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南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27民初219号 原告：崔现科，男，195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明，河北观颐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名粉，女，1938年3月8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农民。 被告：崔长玲，女，196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农民。 被告：崔改玲，女，197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农民。 以上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国，男，195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 被告：史召乡高牌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高社峰，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第三人：刘杏巧，女，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南和县人，农民。 第三人：崔乾豪，男，199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南和县人。 原告崔现科与被告郭名粉、崔长玲、崔改玲、史召乡高牌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刘杏巧、崔乾豪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现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明，被告郭名粉、崔长玲、崔改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国，第三人刘杏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史召乡高牌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崔乾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现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代码为1305272032110001405，四至为东至孙本霞、西至高二堂等、南至东林村、北至道路，面积为4.07亩的地块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不应在确权登记中剔除，不应变更为被告郭名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郭名粉、崔长玲、崔改玲及第三人刘杏巧、崔乾豪系同一家庭成员。1999年，县政府为原告父亲崔春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面积为2.14亩，为崔现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面积为6亩。后原告自行开荒得4.07亩，即2017年新一轮承包地代码为1305272032110001405，四至为东至孙本霞、西至高二堂等、南至东林村、北至道路，面积为4.07亩的地块，此为原告个人享有，不属于家庭成员共有承包地，不属于分割范畴，与被告无关。因此，南和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南农仲裁字（2019）01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将上述地块退还给被告无事实依据，亩数计算错误。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郭名粉、崔长玲、崔改玲辩称，一、被答辩人所诉与答辩人一家的分地事实严重不符。3名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崔现科、第三人崔乾豪之父崔玉科系高牌村1队2组同一家庭的成员。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该组是以户为单位自行圈占土地，所圈占土地为该户人员共有，户内人员自行分配。当时答辩人一家参加分地成员有：答辩人郭名粉及丈夫崔春东、被答辩人崔现科、第三人崔乾豪之父崔玉科、三子崔现召、答辩人崔长玲、崔改玲等9人。之后，三子崔现召于1984年去世，第三人崔乾豪之父崔玉科1989年与刘杏巧结婚后于1998年去世，答辩人崔长玲1988年出嫁至南高李村但至今未在新居住地分地，答辩人崔改玲1992年出嫁至梁牌村但至今未在新居住地分地。 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后，答辩人郭名粉对家庭承包地进行了家庭内部分配：答辩人郭名粉及丈夫崔春东和答辩人崔长玲、崔改玲耕种陵园地一块；被答辩人崔现科耕种4块，分别是孙坟地、村东北窑地、村西窑地；第三人刘杏巧和崔乾豪母子耕种4块，分别是东北窑地、胶泥地、正东地、现宝窑正北地。后因答辩人郭名粉年事已高，崔长玲、崔改玲出嫁，便将陵园地交被答辩人崔现科耕种至今。因为分地后未进行实地测量，故各块土地面积不详。 2017年12月25日高牌村委会土地确权实际测量信息显示，答辩人全家土地9块，面积共计16.67亩，其中登记在被答辩人崔现科名下土地5块，面积11.07亩；登记在第三人崔乾豪名下土地4块，面积5.6亩；3名答辯人名下没有登记信息。按1981年参加分地9人计算，人均土地份额应为1.85亩，故答辩人郭名粉及已故丈夫崔春东、已故三子崔现召、答辩人崔长玲、崔改玲等5人应分土地9.26亩；被答辩人崔现科3人应分地5.55亩，第三人崔乾豪应分其亡父崔玉科1人地1.85亩。 南和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却不顾上述事实，仅仅裁决给3名答辩人4.07亩，与实际份额差距太大，3名答辩人不能接受。故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令被答辩人崔现科归还3名答辩人土地5.52亩；判決第三人崔乾豪归还3名答辩人土地3.75亩。 