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9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银湖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63347259J。法定代表人：周文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长桂，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广，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前海金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9844513。法定代表人：张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君，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雨轩，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三合通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祥路**宝能科技园******AB单位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564240923Y。法定代表人：翁华伟。原审第三人：翁华伟，男，汉族，1982年6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原审第三人：张建，男，汉族，1968年10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通州市。上诉人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前海金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三合通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通发公司）、翁华伟、张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16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润星公司申请执行数控加工中心（CNC）润星HS-540HDT共39台的设备所有权归金桥公司所有，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并解除查封（案涉设备价值100000元）；2.润星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存放于东莞市塘厦镇新苑南路2号的型号为“数控加工中心（CNC）润星HS-540HDT”的设备39台归深圳前海金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所有；二、不得对前述第一项对应的型号为“数控加工中心（CNC）润星HS-540HDT”的设备39台（具体情况见一审判决附表）采取执行措施。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16175号民事判决。润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金桥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金桥公司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5号）规定：“26、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2018年3月7日，金桥公司就另案诉前保全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解除对案涉39台机器设备的查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粤1973执异4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金桥公司的异议请求。在此期间，金桥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向华南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对《租赁物清单明细表》列明的机器（包括案涉被查封机器）进行确权。根据以上规定，金桥公司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金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查封的设备就是其融资租赁给三合通发公司的设备，不足以认定金桥公司是案涉设备的所有权人。首先，案涉查封清单上的设备型号为“数控加工中心（CNC）润星HS-540HDT”设备39台，但金桥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并没有备注相关设备的具体型号，无法确认“润星机器-立式钻工中心”、“数控机床”、“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CNC设备”就是案涉查封清单上的设备。其次，东莞市腾进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附件《租赁物清单明细表》中，虽然有型号为“HS-540HDT”的设备，但该《租赁物清单明细表》并非《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且该《租赁物清单明细表》的设备台数仅有459台，与《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设备总数差距巨大。最后，金桥公司仅提供了50台型号为“HS-540HDT”的数控机床发票，但润星公司向三合通发公司出售的该型号机器有180台。金桥公司的发票不足以证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包含了180台型号为“HS-540HDT”的数控机床，更不足以证明案涉查封设备就是其融资租赁给三合通发公司的设备。综上，本案有两份完全不同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一份是《融资租赁合同》附件，另一份是《情况说明》的附件。在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的仲裁案件中，因金桥公司用《情况说明》的附件与《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掉换，导致仲裁机构作出了对其有利的华南国仲深裁[2018]D383号确权裁决书。只要把（2018）粤1973执异44号案及本案一审相关材料相互比较，即可看出金桥公司的伎俩。（三）三合通发公司未经润星公司同意，擅自将润星公司的机器设备转让、抵押给金桥公司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金桥公司在明知该批机器设备属于润星公司的情况下，仍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机械设备转让协议及抵押合同，其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批机器设备的所有权。1.三合通发公司与润星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9月、10月签订四份保留所有权买卖机器设备《买卖合同》，润星公司依约将机器设备交付给三合通发公司之后，三合通发公司支付了2014年3月、9月签订的三份合同的货款，但双方2014年10月签订的《买卖合同》中保留所有权的机器设备尚有35%左右未支付，经润星公司多次催促，三合通发公司仍拒绝支付。