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10行初19号 原告孙荣官，男，194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公民身份码33012519480109413Ｘ。 委托代理人孙峥，男，汉族，1977年10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系原告孙荣官之子。 委托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城南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琦，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冯鹏飞。 委托代理人喻云皓，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荣官（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被告）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的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于2019年6月10日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予以先立引调号案件。在调解未果后，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峥、方圆，被告的出庭负责人冯鹏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9年5月24日，被告直接组织大量社会人员强行封闭了现场，实施断电措施并强制拆除了原告屋顶的房屋，房屋内物品随意露天堆放。该暴力拆除行为破坏了屋顶的防水设施，造成大面积渗水，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一、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依据不合法。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对集体土地上的违法建筑物作出认定及有权实施强制拆除的职权部门是国土部门，对国土土地上违法建筑物作出认定及有权实施强制拆除的职权部门是规划部门。国土部门或者规划部门作出的违法建筑认定书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合法依据。本案中的《消防整改告知单》、《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均不是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依据。二、被告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属于无权行为，应当确认违法。被告不具有认定违法建筑以及责令拆除违法建筑乃至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职责。三，三、被告以《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为凭实施强制拆除，缺乏事实依据。该告知书称“你户（单位）位于禹航路35幢2单元501室，占地面积35平方米，存在以下公共安全隐患：1、违法建筑整治（违法用地、彩钢棚、其他等重点违法建筑）……”该说法没有依据。1999年11月11日，杭州华立集团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的《住房屋顶使用产权证明书》载明“……按本公司房产促销有关手续规定，将601室楼顶使用权出让给张志荣使用，他人不得随意进入使用，为管道维修及保养，张志荣有责任提供施工员进出，此证明作使用产权证明书”。告知书所称的顶楼不是一个公共区域，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于601室房屋购房者，该建筑系购房者付出相应房款对价后购买所取得。告知书称的“违法建筑整治（违法用地、彩钢棚、其他等重点违法建筑）”的公共安全隐患是不存在的。四、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程序违法。被告只作出《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就实施拆除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至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被告于2019年5月24日对原告位于杭州市××街道××路××幢××单元××室房屋上面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对上述被拆除建筑予以恢复原状，或者赔偿建筑损失805000元，赔偿建筑内物品损失2938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余房权证余移字第0××4号房屋产权证书，拟证明原告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 2.《房屋买卖合同》、发票，拟证明原告合法购买案涉房屋，且生活居住使用至今的事实。 3.《住房屋顶使用产权证明书》、收款凭证，拟证明《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所指向的顶楼系原告合法拥有所有权的建筑，不存在违法建筑以及造成公共安全隐患的事实。 4.《消防整改告知单》，拟证明《消防整改告知单》不是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依据。 5.《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拟证明《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不是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依据。 6.强拆前照片，拟证明原告屋顶房屋及房屋内物品财产在强拆前的基本情况。 7.强拆中照片，拟证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 8.强拆后照片，拟证明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房屋、房屋内物品财产、房屋地面防水等造成不同程度损毁的事实。 9.检修照片，拟证明被告在强拆过程中实施了断电，强拆完毕后，原告打电话给电力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抢修才恢复供电的事实。 10.损失物品清单、照片，拟证明被告强拆后房屋内物品散乱在露天，有的在强拆过程中遭到破坏，有的因强拆后没有办法及时保护而遭到破坏，原告清点损失，自行评估损失价值的事实。 11.防水层被破坏后渗水照片，拟证明因为被告没有实施防水等措施，导致原告房屋渗水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原告擅自搭建的占地面积35平方米的建筑物(构筑物)系违法建设。原告在顶楼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及《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根据余创无违建办[2018]7号文件规定，全区范围内已经交付使用的住宅小区(多高层、别墅小区）内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进行建设的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属于违法建设专项整治的范围。二、被告有权拆除原告擅自搭建的违法建筑，且无须赔偿。被告向原告作出《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系被告履行对本辖区内违法建筑建设行为的查处职责。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查处主体及相关职责的通知，余政办【2011】3号文件规定，各乡镇为本辖区制止违法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违法建设查处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履行对本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的巡查、制止和查处等职责，组织实施对本辖区违法建筑的强拆等。违章建筑非系原告的合法财产，不属于赔偿的范畴。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内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 1．照片，拟证明原告在多层公寓楼顶进行了违法建设的事实。 2．编号2019第EO10号《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拟证明被告按照规定对本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以及原告存在违法建设的事实。 3．照片、视频光盘，拟证明被告在实施拆除时已经对原告违法建筑内物品进行搬离的事实。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余政办[2011]3号《关于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查处主体及相关职责的通知》、余创无违建办[2018]7号《关于印发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认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从该证据上可以明确看出原告合法房屋是4幢601室，案涉被拆除房屋是601室上面的建筑。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如果案涉被拆除建筑物合法的话，开发商应当将其计入合法面积进行销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屋顶是全部业主共有的，开发商不能自行处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消防整改告知单》是因为2018年检查过程中发现原告封闭消防通道而作出，不是原告陈述的以消防名义进行拆除。