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20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位宽，男，汉族，1971年12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晋，重庆渝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忠容，女，汉族，1971年6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桐彤，女，汉族，1997年10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下河街**教办集资楼**1-6-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073652982P。负责人：陈顺锋。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明，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治碧，女，汉族，1946年7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潼**。上诉人刘位宽、袁忠容、刘桐彤与被上诉人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速公司）、王治碧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6民初8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位宽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改判或重审，在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改判袁忠容增加支付垫资款345600.5元;在一审判决第二项的基础上，改判袁忠容增加支付合伙利润707990元;改判由袁忠容、刘桐彤、展速公司、王治碧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3000000元（上述两项之和）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为止;诉讼费用由袁忠容、刘桐彤、展速公司、王治碧承担。事实和理由：1.展速公司未代刘位宽缴纳保险，一审对31454元的保险进行抵扣不当。2.和前面老板结算支出的85000元应认定为合伙支出。3.磨片的价值要小于钢丸，磨片用量不可能是一审认定的617283.6元。除了本案争议的业务之外，展速公司还有其它业务，不能排除展速公司在本案主张的磨片量系为案外业务消耗。不能仅凭发票就认定案涉磨片用量。被上诉人掌握了磨片、钢丸的相关证据，却拒不提供其它送货单、发票等证据，应认定被上诉人支出不实。磨片支出仅为157950元。4.合伙期间终止日期应为2016年8月25日。5.加工行业中，通常系计件工资形式，月底结算。平常工人会提前借支，月底结算时，工资会抵扣借资部分。员工离职的工资未统一造表，但是支出属实。6.合伙过程中，被上诉人未出资。运作资金全部由上诉人垫付，被上诉人收到重庆江增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增公司）加工费后，才向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款项。对方长期占用资金，应支付资金占用损失。6.原审计算错误，原告垫资的798698元不应重复扣除。袁忠容二审辩称，刘位宽主张的结算款8.5万元没有相应的凭证，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予以排除符合法律规定。展速公司已经尽力举示了多年之前形成的发票来证明其支出的费用是有正当理由，刘位宽单纯的反驳不足以推翻发票的真实性。袁忠容不认可双方具有合伙关系。刘位宽称其只和袁忠容、刘刚合伙做了江增公司的业务，能够说明刘位宽实际只从事了一项工作。但是刘位宽已经获得了展速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现在主张展速公司在江增公司的利润，两者明显矛盾。且刘位宽在一审的庭审中也明确与展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说明其认可两种关系不可能同时存在。假定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合伙关系，刘位宽自动离职的时间2015年11月25日视为自动退伙，不应当分配其未参与管理的江增公司业务收入。袁忠容不认可刘位宽单方陈述的垫资金额，当然就排除了来源于工人垫资部分及工人离职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刘位宽单方举示工薪表不一定说明款项就是其支付，支付金额也不一定属实。资金占用损失建立的前提条件是有资金占用费，在资金占用款项金额及时间未明确的前提下谈不上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袁忠容并不知道4847883.06元的组成部分，也不认可该组成部分以及刘位宽主张的垫付资金798698元，谈不上重复计算。即便金额属实，垫资与合伙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垫资属于借款的性质应该另案起诉解决，本案不应该考虑该笔费用。刘桐彤二审答辩称，同意袁忠容的意见。刘刚因病去世，并没有财产继承。刘桐彤已经放弃了继承。展速公司二审答辩称，江增公司的业务系展速公司自主经营。刘位宽、刘刚、袁忠容均是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刘位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展速公司已于2019年4月1日向税务部门缴纳了48611.2元社保。展速公司在刘位宽来工作之前已经与江增公司谈好了相关业务。其后是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刘刚认识刘位宽而请刘位宽到展速公司来对江增公司业务的现场生产进行管理。刘位宽只是对展速公司的江增公司业务现场进行管理，该业务的采购及税收、其他管理事项刘位宽均不参与管理。一审中，由于刘刚因病去世后，加之刘位宽在诉讼中不断变更诉讼请求及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展速公司未能全面举示公司的相关支出。现将公司财务凭证向法院举示。作为公司业务，不仅仅是一审所举示的几张票据，还有大量支出，而在一审中所举示的只是其中小部分，当时主要是证明刘位宽主张是挂靠展速公司，而展速公司还有其他支出根本不存在挂靠关系。本案不存在刘位宽垫资的情况，刘位宽只是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之一，刘位宽所支出的款项均是由刘刚代展速公司支付给刘位宽后，由刘位宽作为管理人员具体发放，刘位宽即使存在暂时性的将某些日常开支代为支付，但其很快就将票据交于公司进行了报销。一审关于刘位宽的支出仅凭其自行记载的事项计算缺乏依据，且计算也是错误的。通过对刘位宽记账簿与之前刘刚为了了解其是否垫资而照相的影印件、刘位宽举示的工薪表比对，刘位宽对记账簿进行了大量的涂改、变造、添加，工薪表与记账簿、影印件记载内容也矛盾，且影印件的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展速公司的认可，所以其依据以上证据的计算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该记载范围也只是对江增公司生产现场管理事项的记载，而展速公司开展业务还有其他大量的支出。刘位宽于2015年11月25日离开展速公司，其后，展速公司仍继续经营直至2016年8月25日才结束与江增公司的业务，由此说明刘位宽只是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袁忠容、刘桐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刘位宽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位宽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8月14日，刘位宽以挂靠关系为由，向展速公司、袁忠容提出诉讼，要求支付加工费100万元。庭审中，又变为300万元、564万元、895万元。2017年9月25日，审判人员多次询问刘位宽是否确定为挂靠关系，刘位宽坚持承认是挂靠关系。刘位宽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为第三次庭审辩论结束后。与审判人员释明时间间隔一年，中间经过多次开庭，刘位宽亦未变更主张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法院释明后，当事人拒绝变更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变更程序合法系适用法律错误。2.刘位宽系展速公司劳动者，与袁忠容、刘刚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在劳动纠纷案件中已经查证属实。刘位宽提供的录音通话没有通话载体。其申请的证人证言表明证人也是听刘位宽说。根据《民通意见》第50条规定，本案既没有合伙协议，也没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刘位宽主张合伙关系证据不足。3.原审法院明显偏袒刘位宽。本案从立案到判决，多次庭审均未录音录像。原审判决对袁忠容的观点进行回避，证据的认定多处推翻了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位宽诉讼主体一直变化，诉讼标的、基础法律关系多次调整。一审法院均认可。对刘位宽缠诉、滥诉纵容支持。刘位宽二审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庭审查明刘位宽起诉的诉求及基础法律关系有误，对刘位宽进行了告知。刘位宽对法律关系和起诉的诉求进行了变更，根据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有权对相应的法律关系和相应的诉求进行变更且该变更是在一审法院未作出最终的庭审决定前进行的。且袁忠容申请了一审法院法官回避，所以刘位宽有权进行相应的变更。一审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据一审双方举示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情况足以证明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劳动纠纷案件与本案的合伙关系之间并不矛盾及抵触。在前两案中，主体是展速公司与刘位宽，刘位宽作为劳动者要求展速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是依据劳动法的规定，等同公司中参与经营的股东身份的双重属性。本案是合伙关系，是刘位宽与袁忠容、刘刚继承人之间的合伙结算，法律适用并不矛盾。同时，在前两案中，展速公司在庭审上也明确说明刘位宽是与刘刚、袁忠容合伙，现展速公司称其为独立经营与事实不符。依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材料，刘位宽举示的工薪表、记账簿、刘位宽与刘刚之间资金的结算表可以证明在本合伙项目中，刘刚、袁忠容、展速公司在之前的业务开展过程中没有投入且2013年11月江增公司向展速公司的账户拨付了第一笔加工费，刘刚是在2014年2月才向刘位宽给付了第一笔款项，期间所有的营运支出全是刘位宽支出。展速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013年7月成立时打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该笔注册资本账上只留5000元，其他全部支出，根本没有资金进行独立经营。袁忠容与袁美容之间的录音可以反映两方之间就对账问题产生的矛盾。如果不是合伙，刘位宽仅作为管理人员不会用自己的贷款对事务进行支出。且在长达两年的管理中，刘位宽未获得任何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关系成立具有充分法律及事实依据。袁忠容将利润据为己有违背了公序良俗。一审法院对袁忠容的所有观点进行了回应，刘位宽变更诉讼主体、标的、法律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当事人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本合伙项目的所有收入均进入了刘刚、袁忠容、刘桐彤三人个人的账户。而截至2014年2月1日，长达五个月的时间所有运营资金全部由刘位宽所支付。在此期间，上述三人向刘位宽支付款项。一审中，展速公司已经举示其开支情况，其剩余的价值远远大于开支，可以看出本案中刘位宽存在垫资行为。展速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侵犯当事人的权益，影响本案公正判决。本案不存在合伙的事实。展速公司由刘刚具体管理，为便于支付，展速公司用刘刚银行账户设立现金户头，其款项基本通过转到刘刚的银行卡对外进行取现支付。2015年1月后，因刘刚其他案件银行卡被冻结，所以又将现金户头设立为袁忠容的银行卡，通过袁忠容的银行卡取现支付。展速公司开展业务所有的业务主体均为展速公司，对方也只认可展速公司，展速公司开展业务的所有支出包括材料采购、工人工资、税收、管理费用、租赁厂房等均由公司承担。包括江增公司的业务，江增公司也只认展速公司是合同相对方，展速公司组织生产完成向江增公司进行结算并开具发票。江增公司的所有款项均是支付到展速公司账户，展速公司涉诉案件均是展速公司作为最终责任人。转给刘桐彤19万元也是暂时转入刘桐彤的账户取现用于公司业务支出。王治碧二审未答辩。刘位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展速公司、袁忠容支付刘位宽加工费1000000元。2017年8月29日，刘位宽申请追加刘桐彤为本案被告，并于2017年9月8日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展速公司、袁忠容、刘桐彤支付刘位宽加工费300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2018年3月15日，刘位宽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解除刘位宽与展速公司的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事务进行清算，并退还刘位宽出资本金1144298.50元，支付刘位宽应分得利润1779990元；2.袁忠容、刘桐彤将其占有的展速公司财产归还，直接向刘位宽支付应归还刘位宽所有的本金和利润，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实际占有之日起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展速公司、袁忠容、刘桐彤支付刘位宽资金占用损失（以292428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2018年7月24日，刘位宽申请追加王治碧为本案被告，并于次日将诉讼请求最后变更为：1.解除刘位宽与袁忠容及案外人刘刚（已死亡，由刘桐彤、王治碧继承）的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的事务进行清算；2.袁忠容及刘刚财产继承人刘桐彤、王治碧退还原告出资本金1144298.50元，并支付刘位宽应分得的利润1779990元；3.袁忠容、刘桐彤、王治碧支付刘位宽资金占用损失（以292428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4.展速公司对袁忠容、刘桐彤、王治碧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夫妇系多年的朋友加“自家人”关系，刘刚与刘位宽同姓，袁忠容是刘位宽妻子袁美容的长辈，两家多年你来我往走动，刘位宽一直未发现该二人早已登记离婚。2013年8月，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夫妇达成口头合伙协议：以展速公司名义与江增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刘位宽占50%，刘刚与袁忠容占50%。