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4665号原告：郭萱，女，198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树，北京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女，199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树衡律师事务实习律师。被告：陶永，男，1982年2月27日出生，满族，户籍地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被告：姚益，女，1988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被告：张浩然，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被告：陈岩梅，女，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浴，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萱（以下称原告）与被告陶永（以下称姓名）、被告姚益（以下称姓名）、被告张浩然（以下称姓名）、被告陈岩梅（以下称姓名，与陶永、姚益、张浩然并称为四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树、张楠、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牟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及违约金（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9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总计68066.6元；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0日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息24%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20日，四被告作为甲方（借款人）和原告作为乙方（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并于同日由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合同约定乙方出借给甲方400万元，双方同意以银行转账方式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的方式。甲方收款账户为四被告名下账户，乙方收款账户为原告名下账户。双方明确约定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双方账户进行。同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5月19日。甲方承诺按月及时向乙方支付借款利息，且应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偿还本金。甲方未按期偿还的，除应继续支付借款利息外，同时应当承担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按照违约金、利息、本金的顺序偿还。合同签订后，陶永于2015年4月21日将其名下两处房产[朝阳区朝阳路XX楼4层2单元401号房屋（以下称401号房屋）；朝阳区五里桥二街XX楼23层2318号房屋（以下称2318号房屋）]抵押给原告，被告张浩然、陈岩梅将其二人名下通州区XX号楼1单元103号房（以下称103号房屋）抵押给原告，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2015年4月21日，原告通过其名下华夏银行账户向陶永名下工商银账户转账4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还款，被告表示资金紧张，并与原告商议，希望解押其中一套房屋，由被告出售后偿还原告借款。考虑到房价上涨，剩余两套房屋价值足以覆盖借款本息，同时为促进被告还款，原告同意将通州区的房屋解押。2015年下半年，原告协助被告办理了解押手续。此后，被告拒不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反而以将借款还于他人为由主张借款已经还清，并要求原告解押剩余两套房产，极大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诉至法院。四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嫌套路贷，原告与王X、刘X都是职业房贷人，放贷给四被告的这笔钱，月息较高；原告不是以自有资金放贷，所以本案的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方已经还清了借贷本息，2015年9月21日向晋商XX公司副总刘X转账150万元，向晋商XX公司经理王X账户转账250万元。本案本质上是虚假诉讼，王X、刘X和原告是一伙的。2016年我方要求注销抵押登记，一审败诉，我方上诉，发回重审，我方败诉，上诉后三中院维持原判，我方申请再审，北京市高院驳回再审申请，目前我方在申请抗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5年4月20日，原告作为出借人（乙方）与四被告作为借款人（甲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出借400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甲乙双方保留银行划款记录，甲方收到借款后，应为乙方出具本人签署的收条或收据；甲方的收款账户（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名下账户），乙方的收款账户（郭萱名下账户）；双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借款月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甲方承诺按月及时向乙方支付借款利息；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5月19日（自实际放款之日起算）；甲方逾期还款的按照、违约金、利息、本金的顺序偿还；甲方违反协议约定，未按期偿还借款的，甲方除应继续支付借款利息外，同时应承担未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同时，双方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上述《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25341号公证书。同日原告作为甲方与四被告作为乙方签署《个人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将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103号房屋抵押给原告，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并于2015年4月2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为抵押权人。2.2015年4月21日，原告向陶永账户转账400万元；陶永出具《收条》，内容如下：“今收到_交来_款4000000元（人民币大写肆佰万元整）。收款人：陶永（捺手印），2015年4月21日”。3.2017年9月21日原告基于（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25341号公证书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以超出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由，作出（2017）京中信执字01484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4.2015年4月21日王X向原告转账400万元。5.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抵押登记尚未注销；2015年7月28日，103号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已经注销。6.另查，2016年四被告作为原告起诉本案原告，要求原告为其解除401号房屋、2318号房屋抵押登记；本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2093号判决书，驳回了本案四被告的诉讼请求；四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5084号裁定书，撤销（2016）京0105民初2093号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254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四被告诉讼请求；四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民终15104号判决书，维持原判；四被告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民申347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四被告的再审申请。