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法龙，男，196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石岭镇胜山街**，公民身份号码：4408221969********。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钦，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骏颖，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寿达，男，1955年8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石岭镇广胜路**公民身份号码：440822195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越胜，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博兴市人，，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惠景一街****公民身份号码：440225196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萧健雄，男，197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住佛山，住佛山市禅城区普澜二街****份号码：4406021973********。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荣标，广东旗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法龙因与被上诉人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4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法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钦、林骏颖，被上诉人黄寿达及其与被上诉人罗越胜、萧健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荣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法龙上诉请求：一、撤销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4841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对于黎法龙所主张的青苗补偿款是以《承包石场合同》为补偿依据的抗辨意见，原判决无视黎法龙所提交的充足证据，简单认定黎法龙该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而不予采信，并未公布裁判理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承包石场合同》是本案当事人双方皆没有异议的经原件核对的证据，合同所约定的承包石场四至清楚，面积经目测估算约为100亩(合同约定“多不扣少不补”)，与政府征收精准丈量的109.8577亩基本一致，显然，本案的青苗补偿款是根据《承包石场合同》标的山岭发放的。而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交的证据9中所谓的“《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并未注明承包山岭的明确四至，面积大小亦没有标明，且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所说的面积与本案政府征收精准丈量的109.8577亩相差甚远。在没有明确界限的情况下，原判决仅根据所谓的“《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直接认定《承包石场合同》中的承包面积只属于《承包山岭协议书》中山岭的一部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即便原判决认定所谓“《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是真实的，《承包山岭协议书》与《承包石场合同》承包面积存在重叠，但2013年签订的《承包石场合同》作为相同主体签订的合同，已构成对所谓《承包山岭协议书》的变更。因此，不管所谓的“《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真实与否，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都无权主张分配本案青苗补偿款；2.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所提交的证据11“租金单”显示黎法龙已实际缴交《承包石场合同》约定的榕树排承包金255000元，其上有黎法龙的签名核对。该证据与黎法龙所提交的证据3《协议书》上第二条“乙方承包该地用于开采石场的贰拾伍万伍仟元，不再追究龙飞村的经济责任”相互印证，可证实黎法龙与龙飞村之间实际履行的合同是《承包石场合同》；3.因采石证尚未获批，黎法龙于2014年间从石岭镇多次购买桉树苗在承包石场山岭上种植。并于2015年1月19日，再次从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镇十二岭村的黎兴苗圃场购买86400元竹苗后在承包的石场山岭上种植，该事实有黎法龙提交的证据2“收款收据”原件可证实，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对此真实性也没有异议，这是黎法龙在自己所承包石场山岭实际经营的事实和证据，也是《玉湛高速公路项目征地青苗补偿表》中所记载的竹林补偿费的由来，以上证据可相互印证补强。种植竹林所在的28亩山岭本是一片坟山，在黎法龙于2013年与龙飞村签订《承包石场合同》后已将迁坟等工作处理好，故而才能于2015年在该片域山上种植竹林。而在2007年与龙飞村协商拟承包山岭时，该片坟山并不在拟承包的范围内。原判决认定黎法龙占用所谓合伙人承租的山岭种植竹林，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黎法龙所提交的证据3《协议书》是当事人双方皆没有异议的经原件核对的证据，而且其上有石岭镇领导的签字和镇政府盖章。从其上第一条“乙方承包石岭镇龙飞村委龙飞村109.8577亩土地用于种植桉树。”第二条“乙方承包该地用于开采石场的贰拾伍万伍仟元”可知黎法龙与龙飞村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依据是《承包石场合同》。二、原判决认定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存在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不曾提供租金出资，不具有合伙人资格。2007年黎法龙在与龙飞村协商拟承包山岭时，为筹集资金，曾邀请黄寿达入伙，黄寿达答应后又邀请了远在佛山的罗越胜、萧健雄共同入伙，故签订了合伙协议书。但因龙飞村村民意见不统一，导致一直无法签订合同进行种植，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亦因此没有交付租金出资，三人从未出资，故不具有合伙人资格；2.原判决认定黎法龙与廉江市石岭镇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于2007年4月9日签订《承包山岭协议书》，属认定事实错误。所谓《承包山岭协议书》(证据9)是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于2019年12月16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再次提交给法院的照片，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将该证据交由黎法龙，并通知黎法龙再次开庭。