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02民初2483号 原告：杨从森，男，197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现住达州市通川区，初中文化。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志，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联海，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平，四川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美多源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供销社工业园****，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326635188B。 法定代表人：陈文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祥垠，男，196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达州市通川区，系公司法务负责人。 第三人：罗俐俐，女，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第三人2：杨雪峰（曾用名杨雪丰），女，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渠县人，住达州市通川区新酢房****，身份证号码：5130301970××××××××。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飞江，四川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鸿泰来珠宝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供销社工业园****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3414937C。 法定代表人：胡明建（已死亡）。 原告杨从森与被告杨联海、深圳市美多源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多源公司”）、第三人罗俐俐、杨雪峰、深圳市鸿泰来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来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从森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承志（一般代理）、被告杨联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平（特别授权）、被告美多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祥垠（一般代理）、第三人杨雪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飞江（一般代理）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俐俐、鸿泰来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从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委托超付款项93.1829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5月29日原告杨从森作为出借人，胡明建、杨雪峰作为借款人，杨联海、罗俐俐、深圳海清华鑫珠宝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鸿泰来公司）作为保证人及抵押人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同年8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共出借资金2700万元，用于第三人鸿泰来公司生产经营，截止2015年1月30日下欠原告本金及利息2681万元。经协商，原告与胡明建、杨雪峰、杨联海、罗俐俐、鸿泰来公司签订了《资产抵债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用鸿泰来公司资产折价3241.8171万元抵偿给原告，由原告自行将移交接受的资产对外销售，销售回收的资金抵偿原告应收借款本息2681万元，如有剩余部分由原告返回胡明建、杨雪峰、杨联海、罗俐俐、鸿泰来公司。由于原告接受抵偿资产后市场行情下滑，又将资产转让移交给被告美多源公司。由于第三人鸿泰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建突然死亡，无法经营，所租场地到期，新成立的被告美多源公司续租了该生产经营场地。2015年2月5日第三人鸿泰来公司向原告发出了《委托支付函》，请求原告委托支付《资产抵偿协议书》剩余尾款，鉴于被告美多源公司续租后，第三人鸿泰来公司欠款多，严重干扰了被告美多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原告于同年3月15日给被告美多源公司发出《委托支付函》，请求代付相关款项。后经被告杨联海（系鸿泰来公司监事）审核同意支付了胡明建及鸿泰来公司欠款合计人民币654万元，实际已经超付原告委托代付款项93.1829万元。第三人杨雪峰对超付款项不予认可，原告与被告也不能对此取得一致意见，故无法结算应收转让款。