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双玺中心******房及****房。负责人：张小春，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望，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文国，男，汉族，1970年10月14日出生，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顺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古，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金王村**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李忠新，该公司经理。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瑞，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文国、襄阳顺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望，被上诉人郑文国、顺发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瑞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涉案交通事故事实清楚。二、相关联案件梳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郑文国、顺发公司直接以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案件确定的赔偿金额起诉，应当直接起诉交通事故的另一方宋某，本案车上人员责任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法律制度，应当由交通事故投保标的车上人员马某、吴某本人直接起诉上诉人，一审没有正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2.车上人员责任险承担的应当是事故比例责任。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里写明：“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乙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吴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宋某负此次事故同等责任，马某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一审根本没有提到责任划分问题，直接用提供劳务受害者损害责任法律关系的金额作为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金额不当。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九条第二款：“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未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对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合法权利。3.本案实质是被上诉人因为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法律关系对马某、吴某进行赔偿后，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给上诉人，如果马某本人以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合同关系起诉上诉人，上诉人在合理合法的裁判后，愿意依法依约进行保险金的赔付。郑文国、顺发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对上诉人上诉状的第一条、第二条内容无异议，该内容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的起诉有合同依据。1.说明被上诉人为乘坐人员马某购买了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两个保险，为驾驶人员吴某购买了车上人员责任险；2.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各为50万元，并不计免赔；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二、对上诉人上诉状的第三条内容有异议，一方面该上诉状内容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另一方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主张“按责赔付”没有任何依据。事实方面，上诉人一审并没有提出“按责赔付”，至今没有提交双方保险条款，更没有就该“按责赔付”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法律方面，即便上诉人提供了保险条款和就该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主张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也是无效的。首先，“按责赔付”的主张不能实现被保险人的合同目的，被上诉人购买保险的目的在于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得到补偿，避免或减少财产上遭受损失，如果保险人动辄规避责任，投保人的合同目的将无法实现。其次，上诉人主张按责赔付，与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引导公民遵纪守法的原则相悖，也是违法无效的。如果被保险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对事故发生无责任时，车上人员受伤不能依据车上人员险获得赔偿，反之，违反交通规则，对事故发生负有部分或全部责任时却能够得到赔偿，可能会导致被保险人放任事故发生或加重事故发生程序的行为发生。再次，上诉人的主张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是无效和不能成立的。最后，即便上诉人提供了保险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主张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也是无效的。2.上诉人主张应当由车上人员直接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这与马某与吴某在2018年2月7日以提供劳务诉讼同时将郑文国、顺发公司及上诉人起诉至人民法院时，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与车辆所有者存在合同关系，马某按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起诉，应由接受劳务者即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之后由被保险人向上诉人按保险合同约定主张赔偿的答辩意见相矛盾。另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由顺发公司提起诉讼。3.上诉人主张一审剥夺其数额核对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方面被上诉人购买车上人员责任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保险公司承担自己的风险，该赔偿金额在保险限额内，并经过依法核定；另一方面在2018年2月7日提供劳务诉讼中，上诉人也参加了一审、二审庭审，发表了质证意见；另外上诉人引用的法律规定是针对“与第三者达成和解协议”，而本案一审判决金额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书。4.选择何种方式主张权利是两名车上人员的自由，这一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论述十分清楚。两名车上受伤人员以提供劳务纠纷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并且人民法院确认赔偿后，被上诉人依据生效的保险关系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5.上诉人主张车上人员责任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没有法律依据。郑文国、顺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支付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的车上人员受伤费用共计35.672523万元（其中马某32.815566万元，吴某2.85695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鄂Ｆ×××**“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鄂Ｆ×××**“瑞江”牌重型罐式半挂车实际所有人为郑文国，登记在顺发公司名下，并挂靠顺发公司从事危险品运输经营。案外人马某及吴某均是郑文国雇请的司机。2017年6月1日8时30分许，吴某驾驶鄂Ｆ×××**“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鄂Ｆ×××**“瑞江”牌重型罐式半挂车（车载马某，车载汽油），由新3**国道西至东方向行驶，行至316国道襄州区古驿镇小营村路段时，与同向宋某驾驶的“川田”牌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宋某、马某、吴某受伤，汽油及两车受损。2017年6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某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宋某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马某在此事故中无责任。2018年2月7日，吴某以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郑文国、顺发公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车上人员险限额内赔偿吴某各项损失57979.25元，不足部分由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2018年4月8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07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吴某各项损失28569.57元，驳回吴某对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郑文国、顺发公司已垫付医疗费25703.01元，于2018年5月5日履行2866元。2018年2月7日，马某以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郑文国、顺发公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车上人员险限额内赔偿马某各项损失342938.33元，不足部分由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2018年4月8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07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马某各项损失160577.83元，驳回马某对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马某不服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2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民终190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马某各项损失328155.66元。郑文国、顺发公司已垫付医疗费31592.53元，于2019年9月11日履行296500元。2018年4月25日，马某以保险合同为由起诉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在人身意外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各项损失共计363379.63元。2019年1月24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0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赔偿马某各项损失308243.93元。马某与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均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马某撤回上诉，2019年5与16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民终152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马某撤回上诉；2019年6月18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民终15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告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2019）鄂0607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履行完毕。