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洪瑜，男，197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树武，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容美芬，女，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浦，浦北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浦北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浦北县小江镇东滨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22052741775G。 法定代表人：康志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花廷宙，广西邦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因与被申请人容美芬、第三人浦北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再审申请人杨洪瑜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桂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桂民申44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树武、被申请人容美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浦，第三人文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花廷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申请人容美芬向再审申请人杨洪瑜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3、改判被申请人容美芬向再审申请人杨洪瑜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8年10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4、案件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容美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二审法院认定文昌公司指示其员工周莲让被申请人容美芬书写借条系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丽萍是文昌公司的领导并有权决定公司资金的支配使用。二、涉案30万元钱款系属于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个人财产。一、二审法院认定涉案30万元钱款系属于文昌公司的钱款没有依据，并且再审申请人杨洪瑜也不认可涉案30万元钱款是属于文昌公司的钱款，所以文昌公司对涉案30万元钱款不享有所有权，一、二审法院认为涉案30万元是文昌公司支付给被申请人容美芬的工程款缺乏依据。三、在被申请人容美芬书写工程款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周莲明确告诉被申请人容美芬不向其支付涉案30万钱款，说明容美芬知道该款不是文昌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四、在被申请人容美芬书写借条的情况下，周莲同意将涉案30万元支付给被申请人容美芬，说明被申请人容美芬知道该款是借款。综上，涉案30万钱款是属于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个人财产，被申请人容美芬未能取得涉案钱款后，通过书写借条才取得了涉案钱款，说明被申请人在书写借条时已经与再审申请人杨洪瑜达成了借款合意，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被申请人容美芬应当向再审申请人杨洪瑜还本付息。请求依法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并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容美芬辩称，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申4496号民事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裁定错误，应驳回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再审申请。（一）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和浦北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2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该再审申请。（二）文昌公司对30万元如何入账是另一个法律问题，不应是本案再审的问题。被申请人容美芬提供的文昌公司2014年8月15日支付工程款15万的收据、2014年10月3日支付工程款91360元的收据、文昌公司的财务人员陈晓2015年2月4日代开的30万元的税票(证明文昌公司已经将30万元出账，总共支付工程款541360元)及收据上的背书证实，证明文昌公司的财会已经将被申请人领到的30万元作为拖欠的工程款30万扣除后出账并结清被申请人的工程款。结算工程款时的文昌公司是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等人控制公司的公章和账户[容美芬在二审提交了一组新证据：(2018)桂072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722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722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上述两份判决书的生效证明，判决认定：2012年至2016年，杨洪瑜、杨毅斌、张斌、刘创艺、朱远扬、兰春权等人开发建设“文昌苑”房地产项目，由他们管理和使用文昌公司的公章和账户20×××31]，至于当时的文昌公司如何入账不是本案再审的问题。二、《浦北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资单》证明余丽萍、周莲、杨洪瑜在2014年1月27日被申请人容美芬收取工程款时都是文昌公司的员工，按月领取工资。开庭以来，杨洪瑜一直否认与文昌公司存在任何关系，也否认余丽萍是文昌公司的职员，以此来达到否认被申请人容美芬领到的30万元不是工程款而是借款的目的。再审申请人杨洪瑜是持有文昌公司大部份投资款的人，有权指挥文昌公司财会总监余丽萍如何支付30万元工程款，也有权指挥余丽萍如何作证，因此，余丽萍的声明书说是借款的内容是假的，不能作为指令再审的依据。三、容美芬领取的是工程款，不是借款。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互不认识，双方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收到过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借款，再审申请人不可能无息、无期限借到大额款项给被申请人，而且是长达4年才向被申请人追索，因此，再审申请人杨洪瑜认为该款项是借款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文昌公司拖欠被申请人的工程款，被申请人通过文昌公司的财会总监余丽萍，再经过文昌公司的职员周莲的手，拿到30万元，最后由文昌公司的财务人员陈晓2015年2月4日代开的30万元的税票作为工程款出账并结清了工程款。