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91民初6981号原告：韩东成，男，199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原告：范超，男，199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云,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星星,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春雨，男，199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全,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东成、范超与被告沈春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正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云、高星星，被告沈春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石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东成、范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令确认沈春雨支付的定金443万元不予退还。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9日,原告韩东成、范超与被告沈春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韩东成、范超各将自己持有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超公司）的7.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额4370630175元），各自转让价格人民币350万元及包括下第二条内容所述资产50%，合计15%的股权转让给沈春雨,沈春雨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合计2218万元,包括租金价值及股权转让款。协议生效后3日内一次性向两原告各支付350万元、合计700万元,并将被告沈春雨合法拥有的位于合肥市房屋租赁使用权房屋中的约2300平方米房屋及相关装修物、设备、物品提供两原告使用10年,租金价值1518万元,使用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等。在两原告与沈春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不久，两原告与北京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北京中科创星合伙企业）于2019年1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该协议3.1条协议各方确定标的公司投后估值为人民币15000万元,即东超公司每股估值150万元。之后，韩东成、范超与沈春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参照该估值,确定15%的股份价值2218万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沈春雨负有先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但合同签订后,沈春雨没有按照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向两原告提供合法拥有位于合肥市房屋的租赁使用权的依据和凭证;沈春雨不能完成向两原告交付10年租金价值1518万元的房屋租赁使用权,两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019年9月22日,两原告向沈春雨发出催告通知书,要求沈春雨在通知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两原告全面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租金价值及股权转让款2218万元）。催告期满,沈春雨仍未完成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2019年9月28日,因沈春雨违约,致使两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的规定,两原告通知沈春雨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另，《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沈春雨向两原告支付转让款中443万元作为履行本合同之定金。因沈春雨违约,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因此，原告韩东成、范超将沈春雨诉至法院。被告沈春雨辩称：一、沈春雨已严格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自身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1、关于股权转让现金支付问题。沈春雨于转让协议签订后第三日即向两原告各支付了现金350万元，合计700万元。后两原告因财务处理原因，于2019年4月9日将款项退回沈春雨，次日沈春雨又向两原告指定账户分别转款300万元，合计600万元，余款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支付，各方对此无异议；2、关于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房屋问题。在转让协议签订时，两原告对房屋状况和租金价值均已经完全了解，双方以协议方式确定十年租金估值作价1518万元，完全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房屋即交由两原告实际使用，并由两原告进行装修装饰。两原告诉称沈春雨没有履行交付房屋等义务，与事实严重不符；3、原、被告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沈春雨已经按约履行协议的情况下，两原告总以征求其他股东同意为由拖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此，在双方协商时的来往函件中，两原告从没有提出沈春雨存有未履行房屋交付义务等任何违约行为，甚至明确认可沈春雨已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况。两原告仅在其单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前5天，以沈春雨没有交付房屋作为借口进行催告，沈春雨对其催告也回函驳斥，两原告随后提起本案诉讼。现诉争房屋仍在现场维持原状，由两原告空置，无人占用。