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5刑终153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春宁，男，1974年4月24日出生，壮族，大学文化，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原大队长，正科级，户籍所在地：北海市海城区，住北海市银海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4月11日被留置，同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覃仲林，男，1961年9月18日出生，壮族，大专文化，北海市公安局原副调研员、北海市警察协会原副会长，副处级，住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6月19日被留置，同年7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琨，广西振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徐维东，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北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原副所长，正科级，户籍所在地：北海市海城区，住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7月3日被留置，同年7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上诉人李春宁犯受贿罪、行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上诉人覃仲林、原审被告人徐维东犯受贿罪一案，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9）桂0503刑初21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春宁、覃仲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案卷材料，依法讯问了上诉人李春宁、覃仲林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受贿罪 被告人覃仲林于2011年7月至2017年7月间任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北海市公安局铁山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被告人徐维东于2009年9月起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大队长，2013年5月至2017年7月任北海市公安局铁山港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7年7月至案发前任北海市看守所副所长；被告人李春宁于2013年5月17日至2017年11月28日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副大队长，于2017年11月28日至案发前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大队长。期间，三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索要以及单独收受铁山港区内多名违法人员的钱财，为违法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一）共同受贿 2015年底，因公车改革，被告人覃仲林欲购买一辆大切诺基越野车自用，后与徐维东、李春宁在其办公室商谋，决定由徐维东、李春宁分别向在北海市铁山港区做土地平整工程的老板邓某1、谢某1、叶某各索要1万吨高岭土（俗称“白泥”)，让邹某（另案处理）负责运输和销售，得款后交由覃仲林用于购车。随后，李春宁负责联系邓某1和叶某，徐维东负责联系谢某1索要白泥。由于邓某1不愿意提供白泥，李春宁遂向覃仲林汇报并建议覃仲林直接联系对方。经覃仲林联系邓某1后，邓某1在北海市海城区湖南路与重庆路交汇处送给覃仲林现金200000元。经李春宁联系，叶某提供的白泥由邹某销售得款200000元，后由邹某在其位于北海市湖南路与重庆路交汇处的酒庄里交给覃仲林。谢某1提供的白泥经由邹某销售得款140000元，后由邹某在北海市湖南路与重庆路交汇处将140000元交给徐维东，徐维东次日在覃仲林的办公室将该140000元转交覃仲林。 （二）单独受贿 1.2013年至2019年，被告人李春宁在其担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务，参与铁山港集中整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协助打击非法采矿期间，为陈某2等15名个体老板在铁山港区范围内从事非法开采、收购白泥或者开设赌摊的违法行为提供职权范围内不予查处的保护，并收受陈某2等15名老板给予的好处费共计9154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区兴港镇七号路市场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的陈某2给予的好处费共85000元。 （2）2017年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北海市上海路与重庆路交界处路边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收购白泥的邓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45000元。 （3）2014年至2017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区南康镇冲尾村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的李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50000元。 （4）2015年至2017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区兴港镇政府旁边的球场等地点，收受林某2因其朋友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而给予的好处费共63000元。 （5）2017年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北海市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收购开采白泥的刘某给予的好处费共10000元。 （6）2016年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公安分局门口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的谢某2给予的好处费共45000元。 （7）2014年年末，李春宁在铁山港公安分局门口，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的杨某3给予的好处费20000元。 （8）2015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北海市曼哈顿酒店路边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开设赌摊的杨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68000元。 （9）2014年8月，李春宁在铁山港区政府内，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开采白泥的朱某给予的好处费20000元。 （10）2014年至2016年期间，李春宁收受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给予的好处费共63400元。 （11）2015年6月至2017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区朝阳大道南方电网公司停车场等地点，收受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廖某给予的好处费共49000元。 （12）2013年10月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铁山港区广播电视站等地点，按月收受在铁山港区开设赌场的林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86000元。 （13）2013年6月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分别在北海市点，按月收受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罗某2给予的好处费共149000元。 （14）2016年至2018年期间，李春宁以索要、无偿代还债务等方式，收受在铁山港区从事非法收购白泥、开设赌摊的邹某给予的好处费共150000元。 （15）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李春宁收受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李某3给予的好处费共12000元。 2.2016年2月5日，被告人覃仲林在李春宁的陪同下去到广西南宁市弘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其表妹罗某1的名义购买了一辆总价624900元的大切诺基越野车，在覃仲林用受贿所得赃款540000元支付了部分购车款后，经李春宁提出由其出钱并刷卡支付了剩余购车款中的60000元，覃仲林变相收受了李春宁给付的60000元。 3.2011年至2015年，被告人徐维东担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大队长、北海市公安局铁山港分局副局长期间，收受开设赌摊的老板罗某2、林某1等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145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1年3月，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老板罗某2向被告人徐维东提出要求得到关照以逃避公安机关查处，主动提出每月给予徐维东3000元好处费，徐维东予以同意。