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泽，男，197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仓兴街盛邦花园****。 法定代表人：闫保华，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娟，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梁浩鹏，男，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赵县。 原审被告：张银涛，男，197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李英泽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市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公司）、原审被告梁浩鹏、张银涛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9）冀8601民初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英泽，被上诉人盛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娟，原审被告梁浩鹏、张银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英泽上诉请求：矫正一审严重的审判程序错误及事实认定错误；支持上诉人误工费相关损失77782.68元；受理一审漏审的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移交被上诉人涉刑资料；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理由：2018年4月22日，上诉人及爱人刘玲玲乘坐冀Ａ×××××出租车行驶至槐安路及煤××街交叉口处，该车因争抢路口与对面丰田霸道车发生激烈碰撞，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两人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救，上诉人被诊断为右前胸4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及软组织损伤，又从双眼中冲洗大量玻璃碎渣，随即住院治疗。之后上诉人因医疗及病理恢复造成误工4个月。该事故造成上诉人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99326.79元。该事故经交警队现场勘验，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Ｈ201804220220号）认定冀Ａ×××××出租车司机对该事故负完全责任。一审仅仅判决被上诉人赔付上诉人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8444.11元，而认为上诉人在4个月的病休期间没有任何误工费损失，不予支持。该判决无论是审判程序还是事实判断均存在重大错误：一、一审对本案审理存在严重的审判程序错误。1、所采取的简易程序审限严重超过审限。一审于2019年4月19日正式立案，采用简易程序审理，中间无任何中断事项，历时8个月，拖延至2019年12月9日审结，严重超过民诉法及相关规定的合法审期，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简易程序审限法定为3个月，期满应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对此上诉人不断通过电话或短信提醒审限超期问题，但每次答复都是情况复杂需要研究而进行戴行，既然情况复杂就不能再适用简易程序，应当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实际情况是一审根本蔑视该项法规，不予依法处理；（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简称决定）简易程序审限应为3个月，期满前15日应征询诉讼双方意见并请求本院院长同意延期，但总期限严格不能超过6个月。但始终未见征询上诉人意见，也没有见到该法院院长的同意文件，应为一审独任法官私自决定；（3）根据决定，简易程序审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后，需要再次延长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5日前报请上级法院批准，上诉人始终未见到上级法院批准文件，应为一审独任法官私自决定。（4）根据决定，两次开庭间隔不得超过一个月，本案第1次开庭为2019年5月7日，第2次开庭为2019年6月19日，一审完全违反这一严格规定。2、一审严重违反民诉法审判证据规定。对于极为关键重要的证据，例如上诉人提供的税务局纳税收入证明、上诉人单位正式提供的收入凭证、员工手册、员工休假管理办法等，一审不予组织质证、辩论，致使本案必要的认定事实严重不足，完全成了一审一面倒的主观臆断。3、一审对庭审纪律视同儿戏，极不严肃，严重损害上诉人及国家利益，影响恶劣。在2019年6月19日的第2次开庭审理中，根据本人所见亦可查阅当时庭审录像，二次开庭审理开始不久后，对方律师杨延华即声称自己有事要走，一审对其相视而笑随即审理草草收场，上诉人据理力争反对，但法官对上诉人的合理要求及新证据要求质证和变更诉讼请求不予理睬，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致使上诉人的极其重要的关键证据无法使用，变更诉讼请求未能审理，而且对本案中涉及因国家税收利益的涉刑因素不能依法处理，很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4、一审违反民诉法，对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不予审理，造成漏审。上诉人2019年5月9日依法向一审提交变更诉讼请求书，但一审置之不理，违反了民诉法的基本原则。