因此，本案两原告诉称的沈春雨交房的违约行为，不符合事实；二、本案沈春雨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及没收定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沈春雨已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自身义务，但两原告却不按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本案两原告的行为明显违约。根据法律规定，两原告在违约的情形下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自2019年3月9日签订转让协议以来，沈春雨为履行协议，投资巨大，而两原告长期拖延办理股权变更，使得沈春雨投资无法得到保障，两原告的违约行为已造成沈春雨巨大损失，为此沈春雨已经另案提起诉讼。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韩东成、范超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公函，证明原告、被告主体适格及原告委托代理人手续合法；2、《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及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3、《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证明根据《股权转及增资协议》，韩东成、范超转让的股份估值2218万元，与上述协议估值相当;4、《催告通知书》、《解除通知书》及送达手续，证明沈春雨没有按照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提供合法拥有位于合肥市房屋的租赁使用权的依据或凭证，不能完成向韩东成、范超交付10年的房屋租赁使用权，没有完成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韩东成、范超向其发出催告通知书，沈春雨在催告后，仍未完成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韩东成、范超遂通知沈春雨解除合同；5、合肥嘉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嘉木合伙企业）与合肥高新科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科创公司）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就案涉股权转让，应当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的方式作出。而韩东成和范超只是向东超公司其他股东口头进行咨询，其他股东表示只要沈春雨按照合同履行，他们会按照规定予以配合，如果沈春雨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考虑到目标公司股东的个人诚信以及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纷争，目前不同意春雨成为公司的股东。被告沈春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沈春雨已向两原告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交付了约定的房屋及相关装修物、设备、物品，是两原告一直拒绝履行其转让股权的义务；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因该证据系原告与案外人达成，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4中的《催告通知书》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此系两原告单方虚假陈述，与事实不符。沈春雨在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书》达成后即已履行了约定的付款及房屋交付义务，沈春雨已提交证据证明对案涉房屋享有使用权。收到通知书后，沈春雨已发函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对《解除通知书》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通知书已收到，韩东成、范超在沈春雨履行全部协议义务后拒不履行自身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其不享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且沈春雨已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要求两原告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故案涉协议并未因韩东成、范超发送所谓解除通知而解除，两原告应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对证据5形式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根据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嘉木合伙企业与高新科创公司等其他股东，确实已经收到沈春雨送达的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其他股东没有异议，并同意可以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的合法合规的手续；第二，根据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对于向股东以外第三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30天内没有进行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在收到相关的转让通知后在30天内并没有回复，应当视为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经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且在30日内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对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应不予支持。第三，对于情况说明中提出的向股东转让股权的征询意见，应当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的方式作出，此说法不符合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向其他股东的通知方式，可以是书面或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并没有规定必须股东会决议的方式通知，而且司法解释也再次明确，其他股东确已收悉股权转让即可。