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兰，女，汉族，1952年3月2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水，河北佳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艳辉，男，汉族，1987年3月7日出生，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会，女，汉族，1989年3月21日出生。系被上诉人于艳辉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莲池区郭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保定市莲池区郭辛庄村。 法定代表人：贾福林，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晓和，保定市邵楠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保定市莲池区玉兰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晓鹏，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华，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卓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辛群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桂兰因与被上诉人于艳辉、保定市莲池区郭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河北卓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正公司）、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莲池区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5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桂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没有查清，认定撤销权的起算点是不正确的，判决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一年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一家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政府征收应当补偿给上诉人，让于艳辉“代领”、“代签”补偿协议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但后来才知道代签补偿协议这一撤销事由的。政府一方作为征收补偿的债务人与于艳辉恶意串通签订无偿转让性质的补偿协议处分财产，损害上诉人获取补偿的权益，合同无效与撤销竞合，上诉人有权作出选择，但上诉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签协议，才能作为撤销权行使时间的起算点。依据《合同法》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3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号（2018）冀06行初219号案件庭审中被上诉人出示证据时，才知道四被告以上诉人丈夫名下的宅基地证为依据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一事由的，上诉人于2019年11月13日之前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除斥期间一年的规定。同时，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也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撤销事由这一事实。被告于艳辉出示莲池区人民政府（2018）111号《信访登记表》，上诉人2018年6月1日就拆迁补偿事宜进行过信访，以此证明自2018年6月1日上诉人知道撤销事由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撤销事由集中在本案涉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相关材料，信访时上诉人并未得到，而是后来的2018年11月13日保定中院开庭时才得到的，无疑这是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起算点。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撤销权起算点是不正确的，判决超过一年也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将宅基地及房屋转让给被上诉人于艳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纠正。上诉人家的宅基地及房屋转让给被上诉人于艳辉，没有法庭调查、出示证据和对证据质证意见，尤其是没有上诉人对未经同意占用宅基地重新建房的侵权行为提出强烈的反对和明确否认转让的事实等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更没有对双方证据采纳不采纳进行说理性分析。转让事实并没有证据支撑，无客观证据印证，只有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与上诉人有矛盾的利害关系人虚假证言，结合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及拆掉上诉人的房屋重建居住使用的实际情况，也可与证言印证已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以侵权的事实加上伪证，认定为已转让的事实，这样的法律思维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于保弟签字捺印公证书中，转让“当时在场的有我、杨喜玲。”庭审又说他在单位不在场，只是听妻子说。“这事村委会和街坊们也知道”，既然知道早已转让给于艳辉，2017年5月18日，于艳辉作为接受安置补偿的一方与其他三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就直接签订足矣为何还代领、代签接受补偿安置。在逻辑上这足以证明不存在转让的事实，且买卖也是法律禁止的。庭审中被上诉人于艳辉主张以500元现金和500元的面粉款共计1,000元购买了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尽管有与上诉人有矛盾的利害关系人于保弟、杨喜玲出庭作证，但对买卖宅基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都有谁在场、怎么商议的、怎么给的现金等等说不清楚。于保弟只是听妻子说的属于传来证据，且于保弟在场不在场、面粉还是小麦等等前后多处矛盾、漏洞百出，不足为信。买卖房屋宅基地的重大事情没有时间地点人员商议，没办变更登记，现全怎么交付的、是麦子还是面粉，在什么地方给的上诉人还是给的于保田，托运到大庆的单据等等，一件客观证件也找不到无法印证，上诉人不予认可，仅被上诉人于艳辉的一面之词不足以对抗上诉人出示的证据、质证和反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对转让宅基地房屋事实没有查清，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判决书，没有对上诉人的证据、质证意见、辩论意见和代理意见进行法律分析，只对被上诉人主张给以支持，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宅基证权利人是于保田而不是于艳辉的权利证明，没有上诉人的授权和同意，区政府却让村委会“代为保管”，而村委会对于保田的宅基由于艳辉“代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应当依法通知或公告，却以“上诉人全家迁往外地多年与本村联系较少，无法取得联系”为借口不通知又不公告，违反法律的一系列行为印证着被上诉人相互串通、勾连、共谋、恶意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且于艳辉无付出任何对价取得补偿从而造成上诉人得不到补偿的后果。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合同无效情形，同时符合第74条请求撤销的行为的法律特征，上诉人的请求应获得支持。所以，上诉人是涉诉宅基地房屋的权利人，被上诉人违反法律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侵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合同无效请求撤销，理由和证据充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 于艳辉答辩称，上诉人诉请撤销补偿协议已经超过一年。 村委会答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艳辉在多年前针对本案所争议的房屋宅基地已经进行了转让，在签订安置协议之前村委会针对此事实进行了大量的了解，同时经过一审开庭以及双方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也确认了双方转让的事实。2、上诉人所主张要求撤销拆迁协议已经超过了法定行使期间一年，且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莲池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未在撤销权行使的法定期间一年内提出撤销权诉讼，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驳回了被答辩人的诉请，适用法律正确。二、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答辩人曾起诉答辩人要求确认答辩人作出的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后经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确认答辩人在莲池区的拆迁改造中，已经履行了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现该两级法院的判决已经依法生效。因此，答辩人拆迁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请求为，撤销四被告签订的莲池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诉讼请求的实质为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因此，被答辩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此，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 卓正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争议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上诉人主张一审未查清撤销事由及撤销权行使起算时间节点，无从谈起。