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喜娣，女，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65。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琰红，男，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16。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时英亚，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之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78M。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桥，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匡洲，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喜娣、沈琰红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桂土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3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喜娣、沈琰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退还预收的增值税税款22365.9元；3.由容桂土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增值税发票之间就房屋价款变化的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了涉案房屋的单价及总价，但未明确约定该价格内是否含税。《补充协议》则清楚约定了房屋总价中包含税款，把房屋总价构成予以分解，即房屋总价款由不含增值税房款和增值税税额相加组成，计算税额的税率也约定得很清楚。故仅就房屋总价款来讲，《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不矛盾。2.存在争议的是增值税发票上“房屋面积、单价、金额、税额、价税合计”如何开具的问题。①房屋面积：《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了房屋面积按套内面积计算，《补充协议》无约定，所以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但增值税发票写的却是建筑面积；②单价：《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按套内面积计算单价，《补充协议》无约定，所以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但增值税发票写的却是建筑面积单价；③金额（即不含税房价)：《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补充协议》有约定，应按《补充协议》约定；④税率：《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补充协议》有约定，应按《补充协议》约定，但增值税发票上的税率与约定不符；⑤税额：《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补充协议》有约定，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由于税率与约定不符，所以税额也同样产生差异；⑥价税合计：《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是房屋总价，而《补充协议》对不含税房价及增值税均有约定，所以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由于税率、税额与约定不符，所以价税合计与约定的房屋总价也产生差异。3.本案是因为增值税发票上的税率及税额与《补充协议》约定不符引发。《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税额、税率，而《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相关约定，所以应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开具增值税发票。《补充协议》第十九条约定：“双方一致确认：对本《补充协议》及附录的条款含义认识一致，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即《补充协议》是买卖双方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对其进行的完善、修改和变更，是双方最终达成的合意，一审判决罔顾基本事实，在有明确规定及约定的情形下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增值税发票开具的依据，显然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认为容桂土发公司退还的面积差款是根据套内面积单价计算出来，并由此导出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观点错误。如前所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总价是按套内面积乘以单价的方式计算得出，故容桂土发公司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及实际发生的面积差予以退还差额款。该事实是基于房屋计价方式的约定进行，刘喜娣、沈琰红对此无异议。但需要明确一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总价及单价均是含税价，所以在容桂土发公司退回的面积差款中其实也包含了税款。但本案争议的并非计价方式而是价格构成问题。计价方式与价格构成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计价方式反映的是房屋总价与房屋面积及单价之间的关系；价格构成则反映房屋总价与房屋不含税价格、税额（税率）之间的关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房屋买卖双方约定的税额（税率）是否与增值税发票上的税额（税率）一致及所产生的税款差额是否需要退还问题。因此，该争议属于房屋总价款的构成问题，即房屋买卖双方有无约定过房屋价款中所包含的税额（税率）及增值税发票上税额（税率）是否与约定一致的问题。一审判决对明确约定税额（税率）的《补充协议》视而不见，而以仅约定计价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处理争议的理据，显然没有正确把握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容桂土发公司已就房屋面积的约定与实际交付面积不符而产生的差额向刘喜娣、沈琰红退款。同理，容桂土发公司也应将双方对增值税税额（税率）的约定与实际产生的税额（税率）不符而产生的差额退还给刘喜娣、沈琰红。（三）关于增值税发票记载事项的反推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增值税发票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单价金额的小数点后还有六七位数字，人民币的计量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如此计价，连角、分甚至是毫都无法表述出发票上的房屋单价金额。正是容桂土发公司通过房屋总价、税率、面积反推计算出不含税房价、税额及房屋单价，增值税发票上的房屋单价。不含税房价及税额无论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补充协议》中都没有约定，完全是其单方拼凑数字得出的结果。