被告违背原告委托超付款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不应在原告应收款中扣减，其行为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应予赔偿。 被告杨联海辩称，第一、杨联海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杨从森主张的因代付债务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债务人的财产余额，原告诉称的代偿债务是鸿泰来公司或者胡明建个人债务，并非杨联海的债务，杨联海没有获利，不存在赔偿的事实或返还的义务，杨联海不是适格的被告。即使按原告诉称杨联海作为鸿泰来公司监事审核支付欠款，是职务行为，不是其个人行为，不存在个人偿还。第二、原告与是否代付超额93.1829万元的事实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适格原告。一是形式上，杨从森将原来抵押财产转让给美多源公司，他享有的权利是向美多源公司收取转让款，杨从森委托美多源公司付款，美多源公司是否代付及代付是否超额，均不存在侵害原告的权利，原告并未受损，只能是美多源公司受损，应由美多源公司向鸿泰来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原告来主张权利。二是从实质上看，原告在执行笔录中陈述，他只是名义上的债权人，原告与案涉财产无关。美多源公司实际控股是博晶公司，代付人也是美多源公司，原告不具有诉的利益。第三、杨从森所称2015年2月5日存在委托支付函及委托支付654万元的事实虚假。杨联海作为鸿泰来公司监事对鸿泰来公司2015年2月5日出具委托支付函毫不知情，原告诉称的委托支付函中列明的债务也不是鸿泰来公司债务。2015年2月5日鸿泰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建尚未去世，而委托支付函没有胡明建签名或盖章，杨联海在2014年6月将鸿泰来公司的公章交由杨从森保管使用，其完全可以利用保管公章和实际掌控鸿泰来公司的便利条件，自行出具委托支付函。2016年10月13日执行法官询问杨从森时，其对委托支付只字未提，明显不合常理，只能证明代付事实不存在。原告接受抵债资产后，一直未能变现，直至2015年3月10日才将资产转让给美多源公司，证明了抵债后存在剩余金额，而2015年2月5日、2月13日就用抵债资产剩余金额就用剩余款项代为支付200万元、400万元，明显不合理，证明委托函及代付款是虚假的。第四、杨从森是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博晶公司、美多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及利益关系。鸿泰来公司是在美多源公司基础上成立，事实上，两个公司混同关联，原告起诉美多源公司，实际上是自己告自己，把责任推给杨联海，这是一种恶意串通行为，损害杨联海的利益，法院应认真审查诉讼的真伪，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原告不是适格原告，被告不是适格被告，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杨联海的诉讼请求。 被告美多源公司答辩称，美多源公司认可原告所诉的事实，委托支付函源于2015年2月4日被告杨联海和陈小军在深圳核实后，通过传真传回达州，由鸿泰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建核实后，于2015年2月5日向杨从森出具委托支付函，2015年3月15日杨从森向美多源公司发出委托支付函，该函载明委托支付的对象、金额，经杨联海对委托支付函、杨从森提供的鸿泰来公司委托支付函、胡明建审核的欠款金额以及代付胡明建社会欠款明细表审核签字后，对杨从森委托支付的款项予以支付。支付明细如下，委托支付王佐五是100万元，但实际支付60万元、邓斌50万元、田成勇24.8万元、张宇85万、邓建华50万元（该款系美多源公司通过杨联海账户将款支付到李灵的账户）。杨联海在美多源公司决定支付陈杰30万元，罗伟科8万元等，总计支付350.8万元，应当从杨从森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美多源公司已代付的350.8万元。 第三人杨雪峰述称，本案系虚假诉讼，意在躲避债务。第一、原有胡明建个人债务已用私人财产偿还，不存在任何胡明建个人债务，被告杨联海在2018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鸿泰来公司与原告签订抵偿协议时，胡明建将个人所有的和田玉琥珀雕刻大件22件，琥珀原石900多克等东西抵给杨从森，然后由他们美多源公司偿还胡明建在深圳450多万元个人债务，胡明建的个人债务在胡明建去世之前已经偿还200多万元，剩余债务在胡明建去世后，一年内分期分批偿还完毕”。第二、本案原告委托支付的前提不存在。本案原告作为借款方与胡明建、杨雪峰、杨联海、罗俐俐及鸿泰来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可以明确的是还款义务方为胡明建、杨雪峰、杨联海、罗俐俐及鸿泰来公司这五方，后面签订资产抵债协议书时的义务方也为上述五方，且在该抵债协议书中第4条明确约定如有剩余部分，由甲方返还乙丙丁，但在后面的委托支付函中，其内容表现为鸿泰来公司单方对原告委托对胡明建个人债务以公司名义进行委托支付，且没有出具连带还款义务人杨雪峰、杨联海、罗俐俐、胡明建四人的委托书，鸿泰来公司无权对剩余资金来处理胡明建的个人债务。第三、委托支付函的金额，有较大不对称情况。假如资产抵债协议书及委托支付函是真实的，资产抵债协议书中剩余金额为560.8171万元，而委托支付函中委托支付金额为613万元，该金额已经超出抵债协议书52.1819万元，本案中原告在货物都没有进行销售情况下，不可能来超付剩余资金以外的胡明建的个人债务。第四、本案两份委托支付函的具体形成时间，根据原告可能出具的证据，鸿泰来公司给杨从森出具委托书的时间是2015年2月5日。