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7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荣良，男，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培勇，新疆广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常胜中路希望广场******。 法定代表人：贺宁福，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米东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守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效，新疆文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昌宗，男，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莉亚，新疆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荣良因与被上诉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被上诉人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被上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公司）、原审被告邓昌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8）新0103民初8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荣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培勇，被上诉人五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杰，被上诉人天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效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长江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荣良上诉请求：1．判令邓昌宗给付工程欠款1,870,000元，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2．判令邓昌宗、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承担自2016年1月2日至上述欠款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庭审中，谢荣良将其上诉请求明确为：判令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邓昌宗应向谢荣良给付的工程欠款1,870,000元及利息210,000元数额承担给付责任。事实和理由：根据本案一审查明事实，我所建设的工程发包方为天山公司，承包方为五建公司，五建公司又将该工程分包给长江公司。虽然一审法院对邓昌宗出具的加盖有长江公司新疆办事处的劳务合同进行了鉴定，而鉴定结果为该合同中的印章并非长江公司印章，但本案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发生在2012年至2013年，在该工程建设期间及完成后，我多次就工程款给付问题与邓昌宗、长江公司、五建公司等进行协商，并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因此长江公司对于本案情况应当是清楚的，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五建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人，未尽到审查义务，即将工程违法分包给长江公司与邓昌宗，且工程款至今未支付完毕，工程发包方天山公司对于涉案工程款未支付完毕的事宜也予以认可。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的司法解释的规定，邓昌宗、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均应向我承担给付工程款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由邓昌宗承担还款责任，而驳回我对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长江公司未出庭，但提交书面意见辩称，涉案工程并不是我公司承建的，我公司是在接到一审法院开庭传票后才知道涉案工程项目，并且在一审开庭时得知，涉案工程已进入结算阶段。五建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合同书上载明该工程项目合同价款为70,000,000元，而我公司从未收到过五建公司以任何形式支付的工程款。谢荣良和五建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上加盖的“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驻疆（乌鲁木齐）办事处”印章、“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经一审法院委托的新疆美愿双语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驻疆（乌鲁木齐）办事处”和“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两枚印章均系伪造，因此我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谢荣良在民事上诉状中声称多次就工程款问题与邓昌宗、我公司、五建公司等进行协商，但我公司从该工程项目开工至今从未收到过谢荣良要求我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任何资料，我公司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向谢荣良支付过工程款。邓昌宗并非我公司工作人员，同时邓昌宗也未得到我公司的任何授权，所以邓昌宗向谢荣良出具的欠条与我公司无关。综上，本案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谢荣良对我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五建公司辩称，我公司与谢荣良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谢荣良在上诉状中称其在2012年至2013年间多次就劳务费给付问题与我公司、天山公司、长江公司及邓昌宗协商，这不符合事实，谢荣良在本案之前，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劳务费。本案案由是劳务合同纠纷，谢荣良和长江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本案中不存在谢荣良认为的我公司把工程转包给其施工的事实，实际本案审理的是谢荣良与邓昌宗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谢荣良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意见错误，谢荣良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谢荣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天山公司辩称，谢荣良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劳务费2,000,000元及利息210,000元”，二审的上诉请求又变更为“给付工程款1,870,000元及利息470,000元”。可见其诉讼请求的性质与数额均发生了明显变更。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二审中改变诉讼请求，除非双方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否则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工程款与劳务费内涵明显不同。工程款一般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四个部分组成，直接费主要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和措施费，间接费主要包括管理费和规费。而劳务费仅仅为劳务者提供劳务时产生的费用，工程款具有综合性、集中性的特点，劳务费具有单一性、分散性的特点，法律法规对二者主体资质要求标准截然不同。