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9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宝勇，男，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滨湖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洪涛，衡水市桃城区正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衡水市滨湖新区彭杜村乡侯店村。 法定代表从：王文生，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进库，衡水市桃城区金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宝勇因与被上诉人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侯店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宝勇上诉请求：1、撤销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驳回其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2006年开始涉案村南盐碱地由上诉人李宝勇一人承包管理涉案土地。上诉人至今依约履行了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不存在拒绝交纳承包费的情形，仅是因被上诉人的缘故，拒收承包费用，至使上诉人无法完成交纳承包费用。因此，上诉人并没有违约，涉案合同应继续履行。自2015年至今，每年交纳承包费用的情况如下2014年10月底该交2015年度承包费时与时任负责人王文生协商仍按2013交费方式交纳，即从被上诉人所欠上诉人的费用中抵扣。因除了被上诉人当时欠上诉人的借款8万元以及利息外，还有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出的费用需要报销，但当时被上诉人负责人王文生将村财务全部单据拿走，未与上诉人李宝勇对账，也没有给李宝勇出具2015年度从所欠上诉人的费用中扣除部分抵顶承包费的收据，虽未出具收据，但双方己经按照口头所说，费用已经抵顶。为此，被上诉人在抵顶完后，于2015年将借款本金还给了上诉人，所产生的利息已抵扣了承包费用。2015年交纳2016年承包费用时，被上诉人的负责人王文生已被衡水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停止了相关职务工作后被撤职，村内无人接收上诉人李宝勇交纳的承包费，上诉人为了及时能够交上承包费用，多次找到当时乡长常志宝，纪委检查侯店专案组长左永辉，乡党委书记闫世强等领导要求确定承包费如何交纳、该几位领导均未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让被告等通知，该事实均有与诸位领导通话记录予以证实。2016年2月份，被上诉人村主要负责人更换为乡政府工作人员李东旭，王辉任副书记，王某1等任支委。上诉人李宝勇找到届时的村领导要求交纳承包费，几位村领导以刚上任不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后报乡政府为由，答复上诉人暂时不收承包费。后期每到交承包费节点李宝勇提出要求交纳承包费时，均得到同样答复。此情况延续到2018年底，被上诉人方负责人更换为现任村支书王文动，上诉人李宝勇随即找到王文动要求交纳承包费，王文动也是以各种理由拒收，当通话记录为证。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存在自2014年度起拖欠承包费，更不存在被上诉人诉状所称的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缴纳的事实。反倒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李宝勇多次主张交纳承包费时，以各种理由推脱拒收，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上诉人拒交承包费主张解除合同。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明确，可随即交纳承包费用，但又未收到任何回复。另外，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时，该片土地坑注不平高度盐减，不能正常使用和种植农作物，其种了也不长。上诉人多年投入巨资进行土地改良，近几年方逐步可规划使用成为优良的耕地，并与案外人进行合作种植，每年有着较好的收入。不可能不交纳承包费用，这也不符合事实逻辑。 综上，被上诉人以拒收承包费在先，继而主张上诉人拒交承包费解除合同在后，有侵犯上诉人前期投入改良成果之嫌疑，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案所涉土地承包协议长达29年，包含着因为前期投入巨大，要保障承包人后期要回收前期投入的因素。上诉人李宝勇对涉案土地投入巨大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交纳承包费，被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主张解除合同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现上诉到贵院，请贵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侯店村委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没有拒缴承包费的法定事由，一审判决据此解除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侯店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被告返还承包的土地。二、判令被告给付拖欠原告2014年至2019年的承包费76700元，违约金139977元（按欠交数额的日千分之一），共计216677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李宝勇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方2000年11月2日承包涉案南碱地时一共四个人，分别为李（保）宝勇（在后期身份证录入微机系统后改保为宝，但均为现在的被告李宝勇）、张振强，张新行、郗芝杰。签订承包合同后，该四人签订协议，约定承包期间任何一人退出均由李宝勇承接其权利义务。2006年1月份，张振强，张新行、郗芝杰三人均已陆续退出承包，之后承包的权利义务均由李宝勇个人与原告方接洽。2012年底，原告方为给村民发放过年福利，向被告借款8万元，约定月利息一分。该情况当时村委成员均清楚，有后期原告与部分村委成员对此事的通话录音及纪委介入调查时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2013年11月交纳2014年度承包费时，经与原告方协商一致，从被告李宝勇借给原告的8万元本息中扣除15340元作为2014年承包费交纳原告，原告方给被告李宝勇出具了扣除部分借款抵顶2014年度承包费收据。2014年10月底该交2015年度承包费时与时任负责人王文生协商仍按上述方式交纳，当时被告还有部分替原告方支出的费用需要报销，但当时原告方负责人王文生将村财务全部单据拿走，未与被告李宝勇对账，也没有给李宝勇出具2015年度从借款中扣除部分抵顶承包费的收据。故李宝勇多次找原告方交涉要求双方对账并归还扣除2015年度承包费后的借款本息，2015年原告方在村财乡管的管理制度下通过乡政府给原告支付了8万元现金支票还款，由此可见2015年前原告方欠被告李宝勇借款本息及为报销费用远远超过当年承包费，之后还通过乡政府给被告还款8万元，原告所述在2015年还被告8万元前被告欠其承包费于理不通，不是事实。