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阳，男，198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进，贵州鼎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超超，贵州鼎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昌其，男，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梅梅，女，1979年10月18号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二被上诉人共同代理人：王豫黔，贵州钝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阳因与被上诉人周昌其、马梅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民初23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8）黔民终141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重审作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杨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阳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将本案改判为：撤销双方于2016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改判周昌其向杨阳返还股权转让款85万元，马梅梅向杨阳返还股权转让款35万元，改判周昌其、马梅梅支付违约金24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昌其、马梅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就周昌其、马梅梅存在故意隐瞒公司财务账目等欺诈性事实并未作出认定，对杨阳在一审中申请的司法审计并未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导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碲公司）只是代理商，客户产生的通讯费系客户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但是周昌其、马梅梅从客户处收到费用后并未如实支付给联通公司，或者周昌其、马梅梅向客户虚构并收取了通讯费用（虚构的费用高于客户实际应向联通公司支付的费用），导致黔碲公司将承担两种法律后果，一是联通公司将向黔碲公司追缴通讯费，二是客户最终必然要求黔碲公司退还多收取的费用。此两种行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均有体现，并且周昌其、马梅梅的两种行为致使黔碲公司承担近达180多万元的负债。2、一审中，杨阳为了证实周昌其、马梅梅存在故意隐瞒公司财务负债情况等欺诈性事实向法庭提交了多组证据，并且杨阳提交的证据已经显示黔碲公司存在负债，为了便于法庭查清事实，杨阳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审计，但一审法院并未就杨阳的申请事项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已完成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及股权款支付义务，就简单认定周昌其、马梅梅若有违反保证条款的应另行主张违约责任，一审法院的此认定完全没有法律依据。1、本案系撤销之诉，撤销的理由是周昌其、马梅梅在签订合同前故意向杨阳隐瞒黔碲公司的债务情况，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黔碲公司无债务、销账欠费不超过15万元等虚假保证。杨阳基于对方的欺诈和隐瞒，导致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产生了重大误解，进而作出了与真实意思相违背的行为。2、周昌其、马梅梅的虚假保证不仅系违约行为，也属于故意隐瞒欺诈行为。基于此杨阳有权选择主张周昌其、马梅梅承担违约责任还是主张撤销之诉。本案中杨阳选择了撤销之诉，故一审法院应当查明本案是否存在隐瞒、欺诈的事实后，再根据法律规定审理确认杨阳所主张的撤销之诉的理由是否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在未审理本案周昌其、马梅梅是否存在隐瞒、欺诈的情况便直接要求上诉人另行主张违约之诉没有法律规定。周昌其、马梅梅的答辩意见：1、针对上诉状第一点，2018年9月28日，联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已经证实上面的欠款是客户的欠费，并不是黔碲公司的欠费；2、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侵害第三人的权益，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3、针对债权债务杨阳一直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知晓公司情况，双方在协议中针对债权债务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查明：杨阳与周昌其、马梅梅均系黔碲公司股东。双方于2016年11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周昌其、马梅梅将持有的黔碲公司73%股权作价130万元（其中周昌其90万元、马梅梅40万元）转让给杨阳。协议签订前杨阳向周昌其、马梅梅每人支付了定金各1万元，协议签订后，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又支付了68万元（其中周昌其44万元、马梅梅24万元），2017年1月17日再次支付了50万元（其中周昌其40万元、马梅梅10万元）。后杨阳以周昌其、马梅梅为被告，以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周昌其、马梅梅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即协议第二条陈述与保证2，“关于联通公司的债务说明：甲方（周昌其、马梅梅）承诺黔碲公司销账欠费不超过15万，联通欠黔碲公司不低于21万，联通拖欠黔碲公司集团佣金不低于9万”的性质认定问题。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杨阳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周昌其、马梅梅的主要义务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现周昌其、马梅梅已经将股权变更到杨阳名下，即已经完成对自己主要义务的履行，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至于陈述保证条款中的承诺属于周昌其、马梅梅对杨阳的保证，该保证条款是周昌其、马梅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即可生效。保证人如违反保证的规定，可依协议的第六条及第九条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进行违约责任之诉。故杨阳向本法院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杨阳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阳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阳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9年11月5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市分公司云岩区分公司向黔碲公司出具的《公函》，用以证明联通公司通过清查发现黔碲公司截止至2019年9月的欠费为70.1万元，并且因黔碲公司欠费联通公司已经取消与黔碲公司的合作。周昌其、马梅梅质证认为，双方已于2016年11月份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此后便不再参与黔碲公司的经营，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股权转让之后的欠费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公函》载明“截止至2019年9月账期的发展业务欠费情况为：应收账款70.1万元，逾期欠费63.1万元。”