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302民初4338号原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耀商行，经营场所：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丰小区63号，注册号360301610009878。经营者：贺学桥，男，199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弘，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经营场所：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秋收起义广场雅天大厦C座3单元17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06809479858。负责人：李红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巧逢，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晖，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赟杰，男，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原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耀商行（以下简称荣耀商行）与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古公司）、邓赟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经营者贺学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弘、被告太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巧逢、胡晖、被告邓赟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荣耀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预付的货款608,000元；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因预付货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计算至两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专业从事饮料等食品批发零售业务的商行。自2017年起，原告因业务需要开始从被告太古公司订购可口可乐系列产品，被告邓赟杰系被告太古公司的业务员，专职负责被告太古公司与原告业务往来中的接受订单、收取货款、组织发货等事务。由于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在市场上属于热销产品，再加上被告太古公司每月不同的活动政策，使得原告只能采取大量囤货的方式向被告太古公司订购货物以保证获取更大的差价。按照交易惯例，原告每次订货都是先将全额货款预付给被告邓赟杰，然后被告太古公司才会安排将货物发送给原告。但自2018年起，原告每次为屯货而向被告太古公司下的订单，被告太古公司总是不能按时按量将货物配齐发给原告，截至2019年1月，被告太古公司累计拖欠了608,000元的货物未发给原告，原告为此多次提出异议，被告邓赟杰均以各种理由搪塞。2019年2月，在原告两名合伙人（贺学桥、刘志华）的一再要求下，被告邓赟杰向两人分别出具了合计金额为608,000元的两张《借条》，以此担保对原告未到货的预付货款承担保证责任。后被告邓赟杰因其他案件涉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原告遂向被告太古公司要求发货或返还预付款，但被告太古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肯履行。据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太古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诉称与事实、常理不符，且没有证据予以证明。1.被答辩人提出“被告邓赟杰系答辩人的业务员，专职负责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业务往来中的接受订单、收取货款、组织发货等事务”的这一诉称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是：被告邓赟杰虽系答辩人的业务员，但其并不专职负责被答辩人，而是专职负责诸如沃尔玛超市等大型商超及加油站客户，答辩人专职负责被答辩人的业务员叫朱寿余，由其接受被答辩人的订单并传达给答辩人组织发货。由于被答辩人系答辩人的“现结”客户（“现结”客户是指现场进行结算的客户，即先由答辩人供货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收货后，再支付货款给答辩人）,因此，无论是从答辩人的公司规定，还是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即使是被答辩人的专职业务员朱寿余也无权、无法先收取到作为“现结客户”的被答辩人的货款，更何况是在正常业务情况下不会与被答辩人发生接触的邓赟杰。2.被答辩人提出被告太古公司每月不同的活动政策，使得原告只能采取大量囤货的方式向被告太古公司订购货物以此保证获取更大的差价。按照交易习惯，原告每次订货都是先将全额货款预付给被告邓赟杰的这一诉称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是：被答辩人属于小型批发商，答辩人对于此类客户并不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价格政策。