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英，女，1958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琦，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佳奇，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惠琴，女，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天方，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兴建，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雅凤，女，197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惠瑛，女，197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王丽英、沈琦因与被上诉人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章惠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5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沈琦及上诉人王丽英、沈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被上诉人徐惠琴及被上诉人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丽英、沈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丽英、沈琦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判决以“个人合伙在实践中不规范的情形大量存在，在其他合伙人均认可审计材料的情况下，除非原告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隐瞒了重大收支等足以影响审计结论”为由，未将固定资产以原值投入及合伙事务账务情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理由如下：首先，举证责任分配是法律预先规定的，不能因当事人意愿和实践情况而改变，即使个人合伙在实践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情况，但也不能因此而改变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否则，不仅违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且司法裁判的实际导向就成为鼓励不规范的情形存在，不利于纠正个人合伙中的错误做法。其次，基于权利可以放弃，也只能放弃自己权利的基本原则，其他合伙人没有对审计提出异议，不足以说明审计材料的正确性。再次，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事务执行人有义务建立清晰、完整的账目和财务体系，以便将合伙事务执行情况向其他合伙人与利益相关者报告。在目前由于账目不全，审计无法出具确定结论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固定资产以原值投入，甚至未抽逃资金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合伙事务执行人，就会造成账目不完整，而账目不全，甚至根本不做账，反而会使纠纷另一方举证不能，从而形成对于合伙事务执行人来说，账目做全不如不全、做账不如不做，这样极端不合理的结果，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也容易引发合伙事务执行人的道德风险。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针对三个假设性审计结论，一审判决认为“审计机构已表明其倾向性意见，即第一、第二假设性意见可信度较高”，因此直接否认了第三项假设性结论，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审计机构认为“第一、第二假设性意见可信度较高”，仅仅是因为在固定资产以原价入账的情况下，其账面净资产和实际财产价值相差不大这一项理由，未考虑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情况，也未考虑会计处理的要求，显然过于偏面，理由明显不足。从法律角度而言，若固定资产以原价投入显然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或存在其他合伙人抽逃出资的情况。即使从会计角度而言，固定资产计价入账时不考虑折旧，也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针对三个假设性审计结论，一审判决认为“审计机构已表明其倾向性意见，即第一、第二假设性意见可信度较高”，因此不采用第三项假设性结论，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审计机构未明确表明其倾向性意见，一审判决对审计报告的倾向性意见认定错误。审计报告第14页第四点提到：“审计以‘假设一’与‘假设二’的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投资组成得出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与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相对比较接近，因此审计认为被告方900万元初始投资时，固定资产按原值作为投资组成的可能性较大，但限于初始投资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审计无法得出确切结果。”可见，审计机构对假设一、二并未作出倾向性意见，而是认为由于初始投资不清及会计资料不规范、不完整，审计无法得出确切结果，与一审认定假设一、二可信度较高的说法相矛盾。其次，一审对鉴定结论作出的选择与本案事实不符。对于鉴定结论假设的三种情形，一审法院应根据本案事实对审计鉴定结论作出选择，一审作出认定的事实依据错误。审计机构作出三个假设的途径是“初始资本金+合伙期经营盈亏+资产处置净损益”，因此，对三个假设作出选择的判断依据在于投资组成时是以固定资产原值还是固定资产净值为准。依据本案在2017年8月10日下午庭审笔录中徐慧琴回答审判长提问“应收应付款、设备折旧，除去亏损，加上沈百贤投入的635万元，总资产为15356万元”和“是的，在这一天确认投资，其余的投资折旧都计算在内，股权就缩小了”，可见，投资组成时各投资人已对设备进行折旧，固定资产应按照净值计算。因此，应当选择以固定资产净值为计算标准的假设三鉴定结论为最接近客观事实。 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辩称，一、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沈百贤非常清楚合伙的财务状况并把原有会计辞退另安排了一个会计，就是上诉人拿出的证明中的张国华；合伙账目不是被上诉人的责任而是所有合伙人的责任，当然也包括上诉人；审计是法院委托的，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可以确定的事实，一个是合伙剩余的资金479万元，一个是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账目有问题，即资金挪用、抽逃等情况。综上，审计所有的财务账目资料是所有合伙人提交的，不是被上诉人提交的，不存在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二、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如果有倾向则是倾向上诉人一方，审计出来的资金479万元，审计出来后双方确认核减了十几万元，实际资金是466万元，一审判决要按500万元来分，多出来的资金为什么要被上诉人来承担，被上诉人是因为不想继续打官司没有上诉。 