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21民初691号原告：樊秀玲（凡秀玲），女，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樊某、汪某之长女。原告：樊春玲，女，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系樊某、汪某之次女。以上二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樊启星（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调查取证；参加诉讼；进行调解、和解；代领法律文书；代领执行款等），系上述二原告之胞弟。原告：樊启星，男，198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樊某、汪某之子。被告：水光亮，男，196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水明（代理权限：一般授权），系水光亮之子，男，199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被告：枣阳市光武石化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枣阳市新华路。法定代表人：唐树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安平（代理权限：一般授权），系枣阳市光武石化运输有限公司员工，男，198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幸福大道**。被告：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春园东路与清河路交汇处东方银座商住楼**。负责人：鞠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霞，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参加庭审、陈述案件事实、发表答辩、质证、辩论意见；代为提交鉴定申请，签收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书；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进行调解、和解等）。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与被告水光亮、枣阳市光武石化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武石化公司”）、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秀玲、樊启星、被告光武石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安平、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诉称，2018年12月12日，樊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载汪某）沿316国道由唐镇往随州方向行驶，11时06分许，当行驶至随县福兰线新3**国道1304km路段时，与水光亮驾驶的车牌号为鄂Ｆ×××**重型危化品罐式货车发生相撞，造成车辆受损、樊某当场死亡、汪某受伤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月7日死亡的交通事故。后经随县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樊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水光亮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汪某无责任。三原告认为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案人员刻意隐瞒对方车辆超速行驶，淡化事故严重程度、有意改变肇事货车的基本属性，不依法调取事故货车驾驶室内监控视频等证据，其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客观公正。而且采用欺骗手段违规向受害人家属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外，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光武石化公司，水光亮为该公司司机，该肇事车辆在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秉公执法，查清事实真相，重新划分事故责任，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1185105.34元。被告水光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称：1.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水光亮在此次事故中依法承担次要责任；2.关于具体赔偿明细部分，原告方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汪某住院期间的误工费和护理费、无票据和超出医保范围之外的医疗费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应不予认可，另外原告方请求的交通费偏高，请法院依法调低；3.水光亮事发时驾驶车辆属于职务行为，赔偿金额应该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由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超过部分由被告光武石化公司承担。被告光武石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称：1.事故认定书以交警认定的结果为最终结果，事故损失赔偿应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认可赔偿，其他不予认可。事故发生后我们垫付的丧葬费、医疗费应在保险赔公司赔付中予以扣除；2.驾驶室内的视频监控，超过三个工作日之后会自动覆盖的，故没有办法提供，而且当事人、驾驶人均没有要求提供驾驶室内监控；3.关于超速问题，我们当时向交警部门提供了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视频及车辆行车轨迹等相关数据，故交警认定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称：保险公司愿意在投保人驾驶证、行驶证、从业资格证齐全的情况下，按照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所划分的责任比例内依法予以赔偿；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2日，樊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载汪某）沿316国道由唐镇往随州方向行驶，11时06分许，当行驶至随县福兰线新3**国道1304km路段处时，樊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越过双黄线行驶至对向车道，与水光亮驾驶的车牌号为鄂Ｆ×××**重型危化品罐式货车发生相撞，造成车辆受损、樊某（男，公民身份号码）当场死亡、汪某（女，公民身份号码）受伤，先后在随县中医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无效于2019年1月7日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2019年1月4日，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作出的第421321120180000447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樊某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第三十八条“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的规定。水光亮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认定：樊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水光亮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汪某无责任。汪某受伤后，被送往随县中医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抢救，因多处骨折、失血性休克、生命体征不稳定，随时可能呼吸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医院多次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2019年1月6日出院，于次日死亡。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武福爱[2018]病鉴字第7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死者樊某符合交通事故致开放性颅脑损伤后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武福爱[2019]病鉴字第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死者汪某系交通事故致复合性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2018年12月20日，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武福爱[2018]车鉴字第2917号、痕鉴字第27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樊某驾驶的无号牌华美悦牌三轮车系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事故发生时，车号牌为鄂Ｆ×××**号特运牌重型罐式货车前部左侧与无号牌华美悦牌三轮车前部发生接触。2018年12月21日，耿安平（即本案光武石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光武石化公司与樊启星签订协议书：“经事故双方车主、当事司机及死者家属协商，同意事故双方责任平分，即对等责任。”