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屏山大道**农机科研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051043676E。 法定代表人：廖爱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惠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额超，广西全德（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铮，男，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宗玲，广西可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东，广西可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凌，男，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iv>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太阳村镇山头村大都湖一队构代码：L4362598-6。 经营者：陈凌。 上诉人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璇力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铮、陈凌、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嘉莘制品厂）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204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19日、3月20日、4月16日组织各方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璇力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惠民、被上诉人黄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宗玲到庭参加了三次询问，上诉人璇力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额超参加了3月20日、4月16日的询问。被上诉人陈凌及嘉莘制品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璇力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本案（2019）桂0204民撤1号民事判决；2.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及公告等费用由黄铮、陈凌、嘉莘制品厂共同承担。二审询问中，璇力商贸公司明确其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债权、利息数额，以及判令黄铮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项下应收账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均提出异议，请求撤销该案全部判项。 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本案一审法院草率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宗旨，严重损害璇力商贸公司的财产权益。虽然(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确认了陈凌与黄铮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效力，判定黄铮对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应收账款质押项下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该判决是依据陈凌用伪造的柳州地下铁饮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下铁公司）印章进行质押登记的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而作出的认定，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时已发现了前述事实，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即证据应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否则会违背该条法律的规定。因此，从前述已查明事实来看，黄铮无权以(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主张对应收账款质押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由于陈凌伪造地下铁公司的印章办理虚假质押手续，造成璇力商贸公司依据（2015）南民二初第48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未能得到执行，侵害了璇力商贸公司的合法权益，该公司有权主张撤销该虚假的质押关系。其次，璇力商贸公司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就申请查封嘉莘制品厂留存在地下铁公司的应收账款，一审法院为此作出（2015）南民初（二）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而（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也确认地下铁公司确实欠有陈凌93万元债务，璇力商贸公司为此还向中国人民银行柳州支行反映情况。据此，(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存在以严重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作为判决依据的情形，一审法院对这种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视而不见”、有法不依，应予以改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依据，导致判决错误。 一审法院关于黄铮与苏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其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在璇力商贸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黄铮与苏某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来看，两人之间转账频繁，其中也没有与陈凌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该案仅凭《借条》《收条》等不足以证实陈凌负有借款债务的事实。而黄铮所提供的柳州银行交易明细单同样也显示其与苏某之间频繁转账，未能显示与陈凌之间存在100万元的转账。而璇力商贸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第六项证据可证实苏某和黄铮是股东关系，基于两者的利害关系，因此苏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一审庭审中，苏某陈述称其与陈凌之间的借款有现金、也有转账支付，但苏某没有提供任何与陈凌的转账凭证。并且，陈凌和苏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完全违背了市场的客观规律，不符合常理，存在虚假，而黄铮当庭提交的证据不能确定其与陈凌、苏某之间存在大额的借款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及依据，判决有失公平，应依法纠正。 黄铮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璇力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 陈凌及嘉莘制品厂未向本院进行答辩。 璇力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该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铮以及陈凌、嘉莘制品厂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陈凌系嘉莘制品厂的个人经营者。黄铮与嘉莘制品厂、陈凌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借款保证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嘉莘制品厂、陈凌向黄铮借款106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30天，从2014年12月24日起至2015年1月23日时止，借款从黄铮账户直接打入嘉莘制品厂、陈凌指定的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苏某6236683380000037741。同日，黄铮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上述账户转入100万元。后嘉莘制品厂、陈凌出具借条予以确认收到黄铮支付的借款共计106万元。2015年5月22日，黄铮与嘉莘制品厂、陈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以应收账款为质押标的（应收账款债务人：地下铁：地下铁公司款为100万元）质押给黄铮。2015年5月26日，双方就应收账款质押普通贷款业务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2094204000254054759，登记质押财产的价值为100万元。2015年6月18日，双方再次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以应收账款为质押标的（应收账款债务人：地下铁：地下铁公司款为90万元）质押给黄铮。合同同时约定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而主合同债务人未依约履行或未依约全部履行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黄铮有权处分该合同项下的质押权利，并从应收账款中优先受偿。2015年6月29日，双方对上述应收账款质押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变更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登记质押财产的价值为90万元。上述两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主合同债务均系黄铮对嘉莘制品厂、陈凌享有的债权。 