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407号原告：李涛，男，1987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爱，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陶家坟村村委会东南侧2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742642648。法定代表人：桑永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乔稳，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涛与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佳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爱、被告精佳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乔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精佳诚公司开具离职证明；3.判令精佳诚公司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工资19232元；4.判令精佳诚公司支付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8848元；5.判令精佳诚公司支付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6.判令精佳诚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诉讼过程中，李涛自愿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精佳诚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工资10000元。事实及理由：我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在精佳诚公司工作，担任数据分析职务，月工资标准为税后10000元。在职期间精佳诚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并在2019年10月21日口头与我解除劳动关系，但未支付任何形式的补偿或赔偿。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曾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后因我手机号填写错误导致仲裁委无法通知我开庭时间，导致仲裁委按我撤回仲裁申请处理。后在2019年12月9日我向原仲裁委重新申请仲裁，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当日向我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因此我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精佳诚公司辩称，李涛提起的本次诉讼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程序上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实体上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李涛的起诉不具备合法的诉讼要件，应裁定驳回起诉。首先，李涛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李涛提交的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9日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记载，不予受理理由标注为“7.其他。”，根据不予受理通知书“附注”，上述“7.其他。”并不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范围。其次，亦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李涛被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根据劳动仲裁前置的法律规定，李涛必须先行进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再次，即便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李涛被按撤诉处理也只能先进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劳动仲裁不予受理的，李涛应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不予受理决定，不能直接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最后，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李涛向贵院提起的仲裁请求事项是已经向劳动仲裁提交的事项，是否系前置事项需进一步审查。另，如果是被按撤诉处理的事项，还可能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争议。总之，我公司认为，李涛应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纠正受理或通过中院撤销不予受理决定、要求仲裁委受理，此种情况直接向贵院起诉，则不符起诉条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二、即便法院认为应实体处理，李涛的诉讼请求也没有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系指能够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物之交付、所有权移转、支付价金、赔偿道歉等)的法律规范)。我公司亦不同意李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李涛于2019年9月19日才与我公司形成劳动关系，有李涛本人写的《精佳诚员工李涛就短信骚扰事件致歉信》等证据证实，因此，双方自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0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李涛主张的劳动关系期间不成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ー个或一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劳动者在不影响本职工作且并未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也能在全日制用工的情况下建立双重劳动关系。可见，李涛在别的单位工作期间可以与我公司合作。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用工”，如果劳动者没有在用人单位工作，没有提供劳动，只是出于其他目的在用人单位挂名，则不可能建立劳动关系。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把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需要具备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等，仅凭社保清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社保仅为挂靠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李涛本人写的致歉信自认的入职时间，应当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法予以认定其于2019年9月19日入职。此有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支持。第二，开具离职证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案范围，应依法不予审查，我公司也早已为其开具了离职证明，并且当庭将离职证明再行交付一份给法院。