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鸿城西域小区南湖大路小区**26A（幢）**房。负责人：陈国强，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峰，黑龙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铖，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住所地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小合台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晓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红月，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以下简称森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原印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信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森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良原印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良原印业公司从森信公司处购买了森信公司主张的货物的事实清楚，森信公司在一审中出示的订货单、良原印业公司盖章的收货确认单、往来对账、良原印业公司收取发票的签收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仍然要求森信公司提供收条证明该事实，是错误的。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森信公司按照良原印业公司的要求进行供货，一两天后，即良原印业公司收到货物后，会在森信公司向其出示的收货确认单（出库单）上盖章确认收货，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基本上每个月会对账一次,良原印业公司会在往来对账上对其收到的货物进行确认并盖章确认欠款金额。对于上述事实，森信公司在一审中出示了订货单、良原印业公司盖章的收货确认单、往来对账等证据予以了证明。这些证据和事实证明了良原印业公司确实已经收到森信公司在一审主张的货物。如果良原印业公司没有收到货物,那么良原印业公司为什么要在收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收货?而之后又为什么在每个月均会对账确认一次的往来对账上再次确认收货并认可欠款?且每个月均确认?在这些证据和事实面前,良原印业公司辩称没有收到货物是不真实，也是不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良原印业公司辩称没有收到货物，但是良原印业公司却收取了森信公司为其开具的发票。如果良原印业公司没有收到货物，为什么要收取森信公司开具的针对该批货物的发票呢?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没有收到货物是不真实的。对于以上证据充足、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在认为这些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的情况下,却要求森信公司还应当提供收条进行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是矛盾的。对此，森信公司想知道的是，在已经有良原印业公司盖章确认收货的情况下,森信公司还需要保留仅有并非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签字的收条吗?难道公章比没有公章的收条的证明效力还要高?森信公司认为，对于公司来说，公章才是代表公司行为的。因此,加盖公司章是公司对事实的确认,无需再用其他证据证明。况且，在没有公司章的情况下，对于收条的真实性也是无法确认的，因此，收条本身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以未提供收条，森信公司举证不能为由，驳回森信公司诉讼是错误的。二、良原印业公司对尹某存在明示授权或者默示授权，故良原印业公司已经取得本案货物的所有权。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是错误的。森信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和良原印业公司的辩称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辩称的没有收到的货物并非一笔，并非发生在同一天，而是发生在很多不同时间的很多笔,良原印业公司均在这些货物的收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了收货。而且,良原印业公司在之后的每个月对账的多次往来对账上也盖章确认了收货。良原印业公司收取了森信公司开具的货物发票。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了,良原印业公司不可能不知道其辩称的事实（假设其辩称是事实的话)。因此，良原印业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是给予尹某明示的授权将货物运往其指定的客户。即使,良原印业公司没有给予明示的授权,对于尹某如此多笔且时间较长的业务也是明知而未予否认或者制止的，其符合法律上关于默示授权的规定。而且尹某在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永吉街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说:“因为我们森信公司有规定,在出库单和对账单上必须有良原印业公司的公章，我在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订完货之后，为了不让公司发现，我就在4月份的某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我跟良原印业公司的经理张晓光说明之后,他也没具体看出库单，就把公章给我了,我就把在森信公司的出库单上盖上了良原印业公司的章。”