该证据来源不明，仅仅是照片的形式，无法与原件核对，黎法龙从未签署过该协议。该证据上注明“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司法机关一份”，但黎法龙与廉江市石岭镇龙飞村邓永才村组都不曾保存有该协议，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第一次庭审时亦承认曾以律师调查令到有关单位调取该份证据，也不曾发现该份证据，可明确该份证据并非真实存在。且将该协议相比于黎法龙与廉江市石岭镇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承包石场合同》，可发现该协议没有村委会盖章，其上签名皆没有按捺，不符合签订方签订程序和习惯；3.原判决认定“黄寿达对2005年至2011年种植校木的收支情况作了记录。种植的桉木于2011年第一次出售砍伐，于2016年第二次出售砍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所提交的证据8“笔记”，是在第一次庭审法庭辩论阶段经法官询问“是否将此作为证据提交”才突然提交作为证据的，黎法龙至今没有收到该证据副本。其上所记载的内容皆是黄寿达自己所写，并没有任何第三人的核实签名，其上内容无从证实，也无法证实黄寿达于2011年在涉案山岭进行种植和砍伐的事实，况且黎法龙2007年才与龙飞村协商拟承包山岭之事，黄寿达能在2005年就可以开始记录收支情况，简直荒唐。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所提交的证据12“证明”，是在2019年12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提交的。证人李佰聪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明确证明内容并非他所写，他仅应黄寿达的要求在证明上签字，且所进行的交易没有任何单据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另根据法律规定，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于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未经法院通知便出庭作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同时该证人是黄寿达女婿的叔父，不但其证言内容证明力极低，且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交的证明内容不符。根据该证人证言无法认定黄寿达于2016年第二次出售砍伐桉木，原判决做出该认定有违事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4.原判决认定“协议签订后，黄寿达、黎法龙、罗越胜、萧健雄共同出资在承包的山岭上种植桉木。……承包金已交至2017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所提交的证据10“照片7张”，是在2019年12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提交的。该证据模糊不清，极易伪造，且仅是照片，没有原件能予以核对。该证据没有黎法龙的签名，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也从未交过租金给黎法龙，根据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关于“对投资项目中的具体每笔开支均需列入明细账目，并保留开支单据，细分到每笔100元以上的开支，须由两人以上共同认可”的要求，如若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曾经出资交付租金、共同经营，必有相关单据和明细账单，但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仅能提供该无法与原件核对的没有本案任何一个当事人签名核对的所谓单据照片，证明力微乎其微。事实上，从签订合伙协议后，黎法龙直到本案诉讼的提起才只见过黄寿达，远在佛山的罗越胜、萧健雄更是完全不认识，也没见过，也从来不存在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事实。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在没有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出现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经当事人申请，一改让双方律师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的方式，自行到龙飞村进行调查询间，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有违居中裁判的原则。在经过二次开庭及法院依职权调查后，法院再次单独传唤黎法龙进行询问，黎法龙虽远在广西工作也积极配合，但原审判决仍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听信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一家之言，不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让人无法信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黎法龙所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青苗补偿款是以《承包石场合同》为依据，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无关，证明力明显大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的无原件核对的所谓证据证明力，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无法举证证明青苗补偿款的发放是以所谓的《承包山岭协议书》为依据，也无法举证证明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辩称，一、关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是否有权分配本案青苗补偿款的问题。1.黎法龙辩称，涉案的青苗补偿款是依据《承包石场合同》而发放的，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无关，根本不是事实。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在一审时就明确指出，《承包石场合同》与《承包山岭协议书》是两份经营项目完全不同、经营地块重、经营地块重叠的独立协议分别履行并分别缴纳承包金。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供的证据10、11已经证实该两份合同是分别缴纳承包金的。虽然黎法龙对证据10有异议，但对证据11却没有异议。黎法龙忽略证据10和证据11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角度进行拍摄的，所记录的内容也是在同一本《三联收据》中的内容。证据10与证据11是相互相成的，并不能割裂地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评价。因此，黎法龙认可证据11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证据10的真实性，即黎法龙已经认可《承包石场合同》与《承包山岭协议书》是分别缴纳承包金的。