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民终1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动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55号日信国际商业中心地下一层36号。 法定代表人：徐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华，湖南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产业园振兴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7栋516室。 诉讼代表人：陈磊，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中正，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冬，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俊晗，男，199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东岘路42号。 原审被告：王红显，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朝阳南路88号。 原审被告：王镜晰，女，199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449号2栋3单元504号。 原审被告：辛乐峰，男，198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小纪镇书院村42号。 上诉人浙江动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动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动高公司）及原审被告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动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华，被上诉人安徽动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中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动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安徽动高公司的诉讼请求;2.安徽动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案外人王乔对浙江动高公司负有债务，故在安徽动高公司成立之初，王乔于2015年10月19日和2016年1月28日分两笔将1000万元转账给安徽动高公司指定的账户，作为浙江动高公司对安徽动高公司的股权出资款。后因安徽动高公司没有对外开展任何业务，浙江动高公司决定退出该公司。2016年3月18日，王红显、李俊晗向浙江动高公司发出《关于请求受让动高科技公司股权的函》。2016年5月18日，王乔与其兄王红显共同与浙江动高公司签订了《受让动高科技股份框架协议书》。后浙江动高公司与王红显、李俊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浙江动高公司将其持有的安徽动高公司股权的80%作价2元转让给了王红显和李俊晗。在转让协议中，浙江动高公司已对安徽动高公司的注册资金情况作了充分说明，受让人对此清楚，并承诺依持有的股份承担注册资金到位责任。2016年5月10日，浙江动高公司和王红显、李俊晗以及王乔共同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和认可了王乔转款1000万元的性质系王乔代浙江动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综上，浙江动高公司认缴的出资已经实际出资到位，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驳回安徽动高公司的诉讼请求。 安徽动高公司辩称，一、安徽动高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安徽动高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浙江动高公司将其持有的安徽动高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显红、李俊晗。2016年6月16日，股权转让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6月17日进行工商登记信息变更。而《情况说明》载明的日期却为2016年5月10日，早于《股权转让协议》，此时王显红和李俊晗并非安徽动高公司的股东，但却在《情况说明》中以股东的身份认可王乔转入安徽动高公司的1000万元系代浙江动高公司支付的出资款，该《情况说明》显然系伪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案涉1000万元不应当认定系浙江动高公司的出资款。1.王乔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1000万元后并没有履行验资手续，且根据会计科目类别，该1000万元若系股权出资款，应当计入实收资本，但安徽动高公司的会计凭证摘要记载的该款项性质却为“收王乔往来款”，划分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应付款的法律性质应当认定为借款。王乔转款的银行回单摘要上虽记载所转款项为股权投资款，但该记载系王乔单方填写，在其单方填写内容与安徽动高公司账册记载的款项性质不一致时，不能认定该1000万元系浙江动高公司缴纳的股权出资款。2.通过浙江动高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看出，王乔将该1000万元转入安徽动高公司之后又通过关联公司转出，安徽动高公司并没有实际收到该笔款项，故该1000万元不能作为浙江动高公司的股权出资款。综上，浙江动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安徽动高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浙江动高公司补缴出资款1000万元；2.王红显、李俊晗各补缴出资款1250万元；3.辛乐峰、王镜晰各补缴出资款75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8月26日，浙江动高公司注册成立安徽动高公司，持股100％认缴出资5000万元，出资期限10年。 2016年6月16日，浙江动高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李俊晗、王红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浙江动高公司将其持有的安徽动高公司股权的80％转让给李俊晗、王红显各40％，按股权比例认缴出资，即浙江动高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20％，李俊晗、王红显各认缴出资2000万元，分别持股40％。安徽动高公司章程股东及出资额作出相应变动，认缴出资期限仍为10年。 2017年8月8日，李俊晗与王镜晰签订《安徽动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李俊晗将其持有的安徽动高公司股权的15％转让给王镜晰；同日，王红显与辛乐峰签订《安徽动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王红显将其持有的安徽动高公司股权的15％转让给辛乐峰。浙江动高公司与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对安徽动高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正，浙江动高公司持股20%认缴出资1000万元；李俊晗、王红显各持股25%，分别认缴出资1250万元；王镜晰、辛乐峰各持股15%，分别认缴出资750万元，各股东的出资期限仍为10年。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9月4日核准。 2018年5月21日，因安徽动高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经破产申请人申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以（2018）皖01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安徽动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故安徽动高公司据此认为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全部到期，有权要求各股东补缴出资，应按工商登记出资比例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浙江动高公司与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作为安徽动高公司股东对安徽动高公司持股比例及相应认缴出资额均作出明确约定，并已经工商部门登记核准。虽认缴出资期限为10年，但安徽动高公司已被申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各股东所认缴出资期限应自民事裁定书裁定安徽动高公司进入破产清算之日起届至，故对破产管理人主张各被告按其所持股权比例立即补缴所认缴的出资，依法予以支持。即浙江动高公司应立即缴纳出资1000万元，李俊晗应立即缴纳出资1250万元、王红显应立即缴纳出资1250万元，王镜晰应立即缴纳出资750万元、辛乐峰应立即缴纳出资750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动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1000万元；二、李俊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1250万元；王红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1250万元；三、王镜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750万元；辛乐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750万元。