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德斌，男，198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力斌，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育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华，男，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丰城市，现住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小英，女，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丰城市，现住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思丰财富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45872892877。法定代表人：刘国华，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瑶瑶，江西澄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明，江西澄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德斌与上诉人刘国华、谢小英、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丰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德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力斌、周育文，上诉人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瑶瑶、黄家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德斌上诉请求：1、在维持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请求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的部分请求，即改判刘国华、谢小英共同向上诉人支付补偿款50万元，并改判以9127.4934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改判刘国华、谢小英共同向上诉人支付一审判决未支付的240万元违约金。2、在维持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请求的基础上，改判思丰公司对刘国华、谢小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法院判令诉讼费等全部由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人民调解协议书》第3条约定刘国华在2019年6月30日前补偿50万元给徐德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改判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共同向徐德斌支付补偿款50万元。2、本案应当按9127.4934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刘国华还应再支付240万元违约金。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答辩称，1、徐德斌要求支付补偿款50万元有违公平；2、徐德斌要求以9127.4934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没有任何依据；3、徐德斌要求谢小英与刘国华共同支付补偿款及违约金以及要求思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刘国华、谢小英支付本金34141460元，利息546775元；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不承担违约金；3、依法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德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还款金额错误，弘毅公司扣除的50万元、徐全华代付的维修基金7828元应从本金中扣除。袁玉杰欠款的80万元应从2018年2月14日起在本金中扣除。2、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与《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和签订时间来看，应当以最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为准。3、《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约定违约金，故不应承担，且违约金过高。徐德斌答辩称，1、关于刘国华等主张的扣款50万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2、关于刘国华等主张的80万元应由袁玉杰个人承担，即使徐德斌出于善意承担，免息扣款时间节点应为2019年4月29日；3、刘国华等主张扣除的维修基金，在一审中未提出抗辩也未举证，不应由徐德斌承担；4、《人民调解协议书》应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补充；5、一审法院依据合同判决支付的违约金不属于明显过高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德斌原系思丰公司股东，2018年2月12日，徐德斌（甲方）、刘国华（乙方）、思丰公司（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主要内容有：“一、转让标的、转让条件及其他。1、甲方将其持有在丙方的25%的股权（其中甲方实缴注册资本1650万元）及出借给丙方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的5850万元借款的债权作价7500万元有偿转让给乙方（该借款含徐全华借资给思南思丰建材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经三方友好协商，均同意甲方以本协议所列款项条件有偿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的对价和条件受让该股权及5850万元债权。2、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含甲方原对丙方所负的借款债务，该债务随股权一并转让给乙方，债务转让后，该债务的偿还义务人为乙方。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原与乙方签订的所有关于共同受让陈金成、陈建辉持有在思丰公司及贵州思南思丰建材有限公司30%股权（其中甲方受让10%，乙方受让20%）的相关协议书归于无效，陈金成、陈建辉在前述两公司30%的股权仍由乙方全部受让。甲、乙双方以不考虑盈亏、不计息为原则，由乙方结算和退还甲方已付陈建辉及陈建辉代陈金成收取的股权受让款项。4、甲方及丙方保证，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股权，丙方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前领取的部分款项及个人借支费用，已全部清算完毕，详见附件1所列清单，相关款项已经扣除，三方一致同意用下列方式支付剩余9127.4934万元股权转让款项。1、乙方于2018年2月13日前，支付l5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给甲方，如公司资金没到位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协商欠款资金分配并从20l8年2月14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甲方利息。春节后公司资金到位后优先归还。2、丙方同意以思丰财富广场9号楼2l层约138㎡商品房屋(房号：2102)及车位(编号：优先选择)的所有权作价45万元人民币(住宅40万、车位5万)代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丙方代乙方履行后，乙方对丙方负债45万元。