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莉平，女，197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宗凤，女，198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强，男，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华，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琴，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铜仁全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铜仁市万山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园主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00785475726C。法定代表人：肖复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茂华，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田莉平因与被上诉人周国强、邵宗凤及原审第三人铜仁全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莉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田莉平系主张出卖人周国强、邵宗凤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转移，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但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以田莉平系长期从事运输行业的人员而认定田莉平未尽到谨慎义务不当，如实告知案涉车辆的相关情况是周国强、邵宗凤应尽的义务。第二，田莉平撤回（2019）黔03民初3195号案件的起诉，是因为诉讼请求的变更，田莉平之后已另案起诉，案号为（2019）黔03民初5255号。第三，一审认定《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错误，周国强、邵宗凤对案涉车辆没有所有权，且车辆班线经营权系特种许可权，是禁止转让的。第四，田莉平支付转让款的目的是获得案涉车辆1/8的所有权和班线经营权，周国强、邵宗凤既无案涉车辆所有权，也无证据证明其享有班线经营权，田莉平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第五，田莉平成为案涉车辆合伙人微信群成员，并不能说明其参与了车辆的经营管理，也不能说明田莉平知晓周国强、邵宗凤对案涉车辆没有所有权和对线路经营权没有处分权的事实。周国强、邵宗凤辩称，第一，周国强、邵宗凤不存在欺骗行为，从合同的签订到履行完毕，一直都是说的转让承包的份额，也是合伙承包经营的份额，且上诉人是从事客运行业近十年的专业人士，对此是明知的。第二，取得班线经营权的主体，是第三人，车队的车都是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田莉平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以及在谈判的前后，从来没有要求查看车辆的行驶证，由此说明对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是谁，并不是田莉平重点考虑的范围。第三，田莉平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是事实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这与其所提的上诉请求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只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能说解除。第四，关于合同的目的，一审认定正确，田莉平与周国强、邵宗凤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是投入资金后参与班线合伙承包经营分配利润，事实上田莉平也确实通过投入资金，参与班线的承包经营分配利润，其合同目的早以实现，周国强、邵宗凤没有违约，更没有根本违约。综上所述，田莉平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全通公司述称，田莉平与杨正军、周国强、邵宗凤达成的相关协议，我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寄送的应诉材料前一无所知。田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车辆转让款495,800元，并按年息6%支付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截止2019年4月18日资金占用费为40,000元）；3．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等共计2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其与第一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Ｄ×××**号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全通公司。2017年1月23日，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与案外人杨正军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取得铜仁至遵义客运班线经营权，经营期限6年，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全资购买的宇通厂于2016年12月生产的宇通牌ＺＫ6107ＨＢ1Ａ型号客车一辆（贵Ｄ×××**号）核定载客39座以目标考核方式交由杨正军经营。承包期限6年，自2017年2月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承包期限最终以获得许可的班线经营期限为前提。每年承包费360000元（每月30000元）。前述合同签订后，杨正军遂与邵宗凤等人合伙承包经营。2017年12月31日，田莉平（乙方）与邵宗凤（甲方）签订《转让协议》，内容为：现甲方将和其他股东在铜仁（全通公司）依法取得公司实施的项目目标考核大客车一辆39座车牌号为贵Ｄ×××**经营线路为铜仁--遵义，甲方持有本车的四分之一，现甲方将所持股份的一半转让给乙方，价格为495800元；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当日一次性支付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转让款计495800元（注：此份额转让款中包括各种垫付款），乙方支付甲方本合同款后，此合同正式生效。本合同经乙方支付甲方转让款后，乙方作为相应份额持有人，即刻享有在贵Ｄ×××**号大型客车管理中的一切权利及分红。该车2017年12月30日以前所发生经营事务、债务、违章罚款、事故与乙方无关。2018年1月1日后所发生的经营事故等由双方按各自份额承担。本合同签订后，各方有义务遵守本协议的全部条款，任何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要求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张损害赔偿所产生的交通差旅、误工、诉讼费、公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损失）。合同还约定解决争议等内容。合同签订当天，田莉平转账给邵宗凤丈夫周国强400000元。2018年3月31日，田莉平扣除2018年2月份应分配的经营收益2322元后将转让款尾款93478元转账给周国强。之后，田莉平与邵宗凤等人共同经营管理贵Ｄ×××**号车。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周国强每月向田莉平支付经营收益，明细如下：2018年4月15日支付8438元，5月13日支付11017元，6月16日支付13735元，7月19日支付11386元，8月15日支付12290元，9月6日支付13780元，10月2日支付12019元。2018年11月，田莉平成为贵Ｄ×××**号车合伙人微信群成员，该微信群中每月公布贵Ｄ×××**号车的收、支明细，其中2019年1月份支出一栏载明每月支付公司30000元。田莉平从邵宗凤处受让的1／8份额自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共取得收益139316元。庭审中，田莉平表示自己从事客运车辆运输行业达八、九年之久。经原审法院询问，田莉平签订合同前是否要求看过贵Ｄ×××**号车，是否清楚该车的型号、品牌以及登记时间？是否要求查看购车发票、车辆保险单？田莉平均称未要求过，并表示合同签订后也未及时到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了解车辆情况。审理中，田莉平及邵宗凤均认可贵Ｄ×××**号车在2017年1月份的价值大约为70万元，报废年限为8年。田莉平表示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为递进式请求，第二项诉请是建立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的基础上。另查明，田莉平在2018年10月还与杨正军签订过一份《转让协议》，约定杨正军转让1／4份额中的一半给田莉平。2019年4月25日，田莉平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并退还转让款，案号为（2019）黔0303民初3195号。