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黑0604行初3号 原告李洪涛，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肇州县。 委托代理人于海英，黑龙江海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庆市大同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政府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306060019550369。 法定代表人孙国光，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宣兆玉，男，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大同区农业农村局种子执法中队负责人，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被告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大同镇同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306060017692250。 法定代表人孙永刚，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欣旺，男，197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大同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负责人，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原告李洪涛不服被告大庆市大同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大同区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同区政府）作出的同政复字[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洪涛委托代理人于海英、被告大同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洪伟及委托代理人宣兆玉、被告大同区政府副区长庄卫东及委托代理人李欣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吉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涛种业公司）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种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1.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的行为；2.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3.罚款80000元。被告大同区政府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经审查，认为大同农业农村局对申请人吉涛种业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种子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实体合法，程序正当，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了同政复决[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大同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 原告李洪涛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2.请求依法撤销大同区政府作出的同政复决[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具体理由如下：1.吉涛种业公司所销售种子并没有获得盈利额68290元。吉涛种业公司销售种子采取赊销，种子款农民均未返还给吉涛种业公司，并且购买该种子的农民均表示拒绝向吉涛种业公司付款，且已有16户农民诉至法院，要求吉涛种业公司赔偿损失。基于以上事实，吉涛种业公司向农民回收种子款已没有可能。吉涛种业公司对于销售该种子即未获得可得利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即没有事实依据。2.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罚款80000元。该罚款数额对于吉涛种业公司数额较大，大同农业农村局应当按照普通处罚程序给予吉涛种业公司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而大同农业农村局未向吉涛种业公司告之上述权利，使吉涛种业公司基于处罚适当性的相关证据无法提供，错失了陈述、申辩及举证的权利。吉涛种业公司就种子未出苗的事项以其他品种的种子另行向农民补偿了同等数量的种子，并且该种子纠纷吉涛种业公司代销的厂家已与农民达成和解，其中16户农民共得到赔偿款28万余元。就该种子的销售行为并未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也未造成较大损失，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罚款80000元不适当。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罚主体错误。吉涛种业公司销售科泰1608和英奇919的种子系受吉林省科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泰种业公司）委托代为销售。该销售的主体应当认定为科泰种业公司，对于该种子的违法销售处罚的主体应当为科泰种业公司。大同农业农村局将吉涛种业公司作为该种子的代销售主体系处罚主体错误。 原告李洪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大同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大同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欲证明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作出了三项行政处罚，大同区政府维持了大同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 证据二、委托书，欲证明科泰种业公司在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20日，委托吉涛种业公司在和平牧场经销科泰1608、英奇919种子并负责打假工作。 证据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主证）、科泰种业公司营业执照，欲证明吉涛种业公司销售科泰1608、英奇919种子系科泰种业公司委托经营。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进行处罚是处罚主体错误。 证据四、营业执照、企业基本信息、董事监理经理信息，欲证明吉涛种业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注销，出资人是李洪涛，在注销后对吉涛种业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由李洪涛继受，李洪涛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有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五、绥北法院民事裁定书、起诉状，欲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时的被调查人王亚林、王亚刚（被告卷宗中王亚林等16人之中的人员）等16人向绥北法院就种子质量提起诉讼，就案涉种子款和赔偿款与科泰种业公司达成和解并撤诉。说明该种子销售的实际受益人和违法行为人是科泰种业公司。两份起诉状证明李洪涛对王亚林、王亚刚就二人持有的科泰和英奇两个品种的收货票据向农垦法院和平法庭准备提起诉讼，因疫情原因延缓了立案，被告对吉涛种业公司违法所得进行了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吉涛种业公司并没有收到王亚林等16人的货款。原告准备通过法院诉讼来确认原告对王亚林等16人的种子款（债权）能否被支持，如果裁决确认支持了原告的合法请求，那么被告所处罚的违法所得才能成立，如果不能被法院支持，说明被告所处罚的违法所得没有证据支持。 经庭审质证，大同区政府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份文书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委托书已经明确注明科泰种业公司授权吉涛种业公司在和平牧场区域经销科泰1608、英奇919种子，并不是原告所述的委托经营。通过绥化分局和平派出所对科泰种业公司负责人吴迪、还有李洪涛、钟金艳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科泰种业公司并没有授权吉涛种业公司的销售行为，双方是一种买卖关系。代销也是销售的一种方式，原告不能以此来否认其销售未经审定的种子的事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同时吉涛种业公司注销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该时间是发生在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行政处罚之后，在大同区政府行政复议期间，吉涛种业公司也未将注销的事实通知复议机关，应对注销前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对证据五中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起诉状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吉涛种业公司与购买种子当事人是基于买卖合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买种子的人是否向吉涛种业公司支付种子款，是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能够以此否认吉涛种业公司销售未经审定种子的行为，吉涛种业公司与被告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销售所得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大同区农业农村局的质证意见同大同区政府的质证意见。 