即使有的话，答辩人卖给被答辩人的货物价格前后也相差不大，不存在有所谓的“更大的差价”，被答辩人只是视其实际销售情况而不定时、不定量地向答辩人订货，每次订货的金额和数量也不会太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大量屯货”。如前所述，被答辩人是答辩人的“现结”客户，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答辩人依据被答辩人的订货数量先发货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收货后，再通过现场刷送货司机携带的POS机支付货款给答辩人，或者由答辩人当地物流合作公司的送货司机在送货时代收货款，再由物流公司转付给答辩人。因此，在日常交易习惯中，被答辩人是无须先支付货款给答辩人（含答辩人的业务员），故被答辩人的“预付款”之说不存在。而且在该交易习惯下，答辩人或答辩人的业务员也是无法先收取到被答辩人的货款。3.被答辩人提出“自2018年起，原告每次为屯货而向被告太古公司下的订单，被告太古公司总是不能按时按量将货物配齐发给原告。截至2019年1月，被告太古公司累计拖欠了608,000元的货物未发给原告”的这一诉称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是：自2018年起，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所下的订单，答辩人都按时按量将货物配齐发给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收货后，再将所收到货物的货款支付给了答辩人，因此，答辩双方之间货、款两讫。由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答辩人先发货，被答辩人后付款，因此，根本不会产生如被答辩人所提出的“答辩人拖欠608,000元货物未发给被答辩人”的这一情形。而本案中，就被答辩人提及的这608,000元货物，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下过订单，并且答辩人也没有收到过被答辩人支付的这608,000元款项。4.被答辩人提出“原告为此多次提出异议，被告邓赟杰均以各种理由搪塞。2019年2月，在原告两名合伙人（贺学桥、刘志华）的一再要求下，被告邓赟杰向他们分别出具了合计金额为608,000元的两份《借条》。以此担保对原告未到货的预付货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这一诉称与常理不符。从被答辩人提供的《借条》内容来看，只能证实贺学桥、刘志华与被告邓赟杰达成了借贷合意，双方形成了借贷合同关系。另，“借贷”与“保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借贷”也根本起不到“保证”的作用。被答辩人这样“强拉硬拽”的解释，其目的显而易见。同时，就被答辩人上述陈述也让人不禁疑问，如果真的是付款给答辩人，真的是向答辩人购买货物，为什么被答辩人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从未向答辩人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只是向被告邓赟杰提出异议，并与邓赟杰进行结算，最后要求邓赟杰出具《借条》。以上不符合常理的陈述和强拉硬拽的解释反而证实，案涉款项其实是被答辩人与被告邓赟杰个人之间的债务，为了能牵扯上答辩人，被答辩人不但歪曲、捏造事实，而且连最基本的法律原理都不顾，将“借贷”赋予“保证功能”，令人忍俊不禁，被答辩人的用意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其用意也“路人皆知”。二、被告邓赟杰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货物买卖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且被答辩人也明知。1.被告邓赟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中供认：“其是为了弥补个人亏空、采取自己贴补部分货款的方式谎称手上有低价货物，骗取包括本案被答辩人在内的部分商家和个人的资金用于周转”。由此可证实被告邓赟杰在主观上，其与被答辩人进行的交易行为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2.被答辩人负责人贺学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是通过其姐夫认识的被告邓赟杰，知道邓赟杰是负责超市和加油站这种大企业的销售。邓赟杰亲口跟我说“从他这里拿货每箱能赚到5元以上”，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他，拿货也只是5-8万元一次，但是他基本上都会回货给我，所以我就信任他了，因此，进货的钱也越来越多。由以上贺学桥的陈述可以证实：贺学桥在主观上是知道邓赟杰不是答辩人处负责其的业务员，但当邓赟杰给的货物价格明显低于答辩人的货物价格时，贺学桥在贪图暴利的驱使下，便选择与邓赟杰个人进行交易。贺学桥因不相信邓赟杰所采取的“先小金额交易”的行为，更加证实贺学桥在主观上是与邓赟杰个人进行交易，而不是与答辩人进行交易。因此，从以上两人的供认和陈述可以证实，被告邓赟杰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货物买卖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被答辩人与被告邓赟杰个人之间达成货物买卖的合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三、由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就案涉608,000元款项没有达成货物买卖的合意，答辩双方之间没有形成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之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被答辩人无权向合同外的答辩人