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42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天强，男，196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凡俊俊，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陈睿，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显良，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陶守良，四川守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陈晋雷，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一审第三人：四川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晋雷，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杜天强因与被申请人赵显良、一审第三人陈晋雷、四川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瑞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杜天强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审判中程序严重违法，未通知必要共同诉讼人（乾瑞公司股东袁清和、胥良）参与本案审理。增资是公司决议作出的行为，是代表全体股东意思表示的行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乾瑞公司将5000万元验资款以两笔2500万元的形式转账给案外人贾先德的行为是抽逃出资，对于乾瑞公司的5位登记股东而言，两笔2500万元无法对股东个人进行有效拆分，一旦认定任何一位股东构成抽逃出资，其他几位股东必然也构成抽逃出资。因增资或抽逃出资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全体股东当然是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二）二审庭审中赵显良出示的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系虚假伪造。乾瑞公司另一股东张成林认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乾瑞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19）川0105民初9281号，杜天强也以此为由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中止诉讼的申请并同时提交了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但二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审查，也未对中止诉讼申请予以处理，程序违法。（三）一、二审法院均未对（2018）川0183执1039号执行裁定书进行举证和质证就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四）二审法院认定“乾瑞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基本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法院以未在一、二审进行举证、质证的（2018）川0183执1039号执行裁定认定乾瑞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赵显良无需对此予以证明，缺乏依据；2.一审中，第三人陈晋雷当庭向法庭出示了乾瑞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说明乾瑞公司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并非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用于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五）二审法院认定“杜天强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六）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抽逃出资行为成立为由，判决杜天强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未明确该责任性质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即使认定抽逃出资的行为成立，杜天强对乾瑞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仅是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未明确杜天强应当承担的责任性质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也未对此予以纠正，显属不当。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八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赵显良提交意见称,1.乾瑞公司五个股东都构成抽逃出资，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我方只起诉杜天强，没有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责任，是我方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杜天强要求在二审中追加其他股东没有法律依据；2.本案不存在伪造证据，杜天强与赵显良在庭审过程中都提交过工商档案，是真实有效的，且杜天强在一、二审中均没有申请鉴定，在再审审查阶段不能再提鉴定申请；3.增资事宜是委托中介公司办理的，股东们都提供了用于增资的银行卡，杜天强认可增资款是1000万，即使有人代签，也是杜天强委托的，通过工商档案可以查到公司增资到5000万，再审申请人称对增资不知情是虚假陈述；4.杜天强在二审中要求判决增资协议无效，证明他们认可协议成立；5.执行终结裁定在本案中不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一审判决第八页和第九页认定乾瑞资产公司没有资产可供执行是采信的执行笔录。所以我们申请追加了杜天强。乾瑞公司虽然还有账目没有收回，但经过我们调查，都是呆账、死账，实际上都无法执行；6.乾瑞公司增资时每个股东向验资账户转入1000万元，但增资成功后马上把验资款转出了，构成出逃出资；7.原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杜天强的再审申请。 乾瑞公司、陈晋雷称，乾瑞公司注册时是个空壳公司，五个股东都没有出钱，大家都同意委托中介公司办理注册等事宜，没有亲自签字。一开始注册资本500万，后面增资5000万是事实。乾瑞公司对外是有1000万的债务没有收回来，但全部是死账、坏账。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是：1.杜天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以及杜天强是否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2.二审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二审判决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否涉嫌伪造。 （一）关于杜天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以及杜天强是否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的规定。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重点审查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有无以相关股东的行为损害公司权益这一因素。本案中，已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2019）川01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乾瑞公司将5000万元验资款以两笔2500万元的形式转账给案外人贾先德的行为是抽逃出资。且根据资金走向的转账明细与汇款凭证，2013年9月4日，案外人贾东熠分别向乾瑞公司五位股东陈晋雷、胥良、张成林、杜天强、袁清和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000万元，之后，陈晋雷、胥良、张成林、杜天强、袁清和五位股东分别向乾瑞公司验资账户（建行510018708360********）转账存入1000万元，完成乾瑞公司注册验资。同日，乾瑞公司将5000万元注册资本从验资账户转入公司另一账户（建行510018708360********），再从该账户将5000万元注册资金分两次各2500万元转入案外人贾先德（贾东熠父亲）的账户。该款项虽然并未流入杜天强的个人账户，但是从资金流向和转账证明，综合新增资本的转账时间、转账流程以及转账金额可以认定该5000万元验资资金被全部转出公司账户，损害了公司利益，乾瑞公司确实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杜天强作为乾瑞公司股东，二审法院认定杜天强抽逃出资的行为成立，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认定杜天强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判决杜天强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增加杜天强为原判决的被执行人。本院认为，一、二审判决虽未明确杜天强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是补充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执行。在本案执行结束后，如乾瑞公司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以杜天强作出抽逃出资的股东要求其承担责任，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三款“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杜天强并不会承担超出其对乾瑞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故本院对杜天强主张改判其承担补充责任的请求不予处理。 （二）关于二审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杜天强申请再审认为，二审法院对袁清和申请参与诉讼的申请不予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其诉讼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赵显良起诉要求追加乾瑞公司具有抽逃出资行为的股东作为依据（2017）川01民终16338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具体选择哪位股东作为被追加的对象是赵显良对其民事权利的选择与处分，本案只需对赵显良所选择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应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至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非本案审查范围，其他股东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亦非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故对二审法院对乾瑞公司另一股东袁清和要求参与诉讼的请求不予准许，并无不当。贾先德、贾东熠同样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亦非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杜天强或乾瑞公司与贾先德、贾东熠的法律关系亦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一审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的情况，杜天强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二审判决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否涉嫌伪造的问题。首先，杜天强向本院申请再审称，赵显良于二审庭审出示的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系虚假伪造，乾瑞公司另一股东张成林认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就其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案号为（2019）川0105民初9281号，但二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审查，也未对终止诉讼申请予以处理，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张成林就《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向成都市青羊区法院提起诉讼，但在本案二审期间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并未就其作出裁决，杜天强向二审法院提交该案的受理通知书，只能证明该案已被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不能达到该《股东会决议》系虚假的证明目的。二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川0105民初928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成林的诉讼请求。其次，关于杜天强申请再审认为二审法院未对（2018）川0183执1039号执行裁定未经举证和质证就予以采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的规定。杜天强在没有证据证明乾瑞公司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用于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依据上述执行裁定书认定乾瑞公司已无财务可供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故杜天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杜天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杜天强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赵 骏 审 判 员  胡 钉 审 判 员  邓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新华 书 记 员  赵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