章惠瑛未作答辩。 王丽英、沈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共同向王丽英、沈琦结算并支付沈百贤项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款项，暂计635万元（具体依司法财务审计确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惠琴与绍肖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该承包经营合同项下，虽然由徐惠琴出面签订协议，承包绍肖公司八号车间，但实际系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等人合伙承包。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四人曾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指定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此时，沈雅凤的份额由徐惠琴代持。2016年4月11日至5月3日期间，沈百贤陆续分四次向徐惠琴汇款共计635万元，用于入伙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2017年2月28日，沈百贤与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签订《股权协议》一份，确认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的各股东股份分配如下：总投资1535万元，其中沈百贤投资635万元，占41.368%；徐惠琴投资602.19万元，占39.231%；余天方投资130.23万元，占8.484%；沈雅凤投资83.61万元，占5.447%；沈兴建投资68.85万元，占4.485%；章惠瑛投资15.12万元，占0.985%；协议同时约定“其他条例按原协议不变”。后沈百贤于2017年4月10日去世，王丽英、沈琦为其第一顺位继承人，王丽英为沈百贤妻子，沈琦为沈百贤儿子。沈琦在沈百贤去世后，召集其余各合伙人等建立名为“绍八股东群”的微信群，该微信群内有关于合伙账目的记载。同时，2017年4、5月份期间，沈琦以“财务审批”及“负责人”名义，对八车间对外支付货款、对内支付工资等事项进行签字审核。2017年6月21日，王丽英、沈琦对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提起诉讼。2017年8月17日，在王丽英、沈琦经通知未到场签字的情况下，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签字与案外人裘卫国等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甲方为王丽英、沈琦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乙方为裘卫国等，甲方将在绍肖公司八车间所有在用的生产染色生产线及相应的配套设备整体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1270万元，转让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协议同时对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经该院委托，2018年12月14日，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2号司法补充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该报告第11页载明，到报告日止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情况为：（1）专用于合伙经营的绍肖公司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余额5091.18元；（2）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0571卡存款余额169007.78元；（3）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7601卡存款余额38426.14元；（4）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8241卡存款余额737.47元；（5）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4178卡存款余额2923.93元；（6）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张芳娣（出纳）尾数4776卡存款余额998741.08元（其中徐惠琴7月7日支付审计费15万）；（7）有绍肖印染代收代付代管的个人银行卡及银行账户余额1414935.29元（包括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5091.18元）；（8）已收取裘卫国应负担的房租费、排污指标费等221918元，已支用10万元后（其中5万元支付给整理会计徐桂香，5万元支付审计费），尚余121918元；（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10）尚可收取落实徐惠琴收回的绍兴富立应收款40215元；（11）尚可向绍肖公司收回承包费、宿舍使用费、物业费、保证金1671876.50元；（12）尾数4776卡2018年7月7日预付1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3）尾数4776卡2017年8月5日支付律师费10万元，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14）2018年12月10日支付的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该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5）应付未付上虞舒美化工有限公司1275元；（16）应付未付上海钦尚清洁产品有限公司1500元；（17）尚有已支付上海皇巨实业有限公司20万元滴液机货款，货已收但尚未开给发票，导致挂账，绍肖公司财务要求平账，上海皇巨要求再汇2万元货款才能开票，故该2万元货款暂作增加“应付账款—上海皇巨”处理。以上（1）—（8）项为货币资金状态存在，合计2746689.69元，（9）—（13）项为应收款状态存在，合计2074583.53元，（14）—（16）项为应付款状态存在，合计22775元，按此计算，截止报告日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22元。 审计鉴定结论为：一、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陈天根会计折旧283973元及折旧年限5年计算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03.84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500.75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少20.9066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二、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60.8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443.77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多36.0734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三、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净值1186.4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1018.1672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缺少538.3174万元，金额相差巨大。