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3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海南助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号海南时代广场四层东南侧4B房。 法定代表人：韩雄光，该公司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茵，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长桥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老沪闵路1070号。 诉讼代表人：包伟，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现代物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481弄4号3号楼204室。 法定代表人：秦青林，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海南助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长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桥公司）、上海现代物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9）沪民终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助利公司不服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并提审本案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事实和理由： 一、长桥公司是现代公司全资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判决未查清长桥公司是否每年均完成年度财务会计审计，属事实认定不清；原判决将另案中形成的、未经助利公司充分质证、且存在多处漏洞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作为唯一定案依据，属程序违法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有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的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因此，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人格混同案件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仅要证明公司完成了年度法定审计，还应举证证明其财产与公司财产不构成混同。但是本案中，现代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前述两项法定义务，具体体现在： （一）现代公司未提供长桥公司已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证据，原判决对此也未予查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规定是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制度的特别规定，表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实行法定的强制审计。本案中，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长桥公司已依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足以使人对长桥公司并未履行任何强制审计义务，进而对现代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长桥公司的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原判决也未查清在另案中形成的《鉴定意见》项下长桥公司送鉴资料所包含的2012至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是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 （二）从现代公司在另案中的举证情况来看，现代公司实际无法完成举证责任 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现代公司财产是否与长桥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在于现代公司，本不应属于法院司法鉴定或者审计的范畴。如现代公司主张不构成混同，其应提供基本的证据材料加以证明，且其作为长桥公司的一人股东，也应有能力掌握长桥公司的财产情况。但是从另案审理的情况来看，现代公司在该案中没有提供证据，而是直接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民法院也认为现代公司未能自行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长桥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可见现代公司无法自行完成举证责任。 （三）原判决直接采信另案中形成的《鉴定意见》，实则剥夺了助利公司质证和辩论的权利，属程序违法 民诉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参考2019年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 从上述规定可见，针对某个特定案件所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具有个案性，原因在于在该鉴定意见被法院采纳之前，鉴定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都应经过该案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可作为鉴定的依据；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该案当事人的质询，特别是在当事人对于该鉴定意见持异议或者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本案中，原判决的直接依据是上海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另案，出具的《鉴定意见》。对于该《鉴定意见》，助利公司并非该案当事人，其不仅未收到该《鉴定意见》所依附的全套基础材料，未能对这些材料进行质证，未能对鉴定过程提出异议，更未能就鉴定意见对鉴定人员进行质询。原判决在此种情况下直接采纳《鉴定意见》，并以此约束助利公司，构成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四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和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情形，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纠正。 （四）《鉴定意见》所鉴定的时间范围无法涵盖本案债权存续期间，且其内容本身也存在大量漏洞 1.本案所涉债权产生于2014年，而《鉴定意见》仅涉及2012年至2014年期间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的财产情况，无法涵盖本案所涉时间段 首先，本案所涉债权产生于2014年，原判决应当审查自2002年现代公司成为长桥公司的唯一股东以来，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的财产是否存在混同，至少也应当审查案涉债权存续期间，即2014年之后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的财产是否存在混同。《鉴定意见》针对的仅仅是2012年至2014年这一时间段，无法涵盖本案所应鉴定的时间范围，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全部依据。 其次，原判决认为在2014年12月15日后，长桥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已无法正常对外支付，故得出结论——对于本案债务存续期间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是否存在混同进行鉴定已无必要。