然而在2016年7月25日通川法院执行笔录中杨联海称“胡明建去世前与原告有抵偿合同，最开始盘点是估价4000多万元，剩余价值多少没有谈好，胡明建就去世了”故据此原告在与胡明建还未对剩余资产价值谈好的情况下，胡明建已经去世，证明胡明建在去世前根本没有签订委托支付函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原告从借款给鸿泰来公司和胡明建起，印章就已经交给杨从森他们派的人管理，公章就在原告手上，至今未交给鸿泰来公司，该事实也在2016年10月13日的执行笔录上，杨从森称“博晶公司还专门安排陈小军到鸿泰来公司去监管借款资金的实际用途”予以证实。第五、原告实际为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美多源公司企业信息报告显示，被告杨联海并非美多源公司总经理，原告以个人名义出借给鸿泰来公司和胡明建的款项，博晶公司于2015年3月才派公司股东徐伟和陈定容到深圳成立美多源公司，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继续生产经营，由此看出原告以其个人资产作为美多源公司的生产基础，自己虽没有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监事，但根据陈小军、徐伟、陈定容的陈述，原告是他们的领导，足以证明原告为美多源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起该诉讼目的意在转移众人视线，躲避责任。故请求法院查明真相，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罗俐俐、鸿泰来公司未做陈述。 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记录在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29日，原告杨从森（出借人）、与胡明建、第三人杨雪峰（借款人）、被告杨联海、罗俐俐、深圳市海清华鑫珠宝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更名为深圳市鸿泰来珠宝有限公司）（保证及抵押人）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胡明建、杨雪峰向原告杨从森借款总额限制在2000万元以内。同年8月11日，上述各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胡明建、杨雪峰在原借款主合同的基础上再次向杨从森借款不突破1000万元。原告杨从森实际向胡明建、杨雪峰共计出借2700万元。2015年1月30日，原告杨从森（甲方）与胡明建、杨雪峰（乙方），杨联海、罗俐俐（丙方），鸿泰来公司（丁方）签订《资产抵债协议书》，协议约定：一、2014年5月29日，甲、乙、丙、丁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又于2014年8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由甲方给乙方提供借款用于丁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二、经甲、乙、丙、丁四方对账核定，截止到2015年1月30日，乙方累计下欠甲方杨从森借款本息2681万元。三、因乙方无资金偿还甲方借款本息，并且丙、丁方也无资金为乙方代偿，故乙、丙、丁三方提出向甲方提出以公司资产抵偿下欠甲方借款本息，甲方表示同意。四、经甲、乙、丙、丁四方财务和实物核定（详见深圳市鸿泰来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汇总表和盘点明细表），乙、丙、丁三方将公司资产计价32418171.00元（大写：叁仟贰佰肆拾壹万捌仟壹佰柒拾壹元整）抵偿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将抵偿资产对外销售，销售后回收资金优先抵扣甲方应收的借款本息26810000.00元（大写：贰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如有剩余部分由甲方返还乙、丙、丁三方”。五、乙、丙、丁三方保证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抵债资产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2015年2月4日，被告杨联海与陈小军在《胡明建深圳借款明细表》签字，该表中内容为：2014年4月邓斌出借90万元，借款月利息2分，计划本次还款本金50万元、还利息0元总共利息算10万元，加本金90万元，共计还款100万元；2014年10月唐令河出借50万元，利息6分，计划本次还款本金50万元、还利息3万元，总共付利息3万，本金50万元，共计还款53万元清账；2014年9月邓建华出借100万元，借款月利息3分，计划本次还本金50万元、还利息3万元，总共付利息3万，本金100万元，共计还款103万元清账；2014年10月出借40万元，借款月利息4分，计划本次还款本金20万元、还利息0元，总共利息4.8万元，本金40万元，共计还款44.8万元清账；2014年6月出借100万元，借款月利率5分，结合本次还款本金0元、利息0元，2015年1月由杨连海向王老五出具借条，利息不还，共计还款100万元清账；2014年11月陈杰（房东）出借30万元，月利息4分，本金今年1月还清，计划本次还利息1.2万元，共计还利息1.2万清账；2014年12月杨联海在外担保借款26万元，无利息，计划本次还款本金26万元，共计还款26万元清账。2015年2月5日，胡明建在《胡明建深圳借款明细表》的传真件上签署属实并签名捺印。2015年2月28日，第三人鸿泰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建因病去世。 