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3民终1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襄阳xx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央某，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洛某某，男，1979年2月2日出生，藏族，西藏察雅县人，现住西藏自治区察雅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西藏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何某，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路**。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洛某某、一审被告何某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人民法院（2019）藏0321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XX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被上诉人洛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某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何某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XX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藏0321民初69号民事判决，改判何某、王甲义、孙涛及应追加被告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洋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等六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债务，上诉人不承担；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通知追加王甲义、孙涛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决追加被告与何某承担连带责任，即本案被告有何某、王甲义、孙涛和上诉人四被告，在发回重审时均应依法到庭参加诉讼，而发回重审法院却未通知王甲义、孙涛到庭。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被上诉人并未举证上诉人和何某与其签订的租赁协议。第二，2016年12月7日落款方为XX公司，并加盖有上诉人项目部印章的结算证明，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该结算证明无经手人签名确认，且该结算证明上加盖的印章是何某违法私刻的，已有公安刑事立案。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2月7日结算说明及10月26日何某出具的运输结算，两笔数据不符，被上诉人2017年6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供述其车辆已于2016年12月6日停工离开，所以两份证据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认定何某于2017年10月26日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何某的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届满。第二，发包方与上诉人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至此，上诉人委托何某代理事项结束。第三，项目工程债务于2017年初爆发后，当地政府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派员至工地清理项目债务并告知所有债权人，被上诉人明知何某已无上诉人授权，表明被上诉人何某在签字时已无代理上诉人的权限。上诉人也明确告知何某于2017年6月因涉嫌伪造印章被刑事拘留，何某已无代理权。综上，何某签字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签字行为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4,一审法院对“被告何某或者案外人汪向东在车辆租赁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表示对车辆租赁费的认可和接受，故XX公司提出的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答辩不成立，XX公司申请追加被告承担清偿义务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的判决错误。第一，何某在2017年10月26日车辆租赁结算单上签字的效力，上述第三条已经阐述。第二，汪向东无代理权，其签字系个人行为，对XX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汪向东既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不存在履行职务的行为；也不是XX公司的受托人，亦不构成有权代理，对XX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该结算单上注明“经电话和何某联系，何某安排汪向东代签该结算单”字样，在诉讼中，被上诉人及代何某签认该结算单当事人汪向东及王甲义均未提供与何某电话联系的证据，也无何某事后追认，而上诉人已于2017年5月30日与宏大公司解除了挖运施工协议。5，对依法追加被告的认定错误。XX公司在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时均向法院提起追加被告，发回重审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认为追加上述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发回重审提交追加被告的证据目录及说明：第一，2016年11月11日何某与王甲义签订《投资入股合作协议》。证明王甲义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项目合伙人。第二，2016年11月11日何某与孙涛签订《项目入股合作协议》。证明孙涛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项目合伙人。第三，2016年6月20日，何某以新南洋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挖运施工协议书》。证明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涉案纠纷项目合同相对人。第四，2017年7月5日（刑事卷宗第一卷第28、33、34、35页）何某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王甲义 、孙涛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第五，2017年7月9日逯松平的公安询问笔录（刑事卷宗第一卷第126-128、130页），证明逯松平、新南洋公司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逯松平本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亲自确认其本人与何伟系涉案工程的合伙人，且有逯松平入股合伙资金的转账记录，再者还有何某及案外人，也是逯松平投资后派到合伙入股项目中监管项目人员王东及王正明（系逯松平的第三方合伙人）、彭友国（系逯松平聘请人员）均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对逯松平与何某系合伙人的指正笔录。第六，2017年7月6日王东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逯松平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占50%股份。第七，2017年6月23日高磊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王甲义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第八，2017年6月24日王甲义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王甲义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第九，2017年7月3日何某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新南洋公司及徐成群与涉案纠纷项目实际施工人何某系合伙人。第十，江达县人民法院2018藏03**刑初02号判决，该生效判决证明新南洋公司及徐成群与何某系合伙人。该生效判决中对新南洋公司、徐成群与何某投资合伙已经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加上述人员为本案被告。6，一审法院对“XX公司称，被告何某在结算租赁费单上签字盖章确认，是受原告的胁迫的答辩，只有被告何某的陈述，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支持”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在诉讼中不但提交了当事人何某的证词，还提供了其他人的证词，且多次提请法庭对威逼何某签字现场人江达县检察院王检察官及宏大爆破公司生产经理申超进行调查取证，以上均可以证明。