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川执复18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成都博大阳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法定代表人:段迥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睿，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附**> 负责人：方星，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赢华，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李辅兰，女，1980年11月19日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唐斌，男，1986年3月3日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李晓兰，女，1965年3月7日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执行人：王尔，男，1956年8月24日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执行人：李扬，男，1987年4月12日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执行人：李东明，男，1955年8月30日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成都博大阳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阳光公司）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执异205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在四川省成都市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博大阳光公司、李辅兰、唐斌、李晓兰、王尔、李扬、李东明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案号为（2019）川01执2739号］中，博大阳光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该案。主要事实和理由：该案公证债权文书出具程序严重违法、债权债务未经核实且确有错误。具体表现在：1.该案公证并赋予执行效力的由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与博大阳光公司签订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涉及到授信额度、结构、期限，没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对该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违反了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丈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2.本案公证机构以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与博大阳光公司另行签订的没有办理公证的8份单项业务合同作为出具本案执行证书依据，程序严重违法；3.公证机关对债权债务核实程序错误，对博大阳光公司提出债权债务存在争议需经法院诉讼的异议不予采纳，未经核实债权，强行出具执行证书程序严重错误；4.天府银行成都分行针对前述8份单项业务合同另案起诉的民事案件中已对博大阳光公司提出了明确的诉讼请求，法院在该案中至今没有下达有关准予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撤诉的裁定，在此情况下，公证机关仍然就双方8份单项业务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出具执行证书，程序错误。 天府银行成都分行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一、公证机构可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中所签署的符合《公证法》第37条规定的包括各类授信合同、担保合同等在内的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故公证机关对本案《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无误，因法律规定授信合同可以被赋予强制执行力，故在授信合同授信期间发生的单项业务合同即当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公证机关接到天府银行成都分行要求出具执行证书的申请后，审核了相关材料，向各债务人发函核实了债权债务情况，博大阳光公司称公证书未核实债权强行出具执行证书的说法错误；3.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提出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对为博大阳光公司主债务提供担保的应收账款质权，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在该民事诉讼中撤回了对博大阳光公司主债权的确认之诉，在此情况下公证机关对双方主债权债务出具执行证书，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故请求驳回博大阳光公司的不予执行申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博大阳光公司与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为10亿元人民币，其中低风险授信额度为6亿元人民币，敞口授信额度为4亿元人民币，敞口授信额度的分配结构为流动资金贷款金额9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承兑金额为1600万元人民币，贸易融资金额为294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有效期限自2018年12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7日止。同时约定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和授信额度内，博大阳光公司应根据需要逐笔申请逐笔提取乙方给予的授信，同时与天府银行成都分行逐笔签订相应业务的主合同等合同协议。并由李辅兰、唐斌、李杨、李东明、李晓兰、王尔、优库资源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刘建明、谢芳、成都原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中金顿矿业有限公司、李晓兰、王**、刘力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博大阳光公司提供下游客户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盛泰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未来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约定本合同可经律政公证处进行公证，在博大阳光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可凭公证机关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约定当博大阳光公司未按本合同及单笔业务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和清偿义务的违约事项时，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宣布本合同一切债务提前到期、要求赔偿损失、行使担保物权等一系列措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对上述合同进行了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9）川律公证内经字第3055号。同时，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分别与李辅兰、唐斌、李杨、李东明、李晓兰、王尔等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经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进行公证。 博大阳光公司、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后，在授信额度与授信期间内签订了各单项业务合同。其中：1.2019年2月1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博大阳光公司发放流动贷款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从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2.2019年1月7日签订《四川天府银行在线银行承兑协议》，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博大阳光公司发放银行承兑汇票1720万人民币，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1月7日；3.2019年3月28日签订《四川天府银行银行承兑协议》，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博大阳光公司发放银行承兑汇票946万元人民币，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3月28日；4.2019年3月8日签订《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书》，博大阳光公司申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开立金额为4803.2万元人民币的国内信用证，信用证期限为180天，博大阳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4851132元人民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委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于2019年4月1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开立了该笔信用证。