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81MA4WRE3LXL，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法定代表人：赵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玩良，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1************356，住广东省兴宁市******应庄围。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诗林，广东诚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将军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玩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8）粤1481民初2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将军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双方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袁玩良洽谈、实施五福园合作社股权转让时是以《审计报告》审计的资产金额为依据。但在实际管理经营过程中上诉人发现该《审计报告》中的审计资产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袁玩良的欺诈行为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才依法提出撤销合同之诉。二、《审计报告》资产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依法应撤销股权转让合同。1.2019年7月16日开庭时，法庭出示了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固定资产盘点表》《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存货盘点表》。该三份表未附在《审计报告》上。该三份表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上诉人对五福园合作社资产的判断。上诉人保留对审计机构、袁玩良追究隐瞒重要资料责任的权利。依据《固定资产盘点表》，袁玩良的鸽场[场地(地板)、大棚]面积3000m²价值30万元、鸽笼价值13.75万元，合计43.75万元。按袁玩良所述及原审认定，该鸽场就是老鸽场。依据《会计期初数录入备忘录》的数据，该鸽场价值64万元，数值相差21万元。除此外，《备忘录》中的新鸽场并没有计入《审计报告》，袁玩良也一直否认有新鸽场，原审亦对新鸽场作了详细的陈述和论证，证实《备忘录》的所谓新鸽场在《审计报告》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备忘录》中新鸽场(含笼)价值208万元是不存在的。那价值208万元的资产在哪?6814404.37元资产又在哪?实际上，在重建《备忘录》清点财产时，袁玩良将村委的鸽场、收购后新建的鸽场价值算在《审计报告》的总资产价值中，这样《审计报告》显示的6814404.37元资产才能凑够数。2.《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明确登记种鸽共20000只，价值200万元；小鸽15000只，价值25.5万元；《存货盘点表》载明鸽子2500只，价值4.5万元，以上鸽子总价值230万元。据《备忘录》载明的鸽子总价值为198.1万元。对比后《审计报告》中鸽子的价值多31.9万元，也体现了《审计报告》的不实。3.据《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序号3载明，五福园合作社有种鸽7400只(价值74万元)存放在将军村村委养殖场。这与法庭向审计机构调查时，现场勘验人赖达先所述“在审计时，根据袁玩良陈述五福园鸽场的部分鸽子借用将军村委的鸽场进行养殖。因此，只审计了将军村委鸽场里面的鸽子价值纳入五福园的资产进行审计”是一致的。在新鸽场建好后，这些鸽子迁入新鸽场。根据2014年7月11日袁硕钦与将军村委订立的《将军村养鸽场承包合同》第一条，将军村委提供给承包人的种鸽有3000对。那么，村委鸽场最少有13400只鸽子。而事实是：种鸽迁入新鸽场后，村委的鸽场就是空的，再也没有鸽子，袁硕钦也没有管理、经营该鸽场。如果鸽子是五福园的，那么村委的鸽子在哪?如果鸽子是村委的，五福园的鸽子又在哪?无论怎样，袁玩良不是构成侵占村委集体财产，就是构成欺诈行为。三、原审对《备忘录》及附表一不认可，是错误的。1.《备忘录》的建立时间是2017年9月30日。袁玩良于2018年1月8日签注“同意以上数据”。并不是原审所认定2018年1月8日才建立。建立的背景是五福园合作社在上诉人加入前没有规范的账目，上诉人参加经营管理后，开始规范管理，开始建账。这也证明，《审计报告》中出现的各种账目表格都是为审计而做的。为了达到虚大资产的目的，账目的数据都是严重失实的，审计结果也是严重失实的。上诉人保留向审计机构和袁玩良追究弄虚作假责任的权利。2.《备忘录》及附表的数据真实、可靠。《备忘录》第一条明确录入依据：一是深安汇审字(2017)第150号审计报告；二是实地盘查结果；三是股东间的约定。数据是以《审计报告》为基础的，“股东间的约定价为6814404.37元”也与《审计报告》的金额相对应。3.《备忘录》及附表是真实、合法的。《备忘录》第一页有袁玩良的签名，落款也是五福园合作社。附表一袁玩良虽没有签名，但与《备忘录》第一页一起加盖公章作为骑缝章。因此，附表一的数据与《备忘录》第一页是同时建立并经袁玩良审核同意的。袁玩良隐瞒了种鸽构成，足以造成上诉人在受让股权时产生重大误解。