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744号原告（反诉被告）：罗强初，男，1950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周雄，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宁，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反诉原告）：黄健忠，男，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增城市，被告（反诉原告）：黄志云，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云祥路******，身份证号码4401111971********。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从飞，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志华，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诏安县，v>原告（反诉被告）罗强初与被告（反诉原告）黄健忠、黄志云、第三人李志华退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罗强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周雄、被告（反诉原告）黄健忠、黄志云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从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志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强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健忠支付退股款人民币10万及利息29500元（以1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计算，自2017年7月16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2月30日）；2.判令被告黄志云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还责任；3.本案受理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1日，原告与被告黄健忠、黄志云及第三人李志华四人签订《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协议书》，因合作过程中因意见不一，被告黄志云要求原告退伙。经协商，原告同意退伙。2015年7月16日，原告在由黄志云起草的其他合伙人已签名的《解除方案》上签字，主要约定：一致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作，罗强初所投37.5万元投资资金及8.5万元流动资金折价30万元，由黄志云、黄健忠、李志华三人于2017年7月16日前各自归还罗强初10万元，黄志云担保到期一定保证归还此30万元。四人签字后罗强初即不再持有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份，并解除合伙企业合作协议书，到时如不能按时还款，每月按1%付利息等等约定。解除方案签订后，李志华、黄志云于2017年7月16日之前各自偿还10万元，黄健忠则逾期未还。2018年3月30日，黄健忠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9年6月30日还款4万元、2019年12月30日还款6万元；如不能如期还款，则从2017年7月16日至2019年12月30日按月息1%支付欠款利息等承诺。黄志云继续为黄健忠的还款承诺进行担保。《承诺书》出具之后，黄健忠、黄志云又一次违背还款承诺及担保责任，截止最后的还款日期2019年12月30日分文未付，其行为违背为人处事的诚信原则。为尽早追回自己的血汗钱，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黄健忠辩称并反诉：1.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合伙及罗强初退伙经过。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与黄健忠、黄志云及李志华签订一份《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成立一家木业加工厂，即智和木业加工厂，约定总投资金额为120万元，约定罗强初出资37.5万元，黄志云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出资30万元，黄健忠出资15万元。另外，罗强初是大股东，协议约定罗强初投入流动资金80万元。在《合作协议》第三条第2款第(1)项、第3款中有约定，罗强初任董事长，负责投入流动资金80万元。虽然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领取的是个体工商户类型的营业执照，表面上经营者是黄健忠，但实质上是一家普通合伙企业，营运上完全按合伙企业运作，在《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2款中有明确约定。虽然合同中注明罗强初出资37.5万元和应投80万元流动资金，但罗强初并未完全履行合同，实际只投了18万元（含9.5万注册资金和8.5万流动资金），导致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运转瘫痪，无法正常经营下去。在罗强初不愿履行合同，又不愿再投入流动资金，且执意退出的情况下，黄健忠按罗强初的意思起草了《解除方案》，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伙。四个合伙人于2015年7月15日约定如下：1、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作；2、罗强初所投资的37.5万元投资资金及8.5万元流动资金折价30万元（不计利息），由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于2017年7月16日前归还罗强初；3、此30万元由黄志云作为担保人，承诺到期一定归还。