此外，嘉木合伙企业和高新创投公司没有权利去评价或者是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违约，并将违约与否作为入股公司的条件，更何况沈春雨在本案协议履行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因此，该情况说明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也更进一步说明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不应成为阻碍本案股权转让继续履行的理由。被告沈春雨提供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证明两原告应向沈春雨转让各自持有的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7.5%股权，合计股权比例15%；股权转让对价为每人现金350万元，合计700万元，以及协议第二条约定资产的50%，即位于百大港汇购物中心六楼房屋及房屋内相关装修物、设备、物品等10年免租金使用权，协议作价1518万元；2、银行转款凭证21份，证明2019年3月11日，沈春雨分5笔向韩东成转款350万元，于同日分4笔向范超转款350万元。后两原告基于自身财务处理原因，于2019年4月9日将全部款项退至沈春雨账户。2019年4月10日，沈春雨又分6笔向韩东成母亲胡立荣转款300万元，同日分6笔向范超岳母陈祖翠转款300万元，其余每人50万元约定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再行支付。沈春雨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的现金；3、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德公司）的房屋所有权证书1份、优德公司的营业执照1份、《房屋租赁合同》1份、补充协议书1份、情况说明1份、转款凭证12份，证明位于百大港汇购物中心六楼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优德公司，2016年8月24日，沈春雨与优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了该房屋，租赁期限为15年，租期至2032年元月14日终止。沈春雨按约向优德公司支付租金，租赁合同正常履行，沈春雨拥有百大港汇购物中心六楼房屋的长期租赁使用权；4、合肥婺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婺森公司）营业执照1份、关于东超公司公室装修的证明1份、港汇广场办公室及展厅装饰装潢预算表1份、安徽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5张、银行转款回执1份、银行对账单2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沈春雨已将百大港汇购物中心六楼房屋交付两原告，两原告并将房屋作为东超公司的办公场所使用。婺森公司承接了东超公司的办公室及展厅装饰装潢工作，2019年3月22日进场施工、5月20日完工，装修价款计142061.9元。东超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8日、6月13日从自己银行账户向婺森公司支付了全部装修价款，婺森公司亦向东超公司开具了全部的增值税发票；5、合肥爱美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美佳公司）的营业执照1份、爱美佳公司的证明1份、照片10张、发票1份、银行转款回单1份，证明东超公司在装修房屋过程中，将广告标牌、广告画、宣传标语、玻璃隔断线等装饰工作，于2019年4月3日交由爱美佳公司制作与安装，服务费用计5998元，东超公司于2019年6月20从自己银行账户向广告公司支付了全部款项，广告公司亦向东超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6、合肥浩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顺公司）证明1份、2019年4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2019年4月4日，原告购置新车后，提出将新车车牌录入房屋所在地港汇购物中心的车辆信息库中，享受免费停车服务，当天即予办理；7、王亦军的《房屋转租合同》1份及付款凭证5份，合肥马尔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尔斯公司）营业执照1份及《房屋转租合同》1份、付款凭证7份，证明除提供给两原告免租金使用的房屋外，沈春雨将其他部分房屋转租给他人。其中，沈春雨与王亦军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根据租金递增幅度，租金标准为54元至60.77元/平方米/月；沈春雨与马尔斯公司《房屋转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55元至65.67元/平方米/月。而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中折价的房屋总租金价值换算为租赁单价，标准为55元/平方米/月，显然，双方该议价符合市场价值，公平合理；8、2019年6月8日两原告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回复1份、2019年6月12日沈春雨回复函1份及发送微信截图1份、EMS邮寄单2份、EMS邮寄查询信息各2份、2019年6月17日两原告再次回复函及发送微信截图各1份、2019年8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2019年6月8日，两原告向沈春雨致函，以尚需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为由，希望通过协商一致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要求，并承诺于解除之日起15日内向沈春雨返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及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同时，原告在函中表示，如沈春雨不接受前述意见，原告承诺争取落实股权转让事宜，并承诺协调时间为2个月。2019年6月12日，沈春雨就原告的函件回复，要求原告严格按协议继续执行，不同意解除协议，并要求原告于15日内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函中指出，对于股权转让余款各50万元现金，各方已同意于股权变更登记时支付，如需提前，沈春雨亦可随时按账户要求支付。百大港汇购物中心六楼房屋沈春雨早已交付原告，请原告做好看管和缴纳水电物业费等责任，如需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可现场办理。2019年6月17日，原告针对沈春雨6月12日的复函再次回函表示，需要2个月的协调时间，在15日内办理股权转让不具有可行性。关于尾款支付，双方无分歧。关于沈春雨要求的书面房屋交接手续，原告称待股权转让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办理。