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5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唐电信（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物联网产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钟丁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明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凌农科大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住所地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四农路22号西农大北校区。 法定代表人：帅润生，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德兵，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纪蕴路588号南区10C幢。 法定代表人：高红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凌云，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住所地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3号。 法定代表人：吴普特，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亚栋，陕西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大唐电信（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杨凌农科大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杨凌农研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北农科大）、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馥稷生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实际履行供货义务错误。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所提供证据已充分证明了按约供货的事实。二审法院调取的两份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二审证据采信错误。中宝融通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融通公司）先后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内容截然相反，均不应采信。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杨凌示范区公安局出具的回函，不能涵盖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其他44家分公司，即使其他44家分公司也出具了类似说明，也只能排除杨凌农研中心没有收到合同约定货物的可能，而不能排除替代交付货物的可能。二审法院向杨凌示范区公安局调取的两份证据，是该公安局处理西北农科大举报的伪造印章案中的材料，与本案合同履行情况没有关联。杨凌农研中心不能合理解释其向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支付34041000元的原因，所作陈述自相矛盾。且34041000元刚好是案涉合同约定的前两笔金额，即合同总价款的60%，能与案涉合同约定直接对应。至于杨凌农研中心支付该款项的资金来源，与本案无关。（二）二审把合同之债转化为侵权之债，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判决大唐电信（成都）公司返还所收款项错误。是否履行供货或付款义务，是履约或违约的问题。杨凌农研中心反诉主张解除案涉合同，就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三）不当得利与合同纠纷系不同案由，二审在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及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没有履行供货义务情况下，应当根据受理时的案由审理本案。即使变更案由，也应向当事人释明，或在当事人不同意变更时直接变更。本案存在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竞合的情况，双方当事人都选择按合同之诉主张权利。二审法院依据侵权的规定阐述理由并作出判决，既违背当事人意愿，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综上，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杨凌农研中心提交意见称，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交付了货物，二审认定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正确。大唐电信（成都）公司主张的第三人替代履行并不导致其退出合同，大唐电信（成都）公司仍负有履行义务。案涉合同解除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占有杨凌农研中心支付的货款34041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一、二审并未超诉讼请求审理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西北农科大提交意见称，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将西北农科大列为再审被申请人错误。原审已查明，西北农科大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所涉纠纷与西北农科大无关。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并未提交其向杨凌农研中心履行供货义务的证据，其举证责任未完成。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表现为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二审在判令解除案涉合同的情况下，判决由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向杨凌农研中心返还已付货款正确。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馥稷生物公司提交意见称，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能对其履行了供货义务提交充分证据，对其所提交证据存在的矛盾之处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实际履行供货义务，馥稷生物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一、二审未认定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是否错误；二、原审依不当得利判令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向杨凌农研中心支付34041000元是否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二审未认定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是否错误的问题 本院认为，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所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了供货义务，理由如下： 第一，《到货证明》不足以证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案涉《合同书（产品销售）》约定的收货人是杨凌农研中心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张兴，但《到货证明》记载的收货人是杨凌农研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冯梅，与合同约定不符。虽然根据冯梅的证言，其是受张兴指示在《到货证明》上签字，但冯梅同时也陈述，杨凌农研中心并未实际收到《到货证明》所列货物，正基于此，张兴才不签署本人名字而让冯梅签名。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并未提供关于张兴曾向其作出过授权冯梅签收货物，或者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有理由相信冯梅具有该项权限的证据。除此之外，《到货证明》没有签署时间，也未记载到货时间，欠缺该类凭证所应具备的基本内容。鉴于内容上的以上不足，《到货证明》不足以证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第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案外人中宝融通公司、同迪诚通公司向杨凌农研中心交付货物的事实。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能提交其直接向杨凌农研中心交付货物的证据，并主张其系通过杨凌农研中心指定的供货商同迪诚通公司、中宝融通公司履行供货义务。但中宝融通公司出具的关于其已按照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之间《合同书（产品采购）》约定，履行了5台IBM小型机P7770及实验软件、管理软件、操作软件供货义务的《情况说明》，系中宝融通公司作为其所提及的《合同书（产品采购）》的供货义务人自己制作，并未得到杨凌农研中心签认，不能认定该《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在杨凌示范区公安局杨陵分局就西北农科大印章被伪造案向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宝融通公司进行调查时，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回函确认该公司系统中没有查询到中宝融通公司采购P7770型机器，以及同迪诚通公司采购P750型机器的记录。而中宝融通公司亦表示其向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提供的关于“已按照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说明》与实际情况不符，中宝融通公司实际并未向杨凌农研中心提供IBM小型机（P）7770和相关软件。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提出，中宝融通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内容矛盾，均不能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以及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回函内容未涵盖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其他分公司销售情况，不排除替代交付可能的抗辩。在此情况下，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供货来源或者所主张的替代交付情况，但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的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能提交可证实货物交付过程的相关证据，不符合交易常情。案涉《合同书（产品销售）》约定了供方应在货物办理完运输手续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将发运情况（发运时间，货号、箱号以及重量）通知需方，以及双方应清点、检验货物并做详细记录和签字等关于货物交付过程的内容。即使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系通过案外人向杨凌农研中心交付货物，其作为案涉《合同书（产品销售）》的合同当事人，如交付货物属实，也应能提供可反映货物交付过程的相关证据。但直至申请再审，大唐电信（成都）公司都未能提供可反映包括前述货物运输、检验过程等的相关证据，该货物交付过程明显与交易常情不符。 综上，基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所提交证据存在的前述疑点和不足，二审未予认定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是正确的。 二、关于原审依不当得利判令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向杨凌农研中心支付34041000元是否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情形问题 杨凌农研中心诉请判令由大唐电信（成都）公司返还34041000元的理由，是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供货物，故应返还杨凌农研中心支付的合同款项。而大唐电信（成都）公司的主要诉请是判令杨凌农研中心支付除34041000元外的剩余货款。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看，大唐电信（成都）公司与杨凌农研中心均认可34041000元属杨凌农研中心支付的货款。原审在无充分证据推翻当事人认可的该事实情况下，作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杨凌农研中心所支付的《合同书（产品销售）》对于的货款”的认定，并以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判令其返还该款项，确有不当，本院在此予以指出。但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该予以解除的情形。根据该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案涉《合同书（产品销售）》解除后，大唐电信（成都）公司应向杨凌农研中心返还34041000元。故原审判令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支付杨凌农研中心34041000元的理由虽有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此外，一、二审均以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审理本案，并不存在大唐电信（成都）公司所述二审将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程序违法的情况。大唐电信（成都）公司以原审按不当得利判令其返还该笔款项，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大唐电信（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周梅芳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