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9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红，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唐小平，主任。上诉人戴红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行政答复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1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戴红于2019年6月27日、2019年7月5日向市卫健委递交《来访登记表》《申请》《手术知情同意书》《住院病案首页》等相关资料，反映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三院）在2003年3月14日为其进行手术、治疗时存在以下问题：1.中山三院对戴红手术是否进行知情告知的问题上做伪证，要求核查手术知情告知的时间、地点、告知方式、由谁告知、告知内容；2.对手术医生陈合新及助手杨钦泰的医疗资质提出质疑；3.《住院病案首页》中没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名字，杨钦泰为研究生实习医师，二人当时均未在中山三院进行执业注册；4.戴红术后出现鼻子塌陷，影响呼吸，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请求市卫健委对中山三院进行行政处罚。市卫健委收到后，依法予以受理，并指示下属的市卫监所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卫生监督员于2019年7月17日对陈合新进行询问，于2019年7月19日对中山三院委托代理人耿巍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中山三院同时向市卫健委提交了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关于杨钦泰情况的说明》、暨南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史剑波的博士后证书、杨钦泰的《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杨钦泰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戴红的住院病案资料等相关证据材料。杨钦泰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暨南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杨钦泰自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在暨南大学攻读临床医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耳鼻咽喉科学，导师是史剑波。杨钦泰的《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显示：其2003年12月30日取得《医师资格证书》，2005年1月5日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地点是中山三院，执业范围是眼耳鼻咽喉科专业。史剑波的博士后证书显示：其自2001年7月至2003年9月在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关于杨钦泰情况的说明》载明：史剑波于2001年7月到中山三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直至2003年9月出站，杨钦泰自2002年2月至2004年6月在中山三院进行临床实践学习。市卫健委针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病历书写不规范及存在的其他问题分别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19日向陈合新和中山三院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整改。陈合新、中山三院收到后分别向市卫健委提交了整改报告。2019年7月26日，市卫健委通过电话方式向戴红核实投诉事项有关情况，并制作了《卫生监督员向戴红核实投诉事项（穗卫群[2019]942号）有关情况的电话录音内容记录》，戴红在此次通话中明确《手术知情同意书》中“戴红”的签名系其本人亲笔所签。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市健康委于2019年9月2日作出穗卫群〔2019〕942号《答复函》（以下简称942号答复），复函戴红：一、关于中山三院在‘手术是否进行了知情告知’的上作伪证，手术通知日期是3月4日，当时还未入院问题。鉴于戴红本人对《手术知情同意书》中的签名无异议，暂不能认定中山三院存在‘手术是否进行了知情告知’作伪证的情形。但《手术知情同意书》日期填写错误情况属实，其认定中山三院以及医师陈合新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的规定，已发出相关的《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立即整改。二、手术医生和助手2003年3月均未在原广东省卫生厅注册问题。1.关于手术主刀医师陈合新的资质问题。其已在穗卫群〔2018〕436-2号《关于戴红同志投诉事项的答复函》（以下简称436-2号答复）中第一点已作出了答复，故不再重复答复。2.关于手术第一助手杨钦泰的资质问题。杨钦泰在陈合新的指导下，作为第一助手，参加戴红2003年3月14日的手术未违反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但杨钦泰作为实习医师，独立书写戴红的术前总结、病程记录和开具医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鉴于戴红对杨钦泰首次投诉时间为2019年6月，中山三院为其实施相关手术和治疗时间为2003年3月，两者相隔时间超过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不再给予中山三院和相关人员行政处罚，但责成医院整改，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实习医师教育管理。三、关于《住院病案首页》中没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名字，杨钦泰为“研究生实习医师”，其二人当时均未在中山三院进行执业注册的问题。戴红的《住院病案首页》第二页“手术操作医师”栏已经有陈合新签名，《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没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签字并无不妥。关于其二人当时没有再中山三院进行执业注册、质疑其执业资质问题，答复函中的第二点已作了答复。四、关于手术导致你鼻梁塌陷，日夜呼吸难受，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要求进行行政处罚的问题。该问题在436-2号答复中的第三点已作出了答复，不再重复答复。上述942号答复于2019年9月6日依法送达戴红。戴红收到后不服，诉至原审法院。陈合新在2019年7月17日的《询问笔录》称：其于2003年3月14日作为主刀医师在中山三院为戴红施行鼻中隔粘膜下切除术+双下甲部分切除术，第一助手是杨钦泰，术前已跟戴红进行了知情告知，并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意书上显示的日期为2003年3月4日是其在电脑上填错日期造成的，由于时间间隔太久，已不记清具体告知内容、时间和地点。其指导和授意杨钦泰书写了戴红的《术前总结》、2003年3月14日的《术后病程记录》、2003年3月16日的病程记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长期医嘱单》中2003年3月13日上午9时至2003年3月16日下午5时的长期医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时医嘱单》中2003年3月13日上午9时至2003年3月14日下午6时40分和2003年3月16日下午5时至2003年3月20日上午9时的临时医嘱，但无法提供自己指导和授意杨钦泰书写和开具上述病历及医嘱的证据。