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山，男，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男，汉族，1987年2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青州市，现于淄博市昆仑监狱服刑。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民，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福安，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昌，青州庙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建华，青州庙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孙成红，女，195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上诉人王春山、王健因与被上诉人张福安及原审被告孙成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1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山、王健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781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福安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春山与张福安不存在借贷关系，真正的借款人是邱效福，王春山仅是中间人，王春山在2014年6月25日为张福安出具借条只是作为一个证明，目的是证明张福安通过王春山向案外人邱效福提供借款3431600元。2.实际上邱效福通过王春山向张福安所借款项已经归还，一审期间王春山提交的通过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的银行账户归还张福安2286480元就是归还的该借款。2018年10月底的利息计算单是王春山为他人计算的利息，张福安持有的是一张复印件，原件还在王春山处，原件上也没有“借张福安3431600，已结到2015年底，2016年至今未结王春山月息2分”等字样。因此张福安提供的2018年10月底的利息计算单是伪造的。3.一审中王春山对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服，并且提供了足以推翻该鉴定书的证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同意再次鉴定，王春山依法提出了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在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做出了一审判决，该判决不符合事实，严重违反法律。王春山请求二审法院对其申请鉴定的第一项依法委托合法负责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4.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合法，王春山的鉴定申请是两项，但是该鉴定所仅做了第二项鉴定，对于王春山就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司法鉴定人员无法自圆其说，在接受质询时不能说明其对鉴定申请第一项的鉴定是否做过、是否科学、是否符合鉴定规范，接受质询的工作人员仅表示王春山对鉴定事宜不懂。事实是王春山申请鉴定的第一项适用的鉴定规范是《ＧＢ／Ｔ37235-2018文件材料鉴定技术规范》，但是鉴定机构没有依据该规范进行鉴定，依据该规范可以鉴定出王春山申请鉴定的第一项，即检材上的字迹主要元素成分是复印件使用的墨粉还是书写墨水，因此该鉴定意见书是错误的。5.自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为张福安出具借条后，通过王春山归还了张福安2286480元，一审法院仅是依据在2018年10月底又出具了借条，就认为该2286480元与本案借款无关是错误的，王春山与张福安涉及的借贷关系仅是介绍了邱效福与张福安之间的借款，王春山也仅代收了2208000元，张福安不能证明两者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和金钱往来。如果2018年10月底的借据真实，那么自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是怎样向张福安支付利息，王春山主张的2286480元银行汇款中是否包括已结到2015年底的利息。另外2016年1月1日后王春山还向张福安汇款608150元，该款项也是归还张福安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出认定是错误的。6.一审审理期间张福安无法证明交付了承兑汇票，王春山没有收到张福安的承兑汇票，庭审中张福安开始主张于2014年1月10日在青州市南门外向王春山交付30万元承兑汇票，但是在法庭再次询问时称在青州市子信用社前公路边交付，张福安不能自圆其说，仅是随意的编造。7.一审判决王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规定并非是出借账户一定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是要区别情况，王健在本案中并不是借款人或名义借款人，对此张福安是明知的。由于张福安与王春山是同学关系，所以张福安在明知王健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的情况下，同意使用该账户，王健没有过错，一审判令王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事实不符。 张福安辩称，1.王春山主张其与张福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仅是邱效福与张福安的中间人，与事实不符。张福安并不认识邱效福，事实上自2009年8月5日至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分多次向张福安借款共计3431600元，2014年6月25日为张福安书写借据，后经张福安多次催要，王春山无法归还，又于2018年10月重新为张福安书写借据一份予以确认。张福安向王春山催还借款期间，王春山以款项转借给邱效福为由，让张福安向邱效福催要，但因张福安不认识邱效福，且与邱效福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就让王春山在其与邱效福之间的利息结算单复印件上书写了再次确认本金和利息的借据。2.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根据王春山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后作出，且鉴定人已到庭接受质询，王春山不认可鉴定结果缺乏法律依据。3.因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还存在银行承兑汇票的兑付业务，王春山曾通过案外人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的银行账户进行过兑付资金的支付，上述款项并非偿还本案所涉借款，且对于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的借款，王春山已于2018年10月通过重新书写借据的形式予以了确认。4.王健系王春山之子，在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交易中，均是通过王健账户进行操作，基于对王春山的信任及王春山与王健的父子关系，张福安才同意通过王健的账户进行案涉借贷款项的交付。王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成红未到庭亦未提交陈述意见。 张福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王春山、王健、孙成红归还借款343.16万元、利息267.6648万元（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按月息2%计算，以后计至实际还款之日）；2.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王春山、王健、孙成红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进行了陈述，并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质证、认证意见如下：张福安提交2014年6月25日借条一份、汇款明细表三张，经质证，王春山无异议，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确认为有效证据。张福安提交含有利息结算的借条一份，王春山对真实性持有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机构认定该借条系原件，为王春山书写，王春山异议不成立，该借条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 王春山提交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银行转账明细9张，以证实案外人邱效福将案涉借款偿还王春山后，王春山又通过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账户偿还张福安，对证据的真实性张福安没有异议，但述称以上转账是王春山给张福安兑现的承兑汇票。以上转账均发生在2014年、2015年、2016年，而在含有利息结算的借条上王春山重新确认欠张福安借款343.16万元是2018年，故以上转账均非偿还本案借款。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联，其对本案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王春山的申请，对含有利息结算的借条中“借张福安3431600.