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6刑初909号公诉机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理勇，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养殖从业人员，重庆市巴**人，住重庆市巴**。因涉嫌污染环境罪，于2018年4月27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监视居住。2019年4月26日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执行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11月26日变更为监视居住，2020年5月1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辩护人梁安武，重庆渝礼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以渝津检刑诉〔2019〕7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理勇犯污染环境罪一案，于2019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需补充侦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决定延期审理。后本院依法于2019年11月27日决定恢复审理。后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2月17日向本院再次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决定延期审理。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经过补充侦查，于2020年3月16日向本院提交渝津检刑变诉〔2020〕4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本院依法于2020年3月16日决定恢复审理。公诉机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余乐、检察官助理杨天翔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梁安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1月至今，被告人张理勇在无任何排污许可、未经过环评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经营“莽子”生猪养殖场，其间，会使用含有重金属铜、锌、锰的饲料添加剂喂养生猪，并任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废水流入农田，对附近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被告人张理勇开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排放至无防渗措施的沟渠，部分废水最终流入一处地面裂隙内。被告人张理勇在经营养殖场期间，因未经过“环评”、利用渗坑渗井排放废水等违法行为，分别于2008年、2018年被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2017年，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多次发布函件，要求南泉街道办事处限期关闭该养殖场。被告人张理勇明知上述情况后仍继续生产经营。2018年1月24日，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该养殖场排放的废水并送检。经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检测，该养殖场总排口废水总铜含量为1.03mg/1、总锌含量为1.1mg/1;养殖场总排口下游沟渠内废水总铜含量为0.945mg/1、总锌含量为1.03mg/1。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结合案情，需要对被告人张理勇“莽子”生猪养殖场排放废水造成的污染损失进行鉴定。2020年1月22日，根据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防止被告人张理勇“莽子”生猪养殖场排放废水造成的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所需费用为人民币434850元，其污染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为人民币36374元，综上，被告人张理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废水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为人民币471224元。2018年3月9日，被告人张理勇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南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拒不认罪。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理勇违反国家规定，在明知没有排污许可的情况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含铜、锌等重金属的废水排放至无防渗措施的沟渠，部分废水最终流入一处地面裂隙内，严重污染环境，致使公私财产损失471224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张理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张理勇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起诉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被告人提出：地面没有裂隙，公诉人指控的渗坑深井不正确，其对社员没有影响。公诉机关对以前的企业适用现在的法律不对。公诉机关指控超标的微量元素不对。猪粪都是排放到我承包的地里面，没有排放到承包地外，猪粪可以自行降解、分解，夏天地里面草、庄稼都长得好。没有几十万的损失，损失了也是我的钱。公诉机关指控的都不是事实，我不认可我犯罪，不认罪。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张理勇犯污染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告人张理勇从2004年开始从事养殖生猪直到案发的2018年期间，喂养生猪的饲料都是合法饲料加工厂生产，饲料来源合法，从张理勇认识的角度根本不可能认识到饲料喂猪后，要构成犯罪。因此，从饲养生猪的过程中，张理勇没有犯罪故意，也不能预见饲养生猪能构成犯罪。根据原农业部2625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喂养生猪的饲料是可以有微量元素添加的，而被告人张理勇在本案只是饲料的使用者，他没有添加的行为发生，也不是生产本案铜、锌的行为人，因此，他不具有故意行为。张理勇也不应当知道猪的粪便中有铜、锌元素，不通过科学技术检测，是不能确定猪粪便中会含有铜、锌元素。（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含铜、锌等重金属排放至无防渗措施的沟渠，部分废水最终流入一处地面裂隙内，严重污染环境。