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4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法定代表人：张林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祥，陕西哲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玄，陕西哲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楼XX。法定代表人：杜彩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淼，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康喜，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淼，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炎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公司）、吕康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炎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炎盛公司支付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12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拆迁的全过程。炎盛公司总共遇到两次拆迁，第一次是2017年4月因西沣路拓宽，炎盛公司向后退50米，因此，炎盛公司的两个办公室（约400多平方米）、广场（约1000多平方米）、停车场（约1000多平方米）、围墙（防腐木制作，约100多米）、门卫室（防腐木制作，约20平方米）被拆除。未拆除的包括:生态房（钢结构玻璃，约200多平方米）、厨房（约400多平方米）、员工宿舍两层（约400多平方米）、厕所（约100多平方米）、养殖区（500多平方米）、门楼、后水泥广场（约200多平方米）、防腐木走廊营业区（约500平方米）、吧台和超市（防腐木制作，约100多平方米）、防腐木形象柱、经营区路面（约1000平方米）。当时合益公司仅有零星的树木和石头，并没有其他任何财产在拆迁范围之列。合益公司代表炎盛公司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得补偿款980万元。事后，炎盛公司与吕康喜达成协议，将这980万元用于再建广场（约1000多平方米）和宴会大厅（约2000多平方米）。再建部分和第一次未拆除部分在2018年4月底第二次拆迁中被拆除。对于第一次拆迁有以下内容可以证明，合益公司、吕康喜与李某某、李晶、杜彩芳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2018）陕民终79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记载“二审查明: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彩芳和股东吕康喜自认2017年4月西沣路拓宽改造占用了合益公司几亩土地，已经收到补偿款980万元”。因此，根据前述内容可以判断，炎盛公司应获得的补偿款是远远大于980万元的。二、原审法院将固定资产的范围认定错误，狭义理解为不动产，而未将动产纳入固定资产范围一并作出处理。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三条规定，凡是为生产经营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就属于固定资产。本案中，宝鸡盛誉鑫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支报告显示，购进固定资产（动产部分）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水泵、空调、太阳能、保险柜、点歌系统、餐桌、冰柜等1384316元。另外，炎盛公司另行购置厨具30多万元未在财务收支报告中列明。以上所有的财产均为生产经营所必备且已使用两年以上，完全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炎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合益公司、吕康喜支付给炎盛公司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1200万元，这里的固定资产是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投入的。在拆迁时，炎盛公司的经营是由吕康喜代为负责管理，所有的拆迁事项均由其处理，吕康喜在未通知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林魁到场的情况下，自行将固定资产中的动产处理了，事后也未将处理后的折价返还给炎盛公司，所以这也是炎盛公司将吕康喜列为被告的原因。原审法院对不动产有哪些内容、有无变卖等既未查明情况也未作出处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将《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第三条中的拆迁补偿标准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固定资产在合益公司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炎盛公司，故判决仅以财务会计报告中不动产的投入为补偿依据，未考虑到炎盛公司因拆迁遭受的经营损失和动产损失等一系列因素。对此，炎盛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对该补偿标准认定错误，合同第三条应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双方签字确认的是对某一项固定资产名称、用途、范围、成本造价的确认，并非对补偿标准的确认。（二）所谓以现金形式补偿给炎盛公司指的是应当由政府拆迁实施主体按照评估协议和拆迁安置协议为标准对炎盛公司进行补偿，而现实是合益公司绕过炎盛公司直接与政府拆迁实施主体签订协议。因此本由政府承担的付款标准和付款责任转嫁到合益公司一方，故合益公司应按照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向炎盛公司支付相关款项。诉讼中，合益公司拒不提供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风险。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炎盛公司并不知道这么快会面临拆迁，而且当时吕康喜说五年内不会拆迁所以炎盛公司才签署为期五年的合同。众所周知，餐饮行业有个规律，前两年为铺垫期，在此期间能维持就实属不易了，度过铺垫期以后才会迎来真正盈利。炎盛公司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好不容易熬过前两年铺垫期，终于迎来稳定增长期，在2018年4月底拆迁时接受预定的宴席已经排到春节，营业收入和利润正处于暴增的时候，此时拆迁，炎盛公司的经营利益遭遇巨大损失。而高新区管委会和五星街办拆迁时必然也考虑到相关企业的经营利益损失，拆迁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必然包括搬迁费、过渡费、补偿费、奖励费和经营利益损失等。