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1104民初4961号原告：翟志强,男，汉族，1962年2月11日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良、宋莎莎，河南可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翟庄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翟连生，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绍虎、闫军胜，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翟志强诉被告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翟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翟庄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翟志强的委托代理人于华良、宋莎莎，被告翟庄村委会的负责人翟连生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绍虎、闫军胜到庭参加诉讼。此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翟志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足以前欠原告父母生活费10000元（暂定，以被告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2、判令被告补足欠原告父母年底分红20000元（暂定，以被告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3、判令被告以后每年给予原告年底分红20000元（暂定，以被告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翟志强的父亲翟玉坤、母亲张妮原系翟庄村村民，承包了八大门、蛇腰地、小柳树、人民医院、安居工程的土地。1992年8月，被告翟庄村村委会与漯河铁东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签订《征地协议书》，原告父母的上述土地也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土地补偿费。与原告同一村庄的一、二、四组已经去世的村民，每月却有400元的生活补助。2015年翟庄村实行股份制，每位村民可以获得股份以及20000元年底分红，包括2015年后去世的人，且去世的人的股份可以继承。原告父母分别于1997年和2011年去世，没有分得股份和年底分红。原告认为，虽然原告父母已经去世，但是原告父母的权利应当由原告继承，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翟庄村委会辩称，一、原告的主体身份不适格，其不享有村民待遇的资格。1、原告为占地工，1987左右被原市棉纺厂招收为工人，身份由农民转为工人，不具有享有村民待遇的资格。关于村民待遇资格，村委会认为应注意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92年12月31日。全村统一规定的1992年12月31日“农转非”花名册截止日为人口界定日，未满18周岁的、被招收为工人的人员及领2000元“买断”的村民不再享受村民待遇。一个是2015年元月31日。此日村里召开全村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并以票决的方式，高票通过了“翟村字2015（02）号《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文件。该决议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2015年元月31日0时在册享受村组待遇的人员（二十年多年来一直在册享受的人员）为股份分配的对象。原告作为占地工，为企业职工，如到退休年龄可享受退休职工待遇，身份已经被排除享受村民待遇的资格。现原告与被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起诉主张同享有村民待遇资格的人员一样分红，主体不适格。2、原告主张的其父母的待遇，主体亦不适格。原告诉称其父母已分别于1997年和2011年去世，其父母不符合2015年股份制改革时仍生存的人员条件。且经被告了解，原告姐妹并非一人。现仅有原告一人起诉主张权利且没有其他有继承权利的人参与到本案中来，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二、被告的主体不适格。被告虽作为村委会，但是严格执行中央关于集体土地问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即在乡、大队（即村委会）、生产队（即村民小组）的土地执行处理上，由村民小组作为村民小队，有权处理土地的使用和处分，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分配。本案中，原告翟庄村委会下辖的四个村民小组均是有独立财产的主体。目前的四个组与村委会，分别为五个独立的经济体，各自有独立的财务人员。《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有独立财产的村民小组为当事人”。原告父母作为原五队一组的成员，现起诉村委会，被告主体不适格。三、原告的诉请不明确，应驳回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案件受理的规定，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具体数额看，均为暂定，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明确，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四、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属侵权之诉，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原告应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三年内主张权利，“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父母的应得财产，但是其父母去世多年，即使属于其父母的财产，也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五、原告的案由不符合事实。原告主张的权利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首先得享有村民待遇的资格，在有资格的前提下，才能主张权利。资格是前提。但是原告却在没任何证据证明其现在仍有享有村民待遇的资格的前提下，即提出应享有相应的村民待遇，案由与主张相矛盾。六、原告之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管辖范围。原告之诉请的生活费、年底分红等，完全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三十条、三十五条规定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之内。且我国《宪法》第十七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均明确规定了应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本案之主张的内容，完全在村民自治的范畴之内，故不应由司法权直接介入和干预。综上，翟庄村委会认为，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充分尊重和保障村民自治权。为了证明自己诉讼主张，原告翟志强举证如下：一、《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权利受损后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主张诉求，最后一次是2018年，并不超过诉讼时效。二、《征地协议书》，证明1992年翟庄村征地的一些情况，以及村委会领取相关补偿款，未将补偿款发放给包括原告在内的村民，而是用于其他投资。三、翟新利、翟桂花、丁桂鸾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三队的承包地被征收，村委会没有将补偿款发给村民；同样情况的本村其他队的村民、小孩均发有生活费和年底分红，而三队村民和小孩没有；其他村组的村民去世后，可以继承，但是原告家的不能；给三队老人发放的生活费和年底分红款项来源于包括原告在内的承包地补偿款的投资性收益。