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5民初6940号原告：黎倍贤，男，1987年3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慧珠，广东法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北长，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被告：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西环路****（自编A10、A11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MA4UTA2K3R。法定代表人：赵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颖雯，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耀腾，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李宗泓，男，1987年11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原告黎倍贤与被告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名悦公司”）、被告何北长、第三人李宗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在起诉时，列何北长、名悦公司为被告。诉讼中，名悦公司申请追加李宗泓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通知李宗泓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组织当事人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倍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慧珠，被告名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颖雯、黄耀腾，第三人李宗泓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北长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倍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退还购车款人民币140000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何北长支付违约金（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9年5月16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立案日止为1278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4月份经朋友李宗泓介绍认识被告何北长，被告何北长自称是被告名悦公司的股东，被告何北长还向原告表示经其介绍在被告名悦公司处购买车有半价优惠。原告与两被告于2018年4月19日晚上，签署了一份《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名悦公司购买一辆马自达CX-5汽车（型号为2017款2.5自动四驱旗舰，颜色为魂动红），约定车辆总价（包牌价）为278000元，并口头表示原告只需支付140000元。该合同由被告名悦公司盖章，被告何北长作为经办人签字及按指印，被告何北长当时署名为何远辉，事后原告才知悉被告何北长的真实姓名为何北长。由于原告次日方可付齐款项，故当时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4月21日通过刷POST机向介绍人李宗泓刷卡支付了一笔39000元、一笔41000元；2018年4月20日以原告妻子倪秋琴的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分别向介绍人李宗泓转账支付了一笔50000元、一笔10000元；四笔合计140000元。而介绍人李宗泓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20日、21日通过银行转账分三笔向被告何北长转账支付了38766元、35000元、40000元，合计113766元。后据介绍人与被告何北长表示，介绍人促成本次交易的，被告何北长需向介绍人支付介绍费25000元，另外刷卡手续费1234元也是由被告何北长承担，故介绍人收到原告款项后自行扣除介绍费和刷卡手续费后，将余额113766元转给被告何北长，但被告何北长确认收齐原告支付的购车款140000元。其后，被告何北长向原告出具收到140000元的收据，该收据由被告何北长签字按手印。被告何北长承诺10月份可提车，但原告支付购车款后，两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交车，至今也没有。到期后两被告迟迟未能交车，原告遂多次向两被告催讨，被告何北长多次承诺可全额退还购车款给原告。在原告的要求下，被告何北长于2019年4月21日向委托人出具《欠条书》确认欠购车款140000元，承诺每月还款3000元。但事后并没有兑现承诺，虽经原告多次催收无果。后来，经了解，被告何北长的真实姓名是何北长而非何远辉，连其在欠条上填写的身份证号码也是故意写错一个数字，显然有欺诈的主观恶性。原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两被告逾期交付车辆并拒不按承诺退还购车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维权。原告为其诉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A1.《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原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签署购车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名悦公司购买一辆马自达CX-5汽车，车价（包牌价）278000元，合同由两被告签章的事实；A2.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原件）一份；A3.中国邮政银行交易明细（户名：倪秋琴）（原件）一份；A4.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打印件）一份；上述A2至A4，拟证明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4月21日通过刷POST机向李宗泓支付39000元、41000元；2018年4月20日以银行、支付宝转账分别向李宗泓支付50000元、10000元，合计140000元的事实；A5.