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6民初3589号原告：周春菊，女，1976年2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千，重庆达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敏，女，1976年2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被告：杨代明，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重庆市剑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春菊诉被告方敏、杨代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涂静分别于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2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因案件较为疑难复杂，本院于2020年1月6日裁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涂静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唐朝臣、陈明弟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案件的审理。2020年2月3日，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本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2月27日，本案恢复审理后因原合议庭成员涂静工作变动不能继续参加审理，遂变更合议庭成员，由审判员李林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唐朝臣、陈明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3月31日和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庭审。原告周春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千和被告方敏、杨代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周春菊、被告方敏和被告杨代明仅到庭参加第四次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春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杨代明赠与被告方敏人民币暂计100000元的行为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方敏返还100000元给原告；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周春菊在第一次庭审时变更其诉讼请求中返还财产的金额为162650元，第二次庭审时又变更金额为307800元，第三次庭审开庭之前，原告周春菊提交书面申请，确定其诉讼请求中主张返还财产的金额为33902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周春菊与被告杨代明于2008年3月26日登记结婚，2008年10月25日生育儿子杨珺博。2012年8月1日双方协议离婚后又于2014年8月26日登记复婚。2016年1月25日和2016年10月18日，被告杨代明两次提起离婚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及重审程序，原告周春菊与被告杨代明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原告周春菊近年获悉被告杨代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被告方敏存在婚外情，被告杨代明自2014年起至2018年期间数次向被告方敏转账，还出资给被告方敏购买了长安CS75轿车一辆。被告杨代明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给付第三者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方敏取得上述财产没有合法依据，应当全部返还。故原告周春菊向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方敏辩称，本案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争议的是原告周春菊和被告杨代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问题，被告方敏并非适格被告，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杨代明并未赠与给被告方敏任何财产，双方是同事关系，被告方敏经常通过现金存入银行卡及转账汇款等方式借钱给被告杨代明，故案涉多笔转账记录均是被告杨代明短期资金周转后向被告方敏还款，现被告杨代明还欠被告方敏借款七万余元。因此，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方敏的起诉。被告杨代明辩称，本案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即使确定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内容仍然是原告周春菊和被告杨代明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基于二人的夫妻关系产生的，故被告方敏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涉及一事二诉，原告周春菊与被告杨代明在离婚诉讼中，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已经作出处理，离婚诉讼中原告周春菊就曾申请法院调查了被告杨代明的财产情况，最后达成的调解协议，是被告杨代明做出巨大让步放弃了部分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形成的，故原告周春菊针对本案争议的财产再次提起诉讼，应当驳回起诉。原告周春菊诉称被告杨代明与被告方敏存在婚外情的事实是虚假的，二被告曾是同事关系，被告杨代明因承担房贷经常向被告方敏借款，现在都还差欠七万多元借款未偿还，故被告杨代明向被告方敏的多笔转账并非赠与，而是偿还借款。即使原告周春菊主张的事实成立，原告也无权主张返还全部款项，因为该款属于共同财产，被告杨代明也享有份额。故，请求驳回原告周春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杨代明与周春菊于2008年3月26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杨珺博，2012年8月1日二人曾协议离婚，后又于2014年8月26日登记复婚。2016年1月25日和2016年10月18日，杨代明两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与周春菊离婚。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渝0232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作出处理，周春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撤销了（2016）渝0232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该案重审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周春菊与杨代明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杨代明与被告周春菊自愿离婚；二、离婚后，子女杨珺博随被告周春菊一同生活并由其抚养，原告杨代明从2018年11月起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1500元至子女成年时为止；三、双方共同财产中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大道680号X幢X-X号住房产权的80%归被告周春菊所有，其余20%双方同意归子女杨珺博所有。该房屋的按揭贷款由原告杨代明负责偿还；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街道XX中路****XX-X的住房**归原告杨代明所有；四、双方共同债权中原被告向重庆XX文化公司投资的10万元、重庆市渝北区XX街道XXXXXX住房一套出售的销售款归被告周春菊所有；出售重庆市渝北区“XX新城”小区车位的销售款归原告杨代明所有；五、双方共同债务在重庆市武隆区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9万元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支行的贷款25万元由原告杨代明负责偿还；重庆市渝北区XX大道680号X幢X-X号住房欠缴的物业管理费9305.88元由被告周春菊负责偿还。