3、丙方同意用所属思南县思丰财富广场地下负一层计容商铺(约l0868平方米)一次性作价300O万元代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丙方代履行完毕该义务后，丙方对乙方享有3000万元人民币的债权。乙方承诺此商铺于2018年5月1日之前通过消防验收并取得合格证书。如逾期未取得合格证书，乙方必须在2018年5月1日起按月支付以3000万为基数的1.5％的月利息，继续等待乙方通过消防验收；或在2018年12月30日前还未通过消防验收，可要求乙方按此商铺的对价款一次性支付3000万元人民币给甲方，且甲方商铺备案支付的房屋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凭支付凭证，由乙方负担。乙方之前已支付的逾期利息不予退还，不抵扣任何费用，乙方承诺无条件接受甲方所做的选择。如因未通过消防验收取得合格证书，消防主管部门勒令永辉超市停业或其他行政部门对永辉超市下达相关处罚决定，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按照丙方与永辉超市签订的协议无条件进行赔偿。永辉超市补充协议约定免租期问题由甲方自行协商负责。4、因丙方与租赁方永辉超市约定的200个商业车位使用协议，三方承诺商业中心负一层190个车位，负二层10个车位，共计200个车位(车位编号见附件2)作为商业客户配套使用，如乙方出售或者连续30天以上租赁清单内车位，必须征得甲方附条件的书面同意，如要处置甲方对以上清单内的车位享有总数35%的收益权、处置权。5、在贵州思南思丰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刘国华、刘丰华为股权转让方，其中徐全华受让股权55％、陈志发受让股权45％，二人为股权受让方(以各方另行签订的详细协议为准)，徐全华因受让股权而对乙方负有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甲方同意在本协议中代徐全华支付给乙方，即：从股权转让款中抵扣人民币1600万元。欠付土地出让金及其利息由乙、丙方按土地出让相关协议缴纳。6、上述4项(现金l500万元、房屋40万元、车位5万元、永辉超市3000万元、建材公司1600万元)，乙方支付或抵扣股权转让款合计6145万元，剩余未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款万元按本协议第五条第3.5款之约定支付。同时，从2018年4月1日起，由乙方以剩余未支付的2982.4934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1.5％的月利率向甲方支付利息。三、担保。1、丙方自愿用思南思丰财富广场百货中心三、四楼未销售的所有商铺(面积约2万平方)抵押给甲方。在抵押期间上述商铺可以销售或融资，销售收入或融资款项由甲方监管使用，并优先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2、丙方用公司所有收益为乙方受让股权向甲方作保证，如乙方不能按时付清股权转让款本、息，丙方保证公司的收益除清偿应缴纳的税、费及金融机构或行政机关债务外，从丙方公账每笔收益中提取30％份额，优先偿还未清偿的甲方股权转让款本、息。四、股权变更登记及其他。l、乙方全额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项后的十日内，甲方配合乙、丙方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股权转让款项未支付完毕前，若丙方需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3000万元以下，甲方以在册股东身份配合办理签字手续。超3000万元的融资贷款，甲方同意提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变更登记后，丙方以公司100%份份额出质给甲方，用以保障甲方股转债的债权实现，直至丙方还清所有融资贷款。3、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的合法性及具有完全的处分权，且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权益的瑕疵。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交割完成前，不以转让、赠与、抵押等任何影响乙方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五、股权转让后的权利义务及其他。1、乙方在全部付清甲方股权转让款、思南县精扶贷资金9000万元、经决算后的江西弘毅工程款之前(含甲方为了配合丙方融资贷款而变更登记股权产生的费用)，甲方仍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股东原来的权利及义务，甲方委派的人员仍继续按原职责在公司履行工作，丙方同意甲方派出1名人员监管公司财务及公司印章。但不担任出纳，1名材料员，各人员的待遇另行协商，甲方享有公司日常财务支出的审批权。公司的印章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管理，使用印章须登记批准，重要用章须经三方书面签字同意。2、乙方及丙方履行完下列义务后，甲方及其委派人员全部退出管理岗位和工作岗位：2.1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项全部付清；2.2偿还完毕政府“精扶贷”本息；2.3履行完相关部门的税、费义务；2.4与项目施工方江西省弘毅建设集团公司结清丙方所属建设项目的工程款项（包含但不限于材料、人工、设备、管理费等款项）。2.5为确保甲方股权转让款的实现，在乙、丙方未履行完上述支付义务前，乙方及丙方保证思丰公司的每一笔收入的30%优先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其余70%的收入额在确保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按规定、按计划偿还丙方“精扶贷”、金融机构贷款等债务的债务外，剩余部分由乙方按法律规定自行支配。3、丙方保证公司的所有收入按下列用款顺序支出：甲方股权转让款、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开支、公司债务（含“精扶贷”、银行贷款）、其他经营性支出。4、在确保甲方股转债的全部实现前、确保丙方生产经营和税费缴纳、偿还精扶贷本息及丙方其他债务前提下，甲方原则同意乙方从丙方借款金额不得超过6600万元。六、违约责任。本协议对签订的各方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任何一方非经法定事由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违约方应向协议相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15%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仍应承担大于违约金部分的赔偿。六、未宜事项协议各方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七、本协议一式五份，协议方各执一份，协议自三方签字之日生效。”徐德斌、刘国华、思丰公司及案外人徐全华、刘丰华分别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协议所附的“徐全华退股份结算表”载明，徐全华出资股金7500万元，出让比例1.75，出让股金13125万元，刘国华支付徐全华24%股份的住房和车位补偿款45万元，刘国华支付徐全华24%股份补偿款180万元，合计13350万元。徐全华个人总借款6119.0303万元，退还徐全华出资款2100万元，住房车位45万元，徐全华借款支付陈建辉2802.1904万元（公司借条内支付陈建辉10%股金），徐全华退还出资款支付刘国华（刘文辉账户）20万元，徐全华退还出资款支付熊行长利息52.6667万元，实际已得款4222.5066万元。应得款9127.4934万元。2018年2月12日，刘国华向徐德斌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股权转让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刘国华承担。2018年3月26日，徐德斌、案外人陈金成与刘国华、思丰公司签订一份抵押担保合同书，约定思丰公司用位于思丰财富广场负二层300个车位及负一层1号商铺为刘国华向徐德斌、陈金成作抵押担保，确保徐德斌、陈金成股权转让的充分实现、股权转让交易产生税费的承担。但当事人未举证证明该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协议签订后，刘国华陆续向徐德斌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思丰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进行了投资人变更，股东由刘国华、陈金成、徐德斌变更为刘国华、刘丰华。