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8718号 原告：章甦，男，196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波，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翊安，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章奇，男，195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章秋，女，195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章意，女，195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章穗，女，195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章甦与被告章奇、章秋、章意、章穗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本案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波、徐翊安，被告章奇、章秋、章意、章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父母章作藩、张汝娴赠与原告雄镇楼房屋（位于杭州市××路××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杭州市××幢××单元××室房屋归原告所有；杭州市××幢××单元××室房屋二分之一归原告所有；杭州市××花园××幢××单元××室房屋二分之一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原告父亲章作藩与母亲张汝娴，共生有五个子女，分别为章奇、章秋、章意、章穗、章甦。章作藩于2004年11月17日去世，张汝娴于2017年6月12日去世。原告父母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两处房产，分别是位于杭州市××号××室房屋（以下简称“骆驼桥房屋”），该房屋是原告父母于1995年11月10日购买的单位房改房（浙江省蚕种公司）；另一处位于杭州市××路××房屋（以下简称“雄镇楼房屋”），该房屋由张汝娴继承取得。骆驼桥房屋房改后，原告的父母就协商一致，将两处房屋分别分给（赠与）两个儿子，即骆驼桥房屋分给被告章奇，雄镇楼房屋分给原告章甦。因为章奇当时没有房子且收入又低，所有先将骆驼桥房屋过户给章奇。对于雄镇楼房屋，该房屋于2004年初拆迁，张汝娴与原告舅舅（张自勤、张自卫）分别或共同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四份，其中编号为014《产权调换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位于杭州市××幢××单元××室，该房屋由张汝娴独自享有；编号为17《产权调换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位于杭州市××幢××单元××室房屋由张汝娴与张自勤共同共有；编号为18《产权调换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位于杭州市××花园××幢××单元××室房屋由张汝娴与张自卫共同共有。上述三房屋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另一份《产权调换协议》与本案无关。2004年11月17日，章作藩去世，在章作藩去世后4天即2004年11月21日，张汝娴在原告、四被告都在场的情况下，张汝娴陈述三件事并要求章穗执笔记录（以下简称“2004年讲话内容”），其中第三件事是“再有一件事要明确的房产，房改后同你们爸爸商量决定：骆驼桥的房子归奇奇（即章奇），雄镇楼房子归甦甦（即原告）”，并要求“你们姐妹要体谅谦让，愉快的接受”。2004年讲话内容形成文字后，张汝娴、章奇、章秋、章穗、原告都签字确认该内容。此后，张汝娴于2017年6月12日去世。直到今日雄镇楼房屋拆迁后转化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即涉案三处房产，都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原告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时，不动产登记部门要求必须由四被告配合，否则不予办理。但部分被告不愿意配合原告。涉案雄镇楼房屋及增加扩面面积费用的支付、安置的涉案三套房屋的相关资料及房屋钥匙（占有管理）都在原告处。而且，原告承担了张汝娴后续的赡养义务。案外人张自勤于2017年12月去世，张自卫于2012年7月去世。原告认为，原告父母将雄镇楼房屋赠与原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原告亦接受赠与，故涉案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因赠与雄镇楼房屋在办理过户手续之前被政府征收拆迁，故赠与标的转化为雄镇楼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利益（即为杭州市××幢××单元××室、杭州市××幢××单元××室、杭州市××花园××幢××单元××室安置利益），现赠与人去世，原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继承法》规定，要求四被告履行赠与债务。