从“说明”两字中可以判断，张晓光是知道该事实，并且认可该事实的。无论良原印业公司明示授权还是默示授权的哪种情形,良原印业公司均是从森信公司处收到货物并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在其取得所有权后，货物在其授权下运往何方,不影响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明确的是现实的收到货物和取得所有权是两个概念。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收到了货物并取得了所有权。而该收到货物取得所有权在现代市场和现代经济之下,不仅以货物的实际收到、直接取得为限，也就是说，货物的交付和所有权转移可以通过物权法上规定的观念交付（非交付的现实转移)来实现。因此，假设如良原印业公司所称的没有收到货物的事实确实存在,以上证据也足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是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的。在良原印业公司提出供货请求、在收货单上确认收货、在往来对账上确认收货和欠款的情况下,足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已经取得所有权,至于货物在良原印业公司的指示下或者良原印业公司与尹某协商后被送给何人、送往何地均不影响良原印业公司已经收到了货物、取得所有权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尹某自行加盖公章，良原印业公司未核对，并以此判决良原印业公司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尹某没有能力自行加盖，根据事实，系尹某向良原印业公司说明后，良原印业公司同意加盖的;其次，良原印业公司具有核对的义务，而良原印业公司却不核对，因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良原印业公司承担;再次，即使是尹某私自加盖公司，也不可能在如此多笔且不同时间供货的收货确认单和每月均对账的往来对账上私自加盖,这不符合事实。因此，尹某私自加盖良原印业公司公章的事实不成立，反过来却可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授权或者同意尹某加盖公章,并将货物运送给别人（如果良原印业公司所述的未收到货物，货物运送给别人的事实存在的话)。另外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假设出库单是尹某自行盖章,那么之后对账的往来对账呢?为什么良原印业公司仍然盖章。即使往来对账也是自行加盖,那么发票呢?良原印业公司为什么要收取发票呢?很显然,良原印业公司明知尹某的上述行为，并认可上述行为，与尹某合谋完成了上述行为，可见，良原印业公司是自愿作为收货方并与尹某共同完成将货物转卖他人的行为的。因此，良原印业公司是收到货并取得所有权的主体，其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四、一审法院以公安机关的尹某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存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尹某刑事案件并未开庭和判决，因此刑事证据并未经过质证和法院判决的认定，无法确定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的证明效力;其次，该证据在一审中使用，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不具有证明效力;再次,刑事案件处于停滞状态，该状态说明公安机关中的尹某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并不真实或者无法认定尹某侵占的事实，或者说无法确定尹某讯问笔录和宛玉亮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既然尹某侵占罪无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尹某侵占事实是错误的，基于此认定的其他事实也不真实。五、一审法院认定的存疑的供货时间是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0日,这与森信公司主张的时间不一致。一审法院对此未核对、未审理是错误的。森信公司向良原印业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是订货单、收货单、往来对账和发票签收单等，根据这证据可以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欠款的第一笔货的单据时间是2017年1月16日，往来对账单上的欠款为13，584.38元。至一审法院认定的期限起始时间2017年2月20日，在往来对账单上有27笔货是不包含在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4日之间的。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这些货的款项应是良原印业公司欠付的，而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六、一审法院仅认定了良原印业公司收货两笔,而对于哪笔货是良原印业公司收到的，而哪些货是良原印业公司没有收到的，收到货和没有收到货的有什么区别，没有审理没有查清，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了良原印业公司收了两笔货,那么对于哪两笔货是良原印业公司收到的，却没有进一步审理，而直接予以认定，森信公司认为这种审理对于事实认定过于模糊，不具有说服力。