后双方以展速公司名义于2013年8月、2014年8月和2015年8月三次与江增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合同期限至2016年8月25日届满），刘位宽负责加工事务的具体管理，刘刚与袁忠容负责合伙财务。合伙期间，江增公司按约将加工费转账至展速公司账户。2013年8月至2015年11月，刘位宽支出工人工资、材料费等共计3506503.50元，而刘刚分数次支付刘位宽共计2224400元，袁忠容支付刘位宽137805元，差额部分1144298.50元即为刘位宽垫资款。由于刘刚与袁忠容一直不公开合伙财务收入，双方于2015年10月因结算问题发生矛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刘位宽决定起诉，由于刘位宽不懂法，在咨询了几位法律工作者和律师后，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先以劳动纠纷提起诉讼，后又以挂靠纠纷提起本案诉讼。经过三次庭审，法院查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且合伙亦为事实真相，刘位宽遂变更为以合伙纠纷主张权利。展速公司一审辩称，1.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程序不合法，法院应告知其另案诉讼。本案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2017年12月19日第三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而刘位宽于2018年3月15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或法庭辩论终结前的规定。另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简转普裁定，在第四次庭审（2018年7月12日）时明确告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原因系刘位宽变更诉请致案情发生变化，法院明知刘位宽提出变更诉请的理由不合法仍然予以准许，故程序不合法；2.刘位宽于2013年8月25日进入展速公司工作，负责全权管理，主要代表展速公司支付工人工资、借资，购买劳动工具、材料等，其工资为年薪，行为系职务行为。2015年11月25日刘位宽自动离开展速公司。刘位宽与展速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劳动者。刘位宽多次以不同标的向仲裁机关、法院主张权利，不低于三十次的庭审，均证实刘位宽就是展速公司的劳动者，与展速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资、垫资、挂靠、合伙等关系。所以本案刘位宽提出存在合伙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且刘位宽在除开本案以外的庭审笔录和自己的申请书中均自认与展速公司及刘刚、袁忠容不存在合伙关系。综上，刘位宽诉称不属实，请求驳回刘位宽的诉讼请求。袁忠容一审辩称，1.同意展速公司的答辩意见；2.袁忠容与刘刚原系夫妻关系，已于2001年离婚。刘位宽与展速公司系劳动关系，袁忠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3.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是对诉讼标的的变更，不仅变更了法律关系的性质还变更了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主体，与本案原来的挂靠合同关系属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应当另案起诉。请求驳回刘位宽的诉讼请求。刘桐彤一审辩称，1.在本案刘位宽原来主张的挂靠合同纠纷中，刘位宽于2017年8月29日以刘桐彤系袁忠容之女，展速公司部分转款进入刘桐彤银行账户为由，追加刘桐彤为挂靠合同纠纷的被告。在刘桐彤不是挂靠合同纠纷的适格被告，且与展速公司无任何关联的情况下，经过几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又以刘桐彤系刘刚继承人为由要求刘桐彤对合伙关系承担责任。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是从挂靠关系到合伙关系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变更，也是对刘桐彤从挂靠连带责任到对刘刚的继承责任的变更，法律关系上不具关联性，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且在第二次庭审中，审判员曾向刘位宽询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而当时刘位宽予以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当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性质与原告主张不一致时，向当事人释明询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此时当事人应变更诉请，否则将导致败诉的后果；2.刘桐彤系在校学生，长期由其母亲袁忠容陪同学习，对刘刚的工作事务一概不知情，且刘刚系因病去世，对刘刚的财产并未进行清理继承，因此刘桐彤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民终4943号民事判决书，已对刘刚与刘位宽不是合伙关系进行了查明认定，更谈不上刘桐彤是否需要继承。因此刘桐彤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事实上，与本案均无关联，且刘位宽变更诉请程序严重违法，请求驳回刘位宽的诉讼请求。王治碧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1.王治碧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是合伙关系当事人，且已提交放弃财产继承权声明书，已明确表示放弃对刘刚遗产的继承权；2.从诉状可知，刘位宽是与展速公司建立的合伙关系，刘刚作为展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展速公司承担，与个人无关；3.刘位宽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情况，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治碧收取或者继承了刘位宽的出资款，其出资款已转化为合伙财产，合伙协议解除并清算后，刘位宽只能分配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故其诉请退还出资款不成立；4.刘位宽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无约定，其计算基数及起算时间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刘位宽的诉讼请求。刘位宽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法庭审理笔录（2016年2月18日、8月2日、9月29日、10月8日、11月1日）、代理词、证据清单，拟证明展速公司在此前的庭审中承认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存在合伙关系；2.调查笔录（2016年10月18日）3.袁忠容（手机号码：X）与刘位宽之妻袁美容的通话录音（2015年10月18日，庭审中刘位宽出示原始载体）证据2、3拟证明袁忠容承认与刘位宽系合伙关系；4.会议纪要，拟证明刘位宽代表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协商价格问题，刘位宽系合伙人；5.加工承揽合同、房屋及设备租赁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细则、人员分工及职责、员工用房租用协议、水电气卡，拟证明合伙双方以展速公司名义与江增公司签订承揽合同，由江增公司提供房屋和设备，展速公司提供劳务，并承担加工过程中的钢丸等耗材费用；6.中毒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方案、纠正措施处理通知单、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拟证明刘位宽是合伙人；7.证人苏武群、何灼银的证言，拟证明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8.承揽费用结算单（2013年9月至2015年10月），拟证明该期间内的承揽收入；9.展速公司银行流水及整理清单，拟证明江增公司在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合伙期间（2013年8月25日至2016年9月30日）向展速公司支付加工费8702096.58元，该款由刘刚和袁忠容支配，转入袁忠容银行账户5450000元，转入刘刚银行账户2395000元，转入刘桐彤银行账户190000元；10.钢丸移交表，拟证明2016年底合伙终结时，刘刚、袁忠容将合伙所购材料转让，收到转让费145000元；11.申请及会计凭证，拟证明江增公司代展速公司支付重庆幸光钢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光公司）货款135000元；（证据9至11反映合伙期间收入共计8982096.58元）12.刘位宽之妻袁美容在邮政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刘位宽通过其妻在邮政银行贷款250000元用于合伙经营；13.员工工薪表3本、工人借资及材料支出本（记账簿）4本（记账簿记载：2013年8月24日刘位宽50000元，刘刚50000元；和前面老板结算支出85000元。2014年1月7日刘刚书写：刘位宽之前开支70000元整，刘位宽书写：应补我30000元。记账簿还记载了“刘刚借款”等内容。2015年7月，刘位宽曾将记账簿交刘刚核对，其后收回，刘刚对记账簿部分内容进行了拍照留存，并在展速公司诉刘位宽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提交影印件，刘位宽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拟证明刘位宽管理合伙事务，支出共计3506503.50元；14.重庆青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蓝公司）送货记录，拟证明2014年至2015年9月15日青蓝公司向合伙项目供货共计107410元；15.幸光公司明细账及会计账簿复印件5页，拟证明从合伙开始至2015年9月14日，幸光公司向合伙项目供货共计383229元。对上述证据,展速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内容反映的只是展速公司在此前案件中的辩解意见，法院并未采信，事实应以法院查明的为准；证据3不应得到法院采信，视听资料与刘位宽提交的文字整理资料内容不符，视听资料声音不清晰、间断，不符合正常视听资料的特点，且该通话内容刘位宽三年前即知晓，却一直未提交，不排除存在剪辑的可能性。另该资料是袁忠容与案外人之间的通话，与本案无关，而袁忠容也并未与袁美容通话，X是袁忠容的手机号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存在合伙关系，只能证明刘位宽与刘刚代表展速公司参与了定价的谈判；对证据5中加工承揽合同、房屋及设备租赁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水电气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人员分工及职责、员工用房租用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加工承揽合同明确载明刘位宽是委托代理人，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职工，签订该合同的行为是代表展速公司的职务行为。另租房事实存在，但不是刘位宽提交的这份，是展速公司加盖公章签订的租房合同，房租费也是展速公司交给刘位宽去支付的；对证据6纠正措施处理通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知单处理的是展速公司，刘位宽只是负责签收，恰证明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管理者，对中毒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方案、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证人证言不真实，证人并未参与见证合伙，且无证据证明证人的身份，不能达到刘位宽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的每月结算情况；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资金流向刘刚、袁忠容是展速公司的内部问题；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材料系由展速公司购买而非刘位宽；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证明展速公司的正常收入和支出，与合伙关系无关；证据12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袁美容的贷款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更不能证明是合伙出资；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刘位宽个人形成，不能证明刘位宽出资，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管理者，记账簿由刘位宽保管，平时的开支、工人工资的发放、工作材料的购买基本均是在刘刚处领取现金支出，这也是刘位宽自认的，以上支出款项的行为均系刘位宽的职务行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证明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7月30日之间的部分供货，青蓝公司向展速公司的供货情况应以展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为准；证据15幸光公司的会计账簿未加盖幸光公司公章，不予认可，且幸光公司与展速公司存在欠款纠纷，与展速公司有利害关系，证据内容亦存在矛盾之处。综上，刘位宽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刘位宽与展速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法院的生效判决已查明刘位宽与展速公司之间就是劳动关系。袁忠容质证称，对证据3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视听资料与刘位宽提交的文字整理资料内容不符，有明显删减和拼接痕迹，内容不完整。即使真实，该视听资料的部分内容也只能反映刘位宽与刘刚作为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所进行的工作上的结算，而不是挂靠或合伙的结算，同时反映刘位宽在展速公司工作的事实，刘位宽与展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中加工承揽合同、房屋及设备租赁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细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人员分工及职责、员工用房租用协议、水电气卡的真实性有异议。在三份加工承揽合同中，2013年8月25日和2014年8月26日的签字人是袁忠容，2015年8月19日的才是刘位宽作为展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后两份合同是针对第一份合同的续签续订，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职工，系代表展速公司履行职务；对其他证据同意展速公司的质证意见。刘桐彤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同意展速公司的质证意见。