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3448号原告：徐伟，男，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诉讼代理人：欧阳锋、任懿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国顺，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诉讼代理人：姜为群、张**，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显荣，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诉讼代理人：刘兵，男，198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原告徐伟与被告陈国顺、第三人李显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伟及其诉讼代理人欧阳锋、任懿飞，被告诉讼代理人姜为群、张**，第三人诉讼代理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款1970万元及利息（以197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从2018年6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第三人在被告向原告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及利息之日起三日内，协助被告将第三人持有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8日，原、被告与案外人李家龙签订《合作协议》，拟成立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苏奥凌公司），注册资金为2402万元，被告出资936.78万元，原告出资984.82万元，李家龙出资480.4万元。《合作协议》还约定被告以1970万元收购原告实际控制的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奥凌公司）的出资，剩余985.18万元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18年1月11日江苏奥凌公司成立后，三名股东出资均未实缴到位。同年6月14日被告以广州奥凌公司股东身份授权李家龙对该公司正式接管，但至今未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已经履行了向被告实际交付广州奥凌公司的合同义务，第三人亦承诺愿意配合将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转让至被告名下。被告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违约且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一、原告不是适格主体。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诉求是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起诉时必须是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才依法享有诉权。原告起诉前已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不是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原告资格。二、原、被告双方没有达成股权转让合意。首先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有关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的协议，原告也从未实际向被告转让过公司股权。2017年12月原、被告以及案外人李家龙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奥凌公司，并同意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作价1970万元，原告将其中984.82万元作为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作为被告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从合作协议看，双方作出以下约定：1.三名股东共同设立公司；2.原告承诺把984.82万元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3.被告收购广州奥凌公司价值985.18万元（1970万元-984.82万元）的资产，并将该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4.江苏奥凌公司成立后，由江苏冠宇机械制造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冠宇公司）出借给江苏奥凌公司1000万元无息借款作为流动资金。因此没有原告转让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股权的约定。2018年1月，被告通过控股的江苏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转账汇款1336万元作为被告向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和向广州奥凌公司以及原告的借款。被告已完全履行相关义务。三、原、被告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客观条件。广州奥凌公司已于2019年1月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由原来的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实际已无法进行转让。签订《合作协议》时原告实际也不具备将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转让被告的条件。2017年12月广州奥凌公司的股东是原告和案外人富钟耀，原告并非唯一股东。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另关于《合作协议》性质及效力问题，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性质首先是设立江苏奥凌公司的投资协议，其次是关于广州奥凌资产处置的协议。退一步讲，即使属于股权转让原告也已构成根本违约，因为股权转让是双务合同，在未约定履行顺序时，原告作为股权出让方无权要求受让方先付款，原告完全可以在自己履行义务后再要求被告履行义务，特别是在原告已将其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情况下，实际上丧失了履行合同义务的客观条件。