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行终37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少芳，女，汉族，1990年8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县。委托代理人刘宗山，男，汉族，1968年7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赵凤梅，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濮阳县红旗路东段。法定代表人孙庆伟，县长。委托代理人裴玲，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濮阳县红旗路西段路北。法定代表人于传安，镇长。委托代理人孙富强，该镇司法所所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建华，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濮阳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濮阳县党校街。法定代表人马松芝，该单位负责人。委托代理人丁亚龙，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青云，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皇甫街道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少芳因诉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濮阳县政府）、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关镇政府）、濮阳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濮阳县城管局）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豫09行初90号裁定。刘少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5月7日，本院作出（2018）豫行终3436号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后作出（2019）豫09行初172号行政裁定，刘少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少芳委托代理人刘宗山、赵凤梅，被上诉人濮阳县政府委托代理人裴玲、被上诉人城关镇政府委托代理人孙富强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建华，被上诉人濮阳县城管局委托代理人丁亚龙、马青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少芳一审诉称：刘少芳为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温庄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合法的宅基地和房屋。2017年8月开始，相关部门开始以村庄改造名义进行拆迁。经申请复议，提起国土督察，提起行政诉讼，在2018年5月31日收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濮阳县2016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地〔2017〕346号）及其勘测定界图、刘少芳房屋和宅基地所在位置示意图、《濮阳县政府关于濮阳县2016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方案的批复》（濮县政土〔2017〕72号）等材料。确认刘少芳的房屋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濮阳县2016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地〔2017〕346号）的范围内。濮阳县政府依法属于实施征地责任主体，属于涉案强拆的受益方，依法应当对房屋被强制拆除承担法律责任。在未对刘少芳作补偿，未出示手续的情况下，2018年6月12日，城关镇政府、濮阳县城管局组织和参与对刘少芳房屋强制拆除，造成财产遭受损失，同样应为本案的被告。综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刘少芳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少芳系濮阳县城关镇温庄村村民刘宗山之女，刘田顺、盛秀英之孙女。刘少芳主张以受赠方式取得了涉案房屋及宅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其提交的与其祖父母刘田顺、盛秀英签订的《赠与协议》内容为：刘田顺、盛秀英为原配初婚夫妻，生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刘宗山、次子刘宗峰、三子刘宗磊、长女刘艳花。1991年刘田顺、盛秀英为刘宗磊申请宅基地，经村委会批准划给宅基一处，东邻胡同路、西邻刘玉锁、南邻刘来锁、北邻刘国强，面积约半亩。1992年刘田顺父亲建设了北房（长4米、宽3米），本来用于刘宗磊结婚使用，但刘宗磊在1993年因病去世，在病逝前，刘宗磊表达了要过继侄女刘少芳的心愿，刘少芳父母表示同意。故刘田顺和盛秀英愿意将本来要赠与刘宗磊的宅基地和房屋，赠与孙女刘少芳，以了却逝者心愿。刘田顺和盛秀英再次声明：本协议所设宅基地和房屋系刘田顺、盛秀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不涉及他人的任何权利，两人有权依法处分。赠与人刘田顺、盛秋（秀）英，证明人：刘宗山、刘宗峰、刘艳华（签字按印）。2010年12月30日。受赠人意见：同意接收刘田顺和盛秀英赠与的宅基地和房屋、刘少芳。刘少芳称已婚，没有登记，在清丰县育有子女。刘少芳提交的2012年7月10日签发的刘宗山为户主的户口本，登记住址为：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温庄村181号，刘少芳为长女。2013年4月28日签发的户主为刘少芳的户口本，登记住址：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温庄村181号，婚姻状况为已婚。2017年5月27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濮阳县2016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17〕346号），同意濮阳县转用并征收城关镇温庄村等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共计27.3962公顷，该批复附件显示征收温庄村土地共计16.1716公顷。2017年6月27日濮阳县政府作出《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7〕11号），2017年7月7日濮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7年1月7日濮阳县政府作出《关于实施温庄等城中村改造的批复》（濮县政文〔2017〕1号），2017年5月19日温庄村委会作出《关于城关镇温庄城中村改造和(征求意见稿)的请示》，2017年5月20日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城关镇温庄城中村改造具体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批复》（〔2017〕263号）。刘少芳主张的本案被拆除房屋在豫政土（2017）346号征地批复征收土地范围内，位于濮阳县建新路东侧路边，2018年6月12日濮阳县政府组织对该房屋进行了拆除。刘田顺在清点清单上签字，河南信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交的产权人为刘田顺的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评估清单（1-240）、评估清单（补充）显示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分别为129500元和800元，三个评估清单的价值共计130300元。