王治碧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展速公司、袁忠容、刘桐彤对证据1、2、4、8-11、14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3刘位宽提交了原始载体，内容涵盖了其整理的文字资料，且袁忠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认可与袁美容通话手机号为袁忠容手机号，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5、6反映的是承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对三份加工承揽合同，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该两组证据中涉及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可结合其他证据反映刘位宽管理合伙事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13的工薪表有领取工资的工人签字，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记账簿，因双方均认可记账簿在刘位宽处，平时的管理、开支是刘位宽在负责，并由刘位宽保管，刘位宽记录的账目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各项支出涵盖承揽业务的各方面，基本按时间顺序予以记录，较为客观真实，且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另刘位宽自认收到刘刚支付的多笔款项在记账簿上亦有反映，对此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展速公司在前案中提交了部分记账簿影印件，陈述刘位宽将记账簿交与刘刚对账，也可佐证该记账簿的真实性，但对该记账簿中记载内容与前案影印件内容不一致的部分，应以影印件内容为准。另记账簿记载“和前面老板结算支出85000元”，因该笔支出金额较大，而刘位宽未提交有双方签字确认的文书及该笔款项的支付凭证或收据等证据，故对该笔支出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记账簿还记载“刘刚借款”，因与合伙事务无关，一审法院亦不予确认。其余记载内容，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证据7的证人证言较客观真实，证人身份亦可由证据13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12系袁美容的银行账户明细，不能与刘位宽提交的记账簿等载明的开支一一对应，不能直接证明银行贷款用于合伙，即使该贷款用于合伙，也已包含在刘位宽所提供的记账簿和工薪表的支出中，故对证据12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证据15，对有幸光公司盖章确认的明细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幸光公司会计账簿虽系复印件，但其载明内容与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票号、时间、金额均能一一对应，亦可认定其真实性。展速公司围绕辩称意见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渝津劳人仲案字﹝2015﹞第1365号仲裁申请书、庭审笔录、仲裁裁决书、（2016）渝0116民初260号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2016）渝05民终49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自认从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在展速公司上班，做全职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发放工资、购买劳动工具、材料等，同时判决书明确确认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是展速公司自己在经营，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劳动者；2.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107-120号仲裁出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赔偿明细表、收据，拟证明刘位宽拒不交出被告展速公司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组织14名工人向仲裁委员会主张赔偿，展速公司赔偿员工61000元；3.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754号仲裁申请书、仲裁裁决书、（2016）渝0116民初941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2017）渝05民终406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位宽自认到展速公司从事全职管理工作，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劳动者；4.（2016）渝0116民初13093号民事诉状、追加被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垫资费用清单、法庭审理笔录，拟证明刘位宽自认是展速公司的管理者，为展速公司垫资1144098元，平时开支都是展速公司交给刘位宽，委托刘位宽处理；5.津人社监令﹝2017﹞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明细表，拟证明刘位宽于2017年4月向劳动部门投诉展速公司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劳动局查证核实，刘位宽确系展速公司的劳动者，从事单位的管理工作，展速公司为其补缴了保险费31454元；6.刘位宽提交的法人代表（单位）给刘位宽用于支出所有金额明细，载明“从刘位宽管理以来”，拟证明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劳动者，所有支出刘位宽均是代表展速公司；7.展速公司银行流水（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拟证明该期间内展速公司的开支情况，支出共计9063310元；8.（2017）渝0111民初535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3年至2016年7月，展速公司在幸光公司处购买钢丸70余万元，尚欠51905元未支付；9.江增铸造清砂车间所有工具、钢丸移交表，拟证明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的加工承揽合同于2016年8月25日终止，展速公司将剩余所有工具和钢丸折价145000元卖与下一承包人，这些材料均是展速公司购买而非刘位宽；10.增值税发票（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13日），拟证明部分材料款金额为1293792.60元；11.展速公司暂统计收支情况表，拟证明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江增公司向展速公司转账5800000元，减去展速公司支出成本6021816元，展速公司共亏损221816元。对展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刘位宽质证称，对证据1—4、6-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可展速公司已支付工人赔偿款61000元、刘位宽工资126949元，以及展速公司已为刘位宽缴纳社保31454元；证据10仅认可与刘位宽提交的青蓝公司送货记录、幸光公司明细账所对应的金额，其余不认可，展速公司在合伙期间同时承揽了其他与合伙无关的业务，其未提交相应的送货单佐证以上增值税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其余货款系被告自行承揽业务所产生，与合伙事务无关，且部分增值税发票反映短时间内钢丸使用量远超过正常使用量，与事实不符，质疑被告虚开发票；对证据11中支付刘位宽工资及刘位宽对证据10质证时认可的部分材料款予以认可，其余均不认可。袁忠容、刘桐彤对展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王治碧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一审法院对展速公司提交的证据1-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是展速公司对2013年8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收支情况的整理统计，对与查明一致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25日，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达成口头合伙协议，以展速公司的名义承揽江增公司的加工业务，与江增公司签订《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约定展速公司承揽江增公司铸铁件毛坯的抛（喷）丸、打磨清理、油漆等后工序的加工，江增公司支付加工承揽费，合同期限从2013年8月25日至2013年12月25日（合同期限届满30天前，若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合同或签订新合同，双方即按本合同继续履行，以一年为期依次顺延生效执行）。展速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刘刚在展速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处有“袁忠容”签字字样。2014年8月26日，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续签《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5年8月25日，展速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刘位宽在展速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亦有“袁忠容”签字字样。2015年8月19日，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再次续签《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6年8月25日（若双方就续签合同达成一致，需在本合同期限届满5天前签订，若在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未达成一致，合同到期自然终止），还约定加工承揽费用经双方核算、签字认可后，展速公司开具全额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以开票日起算在江增公司财务挂账一个月后江增公司向展速公司支付全额费用。展速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刘位宽作为展速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签订合同后，双方均按约履行合同义务。2015年11月25日，刘位宽离开展速公司，未再参与展速公司承揽的江增公司的加工承揽业务。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刘位宽在该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项目中负责管理工作，包括发放工人工资，购买劳动工具、工作材料以及日常杂支等，刘刚、袁忠容亦负责购买钢丸等耗材及收取加工费等，加工厂房由江增公司提供。对于工资发放、日常开支等支出，刘位宽皆自行在工薪表、记账簿上进行记录，形成了3本工薪表和4本记账簿等书面材料。以上工薪表、记账簿记载刘位宽在合伙期间支出工人工资以及房租、水电费、工具款等杂支共计3160903元。另记载刘刚从2014年1月1日起多次向刘位宽支付款项共计2224400元（第一笔款项金额为3000元），另刘位宽自认收到袁忠容支付的款项137805元。2013年8月25日至2016年9月26日，江增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展速公司支付加工费共计8702096.88元，其中截至2015年12月支付加工费共计6121011.24元。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2月，展速公司进账除有来自江增公司的加工费外，还有重庆市江津区重潍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等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1227857.33元。2015年12月18日，展速公司向江增公司出具《申请》，载明：2014年4月，江增公司新车间抛丸设备试运行，由展速公司垫付钢丸款共计135000元，由于展速公司不具备开具钢丸的资质，特委托由幸光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开具发票，中间产生的经济纠纷与江增公司无关，一切损失由展速公司承担。该135000元江增公司已代为支付。展速公司银行流水反映，2013年8月25日至2016年9月，展速公司多次向刘刚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680000元（最后一次转账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多次向袁忠容银行账户转账共计5290000元（截至2015年12月转账共计3280000元，第一笔转账时间为2015年1月22日）。另展速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4年1月6日向刘桐彤（刘刚与袁忠容之女）银行账户转款90000元、100000元，共计190000元；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展速公司支出税款共计226498.01元（2015年12月未支出税款）；2014年1月、11月、2015年3月、12月展速公司分别向幸光公司转账支付材料款60000元、20000元、25000元、30000元，共计135000元。2015年9月15日，青蓝公司出具《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2014年—2015年送货记录》，载明送货地点为江增公司厂区内，货款共计107410元，另载明了发票号。2015年9月14日，幸光公司出具《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增压器）明细账》，载明货款共计383229元，亦载明了发票号。另幸光公司会计账簿从2013年8月25日起关于2013年10月10日、12月25日供货的两笔货款备注送货地点为“潍柴”，另记载2015年9月29日亦产生一笔货款36000元（增值税发票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展速公司提交的2013年11月至2015年12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该期间内幸光公司供货561069元（除前述货款外，幸光公司还于2015年11月13日开具金额为3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剩余两笔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非合伙期间），青蓝公司供货136640元（增值税发票时间为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江苏苏北砂轮厂有限公司、乐山市顺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供货617283.60元。