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302民初122号  原告：虞川，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辉，新疆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甘河子镇新龙路**楼。法定代表人：吴利民，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吴利民，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巨波，四川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新疆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阿娜尔·达吾列提汗，新疆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虞川与被告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虞川商贸公司）、第三人吴利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同年5月9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虞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辉、被告虞川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作为第三人吴利民、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巨波、吴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为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持股100%的股东；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原告将原告变更登记为被告公司的股东；3．判令被告、第三人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1000000元；4．本案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7日，原告设立以自己个人名字命名的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原告为该公司一人股东，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并一直实际正常运营该公司至今。2018年11月，因公司运营需要，原告与被告吴利民口头协商，由吴利民作为该公司显名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原告作为隐名股东实际投资、控制并运营该公司，并在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9年12月，原告接到吴利民委托律师发来的律师函，声称该公司是吴利民所有的个人独资企业，要求原告向吴利民移交公司的所有已签和未签（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或协议）、财务、税务资料、财务专用章、其他设施设备及密钥等，原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即吴利民意欲侵占该公司为其所有，并欲将公司在原告运营期间往来款项非法据为己有。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虞川商贸公司辩称、吴利民述称：一、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合意，也不存在口头或书面《公司股权代持合同》，第三人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被告公司的股权，是合法股东。原告与第三人就被告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0元转让，事实上并非0元转让，而是用原告曾经欠付第三人的劳务费折抵转让款。原告所述需要第三人代持被告公司股权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没有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对被告公司的出资，原告提供的证据中亦未注明用途为“出资”，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基于其他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资金的性质不是原告向公司的出资，原告是公司财务人员，不是股东，原告只是完成财务工作。三、原告没有实施基于公司股东身份对被告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行为。四、原告诉请要求第三人对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并没有滥用股东权利，没有非法制造任何问题，没有干扰自己公司的经营，相反，是原告多次采用非法手段导致被告公司长期受到严重影响，原告的行为给被告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第三人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事实，也没有证明其主张的1000000元损失与第三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五、原告没有向被告公司实际投资，也没有控制公司的实际经营，原告不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无权主张股东权利。综上，原告没有依法尽到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律师函一份、华夏银行电子回单五十九张、银行承兑汇票十五张、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十二张、缴款书一份，被告提交的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办理登记手续一套，证明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系原告以其个人姓名申请注册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原告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唯一股东。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公司是由原告申请注册，不能证明其股东资格。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峨眉山市东升矿产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两份、人工工资支付表、股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为避免自己实际控制的被告公司在经营上发生不必要的法律冲突和嫌疑，才决定变更登记，原告向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发放工资，营业场所的租金也是由原告支付，被告公司的印鉴等均由原告掌控，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支付房租、代发工资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公路运输货物合同一份、煤炭销售合同两份、会计报表五张、运输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代表被告公司对外开展业务的客观事实。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在行使股东职权，有些业务公司实际未开展。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阜康农商银行电子回单四份，证明原告为保证被告公司的正常运营，2019年先后分四次注入资金1661000元。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款项不能证明是原告对被告公司的出资款，不符合出资事实要件。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银行转账回单三十张，证明原告为了被告公司的运营，将自己卡中的钱打入第三人账户，再转入被告公司账户，金额共计2764898元。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将被告公司的盈利收入转入第三人卡中。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华夏银行回单两张、律师函一份，证明被告公司对外担保的款项系原告个人资金注入，该笔款项系被告公司开展业务往来产生的费用。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公司并未与该组证据显示的公司有业务往来，原告在管理被告公司的财务资料，且原告拒绝向被告提供该财务资料。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7．农信社电子回单十一张，证明2019年，原告为被告公司缴纳税款169730.03元，其中被告公司向原告个人借款52000元用于缴纳税款。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办税员，原告系履行职务行为。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8．增值税发票一百一十四张、纳税申报表四册、总账明细八十一页、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各六页、科目余额表两页，证明原告一直在实际控制运营管理被告公司，公司的经营往来与结算纳税等行为均由原告决策实施。