2019年8月11日，因原告提出的办理股权转让2个月期限已至，沈春雨询问原告落实情况，原告以投资人觉得其在套现，称变更障碍越来越大，并承诺尽快解决。从以上可见，原告在2019年6月份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对于股权转让价款中现金支付方式明确认可，对于房屋已交付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并承诺房屋书面交接手续另行办理。2019年8月，原告提出存在其他投资人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变更的障碍，并同意尽快解决。这进一步说明，原告从未否认沈春雨已经按约交付房屋及支付股权转让现金的事实，仅以其他理由拖延办理变更手续，沈春雨已经完全履行合同，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约行为；9、2019年9月22日原告的《催告通知书》1份、2019年9月26日被告的《关于的回复及催告履行函》1份、发送微信截图1份、EMS邮寄单3份、EMS邮寄查询信息单3份；证明沈春雨在收到原告的催告通知书后，于2019年9月26日向原告再次函告其催告内容不实，并明确告知原告已按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的现金，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房屋也已实际交付原告并予装修装饰，并函告要求原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10、2019年4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东超科技股权变更后最终的股权份额》文件各1份，证明2019年4月2日，原告曾为避税，提出先于中科创星合伙企业之前变更原告股权，并就更变后股权架构予以明确。由此进一步说明，原告认可沈春雨已经履行合同的事实，沈春雨并不存在违约行为；11、东超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2019年9月5日、9月26日东超公司办理了中科创星合伙企业的增资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期限已经届至，原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为沈春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12、股权转让通知书、EMS邮寄单、EMS邮寄查询信息；证明沈春雨与韩东成、范超、东超公司达成的股权转让事宜向东超公司各股东进行了书面通知，各股东在法定期间内均未予答复。13、证明1份、银行转账凭证8份，证明沈春雨与优德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拖欠租金的行为；14、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证明沈春雨已履行向韩东成、范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并交付案涉房屋的义务。原告韩东成、范超对被告沈春雨所举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依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事宜需要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公司其他股东表示同意并放弃优先受让权；依照该协议书，沈春雨应全面适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义务，由于其至今未完全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其不能依约取得股权，且两原告有权解除该协议书，并追究沈春雨违约责任；对证据2的银行转款凭证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从未对付款再行约定。依合同约定，沈春雨应支付现金700万元，因此，该组证据恰恰证明沈春雨已违约。至于沈春雨认为其中的100万元是双方重新约定“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再行支付”，缺乏事实依据。而且，从沈春雨提供的4月10日上午10:51给范超的微信“先转300万元到这个账号……“反证双方仍然是按照协议约定，需向两原告以现金方式分别支付股权对价款35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两原告之所以将收到的股权对价款转回沈春雨，是沈春雨说他有办法合理避税，即让两原告将700万元返还给他，他再安排其他人转到其他人账户。由于两原告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加之当时双方关系还比较融洽，就相信了沈春雨，但未料到沈春雨有其他打算和想法，最终只转回600万元；对证据3中的产权证书和营业执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房屋租赁合同》，由于两原告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发表质证意见，需要说明的是，沈春雨在将房屋租金作为折价入股时，出具给两原告的是另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对《补充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一是结合《房屋租赁合同》和沈春雨四次转款凭证，可以知道：1.租赁物计租时间自2017年1月15日起，24元/平方/月，每季度提前支付，计561960元；2.沈春雨依约支付时间分别是2016年10月1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4月1日、2017年7月1日、2017年10月1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4月1日、2018年7月1日、2018年10月1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1日，即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沈春雨须依约支付10次租金，共计5618160元（这是沈春雨享有合法稳定转租权的先决条件）；而今天开庭后的次日，还须再支付2019年4月1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10月1日、2020年1月1日、2020年4月1日，5次共计2809800元。故此，2018年7月20日，沈春雨与出租人签订补充协议，称“因沈于2018年7月20日提前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2018年10月15至2019年10月14日）全年租金，计195万元，减免297264元”，与双方约定不符，且有为了证明沈春雨于2018年7月20日向出租人转款195万元，不存在拖欠租金，其合法享有承租权之事实而后补之嫌疑。