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1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海堂，男，1954年7月9日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密，女，1994年3月2日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闹，河池市金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颖莉，女，1970年3月25日生，回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健保，广西协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海堂、韦密因与被上诉人刘颖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海堂、韦密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颖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违反了法院应当公正审判的原则。1、一审不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2、一审不存在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情形。二、一审在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一审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时，仅审判长王立群一人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庭审理案件，没有其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出庭参与开庭审案，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三、一审未要求刘颖莉支付给韦海堂、韦密因增加应诉的必要成本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越权调取证据，导致了一审法院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造成了韦海堂、韦密额外支付应诉费用，该损失应当由刘颖莉承担。四、一审对事实认定存在诸多错误（详见本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五、一审认定本案涉案170号宅基地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韦海堂和韦密可单独转让是错误的。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协议错误。1、《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违背了公序良俗。河池市人民政府划拨涉案土地目的是给被征地农民有生活出路，维护社会长久稳定。如果将韦海堂、韦密全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市政府划拨宅基地判给刘颖莉，将造成韦海堂、韦密全家身无立锥之地，丧失了唯一的生活来源，极有可能成为城市的贫民。2、该协议称“甲方经家人协商同意……”，实际上韦海堂的配偶韦英线、其儿子韦永和、韦永卫（已死亡）、儿媳等人并不知情。3、该协议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效的。该协议签订时韦密和韦亚茹都是未成年人，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处分包括两个未成年人在内的宅基地，韦海堂的行为侵害了韦密和韦亚茹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4、该协议显失公平也应当撤销。该幅土地宅基地价格应当在80万左右，约定26万元出售，显失公平也应当撤销。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未过诉讼时效错误。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离刘颖莉起诉时已有9年；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并认定，2014年10月20日，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与韦海堂、韦密签订《土地出让协议书》，距刘颖莉向一审起诉时也已有5年。退一步来讲，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并认定，2016年3月30日，河池市国土资源局与韦海堂、韦密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完成约定的办证等所有事项，距刘颖莉向一审起诉时已有3年多，期间没有诉讼中止和诉讼中断情形，已过诉讼时效。七、一审判决第二项是错误的。1、刘颖莉一审没有请求在本案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转让的170号宅基地不动产首次登记，一审判决超越刘颖莉的诉讼请求。2、—审违法发函获得《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复函》等证据，并将该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3、既然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至今都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证明了至今都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应当驳回起诉。4、就算《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韦海堂、韦密也可单方解除合同，拒绝履行义务。该协议书的第四条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按转让费总额的40%支付对方违约金。”韦海堂、韦密可以履行合同，也可以不履行合同，承担违约金。韦海堂、韦密也明确不会履行该协议书的义务，如果刘颖莉认为韦海堂、韦密违约，可起诉韦海堂、韦密承担违约责任。5、韦海堂、韦密已在涉案的宅基地上开工建设，即使《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已为履行不能，最多韦海堂、韦密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一审既存在程序违法，又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支持刘颖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应当用由刘颖莉承担。综上，请求判如所请。 刘颖莉辩称，一、一审依职权调查取证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一审时韦海堂、韦密提供的证据均有意不全面提供，一审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查取证完全合法。二、韦海堂、韦密诉称的“一审组织第二次第三次开庭”仅仅是一审组织对证据进行质证。三、韦海堂、韦密请求刘颖莉支付应诉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五、一审认定涉案土地属于韦海堂、韦密所有正确，涉案土地与韦英线无关。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七、刘颖莉请求履行该协议书未超过时效。八、一审判决韦海堂、韦密将涉案土地办理到刘颖莉名下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韦海堂、韦密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 刘颖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二、判令韦海堂、韦密协助刘颖莉将转让的170号宅基地（面积共80㎡)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刘颖莉名下；三、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韦海堂、韦密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4日，河池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作出河建规函〔2009〕55号《关于金城江街道办维六社区四、五、六组群众征地生活安置及队办企业用地的规划选址意见》，同意将位于城西新区维六加油站东面的土地（A地块）31583平方米，规划作为维六社区四、六组生活安置用地；将位于城西新区维六加油站南面的土地（B地块）21585平方米，规划作为维六社区五组生活安置用地。 2010年9月26日，韦海堂、韦密（甲方）与刘颖莉（乙方）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主要条款约定：一、甲方经全家人协商同意，自愿将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左右国有出让生活门面，该宗地为两个人指标：韦海堂、韦密共50㎡，其余向政府购买30㎡左右的费用由乙方自付，用地编号（抽签号）待乙方在场甲方抽签后确定，转让给乙方。