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4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衡生，男，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晔丽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贴边）乐丰四路****（住所申报）。法定代表人：刘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鸿进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贴边）乐丰四路11号F栋之一（住所申报）。法定代表人：阳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泽东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B栋二楼B区。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婷婷，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邓衡生、中山晔丽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晔丽公司）、中山市鸿进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泽东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东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6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衡生上诉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一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数额从45500元变更为65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计算出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为65000元，但认定邓衡生仅主张45500元系其依法行使民事处分权利的行为是错误的。上述行为并非邓衡生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邓衡生在遭到本案三家公司连续侵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事件困扰后，导致对赔偿数额计算错误。二、在一审庭审中，邓衡生接受一审法官询问时，明确除了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外还主张其他项目，因此邓衡生主张金额并非只有45500元。三、在一审调解过程中，邓衡生也明确要求70000元以上解决双方本案纠纷。一审判决数额与邓衡生应得赔偿金数额相差较大，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邓衡生的上诉请求。晔丽公司辩称，民事诉讼法有规定禁止反言原则，邓衡生一审已经就经济赔偿金数额进行主张，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鸿进公司辩称，邓衡生离职时双方已就离职事宜妥善协商，由鸿进公司向其补偿半个月的工资，双方没有任何劳动争议纠纷。但邓衡生在双方协商妥当后提起诉讼，违反诚信原则。邓衡生一审起诉的是泽东公司，现又要求鸿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起诉对象混乱。泽东公司辩称，认可一审判决。晔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邓衡生起诉。事实与理由：一、晔丽公司与邓衡生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是独立的主体，不能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就认定两公司存在混同经营。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邓衡生的实际用工单位为鸿进公司，晔丽公司不应承担其双方之间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责任。二、邓衡生一直主张其与泽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时也并未将晔丽公司列为被申请人，仅在一审追加晔丽公司为被告，而在仲裁裁决及一审判决中泽东公司均未承担任何责任，变相规避了邓衡生主张其与晔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纠纷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的程序，存在明显程序违法。三、邓衡生与鸿进公司、晔丽公司已就离职事宜协商妥当，不应当有其他纠纷。邓衡生离职后又与多家公司有劳动争议纠纷，其有以此获取经济利益之嫌。邓衡生辩称，邓衡生在晔丽公司成立之前就在该公司上班，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也一直在晔丽公司，虽然没有与晔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有辞退单、结算单为证。晔丽公司是由泽东公司、鸿进公司共同投资建立，泽东公司占大额，为查清本案事实，邓衡生将泽东公司、晔丽公司作为被告是符合程序的。邓衡生事实上没有在鸿进公司上过班，但劳动合同是与鸿进公司签订的，没有实际意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原判的基础上，将经济赔偿金的数额进行调整。鸿进公司述称，认可晔丽公司的上诉意见。泽东公司述称，认可一审判决。鸿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邓衡生起诉。事实与理由：一、邓衡生离职时双方已就离职事宜妥善协商，由鸿进公司向其支付半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双方没有任何劳动争议纠纷，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鸿进公司不认可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事实认定。二、邓衡生一直主张其与泽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时也并未将鸿进公司列为被申请人，仅在一审追加鸿进公司为被告，而在仲裁裁决及一审判决中泽东公司均未承担任何责任，变相规避了邓衡生主张其与鸿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纠纷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的程序，存在明显程序违法。邓衡生辩称，邓衡生没有在鸿进公司上过班，辞退书中补偿的15天工资是补偿加班工资，辞退书中也注明了邓衡生是晔丽公司的员工。至于三家公司之间有无主体混同，邓衡生不清楚。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追加被告是合理的，邓衡生尊重一审判决意见。晔丽公司述称，认可鸿进公司的上诉意见。泽东公司述称，认可一审判决。