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8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市华盛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中路**龙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739989822N。 法定代表人：邓程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欣，广西元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利明，男，195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伟，男，196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欣，广西元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国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路****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747986111T。 法定代表人：王晓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鑫，广西启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宇，广西启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第**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0755F。 法定代表人：贾年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莺，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齐，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柳州市金罡钢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雀路**之一星星港湾******914502006777464452。 法定代表人：吴柏泉，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柳州市华盛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边利明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市国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公司）、柳州市金罡钢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罡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边利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伟，上诉人华盛公司、边利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欣，被上诉人国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鑫、原审第三人浙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莺、李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华盛公司、边利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国盛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三)--关于〈股东方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柳州国盛公司收取短期拆借资金利息〉的决议》（简称《决议（三)》）和《国盛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四）--关于〈柳州国盛公司向股东方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资金补偿费〉的决议》（简称《决议(四）》）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国盛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事实认定错误。 （一）一审判决己经查明《决议（三)》和《决议（四）》的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事实。 一审判决己经查明：1.《决议（三)》和《决议（四）》的内容其提案都是第三人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公司）提出，表决的时候，四个股东里只有浙能公司（注：55%表决权）投赞成票，华盛公司、边利明及金罡公司共45%表决权均投反对票。2.《决议（三)》和《决议（四）》决定的内容是未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仅浙能公司一家同意，就决议国盛公司向浙能公司支付股东之间有争议的款项。华盛公司、边利明及金罡公司不同意支付该款项的理由是正当的。《决议（三)》所列短期拆借利息，因原来没有约定利息，收利息于法无据，故不同意支付；《决议（四）》所列资金补偿费，在2009年起除浙能公司外的三个股东就己经明确表示不同意支付，2013年6月26日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明确要另行协商（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1行至第14行），但此后再未就该事项进行过协商，故不能再按2008年决议资金补偿费。3.2019年7月26日，浙能公司利用其实际控制国盛公司的优势，指令国盛公司管理人员把《决议（三)》和《决议（四）》所列钱款额3200余万元付给浙能公司。4.国盛公司章程中，股东会职权中不包括就公司对外支付或有债务事项作出决议的职权。 （二）根据上列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应当认定《决议(三)》和《决议（四）》的内容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而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一审判决应当认定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决议（三)》的决议内容是：“通过《关于股东方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柳州国盛公司收取短期拆借资金利息》的提案”（即《股东会提案(三)》)，《决议（四）》的决议内容是：“通过《关于柳州国盛公司向股东方浙能房地产公司支付资金补偿费》的提案”（即《股东会提案（四）》)。股东浙能公司提出的《股东会提案（三)》《股东会提案（四）》，上述提案内容为“浙能公司提出。”“浙能公司认为……”，要求支付利息、支付资金补偿费。 浙能公司提出要收取《决议（三)》所涉短期拆借资金利息，违反了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定，于法于据；《决议（四）》所涉委托贷款利息之外的资金补偿费的问题，2013年6月25日决议己经决议“另行商议”，说明公司当时己经不同意向浙能公司支付这笔钱。 根据2008年9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要按照出资比例共同出资3000万元。