事后，黄志云及李志华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分别按上述约定的期限支付了10万元给罗强初，并在罗强初的一再要求下，黄健忠写下《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4万元，在2019年12月30日前归还6万元。同样，在罗强初一再要求黄志云协助其追收该款的情况下，黄志云在承诺书上加注了“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的内容。（二）罗强初的退伙未经过资产结算，未按合同投足注册资金和流动资金。合伙各方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解除方案》，表面上是一份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伙的协议，其实不然。当时签订这份解除方案时，各方并没有对合伙资产进行结算，罗强初解除方案中的46万元与实际投入的18万元严重不符（2020年2月19日，收到罗强初的诉状后，三合伙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查账，查明罗强初只投了18万元，注册资金9.5万元和流动资金8.5万元），三合伙人对罗强初的真实出资情况存在重大误解。因罗强初没有完全依约履行协议，违反约定给智和木业加工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第一，木材厂的固定投入的经济损失43.5万元。依照《合作协议》第二条，四合伙人应在60日内完成出资。合伙合同签订后，罗强初实际出资注册资本9.5万元，黄志云实际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实际出资30万元，黄健忠实际出资15万元，以上实际投入的注册资金共计92万元。当时罗强初汇款18万元到黄健忠的账户，其中8.5万元作流动资金，因为罗强初并未完全履行合同足额出资，最后导致工厂无法正常经营而注销。该损失应由过错人罗强初承担435500.41元。第二，合伙企业租金损失50万元，照看木业加工厂的工人工资243600元。合伙企业所用的场地是租用的，有2014年7月签订的《土地租赁承包合同》证实。约定每年租金为10万元，并按约定每四年递增，至2019年7月智和木业加工厂共交纳场地租金40万元，押金10万元。由于智和木业加工厂一直未正常生产，需要派人照看工厂，从2014年7月，至2019年5月，日班、夜班工人工资，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100元计算，共计243600元。第三，黄志云与李志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给罗强初的20万元退股款。黄健忠、黄志云与李志华当初不知罗强初未足额出资，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解除方案》，并各支付了10万元给罗强初。由于罗强初在黄健忠、黄志云、李志华不知真实情况下签了《解除方案》及《承诺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这一切是由罗强初造成的，该款应由罗强初分别退还给黄志云及李志华。第四，《合作协议》已生效，罗强初应按《合作协议》履行约定，支付出资37.5万，支付流动资金80万元。解除方案只是对四个合伙人股份股权作约定，并没有约定《合作协议》中智和木业加工厂的权利和义务及如何处分。《解除方案》中，智和木业加工厂未对罗强初退伙有意思表示，未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表示，全部人同意只有李志华、黄健忠、罗强初、黄志云四个合伙人同意，加工厂未在《解除方案》中盖章同意；罗强初己支付了流动资金8.5万元，四合伙人已出资资金92万元，智和木业加工厂也已接受上述财产权益，表明了加工厂接受了《合作协议》中的权益。罗强初未足额出资37.5万，未足额支付80万元的流动资金，就是违约，且罗强初退出合伙也未经智和木业加工厂同意，依照《合作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十条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约定使厂遭受损失的，须向厂承担赔偿责任”，罗强初应再支何71.5万元给智和木业加工广，还应赔偿木业加工厂损失。总而言之，黄健忠不同意罗强初的诉讼请求。更何况《解除方案》及《承诺书》是在黄健忠对事实真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目前罗强初造成黄健忠等直接经济损失过百万元，黄健忠的该10万元欠款事实上并不存在，黄健忠更没有责任。黄志云辩称并反诉：1.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判令罗强初退还黄志云已支付的退股款10万元；4.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合伙及罗强初退伙经过。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与黄健忠、黄志云及李志华签订一份《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成立一家木业加工厂，即智和木业加工厂，约定总投资金额为120万元，约定罗强初出资37.5万元，黄志云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出资30万元，黄健忠出资15万元。另外，罗强初是大股东，协议约定罗强初投入流动资金80万元。在《合作协议》第三条第2款第(1)项、第3款中有约定，罗强初任董事长，负责投入流动资金80万元。虽然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领取的是个体工商户类型的营业执照，表面上经营者是黄健忠，但实质上是一家普通合伙企业，营运上完全按合伙企业运作，在《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2款中有明确约定。虽然合同中注明罗强初出资37.5万元和应投80万元流动资金，但罗强初并未完全履行合同，实际只投了18万元（含9.5万注册资金和8.5万流动资金），导致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运转瘫痪，无法正常经营下去。在罗强初不愿履行合同，又不愿再投入流动资金，且执意退出的情况下，黄志云按罗强初的意思起草了《解除方案》，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伙。