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四、从徐惠琴提供的另一被告沈兴建存放着的当时2016年4月底开始合伙投资讨论组成的初稿分析，虽然其供审计确认的依据尚不够充分，但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采信度，且审计以“假设一”与“假设二”的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投资组成得出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与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相对比较接近，因此，审计认为被告方900万元初始投资时，固定资产按原值作为投资组成的可能性较大，但限于初始投资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审计无法得出确切结果。五、对于假设三，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巨幅小于应得金额538.3174万元，审计认为，除非当初合伙时存在非显性的重大隐瞒事项或合伙经营期间存在重大收入隐瞒或重大支出舞弊。但在对已移交提交有关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收支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卡清单等的查阅审核看，审计尚未发现有足以形成这样巨额差异的重大经济收支错误或遗漏事项。 其后，该院作出（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均系合伙人，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不负直接向王丽英、沈琦付款的义务，故驳回了王丽英、沈琦的诉讼请求。王丽英、沈琦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浙06民终1707号民事裁定。该院认为：“王丽英、沈琦是以沈百贤继承人的身份要求其他五位合伙人结算并支付沈百贤名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款项，一审以沈琦在2017年4月19日、20日即以“绍八股东”、“财务审批”及“负责人”身份涉及并处理合伙事务，同时王丽英、沈琦在本案中同意合伙截止时间，从而认定王丽英、沈琦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份额并由沈琦参与了合伙事务，但沈琦在“绍八股东”微信群上发出信息、在相关单据上与徐惠琴共同签字时间仅10余天，签字单据很少，沈琦解释自己是作为沈百贤继承人了解监督合伙财产，该解释符合常理，其在了解合伙财务情况后才能决定是否继承合伙，但事后沈琦并未明确表示继承合伙，而是选择在当年6月21日即向一审法院起诉，其不愿意继承合伙的意思表示非常清楚。另外，在各合伙人2017年8月17日出具给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中，沈琦也是以沈百贤继承人的身份签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丽英、沈琦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份额并由沈琦参与了合伙事务缺乏事实基础，王丽英、沈琦作为沈百贤合伙财产的继承人，有权要求其他合伙人结算并支付沈百贤名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根据庭审中各方陈述，目前合伙财产基本处理完毕，一审中也对合伙财产进行了审计，虽然审计报告中显示合伙财产金额包括应收款和应付款，但应收款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已基本明确，应付款金额很小，一审法院可向当事人释明后进行分割。对于审计鉴定结论假设的三种情形，一审法院应根据本案事实对审计鉴定结论作出选择”。据此，该院撤销前述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在本案审理中，王丽英、沈琦与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均确认尚应扣减96272.53元且2号审计报告中“（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核减为24140.87元。同时，另有缴费人“张芳娣”、“赵佳佳”分别向本案双方向该院申请的该院缴费账号汇款合计3938170.94元。 一审法院认为，沈百贤与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之间的合伙关系，由各合伙人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股权协议》为证，且现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该院予以确认。沈百贤自2016年4月开始陆续投入合伙资金，且现各方当事人对于讼争六人合伙关系始于2016年5月陈述一致，该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合伙开始时间为2016年5月1日。2017年4月10日，沈百贤去世，而沈百贤继承人（即王丽英、沈琦）与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处于待定状态，王丽英、沈琦既可选择继承沈百贤在合伙组织的财产，也可以选择继承在合伙组织的合伙人身份。而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王丽英、沈琦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人身份，在王丽英、沈琦出具的部分书面文件中，仅明确了其系沈百贤继承人，而非合伙组织合伙人，对于该节事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亦进行了确认及分析，该院不再进一步展开。另需补充的是，经该院询问，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认为仅认可沈琦系合伙人，但王丽英、沈琦同为沈百贤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王丽英未放弃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王丽英、沈琦应做统一主体处理。各被告的权利仅限于选择是否同意王丽英、沈琦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而不能否定王丽英的继承权。据此，在被告仅认可沈琦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的情况下，并不宜一并认定王丽英、沈琦或沈琦继承沈百贤合伙人身份。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沈百贤死亡后，王丽英、沈琦作为其继承人，有权要求合伙组织向其分配按沈百贤出资所享有的合伙财产。鉴于双方对于合伙账目的司法审计期间已确认一致，故该院对于分配节点不再展开评价。对于王丽英、沈琦所能主张的金额，在（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案件中，已进行两次司法审计，别分形成1号、2号审计报告。