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2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振标，男，196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福林，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负责人：霍国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镇水电新村/div> 法定代表人：杨**。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建、戴文斌，浙江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葛丹，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林振标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下称厦门分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正邦公司）、诸葛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向该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振标上诉请求：1.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诸葛丹偿还林振标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31日起计，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正邦厦门分公司以及诸葛丹向上诉人林振标借款人民币16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未偿还，事实清楚。本案《借条》、《收条》是正邦公司“在厦参加招投标活动”副总经理兼厦门分公司负责实际经营的副经理诸葛丹亲笔书写、签名并加盖厦门分公司印章的，《借条》和《收条》上厦门分公司的印章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系备案印章所盖，借款本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厦门分公司和诸葛丹仅偿还部分款项，尚欠本金100万元尚未偿还，事实清楚。本案的主借款人和借款合同的受益人均是被上诉人厦门分公司，诸葛丹作为借款的经手人，在《借条》中的借款人落款处签名是表明其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从上诉人要求诸葛丹提供《开户许可证》及将全部出借款项转账支付至被上诉人正邦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可以看出，上诉人在出借款项时完全是因出于对正邦公司具有还款能力的信任才愿意出借款项的。二、原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后作出与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截然相反的认定，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理。本案应依法认定正邦厦门分公司和诸葛丹系共同借款人，正邦公司和正邦厦门分公司应承担偿还责任。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的（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诸葛丹的单方陈述（即诸葛丹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庭审陈述），认定《借条》和《收条》上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系诸葛丹私刻，但认为该《借条》和《收条》上除了加盖“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外尚有时任厦门分公司副经理诸葛丹的签字，且借款本金已转账支付至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认定诸葛丹在《借条》和《收条》上签名盖章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借条》和《收条》对正邦厦门分公司依法具有约束力，判决正邦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应与诸葛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对《借条》和《收条》上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的真伪委托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借条》及《收条》上的正邦厦门分公司的印文与正邦厦门分公司公安局备案印文系同一枚印章所盖。证明诸葛丹不但出具了虚假的《情况说明》，在庭审时也作了虚假陈述，违背事实的陈述《借条》和《收条》上的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系其私刻印章所盖。然而，原审判决却作出了与前述（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截然相反且不符合常理的认定，以盖章行为人不是法定代表人为由，认为《借条》和《收条》对厦门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同一个人民法院，在认定《借条》和《收条》上的印章系副经理诸葛丹私刻的印章所盖，根据借款本金已转账支付至分公司银行账户以及副经理签名的事实，以构成表见代理为由判决正邦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在发回重审后，查明《借条》和《收条》上的印章确实系厦门分公司备案印章所盖，却以盖章行为人不是法定代表人为由，判决正邦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无法理解。本案《借条》和《收条》的经手人诸葛丹是实际负责厦门分公司经营的副经理，厦门分公司的印章平时由其合法掌控，即使要审查诸葛丹是否得到授权，也应当根据这些事实认定其已得到公司授权。况且，本案所有借款都已转账支付至厦门分公司的银行账户，认定借条和收条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并未损害公司的利益，认定借条和收条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反而使公司取得了不当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借款合同对正邦厦门分公司并不生效，正邦厦门分公司不是本案借款人，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推理逻辑混乱，依法应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主要从三个方面认为《借条》和《收条》对厦门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①诸葛丹不是正邦厦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②《在厦从事建筑活动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登记表》载明的对诸葛丹授权的内容仅为“在厦参加招投标活动和实施工程项目管理活动”并不包含借款，③正邦公司于2011年9月9日已向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自行支付投标保证金。