第三人述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我方意见与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一致，在被告足额向原告支付完毕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转让款后，愿意无条件配合将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认定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被告因业务联系相识，并与案外人李家龙经协商确定合作成立江苏奥凌公司从事激光切割机的生产、销售等业务。原告主张其经营广州奥凌公司从事激光切割机的生产销售，江苏冠宇公司（被告系实际控制人）经案外人李家龙销售购买切割机设备后，被告提出合作意向，双方协商成立江苏奥凌公司时将广州奥凌公司的技术、人员全部带到江苏奥凌公司。被告主张系案外人李家龙代表广州奥凌公司向江苏冠宇公司销售激光设备，双方熟悉后被告在李家龙撮合下开始三方合作。2017年12月28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及案外人李家龙（丙方）签订《合作协议》，就合伙成立江苏奥凌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内容：“一、公司名称为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二、注册资金2402万元；三、出资人及出资比例：陈国顺出资936.78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9%，徐伟出资984.82万元，占出资总额的41%，李家龙出资480.4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0%；四、出资方式为货币，所有出资额经三方协商后在规定时间内到位；五、公司人事：董事长为陈国顺，总经理为徐伟，常务副总为李家龙，法定代表人为徐伟；六、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的股权持有人，并合法拥有该公司全部、完整的股权，且三方同意将公司全部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包括公司商标、专利、办公和仓库设备、设施、成品、半成品、债权债务等）作价1970万元，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七、本协议签订后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公司决定，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公司享有；八、为确保江苏奥凌公司正常运行，甲方同意无息借款1000万元给江苏奥凌公司，待公司盈利时归还。甲方同意负责江苏奥凌公司生产的流动资金……”2018年6月6日，被告作为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受托人是案外人李家龙，载明：“委托人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现委托李家龙行为委托人在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权利，查验、审计至今为止的公司资产，委托期限自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9日24时止。”2018年6月14日，案外人李家龙与广州奥凌公司工作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并签署《清单》，载明“兹江苏奥凌李家龙李总在广州奥凌取走……”，内容包括广州奥凌公司营业执照、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书、财务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公章、支票密码器、空白支票、金税盘、银行U盾、POS机等。被告主张李家龙并非代表其本人取走上述物品，另确认江苏奥凌公司员工张金荣收到广州奥凌公司的工商银行U盾2个和财务章。2018年7月18日，案外人艾慧芸等人与原告办理交接手续，将上述物品移交给原告。被告主张系因江苏奥凌公司股东发生矛盾，江苏奥凌公司的员工将上述物品归还给广州奥凌公司，另表示不清楚江苏奥凌公司如何取得上述物品中除工商银行U盾和财务章的其他部分。原告主张张金荣系江苏冠宇公司财务总监，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第三人于2019年1月19日签署《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承诺书》，载明在被告足额向原告支付完毕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转让款1970万元后，愿意无条件依法配合将持有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江苏奥凌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设立，经营范围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金属成形机床、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机械设备、机床附件、紧固件、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设备维修；电子产品、五金零售。注册资本为2402万元，股东包括原告（认缴出资额984.82万元，出资比例41%）、被告（认缴出资额936.78万元，出资比例39%）和案外人李家龙（认缴出资额480.4元，出资比例20%）共3人，出资认缴日期为2049年1月1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并任总经理，被告任执行董事，李家龙任董事。原、被告双方确认均未实缴出资。广州奥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金属成形机床、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机床附件制造、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紧固件制造；模具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合作协议》签订时，广州奥凌公司股东为原告及案外人钟富耀。2019年1月18日，股东变更为第三人一人，法定代表人、经理及董事职务均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被告主张从江苏奥凌公司成立之初到2018年7月18日归还广州奥凌公司财务印章之前，广州奥凌公司由江苏奥凌公司运作，广州奥凌公司人员在江苏奥凌公司工作，而从原告接收回广州奥凌公司印章等物品后，广州奥凌公司由原告继续控制经营，原广州奥凌公司员工也回到该公司工作。江苏奥凌公司因三股东发生矛盾，现已停止运营。原告主张广州奥凌公司自2018年1月31日开始由被告接管控制，期间被告将广州奥凌公司货物、现金通过各种手段转走，被告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后，江苏奥凌公司三股东才开始发生矛盾。原告接收回广州奥凌公司的印章等物品后，因银行账户被冻结无法开展正常业务，所以不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而是帮助被告留守看管广州奥凌公司。原告确认目前江苏奥凌公司在三股东产生矛盾后没有运作。