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7413号原告：王某1，女，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第八制药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王某2，女，195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曾某，女，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京棉集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王某3，女，197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良翠，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婕，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4，男，195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房修一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丹，北京高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迪，北京高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Z某（中文名王某6），女，1949年8月7日出生，美国国籍，住美国威斯康星州。委托诉讼代理人：G某（中文名张某），男，1947年2月2日出生，美国国籍，住美国威斯康星州，系王某6配偶。第三人：王某5，男，198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即被告王某4，系王某5父亲。原告王某1、王某2、曾某、王某3（以下合称四原告，分别称姓名）与被告王某4（以下称姓名）、Z某（中文名王某6，以下称王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准许王某5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下称姓名）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1、王某2、曾某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蒲良翠、罗婕，王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晓丹、吴宇迪，王某6的委托代理人张某，王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王某7、祖某1所留遗产北京市204号房屋（以下称204号房屋）、山东省601号房屋（以下称龙口601号房屋）。2、依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王某7所留存款33351元。3、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王某7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40602元。4、依法分割学校应给王某7发放的退休补贴补差11760元、物业补贴2400元、采暖补贴2350元（本判决书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王某7与祖某1系夫妻，婚后育有二子三女，分别为长子王某8、次子王某4，长女王某6、次女王某1、三女王某2。王某7与祖某1婚后购房两处，分别为204号房屋(2006年购买)、601号房屋（2011年8月14日购买），房屋均登记于王某7名下。2011年9月9日，王某7与祖某1出具共同遗嘱，将名下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涉案房屋两处）由王某8、王某4、王某1、王某9（王某2）继承。2013年12月15日，王某7与祖某1再次出具共同遗嘱，再次明确将204号房屋由王某8、王某4、王某1、王某2继承。2015年7月14日，祖某1去世。2015年7月28日，王某8去世。2015年10月8日，王某7手写遗嘱一份，将房产（204号房屋）留给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8平均继承。因王某8已经去世，由其女儿王某3继承。2015年10月9日，王某7以10月8日遗嘱为基础，出具公证遗嘱，将房产（204号房屋）中属于王某7的份额全部由王某1、王某2、王某4、孙女王某3平均继承（排除上述四人配偶的共有权）。2015年11月21日，王某7出具补充遗嘱，对位于山东601号房屋做出处分，该房屋由王某1、王某2、王某4、孙女王某3继承。2015年12月1日，王某7去世。2016年1月25日，王某3作出公证，即“王某3明确接受继承王某7、祖某1的遗产”。原告认为，依据二老共同遗嘱（2011年9月9日），王某7所留存款及其他动产（笔筒、古代瓷器）继承份额如下：王某1占25/96，王某2占25/96，王某4占25/96，王某3占21/192，曾某占21/192。依据二老共同遗嘱（2013年12月15日）及父亲王某7公证遗嘱（2015年10月9日）、补充遗嘱（2015年11月21日），朝阳区青年路204号房屋、山东601号房屋继承份额分配如下：王某1分别继承上述两套房屋产权份额的25/96、王某2继承份额为25/96、王某4继承份额为25/96、王某3继承份额为17/96、曾某继承份额为1/24。现各方协商遗产分割未果，王某4一家强行霸占居住204号房屋，原告多次要求其搬离均遭拒绝。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按照2011年9月9日的遗嘱依法继承分割父母所留遗产，抚恤金、丧葬费要求依法分割。王某4辩称：一、北京204号房屋不属于遗产。2013年12月6日的文件已被朝阳法院生效裁定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该裁定无一方上诉）。