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行再26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瑞彬，男，194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委托代理人高传旗，男，197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章丘区，系再审申请人高瑞彬之子。 委托代理人乔振海，山东洞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原章丘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 法定代表人边祥为，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丁蜜，章丘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建国，山东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马春玲（系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瑞凤之妻），女，195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章丘区，现住济南市章丘区。 被申请人高双雨（系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瑞凤之女），女，198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章丘区。 被申请人高传星（系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瑞凤之子），男，199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章丘区，现住济南市章丘区。 上述被申请人马春玲、高双雨、高传星共同委托代理人党荣光，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秋艳，女，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章丘市，现住济南市章丘市。 原审第三人高丽美，女，195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高瑞彬诉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章丘区政府）及第三人高瑞凤、高秋艳、高丽美房屋行政登记一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的（2014）济行终字60号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瑞彬不服该裁定，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济行监字第6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高瑞彬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7）鲁行监4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高瑞彬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鲁检民（行）监[2019]37000000005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鲁行抗7号行政裁定书，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瑞彬及其委托代理人高传旗、乔振海，被申请人章丘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丁蜜、张建国，被申请人马春玲、高双雨、高传星及其委托代理人党荣光，原审第三人高秋艳、高丽美到庭参加诉讼。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燕、姜华岩到庭支持抗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洪亮、王教英夫妇（均已去世）生前育有五个子女：高瑞清、高瑞桐、高瑞荣、高瑞彬、高瑞凤。高瑞清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高瑞桐已去世，其妻子王兰英、儿子高传林、高传成、高传行均表示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继承权，女儿高秋艳、高丽美不表态；高瑞荣及其丈夫均已去世，其子宋丙利、其女宋爱莲、宋香莲均表示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继承权。2000年3月,章丘区政府为第三人高瑞凤颁发了章房权证开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高瑞彬起诉称，争议房产在1982年5月1日分家时归高瑞彬和高瑞凤共同所有。请求：依法撤销章房权证开字第××号房屋产权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0年，原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事处明水经济开发区贺套村（以下简称贺套村）开始进行统一的户户测量房屋办理房产证，高瑞彬与高瑞凤均是贺套村的村民，且高瑞彬居住在本村。高瑞彬亦认可自己所居住的贺套村红宝巷的房产也是在2000年村里统一丈量办理的房产证。故应视为高瑞彬知道章丘区政府为第三人高瑞凤颁发房产证的行为，高瑞彬于2013年11月11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高瑞彬的起诉。 二审法院认为，高瑞彬与高瑞凤为同村村民，二者系兄弟关系，都于2000年办理了房产证，且高瑞彬自认2000年办证是村里的统一安排。综合以上事实，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高瑞彬于2013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高瑞彬不服一、二审法院裁定，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高瑞彬与高瑞凤为同村村民，且系兄弟关系，都于2000年办理了房产证，且高瑞彬自认2000年办证是村里的统一安排。综合以上事实，原审裁定认定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并无不当，于2013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高瑞彬的起诉并无不当。高瑞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予以驳回。 高瑞彬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高瑞彬与高瑞凤是兄弟关系，在同村居住，均于2000年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且2000年产权登记行为是村里统一安排。综合上述事实，原审认定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2000年将涉案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并无不当。