理由为：一是依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时间不是7月20日，而是7月1日。即便依7月20日作为支付租金的时间，如果是提前支付一年租金，也是提前支付2018年10月15至2019年10月14日，非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二是，之所以认为时间截至2019年7月31日，是因为沈春雨于2019年7月31日（这个时间支付租金已违约，因为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其应提前一个季度支付租金，即便依其自圆其说的时间，也应是2019年4月31日支付下一个季度的租金）向出租人第三次转款366816元，并且为了说明沈春雨已足额支付租金，不存在可能丧失承租权的违约行为。又形成2019年7月16日《情况说明》，再次将未足额支付租金的不足部分，以修缮空调需要195000元给予补足，沈春雨第四次支付租金的时间是2019年10月31日（两原告就双方纷争已起诉法院）支付三个月租金561816元，即，沈春雨至协议签订日2019年3月9日，仅支付205万元，至目前仅支付2978632元，这也是其迟迟不愿向两原告提交其享有合法稳定承租权的根本原因。对《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单位证言，相关人员需出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且，通过该情况说明，沈春雨存在拖欠或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目前该商户当期租金已进入催缴阶段”，但根据沈春雨提供的补充协议约定，其只要于2019年7月31日前支付租金561816元即可，不存在7月16日出具《情况说明》所述“租金催缴阶段”，自相矛盾。需要强调的是，四次转款凭证，时间和金额分别是：2016年8月24日，支付的履约保证金10万元；2018年7月20日转款195万元（当日签订补充协议，减免297264元）；2019年7月31日，支付366816元（2019年7月16日《情况说明》，将租金支付不足部分，以修缮空调需要195000元给予补足）；2019年10月31日，支付561816元。不难看出，沈春雨将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凭证都作为证据提交了，无非是想证明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享有合法稳定承租权，具备向两原告转租交付租赁物的先决条件。但通过以上四次转款凭证恰恰证明，由于沈春雨拖欠巨额租金，其依法不享有合法稳定的承租权，随时有被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这也是其迟迟不愿向两原告提交租赁合同，以便查验其是否享有合法权利的原因之一。沈春雨依法不具备向两原告转租并交付租赁物的权利，且客观上也没有交付租赁物。另外，转租还需要出租人同意。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对证据4，婺森木业公司营业执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该公司出具的证明和装潢预算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前者属证人证言，相关人员需出庭接受质询，后者是该公司单方制作的表，没有东超公司盖章确认，对东超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银行转款回执1份和对账单2份，真实性不持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沈春雨已将租赁物交付两原告，更不能证明两原告又将房屋作为东超公司办公场所使用。理由为通过前几份证据可以看出，沈春雨作出承租人拟将其享有的2000余平方米的10年租赁权作价1518万元，姑且不论其价格是否公允，依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其应于合同签订生效日向两原告交付，使两原告能合法占有、使用、收益，而此前提条件一是出租人同意，二是沈春雨享有合法稳定转租权，三是就像沈春雨将其他租赁物转租他人一样，至少应与两原告签订相关协议，以表明两原告有权占用、使用租赁物，进而获得收益，否则，两原告转让股权相应的价值无法体现和实现。而衡量前二个条件是否具备，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沈春雨依约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不存在拖欠租金的违约行为。对照以上三点，沈春雨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合法稳定转租权。也不能证明已将案涉房屋承租权交由两原告，两原告又将房屋作为东超公司的办公场所的事实。如果两原告真如沈春雨所称将案涉2000平方米房屋作为目标公司办公场所使用，首先目标公司要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还有国有法人股）并同意，然后两原告与目标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目标公司向两原告支付租金，只有这样既合法合规，又符合情理。而且，东超公司作为科技公司，在高新开发区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办公，位置适宜，价格便宜，没有任何理由搬迁到商业区且租金至少55元/平方米/月，其他股东也不可能同意。此外，还需要说明二点，一是案涉租赁物沈春雨之前已装修，不然2000余平方米的房屋，装修费怎么可能是十几万元；二是如果后期真的发生装修，从开始装修时间（3月22日），到第一次付款时间4月8日支付10万元，均发生在沈春雨暂时帮忙打理东超公司事务的期间，实则是沈春雨个人决定和操作的。沈春雨不能以此认为已向两原告交付租赁物，再者东超公司从未在案涉房屋办公；对证据5，对爱美佳公司营业执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2019年8月20日《证明》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属证人证言，相关人员需出庭接受质询意见同；对发票和银行转款回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发生的时间看，是沈春雨暂时帮忙打理东超公司事务的期间，实则是沈春雨个人决定和操作的，不能证明东超公司在装修案涉房屋。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原告提出办理入库信息，而是沈春雨主动向原告提出的。事情发生时间2019年4月4日，双方当时关系较好，且其承租七千多平方米房屋，配套免费车位闲置较多，沈春雨为了原告来去方便，而且也不增加其额外负担。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已向原告交付案涉房屋。