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东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彭家巷**（新华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58729932XW。法定代表人：符邓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玲，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经济开发区新工业园绿宝大道会信用代码：913608005508795583。法定代表人：雷绍芬，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裕文，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贵州东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东衡公司）与上诉人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宇之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东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玲与上诉人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裕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东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在一审判决项目工程利润的基础上增加61500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5日为440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合伙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手写部分明确约定：“何时收回下湖款，何时支付，不如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该条款应当理解为无论何时收回下湖款，吉安宇之源公司都应在2018年12月31日支付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的40%对应的利润款61500元。经司法鉴定《合伙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手写部分系凌裕文本人书写，签字时其担任吉安宇之源公司的法人代表，故其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吉安宇之源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虽然双方2016年期间多次就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61500元进行沟通，但均在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之前，故该61500元工程款支付时间应当以协议书约定为准。2、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费包含了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其他因诉讼必然产生的费用。贵州东衡公司在一审中支付了鉴定费用15000元并提供了相应发票，且明确提出本案鉴定费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贵州东衡公司请求不明确具体而对鉴定费用不予处理错误，鉴定费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吉安宇之源公司辩称，1、双方约定全部收回项目款再分配利润，但对方未履行完其职责，因此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的利润款61500元不应予以支持；2、诉讼费用应由法院判决。鉴定由贵州东衡公司主张故鉴定费应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对鉴定费认定正确。吉安宇之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贵州东衡公司的诉讼请求；2、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3、本案诉讼费由贵州东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凌裕文及吉安宇之源公司没有与符邓兴（贵州东衡公司）有过往来、协议、中介、合伙或共同经营。本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签章处凌裕文的签名系伪造，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印章系变造。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该变造印章系凌裕文加盖或者授意他人加盖，也不能证明凌裕文有明知争议合同文本的存在而不予否认、或者在其他业务使用过该变造印章、或者明知他人使用变造印章而不予否认等情形，故不能认定或推定《合伙经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书既无凌裕文的签名，又无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合法公章，因此该协议书无效。贵州东衡公司2012年成立，案涉协议书显示其与吉安宇之源公司2010年就合伙共同经营，不符合常理。2、假使《合伙经营协议书》成立，合同中甲乙双方就2010年至2013年的所有项目“打包委托”贵州东衡公司收回工程尾款，但贵州东衡公司把其他回款的项目工程纳入自己名下，与双方要求全额收回的“总打包”理念相悖，应认定贵州东衡公司未完成委托事项，应继续完成或协商解决。3、吉安宇之源公司有证据证明案涉《汇总表》中“碧海南路路灯改造”和“打石沟灯头改造”都属于协议以外的项目，一审法院以吉安宇之源公司证据不足为由未采信。但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由对方举证证明协议项目。贵州东衡公司辩称，1、《合伙经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情形下签订的，合法有效，吉安宇之源公司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付款义务。吉安宇之源公司在（2019）赣0802民初5258号案件中要求解除案涉《合伙经营协议》，解除协议的前提就是吉安宇之源公司认可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2、（2019）赣0802民初5258号案件中吉安宇之源公司系原告，故一审法院认定吉安宇之源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正确。3、贵州东衡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吉安宇之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的工程项目，且《合伙经营协议书》的附件《附项目明细表》对工程项目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吉安宇之源公司应按《合伙经营协议书》附件《附项目明细表》的约定支付款项。