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30505号原告：徐卫国，男，195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原告：闫淑红，女，195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哲，北京刘明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男，1982年3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彦龙，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身份号码×××。被告：刘某，女，198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雪梅，北京冉午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卫国、闫淑红与被告徐某、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卫国、闫淑红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哲，被告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彦龙，被告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卫国、闫淑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26万元以及利息（以22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3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徐卫国、闫淑红为夫妻关系，被告徐某为二原告之子，被告刘某为二原告之儿媳。徐某与刘某登记结婚的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原告位于顺义区×区×号楼×门503号。2016年3月2日，徐某与案外人范润全签订购房合同，以30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花园×苑×号楼×单元302室房屋。由于刘某名下已有两套房屋，徐某与刘某不具备购房资格，故二人于2016年3月14日登记离婚，以便徐某取得购房资格。2016年3月29日，302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徐某名下。2016年4月9日，徐某与刘某复婚。2016年7月13日，徐某与刘某签订夫妻不动产归属协议，并于当天将302室房屋变更登记至徐某、刘某二人名下，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徐某与刘某在购买房屋时，并不具备购买能力，徐某便要求徐卫国、闫淑红共同参与购房，为此，徐卫国、闫淑红将503号房屋进行出售，所得196万元，再加上多年积蓄30万元，共计226万元全部投入到302室房屋当中。徐卫国、闫淑红始终认为自己为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在得知徐某、刘某私自变更房屋权属登记一事后十分气愤，于是向顺义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通过诉讼得知：徐某与刘某的离婚并非真正的离婚，而是为了购买302室房屋而采取的规避政策限制的方法。刘某多次在开庭中表示302室房屋的合同签订于2016年3月2日，当时二人仍为夫妻关系，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离婚为假离婚，目的是为了顺利购买到房屋，之后再行复婚，通过夫妻归属协议的方式，实现夫妻共有该房屋。由于证据不足，徐卫国、闫淑红的诉讼请求未被法院支持。对于徐卫国、闫淑红的出资，既然不能由此而确认其为共同购房人，那么，其出资应认定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而并非赠与。从公序良俗角度讲，不能把父母的资助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赠与，这种坐享其成的思想，不能由法律所倡导和司法裁判所确认。226万元对普通百姓而言不失为一笔巨款，是徐卫国、闫淑红一生的心血，在没有其明确表示为赠与的情况下，应当确定为借款。子女成年后，受经济条件限制，父母出资购房虽为常事，但不能认为父母出资为天经地义，继续要求父母无条件付出为法律所不能支持。再者，该226万元表面是全部汇入徐某名下，实际用于了徐某与刘某共同购房。表面上，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8日徐某与刘某处于离婚状态，但实际为无效的离婚。因此，该笔借款理应由徐某与刘某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来共同承担。被告刘某辩称：一、（2019）京0113民初19286号、（2019）京03民终14278号一、二审案件及本案民事起诉状第二页第二行“徐卫国、闫淑红始终认为自己为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均可以证明徐卫国、闫淑红当时的出资行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出借。