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28民初8号原告：王大贵，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富宁县，现住富宁县。被告：韦雷恒，男，1977年4月5日出生，壮族，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大贵与被告韦雷恒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由审判员陈晓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审判员刘金、赵显萍参加评议，书记员李陈凌担任法庭记录。原告王大贵、被告韦雷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大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韦雷恒支付王大贵欠款17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韦雷恒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韦雷恒必须在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付给乙方王大贵17×××××元，现在工程款已经拨款给韦雷恒（王大贵已经到广南县交通局查询得知），但是韦雷恒未按双方当时的协议约定给付给王大贵欠款173000元，为此，王大贵特向法院起诉要求韦雷恒支付欠款173000元。韦雷恒辩称，一、王大贵和韦雷恒不是合伙关系。1.王大贵没有实际入股行为。第一，王大贵没有实际将投资款转给韦雷恒，作为合伙入股资金。王大贵在起诉状上要求韦雷恒给付欠款唯一的根据为双方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而该《股东退出协议书》的形成，是原韦雷恒、韦加力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后，因各方出资问题，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王大贵根据其意思要求韦雷恒所写。在原来各方的合作协议中，王大贵并没有实际出资。退出协议书中的70000元没有出资依据，103000元构成不明确，王大贵没有实际投资到合伙体上，其要求退173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王大贵所称用于协调工程的支付并不发生。通过韦雷恒事后与广南县交通局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工作人员称并不认识王大贵，之后，工作人员与王大贵通话核实，王大贵也承认其不认识工作人员，也不可能给过工作人员任何资金。因此，王大贵向韦雷恒所称的协调费用并不存在，该支出从未发生。2.合伙关系已经人民法院认定无效。本案发生前，因韦加力不同意原韦雷恒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向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裁定驳回韦加力的起诉，双方对该裁定未提起上诉，现该裁定为生效法律文书。该裁定中对《投资合作协议书》的认定为：韦加力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三个人王大贵、韦雷恒、韦加力均未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伙出资义务，其三人的合伙行为未完成，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据此，本案王大贵据以主张退伙欠款的依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不存在合伙关系，王大贵主张权利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由此所产生的债务也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二、王大贵据以主张权利的退出协议系被胁迫所签订，不是韦雷恒真实意思表示。一是王大贵以实际行为胁迫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本案由于签订合伙协议后，各方对入股投资存在争议，各方意见不统一，于是王大贵多次要求兑现原来签订合伙协议时承诺的收益，因为工程已从中标单位签出，只能由韦雷恒带人先施工，王大贵通过电话、信息、微信等方式迫使韦雷恒退钱得不到答应后，于2019年3月28日约6人到项目部要求韦雷恒给钱，并安排人写好协议后让韦雷恒签字，韦雷恒为了项目施工顺利开展，不得已根据王大贵的要求在该协议上签字，退钱给王大贵并不是韦雷恒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从协议内容上也可认定协议系胁迫所签。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阻止甲方正常施工”，按照本条意思，在协商过程中，王大贵系以阻止正常施工为由要挟韦雷恒签订退款协议，韦雷恒也是为正常施工，不让王大贵阻止其施工，才被迫签订了该协议的；三是韦雷恒是为了正常施工而作的权宜之策。韦雷恒之所以被迫签订该协议，是基于该项目有其他人合伙，自己签订了还要其他合伙人同意才有效，签字后王大贵会去找其他人签字认可，但至今没有其他合伙人同意支付王大贵这笔资金，由此也可说明韦雷恒签订该协议时是受到胁迫而为之。三、本案所涉工程施工合同与王大贵无关。2018年12月18日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与赵俊签订《公司内部路面施工合同》，与韦雷恒签订《公司内部路基施工合同》。实际“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的路基、路面施工合同系赵俊、韦雷恒与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承包的施工合同，该合同从签订到实际施工，王大贵并未参与任何工作，却还发微信、电话威胁、阻止施工，其要求支付欠款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能得到支付的。综上所述，王大贵起诉要求支付欠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求请求依法提交了书面证据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及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王大贵提交的韦雷恒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王大贵提交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用以证明韦雷恒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经质证，韦雷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不是韦雷恒自愿签署的，同时该份合作协议只有韦雷恒签字，该证据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虽韦雷恒主张该份股东退出协议书是被胁迫签订的，且还有其他合伙人，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故对王大贵提交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予以采信。