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袁玩良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双方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上诉人收购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股份所依据的是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深圳安汇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经过上诉人根据《审计报告》所得出的价格对五福园合作社资产的核查后，该《审计报告》于2017年8月10日提交给上诉人股东会，通过后上诉人按照该《审计报告》评估出的价格，收购了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股份。收购完成后，上诉人直接管理经营五福园合作社至2018年6月，在对合作社资产完全深入了解后，在2018年8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上，再次确认同意转让价格依据《审计报告》所审计核准的五福园合作社的净资产。因此，上诉人是在完全清楚五福园资产的情况下同意按照《审计报告》所得出的价格收购涉案的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的，不存在欺诈。二、《审计报告》所记录的资产真实，上诉人对《固定资产盘点表》等三份表是知情、清楚的。上诉人的股东都是上海的成功商人，在面对如此重大的资产收购时，不可能在未尽审慎义务，不核实资产的情况下就同意按照《审计报告》中的价格收购。《固定资产盘点表》等三份表即使不附在《审计报告》中，也是可以查询的，而上诉人声称审计机构和答辩人刻意隐瞒明显是虚假陈述，也不符合常理的。涉案股权收购的价格依据是《审计报告》而不是《备忘录》，上诉人一直对比两者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备忘录》及附表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我方在备忘录上签名是对总体价格的确认。对于价格的明细应当以审计报告为准，不是以附表一为准。因为附表一是由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经营后自行制作的，其所盖的骑缝章也只是上诉人的骑缝章，并不是袁玩良签名骑缝章。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上诉人在袁玩良对备忘录进行签名后，对这两份材料进行加盖骑缝章，希望以这份伪造的证据来提起诉讼，达到其非法目的。三、上诉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理由是答辩人在转让股权的过程中存在虚构等欺诈行为。而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可以明显证明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依据的是《审计报告》，《备忘录》其实与本案完全没有关联，一审不予认定是正确的。关于种鸽的问题，上诉人仅依据2016年时的数据及2014年所反映数量的数据进行简单的数学相加，推定与实际的资产不相符，是不符合常理的。养殖是有特殊性，养殖的种鸽会因为疫病、饲料供给等原因导致数量发生快速的、大幅度的增减。上诉人在做资产收购时不可能不对五福园资产进行核实。上诉人说我方存在欺诈，导致上诉人产生重大误解，完全不事实。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将军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标的为被告原持有的该合作社100%股权中的60%的股权，60%的股权股价为4088642.62元）；二、判令被告返还实际投资款4547950元（含股权转让款4088642.62元）及垫付款246466元，合计4794416元；三、判令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按实际占用期间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暂至2018年9月5日合计190108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设立于2012年11月2日，初设立时合作社成员有袁硕忠、袁硕泉、袁硕钦、袁硕辉，袁玩良5人，由袁硕忠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在兴宁市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进行了登记注册。2017年年初，原告的各股东拟成立“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委派袁辉玉与五福园合作社洽谈加入合作社事宜。2017年5月31日，五福园合作社召开成员大会决议，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袁硕忠变更为袁玩良，并于2017年6月16日进行了变更登记，五福园合作社原成员各自名下的股份份额全部转至袁玩良名下，变为袁玩良享有100%股权。2017年6月30日，原告公司设立并登记注册。在双方洽谈合作过程中，被告委托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作社资产进行审核，双方并以此审计报告作为双方合作的出资依据。2017年6月16日，安汇会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确认，五福园合作社2016年度末固定资产原值2383588.00元，扣减累计折旧489593.89元，固定资产净值为1893964.11元，资产总计为6814404.37元。