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濮阳市永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建设路锦绣花园9号楼1单元7楼西户。法定代表人：宋晓阳，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智诚，濮阳市乐县智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京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大名县贵乡路南段西侧。法定代表人：刘增祥，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河北缔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玉，男，196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军，河北缔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濮阳市永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京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府公司）、孙海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3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智诚，被上诉人京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被上诉人孙海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永顺公司于2018年6月6日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和2018年6月7日签订的关于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于2012年4月19签订的南乐时代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后的实际履行协议书;撤销2018年6月10日签订的时代新城后续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审庭审中，京府公司明确该合同未生效,也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派人施工,涉案所有合同和协议书均不是京府公司所签,与永顺公司请求的事实相互印证,由此,足以证明孙海玉与永顺公司签订的合同和协议书均是虚假的,是冒用了京府公司的名义骗取了相关的合同和协议书,其行为应该认定为自始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二、协议内的工程款数额是虚假的,永顺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完毕,并且超额支付孙海玉工程款9800000元,应依法返还。孙海玉持有的2018年6月6日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2018年6月7日签订的实际履行协议书、2018年6月10日签订的后续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三份协议）均为虚假协议。2012年4月19日签订了南乐时代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京府公司垫资建设永顺公司的时代新城1、2、3、4号楼,合同约定由京府公司施工至六层封顶完成后,经验收合格,永顺公司付给京府公司六层以下工程量总价款的47%；主体全部封顶完成后,经验收合格,永顺公司付给京府公司7-12层工程量的47%；待二次结构完成，经验收合格后,付给京府公司合同总价款的20%；待水、电、暖、消防等项目按照(门窗、外墙保温)经验收合格后付给京府公司合同总价款的15%；装饰工程全部完工后,经验收合格,付给京府公司合同总价款的15%。合同签订后,京府公司建设履行至2018年,京府公司在没有完成施工量的情况下,带领工人到南乐信访办无理上访,导致南乐县人民政府批示暂停建设,责令南乐城关镇人民政府、住建局对原京府公司的工资及工程款问题作出处理,在南乐城关镇政府、住建局的压力下,永顺公司不得已于2018年6月6日与京府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书，与孙海玉于2018年6月7日签订实际履行协议书,及2018年6月10日签订的时代新城后续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但是,该相关协议书均没有实际结算,也没有实际对账,导致该相关协议中的工程款数额虚增了980多万元,现经永顺公司实际计算,孙海玉实际施工量只有900多万元,而不是协议中的18800000元,永顺公司已经按照该虚假合同和协议给付了孙海玉工程款(现金和房产抵账),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永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京府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且永顺公司起诉要求撤销合同的期限已超过一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签订的合同尚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2.永顺公司没有办理开工前的相关手续，不具备施工建设条件，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3.京府公司没有进行施工、对京府公司而言合同未履行。4.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之间未签订过任何施工记录及相关验收报告，表明京府公司未参与施工。5.永顺公司没有向京府公司账户上支付任何施工费，亦可以证实。6.永顺公司本次起诉的理由是以南乐县委书记、县长作出批示，城关镇政府、住建局作出处理为由，以该事实认定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但政府机关的行为是依职权作出，更能代表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撤销的条件。该上诉理由应予驳回。孙海玉答辩称，1.永顺公司的上诉状第一项中称冒用京府公司骗取了相关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京府公司以孙海玉为委托代理人与永顺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孙海玉即进入场地进行施工，永顺公司陈述合同未实际履行不属实。根据永顺公司向孙海玉方出具的2017年8月2日协议书一份及工程量签证一份及2015年7月16日王占勇出具的欠条证明因其未办理工地开发手续，造成工地停工，赔偿孙海玉6500000元损失以及2017年8月17日永顺公司出具的欠条一份，均证明案涉工程已实际进行了施工建设。2.永顺公司上诉称超额支付了工程款9800000元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施工过程中，永顺公司及其职工王占勇数次出具欠条、签证手续，证明了其欠工程款总额为近20000000元。