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13民初17890号原告：毛兴元，男，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兴平市，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白雄，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兴平市门607，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被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35232169L,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施秉银，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宋丽，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丁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兴元诉被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交大一附院”）医疗事故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兴元及其委托代理人白雄，被告交大一附院的委托代理人宋丽、丁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原告毛兴元诉称，2019年1月25日原告因结肠腺瘤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入住西安交大一附院住院部普通外科病房，住院号：0001542088。1月28日主管医生张萌（实习医生）找原告及家属谈话，说1月29日原告手术，手术由车向明主刀，一助贾宗良、二助樊林、三助张萌（实习生），并有三位实习生参观：王新星、陈龙、李桥涛。腹腔镜手术至少需要三位医生同时操作才能完成手术，手术于1月29日下午13时20分开始，17时10分终止。手术过程腹腔镜带有设备录像，手术室也有手术人员的监控录像。术后第二天1月31日患者腹腔重症感染肠吻合口瘘，导致患者感染性休克于2月1日再次手术。手术时间为9时50分开始12时40分终止。横结肠双筒外置即做了造口。事后原告问过贾宗良教授为什么会发生吻合口瘘，他说1月31日晚治疗小组看了1月29日的腹腔镜手术录像发现术中吻合口有5个毫米的肠段未缝合造成了吻合口瘘导致急性腹膜炎。出院后原告在七月份复印了住院病历，在手机上调看了手术者名单发现手术的实际参与者是：贾宗良、张萌（实习医生）、王新星（实习医生），这与术前谈话给出的人员名单完全不符。也就是说在患者及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至少要三个医生操作的腹腔镜手术是由两位实习医生参与手术操作的，并在手术过程中吻合口漏缝了五个毫米导致吻合口瘘的发生，严重危及了患者的生命，虽然二次手术挽救了生命，但给患者带来了严重的身体损伤和精神损害，导致患者术后半年多无法工作，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同时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也危及了患者重病母亲的赡养，导致患者一度有自杀的念头。造成了患者在八月十五号又进行第三次开腹手术还纳造口。事情至此交大一附院没有告知患者事实的真相，而是伪造了1月29日的手术记录，把没有参与手术的廖某某医生作为手术者在手术记录上签名。在八月七号第二次住院时原告问过廖某某大夫，他说第一次手术他和樊林教授、车向明教授都没有参加，第二次手术是樊林教授和他做的。从以上调查来看，交大一附院管理混乱严重违反了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触犯了规定的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严重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作为实习医生，在没有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手术，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违反了卫生部与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侵权责任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故原告认为这是由医院管理混乱导致的一起医疗事故，应该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民法通则对患者进行赔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三次手术医保报销和原告支付的住院费148591.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二次抢救手术造成原告身体虚弱长期不能工作，原聘用单位因此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十八个月的工资损失198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金和陪护费共计20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交大一附院辩称：被告严格按照诊疗规范对原告实施诊疗行为，整个过程不存在过错。原告出现术后吻合口瘘属于术后并发症，被告在术前、术中、术后已经尽到了风险预知、告知、回避及医疗救治义务。