第三人鸿泰来公司向原告杨从森出具标注日期为2015年2月5日的《委托支付函》，内容为：“杨从森先生我公司应付张宇货款1,850,000.00元，应付个人借款及利息4,280,000.00元（邓斌100万元，唐令河53万元，邓建华103万元，田成勇44.8万元，王老五100万元，陈杰1.2万元，杨联海担保26万元）。根据2015年1月30日与你签订的《资产抵债协议书》，我公司资产抵偿在你处借款后剩余部分资金为5,608,171.00元，请在此款中对上述欠款予以代付，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法律责任由我公司承担。特此委托深圳市鸿泰来有限公司（公司署名处加盖公司印章）二○一五年二月五日。” 2015年3月6日，被告美多源公司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陈文军，公司股东为陈文军、陈定容。被告美多源公司成立后，聘请被告杨联海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等。2015年3月10日，原告杨从森与被告美多源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杨从森将2015年1月30日以抵偿方式取得的鸿泰来公司（原价值3241.8171万元的资产以3100万元的总价转让给美多源公司。当月15日双方对转让资产进行了移交。同日，杨从森向美多源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内容为：“美多源公司：请你公司代为支付以下款项：1、邓斌50万元；2、邓建华50万元；3、田成勇24.8万元；4、张宇85万元；5、王老五100万元；共计309.8万元。以上款项支付后，从你公司应付我的资产转让价款中扣减。特此委托委托人：杨从森二○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被告美多源公司的股东陈定容通过被告杨联海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6月28日向李灵各转款25万元，共50万元；于2015年4月30日向张鸯鸯转款17.2万元、现金支付2万元、2015年6月2日转款2万元、2015年6月16日转18万元、7月14日转20万元，共计60万元；向邓林彬于2016年6月3日转款20万元、2015年7月20日转款30万元，共计50万元；于2015年6月16日向陈磊转款24.8万元；陈磊向张鸯鸯于2015年3月19日转款10万元、于2015年3月20日转款30万元，共计40万元、2015年4月1日向李灵转款3万元、美多源公司员工陈小军于2015年5月20日、6月19日分别向高蔚转款45万元、40万元，共计85万元。 另，陈定容通过被告杨联海于2015年1月30日向陈杰转款30万元、于2015年7月20日向罗伟科转款8万元，两收款人均在《杨联海代付胡明建欠款确认表》中签字确认收款。 原告杨从森于2015年2月6日通过陈小军向邓洋转款50万元、唐令河转款53万元、李灵转款53万元、田成勇转款20万元、杨联海转款22万元、现金支付2万元。当天，陈磊向陈杰转款1.2万元，向杨联海转款2万元，陈磊于2015年2月16日向张宇付款100万元。 被告美多源公司根据上述付款情况制作了《陈磊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陈小军代付鸿泰来公司欠款确认款》、《杨联海代付胡明建欠款确认表》。《陈磊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杨联海代付胡明建欠款确认表》中载明应付款为“王佐五”栏，对应的实际收款人为张鸯鸯，由王佐五在对应签字确认栏签字；应付款为“邓彬”栏，对应实际收款人为邓林彬、由邓林彬在签字确认栏签字；应付款“田成勇”栏，对应实际收款人为陈磊，由田成勇在签字确认栏签字；应付款“邓建华”栏，对应实际收款人为李灵，李灵在签字确认栏签字。李灵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1、2015年2月6日收回胡明建借款50万元、借款利息3万元，共计53万元。2015年4月1日收到胡明建借款利息3万元；3、2015年4月28日收回胡明建借款25万元；4、2015年6月26日收回胡明建借款25万元。但仍欠借款利息4.05万元未付。”《陈小军代付鸿泰来公司欠款确认款》中，载明胡明建欠款人为张宇，实际收款人为高蔚，由张宇在签字确认兰中签字。该表下方载明“以上款项以深圳市鸿泰来有限公司下欠我材料款及逾期合伙经营广州门店入股金共计185万元剩余部分款，请将该款支付给高蔚：中国银行深圳平湖支行62×××95，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承担。”张宇在文末处签字。 本院在审理（2017）川1702民初2630号原告杨从森与被告杨联海等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对案外人邓林彬、李灵、王佐武、田成勇、陈杰、张宇进行调查，该六人对上述支付款项予以确认，均表示无异议。邓林彬称，老家的人都习惯叫自己“邓斌”，《陈小军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和 审理中，审判人员询问杨联海：“杨从森陈述的还款经过当中有很多经过杨联海收款。”被告杨联海回答：“还钱是还过，但不存在超付。这个钱借了几百万块钱，也许还过一部分钱，还有一部分钱是业务，陈小军、陈磊都有打款，具体哪些是代付，我不敢肯定知道。” 在杨从森、陈小军、颜安春及杨联海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案中，杨从森供述称：其系博晶公司股东，没有担任职务，在股东中排行第三。2015年3月，博晶公司委托公司股东徐伟和陈定容在深圳平湖原鸿泰来公司的办公地址上新成立美多源珠宝公司，公司成立不久，徐伟从美多源公司退股，美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文军，美多源公司的实际老板是整个博晶公司的全体股东，公司不大的事情可由其做主，其自行决定转移法院查封的财产。