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南沙东涌支行出具的广州奥凌公司银行账户明细表显示向江苏奥凌公司付款情况：2018年5月31日支付121万元、2018年6月22日支付161万余元、2018年6月27日至29日支付82万余元（同期江苏奥凌公司支付广州奥凌公司26万元）、2018年7月10日至13日支付34万余元，转账摘要显示为货款、往来或还款。原告提供的银行短信通知显示，江苏奥凌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6月22日和7月12日分别支付121万元、100万元和10万元至江苏冠宇公司银行账户。原告为证明被告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经营，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奥凌付款申请审核”微信群聊天记录，原告主张群内成员包括原告、被告、案外人李家龙以及广州奥凌公司出纳的陈润娣（群昵称“出纳睇静止”）、江苏奥凌公司的财务艾慧芸（群昵称“艾慧芸”）和出纳张叶超（群昵称“张叶超”）、江苏冠宇公司的出纳狄蓉（群昵称“江苏财务狄小姐”）和财务李红梅（群昵称“李红梅”），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11日狄蓉称：“……现在审核不是都要陈总审了么，但陈总不一定总在电脑边，所以就是现在要都告诉陈总，陈总同意了会通知张老师，我们再操作……我们陈总说的所有审核都要从他那走，一定要他同意，如果这个指示还有什么变动，你们领导商量一下再通知我”。2018年4月12日陈润娣称：“请问公户付款什么时候可以审核呢，谢谢”，被告称：“马上”。2018年5月7日陈润娣称：“各领导，这个是今日的付款申请表”，原告发出“OK”手势，被告称：“让李总看下”，李家龙称：“好的，以发给狄会计了”。2018年5月23日陈润娣发出付款申请单明细，并称：“还有个急单”，被告称：“财务马上付”，艾慧芸称：“好的”。2018年5月24日张叶超称：“徐总，我请示下陈总”，陈润娣称：“各领导，我刚发的报销能付款吗？”原告称：“是的呀，如果有哪里不明白尽快问广州出纳陈小姐，供应商都发火了……”被告称：“各位由于公司流程发生变化，故由此给各位带来不便请谅解”，陈润娣称：“请问刚的员工报销能报吗……”被告称：“各部门负责人与各负责人逐级上报审批程序而成……”张叶超称：“徐总，明天我这边第一时间把所有问题整理好后让艾会计复核，提交给陈总，再反馈群里”。2018年5月25日，张叶超发出《付款申请表明细反馈》电子表格，陈润娣对付款申请需要注明的明细提出异议，称：“还不如领导们在江苏调财务过来啊”，张叶超称：“你那边做的明细表我这边要清楚地看到你那边反应这些问题，然后我这边给陈总签字，陈总同意我就付款……广州奥凌要求付款无法满足以上条件，请帮忙督促，以便尽快解决”，原告称：“我现在让你过来监督，帮忙处理解决！”张叶超称：“徐总，李总交代的所有人员去广州必须经他批准！”被告称：“各位兄弟，部门负责人，由于本人身体原因来沪检查身体，所有工作暂时慢点，做好所有付款手续排队等候”，原告称：“陈总身体不好，为了尽快完成流程，现由我主持，如果有付错的、付多的由我负责，但供应商的款必须尽快付……艾慧芸，尽快与广州出纳陈小姐确认流程，尽快付款，否则后果自负”，艾慧芸称：“陈小姐：江苏奥凌的付款流程：（预付款）购销合同—请款单，购销合同需双方盖上公章。（货到付款）采购合同—送货单—入库单—发票—请款单”，陈润娣称：“我做的这个付款申请表是按陈总之前的指示做出来的，我是按足了陈总的要求做的，至于你说的明细，这些财务流程的改变，麻烦给领导签字的明确的财务流程表吧……陈总说财务合并到江苏，出纳这个岗位不存在，让徐总安排我去其他岗位，这样的话，请领导找一个人来做这些付款工作，谢谢”，原告称：“什么乱七八糟的，艾慧芸，张小姐不做了，艾小姐你尽快过来广州处理审批流程！”艾慧芸称：“徐总，现在江苏奥凌事情也很多，我忙不过来……”张叶超称：“陈小姐你好，请问20万转给徐总，账户是对的吗？”陈润娣称：“是，转到徐总私人账户，然后徐总再转给客户……”被告称：“不允许……那公司怎么做账呢”。原告主张聊天记录中“陈总”即被告，“张老师”即江苏冠宇财务总监张金荣，反映广州奥凌公司的财务支出一定要被告同意，原告丧失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广州奥凌公司由被告及被告授权的李家龙行使控制权。被告确认聊天记录中被告身份，认为该微信群系江苏奥凌公司的工作群，被告发表的言论均系履行作为江苏奥凌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行为。2.原告与微信备注名“冠宇财务总监张金荣”（微信昵称“理财专家”，微信号“wxid_as5aw37a96i122”）的2018年2月至7月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将付款申请表电子表格发给对方，并要求对方办理付款。原告主张在前述“广州奥凌付款申请审核”微信群建立前，广州奥凌公司的费用支出均需得到张金荣的审核同意。被告对聊天记录内容无异议，但认为只涉及江苏奥凌公司三方股东合作期间的工作内容，张金荣系江苏奥凌公司员工。3.广州奥凌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请款申请单，载明单位名称为“江苏奥凌”，请款金额为16万元，申请人为张叶超，在该申请单落款“总经理”处有被告签名。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被告主张即使是被告签名，也只能证明被告作为江苏奥凌公司总经理履行职务行为。另外，原告还主张被告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后通过各种手段掏空该公司资产，同时也掏空江苏奥凌公司资产，目前两公司均陷入经营困境，相关债务均产生于被告实际控制两公司期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作出（2019）粤0115民初3448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告名下价值197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与案外人为了开展激光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合作成立江苏奥凌公司，并订立《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合作协议》内容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结合原、被告双方发表的诉辩意见及本案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作协议》是否约定原告向被告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内容，以及被告付款条件是否成就；2.如果不是，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1970万元款项性质应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已就上述争议焦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本院据此作出如下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对《合作协议》是否约定被告以1970万元价格受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存在争议，就此争议，本院首先结合《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评析如下：1.