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行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礼，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兴城市。委托代理人：桑兆玉，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梅，女，1969年1月1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兴城市。系刘忠礼前妻。委托代理人：桑兆玉，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兴城市兴海南街137-2号。法定代表人：白剑锋，该市市长。刘忠礼、王金梅因诉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恢复原告土地原状（及地上附着物）并返还土地，并追究相关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行初1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向原告释明了关于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原告重新提交了起诉状，其事实与理由部分没有变化，只是诉讼请求部分删除了“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涉案土地恢复原状（及地上附着物原物），返还土地（及上附着物原物）给原告，追究相关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并重新提交了证据（原4份证据变更为9份证据，即：1、刘忠礼身份证复印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政府信息告知书和辽政地挂（2014）32号批复，兴城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听证会笔录，土地征收青苗附属物登记表；3、2018年1月23日财产保护申请；4、2018年8月11日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申请书，对应的邮寄底单和妥投证明，2018年10月8日被告作出的关于刘忠礼、王金梅要求给予补偿的答复意见书，2018年12月8日原告对答复意见书的异议函，邮寄底单和妥投证明；5、2018年2月3日辽果司法鉴定所（2018）果鉴字第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年4月12日、4月18日、4月28日原告分别向征收指挥部、被告和辽宁省司法厅邮寄的针对第02号意见书的反映信，邮寄底单和妥投证明，与鞍山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进行谈话的录音光盘和文字稿；6、2019年1月22日兴城市规划局告知书，邮寄底单和妥投证明；7、2013年11月8日原兴城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2014年1月10日兴政地字（2014）2号出让土地使用权批复，兴城国用（2014）第G1440014号、G144016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天诚泳业公司售楼广告和卫星地理图；8、2019年11月11日关于刘忠礼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说明，2019辽1402行初54号判决书；9、2018年4月9日天诚泳业栽树视频光盘，2018年8月17日110出警视频光盘和文字稿，苗木被毁现场照片三张，兴城市公安局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刑事复议决定书，刑事复核决定书，立案监督答复函，和更正申请书，2019年3月31日天诚泳业对原告土地进行深翻的视频光盘和报警出警记录）。经征求被告方意见，同意继续开庭审理。案件审理结束前，原告刘忠礼再一次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恢复其原诉讼请求，即：“一、依法确认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涉案土地恢复原状（及地上附着物原物），返还土地（及上附着物原物）给原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忠礼的诉讼请求分为两部分，一是确认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是请求判令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刘忠礼涉案土地恢复原状（及地上附着物原物），返还土地（及上附着物原物）给原告。原告刘忠礼所诉的两个诉讼请求属对不同性质的两个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属诉讼请求不明确，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原告刘忠礼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原告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起诉条件。同时原告刘忠礼起诉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要求被告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土地，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刘忠礼实施了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应当对其被征收的土地恢复原状并返还，其起诉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要求被告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土地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起诉条件。综上原告刘忠礼提起本案的诉讼，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且起诉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实施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要求被告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土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起本案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忠礼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免予收取。刘忠礼、王金梅上诉称，（一）一审裁定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承包地已被征收，樱花树苗被强推铲除以及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类似案例，可以推定强拆行为系市、县一级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主体实施。（二）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诉求非常明确，一是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二是同时提起赔偿请求。被上诉人在尚未作出责令交出土地行政行为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自行组织相关部门对被征收人的承包地强行实施征收并进行维护性施工，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超越职权行为，应确认违法。即使土地征收行为本身合法，但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造成当事人直接财产损失的，可以申请行政赔偿。（三）原审法院不予批准上诉人申请调取直接关系切身利益，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涉嫌审理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兴城市政府答辩称，上诉人的两个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法律关系混乱。土地征收包括准备、批准、实施多个阶段的系列行为，涉及到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及土地、财政等诸多部门，除法定事项外，征收主体并不径行实施勘测调查、签订协议、强制拆除、责令交地等具体工作，即法定的征收主体并不必然等同于具体的行为主体。上诉人推定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交付土地的行政行为不仅没有证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对于其提出的确认被上诉人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法负有证明被上诉人实施该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被上诉人作出强制交付土地决定、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直接证据，仅有间接证据及单方主观推断，其主张依据不足。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其他职能部门负责征收补偿等具体工作，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主观推断不具有唯一性，亦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上诉人提出的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土地的请求，已经超出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的行政赔偿请求范围。即使上诉人是基于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而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因土地已经被征收为国有，樱花树苗已经灭失，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也仅能发生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后果。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土地，是征收土地行为违法且被撤销或认定无效的法律后果，与确认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是不同法律性质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起诉条件。关于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问题，是进行实体审理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案中上诉人因不符合起诉条件被驳回起诉，人民法院没有调取证据的法定义务，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刘忠礼、王金梅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弘达审判员  席铁斌审判员  刘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黄忠学书记员曲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