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2213号 原告：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国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军炜，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彩芬。 被告：白晓峰。 被告：底嫚嫚。 被告：底帅帅。 被告：底风娟。 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红，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底帅帅、底风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金金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单国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军炜，五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丽红及被告白晓峰、底嫚嫚到庭参加诉讼。后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五被告支付原告价款2145486.90元，并赔偿以2145486.9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原告经案外人何宁介绍与五被告发生业务关系，各方口头订立长期布匹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购买布匹，由被告负责托运并承担相应运费。原告根据被告需要将相应货物交由被告指定的绍兴市中宇物流有限公司，由该物流公司将相应货物托运到由何俊青经营的位于河北省容城县的卸货点，最后由该卸货点的相应工作人员送往被告指定的地点。其中每批次货物的数量、单价等事项主要由原告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母子俩沟通确定，送货单由原告制作并在发货后通过微信等方式发送给被告底嫚嫚等人确认。货款支付采用滚动结算方式，主要由被告等人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3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茅建萍通过微信方式将对账单发送给被告白晓峰的妻子即被告底嫚嫚确认，截至2016年9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价款2499129.57元。对账后，原告继续按照被告的需要发送相应货物，被告陆续支付相应价款。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原告共向被告发送货物1124672.68元，减去其中退货价款48348.35元，合计1076324.33元；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价款共计1429967元。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价款2145486.90元。原告多次催讨，要求被告支付剩余价款，但被告拒不支付。综上，五被告系亲属关系，共同经营布匹门市，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底帅帅、底风娟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于2016年3月起发生业务往来，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交易往来方式为微信聊天和电话沟通，开始原告能正常供货。但随着双方交易增多，原告所供应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给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造成巨大损失，双方因此未进行对账结算。2017年12月17日，原告出具货款清单一份，载明原告向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返还价款519821元。2017年8月26日，原告向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以微信方式发送码单，码单写明处理的布匹米数及价格，原告对于处理的布匹依旧按照原价计算价款显然错误，处理价款与原告计算的价款差价为493749元。结合原告与被告何彩芬的电话录音可以得知，原告所供应的布匹同意按每米13元计算，因此该部分的差价应予扣减，差价为320121元。因原告所供应的布匹存在质量问题，原告自愿给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减免500000元价款。综上，被告尚欠被告价款的原因系原告供应的布匹质量不合格，所欠价款应为311795.90元。二、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原告是向被告白晓峰供货，结算是与被告底嫚嫚对账结算，被告底帅帅、底风娟未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共同经营，因此不应承担责任。三、双方未就结算日期进行约定，也未约定违约金及利息，且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迟延付款的原因在于原告布匹质量不合格，因此原告无权主张利息及违约金。 原告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茅建萍与案外人何宁在2016年3月至4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13页及送货码单16页（以下简称证据1-1）；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茅建萍与被告底嫚嫚在2016年5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89页及送货码单69页（以下简称证据1-2）；原告法定代表人单国军与被告何彩芬在2017年7月至10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6页及送货码单5页（以下简称证据1-3）；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的送货码单、退货码单16页（以下简称证据1-4），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布匹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关于货物发送、单价、退货等事项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协商；原告按照被告需要将货物发送后，将相应送货码单通过微信等方式发送给被告底嫚嫚等人确认；2016年3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发送的货物情况及退货情况；其中，2016年9月30日，原、被告对账后，原告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共向被告发送货物1124672.68元，退货48348.35元，合计1076324.33元。