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221民初563号 原告：迟凤才，男，1969年4月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刚宁，吉林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春阳，男，1993年10月8日出生，满族，户籍地吉林省永吉县，经常居住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哈达大街大林幸福家园**楼****。 被告：付红叶，女，199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永吉县，经常居，经常居住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哈达大街大林幸福家园**楼****iv> 原告迟凤才与被告李春阳、付红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迟凤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刚宁，被告李春阳、付红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迟凤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春阳、付红叶共同立即返还迟凤才借款60000元；2.判令李春阳、付红叶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9日为5400元（60000元×6%÷12×18），两项合计65400元。事实和理由：迟凤才与李春阳曾为继父子关系，李春阳与付红叶系夫妻关系。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李春阳与付红叶以发生交通事故赔偿、偿还他人债务为由，向迟凤才借款，迟凤才分别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5月31日向付红叶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和30000元；2018年10月7日，通过左玉艳（李春阳母亲）向李春阳、付红叶微信转账10000元，累计60000元。此款，迟凤才反复索要，李春阳、付红叶以种种理由拒还，故来法院告诉，请法院判如所诉。 李春阳辩称，钱不是借的，是赠与的。迟凤才和我母亲经人介绍处的对象，我母亲和迟凤才于2017年6月登记结婚。结婚时我母亲有外债，迟凤才替我母亲还了外债。当时是迟凤才把钱打到我妻子卡里20000元，我妻子把钱取出来后，打到我岳父卡里。钱是我母亲欠我岳父的，迟凤才就用这个钱给我母亲还的外债。另30000元是我出交通事故，涉及到赔偿，我岳父和迟凤才每人打给我30000元。最后1笔10000元是我母亲转给我的。当时迟凤才没有说钱是借给我的，就说赔偿的30000元，迟凤才他出了。 付红叶辩称，其中的20000元是我父亲替我婆婆借的钱，我婆婆和迟凤才在长春生活期间，我婆婆没有农业银行的卡，我说我有，迟凤才就把20000元钱转到了我的卡里，当时我取的是现金，后我把22000元打到了我父亲的卡里，这20000元是迟凤才替我婆婆还的外债，与我们没有关系。另10000元是我婆婆给我的，我婆婆知道我和我丈夫没有钱，给我们的钱。另30000元钱是因为我们出车祸涉及到赔偿，迟凤才给我们的钱。迟凤才给我们打30000元钱的时候没有说是借给我们的，说是给我们的，我认为这30000元不是借贷关系，是赠与关系。另10000元钱是我母亲给我们的，不存在借贷关系。 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迟凤才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单2页及微信转账截图1页），李春阳及付红叶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迟凤才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表、离婚证各1份），李春阳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付红叶对该证据称不清楚。因李春阳对该证据无异议，且有李春阳、付红叶提举的证人左玉艳的证言佐证，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迟凤才向本院提交的证据3（迟凤才与李春阳对话录音光盘1个及文字材料3页），李春阳承认该录音的真实性，但称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且录音中有很多内容没有写。所说认账不是还钱，中心思想是希望迟凤才和其母亲过的幸福。另外，录音中有杂音，有很多地方听不清楚，对录音的合法性质疑。付红叶对证据有异议，认为有些内容说的不清楚，不能因为这个录音就能说明是迟凤才借给我们钱。从录音上可以看出迟凤才和我婆婆左玉艳还有联系，我们作为儿女希望他们和好，所以我们不能太多的去强调一些东西。另外，迟凤才提交的纸质的文字整理材料与录音有些是不相符。因该录音是迟凤才与李春阳之间现场对话的录音，李春阳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文字整理材料与录音存在部分内容一致，是迟凤才省略了与本案关联不大的内容，其所省略的内容并不影响该录音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迟凤才向本院提举的证人涂万成的证言，李春阳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该证言不属实的内容很多，有很多事情对不上号，且该证人和迟凤才是亲属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付红叶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该证言只能证明给左玉艳打过钱，证人只是听说迟凤才借给我们钱了，且证人说是2017年借的款，而迟凤才给我打钱是在2018年，时间不对，其证言应不予采信。因该证人与迟凤才系亲属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对部分事实描述不清楚，故本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迟凤才提举的证人赵宝富的证言，李春阳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称完全不可信，证人在撒谎。另外，该证人和迟凤才是多年好友，且私人关系非常好，故该证言不予采信。付红叶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可信，证人只是听说，并没有看到借条，且迟凤才给我汇的两笔钱证人都不清楚，故该证言应不予采信。虽然该证人对金额描述不清楚，但其证言中关于迟凤才与李春阳对话时其本人在场，李春阳也未否认，且该证言与李春阳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相佐证，故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言不予采信。 李春阳、付红叶向本院提交的迟凤才签名的便签1份，迟凤才对该便签的签名未提出异议，但称该便签的出具日期为2019年12月6日，这一日是迟凤才与左玉艳离婚的日期，而且是在离婚证颁发之前，因为先有离婚协议书才能发放离婚证，且便签中所提及的钱的性质不明，是债务还是赡养费并未明确。另外，该承诺并未在离婚协议中体现，系一种附条件的承诺，系迟凤才为了达到与左玉艳离婚的目的，被迫做出的承诺。该承诺有违婚姻法婚姻自由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在迟凤才与李春阳的对话中，双方对迟凤才的便签均持否认态度，故不具有关联性。该承诺也并未向李春阳做出，但该便签的内容中能够体现出李春阳欠迟凤才款项的事实。因迟凤才对该便签上的签名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便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于该便签合法性的问题，属于法律适用范畴，本院将在裁判论理中阐明，故不在此赘述；李春阳、付红叶向本院提举的证人左玉艳的证言，迟凤才对该证言有异议，认为该证人系李春阳的母亲，左玉艳的证言有利于李春阳，不应采信。