七、一审法院认为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货款已经结清，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货款已经结清的证据过于简单，仅依据聊天记录并且以“尹某系森信公司的销售代表，其确认货款结清的意思表示应代表森信公司”为由，予以认定。这是对事实认定的错误。首先，微信记录中并没有关于森信公司纸款已结清的字样;其次，良原印业公司与森信公司约定的是对公打款,良原印业公司应当遵守该约定，假设良原印业公司打款给尹某，因其违反约定也不产生已经付款的法律效力;再次,款项是否已经结清在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当仅依据双方对话的主观证据进行判断,而应当依据客观证据进行判断。森信公司有充足的客观证据证明良原印业公司并尚有欠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对话认定款项结清，是事实认定错误。而且一审法院对于公章不认定为能代表公司,却认定销售代表能代表公司，显然存在着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和对公章的错误认识,存在着为了判决而找理由的倾向。综上所述，良原印业公司没有收到货物的事实不存在，其辩解不能成立。假设良原印业公司真的没有收到货物，也是其授权尹某或者与尹某协商将货物运送给别人,而且授权和同意将货物运送给别人的前提是其取得了所有权，其在收货确认单和往来对账上的确认，以及收取发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否则，良原印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不可能对货物没有收到，运送给别人的经过，如此清楚（假设良原印业公司的辩称是真实的)。因此，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事实是错误，适用法律也错误，没有正确理解取得所有权和现实交付货物的关系，也没有依据证据判定事实。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森信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良原印业公司辩称：一、在森信公司不能证明实际供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森信公司的诉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1、良原印业公司与森信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自2016年起良原印业公司即开始从森信公司处采购纸张，其间业务往来一直由森信公司的业务人员办理。良原印业公司需要订货时均会直接联系业务员尹某，告知其种类与数量；森信公司根据尹某向森信公司发出的具体订货要求将货物发给良原印业公司；良原印业公司在收到森信公司货物后为森信公司的送货司机出具收条，并以此作为收货并付款的依据。森信公司在上诉请求中陈述的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供货”，事实上就是良原印业公司只对业务员尹某发出供货通知，森信公司供货执行的所谓“要求”也只是从尹某处得到，森信公司将货物发到哪里、发多少货、是哪个客户订购的，都是按照尹宝中的要求记载并执行。在双方的交易流程中，并不以订货单为订货依据。森信公司也不是依据良原印业公司的订货单出库发货。订货单、出货单等都是业务人员后补的。正因为如此良原印业公司也仅支付己方出具的收条上记载货物的相应款项，并不以订货单的记载为准。2、尹某在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永吉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说“因为我们森信公司有规定，在出库单和对账单上必须有良原印业公司的公章，我在以良原的名义订完货之后，为不让公司发现，我就在4月份的某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我跟良原印业公司的经理张晓光说明之后，他也没具体看出库单，就把公章给我了，我就把森信的出库单上盖上良原印业公司的章。”通过尹某的供述可知，森信公司内部规定每笔业务必须要在出库单和对账单上有客户的公章。尹某确实存在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向森信公司订货的情况，他加盖良原印业公司公章的这些单据并不是与良原印业公司发生的真实的业务往来.尹某虽然向张晓光有说明，但其说明的内容只是说明发生的业务，因公司内部规定需补齐客户公章的情况，不是这些业务冒用良原印业公司名义订货的情况。良原印业公司在公司印章管理的环节确实存在疏忽，但森信公司的业务员尹某是存在恶意在先。森信公司故意规避其业务员的恶意，以双方不存在的交易行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在森信公司无法提供案涉货物收条的情况下做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本案中，不存在良原印业公司对尹宝中的明示或者默示授权。案中，森信公司主张的货款系其业务人员尹某在良原印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订货并卖给案外人吉林省明洋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洋印务公司)。该事实在2017年9月2日长春市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民警对明洋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宛玉亮的询问笔录中已调查清楚。但森信公司认为基于尹某的以上行为发生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对尹某存在明示授权或者默示授权”，这实属森信公司的主观臆测，并无事实依据。