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06行初68号原告刘新良，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委托代理人王惠玲，女，197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石河子市**滩镇，系原告的妻子。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惠景三街**。法定代表人贾祖兵，局长。出庭负责人何水渐，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严国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汤志伟，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法定代表人朱伟，市长。委托代理人卢劲松，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冠桥，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二路**保利天玺******div>负责人汪新明。第三人余海云，女，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第三人汪新明，男，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原告刘新良不服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以下简称禅城司法局）作出的佛禅司律投复字〔2019〕第4号《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和被告佛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佛山市政府）作出的佛府行复〔2019〕3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告补正材料，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余海云、汪新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新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惠玲，被告禅城司法局的负责人何水渐以及委托代理人严国伦、汤志伟，被告佛山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冠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余海云、汪新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9月2日针对原告投诉第三人余海云利用不正当的手法或手段、窃取了原告刑事诉讼代理权、产生了代理人造假、牟利、顶罪情节，在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案裁决过程中，代言代诉代质证，在事实上、法律上已变相剥夺了原告合法诉权，给原告造成重大危害，致使人格伤害、精神痛苦，并请求依法确认第三人余海云执业行为违法的投诉作出《答复书》，认为，首先授权委托书上明确原告聘请第三人汪新明律师和第三人余海云为其辩护人，且经原告签署。原告虽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但并未提出反证。其次，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实际参与二审辩护并实施了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其相关投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另外，相关生效裁决已确认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为原告提供二审辩护合同的义务，不存在第三人汪新明擅自委派第三人余海云参与刑事诉讼侵犯权益的情形。因此，原告的投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被告禅城司法局不予支持。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此不予处理。原告不服，向被告佛山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原告诉称，一、《行政复议决定书》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身份不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私自转托、冒名代诉。2.转赃顶罪、嫁祸他人。3.违法捞人、借案牟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两被告接投诉、举报后，没有依法、依职权进行调查，没有澄清事实，监管不力，致使腐败滋生，危害持续，侵害了原告司法救济之合法权益。二、《行政复议决定书》处理不当。（一）两被告调查所述：“被投诉人余海云（律师）辩称，为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投诉人受律师所指派、作为案件主办律师汪新明的协办律师、署名于《授权委托书》上、并经投诉人签名授权后、主办律师将《授权委托书》等交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不是其接的、也没有见过申请人，案件主要由汪新明律师办理，主办律师没有指派其进行协助，其在《刘新良涉嫌非法拘禁罪一审二审辩护词》上的签名不是其亲笔签字、是主办律师汪新明代签……”“……《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其签署，是被投诉人变造的，但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汪新明律师称，合同上指派的律师是汪新明律师，合同签订第二天，申请人到其律师所签《授权委托书》时，觉得其太忙了，要求增加一位律师办该案，所以《授权委托书》上指派了汪新明、余海云两位（律师）办理该案……”（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2.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三）两被告没有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第三人汪新明代签、代寄、代送《委托书》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及、地点第二，第三人余海云协办刑事案件代理必备手续。据此，原告认为，两被告在有意包疵第三人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有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明显在自我否定、攻守同盟。可作为而故不作为，不仅刁难强迫原告伪证第三人虚假行为，且刁难强迫原告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更甚者，无理逼迫原告伪造刑卷，达到强权司法而息诉。第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非法、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两被告分别作为行政调查、复议机关，自接受原告投诉、举报后，不仅违法填补第三人余海云资质证明，更甚者，睁眼说瞎话，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综上，原告认为，对第三人余海云赤裸裸造假损害他人的恶意行为，两被告不仅没依法作为，而且有意串通掩盖，寄希望和放任危害结果产生，其合意侵害行为，助长了司法腐败，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严重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2.撤销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决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第三人余海云律师证复印件、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明两份证据所记载的第三人余海云头像并不一致，被告禅城司法局造假。2.《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的两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行为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两被告掩盖事实真相、不依法作为，帮助伪证。4.开庭审理申请书，证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禅城司法局不作为。5.取保候审申请书，证明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藏匿证据。6.第三人汪新明辩护词，证明第三人汪新明在原告涉嫌非法拘禁作虚假辩护并提交的材料。7.刑事代理合同，证明被告禅城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严国伦帮助广东金石律师事务所造假。8.民事代理合同，证明刑事案件陷害原告。9.看守所会见记录、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告知书》，证明被告禅城司法局造假。被告禅城司法局辩称，一、被告禅城司法局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答复书》符合其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第五十二条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被告禅城司法局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作出案涉《答复书》的行政主体资格，故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书》符合其法定职权。二、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投诉书》，投诉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在承办原告涉嫌非法拘禁案件中存在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给予行政处罚。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佛禅司律投受字〔2019〕第3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受理告知书》受理原告的投诉，并于2019年1月31日向原告送达受理告知书。被告禅城司法局受理投诉后，在规定期限内依法进行调查。因案情复杂，依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决定延长投诉办理期限30天，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佛禅司律投延字〔2019〕第2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延长处理期限告知书》，决定延长投诉办理期限至2019年4月27日，并于2019年3月28日向原告送达延长期限告知书。