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赔终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良，男，197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费幼萍（上诉人李春良之妻），女，197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嵊州市官河横路**。 法定代表人阮德显，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闾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卫云，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富豪路**。 法定代表人单祖华，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单祖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淑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良、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良及其委托代理人费幼萍，上诉人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鹿山街道办”）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单祖华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李淑芳，上诉人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嵊州执法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闾明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王卫云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李春良未经国土、规划主管部门审批，于2007年建造砖混结构厂房，占地面积为335平方米，2011年又建造占地面积为168平方米钢棚结构的厂房，以及其他构筑物。2018年7月8日被告鹿山街道办、嵊州执法局分别向原告作出《违法建设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均责令原告于2018年7月9日17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造的厂房。并将上述告知书及决定书于当日送达给原告。因原告未自行拆除，2018年7月13日，被告鹿山街道办、嵊州执法局强制拆除了原告建造的厂房。2018年7月17日原告向嵊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10日，嵊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鹿山街道办牵头组织的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嵊州市××街道××村××房及钢棚的行政行为。原告对复议决定不服，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该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浙0604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两被告于2018年7月13日强制拆除案涉厂房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嵊州执法局对判决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作出（2019）浙06行终153号行政判决，驳回嵊州执法局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19日原告分别向两被告邮寄赔偿申请书，被告鹿山街道办于2019年6月21日签收，被告嵊州执法局于2019年6月20日签收，两被告至今未作出处理决定。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的赔偿。虽然被告鹿山街道办、嵊州执法局强制拆除案涉厂房的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案涉厂房系未经审批建造的违法建筑亦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案涉厂房的建筑费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厂房办公室的装修（瓷砖、地、地砖等违法建筑形成一个整体，不具有可分性，属于违法建筑的部分，原告对此不具有合法权益；案涉厂房本身属于违法建筑，原告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及承租户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10万元危房受让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有就其主张损害的财物（家具、电器、堆放的材料等）的存在、状况、金额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或作出合理说明的义务。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厂内财物及花木因强拆被损毁的情况。两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强拆时厂内已无物品或已帮助原告将物品搬离及移交原告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该部分损失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在于两被告。结合原告厂房的用途（原告自述用于出租）及强制拆除前两被告已向原告发送《违法建设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认定两被告赔偿原告该部分损失5000元。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嵊州执法局与被告鹿山街道办实施案涉厂房的强拆行为，故被告嵊州执法局辩称未实施案涉厂房的强拆行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嵊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赔偿原告李春良损失5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李春良其他赔偿请求。 李春良上诉称：1.案涉房屋并非违法建筑。案涉房屋未被有权行政主管部门经法定程序认定为违章建筑，（2019）浙06行终153号生效法律文书也未对房屋性质进行认定。案涉房屋并未违反建造当时相关法律规定，2008年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只有城市房屋才需要规划审批，没有法律规定农村房屋建设需要规划部门审批，且上诉人在2007年建房时已向村委会提出申请。上诉人已履行当时可预见的审批报备手续，用未生效明确的审批程序要求上诉人，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上诉人不公平。且案涉房屋原材料系上诉人合法购得，部分房屋系从鹿山街道李西村村委会处受让取得，应当得到赔偿。2.因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上诉人损失远不止5000元。（1）钢架槽钢结构及回收价值的损失应予赔偿。上诉人被拆厂房有168平方米的老屋上方覆盖的钢架槽钢结构，还有632平方米钢结构顶棚（该部分面积被上诉人在拆除告知书中未计入，但仍然被强制拆除），这两部分建筑不是厂房内不可拆除的添附。被上诉人故意在短期内暴力拆除，导致无法回收利用。该部分原材料费、加固费等损失共计35.36万元，行政机关应予赔偿。（2）厂房内物品损失价值远超5000元。案涉房屋作为办厂使用，办公室内有空调、办公桌椅设备、卫生间热水器、马桶等必要家具家电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上诉人举证证明。前述设施在强制拆除中被损坏，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诉人提交的照片、视频等证据可看出，被上诉人强拆行为损害了上诉人堆放在厂房内的大量玻璃、钢材等建筑原料，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在拆除时厂房内无上述物品，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案涉厂房部分地砖位于上诉人承包地露天处，未在厂房内，但在被上诉人强拆过程中被损坏，该部分地砖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赔偿。综上，办公室装修费15600元，卫生间地砖、马桶、洗脸盆、水龙头损失36250元，厂房内水管、电缆线、灯具等基础材料及施工费2万元，卫生间热水器1只3500元，空调3只每只2500元，合计7500元，玻璃、铝合金门窗、钢筋角铁等堆放物2万元，厂房外地面地砖200平方米被损坏约1万元，花木、果树（柚子数、枇杷树、桂花树）1000元，合计损失102850元，应当由被上诉人赔偿。3.被上诉人违法行为显失公平。