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15行初259号原告陈绒绒，女，198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陈益炯，上海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黄辉。委托代理人黄悦辉，男。委托代理人施兆丰，男。第三人周彬，男，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茅雨婷，女，199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原告陈绒绒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宝山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在本案审理期间，因周彬、茅雨婷同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均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绒绒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益炯，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黄悦辉、施兆丰，第三人周彬、茅雨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5日，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宝公行罚决字〔2019〕1057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查明陈绒绒于2019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在上海市宝山区菊太路XXX弄XXX号门口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原告陈绒绒诉称，其夫陈益炯曾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举报第三人周彬在家养狗事宜，第三人周彬便怀恨在心，伺机挑衅报复。2019年9月12日23时左右，原告与其夫陈益炯外出回家，第三人周彬尾随其夫陈益炯，且行进之时，口中污言秽语。双方在进楼梯时，第三人周彬大力甩门，夹伤原告之夫陈益炯手指，原告之夫陈益炯遂察觉危险，正值第三人周彬伸手殴打原告之夫陈益炯之时，原告之夫陈益炯左手格挡，右手拳打第三人周彬。后原告之夫陈益炯被第三人周彬压制于地，被其殴打头部，第三人后双手钳擒原告之夫陈益炯双脚，用钥匙划伤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之夫陈益炯遂喊原告来解救。原告与其夫陈益炯共同击退第三人周彬，第三人周彬之妻即第三人茅雨婷挥刀，脚踢原告之夫陈益炯。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罔顾原告之夫陈益炯正当防卫之事实，原告系为保护原告之夫陈益炯的合法权益，认定原告之夫陈益炯殴打他人，事实不清。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时，并未听取原告陈述和申辩，保障申请暂缓执行的权利，亦未及时通知原告的家属，程序违法。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并未处罚第三人茅雨婷，显示公允。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解除拘留证明书、代收罚没款收据，证明被诉处罚决定已经执行完毕。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辩称，其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由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其他的证人证言、被侵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所证实。在受理、调查、裁决、送达过程中符合法律规定，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供以下证据及依据证明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1.《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2.接报回执单，证明被告对原告之夫陈益炯当日报警进行处理；3.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接报后受理案件；4.传唤证，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依法传唤原告及其夫陈益炯及第三人；5.延长办案审批表，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经申请依法延长本案的办案期间；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原告有关权利；7.行政处罚复核审批表，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依法保障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8.行政处罚决定四份，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对原告及其夫陈益炯、两第三人作出了行政处罚；9.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依法对原告的家属及时通知；10.原告之夫陈益炯询问笔录四份，证明原告之夫陈益炯存有殴打他人的事实；11.原告的询问笔录二份，证明原告在原告之夫陈益炯的指示下殴打第三人周彬的事实；12.第三人周彬询问笔录四份，证明第三人周彬被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殴打，第三人周彬也对原告之夫陈益炯进行了殴打；13.第三人茅雨婷询问笔录二份，证明案发的情况以及第三人对原告之夫陈益炯进行了殴打；14.证人证言，证明证人客某描述了整个案发的过程；15.原告之夫陈益炯、第三人的验伤通知书，证明原告之夫陈益炯及第三人周彬的受伤情况；16.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份，证明原告之夫陈益炯及第三人周彬的验伤情况；17.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第三人周彬及茅雨婷的身份信息、民警工作情况，证明涉案当事人的前科情况；18.视频光盘及情况说明，证明案发之时的视频监控情况，以证据10至证据18共同证明案发的情况；19.《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证明该案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程序依据。