邓衡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泽东公司、晔丽公司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500元、2018年年终奖1300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42220元、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社保金1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泽东公司系于2014年9月28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照明灯具、智能照明器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家用电器、电光源、整流器、遥控器及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与推广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晔丽公司系于2018年10月24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投资者为泽东公司、刘某2。鸿进公司系于2015年5月13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邓衡生于2016年10月31日入职泽东公司，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泽东公司未为邓衡生参加社会保险。2019年4月24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邓衡生的劳动仲裁申请，邓衡生请求裁决泽东公司赔偿其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个人社保金18000元并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500元、2018年年终奖金1300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42220元、2016年11月至2018年5月门市业绩提成金51000元。2019年6月19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814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邓衡生的全部仲裁请求。邓衡生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7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泽东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就上述仲裁裁决提起诉讼。邓衡生主张其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为13000元/月，泽东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通知将其调整至泽东公司合资的晔丽公司工作，其表示拒绝但泽东公司以不出具离职资料威胁其在离职申请表、结算单上签名，其担心离职后泽东公司不出具离职资料导致其无法再就业而在离职申请表、结算单上签名，泽东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强制将其调离并强迫其办理离职手续后入职鸿进公司，但其实际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在晔丽公司工作，泽东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单方将其辞退，要求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连带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018年年终奖1300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并提交劳动合同书、协作意向书、工作情况证明、工作厂牌、人事任命、离职申请表、人员入职登记表、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手机照片截图、春节放假通知照片、结算单、员工辞退劝退通知书、微信聊天群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会议签到表照片、订单评审单、通讯录、考勤记录表、工资发放通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卡复印件为证。泽东公司表示无法确认人员入职登记表的真实性；不确认手机照片截图、春节放假通知照片、结算单、员工辞退劝退通知书、微信聊天群截图，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不确认会议签到表照片、订单评审单、通讯录，认为邓衡生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原件；不确认考勤记录表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未显示是晔丽公司的考勤记录表且仅记录2018年11月至12月的考勤情况；无法确认工资发放通知的真实性；确认邓衡生与刘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认为该证据显示邓衡生确认从其处离职后由其法定代表人介绍到鸿进公司工作；不确认邓衡生与“吹塑欧阳(衡)辉圆”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确认其法定代表人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支付邓衡生工资但最后一次转账时间为2018年6月22日，自2018年8月起由鸿进公司通过刘某2的银行账户发放工资给邓衡生且最后一次发放工资的时间为2019年1月26日，这说明其与鸿进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家公司；确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晔丽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认为其法定代表人刘某2与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阳某1是夫妻关系，刘某2同时担任鸿进公司的财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所记载“刘*花”转账给邓衡生的款项是刘某2代鸿进公司发放给邓衡生的工资。鸿进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确认刘某2与阳某1是夫妻关系，确认鸿进公司通过刘某2的银行账户发放邓衡生的工资。泽东公司辩称邓衡生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为10150元/月，邓衡生于2018年5月31日主动离职到鸿进公司上班，邓衡生不符合享受年终奖的条件，其无须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018年年终奖及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并提交年终奖金管理制度、支付业务回单（付款）、灯怪灯饰销售出库明细表（依货品代号＋特征）、职位应聘表、新员工入职协议、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结算单、离职申请表为证。邓衡生不确认年终奖金管理制度、灯怪灯饰销售出库明细表（依货品代号＋特征）、离职申请表，确认其余证据。晔丽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鸿进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晔丽公司辩称邓衡生未在其处工作过，其与邓衡生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与其无关，其无需承担本案责任，但确认邓衡生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为13000元/月。