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18073号原告：刘某1，男，193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原告：刘某2，男，194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原告：刘某3，女，195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贻荪，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刘某4，男，1979年7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余某1，女，195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余某2，男，198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见草、李家祥，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诉被告余某1、余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2月20日做出（2018）鄂0106民初17023号民事判决后，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终6017号《民事裁定书》，以“关于案涉房屋拆迁事宜，刘某4与余某1于2016年11月23日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故一审应对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分配的影响予以全面考量，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认定”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8）鄂0106民初1702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19年10月9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贻荪，原告刘某4，被告余某1、余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见草、李家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定2525440元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款中减掉15000元困难补助），原、被告四人平均继承为631360元（原告刘某4及两被告共同只占有四分之一份额即631360元）；2、判令按继承份额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梅红玉与刘仁泉婚生四子女，分别为刘某1、刘某2、刘厚利、刘某3。刘厚利于1997年病故，遗孀为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系刘厚利与余某1之子。刘某4系刘厚利与前妻王三桃之子，王三桃于1982年死亡。梅红玉于1992年12月死亡，刘仁泉于1968年11月死亡，两人生前均无遗嘱。遗留位于武昌区万福林231号，建筑面积70.76㎡私有房屋一栋。1992年上半年经梅红玉同意，由四兄妹共同出资在原址上改扩为三层楼房屋，建筑面积336.79㎡。三层楼房屋出资情况为：刘某1出资约1万元；刘某2出资2000元购买石头、沙子及10吨水泥的运费、司机招待费约2000元；刘某3的丈夫出力，帮工。梅红玉去世后，2000年左右，刘某1在房屋后院中紧挨其使用的一间房屋做了上下两层一样大的房屋，两层共计25.92㎡。2016年余某1将后院其他部分加顶,扩建后总面积为336.79㎡。1992年房屋做完后，2016因市政道路改造，武昌区征收办对该房屋实施征收，2016年4月9日原告三人包括刘某4及被告余某1在拆迁验收单上签字同意拆迁，佳欣所声称必须四个继承人签字才能发放补偿，但是被告余某1未经原告授权，与征收实施单位武汉佳欣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独自占有该补偿款2540440元（8500元/㎡×266.03㎡）。另70.76㎡×8500元/㎡=601460元补偿款由于继承争议，暂未领取。综上所述，2525440元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应为其母梅红玉的个人财产，属遗产。四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称法定继承70.76㎡有证部分，在本案审理中不主张继承，会另行主张权利。