但是原审法院对已查明的以下事实视而不见：①诸葛丹实际上是全面负责厦门分公司的业务，对厦门分公司的盈亏承担全部责任，且长期合法持有厦门分公司的印章；②诸葛丹借款时提供的《在厦从事建筑活动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登记表》中，正邦公司已授权诸葛丹“在厦参加招投标活动”，厦门分公司案涉借款用途为支付“投标保证金”，本案借款由诸葛丹经手不违反法律的规定；③正邦公司向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支付保证金的时间是2011年9月9日，在本案借款之后，不能据此推定其未授权。因此，法院即使要审查“盖章行为人”是否有权在《借条》和《收条》上加盖印章，也应当从厦门分公司长期由诸葛丹掌控备案印章的事实以及诸葛丹实际经营厦门分公司的事实认定其已得到公司的授权。五、原审判决作为一个错误的案例，若不予以纠正，将导致交易主体无所适从，交易主体对法律保障下的交易安全产生严重不信任。本案上诉人在借款给正邦厦门分公司的过程中，已经穷尽审慎义务：借款人的借款用途为支付投标保证金，借款人提供了《开户许可证》（出借人留下了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出借人已将全部借款本金支付至开户许可证上记载的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出具《借条》和《收条》的借款经手人为正邦公司“在厦参加招投标活动”副总经理兼厦门分公司副经理的诸葛丹（出借人保存了经手人诸葛丹提供的《在厦从事建筑活动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登记表》），借款经手人系合法持有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该印文经司法鉴定为备案印章所盖印文）。若法院仅以在《借条》及《收条》上盖章并签名的行为人不是正邦厦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由，不顾该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正邦厦门分公司已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取得借款并成为借款合同实际受益人的事实，仍认定借款合同对正邦厦门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导致债权人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样的错误案例若不予以纠正，将导致交易主体无所适从，交易主体对法律保障下的交易安全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求。 被上诉人正邦厦门分公司、正邦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诉请，维持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本案历经院长发现启动纠错程序决定再审、发回重审，现案件的事实已然十分清晰。本案的客观事实，最有说服力的是林振标本人与诸葛丹本人的陈述与对质，在前几次的开庭中，诸葛丹对于案涉款项的往来、使用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形的陈述都几乎一致，作为当事人的林振标本人则仅在2017年1月4日，由厦门市中院审监庭提审本案时到监狱参与庭审，整个庭审过程中对诸葛丹陈述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以笔录签字的方式予以了确认，并在最后请求法院给予三个月的调解时间。根据2017年1月4日林振标本人参与庭审的笔录及其后6次开庭中当事人诸葛丹本人的陈述，我们可以明确如下的基本事实:1.林振标与诸葛丹两人熟悉，经常一起开会，且互为合作关系，在诸葛丹的监理单位对其施工项目任监理时，两人关系密切，经诸葛丹帮忙，林振标从中获利近500余万元。2.为了参与竹坝水库的投标，林振标与案外人共筹集了2个80万元计160万元与诸葛丹合作投标，因报价太低而放弃。这二笔8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非法围标资金，诸葛丹以私自设立的正邦分公司账户予以暂收。在林振标放弃合作后，诸葛丹提出向其借用，林振标同意，并于一个月后，林振标要诸葛丹出具借条，出具借条时诸葛丹明确告知不是公司的印章，可不可以不盖?林振标说没关系。3.其后，诸葛丹个人偿还了60万元，余款因无力偿还涉讼，由罗律师(本案的上诉人代理人)一手操办的，以伪造的分公司印章参与庭审调解，形成了(2013)思民初字第10929号《调解书》并以此为依据在执行阶段追加正邦公司为被执行人，至此，正邦公司才知晓有这么个案件的存在，不得不启动再审、申请院长纠错程序。4.2017年4月1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提审后作出(2016)闽02民再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13)思民初字第10929号《调解书》并非厦门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违反自愿原则，依法应予以撤销。现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利用司法程序，以毫无理由的推测作为事由提起上诉，妄图通过法院将其自编自演的虚假诉讼得以实现，从中非法获利，如此肆无忌惮，当事人坚决不予接受!为使二审法院更加清晰地作出判定，被上诉人在此对上诉状中的内容作如下回应:一、对于上诉状中第一条内容的答辩:正邦厦门分公司从未向林振标借款，双方从未有过借款的合意，该借款纯系诸葛丹个人借款，且该借款的性质已从最初的非法围标转为个人借款。1.现已查明《借条》、《收条》上的印章系一个月后补盖，且160万系林振标事先明知的用于围标的款项，分二笔支付，其中案外人陈文星的80万元则牵扯到案中案的情形，在前7次的庭审中，陈文星均称年老而拒绝出庭接受质询，在莲前法庭的电话核实录音证据中，陈文星的回答思维十分清晰，但又强调:他与林振标不熟悉!一个自称年迈之人，连最基本的借据都没有，怎么会借80万元巨款给一个他不熟悉的人的?完全不合逻辑!其与诸葛丹之间的打款行为应另案处理，由诸葛丹自行偿还。2.现已查明:《在厦门从事建筑活动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登记表》中诸葛丹的副总经理身份、正邦公司印章、法人杨**的签名及浙江省建设厅的印章均系诸葛丹伪造。上诉人若真想尽到审慎的义务的，完全一个电话即可与总公司核实，更何况上诉人与诸葛丹之间是熟悉的。3.至于2013年9月17日的《还款承诺书》，正邦公司及厦门分公司毫不知情，系其与诸葛丹串通所为，该承诺书上的签名是诸葛丹个人，并非厦门分公司或正邦公司，可见上诉人是明知该款项系个人借款，否则完全应该在起诉阶段即向正邦公司直接主张权利，也无需这么复杂的程序了，岂不更加直接?!4.上诉人对于一审法院庭审认定的事实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厦门分公司从未偿还过60万元，该款项系诸葛丹个人偿还，该160万的使用，在2017.1.4有林振标参加庭审的笔录中记载:“林振标说不投标后，借我周转后，我就用网银转到我个人卡上，我没有用于投标，我另外有家监理公司也中其他标了，我把钱用于发工资何材料款”。是用于监理公司的员工工资和材料款了，不是正邦厦门分公司!对此，林振标并无异议，且监理公司监理的施工项目也正是林振标施工的项目。