二、该宅基地转让价格为26万元指标费。乙方分两次向甲方付款：一是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乙方付给甲方10万元，甲方按时将该宅基地转让变更所需的各种证件、资料提供给乙方办理转让变更手续。二是甲方将土地证办好后，并到公证处办理委托代办或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公证后的第二天一次性将余下的16万元付给甲方。三、宅基地转让变更手续具体由乙方办理，甲方负责提供办理该宅基地转让手续（的各种证件、资料）。转让变更手续所需的税费等各种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乙方需将该宅基地转让为第三方名下，甲方将无条件服从。四、甲方保证上述宅基地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一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责任，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按转让费总额的40%支付对方违约金。 2010年9月26日，刘颖莉将10万元付给韦海堂、韦密，韦海堂、韦密写下内容为“今收到刘颖莉交来维六社区五组生活安置地B地块50㎡的指标定金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作为第一次付款。（韦海堂和韦密的安置地）”的收条。之后，在刘颖莉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韦海堂、韦密抽得170号宅基地。 2013年10月14日，韦密以借款形式向刘颖莉要求预付宅基地转让款2万元，刘颖莉同意并支付韦密2万元，韦密在刘颖莉写好的内容为“今借到刘颖莉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整，作为宅基地转让预付款，待宅基地使用证办好后从余款中扣除，即原余款壹拾陆万元，今后刘颖莉只需再付款壹拾肆万元（140000元）。”的借条上签名并按捺指印。 2013年10月15日，刘颖莉以韦密名义向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居民委员会交纳购地款43585元。 2014年10月20日，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韦海堂、韦密（乙方）签订《土地供应协议书》，内容为甲方根据河池市城西新区控制性规划要求，征收乙方所在集体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甲方需从土地储备库中供应国有土地给乙方，作为乙方土地被征收后的生活来源；甲方供应给乙方使用的土地位于城西新区维六社区九组安置小区内170号，土地面积为80.5㎡；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购地费用合计35325元、办证费用8260元，两项费用总合计43585元。 2016年3月30日，河池市国土资源局与韦海堂、韦密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韦海堂、韦密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2018年2月1日，刘颖莉与兰勇社签订《基础施工合同》，对191号宅基础进行基础工程建设施工。 2018年9月10日，刘颖莉的律师向韦海堂、韦密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该意见函由与韦密签收。 2019年11月6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颖莉得知韦海堂、韦密打算在涉案宅基地上施工建设，向韦海堂、韦密送达《停止施工告知书》。 一审审理过程中，该院向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发函咨询本案能否办理相关转户登记手续。2020年1月9日，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复函该院：“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未办理首次登记前，不能直接办理到买受人名下，建议法院在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指定专人来办理韦海堂、韦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首次登记。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再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登记到买受人刘颖莉名下。” 另查明，涉案安置地分配时，韦英线、韦海堂户共有7人：韦海堂、韦英线、韦永卫、韦永和、莫荣欢（系韦永和配偶，2013年9月12日与韦永和离婚）、韦密、韦亚茹（韦永和的女儿）。7人共分得3块宅基地，其中韦英线、韦永卫两人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91号），韦海堂、韦密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70号），韦永和、莫荣欢、韦亚茹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43号）。 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的标题为《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但实际上转让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则属于国有土地，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关于涉案170号宅基地是否属家庭共有财产问题。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看，不论是抽签确认的通知，还是《土地供应协议书》、《关于韦海化等一百七十二户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均明确载明涉案170号宅基地的共有人均为韦海堂、韦密，故该宗宅基地的共有人为韦海堂、韦密，对韦海堂、韦密主张涉案170号宅基地为家庭共有财产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 二、关于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河池市人民政府文件及《土地供应协议书》等已明确载明，河池市政府规划给维六社区四、五、六组群众的生活安置用地为国有划拨土地，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韦海堂、韦密取得该宅基地时的性质为国有划拨。韦海堂、韦密主张该宅基地在转让之时的性质为集体所有，但未提供证据，一审不予采纳。涉案买卖的宅基地系国有划拨土地性质的移民安置房宅基地，在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可以依法转让，办理过户手续。韦海堂、韦密与刘颖莉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协议依法成立且生效。韦海堂、韦密主张韦密在协议签订时未成年，但在2013年10月14日，韦密以借款形式向刘颖莉要求预付宅基地转让款2万元时，韦密已成年，此时韦密认可借款2万元作为宅基地转让预付款，待宅基地使用证办好后从余款中扣除，视为韦密对《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确认，对韦海堂、韦密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但协议约定的办证等事项至今尚未完成，因办证时间未确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对韦海堂、韦密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 四、关于办理涉案宅基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现查明，涉案170号宅基地虽然已交纳购地费用、办证费用，但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故韦海堂、韦密应按照法律规定先办理涉案170号宅基地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再协助刘颖莉办理涉案170号宅基地的不动产转移登记到刘颖莉名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颖莉与韦海堂、韦密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二、韦海堂、韦密应于本案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转让的170号宅基地（面积共80㎡)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并协助刘颖莉将转让的170号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刘颖莉的名下。