被告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费和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陪护费是原告治疗其自身疾病应该自然产生的诊疗费用，在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并对其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被告不应承担；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原告为了治疗原发疾病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未能提交其因为身体虚弱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二次手术造成的证据，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诉讼支持精神抚慰金的前提是对原告有损害且造成了残疾，且被告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显然在本案中原告既未证明其损害后果，也未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其经济损失有因果关系，因此该项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毛兴元于2019年1月25日因入院诊断“直肠息肉癌变”入住被告交大一附院普外胃肠病房，据《首次医患沟通记录单》（2019年1月25日）显示，原告配偶冯瑞婷与被告医师沟通的初步拟采取主要治疗计划为：“患者诊断为直肠癌，完善心电图、胸腹部CT、盆腔核磁、心动超声、肺通气功能及血液化验检查，排除禁忌，手术治疗。”诊疗小组成员为：“车向明主任医师、贾宗良主任医师、樊林副主任医师、廖某某主治医师、张萌”。被告于2019年1月28日安排麻醉科医师对原告会诊，2019年1月28日被告处保存的病程记录中术前小结部分记载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术前诊断及术前准备（包括术前检查，术前留置胃管、尿管，术前备血、备皮）。结合《术前讨论》（2019年1月28日）来看，术前讨论的主持人为车向明主任医师，参加人员包括车向明主任医师、贾宗良主任医师、樊林副主任医师、廖某某主治医师、张萌等进修实习医师，本次讨论的手术方案为：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可能出现的意外及防范措施包括：……。原告配偶于2019年1月28日填写了《输血及血液制品治疗知情同意书》，同意上述文件载明的输血/血液制品治疗可能发生的风险，并于同日签署《手术知情告知书》及《麻醉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告知书》中书写的受委托人意见为：“选择手术、谅解意外”。经本院核实，原告2019年1月2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于2019年1月25日因病住院，本人在住院期间，有关病情的告知以及在诊断治疗过程中需要签署的一切知情同意书，本人郑重委托由冯瑞婷作为我的代理人，代为行使住院期间的知情同意权利、对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权及决定权，并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全权代表本人签字，受委托人的签字视同本人的签字。”2019年1月29日的麻醉记录单记载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12时48分接受了麻醉术，2019年1月29日的手术记录记载2019年1月29日13时20分至17时10分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DIXON）”，“…在体外于肿瘤上缘约10cm处切断直肠，移除标本。在乙状结肠残端置入吻合器抵针座后放回盆腔，逐层缝合关闭切口，重新建立气腹。助手经肛门放入吻合器，在腔镜协助下查看乙状结肠无扭转后行乙状结肠、直肠端端吻合术。查看吻合口松弛无张力，血供良好。冲洗后经麦氏点下方戳孔处放入引流管于盆腔，清点器械敷料无误后关闭气腹，拔出Trocar，固定引流管缝合各刺孔后手术结束。”术后被告对原告进行抗炎对症治疗。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2019年1月29日《手术安全核查记录》与《非计划再次手术上报表》（原告在智慧好医院APP下载打印）各一份，前者载明手术者：“车向明、贾宗良、樊林、廖某某、张萌”，后者载明手术医师：“贾宗良、张萌、王新星”。经本院向被告核实，被告称原告的手术由贾宗良、樊林医疗组完成，进修医生仅为参与者，并非原告所述的应当进行备案审批的范围，廖某某为主治医师，贾宗良为主任医师，张萌系陕西省友谊医院住院医师，于2018年3月13日开始在被告处进修一年，王新星原属靖边县中医医院，在被告普通外科处自2018年11月26日开始进修半年，被告就此向本院提交了张萌与王新星的执业医师执业证复印件。另被告向本院提交的2019年1月29日《手术记录》所载的术者为贾宗良，助手为廖某某与张萌。再查，2019年1月31日的病程记录记载：2019年1月31日21时10分，被告主任医师查房时原告诉腹痛、排尿困难，经被告主任医师贾宗良查房后指示：“…给予留置导尿…给予降温对症治疗…考虑患者术后感染，给予舒普深加强抗炎治疗…必要时复查腹部及盆腔CT…”。护理记录单记载：2019年2月1日7时33分，原告拒绝监护。2019年2月1日的病程记录记载：当日查房，患者神志清，精神差，诉腹痛较前加重。被告主任医师贾宗良查房后指示：“…考虑腹腔重症感染，不排除术后吻合口瘘可能…可行急诊手术探查腹腔，已执行”。原告配偶于2019年2月1日签署《手术知情告知书》及《麻醉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告知书》中书写的受委托人意见为：“选择手术、谅解意外”。2019年2月1日的手术记录记载：被告于2019年2月1日9时50分至12时40分对原告进行了“腹腔镜探查＋腹腔感染冲洗引流＋横结肠双筒外置术”。