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05民初8号原告（执行案外人）：吴星，女，汉族，1993年10月26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如利，湖北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申请执行人）：余军，男，汉族，1973年1月9日出生，住湖北省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湖北弘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被执行人）：宜昌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5519921148，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楼内）。法定代表人：吴顺红，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吴星与被告余军、第三人宜昌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宜昌弘毅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新冠××疫情本院于2020年2月3日裁定中止审理。嗣后，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如利、被告余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宜昌弘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通知，原告吴星就本案有关事实在庭审后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不得执行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武汉武湖支行卡号为62×××73账户（简称“涉案账户”）内的存款128万元，解除对上述存款128万元的冻结，并由被告余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18日，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对余军与第三人宜昌弘毅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鄂0505民初348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18日，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505执478号之二执行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存放于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存款128万元，冻结存款期限为一年。2019年9月30日，吴星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鄂0505执异17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案外人吴星的异议请求。吴星不是（2016）鄂0505执478号之二执行案件执行依据【（2016）鄂0505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也不是（2016）鄂0505执478号之二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因湖北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湖北弘毅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简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有两笔借贷合同纠纷，宜昌弘毅公司均为上述借贷纠纷的抵押人，抵押物为其名下位于宜昌市猇亭区古老背路97号工业厂房及宜昌市猇亭区先锋路南侧121508.9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由于湖北弘毅公司不能按时偿还贷款，可能引发诉讼导致宜昌弘毅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可能会被拍卖，案外人江燕与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及其他债务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江燕收购涉及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宜昌弘毅公司愿意提供抵押的房产及土地供江燕使用或出租，所得收益冲抵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借款，宜昌弘毅公司还与江燕签订了担保合同。上述协议签订后，江燕与武汉弘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弘嘉物业公司”）签订了房屋委托出租及管理协议，江燕委托弘嘉物业公司代为租赁和管理宜昌弘毅公司抵押的房产和土地，吴星即为弘嘉物业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随后，江燕正式收购了平安银行武汉支行（注：应为“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首先由平安银行武汉支行（注：应为“分行”）将两笔债权转让给湖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湖北资产公司”），湖北资产公司又转让给湖北瑞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瑞珩公司”），江燕和湖北元春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元春公司”）签订了委托合作投资协议书，瑞珩公司、元春公司均属湖北省政府下属基金企业单位，目前上述各合同当事人都在按约履行合同。根据相关规定，各类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必须以实名开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中，对银行存款的判断以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为准。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以吴星实名开立，应判定该账户内存款为吴星所有。综上，吴星是执行依据、执行案件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即涉案银行存款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被告余军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192号裁判意见，执行异议之诉中，不能仅以案涉账户登记人为该账户权利人，还应根据案涉账户的设立、使用及资金收支情况认定实际权利人，在此情况下，若被执行人为实际权利人，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法院对该账户资金强制执行。因此，原告吴星认为案涉账户登记在其名下，其就是该账户的权利人，法院就不得执行，该主张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法院冻结的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存款128万元的权属。经法院调查取证查明：宜昌苏丰彩钢有限公司（简称“苏丰公司”）与张某通过宜昌弘毅公司委托的弘嘉物业公司租赁宜昌弘毅公司所有的厂房，宜昌弘毅公司对苏丰公司及张某缴纳的租金享有所有权，苏丰公司和张某依据弘嘉物业公司指示将房屋租金支付至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且其与吴星均无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故苏丰公司和张某支付的租赁宜昌弘毅公司房屋的租金，其权属为宜昌弘毅公司所有。同时法院查明：吴星陈述其与宜昌弘毅公司、弘嘉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认识杨某、张某、杨红伟，与上述公司及人员均没有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苏丰公司和张某转入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租金不属于吴星所有，确系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租金收入，事实清楚，关系明确。综上所述，现有证据充分证实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存在借用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进行资金活动，宜昌弘毅公司对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资金享有实体权利，吴星以名义存款人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形式权利人”身份主张“形式权利”对抗执行，当然不应得到支持，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款项为其占有的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的财产，吴星非权利人，法院可以冻结、划拨。第三人宜昌弘毅公司未提出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相关事实和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余军与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余军提供的宜昌弘毅公司对外租赁所有厂房收取租金线索，本院执行人员于2019年5月28日、9月24日先后两次到宜昌弘毅公司位于宜昌××厂区调查，根据证人杨某的证言及其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转账凭证、本院调取的吴星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2018年11月23日，杨某代表苏丰公司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苏丰公司租赁宜昌弘毅公司钢结构基地10号厂房一楼，租赁面积12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9年3月15日至2024年3月14日，租赁单价为10元／平方米（已含1元／平方米管理服务费），月租金为1.2万元，苏丰公司在入场前应支付2019年3月15日至2020年9月14日房屋租金及管理服务费21.6万元，后期租金缴纳方式按年支付。