相反，刘喜娣、沈琰红倒推算法是基于《补充协议》约定的税率、房屋总价而计算出增值税税额，与《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均无冲突及矛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诉争焦点并非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款或《补充协议》的条款理解存在争议，而是增值税发票应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补充协议》的约定予以开具，在二者约定不一致的情形下如何采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及《补充协议》第十九条对解决该问题已有明确具体规定，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作出判决，显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二）本案争议的是容桂土发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刘喜娣、沈琰红预收增值税税款，当预收税款与其实际发生的税款不一致时，其差额是否应当退还问题。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年修订）第一条规定，认定容桂土发公司属增值税的纳税人。对此，刘喜娣、沈琰红并无异议，但容桂土发公司仅是增值税的纳税人，并非增值税的负税人。根据该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第六条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即容桂土发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销售方、纳税人，其销售房屋产生的销售额是向刘喜娣、沈琰红收取的价款和价外费用，但并不包括销项税额。销项税额是由销售方单独计算并向买方收取的，其计算方式为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也就是增值税的纳税主体虽然是销售方，但承担税款的负税人却是购买方。201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即增值税的承担者就是购买方。虽然201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对第五条的表述有一些调整，但作为销售方的纳税人向销售对象收取增值税的法律性质没有变化，增值税税款还是由购买方承担。事实上，在容桂土发公司开具给刘喜娣、沈琰红的增值税发票上就显示：对刘喜娣、沈琰红缴付款项的总金额采用的名称是“价税合计”，同时还单列出“金额”和“税额”，“金额”也就是不含税房价，这部分属于容桂土发公司的销售收入，“税额”则是归国家所有。容桂土发公司销售房屋缴纳的印花税就是以“金额”作为纳税基数，而不是以“价税合计”的金额纳税，进一步说明其销售所得收入中不包含增值税额。本案争议主要是“增值税”问题，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容桂土发公司是房屋的卖方，系属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刘喜娣、沈琰红是房屋的购买方，属于负税人，也就是承担税款的人。容桂土发公司作为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的增值税是由作为负税人的刘喜娣、沈琰红承担的。《补充协议》也正是基于国家税法规定约定了涉案房屋的不含税售价、增值税税额（税率），容桂土发公司收取的销售额即应当是不含税房价，而由容桂土发公司缴付给国家的增值税则是由作为买方的刘喜娣、沈琰红承担的。所以，对刘喜娣、沈琰红预缴的税额超出实际发生税额，容桂土发公司有义务将差额款予以退还，如果容桂土发公司将该差额款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则构成不当得利。容桂土发公司辩称，一、房屋总价款是面积乘单价计算得出，双方未通过任何条款明确将该约定变更。（一）无论从政府监管角度，还是从刘喜娣、沈琰红与容桂土发公司双方认购、签约及履约过程中，房屋总价款均确定是以面积乘单价，这是双方对房屋交易价格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符合顺德区房产交易习惯。（二）商品房的价格是交易达成的关键条款，如果交易双方没有通过条款明确约定进行调整，任何一方不应单方认定变更了条款，否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原理，也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刘喜娣、沈琰红仅以《补充协议》第十三条中约定不含税价格为由，自行认定变更了面积乘单价的计价方式，是刘喜娣、沈琰红的自行臆断及单方理解，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得到支持。（四）双方已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面积补差协议书》，对计价方式再次进行明确，即房屋总价款是根据面积及单价计算得出），且《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1款的约定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容桂土发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二、《补充协议》之所以约定不含税价、税率，仅是按营改增政策规定对“不含税房价、增值税金额及税率”的事实陈述，为计算印花税的考虑，并非更改房屋的计价方式。（一）《补充协议》中有关增值税税率的约定，是容桂土发公司在单价和总房价固定的前提下，按照购房时营改增政策的规定对当时适用税率的列明，是对法律规定的事实描述。该条款没有约定增值税调整时房价亦应调整或者补税退税，则双方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计价方式履约。（二）《补充协议》中之所以约定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容桂土发公司缴纳印花税的考虑。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4月25日视频会议及实操中地方税务机关要求的“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所以，容桂土发公司才在含税总价固定的前提下，根据增值税税率推算出不含税总价。增值税税率多少及不含税价与税率的客观描述并未改变双方对涉案房屋按面积乘单价计价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约定税率，只是方便缴纳印花税，不影响本合同的正常履行。相反，合同约定了按单价计价，如又有增值税退补，则房屋计价将产生混乱，无法操作。三、刘喜娣、沈琰红主张的仅支付不含税价款及其相应税费，没有合同约定，且对实际履约有重大影响。（一）刘喜娣、沈琰红主张的仅支付不含税价款及其相应税费，没有合同约定，刘喜娣、沈琰红不应自行臆断意思表示。即使《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了具体的不含税金额、税额，但该条款并没有明确约定“刘喜娣、沈琰红仅支付不含税价格以及其相应税费”的意思表示，何况该条款后半句还同时明确约定“刘喜娣、沈琰红应向容桂土发公司支付的房屋总价款金额”。（二）刘喜娣、沈琰红无法说明也不曾说明不含税价格是如何计算得出。容桂土发公司一审中提出，不含税价格是根据房屋总价款结合签约时的税率反算得出，刘喜娣、沈琰红不予认可。但刘喜娣、沈琰红没有说明不含税价格的计算方式（依据）是什么，其构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若按照刘喜娣、沈琰红的主张及单方理解：只要合同中约定了一个具体的金额（指不含税价格），双方就应遵照且仅遵照该金额执行，完全是违背合同约定及双方交易的真实意思。（三）刘喜娣、沈琰红主张不含税价款不变是错误的。尤其当出现面积差异时，无法进行多退少补，导致房屋的交易价格陷入混乱状态，无法结算。若坚持不含税价款不变，只有建立在房屋总价款固定且始终不变的基础上。但该主张将会导致交易价格与面积、单价无必然联系。如按照刘喜娣、沈琰红逻辑推算房屋价格构成，当出现面积差异时，需要再反算一个房屋单价才能进行退补，届时房屋单价就有两个，导致房价无法结算。因此，容桂土发公司主张房屋价格是面积乘单价，且单价是固定且唯一，符合合同约定和交易习惯。且当出现面积差异时，房屋总价可以进行结算，这一逻辑有理有据。四、刘喜娣、沈琰红主张容桂土发公司存在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喜娣、沈琰红列明的缴纳增值税的经济主体、法律主体等上诉意见，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内容，也不能证明税率下调时容桂土发公司存在不当得利情形、损害刘喜娣、沈琰红权益。