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4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伟，男，汉族，1971年5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仪，汝州市全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牡丹大道**康城尚阁**。负责人：杨灵敏，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银果，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会政，男，汉族，1973年5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龙区。上诉人谢伟与被上诉人河南博同律所事务所（以下简称博同律所）、郭会政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谢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谢伟与博同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违反了《律师法》、《河南省司法厅关于明确和规范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行为的通知》、《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博同律所在与谢伟签订协议之前没有告知本案应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违法签订民事委托协议书，其内容是风险代理性质，协议是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格式条款相关规定，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书没有风险代理的字样，因此应当确定该协议书签订前没有告知谢伟按政府指导价收费的办法和标准，谢伟在知情的情况下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博同律所才可按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办理委托代理手续，该协议自始无效。二、郭会政签订协议时是实习律师，在实习期内不具备办案资格，更不能以博同律所的名义收费，其向法庭出示的三份河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其印刷时间是2017年，根据《发票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普通发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44号）明确了2018年1月1日起，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的代码调整为12位。该三份发票收款人也不应是吕银果，其开票人打印的是管理员，不是一个自然人。谢伟有理由相信该30000元是郭会政私藏腰包，并非律所收款，该发票谢伟也有权拒收。因此，应依法判令郭会政立即返还谢伟所交服务费3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法律文书确定之日止，逾期支付迟延履行金。博同律所辩称，一、案涉《民事委托协议书》是博同律所与谢伟双方经过充分磋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博同律所在接受委托前已就委托事务的诉讼法律服务风险及收费问题向谢伟告知，因谢伟认为一般委托代理收费过高，且利息部分能否胜诉尚不明确，主动提出基础律师费加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后谢伟与博同律所达成一致意见，博同律所根据双方磋商合意的结果拟定《民事委托协议书》，并交由谢伟查看，无异议后双方签订了涉案《民事委托协议书》。谢伟与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属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且不属于禁止风险代理性质的案件。谢伟与博同律所经自愿协商对该借款本金部分收取基础律师费，对利息部分及可能发生的迟延履行金实行风险代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是河南省律师协会于2016年5月3日经省律协七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属于律师行业性规范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二、博同律所的实习律师郭会政代收律师费并及时转交博同律所入账的行为不违反《律师法》之规定。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博同律所的实习律师郭会政代谢伟转交与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律师费并及时转交博同律所且律所亦及时入账并向委托人谢伟开具河南省普通增值税发票，其行为不属于律师个人私自收费，符合法律规定及行业规范。三、谢伟利用博同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实现了其诉讼效果，现意图撕毁契约，否认博同律所与其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书》，其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郭会政辩称，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当事人双方充分反复磋商达成合意的结果，合同签订前，涉及律师服务项目、费用承担以及相应的计费标准、条件、效果等问题，律所通过郭会政或者指导老师与谢伟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充分反复磋商，谢伟在就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反复磋商过程中，对律师费缴纳标准、风险代理的意义和后果向郭会政和指导老师进行了详尽的询问，也就相关律师费、诉讼费等诉讼成本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字前，谢伟又将合同拍照传给案涉借款关键人杨永河等予以认可。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不属于国家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范畴，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费计费标准、支付条件的约定，不但体现了民事合同法领域当事人公平、合法、意思自治原则，而且与《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之规定、原则、精神等相一致。二、郭会政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所涉案件服务中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郭会政并非合同主体当事人。郭会政时任实习律师，一切职业行为均在指导老师的指导和安排下进行，郭会政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三、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所涉案件即谢伟与杜俊仪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在代理人的据理力争和要求下，杜俊仪在庭审后终于认可了存在月息2%利率的事实，实现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效果。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郭会政立即返还原告所交服务费3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法律文书确定之日止，逾期支付迟延履行金。3、本案一切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4日，原告谢伟（甲方）与被告博同所（乙方）签订了一份《民事委托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为与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特委托乙方指派律师代理诉讼（仲裁），经双方协议，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协议主要内容为：“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吕银果、郭会政（实习）律师为甲方诉讼（仲裁）代理人；2、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甲方委托乙方为其诉讼的代理人。