第三人周彬、茅雨婷述称，其对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并无异议，其认为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周彬、茅雨婷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并无异议；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但是该两证据并未如实反映原告之夫陈益炯当时所报警的内容，证据所反映的客某事实完整性持有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证据5并未在作出之时出具给原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制作该笔录之时，原告强烈要求记录申辩内容，但被告并未如实填写；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并未如实反映第三人茅雨婷持刀追人的客某事实；对证据8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是认为被诉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并未通知原告的家属，原告的家属亦未收到该通知，系事后伪造；对证据10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制作该些笔录之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并未出具相应的工作证件；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些证据并未如实反映客某情况；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被告的工作人员并未如实记录原告的客某陈述；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陈述并未反映客某事实；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人同原告之夫陈益炯存有利害关系，不能视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15至证据16均无异议；对证据17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之夫陈益炯动手伤人并非斗殴，而是正当防卫，故原告的行为亦属正当防卫的范畴；对证据18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存有残缺不全，缺少了部分视频；对证据19存有异议，认为被告理应适用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认定原告及其夫陈益炯的行为为正当防卫，不能予以处罚；被告未保障原告的听证、申辩的权利，法律适用不当。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后，该决定业已执行完毕。第三人周彬、茅雨婷对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的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符合“三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证明被诉处罚决定已经执行完毕。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原告之夫陈益炯与第三人周彬行至上海市宝山区菊太路XXX号楼门梯处，两人因日常琐事发生纠纷，原告之夫陈益炯先行殴打第三人周彬，并将其摔倒在地，殴打第三人周彬之头部，并指示原告一同殴打，原告采取手打脚踢的方式殴打第三人周彬。第三人周彬之妻即第三人茅雨婷持刀至楼下，脚踢原告之夫陈益炯腰部，原告及其夫陈益炯后四散逃开。原告之夫陈益炯旋即报警。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于同日接警处理，并于次日审核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9月13日对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及第三人周彬进行调查询问，于9月17日对第三人茅雨婷进行调查询问，于11月7日对原告之夫陈益炯、第三人周彬进行调查询问，于11月13日对原告之夫陈益炯进行调查询问、于11月12日对第三人周彬调查询问，并于11月25日对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两第三人传唤调查询问。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于2019年9月13日向原告之夫陈益炯及第三人周彬开具验伤通知，上海恭平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分别于9月26日、10月9日针对原告之夫陈益炯及第三人周彬的伤情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于2019年11月14日向证人询问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与第三人周彬打架的过程，证人述称：“……我听到楼下有争吵的声音，我就往下面看，是住在三楼的周彬和陈益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陈益炯把周彬摔倒在地，陈益炯骑在周彬的身上，用双拳不停地打周彬的头部，周彬就用双手抱头保护，周彬不停地翻滚身体，陈益炯叫她老婆打周彬的太阳穴，然后站在旁边的陈绒绒就用手打周彬的头，还用脚踢周彬，之后就没怎么打了……”“陈绒绒没有拿过手机，陈绒绒就是用手抓周彬的头面部，用脚踢周彬的头面部。”2019年11月25日，经事先告知、陈述申辩、复核等程序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向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于当日进行送达，并于次日将原告拘留的通知邮寄送达给原告的家属。2019年12月5日，原告拘满释放，并缴纳罚款人民币500元。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与其代理人陈益炯系夫妻关系，其夫陈益炯曾多次拨打报警电话，重复举报第三人周彬居家养狗事宜。本院认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规定，本案发生于本市宝山区辖区之内，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本院分述如下：从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上看，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本案的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第三人周彬、茅雨婷的询问笔录，该些笔录中都反映出原告之夫陈益炯皆有用拳并指示原告一同殴打第三人周彬的行为。验伤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反映出第三人周彬身体所受伤害的客某情况。法律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向本院提供的证人证言反映出证人在事发之时，所亲历目睹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与第三人周彬相互殴打的过程，并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进行了客某陈述，该证人证言内容中并无主观推测的部分，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本院对于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至于原告和原告之夫陈益炯所谓证人同其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可采信的观点，本院认为，庭审期间，法庭询问其认为本案中可能存有利害关系继而会出现伪证的可能为何人时，其向法庭陈述了其推测的有关人员，原告和原告之夫陈益炯同时向法庭保证如非该些住户提供的陈述，证人证言可予采信。经庭后核实，该证人并非原告所述的可能存有利害关系的住户人员，证人证言所述事实为客某事实，无原告所谓“涉嫌伪证”之情形，原告自行承认该证人证言的约束效力。