辩护人认为指控被告的这个事实有错，铜、锌在环境污染方面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属于一般重金属，必须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十倍才能构成犯罪。而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移送案件的法律依据是最高法、最高检2017年1月1日施行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5项规定，但铜、锌既不是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废物、也不是有毒物质，因此，不符合构成犯罪严重的范围。另外，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被告人将部分废水通过无防漏措施流入地面裂隙内也不属实。公诉机关在举证时，并没有看见本案所述的裂缝存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裂缝。公诉书指控被告利用渗坑渗井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也是明显不属实的。巴南区环境执法支队取到的是污水，说明被告排污口是不会渗漏水分的。因此，被告的排污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渗坑深井。2.公诉机关采用2018年1月24日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提取的废水送检结论这份证据，辩护人认为，该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份报告证据采集程序严重错误。该证据是巴南区环境执法支队采集污水进行检测而得来的结论。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范，不同污水和金属含量的保存是有严格规定的，而巴南区环境执法支队采集该证据时，没有对盛装的采样容器进行任何清理冲洗，没有将所采集的样品按照规定进行保存，因此，在该证据的采集、保存过程中，被告有理由相信该样品不被污染的事实存在。公诉人举示的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监测分析方法依据是《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而该结果的参考依据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我们不知道本案提取的采样究竞是废水或者是污水，因为，废水的采样方法和污水的采样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在该监测报告说明中第一条明确载明委托单位在委托前应说明监测目的，而本案监测报告监测类别是投诉监测，投诉监测不能由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派人采集水样，报告中的采样人员也不清楚是哪个单位的。如果是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其采集证据程序属于严重违法。程序违法，结论当然违法。且巴环（监）字（2018）监督35号只是一个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将其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该检测报告所作的结论是分析人员，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人员，也就是分析人员没有资格作为鉴定人，分析人员分析的结论与法律规定的鉴定人员出具的鉴定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本不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该检测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2018年1月24日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现场检测（勘察）笔录证实性不予认可，应该予以排除。在2018年1月24日15时40分至16时00分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所做的现场检测（勘察）笔录中记载现场检查采样过程由公安、农委、南泉街道等部门工作人员陪同，我队执法人员队现场检査情况及釆样做好了拍摄取证。但签名的只有一个人，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4.关于2020年1月22日鉴定机构出具的致使公司财产损失471224元的鉴定意见，该份证据程序不合法，案子的退侦以两次为限，公诉机关要求对证据材料的补充，应当向法庭提出申请，并要求延期审理，该份证据是属于新的证据，不是对以前证据的补充，该份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程序不合法，应当排除。该份证据收集的范围是在被告人租赁的承包土地范围内，该承包地在被告人承包期满后，可以自行复耕，因此这个损失不对，或者没有对其他人其他集体造成损失，期满后被告人整治只是自己的损失，该地块承包期并未到期，公诉人举示的证据损失，是期待损失，没有实际发生，被告人可以自己修复、复耕处理。本案被告人不构成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行为。在庭审之前，被告人陈述其在2014年九、十月份时将养殖场承包给了黄某某具体在经营，该实际经营户从2014年一直经营到2019年，在经营期间，所购买的饲料、生猪、生猪出栏均由黄某某在实施，在该养殖场的工人均由黄某某雇请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因此该案实际实施者如果构成犯罪，应当由实际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人张理勇只是生猪养殖场的实际所有者，养殖场的实际所有者与经营者发生分裂，其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实际经营者承担。因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时不详细，有可能被告人主体不适格，未对犯罪事实构成犯罪。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理勇没有犯罪的故意，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建议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理勇从2004年开始在无任何排污许可、未经过环评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租赁土地经营“莽子”生猪养殖场，其间，会使用含有重金属铜、锌、锰的饲料添加剂喂养生猪，并任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废水流入农田，对附近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被告人张理勇开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排放至无防渗措施的沟渠，部分废水流入一处地面裂隙内。