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31民初40号原告：闵丽荣，女，1960年6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拜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仝淑焕，拜泉县星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张雪莲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昕，女，199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法律顾问，住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羽男，女，198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法律顾问，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告闵丽荣诉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闵丽荣委托诉讼代理人仝淑焕，被告平安人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羽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闵丽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平安人寿给付保险金650000.00元；2.要求被告平安人寿返还多收取的保费14558.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闵丽荣于2014年6月17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三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险合同号P060000007504167、P060000007504168、P060000007504170；三笔保费每年14558.00元。原告闵丽荣又于2014年7月6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4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险合同号P060000007504125、P060000007504127、P060000007504128、P060000007504131，四笔保费每年16590.00元，前6份保险合同每份身故保险金为100000.00元，后一份身故保险金为50000.00元，7份身故保险金合计650000.00元，受益人均为原告闵丽荣。因被保险人孟德利不幸于2015年4月16日因突发脑溢血在家去世，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在2015年6月30日又扣除了2014年6月17日投保的三笔保费14558.00元；原告于2017年5月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7年7月作出拒绝理赔通知。拒绝向原告支付保险金。被告的拒赔行为违反了法律和合同约定，被告理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平安人寿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一点：原告在我公司购买保险产品是事实，但是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原告作为身故受益人并未及时向我公司申请理赔，本案被保险人死亡日期为2015年4月16日。而原告申请报案的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应当在十日内通知我公司，如果因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没有及时通知的，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原告申请理赔的时间距离发生保险事故已经间隔两年。我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原因性质以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承担范围均无从考证，失去了对保险事故的知情权。所以根据合同的约定，我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第二点：根据被保险人在我公司体检时，提供的检验报告单显示，该检验报告单与体检机构当日也就是2014年1月9日，另一份他人的体检报告单检查结果与项目完全相同。根据核实，被保险人在申请投保时，向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体检材料。导致我公司对于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无法进行准确核实。最终做出了错误的承保决定。应视为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我公司有权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并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另外由于原告在庭审中临时增加诉讼请求，我公司未对该部分诉请准备相应的证据及答辩意见，需庭后进行核实。另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被保险人虽然发生保险事故在2015年4月16日，但是原告正式申请理赔的时间在2017年5月10日，2015年6月30日我公司无从知晓被保险人是否已经身故，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我公司有权在保单周年日时收取下一年度保单的保险费，因为此时保险合同尚属于有效状态。我公司正常扣取保费的行为并不违反双方合同的约定，所以该事由应归责于原告未及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闵丽荣结婚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原告闵丽荣与被保险人孟德利系夫妻关系；证据二、医学死亡证明、火化证、户籍注销证明，用以证实被投保人孟德利于2015年4月16日突发疾病死亡，发生保险事故；证据三、人身险理赔通知单一份，用以证实闵丽荣为被保险人孟德利在被告处投保七份人身保险，被告拒绝理赔保险金的事实；证据四、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单一份，用以证实在被投保人孟德利去世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被告于2015年6月30日从闵丽荣邮政银行账户扣划三笔保费，一笔是4740.00元、一笔是4740.00元、一笔是5078.00元。共计14558.00元。证明孟德利在2015年4月16日已经死亡并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合同已经终止，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终止后，扣划四笔保险费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证据五、保险合同十二份，用以证实闵丽荣及其家人自2007年开始在中国平安等多个保险公司投保多份人身保险，闵丽荣及家人信赖保险，为孟德利投保保险并非偶然。