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6民终1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泽亮，男，197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10************510。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贵，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中立，男，198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公民身份号码330************936。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娟芬，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健，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泽亮因与被上诉人王中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泽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中立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中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泽亮提交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及佛山市百思科XX公司（以下简称百思科公司）提交的《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足以证明涉案48万元系李泽亮、王中立及案外人王某三人共同的增资款。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证据内容不完整，属认定事实不清及认定事实错误。（一）1.李泽亮提交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内容完整、连贯，且有原件予以核对，足以证实涉案48万元系增资款，而非借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三条规定，李泽亮提供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足以证明王中立在2016年12月19日转存的120万元实质上系李泽亮、王中立与王某三人向百思科公司的增资款，相较于王中立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电子回单》《企业工商公示信息》，李泽亮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中立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3.从转款情况分析，王中立转存的120万元事实上系李泽亮、王中立与王某三人的增资款。《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可以证明2016年增资120万元时百思科公司本期实收资本增减变动数额为341950元，并非120万元。又根据《对公账户交易明细》的记录，王中立于2019年12月19日通过“转存”方式向百思科公司对公账户转入120万元，后又分24笔（每笔金额为5万元）转回王中立的账户，王中立再于2019年12月20日将涉案款项转入百思科公司对公账户。由此可见，王中立于2016年12月19日转存到百思科公司的120万元事实上是包含了增资前已由李泽亮、王中立与王某三人实际投入的注册资金858050元，而涉案120万元由王中立转存到百思科公司账户，后转回到王中立账户，再由王中立账户转存到李泽亮和王某账户内，发生转存的明显为同一笔120万元。二、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认定错误。李泽亮提供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形成了一个完整、闭合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48万元是王中立、李泽亮及王某三人共同的增资款，并非王中立的个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李泽亮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系增资款后，依法应由王中立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否则，王中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中立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李泽亮与王中立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王中立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电子回单》只能客观反映出从王中立账户转入李泽亮账户48万元，并不能证明转款行为所依据的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王中立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其除了提供银行流水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如借条等）佐证本案属民间借贷关系。3.王中立的一系列转存款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明显不符。4.王中立在转款时已备注涉案款项为增资款，现却主张款项性质为借款，与其自身交易习惯相悖。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李泽亮补充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实际上是股东关系纠纷，法院应当依据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及事实审理本案，不应以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中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泽亮之间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王中立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李泽亮提交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进行质证，未向李泽亮核实相关情况，剥夺了李泽亮对上述证据的说明和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的审查认定明显错误，偏袒王中立。李泽亮提交的《现金收入证明》《融资合同》证明王中立出借款项时有立下书面凭证的交易习惯，且王中立自己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清楚显示其同一天转账给李建伟的借款备注是“借款”，这些证据直观体现出王中立转款给李泽亮时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没有要求王中立进一步解释说明和补充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其直接认定李泽亮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显然违反证据规则。另外，一审法院对李泽亮提交的收据（原件）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但未对此作出解释。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理由不成立。1.一审法院关于“在公司增资时把两年前用于前期开支的启动资金转为公司注册资本并不符合常理，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对此亦不能举证”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关于“在公司增资时，要从原告的账户转款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账户，以及要由原告来协助完成验资手续并无必然理由”的认定没有依据。3.一审法院关于“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所增加的48万元股权是代原告持有亦不能证明退还该48万元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交付48万元”的认定错误。五、一审遗漏了重要的事实未查明。双方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应当基于股东关系全面审查才能确定各方权利义务。