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玉芳，女，198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08。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精，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福权，男，195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洪，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玉芳因与被上诉人潘福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4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玉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潘福权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潘福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余玉芳与潘福权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理由如下：（一）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双方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要出借人将货币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双方借贷关系才能成立。本案中，潘福权既无有效的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来证明其与余玉芳之间存在借款合同，也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或有效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其将相应的货币交付给余玉芳。且在一审判决中，潘福权所列九笔所谓借款也被一审法院确定不成立。因此，潘福权主张其与余玉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不成立的。（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余玉芳曾作出过“自认”。首先，余玉芳所述的借条原件或复印件，潘福权并未当庭出示予以质证。其次，潘福权主张其与余玉芳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对于这一主张，余玉芳自始至终都予以否认，从未承认过，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余玉芳陈述的内容为：“在潘福权不停地对余玉芳及其家人骚扰、恐吓的情况下，为避免自己及家人受到骚扰，保护家人的安全，余玉芳同意承担与潘福权恋爱交往期间产生的吃喝玩乐的花费开销，前提是潘福权需停止对余玉芳及其家人的骚扰、恐吓。”潘福权对此提出异议，并未认可。据余玉芳陈述，当时潘福权看完后，当场撕毁，不予同意，双方没有达成合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余玉芳的相关陈述不构成自认。再次，余玉芳与潘福权曾以恋爱为目的进行交往，在双方同居期间，潘福权经常带余玉芳一起吃喝、游玩，对余玉芳给予一些赠与，并主动承担双方同居期间的日常生活开支。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双方年龄差距较大，潘福权为维持双方之间的恋情，而自愿在物质和金钱上为余玉芳付出。后在2017年2月，余玉芳因同居而怀孕，应潘福权的要求，余玉芳于同年4月在医院终止妊娠。同时，余玉芳发现潘福权还多次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余玉芳遂提出分手，结束双方的恋爱同居关系。在余玉芳提出分手后，潘福权就一直对余玉芳纠缠不休，持续对余玉芳及其家人进行骚扰、恐吓，并上门威胁余玉芳，要求余玉芳承担与其恋爱同居期间的各种花费。余玉芳在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与潘福权协商，表示愿意承担双方同居期间的花费，前提是潘福权停止对余玉芳及其家人的骚扰、恐吓。但潘福权并未同意，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因此，余玉芳作出的有关费用承担的陈述，与潘福权提出的借贷关系成立的诉求完全不一致，根本不构成民事诉讼法上的自认行为。余玉芳与潘福权在同居期间的花费，并不构成双方之间的债务，更不能成立借贷法律关系，余玉芳对于此花费，依法也不负有返还义务。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余玉芳在与潘福权协商之际提出的条件而认定余玉芳作出了对借款事实的自认是错误的，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潘福权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令余玉芳向潘福权归还借款35万元及利息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余玉芳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潘福权辩称，一、余玉芳与潘福权之间的借款不止35万元，潘福权是为了息事宁人，因此没有就剩余的款项提起上诉。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潘福权提供的录音反映，余玉芳在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及恐吓的情况下，承认收到潘福权支付的3万元、5万元以及8万元的现金，也承认欠潘福权房屋装修款等事实，但在一审庭审中以及余玉芳提交的案情陈述书中，余玉芳否认收到任何一笔现金借款和房屋装修款，明显是自相矛盾。余玉芳在录音中也承认写过35万元的借条给潘福权，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潘福权无需举证证明余玉芳承认的事实，综上，余玉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福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余玉芳向潘福权返还借款本金55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35%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玉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福权、余玉芳曾为男女朋友关系。潘福权向法院提供了其尾号为2989号南海农商银行账户六份现金取现凭证，具体如下：2017年1月6日取现5万元、2017年1月13日取现4万元、2017年2月6日取现4万元、2017年3月27日取现2万元、2017年5月2日取现4万元、2017年7月5日取现2万元。潘福权、余玉芳确认上述六笔取现中，由潘福权取现的有2017年1月6日取现5万元、2017年1月13日取现4万元、2017年3月27日取现2万元；其余三笔均由余玉芳代为取现并签署潘福权名字。诉讼中，潘福权陈述：其与余玉芳恋爱期间为2016年6、7月至2017年12月。涉案借款经过具体如下：一、2016年8月份具体哪天不记得，潘福权、余玉芳一起吃饭，余玉芳跟潘福权说其各方面的困难要向潘福权借款。当时潘福权厂里刚刚发了工资5万元，余玉芳就找潘福权借了3万元，当日14时许，余玉芳来到丹灶孔边牌坊附近拿了3万元，当时只有潘福权、余玉芳两人。二、2016年12月份左右具体哪天不记得，余玉芳在其妹妹余玉芬家里向潘福权提出借款3万元用于偿还其父亲欠人的饲料钱9万多元，当时潘福权答应了。