2018年1月9日原告诉王某4继承纠纷案的承办法官己明示北京房屋在未撤销赠与前不属于遗产，所以原告才于2018年1月23日撤诉，又以确认赠与合同无效案由起诉了王某5。两审法院又均确认“根据生效裁定书，王某7、祖某1与王某5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两审均败诉（见(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0105民初xxxx号判决书和(2018)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且直到现在原告也未撤销涉案赠与合同（即2013年12月6日的文件）。因此北京房屋不属于遗产，应当由王某7、祖某1的继承人向王某5履行赠与合同、将该房屋过户给王某5。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3条，继承纠纷中，原则上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2013年12月15日遗嘱中祖某1签名是否为其本人字迹无法进行鉴定，即属于遗嘱鉴定不能、真伪不明这一情况，此时应遵从原则性规定，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的一方即原告承担该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原告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遗嘱不应被法庭采纳。三、祖某2三次前后重大矛盾的陈述（2016年5月10日公证《声明书》、2017年9月29日《声明书》、2019年6月28日《补充声明》）绝不能作为原告方完成遗嘱真实性举证责任的证据。祖某2并未亲眼见证2011年9月9日遗嘱以及2013年12月15日遗嘱的订立过程，且其陈述前后存在重大矛盾，法庭应当对与祖某2相关的证据不予采纳，不能以案外人祖某2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的陈述作为认定遗嘱真实性的定案依据。四、被告方多次要求祖某2到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各方的盘问，而在祖某1笔迹无法鉴定、真伪不明的前提下，祖某2依旧未出庭作证，不能以原告方提交了祖某2前后矛盾的说明就视为其完成了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五、依原告所述2013年12月15日遗嘱是在王某8（二被继承人之子）去世两年后在王某8的摩托车后备箱中发现，这更是有违常理。六、由被告申请笔迹鉴定不等同于法庭把承担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被告同意申请鉴定是基于查明遗嘱真伪和案件事实，而非承担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七、王某7、祖某1二人生前均未撤销赠与，全体继承人也未撤销，该赠与合同应继续履行。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王某5即属于应被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这一情形。九、王某7生前已不能对房屋、遗产等事宜作出清晰、准确的陈述，（2016）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对此进行了确认。十、2015年10月9日的公证遗嘱亦存在重大瑕疵。十一、本案焦点为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与无法查明真伪、且在案证据足以证明系伪造的遗嘱之间的采纳问题。王某7去世后王某4从王某7工资卡里取出78953元，其中存款33351元、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40602元。支取的存款同意由王某6之外的四家平分，丧葬费、抚恤金应当由五家平分。学校未发放的补贴也应当由五家平分。王某1在王某7去世后从王某7账户支取了48．4万元，王某1、王某2、王某4三人均得到15万元后，王某1手中还剩3．4万元，是王某7的遗产，应予以分割。王某6辩称：一、王某6对遗产分割的诉求。要求原告王某1等人退还已经私分的遗产。王某6对遗产分割提出以下主张：1、从遗产中优先返还王某7、祖某1债务2．7万元。王某7、祖某1在204号房屋装修时向王某6借款，最终欠王某62．7万元。王某7祖某1于2009年11月17日遗嘱中明确需要偿还王某62．7万元。在在(2016)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记录有“法院向王某7出示2009年11月17日遗嘱，王某7认可真实性”。这份遗嘱曾3次在法庭出示，没有人对此遗嘱提出任何异议。这笔欠款至今未还，王某6要求这笔2．7万元债务在遗产分割前优先偿还。2、从遗产中优先返还王某7、祖某1欠王某6的债务8400元。王某7、祖某1和王某6约定他们在世时，王某6把其位于东大桥的房屋出租，租金供王、祖使用。在(2016)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记录有“涉案房屋租金一直按照约定作为老人养老所用，多年来无人提出异议”。王某6履行约定，把租金一直付到2015年12月王某7去世。由于王某1经手房租，而拒不返还多收的2016年1月租金4200元和房客交的租房押金4200元，合计8400元。王某6为此起诉了王某1。朝阳法院(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书中有下列记载：“王某1答辩称……涉案房屋的押金和租金应该返还给王某6，……王某6应该向父母主张8400元”。法院判决：“王某6可在遗产分割中，另行主张上述款项。”根据法院的裁决，王某6要求王某7、祖某1这笔8400元债务在遗产分割前优先偿还。王某6已经将上面两项款项赠给王某4。二、依照王某7、祖某1生前与王某5达成的赠与合同，204号房屋的祖某1部分应无偿转移给王某5。祖某1、王某7共同拥有204号房屋，他们在2013年12月6日立下遗嘱，房产最终由他们唯一的孙子王某5继承：“今天是2013年12月6日，我俩决定204号房产权归王某5永不能卖。