本案重审庭审中，原告刘某4认可向本院提交起诉状上签名是其本人所写，但其本人不愿意提起本案诉讼，也不知道本案原审情况，亦未参与原审庭审，并陈述：2017年分得新安万福广场的4栋西单元902室房子一套，我跟余某1签了财产分割协议，余某1拿了房子半年但称我起诉了她，故不履行财产分割协议，我现在要求是余某1把新安万福广场的4栋西单元902室这套房子按照财产分割协议给我；我不同意其他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我和余某1签订了拆迁分割协议，这个都有社区人员作证，我有合法继承权；要求法定继承70.76㎡有证部分。原审中，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辩称：1、四原告主张2525440元是266.03㎡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该无证房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1992年新建的房屋，一部分是拆迁前修建的一层平房。两部分均由被告余某1和刘厚利出资（1992年新建的房屋，2万元的框架费，2万元的铝合金费，钢材3700元，工人工钱4700元，共计约48400元）建造使用一直到拆迁，该房屋系刘厚利和余某1的财产，不是梅红玉遗产。2、武汉市佳欣房屋拆迁事务所负责本案涉案房屋拆迁工作，经过其认定，涉案房屋系被告余某1个人所有。3、原告刘某4已自愿放弃继承本案诉争房产，其无权参与诉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重审中，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共同辩称：一、本案原告等诉请的266.03㎡房屋由刘厚利、余某1夫妻两人出资建造，应视为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而不是梅红玉遗产。1、余某1提交的《收款收据》、《结算单》、《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均能证实1992年拆迁原有木板房、新建3层全部由余某1、刘厚利出资建造。梅红玉在建房时年事已高且其常年跟随刘厚利一家生活没有经济能力建房。原告等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建房过程中有出资出力。2、新建的3层楼在原有木板房所在土地上建造，不是对原屋的改建或扩建，而是将原有房屋全部拆除新建，新建面积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原物的价值，新建部分与原来的房屋已经难以区分何为主物、何为从物，不属于法律所称的附属物。原审简单的将新建部分认为是子女对父母的赠与不符合常理也不公平。依据谁投资谁获益的原则，新建的3层楼中无证部分应认定为刘厚利、余某1夫妻共同财产。二、即使认定3层楼中无证部分为梅红玉遗产，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有法定少分或不分情形，刘厚利有法定多分情形。1、1992年12月梅红玉去世时房屋才刚有第一、二层基本框架（无窗、无楼梯），第三层并未实际修建，当时面积141.52㎡，2016年房屋拆迁时测量的实际面积为242.93㎡，增加面积101.41㎡为梅红玉去世后余某1、余某2先后出资扩建而成，应视为余某1、余某2的财产，不应认定为梅红玉的遗产，故梅红玉遗产为3层楼中的70.76㎡（212.28㎡-141.52㎡）。2、刘厚利、余某1一直与梅红玉生活在一起且尽了抚养义务，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刘某1等人有抚养能力和条件却未尽抚养义务，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应该不分或少分，因此原审酌定刘厚利从梅红玉处继承份额为65%偏少，应提高至85%为宜。3、刘厚利从梅红玉处继承的遗产应为刘厚利、余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应依据继承法的规定首先将其一半分出为余某1所有，剩余部分在余某1、余某2、刘某4之间分割。三、后院93.86㎡并非梅红玉遗产，也并非梅红玉的遗留物，系梅红玉去世后刘厚利、余某1、刘某1先后搭建而成，在以继承纠纷为案由的本案中不应分割。1、后院房屋在刘厚利1997年开办万佛林加工厂前一直空置，刘家没有实际使用，因开办工厂需要，刘厚利、余某1将空地休整开始实际使用，实际使用约26㎡，自开办工厂后刘厚利每年缴纳该块土地的土地税，后刘某1在后院处搭建面积12.96㎡房屋，2016年拆迁前，余某1、余某2出资在后院加盖一层80.96㎡。2、拆迁时后院土地上的1层平房并非依附于3层楼而建，应视为余某1、刘某1按份共有。四、《拆迁协议》中的搬家费2000元、过渡费73424元、装修折旧212824元、电表500元、水表500元、太阳能4000元、暗楼2000元、低保补助15000元、搬迁奖励40000元、住改非补助费42000元共计392248元应全部由余某1所有。搬家费、过渡费、搬迁奖励系对房屋实际控制人的补偿。万福林231号一直由余某1、余某2实际占有使用。太阳能、暗楼、电表、水表系余某1出资购买及修建，应由余某1实际取得。住改非费用系对余某1开办万佛林金属加工厂的补助，应由余某1实际取得。