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联队（即城溪五组、六组、七组、八组、九组、十组），住所地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上诉人（原审原告）：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王家联队（即城溪十一组、十四组）住所地江西省宜丰县。以上两上诉人诉讼代表：刘仁光，男，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以上两上诉人诉讼代表：刘仁明，男，1970年9月5日生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住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附**/div>以上两上诉人诉讼代表：刘喜才，男，1958年8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住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附**div>以上两上诉人诉讼代表：刘庆丰，男，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住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iv>上诉人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联队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明，江西爱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庭，男，196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省宜，住江西省宜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成，男，196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省宜，住江西省宜丰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邬俊杰，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方卫，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省宜，住江西省宜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捍卫，男，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江西省宜，住江西省宜丰县>原审第三人：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西，住所地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负责人：刘玉书，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联队（以下简称城溪联队）、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王家联队（以下简称王家联队）与被上诉人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原审第三人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溪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2019）赣0924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抚育造林的流转林地中超过605.8亩部分林地内的林木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2．判决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向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返还侵占蒙华铁路征收土地的各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3234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诉讼请求不具体”而驳回诉请是认定事实错误。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有两个，一是请求依法判决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抚育造林的流转林地中超过605.8亩部分林地的林木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各所有，二是请求判决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向返还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侵占蒙华铁路征收土地的各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8102.9元。以上两请求的内容都是十分具体明确，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因此，一审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双方合同约定的转让面积为605.8亩，但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实际占有的林地面积约820亩，明显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1.2003年城溪村委会与刘建庭签订《合同书》，约定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原来种植了湿地松的林地605.8亩流转给刘建庭（当时山林权属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林权登记在城溪村委会名下），流转时间至2025年12月30日止，流转费用为12000元。2．合同签订后，刘建庭对流转林地进行砍伐并重新抚育造林。但在此过程中刘建庭私自超越流转林地范围砍伐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林地上林木并重新种植湿地松和杉木。2007年林改时刘建庭将已经造林的山林进行了确权，其中700多亩登记在刘建庭名下［林权证号为宜府林证字（2007）第0015070003号和第0815060018号］。2011年刘建庭、刘志坚将上述山林转让给廖方卫、廖捍卫两人，转让面积820亩。转让后刘建庭、刘志坚还实际参与经营，进而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强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未流转的林地面积多达178亩至220亩左右。3．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村民发现了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的超面积占有林地后，一直不断地与刘建庭协商，期间刘建庭也答应过支付部分费用的事实，但由于刘建庭一直担任本村村支部书记，因而没有落实。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部分村民代表才不断上访。4.2019年期间，在镇政府有关部门的提议才双方分别对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实际占的林地进行了GPS测量，双方的测量面积均在175亩左右，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实际侵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林地170亩以上。