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3民终78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桃，女，壮族，1982年7月8日出生，住址：广西平果县************，居民身份证：452************321。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松，广东汇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燕，广东汇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洪瑞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美，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丽桃与被上诉人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电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9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被告黄丽桃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9661号民事判决书之判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的职员，不担任被上述人的任何职务，没有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动关系，没有不当得利行为。2.上诉人与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湖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由锦湖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提供社会保险等劳动待遇，并且，接受锦湖公司的管理、考核、安排、分配，按照锦湖公司生产经营的要求和指示从事有关辅助类工作，与锦湖公司形成了劳动关系，属于锦湖公司的职员。3.被上诉人委托锦湖公司进行批量代购代付工作，与锦湖公司形成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将批量代购代付款项委托上诉人进行保管和代购代付。上诉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合法保管案涉的批量代购代付款项，并不是没有法律根据取得案涉的批量代购代付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4.上诉人进行了真实的采购行为和支付了采购款项。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报销单、委外服务申请单等大量书证，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确实存在真实的采购行为和支付了采购款项，并且，被上诉人的公司总经理、采购经理、财物经理等等有关负责人，审查核实上诉人的采购及付款属实之后，均在委外服务申请单、采购订单、收货单、入库单、报销单等财物单据上签名确认。5.被上诉人每月都要制作财物报表，核实采购货物与款物是否相符，核实使用部门是否收到上诉人所采购的货物，这是查明案件所必须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占有和保管这些证据材料，经上诉人申请后，仍然拒绝向一审法院提交，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涉案的完整的财务凭证和财务报表，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向被上诉人调取涉案的完整财务凭证和财务报表，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6.被上诉人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其在香港联交所公布的2018年度报表，是被上诉人向社会公众公布的真实、合法、有效的财务报表。但是，该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交易数据、缴税数据、财务数据等等与原告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增值税发票、交易凭证、财务凭证严重不相符，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增值税发票、交易凭证、财务凭证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已经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审计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审计涉案款项，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进行司法审计，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7.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解除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是，至今尚未与上诉人结算由上诉人代为保管的批量代购代付款项，也尚未结算上诉人的报酬，尚未办理有关委托代理合同终止后的财务结算及款物移交等工作和手续，并且，拒绝向法院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财务资料，导致上诉人无法办理委托代理合同终止后的财务结算和款物移交等工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他人的财产或利益，并且，使他人受到损失的行为。本案中，首先，上诉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及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即根据合同关系和授权委托合法取得案涉款项，所以，上诉人获得批量代购代付款项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其次，上诉人已经将批量代购的货物交付给被上诉人，将批量代付的款项支付给供应商。被上诉人已经接受案涉货物并且使用，供应商已经收到上诉人代付的款项，所以，上诉人的批量代购代付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获得了财产利益，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供认不讳，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获得的财产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被上诉人遭受了损失，且该利益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故此，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对于不当得利的事实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是一个集团公司，旗下有多个分子公司，都是按照统一管理，一套人马，上诉人的职能是策略采购部的高级采购专员，其工作职责包括天宝集团全部分子公司的采购任务。按照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不是必要内容，即便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证据显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达成的，就应当构成不当得利。关于委托代理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中都提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是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所谓的年底结算，财务处理等等，也都是子虚乌有，纯属无稽之谈。