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8民初701号 原告：张燕，女，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苏州市姑苏区，现住地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霞，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广游，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祥富，男，193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被告：季菊英，女，194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原告张燕与被告张祥富、季菊英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录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燕及其前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发、陈伟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证据较多，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7月1日、10月25日、12月19日、2020年4月8日、4月13日、4月14日、4月21日、4月27日、5月6日、5月8日、5月12日、5月20日、5月22日、5月30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质证，于2020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霞、房广游、被告张祥富、季菊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保管资金671618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返还保管资金人民币6625802.94元。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系两被告的女儿。1997年开始，原告忙于经营餐厅，疲于管理自己的资金，加上两被告是其最亲近的家人，故与两被告达成口头资金保管协议。原告为被告张祥富开通股票帐户，投入资金交由其代为管理。2003年开始，原告在香港生活、工作，经常往返于内地和香港。原告十分放心地将名下的银行卡中的资金交由两被告保管。2009年，原告为争取到美国绿卡，前往美国工作生活，将收入汇入国内两被告保管的银行帐户内，被告不仅为原告保管帐户内的资金，还为原告管理股票、基金、证券等帐户。2014年原告回国后，两被告告知原告他们私下挪用了保管资金出借他人做融资，原告得知后并未因此责备两被告，反而主动承担所有损失。原告也因为自己已经回国，方便自行管理名下财产，故与两被告解除保管协议，请求两被告返还保管资金。因两被告不予理睬，对原告提出的对账要求也不予配合，并拒绝返还资金，原告无奈起诉来院。 被告张祥富、季菊英辩称：1.原、被告之间自始至终没有过书面或口头上的“资金保管协议”。2.原告自1991年结婚至2009年12月26日赴美国期间，其所有的资金全部由原告自行保管、安排和处理，而这些银行卡全部掌握在原告手中，被告仅依据原告的指令去银行办理转账、取款等手续，但这些情况原告都是清楚的。3.原告出国前留在国内的资金应为993900元，原告出国后才将上述资金交给两被告管理，自2010年8月23日原告第一笔汇入被告季菊英名下3000美元，被告就开始建账，原告先后汇入国内（收款人有10人左右）240多笔，有美元、港币、人民币，折合人民币7218571元。4.万达广场7号楼1716室、10号楼1208室是原告的产权房，自出租之日起至2015年7月28日的租金收入分别为104700元、91200元，合计为195900元。5.原告在国内的支出1151606元（主要支出系原告的女儿在国内开店、买汽车、生活费等开销、及原告本人在国内购物所支出等）。6.被告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23日，先后还款给原告共计9020000元。7.2015年10月左右，原告先后请了两位有资质的会计对被告的账目进行了认真、细致、全面的核对，2016年2月1日对账告一段落，原告国内国外资金加上二套房屋的租金，加上历年来的利息，加上2015年5月买基金的亏损100万元，扣除原告在国内的费用和被告还款后，被告尚欠原告230179元，被告当即写下230000元的欠条（赔款条）给原告，原告签字确认，原告的几个朋友及两个会计均在场。2016年9月23日，被告季菊英在扣除张岚的利息33300元后的196700元支付给了原告（因为原告之前领取了被告小女儿张岚的30万元及利息33300元，该30万元本金在2016年2月1日对账中已经折抵掉了，但是利息没有折抵）,双方之间账目已经结清。8.