徐德斌于2018年10月22日、12月26日、2019年1月23日多次发短信催促刘国华及思丰公司履行义务，但刘国华未付清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约定的以商铺抵偿3000万元等义务也未得到履行，双方遂发生纠纷。2019年4月29日，经江西电视台卫星频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徐德斌（甲方）与刘国华（乙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有：1、双方自愿改变原付款模式，乙方在2019年6月30日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利息按每月1.5分自股权转让合同（股转债）签订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永辉超市物业归乙方；2、乙方在应支付的2982.4934万元先息后本清算后在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其中扣除80万元（此部分免息），并向甲方出具代扣凭证，以便甲方追偿；3、因双方自愿改变支付模式，乙方另外在2019年6月30日前补偿50万元（此部分免息）给甲方；4、该股权转让款系甲方个人所得的纯收入，因股权转让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5、甲方获得完全清偿前的监管按原合同履行，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合同和现合同在乙方全部履行义务后合同作废、甲方监管人员全部撤离。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截至2019年7月3日，刘国华共向徐德斌还款4900万元，分别是：2018年2月14日支付400万元，5月11日支付100万元，5月29日支付100万元，6月8日支付100万元，6月15日支付800万元，7月23日支付1700万元，7月25日支付500万元，8月14日支付300万元，11月5日支付450万元，12月5日支付100万元，2019年6月1日支付50万元，6月28日支付200万元，7月3日支付100万元。但双方对欠款如何计算利息意见不一致。刘国华与谢小英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徐德斌与刘国华、思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约定徐德斌向刘国华转让其持有的思丰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刘国华向徐德斌支付转让价款，《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及其附件结算表中涉及了徐全华的债权债务，徐全华在协议书及结算表中签名，并出庭作证，对协议内容予以认可，其他当事人亦未提出异议，故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关于刘国华应向徐德斌支付的款项金额问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各方当事人经结算，确认刘国华应向徐德斌支付股权转让款9127.4934万元，并将该款分为以下几部分：1.于2018年2月13日前支付1500万元，如逾期未付，从2018年2月14日起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2.以思丰公司的房屋、车位抵偿45万元；3.以思丰公司的商铺抵偿3000万元，如逾期未能履行，从2018年5月1日起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4.以刘国华对徐全华的债权抵偿1600万元；5.其余2982.4934万元，从2018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其中第4部分的债务抵销自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即生效，故包括以物抵债在内，《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刘国华还应履行的债务为7527.4934万元（9127.4934万元-1600万元）。徐德斌、刘国华于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因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过程中发生纠纷，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合法有效。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系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已确认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内容作出变更而形成的，应视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补充，对于《人民调解协议书》未作变更的内容，当事人仍应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当事人主要对以下几项内容作了变更：1.《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以思丰公司的商铺抵偿3000万元变更为刘国华于2019年6月30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3000万元，月利率仍为1.5%，但利息起算日期由自2018年5月1日起算变更为自《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签订之日即2018年2月12日起算；2.明确了2982.4934万元部分转让款的付款期限，即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该款中扣除80万元（不计息），即变更为2902.4934万元，从《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该条部分“先息后本清算”的内容来看，对变更后的款项2902.4934万元仍应计算利息，故该部分款项的利息起算日期仍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约定的2018年4月1日，月利率仍为1.5%；3.刘国华另于2019年6月30日前补偿50万元（不计息）给徐德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当事人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的转让价款分为数个部分分别约定了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其约定的利率均为月利率1.5%，刘国华陆续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应先抵充利息，超出部分抵充最先到期的部分本金，即2018年2月13日到期的1500万元；前述1500万元本金清偿完毕后，在2019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以物抵债的3000万元支付方式作出变更前，则应清偿2982.4934万元部分的本息；2019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刘国华应支付的款项则为3000万元（2018年2月12日起计息）和2982.4934万元（2018年4月1日起计息）的剩余部分，并扣除80万元本金。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主张，2982.4934万元中扣除的80万元系徐德斌代袁义杰（袁玉杰）支付给思丰公司的款项，但因袁义杰（袁玉杰）并非本案当事人，对该款的性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该80万元从何时起免息的问题，双方于2019年4月29日确定扣除80万元，对此前的利息并未明确约定减免，故一审法院认定该80万元应从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日即2019年4月29日起免除利息。