又因原告就其与第三人余海云委托代理纠纷另行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结果可能影响到本投诉所涉事项的处理，依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佛禅司律投止查字〔2019〕第4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决定中止对本投诉的处理，并于2019年4月17日向原告送达中止处理通知书。待原告提交了生效的相关法律文书后，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8月23日起恢复调查处理。调查过程中，被告禅城司法局分别对原告、第三人余海云、汪新明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和第三人余海云、汪新明、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分别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相关的调查材料。同时被告禅城司法局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有关案卷材料，调查第三人余海云在办理原告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的有关情况及事实。经被告调查：1.原告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于2015年5月12日与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因其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聘请该所律师为辩护人，律师所接受委托，指派第三人汪新明律师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服务范围为“二审出庭辩护”。2015年5月13日，原告签署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刘新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聘请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汪新明、余海云为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被告人刘新良（即本案原告）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二审生效之日止。”原告承认《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的签名是其签署，但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其签署的，是第三人余海云变造的，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原告起诉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汪新明等人的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载明原告对该授权委托书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原告称该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其签署的主张不成立。第三人汪新明称，合同上指派的律师是第三人汪新明。合同签订第二天，原告到其律师所签授权委托书时，觉得其太忙了，要求增加一位律师承办该案，所以授权委托书上指派了第三人汪新明、余海云两位律师办理该案。2.关于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参与（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代言代诉代质证，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变相剥夺了原告的合法诉权，给原告造成重大危害，致使人格伤害，精神痛苦的问题。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案件中，（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裁定书第1页第8行明确载明原告的辩护人为第三人汪新明及余海云律师，2015年7月27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进行宣判并当场送达上述裁定书给原告，因原告拒绝签收而留置送达，原告对第三人余海云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并没有提出异议。同时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案审理期间，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参与并实施了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告曾因该案先后两次起诉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和汪新明等人，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案号分别为：（2017）粤0604民初9934号、（2018）粤06民终632号、（2018）粤0604民初5906号和（2018）粤0604民申30号。根据上述判决及裁定，法院认定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所已经履行了为原告提供二审辩护的合同义务。其中，在（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案件中，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提交了由原告签署的委托汪新明、余海云律师为辩护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证据，庭审中原告对该授权委托书没有提出异议并予以确认，判决书也对该授权委托书予以认定，因此原告称该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其签署的主张不成立；（2018）粤0604民申30号《民事裁定书》第5页已明确载明确认是原告委托第三人汪新明、余海云两名律师为其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的二审辩护人，不存在原告所述第三人汪新明擅自委派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侵犯权益的情形。另外，法院对合同收费也作出了相关判决处理。原告因本委托代理案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于2019年3月起诉第三人余海云律师，经两级法院经审理（(2019)粤0604民初6566号和（2019）粤06民终6557号）均认定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海云律师实施了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的询问笔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是被告针对原告就其涉嫌非法拘禁罪案对另一律师的投诉的调查材料，并不能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上述调查查明的事实，结合调查材料，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在办理本投诉所涉的非法拘禁罪案件中，未有证据显示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存在有原告投诉所称的违法违规行为，原告的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据此依法对第三人余海云律师不作处理，并于2019年9月2日作出《答复书》，于2019年9月3日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余海云律师。因此，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综上所述，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禅城司法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被告禅城司法局的主体资格。2.佛山市司法局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材料转送通知书、《投诉书》、刘新良投诉余海云律师提交证据材料目录、驳回申诉通知书、询问笔录7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行政诉讼答辩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受理告知书》、EMS邮单及查询记录，证明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1月17日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书》及相关投诉材料，原告投诉第三人余海云在承办原告涉嫌非法拘禁案件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请求给予行政处罚，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佛禅司律投受字〔2019〕第3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受理告知书》受理原告的投诉，并于2019年1月31日向原告送达受理告知书。3.工作证3份，当事人向禅城区司法局提供证据清单以及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书》、（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申30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向禅城区司法局提供证据清单以及投诉举报及情况反映书、授权委托书、笔录、（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书》、（2015）佛城法刑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介绍信、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案卷材料目录、刑事上诉状、所函、授权委托书、律师证、税务登记证、证明、微信聊天截图、开庭审理申请书、刘新良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二审辩护词、投诉举报及情况反映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王惠玲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宣判笔录2份、送达回证2份、（2019）粤0604民初656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6557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向禅城区司法局提供证据清单以及刑事案件立案呈批表、授权委托书、发票联、EMS邮单、传票、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清单、起诉书、情况说明2份、第三人余海云的律师证复印件、第三人汪新明的律师证复印件，询问笔录5份、《投诉延长处理期限告知书》及其EMS邮单及查询记录、《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及其EMS邮单及查询记录、申请书，证明：（1）被告禅城司法局受理原告投诉后就投诉事项依法进行调查。