苏丰公司在签订该合同后缴纳押金1.5万元，合同期满后办理退租时，如厂房及设备无损坏，将该押金无息退还给苏丰公司。2019年3月，苏丰公司又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苏丰公司租赁宜昌弘毅公司厂房360平方米，租金5.4万元。2018年11月24日、2019年2月26日，杨某先后两次将上述租金和押金共计28.5万元转入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2019年6月4日，本院执行人员到宜昌弘毅公司位于宜昌××厂区调查，根据证人闵某、证人张某的证言及其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转账凭证、本院调取的吴星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武汉中天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承租的弘毅工业园宜昌基地8#厂房，系张某以个人名义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到期后，张某又以个人名义与弘嘉物业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租赁面积为3888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三年，即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9日止，租赁单价为10元／平方米，每月租金为38880元，宿舍及办公室无论大小都按照350元／月／间（不含水电费），张某在签订合同后应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房屋租金及管理服务费116640元，房屋租金缴纳方式为按季度支付租金，张某在签订该合同后缴纳押金10万元，如张某前期缴纳的同额厂房押金转为本次合同押金，不重复缴纳。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9月，张某先后21次将租金106万元转入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二、根据宜昌弘毅公司和弘嘉物业公司2019年3月15日的证明证实:弘嘉物业公司是宜昌弘毅公司委托的管理服务宜昌弘毅工业园（包括但不限于房租出租、物业管理服务等）的单位。根据证人杨某和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二人均系按照弘嘉物业公司的杨红伟的指令将上述租金转入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三、2019年9月18日，本院根据查明的上述事实，作出（2016）鄂0505执47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存放于第三人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存款128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并于次日向中国农业银行武汉武湖支行送达《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于同年9月24日向吴星送达（2016）鄂0505执47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嗣后，吴星作为案外人对本院执行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存款提出执行异议，请求立即终止执行其个人财产，解除对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存款的冻结。本院经审查于同年11月4日作出（2019）鄂0505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吴星的异议请求。吴星对该执行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四、根据证人杨某和证人张某的证言、吴星在执行中接受本院调查时的陈述，证实：杨某和张某均不认识吴星，与吴星之间既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吴星也明确表示，其与宜昌弘毅公司和弘嘉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其与两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为其个人使用，其中的资金均为其个人的收入。吴星在本案审理中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为其个人使用，其中既有其个人的资金，也有武汉泓明服装加工有限公司（简称“泓明公司”）的资金；因吴星是泓明公司的财务人员，泓明公司老板江燕收购了宜昌弘毅公司的债权，为了维护宜昌弘毅工业园区的运转，吴星按照江燕的要求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支出部分款项。根据本院调取的吴星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并非完全由其个人使用，其中不仅有2019年9月9日给宜昌弘毅公司转支49100元的记录，还有涉及宜昌弘毅公司的关联公司即湖北弘毅公司等单位的大量工程款、租金、押金等收入和工程款、上诉费等支出记录，与江燕之间资金往来较少且金额较小。五、关于原告吴星提交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执异260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被告余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关于吴星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担保合同》、《房屋委托出租及管理协议》、《委托付款证明》、《委托合作投资协议书》等证据复印件，余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与本案无关。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显示:（一）2017年7月8日，甲方江燕与乙方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湖北毅博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简称“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签订《合作协议书》，江燕为了与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进行房地产投资合作开发，实现共赢，拟收购平安银行武汉支行（注：应为“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系上述两笔债权的担保人，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同意以其对外享有的债权及财产权益用于偿还江燕前期投资；宜昌弘毅公司同意将其位于宜昌市××背路××土地、房屋及其机械设备委托乙方（注:应为“甲方”）对外出租或投资，产生的收益用于偿还江燕的债权；若江燕在合同签订后两年内未实际购买上述债权，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担保、保证等全部解除，江燕退还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全部收益所得，并赔偿损失。同日，江燕与宜昌弘毅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宜昌弘毅公司为江燕收购的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年8月1日，江燕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房屋委托出租及管理协议》，江燕将宜昌弘毅公司位于宜昌市××背路××号房屋委托弘嘉物业公司进行出租和管理，委托租赁及管理期限为五年即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22年7月31日止。同日，弘嘉物业公司给各承租人发《委托付款证明》（注：实为“通知”），要求各承租人将应支付的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等支付到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二）2019年3月13日，江燕与元春公司签订《委托合作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江燕与元春公司合作（江燕出资900万元、元春公司出资2100万元），以元春公司的名义投资购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2019年4户不良资产包中“湖北弘毅公司”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事宜；若元春公司最终未能在三个月内（起始时间为该协议签订之日）收购上述债权，该协议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江燕同意元春公司将收购的上述债权转至瑞珩公司；在江燕不违反该协议的情况下，若元春公司或瑞珩公司将取得的上述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元春公司应立即退还江燕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若瑞珩公司不配合上述债权的转让，则视为元春公司违约。（三）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龚松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经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鄂1016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生效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申请执行【注：执行案号为（2018）鄂0106执3046号】。