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3民终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央某，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某，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西藏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某，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某某、原审被告何某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人民法院（2019）藏0321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被上诉人郑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藏0321民初7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告何某及其合伙人（追加被告）王甲义、孙涛及应依法追加被告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等六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债务，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程序错误。原一审法院通知追加王甲义、孙涛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决追加被告与何某承担连带责任。即本案被告有何某、王甲义、孙涛、和上诉人共四被告，在发回重审庭审时均应依法到庭参加诉讼。而发回重审法院却未通知该二被告王甲义、孙涛到庭参加诉讼，重审程序严重违法，应撤销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何某签订的协议上印章系伪造，该协议应视为何某个人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与上诉人无关。2、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负有交付租赁物的义务，但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1月12日杨树平签字的收车收条，证明其将租赁车辆交给了第三人，而未交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未履行租赁物交付义务，无权向上诉人主张租赁费。三、原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何某受上诉人委托处理公司有关事宜，虽然约定了委托期限，但江隆公司没有明确解除与被告何某之间的委托关系。二是尽管本案相关票据上加盖的是被告何某自己伪造私刻的江隆公司的公章，但是因何某一直是以被告江隆公司的名义处理事宜的，所以外人有理由相信被告何某代表的是被告江隆公司，故被告何某与被告江隆公司之间形成了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全部应当由被告江隆公司承担。三是被告何某在车辆租赁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表示对车辆租赁费的认可和接受，故被告江隆公司提出的与原告郑某某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抗辩不能成立”的判决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何某于2017年10月26日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1、上诉人对何某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届满，从此日起何某丧失委托代理权限；2、发包方与上诉人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至此，上诉人委托何某代理的事项结束。3、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清理债务时已明确知道何某已无上诉人授权，因此何某在2017年10月26日签字时代理权早已荡然无存。且上诉人也明知何某于2017年6月因涉嫌伪造印章被刑事拘留。何某签字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2017年10月26日的签字行为对上诉人不具有追认效力，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四、原审法院对依法追加被告的认定错误。上诉人江隆公司在原一审、二审上诉及发回重审时均已向法院提起追加被告申请，申请依法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王甲义、孙涛五人为被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主张追加本案共同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上诉人提交追加被告的证据（共10份）均已证明其五人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追加为被告。五、原审法院对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与上诉人解除协议的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6月10日，宏大爆破公司昌都分公司向上诉人发送《解除协议通知》，明确自2017年5月30日起解除双方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挖运施工协议》，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对“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的解除协议通知，没有任何解除的依据，也未作任何公示”的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六、原告主张《重汽豪运费用决算》部分结算无事实和合同依据。1、上诉人与发包方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案涉工程项目已不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失去履行的基础，且双方约定“租赁合同至甲方与总承包方合同结束为止”，被上诉人要求计算2017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期间的租金，显然无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2、上诉人于2017年5月将已出租给何某的车辆在挖运八队进行彻底大修后，单方私自将车辆于2017年6月1日改为挖运九队施工。因此该部分费用应扣减。3、2017年10月26日《重汽豪运费用决算》单中第4项维修费和赔偿费无任何有效证据支撑。4、《重汽豪运费用结算》单中“第5项出场调运费”认定错误，上诉人根本谈不上存在违约责任。七、原审判决未扣减原审被告何某代被上诉人支付前期车辆托运费及被上诉人车辆交付施工前的维修费、配件款和私自改九队时在挖运八队的维修费、配件款，应依法据实计算进行扣减。被上诉人郑某某辩称，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审被告何某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被上诉人郑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车辆租赁费1428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一是被告何某受被告江隆公司委托处理有关事宜，虽然约定了委托期限，但江隆公司没有明确解除与被告何某之间的委托关系。二是尽管本案有关票据上加盖的是被告何某私刻的江隆公司的公章，但是因何某一直是以被告江隆公司的名义处理事宜的，所以外人有理由相信被告何某代表的是被告江隆公司，故被告何某与被告江隆公司之间形成了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全部应当由与被告江隆公司承担。三是被告何某在车辆租赁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表示对车辆租赁费的认可和接受，故被告江隆公司提出与原告郑某某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江隆公司申请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王甲义、孙涛、逯松平为本案共同被告，共同承担清偿义务的申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是被告江隆公司称，被告何某在租赁费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是受胁迫的抗辩，只有被告何某的陈述，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支持。