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英线，女，1956年8月16日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海堂，男，1954年7月9日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闹，河池市金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颖莉，女，1970年3月25日生，回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健保，广西协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英线、韦海堂因与被上诉人刘颖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英线、韦海堂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刘颖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违反了法院应当公正审判的原则。1、一审不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2、一审不存在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情形。二、一审在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一审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时，仅审判长王立群一人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庭审理案件，没有其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出庭参与开庭审案，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三、一审未要求刘颖莉支付给韦海堂、韦密因增加应诉的必要成本费是错误的。一审越权调取证据，导致了一审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造成了韦海堂、韦密额外支付应诉费用，该损失应当由刘颖莉承担。四、一审对事实认定存在诸多错误（详见本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五、一审认定本案涉案191号宅基地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韦海堂和韦永卫可单独转让是错误的。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协议错误。1、《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违背了公序良俗。河池市人民政府划拨涉案土地目的是给被征地农民有生活出路，维护社会长久稳定。如果将韦英线、韦海堂全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市政府划拨宅基地判给刘颖莉，将造成韦海堂、韦密全家身无立锥之地，丧失了唯一的生活来源，极有可能成为城市的贫民。2、该协议称“甲方经家人协商同意……”，实际上韦海堂的配偶韦英线、其儿子韦永和、韦永卫（已死亡）、儿媳等人并不知情。3、该协议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效的。该协议签订时韦密和韦亚茹都是未成年人，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处分包括两个未成年人在内的宅基地，韦海堂的行为侵害了韦密和韦亚茹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4、该协议显失公平也应当撤销。该幅土地宅基地价格应当在80万左右，约定26万元出售，显失公平也应当撤销。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未过诉讼时效错误。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离刘颖莉起诉时已有9年；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并认定，2014年10月20日，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与上诉人签订《土地出让协议书》，距刘颖莉向一审起诉时也已有5年。退一步来讲，一审越权调查收集证据并认定，2016年3月30日，河池市国土资源局与韦海堂、韦密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完成约定的办证等所有事项，距刘颖莉向一审起诉时已有3年多，期间没有诉讼中止和诉讼中断情形，已过诉讼时效。七、一审判决第二项是错误的。1、刘颖莉一审没有请求在本案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转让的191号宅基地不动产首次登记，一审判决超越刘颖莉的诉讼请求。2、—审法院违法发函获得《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复函》等证据，并依据该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3、既然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至今都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证明了至今都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应当驳回起诉。4、就算《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韦英线、韦海堂也可单方解除合同，拒绝履行义务。该协议书的第四条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按转让费总额的40%支付对方违约金。”韦英线、韦海堂可以履行合同，也可以不履行合同，承担违约金。韦英线、韦海堂也明确不会履行该协议书的义务，如果刘颖莉认为韦英线、韦海堂违约，可起诉韦英线、韦海堂承担违约责任。5、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已过诉讼时效。由于一审既存在程序违法，又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支持刘颖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应当用由刘颖莉承担。综上，请求判如所请。 刘颖莉辩称，一、一审依职权调查取证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一审时韦英线、韦海堂提供的证据均有意不全面提供，一审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查取证完全合法。二、韦英线、韦海堂诉称的“一审组织第二次第三次开庭”仅仅是一审组织对证据进行质证。三、韦英线、韦海堂请求刘颖莉支付应诉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五、一审认定涉案土地属于韦英线、韦永卫所有正确，涉案土地与他人无关。六、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七、刘颖莉请求履行该协议书未超过时效。八、一审判决韦英线、韦海堂将涉案土地办理到刘颖莉名下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韦海堂、韦密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 刘颖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二、判令韦海堂、韦密协助刘颖莉将转让的191号宅基地（面积共80㎡)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刘颖莉名下；三、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韦英线、韦海堂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4日，河池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作出河建规函〔2009〕55号《关于金城江街道办维六社区四、五、六组群众征地生活安置及队办企业用地的规划选址意见》，同意将位于城西新区维六加油站东面的土地（A地块）31583平方米，规划作为维六社区四、六组生活安置用地；将位于城西新区维六加油站南面的土地（B地块）21585平方米，规划作为维六社区五组生活安置用地。 