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82民初754号 原告：成方立，男，1976年12月23日生，汉族，集安市人，住所地集安市。 委托代理人：成方勇，男，1975年1月19日生，汉族，集安市人，住所地集安市。 被告：杨喜君，男，1963年9月12日生，汉族，住所地集安市。 委托代理人：赵登霖，集安市太王镇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集安市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新，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汝德，系该单位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金虎南，系该单位副经理。 原告成方立与被告杨喜君、集安市运输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由审判员卞宁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方立及其委托代理人成方勇、被告杨喜君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登霖、集安市运输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汝德、金虎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方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与二被告签订的《公交车转包协议》第四条，撤销与被告杨喜君签订的《新能源公交车转包经营权协议书》第五条，确认上述两项条款无效；2、集安市运输公司将2020年5月20日公示的车牌为吉E7A7**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款8万元发放给原告；3、被告杨喜君返还补贴款6万元及利息。 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20日，被告杨喜君与原告成方立签订《新能源公交车转包经营权协议书》，2017年3月27日被告集安市运输公司、杨喜君与原告成方立三方签订《公交车转包协议》，约定被告杨喜君将登记在集安市运输公司名下车牌为吉E7A7**的公交车转让给原告经营，原告付款54万元后于2017年4月1日收到被告杨喜君交付的车辆，2017年11月，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发放购车补贴款6万元，由集安市运输公司直接发放给了被告杨喜君；2020年5月，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再次进行购车补贴，标准为每车8万元，集安市运输公司于5月20日进行公示。目前，集安市运输公司因原告成方立与被告杨喜君对补贴款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未能发放该款。原告认为协议相关条款侵犯了原告的权利，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客观因素，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杨喜君辩称：1、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的条款已经超出了法定的除斥期间，并且已经履行至今，因此，撤销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条件，应当驳回；2、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是承包经营合同，该车辆的所有权归杨喜军所有，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国家的补偿奖励、补贴应该归车辆的所有权人所有，作为原告只是享有经营上的相关权利，并且合同中约定明确，签订合同之前归杨喜军所有，签订合同后相关补贴归原告成方立所有，原告请求的两项补贴都是对购买车辆的最原始的补贴，因相关的政府机关财政收入紧张，推迟了给付的时间，因此，该补贴是属于购买车辆的补贴，并不是经营过程中的补贴，因此，原告要求两笔款项的请求违反了相关的合同约定。 被告集安市运输公司辩称：原告的请求事项是基于撤销双方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合同当中的条款，依据合同法54条、55条之规定，原告是2017年3月20日就已经签订了该合同，并且双方进行了实际履行，原告应当知道该合同条款的存在，因此，不具备撤销该合同当中条款的法律要件，因此，就撤销案由来看，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该车辆实际买受人是集安市运输公司，登记在集安市运输公司名下，实际出资人是杨喜君，经营权在杨喜君处，而不是车辆的所有权，原告认为该车辆是双方进行所有权转让是错误的，其双方是使用权的转让，原告与杨喜君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并没有改变该车属于集安市运输公司这一主体，双方签订的营运合同书是基于三方共同签订的，因此，在原告与杨喜君签订合同时，就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原告就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驳回。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如下事实： 2017年3月20日，被告杨喜君与原告成方立签订《新能源公交车转包经营权协议书》，2017年3月27日被告集安市运输公司、杨喜君与原告成方立三方签订《公交车转包协议》，约定被告杨喜君将登记在集安市运输公司名下车牌为吉E7A7**的公交车转让给原告经营，原告付款54万元后于2017年4月1日收到被告杨喜君交付的车辆，2017年11月，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发放购车补贴款6万元，由集安市运输公司直接发放给了被告杨喜君；2020年5月，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再次进行购车补贴，标准为每车8万元，集安市运输公司于5月20日进行公示。现集安市运输公司未发放该款。 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原告认为《公交车转包协议》第四条、《新能源公交车转包经营权协议书》第五条无效，要求予以撤销。认为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误认为相应的购车补贴应给付原车主，故签订了上述合同条款，后根据《关于组织申报2016－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省级购置补贴资金的通知》第一条“补贴对象为省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并且该通知第三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故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资金应给付原告。被告杨喜君认为，我是2016年购买新能源汽车，而该文件是2018年的，补贴应给付当时的购车人。二被告同时认为原告已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除斥期间，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显失公平的。”，原告方要求撤销案涉合同条款，应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的情形。本案两次签订内容相同的合同均涉及处分案涉车辆的新能源购车补贴，并且将此项补贴在合同中均作为独立条款予以约定，足以证明双方对此项合同条款内容充分了解，并作出明确的处分。原告方亦承认签订合同时未受到胁迫等影响意思表达自由的情形存在，故本院认为，案涉合同条款内容合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原告主张该条款无效，要求撤销之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原告方主张的撤销事由为对合同相关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原告认为“后来经过咨询司法人员，认为合同中关于购车补助的条款应当无效或者被撤销”，故认为构成原告对合同案涉条款的重大误解于2020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条款无效，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已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其撤销权消灭，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方认为二被告间恶意串通，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被告杨喜君以54万元的价格转让汽车及承包经营权，又获得购车补助，显失公平。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即已存在，虽购车补贴未实际发放，但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当时均预知应该获得此项补贴。原告方知情却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消灭，原告主张本院无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案涉合同为格式合同，被告方未尽到特别说明，本院认为，案涉合同条款作为单独约定的条款列入合同项目中，条款内容清楚明确，原告主张不能成立。原、被告签订的《公交车转包协议》、《新能源公交车转包经营权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方立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卞宁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崔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