对于上诉状中有关真实采购行为的说法，上诉人作为采购专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了一部分真实的采购行为，同时，根据我们的证据显示，重复利用该真实采购的单据混合虚假发票等单据进行重复第二次报销，从而完成其不当得利的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原告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共计人民币669720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11167元（暂计至2018年7月20日），具体金额及计算过程见附件，前述两项共计人民币68088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了相关《天宝电子公司费用（请款）报销单》，请款人均为黄丽桃，显示：被告于2017年9月13日向原告申请报销13264元（其中支付购买IBM电源费用2500元）、2017年9月30日申请报销30963元（其中支付资讯购买网络光纤跳线费用23245元）、2017年11月22日申请报销34300元（其中支付资讯购买无线影音传输器费用5700元）、2017年12月18日申请报销47775元（其中桌子费用20875元及修剪树枝费用17000元）、2017年12月22日申请报销28800元（其中水箱消防管更换23000元）、2018年1月11日申请报销37171元（其中辅料22334元）、2018年1月15日申请报销31200元（门器费用）、2018年3月30日申请报销14960元（质量中心维修恒温恒湿机及摇摆机费用）、2018年3月30日申请报销23558元（质量中心维修辐射测试转台费用）、2018年3月28日申请报销14971元（其中购买24块践踏草坪镀锌板标识牌费用10800元）、2018年4月11日申请报销63752元（后勤购买消防器材费用）、2018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申请报销48500元（改造费用）、2018年2月1日申请报销33387元（其中涉案费用28660元）、2018年2月1日申请报销15682元（其中菜炉和热水饮水机拆除及管道安装费用6500元）、2018年3月5日申请报销49500元（改造费用）、2018年3月12日申请报销后勤购买消防器材费用43900元（办公等费用）、2018年3月12日申请报销33755元（其中制作维修费用22400元）、2018年3月5日申请报销15960元（购买材料费用）、2018年3月5日申请报销41396元（其中购买灯箱等费用3960元）、2018年3月21日申请报销34520元（其中活动费用6900元、材料费用27620元）、2018年4月19日申请报销33486元（器材费用）、2018年4月23日申请报销45442元（辅料费用）、2018年3月5日申请报销42805元（其中28200元中的发热管等17600元，10025元中的牌费用4500元）、2017年11月6日申请报销30381元（其中外商协会篮球赛购买物品费用9300元）、2017年12月18日申请报销17110元（其中天宝参加碧桂园篮球购买物品费用8400元）、2018年1月25日申请报销18176元（其中质量中心维修仪器费用11700元）、2018年1月18日申请报销16490元（其中人资制作易拉宝及广告牌费用5130元中的制作广告牌费用4500元、后勤购买宣传横幅费用600元）、2017年11月6日申请报销30381元（其中2011工厂购买物品费用21081元中的球赛相关物品费用9539元）、2018年4月11日申请报销7750元（其中晚会费用3830元）、2017年11月17日申请报销18745元（其中五金宿舍及饭堂下水道维修费用6000元）。2018年8月8日，原告天宝电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查明，原告提供了相关批量明显交易结果、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上述报销金额。原告并提供了相关采购单、供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凭证等，证明被告重复报销金额等，共计667471元，被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依法主持双方进行调解，未达成协议。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了上述批量明显交易结果、结算业务申请书及采购单、供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凭证等，证明被告重复报销金额等，共计667471元，被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的规定，原告享有上述款项667471元的债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问题。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损失。但原告请求损失本金669720元，计算有误，应予纠正，损失本金应为667471元。关于计算利息方式的问题。应予以支持的计算利息方式如下：以667471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保全担保费的问题，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申请司法审计的问题，鉴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其他财务清算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对被告的申请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丽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667471元及利息（以667471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0680元，由原告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负担210元，被告黄丽桃负担10470元。保全费3924.43元，由被告黄丽桃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黄丽桃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黄丽桃提供的反驳证据表，拟证明黄丽桃不存在不当得利。证据2：卢宏艳转账记录，拟证明1.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0第一页中“支付2018年外商协会活动费用6900元”，第10页流程管理但中也注明了操作者；人资-卢宏艳。第15-18页，均显示拟制人卢宏艳。对应一审判决书第8页“2018年3月21日申请报销34520元（其中活动费用6900元，材料费用27620元）。2.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3第1页“支付外商协会篮球赛购买物品费用9300元”第7-9页均显示拟制人卢宏艳。对应一审判决第8页“2017年11月6日申请报销30381元（其中外商协会篮球赛购买物品费用9300元）”。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4第1页“支付宝参加碧桂园篮球购买物品费用8400元”。第2页、第5页、6页均显示拟制人卢宏艳。对应一审判决“2017年12月18日申请报销17110元（其中天宝参加碧桂园篮球购买物品费用8400元）”。4.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6第1页“支付人贸制作易拉宝及广告费用5130元，支付后勤购买天宝横幅费用600元，第3页显示卢宏艳已签收。对应一审判决书第8页“2018年1月18日申请报销16490元（其中人资制作易拉宝及广告牌费5130元中的制作广告派费4500元、后勤购买宣传横幅费用600元）。5.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7第2页“羽毛球场地费3000、球服1700元、球服4838元”第7页显示拟制人卢宏艳。对应一审判决第8页“2017年11月6日申请报销30381元（其中2011工厂购买物品费用21081元中的球赛相关物品费用9539元）。”6.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8第1页“支付人资3月份元宵及2018年4月份外商企业春节晚会费用7750元”，第2页小时拟制人卢宏艳。对应一审判决第8页：2018年4月11日申请报销7750元（其中晚会费用3830元）。以上一审判决认定黄丽桃没有支付卢宏艳共计43069元，但黄丽桃已实际支付卢宏艳79680元。证据3：京东支付记录,拟证明上诉人为天宝电子公司购买平板电脑，但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和审计报告中均为体现。证据4：曾木水转账记录，拟证明1.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中的“支付防火门安装闭门器费用，委外服务申请单位上也注明了是帮曾木水请款；对于一审判决书第7页”2018年1月15日申请报销31200元（门器费用）。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中的“支付后勤购买消防器材费用”，委外服务申请单位也注明了是办曾木水请款；对应一审判决书第7页“2018年4月11日申请报销63752元（后勤购买消防器材费用）”。以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黄丽桃未向曾木水支付共计94952元，但黄丽桃已实际支付给曾木水58258元。证据5.