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06民初242号原告：刘化刚，男，196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肇源县，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原告：杨彦华，女，196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被告：付洪利，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化刚、杨彦华与被告付洪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化刚、杨彦华、被告付洪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化刚、杨彦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因药害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6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8日，二原告在被告处购买除草剂，购买时二原告已经问清楚药性，被告承诺此除草剂不杀蒲公英，其他都杀。喷洒后导致二原告种植的50亩蒲公英因药害全部死亡。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6月19日达成协议，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为二原告在原来种植蒲公英的土地上复种50亩蒲公英。原、被告约定如二次种植蒲公英达不到亩产400斤产量（干品），所差产量由被告以货币形式补齐。经过复种，在蒲公英出苗正常的情况下，原告经过定时浇水、施肥、除草等正常的田间管理，到秋收时由于生长期过短导致蒲公英单株矮小、纤细、木质化过低，单株干物质重量远远低于收购标准。蒲公英收购商家不收，导致绝收。被告付洪利辩称，第一，被告帮忙购买的除草剂无质量瑕疵，被告不同意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帮忙给原告购买的除草剂为正规厂家生产，原告种植的蒲公英死亡与被告无关。2019年6月8日，原告通过李某认识被告，让被告帮忙弄点除草剂用于给蒲公英除草。该除草剂的原厂家为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是被告在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然后给原告。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药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被告出卖给原告的除草剂经过国家的质量验证，没有任何质量瑕疵。如果原告按照除草剂的说明书进行使用并不会导致蒲公英死亡。被告给原告的除草剂不单单卖给了原告一家，其他使用者均没有出现农作物死亡的现象。假设法院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存在关联，也应追加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因被告的除草剂是在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现原告仅诉被告属于遗漏诉讼主体。第二，被告重新为原告种植的蒲公英并没有出现死亡的现象。2019年6月19日，原告找到被告，认为是被告的农药导致其种植的蒲公英全部死亡。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签署了赔偿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为原告重新种植蒲公英，各项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协议第三条约定，因此次喷施蒲公英除草剂导致新播种蒲公英再次死亡，全年度种植蒲公英经济效益（总产值）由乙方赔偿给甲方160000元。第四条约定，甲方二次种植蒲公英达不到每亩400斤产量，所差产量由乙方以货币形式补齐。根据该协议可以确定，只有在喷施蒲公英除草剂导致新播种的蒲公英全部死亡以及蒲公英每亩达不到400斤产量的情况下被告才对原告进行赔偿。但是，原告已经在起诉状中自认被告重新复种后并没有出现蒲公英死亡的情形，故不应对原告进行赔偿。第三，原告与被告赔偿协议中约定产量的条款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属于无效条款。协议第四条约定，种植蒲公英产量达不到每亩400斤产量，所差产量由乙方以货币形式补齐。耕种土地是靠天吃饭的，蒲公英的长势以及收成并不是被告所能决定的而是根据土壤的松软度、蒲公英的种子饱满度、种植年度的气温、水土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是固有风险。原告不能将固有风险转移给被告，否则，违反民法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该赔偿协议中约定转移固有风险的条款是无效条款。关于产量没有达到赔偿协议的标准问题有三种原因：一是协议中约定的标准过高；二是自然环境影响；三是原告疏于管理。原告依据这样显失公平的协议向被告主张赔偿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第四，原告无法证明蒲公英的产量达不到400斤，即使能够证明达不到400斤该责任也不应由被告进行承担。2019年9月3日，被告来到田间查看蒲公英的长势，查看后发现蒲公英长势良好，已经长到了20多公分接近30公分。从原告的蒲公英长势来看并不会影响原告进行销售。如果原告在秋收的季节正常收割并不会导致蒲公英全部滞销，而原告在秋收的时候怠于收割。经过一冬天的冰冻会导致蒲公英根茎及叶萎缩、水份流失，无法核对最初的产量。