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24民初753号 原告：黄东兰，男，1949年9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 原告：王元会，女，1953年9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君阳,贵州观合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赵明兴，女，1944年1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系蒋光德之妻。 被告：蒋明忠，男，1972年11月11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系蒋光德之子。 被告：蒋明权，男，1978年2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蒋光德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定安，贵州泽初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蒋明富，男，1981年1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系蒋光德之子。 第三人：蒋光朋，男，1952年7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晴隆县。 原告黄东兰、王元会与被告赵明兴、蒋明忠、蒋明权、蒋明富及第三人蒋光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于同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东兰、王元会及委托代理人宁君阳与被告蒋明权委托代理人龙定安，被告蒋明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明兴、蒋明忠及第三人蒋光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东兰、王元会向本院提出如下诉求：请求判令确认王朝民、黄东兰、王元会与蒋光德签订的《卖契》无效。事实及理由：1984年王朝明、二原告与蒋光德签订了《卖契》。卖契约定：“立出卖房屋园地人王朝民率女婿黄东南、王元会将现居住泥山坪水泥平房两件拔好岸一间，四周园地包括在内，出卖给受灾户蒋光德居住。。。”因蒋光德已经去世，相关合同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人继承，四被告为蒋光德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三人为蒋光德弟，现一直占有案涉土地。一、王朝民、黄东兰、王元会与蒋光德签订的《卖契》为土地买卖，为无效合同。（一）该“卖契”包含土地买卖性质，非所谓土地流转：1、该合同的名称为“卖契”。卖契不同于“转包”、“出租”、“互换”等形式，其强调的是“卖”字，并非经营权流转；2、就该合同的实质内容来看：（1）、通篇都呈现的是“卖”字，无其他意思表示；（2）、不仅包含了“土地”的“卖”，还包含了“水泥平房两间”，二者之间在段落上，意思表示上无区分；3、虽然在“卖契”中有表示“管理权”，但是从该句话的整体意思理解“如今后恢复集体则蒋姓。。。”，完全可以得知该“卖契”实为买卖，理由如下：从土地制度的历史发展上看，新中国成立之际，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巨大的变化，而签订“卖契”之时，正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低级到高级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转变了一个时期，农民对当时的土地政策的“持久性”时持有一个不确定的怀疑态度，担心土地不再“包产到户”，所以才有该局“如今恢复集体”的担忧；4、“如今后恢复集体则蒋姓。。。”，不是为恢复集体设定一个纯粹的合同（债权）解除条件，而是一个出于担心国家土地政策发生变动的物权解除条件，而买卖合同的形式就是买卖双方进行物权交易，该文书的表达真实意思就是物权的变动；5、如果该“卖契”为土地经营权流转，那么为何无任何时间上的具体约定？其唯一的终止条件是“集体收回”，由此可见，其买卖性质无疑。（二）该“卖契”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该卖契违反了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四条第三款：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社员无力经营或转营他业时应退还集体，故该合同应当确认无效。二、即使认定该“卖契”为土地的流转的性质，也因为超出第一次承包期，超期合同部分也应认定无效。（一）第一次承包适用期为十七年：根据84年“耕地承包合同”第二条：耕地承包使用期为十七年，从1984年到2000年。那么，在签订“卖契”的时候，王朝明以及二原告对该土地的经营权的处分期限最多为17年。也就是说在2000年后，约定的所谓的对该土地的管理权，已经超出了合同签订时王朝明以及二原告对该土地的承包期限。（二）超出第一次承包期限的，超出部分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承包人的承包期限届满意味着农村土地要进行承包权新一轮的分配，流转期限长于剩余承包期限则导致承包人与受让人就目标土地存在权利争议，此种争议势必扰乱承包权新一轮分配工作，影响扰乱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一轮换的政策。因此，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权剩余期限，否则超出部分无效。所以，对于超出第一次承包的部分，应当认定无效。至于被告会以该土地承包期限予以延长，而且原告也当然获得该土地承包权，无不良社会影响抗辩，原告认为该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这属于对法律的误读，与上述立法本意（有利于新一轮土地分配）也有明显的冲突。三、本案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的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之诉，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而且根据《合同法》之规定，无效合同是自适无效、当然无效，那么不论何时确认该合同效力均受法律保护。四、本案不属于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尊重既定事实：本案历时很长，双方产生争议的时间也很长，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从签订合同到产生争议，法院审理也必须尊重如下事实：1、被告并非原告土地所在集体成员是事实；2、法律明确规定买卖土地合同无效是事实；3、超出承包期限，超出部分无效是事实；4、第三人持有该卖契，并借此非法占有使用该土地是事实；5、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保障其基本生存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非本集体组织成员侵害是事实；6、承包经营为用益物权，并非债权，原告随时可以行使其物权是事实；7、要求被告及相关人员返还土地，也并非对历史的否定，是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原告认为，这是以判决的形式对我国土地制度的否定；8、我国并非有任何法律明文规定“占有时效”的问题，不是说某件物品被他人占有若干年就可以取得其物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违法了国家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规定，该点是客观事实，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请诉讼，望依法判准原告的诉请。 赵明兴、蒋明忠及第三人蒋明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和相关证据。 