（2）因本投诉案情复杂，被告禅城司法局根据办案需要作出《投诉延长处理期限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又因原告就其与第三人余海云委托代理纠纷另行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结果可能影响到本投诉所涉事项的处理，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决定中止对本投诉的处理，并于2019年4月17日向原告送达《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待原告提交了生效的相关法律文书后，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8月23日起恢复调查处理。（3）原告和第三人余海云、汪新明及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分别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调查过程中，被告禅城司法局分别对原告和第三人余海云、汪新明等人进行谈话、询问并制作谈话、询问笔录，被告禅城司法局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有关案卷材料，调查第三人余海云在办理原告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的有关情况及事实。（4）经被告调查，第三人余海云在办理本投诉所涉的非法拘禁罪案件中，未有证据显示其存在有原告投诉所称的违法违规行为，原告的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4.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答复书、EMS邮寄单及查询记录、关于刘新良投诉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余海云律师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及其EMS邮单及查询记录、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1）经过调查，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9月2日就原告投诉事项作出《答复书》，并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余海云，各方均已签收上述文书。（2）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书》后，将投诉案件处理情况报告给佛山市司法局。（3）原告不服被告答复提出行政复议，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被告禅城司法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被告佛山市政府辩称，一、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告佛山市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主体资格。（二）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佛山市政府查明的事实详见《行政复议决定书》“本府查明”部分。（三）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佛山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佛山市政府于同日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9月11日将申请材料副本寄送给被告禅城司法局，被告禅城司法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佛山市政府提交了涉案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由于本案案情复杂，被告佛山市政府于2019年10月29日依法决定延长30日审理期限，并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被告佛山市政府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12月5日向原告、被告禅城司法局邮寄该决定书。因此，被告佛山市政府关于复议案件的审理，程序合法。（四）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法律法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被告佛山市政府认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原告起诉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和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如下：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和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法律适用错误。被告佛山市政府认为原告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已在《行政复议决定书》“本府认为”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原告也没有增加其他理由，故不再重复提交答辩意见。综上所述，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和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佛山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提交证据材料清单》，证明被告佛山市政府于2019年9月6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其EMS邮寄单、《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其EMS邮寄单，证明被告佛山市政府于2019年9月6日依法受理，并向被告禅城司法局发出。3.《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及邮单2份，证明被告佛山市政府依法延长复议审查期限。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单2份，证明被告佛山市政府在法定期限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被告佛山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1、5、7-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据5、7-9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证据5、7-9不予采纳；两被告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2、4予以采纳。两被告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经查，该证据为原告与他人的聊天微信记录，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两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被告佛山市政府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被告禅城司法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查，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为其本身主体资格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为原告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投诉时提交以及被告禅城司法局予以受理的材料，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证据3，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并且根据其中的介绍信、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案卷材料目录以及3份《当事人向禅城区司法局提供证据清单》可以证实，证据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3为被告禅城司法局依法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和原告、第三人余海云、汪新明、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提供，故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4，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佛山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禅城司法局对证据1-4无异议。经查，被告佛山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形式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17日，被告禅城司法局收到佛山市司法局转送的原告投诉第三人余海云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原告在《投诉书》中要求确认第三人余海云在参与（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件的执业行为违法。2019年1月28日，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佛禅司律投受字〔2019〕第3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受理告知书》受理原告的投诉。受理原告投诉后，被告禅城司法局先后向原告、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余海云、汪新明进行调查，并依法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相关案件材料。