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03民初2357号 原告（反诉被告）：何某1，女，198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反诉被告）：周某，女，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岳、叶明，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某2（反诉原告），女，195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燕，福建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某3，女，196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何某4，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何某3、何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碧英、陈碧霞，福建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反诉第三人）：黄某1，男，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反诉第三人）：黄某2，男，194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某1（反诉被告）、周某（反诉被告）和被告何某2（反诉原告）、第三人何某3、何某4、黄某1（反诉第三人）、黄某2（反诉第三人）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独任审判员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何某1、周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岳，何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燕，何某3、何某4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碧英到庭参加诉讼，黄某1、黄某2经本庭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某1、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24-2号603室房产归何某1、周某两人共同所有。事实和理由：原告周某与丈夫何志辉（××××年××月××日去世）生有一女何某1。何志辉父母何昆湖（1999年4月6日去世）、许秀丽（××××年××月××日去世）共育有子女五人，长女何淑琼（已故）、长子何志辉（已故）、三女何某2、四女何某3、五女何某4。何昆湖与许秀丽生前的共有财产为座落于厦门市（下称“案涉房产”）。何淑琼与丈夫黄某2生有一子黄某1。何昆湖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许秀丽、何淑琼、何志辉、何某2、何某3、何某4于2002年7月9日办理了《继承权公证书》（2002厦思证民字第111号），确认案涉房产为何昆湖、许秀丽的共有财产，许秀丽、何昆湖均对案涉房产享有5Ｏ%的产权份额，何昆湖的50%产权份额作为遗产，由何志辉一人继承，其余继承人均自愿放弃对何昆湖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同日，许秀丽与何志辉办理了赠与公证（2002厦思证民字第112号），赠与人许秀丽将其所有的案涉房产50%产权份额赠送给何志辉，何志辉表示接受赠与。2002年9月19日，何志辉取得厦地房证第00208810号《土地房屋权证》，许秀丽取得厦地房共证00016368号《土地房屋共有权证》。许秀丽于2014年2月40去世，生前由何志辉及二原告共同赡养。案涉房产由许秀丽、何志辉及二原告共同居住。××××年××月××日何志辉去世，二原告作为何志辉的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继承案涉房产。 何某2辩称，一、案涉赠与合同中的“许秀丽”的签名并非许秀丽本人签署，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何某2的母亲许秀丽文化层次很低，且存在近2000度的高度近视，书写存在一定很大的困难，因此许秀丽书生前均是以盖印章代替签名，故不可能书写赠与合同中的“许秀丽”三个字，甚至笔画书写的相对连贯、清秀。这是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一定是有人编造了“许秀丽”的该签名。而且，如此重大的事情，十八年来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来，匪夷所思。（二）许秀丽生前在厦门市工商银行取款的签名，确系“印章”，而非手写签名。并且，黄某2在许秀丽过世当天代为签字取款时，是注明了“许秀丽，黄某2代”。在许秀丽过世几个月之后，何志辉私自取走了应当属于法定继承的财产金额14518.5元。从法律上来讲，本案两位原告属于共同非法侵占法定继承财产金额的主体，而且福建省的非法侵占罪立案标准为10000元。对此，何某2保留相关权利。（三）在“许秀丽”的签名确有问题的基础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原告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因《赠与合同》主张继承本案房产，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现有证据证明，该合同上的签名并非许秀丽本人签名，因此该《赠与合同》无效，具体理由同上。（二）退一步讲，即便该《赠与合同》上的“许秀丽”签名系其本人所为，那么房产赠与也应当完成产权过户才算合法有效。因为《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因此，所谓2002年的赠与，但2014年许秀丽过世、2018年何志辉过世，既没有人提过，也没有依法履行过户义务。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请求权基础已经丧失。（三）同样，即便《赠与合同》中的“许秀丽”签名为真，原告也无法通过“许秀丽”这个签名来要求确认案涉房产的产权全部归两位原告。因为，该《赠与合同》中明文的汉语意思，所谓的“赠与人”的意思为“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何谓“许秀丽”的“一半产权份额”，显然最多是其个人名下的一半，而不可能是更多。 三、原告主张许秀丽生前系何志辉和两原告共同赡养，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赡养许秀丽的诸多事宜，系何某2、何某3、何某4等人。 