房租归王某8，王某1，王某2和王某4所有，其他人不能继承。”祖、王把遗嘱交给王某6代理人张国璧作为遗嘱执行人保存。张国璧在王某7下葬当天向有关人员宣读了遗嘱。上述遗嘱是祖某1的最后遗嘱。在朝阳法院(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中，法庭对这份遗嘱有以下裁定：根据《物权法》和法庭的裁决，这是一份王某7、祖某1生前与王某5达成的有效赠与合同：祖某1将她的房产部分无偿转移给王某5，王某5也正式表示接受。虽然祖某1已经去世，这份合同依然有效。据此，建议法庭判决执行有效的赠与合同：将遗留房产的祖某1部分无偿转移给王某5。三、2013年12月15日的“遗嘱”是伪造的。（一）这份新“遗嘱”来路不明。王某7祖某1在9天时间立下两份内容截然不同的遗嘱不合常理，因为当时这份“遗嘱”不存在。（二）这份“遗嘱”的陈述与王某72015年诉讼中生前的主张截然相反。（三）王某7不知道这份遗嘱的存在。2015年诉讼中，王某1提供了多份王某7关于遗嘱的证词和声明。在这些陈述中，王某7从来没有提到过2013年12月15日的遗嘱。四、王某72015年10月9日的公证遗嘱存在多处瑕疵，该遗嘱无效。五、王某7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不属于遗产，应按5个子女平均分配，每人20%;王某6把她的应得的份额全部赠给王某4。王某6本案中能获得的所有遗产份额都赠与给王某4。王某5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继续履行祖某1和王某7二人的赠与合同，将204号房屋过户到王某5名下。事实和理由：。我是204号房屋所有权人王某7、祖某1二人之孙王某5。在祖父王某7去世后，我得知王某7、祖某1二人关于204号房屋《赠与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并以EMS邮政快递寄送的方式将《赠与合同》告知王某7、祖某1二人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并在公众报刊发表了关于接受王某7、祖某1二人204号房屋的意思表示。此后，因王某7、祖某1二人子女私自从204号房屋保险柜盗取房产证明文件，影响我按常规程序过户。我以书信形式催促王某7、祖某1二人子女归还房产证明文件，但遭到王某7、祖某1二人子女拒绝。因我工作经常出差在外且薪酬有限，未能就关于继续履行204号房屋《赠与合同》事宜进行起诉。但从始至终，我没有放弃履行204号房屋《赠与合同》。本人已实际入住、使用204号房屋至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法院认定王某7、祖某1二人与我的赠与合同关系成立。祖父祖母王某7、祖某1二人生前始终未进行204号房屋《赠与合同》的撤销，并且我也并未放弃履行该房屋《赠与合同》。此类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一旦经对方同意即能产生法律效果。祖父、祖母与我的赠与关系满足赠与合同成立后的三大生效的条件，即:1、所赠房屋财物必须是属于赠与人自己所有的合法财物，是祖父、祖母合法购买的房屋；2、必须是赠与人自身意志的真实表示，是祖父、祖母的真实表示，也是祖母生前最后一次的以签字、捺印方式的表达意愿;3、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邮寄书信公开发表外，我自得知赠与合同后入住使用，行使权利。根据民通意见第128条的规定，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应当补办过户手续。《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所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人按合同约定入住房屋、行使房屋使用权，已表明赠与权力发生了转移(只因祖父祖母子女拒绝归还房本，我才未完成过户)，不符合撤销赠与前提条件。另外，任意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赠与人本人，不包括赠与人的继承人，即继承人也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赠与人撤销赠与，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如果赠与人不向受赠人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赠与人的撤销权应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我得知赠与合同至今，我没有收到祖父祖母撤销赠与的法律文件。2015年祖父祖母相关子女为争夺个人利益，多次迫使祖父王某7做出违背真实心愿的行为。204号房屋不是遗产，不能按遗产分配;赠与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赠与合同没有发生撤销;在赠与合同成立且生效后，王某7、祖某1二人相关子女阻碍受赠人履行赠与合同，侵犯了受赠人的利益。我要求祖父祖母的相关子女交出204号房屋房本，在赠与合同成立且生效的基础上，我继续补办过户手续，按照祖父祖母的全部真实意愿履行合同，守住家业，将房屋产生的租金分给除王某6外的在世的祖父祖母子女，直到祖父祖母子女全部过世。四原告对王某5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王某5的诉讼请求。王某5所持王某7、祖某1于2013年12月6日的文件，既非王某7、祖某1对王某5的遗赠，也非赠与。同时，该文件的内容已被2013年12月15日共同遗嘱所撤销。故涉案204房屋应为王某7、祖某1的遗产。一、朝阳法院(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王某7、祖某1与王某5之间系赠与的法律关系，而非遗赠法律关系，并据此驳回王某5以遗赠纠纷主张青年路房屋的诉请。针对(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三中院）(2018)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明确“此前裁定书只是对于该案的程序性审理，并未进入实体程序。