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81民初4044号 原告：黄德友，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琴川街道藕渠渠中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890775304。 法定代表人：周志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德友与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德友、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德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及剩余工资31032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10220元。以上合计32054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至2017年底，原告在常熟市常兴路开了三年的开发部。2018年1月1日，经朋友介绍，原告到江阴新桥高隆服饰有限公司任设计总监，当时公司老板李洪清承诺年薪25万基本工资，2018年12月24日，原告经李洪清介绍入职被告处，岗位为服装设计师。2019年1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的方式与被告实际负责人项向军约定具体工资，微信内原告要求年薪23万税后工资，每个月预发1万元；项向军通知原告去其办公室谈，答应原告的要求。2019年1月29日，原告与高隆公司进行结算，高隆老板娘给我一张工资表，上面写着工资以一年22万元结算。被告公司每月仅发放4000元生活费。原告工作到2019年8月28日，想预支几万元工资，到2019年9月27日项向军将原告叫至办公室，并提出要辞退原告，原告与项向军约定好聚好散，工资按照23万元年薪计发，并且补偿原告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至11月中旬全部结清。2019年11月19日下午，原告至被告公司结算工资，发现工资标准由年薪税后23万元变为税前22万，双方因此无法协商，后提起劳动仲裁。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 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试用期的工资为4000元/月，因原告在试用期内未达到被告的要求，被告想与其签订4000元/月的合同，但原告未予配合。被告以4000元/月支付工资，希望原告主动离职。现原告提出以上要求明显没有法律依据，我司基本认可仲裁裁决结果。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德友是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亦没有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 另查明：原告的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9月17日期间，被告向原告转账5次，金额分别为4000元、3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常熟市裕仁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1次，金额为4000元。双方于庭审中确认，原告向被告借支一次，金额为50000元。 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常熟市适用的社会平均工资为7279元/月；2019年7月1日至今，常熟市适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为7844元/月。 又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常熟市裕仁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项向军，股东为周丹维；2015年2月1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项向军变更为周志良。 常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显示，被告的法人和劳资联系人均为项向军，财务联系人为周丹维。 2019年11月22日，黄德友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其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及剩余工资310320元、产生的燃油费1575元、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10220元。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常劳人仲案字[2020]第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应当在本裁决书生效后三日内支付黄德友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580.65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6000元。二、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应当在本裁决书生效后三日内支付黄德友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1333.33元。三、对于黄德友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黄德友不服该裁决，依法向法院起诉。 审理中，原告提交一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为原告与项向军的对话，其中，项向军使用的微信昵称为：《太子港》项向军。时间跨度为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1月19日。2018年12月24日双方添加为好友；2018年12月28日起，双方开始讨论服装版型；2019年1月13日，原告向项向军发出工资协商的信息，内容为：“项总您好，来公司快一个月了，就算试用期吧！不知道您对我的能力有没有大概的了解和肯定！上次听您讲到我到您公司只是暂时的，主要是采购兼设计！我特地问了李总，李总意思是他没那个意思，让我和您谈谈！我的意思是要做一年或几年，临时的岗位我不想干！去年年底李总答应我25万我才去的，今年李总说试用3个月，试用期内2万一个月，到了第三个月说20万一年，我说不干了，后来李总答应我加几万！