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2625行初4号原告：王安源（曾用名王贵元），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苗族，无业，住台江县。委托代理人：王兴民，男，1946年5月3日出生，苗族，住台江县，系原告父亲，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住所地为台江县苗疆大道**。法定代表人：张玉梅，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习，该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昌花，贵州名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王安源诉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补偿一案，于2020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在镇远县人民法院公开合并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安源的委托代理人王兴民，被告台江县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刘习、杨昌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安源诉称：原告王安源系台江县朗等村村民，2003年至2006年征地之前与刘达珍等人为同一户口，共同承包村集体耕地3.648亩。2007年后分出立户（现有人口2人）。2003年8月台江县征收原告户耕地4.286亩，2006年2月7日征收原告户耕地0.69亩，原告户承包证上耕地已为0或负数。原告户于2003年8月中旬领取征地款114607.64元，于2005年4月14日领取征地补偿款18795.6元，共计133403.24元。为解决台江县民中校址搬迁征地问题，台江县委、台江县人民政府出台（台党通〔2003〕64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4〕2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文件，制作成小册子发放给朗等村农户，向被征地农民承诺朗等村征地特殊专一优惠政策：“校区范围内被征地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享受城低保待遇，列入国债项目的中央城低保待遇。”（台党通〔2003〕64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4〕2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因建设用地被征后人均耕地0.3亩以下（含0.3亩），其家庭成员按5转3、4转2、3转1的比例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并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被征地后全部失去耕地的农户，其家庭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并按规定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被征地后对该村被征用土地农户的子女就读实行免学费10年。”台江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审核认定原告为被征地农民身份。台江县人民政府工作组于2006年4月30日让原告户写申请书，申请由政府工作组全权为原告代办农转非户口、被征地农民身份、领取中央城镇低保救济保障证及存折和低保户优惠政策凭证等全部手续。2006年6月29日政府工作组全权代办了原告户8转8农转非户口指标及各种优惠政策手续，并且已经认可兑现给予原告低保的承诺，由台江县民政局负责发放具有被征地农民身份的中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并且规定从被征地农民领取补偿款的下一个月开始计算（即2005年5月），可是台江县民政局直拖到2006年10月才开始发放原告的城中保救济金。2006年期间，台江县民政局违法去台江县教育局调取分户王兴民的退休养老金进行核算，摊派计入原告的人均收入，降低原告的保障金发放标准。2013年7月至2014年期间，台江县民政局又两次违法去台江县教育局调取分户王兴民的退休养老金进行核算摊派计入原告的人均月收入，另篡改原告家庭人口，伪造户籍，于2014年1月停发原告的城中保救济金。按照中央（国办发〔2006〕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文件，原告作为被征地农民有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是长效机制，朗等村被征地农民身份享受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待遇是法律法规规定赋予的救济权、生存权，是长远之计的长效机制（终身），不是一般城镇贫困居民家庭申请的民政救助，绝不允许混淆，台江县民政局将原告被征地农民身份安置享受的中央低保救济政策与城镇贫困居民家庭申请民政救助的政策相混淆，尤其是将朗等村被征地农民身份享受中央城低保救济安置政策与城镇贫困居民家庭申请民政救助政策相混淆，进行克扣、停发朗等村民中央城镇低保救济金的行为违法引起公愤，全村64户联名向县、州、省、国务院举报。原告的被征地农民身份是通过各部门认定得到法律认可的，享受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也是法定的，被告没有权利克扣、停发原告的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被告的停发行为是违法的。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台江县民政局未依法支付原告王安源（被征地农民身份）14年应享受的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被告足额补发原告14年应享受的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约47458元；补偿原告近14年的诉讼差旅费2000元、材料费8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王安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王安源身份证、户口登记卡、被征地农民身份证明，证明原告的身份、户籍及原告系农转非的被征地农民身份；2、刘达珍户承包证面积、被征地面积证明；3、2006年4月30日台江县人民政府工作组代笔书写的申请书；4、2006年征地清册上报表；5、台江县民政局的汇报；6、原告低保领取时间及支取明细复印件，2-6号证据共同证明原告被征地后“剩余耕地”面积为0或负数，按政策资格认定原告被审批为被征地农民身份，原告完全符合享受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待遇条件并造册上报，政府与原告签订认可申请书，也证明原告确系领取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被征地农民。第二组证据：1、（国办发〔2006〕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黔府发〔2011〕26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黔东南府办发〔2011〕240号）《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东南州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台府发〔2011〕21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江县被征地农民安置办法的通知》、（台人常发〔2003〕25号）《关于变更台江县城市总体规划部分用地（朗等寨大坝）使用性质的决定》、（台党通〔2003〕64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4〕2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台江县被征地农民享受城（农）低保怠于参考数据》，证明中央及省、州、县规定对被征地农民享受城市低保生活保障救济待遇的“资格认定”身份，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及享受生活保障救济是长效机制；证明台江县人民政府对朗等村被征地农户的专一政策承诺文件：朗等村被征地农民享受城镇低保属列入省支持的国债项目，即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证明原告享受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有据可依；第三组证据：（台信复字〔2006〕12号）《关于刘达珍低保问题的处理意见》、《行政申请书》、朗等村村民“举报”件及贵州省民政厅的回复、（黔东南信核办告〔2015〕6号）《信访事项申请复核不予受理告知书》、邮寄回执单、（2015）黔东行初第25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台江县民政局三次违法调取王兴民的工资表进行核算，以此来摊派抵替原告的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从而停发原告的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证明台江县民政局克扣、停发原告被征地农民应享受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没有合法依据，证明克扣、停发原告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不是村委的行为；贵州省民政厅“回复”2003年至2006年朗等村被征地农民应按（国办发〔2006〕100号）文件享受相关政策，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申请行政复议、复查、复核等程序，各部门采取不受理及不答复等回避态度。第四组证据：台江县民政局第21期《会议纪要》，证明台江县民政局停发原告的城中保确系行政行为违法，同意补发原告的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事实以及原告对《会议纪要》作出的回复。第五组证据：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原告申请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提供证据及应审查其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本案原告是台江县被征地农民的贫困户。