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802民初1023号原告：覃章祥，男，1953年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星，张家界市永定区中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338562190N，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荷花村**。法定代表人：杨万田，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林，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覃章祥与被告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鸿木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章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星、被告群鸿木业的法定代表人杨万田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覃章祥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给原告支付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11月15日止，共计27个月加8天期间的被聘担任被告法人代表职务的应得劳务报酬费总额3272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给原告支付原告为被告所垫付的法院执行款人民币2万元。事实与理由：一、纠纷的由来。原告在永定区西溪坪珍珠峪地段开办有一个木材收购和木料型材产品出售的个体私营工厂，其字号为：“覃章祥木材经营部”。被告是一个木质的门、窗、楼梯、家具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企业（见2017年8月7日换发的被告的《营业执照》）。因为被告需要购入原告工厂的木料型材用于木质的门、窗、搂梯、家具的制造，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存在木料型材的买卖交易活动。原告与被告开办人之间必较的孰识了。在2017年5月，原告将自己开办的个体私营工厂“覃章祥木材经营部”转给儿子经营后，改设成了“张家界覃千木材有限公司”。原告的儿子负责主持和管理该公司的全部经营活动。被告开办人（实际控制人）的田青松，知晓原告所具有的木材市场经营能力和木材经营市场关系户这些经营资源，就要求聘用原告担任被告企业的最高经营管理者，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经田青松与原告协商后，达成了下列主要内容的口头约定：原告同意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被告聘用原告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期间，被告每月给原告支付劳务报酬费（工资）人民币12000元。原告在任期内，则为被告企业内部，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在被告企业外部，为企业开辟木业加工市场和木质产品的销售市场。2017年8月7日，被告在张家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将原告登记为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见2017年8月7日换发的被告的《营业执照》）。原告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后，为被告的经营活动积极工作。原告除参与被告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外，原告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放在承揽对外木业加工和产品销售业务上。原告在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工作期间，鉴于原告自身不缺钱急用，并深知被告企业经营资金周转相当紧缺困难的境况，原告也就未急于要求被告给原告按月支付劳务报酬费，想的是在被告经营周转资金状况转好时，再向被告领取原告应得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劳务报酬费。其实，原告不仅仅是未急于领取劳务报酬费，而且在被告经营资金严重告急的情况下，还为被告垫支了不少的资金。有据可查的一笔，就是李汉初诉被告的支付劳动报酬纠纷诉讼案，原告为被告垫付了应付李汉初执行款人民币2万元。然而，令原告费解的是，被告却在未向原告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将原告担任的被告法定代表人职务注销了（见2019年11月15日换发的被告的《营业执照》）。当原告得知被告注销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这一事实后，原告也就停止了为被告提供经营服务工作，并向被告的开办人（实际控制人）田青松提出，要求被告给原告支付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期间应得的劳务报酬费和原告为被告所垫付的资金。但是，遭到被告方的无理拒绝。因此，原告只能通过司法途经进行救济。二、被告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经营企业，给在本企业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和劳务者支付劳动工资和劳务报酬，这是经营企业应当负有的法定义务。劳动法第三条中规定，劳动者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的实现，这就对应着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给付劳动报酬的义务（见劳动法第四条的规定）。识法者都知道，在社会法律实务中所称的“劳务合同”，在合同法律的层面上讲，它是属于无名合同；合同法或其他法律对“劳务合同”并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则。对于在法律上无名的“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合同法第124条作了规定，即：（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编选组”编著的《民事案件案由适用手册》一书的第238页上，对劳务合同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是指向民法通则（总则）的相关法条和合同法的相关法条的。那么，按照最相类似的法律原则，“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两者最相类似。因两者中的核心内容，都是劳动者向他人（包括单位）出卖自己的劳动，由用劳一方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因此，参照劳动法的规定，被告使用了原告出卖的劳动，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原告己放弃劳务报酬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这应当是被告的法定义务。而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对于企业的高端劳动者（如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厂长、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企业高级职员）其月工资若是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以内的，还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综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了前述的诉讼请求事项，请依法支持。被告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辩称，被答辩人诉称的事实虚假，内容不客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事实上劳务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请。1．答辩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田青松并未邀请被答辩人参与公司经营活动，也未聘用被答辩人担任答辩人公司最高经营管理者，并未对被答辩人口头约定每月支付劳务报酬12000元的事实，被答辩入并未为答辩人公司提供劳务服务的事实。2．事实的真相是：2017年答辩人当时的法人是田青松，其老公在外负有一定债务，被债权人所逼服毒自杀后，债权人找到田青松逼债，田青松与被答辩人覃章祥有业务往来，就找被答辩人帮忙把公司法人代表在工商局变更为被答辩人的名字，被答辩人同意帮忙，双方并且有书面协议约定。与被答辩人不产生实质性权利与义务。2019年11月份，田青松发现被答辩人有不当行为及时把公司法人变更为杨万田。被答辩人见田青松是个没有老公的女人，就多次纠缠。这才是本案真相。综上，被答辩人诉请事实虚假，内容不客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劳务关系事实，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辨人的诉讼请求，公正作出判决。