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被答辩人诉称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就案涉608,000元款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形成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之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邓赟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当事人双方对原告提供的原、被告的身份信息、（2019）赣0302刑初235号刑事判决书、被告2018年5月30日、5月31日、7月1日、7月10日、7月17日、7月31日、8月11日、9月4日、9月22日、9月29日（2条）、11月27日、2019年1月25日的订单短信、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公安分局2019年3月19日对被告邓赟杰的讯问笔录、2019年3月3日、3月29日对原告贺学桥的询问笔录、2019年3月3日对刘志华的询问笔录、2019年3月3日对李灵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1）贺学桥与刘志华的《合伙协议》；（2)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原告向邓赟杰预付货款的微信转账截屏记录55张；（3）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被告太古公司发送给原告经营者贺学桥的订单短信15条；（4）邓赟杰向贺学桥出具的借条；（5）邓赟杰向刘志华出具的借条。证明：（1）贺学桥与刘志华两人系原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耀商行合伙人；（2）自2017年起，原告因业务需要开始从被告太古公司订购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并通过邓赟杰支付了1,166,877元预付货款；（3）被告太古公司通过邓赟杰下单，已接受原告向其订购可口可乐系列产品；（4）截至2019年1月，被告太古公司累计拖欠了608,000元货物未发给原告；（5）邓赟杰对该608,000元预付货款向贺学桥与刘志华两人分别出具借条，以此来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1)对合伙协议的真实性不知情，合法性无法确定，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贺学桥、刘志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两人已于2018年10月拆伙，现刘志华已经不是原告的合伙人，因此原告所要证明的两人是合伙人的事实不存在，被告邓赟杰向刘志华出具的借条所记载的款项在本案中也不能处理。(2）对微信转账的三性均有异议，款项性质不能确定，双方均有往来，不能证实款项已实际支付、最终金额及该款项系通过被告邓赟杰向被告太古公司的预付货款。（3）2018年11月24日的短信信息发送方10692040195150与其他订单的发送方10691402310081951503不一致，2019年2月21日的微信截图订单状态为删除中，说明该订单没有形成，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4）对借条不知情，对关联性有异议，借条上显示的时间是2019年2月，而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显示刘志华的借条是2018年10月出具，金额为7.4万元，出具给贺学桥的是30多万元的借条，故借条上款项的金额和时间不真实，借条只能证明被告邓赟杰与贺学桥、刘志华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能起到保证的作用，也不能证明被告邓赟杰拖欠原告608,000元货物未发给原告的事实。被告邓赟杰对证据未提出异议，提出：朱寿余与贺学桥关系不好，因为他与贺学桥的姐夫关系好，为了业务销售，公司要他与贺学桥联系，他有几次带朱寿余到原告处，每次原告发给他的订单都给了朱寿余看，每次订单的短信贺学桥都会告诉他，让他去问朱寿余，生成了订单货就会发出来，订单是公司系统发出的，微信截图那张订单是朱寿余的手机发的。公司确实规定业务员不能收取预付款，但实际上业务员经常收款，货到了以后业务员也要收款，年节时如果不先交预付款，就没有额外的奖励。2019年2月原告分多次转了18万元给他，他分多次转了13万元给朱寿余，贺学桥告诉他朱寿余说马上会有2大卡车的货（30吨）发给原告。由于货一直没有发给贺学桥，而贺学桥把钱交给了他，为了给贺学桥他们一个保障，他出具了借条。本院认为，对于贺学桥与刘志华的《合伙协议》，结合贺学桥、刘志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合伙协议内容，可以证实贺学桥与刘志华合伙经营荣耀商行的事实，二人是否散伙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微信转账记录，该55笔转账均是转给被告邓赟杰，邓赟杰对此无异议，在无相应证据证明邓赟杰将所收原告的款项转给太古公司的前提下，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向太古公司支付预付款的主张，对被告邓赟杰收取了原告1,166,877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订单可以证明原告向太古公司下订单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系通过邓赟杰下订单的主张。太古公司对2018年11月24日的短信信息发送方10692040195150与其他订单的发送方10691402310081951503不一致的异议，由于短信发送号码是太古公司委托的服务平台设置的，太古公司不能提供该公司仅有一个短信发送号码的证据，故对该异议，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2月21日的微信截图订单状态为删除中，原告陈述该微信截图订单是朱寿余从公司内网截屏发给邓赟杰，邓赟杰发给原告的。