耿巍在2019年7月19日的《询问笔录》中再次重申了陈合新20**年7月17日《询问笔录》中的内容，并称在戴红《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中“研究生实习医师”显示为“杨钦泰”是因为杨钦泰当时是临床实践学习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史剑波，期间杨钦泰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参与部分临床诊疗活动。戴红《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中虽未见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签名，但第二页有陈合新为戴红施行手术的记录，且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有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患者治疗，《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的医师姓名无法包括所有经治医师，也没有规定主刀医师要在《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签字，加之戴红所在的治疗组主要负责人为史剑波，所以陈合新未在戴红《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签名。戴红手术时史剑波在中山三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其和陈合新均是戴红当时所在治疗组内杨钦泰的上级医师，二人均可指导杨钦泰为患者书写病历和开具医嘱。《手术知情同意书》显示：住院日期/门诊日期为2003年3月12日，最后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4日。该同意上载明了为戴红拟行手术的名称、治疗目的、必要性、效果和预期结果、手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并发症、后遗症、意外等，在“患者/监护人意见”一栏载明了医生已对手术方式及术中因病情变化可能变更的手术方式进行了告知和说明，在“患者家属签字”一栏有“戴红”的签名。市卫健委为确认该“戴红”签名的真实性，电话联系了戴红，戴红承认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在庭审过程中，戴红亦当庭确认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手术知情同意书》中“医生签字及旁证人”一栏有陈合新、杨钦泰的签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长期医嘱单》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时医嘱单》显示：杨钦泰单独为戴红开具了2003年3月13日上午9时至2003年3月16日下午5时的长期医嘱，2003年3月13日上午9时至2003年3月14日下午6时40分和2003年3月16日下午5时至2003年3月20日上午9时的临时医嘱。住院病历续张显示：杨钦泰独立书写了戴红2003年3月14日的《术后病程记录》及2003年3月16日的病程记录。《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显示：“主（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质控医师均为史剑波，“研究生实习医师”为杨钦泰。《住院病案首页》的第二页显示：“手术、操作日期”为2003年3月14日，“手术、操作医师”为陈合新、杨钦泰。此外，戴红的《出院记录》《外科手术记录》《术后病程记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理记录单》均显示：中山三院为戴红施行手术的时间为2003年3月14日。2018年5月30日，戴红向原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投诉。原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后，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436-2号答复就关于陈合新医生是否具备耳鼻喉科执业医师资格、耳鼻喉科手术资质的问题及关于戴红反映2003年3月在中山三院做手术导致鼻子结构和功能破坏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原审法院认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规定：“各级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办公室的职责：……（四）负责接待、办理群众对医疗机构的投诉……”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市健康委有权受理戴红的投诉，并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理。关于中山三院在“手术是否进行了告知”该问题上作伪证，及手术通知日期是2003年3月4日，当时还未入院的问题。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市卫健委已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载明了为戴红拟行手术的名称、治疗目的、必要性、效果和预期结果、手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并发症、后遗症、意外等，在“患者/监护人意见”一栏载明了医生已对手术方式及术中因病情变化可能变更的手术方式进行了告知和说明，本案戴红在调查过程和本案庭审过程中均承认“患者家属签字”一栏“戴红”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陈合新亦在该同意书上签名。上述《手术知情同意书》落款处载明的日期为2003年3月4日，但该同意书同样有“住院日期/门诊日期”为2003年3月12日的记载，再结合陈合新和耿巍的《询问笔录》内容，《住院病案首页》第二页“手术、操作日期”一栏及戴红《出院记录》《外科手术记录》《术后病程记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理记录单》中对手术时间的描述和记载，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中山三院实际为戴红施行手术的时间为2003年3月14日。市卫健委认为暂不能认定中山三院存在“手术是否进行了知情告知”作为伪证的情形，《手术知情同意书》日期系填写错误情况属实，并据此认定中山三院及陈合新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的规定，从而分别向中山三院、陈合新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立即整改，并无不妥。因此，市卫健委作出被诉942号答复第一项答复将相关调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告知戴红，并无不当。关于被诉942号答复中第二项答复是否正确的问题。关于手术医生陈合新的资质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戴红已就该问题在此次投诉前向市卫健委提出过相关投诉，市卫健委亦已在436-2号答复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答复，戴红再次就该问题向市卫健委投诉，属于重复投诉，市卫健委告知不再重复答复，并无不当。关于手术第一助手杨钦泰的资质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钦泰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在暨南大学攻读临床医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耳鼻咽喉科学，2003年12月30日取得《医师资格证书》，2005年1月5日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在为戴红施行手术时，其正在攻读暨南大学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山三院进行临床实践学习。