因此，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流转租赁的林地面积为605.8亩，超出该范围的林地和林木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双方合同约定的转让林地范围为“以栽湿地松的面积为准”，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实际造林抚育时将没有栽湿地松的山林进行了强占，侵害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合法权益。在合同签订时，湿地松已经成林，山林中哪里有湿地松，哪里没有湿地松是十分明确的。因此双方约定“以栽湿地松的面积为准”就明确了在栽湿地松的林地周围的部分原有油茶林和杉木林不属于流转的山林范围内（主要是指栽湿地松周边的山窝）。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在进行砍伐抚育林木的过程中村民们就陆续反映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超流转面积砍伐及抚育的问题，但当时刘建庭已经当支书，村民的反映无人理睬。刘建庭2007年林改期间利用当村支书的便利，办林权登记时将明知流转合同为605.8亩的情况下将该区域内的820亩左右的林权登记在其自己的名下，林权证办理一直在刘建庭手里，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村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的林权证，直到双方产生纠纷才知道刘建庭办理林权证是820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部分村民在自己拿了林权证就知道并认可了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超流转面积侵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林地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四、一审判决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补偿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万元程序违法。首先，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请求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的补偿款，一审法院超越当事人的请求判决是明显的违反了法定程序，干扰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诉讼意志，驳回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诉讼权利。其次，一审法院酌定的6万元补偿金额完全偏离了实际价值，明显是偏袒了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涉嫌侵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林地面积至少170亩，按现有每亩杉木林的市场价格约为3000元，每亩的抚育成本约为300元，该山林的现有净利润约为40万元，一审法院凭什么酌定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只要补偿6万就可以享有170亩林木的所有权？该酌定金额既没有价格评估也没有司法鉴定依据，而且巨大的金额差距体现了一审法院明显偏袒刘建庭、刘志坚、廖方卫、廖捍卫，体现了司法的不公平。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认为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庭等人应当补偿城溪联队、王家联队，那就是认可了刘建庭等人违法侵占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林地的事实。刘建庭等人既然是侵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林地，那么其侵占部分的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自然是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五、刘建庭等人侵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部分林地，由于双方林地的混同，因而被蒙华铁路征用的林地中就有部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林地，刘建庭等人所取得的征地补偿款中有53234元。2016年蒙华铁路修建征用涉案山林的土地达48.93亩，所征用土地部分是在刘建庭等人的流转林地上，部分土地是在刘建庭等人强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山林上，但全部的土地征收的青苗补偿等款项203793元都归刘建庭等人占有。但由于所征用的土地是双方混同的林地，刘建庭等人所取得的蒙华铁路征地款中，包括部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未流转林地的征地补偿费用，由于无法具体核算，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按流转林地面积比例及超出流转面积的比例进行分配，刘建庭等人应当返还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征地补偿款53234元。［203793/820×（820-605.8）］。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内容明显偏祖刘建庭等人，非常不公平不公正，损害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合法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两联队的诉讼请求。刘建庭、刘志成辩称，一、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原来不知道林权证的面积有820亩不是事实，林权证发证之前要在当地进行公示，而且农户手中也有林权证，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村民在2007年就已知道林权证面积为820亩。按照林权证的发证程序，林权证发证之前是要在当地村委会进行公示的，之所以要公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错。而且诉争林地的三个林权证当时和其他的林权证在发证之前都依法进行了公示。刘建庭、刘志成现在提供2007年村委会当时公示表，证明在2007年村委会已对诉争的三个林权证的位置、面积和权属均作了公示，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当时就知道诉争林地三个林权证登记的面积为820亩。二、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和刘建庭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林地四至和林权证四至是一致的，只不过面积记载不一致，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以两者面积不一致要求多出面积部分的林场归上诉人所有，明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和刘建庭在2003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林地的四至范围与林权证的四至范围相互一致的，因为诉争的林地四至界线除有一处几十米的界线与他人的林地交界外，其他的四至界线都是以路为界、以田为界，所以四至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合同书》约定的林地四至与林权证的四至是一致的。