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3民终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央金，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8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孝感市人，经商，现住西藏江达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西藏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某，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原审被告何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人民法院（2019）藏0321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藏0321民初7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告何某及其合伙人（追加被告）王甲义、孙涛及应依法追加被告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等六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债务，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通知追加王甲义、孙涛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决追加被告与何某承担连带责任，即本案被告有何某、王甲义、孙涛和上诉人共四被告，在发回重审庭审时均应依法到庭参加诉讼，而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却未通知王甲义、孙涛到庭参加诉讼，重审程序严重违法，应撤销该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无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应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在起诉中称2016年上诉人在玉龙铜矿承包工程时在其处采购货品，2017年10月26日，经上诉人的委托人何某与被上诉人结算，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上诉人或何某与其签订的买卖合同的证据，而且何某（系实际施工人）在原一审、二审答辩中也明确了没有在被上诉人处进行买卖。2、原审法院在重审时对证据和事实认定“2016年8月10日开始，何某以江隆公司代理人身份在玉龙铜矿承包工程”，而后又认定“2017年7月16日至2017年2月5日期间，江隆公司在杨某处买菜、卖货用于工程上”，前后认定自相矛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纠正。3、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证据7份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系第三人，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收到货物的事实，其应向收货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三、原审法院认定送货单上有汪向东的签字，同时汪向东为上诉人的总负责人，故上诉人要支付货款认定错误。1、汪向东无代理权，其签字是个人行为，对江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汪向东既不是上诉人员工，也不是上诉人受托人，也没有代理权，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2017年6月25日上诉人派邱华在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及玉龙管委会协调下，仅仅对当时挖运八队民工工资的一个核定，其内容并未对人员进行核定，且该证据并无上诉人的盖章确认。最后，2017年9月24日经何某签字核定的工资表中显示汪向东的身份并不是总负责人，而仅仅是负责人，通过2017年9月24日的工资表结合何某、高磊、王东、刘建民等人的证言，充分证明汪向东仅为王甲义雇佣的民工，负责现场施工，原审法院仅凭一纸工资表就认定汪向东为总负责人无法律依据，认定错误。3、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6月11日加盖江隆公司宏大八队项目部印章的《委托书》不构成表见代理，不具有法律效力。《委托书》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系何某伪造的，其已经因伪造证据被判处刑罚，因此盖印章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不承担本案债务。四、原审法院认为何某于2017年10月26日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一是上诉人对何某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届满，双方委托合同终止，何某丧失委托代理权限。二是发包方与上诉人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至此，上诉人委托何某代理的事项已结束。三是项目工程债务危机于2017年初爆发后，当地政府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派员至工地清理项目债务并告知所有债权人，何某已无上诉人委托代理权限，无权处理项目工程事项，并要求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申报债权，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上述事实无异议，证实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申报债权，证实被上诉人自2017年5、6月份已明确知道何某无上诉人授权，因此，何某在2017年10月26日签字时代理权早已荡然无存，已不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被上诉人相信何某此时具有代理权没有事实基础。从善意无过失的角度来讲，被上诉人明知何某无代理权且上诉人已派员接管项目后，拒不向上诉人申报债权，却寻求向无代理权的何某签字，明显上诉人具有恶意。另，虽何某前期有权代理，但在2017年初债务危机爆发后，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发包方均介入解决，上诉人也多次派员到项目工地处理债务并公开宣告了何某自此无权代理上诉人处理项目事宜，被上诉人多次参加了解决债权人债务的协调会，证实被上诉人已明确知道何某无代理权，被上诉人在明知何某无代理权的情况下要求何某签字，明显不具有善意且有重大过失，综上，本案不属于表见代理，原审法院认定何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利于交易稳定，造成委托关系无终结之日，致使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无法控制风险，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五、原审法院对“被告何某在车辆租赁的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表示对车辆租赁费的认可和接受，故被告江隆公司提出的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抗辩不能成立”的判决认定错误。本案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1、上诉人对何某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届满，双方委托合同终止，何某丧失委托代理权限。2、发包方与上诉人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至此，上诉人委托何某代理的事项已结束。3、项目工程债务危机于2017年初爆发后，当地政府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派员至工地清理项目债务并告知所有债权人，何某已无上诉人委托代理权限，无权处理项目工程事项，并要求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申报债权，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上述事实无异议，证实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申报债权，证实被上诉人自2017年5、6月份已明确知道何某无上诉人授权，因此，何某在2017年10月26日签字时代理权早已荡然无存，已不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被上诉人相信何某此时具有代理权没有事实基础。从善意无过失的角度来讲，被上诉人明知何某无代理权且上诉人已派员接管项目后，拒不向上诉人申报债权，却寻求向无代理权的何某签字，明显上诉人具有恶意。另，虽何某伟前期有权代理，但在2017年初债务危机爆发后，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发包方均介入解决，上诉人也多次派员到项目工地处理债务并公开宣告了何某自此无权代理上诉人处理项目事宜，被上诉人多次参加了解决债权人债务的协调会，证实被上诉人已明确知道何某无代理权，被上诉人在明知何某无代理权的情况下要求何某签字，明显不具有善意且有重大过失，综上，本案不属于表见代理，原审法院认定何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利于交易稳定，造成委托关系无终结之日，致使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无法控制风险，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综上，本案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其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有买卖货物的事实，也未能载明上诉人有收货的事实，而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该委托书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六、原审法院对依法追加被告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在原一审、二审上诉及发回重审时均已向法院申请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禄松平、王甲义、孙涛为被告，原审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主张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禄松平、王甲义、孙涛为共同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上诉人追加被告的证据（共10份）均能证明其五人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追加为被告。以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禄松平、王甲义、孙涛为本案被告，并依法改判被告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禄松平、王甲义、孙涛与何某共同承担债务。七、原审法院无法查明何某是否领取了433万工程款，追加被告王甲义也否认领取了该笔工程款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1、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已向何某支付工程款433万余元。