另查明，鄂Ｆ×××**“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购买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司机）500000元，（乘客）1座×50万元/座，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7年4月6日0时起至2018年4月5日24时止。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在卷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本案所涉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其保险的标的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机动车车上人员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郑文国以顺发公司名义在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处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并缴纳保费，平安财保出具保险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应当在保险期间内对其承保的车辆发生的损失按照保险条款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辩称，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因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已经向马某赔偿，应当向第三人宋某要求赔偿，请求驳回郑文国、顺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辩解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已履行完毕的赔偿款，系案外人马某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人身意外保险限额内赔偿的各项损失，而本案系郑文国、顺发公司依据车上人员责任险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其根据雇主责任支付的马某的各项损失，系不同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郑文国以顺发公司的名义分别投保人身意外险及车上人员责任险，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即为发生交通事故时能够及时得到补偿，避免或者减少财产上遭受损失，并为此分别缴纳了保费，如果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以马某已获得人身意外险的保险赔偿，郑文国、顺发公司不能再主张以车上人员责任险获得赔偿，将致使投保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符合投保以分散社会风险的缔约目的；其次，郑文国以顺发公司名义在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处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并缴纳保费，平安财保出具保险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成立，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马某及吴某的各项损失后，有权依照保险合同关系向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主张权利，这亦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法实行的是先行赔付原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向第三人要求承担责任，保险人均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故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辩称郑文国、顺发公司应当向第三人宋某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向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可以在赔偿范围内代位行使原告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郑文国、顺发公司依据生效判决（2018）鄂0607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实际赔偿吴某28569.01元；依据生效判决（2018）鄂06民终1903号民事判决书实际赔偿马某各项损失328092.53元，两项合计356661.54元，未超过郑文国、顺发公司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支付郑文国、襄阳顺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356661.5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25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一份，用以证明根据该保险条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偿，上述两条均不属于责任免除部分内容，不存在明示告知义务。被上诉人郑文国、顺发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该证据没有投保人的签字盖章确认；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投保人收到了该保险条款；该保险条款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八条依法属于免责条款，上诉人应当承担提示说明义务；即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该保险条款并进行提示说明，该条款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属于无效。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该份证据进行评判。被上诉人郑文国、顺发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郑文国以被上诉人顺发公司名义在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处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并缴纳保费，平安财保出具保险单，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在保险期间内承保的车辆发生的损失，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应当按约定进行赔偿。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上诉称车上人员责任险不适用代位求偿，应当由交通事故投保标的车上人员马某、吴某本人直接起诉上诉人。经查，2018年2月7日马某、吴某分别起诉郑文国、顺发公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两案中，马某、吴某分别请求法院判令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车上人员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郑文国、顺发公司赔偿。该两案中，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答辩称马某、吴某主体不适格，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与车辆所有者存在保险合同关系，马某、吴某按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起诉，应由接受劳务者即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之后由被保险人向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主张赔偿。该两案中，受案法院以保险合同关系与提供劳务受害责任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驳回了马某、吴某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与其在上述两案中的答辩意见相互矛盾，而郑文国作为本案车辆实际所有人、顺发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其车上人员马某、吴某因保险事故受损，被上诉人郑文国、顺发公司亦依据生效判决赔偿了马某、吴某，其有权根据与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要求上诉人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郑文国、顺发公司起诉要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承担责任，并不是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代位求偿权，而是基于保险合同关系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主张应由交通事故投保标的车上人员马某、吴某本人直接起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上诉还称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乙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车上人员责任险承担的应当是事故比例责任。因上诉人在二审才提供保险条款，被上诉人主张保险条款没有交付投保人，上诉人也没有就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据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就保险合同中按事故比例赔偿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而保险单中并没有载明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的内容，故本院认为本案中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的保险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主张应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进行赔偿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上诉另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未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对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合法权利。因被上诉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数额，并不是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就赔偿达成和解协议确定的数额，且上诉人亦参加了马某、吴某诉郑文国、顺发公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两案的一、二审，故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剥夺其对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合法权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上诉主张的被上诉人因为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法律关系对马某、吴某进行赔偿后，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给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为其车上人员购买车上人员责任险的目的就在于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赔偿，避免或减少财产损失，分散转移运营风险，这也符合设立保险制度的目的。被上诉人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在保险期间发生了车上人员受损害的保险事故，被上诉人因此赔偿了车上人员马某和吴某，而该损失额在被上诉人购买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范围内，其在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失后根据其购买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向保险人主张赔偿损失合理合法，而上诉人动辄规避责任，将导致投保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上诉人这一上诉人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5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０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