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65号原告尹广武，男，1960年8月6日出生，满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尹广全（尹广武之弟），1963年9月5日出生，满族。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法定代表人易纲，行长。委托代理人何鑫，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玄，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广武诉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驳回行政复议申请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尹广武之委托代理人尹广全，被告人民银行之委托代理人何鑫、李玄线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12日，被告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54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符合行政复议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尹广武提出请求责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人行上海分行）受理尹广武的《投诉举报》，应当提供曾经向人行上海分行提交《投诉举报》，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履行相关职责，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的证明材料。现人行上海分行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的系尹广武提交的投诉材料，并未收到尹广武的《投诉举报》。尹广武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受理《投诉举报》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故对尹广武的上述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人民银行不予支持。尹广武提出责令人行上海分行对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联）、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因上述两公司连带侵权责任给尹广武造成的资金损失给予赔偿，其受理结果给申请人予回复等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人民银行不予支持。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和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五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人民银行决定驳回尹广武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尹广武诉称：2014年4月至2016月11月期间，上海（2016）沪0115刑初3980号涉案被告利用LronFX出入金操作管理页面虚拟黄金、外汇交易软件接口和受理终端等方法绑定全国业务，双方对接商务QQ等资讯，诱导本案原告等群众不断实行虚拟交易投资消费。原告受其蒙骗，自2014.4.16-2016.11.4期间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6228480018119902171累计入金39笔，合计人民币677491.38元汇入宝付公司和上海银联。后经查询宝付公司将原告款项转给佛山富石轩、深圳鑫雄盛、通化涛园电子等三家公司，上海银联将款转给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宝付公司、上海银联在原告与上述四家公司款项往来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违反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规定》、《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2010）第2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其违法、违规及侵权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应给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章第六、七、八、九、第十一、第十五条等相关法律法规，宝付公司、上海银联因侵权行为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资金损失。人民银行对其监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宝付公司、上海银联违法、违规支付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应严惩，对于原告的投诉、举报应认真受理及严查。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一、二、三、五、第十二条（六）、（十二）、第二十六条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责令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请求和申请进行受理。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2016）沪0115刑初3980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宝付公司、上海银联支付境外非法LronFX平台；证据2.LronFX、Exness入金记录，用以证明宝付公司、上海银联支付资金；证据3.落款日期为2019.6.19的《投诉举报》、邮单及查询结果，用以证明第一次向人行上海分行进行投诉举报的时间；证据4.落款日期为2019.7.1执行督促申请书3份、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据5.落款日期为2019.8.12的《投诉举报》、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据6.落款日期为2019.9.21的《举报投诉行政复议》、邮单及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人行上海分行不回复投诉举报；证据7.落款日期为2019.10.10的《行政复议》、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明向人民银行提起行政复议；证据8.〔2019〕年第〔68〕号《举报答复意见书》，证明相同投诉举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将依法进行处理；证据9.落款日期2019.10.19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明第二次向人民银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证据10.编号：2019-2536《延长举报办理期限告知书》，证明人行上海分行的第一次回复，属于不作为；证据11.编号：2019-2536《举报答复意见书》，证明人行上海分行超期履行法定职责；证据12.制作时间为2019.12.4电话录音文字稿，证明2019年6月19日投诉举报材料丢失，人民银行要求补交；证据13.落款日期为2019.12.5的《继续投诉举报》、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明提交新证据再次举报投诉；证据14.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银行作出的《关于尹广武举报事项的回复》，证明相同投诉举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银行作出处罚及处理结果；证据15.落款日期为2020.3.29的《投诉举报信》2份、邮单及查询结果，证明原告向人行上海分行继续进行举报投诉；证据16.落款日期为2020.4.20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原告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公开处理结果。被告人民银行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定职权。被告作为人行上海分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符合行政复议范围。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原告提出请求责令人行上海分行受理其《投诉举报》，应当提供曾经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受理《投诉举报》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的证明材料。现人行上海分行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的系原告提交的投诉材料，并未收到原告的《投诉举报》。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受理《投诉举报》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故原告上述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原告提出责令人行上海分行对上海银联、宝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因上述两公司连带侵权责任给原告造成的资金损失给予赔偿，其受理结果给原告予回复等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故，被告驳回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三、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10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因行政复议申请存在复议请求不明确、材料不齐全、表述不清楚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告知原告补正事项及补正期限，并于次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签收。2019年10月21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补充材料，并于当日依法受理。2019年10月29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其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涉及七个行为，从便民角度考虑不再要求原告进行“一事一申请”，被告将分别处理，制作七份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对此予以认可。2019年10月29日，被告向人行上海分行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要求人行上海分行作出书面答复，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及依据，并于次日向人行上海分行邮寄，人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10月31日签收。2019年11月8日，人行上海分行依法作出《行政复议答辩状》，并于2019年11月10日连同相应证据材料向被告邮寄，被告于2019年11月11日签收。为进一步核实情况，2019年12月4日，被告电话联系原告核实2019年6月19日投诉举报信的相关情况，并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受理《投诉举报》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2019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邮寄《投诉举报》及邮寄凭证等材料，被告于2019年12月6日签收。2019年12月12日，被告经审理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12月20日向原告、人行上海分行邮寄，原告于2019年12月21日签收，人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12月24日签收。因此，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认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的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0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据3.