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6行终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新斌，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政法路**。法定代表人何斌，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张雪峰，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平，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全利，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檀溪派出所民警，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宋新斌因诉被上诉人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以下简称襄城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2行初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宋新斌是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村村民，因檀溪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需征收其房屋、宅基地和承包地,宋新斌认为补偿标准不合理，未能与拆迁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宋新斌从2014年起多次拨打110报警求助，称部分实施征收的政府工作人员指使不明身份人员对其实施逼迁行为，恐吓、威胁并将其住所的水、电截断，甚至限制他本人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宋新斌及妻子、母亲被不法分子打伤，严重影响到了他本人及家人正常的居住生活。2018年5月2日，本院作出（2017）鄂0602行初95号、9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确认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拖延履行本案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以上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宋新斌认为，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与他的权益受损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严重侵犯了宋新斌的合法权益，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时查明，宋新斌2014年向襄城公安分局报警之前已与檀溪村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宋新斌报警反映的不法侵害发生在征迁纠纷过程中，襄城公安分局拖延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法定职责的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其违法。宋新斌有权向襄城公安分局主张行政赔偿，但必须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宋新斌的行政赔偿请求一部分系财产损失，另一部分系人身受侵害损失，关于财产损失部分因宋新斌在报警之时已与檀溪村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宋新斌被拆迁的房屋及屋内物品、装修损失已涵盖在上述协议之中，宋新斌请求的人身受侵害损失系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而非拖延行为本身引起，宋新斌可以向侵权人主张民事赔偿。综上，襄城公安分局虽有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但该拖延行为并未对宋新斌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且与其主张的各项损失之间均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宋新斌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新斌的赔偿请求。上诉人宋新斌上诉称，一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是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所以上诉人原审时主张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进行赔偿。1.上诉人的房屋财产被他人打砸，导致拆迁补偿过低，且第三方的打砸行为系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及时履责而不被追责，上诉人无主张赔偿的对象，这部分损失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在原审时主张的财产损失部分还有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分红钱，原审法院判决时对此诉请未作处理。3.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向直接侵权行为人主张的说法是错误的，上诉人无法明确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身份信息系由被上诉人的拖延履责行为造成的，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三是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已经提交给法院但未在证据目录中予以明确的证据，原审法院不让出示。请求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02行初5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襄城公安分局辩称，一是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提交的《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申请书》后，依法进行了及时有效处理，认真开展了后续的相关工作，上诉人所称的行政赔偿与被上诉人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是被上诉人所辖檀溪派出所在处理上诉人相关警情过程中，没有侵犯上诉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的应当予以赔偿的情形。三是上诉人于2014年12月已经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得到了房屋安置及货币赔偿，上诉人诉称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要求的赔偿与被上诉人无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其妻子双耳膜被打穿的证据；2.《最高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2011]行他字第24号案例和（2018）最高法行赔申82号代理意见；3.上诉人本人被拆房屋照片三张；4.两份网贴文，这些证据主要证明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上诉人损失的一部分。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和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和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证据2和证据3予以采信，对证据1、证据4和证据5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综合审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回复》（法发〔2011〕24号）精神，在生效判决确认襄城公安分局拖延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法定职责违法的情况下，宋新斌有权向襄城公安分局主张行政赔偿。本案中，宋新斌的行政赔偿请求包括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关于宋新斌及家人请求因人身损害导致的医疗、误工及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因为该人身损害系第三人行为造成，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回复》（法发〔2011〕24号）的规定。根据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鄂0602行初95号生效判决“襄城公安分局接到宋新斌的报警后，迅速派警员到现场对多起纠纷进行了制止、劝解，并分别进行了接处警登记。但宋新斌在庭审中提供了多幅现场照片，用以证实存在的不法侵害，襄城公安分局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显示处警结果均为其他，襄城公安分局并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实其对案件进行移交、立案、调查、处理、答复等履行职责的事实，襄城公安分局的行为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宋新斌报警反映的不法侵害虽发生在征迁纠纷过程中，但襄城公安分局对征收安置补偿纠纷以外持续发生的不法侵害，怠于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法定职责的行为，不符合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相关规定”的认定，襄城公安分局未按接处警处理程序处理宋新斌的报警，未登记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的信息，致使宋新斌无法确定该第三人的信息，无法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襄城公安分局应该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该提供证据”的规定，宋新斌应该就自己及家人因人身损害导致的医疗、误工损失是否存在，以及该损失与襄城公安分局拖延履行行为致使其受第三人侵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但是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宋新斌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以上事实。而其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故该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新斌房屋价值损失、房屋损坏及屋内物品价值等损失问题。因宋新斌已与檀溪村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其所述的损失均已涵盖在上述协议之中，故其要求赔偿房屋价值损失、房屋损坏及屋内物品价值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宋新斌要求的承包地损失赔偿金及被扣发的股份红利损失赔偿金的问题，因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与第三人侵权行为及襄城公安分局的拖延履责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基本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宋新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