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23民初1428号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陵县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84(1-1)。法定代表人：练志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斌，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皖雪，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实习)。被告：孙水英，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炎民，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公司）与被告孙水英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9）皖0223民初487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与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2020）皖02民终6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原告的申请，追加了孙炎民为本案的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斌、陈皖雪，被告孙水英、孙炎民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温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补助款439246.6元；2.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处领取803头猪苗，养殖期限为170天。合同到期后，由原告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收回委托被告养殖的肉猪，扣除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猪苗等物料款后支付被告相应款项。合同签订后，被告在原告处共计领取了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价值439246.6元。但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原告委托被告养殖的该批肉猪被告政府强制扑杀，被告未能将肉猪交由原告回收。现被告获得了扑杀补助款574200元，考虑到实际情况，原告只是按照物料款的金额主张439246.6元。原告温氏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两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被告主体资格适格；3.《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证明原、被告孙水英之间就被告孙水英领取的猪苗、物料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约定，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养殖关系；4．猪苗、物料、领取清单、委托书、身份证及领取附件，证明被告孙水英及被告孙水英委托人在原告处领取的猪苗的时间，结合扑杀时间养殖时间为51天，同时证明了物料的数量、价款与诉讼请求价格一致；5.（南陵公司服务部）专业户结算表（两份）、南陵养猪籍山服务部养户结算单（一份）、南陵温氏合作家庭农场正常情况下收入，证明孙水英户以前（户主孙炎民系孙水英之弟）正常年份正常养殖周期的正常利润；6.猪舍外观照片，2019年7月11日拍摄的（在扑杀后拍摄），证明被告的猪舍并没有大的损坏；7.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对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8）98号文，证明按1200元每头发放强制扑杀标准。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孙水英辩称：1.孙水英没有获得补助款，不是适格被告，根据文昌镇政府出具的书面证明可知，发放补助款的性质是猪舍拆除补助资金，该款项是直接汇入孙炎民的银行账户，原告方诉请要求孙水英承担连带偿还补助款的诉请不应支持；2.退一步说，如果法庭认为孙水英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使用了原告方物料，因此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话，由于本案是系列案件，前期的案件已经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生效判决文书已经确认了本案是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依照合同约定，孙水英无需承担给付物料款；3.退一步说，即使法庭认为孙水英承担责任，涉案合同约定的物料价格是在正常履行合同能够履行下去的情况下约定的价格，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价格存在过高的情况，养殖户配合政府处理病猪防范瘟疫的过程中也有增加费用支出，且结合文昌镇政府的实际情况，发放补助款时考虑到了猪舍的投资损失等等，即使法庭认为孙水英承担责任，其责任比例应当低于50%。被告孙水英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出以下证据：1.孙水英养殖档案资料，证明孙水英的领苗数量、领料数量、保证金（订金）等相关情况。2.宣州区猪业协会出具的证明（原件）、宣城市先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2018年应收账款明细单（原件）、2018年6月份左右的安徽省仔猪行情价格，证明本案南陵温氏公司向养殖户出售的猪仔价格、饲料价格（即：公司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猪业协会证明》，30斤的仔猪，最高价卖到450元/条，450元除30斤=15元/斤，这是最高的市场价格，但同时向法庭说明，30斤的仔猪比12斤的仔猪在养殖时要好养殖的多。公司出售的仔猪311型号（猪饲料）为225元/包，市场价格高档的为144元，差额80元/包，原告出售的中猪313型号（中猪料）为150元/包，市场价格高档的为108元，差额40元/包。《行情价格》可以证明，猪苗市场价格13元/斤左右。《应收账明细账》中证明，25kg的小猪，600元/条，12元/斤。本案中：孙水英共领取饲料数量为640包，每包贵40元，即饲料款高于市场价格：40*640=25600元。孙水英领取猪苗803头，猪苗款315770元，通过公司提交的销售磅码单可以计算得出，其猪苗每斤单价为27.35元，市场价格13元/斤*14.54*803元=151783.06元，803头猪苗的公司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163986.94元。3.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02民终230号生效判决书，证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到非洲猪瘟类似案件时，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认定：“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及温氏公司不能通过回收猪肉而收回事先提供给养猪户的猪苗等物料款，养殖户也不能因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也就是说，生效判决文书已经认定，孙水英无需承担支付款项的责任。同时，该判决书对补助款作出的划分和认定，也是基于双方有养殖合同的关系所以才进行比例划分的，而本案中孙炎民与原告之间无任何委托养殖的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以上证据除证据2证明及明细单其他均系复印件。