究竟是应该按照涉案声明还是按照后续王某1等人提交的数份遗嘱来处理涉案房屋，该裁定并未予以认定。”二、假设在赠与关系的法律框架下讨论2013年12月6日的文件，则王某5亦在多次诉讼中明确，其不接受赠与，因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王某5没有接受赠与的承诺，故双方的赠与合同并没有成立。三、退一步讲，假设赠与合同成立，但在房屋未过户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王某7、祖某1依法享有任意撤销权，二老于2013年12月15日出具的共同遗嘱内容，已经实际撤销了对王某5的房屋赠与。且王某7于2015年10月作出的公证遗嘱，更是进一步证明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四、在两位老人去世后，王某4才以继承人的身份非法独占204号房屋，王某5作为其独生子，仅是陪同王某4居住。故王某5在老人生前身后，均未接受赠与，更未以受赠人的身份，履行赠与合同，合法占有204号房屋。原告四人作为继承人，亦不认可该赠与关系。王某5不能依据所谓的赠与关系，依法取得204号房屋，该房屋应当系王某7、祖某1的遗产。王某4、王某6针对王某5的诉讼请求辩称：同意王某5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某7与祖某1系夫妻，二人育有王某8、王某4、王某6、王某1、王某2五子女。祖某1于2015年7月14日去世，王某7于2015年12月1日去世。王某8于2015年7月28日去世，曾某系王某8之妻，王某3系王某8之女。王某5系王某4之子。204号房屋、北京市202号房屋（以下称202号房屋）、龙口601号房屋均系王某7与祖某1夫妇婚后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204号房屋产权登记在王某7名下，202号房屋产权原登记在祖某1名下，龙口601号房屋以王某7名义购买，尚未取得产权证。2009年11月17日，王某7和祖某1共同签署《遗嘱》：“我和我爱人（王某7和祖某1）愿意在我俩百年之后将北京市202号一居室遗赠给大女儿王某6，她不再享有其他不动产和动产（除二万七千元人民币之外）的受赠权力。”2011年9月8日，祖某1出具《遗嘱》：“我（祖某1）的财产只能留给我丈夫（王某7）使用，但绝不允许他给除我的子女以外的人。”立遗嘱人处有祖某1签字，见证人处有王某1和王某2签字。2011年9月9日，王某7和祖某1再次写下《遗嘱》：“一、僧奕从前对家庭生活颇有帮助。拟将东大桥202号一居室作为遗产赠予僧奕为业。父母生前，该房使用权和房租收益等，仍归父母所有。二、其他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待父母身后，赠予其他四位子女（王某8、王某1、王某9和王某4）所有。”该遗嘱下方有如下手写内容：“证明人：祖某2，2014．5．6”。2011年10月18日，祖某1与王某6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202号房屋过户至王某6名下。2013年10月7日，王某7、祖某1与王某6共同签署《约定》一份：“在王某7和祖某1有生之年，202号房屋出租，出租供我二老使用。另外，此房屋在我二老有生之年，不得转让。并委托王某1、王某2管理。”2013年12月6日，王某7书写无标题文字材料一份，内容为：“今天是2013年12月6日，我俩决定204号的房产权归王某5所有永不能卖。房租归王某8、王某1、王某2和王某4所有，其他人不能继承。”王某7、祖某1在该文件上签名并捺指印。2013年12月15日，王某7再次写下《遗嘱》：“祖某1，女，现年89岁，住204号。王某7，男，现年87岁，住204号。上述二人解放前结婚，为原配夫妻。共有5个子女：长子王某8，次子王某4，长女王某6，次女王某1，三女王某2。二人在京共有房产两处：第一处为202号，房主祖某1。房契为京（朝）地税（房）契共字（2005）第xxxx号。2005年7月13日买的。2011年10月18日过户给长女王某6。房产证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第二处为204号，房主王某7，于2004年9月9日买的。房产证为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2013年10月30日登记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由于长女王某6已继承了一处房产（202号），所以将北京204号王某7的房产，由长子王某8、次子王某4、次女王某1和三女王某2在我俩去世后单独继承。”该遗嘱末尾有王某7和祖某1签字，遗嘱下方有如下手写内容：“证明人：祖某2，2014．5．6”。2015年9月5日，王某7书写《补充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叫王某7，我老伴祖某1已经过世，我是204号唯一的房主，我有百分之百的解释权。2013年12月6日，我和我老伴的遗嘱仍然有效，房租永远分成四份，本来应由王某8、王某1、王某2和王某4四人平分，鉴于王某8已去世，他那份房租全归王某5所有。以后去世一个，王某5继承一份，直至四人全部去世，王某5才能完全实质性地收回产权，其他人不能继承。此补充遗嘱仍交由我女婿张国璧保留执行，他为人刚正、诚实、可靠。我和我老伴都信任他。”2015年10月8日，王某7书写《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叫王某7，今年90岁，我现在头脑清楚，我名下有房产一处，在朝阳区204号。我共有五个子女，我的上述房产除王某6外，给其他4个子女平均继承。（四个子女是：王某8、王某1、王某2和王某4。王某8已去世，由他的女儿王某3继承）”。