生活困难补助系对余某1低保身份的补助，且原告诉请里已明确放弃此部分，该补助应由余某1实际取得。余某1、余某2在使用中对房屋装修，装修折旧费212824元应由余某1、余某2实际取得。五、刘某4违反《财产分割协议》约定内容，有违诚信原则，《财产分割协议》已经失效。刘某4作为刘厚利的遗产继承人，请求法院考虑刘某4的实际行为依法判决其应继承的财产份额。重审中，余某1辩称：老木板房70.76㎡拆了，拆的时候老木板房材料刘某3已经拿走了。重新建了3层楼，210余㎡，一层楼有三间房，我在用，二层三间房，刘某1用了一间，其他两间我用，三层楼三间，刘某2用了一间。当初拆迁重建时对于父母的财产已经处分了。因为刘某3拿了木板房材料，刘某1、刘某2各拿了一间房。无证部分是都是我们做的，是我们的财产，不是遗产，其中无证中有12.98㎡是刘某1的。遗产只有70.76㎡，在拆迁办因为有争议所以没有补偿。现在无证的面积266.03㎡已经给我们补偿了，补偿了2540440元，实际拿了1493752元，加上两套房子，以及给了刘某4的10万元。另外70.76㎡有证面积搁置了没有给我们补偿，也没有给我们还建。要求法定继承70.76㎡有证部分。重审中，余某2辩称2013年我结婚时候，对于二、三楼我做了封闭阳台，因此拆迁时候就给我算到242.93㎡。另外我父母在我们三层主楼后面做了金属制品加工厂，金属制品加工厂拆迁时算了93.86㎡，其中有12㎡是刘某1在厂房的二楼做了一个厨房，算了12.98㎡，93.86㎡减12.98㎡是我们做的面积，这93.86㎡与三层主楼不共墙，是单独建筑。要求法定继承70.76㎡有证部分。经庭审举证、质证及合议庭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刘仁泉与梅红玉系夫妻关系，1968年11月25日刘任泉去世，1992年12月23日梅红玉去世。刘仁泉与梅红玉生育三子一女，长子刘某1，二子刘某2，三女刘某3，次子刘厚利。刘厚利和王三桃系原配夫妻，××××年××月××日生育一子刘某4，1982年7月王三桃死亡。刘厚利和余某1再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子余某2。1997年7月28日刘厚利死亡。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万佛林231号房屋系刘仁泉生前所建，系吊脚木板房。吊脚楼下原系菜地。1992年4月12日，万佛林231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至梅红玉名下（权证号：昌92-×**），幢号1，建筑结构木板，建筑面积70.76㎡，产权来源继承。1993年4月12日，万佛林23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至梅红玉名下（权证号：武房地籍92字第××号），用地面积70.76㎡。随着城市建设发展，万佛林231号房屋后菜地被围合成为后院，无土地使用权证。刘某1、刘某2、刘某3成家后，搬出该房屋，梅红玉、刘厚利及其配偶、儿子在该房屋居住。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刘厚利使用该吊脚楼下开办五金加工厂。1992年武昌区万佛林231号房屋被拆除，在原房屋的土地上进行扩建，新建房屋结构为3层，每层3间，共计9间房，面积合计为242.93㎡。余某1、余某2称梅红玉去世时，新建房屋一二楼框架做好，三层还没有建，门窗、楼梯都还没有装，也没有粉刷。刘某3称梅红玉去世时一到三楼框架全部做起来，一楼铁门都装了，其他窗户没装，房间里也粉刷了，没装修。刘某4称梅红玉去世时做好了框架，但是没有楼梯上三楼，一、二楼门面有门窗，一楼是空的，是工厂，三楼是空的框架，没有楼梯上，后来上三楼的楼梯是刘厚利用钢筋结构焊起来的，一到二楼不需要楼梯，所以当时也没有楼梯，都是框架。对于新建结构为3层的房屋，出资情况，原被告陈述不一：刘某1、刘某2、刘某3认为自己有出资，其中刘某1、刘某2实际出资，刘某3的丈夫出力帮助建房；刘某4认为自己的舅舅出了建材；余某1认为三层（两层地面以上，一层在吊脚楼下的原菜地及后来的金属加工厂处起建）均系刘厚利单独出资。随后，刘某1、刘某2分别控制使用新起房屋东边的2楼、3楼各一间房屋，刘厚利使用新起房屋的其他部位。余某1称老房子拆除重建家庭成员已经形成协议，其中拆房材料由刘某3带走，新建房屋对应老房面积，每层三间，三兄弟各一间。刘某3否认旧房拆除给其分配拆房材料的事实，称拆房的布瓦、木头拆了当时只是堆在她家门旁，她没用，其中木材因为白蚁被居委会拖去烧了，布瓦被孩子拿去玩丢了。2000年左右，刘某1在新建房屋后院2楼东边紧挨自己使用的房屋修建并使用长3.35米、宽3.87米的房屋作为厨房，面积12.96㎡。对于1楼对应同等面积的房屋，刘某1主张系自己同一时间修建，自己闲置未用。余某1、余某2称一楼的三挡是他们放机器开工厂使用，余某1、余某2出资在后院另加盖一层80.96㎡房屋，及刘某1所述的2楼12.96㎡对应的1楼12.96㎡房屋，共计93.86㎡。新建3层房屋加上后院1层房屋，面积合计336.79㎡。2009年12月10日，刘某2与余某1签订合约，约定：“刘某2将万福林231#三楼东边自己的一间房屋租给余某1抵债，租期四年，从2009.12.1-2013.12.1止。”