第三，李涛工作期间的工资早已足额支付，不存在还需要支付工资的情形。2019年10月31日下午四点多在李涛第一次申请仲裁后当天已经支付完毕2019年10月份的工资。李涛另案仲裁期间也已经自认已经领取工资。李涛第三项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第四，李涛第四项诉求，即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计算数额也明显错误，且早已了结。第五，李涛系主动离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李涛系自行离职。第六，李涛工作期间故意给我公司造成15万元巨大经济损失，有充足的证据、完整的证据链予以证实，应当依法支持我公司，我公司已依法另行提起了诉讼，应依法支持我公司的请求。总之，即便实体处理，李涛的诉讼请求依法也不能成立，且李涛已签字全部了结，证据正加紧寻找中，请求给予15日再行举证期。李涛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诉讼主张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起诉或依法驳回李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涛曾系精佳诚公司的员工，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10月29日，且双方于该日解除劳动关系。精佳诚公司为李涛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0月。后双方发生争议纠纷，李涛曾就本案诉讼请求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李涛无正当理由未到庭，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129号决定书，视为李涛撤回仲裁申请。后李涛再次就本案诉讼请求向顺义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不字（2020）第3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李涛不认可该通知书，故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李涛称其于2019年6月4日入职精佳诚公司，是通过网上投简历并由精佳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面试入职的。每周工作6天，周六日按照正常上班计算工资，月工资10000元，该标准是扣除社保、个人所得税后的收入，每月月底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2019年6月应发工资10000元，实际现金发放9700元，2019年7月现金发放9000多元，具体数额记不清了。2019年8月工作日曾请假2天，于9月30日打卡发放工资7476.01元，2019年9月工资8479元于10月31日打卡发放，数额均是精佳诚公司计算的，具体计算方式不清楚。精佳诚公司未支付其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的工资，且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双方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精佳诚公司应支付其工资及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为此，李涛提交了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APP纳税明细查询详情、网页查询记录。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载明精佳诚公司为李涛缴纳了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的社会保险。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精佳诚公司2019年9月30日支付工资7476.01元，2019年10月31日支付工资8479元。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APP纳税明细查询详情、网页查询记录显示精佳诚公司为李涛申报了四次个人所得税。精佳诚公司对APP纳税明细查询详情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上面有李涛添加的内容，但认可李涛当庭出示的APP纳税明细查询详情。对于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网页查询记录的真实性，精佳诚公司予以认可，亦认可其公司为李涛缴纳了四次税，但称个人权益记录、交易明细反映的内容不是事实，社保是挂靠的合作关系。虽然公司内贸部规定每周工作6天，但并不是内贸部所有员工每周都要工作6天，李涛是内贸部的员工，每周工作5天，月工资标准是税前0000元，不是税后，且每月月底发放当月自然月的工资，2019年9月30日发放的7476.01元是9月份的工资，其中5000元是对新人留人措施的奖励，2019年10月31日发放的是10月份的工资，这恰恰可以证明李涛的工资标准不是其主张的税后10000元，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也能证明已经足额支付完毕李涛的工资，且有多家公司为李涛缴纳个税，双方2019年9月19日之前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李涛认可其存在兼职的情况，兼职不用坐班，也不占用其上班时间，法律也并未禁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劳务服务。精佳诚公司主张李涛于2019年9月19日入职其公司，且李涛已在致歉信中对此进行了自认，之前双方是合作关系，合作期间其公司为李涛代缴社会保险，现金方式支付劳务报酬，且不是按月发放，李涛领取现金时签字了，但目前找不到签字的东西，合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李涛入职时没有办理入职手续，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李涛月工资标准是税前10000元，实际到手的收入应扣除个税、社保，如果有事假也应扣减。李涛离职后大概2019年11月其公司给了李涛现金补偿55000元，李涛已经签字同意放弃对公司主张各项权利。为了证明上述主张，精佳诚公司提交了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个人信息、朋友圈截图、工作群聊天记录等证据。其中，工作群聊天记录显示9月28日发送了精佳诚员工李涛就短信骚扰事件致歉信，该致歉信载明：“尊敬的必要平台领导好：我是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的一名即将被处分的员工。我叫李涛。……今天是我在公司上班的第10天……”李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称其是应公司要求，为了减少损失给第三方平台发的致歉信，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与本案无关，且自认是指当庭的陈述，致歉信并不是自认，其在庭审中也从未认可该事实，其是2019年6月4日入职的精佳诚公司，精佳诚公司也是从2019年6月开始发放工资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精佳诚公司对其陈述的双方系合作关系并未举证证明。另，本院询问精佳诚公司是否提交原始工资支付记录，精佳诚公司向本院申请15天时间找原始的工资支付记录及答辩状中陈述的李涛已签字了结双倍工资等的书面材料，并表示于2020年6月15日之前提交，逾期不提交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但精佳诚公司在上述期限内并未提交相应材料。李涛称精佳诚公司无故将其辞退，不让其上班，其也就没再去了，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精佳诚公司应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提交了录音、离职证明予以证明。录音显示对方称：“李涛，你来了三个多月了吧，这三个多月你就做这样的东西吗？”李涛：“对，我6月4号来的。”对方：“这样吧，李涛，我文化程度低，用不了你，今天21号了，你干到月底之前，你把手头上的工作该交代的交代了，好吧。”李涛：“我干到月底？