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1871号原告：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负责人：葛红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轩，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于存洲，男，1964年12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冠腾律所）与被告于存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冠腾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张敏轩，于存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冠腾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于存洲向冠腾律所退还5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因案外人兰某1涉嫌倒卖文物一案被扣文物发还事宜，于存洲称其可以找人办理发还事宜，故冠腾律所向其支付了50万元。至今，于存洲未能完成上述事宜，且其拒不承认与兰某1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也不承认与冠腾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冠腾律所认为，于存洲收取的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退还。经多次催要未果，故冠腾律所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于存洲辩称，不同意冠腾律所的诉讼请求。事实是：2012年李某和于某找到于存洲，要求其帮忙协助办理兰某1、兰某2涉嫌倒卖文物一案。因于存洲与北京中检旭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检公司）的吕某熟悉，李某和于某认定中检公司有能力办妥上述事宜，故委托于存洲和中检公司联系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李某分四次给于存洲汇款499997元，于存洲收款后自己添了3元，一并全额转给中检公司。中检公司与于存洲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向于存洲开具50万元收据。通过中检公司的法律援助，兰某1被取保候审。此后，吕某多次和李某商谈文物返还事宜，要求李某让兰某1、兰某2依据合同约定出具发还文物委托书和涉案文物合法来源证明给中检公司，但李某始终无法让兰某1、兰某2出具发还文物委托书和涉案文物合法来源证明，导致涉案文物被罚没。2016年3月，李某要求中检公司退还委托代理费遭拒，遂让于某联系于存洲为冠腾律所出具委托书，委托冠腾律所全权代表于存洲与中检公司联系后续事宜，李某承诺于存洲，此后此事与于守洲无关，由他让冠腾律所向中检公司索要。故于存洲于2016年5月6日给冠腾律所出具委托书。2018年12月13日，兰某1将于存洲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关系、于存洲返还50万元代理费。冠腾律所主任葛红伟作为兰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该所还为兰某1提供了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和银行汇款单等证据，证明其同意兰某1的转委托行为和其代兰某1付给于存洲代理费的事实，法院作出（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兰某1的诉讼请求。2019年7月，冠腾律所又以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将于存洲诉至法院，法院作出（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冠腾律所的诉讼请求。基于上述事实，于存洲认为：第一、冠腾律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兰某1、兰某2涉嫌倒卖文物一案系李某、于某让于存洲协助办理，不是冠腾律所委托于存洲办理。冠腾律所向于存洲汇款的149997元系李某向冠腾律所借款，汇款单上有李某签字。另外的35万元是李某个人通过银行卡转给于存洲的，故冠腾律所所述不属实。在（2019）京0119民初465号案件中，冠腾律所主任葛红伟庭审中明确表示，该所经兰某1同意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于存洲，50万代理费也一并转给于存洲，故自转委托之日起兰某1和冠腾律所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承认于存洲和兰某1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认可该所向于存洲支付的钱系代兰某1转交，不是冠腾律所支付给于存洲。故冠腾律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于存洲不存在不当得利行为。李某向于存洲汇款499997元后，于存洲将该款全数转交给了中检公司，中检公司与于存洲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向于存洲开具50万元收据，这一事实在（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能够得到证实，于存洲从未收到冠腾律所的钱，即使收到过李某的钱也如数转交给了中检公司，故于存洲不存在不当得利。冠腾律所先以委托合同起诉，这次起诉不当得利，前后矛盾。第三、文物未能发还不是于存洲的责任。于存洲与中检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在办理收取发还案款及物品过程中，该案当事人兰某1、兰某2必须全面配合，并根据需要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书。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未能按中检公司要求，让兰某1、兰某2全面配合，即未给中检公司出具发还物品委托书，也未提供涉案文物合法来源证明，基于此才导致涉案文物被罚没，李某、兰某1、兰某2明显存在捏造事实、弄虚作假行为，不是于存洲和中检公司的责任，故中检公司才不予退还代理费。冠腾律所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其向于存洲转账支付50万元（其中该所支付149997元，借用李某名义支付35万元），于存洲收取该款项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于存洲为证明其辩称，依法提交了证据：1.于存洲与中检公司签订编号为（2012）字第122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现金收据、于存洲个人银行卡流水复印件（2012年8月8日收到李某35万元转款，2012年8月9日支出了现金48万元，2012年8月6日、2012年8月7日、2012年8月8日分三笔收到冠腾律所总计149997元，开始以为是李某支付，后来才知道是冠腾律所支付）、（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第五页，证明于存洲将李某支付的50万元支付给了中检公司；2.2016年5月6日于存洲向李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该份证据系兰某1的代理律师冠腾律所主任葛红伟在（2019）京0119民初465号案件中向法院提交，与（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第五页共同证明于存洲经过李某及冠腾律所同意后才与中检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并将李某支付的50万元支付给中检公司的事实；3.（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第九页第九至十二行、第十一页倒数第六至最后一行，证明冠腾律所诉称的50万元，其在另案诉讼中明确不是该所支付，而是代替兰某1支付；4.（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案件民事起诉书，证明2019年7月17日冠腾律所以委托合同起诉于存洲，其确定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现在又起诉不当得利，前后矛盾。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于存洲对冠腾律所提交的（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民事判决书，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并称判决书认定的是冠腾律所分三次向其转账149997元，李某向其转账35万元。