此外，黎法龙提供的2018年7月17日与石岭镇政府签订的《协议书》已经明确，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桉树与承包该地用于开采石场的情况达成了两条协议，该协议书已经明确指出承包山岭种植桉树与承包该地开采石场是两个不同的合同；2.黎法龙还辩称，《承包石场合同》签订在后，《承包山岭协议书》签订在前，已经对之前《承包山岭协议书》构成变更。如果是合同变更，应当根据变更后的合同进行履行，为何《承包山岭协议书》的承包金还一直缴纳租金到2017年?3.黎法龙提供的山玉竹购买单据欲证明，其购买了竹苗进行了种植。但黎法龙却不知是画蛇添足，“山玉竹”并不是竹，而是一种药材，与《青苗补偿表》的“竹林”根本无法对应。黎法龙称其提供的购买山玉竹的《收款收据》的证据证实《青苗补偿表》中所记载的竹林补偿款的由来，根本不是事实；4.黎法龙辩称，《承包山岭协议书》没有原件核对，由于该合同是由黎法龙与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签订的，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当然无法提供原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供《承包山岭协议书》的照片并无不妥。而且，黎法龙如对《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鉴定鉴定该照片的真实性，但黎法龙没有申请司法鉴定，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责任。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供的《协议书》明确记载了《承包山岭协议书》的存在，并且提供该《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予以证实，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作为原告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因此作为被告的黎法龙持有《承包山岭协议书》而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也应当由黎法龙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黎法龙所称的，其获得的352830.02元的青苗补偿款是其与石岭镇龙飞村邓水才村组签订《承包石场合同》所得青苗补偿款与原告无关，均不是事实，玉湛高速公路项目征地青苗补偿款就是《承包山岭协议书》经营项目的补偿款。而《承包山岭协议书》所种植树木，是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与黎法龙共同经营的劳动成果，该种植的树木的补偿款根据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应当平均分配。二、关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与黎法龙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1.根据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与黎法龙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合作承包土地，共同投资项目，按合作人数计算股份比例平均出资、平均收益、共同承担风险，并指定黄寿达为投资项目的经营负责人。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均出资种植了桉树，已经形成事实合伙关系；2.黎法龙称没有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没有出资，完全不是事实。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如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未出资，从2007年到现在十几年了，黎法龙为何没有提出异议，为何不采取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在出卖林木的时候，为何不提出异议，还要将所卖的林木款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平分?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三、关于本案原判决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根据《民事诉必法》第六十四条以及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及查证事实的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黎法龙的上诉请求。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黎法龙支付264622.51元给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2.判决黎法龙承担本案诉讼费。在诉讼中，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变更第一项的诉讼请求为：判决黎法龙支付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每人88207.5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4月9日，廉江市石岭镇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作为甲方，黎法龙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承包山岭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将本村的杨桃排、榕树排、芦基壁、上天龙排的山岭塘排发包经乙方用于种植使用，承包期限从2007年4月9日至2037年4月9日；承包金每年为13500元，签订协议之日交清一年租金，之后于每年12月15日交清下一年租金；承包期间如果国家征收土地使用，一切山权归甲方收入，青苗钱归乙方收入。2007年4月10日，黎法龙、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四人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主要约定：根据黎法龙于2007年4月9日与石岭镇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签订的《承包山岭协议书》，现作出如下补充说明：1.明确《承包山岭协议书》中的承包方黎法龙是代表黄寿达、黎法龙、罗越胜、萧健雄四人与出包方石岭龙飞村邓永才村组所签订《承包山岭协议书》的代表人；2.黄寿达、黎法龙、罗越胜、萧健雄为《承包山岭协议书》的共同合作承包方，四人均拥有本《承包山岭协议书》中所指的承包权，并指定黄寿达为投资项目的经营负责人；3.黄寿达、黎法龙、罗越胜、萧健雄为共同合作承包方的股东，对《承包山岭协议书》约定范围的投资项目，按合作四人计算股份比例平均出资、平均收益、共同承担风险。协议签订后，黄寿达、黎法龙、罗越胜、萧健雄共同出资在承包的山岭上种植桉木。黄寿达对2005年至2011年种植桉木的收支情况作了记录。种植的桉木于2011年第一次出售砍伐，于2016年第二次出售砍伐。承包金已交至2017年。2013年7月1日，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作为甲方，黎法龙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承包石场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本村的榕树排岭约50亩、芦基壁约50亩发包给乙方用于开采石材碎石使用，榕树排岭承包期限从201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承包金为255000元；芦基壁岭承包期限从2017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承包金每年为1000000元；开采石场的一切费用及手续由乙方负责，甲方协助办理证照。