另:根据《招投标法》的规定，投标系总公司行为，分公司没有参与招投标的资格，厦门分公司自成立以来，至今没有中标过个项目，从未有分公司员工和所谓的经营活动，从未按厦门市公安局规定的流程启用过印章，也没法开设基本账户，何谈印章保管、基本帐户、财务管理。二、对于上诉状中第二条内容的答辩:上诉人认为莲前法庭作出了与(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不同的判决，就得出不合逻辑、常理的的主张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是对法院独立判案的错误理解。(一)(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是一份错误的判决书，不仅程序违法，而且主审法官代替当事人(林振标及其代理人)作出了表见代理的认定，明显错误。《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1.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2.内容不违法。本案的客观事实表明: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1.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不成立。林振标与诸葛丹明知竹坝水库引水工程的投标保证金为80万元，且均由正邦公司支付，仍虚构这一事实，对外借款，显然意思表示不真实。2.内容违法。诸葛丹与林振标双方串通围标，在此前提下，诸葛丹以私刻的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与其经济往来，已然构成违法;此一事实，已由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同时，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5)海刑初字第469号《刑事判决书》对此事实的违法性予以了确认，内容违法不容置疑。3.《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诸葛丹不是厦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没有法定的授权委托，当然没有法定的代理权。莲前法庭(2018)闽0203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书》是基于合议庭独立审判作出的判决，不能因为与其他判决不一致就认为不合逻辑，程序公正才是实体正确的前提。(二)对于印章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同。原审法院认为:“鉴定意见并无程序严重违法、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从上述措词中我们可能明确:该鉴定报告存在鉴定程序违法、结论依据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非是法官从自我裁量的角度出发作出了判定。(三)关于实际收益人问题，也即借款的实际用途。案涉款项被诸葛丹用于监理项目中的材料款及员工工资了，厦门分公司没有一个正式员工，同时，林振标在由诸葛丹监理的工程中经诸葛丹帮忙获利巨大，而借款的本意也是为了围标，为林振标自己的利益所需，与分公司没有一点利益关系。(四)上诉人凭空捏造了诸葛丹多个身份:副总经理兼分公司副经理、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安备案印章的合法持有人、分公司借款的经手人，又主张本案系共同借款行为，借款用途合法，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1.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明确分公司负责人为霍国辉，职务为分公司经理，试问:诸葛丹如果是副总经理，怎么可能兼任一个分公司的副经理，岂不荒唐?2.分公司在案发前从未向公安机关备案刻制印章，时至今天开庭审理，上诉人均不能出示厦门市公案机关的备案材料。3.如果是共同借款行为，则必须要有共同的借款合意，请问上诉人，共同借款合意的证据在哪?为什么明知投标保证金仅需80万元，却要汇出160万元?非法用途的证据如此确凿，竟然还颠倒黑白，视法律、法庭为儿戏。三、对于上诉状中第三条内容的答辩: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对厦门分公司并不生效、不是本案借款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主张纯系主观推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诸葛丹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存在所谓的负责财务，更没有分公司印章、帐户的，没有获得合法有效的对外借款的授权，如何构成合法性?2.2011年9月9日，正邦公司自行向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支付了80万元保证金;正邦公司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3.案涉160万元款项已经被诸葛丹以网银转账(5万一次)的方式转入个账户中，用于监理工程所需，林振标本人并无异议，反而是代理人主观推定，凭空想像。4.上诉人再三强调“诸葛丹合法持有分公司印章”，尚不说分公司印章从没到公案机关备案启用的事实，诸葛丹持有印章的合法性的依据是什么?四、对于上诉状中第四条内容的答辩:原审判决是基于基本的客观事实作出的正确判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本案中，林振标在事先明知的情形下，与诸葛丹串通围标，其中案外人又套取金融担保机构资金高利转借给借款人，涉嫌职业借贷性质，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显然不受保护，案涉款项对正邦厦门分公司及正邦公司而言无效。至于案涉款项实际用于诸葛丹的监理项目上，其本人又自愿归还林振标，原审法院判定由诸葛丹个人偿还，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判决完全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请求。 被上诉人诸葛丹答辩称：钱是其个人向林振标借的，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建议林振标考虑其处境困难，见面部分债务及利息，由正邦公司还款30万元，其个人负责还款30万元。 林振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正邦厦门分公司、正邦公司、诸葛丹共同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0日，诸葛丹、正邦厦门分公司出具共同《借条》，载明借到林振标160万元，（80万元本月底归还）2011年10月30日前归还，另80万元于2011年11月15日前归还。同日，正邦厦门分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林振标160万元，用于竹坝至梅山管道工程投标保证金之用，本月底归还。2011年8月24日，林振标转款80万元至正邦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并备注用途为“投标保证金”。次日，林振标委托案外人陈文星（公民身份号码3501041937××××××××）转款80万元至正邦厦门分公司银行账户，并备注“竹坝水库除险Ａ标段”。