嘉莘制品厂诉地下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中法院”）于2015年6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该（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确认地下铁公司向嘉莘制品厂返还作为保证金的货款90万元及利息3万元。 2015年6月10日黄铮诉嘉莘制品厂、陈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嘉莘制品厂、陈凌共同向黄铮偿还借款本金10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6万元为本金，利率按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5年6月10日起开始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时止）；二、黄铮对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的应收账款质押项下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2015年7月16日璇力商贸公司诉嘉莘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南民二初第481号民事判决，判决嘉莘制品厂向璇力商贸公司支付货款567300元及支付违约金。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和（2015）南民二初第481号申请执行人均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而被申请执行人嘉莘制品厂因（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对地下铁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在执行时，因（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铮对该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璇力商贸公司为此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6月6日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柳南检察院）作出柳南检公诉刑不诉〔2018〕22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2015年5月陈凌在多次向地下铁公司要回其93万元供货保证金无果的情况下，伪造一枚“柳州地下铁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并在双方确认的对账单上面加盖该印章，然后拿该对账单到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手续以及向法院起诉地下铁公司索要保证金。该院认为陈凌的行为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情节，决定对陈凌不起诉。 庭审中，嘉莘制品厂表示因陈凌伪造印章一案曾向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反映，但无果。黄铮申请案外人苏某出庭作证，苏某陈述自2012年开始认识陈凌，陈凌因办工厂陆续向苏某借款，在2015年双方结算共欠款100万元，陈凌向黄铮借钱来还苏某的100万元，因苏某与黄铮也有经济往来，苏某也借有黄铮100万元，后来苏某就转账还款给黄铮，同一天，陈凌向黄铮借款还给苏某时，让黄铮直接转款给苏某。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柳南检察院对于陈凌伪造印章的行为于2018年6月6日作出柳南检公诉刑不诉〔2018〕22号不起诉决定书，璇力商贸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符合法律规定，未超出诉讼时效的范围。 关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借款保证协议书、质押合同、转款凭证为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黄铮提交的证据及苏某的证言，黄铮与苏某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故璇力商贸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关于质押登记的问题，就债权本身而言，（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确认地下铁公司确实欠有陈凌93万元，而璇力商贸公司因陈凌伪造印章一案曾向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反映，但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并未对该质押行为予以撤销。据此，璇力商贸公司要求撤销一审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的主张，理由不足，证据不充分，该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驳回璇力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360元（璇力商贸公司已预交），由璇力商贸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璇力商贸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在璇力商贸公司起诉嘉莘制品厂的案件中，一审法院作出（2015）南民初（二）字第481-1号裁定书已经查封了嘉莘制品厂留存在地下铁公司的93万元应收账款；黄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表示无异议；陈凌以及嘉莘制品厂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 璇力商贸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中心支行向璇力商贸公司出具的《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业务咨询事项的答复》复印件一份； 证据2、璇力商贸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中心支行出具的《询证函》复印件一份。 证据1、2拟证明陈凌违反行政法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7]第3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伪造债务人地下铁公司的印章，以提供虚假材料办理质押登记；同时拟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作出正确的裁判，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柳州支行没有撤销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职权，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为因该支行没有对应收账款质押撤销致使法院不能进行判决的观点与该法令违背。 证据3、（2015）南民初（二）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送达回证复印件六份，拟证明在2015年7月17日地下铁公司协助柳南法院冻结嘉莘制品厂在该公司的应收账款93万元，地下铁，地下铁公司对嘉莘制品厂将其对地下铁公司应收账款予以质押一事并不知情，因此该份冻结为无任何权利瑕疵的冻结。 证据4、璇力商贸公司起诉嘉莘制品厂、陈凌以及黄铮、中国人民银行柳州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2016）桂0204民初2482号案件一审驳回起诉裁定，以及该案二审（2017）桂02民终3489号维持裁定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璇力商贸公司由于嘉莘制品厂及黄铮的质押行为，向柳南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该案经过柳南法院一审、柳州中院二审裁定不予受理，故璇力商贸公司的权利未能获得维护。 璇力商贸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丁某出庭作证。丁某称其妻子黄雪萍系嘉莘制品厂的投资人之一但并未在工商登记中显名，黄雪萍同时是地下铁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由于丁某与陈凌较熟，故陈凌与黄雪萍之间关于嘉莘制品厂的事宜均系通过丁某转达和协商。丁某还称，其与苏某是从小认识的同学关系，丁某通过苏某认识了黄铮，丁某知晓黄铮与苏某原成立了一家类似小额贷款的公司，2014年10月左右，苏某与黄铮一起找到丁某告知陈凌为了嘉莘制品厂制作杯子的生意向他们借款50万元，其中到4月，陈凌向黄铮与苏某的公司借款20万元，在5月1日以后，黄铮未经过公司股东的同意自行又出借了30万元。丁某自认，以上涉及陈凌的50万元借款债务均系听黄铮、苏某所言，二人未向丁某出具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债权凭证，其亦未曾见过黄铮在一审期间为证实苏某与陈凌二人借贷关系而提供的合同或借条；关于前述50万元债务丁某还表示，并不清楚苏某、黄铮以及陈凌之后是如何协商处理的，关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的100万元借款，以及嘉莘制品厂用对地下铁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提供办理质押登记的事宜，丁某表示均未曾听闻；关于苏某是否有将其对陈凌享有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黄铮的事宜，丁某称其并不知晓亦未曾听闻有金额达到100万元的借款债务存在，仅知晓前述陈凌所负50万元借款债权。 