2015年10月，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因结算问题发生矛盾。2015年10月18日，袁忠容在与刘位宽之妻袁美容的手机通话中有以下陈述：“做生意就要互相信任”；“一个月一个月的更好查”；“很仔细也不对，你特别是要查这么多年的账”；“你跟他说，查账也好，记账也好，不是这样的，他太细了”；“你这个账，我最先就跟会计说过的，只有笼统的扎一下”；“你跟刘位宽说，算账不要这么细，不要太小心眼了”；“你笼统的扎，扎了过后，只要悬殊不大”；“真的，你跟他说，下个月不要记这么细”。一审另查明：2015年11月，刘位宽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津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展速公司支付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的工资270000元等。刘位宽在仲裁申请书中称，展速公司因与江增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忠容之夫刘刚找到刘位宽，聘请刘位宽为总管理，口头约定薪酬10000元/月，满一年后支付年薪。刘位宽于2013年8月25日起到展速公司工作，但一直未付工资。2015年7月，刘刚被查出肝癌晚期，刘位宽多次找到展速公司谈工资问题，展速公司非但不认可，反称刘位宽与刘刚是合作关系，不付工资，请求裁决展速公司支付刘位宽工资。展速公司在仲裁程序中辩称，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忠容前夫刘刚（双方已于2001年离婚）盗用展速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私自与刘位宽合伙，对外承揽业务，与江增公司签订承揽合同，直到2015年9月，袁忠容发现刘位宽与刘刚进行对账。2013年8月，刘位宽与刘刚各出资50000元，且刘位宽垫付了工人工资，如果刘位宽与展速公司是劳动关系，不符合常理，刘位宽与刘刚是合伙关系，请求驳回刘位宽的仲裁请求。江津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双方劳动关系成立，裁决展速公司支付刘位宽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的工资123226.38元。展速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15日作出（2016）渝0116民初260号民事判决，认定刘位宽与展速公司的劳动关系成立，判决展速公司支付刘位宽工资122849元。展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渝05民终49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展速公司已履行了该判决确定的义务。2015年12月，苟德春、邓招秀等14人向江津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展速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等，诉称因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招募其从事清砂打磨加工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展速公司为此支付以上申请人工资共计61000元。2016年6月24日，刘位宽另案向江津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解除与展速公司的劳动关系，由展速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经济补偿金25000元和缴纳社保费用18591.40元。该委于2016年8月3日作出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754号仲裁裁决，裁决展速公司支付刘位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743.75元。展速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展速公司在该案审理中称：刘位宽于2013年8月25日与刘刚合伙对外承揽业务，刘位宽并非展速公司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展速公司无需支付刘位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刘位宽称，双方劳动合同关系成立，已经前次生效判决确认。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渝0116民初9413号民事判决，再次认定刘位宽与展速公司劳动关系成立，以刘位宽主张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仲裁时效、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为由，判决展速公司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刘位宽不服该判决，再次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7)渝05民终40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25日，刘位宽以展速公司、袁忠容为被告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其在展速公司负责管理工作期间，陆续为展速公司垫资3506303元，刘刚、袁忠容已支付垫资款2362205元，尚欠垫资款1144098元，要求展速公司、袁忠容返还。展速公司在该案中辩称，双方没有垫资垫付关系，案件事实是刘刚盗用袁忠容的身份开办展速公司，之后刘刚与刘位宽冒用该公司名义合伙与江增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形成了刘刚与刘位宽个人合伙关系，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应由刘位宽与刘刚承担，与展速公司无关。刘位宽诉称其已支付的款项是刘位宽与刘刚个人进行的结算，展速公司不知情，也不知道是否已进行结算。后刘位宽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7年4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津人社监令﹝2017﹞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载明因刘位宽向该局投诉称其于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在展速公司工作期间，展速公司没有为其参加社会保险，责令展速公司到重庆市江津区社会保险局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为此，展速公司为刘位宽补缴保险费31454元。一审还查明：展速公司于2013年7月18日成立，股东袁忠容（法定代表人）、张兵各出资140000元、60000元（2013年8月5日展速公司转账195000元至刘刚银行账户），业务范围为普通货运；物流信息咨询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加工、销售：通用机械零部件；装卸搬运、家政服务。2016年8月15日，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刚。袁忠容称其与刘刚原系夫妻关系，但已于2001年登记离婚。刘刚于2016年因病死亡，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其女刘桐彤、其母王治碧。一审审理中，王治碧于2018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放弃财产继承权声明书》，声明其自愿放弃刘刚的财产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亦应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刘位宽诉请的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三、如果合伙关系成立，合伙对象、合伙期间和合伙期间内收入、支出、合伙人的垫资情况以及利润分配。对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一、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展速公司、袁忠容、刘桐彤在答辩中均认为刘位宽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刘位宽以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经过三次庭审，一审法院查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刘位宽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法律关系的性质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不受此前举证期限的限制。后一审法院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恢复法庭调查及辩论，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亦在最终法庭辩论终结前。综上，刘位宽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程序合法。二、刘位宽诉请的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对出资数额、盈利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没有书面协议，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亦应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合伙关系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理由及依据如下：(一）刘位宽记载的记账簿、工薪表。记账簿记载：2013年8月24日刘位宽50000元，刘刚50000元；2014年1月7日刘刚书写：刘位宽之前开支70000元整，刘位宽书写：应补我30000元。2015年7月，刘位宽曾将记账簿交刘刚核对，其后收回，刘刚对记账簿部分内容进行了拍照留存，并在展速公司诉刘位宽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提交影印件，刘位宽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记账簿、工薪表均系重要的财务资料，而本案中，记账簿、工薪表全部由刘位宽自行记录和保管，无其他人员签字审核。另刘位宽从2013年8月起即对案涉三笔承揽业务持续垫资，垫资金额巨大，2014年1月1日，刘刚才支付刘位宽第一笔款项3000元。如果刘位宽只是展速公司聘请的管理人，于情于理不符。（二）袁忠容与原告之妻袁美容之间的通话录音（2015年10月18日），亦可以反映合伙对账的情况。综上，本案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以上均符合前述合伙特征，可以认定刘位宽诉请的合伙关系成立。三、合伙对象、合伙期间和合伙期间内收入、支出、合伙人的垫资情况以及利润分配（一）合伙对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袁忠容与刘刚共同作为一方与刘位宽合伙，理由如下：首先，刘位宽陈述刘刚与袁忠容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与其往来，两家常年走动，刘位宽一直未发现该二人早已离婚。在前案审理中，袁忠容称其与刘刚已于2001年离婚，刘刚盗用展速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私自与刘位宽合伙，亦可佐证刘刚与袁忠容之间的关系。其次，袁忠容为合伙事务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刘位宽管理合伙事务期间，袁忠容既是展速公司的股东，亦为法定代表人，在对外合同的签订、款项的收支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刘位宽提交的2015年10月18日袁忠容与刘位宽之妻袁美容之间的通话录音，亦反映袁忠容对合伙事务的参与。最后，合伙所得业务款大部分转入袁忠容银行账户。袁忠容作为展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增公司从2013年11月起持续每月支付业务款至展速公司账户，而展速公司在2013年8月25日至2016年9月期间又数次转出500余万元至袁忠容账户。袁忠容辩称其对合伙不知情不能成立。而若袁忠容不是与刘刚共同合伙，仅是提供帮助，在早已离婚的背景下，大部分业务款流入袁忠容银行账户亦不符合常理。（二）合伙期间双方对关系建立的时间为2013年8月25日均无异议。刘位宽诉称合伙终止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即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案涉第三份加工承揽合同的终止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合伙期间应至刘位宽离开合伙项目之日即2015年11月25日。在前案及本案中，刘位宽均认可其于2015年11月25日自行离开展速公司（合伙项目），未再参与展速公司承揽的江增公司的加工业务，可视为其于该时间自愿退出合伙。（三）合伙收入本案合伙项目仅指向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的三份加工承揽合同，合伙收入较为明确。根据前述查明事实，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2月江增公司共向展速公司银行账户转款6121011.24元（加工合同中约定货款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1个月后支付）。另关于2014年4月产生的展速公司应支付幸光公司的材料款135000元，江增公司已代为支付，该款亦应作为合伙收入。而刘位宽主张的2016年1月至9月江增公司转款金额及2016年8月刘刚、袁忠容将材料等转让给案外人所收款项145000元，因刘位宽已退出合伙，故不应计入合伙收入。故合伙期间的收入应为：6121011.24元+135000元=6256011.24元。（四）合伙支出1.材料款关于材料款，展速公司提交了2013年11月至2015年12月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幸光公司货款561069元，青蓝公司货款136640元，其余货款617283.60元（销售方为江苏苏北砂轮厂有限公司、乐山市顺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对此，刘位宽仅认可其中幸光公司货款383229元、青蓝公司货款107410元，并提交了青蓝公司盖章确认的《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2014年—2015年送货记录》以及幸光公司盖章确认的《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增压器）明细账》和幸光公司会计账簿复印件，称其余货款系展速公司自行承揽业务所产生，与合伙事务无关，且部分增值税发票反映短时间内钢丸使用量远超过正常使用量，质疑展速公司虚开发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幸光公司会计账簿载明部分送货地点非江增公司，可以说明展速公司在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合伙期间仍有其他业务，这一点从展速公司银行流水进账收入也可以反映。故合伙支出的材料款可分为两部分处理：一是关于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货款。