2014年7月1日，黎法龙支付龙飞村邓永才村组承包榕树排岭采石金255000元。后因采石的证照问题，黎法龙未能在承包的山岭上采石。涉案的山岭因修建玉湛高速公路要被征收。2018年7月1日，石岭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黎法龙经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1.乙方承包石岭镇龙飞村109.8577亩土地用于种植桉树，在玉湛高速红线范围内，需要征用。由于乙方没有按时交纳租金给龙飞村，未能履行合同事宜，经镇政府多次协调，乙方和龙飞村同意，由乙方一次性补偿50000元给龙飞村，资金在乙方青苗补偿费中支付；2.乙方承包该地用于开采石场的255000元，不再追究龙飞村的经济责任，由镇政府协商解决。2018年12月18日，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对涉案山岭的青苗作出《玉湛高速公路征地青苗补偿表》，补偿黎法龙81.8577亩桉树青苗款212830元（每亩补偿2600元）、28亩竹林青苗款140000元（每亩补偿5000元）。2019年1月16日，黎法龙从廉江市国土资源局领取了补偿款352830.02元。黎法龙领取补偿款后，已从补偿款中支付50000元给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根据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的诉讼请求，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的起诉及黎法龙的抗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合伙关系中的青苗补偿款金额如何确定、如何分配。关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主张与黎法龙合伙承包山岭种植桉树，并提供了《协议书》《承包山岭协议书》及黄寿达记录种植桉树的笔记等予以证明，足以证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的主张。黎法龙提出其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之间只是曾经存在合伙意向，其从未实际签订《承包山岭协议书》，不存在合伙事实，青苗补偿款是以《承包石场合同》为依据补偿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协议约定承包龙飞村邓永才村组山岭种植桉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关于合伙关系中的青苗补偿款金额如何确定、如何分配问题。《承包山岭协议书》中约定黎法龙承包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的山岭没有确定山岭面积，《承包石场合同》中的榕树排岭、芦基壁岭的面积合计为100亩，而榕树排岭、芦基壁岭只属于《承包山岭协议书》中山岭的一部分，故《承包山岭协议书》确定杨桃排、榕树排、芦基壁、上天龙排的山岭的面积大于青苗补偿山岭109.8577亩的面积，因此应认定青苗补偿属于《承包山岭协议书》中山岭的范围内，按《承包山岭协议书》及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青苗补偿款应属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的合伙收益。但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确认合伙期间只种植桉树，而青苗补偿中有28亩为竹林，黎法龙主张竹林为其个人种植，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对种植竹没有参与及投入，而黎法龙占用合伙人承包的山岭种植竹没有经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同意，因此28亩的竹林应按桉树的青苗补偿标准确定为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的合伙收益，超出桉树青苗补偿标准的部分补偿款应为黎法龙个人所得。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合伙所得的青苗补偿款为285630.02元，另67200元（352830.02-285630.02）为黎法龙个人所得。黎法龙领取补偿款后已按其与石岭镇政府签订的协议支付了龙飞村邓永才村组50000元，该款应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合伙的青苗补偿款285630.02元和黎法龙个人所得的补偿款67200元中按比例扣减，扣减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合伙的青苗补偿款为245153.02元，黎法龙个人所得57677元。因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与黎法龙约定合伙人平均出资、平均收益、共同承担风险，所以对合伙的青苗补偿款应由合伙人平均分配，每人分得合伙的青苗补偿款为61288.255元（245153.02÷4）。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黎法龙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支付61288.255元；二、驳回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634.67元，由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每人负担268元，黎法龙负担1830.67元。本院二审庭审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交了补充证据：1、调查笔录、调查笔录录音，拟证明黄寿达与黎法龙共同出资交纳租金给龙飞村邓永才村组，承包山岭后由黄寿达与黎法龙一起种植桉树，承包山岭种植桉树与承包山岭开采石场是分别缴交租金，黎法龙承包山岭开采石场后并没有种植过桉树，山上的桉树是原承包山岭种植桉树砍伐后的嫩芽生长的，黎法龙从来没有种植过竹林；2、证明、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人作证视频及照片，拟证明黄寿达、黎法龙雇佣刘田昌对所承包的山岭负责种苗、施肥、除草等管理工作，每次工款都是由黄寿达、黎法龙跟刘田昌结算，并由刘田昌发放工资给其他工人。本院经审查认为，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向邓永才调查情况并做了《调查笔录》，《调查笔录》中，邓永才根据法官的提问作了如下回答：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于2007年4月9日与黎法龙签订了《承包山岭协议书》、于2013年7月1日与黎法龙签订了《承包石场合同》，石场的位置在《承包山岭协议书》确定的四至范围内。承包山岭后，黎法龙很少来山岭经营种植桉树，很多时候都是黄寿达在经营，租金也是黄寿达交给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的，如黄寿达没空的话就叫黎法龙交租金。