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21528号原告：徐行，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无锡安数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院综合服务楼东侧第****。法定代表人：王大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纪朝，北京市安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鹏，男，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徐行与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方达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晖，被告兴安方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千（后撤销授权）、王纪朝、罗兴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兴安方达公司提供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提供之日止的公司章程（包括修正案）、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徐行及其委托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人员查阅、复制；2．判令兴安方达公司提供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提供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供徐行及其委托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人员查阅、复制；3．判令兴安方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10日，徐行与北京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方达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兴安方达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徐行持股15%，安方达公司持股85%。兴安方达公司主要提供安防工程的软件硬件供货服务。徐行担任兴安方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4年6月，徐行不再担任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司管理权移交给方尽娆，喻娟担任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行担任兴安方达公司监事。此后，兴安方达公司一直定期向徐行发送财务报表、汇报财务状况。自2015年第一季度起，兴安方达公司在实际控制人方尽娆的授意之下，停止向徐行发送会计报表及财务状况。2015年11月30日，徐行致函兴安方达公司以及方尽娆的股权代持人喻娟，要求停止侵害股东知情权，恢复向徐行报送财务报表，同意徐行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兴安方达公司不予理睬。2018年1月30日，徐行再次委托律师向兴安方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喻娟发送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要求，但兴安方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仍置之不理。兴安方达公司辩称：兴安方达公司没有收到徐行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申请，徐行直接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第33条的规定。兴安方达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徐行要求查阅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没有依据。徐行要求查阅兴安方达公司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兴安方达公司有权拒绝提供。徐行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员查阅、复制相关资料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徐行想要了解兴安方达公司的财务状况，查阅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即可。兴安方达公司会计账簿，包括兴安方达公司的客户信息、招投标等重要的商业秘密，如让徐行查阅该会计账簿，可能会影响兴安方达公司的正常经营。徐行与兴安方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大量纠纷，产生了许多诉讼。徐行通过已知的兴安方达公司客户信息和上、下游合作企业信息，通过散播虚假负面信息扰乱兴安方达公司的正常业务。联合他人以恶意诉讼的方式影响兴安方达公司正常经营，且通过其委托的律师向与兴安方达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深圳市创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捷公司）、北京晓通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晓通公司）、联技范安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联技公司）等合作单位直接发送警示律师函以诬化兴安方达公司的名誉，要求停止向兴安方达公司支付应收账款，使兴安方达公司陷入瘫痪状态，业绩大幅下滑，人员流失严重。徐行行使股东知情权的真正的目的并非想要了解兴安方达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在于逼迫兴安方达公司接受徐行不公平的和解方案，以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徐行担任了北京颐世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颐世公司）、上海潮安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潮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北京颐世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销售、计算机软件，与兴安方达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可以认定北京颐世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同时，徐行实际控制并与他人经营上海越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越龙公司）、上海戈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戈越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存在实质竞争关系。综上，不同意徐行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2006年10月31日，上海越龙公司成立。依据上海越龙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卢康康，股东分别为戴青岑、卢康康、田苗苗。