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黄官寨东队小组，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黄官寨东队鑫区。负责人:张瑞，该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松，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明，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钧钊。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君，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黄官寨东队小组（以下简称黄官寨东队小组）因与被上诉人卢钧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10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官寨东队小组组长张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明，被上诉人卢钧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官寨东队小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10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黄官寨东队小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卢钧钊承担。事实与理由：1.诉争的《执行和解协议》系无效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其为合法有效，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温海军无权代表黄官寨东队小组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其签字行为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签订《和解协议》时，温海军已被罢免，温海军参加罢免会议，明知其不具有代表权。（2）《和解协议》属应当由村民会议表决的事项，未经全体村民表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故，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的处理决定，必须应当经村民会议表决，按法定程序作出决议，而非小组组长或村民小组代理人单方就能做出的民事行为。（3）《和解协议》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应属无效。2018年7月15，温海军被罢免。2018年7月23日，《和解协议》签订时，温海军对自己被罢免，不再具有小组长身份（一审提交情况说明）是明知的，仍然以小组组长的名义签名。同时，黄官寨东队小组委托了耿升民、王春明两位委托代理人，但两位代理人对《和解协议》毫不知情。其次，整个案件执行过程中，温海军都没有参与过，唯一的一次参与就是《和解协议》。执行案卷中，耿升民、王春明两位委托代理人的多份谈话笔录明确，不同意“以物抵债”，但《和解协议》的内容就是“以物抵债”。关键是：《和解协议》的约定，实质是直接让村民小组231万元债权在未受偿的情况下灭失，损害全体村民实体利益。在被执行人有租赁费收入的前提下，同意以物抵债就损害了村集体的既得利益；《和解协议》明确约定被执行人租赁期间无偿使用抵债的空调，实际使村集体的债权未受偿，没有发生债务清偿的后果。租赁期间为20年，实际造成村集体在未来20年内无法受偿债权，20年后，空调一文不值，20年前的231万元债权灭失。最后，《庆阳金昊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黄官寨东队移交空调清单》中所涉空调及其他零件的评估、数量清点数量及交接均在2018年7月23日完成，明显是温海军与卢钧钊事先准备好的，属恶意串通。2.一审判决就《和解协议》，认定温海军与黄官寨东队小组之间构成表见代理，明显错误。首先，若温海军以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若构成“表见”，只能是“表见代表”不可能是“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有明确规定。即，温海军在法院案卷中的身份文件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非授权委托书。其次，小组组长的变更，是否需向法院递变更证明，既非法定义务，也对本案争议事实得认定无影响。而小组组长空缺，更不能成为温海军具有表见代理权的理由，因为两名委托代理人、85户村民、村名小组组织、黄官寨村委会都存在。最后，温海军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前置条件是，基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本案欠缺。若是受村委会指派，应当有授权委托书，但没有。村委会主任秦仕廉亲自出庭作证，否认该情况说明内容，同时否认其指派温海军参与处理此事。故，在签订《和解协议》时，温海军与黄官寨东队小组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一审判决规避“和解协议”内容的违法性和违反强制性效力规定，就基础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予以纠正。卢钧钊辩称，1.一审认定《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有效正确，《执行和解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属于有效合同。2.一审认定温海军的表见代理行为正确，温海军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并无不当。首先，温海军虽被罢免职务与其作为诉讼代表并不矛盾。诉讼代表基于黄官寨东队小组的授权，可以是组长，也可以是经授权的其他村民。温海军在整个执行中一直代表村民小组参与诉讼，黄官寨东队小组未提出异议，即使温海军被罢免组长身份，并不当然失去参与诉讼的资格。卢钧钊和人民法院未接到黄官寨东队小组变更代表的手续，始终认定温海军为黄官寨东队小组组长。其次，温海军在未选举出新组长之前一直以组长身份参与诉讼，属于表见代理。温海军被罢免职务后村委会未及时选举产生新的组长，组里的工作一直由温海军负责处理。作为善意相对人，面对温海军签署协议的行为，始终认为温海军系组长，具有完全代表权限。自2017年8月2日仲裁裁决至2018年7月23日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在长达近11个月的时间内温海军始终作为代表人身份参与各种协商和谈判，黄官寨东队小组均未向人民法院做出任何解释或变更手续，故温海军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行为模式。罢免村民组长是内部管理行为，无法对抗善意相对人，故卢钧钊没有理由怀疑温海军的身份。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1002执1673号裁定显示，直至2019年12月30日，温海军仍然以黄官寨东队小组组长和代表人身份参与法院执行，说明温海军的表见代理行为还在继续中。3.卢钧钊与温海军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双方当事人就中央空调抵顶债权的合意早已形成。首先温海军在被罢免组长职务之前参与了多次协商，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双方多次就债权抵顶事宜进行谈判，说明中央空调的处置方案雏形产生已久，而不是温海军被罢免之后才临时产生的合意；其次，恶意串通需要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本案中卢钧钊将本来不具有出租条件的房屋加装空调，使设备更加齐备，客观上使黄官寨东队小组收益。黄官寨东队小组将所有责任推到被罢免温海军身上，不符合案件事实。4.