根据交通银行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显示，该笔信用证项下实际到单金额为47627763.20元人民币，付款到期日为2019年10月8日；5.2019年1月30日签订《进口信用证开证合同书》，博大阳光公司申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开立金额为1022.4万美元的进口信用证，信用证期限为90天，博大阳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7645865元人民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9年1月30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开立了该笔信用证。根据华夏银行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显示，该笔信用证项下实际到单金额为10989000美元，付款到期日为2019年5月15日。因博大阳光公司未到期支付该笔信用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扣除该笔信用证的保证金后，为博大阳光公司垫款9934000美元；6.2019年2月22日签订《进口信用证开证合同书》，博大阳光公司申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开立金额为8446.68万美元的进口信用证，信用证期限为90天，博大阳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5785976元人民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9年2月22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开立了该笔信用证。根据华夏银行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显示，该笔信用证项下实际到单金额为7535313.19美元，付款到期日为2019年6月14日。因博大阳光公司未到期支付该笔信用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扣除该笔信用证的保证金后，为博大阳光公司垫款6741219美元；7.2019年2月22日签订《进口信用证开证合同书》，博大阳光公司申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开立金额为1050万美元的进口信用证，信用证期限为90天，博大阳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7911750元人民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9年2月22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开立了该笔信用证。根据华夏银行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显示，该笔信用证项下实际到单金额为9805888.40美元，付款到期日为2019年6月20日，已到期。因博大阳光公司未到期支付该笔信用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扣除该笔信用证的保证金后，为博大阳光公司垫款8718586美元。8、2019年3月13日签订《进口信用证开证合同书》，博大阳光公司申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开立金额为652.3020万美元的进口信用证，信用证期限为60天，博大阳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4915096元人民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委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于2019年3月15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开立了该笔信用证。根据交通银行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显示，该笔信用证项下实际到单金额为7113027.16美元，付款到期日为2019年5月28日。因博大阳光公司未到期支付该笔信用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扣除该笔信用证的保证金后，为博大阳光公司垫款6435597美元。 因博大阳光公司到期未支付信用证业务，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根据《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约定宣布上述业务均提前到期，于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6日向博大阳光公司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于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6日向保证人李辅兰、唐斌、李晓兰、王尔、李杨、李东明发出《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博大阳光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未履行保证责任。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于2019年6月21日向律政公证处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经律政公证处向博大阳光公司及保证人发函对还款及担保情况进行核实，律政公证处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230号执行证书，被执行人为博大阳光公司、李辅兰、唐斌、李晓兰、王尔、李杨、李东明；载明的执行标的为：流动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银行承兑汇票2666万元及垫款利息；国内信用证本金47627763.20元及垫款利息；进口信用证9934000美元、6741219美元、8718586美元、6435597元及垫款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李辅兰、唐斌、李晓兰、王尔、李杨、李东明因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人民币4.8亿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于2019年8月21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2019）川01执2739号执行。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该院于2019年6月17日另案受理天府银行成都分行诉博大阳光公司、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盛泰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案号：（2019）川01民初3821号]，天府银行成都分行起诉请求确认上述相应债权本息、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并要求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记载的博大阳光公司对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盛泰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在博大阳光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在最高额人民币4.8亿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2019年8月8日，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申请书》，撤回了要求确认该行对博大阳光公司享有相应债权本息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律师费的这部分诉讼请求。