贵州东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吉安宇之源公司支付贵州东衡公司未结项目工程款153188.75元；2、判令吉安宇之源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前述款项的损失（其中91688.75元从2017年3月7日起按月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6150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开始，吉安宇之源公司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灯、市政路灯及节能灯更新改造工程。如：2013年7月10日承揽观山湖公园南湖道路ＬＥＤ太阳能路灯景观提升工程；2013年9月30日，分别承揽碧海南路等道路提升路灯改造太阳能ＬＥＤ灯工程和石标路、南苑路ＬＥＤ路灯灯头改造项目（交钥匙工程）等。工程完工后，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27日，贵州东衡公司员工杨遵科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箱等方式，与吉安宇之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凌裕文数次协商后。于2017年2月27日，贵州东衡公司法定代表人符邓兴（乙方）与吉安宇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凌裕文（甲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本着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的精神，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贵阳市观山湖区太阳能路灯事宜，达成如下合伙协议：第一条合伙宗旨。利用合伙人自身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人脉关系，共同经营，使合伙人通过合法手段，创造劳动成果，分享经济利益。第二条合伙经营项目。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共同对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太阳能路灯、市政路灯及节能灯等项目进行合作。第三条合作条件。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利润分成，每套灯按中标价5%计算分成给乙方，甲方按每个项目结账完成后7天内将款支付给乙方。双方自2010年开始至2013年12月止，共同合作经营了观山湖区项目如下，观山湖区民族广场，观山湖公园上湖、下湖，碧海南路，碧海广场，南苑路石标路更换LED灯头，打石沟更换灯头，朱昌镇太阳能路灯等项目。1、观山湖区碧海南路，碧海广场，南苑路石标路更换LED灯头，打石沟更换灯头，朱昌镇太阳能路灯等项目工程款均已全部结回。其中观山湖公园下湖还剩余40%的工程尾款未结清。2、现双方协商，共同配合解决观山湖公园下湖的尾款问题，并授权给乙方，乙方先由符邓兴负责协调处理，费用全部归凌裕文负责（3万元以内，由乙方先行垫付，收回款后一次性将3万元支付给乙方）。超出3万元部分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再承担其他费用。尾款收回后7天内甲方将每套灯500元支付给乙方。如乙方未在2017年7月30日的限定时间内收回余款并到达甲方指定账户，不论何种原因，本协议作废。3、其余碧海南路、碧海广场、南苑路石标路更换LED灯头，打石沟更换灯头，朱昌镇太阳能路灯已全部结完的工程款，同样按每项中标价的5%一并支付给乙方，以上款项附项目明细表为依据，由甲方确认无疑后双方签字盖公章。所有款项到位后在7日内先将应付款的50%到达指定账户，余款先到达共管账户，待理清所有争议事项后再行按约支付。（一）经协商一致，合伙人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约定，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二）本协议一份三页，各合伙人各执一份；（三）本协议经双方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附项目明细表》载明：“2012年-2014年贵州省工程项目汇总表：1、观山湖公园下湖，金额634680元，已收回60%，数量123套，500元套算61500元；2、碧海南路路灯改造，金额1345050元，已收100%，数量107套，5%算67252.50元；3、碧海广场庭院灯，金额36176元，已收100%，数量8套，5%算1808.8元；4、南苑路石标路更换LED灯头，金额348400元，已收100%，数量108个，5%算17420元；5、打石沟灯头，金额75000元，已收100%，数量30个，5%算3750元；6、朱昌镇，金额291490元，已收100%，5%算1457.45元；7、12年观山湖上湖，金额1393200元，已全部收回，已结清，按500每套139320元已结清。合计（目录1-6项）未结，凌裕文共计应付符邓兴153188.75元整。”该合同甲方签章处加盖了吉安宇之源公司的非公安机关备案印章，而“凌裕文”的签名及“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字迹，不是凌裕文本人书写。乙方签章处有贵州东衡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符邓兴签名。2017年3月20日，凌裕文在该《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二页下方处书写“凌裕文，2017.3.20。此份合同只针对下湖项目.Δ若上湖原因影响下湖回款.合同照常执行.Δ如果下湖款项收回.就按合同执行，如果下湖款项未收回.则下湖回扣不支付.其余照章支付.Δ何时收回下湖款.何时支付.不如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凌裕文在其书写的该内容上摁有四枚手指印。另查明，一、贵州东衡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4日，法定代表人符邓兴，经营范围为销售电力设备及物资、太阳能节能设备等；吉安宇之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15日，在2018年3月26日前法定代表人为凌裕文，2018年3月26日经变更登记为雷绍芬。经营范围为LED灯、太阳能灯饰、照明器材等。二、2016年11月24日13时11分，贵州东衡公司员工杨遵科向凌裕文发手机短信称：“凌总，这次回来麻烦你了，谢谢你的盛情，大家都真心诚意的来解决问题，虽然账目不多，请你看什么时候核对一下，总共153188.75元，哪天说朱昌的是低价中标，那就减掉朱昌项目1457.450元，公园下湖的是61500元等结完尾款再算，把这两项单列计算，现在你需要付给我的是90231.3元整，你看能否先把这笔款先给我结了，下湖的怎么安排我等你的意见，怎么处理我们沟通好后我会去处理，你看如何？”2016年12月12日9时23分，杨遵科又向凌裕文发手机短信称：“凌总，我把协议书发给你邮箱了，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意见，给我回复，谢谢”。凌裕文于2016年12月15日15时32分回复“我这边好痛苦。望理解。”“再说我承诺了按照协议上面办就一定会全部到款。”2016年12月18日12时29分，凌裕文从自己（171×××＠ｑｑ.ｃｏｍ）邮箱向杨遵科（小杨哥145×××＠ｑｑ.ｃｏｍ）邮箱发送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内容，除第三条第2项中乙方先行垫付不是3万元而是2万元，时限为2017年5月1日外，其余内容与双方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三、经双方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1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1、2017年2月27日，甲方为凌裕文、乙方为符邓兴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原件落款甲方处的第一个“凌裕文”署名字迹及公司处的“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字迹不是凌裕文本人书写形成。