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客户名称：李宗泓）（原件）一份，拟证明李宗泓收到原告款项后，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20日、2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何北长支付了38766元、35000元、40000元，合计113766元的事实。A6.收据（原件）一份，拟证明被告何北长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140000元购车款的事实；A7.光盘（录音、视频）；A8.2019年2月5日通话内容记录（打印件）；A9.2019年4月21日面谈现场视频内容记录（打印件）；A10.欠条书（原件）一份；以上A7至A10，拟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何北长追讨购车款，被告何北长多次承诺可全额退还，并于2019年4月21日在原告的要求下，向原告出具《欠条书》确认欠购车款140000元，承诺从2019年5月15日起每月还款3000元，否则按每日1%计算违约金的事实；A11.证明（原件）一份；A12.证明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上A11至A12，拟证明本案交易是由介绍人李宗泓促成，购车款原告是支付给李宗泓，再由李宗泓转付给被告何北长；A13.结婚证（原件）一份，拟证明倪秋琴是原告妻子，代原告向介绍人李宗泓转账支付了部分购车款6万元的事实。名悦公司答辩称，一、名悦公司与黎倍贤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黎倍贤提供的《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下称《销售合同》）并非是名悦公司的真实意识表示。1、案涉合同系何北长盗取事先加盖了名悦公司公章的空白《销售合同》，在名悦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何北长擅自与黎倍贤签订，直到本案案发时名悦公司才知晓此事。根据名悦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芳与何北长的通话录音，何北长自认在名悦公司的办公桌上偷走一份已经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与黎倍贤签订购车合同。又，根据赵芳与黎倍贤、何北长及李宗泓通话录音，黎倍贤、何北长及李宗泓三人均确认签订涉案的《销售合同》并非在名悦公司内进行，何北长从未向黎倍贤或李宗泓出示过何北长为名悦公司的员工、股东或受名悦公司委托对外销售车辆的证明文件。何北长与黎倍贤签订涉案《销售合同》以及对黎倍贤的承诺的行为均未经名悦公司的授权，何北长既不是名悦公司的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员工，其私下偷走盖有公章的合同，并以经办人的身份与黎倍贤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涉案《销售合同》对黎倍贤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2、何北长既不是名悦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名悦公司的员工，更没有得到名悦公司的授权，其根本无权代表名悦公司对外签订任何的合同。工商登记显示何北长并非是名悦公司的股东，双方也并没有建立任何的劳动关系。又根据赵芳与李宗泓的录音，当赵芳问李宗泓是否有向其提供工作证明或委托证明予以证明何北长为名悦公司的员工或受名悦公司之委托对外销售车辆时，李宗泓的回答为“没有必要知道这些”，由此可推断，何北长从来未向黎倍贤或李宗泓出示过任何关于名悦公司授权其销售车辆的证明或何北长为名悦公司员工的相关证明，黎倍贤单凭何北长的一面之词便相信何北长的话，根本就是与名悦公司无关。3、黎倍贤与何北长签订的《销售合同》并非名悦公司平常与客户签订合同所用的合同版本。名悦公司业务上所用的《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版本一直都是固定统一的，与本案黎倍贤提供的《销售合同》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销售合同》上存在将黎倍贤的名称写成“江门市名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严重错误，且黎倍贤并不是在名悦公司处签订《销售合同》，由此更能证明，《销售合同》的虚假性。因此，涉案《销售合同》对黎倍贤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二、黎倍贤在《销售合同》签订后也并没有向名悦公司履行过任何的付款义务，再次印证了《销售合同》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的事实。因此，在名悦公司没有实际收取黎倍贤任何购车款的情况下，依法根本无需向黎倍贤负有退还款项的义务。1、黎倍贤未向名悦公司支付过任何价款。根据黎倍贤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黎倍贤及其妻子将140000元购车款转给了李宗泓，李宗泓再将其中的113766元转给何北长，因此，涉案的140000元实际由李宗泓及何北长二人收取。名悦公司事先在不知晓《销售合同》的情况下，是断然不可能委托前述两人代为收购车款的。事后，黎倍贤收到的一张加盖江门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140000元收据也证实了确实与名悦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2、正常情况下，黎倍贤向车行购买车辆，应将购车款付至车行的银行账户，再由作为出卖人的车行开具相应的购车发票。黎倍贤购买车辆的流程与正常购买车辆的流程完全不一致，且其将所谓的购车款付给与名悦公司完全无关的李宗泓，收到一张明显不是由名悦公司开具的收据却从未提出异议，不能排除黎倍贤是为了贪取便宜在明知涉案交易与名悦公司无关的情况下，仍抱着侥幸心理与何北长达成交易而最终被何北长骗取款项。特别是，黎倍贤发现自己无法拿到车辆后，由始至终都是与何北长交涉，也接受了何北长个人作出的《欠条书》，而没有找到名悦公司处理此事可以证明涉案交易与名悦公司完全无关且黎倍贤对此是清楚明白的。三、黎倍贤半价购买车辆的行为本身，由于严重偏离了车辆正常的市场价值，实在是有违常理，更印证了黎倍贤实际上是受到了何北长的欺骗才导致了本案的发生，黎倍贤应当依法向何北长等人主张其权益。黎倍贤向何北长购买的车辆市面价格为280000元，但双方却以140000元就达成交易，实际购车价格只有市场价值的一半，这严重违背市场价值规律，黎倍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何北长提供的销售合同版本在非名悦公司所在地签订合同，在款项并非汇入名悦公司的账户却汇入李宗泓的私人账户，且收到一张与名悦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收款收据，出现如此之多的违背常理的事情，黎倍贤都能信以为真而没有任何异议，如果不是何北长巧舌如簧，那么就是黎倍贤自己贪图便宜了。