2010年9月26日，韦英线、韦永卫（甲方）与刘颖莉（乙方）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主要条款约定：一、甲方经全家人协商同意，自愿将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左右国有出让生活门面，该宗地为两个人指标：韦英线、韦永卫共50㎡，其余向政府购买30㎡左右的费用由乙方自付，用地编号（抽签号）待乙方在场甲方抽签后确定，转让给乙方。二、该宅基地转让价格为26万元指标费。乙方分两次向甲方支付：一是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乙方付给甲方10万元，甲方按时将该宅基地转让变更所需的各种证件、资料提供给乙方办理转让变更手续。二是甲方将土地证办好后，并到公证处办理委托代办或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公证后的第二天一次性将余下的16万元付给甲方。三、宅基地转让变更手续具体由乙方办理，甲方负责提供办理该宅基地转让手续（的各种证件、资料）。转让变更手续所需的税费等各种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乙方需将该宅基地转让为第三方名下，甲方将无条件服从。四、甲方保证上述宅基地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一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责任，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按转让费总额的40%支付对方违约金。韦英线认可该协议上的韦英线名字由其丈夫韦海堂代签，其在协议上按捺指印。 2010年9月27日，刘颖莉将10万元付给韦英线、韦永卫，韦永卫写下内容为“今收到刘颖莉交来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五组生活安置用地（韦英线和韦永卫）的指标定金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作为第一次购地款”的收条。之后，在刘颖莉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韦英线、韦永卫抽得191号宅基地。 2013年10月15日，刘颖莉以韦英线名义向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居民委员会交纳购地款43585元。 2014年10月20日，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韦英线、韦永卫（乙方）签订《土地供应协议书》，内容为甲方根据河池市城西新区控制性规划要求，征收乙方所在集体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甲方需从土地储备库中供应国有土地给乙方，作为乙方土地被征收后的生活来源；甲方供应给乙方使用的土地位于城西新区维六社区九组安置小区内191号，土地面积为80.5㎡；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购地费用合计35325元、办证费用8260元，两项费用总合计43585元。 2016年3月30日，河池市国土资源局与韦英线、韦永卫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韦英线、韦永卫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2018年2月1日，刘颖莉与兰勇社签订《基础施工合同》，对191号宅基础进行基础工程建设施工。 2018年9月10日，刘颖莉的律师向韦英线、韦永卫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该意见函由与韦英线同住的成年家属韦密签收。 一审审理过程中，该院向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发函咨询本案能否办理相关转户登记手续。2020年1月9日，河池市不动产登记局复函该院：“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未办理首次登记前，不能直接办理到买受人名下，建议法院在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指定专人来办理韦英线、韦永卫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首次登记。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再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登记到买受人刘颖莉名下。” 一审另查明，韦英线、韦海堂分别是韦永卫的父母。韦永卫于2016年10月19日死亡，一审依法追加其父亲韦海堂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涉案安置地分配时，韦英线、韦海堂户共有7人：韦海堂、韦英线、韦永卫、韦永和、莫荣欢（系韦永和配偶，2013年9月12日与韦永和离婚）、韦密、韦亚茹（韦永和的女儿）。7人共分得3块宅基地，其中韦英线、韦永卫两人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91号），韦海堂、韦密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70号），韦永和、莫荣欢、韦亚茹分得一块宅基地（抽签为143号）。 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的标题为《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但实际上转让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则属于国有土地，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关于涉案191号宅基地是否属家庭共有财产问题。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看，不论是抽签确认的通知，还是《土地供应协议书》、《关于韦海化等一百七十二户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均明确载明涉案170号宅基地的共有人均为韦英线、韦永卫，故该宗宅基地的共有人为韦英线、韦永卫，对韦英线、韦永卫主张涉案191号宅基地为家庭共有财产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 二、关于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河池市人民政府文件及《土地供应协议书》等已明确载明，河池市政府规划给维六社区四、五、六组群众的生活安置用地为国有划拨土地，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韦英线、韦永卫取得该宅基地时的性质为国有划拨。韦英线、韦海堂主张该宅基地在转让之时的性质为集体所有，但未提供证据，一审不予采纳。涉案买卖的宅基地系国有划拨土地性质的移民安置房宅基地，在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可以依法转让，办理过户手续。韦英线、韦永卫与刘颖莉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协议依法成立且生效。韦英线、韦海堂主张韦英线未在协议上签名、协议无效的抗辩，经该院查明，韦英线虽未在协议上签名，但其签名由其丈夫韦海堂代签，韦英线在协议上按捺指印，故协议合法有效。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但协议约定的办证等事项至今尚未完成，因办证时间未确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对韦英线、韦海堂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 四、关于办理涉案宅基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现查明，涉案191号宅基地虽然已交纳购地费用、办证费用，但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故韦英线、韦海堂应按照法律规定先办理涉案170号宅基地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再协助刘颖莉办理涉案170号宅基地的不动产转移登记到刘颖莉名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颖莉与韦英线、韦永卫（已去世）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二、韦海堂、韦密应于本案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转让的191号宅基地（面积共80㎡)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并协助刘颖莉将转让的191号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刘颖莉的名下。