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03民初740号 原告：高艳霞，女，198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倩倩，四川鑫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杨小雨，四川鑫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熊治国，男，1984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陈蓓蓓，四川爱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艳霞与被告熊治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同年5月24日，依据原告高艳霞的申请，作出（2019）川1603民初940号民事裁定书，以90万元为限对被告熊治国在招商银行尾号9008账户以及在成都市温江区万春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万春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出资额予以冻结。2019年6月14日、2019年11月4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艳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倩倩，被告熊治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蓓蓓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4日，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同时原告高艳霞申请本院调查万春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及被告熊治国等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本院予以准许。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原、被告均申请延期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同意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2020年4月24日适用普通程序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艳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雨，被告熊治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蓓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艳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2.被告归还原告的投资款657,460.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57,460.8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4万元；4.本案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归还原告的投资款658,8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至2018年1月27日止；以658,88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为经营成都市温江区万春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引诱原告对其进行投资，原告分别于2017年6月5日、2017年12月20日向被告转入投资款80万元。2018年1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募资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交付80万元用以发展万春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原告以所获分红的一定比率获得报酬，日后被告再融资，则等比压缩原告的股权；原告不得参与项目经营管理；同时，被告侵害原告利益的，原告有权向其主张所受利益损失两倍的惩罚性违约金。后因合作社新成员加入，双方经协商，被告以压缩股权为由退还了原告141,120元。但是自合同签订以来，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原告支付任何报酬，经原告多次催告后，被告仅仅向原告转款共计35,060元；而且被告以需要增加投资资金为由，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强行扣除了原告7840元“利润分红”作为增加的投资款。被告未告之合作社经营、收支依据以及分红时间，不清楚被告的实际出资以及原告投入资金的去向，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遂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熊治国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被告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引诱、欺骗行为，并且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被告也按约定投入了涉案公司，作为股东出资。2.案涉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再融资后，原出资方股权将被等比压缩，并且在新股东入股前，已经按法律规定召开了股东大会并与原告商议，原告同意压缩股份后，被告退还了原告141,120元股权受让款给原告。3.被告并未违反案涉协议，公司于2018年和2019年进行了二次分红，2018年的分红，被告在未收到分红款的情况下，依据公司分红结算向原告垫付了分红，2019年在收到分红款的第二日就将分红款转给原告。4.原告所称的“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强行扣出原告7840元利润分红作为增加的投资款”，此处是由于2018年5月4日，公司要扩大生产的情况下，股东会决定追加投资，此事也向原告告知，并要求原告尽快将投资款到账，但原告迟迟不履行追资义务，被告就将该部分出资自行支付。原告在追加出资时并未实际缴纳出资，其不应分取7840元出资相应的红利，而被告由于对相关法律不了解，预先对自己应分得的红利中扣出了7840元后，将剩余红利也转给了原告，此事将在之后向原告追回其不当得利的资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述）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 朱自成与唐艳英系夫妻、周建英与李湿成系夫妻，两家共同经营成都温江万春田园花果农场（以下简称花果农场），该农场性质为个体工商经营户。