且一审开庭时，永顺公司未提供支付给孙海玉工程款的证据。永顺公司向孙海玉出具的签证单及欠条，与其上诉陈述内容相矛盾，目的是拖欠工程款给付。3.关于永顺公司陈述的是在上级政府机关压力下签订的合同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孙海玉上访是在双方签署签证单和欠款手续之后，因为永顺公司不按签证单和欠款手续履行其义务，而孙海玉要面对支付劳务工资、材料工程款等各种困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请求政府予以解决。而政府参与只是起到了对案涉工程的调和、调解作用，并非强制行为。且永顺公司也未提交任何有关案涉政府机关的批示和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是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与孙海玉签订的协议。4.孙海玉认为永顺公司申请撤销的三份协议合法有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永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8年6月6日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2018年6月7日、2018年6月10日永顺公司与孙海玉签订的《关于濮阳市永顺置业有限公司与河北京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签订的南乐时代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后的实际履行协议书》、《时代新城撤场后续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9日，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签订了南乐时代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孙海玉作为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约定由京府公司垫资建设永顺公司开发的时代新城项目1、2、3、4号楼。孙海玉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合同签订后，孙海玉施工部分工程。2017年8月2日，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签订南乐时代新城各楼号建筑面积及已完工程量签证、协议书各一份，双方确认四栋楼总建筑面积为33233.26平方米，截至2017年8月2日主体部分已完成工程量29985.07平方米，二次结构部分已完成工程量1656.08平方米，确认工程款共计23388353元，王占勇、孙海玉作为经办人在上述协议上签名。2017年8月17日永顺公司工作人员王占勇出具已付工程款数额一份，该清单中王占勇确认已付工程款5741129元。永顺公司诉称，孙海玉建设工程至2018年，孙海玉在没有完成施工量的情况下，带领工人到南乐信访办上访，导致时任南乐县委书记、县长批示暂停建设案涉工程，责令南乐城关镇人民政府、住建局对工资及工程款问题作出处理。迫于压力，永顺公司不得已于2018年6月6日与京府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书，2018年6月7日、2018年6月10日永顺公司与孙海玉签订了《关于濮阳市永顺置业有限公司与河北京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签订的南乐时代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后的实际履行协议书》《时代新城撤场后续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但是上述协议均没有进行实际对账和结算，现经永顺公司实际计算，京府公司的实际施工量只有900多万元，而不是协议中的18800000元，请求撤销三份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根据合同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关系撤销时，应当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永顺公司与京府公司、孙海玉2018年签订案涉三份协议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永顺公司主张其在欺诈、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要求撤销协议，应该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交的结算单系其自行制作，孙海玉不予认可，永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受到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形，故案涉三份协议应为有效，永顺安装公司要求撤销上述协议书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永顺公司对京府公司、孙海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永顺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为：永顺公司起诉请求撤销的三份协议是否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永顺公司主张其在欺诈、胁迫情况下签订案涉三份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三份协议，应当对其签订三份协议时受到欺诈、胁迫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永顺公司一审提交了会议纪要、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2012年12月全面停工，孙海玉实际施工面积为1、2、3号楼主体建设到三层，4号楼主体建设到五层，实际工程量与三份协议注明工程款数额不符，孙海玉虚报工程量构成欺诈行为；且因孙海玉信访，其迫于政府机关的压力签订的三份协议。孙海玉提供了施工过程中形成欠据、工程量签证、协议书、已支付工程款数额确认书等予以反驳。永顺公司作为发包方，对工程的实际应当是清楚的，对工程结算负有审慎审查义务，有理由认定其签订三份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现有证据，永顺公司不能够证实其签订三份协议，系因孙海玉实施了以给其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的胁迫行为，亦无证据证实孙海玉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永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濮阳市永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李彦敏审判员 李       辉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郭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