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3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娥，女，1962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胜，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系刘振娥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向阳，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山园永福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永达街718号。法定代表人：初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彦，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娥因与被上诉人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山园永福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居委会向刘振娥支付原居民幼儿补助费537600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居委会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00年1月1日，居委会与永达实业总公司签订了《关于幼儿园改革方案》，决定聘用园长对幼儿园管理进行体制改革。2000年1月1日，居委会作为甲方，刘振娥作为乙方，签订《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约定甲方聘任乙方为幼儿园园长，就乙方承包管理永福园幼儿园的有关事宜签订合同，约定聘任承包期为三年，自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1月1日。2003年1月1日，双方重新签订《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约定聘任承包期为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约定聘任承包期为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月1日，其中第二条双方责任、权利中第二款第五项约定：“在公司、居委制定范围内负责制定收费时间和要求保证收费标准。本年度暂定收费原居民子女上幼儿园每位每月收费60元。按居民交款收据列花名表经审查后，居委每位报50元，居民交10元”。2006年至今，双方未继续签订书面合同，但刘振娥依然事实承包管理永福园幼儿园。2018年8月30日，居委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和刘振娥签订的《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自2006年1月1日起无效，并要求刘振娥交还永福园幼儿园管理权及占有的房屋，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对居委会的诉请不予支持，双方之间继续按照不定期合同关系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刘振娥主张自2000年1月1日至今，其承包经营管理居委会的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幼儿园，在2006年之前双方签订有书面承包管理合同，约定居委会原居民子女上幼儿园，居委会每月给刘振娥拨付补助50元/人，补助每年分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2006年至今未签订书面承包管理合同，但双方一直实际履行至今，生效判决已确认双方之间的承包管理合同自2006年开始除承包期已变更为不定期外，其他条款不变，同时居委会也自认2005年-2013年向刘振娥拨付幼儿补助费用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居委会主张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刘振娥依据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对幼儿园进行合法管理、经营，在此期间居委会负有向刘振娥按照原居民子女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拨付补助费用；2006年之后，双方之间关于幼儿园承包经营管理关系是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形成的延续，具体原因是居委会原负责人、相关负责人失职，而且在（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2005年的合同中李万泉标注的：“经研究此合同延续到旧城改造拆迁时另行协商”的签注无效，法院并未认可双方就原有书面承包管理合同进行续签，2006年至今形成的刘振娥对幼儿园的管理是因为特殊原因所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并不能依据原有合同的权利义务约束双方行为。因此，刘振娥依据原承包管理合同的约定，要求拨付2006年之后幼儿补助费的事实根据不成立。关于2005-2013年期间向幼儿园拨付补助费用的问题，居委会的质证意见是认可拨付给幼儿园的补助费用是居委会拨付并入账的，但是具体数额落实不了，居委会并没有笼统地认可2005年-2013年期间全部的拨付补助费用事实，因为2005年至2006年期间，属于双方签订的书面承包管理合同的合同期间，依约、依法都应当向刘振娥拨付补助费用，其他时间段的拨付问题，因为账目仍然在高新区管委纪委，居委会无法核实。