二、一审罔顾事实，明显偷换概念，做出自相矛盾判断，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审经过审理确定，本次事故造成上诉人4根肋骨骨折，医疗及病理恢复造成的误工期为4个月，因此可以判断这期间上诉人对就职单位没有任何业绩贡献，对就职单位有业绩贡献是发生在其余正常工作期间的，误工期的损失已经完全固定，这是对本案进行裁判的基本法律事实。1、一审罔顾事实的情况，认为在上诉人主张的误工时间段，其收入没有实际减少。可是，根据上诉人单位证明及税务局的完税证明，证明上诉人在2018年1-3月收入总计为73622元，月平均收入24540.67元，是误工期间平均收入的2.8倍，如果去除预发的3680元，是4.8倍落差，两者明显存在巨大落差。根据上诉人单位证明及对方律师到上诉人单位调查结果，上诉人病休期间每月“绩效奖金为3680元”最后是要在年终要被单位扣回的，上诉人单位的员工每月都有大致3、4千元的预发绩效奖金，这样一是安排好大家平时的生活需要，二是合理的税务安排，是国家税法允许的，也是企业一般经营中的正常现象。2、一审偷换概念，进行错误判决。一审认为“原告虽然提交了与其同一绩效考核部门同一职位的2名员工的绩效情况，显示原告绩效金额比该两位员工少，一审法院认为绩效奖金受多种因素影响，与他人的绩效金额比较，不能证实原告因此次事故导致收入减少”。民事案都是比较分析证据，没见过一审这样否认证据和偷换概念的。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证据能够比上诉人的收入减少证明还能直接确认误工损失的？如果否认，是需要相反证据的，且要达到一审这样的判断标准，专门审计公司的专业报告才能勉强够用，当然作为反证，审计费用也应该由对方承担。根据一般审理侵权和保险公司理赔的案件，对误工损失判断，无外乎是当事人前3个月的单位收入证明，佐以税务完税证明，相关同事收入比较证明即可，对此上诉人已经完全提供了，这在法院已是非常成熟的了，且一审就是专业审理该类案件的法院，该院其他案例也一直完全遵循这一普遍的审理方法，应该对此驾轻就熟，而本案一审另辟蹊径，不断掩盖事实，偷换概念，制造完全不可能的举证方案，云里雾里的偏袒对方。况且，对方律师根据一审的调查授权多次到上诉人就职单位取证，也对此调查清楚了，该律师也被明确告知上诉人当年的收入减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单位薪酬管理办法会在来年被按比例减少住房公积金等项福利的专项补贴，损失很大，对此上诉人进行了充分说明，也未见对方反对意见。该判决的谬误在于：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相关劳动薪酬法规及上诉人就职单位的证明，在上诉人在医疗恢复期间没有任何劳动贡献，是不能有任何绩效收入的，试问一审：如果她自己也被第三方不法侵害病休半年，就职法院还能给她发全薪？如按她自己的逻辑，因为对其工作半年的业绩考评存在多种因素，就可以判断其病休半年没有收入损失，如果这一荒唐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没有误工费可以追索了。三、请求法院依法追究被上诉人刑事责任。1、被上诉人与张银涛存在《租赁经营协议》，该协议违反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六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出租或者擅自转让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被上诉人名下几百辆出租车均是以这种形式非法租赁运营，全没有得到交管部门的批准，更无备案，严重影响石家庄市出租车运营市场的管理秩序，涉嫌刑事犯罪。2、基于上述《租赁经营协议》被上诉人明显存在可能利用个人账户逃税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七十七条规定。打车费全是现金结算或是微信等转账，天然存在偷漏税空间，且被上诉人名下数百辆出租车，几年间涉嫌逃税数量巨大。这么明显的涉刑事实材料，老百姓都可以看出端倪，作为法官社会秩序的守夜人，却无动于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未见依法采取任何行动。一审法官一方面袒护被告，一方面对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危机情况无动于变，是不是存在保护伞的问题。 盛邦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的误工费相关损失77782.6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出院记录医嘱记载：上诉人2个月内避免中重度体力劳动及剧烈运动，并未建议上诉人需要在家休息，况且上诉人的工作岗位为银行职员，其工作性质为非中重度体力劳动，也不需要进行剧烈运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款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上诉人主张4个月的误工费相关损失，没有医院的医嘱佐证，是由其自行休息时间所产生的，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也并未确定误工期为4个月，仅为上诉人的主张。2、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上诉人主张的误工期间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根据其提供的工资条显示，上诉人具有固定收入，每个月工资由岗位工资加绩效奖金构成，与事故发生前的工资数额基本一致，其收入没有实际减少。上诉人提及的2018年12月7日单位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不符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5条规定，证据形式不合法，且与提交的工资条、完税证明相矛盾，不应予以采纳。上诉人虽提交了其他2位同事的工资绩效情况，但2位同事与上诉人分属不同的团队，因个人能力不同，团队不同，工资绩效发放也会不同，因此不能与他人的绩效金额比较，鉴于绩效奖金会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证明因事故导致上诉人收入减少的事实。