2015年10月9日，王某7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我是位于北京市204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码：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之一，现于我头脑清醒之时，我自愿订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之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女儿王某1、王某2，儿子王某4，孙女王某3四人，由上述四个人平均继承（排除上述四人配偶的共有权）。以上所立遗嘱内容均为我本人的真实意愿。”2015年11月8日，王某7书写《声明》一份，内容为：“2013年12月在我发高烧重病住院期间，也就是2013年12月6日那天，王某6让我写一个‘决定’，当时我老伴不同意，后来又加上了附加条件，我始终认为那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根本不是声明遗嘱。我现在仍然感到当年考虑不周，所以决定撤销和已故老伴祖某1对2013年12月6日关于204号房产的分配决定，同时撤销对我的大女婿张国璧的一切委托。”2015年11月19日，王某7书写《遗书》一份，内容为：“我委托王某4、王某1、王某2三人共同管理我的全部资产，以前所写的相关资料全部作废。”2015年11月21日，王某7书写《补充遗嘱》一份，内容为：“我现在头脑清楚，立此遗嘱，对我名下的属于我的部分房产作如下处理：（一）2015年10月8日遗嘱，仍然有效。（二）我自愿将我名下的山东省605号房产身后留给我的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8之女王某3。（三）取消2013年12月6日的遗嘱和2015年9月5日的补充遗嘱。取消对大女婿张国璧的委托。”另查，王某7于2015年10月21日起诉王某6，以2011年10月祖某1私自与王某6签订买卖协议处分202号房屋为由，要求将202号房屋过户回王某7名下。王某7于2015年12月1日死亡后，王某1、王某2、曾某、王某3、王某4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案件经我院审理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驳回众原告的诉讼请求。众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以（2016）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2016年1月5日，王某5在《法制晚报》上刊载“声明公告”，表示接受王某7、祖某1给其的204号房屋的房产权。2016年3月，王某5以遗赠纠纷起诉王某6、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曾某，依据2013年12月6日王某7、祖某1签署的文字材料，要求继承204号房屋。案件经我院审理作出（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某5的起诉。该裁定书已生效。裁判理由为：依据2013年12月6日文件的字义，该文件不能认定为遗赠，其具备将房产无偿转移给王某5的意思，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素，可以认定王某5、祖某1生前与王某5达成了赠与合同。王某5以遗赠纠纷为由主张204号房屋的权利，但其持以主张遗赠的文件并不能认定其与王某7、祖某1构成遗赠法律关系，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018年2月，王某1、王某2、曾某起诉王某5，要求确认2013年12月6日的赠与合同无效，王某5搬离204号房屋。案件经我院审理作出（2018）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二审以（2018）京03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是：（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只是对于该案的程序性审理，并未进入实体程序，究竟是应该按照涉案声明还是按照后续王某1等人提交的数份遗嘱来处理涉案房屋，该裁定未予认定；涉案声明并未出现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有关情形，一审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涉案房屋应如何处理，是适用涉案声明还是适用王某1等人提交的遗嘱，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应另案解决。王某4不认可2013年12月15日《遗嘱》的真实性并申请笔迹鉴定。本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如下鉴定：一、王某7的名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二、祖某1的名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三、遗嘱主文部分是否是王某7所写。鉴定机构给我院发函称，“祖某1”签名存在严重抖动书写痕迹，字迹存在断笔现象，为非正常书写字迹，符合老年人书写字迹特征，我中心文检工作人员经过多次检验，认为“祖某1”签名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我中心决定不予受理第二项鉴定。鉴定机构对剩余鉴定项目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3年12月15日《遗嘱》中“王某7”签名与样本签名是同一人所写;检材2013年12月15日《遗嘱》主文部分字迹与样本主文部分字迹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21700元，已由王某4预交。四原告提交祖某1弟弟祖某2的书面证言和视频光盘，证明2013年12月15日《遗嘱》是王某7、祖某2本人签字，是他们的真实意思。四原告提交祖某2的住院通知单，证明祖某2因身体原因不能到庭作证。王某4、王某6对此不认可。王某7去世后，王某1给了王某4204号房屋钥匙，王某4控制204号房屋至今。