经本院向朱寿余调查，朱寿余陈述这个订单并没有生成，因为贺学桥是他的客户，可能是让他计算这个订单需要多少钱，计算完后他就删除了，具体是谁让他计算的记不清了。结合正常交易方式及该证据删除中的表现形式，该微信截图不能证明该订单已生成，本院不予认定。关于邓赟杰出具给贺学桥、刘志华的借条，邓赟杰确认了该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两份借条分别出具于2019年2月10日、12日，出借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1日、4月20日，偿还时间分别为2018年11月1日、12月20日，结合邓赟杰的质证意见，可以确认该两份借条系原告与被告邓赟杰就原告交付的款项及未发给原告的货款金额的结算结果，即尚欠608,000元。2.（1）原告提供的刘衍、彭文军的供货证明2份及被告太古公司业务员罗毅证明1份；（2）公证书3份；（3）罗毅向思佐批发部出具的收条。证明被告太古公司的经销商业务往来中存在业务员先收取预付货款再发货的交易惯例：（1）邓赟杰系被告太古公司业务员，邓赟杰与原告的业务交往属于职务行为；（2）按照交易惯例，经销商订货都是先将全额货款预付给被告太古公司业务员，再由业务员下单向太古公司订货，后续被告太古公司才会发货给经销商；（3)被告太古公司负责人李灵早就知晓邓赟杰向经销商收取货款、接受订单的事实。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邓赟杰与原告的业务交往属于职务行为。（1）对供货证明的书写无异议，但内容都是原告事先打印好的，不真实。（2）对公证书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公证书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公证书中的余龙、肖坚也有款在被告邓赟杰处没有拿回来，二人的欠款事实及经过与原告情形一致，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排除相互作伪证的嫌疑，且三份公证书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不一致。（3）对罗毅收条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收条为复印件，不能确定是否罗毅本人所写，出于何因出具该收条，也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业务员先收取预付款的事实。被告邓赟杰质证后对证据无异议，但对罗毅收条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太古公司的规定是一天之内必须回款，否则就会扣工作人员的钱，业务员预收货款多奖励就多，经销商预付货款返点就越高，2018年过年的时候太古公司就是先收预付款。邓赟杰欠了余龙、肖坚的钱，他收到钱后通过手机转账给朱寿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有其他证据佐证，对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3.原告提供的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19日对被告邓赟杰的第三次、第五次讯问笔录，证明被告邓赟杰便宜货的由来，即被告太古公司的业务员本来就有出售便宜货的情况，被告太古公司为了冲业绩，从上到下都存在业务员倒货的行为。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而且笔录中根本不能得出原告证明目的的结论。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邓赟杰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也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组可以证明原告证明目的中邓赟杰的便宜货由来，但不能证明原告其他证明目的。4.原告提供的贺学桥的银行卡信息4份（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政银行），来源于其在上述4个银行的机器上查询到其在该银行的开户信息后拍摄的照片。证明被告提供的POS机刷卡记录上所载的银行卡不是贺学桥的卡，贺学桥并没有那些银行卡。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对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证据的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贺学桥在这几家银行的开户情况，但不能达到原告提出的POS机上的刷卡行为不是贺学桥所刷的证明目的。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贺学桥目前在上述4个银行的银行卡信息，但不能证明其在该4个银行开户的历史记录，本院不予采信。5.原告提供的贺学桥与朱寿余2019年1月30日-2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2份。证明公司的业务员有预收货款后发货的情形。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内容并不存在如原告所讲预先收货款的情况，而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是不完整的，聊天记录中还有一张朱寿余发给贺学桥的图片,清晰记载了135,200元款项是由1月份原告未付的货款112,800元（100800+12000）及2月份原告要提货的金额22,400元组成，该图片证实朱寿余是催原告支付已提货的货款，结合被告之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贺学桥从被告太古公司处最后一次提货是2019年1月25日，金额为100,800.18元。