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民终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南君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北京市华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信萍，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杰，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建敏，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莉，吉林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宝新，男，197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原审第三人：吕英，女，197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上诉人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凯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信萍、原审第三人王建敏、刘宝新、吕英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春凯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被上诉人杜信萍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杰，原审第三人王建敏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莉，原审第三人吕英及刘宝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春凯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杜信萍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杜信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长春凯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治理结构陷入僵局，公司存续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而言:1.将杜信萍对合法决议的无理阻挠与王建敏对不法虚假决议的合法维权混为一谈。原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杜信萍假冒股东签字，虚构股东会决议将长春凯购公司持有的榆树凯购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树凯购城）49％股权擅自处置，王建敏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案件已经判决认定股东会并未召开、决议并不成立。王建敏的合法维权和股东会是否存在僵局无关；2.原判决漠视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法定约束力，将杜信萍为了逃避股东会议题中自身责任而抵触参加合法会议的行为，错误认定为“股东就是否开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不能开会；3.原审判决仅因王建敏持股比例能够有效合法决策，就认定长春凯购公司股东会“事实上陷入大股东操纵”的局面错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建敏表决意见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否定王建敏作为相对控股股东的最基本的表决权及效力错误。该判决意味着只要小股东尤其像杜信萍一样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违法犯罪侵害公司利益小股东的反对，股东会正常召开和表决都会被判断为“受到大股东操控”“治理失灵”；4.原审判决错误判断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将中性的没有开会的情况强行错误解释为“无法”召开，并以“股东们对是否开会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由不顾公司章程中已明确约定执行董事召开会议的职权，而以股东能否对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来判断该不该开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除了执行董事之外，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均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召开并不需要股东一致同意为前提;2.原审判决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仓促结案，法院根本未曾有过任何调解努力。“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杜信萍已自认其已经知晓其持有10％以上股份股东的权利，既可依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化解股东会僵局状态，还可通过要求公司或者控制股东收购股份，甚至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杜信萍如果认为无法实现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及享有资产受益等股东权利，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救济，而不能以此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杜信萍未举证证明具体哪项权利受到损害，也没有举证证明已经穷尽内部救济手段，其要求解散公司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 杜信萍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院正确。一、长春凯购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严重困难，决策失灵，具备解散条件。1.榆树凯购城股权转让事项已经生效司法文书确认，长春凯购公司以恶意手段对该事项处理，说明股东间人合基础丧失，已经不能通过正常手段解决基本问题。2.基于王建敏持股51%比例认定具有操控股东会条件正确。2017年2月6日至本案诉讼时长达两年因股东意见不合未召开股东会，王建敏在收到本案传票后连续召开两次临时股东会，滥用控股股东地位进行决议。3.在原审法院已经判决解散公司后，未召开股东会处理梅河口凯购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河口凯购城）事项的情况下，王建敏在2019年12月31日将该公司法人变更，另刻公章，控制银行账户和办理业务的部门，干预梅河口凯购城正常工作，使该公司遭受损失。2020年5月14日，王建敏搬走梅河口凯购城财务凭证和办公电脑，破坏监控，进一步证实股东之间矛盾无法调和。长春凯购公司的办公场所变更，其他股东都不知情，公司已经无法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决策和运行，其他股东已经彻底被排除在公司运营管理之外。王建敏将全部精力用于对其他股东的投诉、举报，股东之间矛盾激化。二、长春凯购公司继续存续会对杜信萍及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失。因无法参与公司的正常营运，无法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共益权能，长期以往必然导致继续侵害杜信萍及其他股东权益。公司结算对梅河口凯购城和榆树凯购城没有影响，还可能救活两个项目，有利于解决问题。三、公司已经陷入经营管理的僵局，且经其他途径仍不能解决，判决解散并无不当。 王建敏陈述意见为杜信萍不具备请求长春凯购公司解散的主体资格，已经不是公司的实质股东。长春凯购公司不具备法定解散情形。原审并未组织调解，没有穷尽手段就判决解散公司错误。同意长春凯购公司上诉意见。 刘宝新陈述意见为拒绝对长春凯购公司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 吕英陈述意见为吕英已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陈某。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春凯购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8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主要为实业投资，股东为王建敏（持股51％）、杜信萍（持股34％）、吕英（持股10％）和刘宝新（持股5％）。长春凯购公司对外投资梅河口凯购城和榆树凯购城。梅河口凯购城成立于2013年9月24日，长春凯购公司持股比例为95％。榆树凯购城成立于2013年12月18日，长春凯购公司持股49％。2018年1月5日，长春凯购公司股东会决议将长春凯购公司持有的榆树凯购城49％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李某。2018年1月11日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榆树市）登记内变字［2018］第000020号准予登记通知，将榆树凯购城股东长春凯购公司、李某变更为李某。