至于原告所谓证人颠倒人物关系，反向认定其与第三人周彬的身份问题，本院认为，证人同原告之夫陈益炯、第三人周彬系邻居关系，认识原告之夫陈益炯、第三人周彬符合人之常情，亦能正确辨识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与第三人周彬的名称和身份，证人客某陈述其所目睹之事实，未混淆其与第三人周彬的身份和各自实施的行为，该观点显属原告之夫陈益炯臆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时，并未将小区监控视频视为定案依据的观点，本院认为，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供了反映事发之时的小区物业监控视频，视频监控虽然具有客某、不可修改的特点，但是作为定案依据的前提必须能清楚反映事实，本院在查阅该视频监控之时，发现该视频探头被前面树木所阻挡，且距案发之地较远，视频画面无法记录整个事发过程全况，且事发之时正值午夜，探头所载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与第三人周彬殴打过程画面阴暗且并不清晰，该视频资料并不能准确还原事发过程，然可作为定案之参考，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以审慎的态度将该视频排除在定案依据范畴之内，本院予以认可，原告的该项观点本院难以采信。结合前述论述，原告之夫陈益炯、原告、第三人周彬、茅雨婷的笔录反映出原告之夫陈益炯伙同原告一同殴打第三人周彬的事实、司法鉴定报告反映出第三人周彬身体伤害的后果，证人证言则反映了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殴打行为与第三人周彬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故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认定原告之夫陈益炯伙同原告殴打第三人周彬的事实清楚。从被诉处罚决定的处罚程序上看，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接到原告之夫陈益炯的报警之后，经过受案登记、依法传唤、依法延长办案、罚前告知、书面复核等程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提出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过程中存在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拒绝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未事前告知其处罚事实和理由、剥夺其听证权利、未能保障其申请暂缓拘留的权利、未能及时通知家属、未出示延长办案审批表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的观点，本院认为，第一，在对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均载明了“派出所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的字样，即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的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均向前述两人出示执法证件，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对此亦签字认可，故原告认为办案人员未出示证件的观点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向本院提供的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可以看出，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涉案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已通过笔录的形式向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告知处罚认定的事实及其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并告知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及陈述的理由可以详附他页说明的事项，该两人均在笔录中写明“我提出陈述和申辩。”但并未详细陈述该些陈述和申辩的具体事实和理由以及法律依据，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已经充分告知了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处罚的事实和理由，亦充分保障了其申辩和陈述的理由的权利，原告有关未保障其陈述、申辩的权利、未告知处罚事实和依据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范畴，理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该条规定前部分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告知的被处罚人听证权利的情形，即所作行政处罚的内容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然本案中被诉处罚决定并未涉及该两项处罚，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并无主动告知其享有听证权利之义务；该条的后半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者，公安机关应当进行听证。本案中，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在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并未要求组织听证，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出过该项申请，故此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并未在处罚程序中要求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组织听证，有关于未保障其听证权利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第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该规定明确赋予被处罚人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暂缓执行拘留的权利，但本案中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在被诉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并未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出过任何申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制造限制其提出该项申请以及其提出该项申请存有客某障碍，加之，原告即使不服该项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复议，其享有的起诉期限和复议期限明显超过拘留期限，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冒然准许其暂缓执行，将使行政处罚的可执行性落空；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后即以挂号信的方式通知了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家属，该些信件亦邮寄了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的人员，该些挂号信业已签收，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已经将拘留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决定告知了其相关家属；《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处理本案过程经内部审核同意延长三十日的办案时间，《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据实载明该节事实，该审批表属于公安机关内部管理流程性信息，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需向被处罚人进行公示，更无需经行政行为相对人之同意，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庭审期间已经作为证据向本院提供，原告业已知悉，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已在法定办案期间内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的情形在于案情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的案件。