该证据可以证实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收货再付款。原告补充陈述他将货款支付给邓赟杰，这笔钱是邓赟杰给朱寿余的，说明朱寿余与邓赟杰之间是有联系的。朱寿余跟他们说100,800元的货款不够，要他们再汇款300,000元，给四车货。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朱寿余的业务联系情况，根据微信图片内容，既有催讨1月已发货物的货款，又有2月要提货的货款，但不足以证明被告太古公司业务员存在预收货款的情形。6.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1）原、被告从2018年5月28日至2019年1月23日共计18笔货物交易的《送货单》、《装运单》及《司机报账单》；（2）彭文军、刘衍出具的《供货证明》各一份、罗毅出具的《证明》一份；（3）朱寿余出具的《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书及其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各一份。证明：（1）送货单、装运单及司机报账单显示被告太古公司负责原告的业务员是朱寿余，原告是被告太古公司的现结客户。被告太古公司收到原告的订货要求后配齐货物通过物流合作单位将货物送至原告处。原告签收货物后，当天通过司机携带的POS机刷卡支付货款给被告太古公司，或者由被告太古公司在当地的物流合作公司的送货司机在送货时代收货款，再由物流公司转付给被告。被告太古公司员工以各种形式所作意思表示必须书面化且同时加盖被告太古公司公章，否则视为原告与被告太古公司员工的私人行为；（2）原告提交的由彭文军、刘衍及罗毅三人出具的供货证明或证明是原告事先打印好的，并且这三人都是在没有完全理解内容的情况下签字的。供货证明及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彭文军、刘衍与被告太古公司的交易方式都是被告太古公司先送货，然后他们再付货款给被告太古公司，不存在预付款或被告太古公司先收货款的情形。另外，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供货证明》一致，系三人在供货证明上对出具情况进行说明，且彭文军是2019年8月才与太古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却于7月份在原告提供的供货证明上签字，故原告是做伪证。证明目的：（1）被告太古公司负责原告的业务员是朱寿余，而不是邓赟杰；（2）原告是被告太古公司的现结客户，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太古公司收到原告的订货要求后配齐货物送至原告处，原告签收货物后，再支付货款给被告太古公司，不存在原告先付货款给被告太古公司的情形。原告质证后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虽然此时间原告确实收到过被告太古公司的货物，但不能确定数量，送货单上贺学桥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短信订单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太古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太古公司陈述原告收货后是通过司机携带的POS机向被告太古公司支付货款，该陈述需有相关凭证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据说彭文军、刘衍及罗毅三人是受到了胁迫。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但对朱寿余的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邓赟杰对证据的三性未发表意见，但提出，只要向被告太古公司已经离职的业务员随便了解，公司政策就是如此，每个业务员都会预收货款，尤其是过年过节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证明朱寿余系被告太古公司员工，其他情况本院在庭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故对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7.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1）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19日对被告邓赟杰的讯问笔录共15页；（2）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3日、3月29日对原告贺学桥的询问笔录共8页；（3）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3日对刘志华的询问笔录共3页；（4）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3日对李灵的询问笔录共4页。