综上，名悦公司与黎倍贤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黎倍贤也没有向名悦公司履行过合同，因此，涉案合同依法对名悦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黎倍贤要求名悦公司退还其购车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黎倍贤提出的对名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名悦公司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B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名称：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一份，拟证明被告何北长与被告名悦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B2.收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名称：江门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名悦公司与江门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名悦公司履行过任何的付款义务；B3.汽车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何北长签订的《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并非被告名悦公司经营中使用的合同模板的事实；B4.汽车销售网页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同一时期同一车型网上的报价是原告所购车辆价值的近一倍；B5.光盘一张；B6.2019年11月10日黎倍贤与赵芳通话内容记录；B7.2019年11月10日赵芳与李宗泓通话内容记录；B8.2019年11月10日赵芳与何北长通话内容记录；上述B5至B8，拟证明：1、被告何北长承认从被告名悦公司办公室偷走一份盖有公章的合同，与原告签订《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并非被告名悦公司的真实意思；2、购车款由第三人李宗泓和被告何北长实际收取，被告名悦公司并不知情更无授权，与被告名悦公司无关系；3、被告何北长向原告表示愿意承担退还款项的债务；4、原告与被告名悦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何北长没有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第三人李宗泓述称，其在诉讼中出具了证明，即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A11，陈健成是在名悦公司负责接待的，赵芳是名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芳与陈健成很熟悉，所以李宗泓觉得何北长说的是真的，李宗泓看到有人也是从何北长那里购买到车辆，所以李宗泓就相信何北长有车辆出售。第三人李宗泓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审查，对于本案的证据，本院作如下审核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开庭审理核实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未发现有影响其真实性、关联性的因素存在，反映了事实发生的经过，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名悦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的证据B3，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他证据，未发现有影响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因素存在，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查明：2018年间，第三人李宗泓知道黎倍贤想购买一台马自达CX-5汽车，也知道何北长自称可以出售汽车，于是李宗泓介绍了原告黎倍贤与被告何北长相识。被告何北长未经名悦公司同意，在名悦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名悦公司处拿了加盖了名悦公司印章的《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下或简称《销售合同》）。2018年4月19日，被告何北长拿该加盖了名悦公司印章的《销售合同》到第三人李宗泓的住处，被告何北长作为经手人、名悦公司在合同上作为卖方、原告黎倍贤作为买方，签订了该《销售合同》，内容载明：由名悦公司出售“2017款2.5L自动四驱旗舰”小汽车给原告黎倍贤，预定交车日期是2018年7月20日，车价（包牌价）人民币（以下所称均指人民币）278000元，预订金额140000元。被告何北长当场向原告黎倍贤出具了《收据》一份，内容为：“收到黎倍贤订车款140000元”，该《收据》上有“江门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原告黎倍贤于2018年4月19日、4月21日通过刷POST机向第三人李宗泓支付了人民币（以下所称均指人民币）39000元、41000元；2018年4月20日通过其妻子倪秋琴的银行账户、支付宝转账向第三人李宗泓支付50000元、10000元；以上合计140000元。第三人李宗泓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20日、21日通过李宗泓的银行账户向被告何北长的银行账户转账了38766元、35000元、40000元，以上合计113766元。后来被告何北长未能向原告黎倍贤交付车辆，原告黎倍贤找被告何北长、第三人李宗泓协商解决事宜，被告何北长于2019年4月21日向原告黎倍贤出具《欠条书》一份交原告黎倍贤存执，载明：“欠条书本人何远辉欠黎倍贤购车款拾肆万元正，每月还款叁仟元正。还款日期：2020年10月全款还通，如未还通按每日的1%计算违约金。签名：何远辉身份证号码：4407821977××××××××”。被告何北长承诺2019年5月15日起开始还款给原告黎倍贤。另查明：名悦公司的股东是赵芳、赵庆明，法定代表人是赵芳。江门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是罗林胜。在此前，法定代表人先后由陈少良变更为张艳琼（2018年1月4日），张艳琼变更为赖嘉辉（2018年3月27日），赖嘉辉变更为罗林胜（2018年8月8日）。案件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中原告所称的何北长在纠纷发生过程中使用“何远辉”的名字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黎倍贤、第三人李宗泓均表示在签订《销售合同》及支付款项的时候，原告不知道第三人从中收取费用的事实，是后来出现争议才知道；原告黎倍贤和第三人李宗泓确认签订《销售合同》时，是2018年4月19日晚上，被告何北长约了原告黎倍贤去到第三人李宗泓的家里，原告黎倍贤和被告何北长是在第三人李宗泓家里签订了《销售合同》，因为要第二天才能付款，所以签时间是2018年4月20日。