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鸿城西域小区南湖大路小区**26A（幢）**房。负责人：陈国强，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铖，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峰，黑龙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薪**温泽路**>法定代表人：闫德昌，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德昌，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力，女，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上诉人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以下简称森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德昌、刘力、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信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违公正，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改判。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了上诉人主张的货物的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一审中出示的订货单、被上诉人盖章的收货确认单、往来对账、被上诉人收取发票的签收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仍然要求上诉人提供收条证明该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供货，一两天后，即被上诉人收到货物后，会在上诉人向其出示的收货确认单(出库单)上盖章确认收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基本上每个月会对账一次,被上诉人会在往来对账上对其收到的货物进行确认并盖章确认欠款金额。对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出示了订货单、被上诉人盖章的收货确认单、往来对账等证据予以了证明。这些证据和事实证明了被上诉人确实已经收到上诉人在一审主张的货物。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那么被上诉人为什么要在收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收货?而之后又为什么在每个月均会对账确认一次的往来对账上再次确认收货并认可欠款?且每个月均确认?在这些证据和事实面前,被上诉人辩称没有收到货物是不真实，也是不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被上诉人辩称没有收到货物，但是被上诉人却收取了上诉人为其开具的发票。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为什么要收取上诉人开具的针对该批货物的发票呢?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是不真实的。对于以上证据充足、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在认为这些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的情况下,却要求上诉人还应当提供收条进行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是矛盾的。对此，上诉人想知道的是，在已经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收货的情况下，上诉人还需要保留仅有并非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签字的收条吗?难道公章比没有公章的收条的证明效力还要高?上诉人认为，对于公司来说，公章才是代表公司行为的，因此,加盖公司章是公司对事实的确认,无需再用其他证据证明。况且，在没有公司章的情况下，对于收条的真实性也是无法确认的，因此，收条本身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以未提供收条，上诉人举证不能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对尹宝申存在明示授权或者默示授权，故被上诉人已经取得本案货物的所有权。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和被上诉人的辩称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辩称的没有收到的货物并非一笔，并非发生在同一天，而是发生在很多不同时间的很多笔,被上诉人均在这些货物的收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了收货。而且，被上诉人在之后的每个月对账的多次往来对账上也盖章确认了收货。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开具的货物发票。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了，被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其辩称的事实（假设其辩称是事实的话)。因此，被上诉人在这一过程中是给予尹宝申明示的授权将货物运往其指定的客户。即使，被上诉人没有给予明示的授权,尹宝申对于如此多笔且时间较长的业务也是明知而未予否谈或者制止的，其符合法律上关于默示授权的规定。而且尹宝申在长舂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永吉街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说:“为了符合公司的要求，我怕被公司发现，就拿着森信的出库单到科普公司去，科普公司也没有看，我就在我做的货款单上加盖了科普公司的公章。”从该事实可以判断，被上诉人是知道该事实，并且认可该事实的。无论被上诉人明示授权还是默示授权的哪种情形,被上诉人均是从上诉人处收到货物并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在其取得所有权后，货物在其授权下运往何方，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明确的是现实的收到货物和取得所有权是两个概念。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货物并取得了所有权。而该收到货物取得所有权在现代市场和现代经济之下,不仅以货物的实际收到、直接取得为限，也就是说，货物的交付和所有权转移可以通过物权法上规定的观念交付（非交付的现实转移)来实现。因此，假设如被上诉人所称的没有收到货物的事实确实存在,以上证据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的。在被上诉人提出供货请求、在收货单上确认收货、在往来对账上确认收货和欠款的情况下，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取得所有权,至于货物在被上诉人的指示下或者良原公司与尹宝申协商后被送给何人、送往何地均不影响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了货物、取得所有权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尹宝申自行加盖公章，被上诉人未核对，并以此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尹宝申没有能力自行加盖，根据事实，系尹宝申向被上诉人说明后，被上诉人同意加盖的;其次，被上诉人具有核对的义务，而被上诉人却不核对，因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再次，即使是尹宝申私自加盖公司，也不可能在如此多笔且不同时间供货的收货确认单和每月均对账的往来对账上私自加盖,这不符合事实。