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国祥，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冈市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173号。 法定代表人：王辉，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大勇，男，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丽，女，198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湖北乾道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麻城市将军南路51号。 法定代表人：胡火斌，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刘国祥因与被申请人黄冈市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晟公司）、王大勇、张丽、湖北乾道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道嘉担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国祥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在未对乾道嘉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作出任何评述的情形下，直接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且判决主文遗漏了刘国祥对乾道嘉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混淆了不同的借款关系。本案所涉2015年借款合同纠纷中，刘国祥为出借人，嘉晟公司为借款人，王大勇、张丽、乾道嘉担保公司为担保人；2013年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为：刘国祥作为出借人，王大勇、张丽作为借款人，嘉晟公司和案外人朱流冰、湖北亿嘉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亿公司）作为担保人。两者涉及的主体、担保人、抵押物、借款金额均不同，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在出借人未与两份合同的借款人之间达成债务承担相关约定的情形下，两份合同不能混淆。二审法院基于“两笔借款的债权人都是刘国祥，而第一笔借款的借款人王大勇、张丽与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嘉晟公司在两笔借款中互为担保”“两笔借款实际上均由王大勇、张丽、嘉晟公司共同还款”，将两组不同法律关系项下借款强行合并计算，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二）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错误。该条规定中明确程序发起人为出借人，本案中，在出借人未依据该条提出任何请求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不应当主动介入。（三）混同计算意味着将股东借款和公司借款进行混同，违背了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四）2013年借款合同是一份独立的合同，王大勇、张丽如果认为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瑕疵，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向刘国祥提出主张。（五）从担保的角度看，将两合同项下借款、还款混同计算严重损害刘国祥的合法权益。刘国祥认为2013年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未向相关方提出主张。如果将2013年合同和2015年合同混同处理，则刘国祥基于时效因素，可能无从向2013年合同的担保人朱流冰、亿嘉亿公司提出主张并胜诉。如果要将两份合同混同处理，亦应当向刘国祥释明是否追加朱流冰和亿嘉亿公司。三、嘉晟公司与黄冈泓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益公司）系关联公司，嘉晟公司向泓益公司支付的7笔款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刘国祥仅认可叶锦雄代其收取了250万元款项，但二审法院强行将嘉晟公司与泓益公司之间的7笔款项全部计为代收款，欠缺基本证据支持。（一）本案中，刘国祥从未口头指定泓益公司代其收款。首先，嘉晟公司支付给泓益公司的7笔款项只有1笔250万元系2015年3月合同签署之后支付的款项，其余付款均发生在2015年3月借款合同签署之前。如前所述，如果被申请人认为该等支付系向刘国祥还款，也是王大勇、张丽归还2013年5月合同项下款项，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项下解决。其次，泓益公司和嘉晟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二审法院无视泓益公司与嘉晟公司之间的密切关联，仅以泓益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梅出具的说明以及泓益公司和若干可能和刘国祥存在关联的人士之间的款项往来即认定泓益公司代刘国祥收款，证据明显不足。泓益公司和嘉晟公司注册地址均为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173号，且泓益公司的两名股东田梅、张婷均为王大勇、张丽的亲属，两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泓益公司关于款项系代付款项的认可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二审法院认定代收款主体为泓益公司与事实不符，因为泓益公司系嘉晟公司关联方，刘国祥不可能指定泓益公司代刘国祥收款。二审法院关于代收还款的推定实质上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国祥，举证责任分配显失公平。（二）二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主体关系，且并未对泓益公司与相关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联系和交易进行核查，仅依靠简单的银行流水调查即推定泓益公司收到嘉晟公司的相关款项系支付给刘国祥，缺乏基本事实证明，且有悖于客观事实。泓益公司与叶锦雄、方军宏、陈敏策之间的款项往来除经刘国祥认可与本案相关的部分外，其他的属于泓益公司与相关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如果存在纠纷，应当另行解决。如果认为泓益公司、叶锦雄、方军宏、陈敏策与本案的借款还款关系存在关联，亦应追加当事人，查明事实。二审判决认定方军宏为刘国祥表弟，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核查的情况下随意认定事实，且认定泓益公司支付至叶锦雄、方军宏、陈敏策的款项系支付给刘国祥也欠缺任何证据支持。二审判决后，方军宏就其与泓益公司之间的往来出具了书面说明，明确：（1）方军宏与刘国祥系朋友关系，并非表兄弟关系；（2）方军宏与黄冈市晟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昶公司）、泓益公司之间就开具承兑汇票事宜存在合作，泓益公司支付给方军宏的款项系代晟昶公司偿还开具承兑汇票的保证金；（3）泓益公司与方军宏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因而存在除上述开具承兑汇票涉及的保证金款项以外的其他款项往来。显然，相关款项并非代刘国祥收取。四、本案二审过程中，嘉晟公司、王大勇、张丽要求调取泓益公司、方军宏、叶锦雄、陈敏策银行账户的请求没有充分依据，且该等调取结果如果要作为定案依据，亦应进一步与相关当事人核实，但法院仅做了调取工作并据此判决，对刘国祥不公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十三项规定，请求本院再审本案，撤销湖北高院（2019）鄂民终2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刘国祥以出借人身份起诉，请求嘉晟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王大勇、张丽、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关于乾道嘉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乾道嘉担保公司承诺自愿为嘉晟公司向刘国祥借款叁千万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判决第四项为“四、王大勇、张丽、湖北乾道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一、二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法院判决主文中没有“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判项，而二审法院判决主文中第四项为“驳回刘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刘国祥的诉讼请求中包含有“请求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二审法院判决第四项应当认为是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由此，本再审申请案件应当审查的是，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国祥关于“请求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刘国祥关于“请求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证据证明。