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主体以及税率多少，是容桂土发公司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容桂土发公司与刘喜娣、沈琰红之间成立的是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即可。只要合同没有约定“降税则降价”，那么容桂土发公司就不存在非法占用所谓的增值税差额的行为。而《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2019年4月1日起执行）将原适用10%的增值税税率调整为9%，因此，容桂土发公司系基于国家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减税，该减税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五、房屋买卖价格相对固定，不因税率而变化，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和促进交易。商品房作为家庭大额财产，价格是交易双方慎重考虑后约定在条款中。从计价方式、交易目的和交易习惯等综合分析，购房总价均不应因增值税税率变化而作调整，否则不利于交易稳定。作为国家税务行政行为，“税率”随时可能调整、变化，交易双方均无法预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应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或单价为准，否则不利于合同的平稳履行和交易的稳定进行。本案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群诉风险，可能波及至全国范围内数百个房地产项目，届时不仅会导致国家税改政策目的的落空，更会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空前混乱，不利于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综上，刘喜娣、沈琰红的主张无法律与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喜娣、沈琰红全部诉讼请求。刘喜娣、沈琰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退还刘喜娣、沈琰红预缴的增值税税款22365.9元（计算方式：根据购房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出不含税的房价为房屋总价款1241307元÷1.11=1118294.59元，根据该不含税房价计算出应缴增值税为1118294.59元×11%=123012.41元，根据增值税发票上的税率计算出的增值税税款为1118294.59元×9%=100646.51元，123012.41元-100646.51元=22365.9元）；2.本案诉讼费由容桂土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9日，刘喜娣、沈琰红与容桂土发公司共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含附件、附录、补充协议），约定刘喜娣、沈琰红向容桂土发公司购买由容桂土发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办事处高黎社区居民委员会尚林二路2号容桂碧桂右里苑1座xxx号的房屋，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81.37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17.25平方米；合同第六条约定房屋单价按照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255.09元计算，房屋总价款为1241307元；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118294.59元，增值税为123012.41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1241307元，不包含在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含增值税价）中的，买受人应另支付给出卖人的税费详见附录一《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此后，由于涉案房屋的实际测量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存在误差，按建筑面积增加0.53平方米、按套内建筑面积减少0.49平方米，刘喜娣、沈琰红、容桂土发公司双方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面积补差协议书》约定以1241307元的总房价款以及按照套内面积每平方米15255.09元的单价为基础，由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退还7475元（15255.09元×0.49平方米，并四舍五入）。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交付开票日期为2019年6月14日的增值税发票一份，其中载明房屋面积为99.15平方米，单价为11416.600739元，税率为9%，税额101876.04元，房款总价123383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刘喜娣、沈琰红、容桂土发公司对于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情况不存在争议，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合同条文的理解不应当单独拿出某个条款进行解释，而应当将该条文置于整份合同之中，根据合同中的关联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解释。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计价方式为按照套内面积每平方米15255.09元计算得出总价款，《面积补差协议书》亦采用该种方式计算退款金额，即合同中约定的计价方式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认可的计价方式是相符的，且该计价方式与顺德区房产交易习惯相吻合，因此容桂土发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应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为准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对于《补充协议》中关于增值税税率的约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本案中，容桂土发公司作为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应当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因此在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刘喜娣、沈琰红并非该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税收征管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也不因刘喜娣、沈琰红、容桂土发公司之间的约定而改变，即容桂土发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义务是法定义务，而非约定义务，增值税的税率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而非由交易双方约定。刘喜娣、沈琰红在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房屋价款后，至于容桂土发公司以何种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影响刘喜娣、沈琰红作为购房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也不影响房屋价款的计价方式。