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702民初8843号原告：颜慧卿，女，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燕小成，河南燕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驻马店市红星网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驻马店市文化路西段刘阁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758383068Q。法定代表人刘家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心广，河南周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颜慧卿与被告驻马店市红星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洁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豫1702民初50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原告颜慧卿不服提出上诉，经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豫17民终字422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关于借款利息。一审判决对本案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是否约定利息的事实未予查清，应进一步核实。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颜慧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燕小成，被告红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家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心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颜慧卿诉称，2008年2月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两笔，共460000元，并出具收款收据两份。双方当时约定被告每月支付原告一分利息，但未约定还款期限。近期被告不再支付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要该两笔借款，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脱。故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460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月息1分计算）。被告红星公司辩称，原告所诉的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原告的诉请内容是不真实的，请求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一、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2008年2月3日编号为0018433、0018434收款收据彩印件各一张，其中编号为0018433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颜慧卿人民币叁拾肆万元正￥340000，系付借款”；编号为0018434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颜慧卿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正￥120000元，系付借款”。两份收款收据均加盖有“驻马店市红星网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公章，单位盖章处显示加盖有“刘家田”私章。原告颜慧卿陈述两份收据形成的过程为：“1、原告颜慧卿是教师，但是家里做的有生意，并且家里有闲钱经常从事民间借贷，为了多吃点利息，家里经常放的有现金来回周转。颜慧卿是驻马店本地人，现在已退休，随亲属定居广州。2、该两笔借款是经过张某（原告的婆哥）介绍的，张某与刘家田是好友，且在此之前也借过款给刘家田，原告借款当时住在驻马店。3、被告红星公司先借颜慧卿340000元现金并出具收据一份，其后被告又问原告还能不能再借点，后原告又借给被告120000元，所以一天内发生了两笔借款。4、关于利息，当时与被告口头约定利息一分，利息一直在支付着。2016年的利息支付到11月份，12月份的利息没有付，2017年的利息支付到10月，11月和12月的利息没有付。利息是按照月息1分打到张某的父亲张作义账户上，也是和被告约定好的。原告和张某他们是一个大家庭，钱都是打到张作义账户上，是属于家庭内部的管理”。被告红星公司对两份收据质证称：“1、该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经公司对账，在2008年2月3日当日没有该两笔款进账，公司与颜慧卿没有来往账目记录。如果借贷实际发生的话，在当天开具两个相邻的票据是违背常理的，应当出具在一张票据上。2、两份收据中载明的款项是被告给张某的好处费。