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被执行人未到场且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办理公证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为办理公证的；（三）公证员为本人、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四）公证员办理该项公证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等确认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被执行人以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实体事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根据博大阳光公司的主张事由及提交的证据情况，本案并不具有上述规定第（一）至（四）规定的情形，本案应审查公证机关在公证过程中是否存在第（五）项，即“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一、公证机构可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中所签署的符合《公证法》第37条规定的以下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一）各类融资合同，包括各类授信合同，……、信托贷款合同等各类贷款合同，票据承兑协议等各类票据融资合同……开立信用证合同，等；……（三）各类担保合同、保函”；本案所涉《客户额度授信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上述规定中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人博大阳光公司主张八份单项业务合同，未经公证，不得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所指授信是指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贷款、担保、承兑、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以及信用卡透支等各项银行信贷业务的总称”。第十条第二款约定：“在本合同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和授信额度内，甲方应根据需要逐笔申请逐笔提取乙方给予的授信，同时与乙方逐笔签订相应业务的主合同的等合同协议”。本案中的流动贷款合同、汇票承兑合同、信用证合同等八份单项业务合同属于《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合同，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实际亦是在按照《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约定向博大阳光公司履行相应的款项出借义务，《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经公证后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当及于在其项下发生的相应款项。双方间无需另行单独对每一笔或每一项借款业务进行公证。博大阳光公司提出公证债权文书没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力债权文书，博大阳光公司提出的该项事由不属于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事由，其实际属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或受理后是否应当驳回执行申请的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经审查，本案所涉公证债权文书有具体明确的给付内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公证机关公证后并赋予强制执行力符合法律规定。博大阳光公司主张，公证机关核实债权债务程序错误，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证机关在接受博大阳光公司请求出具执行证书的申请后，向各债务人发函对相应债务进行了核实，并根据债务人的回函情况最终出具执行证书，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博大阳光公司主张本案公证债权文书中的执行标的，已由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本案应由诉讼解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照有关规定出具执行证书。执行证书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出具”。虽然公证机关受理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时，天府银行成都银行已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中包含有确认要求出具执行证书的债权本息等，但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前，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已撤回了相应请求。本案被执行人未履行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义务，公证机关根据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核实相应债权债务情况后出具相应执行证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博大阳光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川01执异2058号执行裁定，驳回博大阳光公司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230号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 博大阳光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执异2058号执行裁定，并裁定不予执行（2019）川律公证内经字第3055、3058号、2059、3060号公证债权文书及（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230号执行证书。 归纳该公司复议申请书及其复议申请说明内容，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天府银行成都银行申请执行本案公证债权文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不应当受理的情形，法院在本案中应当主动审查并驳回该银行的执行申请，并且该公证债权文书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又无明确给付内容，各合同之间以及债务人和债务的对应关系均未明确，公证处在核实债权债务过程中确有错误，应当不予执行。具体表现在：1.《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是预约性质的合同，仅约定了最高授信额度和期间，设立了抵押担保，形式上与贷款合同类似，内容亦与贷款合同各项要件重合，但欠缺贷款金额、利率、用途等必备要素的同时，更缺少“客户提出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这一贷款合意形成环节，不能以授信合意取代贷款合意、更不应将贷款合同等同于授信合同。本案赋强公证不符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工作的意见》第二条规定。本案异议裁定在认定《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是否可以赋予强制执行力时，只考查《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名称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债权文书名称，只注重形式，未按同一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考虑债权文书赋强应具备给付内容明确这一实质条件，应予纠正。2.本案8个单项业务合同没有进行公证、也未载明债务人接受强制执行承诺，且明确约定将法院诉讼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异议裁定未认定前述重要事实，无依据将8个单项业务合同认定为属于《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合同，公证机关违背当事人意愿擅自出具执行证书，应予纠正。3.异议审查过程中，在双方曾就《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是否包含8个单项业务合同以及授信业务范围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异议裁定故意采用《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第一条和第七条的理解，违背公平正义和《合同法》第四十条和四十一条规定。4.双方除2018年12月18日所签前述《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外，还于2018年7月31日另签一份《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两份合同的内容除具体分配结构、额度外，其余基本一致，授信期间相互重叠。在此情况下本案没有公证的8笔单项业务合同到底对应的哪一份《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并不确定，权利义务主体以及给付内容都不明确。 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答辩意见和补充答辩意见称：1.公证机构对本案涉及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做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无误，没有违反《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的规定。2.案涉《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都是具有给付内容的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3.在对《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公证证词中公证机关均列明了权利义务主体和给付内容。