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12民初158号原告：江俊，男，1980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才，江苏力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丹徒区卫生监督所，住所地镇江市丹徒区谷阳大道**。法定代表人：殷小宁，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敏，江苏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江苏诚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春，男，1972年7月18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江苏甘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俊诉被告镇江市丹徒区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卫生监督所）、王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8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后因双方争议较大，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9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江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才，被告卫生监督所的负责人殷小宁（第二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敏、王宁，被告王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95389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7日1时30分许，原告父亲江某某受被告王春之邀，为被告卫生监督所引电源插座施工，不幸从人字梯跌倒致创伤性脑疝，经抢救无效于同年9月19日死亡。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父亲江某某生前受雇于被告，根据最高院人损解释第十一条，本案原告的父亲受雇于被告引电源插座不慎摔倒后死亡，依据该规定被告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死者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只要受害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就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综合本案，死者在施工中没有故意，重大过失也不存在，死者生前并不是电工，没有水电作业证，被告主张其有相应的电工证并没有证据证明，死者仅仅打零工，做小工纯粹是卖苦力，没有技术含量，并不是从事水电工。原告没有要求按照新的赔偿方案和标准主张权利，而是按照以往的人身赔偿的项目进行主张，并不矛盾。现除原告外其他权利人均全部放弃权利。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卫生监督所辩称：1.被告与死者不认识，也没有与其发生雇佣关系，没有雇佣的合意和雇佣的内容，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因此不应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被告王春系在丹徒区铭基商贸城长期、专门从事各类家用电器产品的企业。2019年9月中旬，被告单位与王春商定购买其净水器一台并负责安装到位，此后王春看过安装现场。9月17日中午，王春带领江某某自带工具到现场进行安装，安装现场系整个楼层的公共洗手台，不锁门，且此时未到上班时间，被告并不知道王春及江某某前来安装，江某某在安装中因梯子倒下发生事故。2.两被告之间是口头合同关系，是由王春为卫生监督所安装净水器一次包死价3600元，安装插座的耗费是可以在他的利润空间里消耗的，不需要跟卫生监督所商量。王春称和卫生监督所的相关人员谈过此事没有证据。出事当天公安找王春做过笔录，王春的陈述是真实的。3.在整个购买、安装过程中被告卫生监督所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被告王春辩称：1.其应被告卫生监督所请求安装净水器，在案发现场缺少电源插座的情况下，告知卫生监督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周某，周某请求其喊一名电工，同时要求其向被告卫生监督所的负责人请示，后其向被告卫生监督所的负责人殷小宁请示，殷小宁回复要求其找电工安装，且工资另算。2.其为被告卫生监督所是安装净水器的工作，不包括负责电源插座施工，且安装电源插座施工这一工作的受益人是被告卫生监督所。3.其在2019年9月17日安装当天是经过被告卫生监督所同意，安装的同时其没有现场工作人员在场，且死者在电源插座施工过程中不要求其帮忙扶人字梯，结果遭到电击导致身亡。死者自身存在一定责任，同时被告卫生监督所在电源插座施工过程中没有断电及短路保护措施，应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结合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被告王春系个体工商户业主，登记名称为“丹徒区新城XX橱柜经营部”，在丹徒区铭基商贸城从事橱柜、灶具经营等业务，在其店面门头上安装有“XXX”的招牌。2019年9月，被告卫生监督所因需安装一台净水器，遂确定向被告王春购买，口头约定购买及安装价为3600元。后被告王春在卫生监督所察看安装地点时，发现没有现成的电源插座，需要另行加装，于是找到受害人江某某。2019年9月17日中午一点钟左右，被告王春带着受害人江某某至卫生监督所安装电源插座，因需从天花板引明线需要梯子，受害人江某某回家取来简易木制人字梯。江某某站在该梯子上操作时，突然从梯子上跌落，当场昏迷不醒。被告王春呼救后，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协助救治，并将江某某送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入院记录中主诉载明“电击伤后摔倒致神志昏迷1小时”，现病史记载“患者1小时前高空作业时触电，电击后随即摔落（约2米高处摔落），伤后意识模糊，120急救车赶至现场送至我院进一步治疗”；入院诊断为：1.创伤性脑疝；2.双侧创伤性硬膜下出血；3.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行双侧硬膜下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当日晚间19时15分许，江某某的儿子即原告报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报警内容”栏内载明“今天下午报警人的父亲在丹徒新区卫生监督所内作电工维护，不慎触电，现人在康复医院抢救”，在“处警经过及结果”载明“经了解系王春找到江某某帮其到丹徒区卫生监督所安装净水器，施工时江某某从人字梯上摔倒在地后送往康复医院抢救”等内容。2019年9月19日，江某某因医治无效死亡，死亡诊断为：创伤性脑疝。共用去抢救费、医疗费等共计57764.37元。事发后，被告卫生监督所垫付死者丧葬费10000元，被告王春垫付死者丧葬费20000元。另查明，受害人江某某生于1955年8月，系镇江市伏牛山煤矿退休职工，在《镇江地区长山煤矿招收新工人审批表》中的“现任职务或工种”一栏填写“维护员”。又查明，原告江俊系死者江某某的儿子，江某某的母亲蔡某、配偶蔡某某在起诉前，书面声明放弃相关权利主张。