综上，被申请人领取的是工程款，不是向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的借款，容美芬与杨洪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新证据、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第三人浦北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一、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再审申请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一）杨洪瑜与容美芬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1、余丽萍转款至周莲的银行账单备注用途是往来账，并非借款，周莲转款至容美芬的银行账单备注亦没有眀确是借款。2、周莲出庭作证证明余丽萍当时是文昌公司的财务人员，是余丽萍指示周莲将30万元转给容美芬的，并非受杨洪瑜的指示转转账。3、容美芬虽然出具借条，但借条上写明向杨洪瑜借款，没有写明借到，再审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已履行出借30万元的义务。4、杨洪瑜与容美芬素不相识，杨洪瑜在庭审时明确表示不认识容美芬，故双方不可能达成借款的合意，而且30万元并非小金额，不可能在没有约定利息和归还期限的情况下将30万元借给互不相识的容美芬。5、从周莲在2014年转账30万元给容美芬，距离杨洪瑜起诉的时间已达四年多，期间杨洪瑜、余丽萍、周莲从未向容美芬主张归还借款。（二）杨洪瑜无权主张返还30万元款项，该笔30万元款项并非杨洪瑜的个人财产。虽然余丽萍出具《声明书》称受杨洪瑜委托，向容美芬支付30万元借款，但杨洪瑜没有证据证明将30万元款项转至余丽萍，即不能证明该笔30万元款项是杨洪瑜个人的资金转至余丽萍，余丽萍事后亦无证据证明已还款30万元给杨洪瑜。(三)余丽萍出具的《声明书》不具有证据的“三性”。虽然余丽萍出具的《声明书》是在2018年10月7日，距离周莲在2014年转账30万元给容美芬的时间已达四年多，余丽萍不能以四年后出具的《声明书》将银行转账备注用途为往来账更改为借款。余丽萍出具《声明书》的时间与杨洪瑜在《民事起诉状》签署的时间完全一致，不能排除余丽萍为了迎合杨洪瑜的无理要求而出具，因此，余丽萍出具的《声明书》不具有证据的“三性”。综上，杨洪瑜再审申请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一、二审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杨洪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容美芬向杨洪瑜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2、判令容美芬向杨洪瑜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年6%的比例计算，自2018年10月8日起计至还清本息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2日，容美芬挂靠广西荣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文昌公司签订《浦北县百货仓小区土方平整协议书》，协议约定广西荣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文昌公司的浦北县百货仓小区土方平整工程，工程单价为13.5元/m3，完工后测定土方量为40248.9m3，总工程款为544360元。工程完工后，文昌公司没有支付工程给容美芬，经容美芬多次追讨。2014年1月27日，文昌公司职员周莲受公司高管电话指令，将余丽萍转到其个人账号62×××90的30万元作为工程款转账给容美芬，然后按余丽萍的指示要求容美芬立写了《借条》1份，内容为：“今向杨洪瑜借款30万元整”。之后，文昌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2日、2014年8月25日、2014年10月3日付工程款70000元、80000元、91360元，含周莲转账的30万元在内共541360元。另查明，杨洪瑜与容美芬两者之间并不相识，两者并没有借贷方面的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虽然容美芬立写有借条给杨洪瑜，但容美芬并没有收到杨洪瑜的借款，容美芬与杨洪瑜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杨洪瑜主张容美芬归还借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文昌公司职员周莲转账给容美芬的30万元，是周莲应公司领导指示，代表公司支付挖土方的工程款，该款是容美芬依合同约定应收的工程款，并非是容美芬向杨洪瑜的借款。另外，杨洪瑜与容美芬并不相识，两者在2014年1月27日的前后均没有任何借贷方面的意思表示，更进一步证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至于杨洪瑜主张通过余丽萍账户转账给文昌公司职员周莲账户的3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余丽萍或杨洪瑜与文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该不作评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洪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杨洪瑜负担。 杨洪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2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容美芬向上诉人杨洪瑜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3、改判被上诉人容美芬向上诉人杨洪瑜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6%年标准，从2018年10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4、案件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上诉人杨洪瑜与被上诉人容美芬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杨洪瑜请求被上诉人容美芬偿还3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容美芬出具了一份《借条》，从借条的字面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容美芬向上诉人杨洪瑜借款30万元，但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被上诉人容美芬立写借条的背景是其在向文昌公司追讨工程款时，在公司领导的指示下，文昌公司的员工周莲让被上诉人容美芬写下借条作为支付工程款的条件才可以将30万元的工程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容美芬，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容美芬写下借条的目的是为了拿到文昌公司应付的工程款，而不是向文昌公司借款，且也不是向上诉人杨洪瑜借款，而周莲作为文昌公司的员工只负责向容美芬支付工程款，对借款的说法并不知情，该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上诉人杨洪瑜与被上诉人容美芬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更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洪瑜与被上诉人容美芬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被上诉人容美芬收到文昌公司的员工周莲的30万元应是文昌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容美芬的工程款，而非上诉人杨洪瑜出借给容美芬的借款。