二、被答辩人崔现科诉称代码为130527203211000405，四至为东至孙本霞、西至高二堂等、南至东林村、北至道路、面积为4.07亩的土地系其本人开垦的荒地，不属于家庭承包地的理由不能成立。 因为该地块自1981年分地时就是答辩人一家的家庭承包地，该地块一直由答辩人郭名粉及丈夫崔春东耕种多年，二轮延包时高牌村委会还将该地块与答辩人丈夫崔春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被答辩人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并不包括该地块。答辩人郭名粉因年老体弱在崔长玲、崔改玲出嫁后才将该地块委托给被答辩人代管，且2017年12月25日高牌村委会土地确权也是按家庭承包地登记在被答辩人名下。因此，该地块系答辩人丈夫崔春东承包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政策也不允许把集体荒地确权到某个人的家庭承包地里。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称该地块是他自己开垦的荒地，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政策，不能成立。 三、请依法判令被答辩人崔现科，按照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向3名答辩人支付5.52亩土地20年的土地可得利益损失55,200元；判令第三人崔乾豪向3名答辩人支付3.75亩土地20年的可得利益损失37,500元。 四、本案系被答辩人崔现科强占答辩人土地引起，且3名答辩人多年未有土地收益，故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答辩人崔现科和第三人崔乾豪承担。 被告高牌村民委员会未予答辩。 第三人刘杏巧当庭述称，在我前夫崔玉科去世前，家庭给我们分了4亩地，因部分地块离家较远，我用好地跟别人换了点赖地，大概有5亩多。 第三人崔乾豪未作陈述。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出具了以下证据： 1、南和县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南农仲裁字（2019）01号裁决书一份，证明经查明农业农村局存档的崔现科新一轮土地确权信息，显示为崔现科名下土地5块，总面积11.07亩，崔乾豪名下土地4块，总面积6亩。其中地块代码尾号为01405的地方为原告方自行开垦的荒地，为陵园地，并非崔春东名下土地，崔乾豪名下尾号为00459面积2.18亩，该地块为崔春东在1999年延包时名下的2.14亩地。 2、原告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证明1999年崔现科分的6亩土地。 3、高牌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在分地时崔现科共分得6亩地，当时下剩荒地随意开发，归个人所有，当时分地人口人数为9人。 4、崔明山、崔明印、崔明申等7人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崔春东名下没有陵园地，4.07亩为原告自行开垦的荒地。 5、崔明印、崔现周、孙本印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崔春东名下2.14亩在儿子分家时，由两个儿子平分，陵园地有崔春东名下绝无事实。 6、高牌村委会主任高社峰手写证明一份，证明土地承包合同上的2.14亩并非陵园地。 7、高牌村委会证明及崔立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崔现科、孙俊粉夫妇于1979年结婚，结婚证已丢失，崔现科女儿崔立娜出生日期是1981年1月16日。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裁决内容不服，称裁决地太少，崔春东2.14亩地就是陵园地，原告主张不能成立；对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3，称荒地开发归个人所有，不是村委会能规定的；对证据4不认可，称证人没有出庭，不予质证；对证据5不认可，称不是事实；对证据6，称第一，不是事实，第二，没有加盖公章，第三，仲裁委已经查清事实了，而且原告也举证裁决，上面已经写明2.14亩是陵园地；对证据7，称村委会证明不真实，实际崔现科结婚是在1981年12月24日，崔立娜实际出生日期为1982年10月16日，但没证据证明。 第三人刘杏巧质证意见是崔春东2.14亩地就是陵园地，别的就不再质证。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 1、史召乡高牌村委会证明，证明1981年土地承包时，崔春东、郭名粉等家庭成员参与分地人员7个人。 2、史召乡梁牌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崔改玲在新居住地没有分地。 3、史召乡南高李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崔长玲在新居住地没有分地。 4、崔春东承包合同，证明承包合同显示2.14亩承包地，但是在承包情况登记表登记的是4.3亩，指的是陵园地。 5、崔现科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崔现科有6亩承包地。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称证明中1981年土地分包时，崔春东所在的队并没有分组，当时的会计也并非郭庆杰，当时的家庭成员在己方举证时，高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明确列明了家庭成员为9人，其中包括原告妻子孙俊粉和女儿崔立娜，对此仲裁裁决也已经查明；对证据2、证据3，原告称不清楚，对该证据不认可；对证据4，第一张“崔春东”并非本人签字，第二张载明的4.3亩与事实情况不符，首先4.3亩并非陵园地，与2017年土地确权测量信息中被告所称的涉案地块4.07亩，亩数不一致，4.3亩没有写明具体位置和四至情况，不能证明就是本案的陵园地；对证据5无异议。 第三人刘杏巧质证意见为，分家时候我公公崔春东留的是陵园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崔现科系被告郭名粉长子，被告崔长玲、崔改玲系郭名粉女儿，第三人刘杏巧系郭名粉二儿媳，刘杏巧系第三人崔乾豪母亲。 1981年史召乡高牌村实行土地承包时，原被告及第三人一家参与分地的共有9人，其中有被告郭名粉及丈夫崔春东、儿子崔现科、崔玉科、崔现召、女儿崔长玲、崔改玲及崔现科妻子孙俊粉、女儿崔立娜。崔玉科与第三人刘杏巧于1989年结婚后于1998年去世，崔春东于2014年去世，崔现召于1984年去世。