王某7去世后，王某4支取了王某7工商银行尾号xxxx工资卡账户内存款33351元、王某7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40602元。2015年12月16日，王某1、王某2、王某4三人签署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王某1、王某2、王某4三人平分王某7的存款48．4万元，三方各得15万元，其余3．4万元作为家庭中的活动积金使用；具体分配是王某1拿走15万元存折1个、3．4万元存折1个，王某2拿走15万元存折1个，王某4拿走15万元存折1个。王某1在2019年9月2日庭审中称，当时我们三人商量好剩下3．4万元放我这作为家庭公共支出，现还剩13027．17元，其余的都用于丧葬费、扫墓、春节期间看望老一辈的支出。曾某、王某3称，王某1一直管家里的账，一直都很清楚，我们对于王某1、王某2、王某4三人分了王某7的存款48．4万元没有意见。王某6于2016年8月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王某1，要求王某1返还202号房屋租金和押金共计8400元。王某1反诉要求王某6给付委托报酬并支付利息。案件经我院审理于2016年11月以(2016)京0105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王某6的诉讼请求和王某1的反诉请求，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记载如下事实：“庭审中，王某1主张，承租人的押金和租金都给了父母，涉案房屋的月租金不足以支付父母每个月的看护费。王某6认可每月租金不足以支付父母的看护费，但认为王某1掌控父母的遗产，足以退还8400元押金和租金。”该判决书的判决理由部分有如下内容：“王某6主张的房屋押金和房屋租金，均是王某7、祖某1在世时承租人交付给王某1的，按照约定，该款项归王某7、祖某1所有。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王某1将租金挪作他用，而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房屋租金并不足以支付父母的看护费，故王某1关于涉案押金和租金已经交给父母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虽然王某6主张王某1掌控父母的遗产，足以返还涉案租金和押金，但返还的主体不是王某1，王某6可在遗产分割过程中，另行主张上述款项。因此，对于王某6要求王某1返还押金和租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称，王某1在父母生前已将204号房屋租金、押金用于父母的生活使用完毕，不存在8400元欠款的问题。2009年11月17日遗嘱没有体现出2．7万元是债务，遗嘱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老人同意向王某6赠与2．7万元。在两位老人后续的遗嘱中也没有提到2．7万元，只是强调了动产和不动产由除王某6之外的四个子女继承，足以证明2．7万元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子女出资为父母装修房子，只能视为子女对父母的赠与，王某6主张债权没有依据，该2．7万元不应在遗产分割中优先偿还。对于遗产中的龙口601号房屋和存款，原被告均同意由除王某6之外的王某8、王某4、王某1、王某2四家平分。曾某称，如果有判给我的遗产和财产，我都赠给王某3，请法院一并判给王某3。四原告在本案曾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分割王某7、祖某1遗留的乾隆青花瓷笔筒一枚、古代瓷器一枚。本案庭审中，王某4将其保管的王某7、祖某1所留保险柜带至法庭，双方当事人当庭打开清点，均确认四原告要求分割的上述瓷器尚在保险柜内。因涉及鉴定估价问题，四原告在本案中撤回要求分割上述瓷器的诉讼请求，与被告另行协商解决。保险柜和柜内瓷器仍由王某4带回保管。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涉案多份遗嘱的效力问题。1、对于王某72015年10月9日所立公证《遗嘱》，目前没有证据能够否定该公证《遗嘱》的效力，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当时王某7不具备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该公证《遗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王某7所立多份遗嘱等文件的内容凡与公证《遗嘱》相抵触的，均应以公证《遗嘱》的内容为准。2、对于王某7、祖某1于2013年12月15日共同订立的手书《遗嘱》，经王某4申请笔迹鉴定，该《遗嘱》的主文和王某7签名均为王某7本人所写。因祖某1的签名不具备鉴定条件，考虑到祖某1生前与王某7多次共同签署遗嘱等财产处分文件，从未作出过与王某7不同的意思表示；祖某2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庭作证，但其视频光盘和书面证言等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本院对该手书共同《遗嘱》中祖某1的签名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该份手书共同《遗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祖某1此前所立多份遗嘱等文件的内容凡与2013年12月15日手书共同《遗嘱》相抵触的，均应以该手书共同《遗嘱》的内容为准。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涉案多份遗嘱和财产处分文件内容的认定。王某7、祖某1夫妇对其共同财产曾先后立有多份遗嘱或财产处分文件，其中部分意思表示前后一致没有变化，部分意思表示前后不一致发生了变化，具体分述如下：1、王某7、祖某1夫妇关于王某6只能分得202号房屋，不得继承其他遗产的意思表示前后一致没有变化。王某7、祖某1夫妇于2009年11月17日、2011年9月9日所立《遗嘱》中均明确：202号房屋赠与王某6，其他动产和不动产均由其他四子女（王某8、王某1、王某9和王某4）继承。