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6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宝健，男，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南合第四队48号。公民身份号码：440************91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念，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欢，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鸿辉，男，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沙堆社区新西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X。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雄，男，197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8。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广东建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荣，广东建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廖女满，女，197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南合第四队48号。公民身份号码：440************928。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正，广东葵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宝健、陈鸿辉因与被上诉人黄永雄、原审被告廖女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4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宝健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永雄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永雄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该予以纠正。1.原审判决存在主体不适格问题。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可以显示启运地点是“崖西林场(龙兴猪场)”，以及原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中也记载黄永雄“是一家养殖、销售生猪个体户，在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崖西林场开办龙兴猪场”，即可证明黄永雄经营的是一家养殖、销售生猪的个体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经查询可知，黄永雄经营的个体户字号为“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龙兴猪场”，登记的经营者即为黄永雄，经营场所与上述地址一致，根据上述规定，本案适格的主体应系“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龙兴猪场”，同时注明经营者即黄永雄的基本信息，但原审判决并未提及、纠正该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明显有误。2.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钟宝健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可以显示，钟宝健按黄永雄要求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将款项转给账户名为“区权胜”的人。据了解，黄永雄与区权胜之间一直保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原审判决并未追加区权胜为当事人，甚至未提及过区权胜，区权胜作为对查清本案的事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必须要进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并未追加区权胜参加诉讼，程序不当，无法清晰查明本案的事实部分，以致本案事实不清。3.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钟宝健已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不存在拖欠款项的可能性。双方每次交易并未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涉案生猪采购由陈鸿辉负责，其在磅码单上签字确认当天采购的信息情况，但也仅是对当天采购的生猪数量(头数)、总重量、交易货款金额进行签名确认，并非是对所欠款项的金额进行签名确认，也从未有此交易习惯，且双方平时交易系通过现金支付、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等多种形式进行支付款项，双方多年交易往来习惯均系在下一次采购完成时便要结清上一次采购的款项金额，即每次采购的金额拖延均不晚于下一次采购当天，双方多年的交易往来习惯均系如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钟宝健与黄永雄之间多年的交易虽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但多年一直保持着固定的交易习惯，系属于双方之间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应认定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从交易习惯来看，钟宝健不可能至2018年11月30日仍拖欠2017年8月1日、2日所采购的交易款项，若仍拖欠该笔款项，双方不可能进行往下的采购，这明显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相符。4.黄永雄提供的磅码单内容真实性存疑。关于黄永雄提供的磅码单，在原审判决中，黄永雄已经明确确认2017年8月2日磅码单上的“至18-11-30还欠51354元”以及落款中的“欠款”字样均是其妻子自行添加的，即可看出原来当天采购所记录的磅码单上并未有上述添加的字样，系黄永雄自行填写的，且陈鸿辉也确认该磅码单尾行处“钟宝健”的签名系由“陈鸿辉”签署的，并非系钟宝健的亲笔签名，钟宝健对此情况并不知晓，双方并未有对欠款确认的交易习惯。