四个合伙人于2015年7月15日约定如下：1、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作；2、罗强初所投资的37.5万元投资资金及8.5万元流动资金折价30万元（不计利息），由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于2017年7月16日前归还罗强初；3、此30万元由黄志云作为担保人，承诺到期一定归还。事后，黄志云及李志华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分别按上述约定的期限支付了10万元给罗强初，并在罗强初的一再要求下，黄健忠写下《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4万元，在2019年12月30日前归还6万元。同样，在罗强初一再要求黄志云协助其追收该款的情况下，黄志云在承诺书上加注了“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的内容。（二）罗强初的退伙未经过资产结算，未按合同投足注册资金和流动资金。合伙各方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解除方案》，表面上是一份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伙的协议，其实不然。当时签订这份解除方案时，各方并没有对合伙资产进行结算，罗强初解除方案中的46万元与实际投入的18万元严重不符（2020年2月19日，收到罗强初的诉状后，三合伙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查账，查明罗强初只投了18万元，注册资金9.5万元和流动资金8.5万元），三合伙人对罗强初的真实出资情况存在重大误解。因罗强初没有完全依约履行协议，违反约定给智和木业加工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第一，木材厂的固定投入的经济损失43.5万元。依照《合作协议》第二条，四合伙人应在60日内完成出资。合伙合同签订后，罗强初实际出资注册资本9.5万元，黄志云实际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实际出资30万元，黄健忠实际出资15万元，以上实际投入的注册资金共计92万元。当时罗强初汇款18万元到黄健忠的账户，其中8.5万元作流动资金，因为罗强初并未完全履行合同足额出资，最后导致工厂无法正常经营而注销。该损失应由过错人罗强初承担435500.41元。第二，合伙企业租金损失50万元，照看木业加工厂的工人工资243600元。合伙企业所用的场地是租用的，有2014年7月签订的《土地租赁承包合同》证实。约定每年租金为10万元，并按约定每四年递增，至2019年7月智和木业加工厂共交纳场地租金40万元，押金10万元。由于智和木业加工厂一直未正常生产，需要派人照看工厂，从2014年7月，至2019年5月，日班、夜班工人工资，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100元计算，共计243600元。第三，黄志云与李志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给罗强初的20万元退股款。黄健忠、黄志云与李志华当初不知罗强初未足额出资，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解除方案》，并各支付了10万元给罗强初。由于罗强初在黄健忠、黄志云、李志华不知真实情况下签了《解除方案》及《承诺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这一切是由罗强初造成的，该款应由罗强初分别退还给黄志云及李志华。第四，《合作协议》已生效，罗强初应按《合作协议》履行约定，支付出资37.5万，支付流动资金80万元。解除方案只是对四个合伙人股份股权作约定，并没有约定《合作协议》中智和木业加工厂的权利和义务及如何处分。《解除方案》中，智和木业加工厂未对罗强初退伙有意思表示，未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表示，全部人同意只有李志华、黄健忠、罗强初、黄志云四个合伙人同意，加工厂未在《解除方案》中盖章同意；罗强初己支付了流动资金8.5万元，四合伙人已出资资金92万元，智和木业加工厂也已接受上述财产权益，表明了加工厂接受了《合作协议》中的权益。罗强初未足额出资37.5万，未足额支付80万元的流动资金，就是违约，且罗强初退出合伙也未经智和木业加工厂同意，依照《合作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十条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约定使厂遭受损失的，须向厂承担赔偿责任”，罗强初应再支何71.5万元给智和木业加工广，还应赔偿木业加工厂损失。（三）即使黄健忠仍欠罗强初10万元退股款成立，黄志云也不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黄志云于2015年7月15日所作的担保已经过期失效。2015年7月15日，在黄志云及其他三位合伙人不知道罗强初没足额出资的情况下，签订了《解除方案》，黄志云在这份方案中确实承诺如下：“到期如不能按时还款，每月按1%付利息。并且由黄志云负责归还。”该段文字的意思表示很明确：由黄志云负责归还，有归还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向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故此，黄志云作为一般保证的担保人，担保责任已经过期失效。第二，黄志云于2018年3月30日在《承诺书》中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不具法律效力。2018年3月30日，黄健忠写下《承诺书》时，罗强初只是要求黄志云协助其追收该款，并没有要求黄志云作为担保人。所以黄志云在承诺书上加注的内容是“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而不是“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偿还”，两者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黄志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不明白担保人的含意，才写了“担保人”的字样。