至于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合同书》只约定了承包面积“以栽湿地松面积为准”，所以林权证的四至界线内没有原来栽湿地松的部分不属于承包范围要全部要单独划出来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这完全是对理解合同条款错误理解。“以栽湿地松面积为准”是对发包林地与对周边未发包也未栽湿地松的林地作区分，并不是对这块林地内承包面积和未承包面积四至的区分。如果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理由成立，这块林地四至界线边都要单独划出原来是杂木未栽湿地松一米或几米宽的范围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而且在林地里面还要划出几块或几十小块原来是部分杂木或者坟墓没有栽湿地松林地面积来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但是现在湿地松已砍了十几年了，由谁来确定怎么来确定在一块大的林地里划出若干小块原来没栽湿地松的林地四至界线呢。很显然，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况且，当时把杂木砍掉造林，刘建庭请的都是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村民，如果在这块大林地内小块原来未栽湿地松的面积不算发包给刘建庭的，为什么当时砍杂时和植树时不提出来，现在过了十几年植的树已成林了才提出来呢。很显然，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理由不能成立。2.2003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发包林地的面积之所以是605.8亩，据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了解是原来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和国有林场合作种植湿地松签合同时写的是605.8亩，这是《合同书》照抄原合同面积并说以湿地松面积为准的由来。但是，无论是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与国有林场的合同还是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与刘建庭的合同，这个605.8亩当时是指整块林地而不是指林地的一部分，当时国有林场造林时只有对林地内杂木过多的小块地方没有种植湿地松而已，并不是指种植的湿地松的面积是605.8亩，有杂木未种植的面积另算。3．因技术和历史原因，原来合同面积和实际面积有很大出入是普遍现象。而且，2007年林权证的面积也不一定准确，例如宜春中院（2018）赣09民终423号民事判决书中，林权证的面积是1200亩，但鉴定后只有不到900亩。而且按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的规定，发包协议书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四至为准。所以，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以合同面积与林权证面积不一致主张要求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将多余林场返还给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根本无法执行。三、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同意补偿6万元不是认为应该补，是基于为了解决纠纷尊重当地政府的调解意见才同意补偿的，一审判决完全正确。由于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部分村民看到刘建庭等人承包林地造的林已经成林，看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有些村民是出于眼红，有些村民是出于与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的矛盾，所以找出林权证面积比合同上面积多和以栽湿地松面积为准等理由上访的。当地镇政府和纪委也多次调解过，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为了以后能够正常经营这个林地尊重当时政府提出的调解意见，所以在一审法院才答应补偿两个联队6万元的，并不是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认为多占了两个联队的林地需要补偿。四、至于铁路补偿费，刘建庭、刘志成、廖捍卫、廖方卫是按村委会党小组长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分配方案分得的，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被上诉人廖捍卫、廖方卫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城溪村委会未答辩。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抚育造林的流转林地中超过605.8亩部分林地的林木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注：归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山林为不含有湿地松的山地。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抚育造林的部分林权证为［林权证号为宜府林证字（2007）第0015070003号和第0815060018号］｝；2．判决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向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返还侵占的蒙华铁路征收土地的各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8102.9元；3．诉讼费由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7月12日，城溪村委会（甲方）与刘建庭（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将现有村办林场的湿地松林进行拍卖，现有林地面积605.8亩（具体面积以目前已栽湿地松实有面积为准），时间20年（至2025年12月30日止），乙方已正式招标成立，已交招标金3万元，并已一次性交清20年土地流转金12000元。其中第1条规定，2004年的割松脂承包金由甲方收取，乙方要到2005年2月才可砍伐湿地松。第2条约定，湿地松中的其他林木［茶树、杉树、马尾松（樟树除外）］乙方不得砍伐，归甲方砍伐，不影响乙方造林，属个人栽的毛竹甲、方双方不得砍伐。第3条约定，土地流转金按每亩每年收取1元标准计算。第5条约定，范围以湿地松面积为准，并由甲方负责带山，按规定范围运作，以后甲方在此范围内搞水利电力公路等公益事业要征用地，由甲方按所毁面积退回流转金给乙方，今后如有在林区内葬坟，属无偿征用。征用地上的林木由乙方自行砍伐，甲方不作任何补偿。第6条约定，流转期中，乙方造林的各种手续及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有林业政策相关补助，归乙方所有。第8条约定，乙方2005年后对现有湿地松林进行间伐或主伐，甲方不再征收任何费用。第9条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所更新的各种林木，甲方不再收任何费用，湿地松林中的杉树经甲方砍伐后，再生的杉木成材后，全部归乙方所得。同日，根据部分小组长的要求，将草签合同打印，在打印的合同上，城溪村委会签上该村委会公章，打印合同书第2条增加了属个人栽的毛竹必须在2004年12月底移栽或砍伐完毕，否则，乙方有权砍伐的内容，其余内容与原合同书基本一致。