2015年11月份该交承包费时，原告方负责人王文生已被衡水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停止了相关职务工作后被撤职，村内无人接收被告李宝勇交纳的承包费，被告李宝勇为及时交纳承包费，多次找到当时乡长常志宝，纪委调查组长左永辉，乡党委书记闫世强等领导要求确定承包费如何交纳，该几位领导均未给与明确答复，只是让被告等通知。2016年2月份，原告方村主要负责人更换为乡政府工作人员李东旭，王辉任副书记，王某1等任支委。被告李宝勇找到届时的村领导要求交纳承包费，届时的几位村领导以刚上任不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后报乡政府为由，答复被告李宝勇暂时不收承包费。后期每到交承包费节点李宝勇提出要求交纳承包费时，均得到同样答复。此情况延续到2018年底，原告方负责人更换为现任村支书王文动，被告李宝勇随即找到王文动要求交纳承包费，王文动也是以各种理由拒收。综上所述，被告方没有自2014年度起拖欠承包费，更不存在原告诉状所称的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缴纳的事实。反倒是原告方在被告李宝勇多次主张交纳承包费时，以各种理由推脱拒收，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被告拒交承包费主张解除合同。被告方承包涉案土地时，该片土地坑洼不平高度盐碱，不能正常使用和种植农作物，被告多年投入巨资进行土地改良，近几年方逐步可规划使用并与案外人进行合作种植，此时原告方以拒收承包费在先，继而主张被告拒交承包费解除合同在后，有侵犯被告前期投入改良成果之嫌疑，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案所涉土地承包协议长达29年，包含着因为前期投入巨大，要保障承包人后期要回收前期投入的因素。被告李宝勇对涉案土地投入巨大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交纳承包费，原告违背事实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法93条、94条之规定，申请法庭据实查明，依法裁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并且被告李宝勇当庭声明为证明我方诚意和态度原告方主张交纳但被拒收的承包费核定数额，数额无争议被告愿当庭给付，如对2015年度交纳承包费有争议我方也可先行交纳并对该年度抵顶数额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2日，原告侯店村委会（甲方）与被告李宝勇以及案外人郗芝杰、张振强、张新行（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将村南盐碱地295亩承包给以上四人，承包期限29年自2000年9月30日至2029年9月30日。双方约定承包费的交纳为每亩52元，实行先交承包费后包土地的原则，签订合同之日起交足一年的承包费，2000年10月5日前交清2000年9月30日至2001年9月底的承包费15340元（即一年的承包费）；以此类推，每年10月30日前预交来年的承包费，乙方应按时如数向甲方交纳承包费，逾期不交，逾期一日罚款为欠交款的1‰，连续一个月不交费，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交款后，由甲方出具收款手续作为今后解决问题的依据）。 合同签订后，2002年张新行、张振强退出涉案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李宝勇承接。2006年，郗芝杰将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涉及的权利、义务转由被告李宝勇承接。2013年11月28日，原告侯店村委会向被告李宝勇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宝勇交南碱地承包费，从欠我款中扣2014年度，人民币壹万伍仟叁佰肆拾元整。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11月2日签订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李宝勇是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给付承包费的义务，被告李宝勇提交了原告侯店村委会于2013年11月28日向其出具的收据，该收据载明被告李宝勇已交纳了2014年度南碱地承包费，原告无证据推翻该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李宝勇称2014年其欲交纳2015年度承包费时，原告方时任负责人同意其按照2014年度承包费的交纳方式即抵销互负债务予以交纳，但无收据或其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李宝勇庭审中自认原告于2015年向其支付款项8万元，关于被告李宝勇与原告之间涉及的借贷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李宝勇可另行主张。被告李宝勇称其欲交纳2016年度承包费时，因原告方时任负责人王文生被纪委调查停职，其与彭杜乡领导、纪委调查组人员电话沟通后无明确接收承包费人员故未交纳2016年度承包费；被告李宝勇无证据证实其向原告方时任负责人王文生主张交纳相应承包费用，且时任原告方负责人的王文生被停职未履行相应手续，故对被告李宝勇以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李宝勇提交的王辉等人的证言主张其于2016年向原告方主张过交纳承包费但无人接受，该证言载明的两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本庭不予采信。综上，对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以及2018年度承包费的交纳上，被告李宝勇并未按照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据此原告方主张按照合同第三条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欠款金额为基数按日1‰计算5年，原告主张的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认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当年欠款金额为基数自其每年应交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10474.3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67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11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被告李宝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295亩土地归还原告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3、被告李宝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支付2015年至2019年土地承包费76700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0474.3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违约金，以767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4、驳回原告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3年1月30号与侯店村委会签订的借款协议，证明目的为侯店村委会向李宝勇借款8万元，月息1分。 