黄铮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地下铁公司确实欠有陈凌经营的嘉莘制品厂93万元债务； 证据2、黄铮一方向银行贷款的资料一组，此部分证据显示黄铮一方从2012年开始一直持续向银行贷款，拟证明黄铮出借资金的来源，其中有用曾梦兰、黄铮名下房屋作为贷款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但由于时间太久，银行提供资料显示出款行为一直到2014年9月，未能反映2014年12月24日从浦莹莹账户转出的100万元借款，关于此部分证据指向的款项是否涉及黄铮与苏某之间，或者黄铮与陈凌之间相关的出借行为，黄铮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经上诉人璇力商贸公司申请，本院至柳南检察院就陈凌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调取如下证据： 证据1、柳州市公安局河西责任区刑侦队（以下简称“”）于2017年5月15日，在地下铁公司总经理李亚报案时，向其制作的《询问笔录（1）》复印件一份； 证据2、李亚于2017年9月5日向提交的证据清单及两份证据材料复印件一组，证据材料中包括嘉莘制品厂与地下铁公司签订的《产品供应合同》以及《项目：嘉莘厂对账单明细》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3、于2017年9月13日向陈凌制作的《讯问笔录（4）》复印件一份； 证据4、陈凌所提交的在嘉莘制品厂起诉地下铁公司案件中，嘉莘制品厂向城中法院提交的证据清单、调解笔录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5、于2018年1月9日向王楠楠律师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 证据6、于2018年1月11日向李亚制作的《询问笔录（3）》复印件一份； 证据7、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两份，内容均涉及该单位在办理陈凌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一案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柳州分部调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步骤，以及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理时，当事人所提交的相关材料； 证据8、广西柳州市明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明桂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办案刑警针对鉴定事项向柳南法院调取的《嘉莘厂对账单明细》复印件。 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向黄铮一方一审证人苏某制作询问笔录，苏某自认与黄铮曾经营一家贷款公司但现已经注销。在询问笔录中，苏某作出如下陈述： 1.关于苏某与陈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苏某表示，双方大约是自2012年开始建立借贷关系，黄铮在一审中提交《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债权凭证所反映的四笔借款，实际出借人均系苏某，由于前述贷款公司平时有现金，故出借款是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付给陈凌；其中，2013年11月12日以黄铮名义向陈凌出借的40万元，有18.4万元的支付反映在黄铮于本案一审中的提交银行流水记录中，当日记录显示，从黄铮名下银行账户向陈凌名下账户转款18.4万元，此笔借款中的其余款项，苏某自认均为现金支付。苏某还自认，陈凌就其二人之间的借款，以现金或以转账的方式陆续支付了利息，亦正是基于陈凌陆续支付利息的行为，及考虑到陈凌经营的嘉莘制品厂向地下铁公司供应杯子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苏某才陆续向陈凌出借多笔借款。 2.关于苏某与黄铮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苏某表示其与黄铮之间资金往来时间太长、过于频繁且掺杂着倒账的情形，需要结合具体银行流水才可能予以明确。其中，关于2012年8月18日黄铮从其银行账户取款的34万元，黄铮将之中的17.5万元交付给苏某作为现金借款；关于2012年8月18日前后流水记录中显示有规律的3500元转款，以及多笔金额为1.6万元的转款，苏某表示都是其向黄铮支付的利息，双方就借款约定的月利率最低为2%；关于2013年8月2日至9月11日期间，黄铮与苏某之间四笔涉及40万元的相互转账，苏某自认属于二人的倒账行为；关于黄铮于2013年10月31日向苏某转入的30万元，及此后苏某于2013年11月4日向黄铮转回的24万元，苏某自认属于双方之间形成的一次借款关系，经转账后，此笔借款余额为6万元；关于苏某分别于201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28日向黄铮转入的18430元、10万元，因时间太久且无规律性，苏某表示尚无法判断是何性质的款项。 3.关于2014年12月24日黄铮、苏某之间100万元的转账，以及案涉《借款保证协议书》项下约定100万元借款债权的问题。在本院向苏某出示黄铮、苏某自当日起二人各自的两份银行转账流水后，苏某陈述称，浦莹莹系其与黄铮所经营公司的财务人员，该100万元系黄铮向银行贷款后由银行支付至黄铮贷款时提供的对手账户，即浦莹莹名下尾号为0347的账户，故100万元款项权利来源于黄铮，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收到浦莹莹名下尾号为0347账户转入的100万元后转回给黄铮名下尾号为7733账户，之后再由黄铮名下尾号为7733账户将100万元倒转入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中，此次苏某向黄铮的转款行为即为(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提供的转账凭条。关于黄铮、苏某为何进行前述倒账行为，苏某解释称，由于前述陈凌向其借款后剩余债务算起来为100万元左右，苏某当时资金紧张，而黄铮刚好获得这100万元的贷款，苏某就将对陈凌的债权转给黄铮，黄铮帮陈凌清偿该笔借款，自此次转账后，苏某与黄铮二人间原有的100万元借款债权亦清偿完毕。苏某还表示，由于黄铮与苏某均不敢直接将款项转给陈凌，二人咨询了了解法律的相关人员，指导二人需要制作流水记录，故出现前述倒账的情况，关于苏某当日收到黄铮100万元的转款后，苏某与黄铮之间涉及20万元的数次转款，亦属于二人的倒账行为，但苏某表示此20万元的倒账与本案无关。 由于苏某在二审中就2014年12月24日100万元转账款项的权利来源主张与其一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即一审庭审中苏某表示最先由其向黄铮转款用以偿还对黄铮前期的100万元借款债权，但二审中却主张该100万元本就系黄铮名下获得的款项，故款项权利来源存在矛盾。并且，如按苏某二审询问时的自认，该100万元权利来源于黄铮，苏某又同时自认在2014年12月24日转款前尚欠黄铮约100万元借款债权，经过当日倒账形成100万元最终回归转入苏某名下账户的事实，则不仅未能使得黄铮与苏某之间债务抹平，反而形成黄铮对苏某增加了100万元债权的结果。对此，本院要求苏某解释其抗辩事实的合理性时，苏某才进一步告知本院，自2014年12月24日收到该100万元款项后，其于2014年12月29日将前述100万元中的85万元转回至黄铮母亲曾梦兰名下尾数为9318的账户，由此形成将款项转回给黄铮的事实，故二人未产生另100万元款项的债务。 4.关于本院问及苏某是否知晓，陈凌为何在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一案于2017年9月13日制作的讯问笔录中表示，在2014年初分两次向黄铮的借款共计54万元左右的问题，苏某称不知为何陈凌会有前述表述，并称陈凌长期欠款，其信用很低，且陈凌的还债能力也很低，正因如此，要求陈凌用对地下铁公司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但具体办理经过苏某表示并不清楚。 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向黄铮的母亲曾梦兰制作询问笔录，曾梦兰在询问时出示了户口本原件证实与黄铮的关系，曾梦兰称，2014年12月29日苏某向其转入的85万元款项权属于黄铮，此款由黄铮向银行贷款后转至浦莹莹名下账户再转至苏某名下账户，曾梦兰应黄铮的要求接收苏某转出的款项，黄铮告知曾梦兰该款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故收到的款项几天后也从曾梦兰名下账户对外转出。曾梦兰还自认，其与黄铮大约从2012年开始与柳州银行长期存在贷款关系，和柳州银行之间就资金运作的方式一般而言，系是先用一笔款项偿还旧贷，再由柳州银行发放新的贷款，由于黄铮与苏某经营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因此两人之间存在资金运作的行为。本院问及曾梦兰在收到案涉85万元时，其是否知晓黄铮与苏某之间究竟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曾梦兰表示不清楚。 经本院组织各方进行质证，各方质证意见如下： 1.璇力商贸公司对黄铮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款项经璇力商贸公司申请，已经（2015）南民（二）初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7月16日查封；对证据2，根据黄铮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显示，其中有一笔是2013年8月16日至2014年8月14日40万元的贷款，对应在一审笔录中反映的是2013年8月20日黄铮借给苏某的40万元，璇力商贸公司认为黄铮作为贷款方违反了贷款的用途，将款项出借给他人或挪作他用，有高利转贷的嫌疑，而黄铮的银行贷款在苏某和浦莹莹等众多账户之间进行转账，其实就是一种倒账行为，没有发生实际债权债务关系。 就本案向柳南检察院调取的证据，璇力商贸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进一步表示：首先，该组证据证明陈凌在对账单上加盖伪造印章后，一方面将该对账单拿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质押登记，另一方面将该对账单拿去城中法院办理起诉，虽陈凌因罪轻柳南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但其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对账单是无效的，相应设立的质押权亦应撤销；其次，陈凌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自认，其欠黄铮款项也就54万元左右，该金额并不是（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中认定的106万元，由此也证明了陈凌与黄铮之间不存在该案106万元的借贷关系；最后，陈凌伪造公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不支付货款给璇力商贸公司的目的，这也是他的企图非法获利的目的。 关于丁某的证言，璇力商贸公司质证认为，丁某的陈述基本属实，丁某陈述听说黄铮向陈凌出借的第一笔借款20万元是在2014年4月之前，对应2013年11月12日黄铮确实转给了陈凌18.4万元，黄铮一方称该款系20万元扣除1.6万元利息后形成借贷关系，且在2014年10月，黄铮与苏某找到丁某时也并没有陈述借款已办理了质押登记，这部分证言与公安机关就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一案查明办理质押登记的情况一致，因此丁某的陈述属实。 关于本院向苏某制作的询问笔录，璇力商贸公司质证表示认可笔录的真实性，并进一步表示，根据苏某陈述其和黄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证明二人之间存在多次倒账的行为，故基于倒账则二人之间并不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并且，黄铮的款项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根据苏某的自认以及法庭查明的情况来看，2014年12月24日的100万元并非黄铮与苏某之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是黄铮从银行贷款出来的100万元，只是通过浦莹莹和苏某的账户进行倒账而已，其行为规避了银行监管且改变了贷款用途。 