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0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梅，女，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华北石油运输公司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玲瑞，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大港油田创新路西段南侧院内，注册号：1201099000034821。 法定代表人：徐永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玲，沧县冀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霞，女，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上诉人王**梅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刘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2民初2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管控恒昇公司依据不充分。2008年8月7日至2011年6月9日，上诉人和徐永昇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徐永昇系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独资股东，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徐永昇的妻子受徐永昇的委托，偶尔为恒昇公司帮忙办理一些事务，不能由此认定是上诉人管控恒昇公司财务。一审判决仅凭以上证据认定上诉人管控恒昇公司财务，明显证据不足；2、一审认定上诉人支取210000元事实不清，判令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显失公正。一审判决认定的210000元，只有其中的4000元是上诉人支取，其他款项均是刘霞和徐永昇支取的，其二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将以上款项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确实也不知道以上款项的用途，在此情况下判令上诉人为徐永昇和刘霞支取的款项承担返还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王**梅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受徐永昇的委托，偶尔为其办理一些事务，不能由此认定上诉人管控恒昇公司财务”，事实并非如此。答辩人恒昇公司于2009年8月31日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永昇，徐永昇系100%持股股东，上诉人王**梅与徐永昇2008年8月7日登记结婚，恒昇公司成立时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申领公司ＩＣ卡、公司专用章等均由王**梅办理并掌管。另外，刘霞在一审的陈述、恒昇公司原会计王某出庭证言及甲方劳资处提供的工资表均证实王**梅是恒昇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恒昇公司财务主管，恒昇公司财务账薄上也记录王**梅是恒昇公司财务主管。以上事实答辩人在原审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王**梅在原审开庭调查阶段也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上诉人王**梅诉称“一审认定上诉人支取210000元，判令返还显失公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原审答辩人提供了12张银行支票据和6张汇票、王**梅记账凭证、王**梅的工作日记及答辩人恒昇公司原出纳王某的出庭证言，证实王**梅和其天津惠同科贸有限公司时任出纳的刘霞在2009年1月20日至2011年2月25日用现金支票的方式，分十二次支取恒昇公司现金共计191500元，其中2009年1月20日至2010年6月11日的8张支票是刘霞受王**梅的指示支取，刘霞是王**梅天津惠同公司当时的出纳，是职务行为。在刘霞辞职后，王**梅以徐永昇的名义支取了2010年2月17日和2011年2月25日的2张支票，背书“徐永昇”也是王**梅所签，在一审调查阶段王**梅也承认此背书是她所签。王**梅于2009年10月29日至2011年7月5日用电子转账，电汇的方式分六次用答辩人账户向其亲属冯思玥、李碧珍、王**曦打款共计18500元，这也足以证实王**梅对恒昇公司的财务任意支配。三、上诉人王**梅称，涉案款项均是由刘霞和徐永昇支取，是无中生有，推脱责任。刘霞当时任王**梅天津市惠同科贸有限公司的出纳，刘霞支取涉案款项及转账均是受王**梅的指示，属职务行为。答辩人恒昇公司从注册到公司运转及财务票据没有徐永昇亲手签的一个字，即便有徐永昇的签名，也是王**梅模仿所签。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梅在原审、二审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求。 刘霞没有答辩意见。 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2295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恒昇公司于2009年8月31日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永昇，徐永昇系100%持股股东。被告王**梅与徐永昇于2008年8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6月9日离婚。原告恒昇公司筹备成立之初，被告王**梅为其办理了公司注册、工商登记、申领结算专用IC卡、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购买支付密码器等事宜。 另查明，被告王**梅系天津市惠同科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刘霞于2009年4月至2010年年底在天津市惠同科贸有限公司担任出纳。被告王**梅、刘霞于2009年10月13日至2011年2月25日用现金支票的方式，分12次支取原告恒昇公司现金共计191500元。被告王**梅于2009年10月29日至2011年7月5日用电子转账、电汇的方式分6次用原告恒昇公司账户向其亲属冯思玥、李碧珍、王**曦打款共计185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电汇凭证、记账凭证、被告王**梅工作日记、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申领结算专用ＩＣ卡登记表及公函、工资表、工商登记表、证人王某出庭证言、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恒昇公司提供的现金支票、电汇凭证、被告王**梅的记账凭证、被告王**梅的工作日记及证人王某出庭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王**梅管控恒昇公司的财务。原告恒昇公司主张被告王**梅私自支取公司款项共计22950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210000元，上述款项被告王**梅不能证实支取后的去向及用途，损害了原告恒昇公司利益，被告王**梅应负有偿还义务。原告主张的二被告支取款项期间，被告刘霞时任天津市惠同科贸有限公司会计，其支取行为系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梅指派，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故原告主张刘霞负有偿还义务，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款210000元；二、驳回原告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刘霞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43元，由原告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3元，被告王**梅负担43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病例一份，拟证明刘霞和徐永昇恶意串通，在本案中做不实的陈述。另提交一份王**梅住院期间徐永昇交纳医药费刷卡的明细，证明由于二人限制的王**梅的人身自由，导致王**梅的跳楼，徐永昇刷卡缴纳的医药费。二被上诉人质证称，住院病历住院人是刘霞并非上诉人王**梅，上诉人提交此证据和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刷卡明细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住院病历和徐永昇交纳医药费刷卡记录，因住院病历中住院患者系刘霞，上诉人主张实际住院人系王**梅，但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据此认定刘霞和徐永昇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王**梅认可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ＩＣ卡相关证据系其书写，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ＩＣ卡已交付被上诉人，故应认定该公司ＩＣ卡由王**梅掌握。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现金支票、电汇凭证、王**梅的记账凭证、工作日记及证人王某出庭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王**梅在此期间管控恒昇公司的财务。刘霞不经加盖单位公章或使用公司ＩＣ卡，不能对公司款项进行支取，故其支取的该部分款项，应认定系接受王**梅委托的职务行为，应由王**梅承担返还义务。王**梅主张刘霞取款后未向其交付，刘霞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取款后已交付王**梅或天津市滨海恒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但该事实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诉讼处理。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王**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张兆阳 审判员  毕文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韩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