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民申4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松江东路**。负责人：常雨昌，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吉林丁凤礼（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桂莲，女，1953年10月11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再审申请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杨桂莲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终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邮政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刑事判决已经确定由范某返还杨桂莲款项，二审判决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重复保护杨桂莲的财产权利。（二）二审判决认定侵权行为人为邮政公司，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实际侵权行为人为范某，其侵权事实已经被刑事判决认定。邮政公司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人。邮政公司将营业平台总部印章交给范某保管，是正常的工作职责分工，范某利用工作之便，出具加盖该印章的协议及承诺等，邮政公司对此不知情，没有主观故意，也不能通过管理行为避免其利用工作之便的变造行为发生，二审判决认为邮政公司存在重大过错，缺乏事实依据。邮政公司不存在管理过错或过失，与杨桂莲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邮政公司对范某擅自使用印章和发票的行为具有监管责任，但范某擅自使用单位印章，邮政公司并不知情，也未违反相关规定，且杨桂莲存在重大过错，故邮政公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过错”。（三）杨桂莲有重大过失，邮政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杨桂莲有义务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审慎保管，其为获取高息擅自将款项转给范某个人账户，与范某形成委托关系，其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合理信赖”。范某未将款项存到邮政公司有储蓄业务的代理营业机构，杨桂莲与邮政公司没有关系，杨桂莲的委托人范某利用工作身份及变造的手续骗取杨桂莲财产，应由侵权行为人及被害人自身承担后果。而范某加盖邮政公司营业平台总部印章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存款协议，杨桂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应该知道该收据明显不符合常理，杨桂莲轻易相信并未进行审慎核实，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财产损失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与邮政公司无关。不能以范某出具伪造的协议、承诺上加盖出自于邮政公司便认定邮政公司与杨桂莲的损失有因果关系。二审判决忽略范某个人违法行为，擅自扩大了单位管理责任的作用，并将管理责任认定为造成本案后果的重大过错责任，将范某及杨桂莲的个人重大过错责任推给单位承担，导致真正的侵权行为人免责，与刑事判决结果相悖。被害人没有采取应有的、合理的方式去核实、获知真实信息，反而轻信范某的谎言，违反基本常识向范某的个人账户内汇款而导致受骗，被害人是有重大过失的，在本案侵权诉讼的各方之间，被害人应该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四）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刑事判决书显示，范某自2011年起就开始诈骗行为，当时范某是以自己名义进行揽储，未出具任何手续，部分被害人已经开始陆续在范某处存款获利。被害人将款打到范某个人卡内，并无任何存储手续且多次存款转款，只是在2015年以后，范某才以单位发票形式出具收据。没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持有2015年前的加盖发票章的邮政公司发票，说明发票及印章并不是受害人被骗的主要原因。二审未查明被害人曾经为高息办理存款及收益的过程，也未参考刑事判决中被害人供述的过程，简单以造成最后损失的存款过程认定本案事实，不能正确认定本案责任。2.被害人受害损失的认定需进一步查明。杨桂莲、陈某、王某、卢某、鲍某等人之前多次在范某处存款获利，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中载明的被害人陈述（自认之前获得利息)，可以作为原告受害事实的自认，被害人多次反复存储高息，已从范某处获得高息利益，应将已获利益从其实际损失的认定中扣除。从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来看，被害人已经获得的利息不是合法所得，应与实际受到的损失折抵。二审没有查清上述事实，没有按照生效刑事判决的判决本意处理本案是错误的，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必然导致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错误。（五）本案是以诈骗为目的的无效存储合同，又是侵权诉讼，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不应将利息计算在内。首先，被害人所谓的“高息存款”不过是范某诈骗的手段，实际上不存在存款关系。在不存在存款关系的情况下，判决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因为不存在存款关系，赔偿只应该包括实际损失而不应该包括可得利益，判决赔偿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在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范某诈骗犯罪行为，在犯罪行为已经认定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包括被害人的存款利息损失，是将违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认定缺乏合法依据。第三，二审判决“自存款之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的方式是错误的，也是与生效刑事判决相悖的，是错误的。确定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起算期限为判决生效之日，本案判决生效后如逾期给付，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支付利息，如支持判决生效前的利息，将混淆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的界限，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对于杨桂莲的财产权利是否涉及重复保护的问题。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虽认定范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判令返还被害人杨桂莲人民币40万元，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注、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两者不能替代，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有权在法人的工作人员涉嫌刑事犯罪时请求该法人或其他造成其损害后果的单位或个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且截至本案再审审查期间，邮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范某已经返还杨桂莲的财产损失，故邮政公司关于杨桂莲的财产权利重复保护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二）二审判决认定邮政公司构成侵权是否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邮政公司将营业平台总部印章交给范某保管和使用是出于工作目的，过错在于对范某使用营业平台总部印章的行为未能妥善监管，范某利用邮政公司的营业平台总部印章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邮政公司监管不力的过错与杨桂莲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二审判决认定邮政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的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并无不当。（三）二审判决对承担责任比例的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杨桂莲等受害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范某加盖邮政公司营业平台总部印章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存款协议作为存款凭证，轻信已成功办理一年期利率为10%的定期存款，其自身对损失亦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审判决综合邮政公司、杨桂莲的过错程度，判令邮政公司承担70%的责任，杨桂莲自身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四）对于多次存款且已经获得部分高息的受害人损失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认定范某犯罪金额及被害人投资金额的事实为杨桂莲仅2016年存款一次金额40万元，没有此前已经取得高息的事实，故邮政公司该项申请再审事由，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五）关于二审判决支持受害人的利息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范某犯集资诈骗罪已被刑事判决认定，受害人虽并未与邮政公司之间形成真正的存储关系，但邮政公司对范某使用发票、发票专用章的行为未能妥善监管、邮储银行在开立个人账户时未能严格遵守银行业相关管理规定的过错与杨桂莲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侵权。杨桂莲因存款受到损失诉请邮政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40万元本金自交付至范某之日起即有法定孳息的产生，故存款利息应属于因侵权行为造成实际财产损失。二审判决判令自存款交付给范某之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尹春梅审 判 员 张 辉审 判 员 岳 航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范丽丽书 记 员 车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