关于本院向曾梦兰制作的询问笔录，璇力商贸公司质证表示认可笔录的真实性，但曾梦兰的陈述与苏某的陈述相互矛盾，苏某转给曾梦兰的是85万元，在金额上的15万元差额双方不应忽略不计，并且，根据黄铮提供的贷款资料以及法庭查明的事实也证实，该款系以曾梦兰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获得的贷款，最后倒了一圈又回到了曾梦兰的账户，性质和黄铮向银行的贷款一样，均违反了贷款用途，存在规避了银行监管的情形。 2.黄铮对璇力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黄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璇力商贸公司的观点，陈凌确实伪造了地下铁公司的印章，该行为也已经受到处罚，但该行为并不能证明陈凌与地下铁公司，以及陈凌与黄铮之间的债务关系，该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均有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予以认定，并且陈凌与黄铮将陈凌对地下铁公司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不因陈凌伪造印章的行为而不存在，因此陈凌伪造地下铁公司印章对本案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影响，而璇力商贸公司也没有诉请主张法院撤销该质押；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查封裁定显示的查封日期是2015年7月17日，而（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是2015年6月17日认可了该案债务，案涉质押权变更登记亦是在2015年6月29日予以办理，所以黄铮与陈凌之间的债务担保行为没有侵害到璇力商贸公司任何权利；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作为无效确权之诉法院不予受理并不等于璇力商贸公司具有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关于本院向柳南检察院调取的证据，黄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认可，但首先，该组证据只能证明陈凌去办理质押登记时使用了虚假的对账单，但（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确认地下铁公司确实欠有嘉莘制品厂的债务，璇力商贸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苏某也陈述了其与黄铮、陈凌之间的三角债，由此可知陈凌与黄铮之间的债务真实，不存在虚假；其次，如前所述，陈凌出具虚假的对账单对质押合同没有本质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刑事案件中没有进行处理，而陈凌的行为亦应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黄铮没有关系；再次，所调取的证据，不能证明陈凌办理质押登记时提供的对账单，就是刑事案件中明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7]文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样本，因此也不能证明陈凌以虚假的对账单办理了质押登记。 关于证人丁某的证言，黄铮质证认为，丁某的证言充分证实系陈凌与苏某之间有债务关系，但至于债务数额是多少证人并不清楚，他只是听黄铮与苏某说，故丁某的证言属传来证据。并且，从2013年11月12日黄铮与陈凌之间的《借款合同》和《收条》来看，丁某陈述2014年4月、5月的两笔款即20万元、30万元均与该证据相矛盾，这只能证明要么黄铮与苏某没有与丁某说实话，要么丁某在说谎。关于本院向苏某、曾梦兰制作的询问笔录，黄铮表示均予以认可。 3.陈凌、嘉莘制品厂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亦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 经质证，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询问笔录，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璇力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由于证据1、证据2经与原件核对一致且两者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3，因璇力商贸公司一方至一审法院档案室调取获得，亦与经该院档案室盖章的复印件核对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又因该证据反映了（2015）南民（二）初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的查封情况，故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4经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在（2017）桂02民终3489号案件中璇力商贸公司以普通诉讼模式诉请确认嘉莘制品厂、陈凌与黄铮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无效的主张，与璇力商贸公司在本案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请求内容及起诉条件、诉讼格局均不相同，故该证据与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此不再审查。 2.关于黄铮提交的证据。证据1即（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系至城中法院档案室调取，并与该院档案室盖章的复印件核对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为黄铮一方向银行贷款的相关材料，该组证据虽无原件与之核对，且未能反映案涉2014年12月24日100万元款项的具体来源情况，但其中发生于2013年8月的40万元贷款与黄铮、苏某之间的转款数额吻合，亦与倒账时间相互印证，而黄铮本人、其母亲曾梦兰，以及苏某均自认黄铮具有从银行贷款后用于出借、倒账的情况，故本院对此部分与黄铮自认相印证的事实予以采信。 3.关于本院依申请至柳南检察院调取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 4.关于证人丁某的证言，由于尚未能证实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丁某证言中关于陈凌或嘉莘制品厂与黄铮、苏某之间借款债权的陈述，多数系其听黄铮、苏某所称，属于传来证据；但是，因璇力商贸公司对所申请出庭的证人丁某证言明确表示认为基本属实，且对于丁某称据其所了解陈凌至少在2014年10月前欠有黄铮、苏某一方50万元金额的借款亦未持异议，故本院对璇力商贸公司此部分观点予以确认。 5.关于苏某的证言，由于其在一审庭审的证言，以及二审询问开始及询问将近结束时所言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而其证言影响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故本院对其所称在二审另查明中予以全面记载，至于是否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在下文详细阐述。 6.关于曾梦兰的证言，由于查实身份时已核对户口本原件证实其与黄铮为母子关系，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因曾梦兰自认于2014年12月29日应黄铮要求收到苏某转入的85万元，明确表示此款权属于黄铮，并自认黄铮、曾梦兰二人存在用房屋抵押向银行贷款后，长期存在用新、旧贷款进行资金运作，款项在浦莹莹、苏某、黄铮、曾梦兰等人之间名下账户倒账后再归还银行旧贷的行为，与其自认就黄铮、苏某于2014年12月24日的银行流水反映的倒账记录相互印证，亦与黄铮二审中提交的银行贷款资料相呼应，故本院对曾梦兰此部分自认予以采信。 关于璇力商贸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异议的主张，一审法院确实未查明（2015）南民（二）初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的相关情况，故本院对此在二审中予以查明。据此，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另查明： 一、关于2014年12月24日至12月29日期间，黄铮、苏某、浦莹莹以及曾梦兰之间就案涉100万元款项的转账情况（详见附表1）。 2014年12月24日，第一次流转为从浦莹莹名下尾号为0347的账户向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转入100万元，苏某收到该款后账户余额显示为1000017.23元；第二次流转为由苏某向黄铮名下尾号为7733账户转入该100万元，此时黄铮账户余额显示为1028441.30元；第三次流转为再由黄铮名下同一账户将100万元倒转回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之中，此时苏某名下尾数7741账户余额再次为1000017.23元。之后，第四次流转为苏某将其中的20万元转入黄铮名下尾数为7733账户，转出该款后苏某名下尾数为7741账户余额为800017.23元；第五次流转为黄铮向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转回20万元；第六次流转为苏某向黄铮名下尾数为7733账户再次转回20万元；第七次流转为黄铮从名下尾数为7733账户向苏某名下尾数为3271账户转入该20万元。经过前述七次转款，截止2014年12月24日，苏某名下尾数为7741账户收到80万元的转款，苏某名下尾数为3271账户收到20万元的转款，合计收到100万元的转款。 2014年12月29日，苏某从其名下尾数为7741账户向黄铮母亲曾梦兰名下尾数为9318账户转入85万元，此为第八次流转。 二、关于苏某或黄铮作为债权人一方，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作为债务人一方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 （一）债权人一方，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的审理中，黄铮并未陈述苏某对陈凌或嘉莘制品厂享有债权，只表示2014年12月24日所签订《借款保证协议书》项下黄铮对陈凌、嘉莘制品厂的借款债权，黄铮为证实履行了出借义务，提交其于当日向指定接收账户，即苏某名下尾数为7741账户转入10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 在本案一审中，苏某及黄铮均称，苏某自2012年8月18日起向黄铮借款，截止2014年12月24日苏某尚欠黄铮借款本息约100万元，当日转账的100万元系先由苏某向黄铮转款用以清偿二人之前的借款，之后再由黄铮向苏某转出该100万元用于履行《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的出借义务，进而形成（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黄铮用以举证证实履行出借义务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 本案二审中，苏某在询问开始，就黄铮履行《借款保证协议书》项下100万元出借行为的观点与其在本案一审中陈述一致，苏某同时还自认，由于陈凌向其借款后二人剩余债务结算后约为100万元左右，苏某因当时资金紧张，而黄铮刚好获得这100万元的银行贷款，苏某就将对陈凌的债权转给黄铮，黄铮帮陈凌清偿所欠苏某的借款，故自此次转账后，苏某与黄铮之间原有100万元借款债权亦清偿完毕，且此后，苏某亦帮助黄铮去向陈凌催款。