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如上。 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原告母亲张汝娴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014《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及承担；2、请求判令原告母亲张汝娴、张自勤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17《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及承担；3、请求判令原告母亲张汝娴、张自卫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18《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2004年讲话内容记录，产权置换协议，证明，居民死亡医学推断书、注销户口证明，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89）杭江法民字第63号，物业费及装潢垃圾单据、水电费及宽带费、数字电视费、管道燃气费单据，拆迁户回迁资金结算单等。 被告章奇辩称：1、原来的雄镇楼房屋（杭州市××路××号××系祖辈遗产（外祖父张光勳和外祖母胡泉，已先后于1963年和1976年去世），理应惠及全体子孙，现已拆除。依据继承关系，可视为原、被告的父亲章作藩和母亲张汝娴婚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2、原告主张的赠与关系，请原告出示《赠与合同》相关文本。否则“纠纷”不存在。3、2004年11月21日形成的“2004讲话内容”，是由母亲张汝娴口述、被告章穗记录，其中有母亲提出处理房产的想法并要求子女们签名，形成过程是在杭州市双菱路“美时年”酒店中午用餐时。现在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父亲的遗体上午刚刚火化，大家都处于悲痛中，尤其是我对父亲感情极深，处于万分悲痛、表情木然、神情呆滞的状态，为了遂母意而不加思考就草草签了名。谈话内容中的所谓“同爸爸商量决定”是杜撰的，无中生有。如果真的是父亲真实意愿，请原告提供父亲与母亲同意赠与雄镇楼房屋的相关字据、法律文书或谈话录音；如无，应该确认父母赠与原告雄镇楼房屋（位于杭州市××路××号××法律关系不成立。4、母亲对父亲可谓感情破裂多年，母亲于1987年3月18日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又撤诉。出尔反尔，变化无常。自此以后，母亲搬出骆驼桥房屋至雄镇楼房屋居住。虽然，父母夫妻关系不好，但作为子女的我们还是不时的前去看望，尤其是母亲腿部手术住院期间、到和睦老年公寓居住，亦前去看望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从未懈怠。5、父亲去世没几天，11月23日，原告就急切地胁迫母亲（时年母亲80岁，在父亲住院的678天里，期间母亲从未去医院看望和表示关心）去浙江省农业厅经济作物管理局，不顾我事先告之父亲立有遗嘱，后事一切由我们处理。抢先将父亲的丧葬抚恤金等领取一空，先后二次计4万余元，行为卑鄙。6、《起诉状》中提及的由父母赠与我的骆驼桥房屋系父母单位浙江省农业厅蚕种公司于1980年分配所得。1995年以父母的名义和工龄参与房改，由我出资1万余元买下。自1980年起，我便与父母住在一起，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1987年，母亲对父亲提起离婚诉讼，后又撤诉，之后搬去雄镇楼房屋居住。在此期间，弟妹们都在单位分得了住房。我无房又生育有一子，父母经考虑商定将骆驼桥房屋赠与给我，并经公证处办理了公证。7、原告在对母亲生活的照料上虽多承担了一些，但未做到尽心尽力、认真负责。2013年5月，当年母亲已89岁高龄却仍让其独居而关心照顾不够，未采取多项安全措施，导致某一天清晨4时左右，母亲在家中不慎跌倒摔断腿骨无法站立，后自己爬至房门处全力呼救，至7时许被邻居发现得以破门而入，才化险为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母亲住院治疗（2013年6月6日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浙江省中山医院动了大手术），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影响了日后的生活质量，折了寿。8、作为原告兄长的章奇和大姐章秋，早年上山下乡各10年，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使得原告能留城，上学读书不受影响，但原告并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积极学习上进，对兄姐也无感恩之心，愧对父母。9、鉴于以上8点，原告不存在也没有任何多分甚至独自占有全部遗产的理由。请求法官基于以上事实及家庭沿革的各个方面，按照《婚姻法》、《继承法》的有关条款判为法定继承。 被告章奇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民事诉状，照片，2002年父亲遗嘱、公证书及领款凭证，房改房购房发票、房屋买卖协议、房改价格申报表，公证书等。 