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28民初5398号 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明县法定代表人：张广宪，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全，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住所地：东明县。 法定代表人：王恩建，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瑞，男，该中心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山东兴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公司）与被告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住建中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广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全、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恩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06389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4375元，保全费5000元，上诉费17121元，合计110039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99年10月13日，华厦公司（甲方）与东明县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乙方，以下简称拆迁办）订立一份拆迁安置委托协议书，华厦公司委托拆迁办办理向阳路北段两侧拆迁红线范围内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拆迁安置事宜。该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按规定做好被拆迁户的房屋丈量、户口登记、勘估作价、动员搬迁、安置、补偿等各项工作。2001年12月27日，原告与拆迁办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手续移交协议，该协议第1条写明：现将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向阳路北段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移交给甲方，共移交拆迁补偿协议53份，拆迁安置协议34份，房屋安置情况清单1份。原告按照移交协议、对照评估报告为回迁户办理回迁。在移交的补偿协议和安置协议中，没有余凤仪的相关协议。2018年5月，余凤仪持其与拆迁办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和营业房安置协议，起诉至东明县人民法院，要求华厦公司赔偿，一审法院（2018）鲁1728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厦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赔偿余凤仪经济损失1063894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4375元，保全费5000元。华厦公司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华厦公司支付上诉费17121元。原告认为，拆迁办作为华厦公司的受托人，理应在代理权限内为被代理人利益从事活动，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拆迁办为本不是回迁户的余凤仪出具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和营业房安置协议，给华厦公司造成的损失，理应进行赔偿。经了解，拆迁办在2015年变更为东明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现又变更为住建中心，故住建中心应作为被告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 被告住建中心辩称，原告华厦公司所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按约完成了原告的委托事项，并进行了移交，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也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余凤仪房屋被拆迁的事实，被告对余凤仪予以补偿安置并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二、余凤仪回迁房是依据被拆迁的51-1-2-3，统计表上为余庆明，与余凤仪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上的“营业面积48.19平方米”是统计表中51-1的31.95平方米加上51-2的16.24平方米的合计面积。余庆明在原告与余凤仪案件二审庭审时也明确陈述“51-1-2-3是我父亲（余凤仪）的”，这与余凤仪被征收补偿的事实相一致。也就是说人民法院认定的余凤仪被征收补偿的房屋就是被告移交给原告的资料中被拆迁的51-1-2-3房产。三、在2001年12月27日原被告交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手续后，原告于2002年8月1日向余凤仪下达了“回迁通知”，2004年又收取余凤仪回迁安置款5万元。如原告不认可余凤仪的房屋被征收补偿，就不存在对余凤仪“回迁通知”并收取其款项；原告也不会毫无根据的凭空编造出“余凤仪”这个被拆迁人，并给余凤仪下达“回迁通知”收取安置差额款。四、关于原告称已经就51-1-2-3号的被拆迁房屋向余庆明进行了补偿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本案无关。余庆明对原告的该说法不予认可，即使原告与余庆明之间出于某种原因存在其他的约定也与本案无关。五、当时拆迁的现状确有余庆明及其父余凤仪两处房屋，分别位于农行水上储蓄所南侧和北侧，南侧的房屋是余庆明的，余凤仪的房屋为两层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1999年10月13日，原告华厦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拆迁办签订一份拆迁安置委托协议书，协议约定华厦公司委托拆迁办办理向阳路北段两侧拆迁红线范围内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拆迁安置事宜；乙方按规定做好被拆迁户的房屋丈量、户口登记、勘估作价、动员搬迁、安置、补偿等各项工作；甲方应付给乙方估价服务费和委托拆迁管理费；估价服务费按国家规定执行，委托拆迁管理费按拆迁补偿费总额的6%计取；两费随拆迁补偿费等各项费用拨付。2000年2月17日，拆迁办和原告华厦公司共同委托山东省菏泽地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需要拆迁补偿的房屋进行评估，该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书中载明余庆明有两幢房屋，幢号分别为41-1-2（面积分别为39.2㎡和55.86㎡，共计为95.06㎡）和51-1-2-3（面积分别为31.95㎡、16.24㎡和86.88㎡，共计为135.07㎡）。该评估报告书中没有余凤仪的名字。2001年12月27日，原告华厦公司与拆迁办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手续移交协议，协议约定拆迁办共移交拆迁补偿协议53份，拆迁安置协议34份，房屋安置情况清单1份。拆迁办移交给原告华厦公司的材料中41号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为余庆明，拆除余庆明的房屋面积为95.06平方米。该移交材料中没有余凤仪的名字，也没有余庆明的幢号为51-1-2-3房屋的补偿或者安置协议。