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延梅，女，196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男，196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宪，山东国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婷婷，山东国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英，女，195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炳伟，山东理达寰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管延梅、刘文因与被上诉人王振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2民初8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延梅、刘文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782民初83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振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王振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事实认定错误。一、2018年4月1日借条所记载的70000元借款的借贷关系不成立。1.该借条上虽然有管延梅、刘文的签字，但事实上王振英并没按约定将70000元借款交付给管延梅、刘文，后经管延梅催要，王振英才于2018年5月16日将70000元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管延梅，因该笔借款的实际支付时间与2018年4月1日时间间隔较长，且王振英告知管延梅2018年4月1日写的借条已销毁，所以在王振英的要求下，管延梅、刘文又重新给王振英出具了一份内容一致（本金及利息标准完全一致）的新借条，即：2018年5月16日的借条，2018年4月1日借条与2018年5月16日借条实为同一个借款事实。若2018年4月1日的借款真实存在，那么根据借条内容及民间借款利息的计息常理，该借条所对应借款的首月利息支付时间应为2018年5月1日，但根据管延梅所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看出，2018年5月1日管延梅并未向王振英支付任何利息，管延梅首次向王振英支付利息的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2.王振英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先陈述2018年4月1日借款的利息588元是借款当天就直接扣除了，且这种支付利息的方式仅此一次，后又说其中的88元是一个月后管延梅以微信红包的方式支付，由此可见，王振英的陈述前后矛盾，有悖常理，与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之嫌。对于王振英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未要求其继续举证，且对涉嫌虚假陈述的内容视而不见，仅以2019年11月份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银行转账的部分金额与涉案借款利息金额一致为由，认定王振英在2018年4月1日借款70000元给管延梅、刘文的事实，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二、管延梅已通过银行、微信转款的方式将涉案借款及利息全部偿还完毕。1.根据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银行转账相互冲抵后的情况，可以确定管延梅已不欠王振英借款及利息（涉案借款及利息已于2019年7月22日前全部还清），反而是王振英欠管延梅341879元。2.王振英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微信语音聊天内容，并不能证明管延梅在2019年10月1日还向王振英请求延期支付借款利息。3.证人刘某的证词内容严重与事实及金某不符，有悖常理，且存在虚假作证之嫌，依法不应采信。4.王振英在一审中虽坚称其与管延梅之间存在理财方面的经济往来，但王振英却又明确表示其对收取被一审法院认定为其它经济往来的账款时，不知道收取的依据是什么，亦不知道账款金额的确定依据是什么，由此可见，王振英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民事案件举证规则，王振英作为争议账款的收款人，应当承担证明争议账款不是用于归还涉案借款及其利息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没有要求王振英继续举证以查清事实，却采信了王振英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并将其作为王振英与管延梅之间存在其它经济往来的证据予以使用，认定王振英与管延梅之间存在理财方面的其它经济往来。一审法院仅以2019年11月份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银行转账的部分金额与涉案借款利息金额一致，支付时间与涉案借款还利息的时间接近为由，就认定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存在四笔借款，且管延梅直至2019年11月份依然在向王振英支付涉案借款的利息，进而推定管延梅、刘文尚欠王振英借款及相应利息没有支付，未考虑管延梅早在2019年7月22日前就已将涉案借款及利息全部还清的事实。 王振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振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管延梅、刘文偿还王振英借款29万元、支付利息1万元，共计30万元及至还清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管延梅、刘文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日，管延梅、刘文向王振英借款7万元，并为王振英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振英现金柒万元整按月付息588元/月期限一年（后被划掉）到期返还本金”。王振英于当日从其邮政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69500元交付给管延梅、刘文，双方口头约定，余款500元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预付给王振英，王振英无需再支付给管延梅、刘文，后管延梅又通过微信转账88元补足当月利息。借款发生后，管延梅按约定利息支付至2019年11月2日，共计19笔，计款11172元。之后利息，管延梅、刘文未支付，借款本金亦未偿还。 2018年5月16日，管延梅、刘文从王振英处借款7万元，并为王振英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振英现金柒万元整按月付息，每月付588元”。王振英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管延梅银行账户转款7万元。借款发生后，管延梅自2018年6月开始支付第一笔利息，每月一付，付至2019年11月17日，共计18笔，计款10584元。之后利息管延梅、刘文未支付，借款本金亦未偿还。 2018年6月13日，管延梅、刘文从王振英处借款5万元，王振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如数交付借款。