2018年12月30日，经随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水明（水光亮的委托代理人，协议中称甲方）与樊启星（代理樊秀玲、樊春玲，协议中称乙方）签订（2018）鄂随县道交人调重字第010-1号《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经调解，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自愿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并对交警的此认定无异议，不申请复核；2.乙方同意不对甲方的交通肇事车辆进行财产保全，同意交警大队对该交通事故车辆予以放行；3.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双方同意以后另行协商；4.甲方保证肇事者车辆的登记车主对此协议无异议，否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愿承担，乙方保证死者樊某除本协议上的受偿方（乙方）外，无其他合法继承人，否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5.代理人保证具有代理权限，否则由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和后果由代理人承担。6.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执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协议由水明、樊启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分别签名，并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事故发生时，被告水光亮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A2E机动车驾驶证以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以上证件均在有效期内。车号牌为鄂Ｆ×××**重型危化品罐式货车登记车主为光武石化公司，光武石化公司在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为该车购买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此外，在该公司还购买了一份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并购买不计免赔险。以上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7月17日00时起至2019年7月16日24时止。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无免责事由。还查明，被害人樊某，男，1949年8月7日出生，殁年69周岁，生前居住于随县厉山镇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被害人汪某，女，1950年9月25日出生，殁年68周岁，生前居住于随县厉山镇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二被害人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本案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三人均已成年。又查明，被告光武石化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支付樊某安葬费30000元、汪某医疗费20000元；2018年12月28日支付汪某医疗费80000元。以上共计130000元。经审核，樊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明细如下：（1）死亡赔偿金379005元。被害人樊某1949年8月7日出生，死亡时年满69周岁。即被害人樊某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湖北省公布的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11年，即379005元（34455元/年×11年）；（2）丧葬费30280.50元。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60561元”的标准计算六个月（60561元/年÷12月×6月）；（3）交通费和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00元。原告虽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但考虑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樊某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实际发生有交通费和误工费，故本院酌定交通费和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为1000元。（4）精神抚慰金20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樊某的死亡确实给其家属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依据法律规定应当获得精神抚慰金赔偿，但是樊某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本院依据当地实际生活水平酌定为20000元。综上，被害人樊某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为430285.5元。汪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明细如下：（1）医疗费206764.89元。汪某受伤后先后在随县中医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6天，共计花医疗费206764.89元；（2）死亡赔偿金413460元。被害人汪某1950年9月25日出生，死亡时年满68周岁。即被害人汪某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湖北省公布的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12年，即413460元（34455元/年×12年）；（3）丧葬费30280.50元。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60561元”的标准计算六个月（60561元/年÷12月×6月）；（4）护理费2770.75元。应参照湖北省公布的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公布的“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中“居民服务”标准计算26天，应计护理费2770.75元（38897元/年÷365天×26天）；（5）误工费2441.86元。应参照湖北省公布的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公布的“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中“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26天，应计误工费2441.86元（34280元/年÷365天×26天）；（6）住院伙食补助费2340元。事故发生后，汪某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月6日先后在随县中医医院及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共计住院26天，应计住院伙食补助费2340元（90元/天×26天）；（7）交通费和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000元。虽然原告仅提供了部分交通费票据，但考虑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汪某治疗期间及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实际发生有交通费和误工费，故本院酌定交通费和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为3000元。（8）精神抚慰金30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汪某的死亡确实给其家属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依据法律规定应当获得精神抚慰金赔偿，且汪某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本院依据当地实际生活水平酌定为30000元。综上，被害人汪某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为691058元。综上，樊某及汪某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21343.50元。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1.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樊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水光亮负事故次要责任的认定，本院是否应予采信？2.樊启星与耿安平、水明签订的关于事故责任认定的协议书如何认定？3.对原告诉称电动三轮车损失是否予以支持？4.汪某住院期间无正规发票的医疗（护理）费用是否支持？5.汪某的误工费是否予以支持？针对焦点1，本院评判如下：《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交通法规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勘测后，依据事故中各方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以及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定量科学评判所形成的文书材料。