之后被告发现存在三笔帐目漏算，故于2016年10月20日汇给原告，第一笔为95800元，该款系70万元港币中漏算的11万元港币按照汇率0.87折算后的人民币金额；第二笔漏算为3万元元，系原告出国前留在国内的存款，应为22万元，原只计算了19万元；第三笔是被告自愿为原告承担的借款损失5万元，该款系案外人朱毅向原告的借款，现朱毅逃债在外，出借款无法追回而由被告自愿承担。至此被告已将保管资金全部归还原告，不再结欠原告任何款项。 本案当事人均分别提交了部分银行、部分时间段的历史明细、银行凭证、自行制作的记账清单、部分微信内容、会计对账过程中的一些记录和草稿、双方当事人签署的赔款条、收条等材料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质证并予以审查，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 被告张祥富、季菊英系原告张燕的父母。约从1997年起，原告张燕就以被告张祥富、季菊英的名义开设银行卡或存折存取资金。2009年12月26日，原告张燕出境去往美国，直至2014年6月21日首次回苏，此后，原告张燕开始多次往返美国和苏州。原告张燕在出国时将其本人的银行卡和借名开设的银行卡或存折交由被告张祥富、季菊英管理、理财，同时，将其万达广场7#1716室、10#1208室房屋委托被告张祥富、季菊英出租收取租金。在此期间，原告张燕以自己或他人名义向国内的本人银行卡及被告张祥富、季菊英的银行卡和他人银行卡多次汇付美元、港币、人民币，收款后由被告张祥富、季菊英进行管理，其中部分用于原告张燕本人及其女儿在国内的一些开支。被告季菊英自2010年8月23日开始对原告张燕汇付至国内的资金进行记账登记。根据原告张燕向本院提交的一本由被告季菊英誊抄在练习簿上的记账清单记载，该誊抄的记账清单共计12页243笔收款，记账分为日期、收款人姓名、汇入美金、合人民币、汇率等五栏，涉及汇入的币种主要为美元，也有部分为人民币和港币，涉及收款人包含本案原、被告在内共有十人之多，时间跨度自2010年8月23日至2014年3月11日，双方确认在此后的对账是按照被告季菊英手中的原始记账本进行。 根据原告张燕提供的其于2014年6月29日收藏的微信截屏2页（被告季菊英约于2014年3月向原告张燕微信发送的亲笔书写的对账单及相关说明图片），季菊英在当时确认：一、出国前留下资金合计人民币996000元【其中：①美元20000元（按6.3汇率折合人民币126000元），②港币590000元（按0.81汇率折合人民币480000元），③中信银行存款人民币190000元，④海富通精选基金200000元】；二、出国后自2010年8月10日至2014年3月8日止共汇入人民币7230847元【其中：①美元1010906元（按6.2汇率折合人民币6267617元），②港币1050000元（按0.81汇率折合人民币850500元），③人民币112730元】；三、国内收入合计人民币74880元【其中：①万达广场10#1208室租金收入66900元，②万达广场7#1716室租金收入7980元】；国内的支出人民币857953元；四、出国前资金+出国后寄来资金+国内二套房的租金-你和佳佳逢年过节补贴给我们的费用你的养老金、医保、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费用，也就是996000元+7230847元+66900元+7980元-857953元=7515594元；五、实际数字是你前有存款（理财）人民币7520000元，账面余款993609元，所以你现尚有752万元+993609元=8513609元（人民币）。今天我是全部给你算了一下可能有些上下也不会太大。 2015年5、6月份，股市、基金行情下跌，原、被告对投资购买的基金是继续持有（持仓）还是抛出（赎回）产生了较大分歧，并由此生出嫌隙和不信任。2015年7月15日，被告方分别将在江苏银行购买的1320000元易方达基金赎回金额804398.32元和在中国银行购买的1000000元中银新动力基金赎回金额527528.63元汇付给了原告张燕，亏损近100万元。为此，双方提出对账，并于2015年11月左右实际对账，原告张燕在美国通过视频，由其邀请的会计和一些朋友在场，结合被告季菊英的记账和凭证及原告张燕的相关汇付凭证，与被告张祥富、季菊英进行了对账，当日，根据双方确认的金额，会计形成了一份对账汇总：“①汇入美金、港币、人民币合计7285429元（折人民币），留在国内797900元+基金20万=997900元，房租195900元，合计收入8479229元。②费用1430416元。③已还金额7813169元。④汇入利息结算540513元，留国内利息76116元。⑤赔补理财金额亏损1000000元。⑥张祥富应再还理财亏损852273元。共852273元，从2015.11.17起按银行活期储蓄利息结算。”因当时原告张燕在美国，故双方均未在该对账汇总上签字。 嗣后，原告张燕另找了一位会计，并以该会计为主，与前任会计一起再次为双方对账。2016年2月1日，原、被告签署了一份赔款条，上半部分为被告季菊英书写，内容为：“张祥富应赔为张燕购买基金而亏损的（余款）贰拾叁万元整，时间到向朱志飞讨回借款后即归还。”原告张燕在该段文字后加写：“补充，其中港币70万待查明再续合对，如在合对中有遗漏错误之处，双方互相承诺愿意纠正。