首先，对刘位宽提交的经两家公司盖章确认的金额共计490639元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因幸光公司出具的明细账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而刘位宽提交的幸光公司会计账簿中反映除明细账载明金额外，2015年9月29日还产生一笔货款36000元，该笔货款于2015年10月8日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对该笔36000元亦予以确认；再次，幸光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开具金额为3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因刘刚、袁忠容在合伙期间内亦承揽除合伙项目外的其他业务，而该笔36000元在刘位宽提交的幸光公司明细账及会计账簿中均无反映，应由刘刚、袁忠容方举证该笔款项系合伙项目材料款，而被告对此并未举证，对该笔款项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最后，关于展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上反映的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其余货款，其中幸光公司其余货款共四笔（两笔非合伙期间内货款，两笔在幸光公司会计账簿上明确记载送货地点系潍柴）。青蓝公司货款共三笔，其增值税发票时间为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应包含在青蓝公司出具的送货记录期间内，以送货记录载明的为准。故对增值税发票反映的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其余货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另外，江增公司代为支付幸光公司的货款135000元，虽在明细账及增值税发票中均无反映，亦应认定。二是展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中除幸光、青蓝两家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的货款617283.60元。因刘位宽对此仅提出使用量的合理性怀疑，未提交相反证据，故对其余增值税发票金额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合伙期间支出的材料款应为：490639元+36000元+135000元+617283.60元=1278922.60元。2.税款展速公司的银行流水反映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支出税款共计226498.01元（2015年12月未支出税款）。而该银行流水亦反映合伙期间展速公司对外除了江增公司的三笔业务外还存在其他业务。关于税款的认定，依据有二：一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上载明了税额，但税款类型多样，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税额与实际应缴纳的税款金额并不完全对应；二是展速公司银行流水，但该银行流水仅能反映款项性质为税款，不能明确是哪笔业务所产生的税款，且支出税款的时间也无法与增值税发票相印证，不能排除是非合伙业务所产生的税款。考虑到展速公司承接的合伙加工业务必然要产生税费，在双方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税费具体金额的情况下，本院酌定税款按照展速公司银行流水所反映的合伙期间展速公司来自江增公司的收入（转账）6121011.24元与总收入7348868.57元（6121011.24元+1227857.33元）的比例进行分摊，由此得出合伙期间支出税款金额为：226498.01元×6121011.24元÷7348868.57元=188654.46元。根据前述查明事实，合伙期间刘位宽另支出工人工资以及房租、水电费、工具款等杂支共计3160903元。另双方均认可展速公司已支付此前案件中刘位宽工资126949元、刘位宽保险费31454元，以及苟德春等14名工人工资61000元，以上三笔支出亦应纳入合伙支出处理。综上，合伙期间的支出分为两部分：一是刘位宽支出的款项3160903元；二是刘刚、袁忠容支出的款项：材料款1278922.60元（包含江增公司代付的135000元）+税款188654.46元+刘位宽工资126949元+刘位宽保险费31454元+苟德春等14名工人工资61000元=1686980.06元，两项共计4847883.06元。（五）垫资款刘位宽诉称其垫资1144298.50元，并提供了工薪表、记账簿等，证明合伙期间由刘位宽经手支出3160903元。被告辩称这此支出均系刘刚现金交付给刘位宽支出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合伙收入即江增公司支付的报酬均系转入展速公司账户。故扣除刘位宽自认的刘刚多次向其支付的款项共计2224400元，以及袁忠容支付的款项137805元，其余798698元应为原告的垫资款。（六）利润分配因合伙双方未提供书面合伙协议证明双方对利润分配存在约定，按公平原则应先将原告的垫资款返还，再由双方平均分配利润。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合伙收入为6256011.24元，合伙支出为4847883.06元，原告垫资款为798698元，可分配利润应为：6256011.24元-4847883.06元-798698元=609430.18元，刘位宽及被告袁忠容、刘刚各应分得304715.09元。综上，刘位宽离开展速公司后，刘位宽即退伙，实际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终止，无需另行解除。合伙关系终止后，合伙双方应当进行结算。本案经结算，扣除刘位宽已垫资金额798698元，刘位宽尚应分得利润304715.09元。因合伙期间合伙收入均转至展速公司银行账户，袁忠容系展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展速公司银行账户由刘刚、袁忠容控制管理，且大部分款项均转入刘刚、袁忠容个人银行账户，故刘刚、袁忠容应返还刘位宽垫资款798698元，并支付刘位宽应分得利润304715.09元。另展速公司向刘桐彤银行账户转款190000元，因刘桐彤系刘刚、袁忠容之女，该款可作为刘刚、袁忠容预先分配的利润进行处理。刘刚系合伙人，亦为本案付款义务人，其死亡后，刘桐彤、王治碧作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当在继承刘刚遗产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关于刘位宽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因双方此前一直未进行结算，合伙收入、支出、利润等金额尚不明确，一直处于争议中。另双方合伙纠纷发展至今，与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刘位宽多次以不同法律关系仲裁、诉讼有关，刘位宽亦有责任。故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展速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展速公司不是合伙人，在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合伙中，仅以其名义与江增公司签订合同、提供账户收取业务款，无其他往来。刘位宽主张展速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位宽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袁忠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位宽垫资款798698元；二、袁忠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位宽合伙利润304715.09元；三、刘桐彤、王治碧在继承刘刚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刘位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194元，由刘位宽负担18801元，袁忠容、刘桐彤、王治碧负担11393元。二审中，刘位宽围绕其诉讼请求举示了如下证据：1.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截至2018年12月29日，展速公司未为刘位宽参保。一审判决对31454元社保费进行扣除不当。2.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9月28日期间合伙项目磨片明细统计表，拟证明在此期间磨片数额为157950元，并非一审认定的617283.6元。3.材料移交清单，拟证明2013年8月23日与上家交接的时候，刘位宽购买了8.5万元材料，应计入合伙投入。4.会计事务所报告书，拟证明一审扣减798698元系重复计算。对刘位宽提交的上述证据，袁忠容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均予认可，表示展速公司已经缴纳了社保费用。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展速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表示已经为刘位宽缴纳了社保费用。证据2、3、4不能达到刘位宽的证明目的。刘桐彤同意袁忠容的质证意见。刘位宽提交的上诉证据，袁忠容、展速公司、刘桐彤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系刘位宽单方制作，袁忠容、展速公司、刘桐彤均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能够证明一审判决关于可分配利润的计算方式有误。袁忠容围绕其诉讼请求举示了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拟证明袁忠容向袁美容转款50000元。2.展速公司在与刘位宽（2016）渝05民终4943号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举示的记账簿相片复印件19页，袁忠容并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仅证明结合刘位宽在本案举示的工薪表、记账簿证明，刘位宽提供的证据资料存在大量篡改、删除等情况，且根据该证据计算，刘位宽自行记载刘刚向其支付金额为2373400元。3.刘位宽在其与展速公司劳动争议（渝津劳人仲案字[2015]第1365号）中提供的《2013年11月份至2015年9月份的工资表》，袁忠容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仅证明通过该份证据与展速公司在其与刘位宽劳动合同纠纷一案（2016）渝05民终4943号举示的记账簿相片复印件19页对比存在差异，后面证据增加了工资金额，工人人数。4.赖新贵身份证复印件及赖新贵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赖新贵从2013年至今未在展速公司上班，且2014年2月、4月、5月未从展速公司管理人刘位宽处领取工资。5.刘位宽2014年4月27日提交的记录，拟证明刘位宽自认收到袁忠容支付的137805元以及50000元转账外，袁忠容还向刘位宽支付20000元。对袁忠容提交的上述证据，刘桐彤不持异议。展速公司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证据2、3能够证明刘位宽在不同诉讼中举示的证据存在大量的篡改，金额变化大。工薪表上的他人很可能与刘位宽串通损害展速公司利益，且工薪表、记账本均是刘位宽单方记录。证据4能够表明刘位宽提供的工薪表存在伪造，证据5能够表明2015年11月11日刘位宽在展速公司会计处领取了20000元补发展速公司工人工资。当时是袁忠容在管理公司，袁忠容让会计拿的20000元给刘位宽。刘位宽认可收到了袁忠容支付的5万元，该5万元不是预支工资，用于业务运作、小孩读书。证据2、3并非新证据，且一审中举示的刘刚、刘位宽结算表已经载明刘刚向刘位宽支付的款项。现场工人领取工资时，可能存在少算或另外奖励的情形，后面增加补发后如实修改。证据4实为证人证言，赖新贵并未到庭作证。证据5上137805元系袁忠容支付的，2015年11月11日补发工资2万元系刘位宽书写。刘桐彤举示了放弃继承声明书，拟证明刘桐彤对刘刚的财产放弃继承。刘位宽认可该份证据真实性，不同意刘桐彤放弃继承，刘桐彤收到了19万元。袁忠容、展速公司均认可该份证据真实性，展速公司称刘刚借用了刘桐彤账户作为公司账户，该19万元用于公司开支，有公司财务记账。袁忠容提交的上述证据，刘位宽认可收到袁忠容转款的5万元，以及2015年11月11日补发工资2万元系刘位宽书写，本院对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证据2、3的内容来看，确实与刘位宽在本案中提交的记账本、工薪表原件载明的金额、内容存在部分差异，记账本、工薪表内容是否伪造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评述。赖新贵的证明实为证人证言，赖新贵并未到庭作证，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刘桐彤的声明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本院对该份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展速公司举示了如下证据：1.展速公司营业执照、刘刚死亡证明，拟证明展速公司系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主要管理人员刘刚于2017年1月11日去世。刘刚去世后，展速公司在管理上出现困难。2.2013年8月《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2014年1月《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2014年8月《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2015年8月《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2016年4月1日《铸铁件后工序加工承揽合同补充协议》；2016年7月26日《合同终止通知书》；2016年7月27日《招标邀请书》。拟证明2013年8月25日，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案涉机械加工劳务承揽合同。此后，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连续五次签订了案涉加工劳务承揽合同及补充协议。2016年7月26日，江增公司向展速公司发出终止机械加工劳务承揽合同关系的通知，并向展速公司发出招标邀请书，请展速公司续签合同投标（因展速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刘刚病重而未再行投标）。截止2016年8月25日双方的加工劳务承揽合同关系终止。在案涉机械加工劳务承揽合同中，与江增公司的缔约主体是展速公司，而非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三人。江增公司针对案涉机械加工劳务，没有与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签订其他任何形式（口头或书面）的承揽合同。3.展速公司会计账簿、展速公司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会计凭证（34册），拟证明展速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江增公司进行业务上的沟通和协调，涉及机械加工劳务承包费的收取，业务经费的划拨和结算，都是由江增公司支付至展速公司的银行账户上。经营活动中，向合同相对方经营者（包括江增公司）所开具的经营性发票也是由展速公司开具的。与江增公司合同关系终止后，展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江增公司进行了权利和义务的结算。