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辩称，1.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人员检查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包装袋,包装袋上没有审定编号，在网上查询证实科泰1608是辽宁省2019年5月9日审定通过的，审定编号是辽审玉20190071，另一个玉米种子英奇919没查到任何审定信息。而农民手中持有的购种发票显示的时间都是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底之间。执法人员询问了李洪涛及其妻子钟金艳、农户代表王亚林、王亚权、胡灵发、王海荚，双方都承认证实了科泰1608玉米种子是在辽宁省审定通过前销售和购买的事实。调查期间，被告又多次电话联系李洪涛及其妻子钟金艳到大同农业农村局核实有关销售情况，李洪涛电话始终打不通，其妻子钟金艳始终说两人有事或外出不在家，拒绝前来核实。2019年8月16日被告联系到该公司销售员张海源并对其进行了调查询问，张海源承认其为李洪涛和钟金艳的公司销售了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销售的种子和发票都是吉涛种业公司提供的，经他销售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收现钱的他都给了发票，赊欠的他就没给发票。2019年8月22日执法人员再次到和平牧场场部(农业科)找张海源进行核实，在被告执法人员和和平牧场农业科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销售人员张海源当场对农户手中的发票一一核实，并签字按手印，两个品种的玉米种子销售金额合计68290元。2.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原告李洪涛销售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之规定；依据第七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两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之规定。另外，根据2017年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认定种子违法案件中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复函（农办政函[2017]4号），答复种子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所以该案的违法所得就是其销售收入68290元。因涉及农户较多，种植面积较大(千亩以上)，影响较坏(16户农民上访并对李洪涛、张海源和科泰种业公司起诉)，事发后李洪涛没有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减轻农民损失，致使农民集体上访，在执法机关介入调查后，以各种理由、方式拒绝配合调查取证工作。根据黑龙江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标准(试行)规定：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行为的处罚三种情形，一是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果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对社会造成后果较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八万元以上十四万元以下罚款……。大同农业农村局考虑到李洪涛案发时曾经给农民调换种子补种的补救行为(大部分农民没同意，引发上访)，经被告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应按第二种情形处罚，即责令停止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农作物品种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涉案玉米种子已卖完)并处以罚款80000元。原告称销售涉案两个玉米品种种子采取的是赊销，但执法人员询问该公司销售员张海源称销售的涉案两个玉米种子多数收的是现款，只有少部分赊欠，而且现金多是当天就交给李洪涛妻子钟金艳或财会了，被告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是合法的。原告称起诉的16户农户后期得到了科泰种业公司赔偿，这其中原告并没作出赔偿。我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不能与农民维权相抵，罚款8000元，也是较重情形中下限罚款。3.程序合法、送达有效。被告于2019年8月12日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多次调查取证，后经局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于2019年9月4日作出了同农(种子)告〔201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无法联系到李洪涛(手机始终不通)、钟金艳(称外出不在家)和张海源(称在外治病不在家)，李洪涛在和平牧场开办的吉涛种业公司已经关停，和平牧场任何形式的送达都无法实施。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法人员赶赴肇州，在县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张贴在李洪涛肇州农资门店店门上。同时，又以邮寄形式对李洪涛进行告知，但其妻钟金艳(李洪涛电话不通)接到肇州县邮政部门电话得知是大同农业农村局特快邮件时马上挂机，之后拒绝接听邮政部门电话，三天后邮件返回。此外，执法人员还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分别告知了李洪涛及钟金艳(手机显示短信发送成功)。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2019年9月10日被告作出了同农(种子)罚[2019]5号《大庆市××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无法联系到当事人，直接送达无法实施，此时张海源治病已经回来。被告依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章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在和平农业科两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大庆市××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张海源家，当场进行了宣读留置，并让其尽快转交、转告李洪涛和钟金艳履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此外，执法人员又将《大庆市××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张贴到吉涛种业公司经营店面的门上，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分别通知了李洪涛和其妻子钟金艳(手机显示短信发送成功)。原告称错失陈述、申辩及听证机会，是由于原告不配合执法造成的。被告采取的留置送达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具有法律效力。4.被告查处有权、主体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以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县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违法案件”之规定，李洪涛在和平牧场开办吉涛种业公司违法销售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行为发生在大同行政管辖范围内(因和平牧场行政权力已上交大同)，应由具有行政管理权的大同农业农村局立案查处。而科泰种业公司不在大同行政区域内，且其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吉林省(和平派出所询问笔录中记载种子是李洪涛用车从吉林拉回来的)，因此被告无权对外省公司实施行政处罚。综上所述，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 被告大同区政府辩称，同政复决[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通过大同农业农村局调查核实，吉涛种业公司销售未经审定的种子销售金额为68290元，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认定种子违法案件中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复函》（农办政函[2017]4号）的规定，种子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因此吉涛种业公司违法所得为68290元。