对证据7，由于两原告不是案涉合同当事人，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需要说明的是，一是如果沈春雨依约将案涉房屋交付两原告，并不是所谓免租金，而是以10年转租租金计1518万元作价给两原告；二是沈春雨将其承租的房屋转租给他人，都知道履行必要的交付手续，即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因而单从这一点足以说明，沈春雨未依约履行基本的交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难看出，由于沈春雨的违约，加之沈春雨暂时帮忙管理目标公司行政事务期间显现的管理理念和处事风格与两原告和其他股东不一致，也与目标公司规范、有序发展理念相悖。因此，自5月中下旬开始，两原告一直与沈春雨友善沟通解决股权转让事宜，包括沈春雨擅自决定的装修剩余的尾款，两原告说服公司其他股东后，还是让目标公司予以结清，就是不希望与沈春雨闹僵。并且，两原告发给沈春雨的第一份函件（2019年6月8日）也申明“以上回复内容仅代表我们目前希望妥善解决题述事宜之态度及原则，并不构成对贵我双方任何既往行为的确认抑或否认”。因此，沈春雨以该组证据认为“原告从未否认被告已经按约交付房屋及支付股权转让现金的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看到，沈春雨实际上是收到了原告发出的《催告通知书》的，但其仍未能在催告履行期内完成股权对价款的支付义务（包括剩余股权对价现金100万元及案涉房屋的交付），恰恰证明沈春雨存在违约行为。对证据10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东超科技股权变更后最终的股权份额》是2019年4月2日原告发在微信聊天群里的，仅是一个初步的股权份额想法，未经公司各股东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达不到沈春雨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中科创星公司的股权变更已经完成，由于沈春雨已违约，故其无权要求两原告继续履行合同，为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对证据12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合法性的异议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个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的话，其他股东同意并且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事项。一定是在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面体现，而不是受让方直接函发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第二，股权转让通知书的时间2019年10月23日，双方就本案已经起诉到法院。并且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于2019年9月29号依法解除。所以该股权转让通知书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关于关联性的问题，无法反映沈春雨到底有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来履行股权对价款的支付义务；对证据13，对证明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优德公司是案涉租赁物的实际的权利人、出租人，不排除其通过取悦沈春雨，希望沈春雨向其支付租金才出具的证明。其次，按照法律规定，这份证明是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须到庭接受双方和法庭的质询，否则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关于银行转款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沈春雨是按季支付的租金的，金额是561816元。而2017年7月5日、2018年4月27日、2019年10月29日、2020年1月31日与3月10支付的都是561816元，表明沈春雨是知晓租金应该支付多少，但其在履行过程中部分租金并没有按约支付，差额的租金均是通过说明来补下。此外，2017年10月15日102698元，2017年12月29日10万，2018年6月15日20万，2018年6月29日30万，这四笔不仅与租金的金额不符，与约定的支付时间也对不上，这就是沈春雨没有一次性提供完整支付租金证据的一个原因。本案原、被告双方在2019年3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沈春雨以租赁权作为支付股权对价款的前提条件，是应该享有合法稳定的承租权。那么他在2018年10月1日需要支付的租金数额应为50536344元，但是其前后两次提供的证据材料，即便是优德公司同意减免297264元，也仅仅向优德公司支付了租金2949962元，这个也就是韩东成和范超多次要求沈春雨交付租赁物乃至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沈春雨不愿意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进一步说明优德公司出具证明认可沈春雨已经全部支付租金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4，韩东成、范超对其自己在录音中说话声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录音均发生在2019年5月的中下旬，但录音没有征得韩东成和范超的同意，录音中所涉问题具有诱导性，录音内容听不清，对根据录音进行的文字编辑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有一部分是经过剪裁后编写。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由于沈春雨没有履行支付对价款，导致两原告之外的其他股东都表示不同意沈春雨成为股东，范超在录音中也说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合作，当时实际上也就是考虑到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对于2300平方米的租赁物转租是10年，按照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租赁期间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双方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没有任何书面或者交接书手续，也不能证明沈春雨已经履行了租赁物交付的义务。