1.刘国祥请求乾道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依据是，2015年3月13日，刘国祥（甲方）与嘉晟公司（乙方）、乾道嘉担保公司（丙方）、王大勇、张丽（丁方）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但是，从该协议载明内容看，刘国祥将案涉3000万元借款本息在形式上转让给乾道嘉担保公司，由乙方、丁方与乾道嘉担保公司另行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便于乙方及时将嘉晟国际长河水岸6号楼在建工程他项权证办到乾道嘉担保公司名下。该协议同时约定：“各方确认，乙方向乾道嘉担保公司的借款债权，与乙方向甲方的借款债权为同一债权。实际债权人仍为甲方，甲方与乾道嘉担保公司的关系由其自行确认解决。”依据上述约定，乾道嘉担保公司既是担保人，又是债权人，不符合担保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乾道嘉担保公司参与到刘国祥与嘉晟公司、王大勇、张丽借款法律关系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刘国祥办理在建工程他项权证提供便利，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乾道嘉担保公司代刘国祥持有长河水岸6号楼在建工程登记抵押权。补充协议亦明确约定“甲方与乾道嘉担保公司的关系由其自行确认解决”。2.即便认定乾道嘉担保公司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但本案涉及到2013年和2015年两笔借款，第一笔是2013年5月至6月，王大勇、张丽作为借款人，嘉晟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刘国祥借款4000万元；第二笔是2015年3月13日，嘉晟公司作为借款人，王大勇、张丽为保证人，向刘国祥借款3000万元。而乾道嘉担保公司只是在形式上为第二笔借款提供了担保，没有为第一笔借款提供担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第二笔借款借出后，随即又同步转至刘国祥账户。两笔打通来计算，第二笔属于借新还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乾道嘉担保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借款系借新还旧的前提下，乾道嘉担保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如果不打通计算，第二笔3000万元于放款当天就回到刘国祥控制账户，就没有真实履行，从这个角度来看，乾道嘉担保公司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此外，二审查明：本案重审判决作出后，为解决购房户上访问题，在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调组织下，嘉晟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日、3月15日向刘国祥各支付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乾道嘉担保公司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解除了嘉晟国际长河水岸6号楼中105套房屋的抵押权。二审法院对乾道嘉担保公司为何不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作出判决评述，存在不当，但二审对上述事实予以了查明，二审判项结果基本恰当，不宜认定为二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不宜以此启动再审程序。 二、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再审申请人提出“二审判决混淆了不同的借款关系”。本案中，刘国祥起诉请求的借款基本事实是基于2015年3月13日借款合同。请求嘉晟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乾道嘉担保公司、王大勇、张丽承担担保责任。经原审查明，2013年5月至6月，王大勇、张丽作为借款人，嘉晟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刘国祥借款4000万元（即2013年借款）。因此，在双方之间形成有不同的借款法律关系。本案原告诉讼请求的借款合同关系中，借款主体为：刘国祥为出借人，嘉晟公司为借款人，王大勇、张丽、乾道嘉担保公司为担保人。而2013年借款主体为：刘国祥作为出借人，王大勇、张丽作为借款人，嘉晟公司、朱流冰、亿嘉亿公司作为担保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审法院将两组不同的法律关系项下借款一并计算，判决“由王大勇、张丽、嘉晟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尽管出借人刘国祥没有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但是，二审法院基于“两笔借款的债权人都是刘国祥，而第一笔借款的借款人王大勇、张丽与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嘉晟公司在两笔借款中互为担保”“嘉晟公司的全部股东即为王大勇、张丽两人，且两笔借款实际上均由王大勇、张丽、嘉晟公司共同还款”“本案2015年借款人为嘉晟公司，而刘国祥实际将借款支付到王大勇的个人帐户。同日，王大勇将该笔3000万元又转回给刘国祥”“上述借款均系用于嘉晟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设使用”“王大勇、张丽、嘉晟公司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陈述”等客观事实，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精神予以裁判并无明显不当。 三、关于案涉还款基本事实的认定是否存在错误。再审申请人提出“嘉晟公司与泓益公司系关联公司，嘉晟公司向泓益公司支付的7笔款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再审申请人提出新证据拟证明主张：1.方军宏出具的《情况说明》。2.关于金融超市申请向黄冈市晟昶贸易有限公司签发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3.钢材采购合同。4.方军宏银行对账单。5.泓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上述证据证明刘国祥未指定方军宏以及泓益公司代收款项。二审法院强行将嘉晟公司与泓益公司之间的7笔款项全部计为代收款，欠缺基本证据支持。本院认为，尽管本案无直接证据证明“刘国祥指定泓益公司代其收款”，但二审法院综合“刘国祥当庭认可2015年4月14日支付给黄冈泓益商贸有限公司的250万元系还款”等事实，推定嘉晟公司与泓益公司之间的7笔款项全部计为代收款并无明显不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也并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其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四、关于案件审理程序是否存在错误。二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同意嘉晟公司、王大勇、张丽要求调取泓益公司、方军宏、叶锦雄、陈敏策银行账户的请求。再审申请人提出上述审判程序违法，因该项理由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在本再审申请案件审查范围。 综上，刘国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十三项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国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方 芳 审判员  宁 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