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02民初2970号原告：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性工业城C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2G。法定代表人：李球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南，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龙塘镇107国道银盏段西侧雄兴工业城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86A。法定代表人：何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可明，广东宸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广东宸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与被告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兴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可明、罗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793,346.18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该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793,346.18元为基数，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止，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胡煜是原告设立时的股东，是原告的发起人之一。在原告正式成立前，被告作为甲方，胡煜作为乙方，签订了《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代理征用合同书〈第一期〉》（以下简称：《土地合同书〈第一期〉》），该合同书注明的签订日期为2008年8月14日。《土地合同书〈第一期〉》就原告取得位于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内的标记C4号地的土地使用权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甲乙双方商定每亩土地代理征地（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价格为39,000元，乙方应付代征地款总额3,422,250元；乙方向甲方支付订金50万元；乙方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开立企业基本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代征地款3,422,250元，订金50万元整同时由甲方退还给乙方。《土地合同书〈第一期〉》还就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2.胡煜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一期〉》（以下简称：《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一期〉》），就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内所使用的标记C4号土地的场地平整工程以及甲方所占工业城总体道路、给排水、输电网、绿化等公共市政配套设施的分摊工程进行了约定，其中：每亩承包价为118,000元，甲方应付给乙方工程款总额10,354,500元；首期工程款3,466,125元在甲方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开立企业基本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付清给乙方；在2008年12月31日前如果本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可以办好，则甲方将余款6,888,375元全部付清给乙方；在2008年12月31日前如果本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办好，则甲方再次向乙方支付工程款4,133,025元。余款2,755,350元，在甲方收到本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同时付清。3.在2008年8月18日，通过原告设立时的另一股东李球初的账户，向被告的账户支付50万元，被告于同日（即：2008年8月18日）出具编号为0000449的《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专用收据》，该收据写明“今收到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交来定金伍拾万元正（注：此款由李球初账户汇入）”。4.2009年1月20日，原告成立。原告成立的次日（即：2009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6,388,375元，被告于同日（即：2009年1月21日）出具编号为0002279的《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专用收据》，该收据写明“今收到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交来代征地款2,922,250元，工程款3,466,125元，共6,388,375元（支票一张，支票号为21935576，收妥作实）”。5.由上述事实可见，虽然《土地合同书〈第一期〉》和《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一期〉》是由胡煜与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但是两份合同书的名称均约定是《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两份合同书的内容均约定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开立企业基本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等内容，而且被告出具的两份《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专用收据》内容均为“今收到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交来……”。因此，《土地合同书〈第一期〉》和《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一期〉》的合同主体均为原告和被告。6.2009年5月13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了《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代理征用合同书〈第二期〉》（以下简称：《土地合同书〈第二期〉》）。《土地合同书〈第二期〉》就原告取得位于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内的标记C4A号地的土地使用权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甲乙双方商定每亩土地代理征地（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价格为39,000元，乙方应付代征地款总额1,281,072元，该款项在2009年5月20日支付。《土地合同书〈第二期〉》还就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7.2009年5月13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二期〉》（以下简称：《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二期〉》），就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内所使用的标记C4A号土地的场地平整工程以及甲方所占工业城总体道路、给排水、输电网、绿化等公共市政配套设施的分摊工程进行了约定，其中：每亩承包价为119,000元，甲方应付给乙方工程款总额3,908,912元，2009年5月20日前支付首期工程款1,718,928元，余下工程款2,189,984元，在2009年12月31日前付清。《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二期〉》还就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8.2019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300万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编号为0002317的《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专用收据》，该收据写明“今收到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交来代征地款1,281,072元和工程款1,718,928元。”9.此后，原告还分别于2009年8月向被告支付100万元，2009年10月12日向被告支付50万元，2009年10月30日向被告支付50万元，2010年1月向被告支付100万元，2010年5月向被告支付100万元，2010年6月向被告支付200万元，2010年7月向被告支付323,009元，加上前述3中原告2008年8月向被告支付的50万元、前述4中原告2009年1月21日向被告支付的6,388,375元、前述6中原告2009年5月20日向被告支付的300万元，原告合计直接向被告支付了16,211,384元。10.事实上，根据原被告的约定：10.1原告的义务是按照双方的约定向被告支付款项。10.2被告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权利人为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由被告负担，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总价款、土地出让契税、土地登记费、交易服务费、印花税等。11.原告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了原告的义务。根据约定，取得权利人为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由被告负担，但被告未履行其义务，导致原告迟迟无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来，为了取得权利人为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不得不向有关部门支付（即：不得不垫付本应由被告支付的）合计高达5,548,696.18元的款项（该款项包括：土地出让价款、土地出让契税、土地登记费、交易服务费、印花税等）后，原告才取得以原告为权利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12.《土地合同书〈第一期〉》、《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一期〉》、《土地合同书〈第二期〉》、《工程承包合同书〈第二期〉》中除具有下划线的内容外，其余的内容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四份合同的总价款为18,966,734元，然而，原告最终却合计支付了21,760,080.18元，而两者的差额2,793,346.18元(即：21,760,080.18元-18,966,734元）应由被告负担，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款项。为此，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雄兴公司辩称，一、原告金昌公司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代理关系，一个是建设工程承包关系。