此外，录音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必须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经双方举证质证，对韩东成、范超所举证据1、2、3，对沈春雨所举证据1、2、证据3中的产权证书、营业执照，证据4中的婺森木业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转款回执、对账单、证据5中的爱美佳公司营业执照、发票、银行转款回执，证据6、7、8、9、10、11、12，因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沈春雨所举证据3中的《情况说明》，因出具说明的合肥爱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博公司）非房屋产权人及租赁合同相对方，无权决定安装费从租金中抵扣，且爱博公司未出庭接受质询，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沈春雨举证的证据14，韩东成、范超对其自己在录音中说话声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结合其他书面证据对该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韩东成、范超所举证据4、5，因沈春雨认可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内容的真实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进行认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予确认。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3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韩东成、范超确保本次股权转让已经过目标公司现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已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2019年6月8日，韩东成、范超向沈春雨发出《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回复》，内容为：“我们双方于2019年3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向您转让东超公司15%股权之事宜回复意见如下：一、鉴于此事项须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自始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目前情况，转让该股权的初衷恐将难以实现。该协议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均已严重存疑。故我们希望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一致解除原协议。为体现诚意，我们承诺将于原协议解除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您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二、若您对所付款项的占用费有更高的要求，而拒不接受前述处理意见，我们只能在尽最大努力进一步协调其他股东，争取落实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协调时间以自本次回复至2个月为限。需要明确的是即便经过协调使您能够最终成为公司股东，您一直能按照持股比例享有相关股东权利，非经股东会选举或股东会聘任，您将不得在公司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三、以上回复内容仅代表我们目前希望妥善解决事已知态度及原则，并不构成贵我双方任何既往行为的确认抑或否认。”2019年6月12日，沈春雨回函，表示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股价款的支付及交接租赁房屋的义务，对两原告提出为进一步协调其他股东仍需要两个月时间，表示无法接受。要求韩东成、范超能够严格按协议继续执行，并应于收取本函后15个自然日内负责至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2019年6月17日，韩东成、范超再次回函：“系争股权转让是贵我双方约定直接交易，其中所涉及的优先受让权则是标的公司他方股东法定权利。股权转让协议书约束缔约双方，但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他方股东。截至本回函出具之日他方股东尚未以任何明示方式放弃该项法定权，该事实客观存在。故对贵我双方而言，能否妥善解决此问题，是最终能否达成该项交易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提出需要两个月的协调回复函，要求于15个自然日办理完显然不具可行性；……三、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时并无必要；四、关于贵方已转租所承租的百大港汇房产公司所对应的租金充抵部分股权转让款所涉及的房屋交接事宜须待本次股权转让的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2019年9月22日，韩东成、范超向沈春雨发出《催告通知书》，要求其在通知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股东韩东成、范超全面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以及租金（包含租金价值及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2218万元）。2019年9月26日，沈春雨回函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租赁房屋的交付做了说明并表示同意配合履行，同时要求韩东成、范超负责办理协议项下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9月28日，韩东成、范超共同向沈春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沈春雨仍未按约支付股权对价款，未向韩东成、范超提供沈春雨拥有位于合肥市房屋的租赁使用权和其中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房屋10年租赁使用权租金价值1518万元的合法依据，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根据合同法94条、96条的规定解除合同。2019年10月17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东超公司股东有范超、韩东成、嘉木合伙企业、高新科创公司与北京中科创星合伙企业。其中嘉木合伙企业、高新科创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在沈春雨诚信履约的前提下，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并可配合办理合法合规手续，现得知沈春雨已违约的情况下，从个人诚信以利于公司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同意其入股东超公司。