刘振娥提交2009年至2019年上半年永福园幼儿园幼儿学费补助名单表，证明自2008年开始永福园幼儿园幼儿学费补助由每人每月50元变更为每人每月100元。2012年之前，居委会结欠刘振娥幼儿补助费90000余元，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居委会结欠刘振娥幼儿补助费447600元，以上合计537600元。经庭审质证，居委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主张该组证据均系刘振娥自行制作，且涉及到的相关费用未在居委会处挂账，相关费用也不符合支付条件，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刘振娥的主张。刘振娥提交2010年-2019年永福园幼儿园收费收据、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备案表、幼儿园收费公示表（存档）及公示照片、永福园幼儿园历年收费情况表，证明刘振娥经营永福园幼儿园自2010年至今的学费标准，永福园原居民幼儿一直享受补助，现行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经庭审质证，居委会主张对收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系刘振娥单方制作，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具体历年收费标准是否与制作的表格一致不清楚，该表系刘振娥单方制作，刘振娥应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刘振娥提交证人肖某于2019年10月9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及照片为证，证明刘振娥自2000年开始承包经营永福园幼儿园至今，经营期间永福园原居民幼儿一直享受补助；2008年前后，永福园幼儿补助费从每人每月50元上调为每人每月100元；2011、2012年前后，永福园幼儿补助费不再挂账，仅由居委会负责人肖某签字确认，幼儿补助费待居委会拆迁后一并执行。经庭审质证，居委会主张肖某的证人证言及照片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求，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证后才有可能采纳为本案证据；肖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肖某自称从2009年11月-2017年9月担任居委会主任分管经济事务不属实，居委会的管理模式都是由书记进行全面管理，居委会主任并不能决定居委会的相关事务，而且肖某只是在2014年12月-2017年9月才真正在居委会主持工作，2009年11月-2011年7月是由由玉发主持工作，2011年7月-2014年12月是由杨克礼主持工作，2014年12月之前幼儿园补助费的发放并非由肖某负责，因此肖某在该份证明中所述的“大约2011、2012年左右刘振娥找其本人确认原居民幼儿补助花名册”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对证人肖某做了调查笔录，肖某在笔录中称：“2019.10.9的证人证言是我书写的，我现在是肺癌晚期，无法出庭作证。我是2009年11、12月干居委会主任的，到2017年9月份任主任，2014年11月份到2017年9月份任书记。从2011年起幼儿园的幼儿补助费没有挂账，但是应该挂账，村里没钱给，刘振娥每半年来找我签字，因为一直挂账不好看，我就和刘振娥说，每半年找我签字，等村里以后拆迁了一起给，商量通后就一直这样做，2012年到2017年上半年幼儿补助名单上肖某的签字是我本人签的，字不是一起签的，是每年来找我签的，2011年之后就是我一人管幼儿园的事，以前有分管的，所以报账时由分管人、书记签字，村里从2011年开始就不管幼儿园的账目了，由幼儿园自收自支；村里没开会说过2011年之后不支付幼儿园补助费，钱村里应该给，只是2011年之后就不挂账了，等拆迁之后一次性处理，村里给原居民幼儿补助费的标准以前是每人每月50元，2007、2008年左右涨为每人每月100元，幼儿园对本村居民收费标准与非居民幼儿的收费标准不一样，原居民幼儿每人每月少收100元”。经质证，刘振娥对调查笔录无异议。居委会对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认为肖某在任职过程中违法乱纪，损害居委会的集体利益，被开除党籍，他的证言效力值得商榷；居委会对幼儿园事务管理始终是由主要负责人即支部书记来负责，从没开会讨论过变更管理人，肖某仅仅是在2014年12月-2017年7月之间任支部书记，之前是村委主任，其对幼儿园管理的相关事宜没有最终决定权，其陈述的2011年之后还应当向刘振娥支付幼儿补助费等证言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与现有的在案证据不符；肖某所患的病情不足以影响其正常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及法庭的质证。居委会提交（2019）鲁061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06年后刘振娥对幼儿园的管理脱离了之前签订的书面承包管理合同的相关约定，由刘振娥对幼儿园自行经营管理，刘振娥依据原书面承包合同向居委会主张补助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人民法院已经判令刘振娥腾退涉案幼儿园的相关房屋及设施，双方的承包管理合同关系已经合法解除。经庭审质证，刘振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称该份判决目前未生效，双方之间的承包管理合同关系是否解除尚没有定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双方之间的承包管理合同关系于现在解除，也不影响刘振娥对承包管理合同有效期内幼儿补助费的主张，依据已生效的（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居委会有义务按照原合同约定向刘振娥拨付原居民幼儿补助费。