展速公司招聘了大量的生产工人和部分管理人员，与招聘者建立的劳动和劳务关系，也是展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招聘者的劳动报酬，在工作中所受伤害而发生的误工费、医药费等各项费用，以及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而依法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的税费等等经费的支付，均是展速公司以自己名义承担的。2015年11月25日，刘位宽不辞而别，擅自离开展速公司后，展速公司并未因其离职，而停止加工劳务的作业，仍是照常生产经营，直到2016年8月，因案涉机械加工劳务合同期限届满时为止。展速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以及会计账务上，江增公司业务是展速公司开展业务的一部分。展速公司并未对与江增公司的业务和其他单位的业务进行区分，并未分别独立核算，而是对所有业务作一整体进行经营核算，材料的采购、税费的缴纳、管理费等均是统一入账，统一核算。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案涉项目的收入，在除去案涉项目的税费分摊款后，全部应归刘位宽、刘刚（已离世）、袁忠容等人所有的事实。在履行案涉承揽合同的过程中，展速公司为了便于业务经费的支付，展速公司以刘刚、袁忠容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的现金账户【其中，曾暂时使用过刘桐彤（系刘刚和袁忠容二人的婚生女儿）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公司的现金账户】，并将展速公司的部分款项，转入以上现金账户的个人银行账户，根据公司实际业务的需要，从该个人现金账户上，取现用于公司业务经费的支付。以上所转付的款项，最终均用于展速公司业务费用的开支。刘位宽作为公司招聘的管理人员，在工作生活中，对其项目的开支作了一些记录。由于该情况也并未得到展速公司及其管理人刘刚的确认，其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也较难也确认，并不能合理排出刘位宽为了实现私利，对刘刚生前支付的款项减少记账，而对开支部分擅自增大记账，从而损害公司及第三人的利益的存在。因此，刘位宽的单方记账本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公司的账本及其凭证（包括涉及的承揽合同书），应作为认定案涉及项目经营情况的重要证据。4.《展速公司的缴纳税款证明》及《正昇审字（2019）第001号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企业注销税务登记税款清算涉税审核报告》，拟证明展速公司在经营案涉项目期间，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了各种税费。所缴税费中，包括了公司经营期间的全部业务所应缴的税费。该税费中，并未对案涉项目的税费，独立计算缴纳。国家税收机关对展速公司涉税项目的征缴，充分证明了展速公司系合法的纳税主体，系合法的经营主体，并依法履行了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也相应的证明：（1）刘位宽诉讼中所主张的借名或挂靠其展速公司的名义，缴纳案涉项目的税收款项，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2）一审法院判决由所谓的三位合伙人分摊其税款，既无事实上的依据，且也是违法的。展速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经过具有合法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的审计，公司在经营案涉项目期间（包括经营其他业务），无可分之利润。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进行司法审计的情况下，认定由案涉三位合伙人，分配其有巨额利润的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5.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107-120号仲案的仲裁申请书、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107-120号出庭通知书、展速公司员工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收据，拟证明2015年12月11日，在江增公司完成案涉项目生产任务的员工苟德春、邓招秀等14人，分别对展速公司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经仲裁裁决确认，以上人员与展速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展速公司并支付以上人员因劳动关系争议纠纷调解款项计人民币61000元。因此，案涉项目的用工责任主体（用人单位）是展速公司，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是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等合伙人及其组织。案涉项目完成生产任务的员工苟德春、邓招秀等14人，仲裁裁决认定其用人单位是本案展速公司，并非是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等人成立的合伙组织。由此也就证明案涉项目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展速公司自己招聘的工人完成的，并非是如刘位宽所述的，是由刘位宽与刘刚和袁忠容等人，自行招聘工人完成的。展速公司自行招聘工人完成案涉项目所创造的利益，依法应当归用人单位展速公司享有，而不可能由其他人（包括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等人在内）享有。6.《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津人社监询【2017】8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津人社监令【2017】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税收完税证明（450015190400003037至450015190400003045号，交纳的社保费），拟证明刘位宽向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自述其是展速公司的员工，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在工作期间，展速公司未为其参加并办理社会保险，要求该局调查处理。该局经调查核实后，作出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展速公司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登记。展速公司按整改要求，办了相关社会保险登记，为刘位宽补办了社会保险手续，为此支出社会保险费等费用48611.20元。在本案中，刘位宽自认是本案展速公司的员工。同时，江津区劳动监察主管机关也认定刘位宽是展速公司的员工。刘位宽在与展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在公司从事案涉项目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此情况下，针对该生产项目，不可能同时又存在所谓的“合伙”经营关系。刘位宽主张的案涉项目中，存在合伙人的法律地位的主张不可能成立。7.刘位宽于2015年10月15日交与展速公司的自行清理计算的支出明细清单，拟证明2015年10月15日，刘位宽准备离开公司时，向展速公司交了一份由其自行制作的，涉及本案讼争项目的经费收支明细表。该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虽有待核实，但根据本案的情况，可以作为认定讼争事实的重要参考依据。刘位宽因辞职，已向展速公司递交收支明细表后，按常理，无论该记账内容是否真实，均基本固定了其在公司工作期间所经手的经费的情况，其后不可能再发生为公司再行垫资的行为。但刘位宽其后另案的垫资诉讼中，向法院提出计算垫资的金额经多资变更后变为114万余元。即由自认的多支付经费222795元，增加到114万余元，这明显不是事实。刘位宽向展速公司递交收支明细表后，于2015年11月20日向江津区劳动争议仲裁委针对展速公司提起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争议仲裁，于2015年11月25日在展速公司不辞而别。自其离开公司后，未向公司和刘刚、袁忠容提出合伙清算。这也说明，刘位宽只是展速公司的管理人员，本案不存在其所主张的合伙事实。刘位宽向展速公司递交的收支明细表，是其准备离开公司时单方制作的。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按常理，此表是刘位宽从入职至辞职期间，对自己亲自经手公司经费的书面总结，并且刘位宽对其署名落款。对于刘位宽意思表示方面，明显该表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其真实意思表示性。在该表上，刘位宽仅记载了收支和多垫资金额的情况，没有投资经营案涉劳务项目和与刘刚、袁忠容有合伙经营的意思等内容。因此，按正常情况推断，刘位宽通过刘刚取得展速公司款项向第三人支付经营性经费是客观存在的，但刘位宽主张与刘刚、袁忠容有合伙经营的事实是不成立。并且刘位宽主张所谓的垫资款事实，必须有展速公司的认可才能确立。且将刘位宽向展速公司递交的收支明细表与其向法庭递交的记账本上所记的收入、支出和垫资款的金额，进行对比，金额并不吻合。由于刘位宽向法庭递交的记账本，系其单方制作而形成的，并且，其记载的内容，部分有涂改、伪造的情况。同时，其记载的事项，并未得到第三方展速公司、刘刚和袁忠容的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将其记账本作为认定本案具有合伙事实以及裁决合伙利润分配的重要依据，存在错误。8.渝津劳人仲案字【2015】第1365号案刘位宽《仲裁申请书》、渝津劳人仲案字【2015】第1365号案2015年12月9日庭审笔录、渝津劳人仲案字【2015】第1365号案仲裁裁决书、（2016）渝0116民初260号判决书、（2016）渝05民终49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仲裁申请书及庭审笔录内容能够表明刘位宽系展速公司招聘的员工，主要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不存在合伙经营案涉劳务业务的关系。（2016）渝05民终4943号生效判决确认刘位宽系展速公司的员工，与展速公司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是从2013年8月25日开始，至2015年11月25日终止。生效判决还确认刘刚、刘位宽不存在合伙关系或合作关系经营案涉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的业务。因此，刘位宽主张在此期间又与刘刚、袁忠容存在合伙经营案涉劳务的事实，根本不成立。9.渝津劳人仲案字【2016】第754号案的仲裁申请书，拟证明2016年6月24日，刘位宽再次向江津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与展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申请仲裁。在申请书中，再次自认本人是展速公司招聘的员工，在公司做管理工作。10.2016年11月25日刘位宽的垫资款案的《民事诉状》；2017年3月7日垫资款案，刘位宽的《追加被告申请书》；2017年3月30日垫资款案，刘位宽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2017年3月30日刘位宽的《刘位宽诉重庆市展速物流有限公司袁忠容案垫资费用清单》，拟证明2016年11月25日，刘位宽在起诉时，所主张的基本事实是为展速公司垫付了资金，要求返还垫资款。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垫资法律关系。而在本案一审诉讼的起诉中，刘位宽开始主张与展速公司存在的是挂靠经营关系，要求返还加工费300万元（暂定），后在庭审中主张金额为564万元。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变更为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此后，一审法院在审理挂靠法律关系法庭辩论终结之后数月，刘位宽又主张与展速公司存在合伙经营法律关系，要求分割案涉项目的利润。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又变更为合伙法律关系。刘位宽的行为充分表明，刘位宽诉讼行为不诚信，诉讼目的具有欺骗性、诉讼所阐述的事实是胡编乱造的。刘位宽的行为，也让展速公司的举证陷入被动，不能及时的完成举证责任。综观全案证据，没有一份合法有效的证据，能证明刘位宽向该案涉项目投入了资金，以及刘位宽、刘刚和袁忠容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的约定。刘位宽在2015年10月15日，向展速公司递交的收支清理单中，载明其为展速公司垫付了资金22万余元。但在其后的仲裁庭审理中，又诉称为公司垫付了10万余元。在垫资款案上述《民事诉状》中，在起诉时却又主张垫付了62万元，其后又变更为114万余元。可见，刘位宽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前后不断的变化。在诉讼中主张的诉讼请求，也在不断的增加。该变化明显不合常理。刘位宽的主张明显不具合理性，对基本事实的阐述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刘位宽主张的合伙关系或垫资关系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不应当采信。11.18份劳动合同，拟证明展速公司招用劳动者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存在刘位宽所述的合伙关系。12.2015年11月1日借条，拟证明刘位宽收到展速公司支付的20000元。对于展速公司提交的证据，刘位宽质证认为，证据1具有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工商资料显示2016年2月24日股东张兵变更为陈顺锋，2016年8月15日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袁忠容变更为刘刚，此时与江增公司的业务已经终止，袁忠容仍对公司进行管理且刘刚已经患癌，其变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即使刘刚得病，从发病到死亡仍有时间，因此不会出现举证困难，本案展速公司举示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从死亡证明可以看出家属栏载明的家属是袁忠容，从而证实了刘刚和袁忠容在已经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生活及经营，也证明一审将二人认定为合伙一方正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江增公司是国企，刘位宽承接业务后，才需要找公司出面签订合同。因此才会与刘刚、袁忠容合伙。认定此案件的关键是看出资而不是以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本案中，展速公司股东袁忠容和张兵在2013年7月16日成立时出资20万元，但在2013年8月5日，就转了195000元给刘刚，公司账上只剩余5000元，直至2013年11月11日，江增公司拨付第一笔款项时，该5000元仍然没有支出。但在2013年8月底，展速公司就开始进行生产，根据刘刚与刘位宽的对账，刘刚在2014年1月1日给刘位宽第一笔款，距离公司开展业务的4个月中展速公司账上没有支出一分钱，都是刘位宽在支出且开支的金额达到28万余元。因此，展速公司以签订合同的主体来证明其业务是其公司开展与事实不符。上述证据的原件均由刘位宽保管并提交法庭，如刘位宽仅是管理人员不可能掌管业务的核心资料。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账簿记载的支出不真实，进行了夸大。比如2013年会计账簿中，当年的利润借方金额1042410.12元，贷方金额1042410.12元，其利润为0。