冠腾律所对于存洲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现金收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明不了李某给了于存洲50万元，事实上是律所给了50万元，也证明不了钱给了中检公司；（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第五页，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达到于存洲证明目的，第五页不是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于存洲个人表述。证据2，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委托书是于存洲单方面出具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第五页同证据1中质证意见。证据3（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第九页第九至十二行、第十一页倒数第六至最后一行）、证据4民事起诉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冠腾律所诉求并不矛盾，（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案件以委托合同起诉，50万元确实是兰某1支付的代理费，经过兰某1的授意冠腾律所直接支付给于存洲。对当事人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冠腾律所、于存洲均作为证据提交的（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民事判决书，系司法机关作出的公文书，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无法达到冠腾律所证明其向于存洲支付50万元，于存洲收取无相应法律依据的证明目的。在（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第九页正数第九行载明，冠腾律所称，兰某1委托该所代理涉嫌倒卖文物案，并向冠腾律所支付了代理费，后由于兰某1被取保候审，冠腾律所将应返还给兰某1的代理费用转账给于存洲，用于办理兰某1的文物返还事宜。结合以上陈述，能够证明冠腾律所向于存洲支付的费用系代替兰某1支付用于办理文物返还事宜的费用。于存洲提交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现金收据，虽系原件，但所涉中检公司、刘某在（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案件中均对上述证据相关事实予以否认，于存洲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作证，故对委托代理合同、现金收据本院不予采信；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冠腾律所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系司法机关作出的公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无法达到于存洲的证明目的；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2019）京0119民初9391号案件民事诉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8月6日至8月8日，冠腾律所分三次分别向于存洲转账49999元，共计149997元。2012年8月8日，李某向于存洲转账35万元。2018年12月13日，兰某1将于存洲、中检公司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兰某1与于存洲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解除、于存洲退还兰某1委托代理费50万元，冠腾律所律师葛红伟、实习律师张敏轩作为兰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庭审中提交了于存洲2016年5月6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2012年8月，我受冠腾律所李某、于某的委托，授权我办理兰某1、兰某2涉嫌倒卖文物一案的具体事情，结合该所周某律师的口头介绍以及发给我的资料，我认为中检公司有此经验，遂委托该公司代理我具体办理，并于2012年8月10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同时将冠腾律所李某给我的委托代理费50万元交给了中检公司。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该代理事项中止，现委托冠腾律所全权代表我与中检公司联系处理兰某1、兰某2涉嫌倒卖文物一案的后续事宜。特此委托！”2019年7月1日，本院作出（2019）京0119民初465号判决书，认为兰某1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于存洲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未证明诉争的50万元系由其本人实际支出，判决驳回兰某1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8月15日，冠腾律所将于存洲、中检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于存洲退还委托代理费50万元、中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冠腾律所称，兰某1委托冠腾律所代理其涉嫌倒卖文物案，并向冠腾律所支付了代理费用。后由于兰某1被取保候审，冠腾律所将应返还给兰某1的代理费用转账给于存洲，用于办理兰某1的文物返还事宜。2020年1月21日，本院作出（2019）京0119民初9391号判决书，认为冠腾律所于2012年8月6日至8日分三笔共向于存洲转款149997元，但冠腾律所未提供其转款的合同依据，转款的金额与其主张的金额亦不一致，且其在庭审中又有将应返还给兰某1的代理费用转账给于存洲，用于办理兰某1的文物返还事宜的陈述，该陈述与其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判决驳回冠腾律所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3月2日，冠腾律所将于存洲诉至本院，要求于存洲退还不当得利50万元。庭审中，对于50万元的用途，于存洲称系用于处理兰某1涉嫌倒卖文物事宜，冠腾律所认可用于兰某1文物发还事宜，因兰某1很快被放出来，故该所没有收费，准备将兰某1的委托代理费用原路退回。冠腾律所称其借用李某名义向于存洲支付了35万元，经询问，冠腾律所表示和李某没有书面的授权委托，50万元系兰某1支付给冠腾律所的委托代理费用，经过兰某1的授意直接支付给了于存洲，李某不是其律所职员，对于35万元转账的路径不清楚。对于当事人双方上述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案件审理情况及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冠腾律所向于存洲支付的数额；二、于存洲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针对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银行流水和查明的事实来看，冠腾律所于2012年8月6日至8月8日共向于存洲转账149997元，李某于2012年8月8日向于存洲转账35万元。冠腾律所主张借用李某名义向于存洲支付了35万元，但其表示李某并非其律所职员，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借用李某名义向于存洲支付35万的事实，故对冠腾律所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于存洲辩称冠腾律所向其支付的149997元系李某向冠腾律所借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冠腾律所向于存洲支付了149997元。针对焦点二：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得利益无法律或合同的合法依据；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冠腾律所称向于存洲支付的费用系兰某1支付给冠腾律所的委托代理费用，经过兰某1的授意直接支付给于存洲，故冠腾律所系基于兰某1授意将准备退还给兰某1的钱直接支付给于存洲，用于办理文物发还事宜。冠腾律所主张于存洲不当得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上述两点论述，冠腾律所起诉要求于存洲退还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孙世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 丹书 记 员 段沫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