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81民初639号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宁温泉旅游度假区。法定代表人：武婵燕，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腾云，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燕，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孙强，男，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伦浒，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酒店公司）与被告孙强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鑫益酒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腾云、陈凤燕，被告孙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伦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益酒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孙强支付工资104000元、膳食津贴10000元、洗衣津贴3200元、经济补偿金52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案外人昆明市鑫益屋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屋业公司）在安宁市投资建设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为了便于酒店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于2012年7月17日设立了原告鑫益酒店公司。2013年8月6日，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签订了《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委托管理合同》，并于2013年11月21日签订《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委托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由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聘请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对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进行管理。2014年3月6日，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原告签订《委托协议》，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委托原告按照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的要求，在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开业筹备期间为酒店招聘管理人员及员工，并代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被聘用者签订劳动合同，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负责每月薪资结算日前，将应付工资及福利全额打入原告账户，由原告代其向被聘用者发放。《委托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的要求从2014年4月起依约为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招聘了管理人员及员工，并以原告的名义与被聘用者（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被聘用者（被告）被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统一安排在昆明市人民中路169号移动通信大厦21楼（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原办公地点）工作，主要从事酒店开业的前期筹备工作。而自2015年10月起，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未按照《委托协议》约定将员工的工资及福利转入原告账户，故原告从10月份开始未代其向被聘用员工（被告）发放工资及福利。2015年9月18日，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向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及原告发出《关于暂停酒店开业筹建工作的事宜》的通知，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决定在现入职的工作人员中，除留下驻店经理孙强、财务总监杨天保、市场与销售总监路轲涵、工程总监曾从荣继续留店协助工作外，其余工作人员先于2015年10月1日起遣散（即2015年9月30日为最后工作日期）……”。接到通知后，原告按照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和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的要求，于2015年9月底与酒店18名员工（留下孙强、杨天保、路轲涵、曾从荣）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2015年11月份，由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发生变故，委托原告与孙强、杨天保、路轲涵、曾从荣协商，最终各方确认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孙强、杨天保、路轲涵、曾从荣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2015年12月5日，被告就原告拖欠工资向安宁市人民政府温泉街道办事处报案。安宁市人民政府温泉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2月25日向原告发函，通知温泉街道办事处协同安宁市劳动监察大队决定于2015年12月28日召集原告与被告进行调解。原告参与调解后，于2016年1月7日向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的董事柳德元递交了《关于鑫益酒店公司欠薪一事的情况汇报及请示函》。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收到函件至今，未直接向被告支付工资，亦未按约将被告的工资及福利支付给原告，故原告至今未代其向被告发放拖欠的工资及福利。2017年1月5日，被告向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2017年4月19日，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昆劳人仲字【2017】第8-1、8-2号《仲裁裁决书》。2019年12月12日，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撤销上述案件。2020年1月8日，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昆劳人仲字【2020】第8-1、8-2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20年3月11日领取了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昆劳人仲字【2020】第8-1、8-2号《仲裁裁决书》。根据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从“用工之日”起，已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实际用工关系，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委托原告以原告名义与被告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为了掩盖其不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非法目的。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所以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5日解除；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膳食津贴、洗衣津贴、经济补偿金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被拖欠的工资，应向实际的用工单位鑫益屋业公司主张。而根据酒店的财务总监杨天保制作的工资与福利计算表可知，被告2015年9月份的工资与福利实发20103.90元；10月份的工资与福利实发24230.00元；11月份的工资与福利实发24230.00元。因11月份杨天保已实际离职，所以该月工资与福利表无人制作，但参照被告以往工资发放标准，其12月的工资与福利实发24230.00元。即被告9月-12月的工资与福利为92793.9元。至于经济补偿金，由于被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被告实际工作时间不满一年，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可向实际用工单位主张1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罔顾事实并依据无效劳动合同所作出的裁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有违民事审判的公平正义精神。综上，恳请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工资、膳食津贴、洗衣津贴、经济补偿金等。被告孙强辩称，第一，原告诉讼请求包括了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原告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没有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第三，原告申请追加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因为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等和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是另外一种委托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庭应当不予审理，原告可以另行主张。第四，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五，仲裁院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膳食津贴和经济补偿金：工资、膳食津贴是劳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是由于原告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并欠缴社保，所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院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作出的裁决是准确的，程序是合法的。原告缺席仲裁审理，是由于原告自身的原因拒不到庭导致的，按照法律规定，仲裁院缺席审理并无不当。第六，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理由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一是被告并没有被统一安排在人民中路169号，也就是案外人的办公地点上班，被告的工作地点是在安宁的龙山，那边是办公楼。二是原告在诉状第三页陈述孙强、杨天保等与鑫益酒店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这13个劳动者从来就没有和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协商过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宜。三是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是劳动监察大队参与调解后没有调解成，这个也与事实不符。在劳动者通过政府热线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以后，劳动监察大队通知过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武婵燕到监察大队调解，武婵燕答应以后，但是调解的当天并没有到场，所以监察大队才告诉13个劳动者申请仲裁。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原告在他的诉状当中已经承认了原告和这13个劳动者是用人关系，那么劳动关系肯定是建立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者和原告鑫益酒店公司之间是一种实际用工的关系。原告鑫益酒店公司和案外人的纠纷或者内部约定是不得对抗劳动者的。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鑫益酒店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委托管理合同》；2.