公司经营范围为智能楼宇及安全防范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件、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气机械、自动化仪器仪表的销售及维修，安全防范和工业自动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对此，兴安方达公司称上海越龙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在以前经营内容方面均为安讯士和派尔高两个安防品牌的中国区代理，二家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徐行不认可兴安方达公司上述所述内容。2009年10月26日，兴安方达公司成立。依据兴安方达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显示：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院综合服务楼东侧第****。公司经营范围为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据兴安方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兴安方达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徐行、安方达公司。对此，兴安方达公司称其工商登记显示徐行系其股东，但徐行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徐行所持股权是兴安方达公司从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剥离时直接登记在其名下。2013年6月9日，北京颐世公司成立。依据北京颐世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徐行为公司股东之一，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住。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院内**综合服务楼东半部第****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对此，兴安方达公司称其与北京颐世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徐行担任北京颐世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从事经营活动有可能系其个人行为，亦有可能系其代表北京颐世公司的职务行为。徐行有自营或与他人经营的，与兴安方达公司业务存在实际竞争关系的公司，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徐行不认可兴安方达公司上述所述内容，并称北京颐世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同在一处，北京颐世公司的股东均为兴安方达公司的高管、员工，北京颐世公司是兴安方达公司员工的持股平台，没有开展任何实际业务，公司的证照印章均由兴安方达公司实际控制。2017年1月19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区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兴安方达公司与被告上海越龙公司、田苗苗、卢康康、戴青岑以及第三人徐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兴安方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兴安方达公司为田苗苗100万元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兴安方达公司为上海越龙公司的实际股东；2．判令上海越龙公司、卢康康、戴青岑办理变更股东名册登记，办理田苗苗退出及兴安方达公司为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海越龙公司、卢康康、戴青岑辩称不认可兴安方达公司为其实际股东，认可田苗苗代徐行持有上海越龙公司股权。徐汇区法院认为：从徐行与卢康康的电子邮件可以看出，有意向入股上海越龙公司、增资100万元的是兴安方达公司，而非徐行。在徐行向卢康康发送的“增资及股权代持协议”电子邮件中，徐行向上海越龙公司明确表示田苗苗作为兴安方达公司对上海越龙公司100万元的出资的名义持有人。徐行当时为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兴安方达公司，为职务行为。从兴安方达公司提供汇款凭证看，6月8日兴安方达公司向徐行汇款100万元，同日徐行向田苗苗转账100万元，次日田苗苗将该100万元汇入上海越龙公司账户用于验资。同年10月15日，徐汇区法院作出（2017）沪0104民初18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兴安方达公司为田苗苗持有上海越龙公司50%股权出资款10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驳回兴安方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4月19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259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内容。2017年7月20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成律所）接受徐行委托，指派周天晖律师分别向深圳创捷公司、北京晓通公司、上海联技公司各出具一份《律师函》。2018年1月2日，周天晖律师又向深圳创捷公司出具一份《律师函》。2018年1月5日，深圳创捷公司向兴安方达公司发出一份《关于2017年12月15日律师函的回复》。其中，前三份《律师函》均载明：“徐行是安方达公司和兴安方达公司的股东，两家公司另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方尽娆。自2015年初，方尽娆利用对安方达公司和兴安方达公司的控制权，非法剥夺徐行的股东知情权，2017年6月更进一步通过违法决议剥夺徐行监事职务，亲自担任监事。对此，徐行明确反对并提出方尽娆因个人对外涉及拖欠巨债，在北京法院被判决要求执行的个人债务高达数千万元，不适格管理公司业务。在其控制期间，方尽娆并没有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公司业绩，而是控制公司在全国多地对徐行发动恶意诉讼，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员工流失严重，目前兴安方达公司已经有巨额银行贷款逾期，由于方尽娆不履行还款义务已经导致民生银行启动司法强制程序，公司偿债能力存在重大风险。由于徐行两年多来无法行驶股东权利，多次与方尽娆交涉未果，公司治理结构已经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17年7月13日徐行授权本所律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解散上述两家公司之诉讼并获法院受理。徐行特此提示广大合作伙伴注意风险识别，做好防范准备”。最后一份《律师函》载明：“徐行是兴安方达公司和安方达公司的股东。徐行已经于2017年7月13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兴安方达公司和安方达公司，请求判令两公司解散，本律师已经于2017年7月20日致函贵司通告此事，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兴安方达公司和安方达公司在大股东方尽娆控制期间，屡屡对徐行进行欺压，并企图非法侵占徐行的股东权益，其行为已经严重触犯法律。徐行已经申请对相关公司名下财产进行司法冻结查封。