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2138号原告：施卫斌，男，195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革新路**305.**。被告：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新路**。法定代表人：李斌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锋，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施卫斌与被告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施卫斌，被告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施卫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以同职级员工每月企业年金3,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原告去世日止的企业年金。事实和理由：原告自1993年从部队转业入职被告公司处，双方自2008年7月1日起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8月被告为原告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被告本应在协助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次月起按照企业文件规定向原告发放企业年金，但被告并未按照规定执行，也未通知原告本人，直至2018年原告知晓后询问被告才被告知，因为原告和被告签订过员工内部退养协议，被告以此为由拒绝执行总部文件的规定。因身体健康原因，原告确实在正式退休前的两年即2013年8月31日与被告签订了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但该协议根本不构成被告拒绝向原告发放企业年金的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企业员工内部退养协议是经过企业职代会通过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是企业为增强活力和增进竞争力，照顾长期为企业打拼、身体严重透支的老同志而实施的一种员工队伍管理办法，与正式退休存在本质的区别，应视为劳动合同的延续，在职员工岗位调整的管理范畴；第二，内部退养协议第5条规定，退养期间企业有义务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住房公积金部分，根据企业总部文件规定，2015年1月1日后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职工均可享受企业年金，与原告同年办理退休手续的员工已经开始享受企业年金，这证明了原告在企业年金的发放范围内；第三，我国《企业年金办法》对企业年金进行了科学的定义，是建立多层次的一种养老制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被告已经为原告建立了个人账户并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其理应在原告退休后向原告发放企业年金；第四，被告以内部退养协议第8条的规定为由，认为企业年金是企业的福利，签订协议就意味着放弃福利，等同放弃企业年金，这是荒谬的做法。原告从未声明放弃过作为职工养老补充部分的企业年金，协议前置条件为退养期间的职工福利，而企业年金是退养后的养老金组成部分，两者概念不同，况且根据国家《企业年金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已经实行企业年金的企业终止缴纳义务必须和员工协商，被告也从未告知过原告，《企业年金办法》第四章、第五章对企业年金账户管理和待遇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被告擅自侵占原告账户资金，并剥夺发放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综上，原告不服仲裁决定，故提起诉讼。被告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辩称，首先，原告退休时已经领取了全部的企业年金；其次，被告认为原告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被告就没有义务继续为其缴纳企业年金，因为被告在2008年设立了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原告加入了该年金计划，在2008年12月至2013年8月期间被告按时、足额为原告缴纳了企业年金。2013年8月，原、被告签署了内部退养协议，约定自2013年9月1日至原告符合法定退休条件期间，为原告的内部退养期，内部退养协议对原告在退养期的各类社会保险、住房公、住房公积金以及福利等事宜作出了约定告从2013年9月1日开始为原告停止缴纳企业年金。被告系国有控股企业，根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为原告办理内部退养手续，被告为原告办理相关手续符合政策规定。被告认为企业年金并不属于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具有强制力的五种保险之一，而是企业的福利待遇，企业和员工可以就企业年金的缴纳问题进行协商。原告在内部退养期开始后，被告停止为原告缴纳企业年金，原告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原告在退休时领取企业年金时已经对缴费金额进行了确认，综上被告没有义务继续为原告缴纳企业年金，被告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施卫斌原系被告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员工，双方签订有自2008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被告签订的《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载明“根据《上海信达银泰上海信达立人员工内部退养实施办法》规定及乙方(即原告)实际情况，经乙方向甲方(即被告)提出书面申请，甲方同意乙方内部退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的内部退养期为2013年9月1日至乙方符合法定退休条件之日止。……三、自2013年9月1日起，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工资，按月发放生活费给乙方至乙方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当月止，月生活费标准为乙方内部退养前月基本工资的95%，金额为9,500元。生活费实得低于当年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发。……五、甲方为乙方交纳社会保险、住房公、住房公积金至乙方符合法定退休的当月止准以乙方内部退养生活费为缴费基数。个人、单位应缴部分均有(由)乙方承担，并由甲方代扣代缴。……七、在乙方内部退养期间，如甲方为在职职工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则甲方按公司在职员工补充医疗的标准为乙方缴纳补充医疗金。甲方按公司退休职工的体检标准为乙方安排体检。乙方享受退休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但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关于退休人员的各项政策及待遇。八、乙方内部退养期间，不再参加职务(含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也不再享受甲方在岗员工的各类企业福利待遇。……十三、乙方确认与甲方不存在任何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加班费、报销费用、补贴、津贴、经济补偿金等。乙方办理完成内部退养手续后，除内退前本年度应发效益工资外，不得再向甲方提出任何关于前述费用的主张”。2013年9月30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双方起始日为2008年7月1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内容按照双方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的相关内容执行。2015年8月原告正式退休。2015年8月10日，原告签署《个人年金领取确认单》，确认待领取的资产总额为243,356.56元，并选择分两个月领取。此后，原告在2015年8月及2015年9月分两次领取了企业年金共计243,650.75元，原告确认其名下企业年金账户中的款项已经全部领取完毕。2019年12月27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1、按同职级员工标准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27日企业年金156,000元；2、延迟发放企业年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滞纳金；3、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2020年1月2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该仲裁决定，遂向本院提出起诉。审理中，原告确认2008年12月至2013年8月期间被告足额为其缴纳了企业年金，同时称与原告同职级的没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员工2015年退休后每月可以享受的企业年金为3,000元左右，原告是按照该标准向被告主张应得的企业年金的；被告企业年金按月缴纳，分为企业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根据员工的标准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退休后不再缴纳，员工退休之后，方案规定一次性领取，但实际中也有让员工分期领取的情况。被告则表示，被告企业年金按月缴纳，分为企业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根据员工的标准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退休后不再缴纳，员工退休之后，方案规定一次性领取，但实际中也有让员工在确认企业年金总额之后选择分期领取，直至账户内的金额清零为止。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应当按照与其同职级员工的企业年金标准支付2015年9月1日起的企业年金，但根据本院的查明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首先，双方签订的《员工内部退养协议》约定原告内部退养之后被告继续向其支付生活费、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至原告正式退休，并未就企业年金作出明确约定；其次，原告已于2015年8月及2015年9月分两次领取了企业年金共计243,650.75元，且确认其名下的企业年金账户中的款项已经领取完毕；再次，原告就其主张的3,000元每月的企业年金标准亦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最后，原告亦认可从其内部退养后领取的生活费中可以算出当时被告有无继续为其缴纳企业年金，只是原告一直没有具体算过。由此，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原告去世日止的企业年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施卫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肖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 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