我方首先不认可“二原告是房屋共有人之一”，原告始终认为没出借的意思表示，我方也不认可是借款，故没有达成借款的合意，故双方不存在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二、二原告应举证我方（刘某）出具的借条（谁主张、谁举证），在我方否认借款的前提下，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在刘某怀孕的情况下，由于原来居住环境比较狭小，双方父母都出资换房是为了改善徐某、刘某及未来将要出生的孙子、外孙子的生活条件，能让小两口及其要出生孩子能生活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初心。但事与愿违，由于徐某投资，刘某与其发生严重分歧，且因此经常发生争吵，导致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刘某独自带着儿子生活近一年，刘某与徐某分居至今，徐某未见过儿子。法律是公平的，二原告出资时意思并不是出借，二原告不能用现在的想法来偷换概念，更不能用现在的想法来替代当初出资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徐某的确认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徐某单方确认是夫妻共同债务，我方坚决不认可。在前述所有权确认之诉及本案，显而易见徐某与二原告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以此来损害我方合法权益。依据《民法总则》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徐某出具的确认书的行为应属于无效行为。且徐某与本案有巨大利害关系，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被采信。五、就二原告出资的226万元的性质，我方坚持（2019）京0113民初19286号案件的答辩意见，“我方不否认二原告对涉案房屋的出资行为，但出资行为并不是共同购买行为，系赠与行为。二原告出资的226万元中有131万元是在二被告婚姻存续期间赠与给二被告的行为，其中95万元是在二被告离婚期间（同居期间）赠与给被告徐某的行为。二被告复婚之后签订了夫妻不动产归属协议，约定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共有，是徐某将个人的份额赠与给刘某将涉案房屋转化为共同共有。”综上所述，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原告的主张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某辩称：2019年5月5日晚，以协议离婚为由，刘某对我提出把涉案房屋的产权所有人改成她一个人的名字，同时要求我给其妹妹刘然再写一个借条，而我表示不同意，并跟刘某索要已经还清的、当初为买涉案房屋给其母韩荣花写的35万元借条，说完刘某不但不承认已还清的该笔借款及借条，还与其妹妹刘然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虽然我无力证明当晚的场景，但是顺义仁和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证明当晚刘某与其胞妹对我进行了殴打，造成我全身多处轻伤，衣服被撕坏，手机、身份证被抢，光着双脚跑到小区门卫室求救。当晚民警为防意外发生，建议我回原告的家暂住。刘某在原法庭开庭前后不断变换的打人理由，也证明其在极力掩饰自己欲独占涉案房产的真实目的。我瞒着原告把房本加上刘某的名字，我的银行卡全在刘某手里，再生气再委屈再吵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刘某先让我给其家属写了35万元借条用于购买涉案房屋，在还清借款后刘某又不承认这笔借款，全都被她说成其家属对她的赠与。刘某把我打跑后住着原告用养老财产买的涉案房屋，再把所有财产据为己有。刘某把我对她的感情一点点地打没了，骂没了，落井让我写担保，然后下石提出离婚，要独吞涉案房屋，再次殴打我，把我推向了原告。原告作为父母，无条件地接纳我、收留我，刘某却怀疑指责我没有主见、受原告怂恿要离开刘某。刘某所谓的以我投资工作为离婚理由，只是为其找了一个体面的离婚借口。刘某作为妻子，毫无忠诚，不想与我共渡难关、解决问题，却只想过河拆桥。在按约定二被告即将开始对原告履行还款义务之前，刘某先是伙同其家属强迫我为其亲友写出巨额担保书，拿到担保书后就多次向我提出了离婚，然后借刀杀人，把担保书提供给其亲友起诉了我，欲让我无故背上巨额债务，还声称要让我坐牢，方便刘某独吞涉案房产。我的收入全被其掌握，刘某却把风险全推给了我。不断地为离婚做各种准备，把我逼入绝境。刘某控制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在离婚时提霸王条件，这一点在刘某的辩论意见中已经明确表露，即1.要霸占孩子抚养权不管别人是否同意；2.孩子给妈养就要爷爷奶奶的财产。按照她的逻辑，孩子给爸养就得姥姥姥爷给爸爸财产了？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没有任何法律、常理、道德规定抚养孩子就得让爷爷奶奶付出巨额财产。我与刘某共同购买了由原告出资了大部分钱的涉案房屋，却让原告陷入了生活困难。原告借外债帮我和刘某买房都没钱看病，原告忍着病痛帮我和刘某带孩子却被刘某说装病。原告为了维护我和刘某的家庭和睦，背负骂名，忍气吞声，现在又忍辱负重，险失其养老财产。难道国家法律规定豪夺别人的财产是公平的、符合公序良俗？刘某在其答辩意见中的所有论述均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官公正判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卫国、闫淑红系徐某父母。刘友江、韩荣花系刘某父母。