苏某还解释称，由于其与黄铮均不敢直接将款项转给陈凌，二人咨询了了解法律的相关人员，指导二人需要制作流水记录，故出现前述倒账的情况。 但经本院指出苏某二审陈述的矛盾之处，并继续向苏某、曾梦兰进行询问后，苏某、黄铮均自认，前述2014年12月24日从浦莹莹名下尾号为0347的账户向苏某名下尾号为7741账户转入的100万元，系黄铮向银行贷款后，银行根据黄铮提供的指定对手交易账户发放的贷款，前述七次的转款均系倒账，而黄铮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提供的1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实际为2014年12月24日发生的第三次款项流转，即为苏某、黄铮两人之间倒账过程中的一次转款行为，苏某、黄铮还表示，其中第五次至第七次涉及20万元的倒账行为与本案无关。此外，苏某、黄铮、曾梦兰三人均自认，前述第八次苏某向曾梦兰转入的85万元，系曾梦兰应黄铮的要求接收权属属于黄铮的款项，曾梦兰称黄铮告知其此款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故收款后数日便再转出。 此外，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的审理中，黄铮明确表示陈凌以及嘉莘制品厂已支付完毕该案起诉前的利息，仅诉请主张要求起诉之后的利息，但黄铮以及苏某在本案二审询问中却称，陈凌与嘉莘制品厂自案涉《借款保证协议书》签订后并未支付任何利息。至于为何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放弃约六个月利息债权，黄铮解释称，系考虑到陈凌与嘉莘制品厂的还债能力故而未在该案中主张起诉前的利息。 债务人一方，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的审理中，陈凌亦未提及苏某对陈凌或嘉莘制品厂享有的债权，关于《借款保证协议书》项下借款的出借，其对黄铮的诉请及所举证据均予以认可。在本案一审中，陈凌表示其系向黄铮借款用于偿还对苏某所欠债务，关于苏某与黄铮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自己并不清楚。但是，陈凌于2017年9月13日在制作的讯问笔录中，就其所欠黄铮一方的债务却称仅有共计54万元左右。 （三）璇力商贸公司在本案申请的证人丁某陈述称，其曾听黄铮、苏某告知，陈凌及嘉莘制品厂所欠苏某、黄铮一方借款约50万元，并未听说双方有金额达到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璇力商贸公司对丁某的证言认为基本属实。 关于苏某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详见附表2）。 黄铮就此部分事实，在一审中提交了如下四组证据，具体为： （一）2012年3月19日，陈凌出具的《借条》及《收条》，其中《借条》记载该笔借款系陈凌作为“借款人”、潘捷作为“出借人”，借款金额为4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陈凌在《收条》中认可收到潘捷交付的现金4万元； （二）2012年11月28日，苏某作为“贷款人”与陈凌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苏某向陈凌出借2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利息为每月2000元，同日，陈凌出具《借条》记载，认可收到苏某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的20万元； （三）2013年4月10日，卢华作为“贷款人”与陈凌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卢华向陈凌出借1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利息为每月1000元，同日，陈凌出具《借条》记载，认可收到卢华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的10万元； （四）2013年11月12日，黄铮作为“贷款人”与陈凌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黄铮向陈凌出借4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利息为每月8000元，同日，陈凌出具《收条》记载，认可收到黄铮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的40万元。 关于以上四笔借款，黄铮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了《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条》或《收条》的原件，在二审中苏某对以上合同及债权凭证原件均予以认可。苏某还表示其为实际出借人，陈凌因经营嘉莘制品厂的需要向其借款，款项系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付给陈凌，黄铮、陈凌在本案一审中对苏某以上自认予以认可。 四、关于苏某与黄铮之间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 （一）黄铮为证实其对苏某享有100万元借款债权，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的流水，并在一审中称双方前述金额的借款关系始于2012年8月18日，当日黄铮取款34万元并将其中的17.5万元现金出借给苏某，具体为： 第一笔，2012年8月18日，黄铮向苏某出借17.5万元现金，此次形成17.5万元的借款关系。 第二笔，2013年7月31日，黄铮向苏某转款60万元，苏某于2013年8月2日归还40万元，此次，形成20万元的借款关系。 第三笔，2013年8月20日黄铮向苏某转账40万元，苏某于2013年9月9日向黄铮转回40万元，黄铮于2013年9月11日再向苏某转入40万元，此次，双方形成40万元的借款关系。 第四笔，2013年10月31日，黄铮向苏某转入30万元，苏某于2013年11月4日向黄铮转回24万元，此次，双方形成6万元借款关系。 第五笔，2013年11月12日，黄铮根据苏某的要求向陈凌转入18.4万元，此为黄铮借给苏某20万元借款扣除1.6万元利息后，再由苏某出借给陈凌。黄铮还明确表示，此次转款并非黄铮与陈凌于2013年11月12日签订《借款合同》及相应《收条》项下苏某出借给陈凌的款项，即并非为同一笔借款。 黄铮在一审中称累计前述五笔借款后，其与苏某形成约100万元借款债权，苏某在一审中对此亦予以认可。 （二）在二审询问中，黄铮与苏某对前述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构成进行了重新表述，并称，前述第二笔中苏某于2013年8月2日向黄铮支付的40万元，以及之后第三笔中二人三次关于40元的转款行为均属于倒账；第五笔中黄铮于2013年11月12日向陈凌转入的18.4万元，为陈凌与苏某之间当日形成的借款，实际出借人为苏某，即与前述查明陈凌与苏某之间第（4）笔2013年11月12日的借款为同一笔。黄铮与苏某针对黄铮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确定二人间借款具体如下： 第一笔，2012年8月18日，黄铮向苏某出借17.5万元现金，此次，形成17.5万元的借款关系； 第二笔，2013年7月31日，黄铮向苏某转款60万元，此次，形成60万元的借款关系； 第三笔，2013年10月31日，黄铮向苏某转入30万元，苏某于2013年11月4日向黄铮转回24万元，此次，双方形成6万元的借款关系。 关于黄铮与苏某之间的借款，二人表示均系口头确认，自认从未签订书面协议或形成债权凭证。 （三）关于黄铮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苏某自认2012年8月18日之前银行流水记录中显示由苏某向黄铮转入的3500元，系其支付给黄铮的利息，该流水记录中有规律的具体金额均系支付利息，并且，苏某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10月19日、11月12日、12月19日，以及2014年2月19日、5月27日、7月19日、9月19日转入的16000元，亦均系支付利息，关于黄铮与苏某之间约定的借款月利率，苏某表示最低为2%。黄铮一方对苏某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予以认可。 （四）曾梦兰自认其与黄铮约从2012年开始与柳州银行长期存在贷款关系，二人用房屋抵押向银行贷款后用新、旧贷款进行资金运作，款项在浦莹莹、苏某、黄铮、曾梦兰等人之间名下账户倒账后再归还银行旧贷，由于黄铮与苏某经营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因此两人之间存在资金运作的行为，至于曾梦兰收到案涉85万元时，究竟黄铮与苏某之间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曾梦兰表示不清楚。黄铮对曾梦兰的陈述予以认可。 五、关于案涉嘉莘制品厂对地下铁公司享有债权的应收账款质押办理及被查封情况。 2015年6月10日，黄铮向一审法院起诉嘉莘制品厂、陈凌民间借贷纠纷形成（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黄铮起诉时请求为：1.陈凌与嘉莘制品厂共同向黄铮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黄铮有权对编号为02094204000254054759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证明项下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诉讼费用由陈凌与嘉莘制品厂负担。在该案审理期间，城中法院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调解书，确认地下铁公司向嘉莘制品厂返还作为保证金的货款90万元及利息3万元，黄铮与陈凌根据该生效调解书认定的债权金额，通过网络办理流程将案涉应收账款质押进行变更登记，即形成登记证明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之后，一审法院针对前述质押登记变更事宜进行了审查，并根据变更后的应收账款质押变更登记作出（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 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其民警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对登记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的质押登记进行查询，查询到当事人进行质押登记时提交的材料包括“供应合同、保证协议书、账款质押合同、账款对账单、变更登记的电子扫描件”。 