被告人张理勇在经营养殖场期间，因该养殖项目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水处理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于2008年4月15日被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停止使用以及罚款4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11月11日，被告人张理勇因将其养殖场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外排的养殖废水从其挖建的沟渠流出汇入周边农田，经监测该养殖场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17.8倍，氨氮排放浓度超标13.1倍，构成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被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罚款70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7年，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多次发布函件，要求南泉街道办事处限期关闭该养殖场。被告人张理勇明知上述情况后仍继续生产经营。2018年1月24日，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该养殖场排放的废水并送检。经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检测，该养殖场总排口废水总铜含量为1.03mg/L、总锌含量为1.1mg/L；养殖场总排口下游沟渠内废水总铜含量为0.945mg/L、总锌含量为1.03mg/L。2019年12月，经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委托，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人张理勇养殖场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定性、污染物的理化性质进行鉴定，对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进行评估和司法鉴定。2020年1月22日，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张某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经营生猪养殖场造成环境损害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确认张理勇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造成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经因果分析及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张理勇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土壤环境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面积约8887平方米（约13.3亩），体积约2229立方米。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总计471224元，其中为防止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费用434850元，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36374元。2018年3月9日，被告人张理勇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南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拒不认罪。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物证生猪饲料添加剂包装袋等物证照片，证明被告人张理勇喂养生猪的饲料添加剂含有重金属铜、锌、锰等。2.书证（1）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2）巴环罚字[200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张理勇在经营养殖场期间，因该养殖项目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水处理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于2008年4月15日被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停止使用以及罚款40000元的行政处罚。（3）巴环罚字[2018]3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张理勇将其养殖场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外排的养殖废水从其挖建的沟渠流出汇入周边农田，经监测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超标，于2018年11月11日被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罚款700000元的行政处罚。（4）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函件及通知，证明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多次要求南泉街道办事处限期关闭该养殖场。（5）工商营业执照，证明张理勇经营的养殖场工商登记情况。（6）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证明废水采样情况。3.证人证言（1）黄某某的证言证实：黄某某从2007年开始到被告人张理勇的养殖场上班至2018年，张理勇为养殖场老板。黄某某平时负责开车拉喂养生猪的饲料和喂猪。养殖场会产生猪屎、猪尿及冲猪舍的废水，废水未经处理就排放。（2）杨某1的证言证实：被告人张理勇2004年开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办事处XX村X组租赁土地建设养猪场，开始修建养猪场时修了一个沼气池，但养猪场每天排放猪粪和猪尿的量太大沼气池就没什么作用，满了之后张理勇也未处理，猪粪和猪尿就直接排放到外面的土地里面，有的流到潲水坑里。因猪粪和猪尿太多，流到土地到处都是，平时很臭，天气晴朗时蚊子很多。猪粪和猪尿流入的土地都是南泉街道XX村X组的土地。（3）杨某2的证言证实：张理勇养猪场已经养殖10年以上，张理勇养殖场修建了一个池子，池子满了以后也未处理，流出的猪粪和猪尿就直接排放到外面的土地里，水量小的时候在沟里面流，雨水多的时候会往旁边的土地里面流。（4）李某某的证言证实：李某某居住的房子距离张理勇养猪场三、四百米远。张理勇从2004年开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办事处XX村X组养猪，十几年了养猪场的猪粪和猪尿是直接流出来排放到外面的土地里。因为排出来的猪粪和猪尿太多，平时很臭，家里窗户都不敢打开，蚊子也多，蚊香都止不住。（5）周某某的证言证实：张理勇养猪场从零几年开始养猪，最开始数量比较多，之后停了一年多，后来又开始养猪一直养到被查。周某某将土地租给张理勇开猪场，猪场背后空着的土地周某某在上面种植农作物。最开始养猪场的猪粪和猪尿要流进沼气池，但是没有多久就满了，满了之后猪粪和猪尿就流出来流到猪场后面的土地里，会把周某某种植的农作物淹死。猪场的猪粪和猪尿到处流，每到晴天蚊子很多，也很臭。（6）刘某某的证言证实：张理勇租了刘某某的部分田土做养猪场，从零几年开始，做了几年之后停了一阵又开始开养猪场。养猪场的猪粪和猪尿一致都是往外排的。最开始有沼气池，但是时间久了装不下就流出来，张理勇在沼气池旁边挖了一个更大的土坑。