2017年6月，花果农场折价260万元，由熊治国与其胞妹蔡亚莉出资130万元购买花果农场50%的份额，其中熊治国占30%、蔡亚莉占20%。后成立成都绿水金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为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股份分别为25%、25%、30%、20%。熊治国所持有30%的股份中，由高艳霞出资80万元给熊治国，高艳霞的股份由熊治国代持，二人共同占公司股份30%，其中高艳霞占19.6%，熊治国占10.4%。高艳霞于2017年6月5日、12月20日分别转款给熊治国50万元、30万元。之后，注销了成都绿水金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成都市温江区万春田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专业合作社）。 2017年8月，蔡亚莉、李湿成、朱自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申请设立专业合作社，同年8月25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该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该名称保留至2018年2月22日。2017年8月28日召开了设立大会，一致通过了章程。章程载明，本社由蔡亚莉、朱自成、李湿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6人发起，成员出资总额6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为种植、销售：水果、蔬菜、花卉；苗木；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农业观光旅游。本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每年提取公积金，按照成员与本社业务交易量（额）依比例量化为每个成员所有的份额。本社为每个成员设立个人账户，主要记载该成员的出资额、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该成员与本社的业务交易量（额）。本社成员以其个人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本社承担责任。本社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核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过程中的成本与费用。本社社员认缴的出资额，须在四十年内缴清，出资时间2057年7月13日，等等。大会选举蔡亚莉、李湿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为合作社理事，蔡亚莉为合作社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朱自成为执行监事，任期二年。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载明：朱自成90万元、周建英60万元、唐艳英60万元、李湿成90万元、蔡亚莉120万元、熊治国18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份额分别为15%、10%、10%、15%、20%、30%。2017年11月10日成都市温江区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2018年1月17日社员大会决议吸收冯思义为会员，专业合作社出资总额由原来的600万元增加至750万元，份额分别为朱自成12%、周建英8%、唐艳英8%、李湿成12%、蔡亚莉16%、熊治国24%、冯思义20%，新增的150万元由冯思义出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57年7月13日，并修改了章程、成员出资等相关的内容。2018年4月9日社员大会同意变更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增加了餐饮服务、会议服务，住宿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冯思义实际出资为112万元。 专业合作社增加冯思义为成员后，熊治国与高艳霞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协商原份额等比压缩至80%，即熊治国在专业合作社的份额为24%，其中高艳霞份额为15.68%、熊治国份额为8.32%。 2018年1月，原告作为出资方，被告作为募资发起方签订了《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为：双方自愿以股份合作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成都绿水金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由募资发起方（以下简称发起方）进入公司参与经营，出资方股份由发起方代为持有，即发起方为名义股东，出资方为实际股东，享有分红权益。此次募款目的是所持的目标公司为专业合作社。出资方认购80万元，占农场整体股权15.68%。在日后经营中，如果公司经营者决定再融资，新出资方将会获得一部分股权，原股东（包括出资方）股权将被等比压缩。发起方为本项目付出的人力、财力及艰辛的工作，属于发起方为本项目的股份投入资本金。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发起方将进入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行使股东职权。出资方不得干预项目的具体业务开展和经营等各项事务。出资方作为公司部分股权的实际拥有者，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公司做出重大经营决策时需告知出资方。出资方享有项目资产所获利润的权利。权益比例为出资方占公司整体股权份额比例。发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出资方权益。出资方为发起方所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的责任，和参与公司经营所付出的时间、智力、劳动致富所获分红的一定比率作为报酬。当发起人收到分红，需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向出资方发起转账。如果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出资方有权提出撤资要求，并给予发起方三个月资金准备时间。无论转让、回购、撤资，分红结算均以上月经营结果为限。双方共同承担项目经营性亏损和相关经济赔偿责任。