《承诺书》上的“担保”其实与人们平时所讲的“担保明天不下雨”、“担保你的小孩可以考上重点大学”意思一样，并不带有经济上的意义。黄志云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黄志云会在黄健忠承诺的还款期限内，多次协助罗强初追收该款（罗强初在2019年6月29日通过微信表述的意思表明黄健忠到期不履行还款才让我替他催收，有微信聊天记录）。至于黄健忠逾期不能还款的，黄志云并不会为其偿还，故承诺书上加注的内容是“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而不是“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偿还”。常言道：一字之差，缪之千里。何况有两字之差。第三，即使错误地认为黄志云于2018年3月30日在《承诺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是法律意义上的担保，2019年6月30日应偿还的4万元已经超过担保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黄健忠在《承诺书》中承诺于2019年6月30前归还4万元，在黄健忠没有还款的情况下，该债务于2019年7月1日始计算半年，即至2020年1月2日罗强初仍没有主张权利的，则超过担保期。从目前罗强初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显示，罗强初于2020年1月9日才起草《民事起诉状》的。总而言之，黄志云不同意罗强初的诉讼请求，更何况《解除方案》及《承诺书》是在黄志云对事实真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目前罗强初造成黄志云等直接经济损失过百万元，黄健忠的该10万元欠款事实上并不存在，黄志云更没有责任。罗强初对黄健忠、黄志云的反诉请求辩称，两被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要理由是，2015年7月16日的解除方案中有四名合伙人的签字确认，并且已经得到履行，只是黄健忠没有履行该协议。黄健忠、黄志云的反诉请求与事实不符。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签订《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由四位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额120万元，其中罗强初出资37.5万元，占注册资金31.25%；黄志云出资37.5万元，占注册资金31.25%；李志华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金25%；黄健忠出资15万元，占注册资金12.5%，各方应于签订协议之日起60日内将各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指定账户。罗强初任董事长，定期对厂的经营管理进行询问、了解及做出指示，并负责发展战略规划指导和厂流动资金的投入，所投入流动资金以实际资金使用天数按8%计算年息；黄志云任总经理，负责财务管理、厂的运营规划、人事工作安排、财务的收支审核以及采购、生产、销售的监督管理工作，每周至少两天以上到厂参与全面管理工作；李志华、黄健忠每周工作时间为6个工作日，负责与土地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负责原材料采购、生产经营管理、产品销售、厂的消防安全及生产安全；财务的收支审核由黄志云和其中一个股东签名；固定资产投入由四位股东签名。净利润指标任务按投入资金考核计算，经营者的净利润指标任务基数定为120万，包含厂的固定投入120万和罗强初投入的流动资金80万；投入的流动资金超出80万则需向经营者追加净利润任务，追加比例按投入金额每年l0%以实际使用天数追加净利润指标任务。黄志云的薪金及车费为3500元／月，李志华、黄健忠的工资报酬为5000元/月，李志华车辆补助以实报实销计算，工资的发放计算时间从企业投入生产之日开始计算。参加经营管理的股东奖励比例，暂定为李志华40%，黄健忠40%，黄志云20%。各股东按投入比例承担风险和分享利润。如有股东退股，需先清偿其对厂的个人债务且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方可退出，退出后三年内不得在增城区从事同行业工作。2014年7月14日，罗强初向黄健忠账户转入18万元。2014年7月24日、2014年9月5日，黄志云先后向黄健忠账户转入18万元、17.5万元投资款，并以现金方式向黄健忠交付2万元投资款。另外，黄健忠称其另收到李志华交付的30万元投资款。2015年7月16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签订《解除方案》，约定：“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四人签订《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因合作出现意见不一，现经四人协商，一致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作。罗强初所投37.5万元投资资金及8.5万元流动资金现折价30万元（不计利息），由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于2017年7月16日前归还罗强初。此30万元由黄志云作为担保人，承诺到期一定归还。全部人签字后罗强初即不再持有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份，并解除协议书。此方案若与协议书有冲突，则按此方案执行。附：到期如不能按时还款，每月按1%付利息。并且由黄志云负责归还。全部人同意签名：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罗强初。担保人签名：黄志云。”2018年3月30日，黄健忠、黄志云向罗强初签具《承诺书》，载明：“本人黄健忠欠罗强初先生退股份款壹拾万元，于2017年7月16日到期。经同罗强初先生申请延期至2019年6月30日还款肆万元。到2019年12月30日还款陆万元。这个时期内罗强初先生允许免除利息。如果不能如期还款，利息按退股协议约定计算。计息日期从2017年7月16日至2019年12月30日。退股协议约定利息为月息百分之壹计。承诺人：黄健忠。