王某7、祖某1此后所立文件均未变更该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2、王某7、祖某1夫妇关于204号房屋处分的意思表示前后不一致发生了变化。（1）王某7、祖某1夫妇2013年12月6日签署的无标题文字材料载明：“我俩决定204号的房产权归王某5所有。”但王某7、祖某1夫妇于2013年12月15日所立自书《遗嘱》载明：204号房屋由王某8、王某4、王某1和王某2四子女继承。2013年12月15日自书《遗嘱》对2013年12月6日无标题文字材料中关于204号房屋处分的意思表示进行了变更，应以2013年12月15日自书《遗嘱》的内容为准。（2）王某7于2015年9月5日手书《补充遗嘱》载明：待王某8、王某1、王某2和王某4四人全部去世后，王某5收回204号房屋产权，其他人不能继承。但王某7此后于2015年10月8日所立手书《遗嘱》、2015年10月9日所立公证《遗嘱》、2015年11月8日所写《声明》、2015年11月21日所写《补充遗嘱》均明确：取消2015年9月5日的《补充遗嘱》，204号房屋中王某7的份额由其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4以及孙女王某3四人继承。王某72015年10月9日公证《遗嘱》对其2015年9月5日《补充遗嘱》中关于204号房屋处分的意思表示进行了变更，应以公证《遗嘱》的内容为准。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是王某5要求获得204号房屋的请求能否支持。王某5主张王某7、祖某1夫妇2013年12月6日签署的无标题文字材料关于204号房屋归王某5的表述构成赠与，要求王某7、祖某1的继承人继续履行赠与合同。对此本院认为，第一、王某5提交的证据显示其2016年1月5日才在《法制晚报》上刊载“声明公告”表示接受遗赠，王某5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被继承人生前曾作出声明接受赠与。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因王某1将204号房屋钥匙交付王某5之父王某4，此后王某5才得以在204号房屋居住，王某5此前并未控制该房屋，亦不是从被继承人处接收该房屋，王某5所称其以实际控制房屋方式接受赠与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即使2013年12月6日无标题文字材料中关于204号房屋归王某5的表述构成赠与，该赠与已被赠与人王某7、祖某1夫妇在2013年12月15日通过立自书《遗嘱》的方式撤销。王某5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王某7、祖某1夫妇2013年12月15日以自书《遗嘱》撤销2013年12月6日无标题文字材料的赠与之前，王某5已得知该赠与事实且声明接受赠与。即使2015年9月5日《补充遗嘱》中关于204号房屋归王某5的表述构成赠与，该赠与亦已被赠与人王某7在2015年10月9日通过立公证《遗嘱》的方式撤销。王某5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王某72015年10月9日以公证《遗嘱》撤销2015年9月5日《补充遗嘱》的赠与之前，王某5已得知该赠与事实且声明接受赠与。第三、即使认定王某7、祖某1生前未撤销赠与，其继承人仍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撤销该赠与合同。现有权继承204号房屋的继承人中，除王某4之外均不认可赠与，即便赠与成立亦均有权撤销赠与。王某4如自愿将其继承份额赠与王某5，可与王某5另行解决。因此，王某5要求王某7、祖某1的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将204号房屋过户给王某5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第四个争议焦点是204号房屋的继承分割方法。首先，根据王某7、祖某1于2009年11月17日、2011年9月9日所立《遗嘱》，204号房屋中没有王某6的继承份额。其次，根据王某7、祖某12013年12月15日所立手书共同《遗嘱》，204号房屋由其子女王某8、王某4、王某1、王某2四人继承。祖某1于2015年7月14日去世后，对于祖某1遗产的继承开始，204号房屋中属于祖某1遗产的一半产权份额按其遗嘱由王某8、王某4、王某1、王某2四人平均继承，每人分得204号房屋1/8的产权份额。王某8于2015年7月28日去世，未留遗嘱，204号房屋中属于王某8遗产的1/8产权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7、曾某、王某3三人平均继承，各分得204号房屋1/24的产权份额。王某7于2015年12月1日去世，204号房屋中属于王某7遗产的13/24产权份额按王某72015年10月9日公证《遗嘱》由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四人平均继承，各分得13/96的产权份额。按此分割后，王某1、王某2、王某4每人享有204号房屋25/96的产权份额，王某3享有17/96的产权份额。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某3在得知公证《遗嘱》内容后已表示接受遗产，且王某3因代位继承可以继承人身份接受公证《遗嘱》的遗产，王某4、王某5所称王某3未及时表示接受遗赠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曾某自愿将其分得的204号房屋1/24产权份额让与王某3并请求法院一并判决，本院予以准许，王某3最终分得204号房屋21/96（即7/32）的产权份额。本案第五个争议焦点是其他遗产的分割。根据王某7、祖某1于2009年11月17日、2011年9月9日所立《遗嘱》，二人遗产中均没有王某6的继承份额。1、龙口601号房屋现未取得产权证，但已具备办证条件，本院对该房屋财产权利予以分割，双方可按此份额办理产权证。原被告均同意601号房屋由四家平分，本院予以准许，由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各分得该房屋1/4的产权份额。