原判决的前述推断存在明显错误：（1）2014年12月15日之后仅长桥公司的“基本户”无法对外正常支付，但众所周知，一个公司并非仅有一个基本户，原判决即便要作出上述结论，其也应当同时查明长桥公司名下的全部其他银行账户，以及这些账户收支是否正常；（2）即便两公司银行账户间自2014年12月15日之后不存在混同的可能，但不能排除银行交易之外是否存在财产、资金的混同。因此，在《鉴定意见》未对2014年之后的时间段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现代公司应当证明此期间内长桥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其自身的财产；否则法院不应对该段期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作出推断。 2.《鉴定意见》内容本身存在大量漏洞，部分事实仍有待法院查清，不应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第一，《鉴定意见》第1页载明“本次鉴定是在相关当事人提供鉴定资料基础上进行的。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是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可见，鉴定人员并不能判别《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基础材料是否真实。基础材料真实与否需要法院在听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后综合判断，但助利公司却被剥夺了起码的质证权利。 第二，对于“固定资产关联方交易”部分，鉴定意见为“除部分产权未及时过户外未发现违反固定资产核算的情况”，但“固定资产关联方交易”实际存在以下问题：2013年6月30日，现代公司将消防车1辆、叉车16辆、电子设备和货架等以2,475,523.85元转让给长桥公司，但前述固定资产净值为2,115,832.34元，实际属于超净值转让，其中消防车和叉车本身已临近报废。2013年7月长桥公司已将该部分固定资产入账，且于同年7月和12月支付了全部转让款，但该部分资产却一直未办理过户。对于长桥公司为何从现代公司处收购临近报废的运输工具，两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判决也未予查明，并且临近报废亦不足以构成不办理过户的理由。相反，两公司对运输工具的处理方式可以反映出长桥公司的经营意志和财产均不能独立于现代公司。 第三，对于“业务关联交易”部分，鉴定意见为“未发现违反收入成本核算的情况，也未发现关联交易中未按协议或合同支付对价的情况”，但“业务关联交易”实际存在以下问题：业务关联交易主要为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提供仓储服务所收取的仓储费，以及提供库房、设施设备所收取租金，而从《鉴定意见》可见，鉴定机构并未进一步核查现代公司是否实际提供了仓储服务和租赁物，以及长桥公司支付的对价是否公允。 第四，对于“现代物流公司人员情况”部分，鉴定意见提到“长桥公司人员未在现代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许洪珍自2010年6月起至2019年11月期间担任现代公司的董事，在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又担任长桥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因此《鉴定意见》存在明显错误。该部分同时提到“也未发现参与具体业务活动的情况”，但是，鉴定机构作出该部分意见的依据仅仅为现代公司人员工资相关的应付职工薪酬、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及凭证、工资及奖金清单、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社保核定表（包含变更表）、公积金核定表，但这些资料根本无法反映现代公司的人员是否参与了长桥公司的具体业务活动以及长桥公司的人员是否参与了现代公司的具体业务活动。 第五，对于“银行账户情况”部分，鉴定意见为“银行账户均独立开立、使用并记入本单位账簿，由各自单位自主控制”，但是原判决中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均认可两公司的全部资金都通过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联公司）进行结算，长桥公司的银行流水也表明在2013年11月25日后，长桥公司银行基本户的资金收支均由百联公司统一进行，并不是《鉴定意见》所述“由各自单位自主控制”。在两公司均未能证明百联公司如何对各公司资金进行监管、是否对不同公司的资金进行分账户处理且区别对待的情况下，百联公司根本无法得出“通过百联公司进出旨在加强资金监管”的结论。 二、事实上，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借用/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现代公司利用长桥公司从事期货存储交割业务，且两公司未能对其合理性作出充分说明，可见长桥公司不具备独立于现代公司的经营意志和公司财产，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现代公司应对长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现代公司与长桥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对其中涉及的业务款是否公允，工会费的支付依据，两公司均未予以证明 根据长桥公司银行基本户流水统计，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2013年1月18日至2013年12月30日，长桥公司向现代公司转账共39笔，共计22,298,219.52元；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共11笔，共计452,783.79元。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长桥公司向现代公司转账共12笔，共计1,676,981.37元，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共13笔，共计1,958,163.62元。这些往来款中，绝大部分为两公司基于业务往来所产生的仓储费、租赁费，两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相关费用是否公允，以及仓储服务和租赁物是否实际提供。此外，自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长桥公司还以工会费、报刊费的名义向现代公司划转了137,293.97元，两公司亦未解释该笔款项的支付依据及实际用途。 2.现代公司多次从长桥公司转走大额款项，在2014年12月长桥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后，现代公司利用唯一股东身份擅自将其自身的债务抵销，导致长桥公司的资产减少，长桥公司的财产混同于现代公司的财产 《鉴定意见》显示，2014年2月13日，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借款200万元，2014年12月8日、12月11日，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返还150万元，2014年12月4日，现代公司又从长桥公司划款350万。对于前述款项划转，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均未对发生的原因、用途、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2014年12月4日的划款，双方甚至未签署任何借款协议，可见现代公司使用长桥公司资金的随意性和支配性。 2014年下半年，长桥公司物流运作二部主管及见习经理吴启凤利用职权便利，帮助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海南云龙亿贸易有限公司在对外质押融资过程中出具虚假库存证明等事实逐渐暴露，多家单位要求长桥公司提取库存并索要赔偿，长桥公司实际已资不抵债。现代公司在明知长桥公司资产状况的情况下，在2014年12月29日将其欠付的400万元借款与长桥公司欠付的业务款进行抵销，导致长桥公司的资产减少，偿债能力减弱。 3.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存在借用/共用账户的情形 首先，依据《鉴定意见》以及双方在原审中的陈述，长桥公司自2014年12月15日之后存在借用现代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付款的情形。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因长桥公司账户被封，故不得不使用现代公司的账户。但是，依据《鉴定意见》，仅长桥公司的银行基本户被冻结，在两者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长桥公司不存在其他银行账户，或者其他银行账户被一并冻结的情况下，两公司的上述解释无法成立。 