良原印业公司是一家印刷企业，作为森信公司的终端客户，其采购纸张用于印刷经营活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授权给森信公司业务员开展纸张销售活动。尹某系森信公司员工，其行为代表的是森信公司，销售纸张是尹某的业务。森信公司避开己方员工的主观恶意和客观事实，硬要强加一个所谓的良原因司对尹宝中的‘授权”，既违背常理也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对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货款已结清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森信公司对于客户向其支付货款方式的多样性一直是知情并认可的。在良原印业公司与森信公司的业务往来中，良原印业公司多次将货款交给尹某，尹某再将货款交给森信公司.尹某在其讯问笔录中承认其未将客户的货款全部上交森信公司，既然不是“全部”，那就意味着至少是部分货款尹某已经上交给森信公司，森信公司财务凭证不难查出尹某向公司上交货款的记录。森信公司收到尹某上交的货款且没有拒绝收款，即使其之前与客户约定对公打款，但其多次收到尹某上交货款的事实说明其对于尹某收取客户货款的行为是知情的。森信公司没要求尹某改正，也没有向客户提出异议，是对这种付款方式的认可。尹某职务侵占行为被发现前，森信公司认可尹某代表公司收取客户货款，接受客户付款方式的多样性；尹某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发生后，森信公司仅不认可客户向尹某支付货款的方式，不承认客户已结清货款的事实，森信公司对付款方式进行选择性认可，势必导致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森信公司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四、一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对尹某刑事案件的调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正确的。森信公司对其员工尹某职务侵占的事实是知晓的，也正是森信公司报案，公安机关才立案侦查。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本案的事实已十分清楚。虽然该案件现在处于停滞状态，但该状态并不能说明公安机关对尹某刑事案件调查取得的证据不真实。尹某在讯问笔录中进行供述、案外人也在询问笔录中予以确认案件事实。森信公司以尹某骗取的、明知虚假的单据为依据，在良原印业公司货款全部支付完毕的情况下，对良原印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显然是想把己方员工涉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良原印业公司。森信公司主张货款真正的买家是明洋印务公司，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洋印务公司承认收到货物而未付款。如明洋印务公司至今仍尚未支付完毕货款，森信公司应向真正的买家明洋印务公司主张货款而不应当向良原印业公司主张；如明洋印务公司已支付完毕货款，森信公司仍坚持向良原印业公司主张货款，其重复主张货款的行为亦属恶意诉讼的表现。综上，森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一审法院驳回森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森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良原印业公司向森信公司支付纸品欠款561789.05元，并向森信公司承担未按期支付欠款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按年利率24％）164436.73元（最终利息计算至良原印业公司实际履行之日）；2．判令良原印业公司承担森信公司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39000元、保全保险费（具体数额待投保后确定）等费用；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良原印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森信公司与良原公司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森信公司按照良原公司的需求向良原公司供应纸品，双方约定：森信公司先交货，良原公司后付款，付款到期日为森信公司交货后第二个月的最后一日（即假如交货日期为2017年2月20日，则交货后的第二个月为2017年4月，因此，付款到期日为2017年4月30日）。森信公司与良原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对账一次，由森信公司向良原公司出具对账单，良原公司经财务审核确认后在《往来对账》上盖章确认，并按照《往来对账》上的付款到期日支付货款。另外，张晓光、王爱萍向森信公司出具保证书，承诺从2016年7月11日起对良原公司从森信公司购买纸品的货款及违约给森信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违约金上调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自愿与良原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良原公司亦在保证书上盖章。截至目前，良原公司共欠森信公司纸款本金561789.05元。森信公司与良原公司签订的《订货单》和良原公司盖章确认的《往来对账》上均约定了，良原公司超过到期日未付款的，应当向森信公司承担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责任。