2、2017年2月27日，甲方为凌裕文、乙方为符邓兴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原件第二页下方处的“凌裕文2017.3.20。此份合同只针对下湖项目.若上湖原因影响下湖回款.合同照常执行.如果下湖款项收回.就按合同执行，如果下湖款项未收回.则下湖回扣不支付.其余照章支付.何时收回下湖款.何时支付.不如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字迹是凌裕文本人书写形成。3、2017年2月27日，甲方为凌裕文、乙方为符邓兴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原件第二页打印文字第5行“时限2017年7月30日止”第二页下方手写补充协议第7、8、9行“则下湖回扣不支付”及最后一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字迹处的指印是凌裕文本人捺印形成。4、2017年2月27日，甲方为凌裕文、乙方为符邓兴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原件落款甲方处的“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送检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吉安宇之源公司因此支付鉴定费4000元。四、吉安宇之源公司并非只使用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编号3608000025625的印章。为了贵州项目工程使用方便，其贵州办事处还使用过一枚没有编号的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吉安宇之源公司是否为适格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支付款项的责任；二、《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合伙合同，还是居间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关于焦点一，吉安宇之源公司是适格被告，应当承担支付款项的责任。理由：首先，《合伙经营协议书》有效成立。1、在双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前，吉安宇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凌裕文与贵州东衡公司员工杨遵科，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箱经长达数月的多次沟通协商后，对《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2、虽然《合伙经营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的“凌裕文”署名及公司处的“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字迹不是凌裕文本人书写，但经司法鉴定，《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二页下方处“凌裕文”的签名和书写的补充内容均是凌裕文本人书写形成，且不论是协议书上打印文字修改处的指印，还是凌裕文书写的补充协议处的指印，同为凌裕文本人捺印形成。联系凌裕文与杨遵科手机短信、电子邮箱的前期协商过程及内容，可以认定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上捺印和书写补充协议均为凌裕文签订该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3、《合伙经营协议书》落款甲方处加盖了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印章。虽然该印章不是吉安宇之源公司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印章，但是吉安宇之源公司在与贵阳市观山湖区公园管理处签订的《观山湖公园南湖道路LED太阳能路灯景观提升工程合同》、与观山湖区金华园社区服务中心、观山湖区市政工程管理处签订的《施工协议》，以及与张昊洋签订的《工程居间合同补充协议》（已经法院判决确认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中均使用过没有编号的印章。证明吉安宇之源公司不仅使用过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还使用过其他的印章，且凌裕文当庭认可为了方便在贵州开展工作，公司贵州办事处使用过非备案印章。综上，无论是吉安宇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上捺印和书写补充协议，还是在《合伙经营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均视为订立合同的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其次，《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最后一句“时限2017年7月30日止，乙方未在限定时间内收回余款并到达甲方指定账户，不论何种原因，本协议作废。”因为该项内容是甲、乙双方专门就共同解决观山湖公园下湖尾款收回及费用承担的约定，所以“本协议作废”应指该项约定作废，即终止履行，并不能理解为《合伙经营协议书》作废。第三因为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只收回60%，另外的40%的工程款吉安宇之源公司至今没有收回，该项工程的利润61500元不应支付给贵州东衡公司。理由：1、2016年11月24日13时11分，贵州东衡公司员工杨遵科向凌裕文发手机短信称：“公园下湖的是61500元等结完尾款再算”；2、《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利润分成，每套灯按中标价5%计算分成给乙方，甲方按每个项目结账完成后7天内将款支付给乙方。”双方以协议书的形式再次明确，每个项目结清全部工程款后7日内将利润支付给贵州东衡公司；3、凌裕文书写的补充协议第7、8、9行约定：“Δ如果下湖款项收回.就按合同执行，如果下湖款项未收回.则下湖回扣不支付.其余照章支付.”进一步明确，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全部收回后，才支付利润（回扣）给贵州东衡公司。至于补充协议最后一句“Δ何时收回下湖款.何时支付.不如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应当理解为何时收回下湖工程款，何时支付该工程利润给贵州东衡公司。如不行，于2018年12月31日将支付已经全部收回工程款的项目利润即91688.75元（153188.75元-61500元）。否则，如果理解为，吉安宇之源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将包括下湖项目的所欠全部利润支付给贵州东衡公司，显然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符，违背了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吉安宇之源公司是适格被告，贵州东衡公司要求其支付项目工程利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贵州东衡公司现在应当支付的利润是91688.75元，而不是153188.75元，且双方约定的支付期限是2018年12月31日，其逾期支付的利息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关于焦点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类似于居间合同的无名合同关系。