2017年9月6日开始，将军塘公司按双方洽谈的意见陆续向五福园合作社注入资金。2017年9月11日，五福园合作社召开成员大会，并形成决议：原合作社成员袁硕忠、袁硕钦、袁硕辉、袁硕泉4人退出合作社，新成员朱红珊、陈满招、袁春华、袁辉梅及将军塘公司加入合作社。五福园合作社注册登记成员出资总额为80万元，将军塘公司登记出资额为48万元，占合作社60%的份额。各合作社成员（包括退出的和新的成员）在会议决议上签名并盖章予以确认。根据此会议决议和审计报告，按五福园合作社登记注册出资总额80万元，原告出资48万元，占合作社60%的份额比例计算，将军塘公司应出资4088642.62元。原告提交的2017年8月10日召开的参会人员未签名的将军塘公司第一次股东会的记录记载：“……10、确定股东注资时间：第一次注资558万，请股东按持股比例在2017年8月31日前完成注资。第二次注资150万元，注资时间为新建的鸽场建成，购买种鸽前。”这里所指的注资应是将军塘公司内部各股东注资将军塘公司。2018年1月8日，将军塘公司重建五福园合作社财务账本时制作了《会计期初数据录入备忘录》及附表一，将军塘公司和五福园合作社在该备忘录上盖章，以及袁玩良签名予以确认，袁玩良并在该备忘录上注明“同意以上数据”。但在附表一上没有任何盖章或签名予以确认。《备忘录》上记载：“一录入依据1、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安汇审字（2017）第150号审计报告；2、合作社的实地盘查结果；3、股东间的约定。暨由‘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公司’溢价计408万人民币购买‘兴宁市***种养合作社’60%的股份，另40%由袁玩良占有。不承认有‘盈余公积’及‘未分配盈余’的存在。二、会计假设1、由于2017年9月30日前‘合作社’没有建帐，故‘股东’按注册资金入股。2、股东间的约定价为6814404.37元，超出股金80万元部分，全部作为“资本公积（6014404.37元）……”2018年2月10日，报告人赵海生所作的没有盖章签名的将军塘公司2017年度总结（无盖章和签名）记载：“一、公司大事记：1、2017.08.22完成（将军塘）公司注册及银行开户，2017.09.21完成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工商变更，开始对五福园合作社实施经营管理。……2017.11.30新鸽场建成，2017.12.30新鸽厂迁入种鸽1416对。二、经营工作：1、清点五福园资产，见资产清查表及《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2018年3月28日，将军塘公司主持召开将军塘公司股东及五福园合作社股东会议，同时召开将军塘公司2018年第一次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决议由袁玩良任“五福园合作社”总经理。袁玩良参加会议并在议会记录上签名确认。至此，将军塘公司以实际收购五福园合作社60%的份额，并以合作社的主要成员身份参与合作社的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根据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2017年9月11日五福园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的合作社各成员的出资比例为依据，将军塘公司按占五福园合作社60%的份额比例计算应出资4088642.62元（资产总计6814404.37元×60%）。据此，从2017年9月6日起至2018年5月11日止，将军塘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已陆续转给五福园合作社账户14笔款共4547950元，并为五福园合作社垫付饲料款等款项共计246466元，两款项合计将军塘公司实际投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金总额为4794416元。2018年8月5日，将军塘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袁玩良代表朱红珊(将军塘公司的股东之一)参加了会议，全体股东表决通过会议决议：“议题1：完善本公司收购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手续。1）本公司各股东是否同意收购袁玩良先生转让的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60%的股份。约定转让价格的依据是袁玩良先生于2017年8月10日在本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上提交的由‘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号为深安汇审字（2017）第150号）所审计核准的五福园合作社净资产。2）补充完善必要的收购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清点、认购协议等。另袁玩良补充议题：‘文字写成收购，用合作同五福园合作社’”至此，将军塘公司完成了通过收购从袁玩良持有的五福园合作社转让的合作社60%的股份份额加入五福园合作社并成为社员之一，并作为五福园合作社主要成员参与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从将军塘公司2017年度总结中的公司大事记记载的“2017年9月21日完成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变更开始五福园合作社实施经营管理”的原告参与五福园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时间2017年9月21日开始，将军塘公司和袁玩良作为五福园合作社的成员（股东）共同参与五福园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至2018年6月。