在该案执行中，2019年5月14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湖北资产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确定：2019年3月26日，双方签署《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将包含（2017）鄂1016民初472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在内的债权转让给湖北资产公司，与贷款债权相关的风险与利益转移的基准日为2019年1月10日。2019年4月20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湖北资产公司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通知书。2019年4月26日，湖北资产公司与瑞珩公司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约定湖北资产公司将取得的上述债权转让给瑞珩公司，与贷款债权相关的风险与利益转移的基准日为2019年1月10日。2019年5月11日，湖北资产公司、瑞珩公司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通知书。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1016执异2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瑞珩公司为该院（2018）鄂0106执3046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纵观原告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对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件暂且不论，就上述证据的内容而言，（一）无论是江燕与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还是江燕与元春公司签订的《委托合作投资协议书》，均为意向性协议，签订上述该协议时，江燕并没有收购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二）上述两份协议分别约定，若江燕在合同签订后两年内未实际购买上述债权，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担保、保证等全部解除，江燕退还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全部收益所得，并赔偿损失；若元春公司最终未能在三个月内（起始时间为该协议签订之日）收购上述债权，该协议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转让上述债权的过程来看，湖北资产公司与瑞珩公司2019年4月26日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和2019年5月11日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通知书时，湖北资产公司尚未取得上述债权，2019年5月14日湖北资产公司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合同》之时，才取得上述债权，且直到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裁定变更瑞珩公司为该院（2018）鄂0106执3046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瑞珩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取得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上述债权才被司法确认。由此可以看出，2019年4月26日湖北资产公司与瑞珩公司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亦只是一个意向性合同，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江燕履行上述相关合同的真实情况，更不能证明江燕已成功收购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按照上述《合作协议书》和《委托合作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时间，江燕未实际购买上述债权，上述两份协议全部自动解除。（三）从吴星提交的《房屋委托出租及管理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是江燕与湖北弘毅公司、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建设公司、毅博公司、吴顺红、易静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的，既然《合作协议书》只是一个意向性协议，该协议签订之时江燕并没有收购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那么，江燕与弘嘉物业公司签订的《房屋委托出租及管理协议》也只能是一个意向性协议，江燕无权占有、使用、处置宜昌弘毅公司的涉案财产，且该协议与宜昌弘毅公司和弘嘉物业公司2019年3月15日的证明相矛盾，弘嘉物业公司应是宜昌弘毅公司委托的管理服务宜昌弘毅工业园的单位，而不是江燕委托管理宜昌弘毅工业园的单位。综上所述，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江燕取得了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即使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江燕取得了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对湖北弘毅公司的两笔债权，也应由江燕来向本院主张权利，而不应由吴星直接向本院主张权利。因此，吴星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吴星对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足以排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证据。本院认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对银行存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上述规定确立了对执行标的权属判断的一般原则，即“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原则，执行标的权属原则上根据登记和占有情况来判断，但对案外人异议审查的结论并非终局结论，无论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异议成立与否，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不服的，皆可通过诉讼程序寻求救济。（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虽然执行标的权属原则上根据登记和占有情况来判断，但对执行标的的形式审查并非绝对标准，还应结合具体案件，遵循实质审查原则，在有证据证明登记在案外人名下的账户资金实际为被执行人所有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逃避执行嫌疑的，对案外人名下的涉案账户资金，人民法院是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本案中，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不仅有弘嘉物业公司指令苏丰公司和张某交纳的租赁宜昌弘毅公司厂房租金收入共计134.5万元的记录，还有给宜昌弘毅公司转支49100元的记录，而且还存在涉及宜昌弘毅公司的关联公司即湖北弘毅公司等单位的大量工程款、租金、押金等收入和工程款、上诉费等支出记录。根据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的使用及资金收支情况，充分说明该账户并不仅仅为吴星个人使用，而是出借给宜昌弘毅公司、湖北弘毅公司等单位在使用，吴星出借银行卡及其账户的违规行为，为被执行人宜昌弘毅公司逃避执行提供了帮助。吴星隐瞒事实真相，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有与宜昌弘毅公司等相关单位和个人恶意串通、妨碍本院执行之嫌。苏丰公司和张某通过宜昌弘毅公司委托的弘嘉物业公司租赁宜昌弘毅公司的厂房，并按弘嘉物业公司指示将租金共计134.5万元支付至吴星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且吴星与苏丰公司和张某均无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故吴星并非上述在其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厂房租金收入134.5万元的权利人，宜昌弘毅公司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因此，吴星关于在其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是以其实名开立，应判定该账户内存款为其所有，吴星是执行依据、执行案件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即涉案银行存款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的诉讼主张，与本院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吴星作为案外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星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就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对涉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提出判令不得执行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涉案账户内的存款128万元及解除对上述存款128万元的冻结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原告吴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远晶审 判 员  柴衷路人民陪审员  杨 倩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唐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