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民终1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瑞英，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波，男，197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殿龙，男，196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兵，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静茹，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长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3103898676。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华，男，汉族，1975年10月8日出生，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倩，女，汉族，1988年9月16日出生，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吴瑞英、王洪波、吴殿龙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9)鲁1702民初5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瑞英、王洪波、吴殿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702民初518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涉案本金及利息的责任；2.涉案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本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空白部分真实性问题。被上诉人立案时网上提交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当庭所提交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相符，开庭时提交的原件已对利率等空白部分作出大量填写修改，请二审予以审查，以便作出正确判决。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从以上法律规定及参照（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裁定书立案的时间来看为2015年6月18日，诉讼时效即从被上诉人本次起诉之日起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裁定书的立案及裁定书送达时间均为《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应适用该法律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被上诉人本次诉讼提交诉状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缴纳诉讼费的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该两个时间点均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原审法院依据裁定书的送达时间计算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点并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认定（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书于2016年12月17日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被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而该裁定送达回证中在明知被上诉人住所地和具有代理人的情况下，在未有不予签收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在一审受送达人处也未有签名情况下，其送达不符合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而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送达为留置送达方式送达明显系法律使用错误，应予以改判。再次，关于邮寄催收的上诉意见同一审开庭之时的质证意见。最后，从（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书审判期限来看，从该案2015年6月18日立案到该裁定书2016年8月17日出具，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上诉人地址未变更的情况下，未有任何向上诉人送达的任何手续及证据情况下，便以查无此人，驳回起诉，明显程序违法，且裁定书出具后无人签收。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虽然被上诉人采取公正邮寄，但收件人未签收的情况下，辩称诉讼时效中断，而本案（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书采用当事人签收或者“留置送达”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明显无法律依据，有失法律的公正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民事裁定书的观点，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对合同原件作了大量填写修改，借款合同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格式合同，其中除末页的借款人签字外，其余部分均由被上诉人填写补充，其与借款借据内容一致，是签订合同时双方已经约定好的事项，是双方的合意内容。即便是有些合同条款是被上诉人之后补充的，也是双方在合同签订时就已经确定的内容。因此合同是合法合规真实的。二、被上诉人的起诉均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涉案借款在2015年起诉之前，一直公证催收，诉讼时效一直延续，一审判决中已经查明，不再说明。2015年6月18日，被上诉人将原审被告起诉至牡丹区法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自2015年6月18日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8月17日被上诉人的起诉被法院驳回，2016年12月17日被上诉人签收送达回证，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故自2016年12月17日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三、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规定，2019年8月28日被上诉人再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三、被上诉人向各上诉人邮寄送达催收文书，该邮寄地址与各上诉人办理借款和提供担保时所预留的地址一致且唯一，结合当时的通讯与交通水平，用国内挂号信的方式向各上诉人邮寄催收文书，邮寄的催收文书应当视为应当到达各上诉人。同时，上诉人对邮寄行为进行了公证，确定了邮寄催收行为的真实性，邮寄行为真实发生，邮寄的文书确定可以到达对方，因此，被上诉人的催收行为合法有效，并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吴瑞英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18万元、计算至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428628.60元及逾期利息、复息（自2019年8月11日至借款本息结清日止，以1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45‰上浮50%计算）。2、被告王洪波、吴殿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殿龙、王洪波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08年8月28日起至2009年8月22日止，与债权人形成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216000元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分别在合同中签名，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作为债权人加盖其合同专用章并由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该合同对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份额未做约定。2008年8月28日，吴瑞英与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签订（菏区）农信合行借字（2008）第020406055号借款合同，约定吴瑞英向该行借款18万元用于大棚，借款期限为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8月22日，借款利率为执行固定利率：借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80%确定，执行年利率14.94%直至借款到期日。结息方法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须于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如借款本金的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该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第2款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2008年8月28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至吴瑞英名下6223191701865912号账户。借款凭证显示：借款期限为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8月22日，月利率为12.4500‰。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落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10月20日、2011年10月10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王洪波作为担保人均予签名并按手印。2010年12月10日，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于2010年10月9日向吴殿龙进行了邮寄催收；2011年3月14日、2012年10月10日，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分别出具公证书，证明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分别于2011年3月1日、2012年9月12日向吴瑞英、吴殿龙进行了邮寄催收；2014年8月4日，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于2014年8月1日分别向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进行了邮寄催收。2015年6月18日，一审法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016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并于2016年12月17日将该民事裁定书留置送达给原告方。另查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系由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变更名称而来。庭审中，原告称至2019年8月10日，被告尚欠借款本金18万元、利息428628.6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系由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变更名称而来，故对于原告主张本案权利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争议的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8月22日，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方于2010年10月9日对吴殿龙进行邮寄催收，对吴殿龙而言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原告方于2010年10月20日对王洪波的催收亦开始计算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其次，原告方于2011年3月1日、2012年9月12日分别对吴瑞英、吴殿龙进行邮寄催收，均使原告方对于吴瑞英、吴殿龙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方于2011年10月10日对王洪波的催收亦使原告方对于王洪波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第三，原告方于2014年8月1日分别向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进行了邮寄催收，使原告方对于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未提交其从2011年10月11日至2014年7月31日间向王洪波催收债权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于2012年9月12日对于被告吴殿龙的催收亦产生使王洪波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四，因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故原告对于被告吴瑞英、吴殿龙、王洪波的诉讼时效至2015年6月18日再次中断；2016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自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7日将该民事裁定书向原告方留置送达起至2017年9月30日之前，原告方对于被告吴瑞英的保证债权未超过二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实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至一审法院本次受理原告起诉之日，原告方对于被告吴瑞英的债权尚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因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与被告吴瑞英之间的借款合同，与被告王洪波、吴殿龙之间的保证合同均成立、有效，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吴瑞英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及其利息并由吴殿龙、王洪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中截止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为428628.60元；自2019年8月11日至借款本息结清日止的逾期后利率（复息、罚息）以尚欠本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12.45‰上浮50%计算。该保证合同对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份额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吴殿龙、王洪波并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瑞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并按双方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其中截止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为428628.60元，自2019年8月11日起，其逾期利息应以尚欠本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45‰上浮50%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吴殿龙、王洪波承担连带责任并互负连带责任。被告吴殿龙、王洪波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以其代偿额为限向被告吴瑞英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86元，减半收取4943元，由被告吴瑞英负担，被告吴殿龙、王洪波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2.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借款凭证等证据，综合认定上诉人吴瑞英于2008年8月28日从被上诉人处贷款18万元，贷款月利率为12.45‰，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从案涉款项借款发生之日、借款到期之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催收、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8日在一审法院起诉上诉人、2016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送达驳回起诉裁定书等时间节点上就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已作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上诉人因不能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6元，由上诉人吴瑞英、王洪波、吴殿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庆生审判员  朱晨曦审判员  史春雷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吴宏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