第六组证据:核算清册复印件，证明经原告核算得出的赔退依据。被告台江县民政局辩称：2006年，原告户的耕地被征收时，由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对（台党通〔2004〕2号）《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等规定理解有误，将原告列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贵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等有关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2009年10月19日，原告经申请审批转为农业人口，已不符合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前提条件，被告停发原告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对“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管理、审批、支付工作，被告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名目为“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故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被告台江县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口册、申报非转农户口人员审批表，证明原告已于2009年转为农业人口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台江县民政局第31期会议纪要，证明被告通过开会取消原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的事实。第三组证据：2013年12月城低保取消、新增对象公示、照片，证明被告已将取消原告低保情况进行公示的事实。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出示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原告出示的第一组至第四组证据，结合被告出示的第一至第三组证据，能相互印证2006年原告王安源与刘达珍、王安润、王安倩、周琳、王家仪、王安敬、王安卉等8人系一户，户主为刘达珍；2009年10月原告从非农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2003年至2005年台江县民中迁址征地，原告户被征地4.976亩，已无耕地面积，随后原告户领取了征地补偿款；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于2006年将原告列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向原告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2013年12月，被告取消了原告享受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事实。但原告用于证明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有依据、被告停发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及被告同意退赔刘达珍等8人中保金的证明目的的，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即该申请书并未向本院提出的申请，故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是原告自行制作的清单，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出示的证据与原告出示的第一至第四组相互印证，作同一认证。经审理查明：2006年，原告王安源与王安润、刘达珍、王安倩、周琳、王家仪、王安敬、王安卉等8人系一户，户主为刘达珍。2009年10月原告从非农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2003年至2005年台江县民中迁址征地，原告户被征地4.976亩，已无耕地面积，随后原告户领取了征地补偿款。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于2006年将原告列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向原告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2013年12月，被告取消了原告享受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兴民认为，根据台党通〔2003〕64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3〕2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台江县人民政府已承诺向原告发放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代替原告应享受的“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被告未依法支付原告应享受的“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兴民明确表示，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不属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规范。再查明，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兴民认为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依据为（台党通〔2003〕64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3〕2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上述规范性文件均未有名目为“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相关规定。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没有关于“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名目的相关规定。被告台江县民政局也从未向原告发放名目为“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被告台江县民政局属于台江县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其有职权管理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兴民明确表示，“原告诉称被告台江县民政局未依法向原告支付‘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不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两者不属于同一概念、不属于同一名目。”且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也均无“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为名目的保障或救助方面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台江县民政局无法律法规授权其履行管理审批或支付“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法定职权，故原告诉请被告未依法支付原告14年应享受的“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违法无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兴民提出原告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依据为“（台党通〔2003〕64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台党通〔2003〕2号）中共台江县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好县民中校址搬迁征用朗等村土地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的诉讼意见。”经审查，上述规范性文件均无涉“法定中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名目的规定，故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兴民提出的上述诉讼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告提出被告未依法支付原告14年应享受“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无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向原告支付“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被告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被告不存在因履行行政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故原告诉请被告足额补发原告“法定中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补偿差旅费及材料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理由不成立，故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安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安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怀兰审 判 员  赵 斌人民陪审员  周文琴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卢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