2.王大贵提交的《收条》复印件，用以证明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已经将770000元工程款支付给韦雷恒。经质证，韦雷恒对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提交的不是原件，也没有提交单位的印章证明。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虽是复印件，韦雷恒在质证意见中不予认可，但其在庭审笔录中认可该《收条》是其本人出具的，收条上的签字捺印也是本人签名捺印的，且王大贵认可该份证据是从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处复印出来的，故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3.王大贵提交的《收条》，用以证明王大贵从广南农村信用社取款后支付给郭朝军70000元，还欠3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韦雷恒对该份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王大贵交付给郭朝军70000元的事实，从收条内容上看是郭朝军与王大贵之间的私人借贷关系，同时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该资金是否用于协调工程费用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该《收条》虽载明王大贵支付郭朝军70000元介绍费，郭朝军在《询问笔录》及《事情经过情况》中也认可其收到王大贵70×××××元的介绍费，但郭朝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没有出具过收条，且关于70000元的介绍费是支付给广南交通局干部陈华佑还是郭朝军，王大贵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且郭朝军陈述其不认识陈华佑，这与庭审中王大贵的陈述也是相互矛盾的，故《收条》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王大贵支付给郭朝军70000元介绍费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4.王大贵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称：“我与王大贵是一个寨子的人，在我20多岁的时候认识王大贵的，我要证明王大贵与韦雷恒在广南旧莫有一个工叫我去做，2019年3月期间，韦雷恒与王大贵协商让王大贵退出股东，因为王大贵说他没有钱做。商议好了后，韦雷恒就叫我帮写协议书，协议书上的内容是我帮写的，韦雷恒自愿给王大贵17×××××元，当时写的是在第一次给付工程款的时候就给，签字的时候韦雷恒的工人、技术人员在场，签字只有朱某签字，王大贵说要多让几个人一起签字，但是韦雷恒说不用了，写完退股协议后就回来了。”经质证，王大贵认为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韦雷恒认为证人与王大贵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客观真实，理由是（1）证人与王大贵到20岁才认识不客观，从年纪上看两人只相差5岁，不可能到20岁以后才认识；（2）证人所陈述的韦雷恒联系他做工的事实是没有的，因为从2月份开始王大贵与韦雷恒之间就开始闹矛盾，从我们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关系已经不好，不能再介绍工程做工；（3）证人所说他是根据双方的意见来写的协议书，是不客观的，这个协议书是证人与王大贵单方写好后拿给韦雷恒签字，韦雷恒没有得商量退股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中关于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的证言与《股东退出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部分的证言予以采信，其他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予采信。5.王大贵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我是王大贵的工人，我来证明2019年3月份万明光叫我拉挖机到广南，到广南后我打电话给王总工，王总工的名字我不知道，王总工告知我们韦老总退股了，韦老总叫什么我也不清楚，图纸也没有拿到，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工程的图纸。”经质证，王大贵认为证人证言拉挖机到广南是认可的，对证人说韦老总退股我不认可。韦雷恒认为证人不具备作证条件，证人对本案事实毫不知情，对所提出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不能作为证人作证。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6.韦雷恒提交的《公司内部路基施工合同》，用以证明2018年12月18日，韦雷恒与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基”工程建设合同。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甲方）把标段内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基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分包给韦雷恒（乙方）施工建设。经质证，王大贵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大贵认为该份合同是其让韦雷恒与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的，韦雷恒说王大贵不是股东是不对的，如果王大贵不是股东，韦雷恒就不会强烈要求王大贵与其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故对该份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7.韦雷恒提交的《公司内部路面施工合同》，用以证明2018年12月18日，赵俊与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面”工程建设合同。