颜安春供述称：其在美多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和监事，杨从森安排自己转移法院查封的财产。陈小军供述称：其在美多源公司担任销售主管，上司是杨联海、颜安春，杨从森是达州公司的股东，不经常到深圳的公司，陈订全也是公司股东，是达州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杨从森安排其转移查封的财产。杨联海供述称：其在多美多源公司担任总经理。杨从森安排其负责搬运公司的机器设备。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杨从森和陈订全谁是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老板？”杨联海回答：“当初是杨从森在负责全面工作，但是陈订全占有的股份要多些，具体多少股份我不清楚。杨从森应该是要听陈订全的。”美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军向公安机关陈述称，其未参与美多源公司经营管理，不但任任何职务，只是法定代表人，杨联海担任总经理，颜安春负责配合杨联海的工作。王敬江、杨承翠、李映江等人均称杨联海、陈小军、颜安春是美多源公司的主要领导，陈订全、杨从森是公司的上层领导。 另查明，本案所涉博晶公司，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其全称为达州博晶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陈订全持股比例为70%，何光辉、陈定容、谢军、徐修全、王海燕、杨从森持股比例均为5%。 本案审理中，第三人杨雪峰申请对2015年2月5日鸿泰来公司给杨从森出具的《委托支付函》、2015年3月15日杨从森出具给美多源公司的《委托支付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依法委托了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来函要求鉴定申请人明确笔记及印章怀疑实际形成时间、按要求提交笔迹和印章形成时间比对样本。但因申请人杨雪峰未明确笔迹及印章怀疑实际形成时间、未按来函要求提交比对样本，该中心于2020年4月7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终止了此次鉴定工作。 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杨从森是否是被告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问题。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杨从森、颜安春、陈小军、杨联海的供述以及陈文军等四人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杨联海、颜安春、陈小军是被告美多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的主要人员，达州博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晶公司）是实际投资人。杨从森安排杨联海等人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说明杨从森能够支配美多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实施相关行为。杨从森亦陈述其系博晶公司股东，美多源公司由博晶公司出资设立，博晶公司的全体股东是美多源公司的实际老板，可以做主处理一些事情，以上证人证言交叉验证得出杨从森虽然不是被告美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某些行为。上述证言、博晶公司工商的登记情况证明，杨从森并非博晶公司唯一股东也并非最大的股东，杨从森的相关行为虽然可能受制于博晶公司，但杨从森是直接支配美多源公司的行为人，并称能做主处理一些事情，故本院认定杨从森为被告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第二、杨从森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虽然杨从森是美多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但杨从森与美多源公司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设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该制度是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请求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特殊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弥补，不能因为公司人格否认规则而否定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同时规定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相互独立，法律亦未禁止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中杨从森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第三、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的问题。