在原被告共同参与五福园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双方在经营管理方面产生意见、发生争执、引起纠纷。2018年9月，将军塘公司认为在其收购五福园合作社过程中袁玩良存在欺诈行为，遂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袁玩良认为其与原告在收购五福园合作社过程中其并不存在欺诈行为，双方收购五福园的依据是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将军塘公司在2018年8月5日在其内部股东会议上决议的以此审计报告为依据收购被告人袁玩良名下的60%的五福园股份。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评估是经过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的，也是原告决议通过认可的，不存在任何虚假和欺诈的情况。在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案情需要，对有关知情人员和单位进行了调查取证。将军村村委干部余永夫、余红辉及该村监委委员余子良向法院陈述:“1、五福园合作社是袁玩良五兄弟开办的企业，所以叫‘五福园’，先是袁硕忠任法人代表，后变更为袁玩良。后来袁玩良又招标了合作社，所以五福园合作社变为袁玩良个人100%全资的合作社。2、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有两个鸽场、一个猪场、几口鱼塘、山地果树、油茶等。将军村里面有三个鸽场，一个是原将军村委会鸽场，是最先开办的，位置在将军村委址斜对面，由袁玩良的弟弟袁硕钦承包，另外两个鸽场属于五福园开办的，位置在将军村旱塘（原先红砖厂的用地），（两个鸽场）指老鸽场绒毛毡搭建的为老鸽场，有一长一短两栋厂房[原审法院注：此鸽场袁玩良称为五福园的老鸽场，小(短)的厂房为种鸽场，大(长)的为大棚;将军塘公司称被告所指的‘老鸽场’小(短)的厂房为大棚即种鸽场，大(长)的厂房即被告说的大棚为新鸽场A栋]，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新鸽场是建筑用铁皮搭建的，就一栋厂房（注：此鸽场亦是被告所指的新鸽场，但原告称为该厂房为其收购五福园后新建鸽场B栋），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在将军塘公司成立时，新鸽厂已建成一半，另一半未完成（天面已搭建好，地底未完成）”。深圳市安汇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赖达先向一审法院陈述：“1、五福园合作社固定资产盘点表中的第5项‘场地（地板）’是指在五福园老砖厂内的老鸽场的地方，是种鸽场和种鸽场的侧面大棚的地板。表中第6项中的‘大棚’也是五福园砖厂内的老鸽场大棚，此两处地方在当时盘点资产时，有部分地方没有水泥硬底化。2、当时对五福园资产审计时，只有种鸽场和大棚，并没有新鸽场，法院拍摄和绘制的照片及鸽场图中的‘新鸽场’在审计当时是荒坪，没有建筑物的。3、法院拍摄的将军村委所属的鸽场照片，所指的鸽场没有纳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进行审计，但在审计时根据袁玩良陈述，五福园鸽场的部分鸽子借用了将军村委的鸽场进行养殖，因此审计时只将将军村委鸽场里面的鸽子价值纳入五福园的资产进行审计。将军村委鸽场的场地、厂房及鸽笼等固定资产没有纳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进行审计。4、审计时，我和本所的赖景松同志去到现场查看，在对五福园资产进行审计当时，五福园鸽场只有两栋，就是所指的老鸽场，并没有新鸽场。”经过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验的五福园合作社资产负债表中记载：“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总计6814404.37元，其中包含固定资产净值1893964.11元，牲畜林木资产4166673元、存货685236元等资产。”固定资产盘点表中记载：“五福园固定资产包含养猪场、饲料库房、工人住房、药房、场地（地板）、大棚以及鸽笼、孵化机、净化池和杂物、配件等其他设施，资产价值总计2507530元（其中鸽值10万元和‘大棚’价值20万元）。经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五福园固定资产原值按2383558元确认，净值按1893964.11元确认。”2018年1月8日，将军塘公司重建五福园合作社财务账本时制作的《会计期初数录入备忘录》，袁玩良在该备忘录上注明“同意以上数据”，并签名予以确认。“附表一”中记载：“……，固定资产3800000元，其中包含老鸽场（含笼）3200m²200计640000元和新鸽场（含笼）8000m²260计2080000元，……”比经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验的2016年12月31日的五福园合作社的固定资产1893964.11元多出1906035.89元，其中鸽场资产价值多出2420000元（原为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三款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原告请求撤销与被告之间关于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案应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撤销的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撤销合同的依据是否充分，即从其起诉状来看，原告在收购被告60%的五福园合作社的份额（股份）的过程中