因此，蒲公英无法销售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无权向被告主张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哈尔滨鑫庆哈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单原件一份、2019年9月27日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公民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原件一份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刘化刚、杨彦华提交的证据一2019年6月19日协议原件一份，欲证明2019年二原告种植的第一批蒲公英被药死了，当时被告付洪利和二原告签了协议，承诺如果亩产达不到400斤，被告付洪利赔偿二原告。被告付洪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从该协议书中无法确定二原告的蒲公英死亡是由于被告付洪利的除草剂造成的。被告付洪利售卖给二原告的除草剂没有任何质量瑕疵，是正规厂家所出售的，被告付洪利所售卖的除草剂不单单卖给二原告，其他使用者均没有出现农作物死亡的现象。二原告之所以使用除草剂后导致蒲公英死亡是由于二原告没有按照产品说明书中的要求合理使用除草剂所导致的。关于赔偿问题，被告付洪利赔偿二原告的前提是再次喷洒导致蒲公英全部死亡以及每亩产量达不到400斤，但是在二原告重新种植后蒲公英长势良好并没有出现死亡的现象，产量是否达到400斤应以秋收时的产量进行核算。秋收时二原告怠于收割导致的损失应由二原告自身承担。该证据第一行和第二行记载“因甲方使用乙方出售的除草剂导致甲方所种植的50亩蒲公英因药害全部死亡，经双方协商和解达成如下协议：”，故对被告付洪利关于根据该协议无法确定二原告的蒲公英死亡是由于被告付洪利的除草剂造成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刘化刚、杨彦华提交的证据三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欲证明买除草剂的全部过程以及蒲公英被药死的过程。被告付洪利对上述证言的真实性及欲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与被告付洪利之间存在赔偿协议，证人要以本案的判决书为依据向被告主张赔偿，因此其证言不应当被采纳。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证人都没有明确说明被告付洪利提供的除草剂为何会将其所种植的蒲公英药死并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告付洪利提供的除草剂将其种植的蒲公英药死。被告付洪利再给二原告种植的蒲公英长势基本良好，只是在生长期上减少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在正常情况下即使蒲公英生长期比正常稍短也不会导致蒲公英根系像证人陈述的一样。被告付洪利有理由怀疑是由于二原告疏于管理以及土质的松软度不适合种植蒲公英才会导致蒲公英像二原告陈述那样，二原告不应将蒲公英的损失加注于被告付洪利身上。因证人李某种植的蒲公英死亡后其与被告付洪利签订的协议尚未履行，故证人李某与被告付洪利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刘化刚、杨彦华提交的证据五2019年4月16日种植收购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秋季蒲公英的收购价格。被告付洪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欲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首先，该合同的甲方以及乙方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其次，该合同当事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真伪，即使该合同是真实的，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也无法确定。最后，从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中约定的蒲公英的长势、高度、价款以及收购条件是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作为蒲公英收购的依据。因该证据系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4.原告刘化刚、杨彦华提交的证据六光盘一张（内含视频五段），欲证明蒲公英药死之后被告付洪利到现场查看过，也承认蒲公英药死了。被告付洪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视频仅仅能够证明被告付洪利曾经去二原告的地中查看了蒲公英的长势，视频并不能证明二原告的蒲公英死亡是被告付洪利提供的农药导致的，被告付洪利在视频中也没有承认该情况。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被告付洪利承认蒲公英药死了。5.被告付洪利提交的证据一光盘一张（内含视频九段），欲证明被告付洪利在为二原告复种蒲公英后曾于2019年9月3日在二原告地中查看过蒲公英的长势。从视频来看，蒲公英长势良好，待秋收季节可以正常出售，二原告怠于收割的损失应由自己承担。在二原告向被告付洪利陈述了是被告付洪利的除草剂导致二原告蒲公英死亡后，被告付洪利第一时间去二原告的地中查看，发现蒲公英寥寥无几，剩下的都是干草，所以被告付洪利认为该土地的性质不适合种植蒲公英，二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付洪利无关。原告刘化刚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告杨彦华对上述证据认为二原告家的蒲公英苗比证人李某家的苗小一些，苗死后，风一吹就没有了。证人李某家的苗比二原告家的苗大一些，所以苗死后还能看到一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能单独证明蒲公英秋收季节可以正常出售。5.被告付洪利提交的证据二滨农科技扑草净一盒、精喹禾灵一瓶，欲证明该药品是被告付洪利从正规厂家为二原告代购的，该除草剂经过科学检验是不会对农作物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并且其他使用过该除草剂的农户都没有出现过二原告陈述的症状，假设二原告认为该除草剂有问题也应当将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而不应当让被告付洪利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刘化刚对上述证据认为扑草净是原告刘化刚当时使用的，精喹禾灵和当时用的包装不一样。