五是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虽然于2017年6月10日向江隆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由江隆公司加盖了公章，但并没有任何解除的凭据，也未做出任何公示，故本院不予支持。六、被告江隆公司应足额支付原告郑某某车辆租赁费1428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郑某某支付车辆租赁费共计1428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上诉人江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襄阳江隆公司与我公司工程款结算支付说明》；二、《工程进度款结算单》、《工程款拨付单》、《收据》等共计13份。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是：何某及其合伙人等已经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领取了相关费用。被上诉人郑某某的质证意见是：1、两组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2018年，不属于新证据；2、这两组证据所牵扯的相关人员均是被上诉人的关联人员，因此请求合议庭依法不予采信；3、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出原审被告何某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具体向谁支付款项以及支付多少款项与本案上诉人襄阳江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无关，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6月20日，案外人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洋公司）与案外人宏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了《挖运施工协议书》，后新南洋公司与宏大公司发生矛盾，新南洋公司退出合作。2016年8月10日，新南洋公司退出合作后，江隆公司继续承接新南洋公司的项目，并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挖运施工协议书》，将签订时间倒签至2016年6月20日，并授权委托何某为江隆公司的代理人，授权何某以江隆公司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施工组织、财务结算施工项目、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从2016年8月10日开始，何某就以江隆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包工程。2016年10月24日，原审被告何某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郑某某签订车辆租赁合同，由被上诉人郑某某将8辆重汽非公路用宽体车租赁给上诉人江隆公司使用，2017年10月26日，原审被告何某与被上诉人郑某某结算确认租赁费等共计1428000元。另查明，原审被告何某将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亦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江隆公司对被上诉人郑某某的车辆租赁费等是否负有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此系列纠纷产生的根源是上诉人江隆公司违法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而放任不进行管理，由原审被告何某以江隆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进行工程施工所导致。其次，关于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的关系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原审被告何某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处承揽到工程，并成立所谓的“挖运八队”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等临时机构进行工程施工，原审被告何某自然有权利继续以上诉人江隆公司或者上述临时机构的名义进行工程施工和开展与工程施工相关的民事活动，这也是出借资质应具有的含义。故原审被告何某是有权代理，一审法院认定系表见代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对于所谓的假印章问题，印章虽假且原审被告何某也因此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所谓的假印章实际用于上述临时机构的对外民事活动中，甚至用于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中，对外代表上述临时机构。第四，上述临时机构是上诉人江隆公司名义下的临时机构，无民事主体资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应由设立其的上诉人江隆公司享有和承担。第五，对于原审被告何某签字确认的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后即对案涉工程放任管理，原审被告何某实际负责案涉工程并对案涉工程享有实际的权利义务，其签字应被视为对相关债务的确认。第六，本案存在两层法律关系，对外是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开展民事活动，自应由江隆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内在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关系，具体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应如何分担责任、应另诉解决，不影响上诉人江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第七，关于原审被告何某先借用湖北新南洋公司的资质，后借用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资质的问题。对此，原审被告何某代表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宏大爆破公司有一个倒签合同日期至2016年6月20日的行为，代表双方合意后者全面承继案涉工程。第八、上诉人江隆公司一直纠结本案中的《车辆租赁协议》是否因其与宏大公司昌都分公司的合同终止而终止的问题，实际车辆租赁费应计算至返还租赁物之日为止。对此，原审被告何某签字确认应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说明上诉人在此期间仍在占有使用租赁物，自应支付租赁费。故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江隆公司提出的追加被告问题。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原告的诉权，上诉人江隆公司应就己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进行答辩并提供证据，除必要共同诉讼人之外，其无权代原告申请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法院也无权代原告决定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且本案只牵涉上诉人江隆公司因出借资质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不牵涉何某的内部责任承担问题。被上诉人郑某某并未对湖北新南洋公司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令湖北新南洋公司等退出诉讼并对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再次追加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江隆公司关于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江隆公司提出的何某、王甲义已领取工程款433万元的问题，案涉工程款是由上诉人江隆公司还是由原审被告何伟领取是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上诉人江隆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查明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对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经纠正后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52元，由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 审 判 员 王 志 钰 审 判 员 黑 云 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德西拉措 书 记 员 扎西确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