7，一审法院判决“根据XX公司的承诺，应向原告承担违约金”的判决无法律依据。8，一审法院对“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虽然于2017年6月10日向XX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由XX公司加盖了公章，但并没有任何解除的凭据，也未做公示，本院不予支持”的判决错误。2017年6月10日，宏大爆破公司向上诉人发送解除协议通知，该通知已经明确进行解除，上诉人接此通知后，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意解除协议，并在玉龙管委会，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协调下，先行代何某与宏大挖运八队民工进行结算，垫付，且宏大挖运八队民工工资均结算至2017年5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洛某某辩称，上诉人XX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一审被告何某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被上诉人洛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请求依法支付给原告租赁费143446.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是被告何某受被告XX公司委托处理公司有关事宜，虽然约定了委托期限，但XX公司没有明确解除与何某的委托关系。二是尽管被告在本案有关票据上加盖的是何某私刻的公章，但是外人有理由相信何某代表XX公司，故形成了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全部由XX公司承担。三是何某在车辆租赁结算上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表示对车辆租赁费的认可和接受，故XX公司提出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XX公司申请追加新南洋公司、徐成群、王甲义、孙涛、逯松平为共同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是被告XX公司成，何某在租赁费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是受到胁迫，只有被告的陈述，并无相应的证据，故不予支持。五是根据XX公司的承诺，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六是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虽然于2017年6月10日向XX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由XX公司加盖了公章，但并没有任何解除的依据，也未作任何公示，不予支持。七是XX公司应向洛某某支付车辆租赁费143446.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XX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洛某某支付车辆租赁费及违约金14344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上诉人XX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襄阳XX公司与我公司工程款结算支付说明》；二、《工程进度款结算单》、《工程款拨付单》、《收据》等共计13份。证明目的是：何某及其合伙人等已经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领取了相关费用。被上诉人洛某某的质证意见是：1、两组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2018年，不属于新证据；2、这两组证据所牵涉的相关人员均是被上诉人的关联人员，因此请求合议庭依法不予采信；3、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出一审被告何某私刻的“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具体向谁支付款项以及支付多少款项与本案上诉人XX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无关，上诉人XX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一审被告何某将私刻的“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XX公司对被上诉人洛某某的车辆租赁费是否负有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此系列纠纷产生的根源是上诉人XX公司违法将资质出借给一审被告何某，而放任不进行管理，由一审被告何某以XX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进行工程施工所导致。其次，关于上诉人XX公司与一审被告何某的关系问题。上诉人XX公司将资质出借给一审被告何某，一审被告何某以上诉人XX公司的名义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处承揽到工程，并成立所谓的“挖运八队”和“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等临时机构进行工程施工，一审被告何某自然有权利继续以上诉人XX公司或者上述临时机构的名义进行工程施工和开展与工程施工相关的民事活动，这也是出借资质应具有的含义。故一审被告何某是有权代理，一审法院认定系表见代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对于所谓的假印章问题，印章虽假且一审被告何某也因此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所谓的假印章实际用于上述临时机构的对外民事活动中，甚至用于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中，对外代表上述临时机构。第四，上述临时机构是上诉人XX公司名义下的临时机构，无民事主体资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应由设立其的上诉人XX公司享有和承担。第五，对于一审被告何某签字确认的问题，上诉人XX公司将资质出借后即对案涉工程放任管理，一审被告何某实际负责案涉工程并对案涉工程享有实际的权利义务，其签字应被视为对相关债务的确认。第六，本案存在两层法律关系，对外是以上诉人XX公司的名义开展民事活动，自应由XX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内在上诉人XX公司与一审被告何某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关系，具体上诉人XX公司与一审被告何某之间应如何分担责任、应另诉解决，不影响上诉人XX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第七，关于一审被告何某先借用湖北新南洋公司的资质，后借用上诉人XX公司的资质的问题。对此，一审被告何某代表上诉人XX公司与宏大爆破公司有一个倒签合同日期至2016年6月20日的行为，代表双方合意后者全面承继案涉工程。故上诉人XX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关于上诉人XX公司提出落款没有经办人以及两组证据相互矛盾的问题，因其结算证明上已经有XX公司的印章且何某亦代表XX公司，因此，其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XX公司提出的追加被告问题。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原告的诉权，上诉人XX公司应就己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进行答辩并提供证据，除必要共同诉讼人之外，其无权代原告申请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法院也无权代原告决定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且本案只牵涉上诉人XX公司因出借资质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不牵涉何某的内部责任承担问题。被上诉人洛某某并未对湖北新南洋公司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令湖北新南洋公司等退出诉讼并对上诉人XX公司的再次追加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XX公司关于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XX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经纠正后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8.92元，由上诉人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超 审 判 员 王 志 钰审 判 员 黑 云 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 官 助 理 德西拉措书 记 员 洛松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