依据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买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机床属于卖方所有。所以，三合通发公司未将机器设备款全额支付给润星公司之前，该批机器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于润星公司。2.三合通发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二项约定：三合通发公司需向金桥公司提供租赁物件归三合通发公司所有的权属证明及其他金桥公司认为有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购买合同、发票、公证书等。这说明，在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前，金桥公司已经查看并审阅过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保留所有权机械设备的《买卖合同》，明知该批机器设备不属于或可能不属于三合通发公司，仍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所以金桥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金桥公司作为长期从事融资租赁行业的专业机构，应当知道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转让协议》、《抵押合同》之前对案涉机械设备的权利负担状况进行审查，以确保三合通发公司有权处分该机械设备。对于三合通发公司转让给金桥公司的机械设备，并不是三合通发公司自行生产，且机械设备上仍贴有润星公司的商标及机械型号，金桥公司对此十分清楚。金桥公司也没有对案涉机械设备的支付凭证等能够证明三合通发公司对案涉机械设备享有所有权的单据等进行审查，更未征求润星公司的意见或得到任何属于三合通发公司的权属材料，这与其作为专业融资租赁公司的身份明显不符，与一般交易经验不符。据此，很难认定金桥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转让协议》、《抵押合同》时具有善意。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润星公司的上诉请求。金桥公司辩称，（一）金桥公司对于案涉设备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适用的程序应为执行异议申请而不是执行异议之诉，即润星公司上诉理由第一点引用法律错误。（二）金桥公司对案涉设备享有合法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依据仲裁裁决书，金桥公司还提供了《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融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情况说明》等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时，金桥公司提供了两份清单，其中后一份清单是对前一份清单的补充和完善，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后一份清单是当天现场清点形成的。（三）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总价为50400000元，三合通发公司已支付货款46330500元，尚欠4069500元，支付货款数额已超过总货款的7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三合通发公司已取得案涉设备所有权。即使部分设备依据所有权保留买卖关系属于润星公司，金桥公司仍善意取得该部分设备所有权。金桥公司在受让润星公司设备时是善意的，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购货发票在付清全部货款后开出。由于三合通发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了发票，金桥公司有理由相信三合通发公司已付清全部货款，并且润星公司在发票上没有背书或批注诸如“货款未付清”、“所有权保留”字样，也未在机器显著位置粘贴所有权保留标记。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是《买卖合同》，合同名称并非《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也未在合同正文对所有权保留条款作出引人注意的标注。现金桥公司已支付了合理对价。根据金桥公司的现场考察，案涉设备由三合通发公司正常使用。根据动产交付公示主义，金桥公司有理由认为当时的案涉设备所有权人为三合通发公司。原审第三人三合通发公司、翁华伟、张建均未向本院陈述意见。二审已进行法庭调查，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4份《买卖合同》第五条均约定，机床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但三合通发公司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机床属于润星公司所有。第六条均约定，部分货款由三合通发公司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未约定付款最后期限）；如三合通发公司逾期付款，润星公司有权使用密码限制三合通发公司使用机床并加收逾期付款利息；购货发票在买方付清全部货款后由卖方开出。润星公司提供了机床型号为HS-540HDT的送货单，送货单没有载明每一台机床的机身编号（铭牌号）。润星公司提供的多份维修服务单均有机身编号一栏，一些服务单只写维修了多少台，一些服务单还写明了机身编号及系统编号。润星公司提供的由三合通发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显示，三合通发公司计划于2017年10月25日前分期分批还清拖欠润星公司合同尾款4069500元，并表示若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尾款，则自愿接受润星公司锁机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润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显示，三合通发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盖章确认对润星公司540HDT型号机床欠款金额为4069500元，该金额是4份《买卖合同》180台机床应收总价款与三合通发公司已付货款的差额。但是，该对账单没有载明尚未付清货款的机床机身编号（铭牌号）。其后，润星公司于2018年作为原告，以三合通发公司、翁华伟、张建作为被告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请求三被告对上述货款4069500元及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粤1973民初3068号。该案一审判决支持润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2.一审法院调取的案涉财产保全照片显示，被查封机床均粘贴了金桥公司的标识，注明了金桥公司的资产编号，并有“本机器设备所有权归深圳前海金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所有”字样。金桥公司主张，其在与三合通发公司订立合同前履行了如下审查义务：要求三合通发公司提供了《买卖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金桥公司现场查看了机器设备（机身编码及机器型号），发现设备由三合通发公司正常使用，机器设备数量比《买卖合同》约定的机器数量少，三合通发公司的《买卖合同》约定付清款项后开具发票，三合通发公司能够提供发票，并告知金桥公司已付清款项，机器设备上粘贴有三合通发公司的编码，可从外观上认定资产的权属。