经质证，五被告对证据1-1、1-2、1-3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对相应的送货码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1虽然是通过何宁的微信，但实际交易与何宁无关，是与被告白晓峰之间发生交易，双方确实通过微信聊天形成交易合意，再发送码单，但是不能证明货物已经发送给被告，很多码单没有写明单价，无法证明原告向被告送了1076324.33元的货物，对于退货的部分货物被告确实收到；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发生了退货，也证明了双方之间从未进行对账。对证据1-4的送货码单不认可，2016年的对账单并没有经过双方对账确认，因此对于2016年9月30日前的数量，应当扣除证据1-4中所有码单中的价款845216.26元及2016年7月3日的30199.50元、2016年7月26日的70128元（明确标注发给马秀龙，且没有微信聊天记录），其他的货物数量被告确认收到；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单价不认可，很多码单上没有标注单价，如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对账单，其中一笔2016年4月13日的单价，对账单上标注15.70元/米，但对应码单上的价格为15.40元/米，因此对账单上的单价是错误的，不能根据原告主张的单价计算，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2.何俊青经营的河北省容城县的卸货点预留底单69页、何俊青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将证据1所述货物交由被告指定的物流公司，将货物托运至由何俊青经营的位于河北省容城县的卸货点，前述卸货点的工作人员已经将相应货物送至被告指定的地点，结合证据1，原告已经向被告履行完毕送货码单所载货物的交付义务。经质证，五被告认为第二组证据中的预留底单，无货运站的公章，且有多处涂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情况说明，无货运站公章，无法证实何俊青系货运站工作人员，与本案无关联性。 3.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茅建萍与被告底嫚嫚在2016年9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含对账单）1组9页，欲证明2016年9月3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茅建萍通过微信方式将对账单发送给被告底嫚嫚确认，确认至2016年9月30日止被告尚欠原告价款2499129.57元。经质证，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原告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未进行对账，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且该证据证实了原告的业务系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发生，与被告底帅帅、底风娟无关。 4.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6份、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3份、微信转账记录9页、微信身份信息3份，欲证明被告支付价款的情况，在2016年9月30日对账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价款1429967元，结合证据1、3，截至目前，被告尚欠原告价款2145486.90元。经质证，五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被告尚欠原告价款的具体数额。 5.声明1份，欲证明被告提出的证据3无法反映案件事实，不存在被告向原告返还相应货物的问题，也不存在该笔价款作相应扣除的问题。经质证，五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底帅帅确实在该声明上签字，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原告私自到被告处拉走货物，被告发现后就其与原告发生纠纷并报警，警察让双方自行协商，因为之前货物已经拉到李明处，所以双方协商出具了货款清单，当时原告已将413捆货物拉走了。 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底帅帅、底风娟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何彩芬与单国军2017年5月6日的电话录音、中国电信收据联各一份，欲证明单国军与何彩芬通话，内容为截至2017年5月6日，原、被告之间还未对账的事实。经质证，原告确认电话录音中的双方是何彩芬和单国军，但对证明内容和目的有异议，该录音无法证实自双方交易之日起至2017年5月6日止双方未进行过对账；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与被告对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价款进行了对账，之后的价款，双方确实未对账。 2.何彩芬与单国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欲证明原告的货物存在质量和米数不够的问题。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所有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自2016年3月起至2017年10月止，而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是2017年5月、9月、10月，无法证明2017年5月之前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双方针对货物存在的部分小问题，被告已经向原告退货，原告已经在诉请中扣减相应退货金额；原告与被告的语音聊天记录也无法确定哪一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告提到的米数缺少的问题，发货包装上空加的米数是应被告要求，原告所主张的价款是按照实际米数计算的，即按照码单上记载的米数计算，而非发货包装上记载的米数。 3.货款清单一份，欲证明因原告提供的货物不合格，被告退还原告货物，原告同意扣减价款519812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并未向原告返还货物，不存在对应价款扣减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单国军去被告处对账，开始对账之前，被告说让原告把仓库里的货物拉走，然后让单国军书写了货款清单，每装一车写一个字条，装到最后一车时，被告让单国军写一张“货款已清”的字条，因为单国军没有书写，原告又把装好的货物退给被告，于是被告底帅帅和案外人李明就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单国军将货物返还给被告的事实，但是被告没有将货款清单返给原告。 