其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把出资改变成为了银行委托贷款:股东浙能公司通过银行委托贷款贷给国盛公司2700万元;股东边利明通过银行委托贷款贷给国盛公司3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到2009年9月24日期满，以此解决国盛公司所需的3000万元资金（股东华盛公司及股东吴柏泉没有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给国盛公司）。国盛公司分受托贷款银行支付了15%的年利息，贷款利息当季支付完毕。 《决议（四）》要国盛公司在委托贷款合同外向浙能公司支付补偿利息13.8%,但作为因同一个股东会决议作出的集资决定而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给国盛公司的还有股东边利明，《决议（四）》并未一视同仁地决议向边利明支付13.8%补偿利息，这足以证明决议（四）》的目的仅在于向浙能公司输送利益，这当然是损害了国盛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 尽管浙能公司是国盛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但浙能公司和国盛公司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浙能公司是否能向国盛公司收取利息或资金补偿费，是两个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而不是国盛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不能通过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来处理。 《决议（三)》和《决议（四）》所涉短期拆借资金利息及历史遗留资金补偿费应否支付事项，本不属于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职权范围，浙能公司把这些事项作为议案提交到股东会，然后在未经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自身表决权大到55%的优势表决而形成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规定51%以上表决权同意即可形成决议），这显然是滥用股东权利。这两个决议的内容是未经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就要国盛公司向浙能公司支付浙能公司没有法律依据收取的钱和原来己经拒付的钱，因这两个决议，浙能公司拿走了国盛公司的3200余万元钱，这显然损害了公司的巨大利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上列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表明：《决议（三)》和《决议（四）》所承载的内容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 （三）一审判决应当认定《决议（三)》和《决议（四)》因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而无效而没有这样认定，反而认定“两份股东会决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是错误的，应当纠正。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决议（三)》和《决议（四）》因内容明明就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竟然认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这明显错误，应当纠正。 （四）一审判决书，认定一亿元及2700万元为循环借出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根据国盛公司的财务账目的原始记账凭证，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该项“循环借出”款项，其中至少二笔（分别是2009年4月16日2000万元；2009年9月25日2700万元)，并非来自于浙能房产的出借，而是国盛公司自有银行账户的内部转款。该证据足以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循环出借”属于一审判决虚构的虚假事实。 二、一审判决支持《决议（三)》和《决议（四）》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一审判决支持案涉《决议（三)》有效毫无依、理由不成立。案涉《决议（三)》的内容，涉及到2004年至2017年期间共25笔短期临时拆借款事项，上述拆借款发生于浙能公司和国盛公司之间，长达十多年时间，期间从未在股东会决议中讨论过约定事项，也没有约定过支付利息，更没有约定过支付利息的具体比例，案涉《决议（三）》在拆借款项己经还清多年后的2019年要求收取拆借资金利息数，显然违反了现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故支持《决议（三）》有效的理由不成立。 （二）一审判决支持《决议（四）》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认定《决议（四）》合理是基于2008年9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曾经做出同意支付25%的利息对外借款。但是，一审判决忽略了华盛公司、边利明提交的、并且给过庭审质证的2013年6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的“资金补偿费按年25%支付事宜另行协商”这个法律事实。该份证据，足以证明《决议（四）》所依据收取借款合同外的高额资金补偿费的理由，自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就不再有效存在。故支持《决议(四）》有效的理由不成立。 （三）一审判决把国盛公司历年来各股东一致同意的股东会决议和有争议的没一致同意的决议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以公司股东会曾经一致同意而就某些利息问题作出过决议，当作将“对外支付利息事项”作为股东会有职权范围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历年来，各股东一致同意而支付的利息的股东会决议，这样的决议虽超越股东会职权范围，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问题；而《决议(三)》和《决议（四）》是没有获得全体股东一致通过的，是浙能公司自己同意自己拿走国盛公司的巨额钱款，这两个决议是既超出了股东会职权范围，又损害了公司利益和除浙能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的利益。一审判决从股东会曾经一致同意做出过关于利息的决议出发，推导出借款利息事项属于股东会决议职权范围的结论明显错误。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浙能公司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决议（三)》和《决议（四）》的事实清楚、《决议（三）》和《决议（四）》的内容违反法律且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事实清楚，本应同时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确认两个决议无效，但一审判决仅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且确认两个决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判决驳回华盛公司、边利明的诉讼请求，这是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结果错误。 