六、案件受理费240元，原告杨代明自愿负担。”2019年10月14日，周春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杨代明赠与方敏339021元的行为无效，并请求判令方敏向周春菊返还339021元。另查明，杨代明于2014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武隆县XX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作，方敏系其在该公司的同事。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杨代明多次通过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具体转账的时间、方式及金额如下：1.2014年10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5000元；2.2015年2月14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5000元；3.2015年10月1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950元；4.2015年10月1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0元；5.2016年2月1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800元；6.2016年8月20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两笔合计10300元；7.2016年9月12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3000元；8.2016年11月9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9.2016年11月2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3000元；10.2017年1月17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0000元；11.2017年3月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5000元；12.2017年3月9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13.2017年4月2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0元；14.2017年5月1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4600元，备注为“借款”；15.2017年6月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900元，备注为“开发票”；16.2017年6月7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两笔合计1000元，分别备注为“开发票费用”“开发票”；17.2017年10月29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备注为“开发票”；18.2017年11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备注为“开票”；19.2017年12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元；20.2018年4月2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元；21.2018年5月1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元；22.2018年7月13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0元；23.2018年7月1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600元；24.2018年8月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行转账50000元。上述转账合计金额为162650元。除此之外，周春菊以部分款项有往来记录为由，对杨代明于2016年5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方敏转账的45000元及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2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方敏转账的各5000元，未作为赠与财产在本案中主张返还。另，方敏于2016年1月2日在重庆名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长安牌CS75型轿车一辆，购车款及车辆税费合计为176371元，由杨代明使用其卡号为4637XXXX********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分三次向重庆名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其中2016年1月2日支付5000元，2016年1月18日支付155222元，2016年1月21日支付16149元。该车购买后登记于方敏名下。还查明，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方敏也数次通过银行向杨代明转账，其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7日转账10000元，于2014年1月9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1月17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2月16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3月13日转账5000元，于2017年2月11日转账10200元，于2017年4月11日转账10000元；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5月3日转账30000元，于2016年5月4日转账15000元，于2016年8月10日转账23000元，于2016年10月19日转账3000元，于2019年1月2日转账50000元，上述银行转账金额合计为216200元。此外，方敏主张以下款项合计214000元为其出借给杨代明的借款并以现金方式存入杨代明的银行账户：杨代明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10月24日存入50000元（交易摘要记载为“柜台转存”），于2016年11月10日存入5000元（交易摘要记载为“ATM现存”），于2016年11月23日存入10000元（交易摘要记载为“ATM现存”）；杨代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5月13日、2016年7月8日分别存入5000元和3000元（交易摘要均记载为“ATM存入”），于2016年8月20日存入20000元（其中10000元交易摘要记载为“ATM存入”，另10000元记载为“现金通存”），于2016年9月11日、2016年11月4日、2016年12月1日分别存入10000元、6500元和4500元（交易摘要均记载为“ATM存入”）；杨代明卡号为4637XXXX********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于2016年3月2日存入100000元（交易摘要记载为“转入”）。