在璇力商贸公司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形成的（2015）南民二初第481号案件中，一审法院根据璇力商贸公司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南民（二）初字第48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嘉莘制品厂暂留存在地下铁公司的应收货款93万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向地下铁公司送达该查封裁定。 本院认为，璇力商贸公司明确其所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系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认定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借款本金、剩余借款利息，以及针对黄铮就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号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项下应收账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均提出撤销主张，故根据璇力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及黄铮的答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璇力商贸公司是否具有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就（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债权；三、如前述第二项焦点中黄铮主张的债权金额不成立，则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在《借款保证协议书》形成之日是否具有债权债务关系，如有，在本案中应如何认定？四、璇力商贸公司诉请撤销，(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中关于判令黄铮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项下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项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据？如璇力商贸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则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就地下铁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是否已依法设立，黄铮享有质押物保的债权范围又应为多少？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可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应当是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对该诉讼标的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且，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请求成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该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四）应当知道或者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提起。本案首先，由于璇力商贸公司并非（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合同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亦并非因可归责于自身事由未能参加该案的审理。其次，关于璇力商贸公司在本案中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提起撤销权之诉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关键，是看该案的判决结果是否错误或部分错误，并侵害了其权利。由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铮对陈凌与嘉莘制品厂享有1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权成立，并判令黄铮就嘉莘制品厂对地下铁公司的保证金因办理了应收账款债权质押登记享有优先受偿权，而在璇力商贸公司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2015）南民二初第48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生效判决亦认定了璇力商贸公司对嘉莘制品厂享有的债权，且该案确实查封了前述应收账款，再结合两案的执行情况以及各方在本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来看，尚未能查明陈凌及嘉莘制品厂还存在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则（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主债权金额，以及债权人黄铮享有的优先受偿权，是否合法有效，对璇力商贸公司债权的实现具有利害关系。再次，柳南检察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的柳南检公诉刑不诉〔2018〕22号不起诉决定书认定，陈凌伪造地下铁公司印章并在对账单上加盖该枚印章后，将对账单拿至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手续以及向法院起诉地下铁公司索要保证金，陈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的行为。因此，该刑事案件的认定结果及在侦查中查明的事实，是否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生效判决的认定有影响，亦将涉及璇力商贸公司债权的实现。最后，自柳南检公诉刑不诉〔2018〕22号不起诉决定书作出之日起，至璇力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尚未超过六个月，故璇力商贸公司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璇力商贸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适格的观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经二审查明，本院认为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就（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并未形成《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债权。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中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的1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黄铮为证实实际支付了借款本金，在该案中提交了其于2014年12月24日向《借款保证协议书》中明确的接收账户，即苏某名下尾数为7741账户转入10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但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该次转账仅系二人当日倒账中的一次转款行为，苏某、黄铮、曾梦兰在二审中均认可该100万元款项权属属于黄铮，经浦莹莹账户汇出后，在苏某账户与黄铮账户之间进行倒账，最终按照黄铮的要求转回至黄铮母亲曾梦兰名下账户的事实，由此可知，该次转款不属于出借行为，亦并非系按照《借款保证协议书》的约定实际支付至指定收款账户的交付行为。虽2014年12月29日苏某向曾梦兰转入的款项仅为85万元，尚有15万元的差额，但鉴于苏某与黄铮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及数次大金额的倒账行为，且苏某、黄铮、曾梦兰均已自认案涉100万元的转账行为属于倒账，则该数额的偏差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据此，（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根据黄铮所提交，于2014年12月24日向苏某名下账户转入的1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认定黄铮确已履行交付出借款义务的观点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黄铮、苏某、陈凌，关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中，围绕100万元借款与利息债权基础法律关系，以及相关债权形成过程的描述，在该案与本案一审、二审的审理中，曾提出多种观点主张，这些主张或本身存在多处矛盾，或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且当事人均无法进行合理解释。 1.关于苏某、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之间三方债务的形成过程，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均表示系由黄铮向陈凌与嘉莘制品厂指定接收账户支付借款的方式履行出借义务，但苏某、黄铮在本案一审、二审中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且二人在本案二审中的陈述又再次推翻了本案一审中自行所主张的事实。具体而言，在本案一审中，苏某及黄铮均称，苏某自2012年8月18日起向黄铮借款，截止2014年12月24日苏某尚欠黄铮借款本息约100万元，当日流转的100万元系先由苏某向黄铮转款用以清偿二人先前的借款行为，之后再由黄铮向苏某转出该100万元用于履行《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的出借义务，进而形成（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黄铮用以举证证实履行出借义务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但诚如前文所述，该次转款仅为黄铮与苏某之间倒账过程中的一次转账，该款项权属来源于黄铮，故不会形成一审中二人所称先由苏某向黄铮转款用于归还欠黄铮借款的情形。 