虚假诉讼是指当当事人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方法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的行为。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杨从森与美多源公司具有一定关联性，被告杨联海、第三人杨雪峰亦对原告诉称的案涉两份委托支付函形成的合理性、形成的时间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杨从森与美多源公司具有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的行为。原告提交了《借款及担保合同》、补充协议、收条、《资产抵债协议书》、资产清理汇总表、《委托支付函》、《资产转让协议书》、银行流水及回单、转账凭证、《陈小军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陈磊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杨联海代付胡明建欠款确认表》等大量证据予以佐证其诉讼的正当性，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系虚假、伪造的，因此据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认定本案是虚假诉讼。 第四、被告杨联海、美多源公司是否应当对原告诉称的超付款项93.1829万元承担责任。 杨从森于2015年3月15日向美多源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委托美多源公司代付邓斌等人共计309.8万元款项。被告美多源公司向李灵付款共53万元、向张鸯鸯付款100万元；向邓林彬付款50万元、向陈磊付款24.8万元、向高蔚付款85万元，实际收款人与该《委托支付函》中的收款人不一致，本院另案中依职权对案外人邓林彬、李灵、王佐武、田成勇、陈杰、张宇进行调查时，该六人对收款均无异议，亦认可《陈小军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和《杨联海代付胡明建欠款确认表》《陈小军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陈磊代付鸿泰来、胡明建欠款确认表》由本人签名确认。因此，美多源公司已实际按《委托支付函》中的要求完成付款309.8万元的义务。美多源公司应按《委托支付函》的约定向邓建华支付50万元，但实际支付53万元，其余3万元系美多源公司自行决定支付，因此多付的3万元应当由美多源公司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美多源公司在庭审中称的陈定容通过被告杨联海于2015年1月30日向陈杰转款30万元、于2015年7月20日向罗伟科转款8万元仍系履行委托支付函的义务，但《委托支付函》中未明确应向陈杰、罗伟科付款，杨从森、美多源公司均称杨从森未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指示美多源公司向此二人付款，因此，支付以上两笔款项应当是美多源公司的自行行为。美多源公司自行决定在委托范围之外支付41万元，其是否应当向原告赔偿41万元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受托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给委托人造成实际损失时，委托人才能向受托人主张权利，美多源公司的付款行为未给原告杨从森造成损失，原告杨从森并未实际向美多源公司交付资金用于代付，原告杨从森也未举证证明美多源公司的付款行为给其造成损失，因此原告依据委托支付的法律关系主张美多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美多源公司辩称前述多支付款项应当由杨从森承担责任故并应在杨从森货款中扣减的意见，委托支付函中明确了扣减金额为309.8万元，且其余付款系美多源自行行为，多支付的款项不属于委托支付的范围，因此被告美多源公司辩称结算货款时应扣减多付的金额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依据《资产转让协议》结算货款时因依据委托支付函载明的金额据实结算。原告诉称的其余超付款项，经查与美多源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应向美多源公司主张，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综上，杨从森、美多源公司就超《委托支付函》范围支付款项的诉辩意见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杨联海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杨从森与被告杨联海之间并不存在委托支付的法律关系，虽然大部分款项系通过杨联海向他人支付，但杨联海是美多源公司总经理，其付款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杨联海实施了侵害原告权利的行为，因此原告主张杨联海承担超付款项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杨从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从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118元，由原告杨从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 娟 审判员 刘小科 审判员 张 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