，袁玩良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行为，致使原告将军塘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袁玩良订立关于五福园合作社股权转让的合同，从原告的起诉状中诉称来看，原告将军塘公司投资入股五福园合作社后，在经营过程中发现在其收购五福园过程中袁玩良存在欺诈行为：一是原老鸽场（含笼）3200m²（计64万元），实际上是将军村委会的资产，袁玩良把该鸽场场地纳入五福园合作社的固定资产转让给原告；二是新鸽场（含笼）8000m²（计208万元），实际只有不足1800m²计48.8万元，仅指A栋，B栋为收购后新建的1582m²（一审法院注：此“A栋”原告称为新鸽场A栋，而袁玩良所称的是老鸽场的大棚〈老鸽场包括种鸽场和大棚〉；此中的“B栋”原告称为“收购五福园合作社后新建的鸽场”而袁玩良则称该鸽场为新鸽场），袁玩良是否存在严重虚构上述两项资产价值(原告称，被告虚构的鸽场价值达225.2万元，占五福园审计资产6814404.37元的33%。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一审法院调查调证的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从2017年初原被告双方洽谈五福园合作社股份转让至完成入股原告实际参与五福园合作社经营管理的2017年9月21日，原被告完成合作社转让过程虽然没有形成具体的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五福园合作社的股份转让。双方口头上予以确认并在股份转让得以实际履行完毕的五福园合作社资产价值的依据为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合作社资产审计报告》。从原被告双方漫长的洽商过程来看，表明原被告对合作社股权转让都是经过了充分考虑、慎重考量并对转让依据审计报告所载的内容进行过细致的审核，这可以说明原被告就五福园合作社股份转让是双方自愿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值的依据审计报告也是双方认可的，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社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018年1月8日原告重建入股后的五福园合作社的财务账本时制作的《会计期初数录入备忘录》亦载明数据录入的依据为审计报告。2018年6月双方在共同参与五福园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中产生意见发生争执后，8月5日原告将军塘公司还召开了其内部股东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五福园合作社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为审计报告所载的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的资产总计6814404.37元，这表明原告将军塘公司的全体股东再次对合作社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审计报告》进行了确认。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价值审计报告，反映的是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情况。从一审法院向将军村村委干部和安汇会计所所长赖达先的调查材料来看，《审计报告》中所列的五福园合作的资产是真实的，袁玩良不存在虚构五福园合作社鸽场资产，不存在把将军村村委所属的鸽场资产(指固定资产鸽场厂房及场地)纳入五福园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资产转让给原告。《审计报告》中的固定资产盘点表记载‘场地(地板)及大棚’占地总面积3000m²原值30万元，与一审法院现场测量的(袁玩良所称的老鸽场，也是原告所称的五福园种鸽场和新鸽场A栋)面积3360m²相当。从一审法院的调查来看，原告所称收购五福园后新建的鸽场B栋(被告称该鸽场为新鸽场)在2016年12月31日的五福园资产审计报告中是不存在，最早是在2017年以后所建。至于是原告收购五福园前被告所建还是在原告收购五福园后原告注资五福园合作社所建，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实，一审法院难于查清。但从审计报告来看，该鸽场不论何时所建成，该财产都未纳入五福园合作社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原被告转让五福园合作社的依据是“2016年12月31日五福园资产审计报告”，因此该鸽场不属于原被告转让财产之列。至于《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是原告自行制作的，虽然被告在该备忘录上签了名，但其只在本页注明了"同意以上数据"，本页只记载了股东间约定转让价为审计报告所载的五福园合作社在2O16年12月31日资产价值6814404.37元，本页并没有记载合作社的具体项目资产价值，袁玩良并没有在《备忘录》附表一上签名予以确认原告所盘查的五福园合作社的具体项目资产价值数据，袁玩良不仅没有在附表一上签名并且否认该附表上的具体项目数据，只认可合作社资产总价为6814404.37元。从《备忘录》看，此备忘录是2018年1月8日制作，距离2016年12月31日(审计的五福园资产的日期)一年，在原告收购五福园合作6O%的股份后，原告注入五福园部分投资资金，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已作了变动，且该附表的计价口径与《审计报告》中的计价口径不同，因此该表录入的不是转让依据《审计报告》的数据而是经过变动后的数据。