担保人：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黄志云。”2019年6月29日，罗强初通过微信将《承诺书》发送给黄志云，说：“小黄：黄建忠还款期已到，望能帮我催问。”黄志云于2019年6月30日回复：“罗总：您好！我问黄健忠了，他说他联系您了。”后因黄健忠未能向原告支付10万元退股款，遂成讼。诉讼中，黄健忠、黄志云称《解除方案》载明罗强初投入的出资款及流动资金合计46万元，而罗强初实际出资18万元，双方对罗强初的实际出资金额存在重大误解，故要求撤销该解除协议及《承诺书》。黄志云并要求罗强初返还其已支付的退股款10万元。为证明上述主张，黄健忠、黄志云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黄健忠银行账户的流水清单，拟证实罗强初向黄健忠实际转账的金额为18万元。2、《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其他专项审计报告》，黄志云称该份审计报告是其让黄健忠委托审计的。审计报告显示的委托单位为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审计报告出具时间为2020年3月3日，审计报告显示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的出资均转入黄健忠账户，其中罗强初出资18万元，黄志云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出资30万元，黄健忠出资15万元。3、2019年4月8日在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拍摄的设备照片及收据，拟证实原告提供的设备是废旧设备，其中，收据为2014年9月11日、9月12日出具，收据显示搬运费分别为800元、800元。罗强初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审计报告中显示的委托单位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在2020年3月3日的时候已经注销，审计报告中也未显示工商登记资料，且审计报告中未搜集到罗强初出资28万元购买机器设备的事项。对证据3中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确定照片中的设备是原告购买，证据3中的收据与本案无关。罗强初称其实际出资46万元，除转账支付的18万元，尚余28万元是以机器设备出资。罗强初称该机器设备是由原告担任一人股东的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资购买的，其中2万元现金交付，另有26万元是转账支付，并提供《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予以证实，该委托书显示的开具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委托人为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金额为26万元。黄健忠、黄志云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另外，黄健忠、黄志云曾在2020年3月5日向本院递交《民事答辩及反诉状》，在诉状中提及“我们三合伙人没有依法清算，只是片面听取了罗强初的话，误以为生产设备的价值约有28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误以为购买这些生产设备及投入的28万元注册资金是由罗强初本人支付”、“经了解，答辩人等三合伙人于2020年2月下旬才知道，罗强初购买生产设备所用的资金并非其本人个人支付，而是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国电气进出口联营公司广州国联公司汇款26万元到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账上购买的，该批生产设备也是直接发货到增城的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之后，黄健忠、黄志云撤回该《民事答辩及反诉状》，于2020年3月11日向本院递交新的《民事答辩及反诉状》。本案于2020年4月27日开庭时，黄健忠、黄志云称其不知道上述设备是原告委托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资购买，亦不清楚上述设备的生产厂家是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开庭时才获知这个事实。另查明，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于2014年7月18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黄健忠，该企业于2019年5月15日办理注销登记。以上事实有《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方案》、《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民事答辩及反诉状》、银行流水、出资单、微信聊天记录、工商登记信息、照片、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罗强初、黄志云、黄健忠的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是《解除方案》、《承诺书》的效力如何；二是黄健忠是否应当向罗强初支付10万元退股款及利息；三是罗强初、黄志云互负债务情况如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黄志云、黄健忠以其对罗强初以机械设备出资28万元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并以解除方案未经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同意为由，拒绝支付退股款。对此，本院认为，黄志云、黄健忠在2020年3月5日向本院递交《民事答辩及反诉状》时曾表示罗强初提供的机械设备为早期淘汰设备，其在签订解除方案时对设备的价值存在重大误解，并明确指出了设备的生产厂家。在本案开庭时，黄志云、黄健忠又称罗强初并未以机械设备出资，其向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交付的为淘汰设备。