我在李总那里是汽车保险和燃油费全报销的，每个月发8仟，李总发一万也行，但是税会交的多！现在到您公司了，到年也没几天了，我想把意思和您谈一下：我要求明年的工资23万税后工资，个人所得税我自己交我的工资要25万，一个月发一万，汽车保险和燃油费您报！这个条件是我8年前在洲艳的工资，我在庄爵基本工资加提成，一年拿28万（按合同要拿50万），在大唐世家25万工资，汽车保险和燃油费也报的，也从不交税的！我以前的合同李总那里都有！这个条件真不高，现在一般的设计师也要2万多一个月！这个条件如果可以接受，最好签个合同落实一下，继续为您鞍前马后，如果不能接受当我没说，我们好聚好散，我业务外面找……”，项向军未予回复；其后双方就工作进行日常交流；2019年4月6日原告向项向军提出预支工资；2019年8月28日，原告再次提出预支工资；2019年10月27日至2019年11月6日期间，原告多次向项向军提出结工资，项向军均表示“没有钱”。原告表示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为年薪税后23万，且被告至今未与原告结清工资。被告主张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项向军从未同意原告的要求，只是原告单方提议；且项向军并非被告处的法定代表人，其也没有权利承诺原告的工资，具体工资应当以实际结算为准；另外，从微信中可以看出项向军对原告非常冷淡，对于这种情况支付23万的工资是不符合常理的。 原告另提交3组书面合同，一组为2011年12月18日与苏州庄爵服饰签订的期限为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1月22日的聘用合同，其中约定基本年薪为20万元，提成另算，合同落款处双方签字，并未加盖公章。一组为2014年1月2日与江苏大唐世家服饰签订的期限为2014年2月9日至2015年2月10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年薪25万元，每月预发工资1万元，剩余工资年底结清，合同落款处双方签字，亦未加盖公章。另一组为2019年11月1日与江苏艳鹿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1日的聘用合同，其中约定原告岗位为设计总监，年薪26万元(税后)，落款处有双方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原告以此主张其从事服装设计行业多年，且工资标准一直相对稳定，由此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工资标准为税后23万元，而非被告所述4000元/月；被告表示以上合同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该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 原告主张其正常工作至2019年9月27日。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过程，原告提交两组录音材料，原告陈述两组录音材料均为原告与被告主要负责人项向军的对话，录音中双方有如下对话：“项：你这个年龄真没想法的，儿子也大了，第二个问题不是说老黄你人不好，是吧，这点我倒相信你的。原告：我只是和你的节奏跟不上，和你的想法不一样。项：你的擅长比较商务一点的。原告：……大家好聚好散，工资按年前说好的23万结算，但是休息你不要扣我的，我是这个意思，项总你觉得怎么样？项：休息嘛不扣的，该放的时候又不会扣你的，第二个问题说实在话，账该怎么结就给你怎么结……原告：那说好到下个月底吧。项：不用的啊，你就到这个月底好了，可以休息啊，你在家休息好了。原告：这个月底太早了。项：你自己在家里休息啊……我多付一个月的工资给你，好吧。原告：付到什么时候？项：付到十月份嘛。原告：付到10月23号吗？项：到十月底，工资全部给你打清。”原告主张以上录音是原告与项向军在2019年9月27日的对话，对话中项向军明确表示辞退原告，并表示愿意多付一个月工资给原告，且在对话中项向军对于23万元的年薪表示了认可。被告对于以上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系有意为之，且即便该录音为真，项向军也没有答应原告的工资要求，再者原告的工资也不是项向军能够决定的，具体的工资标准应由公司盖章确认的文件为准。 原告另提交一份《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离职人员工资》表格(未加盖公章)，表内标明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18300元，其中补发一个月工资18300元，应发工资为162625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借款、生活费，实发工资为76682元。原告表示该表格为2019年11月16日原告前往被告处结算工资时由被告出具，当时由于与双方约定的税后23万元年薪存在较大差距，而生活费被告仅发放23000元，与表内数字不符、所以原告表示不认可该工资表，双方协商不成，后被告也就未支付表内剩余工资。被告表示未加盖公章，故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告提交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合作协议38份以及房产证，以证明其经营三年的开发部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提交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的浦发银行交易流水及收条，以证明其在江阴高隆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隆公司”）的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年薪22万元；提交其与高隆公司老板李洪清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在高隆公司的上班情况及其到被告处工作的过程以及工资标准为税后年薪23万元；提交2010年1月4日与江苏洲艳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期限为2010年2月23日至2011年1月26日的聘用合同，其中约定基本年薪为16.8万元，每月预发一万元，合同落款处双方签字，公司加盖公章。证明其在2010年时工资待遇就差不多20万左右，经过这么多年，工资在23万元一点也不高。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不予认可，对于银行流水和房产证认为与本案无关，并且陈述被告与所有员工都是签订正式合同的，但是原告就是一直不愿签订合同，被告有理由相信其就是为了主张双倍工资才一直不签。对于浦发银行交易流水及收条，认为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若是真实的，为何原告不在高隆公司继续工作，而要到被告公司。