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3民初391号原告：李秀华，男，194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被告：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村南。法定代表人：刘学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琦，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崇辉，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秀华与被告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农场”）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秀华、被告红旗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琦、许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秀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红旗农场对其开办的有限公司拖欠李秀华工程款1800000元、诉讼受理费22947元、执行费3812元及执行程序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红旗农场负担。事实与理由：1．红旗农场系其出资开办的企业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松木业公司”）的控股股东，李秀华系华松木业公司的债权人。2017年10月10日，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3民初270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红旗农场投资开办的华松木业公司于2003年8月27日吊销营业执照至今未清算，现各方均无法提供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亦无法提供。认为：本院无法对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裁定：终结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释明：债权人可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红旗农场自始没有依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1995年1月26日，红旗农场出资组建华松木业公司，其以房屋建筑物出资合人民币5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6%。但是，红旗农场至今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骗领营业执照后拒绝履行出资义务至今。3．红旗农场不履行维护公司利益的股东法定义务，放任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被侵占、损毁。包括：其自行侵占公司农行贷款600万元、故意损毁公司财产价值156万元、违法收取公司土地转让费390万元、场地、厂房40年租金346万元、应当追缴的开办资金15万元（边学啟投资）。4．红旗农场有恶意规避法院执行行为。红旗农场明知2002年9月2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向公司送达（2002）一中执字第918号执行裁定书，却在2007年4月4日串通并放任他人以虚假债权提起诉讼，后伪称达成和解协议结案。5．红旗农场串通无良代理人，编造（投资）谎言，捏造（达成和解协议）事实，窃取（公司600万＋390万+346万+156万+漏评财产）公司巨额财产，归其所有。综上，红旗农场违反公司章程、违反股东法定义务、违背诚信原则、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恶意彰显。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径行判决。红旗农场辩称，1.李秀华曾多次以清算责任纠纷为由起诉红旗农场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经法院审理后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故本案系重复起诉，贵院应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7月31日，李秀华起诉红旗农场、边学啟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津0113民初424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李秀华的起诉。后李秀华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再审，最终被驳回再审申请。2018年8月20日，李秀华再次以清算责任纠纷为由起诉红旗农场，边学啟，本院作出（2018）津0113民初69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后李秀华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结果维持原判。本案中李秀华再次以红旗农场为被告，以清算责任纠纷为由，以华松木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诉讼请求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构成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贵院应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2.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关于清算义务人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红旗农场不应承担清算义务及清算赔偿责任。华松木业公司吊销营业执照时间是2003年，《公司法》首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系清算义务人是在2005年，《公司法解释二》首次规定股东清算责任是在2008年。在华松木业公司吊销营业执照时，根据当时1999年《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及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清算工作组织实施问题的通知》，应当由有权责令公司关闭的部门或机构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织清算，故红旗农场并非清算义务人。根据《公司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故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关于清算义务人规定及《公司法解释二》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红旗农场不应承担清算义务及清算赔偿责任。3.退一步讲，即使适用《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二》的规定，红旗农场主观也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过错，且华松木业公司在被吊销前已无清偿债务能力，李秀华债权不能清偿与华松木业公司无法清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结合红旗农场提供的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代理人认为《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适用的法理基础是法人人格否定理论和侵权责任理论,清算义务人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主观存在不作为的过错；第二，清算义务人的行为造成了公司债权人的直接损失;第三,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债权人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案事实分析:首先,王润梁实际经营控制华松木业公司,并掌握华松木业公司全部的证照、印鉴及财务账目,红旗农场从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2003年吊销后,红旗农场作为华松木业公司的债权人也曾多次找王润梁想协商清算并索要租金,但王润梁不予配合,其本人已于2007年去世,导致其控制的华松木业公司账簿等材料彻底无从找寻,因此,红旗农场主观上并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过错。其次,本案债权依据系2002年调解书,原债权人冯永山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在2002年3月28日,但在执行程序中并未发现华松木业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这表明早在2003年被吊销执照前,华松木业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公司资产并没有因未及时清算而减损,清算义务人的行为并未造成了李秀华的直接损失。因此李秀华损失与华松木业公司无法清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红旗农场自然不需要承担清算赔偿责任。4.根据2019年11月8日最高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谨慎把握认定规则,红旗农场不应对华松木业公司债务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九民会议纪要》对于司法实践中法院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的裁判思路进行修正,强调《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性质是因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要求各级法院应当准确把握“怠于履行义务”及“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九民会议纪要》第14条明确规定“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就本案而言,华松木业公司吊销时,红旗农场并不是清算义务主体,没有清算的义务,更谈不上怠于履行义务。综上,李秀华属于重复起诉,恳请贵院驳回起诉;且李秀华主张红旗农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恳请贵司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李秀华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证据：1.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执裁字第147号民事裁定书及（2001）一中民初字第189号民事调解书；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3民初2709号民事裁定书；4.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3民初8249号民事判决书；5.验资报告及查询理由告知书；6.津正泰评报字第50002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7.（2007）津北辰证经字第18号公证书；8.土地转让书及协议书；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导案例9号；10.红旗农场起诉华松木业公司的民事诉状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字918号送达回证及（2002）津中法执通字第908号执行通知、被执行人财产及有关情况申请表；11.