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浙江动高公司、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浙江动高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编号为529270074119号、602879365303号的银行转款回单。证明王乔于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月28日向安徽动高公司支付股东出资款共计1000万元，浙江动高公司的出资款缴纳义务已实际履行。 第二组证据：《关于请求受让动高科技公司股权的函》《情况说明》《受让“动高科技”股份框架协议书》。证明1.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系经各方协商的结果；2.王乔于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月28日转入安徽动高公司的1000万元系王乔代浙江动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且经过王乔及受让股权的股东王红显、李俊晗认可。 第三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全体股东对浙江动高公司已经缴纳1000万元出资款的事实一致认可。 第四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安徽动高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6月17日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安徽动高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浙江动高公司已缴纳1000万元出资款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4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王乔对浙江动高公司董事长崔瑶负有高额债务，因此王乔愿意代浙江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 第六组证据：2015年9月至12月期间，安徽动高公司与安徽省乔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阳公司）的资金往来记账凭证和银行流水清单。证明在安徽动高公司向乔阳公司转入500万元前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资金往来。乔阳公司在收到安徽动高公司转入的500万元后，又陆续向安徽动高公司转回资金，两公司之间的相互转款被记载为“往来款”并计入其他应收款会计科目。因此，安徽动高公司转入乔阳公司的500万元系两公司的资金往来，而非注册资本。 第七组证据：2016年1月至4月期间，安徽动高公司与乔阳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记账凭证和银行流水清单。证明在安徽动高公司向乔阳公司转入400万元前后，双方还存在其他资金往来。乔阳公司在收到安徽动高公司转入的400万元后，又陆续向安徽动高公司转回资金，两公司之间的相互转款被记载为“往来款”并计入其他应收款会计科目。因此，安徽动高公司转入乔阳公司的400万元系两公司的资金往来，而非注册资本。 第八组证据：乔阳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乔阳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其法定代表人出具证明时的录像资料。证明安徽动高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2016年1月28日分别向乔阳公司转款500万元、400万元，乔阳公司基于该900万元又退还安徽动高公司500万元，该500万元不涉及乔阳公司与安徽动高公司其他交易、借贷等合同，乔阳公司对该500万元不另行向安徽动高公司主张权利。 安徽动高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1000万元仅是通过安徽动高公司过账。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中《受让“动高科技”股份框架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5月18日，而《情况说明》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在该时间段王红显与李俊晗并不是安徽动高公司的股东，不能以股东身份出具《情况说明》，且股东出资款转入安徽动高公司后是不能返还的，但《情况说明》却约定“如安徽动高公司盈利股东不分配而优先偿还王乔”，从此点也可以看出该1000万元的性质不是股东出资款。由于该1000万元未履行验资等出资手续，且记载于“其他应付款”项下，故其性质应属于公司债务。第三组证据中《股权转让协议》系浙江动高公司与王红显与李俊晗之间的约定，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第四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浙江动高公司没有履行相应的验资等手续。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王乔与安徽动高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经济往来，王乔自身对安徽动高公司负有债务，其根本不具备代浙江动高公司出资的条件。对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中2015年9月8日乔阳公司支付合肥宁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51572元的转账记录、2015年9月17日乔阳公司支付给张乐健37452元的转账记录、2015年9月18日乔阳公司支付给王辉良5万元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浙江动高公司所举其他转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安徽动高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安徽动高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王红显、李俊晗在2016年5月10日并非安徽动高公司的股东。 第二组证据：安徽动高公司记账凭证、银行流水记录、乔阳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单、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563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安徽动高公司的财务凭证中将1000万元记载为“往来款”，而非“实收资本”。王乔分两次将1000万元转入安徽动高公司账户后立即将该资金中的900万元转入乔阳公司，而王乔持有乔阳公司40%的股份，安徽动高公司并未使用该款。 第三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0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在司法实务中，对备注为股权投资款的转账性质应认定为借款。 浙江动高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2016年5月10日王红显、李俊晗虽不是安徽动高公司的股东，但此时正处于股权转让事宜协商期间，王红显、李俊晗在受让股权之前对安徽动高公司的出资情况进行了解和确认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对第二组证据中安徽动高公司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记账凭证将1000万元的性质记载为“往来款”是安徽动高公司的单方行为，不能否定该款项为出资款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中安徽动高公司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1000万元转入安徽动高公司后即转化为安徽动高公司的资产，安徽动高公司如何支配与股东出资已无关联；对乔阳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王乔是否持有乔阳公司的股份与本案无关联，且该份证据所反映的王乔持有的40%股权已于2015年4月20日进行变更登记；对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5638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在本案审理期间，浙江动高公司申请证人王乔出庭作证。王乔作证称：其是安徽动高公司的监事，其于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月28日两次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1000万元的目的是代浙江动高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其和李效民是乔阳公司的股东，但同时李效民也实际履行安徽动高公司的管理职责，财务上所有报销都要有李效民和总经理王辉良的签字，而安徽动高公司与乔阳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由李效民具体操作。