经质证，被告、第三人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该组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原告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是原告以被告公司股东的身份对被告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9．住宿费收据一张，证明原告在经营被告公司的过程中，用个人资金垫付了住宿费3000元。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公司支付了客房住宿费3000元，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来源于原告。因被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0．证人陈英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第三人认为证人陈英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中关于对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对第三人不利的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存在根据利害关系取舍的可能，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不应直接采信，且在本案中，陈英作为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的担保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被告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元，第三人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100%。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房屋出租合同》《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第三人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被告公司股权并进行变更登记，至今仍为被告公司的唯一、合法股东。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是为了避免关联交易。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新疆农村信用社卡折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公司有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是在阜康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的基本账户，另一个是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市长春路支行一般账户（该账户系被告公司转让给第三人吴利民后于2019年3月由第三人开立），被告公司在2018年11月9日变更登记前，因原告经营不善，没有盈利，处于亏损状态，长期拖欠员工工资，故原告以0元价格转让被告公司股权给第三人，被告公司自2018年11月9日由第三人吴利民经营至今处于盈利状态。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协议约定0元交易，但实际是为了避免关联交易。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阜康市税务局《税务登记表》一份，证明自2018年11月9日起，原告系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姚镜松系领票人，原告在被告公司任职期间担任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便于其履行工作职责，原告负责保管被告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掌握被告公司的全部财务资料。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不是以财务人员掌握公司，而是以公司实际控制人、出资人的身份控制公司财务。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阜市监处字（2019）第104号《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阜公（城）行罚决字（2020）5号《阜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早有侵占第三人股权的意图，并具体实施了采用非法手段侵占第三人在被告公司股权的违法行为，因第三人的及时发现和相关机关的依法介入，原告的不法图谋才没能得逞，相关机关对原告的行为进行了处理，可以证实原告不符合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以身试法，具有不诚实的表现。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不是为了侵占第三人在被告公司的股权，而是为了被告公司的经营，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尚未生效。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7日，原告成立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元，原告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原告并未实际出资。2018年10月30日，被告公司作出股东决定书，决定：一、股东虞川转让其在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0%股权给吴利民。二、解聘虞川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解聘虞川经理职务。虞川以股东身份在该决定书上签字并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同日，被告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形成章程修正案，载明：将公司的住所地、经营范围进行修改，并将股东虞川修改为吴利民，吴利民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该章程修正案上签字并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2018年11月，原告（作为甲方）与第三人（作为乙方）签订《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的100%股权即认缴出资500万元转让给乙方，由于注册资本是认缴出资，资金未到位，故甲方以0元将股权转让给乙方；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100%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2018年11月5日，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其后，原告仍保管有被告公司的公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向公司财务人员支付工资、办理纳税申报等，掌管被告公司的经济、财务。2019年11月28日，原告向被告公司的银行账户打款1000000元用于支付保证金，同日，被告公司向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该笔保证金1000000元。2019年期间，原告分四次向被告公司银行账户打款共计1661000元；原告向第三人银行账户打款，又由第三人将款项打入被告公司银行账户共计2764898元。2019年12月1日、12月13日，原告借款给被告公司52000元用于交纳税款。2019年12月1日，被告与第三人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要求原告在接到律师函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与第三人移交公司的所有已签和未签（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或协议）、财务、税务资料、财务专用印章、其他设施设备及密钥等。2019年12月2日，被告与第三人再次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内容为：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系吴利民所有的个人独资企业，现你们冒用给该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买卖合同担保协议》，为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与阿斯塔纳农产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间编号为HT201911号《玉米购销合同》中的乙方（卖方）阿斯塔纳农产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甲方（买方）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无限担保责任。据此，现函告你们：1、请你们立即停止未经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和吴利民依法授权的上述签约、履行行为，并自行妥善处理所有相关后续事宜。2、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和吴利民拒绝承认你们未经授权签署、履行上述《担保合同》的效力。