被告章秋辩称：关于原告章甦的起诉，我作陈述如下，1.原告将2004年11月21日“2004年讲话内容”，一份很随意的稿件，作为房产赠与合同文本起诉，我感到愕然。回想当时的情景，上午父亲遗体火化，心情十分悲痛，思绪低落、混乱。而原告却在中午用餐之时，授意母亲口述房产事宜。我之所以签名，是因为所谓“父母亲商量了房产分配”的决定，作为女儿理应尊重父母亲的意愿。现在看来，此“2004年讲话内容”是在不合适的时间、地点，是利用了我们子女主客观意识上被悲伤情绪所控。我认为，原告是有预谋的。2.2017年3月11日，原告发微信并打电话给我，主要内容是要求本人对雄镇楼房屋产权“继承、放弃或赠与母亲”表态并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给予答复。我于14日给予原告回复，(微信)主要内容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财产，何以谈“继承、放弃或赠与母亲”一说?这只能说明原告处心积虑、别有用心，为谋取私利，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而设计的圈套。3.有关如何办理房产赠与手续，我们家已有先例。父母曾为章奇办理房屋赠与合同并做了法律公证，完全具有法律观念。根据原告民事起诉状清单，目前无法查阅到所谓“父母亲商量决定雄镇楼房产赠与原告的合同及法律依据”。(包括公证、自书、口头遗嘱等形式文本)。由此可见，“2004年讲话内容”中“父母亲商量决定雄镇楼房子归原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所谓“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是不成立的，也是无效的。因此，我的签名不能体现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根据原告现在的诉请，三套房屋的款项由原告支出，原告并不是拆迁房共有人，为何款项由原告支出，母亲完全有能力支出。2019年3月，原告交给我一份遗嘱，是母亲于2016年11月22日的亲笔遗嘱，表达了她的真实意愿，我应予尊重。请法庭按照国家“继承法”规定依法裁决。 被告章秋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微信材料（打印件）等。 被告章意辩称：2019年7月15日晚，我接到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员王文仙老师的电话，系关于原告章甦起诉我及章奇、章秋、章穗关于赠予合同纠纷，颇感震惊，不知所措。2019年10月14日又接到法院传票。我不得不被迫应诉，现将我对该起诉状的质疑和意见陈述如下，1、为什么2004年11月21日“2004年讲话内容”没有我的签字。首先我认为父亲当天刚刚火化，大家心情悲痛情绪低落，场面比较混乱，加之我对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极力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有关遗产分配问题实在不合时宜。其次平时母亲讲话也是前后不一致，多有变化，我对她的说法不敢苟同，故我没有签字。今天其他的签字人都在场，如果知道是这样结果你们还会签字吗？2、我在起诉书中第一次见到“2004年讲话内容”，我认为“2004年讲话内容”既不是遗嘱也不是赠予合同，只是兄弟姐妹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安抚母亲情绪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阐述。如果说是遗嘱或者是赠予合同，母亲应该签字说明这是遗嘱或是合同。现在既没有签字说明更无公证，仅仅是个谈话记录。原告如认为是遗嘱，为什么不去做公证，为何不把复印件发给每个被告，我是时隔十五年后的今天才在原告的起诉书中才看到的这个谈话记录。3、当时母亲还有一句话，我现在80岁，我能活到90岁，那时尚会有存款由仨个女儿均分！为何没有写进“2004年讲话内容”？有关这个话题可以问当时在场的兄弟姐妹。母亲并且在多处居住地(包括杭州市竹邻苑、和睦老人公寓)向我多次表达此意。4、爸爸和母亲分居多年，感情不合。曾经在1987年母亲向法院提出离婚，后由于要进行财产分割母亲撤诉。在两人分居后和爸爸住院的最后几年中，母亲从没有过一次探视，关系名存实亡，从何而来父母在95年就协商决定将雄镇楼房屋赠予原告之说，口说无凭。请提供当时他们俩人的文字依据或录音录像。5、有人告诉章秋，说是我放弃了继承权。那我就要问一句，我没有继承哪来放弃？原告给章奇有电话告知，给章秋有书面告知，却没有电话通知我。母亲居住在雄镇楼房屋时曾经患急性肠炎上吐下泻身体脱水坚持不住，深夜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马上赶到母亲住处将母亲送到医院挂急诊挂吊瓶直到将母亲送回家中安顿好，搞好卫生，我们才去上班。母亲有事时，街道也会通知我们。母亲独居在雄镇楼房屋、竹邻苑和老年公寓期间，我们定期都会去探望母亲，去时都带有符合母亲口味的时令水果和适合老人的滋补品。尤其是母亲因为腿伤不便入住和睦老年公寓，我和姐姐妹妹分别轮流照顾母亲，我节假日都会给母亲送去红包。母亲因为胆囊炎饮食要求清淡，每次都是单独精心给母亲做菜，希望在我们大家的照顾下母亲延年益寿安度晚年。我尽到了对父母应尽的义务，问心无愧。