二、被上诉人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名下几百辆出租车非法租赁运营的情况，更不存在逃税避税的非法行为，上诉人所称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上诉理由无证据予以佐证，也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梁浩鹏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一审判决认定梁浩鹏不承担责任正确。虽事故发生时，梁浩鹏系车牌号为冀Ａ×××××车辆的驾驶者，但是梁浩鹏系受雇于张银涛，且梁浩鹏对本次事故并不存在任何故意或重大过失，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而且车牌号冀Ａ×××××的出租车的实际承运人为盛邦公司，出租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盛邦公司、登记的运输人为盛邦公司，而且盛邦公司实际负责出租车的年检、办理经营手续、缴纳车险等，故盛邦公司是出租车的承运人，是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二）一审审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审限也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不存在超过审限的情形。《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了几种不计入审限的情形，即便本案自2019年4月20日起算审限，直至2019年12月出具民事判决书，也不存在超过审限的情形。二、一审认定“上诉人并未减少工资，并不予支持其误工费”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首先，上诉人如主张其存在误工费，那么需要确定误工时间，医嘱中并未让其卧床休息只是嘱咐避免中重度体力劳动及剧烈活动，但上诉人系银行职员，不存在中重度体力劳动，故上诉人的误工期4个月不符合。上诉人虽主张其收入减少，但是并未举证证明其减少的组成明细，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工资条并不能显示因为住院而减少了收入，在住院期间其收入也与非住院时相同。上诉人主张“会影响其来年的住房公积金等项福利的专项补贴，损失很大”，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所支持的误工费是已经实际减少的收入损失，至于来年是否有损失，所谓的损失是否与本案有因果关系都无法确定。三、一审已向各方当事人告知举证期限，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的责任不可归责于一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举证，否则法院有权不予采纳并不组织质证，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所谓的“变更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变更诉讼请求。上诉人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是“误工费77782.68元”，而变更后的也是“误工费77782.68元”，其所谓的带薪年休假损失也是误工费范畴，上诉人所谓的变更不会导致诉讼请求的增加或减少，且一审法院已在庭审中告知，不存在违法行为。四、一审已认定本案系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梁浩鹏并非出租车运输合同纠纷的承运人，其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存在刑事犯罪，更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上诉人李英泽上诉主张没有证据证实的单方猜测，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李英泽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查处，一审对其没有依据的不当请求未予理会，李英泽意在威胁张银涛、盛邦公司，索要不当赔偿，恶意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张银涛述称：同意盛邦公司的意见。 李英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708.11元、护理费4200元、误工费77782.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营养费1200元、交通费336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99326.7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4月22日2时20分，刘玲玲与李英泽乘坐登记在盛邦公司名下的冀Ａ×××××号出租车行驶至槐安路及煤××街交叉口处时，冀Ａ×××××号车与其他车辆争抢路口而发生碰撞，导致刘玲玲、李英泽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冀Ａ×××××号车驾驶人梁浩鹏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李英泽被送至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李英泽的住院病案记载：“入院日期2018年4月22日，出院日期2018年5月12日，实际住院20天，主要诊断：肋骨骨折（右侧3-6前肋不全骨折）、其他诊断：头外伤、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1.加强营养、注意休息，继续胸带固定胸廓，2个月内避免中重度体力劳动及剧烈活动；2、出院带药：氨酚考酮片5ｍｇ口服2／日；3、2个月后复诊，期间各种不适随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李英泽的长期医嘱单记载：“起始日期2018年4月22日，停止日期2018年5月12日，医嘱内容留陪一人”。