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黔0521行赔初5号 原告刘大志，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黔永，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涛，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县花都大道。 负责人孙嵩尧，副局长主持工作。 出庭负责人高林，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超。 委托代理人董登祥。 原告刘大志诉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1月22日向原、被告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9日与原告刘大志诉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二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合并审理。原告刘大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黔永、王涛，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高林、委托代理人赵超、董登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大志诉称：2019年10月23日，被告以原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责令原告拆除自建房屋，并作出黔规处字（2019）第0009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被告作出上述决定之后，趁原告外出吃酒时将原告房屋违法拆除，造成原告房屋、室内装修及构筑物等毁损灭失，损失无法挽回。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69741.6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系双桥村六组的村民，有权在当地修建房屋，其建造的房屋具有合法性。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持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拟证明被告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明显违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原告房屋被拆除后的现状照片。拟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的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5、黔西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黔政发（2016）36号关于旧城片区阳光大道两侧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决定的公告、黔西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协议[黔县棚改TX(2016)9号]、黔县棚改南部新区同心[(2020)002号]。拟证明被拆除的房屋属于待征收的建筑物，应当按照征收公告确认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现因为被告违法拆除该房屋，以强制拆迁的方式代替行政征收，恶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同样的位置已经被作出行政处罚或是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的房屋均能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持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以已经征收的协议掩盖违法的事实。 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辩称：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为有效遏制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维护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和城市规划有序实施，切实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保障近期重点建设项目，杜绝违法建筑产生安全事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莲城街道办事处为主体，综合行政执法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县直单位为成员，组成联合工作组于2020年1月3日依法强制拆除原告修建的违法建筑。综上，答辩人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以上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对原告第1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结合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大志未办理相关的建房手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在黔西县县城关镇双桥村民组）修建约157.22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被告认为该房屋位于黔西县城镇规划区内，且属于违章建筑，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黔规告字（2019）第000132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可在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2019年10月23日，被告作出黔规处字（2019）第0009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其修建的以上房屋。2020年1月3日，以上涉案房屋被被告等强制拆除。2020年1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另查明，2019年4月，原黔西县国土资源局与原黔西县城乡规划局经机构改革后合并为黔西县自然资源局；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黔规处字（2019）第0009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本院（2020）黔052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违法，该行政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黔西县人民政府黔政发（2016）36号文件，涉及原告房屋地段范围砖混结构房屋的征收补偿价格为1936元/平方米。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是否违法；3、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关于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辩称原告的房屋系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相关县直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依法强制拆除的，被告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部门而已，自己的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但在整个诉讼及庭审过程中，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黔西县人民政府的授权文件、委托书或者会议纪要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以上答辩理由及主张。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限期拆除决定后，当事人在期限内不履行相关义务，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自行组织对生效的行政决定依法进行强制执行，即行政处罚决定（限期拆除决定）作出后，按照一般事物发展逻辑，通常会发生建筑物被拆除的后果。本案中，由于被告对原告的建房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后，至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无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单位或部门向其进行催告和制作、送达相关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因此，在强制拆除房屋时没有通知原告到场或者原告虽然在拆除现场但无法识别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人员的身份，强制拆除房屋后也无任何主体主动承担强制拆除责任的情况下，原告客观上无法举证证明谁才是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基于本案被告系对原告建房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责令原告期限拆除所建涉案房屋的行政机关，在其没有证据证明系其他行政主体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或者依法应当由其他相应的行政机关承担强制拆除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应为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刘大志以其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无不当。 关于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首先，被告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建于2013年3月9日，而原告则主张自己的房屋修建于2009年。被告在处罚过程中并未对原告建房具体时间及过程等进行调查取证，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于2013年3月9日开始修建该房屋或该房屋于2013年3月9日修建完工的事实，即被告认定的“2013年3月9日”究竟是开工日还是竣工日并不清楚。众所周知，原告的房屋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修建完成，因此，被告认定原告于2013年3月9日修建157.22平方米房屋的事实不清；其次，被告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黔规处字（2019）第0009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其修建的以上违法建筑物后，在未依法催告原告自行履行义务、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未向原告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和未依法进行拆除公告的情况下，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实践中，由于农村发展程度及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等，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普遍存在着只有部分建设手续甚至完全缺乏建设手续的情况。这是一种客观现实，是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综合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农村居民自身能够克服和解决的现实问题。针对农村居民确无住房、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等情况，农村居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未经批准的建房行为，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作区别对待。不宜简单地将无手续的建设过错全部归咎于建房者本人，将特定历史条件下未经批准建设的建筑物统统认定为违法建筑物。否则，将不符合现阶段此类建筑物性质认定的客观实际。其实，这种管理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造成的。本案中，原告在建设之初，并无相关的责任单位对其建设行为进行查处、制止，待其房屋建成后，原黔西县城乡规划局才拟向其进行查处。但被告之后在查处原告建房行为及拆除原告建筑物过程中，未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实体及程序规定，导致其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及行政强制行为被本院依法确认为违法。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原告房屋的毁损和灭失且已不能恢复原状，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依法应对该原告房屋灭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房屋已经灭失，不能进行相应的价值评估，加之原告未经批准的建设行为的确也存在一定过错且之后其也并未及时向相关单位申请补办相关手续。因此，根据以上实际情况，本案以参照原告提交的黔政发[2016]36号《黔西县人民政府关于旧城片区阳光大道两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中砖混结构房屋评估单价为1936元/平方米的补偿标准，酌情由被告赔偿原告304377.92元（1936元/平方米×157.22平方米）为宜。由于原告在诉讼及庭审过程中未列明其损失清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除房屋灭失之外诸如装修、装饰及其他物品等损失。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除房屋灭失外的其他损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黔西县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大志人民币304377.92元； 二、驳回原告刘大志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苏 春 人民陪审员  韦绍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罗 单 书 记 员  王 丽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