因此，尹宝申私自加盖被上诉人公章的事实不成立，反过来却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授权或者同意尹宝申加盖公章，并将货物运送给别人(如果被上诉人所述的未收到货物，货物运送给别人的事实存在的话)。另外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假设出库单是尹宝申自行盖章，那么之后对账的往来对账呢?为什么被上诉人仍然盖章。即使往来对账也是自行加盖，那么发票呢?被上诉人为什么要收取发票呢?很显然，被上诉人明知尹宝申的上述行为，并认可上述行为，与尹宝申合谋完成了上述行为，可见，被上诉人是自愿作为收货方并与尹宝申共同完成将货物转卖他人的行为的。因此，被上诉人是收到货并取得所有权的主体，其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四、一审法院以公安机关的尹宝申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存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尹宝申刑事案件并未开庭和判决，因此刑事证据并未经过质证和法院判决的认定，无法确定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的证明效力;其次，该证据在一审中使用，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不具有证明效力;再次,刑事案件处于停滞状态，该状态说明公安机关中的尹宝申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并不真实或者无法认定尹宝申侵占的事实，或者说无法确定尹宝申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既然尹宝申侵占罪无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尹宝申侵占事实是错误的，基于此认定的其他事实也不真实。五、一审法院认定的存疑的供货时间是2016年12月6日至2017年3月1日，这与上诉人主张的时间不一致。一审法院对此未核对、未审理是错误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是订货单、收货单、往来对账和发票签收单等，根据这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欠款的第一笔货的单据时间是2017年1月1日，最后一笔是2017年4月17日。这与上诉人存疑的供货时间不一致。因此，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其中也有款项系是被上诉人欠付的，而一审法院对此未查清，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六、一审法院仅认定了被上诉人欠款50,823.31元，而对于哪笔货是被上诉人收到的，而哪些货是被上诉人没有收到的，收到货和没有收到货的有什么区别,没有审理没有查清,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收了两笔货,那么对于哪两笔货是被上诉人收到的，却没有进一步审理，而直接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这种审理对于事实认定过于模糊，不具有说服力。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的事实不存在，其辩解不能成立。假设被上诉人真的没有收到货物，也是其授权尹宝申或者与尹宝申协商将货物运送给别人,而且授权和同意将货物运送给别人的前提是其取得了所有权，其在收货确认单和往来对账上的确认，以及收取发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否则，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不可能对货物没有收到，运送给别人的经过，如此清楚（假设被上诉人的辩称是真实的)。因此，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事实是错误，适用法律也错误,没有正确理解取得所有权和现实交付货物的关系，也没有依据证据判定事实。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闫德昌、刘力、科普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上诉人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上诉人主张的货款数额不属实，答辩人未收到相应数额的货物。二、上诉人主张货款的对象不应是答辩人科普公司，而应是其业务员尹宝申。三、科普公司并不存在对尹宝申的明示或默示授权，而是尹宝申的主观恶意行为。四、原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对尹宝申刑事案件的调查郑杰认定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五、原审法院认定科普公司欠森信公司货款50,823.31元的数额是正确的，森信公司涉嫌虚假诉讼。森信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科普公司向森信公司支付纸品欠款448,593.86元，并向森信公司承担未按期支付欠款的利息107,662.53元（从2017年7月1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1日，年利率24％，最终利息计算至闫德昌、刘力、科普公司实际履行之日）；2．判令科普公司承担森信公司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9,000元、保全保险费（具体数额待投保后确定）等费用；3．判令刘力、闫德昌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闫德昌、刘力、科普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森信公司按照科普公司的需求向其供应纸品，双方约定：森信公司先交货，科普公司后付款，付款到期日为森信公司交货后第二个月的最后一日（即假如交货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则交货后的第二个月为2016年12月，因此，付款到期日为2016年12月31日）。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对账一次，由森信公司向科普公司出具对账单，科普公司经财务审核确认后在《往来对账》上盖章确认，并按照《往来对账》上的付款到期日支付货款。另外，刘力、闫德昌向森信公司出具保证书，承诺从2016年9月28日起对科普公司从森信公司购买纸品的货款及违约给森信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违约金、上调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自愿与科普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科普公司亦在保证书上盖章。截至2017年4月20日，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最后一次对账，科普公司共欠森信公司货款448,593.86元，且均已到履行期限。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签订的《订货单》和科普公司盖章确认的《往来对账》上均约定了科普公司超过到期日未付款的，应当向森信公司承担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责任。