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7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住运城市盐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汉族，住运城市盐湖区。   一审被告：韩某，住运城市盐湖区。   一审被告：董某，住运城市盐湖区。   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张某及一审被告韩某、董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1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王某与张某之间只有“民间借贷”之名，没有“民间借贷”之实。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借条的形成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所谓的“法律事实”认定王某与张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严重混淆了“法律事实”，导致作出不公判决。   1、王某虽然给张某打了一张100万元的现金借条，但张某没有支付给王某100万元现金，而是一张100万元的汇票，该汇票也没有背书给王某，王某没有取得张某交付的承兑汇票上的权利，因此王某与张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对民间借贷的生效要件作出明确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中，王某给张某打了一张100万元的现金借条，依据该条规定，张某必须将100万元现金交付给王某后，双方的借款合同才生效。但是，时至今日王某也没有收到过张某的100万元现金。张某承认“交付给王某一张100万元的承兑汇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对民间借贷的生效要件作出明确规定：“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承兑汇票权利的取得，并不是以交付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30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也就是说，汇票权利的取得，是以背书为标准的。被申请人只有在汇票上将汇票背书给王某以后，王某才能取得该汇票的权利。结合本案的事实，王某既没有收到张某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也没有取得张某背书转让的承兑汇票的权利，依据相关法律，王某和张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没有生效，两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2、案外人郭某和山西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凯鹏房产公司）才是真正的债务人，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取得汇票权利并实际贴现。原审庭审中，董某证实“正向张某借款的是山西凯鹏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张某与郭某双方协商后，张某同意借给山西凯鹏房产公司100万元，山西凯鹏房产公司支付月息六分的利息。事实上，本案中张某的汇票最终也是由山西凯鹏房产公司贴现。   3、王某只是张某与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借贷关系中的中间人和代办人，王某和韩某、董某每个月所收取的一分息，是张某承诺支付的好处费、代办费，并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差”原审庭审中，王某、董某已经明确说明“每个月所收取的一分息，是张某承诺支付的好处费和跑腿费”。原审法院仅以张某片面的陈述认定是王某收取的利息差，有偏袒张某之嫌。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本案涉及的是承兑汇票，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张某是否合法拥有汇票权利，是否有权背书转让汇票，王某是否取得汇票权利等关键事实，据此才能査清本案事实。   承兑汇票是指汇票付款人在票据上承诺负担支付票面金额的义务，并将该种意思表示记载在票据上的一种票据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要想取得承兑汇票上的权利必须通过背书的方式。《票据法》对承兑汇票的流通、权利的取得均做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承兑汇票不能在个人之间流通，个人不可能取得承兑汇票上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张某称将汇票交给王某，交付行为代表着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但依据票据法的规定，汇票只能在单位之间流通，而且转让汇票必须进行背书。王某与张某均是个人，张某不能拥有承兑汇票上的权利，更无权将汇票权利背书转让给王某。   结合以上事实，依据票据法规定，王某与张某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张某个人将一张面额100万元的汇票交付给王某的行为本身就是违反票据法的行为，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本案事实是，山西凯鹏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需要用款，通过董某和王某认识张某。郭某向张某表明需要借款，张某在实地考察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后，同意借款，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6分。张某让王某和董某代为收取利息，并答应支付王某、董某每人每月1分息的代办费。一审庭审中，王某要求追加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和郭某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却执意不予追加。王某认为，不追加第三人，本案事实就无法查清，王某、张某以及山西凯鹏房产公司、郭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无法厘清。   综上，王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审中，张某为证明其与王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提交了王某出具的借据、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制作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此外，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1）运盐民东初字第424号案卷。王某向张某出具的借据载明2010年11月18日其向张某借到现金100万元，公安机关讯问笔录载明郭某明确承认其向王某借款150万元，（2011）运盐民东初字第424号案中王某作为原告起诉山西凯鹏房产公司、郭某、董某等人，要求还款，该案庭审过程中王某自认向郭某出借1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且郭某向王某出具了借条。上述证据可证明2011年11月18日，张某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王某出借100万元，月息3分，王某又以月息6分转借给郭某，郭某已兑付承兑汇票并向王某支付了7个月利息的事实。王某主张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郭某是真正的借款人，其仅是张某与山西凯鹏房产公司、郭某借款关系的介绍人和中间人。原审中王某中提交了郭某、柴文科、席长太、席建永、王红雷的证明各一份、2010年11月18日王某出具给张某的借据、2015年1月11日王某住院病历一份。上述证据中郭某的证明因与其在（2011）运盐民东初字第424号案中的陈述不一致，原判决未予采信。席建永、王红雷的证明及王某的住院病历仅可证明2015年王某出具借条前后与张某发生冲突住院的事实，因无法证明借条系王某受张某胁迫出具，且王某未向有权机关主张撤销该借条，原判决认为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未予采信。其余证据可证明王某请席长太代笔写100万元的借条并且自己签名，并不能证明张某与凯鹏房产公司、郭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原判决未支持王某的主张，王某以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王某主张本案涉及承兑汇票，应适用票据法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本案原审中，张某起诉请求王某偿还借款，主张借款的交付方式为承兑汇票。王某主张山西凯鹏房产公司及郭某需要用款，经其介绍认识了张某。（2011）运盐民东初字第424号案中，王某自认张某向其交付承兑汇票后，其当场给张某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王某当场又将承兑汇票交给郭某，郭某也向其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之后郭某将汇票兑付。上述事实证明，张某与王某之间、王某与郭某之间形成的并非仅是转让纸质票据的合意，而是出借票面金额的合意，张某、王某转让的是附着于票据之上的票据权利。涉案承兑汇票虽未经背书，但三方均明知且认可未经背书即交付转让的交易习惯，事实上郭某随后也兑付了汇票，完成了三方之间的连环借款行为。因此，张某与王某之间是借款关系而非票据关系，本案是借款纠纷而非票据纠纷，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审理并依法作出了判决。王某以原判决适用法律有误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程庆华   审判员 张 林   审判员 王怀师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建芳   书记员 佘 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