原告杨彦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刘化刚一致。对扑草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精喹禾灵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6.被告付洪利提交的证据三沈某的当庭证言，欲证明2019年6月下旬被告付洪利帮忙购买的精喹禾灵和扑草净在证人沈某的蒲公英地用于苗后除草，效果非常好，蒲公英没有死亡现象。原告刘化刚对上述证言认为证人陈述的不属实，首先，证人陈述每亩地平均产量60斤，李某2018年种植的蒲公英亩产达到过450斤。其次，对证人陈述的2019年6月份种植蒲公英有异议。第三，证人陈述的每亩地一斤种子，种子数量也不对，每亩地最多播8两种子。被告杨彦华对上述证言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刘化刚一致。因法庭询问过程中，证人沈某无法回答其购买除草剂的数量及花费的费用，且其陈述的蒲公英种植时间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30日既明显有悖于一般农作物播种时间又与证人周某关于其与证人沈某一起自2019年5月中旬开始播种蒲公英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7.被告付洪利提交的证据四周某的当庭证言，欲证明2019年6月下旬被告付洪利帮忙购买的精喹禾灵和扑草净在证人周某的蒲公英地用于苗后除草，效果非常好，蒲公英没有死亡现象。原告刘化刚对上述证言认为证人陈述不属实，第一，证人沈某说自己是6月20日左右开始播种的，证人周某说他和证人沈某一起开始种的，是5月份开始种的，证人沈某和证人周某说的不一致。第二，证人周某说用200斤种子种植了40亩地，没有用这么多种子的。证人沈某说一共买了200多斤种子，证人周某说种子是从证人沈某那匀的，匀了200斤，如果证人周某真种了200斤种子，证人沈某就不能种地了。第三，证人周某说种地用机器播了10多天，这是不可能的，40亩地用机器播种，用不上一天就能播完。第四，证人沈某和周某都说不清楚买农药的数量以及花了多少钱，他们是在作伪证。原告杨彦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刘化刚的质证意见一致。首先，法庭询问过程中，证人周某无法回答其购买除草剂的数量及花费的费用。其次，证人周某关于其与证人沈某一起于2019年5月中旬开始播种蒲公英的陈述与证人沈某陈述的蒲公英播种时间相互矛盾。第三，证人周某关于其向证人沈某购买蒲公英种子200斤种了40亩地的陈述与证人沈某关于其一共购买了蒲公英种子200多斤种了200亩地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对证人周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化刚与原告杨彦华系夫妻关系，二原告于2019年在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公民村模范屯种植了50亩蒲公英。2019年6月8日，二原告向被告付洪利购买扑草净和精喹禾灵两种除草剂用于蒲公英除草。后二原告种植的蒲公英死亡。2019年6月19日，原告刘化刚与被告付洪利签订协议，协议记载：“因甲方使用乙方出售的除草剂导致甲方所种植的50亩蒲公英因药害全部死亡，经双方协商和解达成以下协议：1、50亩蒲公英全部重新种植所需种子由乙方承担。2、乙方负责承担二次种植蒲公英播种、机械作业费等全部费用。3、因此次喷施蒲公英除草剂导致新播种蒲公英再次死亡，全年度种植蒲公英经济效益（总产值）由乙方赔偿给甲方16万元。4、甲方二次种植蒲公英亩干品400斤产量，所差产量由乙方以货币形式补齐。”。协议签订后，被告付洪利为二原告提供了重新种植蒲某所需蒲公英所需的种子、除草剂并承担了机械作业费，二原告种植的蒲公英未再死亡。2019年秋季，二原告未将50亩蒲公英收割。本案审理过程中，二原告将未收割的蒲公英自行处理。法庭调查过程中，原、被告协商确定二原告2019年种植的蒲公英按每亩100斤干品确定亩产，每斤干品蒲公英按5元计算价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被告付洪利主张其与原告刘化刚关于二次种植蒲公英亩产干品400斤的约定标准过高显失公平，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付洪利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亩产标准过高，故对被告付洪利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被告付洪利为二原告补种的蒲公英未再死亡，故被告付洪利应当按照协议第4条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原、被告均同意50亩蒲公英2019年的亩产按100斤干品确定，每斤干品蒲公英按5元计算价值，据此计算，双方协商的2019年总产量为5000斤（100斤/亩×50亩），价值为25000元（5000斤×5元/斤），差额部分产量为15000斤[（400斤-100斤）×50亩]，价值为75000元（15000斤×5元/斤）。因二原告已将未收割的蒲公英自行处理，故相应部分价值应予以扣除，故对二原告要求被告付洪利赔偿因药害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60000元的请求，本院支持50000元（75000元-2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付洪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化刚、杨彦华5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化刚、杨彦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刘化刚、杨彦华承担1203元、被告付洪利负担5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海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姝雅书记员赵晶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