被告急等着用钱，便与张某商量向驻马店市劳动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动派遣公司）借款，当时借了5200000元，分四、五次借的，单位的利息比存款的利息低。当时张某是劳动局的一把手，公款是不允许借的，借的话犯错误，所以象征性的给张某一点好处费，但写张某的名字不合适，张某就说写颜慧卿的名字，票号都是一次性开出来的，打一个条比较高，就打了两个条子。当时由于钱没有给张某，就先给张某支付着利息。3、在2009年前后，驻马店技校准备开发，当时刘国庆当市长，张某告知刘家田其有一个朋友想开发，让刘家田为这个朋友引荐一下刘国庆市长，如果拿到这块地了就给刘家田不低于1000000元好处费。后来经刘家田引荐，张某的朋友拿到了这块地，但张某承诺的1000000元没有给刘家田。2017年的时候刘家田想用吕慧超、颜慧卿和张某的860000元冲抵，但是张某不同意，后经过协商同意用颜慧卿460000元冲抵，当时张某就把46万元的原条交给了刘家田。后来张某退休了就到法院起诉刘家田了”。二、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在原审中张某作证称：“1、原告颜慧卿是我弟媳妇。被告法定代表人刘家田是我20多年的朋友。我弟弟在南方做生意，有点闲钱，刘家田是我的朋友，经常跟我说借钱的事，他跟我弟弟关系也不错，我就介绍我弟弟借钱给他。2、刘家田借颜慧卿的460000元是通过我的手借的。我拿的是现金过去的，当时颜慧卿没有去。这钱是我弟媳颜慧卿的钱，因为之前刘家田就给我说过借钱的事，所以这些钱我就先放在家里了。2008年2月3日上午，我直接拿着340000元现金到了被告公司办公室，公司办公人员王某给我打的条。中午的时候刘家田说还能不能再借点，下午我又拿了120000元过去。3、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利息被告一直付着，一开始是支付给我的，每个月1到16号左右被告都喊我去领的现金，颜慧卿没有去领过。后来我比较忙，2016年开始我给刘家田说利息打到我父亲张作义卡上。我父亲的账号是我提供给被告公司的。利息支付到2017年10月，2016年的还欠一个月”。在重审中，张某作证称：1、2008年2月3日，刘家田提出向我借钱，我带着340000元的现金，到刘家田的办公室交给被告公司的刘家田，在场的有王某，当时王某是会计，王某给我出具收据，盖的有公司的财务章。收据上没有显示利息。中午的时候刘家田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再借点，下午我又带去120000元现金，还是交给刘家田，当时王某在场，王某给我打了一个收据，还是没有注明利息。过去借公司的钱都是刘家田亲自书写，这次是公司出具的，没有注明利息，我感觉不对，大概过几天，我回来找刘家田亲自写了个借条，有刘家田的儿子刘红星在下面签了字，还盖了公司的章。利息每月1分，其他钱已到期都如数还了，一直到2017年11月停止付利息之后我才给刘家田说这个事，12月份又支付了一个月利息。2018年过春节的时候，刘家田的会计又给我2万元现金。借给被告款后，每月的15或16号我到被告公司财务领利息，不打收条，在账本上签字，由被告公司的史某会计给我支付现金。2015年我喝酒出点事，我领着我的父亲到被告公司找刘家田，说每月利息8600元让我父亲去领，转到我父亲的银行卡上，还包括我妹夫吕慧超的30万元，我的10万元共计86万元。后会计史某转款给我的父亲张作义。发生这次借钱之前、之后刘家田都找我借的有钱。本案诉争的钱是原告的钱，原告的钱都在我那里放着，我弟是做生意的。这个钱当时有一部分是从银行取的款，大部分是现金，我屋里放着几十万现金，取款手续我再查查。2、吕慧超案件也是经过我手诉讼的，三笔借款（颜慧卿、吕慧超、张某）的利息支付截止时间都是2017年11月。本案诉争借款发生时原、被告双方不认识，钱是经我的手借的。3、我从2004年2月份到2006年10月份任劳动派遣公司法人。被告公司借的有劳动派遣公司的钱，07年有人举报我。这个钱当时是用1个月，实际是26天，当时借的有一百多万，利息都打到公司账户上，按照当期银行利率计算”。另外，在原审期间，证人张某还作证称“以前的借款都是按月息1分约定的，但是这个收据上没有写，所以我才另外让他写个纸质的。中间我们之间有很多财务往来，以前都是直接在纸上写，这次开的收据我有点不太放心，还让他在A4纸上重新给我写了一个借条，有刘家田和他儿子刘红星两人的签字。我可以提交法庭，原件我没带来，拍在手机上了”。庭审结束后，本院限期原告提交该份借条的原件，但原告至今未向本院提交该份借条原件。重审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该份借条的复印件，同时提交一份手机拍摄的视频。借条载明“今借到颜慧卿现金肆拾陆万元整（460000.00元），利息按每月每元一分计算，每月一清。驻马店市红星网业有限公司。刘家田。2008年2月3日。刘红星”。借条中还显示加盖有红星公司印章。诉讼中，原告陈述两份收据及借条没有原件的原因是：收据及借条的原件都在张某的父亲张作义处保存，但张作义于2018年7月7日病故，遗物还没有清理完毕，还没有找到原件。三、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1、（2018）豫1702民初4840号民事调解书，原告用以证明：被告红星公司于2007年4月20日向张某借款100000元，月息1分。后经驿城区人民调解，被告红星公司同意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该调解书还显示红星公司所欠张某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的利息3000元一并结清。2、（2018）豫1702民初4841号民事调解书，原告用以证明：被告红星公司于2010年4月8日向吕慧超（张某的妹夫）借款300000元，月息1分。