双方于2011年12月29日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水、电、暖、消防设施齐全并通过验收，但是收房后却发现租赁房屋没有供暖设施，导致无法使用房屋。为了正常使用房屋，卢钧钊自费三百余万元安装了中央空调，形成房屋添附的空调客观上为黄官寨东队小组的房屋补齐了供暖设施，使得房屋齐备出租条件，黄官寨东队小组是最终的受益方。自2011年至2018年，中央空调已形成添附安装使用接近8年，卢钧钊为黄官寨东队小组垫付款项履行了安装义务，而不是为了抵顶债权而临时安装的空调。故双方就中央空调抵顶债权的事宜达成一致符合客观事实，《执行和解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官寨东队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18年7月23日，黄官寨东队小组(黄官寨东队小组前组长温海军)与卢钧钊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卢钧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庆阳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2日作出（2017）庆仲裁字第7号仲裁裁决：1、卢钧钊向黄官寨东队小组支付拖欠的房屋租赁费2894829元，支付违约金192988.60元。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卢钧钊未按期履行上述裁决内容。黄官寨东队小组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本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黄官寨东队小组与卢钧钊于2018年7月23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内容：1、由一审法院在庆阳金昊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款中向黄官寨东队小组支付10万元；2、以庆阳金昊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装的中央空调抵顶债务231万元；3、下剩款待一审法院查封的杨小岗位于黄官寨东队二区的住房估值后，用该房抵债或变卖后所得价款支付，金额长退短补。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裁定终结（2018）甘10执22号案件的执行。另查明：2018年7月15日，黄官寨东队小组召开户主会议，参会75户，参会户数达到88%的情况下，经讨论罢免温海军组长职务。2019年1月8日，黄官寨东队小组选举张瑞为组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8年7月23日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黄官寨东队小组认为温海军已于2018年7月15日通过法定程序被罢免村民小组组长职务，故其无权代表黄官寨东队小组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其本人明知的情况下与卢钧钊恶意串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经查，一审法院（2018）甘10执22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温海军均以申请执行人黄官寨东队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出具法律手续参加执行过程，该村民小组虽于2018年7月15日开会罢免了温海军组长职务，但黄官寨村民小组却未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负责人身份证明，且自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1月8日期间，该小组组长一直空缺。故在一审法院主持下，温海军代表黄官寨东队小组与卢钧钊达成和解协议的法律程序合法，温海军的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和解协议中所涉的中央空调已交付履行，黄官寨东队小组主张温海军与卢钧钊恶意串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应由黄官寨东队小组对其主张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黄官寨东队小组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黄官寨东队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503元，由黄官寨东队小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黄官寨东队小组提交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卢钧钊与黄官寨东队小组的租赁期限为20年，2033年到期，承租面积为18900平方米。2.庆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2014年1月8日，卢钧钊与第三人就中央空调工程款总结算价为231万元；仲裁裁决明确，卢钧钊以空调机安装费抵顶租赁费用的主张，仲裁不予处理。3.房屋租赁合同三份，证明卢钧钊租赁黄官寨东队小组18900平方米房屋后，将其中1041平方米的房屋转租给甘肃银行、农村信用社、交通银行，每年收取房租207万余元。现三家银行的租赁关系持续中，卢钧钊不存在无执行能力以物抵债的情形。卢钧钊质证对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份证据不是本案争议问题，租赁合同第二页第二条有详细记载，甲方出租房屋设施应当齐全，合同在2011年签订，实际2014年租赁，按照对方承诺水电暖齐全，但是对方交房时没有安装暖气，卢钧钊出资安装。第二组证据，裁决书13页确认工程款为231万元，安装费用不是合同必要条件，黄官寨东队小组不能提供供暖设施，卢钧钊出资安装供暖设施，费用应由黄官寨东队小组负担，折价处理；对第三组证据证明的转租事实存在，但与本案无关。卢钧钊通过互联网查询的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9)甘1002执1673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裁判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证明另案申请人黄官寨东队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是温海军，本案裁定书审结后一年半之内，温海军仍然以黄官寨东队小组组长和代表人身份参与法院执行；村民罢免温海军后，村民决议诉讼事务还是由温海军担任，但是对方不认可；说明温海军身份被法院认可。黄官寨东队小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和关联性有异议，1、该份裁定书不能推翻2018年7月15日村民小组会议作出的罢免温海军小组组长这个决定，2、裁定书上温海军是作为小组组长的表述，不是温海军以小组组长参与诉讼活动，同时确定温海军是否在案件中的实质身份应当以申请书递交时间为准。上述证据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庭审后，黄官寨东队小组申请该小组村民胡海枫、王春明和赵培智出庭作证，以证实231万元租金抵顶空调未经村民代表商议；卢钧钊应当知道温海军被罢免的事实；温海军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实等事实。（2019）甘1002执1673号案件材料，证明1.2019年5月5日，申请执行书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张瑞，非温海军，2.终结执行裁定中的表述系笔误（照抄了判决），3.卢钧钊二审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成立。便函、派出所案件目录、协议书，证明1.