2016年4月，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余某1在地址为万福林231号的《房屋拆迁验收单》上签字，同意交房并拆除。2016年4月19日，上述建筑面积为336.79㎡的房屋拆除。2016年11月，余某1与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被征收房屋坐落在武昌区万福林231号-1，房屋价值补偿266.03?8500×95%=2148192元，搬家费2000元，过渡费266.03?23元/㎡?12个月=73424元，附属设施补偿：装修折旧212824元，电表500元，水表500元，太阳能热水器4000元，构筑物暗楼2000元，其他补偿：生活困难补助低保15000元，住改非补助42000元，搬迁奖励40000元，以上补偿金额共计2540440元；余某1选定万福广场4栋西单元09层02号房屋、17层02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各为73.96㎡，单价6400元/㎡，预估总价946688元。余某1同意将房屋征收补偿款总额由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支付给产权调换房建设单位冲抵其选定房屋的预购房款，其差额部分1593752元。2016年11月份签订协议后，余某1已经领取1593752元补偿款。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有证面积70.76㎡尚未签订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的266.03㎡系是242.93㎡加上93.86㎡再减去有证面积70.76㎡。2016年11月23日，余某1与刘某4签订《财产分割协议》，约定：“现住万福林231号需拆迁，对拆迁分配安置房两套各73.96㎡的房屋分割。1、其中4栋西单元9楼2号房屋面积73.96㎡的安置房一套和现金10万元分割给刘某4。2、刘某4自愿放弃所有财产继承与分割，并配合余某1完成办理被拆迁房屋的公证和放弃房屋的继承事宜。3、刘某4如不配合完成办理并放弃继承权。余某1有权不过户4栋西单元9楼2号房屋面积73.96㎡的安置房给刘某4，并要求刘某4退回现金10万元”。同日，刘某4收到余某1支付的拆迁款10万元。庭审中，各原告认可住改非补偿支付给被告，刘某1、刘某2认可没有搭暗楼、太阳能，刘某2认可自己没有装电表及水表，余某1认可刘某1装了电表和水表。本院认为，对各原告提起的继承纠纷，法院应依法查清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后，再行裁判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万福林231号-1房屋原有证面积70.76㎡，系刘仁泉和梅红玉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刘仁泉去世后产权登记至梅红玉名下。梅红玉去世前，上述房屋拆除并重建至三层毛坯状（楼梯没装，门窗没有装全）。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自己参与了房屋的拆除重建，充分说明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木板房拆除重建各方当事人认可。1992年拆除重建时，拆房材料堆至刘某3门前，重建房屋中两间分别由刘某1、刘某2居住，其他房间由刘厚利及其配偶、儿子居住使用，上述房屋处分及居住使用状况直至2016年4月房屋拆迁前二十余年的时间各方均无争议。该无争议的事实说明，在有证房屋拆除时，尚还健在的被继承人梅红玉及其四子女对该被拆的有证房屋的拆除财产及重建后房屋分配已经形成合意。虽然刘某3称自己没有用被拆房屋材料，但认可被拆房屋材料堆于自己门前而其他兄弟并未加以利用，结合1992年武汉市城市居民生活经济状况，旧房拆除材料在当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且一般家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的实际，以及旧房拆除重建的房屋中没有给家中唯一的女儿刘某3分配住房的事实及中国人家庭固定资产多分儿不分女的传统习惯，可以推定当时家人有意将拆房的木料、布瓦等材料分配给刘某3而不给刘某3分配重建后居住使用的住房；按照原址重建的房屋一层均等三间的格局，原告刘某1、刘某2各居住使用一间说明原被告对原被拆有证房屋的各三分之一在重建后归三兄弟中的刘某1、刘某2居住使用是原有证木板房拆除重建时已经谈妥的方案；其余有证房屋拆除重建的三分之一及扩建至三层的其他部分归刘厚利及其配偶、儿子居住、使用的事实，也说明原有证木板房拆除重建原被拆有证房屋的三分之一给刘厚利居住使用及扩建后的无证面积由刘厚利出资建设及居住使用，也是当时木板房拆除重建时家人一起商量的结果。因此，登记在梅红玉名下建筑70.76平方米木板房已经拆除，根据物消失物权消失的原则，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70.76平方米木板房物权已经消失，重建房屋的居住及其使用家庭成员已经形成合意，并按照合意处分了重建房屋。