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3民初1054号 原告：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桂园怡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MA32TDG26E。 法定代表人：吕治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昂，上海预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亚梅，女，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锋，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好车公司”）与被告陶亚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昂、被告陶亚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好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好车公司无需支付陶亚梅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的工资146650.42元；2.请求法院判令好车公司无需支付陶亚梅2018年年终奖金税后274604.5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陶亚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陶亚梅无视《劳动合同》之约定，违反《员工手册》之规定长期无故旷工，未依约向好车公司提供劳动，故其无权向好车公司主张自2019年8月至11月期间的工资报酬。首先，根据好车公司与陶亚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3条“工作时间”之约定，陶亚梅执行“标准工时制”的工时制度，同时好车公司《员工手册》第五章“考勤管理”中第一条“考勤规定”的第1.2款规定“福州公司实行考勤打卡制度。员工上下班需要员工本人打卡，不允许代打卡。考勤记录，以公司考勤系统记录的数据为准。”故陶亚梅负有打卡考勤之义务。而自2019年7月底至陶亚梅向好车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之日（2019年11月6日）止，考勤系统中无任何打卡记录，即陶亚梅实际处于旷工状态未依约向好车公司提供工作，该行为严重违反《劳动合同》以及好车公司规章制度，故其无权向好车公司主张前述期间内的劳动报酬。其次，陶亚梅口头通知好车公司其于2019年7月24日需前往医院就医，并告知要“请一段时间假了”，随后即消极对待工作并长期处于“请假”状态。根据《员工手册》第六章“休假管理”第二条“病假”的相关约定，公司员工欲申请病假必须提交医保定点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原件同时经过公司审批流程，方可休病假。然而根据好车公司的核实，陶亚梅在口头通知好车公司其要“请一段时间假了”之后并未在钉钉APP中提起任何正式的病假审批流程，亦未向公司提交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故其自2019年7月底至2019年11月6日不符合好车公司休病假的相关规定，亦无权主张病假工资，其随意擅自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形实际属于旷工。最后，根据《劳动合同》之约定，陶亚梅作为好车公司总裁（即公司法意义上的“经理”），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管理、人事调配负有重大责任，享有好车公司股东、投资人对其赋予的重要权力与信任，故其对好车公司负有信托义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然而陶亚梅作为公司高管，非但没有以身作则尽心尽力服务于公司，反而公然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违背公司制度，完全辜负了公司、股东以及其他投资人对其所倾注的信任与培养，其无故旷工长达4个月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其作为高管的信托责任与忠实勤勉义务，其无权主张该期间内的劳动报酬。二、好车公司与陶亚梅并未就“年终绩效奖金”作出任何约定，发放奖金系好车公司可自由决定的事项，且好车公司2018年度财务严重亏损不存在向陶亚梅发放年终奖的可能，故陶亚梅在2018年度不享有所谓的“年终绩效奖金”。首先，好车公司与陶亚梅签订的《劳动合同》第7条约定“乙方的奖金（如有）、津贴（如有），按照甲方相关规定执行。甲方有权根据经营、乙方的工作表现等情况对奖金及津贴发放和管理办法进行调整”，好车公司的《员工手册》亦未约定员工享有固定的年终奖。故陶亚梅所主张的“年终绩效奖金”并非是约定于《劳动合同》合同中的固定收入，更非工资的组成部分。该奖金系好车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或员工业绩表现决定给予员工的特殊奖励，不属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范畴，好车公司对于该奖金的发放享有绝对的自主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亦支持了好车公司上述观点。根据好车公司的综合考量，陶亚梅于2018年度不享有任何年终奖，故不存在陶亚梅所主张的“2018年所扣的年终绩效奖金”。其次，2018年度好车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根据证监会网站所公布的“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35页可知，好车公司于当期亏损2.3亿元。在承受如此巨大的亏损同时，好车公司不可能对陶亚梅作出任何形式的奖励，故陶亚梅不享有其所谓的“2018年年终绩效奖金”。再次，陶亚梅对于其所主张的“税后274604.5元2018年终绩效奖金”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年终奖存在相关书面约定，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2018年终绩效奖金”的计算方法，故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案件审理原则，陶亚梅关于“2018年终绩效奖金”的请求不应当被支持。最后，陶亚梅作为好车公司的高管，全面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并掌控公司业务的发展，是好车公司业务、人事、财务的总负责人，理所应当为好车公司业务的持续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甚者，在2019年7月底，陶亚梅不仅没有帮助公司脱离困境，尽到公司高管的忠实、勤勉义务，反而擅自长期“休假”对公司落井下石。好车公司的股东、投资人念及多年共事之旧情，未向作为公司高管的被申请人进行问责，现其反而向好车公司主张并不存在的“年终绩效奖金”实属无理取闹。三、好车公司与陶亚梅劳动合同关系于2019年11月8日协商解除，陶亚梅无权向好车公司主张离职后的工资。首先，好车公司《员工手册》第四章“离职管理”第一条“主动离职”第1.2.1款明确规定“员工在钉钉上填写《员工离职申请》，上传手写书面离职申请书，经各部门同意审批完成”。该条款已经明确了好车公司员工在提起主动离职时需要办理的手续。其次，陶亚梅于2019年11月6日通过钉钉APP发起离职申请流程，好车公司此时已经对陶亚梅长期无故旷工，违背作为高管职业准则的行为失去信心与耐心，遂各部门在2019年11月8日同意了陶亚梅的离职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故好车公司与陶亚梅已经于2019年11月8日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劳动合同关系于该日解除。最后，好车公司与陶亚梅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于2019年11月8日解除，故陶亚梅无权要求好车公司向其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后的工资。 陶亚梅辩称，一、福州市劳动仲裁院作出的榕劳人仲字[2019]第704裁决书对于答辩人2019年8月15日至12月5日期间劳动事实认定正确。