被告住建中心当庭提供一份拆迁办与余凤仪于2000年4月16日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除余凤仪房屋建筑面积为139.08平方米；应安置居住面积90.89㎡，营业面积48.19㎡。原告华厦公司当庭对该补偿协议不予认可，称该补偿协议没有在移交清单里面。被告住建中心当庭提供一份拆迁办与余凤仪于2001年12月1日签订的营业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拆除余凤仪营业房建筑面积为48.19平方米，居住房建筑面积90.89平方米；余凤仪自愿固定安置在东区3幢305号建筑面积110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应安置面积31.51平方米；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原告华厦公司当庭对该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称原、被告均认可的移交协议和材料中，没有被拆迁户余凤仪的名字，故该安置协议没有合法的来源。被告住建中心当庭提供一份原告华厦公司于2002年8月1日向余凤仪签发的回迁通知，该通知载明：“余凤仪：你与东明县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回迁安置协议，请于2002年8月2日至2002年9月1日到中国银行东明县支行一楼（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办理回迁入户手续，并一次性交齐差额款。如逾期，按自动放弃回迁权处理……”原告华厦公司当庭对该份回迁通知不予认可。原告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宪当庭称余庆明说他有一个朋友需要安置房，但是超过了期限，问张广宪是否还能安置。张广宪对余庆明说：“看你的面子，我可以给他安置”。张广宪就给了余庆明一个空白的回迁通知。张广宪还称该回迁通知上“余凤仪”三个字不是其书写的。被告住建中心当庭提供一张原告华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宪于2004年12月8日书写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余丰仪同志回迁安置款伍万元整（￥50000.00），张广宪，2004、12、8号”。张广宪当庭认可上述收到条是其书写的，但张广宪称其收到的是余庆明给付的一个余庆明的定活两便存单，并对余庆明说：“如果评估报告上面有余凤仪的名字我就收下，如果没有我就退给他”。张广宪还称其后来发现评估报告上面没有余凤仪的名字，就把该存单退给了余庆明。原告华厦公司当庭称其在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菏泽中院）二审时申请法院调取该存单的取款记录，但菏泽中院没有调取。余凤仪与原告华厦公司因安置产生争议，余凤仪遂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8）鲁1728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华厦公司收取了余凤仪交纳的增加面积款，并向余凤仪下发了回迁通知，亦未将增加面积款返还原告，应承担继续履行安置同类地段房屋或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华厦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赔偿余凤仪经济损失1063894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4375元，保全费5000元。华厦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菏泽中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鲁17民终28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华厦公司在东明县进行房地产开发时，余凤仪有一处房产位于拆迁范围内并被安置在东区3幢305号，因华厦公司已无法再将该号房屋安置给余凤仪，应赔偿余凤仪的损失1063894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厦公司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17121元。拆迁办后来更名为东明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于2020年更名为住建中心。被告住建中心当庭称涉案41-1-2房产是余庆明的，涉案51-1-2-3房产是余庆明的父亲余凤仪的，因为当时余凤仪年龄偏大，全部由余庆明代为办理拆迁安置事宜，故根据余庆明填写的姓名，有的协议写为余庆明，有的写为余凤仪。原、被告均向本院提供的菏泽中院的法庭调查笔录中载明余庆明认可其在涉案拆迁范围内有一处房产，为评估报告书中的41-1-2房产；涉案51-1-2-3房产是其父亲余凤仪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住建中心向本院申请追加余凤仪为本案第三人，因余凤仪不是本案委托合同的当事人，被告住建中心也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余凤仪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本院已口头裁定驳回被告住建中心的申请，并记入笔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华厦公司主张被告住建中心提供的回迁通知是其给付余庆明的空白回迁通知，并主张其法定代表人张广宪已将收取的存单退给了余庆明，但原告华厦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且该主张与原告华厦公司提供的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故本院对原告华厦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华厦公司委托被告住建中心（原拆迁办）处理其拆迁补偿、拆迁安置事宜，并支付被告委托拆迁管理费，双方构成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院应当认定双方的委托合同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本案中原告华厦公司主张被告为本不是回迁户的余凤仪出具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和营业房安置协议，给华厦公司造成的损失，理应进行赔偿，但在被告住建中心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告华厦公司提供的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已经认定余凤仪在涉案拆迁范围内有一处房产并被安置在东区3幢305号，因华厦公司违约，理应依法对余凤仪进行赔偿，该赔偿款并非原告华厦公司的损失，且被告住建中心虽未向原告华厦公司移交其与余凤仪签订的补偿协议及安置协议，存在过错行为，但被告住建中心提供的回迁通知及收到条，足以证实华厦公司对余凤仪需要回迁安置的事实是明知的，原告华厦公司向余凤仪进行赔偿，是因其自身违约所致，并非被告住建中心的过错行为所造成，故本院对原告华厦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华厦公司支付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是其自身原因所致，亦非被告住建中心的过错行为所造成，故原告华厦公司要求被告住建中心赔偿该费用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华厦公司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704元，由原告东明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景圣磊 审 判 员  崔付权 人民陪审员  陈 彦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孔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