炎盛公司提供的宝鸡盛誉鑫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报告显示，投入的固定资产（不动产部分）为2950000元，固定资产（动产部分）为1384316元，固定资产投入合计4334316元。本次拆迁中政府共给付合益公司3500万元拆迁款，而合益公司100亩土地上除了树和石头以外，就全部是炎盛公司投入的固定资产了，如果扣除树木和石头的搬迁费（按政府拆迁标准500元/棵和500元/块计算），政府给付给炎盛公司的补偿款应该远远大于4334316元，显然合益公司会因为炎盛公司的投资从中获取不当的巨额利益，而真正的投资人却因此利益受损，有违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更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炎盛公司认为，本案的补偿标准应以政府的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为准，而不应以双方签字确认的成本造价为准。无论将来政府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上的补偿数额是多少，只要是炎盛公司的资产，炎盛公司就服判息讼。四、原审法院关于租金认定错误。1、炎盛公司在原审中共提交缴纳的租金证据44万元，包括法定代表人张林魁给吕康喜的转款凭证10万元，股东高生权给吕康喜的转账凭证34万元。原审法院仅采纳合益公司自认收到的租金15万元和载明租金的4万元转账记录，以炎盛公司和吕康喜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有悖常理为由未采纳其余40万元租金。2、炎盛公司认为，在吕康喜诉炎盛公司638000元借款一案中（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6民初8682号民事判决），如果炎盛公司将这40万元用于反驳已经返还部分投资款，则在本案中可以不予采纳。但炎盛公司在借款纠纷中并未将这40万元用于反驳，这40万元只有一种用途，如果在借款纠纷中未作为证据使用，则应在本案中作为支付租金的证据，除非吕康喜能提出相反的证据加以证明。3、炎盛公司在原审中提出合益公司曾返租过炎盛公司的财产，其返租期间的经营收益都归合益公司和吕康喜所有，但原审法院未采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6民初868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显示:“根据炎盛公司经营情况报告，原告吕康喜自2016年12月起管理炎盛公司经营，至2017年9月，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合益公司是返租炎盛公司的财产，这一阶段不但不应收取租金，反而应当将返租期间的租金用于折抵原租金。合益公司辩称，一、西沣路道路拓宽改造占用合益公司土地，与炎盛公司无关，拆迁补偿应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2017年4月，因西沣路道路拓宽需要占用合益公司土地，所占用土地地面附着物均属于合益公司及吕康喜个人，与炎盛公司无关，该笔补偿款属于合益公司及吕康喜，合益公司或吕康喜也未与炎盛公司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炎盛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2017年4月道路拓宽后，因该土地与炎盛公司无关，炎盛公司也从未提出任何方面的异议。2018年5月，涉案场地被征收拆迁，导致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拆迁补偿问题，应当按照双方所签订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二、炎盛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进行处理，该部分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补偿范围，原审法院认定固定资产范围正确。2016年3月13日，发起人张林魁以合益一只羊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双方特别针对可能出现拆迁的问题在合同第三条作出特别约定，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04月01日起至2021年03月31日止。租赁期限内如遇国家政策性征地拆迁或租赁期满，炎盛公司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炎盛公司所有，炎盛公司投入的固定资产在合益公司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炎盛公司。从该条款的约定来看，首先，双方均已预知涉案土地可能出现拆迁，不存在任何隐瞒和欺骗。其次，双方将拆迁后财产明确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以移动的设施设备，另一种是投入的固定资产，对于固定资产的理解不能割裂双方条款的约定而单独解释，应当按照合同签订时双方的意思表示来看。其中，炎盛公司所述购进固定资产（动产部分）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水泵、空调、太阳能、保险柜、点歌系统、餐桌、冰柜等1384316元部分。按照合同约定来看，该部分属于炎盛公司所有，不属于合益公司应当补偿的范围。从实际情况来看，炎盛公司所述该部分资产也已经由其员工处理，该部分也不应当让合益公司进行补偿，故原审法院认定固定资产范围正确。三、原审法院按照双方签订的《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第三条约定作为补偿标准，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所签订《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在签订合同时，炎盛公司对于可能出现的拆迁是明知的，合益公司也是多次向炎盛公司告知随时可能拆迁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双方针对可能出现的拆迁问题在《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第三条做出明确约定，该条约定也保证炎盛公司在经营中不会面临巨额亏损，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作为拆迁补偿的标准是正确的。四、合益公司不存在返租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欠付租金的事实清楚。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截止2018年5月，炎盛公司共应支付合益公司租赁费用为622500元，其中2016年8月2日，炎盛公司股东高生权向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康喜转账4万元并明确备注为租金，该部分转账实际上也包含在已收到的15万元之内。关于股东张林魁及高生权所转款的10万元及34万元。该笔转账时间均发生在2016年炎盛公司承租后的建设期，因吕康喜属于长安本地人，炎盛公司前期建设方均是吕康喜帮忙寻找，上述转账也均是在建设过程中代付建设方的资金，与租金无关。