－利息已结到2015年底2016至今未结月息2分王春山以上结到2018年10月底”内容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2019年8月30日，该鉴定所出具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1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系原件，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张福安对该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王春山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并组织了第三次开庭。鉴定人对王春山的异议和质询进行了陈述，王春山仍不认可不接受，并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1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根据专业知识，依据专业规范，借助专业设备仪器，比对检材与样本，经分析思考，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作出的，王春山虽有异议，但并不能提供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据，亦不能举证证实该鉴定意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应准许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其异议不能成立，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以上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福安与王春山系邻村、初中校友，彼此较熟悉。王春山与孙成红系夫妻，王健系王春山与孙成红之子。 自2009年8月始，王春山多次向张福安借款，分别是：2009年8月5日，借款70万元，张福安交付王春山面额合计70万元承兑汇票；2011年9月16日，借款140万元，张福安通过青州农商行庙子支行账号90×××52转入王春山指定的王健账号90×××31中100万元，并交付王健面额40万元承兑汇票；2011年10月10日，借款20.80万元，张福安通过青州农商行庙子支行账号90×××52转入王春山指定的王健账号90×××31；2014年1月7日，借款32万元，张福安通过青州农商行庙子支行账号90×××52转入王春山指定的王健账号62×××67；2014年1月24日，借款18万元，张福安通过青州农商行庙子支行账号90×××52转入王春山指定的王健账号62×××67；2014年1月10日，张福安交付王春山面额30万元承兑汇票。以上共计310.80万元。 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为张福安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条今借张福安现金3431600.－元，￥叁佰肆拾叁万壹仟陆佰元正借款人：王春山2014.6.25”，其中含有利息32.36万元。 2018年10月，王春山在利息结算单复印件下部再次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张福安3431600.－利息已结到2015年底2016至今未结月息2分王春山以上结到2018年10月底。” 以上借款，张福安向王春山追要未果，双方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张福安与王春山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是民间借贷的数额；三是孙成红、王健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焦点一。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张福安主张与王春山系民间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张福安提供了王春山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转账凭证在案作证，张福安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张福安与王春山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王春山辩称与张福安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不仅要有双方借贷的合意，还要有款项的实际交付。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出具的借条，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借款343.16万元的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王春山对张福安陈述的银行转账220.80万元及相应汇款凭证无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核定银行转账金额为170.80万元。对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包含的利息32.36万元王春山不认可，并辩称未收到张福安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此情况下，张福安应举证证实确实向王春山交付了相应面额的银行承兑汇票。诉讼中，张福安既没有提交相关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或号码，也没有说明相关银行承兑汇票的上手或下手，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作证。在交付银行承兑汇票存疑的情况下，2018年10月王春山再次出具借条对所涉借款进行了确认。王春山对该借条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非本人书写，并申请司法鉴定。通过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认定该借条系原件，系王春山本人所写。王春山对鉴定意见不认可，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后，王春山对鉴定意见仍不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因其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应准许重新鉴定的情形，其申请未予准许。在此情况下，王春山未能进一步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及理由，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2018年10月借条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应予确认。2018年10月借条与2014年6月25日借条内容相似，借款数额相一致，均为王春山出具。2018年10月借条是对2014年6月25日借条真实性的再次确认，也是对本案借款数额的再次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民间借贷数额为343.16万元，其中最初借款本金310.80万元，利息32.36万元。王春山辩称未收到张福安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不予采信。王春山辩称案外人邱效福已通过王春山偿还张福安本案借款220.80万元，王春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而邱效福与王春山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合同相对性上亦不具有关联性，故其辩称不予采纳。对本案借款343.16万元，张福安向王春山追要，王春山理应归还，故对张福安要求王春山归还借款343.16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福安要求以借款本金310.8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始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亦应支持。 关于焦点三。王春山与孙成红系夫妻关系。王春山向张福安借款，孙成红对借款不认可，并辩称不知情。借条中孙成红未签字确认，该债务在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情况下，张福安主张系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其作为债权人应对王春山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张福安未完成举证责任，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孙成红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孙成红对本案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张福安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王健系王春山之子，在日常经营中王春山多次借用王健银行账户。《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存款人的账户只能办理存款人本身的业务活动，不得出租和转让账户。”