被告平安人寿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均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实问题有异议，对该份证据原告无法证实该笔费用最后的收款方为我公司，因该明细仅显示保扣二字，未显示收款方，且扣费的时间与原告所投保的日期没有一年的时间相隔相对应，同时原告也不能够证实该四笔费用是涉案保险产品七笔中的任何一笔，仅是数额相同。第二点、原告称2015年4月16日被保险人已经死亡，但此时由于受益人没有向我公司提出理赔申请，没有尽到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自然视为被保险人仍是生存状态，所以我公司有扣除保费的义务。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我公司需承担保单第二年度的保险责任，自然应当收取第二年度的保险费。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实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中，无论是原告闵丽荣还是其女儿为其投保的保险，时间并不集中且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保障内容也与本案不同，本案投保人是在2014年一个月内集中投保了七份高达970000.00元的保险，且所有的保险性质均是被保险人身故后才能够获得理赔。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按照常理是在生前为其取得一份保障，而并非是在被保险人身故后取得一份保障。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且被保险人在距离投保不足一年内身故。被告平安人寿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理赔申请书一份，用以证实被保险人孟德利死亡的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原告申请理赔的时间为2017年6月6日，证实本案原告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申请理赔，导致我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和损失程度以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承担范围内无法进行准确核实；证据二、健康检查报告书是被保险人于2014年1月9日形成的，另一份是拜泉县中医院检查报告单，被检查人姓名是单晓明，检测日期为2014年1月9日，根据本案被保险人提供的体检报告单显示，该报告单中的内容与同日期形成的另外一份检查人的体检报告单项目及检查结果完全一致。用以证实在投保时投保人隐瞒了与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状况相关的事实。应视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证据三、保险合同七份，用以证实投保人闵丽荣于2014年6月17日及2014年7月3日与我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孟德利，主险为鑫盛12终身寿险，根据保险合同第4.1项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受益人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如果因受益人的故意和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等难以确定的，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原告闵丽荣对被告平安人寿所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我方当时在孟德利去世之后，并没有想起这份保险单，因为保险单都是由孟德利本人保管，闵丽荣是在2017年初装修房子在孟德利书房的床底下发现这些保险单，也向相关的律师咨询过，发生保险事故五年之内主张赔偿没有任何问题。法律是支持的，因两个女儿一个出国，一个在上海，闵丽荣当时也在上海照顾孟媛媛的孩子，所以就没有着急理赔。其没有及时理赔并不是原告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因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没有证据效力。被保险人孟德利在投保时，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作进行了身体检查，整个过程被保险人是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带领、指挥下进行的，被保险人只是被动接受检查，体检检查报告也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取走的，被保险人及投保人没有参与和经手体检检查报告，不存在隐瞒和篡改问题，所以体检检查报告如何记载我方并不知情，是在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符合投保的条件下，订立的保险合同。我方支付了保险费，履行了保险合同。但被告提供的孟德利健康检查报告书，并没有医院的公章，而且是复印件，无法证实真实来源。没有证据效力。被告平安人寿提供的证据我们认为不能否定我们已经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证实的内容有异议，因保险单是由孟德利本人保管，闵丽荣在孟德利去世之后，并未想起这些保险单，也未发现。这些保险单是原告闵丽荣在2017年初装修房子时发现的保险单，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非我方主观原因。而且社区证明还有我方提供的医学死亡证明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都可以证实孟德利死于疾病，如被告认为我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原、被告的举证与质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及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三均是证明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具有保险利益、发生保险事故、拒绝理赔的证据，因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应认定原告闵丽荣于2014年6月17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三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三笔保费每年14558.00元。原告闵丽荣又于2014年7月6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4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四笔保费每年16590.00元，前6份保险合同每份身故保险金为100000.00元，后一份身故保险金为50000.00元，7份身故保险金合计650000.00元，受益人均为原告闵丽荣。因被保险人孟德利不幸于2015年4月16日因突发脑溢血在家去世，发生保险事故。原告于2017年5月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7年7月作出拒绝理赔通知的事实。为证实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平安人寿向法庭提交了2014年1月9日拜泉县中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孟德利的健康检查报告书一份及2014年1月9日被检查人单晓明的拜泉县中医院检查报告单一份。