本案为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标的物为劳务费，不是工程款。谢荣良诉讼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劳务费或者工程款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发包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有三个，缺一不可，即：1．发包人仅仅针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不针对劳务提供者；2．因为实际施工人与工程承包者之间订立的合同因违法转包、非法分包或借用施工资质等违法行为而归于无效，使得实际施工人取得工程款遇到障碍，即工程款权利难以实现时；3．发包人的确欠付承包人工程款。本案中，谢荣良并非实际施工人，其依据自认为有效的劳务合同主张权利，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公司有欠付工程款的事实。谢荣良在一审时所举证据是其与邓昌宗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确定双方为劳务分包关系，该协议记载的提供劳务的地点和项目与邓昌宗书写的提供劳务的地点和项目差别很大。协议书也没有约定劳务的范围、单价和数量等基本条款，欠条也非常随意和简单。关于邓昌宗给谢荣良支付的260,000元款项问题，也仅是二人的陈述，并不明确。综上，谢荣良与我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归责于我公司的法定事由，双方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谢荣良起诉我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谢荣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邓昌宗述称，我对谢荣良主张的欠款数额认可且该欠款数额属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我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愿意向谢荣良支付劳务费和利息。关于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谢荣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昌宗、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共同向我给付劳务费2,000,000元，并支付延期付款利息21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日，谢荣良与邓昌宗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邓昌宗将位于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石河子天山铝业电解三车间工程劳务分包给谢荣良，分包范围为钢筋制作、砼砖。分包工作期限为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劳务报酬为，小红砖砌体每立方300元、母线柱找平二次浇筑每个轴线500元、安装螺栓每组480元、抹灰每平方米20元、零星用工150元、电解槽模版另加5元每平方米、防护架每平方8元、室内地坪每平方15元、走道板二次找平每平方10元、钢筋制作及绑扎每吨902元、砼为每立方35元、模版制作及安装每平方米55元、钢筋连接套筒每个10元、基础防腐每平方米10元。每年劳务工资，交工的工程付至90%，没交工的工程付至80%。2013年11月27日，邓昌宗给谢荣良出具结算单一组，载明：“2012年、2013年谢荣良在石河子天山铝业电解三车间及其它工程劳务工资合计14,200,000元。细数见后面4张细数表”。2016年1月2日，邓昌宗给谢荣良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谢荣良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公司天山铝业铝厂三车间项目劳务工资2,000,000元。2017年3月10日，谢荣良与邓昌宗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一、2012年至2013年期间，甲（谢荣良）乙（邓昌宗）双方达成劳务分包协议，劳务内容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天山铝业铝厂三车间劳务，后经双方结算，乙方累计欠付甲方劳务费2,00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2日出具欠条。乙方对上述欠款内容无异议。二、根据乙方反映，其与五建公司就上述工程至今未进行工程决算，因此付款事宜至今未解决。乙方就该事宜已与五建公司协商，并承诺在2017年6月20日前解决。2018年5月，邓昌宗给谢荣良转账支付260,000元。邓昌宗及谢荣良均认可2018年5月，邓昌宗支付的260,000元中，130,000元为本案劳务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谢荣良与邓昌宗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落款处虽然有长江公司办事处的印章，但印章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并非长江公司办事处印章，故该合同对长江公司不发生合同效力。因此，该份合同系谢荣良与邓昌宗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现谢荣良劳务提供完毕，双方进行了劳务结算并对未付款数额确认，故邓昌宗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劳务费的义务，现谢荣良主张劳务费2,000,000元，扣除邓昌宗已经支付的130,000元，一审法院就合理部分1,870,000元予以支持。邓昌宗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务费用，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损失，现谢荣良主张逾期利息210,000元，谢荣良按照本金2,000,000元、年利率6%，从2016年1月2日至2017年10月21日的逾期利息，谢荣良主张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长江公司、天山公司及五建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长江公司、天山公司与五建公司并非劳务合同的相对方，不应当承担劳务合同的责任，故一审法院驳回谢荣良对天山公司、长江公司及五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一、邓昌宗支付谢荣良劳务费1,870,000元；二、邓昌宗支付谢荣良逾期付款利息210,000元；三、驳回谢荣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谢荣良对天山公司、长江公司及五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谢荣良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其在建设银行的银行卡自2012年11月26日至2014年5月20日期间的交易明细记录单7份，用以证明五建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向其支付490,000元，于2012年11月30日向其支付784,000元，于2012年12月24日向其支付713,160元，于2013年8月15日向其支付1,000,000元，于2014年1月17日向其支付1,500,000元，这些款项的支付均发生在谢荣良与邓昌宗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后，五建公司向谢荣良直接支付款项的行为表明谢荣良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五建公司质证认为：谢荣良提交的上述证据是在一审之前形成的证据，其在一审中未出示，在二审出示已经超出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中均未加盖银行机构的正式印章，我公司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存疑。