被告崔长玲于1988年结婚，崔改玲于1992年结婚，二人至今未在丈夫家分得承包地。原被告及第三人一家于1993年分为三户，原告一家分得6亩耕地，第三人一家分得4.1亩耕地，被告郭名粉与丈夫崔春东将本村陵园地未分给原告和第三人，原被告和第三人三家分种耕地时，未考虑已出嫁的被告崔长玲和崔改玲。 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将分家时分得的6亩耕地与高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南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不包括陵园地；第三人在分家后，将分家时分得的部分耕地与他人调换后继续耕种；被告郭名粉丈夫崔春东将陵园地与高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显示承包土地为2.14亩，但在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上显示面积为4.3亩。 庭审中，原告称陵园地为自己在1983年时开荒取得，不属于家庭承包地，该地自分家之后一直由自己耕种，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则称，2009年开始才让原告耕种陵园地。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2017年12月25日高牌村委会土地确权实际测量陵园地是一整块耕地，面积为4.07亩，现一直由原告耕种。 2018年正月十五日，被告崔长玲带女儿去母亲郭名粉家时，与原告儿媳妇因故发生打架，之后崔长玲将母亲接走，不久郭名粉起诉要求原告履行赡养义务，直至三被告向南和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高牌村村民委员会停止侵害，恢复郭名粉7.1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恢复崔长玲、崔改玲各2.3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并要求原告和第三人支付20年的土地可得利益。南和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原告不服裁决，依法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1981年高牌村实行土地承包时，原被告及第三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高牌村承包地，后随着被告崔长玲、崔改玲的出嫁及分地的家庭成员崔现召去世，1993年原被告及第三人分家，原告分得6亩承包地，第三人一家分得4.1亩承包地；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取得了6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但不包括陵园地。陵园地由原告父亲崔春东与高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关于原告对该地块具体耕种时间，原被告及第三人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平等的承包土地的权利，公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及第三人家庭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村集体土地后，在家庭内部分包土地，是家庭内部对承包村集体土地的承包关系再分配，分配时未考虑被告崔长玲和崔改玲的承包份额，但二人也未主张，直至原告儿媳和被告崔长岭母女于2018年正月发生矛盾后，三被告才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利。原告在1999年高牌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自己的6亩承包地进行了确权，第三人一家继续耕种分家时分得的土地，原告父亲崔春东与高牌村村民委员会对陵园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虽未举证该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该地块为一整块耕地，现一直由原告耕种，在2017年的土地确权时，高牌村将该4.07亩作为承包地，可视为崔春东对该地块土地的整体承包，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内部已作分配，本院不宜干涉，为确定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在崔春东去世后，其妻郭名粉依法享有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崔长玲与崔改玲婚后均未在丈夫家分得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已婚妇女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其原承包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庭审中被告方称陵园地有崔长玲和崔改玲的承包地，故本院确定陵园地由三被告承包较为适宜。 本案系原被告及第三人家庭就陵园地承包关系的确定进行的诉讼，与高牌村村民委员会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起诉高牌村村民委员会无法律根据。原告及第三人因基于家庭对承包地进行家庭内部调整而进行耕种，其并非强制耕种，不存在侵权问题，故三被告要求原告及第三人给付20年土地可得利益，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郭名粉、崔长玲、崔改玲对位于东至孙本霞、西至高二堂等、南至东林村、北至道路的4.0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二、驳回原告崔现科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崔现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红卫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婧 书 记 员 赵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