2、现在学校尚未发放的王某7退休补贴补差11760元、物业补贴2400元、采暖补贴2350元，均属王某7遗产，由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各分得1/4。3、王某6主张王某7和祖某1装修204号房屋时向王某6借款2．7万元，在王某7、祖某1的2009年11月17日《遗嘱》中明确提及此笔款项，王某7、祖某1此后出具的书面文件中均未明确否定该笔款项，虽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债务尚不明确，但王某7、祖某1要求从其遗产中支出该笔款项的意思表示真实，王某6要求先从遗产中支付该款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应平均负担该款项，每人承担6750元。王某6将其请求权转让给王某4，王某4接受，本院予以准许，故王某1、王某2、王某3每人应向王某4支付6750元。4、王某6主张王某1处的202号房屋租金和押金共计8400元是被继承人欠王某6的债务，按照王某6与被继承人的约定，房屋租金收益归被继承人所有。被继承人在世时自愿委托王某1管理相关款项，王某6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1将款项挪作他用，且根据王某6在相关案件中的陈述，房屋租金并不足以支付父母的看护费，王某6未提交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生前认可其欠付王某6该笔债务，王某6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对于王某1处保管的存款3．4万元，王某4此前已与王某1、王某2商定该款项由王某1管理作为公共支出，曾某、王某3亦认可。故除王某1在2019年9月2日庭审中陈述的余额13027．17元之外，其余部分本院认定都已用于丧葬等公共支出，王某4要求作为遗产分割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余额13027．17元，现王某4不再同意作为公共支出，本院予以准许，该遗产由四家平分，各分得3256．8元，王某1向王某2、王某4、王某3各支付3256．8元。6、王某4支取的王某7账户内存款33351元属遗产，应由四家平分，王某4应向王某1、王某2、王某3各支付折价款8337．75元。对于王某6要求原告王某1等人退还已分遗产的请求，根据遗嘱相关遗产并无王某6的份额，原被告对于其他遗产分割已自行协商一致，王某6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某7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40602元，共计45602元，应由王某7的近亲属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6、王某3各分得9120．4元。该款项已被王某4支取，王某4应向王某1、王某2、王某6、王某3各支付折价款9120．4元。王某6同意将其份额让与王某4，本院不再判决王某4向王某6给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现登记在被继承人王某7名下的北京市204号房屋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被告王某4继承，王某1、王某2、王某4每人享有该房屋25/96的产权份额，王某3享有该房屋7/32的产权份额。二、被继承人王某7购买的山东省601号房屋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被告王某4继承，每人享有该房屋1/4的产权份额。三、被继承人王某7单位尚未发放的王某7退休补贴补差11760元、物业补贴2400元、采暖补贴2350元，均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被告王某4继承，每人分得1/4。四、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每人向被告王某4支付遗产折价款6750元。五、原告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某2、被告王某4、原告王某3各支付存款遗产折价款3256．8元。六、被告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支付存款遗产折价款8337．75元。七、被告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支付抚恤金、丧葬费折价款9120．4元。八、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曾某、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第三人王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32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负担1746．4元（已交纳），由被告王某4、王某6各负担1746．4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给原告）。第三人王某5所提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第三人王某5负担（已交纳）。鉴定费21700元，均由王某4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四原告、被告王某4和第三人王某5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Z某（中文名王某6）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宋培海审判员  文怡昊审判员  付瑞洁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祝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