4.单国军与被告何彩芬在2017年8月26日、2017年8月19日的聊天记录各一组，欲证明原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有质量问题的货物原告以单价5元、6元以及2.5元予以处理，处理货物价款共计227131元，应减去差价493749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形式真实性和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相反能证明是因为被告迟迟拖欠原告价款，原告到被告处沟通协商剩余价款，被告提出其要将所积压的货物低价处理给第三人并以处理的价格支付尚欠原告的价款，原告当时认可了这种做法，但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告知处理情况及价款问题，被告仅于2017年8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价款201600元，原告收到了该部分价款，后原告根据被告所发送的码单，重新摘抄确认收到部分款项。 5.单国军与何彩芬2017年6月2日的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被告已经交付定金，但原告未能按协议交货，给被告造成损失，原告同意承担该损失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也未约定定金，定金是被告与第三方的问题，与原告无关，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未按照协议进行交货，原告认为没有给被告造成损失，因此原告不应向被告承担损失。 6.单国军与何彩芬2017年6月4日、同年8月4日的电话录音各一份，欲证明单国军同意货物单价每米减2元，单价为13元/米，双方并未对账；因原告货物质量问题原告自愿减免500000元价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录音载体无异议，但该录音只是选取一部分，不能整体反映双方协商沟通的内容，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自愿减免500000元价款，被告将从原告处采购的布匹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和被告之间的交易的金额、单价与本案无关，双方并未就减少价款达成合意。 对以上证据，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并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作如下认证：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1-2、1-3和证据3，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关于未收到对账单上发货时间为2016年5月3日至2016年5月20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7月3日、2016年7月26日、2016年9月10日的货物的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方在2016年9月30日向被告底嫚嫚发送对账单后，被告底嫚嫚从未提出异议，此后继续向原告购买货物，应视为其认可对账单，同时结合被告关于应扣除2017年12月17日退货部分价款519821元、低价处理部分的差价493749元和320121元、因质量问题减免价款500000元，尚欠原告价款311795.90元的陈述，311795.90元+519821元+493749元+320121元+500000元=2145486.90元，该金额与原告主张的金额一致，即在未扣除被告认为应扣除的价款外，被告系认可原告主张的价款2145486.90元，故本院认为，被告的该异议不成立。至于布匹单价的问题，发货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的梭织布1212#和梭织布1602#，因为其送货码单上的单价为15.40元/米，而对账单上的单价为15.70元/米，原告可能存在笔误的情况，结合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送货码单上有单价的以送货码单上的单价为准”，故2016年4月13日发送的梭织布1212#和梭织布1602#单价应为15.40元/米，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单价从15.70元/米调整为15.40元/米；同时考虑到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的“送货码单上无单价的参照最近一次相同型号布匹交易码单上标注的单价”，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梭织布1212#以及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8月6日期间的梭织布1602#，只有2016年4月13日的送货码单上标注了单价，其余的均未标注单价，故该期间的单价应参照2016年4月13日送货码单上标注的单价，即15.40元/米，故本院对此期间的单价从原告主张的15.70元/米调整为15.40元/米，此后供应的梭织布1212#和梭织布1602#按原告主张的单价计算；其余型号的布匹单价，经本院核对，不存在对账单上的布匹单价和送货码单上的布匹单价不一致的情况，原告对送货码单上未注明单价的布匹系按照庭审中双方确定的“送货码单上有单价的按送货码单上的单价计算，没有的则参照最近一次相同型号布匹交易码单上标注的单价”标准进行主张，且被告认可的欠款金额311795.90元，加上被告认为应扣除的2017年12月17日退货部分价款519821元、低价处理部分的差价493749元和320121元、因质量问题减免价款500000元，得出的金额2145486.90元即原告主张的总欠款（数量×单价），故本院对其他型号的布匹单价不再进行调整，以原告主张的单价为准；经本院核算，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被告尚欠原告价款2488545.87元，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供货1124672.68元，被告退货48348.35元，付款1429967元。至于被告提出的事后双方同意在原有单价基础上再扣减2元的异议，本院将结合被告的证据一并认证。 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鉴于预留底单上无收货人签名，且何俊青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中的2016年5月3日至2016年9月10日的十二份送货码单，结合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的认证，可以证明上述码单上的货物被告已接收，故本院予以采纳。对2017年6月29日和2017年7月9日的两张送货码单，虽然被告对该两份送货码单不予认可，但其在计算的总价款中却包含了该两笔价款，故本院对该两份送货码单予以采纳。对2016年6月10日、2016年10月5日的两张退货码单，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证据3及双方均认可存在退货，故本院予以采纳。 4.