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期间，徐维东在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以及北海市区多次收受罗某2送的好处费共计89000元。其中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每月3000元，合计81000元，另外2011年中秋节、2012年春节、2012年中秋节、2013年春节等节日所在月份另行再增加2000元，合计8000元。 （2）2011年，在铁山港区开设赌摊的老板林某1向被告人徐维东提出要求得到关照以逃避公安机关查处，主动提出每月给予徐维东好处费，徐维东予以同意。2011年至2013年5月期间，徐维东在北海市铁山港区供电局门口以及南康镇街上按一个月3000元多次收受林某1送的好处费共计36000元。其中2011年3次收受好处费共计9000元；2012年5次收受好处费共计15000元；2013年4次收受好处费共计12000元。 （3）2015年年末，被告人徐维东因铁山港区林浆纸项目土地平整工程老板谢某1提出要求得到关照，在北海市区收受了谢某1所送的现金人民币20000元。 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被告人李春宁在任职上述职务期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已判决的杨某2、杨某1一伙已经于2010年起逐渐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李春宁明知杨某2、杨某1一伙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范围内长期进行非法开采白泥矿、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却不依法查处，包庇纵容杨某2、杨某1一伙，为此,李春宁于2015年期间，在北海市北海大道曼哈顿酒店路边等地点收受了杨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68000元。杨某2、杨某1一伙得以通过非法采矿等犯罪行为敛财为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经济基础。 三、行贿罪 2016年2月5日，被告人李春宁陪同被告人覃仲林去到广西南宁市弘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越野车，覃仲林当场购买了一辆总价624900元的大切诺基越野车，因覃仲林用受贿所得赃款540000元只支付了部分购车款，被告人李春宁提出由其出钱并刷卡支付了剩余购车款中的60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李春宁已向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915400元；被告人覃仲林已向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600000元；被告人徐维东已向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145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干部任免审批表及相关任职文件，《北海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北海市公安局任免通知》，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北海市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铁山港区公安分局纪检监察室《关于李春宁的情况汇报》，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北海市铁山港集中整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李春宁及其妻子吴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杨某4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李春宁违纪违法款罚没收据，罗某1银行卡交易凭证，机动车销售发票、收据、现金交款单、代付证明，杨某2、杨某1的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邹某、邓某1、谢某1、叶某、罗某1、罗某2、廖某、陈某1、林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李某1、李某2、林某2、刘某、陈某2、朱某、邓某1、杨某4、谢某2、邓某2、李某3、张某、吴某、谢某1的证言；被告人李春宁、覃仲林、徐维东的供述与辩解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李春宁、覃仲林、徐维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索取他人财物54万元，李春宁、覃仲林、徐维东另分别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91.54万元、6万元、14.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李春宁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李春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被告人李春宁、覃仲林、徐维东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春宁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三被告人经监察机关通知到案后，均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三被告人积极退出赃款，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春宁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七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十万元。二、被告人覃仲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三、被告人徐维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四、被告人李春宁退出的赃款91.54万元，被告人覃仲林退出的赃款60万元，被告人徐维东退出的赃款14.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李春宁提出：1.2015年1月1日之后其不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上的便利，实际上也未实施为白泥老板谋取利益的行为，其在2015年1月1日后收受白泥老板财物共计268000元属于一般违纪，另在2014年末杨某3给予的20000元是为了感谢其放行他朋友的钩机，两人事前没有行贿受贿的主观故意，以上288000元均不应计入受贿数额；2.其不知道杨某1、杨某2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没有包庇、纵容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即便构成本罪，该行为与其收受杨某1的68000元好处费的行为属于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构成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不应以受贿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数罪并罚；3.其在54万元购车款上与上诉人覃仲林、原审被告人徐维东不成立受贿罪共犯，即使构成共犯，其也是从犯，邓某1一万吨白泥成立受贿未遂，对于覃仲林超出共谋单独收受的20万元不负法律责任；4.其给予覃仲林的6万元主观上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依法不应认定为行贿罪。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覃仲林及其辩护人张琨提出：1.覃仲林受贿的对象是建筑工地修建地基挖掘清理出的废土废泥，几乎没有价值，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2.上诉人李春宁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为了讨好作为两人上司的覃仲林，自作主张联系邓某1、谢某1、叶某提供白泥转卖，并将转卖款送给覃仲林。覃仲林联系邓某1是李春宁的建议，从未与谢某1、叶某有过联系或接触。本案索贿行为不是覃仲林实施的，是李春宁和徐维东索贿后送给覃仲林，应当认定覃仲林是从犯；3.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覃仲林与李春宁之间6万元经济往来属于贿赂款项，不能排除是借贷款的合理怀疑，且本案缺乏辨认笔录、罗某1名下中行卡刷卡付款购买切诺基汽车的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条，指控覃仲林受贿的证据不足；4.覃仲林在接到纪委通知后主动前往纪委，第二天主动交代其全部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且通过家属主动向办案机关退清全部赃款60万元，应从轻、减轻处罚。请求本院对覃仲林改判更轻的刑罚并适用缓刑。 原审被告人徐维东提出，其在本案中不是主犯，不知道车是上诉人覃仲林什么时候买的，也没有和覃仲林、李春宁商量买车事宜，谢某1原来承诺给白泥而后为什么给钱其不清楚。