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01民初961号原告：姚波，男，汉族，1968年8月27日生，初中文化，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连康、太启晟，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王增海，男，汉族，1984年11月21日生，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被告（依申请追加）：马杰，男，回族，1966年8月10日生，住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星。原告姚波与被告王增海、马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依法作出（2019）云2601民初1753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姚波依法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云26民终10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连康、太启晟，被告王增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被告马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王增海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给付原告欠款本金100000.00元、资金占用费40000.00元及暂至起诉之日的利息9656.00元，共计149656.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4月22日，被告王增海与马杰向原告购买三七园，马杰已付清款项，但被告一直未支付款项给原告，2014年7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200000.00元的欠条，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支付了100000.00元，剩余100000.00元一直未支付。2016年6月20日被告由原告出具了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姚波人民币壹拾万（100000.00元），此欠款从签字之日起两年内还清，即每年还款伍万元，在2017年6月21日以前还款伍万元，如在2017年6月21日未还清，王增海应付姚波的经济损失费贰万元，并还应付姚波壹拾万元的利息……，如在2018年6月21日未还清所有欠款，王增海应付姚波经济损失每年贰万，……”。被告在欠条上签名并按手印。欠条约定的履行期限到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拒绝支付所有款项。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如前所请。被告王增海辩称，（一）请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告起诉事实不符，首先王增海与姚波是本案诉称的合伙买受人，合伙期间原告、被告及其他合伙人对利润都进行了分配；（二）在被告与马杰合伙购买三七过程中，应当支付的三七款项已履行完毕（其中原告向被告及马杰收到的购三七款139万元中，有12万元是被告王增海支付的，127万元是马杰支付的）。在2013年12月29日原告与马杰签订解除合同，并且由原告从收到的139万元中退还马杰12万元，至解除合同时原被告的合伙关系及买卖合同关系终止；（三）原告收持的欠条不是王增海的真实意思，因为王增海未欠原告三七款，是因为原告到郑晓的工作单位、在住所及孩子就读的学校对郑晓及其家人恐吓，王增海为了家人安全才签写的欠条。综上所述被告王增海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的欠款关系也没有借款关系，原告转给被告王增海的5万元属于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的利润（利润应得17万元，其中原告将12万元用于折扣购买三七款）原被告双方也没有借贷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王增海的诉讼请求。被告马杰辩称，1.马杰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马杰、王增海与原告的三七买卖合同在2013年12月29日已经解除，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双方已无任何经济纠纷。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三七买卖合同》、《信用社交易明细》、《农行交易回单》、《客户存款回单》、《欠条（2016年6月6日）》各1份，证明（1）2013年4月22日，姚波与王增海及马杰签订《三七买卖合同》，约定：王增海和马杰共同购买姚波位于开远市小组的三年园子七，数量为一园，总价格为1678000.00元，于成交之日支付定金1150000.00元，当年8月30日前支付360000.00元，采挖三七前支付168000.00元；（2）马杰支付定金1030000.00元，之后又支付240000.00元，在本次交易中共支付了1270000.00元；（3）王增海与姚波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王增海先后两次向姚波借款，一是2013年4月19日借款30000.00元，二是2013年4月24日借款20000.00元，共计50000.00元，只赔还了20000.00元，尚欠30000.00元，而剩余120000.00元定金王增海也迟迟没有支付，所以王增海并其合并确认欠姚波定金150000.00元；（4）在本次交易中，已经明确支付的借款为1390000.00元，尚未支付的余款为288000.00元；2、《协议》、《欠款清单》、《欠条（2014年7月10日）》，证明（1）2013年12月29日，双方解除《三七买卖合同书》，姚波从已支付的1390000.00元中退还260000.00元给马杰，尚未支付的余款不再支付。260000.00元已经全部退还；（2）通过对比马杰付款金额，印证了2013年6月6日确认的欠款不包含在“所欠余款”中，并不因为合同解除而免除，王增海仍需要支付该欠款；加上后来发生的其他借款，王增海共欠姚波200000.00元，郑晓为该债务提供担保，进一步证实欠款的真实性。3、《欠条（2016年6月20日）》，证明（1）2016年6月20日，双方再次结算，王增海尚欠姚波100000.00元，两年内还清，2017年6月21日前还50000.00元；如未支付则赔偿损失费20000.00元，并还应付姚波100000.00元的利息，如在2018年6月21日前没有还清所有欠款，则再赔偿损失费20000.00元；（2）此前王增海向姚波出具借条，相互之间存在联系，所签的借条因为作废已经销毁，所以姚波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实；（3）该欠条有张传顶、高文祥作为证明人，结合上述三组证据，充分证实欠款形成原因，该债务客观、真实，是王增海的真实意愿，而不是被逼无奈下的违心行为。