6、母亲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可以把自己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赠与任何人，但无权处理父亲的动产和不动产。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将父亲的动产和不动产赠予他人，对此我不同意。我认为，应将父亲的动产和不动产析出由五个子女加上母亲本人继承。原告是司马昭之心不言自明。原告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拿出法律依据，而不是为了达到自己全部占有目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剥夺其他合法继承人的权利。事情发展到今天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亲情丧失已尽深感痛心。但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应诉以正视听还事情的原委，给我公道和清白，维护我正当合法权益。如果认为我的陈述合理有法可依请予以支持。 被告章意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微信材料（打印件）等。 被告章穗辩称：1、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应当尊重父母意愿，将房产问题处理好。2、我同意原告起诉状的事实陈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事项。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章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在以下内容中予以认定处理。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章作藩、张汝娴系夫妻关系，于1951年左右结婚。两人共生有五个子女，分别为章奇、章秋、章意、章穗、章甦。章作藩于2004年11月17日去世。 2004年11月21日，张汝娴召集原告、四被告等人，由张汝娴口述，章穗书写，形成“2004年讲话内容”，其中包括“再有一件事要明确的房产，房改后同你们爸爸商量决定：骆驼桥房子归奇奇(即章奇)，雄镇楼房子归甦甦(即原告)；由于当时奇奇急需用钱所以房子提前办理了，当时奇奇也没有房子，收入也低，甦甦也一个人支撑家，所以你们姐妹要体谅谦让，愉快的接受；爸爸余下来的钱归奇奇所有，我的归甦甦”等内容。随后，张汝娴、章奇、章秋、章穗、原告都签字确认该内容；章意亦在场，但未在该文稿上签名。 此后，张汝娴于2017年6月12日去世。 （二）1989年3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受理张自卫诉张汝娴等人遗产继承纠纷一案，案号为（1989）杭江法民字第63号。该院经审理查明，张自卫、张汝娴、张自强、张自立、张自勤系同胞兄弟姐妹，其父母分别于1963年、1976年死亡，留有座落杭州市江城路315—317号房屋等财产。该院于1989年9月20日判决，一、座落在杭州市××路××号××号的楼屋二间，其中靠南的楼上一间归张自卫所有，靠北面的楼上一间归张汝娴所有，两房的隔墙共同所有等。 2004年，杭州市江城路315—317号房屋拆迁。2004年3月，张汝娴参与签订了三份拆迁安置协议，具体为：1、张汝娴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编号为014），约定就杭州市江城路315—317号房屋中面积18.44平方米部分，货币补偿80623元等。该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为杭州市竹邻苑11幢1单元202室。2、张汝娴和张自勤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编号为17），约定就杭州市江城路315—317号房屋中面积23.43平方米部分，货币补偿104971元等。该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为杭州市竹邻苑11幢1单元203室。3、张汝娴和张自卫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编号为18），约定就杭州市江城路315—317号房屋中面积19.71平方米部分，货币补偿84326元等。该协议对应的安置房为杭州市××花园××幢××单元××室。对于上述三套拆迁安置房屋，双方至今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该三套房屋大约于2008年前后交付给张汝娴，由原告管理至今，并由原告经办开户宽带、管道燃气等账户。 （三）1995年5月，章作藩、张汝娴参加房改购房。1995年11月，章作藩与浙江省蚕种公司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章作藩购买骆驼桥房屋、售价13638.97元等。 2000年3月2日，章作藩、张汝娴与章奇签订《房屋赠与合同》，约定将骆驼桥房屋产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赠与章奇所有、受赠人表示接受上述房产等内容。该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 2002年12月，章作藩立下遗嘱，内容包括：我的遗物、存款、住房补贴以及去世后按政策规定可享受的全部收入，由儿子章奇、儿媳张荣娟处理等内容。