卢钧钊最迟于2018年8月14日知道温海军被罢免，上次开庭卢钧钊陈述“直到本次起诉，卢钧钊才知道温海军被罢免”不属实，2.结合证人证言，温海军被罢免后，卢钧钊电话通知温海军为其出头，温海军为帮助卢钧钊损害村集体利益，3.卢钧钊认为其不知温海军被罢免，不符合常理。仲裁笔录、暖气费交费票据三份，证实1.涉案商场交付给卢钧钊时，暖气设施是安装完成，2.涉案商场于2014年12月开业，当年卢钧钊就缴纳暖气费，2015年继续缴纳暖气费，3.卢钧钊在“执行和解谈话笔录”中的陈述是虚假的。中央空调安装合同，证明1.卢钧钊抵顶的空调的工程总造价在2012年为218万元，含人工费、机械费、调试、安装费，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空调的折旧年限为10年，3.使用6年后，卢钧钊将空调作价231万元进行抵顶，明显不是《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合理对价，不符合善意的构成要件。会议纪要两份、合作建设协议、补充协议，证明结合租赁合同的签订事实及2018年2月2日，卢钧钊在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做的执行笔录“上一次和你谈话后，你与申请人联系了吗？卢：联系了，与七个代表沟通了”的陈述，证明卢钧钊对村民小组的议事程序和决议规则是明知的，其单方与温海军个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明显未进行审慎审查义务，不符合善意的构成要件。卢钧钊质证认为，证人出庭程序不合法，不是新证据，应在一审及开庭审理时举证；2、最关键的证人温海军没有出庭，这三个证人是小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村民不敢陈述真实情况，按照证据规则，有利害关系的不能作为证人，即使可以做证人，其证人证言采信度极低；胡海枫陈述与本案无关，500个村民观点不同，只要签字就构成有权代理，法院认为是表见代理是因为温海军与赵培智多次去法院参与了执行事宜，三个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系。对其他证据：1.对执行裁定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便函说明收款打到这两个账号与本案无关；3.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派出所出警记录与本案无关，安装合同231万元，因出租方必须装空调，但没有装而垫付的，安装合同真实性在裁决书有记录，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卢钧钊提交两份证据，黄官寨东队小组出具的关于金浩商城安装说明，该说明的背景是环保部门认为影响环保需要停掉并罚款，由黄官寨东队小组书写给环保部门，证实黄官寨东队小组认可卢钧钊安装商场空调，有村小组公章；第二份证据是西峰区环保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书，原件在环保局。黄官寨东队小组质证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已经提交了对方交暖气费的证据，证明仅是为了应付检查做的，不具有客观性，证明没有供暖设施违背客观事实。本院认为三位证人是黄官寨东队小组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结合本案事实综合认定。一审查明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事由。经审查，黄官寨东队小组经村民同意将该村民小组的房屋出租给卢钧钊。在租赁期内，因卢钧钊欠付房屋租金，与黄官寨东队小组发生纠纷，导致黄官寨东队小组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卢钧钊和黄官寨东队小组原小组长温海军于2018年7月23日在一审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将庆阳金昊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在其承租黄官寨东队小组房屋的中央空调，抵顶其所欠黄官寨东队小组房屋租赁费用231万元，并于同日签订《庆阳金昊物业管理限责任公司与黄官寨东队移交空调清单》，以示将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卢钧钊应当支付的上述房屋租金属于村民小组集体财产，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的房屋租金抵顶空调款，属于对集体财产的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会员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类似于本案对集体财产的处分，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才能办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温海军代表村民小组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前，已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故温海军无权代表黄官寨东队小组签订空调抵顶房屋租金的执行和解协议，即温海军签订该协议的行为属于超越其代表权限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温海军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和卢钧钊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相对人卢钧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温海军超越其权限。经本院审查，首先，卢钧钊与黄官寨东队小组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甲方黄官寨东队小组）签名处不但有组民小组组长的盖章，还有其他九名村民代表签名、捺印，说明卢钧钊应当知道比如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的事项要经村民讨论决定的议事规则；其次，在一审法院执行本案中，于2018年2月2日制作的执行笔录记载，一审法院询问卢钧钊是否与申请人（黄官寨东队小组）联系，卢钧钊明确表示：“联系了，与7个代表沟通了，现在才说着呢，实在经营困难，我准备用空调抵顶。”说明卢钧钊知道抵顶空调的事宜须经得村民们同意，而非村小组组长一人确认即可。从上述两方面的事实分析，卢钧钊应当知道仅温海军一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是超越其权限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2018年7月23日温海军和卢钧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应当依法确认无效。黄官寨东队小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虽然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不当，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黄官寨东队小组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10民初39号民事判决；确认2018年7月23日黄官寨东队小组(黄官寨东队小组前组长温海军)与卢钧钊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315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503元，均由卢钧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志明审判员 马巧玲审判员 赵学平 二Ｏ二Ｏ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马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