请求二审法院要求王中立当庭明确其基于借贷关系还是股东关系主张权利，如果是基于借贷关系应改判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王中立改变其请求权基础为股东关系，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支持王中立主张李泽亮返还48万元的诉讼请求，故也应改判驳回王中立的诉讼请求。六、本案是王中立故意捏造的虚假诉讼。王中立主张三个股东达成合意按比例增资，由王中立借款给李泽亮增资的基本事实是不存在的，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方存在按比例增资和借款的事实。 王中立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泽亮主张120万元增资款是三股东共有的投资款的理由不成立。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李泽亮主张的“股东关系纠纷”，民事案由中也没有该案由。李泽亮称2016年12月百思科公司的增资款是百思科公司成立前的启动资金，不符合常理，亦与客观事实不符，李泽亮亦未能对此举证证明。1.李泽亮向王中立借款48万元用于增资，王中立在转账时备注为“增资款”没有任何不妥。李泽亮在收到该借款后，一方面称该款项为三股东共有的投资款，另一方面又称在完成验资手续后已经向王中立退回48万元，明显矛盾。且李泽亮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100万元启动资金在百思科公司增资前已转入王中立账户，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完成验资手续后已向王中立退回48万元。2.百思科公司启动前，三个股东合计投入资金200万元，其中王中立投入60万元，李泽亮投入80万元，启动资金存放在李泽亮及其侄子李某川个人账户。李泽亮及李某川从未将启动资金100万元转入王中立账户，100万元启动资金也明显低于120万增资款，百思科公司存续长达两年多时间也需要资金进行生产经营，因此，100万元启动资金不可能转化为增资款。二、一审法院认定王中立向李泽亮交付了借款48万元正确。1.双方所举证据均指向一个事实，即王中立出借48万元款项给李泽亮，李泽亮至今未清偿。2.李泽亮称“即便是王中立一个人出钱增资120万元，可能是一人增资、稀释其他股东股权比例，可能是垫付出资，也可能是无偿赠送给其他股东的奖励”，没有依据。首先，百思科公司现登记股东为李泽亮和王某，其中李泽亮持有40%的股份，该持股份额与《股东协议书》约定的李泽亮持股份额一致。三股东明显是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增资。其次，李泽亮实际控制百思科公司，百思科公司由李泽亮实际经营管理，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由百思科公司每个月发放工资给李泽亮。而王中立不仅没有收取任何工资，至今也未能收回对百思科公司的投资和借款，王中立不可能给虚增公司债务、隐瞒收入、做假账的李泽亮发放奖励、无偿送钱增资。三、一审判决程序正当，对证据的认定合法正确。1.李泽亮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提交《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内容均不完整，王中立对此也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2.在李泽亮及李某川的操控下，2016年3月24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2016年12月26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22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20万元，由三个股东按照实际持股比例增加注册资本，其中李泽亮新增的48万元注册资本由王中立出借，王中立已实际出借给李泽亮，有银行流水为证。王中立一审提交的《股东协议书》第六条第三款明确对股东的增资进行了约定。因此，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本在2016年经历减资和增资两次变动，而年度审计报告是关于年初余额与期末余额的增减变动，并未能反映期间的增减变动情况。李泽亮据此进行混淆以赖账，实属不诚信。四、李泽亮提供大量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企图混淆是非、蒙混过关、逃避还款。王中立从未参与百思科公司的经营管理，王中立的妻子王某炜并非百思科公司的出纳，王某炜也没有在百思科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百思科公司也从未给王某炜发过工资。李泽亮在控制百思科公司期间，虚增公司债务、隐瞒收入、做假账，并欺骗不知情的债权人申请破产，达到侵吞公司资产的非法目的，导致王中立无法收回对百思科公司的投资款和借款，已严重侵害了王中立的合法权益。现李泽亮又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拒绝还款，其行为极为不诚信，王中立保留追究李泽亮违法行为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泽亮的上诉请求。 王中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泽亮向王中立返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李泽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日，李泽亮作为甲方、王某作为乙方、王中立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设立百思科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三方总投资额为200万元，包括启动资金和注册资金两部分，其中启动资金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该启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前期开支，存放于三方共同指定的账户；注册资金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主要用于公司注册时使用，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存入公司账户。 2014年7月1日，百思科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李某川，其认缴出资额为500万元。工商登记李某川的实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额为564000元。2014年12月31日，百思科公司向李泽亮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泽亮投资款80万元。 2015年12月31日，工商登记李某川的实缴出资额为185万元。 2016年3月24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2016年4月7日，百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某川变更为王某，股东由李某川变更为李泽亮与王某。 2016年12月19日，王中立向百思科公司转账120万元，摘要记载为“增资款”。2016年12月20日，百思科公司向王中立转回120万元，摘要记载为“借款”。随后，王中立于同日分别向李泽亮转账48万元、向王某转账72万元，相应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易摘要及交易用途记载为“增资款”。李泽亮及王某收到王中立转账的款项后，分别向百思科公司转存48万元、72万元。 2016年12月26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变更为220万元，工商登记王某实缴出资132万元，李泽亮实缴出资88万元。 2018年4月12日，百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泽亮。 庭审中，李泽亮陈述，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启动资金存放于李泽亮的账户；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后，该启动资金存放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川（李泽亮确认李某川是其侄子）的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王中立、李泽亮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48万元是否属于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条是关于缺乏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按照该条规定，王中立仅凭转账凭证起诉主张借款关系，李泽亮抗辩认为转账系其他债务的，应由李泽亮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泽亮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举证责任再转移由王中立承担。