被告孙炎民辩称：孙炎民不同意向原告支付补助款，因为孙炎民与原告之间无合同关系，发生涉案的非洲瘟疫这一批肉猪是孙水英养殖的，是孙水英与公司签订的养殖合同，那么孙水英只是租赁了孙炎民的猪舍进行养殖而已，政府发放补助款时也明确了是发放猪舍拆除补助资金，而不是原告所陈述的生猪扑杀补助款，原告的诉请与孙炎民无任何关联，依法不承担付款责任。被告孙炎民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文昌镇政府证明原件、承诺书复印件，原件在政府（孙炎民提交），证明涉案补助款是政府发放给孙炎民的猪舍拆除补助资金，文昌镇政府结合上级文件要求，并结合文昌镇的实际情况，将补助资金发放给猪舍的所有权人孙炎民。证明涉案补助款的性质，不是原告所述的生猪扑杀补助款。因为一审和二审本案的孙炎民均不是被告，所以没有向法庭提交这一证据。2.银行转账凭证、短信截图，证明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向孙炎民本人发放了猪舍拆除补助金574200元，证明该补助资金是政府发放给孙炎民的猪舍拆除补助金，与孙水英没有关系。原告对于两被告的诉讼请求，均无法成立。3.孙启的身份证复印件、孙炎民、孙启的户口本复印件、关于同意建设孙启养殖场的通知、关于同意孙启生猪养殖设施的批复，证明孙炎民以子孙启的名义，向政府申请建设生猪养殖设施，并经政府批准。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两被告对于原告所举证据1、2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孙水英对于原告所举证据3无异议，被告孙炎民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显然与本案有着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被告孙水英对于原告所举证据4有异议，认为猪苗价格过高，并举出证据2加以证明，孙炎民认为与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在（2019）皖0223民初4874号案件中，孙水英确认了领取猪苗803头，领料金额438790.55元，即使被告孙水英认为猪苗和物料价格过高属实，也不能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猪苗、物料的价格，因为各供应单位的价格不一致属于市场价格浮动的范畴。故本院对于原告所举证据4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所举证据2不予采信。被告孙水英、孙炎民对于原告所举证据5、6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并质证认为猪舍内部已经拆除，在该照片上无法反映，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所举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可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所举证据6猪舍是否实际拆除有待本案重点要查明，孙炎民收到政府574200元是属于什么款项再作是否采信，而本院认为应是扑杀肉猪的补助款（详见说理），故对于该证据6不予采信；被告孙水英、孙炎民对于原告所举证据7无异议，本院对于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孙炎民对被告孙水英所举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于被告孙水英所举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于被告所举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孙水英所摘录的该句话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因为本案审理的是政府给予574200元性质以及是否可以裁判调整，被告所举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孙水英对于被告孙炎民所举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对于被告孙炎民所举证据1有异议，认为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原告对于被告所举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574200元款项性质，本院认为，被告孙炎民所举证据1和证据2，被告没有举出574200元的性质，相反原告举出了证据7证实了因非洲猪瘟强制扑杀给予补助的事实，被告孙炎民没有足够证据证明574200元的性质，应认定该574200元属于扑杀补助款。原告对于被告孙炎民所举证据3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根据上述认定和采信的证据，对于原告的质证意见应予以采信。根据原告、被告的陈述、认定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孙水英签订了《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约定：1.原告委托被告孙水英养殖肉猪期限为领猪苗后的170天内。2.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3.原告负责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饲养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4.原告为被告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被告孙水英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不能擅自处理。5.被告孙水英负责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需要的费用。6.被告孙水英对原告提供的各种物料和肉猪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被告孙水英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肉猪交付公司回收。7.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8.确定本批饲养数量为803头，具体以领苗单为准；原告向被告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金额以南陵温氏物（2018）5号文件为准，原告向被告孙水英提供的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饲料、各种药物、疫苗的数量及价格以农场主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准。被告孙水英领取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在肉猪回收时，原告支付被告孙水英的价款中扣除。9.对肉猪回收标准及价格，约定：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为每斤7元，单头体重在110斤至170斤之间，或稍有残缺，为每斤6元等，被告孙水英提供给原告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原告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农场主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的价格及肉猪的回收价格进行10%以内的调整，以确保农场主利益。原告按时、按量回收符合上市标准的肉猪，并及时支付结算款项。10.对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专条约定。合同还约定的其他事项。2018年7月29日，被告孙水英依合同约定在原告处领取猪苗803头进行饲养，至2018年9月份该批猪被扑杀时被告孙水英在原告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价值439246.6元。因非洲猪瘟疫情，2018年9月20日左右，被告所领养的肉猪783头被强制扑杀（其余猪在之前饲养中病死）。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以猪舍拆除补助资金名义将574200元汇至孙炎民账户。