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国松，男，195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环，男，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苏国松因与被上诉人苏国环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9民初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国松上诉请求：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9民初281号民事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因高速公路临时用地占用0.2747亩水田的补偿款8790.4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980年责任制下户时，上诉人用人工将自己所分责任田中间岭槽口浸水山荒废鱼塘开垦成一块水田，种植水稻、罗汉果，经营管理至今已三十余年，期间与全组群众和睦相处，并无异议。2014年因修高速公路，该水田被临时征用，征用面积为0.2747亩。在2014年的全组村民会议上，当届上洞村委主任蒋汉银、驻村工作组于先俊、县征地拆迁指挥部肖庆民等以及本村民小组苏木森、苏辅能均明确表态：该水田系上诉人开荒而成，征地款应归上诉人。二、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政府文件资政发（1990）第91号《关于农转非人员退出责任山、责任田问题的补充通知》第六条“责任制到户后农民自己开发的新田不作调整，仍由原承包户经营。但因私人建房占水田而开出的新田仍是调整范围。”之规定，上诉人对开荒而成的0.2747亩水田有权经营，不能调整，其中的征地款应归上诉人所有。但被上诉人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置该政策规定于不顾，不予认可。三、被上诉人已在上诉人请求县拆迁指挥部发放被占用水田的补偿款的字据上签字同意将该征地补偿款发给上诉人。四、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协议第一句话已证实涉案的0.2747亩水田是上诉人而非第七村民小组开荒而成，该水田的种植、经营管理权归上诉人享有。第七村民小组村民有80多人，该协议只是由村主任召集十几人开会形成，其中达成的“高速公路的征地款归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属于严重违法的条款，上诉人不予认可。五、资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代码为：4503291012000700184，面积为0.42亩）包含了因高速公路临时用地占用上诉人的0.2747亩水田，因此该水田的补偿款应退还给上诉人。六、上诉人起诉时计算被征用的水田的补偿款为8701.4元有误，应为8790.4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苏国环辩称:一、涉案争执土地属第七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涉案争执土地并非上诉人所称浸水荒塘，而是1969年至1979年本村民小组与第八村民小组合队时期开垦而成的鱼塘，上诉人乘自己的责任田与该鱼塘毗连、队里未具体管理之机，挖坏该鱼塘使之连起成为其责任田，这本身就是侵权行为。二、涉案争执土地是上诉人侵占本村民小组集体用地（鱼塘）而形成，并非其开荒用地而形成。上诉人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政府资政发（1990）第91号《关于农转非人员退出责任山、责任田问题的补充通知》第六条的规定为依据主张该土地属于不作调整并仍由原承包户经营范围，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假借村民伪造证据谋取补助金是错误的，为此到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苏国辉等八人所支出的交通费、就餐费、误工费共计1200元，应由上诉人承担。四、2018年3月24日的《协议》由村委主任王小文召集本村民小组村民协商达成，有上诉人的签字认可。该争执土地原属本村民小组集体的鱼塘，将其挖坏做水田系上诉人所为，因此该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当然归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不能归侵权人所有。五、涉案争执土地的征用于2014年开始，当时就发生了争执。而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2018年办理，当时该土地已不是发包范围内的责任田了，因为上诉人将该土地混合在自己的责任田内，不做声明，所以不能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苏国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上洞村第七村民组组长苏国环个人退出属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桂（2018）资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020133号中地块代码：4503291012000700184，面积0.42亩，其中由高速公路临时用地占用0.2747亩的补偿款8701.4元给原告；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资源县第七村民小组新开田有一荒废的鱼塘，原告将该塘开垦成田并种植水稻及罗汉果。后该田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征用，征用时面积为0.2747亩，补偿款为8701.4元，由组长被告苏国环代为领取。2018年3月24日，原告与资源县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达成《协议》，该《协议》载明：“关于修建高速公路征有第七村民小组中间岭槽口大约2分2田，计人民币大约柒仟元，由于以前经苏国松开垦成田，经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与苏国松协商达成协议，高速公路的征地款归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征地后由于此地还可耕种，此地的种植经营管理权归苏国松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签字生效”。原告诉称上述争执地由其开垦成田且已办理了编号为桂（2018）资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01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代码为4503291012000700184，面积为0.42亩），原告认为争执地的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因此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资源县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苏国环个人退出补偿款8701.4元，但没有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国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苏国松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苏国松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苏国环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一、上洞村村委主任王小文于2020年4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涉案土地是国家征用的，归集体所有；二、上洞村第八村民小组成员苏甫哲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上洞村第七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原为一个生产队，后分为七队和八队，涉案鱼塘原来是共同经营管理的，分队后各队经营管理一个鱼塘。上诉人苏国松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且系王小文个人书写，其中的“已付款”没有说是付给谁，无法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为政府管理使用，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亦不予认可，苏甫哲并非本村民小组成员，其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因被上诉人苏国环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证人证言，上诉人苏国松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出具《证明》的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争执土地（面积为0.2747亩）原为上洞村七队（现第七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鱼塘，因责任制下户时该鱼塘既未分下户亦未发包给他人经营管理而致其荒废，后上诉人苏国松将其开垦成水田种植水稻、罗汉果，2014年因修高速公路该水田被征用；上诉人苏国松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了资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桂（2018）资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01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苏国松要求被上诉人苏国环退还其因高速公路临时用地占用0.2747亩水田的补偿款8790.4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的规定，涉案争执土地属于上洞村第七村民小组村民集体所有。责任制下户后，该土地虽被上诉人苏国松开垦成水田种植水稻、罗汉果，但上诉人苏国松直至该土地被征用时仍未取得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8年3月24日在上洞村委主任王小文召集下，上诉人苏国松与到第七村民小组15名村民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未到第七村民小组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法有效。由于该《协议》关于“高速公路的征地款归第七村民小组全体村民”的约定对上诉人苏国松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上诉人苏国松要求被上诉人苏国环退还其因高速公路临时用地占用0.2747亩水田的补偿款8790.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苏国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人苏国松已预交），由上诉人苏国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怡运 审 判 员 张 鹏 审 判 员 唐国登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梁 露 书 记 员 文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