款项出借后，诸葛丹仅偿还本金60万元，故林振标于2013年8月27日以正邦厦门分公司、诸葛丹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正邦厦门分公司、诸葛丹同意分五次共同偿还林振标借款本息1123000元。2017年4月13日，本院提审后以（2016）闽02民再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诸葛丹私刻正邦厦门分公司公章出具《授权委托书》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调解、上述调解书并非正邦厦门分公司真实意思为由撤销上述调解书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7年6月1日，一审法院追加正邦公司为共同被告。2018年5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闽0203民初80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厦门分公司、正邦公司、诸葛丹偿还林振标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2018年10月25日，本院以原审判决审判组织未依法参与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上述判决书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诉讼中，正邦公司就《借条》、《收条》中加盖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经一审法院委托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印文与当时公安备案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因陈文星年迈不便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1年8月25日陈文星向正邦厦门分公司转款80万元的银行流水，并向陈文星电话核实其代林振标转款80万元事实的真实性，其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1.2009年4月29日，正邦公司决定成立厦门分公司，公司总经理杨**聘任霍国辉为分公司经理、诸葛丹为分公司副经理。2.2011年9月9日，正邦公司转款80万元至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并备注用途为“投标保证金”。2011年9月28日，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转款800179.5元至正邦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正邦厦门分公司是否为借款人。正邦公司、正邦厦门分公司否认《借条》、《收条》上盖章的真实性，但经鉴定上述公章与公安备案公章相符，且鉴定意见并无程序严重违法、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无以采信之瑕疵，故对正邦厦门分公司在《借条》、《收条》上盖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然合同效力不能仅依公章真伪予以认定，尚需考量盖章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诸葛丹以投标保证金之用途向林振标借款并加盖正邦厦门分公司印章，但诸葛丹并非正邦厦门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其无权代表正邦厦门分公司借款；正邦公司自行向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支付投标保证金，足以推定其并未授权诸葛丹借款以支付案涉工程投标保证金，故诸葛丹亦无权代理正邦厦门分公司借款。林振标以借款时诸葛丹提供在厦门市建设局备案的《在厦从事建筑活动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登记表》为由主张其有理由相信诸葛丹有权代理正邦厦门分公司借款，但该登记表载明的授权内容仅为“在厦参加招投标活动和实施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活动”，并不包含借款。因此，正邦厦门分公司虽在《借条》、《收条》上盖章，但因盖章行为人诸葛丹就借款事项并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现正邦厦门分公司对诸葛丹代为借款行为不予追认，故借款合同对正邦厦门分公司并不生效，即正邦厦门分公司并非本案借款人，林振标要求正邦厦门分公司及正邦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因诸葛丹对向林振标借款160万元无异议，故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因《借条》与《收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不一致，而林振标应对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举证责任，并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后果，因《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晚于《收条》之约定，故本案还款时间应以《借条》约定为准，即本金80万元应于2011年10月30日前归还，另80万元于2011年11月15日前归还。诸葛丹已还借款本金60万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应依法优先抵扣先到期债务即2011年10月30日到期的80万元。现林振标已依约提供借款，但诸葛丹未按时还款，已违反合同约定，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偿还林振标尚欠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并依法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其中本金20万元自2011年10月31日起计息，本金80万元自2011年11月16日起计息）。综上，林振标的诉讼请求应予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诸葛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林振标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20万元自2011年10月31日起计息，本金80万元自2011年11月16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6%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林振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诸葛丹在庭审中确认，厦门分公司需自筹投标保证金，承担保证金的起码有4-5次。 另查明，（2015）思民初字第868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2009年5月，正邦公司书面委托诸葛丹办理正邦厦门分公司的设立登记等事宜。 