经质证，被告王增海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三七买卖合同》、《信用社交易明细》、《农行交易回单》、《客户存款回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对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6日出具的《欠条》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被告王增海根本没有欠原告姚波的三七定金150000.00元，因原告姚波与马杰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在成交之日支付定金1150000.00元、马杰于2013年4月21日向姚波支付500000.00元、于2013年4月22日支付530000.00元，马杰支付的总款为1030000.00元。在支付定金的时候，王增海从其与原告姚波、郑晓共同合伙的利润中用120000.00元折抵给姚波，王增海折抵的120000.00元加上马杰支付的1030000.00元就符合1150000.00元；其次，该欠条也不是在2016年6月6日书写。实际该欠条是在2014年7月1日左右书写的，是因为原告姚波以“王增海、郑晓、姚波三人合伙购买该园三七后又卖给马杰后所得利润问题”为由对郑晓进行恐吓、胁迫等，姚波就逼着王增海出具的；再者，该欠条是在被告王增海没有欠原告姚波的任何三七定金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综上所述，对原告姚波的第一组证据的待证观点中的第3项不予认可。因为王增海没有向原告姚波借过50000.00元款项，原告姚波转给被告王增海的50000.00元是因姚波、郑晓、王增海合伙购买该三七园后再次转让给马杰后所获得的利润；对第2组证据中的《协议》和《欠款清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欠条》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被告王增海没有欠原告姚波200000.00元，王增海在2013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也没有欠过姚波的款项，更没有因未还清而尚欠姚波200000.00元。实际该欠条的来源是原告姚波对郑晓进行恐吓、胁迫等，姚波就逼着王增海出具。综上所述，被告王增海对原告的第二组证据的待证观点中的第2、3点不予认可；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被告王增海没有欠原告姚波的任何款项。该欠条是在原告姚波对郑晓进行恐吓、胁迫等，姚波就逼着王增海出具的，综上所述，被告王增海对原告的第三组证据的待证观点不予认可。因被告王增海自始至终就没有欠原告姚波的任何款项，也不存在资金占用费和利息及损失。经质证，被告马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中的《三七买卖合同》，《二份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认可证明观点认可，借款《欠条》与马杰无关不予认可。对第2组证据协议、欠款清单真实性认可，对原告证明观点认可，《欠条》不予质证，与马杰无关。对第3组证据不予质证，与马杰无关。被告王增海和马杰对其辩解理由，无证据向法庭提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除三份《欠条》外均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其列举的三份《欠条》因无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与之相印证，无法印证被告王增海确实欠原告款项，被告王增海虽然认可欠条是其出具，但是不认可确实欠原告姚波的款项，故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姚波与王增海平时无经济往来，2013年王增海与马杰合伙向姚波购买位于开远市小组的三年园子七一园。马杰于2013年4月21日向姚波账户转款500000.00元。双方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三七买卖合同书》，约定：“三年园子七一园，位于开远市小组；鲜活的三年园子七；总价格为壹佰陆拾柒万捌仟元整（1678000.00元）；第四条约定价款结算：乙方（王增海和马杰）应在成交之日向甲方预付三七货款定金壹佰壹拾伍万元（1150000.00元），在公历8月30日前预付叁拾陆万元整（360000.00元），余款在采挖三七十日之前付清甲方（姚波），余款为：壹拾陆万捌仟元（168000.00元）；第五条约定付款方式：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甲方货款，乙方付清所有货款后，甲方卖给乙方三七所有权支配权归乙方所有；合同还约定合同的解除与终止、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马杰于2013年4月22日通过农业银行取款转存到姚波账户530000.00元，于2013年9月14日和9月17日两次共转款240000.00元，以上共计1270000.00元。合同签订前即2013年4月19日姚波转款30000.00元给王增海。合同签订后即2013年4月24日姚波转款20000.00元给王增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遇三七价格大幅度下跌。王增海和马杰不想要所购卖的三七，经过马杰与姚波协商一致，双方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了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约定乙方不再要三七，三七退还给姚波，乙方所欠余款不再支付，姚波从收到的1390000.00元中退还260000.00元给马杰，三七交还给姚波，由姚波自行处理，双方签订的合同失效。协议签订后，姚波按约定退还马杰260000.00元，马杰退还所购三七，余下的1130000.00元作为定金未退还。因合同履行期间，姚波认为王增海欠其定金而多次要求王增海签写金额不等的欠条，王增海签写欠条后未按欠条约定时间赔还欠款，为此，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买卖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原告姚波与被告王增海、马杰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三七买卖合同书》和《解除合同协议》，该二份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的履行各自的义务。