代领了补偿给刘贵廷和任慧菊的拆迁回购款308862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65000元。同时，刘凤华在刘贵廷、任慧菊的授意下，于2006年4月5日领取了补偿给刘红蕊的拆迁回购款125985元，签的是刘凤华的名字；于2006年5月18日代领了刘红蕊的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签的是刘红蕊的名字，但均未告知刘红蕊。随后刘凤华接受刘贵廷、任慧菊委托管理上述全部款项，并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刘贵廷、任慧菊的日常生活。2010年，刘贵廷去世。2012年10月20日，刘凤华、任慧菊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在任慧菊的要求下，刘凤华将上述剩余的款项全部移交给任慧菊自行管理使用。2014年1月，刘红蕊的母亲刘凤云在刘贵廷的遗产诉讼中发现此事，刘红蕊才得知尚有一笔属于自己的回购款以及人口疏散补助费被任慧菊据为己有。2015年12月，刘红蕊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刘凤华、任慧菊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中，刘红蕊追认了刘凤华以刘红蕊的名义领取属于刘红蕊的拆迁回购款、人口疏散补助费的行为，但未同意任慧菊向刘凤华索要上述款项并私自据为己有。2017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不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裁定驳回刘红蕊的起诉。刘红蕊随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9日，二审法院经审查认定，该笔属于刘红蕊的款项已经转移至任慧菊的名下，但仍然维持原裁定。刘凤华在任慧菊的授意下，背着刘红蕊私自领取属于刘红蕊的回购款以及人口疏散补助费，经过刘红蕊的追认，刘红蕊和刘凤华之间已经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刘红蕊得知上述事实后，已经向刘凤华和任慧菊主张返还该笔款项，刘凤华应当将其代为领取的钱款返还给刘红蕊，但是刘凤华在明知代领刘红蕊的钱款的情况下，未征得刘红蕊的同意私自处分。任慧菊在明知刘凤华代刘红蕊领取款项的情况下，利用刘凤华受其委托管理其钱款的代理人身份，未征得刘红蕊同意，私自向刘凤华索要该笔钱款，非法据为己有。刘凤华、任慧菊严重侵犯了刘红蕊的财产权利。由于刘凤华代领钱款之后未交给刘红蕊，所以从最后一次领款的第二天开始主张利息损失。由于刘红蕊将钱给了任慧菊，所以要求任慧菊承担连带责任。刘凤华辩称，不同意刘红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刘红蕊所述的两笔款项确实是刘凤华代领的，当时是刘凤华的父母让刘凤华代领的。刘凤华代领钱款时，刘红蕊并不知情，都是刘凤华的父母以及刘凤华的妹妹刘立新整理的材料，然后交由刘凤华去找拆迁办办的手续。刘凤华代领的钱款包括刘红蕊的两笔拆迁款以及刘贵廷的拆迁款。当时刘红蕊的两笔拆迁款打到了刘红蕊名下的存折内，刘贵廷的拆迁款则打到了刘贵廷的存折内。刘凤华将刘红蕊存折内的钱取出后存入刘贵廷的存折内。由于刘凤华的父母年纪大了，所以很多事情让刘凤华跑腿，如办理租房、住院、买墓地等。经刘凤华父母的同意，刘凤华又将刘贵廷名下的存折内的上述钱款转到了刘凤华名下的银行卡内。2010年，刘贵廷去世。2012年，刘凤华的母亲说不需要刘凤华帮她跑手续了，所以刘凤华将剩余的钱转到了任慧菊名下的存折内，任慧菊签字确认了。刘凤华管理父母的钱款共计638740元，包括刘红蕊的拆迁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刘贵廷的拆迁款308862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困难补助65000元，还包括刘贵廷、任慧菊的积蓄78893元。除去刘贵廷、任慧菊的花销，剩余的426504元都交给了任慧菊。因此，应当由任慧菊还给刘红蕊，与刘凤华无关。该判决查明：任慧菊与刘贵廷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女，即刘凤华、刘凤云、刘立新。刘凤云与刘海泉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女，即刘红蕊、刘红悦。2006年3月，刘贵廷与任慧菊位于北京市原崇文区草厂横胡同8号的承租公有住房2间被政府以危险房屋回购。刘红蕊的户籍亦登记在此。刘贵廷委托刘凤华办理了上述房屋拆迁补偿事宜。2006年4月5日，刘凤华代刘贵廷领取补偿款、补助费308862元。2006年5月18日，刘贵廷领取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此外，刘凤华还代刘贵廷领取生活困难补助费65000元。2006年4月5日，刘凤华以刘红蕊的名义领取了补偿款、补助费125985元。2006年5月18日，刘凤华以刘红蕊的名义领取了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刘凤华并未将代为领款的情况告知刘红蕊。上述房屋回购后，刘贵廷将户口迁移至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辛街**。刘凤云在该处有房屋，于2010年拆迁腾退，被安置人口为刘凤云、刘海泉、刘红悦、刘红蕊、刘贵廷，腾退补偿款总计3847562．50元。2010年12月13日，刘贵廷去世。2012年10月20日，刘凤华将内存有426504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折交给了任慧菊。2013年，任慧菊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刘凤云、刘凤华、刘立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刘贵廷的遗产。该院经审理认定：刘凤云领取的拆迁款中有刘贵廷的份额134000元，应当作为刘贵廷的遗产；刘凤华代刘贵廷领取的补偿款、补助费308862元和生活困难补助费65000元共计373862元，应当作为刘贵廷与任慧菊的共同财产，其中一半186931元作为刘贵廷的遗产。该院考虑任慧菊长期与刘贵廷共同生活且年事已高的事实，酌情由任慧菊多分遗产，并根据上述遗产分别由刘凤云和任慧菊保管的事实确定给付情况。该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037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凤云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凤华70000元，任慧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立新700**元，任慧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凤云60**元。