查明的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被告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21日，法定代表人是龚群皓，2016年7月11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田青松。2017年8月4日，田青松（甲方）与覃章祥（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一、因甲方田青松在外有一定的债务存在，为了保障群鸿木业财产不受损失，乙方覃章祥自愿帮忙，为甲方田青松在市工商局进行虚假股权变更登记。二、2017年8月2日，《股东决定》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章程》一份的全部内容都是虚假的，只是为了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不产生实质性权利与义务。三、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签名捺印生效。田青松和覃章祥在协议书上签名和捺印。2017年8月7日，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覃章祥。2019年11月15日，张家界群鸿木业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杨万田。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关于原告覃章祥认为其与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田青松达成了口头约定，约定原告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费12000元的事实。本院认为，这仅是原告单方的陈述，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2、关于原告覃章祥认为自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11月15日担任被告群鸿木业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向被告提供了劳务，但被告一直没有向其支付劳动报酬327200元的事实。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递交了以下证据：1、2020年5月1日张启富木材经营部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至2018年所有田青松调动木材都是通过覃章祥鉴定验收。张启富。同时加盖了“张启富木材经营部”公章。2、张家界木业协会于2020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木业协会会员覃章祥给群鸿木业公司担任法人代表，由2017年至2019年给该公司业务和内务安排是由覃章祥负责的。特此证明。张家界木业协会加盖公章。3、2020年5月6日丁爱明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18年，覃章祥多次与田青松一起在我木材厂买木材，由覃章祥拉尺计数。丁爱明。4、龚皮南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覃章祥于2017年至2019年给田青松多次捡尺验货（两人同行验货），欠我材料至今未付款。证明人龚皮南，同时加盖张家界市永定区宏森地板厂的公章。被告群鸿木业辩称，原告覃章祥只挂名群鸿木业的法人代表，并未参与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未向被告提供劳务，被告公司的业务活动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田青松在经营管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但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之规定，被告提交的丁爱明、龚皮南的证明，因证人未提交身份证明，也没有出庭作证，无法确定其证明的真实性，因此，对该二人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张家界木业协会的证明没有相关经办人签名，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张启富木材经营部出具的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对于被告拟证明的上述事实本院不予认定。3、关于原告覃章祥起诉要求被告群鸿木业支付代为垫付的执行款20000元的事实。2017年8月22日，案外人李汉初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被告群鸿木业，要求确认其与群鸿木业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群鸿木业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群鸿木业支付原告李汉初劳动工资及其他赔偿金共计20000元，限于2018年5月25日前一次性付清。二、其他无争执。原告提交了本院作出的（2017）湘0802民初2699号民事调解书彩印件一份，调解书第三页批注“此款由覃章祥垫付的，领款人李汉初”。被告辩称，认可上述民事调解书的效力，但对于李汉初起诉一事不知情，原告没有告诉被告，至今，被告群鸿木业没有向李汉初支付上述劳动工资及赔偿金，至于原告是否垫付了，原告不清楚。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本院（2017）湘0802民初2699号民事调解书，虽然第三页批注“此款由覃章祥垫付的，领款人李汉初”。但李汉初本人未到庭出庭作证，原告亦未提交李汉初的领条或法院执行结案文书等相关证据佐证，对于原告是否垫付了该笔款项没有足够证据证实。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覃章祥提交的营业执照、（2017）湘0802民初2699号民事调解书、被告群鸿木业提交的营业执照、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判决的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田青松口头达成约定被告向原告每月支付劳务报酬费12000元的事实，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同时，被告提交丁爱明、龚皮南、张家界木业协会的证明，证实其自2017年8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15日担任被告群鸿木业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向被告提供了劳务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但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之规定，被告提交的丁爱明、龚皮南的证明，因证人未提交身份证明，也没有出庭作证，无法确定其证明的真实性，该二人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张家界木业协会的证明没有相关经办人签名，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张启富木材经营部出具的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仅仅只能证明其担任了被告群鸿木业的法人代表，但不足以证明其月薪系12000元的事实以及原告参与了被告群鸿木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并向被告提供了劳务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代为垫付的李汉初劳动工资、赔偿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本院（2017）湘0802民初2699号民事调解书，虽然第三页批注“此款由覃章祥垫付的，领款人李汉初”。但李汉初本人未到庭出庭作证，原告亦未提交李汉初本人的领条或法院执行结案书等相关证据佐证，对于原告是否垫付了该笔款项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另外，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即使原告代被告垫付了李汉初的劳动工资、赔偿金，原告也应另案起诉行使追偿权利。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11月15日止，共计27个月加8天期间的被聘担任被告法人代表职务的应得劳务报酬费327200元以及支付原告为被告所垫付的法院执行款人民币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覃章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8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254元，由原告覃章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谷晓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田 星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