本案受理费5200元（刘颖莉已预交），由韦海堂、韦密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韦海堂、韦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如下异议主张：一、一审认定“之后，在原告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韦海堂、韦密抽得170号宅基地”错误，该事实无证据证明。二、一审认定“2013年10月14日，被告韦密以借款形式向原告要求预付宅基地转让款2万元，原告同意并支付韦密2万元，韦密在原告写好的内容为“今借到刘颖莉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整，作为宅基地转让预付款，待宅基地使用证办好后从余款中扣除，即原余款壹拾陆万元，今后刘颖莉只需再付款壹拾肆万元（140000元）。”的借条上签名并按捺指印”和“被告主张韦密在协议签订时未成年，但在2013年10月14日，被告韦密以借款形式向原告要求预付宅基地转让款2万元时，被告韦密已成年，此时韦密认可借款2万元作为宅基地转让预付款，待宅基地使用证办好后从余款中扣除，视为韦密对《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确认，对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错误，涉案《借条》不能单独作为证据证明韦密真实向刘颖莉借款，刘颖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仅凭涉案《借条》就认定上述事实错误。三、一审认定“2013年10月15日，原告以韦密名义向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居民委员会交纳购地款43585元”错误，刘颖莉提供的证据《广西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载明缴款人名称是韦密，备注也没有写刘颖莉代缴。一审审判长要求刘颖莉庭后提交所有交易的银行的流水，至一审判决，刘颖莉都没有提交交易的银行流水，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一审认定“2018年2月1日，原告与兰勇社签订《基础施工合同》，对191号宅基础进行基础工程建设施工”与本案无关。五、一审认定“2018年9月10日，原告的律师向韦海堂、韦密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该意见函由与韦密签收”错误，韦密确实在2018年9月10日收到一份快递，但不能证明是刘颖莉的律师向韦海堂、韦密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六、一审认定“2019年11月6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得知被告打算在涉案宅基地上施工建设，向二被告送达《停止施工告知书》”错误。在一审法院组织质证时韦海堂、韦密才知道刘颖莉制作该《停止施工告知书》。 对韦海堂、韦密的上述异议主张，本院认为：一、韦海堂、韦密的第四点异议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韦密在涉案《借条》上签字捺印时已成年，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行为视为对该《借条》所载内容的认可，一审认定相关事实正确，本院不予采纳韦海堂、韦密的第二项异议主张。三、刘颖莉是否见证韦海堂、韦密抽得170号地，涉案购地款43585元的实际缴款人是否是刘颖莉，刘颖莉是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向韦海堂、韦密送达《停止施工告知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四、刘颖莉一审提交的证据快件投递存根载明，该邮件的寄件人为刘颖莉的代理人覃健保，寄件地址为广西协议律师事务所，韦密签收该邮件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该证据能证明刘颖莉以邮寄《律师意见函》的方式催促韦海堂、韦密履行合同义务，故本院不予采纳韦海堂、韦密的第五点异议主张。 刘颖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签订该协议书时韦密因未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韦海堂是韦密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韦密和韦海堂共同签订该协议书，视为韦密的签约行为已征得其法定代理人韦海堂的同意，其法律后果由韦密承担。韦密因成年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又在涉案《借条》上签字捺印对刘颖莉已支付的款项和尚未支付的款项进行确认，进一步表明韦密认可该协议书。上述事实证实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协议虽将转让的标的约定为宅基地，但合同当事人之间转让的实际是韦海堂、韦密将来可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通过转让的方式进行流转，韦海堂、韦密、刘颖莉关于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约定符合上述规定，该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后，本案证据《河池市人民政府关于韦海化等一百七十二户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载明韦海堂、韦密分得170号地，韦海堂前妻韦英线、长子韦永卫分得191号地，韦海堂次子韦永和分得143号地，涉案《土地供应协议书》载明170号地是以韦海堂、韦密2人的指标进行供应，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170号地的受让人是韦海堂、韦密，上述事实足以证明170号地的权利人是韦海堂、韦密，韦海堂、韦密处分其将来可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因此，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 二、关于刘颖莉请求韦海堂、韦密履行协助义务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据此，相互协助是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负的义务。本案中，刘颖莉的合同义务包括具体办理涉案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变更手续，韦海堂、韦密对此负有协助义务，故刘颖莉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办理转让170号地的不动产首次登记亦属于韦海堂、韦密应负的协助义务，一审判决第二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对韦海堂、韦密应负的协助义务进行明确并无不当。韦海堂、韦密主张一审判决超越刘颖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刘颖莉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可知目前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刘颖莉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属于形成权，而非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刘颖莉关于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请求具有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亦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韦海堂、韦密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四、其他问题。第一，一审为查清本案事实依职权调查收集部分证据，本案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异议，且该类证据已经过本案当事人的质证，本院认为一审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第二，一审在开庭审理之后组织当事人对刘颖莉补充提交的证据和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无不当。第三，韦海堂、韦密主张其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主张刘颖莉支付韦海堂、韦密的应诉费用，以及主张涉案《土地供应协议书》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韦海堂、韦密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韦海堂、韦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祥 审 判 员 韦海平 审 判 员 陈一锋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奕通 书 记 员 蒋晓琳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二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