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773号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之一。负责人：彭新强，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吕文，男，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通讯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佳，男，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诉被告刘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陈吕文，被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佳向原告赔偿2019年1月至2月期间的经济损失566790.75元（以原告提供的列表为准）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以566790.7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9月2日起到原告的4S店担任店长，负责全面运行销售管理等。原告对4S店高管管理责任有明文要求：严格执行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若新车单台零售价格过低，导致其实际销售毛利相比上述综合毛利标准，降幅超过上述综合毛利标准12%的，应向集团特约店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集团特约店管理中心品牌总经理（或其授权人）书面批准后，方可销售。被告任职期间，作为公司高管违反上述违背忠实义务，导致原告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损失巨大。被告刘佳辩称：原告的经营损失系其自行计算，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在原告4S店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并非总经理，不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领取的工资标准也不是总经理待遇。公司的经营行为及被告的职务行为均受公司高层的安排，公司财务也由原告控制，原告在新车销售合约等文件上签字均属职务行为，对公司经营不具备决策权。原告提供的2019年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上的签字不是被告签字，且签字时间时间显示为2019年8月16日，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原告提交的管理责任承诺书及企业安全责任书等文件，除签名外其他内容也非被告本人所写。综上原告将经营风险转嫁雇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结合本案庭审笔录，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0日，负责人彭新强，为该分公司总经理，营业场所为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488号之一。被告通过招聘入职原告公司，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入职职位为总经理助理。被告在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的《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本人作为凯迪汽车品牌特约店（即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本人作为本店第一经营管理责任人，对本店经营合法、合规性负责。如本店在日常经营、文件签订、信用管理等过程中，因本人故意或过失导致本店发生任何违法、违规或者违约行为，或给本店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人将主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被告在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的《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书》上签字确认：本人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作为本公司/部分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特签订本责任书等内容。在2019年1-2月期间，原告公司对外签署的24份《新车销售合约》中，被告确认由其本人在合约落款卖方“总经理签名”处签名的共17份。2019年7月3日，原告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文件《凯迪成交价对比（4）.xlsx》，被告回复“是不是把调拨车和南海、南庄的车也算进去了？”原告财务人员再次发送文件《芳村凯迪2019年1-6月交车明细表1.xlsx》，被告回复“如果算进去了会拉低单车毛利”。2019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提交了书面离职申请书，申请书载明预定离职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2020年2月27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沙自贸区分所出具《关于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019年1-2月24台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补充说明（大信内专审字[2020]第10002号）》确认，该事务所根据原告委托对2019年1-10月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就2019年1-2月份24台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补充更正为：被告未严格执行公司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标准，台均综合毛利均低于《2019年上半年度时利和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执行标准，共计造成公司综合毛利亏损566790.75元。诉讼中，原告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6日、第一责任人签名处有“刘佳”字样签名的《2019年上半年度时利和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以下简称“《综合毛利执行表》”），主张依据《综合毛利执行表》的规定，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9日期间，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被告违反该规定给原告带来损害。原告申请对该《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在“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签字“刘佳”以及在“身份证号码”填写“130223198302140019”的笔迹是否为被告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本院经摇珠选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工作，鉴定机构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穗司鉴204401000614900094），鉴定意见为检材《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在“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签字“刘佳”的笔迹与样本《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企业安全责任承诺书》及《笔迹样本提取表（一）》不是同一人所写；检材《综合毛利执行表》“身份证号码”处填写“130223198302140019”的笔迹与样本《笔迹样本提取表（二）》不是同一人所写。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是否为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二、被告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关于被告是否为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告于2019年2月15日签署的《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载明，被告作为凯迪汽车品牌特约店（即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作为本店第一经营管理责任人，对本店经营合法、合规性负责等内容。被告主张上述承诺书除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不是被告所写，故对其内容不予确认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结合被告在原告公司于2019年1月-2月期间对外签订的部分销售合同落款“总经理”处签字的行为，本院依法认定被告为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于2019年1月-2月期间，因未严格执行《综合毛利执行表》上规定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新车单台零售价格过低，给原告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但根据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显示，该《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的签字及“身份证号码”处填写的笔迹并非被告所签。因此，即使被告为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但并无证据证实被告确认《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列明的新车毛利率标准，即原告主张被告告违反《综合毛利执行表》的规定，违规低价销售车辆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566790.75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34元、财产保全费3354元，由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本案鉴定费11681元，由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郑 茵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汨诗梁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