鸿进公司辩称邓衡生于2018年6月1日入职，邓衡生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为13000元/月，邓衡生在职期间除2018年6月未考勤外其余月份均有考勤，其于2019年1月24日辞退邓衡生，其已结清邓衡生在职期间的工资，且其已支付邓衡生半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并提交付款凭证、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考勤记录表、结算单、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工资发放表、2019年1月离职员工工资核算表、员工劝退辞退通知书、银行卡复印件、2018年11月至12月员工工资核算表为证。邓衡生确认上述证据，确认其2018年6月未考勤。泽东公司确认上述证据，但认为上述证据显示邓衡生与鸿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晔丽公司确认上述证据。一审查明，劳动合同书显示泽东公司与邓衡生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期限为2016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2日的劳动合同。协作意向书反映泽东公司与邓衡生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协作意向书，约定邓衡生为泽东公司服务两年，邓衡生在泽东公司担任产品拓展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级）、主导产品拓展设计开发及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邓衡生的待遇为税后10000元/月加业绩提成（业绩提成为邓衡生负责设计的产品按门市配件销售订单额的2%提成；导入工厂外销渠道按销售订单额的3‰提成；每工作半年为提成兑现周期；未满半年分别按实际销售订单额计）。工作情况证明显示泽东公司于2018年3月7日出具工作情况证明证实邓衡生于2016年12月22日至2018年3月7日在泽东公司担任经理。工作厂牌显示邓衡生于2016年10月31日入职泽东公司任研发部经理。人事任命为照片打印件，内容为“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总经办研究决定，即日起拓展部经理邓衡生及工程师毛丹飞调往研发部工作，任命邓衡生为结构工程师。原拓展部即日起撤销，并入研发部工作。请各部门人员对其工作予以支持与配合！此任命自2018年5月21日起生效。特此任命。中山泽东照明有限公司2018年5月21日”。离职申请表显示邓衡生于2018年5月31日以“因工作调动，解除劳动关系。（调动事宜由刘总、欧总、本人已协商）”为由向泽东公司申请即日离职，泽东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审批同意邓衡生的离职申请，该表最下方有“本人已于2018年5月31日17：30时与中山泽东照明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按法律规定全额支付本人应得劳动报酬。即时起，本人与该公司无任何劳务关系。签名：邓衡生日期：2018.5.31”的文字内容。人员入职登记表为照片打印件，显示邓衡生于2018年5月31日填写抬头为“中山市鸿进灯饰有限公司人员入职登记表”的入职登记表，其中“入职岗位录用条件”栏有“经刘总、欧总、本人一起协商到鸿进新厂工作邓衡生2018.5.31”的手写内容，“本人声明”栏有邓衡生的签名。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为邓衡生与“刘总”的对话录音，显示邓衡生称“这样吧刘总，我在这边是研发部经理，是公司任命的，到那边去那边要求是重新入职”、“我的劳动关系在泽东，如果我同第三方建立劳动关系，那我就是违法的”、“我说直一点，开除就开除，劝退就劝退，这是有规矩的”、“刘总，要我到那边去工作你得给我下个调令，这是程序，如果不下调令，你认为我不行你这边就解除劳动合同”时，“刘总”回复“我都同欧阳说好了的，你重新入职是将这边的手续办到那边去”、“将你的关系转到那边去啊，‘灯怪’执照办下来了再转到‘灯怪’去，该受委屈就得受委屈”、“公司的事情我已同欧阳谈好了，这个公司调到那个公司去”、“这边的工资算清，你的关系转到那边去，社保在那边拿工资，在那边入职重新工作”。手机照片截图显示有离职申请表、人员入职登记表的照片。春节放假通知照片最下方“审核”处显示有“赵昌兵”的签名字样，但未显示与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相关的内容。结算单的内容为“本人邓衡生于2019年1月24日被中山晔丽灯饰有限公司劝退辞职，在2019年1月24日办理了离职手续。本人愿意接受灯怪公司所发放的薪酬标准，劳动报酬。各项工资按公司时间进行支付。本人与中山晔丽灯饰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终止，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结清。收款人：邓衡生被劝退离职2019年1月24日”。员工辞退劝退通知单显示“辞退、劝退人姓名”为“邓衡生”、“职务”为“工程部人员”、“入职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辞退、劝退原因”为“由于公司经营进行调整，现将邓衡生进行辞退，补15天工资”、“当事人签字”处有“泽东照明合资公司晔丽邓衡生”的手写内容、“部门经理签字”处有“阳某1”的签名字样，“行政人事部意见”栏有“同意”、“赵昌兵2019.1.24”的手写内容，“总经理意见”有“阳某1”的签名字样。微信聊天群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备注为“晔丽管理群灯怪”的微信群中有“通知：今晚18:10《泽东制造思路规划》培训，培训讲师：余总，请各部门主管、经理参加！参加培训人员名单：赵昌兵、阳雪峰、唐修华、黄克生、阳小青、强磊、邓衡生、廖惠、敖彪。请各位准时参加”的聊天内容。会议签到表照片显示“泽东制造思路规划”培训会议签到表上有邓衡生的签名。订单评审单的抬头为“中山灯怪照明有限公司”，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通讯录为照片打印件，其中灯怪照明通讯录记载赵昌兵为总经理助理、邓衡生为工程部经理。考勤记录表显示邓衡生2018年6月未考勤、2018年7月出勤24天、2018年8月出勤25天、2018年9月出勤15天、2018年10月出勤28天、2018年11月出勤28天、2018年12月出勤29天、2019年1月出勤23天，上述期间的部分考勤记录不完整。工资发放通知的内容为“11月份、12月份工资在1月21日发放，请各位同事于2019年1月21日（星期一）下午下班后到财务部签11月份、12月份工资条。特此通知！行政人事部2019年1月9日”，其中“审核”处有“赵昌兵”的签名字样。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某1与邓衡生微信聊天时称“不回信息是看你这个年纪了，给你留些面子！你从泽东离职，打招呼让你去鸿进上班，也是给你的机会，你在那里还是做不好，自己得不好意思！你现在发这么多信息给我，我只能把你当做不正常对待，泽东你已经正常离职了，公司又没有差你一分钱……”，备注为“吹塑欧阳（衡）辉圆”与邓衡生微信聊天时称“你与泽东的雇佣关系我没有办法参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卡复印件显示户名为“刘*辉”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1月29日、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6月22日向邓衡生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工资10150元、12175元、10150元、10150元、10150元，户名为“刘*花”于2018年8月10日、2018年9月11日、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2月13日、2019年1月26日向邓衡生的银行账户转账13000元、13000元、16500元、4400元、7222元、43843元。