王建敏不服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上述股东变更登记，于2018年8月15日向榆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该案经一审、二审，裁定驳回王建敏的起诉。2019年9月3日，王建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长春凯购公司2018年1月5日股东会决议无效。另查明，2019年8月28日，长春凯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杜信萍变更为南某某。2019年10月8日，杜信萍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长春）登记内变字［2019］第60050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恢复原法定代表人登记内容。再查明，长春凯购公司2016年7月12日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五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第十六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一审立案前，长春凯购公司最后一次股东会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2月6日。一审审理过程中，经长春凯购公司执行董事王建敏召集，2019年8月18日长春凯购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决议。杜信萍、吕英、刘宝新委托律师回函，明确表示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后杜信萍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前述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又查明，杜信萍因涉嫌职务侵占，王建敏向梅河口市公安局报案。最终杜信萍因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现已刑满释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何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长春凯购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二、原告杜信萍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三、长春凯购公司是否具备解散条件。一、关于何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长春凯购公司参与本案诉讼问题。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对法人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律之所以规定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进行相应登记，源于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意志参与民事活动，其经工商登记后产生公示效力，以保证其他民事活动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长春凯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杜信萍变更为南君育，并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虽杜信萍对上述变更登记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了撤销申请，但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处理意见前，南君育仍为长春凯购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二、关于杜信萍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作为一项特殊权利，其权属变更通常以股东被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为标志，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或股东在工商部门完成备案登记。本案中，长春凯购公司主张杜信萍已经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与其认可杜信萍仍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相矛盾；且经一审法院向案外人陈某调查，陈某表示未曾受让杜信萍持有的长春凯购公司股权，故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杜信萍仍具备长春凯购公司股东身份，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至于吕英、刘宝新，陈某虽认可受让了二人所持长春凯购公司股权，但同时表示因王建敏坚决反对，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取得长春凯购公司股东资格。因长春凯购公司现仍将刘宝新、吕英二人记载于股东名册，陈某受让刘宝新、吕英二人股权过程中不排除存在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故应当认定刘宝新、吕英是长春凯购公司股东，有权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三、关于长春凯购公司是否具备解散条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依据上述规定，公司是否符合法定解散条件应当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股东利益是否面临重大损失、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关于长春凯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问题。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并侧重考量公司管理方面是否存有严重内部障碍，而非单纯审查公司是否出现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一审法院认为，长春凯购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决策机制已经失灵。首先，从公司组织治理结构来看，长春凯购公司未设立董事会，由执行董事履行职责，不存在董事会无法形成决议的情形。但从公司股权分布来看，王建敏单独持股51％，依据长春凯购公司章程对股东会表决事项的规定，王建敏单独即可对公司一般性事项形成有效决议，存在控股股东操纵股东会的条件。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建敏召集和主持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在其他股东明确反对情况下，此次会议于2019年8月18日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并由公司依据该决议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引发其他股东不满；一审开庭前，王建敏再次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股东杜信萍明确反对，长春凯购公司股东会事实上陷入被大股东操控的局面。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长春凯购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定期会议，公司在2017年2月6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后至杜信萍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连续两年未召开股东会。股东之间就是否召开股东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并分别对2018年1月5日和2019年8月18日股东会决议效力提起诉讼，长春凯购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最后，股东之间互不信任，冲突不断。王建敏曾以杜信萍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杜信萍最终被人民法院以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对涉嫌侵害公司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举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本案中，长春凯购公司股东就榆树凯购城股权转让事宜陆续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并向公安机关控告，不能通过股东会正常运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足以显示股东间人合性基础已经丧失，公司治理结构已经陷入僵局。（二）关于长春凯购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问题。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是指股东为从公司获取财产利益而享有的权利，包括新股认购优先权、分配股息红利请求权等。