本案受理费5200元（刘颖莉已预交），由韦英线、韦海堂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韦英线、韦海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如下异议主张：一、一审认定“2010年9月27日，原告将10万元付给被告，韦永卫写下内容为“今收到刘颖莉交来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五组生活安置用地（韦英线和韦永卫）的指标定金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作为第一次购地款”的收条。之后，在原告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韦英线、韦永卫抽得191号宅基地”错误，因为：1、韦永卫已死亡，该收条无法辨别真伪；2、按2010年河池市全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10万元为大额款项，按照交易习惯应转账，很少付现金；3、一审庭审中刘颖莉称该10万元是转账给韦永卫，但庭后没有提交银行流水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认定“之后，在原告在场见证的情况下，韦英线、韦永卫抽得191号宅基地”错误，该事实无证据证明。三、一审认定“2013年10月15日，原告以韦英线名义向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维六社区居民委员会交纳购地款43585元”错误，刘颖莉提供的证据《广西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载明缴款人名称是韦英线，备注也没有写刘颖莉代缴。一审审判长要求刘颖莉庭后提交所有交易的银行的流水，至一审判决，刘颖莉都没有提交交易的银行流水，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一审认定“2018年2月1日，原告与兰勇社签订《基础施工合同》，对191号宅基础进行基础工程建设施工”错误，该合同无合同当事人出庭作证，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辨别真伪。五、一审认定“2018年9月10日，原告的律师向韦英线、韦永卫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该意见函由与韦英线同住的成年家属韦密签收”错误，韦密确实在2018年9月10日收到一份快递，但不能证明是刘颖莉的律师向韦海堂、韦密送达要求依法履行合同的《律师意见函》。韦密已结婚生子，并未与韦英线居住。韦永卫已于2016年10月19日死亡，刘颖莉的律师无法向已死亡两年多的韦永卫送达该意见函。 对韦海堂、韦密的上述异议主张，本院认为：一、韦海堂、韦密的第四、五点异议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涉案《收条》有韦永卫签字捺印，且一审庭审时刘颖莉提交的是原件，在韦英线、韦海堂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根据该《收条》载明的内容认定本案事实并无不当，故本院不予采纳韦海堂、韦密的第一点异议主张。三、刘颖莉是否见证韦英线、韦永卫抽得191号地，涉案购地款43585元的实际缴款人是否是刘颖莉，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 刘颖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有合同当事人刘颖莉、韦永卫签字捺印，以及韦海堂代签后韦英线捺印，故该协议书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协议虽将转让的标的约定为宅基地，但合同当事人之间转让的实际是韦英线、韦永卫将来可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通过转让的方式进行流转，韦英线、韦永卫、刘颖莉关于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约定符合上述规定，该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后，本案证据《河池市人民政府关于韦海化等一百七十二户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载明韦海堂、韦密分得170号地，韦海堂前妻韦英线、长子韦永卫分得191号地，韦海堂次子韦永和分得143号地，涉案《土地供应协议书》载明191号地是以韦英线、韦永卫2人的指标进行供应，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191号地的受让人是韦英线、韦永卫，上述事实足以证明191号地的权利人是韦英线、韦永卫，韦英线、韦永卫处分其将来可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因此，涉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 二、关于刘颖莉请求韦英线、韦海堂履行协助义务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据此，相互协助是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负的义务。本案中，刘颖莉的合同义务包括具体办理涉案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变更手续，韦英线是合同当事人，韦英线和韦海堂是韦永卫对170号地享有的权利的继承人，其未主张其已放弃继承韦永卫的该项权利，则其应承担因该项权利而发生的债务，故韦英线、韦海堂对刘颖莉履行合同义务负有协助义务，刘颖莉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办理转让的191号地的不动产首次登记亦属于韦英线、韦海堂应负的协助义务，一审判决第二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对韦英线、韦海堂应负的协助义务进行明确并无不当。韦英线、韦海堂主张一审判决超越刘颖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刘颖莉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可知目前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刘颖莉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属于形成权，而非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刘颖莉关于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请求具有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亦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韦英线、韦海堂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四、其他问题。第一，一审为查清本案事实依职权调查收集部分证据，本案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异议，且该类证据已经过本案当事人的质证，本院认为一审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第二，一审在开庭审理之后组织当事人对刘颖莉补充提交的证据和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无不当。第三，韦英线、韦海堂主张其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主张刘颖莉支付韦英线、韦海堂的应诉费用，以及主张涉案《土地供应协议书》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韦英线、韦海堂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韦英线、韦海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祥 审 判 员 韦海平 审 判 员 陈一锋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奕通 书 记 员 蒋晓琳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