徐行知悉贵司目前对兴安方达公司尚有未清结之货款，鉴于兴安方达公司目前仍然在方尽娆控制下，为避免相关款项被非法侵占，我们特郑重要求贵司暂停向兴安方达公司付款或将款项向公证机关办理提存以待案件终审。若贵司仍坚持向兴安方达公司付款导致相关款项被转移灭失，徐行将依法追究贵司责任”。上述回复载明：“贵司于2017年12月15日委托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致我司的律师函收悉，特回复如下：1、律师函中提到的货款、服务费金额与我司账目记载存在较大出入，我司不予认可。除此之外，贵司在与我司的相关业务中还存在如下未决事宜：（1）贵司未能对贵我双方签署的合同全面履行义务，……（2）截止2017年9月8日，我司曾多次就（附件一）事项致函贵司敦促解决，但贵司一直推诿拖欠。……2、附件二、三是我司收到贵司另一股东的函件。我司有理由认为以上问题的出现，实为贵司内部股东之争造成，贵司内部管理之混乱已经给我司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鉴于我司尚不能确定贵方是否有权代表公司，请贵司尽快理清内部纠纷，确定公司权力代表后与我司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一揽子磋商”。该回复所附件二、三为周天晖律师于2017年7月20日、2018年1月2日向深圳创捷公司出具的《律师函》。同时，诉讼中，兴安方达公司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徐行向孙景海发送一张照片截图，并称：孙总，这个也给您一个参考，郑重在此风险提示，你们应收的款项催收如何了。孙景海回复：好的，我马上传于总定夺。对此，兴安方达公司称微信照片截图即为上述《律师函》，表明徐行唆使客户向兴安方达公司提起诉讼，索要欠款。徐行在未获取兴安方达公司财务信息的情况下就已唆使客户催要欠款，使得兴安方达公司经营困难，若徐行获得兴安方达公司的财务信息，可进一步恶化兴安方达公司经营状况，损害兴安方达公司的利益。上述《律师函》、回复、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说明徐行查阅兴安方达公司会计账簿后可能会向他人披露兴安方达公司财务信息及客户信息，损害了兴安方达公司的利益，因此不同意徐行查阅兴安方达公司会计账簿。徐行不认可兴安方达公司上述所述内容，并称徐行发送律师函是为了警示兴安方达公司的供应商，向供应商提示兴安方达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徐行向孙景海发送微信是因为孙景海向徐行索要欠款，徐行只是如实披露兴安方达公司情况。2017年10月12日，上海戈越公司成立。2018年8月1日，无锡安数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安数公司）。依据上海戈越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公司股东分别为卢康康、李丁。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智能化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楼宇智能化工程，家居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办公文化用品，工业自动化设备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口业务。依据无锡安数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徐行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电脑加工图片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类）；翻译服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对此，兴安方达公司称李丁系徐行的母亲，李丁持有的上海戈越公司的股权系代徐行代持。上海戈越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兴安方达公司基本相同，与兴安方达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无锡安数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的营业范围存在同业竞争。徐行有自营或与他人经营的，与兴安方达公司业务存在实际竞争关系的公司，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徐行不认可兴安方达公司上述所述内容，并称李丁系其母亲，但不认可股权代持关系，上海戈越公司、无锡安数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就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而言，在主营业务上明显不一致，尽管在辅营业务有一定重合，但双方均未实际经常此类业务，且兴安方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仅凭营业执照范围推定徐行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属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2018年1月23日，大成律所接受徐行委托，指派周天晖律师向兴安方达公司出具一份《律师函》，载明：“根据贵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徐行持有贵司15%股权，系公司合法登记股东。2017年7月，徐行以贵司作为被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贵司对此表示反对。受案法院认为徐行可以通过‘股东内部转让股权、对外转让股权、通过减资程序撤销股东身份等方式’解决争议，据此驳回徐行诉讼请求。考虑到判决书中所述相关解决方案有赖于徐行充分了解公司资产状况并确定其持有股权价值，徐行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之规定，要求贵司向徐行提供自本函发出之日起过去3年内公司会计报告（经审计）及会计账簿供其查阅和复制。请贵司在收到本函后15日内作出答复，逾期视为贵司拒绝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律师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诉讼中，徐行提交了二份EMS特快专递退件，该退件的快递详情载明的寄件日期均为2018年1月30日，寄件人均为周天晖，收件人均为喻娟，收件人电话均为131XX******、84860388。其中，一份退件载明的收件人单位为兴安方达公司，收件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甲2号院综合服务楼东侧第二层C053室。另一份退件载明的收件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锦秋家园9号楼2301室。二份退件上的《特快专递邮件再投、改退批条》，均有手写的“拒收”字样。对此，徐行称通过上述EMS特快专递向兴安方达公司邮寄了上述《律师函》，要求兴安方达公司向徐行履行股东知情权义务，但遭到拒绝。退件上青龙桥槐树居的地址是兴安方达公司的住所地，锦秋家园的地址是喻娟的居住地址。兴安方达公司不认可上述退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称没有收到上述《律师函》，退件上的锦秋家园不是喻娟的居住地址，青龙桥槐树居的地址是兴安方达公司的住所地，喻娟是兴安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件人电话是喻娟的。诉讼中，徐行认可兴安方达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另查，依据兴安方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2014年6月2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行变更为喻娟，2019年8月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喻娟变更为王大友。