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2974号原告：熊刚，男，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峻，湖北华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177742608P。法定代表人：彭小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湖北林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木强，男，195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湖北林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熊刚与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基础公司）、第三人王木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熊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峻、被告武汉基础公司及第三人王木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为被告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35,000元的股东，占被告公司股权比例为2.28%；2、责令被告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原系武汉建工集团第一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建一公司）下属单位，原告原为被告公司国有编制职工。2001年6月份，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1〕102号）文件的精神，被告公司整体改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金为800万元。2001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持股通知》，内容为：“熊刚同志：根据武建一公司改制文件精神，你持有武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份贰万元，其中国有资产置换补偿个人1,478元，个人出资购股（现金）12,348元，国有资产置换配送6,174元。”2001年8月10日，原告以货币方式向被告出资12,348元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其中载明：“兹收到熊刚人民币壹万贰千叁百肆拾捌元（12,348元），上款系股金”；并加盖有武汉基础公司财务专用章。2006年5月25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公司增加入股投资1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其中载明：“兹收到熊刚人民币壹万元（1万元），上款系入股”，并加盖有武汉基础公司财务专用章。但被告并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2010年，被告公司的名义股东王木强等人将被告公司的80%的股权以17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龙X、龙X，并将剩余20%股权（价值折合440万元）交由第三人王木强代为持有。因原告自2006年起就未在被告公司工作，故直到2017年才得知被告公司发生变更的情况，原告遂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并享受股东应得的权利，但被告却至今未予理会。被告武汉基础公司辩称，一、原告不是被告股东，其要求确认股东及股权比例缺乏法理依据。被告原系武建一公司下属单位，2001年经改制为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为王木强、熊XX、夏XX、余XX、邓XX等5人组成，股东以实物出资，相关出资经武汉诚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武诚会验字[2001]172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并经工商注册登记。上述股东出资后，依据各方达成的协议，5位股东于2001年7月8日签订《武汉基础公司章程》，章程约定王木强持有公司50%股权，熊XX持有公司23.5%股权，夏XX持有11.5%股权，余XX持有公司5%股权，邓XX持有公司10%股权。依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股权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情形，公司全部股权由原始股东王木强、熊XX、夏XX、余XX、邓XX等人享有，故原告不属于公司原始股东。公司成立后，原告与原始股东之间没有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其没有继受取得的依据。综上，原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无权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也无权予以登记。同时依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原告与其他股东未形成设立公司的合意，也没有就公司设立签署相关公司章程、发起协议等文书，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二、原告持有的相关收据属实，其并非持有被告公司的股权，其属性为当时公司改制时的集资款，被告可以协调计算其集资受益或按照银行存款给予利息。2001年公司改制时，被告运营困难，故面向职工筹集公司运营款项，计算资金款项的依据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国有企业改制补偿应支付款项，另一部分为职工以现金出资款项。故原告共计持有集资款项为3万元整。其后，公司运营困难，部分职工要求退出集资款，在2010年左右按照1：1.7将集资款清退一部分，2015年按照1：4比例将大部分集资款项清退完毕。被告清退集资款项时，多次通知原告，原告一直未办理领取集资款的相关手续。现原告主张集资款的权利，被告愿意予以协调，按照最高清退比例（1：4的比例）对其集资款予以清退，或者按照同期银行利率给予利息。