《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约定的以思丰公司的房屋、车位抵偿45万元，徐德斌予以认可，且未计入其诉讼请求金额，刘国华主张扣除457828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国华主张的“江西弘毅”扣款50万元，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徐德斌自行制作的对账明细表中记载的刘国华付款金额、利率、计息起始日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国华每次付款先抵充尚欠的利息，超出部分抵充欠款本金，亦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徐德斌制作的对账明细表中主张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刘国华尚欠股权转让款本金36857009元及利息460725元予以确认，对此后的利息，一审法院计算如下：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的利息为2192992元（36857009元×1.5%÷30×119天）。2019年4月30日至6月1日，扣减80万元后，刘国华尚欠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为36057009元（36857009元-800000元），产生利息594941元（36057009元×1.5%÷30×33天），刘国华付款500000元，尚欠本金36057009元、利息2748658元（460725元+2192992元+594941元-500000元）。2019年6月2日至6月30日，产生利息522827元（36057009元×1.5%÷30×29天），刘国华付款2000000元，尚欠本金36057009元、利息1271485元（2748658元+522827元-2000000元）。2019年7月1日至7月3日，产生利息54086元（36057009元×1.5%÷30×3天），刘国华付款1000000元，尚欠本金36057009元、利息325571元（1271485元+54086元-1000000元）。2019年7月4日至7月31日，产生利息504798元（36057009元×1.5%÷30×28天），刘国华尚欠本金36057009元、利息830369元（325571元+504798元）。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刘国华另于2019年6月30日前补偿50万元（不计息）给徐德斌，双方当事人均主张，该50万元补偿系因抵偿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商铺未能及时办理消防验收，双方变更该3000万元的支付方式而产生，刘国华认为，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计息起始日从2018年5月1日提前至2018年2月12日，增加的利息以该50万元补偿，徐德斌则认为增加的利息和50万元补偿刘国华均应支付。一审法院认为，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计息起始日提前而增加的利息远超50万元，刘国华主张以该50万元补偿，与合同约定不符，但徐德斌主张既提前计算利息，又由刘国华补偿50万元，对刘国华有失公平，故对该50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国华应向徐德斌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6057009元及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830369元，并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至股权转让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二、关于刘国华应否支付违约金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刘国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在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仍未完全履行义务，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虽对付款方式、期限、金额等作出了部分变更，但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仍然是《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故刘国华应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约定，以股权转让总价款的15%向徐德斌支付违约金。关于股权转让总价款金额，《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双方对股权转让款、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抵销后，确定刘国华应支付7527.4934万元（含以物抵债部分），该金额可以认定为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故刘国华应支付的违约金为1129.12401万元（7527.4934万元×15%）。三、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税费由谁负担的问题。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当日，刘国华向徐德斌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承担股权转让产生的一切税、费，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再次对此作出明确约定，故案涉股权转让的税费应由刘国华承担。四、关于谢小英是否应与刘国华共同承担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谢小英虽未在本案相关合同上签名，但其与刘国华共同在思丰公司所在地贵州省思南县居住、生活，可以认定刘国华经营思丰公司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对徐德斌要求谢小英与刘国华共同承担债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关于思丰公司是否应对刘国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第三条“担保”中约定，思丰公司用公司所有的收益为刘国华受让股权向徐德斌作保证，如刘国华不能按时付清股权转让款本息，由思丰公司在清偿应缴税费及金融机构或行政机关债务外，从每笔收益中提取30%份额优先清偿徐德斌的股权转让款本息，合同第五条“股权转让后的权利义务及其他”中也约定，为确保徐德斌股权转让款的实现，思丰公司的每笔收入的30%优先支付徐德斌的股权转让款，据此，可以认定思丰公司作出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当事人约定在刘国华、思丰公司未履行完义务前，思丰公司保证其每一笔收入的30%优先支付徐德斌的股权转让款，可视为双方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徐德斌于2018年10月即向思丰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保证期间。此外，《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和《抵押担保合同书》约定，思丰公司以其商铺、车位等抵押给徐德斌，确保徐德斌股权转让的实现和税费的承担，但思丰公司未办理抵押登记，也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对徐德斌要求思丰公司对刘国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国华、谢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徐德斌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36057009元，并支付截止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830369元及从2019年8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二、刘国华、谢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徐德斌支付违约金11291240.1元；三、徐德斌与刘国华之间关于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税费由刘国华、谢小英承担；四、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徐德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德斌提交一份新证据。