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738号原告：郭丽平，女，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凤，女，199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系原告的女儿。被告：广州维京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白云区机场路棠景街**怡景大厦****。法定代表人：张建维，任总经理。被告：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机场路****v>法定代表人：梁小凤，任总经理。上列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有，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丽平与被告广州维京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京公司)、广州维品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凤，被告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何海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200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与维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38400元；3.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33473元；4.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2010年至2019年期间年假工资13990.8元；5.判令维京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8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6.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1951.5元。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于2009年3月1日入职维京公司，工作内容为在公司的化妆品存放仓库管理产品，之前仓库在白云区站附近，后搬迁到了同德围附近。自入职以来，维京公司未为原告缴纳社保。直至2016年9月，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维京公司同意为原告缴纳社保，但后来经查询，原告得知维京公司是以2016年6月份刚成立的关联公司维品公司的名义为原告缴纳社保。2017年8月下旬，原告查出患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经公司同意后，请了6个月的病假（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后因尚未恢复，经公司同意延长了6个月的病假（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病假结束后，原告2018年9月初回公司报道，当时公司负责人廖达强告知让原告回去等通知安排工作，但原告一直没有收到答复。经原告多次要求，公司均没有表示会继续安排工作，也没有表示要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自2017年8月下旬开始，公司停止向原告发放工资。2018年8月之后，公司停止为原告购买社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维京公司辩称：我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无须对原告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原告于2016年7月25日自动离职，解除了与我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与其他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自该日起，原告与我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及其他任何用工关系。2、原告在2016年7月25日无故单方提前解除与我司劳动关系后，至其申请劳动仲裁之日，已经明显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其各项仲裁请求因超过仲裁时效不受法律保护。3、我司与维品公司分别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经营地址不同、股，经营地址不同不同、管理人员不同，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原告主张工龄连续计算，且由我司与维品公司承担其自动离职后的各项待遇没有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维品公司辩称：我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司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9日因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2016年12月10日起，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原告自2017年8月14日起缺勤，经我司通知，原告拒绝回来上班，拒不办理请假手续，缺勤三天视为旷工，即2017年8月16日，双方劳务关系终止。2、原告主张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病假工资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基础，双方自2016年12月10日起因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终止劳动关系，原告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原告未依法办理请假手续，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不属于治疗期，原告要求病假工资亦无依据。原告主张的病假工资过高。3、原告在2017年8月14日起无故缺勤旷工，未向我司提供过劳务，其主张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或者劳务费缺乏依据，且其主张的工资过高。4、原告入职我司至双方终止劳动关系不足一年，原告不享有年休假待遇。5、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我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理据。6、我司与维京公司各自独立，不存在关联关系。7、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有明显超过仲裁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郭丽平因与维京公司、维品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2019年8月12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8月19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不字[2019]61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受理。郭丽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郭丽平主张其自2009年3月1日入职维京公司，任职仓管员。维京公司一直未为其购买社保。后在其要求下，维京公司在2016年9月份开始以维品公司的名义为其缴纳社保。郭丽平认为维京公司和维品公司是同一家公司。郭丽平陈述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维京公司的大股东与维品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是张建维。其工作内容是在公司的化妆品存放仓库管理产品，之前仓库在白云区站附近，后搬迁到了同德围附近，但仓库运营一直是维京公司负责的，其一直是在维京公司处工作，没有变更过工作地点，工资也一直是通过维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维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建维的银行账户发放的，没有变更过。由此可见，维京公司和维品公司是关联公司。2017年8月下旬，其查出患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经公司同意后，请了6个月的病假（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后因尚未恢复，经公司同意延长了6个月的病假（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病假结束后，其2018年9月初回公司报道，当时公司未继续为其安排工作，也没有表示要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自2017年8月下旬开始，公司停止向其发放工资。2018年8月之后，公司亦停止为其购买社保。由于公司拖欠其工资至今，其提起劳动仲裁并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在2019年7月31日解除。