况且双方约定2016年的租赁费为23万元，假使该44万元转账均为租金，也明显不符合常理。通过股东高生权的转账情况来看，高生权在转账时是有备注用途的交易习惯的，并且股东高生权、张林魁和吕康喜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综上，炎盛公司主张的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应当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履行，炎盛公司依法应当向合益公司支付租赁费用，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吕康喜辩称，其所签的名字及参与的行为均是作为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与其个人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应予维持。炎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合益公司、吕康喜支付炎盛公司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1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合益公司、吕康喜负担。合益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炎盛公司向合益公司支付拖欠的租赁费4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炎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3日，合益公司（甲方）与发起人张林魁拟设立的一只羊公司（乙方）签订《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甲方租赁给乙方的场地位于长安区五星街办进步村合益农庄内园环路路南全部区域内的所有房屋及设施（包括浴池、农家乐、餐饮烧烤场所），共计20亩；场地用途为餐饮、娱乐、休闲；经营形式为公司承包租赁经营；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租赁期限内如遇国家政策性征地拆迁或租赁期满，乙方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乙方所有，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在甲方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2016年的租赁费为23万元整，本合同签订后即支付；2017年租赁费为35万元整，2018年租赁费为30万元整，2019年、2020年租赁费各为30万元整，均在当年的4月1日前支付；甲方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收取租赁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随意提高租赁费或随意增加合同外收费项目；甲方应按乙方经营需要清理场地，移除树木，保证乙方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用电畅通（电费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收费标准），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对其所租赁的场地享有完全独立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乙方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独自享有和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有权在其所租赁的场地内建设与合同约定用途有关生产、生活设施，甲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按时向甲方支付租赁费用，并有权拒绝交纳除合同规定租赁费用外的任何其他非国家规定的费用；因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甲乙双方无法履行合同，或是合同确定有必要变更或解除的，可以经双方协商后，按照法律程序变更或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自行承担或双方协商解决；如乙方不按时足额支付租赁费用经甲方催告仍不支付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其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因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时，应予以赔偿，双方均有过错时，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该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落款处，甲方盖有合益公司公章，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吕康喜签章；乙方有其发起人张林魁签字。该合同签订后，承租人即进入租赁场地开始前期基础建设。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已预知涉案场地面临拆迁。2016年7月25日，炎盛公司成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同日，合益公司与炎盛公司倒签《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该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合益公司与张林魁拟设立的一只羊公司所签《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内容完全一致，仅在落款处，甲方盖有合益公司公章，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吕康喜签章，乙方盖有炎盛公司公章，有其法定代表人张林魁签章。2016年3月5日、2016年3月20日、2016年3月23日、2016年3月29日、2016年8月2日，炎盛公司另一股东高生权向吕康喜分别转账5万元、10万元、5万元、10万元、4万元，其中2016年8月2日转账4万元注明为租金。2016年9月19日，张林魁向吕康喜转账10万元。庭审中，合益公司承认收到炎盛公司支付的租金15万元。炎盛公司提交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显示，新办公室及展厅工程总造价为333696元，道路硬化工程总造价为371779.8元，杂活及改造工程总造价为108544.85元，各决算单均有施工方左建鹏、建设方吕康喜、代建方张林魁签字，并各后附“左建鹏工程明细”，有张林魁、吕康喜签字。以上三项工程合计金额为814020.65元，张林魁向左建鹏实某某814000元。炎盛公司提交其以“合益一只羊餐饮”名义与西安市雁塔区日佳建材经销部签订的《供货及施工》合同，品种包括花架、地板、护栏（鱼池）、围墙，工程造价135500元，手写注明实某某125000元/实际付款127000元。