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3民终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央金，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八角井镇柳江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00314546786Y。法定代理人：廖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西藏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某，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德阳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盛公司）、原审被告何某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人民法院（2019）藏0321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被上诉人梓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藏0321民初8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告何某及其合伙人王甲义、孙涛、被告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等六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债务，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程序错误。原一审法院通知追加王甲义、孙涛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决追加被告与何某承担连带责任。即本案被告有何某、王甲义、孙涛、和上诉人共四被告，在发回重审庭审时均应依法到庭参加诉讼。而发回重审法院却未通知该二被告王甲义、孙涛到庭参加诉讼，重审程序严重违法，应撤销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无合同关系，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在起诉中称“2016年被告在玉龙铜矿承包工程时，自2017年3月至5月31日在原告处修理车辆”，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上诉人或本案另一被告何某与其签订的车辆修理合同等证据证实其与上诉人之间具有车辆修理的事实，也未能提交能够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修理车辆的证据，而且，原审被告何某在一审答辩意见中也明确其不知道被上诉人的修理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4月25日的《修理确认单》系汪向东个人签订，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从未授权汪向东对外签订协议及进行结算，且对此也未事后追认，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被上诉人应向汪向东主张，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依法不承担原告诉求的义务，应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原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何某于2016年8月10日起受江隆公司的委托，一直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尽管委托书上载明委托期限于2016年10月30日届满，但被告江隆公司未作出解除代理的任何书面的证明，也未做任何公示，而被告何某一直以江隆公司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接土石方挖运工程从事工程承包，已构成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的判决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何某于2017年10月26日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1、上诉人对何某委托期限至2016年10月30日届满，从此日起何某丧失委托代理权限；2、发包方与上诉人于2017年5月30日解除合同，至此，上诉人委托何某代理的事项结束。3、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清理债务时已明确知道何某已无上诉人授权，因此何某在2017年10月26日签字时代理权早已荡然无存。且上诉人也明知何某于2017年6月因涉嫌伪造印章被刑事拘留。何某签字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2018年1月8日的签字行为对上诉人不具有追认效力，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四、原审法院认为汪向东为江隆公司的总负责人，收据上由侯新江签字进行了确认，侯新江为江隆公司宏大八队得维修主管的认定错误。1、汪向东无代理权，其签字系个人行为，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对江隆公司不发生任何效力，案外人汪向东既不是上诉人的员工，既不是履职行为，也不是江隆公司受托人。2、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在江隆公司2017年1-5月未付人员工资表中，汪向东为该公司的总负责人上盖章，该证据系2017年6月25日上诉人派员邱华对当时挖运八队民工工资的一个核定，其并未对人员身份进行核实，再者，该证据上并无上诉人盖章确认，且2017年9月24日何某签字的工资表中汪向东的身份又是王甲义雇的工地负责人，再结合何某、高磊、王东、刘建民等人的证言，充分证实汪向东仅为王甲义雇佣民工，负责施工现场。原审法院仅凭书写的工资表就认定汪向东为总负责人无法律依据。3、虽然侯新江在单据上签字，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配件购买，还要有车队长的签字，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车辆在其处维修。五、原审法院对依法追加被告的认定错误。上诉人江隆公司在原一审、二审上诉及发回重审时均已向法院提起追加被告申请，申请依法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逯松平、王甲义、孙涛五人为被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主张追加本案共同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上诉人提交追加被告的证据（共10份）均已证明其五人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追加为被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梓盛公司辩称，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审被告何某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被上诉人梓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修理费107851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0日，湖北新南洋建设有限公司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了《挖运施工协议书》，后新南洋公司与宏大公司发生矛盾，新南洋公司就退出合作。2016年8月10日，新南洋公司退出合作后，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继续承接新南洋公司的项目，并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签订《挖运施工协议书》，将签订时间倒签至2016年6月20日，并授权何某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期限从2016年8月10日开始，于2016年10月30日止。何某就一直以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包工程。2017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所使用的车辆在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处进行修理，欠修理费共计107851元。被告何某于2018年10月在《修理确认单》（后附有收据）上签下“经现场核实，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对该笔维修费进行了确认。2017年4月25日，《修理确认单》上由案外人汪向东以确认单位为宏大八队名义签字对修理费107851元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德阳xx有限公司为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接土石方挖运工程处使用的车辆进行修理，双方形成修理合同关系，被告何某以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八队名义从2017年3月至5月欠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修理费107851元，并且汪向东也签字进行了确认，而汪向东为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八队的维修主管，这充分表明对原告修理工作的认可和接受，现原告已履行完修理义务，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理应支付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车辆修理费107851元。