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鉴于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3，可以确认案外人何宁在2016年3月8日至同年2016年3月24日期间支付价款系支付2016年3月20日前供应的货物价款，且2016年3月20日前的价款已付清；2016年3月25日后支付的价款系支付2016年3月24日起供应的货物价款。 5.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鉴于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详述。 6.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关于双方已就2016年9月30日前的价款进行对账，只是2016年10月1日起的账未核对的异议，本院认为，该谈话发生时间为2017年5月6日，何彩芬在谈话中提到“去年到这会儿一直没对账”，并让单国军的妻子与底嫚嫚对一下账，该谈话并未明确2016年几月份起双方未对账，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单国军的妻子在2016年9月30日向底嫚嫚发送对账单的情况，应认为双方系自2016年10月1日起未对账，故原告的异议成立，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对2016年9月30日前的总价款未进行对账的事实。 7.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8.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详述。 9.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编号为0000513至0000518且标注“处理，钱已收”的6份送货码单上梭织布1618#处理了12273.70米，处理单价为5元/米，梭织布1611（回形格）处理了6709.60米，处理单价为6元/米，梭织布1602#（小格子）处理了20005.30米，处理单价为5元/米，共计价款为201652.60元。根据原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于2017年8月16日支付的201600元即支付该六份送货单上的价款。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9日、2017年8月24日且标注“处理，钱未收”的两份送货码单，其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9日的送货码单上均未注明处理价格，但其米数与单国军、何彩芬2017年8月19日微信聊天中谈及的处理的布匹的米数均能一一对应，故该送货码单的布匹处理价格以双方2017年8月19日微信聊天中确定的价格为准，共计16936元；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的送货码单上处理的布匹价格以码单注明价格为准，为8544元。经本院核算，被告要求扣减的差价493749元并无不当，故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 10.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 11.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原告同意布匹单价减少2元/米的事实，本院认为，在2017年6月4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单国军起先确实讲到2016年布匹给被告何彩芬单价便宜2元/米，让何彩芬也便宜一些将布匹处理掉，亏就亏了，处理后钱先进来，但何彩芬回复“我把去年的钱收上来，还是要欠账，不会现金给的”，于是单国军又说到“你那里便宜多少钱一米，这个我来承担”、“就是我亏个几十万块钱，先把那个钱盘活”，何彩芬回复“你跟你老婆商量好”、“你老婆别不饶你”，单国军说“不用商量”、“我心里真的，去年的针织布我库存一千匹左右”，从双方聊天的语境来看，单国军最终的意思表示是为了盘活资金，收回被告拖欠的价款，让何彩芬低价处理布匹，并以何彩芬处理的单价作为双方结算的单价，事后何彩芬在2017年8月按照聊天内容低价处理了部分布匹，对此原告也予以认可，处理的布匹单价按何彩芬陈述的处理价作为双方的结算单价；从2017年8月4日的聊天记录，何彩芬有提到布匹的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单国军回复说“比如说，哪户人家欠你个二十万，叫他去掉个两三万，钱给你……然后去掉的钱，这个钱全部算我的”，但何彩芬说“我恨不得亏500000元，我也想干净”、“咱把这个钱都搭在他们上了，咱不能那么做”、“我亏五十万……我给你发回去行呗……像你那回说少要五十万……那你亏五十万，我这最少亏一百万往上”、“说实在话，你十万二十万不要了，他们心软吗？不心软！生意场上没好东西……该要得要……”，单国军则回复“这主要问题啊，钱上不来”，故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全部聊天内容，每米便宜2元以及扣减总价500000元的方案并非双方的最终协商方案，对被告的该节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所采纳的证据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长期向原告购买各种型号的布匹。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尚欠原告价款2488545.87元；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供货1124672.68元，被告退货48348.35元，付款1429967元。2017年8月，被告何彩芬向原告提出部分布匹存在质量等问题，要求低价处理，原告表示同意。2017年8月26日，原告向被告何彩芬发送低价处理的布匹码单8张，包括2017年8月12日梭织布1618#（麦穗）12273.70米，按5元/米处理为61368.50元，梭织布1611#（回形格）6709.60米，按6元/米处理为40257.60元，梭织布1602#（小格子）20005.30米，按5元/米处理为100026.50元，共计201652.60元，抹掉零头52.60元后价款201600元已于2017年8月16日付清（包含在已支付的价款1429967元内）；2017年8月19日梭织布1613#（小菱形）6786.90米，处理价格为16936元，2017年8月24日梭织布1618#（麦穗）721米，处理价格为8544元；对此被告要求扣减差价493749元。2017年12月17日，原告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处将413捆布匹拉到案外人李明处，故原告向被告出具《货款清单》一份，载明“返货账单，针织货款总计321080元，小棱形货款总计198732元，总计519812元”。次日，李明、单国军和被告底帅帅共同签订声明一份，载明“2017年12月17日拉到我库房413捆，12月18日拉走413捆，经三方确认无异议，特此立据为证，此后出现数量纠纷与李明无关”。因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未支付剩余价款，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底帅帅、底风娟是否是案涉货物的共同买受人。