后经驿城区人民调解，被告红星公司同意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该调解书还显示红星公司所欠吕慧超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的利息9000元一并结清。3、张作义（张某的父亲）名下的中原银行（账号为62×××75）客户明细对账单一份，该明细单显示：2016年2月15日，案外人史某向张作义该银行账户分两次汇款共计17200元，每笔8600元；2016年3月15日汇款8600元；2016年4月15日汇款8600元；2016年5月16日汇款8600元；2016年6月15日汇款8600元；2016年7月15日汇款8600元；2016年8月15日汇款8600元；2016年9月18日汇款8600元；2016年10月17日汇款8600元；2016年11月15日汇款8600元；2017年1月17日汇款8600元；2017年2月16日汇款8600元；2017年3月15日汇款8600元；2017年4月18日汇款8600元；2017年5月15日汇款8600元；2017年6月16日汇款8600元；2017年7月18日汇款8600元；2017年9月1日汇款8600元；2017年9月15日汇款8600元；2017年10月17日汇款8600元。以上证据原告用以证明：“颜慧卿、张某、吕慧超三个人一共起诉被告三笔借款，共计86万元，每个月由被告公司财务人员史某将86万的利息款8600元（利率为每月1分）打到之前口头约定的张作义的账户上”。被告质证称“1、对于调解书和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诉争的借款金额是46万元，按原告所说的每月1分利息计算，那么每月应付的利息应当是4600元，而不是对账单上的8600元。2、张作义也与本案无关，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张作义是借款受益人。本案诉争的借款发生在2月3日，但对账单中发生的日期在每月15日，与借款日期不符。3、被告于2018年3月份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利息，该部分利息系支付原告提交的两份民事调解书中载明借款40万元的利息（从2017年11月份至2018年3月份，共计5个月，每月4000元），不包括本案诉争的46万元的利息，也与被告所陈述的已将46万元的借条原件收回并不再支付该款利息相互印证”。四、被告红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1、劳动派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2、被告与劳动派遣公司的账目往来清单一份。被告红星公司用以证明其与劳动派遣公司发生过借贷关系，共计借款470万元，款项已经偿还完毕。原告质证称“证据来源不合法，原告不予认可；且劳动派遣公司登记信息显示法人是徐春晓，与张某、原告无关联性。3、被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作证称“我是被告公司的会计，2008年2月3日，刘总（刘家田）给我打电话说张某过去让打收据，一个34万元、一个12万元，张某要求分开打，打的是收据，我没有见到一笔钱，刘家田与张某对接，只是让我出个手续，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怎么对接的，当时张某没有转款、也没有拿现金。我没有见过原告颜慧卿，张某在我公司存款都是写别人的名字，有个别是写他的名字，都是给刘家田对接的，我从来没有收过张某的现金，我公司从不收现金，都是转账。我们公司向吕慧超借过钱，具体多少不清楚了。我公司向劳动派遣公司也借过钱，当时张某是劳动公司一把手，借款数额当时都在上百万，公家的钱我们都按时还完了，付过利息，刘总叫转多少转多少，至于怎么算不清楚”。4、被告申请证人史某出庭作证，史某作证称“我是2011年11月份去的红星公司，任出纳一职。红星公司向吕慧超和颜慧卿的付息都是8600元，都是按照一分支付的。吕慧超和颜慧卿、张某三个人的利息都是张某领的，付息到16年开始打到张作义的卡上。打到17年年底左右，刘总（刘家田）让停了，我就停了，张作义我不认识，好像见过一次。2018年2或3月份在金山路建行付给张某2万元现金，好像打的有一个收条，我不知道是什么钱，刘总叫我付的”。原告对两份证人证言质证称“1、王某的证言不真实，证人陈述张某从来没有交过现金不属实，在吕慧超、张某的两个案件中交的都是现金。2、对史某的证言无异议，可以证实利息8600元这个数额符合客观情况。张某确实在2018年收到了2万元利息”。五、还查明，2018年7月7日，张作义去世。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及原、被告诉辩意见在卷，经庭审质证，据以认定。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即公民之间或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原告颜慧卿主张其与被告红星公司之间存在460000元的借贷关系，而被告则主张原告并未将460000元款项交付于被告，其与原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应为原告颜慧卿与被告红星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原告颜慧卿对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1、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两份收据及一份借条均为复印件，虽然被告红星公司在庭审中称上述原件因故被被告收回，但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收据及借条的原件没有交给被告，原件在张作义处，只是暂时找不到。