2019年3月26日，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佛禅司律投延字〔2019〕第2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延长处理期限告知书》以案情复杂为由，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经负责人批准，决定延长投诉办理期限至2019年4月27日。2019年4月16日，因原告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三人余海云委托代理纠纷，被告禅城司法局以该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结果可能影响原告对第三人余海云的投诉涉及事项的处理，作出佛禅司律投止查字〔2019〕第4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自2019年4月16日起中止对原告投诉第三人余海云律师案件的处理。2019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提交《申请书》要求恢复对其投诉第三人余海云违法执业事项的处理。被告禅城司法局于2019年8月23日恢复对原告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并于2019年9月2日作出《答复书》，同年9月3日送达原告、第三人余海云。原告对该《答复书》不服，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佛山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佛山市政府于同日受理，并向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佛府行复〔2019〕301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10月29日，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佛府行复〔2019〕301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决定将案件审查期限延长30日。经审查，被告佛山市政府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9年12月6日送达给原告、被告禅城司法局。另查明，根据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委托人处签名为“刘新良”的《授权委托书》，原告委托第三人汪新明、余海云为其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的辩护人；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书》，在原告非法拘禁罪一案中，第三人汪新明、余海云为原告辩护人。根据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民事判决书》、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以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中未履行诉讼代理合同提起民事诉讼，（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原告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中包括“被告与原告经人介绍认识，签下委托代理合同，并给予其费用、授权委托书等”陈述，并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没有提出异议，上述两份判决确认第三人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履行了为原告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中进行辩护的代理职责。2018年10月9日，原告不服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审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粤0604民申3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原告提交的“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函”，结合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正好印证是原告委托第三人汪新明、余海云两名律师为其涉嫌非法拘禁罪案件的二审辩护人，不存在第三人汪新明擅自委派陌生人余海云参与刑事诉讼侵犯其权益的情形，并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根据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6566号《民事判决书》、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655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认为第三人余海云违法代理（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件，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未能提供的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二）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三）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四）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五）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禅城司法局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其具有处理本案投诉的法定职权。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禅城司法局在收到佛山市司法局转交的原告投诉材料后，经调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书》，并依法送达给原告、第三人余海云，告知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是否合法。《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投诉处理机关应当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如下处理：……（三）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对被投诉人不作处理。……”原告认为其不认识、没见过也没有委托第三人余海云作为其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的辩护人，第三人余海云窃取其代理权限，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中，根据（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书》、（2017）粤0604民初9934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申30号《民事裁定书》、（2019）粤0604民初656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6557号《民事判决书》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可以证实原告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委托第三人余海云作为其（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的辩护人，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实施了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行为。上述经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且，原告向被告禅城司法局提出本案投诉时及在之后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阶段，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余海云在（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件中违法代理和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书》认为原告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根据，并依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不予处理的决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当前被告佛山市政府集中受理市直机关作为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案件的实际，被告佛山市政府受理原告不服被告禅城司法局《答复书》提起的行政复议并无不当。被告佛山市政府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审查，并在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送达原告、被告禅城司法局，告知行政诉讼权利，程序合法，结果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要求增加“本案调查审理后，交给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作为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无正当理由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且本案原告所要求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故本院对其要求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被告禅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被告佛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新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新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涂远鹏人民陪审员  陈雪兰人民陪审员  陈向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黄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