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甲方）把标段内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基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分包给赵俊（乙方）施工建设。经质证，王大贵对该证据来源有异议，认为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合同编号与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与韦雷恒签订的《公司内部路面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一致，但是却是韦雷恒与赵俊分别作为乙方与重庆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合同，且合同内容完全一致，这与签订合同的一般常理相违背，故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8.韦雷恒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2018年12月18日，韦雷恒与王大贵、韦加力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以每人投资360000元，共计1080000元，投资“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建设，后因三人不按该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所以合伙无法履行。经质证，王大贵对该证据来源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当时是为了分工管理，并不是入股事情，韦雷恒及堂哥韦加力负责工程联系业务，并未叫王大贵出钱，因此对证据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9.韦雷恒提交的《民事裁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2019年10月28日经富宁县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认定韦雷恒、王大贵、韦加力三人均未按协议履行360000元的出资义务，故该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经质证，王大贵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不予认可，韦加力与韦雷恒为了赖欠王大贵的173000元，二人串通并故意起诉王大贵及韦雷恒，假戏真做。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10.韦雷恒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2019年4月16日，韦雷恒与赵俊（韦加力女婿，代理韦加力签订该合同）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表示了只有韦雷恒、韦加力二人合伙出资。韦雷恒出资1170000元，韦加力出资300000元，共计1470000元，此款用于投资“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经质证，王大贵对该证据来源有异议，是韦加力暗中入股，违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八项规定，富宁县纪检三组侦查韦加力参加社会多个团体入股，法院可向县纪检纪委三组核实。本院认为，该份《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4月16日，本案争议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是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故该份《投资合作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不予认证。11.韦雷恒提交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王大贵在2019年2月23日、3月7日、3月8日、3月10日、3月11日、3月12日、3月28日、5月7日，多次用手机短信相激，以阻碍该工程施工来威胁韦雷恒，以不存在的合伙关系向韦雷恒索要退伙款项。经质证，王大贵对该证据来源无异议，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王大贵与韦雷恒之间因合伙事项发生争执，但不能证明2019年3月28日双方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是王大贵胁迫韦雷恒签订的，故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12.韦雷恒提交的《录音光盘及录音记录》，用以证明王大贵与广南县交通局陈华佑并不相识，并且王大贵也未实际支出70000元的工程协调费用。经质证，王大贵对证据来源不予认可，没有真实性，王大贵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绝不会贿赂国家公务人员，本人是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郭朝军联系陈华佑和宏贵公司广南分公司中标商袁友宽搭接上的工程，至于他们的操作与本人无关，本人当时并承诺搭接成后给郭朝军100000元报酬，但搭成后因资金有限，韦雷恒叫本人先垫付，本人卡里只有70500元钱，与韦雷恒、韦加力在广南县农村信用社取出70000元，第二天由韦加力开面包车将王大贵送到广南县八宝镇天歪郭朝军家，由王大贵将70000元现金付给郭朝军，其余的30000等以后领到工程款后再给，时间是2018年12月份，法院可以通过电话要求郭朝军证实此事。本院认为，虽王大贵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庭审中认可该份证据中包含了自己的通话录音，在通话录音中，王大贵自己陈述不认识陈华佑，没有去找过陈华佑，陈华佑也没有帮过其，但该份录音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王大贵未实际支出70000元的工程协调费用，予以部分采信。13.韦雷恒申请证人韦某1出庭作证称：“我是韦雷恒的员工，我来证明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带了6个人到我们旧莫乡板郎村委会红石岩大寨项目部，在我们准备做工时就叫我们停工，王大贵与韦雷恒在项目部2楼说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当时在3楼因为太吵听不清楚，到当天下午4点多时，他们出来后我们才进去做工。”