案件审理中，本院调取镇江市丹徒区公安局的卷宗，原告江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父亲的左手手指有黑色的痕迹，医生怀疑是电击的，我听其他人说，我父亲在装修的时候不小心被电到了才从梯子上摔下来摔到了头脑”；卫生监督所的员工杨某在笔录中陈述“我不在现场没看到电工为什么倒在地上，但后来我听王老板（指的是王春）说电工在安装电器的时候从人字梯上摔下来了头部着地”；康复医院的主治医生吴某在笔录中陈述“听江某某的朋友说江某某是做电工的，不慎被电击中，从梯子上倒下，摔在地上，应该是摔的时候将头脑摔伤的”；被告王春在笔录中陈述“江某某是从人字梯上摔下来的，是不是触电还是另有原因就不清楚了，我当时背对着江某某没看到他怎么摔下来的”，另外还陈述“卫生监督所的所长殷小林（实际应为殷小宁）叫我安装一个净水器，也没有合同，口头约定的，一起3600元”、“我不懂电的事，江某某叫我帮他放线上来，我就在墙角放线”。以上事实，由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登记表、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户口注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医疗费票据、公安卷宗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父亲江某某与被告王春以及卫生监督所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两被告之间以3600元的价格达成购买和安装净水器的口头协议后，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按照交易惯例，被告王春除需要向卫生监督所提供一台净水器外，还需要履行上门安装和调试净水器的附随义务；但是通常情况下，该附随义务不应包括为买受人加装电源插座，安装电源插座系卫生监督所作为买受人基于其特别需要而形成，因为放置净水器的地方没有电源插座或者没有足够的电源插座可以使用。被告卫生监督所将安装电源插座的事项交由被告王春施工，被告王春自己不是电工，为完成安装电源的承揽业务找到原告的父亲江某某，并雇请其作为电工上门施工，故而在两被告王春与卫生监督所之间形成了关于安装插座的承揽关系，而在被告王春与原告的父亲江某某之间形成了接受与提供劳务的关系。被告王春称其系替卫生监督所找到电工江某某，由江某某与卫生监督所就安装插座事宜进行协商和价款结算，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王春在向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有时候有水电活我就会叫江某某来做，给工钱”、“今天也是我叫他来帮我接电装插座的”，足以证明并非卫生监督所直接与江某某形成承揽关系。原告诉称系两被告共同雇佣江某某进行电源插座的安装施工，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卫生监督所作为安装电源插座的定作人，将安装插座的业务交给没有任何安全资质或者施工资质的被告王春完成，且在没有安全施工资质和条件的被告王春以及江某某上门施工时，没有给施工方提供充分的安全施工条件，也没有关闭可能存在触电风险的电源，导致江某某在高处施工时所使用的仅仅是其自备的简易木梯，带电进行相关施工和作业，客观上加大了作业人员受伤的风险，具有相当的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王春作为承揽方与劳务接受一方，既没有仔细审核劳务提供方江某某有无电工施工资质，也没有考虑到江某某的高龄（年满64周岁）不适宜高空作业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向其提供充分的安全施工条件，比如足够安全的梯子、安全帽或者安全垫以及绝缘手套等，致使江某某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时从高处直接摔落至坚硬的地面造成严重受伤导致死亡的后果，也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近亲属江某某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经常从事电工等相关工作，在从事高空作业时不注意自身安全，不按规定佩戴绝缘手套以及安全帽等，或者在确保关闭电源后再进行相关施工，根据相关事实，此次事故的发生与触电具有高度关联性，故江某某自身也存在较大的过错；即使如原告所陈述，受害人并非电工，则其不应冒着风险接受王春的安排去被告卫生监督所安装有一定风险的电源插座，从该角度而言其也有明显过错。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及过错程度，本院确定由被告卫生监督所承担20%的责任，被告王春承担50%的责任，江某某自负30%的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本院核定如下：1.医疗费：57764.37元，有医疗费票据证实，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300元（100元/天*3天），本院根据江某某的住院情况认定为100元（50元/天*2天）；3.营养费：原告主张600元（200元/天*3天），本院根据江某某住院治疗情况，认定为100元（50元/天*2天）；4.护理费：原告主张1500元（500元/天*3天），本院根据江某某住院情况，认定为300元（150元/天*2天）；5.误工费：原告主张600元（200元/天*3天），本院根据死者的年龄和劳动技能状况酌定为45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未超过合理标准，予以认定；7.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1021120元（51056元*20年），本院根据受害人死亡时年满64周岁的情况，确定该项费用为816896元（51056元*16年）；8.丧葬费：原告主张42344元，未超过法律规定，予以认定；9.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主张5000元，本院酌定为1500元；10.交通费：原告主张2000元，本院根据江某某受伤治疗及死亡等情况酌定为1500元。原告另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8951元、食宿费5000元，本院认为，死者江某某的母亲蔡某、配偶蔡某某在起诉前已书面声明放弃相关权利主张，原告不是江某某的被扶养人，不应再计算该项损失，该两项损失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以上损失合计970954.37元。根据前述的过错责任划分，应由被告卫生监督所承担20%责任、被告王春承担50%责任，即应由卫生监督所赔偿原告损失194190.87元（970954.37元*20%）、由被告王春赔偿原告损失485477.19元（970954.37元*50%）。其中被告卫生监督所垫付的费用10000元，被告王春垫付费用20000元，应予以扣减，故被告卫生监督所还应赔偿原告184190.87元，被告王春还应赔偿原告465477.1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镇江市丹徒区卫生监督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俊各项损失共计184190.87元；二、被告王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俊各项损失共计465477.19元；三、驳回原告江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80元，由原告江俊负担980元，由被告镇江市丹徒区卫生监督所负担2500元，由被告王春负担2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纪雄人民陪审员  王国梅人民陪审员  吴永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艾立奎书 记 员  马 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