年终奖金管理制度的“生效日期”为“2018/12/24”，有“年终奖发放前提出或已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不予发放年终奖金的规定。支付业务回单（付款）显示刘某1于2018年1月29日、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6月22日向邓衡生的银行账户转账10150元、12175元、10150元、10150元、10150元。职位应聘表显示邓衡生于2016年10月30日填表应聘泽东公司新产品拓展部经理。新员工入职协议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显示邓衡生签名确认其已清楚泽东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付款凭证显示“收款人”为“邓衡生”、“付款事由”为“2019年1月工资及补15天工资”、“金额”为“17179元”，“收款人盖章”处有加盖“已付款”的印章，未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考勤记录表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反映邓衡生2018年11月出勤28天、2018年12月出勤29天、2019年1月出勤23天。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工资发放表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反映邓衡生2018年11月工资为13100元、2018年12月工资为13564元、2019年1月工资为17179元。2018年11月至12月员工工资核算表、2019年1月离职员工工资核算表显示邓衡生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6月1日、月薪为13000元（每月出勤28天，包吃住无加班费），其中2019年1月离职员工工资核算表未显示有邓衡生的签名并显示邓衡生2019年1月工资为10679元、15天工资为6500元。另，邓衡生未提交其他依据证明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邓衡生主张泽东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按照8000元/年将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给其。泽东公司确认邓衡生在职期间其未为邓衡生参加社会保险，其同意为邓衡生补缴社会保险，但其不同意将应由其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邓衡生。晔丽公司辩称邓衡生未在其处工作，其不同意支付邓衡生诉求的社会保险费用。鸿进公司确认邓衡生在职期间未为邓衡生参加社会保险，但其不同意将应由其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给邓衡生。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邓衡生与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的关系。首先，泽东公司未就邓衡生提交的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提交反驳依据，而上述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显示邓衡生要求“刘总”要么出具调令要么解除劳动关系时，“刘总”回复“我都同欧阳说好了的，你重新入职是将这边的手续办到那边去”、“公司的事情我已同欧阳谈好了，这个公司调到那个公司去”、“这边的工资算清，你的关系转到那边去，社保在那边拿工资，在那边入职重新工作”，且离职申请表的离职原因为“因工作调动，解除劳动关系。（调动事宜由刘总、欧总、本人已协商）”，员工入职登记表中“入职岗位录用条件”栏有“经刘总、欧总、本人一起协商到鸿进新厂工作邓衡生2018.5.31”的手写内容，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邓衡生关于泽东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将其安排至其他用人单位工作的主张。其次，虽然邓衡生于2018年5月31日填写抬头为“中山市鸿进灯饰有限公司”的员工入职登记表，阳某1亦在员工辞退劝退通知书中“总经理意见”栏签名，但晔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于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发放邓衡生工资，鸿进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亦显示邓衡生于2019年1月24日与晔丽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且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一致，晔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与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阳某1为夫妻关系，刘某2、阳某1确认刘某2同时担任鸿进公司的财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存在混同经营，认定邓衡生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为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工作，应当由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对邓衡生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最后，虽然泽东公司与晔丽公司、鸿进公司的经营场所均在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且经营范围基本相同，泽东公司为晔丽公司的股东，但这并不能证实泽东公司与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存在混同经营，邓衡生亦未举证证明泽东公司与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存在应当共同对其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故邓衡生主张泽东公司与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对其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因一审法院已认定邓衡生与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鸿进公司确认其于2019年1月24日辞退邓衡生，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未就其合法辞退邓衡生提交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晔丽公司、鸿进公司违法辞退邓衡生。又，泽东公司未提交依据证明其于2018年5月31日安排邓衡生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时已支付邓衡生经济补偿，晔丽公司、鸿进公司确认邓衡生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为13000元/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5000元（13000元/月×2.5个月×2倍）。