对于上述款项，科普公司至今仍未履行，森信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森信公司认为，科普公司拒绝支付纸品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其不但应当支付欠款，还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刘力、闫德昌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森信公司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正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科普公司从森信公司处采购纸张。现森信公司依据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4月17日科普公司加盖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的14份订货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加盖科普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的15份收货确认单，主张科普公司欠付货款448,593.86元，并提交了相应已交付给科普公司的发票。订货单中第2条约定“供货方如果超过到期日期（合同规定结款日期）未结款，我公司可要求贵公司偿还全部货款（包括到期及未到期的）且偿付违约滞纳金（按每日千分之三累计），至货款付清日止。”加盖有科普公司公章的2017年4月20日的往来对账单显示科普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17日购买货物总价值448,593.86元。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由森信公司的销售人员尹宝申代表森信公司向科普公司推销纸张。科普公司需要订货，会通过与尹宝申联系确定种类与数量，科普公司收到森信公司的货物后会为森信公司出具收条。2016年9月28日，刘力、闫德昌分别为森信公司出具《保证书》，承诺：从2016年9月28日起，丙方（科普公司）向甲方（森信公司）所购纸质材料的所有货款以及由于丙方违约造成甲方的利息损失、违约金、上调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乙方自愿与丙方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科普公司作为被担保人在保证书上加盖公章。2017年5月26日，尹宝申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拘留。2017年6月21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对尹宝申的讯问笔录中包含以下内容：问：“你从什么时间开始侵占森信纸业的财物的？”答：“2016年3月份之后一直到2017年5月中旬。”问：“你是采取什么方式对森信纸业公司的财物进行侵占的？”答：“我就是在工作中，利用推销纸张给客户，在客户给我回款的过程中，我上交公司一部分钱，然后自己私留一部分钱，还有就是从森信公司提货后，不是指定客户订的货，我就把账做到指定客户的名下，然后再低价卖给其他公司。”问：“你侵占公司的财物后，把钱都干什么用了？”答：“主要是让我买彩票了，还有就是打车、吃饭、零花了。”问：“你用于购买彩票的钱都是哪来的？”答：“基本上都是从长春市明洋印务公司那倒出来的货款。”问：“为什么是明洋印务公司倒出来的钱？”答：“因为我从买彩票之后，就开始出现我侵占公司财物的情况，然后每次我收到客户的货款后，我就从中扣出一部分留给自己用于买彩票，主要是有的客户不直接给公司货款，而是由我来转交森信公司，明洋印务公司和我个人关系较好，而且在账期上是两个月，所以我就用这些钱来购买彩票。”问：“根据森信公司提供的往来对账单（和吉林省科普印业公司），从2016年12月6日到2017年3月1日共有53笔订货，有多少是你以科普公司的名义订的货？”答：“除了上面划粉线的一笔业务外，其余都是我以科普公司的名义订的货，由于账期的原因，我堵上了一部分货款，还有没有堵上的，具体的金额我记不清了。”问：“根据科普公司的入库单与你公司的出库单为什么对不上？”答：“因为科普公司都是直接冲我要货，之后科普公司的欠款额度被占用之后，我就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和森信公司订货，然后再卖给科普公司，所以在森信纸业的订货单上看不到科普公司订的货。”问：“被你提走的货物，有多少货款没有还上”答：“在对账单上核对，我有391,770.35元货款没有上交给森信公司，这些货款的钱我都收到了，让我买彩票了。”问：“你把这些货物都卖哪里去了？”答：“大多数都卖给明洋公司了。”问：“在森信公司提供的出库单上，以科普公司名义订的货，公章是怎么回事？”答：“为了符合公司的要求，我怕被公司发现，就拿着森信的出库单到科普公司去，科普公司也没有看，我就在我做的货款单上加盖了科普公司的公章。”问：“你卖给长春市明洋印务有限公司的货，都是与谁交易的？”答：“和明洋印务有限公司的经理宛玉亮成交的。”问：“怎么交易的？”答：“就是宛玉亮订货之后，我就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森信订货，然后就转给明洋公司。”问：“为什么明洋公司不直接和森信公司订货？”答：“因为明洋公司的授信额度不够，他们家的用货量比较大，然后明洋很少对公转账，总是给我直接打款或给现金，他们公司也是一直在欠我们公司的帐，所以直接让我来给他们公司订货。”问：“你给明洋公司订的货，货物的来源？”答：“因为明洋公司的额度是30万，在这额度之外就无法从森信公司订货，然后我就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森信公司订货，再发给明洋公司。”2017年9月2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对宛玉亮的询问笔录中包含以下内容：问：“你和尹宝申是怎么交易的？”答：“我都是直接和尹宝申订货，然后尹宝申给我发货，之后我给他一个收据，等我把钱给他的时候他再把收据给我。”问：“这些收据你是否留有存根？”答：“这些收据的存根我都留了，而且在尹宝申的事情出了以后，给了森信纸业。”问：“这些货物是否都是以你公司的名义从森信纸业订的货？”答：“我不知道是否是以我公司的名义订的货，都是尹宝申给我订的。”问：“根据森信纸业与尹宝申核对后提供的对账单，从2017年4月至5月你还有1,037,850.1元的货款没有付，是否属实？”答：“是，这些货物都发往了我公司……我公司未付款。但我支付给了森信五十万元的押金，这笔钱可以当做是我公司现行支付的部分货款。另外我还因为算错账支付给过尹宝申个人32,550元的货款，这笔钱是我之前多付给尹宝申的钱可以抵账。”问：“这份对账单上的货物是怎么对出来的？”答：“是尹宝申和森信纸业的会计根据与我的交易收据核对出来的，数量金额准确无误。”庭审中，森信公司明确其主张的保全保险费为1,180元、律师费为26,000元，实际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18,000元，无其他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均认可森信公司最后一次向科普公司供货发生在2017年4月，科普公司的账期为2个月，即科普公司应付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前。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科普公司应否向森信公司支付货款及其具体数额的问题。森信公司依据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4月17日加盖有科普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的订货单、收货确认单以及科普公司签收的发票，主张科普公司欠付货款，应予给付。