但附表记载的老鸽场的面积3200㎡，与一审法院所测量的面积3360㎡以及《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场地(地扳)和大棚]面积3000㎡相当，这也说明《审计报告》中的鸽场价值是真实，不存在虚构鸽场财产。原被告之间转让的五福园合作社鸽场资产计价价值只有30万元，只占固定资产净值1893694.11元的15.84%，占转让合作社资产计价总值6814404.37元的4.4%，鸽场所占五福园资产转让价格比例很小，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被告严重虚构鸽场资产价值(竟占审计资产33%)。至于原告所诉称的被告在出让合作社股权时存在欺骗胁迫原五福园合作社股东的行为，在被告出让了合作社的股权后，原合作社股东就转让所得如何分配产生纠纷，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实此纠纷已由原股东协商解决终结，且合作社原股东之间矛盾纠纷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就合作社股权转让所达成的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袁玩良在转让五福园合作社股份过程中不存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行为，原被告之间就合作社股权转让所达成的协议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告将军塘公司请求撤销与袁玩良之间关于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股权转让合同(即在股权转让中达成并已履行完毕的协议)并要求袁玩良返还其投资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缺乏能予以撤销合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撤销与被告袁玩良之间关于兴宁市******种养专业合作社股权转让合同(即在股权转让中达成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的协议)。本案受理费46676元，由原告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余子烈的书面证词，拟证明将军村委的鸽场是老鸽场，将军村委的鸽场、种鸽、鸽舍及设备均属于村委财产；2.赵海生、袁辉玉的微信记录及2018年2月10日股东会议的录音光盘。拟证明袁玩良对《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及附表一是知情且认可的，《审计报告》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6月，不可能在2016年12月30日对资产进行盘点，《审计报告》涉嫌造假。袁玩良质证认为：1.对余子烈的书面证词的三性不予认可，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词内容的真实性存疑。2.上诉人自行制作的《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及附表一是为了通过做大资产吸引新股东投资或获得更多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第6、9小点可印证）。从股东会议的录音内容来看，该次会议也没有对《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及附表一进行审核，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袁玩良发给袁辉玉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是双方在洽谈时提供的草稿，仅作参考，不存在造假的情况。从双方频繁磋商的过程也可证明上诉人在洽谈定价过程中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上诉人在充分核查后才与袁玩良确认了股份价格，并在接受管理后对公司资产再度进行了盘点，盘点完毕后，在2018年5月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在接手经营近一年以后，在2018年8月5日重新确认购买股权的依据是《审计报告》。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赖达先陈述其在审计时来现场查勘过，并对固定资产进行了描述，并不是说他在2016年12月31日到现场盘点。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也陈述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现主张《审计报告》涉嫌造假理由不成立。4.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时间在2017年期间，当时是双方交接公司经营权期间，在交接完毕后合作社一直由上诉人进行经营管理，袁玩良对合作社的任何决策没有决定权。袁玩良提交将军塘公司的经营状况查询截图，拟证明上诉人目前属歇业状态。上诉人质证认为，将军塘公司在2018年8月经股东会决议暂停营业，目前公司每月应交纳的税费均正常申报。另查明，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记载五福园合作社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893964.11元，牲畜（禽）资产价值为4166673元，存货资产价值为685236元。