出资方有权调查公司经营状况，发起方如果在权利范围内的事宜，有权配合出资方调查。若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发起方有责任更正，并补偿所受侵害利益两倍额度作为惩罚。协议书尾部有原被告的签字及捺印，并留有公民身份号码及手机号码。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9日。 冯思义出资的112万元转让款，留下40万元（冯思义另出资10万元）用于合作社生产经营，剩余72万元由其他社员按份额予以了分配。熊治国分得18万元转让款后，按高艳霞19.6%份额分给了高艳霞141,120元。 熊治国向本院提供的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加盖有合作社财务专用章）二份，证明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份）截止2018年1月1日，专业合作社原始股东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已按股份比例出资完毕。熊治国出资78万元购得花果农场30%股份、蔡亚莉出资52万元购得20%股份，之后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将其持有的花果农场以实物方式出资于成都绿水金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后重新注册为专业合作社。自2017年5月1日后按各自股权比例累计出资120万元投入运营、土地转让、设施建设、改造等事务。出资具体情况：朱自成130万元、周建英130万元，出资时间2017.05，出资方式为原花果农场资产；熊治国于2017.6.16、9.10、9.14、12.23分别转账给周建英40万元、18万元、9万元、30万元；2017.6.16熊治国代蔡亚莉转账10万元给周建英，2017.9.4蔡亚莉转账给周建英19万元。2017.5.7-10.14蔡亚莉以1-5万元不等分10次以现金、微信、支付宝转款方式向周建英付款共计28万元；2017.5-12月，朱自成多次为熊治国垫支17万元、蔡亚莉垫支2万元，周建英多次为蔡亚莉垫支7万元；朱自成、周建英通过累计支付采购费分别完成各自出资25万元。2017.12.30朱自成、周建英、蔡亚莉分别从股权转让款中扣款5万元、5万元、10万元。（第二份）自2018年1月1日后按各自股权累计出资60万元投入运营、购买设施、改造、修缮等事务，各自出资额度及到位情况：收款账户为专业合作社，2017.12.30从股权转让款中扣款熊治国12万元、蔡亚莉8万元、朱自成+唐艳英10万元、周建英+李湿成10万元、冯思义现金10万元；2018.5.23熊治国银行转账1.2万元、0.8万元（代蔡亚莉），2018.5.11朱自成+唐艳英现金1万元，2018.5.3周建英+李湿成现金1万元，2018.5月冯思义现金1万元；2019.12.28熊治国转账1.2万元，2019.12月朱自成+唐艳英、周建英+李湿成、冯思义向转账1万元，蔡亚莉0.8万元暂未出讫。 经调取周建英2017.01.01-2019.11.30建设银行尾号3821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2017.6.16熊治国以及熊治国代蔡亚莉转给周建英的40万元、10万元，附言为股权转让首付款；2017.9.4蔡亚莉转账给周建英19万元，附言为购买花果农场50%股份的二次付款；2017.9.10、9.14、12.23熊治国分别转账给周建英的18万元、9万元、30万元，附言分别为二期付款第一笔、二期款第二笔、股权转让二期款。周建英前述账户中未查找到出资证明中2017年度的其他各项出资的对应交易明细，熊治国未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合作社成员另行投资的打造费用，除冯思义股权转让款扣除40万元，另加冯思义投入10万元，2018年底每家出2万元、2019年底每家出1万元外，其他的并无投入公司的转款依据。 熊治国对于其在专业合作社的出资及份额，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占20%的份额，出资140万元（含原告的80万元）。...新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实缴部分未体现，持股20%，是认缴部分。...出资是与蔡亚莉在一起，二人实际出资一样多，当时总资金200万元，高艳霞出资80万元、熊治国出资60万元、蔡亚莉出资60万元。冯思义实际出资112万元到位，因经营上的问题将出资资本做大，另外38万元是走账了的，没有实际交公司。第二次庭审中陈述,高艳霞的份额是约定好了的，不必追究熊治国的出资...第三次庭审中陈述：具体出资以工商登记为准，是否出资到位看公司的意见，熊治国未参与管理不清楚。冯思义出资全部到位了的，熊治国出资114万元（含高艳霞的80万元），蔡亚莉在2017年9月出资40多万元，后面是否出资不清楚。其他成员出资是认缴的，认缴期限40年，熊治国是按比例进行认缴，其他人也是按照约定认缴出资。...2018年底每家出2万元、2019年底每家出1万元，是额外出的钱不是分红的。...熊治国出资114万元（含高艳霞的80万元）占全部出资额的63%，其他的除冯思义外，熊治国不清楚。 专业合作社并未按照章程规定为每位社员开立账户。熊治国未提供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开立个人账户，并记录个人出资额、公积金情况的依据。熊治国称专业合作社至今不存在亏损，对外无债务。熊治国提供的2018年度专业合作社的收支记录，为手写在笔记本上的流水，通常是几天至一个月为一页，按天记录收支并汇总，由冯思义、蔡亚莉、周建英三人或其中二人签名确认。收入部分存入公账，也有个人微信收款，还有现金（备用金）、零钱由个人保管等，无相应的票证。 熊治国通过与高艳霞微信聊天的方式，告知高艳霞合作社相关信息：冯思义加入合作社，协商等比压缩份额；冯思义到账股权转让款72万元应分给高艳霞141,120元；2018年3月微信转2017年分红3700元；2018年5月4日告知合作社追加5万元投资，高艳霞应出资7840元，高艳霞以资金困难表示无力再出资；2019年1月21日告知，2018年利润总共60万元，扣除6万元后用于管理提成21.6万元（54万元×40%），剩余60-6-6-21.6=26.4万元。25万元用于股东分红，剩余金额留作一些设施修缮（停车场、化粪池、灯...），高艳霞应分红3.92万元，扣除上次应追加出资7840元，转高艳霞31,360元分红款。 熊治国对合作社社员（包括本人）的实际出资情况未向高艳霞披露；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包括2018年由冯思义管理，特别是冯思义需要提取当年利润的40%作为其管理费，未在作出决定时也未在分红前告知高艳霞；对出资款项的用途，追加出资款的实际用途，未告知高艳霞；对合作社收支、盈余均未提供相应的财务资料佐证，未定期告知合作社的收支具体明细，亦不同意高艳霞加入合作社的成员微信群。 