对于上述款项，良原公司至今仍未履行，森信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森信公司认为，良原公司拒绝支付纸品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其不但应当支付欠款，还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森信公司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正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良原印业公司从森信公司处采购纸张。现森信公司依据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4日良原印业公司加盖公章的20份订货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加盖良原印业公司公章的20份收货确认单，主张良原印业公司欠付货款561789.05元，并提交了相应已交付给良原印业公司的发票。订货单中第2条约定“供货方如果超过到期日期（合同规定结款日期）未结款，我公司可要求贵公司偿还全部货款（包括到期及未到期的）且偿付违约滞纳金（按每日千分之三累计），至货款付清日止。”加盖有良原印业公司公章的2017年3月20日的往来对账单显示良原印业公司从2017年1月9日至2017年3月6日购买货物总价值627451.14元。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由森信公司的销售人员尹某代表森信公司向良原印业公司推销纸张。良原印业公司需要订货，会通过与尹某联系确定种类与数量，良原印业公司收到森信公司的送货后会为森信公司出具收条。良原印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光与标注为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包含以下内容：2017年4月26日张晓光向尹某共转款33124元，2017年5月6日尹某发送信息“工行×××尹某”，2017年5月8日张晓光发送信息“已转完全部清账了”，尹某发送信息ok手势。张晓光提交了交通银行转账详情，显示2017年5月8日向尹某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转款3万元。2017年5月26日，尹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拘留。2017年6月21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对尹某的讯问笔录中包含以下内容：问：“你从什么时间开始侵占森信纸业的财物的？”答：“2016年3月份之后一直到2017年5月中旬。”问：“你是采取什么方式对森信纸业公司的财物进行侵占的？”答：“我就是在工作中，利用推销纸张给客户，在客户给我回款的过程中，我上交公司一部分钱，然后自己私留一部分钱，还有就是从森信公司提货后，不是指定客户订的货，我就把账做到指定客户的名下，然后再低价卖给其他公司。”问：“你侵占公司的财物后，把钱都干什么用了？”答：“主要是让我买彩票了，还有就是打车、吃饭、零花了。”问：“你用于购买彩票的钱都是哪来的？”答：“基本上都是从长春市明洋印务公司那倒出来的货款。”问：“为什么是明洋印务公司倒出来的钱？”答：“因为我从买彩票之后，就开始出现我侵占公司财物的情况，然后每次我收到客户的货款后，我就从中扣出一部分留给自己用于买彩票，主要是有的客户不直接给公司货款，而是由我来转交森信公司，明洋印务公司和我个人关系较好，而且在账期上是两个月，所以我就用这些钱来购买彩票。”问：“根据森信公司提供的与良原印业公司的往来对账单，从2017年2月21日到2017年4月24日，良原印业公司共订货五十三笔，这些货都是你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在森信公司订的货吗？（让尹某核对森信提供的对账单）”答：“都是我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从森信公司订的货。”问：“良原印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只有两笔是他公司订的货是怎么回事？”答：“只有在对账单上划绿线的两笔是良原印业公司订的货，其余的都不是。”问：“除了这两笔订货之外，其余的货你都卖给谁了？什么时间？”答：“我基本上都卖给明洋印务公司了，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问：“你收到了货款之后都干什么用了？”答：“我用一部分钱去还以前的其他公司的欠账，剩下的都用于购买彩票了。”问：“在良原印业公司与森信公司往来对账明细上从2017年2月21日起到2017年4月24日，显示的金额是561788.58元，这些钱你给森信公司吗？”答：“没有给森信公司这笔货物的货款，钱让我堵以前买彩票的帐了。”问：“根据森信公司提供的出库单上，良原印业公司的公章是怎么回事？”答：“因为我们森信公司有规定，在出库单和对账单上必须有良原的公章，我在以良原的名义订完货之后，为了不让公司发现，我就在4月份的某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我跟良原印业公司的经理张晓光说明之后，他也没具体看出库单，就把公章给我了，我就把在森信公司的出库单上盖上了良原印业公司的公章。”问：“良原印业公司和森信公司付款的方式？”答：“主要是以对公的方式转款。在2017年4月24日转到我个人微信上一笔33124元。在2017年5月8日转给我30000元。别的就没有了。”问：“转给你个人的钱你干什么用了？”答：“记不清了，不是买彩票，就是堵其他公司的帐了，我没有交给森信公司。”问：“你卖给明洋印务公司的货，都是与谁交易的？”答：“和明洋印务公司的经理宛玉亮成交的。”问：“怎么交易的？”答：“就是宛玉亮订货之后，我就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森信订货，然后就转给明洋印务公司。”问：“为什么明洋印务公司不直接和森信公司订货？”答：“因为明洋印务公司的授信额度不够，他们家的用货量比较大，然后明洋印务很少对公转账，总是给我直接打款或给现金，他们公司也是一直在欠我们公司的帐，所以直接让我来给他们公司订货。”问：“你给明洋印务公司订的货，货物的来源？”