买卖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部分约定义务，即王增海和马杰按约定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含约定定金，而姚波按约定在三七款未付清款前未交付三七园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之后由于三七价格下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双方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终止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庭审中原告的诉讼主张被告王增海因购买三七欠其定金及其他借款，被告王增海则辩解其未欠姚波任何款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原告姚波列举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欲证实的王增海欠其定金的待证事实，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首先从其列举的王增海于2013年6月6日出具欠条分析，该欠条无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欠条上载明欠定金150000.00元，而双方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定金为1150000.00元，作为共同买受人的马杰已经于签订合同前和签订合同当日共支付了1030000.00元。加上王增海欠的150000.00元，那么定金超过了双方约定的1150000.00元，无法相互印证，同时，从出具的时间看，该欠条是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出具的，假如共同买受人支付的定金未达到双方约定的金额，作为出售人乙方应当当时提出并由二买受人支付或者由二买受人共同出具欠条才合乎情理，故该欠条无证据印证其真实性，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2014年7月10日出具的欠条，基于上述说理，同样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首先前一份欠条中并未约定履行期限。其次，在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和前一份欠未约定履行期限和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欠款金额怎么变成了贰拾万元的，同时，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买卖合同并按定金法则处理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情况下，王增海怎么可能尚欠姚波200000.00元欠款，源头何在？姚波对此均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故该欠条无证据印证其真实性，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2016年6月20日出具的欠条，基于上述说理，同样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同时，与前两份欠条均不能相互印证。而从签订的地点是在郑晓（王增海亲哥）办公室，从人数看姚波和两个证人及张某，王增海这边只有郑晓和王增海，从金额方面，从前两份欠条在记载的金额均比此欠条记载的金额大，在前两份欠款未作任何赔还的情况下，几份欠条记载的金额相差太大，姚波同样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同时该欠条的出具无法合理排除受胁迫的可能性，故该欠条无证据印证其真实性，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姚波主张的欠款及资金占用费和利息是否合法有据？基于上述说理，原告方就其诉讼主张列举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依法不能认定王增海尚欠其购买三七的定金的待证事实，本案中，由于王增海与马杰属于合伙关系，在二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约定各自出资多少的情况下，在二人共同作为买受人并与姚波签订《三七买卖合同》且约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作为共同买受人的乙方如有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况，姚波依法应当向王增海和马杰共同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定金的交付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视为变更定金合同；收受定金一方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定金的，定金合同不生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因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二共同买受人应分别支付定金的情况下，马杰支付的1030000.00元定金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且姚波也未对该定金数额的变更向二共同买受人主张，视为同意变更定金数额，故王增海无需再向姚波另行支付定金，姚波据此要求王增海出具的欠条无任何事实依据，姚波主张王增海赔还欠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姚波主张的欠款无事实依据，故其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利息同样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因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双方签订的三七买卖合同，姚波和马杰均按约定履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虽然双方约定的定金超过法律规定，但是马杰与姚波协商解除合同时自愿要求姚波退还260000.00元，其他部分作为赔偿姚波经济损失的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综上所述，姚波以双方履行三七买卖合同的过程中王增海欠其定金并要求王增海多次出具欠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增海的辩解理由虽然未列举证据证实，但是其辩解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互印证，故其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90.00元，由原告姚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廖玉忠审判员  王洪元审判员  尹兆瑞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阮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