2019年2月1日术后首次病程记录记载：术中诊断为“腹腔镜直肠癌术后 直肠吻合口漏 腹腔感染”，被告“行腹腔镜探查+腹腔感染冲洗引流+横结肠双筒外置术”后，送原告安返病房采取抗炎对症治疗。2019年2月2日会诊单记载：因原告“高热，主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面罩吸氧后，血氧饱和度波动于91-95%之间”申请中心ICU科会诊指导相关评估及治疗。2019年2月3日会诊单记载：因原告“持续发热，主诉胸闷、气短，自然状态血氧饱和度80-85%，面罩吸氧血氧饱和度90-94%，血气分析考虑II呼吸衰竭，今晨C反应蛋白333.6mg/L。超敏CRP＞10.00mg/L。降钙素原＞100.000ng/ml”申请呼吸内科指导呼吸系统评估及治疗。2019年2月8日病程记录记载：9时14分被告主任医师查房时原告已“神志清、精神较前好转，未再诉腹胀、恶心”。2019年3月1日病程记录记载：今日查房，原告神志清，精神好，被告主任医师贾宗良查房后指示：“患者目前恢复良好，嘱其出院后，加强营养，预防感染，适度活动，半年后复查，不适随诊，今日出院。”出院记录记载：出院诊断为：“1.直肠癌（T1NOMO）；2.直肠吻合口漏；3.横结肠双筒外置术后。”2019年3月1日原告配偶冯瑞婷签署的《出院前医患沟通记录单》记载：“……目前患者饮食睡眠可，体温基本正常，拔除引流管无明显不适症状……”。另查，2019年8月7日入院记录记载：原告毛兴元主诉以“直肠癌术后，横结肠双筒外置术后6月”入住被告交大一附院普外胃肠病房，据《首次医患沟通记录单》（2019年8月7日）显示，原告配偶冯瑞婷与被告医师沟通的初步拟采取主要治疗计划为：“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手术禁忌，择期手术。”诊疗小组成员为：“车向明、贾宗良、樊林、廖某某、王余彪”。2019年8月9日病程记录记载：被告于2019年8月9日对原告进行了“胸部+全腹部+盆腔CT平扫”检查，2019年8月12日对原告进行了结肠造影检查，原告配偶于2019年8月14日填写了《输血及血液制品治疗知情同意书》，同意上述文件载明的“实施必要的输血/血液制品治疗并自愿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于同日签署《手术知情告知书》及《麻醉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告知书》中书写的受委托人意见为：“了解病情，选择手术、谅解意外”。2019年8月15日手术记录记载：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16时40分至18时15分对原告进行了“横结肠造口还纳+肠切除+肠吻合术”，术后安返病房，给予吸氧、心电监护、抑酸、抗炎及补液等治疗。出院记录记载：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9时35分出院，出院时情况：“患者神志清，精神可，进食流食后无明显不适，无发热，无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食纳尚可，排气排便正常，换药见伤口无红肿、渗出，愈合良好，全腹无压痛，无反跳痛及腹肌紧张，四肢活动良好，双下肢无水肿”。出院医嘱为：“1.注意休息，合理饮食，逐渐由流食过渡至正常饮食；2.保持伤口清洁干燥，出院2日后来院换药，拆除剩余缝线；3.3月后来院门诊复诊，不适随诊。”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医疗费票据两张，用于证明其诉请第一项中主张的住院费用148591.5元。经核实，上述148591.5元中，医保统筹支付了103578.79元，原告个人支付了45012.71元。庭审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对2019年1月29日下午13时20分至17时10分的腹腔镜手术录像和手术室的监控录像进行证据保全，本院要求被告提供上述视频资料，被告未能提供并辩称其“作为三甲医院，手术量很大，原告在2019年1月至2月进行手术，当时的手术录像及手术室监控录像已经冲掉（被覆盖）”。 2019年10月14日本院对原、被告所作的谈话笔录中原告称：“我方认为医院既然无法提交的视频资料，我方申请的医疗过错鉴定就没必要进行鉴定”，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医疗损害事故必须经过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要确认诊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与主张的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如不进行鉴定无法确认，原告要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原告称已听清随后向本院递交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事项为：1、依法委托权威鉴定机构就被申请人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进行鉴定；2、依法委托权威鉴定机构就被申请人的医疗过错行为与申请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3、依法委托权威鉴定机构就被申请人的医疗行为过错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鉴定最终并未实际进行，2019年11月18日鉴定机构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司法鉴定退函说明》载明：“…毛兴元与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毛兴元因为西安交大一附院手术当时的视频资料已经‘冲掉’了，无法再提交，过错鉴定没有必要再进行了，致使鉴定无法进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二）款规定，现将委托资料退回”。