证言中关于其“离婚时你必须给我出条”的证言可以证实两人在离婚时迟凤才签名的便条是为两人离婚而出具的，而且便签的主文系由该证人书写，由迟凤才签的字。另在迟凤才向证人询问时，证人承认两人常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两人的婚姻关系仅仅存续2年多一点时间，迟凤才不具有向作为成年人的李春阳、付红叶给付款项的感情基础。因该证人系李春阳的母亲，与李春阳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当与其他证据相佐证，现没有佐证证据证明左玉艳的证言，故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言不予采信。李春阳、付红叶向本院提举的证人付志宏的证言，迟凤才对该证人向法庭提交的吉林永吉农村商业银行存款明细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的2018年1月8日的22000元与其表述的付红叶向其转款20000元不相符，无法确认该款项系其与左玉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这一事实。证人所证明左玉艳向其借款，无论是否真实均与迟凤才无关。因为证人陈述该债务发生于2016年3月份，而迟凤才与左玉艳是于2017年6月30日登记结婚的，该债务是在二人结婚之前发生的，故该债务不能对抗迟凤才的主张。虽然该证人系付红叶的父亲，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该证言有吉林永吉农村商业银行存款明细账相佐证，且与迟凤才打给付红叶20000元的时间为同一日，证明该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言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30日，迟凤才与左玉艳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李春阳与付红叶系夫妻关系，李春阳系左玉艳儿子。2016年3月，左玉艳向付红叶的父亲付志宏借款20000元。2018年1月8日，迟凤才向付红叶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479的账户内转款20000元，同日，付红叶将该款取出，另提取现金2000元，合计22000元，存入付志宏在吉林永吉农村商业银行尾号为3501的账户内；2018年5月31日，迟凤才再次向付红叶尾号为7479的账户内转款30000元；2018年10月7日，迟凤才通过微信转款给左玉艳10000元，左玉艳将该款交付给李春阳，累计李春阳、付红叶收到迟凤才款项3笔，合计金额60000元。2019年12月6日，左玉艳起草1份便签，内容为：自今日离婚后我迟凤才不再对女方儿子李春阳要钱，立字据为凭。迟凤才在该便签上签名捺印。随后，迟凤才与左玉艳签订离婚协议书1份，约定：男女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男方挣的钱女方不要，并于同日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迟凤才自认上述款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 本院认为，迟凤才与李春阳、付红叶原系继子及继子妻子关系，双方在迟凤才与左玉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部分金钱往来，这些金钱往来有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转款记录可以证明转款的事实，但无法确认借贷关系，但由于迟凤才向本院提交的其与李春阳的对话录音中，李春阳承认收到迟凤才60000元钱，也愿意退还该款，但未承认该60000元系借款的事实，证明双方对该60000元钱是赠与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争议。由于双方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加之李春阳在该对话录音中没有承认该60000元系借款，因此，对上述3笔60000元款项的性质应当逐笔分析。1.2018年1月8日迟凤才转款给付红叶的20000元，经付志宏证实该款是左玉艳偿还的其在2016年3月向付志宏的借款，是使用付红叶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进行的转款，因此，该款不是付红叶向迟凤才借款，该款应属于左玉艳为了偿还付志宏的借款而向迟凤才的借款，故迟凤才应当向左玉艳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向付红叶、李春阳主张；2.2018年5月31日，由于李春阳发生交通事故涉及赔偿的问题，迟凤才打款给付红叶30000元，因该款直接用于李春阳的交通事故赔偿上，且李春阳自认该款应当偿还，故该款应属于李春阳、付红叶向迟凤才的借款，李春阳、付红叶应当予以偿还；3.2018年10月7日，迟凤才通过微信转款给左玉艳的10000元，是左玉艳与迟凤才之间发生的金钱往来。至于左玉艳将此款交与李春阳、付红叶是左玉艳与李春阳、付红叶之间发生的金钱往来，与迟凤才无关。另外，迟凤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此款系李春阳、付红叶向其借款，至于李春阳在录音中自认愿意偿还该款的表示，系李春阳出于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观念自愿替母亲偿还债务，以减轻母亲负担的一种表现，而不能以李春阳的善意行为来认定该款系李春阳向迟凤才的借款，因此，迟凤才向李春阳、付红叶主张偿还该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2018年5月31日迟凤才转款给付红叶的30000元应属于李春阳与付红叶向迟凤才的借款，李春阳与付红叶应当偿还该借款。迟凤才关于判令李春阳、付红叶偿还借款利息的请求，因迟凤才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且迟凤才自认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院对迟凤才的该请求不予支持。李春阳、付红叶关于迟凤才已经无权再向李春阳要钱的主张，虽然迟凤才在该便签上签了名，也承诺不再向李春阳要钱，但该签名系在迟凤才与左玉艳办理离婚时，应左玉艳的要求，迟凤才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才签的名，因此该签名并非是迟凤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违背婚姻法婚姻自由的规定，故该便签不具有合法性，迟凤才的该承诺无效，故本院对李春阳、付红叶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但迟凤才的该行为，违背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不应提倡。 综上所述，对迟凤才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迟凤才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春阳与付红叶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迟凤才借款30000元； 二、驳回迟凤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8元，由迟凤才负担359元，由李春阳、付红叶负担35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世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朴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