被上诉人国盛公司辩称，华盛公司、边利明上述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华盛公司、边利明请求。本案所涉及股东会决议及支付款项仅仅是按照2008年3月31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同意该决议。该决议从来没有被废止过。华盛公司、边利明上诉称2013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否定了资金补偿费是错误的。2013年股东会决议明确各股东均同意国盛公司向股东借款事宜。支付行为有前因后果，这笔钱支付是国盛公司按照之前股东会决议操作，国盛公司行为合法有效。 华盛公司、边利明主张股东会决议违反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浙能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华盛公司、边利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一、一审判决确认《决议三》、《决议四》所涉事项属股东会职权范围并无不妥。 一审判决确认国盛公司股东会有权就借款利息和补偿费用支付事宜作出决议，理由包括对于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同时又属于公司事务的股东会决议事项，股东会可议决；2008年来历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均涉及借款利息事项，属公司治理常态。 上述说理结合了国盛公司治理实际情况、法律规定，论述充分。华盛公司、边利明所谓的股东会对公司对外借款事宜“无权作决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章程》第二十七条已明确规定股东会有权“对发行公司债权作出决议”，举重以明轻，股东会有权就公司对外负债及因此产生的利息事项作出决议；其次，2008年历次股东会决议均就国盛公司借款及利息支付事宜作出过明确决议，属公司治理实践惯例。华盛公司、边利明一方面认为股东会无权就借款及利息事宜作出决议，另一方面又称“资金补偿费问题2013年6月25日决议经决议‘另行商议’”，其逻辑前后矛盾由此可见一斑——在股东会决议国盛公司负债与利息金额、利息支付问题时，股东会就无权决议；而当股东会决议利息支付事宜另行协商时就有权决议；上述论断，也可见华盛公司、边利明本质上是认同股东会有权就借款利息和补偿费用支付事宜作出决议的。综上，一审判决确认股东会有权就案涉《决议三》、《决议四》事项作出决议事实依据充分、论理清晰。 二、华盛公司、边利明混淆了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滥用股东权利的定义，其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 一审判决已论述股东会决议是持有法定比例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就特定事项所作的集体意思表示，也是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部分股东对决议内容反对或弃权，并不影响决议的有效性。这一论述已向华盛公司、边利明指出了其理解错误之处。华盛公司、边利明反复强调案涉股东会决议系“浙能公司一方作出”，却置公司章程的规定于不顾。《章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到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据此，案涉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华盛公司、边利明所述答辩人存在滥用股东权利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案涉《决议三》、《决议四》有明确的合同、股东会决议作为依据。 （一）对《决议三》而言，2003年4月11日，国盛公司全体股东签署的《合作协议》已明确约定：“项目启动资金约8000万元由甲方（即答辩人）筹措，资金占用费按照年7.8%计”；2008年9月4日，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今后在项目开发中需要的新增建设资金的，每个股东按出资比例融入，利息均按25%计”。前述合作协议、股东会决议，均是《决议三》就短期拆借款收取利息的依据，答辩人在要求收取利息时，只按自己从银行获得商业贷款时的基本利息向国盛公司收取，已考虑到了国盛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实属审慎行使股东权利，根本无“滥用”情形； （二）对《决议四》而言，2008年3月31日，国盛股东会决议股东向国盛借款“按年25%计算资金使用费”，由国盛支付；2008年9月4日股东会决议进一步明确：“今后在项目开发中需要新增建设资金的，各股东应按出资比例融入，融入资金的利息均按年25%的标准计算、支付资金利息。如有股东不能按出资比例自行解决的，该部分资金由股东浙信房产（现浙能房产）解决。该融资成本从不能融资的股东的红利中扣除，新增建设资金的利息可由国盛公司垫付” 由此可见，《决议三》及《决议四》只是对此前决议的贯彻执行，且上述2008年3月、9月股东会决议均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此前未执行，是因国盛公司经营困难，如答辩人骤然要求执行前述股东会决议，势必导致国盛公司经营更加困难，2013年6日26日股东会决议也明确提及“支付事宜另行协商”，此句真实含义即为支付时间、方式另行协商。至2019年，国盛公司经营状况已较为良好，执行前述股东会决议条件成熟，故2019年6月股东会形成《决议三》、《决议四》并由国盛公司于2019年7月执行落实。 上述事实，不仅未见答辩人有任何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况，反而足见答辩人始终审慎行使股东权利，以国盛公司利益为重。另外，华盛公司、边利明刻意遗漏了一项事实：国盛公司按照《决议四》向答辩人支付资金补偿费后，遵照2008年9月4日股东会决议，已从其他未融资股东的分红款中扣除对应款项。从这个角度来看，国盛公司并未遭受实际损失。相反，作为股东的华盛公司、边利明之前没有按照持股比例出借资金供国盛公司使用，在国盛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从其分红中扣减应当承担的利息后反而起诉国盛公司，这才是真正地损害了国盛公司的利益。综上所述，答辩人未曾滥用股东权利，更无损害国盛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华盛公司、边利明所称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并不存在，是华盛公司、边利明故意曲解了相关事实。 （一）华盛公司、边利明上诉称的“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内容中，多处表述与一审判决书表述并不相符，擅自增加了其单方的理解和主张。 （二）华盛公司、边利明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华盛公司、边利明认为2013年6月股东会决议宣布了2008年两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第二，华盛公司、边利明认为2008年9月的股东会决议是在论述股东向国盛公司出资；第三，认定2700万元循环出借事实有错误，部分款项是国盛公司内转款。 事实上，是华盛公司、边利明刻意曲解了相关事实。 