既然借款事实不存在，那么上诉人杨洪瑜请求被上诉人容美芬偿还3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余丽萍转账给文昌公司的员工周莲的30万元，属于上诉人杨洪瑜、余丽萍与文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与本案涉及的借款纠纷没有关联，在本案中不予评价。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杨洪瑜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被申请人容美芬围绕其答辩向本院提交证据：浦北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资单，拟证明余丽萍、周莲、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在2014年1月27日容美芬收取工程款时都是文昌公司的人员，按月领取工资。 第三人文昌公司围绕其答辩向本院提交证据：税收缴款书、中国工商银行消费单，拟证明2015年2月4日，容美芬到浦北县地税局开具30万元的土方款发票，税收缴款16290元，从陈晓的银行卡支付税款16290元。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对被申请人容美芬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因为不是杨洪瑜本人签名，工资表也没有扣相应的保险，实发工资金额也不明确。 第三人文昌公司对被申请人容美芬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工资单签字是真实有效的，是杨洪瑜、余丽萍以及周莲的真实签名，当时他们都是公司的员工，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回避了杨洪瑜、余丽萍、周莲是公司员工的说法，文昌公司的工资单有他们的签名，应发工资的问题，也有应发工资项，再审申请人以没有实发工资否认工资单的真实性是不成立的，有他们三人的签字证实了在转账给容美芬的时候，余丽萍、周莲都是公司的员工，再审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工资单不是真实的。 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对第三人文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没有原件核对，不认可真实性，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理由是：文昌公司与广西荣华建设公司是否出具相应的扣税凭证进行扣税不能直接证明该30万属于文昌公司所有，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买卖合同纠纷中，大量的开具发票抵扣税款之后才付款，所以，开具发票扣减税款不代表有交易行为，只是一个税收方面的处理方式，因此，广西荣华建设公司开具发票，文昌公司是否支付税款与该30万元欠款是否属于文昌公司所有，还是属于杨洪瑜所有毫无关联。 被申请人容美芬对第三人文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在证据上面有被申请人容美芬的签字说明30万土石方款的税款，因为当时是被逼写的借条，还特意保存了这些证据。 本院对被申请人容美芬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确认其真实性，再审申请人主张该签名不是其所签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第三人文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确认其真实性。 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杨洪瑜与被申请人容美芬之间是否构成借贷关系，本案的借条的30万是借款还是工程款。 本院再审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首先，再审申请人杨洪瑜、被申请人容美芬双方均承认在容美芬出具借条时，两人并不认识，再审申请人杨洪瑜直接将30万元的款项借给不相识的容美芬，后又于4年后才起诉请求还款，与常理不符。其次，容美芬是在向文昌公司追讨工程款的情况下，为尽快拿到工程款便根据文昌公司职员的要求出具借条，容美芬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再者，根据被申请人容美芬提交的文昌公司2014年1月的工资单，结合浦北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2民初1845号、(2018)桂0722民初1880号、(2018)桂0722民初1882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在容美芬出具借条时，再审申请人杨洪瑜以及余丽萍、周莲均是文昌公司的员工，杨洪瑜与他人共同投资建设“文昌”项目并对文昌公司的公章和账户进行管理和使用。故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杨洪瑜指令公司员工余丽萍、周莲将工程款支付给被申请人容美芬的情况。另外，第三人文昌公司的公司职员周莲也承认其是接到文昌公司领导的指令后，将余丽萍转到其账户的30万元作为工程款支付给被申请人容美芬，并按照余丽萍指示要求容美芬出具借条。最后，在文昌公司向容美芬支付完毕工程款后，容美芬开具30万元土方款的发票给文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并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被申请人容美芬事先并不认识再审申请人杨洪瑜，没有向再审申请人杨洪瑜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是为得到文昌公司的工程款才出具的欠条，再审申请人杨洪瑜与被申请人容美芬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故不存在借贷关系，容美芬收到的30万元是工程款而不是借款，因此，再审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返还30万元工程款，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桂07民终21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应锐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杨雯民 书 记 员 陆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