被告与原告之前并无任何合作，在此情况下不约定试用期，直接给高额工资是不符合常理的。对于原告与李洪清的聊天记录，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若原告在高隆公司很成功为何要跳槽到被告公司，不符合常理，当时与原告有过试用期的约定，若达到公司要求则签订正式合同。在各方面能力都未确定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予这么高额的工资，原告第二次提出预支工资，被告明确没有同意，且没有给付该笔款项，若原告工资真如其陈述的那么高，不会不予预支。对于原告与江苏洲艳服饰有限公司的聘用合同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黄德友在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其享有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工资标准应当如何认定，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1、关于项向军的身份，被告表示其并非被告处法定代表人，其对于工资、公司经营等并无决定权。而结合项向军的微信昵称“《太子港》项向军”及其与原告的微信对话来看，双方在微信中就服装设计、版型、商标等进行交谈，而原告也就工资问题多次与项向军进行交涉；另结合项向军曾担任过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被告在常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系统中登记的信息来看，项向军在系统中登记的身份为被告劳资联系人；向原告发放的工资中有一笔是通过常熟市裕仁商贸有限公司代发，双方亦确认其为工资，而常熟市裕仁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项向军。在被告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反驳的情形下，仅凭被告口述，本院难以采信，故本院认定项向军即为被告实际负责人。2、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约定的工资标准为税后年薪23万元，原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及聘用合同书予以证明，就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在向项向军提出了自己的工资要求后，项向军未予回复，原告称其后项向军将其叫到了办公室内并口头答应了税后年薪23万元的条件，但实际双方并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录音资料中原告再次向项向军提出其工资要求，但项向军仅表示“说实在话，账该怎么结就给你怎么结”、“我多付一个月的工资给你”，并未正面同意原告的要求。对于聘用合同书，其中与“苏州庄爵服饰”和“江苏大唐世家服饰”的合同内并无公司的完整名称，公司落款处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且签字也并非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及2014年，至今间隔时间较长；而2019年签订的与江苏艳鹿服饰有限公司的聘用合同中，合同前部标明的法定代表人杨彐燕与最终合同落款的法定代表人毛建平并非同一人，以上合同书的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3、服装设计总监是一家服装企业的核心岗位，其对于服装的品牌定位、设计理念、设计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企业的竞争力，原告提交的录音中表示“我只是和你的节奏跟不上，和你的想法不一样”，项向军亦在录音中表示“你的擅长比较商务一点的”，可见双方对于品牌定位没有一致的意见，也能从侧面证明被告对于原告的设计并不完全认同。4、对于原告提交的离职工资单，该工资单未加盖公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职工名册是用人单位掌握和保存的证据，在被告未能提交的情形下，本院认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服装设计师，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结合我市适用的社会平均工资及原告所在行业工资标准，本院合理认定原告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并对职工名册以及保存年限内（二年）的工资和考勤记录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交上述材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的说法，即入职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580.65元(10000÷31×8)；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6000元[10000×(9+27÷30)-50000-4000×5-3000]。 关于原告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起向原告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1333.33元[10000×(8+4÷3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黄德友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580.65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剩余工资2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被告苏州太子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黄德友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1333.3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原告黄德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黄德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马俊怡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鸿梅 书 记 员 李之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