共益权是指股东为参与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监督和控制而享有的权利，包括股东会表决权、任免管理人员请求权、知情权等。据此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所规定的股东利益应当涵盖财产性权益和身份性权益，并非单指财产性权益。而该条文中“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更是意在强调公司内部运营机制失灵、股东权利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股东投资公司目的无法实现。如前所述，长春凯购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股东无法通过参加股东会会议等形式实现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公司继续存续必将有损股东利益。关于长春凯购公司提出公司尚有梅河口凯购城、榆树凯购城两家子公司仍在运营，一旦公司解散必将影响子公司房产销售、损害购房者及债权人利益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梅河口凯购城和榆树凯购城系企业法人，独立于长春凯购公司。长春凯购公司解散后，可以通过股权出让等方式使两家子公司存续经营，不必然影响两家子公司的运营发展。相反，在公司治理结构已经陷入僵局情况下，长春凯购公司对企业现实经营和长远发展已经无法作出有效决策，长此以往势必有损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故长春凯购公司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建敏提出解散公司将影响公司今后依法维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在解散后、注销前，其法律人格仍然存续，在清算过程中由清算组对外代表公司开展相关活动，并不会影响公司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三）关于公司经营困难能否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问题。一审法院曾试图通过长春凯购公司收购股东股份、公司减资、股东转让股权等方式化解股东僵局，使长春凯购公司得以继续存续。但各方股东迟迟未能就协商方式达成共识，也未就以股权收购或其他方式使公司继续存续形成一致意见，股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综上，杜信萍提出解散长春凯购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解散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审理期间，长春凯购公司提交会议纪要一份及转账记录一份，欲证明吕英、刘宝新已经将股权转让给王建敏，王建敏持股比例为66%，公司控制权稳定，发展良好。杜信萍发表质证意见为认可真实性，但不能证明长春凯购公司的主张，与本案结算诉讼没有关系，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履行，不能证明王建敏获得了66%股权，不能说明公司不应当解散。王建敏发表意见为同意长春凯购公司的主张。刘宝新发表意见为股权转让的对价房屋没拿到，没有兑现。吕英发表意见为会议纪要没有执行，王建敏已明确表示不买股权，在另案诉讼中体现过王建敏称不买吕英和刘宝新的股权。因各方对长春凯购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是否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在认定部分一并评述。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春凯购公司是否符合法定解散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因公司解散关系公司的生死存亡，涉及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等多方利益主体，也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安宁，人民法院对公司解散应慎重处理。只有公司经营管理确实发生严重困难，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且穷尽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才能判决解散公司。本案中，认定长春凯购公司是否应当解散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侧重点在于判断公司管理方面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瘫痪等。本院认为，就长春凯购公司而言，尚不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根据长春凯购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不设立董事会，设立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职权包括召集股东会会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等。股东会是长春凯购公司的权力机构。虽然长春凯购公司从2017年2月6日至杜信萍起诉要求解散公司时未召开股东会，但根据工商登记，王建敏持股51%（杜信萍持股34%、吕英持股10%、刘宝新持股5%），王建敏亦是公司执行董事，王建敏具有召集股东会的权利，且按照王建敏持股比例所享有的表决权，即便其他股东拒绝参加，也不影响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对一般经营事项形成有效决议。2019年8月18日长春凯购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即印证了此点。公司虽未按章程召开股东会，但未召开不等同于无法召开股东会，也不等同于股东会议机制失灵。在执行董事对公司经营计划、投资方案具有决定权的情况下，杜信萍主张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无法正常运转依据不足。第二，关于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严重侵害股东利益的问题。诚然，因王建敏所享有股权比例较高，其可能控制甚至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但杜信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建敏对公司所做决策已经或可能严重侵害其股东权利。公司的法人性质及多数决定的权力行使模式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事项不必然符合所有股东的意志，股东会议制度存在是为股东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最终的决议是按照多数意见来确定，除非就此有另外约定。按照长春凯购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成立长春凯购公司时杜信萍就应当预见王建敏对公司经营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杜信萍持股比例较低，在会议机制仍能运作的前提下，若认为其意见不被采纳从而认为损害自身权益，可以采取转让股权、退出公司等方式维权。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尚不足以认定长春凯购公司继续存续会严重侵害股东利益。第三，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诉讼主张，长春凯购公司的各股东之间确实矛盾激烈、已经失去人合基础，但股东之间的矛盾并非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股东之间的纠纷可以内部处理方式来解决，如股权转让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杜信萍、吕英及刘宝新对外转让长春凯购公司股权时，王建敏享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如王建敏不履行优先购买权，三名股东也有权向他人转让股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杜信萍、吕英及刘宝新均称与案外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因王建敏阻挠而无法履行。王建敏当庭表示愿意购买股权，只是因公司账目不全，尚不能确定股权价值。本院认为，在各方对公司账目核算后，股权价值并非不能确定，此点不构成股权转让的实质性障碍。因此，在案证据并不能体现杜信萍已经采取其他法律措施保护自己权利，在未穷尽其他各种救济手段的情况下，不宜通过解散公司的方式进行救济，长春凯购公司的各股东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妥善处理股东之间的矛盾。 综上，长春凯购公司不符合公司法定解散条件，不应予以解散。长春凯购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0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杜信萍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41800元，均由杜信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婧 审 判 员  薛 淼 审 判 员  王丹秋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张 丹 书 记 员  赵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