乙方代理权限：代为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仲裁）请求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等；3、双方协商同意律师服务费按以下办法交纳：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叁万元整（￥30000.00），剩余部分律师服务费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包含但不限于判决书、调解书、仲裁书等）确定的利息金额和可能发生的迟延履行金数额之和的30%计付；若甲方与杜俊义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则剩余部分律师服务费以甲方民事起诉状中请求的利息金额的30%计付；4、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洛阳市（不××、××区和各市××县）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和相关标准给予补助。5、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隐私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6、如乙方承办律师不按规定程序认真负责地从事代理事务，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甲方权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要求乙方如数退还或拒付代理费，并可依法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7、甲方须真实的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中止代理，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8、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9、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办理一审、二审、执行终结为止（含调解、案外和解、撤回起诉及本次执行终结等）。10、甲方如未如约交纳代理费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其代理工作和本代理协议，已收费用不再退还。如乙方在甲方未交纳全部代理费的情况下已经履行了全部工作，则乙方除有权要求甲方如数交纳代理费外，甲方应支付乙方从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以应缴代理费总额为基数，按每日百分之一标准计算违约金”。原告谢伟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被告博同所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2018年4月16日，原告谢伟通过户名王素红的账号62×××78向户名为被告郭会政（账号62×××77）网银转账金额30000.00人民币。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三张购买人为谢伟的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分别为30000元。王素红与原告谢伟系夫妻关系，于1993年5月3日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原告谢伟与被告博同所协议达成后，在谢伟诉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告博同所指派吕银果、被告郭会政（实习）为该案诉讼代理人，后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就谢伟诉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豫0482民初33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杜俊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谢伟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0月18日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019年11月26日谢伟与杜俊仪、执行担保人杜炳醇就申请执行人谢伟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达成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被告博同所于2019年12月26日向原告谢伟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您于2018年4月14日与我所签订了《民事委托协议书》，委托我所代理您与杜俊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为您提供了法律服务，现委托事项已经完成，支付剩余律师费条件已经具备，但经多次催促，您一直未能按时支付。经本所财务人员核算希望您在收到此函后，及时与本所联系并尽快支付拖欠的律师费，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声誉损失及诉累”。因双方该纠纷，原告诉至该院。审理中，因双方分歧较大，致调解不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被告博同所接受原告谢伟委托，从事民事诉讼代理活动后产生的代理费支付纠纷，系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被告博同所与原告谢伟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方式为原告谢伟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被告博同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叁万元整（￥30000.00），剩余部分律师服务费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包含但不限于判决书、调解书、仲裁书等）确定的利息金额和可能发生的迟延履行金数额之和的30%计付；若原告与杜俊义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则剩余部分律师服务费以原告民事起诉状中请求的利息金额的30%计付，从该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的代理方式实际为风险代理，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部分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是典型的民事合同行为，风险代理中，委托方与受托方均存在风险。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预见与被告博同所所签民事委托协议的法律后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禁止风险代理服务的范围，列举的四大类被禁止实行风险代理的情形，对于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被告博同所为原告所代理案件类型为涉及财产关系案件，并不在上述第十一条规定的禁止风险代理案件的范围内。且该民事委托协议为被告博同所盖章确认即以被告博同所的名义所签订，协议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博同所委派吕银果律师、实习律师郭会政对所委托的案件进行代理，且法院已经作出对原告谢伟有利的判决，原告在诉讼后也与债务人杜俊仪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民事委托协议的签订及案件的委托代理等事宜均由被告博同所名义进行且就委托事项完成了相应的目标和效果，非被告郭会政本人私自签订且进行代理。对于原告通过其妻王素红的银行账户向被告郭会政转款30000元律师服务费的问题，因被告博同所已出具有该30000元律师服务费的发票，并不以被告郭会政的名义出具发票，故非被告郭会政私自收费。综上，原告谢伟与被告博同所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故原告要求确认该《民事委托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返还该30000元律师服务费及利息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谢伟负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谢伟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名并接受博同律所的风险代理为其代理民事案件，上述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谢伟要求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并由博同律所退还律师服务费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谢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谢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邱平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