自2005年起，刘志成、刘建庭即对山场进行经营管理。在2007年9月30日案涉山场办理了两个时间段的林权证，一是流转户的林权证，载明其中矮坑110亩的林地所有，林木所有权利人为刘建庭，注记：流转山到2025年12月30日止。二是农户的林权证。绝大多数农户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间领取了林权证。各农户的林权证上均注记：2025年12月前归流转户经营管理，2026年起归林农接管。2011年4月，刘志成、刘建庭签订转让合同将案涉山场森林资源转让给廖方卫、廖捍卫所有。2011年3月7日流转户的林权证上载明，鹅行线一带590.4亩林地所有，林木所有权利人登记为廖方卫，林权证注记：2025年12月31日以前归流转户经营管理，2026年起归城溪自然村农户接管；熊家山120亩林地所有，林木所有权利人为廖方卫，林权证注记：2025年12月31日以前归流转户经营管理，2026年起归王家自然村接管。因蒙华铁路建设需要征用部分案涉山场，2015年12月9日，城溪村干部开会制订了铁路补偿款发放标准。该标准规定，林地每亩7000元，林木补偿5至10年林木每亩2500元、3至4年每亩1500元、1至2年幼林和天然林每亩1000元，在村提留20%的基础上按上述标准补偿。红线外临时征地，便道每亩4400元，林木补偿按红线内标准执行，取土场按每亩4400元，联队每亩抽取100元作误工补助。林地、林木有林权证的农户与自然村或组分配按50年算，其中集体按8年、农户按42年计算（含流转户10年在内）。同月12日，召开城溪村党员组长会，会议表决后一致通过了铁路补偿款发放标准。2016年1月26日-2017年8月15日期间，根据补偿款发放标准，城溪村委会计算刘志成、刘建庭案涉山场铁路征地补偿情况为：红线内38.22亩中幼林每亩2500元共补偿95550元（38.22亩），征地补偿10年53508元，临时便道征地补偿3533元、林木补偿1680元，取土场林地补偿24050元（9.62亩）、征地补偿24050元（9.62亩），超红线林地林木补偿4400元（1亩），共计203793元。此后，上述款项由城溪村委会和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在2016年1月26日至2017年8月15日期间分批转账支付给刘志成、刘建庭。因群众举报案涉《合同书》造假，2018年10月芳溪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核实，结论为，合同签订时间2003年7月12日与2005年2月砍伐时间相差19个月的原因，一是原割松脂合同要到2004年12月底到期，二是用于城溪村委会和村民移栽和砍伐除湿地松外的其他林木，以提供合同约定的山场给乙方。在刘志成、刘建庭经营山场期间，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村民以刘志成、刘建庭经营山场面积与承包合同面积相差较大为由，要求刘志成、刘建庭补偿损失，双方对案涉山场面积各自进行了测量，约为700多亩。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与刘志成、刘建庭之间补偿问题经有关部门协商未果，2019年11月，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起本案诉讼。刘建庭、刘志成表示，因签订承包合同时目测面积与实际面积有误差，同意补偿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确定超出605.8亩的林地林木为其所有，因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至今未提供归其所有林木的林地具体面积和四至范围，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对该请求该院予以驳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4］64号）第三条规定：“林权证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刘志成、刘建庭取得在2025年12月30日前经营管理案涉山场的林权证，对此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于2007年年底各农户领取农户的林权证时即已知悉，但并未及时依法主张自身权利，在林权证生效情况下，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案涉山林中超出605.8亩的林地林木归其所有，也无依据，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诉请不予支持。铁路补偿款发放标准涉及案涉流转山场的补偿内容，既考虑了集体和林农的合法利益，也考虑了流转户的合法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该标准经城溪村委会党员小组大会讨论通过后，城溪村委会和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依据该标准计算的刘志成、刘建庭、廖方卫、廖捍卫应得的补偿款金额，在2018年9月前将补偿款分批支付给刘志成、刘建庭，可见刘志成、刘建庭、廖方卫、廖捍卫取得该款有合法依据，并得到了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和城溪村委会的认可。而且，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目前是否享受案涉山林林木所有权，享有多少并不确定。因此，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主张刘志成、刘建庭、廖方卫、廖捍卫归还58102.9元，现有证据并不充足，不予支持。审理中，鉴于签订承包合同时目测面积与实际面积存在差距问题，刘建庭、刘志成同意给予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万元补偿，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予以准许。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刘建庭、刘志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案涉山场60000元补偿款。二、驳回刘志成、刘建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3元（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已预交），由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负担626.5元，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负担626.5元。本院二审期间，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交的证据有：（一）《交于承包湿地松林地面积的有关事项》一份，证明：1．刘建庭等承包湿地松面积为605.8亩；2.2007年林地分到农户时，刘建庭利用自己当时担任村委会书记的便利，擅自办理820亩林权证于私人名下，村民不知情；3．村民强烈要求刘建庭等人返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的集体财产。（二）《施工日志》一份，证明：2019年7月11日经乡镇、村委会及各村民小组代表实地测量，刘建庭等实际强占集体林地面积173.74亩。（三）2003年7月12日打印、手写《合同书》各一份，证明刘建庭恶意篡改合同，打印合同没有任何人的亲笔签名，且其中的“刘继雄”根本没有参加合同的签订，在手写合同中没有其他的签名；在打印合同第六条中的“林业政策相关补助归乙方所得”的约定在手写合同中没有。对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交的证据，刘建庭、刘志成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村民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三性有异议，而且当时办林权证是在村委会进行了公示，不存在私自办理的问题，而且办理要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和合同的四至范围是一致的，不存在多占面积的问题。