《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委托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3.《委托协议》；4.投资协议书等材料。第二组：原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组：1.编号为201505［01］号关于暂停酒店开业筹建工作的事宜函件；2.编号为201511［01］号关于暂停酒店开业筹建工作的事宜函件；3.关于安排营运部员工休无薪假的通知；4.声明函；5.辞职信；6.离职证明。第四组：1.安宁市人民政府温泉街道办事处文件；2.关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欠薪一事的情况汇报及请示函。第五组：公证书。第六组：盘龙区人民法院执行终结裁定。被告孙强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劳动合同》。第二组：安宁市劳动监察大队2016年12月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认为，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要么是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安宁市人民政府之间签订，要么是原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之间签订，要么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许可证明，与本案的劳动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原告通过企业网银向被告支付工资的三性予以采信，但是摘要“代发工资”系原告自行添加的备注，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之间转账记录与本案工资金额并未对应，与本案劳动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第三组证据1、2、3、4系案外人之间的函件、通知，与本案的劳动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5辞职信没有孙强签字、6辞职证明系原告单方制作，对5、6真实性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1的三性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2系原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之间的函件，与本案的劳动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第五组证据的公证书，被告质证后认为公证书上面载明的应发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一致，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与本案劳动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劳动合同》有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被告签字以及原告公司公章，对其三性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安宁市劳动监察大队2016年12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过程，对其三性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12日，原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5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同时对岗位、试用期、工资、膳食津贴等作了约定，原告鑫益酒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婵燕在业主签名处签名，《劳动合同》加盖有原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被告实际工作时间到2015年12月底，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被告向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院作出昆劳人仲案字〔2020〕第8-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5日解除；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104000元、膳食津贴10000元、洗衣津贴3200元、经济补偿金52000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讼来法院。另查明，原告鑫益酒店公司的股东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出资占比90%，股东武婵燕出资占比10%。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申请追加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本案是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与本案的被告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原告认为是接受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的委托才与被告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是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为签订主体，并不是原告以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的名义代替其与被告劳动者签订；原告与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追加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劳动合同》无效是否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前置以及是否可以一并审理的问题。劳动仲裁院裁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5日解除并支付工资等，显然是在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作出的裁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确认《劳动合同》有效不是同一个概念，本院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前置，而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确实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的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属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但是劳动仲裁院裁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5日解除，并对工资、膳食津贴等一并裁决，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原告新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一并审理。关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原告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应当知晓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原告鑫益酒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婵燕在业主签名处签名，《劳动合同》加盖有原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本院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认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但是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有合法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劳动者提供劳动，至于工资是由原告公司直接发放还是案外人发放，均不影响本案劳动关系的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起始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以及庭审查明的被告实际工作时间到2015年12月底，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至于劳动者是在原告公司营业场所提供劳动，还是在对原告公司占出资比例90%的大股东案外人鑫益屋业公司营业场所提供劳动，均是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公司的自主管理权限。关于是否需要支付工资、膳食津贴问题。被告向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时并没有将膳食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主张，而是分开主张，仲裁裁决也分开裁决，本院也不再将膳食津贴纳入工资部分计算。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提供了劳动，原告理应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为应得工资，即应发工资，并不是实发工资。庭审查明，原告自2015年9月起就没有支付被告工资，被告实际工作时间到2015年12月底。根据《劳动合同》第4条的工资约定，2015年9月至12月的应发工资为：26000×4=104000元；第7.1条约定膳食津贴每月2500元、洗衣津贴每月800元，2015年9月至12月的膳食津贴为10000元、洗衣津贴为32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和经济补偿的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组的辞职信没有孙强签字，辞职证明系原告单方制作，并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以及解除时间；虽然被告2016年1月以后就没有提供劳动，但是双方的《劳动合同》处于持续有效状态，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内，因原告拖欠被告劳动报酬，被告请求以向劳动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2017年1月5日为《劳动合同》解除时间，本院予以确认。因原告拖欠被告劳动报酬而导致被告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时间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2015年3月31日至解除时间2017年1月5日计算2个月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劳动仲裁院按照月工资26000元计算经济补偿52000元；根据昆明市统计局官网公布的数据，上年度即2014年度昆明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830元，折合月平均工资为56830÷12=4736元，按三倍计算被告劳动者的月工资应为4736×3=14208元，劳动仲裁院计算有误，本院予以调整。本院支持的经济补偿为14208×2=2841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强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强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并于2017年1月5日解除；三、由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孙强支付工资104000元；四、由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孙强支付膳食津贴10000元；五、由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孙强支付洗衣津贴3200元；六、由原告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孙强支付经济补偿2841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昆明鑫益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均服判或不上诉的，本判决到期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郭文坤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