《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证据4.《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邮寄凭证及邮单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因行政复议申请存在复议请求不明确、材料不齐全、表述不清楚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告知原告补正事项及补正期限，并于次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签收；证据5.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据6.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0月21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补充材料，并于当日依法受理；证据7.电话录音，证据8.录音文字稿，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0月29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其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涉及七个行为，从便民角度考虑不再要求原告进行“一事一申请”，被告将分别处理，制作七份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对此予以认可；证据9.《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证据10.《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0月29日，被告向人行上海分行作出《中国人民银行亍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要求人行上海分行作出书面答复，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及依据，并于次日向人行上海分行邮寄，人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10月31日签收；证据11.《行政复议答辩状》及证据材料，证据12.《行政复议答辩状》及证据材料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1月8日，人行上海分行依法作出《行政复议答辩状》，并于2019年11月10日连同相应证据材料向被告邮寄，被告于2019年11月11日签收；证据13.电话录音（2份），证据14.录音文字稿（2份），以上证据用以证明为进一步核实情况，2019年12月4日，被告电话联系原告核实2019年6月19日投诉举报信的相关情况，并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人行上海分行受理《投诉举报》而人行上海分行未履行；证据15.《投诉举报》及邮件凭证等材料，证据16.《投诉举报》及邮件凭证等材料的邮寄凭证（XA30415306711）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邮寄《投诉举报》及邮寄凭证等材料，被告于2019年12月6日签收；证据17.被诉复议决定，证据18.被诉复议决定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据19.被诉复议决定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12月12日，被告经审理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证据4-6、证据8、证据10-11、证据13-1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投诉举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认可其中的邮单及查询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证据7、证据9、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7系本案被诉复议决定，不能作为证据予以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3、证据14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其欲待征证明的事实，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7、证据9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内容合法、真实，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9年10月11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原告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作为被复议人，复议事项为：“1.2019年6月19日至今多次至函上海人行反映投诉举报上海银联、宝付二公司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禁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为非法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要求，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述二公司为境外非法黄金、外汇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违法、违规行为，本应受到处罚，但是，上海人行至今不予理睬、回复，不追究上述二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不检讨自己监管不力及行政不作为还振振有词对复议人多次致函表示不满并退回拒收。2.要求总行对上述二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严查、给予处罚并回复复议人二公司因违反相关规定已受到处罚（包括处罚相关文件号）。”2019年10月16日人民银行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要求原告补充以下材料：“一.你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列主体名称为复议人和被复议人，表述不清楚，且被复议人2、被复议人3非行政机关。请你在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列明申请人及基本情况，明确被申请人名称，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你明确对被申请人的哪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等规定，行政复议请求包括要求被申请人履职、撤销或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等。请你据此对行政复议请求予以修改，并同时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职的相关材料。四、请你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针对行政复议请求阐明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据此，原告在2019年10月19日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被申请人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其表示2019年6月19日以来多次致函向被申请人反映、投诉、举报上海银联、宝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至今不予理睬、回复，现申请复议。其复议请求为：“请求中国人民银行责令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责令其对上海银联、宝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因上述两公司连带侵权责任给申请人造成的资金损失给予赔偿；其受理结果给申请人予回复。”2019年12月12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12月20日邮寄给原告，原告于次日签收。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6月19日，向人行上海分行提交《投诉举报》及举报投诉材料（含投诉信），人行上海分行同年6月24日收到，其中，《投诉举报》的被举报人为宝付公司、上海银联，举报事项是：“被举报人为非法境外多家贵金属、炒汇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违法违规行为，返还举报人人民币677491.38元并赔偿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从2014.4.16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投诉举报材料中的投诉信主要内容为：“我投诉，由于长期不在国内，农行卡资金去向不明，现请贵行给予帮助查询、投诉……请贵行查明资金流向，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及地址，盖公章”。原告主张因人行上海分行对其投诉举报内容未予理睬、回复，其就人行上海分行的不履责行为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被告主张人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6月24日仅收到投诉举报材料（含投诉信），并未收到《投诉举报》。且认为人行上海分行针对投诉信中的投诉事项具有处理职责且已经履责完毕。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复议请求中所称“举报投诉”是于2019年6月19日以邮寄的方式向人行上海分行送达，人行上海分行于同年6月24日签收。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具有事实依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2019年6月24日人行上海分行收到的举报投诉材料中是否包含《投诉举报》各执一词，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已难以查明人行上海分行是否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了尹广武提交的《投诉举报》。但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原、被告均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人行上海分行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原告提交的举报投诉材料（含投诉信），投诉信中的投诉事项是要求人行上海分行查询农行卡资金去向不明的事宜，原告认为人行上海分行未针对其举报投诉的事项予以回复，故以人行上海分行为复议被申请人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据此，应当视为尹广武已经于2019年6月24日向人行上海分行提出了相应的履责请求，现被诉复议决定认定尹广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向人行上海分行提出过履责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告认为尹广武的复议请求均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并以此为由驳回尹光武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错误。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提复议申请为“请求中国人民银行责令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被告机械将“举报投诉”认定为《投诉举报》，而不包括人行上海分行已经收到的举报投诉材料中所含投诉信中的举报投诉请求错误，本院对此予以指正。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被撤销后，被告应当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并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19〕第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尹广武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向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钟佳审 判 员 朱一峰审 判 员 杨晓琼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武秀绘书 记 员 郝昊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