但原告至今仍未向本院提交收据及借条的原件加以证明，原告所提交的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也不能证明拍摄中显示的借条即为原件。因原告提交的收据及借条无法与原件核对，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2、本案诉争借款金额为460000元，发生时间为2008年，在当时系数额较大的款项。依交易习惯，一般借款金额较大的交易双方当事人会采取银行转账的方式。而原告主张该460000元全部是现金交付，且在一天内分两次交付，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原告申请的证人张某称460000元当中有部分款项系从银行支取，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关的取款凭证加以证明。3、关于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因①张某与原告系亲戚，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②在原审中，张某称有460000元借条的原件，并同意在庭后提交。后虽经本院通知后原告迟迟未提交。直至重审期间，原告才向本院提交了该借条的复印件，并称借条原件在其父亲张作义处。原审立案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8年6月19日，而张某的父亲在2018年7月7日去世。张某本可以在第一次庭审中将借条原件提交法庭，但时至今日仍未提交，故张某的上述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前后矛盾。③张某在原审作证称：“之前被告就给我说过借款的事，这些钱我先放家里了”；而在重审中，张某作证称该款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其从银行取的款，前后矛盾。④张某作证时称：“被告出具收据后，张某不放心，过几天后又让被告向其出具一份借条”，但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据和借条中显示的时间均为2008年2月3日，与张某的证言内容明显不符。⑤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借款当时原告在驻马店市，而张某则作证称借款当时原告在广州，与原告陈述相互矛盾。综上，张某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明显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故本院不予采纳。4、本案的出借人即原告为颜慧卿，且借款当时颜慧卿本人就在驻马店市，颜慧卿本可亲自办理借款事宜，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本案诉争借款的取款、交付、协商利息、利息的支取等一系列交易行为均发生在被告红星公司与张某之间，明显不符合常理。5、关于原告提交的利息转账凭证，原告主张被告红星公司每月向原告支付利息8600元，其中包括红星公司借张某的10万元，借吕慧超的30万元及借颜慧卿的46万元。被告红星公司虽然对支付的上述利息予以认可，但认为本案诉争的46万元并没有发生，向张作义支付的利息其实是好处费，但2017年10月份双方协商该款与好处费冲抵，不再支付该款的利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显示，原告主张其向红星公司交付了46万元的借款，没有相关取款、转款凭证相印证；原告持有的借条及收据均为复印件；且被告红星公司于2018年3月份向原告支付利息20000元，该20000元正好与调解书载明的数额（借张某10万元，借吕慧超30万元，以上共计40万元，每月利息4000元，5个月利息为20000元）相印证，也与被告红星公司所主张的已将46万元的借条原件收回并不再支付该款利息相符，故原告提交的利息转账凭证不能作为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定案依据。综上，本案诉争借款发生在2008年，数额为460000元之多，但原告只向本院提供了两份收据及一份借条的复印件，却未提交相关银行转款及取款业务凭证，并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借款支付义务；且本案中，除收据和借条中显示有颜慧卿的名字外，原告并没有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发生过借款交易的事实，故在原告不能提供向被告付款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现原告颜慧卿请求被告向其返还借款本金460000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颜慧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殷红建审 判 员  王 鹏人民陪审员  范文英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宋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