对证据（二）施工日志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测量面积是不准确的。对证据（三）手写合同和打印合同的三性我们都认可，但是对它的证明要点不认可，打印件是根据手写合同的内容来整理的，而且城溪联队、王家联队从来没有对打印合同提出异议，只是怀疑没有手写合同，还为此上访，至于打印合同加了林业补助这一点只是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当时的约定进行的补充并不是伪造合同。对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交的证据，廖方卫、廖捍卫经质证认为：证据（一）签名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二）所记载的面积有异议，实际面积没有779亩。对证据（三）的手写合同和打印合同都认可。本院二审期间，刘建庭、刘志成提交的证据有：2007年城溪村委会申办林权证公示表三张，证明：1.2007年9月刘建庭就承包城溪村委会林地申领三个林权证，面积为820亩，村委会将刘建庭拟办的三个林权证登记面积为820亩的相关信息和其他申办林权证信息在村委会张榜公布，并告知如有异议可以向村委会反映；2．城溪联队和王家联队在2007年9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发包给刘建庭的林地权证登记面积有820亩，现在再来要求变更合同早已超过了撤销权一年期限和诉讼时效。对刘建庭、刘志成提交的证据，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经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两个两队均未见过村委会公布相关山林情况。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对两联队的提交的证据：1.2007年9月30日办理的流转户和农户的林权证载明案涉山场2025年12月前归流转户经营管理，2026年起归林农接管，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农户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间已领取林权证知晓案涉山场2025年12月前归流转户经营管理，故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供的证据（一）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2．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供的证据（二）系其单方对湿地松面积进行的丈量，存在不确定性，不予确认。相关面积以林权证记载的为准。3．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提供的证据三中的合同打印件与手写件内容基本一致，其中打印件盖有城溪村委会的公章，故本院对两联队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刘建庭、刘志成提供的公示表，其内容与涉案山林的林权证内容一致，对公示表中所载有关案涉山林位置、面积、林权期限、四至等内容，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案涉山林在刘建庭承包之前，由城溪村委会与宜丰县林业局合作，作为村办林场，经营湿地松。案涉山林东边为山，其他三个方向均为耕地，“四至”清晰明确，与相邻山林无争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建庭、刘志成、廖方卫、廖捍卫承包林地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案涉《合同书》约定城溪村委会将本集体经济组织（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所有的林业资源流转给刘建庭经营，合同双方系林业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因对刘建庭等人在该合同项下的承包范围有异议提起诉讼，属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关于刘建庭等人承包经营权的范围问题。首先，实践中，林权登记通常做法是通过确定林地四邻的名称（即四至）来确定山林权属范围。刘建庭与城溪村委会签订《合同书》时未测量案涉山林的实际面积，该《合同书》所确定的605.8亩系双方基于目测而做出的估算。如按两联队所言，刘建庭等人的承包范围仅限于《合同书》约定的“湿地松”，那么各方应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具体的湿地松分割线。在《合同书》未特别约定湿地松分割线的情况下，应按通常做法确定案涉山林的权属范围，即以现有四至作为权属范围的依据，这也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的精神。本案中，刘建庭等人2005年实际取得案涉山林经营权之后，也对四至范围内的林地进行了经营，城溪村委会、两联队均未提出异议，可见合同各方实际上也是采用通常做法确定刘建庭等人的承包范围。其次，案涉山林2026年之后的权属证书在2007年林改过程中已经发给了两个联队的成员。两联队成员实际上在2007年即已知悉案涉山林在2025年之前的经营权不在自己名下，而由刘建庭等人享有。2026年之后的林权人对此不提异议实际也表明两联队对刘建庭等人承包案涉山林的四至范围是认可的。根据《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4］64号）第三条关于“林权证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的规定，两联队要求确认案涉山林2025年之前权属范围中超过605.8亩之外的部分归其所有，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关于刘建庭等人是否应返还城溪联队、王家联队征地补偿款53234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刘建庭等人可按林权证确定的面积享有权利，两联队无权向刘建庭等人主张案涉山林2025年之前的权益。因此，两联队向刘建庭等人主张605.8亩之外的征地补偿款即无依据。关于一审判决刘建庭、刘志成补偿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0000元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因签订承包合同时目测面积与实际面积存在差距问题，刘建庭、刘志成同意给予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万元补偿，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刘建庭、刘志成支付城溪联队、王家联队案涉山场60000元补偿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刘建庭、刘志成对此亦未上诉，故本院对城溪联队、王家联队认为一审判决刘建庭、刘志成补偿城溪联队、王家联队60000元系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城溪联队、王家联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元，由上诉人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城溪联队、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王家联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飞云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