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18353号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DONGAHELECOMMCorporation)，住所地大韩民国京畿道龙仁市。法定代表人：林孝烈(LIMHYOYUL)，代表理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光镐，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涛，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夏怀鋆。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与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组织证据交换，于2019年11月27日、2020年1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光镐、被告法定代表人夏怀鋆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6,383,29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支付期间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的利息(以560,000为本金，自2014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967,200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2,8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1,497,854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558,240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的长期供货商，从2014年5月起至2015年12月分五批向被告销售汽车充电机。但是被告收到货物后未向原告支付货款，金额合计为6,383,294元。经催讨未果，原告遂涉诉。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系被告股东，公司曾开过会议讨论进口模块事宜，曾明确进口模块要事先告知董事会，且有销售订单的情况下才可进行，故对2015年11月18日的合同不予认可；2.2014年4月23日和2014年5月12日合同的收货人与被告无关；3.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间期间；4.被告召开协调会曾明确收到货款后支付，原告主张货款的付款条件不成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具体包括：原告提供的2014年7月20日、2014年8月7日的《电动汽车充电机供给协议》二份、被告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一份、询证函二份、(2016)沪0120民初225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被告与案外人合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浦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三份。对当事人有争议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供2014年4月23日、2014年5月12日、2015年11月18日的《电动汽车充电机供给协议》三份、出口申报单、商业发票、装箱单及提单一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二份、被告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三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履行交货义务，实际收货人为被告；被告表示对真实性不清楚；本院认为，结合2018年度审计报告记载的债务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二、被告提供公司章程一份、会议纪要二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委派总经理，合同由总经理操作，公司曾召开董事会制止进口充电模块行为；原告称章程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会议纪要仅加盖公司公章，非公司董事会会议，无双方签字，不能对抗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效力；本院认为，鉴于原告系签订公司章程的主体之一，其未提供其他章程反驳该证据，故本院对该章程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会议纪要涉及本案合同的签订问题，故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三、被告提供邮件公证书二份，证明合同章由韩方委派的总经理交给第三方公司管理，被告处无公章，曾要求总经理不能再进货并发了邮件；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部分邮件未发送给崔承汉；本院认为，(2019)沪东证经字第18093号公证书中涉及的邮件内容与本案有关，对关联性予以认定，(2019)沪东证经字第18094号公证书中涉及的邮件内容系被告与总经理之间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四、原告提供崔乘汉(CHOISEOUNGHAN)的证言，证明被告与案外人签署协议，由于货物数量不足，重新从原告进口充电模块，崔承汉作为总经理向被告董事发送了邮件；被告认为证言的证明力不强，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证言由被告与合浦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佐证，本院予以采信。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4月23日、5月12日、7月30日及8月7日、2015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共签订五份《电动汽车充电机供给协议》(以下按时间顺序简称为第一、二、三、四、五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给电动汽车充电机，货物金额分别为560,000元、967,200元、2,800,000元、1,497,854元、558,240元，合计6,383,294元，均约定原告根据被告要求的时间向被告供货,付款时间均为被告收到产品之后6个月内支付货款。原告开具的发票及装箱单载明的开船日依次为2014年6月10日、6月25日、8月20日及9月10日、2015年12月10日，第一、二合同的出口申报单、发票及装箱单载明的购买人或收货人为深圳鑫荣特科技有限公司，通知方为被告。第一、二份合同的提单分别载明发票号为D140528、D140616。2014年6月16日、7月2日，上海浦江海关开具二份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均载明缴款单位为深圳鑫荣特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批文)号分别为D140528、D140616。另查明，被告成立于2014年3月14日，股东为原告和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崔乘汉由原告委派，董事长及财务由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2014年9月19日，被告召开协调会，形成第一次协调会会议纪要，纪要载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总经理崔乘汉等董事参加会议，纪要第3点(关于存货)载明“东健公司就直流充电桩中充电模块已从韩国东亚电通进了近500万元的充电模块，已远远超过公司正常存货警戒线，在没有明确合同订单的情况下，上海普天认为必须立即停止进货，积极消化现有库存，如果再进行进货，上海普天作为股东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第4.2条(建议)载明为“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存货这么多，如何消化。定一个原则，进货量达到一定的数量要跟董事会商量。总经理可以决定进货的数量，但是必须要设一个警戒线。超过警戒线是很危险的。现在充电模块的采购是比较担心的问题。”