《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是针对原告违法建筑行为，而用于通知原告限期拆除，但是原告没有履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认为拍摄时间由法院审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已经搬离了被拆除房屋内的物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被告认为被告没有采取断电手段，对建筑实施拆除后也采取了防水措施。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被告认为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系原告自性制作。建筑物内的物品已经搬离，后期遭到损毁系原告保管不当造成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与违法建筑拆除的关系无法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待证事实有异议。案涉建筑是否违法未经有职权的部门认定，对被告认定案涉建筑违法有异议。照片反映前案涉房屋屋顶建设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被告陈述的原告在屋顶进行违法建设。案涉35平方米顶楼是开发商建造后卖给原告的。被告在未经职能机关认定前就自行认定为违法建筑有失偏颇。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告知书不具有效力，已经被告法院撤销，被告应当先恢复原状并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和退还财物，应当予以赔偿损失。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屋内财物是直接清除而不是搬离。被告清除物品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冰箱和空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真实性无异议。有权认定违法建筑的是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被告不具有拆除职权。余政办[2011]3号《关于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查处主体及相关职责的通知》、余创无违建办[2018]7号《关于印发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案涉被拆除建筑的性质本院将根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11，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提供的1-3，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99年11月11日，杭州华立集团房产开发公司出具了《住房屋顶使用产权证明》。该证明载明“兹有张志荣购买公司宝林小区4幢（35楼）东单元601室一套，按本公司房产促销有关手续规定，将601室楼顶使用权出让给张志荣使用，他人不得随意进入使用，为管道维修及保养，张志荣有责任提供施工员进出，此证明作使用产权证明书”。1999年11月12日，杭州威克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收款凭证一份。该收款凭证载明：收到张志荣支付的屋顶款2000元。2004年5月18日，原告与张志荣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原告向张志荣购买了坐落于杭州市××镇××小区××幢××室的房屋。2004年6月8日，原告取得了杭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余房权证余移字第0××4号房屋产权证书。该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明确：原告房屋坐落于余杭区××街道××小区××幢××室。2019年4月30日，被告作出编号为2019第Ｅ010号的《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根据余杭区政府环境综合专项整治行动要求，经现场核查你户（单位）位于禹航路35幢2单元501室，占地面积35平方米，存在以下公共安全隐患：1、违法建筑整治（违法用地、彩钢棚、其他等重点违法建筑）……请你户（单位）接到告知书后，立即停止（施工／使用／经营／腾空搬离）并在2019年5月7日前自行整改拆除，恢复原状。逾期拒不整改，街道将组织相关部门依法拆除。”2019年4月30日，被告将该告知书送达原告户。2019年5月24日，被告对原告位于杭州市××街道××路××幢××单元××室房屋上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原告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1.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首先要求对建筑恢复原状，实在不能恢复原状，要求赔偿建筑损失805000元。同时无论恢复原状还是赔偿建筑损失805000元，都要另行赔偿建筑内物品损失29380元。关于建筑内物品损失具体情况为：一个电视柜、一个皮质旋转椅、一台双人沙发、一台空调、一个碗柜、一个配餐桌、一个橱柜、一台油烟机、一个衣橱、一个鞋柜、一台电视机、一个洗衣机、一张餐桌、一个茶几。2.原告对被告作出的编号2019第ＥＯ10号《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不服，于2019年5月6日诉至法院。2019年11月25日，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浙0110行初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2019第Ｅ010号的《余杭街道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目前该判决书已经生效。3.禹航路35幢2单元501室上面占地面积35平方米的建筑就是余杭区××街道××小区××幢××室上面的建筑。原告未提供案涉建造已经审批的证据。4.被告未提供相关职能部门对案涉建筑系违法建筑进行调查并作出认定的证据，亦未提供对案涉建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限期拆除决定的证据。原告未提供案涉建造已经审批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案涉建筑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被告是否应当恢复原样及赔偿经济损失。一、关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对其认为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实施强制拆除，属于典型的直接强制执行，应符合法定条件和遵循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对在城镇规划区内未取得规划许可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实施强制拆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和程序：（1）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已经作出要求当事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的行政决定；（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拆除义务；（3）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4）有关部门在实施强制拆除时，除应遵循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规定，包括催告和送达、听取陈述和申辩、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和送达等规定外，还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进行公告等特殊程序要求。本案中，被告在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情况下，直接实施强制拆除，且在实施过程中没有遵循法定程序，其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因该强制拆除行为是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予确认违法。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恢复建筑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问题。本案中，原告的赔偿请求为：对被拆除建筑予以恢复原状或者赔偿建筑损失805000元，赔偿建筑内物品损失29380元。本院综合全案情况推断出案涉被拆除建筑应当晚于1994年建造。而当时案涉区域已经属城市、镇规划区，故相关建设项目应当经有职权部门审批。原告并未提供建设案涉被拆除建筑已经合法审批的证据，原告要求恢复原样或赔偿该建筑物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建筑内物品损失，被告违法拆除案涉建筑，未遵循正当程序，未现场公证，亦未对屋内物品进行登记、造册，客观上造成了原告举证上的困难，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本院综合双方举证情况酌情要求被告赔偿建筑内物品损失人民币2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5月24日对原告孙荣官位于杭州市××街道××路××幢××单元××室房屋上面的建筑物的行为违法。 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向原告孙荣官支付赔偿金人民币20000元。 二、驳回原告孙荣官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建胜 人民陪审员  韩 卫 人民陪审员  朱珍珠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陶奕宸 ?*ArabicDash?-12-? ?*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