《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正规医学专业学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医疗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批复》（卫办医发〔2002〕58号）规定：“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历的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内试用，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本案中，在参与戴红手术时，杨钦泰作为正规的取得相关临床医学的毕业生，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因此，市卫健委认定杨钦泰在陈合新的指导下，作为第一助手参加戴红的手术，未违反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根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长期医嘱单》《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时医嘱单》及住院病历续张载明的内容显示，杨钦泰存在独立为戴红书写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术后病程记录》及病程记录的行为。陈合新虽在《询问笔录》中称杨钦泰系在其指导和授权下书写了上述材料，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市卫健委认定戴红存在上述行为处理恰当。但上述行为发生在2003年，戴红直到2019年才向市卫健委投诉要求调查处理，已超过上述规定的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且戴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约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时间内客观上存在不能进行投诉的正当理由，市卫健委决定不再给予中山三院和杨钦泰行政处罚，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妥。因此，市卫健委作出被诉942号答复第二项，将相关调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告知戴红，并无不当。关于《住院病案首页》中没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名字，“杨钦泰”为“研究生实习医师”，二人当时均未在中山三院进行执业注册的问题。根据《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和第二页记载的内容及戴红的其他病案材料，可以得知史剑波参与了戴红的治疗，为戴红的主要负责医师。《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虽无陈合新的签名，但史剑波在主（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质控医师处签名，在《住院病案首页》第二页记载“手术、操作医师”为陈合新，且未有主刀医生必须在《住院病案首页》签名的强制性规定，市卫健委认定《住院病案首页》第一页没有主刀医生陈合新的签字并无不妥，并无不当。而关于陈合新和杨钦泰在为戴红实施手术时未在中山三院执业注册、戴红质疑其二人执业资质的问题，因市卫健委已经作出相应的答复，其不再另行赘述，亦并无不妥。关于手术导致戴红鼻梁塌陷，日夜呼吸难受，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要求进行行政处罚的问题。关于该问题，戴红已在此次投诉前已向市卫健委进行过相应的投诉，市卫健委已在436-2号答复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答复，戴红再次就同样的问题进行投诉，属于重复投诉，市卫健委告知不再重复答复，并无不当。因此，被诉942号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戴红主张撤销上述答复并责令市卫健委重新作出处理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戴红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戴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与原审起诉意见基本一致，请求撤销被诉942号答复，判令被上诉人市卫健委重新作出处理。被上诉人市卫健委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3月18日，戴红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市卫健委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的穗卫群〔2018〕436-2号《关于戴红同志投诉事项的答复函》。2019年6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粤7101行初1679号行政判决，认定市卫健委作出的答复正确，判决驳回戴红的诉讼请求。戴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7日，本院作出（2019）粤71行终4177号行政判决，驳回戴红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戴红上诉理由与其原审主张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市卫健委作出的被诉942号答复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中山三院在“手术是否进行了告知的问题上作伪证”的问题。经查，涉案《手术知情同意书》经由上诉人本人签名，该同意书落款处载明的日期虽然为2003年3月4日，但是该《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样有“住院日期/门诊日期”为2003年3月12日的记载，实际手术日期为2003年3月14日亦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依常理可见，上诉人未入院即签《手术知情同意书》可能性极小，医疗人员在填写时存在笔误的可能性较大。被上诉人认为不能认定中山三院存在在该手术告知问题上作伪证的情况，且中山三院已向上诉人履行了手术告知义务，该认定符合一般常理，其相关答复并无不当。关于手术主刀医生陈合新的执业资质、涉案手术是否导致上诉人损害后果的两个问题。本院经审查，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就上述问题向广州市卫计委提出过投诉，原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436-2号答复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答复处理，上诉人亦曾就该436-2号答复另案提起过行政诉讼，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9）粤71行终4177号行政判决，对该436-2号答复所答复的内容进行了审查。据此，在相关问题已经获得终局性裁断的前提下，本院不再对上述问题进行重复审查。被上诉人在本案被诉942号答复中告知被上诉人不再对相关问题进行重复答复，并无不当。关于杨钦泰医师的执业资质、参与手术资质以及其相关行医行为是否合规及是否应受行政处罚的问题。原审法院业已针对相关答复内容进行了审查并对其答复是否应予支持进行了充分论述，认定被上诉人相关答复内容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妥。本院经审查亦予认可，不再重复论述。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经查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戴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琳审判员 闵天挺审判员 王 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罗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