2.黄铮为证实其对苏某享有100万元借款债权的事实主张，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并在一审中称双方的借款始于2012年8月18日，当日黄铮取款34万元将其中的17.5万元现金出借给苏某，双方累计之后再发生的四笔借款，截止2014年12月24日前,就五笔借款的剩余本金与利息进行计算形成该100万元债权，但从二审另查明的事实来看，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黄铮的事实主张。 首先，结合黄铮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黄铮、苏某在二审中的自认可知，苏某向黄铮支付3500元月息的行为早于2012年8月18日，即早于黄铮主张二人所称首笔借款的形成时间，且在该节点前后，苏某向黄铮支付的借款利息，并未因二人所称的17.5万元借款本金的出借行为发生变化，均在较长一段时间仍显示为每月3500元，故黄铮、苏某主张的事实与银行流水本身反映的利息支付行为存在矛盾。 其次，黄铮就该五笔借款债权形成的陈述，前后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例如，就2013年8月2日至2013年9月11日期间，由苏某名下账户开始向黄铮名下账户之间涉及40万元的四次流转，黄铮与苏某在二审中均认可属于二人的倒账行为，由此可知，苏某于2013年8月2日向黄铮转入的40万元并非如黄铮在一审中主张系用于清偿黄铮于2013年7月31日出借的60万元；又如，黄铮于2013年11月12日向陈凌转账支付的18.4万元，在一审中黄铮称属于其与苏某之间的第五笔借款的出借，黄铮还明确表示此笔转账与同日苏某以黄铮名义向陈凌出借40万元借款而形成的《借款合同》及《收条》并非为同一笔出借款，但是经本院向苏某询问后，黄铮的观点才与苏某的自认一致，即二人最终认可该笔18.4万元的转账是同日苏某以黄铮名义向陈凌出借4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出借款，应归于苏某对陈凌享有的部分借款债权。据此，黄铮的主张前后存在多处矛盾。 再次，苏某自认在其与黄铮之间的借款中，约定月利率最低为2%，但经二审期间苏某与黄铮就黄铮所提交银行流水明细中各款项的性质进行辨认后，本院发现，自2013年9月起至2014年9月期间苏某向黄铮支付的月息均显示为1.6万元，该利息远低于按照苏某自认出借本金计算应支付的月息金额，并且，前述期间还形成黄铮、苏某主张的另两笔借款债权，二人在本案中未主张亦未提交其余证据证实苏某有向黄铮偿还借款利息的其他情形，则交易流水明细显示的还息情况与黄铮、苏某所主张出借本金的变动，亦明显不吻合。 最后，黄铮与苏某在二审中自认就所主张的借款债权均系二人口头协商后确认债务数额，未形成书面的协议或债权凭证，则本案实际并无书面凭证或对账、记账，佐证二人所主张的借款债权金额，再鉴于黄铮与苏某之间长期存在数次大金额的倒账行为，仅凭二人的辨认不足以证实所主张的转款是否确实为出借借款的行为，亦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剩余债权截止至2014年12月24日，可达到100万元金额的事实。 据此，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知，黄铮与苏某在本案中主张二人于签订《借款保证协议书》之前已形成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债权所陈述观点存在诸多矛盾，二人均未能进行合理说明，亦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确有该金额的借款债权存在，则本案中，应由黄铮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3.苏某与黄铮在本案二审询问中虽最终明确，陈凌、苏某、黄铮三人之间实际系由苏某向黄铮转让对陈凌、嘉莘制品厂一方所享有的100万元借款债权本息，《借款保证协议书》中记载的100万元借款金额是苏某向陈凌出借剩余借款本金与利息的合计，且关于苏某向陈凌出借的借款，黄铮与苏某均认可为如下四笔：（1）2012年3月19日潘捷向陈凌出借的4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2）2012年11月28日苏某向陈凌出借的2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1%；（3）2013年4月10日卢华向陈凌出借的1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1%；（4）2013年11月12日黄铮向陈凌出借的4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苏某还表示，以上四笔借款系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付，亦认可第（4）笔40万元转账部分借款，为当日通过黄铮名下账户向陈凌名下账户转入的18.4万元，但是，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在《借款保证协议书》形成之日即2014年12月24日，苏某对陈凌及嘉莘制品厂享有金额达到100万元的可合法转让债权。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黄铮、苏某就第（4）笔40万元借款指向的转款18.4万元，在本案一审中自认该转款对应约定的借款本金为20万元，且有1.6万元利息已被预先扣除，在二审中却表示该笔40万元的借款除18.4万元的转账外其余20多万元款项系以现金方式交付，但是，黄铮与苏某就该20多万元现金，乃至其余三笔借款中所主张现金出借款项，均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已向陈凌或嘉莘制品厂交付涉及如此大金额的现金款项，亦未能证实苏某在出借款项时系具有充足的自有资金，可对外合法出借给陈凌或嘉莘制品厂，则在本案中黄铮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黄铮与苏某就所转让借款债权《借款保证协议书》形成之日，即2014年12月24日的剩余本息为100万元如何计算得出未进行解释，对具体剩余借款利息为多少亦未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以及本案一审庭审中，陈凌关于《借款保证协议书》中记载所欠黄铮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虽予以认可，但陈凌于2017年9月13日在制作的讯问笔录中，就其所欠黄铮的债务却称仅有共计54万元左右，则债务人一方就所欠借款债权前后存在不一致的自认。而前文已分析，（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涉及的100万元转账凭单仅系黄铮与苏某之间的一次倒账行为，苏某及黄铮均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对陈凌确实享有金额达到100万元本金的借款债权存在，则陈凌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以及本案一审庭审中自认的债务金额，并无充足的证据证实，亦与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因此，黄铮与苏某作为债权人一方，在本案中本身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苏某所转让的债权在转让之日达到100万元，债务人一方的陈凌虽曾自认尚欠债务本金为100万元，但其自认所欠债务金额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且本案债务人原有自认的100万元债权无事实依据，亦与本案二审查明事实相矛盾，则黄铮作为主张提出方应就所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再次，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的审理中，黄铮明确表示陈凌以及嘉莘制品厂已支付完毕该案起诉前的利息，但黄铮以及苏某在本案二审询问中却对此予以否认。而黄铮对为何在该案中放弃了约六个月利息债权，以及为何作出前后不一致陈述所进行的解释，与苏某自认前述合同签订后，还帮助黄铮向陈凌进行催的款行为相矛盾，并且，黄铮的解释理由本身尚不足以自圆其说。 据此，从前述几方面具体分析第二个争议焦点后可知，黄铮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中用以证实交付了100万元借款本金的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仅为黄铮与苏某之间倒账的一次转款行为，而关于黄铮、苏某所主张其二人与陈凌之间形成金额为100万元的债权转让关系，二人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在《借款保证协议书》形成之日即2014年12月24日，苏某可对外转让的合法债权本息金额达到100万元，再鉴于黄铮与苏某在本案一审庭审、二审询问中多次作出前后矛盾且不诚实的陈述，以及陈凌在刑事案件中就所欠债务金额仅认可为54万元的自认观点，综合全部证据尚无法达到黄铮的事实主张，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黄铮应就所主张的债权金额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黄铮与苏某抗辩称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项下，黄铮对陈凌、嘉莘制品厂享有《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债权的观点不予采信。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第一，前文虽已分析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就（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项下，并未形成《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金额达到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债权，但本案同时查明陈凌确实向黄铮、苏某一方出具了数份《借款合同》和相应《借条》或《收条》等债权凭证，并且，从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及苏某、黄铮的自认可知，黄铮于2013年11月12日向陈凌转款18.4万元实际系苏某出借给陈凌的借款，苏某在本案二审中明确表示其向黄铮转让了对陈凌的全部借款债权，由此可知，债权人一方就案涉权利主体已作出了清晰的确认，且债务人陈凌对尚欠黄铮一方借款未清偿的事实亦予以认可，故黄铮、苏某以及陈凌、嘉莘制品厂均明确在黄铮与陈凌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另一方面，结合璇力商贸公司的自认来看，该公司对黄铮至少在2014年10月前就对陈凌享有金额约为50万元的借款债权未持异议。因此，苏某、黄铮以及陈凌就三人之间的债务处理虽未形成以三方为主体而共同达成的书面合同，或签订了苏某、黄铮所主张的债权转让书面协议，但综合全案证据，足以认定经苏某、黄铮、陈凌三人就债权债务经整理后，明确黄铮对陈凌享有借款债权的事实。 