经质证，王大贵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认为与本人前往的只有5个人，驾驶员没有上去，当时是王大贵与女朋友罗仙，其余三人是徐某及徐某的两个工人，具体名字不知道，不认识的人是不可能跟其去阻止做工的，证人陈述2019年3月28日下午4点多钟才开工是不客观真实的，证人是韦雷恒的堂弟，并不是工人，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韦雷恒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证人证言与王大贵证人徐某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说明王大贵当天带了6个人到项目部胁迫韦雷恒签下股东退出协议书。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只能证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到旧莫乡板郎村委会红石岩大寨项目部找韦雷恒，对于王大贵与韦雷恒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不能证明王大贵当天带了6个人到项目部胁迫韦雷恒签下股东退出协议书，对该份证言予以部分采信。14.韦雷恒申请证人韦某2出庭作证称：“我是韦雷恒的工人，我今天来证明2019年3月28日中午1点多，我们睡午觉起来准备上班，王大贵老板带了5、6个人上来我们做工的工地项目部，王大贵老板跟韦雷恒老板争吵，王大贵老板说先不忙施工，一直到当天下午差不多4点多钟，我们才得去工地施工。”经质证，王大贵认为证人证言说所的本人上去工地的时间1点多钟是真实的，说的5、6个人是不真实的，我们上去的时候只有5个人，驾驶员没有上去，开工时间是不对的，是正常的开工时间，当时王大贵、韦雷恒写协议书时证人已经去开工了，只有朱某和几个技术人员、监理在。韦雷恒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证人证言能证实王大贵以停工要挟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只能证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到旧莫乡板郎村委会红石岩大寨项目部找韦雷恒，对于王大贵与韦雷恒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不能证明王大贵以停工要挟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对该份证言予以部分采信。15.韦雷恒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称：“我是韦雷恒的工人，我今天来证明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领了5、6个人到红石岩大寨项目部，到项目部叫我们停工，后面就写了协议，协议是王大贵叫他的人写的，写协议书的人我不知道，王大贵上去时用车把项目部挡着，我们上班也上不了，王大贵与韦雷恒写协议时我也在场，但是都是吵吵闹闹的我没有注意，写好协议后叫我签字我就签了。”经质证，王大贵认为写协议时有争吵是事实，协议是两边在场人签字了以后我与韦雷恒才签的，堵车的事情不是事实，不客观真实。韦雷恒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没有异议，证人能证实王大贵胁迫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虽能证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到旧莫乡板郎村委会红石岩大寨项目部找韦雷恒协商退股事项时双方发生争吵，但不能直接证明王大贵胁迫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对该份证言予以部分采信。16.本院依职权向郭朝军做了《询问笔录》，同时郭朝军向本院提交了《事情经过情况》，《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郭朝军不认识陈华佑及袁友宽，是王大贵自己去联系广南县交通局的人，郭朝军收到王大贵支付的70000介绍费，该笔介绍费自己用于生活开支；《事情经过情况》用以证明郭朝军帮助王大贵介绍位于广南县基工程，并把王大贵介绍给在广南县交通局工作的亲戚和大老板认识，事情办成后，2018年12月20日王大贵给付郭朝军介绍费70000元，该笔介绍费自己用于生活开支。经质证，王大贵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部分内容有异议，王大贵认为郭朝军、袁友宽、陈华佑三人是认识的，王大贵将钱从广南取出来后，由韦加力开面包车送其到八宝天歪，将钱拿给郭朝军，当时说的是100000元，但是只拿了70000元，剩下的30000元等工程款拨下来后再给郭朝军，王大贵在同一张信纸上出具30000元欠条一张交给郭朝军，同时郭朝军写了一张70000元的收条给王大贵；王大贵对《事情经过情况》的真实性无异议，给郭朝军70000元是事实，但郭朝军的父亲说其余的30000元不要了。韦雷恒对《询问笔录》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说明了郭朝军没有参与协调工程事宜，王大贵在本次工程协调过程中并没有做过实际的协调工作，也没有因为协调工作支出过任何费用；对《事情经过情况》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事实经过与其所做的法庭询问笔录相矛盾，因为事实经过提到有认识到工程的相关人员，但是询问笔录里面却说不认识交通局以及公司的工作人员，这是自相矛盾的。本院认为，郭朝军在《询问笔录》和《事情经过情况》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与王大贵庭审中陈述也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郭朝军陈述的真实性，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8日，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将“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路基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韦雷恒施工。同日，王大贵与韦雷恒、韦加力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合伙投资“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路基工程”。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王大贵退出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道路硬化工程的合伙，韦雷恒退还王大贵70×××××元的出资本金，另外给付王大贵10×××××元（此资金包括王大贵来回拖机械的费用），一共合计173000元，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付给王大贵等内容。该份协议书由王大贵的工人徐某起草，其在协议书中作为抄写人签字并捺印，王大贵及韦雷恒各自签字并捺印，韦雷恒的工人朱某作为在场人签字并捺印。