原告另向本院提交通话录音一份，称是其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用予佐证鉴定做不了，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原始的视频资料。原告另向本院提交了其在百度百科检索的“吻合口瘘”相关内容，但该内容并不完整，经本院检索该词条全文，载明：“发生吻合口瘘的原因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与吻合技术和手术操作密切相关，以及吻合口局部感染和吻合后张力过大等，另外值得重视的其他危险因素一是术后频繁剧烈的咳嗽，引起呼吸道压力的变化传导到消化道，致食管和胃腔内压力急剧变化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二是大口吞咽过量饮食致使胃自身重力的牵拉，两者均可使愈合过程中脆弱水肿的吻合口组织撕裂而形成吻合口瘘。早期瘘术后3天以内出现，与手术有关，多因吻合不严密、局部供血不良、吻合口有张力或应用吻合器失误等所致，概率也就1-5%。中期瘘术后4-14天发生，以一周左右最为常见，发生原因较为复杂，如吻合口局部缝线感染、组织切割坏死、术后胸腔积液未及时处理、肺膨胀不全、组织愈合能力欠佳、剧烈频繁的咳嗽、胸胃扩张、胃排空障碍、胃自身重力对吻合口的牵拉。个别因蛔虫钻孔所致等，约占75-85%。晚期瘘术后14天以上出现。多因吻合口周围的局部感染所引起的继发性吻合口瘘或由于吻合瘘口较小引起，这个临床证实较晚，约占10-20%。”上述事实，有《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病程记录》、《术前讨论》、《医保、新农合住院患者信息确认表》、《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医患协议书》、《输血及血液制品治疗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告知书》、《麻醉知情同意书》、《授权委托书》、《手术安全核查记录》、《非计划再次手术上报表》、《手术记录》、《会诊单》、《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检验报告单》、《临时医嘱单》、《护理记录单》、医疗费票据等证据、庭审笔录、谈话笔录、质证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并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因被告2019年1月29日手术行为遭受损害，故被告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应是“被告交大一附院对原告的手术中存在医疗过错、若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导致原告遭受损害”，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诉争内容包括如下几点：首先，原告诉称中称“被告在手术过程中吻合口漏缝了五个毫米导致吻合口瘘的发生”，被告辩称“吻合口瘘是正常的术后并发症，每个人的高矮胖瘦，基础情况都会可能产生这种情况”。结合原告自行在百度百科中检索的“吻合口瘘”完整词条内容记载：造成吻合口瘘的相关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原告主张的技术与手术操作因素，也包括被告辩称的局部感染、张力过大、术后剧烈咳嗽、大口吞咽过量饮食等因素，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2019年1月29日术后发生吻合口瘘的症状确切由何因素引起。总结上述，因可能引发原告术后出现“吻合口瘘”症状的原因有多种，且百度百科的词条内容也仅能作为参考使用，原告术后发生吻合口瘘的确切原因需要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通过鉴定手段进行确认。据此本院向原告释明“医疗事故必须经过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要确认诊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如不进行鉴定无法确认，原告要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后原告申请鉴定，但鉴定工作最终并未进行，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8日向法院出具司法鉴定退函说明一份载明“毛兴元因为西安交大一附院手术当时的视频资料已经‘冲掉’了，无法再提交，过错鉴定没有必要再进行了，致使鉴定无法进行。”本案中，首先，原告主张作为检材使用的2019年1月29日手术视频资料及手术室监控视频资料虽已在被告处被覆盖，但原告诊疗期间的病程记录、会诊记录，手术记录、影像报告单、病理（冰冻）检查报告单、常规检验单、护理记录单等（此处罗列的部分资料名称均载于住院病历目录页中）书面诊疗资料原件均由被告完整保存并经质证，本院在移送鉴定案卷时亦将与上述诊疗资料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随卷移送，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住院患者的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二）住院患者的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 （三）抢救急危患者，在规定时间内补记的病历资料原件；（四）封存保留的输液、注射用物品和血液、药物等实物，或者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对这些物品、实物作出的检验报告；（五）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有关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中明确列明的材料均系鉴定可依据的检材，具备上述检材的前提下鉴定工作通常可以进行，且原告主张作为检材使用的手术视频资料并非上述规定中载明需要医疗机构提交的鉴定材料；其次，本案所涉鉴定机构在向法院出具的回函中记载无法鉴定的原因为：原告因视频资料冲掉了，无法再提交，过错鉴定没有必要再进行了，而非因缺失手术视频资料而导致鉴定无可依据的检材等客观因素致使无法鉴定。