居委会提交烟福新工发（2019）6号文件，主张2019年1月21日肖某被烟台高新区福山园工委开除党籍，其原系负责人，任职期从2009年11月起至2017年9月。刘振娥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肖某是否被开除党籍与本案无关。根据刘振娥的申请，原审法院从福山区纪委调取居委会2009-2017年的账目。经庭审质证，双方对账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刘振娥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居委会至今结欠刘振娥2010年12月31日前幼儿补助110442.82元，依据刘振娥提供的2011年至2019年上半年永福园幼儿园学费补助名单，自2011年-2019年上半年居委会结欠刘振娥原居民幼儿补助495600元，也就是说，居委会共计结欠刘振娥幼儿补助606042.82元。居委会认为该账目可以证实，居委会累计结欠刘振娥幼儿补助费110442.82元，之后历年的账目也清楚显示，居委会不需要再向刘振娥支付2011年之后的幼儿园学费补助；而该挂账情况也与刘振娥经营的幼儿园在2011年之后完全脱离居委会监管，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现状相符，因此刘振娥要求支付2011年-2019年之间的幼儿园补助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振娥与居委会之间签订的《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2006年1月1日后，双方之间虽未继续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刘振娥事实上继续经营管理永福园幼儿园，双方之间应按照不定期合同继续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刘振娥依据该合同向居委会主张原居民幼儿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调取的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双方均认可居委会欠刘振娥的原居民幼儿补助费挂账的应付款金额为110442.82元，刘振娥对此主张90000元，居委会对此无异议，法院予以支持。刘振娥主张2011年之后的原居民幼儿补助费447600元，根据调取的账目显示2011年之前的幼儿学费补助名单都加盖了居委会的公章并有时任书记和主任的同时签字，但刘振娥提交的2011年的幼儿学费补助名单既无居委会负责人签字也无村委会盖章，2012年之后的幼儿学费补助名单只有肖某一人的签字。肖某在2009年11月至2014年11月任居委会主任，2014年11月至2017年8月任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且居委会对肖某一人签字的行为也不予认可，故只有肖某一人的签字无法认定为居委会对幼儿学费补助名单的认可，刘振娥的幼儿补助费自2011年（含2011年）没有在居委会的账目中挂账。另，刘振娥与居委会之间的承包管理合同自2006年1月1日后变更为不定期合同，根据2000年1月1日的《关于幼儿园改革方案》第二条、财务、物资管理：幼儿园现所有产权、物资全部归永福园居委所有，以帐为准；2005年1月1日，刘振娥、居委会之间签订的《永福园幼儿园园长承包管理合同》第二条双方的责任、权利（一）甲方责任、权利“……甲方财务科负责管理乙方的财务账目，乙方财务支出不得超出其收入和拨给部分”；第三条其他约定：“乙方承包后隶属关系不变……本合同附居委会关于幼儿园改革方案与合同同样有效”，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刘振娥的财务账目应由居委会管理，相关账目应在居委会处挂账，以账目为准，但2011年之后刘振娥开始不在居委会处挂账，财务和管理逐渐脱离了居委会的监管开始独立，与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不符，刘振娥应该履行的义务逐渐不再依照合同执行，幼儿园开始逐渐进入自收自支、独立经营的管理模式，故对刘振娥主张2011年之后的原居民幼儿补助费447600元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居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振娥原居民幼儿补助费9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00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振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76元减半收取计4588元、申请费3520元，由刘振娥负担6751元，由居委会负担1357元。宣判后，刘振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判认定的居委会应向刘振娥支付的原居民幼儿补助90000元系刘振娥已在居委会挂账的2008年至2010年原居民幼儿补助110442.82元中的部分，居委会应当在刘振娥向其提交花名册经审查后即支付。故就已挂账部分的补助，居委会应当自2011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因为时隔多年，居委会的财务账簿又被福山纪委封存，刘振娥错误地认为是从2012年开始未在居委会挂账处理原居民幼儿补助，且大约尚有9万余元补助未支付，故在起诉时要求居委会支付原居民幼儿补助537600元，其中包括已挂账的90000元和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度补助447600元。