因为：第一，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而本案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只约定了利润分配，并没有约定双方出资数额、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内容，所以不是合伙协议。第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双方的约定，并非贵州东衡公司促成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接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的路灯改造项目，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后，吉安宇之源公司就应当支付报酬（利润），而是贵州东衡公司还应当协助吉安宇之源公司结清工程款后，才享有按每个项目中标价的5%收取费用。所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既不是合伙关系，也不是居间合同关系，而是一种非典型的无名合同关系。关于本案鉴定费用的问题。由于贵州东衡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有三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支持了贵州东衡公司的两项，所以贵州东衡公司申请鉴定的鉴定费用，应该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三分之二，贵州东衡公司承担三分之一。但因为贵州东衡公司没有向法庭主张其支付的鉴定费用的具体金额，也没有提供鉴定费的票据。其请求不明确具体，故不予处理，贵州东衡公司可以另行主张。吉安宇之源公司申请的鉴定事项是不必要的，因为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有编号，而《合伙经营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没有编号，两者明显不是同一枚印章，没有鉴定之必要，且其提交的鉴定依据未经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质证，所以该4000元鉴定费应由申请人自己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贵州东衡公司要求吉安宇之源公司支付项目工程利润91688.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过该部分利润的请求，不予支持，待吉安宇之源公司结清下湖工程款后，贵州东衡公司可另行主张；吉安宇之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91688.7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6‰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吉安宇之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贵州东衡公司项目工程利润91688.75元，并承担从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91688.7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3550元，减半收取计1775元，由贵州东衡公司负担600元，吉安宇之源公司负担1175元。二审中，贵州东衡公司提交证据两组：证据1，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2民初5258号民事裁定书、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8民终81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吉安宇之源公司就案涉《合伙经营协议书》起诉贵州东衡公司，其自认双方系合伙关系，该协议书系吉安宇之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权利义务主体为贵州东衡公司与吉安宇之源公司，吉安宇之源公司称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与事实不符。证据2，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20）赣0803民初479号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书、《观山湖区南湖道路LED太阳能路灯景观提升工程合同》、诉讼费返回申请、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贵阳市关山湖区公园管理处已承诺支付案涉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40%的尾款，故贵州东衡公司要求增加项目工程利润61500元应予支持。吉安宇之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吉安宇之源公司自认与贵州东衡公司建立合伙关系，吉安宇之源公司并不是适格主体；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收回40%尾款的事宜还在协商中，即使该尾款被收回也不应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支付利润款，因为收回尾款并不是贵州东衡公司的功劳。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吉安宇之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吉安市公安局吉州区分局询问笔录》一份、短信截图一张，证明《合伙经营协议书》中凌裕文2017年3月20日的手写部分是在贵阳被杨遵科胁迫所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2，2017年2月27日短信截图记录一张，证明凌裕文与符邓兴当天未碰面、未签订案涉《合伙经营协议书》；证据3，2017年3月24、25日短信截图记录各一张，证明2017年3月24、25日双方仍在商谈协议书变更的内容及细节，且贵州东衡公司想从吉安宇之源公司处骗取公章、签名；证据4，杨遵科发给凌裕文的邮件，证明凌裕文与符邓兴不相识，《合伙经营协议书》系杨遵科单方提出想借机捞取不义之财；证据5，吉安宇之源公司关于“观山湖公园道路景观提升太阳能灯采购”、“碧海南路等道路提升路灯改造”、“石标、南苑路LED路灯灯头改造”《中标通知书》各一份，证明案涉项目系吉安宇之源公司正常招投标所得，并非贵州东衡公司促成；证据6，工程款支付申请、中国工商银行凭证、税收缴款书各一份及建筑业统一发票两张，证明案涉项目所有工程款申请、回笼、开具发票以及尾款跟踪工作都是吉安宇之源公司工作人员处理，贵州东衡公司并未参与；证据7，杨遵科与凌裕文关于合伙协议的全程短信沟通内容，证明《合伙经营协议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凌裕文的手写部分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吉安宇之源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中询问笔录未提交原件真实性有异议、短信真实性有待核实，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询问笔录是2019年6