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2210号 原告：周萍，女，194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玲，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群，女，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晗璐，江苏德本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高超，女，197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晗璐，江苏德本律师事务律师。 原告周萍与被告周群、高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玲，被告周群、高超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晗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2、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两被告的母亲，2017年1月底，原告生病长期住院，2017年5月因欲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没有床位，暂时回家等待，之后发现放在床垫下面的三张存单不见了，其中工商银行存单一张金额4万元，农业银行存单一张金额3万元，交通银行存单一张金额3万元，合计10万元，同时写字台抽屉里的现金3500元也不见了。原告随即打电话给两被告，两被告承认其偷拿10万元存单，并且存款已经取出私分。原告多次要求两被告返还，两被告均予拒绝，甚至对原告言语威胁，并因此与原告关系恶化，之后的两年时间都不到医院探望照顾原告。2019年7月，两被告辗转得知原告丈夫陈坤元去世的消息，又来逼迫原告卖掉唯一栖身的大钟新村3幢405室房产，原告即将沦落到无家可归的绝境。原告深感心寒失望，且因原告一直在各医院辗转康复治疗至今，亟需医疗费护理费，多次报警要求两被告归还存款，两被告至今仍未归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周群、高超辩称，一、原告起诉的10万元存款，系赠与两被告，并非两被告偷拿。原告有三名子女，两被告是原告的女儿，原告还有一儿子叫高扬。2017年原告住院期间，因为有71万元在高扬处无法拿回，原告担心两被告会有意见，便将另外的10万元赠与两被告，让两被告自行去银行取出后平分。10万元存款分为3张存单，在家中摆放的位置及密码均是原告主动告知两被告的，两被告没有侵害原告的权益；二、原、被告之间实际系赡养问题产生的纠纷，并非两被告损害原告的财产。原告的家庭系重组家庭，2019年2月，原告的第三任丈夫去世之前，原告一直由第三任丈夫照顾并支付医疗费。2019年11月，原告的儿子高扬帮原告报警，要求两被告返还10万元。因为原告的第三任丈夫去世，原告的全部存款均在高扬处无法拿回。高扬强迫原告报案，并以不送原告去医院治疗相要挟。原告到派出所报案并非本意，这次将两被告告上法院也并非原告本意，也是高扬强迫。两被告愿意承担赡养原告的义务，但无法与高扬达成一致意见。两被告在原告住院期间及养老院期间，都会定期去看望原告，且原告一直告知被告，其退休工资、存款、第三任丈夫的抚恤金和工资共计109万元均在高扬处保管，足够支付其医疗费和养老院的费用。原告是两被告的亲生母亲，两被告不可能在母亲住院期间偷拿母亲的存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周萍系被告周群、高超的母亲，高扬是原告周萍的儿子。原告于2016年至2017年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交通银行存款4万元、3万元及3万元，共计10万元，原告持有上述存款的存单三份。2017年5月15日，两被告持有三份存单将10万元存款取出后平分。2019年10月22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称两被告拿了原告的钱和房子，民警告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019年11月6日，原告儿子高扬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母亲住院费用想与姐姐协商，后公安机关联系两被告。2019年11月7日，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2017年1月底其生病了，大概到2017年5月，其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没有联系到床位，回家之后发现床垫下面的10万元存单不见了，当时打电话给女儿周群，她承认拿了10万元，并且和高超每人分了5万元，其向两被告索要，她们都不给。存单的银行密码是公开的，2017年1月，大女儿周群把其身份证骗走了，后来拿走了存单。同日，被告周群向公安机关陈述：2017年1月母亲住院，她想把放在高扬处的71万元要回来，但高扬不同意。母亲怕伤害母子感情，说家里面床垫下面还有10万元的存单，这个钱就给两被告。原告身份证当时在高扬处，原告要了很多次，高扬才给。存单的密码也是原告告诉被告的，大概2、3个月后，被告将存单拿走了，取出10万元后两被告各分了5万元。 庭审中，原告陈述，存单的密码是公开的，两被告是知晓的。存单放置在家里床垫下面，也是原告告知被告的。家中钥匙是原告交给被告的，目的是为了住院让女儿拿东西方便。身份证是原告向高扬索要后交给被告，是让被告代取另一张2万元存单中的存款，后被告没有将身份证归还。2017年原告病重，担心去世，就承诺10万元在其死后分给三个子女，并没有赠与两被告的意思。两被告陈述，2017年2月，原告将存单的存放位置和密码告知两被告，家中的钥匙也是原告交给被告的，原告的身份证是原告从高扬处索要后交给被告的，原告就是让两被告将10万元存款取出后赠与被告，之后原告还催被告尽快取款，后两被告于2017年5月将款项取出。 被告向本院提交诉讼后与原告的手机通话录音四段，在录音中，周群询问：“他怎么教你的?”周萍回答：“小子没良心，一共七十几万块钱，是我给他的，教我讲，是我给他的……”周群询问：“那你那天在派出所说的话，都是他教你说的？”，周萍回答：“嗯，在南湖，他不管我了。”周群询问询问：“就是你不同意告，他就不带你治疗，他就不管？”周萍回答：“嗯，我哪敢讲啊，我讲就要我死”。在2020年5月14日的录音中，周萍陈述：“他们没有权利告，非要让我告……”。被告主张，上述录音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儿子高扬胁迫的，原告有70余万元存款在高扬处，原告的养老及治疗费用需要从存款支出，如果原告不听从高扬的安排要回10万元，高扬就不会继续支付原告的治疗费用。 原告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播放的录音断章取义，有诱导性提问。原告本人当庭表示，提起诉讼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高扬胁迫。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通话录音、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所有10万元存款被两被告取出并平分，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两被告取走10万元存款是基于原告的赠与还是未经原告许可的侵权行为，双方当事人各持一词。两被告认为取款系基于原告的赠与，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0万元存款分别存储于三家银行，取走存款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持有存单，输入取款密码和存款人的身份证件。原告的身份证件，双方均认可是原告从高扬处索要后交给被告。原告主张其将身份证交给被告的目的为了让被告代取另一张2万元存单中款项，其就该主张事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原告的陈述，三张存单放置于家中床垫下，存放位置较为隐秘，不经过存放人告知难以发现，而原告自认，是其本人将存放位置告知两被告，家中钥匙也是其交给被告的。存单的密码，通常只有存款人自己知晓，原告主张密码是公开的，儿女均已知晓。原告虽然年事已高，但思路仍然清晰，其告知两被告存单密码和存放位置，且将家中钥匙和身份证件交与被告，使两被告具备了提取存款的全部条件。原告与两被告系母女关系，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基于这种亲情关系的发生的赠与行为较为常见。结合上述事实和常理推测，原告事发当时同意两被告支取存单中存款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原告在2017年6月即发现10万元存款丢失，直到2019年10月才向公安机关报警，后于2020年提起诉讼。虽然原告解释没有及时报警是怕对女儿影响不好的考虑，但时间跨度如此之久才选择报警和诉讼，不符合常理。从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看，原告与被告之间还存在赡养等其他争议。从通话录音看，原告对于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在庭前与当庭的陈述存在出入。从询问笔录看，关于被告如何取得身份证，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当庭陈述亦不一致。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未经许可取走存款的事实真伪不明，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两被告取走10万元存款基于原告赠与的意思表示，原告基于未经许可取走存款而要求两被告返还10万元存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周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彭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