其次，根据二审中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的陈述，两公司资金会在百联公司所开立的结算账户进行统一结算，且在2013年11月26日，长桥公司银行账户中的7,133,685.25元全部划转至百联公司的结算账户。由此可见，两公司一直存在共用案外人银行账户的情形。对此，《鉴定意见》并未涉及，两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各自的资金可以在百联公司的结算账户中加以区分。 4.现代公司以高于资产净值的价款向长桥公司出售相关资产，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 如上所述，《鉴定意见》显示，现代公司向长桥公司出售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货架，前述固定资产净值为2,115,832.34元，其中运输设备已临近报废。2013年7月长桥公司已将该部分固定资产入账且于同年7月和12月支付了全部转让款。但是，长桥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长桥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12月30日支付对价共计2,475,523.85元，超出资产净值359,691.51元。对于该问题，《鉴定意见》并未涉及，且两公司也没有对超出对价部分作出任何解释，并且《鉴定意见》没有也无法对该转让价值是否公允作出评判，而原判决对此并未查明。对于为何在长桥公司支付足额对价后现代公司始终未办理运输设备（消防车1辆和叉车16辆）的所有权转移手续，现代公司虽给出解释是因该运输设备临近报废，但是否临近报废并不影响过户手续的办理。 5.现代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长桥公司提供仓储服务并收取高额仓储费，但并未对该费用是否公允加以证明 《鉴定意见》显示，现代公司自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长桥公司提供老沪闵路1070号经营用库房、堆场、设施设备等相关资产，并向长桥公司收取仓储费2,093.08万元、1,800万元、2,093.08万元。但《鉴定意见》没有也无法对该租赁对价是否公允作出评判，而原判决对此并未查明。 6.2013年至2014年期间，长桥公司与现代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有多笔款项往来，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均未对相关费用是否公允加以证明 根据长桥公司银行基本户流水统计，长桥公司与现代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有多笔款项往来：2013年1月16日至2013年9月22日，现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共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共10笔，共8,352.8元；2013年5月15日，现代公司持股74%的子公司上海化轻化工物品运输有限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1笔，共27,000元；2013年10月18日、2014年7月8日，现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百联配送实业有限公司嘉定分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2笔，共16,800元；2014年1月23日，现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晶通化轻发展有限公司向长桥公司转账1笔，共27,000元。这些往来款均为基于业务往来所产生的货款、仓储费、卡车通行证费、油布借用费、通行费，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相关费用是否公允以及业务是否实际发生。 7.长桥公司注册资本仅500万元，没有仓库等固定资产，远未达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对指定交割仓库的要求，现代公司将其仓库租赁给长桥公司，并提供担保，进而得以利用长桥公司的名义实际从事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业务，长桥公司并无独立经营意志 《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2006年修订、2008年修订与2016年修订的下述条款均一致）第四条规定，申请指定交割仓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二）固定资产和注册资本须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数额；（八）堆场、库房有一定规模，有储存交易所上市商品的条件、设备完好、齐全、计量符合规定要求以及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第五条规定，申请成为指定交割仓库必须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单位仓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及相关文件。而在指定交割仓库期货业务的实际操作中，上海期货交易所往往要求指定交割仓库的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指定交割仓库，公司的注册资本均在3,000万元以上），仓库应为自有而非租赁取得。 但本案中，长桥公司注册资本仅500万元，也无自有的仓库及土地使用权用于从事指定交割仓库期货业务，远未达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对指定交割仓库的要求，现代公司为了利用长桥公司从事前述业务，将其位于老沪闵路1070号的仓库租赁给长桥公司，并于2007年6月8日向上海期货交易所出具《担保书》，为长桥公司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业务所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可见，长桥公司并无选择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的独立意志，反而是完全附属于现代公司。 三、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的高管长期交叉任职，两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有重合，实际经营过程中共用经营场所，两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经营场所混同，结合上述长桥公司并无独立财产和独立意思的事实，足以认定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人格混同，现代公司应当对长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长期存在交叉任职，两者存在人员混同。根据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的工商档案，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长期存在交叉任职，具体体现在：1.俞正世在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董事长，在2001年9月至2007年6月期间担任现代公司董事；2.张禹生在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董事，在2001年9月至2007年6月担任现代公司董事；3.章立聿在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在2001年9月至2007年6月担任现代公司副总经理；4.谢海强在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监事，在2001年9月至2007年6月担任现代公司监事；5.陈道變在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执行董事，在该期间还担任现代公司副董事长；6.周蓉在2002年1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同时担任长桥公司、现代公司董事；7.