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临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山西晋凯（临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住山西省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县煤运）因与被上诉人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4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临县煤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被上诉人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临县煤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解除有效;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生活费的支付期限截止至解除劳动关系之前的当月,即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共计4个月；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错误。1.解除劳动关系识别和判断的是是否有法律依据和是否依照法定的程序,与企业自身性质没有关系。上诉人为有限责任公司,有独立自主的用工权利,同时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法规的调整和规制。如《劳动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为国有企业,企业资产属于国家所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显然与法律规定和立法本意不符,有意增加国有企业在劳动法律层面的义务,而忽视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性、平等性和无差别性。一审判决存在误导公众之嫌,企业的性质与企业享有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任何关联性。2.本案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无过失性辞退而非经济性裁员。首先,劳动合同的订立与解除首要遵循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并非一上来就是经济性裁员。其次,本案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前,甚至在从2015年1月起就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如信访部门、集团公司、劳动部门、仲裁部门、县市省法院部门等,分别和包括本案被上诉人在内的人员协商解决劳动关系的有关事宜,遵循的也是协商解决第一,而非一开始就是经济性裁员。在协商的基础上,绝大部分职工均同意协议解决,也签订了有关解除劳动关系补偿协议,领取了相应补偿金。目前,仅有包含被上诉人在内的11人不同意协商解除。再次,只有在双方无法协商一致解决劳动争议的前提下,才存在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权利的问题,职工和用人单位都有权利单方解除,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上诉人的单方解除权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行使的一种手段,而非一开始就采取经济性裁员。最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无过失性辞退)与经济性裁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形式,采取的解除程序也完全不同,用人单位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当采取经济性裁员而未采取或认为不应采取无过失性辞退,并据此认为按经济性裁员的话上诉人是违法解除,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明显充当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罔顾上诉人企业的客观实际、用工状况,也剥夺了用人单位企业自主的经营和用工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适用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无过失性辞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显然风马牛不相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导致裁判结果谬之千里。其一,经济性裁员,是指企业在经营不善、面临严重困难时,作为改善生产经营状况,通过批量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而减轻人力成本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保护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生存能力。其二,本案上诉人企业的情形完全不同。上诉人由于体制改革,已经完全退出市场机制,不再参与任何市场经营活动,不再有任何经济活动和经营收入来源,不再存续和产生工作岗位,不再有用工需要,这种现实状况从2015年1月至今已经持续五年,除了工商手续尚且存续之外,上诉人己经无任何实体经营。这与为了持续经营、缩减和精简岗位、减轻经济负担的企业完全不同。其三,上诉人通过自我审视和判断,采取无过失性辞退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企业自身实际,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该解除程序要求的法定义务,符合法定程序。其四,通过上诉人单方解除程序及本案诉讼过程中,有七名职工认可解除有效并同意领取相应经济补偿金等,进一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并非如一审法院认为的必须采取经济性裁员,解除的效力不因个别职工的不同意而导致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一审法院违法干涉企业与职工的合法权益。（三）生活费的支付应截至解除劳动关系前。1.支付期限:对于解除劳动关系前的生活费上诉人同意支付,应为从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共计4个月。2.支付标准:同意一审判决认定以最低工资标准的70%计算生活费,即月标准1400元/月×70%=980元/月。张×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上诉人在同一时间段内以相同理由解除与答辩人在内的十多名职工的劳动关系，不是单一解除某个人的劳动合同，实质是经济性裁员。《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该两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相似，但适用的情形不同，前者是单一解除，后者是经济性裁员。上诉人于2018年7月20日向答辩人在内的十多名职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是“因上级体制改革，公司经营业务被迫全面停止且公司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等客观情况，公司己无法继续履行与你的劳动合同，经公司与你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公司经研究决定，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于2018年7月20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表面看适用的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是单一与劳动者解除，但上诉人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以相同理由解除与十多名职工的劳动关系，解除人数占公司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不再是单一地与个体解除，而是达到法律规定的经济性裁员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实则进行的是经济性裁员。2.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经济性裁员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上诉人没有依法裁员，因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性裁员因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对职工的切身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法律作出严格的程序规定，目的就是避免企业不按程序裁员对职工造成损失。根据法律规定，裁员一方面是时间要求，用人单位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报备要求，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上诉人此次裁员并未履行上述法定程序，而是以单一协商解除代替裁员程序，违反法律规定。3.上诉人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违背政策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焦炭公路销售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14〕37号）文件第二条基本原则第四项妥善转岗职工规定：“……增加新岗位、加强管理，节约开支，调整支出结构，多方筹措资金，做到一线职工不下岗、不欠薪、不减收、不断保。晋能集团的转岗人员，由本集团内部相关企业妥善安置……”。现在上诉人没有对答辩人进行其他岗位安置就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违背该政策规定。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经济性裁员正确，认定因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导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违法并违反政策规定也正确。4.上诉人提到判决中强调其性质是国有企业因而加重其义务的说法不存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并未区分国有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在经济性裁员上有何不同，原审判决也未加重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在裁员时的义务。5.上诉人提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应当经济性裁员而未采取或不应采取无过失性辞退；越俎代庖，违法干涉企业与职工的合法权益”的说法错误。如前所述，上诉人同时解除与多人的劳动关系己不再是单一解除，而达到法律规定的经济性裁员，是以无过失辞退掩盖裁员的行为，原审判决并未干涉上诉人的经营权，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法律规定为准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性质。6.上诉人违法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支付自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的生活费，而不是截至2018年7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恢复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安排原告工作岗位，并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的生活费36800元（16个月×2300元），生活费标准按照2015年与原告同样待岗的职工每月2300元发放；3.