该事务所在一审时提交的《固定资产盘点表》记载的“场所（地板）”及“大棚”的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单价100元/平方米，位置在将军村五福园养殖场内，价值300000元，五福园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893964.11元；《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记载的牧畜(禽)、林木资产净值为4166673元，其中种鸽数量为五福园养殖场种鸽6600只，五福园放飞房种鸽6000只，将军村村委养殖场种鸽7400只，合计10000对，价值200000元；《存货盘点表》记载的存货价值为685236元。上诉人提供的附表一记载的种鸽数量为9000对，价值1800000元，老鸽场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单价200元/平方米，价值640000元，新鸽场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单价260元/平方米，价值2080000元，五福园的固定资产价值3800000元。2018年2月10日将军塘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记载，鸽场要通过股权稀释的方式引入新资本，要请财务审计公司评估公司资产核定股价，以此为据引入新股东，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鸽子广场的规划并吸引投资和政府补助。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审计报告》的资产总值是否与五福园的实际资产严重不符，袁玩良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主张《审计报告》中种鸽数量和鸽场的建筑面积与实际不符，《固定资产盘点表》《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存货盘点表》未附在《审计报告》中，严重影响了上诉人对五福园合作社资产的判断。首先，深圳安汇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固定资产盘点表》《牧畜(禽)、林木资产盘点表》《存货盘点表》中的固定资产净值、牲畜（禽）资产价值、存货资产价值与《审计报告》中所列的对应项目的资产价值均相符，故上诉人主张上述表格未列入《审计报告》中将严重影响其对五福园合作社资产价值判断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其次，2017年6月中旬袁玩良将《审计报告》提交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在2017年9月开始五福园合作社的资产进行了清点、核算，清点后并未对《审计报告》中的资产价值提出异议。2018年8月5日，上诉人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时，再次确认五福园合作社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为《审计报告》所载的资产价值，可认定《审计报告》是双方认可的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再次，从将军村村委干部和安汇会计所所长赖达先的调查笔录来看，《审计报告》并未把将军村村委鸽场资产列入五福园合作社的固定资产项目中，《固定资产盘点表》记载的“场所（地板）”及“大棚”的位置在将军村五福园养殖场内，并非将军村村委鸽场，鸽场的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也与一审现场测量的五福园种鸽场和新鸽场A栋的总面积3360平方米基本相当。故上诉人主张袁玩良将将军村委鸽场列入五福园合作社资产进行转让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及附表一是上诉人在收购五福园合作社后自行制作的，《会计期初录入备忘录》只记载了股东间约定转让价为审计报告所载资产价值6814404.37元，没有记载合作社的具体项目资产价值。袁玩良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同意以上数据”，是对合作社资产总价为6814404.37元的认可。附表一没有袁玩良的签名，且袁玩良否认该附表上的具体项目数据，故附表一的数据不能作为双方股权转让的依据。此外，《审计报告》是对2016年度袁玩良经营五福园合作社期间资产价值的统计，而附表一是上诉人收购五福园合作社并进行经营管理以后进行的统计，两者的数据因统计时间、计价口径不同而产生差异，不足以推定《审计报告》的数据失实。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袁玩良在转让五福园合作社股份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就合作社股权转让所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依据充分。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现上诉人请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袁玩良返还投资款的依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76元（已由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预付），由上诉人兴宁市将军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莉芬审判员  陈立民审判员  曾园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巫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