用以证实根据本案被保险人孟德利提供的体检报告单显示，该报告单中的内容与同日期形成的单晓明的体检报告单项目及检查结果完全一致。因此怀疑在投保时投保人隐瞒了与被保险人孟德利身体健康状况相关的事实，而采用了他人的检查结果。拜泉县中医院检验报告单两份，一份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检查报告书中载明的拜泉县中医院检验报告单复印件，时间为2014年1月9日，姓名孟德利为手写，上面加盖了“拜泉中医院闫振友”的名章，审核医师处刘丽珍签字。另一份是单晓明2014年1月9日拜泉县中医院检验报告单复印件，全部机打，审核医师处无人签字也未加盖拜泉县中医院的任何印章。两份检验报告单中的检验项目均为22项、其他名称顺序不同，各项结果相同，单位和参考值范围有差异。被告平安人寿据此主张投保人隐瞒了被保险人的真实健康状况，未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法律的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于合同解除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平安人寿仅以此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未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第一、平安人寿提供的单晓明2014年1月9日的检验报告单不是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检验单据而是复印件，上面没有相应的医师签字也无医院的任何印章，证据形式上有瑕疵。该证据不具有排他性，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检查报告书中检验报告单是被告平安人寿组织被保险人体检，所形成的体检报告的一部分，该证据具有完备的证据形式要件，被告平安人寿并没有否定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只是认为拜泉县中医院检验报告单姓名孟德利处为手写，存在篡改的嫌疑，存在瑕疵。但该张报告单手写的孟德利处上面已经加盖了“拜泉中医院闫振友”的名章，审核医师处刘丽珍签字。从证据形式上看孟德利的报告单更符合存在笔误情况下纠正笔误的行为规范，与之相比单晓明的报告单的瑕疵更加明显。该两份检验报告单相比较，两份检验报告单中的检验项目均为22项，且各项结果相同，但其他名称顺序不同，单位和参考值范围有差异。被告称系原告利用了他人的体检结果缺乏事实依据作为支撑。第二、健康检查报告是被告平安人寿根据投保需要组织被投保人进行的统一体检。是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由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带领下进行的体检，检查报告也是直接交给保险公司。从理论上被保险人是接触不到体检报告的，是谁基于什么目的，在哪个环节篡改了检验结果无法确认。被告平安人寿在与原告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得到了被保险人孟德利的健康检查报告，对其中拜泉县中医院检验报告单姓名孟德利处为手写的内容已经知晓，如果当时认为该份检验报告单存在问题，可重新组织被保险人孟德利进行检查或不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但被告平安人寿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而是与原告签订了保险合同，足以说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体检结果是充分认可的。现发生保险事故后，被告平安人寿仅以被保险人孟德利与同日检查的单晓明的检验报告单数值相同而否定被保险人孟德利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检查报告书中的报告单明显证据不足，被保险人孟德利的正规体检报告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第三、被告平安人寿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利用了他人的体检结果，只是怀疑。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原告的原因导致检验结果被篡改，从而亦不能证明原告未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第四、原告提供了被保险人孟德利以外的多份保险合同，用以证实闵丽荣及其家人自2007年开始在中国平安等多个保险公司投保多份人身保险，闵丽荣及家人信赖保险，为孟德利投保保险并非偶然。而被告平安人寿认为无论是闵丽荣还是其女儿为其投保的保险，时间并不集中，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保障也与本案不同，本案投保人是在2014年一个月内为被保险人孟德利集中投保了高达970000.00元的保险，且所有的保险性质均是被保险人身故后才能够获得理赔。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按照常理是在生前为其取得一份保障，而并非是在被保险人身故后取得一份保障。被保险人孟德利在距离投保不足一年内身故。故推定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但被告平安人寿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如果被告平安人寿认为涉及被保险人孟德利的保险案件中存在骗保等问题，可直接向有关部门行使权利。本案中多名投保人为被保险人孟德利在平安人寿旗下的不同公司投保了多笔性质相同或类似的保险合同。被告平安人寿对投保人为被保险人异地投保及购买保险的数量因没有明确限制性规定，被告以原告及其近亲属在短期内为被保险人孟德利在两地购买了多份性质相同险种保险，便认定存在主观恶意没有依据，也只能认定是一种合理怀疑。被告平安人寿对被保险人孟德利的个人信息及投保险种的情况在公司内部应该是资源共享的，对于是否存在风险及风险评估的高低，在投保人投保时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出现巨额理赔后而反推投保时可能存在风险。综上所述，被告平安人寿仅以此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未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被告平安人寿主张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告平安人寿认为原告作为身故受益人并未及时向被告公司申请理赔，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应当在十日内通知被告公司，如果因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没有及时通知的，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对无法确定的部分，被告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抗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提供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原告已经将为什么没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没有第一时间申请理赔的事由作了合理的解释。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上看，该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给付身故保险金，是以被保险人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孟德利因病去世并不会致使保险人对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况发生。