诉讼过程中，金桥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是2014年10月7日作为买方的三合通发公司与作为卖方的润星公司签订的，约定买卖标的物是型号为HS-540HDT的数控机床，数量为50台，每台单价280000元，该份合同交易金额14000000元。金桥公司提供的发票（共13份）载明的交易商品是型号为HS-540HDT的50台数控机床，开票日期均为2016年3月31日。润星公司提供的其与三合通发公司于2014年10月7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与金桥公司提供的上述同一日期同名合同内容完全相同。润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显示，该合同标的50台型号为HS-540HDT的数控机床在2014年10月7日至2014年12月17日期间陆续送货。润星公司提供的前述对账单列表显示，出机日期为2014年12月16日的19台机床总货款（应收货款）为5320000元，同一行已收货款一栏是空白的，但累计未收货款一栏显示的结余金额为4069500元；其余已收货款一栏的数额与同一行总货款数额也不是一一对应的。3.案涉被查封机床原位于腾进公司内。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三合通发公司是该公司唯一股东。4.金桥公司在主张权利过程中提供了两份不同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其中作为腾进公司《情况说明》附件的明细表载明“润星机器-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28台，“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84台、“数控机床”190台，作为《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的明细表载明“润星机器-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82台。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润星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存放于东莞市塘厦镇新苑南路2号的型号为“数控加工中心（CNC）润星HS-540HDT”的设备39台是否归深圳前海金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所有；二、是否应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金桥公司为提起本案诉讼的案外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金桥公司作为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金桥公司提供证据的情况及双方质证意见来看，本院认定金桥公司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在与三合通发公司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时，金桥公司对于交易标的物已尽合理审查义务，并无过错。1.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润星公司制作并由三合通发公司签收的送货单，以及润星公司开具交由三合通发公司持有的发票，均未注明交付的每一台机床机身编号（铭牌号）。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润星公司向三合通发公司交付的机床系种类物。机床粘贴有润星公司机身编号（铭牌号）这一事实，只能反映机床是由润星公司生产的，不能据此当然推定金桥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知悉三合通发公司没有付清货款，或者润星公司对某一或者某些特定机床保留所有权。2.根据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的《买卖合同》，虽然约定三合通发公司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时机床属于润星公司所有，但同时约定购货发票在买方付清全部货款后由卖方开出。根据三合通发公司持有发票的事实和发票的内容，金桥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至少可以确认三合通发公司已付清型号为HS-540HDT的50台数控机床的货款并取得所有权。从履行顺序来说，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2014年10月7日《买卖合同》是双方4份合同中的最后一份，由于没有证据反映买卖双方对于履行顺序有约定，一般应当认为三合通发公司应当先履行2014年10月7日之前的3份《买卖合同》。虽然《买卖合同》未约定明确付款期限，但是2016年3月31日的发票与2014年10月7日《买卖合同》时间上相距约一年半，发票内容未写明收到三合通发公司哪一份《买卖合同》的货款，且发票未注明所有权保留事项，金桥公司凭该发票相信三合通发公司已付清全部货款，并无过错。3.金桥公司主张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曾到现场查看，发现设备由三合通发公司正常使用。对于该主张，润星公司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根据被查封机床粘贴了金桥公司相关标识的事实，本院采信金桥公司关于签订合同时曾到现场查看机床的陈述。《买卖合同》约定，如三合通发公司逾期付款，润星公司有权使用密码限制三合通发公司使用机床。三合通发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亦载明，三合通发公司计划于2017年10月25日前分期分批付清拖欠润星公司的合同尾款4069500元，并承诺若未能按计划按时足额支付尾款，则自愿接受润星公司锁机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从其后润星公司另案起诉三合通发公司要求支付货款4069500元等诉讼请求可知，三合通发公司在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后并未履行分文。三合通发公司的该行为显然构成逾期付款。但是，润星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既没有主张其基于三合通发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对案涉数控机床实施了限制使用措施，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按常理来说，虽然金桥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不可能知道上述还款计划书的存在，更不可能知晓其内容，但金桥公司主张在现场查看时机床正常使用，表明金桥公司已注意到《买卖合同》有关逾期付款后果的约定与机床能否正常使用之间的关系，故本院认定金桥公司该主张属实。由于两份明细表（关于两份明细表的认定详见下文）显示的“润星机器-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或者“立式钻工中心（法那科系统）”、“数控机床”数量与发票载明的型号为HS-540HDT的机床数量不一致，退一步说，如果认为金桥公司不能单凭发票认定三合通发公司已付清货款，但是，结合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第六条有关限制使用机床的约定，因三合通发公司在《买卖合同》签订后三年多仍能正常使用案涉机床，那么金桥公司在查看现场时判断三合通发公司已付清货款并不存在过错。综上，金桥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在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已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且没有证据反映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三合通发公司未付清案涉机床货款。