另外，朱毅借条有2张（3万和5万各一张，张燕愿意为父母承担，也需转交张燕处理）”，原、被告三人在下方签字确认。2016年9月23日，被告季菊英向原告张燕转账支付人民币196700元，并由见证人周某见证，原告张燕在上述赔款条下方书写收条：“2016年3.19，收到33300（招商银行张岚30万的利息在本人卡上），（叁万叁仟叁佰元正），2016年9月23日，由季菊英转张燕（工商转工商196700）壹拾玖万陆仟柒百元正。”下方由汇款人母亲季菊英、收款人女儿张燕、见证人周某签字。 2016年10月10日，原告张燕与被告季菊英在中间人樊燕、周某在场情况下对2015年、2016年的房租收入和代付费用进行对账，双方结清了差额款，被告季菊英在对账草稿上签注了“房租结算已清”，原告张燕也签注了“张燕认可所在纸中的费用和结清”。 2016年10月20日，被告季菊英向原告张燕转账支付人民币95800元、30000元、50000元。为此，原告张燕向被告季菊英出具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季菊英转账汇款3万人民币和11万港币（换人民币9万5仟8佰，￥95800），合计125800张燕2016/10.20见证人周某”；原告张燕在被告季菊英汇款50000元的工商银行凭证上签注“此50000万（注：万字系误写，应为元字）是委托季菊英、张祥富向朱毅要回的债务。”等字样，同时，其向被告张祥富、季菊英出具委托书一份：“本人张燕委托季菊英、张祥富全权向朱毅要回借款债务50000元正（伍万元正）。” 2016年12月6日，原告张燕向被告季菊英、张祥富提起第一次诉讼，即（2016）苏0508民初7852号，后该案原告张燕于2017年12月18日以需另行收集证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了起诉；2017年12月18日原告张燕向被告季菊英、张祥富再次提起诉讼，即（2017）苏0508民初8383号，后于2018年7月12日因原告张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案按撤诉处理；本次诉讼为原告张燕第三次起诉。 审理中，被告张祥富、季菊英陈述称：2016年10月20日支付原告三笔款项，其中人民币95800元（即为11万港币），该11万元港币加上被告之前主张的原告出国前留在国内（即2010年8月23日前）的存款59万元港币，合计70万元港币。而该70万元港币就是2016年2月1日赔款条上原告加写的“其中港币70万待查明再续合对”的款项；其中人民币5万元是因为原告向被告出具了向朱毅收回借款的委托书，后因朱毅找不到人，被告代为赔偿给原告；朱毅另3万元因被告未委托，故未支付。 原告张燕陈述称：认可收到2016年10月20日三笔汇款，但认为被告汇款是双方再次对帐后的汇款，并非被告自己认为漏算后主动汇款；其先后共有二笔70万元港币汇给两被告，但被告只认可一笔；对被告认为代朱毅还款5万元表示不认可。 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具体分述如下： 一、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或保管关系？ 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的保管关系早在1997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发生，在2009年12月26日原告去美国前，这期间原告转到被告名下银行卡的资金，现金取款都有被告方签字，且大部分银行卡都是由原告代为保管，被告还代原告购买了理财产品，这些资金卡和保管资金都没有返还给原告，被告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 两被告则辩称，原告出国前这期间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告借用两被告名义在多家银行开设银行卡，而两被告仅仅是依据原告的要求去银行办理转帐和存、取款等手续，有时原、被告一起去银行，有时被告单独去银行，但每一笔资金的进出都有短信通知到原告手机，原告对资金的进出是清楚的，且这期间的银行卡和资金全部由原告自己撑控，因此不存在委托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2009年12月26日去美国前，借用两被告名义在多家银行开设帐户，并指示两被告办理帐户之间的资金转账、存取这一事实原、被告对其均无异议；对于被告辩称有时原、被告一起去银行，有时被告单独去银行办理转帐及存取款的行为，原告也未提出异议；原告认为这期间原告大部分的银行卡已经交给被告保管，被告将原告资金汇给第三方。本院认为仅凭银行流水和存、取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该期间原、被告双方关系尚处于融合期，双方又相互信任，也没有任何书面约定，虑及原、被告属于父母与女儿亲情的特殊关系，所发生的行为难以用某一法律关系去判断，故对原告认为该期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告张燕出国之后，双方对原告张燕资金的成立是何关系，被告虽抗辩称双方间自始至终没有过书面或口头上的“资金保管协议”。