结合黄志云、黄健忠的前后陈述，可以认定罗强初确实存在以机械设备出资的情况。至于机械设备的具体价值，罗强初提供的《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显示的设备金额、名称与黄健忠、黄志云20**年3月5日递交的《民事答辩及反诉状》载明的情况相一致，亦与《解除方案》显示的出资金额相印证，罗强初主张其以机械设备出资28万元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黄志云、黄健忠虽辩称罗强初提供的设备为废旧淘汰设备，并提供照片、审计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但照片拍摄于2019年4月8日，此时距离罗强初交付设备时间已将近五年，照片不能客观反映设备交付时的真实情况。至于审计报告，该项审计报告是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注销后由黄健忠委托案外人作出的，审计资料也是由黄健忠提供的，黄志云、黄健忠仅以审计报告否定罗强初的真实出资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因此，黄志云、黄健忠要求撤销《解除方案》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鉴于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仅有四名合伙人，且四名合伙人均在《解除方案》上签字确认，四名合伙人签字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对罗强初退出合伙事项的同意与认可，无论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是否经过清算及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是否在该解除方案上签字，均不能否定该解除方案的效力。故《解除方案》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因《解除方案》合法有效，《承诺书》亦有效成立，黄志云、黄健忠要求撤销《承诺书》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解除方案》的约定，黄健忠应当在2017年7月16日前向罗强初支付10万元退股款。在欠款到期后，黄健忠又出具《承诺书》对该笔欠款予以确认，且未能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按时还款，罗强初要求黄健忠支付该10万元欠款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该笔欠款的利息，黄健忠在《承诺书》中承诺，若其不能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按时还款，按《解除方案》的约定计算利息。罗强初要求黄健忠自2017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解除方案》合法有效，黄志云要求罗强初退还其已支付的10万元退股款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黄志云的法律责任，黄志云在《承诺书》中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确认，黄志云主张该项担保只是担保催收而非担保还款。对此，本院认为，黄志云在《承诺书》中以担保人的身份承诺“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黄志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足以表明其愿意对黄健忠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黄志云主张该项担保是担保催收而非担保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黄志云应对黄健忠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罗强初应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承诺书》约定黄健忠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款4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前还款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黄志云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自2019年12月30日开始计算。罗强初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黄志云对黄健忠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李志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健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强初支付欠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黄志云对本判决第一项中被告黄健忠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被告黄健忠的全部反诉请求；四、驳回被告黄志云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2890元（原告罗强初已预交），由被告黄健忠、黄志云负担，并由被告黄健忠、黄志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强初支付其所负担的受理费；被告黄健忠提出的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健忠负担；被告黄志云提出的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被告黄志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晓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