2014年账簿中，借方金额1868355.62元，贷方金额1868355.62元，利润为0。2015年的利润中，借方3563907.66元，贷方金额3563907.66元，利润为0；根据会计账簿中有刘位宽的签字大概有140多个，但没有一个是刘位宽的签名且把刘位宽的字写错了。同时，展速公司提交有另外三家公司的钢丸发票总金额高达1500吨，这点产量使用这么多原材料是不可能的。同时发票中没有其他的合同及收货单进行佐证，因此该会计记账凭证属于公司对外应付税务的账本，不能作为双方合伙结算的依据。认可清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清税证明只是注销时由税务机关出具的已经完成税款的证明，证明不了实际的投资主体，纳税的主体表面是展速公司，实际上是合伙人。对审核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报告依据展速公司自己提出的材料及报表作出的涉税报告，其审核的基础是虚假的，也不能证明合伙事务是无利润进行分配。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用工主体责任由展速公司承担，但是最终承担着是合伙人，也不能证明合伙项目创造的利润由展速公司享有。认可《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津人社监询【2017】8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津人社监令【2017】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刘位宽合伙人的身份与公司员工的身份不矛盾。刘位宽作为项目的具体实施人，在劳动法上是公司职工，在民事范畴是合伙人，公司为其产生的支出最终由合伙人承担，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对税收完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缴纳期间系2017年8月1日—2018年6月30日，缴纳时间是2019年4月1日，该合伙项目在2016年8月就已经结束。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刘位宽的签名不是刘位宽本人签。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位宽系劳动法意义上的展速公司员工，与刘刚、袁忠容存在合伙关系不矛盾。在劳动关系的仲裁庭审笔录中，展速公司陈述“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的前夫刘刚盗用了被申请人的营业执照，私自和申请人合伙对外承揽业务与江增厂签订承揽合同”，因此该业务与展速公司无关。现展速公司主张业务是公司的与合伙无关是矛盾的。在庭审质证阶段，展速公司再次确认了刘位宽的合伙关系且陈述“2015年9月申请人与刘刚进行合伙结算发生纠纷，申请人将所有资料包括工资表、考勤表带走了”印证了刘位宽提交录音的真实性，因为双方在2015年10月15日发生纠纷，录音时间2015年10月18日。袁忠容打电话给袁美容，双方就结算问题进行沟通，同时也印证了工资表、考勤表等结算资料的真实性，证明了展速公司提供会计账簿的虚假性。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劳动关系与合伙关系并非不能兼容。对证据10真实性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法律关系的认识属于主观认知，经法院庭审查明对法律关系和请求数额进行变更是法律许可的行为，不能以法律关系的变更和诉讼请求的改变来推定诉讼当事人出尔反尔，否定法律事实的存在。请求数额的变化是因为有一些项目及工人的借资当时并未包括在里面，在把所有项目统计后增加至114万元，至于支出的350余万元包括刘刚、袁忠容支付给刘位宽的部分，扣减之后就是114万元。对证据11真实性予以认可，这些劳动合同全部是刘位宽拿给工人签的。如果刘位宽是管理人员肯定也会签订合同，但是并没有刘位宽与展速公司的劳动合同。证据12的签字是刘位宽签字，相应款项可以抵扣。袁忠荣质证认为，证据1、2、3、4、5、6以及证据1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能够说明袁忠容的所有行为均是履职行为，其中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中，在展速公司向袁忠容转款之后已经从银行存款减少变更成库存现金增加，也就是展速公司的资金是通过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进行开支。在未明确加入合伙的意思下，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处理事务仅仅形成民法上的代理关系。本案袁忠容于2001年与刘刚离婚，所形成的男女双方关系在其认定具有合伙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该采用比夫妻共同债务更严格的证据规则。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刘位宽主张的垫资款不属实。对证据8、9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能够证明袁忠容在作为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刘位宽与袁忠容形成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记载的垫资内容有异议，同意展速公司证明目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刘桐彤同意袁忠容的质证意见，表示从展速公司提供的账簿账册中可以体现刘桐彤的账户实际系展速公司使用。对于展速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本案诉争业务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016年8月15日之前，袁忠容为展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70%的股东。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展速公司存在因刘刚去世而对本案诉争事项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形。刘位宽、袁忠容、刘桐彤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能否达到展速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下文评述。证据3系展速公司单方制作形成，系其内部财务资料。不能仅凭其制作的财务资料就认为展速公司的主张成立。清税证明只能表明展速公司履行税法义务的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审核报告系展速公司单方委托形成，审核报告是在展速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纳税资料等基础上审核形成，尚不能据此就认定展速公司的主张成立。证据5、6、8、9、10、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否达到展速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下文评述。刘位宽虽然否认证据7的真实性，但不申请对签字进行鉴定，未提供相应证据否定证据7的真实性，本院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内容为，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9月28日，工资支出、借资等合计：1863894元。总支出：工资支出1863894元+材料支出614301元=2478195元。总收入：2255400元。刘位宽认可证据12的签字系其本人签字，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展速公司表示公司成立至2016年2月24日的股东系袁忠容、张兵。刘位宽表示2016年2月24日张兵将股份转给陈顺锋，2016年8月15日袁忠容将股份转给刘刚。袁忠容、展速公司、刘桐彤表示以工商档案为准。二审中，刘位宽表示不对2015年10月15日其自行清理计算的支出明细刘位宽签字进行鉴定。如果王治碧、刘桐彤明确表示放弃对刘刚财产的继承，愿意撤回对二人的诉讼。本院查明：展速公司、江增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约定的产品单价均为含税价（含17%增值税）。在（2016）渝05民终4943号案件中，展速公司上诉称：一、以下证据可以证明合伙事实的存在：三份“加工合同”，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不是袁忠容所签，而是刘刚与刘位宽冒用袁忠容所签。工资发放、日常开支、结算、工具购买、工人的管理、业务的承揽、货物材料购买，都是刘刚和刘位宽经办。近三年时间，袁忠容没有签过一个字，没有领取公司任何款项，一审查明加工费汇入展速公司账户实际都是刘刚和刘位宽在使用，展速公司毫不知情。2013年8月24日刘刚与刘位宽各自出资50000元，次日刘刚经手与江增公司签订“加工合同”，2014年元月7日，刘刚与刘位宽进行过结算，刘刚应补刘位宽30000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刘刚与刘位宽之间是合伙关系。工资支出明细，刘位宽亲笔签字确认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多支出金额220000余元，交刘刚核对，刘刚要求重新对账确认再签字，刘位宽不认可。刘刚垫支的各种杂费，交刘位宽签名确认。刘位宽妻子的短信，希望愉快的合作。证人证言载明，刘刚是大老板，刘位宽是二老板，证明刘刚和刘位宽是合伙关系。二、不符常理，在两年多时间里，工人工资表、平时支出、收入、结算，分配等所有资料均在刘位宽手上，展速公司作为一个单位，什么资料都没有，并且展速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对任何一样资料进行过审核签字，很多时候一个月100000余元，200000余元都是刘刚私自交付给刘位宽个人在处理，不符常理；刘位宽作为管理者，一上班就为“加工厂”垫付了100000余元的工资，离开时经结算，总共垫付了300000余元工资，刘位宽第一年不领工资、第二年还是不领工资，第三年也不领工资，还为“加工厂”垫付工资，刘位宽每月拥有“加工厂”大量现金支配，却不领取自己的工资，显然不符常理。展速公司认为刘刚、刘位宽系合伙关系。刘刚查出癌症后，刘位宽要求结算，刘刚在2015年7月5日、9月30日、11月9日向刘位宽妻子转款150000元系预支刘位宽的利润分成。展速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永亮、肖兴良作证时称刘刚、刘位宽系合伙关系，平时工资刘位宽在发。展速公司还举示了几则录音，表示刘位宽在一审等程序中曾经承认过是合伙关系。刘位宽称，录音证据只有刘刚一人在说。另查明，至今展速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刘刚（持股70%）、陈顺锋（持股30%），法定代表人为刘刚。刘刚于2017年1月11日因肝衰竭死亡，家属姓名栏署名为袁忠容。袁忠容与刘位宽妻子电话录音中，袁忠容称做生意要互相信任。……把他个人的账记好就行……一分钱我看他个人都要记起，刘位宽都记起……我给娃儿买家具，刘刚都不准，没的钱了……你这个账目，我跟会计摆过了，只有笼统查一下，你像刘位宽那种查法，遇到我不得跟你查，管的你谈我贪婪……我跟刘刚几十年夫妻了……你跟刘位宽再谈下，包括哪些账不能认真，不要那么细……那一两百根本不用查。你跟他说。袁美容称，刘位宽心想，二哥都是象他那样，把那些账记得很清楚，他每天的账回来都记，他用的大钱都跟二哥打电话谈了的，因为厂头那边二哥经常不来，工人要呀，你必须要去。袁忠容称，我晓得，我晓得。袁美容称，工人那块他要去应付，上面那块地要去应付，他确实很累。袁忠容称……我晓得刘刚那种人，因为原来账都不得记得人。袁美容称二哥当时这样说的，刘位宽，我们两个账各记各的，你用了好多，我用了好多，上50以上的记起，没上就不记了，给刘位宽交待的，最开始合伙的那会，当时在茶楼喝茶，我都在，刘位宽说要的。袁忠容称，你给他说记是记了，但现在查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清。说得好是仔细，说的不好叫绞。袁美容称,他不是绞，他是那种很实在，因为长期听到那些合伙，经济扯不清楚，他想把它扯清楚点。袁忠容称，不可能的事，囊个可能吗，简单的很。袁美容称，我就回来今天给他开导，今天给他画了个图，总的坨坨减开支就是，不管你是负数或正数也好，都弄来平摊得了。袁忠容称，坨坨，只要做起不亏都好点，如果有点盈利基本上就合伙开。袁美容称，他的开支减开他拿给你那坨，好，就是你两弟兄的节余，好，你这坨的开支，你就是相当于在二哥那该拿坨饼饼过来过后，你的开支，减开你的所有杂资开支，好你这该是负数或正数，不管是正数或负数，如果你是负数，你就在二哥节余的剩余钱当中抠一坨出来拿给你，剩下的两个来摊。袁忠容：嗯，正数你就退出来。袁美容：把它抠出来，因为这是我们付出来的钱，垫出来的。抠出来，剩余的钱，你两弟兄又平摊，好，或者二哥剩的钱拿出来直接平摊也可以，把你这个负数，你这儿付出去的钱，负数，又拿来平扯，一个人一半。袁忠容：嗯，一回事。二审中，袁忠容申请对刘位宽提交的工薪表原件涉及的附件内容进行司法鉴定。袁忠容、展速公司申请对刘位宽提供的工薪本、记账簿影印件记载的金额进行司法审计、鉴定。展速公司申请对工薪表赖新贵的签字以及2013年至2015年工资支出明细表的刘位宽签字字样进行鉴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展速公司对外活动应当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在刘位宽与展速公司一系列劳动争议纠纷中，袁忠容系展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70%。展速公司主张刘位宽、刘刚系合伙关系，否认刘位宽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项主张可以推定为袁忠容的主张。就本案争议事项，刘位宽在劳动纠纷中主张其与展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袁忠容主张刘位宽、刘刚存在合伙关系。在本案纠纷中，刘位宽主张其与刘刚、袁忠容存在合伙关系，袁忠容主张刘位宽与展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前后言行不一致的情形有适用禁反言原则的余地。但是，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真实。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有的当事人对自身程序利益认识还比较模糊，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包括法官阐明义务制度还不完善，当事人诉讼能力有待提高。加之当事人有趋利避害的动机，对于当事人庭审中对此前认可的证据和事实的否认，不宜机械适用禁反言原则一刀切，予以否定，应当结合当事人诉讼能力、相应的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对当事人的理由进行审查。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刘位宽主张其与刘刚一方（含袁忠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第一，在刘位宽离开展速公司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工人工资表、平时支出等财务资料均在刘位宽手上。刘位宽一上班就为案涉业务垫付了大额资金且持续垫资，其本人第一年不领工资、第二年不领工资，第三年也不领工资，显然与其仅系公司管理人员的身份不符。第二,劳动争议纠纷中，展速公司的证人李永亮、肖兴良认可刘刚、刘位宽均系老板，工资从刘位宽处领取。两人均系刘位宽记载记账簿、工薪表的工人，其陈述的内容与本案刘位宽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第三，经本院核对刘位宽记载的记账簿、工薪表，刘位宽提交的证据原件与影印件存在不一致之处，此节表明刘位宽确实在提交了影印件后对原件存在涂改的行为。但是，这些不一致之处不足以否定记账簿、工薪表的完整性、连续性。