邓衡生仅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5500元，系其依法行使民事处分权利的行为，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三、虽然一审法院已认定邓衡生于2018年5月31日非因劳动者的原因被安排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即邓衡生非因本人原因未在泽东公司工作至年底而不符合享受年终奖金的发放条件，但经邓衡生签名确认的结算单反映邓衡生确认泽东公司已结清其在职期间的劳动报酬，故一审法院采信结算单，认定泽东公司已结清邓衡生在职期间的劳动报酬，并对邓衡生关于2018年年终奖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虽然鸿进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表显示邓衡生于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出勤的情形，但经邓衡生签名确认的结算单显示邓衡生确认晔丽公司已结清其在职期间的劳动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已足额支付邓衡生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的工资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并对邓衡生关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邓衡生主张泽东公司、晔丽公司、鸿进公司按照8000元/年支付其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晔丽公司、鸿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5500元；二、驳回邓衡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晔丽公司、鸿进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7日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时，询问邓衡生对诉讼请求、理由是否需要变更或补充，邓衡生称“无，按诉状”；同年11月6日转为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时，再次询问邓衡生对诉讼请求、理由是否需要变更或补充，邓衡生称“我方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责任，其他按诉状”。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邓衡生是否应得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5000元；二、晔丽公司是否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三、鸿进公司是否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四、一审程序是否存在晔丽公司、鸿进公司上诉所称违法的情形。一、关于邓衡生是否应得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5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在两次庭审时询问邓衡生对诉讼请求、理由是否需要变更或补充，邓衡生均称按诉状，而邓衡生在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500元。虽然一审法院经核算后认定晔丽公司、鸿进公司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5000元，但由于邓衡生仅主张45500元，一审判决认定系邓衡生依法行使民事处分权利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邓衡生主张在遭到本案三家公司连续侵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事件困扰后导致对赔偿数额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晔丽公司是否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一审判决综合晔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于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给邓衡生发放工资、鸿进公司提供的结算单显示邓衡生于2019年1月24日与晔丽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一致、晔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与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阳某1为夫妻关系、刘某2同是鸿进公司的财务等情况，才认定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邓衡生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为晔丽公司及鸿进公司工作，并非如晔丽公司上诉主张所称仅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就认定两公司存在混同经营，故此，对晔丽公司主张不应承担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鸿进公司是否应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虽然鸿进公司上诉主张邓衡生离职时主动与其协商并达成一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本院已维持一审判决对鸿进公司与晔丽公司存在混同经营事实的认定，故此，对鸿进公司主张不应承担支付邓衡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存在晔丽公司、鸿进公司上诉所称违法情形的问题。劳动仲裁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一个前置程序，其制度设计价值在于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维持劳资关系稳定，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本案中，邓衡生已就劳动争议事项申请劳动仲裁，只是在劳动仲裁过程中遗漏了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作为当事人，一审法院在依法追加晔丽公司与鸿进公司作为当事人后，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进行了审理，并未违反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规定。对晔丽公司、鸿进公司上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衡生、晔丽公司、鸿进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衡生负担5元，中山晔丽灯饰有限公司、中山市鸿进灯饰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萧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