本案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认定案情事实清楚、并非为重大违法行为，故不适用该条第二款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行政处罚之前须经审核，从事审核人员必须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供有关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行政处罚复核表》，说明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经过了复核程序，公安机关已经对案件内部复核，确保了案件处理的审慎性。同时，经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庭后核实，该复核人员并非初次从事处罚审核人员，故无须提供相应资质，原告有关未能保障其申请暂缓拘留的权利、未能及时通知家属、未出示延长办案审批表以及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程序正当。从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上看，原告及其夫陈益炯在本案中一直强调其伙同其夫陈益炯殴打第三人周彬的行为，属于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的范畴，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应适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规定，不应对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本院认为，适用前述规定的前提在于存有正在进行的不法行为。本案中，原告及其夫陈益炯认为第三人周彬给予原告之夫陈益炯的不法行为包含了两方面：一是第三人周彬的尾随报复的现实危险，二是第三人周彬用门压伤原告之夫陈益炯手指的现实危害行为。本院认为，针对第一方面的现实危险，虽然第三人周彬与原告之夫陈益炯一致确认两人路上相遇，并一同返至楼梯口，仅该行为并不能认定第三人周彬存有跟踪、尾随原告之夫陈益炯的情形，原告之夫陈益炯虽多次举报第三人周彬养狗事宜，但亦不能直接推定第三人周彬具有对原告之夫陈益炯进行打击报复的动机，第三人周彬该时段回家，随身并无携带任何管制物品，路碰偶遇原告之夫陈益炯显属正常，一同返屋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对原告之夫陈益炯的现实危险。原告之夫陈益炯该项有关第三人周彬尾随报复所造成现实危险的意见，本院难以采信。针对第二方面的现实危害行为，具体表现在原告之夫陈益炯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手指被第三人周彬以用力开门的方式造成压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案件之时，可以向有关人员调查询问，被询问人员必须如实陈述，负有真实客某陈述的义务。原告之夫陈益炯虽声称第三人周彬用力甩门，压伤其手指，但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未有原告之夫陈益炯手指受伤的现场照片，亦未有该压伤的伤情鉴定分析，原告之夫陈益炯的询问笔录同《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内容不符。原告声称其系用手机殴打第三人周彬，但从第三人的周彬伤口形成方式来看，该些伤口系擦伤，并非手机殴打所致的瘀伤，原告的询问笔录内容同《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不符；原告之夫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有关其与第三人周彬斗殴过程的陈述，称第三人周彬跨上其身，然第三人周彬、证人证言均述称原告之夫陈益炯骑压在第三人周彬身上，原告之夫陈益炯的询问笔录同第三人周彬陈述、证人证言所载内容矛盾；原告之夫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多次陈述称第三人周彬未殴打其妻，但原告却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陈述称其受到第三人周彬的殴打，原告之夫陈益炯与原告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描述亦不一致，两人询问笔录内容不符；原告之夫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还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陈述称其腿部的伤痕系由第三人周彬在双手擒住其双脚部时用钥匙划伤，第三人周彬在事发之时，无借助外人或外力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划伤原告之夫陈益炯的腿部，原告之夫陈益炯的陈述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告之夫陈益炯自认和第三人周彬陈述中一致认可，由原告之夫陈益炯先行殴打了第三人，这与前述规定为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采用的防止行为的次后性不符；作为排除不予处罚的正当理由，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在被告公安宝山分局多次询问笔录中，并未向公安机关明确陈述其系为防止第三人周彬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防卫行为，原告从未在询问过程中向公安机关指出，这与常理不符。以上存在的种种不符与逻辑矛盾，本院对原告以及其夫陈益炯对被告公安宝山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过程的客某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原告及其原告之夫陈益炯声称第三人周彬压伤其手指的危害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存有着手伤害原告之夫陈益炯及原告的行为或现实危险，原告及其夫陈益炯自认伤害行为系其保护行为的辩称，本院难以采信。本案并无适用《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空间。原告之夫陈益炯殴打第三人周彬并指示原告一同殴打第三人周彬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构成要件，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绒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陈绒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 鑫人民陪审员 刘 静人民陪审员 林承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吴丽娜书 记 员 吴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之夫陈益炯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之夫陈益炯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