关于第一项事实，2013年6月的股东会决议原文为：国盛公司“通过委贷形式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自2010年5月1日起按年12%支付。2008年3月31日股东会上确定的华盛公司、边利明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按年25%支付事宜另行协商。”结合上下文，不难发现，这句话根本没有华盛公司、边利明所说的宣布2008年3月、9月两次股东会决议作废的意思——按常识推理，如2013年6月股东会决议要放弃2008年两份股东会决议所述的资金补偿费，大可将借款利息调减的时间追溯至2008年3月，而非2010年5月1日，这一事实有力说明了国盛公司股东会从未宣布2008年两份股东会决议作废，而是执行时间待定；其次，2013年6月股东会决议原文是说“支付事宜另行协商”，按照文义理解，是支付时间、方式另行协商。2019年6月股东会《决议四》就是另行协商的结果。故此，华盛公司、边利明对2013年6月股东会决议真实含义的曲解无法成立。 关于第二项事实，2008年9月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本未涉及到出资3000万元的问题。 2008年3月31日，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国信房产集团另行向华盛公司、边利明借款3000万元……该3000万元应在2008年8月30日前归还，到期不能归还，按各股东所占出资比例计，不能归还的股东应相应调减所占注册资本比例。相应调增国信房产集团的注册资本比例”。 2008年9月4日，国盛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浙信房产为解决国盛公司自己缺口所提供的3000万元已于8月31日到期。根据2008年3月股东会决议规定，应按出资比例由各股东承付。对按占持股比例不能归还的股东本应调减所占注册资本比例，但考虑到不能承付股东的实际困难，本着投入和回报一致，对等的原则，股东会同意按现行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息。股东边利明已于2008年7月24日支付300万元，股东浙信房产已于2008年8月28日支付3000万元，根据3000万元的额度，应退回300万，浙信房产余额2700万元。股东会同意对不能解决资金的股东，应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额度的融资成本，3000万元的利息可由国盛公司垫付，为不能融资的股东垫付的利息，由国盛公司从其分红中扣除。 今后在项目开发中需要新增建设资金的，各股东应按出资比例融入，融入资金的利息均按年25%的标准计算、支付资金利息。如有股东不能按出资比例自行解决的，该部分资金由股东浙信房产公司（现浙能公司）解决。该融资成本从不能融资的股东的红利中扣除。新增建设资金的利息可由国盛公司垫付”。 上述内容均未有涉及股东出资的事宜，从始至终，均只有股东借款事宜。至于华盛公司、边利明称国盛公司没有一视同仁向边利明支付利息，这一指责更是毫无依据。浙能公司作为国盛公司股东之一，就涉及自身权利范围内事项向股东会提出议案，并遵照《章程》行使表决权。答辩人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权利代表其他股东向股东会提出议案；同时，2008年边利明通过广西润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当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为边利光，系边利明亲属）向国盛公司提供的临时借款300万元，并不符合2008年9月股东会决议所述的借款要求。 关于第三项事实，2700万系浙能公司向国盛公司循环出借，并无任何疑义。此点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质证确认。华盛公司、边利明称“该项‘循环借出’款项，其中至少二笔（分别是2009年4月16日2000万元；2009年9月25日2700万元），并非来自于浙能房产的出借，而是国盛公司自有银行账户的内部转款”。关于此项论述，则是华盛公司、边利明对国盛公司记账凭证断章取义的结果：（1）关于国盛公司凭证中2009年4月16日的2000万元。该笔款项的来源实系2009年4月10日答辩人出借给国盛公司的短期拆借款。答辩人出借该2000万元款项，意在帮助国盛公司完成2009年4月11日到期的银行委贷掉头；（2）关于2009年9月25日国盛公司凭证中的2700万元。该笔款项的来源实系2009年9月21日答辩人出借给国盛公司的短期拆借款。答辩人出借该2700万元款项，意在帮助国盛公司完成2009年9月25日到期的银行委贷掉头。 在国盛公司上述的“短期拆借—归还委贷—归还拆借资金”的过程中，所谓的“内部转款”，只是国盛公司从答辩人处获得借款后，根据实际需要，将该笔借款从其设立的不同银行账户之间进行了转账，其根本来源，还是答辩人浙能房产处。华盛公司、边利明片面曲解了国盛公司内部转账的凭证，蓄意忽略了资金的真实来源，试问如没有答辩人借款给国盛公司，国盛公司又何以在其设立的不同银行账户之间进行转账。华盛公司、边利明对事实的恶意曲解，有违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 四、一审判决对案件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华盛公司、边利明的理由无法成立。 一审判决援引《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作出了裁判，其中，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内容为“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三十七条则为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职权。一审经审理后，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中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故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有效，这一法律适用正确无误。 原审第三人金罡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华盛公司、边利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柳州市国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三)——关于的决议》和《柳州市国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四)——关于的决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国盛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03年4月11日，浙江国信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华盛公司（乙方）、吴柏泉（丙方）、边利明（丁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成立国盛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甲方出资8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乙方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丙方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丁方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在国盛公司没有独立融资能力前，项目启动资金约8000万元由甲方筹措，资金占用费按照年7.8%计算。 