石家庄市急救中心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河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记载李英泽花费诊察费140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067174937）记载李英泽花费裂隙灯检查、眼压检查等871.52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067174938）记载李英泽花费急诊诊察费60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2018年5月12日出具的住院收费票据（004996318）记载李英泽在住院期间花费西药费、住院费等合计12248.59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071470697）记载李英泽花费Ｘ线计算机体层（ＣＴ）平扫等368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071470698）记载李英泽花费诊查费20元。2018年4月23日，李英泽通过长安区旭日家政服务部，与王卫国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2018年4月23日至5月14日由王卫国陪护，每日200元。另查明，冀Ａ×××××号机动车行驶证记载：“所有人：石家庄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闫志华”。该车道路运输证记载：“业户名称：石家庄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市经营范围：出租车汽车客运（石家庄市市区）”。盛邦公司与张银涛签订有冀Ａ×××××车辆的租赁经营协议，协议约定：每月租赁费5000元，分两次平均结算给付，即每月的1号、15号前一次性交付；张银涛应交纳的租赁费，不受张银涛任何原因和外部任何因素影响，且张银涛交纳租赁费时必须带租赁车接受交纳下列费用由盛邦公司承担：（1）该车逐年保险投保费；（2）逐月向各管理部门交纳各项营运规费、税费。租赁期限：自2017年8月3日至2019年8月2日共计24个月。到期盛邦公司收回车辆，双方租赁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英泽乘坐冀Ａ×××××号出租汽车，与该车辆承运人形成了出租汽车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乘客李英泽与冀Ａ×××××号出租汽车的承运人系本案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承运人对乘客负有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的义务，并对运输过程中乘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原告李英泽在乘坐冀Ａ×××××号出租汽车的过程中因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身体受伤，冀Ａ×××××号出租汽车的承运人对本案事故造成的乘客损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谁是本案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冀Ａ×××××号出租汽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载明车辆的所有人（业户）均为盛邦公司，本案被告盛邦公司及被告梁浩鹏虽辩称张银涛是该车的承租人，应负事故赔偿责任，但从租赁协议的约定内容及盛邦公司的当庭陈述可知，该出租车的营运手续、经营设备、保险业务等均由盛邦公司亲自办理，可见盛邦公司对该事故车辆负有实际的运营、管理之责。其次，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乘客乘坐出租汽车，不论是通过出租汽车上摆放的告示牌或是通过车座套上印示的公司名称，亦或是通过打印计费发票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均可获知该出租汽车的所属公司，但却无从获知该出租汽车的实际承租人。依据常理，一般普通乘客都会认为其系与该出租车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而不会想到是与任何身份不明的人员缔结了出租车运输合同，若出租车公司以与该出租车承租人的租赁协议对抗乘客，排除其承运人责任，则有违合同的相对性，并与公平原则不符。因此，盛邦公司应作为本案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对乘客李英泽在本案事故中的受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梁浩鹏所提其系张银涛的雇佣司机，应由张银涛承担赔偿责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无论是司机还是出租车承租人均应接受盛邦公司的管理与指导，并以盛邦公司的名义进行营运。故被告张银涛与被告梁浩鹏均非本案出租车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关于被告盛邦公司及被告梁浩鹏所提原告损失应由冀Ａ×××××号车承保的保险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范围内赔偿的抗辩意见，本案系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而非保险合同纠纷，且冀Ａ×××××号车承保的保险公司不明确，亦未参加到本案诉讼中来，被告盛邦公司及被告梁浩鹏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被告盛邦公司及被告梁浩鹏所提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第一，医疗费13708.11元，有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收费票据为证，予以确认。