最后，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交付的增值税发票系容桂土发公司完成增值税的缴纳之后由税务机关开具，是容桂土发公司完成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凭证，至于增值税发票中记载的内容系税务部门根据税收征管的要求填写，刘喜娣、沈琰红、容桂土发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仍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准，现刘喜娣、沈琰红以增值税发票中的记载事项进行反推，并以此为由主张容桂土发公司非法占有税率调整后的差额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刘喜娣、沈琰红、容桂土发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附录、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并不存在容桂土发公司在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之后不当得利的情况，刘喜娣、沈琰红要求容桂土发公司向其退还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喜娣、沈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79.58元，由刘喜娣、沈琰红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围绕诉辩双方意见，二审审查的焦点为：刘喜娣、沈琰红要求容桂土发公司以涉案房屋不含税房价为本金,按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税率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增值税税率差额退还该部分税款应否支持问题。刘喜娣、沈琰红上诉主张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涉案房屋的单价及总价，虽未就该价格内是否含税问题进行明确，但在《补充协议》对此予以明确，将涉案房屋总价分解为不含增值税房款和增值税税款两部分构成，涉案房屋约定缴纳的增值税适用税率与容桂土发公司实际向税务部门缴纳的增值税税率存在差额，容桂土发公司应向其退还增值税差额部分税款。容桂土发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双方关于涉案房屋总价款约定为固定总价，按套内面积乘单价计算，未通过任何条款作出变更，《面积补差协议书》对此计价方式再次明确，《补充协议》之所以约定不含税价、税率的房屋价款，仅是按营改增政策规定对“不含税房价、增值税金额及税率”的事实陈述，为计算印花税的考虑，并非更改房屋的计价方式，容桂土发公司为纳税义务主体，其因增值税调整而减税获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刘喜娣、沈琰红要求容桂土发公司退还差额税率缺乏依据。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房屋买卖双方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增值税税率与实际缴纳的税率理解不一致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在双方关于涉案房屋总价款构成及税费退还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结合涉案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合同履行及当前地区交易习惯等要素审查容桂土发公司应否承担差额税费退还责任。通过涉案买卖合同关于涉案房屋总价款构成约定及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总价款存在两种不同计价方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总价款按照面积乘单价方式确定，未涉及增值税缴纳主体及税率问题。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虽单列增值税及不含增值税的房价，但单列后的房价加上增值税总额所得的总房价仍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一致。此后，双方因面积差问题签订的《面积补差协议书》中，亦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退还差额部分的购房款，而非按照刘喜娣、沈琰红提出的以《补充协议》约定的不含税房款单价退还。之后，容桂土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备注载明涉案房屋总价（扣减差额部分的购房款后）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也是一致，也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不含增值税房价金额开具。以上事实可相互印证，证实双方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涉案房屋总价款构成该核心条款，确定为总价固定方式计价，即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整体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以面积乘单价确定总价）执行，而非按照《补充协议》关于税率及利率条款中约定的不含税房价执行。容桂土发公司本案中辩称《补充协议》约定的税率及房价条款虽对原合同约定的房屋成交价之条款进行变更，将房屋总成交价拆分为不含增值税房价及单列增值税项目，但该条款并未实际执行，不是双方合同真实意思，不应割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径行适用《补充协议》关于税率及不含税房价条款之约定确认其责任承担与上述事实相符，理据充分。此外，结合涉案房屋增值税承担主体进行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容桂土发公司作为涉案房屋出卖方，在本起房屋买卖合同形成的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属于纳税的义务主体，需缴纳的税费及税率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涉案房屋总价随增值税税率变化而调整，以及增值税税率递增后购买方需额外增付增值税，而涉案房屋按照总价固定方式销售符合顺德地区交易习惯。另如一审法院论析，刘喜娣、沈琰红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支付购房款后，容桂土发公司以何种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影响刘喜娣、沈琰红作为购房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容桂土发公司向刘喜娣、沈琰红交付的增值税发票系容桂土发公司完成增值税的缴纳之后由税务机关开具，是容桂土发公司完成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凭证。《补充协议》关于税率及利率条款也没有明确刘喜娣、沈琰红仅支付不含税价格及相应税费的意思表示，约定的不含增值税房屋成交价并未实际执行。基于上述论析，刘喜娣、沈琰红上诉提出《补充协议》已对原合同未约定的增值税问题进行补充，以增值税发票中的记载事项进行反推，主张容桂土发公司退还差额部分的增值税税款，与原合同关于涉案房屋成交价约定及实际执行情况不符，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合理有据，本院亦予维持。综上，刘喜娣、沈琰红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9.15元，由上诉人刘喜娣、沈琰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 翔审 判 员  翁丰好审 判 员  姜欣欣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邱雪碧书 记 员  赖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