证据2、费用单据8张，证明目的为替侯店村委会垫付20160元。 证据3、2012年11月14日公告一份，证明目的为李宝勇、李宝山的任职情况，并证明借款协议的签字为当时村领导班子成员。 证据4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 王某1出庭证实，其2016年担任村支部委员，2018年10月份后不再担任村职务。其上任后，上诉人找其交纳承包费，因其不清楚账目情况，告诉上诉人等查清后再收，并向王辉和乡政府汇报，同时，因当时上诉人承包的地是52元每亩，而其他人承包的地是每亩100元，同样的地费用不一样，所以要向上反映，所以没有收。 王某2出庭证实，其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村务工作小组委员。之后不再任职。其证实，2013年村委会借了上诉人李宝勇8万元，用于给村民发福利。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可借款事实，但否认签订了借款协议。对于证据2，认为不是正规发票，如是为村委会垫付费用，应由村委会下账处理，不应在上诉人手中。不认可这些费用。对于证据3，没有异议。对于证据4，同一时期其他承包人能交纳承包费，上诉人没有理由不交纳承包费，对于借款没有形成会议记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侯店村委会虽否认签订了借款协议，但不否认借款事实的真实性，该借款协议内容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于证据2，对8张单据侯店村委会否认，因不能证明是为村务支出的费用，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侯店村委会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四，证人王某1、王某2出证证言，侯店村委会虽提出异议，但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否认，对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侯店村委会以上诉人李宝勇未交纳2015年至2019年承包费请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应否予以支持。 首先，关于李宝勇主张以借款抵顶承包费的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侯店村委会于2013年1月30日向上诉人李宝勇借款8万元，月息1分，还款时间为2013年3月底，由于当时侯店村委会没有村委会组织，侯店村委会成立村务工作小组和村务工作监督小组开展和监督各项村务工作，侯店村委会认可借款事实。2013年11月28日，侯店村委会为上诉人出具了从欠李宝勇款中扣2014年承包费的收据。2014年交纳承包费时，原侯店村委会成立村务工作小组和村务工作监督小组不再主持村务工作，上诉人李宝勇称与时任村负责人王文生协商仍按上述抵顶方式交纳，对此，王文生予以否认，结合上一年度以借款抵顶承包费的事实，以及直到2015年6月份通过村财乡管的管理制度，侯店村委会偿还李宝勇借款8万元的事实，应当认定2014年李宝勇交纳承包费时与侯店村委会进行了以借款抵顶承包费的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互负金钱债务，上诉人主张进行抵销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李宝勇与侯店村委会之间涉及的借贷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李宝勇可另行主张，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时，根据侯店村委会欠付李宝勇8万元款直到2015年6月才还清的事实，以及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及侯店村委会欠付李宝勇工资款的事实，应当认定2015年6月份侯店村委会偿还李宝勇借款8万元时，实际以借款利息及欠付的工资款抵顶了2015年的承包费，应当认定李宝勇不拖欠2015年度的承包费。 第二，关于李宝勇逾期交纳2015年以后的承包费交纳是否构成违约问题。2015年上诉人交纳2016年度承包费时，侯店村委会又发生变故，导致上诉人无法交纳承包费，该事实有上诉人于2015年11月6日与时任乡长常志宝、2015年11月26日与时行乡党委书记闫世强、2015年11月26日时任纪委调查组长左永辉的通话录音记录证实，同时，2016年2月份，侯店村委会主要负责人更换为乡政府工作人员李东旭，王辉任副书记，王某1等任支委。王某1二审出庭证言明确证明，“其上任后，上诉人找其交纳承包费，因其不清楚账目情况，告诉上诉人等查清后再收，并向王辉和乡政府汇报，同时，因当时上诉人承包的地是52元每亩，而其他人承包的地是每亩100元，同样的地费用不一样，所以要向上反映，所以没有收。”2018年侯店村委领导班子改选后，上诉人又多次找时任村领导交纳承包费。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导致2015年后李宝勇没有交纳承包费的原因，并非李宝勇原因所致。导致上诉人李宝勇没有交纳承包费的原因，系由于侯店村委会村集体班子多次变更，先由村务工作小组和村务工作监督小组开展村务工作，后又成立村委会，时间不长，又因故导致村务工作暂时无人管理，上诉人无法交纳承包费，2016年确定村委会领导班子后，又因承包费收取标准不一致，新领导班子不了解情况，也没收取。以上事实说明是由于侯店村委会村务工作前后衔接出现问题没有收取上诉人李宝勇承包费所致，并非因李宝勇违反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不交纳承包费，李宝勇不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侯店村委会以上诉人李宝勇未交纳2015年至2019年的承包费主张解除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土地承包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李宝勇拖欠的2016年至2019年承包费61360元应当予以补交，此后的承包费李宝勇亦应自判决生效后主动向侯店村委会交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撤销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三、上诉人李宝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补交2016年至2019年土地承包费6136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李宝勇负担644元，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负担16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0元，由李宝勇负担1281元，衡水市桃城区彭杜村乡侯店村民委员会负担53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庆华 审判员  李成立 审判员  李守文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王聪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