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赖家根，男，汉族，1952年10月4日出生，住所地：蕉岭县*********民小组。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汉族，1973年12月3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梅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丹，广东诚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丽颖，广东诚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赖家根、张某1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7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赖家根，上诉人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丹、温丽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家根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7民初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于1987年1月1日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条文存在冲突的以民法总则的规定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一审诉讼中张某1称“2015年3月12日，原告前来被告原单位(蕉岭县**局)找被告商讨还款事项”，符合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即债权人直接向债务人作出要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2015年至2017年，赖家根每月用138*****338的电话向张某1催收借款，法庭可向移动公司查询。三、张某1在2016年被蕉岭县纪检立案双规，2017年至2018年间因违法犯罪判刑，造成无法联系；其在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也因被他人诬告被限制人身自由(借款原件在公安机关)等原因，造成无法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也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四、由于双方以前是世交之家，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经常往来联系，张某1多次答应会偿还借款，在2015年3月第二次借款时还承诺两笔借款会一起偿还。直到今次诉讼前，其多次与张某1以及其家属沟通联系，都在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可以调取移动公司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实案涉债权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案涉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张某1对赖家根的上诉答辩称，一、答辩人张某1与上诉人赖家根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退一步而言，赖家根所主张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12月13日的借款还款日期为2014年6月13日，但并未及时还款，2015年3月12日在赖家根的要求下，答辩人补写一张借条交给赖家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届至2017年3月12日，也即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时，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况且，在2018年答辩人已经还清此笔借款，与赖家根之间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赖家根的上诉应当驳回。二、上诉人赖家根声称答辩人被采取人身自由、借条被扣押等原因无法向答辩人主张权利，这不是事实。赖家根声称2015年至2017年每月向答辩人催收，法庭可向移动公司查询。答辩人认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毫无证据。说到限制人身自由，答辩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后，此时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诉讼时效中断应当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因此其上诉理由是时间错乱、罔顾事实的。暂且搁置这个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有“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借条被扣押均不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赖家根在2017年提起诉讼时，按其理由，其应该将两张借条一同提起诉讼，为何只提起2015年的借条？因为赖家根非常清楚，2013年的借条已作废，2015年的借条是2013年借条的转单，所以赖家根在2017年之时只提起2015年借条的诉讼。三、答辩人和赖家根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理由阐述如下：1、2013年借条与2015年借条所涉借款是同一笔款项，答辩人已于2018年还清此笔借款，有（2017）粤1427民初628号民事判决书为证。2、在2017年诉讼和本案一审的庭审中，赖家根对2015年3月12日借条签订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逻辑不能自圆，赖家根在两次庭审中，对借款时间、地点等重要事实表述不一致、前后矛盾，可见赖家根的所谓“事实”都是编造的谎言，所以才会出现前后混乱的现象。甚至在2017年的开庭笔录中，审判长问赖家根“借钱时是如何交易的？”赖家根前后矛盾的回答也能明显看出其编造谎言的惯用手段。一开始赖家根陈述借给答辩人的30万元现金是银行支取的，用礼品布袋装着，每捆10万元，共3捆，是其老婆取出来的，交到答辩人手中。在接下来的陈述中，赖家根又说是其在蕉岭建设银行城南的营业所支取了10万元，是用个人账户支取的，其他20万元是存放在其家里的。这种陈述在2017年之时就已经是自相矛盾。本案一审庭审时，上诉人赖家根却又提出另一种说法，说是“他人还给他的工程款”，自己又否认了在2017年庭审中的说法。以上陈述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足以证明赖家根在法庭上根本没有如实陈述，习惯用编造谎言的手段欺骗法院，编造所谓的“借款”。3、在一审庭审中，赖家根反复强调、要求法庭到蕉岭县纪委帮其调取两张借条，一审法院调查后发现并无其所说的所谓证据，此种行为纯粹是转移法庭注意力、扰乱庭审秩序的行为。