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27048号原告：北京中天恒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角门14号商业金融用地4#酒店3层307。法定代表人：吴国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裕恒通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小营村359号。法定代表人：马国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来福，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德奎，男，197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北京中天恒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恒安公司”）诉被告北京裕恒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恒通公司”）、被告徐德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天恒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被告裕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被告徐德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天恒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律师服务费）5.9万元。事实与理由：中天恒安公司于2015年12月与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承包了琉璃河湿地公园项目C2区土方工程。2016年8月23日，张艳明代表裕恒通公司交给徐德奎50万元，徐德奎也出具“收条”并承诺为裕恒通公司承揽到琉璃河公园C1标段工程，后因徐德奎爽约而返还张艳明一百万元。2016年9月1日，徐德奎与张艳明签订《协议书》，约定徐德奎将C2标段土方工程交给被告裕恒通公司完成。当日裕恒通公司派出数十名员工及机械设备来到原告工地抢夺工程并阻挠原告施工达5日之久。之后裕恒通公司以合同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致使中天恒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国章被刑事拘留37天。2017年11月24日，房山区检察院因事实不清决定对吴国章不起诉。2016年12月2日，裕恒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和徐德奎赔偿其经济损失2018450元。原告被迫聘请律师应诉，发生律师服务费5.9万元。案件经过房山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皆为判决驳回被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认为二被告串通、伪造《协议书》进行恶意诉讼，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裕恒通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存在恶意诉讼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张艳明代表我公司与徐德奎签订《协议书》，是基于对徐德奎的信赖，其承诺可以将琉璃河湿地公园C2标段交由我公司承包施工，且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我公司基于上述认定才向徐德奎交付人民币50万元，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在2016年9月2日组织人员进场，但在进场过程中，遭到了原告的阻拦。同时，在我公司报警后准备离开时，原告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我公司离开现场，导致我公司遭受经济损失。因此，我公司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针对徐德奎和原告的欺骗行为进行了刑事报案，我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合法的维权行为。第二，我公司没有恶意诉讼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如前所述，原告提起民事诉讼，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没有与徐德奎串通，更没有伪造证据。虽然涉案的裁判文书中，并未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但也对我公司包括《协议书》在内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主张我公司的正常的诉讼行为属于恶意诉讼，不应得到法院采信，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我公司在自身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通过民事和刑事诉讼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合法的自我救济行为，不能因为生效裁判文书没有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就将我公司的维权行为认定为所谓的恶意诉讼。徐德奎辩称，原告的陈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拿裕恒通公司的钱是事实。原告说不是合作关系，是不对的，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合作关系。合作的是琉璃河湿地公园C2标段的土方工程，我是跟原告法定代表人谈的，从一开始就是我在投资，投资了将近小300万元，现在原告还欠我100多万元没有清偿给我。我跟裕恒通公司恶意串通不了，我还赔偿了裕恒通公司50万元，我不可能跟裕恒通公司串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裕恒通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徐德奎、吴国章、中天恒安公司连带向裕恒通公司赔偿损失2018450元。中天恒安公司委托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胜利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裕恒通公司提供了徐德奎于2016年8月23日出具的收条及张艳明（乙方）与徐德奎（甲方）于2016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以证明其主张。2019年7月12日，本院出具了（2018）京0111民初1546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相关事实如下：吴国章为中天恒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天恒安公司与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公司）先后签订施工合同，分别承包了C2和A2标段工程。为筹集资金，吴国章与徐德奎协商，约定由徐德奎向中天恒安公司承包的上述工程投资，但双方未就投资、分红等具体事项签订书面协议。徐德奎为C2和A2标段工程的施工支付了材料款等费用。裕恒通公司委托张艳明负责工程施工等事宜。2016年8月，张艳明与徐德奎联系，表示希望承包琉璃河湿地公园项目的工程。徐德奎承诺将C1标段工程发包给张艳明，并提出需要张艳明交纳一定费用。后，由于C1标段已有他人承包并已进场施工，徐德奎未能将C1标段工程交由张艳明施工。2016年8月23日，张艳明代表裕恒通公司将50万元现金交给徐德奎。徐德奎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张艳明现金50万元（伍拾万元整）用于琉璃河湿地公园C2标的用途款，于9月10日前签订合同。如有违约，款数如数退回。责令赔款张艳明5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徐德奎收到上述钱款的当天，将其中的40万元交给了王树元，吴国章亦在现场。2016年9月1日，徐德奎（甲方）与张艳明（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C2标段项目交由乙方完成，双方于2016年9月1日开始对C2标段施工现场进行交接，甲方聘请乙方项目经理张艳明为项目负责人，聘请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工程移交东方园林公司之日，乙方按甲方与东方园林公司的合同内容执行。2016年9月2日下午，裕恒通公司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到C2标段工地准备进场，正在现场施工的中天恒安公司拒绝其进场，双方发生争执。法院认为，张艳明代表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签订的《协议书》为无效协议，裕恒通公司本身对《协议书》的无效存在过错，且裕恒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最终判决驳回了裕恒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裕恒通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决。在二审阶段，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胜利仍为中天恒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本案审理中，中天恒安公司提供《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显示2017年3月6日，中天恒安公司（甲方）与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中天恒安公司与裕恒通公司纠纷案的一审代理人，并约定律师代理费为59000元。中天恒安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支付了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59000元。中天恒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称其原是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在2018年转到了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裕恒通公司在2016年第一次起诉后，他在2017年收了代理费，然后裕恒通公司撤诉，后又在2018年起诉，其仍然作为了诉讼代理人。上述事实，有中天恒安公司提供的《协议书》、收条、（2018）京0111民初15466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10627号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天恒安公司以裕恒通公司在（2018）京0111民初15466号案件中提供的收条及《协议书》为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串通伪造而成进而提起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为由，要求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本院认为，无论是（2018）京0111民初15466号案件，还是（2019）京02民终10627号案件，均认定收条及《协议书》系张艳明代表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所签，通览两案民事判决书，未发现有认定收条及《协议书》系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串通伪造而成，本案中，中天恒安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收条及《协议书》系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串通伪造而成。裕恒通公司以收条及《协议书》作为证据提起诉讼，尽管其诉讼请求被驳回，但该行为系正当的民事诉讼行为，并不存在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中天恒安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进而产生的律师费系其正常应诉产生的诉讼成本，不属于裕恒通公司与徐德奎侵权产生。故中天恒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中天恒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元，由北京中天恒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江正春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孙震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