7.在上述案件及本案中，四被告主张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人为晋商XX公司，原告系晋商XX公司的员工，并称其通过向第三人和案外人刘X名下账户内转账的形式偿还了其向原告的借款400万元本金和利息。四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王X代表晋商XX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2015年4月21日陶永向王X借款400万元，由于王X工作繁忙，委托原告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款项由王X汇入郭萱账户，代转给陶永账户。原告是晋商XX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陶永无债务关系。现陶永已如数将借款本金和利息全部归还于王X。四被告还提交了王X名下账户明细，显示2015年4月21日13:59:36，王X向原告6230220010037367账户转账400万元。四被告另提交了晋商XX公司2015年8月19日和2015年9月1日两张支出凭单，内容为“郭萱工资”，其中2015年9月1日支出凭单中有原告签字。对于上述证据，原告告表示认可王X转账400万元，但原告与王X间存在委托理财、借贷等关系，双方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为此，原告提交了银行资金往来清单、《投资管理服务协议书》等证据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及经济往来情况，其中银行资金往来清单中显示原告与王X在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间，存在多笔原告向王X的转账汇款。此外，原告在之前审中曾认可过其系晋商XX公司的员工，但后又否认在晋商公司任职，主张原告在晋商公司有理财，通过工资单形式发放。8.四被告提交录音，证明原告是晋商XX公司的员工，四被告已经还清借款。原告认为是偷录的，不认可其真实性。录音中一方称对方是一个整体，对方是公司的股东，对方称不是公司股东，是管理者；与公司之间是理财合同关系，公司逼着我解押；一方称已经还了400万元本息，对方称一分也没收到。9.四被告提交庭审笔录，证明王X（晋商XX公司法人）承认400万元是自己转给原告的，原告同日转给了陶永，原告并非出借人。该笔录载明，王X称与原告是合作做生意，当时委托原告将400万元出借给陶永的。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王X陈述是虚假的，王X与陶永存在利害关系。10.四被告提交原告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截止到2015年4月21日，原告转给王X的款项仅为210万元，结合录音，可以证明原告向陶永转款是执行王X的指示，实际出借人是晋商XX公司。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认为向王X的转款不止这么多，在之后的庭审中补交了更多的证据。11.四被告提交原告与晋商和睦公司2015年6月15日签署的《投资管理服务协议书》，以此证明根据约定晋商XX公司有权以原告名义授权第三方账户机构根据公司要求放款给借款人，到期后原告授权公司代为划转借款人偿还的本息，本案虽以原告名义出借，但是本息由公司统一收回，原告未能收回本案本息，应当追究公司责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人认可，但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晚于本案合同，没有证明力。12.四被告提交2015年3月31日原告与王X、林X签署的《借款协议》，证明原告出借给王X、林X的150万元，无论是入股还是个人借款，本质是依托王X等人搭桥收取利息收益，晋商XX公司本身无放贷款资质，股东及王X通过该种借款协议与类似原告的人产生投资理财关系，原告只是金主之一。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事实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出借方是否为原告；四被告是否已经还清借款。出借方是原告还是晋商XX公司。涉案借款，签订有《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认可合同的真实性，并且《借款合同》在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因此，确定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应当以《借款合同》为依据。首先，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陶永等人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经公证，可见双方对于《借款合同》签订的重视，并非儿戏。《借款合同》中明确“出借人（乙方）郭萱”、“乙方的收款账户（郭萱名下账户）”、“乙方（出借人）签字：郭萱”，合同签订主体为原告，也明确地约定了履行主体也为原告，并非约定不明确，陶永等人应当明知《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而非其他人。其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借款也是从原告账户转入陶永的账户，而非他人将借款转入陶永等人账户，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实际履行行为也能够说明原告为《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再次，从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来看，陶永等人将涉案房屋作为本案借款的担保进行抵押，办理抵押登记和房屋他项权证的抵押权人均为原告，而非晋商公司或其他人。最后，即便原告向陶永转账款项来源于王X，仍不能排除原告与王X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不能据此认定出借方为晋商XX公司或者王X；四被告主张与晋商XX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并未提交书面协议，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主张。四被告是否还清借款。四被告现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向王X、刘X支付了款项；但王X、刘X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能否认定陶永等人给付王X、刘X的款项为向原告偿还借款。首先，《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履行的方式，即“（1）甲方的收款账户（陶永、姚益、张浩然、陈岩梅名下账户）；（2）乙方的账户（原告名下账户）”，出借账户和还款账户都有明确的约定；原告通过自己名下账户将出借款转入陶永的账户，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陶永等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将还款转入原告的账户。其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对于陶永等人主张其向王X、刘X的转款属于偿还本案借款的意见，因王X、刘X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向合同约定之外的他人履行，属于对合同履行的变更；变更合同应当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陶永等人应当与原告协商一致；而陶永等人并未与原告协商，更未达成一致，仅是陶永等人自己认为出借人是晋商公司，而将款项转给了王X、刘X，不能认定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更。根据合同变更的法律规定，陶永等人认为其将款项转给王X、刘X就属于偿还本案合同借款的意见，没有任何约定和法定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陶永、被告姚益、被告张浩然、被告陈岩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郭萱偿还借款本金四百万元、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前利息六万八千零六十六元六角七分及逾期利息、违约金（以四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计算）；二、驳回原告郭萱其他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344元，由被告被告陶永、被告姚益、被告张浩然、被告陈岩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峰审判员  韩龙审判员  郝卓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马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