原审法院未查清事实，错误判决。2、发回重审时未通知追加被告王甲义参加诉讼，庭审王甲义也未作为证人出庭，原审法院如何认定“追加被告王甲义也否认领取这笔工程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处结果显示公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杨某辩称，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审被告何某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被上诉人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1078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0日，新南洋公司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了《挖运施工协议书》，后新南洋公司与宏大公司发生矛盾，新南洋公司就退出合作。2016年8月10日，新南洋公司退出合作后，江隆公司继续承接新南洋公司的项目，并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挖运施工协议书》，将签订时间倒签至2016年6月20日，并授权委托何某为江隆公司的代理人，授权何某以江隆公司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施工组织、财务结算施工项目、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委托期限为2016年10月30日。从2016年8月10日开始，何某就以江隆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包工程。2016年7月16日至2017年2月5日期间，被告江隆公司承包工程时在原告杨某处买菜、买货用于工程上，欠款共计10786元，2017年6月11日被告江隆公司向宏大矿业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出具的一份委托书，该份委托上署名江隆公司欠杨某货款10786元，并加盖了江隆公司的章子。一审法院认为，一是关于被告江隆公司抗辩称被告何某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的字的辩护意见，因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是关于原告提出的请求与本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签单上的字是谁签的就向谁主张，本院认为，被告江隆公司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接土石方挖运工程时从原告杨某处购买货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送货单上有何某雇佣人员汪向东等人的签字，同时被告江隆公司委托代理人在2017年10月26日对该款进行了确认，表明被告何某对原告处购买货物进行认可和接受，同时江隆公司项目部2017年一至五月份未付人员工资表中汪向东为该公司的总负责人，江隆公司盖章予以了确认，故，被告江隆公司应支付买货款10786元；三是关于与被告何某之间是挂靠关系，而不是授权委托关系，只应在自己应当承担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被告江隆公司授权委托何某为江隆公司的代理人，授权何某以江隆公司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施工组织、财务结算施工项目、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故，被告何某与被告江隆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何某的行为代表的是被告江隆公司的行为，至于被告何某与被告江隆公司委托授权期限2016年10月30日，但被告何某一直以江隆公司的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接土石方挖运工程从事工程承包，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是被告江隆公司申请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王甲义、孙涛、逯松平为本案共同被告，共同承担清偿义务的申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是关于原告的款项应当从被告何某、王甲义已领取的工程款433万中支付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无法查明被告何某是否领取了该笔工程款，追加被告王甲义也否认领取这笔工程款，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杨某支付欠款1078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上诉人江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襄阳江隆公司与我公司工程款结算支付说明》；二、《工程进度款结算单》《工程款拨付单》《收据》等共计13份。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是：何某及其合伙人等已经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领取了相关费用。被上诉人杨某的质证意见是：1、两组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2018年，不属于新证据；2、这两组证据所牵扯的相关人员均是被上诉人的关联人员，因此请求合议庭依法不予采信；3、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出原审被告何某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具体向谁支付款项以及支付多少款项与本案上诉人襄阳江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无关，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原审被告何某将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江隆公司对被上诉人杨某的货款是否负有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此系列纠纷产生的根源是上诉人江隆公司违法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而放任不进行管理，由原审被告何某以江隆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进行工程施工所导致。其次，关于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的关系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原审被告何某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处承揽到工程，并成立所谓的“挖运八队”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等临时机构进行工程施工，原审被告何某自然有权利继续以上诉人江隆公司或者上述临时机构的名义进行工程施工和开展与工程施工相关的民事活动，这也是出借资质应具有的含义。故原审被告何某是有权代理，一审法院认定系表见代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对于所谓的假印章问题，印章虽假且原审被告何某也因此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所谓的假印章实际用于上述临时机构的对外民事活动中，甚至用于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中，对外代表上述临时机构。第四，上述临时机构是上诉人江隆公司名义下的临时机构，无民事主体资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应由设立其的上诉人江隆公司享有和承担。第五，对于原审被告何某签字确认的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后即对案涉工程放任管理，原审被告何某实际负责案涉工程并对案涉工程享有实际的权利义务，其签字应被视为对相关债务的确认。第六，本案存在两层法律关系，对外是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开展民事活动，自应由江隆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内在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关系，具体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应如何分担责任、应另诉解决，不影响上诉人江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第七，关于原审被告何某先借用湖北新南洋公司的资质，后借用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资质的问题。对此，原审被告何某代表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宏大爆破公司有一个倒签合同日期至2016年6月20日的行为，代表双方合意后者全面承接案涉工程。故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江隆公司提出的追加被告问题。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原告的诉权，上诉人江隆公司应就己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进行答辩并提供证据，除必要共同诉讼人外，其无权代原告申请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法院也无权代原告决定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且本案只牵涉上诉人江隆公司因出借资质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不牵涉何某的内部责任承担问题。被上诉人杨某并未对湖北新南洋公司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令湖北新南洋公司等退出诉讼并对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再次追加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江隆公司关于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江隆公司提出的何某、王甲义已领取工程款433万元的问题，案涉工程款是由上诉人江隆公司还是由原审被告何某领取是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上诉人江隆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查明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对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经纠正后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65元，由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王 志 钰审  判  员   黑 云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 官 助 理   德西拉措书  记  员   洛松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