就本案而言，公安交警依据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认为樊某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未按照右侧通行、未确保安全驾驶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水光亮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未遵守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因此认定樊某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水光亮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告方认为办案交警故意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将肇事车辆“重型罐式货车”认定为“重型厢式货车”，并认为货车司机、办案民警篡改肇事车辆行车轨迹数据，有失公平。根据随县公安局督察大队对原告樊启星反映相关问题的反馈和回复，对肇事车辆的属性认定属于笔误，该笔误仅反映《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瑕疵，但该瑕疵不影响对事故的认定和责任的划分。本院经审核原告方提供的事故当时的现场录像、照片、行车轨迹数据，均未发现有删改问题。原告方认为交警部门在事故另一被害人（即汪某）死亡之前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在时间上袒护对方的嫌疑，属程序违法。《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认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事故现场的客观真实的证据，当事人在事故后构成伤残或死亡，与事故责任的认定并不产生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方认为肇事司机存在酒驾嫌疑，交警未对肇事司机进行酒精血液检测，及未扣留肇事司机均存在错误。根据随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查阅交警办案卷宗材料，事故发生后，交警即对肇事司机水光亮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0ml/100ml，该检测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血液检测情形。同时根据责任划分，肇事司机不构成刑事犯罪，肇事车辆也不存在法定的扣押情形，因此对肇事司机及车辆不予扣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原告方对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的异议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院依法予以采信。针对焦点2，本院评判如下：首先，签订协议的各方当事人主体适格。耿安平在本案诉讼中系被告光武石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可以推定耿安平与樊启星签订协议是受光武石化公司的委派、代表公司签订的；水明系水光亮之子、且有水光亮的书面委托；樊启星系樊某、汪某之子，且有樊秀玲、樊春玲的书面委托。故耿安平、水明、樊启星作为签订协议的主体是适格的。其次，耿安平与樊启星签订的协议、水明与樊启星签订的协议，其核心内容都是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水光亮作为交通事故的直接当事人，对事故当时的客观真实情况最清楚，作为专业驾驶人员，应当知道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后果；按照常理，当事人一般都希望尽量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不会刻意加重自己的责任。因此，对事故按同等责任划分，应该是车辆所有者和司机期待的结果。第三，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实其签订协议时受到了胁迫。尤其是水明代表水光亮签订的协议，是经随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形成的，除事故双方人员外，司法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了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庭审质证时，原告方认为是为了获得先期支付医疗费而签订的协议，对方处于强势地位，受到了胁迫，要求对方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方则认为是为了便于交警放行车辆、减少停运损失而签订的协议，对负同等责任的协议不认可。双方对协议的异议均未提供足以推翻协议的证据，且双方提出的异议并未达成解除协议的共识。因此，两份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综上，耿安平、水明与樊启星签订的两份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协议书均合法有效。同时，也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因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未参与协议的签订，本院认为，如按同等责任划分事故双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会损害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在本案划分民事赔偿比例时可结合全案事实将协议内容作为参考依据。针对焦点3，本院评判如下：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赔偿财产即电动三轮车的损失，因原告方未提供电动三轮车价值鉴定的具体数额及相关证据，故本院对此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针对焦点4，本院评判如下：被害人汪某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月6日先后在随县中医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共计住院26天。原告方提供的有正式收费票据的费用共计206764.89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方还提供了给付护工费、自购护理用品的非正规收据9张共计3390元，因原告方未提供正规收据，且本院在审核计算汪某的各项损失时已依法计算了护理费，故对原告方提交白条记载的护工费用不予支持。针对焦点5，本院评判如下：关于被害人汪某住院期间的误工费问题，原告方虽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害人汪某的收入状况，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原告方请求按照“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计算汪某住院期间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系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事实清楚，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作出的樊某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水光亮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的认定结论，客观公正，本院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定案分责的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按主、次划分事故责任的，一般按主责方70%、次责方30%划分民事赔偿比例，但本案交通事故致原告方身体健康的父亲和母亲同时死亡，给三原告人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原告方、被告水光亮、被告光武石化公司之间达成了按同等责任处理的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因此，本院确认本案按主责方60%、次责方40%划分民事赔偿比例较为适宜。车牌号鄂Ｆ×××**的重型罐式货车登记车主为光武石化公司，水光亮系光武石化公司的司机，水光亮驾车系职务行为，其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由光武石化公司承担。光武石化公司为肇事车辆在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无免责事由。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经核算，被害人樊某及汪某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121343.50元，首先由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在交强险120000元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等计110000元。原告方下余经济损失1001343.50元，由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赔偿40%即400537.40元。综上，被告长江财保襄阳支公司应向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支付赔偿款520537.40元。被告光武石化公司先期向原告方垫付的130000元，应当予以退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向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支付赔偿款520537.40（被告枣阳市光武石化运输有限公司先期赔付的130000元在执行中予以退还）。上述赔偿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法院执行款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随县支行营业部；开户单位：随县人民法院；账号：17×××29）二、驳回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26元，由原告樊秀玲、樊春玲、樊启星负担3615.60元，被告水光亮负担2410.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志强人民陪审员  韩昌勋人民陪审员  张启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王俊秋书记员张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