从效力上分析，1号及2号审计报告均由同一审计机构作出，该审计机构在2号审计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所对原出具的绍平准鉴（2018）第1号鉴定报告的有关收支盈亏等数额，必须予以纠正和作废，同时依据有关增补的会计资料等进行重新审计”。据此，1号审计报告不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王丽英、沈琦认为2号审计报告所依据资料未经二人确认，不具有真实性。该院认为，根据询问笔录，反映出王丽英、沈琦已核对过相关材料。同时，对合伙组织而言，对合伙财产的清算，是每个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均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即沈百贤已应承担相应证明责任。但现沈百贤死亡，王丽英、沈琦并非合伙组织的原合伙人，也未认可其继承成为合伙人，即免除全部的证明责任亦并不妥当。合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人和性，王丽英、沈琦又系合伙组织的外部人员，个人合伙在实践中不规范的情形大量存在，在其他合伙人均认可审计材料的情况下，除非王丽英、沈琦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隐瞒了重大收支等足以影响审计结论。最后，审计报告得出的三个审计结论，亦显示出审计机构对审计结论进行过充分论证。综上，该院确认2号审计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该份审计报告提出了三个假设性审计结论，其中审计机构已表明其倾向性意见，即第一、第二假设性意见可信度较高，据此，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院不采用第三项假设性结论。对于前二项假设性结论，该院认为，在本案审理中，王丽英、沈琦与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均确认尚应扣减96272.53元且2号审计报告中“（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核减为24140.87元，故2号审计报告中现存实际金额情况9-13中应分别扣减96272.53元及38351.16元。据此现存合伙财产实际金额为4663874.53元。假设一应得资产5007564元大于实际金额4663874.53元，假设二应得资产4437764元小于实际金额4663874.53元，差额在于固定资产原值差异，考虑沈百贤的加入时间及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徐惠琴的情况，在假设一二中，应做对被告不利的考量，即现存合伙财产应得金额为5007564元。再根据沈百贤投资占比41.368%，王丽英、沈琦可得款项为2071529.08元。至于审计费用，根据双方对合伙财产金额的举证责任及被告在（2017）浙0603民初5303号案件迟延提交审计材料致使补充审计的情况，该院按前案提起审计时分配的审计费用承担方确认，即王丽英、沈琦承担80000元，各被告承担200000元。关于被告认为实际金额中应扣除审计费200000元，本案是被告与非合伙人之间的纠纷，该部分不应计入，且事实上，即使扣除，也不影响按应得金额5007564元计算的金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共同向王丽英、沈琦支付2071529.08元，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王丽英、沈琦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王丽英、沈琦向本院提交2020年6月9日由张国华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2月28日所有股东签署股权协议时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是按折旧后的设备计算的。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质证认为，张国华其实是沈百贤安排进来的，对张国华的身份有异议；2017年2月28日签订股权协议的时候张国华并不在场，签协议的时候沈百贤已经进来好一段时间，对合伙的账目、资产已经十分清楚，其本身就是主管合伙事务的；张国华在不在场的情况下于2020年6月9日出这个证明，那张国华任职期间的财务账册应该能证明事实是否正确，所以对此不予认可。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1.2017年4月19日股东大会决议打印件，召集人是沈琦，证明沈琦在他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其父亲的股东身份；2.微信通话记录截图，证明2018年1月上诉人沈琦和被上诉人徐慧琴微信中就张国华做账的问题有一个沟通，证明沈琦和徐慧琴两个合伙事务执行人要求会计做账的事实，但本案一审期间沈琦向法庭提出整理财务账册为什么不让张国华整理，事实是早就让张国华做但他不做。王丽英、沈琦质证认为，1.股东大会决议是出具过的，但由于当时沈琦意识到他并不能作为股东且另还有两个股东未签字，沈琦认为不妥就撕毁了，该份协议虽然产生过但并不能发生效力；2.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内容都是徐慧琴讲的，沈琦并没有讲过话，最后的沈琦让张国华做账是徐慧琴说的。 本院认证认为，对张国华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纳；对2017年4月19日股东大会决议，并无原件存在，沈琦已作解释，不予采信；对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事实认定无关，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及对审计结论假设情形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案涉合伙固定资产沈百贤入伙时是以原值还是以净值为投资计算标准，各方在2017年2月28日签订股权协议时并未明确，审计鉴定结论假设了三种情形，其中现存合伙财产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可以确定，王丽英、沈琦认为审计鉴定结论假设二未考虑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情况，但审计鉴定结论假设三认为，除非当初合伙时存在非显性的重大隐瞒事项或合伙经营期间存在重大收入隐瞒或重大支出舞弊，但在对已移交提交有关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收支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卡清单等的查阅审核看，审计尚未发现有足以形成这样巨额差异的重大经济收支错误或遗漏事项，王丽英、沈琦关于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情况，审计鉴定结论假设三中已明确在对已移交提交有关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收支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卡清单等的查阅审核结论中并未发现。在此情况下，王丽英、沈琦应对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对徐慧琴在2017年庭审中的陈述，仅是其个人陈述，不能代表其他合伙人，也无法否定依据合伙财务凭证作出的审计鉴定结论意见。 综上，王丽英、沈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41040元，由上诉人王丽英、沈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冯 莹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