本院对被告江隆公司抗辩意见分析如下：一是关于被告何某以襄阳江隆建筑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何某于2016年8月10日起受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一直以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尽管委托书上载明委托期限于2016年10月30日届满，但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未作出解除委托代理的任何书面的证明，也未做任何公示，而被告何某一直以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在江达县玉龙铜矿承接土石方挖运工程从事工程承包，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是对2017年3月至5月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修理费确认单上由汪向东签字的行为系其个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项目部2016年12月未付人员工资表》载明，汪向东为被告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宏大八队的总负责人，收据上由侯新江签字进行了确认，而侯新江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八队的维修主管，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是被告江隆公司申请追加湖北新南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成群、王甲义、孙涛、逯松平为本案共同被告，共同承担清偿义务的申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是关于原告的修理确认单由汪向东进行签字确认，应由汪向东个人承担责任，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尽管确认单由汪向东进行签字确认，但根据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的工资表，汪向东为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项目部总负责人，而且该确认单上也有被告何某签字进行了确认，另外修理费收据上由侯新江签字进行了确认，而根据公司工资表侯新江为被告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宏大项目部维修主管，故该修理费是由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实际产生的费用，对被告襄阳江隆建筑有限责公司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之规定，判决：被告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德阳xx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修理费10785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上诉人江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襄阳江隆公司与我公司工程款结算支付说明》；二、《工程进度款结算单》《工程款拨付单》《收据》等共计13份。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是：何某及其合伙人等已经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领取了相关费用。被上诉人梓盛公司的质证意见是：1、两组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2018年，不属于新证据；2、这两组证据所牵扯的相关人员均是被上诉人的关联人员，因此请求合议庭依法不予采信；3、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出原审被告何某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公司具体向谁支付款项以及支付多少款项与本案上诉人襄阳江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无关，上诉人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原审被告何某将私刻的“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印章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亦用于与宏大矿业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江隆公司对被上诉人梓盛公司的修理费是否负有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此系列纠纷产生的根源是上诉人江隆公司违法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而放任不进行管理，由原审被告何某以江隆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进行工程施工所导致。其次，关于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的关系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给原审被告何某，原审被告何某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处承揽到工程，并成立所谓的“挖运八队”和“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宏大玉龙矿工程项目部”等临时机构进行工程施工，原审被告何某自然有权利继续以上诉人江隆公司或者上述临时机构的名义进行工程施工和开展与工程施工相关的民事活动，这也是出借资质应具有的含义。故原审被告何某是有权代理，一审法院认定系表见代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对于所谓的假印章问题，印章虽假且原审被告何某也因此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所谓的假印章实际用于上述临时机构的对外民事活动中，甚至用于与宏大爆破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中，对外代表上述临时机构。第四，上述临时机构是上诉人江隆公司名义下的临时机构，无民事主体资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应由设立其的上诉人江隆公司享有和承担。第五，对于原审被告何某签字确认的问题，上诉人江隆公司将资质出借后即对案涉工程放任管理，原审被告何某实际负责案涉工程并对案涉工程享有实际的权利义务，其签字应被视为对相关债务的确认。第六，本案存在两层法律关系，对外是以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名义开展民事活动，自应由江隆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内在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关系，具体上诉人江隆公司与原审被告何某之间应如何分担责任、应另诉解决，不影响上诉人江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故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江隆公司提出的追加被告问题。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原告的诉权，上诉人江隆公司应就己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进行答辩并提供证据，除必要共同诉讼人之外，其无权代原告申请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法院也无权代原告决定追加承担责任的被告。且本案只牵涉上诉人江隆公司因出借资质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不牵涉何某的内部责任承担问题。被上诉人梓盛公司并未对湖北新南洋公司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令湖北新南洋公司等退出诉讼并对上诉人江隆公司的再次追加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江隆公司关于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江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经纠正后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7元，由上诉人襄阳xx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王 志 钰审  判  员   黑 云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 官 助 理   德西拉措书  记  员   扎西确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