首先，答辩人自2015年10月1日入职后，从事总裁一职，根据合同第3条，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对答辩人的工作地点不做具体规定，四年多的工作时间内好车公司从未要求答辩人需要打卡考勤，答辩人也从未考勤记录。好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是否要求答辩人上班进行考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次，答辩人作为公司总裁，统管公司大小事务，工作方式具有特殊性，才便于处理各项事务，此种不需要固定打卡考勤的工作方式，不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是所有企业负责人的工作方式，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通过考勤来约束自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2019年8月15日至12月5日期间，答辩人通过微信、钉钉、邮件等方式管理公司，与之前的工作内容无异。对于答辩人是否到好车公司内处理工作事宜，只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好车公司对于答辩人工作方式的不同并未提出异议。说明好车公司是认可接受此种方式。二、福州市劳动仲裁院作出的榕劳人仲案字[2019]第704裁决书对于年终奖应于发放事实认定正确。首先，年终奖属于奖金，奖金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劳动报酬的减少，好车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好车公司有权对奖金数额和发放条件进行调整，根据合同工资待遇第7条规定，甲方可以通过奖金和津贴管理办法调整奖金，但是好车公司并未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本案中，好车公司应该提供相应的考核依据及分配办理，且答辩人签字认可的。任意拒发少发工资报酬的行为都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和法律尊严的践踏。好车公司诉称公司亏损要答辩人承担责任，答辩人要说明的是亏损并不是答辩人所负责的业务板块造成的，而是PTP业务停滞致使公司资金资链断裂导致，答辩人在职期间，每日平均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已经尽到了作为公司负责人的义务。最后，将固定工资分开发放，形成月薪及年终发放剩余部分工资，只是好车公司降低工资成本的一种方式，双方已经明确年薪是100万元。双方对于固定工作报酬已经约定非常明确，年终奖是好车公司单方的备注的内容，不能说明款项的真实性质。综上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陶亚梅于2015年10月1日入职好车公司，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1年9月30日止，约定陶亚梅从事总裁岗位工作。2019年7月22日陶亚梅以生病需开刀住院为由通过微信向好车公司请假一段时间，并承诺请假期间会办好份内工作。2019年11月6日，陶亚梅通过钉钉提交《员工离职申请》，称因身体原因需要静养提出离职，预计离职时间2019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8日，好车公司审批同意。 另查，陶亚梅提供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陶亚梅2017年实发工资共计480925.52元、2018年实发工资共计781230元（其中2018年2月12日支付一笔工资274604.5元，客户摘要显示“2017年终奖金”）、2019年1月至7月工资实发为341965.99元，2019年8月工资实发24613.32元。 2019年11月4日，好车公司支付陶亚梅2019年8月工资24613.32元，此后未再支付工资。好车公司为陶亚梅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基本养老保险及公积金个人缴费部分至2019年11月，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至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5日，陶亚梅以好车公司为被申请人向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好车公司支付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2月5日的工资（共3.5个月零4天）即税后181243.54元；2.好车公司支付2018年所扣的年终绩效奖金，税后274604.5元。2020年2月28日，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榕劳人仲案字[2019]第704号裁决书，裁决：一、好车公司向陶亚梅支付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人民币146650.42元；二、好车公司应向陶亚梅支付2018年年终奖金税后274604.5元；三、驳回陶亚梅的其他仲裁请求。 好车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遂成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陶亚梅与好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是依法订立的，双方均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陶亚梅在本案中提供了2019年4月至11月期间微信聊天记录、钉钉审批记录、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工作事实主张，己尽到了举证责任，本院就此确认陶亚梅于2019年8月15日至11月15日期间确有向好车公司提供劳务，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好车公司以陶亚梅未按公司要求打卡以及办理请假手续为由主张陶亚梅无故旷工，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陶亚梅曾在工作期间有过打卡考勤记录，本院认为该主张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不予采纳。退一步说，陶亚梅是否遵守了公司考勤管理规定属于公司内部行政管理范畴，也不能作为好车公司拒绝支付劳动报酬的抗辩理由。综上，好车公司应向陶亚梅支付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根据陶亚梅提供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9年1月至7月其工资实发为341965.99元，故本院就此认定陶亚梅的平均工资为48852.28元。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为146650.42元，即（48852.28元-24613.32元）+48852.28元×2个月+（48852.28元÷21.75天×11天）。 关于是否应发放“2018年终绩效奖金”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好车公司在诉讼中主张“2018年度财务严重亏损”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主张“有权根据经营、乙方的工作表现等情况对奖金及津贴发放和管理办法进行调整”，但未能提交相应的“奖金及津贴发放和管理办法”，故本院对好车公司的主张均不予采信。陶亚梅提交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终奖金”为274604.5元，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陶亚梅主张的2018年终奖274604.5元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陶亚梅支付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的工资146650.42元和2018年年终奖金税后274604.5元，以上共计421254.92元。 原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 群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洁淼 书 记 员  黄金林 附：一、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