杨代明对方敏主张的以上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周春菊提交的(2018)渝0156民初2847号民事调解书、《重庆名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整车销售合同》、重庆市名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周春菊申请本院调取的杨代明在中国建设银行武隆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杨代明提交的(2016)渝0232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法庭审理笔录、（2018）渝03民终205号民事裁定书、(2018)渝0156民初2847号民事调解书及该案法庭审理笔录、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交易明细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方敏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交易明细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周春菊提交的照片一组及门诊医疗费发票两张，拟证明杨代明与方敏存在婚外情且自己被杨代明致伤的事实，因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也无明确的人物对象，真实性无法确认，门诊医疗费发票亦仅能证明周春菊于2016年12月19日在医院挂号就诊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故本院对这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法庭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第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第二，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第三、杨代明给付方敏的案涉款项性质如何认定；第四，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第五，案涉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应当返还。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各自举示的证据，分别作如下评述：争议焦点之一，本案案由如何确定。案由是对案件内容、性质、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解决纠纷的重要基础，民事案件的案由应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发的通知》第二款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周春菊认为本案是因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被杨代明擅自处分给方敏而产生的纠纷，故案由应确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本院认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主要是指夫妻离婚后，对离婚时未分割或虽进行了分割而后反悔或发生可以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时所产生的纠纷。而本案周春菊提出的诉讼请求，虽基于案涉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杨代明也是被告之一，但并非主张分割共同财产，而是以杨代明擅自处分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确认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的行为无效，并主张方敏返还案涉款项，故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并非离婚后财产分割，而是赠与合同。在该赠与合同中，周春菊既非赠与人也非受赠人，其请求确认杨代明赠与给方敏款项的行为无效，故本案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之二，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杨代明辩称，其与周春菊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的离婚诉讼中，周春菊就主张将登记在方敏名下的长安牌CS75型轿车一辆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且当时已经申请法院调取了杨代明的银行交易记录，双方在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后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故周春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周春菊与杨代明在离婚诉讼案件中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达成调解协议，但该调解协议并未对本案诉争款项作出处理，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并不一致，诉讼标的并不相同，且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杨代明主张周春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争议焦点之三，杨代明给付方敏的案涉款项性质如何认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审理查明，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代明于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多次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金额合计为162650元，此外，方敏2016年1月购车时，杨代明通过其信用卡为方敏支付购车款176371元。周春菊认为，杨代明和方敏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杨代明给付方敏的前述款项均为杨代明对方敏的赠与。庭审中，方敏称其多次出借款项给杨代明，杨代明支付的上述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杨代明对此也予以认可。本院认为，结合双方举示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杨代明和方敏主张给付案涉款项系偿还借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杨代明对方敏主张的借贷事实予以确认，但其自认的该事实明显涉及损害财产共有人周春菊的利益且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印证，对杨代明的自认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方敏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借贷关系是通过两种方式出借款项给杨代明，一是银行转账支付216200元，二是向杨代明的银行账户存入现金214000元。对于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其中75000元是发生于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杨代明此时尚未入职武隆县景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其与方敏尚未成为同事，方敏在三个月内向杨代明转账75000元，而杨代明收到以上款项的当时或者之后并没有及时向方敏出具借条或收款凭据，而是在本案诉讼中才确认双方是借贷关系，不符合借贷关系应有的逻辑。其余转账发生在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这期间杨代明也数次向方敏转账，金额不等，但双方对借款的数额、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等仍然未作出约定，且本案诉讼前未进行过结算，有悖常理，故不能确定双方就方敏转账的款项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第三，对于杨代明银行账户中存入的款项214000元，方敏和杨代明均称是方敏出借给杨代明的款项，但在方敏和杨代明本身存在多次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情形下，对出借的款项数次采用“ATM”现金存入的交付方式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由于杨代明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并未记录存款人的具体信息，方敏在本案中也未提供现金存款系由其完成的相应证据，无法确认这些存入的款项系由方敏支付的事实。