汪辉转账记录，拟证明对应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8的“支付BU5购买吸烟罩费用”，对应一审判决书第8页中“2018年3月5日中申请报销15960元（购买材料费用）”以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黄丽桃未实际支付该笔款项，但黄丽桃已实际使用单位汪辉支付该笔款项，且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及审计报告也未体现。被上诉人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一、证据1《黄丽桃提供的反驳证据表》：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该表格为上诉人单方制作，且制作该表格的依据（即下述证据2、3、4、5）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据其制作的表格也非客观事实的反映，更无法证明黄丽桃不存在不当得利。二、证据2(卢宏艳转账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下称“《证据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并非原始的微信电子数据、并非电子数据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也非直接来源于微信电子数据的打印件，而是通过手机截图拍照之后再打印出来所形成的复制件，即中间至少经过了‘手机截图拍照’、‘打印’等中间环节的取证过程，经过诸多环节之后已经无法确保该复制件与电子数据原件一致，也不符合《证据规定》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可以推定其具有真实性的情形，故此，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真实性的问题，该证据未显示转账人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转账人就是上诉人黄丽桃，‘转账说明’也仅显示‘微信转账’，并未显示具体转账用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该微信转账记录与被上诉人及本案有关，只能证明某人（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卢宏艳’之间存在微信转账记录；上诉人引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显示的‘计划拟制人卢宏艳’、‘物资签收入卢宏艳’等信息并不能证明卢宏艳是案涉金额的收款人；即便该微信转账记录的转账人是上诉人黄丽桃，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卢宏艳之间存在与本案无关的钱款往来。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没有获得不当得利。三、证据3《京东支付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同样是电子数据，不认可其真实性的理由同上证据2质证意见。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支付记录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为天宝电子公司购买平板电脑’，且本案诉请并不涉及任何有关平板电脑的费用，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未获得不当得利。四、证据4《曾木水》转账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同样是电子数据，不认可其真实性的理由同上证据2质证意见。关联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真实性的问题，该证据未显示转账人和收款人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转账人就是上诉人黄丽桃，也无法确认收款人是曾木水，‘转账说明’也仅显示‘微信转账’，并未显示具体转账用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该微信转账记录与被上诉人及本案有关，只能证明某人（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漂泊的人’之间存在微信转账记录；上诉人引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注明‘帮曾木水请款’不是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后勤—曾木水’是采购需求的申请人，并不能证明曾木水是案涉金额的收款人（被上诉人的证据明确显示案涉项目的实际供应商和收款人为惠州市惠城区鑫展装饰工程部以及东莞市东和电子制程有限公司）；即便该微信转账记录的转账人是上诉人黄丽桃，收款人是曾木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曾木水之间存在与本案无关的钱款往来。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没有获得不当得利。五、证据5《汪辉转账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同样是电子数据，不认可其真实性的理由同上证据2质证意见。关联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真实性的问题，该证据未显示转账人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转账人就是上诉人黄丽桃，‘转账说明’也仅显示‘微信转账’，并未显示具体转账用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该微信转账记录与被上诉人及本案有关，只能证明某人（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汪辉’之间存在微信转账记录：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辉是案涉金额的收款人（被上诉人的证据明确显示案涉项目的实际供应商和收款人为惠州市惠城区鑫展装饰工程部）；即便该微信转账记录的转账人是上诉人黄丽桃，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上诉人黄丽桃与案外人汪辉之间存在与本案无关的钱款往来。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没有获得不当得利。同时，上诉人此次提交的证据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天宝电子公司提及曾向派出所报案，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称本案已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经本院系统查询，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黄丽桃兼任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采购高级专员，利用职务便利虚开发票、重复报销，向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申请报销费用数额巨大，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已于2020年4月提起公诉，目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以（2020）粤1302刑初474号案尚在审理中。本院认为，上诉人黄丽桃在任职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高级专员期间，是否存在重复报销的事实，与黄丽桃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有关联，目前（2020）粤1302刑初474号案尚在审理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应先行驳回起诉，待涉嫌刑事案件有结论和处理后，若双方仍有相关民事纠纷，可再行提起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96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68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给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0元，由本院退回给黄丽桃。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卫书平审 判 员  于海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雷彩霞书 记 员  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