蒋明权辩称：原告起诉的理由依法无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卖契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已由（2016）黔2324民初55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黔23民终17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有效（详见判决书）。该次起诉属重复起诉，应依法驳回。第一：卖契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原告起诉卖契的法律依法错误。原告起诉时经济合同法已经失效，在现有制度下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是要根据合同法的第五十二条的情形，国家的政治、经济、策划是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第二、原告方在起诉状中反复强调卖契是买卖不是流转，流转在法律上比买卖更为广泛的，买卖属有偿转让，即买卖与转让不存在本质区别。买卖本质上是有偿流转，所以卖契是土地承包制的流转，对于认定卖契是有效合同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第三、从卖契本身涉及的内容看出，房屋所有权、房屋所占土地经营权、房屋周围的土地经营权，是可以买卖的。在卖契签署时有集体村干部在场，有当时的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王元志与王元会系族人且黄东兰属村会计，所以该合同应该有效。第四、原告方反复认为卖契是永久性买卖，期限已经超过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我们认为是错误理解，卖契里已经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永久性流转，是法律允许的期限内的流转，如国家收回土地经营权，那该涉案土地依旧回到村集体，卖契并没有违反期限上的规定，所以流转依然有效。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卖契签署时是1984年，但2015年时原告才到法院起诉，已超过30年，在此期间原告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告方通过确认合同无效的起诉，是为了要回土地。第三点：本案时间太久，在客观事实上，卖契签署至今已经36年时间，案涉合同涉及的土地，有些土地已经被征收大部分面积，作为当时卖契的合同对家，蒋光德已经离世，当时已经支付了1250元，如果确认合同无效无法恢复到当时的状态，所以该合同属有效合同，且该案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希望法院不再受理原告对于卖契的起诉。 蒋明富辩称：因为当时我父亲同黄姓签订的协议，我只有3岁，土地流转的情况不止我一家，卖契应该有效。 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1984年，黄东兰与其岳父王朝明将其承包位于晴隆县立山坪“大路”的土地以“卖契”的形式转让给蒋光德，“卖契”约定：“立出卖房屋园地人王朝民率女婿黄东南、女王元惠愿将现居住泥山坪水泥平房两间、拔好岸一间，四周园地包括在内，出卖给受灾户蒋光德居住。现经双方本着互让互助精神协商同意议价为壹仟贰佰伍拾元整。现将四周分明如下：（一）水泥平房两间岸一间四周园地，上、左、右均与谭宪伍责任地为界，下抵牛路为界。（二）另有马场大路地一幅约三升苞谷种。上抵杨宽进地、下抵晴马公路、左抵龙井生产队、右抵马场大路为界，四至分明，并经凭证人在场指明证实（如今后恢复集体，则蒋姓应放弃此管理权）卖给蒋姓永远业。（三）立约后凡与以上对房屋园地有任何瓜葛之不清手续由王姓负责处理与蒋姓无关，恐口无凭特立卖契为据。”《卖契》上有黄东南、王元惠、王元志、魏吉芳的捺印。1985年2月，蒋光德将本案争议地及《卖契》交由因受地质灾害从晴隆县莲城镇江兴村搬迁至晴隆县的蒋光朋管理使用（蒋光朋与蒋光德系同胞兄弟关系）。自此之后，蒋光朋对该争议土地一直管理使用至今有30余年，在这30余年中原告除了2015年5月11日向晴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5年5月18日撤回起诉，次年黄东兰以蒋光朋排除妨害向晴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晴隆县人民法院以（2016）黔2324民初55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黄东兰不服提起上诉后，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23民终17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现黄东兰以《卖契》无效为由，向本院提诉讼。 同时查明，黄东南与黄东兰系同一人，王元惠与王元会亦系同一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证、交售征粮登记表、证明、照片及卖契复印件和被告提供的晴隆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4民初550号和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3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卖契》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遵照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告黄东兰户与蒋光德1984即订立了《卖契》，明确将位于立山坪的房屋及包含争议地在内的土地转让给蒋光德，后蒋光德又将争议地交给蒋光朋管理使用。黄东兰户与蒋光德订立《卖契》至今已30余年，黄东兰户均未曾对《卖契》中的内容提出异议，并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撤销，故蒋光德实际取得了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蒋光德将争议土地交由蒋光朋管理使用，并不侵害黄东兰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出租属于不同的流转方式，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中，受让方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关系中，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并不受到影响，受让方只能在一定期限（租赁期）内取得经营权，而不与发包方成立新的承包关系，同时双方应约定租赁期限及租金收取方式等。就本案而言，双方当事人在《卖契》中约定将争议土地转让给蒋光德，且特别约定“如今后恢复集体，则蒋姓应放弃此管理权”，并未约定黄东兰在一定期限后可收回争议土地承包经营，亦未约定按期限收取租金，故黄东兰户在签订《卖契》时已经放弃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其与蒋光德之间订立的《卖契》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黄东兰称《卖契》为土地买卖，是无效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明确第二轮承包土地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规定，现争议土地经营期限仍在承包期内，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争议土地经营权被收回、重新调整，故原告称《卖契》所流转的争议土地已超出第一轮承包期限，超出部分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赵明兴、蒋明忠及第三人蒋明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抗辩的权利，不利后果由其自行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东兰、王元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黄东兰、王元会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员  杨 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 振 书 记 员  刘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