不是明天就不用来了。”对方：“你干到这个月底，把工作交代了。”李涛：“好，那等于是你把我解雇了呗。”对方：“我用不起你。你也可以选择，我只给你5000块钱，你要是想干的情况下也可以，5000块钱保底工资加提成，提成是千分之二的销售额，你可以选择。我正式要给你签合同，公司要改制，企业只能这样去安排。”李涛：“你降薪是违法的，等于是变相裁员，我不接受你的降薪。”对方：“我没有解雇你，公司改制，我正式跟你签合同知道吗，保底5000加提成。”李涛：“但我到现在都没有合同啊。”对方：“我知道，我给你上保险了吧。是，我承认我差你一份合同。”离职证明载明李涛于2019年10月29日从精佳诚公司离职。精佳诚公司认可离职证明的真实性，对于录音不予认可，称录音中双方明确说到当天录音时间为2019年10月21日，并且说到月底一些相关事项，且李涛在诉状中也称是2019年10月21日，但是通过当庭查看手机载体发现录音时间显示为2019年10月30日，李涛代理人向李涛核实，李涛又称录音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生成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该陈述不符合逻辑，结合录音内容，李涛提交的录音不是原始载体，加之李涛本身是做数据的，可能剪切，该证据不具备证据要素，因不是原始载体，无鉴定必要，也无法反应被辞退的事实，2019年10月21日之后李涛仍然在其公司上班，李涛在另案仲裁中认可的微信记录也显示10月29日李涛申请10月30日、31日请假两天，因未提交相关证明，其公司未批准，之后李涛也未到公司上班，视为旷工自动离职，其公司无需给李涛出具解除通知。为此，精佳诚公司提交了李涛与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653号仲裁庭审笔录、内部规章制度。聊天记录显示10月29日下午李涛称：“领导好：由于本人身体不适，特请病假两天（请假时间：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31日），请假截止到本人被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口头解聘为止。”对方称：“不好意思，由于现在是销售旺季，需要各部门人员积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医院开具的病假休假证明，你的请求暂时不予批准。如不积极主动配合公司的工作安排，没有经批准休假的，视为旷工。”内部规章制度载明有特殊情况须请假，未经批准无故旷工者按旷工处理，旷工者扣除当天3倍工资等。李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称不认可规章制度的内容，微信内容为其本人发送，主要原因是精佳诚公司不让其上班，10月29日当天工作交接完毕后，精佳诚公司拒绝出具离职证明，其担心公司后期会以旷工为由解除合同，故向法定代表人微信发送请假申请以求规避风险，且通过精佳诚公司当庭提供的离职证明也可以证明双方已于2019年10月29日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录音，李涛解释称录音时间为2019年10月21日，原始载体手机里面显示的时间为文件保存形成时间2019年10月30日，时间不一致是因为21日当天录音后程序处于暂停状态，没有保存，几天后其想去仲裁委起诉时才保存文件作为证据，原始数据从未剪切删改。另，李涛、精佳诚公司均认可李涛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的工资扣除社会保险费个人负担部分、个人所得税后的数额为8479元。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对于李涛的入职时间情况，精佳诚公司负举证责任，其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精佳诚公司主张2019年9月19日之前双方系合作关系，且李涛在致歉信中已自认于2019年9月19日入职其公司，无需举证，但精佳诚公司对双方此前系合作关系、代缴社会保险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而致歉信是给第三方必要平台的，关于入职的内容也与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载明的精佳诚公司自2019年6月开始为李涛缴纳社会保险不符。故本院对李涛2019年6月4日入职的主张予以采信。李涛、精佳诚公司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0月29日解除。因此，本院确认双方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精佳诚公司未提交原始工资支付记录，亦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李涛已签字同意放弃对其公司主张各项权利的书面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李涛所述的精佳诚公司未支付其2019年10月1日至10月29日期间的工资。李涛、精佳诚公司均认可李涛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的工资扣除社会保险费个人负担部分、个人所得税后的数额为8479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李涛于2019年6月4日入职精佳诚公司。精佳诚公司应支付李涛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予以核算。对于李涛要求支付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李涛、精佳诚公司均认可双方于2019年10月29日解除劳动关系。对于解除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根据庭审查明情况，精佳诚公司提交了聊天记录、内部规章制度等证明其公司未批准李涛10月29日的请假，之后李涛未上班，视为旷工自动离职。但上述证据未有旷工自动离职的规定，且精佳诚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李涛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精佳诚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李涛提交的录音中对方先表示让李涛干到月底，后又称李涛可以选择，想干的情况下工资变为5000元保底工资加提成等，亦不足以证明精佳诚公司无故将其辞退。结合李涛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10月29日及精佳诚公司为李涛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0月的事实，在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故精佳诚公司应支付李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由本院予以核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涛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与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涛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工资8479元；三、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涛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0992.6元；四、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涛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10月29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五、驳回原告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精佳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葛连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思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