任慧菊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7月1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89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刘红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刘凤华和任慧菊诉至本院，要求刘凤华和任慧菊返还补偿款、补助费125985元和人口疏散费30000元，并要求二人赔偿利息损失。该案审理过程中，刘红蕊表示对刘凤华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只要求任慧菊承担责任。2017年3月14日，本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2994号民事裁定书，以刘红蕊与刘凤华之间存在委托签订合同及代领款的法律关系、刘红蕊与任慧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刘红蕊不服上述裁定，提起上诉。2017年8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778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和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刘凤华以刘红蕊的名义领取涉案款项时虽未告知刘红蕊，但刘红蕊在2016年的诉讼过程中表示对刘凤华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因此二人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都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刘凤华应该将代领的钱款转交给刘红蕊，但刘凤华一直未交付，现刘红蕊要求刘凤华返还上述款项并支付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凤华以向任慧菊交付过426504元的存折为由，辩称代刘红蕊领取的上述款项已经交给了任慧菊，从而主张应当由任慧菊承担责任，但其向任慧菊交付钱款的行为并不能免除其应当向刘红蕊返还钱款的义务，故其此项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刘红蕊与任慧菊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关系，现刘红蕊要求任慧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任慧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其缺席庭审的行为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该判决判定被告刘凤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红蕊返还补偿款、补助费125985元和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5598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5月19日计算至还清上述款项之日）；驳回原告刘红蕊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凤华就该判决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了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就上述裁判，刘凤华、刘红蕊向法院申请执行，2018年8月6日，刘凤华、刘凤云、刘红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三方协商就三个判决互相折抵后，刘凤华给付刘红蕊5万元。2018年8月8日，刘凤华向刘红蕊支付了上述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刘凤华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而任慧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结合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就该争议焦点问题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刘凤华就其有关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争议的刘凤华主张的委托事项，系刘凤华所称“替被告夫妇领取补偿给刘红蕊的拆迁回购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3万元”。有关该委托的事项，任慧菊并不认可，刘凤华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意见无其他证据佐证，难以直接进行认定。其次，就刘凤华主张其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向任慧菊交付了刘红蕊的拆迁款项一节。虽现有证据能够显示2012年刘凤华曾经交付给任慧菊426504元。但任慧菊并不认可该款项中包括刘红蕊的拆迁款项。就此，刘凤华自称“管理父母的钱款共计638740元，包括刘红蕊的拆迁款125985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刘贵廷的拆迁款308862元、人口疏散补助费30000元、困难补助65000元，还包括刘贵廷、任慧菊的积蓄78893元。”可见，刘凤华自称其管理的款项既包括刘贵廷，也包括刘红蕊的拆迁款，从刘凤华给付任慧菊的款项并未明确包含刘红蕊的款项。而且，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任慧菊知晓刘凤华管理刘红蕊拆迁款项，另一方面在任慧菊不认可刘凤华向其交付的款项中包括有刘红蕊拆迁款的情况下，刘凤华就此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刘凤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次，关于任慧菊辩称刘凤华诉讼请求超出诉讼时效一节。根据查明事实，刘凤华于2006年以刘红蕊名义领取拆迁款项，2012年刘凤华将426504元交付给任慧菊。即便刘凤华所述本案委托事项成立，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任慧菊的该项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刘凤华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凤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8元，由原告刘凤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虎成人民陪审员  江冀兴人民陪审员  袁莉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赵家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