王红显是其哥哥，李俊晗是李效民的儿子，在出具《情况说明》时，王红显、李俊晗还不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但此时两人有受让股权的意向，所以就提前参与并出具了《情况说明》。 安徽动高公司质证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出资转入公司后不存在返还出资的情形，而《情况说明》却载明如果安徽动高公司盈利则该1000万元还需返还给王乔，故该1000万元并不是浙江动高公司的出资款。李效民是浙江动高公司的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与王辉良实际控制着安徽动高公司，李效民又是乔阳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者，王乔转入安徽动高公司1000万元后即被转入乔阳公司，故即便该1000万元是由王乔代浙江动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基于上述关联关系，也应认定浙江动高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 对当事人所举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安徽动高公司对浙江动高公司所举第一组、第四组、第八组证据及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中除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7日、2015年9月18日三笔转账记录以外的其他转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安徽动高公司对浙江动高公司所举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及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中的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7日、2015年9月18日三笔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查，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所涉及的浙江动高公司向王红显、李俊晗转让股权、浙江动高公司缴纳1000万元出资款的相关事宜与安徽动高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王乔实际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1000万元的事实一致，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五组证据系浙江动高公司董事长崔瑶与王乔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纳。对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中乔阳公司与合肥宁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张乐健、王辉良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浙江动高公司对安徽动高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浙江动高公司对安徽动高公司所举第二组证据中安徽动高公司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王乔为乔阳公司的股东，安徽动高公司在收到王乔转入的1000万元后又将其中的900万元转入乔阳公司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此节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至于该1000万元的性质如何，本院将另行分析认定。第二组证据中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563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第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对王乔关于其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1000万元系代浙江动高公司缴纳出资款的证言能与案涉转款凭证、《情况说明》等证据相印证，故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王乔系安徽动高公司的监事，同时又系乔阳公司的股东，并自2014年1月15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担任乔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月28日，王乔分两次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共计1000万元，该两次转款凭证摘要中记载款项用途为“股权投资款”，安徽动高公司收到该1000万元后，在记账凭证中将该款项列在“其他应付款”项下，并于2015年10月22日和2016年1月28日以“往来款”的名目向乔阳公司转款900万元，后乔阳公司又以“往来款”的名目数次向安徽动高公司转回款项共计500万元。安徽动高公司、浙江动高公司以及乔阳公司均未能对安徽动高公司与乔阳公司之间“往来款”的发生原因进行合理说明。在二审庭审后，乔阳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其公司向安徽动高公司转款500万元系退回收到安徽动高公司的往来款，安徽动高公司对乔阳公司上述证明内容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安徽动高公司收到王乔转款1000万元属实，对该1000万元的性质，虽安徽动高公司未作出专门的股东会决议，也未出具相应的出资证明，但因安徽动高公司全体新老股东在案涉《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中达成一致意见，认可该1000万元的性质为浙江动高公司的出资款，故《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具有股东会决议的效果，应当认定该1000万元系浙江动高公司支付的股权出资款。而安徽动高公司关于该1000万元性质为“往来款”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王乔将1000万元转入安徽动高公司后，安徽动高公司分别于转款的当日和次日将其中的900万元转入乔阳公司，在上述转款行为发生时，浙江动高公司是安徽动高公司唯一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故应当认定安徽动高公司向乔阳公司转款900万元的行为系得到浙江动高公司的认可。就该900万元转入乔阳公司的原因，本院要求浙江动高公司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浙江动高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又鉴于安徽动高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乔阳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故在此情况下应认定浙江动高公司存在抽逃900万元出资款的行为。乔阳公司在收到上述900万元后，又向安徽动高公司转回500万元，对该500万元转款的原因安徽动高公司未能进行合理说明，且乔阳公司称该500万元是其公司退还安徽动高公司的往来款，故将该500万元认定系浙江动高公司补缴的出资款较为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其余400万元，仍属浙江动高公司抽逃的出资，浙江动高公司应承担补足义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浙江动高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李俊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250万元；王红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250万元；三、王镜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750万元；辛乐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750万元。 二、变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浙江动高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400万元。 三、驳回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1800元，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000元，浙江动高实业有限公司、李俊晗、王红显、王镜晰、辛乐峰负担26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安徽动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3000元，浙江动高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 多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二十条第一款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或者违反出资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