特别是2016年3月2日存入杨代明农业银行信用卡账户的100000元和2016年10月24日存入杨代明农业银行账户的50000元这两笔款项，交易摘要显示交易类型为“转入”和“转存”，这两种交易类型都是通过银行将款项从付款账户划转到收款账户完成货币收付的一种货币结算方式，属于非现金交易，明显与方敏、杨代明所陈述的以现金存入方式出借款项的事实不一致，故不能认定方敏持杨代明的银行卡存入前述款项，亦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审理中，周春菊主张杨代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数次向方敏转账系赠与行为，方敏和杨代明辩称该转账系归还借款，但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因此，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近三年的时间内，杨代明向婚外异性方敏转账多笔并为方敏支付购车款，款项数额较大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理的资金往来关系，对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第四，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周春菊与杨代明原系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归夫妻共同所有，而杨代明在2014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数次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并为方敏支付购车款，款项数额较大，显然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应当取得周春菊的同意，且周春菊事后亦未对杨代明的赠与行为进行追认，侵犯了周春菊的合法权益。方敏与周春菊并非亲戚、朋友，甚至并不认识，与杨代明之间也仅是同事关系，双方之间既不存在任何民事交易活动，也无正常的经济往来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之规定，方敏明知杨代明有配偶而接受杨代明的转账及代付购车款，取得财产并未支付对价，且取得财产既无法律依据亦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不能认定为善意。因此，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案涉款项的行为属无效法律行为，周春菊主张确认杨代明对方敏赠与案涉款项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第五，案涉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应当返还。对于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杨代明和方敏属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之间可以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发生资金往来，例如借款、投资、经营、委托等，虽然杨代明和方敏对于案涉款项的支付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未作出合理解释，但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将杨代明转出的所有资金认定为赠与款项，应当根据双方的实际资金往来状况进行判断。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除杨代明向方敏数次转账之外，也存在方敏转账给杨代明的情形，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17日、2014年2月16日、2014年3月13日、2017年2月11日分别转账6笔以及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10月19日、2019年1月2日分别转账2笔合计138200元，虽然款项性质也未明确，但这部分转账交易系实际发生且所转款项已进入杨代明的银行账户，故应当在杨代明转给方敏的款项金额中予以抵扣。对于方敏于2016年5月3日和2016年5月4日分别向杨代明转账支付的30000元和15000元，周春菊认为杨代明于2016年5月23日向方敏转账45000元，转账往来金额完全吻合，能够相互抵销，故周春菊并未将该笔款项纳入其主张的案涉赠与款项数额。同样的情况还有2016年8月10日和2017年4月11日方敏分别向杨代明转账支付的23000元和10000元，交易记录显示，杨代明于2016年8月20日和2016年9月12日分两次转账给方敏合计23000元，于2017年4月15日和2017年4月22日分两次转账给方敏10000元，资金往来数额完全相符，周春菊在本案中未将杨代明的相应转出金额纳入其赠与款项数额内，方敏主张将前述款项作为其支付给杨代明的款项数额，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杨代明转账给方敏的部分款项，其中2017年5月1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的4600元备注为“借款”，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23日分别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4900元，均备注用途“开发票”“开发票费用”，虽然转账时添加了备注事项，但以上款项的实际性质并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而杨代明和方敏在本案中均将以上款项作为“杨代明归还方敏的借款”予以计算，故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应证据，未将以上款项排除于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款项数额外。对于杨代明为方敏支付购车款的事实，杨代明和方敏虽均称使用杨代明的信用卡支付购车款是为获取消费积分从而享受信用卡年费减免优惠，并称购车款已经由方敏于2016年3月2日存入杨代明的银行卡，但该次存款金额与购车款金额并不相符，存款交易显示是转账存入，与杨代明、方敏所称现金存入的事实也明显不一致，且购车款分三次刷卡支付，第一次付款和最后一次付款间隔约20天，结合杨代明的该信用卡消费记录频繁的事实来看，二人所称使用杨代明的信用卡支付购车款系出于获取积分免付年费的目的，明显缺乏逻辑，故本院对杨代明、方敏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杨代明支付购车款后该车登记于方敏名下，应当确认杨代明代为支付的购车款176371元系其对方敏的赠与。综上，本院认定杨代明向方敏转账支付的162650元及为方敏支付的购车款176371元，合计339021元，在扣除方敏通过银行转账向杨代明支付的款项138200元后，其余200821元为杨代明赠与给方敏的款项。如前所述，杨代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忠诚义务，在未经财产共有人周春菊同意的情形下，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擅自将共有财产以转账和代付购车款的形式赠与给婚外异性方敏，方敏接受以上款项的行为也非善意，故本院认定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案涉款项200821元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基于前述赠与行为无效，方敏因赠与行为取得的案涉款项200821元应当予以返还。周春菊作为案涉款项的共有权利人，其主张方敏将案涉款项全部返还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杨代明辩称案涉款项为共有财产，周春菊无权主张杨代明享有的份额，本院认为，杨代明向方敏赠与的案涉款项属于杨代明和周春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虽然杨代明和周春菊在本案诉讼前已经离婚，但对案涉款项双方并未进行分割，周春菊作为案涉款项的共有人，在另一共有人杨代明擅自处理共有财产的情形下，有权主张受让人全部返还，而其与杨代明之间如何分割共有财产，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代明未经周春菊同意擅自向方敏转账支付大额款项并代方敏支付购车款合计金额200821元，方敏在明知杨代明有配偶且以上转账、代付款行为并未取得周春菊同意的情形下，仍接受前述款项并非善意，故本院认定杨代明的前述赠与行为违背了夫妻忠诚义务，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应确认为无效民事行为。方敏基于前述无效赠与行为取得的200821元，应当全部返还给财产共有人周春菊。对于周春菊主张的其余款项，因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代明于2014年10月起至2018年7月期间赠与被告方敏200821元的行为无效；二、被告方敏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春菊200821元；三、驳回原告周春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385.31元（原告周春菊已预交），由被告方敏负担3767.33元，原告周春菊负担2617.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林妍人民陪审员  陈明弟人民陪审员  唐朝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 助理  周之平书 记 员  黄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