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被告何北长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对本案进行缺席判决。本案应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应由谁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一、关于如何认定责任主体的问题经第三人李宗泓的介绍，原告黎倍贤认识了被告何北长并拟向何北长购买汽车，并基于对李宗泓、何北长的信任，原告黎倍贤与被告何北长签订了《销售合同》、支付款项给李宗泓代付购车款140000元，第三人李宗泓将113766元转给被告何北长。这其中涉及到了《销售合同》上有被告名悦公司的印章、被告何北长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从以下4点予以评析：1.是否属于无权代理。被告名悦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中，能显示被告何北长是在被告名悦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加盖了名悦公司印章的空白《销售合同》，而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何北长是被告名悦公司的股东或者工作人员，或者名悦公司授权被告何北长代名悦公司销售汽车，故被告何北长的行为是无权代理；2.是否形成合法的代理权外观。虽然被告何北长持有加盖名悦公司公章的空白《销售合同》，但被告何北长也没有向原告黎倍贤出示过任何其与名悦公司之间身份有关的证明、被告何北长向原告黎倍贤出具的《收据》不是名悦公司的印章、签订《销售合同》的地点不是名悦公司的营业场所、原告黎倍贤支付购车款并非支付给名悦公司、原告黎倍贤从未与名悦公司就买车问题进行过交涉，故被告何北长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合法的代理权外观；结合被告何北长于2019年4月21日向原告黎倍贤出具《欠条书》的事宜，显示了原告黎倍贤、被告何北长、第三人李宗泓三方在协商之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由何北长承担将款项返还给原告的结论，可见，在原告黎倍贤、被告何北长、第三人李宗泓三方的合意中，相对于原告黎倍贤支付款项相应的义务主体是被告何北长，并未涉及名悦公司；3.原告黎倍贤是否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原告黎倍贤需要购买大件商品汽车，支出金额大，因此对于交易行为应持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但原告轻信半价可以购买到汽车，并未对被告名悦公司、被告何北长的身份进行哪怕初步的核实，原告黎倍贤可以以方便、廉价的手段核实被告何北长是否有代理权限但并未采取相关措施，因此而承担了不合理的商业风险；原告黎倍贤没有与名悦公司的交易经历、对名悦公司不了解，而原告黎倍贤就此相信何北长并支出款项，其未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对被告何北长的合理信赖，故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4.是否可归责于被告名悦公司。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是因为名悦公司的意思而导致被告何北长持有涉案空白的《销售合同》，也无证据显示名悦公司对被告何北长持有涉案空白的《销售合同》具有过错。因此，综上分析，被告何北长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黎倍贤关于要求被告名悦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主张，缺乏理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应由被告何北长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关于如何确定责任承担的问题经过原告黎倍贤、被告何北长、第三人李宗泓三方协商过之后，被告何北长当场出具《欠条书》交原告黎倍贤存执，本案并无相反证据显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其他内容，故该《欠条书》的内容应认定为原告黎倍贤、被告何北长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根据该《欠条书》的内容及按照规定予以处理，被告何北长没有如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规定，被告何北长应承担违约责任。综合考量原告的实际损失，兼顾当事人的履约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院对于原告关于要求被告何北长退还购车款140000元并支付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黎倍贤关于要求被告名悦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何北长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北长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黎倍贤支付人民币14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实欠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5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黎倍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5.74元（已由黎倍贤预交），由何北长负担。黎倍贤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355.7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何北长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355.74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黎倍贤、被告何北长、被告江门市名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峻永人民陪审员  梁长南人民陪审员  赵彩环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邓思欣书记员梁根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