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4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丽梅，女，1986年2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代理人：李兆明，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淑艳，女，1971年3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代理人：徐洪梅，榆树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郑丽梅因与被上诉人王淑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民初4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丽梅上诉请求：一、请求上级法院撤销（2019）吉0182民初45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约17,500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王淑艳原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是保险理财业务员。从2012年始，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进行保险理财，在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保险理财的七年时间里，上诉人按时收到了利息，本金有时加上部分利息，被上诉人继续转存为上诉人理财。2019年被上诉人擅自作主，改变原理财方式，在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通过手机操作，先后将上诉人的20万元转存至盛京百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善公司）。后上诉人要求取回保险理财合同，被上诉人才说出其已改变了上诉人的原保险理财险种，称此险种利率高有保障。同时口头承诺如到期公司不返本付息，由其个人承担、偿还。上诉人找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保险公司领导称，被上诉人为了挣更多的业务提成款，已经从我保险公司辞职了，上诉人现在是百善公司员工，张冬梅也成为该公司职员，王志锐是该公司的榆树业务部的负责人。经上诉人多次索要款项，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借款如有一笔逾期，其将于2019年7月19日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是与百善公司签订的合同，但该合同只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合同上并未有上诉人的签名。自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后，上诉人未收到理财利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同事张冬梅的微信聊天内容证实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上述承诺书，被上诉人辩称承诺书不是其所出具，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收到上诉人的理财款项，上诉人仅凭承诺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承诺书存在瑕疵，承诺书的内容与和身份证复印件衔接紧凑，左上角有装订痕迹，没有书写日期，没有承诺人的字样，不符合写书和打印的习惯。同时上诉人不能提供制作承诺书的地点及在场人员。上诉人认为该承诺书是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即使承诺书有瑕疵，也是由被上诉人自己故意所致，被上诉人也为他人出具了同样格式、类似内容的保证书，被上诉人擅自将上诉人款项转存，一审法院不能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百善公司不存在理财合同，上诉人也不知道此合同中是否约定了权利义务是否可以转让，更不得而知依合同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法院依法改判。王淑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丽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郑丽梅上诉状陈述不是事实。第一、2014年之后王淑艳才到保险公司上班，之前与郑丽梅根本不认识，在保险公司王淑艳从事银行保险售后服务工作，并不是理财业务；第二、在保险公司，王淑艳并未为郑丽梅保险理财，是王淑艳在百善公司做业务员时，郑丽梅的公公杨维申在百善公司通过王淑艳往公司投钱理财，期间赚了很多钱，郑丽梅为了挣钱才通过杨维申主动联系王淑艳的；第三、郑丽梅找王淑艳到百善公司投资理财，王淑艳应郑丽梅的请求才为其介绍理财业务，王淑艳并没有擅自改变原理财方式，只是在百善公司为郑丽梅介绍的理财业务，王淑艳在保险公司从未办理过保险理财业务；第四、郑丽梅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比王淑艳还年轻，理财投资是郑丽梅自己直接将钱转到了百善公司，从未通过王淑艳经手，郑丽梅的手机银行或者是支付系统是有密码的，未经郑丽梅本人输入解码，其他任何人不能将郑丽梅手机里的钱转出，所以郑丽梅说王淑艳改变原理财方式，在未告知郑丽梅的情况下通过手机操作先后多次转出郑丽梅手机里的钱是不客观不真实的。第五、因百善公司后来经营状况发生变化，郑丽梅才找王淑艳要求取回理财投入的本金及利息，并不是郑丽梅要求取回保险理赔合同，其所说的王淑艳改变原保险理财险种是不存在的。第六、王淑艳从未给郑丽梅出过任何承诺书，其所谓的承诺书是因为百善公司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没有向客户回款，王淑艳作为百善公司的业务员陪同郑丽梅等一起去北京到盛京百善公司上访，每个人都拿着签有自己的名字并按有手印的身份证复印件，因为北京没有收这些材料，所以这些材料就让郑丽梅一起拿回，郑丽梅是拿到王淑艳的身份证复印件之后拼接的该承诺书，然后将王淑艳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已查明该事实，所以驳回郑丽梅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本案郑丽梅和百善公司形成的是投资理财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合同及手机转款凭证，证实了郑丽梅是向王淑艳工作的百善公司直接投资，公司收到郑丽梅的投资后将钱款发放到实际用款人。郑丽梅提供的银行流水和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也证实了郑丽梅直接将钱转给百善公司，所以郑丽梅没有收到回款应该找百善公司，不应该找王淑艳。三、本案根本没有发生债务转移，根据法律规定，债务转移是三方，而本案郑丽梅出示的所谓承诺书，只是王淑艳和郑丽梅两方，一审庭审过程中询问郑丽梅，郑丽梅自己也承认没有通知公司，而且王淑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百善公司在2019年11月14日还向郑丽梅回款，证明百善公司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更证明本案债务根本没有发生转移。王淑艳只是百善公司的员工，公司回款不及时，也不是王淑艳所希望的，但是王淑艳的确没有给郑丽梅出过任承诺，请法庭驳回郑丽梅的请求。郑丽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王淑艳给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17,500元。二、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王淑艳负担。事实及理由：王淑艳以保险理财为由，向郑丽梅借款，由王淑艳操作郑丽梅的手机从郑丽梅处转出20万元，其中的5万元于2019年7月18日到期，此笔借款到期后，王淑艳承诺以上借款到期本息一起偿还，逾期将全部借款32万元本息一次性偿还给郑丽梅及杨维申。以上借款与公司无关。现郑丽梅为请求王淑艳给付此款及利息诉来法院。