若仅仅在磅码单上添加“欠款”、“日期”等字样便主张存在欠款的事实，则即使钟宝健已还清所谓的欠款，黄永雄仍可凭借该磅码单主张欠款事宜，明显系欠妥的。由此可见，黄永雄提供的磅码单真实性明显存疑。5.钟宝健支付的交易价款总额明显是超过黄永雄主张的金额，不可能仍存在拖欠的情形。根据钟宝健原审提供以及汇总的转账信息，钟宝健在2017年8月1日、2日之后有多次的转账记录，既有通过银行转账、也有通过微信支付、无折无卡转账的方式，后续多次转账的金额已明显超过黄永雄主张拖欠的金额款项，不可能还存在拖欠2017年8月1日、2日所采购的款项，且按照双方多年以来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的采购交易均系一笔笔结清的，不可能存在之前货款未付清便支付后面的交易货款，按照常理来说，黄永雄主张的情形与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出入，故黄永雄主张钟宝健仍拖欠其货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已明显违背了双方之间的交易信任。综上，黄永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予以纠正。陈鸿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驳回黄永雄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永雄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予以纠正。1.陈鸿辉系钟宝健雇请的员工，不应承担连带法律责任。陈鸿辉只是钟宝健聘请的员工，跟随钟宝健收购、运载生猪，陈鸿辉只是负责对采购的生猪数量、总重量、交易货款金额进行签名确认，并不是收购的主体，无权决定收购的数量、价格及价款支付，钟宝健对此也予以确认并出具了一份《声明》，因双方是雇佣关系，故即使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应由钟宝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陈鸿辉无关。2.黄永雄提供的磅码单不真实，并非陈鸿辉签名时的原始单据，系黄永雄事后自行补充添加上去的，因此不能凭修改的磅码单确认欠款情况。3.钟宝健已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不存在欠款的可能性。陈鸿辉在磅码单上签字只是确认当天采购的信息情况，并非是对所欠款项的金额进行签名确认。当天所采购的生猪款项先由钟宝健支付，如有不足，剩余的款项由钟宝健在下次采购时结清，多年来交易往来均是如此。况且，2017年8月1日、2日之后双方还存在多次生猪采购往来。若有欠款，双方不可能继续进行之后的交易。另外，黄永雄事隔这么久才主张2017年8月1日、2日的采购款项，从时间上看也不合理。综上，黄永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黄永雄辩称，一、黄永雄一直是以个人名义而非字号参与到涉案交易之中，从双方的交易习惯可知，双方每次发生的交易都是以黄永雄个人名义进行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字号的字样或盖过字号的公章，虽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显示的启运地点是“崖西林场（龙兴猪场）”，但是从一审庭审中可以知道钟宝健此前是不知道龙兴猪场的存在，一直是以黄永雄为交易对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黄永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退一步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列全字号与经营者，反映个体工商户无拟制人格兼具商事公民性，最终商事被公民性吸收，因而经营者与字号双方在承担民事责任时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仅列经营者为诉讼主体，就断言错列主体。再者，以黄永雄作为经营者参与诉讼也没有损害到任何人的权益。二、对于交易的事实，黄永雄提交了2017年8月1日、2日的磅码单以及2017年7月31日与8月1日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予以佐证，结合[2013]52号《关于解释检疫证明有效期的复函》可知，2017年8月1日、2日的磅码单与2017年7月31日与8月1日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证明2017年8月1日、2日的交易是事实上存在的。2017年8月2日的磅码单上有陈鸿辉的签名确认，一审中陈鸿辉未到庭质证，属于质证权利予以放弃，应视为对黄永雄出示证件的默认。虽然钟宝健、陈鸿辉主张黄永雄后期有对磅码单进行添加，但根据钟宝健提供的磅码单照片，照片上磅码单记录的欠款金额与黄永雄手上的原件基本一致，添加的内容也仅是因为对其的还款进行记录，不能以此否定磅码单的真实性，钟宝健提供的照片上磅码单标注有“11.30还20000元还欠91354元”的字样，可以证明其在2017年11月30日前仍存在拖欠黄永雄货款的事实，钟宝健、陈鸿辉主张下一次采购完成是便要结清上一次采购的款项金额的事实显然是不属实的。可见，钟宝健、陈鸿辉欠黄永雄的事实是属实的。虽然钟宝健、陈鸿辉一直主张其通过廖女满银行账户及微信转账给案外人区权胜的款项是清偿黄永雄的账目，但是单从付款记录来看，只能看出钟宝健、陈鸿辉与区权胜存在交易事实。区权胜与黄永雄都是在崖门镇龙兴猪场养殖肉猪，但是黄永雄与区权胜的账目一直都是谁经手谁负责的，钟宝健、陈鸿辉支付给区权胜的账目，均是钟宝健、陈鸿辉与区权胜之间的货款结算，与本案黄永雄主张的货款无关。钟宝健、陈鸿辉在2017年8月2日至2017年11月30日所支付给区权胜的款项远超20000元，因而可看出钟宝健、陈鸿辉与区权胜之间的交易款项与本案无关。钟宝健、陈鸿辉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记录显示钟宝健、陈鸿辉在2017年8月没有向黄永雄付款的记录，而且综合钟宝健向黄永雄所有的付款记录，付款数额均未超过经钟宝健确认已支付的6万元，钟宝健、陈鸿辉主张已清偿全部货款不属实。对于欠款的事实，黄永雄还提供了廖女满于2018年11月2日的手机通话记录予以佐证，廖女满在本案中代钟宝健、陈鸿辉充当着付款对账的角色，其并没有否认通话的真实性。在通话中，黄永雄多次要求廖女满对欠款进行清偿，廖女满也对当时的欠款6万1千多元进行确认，最终答应于月底清偿1万元，并且已实际转账到黄永雄妻子的微信账号上。6万1千多元扣减1万元后剩余5万1千多元是对应本案的诉讼数额的，故黄永雄所主张的事实均是真实的，应以廖女满最后的对账数额为准。三、黄永雄提供的2017年8月2日的磅码单上有陈鸿辉的签名确认，陈鸿辉一审未到庭质证，属于对质证权利予以放弃，应视为其对黄永雄出示证据的默认。本案庭审中钟宝健并没有抗辩其与陈鸿辉不存在任何关系，仅是抗辩其与陈鸿辉属于雇佣关系。