录音证据显示自2019年5月起沈春雨与韩东成、范超多次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协商，韩东成与范超表示其他股东不同意沈春雨加入，希望沈春雨能主动退出并同意赔偿。另查明，2016年8月24日，沈春雨（乙方）与优德公司（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合肥市商铺出租给乙方，合计总建筑面积约7803平方米，租赁期限15年，计租日自2017年1月15日起至2032年1月14日租金。其中2017年1月15日至2021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4元，2021年1月15日至2025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5.2元，2025年1月15日至2029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6.46元，2029年1月15日至2032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7.78元。租赁实行先付后用的原则，按季支付。乙方应在前一期租赁费用期满提前15日内支付租赁费用。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总计10万元等。合同签订后，沈春雨于2016年8月24日支付履约保证金10万元。于2017年7月5日支付。561816元。2017年10月15日支付102698元。于2017年12月29日支付10万元。于2018年4月27日支付561816元。于2018年6月15日支付20万元，于2018年6月29日支付30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支付195万元。2018年7月2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达成以下内容：乙方于2018年7月20日向甲方提前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全年租金，甲方同意给予房租金优惠297264元。即乙方实际应交全年租金金额为195万元。2019年7月16日，合肥爱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商户沈春雨空调采购安装抵扣租金的情况说明》，说明商户沈春雨承租的港汇广场商业Ａ六层整层商铺，在租赁合同中需为该商户提供空调系统，由于因非商户自身原因无法安装空调，决定由商户自行进行空调采购和施工安装，费用从下期租金中抵扣，施工安装费用已由工程部进行审计后合计19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沈春雨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是否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沈春雨获得股权的对价系向韩东成、范超各支付现金350万元并将沈春雨合法拥有的位于合肥市房屋租赁使用权房屋中的约2300平方米房屋及相关装修物、设备、物品提供韩东成、范超使用10年,折合股权价值1518万元。1、对于沈春雨应履行的股权转让价款700万元支付义务，沈春雨在按合同约定分别向韩东成、范超各支付350万元后，韩东成、范超将350万元退给沈春雨，由沈春雨重新分别向韩东成、范超提供的亲属帐户支付300万元，剩余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再支付。对此口头约定，虽然韩东成、范超不认可，但其于2019年6月17日的回函中明确表示：“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时并无必要”，结合韩东成、范超在录音中的谈话内容，本院认定对剩余100万元的支付方式，双方已重新达成协议，故该700万元的支付，沈春雨不构成违约；2、关于沈春雨应交付对应股权价款为1518万元的租赁房屋使用权，由于该租赁物产权并非沈春雨所有，沈春雨拥有的仅为转租赁权。沈春雨以其拥有的十年转租赁权的房屋使用权作价折抵股权款，应当确保该房屋的转租赁权稳定且无瑕疵。但根据沈春雨提供的租金支付凭证，可以证明沈春雨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有欠付租金的情况存在，且未按韩东成、范超要求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导致该租赁权存在瑕疵，也致使房屋的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沈春雨对此存有违约行为。本案争议焦点二为合同是否应该解除。根据录音内容及东超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说明》显示，由于沈春雨对租赁房屋使用权的交付存在瑕疵履行，构成违约，导致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沈春雨加入东超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相对方的韩东成、范超一直从中协调，直至2019年9月28日不得不向沈春雨发出《解除的通知书》。另一方面，韩东成、范超在签订协议时，明确表示转让股权已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现又因其他股东的干涉不得不解除合同，则韩东成、范超对该协议的不能履行亦有过错。考虑到股权转让是建立在双方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基础上，而本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并导致本案讼争，本案虽经多次调解，争议依然无法解决。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现东超公司其他股东因沈春雨的违约行为不同意其加入，该股权转让协议若继续履行，必然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得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最终无法实现，故解除合同是双方减少损失的最佳选择。又因韩东成、范超对合同的履行亦有违约行为，合同解除后其应当向沈春雨返还定金及股权转让款，故其主张不返还定金443万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韩东成、范超与被告沈春雨于2019年3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驳回原告韩东成、范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20元，由原告韩东成、范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正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李婷婷书记员许丽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