月25日制作，与案涉《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时间相隔两年多，无法确定其内容与该协议书有关；若该协议书存在胁迫情形，吉安宇之源公司或凌裕文应提出撤销该协议书，但其至今未主张该协议书无效；证据2、3真实性有待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凌裕文没有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签字；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说明《合伙经营协议书》系经过双方合意达成的；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反而印证了吉安宇之源公司组织施工的各项工程与案涉协议书附本列明的内容一致；证据7真实性有待核实，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合伙经营协议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证据1中询问笔录系复印件且内容均为凌裕文个人陈述，该笔录与短信截图均无法证明案涉协议手写部分系被胁迫签订的，故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2三性予以认可；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4、5、6、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焦点1，吉安宇之源公司应否承担案涉工程利润款的付款责任，应付工程利润款为多少；焦点2，本案鉴定费由谁承担。关于焦点1，虽然2017年2月27日《合伙经营协议书》中落款处“凌裕文”及“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的字迹不是凌裕文本人书写，但《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二页下方处“凌裕文”的签名及手写的补充内容均为凌裕文本人书写，且还有其本人按捺的指印。该协议书的手写补充内容书写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凌裕文在签约后又在协议书下方对协议内容进行补充及确认，应视为其认可该协议书的内容；虽然其辩称该手写补偿内容是在受到对方当事人胁迫的情形下而书写，却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从凌裕文与对方员工杨遵科多次短信、邮箱的沟通协商记录来看，双方对《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且凌裕文还在短信记录中承诺了“按照协议上面办就一定会全部到款”，进一步证实案涉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案涉协议书对吉安宇之源公司承建的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太阳能路灯市政路灯及节能灯等项目的工程利润款进行了约定，凌裕文签订协议书时系吉安宇之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协议书中吉安宇之源公司的印章并非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但吉安宇之源公司在承建案涉项目时即使用过非备案印章，且凌裕文在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也未对协议书中的印章提出异议，故其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虽然协议书约定：“时限2017年7月30日止，乙方未在限定时间内收回余款并到达甲方指定账户，不论何种原因，本协议作废”，但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载明：“经协商一致，合伙人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约定；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凌裕文在协议书中作了手写补充说明：“如果下湖款项未收回，则下湖回扣不支持，其余照章支付.”，因此即便贵州东衡公司未收回余款，吉安宇之源公司也应按约支付其余利润款。一审法院认定“本协议作废”不应当理解为《合伙经营协议书》作废并无不妥，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吉安宇之源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案涉项目的工程利润款给贵州东衡公司。吉安宇之源公司主张《合伙经营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利润分成，每套灯按中标价5%计算分成给乙方，甲方按每个项目结账完成后7天内将款支付给乙方”，凌裕文手写的补充内容约定：“Δ如果下湖款项收回.就按合同执行，如果下湖款项未收回.则下湖回扣不支付.其余照章支付.”。由此可知，双方已明确每个项目在结清全部工程款后将利润支付给贵州东衡公司，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款未全部收回，则下湖工程款利润不支付。现观山湖公园下湖还有40%的工程款未收回，故该工程款的利润61500元不应支付给贵州东衡公司，其他项目工程款已经全部收回，工程款利润共计91688.75元应当予以支付。一审判令吉安宇之源公司支付贵州东衡公司项目工程利润91688.75元并无不当。贵州东衡公司主张吉安宇之源公司应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在2018年12月31日支付观山湖公园下湖工程利润款61500元。但凌裕文手写补充协议的最后一句“Δ何时收回下湖款.何时支付.不如行，将于2018年12月31号支付.”应当理解为何时收回下湖工程款，何时支付该工程利润给贵州东衡公司，如不行则于2018年12月31日将支付已经全部收回工程款的项目利润。否则，该补充协议的最后一句存在自相矛盾，且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符。贵州东衡公司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该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本案二审中，双方均认可贵州东衡公司支付了鉴定费15000元，吉安宇之源公司支付了鉴定费4000元。一审已经认定吉安宇之源公司支付的4000元鉴定费由其自己承担，吉安宇之源公司对该费用承担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贵州东衡公司申请的三项鉴定事项中，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支持了其两项，故贵州东衡公司支付的15000元鉴定费用应由吉安宇之源公司承担三分之二即10000元，贵州东衡公司自己承担三分之一即5000元。综上所述，一审裁判结果正确，但对鉴定费的认定处理不当，本院将在诉讼费用承担部分予以纠正。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贵州东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50元，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550元；鉴定费19000元，由贵州东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吉安宇之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审判员  龙 蓉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