综上，原告不属于公司的股东，被告无多余的股份给予原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木强述称，同意给予原告部分收益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支付给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的陈述，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武汉基础公司系由武建一公司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而来，熊刚原系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职工。2001年4月20日，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制定了改制实施方案，并向武建一公司提交了书面请示报告。该改制实施方案主要包括改制的形式和目的、工作领导小组及时间安排、公司改制前的基本情况、新公司的设置、股本构成及实现途径、新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内容。其中，关于股本构成规定：股本由职工个人出资持股：1、职工个人股，按公司对进入新公司员工的补偿办法，对进入新公司员工的补偿额全部量化到个人，由职工个人持股，作为进入新公司的员工个人股本；2、由新公司员工（含经营者）继续出资认缴新公司股份时，执行武建党字〔1999〕48号文件的配送原则，所认缴和配送的股份作为员工个人持股。关于股东会规定：1、股东会由全体股东（即持股人）组成，股东会决定新公司发展中有重大关系和影响的事情，是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照《公司法》行使职权；2、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按照出资实际情况，以满足8万元为一名股东，出资不足8万元可由职工持股人自由组合8万元，可推荐1名持股代表，并由持股人与被推荐人代表签订书面委托全权委托代理协议，报新公司备案后作为新公司股东。对股东人数按《公司法》的规定，由新公司完善建立全部持股人名册。另外，实施方案还规定：为简化登记程序，注册资金可以采用资金形式验资后由公司提出资产置换报告，报集团公司审批后，置换成实物资产；进入新公司的员工必须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重新与新公司企业法人签订劳动合同；对不愿进入新公司的员工，应自谋职业，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由公司发给经济补偿。2001年5月14日，武建一公司作出《关于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按此改制方案运作，组建成职工持股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国有资产的全部退出，职工改变国企职工身份的改制目标，在2001年6月底前完成改制工作。2001年6月21日，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经改制后更名为武汉基础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武汉基础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载明：武汉基础公司股东为王木强、熊XX、夏XX、余XX、邓XX，分别出资400万元、188万元、92万元、40万元、80万元，分别占股50%、23.5%、11.5%、5%、10%，均以实物出资。2001年7月16日，武建一公司下发武建一经劳字〔2001〕5号《关于解除王木强等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解除与王木强、熊XX、夏XX、余XX、邓XX、熊钢（刚）等92位同志的劳动合同，并已根据相关规定发给以上人员经济补偿金。2001年7月18日，武汉基础公司向熊刚出具《持股通知》并加盖公司公章，内容为：“熊刚同志：根据武建一公司改制文件精神，你持有武汉基础公司股份20,000元，其中国有资产置换补偿个人1,478元，个人出资购股（现金）12,348元，国有资产置换配送6,174元。”2001年8月10日，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武汉基础公司共同向熊刚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熊刚现金12,348元，上款系“股金”，并加盖了两公司财务专用章。2001年12月12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武建一公司报请下属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改制资产处置方案作出批复，主要内容如下：同意将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1,259,749.65元转让给改制后成立的新企业；参与本次改制的职工93人，按照武政办〔2000〕102号文件精神，给予职工改变国有身份经济补偿的费用为1,114,442元；按武建字〔2000〕59号文的有关规定对原企业中层干部4人经济补偿增加41,996元，以上两项合计1,156,438元，同意从国有资产中扣除；同意按武建党字〔1999〕48号文的有关规定对改制职工配送349,381元，从职工合股基金中解决等。根据武汉市基础工程公司职工补偿金明细表显示，参与本次改制的职工93人以“经济补偿金＋现金购股＋配送股”的方式入股武汉基础公司，其中经济补偿金1,156,438元、现金购股514,181元（含王木强借贷购股16万元）、配送349,381元，合计202万元。2006年，武汉基础公司在资金周转困难及部分入股职工退股的情况下，再次动员职工购买内部股，并执行买1送0.5的优惠政策。同年5月25日，熊刚出资1万元购买股份，武汉基础公司于同日向熊刚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熊刚现金1万元，上款系“股金”，并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2010年4月9日，武汉基础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同意将公司厂区内土地以股改方式进行处置，即对外转让80%的股权，仅剩20%的股权由王木强代股改前的全体股东持有，收益仍用于安置职工。2010年5月26日，武汉基础公司登记股东王木强、余XX、邓XX、熊鸿传、夏XX将其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龙X、龙X，并于2010年6月4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龙X、龙X、王木强，分别出资232万元、408万元、160万元，分别占股29%、51%、20%。