但经一审法院调取账目可以证实，刘振娥实际上在本案中少起诉了2008年至2010年补助20442.82元、2011年补助48000元。因此，刘振娥主张的447600元补助是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并非原判认定的2011年以后的。3、未挂账的原居民幼儿补助费，居委会有义务支付。(2018)鲁06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居委会当然有义务按照承包管理合同的约定向刘振娥支付原居民幼儿补助。刘振娥自始至终都是对永福园幼儿园进行自收自支管理，居委会除了拨付原居民幼儿补助外，并未对其他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管理。刘振娥一直都在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对幼儿园的财务和管理也从未脱离居委会的监管。刘振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是合理、合法的，补助名单有居委会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未挂账部分的补助金额是经过居委会审核确认的。原居民幼儿所享受的学费补助是居委会作为基层管理机构向其原居民承诺的福利待遇，刘振娥作为承包经营者是没有任何义务替代居委会来承担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居委会以9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并由居委会立即支付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度原居民幼儿补助费447600元及利息(利息以447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均由居委会承担。居委会辩称，从刘振娥一审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其主张的利息损失是从起诉时计算的，其并未要求分段计算，原审对此部分的处理并无不当。双方自2005年底以后再未签订书面合同，刘振娥的承包管理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延续状态，2006年至2010年幼儿园的财务处于居委会监管之下，因此刘振娥从居委会领取补助并对未领取的部分进行挂账，后来幼儿园逐渐脱离了居委会的监管，双方对于是否给予补助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一事实已被（2020）鲁06民终280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从居委会没有挂账也可以体现出来。因此刘振娥起诉要求支付补助费447600元没有任何依据。二审中，刘振娥提交部分原居民出具的证明两份，证实幼儿园每月少收原居民的幼儿费；提供证人肖应来出庭作证，证实居委会对原居民的孩子入园费用予以减免，开始是每月减免50元，后来增加为100元，幼儿园每半年上报一次表，由证人审核后交给肖某，肖某签字后再由具体协办该项工作的人员签字，还要找民主理财小组签字盖章，最后交到财务支付、挂账，2011年以后肖某说挂账不好看，就不再挂账了，对于这种方式的改变没有经过村两委会议研究，是肖某自己决定的。居委会认为证人证言应该在一审时提交，而且证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幼儿补助费即使不挂账，也应由主要领导、协办人员及民主理财小组等相关人员签字，但是本案中2010年以后的幼儿补助费申请中并没有相关人员签字。本院认为，刘振娥与居委会因幼儿补助费问题发生争议，原审法院调取了居委会账目并经庭审质证，双方对于2010年12月31日以前居委会欠刘振娥的幼儿补助费数额为110442.82元没有异议，刘振娥在诉讼请求中对该部分仅请求9000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原审判令居委会向刘振娥支付该9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该90000元的利息，刘振娥主张应自2011年1月1日起算，但经调查，挂账的补助费刘振娥虽主张每隔几个月就去找肖某要，但在肖某答复没有钱支付的情况下，其也予以接受，因此原审以刘振娥提起诉讼之日作为该90000元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是正确的。关于447600元幼儿补助费，刘振娥在原审庭审中明确称系2011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费用，并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振娥在上诉状中也表示对于其遗漏起诉的部分将保留追索的权利，故本院在此不予赘述。该447600元幼儿补助费未在居委会挂账，刘振娥提供了其制作的补助费名单，其中2011年的名单中既没有居委会负责人签字，也没有居委会盖章，2012年以后的名单中仅有肖某一人的签字，与此前在居委会账册中挂账部分的形式不同，而且对于这种形式的变化，刘振娥提供的证人肖应来也证实并没有经过两委会议研究，是肖某自己决定的。综合上述情况，并结合双方在承包管理合同中的约定即居委会的财务科负责管理幼儿园的财务账目，刘振娥要求居委会支付该447600元幼儿补助费的依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其该请求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14元，由上诉人刘振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静审判员 刘光星审判员 褚兴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