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1284号 原告：张小喜，女，196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喆,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颖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 责任人：黄善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从越，该行员工。 原告张小喜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杭州延安路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5月26日补充质证。原告张小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喆、金颖雯，被告农行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谢从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小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亏损本金71477.04元，并赔偿利息17631.39元（利息损失分段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5年6月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8日止，利息为14632.88元；以71477.0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9年8月9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2日止，利息为2998.5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4日，原告前往被告处存款。在办理存款手续前，被告员工沈静静主动向原告推荐被告代销的基金产品。出于对被告和被告员工沈静静的信任，原告按照其指示新办理了一张尾号为1479的农行卡并存入人民币壹拾万元。随后，被告员工沈静静通过电脑系统操作，为原告购买了人民币壹拾万元的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基金产品。原告于2019年8月8日赎回该基金产品，赎回时仅剩28522.96元。在被告员工向原告推介和购买基金产品的过程中，被告和被告员工沈静静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的行为，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首先，被告在向原告推介基金投资产品时，未对被告进行风险评估和适当性评价，未对原告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以及原告的财务状况、过往投资经验进行任何询问、了解和评估。原告由于没有任何的理财产品购买经验，也不了解基金购买的操作流程，仅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应被告要求重新办理了一张尾号为1479的农行卡并将其个人账户中的壹拾（10）万元人民币汇入该新卡。之后将其身份证、新的银行卡交给被告员工沈静静，由沈静静自行在银行电脑系统中操作，完成基金购买流程。其次，被告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并非是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供原告自主选择，而是直接向原告推介了“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基金产品，并极力说服原告购买。在推介过程中，被告也未向原告告知产品系第三方发行的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产品；同时被告也未向原告解释何为股票型基金，其运作市场和方式如何。自原告购买该基金产品之日至赎回之日，被告从未向原告出示、提供有关的基金合同和产品说明书，亦未提供查询基金合同和产品说明书的有效途径，原告至今仍不知道该基金的运作方式和相关信息。综上所述，被告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商业银行销售银行理财产品与代销理财产品的规范标准和销售流程》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关于向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基金产品的规定和适当性义务，主动推介并指导原告购买“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基金产品，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数万余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诚望判如所请。 被告农行杭州延安路支行辩称，第一，案涉的基金产品是原告自行在网银上购买的，并非由被告的员工主动推荐并且代为操作。根据银行的系统查询，原告是通过网银渠道购买案涉的基金产品，并且原告自身提供的证据中，也体现了在被告处办理银行卡，并且存入款项的时间是2015年的6月4日，而购买基金产品的时间是2015年的6月5日，即第二天。因此，原告所称的在2015年6月4日在被告处办理存款业务时，由被告的员工沈静静主动推荐其案涉基金产品，并且由原告的员工沈静静代其操作并非客观事实；第二，原告本身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是有长期购买高风险金融理财产品经验的投资者，而且案涉的基金产品是由原告自行选择并且购买的，原告应该对自己购买的基金产品的亏损进行自负盈亏，而与被告并无关联；第三，被告仅仅是案涉基金产品的代销机构，作为代销机构，被告也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义务。作为代销机构，被告在客户进入网银渠道购买基金产品之前，设置了风险评估的测试，仅有风险评估的结果和可购买的相应风险等级产品进行匹配的客户才允许通过网银渠道实现购买操作。同时，在客户通过网银购买基金产品之前，被告已经通过风险提示书、投资者风险不匹配警示函、投资者确认书等告知客户购买基金的风险。此外，被告还向客户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供其查询每个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销售文件，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被告均已尽到了代销机构的相应义务，因此，原告通过网银购买被告代销的基金产品。被告作为代销机构，也已经尽到了相应的风险揭示义务，原告购买基金产品亏损，并非是由被告所导致；第四，原告所诉请的损失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原告诉请损失是本金71477.04元，但其实际已经于2016年1月22日，获得基金分红11449.25元，实际损失与原告诉请并不相符，因此，答辩人认为，案涉基金产品是由原告自行选择并且决定，而且是通过网银渠道进行购买，并非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推荐其购买并代其操作完成购买，原告需要对自行选择并且自行购买的产品自负盈亏，被告仅系案涉基金产品的代销机构，原告购买案涉基金产品的损失和被告没有关联，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证明2015年6月4日，原告以网银转账的方式从其尾号为6210的农行卡中支出100005元汇入其尾号为1479的农行卡； 2、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1份，证明2015年6月5日，原告用其尾号1479的农行卡（目前已销户）购买了被告代销的价值100,000元的基金产品； 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信息公示页面截图1份，证明被告员工沈静静在给原告推介并指导原告购买“宝盈策略增长混合的基金”产品时，不具备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的事实； 