《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王健出借银行卡交给父亲王春山用于资金往来，其行为违反了银行卡监管的相关规定，主观上具有过错。张福安正是基于王春山与王健之间父子亲属关系的信任，同意王春山借用其子王健银行账户与之进行民间借贷交易，王春山借用王健银行账户共收到张福安借款170.80万元（100万元+20.80万元+32万元+18万元），王健对该款项170.80万元应承担连带偿还的民事责任，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辩称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春山欠张福安借款343.16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借款本金310.8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始，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王健对上述借款中的170.8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张福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5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王春山、王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春山提交了利息计算单一份，证明一审中张福安提交的利息计算单是虚假的、伪造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福安认为王春山提交的该份利息计算单与本案无关，其中记载的账目也与本案借贷无关，张福安对于一审中其提交的有王春山签字的利息对账单的来源作出说明，称其向王春山催要案涉借款时，王春山称钱借给一个姓邱的使用，张福安让王春山将借款的事情写清，王春山就在复印的利息计算单上书写了“借张福安3431600.－利息已结到2015年底2016至今未结月息2分王春山以上结到2018年10月底”的内容，张福安曾拿着上述王春山添加内容后的利息计算单去找过姓邱的，但是姓邱的说张福安并不是出借人，不给张福安钱。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二、王春山与张福安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三、涉案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四、王春山主张的向张福安汇款60815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款项；五、王健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诉讼过程中，王春山对于借款不予认可，辩称张福安提交的2018年10月王春山在利息结算单复印件下部再次出具的借条并不是王春山书写的原件，并对该证据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此进行鉴定，该鉴定所的业务范围为：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特种文件鉴定、篡改（污损）文件鉴定、朱墨时序鉴定、模糊记载鉴定］；痕迹鉴定（手印鉴定、车体痕迹鉴定、轮胎痕迹鉴定），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系原件、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王春山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人王伟出庭接受质询，王春山对于鉴定人王伟的执业证无异议，王伟到庭后述称本案的鉴定符合其职业范围，鉴定意见书符合一审法院对外鉴定委托工作移交书中的委托要求，并对于鉴定的依据、鉴定范围、鉴定方法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解释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王春山主张案涉鉴定应适用《GB/T37235-2018文件材料鉴定技术规范》，但是鉴定机构并未依据该规范进行鉴定，故主张应重新鉴定。关于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主要是指鉴定结论明显违反客观规律或者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明显不一致的，王春山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上述情形，故一审法院未予重新鉴定，并依法采信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张福安为证明王春山向其借款的事实，提交了2014年6月25日王春山作为出借人出具的借条、2018年10月署名王春山的本息确认单（经司法鉴定为王春山书写）、银行打款明细等证据，王春山主张案涉款项真正的用款人是邱效福，王春山仅为中间人，其出具借条只是作为一个证明，目的在于证明张福安通过王春山向邱效福提供借款3431600元，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亦与借条中记载的内容不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中，借款合同、借条或借据等证据系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一审查明，案涉借条、本息确认条系王春山本人出具，相较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作为书证的借条、本息确认条显然具有更高的证明力，更能证明相关的案件事实；其次，案涉借条、本息确认条系2014年6月25日、2018年10月分别出具，对此王春山抗辩系作为中间人出具，且通过王春山借张福安的款项已经偿还2286480元，但在其已经还清款项的情况下，又再次向张福安出具本息确认条，且在该条中对于借款金额、利息计算标准、利息付至何时等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记载，明显不合乎常理；再次，王春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在多次使用其子王健的账户接收张福安的款项后又向张福安出具借条、本息确认条将会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若其抗辩主张属实，则其先后出具借条、本息确认条后，既不催促交付借款，亦不索回借条，而是听任张福安持有借条直至本案诉讼，更加不合乎常理。一审判决认定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亦予以确认。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王春山主张邱效福通过其向张福安的借款已经归还，并在一审中提交了通过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的银行账户向张福安归还2286480元的证据，张福安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张福安与王春山之间另存在承兑业务，上述款项与本案借贷无关，且王春山已于2018年10月通过出具本息确认单的形式对二人之间的借贷关系重新进行了确认。一审已查明，王春山主张通过案外人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向张福安归还案涉款项2286480元，但其提交的转账记录交易时间为2014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14日，均发生在2018年10月王春山对于案涉借款出具本息确认单之前，对此王春山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王春山关于案涉款项已经还清的主张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王春山主张其在2016年1月1日之后向张福安转账汇款608150元，上述款项也是归还张福安的借款，认为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认定错误，二审中王春山对于转账的608150元作出具体说明如下：2016年1月8日通过孙道红转账147500元、2016年1月9日通过孙道红转账49150元、2016年1月28日通过孙道红转账111500元、通过姚金凤在2016年3月5日、3月11日、3月14日分别转账100000元，合计608150元，经本院审查，上述六笔转账款项均包含在王春山所主张的其通过孙道红、王春霞、姚金凤的银行账户向张福安归还的2286480元中，且上述转账均发生在王春山2018年10月通过出具本息确认单对案涉借款重新确认之前，一审法院未将上述款项作为本案还款进行扣除，并无不当。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王健在出借银行账户后，对于其账户中的资金往来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且王春山与王健系父子关系，因王健出借银行账户行为，造成账户出借人与借用人资产混同，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令王健对于使用其银行账户接收的张福安借款170.8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春山、王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56元，由王春山、王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祝建海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昱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