该遗嘱进行了公证。 （四）2019年9月，原告诉至本院，即本案诉讼。审理中，章奇、章秋、章意、章穗均表示，如果自己就原告诉请房屋享受权利，可以先处理相关的份额。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的雄镇楼房屋，已拆迁安置为三套房屋，原告起诉要求由其承接三份《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该主张是针对《产权调换协议》的其他合同当事人而言。对于原、被告而言，本案需要处理的争议是章作藩、张汝娴是否已将雄镇楼房屋（该房屋拆迁后的相关权益）赠与给原告，在此基础上，以张汝娴名义对外签订的三份《产权调换协议》，在章作藩、张汝娴死亡后由原告承接该《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还是由原告与各被告共同（按份）承接《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 关于雄镇楼房屋，系张汝娴婚后继承取得，可认定为章作藩、张汝娴的夫妻共同财产；雄镇楼房屋于2004年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其后章作藩死亡，其后再形成“2004年讲话内容”。原告以该“2004年讲话内容”为主要依据主张存在赠与关系由其承接权利义务（对外关系上张汝娴系合同当事人，对内关系上原告受赠章作藩和张汝娴的份额），章奇、章秋、章意认为没有所谓的赠与而应当按继承法律关系处理章作藩的份额，章穗同意原告的主张。争议主要是章作藩的份额是否已赠与原告（由原告继承），本院作如下分析，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就本案争议的雄镇楼房屋而言，赠与人是章作藩、张汝娴，受赠人是原告，双方有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赠与关系。该赠与关系并不需要章奇、章秋、章意、章穗的同意。2、“2004年讲话内容”中已经载明了章作藩将雄镇楼房屋赠与原告（或章作藩份额由原告继承，两者实质处理相同）的意思表示，当时原告、章奇、章秋、章穗以及张汝娴等5人在该“2004年讲话内容”上签字确认，仅仅是章意1人未签字。章奇、章秋在本案中否认章作藩的赠与内容，对自己当时的签字行为重新作出解释，其理由并不充分；章意未签字不影响赠与关系的成立。3、2000年3月，章作藩、张汝娴共同将骆驼桥房屋赠与给章奇。可见，章作藩、张汝娴将有关房产赠与子女中的一人已有先例。即使章奇等人所述的章作藩、张汝娴之间曾经感情不睦一节属实，也不影响两人就有关房屋的处理达成一致。3、章作藩、张汝娴分别将两处房产赠与长子章奇、次子原告，以后两人分别与长子章奇、次子原告共同生活，符合中国“养儿防老”传统观念。赠与关系成立有合理性。4、2002年12月，章作藩订立遗嘱时就遗物、存款、住房补贴等事项进行处理，却未涉及雄镇楼房屋。可以印证，章作藩已将雄镇楼房屋中的有关权利赠与给了原告。反过来说，如果章作藩生前没有将雄镇楼房屋的有关权利赠与给原告，根据上述遗嘱的精神，章作藩就雄镇楼房屋享有的权利（相关份额）亦应由章奇继承；在此基础上，章奇也已经在“2004年讲话内容”上签名，章奇认可章作藩赠与的事实，由此仍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章作藩就雄镇楼房屋的相关权利应由原告享有。5、雄镇楼房屋拆迁后的三套安置房屋早已交付，现由原告管理，原告并已开设宽带、管道燃气等账户；在此期间，章奇、章秋、章意没有异议，可以印证原告主张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原告在事实上已经收到了“赠与合同”的标的物，只是没有完成过户登记（变更拆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原告此次诉讼，正是为了完成变更合同当事人的内部程序。 综上，本院认定章作藩、张汝娴各自将雄镇楼房屋中自己的份额赠与原告的事实成立。在章作藩、张汝娴死亡后，原告可以承接《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汝娴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014《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章甦享有及承担； 二、张汝娴、张自勤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17《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章甦享有及承担； 三、张汝娴、张自卫与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整治建设服务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18《产权调换协议》中张汝娴的权利义务由章甦享有及承担。 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章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吕凤祥 人民陪审员  方陈敏 人民陪审员  冯 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