答：“因为明洋印务公司的额度是30万，在这额度之外就无法从森信公司订货，然后我就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森信公司订货，再发给明洋印务公司。”2017年9月2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对宛玉亮的询问笔录中包含以下内容：问：“你和尹某是怎么交易的？”答：“我都是直接和尹某订货，然后尹某给我发货，之后我给他一个收据，等我把钱给他的时候他再把收据给我。”问：“这些收据你是否留有存根？”答：“这些收据的存根我都留了，而且在尹某的事情出了以后，给了森信公司。”问：“这些货物是否都是以你公司的名义从森信公司订的货？”答：“我不知道是否是以我公司的名义订的货，都是尹某给我订的。”问：“根据森信公司与尹某核对后提供的对账单，从2017年4月至5月你还有1037850.1元的货款没有付，是否属实？”答：“是，这些货物都发往了我公司……我公司未付款。但我支付给了森信公司五十万元的押金，这笔钱可以当做是我公司现行支付的部分货款。另外我还因为算错账支付给过尹某个人32550元的货款，这笔钱是我之前多付给尹某的钱可以抵账。”问：“这份对账单上的货物是怎么对出来的？”答：“是尹某和森信公司的会计根据与我的交易收据核对出来的，数量金额准确无误。”庭审中，森信公司明确其主张的保全保险费为1564元、律师费为36000元，无其他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森信公司依据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4日加盖有良原印业公司公章的订货单、收货确认单以及良原印业公司签收的发票，主张良原印业公司欠付货款，应予给付。良原印业公司主张虽然订货单、收货确认单上加盖的公章真实，发票确已收到，但并未收到收货确认单上记载的全部货物，而就已收到的货物，双方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不欠货款，不应当支付。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均认可案涉交易森信公司方的销售人员为尹某，尹某在2017年5月26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永吉街派出所拘留，在刑事讯问笔录中其已承认，自己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以良原印业公司的名义为明洋印务公司订货，并将明明洋印务公司支付的货款用于购买彩票，在案涉交易中仅有两笔是良原印业公司自己的订货，其他都不是。同时，尹某承认案涉订货单及出库单上良原印业公司的公章系其自行加盖，良原印业公司并未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森信公司提交的书面证据虽已形成了证据链条，但尹某作为森信公司对良原印业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其在刑事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使得良原印业公司是否欠付森信公司货款存疑。良原印业公司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张晓光与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5月8日双方确认货款已结清。由于尹某系森信公司的销售代表，其确认货款结清的意思表示应代表森信公司。森信公司虽否认该微信号为尹某使用，但尹某在刑事讯问笔录中认可其通过微信方式收到过良原印业公司的货款33124元，与良原印业公司提交的微信内容吻合，且微信记录中尹某向张晓光提供了工商银行卡卡号，张晓光向该卡内转款，转款记录显示该卡号确实为尹某所有，尹某在刑事讯问笔录中亦认可收到该笔转款，故应认定该微信号为尹某使用。森信公司与良原印业公司均认可在森信公司为良原印业公司送货时，良原印业公司收到货物会为送货司机出具收条，说明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双方确认能够证明良原印业公司收到货物的直接证据应为收条，但森信公司就案涉货物不能提供收条。尹某刑事讯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前述两项事实相结合，使得森信公司主张的良原印业公司已收到货物应支付货款的事实，真伪不明，在森信公司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实际供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森信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森信公司主张的利息及律师代理费、保全保险费均是以货款为基础，故对森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52元、保全费4431元，由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负担。本案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尽管森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但尹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使科普公司与森信公司之间就案涉货物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货物是否送达存疑，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森信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货物已经送达及欠款数额的情况下，本院对森信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2元，由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