综上，原告在具备检材的情况下未继续鉴定，造成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至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其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一节，本院对鉴定机构的意见仅以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的书面退函说明为准。需要注意的是，本案鉴定机构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作为专业鉴定机构，在清楚知晓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规范与所需检材的情况下，本可就此向原告进一步释明，故本院在此对其提出严厉批评。其次，原告虽提交其称与被告处教授樊林的录音用于佐证其主张，但其提交的录音被告不予认可，且录音内容并无被告明确认可存在何种诊疗行为过错的相关内容，另原告称被告处贾教授在第二次手术三四天时在查房时告知原告“看第一次手术视频时发现有5毫米漏缝”，被告对此不予以认可，原告也未就此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其在仅有原告本人陈述而无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上述举证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总结上述两点可知，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原告也未就“被告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被告的医疗行为过错原因力大小”继续进行鉴定，故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故原告主张被告在医疗事故赔偿责任项下支付的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陪护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依法均不予支持。另原告称被告未在术前告知其手术的参与者为“贾宗良、张萌、王新星”，并认为张萌、王新星为实习医生一节。结合原、被告所举证据来看，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张萌与王新星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复印件，张萌系陕西省友谊医院住院医师，于2018年3月13日开始在被告处进修一年，王新星原属靖边县中医医院，在被告普通外科处自2018年11月26日开始进修半年，二人均非“实习医生”。且在原告配偶冯瑞婷签字的《首次医患沟通记录单》（2019年1月25日）中显示诊疗小组成员为：“车向明主任医师、贾宗良主任医师、樊林副主任医师、廖某某主治医师、张萌”，故原告对张萌作为其诊疗小组成员应当是知情的。此外，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其自行在被告名为“智慧好医院”的APP上下载打印的2019年1月29日《非计划再次手术上报表》载明手术医师：“贾宗良、张萌、王新星”，被告向本院提交的2019年1月29日《手术记录》所载的术者为贾宗良，助手为廖某某与张萌。被告虽辩称实际参与手术的人员以其留存的手术记录所载为准，进修医生仅为参与者，并非原告所述的应当进行备案审批的范围，但原告自行下载的《非计划再次手术上报表》与被告留存的2019年1月29日《手术记录》上载明的手术者不能一一对应，属被告工作不严谨，容易造成原告误会，产生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与恐慌，故其应当就其相应疏忽向原告补偿部分医疗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148591.5元中，医保统筹支付了103578.79元，原告个人支付了45012.71元，故本院酌定被告将原告个人承担的医疗费部分作为补偿退还原告。结合被告未详尽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本院酌定其应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综上，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毛兴元医疗费45012.71元。二、被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兴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三、驳回原告毛兴元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099元，由原告自行承担3000元，被告承担4099元。因原告已预交，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晓  婷人民陪审员    陈   保  卫人民陪审员    王   淑  霞 二〇二〇年 六  月  十  日 书 记 员     张  雨  濛 打印：相丽华          校对：李宏艳   2020年  月  日送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