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覃仲林、李春宁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判所采用的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印证，能客观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且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李春宁、覃仲林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是否构成共同受贿罪、是否构成索贿及主从犯的认定问题。 经查，李春宁、覃仲林和徐维东的供述与证人邹某、邓某1、谢某1、叶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三人经商量后向邓某1、谢某1、叶某各索要一万吨白泥，让邹某负责销售，所得款项交由覃仲林用于购车，覃仲林更是亲自电话联系邓某1索要钱款。覃仲林称李春宁和徐维东自行向邓某1、谢某1、叶某索贿，再转送给其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三人事先存在共谋，后各自分工向他人索要白泥和现金，对收受白泥销售款及索要现金共计540000元构成共同受贿罪，均具有索贿情节。覃仲林因向邓某1索取白泥不成后转而索取200000元现金，后用于购买车辆，未超出三人事前合谋的范围，该款应计入共同受贿数额，由三人共同担责，故李春宁提出其不对上述200000元现金担责的上诉意见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共同受贿犯罪中，三人分工合作，行为积极主动，均起到主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主犯。综上，对上诉人李春宁、覃仲林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的相关意见，以及覃仲林和辩护人张琨关于本案认定覃仲林受贿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李春宁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是否应当与受贿罪数罪并罚的问题。 经查，（2018）桂0502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桂05刑终39号刑事裁定书证实，杨某2、杨某1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已被判刑，而杨某2、杨某1的供述和李春宁的供述一致证实，杨某2、杨某1为了非法采矿、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不被查处，给予时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副大队长的李春宁680**元好处费，李春宁作为对其辖区内非法采矿、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具有查处、打击法定职责的公安人员，明知故犯，收受上述钱款后放纵杨某2、杨某1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使该涉黑组织得以通过非法采矿、开设赌场等行为敛财提供经济基础，客观上对该涉黑组织的壮大起到一定作用，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的规定，李春宁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收受68000元好处费的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进行数罪并罚。故上诉人李春宁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诉人李春宁受贿数额的问题。 经查，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北海市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铁山港区公安分局纪检监察室《关于李春宁的情况汇报》、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北海市铁山港集中整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等证实，上诉人李春宁于2014年参与北海市铁山港区集中整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该活动的截至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但李春宁身为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副队长仍负有相应的治安管理工作职责，对发生在铁山港辖区内的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仍具有依法侦查、打击或移送其他部门处理的职权，其在2015年1月1日后非法收受非法采矿人员给予的268000元依旧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应计入受贿数额。此外，李春宁利用职务便利放行杨某3朋友的钩机后收受了杨某3给予的20000元，其收钱的行为是基于其履职事由，即便履职前没有行、受贿的犯意沟通，亦不影响对其行为属受贿性质的认定，该款项亦应计入受贿所得。综上，上诉人李春宁以其2015年1月1日以后不再具有为非法采矿人员谋取利益的职务便利，收受杨某3的钱款属事后感谢、事前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等理由，提出应扣除一审认定其受贿的部分款项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上诉人李春宁送给上诉人覃仲林60000元用于购车，二人是否分别构成行贿罪、受贿罪的问题。 经查，干部任免审批表及相关任职文件、《北海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北海市公安局任免通知》等书证以及李春宁、覃仲林的供述一致证实，上诉人覃仲林时任北海市公安局铁山港分局局长，与时任北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铁山港大队副大队长的李春宁为上下级关系。李春宁为了在以后的工作、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在知道覃仲林购车还差60000元时，主动提供该款项，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违背公正、公平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已构成行贿罪。而覃仲林作为李春宁上级，明知可能会影响其行使职权仍收受属下赠与的60000元，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现其虽主张该款项是借款但不能提供借条、收条等证据证明，至案发时也未还款给李春宁。因此，对于李春宁提出购车款60000元不属于行贿及覃仲林提出60000元为借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上诉人覃仲林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 经查，《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主动投案，是指：（一）党员、监察对象的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未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尚未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者尚未被采取留置措施时，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本案证据反映，共同受贿的上诉人李春宁于2019年4月11日先于覃仲林被留置，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了覃仲林的犯罪事实，并打电话通知覃仲林到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审查调查谈话。覃仲林是在受到审查调查谈话时才供认其犯罪事实的，不符合上述关于“主动投案”规定的情形，而且其是到案后第二天才如实供述的，更进一步反映出其到纪检监察机关接受审查调查谈话的主观意图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能认定为主动投案。因此，上诉人覃仲林及其辩护人提出覃仲林接到通知后主动前往纪委投案、构成自首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春宁、覃仲林和原审被告人徐维东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向他人索取财物540000元，后三人又分别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915400元、60000元、145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上诉人李春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杨某2、杨某1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春宁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谋取利益给予其直接上级覃仲林人民币6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李春宁、覃仲林、徐维东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上诉人李春宁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李春宁、覃仲林及其辩护人张琨提出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庞福萍 审 判 员 黄思盛 审 判 员 李雪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黎 杨 书 记 员 陈家正 附：本裁定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