4、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认定两张借条所涉是不同的两笔借款。但是，该《规定》经过修改并于2020年5月1日施行，新《规定》中删去了上述条款，因此二审不能再运用盖然性原则判断借条效力。除此之外，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习惯，续写借条应当写“转单”，但由于当时答辩人与赖家根是朋友关系，赖家根在上诉状的第四大点也提到“双方以前是世交之家，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其承诺会把原借条还给答辩人，出于对长辈的信任和尊重，答辩人一时大意没有写“转单”二字。考虑到这种较特殊的关系，法院不应该严格地适用习惯。5、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要证明民间借贷合同成立与有效，除了应提供借条这一直接证据外，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赖家根主张有两笔借款，就负有分别交付2013年借款和2015年借款给答辩人的举证责任，但是赖家根在诉讼过程中无法向法院提供出借资金的银行流水和其他证据，仅仅以一张借条主张存在借款，不符合“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赖家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赖家根的上诉，驳回赖家根的诉讼请求。张某1上诉请求：1、依法变更蕉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427民初18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将判决理由变更为确认张某1与赖家根已经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维持一审驳回赖家根的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赖家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结果虽然是驳回赖家根的诉讼请求，但是其判决理由却是认定“原告再次借款给被告的可能性极大，案涉借款(即2013年12月13日的借款)和2015年3月12日借款并非同一笔借款，案涉债权并未消灭”，一审仅是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判决驳回。事实上，张某1和赖家根之间的借款关系早已不存在。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清，张某1认为赖家根提起本案诉讼，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重复要求张某1偿还借款。张某1和赖家根之间事实上只有一笔30万元的借款。只有一笔借款，出现两张借条，因为2015年借条是2013年借条的转单，2013年借条已经是一张作废的“借条”。赖家根在2017年9月20日持张某1于2015年3月12日写的借条到蕉岭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1偿还30万元的借款。张某1因客观原因未参与诉讼。张某1依蕉岭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7民初628号判决于2018年7月11日偿还了30万元借款给赖家根。如果真的存在有两笔30万元，那么赖家根在2017年9月起诉张某1时，为什么当时没有一并要求归还2013年12月13日的借款?二、一审判决：“虽然原告在2017年诉讼中就2015年借款的款项来源和利息支付情况与本案陈述存在矛盾，但2015年款项的交易时间时至本次诉讼已逾四年，原告在两次诉讼中的陈述存在差异即对原告的行为进行评判不妥，还要结合其他情况依法综合认定。2017年诉讼和本次诉讼中，原告均能对2015年借款事实情况详细描述，前后一致”。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是明显错误的，根本未查明事实，赖家根在本案一审庭审时对于2015年借条中的资金来源、利息支付均与2017年9月20日诉讼时的说法存在诸多矛盾。一审法院却依然认定赖家根对2015年借款事实能详细描述前后一致，显然这个事实认定是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变更蕉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427民初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张某1与赖家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维持一审驳回赖家根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赖家根对张某1的上诉进行答辩如下：张某1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全部不是事实。事实上是两笔借款，第一笔是在2013年借的，张某1说不用利息，其表示同意。2015年张某1又向其借第二笔款，是在其家写的借条。赖家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及从2014年3月起至2019年12月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36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赖家根与被告张某1两家是世交。2013年12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款》一份，载明“兹借赖家根先生人民币叁拾万正（¥300000元），期限半年，自2013年12日13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止，免息，借款人：张某1，2013年12月13日”。2015年3月12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借赖家根老板叁拾万元正（¥300000元），借据壹年，此据，借款人：张某1，2015年3月12日”。2017年9月20日，原告持2015年3月12日的《借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2017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1427民初6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承担。由于被告履行生效判决书，原告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一审法院执行，该案已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案涉的债权是否已经消灭；二是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案涉债权是否已经消灭。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当根据借贷金额大小、款项交付、贷款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原告主张被告曾两次向其借款各30万元，提供了由被告出具的两份“借条”原件，原告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该两份债权凭证是借款合同关系发生的主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作用。