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行初311号原告曾桂玲，男，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胡文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海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曾桂玲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4月24日，被告证监会作出〔2020〕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主要内容如下：《公职律师管理办法》（司法通〔2018〕131号）第二条规定，公职律师是指任职于党政机关或者人民团体，依法取得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公职律师证书，在本单位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公职律师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查公职律师申请、颁发和注销公职律师证书；公职律师所在单位对公职律师进行日常管理。根据上述规定，曾桂玲系证监会的公职律师，曾桂玲辞去公职后，证监会已协助曾桂玲办理了公职律师证书注销手续。上述行为，属于证监会对其本单位公职律师的日常管理工作，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情形。证监会已协助曾桂玲办理公职律师证书注销手续，不存在曾桂玲所述不作为情形。上述行为，属于证监会对本单位公职律师的日常管理，不属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应予行政赔偿的范围。而且曾桂玲主张的经济损失与证监会履行公职律师日常管理职责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曾桂玲关于获得国家赔偿的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曾桂玲的行政复议申请。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证监会决定不予赔偿。原告曾桂玲诉称，2019年4月初，原告向被告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提出辞职申请。同年9月2日，被告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同日，北京证监局作出北京局干离字2019第002号《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辞去公职通知书》。原告辞去公职后，在准备从事社会律师工作时发现其公职律师证没有注销。原告立即与北京证监局联系相关注销事宜，该局随后即向被告提出注销报告，由被告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以下简称司法部）予以注销。由于迟迟未收到注销结果，原告于2020年2月17日向被告邮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2月24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司法部已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司律函〔2019〕97号《关于同意注销……等13名同志公职律师工作证的函》（以下简称97号函）。但被告收到97号函直接归档未向北京证监局或原告反馈。同年2月26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提供97号函。同年3月15日，原告通过信息公开获取了97号函。同年4月24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原告认为，原告所提行政复议申请属于被告的行政复议范围，被告应依法作出复议决定：1.被告未在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之前，将原告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的行为，以及在获取司法部对原告律师工作证注销结果后仍长时间不反馈原告的行为，应属于律师执业管理中的违法行为。被告向司法部申请颁发律师执业证书、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为，是其对证监系统律师执业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负有在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之前，将原告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通过北京证监局或亲自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的法定职责。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被告律师执业管理中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不可诉的人事处理决定。3.司法部对原告律师工作证的注销结果直接影响原告辞职手续的合法性以及原告辞职后能否从公职律师转为社会律师，故被告律师执业管理中的上述违法行为，尤其是被告在获取司法部对原告律师工作证注销结果后仍长时间不反馈原告的行为，应属于对原告权利义务影响的外部行政行为。即使被告的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也应属于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外化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4.被告未在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之前，将原告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的行为，直接导致北京证监局在原告律师工作证未予注销的情况下违法批准原告辞职，故被告应撤销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确认北京证监局为原告办理的辞职手续无效，督促北京证监局重新为原告办理入职手续。5.若北京证监局确实无法重新为原告办理入职手续，则被告应就其未在反馈北京证监局同意原告辞职备案之前，将原告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的过错赔偿原告，赔偿数额应按照原告离职前月工资的二十四倍计算。6.不论北京证监局是否重新为原告办理入职手续，被告均应就其长时间不反馈原告律师工作证注销直接影响原告辞职后，无法按计划从事执业律师工作的过错赔偿原告，赔偿数额应以原告离职前的月工资标准或者以2019年北京地区证券律师的平均收入标准。7.被告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违法。本案被告收发室于2020年2月18日代收原告邮寄给被告法制工作机构的行政复议申请，收发室签收即直接代表被告法律部签收，但被告于同年4月24日才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应属违法。综上，原告请求：1.撤销被诉复议决定；2.责令被告重新对原告2020年2月1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复议决定；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证监会辩称：1.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被告已经依法协助原告办理公职律师证书注销手续，不存在律师执业管理不作为行为。被告对其本单位公职律师的日常管理工作，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同时原告关于获得国家赔偿的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案行政复议审理期限的起算点应为被告法律部收到原告复议申请之日。3.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根据司法部《公职律师管理办法》（司发通〔2018〕131号）相关规定，公职律师辞职后，由原颁证机关司法部回收、注销其公职律师证书。原告系被告公职律师，被告负责协助原告办理公职律师证书注销手续，属于被告对本单位公职律师的日常管理，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4.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成立。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原告曾桂玲原系北京证监局工作人员，2019年9月2日，原告从北京证监局离职。2019年10月25日，被告证监会向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去函，申请注销包括原告在内的13名同志的公职律师证书。2019年11月5日，司法部律师工作局作出97号函，同意注销包括原告在内的13名同志的公职律师证。原告因被告未向其提供公职律师证书注销证明，于2020年2月17日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1.责令被告依法将原告的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2.责令被告依法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应以原告离职前的工资标准（或者以2019年北京地区证券律师的收入标准），从北京证监局违法批准原告辞职之日2019年9月2日计算至被告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之日。同年2月24日，被告法律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4月2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于同年4月25日签收。原告不服被诉复议决定，于2020年4月27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均应当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根据《公职律师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公职律师所在单位对公职律师进行日常管理。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所提复议请求，即责令被告依法将原告的律师工作证报送司法部予以注销并将注销结果反馈原告。因原告系取得公职律师证书，在被告处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对其辞职申请的审批、向司法部门报送注销其公职律师证的申请等工作实质属于被告对本单位公职律师进行的日常管理工作范畴，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上述申请事项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的情况下，原告一并提起的行政复议赔偿请求亦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被告针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被诉复议决定，驳回其复议申请，并未侵害原告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的权利。原告就此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院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曾桂玲的起诉。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曾桂玲。如不服本裁定，各方当事人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菲审 判 员 王贺审 判 员 王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邓玲书 记 员 牛捷附：法律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公职律师管理办法》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职律师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指导。公职律师所在单位对公职律师进行日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