另查明，2019年12月11日，在未经第三人同意情况下，原告自己制作股东决定书、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并在材料上伪造第三人签字、冒充公司公章加盖印章，办理被告公司变更登记，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原告的侄子姚镜松名下。2019年12月20日，第三人向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称在其不知情和未签字授权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原告提供虚假的资料将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姚镜松。2019年12月28日，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阜市监处字（2019）第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姚镜松2019年12月11日取得的行政许可。2020年1月16日，原告在阜康市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陈述：第三人在2014年至2018年一直都在峨眉山市东升矿产品有限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由原告给第三人发工资。2020年3月5日，阜康市公安局依据上述事实，作出阜公（城）行罚决字（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虞川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12月，被告公司重新制作一套公章，并将原告持有的原被告公司的公章作废。再查明，原告系峨眉山市东升矿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虞川、杨全，其中虞川持股99.6%，杨全持股0.4%。2020年3月23日，原告因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费50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份合意；2．原告是否向被告实际出资及出资的数额；3．原告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4．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具体确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协议。一、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份合意的问题。原告主张因特殊原因，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口头代持股约定，由第三人作为被告公司的显明股东，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告一直在参与被告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具有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原告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的代持股协议或合意。第三人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代持股合意，原告并未提供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合意的证据，原告仅能证明其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以其为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主张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口头代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即使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也不等同于股东。原告以其为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主张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合意，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被告公司亦作出《股东决定书》将公司章程予以修改，将第三人变更为被告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公示原则，在没有相反证据时，第三人应当依法认定为持有被告公司100%的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0元转让问题：首先，原告自认被告公司并未出资，转让时公司亦无财产及资产，当时被告公司银行账户仅有几千元，原告0元转让存在合理性，且经济活动中，亦有0元转让的客观事实存在；其次，原告在阜康市公安局做的询问笔录中，原告自认第三人在2014年至2018年一直都在峨眉山市东升矿产品有限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由其给第三人发工资。对此，第三人提出的0元转让并不属实，而是将原告欠付第三人的劳务费折抵转让款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原告提出为避免关联交易等特殊原因，原告不能作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与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显名。但根据证据显示，原告系峨眉山市东升矿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名股东，原告并非必须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人才能避免关联交易。且原告并未拿出切实的证据证实其隐名存在特殊事由，关于原告对之所以选择隐名是由于外地企业在疆经营存在区域限制的解释，被告公司系在疆注册的本地企业，并不存在区域限制问题，原告的这一解释不具有合理性。二、关于原告是否向被告实际出资及出资的数额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主要存在以下经济往来：1.2019年期间，原告分四次向被告公司银行账户打款共计1661000元以及原告向第三人银行账户打款，又由第三人将款项打入被告公司银行账户共计2764898元。2.2019年12月1日、12月13日，原告借款给被告公司52000元用于交纳税款。原告转入被告公司银行账户以及其通过第三人转入被告公司银行账户的款项，第三人认可为被告公司借款，且原告自认上述款项并非投资款，而是其注入被告公司的流动资金以及原告个人向第三方支付的保证金。原告基于注入被告公司款项产生的合法财产权益可依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据此，原告未向被告实际出资，亦无被告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原告以其向被告公司注入流动资金为由主张其隐名股东身份于法无据。三、关于原告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原告主张被告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被告公司从未分红，原告未证实其实际行使了例如获得公司收益等股东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原告不具有被告公司隐名股东身份。原告要求确认其为新疆虞川东升商贸有限公司持股100%的股东并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将其变更登记为被告公司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因原告不具有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故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只有在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可以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第三人并未处分股权，不适用该情形，即使原告具有隐名股东资格，也无权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亦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第三人共同向其赔偿损失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及第十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申请保全措施”的规定，原告申请财产保全需要向法院交纳申请保全费，该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原告向本院交纳的申请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败诉方原告自行承担，对原告要求被告、第三人承担本案保全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虞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20元，由原告虞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云凌审判员 谢召涧人民陪审员 刘怀智   二 〇 二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书记员 王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