判令被告自2019年8月起每月按照2015年与原告同样待岗职工每月生活费待遇标准给原告发放生活费；4.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自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采暖费19800元（3300元/年×6年）；5.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自2014年起至2019年期间的工会福利费用3000元（500元/年×6年）；6.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自入职至今的住房公积金34500元、企业年金34500元等其他福利待遇（2300元/年×15年）；7.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于2004年3月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为其办理上岗证，发放工资，原告在被告指定的煤矿收费点从事收费、开票、检验等工作，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未给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也未支付过采暖费、工会福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其他福利。2014年12月下旬，被告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煤炭公路销售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召开相关领导和职工会议，鼓励职工自谋职业，要求原告等职工在辞职申请书上签字，原告不同意。原告等人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未订立书面合同应加付的二倍工资，为原告依法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手续、缴纳自用工之日起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等。后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从2009年1月起已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驳回支付原告未订立书面合同加付的二倍工资，对原告的社会保险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临县社保局和被告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尽快为原告等人办理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但至今未给原告办理缴纳社会保险手续，并补缴费用。2015年1月起，被告停发了原告的工资，为此，原告又经申请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执行等程序，被告支付原告从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生活费共计24472元（按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70%计算）。2019年2月1日，为了解决信访纠纷，被告经省煤运公司的许可，按1300元/月补发原告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生活费共计15600元。2018年4月起至今，被告未支付原告生活费。同时查明，2018年6月29日下午，被告经理马×组织公司副经理等12名公司人员召开了关于解除公司与原告等18名职工的劳动关系的会议。2018年7月3日，被告相关人员、工会组织代表召集原告在内的17名职工到会参加“拟解除原告等18名职工劳动合同关系事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8名公司不涉及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外，涉及解除劳动关系的17名参会人员均不同意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要求被告尽快补交社会保险费等。7月5日，被告通知公司工会组织于2018年7月9日下午参加公司与原告的单独协商，并发表意见和建议。7月6日，该工会组织复函被告，届时将派员参加并听取意见和建议。7月12日，被告向公司工会组织出具通知，请工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对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提出意见和建议。7月13日，该工组织会复函被告，同意被告依据法律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7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内容为：“因上级体制改革，公司经营业务被迫全面停止且公司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等客观情况，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与你的劳动合同，经公司与你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公司经研究决定，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于2018年7月20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时，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和相应经济补偿金。请你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前往公司财务室领取相应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逾期视为你放弃自身权益。”原告认为被告属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向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事项同本案诉讼请求。该委认为原告的申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后原告诉至该院。被告称其在解除本案劳动合同前共有68-70名职工。原告在养老保险部门有缴费记录。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临县煤运属国有企业，企业资产属国家所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为了提高公司的效益及职工的生活水平，公司根据企业的状况应当将多余人裁减，但裁减人员应制定裁减方案，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及行政部门批准，裁减人员应确定具体的范围和标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裁员，而且被告作为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情形，并有明确充分的依据，否则就构成违法终止。而被告解除与原告等十八名职工的劳动合同，需要裁减人员占被告职工总数的25.7%，其未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提前三十日向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意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等程序性义务，而且裁减人员违背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4〕37号文件精神，故应认定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无效，原告请求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予以支持。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确认原、被告从2009年1月起视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无书面合同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成立，故原告要求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按照与原告同样待岗职工2300元/月标准发放其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的生活费，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1995]309号）第58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原告待岗期间，虽非个人原因未向被告提供劳动，但基本生活费是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并不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基本生活费，按照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因山西省人民政府未公布2018年、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故按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的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1400元计算，即：1400元×16月×70%=15680元。原告诉请享有其他在职职工同等待遇的采暖费、工会福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单方解除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无效，原告张×与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临县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临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生活费15680元；（三）驳回原告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当庭提供晋能集团吕梁公司六月份月度工作会安全工作会议的报道，证明临县煤运在搭建物流信息服务平台，需要招人，有岗位需求，有履行劳动合同的能力。临县煤运质证称，不能证明其具备履行合同能力，均没有落实，其虽受吕梁市公司管理，但现在没有任何结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本案中，临县煤运在相近时间段内单方解除与包括张×在内的18名员工的劳动关系，裁减人数已经超过该企业用工总数的百分之十，根据前述规定，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性质应为经济性裁员，需按前述规定履行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等相应程序。临县煤运未履行前述法定程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审根据张×请求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判令临县煤运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临县煤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临县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兴华审判员 薛鑫斌审判员 张晓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贺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