原告主张五被告共同经营布匹门市，而五被告辩称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共同经营布匹生意，被告底帅帅、底风娟系其员工。本院认为，首先，从原、被告的交易往来来看，原告主要是与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对接布匹买卖事宜；其次，被告底帅帅、底风娟虽有付款等行为，但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的付款情况来看，除了底帅帅、底风娟有向原告付款外，案外人何月匣、定州市绣雪服饰有限公司也有向原告付款；再者，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底帅帅、底风娟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一起合伙经营布匹生意，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底帅帅、底风娟系共同买受人的依据不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底帅帅、底风娟对案涉价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是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尚欠原告的价款金额。首先，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尚欠原告价款2488545.87元；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供货1124672.68元，被告退货48348.35元，付款1429967元。其次，2017年8月12日至同年8月24日期间，被告何彩芬与原告协商后低价处理部分型号为梭织布1618#、梭织布1611#、梭织布1602#和梭织布1613#的布匹，对此被告要求扣减价款493749元，经本院核算，被告要求扣减的差价合理，故上述处理的布匹可扣减差价493749元。第三，关于原告于2017年12月17日从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处拉到案外人李明的413捆布匹（总价款519812元），2017年12月18日是否被底帅帅拉走，以及是否应当扣减价款519812元的问题。原告主张上述413捆布匹最终系被告底帅帅拉走，并提供其与案外人李明、被告底帅帅共同签名的声明一份，被告陈述上述布匹最终被原告拉走，并提供其持有的原告出具的货款清单一份。本院认为，虽然从声明的内容来看，其仅载明案涉的413捆货物从李明处被拉走，至于是谁拉走，声明并未明确，但从声明的签字主体来看，有单国军、底帅帅和李明，也就是说除了李明外，单国军和底帅帅都有可能拉走该批货物。结合2017年12月17日是单国军将413捆货物存放于李明处的情况来看，底帅帅拉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单国军拉走的话，该声明无须底帅帅签字，因为被告在2017年12月17日完成退货并要求原告出具退货的相关手续即货款清单后，原、被告之间退货事宜应完成，原告自行将货物拉到李明处存放，事后无论是拉回或者继续存放在李明处，均与被告无关。关于声明出具的背景，原告的解释是因退货最后被告要求原告再出具一份“货款两清”的字据，原告不同意出具，故底帅帅到李明处拉货，于是李明让底帅帅拉走货物并由三方出具了该声明；被告的解释是李明知道原、被告之间存在纠纷，于是要求三方到场出具该声明，但被告并未解释原、被告之间在完成退货后又出现了什么纠纷，以及原告将案涉货物拉到李明处存放的情况下为何李明要求底帅帅方签署声明；为此，本院联系了案外人李明，其明确表示不同意出庭作证，也不愿意透露最终谁将货物拉走，只陈述了当时是因为底帅帅到其仓库拉货，为避免陷入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故让原、被告把货拉走并出具三方声明。李明关于出具声明的背景与原告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底帅帅到李明处要求拉回案涉413捆货物，而非原告要从李明处将上述货物拉走。此外，从案涉声明的持有人来看，声明由原告持有；如果案涉413捆货物系原告拉走，声明的持有人不应为原告。另外，虽然货款清单仍由被告持有，但声明的出具时间晚于货款清单出具时间，且原告对于为何未收回货款清单也作出了相应解释。综上，本院认为，结合声明出具的背景、持有人以及底帅帅在声明上签字的行为等，可以认定案涉货物应系底帅帅拉走；结合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认可底帅帅系其员工，应认定案涉的413捆货物最终系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拉走，故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要求减免价款519812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四，被告关于双方确定案涉货物单价便宜2元/米等抗辩意见，虽然双方曾协商过该方案，但该方案并非双方的最终方案，事实上此后双方是按照被告处理的单价确定双方的结算价，本院已根据双方的处理价扣减了差价493749元，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尚欠原告的价款应为1641154.20元（2488545.87元+1124672.68元-退货48348.35元-付款1429967元-处理差价493749元）。至于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及计算标准的问题，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6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但本院在2019年9月11日收到原告的起诉材料后向被告送达相关诉讼材料，被告于2019年10月28日收到上述材料，故本院调整自2019年10月28日起算，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并未过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支付价款1641154.2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价款1641154.2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964元，减半收取11982元，由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817元，由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负担9165元。 杭州普洲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还剩余诉讼费；何彩芬、白晓峰、底嫚嫚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金金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静 ?*ArabicDash?-20-? ?*ArabicDash?-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