依据无锡安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公司股东分别为上海戈越公司、魏成栋、徐行。以上事实，有徐行提交的兴安方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律师函》、二份EMS特快专递退件，兴安方达公司提交的四份《律师函》、（2017）沪0104民初1809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259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越龙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上海戈越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北京颐世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无锡安数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第一款，“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本案中，徐行作为兴安方达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兴安方达公司的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兴安方达公司主张徐行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并不能否定徐行为兴安方达公司股东的事实。因兴安方达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监事会，故徐行要求查阅、复制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徐行要求查阅、复制兴安方达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徐行主张的章程修正案应体现在公司章程中，无须对此进行单独查阅、复制。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提供查阅”。本案中，徐行出示了涉案的EMS特快专递退件的原件，据此，本院对该退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徐行已经举证证明其向兴安方达公司的工商登记的注册地址邮寄了《律师函》，徐行在该函中明确要求兴安方达公司提供会计账簿供其查阅，以用于了解公司资产状况并确定其持有股权的价值。在该邮件上写明了时任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喻娟的手机号码的情况下，被以拒收的理由退回，其相应的后果应由兴安方达公司自行承担。据此，可以确认徐行已经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了查阅会计账簿的前置程序，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查阅兴安方达公司的会计账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兴安方达公司以上述规定的前二项为由，拒绝徐行查阅会计账簿的请求。本院对此作如下评述：首先，尽管上海戈越公司、上海越龙公司、北京颐世公司、无锡安数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在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方面上存在某些重合，但是仅从上述五家公司相同的经营范围，不能直接得出上海戈越公司、上海越龙公司、北京颐世公司、无锡安数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在主营业务上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关系，兴安方达公司未能对此进一步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兴安方达公司也不能举证证明上海越龙公司系徐行自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其次，依据兴安方达公司的相关证据，徐行曾在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之时，向兴安方达公司的客户发送律师函或微信，告知兴安方达公司经营不善的情况，并要求客户暂停向兴安方达公司付款，但该部分事实不足以认定徐行申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目的是为了“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最后，徐行在《律师函》中明确说明了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即确定股权价值，解决股权转让或内部减资的问题，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徐行关于其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表述具有事实依据，且是目前解决公司股东矛盾，维护徐行股东权益的必要途径。综上，兴安方达公司拒绝徐行查阅其会计账簿的理由不能成立，徐行要求查阅兴安方达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徐行要求复制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我国《会计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款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计帐凭证。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因此，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需要指出，股东应理性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徐行查阅会计账簿后，应合法使用相关信息，不得损害兴安方达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徐行查阅、复制上述材料时可以委托一名会计师、律师在场辅助进行。徐行要求查阅、复制上述材料的期间，本院酌定为20个工作日。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2014年12月31日至实际提供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置于其住所地供原告徐行及其委托的一名的会计师、律师查阅、复制，查阅、复制的时间为20个工作日；二、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2014年12月31日至实际提供之日止的公司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置于其住所地供原告徐行及其委托的一名的会计师、律师查阅，查阅的时间为20个工作日；三、驳回原告徐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原告徐行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35元，由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焱人民陪审员 郭 焕人民陪审员 闫 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崔鑫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