高瑞彬于2013年11月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综上，高瑞彬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 高瑞彬仍不服，申请检察机关监督，请求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事实与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二）（三）（四）项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高瑞凤早在1986年已经在贺套村绣阳七街批了一处宅基地，在1993年土地管理部门对贺套村进行集体土地确权使用统一丈量时，高瑞凤以“高瑞奉”之名，办理并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章丘区政府为高瑞凤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房管部门工作人员未进行现场勘察、丈量，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999年贺套村办理房产证时并非原审认定的“集体统一”办理，而是试点办理。由本村片长登门去有居住的各家先测量房屋面积，再让出具1993年的土地使用证，按照土地使用证上统一丈量的使用面积办理房产证。贺套村总共两千余户，各家足不出户办理了一千多户，包括高瑞彬位于红宝巷11号和“高瑞奉”位于绣阳七街**房屋。片长并未提醒各户如果村里还有不能住的老旧宅可以再申请办理另一个房产证。按照当时的规定，高瑞彬只知道一家只能办理一个房产证。高瑞凤串通村委相关人员，又以“高瑞凤”之名开具证明信办理了祖宅金桥巷7号房屋的房产证。村委开具证明时，高瑞凤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该房产属自己所有，未提供证据证明高瑞彬知道其办证事宜。且所办房产证比实际面积多了5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按照分家协议，涉案房屋归高瑞彬和高瑞凤共有。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为涉案房屋颁证，高瑞彬是在2013年7月贺套村拆迁办测量房屋时才知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未超过20年的起诉期限，原审认定高瑞彬起诉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适用法律错误。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应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承担举证责任。章丘区政府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高瑞彬知道祖宅办理房产登记事宜。同村村民与本案情况类似，但终审裁定作出与本案不一致的认定。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法院裁定驳回高瑞彬的起诉确有错误；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裁定。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法院裁定驳回高瑞彬起诉的理由是高瑞彬的起诉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对于超过2年起诉期限的认定，法院裁定采用了事实推定的方法，即认为高瑞彬与高瑞凤为同村村民，二者系兄弟关系，都于2000年办理了房产证，且高瑞彬自认2000年办证是村里的统一安排。据此，法院推定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其于2013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一般而言，在存在证明困难的情形下，案件裁判者根据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基础事实）推定未知事实（推定事实）是可行的；同时，该推定事实能够被反驳和推翻。就本案而言，基础事实：一是高瑞彬与高瑞凤为同村村民，二者系兄弟关系；二是2000年村里统一安排办理了房产证。推定事实是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该事实推定成立，尚需一个作为重要前提的基础事实，即贺套村村民大多知晓2000年村里统一安排办理房产证，且办证范围为新老宅基地。缺少该前提性基础事实所作出的事实推定是有所欠缺，且能够被推翻的。其次，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根据检察院再查明的事实：与高瑞彬同为贺套村村民的王洪宝曾于2016年5月以章丘区政府为被告起诉至章丘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为王洪岱（与王洪宝系同胞兄弟）颁发的第01××49号房权证。该案情况与本案类似，尽管章丘市人民法院曾作出（2016）鲁0181行初25号行政裁定：驳回王洪宝的起诉。但在王洪宝不服提出上诉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鲁01行终455号行政裁定。该裁定认为：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4月向王洪岱颁发第01××49号房权证，并未向王洪宝送达。而章丘区政府提交法庭的由贺套村的村委会1999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由村委会统一为搬迁村民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利用村内空闲非耕地重新划给村民”，并未涉及老宅基地。原审法院认为王洪宝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在2000年向原审王洪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原审裁定以王洪宝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最终，该案件进入实体审理，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王洪宝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对于同为贺套村村民王洪宝，王洪宝与王洪岱系兄弟关系，且同样是2000年村里统一安排办理房产证的类似情况，法院作出与本案完全不同的认定。在王洪宝案中，法院推翻了“王洪宝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在2000年向原审王洪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的认定，认为证据不足；在高瑞彬案中，法院则认为“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王洪宝案件裁判在高瑞彬案裁判之后，属于新证据，且足以推翻本案的裁定。综上所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行终字第60号行政裁定认定“高瑞彬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高瑞彬于2013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裁定驳回高瑞彬的起诉确有错误；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被申请人章丘区政府答辩称，高瑞彬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涉案房屋是高瑞凤于1999年申请办理，办理产权登记前提是村里统一办理房产证，高瑞彬作为本村村民自己亦认可所居住的产也是此次统一办理的房产证。因此，高瑞彬是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系在办理房产证范围之内。至其起诉已14年有余，明显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高瑞彬的起诉。 被申请人马春玲、高双雨、高传星答辩称，一、政府部门将贺套村作为试点，要求村里统一安排办理房产证，那么办房产证是针对贺套村的所有村民和所有住宅房产，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带有任何的歧视性，更不会对所谓的新老宅作出区别对待，而是统一办理房产证。