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执复字第0004号执行裁定书，打印日期为2019年3月19日华松木业公司的户卡，天津市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津工商企管处字（2003）第130022号处罚决定书，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华松木业公司的登记及变更登记的档案材料。后李秀华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1.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执裁字第39号谈话笔录、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执复字第0004号案件接待笔录、申诉控告书及李秀华自行书写的材料；2.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督局津银保监信复[2019]3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红旗农场向本院提交证据：1.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3民初6983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民终7299号民事裁定书；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执裁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津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执裁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执复字第0004号执行裁定书；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红旗农场对李秀华提供的证据除后补充的证据1中的控告书及李秀华自行书写的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李秀华庭审中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10及后李秀华补充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李秀华对红旗农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红旗农场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双方对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争议证据,本院将结合案情需要在判决书下文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红旗农场于2018年6月1日已完成由“天津市红旗农场”变更为“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的自主申报流程。现红旗农场名称为“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1995年1月26日，红旗农场、边学啟、王润梁（现已故）投资成立华松木业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890000元，红旗农场的出资折合590000元，占出资比例66%；王润梁的出资折合150000元，占出资比例17%；边学啟的出资折合150000元，占出资比例17%。各股东缴纳的出资，已经由天津辰星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华松木业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悦生，并于2002年8月20日将法定代表人李悦生申请变更为王润梁。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华松木业公司户卡显示，该公司经营期限截止日期2017年1月31日，吊销日期2003年8月27日。但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华松木业公司的档案材料中记载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3年11月12日出具的津工商企管处字（2003）第130022号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华松木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参加股东为红旗农场法定代表人李悦生、王润梁、边学啟，并选举董事会成员为李悦生、王润梁、吴庆群，聘请李悦生为该公司董事长。庭审时，红旗农场表示李悦生在华松木业公司成立时是其公司副场长。冯永山与华松木业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02年2月4日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01）一中民初字第18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记载：“一、被告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冯永山工程款、借款等1800000元整；二、别无其他争议；三、案件受理费22947元，由原、被告各负担11473.50元”。后华松木业公司未按期履行该调解书的义务，冯永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缴纳执行费3812元。2009年11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一中执裁字第147号民事裁定书，变更李秀华为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执字第918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另查明，李秀华与华松木业公司、红旗农场、边学啟、王鉴春、王鉴民申请公司清算一案，李秀华作为申请人，华松木业公司作为被申请人，边学啟、王鉴春、王鉴民作为第三人，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津0113民初270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查明：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营业期限自1995年12月5日至2017年1月31日，该公司的股东为天津市红旗农场、边学啟及王润梁，王润梁于2007年5月30日因病死亡，工商信息显示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润梁。王润梁的继承人为其子王鉴春与王鉴民。2003年8月27日该公司吊销至今未清算，各方均无法提供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公司帐册、重要文件等亦无法提供。该裁定认为，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该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时间内依法组成清算组，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由于各方均无法提供公司的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本院无法对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之规定，裁定终结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红旗农场对华松木业公司的债务是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红旗农场是否应对华松木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对此，分别作如下评述。一、关于本案是否为重复起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红旗农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符合重复起诉的条件，故对于红旗农场的抗辩依法不予采信。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红旗农场辩称华松木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于2003年，本案依法应当适用行为或事件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即1999年的《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而不应适用现行《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华松木业公司于2003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当时的《公司法》（1999年）未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作为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而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后，已经就此作出明确规定，并规定应当在该解散事由出现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但直至《公司法解释二》于2008年施行后，华松木业公司仍长期处于未清算状态。且根据华松木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记载其经营期限截止日期为2017年1月31日，经营期限到期后华松木业公司也未进行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综上，红旗农场关于现行《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二》不应适用于本案的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三、关于红旗农场是否对华松木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由于华松木业公司无法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红旗农场作为华松木业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占华松木业公司注册资本的66%，根据华松木业公司设立登记档案材料显示红旗农场的李悦生曾任华松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成员并担任董事长，可证明红旗农场参与华松木业公司的经营管理，红旗农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红旗农场应对华松木业公司所欠李秀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李秀华提供的（2001）一中民初字第189号民事调解书记载“案件受理费22947元，由原、被告各负担11473.50元”，故李秀华主张的案件受理费应依法支持11473.50元，其主张的案件受理费超过11473.50元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对天津市华松木业有限公司所欠李秀华工程款1800000元、案件受理费11473.50元、执行费3812元及执行期间逾期利息{（2002）一中执字第918号执行案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李秀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为40元，由被告天津市红旗农场有限公司负担。（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丽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毅炜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七条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