炎盛公司另提交其以“合益一只羊餐饮”名义与西安市雁塔区日佳建材经销部签订的《供货及施工》合同，品种包括门卫木屋，移花架、带地板、护栏，翻新，包墙柱子，仓库木屋，超市收银，手写注明实际付款225000元。炎盛公司提交的园子水电安装结算清单显示合计39950元；广场地面及养殖区工程结算清单显示合计72575元；杂活清单显示合计60850元，以上清单均有张林魁、吕康喜及实际施工人刘某某的签字。2016年3月13日，炎盛公司以“合益一只羊餐饮部”名义与刘某某签订《建房合同》，约定刘某某承建炎盛公司两楼房。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显示，员工宿舍楼工程总造价为17万元，该决算单有施工方刘某某、建设方吕康喜、代建方张林魁签字；2016年4月3日，炎盛公司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书》，约定炎盛公司愿将园子公共厕所建设给予乙方承建。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显示，庄园公共卫生间工程总造价为9.3万元，该决算单有施工方刘某某、建设方吕康喜、代建方张林魁签字；2016年4月16日，炎盛公司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书》，约定炎盛公司愿将园子总厨房建设给予刘某某承建。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显示，庄园大厨房工程总造价为33万元，该决算单有施工方刘某某、建设方吕康喜、代建方张林魁签字。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显示，防腐有关工程总造价为44万元，工程内容包括花架、地板、护栏（鱼池）、围墙、门卫木屋、移动花架带地板、翻新、包墙等，该决算单有施工方人员及建设方吕康喜、代建方张林魁签字。防腐木验收结算单显示，工程造价为97530元，实某某9万元，有吕康喜、张林魁、施工方签字。2017年9月22日，宝鸡盛誉鑫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根据炎盛公司提供的包括以上资料在内的会计资料对炎盛公司2016年4月至2016年11月财务收支进行了整理及账务处理，并作出《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收支报告》，该报告“房屋及建筑物投资情况一览表（不动产部分）”显示：庄园工程总投资735000元、道路硬化总投资8万元、生态大厅及外墙面真石漆总投资60万元、玻璃雨棚总投资82500元、弱电工程总投资58000元、甘佳建材防腐木总投资44万元、亮化工程总投资5万元、魏修棉大板总投资10万元、电动门总投资14000元，合计2159500元；该报告还载明：购进固定资产（动产部分）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水泵、空调、太阳能、保险柜、点歌系统、餐桌、冰柜等1384316元。该报告首页有吕康喜、张林魁签字。炎盛公司提交的《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收支报告》房屋及建筑物投资情况一览表（不动产部分）其中项目名称道路硬化总投资额8万元处手写改为814000元并加盖有宝鸡盛誉鑫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2018年5月，涉案场地被征收拆迁。另查明，吕康喜起诉炎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吕康喜请求判令炎盛公司向其偿还借款638000元，炎盛公司辩称该款项名为借款实为投资款，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陕0116民初8682号民事判决，认定根据炎盛公司经营情况报告，吕康喜自2016年12月起管理炎盛公司经营，至2017年9月，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吕康喜所诉款项均产生于其管理炎盛公司经营期间，其主张系借款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吕康喜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炎盛公司与合益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签订合同时，双方均已预知涉案场地面临拆迁。该合同签订后，炎盛公司即进场施工建设。2018年5月，涉案场地被征收拆迁。该合同第三条约定：“租赁期限五年，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租赁期限内如遇国家政策性征地拆迁或租赁期满，乙方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乙方所有，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在甲方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根据炎盛公司提交的宝鸡盛誉鑫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有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魁与合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吕康喜签字的《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收支报告》，及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等证据，经计算，应认定炎盛公司房屋及建筑物投资（不动产部分）即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893500元。合益公司主张炎盛公司道路硬化总投资应为8万元而不应为814000元，与炎盛公司提交的有关合益庄园代建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单、工程明细及工程汇总单不符，应以实某某814000元为准。根据炎盛公司与合益公司所签《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的“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在甲方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合益公司应支付炎盛公司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2893500元。关于炎盛公司要求合益公司补偿其动产投资，与双方《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的“乙方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乙方所有”不符，应不予支持。《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系炎盛公司与合益公司签订，吕康喜作为时任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炎盛公司要求吕康喜支付补偿，与法相悖，不予支持。《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起，2016年租赁费为23万元，2017年租赁费为35万元，2018年租赁费为30万元。