刘位宽记载的内容精细到购买电筒、火腿等内容，大部分工资支出均有工人签字字样，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影印件的记账簿记载：2013年8月24日刘位宽50000元，刘刚50000元；2014年1月7日落款“刘刚”书写：刘位宽之前开支70000元整，刘位宽书写：应补我30000元。2015年7月，刘位宽曾将记账簿交刘刚核对，其后收回，刘刚对记账簿部分内容进行了拍照留存，展速公司在诉刘位宽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提交影印件，刘位宽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结合袁忠容与刘位宽妻子袁美容通话录音内容、一审中展速公司举示的有刘刚签字字样，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的支出的明细表、二审中展速公司举示的刘位宽于2015年10月15日签字确认的自行清理计算的支出明细清单以及（2016）渝05民终494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展速公司举示几则录音以证明刘刚、刘位宽存在合伙关系（刘位宽对该录音质证意见为刘刚一个人在说）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刘位宽、刘刚存在合伙关系。第四，刘位宽陈述刘刚与袁忠容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与其往来，两家常年走动，刘位宽一直未发现该二人早已离婚。在劳动争议案理中，袁忠容称其与刘刚已于2001年离婚。但是，从刘刚能用展速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以及刘刚死亡后，家属栏系袁忠容，袁忠容与刘位宽妻子袁美容之间的通话录音均可佐证刘刚与袁忠容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袁忠容与刘位宽妻子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做生意就要互相信任”；“一个月一个月的更好查”；“很仔细也不对，你特别是要查这么多年的账”；“你跟他说，查账也好，记账也好，不是这样的，他太细了”；“你这个账，我最先就跟会计说过的，只有笼统的扎一下”；“你跟刘位宽说，算账不要这么细，不要太小心眼了”；“你笼统的扎，扎了过后，只要悬殊不大”；“真的，你跟他说，下个月不要记这么细”，亦能反映袁忠容对合伙事务的参与。且江增公司从2013年11月起持续每月支付业务款至展速公司账户，而展速公司多次向袁忠容银行账户转账共计5290000元。（截至2015年12月转账共计3280000元）第五，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展速公司一直认可江增公司业务系刘位宽、刘刚合伙。本案中，展速公司举示证据拟证明江增公司业务系其自身投入经营的业务，但是，从一审认可的合伙期间来看，江增公司业务收入高达600多万元。展速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与江增公司业务收入相匹配的江增公司业务的支出，其只是辩称江增公司的业务和其他单位的业务进行区分，并未分别独立核算，而是对所有业务作一整体进行经营核算，材料的采购、税费的缴纳、管理费等均是统一入账，统一核算。展速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综上，刘位宽与刘刚一方（含袁忠容）合伙，以展速公司名义开展江增公司业务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生效判决认定刘位宽与展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一方面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人与非合伙人建立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刘位宽系借助展速公司对外开展江增公司业务，其劳动成本最终由合伙承担，不会损害展速公司利益。关于合伙期间问题。刘位宽、袁忠容对关系建立的时间为2013年8月25日均无异议。刘位宽诉称合伙终止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即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案涉第三份加工承揽合同的终止时间。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合伙期间应至刘位宽离开合伙项目之日即2015年11月25日。在前案及本案中，刘位宽均认可其于2015年11月25日自行离开展速公司（合伙项目），未再参与展速公司承揽的江增公司的加工业务，可视为其于该时间自愿退出合伙。关于合伙收入问题。本案合伙项目仅指向展速公司与江增公司签订的三份加工承揽合同，合伙收入较为明确。根据前述查明事实，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2月江增公司共向展速公司银行账户转款6121011.24元（加工合同中约定货款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1个月后支付）。另关于2014年4月产生的展速公司应支付幸光公司的材料款135000元，江增公司已代为支付，该款亦应作为合伙收入。而刘位宽主张的2016年1月至9月江增公司转款金额及2016年8月刘刚、袁忠容将材料等转让给案外人所收款项145000元，因刘位宽已退出合伙，故不应计入合伙收入。故合伙期间的收入应为：6121011.24元+135000元=6256011.24元。关于刘位宽经手合伙支出问题。刘位宽称其其经手支出金额为3506503.5元（含刘刚支付的2255400元），并提交记账簿、工资本等证明。正如前文所述，记账簿、工薪表等内容较为完整、连续。展速公司、袁忠容认可刘位宽具体经办江增公司业务，刘位宽记载的内容精细到购买电筒、火腿等内容，大部分工资支出均有工人签字字样，袁忠容与袁美容通话录音亦能反映合伙时各自记账，袁忠容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刘刚方向刘位宽支付2255400元需要刘位宽提交何种依据，且袁忠容与刘位宽妻子袁忠容通话中只是要求刘位宽扎账不要这么细，从未表示账目虚假，刘位宽记录的内容具有可信度。经一审法院核算，刘位宽经手的支出为3160903元。但是，刘位宽向刘刚一方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其自行清理计算的支出明细载明截止2015年9月28日支出金额为2478195元，从刘位宽、袁忠容的陈述以及记账内容来看，刘位宽是记账细致的人。该款项应认定系刘位宽综合考虑后，对其经手的截至2015年9月28日合伙支出的最终金额确认。该款项加上刘位宽记载的2015年10月支出金额150309元以及2015年9月28日至9月30日支出金额3039元，本院认定刘位宽经手的合伙项目支出金额为2631543元。关于刘刚一方合伙支出问题。关于材料款部分，袁忠容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对合伙的支出。展速公司提交了2013年11月至2015年12月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幸光公司货款561069元，青蓝公司货款136640元，其余货款617283.60元（销售方为江苏苏北砂轮厂有限公司、乐山市顺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对此，刘位宽仅认可其中幸光公司货款383229元、青蓝公司货款107410元，并提交了青蓝公司盖章确认的《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2014年—2015年送货记录》以及幸光公司盖章确认的《重庆展速物流有限公司（增压器）明细账》和幸光公司会计账簿复印件，称其余货款系展速公司自行承揽业务所产生，与合伙事务无关，且部分增值税发票反映短时间内钢丸使用量远超过正常使用量，质疑展速公司虚开发票。对此，本院认为幸光公司会计账簿载明部分送货地点非江增公司，可以说明展速公司在刘位宽与刘刚、袁忠容合伙期间仍有其他业务，这一点从展速公司银行流水进账收入也可以反映。故合伙支出的材料款可分为两部分处理：一是关于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货款。首先，对刘位宽提交的经两家公司盖章确认的金额共计490639元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因幸光公司出具的明细账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而刘位宽提交的幸光公司会计账簿中反映除明细账载明金额外，2015年9月29日还产生一笔货款36000元，该笔货款于2015年10月8日开具增值税发票，本院对该笔36000元亦予以确认；再次，幸光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开具金额为3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因刘刚、袁忠容在合伙期间内亦承揽除合伙项目外的其他业务，而该笔36000元在刘位宽提交的幸光公司明细账及会计账簿中均无反映，应由刘刚、袁忠容方举证该笔款项系合伙项目材料款，而刘刚、袁忠容方对此并未举证，对该笔款项本院不予确认；最后，关于展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上反映的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其余货款，其中幸光公司其余货款共四笔（两笔非合伙期间内货款，两笔在幸光公司会计账簿上明确记载送货地点系潍柴）。青蓝公司货款共三笔，其增值税发票时间为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应包含在青蓝公司出具的送货记录期间内，以送货记录载明的为准。故对增值税发票反映的幸光、青蓝两家公司的其余货款本院不予认定。另外，江增公司代为支付幸光公司的货款135000元，虽在明细账及增值税发票中均无反映，亦应认定。二是展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中除幸光、青蓝两家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的货款617283.60元。因刘位宽对此提出异议，袁忠容方未提供其它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笔增值税发票金额本院不予确认。关于税款问题。江增公司业务均系含税价（17%），故合伙收入需扣除含税价部分，即合伙实际能够分配的收入为6256011.24÷1.17=5347018.15元，应计入合伙支出的销项税金额为908993.09元。刘刚一方以展速公司名义购入材料款项可以抵扣进项税，即（490639+36000+135000）＊0.17=112478.63元应抵扣合伙支出。至于展速公司银行流水反映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支出税款226498.01元，仅能表明系展速公司税款支出，且展速公司提交的会计账簿反映展速公司2013年与2015年均为亏损状态。该税款支出尚不能证明与江增公司业务存在关联性，故该笔款项不应计入合伙支出。关于刘位宽社会费用问题。展速公司举示税收完税凭证拟证明为刘位宽缴纳了社保费用，从该证据内容来看，尚不足以证明系为刘位宽缴纳社保费用，展速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事实，展速公司已支付此前案件中刘位宽工资126949元及苟德春等14名工人工资61000元，以上两笔笔支出亦应纳入合伙支出处理。综上，合伙期间的支出分为两部分：一是刘位宽支出的款项2631543元；二是刘刚、袁忠容支出的款项：材料款661639元（包含江增公司代付的135000元）+刘位宽工资126949元+苟德春等14名工人工资61000元+增值税销项说908993.09元-增值税进项税112478.63元=1646102.46元，两项共计4277645.46元。关于刘位宽垫资问题。合伙期间刘位宽经手支出2631543元。刘刚向其支付2255400元，再减去袁忠容向其支付的207805元，刘位宽垫资168338元。关于刘位宽可分利润金额问题。合伙利润为6256011.24元-4277645.46元=1978365.78元。综合合伙收入处于刘刚一方支配、刘位宽垫资情况、刘刚一方向刘位宽支付款项时间金额、刘位宽和刘刚一方对合伙事务的付出、袁忠容袁美容录音内容等因素考量，按公平原则由双方平均分配利润。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刘位宽应分得利润1978365.78÷2=989182.89元。关于刘位宽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因双方此前一直未进行结算，合伙收入、支出、利润等金额尚不明确，一直处于争议中。另双方合伙纠纷发展至今，与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刘位宽多次以不同法律关系仲裁、诉讼有关，刘位宽亦有责任。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本案刘位宽以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经过三次庭审，一审法院查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刘位宽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法律关系的性质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刘位宽变更诉讼请求亦在最终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审法院围绕合伙法律关系继续审理并无不当。至于袁忠容申请对刘位宽提交的工薪表原件涉及的附件内容进行司法审计。袁忠容、展速公司申请对刘位宽提供的工薪本、记账簿影印件记载的金额进行司法审计。展速公司申请对工薪表赖新贵的签字问题。一审法院及本院围绕着影印件金额、原件金额进行比对，扣除两者不一致的金额，工薪本、记账簿载明的金额都高于本院认定金额2631543元，且袁忠容一方并未提交能够审计、鉴定的依据，对刘位宽提供的工薪本、记账簿影印件记载的金额以及原件内容进行审计、鉴定无此必要。合伙本身不规范，从记账簿、工薪表内容来看，存在他人代领工资的行为。即便赖新贵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亦不足以动摇本院对刘位宽记录真实性的采信，且本院认定的刘位宽经手的合伙支出金额低于记账簿、工薪本上的金额，对袁忠容一方并无不利。赖新贵签字的鉴定亦无必要。二审中，刘位宽表示如果王治碧、刘桐彤明确表示放弃对刘刚财产的继承，愿意撤回对二人的诉讼。刘位宽系附条件放弃向王治碧、刘桐彤主张权利。王治碧向一审法院书面提交放弃财产继承权声明书，已明确表示放弃对刘刚遗产的继承权。刘桐彤亦向本院书面提交表示放弃对刘刚遗产的继承。据此，虽然刘刚系合伙人，为本案付款义务人，其死亡后，刘桐彤、王治碧亦不再承担支付责任。综上，刘桐彤的上诉请求成立，刘位宽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袁忠容上诉请求不成立。根据新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审判决应予改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6民初8617号民事判决；二、袁忠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位宽垫资款168338元；三、袁忠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位宽合伙利润989182.89元；四、驳回刘位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194元，由刘位宽负担18801元，袁忠容负担113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194元，由刘位宽负担18801元，袁忠容负担113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光洪审 判 员 杨 瑾审 判 员 黄 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杨 曦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