刘然系刘某妹妹。2015年9月28日，徐某与刘某登记结婚。2016年3月3日，徐某作为买受人与案外人范润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303万元的价格从范润全处购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花园×园×号楼×单元302室房屋。2016年3月2日、2016年3月3日，刘然通过自己的账户分两笔共支付给范润全购房定金10万元。2016年3月4日，刘然向中介机构支付居间服务费30000元。2016年3月6日，徐卫国、闫淑红向徐某转账5万元。2016年3月14日，徐某、刘某登记离婚。2016年3月16日，刘友江向被告徐某转账117000元。2016年3月19日，徐卫国、闫淑红向徐某转账30万元。2016年3月19日，刘某向徐某转账182656.14元。同日，徐某名下账户现金存入25万元，其中有21万元是从刘某舅舅及表姐处所借（该笔借款已于2016年5月3日还清）。2016年3月23日，韩荣花向徐某转账29万元。同日，刘然向徐某转账6万元。2016年3月25日，徐卫国、闫淑红向徐某转账65万元。2016年3月29日，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案外人范润全房款190万元。同日，刘然通过自己的账户交付涉案房屋契税18063.07元。同日，北京市顺义区×花园×园×号楼×单元302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徐某名下。2016年4月9日，徐某、刘某登记复婚。2016年4月29日，徐卫国、闫淑红向徐某转账126万元。2016年4月29日，徐某向案外人范润全转账支付房款103万元。2016年7月13日，徐某、刘某签订夫妻间不动产归属协议，一致同意顺义区×花园×园×号楼×单元302室房屋所有权归属为二人共同共有。当天，该房屋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徐某、刘某名下，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徐卫国、闫淑红主张：二人将顺义区×区×号楼×门503号房屋出售所得的196万元及自己的积蓄、从他人处的借款30万元出借给徐某、刘某。刘某主张：与被告徐某结婚前自己名下已有两套房产，为购房二人办理了离婚，二原告出资226万元是对二被告的赠与。自己父母为购房出资时并没有让二被告还钱，二被告给过一些钱，是对父母的孝心。另查，徐卫国、闫淑红曾在（2019）京0113民初19286号案件中起诉徐某、刘某，要求确认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花园×苑×号楼×单元302室房屋共同享有75％的所有权份额。该案中，徐某辩称：“二原告出资226万元是为了跟我共同购买涉案房屋。”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卫国、闫淑红的诉讼请求。2019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2日，徐某出具《确认书》，载明：本人徐某与刘某为夫妻关系，于2016年3月2日向范润全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花园×苑×号楼×单元302室房屋，价款为303万元。由于购房款不足，向我父母徐卫国、闫淑红进行了借款，共计226万元。虽然在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4月8日徐某与刘某处于离婚状态，但该离婚为假离婚，目的是为了让徐某取得购房资格，该房屋实际仍是徐某与刘某共同购买，在购房成功后，我二人随即复婚。因此，本人在此确认：徐某与刘某共计向徐卫国、闫淑红借款人民币226万元，该款用于徐某与刘某共同购买房屋使用，为徐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同意支付该笔借款的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2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3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徐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徐卫国、闫淑红出资为徐某购买房屋，房屋登记在徐某名下，徐卫国、闫淑红未举证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合意，该出资应是对徐某个人的赠与。徐某与刘某离异期间，徐卫国、闫淑红出资为徐某购买房屋，徐卫国、闫淑红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该出资亦是对徐某个人的赠与。在（2019）京0113民初19286号案件中，徐某称原告的出资是为了共同购买房屋，在本案中，徐某称是原告的出资是向二被告的出借，徐某前后陈述不一，《确认书》也是徐某事后出具，本院对徐某认可借贷关系的意见不予采信。徐某个人如愿意向徐卫国、闫淑红给付任何款项，可另行给付。刘某主张徐卫国、闫淑红出资是对二人赠与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卫国、闫淑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40元，由原告徐卫国、闫淑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翔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