2004年9月7日到2017年1月17日期间，浙能公司即当时的国信公司总计向国盛公司提供了短期资金拆借25笔，合计金额人民币51850万元，当时并未收取利息。2008年4月11日到2010年4月18日期间，浙能公司即当时的国信公司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方式总计向国盛公司提供了委托借款11笔，合计金额人民币34400万元，并按照年15%收取资金占用费。 2008年3月31日，国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由于受项目销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要求对项目公司所借股东国信房产集团的1亿元资金延期归还，同时要求其再给予3000万元额度的资金支持。项目公司可以相应提高支付资金占用费及补偿水平，以弥补资金成本。华盛公司、边利明均表示自己资金短缺，要求其在资金上继续给予支持。国信房产集团同意对1亿元延期一年。对所借1亿元，按年25%计算资金使用费，其中10%为资金补偿费、15%为资金占用费。若到期不还按年25%继续支付资金占用费和补偿费。国信房产集团同意再解决3000万元，资金占用费和补偿费的支付方式与1亿元相同。其中1亿元由三笔款项构成：（1）2000万元（循环借出，借款期限分别为2008年4月11日至2009年4月11日、2009年4月15日至2010年4月15日、2010年4月13日至2011年4月13日）；（2）4000万元（循环借出，借款期限分别为2008年4月17日至2009年4月17日、2009年4月17日至2010年4月16日、2010年4月19日至2011年4月19日）；（3）4000万元（循环借出，借款期限分别为2008年7月29日至2009年7月29日、2009年7月31日至2010年7月31日）。 2008年9月4日，国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国信房产集团同意解决3000万元已于2018年8月31日到期（其中因为边利明出资300万元，所以最后变成2700万元，循环借出，借款期限分别为2008年9月25日至2009年9月25日、2009年9月25日至2010年9月25日），由于未提供资金股东的困难，同意按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今后在项目开发中需要的新增建设资金的，每个股东按出资比例融入，利息均按25%计算。 2013年6月26日，国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国盛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自2010年5月1日起按年12%支付。2008年3月31日股东会上确定的国盛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按年25%支付事宜另行协商。2012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181.17万元，本次按3000万元进行分配。利润分配后各股东以委贷借款形式出借给国盛公司使用，按年12%支付资金使用费。 2014年8月19日，国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2013年末国盛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5059万元，考虑到项目建设时间较长，根据各股东提出的意见，会议决定分配利润人民币3000万元。鉴于目前国盛公司资金仍较紧张，其利润分配方案资金向浙能公司借入，按年12%利率计息。 2019年5月22日，浙能公司提出《关于股东方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柳州国盛公司收取短期拆借资金利息的提案》和《关于柳州国盛公司向股东方浙能房产公司支付资金补偿费的提案》。其中收取短期拆借资金利息提案注明：2004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浙能公司向国盛公司提供了25笔短期拆借款，并未收取任何利息，所以决定按照其向银行借款的利率来要求国盛公司支付拆解利息人民币7277728.47元。其中支付资金补偿费的提案注明：2008年3月31日及2008年9月3日股东会上确定的国盛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未按照决议执行，在2013年6月26日的股东会上决定国盛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事宜另处协商。针对上述事项，浙能公司要求国盛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资金使用费继续按照2008年3月31日及2008年9月3日股东会议决议执行。截止到2010年5月1日，国盛公司未支付的资金补偿费为25266181.31元。 2019年5月22日，国盛公司向各股东发出《柳州市国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会议通知》，告知各股东案涉股东会时间、地点、议题。2019年6、地点日，国盛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议，对于《关于股东方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柳州国盛公司收取短期拆借资金利息的提案》和《关于柳州国盛公司向股东方浙能房产公司支付资金补偿费的提案》，浙能公司同意，占55%表决权，华盛公司、边利明和金罡公司未同意，占45%表决权。 2019年7月26日，国盛公司已经将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确定的拆借利息和补偿费支付给浙能公司。 一审法院另查明，国盛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29日，由华盛公司、边利明、浙江省浙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吴柏泉投资设立。现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变更为：华盛公司占股15%、边利明占股10%、浙能公司占股55%、金罡公司占股20%。国盛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对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时应由9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争议焦点是:2019年6月11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该院论述如下： 一、关于股东会是否有权对公司对外借款的拆解利息和补偿费用作出决定的问题。该院认为： 首先，从设立股东会和制定公司章程的目的来看。公司事务千差万别,法律仅按照公司的一般性的层面上规定了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范围,而公司章程赋予股东会的职权又不能穷尽公司的所有事务,在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内的机关能够对某一未能预见的公司事务作出处理的情况下,若作为公司权力机关的股东会也不能做出决议,则很有可能对公司的经营造成巨大不利影响,不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若超出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作出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事项是属于公司事务的,属于股东会可决议事项,应当认定为有效。