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02民初4735号 原告：彭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个体工商户。 原告：范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 原告：唐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系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20702073586145F。 法定代表人：范某2，系该合作社理事长。 被告：范某2，甘肃省张掖市人。 被告：唐某2，甘肃省张掖市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3，甘肃省张掖市人，唐某2儿子。 被告：程某，甘肃省高台县人，住高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系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某、范某1、唐某1与被告张某2、范某2、唐某2、程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某、范某1、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告张某2法定代表人范某2，被告范某2，被告唐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3，被告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某、范某1、唐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张某2与程某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5月29日，被告范某2、唐某2与原告彭某、唐某1、范某1五人共同成立张某2并出资修建了养殖场，被告范某2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5日，被告范某2在未召开社员大会的情形下便代表合作社私自与被告程某签订《养殖场转让协议》，将合作社的经营场所，即张某2的养殖场转让给被告程某。由于三原告作为股东不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加之合作社的工商信息并未变更，所以三原告直至2019年8月20日，在张掖市阳光房地产公司起诉该合作社追偿权纠纷一案时，才得知养殖场已于2016年转让给被告程某。现原告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 被告张某2辩称，被告合作社认可原告陈述的全部事实与理由。 被告范某2辩称，养殖场是其私自转让于被告程某，第二被告认为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但第一被告作为合同相对人，转让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被告唐某2辩称，第三被告认可原告陈述的全部事实与理由。转让养殖场的时候其委托代理人参加。 被告程某辩称，1.原告所诉事实与理由与本案不符。三隆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法人等信息，第四被告之前不清楚，在签订转让协议时，第四被告才知晓范某2是三隆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及三原告是养殖场的社员；2.2016年5月5日签订转让协议时，范某2表示已经召开过社员大会，社员同意转让养殖场，且范某2与程某签订的合同，股东签名处有范某2、唐某2，唐某1、范某1的捺印，程某将转让款2350000元支付给唐某2的委托代理人唐某3后，范某2才将养殖场交付给程某，随后程某注册成立张掖绿农农贸公司，公司注册地就是转让的场地。现程某已经经营了四年，其有理由相信范某2及唐某2转让养殖场是经过三隆养殖专业合作社全体社员同意的；3.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成立的三要件为主体适格、合同约定的内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且一致。满足三要件就能成立并生效，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隆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章程属于社员制定，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因此本案中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4.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即便范某2、唐某2及三隆养殖合作社无权处置养殖场，本案合同依然成立并有效；5.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程某作为善意取得第三人，其受让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3年5月24日，原告彭某、唐某1、范某1与被告范某2、唐某2签署张某2章程。2013年5月29日，张某2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范某2，成员为：彭某、唐某1、范某1、范某2、唐某2。2016年5月5日，被告张某2与被告程某签订养殖场转让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张某2因经营需要将其养殖场全部场地生产用具及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转让给被告程某，由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转让内容包括养殖场全部地面建筑；现有养殖厂生产、办公、生活使用器物；土地租赁使用权及该土地上一切附着设施、附着物。转让价格为2350000元（含生猪款650000元），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场地移交后一次性转账支付。违约责任承担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准。在没有实际损害时，按签约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双方还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被告程某向被告范某2支付转让款2350000元（含生猪款650000元），被告范某2将涉案养殖场交付被告程某使用至今。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养殖场转让协议复印件、张某2章程、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被告张某2提交的养殖场转让协议，被告程某提交的养殖场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保证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虽然被告张某2与被告程某于2016年5月5日签订的是养殖场转让协议，但双方约定的转让内容为养殖场全部地面建筑，现有养殖厂生产、办公、生活使用器物，土地租赁使用权及该土地上一切附着设施、附着物，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定要件，并不涉及张某2的股权转让事宜，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张某2系出卖方，被告程某系买受方。现原告诉称，被告张某2法人范某2与被告程某系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所以双方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是无效的，经查，原告彭某、唐某1、范某1与被告范某2、唐某2签署的张某2章程第十八条第九项规定：“成员大会是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成员组成。成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被告张某2法定代表人范某2代表该合作社与被告程某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上，未有其他成员的署名，双方也未提交成员大会决议，故视为没有召开成员大会，被告范某2签订养殖场转让协议系超出合作社章程赋予的代表权范围所进行的行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被告程某与被告张某2签署养殖场转让协议时，被告张某2在养殖场转让协议上除法定代表人范某2签名外加盖合作社公章，且法定代表人范某2向被告程某出具承诺保证书一份，承诺“程某经营期间不受第三方干涉，若由此发生纠纷，保证人承担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故程某有理由相信该转让行为系被告张某2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协议签订后，程某支付转让款2350000元，亦属于合理价格范畴。故被告程某属于养殖转让协议的善意相对人，该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张某2承受。另，该养殖场转让行为系2016年发生，三原告作为该合作社成员，陈述其直至2019年8月20日才得知养殖场转让事宜，明显不合常理。 关于原告诉称，该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所以是无效的意见，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定；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本案中，原告陈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如下：“农民合作社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是本社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被告张某2未经成员大会讨论，与被告程某签订养殖场转让协议，将涉案养殖场及附属设施转让给被告程某，虽不符合该项法律规定，但该项法律规定未明确规定违反这项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且违反该项规定后，若使双方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该项法律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告张某2与被告程某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某、范某1、唐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减半收取35元，由原告彭某、范某1、唐某1负担，本院收取原告的受理费退还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 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乾乾 书 记 员  金敏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