第二天在余玉芳妹妹家里，余玉芳妹妹也让潘福权借这3万元，并说他们几姐妹会还给潘福权。潘福权当时还说还完这9万元比较好，余玉芳妹妹就说这9万元已经跟对方达成协议每年还一部分，借3万元给余玉芳就行了。这笔3万元是隔了一到两天，潘福权在潘福权车里拿现金去余玉芳家里给余玉芳的。三、2017年3月份左右，余玉芳要按揭买房，买房按揭贷款没有批下来，余玉芳的意思是有这些钱在她的账户周转才行，向潘福权提出借款8万元现金。这8万元是潘福权在家里拿现金给余玉芳的。但潘福权不记得在哪里给余玉芳，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四、2017年的时候，余玉芳房屋的贷款批下来了房子要装修，潘福权总共分多次给了余玉芳共计约22万元。潘福权本来打算房子装修好后与余玉芳一起居住。该22万元是装修的人工，购买材料还有购买电器等款项的总计。余玉芳有一个本子记录的，但是本子余玉芳没有给潘福权，潘福权自行统计是22万元。这些款项潘福权都是从家里拿的现金。五、2017年6月份，余玉芳舅舅的儿子结婚要摆酒，余玉芳向潘福权借款5万元用于摆酒，余玉芳说年底会归还。该5万元也是潘福权用自有的资金在余玉芳妹妹的家里给余玉芳的，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六、2017年1月18日，潘福权出借了4万元现金给余玉芳，是从存折拿的钱。余玉芳说其生活上有些困难所以向潘福权提出借款，具体有什么困难潘福权没有问，是余玉芳自己去取现的，取现之后钱也是余玉芳自己拿着。七、2017年2月6日，余玉芳又取现4万元现金，当时余玉芳说是拿去用的，潘福权没有问用在哪里，余玉芳要潘福权就给了。八、2017年5月2日，余玉芳向潘福权借款4万元现金，也是余玉芳去银行拿的，至于余玉芳当时是如何跟潘福权借这笔钱，时间太长潘福权不记得了。九、2017年7月5日是余玉芳自己去取现的，潘福权当时并不知道余玉芳有拿这笔钱，潘福权是半年前去银行查才知道。潘福权另称余玉芳没有归还上述借款，故潘福权于2019年9月26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余玉芳陈述：潘福权与余玉芳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为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潘福权主张的9笔借款均不属实，其中第七、八、九笔款项是潘福权授权余玉芳去银行取款，其后余玉芳已将款项、存折及身份证归还潘福权；余玉芳曾向潘福权出具一份借条(借条内容：本人余玉芳愿意一人承担和潘福权在恋爱期间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吃喝玩乐的所有花费开销，总款大约为35万元，因本人无能力一次偿还这35万元，现承诺分7年还清，每年年底前还5万元，但潘福权必须承诺从今以后不再骚扰恐吓威胁余玉芳及家人；若有违反承诺，这35万元马上作废，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潘福权看完之后马上撕烂了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潘福权主张余玉芳在双方恋爱期间向潘福权借款合计55万元，余玉芳予以否认，双方争议较大。潘福权陈述该55万元分九笔构成，其中第一至四笔款项是现金交付余玉芳，但潘福权对此没有举证证明，余玉芳亦予以否认。潘福权所称的第五笔款项为余玉芳以舅舅家摆酒宴客为由借款5万元，经查，录音中，潘福权问余玉芳借取摆酒的钱如何归还，余玉芳没有否认该笔款项并称年底会归还给潘福权。潘福权所称第六至第九笔借款，潘福权的举证并不能证明双方对此有借贷合意。综上，潘福权的举证不能证明除第五笔款项之外，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但鉴于余玉芳自认其曾向潘福权出具过借条承诺归还潘福权35万元，即余玉芳认可了借款金额为35万元，故余玉芳应予归还潘福权。潘福权提起本案诉讼后，余玉芳没有向潘福权归还款项，潘福权主张余玉芳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6日起按年利率4.35%向潘福权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没有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潘福权相关主张超出法院核定的，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玉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潘福权归还借款35万元，并以3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计付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予潘福权；二、驳回潘福权的其他诉讼请求。余玉芳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计4650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7920元（潘福权已预交7920元），由潘福权负担2880元、余玉芳负担5040元，余玉芳应于支付上述款项同期迳付予潘福权，法院不另收退。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余玉芳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余玉芳应否向潘福权清偿35万元借款债务。本案中，潘福权主张其先后合共向余玉芳出借55万元，诉讼中余玉芳确认其曾向潘福权出具借条及承诺归还35万元，由此可见，余玉芳曾以借条的形式认可35万元的债务。另外，根据潘福权提供的录音可知，在具体讨债过程中，双方均有提及几十万元的债务及还款问题。因此，综合考虑上述情形，结合潘福权诉请的借款金额，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35万元的借贷关系，判令余玉芳向潘福权归还35万元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诉讼中，余玉芳认为其是在受到对方骚扰及恐吓的情况下出具借条的，但其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余玉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借条的意思表示及具体含义，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结合潘福权提供的录音所反映的讨债过程，本院认为余玉芳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外，余玉芳认为案涉款项属于双方恋爱期间的花费，不属于借款，其不负有返还的义务；潘福权则认为案涉款项是由多次、多笔借款组成，并陈述了具体构成。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对款项本来的性质存在争议，但根据余玉芳曾经出具借条的行为以及讨债过程中有关人员的态度及言辞可知，后来双方实际上是以借款债务来处理问题的，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35万元的本息属于借款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余玉芳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本案潘福权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为55万元，即除了本院确认的35万元之外，其还主张尚有20万元本金，由于潘福权没有对此提起上诉，故本院对此不再作审查及认定。综上所述，余玉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64.2元，由上诉人余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