本案中，王中立主张其于2016年12月20日向李泽亮转账的48万元属于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条、借款合同等证明借款合意的证据，而转账凭证备注为“增资款”。李泽亮确认收到该款，但否认其与王中立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主张该款连同王中立于同日向王某转账的72万元合共120万元实为王中立协助百思科公司完成增资验收手续而转账的三股东共有的投资款。一审法院经分析认为，李泽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一，依据2014年5月1日《股东协议书》的约定，李泽亮应在百思科公司成立阶段投入启动资金40万元用于公司的前期开支，投入注册资金4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至2016年底，百思科公司成立超过两年，在公司需要增资时把两年前用于公司前期开支的启动资金转为公司注册资本并不符合常理，王中立对此不予确认，李泽亮对此亦不能举证。第二，李泽亮在庭审中确认，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启动资金存放于李泽亮的账户；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后，该启动资金存放于李某川的账户。也就是说，王中立的账户并无接收启动资金。那么，在公司增资时，要从王中立的账户转款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账户，以及要由王中立来协助完成验资手续并无必然理由。第三，李泽亮在庭审中称，在完成验资手续后，有向王中立退回48万元，但不能就此举证。综合以上几点，李泽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相反，王中立的举证可以证明，2016年12月百思科公司增资时，李泽亮按照股权比例应出资48万元，而该款是由王中立代李泽亮支付的，故转账凭证备注“增资款”可以合理解释为款项用途为增资。增资后，李泽亮的股权由40万元变更为88万元。在李泽亮不能举证证明其所增加的48万元股权是代王中立持有，亦不能举证证明向王中立退回该48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王中立以代为出资的方式向李泽亮交付借款48万元。王中立请求李泽亮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相应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的规定，判决：李泽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计算的利息予王中立。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计4250元（王中立已预交），由李泽亮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对王中立已预交的425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 本院二审期间，李泽亮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粤0605民初25485号民事判决书1份；2.李泽亮名下尾号为6018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银行流水1份；3.百思科公司的在2016年3月24日减资的工商登记档案1份；4.王某名下尾号为971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银行流水摘要1份；5.王某名下尾号为9717的中国农业银行佛山金业支行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1份、微信截图1张、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挂失补卡业务申请书1份。王中立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王中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中立于2016年12月20日向李泽亮转账支付的48万元是否为李泽亮向王中立所借款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该规定可知，在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亦没有出具借据，原告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原告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当进一步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进行分析认定。在被告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抗辩主张原告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对其该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 本案中，王中立主张其于2016年12月20日向李泽亮转账支付的48万元是李泽亮向王中立所借款项；王中立在相关转账凭证中注明该款为“增资款”，是因为王中立出借该48万元给李泽亮的用途是李泽亮以该款对百思科公司进行增资。李泽亮否认上述48万元为借款，但李泽亮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王中立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是称在王中立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李泽亮不知道上述48万元进入了其账户，该收款48万元的账户是由王中立的妻子王某炜掌控，李泽亮是在王中立提起本案诉讼时才知道该48万元的存在。但李泽亮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泽亮收取上述48万元的银行账户由王某炜掌控。也就是说，王中立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与李泽亮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李泽亮在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李泽亮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收取的48万元系基于其他原因发生。而且，从本案的书面证据来看，2016年12月20日，王中立向李泽亮账户转账48万元，李泽亮向百思科公司转账48万元。2016年12月26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220万元，李泽亮作为百思科公司的股东，其实缴出资额由40万元变更为88万元。李泽亮在本案中称其清楚上述注册资本以及实缴出资额的变更登记情况，但其却不能合理解释其所增加的出资额48万元的资金来源。又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在李泽亮不能合理说明其增资的48万元从何而来的情况下，若李泽亮不知道王中立向其转账48万元以及其向百思科公司转账48万元，而工商登记的李泽亮实缴出资额正好增加了48万元，不符合常理。因此，王中立在本案中就其向李泽亮出借48万元之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依法认定王中立向李泽亮转账支付的48万元为李泽亮向王中立所借款项。据此，一审判决李泽亮向王中立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李泽亮上诉提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李泽亮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补充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已向王中立送达了该补充证据，王中立亦已就该补充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在对本案证据的审查认定上并无不当。李泽亮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李泽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李泽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审 判 员  陈 云 审 判 员  莫志恒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吕倩倩 书 记 员  幸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