该案审理过程中，全通公司向原审法院递交答辩状，称贵Ｄ×××**号车所有人为全通公司，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将该车依法发包给杨正军，双方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期限6年，自2017年2月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杨正军向全通公司交纳承包费，该车除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全通公司外，车体上还喷有全通快运字样。后田莉平撤诉。一审法院认为，田莉平与邵宗凤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田莉平称无法取得车辆所有权份额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故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为本案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从以下几方面综合考虑：第一，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交易行为等因素判断。第一、车辆的性质来看，《转让协议》明确了邵宗凤和其他股东在铜仁（全通公司）依法取得公司39座车牌为贵Ｄ×××**号车的经营线路铜仁----遵义，邵宗凤持有本车的1／4，转让股份的一半。故该车是取得经营线路的客运班车。客运班车的用途是按照线路营运。第二，从转让的内容及价款来看，合同第一条明确田莉平支付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转让款495800元，故转让的内容包括车辆所有权份额及承包经营管理中收益权份额，转让款共计为495800元。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该车新车价值大约为70万元，报废年限为8年，故签订《转让协议》时该车本身的价值大约为612500元（700000÷8年×7年），转让车辆1／8份额价值大约为76562.5元。由此可见，车辆本身的价值在转让款中所占比例较小，并非合同订立的主要考虑因素，通过经营管理取得收益对合同订立才有重大影响。第三，从原告获得的权利来看，合同约定田莉平支付完转让款后享受在贵Ｄ×××**号大型客车经营管理中的一要权利及分红。也就是说，通过转让份额，田莉平参与管理获得收益。第四、实践中，营运客车存在运输公司自有车辆经营、实际车主挂靠运输公司经营、运输公司将自有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等模式。田莉平作为一名从事客运车辆运输行业长达八、九年的从业人员，进行交易时不要求看车，也不询问车辆型号、厂家、购车发票、保险单等内容，签订合同后也未积极去核实车辆信息情况。前述行为可以看出，田莉平对车辆权属采取漠视态度。进一步说明，田莉平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不是取得所有权，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田莉平参与经营管理获取收益。第二，邵宗凤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是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约行为按其性质及后果的严重程度又可分为根本违约和非根本违约。合同一方当事人只有不履行主要义务，足以导致双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性违约，另一方当事人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针对部分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赔偿损失等弥补自己的损失继续履行合同。1．邵宗凤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从《承包合同》的内容来看，车辆由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购买，故被告不享有车辆所有权。原告支付了转让款，但被告不能转让车辆所有权份额的1／8，即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2．邵宗凤违约行为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田莉平与邵宗凤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转让合同，田莉平于2018年3月付完转让款后开始领取经营收益，之后，田莉平成为贵Ｄ×××**号车合伙人微信群成员，参与车辆的经营管理，其他人未提出异议。田莉平最近一次领取收益的时间为2019年9月，即领取收益时间长达一年半以上，领取收益共计13万余元。第三人在知晓转让事实后未提出异议。田莉平已实现了对车辆经营、管理、收益的目的。因此，田莉平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定解除规定，且有违诚信原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田莉平要求退还转让款等请求亦不予支持。如果田莉平认为邵宗凤违约对其造成损失可在不解除合同的前提下另案主张。全通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原审法院依法缺席裁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莉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60元，保全费3320元，共计12680元，由原告田莉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且有相关证据在卷予以佐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田莉平与邵宗凤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田莉平主张解除其与邵宗凤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周国强、邵宗凤是否应当返还田莉平转让款495,8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等损失。关于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除非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存在前述法定无效情形，而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否则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案中，田莉平上诉称其与邵宗凤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归于无效，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虽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但该规定并未否定班线客运经营者转让班线运输的效力，仅是在管理层面禁止擅自转让，故其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规定，田莉平的该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首先，本案中，田莉平主张其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及班线经营权，但因邵宗凤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权利不能转移，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但是，从该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款来看，双方转让的标的系案涉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而案涉车辆份额的价值尚不足双方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的六分之一，其余部分均为转让班线经营权份额的价款，可见双方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班线经营权份额权的转让。其次，田莉平在签订协议后，已顺利成为案涉车辆合伙人微信群成员，实际参与车辆的经营管理，并领取收益时间长达一年半以上，领取收益共计13万余元，且在与邵宗凤签订《转让协议》后，田莉平又另行与案外人杨正军签订转让协议，支付相应价款受让同一车辆12.5%的股份，并参与该车辆经营管理，即田莉平客观上已实现其合同的主要目的，且对案涉协议并未产生误解。因此，一审认定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由田莉平向邵宗凤支付对价获得对案涉车辆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的权利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邵宗凤虽有违约行为，但并不属于根本违约的情形，一审判决驳回田莉平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最后，如前所述，因田莉平并无法定解除《转让协议》的事由，邵宗凤亦不同意解除该协议，故田莉平主张由周国强、邵宗凤返还车辆转让款495,8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田莉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60元，由田莉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波审判员  喻 茜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周正平书记员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