因此，郭丽平要求确认其在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与维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9年8月1日解除；并要求维京公司、维品公司按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3043元/月共同向其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38400元、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31日因公司原因未安排工作期间的工资33473元、2010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五天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3990.8元、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维京公司没有为其购买社保导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经济补偿金31951.5元。为此，郭丽平提交了以下证据：1、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维品公司自2016年9月开始为郭丽平缴纳社会保险；2、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郭丽平每月实发工资数额如下:3190元、2810元、2870元、2720元、2187元、1891元、2298元、2995元、3070元、3120元、2465元、2147元。3、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2017年8月24日出具的《疾病证明》。经质证，维京公司、维品公司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郭丽平主张的事实，该证据可见郭丽平已于2016年8月入职维品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可证明维品公司已足额付清郭丽平2017年8月之间的劳务报酬，后郭丽平自动离职，没有再提供劳务。维京公司、维品公司共同使用张维建的个人账户发放工资或劳务报酬的原因在于两家公司的老板张维建和张建生是兄弟关系，为了节省人员成本，两家公司将财务工作交由一人处理，但两个公司是独立经营，不是关联关系，无需共同承担用工责任。另外，上述实发工资中还包含公司预支的每月250元的经济补偿金，该部分不属于工资，应予以扣除，因此郭丽平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3043元金额有误，郭丽平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2441.4元。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疾病证明书显示医生仅建议休息半年，而且郭丽平从未向公司提交过疾病证明，也未办理过请假手续。经公司多方催促其上班或回来办理病假手续，但郭丽平一直拒绝，因此应视为其自动离职。维京公司、维品公司主张郭丽平原是维京公司的员工，但具体入职时间不清楚，岗位是杂工。后郭丽平在维京公司工作至2016年7月25日，因郭丽平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2016年8月1日，郭丽平自愿入职到维品公司，入职一个多月后，郭丽平办理了入职手续，和维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郭丽平与维品公司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2016年12月9日，因郭丽平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郭丽平与维品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但郭丽平仍实际在维品公司处工作，因此，自2016年12月10日起，双方之间已形成劳务关系。后郭丽平实际工作至2017年8月13日，后无故未再返回公司上班，连续旷工达三天以上，故维品公司以郭丽平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视为双方的劳务关系在2017年8月16日解除。因此，维京公司、维品公司认为，郭丽平与维京公司的劳动关系早在2016年7月25日解除，与维品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12月9日终止，郭丽平要求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2010年至2019年期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经济补偿金均缺乏劳动关系基础，且缺乏理据；郭丽平自2017年8月13日之后未再实际提供过劳务，其要求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亦没有依据；且郭丽平的所有诉讼请求已均已过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为此，维京公司、维品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显示郭丽平在2016年9月14日与维品公司签订了期限为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为3000元。2、维品公司员工登记表，显示填表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现到岗时间2016年8月1日，“是否已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处勾选“是”，“与原单位是否办妥离职手续”处勾选“是”，该表格有郭丽平的签名和按捺指模。3、维京公司2016年1月至7月工资表，维品公司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工资表，显示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维品公司代缴代扣郭丽平个人社保费用金额如下：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25元、325元。经质证，郭丽平确认证据1、2劳动合同书和入职登记表上落款处是其签名和按捺指模，但认为当时签署的是空白合同和入职登记表，相关内容是公司自行填写的，且上述手续仅是为了挂靠购买社保。对证据3，工资单上显示的用人单位不符合事实，该工资单是公司根据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胡乱编造的工资结构，该工资单的“预支经济补偿金”明显不符合常理，该部分亦应属于工资。对于公司主张的社保代缴代扣金额，其认为公司代扣代缴部分包括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存在超额扣除的情形，在计算平均工资时，应予以考虑，公司实际扣除的社保费用应为326元、326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317元。本院认为：郭丽平于1966年12月10日出生，其于2016年12月10日已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郭丽平与用人单位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12月10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终止。之后，郭丽平仍继续工作所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关于郭丽平要求确认其与维京公司在200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确认其与维京公司于2019年8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由于郭丽平在2016年12月10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在当日依法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郭丽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即为上述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该日距离郭丽平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日（2019年8月19日）已超过一年，在没有证据证实仲裁时效发生中断或中止的情况下，郭丽平提出上述诉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郭丽平主张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2010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由于郭丽平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12月10日依法终止，上述请求中属于2016年12月10日之前的相关事项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请求中属于2016年12月10日之后的相关事项，由于郭丽平所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而上述请求事项均应以劳动关系存续为前提，故其提出上述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郭丽平主张的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由此该期间郭丽平所形成的用工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根据郭丽平庭审中的陈述，其在上述期间并未实际地提供劳务，因此其主张上述期间的劳务报酬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丽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郭丽平负担，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静纯人民陪审员  刘美卿人民陪审员  李 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蔡波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