第六条约定协议各方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作价1970万元”，根据该文字表述，1970万元系针对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的价值评定，而非对广州奥凌公司股权价值的评定，公司资产价值及股权价值两者虽然存在关联，但不属于同一概念，不能完全等同；2.第六条约定“乙方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该条款应理解为原告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中价值984.82万元的部分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应理解为被告将广州奥凌公司资产价值（1970万元）与前述原告用以折价出资之间的差额部分金额（985.18万元）支付给原告，并以此作为其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3.第七条约定：“广州奥凌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公司决定，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公司享有”，即江苏奥凌公司取得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享有对后者全部资产的相关权利，而非被告控制广州奥凌公司资产。《合作协议》第六条和第七条内容可以反映，原、被告各自将广州奥凌公司相应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各方就广州奥凌公司的资产交由江苏奥凌公司控制达成一致，其内容属于对广州奥凌公司资产的处置约定，并未就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处置进行约定。其次，从《合作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履行、沟通情况以及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股权处置情况来看，一方面江苏奥凌公司成立后，接收了广州奥凌公司相关证照、印章，后者员工亦开始在前者处工作，履行情况与《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相符，即由江苏奥凌公司对广州奥凌公司财产和人员进行接管，第二方面，原告虽然主张曾多次要求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存在以上沟通事实；第三方面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在2019年1月18日从原股东名下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并未实际变更至被告名下，与原告关于案涉股权应转让至被告名下主张相悖，不能反映原、被告双方对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达成过一致意见。至于被告于2018年6月6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中确有被告“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的表述内容，但是该文件性质为《授权委托书》，其出具的主要用途为授权受托人查验、审计广州奥凌公司资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双方存在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约定的事实。再次，原告主张被告通过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证照、印章以及财务审批权实际取得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控制权，但是从2018年6月14日交接清单来看，案外人李家龙系以江苏奥凌公司身份接收广州奥凌公司的相关物品。此外，各方用以沟通办理广州奥凌公司财务付款事宜的微信群中，被告、李家龙以及江苏奥凌公司的财务人员均有参与财务审批事务，结合《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内容，可以印证被告系以江苏奥凌公司高管人员身份参与处理相关事务。而广州奥凌公司向江苏奥凌公司支付款项超过300余万元，仍反映的是江苏奥凌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广州奥凌公司2018年6月27日的请款申请单显示被告以“总经理”身份对公司付款事宜进行审批，可以反映被告在广州奥凌公司办理财务事项时有审批权力，具有一定控制权，但是鉴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反映江苏奥凌公司对广州奥凌公司的事务拥有决定权，该独立证据并不足以反映被告个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此外，被告是否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与实际取得该公司股权也并无直接关联。至于原告主张被告通过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和江苏奥凌公司掏空资产的情况，与本案处理并无关联，相关权利主体可通过另案诉讼主张权利。原告主张《合作协议》中原、被告双方就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负有相应举证责任，应当就该待证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本院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原告提出本案诉求所依据的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约定且达到付款条件的事实不予认定，原、被告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案涉1970万元款项属于协议各方对广州奥凌公司全部资产价值的评定，《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985.18万元，性质应属于被告取得广州奥凌公司相应价值资产的对价款。综上，原告主张的法律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原告以原、被告存在广州奥凌公司股权转让关系且转让款支付条件成就为由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8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徐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皓人民陪审员  陈润彰人民陪审员  陈志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丹书记员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