《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即为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和博大阳光公司，公证证词中均已列明，而对于该合同的给付内容，公证证词中明确说明了其要求博大阳光公司确认了《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的内容，并说明了《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中有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向博大阳光公司授信人民币十亿元及授信额度有效期，授信用途、担保、违约责任等的具体条款，即以此列明了体现合同给付内容的条款所在，博大阳光公司也作出了为保证债务的履行而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单笔具体授信业务合同只是博大阳光公司支用银行授信的后续手续，其是隶属于授信合同项下的，所以在授信合同做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后，其效力应当及于该合同项下额度和期限内发生的相应单笔授信业务，而无需对相应单笔授信业务再进行重复公证。同理，对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公证机关也在公证债权文书公证证词中列明了权利义务主体和给付内容。在主债务人博大阳光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公证机关依法对主债务和保证债务出具执行证书，人民法院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依法对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予以强制执行的行为无误。4.《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经公证后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当及于在此合同项下额度和期限内发生的相应款项，天府银行成都分行与博大阳光公司之间无需另行单独对此合同项下每一笔或每一项借款业务进行公证。案涉8份单项业务合同属于《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应当受公证效力约束。5.《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是格式版本，但该合同并不存在博大阳光公司所称的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6.双方于2018年7月31日和同年12月18日前后签订的《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是双方以后一份合同对前一份合同内容进行若干调整，后一份合同应视作对前一份合同的变更，应认定双方权利义务自2018年12月18日起以后一份合同为准。7.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在质权诉讼中对博大阳光公司的主债务只是一个确认之诉而非给付之诉，这并不与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就博大阳光公司的主债务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产生冲突。且该银行在诉讼中撤回了对博大阳光公司主债务的确认之诉的相关诉请，只保留了对应收账款质权确认之诉的诉请，该案于2020年4月24日开庭审理时只针对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应收账款质权是否能够实现展开，未审理主债权债务。故质权诉讼案与公证处对博大阳光公司的主债务以及各保证担保人的保证债务出具的执行证书并不冲突。8.《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第15条约定了该合同可经公证处进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第23条约定该合同引发的争议可向天府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说明该合同赋予双方选择权，最终双方选择进行公证，双方均应受到相应约束，8份单项业务合同隶属于《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同样受到上述公证效力的约束，故《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中的诉讼管辖条款并不影响天府银行成都分行就案涉债权申请强制执行。9.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只应审查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属于不予执行的范围。是否应当受理执行申请的问题，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即便法院认为应当处理，执行异议没有审查此问题，为保证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权利，也不应在本复议案中进行审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本案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应当受理，如果应当受理，本案是否存在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定情形。天府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2019年1月30日对该银行与博大阳光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进行公证后出具的（2019）川律公证内经字第3055号公证书。因此，本案应当适用2018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此前颁布的相关规定与该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的内容，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一）债权文书属于不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二）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债务人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三）公证证词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或者给付内容不明确；（四）债权人未提交执行证书；（五）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本案中，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执异2058号执行裁定对（2019）川律公证内经字第3055号公证书中的公证证词的内容，没有作出认定。此外，对天府银行成都分行视为与本案被证明的债权文书《公司客户额度授信合同》相对应的8份单项业务合同，其中是否载明争议解决方式是法院诉讼等重要事实，也未作出认定。该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可能影响本案正确处理，应予撤销并发回重审。鉴于这一情况，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定情形的争议，不再审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执异2058号执行裁定； 二、发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桦 审判员 王 东 风 审判员 高 新 玉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吉候衣星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不服异议裁定的复议申请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异议裁定； （二）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的，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 （三）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查清事实后作出相应裁定； （四）异议裁定遗漏异议请求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五）异议裁定对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的异议，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的，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发回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 除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发回重新审查或者重新作出裁定的情形外，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异议裁定且执行行为可撤销、变更的，应当同时撤销或者变更该裁定维持的执行行为。 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新审查的案件作出裁定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一）债权文书属于不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 （二）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债务人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 （三）公证证词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或者给付内容不明确； （四）债权人未提交执行证书； （五）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