2008年8月14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就C4号地块签订《土地代理征用合同》；2009年5月13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就C4A号地块签订《土地代理征用合同》。合同性质为代理关系。2008年8月14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就C4号地块签订《工程承包合同》；2009年5月13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就C4A号地块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承包关系。二、原告金昌公司的诉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驳回。2008年8月14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签订《土地代理征用合同》，约定答辩人代理金昌公司将C4地块由政府征用后交其兴办皮革项目，金昌公司应付代征地款3,422,250元，答辩人负责协助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代支付所需费用等。此后，金昌公司支付3,422,250元。2010年10月18日，答辩人以金昌公司的名义向清城区龙塘镇财政所代付征地补偿款3,422,180元。2009年5月13日，答辩人与金昌公司签订《土地代理征用合同》，约定答辩人代理金昌公司将C4A地块由政府征用后交给其兴办皮革项目，金昌公司应付代征地款1,281,072元，答辩人负责协助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代支付所需费用等。2009年5月20日，金昌公司支付1,281,071元。2010年10月18日，答辩人以金昌公司的名义向清城区龙塘镇财政所代付征地补偿款1,281,700元。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土地代理征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答辩人只是代理原告向政府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协助办证、代收代支费用。答辩人按照约定将代收的款项代支给清城区龙塘镇财政所，也将地块交予原告。答辩人已经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对于原告诉称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而向有关部门支付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契税、土地登记费、交易服务费、印花税等共5,548,696.18元，应由其自行承担。首先，这些费用法律明确规定是由土地使用权所有人承担的。其次，原告当时没有缴纳这部分费用，答辩人无法为其代支。最后，答辩人将代收到原告的款项代支给政府部门，并无渔利。若这些费用由答辩人承担，则明显不当，有失公允。三、原告金昌公司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2011年1月12日已向政府部门缴清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契税、土地登记费、交易服务费、印花税等，至今已过9年。原告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四、原告金昌公司尚欠答辩人工程款2,755,350元，答辩人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2008年8月14日，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答辩人承建原告C4号地块三通一平等工程，原告支付工程款10,354,500元等。2009年5月13日，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答辩人承建原告C4A号地块三通一平等工程，原告支付工程款3,908,912元等。答辩人按照约定完成上述工程。但原告只支付工程款11,508,062元，尚欠工程款2,755,350元。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拖欠工程款。对此，答辩人将循法律途径追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14日，原告设立前的发起人之一胡煜与被告签订《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代理征用合同书〈第一期〉》，约定被告应胡煜要求，同意代理将位于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内标记的C4号地由政府征用后交给胡煜作兴办皮革项目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87.75亩；双方商定每亩土地代理征地（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价格为39,000元，胡煜应付代征地款总额为3,422,250元；被告负责协助胡煜办理土地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代支所需费用；此外，该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同日，胡煜与被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前述地块的“三通一平”开发建设工程由被告承包，承包价为每亩118,000元，胡煜应给付被告工程款总额为10,354,500元；此外，该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2009年5月13日，原、被告签订《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土地代理征用合同书〈第二期〉》，约定被告应原告要求，同意代理将位于清远市雄兴工业城内标记的C4A号地由政府征用后交给原告作兴办皮革项目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30.667亩；双方商定每亩土地代理征地（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价格为39,000元，原告应付代征地款总额为1,281,072元；被告负责协助原告办理土地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代支所需费用；此外，该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原、被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前述地块的“三通一平”开发建设工程由被告承包，承包价为每亩119,000元，胡煜应给付被告工程款总额为3,908,912元；此外，该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支付的款项合计10,252,018.18元；其中：原告向被告支付代征地款合计4,703,322元，具体的时间和金额为：2008年8月18日50万元，2009年1月21日2,922,250元，2009年5月20日1,281,072元；原告为办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支付土地出让金、契税、土地登记费等合计5,548,696.18元，具体的时间和金额为：2010年11月12日5,374,818元，2010年12月15日161,130.78元，2010年12月16日6,020元，2011年1月5日4,040元，2011年1月20日2,687.40元。原告从2009年1月21日至2010年7月20日期间，向被告支付土地承包建设工程款合计11,508,062元。被告收取原告的代征地款后，于2010年10月18日以原告名义向清城区龙塘镇财政所代付征地补偿款4,703,880元。2016年3月31日，原告委托律师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表示，原告向被告直接支付及代付的土地征用款总额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金额，并要求被告退还多收的土地征用款合计2,811,618.78元；邮政部门的回执表明，该邮件于2016年4月1日妥投。2019年4月2日，原告再次委托律师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其内容如前述函件；邮政部门投递详情单显示，该邮件并未妥投，于2019年4月10日被退回给原告。另查明，原告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9年1月20日，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销售人造革等。被告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2年5月30日，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开发、管理，土地招商、中介、代理、咨询服务。在诉讼中，原告确认涉案地块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双方确认被告已完成涉案地块的“三通一平”开发建设工程。本院认为，原告基于涉案土地代理征用合同，认为其为取得涉案地块使用权而支出的费用，超出了合同约定的价格，并据此要求被告返还而导致双方发生的纠纷；从涉案土地代理征用合同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合同为委托合同，故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两份土地代理征用合同约定的代征地款（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总额为4,703,322元，而后来原告取得涉案地块使用权的实际支出为10,252,018.18元，二者差额为5,548,696.18元。（一）关于前述差额5,548,696.18元是否应由被告返还的问题。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其主要义务为代理原告将涉案地块由政府征用后交给原告使用；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的代征地款（含办理国有土地证费用）4,703,322元，其性质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已由被告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原告取得涉案地块使用权费用超出合同约定的部分5,548,696.18元，即使由被告垫付，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亦应当偿还。因此，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返还5,548,696.18元没有法律依据。（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即使按该日期起算，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1月21日开始计算；按原告该行为的发生时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在2013年1月20日届满。虽然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退还款项的要求，但涉案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同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同意履行。故原告向被告提出退还款项要求的行为，不能造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573元，由原告清远市金昌人造革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志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春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