证明内容：(1）邓赟杰为了弥补亏空，采取每箱货物自己垫资贴补6-10元货款的方式，谎称手上有低价货物，骗取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部分被告客户的资金用于周转；（2）贺学桥、刘志华明知邓赟杰是负责大超市和加油站这种大企业的业务员，而不是负责其的业务员，但为了能购买到比被告处价格更低的货物，获取更大的利润，虽有所怀疑但依然从邓赟杰处购买货物，并采取先购买小金额的货物的方式，感觉安全后，支付的货款金额越来越多；（3）达成买卖合意后，贺学桥、刘志华陆续支付货款给邓赟杰，邓赟杰以低于被告处的价格只供部分货物给贺学桥、刘志华；（4）邓赟杰垫付部分货款造成自己更大的亏空无力继续贴补，最后，既无法继续供货，也无法退款给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经销商；（5）在邓赟杰既无法供货，也无法退款时，贺学桥、刘志华与邓赟杰进行结算，各方确认了欠款金额并且同意将买卖合同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6）由于贺学桥、刘志华已拆伙，因此，邓赟杰分别向贺学桥、刘志华出具了借条；（7）在知晓邓赟杰向公安机关投案后，贺学桥、刘志华分别以邓赟杰诈骗其货款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证明目的：（1）原告知道邓赟杰不是其专职业务员；（2）本案所涉608,000元，原告（含刘志华）是与邓赟杰个人达成的货物买卖合意，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3）被告太古公司不是案涉608,000元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被告太古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太古公司依法不应向原告承担责任；（4）原告（含刘志华）与邓赟杰之间将买卖合同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邓赟杰依法应向原告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5）因贺学桥、刘志华已拆伙，刘志华退出了合伙经营，因此，邓赟杰向刘志华出具的74,000元的借款金额不应包含在原告的起诉金额中。原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太古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邓赟杰已经将如何从朱寿余处接管业务的情况说得很清楚，讯问笔录中也有反映，原告贺学桥在其笔录中也说明了交给被告邓赟杰的钱都会交到公司去。被告邓赟杰对询问笔录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是邓赟杰、贺学桥、刘志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该陈述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如下事实：邓赟杰系被告太古公司负责超市及加油站的业务员，因私下倒货背负了51万元债务，为避免被太古公司发现，通过虚构其有便宜货的形式，从经销商处骗取货款填补其欠公司欠款，再从仓库赊货分给经销商（李玉梅、余龙、张红、曾益金、贺学桥、刘志华、肖坚、吕传芳、小文乃）。原告经营者贺学桥通过其姐夫认识了邓赟杰，知道邓赟杰在太古公司上班，负责超市和加油站，邓赟杰以比公司便宜3-5元/箱的价格销售可口可乐产品给原告，先交定金再付尾款。贺学桥、刘志华是合伙人，陆续打了100多万元给邓赟杰。2018年10月贺学桥、刘志华拆伙，当时邓赟杰还欠二人40多万元货款未结清，刘志华分得其中74,000元债权，邓赟杰遂出具了74,000元的借条给刘志华，30多万元的借条给贺学桥。2019年1月，邓赟杰让贺学桥转了8万元给他，叫朱寿余在公司出了一张配货单，让他先出货，贺学桥会付钱，赊了108,000元货给贺学桥。2019年2月22日，邓赟杰让贺学桥转款184,000元给他，并承诺给其4车货，嗣后叫太古公司的人做了2车货的计划，但没做成。该款邓赟杰用来还了欠公司的108,000元货款，96,000元还给周正用于与太古公司对账。被告太古公司经理李灵2018年12月知道邓赟杰在公司拿货低价卖给别人的行为并欠客户钱，遂要他离职。8.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2019年3月11日对余龙、2019年3月12日对肖坚的询问笔录。证明二人也存在被被告邓赟杰个人诈骗的事实，诈骗情况与原告的一致，因此不能排除该二人与原告串通作伪证，以达到将损失转嫁到被告太古公司的目的，其出具的公证书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原告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太古公司的证明目的，余龙、肖坚及原告均不是被告邓赟杰诈骗案的受害人，已经刑事判决书认定，不存在被告太古公司所说相互串通的嫌疑。被告邓赟杰对询问笔录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是余龙、肖坚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原告对三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余龙、肖坚出于购买便宜货的目的转账给邓赟杰的事实，该陈述与二人出具的声明书中陈述的从太古公司进货是先付货款再送货的情况一致，故被告太古公司提出的原告与余龙、肖坚串通作伪证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9.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2017年6月17日-2018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购货的《送货汇总表》、《配送装运单》、《送货单》共22笔。证明：（1）原告在与邓赟杰发生往来前，已经开始和太古公司直接发生交易，原告知道双方的交易价格、习惯、流程；（2）因原告贪图便宜货，转而从邓赟杰处购买，改变了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价格、习惯和流程，原告是与邓赟杰个人达成了买卖合意并产生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与可口可乐公司；（3）因为原告是与邓赟杰个人产生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且邓赟杰提供的货物单价低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货物单价，才会出现可口可乐公司供货货值超出原告付款金额及邓赟杰仍尚欠原告货的情形；（4）由于可口可乐公司送货单上的货物单价并没有按照邓赟杰与贺学桥所约定的单价执行，因此，邓赟杰向贺学桥提供便宜货并不是可口可乐公司授权；（5）原告未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任何异议，并且付清了每笔货款。