2015年2月6日，被告又召开协调会，形成第五次协调会会议纪要，纪要载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总经理崔乘汉等董事参加会议，纪要第5条载明“关于已进口充电模块的后续处理方案，上海普天认为与股东间的关联交易，应事先经董事会同意方可执行；且任何备货采购均应有销售订单支持方可进行。目前充电模块存货面临降价风险，模块价格可能会持续下降，董事会应明确模块或充电机对外销售不让合资公司受损失，董事会需要约定合理的利润率，明确收到销售货款后再付给东亚，且在制定毛利率时考虑原销售模块的维护费用。”2016年至2019年，被告委托上海申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2015至2018年度财务进行审计。其中，该所2016年1月28日出具2015年度审计报告，第9.3条(应付账款)载明债权人单位为原告，年末余额5,825,054元；后三年的审计报告的第9.3条(应付账款)均载明债权人单位为原告，年末余额6,383,294元。被告将每年审计报告发送给原告一份。2018年3月7日，在审计过程中，被告向原告发询证函，询证函载明双方往来账项余额，截止2017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6,383,294元。原告在询证函上盖章。还查明，2015年10月20日，被告与合普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合普公司向被告采购充电模块500套，总价款为3,000,000元，交货周期约定为2016年10月20日交货60套，后续每月交货100套。2016年12月15日，本院受理本案被告起诉合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请要求合普公司支付汽车蓄电池货款。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判决合普公司支付本案被告货款4,585,931元。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鉴于五份合同均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权解决，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结合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原告实际交货金额？鉴于被告对第三、四份合同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无异议货款金额合计为4,297,854元。关于第一、二份合同，被告辩称收货人为案外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原告提供的出口申报表及装箱单载明收货人为深圳鑫荣特科技有限公司，但原告提供的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在缴款单位处亦括号标注了被告的名称，且缴款书上所载的合同号和提单载明的发票号是一致的；其次，被告2015年度审计报告载明应付原告货款5,825,054元，金额恰好为原告提供的前四份合同的货款总额，被告未能对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应付款金额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对被告此项辩称不予采信，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收到该两份合同所涉货物的事实，故对该两份合同的货款，本院予以认定，金额为1,527,200元。关于第五份合同，被告认为货物进口须有销售订单且征得被告董事会同意才可进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该份合同之前一个月，被告与合普公司签订了一份金额为3,000,000元的充电模块《产品购销合同》，说明被告已有新的销售订单；其次，在2016年度的审计报告中涉及到应付原告的款项中较上一年度增加了558,240元，正好与第五份合同金额一致，若被告对此次进货有异议，其本可及时采取措施否认合同效力或拒绝收货，然其未举证证明曾提出过异议，且在后续两年的审计报告对应付款项又予以确认，说明被告认可该份合同及进货事实。综上，本院对被告此项辩称不予采信，对该份合同的货款558,240元亦予以认定。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五份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原告已履行送货义务，供货金额为6,383,294元。二、本案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首先，被告每年向原告发送审计报告，确认应付原告货款6,383,294元，并于2018年发询证函确认债务，均说明被告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其次，被告的第五次协调会会议纪要明确收到销售货款后再付给原告，无论原告同意与否，这都是被告对付款期限作出的一个承诺，也说明其同意履行付款义务，2017年4月14日被告与合普公司的诉讼案件判决，说明被告销售货款当时尚未收回，其所承诺的付款期限未到，至原告起诉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原告主张货款的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本院认为，虽然被告第五次协调会会议纪要载明收到货款后再支付原告，但由于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曾明确表示同意，故这仅是被告单方面的承诺，不能以此对抗原告。被告2016年度的审计报告载明应付原告货款6,383,294元，说明其在2016年底前已收到全部货物，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原告主张货款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四、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本院认为，被告在收货后未能按约支付货款，造成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理应偿付，原告主张按年利率4.75%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合同约定收到货物后6个月内付款，鉴于原告仅提供了出口申报单，未能举证证明具体收货时间，本院结合被告协调会议纪要、审计报告、装箱单载明的发货日期等酌情确定利息起算日。对前三份合同货款，根据2014年9月19日协调会会议纪要的内容，提到被告已从原告进了近500万元的充电模块，结合原告每份合同的发货时间，可以确认截止该日，被告已收到前三份合同的货物，本院酌情将该三份合同货款利息起算日调整为2015年3月19日；对第四份合同货款，根据被告2015年度审计报告及第五次协调会议纪要、发货时间，本院酌情将利息起算日调整为2015年8月6日；对第五份合同，结合2016年度审计报告，酌情将利息起算日调整为2017年7月1日起。综上，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第二项诉请，本院酌情调整为分别以4,327,2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9日起、以1,497,854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6日起、以558,24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货款6,383,294元；二、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逾期付款损失(分别以4,327,2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9日起、以1,497,854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6日起、以558,24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057元，由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负担595元，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5,462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韩国东亚电通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上海普天东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磊审 判 员  徐晓丽人民陪审员  倪晓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 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