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规定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该通知未见有对猪舍进行补助。另查明：孙炎民系孙水英之弟，孙水英租赁了孙炎民的猪舍饲养涉案的肉猪，被扑杀的肉猪养殖了51天。庭审中，孙水英称没有领取任何扑杀补助款。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孙水英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8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孙水英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既有委托内容也有双向买卖内容，既有风险单方承担也有风险共担的约定，既有原告提供的猪苗等物料、技术指导的内容也有被告人、财、物付出和养殖管理的内容，体现了“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根本特征，并非《合同法》规定的单纯的委托合同或买卖合同或技术服务合同，兼具了委托、买卖、技术服务法律行为，相应行为应受相应法律规则调整，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是一种无名合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将其概括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有关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二、关于案涉补助款如何定性及处理的问题。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孙水英将养殖成品的肉猪出售给原告，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等回收肉猪，原告在扣除其事先提供给被告孙水英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而产生的货款后，将余下款项交给被告孙水英，该余下款项就是被告孙水英养殖肉猪的收入。但是，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双方无法预见的风险或疫情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怎么办？对此，双方在《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合同》中约定：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由此可知，双方对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产生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互不追究。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该疫情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即原告不能通过回收肉猪而收回事先提供给被告孙水英的猪苗等物料款，被告孙水英也不能向原告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但是，双方没有对政府因非洲猪瘟疫情扑杀肉猪而给予相应扑杀补助款如何分配作出约定。为此，原告现要求补助款574200元中439246.60元归其所有，而被告孙水英辩解其至今未获得扑杀补助款，被告孙炎民辩解，其提供的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了补助款是拆除猪舍的补助款，而猪舍是被告孙炎民建造的，故补助款归其所有。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有原告为被告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被告孙水英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的约定，该约定类似于保留所有权买卖，系有效约定。但该约定不适用于本案。根据公平原则，对补助款适当归原告所有符合本案事实。对被告孙炎民的辩解，本院认为，其一，文昌镇政府的《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应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的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二，文昌镇政府的《证明》在事后出具，并未附相应文件及会议纪要。其三，补助款并非来源于文昌镇政府财政资金，而是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确定的相应层级的政府财政资金，补助对象及性质应由相应层级的政府进行说明、解释。从该通知内容来看，根本不涉及猪舍拆除补助问题。所以，对被告孙炎民补助款与原告无关联，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基于以上分析，案涉补助款是因基于肉猪被扑杀而产生，应是扑杀肉猪的补助款。从文件形式看，上述通知是按通常情形下确定补助对象的，即直接养殖被扑杀肉猪的养殖户，不可能也无法考虑现实生活中被扑杀肉猪的权属存在多种形态，但本案被告孙水英作为养殖户并未支付相应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原告，故补助对象不宜确定为被告孙水英；然而，对被扑杀的肉猪被告孙水英又付出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补助对象将被告孙水英完全排除在外也不妥当。所以，本院认为，补助对象在表面上为被告孙水英一方，在实质上应为原、被告孙水英双方，故补助款为双方共有。《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被告孙水英的饲养的肉猪现存的783头肉猪被强制扑杀，产生补助款574200元。截止2018年9月，被告孙水英在原告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439246.6元。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原告提供的猪苗、饲料等物料价格、被告孙水英的付出、养殖时间及双方抗风险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其他已经判决的类案，为了维护裁判的统一性，本院酌定原告分得补助款61%，即350262元(574200元×61%)。因补助款被被告孙炎民领取，孙炎民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孙炎民不愿返还，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孙炎民应当予以返还；孙炎民与孙水英具有姐弟特殊利害关系，政府将补贴款打给孙炎民，孙水英至今没有向孙炎民主张，两被告存在相互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孙水英亦负有返还上述款项的责任，综上，本院对于被告的辩解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炎民、孙水英共同给付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35026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案件受理费7888元，由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负担3076元，被告孙炎民、孙水英负担48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晓华人民陪审员  包家凤人民陪审员  方 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徐 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及司法解释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