证据名称：思丰公司与永辉超市2014年12月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永辉超市价值远大于3000万。徐德斌和刘国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徐德斌是存在巨大的让利。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用一份租赁合同来证明永辉超市价值远远大于3000万，这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商业常识。虽然永辉超市现在还在开业，但是随时可能被消防部门停业关门，该证据反而表明刘国华等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做出了巨大让利。上诉人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烟酒领用单》；证明目的：证明徐德斌欠公司182400元没付清，这笔欠款应当抵销。这也是刘国华暂停支付的正当理由之一，因为有漏账没有算清。证据二：《对账明细单》；证明目的：证明截止至2019年7月31日，刘国华欠徐德斌欠款本金26584792元，利息7363072元。一审证据补充说明：证据名称：江西省弘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款项支付审批单》；证明目的：证明弘毅公司扣除的50万元应该扣除。徐德斌质证认为，对两份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从审批单无法得出弘毅公司扣除了思丰公司50万元款项。同时，因为涉及到第三方，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5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次，烟酒领用单没有原件，且只是公司记账凭证。徐全华作为当时公司的总经理，即使领用烟酒也是职务行为。对方用烟酒领用单来证明其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有正当理由是非常牵强的。烟酒领用单的时间是在2016年，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8年签订的，如果对方有异议，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候就提出。第三，对账明细不属于证据，是对方自己计算本金利息的算法。本院认为，徐德斌提交的《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提交《烟酒领用单》系公司内部管理中产生的费用，弘毅公司扣除的50万元涉及到第三方。该两笔款项双方并未约定在协议中扣除，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刘国华提交的《对账明细单》是单方计算的本金及利息，不属于对事实的认定。本院认定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本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刘国华尚欠徐德斌股权转让款本金及利息问题。3、刘国华是否应支付违约金问题。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018年2月12日，徐德斌（甲方）、刘国华（乙方）、思丰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该协议书对股权转让的价格、条件、支付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9年4月29日，徐德斌与刘国华因《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履行产生争议，双方在江西电视台卫星频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两份协议的效力，但徐德斌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补充，刘国华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取代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系双方重新达成的新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两份协议之间的效力关系，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前，徐德斌与刘国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为依据；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后，徐德斌与刘国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为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签订时间上来看，《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后，是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确定。第二，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来看，《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有6项内容，刘国华履行了其中的4项。当事人双方就第3项和第6项的履行产生了争议。第3项是商铺抵债3000万元的内容，因为商铺未通过消防验收不能及时交付。对于该商铺因未通过消防验收而不能履行，既有徐德斌实际控制公司期间实际施工及设计的原因，也有刘国华在受让股权后没有及时进行整改的原因，对此双方均有过错。第6项是《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剩余未支付的2982.4934万元的支付计息问题。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之后，《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日即2019年4月29日之前，双方就刘国华所偿还的款项应当是先息后本冲抵还是先本后息计算产生争议。尽管刘国华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节点支付款项，但在2018年底前其已支付现金4550万元，大部分履行了应支付的现金4482.4934万元本金及利息的付款义务。双方于2019年4月29日在江西电视台卫星频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将商铺置换为现金30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提前起算以及刘国华对此另行补偿50万元；二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剩余未支付的2982.4934万元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双方明确先息后本进行清算后支付。同时《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双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法确认后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是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为一揽子解决纠纷自愿达成的一个新的协议即《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不再约定违约金合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徐德斌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原合同的补充，变更部分按照新的约定，未变更部分应按照原合同执行。