科普公司主张虽然订货单、收货确认单上加盖的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真实，发票确已收到，但并未收到收货确认单上记载的全部货物，而就已收到的货物，仅认可尚欠货款50,823.31元应当支付。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均认可案涉交易森信公司方的销售人员为尹宝申，尹宝申在2017年5月26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拘留，在刑事讯问笔录中其已承认，自己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以科普公司的名义为明洋公司订货，并将明洋公司支付的货款用于购买彩票，在案涉交易中仅有一笔是科普公司自己的订货，其他都不是。而在科普公司的欠款额度被占用后，尹宝申又用其他公司的名义为科普公司订货。同时，尹宝申承认案涉订货单及出库单上科普公司的公章系其自行加盖，科普公司并未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森信公司提交的书面证据虽已形成了证据链条，但尹宝申作为森信公司对科普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其在刑事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使得科普公司欠付森信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存疑。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均认可在森信公司为科普公司送货时，科普公司收到货物会为送货司机出具收条，说明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双方确认能够证明科普公司收到货物的直接证据应为收条，但森信公司就案涉货物不能提供收条。在森信公司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科普公司已收到货物的数量及应支付货款的数额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森信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应以科普公司认可欠付的货款数额为准，即科普公司应向森信公司支付货款50,823.31元。二、关于科普公司应否向森信公司支付利息以及计算方式的问题。虽然森信公司提交的订货单上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但尹宝申在刑事讯问笔录中已陈述订货单上加盖的科普公司的章均为其私自加盖，并非科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订货单由于缺少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未成立，不能约束科普公司。森信公司据此主张科普公司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均未提供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或关于违约金的相关约定，应视为未约定违约金，故应依据上述规定，科普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赔偿森信公司利息损失。庭审中，森信公司与科普公司均认可森信公司最后一次向科普公司供货发生在2017年4月，科普公司的账期为2个月，即科普公司应付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前，故科普公司应以50,823.31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向森信公司支付利息。科普公司主张一直未付款系由于森信公司一直对欠款数额未予确认，科普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庭审中科普公司已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森信公司凭收货收条办理入库单后即结算，无需森信公司再确认，答辩中科普公司亦认可在账期内森信公司已派人与科普公司结算，且账期已至，科普公司应当付款，原审法院对科普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科普公司应否向森信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保全保险费的问题。森信公司依据科普公司加盖公章的保证书主张其与科普公司已达成协议，约定因实现债权的费用应由科普公司负担。《保证书》中刘力与闫德昌承诺：“从2016年9月28日起，丙方（科普公司）向甲方（森信公司）所购纸质材料的所有货款以及由于丙方违约造成甲方的利息损失、违约金、上调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乙方自愿与丙方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上述内容系刘力与闫德昌向森信公司作出的承诺，但该内容中既包含了债务的范围也包含了债务承担的主体，且科普公司作为被担保人在保证书上加盖公章，表明其对保证书的内容知晓并认可，故据此应认定科普公司就实现债权的费用应由其承担已与森信公司达成一致，森信公司主张科普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及保全保险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律师代理费实际发生数额为18,000元，保全保险费为1,180元，应按森信公司诉请数额与原审法院依法保护的数额的比例由科普公司承担，故科普公司应向森信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2,039.4元、保全保险费133.69元。四、关于刘力、闫德昌应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刘力与闫德昌对保证书的真实性以及二人应对科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对森信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货款50,823.31元及利息（以50,823.31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二、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律师代理费2,039.4元、保全保险费133.69元；三、刘力、闫德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52元、保全费3,446元，由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负担11,423.13元，由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刘力、闫德昌负担1,674.87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尽管森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但尹宝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使科普公司与森信公司之间就案涉货物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货物是否送达存疑，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森信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货物已经送达及欠款数额的情况下，本院对森信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3元，由上诉人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