次日，管延梅、刘文为王振英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振英现金伍万元整年化收益10.08%，按月付息，420元/月”。借款发生后，管延梅自2018年7月开始支付利息，每月一付，付至2019年11月17日，共计16笔，计款6720元。之后利息管延梅、刘文未支付，借款本金亦未偿还。 2018年12月3日，管延梅、刘文从王振英处借款10万元，并为王振英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振英现金壹拾万元整年化10.08%每月付利息840元”。王振英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10万元。借款发生后，管延梅自2019年1月开始付息，每月一付，付至2019年11月2日，共计11笔，计款9240元。之后利息管延梅、刘文未支付，借款本金亦未偿还。 2019年12月，管延梅、刘文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利息，双方因此产生纠纷，王振英于2019年12月2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于2020年12月19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管延梅、刘文偿还借款本息并支付相应利息。诉讼中，王振英要求管延梅、刘文就该四笔借款支付自应付而未付息之日起至2020年2月25日止按约定利息计算的借款利息共计8744.4元，并支付以借款2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08%计算、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诉讼中，管延梅、刘文辩称已还清借款本息，并提交户名为管延梅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转账截图予以证明。王振英不予认可，称王振英与管延梅之间除借贷付息发生资金往来之外，还因共同参与某理财项目而发生资金往来，为此，王振英提交了户名分别为王振英、刘某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数份予以证明，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当庭陈述称，其与王振英、管延梅均系朋友关系，与双方并无债权债务纠纷，2019年6月15日至2019年8月10日期间，其与王振英、管延梅一起参与了一个理财项目，相互之间均有银行转账，理财项目于2019年8月10日左右结束，之后相互之间的转账就很少了。 一审法院认为，管延梅、刘文分别于2018年5月、6月、12月从王振英处借款共计22万元的事实，有王振英提交的借条及转款凭证为证，且管延梅、刘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2018年4月1日7万元借款是否交付；二是涉案借款本息是否还清。 关于争议焦点一，王振英主张借款已交付，为此王振英提交了借条、邮政储蓄银行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并陈述之所以交付现金，是因为若采取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因是跨行交易，会花费一定的手续费，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双方均同意以现金方式交付，后因为提款受限，王振英仅提出现金69500元，并将之交付给管延梅、刘文，双方约定余款作为利息预先支付，还款期限届至时仅偿还借款本金，不再支付当月利息。王振英的邮政储蓄银行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显示王振英在2018年4月1日通过ATM机取款或网点柜面取款的方式从其银行卡上支出现金共计69500元。该取款数额与借款数额基本相符，能够作为借款来源方面的证据。该两份书证与王振英关于该笔借款发生过程的陈述亦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另，该笔借款的借款时间为2018年4月1日，双方就该笔借款约定月利息为588元，每月一付，借条上虽未约定具体付息日期，但根据交易习惯，每月一付的付息时间当为借款日期对应的满月日期，当然，此日期并非绝对，也可以是前后相差不几天的日期，因该笔借款发生在月初，那么根据交易习惯，付息时间当为本月月底或次月月初。而根据管延梅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日期始于2018年6月16日，止于2019年11月17日）及微信转账记录（日期始于2018年6月30日，止于2019年10月15日），自2018年6月始，管延梅即于每月的月底或者月初向王振英银行卡或微信转账588元，直至2019年11月2日支付最后一笔，上述转款应为管延梅、刘文向王振英交付的该笔借款之利息。管延梅、刘文辩称2018年4月1日与2018年5月16日的两笔借款实为一笔，但其不能对“管延梅在每月之中即向王振英转款两笔，金额均为588元”这一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即便其解释为其中一笔系用于偿还借款本金，但自借款次月就单单拿出588元来偿还借款本金，既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又有悖于交易习惯和常理，根本不足以采信。若借款未发生，何来付息之理？管延梅支付利息的事实足可以说明该笔借款王振英已交付给管延梅、刘文。综合上述分析，管延梅、刘文于2018年4月1日从王振英处借款7万元这一事实，有借条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有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款项来源，有付息事实证明借款已交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管延梅、刘文未收到借款的抗辩意见，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王振英在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部分利息，实际交付69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故认定该笔借款本金为69500元。双方约定利息，折合年利率为10.08%，故管延梅、刘文应以借款本金69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08%支付借款利息，至2019年11月2日，管延梅、刘文应付利息为11092.2元。因管延梅、刘文已付息11172元，超出应付利息79.8元，超出的部分可与后续利息相抵冲。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王振英提交的户名为王振英的中信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时间自2019年1月1月至2019年11月30日）显示王振英在此期间于每月较为固定的日期均能收到管延梅转来的四笔款项，该四笔款项正好与涉案四笔借款利息数额相符，付息时间亦基本与借款日期相对应。管延梅提交的户名为管延梅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微信转账记录，亦显示自2018年6月份始，王振英即从管延梅处陆续收到与涉案借款利息数额相符的款项，直至2019年11月17日。王振英提交的微信语音聊天亦证明在2019年10月1日还收到管延梅因请求延期付息而发来的语音。上述转款日期较为固定，且与借款日期基本对应，数额亦与借款月利息相吻合。上述证据足可证明管延梅向王振英的微信或银行账户所转的金额分别为588元、420元、588元、840元的款项系支付涉案借款的利息。既然管延梅、刘文直至2019年11月还支付着借款利息，何有借款已早在2019年7月22日即已还清之理？