其次，虽然原告在2017年诉讼中就2015年借款的款项来源和利息支付情况与本案陈述存在矛盾，但2015年款项的交易时间时至本次诉讼已逾四年，原告在两次诉讼中的陈述存在差异即对原告的行为进行评判不妥，还要结合其他情况依法综合认定。2017年诉讼和本次诉讼中，原告均能对2015年借款事实情况详细描述，前后基本一致，且借款用途与被告时任职务关联性极高，故2015年借款发生的可能性较大。相反，被告辩称案涉借款已经偿清，两份“借条”实际是同一笔借款，并向法庭提交了一定的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2015年债权已经消灭的事实，并未能否定原告持有的两份“借条”，不足以支持其抗辩主张。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债权凭证是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在借款人实际归还借款后销毁，或者在出具新的借条后予以收回或作废。如果案涉借款真如被告辩称已在2015年转单，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曾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被告而言，在转写借条后未收回原借条，或在新借条中载明原借条作废等情况，也使一审法院对被告陈述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最后，原告陈述其借款资金来源为自由资金，结合原告职业，确能证明原告具有借款支付能力，且原、被告系世交之家，双方关系密切，原告再次借款给被告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推定案涉借款和2015年3月12日借款并非同一笔借款，案涉债权并未消灭。二、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3年12月13日借款载明的借期期限至2014年6月13日止,自2014年6月13日借款到期至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向被告主张过归还30万元借款及利息,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债权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案涉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对被告而言已成为自然债务。诉讼中,被告提出了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故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赖家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250元，由原告赖家根负担。二审中，赖家根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扣押清单》，以证明涉案借条于2018年6月24日被蕉岭县公安局扣押的事实；2、陈山于2020年6月12日出具的《证明》，以证明陈山于2015年3月12日在蕉岭建行门口归还赖家根现金30万元。张某1质证称，1、对该扣押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进行调查，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赖家根提交的扣押清单是想证明因借条被扣押，其无法向张某1提出诉讼，但其理由无法成立。该扣押时间在2018年，如果张某1真的借其有60万元，赖家根早在2017年就起诉张某1，不存在被扣押不能主张权利的情况。2018年张某1在看守所之时，公安机关曾就该两张借条询问过张某1，当时张某1回复两张借条所涉及的借款只有一笔，就是30万元，该问话情况已形成有书面的询问笔录；2、对陈山出具的《证明》三性不予认可。首先，不管赖家根在2015年3月12日是否接受陈山的30万元，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5年3月12日，是赖家根到张某1单位要求偿还2013年的30万元借款，由张某1出具一份30万元借款的转单给赖家根，该2015年3月12日的借单赖家根实际是没有支付30万元给张某1的。其次，该证明与赖家根在前几次的庭审上的陈述相矛盾，在以往的庭审中赖家根陈述30万元是放在其家中的款项，又陈述20万元是陈山还的，10万元是其家中的款项，现提供证明又说30万元都是陈山还给其的，自相矛盾、错漏百出，可见赖家根的陈述以及该证明没有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对本案处理意见如下：一般而言，借条是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在借款人实际归还借款后销毁，或者在出具新的借条后予以收回或作废。张某1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曾为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如其所述2015年3月12日借条是2013年12月13日借条的转单，在转写借条后未收回原借条情况下，又不在新借条中载明原借条作废，不符合常理，也难以使人信服。2015年3月12日的借款30万元已由一审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已履行完毕。张某1主张2015年3月12日和2013年12月13日两张“借条”所载款项实际是同一笔借款，2015年3月12日借条是2013年12月13日借条转写而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12月13日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至2014年6月13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至2016年6月13日届满，赖家根称2015年至2017年间每月都会打电话向张某1催收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某1对此又予以否认，由此可认定本案债权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二审中，赖家根向本院提供《扣押清单》，以证明涉案借条于2018年6月24日被蕉岭县公安局扣押，但这是本案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以后的情况，并不影响赖家根在此之前依法行使权利。故，一审判决以案涉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而驳回赖家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赖家根、张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上诉人赖家根、张某1分别预交12500元），由上诉人赖家根、张某1各负担6250元。由本院分别退回上诉人赖家根、张某16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