可见产权人为刘田顺的评估清单载明的房屋评估价值为130300元。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赠与协议》是否真实，刘少芳是否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涉案的房屋是由刘少芳的祖父母刘田顺、盛秀英于1992年建造，刘田顺、盛秀英因合法建造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刘少芳是否取得所有权，应看在房屋被拆除前所有权是否发生了转移。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少芳的祖父刘田顺、祖母盛秀英及其父亲刘宗山、母亲豆利花、姑姑刘艳花、叔叔刘宗峰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刘田顺称刘宗磊二十年前去世，××时20周岁，××重时没有签协议。法庭出示的该案《赠与协议》，刘田顺看过后称没有见过，也没有在任何《赠与协议》上签过字。刘田顺称已经领取搬迁安置补助费4800元，还可得到75平方米安置补偿房。盛秀英称在老院签订过协议。法庭出示《赠与协议》，盛秀英看过后称没有见过，没有签字按印。其主张75平方米安置房继承应等到她与刘田顺去世后再说。刘宗山称刘宗磊去世前签订过《赠与协议》。法庭出示该案《赠与协议》，又称近几年没有签过。他的名字是自己签的，他父母名字也是他们自己签的，刘宗峰也是她自己签的字，但受赠人意见是其妹妹刘艳花书写。豆利花称刘宗磊去世前可能在老院、也可能在新院签订过《赠与协议》，但她没有签字。法庭出示该案《赠与协议》，称没有见过该协议，也没有人按手印。刘宗峰称刘宗磊去世前没有签过《赠与协议》，后又称在二十年前老院签过，近几年没有签过。法庭问《赠与协议》都由谁起草谁签字，他记不清楚，受赠人意见是谁写的也记不清了。他主张其父母75平方米安置补偿房继承应由他与哥哥继承。刘艳花称，刘宗磊去世前没签过《赠与协议》。法庭出示该案《赠与协议》，先称在二十年前签过，近几年没有签过，签订地点、时间记不清了，后又说没有见过该协议。法庭问都有谁在《赠与协议》上签字，她说她的手印是自己按的，并称协议上没有见到刘田顺、盛秀英的名字，受赠人意见不清楚谁写的。刘田顺、盛秀英安置补偿房应有刘宗山、刘宗峰继承。可以看出，盛秀英、刘田顺两人称均没有见过《赠与协议》，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按印，说明刘田顺、盛秀英的签名手印均是虚假的。刘宗山、豆利花、刘艳花三人称签订协议到现在二十多年，而原告所提供的《赠与协议》签订时间是2010年12月30日，与三被调查人所述时间差别巨大。××重时没有签订协议，并且近几年没有签订协议，又称在二十多年前签订过协议，还说没有见过该协议。关于刘田顺、盛秀英夫妇安置房由谁继承，刘宗峰、刘艳花主张由刘宗山、刘宗峰继承，刘宗山主张由刘少芳继承，对于由谁继承刘田顺夫妇安置补偿不一致，与《赠与协议》的本质相矛盾，不能体现该协议的真实目的。刘少芳提交的《赠与协议》是否签订、何时签订时间、签订地点、签订人在被调查人之间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与房屋占有、居住的基本事实严重不符。案涉房屋是刘田顺、盛秀英夫妻的唯一住宅，其夫妻将唯一住宅赠与孙女，与情不合；温庄村村委会出具的刘少芳在本村没有宅基和住房，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的证明，印证了刘少芳没有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刘少芳诉讼中提交的《赠与协议》的目的是证明案涉房屋其已经通过赠与取得，与其祖父刘田顺、叔叔刘宗峰、姑姑刘艳花等家庭成员调查陈述的内容严重不符，刘宗峰、刘艳花作为刘少芳的叔叔、姑姑，所发表的对刘少芳不利的证言效力应当高于所发表的对刘少芳有利的证言效力，故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少芳提交《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刘少芳主张其对本案被拆除房屋有所有权的主张不予认可。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少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本案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刘少芳与本案被诉房屋拆除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少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了原告刘少芳的起诉。上诉人刘少芳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法院仅依据其对上诉人家庭成员的调查笔录，就否定了《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从而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具有所有权，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据农村的风俗以及上诉人大家庭成员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一致意见，上诉人刘少芳应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一审裁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违法。濮阳县政府答辩称，上诉人刘少芳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是适格原告，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诉讼，维持原裁定。城关镇政府的答辩意见与濮阳县政府相同。濮阳县城管局答辩称，其未参与过涉案房屋的拆迁工作，不是涉案房屋拆迁的行政执法主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从该条来看，行政诉讼适格的原告包括两类，一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二是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里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应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尊重和保护当事人所诉请保护的权益来判断，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是否存在一项权利，二是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第一，涉案的房屋是由刘少芳的祖父母刘田顺、盛秀英于1992年建造，刘田顺、盛秀英因合法建造原始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刘少芳称其已经通过接受赠与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但从原审法院对刘少芳的祖父母、父母、叔叔、姑姑所作的调查笔录来看，并不能够证明刘少芳已经通过接受赠与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仍然是刘少芳的祖父母刘田顺、盛秀英，因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只能是刘田顺、盛秀英，而非刘少芳。第二，刘少芳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房屋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刘少芳与被诉行政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刘少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刘少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盛楠审判员  关永生审判员  万宗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