而陈鸿辉提交的钟宝健所出具的《声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案并没有涉及钟宝健所出具的《声明》中单位，钟宝健、陈鸿辉主张其二人之间属于雇佣关系，但没有提供相应的雇佣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可见该份《声明》仅是为应付本案诉讼而制作，是为逃避责任。因此，应认定钟宝健、陈鸿辉是共同合作经营，二人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钟宝健、陈鸿辉的上诉请求。廖女满辩称，对钟宝健、陈鸿辉的上诉没有意见。黄永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钟宝健、陈鸿辉、廖女满偿还猪款51354元。2.钟宝健、陈鸿辉、廖女满连带向黄永雄支付违约利息(违约利息以5135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35%上浮50%即年利率6.525%计算，从2017年8月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判决：一、钟宝健、陈鸿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共同支付货款5135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51354元为本金，年利率为6.525%，自2019年7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给黄永雄。二、驳回黄永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86元(已由黄永雄预交)，由钟宝健、陈鸿辉负担。黄永雄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8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钟宝健、陈鸿辉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8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钟宝健、陈鸿辉提出上诉的问题；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黄永雄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如何认定？三、货款（余额）如何认定？争议焦点一。本案中，黄永雄持有涉案的生猪买卖磅码单，其亦确认本案债权属其所有。即使黄永雄开办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龙兴猪场，也不推翻其作为生猪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因此，黄永雄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钟宝健上诉认为黄永雄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采纳。争议焦点二。首先，无论是黄永雄提供2017年8月1、2日双方用稿纸自行制作两页磅码单的原始记录，还是钟宝健提交上述两页磅码单的手机照片，均显示钟宝健、陈鸿辉在磅码单尾部署名确认生猪的数量、价格。钟宝健、陈鸿辉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明知其签名产生的法律效果；其次，黄永雄一审提交的证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可以反映出，钟宝健在2017年8月1、2日前后以“货主”名义批量申报生猪《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印证了钟宝健期间向黄永雄购买生猪（后送往集中屠宰）的事实；再次，钟宝健并不否认其为生猪买卖的买受人；最后，陈鸿辉虽否认其为生猪买卖的买受人，主张其只是钟宝健雇请的员工（钟宝健亦作如此陈述），但其在本案中所提证据不足以推翻前述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钟宝健、陈鸿辉（共同）为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鸿辉上诉主张其并非生猪买卖的买受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三。首先，钟宝健提供手机拍照的磅码单是2017年11月30日前（或当日）的状况，该磅码单上标注有“11.30还20000元还欠91354元”字样,在钟宝健、陈鸿辉并不否认该磅码单照片的真实性情况下，可以证明钟宝健、陈鸿辉在2017年11月30日前仍存在拖欠黄永雄货款91354元的事实；其次，虽然黄永雄此后在磅码单添加了“至18-11-30还欠51354元”以及落款中“欠款”字样，其解释上述添加行为用于备注钟宝健曾有还款的事实合符常理，且“至18-11-30还欠51354元”并无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再次，钟宝健辩称其与黄永雄之间交易一直是一笔一笔结清，不可能存在之前货款未付清而支付后面的货款，属于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双方的交易习惯）；最后，本案中钟宝健、陈鸿辉所提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2017年11月30日后清偿了涉案91354元或者2018年11月30日后清偿了涉案51354元。因此，一审法院判令钟宝健、陈鸿辉向黄永雄支付所拖欠货款51354元并依法计付违约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钟宝健上诉主张其支付货款总额明显超过黄永雄主张的货款数额，本案并不拖欠黄永雄的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鉴于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证实案外人区权胜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钟宝健以区权胜与黄永雄存在合作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区权胜为案件当事人，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钟宝健、陈鸿辉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7.70元，由钟宝健负担1083.85元，由陈鸿辉负担1083.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冒庭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冯春桃书 记 员 杨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