村里有村民在他养猪场后面种了土地，养猪场里面的猪粪和猪尿流出来之后会将村民种的土地淹了，村民就会在土旁边挖沟沟，猪粪和猪尿就会随着沟沟流走。刘某某家离养猪场一百多米，排出来的猪粪和猪尿会很臭，早上和傍晚有很多蚊子。4.被告人张理勇供述：2004年我在重庆市巴南区XX镇XX村X社开了一个养殖场，叫莽子养殖场，占地面积近50亩，在2007年之前每年养殖生猪3500多头，一直养殖到2007年8月份左右，政府出了文件我养殖生猪的地方成为了禁止养殖生猪的区域，就让我停止养殖。2008年巴南区环保局说我没有环评手续、建设手续等，让我停止养殖。我没有停止养殖，只是缩小了规模，从以前的一年出3500头到一年500头，一直到2010年停到了2015年，又让工人回来继续帮我养殖，一直到2018年12月就养殖了500头到600头。养殖场产生的废物主要有猪的粪便、猪尿和冲洗猪舍的废水，每个猪舍都有小的排粪沟，和大的排粪沟相连，最后通过大的排粪沟排到化粪池内，经过化粪池流入溢粪池，之后就排到外部，排粪便的通道是直接在土里挖的沟沟，有几十米长。2007年之前养殖场的废物每天排放量一天是10吨以上，2007年之后一天大概一、二吨。养殖场的生猪喂的是饲料和剩饭菜，主要是饲料，饲料包装袋上标注了铜、铁含量。养殖场现有一个固定工人“黄老大”（黄某某），忙的时候就再喊几个工人。黄某某从最开始就在我养殖场上班。5.水样检测报告证实：张理勇养殖场总排口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铜等排放浓度超标。6.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人张理勇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XX村X社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造成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总计471224元，其中为防止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费用434850元，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36374元。7.现场执法检查视频等证据，证实张理勇养殖场排放污染物等的现场情况。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张理勇违反国家规定，在明知没有排污许可的情况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含铜、锌等重金属的废水排放至周围农田以及无防渗措施的沟渠等，严重污染环境，致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张理勇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被告人张理勇系办案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亦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张理勇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翻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并提出其不是本案犯罪行为的实施主体，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张理勇构成自首。关于本案的犯罪主体问题，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理勇将养殖场承包给黄某某，黄某某从2014年一直经营到2019年，因此张理勇不是犯罪主体。本案中，被告人张理勇从侦查阶段开始一直供述其系案涉养殖场经营者，黄某某为其养殖场工人，黄某某的证人证言也与被告人张理勇的供述之间相互印证。在案涉养殖场经营期间，因经营养殖场的违法行为，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对养殖场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处罚的对象均为被告人张理勇，张理勇在此过程中亦未对违法行为主体等提出异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本案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张理勇不是犯罪主体，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根据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被告人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已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造成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经因果分析及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被告人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土壤环境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面积约8887平方米（约13.3亩），体积约2229立方米，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总计471224元。根据鉴定结果，被告人经营生猪养殖场任由废水排放等行为已在客观上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排放的废水等是排放在被告人承包的土地范围内，承包期满后被告人可自行修复，因此并未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已造成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使生态环境遭受损害，该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不因其污染的土地系其承包地而改变，无论土地系谁承包，因被告人的行为而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导致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损害均是客观事实，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被告人张理勇养殖场排放的废水并送检，经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检测形成的监测数据，依法可以作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因此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四款、第五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理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壹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9年4月27日起至2019年11月2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陈红专审 判 员  姜 玲人民陪审员  刘启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陈 健书 记 员  罗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