还查明，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正邦厦门分公司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账号为40×××07的银行账户自2009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交易记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出具的相应交易记录显示2011年8月24日林振标转账80万元至此账户，备注“投标保证金”。2011年8月25日陈文星转账80万元至此账户，备注“竹坝水库除险Ａ标段”。正邦公司自2010年4月6日起至2011年8月29日与正邦厦门分公司共有6笔往来，用途包括“退保证金、往来款、投标保证金、保证金”等。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讼争《借条》、《收条》对正邦公司、正邦厦门分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2.诸葛丹应否承担还款责任。3.陈文星于2011年8月25日向正邦厦门分公司转账80万元的该笔款项，是否属于案涉借款。4.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第一，关于讼争《借条》、《收条》对正邦公司及正邦厦门分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其一，借款人为正邦厦门分公司，涉案收款账户为厦门分公司备案账户；前述《借条》、《收条》上除了加盖“正邦厦门分公司”公章外尚有时任正邦厦门分公司副经理诸葛丹的签字，诸葛丹提供的厦门分公司《开户许可证明》，且案涉160万元的借款均转入正邦厦门分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正邦厦门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诸葛丹所加盖的公章虚假，故林振标明知其超越授权，林振标有理由相信诸葛丹签字及盖章系代表正邦厦门分公司的行为。其二，借款的用途与借款意向吻合；涉案《收条》上，“今收到林振标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用于竹坝至梅山管道工程投标保证金之用”，正邦厦门分公司的账户往来显示：“2011年8月24日，林振标汇入分公司账户80万元，备注：“投标保证金”；2011年8月25日陈文星汇入同一账户80万元，备注“竹坝水库除险A标段”。林振标提出其系向厦门分公司出借涉案款项的主张，与《借条》、《收条》内容相符。正邦公司自2010年4月6日起至2011年8月29日与正邦厦门分公司共有6笔往来，用途包括“退保证金、往来款、投标保证金、保证金”等，正邦公司抗辩此前不知正邦厦门分公司此银行账户的设立和资金往来，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其三，诸葛丹庭审中确认正邦厦门分公司多次承担投标保证金，正邦公司、正邦厦门分公司之间账户多次以“退保证金、往来款、投标保证金、保证金”等用途发生资金往来，显属正邦公司明知诸葛丹代表厦门分公司筹措资金，开展招投标业务，其抗辩案涉借款并非正邦厦门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入分公司账户后诸葛丹转入个人账户用于其他项目支出，与林振标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应属于其公司内部授权及管理问题，不足以对抗林振标债权人诉求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及账目往来情况，讼争《借条》、《收条》对正邦厦门分公司依法具有约束力，正邦厦门分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正邦厦门分公司是正邦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正邦公司应当承担正邦厦门分公司的民事责任。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起算时间，本院同意原审判决处理，不再赘述。第二，诸葛丹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基于《借条》记载的借款人为诸葛丹和厦门分公司，诸葛丹本人亦明确表示其系涉案款项的借款人，故可以认定厦门分公司与诸葛丹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三，陈文星于2011年8月25日向正邦厦门分公司转账80万元的该笔款项，是否属于案涉借款。根据陈文星转账备注为“竹坝水库除险A标段”、陈文星说明“该款项系本人根据林振标的要求转账”以及诸葛丹对林振标借款160万元无异议，陈文星转给正邦厦门分公司的80万元属于本案案涉《借条》、《收条》中款款160万元，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第四，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问题，被上诉人正邦公司认为诸葛丹与林振标之间涉嫌虚假诉讼。基于双方往来款项均入账厦门分公司备案账户，借款意向与转账用途备注相符，正邦公司利益并未受损，厦门分公司入账后款项的走向应属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正邦公司关于一审鉴定程序结论的异议，及正邦厦门分公司刻章申请由非法人代表本人办理的抗辩，与生效文书（2015）思民初字第8684号民事裁定书查明项“2009年5月，正邦公司书面委托诸葛丹办理正邦厦门分公司的设立登记等事宜。”相悖，其并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亦未上诉，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林振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林振标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诸葛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林振标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20万元自2011年10月31日起计息，本金80万元自2011年11月16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6%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三、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诸葛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林振标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其中本金20万元自2011年10月31日起计息，本金80万元自2011年11月16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6元，由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诸葛丹负担17657元，林振标负担1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6元，由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诸葛丹负担17657元，林振标负担1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青 审判员 林丽珊 审判员 纪荣典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斐珺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