（1）截至目前，整个李西村乃至鹿山街道都没有按照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被上诉人仅要求上诉人履行该区域未实际实施的制度所设定的义务，这完全脱离实际。（2）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全市无违建百日攻坚”指标，且被上诉人选择性执法，除案涉村落外，其他地方同等情况厂房无拆除现象，违反行政合理性、公平性原则。（3）被上诉人一开始盖章确认上诉人房屋系合法建筑，批准营业执照，后又认为被上诉人房屋系违章建筑，前后矛盾，应当赔偿上诉人租赁合同损失、赔偿承租人搬迁费、违约金、停产停业等基于信赖利益形成的损失共计54.32万元，审批营业执照、出合法建筑证明盖章的主管人员也应当受到问责。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430650元。 嵊州执法局答辩称：1.被答辩人李春良的建筑系违法建筑，且已由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即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被答辩人李春良的涉案房屋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建筑，故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两原审被告应当赔偿李春良财物损失5000元，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除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才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两原审被告自2018年7月8日向李春良送达《违法建设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至2018年7月13日实际拆除涉案厂房，期间长达五天时间，结合一审中李春良自认将该厂房租赁给案外人使用的事实，说明该厂房并非李春良主要生活和工作场所，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李春良在一审提交的《损失清单》中载明的可搬移物品属李春良所有之事实。五天时间足以能够腾空厂房内所有物品。一审中李春良自认其一直在搬迁的，只是部分物品未来得及搬迁完成。故本案中不存在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应由李春良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李春良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中已存在，也是因其他情形无法取得，对该证据请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春良的诉讼请求。 鹿山街道办答辩称：1.案涉房屋属违法建筑。我国自1991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建房审批制度，后续于1998年、2004年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中均有相关规定，即不论是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还是农村村民住宅，均应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需要使用建设用地的，按规定向县级人民政府办理审批手续。故李春良关于2008年城乡规划法实施前只有城市房屋才需要规划审批的意见于法无据。李春良在案涉房屋未办理任何建设用地审批、规划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搭建与翻建，明显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2.关于损失问题，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理由第二点相同。李春良存在物品损失的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3.违法行为不存在显示公平问题，且与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请无关联。综上，请求驳回李春良的上诉。 嵊州执法局上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原告李春良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李春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受到损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鹿山街道办上诉称：1.本案不存在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除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才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案涉厂房并非李春良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且两原审被告已保证了李春良搬迁时间，应由原审原告承担屋内物品损失的举证责任。2.一审若要酌情认定李春良的财产损失，则必须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法律文书中明确被告的行政行为造成原告财物损失的名称、金额及对应清单，同时明确原被告的过错责任及对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但一审法院均未予明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春良的诉讼请求。 嵊州执法局、鹿山街道办均答辩称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 李春良针对嵊州执法局、鹿山街道办的上诉，统一答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本案举证责任应当由两行政机关承担。2018年7月9日及未来三四天，第8号台风“玛利亚”肆虐浙江，李春良无法在超强台风袭击时腾空厂房内所有物品，即使不考虑恶劣天气，李春良亦无法在四天内搬移腾空1300多平方米厂房内所有物品，且李春良仓促搬移是由两行政机关不按法定程序实施拆除造成的。2.两行政机关未在一审中就损害情况提供充分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的损失未考虑两行政机关过错及举证不能的后果，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李春良举证的损失数额的情况下，仅酌定5000元损失过低，无法令人信服。综上，请求支持李春良的赔偿请求。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上诉人李春良主张赔偿的房屋指向、面积等问题。李春良系以（2019）浙0604行初4号及（2019）浙06行终153号行政判决已确认鹿山街道办、嵊州执法局于2018年7月13日强制拆除其位于嵊州市××街道××村××房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故本案审查的赔偿范围应以先前确认违法判决中确定的为准。在（2019）浙0604行初4号行政判决中，法院已查明“李春良未经国土、规划主管部门审批，于2007年建造砖混结构厂房，占地面积为335平方米，2011年又建造钢棚结构的厂房，占地面积为168平方米。”即仅包含李春良二审中陈述的第一处、第二处厂房。故李春良关于本案赔偿对象应包括三处厂房总计约1200平方米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春良的赔偿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首先，案涉房屋未经国土、规划主管部门审批之事实已经前述生效判决确认，而根据李春良建房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以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等规定，厂房建设用地、规划应当经相关部门审批，李春良未经有权部门审批而主张案涉房屋并非违法建筑，于法无据，故其就案涉房屋提出的赔偿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其次，关于其他财产损失部分，李春良二审中自述“拆除的当天第一处和第二处已经搬空了”，故其关于屋内其他合法财产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二审中鹿山街道办关于拆除后建筑材料由其清理等陈述，对于李春良房屋建筑材料残值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最终损失数额为5000元，并无明显不当，各方上诉人相关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李春良主张的信赖利益损失并非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且案涉房屋非合法房屋，行政机关拆除行为亦非征收行为，故李春良关于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租赁合同损失、违约金、承租人搬迁费等赔偿主张均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