许洪珍在2004年9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同时担任长桥公司、现代公司董事，在2006年10月至2011年9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监事，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2010年6月至2011年9月期间担任现代公司董事，在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该期间还担任现代公司董事；8.康躜在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期间担任现代公司总经理助理，在2004年9月至2006年10月期间担任长桥公司董事。 其次，现代公司和长桥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范围均有重合，两公司存在业务混同。根据长桥公司与现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鉴定意见》，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仓储、货物运输、百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业务，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其主营业务均包括仓储、代理采购、租赁等业务。 最后，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共用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两公司存在经营场所混同。现代公司的主要资产老沪闵路1070号是长桥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也是长桥公司开展仓储业务的场所，且两公司共用仓储物流所需的库房和机械设备。 因此，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经营场所混同，结合上述长桥公司并无独立财产和独立意思的事实，足以认定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人格混同，现代公司应当对长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助利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本案关于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的主要证据，依法多次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但原审法院均未调查收集，属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 一审审理过程中，助利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查询长桥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成为指定交割仓库时提交的材料，请求人民法院查清《鉴定意见》第三部分第一条“2012年至2014年期间，长桥物流公司和现代物流公司的固定资产，除部分产权未及时过户外未发现固定资产核算的情况，”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固定资产是现代公司未过户至长桥公司。此后又于2017年11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和《调查令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依法调取：1.长桥公司两个银行账户的银行交易记录（基本户账号10×××65；普通户账号31×××19）；2.从2014年12月至今，长桥公司通过现代公司银行账户收付资金的情况；3.2016年11月11日，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对现代公司因其存在“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情况而处罚的资料；4.现代公司为长桥公司担任指定交割仓库而向上海期货交易所提供担保的情况及担保材料。并请求一审法院向助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开具调查令，授权调取上述证据。 二审审理过程中，助利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向二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海口市公安局调取长桥公司两个银行账户（基本户账号：10×××65；普通户账号31×××19）的银行交易记录。 上述助利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均与长桥公司和现代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这一事实直接相关、助利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助利公司多次书面申请二审法院调查收集，但一、二审法院均未依法调查取证，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构成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况，属程序违法。 综上，助利公司认为，原判决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未调查收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等严重错误，助利公司请求裁定提审或者发回重审，以维护助利公司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情形。 （一）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7）沪0104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宣告长桥公司破产。本案中，助利公司以债务人长桥公司的股东现代公司与长桥公司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现代公司直接向助利公司偿还长桥公司对其所负债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在长桥公司已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情形下，应驳回助利公司对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此，原判决未支持助利公司对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二）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情形。一审判决已载明助利公司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助利公司已对《鉴定意见》发表质证意见。如前所述，原判决是在长桥公司被宣告破产的情形下，依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驳回助利公司对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鉴定意见》并非本案作出裁判所依据事实的主要证据。 （三）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情形。如前所述，原判决驳回助利公司对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人民法院对助利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四）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助利公司称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其未向本院陈述本案应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也未明确原判决适用错误的具体条文及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故无法审查该项再审申请事由。 （五）助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助利公司关于原判决采信另案中的《鉴定意见》，并以此约束助利公司，属于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明确规定情形且与裁判结果没有直接关系。助利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海南助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