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21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车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驼房营路**新华科技大厦****。法定代表人：梁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龙，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前进，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汇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北路**财富广场**楼****iv>法定代表人：张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萍萍，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震，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汇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南侧>再审申请人北京车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河南汇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思劳务公司）、苏州汇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9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车问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车问公司因派遣人员把剑锋引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法院处理完毕。依据车问公司与汇思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要求汇思劳务公司等承担相关的费用,系在外部侵权责任纠纷处理之后,基于双方内部合同关系形成的纠纷。《合作协议》并不存在约定不明，双方对合同理解不存在争议,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车问公司只需依据合同约定对汇思劳务公司等进行追偿,不需要再进一步举证证明“汇思劳务公司存在过错”,否则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将荡然无存。二、原审判决不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导致《合作协议》约定的本应由汇思劳务公司承担并处理的“因派遣人员引发的一切纠纷”被“限缩解释”。车问公司起诉请求汇思劳务公司赔偿522651.28元，原审仅判决汇思劳务公司支付1107.5元，依法应予纠正。《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因汇思劳务公司派遣人员引发的一切纠纷(包含劳动纠纷、工伤纠纷以及其他经济纠纷等)均应由汇思劳务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与车问公司无关”。该款约定以列举的方式列举了纠纷类型——劳动纠纷和工伤纠纷,并通过兜底的方式约定了“其他经济纠纷等”。“侵权纠纷”当然属于“经济纠纷”。但二审法院不仅没有按照合同条款的文意解释进行判案,反而认为该条款存在争议,并认为“关于涉案劳务派遣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的解读并不能单一从字面意思理解,无限扩大一切纠纷或其他经济纠纷的适用范围。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原审法院通过自由裁量权对合同条款进行了“限缩解释”,明显是通过公权力对私权利进行了严重干预。实际上,汇思劳务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劳务派遣活动的民商事主体,对于劳务派遣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自然有着充分的认识。既然汇思劳务公司自愿签订《合作协议》,并约定“一切纠纷由汇思劳务公司承担并处理”,说明汇思劳务公司能够预见到并且有能力“承担并处理一切纠纷”。汇思劳务公司承认双方合作期间只发生过一例事故,也即本案所涉及的把剑峰交通肇事案例,说明侵权纠纷的发生并不是大概率事件,而是偶然的。汇思劳务公司才会自愿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第五款也不应当作“限缩解释”。三、原审判决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汇思劳务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主要争议点是对《合作协议》条款的理解。劳务派遣通常都是由用工单位拟定好待使用员工后，由劳务派遣单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保，再将员工派遣至用工单位。实际上员工的社保和工资都是由用工单位支付至劳务派遣单位,再由劳务派遣单位来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在这种模式下，劳务派遣方最主要的工作体现在代发放工资的代缴纳社保上。因此，劳务派遣单位仅收取数额较低的管理费。本案中，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派遣人员管理费为每人每月50元,在汇思劳务公司与车问公司共计12个月合作期间,总管理费收入为22150元。《合作协议》第一条还约定，派遣员工的工资由车问公司支付，汇思劳务公司承担代发义务;第二条第四款约定，派遣员工由车问公司负责安排岗位，并进行监督、检查、考核及日常管理，即汇思劳务公司并不参与派遣员工在车问公司工作期间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基于合同公平原则，在劳务派遣的模式下，劳务派遣单位通常都会在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中与用工单位进行约定，不会对派遣员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产生的工伤、劳动争议或其他纠纷承担赔偿责任，这也符合劳务派遣行业目前的交易惯例。本案中，车问公司主张按照《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由汇思劳务公司承担派遣员工因侵权第三人产生的赔偿责任，但在《合作协议》后文的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均针对第三条第五款完善有特别约定条款。《合作协议》第六条更是对汇思劳务公司履行本协议所承担的赔偿金及违约金也进行了限额约定。这些条款经过双方协商后签订，也是为了使双方权利和义务更加公平、对等。故原判决根据《合作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的约定，判决汇思劳务公司承担不高于当年所收管理费5%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一审判决中，首先依据合同约定对汇思劳务公司的责任进行了判定，同时也指出了即便依据侵权责任法，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汇思劳务公司存在过错。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对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条款解读不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二审法院认为劳务派遣的特点在于劳动力雇佣和使用分离,“谁用工、谁收益、谁担责”是利益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只是同时阐述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并非车问公司片面理解的适用法律错误。另，原判决也是运用合同法规定对双方存在争议的条款明确了真实意思，最终判决的数额也是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标准，并非酌定数额，不存在车问公司所说“不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综上，车问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因汇思劳务公司派遣人员引发的一切纠纷(包含劳动纠纷、工伤纠纷以及其他经济纠纷等)均应由汇思劳务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与车问公司无关”。第六条第四款约定，“本协议中汇思劳务公司涉及赔偿金及违约金的部分，汇思劳务公司累计赔付的最高金额不高于当年所收管理费的5%”。该两条款约定内容从字面上看存在矛盾之处，双方在本案中主张的理解也不一致。对此，二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从该《合作协议》的整个体系看，共有七条，分别是：一、劳务派遣服务的基本方式，二、车问公司权利和义务，三、汇思劳务公司权利和义务，四、××的处理，五、派遣员工的退回，六、其他约定，七、其他。因此，《合作协议》第四条对应于第三条第五款中的工伤纠纷，第五条对应于第三条第五款中的劳动纠纷，第六条第四款约定则是汇思劳务公司赔偿金及违约金最高金额的限定。因此，《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款与第六条第四款应辩证看待，综合把握，而不应割裂处理。汇思劳务公司向车问公司收取派遣人员管理费的收费标准为50元/人/月，全年总管理费收入为22150元，对应的责任和义务除了要为派遣人员办理和缴纳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以及代扣缴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等其他扣款等事宜外，还要负责处理并承担因汇思劳务公司派遣人员引发的一切纠纷，因而其承担的赔偿金及违约金限定最高金额也是公平的。原审判决汇思劳务公司应向车问公司支付赔偿金1107.5元（22150元×5%）并无不当。综上，车问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车问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福蕾审判员  孔庆贺审判员  赵艳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君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