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6213号原告：刘冬梅，女，199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旭，男，198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冬梅诉被告刘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冬梅与被告刘旭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冬梅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旭偿还借款40000元；2、判令被告刘旭支付40000元借款为基数，自2019年9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上述借款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3、判令刘旭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刘旭于2019年7月用刘冬梅的信用卡刷出12000元，同年8月与9月刘冬梅通过微信向刘旭转账40000元左右（微信有截图证明的金额为42315元），刘旭承诺每月5号转还给刘冬梅3000元，但未履行承诺。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每月转还给刘旭2000元。2020年2月开始至今再未归还，因此刘冬梅诉至法院。被告刘旭当庭答辩称，刘旭与刘冬梅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起诉状的费用都是刘冬梅个人消费，与刘旭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刘冬梅的诉讼请求。原告刘冬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9年7月29日刘冬梅向刘旭转账10000元的微信账单详情、2019年8月9日刘冬梅向刘旭转账29000元的微信账单详细、2019年9月3日刘冬梅向刘旭转账1300元与2015元的两张微信账单详情以及刘冬梅名下尾号为7116的北京银行信用卡于2019年7月8日发生金额为12000元的交易明细（商户名称为“北京市伊人景苑美容服务”）。关于信用卡刷卡消费，刘冬梅主张当时刘旭拿着刘冬梅的尾号为7116的北京银行信用卡到刘旭同事那里刷卡，款项用于偿还车贷或是改装车辆，刘旭知道这张信用卡的交易密码。证据二，案外人孙文庆替刘旭向刘冬梅还款的微信与支付宝转账记录，包括2019年10月15日孙文庆向刘冬梅通过微信转账的2000元、2019年11月5日孙文庆向刘冬梅通过支付宝转账的2000元、2019年12月17日孙文庆向刘冬梅通过支付宝转账的1500元、2019年12月19日孙文庆向刘冬梅通过支付宝转账的500元。本组证据还包括2020年1月16日刘旭向刘冬梅通过支付宝转账的2000元。刘冬梅自认上述还款共计8000元。证据三，刘冬梅与刘旭就协商还款形成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通话录音，刘冬梅主张通话录音证明刘旭同意分期向刘冬梅清偿40000元欠款。刘旭认可刘冬梅所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与聊天记录里的相对方是刘旭本人，并认可收到了刘冬梅通过微信向刘旭转出的四笔款项。刘旭也认可刘冬梅所提交通话录音中的相对方是刘旭本人，但表示录音未经本人同意，行为不合适。此外，刘旭表示录音中虽然自己提到说要慢慢“给”，但没有说过“还”，“给”不能证明刘旭向刘冬梅借过钱。关于2019年7月8日前述北京银行信用卡的刷卡消费，刘旭表示自己不清楚刘冬梅是否有这张北京银行信用卡，并表示自己没有使用过刘冬梅这张信用卡进行过消费。刘旭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本院对刘冬梅提交证据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关于刘冬梅提交其与刘旭的通话录音是否妥当，本院认为该录音内容并不涉及当事人隐私，刘冬梅提交此录音作为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刘冬梅向刘旭协商还款，且刘旭曾经同意每月偿还1000元。结合刘冬梅录音过程与行为并无恶意违法的情形，虽然录音未经刘旭同意，但在录音证据所反映客观事实层面，本院认为该份录音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因此予以采纳。并根据本院当庭向当事人询问的经过，结合本院认证情况，确认以下事实：一、关于刘冬梅与刘旭二人社会关系的相关背景庭审中，刘冬梅与刘旭共同确认二人之间曾经存在恋爱关系。但关于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二人说法不一。刘旭表示“在2018年底或2019年2月左右，双方正式确定关系，但后来什么时间分手记不清了”。刘冬梅则表示“双方在2018年6月确定恋爱关系，后来分过一次。2019年7月双方又复合到一起，但在2019年9月彻底分手”。关于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二人的工作情况，刘旭表示自己在北京云锐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工作，税后月工资大概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浮动。刘冬梅表示自己在北京云广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工作，税后月工资大概在5000元左右。二、关于刘冬梅与刘旭二人转账往来的经过与原因根据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可以确认刘冬梅向刘旭共计转出四笔款项，分别是2019年7月29日的10000元、2019年8月9日的29000元与2019年9月3日的1300元与2015元。刘冬梅自认上述款项来源有自己从蚂蚁借呗借出的资金，也有自己的自有资金。此外，刘冬梅主张刘旭向自己借款的用途包括偿还汽车贷款，改装车辆与其他相关费用。刘旭认可收到上述四笔款项，并自认款项中有一万多元用于为其名下的奔驰CLA轿车购置保险，余款三万多元用于生活支出，都“吃喝玩了，几个月花完的记不清了，没什么大额消费”。关于奔驰CLA轿车，刘旭自认该车辆是家人为其出资购买的。此外，关于2019年7月8日刘冬梅名下尾号为7116的北京银行信用卡所支出的12000元消费。刘冬梅与刘旭的陈述与前述举证质证意见相同。