王淑艳辩称：郑丽梅在诉状中所说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郑丽梅是将此款投资到百善公司，此款没有给付于我，我只是起到了中介作用，我并没有给郑丽梅出具任何承诺书，郑丽梅提供的承诺书属于伪造的。我只是负责介绍和联系，并没有占用郑丽梅的理财款。郑丽梅是把钱投资到理财公司，并没有给我。我请求法院驳回郑丽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丽梅、王淑艳相识多年，王淑艳曾是理财公司的业务员，以前给郑丽梅处理过理财事宜。在庭审时，郑丽梅提供了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是：“我叫王淑艳，我向郑丽梅、杨维申以保险理财为由借款用于资金周转，我操作从郑丽梅的手机转出20万元，从杨维申的手机转出12万元整，2019年1月17日我向郑丽梅借款本金5万元，还款日期2020年1月17日，2019年2月21日两次借款本金10万元，还款日期为2020年2月21日；2019年1月18日，借款本金5万元，还款日期2019年7月18日；我向杨维申2019年5月24日借款本金12万元，还款日期2020年5月24日。我承诺：以上借款到期本息一起还，如果有一笔到期，逾期不按时兑付偿还，由我王淑艳负责于第一笔借款到期还款日的次日2019年7月19日将全部借款参拾贰万元整的本息一次性偿还给郑丽梅和杨维申（利息按：借款1年360天、利率按11%计算，借款6个月180天、利率按8.1%计算。)，以上5笔借款与公司无关，如有一笔逾期，由我个人提前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郑丽梅起诉认为，王淑艳给郑丽梅出具了承诺书，理财款20万元应由王淑艳偿还，与公司无关。王淑艳认为，承诺书是伪造的，王淑艳没有收到郑丽梅的20万元款项，其不应该承担给付义务。经王淑艳申请该院于2019年9月5日对郑丽梅在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2月21日在工商银行的流水进行查询，郑丽梅的款项支付给百善公司，没有打到王淑艳的账户。在诉讼阶段，百善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给郑丽梅回款500元。经王淑艳申请该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郑丽梅提供的承诺书打字的内容与身份证复印件及手写签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的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中心结论是此要求超过本中心技术能力，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王淑艳未收到郑丽梅的理财款项，郑丽梅仅凭承诺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承诺书存在瑕疵，承诺书的内容和身份证复印件衔接紧凑，左上角有装订痕迹，没有书写日期，没有承诺人的字样，不符合书写和打印的习惯。同时，郑丽梅不能提供制作承诺书的地点及在场人员，郑丽梅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二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丽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70元、保全费1,608元由郑丽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郑丽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经过上诉人手机，向上诉人索取验证码，私自转走20万元。证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承诺保本保息，到期不能还款，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证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要求退保，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证据四：上诉人与张冬梅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微信的原始载体）。证明：被上诉人出具过承诺书。被上诉人王淑艳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该微信聊天截图只是双方谈话内容的一部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钱是谁转出的事实。而且从事实上，手机银行里的钱有密码的，手机没有离开过上诉人。所以，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是无法转出上诉人的钱的。后面的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向百善公司投资。而被上诉人只是百善公司的业务员，通过聊天记录也证明了上诉人的钱应该向百善公司索要。所谓的通话录音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上诉人郑丽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是中国人寿保险人员，李某多次向其购买保险公司合同，李某通过被上诉人介绍购买了百善公司的理财。李某见过被上诉人给其他人出具承诺书，被上诉人说是给李某也出具承诺书，但是一直没给李某。承诺书内容是如果投资回不来，被上诉人负责还款。2019年7月，被上诉人给李某出具一份借款协议。上诉人郑丽梅的质证意见：对证人李某所述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被上诉人给很多人出具过承诺书。被上诉人王淑艳的质证意见：证人李某所说内容全部是假的。因为被上诉人根本就不认识该证人李某，被上诉人的办公地点不在保险公司三楼，而且被上诉人从未给任何人出具过书面承诺，所以该证人所证实的事实是虚假的。不能证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内容。其证言也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王淑艳对承诺书中的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郑丽梅明确利息部分的诉请为17,5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丽梅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了有王淑艳本人签名的《承诺书》，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王淑艳虽抗辩《承诺书》是伪造，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就《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全案及《承诺书》具体内容，王淑艳向郑丽梅的承诺构成债务加入，郑丽梅有权要求其履行债务。本案20万元本金的出借时间为分别为2019年1月17日借款5万元、2019年2月21日借款10万元、2019年1月18日借款5万元，《承诺书》约定“借款1年360天、利率按11%计算，借款6个月180天，利率按8.1%计算”，现郑丽梅主张利息为17,500元，不超过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是其对自身权利的自愿处分，本院予以认定。盛京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支付另案当事人郑丽梅回款500元，应在利息中予以扣除，王淑艳应向郑丽梅还款的数额为17,000元。综上所述，郑丽梅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民初451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淑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上诉人郑丽梅本金20万元及利息17,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保全费1,6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淑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佳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