即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金桥公司有理由相信三合通发公司已取得融资租赁标的机床的所有权。其次，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且已实际履行。1.关于如何看待金桥公司在主张权利的不同阶段提供两份不同的《租赁物清单明细表》的问题，虽然两份明细表内容及设备数量不尽一致，但是，两份明细表均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且金桥公司解释第二份是对第一份的补充完善。鉴于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交易的设备数量较多，金桥公司的该解释并非完全不合理，且润星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就《租赁物清单明细表》的制作存在恶意串通行为。2.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3.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应当是基于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有二：一是三合通发公司客观上存在获取资金以偿还债务的需要。这体现为三合通发公司未能履行2017年4月19日的分期还款计划书后，又于同年11月15日再次向润星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书。二是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金桥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数额向三合通发公司转账支付合同全部价款30000000元。综上，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是金桥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再次，金桥公司在与三合通发公司交易过程中，已将相应机床特定化，并取得了所有权。从润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列表可知，某一或者某些机床的应收货款与已收货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从而也能印证润星公司向三合通发公司交付的是种类物。而且，润星公司与三合通发公司的《买卖合同》虽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但该约定内容含混，并未明确所有权保留的具体对象。《买卖合同》约定，如三合通发公司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机床属于润星公司所有。但是，润星公司上诉主张在上述情况下该合同项下整批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属于润星公司，这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又如，三合通发公司尚欠润星公司货款为4069500元，按照约定的每台机床单价280000元计，三合通发公司仅剩15台机床未付清货款。但是，该15台机床的具体所指，并没有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相应证据佐证，即使在诉讼过程中，润星公司也无法根据其掌握的证据指认（前已述及，机床粘贴有润星公司机身编号与保留所有权并无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根据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润星公司与金桥公司对现场确认的情况，案涉被查封的39台机床均粘贴了金桥公司标识。这表明金桥公司对该39台机床的控制已使其中任何一台机床具有区别于其他同类型机床的特质，即特定化，足以使看到机床的人相信其对案涉机床享有所有权。虽然金桥公司并非直接占有、使用该39台机床，且机床存放地点也不是三合通发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但是金桥公司对于机床存放地点已作出合理解释（提供了东莞市腾进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说明，且三合通发公司是该公司唯一股东）。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金桥公司在向三合通发公司支付首笔转让款汇款日即视为卖方向买方交付完毕，此后，金桥公司又将机床交付三合通发公司使用，属于依自主的意思间接占有。如上所述，金桥公司在与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三合通发公司没有付清案涉机床货款的情形，即受让该39台机床时是善意的，且已全额支付合理对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取得该39台机床的所有权。三合通发公司既未向润星公司付清货款，亦未经润星公司同意，即与金桥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就未付清货款部分机床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润星公司认为其因三合通发公司的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规定主张权利。此外，润星公司针对包括180台HS-540HDT机床在内的买卖事项在另案[（2018）粤1973民初3068号]向三合通发公司主张权利，是将4份合同的履行作为一个整体，请求支付的货款尾款为180台机床的应收与已收货款的差额，本案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三合通发公司已支付货款数额超过总货款的百分之七十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恰当，对于润星公司对案涉机床所有权的主张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因润星公司、三合通发公司及翁华伟、张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三合通发公司支付租金的情况，金桥公司请求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确认该39台机床归其所有并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合法有据，本院对一审判决的处理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润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朱海晖审判员  邹 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肖静茹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二）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的；（三）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显著减少，出卖人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六条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本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