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3日向廉江市石岭镇政府副镇长林安霖调查情况并做了《调查笔录》，《调查笔录》中，林安霖根据法官的提问作了如下回答：黎法龙与尤修其合作和龙飞村签订《承包石场合同》，龙修其将255000元交给黎法龙，由黎法龙支付给龙飞村，后来政府已给尤修其支付了25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黎法龙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黎法龙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审法院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二、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三、黎法龙是否应支付涉案青苗补偿款给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应支付多少。关于原审法院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黎法龙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体现在：1、由律师自行调查取证违反法定程序；2、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于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未经法院通知便出庭作证，违反法定程序；3、在经过二次开庭及法院依职权调查后，法院再次单独传唤黎法龙进行询问，违反法定程序。第一，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均向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一审法院根据律师的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由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符合法定程序；第二，一审法院2019年12月16日第一次庭审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补充证据，一审法院准许并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并在2019年12月24日第二次庭审中由证人出庭作证并组织黎法龙对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提交的补充证据进行质证，这在一审法院的职权范围内，亦不违反法定程序，而且，黎法龙在第二次庭审中亦未对此提出异议；第三，在经过两次庭审后，一审法院再次单独传唤黎法龙调查了解情况，亦符合法定程序。关于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合伙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合伙协议，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本案中，虽然黎法龙否认《承包山岭协议书》的存在，但根据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提供的《承包山岭协议书》（照片）、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根据《承包山岭协议书》而签订的）以及一审法院对邓永才作的《调查笔录》，可以确定黎法龙与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于2007年4月9日签订了《承包山岭协议书》。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根据《承包山岭协议书》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四人合伙承包山岭并指定黄寿达为投资项目的经营负责人，四人平均出资、平均收益、共同承担风险等等，并注明每年承包地租共13500元，承包时间为三十年。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主张签订合伙协议后，与黎法龙在山岭种植桉树，并提供了从2007年至2017年向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缴纳13500元租金的收据照片、李伯聪的证人证言、黄寿达记录种植桉树的笔记等予以证明，再结合一审法院对邓永才作的《调查笔录》，足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与黎法龙合伙在山岭上种植桉树的事实。故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的关系符合合伙关系的基本特征，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黎法龙上诉主张其从未实际签订《承包山岭协议书》、其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黎法龙是否应支付涉案青苗补偿款给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应支付多少的问题。黎法龙上诉主张涉案青苗补偿款的补偿依据是《承包石场合同》，其不应支付涉案青苗补偿款给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但第一，《承包山岭协议书》和《承包石场合同》是两份经营项目完全不同、经营地块部、经营地块部分重叠的独立协议已根据两份协议分别向龙飞村邓永才村组缴交承包金；第二，龙飞村邓永才村组与黎法龙签订《承包山岭协议书》在先、签订《承包石场合同》在后，承包石场的位置在《承包山岭协议书》确定的四至范围内，黎法龙承包山岭后就开始与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合伙种植桉树（上文已有论述）；第三，石岭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日与黎法龙签订的《协议书》约定：1.黎法龙承包石岭镇龙飞村109.8577亩土地用于种植桉树……由黎法龙一次性补偿50000元给龙飞村，资金在黎法龙青苗补偿费中支付；2.黎法龙承包该地用于开采石场的255000元，不再追究龙飞村的经济责任，由镇政府协商解决。再根据一审法院对廉江市石岭镇政府副镇长林安霖做的《调查笔录》，林安霖确认政府已给尤修其（与黎法龙合作承包石场）支付了255000元。由此可见，石岭镇人民政府与黎法龙签订的《协议书》对承包山岭用于种植桉树与承包山岭用于开采石场的情况达成了两条协议，承包山岭种植桉树已根据第一条支付了青苗补偿款，承包山岭用于开采石场政府也已支付255000元。综上，涉案青苗补偿款是石岭镇政府因黎法龙承包山岭种植桉树而作出的补偿，而种植桉树是黎法龙与黄寿达、罗越胜、肖健雄合伙经营种植的，故涉案青苗补偿款应属于四人的合伙收益。故一审法院将黎法龙领到的青苗补偿款扣除黎法龙个人所得部分，再对支付给龙飞村邓永才村组50000元按比例进行扣减后，判决黎法龙分别向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支付61288.25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黎法龙关于不应向黄寿达、罗越胜、萧健雄支付涉案青苗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黎法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9.34元，由黎法龙负担（黎法龙已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9.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鸿审 判 员 梁子轩审 判 员 钟斯宁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崔笑颜书 记 员 陈思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