被告翟庄村委会的质证意见是：一、对于信访事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等人的家属进行信访，但是不能证明其主张就合理合法。二、征地协议书致使一个复印件，没有看到原件，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实。即便属实，这只是一个土地征收行为，和本案原告讼争的村民待遇没有关联性。三、对于原告出具的证人证言，其所证明的问题和内容没有关联性。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发放和本案的个人主张权利是不同的案由，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也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为证明自己的答辩意见，被告翟庄村委会举证如下：一、翟庄现有的一队一组、一队二组、第二村民组、第四村民组出具的证明材料各一份。证明：1、各组均在1992年12月31日之后，陆续按照村里统一的标准，对享受村民待遇人员进行了界定。2、原告以前所在的第三村民组后来分为六个小组，也按照截止到1992年12月31日年满18岁、非占地工的标准进行了界定。3、上述界定的享受村民待遇人员的标准，至今没有变化。4、本案原告不属于界定为村民待遇的人员范围之列，无作为原告主体起诉的资格。二、翟庄村两委形成的《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证明：1、2015年元月31日，村里股份制改革，给有村民待遇资格的人员分红。有分红资格的人员仍系1992年12月31日标准确定的、仍在世的在册人员。2、原告主张中，关于在2015年元月31日之前已经去世的，当然不具有股份制分红的资格。3、该管理意见，系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的，所决定的发放生活费、股金分红等，均是村民自治的范围事项。司法权不应直接予以干预，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三、河南省高院、北京市高院关于类似案件的生效裁定。证明：1、各地生效的判例，均明确了应依法保护村民自治权。原告翟志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1、对其他村民组出具的证明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单位的证明应当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并附联系方式，这几份证据仅有小组盖章，无法核对其真实性；2、是否享有村民待遇不能以年龄大小为准，应以是否为本村村民为准。案件的本质是农户的补偿款被村委会领取并进行投资后的收益分配问题，其所谓给的村民待遇均是补偿款的再收益。二、对村两委的文件有异议。1、被告方实行所谓的股份制应经过集体成员大会研究；2.从该文件可以看出，村委会所谓的资产源于包括原告在内的三队农户的土地补偿款。村委会拿着三队村民的资产在给其他村民所谓的村民待遇，并且剥夺了原告及其家属的收益权利。三、本案是否属于法院管辖的范围，应当有法院审查后给出结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此明确答复，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与村委会发生纠纷，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分配问题是否受理意见，也是应当受理。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原、被告的诉辨意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一、原告翟志强原系翟庄村村民，上世纪80被企业招为工人，实现了“农转非”，但是其户籍直到现在仍留在翟庄村。翟志强的父母亲翟玉坤、张妮原系翟庄村村民，按翟志强自述，已经分别于1997年和2011年去世。原告翟志强明确表示，自己是“占地工”走的，不要村里的待遇。本次起诉是要继承父母亲翟玉坤、张妮作为翟庄村村民应享受的那份待遇（补发以前的生活费、年底分红，要求继承以后的年底分红）。二、翟庄村的基本情况。（一）翟庄村是我市召陵区翟庄街道所辖的一个城中村。目前村委会下辖一队一组、一队二组、第二村民组、第四村民组。没有第三村民组这一基层村组组织。翟庄村以租赁经济为主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活跃，村组每年租赁收入比较可观。村组研究决定给予符合标准的村民发放生活费、年底分红，村民每年收入比较可观。但问题出在，不是每一位户籍在翟庄的人都享有这种待遇，部分人员由于历史积累原因，因“占地工、未满18岁、领取2000元买断”等原因，并不能享受上述待遇。（二）上述局面成因源自两次村民决议。1、80年代翟庄村属于城市近郊村，随着城镇化发展，村组土地不断被征收征用，部分村民在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被占地企业招收为工人。因村组土地不断被征，加上村组集体企业也不断倒闭，集体经济严重不景气。为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失地村民的稳定，当时村组研究决定，截至1992年12月31日，未满18周岁人员、招收为工人的人员、领取2000元买断的人员不再享有村民待遇。除了上述三类人员之外的人员，登记在册，享受村民待遇。此即第一次决议。2、随着人口的正常死亡，只减不增，而村集体经济逐年向好。为了明晰产权，促进村组集体经济健康发展，2015年翟庄村两委班子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对村组集体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革。以票决的形式通过了《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和《翟庄村股份制经济体管理章程》。核心内容是：截至2015年元月31日，已经享受村组待遇的人员,况且仍然在世的，作为股份分配对象。其所持股份可以在本股份经济体内转让、赠与，可以继承、转让、赠与。三、争议的情况。1、部分村民认为自己的户籍在翟庄村，属于翟庄村村民，应当享受村组待遇；亦或是父母亲之前曾享受村组待遇，但是后来死亡，截至2015年元月31日时已经不在簿，其份额不能继承等原因，提出异议，长期通过多种途径反映解决，要求享受村组待遇或者继承家属的村组待遇。该部分人多为原翟庄三组人员。2、翟庄村委会认为，原翟庄三组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涣散，后变成六个小组。由于内部斗争严重，将卖地款分光分净，没有留下任何资源、资产、资金。原三组没能形成基层村组组织，现由村委会代管。村委会经研究对原**的少部分人，由村委会发放生活费，享受村组待遇。翟庄村委会和下属四个村民小组属于五个不同的经济体，各有各的账目，各组有组长，有会计。各组视经济情况，每年给村民发放资金也不相同。翟庄村委会只作宏观管理，不作具体干预。本院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有权依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对村民事务行使一定程度的管理权，这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一种体现。村委会主持召开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通过表决，形成《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和《翟庄村股份制经济体管理章程》，是行使基层群众自治的表现。本案中，翟志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已经死亡二十余年的父母亲翟玉坤、张妮的村民待遇问题，并进而继承之，实质上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应驳回起诉。其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翟志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30元，已缓缴，不再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啸飞审判员  赵 琼审判员  吴 楠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沈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