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证明2019年8月8日赎回日当日，原告购买的“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基金产品仅赎回人民币28522.96元； 5、2019年9月17日谈话录音一（文字版及光盘），证明（1）证明2015年，原告系在被告处购买了“宝盈策略增长混合（213003）”基金产品的事实；（2）证明被告系前述基金产品代销机构的事实；（3）证明原告在购买前述基金产品时，被告未对其进行任何风险评估和产品介绍，全程由被告员工沈静静主动推介并完成购买操作的事实；（4）证明2019年，原告赎回前述基金产品时，仅剩不足29000元的事实；（5）证明原告在赎回后，曾就被告员工沈静静的各种违规行为导致其亏损一事，与被告负责人进行过沟通，被告负责人承诺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事实； 6、2019年11月5日谈话录音二（文字版及光盘），证明（1）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宝盈基金产品的事实；（2）证明被告系前述基金产品代销机构的事实；（3）证明原告在购买前述基金产品时，被告未对其进行任何风险评估和产品介绍，全程由被告员工沈静静主动推介并完成购买操作的事实；（4）证明原告与被告负责人沟通后，就本案相关事实与被告营业室经理、个金部经理进行沟通，被告营业室经理、个金部经理承诺予以解决的事实； 被告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风险测评数据结果，证明原告通过银行网银在我行自行完成风险测评，测评结果为激进型； 2、原告在我行个人客户信息，证明序号1证据中ID为原告张小喜； 3、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证明原告在起诉状中描述的我行员工沈静静的从业资格； 4、原告银行卡明细，证明基金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分红11449.25元； 5、我行网银上的电子渠道《风险提示书》、《投资者风险不匹配警示函》、《投资者确认书》等提示和内容，证明投资者在电子渠道购买我行代理基金产品会有《风险提示书》、《投资者风险不匹配警示函》、《投资者确认书》等提示和内容，已充分揭示了投资者购买基金的相应风险，并且提供了查询产品信息的相关有效途径的事实； 6、2012年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辖区的网点内办理的网银，并且进行风险测评的一套手续。用于证明原告早于2012年，便在农行办理了网银。并且在2012年时所做的风险评估就是激进型，而且在风险评估的事项中可以看出，当时原告就是在投资经验中表示，他已经有过多种投资风格和目的是为了追求高收益，而非保本。对于风险偏好是希望承担风险，能够承担本金损失，属于投资过股票、股票型基金等高风险产品，并有两年以上投资时间的有经验的投资者； 7、农行卡的交易清单，用于证明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前，原告有过多次的银证转账记录，原告有过多次的购买股票的经验，交易金额都较大。 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对原告的证据1、2、4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3不予确认，对证据5、6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2、4、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7真实性有异议，仅是打印件。经审查，本院对被告的证据1-4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证据1、2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6月4日在被告处进行风险测评，结果为激进型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7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6月4日，原告张小喜在被告处新开卡号为62×××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6月4日，原告通过网银转账向该卡转入100000元，次日，分两笔50000元进行宝盈策略增长基金购买。2016年1月22日，该基金分红11449.25元，并于2016年2月18日向原告持有的尾号为6210的另一中国农业银行卡进行转支。2019年8月8日，原告赎回该基金，赎回时该卡内显示余额为28522.96元。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1月5日，与被告就要求被告赔偿其购买基金损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 原告张小喜在被告客户号为1633517963194728。被告系统显示该客户号下存在多次风险测评记录，2015年6月4日原告张小喜进行风险测评结果为激进型，同时还显示出2012年12月4日风险测评结果为激进型，2013年9月30日为4级，2018年11月30日为激进型。 另查明，2012年12月4日，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开设卡号为62×××10的银行卡，并办理中国农业银行理财协议（签约），客户风险类型为激进型，填写《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投资者风险类型为激进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在原告购买案涉基金过程中是否充分揭示理财产品风险，被告员工是否实施为原告操作网银实施购买的行为；2、原告的损失是基金投资风险导致还是银行过错造成。原告诉请陈述的被告员工主动向原告推荐被告代销的基金产品，出于对被告和被告员工沈静静的信任，原告按照其指示新办理了一张尾号为1479的农行卡并存入人民币壹拾万元。随后，被告员工沈静静通过电脑系统操作，为原告购买了人民币壹拾（10）万元的“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基金产品，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在2015年6月4日，亦存在原告的风险测评记录，原告关于网银操作均为被告员工代替其所为的说法缺乏相关证据证明，结合原告自2012年12月4日至2018年11月30日，存在多次风险测评记录，且可以看出原告本身对于购买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具备一定的经验。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陈述有证据佐证其说法，但结合其陈述内容可知，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一定的理财产品购买经验，其将网银账户、密码、身份证等交由被告员工操作的行为，实际上是将自身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通过默示授权委托他人代为行使，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再者，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购买基金时对基金会亏损的风险完全不知晓，在2016年到2017年知晓该基金存在亏损的情况，但直至2019年8月8日才赎回该基金，结合原告于2016年2月18日转支该基金分红11449.25元的行为可以看出，原告对于该基金风险及分红等情况知晓。依据前述分析，原告张小喜在被告处购买案涉基金、支取分红、赎回基金等行为系原告自行行使其投资决策权的行为，应当自行承担投资决策风险，其损失并非被告行为造成。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小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2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14元，由原告张小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张 悦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代书记员  孙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