黄铮就陈凌所负借款而提交的《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条》或《收条》等债权凭证记载的约定借款金额合计为74万元，苏某虽表示未能区分前述全部借款中哪些是以现金方式交付、哪些是以转账方式交付，但即使暂不论前3笔借款的出借款项具体如何交付，至少苏某与黄铮在二审中均明确，就第（4）笔以黄铮名义出借40万元的借款中，有20多万元是以现金方式交付。而在本案的审理中，苏某并未证实其出借款项时自有资金的来源情况，同时，黄铮作为此笔款项自认名义的出借人，亦未举证证实在出借该40万借款之时，其自有资金的来源情况及具体现金的交付经过，则黄铮作为债权人一方本应就此20万元现金交付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案再进一步结合债务人一方陈凌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自认尚欠黄铮的借款金额54万元，并综合考虑璇力商贸公司对丁某陈述陈凌、嘉莘制品厂的欠款数额约为50万元未持异议的具体案件事实来看，债务人一方陈凌自认所欠的借款金额，明显更符合本案前文所述黄铮、苏某作为债权一方的举证情况，亦与主张债权撤一方当事人璇力商贸公司未持异议的借款金额相呼应，更是与本案现所能查明的事实相印证。据此，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综合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人证言，对陈凌自认的借款债权本金予以采信。 第三，关于利率的问题。首先，由于黄铮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仅诉请主张要求债务人一方支付起诉后即2015年6月10日起的利息，而一审法院系在2015年7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则在该案审理期间仍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故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关于利率的审查亦应适用该《意见》的相关规定。其次，《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本案中，黄铮与陈凌在《借款保证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2%，已超过前述允许的利率上限，故对债权人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利息主张应予以驳回。需要注意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案涉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再次，黄铮虽存在以银行贷款作为其资金来源的情况，但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黄铮对陈凌享有的债权系基于苏某的转让，一方面，本案尚未有证据证实苏某具有向银行贷款后再对外出借的行为，亦未能证实陈凌所获得的款项均并非出于出借人的自有资金；另一方面，《借款保证协议》实际系各方就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数额经整理后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落款时间与原有借款关系的形成之时已有较长的期间距离，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在《借款保证协议》签订之时出借款项仍属于借款方尚欠的银行贷款，故本案未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黄铮有权要求债务人一方支付有效借款利息。 第四，黄铮在一审中就四笔借款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条》或《收条》等债权凭证反映的借款人虽均为陈凌个人，黄铮与苏某亦均自认系由陈凌接收出借款项，但《借款保证协议》中明确陈凌与嘉莘制品厂处于借款人的合同地位，而黄铮与苏某均明确表示案涉陈凌所借款项用于其经营的嘉莘制品厂，陈凌作为嘉莘制品厂的负责人，在本案一审中对苏某前述关于借款用途的表述未提出异议，据此，（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判令由陈凌与嘉莘制品厂共同清偿案涉债权的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从以上四方面的分析可知，黄铮虽未能证实对陈凌与嘉莘制品厂享有《借款保证协议书》中约定金额达到为1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债权，但从本案已查明事实足以认定在前述《借款保证协议书》形成之时，黄铮对陈凌与嘉莘制品厂享有至少54万元本金的借款债权，则陈凌及嘉莘制品厂应按照承诺以前述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 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本案中，虽柳南检公诉刑不诉〔2018〕22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陈凌在办理案涉应收账款质押时提交的对账单上使用了伪造的地下铁公司印 章，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行为，但该行为并不影响陈凌与黄铮之间就陈凌经营的嘉莘制品厂对地下铁公司享有的保证金债权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的合意。本案在前文已分析，黄铮对陈凌的确享有真实的借款债权，地下铁，地下铁公司虽对陈凌伪造其公司印章行为进行了报案司对欠有陈凌、嘉莘制品厂保证金债权的事实予以认可，且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就案涉应收账款质押签订了书面协议，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权属登记，亦在（2015）城中民二初字第750号案生效调解书确认地下铁公司向嘉莘制品厂返还保证金及利息合计为93万元后，黄铮与陈凌、嘉莘制品厂还将应收账款质押财产的价值变更登记为90万元，故案涉登记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设立，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的生效条件。 其次，（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债权金额虽不完全正确，但从前述分析可知，黄铮对陈凌以及嘉莘制品厂确实享有真实的债权，各方就用嘉莘制品厂对地下铁公司享有保证金债权作为黄铮名下债权已设立应收账款质押，且本案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关于应收账款质押无效或担保物权依法应予以消灭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黄铮就已依法设立的质押担保物权，在本案前述认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再次，关于璇力商贸公司认为，陈凌与黄铮设立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因未通知债务人地下铁公司故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观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系对债权转让的规定，璇力商贸公司将该制度与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在理解上发生混同，系其自身法律认识的错误，本院对此观点不予支持。 据此，黄铮就案涉54万元借款债权以及相应利息，有权就嘉莘制品厂对地下铁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对（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中超过前述金额的部分认定，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本院根据二审另查明的事实进一步审查璇力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主张合理有据的部分，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204民撤1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 三、陈凌、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向黄铮返还借款本金54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 四、黄铮有权就前述第三项债权，在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提供质押的应收账款项下债权（登记编号为02094204000261559124），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五、驳回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黄铮在（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案件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黄铮、陈凌、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共同负担5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西璇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黄铮、陈凌、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同负担50元。关于（2015）南民一初字第1491号中案件受理费14340元（已由黄铮预交），该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7170元，由黄铮负担3585元，由陈凌、柳州市柳南区嘉莘塑料制品厂负担3585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莫璐璐 黄铮提交陈凌与苏祺敏之间借款债权凭证整理（附表2）时间合同或债权凭证记载出借人借款人约定金额约定借款期间备注12012.3.19《借条》潘捷陈凌4万元《借条》落款当日起《现金收条》22012.11.28《借款合同》苏褀敏陈凌20万元2012.11.28-2013.1.27《借条》32013.4.10《借款合同》卢华陈凌10万元2013.4.10-2013.6.10《借条》42013.11.12《借款合同》黄铮陈凌40万元2013.11.12-2014.1.121.本案一审中，黄铮明确表示此款与黄铮当日转账给陈凌的18.4万元并非同一笔借款。2.本案二审中，黄铮与苏祺敏均认可，此款与黄铮当日转账给陈凌的18.4万元为同一笔借款，此笔40万元的借款中，除向陈凌转账的18.4万元之外，其余款项均系以现金交付。《收条》合计7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