三、关于刘冬梅主张其与刘旭协商还款的经过与相关转账记录根据刘冬梅与刘旭二人在2019年9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日刘冬梅与刘旭形成如下对话：刘冬梅：“那既然没什么说的，你欠我的四万八怎么办，刘旭！”刘旭：“我现在没有”刘旭：“只能慢慢给你”刘冬梅：“我知道你没有”刘冬梅：“还有一周我就要还款了”刘旭：“没办法”刘旭：“等我有了会转你”刘冬梅：“那我就只能逾期了是吗？”刘冬梅：“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个月五千，我去哪弄？”刘旭：“回头退房的两千先让庆哥给你”刘冬梅：“房子什么时候退”当日，刘旭与刘冬梅还存在以下微信聊天记录：刘冬梅：“信用卡给我”。刘旭：“等会儿跟你说，我骑着车呢”（语音）。刘冬梅：“你的牙刷什么的生活用品我全扔了”。刘冬梅：“刘旭？”刘冬梅：“信用卡”刘旭：“嗯，知道了”刘冬梅：“别再刷了！”刘旭：“放心”。2019年10月15日，刘冬梅从案外人孙文庆处收到微信转回的2000元。此外，刘冬梅自述2019年10月，刘旭将刘冬梅“拉黑”，因此刘冬梅无法通过微信再向刘旭催要还款。2019年11月，刘冬梅与案外人孙文庆继续沟通刘冬梅与刘旭还款事宜，刘冬梅曾向孙文庆表示“庆哥，明后天还款日了和刘旭说一声，这个月别一分都不给我，我手里没钱了，前三个月帮他还钱都欠一万多了。我还得抽出点钱还我朋友，他怎么想的和我说一声，别不说话（我说刘旭）”；“他也不愿意我给他打电话，那就他怎么想的和你说一声或者给我打电话和我说也行，但是别不说话”。孙文庆：“好”。2019年11月5日，孙文庆通过微信向刘冬梅询问刘冬梅支付宝账号，当日孙文庆通过支付宝向刘冬梅转账2000元。2019年12月17日与当月19日，孙文庆再次通过支付宝向刘冬梅转账1500元与500元。此外，刘冬梅主张2020年1月16日，刘旭通过支付宝向刘冬梅转账2000元。此外，刘冬梅所提交录音内容显示刘冬梅与刘旭曾在2020年1月就案涉欠款进行过协商，刘旭曾表示同意在每月16日给刘冬梅1000元。上述事实，有刘冬梅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诉争争议是刘冬梅与刘旭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存在，则借贷数额应如何确定。对第一项争议，首先本院注意到刘冬梅主张其与刘旭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微信转账凭证，并不包括借条或借据等常见借贷凭据。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民间借贷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本案中，被告刘旭未就其收到刘冬梅向其转账的42315元系属其他法律关系进行举证，仅作出了用于生活消费或汽车保险的说明，其举证不能达到推翻该笔款项属于借贷关系的程度。其次，结合刘旭与案外人孙文庆向刘冬梅实际转账以及刘旭与刘冬梅通过微信、电话就案涉款项进行协商的经过，本院认为刘旭也以实际履行事实印证刘旭同意清偿案涉借款。尽管刘旭抗辩称“给”与“还”存在本质区别，“给”并不代表认可借贷事实，但结合双方款项往来的经过、刘旭就收款用途所作说明以及双方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认为刘旭的上述抗辩难被采信，达不到否定借贷关系成立的程度。综上，本院认为能够认定刘旭与刘冬梅之间就四笔微信转账成立了以42315元为数额的借贷关系。对第二项争议则需判断2019年7月8日刘冬梅名下尾号为7116的北京银行信用卡所支出12000元能否认定为出借款项，此外关于借贷数额还需结合2019年9月30日刘冬梅向刘旭以48000元为欠款数额要求刘旭还款的催告事实进行综合确定。首先，虽然刘旭于庭审时表示不知道刘冬梅名下有无信用卡，也否认自己借用过刘冬梅名下信用卡。但是，根据刘冬梅与刘旭在2019年9月30日的微信记录，足以确认刘冬梅就刘旭就刘冬梅名下信用卡的使用与归还进行过协商。因该组证据属于诉讼前形成的书面证据，其证明力大于刘旭的当庭自认，据此本院能够认定刘旭确曾借用过刘冬梅名下的信用卡。结合二人在2019年7月8日处于恋爱甚至同居关系的事实，刘旭若知晓刘冬梅名下信用卡密码也符合生活常识，因此案涉12000元信用卡透支款项系由刘旭刷卡消费形成的事实成立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其次，根据刘冬梅与刘旭二人共同确认，在2019年9月30日双方刚刚分手的事实也能得到认定。在2019年9月30日，刘冬梅所主张全部的出借款项均已借出，至此将12000元信用卡透支款项加入后总额应为54315元。但在2019年9月30日，刘冬梅仅向刘旭主张后者归还48000元借款，刘旭亦未对数额提出异议，仅表示“现在没有”，“只能以后慢慢给你”，“等我有了会转你”。本院认为，这一协商经过能够反映或佐证以下两个事实：一是刘旭确认12000元信用卡透支款项亦属于出借款项范畴，否则出借款项应为42315元，与48000元的数额相差甚远；二是刘冬梅与刘旭极有可能在分手时就欠付款项进行梳理清算，双方确认清算后的欠款数额即为48000元。结合刘冬梅起诉时仍然坚持以40000元为欠款数额（减去已偿还的8000元），本院认定刘冬梅与刘旭之间剩余的未还借款数额应为40000元。关于借款逾期时点，根据双方微信协商往来，结合本院前文分析，本院认为2019年9月30日双方已就欠款数额形成合意，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刘冬梅要求刘旭立即清偿还款的意思足够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院酌定还款宽限期为一个月，即刘旭应在2019年10月31日前清偿欠款，换言之刘冬梅有权自2019年11月1日起主张借款已经逾期。关于借款利息，根据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刘冬梅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刘冬梅40000元；二、被告刘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冬梅以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计算至该笔40000元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如果被告刘旭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被告刘旭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龚星书 记 员 赵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