针对何某1、周某的诉讼请求，何某3、何某4表示持与何某2相同的意见。 何某2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分配被继承人许秀丽的继承14518.5元；2.诉讼费由周某、何某1承担。当庭明确第一项反诉请求为：许秀丽14518.5元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应当由何志辉、何淑琼、何某2、何某3、何某4按照各五份之一分割，何志辉已经过世，其份额有由二原告继承，何淑琼由黄某2、黄某1继承。故要求周某、何某1在继承范围内付给何某2、何某3、何某4各2903.7元，合计8711.1元。事实和理由：因何某2、何某3、何某4的母亲许秀丽离世后（××××年××月××日去世），其银行账户仍有部分退休金尚未领取。经申请人民法院调查令时发现该退休金由周某的丈夫何志辉（××××年××月××日去世）于2014年7月16日以其个人名义将其全部冒领取出，金额暂计人民币14518.5元。何某2、何某3、何某4认为，该退休金属于许秀丽的法定继承遗产，应当依法予以继承分配，而非由何志辉、周某、何某1非法占有并处分。 何某3、何某4以反诉原告名义向本院提出同何某2的反诉诉讼请求相同的诉求，事实与理由亦与何某2相同。 针对何某2、何某3、何某4的诉讼请求，周某和何某1辩称，本案本诉反诉没有牵连，应当驳回反诉诉求：一、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第三人可以向原告提起反诉，第三人不享有反诉权。本反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标的所有据的法律关系均存在差异，本诉的诉讼标的物是房产，请求确认的是案涉赠与合同的效力，进而确认案涉房产的权属，本诉的诉讼标的依据是何志辉、许秀丽之间的赠与合同法律效力，是基于赠与的法律事实和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以及合同法，而反诉标的是许秀丽的存款，依据的是继承的法律关系，这是基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所以本反诉之间没有任何牵连，被告、第三人的反诉达不到吞并、抵消本诉的效力；二、被告、第三人对于何志辉取款的事实是知情的，反诉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反诉的案涉款项是用于超度许秀丽的，在基于上述客观事实上请反诉原告慎重考虑避免伤及各方之间的感情，激发矛盾，伤害死者。 黄某1、黄某2未发表参诉意见，亦未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何昆湖与许秀丽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五名子女：何淑琼、何志辉、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淑琼与黄某2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黄某1；何志辉与周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何某1。何昆湖于1999年4月6日去世，许秀丽于××××年××月××日去世，何淑琼因死亡于2016年1月5日注销户籍，何志辉于××××年××月××日去世。 厦门市思明区原系何昆湖与许秀丽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50%产权份额，何昆湖去世后，2002年7月9日，许秀丽、何淑琼、何某2、何某3、何某4经公证自愿放弃对何昆湖上述房产50%产权份额遗产的继承，故该遗产由何志辉一人继承。之后，上述房产于2002年9月19日登记于何志辉、许秀丽名下，两人各占50%产权份额。 2002年6月19日，许秀丽作为赠与人、何志辉作为受赠人，双方签署《赠与合同》，主要内容如下：赠与人许秀丽系受赠人何志辉的母亲。坐落于厦门市的房产系许秀丽与其丈夫何昆湖（已故）的夫妻共有财产。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共双方遵守：一、赠与人许秀丽自愿将上述夫妻共有房产中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赠送给何志辉；二、受赠人何志辉表示接受赠与，并愿意对赠与人尽赡养义务；三、受赠人应保证赠与人生前对该房拥有居住权；四、与赠与房产有关的债务由受赠人承担；五、本合同由双方签字，自公证之日起生效；六、本合同生效后，赠与双方应及时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该《赠与合同》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公证。 2014年7月16日，何志辉从许秀丽工商银行账号4100028401004330513个人账户取款14518.5元。 对于双方主要争议问题，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诉讼主体及诉讼请求 二原告请求确认许秀丽（已故）、何志辉（已故）名下厦门市归二原告所有，在起诉时将许秀丽的法定继承人何某2列为本案被告，将许秀丽的法定继承人何某3、何某4列为本案第三人，将许秀丽法定继承人何淑琼的法定继承人黄某1、黄某2列为本案第三人，二原告起诉时已将与本案继承纠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都纳入本案诉讼。二原告将何某2列为本案被告，将何某3、何某4列为本案第三人，暂且不论原告所列诉讼主体名称在实体上是否妥当，从程序上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故何某2作为本案被告，有权提起反诉，何某3、何某4作为第三人，亦有权提出与本案相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可以合并审理。虽然何某3、何某4在本案中以“反诉原告”名义提出诉讼请求不妥，但诉讼主体名称的不当并不会影响其作为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权利，且何某2、何某3、何某4提出的诉讼请求亦属于同一被继承人许秀丽的遗产继承纠纷，针对的诉讼主体亦是本案二原告，为减轻诉累，节省司法资源，本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与赠与份额 许秀丽与何志辉双方签署《赠与合同》并经公证，何某2、何某3、何某4提出该《赠与合同》中的“许秀丽”的签名并非许秀丽本人签署，但并未有充分的反驳证据，即便许秀丽生前在银行取款的签名都用“印章”，而非手写签名，也无法直接反证许秀丽在经公证的《赠与合同》上的“许秀丽”的签名系由他人冒签。