2011年10月13日，因部分入股职工陆续退股，王木强召集原武汉基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财务人员开会，并制作《董事会决议》，内容为：改制后陆续有持股者转出股份给公司，累计达到40余万元，这些股金，全体股东按照1:1的比例均有权购买。考虑到持股职工的实际需求，持股者有权按1:1.7的比例转出所持有股份（即持1股者，退1.7倍的股金）。退股资金来源于公司出售前回收的40余万股份所形成的款项以及向外融资。之后，又有部分持股职工退股。据2013年武汉基础公司职工持股明细表显示，武汉基础公司尚有持股职工29人，合计持股1,533,723.5元，其中王木强持股60万元，熊刚持股35,000元。2013年10月21日，龙X、龙X分别将51%、29%的股权转让给武汉鑫盛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广润茂商贸有限公司，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11月7日，王木强召集武汉基础公司改制后的留守班子成员（包括原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财务人员）开会，讨论原公司资产及人员处置问题，并制作《董事会监事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原公司（2010年6月对外转让股权之前）还有买断工龄补偿金入股人员29名，本次决议对全体员工具有约束力。一、资产处置：根据公司财务核算，与会人员决定按照员工实际持有股权份额1:4进行分配，即员工按照所持有股权货币化金额的4倍（包括本数）分得原公司资产残值。此后，员工不再实际持有原公司的股权。二、员工身份：由于原公司在股改时已承诺注销公司，且原公司员工与股改后的公司实际上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所有费用及分红均由原公司董事会进行，与新公司无关。为此，所有员工在2016年3月10日前将社保关系转至现在工作单位或转至社保局个人窗口。逾期，造成社保断档或脱档，责任自负。三、欠款归还：原公司员工在公司欠款，包括原公司代为垫付的社保缴费中应由个人承担部分等等，在分得并领取公司残值时，由原公司财务对账后从中直接扣划。四、原公司债权债务：原公司尚有债务未清偿，应收债权清偿债务后，作为原公司资产残值按第一条规定分配给员工，原公司债权债务由王木强负责清收清偿，与员工及留守班子成员无关。之后，除熊刚、俞某两人外，其余持股股东均已退股，武汉基础公司现已停止经营。审理中，王木强认可熊刚系武汉基础公司内部股东，熊刚所占股份应按2013年职工持股明细表进行确认，以及熊刚的股份由其代持等事实。2019年5月22日，原告熊刚诉讼来院，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为被告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3万元的股东，占被告公司股权比例为0.375%；2、责令被告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熊刚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如诉称。被告武汉基础公司及第三人王木强坚持其辩、述称意见，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原告熊刚起诉时的案由被确定为股东知情权纠纷，但根据原告熊刚的诉请和纠纷的性质，本案案由应变更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原告熊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材料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工商登记，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使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但工商登记仅具有证权性，没有设权性，当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产生争议时，公司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不能作为确定股东权益的唯一根据，而应以实际出资额来确定。根据原告熊刚提交的持股通知书及收款收据，以及武汉基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木强的陈述，可以证实熊刚实际出资3万元、持股35,000元的事实，故可以确定原告熊刚享有被告武汉基础公司的股东资格。关于原告熊刚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据2013年武汉基础公司职工持股明细表显示，武汉基础公司尚有持股职工29人，合计持股1,533,723.5元，其中王木强持股60万元，熊刚持股35,000元。审理中，王木强认可熊刚的股份由其代持的事实，并认为应按2013年职工持股明细表认定熊刚所享有的股权份额，熊刚对此亦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照准。故熊刚所享有的武汉基础公司的股权份额为2.2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武汉基础公司应向熊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即将王木强代持的熊刚所享有的2.28%的股权份额变更登记至熊刚名下。故对原告熊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熊刚为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享有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2.28%的股权份额；二、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熊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原告熊刚享有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2.28%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550元（原告熊刚已预交），由被告武汉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屠俊霞人民陪审员  付元姣人民陪审员  李海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陈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