另外，原告只和邓赟杰个人进行结算，可证明原告明知其是与邓赟杰个人发生货物买卖合同关系；（6）可口可乐公司绕开自己专门配备给贺学桥的业务代表朱寿余，指令“其他的业务代表如邓赟杰向贺学桥提供低于公司正常价格的货物”的这一说法明显违背常理。原告质证后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提出送货单上所有贺学桥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签名，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太古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太古公司正常的发货程序，但该组证据与其他证据有关联，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10.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1）可口可乐公司与思佐批发部签订的《2018年C101合作伙伴合约（城区）》；（2）2018年10月24日，思佐批发部向可口可乐公司购货的送货单、装运单、司机报账单；（3）2018年10月25日，罗毅出具的收条，2019年6月27日，罗毅出具的借条，2020年1月20日，思佐批发部负责人邬思佐向罗毅出具的收条；（4）2018年10月26日，思佐批发部向可口可乐公司购货的送货单、装运单、司机报账单；（5）2018年11月26日，思佐批发部盖章、签字确认的客户对账回执单；（6）2020年4月8日，思佐批发部向可口可乐公司订货的送货单、装运检配单、司机报账单；2020年4月9日，思佐批发部出具的费用确认函。证明：（1）思佐批发部与可口可乐公司明确约定，公司员工没有权利调整货物价格，如有，属于员工个人行为；（2）思佐批发部的便宜货是与邓赟杰个人之间产生货物买卖关系；（3）邓赟杰销售便宜货是其个人行为，经销商、批发商等客户从邓赟杰个人处购买便宜货，都是与邓赟杰个人形成货物买卖关系；（4）思佐批发部在2019年6月从经销商客户转为和原告一样的批发商客户，思佐批发部的交易模式也是先货后款；（5）思佐批发部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有纠纷，有利害关系，其负责人之妻黄正萍向法庭提交的公证书证言不是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质证后除认可罗毅收条的三性外，对其余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罗毅出具的收条恰恰证明了被告太古公司员工有预先收取货款的行为。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合约、送货单、装运单、司机报账单可以证明被告太古公司正常的交易习惯，但不能证明被告太古公司的证明目的。《2018年C101合作伙伴合约（城区）》系被告太古公司与思佐批发部签订的协议，不能证明该协议内容适用原告，且仅凭该一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太古公司与客户的交易习惯。至于罗毅的收条及思佐批发部的相关证据，由于原告申请了罗毅出庭作证，本院将综合其证人证言综合认证。11.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员工手册签收页、培训确认反馈表。证明（1）被告太古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员工不得收取客户任何款项，无权对货物价格进行调整等，并对邓赟杰进行了培训；（2）邓赟杰与原告等客户之间的便宜货交易行为属于其个人与客户之间的货物买卖行为。原告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评定，对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被告与邓赟杰进行了员工培训，也不能证明邓赟杰与原告之间的交易属个人买卖行为。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被告太古公司提供了原件核对，本院予以采信，但仅能证明被告邓赟杰接受了太古公司培训、清楚太古公司规定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与原告之间的交易属个人买卖行为。12.本院对刘衍的调查笔录。刘衍证明其在原告提供的供货证明上的签字属实，因其与原告系同行，且原来有先交钱后交货的情况，故原告要他证明确有此事时，他就签了字。由于在其现任业务员朱寿余负责时没有先交钱后交货的情况，故他应朱寿余的要求，在原告提供的供货证明上写下了没有完全理解内容，其作为太古公司的直营客户都是先送货后付款，其没有给过预付款给太古公司或业务员。并证明正常情况下都是先送货后交钱，只有在促销、让利、要涨价时才会先交钱后送货，不可能有两个业务员并存的情况。原告、被告太古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予以采信。13.本院与彭文军的通话笔录。彭文军证明其在原告提供的供货证明上的签字属实，他原来是在原告处拿货，是先交钱后送货。后他应朱寿余要求，在供货证明上写下了没有完全理解其内容，其在2019年8月后成为了太古公司的直营客户，没有交预付款给业务员。原告对彭文军陈述的拿货经过无异议，但后面写的话可能是受到了太古公司的威胁。被告太古公司认可彭文军2019年8月成为太古公司客户的事实，无法核实其与原告的交易模式。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彭文军2019年8月才成为被告太古公司客户，而其为原告出具证明的时间为2019年7月5日，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14.本院对朱寿余的调查笔录。朱寿余证明他一直是原告的业务代表，商户向太古公司下订单都要通过业务代表，原告通过太古公司进的货一定是他下的订单，货款给物流。