被告平安人寿对本案主要抗辩也是集中在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而非被保险人孟德利的死亡事件本身。在被保险人孟德利去世后，被告平安人寿于2015年6月扣划闵丽荣当年三笔保费后，原告方就已经将被保险人孟德利去世的消息通知了被告平安人寿，之后被告平安人寿旗下的各公司均未再扣划被保险人为孟德利的保险合同的任意一笔保费。应推定被告平安人寿已经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综上所述，被告平安人寿主张因原告闵丽荣作为身故受益人未及时向该公司申请理赔，而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返还保费问题，庭后经被告平安人寿核实确定，于2015年6月30日从原告闵丽荣的账户内扣了其为被保险人孟德利于2014年6月17日在被告平安人寿投保的三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费14558.00元。因该保险合同条款1.5保险期间明确约定，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主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被保险人孟德利于2015年4月16日因突发脑溢血在家去世，发生保险事故。由于原告未及时通知被告平安人寿发生保险事故，导致被告平安人寿并不知道被保险人孟德利已经身故的情况下，在2014年6月17日原告所投保的三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满周年后，扣划了下一年保费14558.00元。在被告平安人寿得到原告通知被保险人孟德利已经身故后并未划扣其他被保险人为孟德利的保险合同的任意一笔保费。在被保险人孟德利身故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终止。被告平安人寿扣划保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给投保人，也就是本案的原告闵丽荣。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本院对以上证据的分析与认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月9日原告闵丽荣的丈夫孟德利经体检合格后，原告闵丽荣于2014年6月17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三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险合同号为：P060000007504167、P060000007504168、P060000007504170；三笔保费每年14558.00元。原告闵丽荣又于2014年7月6日在被告平安人寿为其丈夫孟德利投保了4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险合同号为：P060000007504125、P060000007504127、P060000007504128、P060000007504131，四笔保费每年16590.00元，前6份保险合同每份身故保险金为100000.00元，后一份身故保险金为50000.00元，7份身故保险金合计650000.00元，受益人均为原告闵丽荣。因被保险人孟德利于2015年4月16日因突发脑溢血在家去世，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在2015年6月30日又扣除了2014年6月17日投保的三笔保费14558.00元；原告闵丽荣于2017年5月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7年7月作出拒绝理赔通知。理由是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疾病史，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本公司，严重影响了本公司的承保决定。解除P19200009704995号保险合同，不退还保险费；拒绝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原告闵丽荣以被告平安人寿的拒赔行为违反了法律和合同的约定，被告理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平安人寿给付保险金650000.00元；返还多扣划的保费14558.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投保的事实均无异议，只是对是否存在“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存在影响本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状况，未能尽到如实告知，严重影响承保决定”而发生争议。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且保险金额巨大，投保前已由被保险人孟德利在被告所指定的体检机构进行专门体检，并取得了体检报告。被告平安人寿提供在出险后从体检医院调查的单晓明的检验报告单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所以仅以该检验报告单的检验数值与被保险人孟德利在平安人寿公司保险合同中的体检报告中的检验数值相同的现象，可能存在冒用他人体检结果或篡改体检结果的行为，进而推定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理赔。其拒赔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及被告平安人寿主张因原告闵丽荣作为身故受益人未及时向该公司申请理赔，而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在认证中已做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对被告平安人寿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在被告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主张前提下，其单方解除保险合同并拒绝赔偿的事由并不成立，违反了保险履约的最大诚信原则。因该合同的被保险人孟德利因病已经去世，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平安人寿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即原告闵丽荣支付7份鑫盛12（996）终身保险，保险金650000.00元。在被保险人孟德利身故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终止。被告平安人寿在此之后扣划保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将已扣划的14558.00元保费返还给本案的原告闵丽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给付原告闵丽荣保险金65000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返还原告闵丽荣保费14558.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46.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宏广人民陪审员  王京一人民陪审员  高孟环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