上述事实，有原告高艳霞提供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电子转款凭证、银行流水明细、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被告朋友圈截图、电话录音等证据，被告熊治国提供的分红结算记录、转款记录、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利润分配补充说明、案涉合作社股东出资证明等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高艳霞与熊治国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本案系在前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原告以被告侵害其权益为由，主张出资结算与退还所发生的纠纷，原、被告之间应为合伙法律关系。高艳霞已按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虽然依据协议，其不能参与合作社的事务，不得干预项目的具体业务开展和经营等各项事务，但作为实际的出资人之一，对重大事项拥有知情权并有获得相应利润等权利，而熊治国作为出名营业人，负有及时披露重大事项及支付利润（即分红款）的义务，如有将隐名出资人的出资滥用于契约外的目的，营业方法不适当、怠于执行业务、虚报或谎报经营损益、延迟利益分配等，均构成损害隐名出资人权益的行为。 熊治国提供的专业合作社的出资证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熊治国、蔡亚莉出资130万元（含高艳霞支付的80万元）购买原花果农场50%份额；冯思义加入合作社出资的一部分，其他成员予以了分配，该部分增资亦未完全进入合作社账户等事实。依据本院调取的合作社等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合作社章程有关成员认缴出资40年内缴清的约定，以及熊治国对成员包括自己的出资在几次庭审中说法前后矛盾，故本院对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出资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 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熊治国虽然给高艳霞支付了2017年、2018年度分红款，但仅通过微信告知合作社增加社员、出资份额变更及年底年度分红和部分追加生产经营投入的情况，存在损害或可能损害高艳霞知情权以及收益的如下事实：1.对合作社成员包括熊治国本人的实际出资、认缴数额未予以告知，存在高艳霞已足额出资而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未足额出资情形下，生产经营追加投入时仍要求高艳霞分担的事实，该事实额外增加了高艳霞的出资义务。2.合作社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和章程的约定，为成员设立个人账户并记录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等；合作社管理不规范，生产经营未完全通过合作社账户进行收支结算，无收支票证等财务资料。熊治国作为合作社成员，并代持高艳霞的出资份额，更有义务要求合作社按章程与相关法律的规定规范管理，确保合作社财务资料完整、账务清晰，进而消除高艳霞的合理怀疑。3.熊治国仅在年底分红时笼统告知利润、分红数额，且未提供具体详单、财务票证佐证，未按照《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即时或定期向高艳霞告知合作社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及收支、盈余等情况。4.2018年度由冯思义经营管理须提取利润的40%作为冯思义的管理费，应为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本应在作出该决议时及时告知而未告知，且未提供合作社成员作出该决议以及合作社将该笔管理费实际支付给冯思义的凭证等证据佐证。等等。虽然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对合作社的收支、盈余情况可能是知晓的，但对于不能参与合作社事务的高艳霞而言，却无法了解相关实情。高艳霞作为投资人只能被动地通过熊治国的微信聊天方式了解合作社的部分情况，熊治国对合作社成员实际出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收支等重大事项未予以告知，严重损害了高艳霞应有的知情权，进而存在损害高艳霞出资回报的可能性。同时，在合作社成员出资未完全到位，而高艳霞的合伙出资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合作社生产经营所需，仍要求高艳霞另行出资，也损害高艳霞的权益。故高艳霞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其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因熊治国自认合作社不存在亏损及对外债务，且合作社每年予以分红，仍处于存续状态等事实，加之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的出资尚未完全到位，故合作社不存在亏损。在合作社不存在亏损的条件下，高艳霞要求熊治国退还其投资款，也符合协议有关“如果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出资方有权提出撤资要求...”的约定，故对高艳霞要求熊治国退还其投资款658,880元（800,000元-141,12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2017年、2018年度高艳霞享受了分红利益，故高艳霞主张退还投资款的资金利息，本院酌定自提起诉讼之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为补偿所受侵害利益两倍额度作为惩罚，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受侵害利益损失大小，高艳霞主张熊治国支付违约金2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再支持。 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高艳霞与被告熊治国之间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熊治国向原告高艳霞退还投资款658,880元并自2019年5月13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高艳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2,775元，由原告高艳霞负担2387元，被告熊治国负担10,38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高艳霞负担1186元，被告熊治国负担38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 明 人民陪审员  吴翠兰 人民陪审员  李世蓉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高 盼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