故该《公函》载明的内容应当是黔碲公司为联通公司云岩分公司发展的客户产生的业务欠费，并不是黔碲公司自身对联通公司产生的欠费，同时该《公函》是2019年11月份出具，不能证实股权转让之时的真实状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11月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2、债权债务说明：（1）关于外债说明：甲方（周昌其、马梅梅）承诺在乙方（杨阳）不知情的情况下无任何外债；（2）关于联通公司的债务说明：甲方承诺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销账欠费不超过15万元，联通欠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不低于21万，联通拖欠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集团佣金不低于9万元；（3）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已收到鸿通城支付工程款629990元，而就此工程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支出为779695.76元，包含此工程材料和施工费用已结清。……九、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等任何纠纷须承担法律责任；股权转让后与第三人发生的调解、仲裁、诉讼等法律活动须全力配合乙方直至争议解决”。黔碲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与联通公司签了一份《集团客户综合业务代理协议》，约定：本协议项下代理业务发生的营业款由乙方(黔碲公司)负责向客户收取，乙方应当每日以“日清日结”形式将当日的营业款存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对所发展的固网用户有追缴欠费的责任，若乙方所发展的固网用户超过合同约定缴费期三个月未缴纳费用，甲方将从乙方的总佣金中进行扣除。杨阳一审提交的联通欠费明细表（拟证实黔碲公司尚欠联通公司1160727元）中缴费周期起始时间一栏显示大部分时间为2016年12月；嗣后，联通公司云岩政企客户销售中心于2018年9月28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合作多年，合作模式为贵州黔碲商贸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发展客户，我公司按双方代理合同规定向其支付佣金。此前，我中心盖章的‘黔碲公司欠费明细’是由现黔碲负责人杨阳提供纸质原件，我部门核实后盖章。该欠费是所属黔碲公司发展的用户在联通公司系统中欠费，我中心只是提供欠费数据，非黔碲公司欠联通公司的费用。同时表内含2017年和2018年的欠费”。再查明，在2017年5月15日，贵阳喜百年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百年公司）向联通公司出具《公函》称：喜百年公司的费用一直由代理商黔碲公司代为收取，每次付款都是根据联通公司的发票金额填报支付，但近期打印账单对账后发现，从2013年至2016年12月份，实际多支付了74455.67元，因此向联通公司说明缘由，暂不支付2017年相关费用，待账目核实清楚后将从2017年的费用中予以扣除，并保留一切法律权益。2015年11月周昌其、杨阳与案外人王某合伙做鸿通城综合布线工程，周昌其、杨阳以黔碲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王某占1／3，黔碲公司（周昌其、杨阳）占2／3。嗣后，经结算，黔碲公司还需向王某支付15万元，该情况有周昌其、杨阳于2017年5月3日签字认可；二审过程中，双方一致认可该笔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在二审过程中，杨阳向本院申请对黔碲公司2016年11月份之前的所有账目进行审计（主要审计黔碲公司向客户收了多少费用，向联通公司支付了多少费用），并申请本院向联通公司调取黔碲公司最新欠费明细。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周昌其、马梅梅在股权转让时是否隐瞒公司债务，是否构成欺诈，杨阳是否享有撤销权。二、一审法院对杨阳申请黔碲公司账目做审计未予处理，是否程序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杨阳主张股权转让时黔碲公司欠联通公司180万余元，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杨阳提交的联通欠费明细表虽然加盖联通公司部门公章，但是事后联通公司又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明该表载明的内容不是黔碲欠联通公司的费用，而是黔碲公司发展的客户的欠费，且表内包含了2017、2018年的数据，同时从黔碲公司与联通公司签订的《集团客户综合业务代理协议》的内容来看，黔碲公司也只是代联通公司向客户收费，因此杨阳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黔碲公司有180余万元的负债。对于周昌其、马梅梅在转让股权时还欠鸿通城工程王某15万元情况，从证人王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鸿通城工程实际系周昌其、杨阳、王某三人合伙经营，因此杨阳对该工程的财务情况是知情的；同时，杨阳亦没有将鸿通城欠费情况作为上诉理由。对于杨阳主张的周昌其、马梅梅向客户虚构账单并多收客户费用，导致黔碲公司存在潜在债务问题。杨阳主张的该情况虽有喜百年公司向联通公司出具《公函》等证据，但该《公函》内容是喜百年公司单方意思表示，是否属实尚不清楚，且至今杨阳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有客户向黔碲公司追索多收的款项，故杨阳的该项主张也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欺诈行为必须有一方有欺诈的故意，同时另一方因此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在股权转让时确定存在的债务仅有欠王某的15万元，杨阳的其余主张并没有证据证实；并且杨阳作为黔碲公司原股东，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对黔碲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状况是知情的，故杨阳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形，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再者，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的内容看，周昌其、马梅梅对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仍需要承担责任，若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确实存在其他债务，黔碲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周昌其、马梅梅追偿。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因杨阳系黔碲公司股东，其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是知情的，且若有协议之外的债务，黔碲公司也可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的约定进行救济。故本院认为本案没有进行司法审计的必要性，同理杨阳在二审向本院申请审计和调取证据，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杨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0元，由杨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淑婷审判员  潘育跳审判员  罗 二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尚月书记员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