根据《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情形时，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而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莲池区村民委员会、于艳辉、保定市莲池区村庄改造开发办公室及答辩人河北省卓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以上可撤销情形，所以本案根本不具备撤销事由。上诉人的该部分主张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对案涉拆迁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权属的认定，依据充分，并无不不当。首先，（2019）冀行终325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4页已经确认以下事实：案涉宅基地虽登记在周桂兰丈夫于保田名下，但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并非周桂兰丈夫所有。以生效法律文书的形式，确认了案件事实；另外，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多年未主张权利等案件事实，综合判定案涉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已经转让，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三、上诉人主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主张合同无效，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与上诉人申请撤销合同的主张自相矛盾，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周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四被告签订的莲池区东金庄乡郭辛庄城中村改造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桂兰与于春（曾用名：于保田、于宝田）系夫妻关系，于春为郭辛庄村村民。1986年12月6日于保田填写宅基地登记表，1987年1月1日清苑县人民政府为于保田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2004年3月于保田填写土地登记申请表，并经过地籍调查。2004年11月保定市北市区国土资源局、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并颁发保北集用（2004）第130603051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该证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于保田，使用权面积为253.23平方米。2009年7月8日于春去世。于保弟（老大）、于保原（老二，被告于艳辉之父）、于保田为三兄弟，于保弟及其妻子杨喜玲出庭作证，证实于保田全家离村去大庆生活，将郭辛庄村的宅基地转让给了于保原一家，于保原一家出了500元现金及500元的粮食。另，于保田宅基地上的房屋为于保元一家拆除重建，并居住使用。2014年8月10日保定市城中村拆迁改造领导小组作出《关于白洋淀大道设计何辛庄村郭辛庄村城中村改造的方案》，保北集用（2004）第130603051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宅基地及房屋在拆迁征收范围内。2017年5月18日被告郭辛庄村委会出具证明，于保田的宅基由被告于艳辉代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被告于艳辉与被告郭辛庄村委会、被告卓正房地产公司及保定市莲池区村庄改造开发办公室签订《莲池区城中村改造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于艳辉分得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于保田的宅基地补偿款。同日，保定市莲池区白洋淀景观大道拆迁指挥部委托被告郭辛庄村委会代为保管于保田的拆迁补偿款，后续问题由村委会协调解决。2018年5月24日被告郭辛庄村委会出具收条，收到于艳辉拆迁补偿款存单，存单日期2017年5月22日至2020年5月22日…。2018年6月1日原告周桂兰向保定市莲池区信访局就涉案宅基地拆迁补偿事宜信访。另查明，2018年9月6日原告周桂兰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莲池区政府在行政征收过程中不予安置补偿行政行为违法。2018年11月1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驳回原告周桂兰的诉讼请求。原告周桂兰不服，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莲池区政府已履行了补偿安置职责，原告周桂兰的诉请理据不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户口本、身份证、死亡证明、莲池区土地登记表、《关于白洋淀达到设计何辛庄村郭辛庄村城中村改造的方案》、《莲池区城中村改造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保北集用（2004）第130603051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郭辛庄村委会证明、（2018）冀06行除219号行政判决书、（2019）冀行终325号行政判决书、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周桂兰与被告于艳辉双方确认涉案宅基地上原有房屋已被于保原（被告于艳辉之父）一家拆除重建，所以，涉案宅基地虽登记在原告周桂兰丈夫名下，但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并非原告周桂兰丈夫所有。于保原和于保田（原告周桂兰之夫）的大哥、大嫂出庭证实，涉案宅基地于保田已经转让给于保元，虽证人证言为传来证据，但结合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以及于保原一家在涉案宅基地上重建房屋并居住使用的实际情况，也可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涉案宅基地已转让的事实。至被告于艳辉2017年5月18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周桂兰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本案为撤销权之诉，法定行使期间为一年，且此一年为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断、中止等情形。原告周桂兰于2018年6月1日就涉案宅基地拆迁安置事宜向保定市莲池区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可以确认原告周桂兰在2018年6月1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了其权利受到侵害，而原告周桂兰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递交诉讼材料，超过了一年时间，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桂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周桂兰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审中虽然诉请求撤销案涉合同，但事实与理由却为案涉合同被上诉人于艳辉无权代理签订、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按照该事由，其诉请实质为确认案涉协议无效。被上诉人于艳辉主张案涉宅基地已经转让给其父于保元。上诉人并不认可，首先，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其1981年离开郭辛庄村，全家到大庆生活，1985年户口转到大庆。并认可1987年所办理的宅基证并非上诉人一家办理，而是于保元或其他亲属办理，亦认可2004年的宅基证亦不是上诉人一家办理。其次，上诉人主张于保田在2000年回过郭辛庄，并发现自己的房子被于保元拆掉了，按照一般常理，上诉人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理应及时向侵权人主张相关权利，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就于保元拆除旧房屋的行为向于保元主张过权利。虽然上诉人主张于保元拆除旧房后承诺以后上诉人回来建房其帮助上诉人。但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己的权益已经被侵犯的情况下，为防止日后的诉讼风险，理应对侵权人的承诺进行证据固定。但上诉人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于保元曾作出上述承诺。于保元在案涉土地重新建造了新房。上诉人在案涉土地拆迁之前曾回过郭辛庄，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就案涉宅基地向于保元一家主张过权利。再次，于保地作为于保田及于保元的大哥，同案涉双方都存在血亲关系，上诉人亦未充分的证据证明于保地同其具有矛盾，亦无证据证实于保地同被上诉人于艳辉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故于保地的证明应具有客观性。而郭辛庄作为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其对的土地的使用情况应更为了解，而村委会主张其是经过调查确信案涉土地使用权已经由于保田转让给于保元。基于上述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主张于保田已经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于保元，具有高度可能性，应该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基于上述事实，于艳辉有权同另外三被上诉人签订案涉补偿协议。而上诉人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该协议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下，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行使撤销权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系使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综合案件材料，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桂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周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殷文胜 审 判 员 陈道忠 审 判 员 赵 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占军 书 记 员 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