经我公司核对账目，我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2012年11月28日、2012年12月24日、2013年8月13日及2014年1月15日，向长江公司支付工程款时，应长江公司的要求直接向谢荣良支付了相应款项，由长江公司向我公司出具了收据，收据加盖有长江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处财务专用章，我公司支付款项数额与谢荣良陈述的一致，但我公司向谢荣良支付款项系代付行为，且谢荣良在长江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向我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在经手人处签字，谢荣良对我公司是按长江公司要求向其代为支付劳务费的行为性质是清楚的。故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天山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是2012年形成的，且是谢荣良自己的银行账户，谢荣良可以随时查询，本案是2017年开始诉讼的，故这些证据应当在一审中予以出示，并非新证据，且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与我公司无关，不能证明我公司负有向谢荣良支付劳务费的义务。邓昌宗质证认为：证据的内容与我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关于证据有效性的意见，我同意五建公司的意见。长江公司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谢荣良提交的交易明细单中反映的五建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数额，与五建公司自行核对的款项数额一致，从该交易明细单载明的摘要描述也可反映出支付的款项为劳务费，故本院对谢荣良提交的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及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谢荣良与邓昌宗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首部甲方名称为邓昌宗，乙方名称为谢荣良，尾部加盖一枚名称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驻新疆（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印章，并有邓昌宗的签名。2012年5月25日，五建公司签订的合同书首部甲方名称为五建公司，乙方名称为长江公司，尾部加盖一枚名称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人处有邓昌宗的签名，该两份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经一审法院委托新疆美愿双语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该两枚印章与长江公司所使用的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涉案的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石河子天山铝业电解三车间工程的发包方系天山公司。五建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向谢荣良支付490,000元，于2012年11月30日向谢荣良支付784,000元，于2012年12月24日向谢荣良支付713,160元，于2013年8月15日向谢荣良支付1,000,000元，于2014年1月17日向谢荣良支付1,5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谢荣良要求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邓昌宗应向谢荣良给付的工程欠款1,870,000元及利息210,000元数额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谢荣良与邓昌宗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虽加盖有名称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驻新疆（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印章，但该印章经鉴定程序，结论为该印章与长江公司使用的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即该印章为伪造印章，而该合同的首部甲方名称为邓昌宗，并非长江公司，尾部也有邓昌宗的签名，再结合涉案劳务履行过程中形成的结算单及欠条等书面文件均为邓昌宗向谢荣良出具，并无长江公司确认的事实，且谢荣良也再无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印证涉案劳务合同的相对方为长江公司，故应当认定涉案劳务合同系邓昌宗与谢荣良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相对方应为邓昌宗和谢荣良。邓昌宗与谢荣良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劳务分包合同，从合同约定的分包范围及劳务报酬等内容，可以反映出谢荣良在涉案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石河子天山铝业电解三车间工程中系提供劳务的劳务分包人，双方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谢荣良向邓昌宗提供劳务，由邓昌宗向其支付劳务费用。谢荣良认为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要求五建公司、长江公司及天山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实际施工人为无效合同情形下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包括转包合同的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缺乏相应资质而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而谢荣良在本案中与邓昌宗签订的系劳务分包合同，其施工的内容也仅限于涉案整体工程的劳务部分，并非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谢荣良并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特点，且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本案中的五建公司与长江公司也并非发包人的身份，五建公司虽有直接向谢荣良付款的行为，但该行为并不表示其与谢荣良之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五建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根据与其签订转包合同一方的指示，代为向劳务施工人支付款项的行为，符合建筑市场的一般交易习惯，各方之间还是根据各自签订的合同，对合同相对方负责，谢荣良认为五建公司向其直接付款的行为可以表明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谢荣良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的关联性，本院亦不予确认。综上，长江公司、五建公司及天山公司与谢荣良之间均无合同关系，谢荣良也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涉案劳务结算行为也是发生在邓昌宗与谢荣良之间，结算单及欠条均是邓昌宗所出具，长江公司、五建公司及天山公司均未予确认，故谢荣良要求五建公司、天山公司及长江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邓昌宗应向谢荣良给付的工程欠款1,870,000元及利息210,000元数额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邓昌宗向谢荣良出具的欠条及双方认可的付款事实及数额，判决邓昌宗向谢荣良承担支付劳务费及利息损失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谢荣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20.00元（谢荣良已预交），由谢荣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宁 审判员 瞿佩茹 审判员 卫 杨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余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