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书》第5条约定了“甲方获得完全清偿前的监管按原合同履行，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合同和现合同在乙方全部履行义务后合同作废、甲方监管人员全部撤离。”刘国华则主张该条款是对监管条款的特别约定，调解协议是对双方未履行的债权债务的重新约定。本院认为，原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第五条就监管事项双方有专门约定，而《人民调解协议书》第5条的约定，根据条款的内容并结合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目的，应是针对监管条款的特别约定。第四，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第五，从徐德斌的实际损失来看，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确认的结算款9127.4934万元中已经包含75%的利润款，且刘国华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逾期支付月息1.5%即年息18%，已经远超同期人民银行所规定的贷款利息。故《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再约定违约金也符合双方利益平衡。综合以上分析，无论是从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出发，《人民调解协议书》应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的取代，当事人各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后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二、关于刘国华尚欠徐德斌股权转让款本金及利息问题。在2019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刘国华应支付的款项则为3000万元本金及利息（2018年2月12日起计息）和2982.4934万元（2018年4月1日起计息）清算后的剩余款及利息，并扣除80万元本金；另外刘国华补偿50万元（此部分免息）。徐德斌自行制作的对账明细表中表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刘国华尚欠的款项是：2982.4934万元（2018年4月1日起计息）先息后本计算后为尚欠本金6857009元及利息85725元；3000万的本金（2018年2月12日起计息）及利息375000元。共计尚欠本金36857009元（30000000+6857009=36857009），利息460725元（85725+375000=460725）。本院经审查，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计算的本金及利息予以确认。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上诉主张将弘毅公司扣除的50万元、徐全华代付的维修基金7828元等从本金扣除。本院认为，该两笔款项调解协议中双方并未约定扣除，如刘国华方确有证据属于应当扣除部分，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予处理。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主张徐德斌代袁玉杰支付的该笔欠款80万元应从2018年2月14日起扣除本金，本院认为，双方就该笔欠款何时免息的问题没有约定，一审法院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即2018年4月29日扣除本金80万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主张9127.4934万元基本都是利息，因为徐德斌总共投了7500万元，退股是按照75%计算了利息。之后法院又再次计算了利息，因此存在利滚利的重复计息。本院认为，徐德斌与刘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中，双方在第二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均表示清算完毕，相关款项已经扣除，剩余的股权转让款项为9127.4934万元。就徐德斌与刘国华之前股权转让的金额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并在协议中予以了确认，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认为9127.4934万元是重复计息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截至2019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依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扣除80万元，经过先息后本计算刘国华尚欠本金36057009元、利息830369元的数据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徐德斌主张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应按《人民调解协议书》支付50万元额补偿款。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约定刘国华自愿另外补差50万元（此部分免息）给徐德斌，应当予以遵守。徐德斌的该主张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三、刘国华是否应支付违约金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该调解协议书中双方未就违约金作出约定。故徐德斌要求刘国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选择适用《人民调解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股转债）》部分条款，于法无据。刘国华、谢小英、思丰公司上诉《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约定违约金条款，因此不应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此外，谢小英、思丰公司在法定上诉期内上诉请求中并未提出谢小英、思丰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应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因此，谢小英、思丰公司应对刘国华所欠徐德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德斌、上诉人刘国华、谢小英、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五项；三、变更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0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贵州思丰房地产公司对本判决确定的刘国华、谢小英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刘国华、谢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徐德斌支付50万元补偿款。五、驳回徐德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29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23.2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徐德斌负担146693.76元，刘国华、谢小英、贵州思丰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342285.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训荣审判员  段亦枫审判员  王慧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倩书记员万苗苗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