本案中，国盛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属于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为了解决国盛公司的资金短缺，股东会就向浙能公司借款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一方面解决了国盛公司的资金短缺，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也是符合股东的根本利益。而同意上述涉案两项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占55%，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是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从性质上看,是公司的意思表示,即持有法定比例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就特定事项所作的集体意思表示。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做出的股东会决议,即使部分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内容表示反对或者弃权,也不影响决议的有效性，因此，从理论上来看，股东会有权决定借款利息和补偿费用。 其次，从《协议书》和国盛公司历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2003年4月11日《协议书》约定在国盛公司没有独立融资能力前，项目启动资金约8000万元由甲方筹措，资金占用费按照年7.8%计算；2008年3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对13000万元按年25%计算资金使用费；2008年9月4日股东会决议对到期的3000万元同意按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2013年6月26日和2014年8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对公借款分红也约定了利息。从以上国盛公司之前对外借款的实践操作来看，一方面股东会决议三、四所确定的拆借利息和补偿费用均来自于原股东会决议的决定，而非浙能公司擅自的主张。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对借款利息的规定，在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均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和补偿费的纠纷应当通过诉讼来解决和浙能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问题。 该院认为，国盛公司和浙能公司均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对借款利息事项等相关权利，可以自主选择采取诉讼或者非诉的手段，而并非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而原告主张浙能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问题，该项主张是否属实，均不影响本案对公司决议效力的确认，如果原告认为浙能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公司或股东的利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华盛公司、边利明诉请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华盛公司、边利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华盛公司、边利明已向该院预交），由华盛公司、边利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也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三》、《决议四》是否无效。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治理的权力机关，其作出的决议是公司决策发展和自主意志的体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仅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方可被确认无效。可见，法院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审查属于内容合法性的审查，而不包括合理性的审查，不能对股东会决议中涉及的公司经营决策和商业判断进行裁判。本案中，股东会《决议三》、《决议四》是对国盛公司向股东支付委托贷款资金补偿费及支付短期拆借资金利息作出的决议，上述内容系公司经营中决策事项，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中，上述决议涉及利率的未超过36%，均合法有效。因此，华盛公司、边利明诉该理由不成立。 华盛公司、边利明上诉称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存在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即使华盛公司、边利明能够证明浙能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给国盛公司造成损失，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华盛公司、边利明也只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而不能依据该规定主张确认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其次，股东会决议实行资本多数决机制。这种机制是保证公司经营决策、治理正常进行和保证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对决议投反对票的少数股东如因认为该决议不符合其利益诉求，就将该决议诉诸于法院确认无效，必将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决策秩序，导致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长期处于待定状态，亦影响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外部第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既不符合公司资本多数决机制，也存在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因此，不能以损害公司或者小股东利益为由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盛公司、边利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柳州市华盛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边利明已预交），由上诉人柳州市华盛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边利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立波 审判员  孙 翔 审判员  李 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隋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