许秀丽与何志辉签署的《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并不因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去世而失效，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案涉《赠与合同》亦不因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而无效。何志辉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向许秀丽的合法继承人主张该合同权利。何某2、何某3、何某4称何志辉没有对许秀丽尽到相应赡养义务故赠与合同无效的说法缺乏充分有效证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何某2、何某3、何某4提出“赠与人许秀丽自愿将上述夫妻共有房产中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赠送给何志辉”是指许秀丽仅将其名下的房产份额中的一半赠与何志辉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该《赠与合同》签署时间为2002年6月19日，此时，许秀丽、何淑琼、何某2、何某3、何某4放弃何昆湖遗产的继承公证手续尚未办理，何昆湖遗产如何继承还未确定，该房产的最终产权人亦未确定，所以该《赠与合同》首先明确了讼争房产系许秀丽与其丈夫何昆湖的夫妻共有财产，许秀丽明确自己享有其中一半产权份额，《赠与合同》第一条约定“赠与人许秀丽自愿将上述夫妻共有房产中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赠送给何志辉”中的“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并非“属于其的产权份额中的一半”的意思，结合当天许秀丽在思明区公证处所作笔录的内容：公证处工作人员问“赠与财产名称、数量？”许秀丽回答“赠与财产是坐落于蜂巢山路24号之二603室的房屋属于我的份额”；工作人员问“赠与房产有否抵押？”许秀丽回答“有，赠送给受赠人后，债务由受赠人负担”；工作人员问“你将房子赠与何志辉并放弃了对你丈夫房产的继承权后你居住在哪里，你对受赠人有何要求？”许秀丽回答“就是要求受赠人保证我生前对该房的居住权”，上述内容与《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许秀丽自愿将上述夫妻共有房产中属于其的一半产权份额赠送给何志辉；受赠人应保证赠与人生前对该房拥有居住权；与赠与房产有关的债务由受赠人承担”等内容一一对应。综上，本院确认《赠与合同》中许秀丽赠与何志辉的是许秀丽享有的讼争房产全部份额，即讼争房产的50%产权份额。 综上，何志辉原本享有讼争房屋50%产权，因受赠可再获上述房屋50%产权，何志辉去世后，何志辉法定继承人何某1、周某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何某1、周某两人共有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三、关于许秀丽去世后何志辉支取许秀丽存款14518.5元的问题 许秀丽于××××年××月××日去世，何志辉于2014年7月16日从许秀丽工商银行账号4100028401004330513个人账户取款14518.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故许秀丽银行账户的上述存款资金在许秀丽××××年××月××日去世后，即成为许秀丽的遗产发生继承，由许秀丽当时的合法继承人即何淑琼、何志辉、何某2、何某3、何某4继承共有。何志辉于2014年7月16日从许秀丽上述银行账号取款14518.5元并使用，二原告称上述款项取出后用于许秀丽去世后的“法事”支出，首先，在案未有证据证明何志辉取款并使用有经过其他继承人同意，何志辉擅自处理许秀丽上述14518.5元遗产，缺乏合法性；其次，被继承人去世后的丧葬后事由被继承人的后人办理，后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意愿自行出资，即便直接使用被继承人的遗产也应在合理范围内，在案证据显示许秀丽去世当天，黄某2从许秀丽银行账户取款2万元，何某2、何某3、何某4亦认可该笔2万元用于许秀丽的丧葬后事，故再擅自使用许秀丽遗产14518.5元资金用于其“法事”支出的说法，亦缺乏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上述14518.5元资金作为许秀丽的遗产，依法应由何淑琼、何志辉、何某2、何某3、何某4继承平均继承，各获得2903.7元，鉴于该款项已经被何志辉支取使用，故何某2、何某3、何某4要求何志辉的继承人周某、何某1在继承范围内付给何某2、何某3、何某4各2903.7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 另，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的规定，何淑琼生前从未做出过放弃许秀丽遗产的表示，何淑琼的法定继承人黄某1、黄某2亦未作出过放弃何淑琼遗产的表示，故虽黄某1、黄某2未参加诉讼、未发表意见，但依法视为接受继承，故上述款项中属于何淑琼继承许秀丽的2903.7元，仍应由周某、何某1支付给黄某1、黄某2。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许秀丽、何志辉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房屋归何某1、周某共同所有； 二、何某1、周某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某2、何某3、何某4各2903.7元； 三、何某1、周某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某1、黄某2共2903.7元。 本诉案件受理费30210元，减半收取15105元，由何某1、周某共同负担7552.5元，何某2、何某3、何某4共同负担755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3元，减半收取82元，由何某1、周某负担，上述费用均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何某1、周某、何某2、何某3、何某4、黄某1、黄某2均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主动报告财产情况，并不得有隐匿、转移财产或高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本案进入执行后，人民法院不再另行发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曾 争 志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郑茹岚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五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