新宅是指大约1999年左右新批宅基地的住户房产，因为贺套村是城中村，极少的村民批了宅基地建房，其余大多数是老宅房产，高瑞彬当时于1999-2000办的房产证，实际上是1982年所建房产，不是新批的宅基房产，也是老宅。王洪宝与王洪岱的纠纷案中涉及的房产也是老宅。高瑞彬只是假象的刻意去区分新宅、老宅，是错误的。另，应当善意去理解村干部履行通知所有村民和所有房产办理房产证的职责，村里的片长不会故意强调老宅不能办理房产证，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村民为老宅办理房产证。抗诉书中所提到的需有重要的前提基础，事实是具备的，那就是贺套村村民包括高瑞彬全都知道1999-2000年村里统一办理房产证，且办证范围是所有房产，并不区分老宅、新宅。二、原审法院推定高瑞彬于2000年就应当知道诉争房产登记在高瑞凤名下的事实，该推定不足以被推翻。王洪宝案件裁判文书以及此后章丘区人民法院裁判均不是新证据，两案有实质的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关于原告是否应当知道1999年-2000年第三人办理房产证，事实推定上是不同的。王洪宝认为其涉案房产本属于王洪宝自己，并不属于王洪岱，王洪宝自然不可能会想到王洪岱去办理房产证。本案高瑞彬对涉案房产没有所有权，也无共同所有权。因此，在村集体统一办理房产证时，其应当知道高瑞凤作为房产所有人，会按照统一办证的要求去办理房产证，更加推定高瑞彬当时应当知道高瑞凤办理诉争房屋的房产证。两宗案件判决所依据证据不同，王洪宝案件中，贺套村的村委会1999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是关于1999年村委会统一为搬迁村民办理土地审批手续的问题，并不是特指办理房产证的问题，该案证据更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两宗案件当事人举证、质证、自认、辩解，以及对第三人办理房产证认知程度不同。两宗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不同，作出的裁判不同。综上，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高秋艳、高丽美未提交陈述意见。 再审庭审中，高瑞彬提交王汝山案、王洪宝案相关行政裁定书、证人出具的书面证明，及高瑞凤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被申请人马春玲等人提交证人出具的书面证明。双方证人均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书面证明存在同一证人分别为双方当事人出具的情况，其真实性均无法确定，对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王汝山案、王洪宝案相关行政裁定书，均在本案二审裁定作出之后形成，属于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新证据”的情形，本院予以采纳。对于高瑞凤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高瑞彬委托代理人主张是2015年左右从章丘市房地产管理局取得，被申请人马春玲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审批书形成时间是1999年，不属于新证据。对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未提交证据佐证其取得该审批书的时间，不能认定该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新证据”的情形，不属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期间的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8月6日，贺套村村民王汝山曾以章丘区政府为被告起诉至原章丘市人民法院，称章丘区政府2000年4月把贺套村兴华三街41号本属于祖上遗留房产办在了第三人王汝文(与王汝山系同胞兄弟)名下，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该房屋所有权证。该案二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2014）济行终字第253号行政裁定认为，王汝山虽认可1999年至2000年其所居住的村统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但诉称其知道诉争办证事宜的时间为2013年7月。章丘区政府及第三人无相应证据证实王汝山知道被诉房屋登记的内容，原审法院认定王汝山起诉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不妥，裁定撤销一审法院裁定，由原章丘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另查明，2016年5月5日，贺套村村民王洪宝曾以章丘区政府为被告起诉至原章丘市人民法院，称章丘区政府2000年集中办理房产证时，错误的把贺套村绣阳八街本属于原告的祖上遗留房产办在了第三人王洪岱(与王洪宝系同胞兄弟)名下，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该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9月2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行终455号行政裁定，认为：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4月向王洪岱颁发涉案房屋的房权证，并未向王洪宝送达。而章丘区政府提交法庭的由贺套村委1999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由村委会统一为搬迁村民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利用村内空闲非耕地重新划给村民”，并未涉及老宅基地。原审法院认为王洪宝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在2000年向王洪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原审裁定以王洪宝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裁定撤销一审法院裁定，由原章丘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再查明，高瑞凤于2018年2月4日死亡。其妻子马春玲、女儿高双雨、儿子高传星均表示不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继承权，同意作为被申请人参加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高瑞彬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审理重点是高瑞彬是否应当知道章丘区政府于2000年将其祖上遗留房产办理登记内容。根据高瑞彬提交的新证据王汝山案、王洪宝案的相关行政裁定书，二审法院对贺套村其他村民因本次办理房产证期间对祖上遗留房产办证给第三人的行为是否知悉的认定，与本案处理不一致，分别认定王汝山、王洪宝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章丘区政府及第三人无相应证据证实高瑞彬于2000年应当知道被诉房屋登记的内容。原审法院仅以高瑞彬、高瑞凤自己居住的房屋均办理了房产证为由，认定高瑞凤应当知道其祖上遗留房屋亦于2000年办理了房产证，证据不足。因此，原审法院裁定认定高瑞彬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人民法院（2014）济行终字第60号行政裁定； 二、撤销章丘市人民法院（2013）章行初字第29号行政裁定； 三、本案指令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审判长  郝万莹 审判员  孙晓峰 审判员  李莉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