在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房屋经梅红玉及其子女合意拆除重建后，被继承人刘仁泉及梅红玉已经没有房产可供刘某1、刘某2、刘厚利、刘某3继承。按照1992年家庭成员对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房屋拆除重建的合意，拆迁部门拟按照有证房还建的70.76平方米房产还建利益应当归原告刘某1、刘某2及刘厚利的继承人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992年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房产被拆除重建后，投入居住使用前梅红玉已经去世，梅红玉是在未完工的重建房内设立的灵堂。登记在梅红玉名下的70.76平方米木板房系梅红玉及丈夫刘仁泉共有财产，刘仁泉去世时，该房产按照法定继承应当由梅红玉继承及享有十分之六产权，四子女享有各十分之一的产权。即使梅红玉去世时登记在其名下的木板房归各子女继承，梅红玉去世时继承已经发生。如果对梅红玉遗产的处分侵害继承人利益，继承人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0年时间内就自己被侵犯的权利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方可受到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保护，而自梅红玉去世后拆除重建房屋的居住使用已经被分配处分，各原告并未对上述处分行为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故各原告已经丧失了对重建房屋处分主张权利的胜诉权。登记在梅红玉名下70.76平方米房屋拆除重建后，刘某1、刘厚利均在重建房屋后院加盖了房屋，其中刘某1加盖的房屋二层12.96平方米为刘某1本人所建各方当事人均无争议，但一层12.96平方米为谁所建原告刘某1及被告各执己见。考虑到从当事人提交的现场图片无法确认该一层12.96平方米与刘厚利搭盖的一层平方米系同一整体，而刘某1二层加盖确系从一层沏起，本院确认该一层12.96平方米搭盖系刘某1所建。各当事人均认可房产证登记面积70.76平方米的还建利益尚未分配给各原被告，各当事人也不基于上述拆迁还建利益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对该应当由刘某1、刘某2、刘厚利享有的70.76平方米拆迁还建利益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裁判。对现依据《拆迁还建协议》约定还建的266.03平方米拆迁还建利益，由该部分的搭建者刘某1及刘厚利的继承人按照各自搭建的面积及投入的设施建设分别享有。刘某1要求分配上述自行搭建部分拆迁款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余某1已经领取了266.03平方米自行搭建部分的拆迁还建款，刘某1上述应享有的拆迁还建利益应由被告余某1直接给付原告刘某1。刘某2是基于房产证登记面积70.76平方米的三分之一而取得拆迁利益，其拆迁利益可待该70.76平方米还建利益确定后再行主张权利。原告刘某3对被拆除房屋没有应依法裁判保护的权益，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继承人刘厚利的遗产的继承，各继承人已经达成分配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刘某4与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均应按照上述财产分配协议执行。被告余某1、被告余某2关于原告刘某4违反《财产分割协议》导致该协议失效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武昌区万福林231号-1号266.03平方米房屋中25.95平方米的拆迁补偿款209546.25元（25.95*8500*95%）归原告刘某1所有；二、坐落在武昌区万福林**-1房屋水表、电表补偿费共计1000元，由原告刘某1、被告余某1各享有500元；三、基于266.03平方米自建房还建的万福广场4栋西单元9楼2号房还建给原告刘某4；上列一、二项原告刘某1应享有拆迁利益，由被告余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刘某1。四、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3.50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2246元，原告刘某4负担5061元、被告余某1、余某2各负担9848.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萍人民陪审员 孙 圌人民陪审员 吕丹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樊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