原告李英泽及被告梁浩鹏均认可被告梁浩鹏先行垫付了2600元医疗费，故在医疗费中应予以扣减，即被告盛邦公司尚需赔偿李英泽的医疗费为11108.11元。被告梁浩鹏认为原告2018年5月18日住院，应扣减其出院后产生的挂号诊察费用388元。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住院病案已经载明“2个月后复诊，期间各种不适随诊”，且原告提供的2张医疗费发票记载明确、详实，均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医学影像学判断报告书的时间、内容相吻合，能够证实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身体受伤，并实际花费医疗费388元的事实，故对梁浩鹏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二，住院伙食补助费，李英泽住院20天，按照河北省公职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计算，共计2000元。第三、营养费，出院记录中记载需加强营养，营养费按每天50元计算，20天共计1000元。第四、护理费，长期医嘱单显示需留陪一人，原告李英泽住院20日，由护理人员王卫国提供陪护服务，王卫国每日工资200元，故护理费为200＊20＝4000元。第五、交通费，原告虽未举证证明，但确有支出的必要，酌定支持336元。第五、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李英泽主张的误工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至2018年8月22日共计4个月。原告李英泽具有固定收入，每月工资的基本构成为岗位工资加绩效奖金，2018年4月至8月李英泽每个月的岗位工资为5095元、绩效奖金为3680元，与事故发生前其每个月的岗位工资和绩效奖金数额基本一致，即根据李英泽工作单位出具的工资条显示，在李英泽主张的误工时间段，其收入没有实际减少。关于原告所提其2018年度剩余绩效因其车祸事故请病假而减少的情况，原告虽提交了与其同一绩效考核部门同一职位的2名员工的绩效情况，显示原告绩效金额比该两位员工少，绩效奖金受多种因素影响，与他人的绩效金额比较，不能证实原告因此次事故导致收入减少。原告主张的4个月误工费77782.6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李英泽主张由被告盛邦公司承担医疗费11108.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4000元、交通费336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一审判决：一、被告石家庄市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李英泽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18444.11元；二、驳回原告李英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2元，减半收取计1141元。由原告李英泽负担929元，由被告石家庄市盛邦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第一，误工费是指在误工期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本案中，上诉人李英泽有固定工作，从已提交的工资条明细显示的内容看，在其所述的误工期限内，2019年4月和9月均有绩效奖金，该事实与其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证明中关于员工请病假期间仅发岗位工资不发绩效工资的内容不符。从2017年至2019年绩效奖金发放的情况看，每年集中在1月至3月发放较大数额，2019年4月与前三个月相比，绩效奖金数额存在较大差异与本次事故之间没有关联性。同时，通过对比工资条明细，上诉人李英泽与崔姓、王姓两位同事同属授信执行部业务经理、分属不同管理团队且岗位工资、绩效奖金标准不同，上诉人李英泽的绩效奖金与其同事之间有差异的原因是否与本次事故之间存在唯一性因果关系，上诉人李英泽亦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因此，对上诉人李英泽主张的误工费，原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二，一审中，2019年5月7日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李英泽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法庭进行了相应释明并总结了争议焦点即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是多少，随后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阶段等庭审中，也未发现有程序明显违法的情形。考虑到一审并未限制上诉人李英泽行使诉讼权利，为实际解决纷争、提高诉讼效率以及避免因程序空转给当事人带来诉累，故不宜仅因审理期限超过三个月将本案发回重审。第三，本案系出租车运输服务合同纠纷，被上诉人盛邦公司系承运人，上诉人李英泽系乘客，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清楚，应受民法的调整。上诉人李英泽所述被上诉人盛邦公司的行为系非法租赁经营、涉嫌逃税，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李英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2元，由上诉人李英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兆宏 审 判 员 李荣水 审 判 员 孟志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吕鹏飞 书 记 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