2019年9月6日，韦加力向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韦雷恒、王大贵确认韦雷恒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无效。2019年10月28日，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28民初1583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认为，韦加力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三个投资人王大贵、韦雷恒、韦加力均未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伙出资义务，其三人的合伙行为未完成，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则韦雷恒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与韦加力无关，韦加力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故其不是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适格原告，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裁定驳回韦加力的起诉。2020年1月19日，韦雷恒收到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拨付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工程第一合同第1批旧莫三工区工程款773477元。因王大贵认为，其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付给王大贵出资款本金70000元及其他费用103000元，共计173000元，但是韦雷恒收到工程款后未支付王大贵以上退伙资金，特向法院起诉，要求韦雷恒支付欠款173000元。另查明，《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写明的“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进行联系后，由韦雷恒与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公司内部路基施工合同》。本院认为，一、关于王大贵与韦雷恒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虽韦雷恒否认与王大贵之间达成口头合伙协议，但韦雷恒在庭审中认可《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写明的“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联系来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中的70000元是王大贵主张已经支付的工程介绍费，100000元是王大贵拿到工程所给的空股，3000元是王大贵的工资，且韦雷恒提交的短信记录复印件中的聊天记录也多为双方为解决合伙事项发生争执的记录，因此王大贵提交的《股东退出协议书》能证明其与韦雷恒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关于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韦雷恒主张王大贵以言语威胁的方式胁迫其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双方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应无效，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才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韦雷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大贵存在以胁迫的手段让其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双方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有效。三、关于韦雷恒是否应当向王大贵给付欠款173000元的问题。首先，经审理查明，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中约定的三笔款项分别为王大贵给付的工程介绍费70000元、韦雷恒给付王大贵拿到工程的报酬100000元、王大贵的工资3000元，其中报酬100000元及工资3000元中还包含了王大贵来回拖机械的费用。对于王大贵主张其给付的工程介绍费70000元，因王大贵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款项性质，因此在本案中对该笔费用不作认定及处理。对于包含了王大贵联系工程报酬、工资及来回拖机械费用的103000元，本案中，韦雷恒认可“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联系来的，因此韦雷恒应当按照《股东退出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向王大贵支付款项的义务。其次，根据《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王大贵款项，经审理查明，韦雷恒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了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拨付的第一笔工程款773477元，因此，韦雷恒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王大贵欠款103000元。综上所述，对于王大贵主张要求韦雷恒支付173000元的欠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103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韦雷恒支付王大贵欠款103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王大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王大贵负担1521元，韦雷恒负担223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判决书规定的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陈晓丽审判员  刘 金审判员  赵显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陈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