其次，管延梅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是发生在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上旬，期间双方几乎每天都有资金交易，有时一天之内转账达7笔之多，而且双方之间均有转账，并非一方单向转出，此交易方式与偿还借款的交易习惯不符，更符合证人所陈述的参与理财的交易方式。证人刘某与王振英及管延梅均系朋友关系，相互之间无债权债务纠纷，其所作王振英、管延梅之间因一起参与某理财项目而相互之间有大量资金往来的证言，有其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管延梅银行卡交易明细予以佐证，对其证言，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管延梅、刘文仅将王振英、管延梅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进行简单的加减就得出借款本息已于2019年7月22日全部付清且王振英还欠管延梅借款34万余元的结论，毫无其他证据支持，亦完全悖离事实。综上，管延梅与王振英之间发生在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上旬除支付借款利息以外的资金往来，现无证据证明系因本案借贷关系而发生，与本案借款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若王振英、管延梅之间因此部分资金往来而发生纠纷，可另循途径解决，本案不作处理。综上分析可见，管延梅、刘文并未偿还借款本金。王振英与管延梅、刘文之间未就借款约定期限，依法律规定，王振英可催告管延梅、刘文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王振英于2019年12月19日起诉，管延梅、刘文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即是变相接到了王振英要求还款的通知，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已近二月有余，管延梅、刘文已然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还款。现管延梅、刘文仍未还款，王振英要求管延梅、刘文立即偿还借款，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管延梅、刘文未偿还借款，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王振英要求管延梅、刘文就该四笔借款支付自应付而未付息之日起至2020年2月25日止按约定利息计算的借款利息共计8744.4元，并支付按年利率10.08%计算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出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2019年4月1日借款本金应为69500元，对管延梅、刘文超付的利息79.8元，可与王振英要求的2020年2月25日之间的利息相抵，故2020年2月25日之前的应付未付利息，管延梅、刘文需要支付8664.6元，对2020年2月26日之后的利息，管延梅、刘文应以借款本金289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08%计算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管延梅、刘文所持抗辩意见均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管延梅、刘文偿还王振英借款289500元，支付2020年2月25日之前应付未付的利息8664.6元，共计298164.6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管延梅、刘文支付王振英以借款本金289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08%计算，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三、驳回王振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申请保全费2020元，共计4920元，由管延梅、刘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振英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在王振英与管延梅、刘文之间共有四笔借款，该四笔借款按月支付的利息均已付至2019年11月。 管延梅、刘文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过，且双方二审争议的是2018年4月1日的借款70000元是否实际履行交付义务，王振英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4月1日借款70000元的交付情况；二、案涉借款的偿还情况。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中查明，2018年4月1日管延梅、刘文向王振英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王振英现金柒万元整（￥70000.00元），按月付息，588元/每月，大写：伍佰捌拾捌元，期限一年（后被划掉），到期返还本金。借款人：管延梅、刘文。对于该笔借款，管延梅、刘文辩称其虽然出具了借条但并未收到王振英交付的款项。王振英主张该笔款项系现金交付，并提交了其于2018年4月1日从邮政储蓄银行取款69500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管延梅就该笔借款支付利息至2019年11月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转账记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中，借款合同、借条或借据等证据系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考虑借贷金额、当事人陈述的借贷经过细节、此后管延梅、刘文又向王振英出具了三份借条、管延梅向王振英支付利息情况等因素，认定2018年4月1日借款70000元王振英已实际交付，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管延梅、刘文主张案涉借款及利息已于2019年7月22日前全部还清，目前是王振英欠管延梅341879元，但一审已查明，王振英持有案涉四份借条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讼，管延梅直至2019年11月仍在按照案涉四份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数额向王振英按月支付588元、588元、420元、840元，对于管延梅与王振英在2019年6月至8月发生的频繁的资金往来，王振英作出了说明，并申请双方共同的朋友刘某出庭作证，证实王振英与管延梅之间除本案借款外还存在共同参与理财项目的资金往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管延梅、刘文主张案涉借款及利息已于2019年7月22日前全部还清的主张，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管延梅、刘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管延梅、刘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祝建海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昱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