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吉24行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敦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法定代表人单某。委托代理人姚某，敦化市民主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孙某。委托代理人白某。原审第三人杨某，现住吉林省敦化市。原审第三人李某1，现住吉林省敦化市。以上两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某，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敦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以下简称敦化市环卫处）因与被上诉人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敦化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杨某、李某1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0日13时45分许，敦化市环卫处职工李某2骑自行车下班途中行至敦化市××路时，与由东向西直行的李惠才驾驶的×××号轿车相撞，造成李某2受伤于2018年12月25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在本起事故中，李某2和李惠才分别负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8月15日，敦化市人社局受理了由申请人杨某（李某2妻子）、李某1（李某2女儿）提出的李某2工伤认定申请，同日向李某1及敦化市环卫处分别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19年9月19日，敦化市人社局向敦化市环卫处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限其自收到《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李某2受伤的说明材料报送至敦化市人社局，并派人来敦化市人社局当面陈述有关情况，逾期将按有关规定依据受伤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敦化市环卫处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敦化市人社局提供证据。2019年10月9日，敦化市人社局依据申请人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敦化市环卫处的两份证明材料等证据作出编号为2019243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某2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同日向敦化市环卫处送达。2019年10月11日，敦化市人社局向李某1、杨某送达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敦化市环卫处不服，遂提起本诉。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敦化市人社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李某2在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敦化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敦化市环卫处虽抗辩李某2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事故并非发生在下班途中，但其在敦化市人社局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相应证据，且该抗辩意见与其之前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相矛盾，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本案案情，敦化市人社局适用法律应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书写的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第一项”，应为笔误，本院予以指出。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敦化市环境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敦化市环卫处上诉称：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采信有偏差,法律适用有错误,案外人李某2所遭受的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一、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不平等,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等,反映的是一种稳定、持续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关系;而劳务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彼此之间只体现财产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且二者关系往往呈“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故敦化市环卫处与李某2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依照该条规定,“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而本案中,事故发生在13时45分左右,而该时间并非是正常的下班时间,且无任何证据证明李某2是在从敦化市环卫处下班,更没有证据证明是在下班的必经途中发生事故,因此,李某2不是从常住地到单位往返的合理上下班时间和合理上下班路途,因而不符合“在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原审法院据该款规定作出认定,显属法律适用错误。三、敦化市人社局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敦化市人社局作为敦化市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享有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工伤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敦化市人社局受理涉案的工伤认定申请后,需经过调查核实,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而敦化市人社局根本没有调查李某2是否是从常住地到单位往返的合理上下班时间和合理上下班路途。原审法院亦混淆了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区别,错误地理解了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导致判决错误。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政行为强调主动,司法行为强调被动;行政行为强调自身的证据调查,司法行为强调当事人的举证,故即使敦化市环卫处收到《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之日起没有在15日内将李某2受伤的说明材料报送至敦化市人社局,并派人当面陈述相关情况,也不能逾期依据受伤人亲属提供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敦化市环卫处作为行政机关,不作调查,把自己摆在一个居中的位置,根据当事人的证据提交情况,直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来进行工伤认定,这完全是行政行为的司法化,背离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原审法院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模式重新走了一遍司法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已经缺失。对《工伤保险条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解,不能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角度来理解,而应该站在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其含义是在行政机关确实穷尽了一切行政调查手段,仍然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的推定适用,从严原则是基本精神。本案中敦化市人社局不做任何调查,却将其作为普遍通用的原则来推卸自身调查的职责,原审法院错误的理解这个原则而仍然强调敦化市环卫处自身的举证,而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束之高阁,实为不当。综上,敦化市环卫处认为敦化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24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原审法院事实采信有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敦化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敦化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敦化市人社局的答辩意见与原审中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杨某、李某1陈述称：一、敦化市环卫处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其主张不成立。二、敦化市环卫处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有误”的观点不能成立。三、敦化市环卫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主张敦化市人社局违反法定程序是错误的，因为该条规定的是调查权的问题。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的调查，不是必须进行的，而是根据案件的需要和法律规定进行的。原审判决不存在“混淆了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的区别”的问题，更不存在“错误的理解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敦化市环卫处的各项上诉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敦化市环卫处于2019年3月26日出具《证明》，内容有：李某2为我单位倒运队临时工，从事大推车的垃圾收集工作。2018年12月20日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现其妻子杨某申请退保领取李某2天安人寿爱守护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敦化市环卫处于2019年7月30日出具《证明》，内容有：李某2系2017年8月24日我单位雇佣的临时工，从事倒运队垃圾收集工作。其签订的劳务协议已销毁。本院认为：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6〕238号《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指出，《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用人单位如在临时工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本案中，结合敦化市环卫处作出的两份《证明》，可以认定李某2与敦化市环卫处存在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在敦化市人社局向敦化市环卫处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敦化市环卫处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证据，在原审庭审时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敦化市环卫处提出事故发生在13时45分左右,而该时间并非是正常的下班时间,且无任何证据证明李某2是在从敦化市环卫处下班,更没有证据证明是在下班的必经途中发生事故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敦化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敦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丽英审判员  李彩莲审判员  晏丽丽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然慧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