至2018年4月底涉案场地被征收拆迁前，炎盛公司共计应支付合益公司租赁费622500元。合益公司承认收到炎盛公司支付的租金15万元，予以确认。2016年8月2日，炎盛公司股东高生权向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康喜转账4万元并注明为租金，亦予以确认。合益公司主张高生权转账4万元租金已包含在其承认收到租金15万元内，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据此，应认定炎盛公司已支付合益公司租金19万元，尚欠租金432500元未付，应予支付。炎盛公司主张其股东张林魁与高生权向吕康喜转账的44万元均为其向合益公司支付的租金，《合益庄园部分场地承租合同》约定2016年租赁费为23万元，张林魁与高生权2016年向合益公司支付44万元租金，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有悖常理，且从高生权给吕康喜转账4万元注明为租金可见，炎盛公司向合益公司转账支付租金有注明用途的交易习惯，结合吕康喜提交的有关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可知，炎盛公司与吕康喜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在炎盛公司提交的有关转账凭证未注明为租金而其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炎盛公司关于除4万元之外的40万元亦为租金的主张不能成立。炎盛公司主张合益公司返租涉案场地，其不应支付合益公司租赁费，无证据支持，依法不予采信。综上，炎盛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合益公司的反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28935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赁费432500元；三、驳回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3800元，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1288元，由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25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250元，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25元，由原告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825元。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炎盛公司提交《一只羊（西安炎盛餐饮）财务账移交清单》，证明炎盛公司的财务账册在吕康喜处。合益公司和吕康喜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炎盛公司的财务会计是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魁的侄女，所以财务凭证在炎盛公司处。本院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因为接交人徐立娜为炎盛公司员工，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炎盛公司的财务账册在吕康喜个人处，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经询，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魁陈述2016年11月前炎盛公司的经营人为其本人和高生权，2016年12月至拆迁前（2018年5月）的经营人为吕康喜；吕康喜则陈述2016年12月至拆迁前的经营人为其和张林魁、高生权、徐仁利。二审中，炎盛公司申请本院前往西安市长安区五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五星街道办）调取与合益公司签订的拆迁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炎盛公司欠付租金的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一）关于案涉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1、固定资产范围的认定问题。案涉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一方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乙方所有，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在甲方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讲，若该条所谓的“固定资产”仅指“不可移动的设施、设备”，则双方关于此的约定就应为“一方所投入的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归乙方所有，乙方投入的不可移动设施、设备等财产在甲方认可签字后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而双方未在合同中如此约定。因此，从该约定内容不能当然得出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仅指“不可移动的设施、设备”。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非货币性资产。炎盛公司认为该合同条款中“固定资产”的范围与企业会计准则中固定资产的范围一致的主张，符合一般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和交易习惯，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对固定资产的范围认定有误，应予纠正。2、补偿标准的认定问题。炎盛公司上诉主张案涉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补偿标准应分为两部分理解，即“甲方认可签字”应仅是对“固定资产”的确认，而非对补偿标准的确认；“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应是拆迁人基于“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补偿。首先，合同文本中并无关于拆迁人的描述，即便该条文删除“在甲方认可签字后”的文字内容，变为“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以折合人民币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亦无法得出应按政府拆迁安置标准补偿的含义。其次，案涉租赁合同第三条对补偿标准的补偿条件亦进行了约定，即“遇国家政策性征地拆迁或租赁期满”。因此，双方约定的补偿标准应既适用于拆迁，也适用于租赁期满。若炎盛公司的主张成立，则当租赁期满时，也即不存在拆迁时，则无法按照政府的拆迁安置标准进行补偿。