被告大同区政府在作出复议决定时程序合法，大同区政府在收到吉涛种业公司行政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了书面审查，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1项的规定，维持大同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10日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大同农业农村局关于吉涛种业公司行政处罚卷宗一册，欲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内容适当。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于王亚林等16人的种子笔录真实性有异议，王亚林等16人购买的种子是科泰种业公司的科泰1608、英奇919种子，原告成立的吉涛种业公司是为科泰种业公司代销，王亚林等16人明知该种子系科泰种业公司出售，在该笔录当中没有体现。并且王亚林等人就种子质量已经向科泰种业公司主张了权利，在笔录中均未体现。因此通过王亚林等16人的笔录，不能确认李洪涛成立的吉涛种业公司是违法所得收益人，也不能确定两个品种种子的经营人是吉涛种业公司。该卷宗体现的程序告知书仅是被告自行制作的，并没有体现送达给吉涛种业公司的时间，也无法体现重大处罚程序合法。对卷宗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处罚对象是错误的，吉涛种业公司作为被处罚主体不适格。被告大同区政府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时，程序上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原告所作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 被告大同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欲证明2019年11月6日，原告向大同区政府提出行政诉讼复议申请，大同区政府依法要求原告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二、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欲证明大同区政府依法审查，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原告下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依法送达。 证据三、大同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答复书》，欲证明被告大同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大同区政府的要求，向复议机关依法提交相关法人手续及针对原告的复议请求向复议机关进行书面答复。 证据四、农政办函[2017]4号，欲证明种子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 证据五、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及送达回证，欲证明被告大同区政府经审查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对复议程序没有异议，审查过程中应该审查被处罚主体，但是复议过程中对主体和程序的审查不完善。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全案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洪涛于2018年12月13日在大庆市××区和平牧场注册成立了吉涛种业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原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农作物种子、化肥。2019年8月12日，和平派出所以原告销售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为由将案件移送给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理。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查看农民提供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包装袋，包装袋上没有审定编号，通过网上查询科泰1608是辽宁省2019年5月9日审定通过的，审定编号是辽审玉20190071，而英奇919没有查到审定信息，和平牧场农民手中持有的购种发票显示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底之间。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对吉涛种业公司的销售员张海源进行了调查询问，张海源认可其为李洪涛和钟金艳的吉涛种业公司销售了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销售的种子和发票由吉涛种业公司提供，经他销售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有现金收款（有发票）和赊账（无发票）。2019年8月22日，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到和平牧场与张海源进行核实，确认吉涛种业公司买卖种子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统计经张海源和农户确认的发票：科泰1608玉米种子共计704袋，每袋80元，英奇919玉米种子共计133袋，每袋90元，上述两个品种的玉米种子销售金额合计68290元。 本院认为，原告李洪涛系被处罚主体吉涛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吉涛种业公司系李洪涛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其于2019年11月29日注销，注销后吉涛种业公司的权利义务由李洪涛继受，原告李洪涛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就是完成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循的行政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在接到案件后，经调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原告主张，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未向吉涛种业公司告之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同农(种子)告〔201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后，通过电话、手机短信、邮寄、现场送达等方式向原告进行送达，送达程序合法，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问题，原告主张其是受科泰种业公司委托销售，不应是行政处罚中承担责任的主体，本院认为，吉涛种业公司作为经营种子的公司，实际销售了未经审定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并以公司名义出具销售发票，原告认为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罚主体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的问题。原告主张吉涛种业公司所销售种子并没有获得盈利额68290元，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罚无法律依据，但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认定种子违法案件中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复函（农办政函[2017]4号），明确种子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故大同农业农村局认定该案的违法所得就是其销售收入68290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无不当。又因该案涉及农户较多，种植面积广，影响较大，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以吉涛种业公司销售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八条以及黑龙江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标准(试行)的规定，作出责令停止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农作物品种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并处以罚款800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大同区政府作出的同政复决[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正确，本院判决一并驳回原告对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洪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李洪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瑞 审 判 员  杨婧怡 人民陪审员  王冬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陈莹 书记员刘一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对原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可以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者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