但自2009年12月26日原告出国之后，及被告自2010年8月23日收到原告从国外第一笔汇款开始记账之日起，被告一系列行为均表明了其对原告的资金进行了保管，故双方自原告张燕出国时起成立保管关系，且在原告张燕出国后汇款至两被告及他人名下，由两被告负责保管的行为符合保管合同的特征，应认定原、被告间的保管合同成立有效。至于两被告在保管资金期间对基金进行买卖、管理房屋等行为虽系受原告张燕委托处理相关事宜，但双方之间该委托处理事务行为已告结束，双方争议的事项系最终资金返还问题，故本院认定双方间纠纷为保管合同纠纷。 二、两被告是否尚余原告6625802.94元保管资金未归还？ 原告认为，第一阶段：2009年12月26日前，即原告张燕出国前，该期间原告共汇入两被告名下帐户资金4503662.13元，已归还款838036.49元，尚余3665625.64元未返还。第二阶段：2009年12月26日至2010年8月23日（被告记帐前）。该期间原告从境外汇款到中行原告名下9425信用卡上14笔、加上被告从原告中信462信用卡上取款2笔，合计986200.93元。第三阶段：2010年8月23日至2014年3月8日（原告回国前）。该期间原告从国外汇入国内两被告及其他10人名下的款项（扣除汇至张岚、王雅玲处款项）：人民币：672628.50元、美元：772332.80元、港币：1115000元，合计人民币6481867.84元。第四阶段：2014年3月8日至2016年12月底。该期间主要为两被告还款期间（包含租金收入、被告代原告国内消费及其女儿生活费用的支出、基金盈亏、朱志飞和朱毅的债权及两被告还款等），现尚余6625802.94元保管资金未归还。2015年底开始在第三方会计主持下，原被告多次进行对账到2016年10月，由于原告无法向银行调取两被告名下相关全部银行流水和凭证，故对账最后没有结果；2016年2月1日的赔款条，仅是对两基金亏损部分进行对账之后形成的，并非是双方之间全面的对账结果，故才会有原告之后的诉讼。 两被告则认为，2009年12月26日原告出国之后，将其留在国内的资金19万元（后确认为22万元）和海富通基金20万元交于两被告保管，以及保管原告自2010年8月23日至2014年6月21日期间从国外汇入两被告及其他10人名下的资金。2014年6月原告回国后，两被告将资金卡全部交还于原告，并于2015年年底左右与原告聘请的会计进行多次对账，至2016年2月1日对账结束，确认被告尚欠原告230179元，后出具赔款条为23万元。之后被告于2016年9月23日、10月20日分两次向原告汇款，清结了双方之间的所有资金，被告不再结欠原告保管资金。 本院认为：首先，两被告先后就原告保管资金事宜建立了收与支二本流水账，诉讼前原、被告双方在原告聘请的第三方财务人员主持下进行对账，也是以上述被告建立的流水帐为基础进行核对，两被告所做的记帐应当体现了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其次，从原告提交的2014年3月被告季菊英发给原告的微信截屏所显示的数据，到2015年年底左右双方第一次对账形成的汇总记录（该汇总虽原、被告双方未签字确认），收与支的资金数据基本吻合；再次，根据2016年2月1日被告出具的赔款条，系双方在前两次全面对账后的又一次对账，应认定是全面和连续性的对账；且该赔款条原告还加写：“补充，其中港币70万待查明再续合对，如在合对中有遗漏错误之处，双方互相承诺愿意纠正。另外，朱毅借条有2张（3万和5万各一张，张燕愿意为父母承担，也需转交张燕处理）”，此与原告张燕陈述仅系对基金亏损承担对账相悖。因此，原告认为该赔款条仅是对两基金进行对账的结论，并非为全面对账的结果，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鉴于被告张祥富、季菊英举证二人嗣后已按赔款条履行了付款义务，就待查70万元港币，亦在2016年10月20日对账且履行完毕。结合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分四个阶段对资金往来、国内消费支出、被告还款、基金亏损的赔偿等款项进行了核对，收与支基本持平，故本院认为被告已将原告交于其保管的资金全部归还于原告，且双方对保管资金损失部分进行了清结。 综上，在原告张燕回国之后，与两被告终止了保管关系，并进行了多次核对账目，对账后两被告也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原告交于两被告保管的资金在两被告于2016年10月20日最后一笔汇款后应认定结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6625802.94元保管资金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8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判长  沈录印 审判员  李 尧 审判员  衡晓晴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尤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