最后，吕康喜作为合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在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参与案涉场地工程验收并对工程价款决算进行签字确认的事实，可进一步印证该合同条款所约定的补偿金额应当经过合益公司认可。据此，炎盛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炎盛公司亦主张合益公司因拆迁获利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然而合益公司获得拆迁补偿系基于国家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而炎盛公司取得补偿系基于案涉租赁合同的约定，两者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合益公司从拆迁人处获得的补偿高于合益公司对炎盛公司的补偿，也不能认定为有违公平原则。3、固定资产补偿款的认定问题。炎盛公司主张案涉场地经过两次拆迁，并以本院（2018）陕民终794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该判决虽载明“合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彩芳和股东吕康喜自认2017年4月西沣路拓宽改造占用了合益公司几亩土地，已经收到补偿款980万元”，但该内容仅说明土地拆迁补偿款的情况，并未说明炎盛公司主张的固定资产拆迁补偿情况。且本案应根据炎盛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补偿款数额，无论案涉场地经过几次拆迁，只要炎盛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合益公司确认的固定资产数额，相应的补偿款便应予以支持。因此，案涉场地是否经过两次拆迁，并不影响本案补偿款数额的认定，炎盛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收支报告》中“房屋及建筑物投资情况一览表（不动产部分）”显示：庄园工程总投资735000元、道路硬化总投资814000元、生态大厅及外墙面真石漆总投资600000元、玻璃雨棚总投资82500元、弱电工程总投资58000元、甘佳建材防腐木总投资440000元、亮化工程总投资50000元、魏修棉大板总投资100000元、电动门总投资14000元，合计2893500元。该报告还显示：购进固定资产（动产部分）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水泵、空调、太阳能、保险柜、点歌系统、餐桌、冰柜等1384316元。吕康喜、张林魁在该报告首页对该报告的内容进行签字确认。现案涉土地被拆迁，合益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和该报告确认的不动产投资及动产投资的金额向炎盛公司支付固定资产补偿金。虽然张林魁和吕康喜对拆迁前何人经营炎盛公司存在争议，但二人对吕康喜系拆迁前的经营人之一不存在争议，且已生效的（2018）陕0116民初8682号判决亦载明“根据炎盛公司经营情况报告，原告吕康喜自2016年12月起管理炎盛公司经营，至2017年9月，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因此，在吕康喜拆迁前实际经营炎盛公司且无证据显示拆迁时炎盛公司的员工将动产投资处理的情况下，合益公司主张不应向炎盛公司补偿动产投资不能成立。综上，合益公司应向炎盛公司支付固定资产补偿款4277816元。原审对补偿金额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二）关于炎盛公司欠付租金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炎盛公司主张其在另案中并未就原审未予认定的40万元系返还投资款进行抗辩，故本案中应认定该40万元为支付的租金。炎盛公司该项主张前提应是投资款与租赁费系矛盾关系，而投资款与租金为反对关系而非矛盾关系，也即除投资款、租金之外，该款项亦有其他性质的可能性。因此，炎盛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该40万元为租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炎盛公司主张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合益公司返租炎盛公司的场地，返租租金应当折抵原租金，并提交（2018）陕0116民初8682号民事判决书为证。但该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为吕康喜在前述期间经营管理炎盛公司，吕康喜与合益公司虽有关联，但属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在合益公司否认返租的情况下，炎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益公司存在应当向炎盛公司支付场地使用租金或免除其租金的情况，故炎盛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合益公司支付租金。关于租金数额，虽然炎盛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2016年炎盛公司股东高生权共向吕康喜转账34万元（其中4万元注明为租金）、2016年张林魁向吕康喜转账10万元，但本案的租赁关系建立在炎盛公司和合益公司之间，炎盛公司的股东和吕康喜个人并不存在租赁关系，因此在合益公司否认且炎盛公司就款项性质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未将除明确为租金的4万元以外的40万元认定为租金，并无不当，炎盛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关于炎盛公司申请本院向五星街道办调取与合益公司签订的拆迁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一节，因五星街道办与合益公司的拆迁评估报告和拆迁安置协议与本案事实的查明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均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炎盛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固定资产补偿款4277816元；二、维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三、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驳回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78573元，由西安炎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0563元，西安合益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80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民审 判 员  滕欣燕审 判 员  张叡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杨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