他与原告之间没有矛盾，带邓赟杰到过原告处，原告与邓赟杰有亲戚关系，他没有告诉原告其工作可以由邓赟杰代替，他从来没有从原告处收过钱。他不知道邓赟杰在原告处收钱的事。在有优惠政策时，按照太古公司规定，应将预付款直接汇至太古公司，不存在直接交给司机或业务员。2019年春节后有批货本来要发往曾海批发部，但因其没仓库，就由邓赟杰联系原告，将货发到了原告仓库，原告在送货单上签了字，但要付钱时联系不上原告，找到邓赟杰后，邓赟杰分几次通过微信转账了11万元左右给他。邓赟杰还借了他2万元。原告质证后认为朱寿余陈述的有些不属实，要求与朱寿余对质。朱寿余跟原告及邓赟杰都有交接。被告太古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申请朱寿余到庭作证，但朱寿余以其在外地旅行为由未到庭，鉴于朱寿余的身份及其他证据中反映的情况，对其陈述，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15.本院对邓元财的调查笔录。邓元财是赣银物流的司机，负责为太古公司送货给客户。邓元财陈述他们从前不代收货款，也不携带POS机，没有收过原告一分钱。司机报账单不是他做的，送货单、装运单、司机报账单这一套流程以前从来没看过，都控制在业务员手中。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邓赟杰出事后他们才按上面流程做并代收货款。他们从南昌把货送到萍乡仓库，由萍乡仓库管理员周正安排送货地址，收货方清点货物后不会出具收条。对邓赟杰的事具体不太清楚，他认识朱寿余、邓赟杰，邓赟杰是专门做超市的，超市的货更便宜，但有数量。听说邓赟杰倒贴，原告他们觉得有钱赚，就汇款给邓赟杰，但邓赟杰收到货款后没有把货全部给原告。原告对邓元财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无异议，认可送货流程，认为该证据可以进一步说明原告从来没有在送货单上面签字、刷卡。被告太古公司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邓元财提出的他没有收过原告货款一事，还需核实是邓元财收还是他人代收，该笔录可以证实货全部送给了原告，而且可证实邓赟杰与原告之间的交易是个人交易，邓赟杰的货比较便宜，倒贴原告，原告就汇钱给邓赟杰。被告太古公司有理由怀疑物流、客户以及邓赟杰三方合谋损害公司的利益，被告太古公司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权利。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16.本院与周正的电话录音。周正陈述，他是萍乡仓库的管理员，原告与邓赟杰关系好，与邓赟杰是多年的朋友，只认邓赟杰，与朱寿余关系不太好，一直是邓赟杰操办原告业务，通过朱寿余出单，销量算朱寿余的，邓赟杰将原告的货款交给他，他刷卡或转账至太古公司账户，客户不会放卡在他处，原告从前应该来仓库刷过卡。原告在太古公司有户头，他按照太古公司的销售单从原告的户头送货，邓赟杰的货也是从仓库送出去的，邓赟杰与业务员及客户怎么谈的不清楚，但货款是付清了。原告质证后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邓赟杰确实通过朱寿余转变成贺学桥的专属业务员；贺学桥所有的订单都是通过朱寿余向被告太古公司下的；贺学桥并没有自己刷卡或签章；被告太古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贺学桥与朱寿余关系不好的原因是朱寿余没有把相关费用结算给原告，把邓赟杰介绍给原告，使其成为原告的专职业务员。被告太古公司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有异议，1、2点相互矛盾，录音中并没有邓赟杰通过朱寿余的介绍变成贺学桥专属业务员的表述，而原告第2点又要证明其所有订单都是朱寿余向太古公司下订单，相互矛盾。该录音可以证明朱寿余是贺学桥的专属业务员，邓赟杰只是负责大型超市，朱寿余并没有和贺学桥的关系不好，只是相对于贺学桥与邓赟杰的特殊关系才是不好，而贺学桥只与邓赟杰联系的原因是他们之间有特殊利益，邓赟杰想诈骗贺学桥钱，抛出每箱便宜5元的诱饵，而原告贪图便宜才与邓赟杰勾结。同时该录音也证实贺学桥之前自己到周正处刷过卡，只是后来没有，该行为也证实贺学桥跟太古公司是正常交易，向太古公司付款，但由于和邓赟杰有了私下交易后，为了便宜货才与邓赟杰发生往来。该录音也证实了贺学桥与邓赟杰之间是个人的往来，并且太古公司发给贺学桥的每批货贺学桥都收到了。贺学桥与邓赟杰之间低价便宜货的个人交易行为损害了太古公司利益，通过送货单等证据可以反映出贺学桥明知邓赟杰的操作方式，而与邓赟杰一起隐瞒两人之间的私下交易，套用太古公司正常订货单出货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在主张意图上存在明显恶意。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邓赟杰之间交易方式是：邓赟杰通过朱寿余下单，把货款交给周正，周正将货款转账给太古公司，按太古公司销售单安排送货。虽然事实上原告的业务由邓赟杰操办，但以朱寿余名义出单，业绩算朱寿余的，不能以此证明邓赟杰成为了原告的专属业务员，只是朱寿余与邓赟杰之间的交易。17.原告申请的罗毅出庭证人证言。罗毅系被告太古公司萍乡分公司的业务代表。罗毅陈述，他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的证明是原告打印好内容让他签字的，因当时他与思佐批发部有纠纷，原告说该证明用来打官司，不会作为证据，如果官司打赢了会帮他处理与思佐的债务。后他要原告把这份证据撤回来，但原告没有撤回来。证明上的内容不属实，太古公司每个月是有不固定的活动，但预收货款只差不多在每年的12月或第二年1月时做一次，汇至太古公司账户，业务员是不收款的。太古公司找他核实该证明时，他就在证明上写了当时不太了解情况，不想沾上麻烦等字样。他是思佐批发部的业务员，与邓赟杰是同事，太古公司基本上是一个业务员服务一个客户，没有一个客户有两个业务员接洽的情况。邓赟杰负责大型超市，超市货价格平常比批发部还要高，与市场正常流通价是一样的，只有过节搞促销的时候比批发部便宜。邓赟杰找到他说其有一批便宜货，便宜4-5元，要他联系思佐批发部是否要货，他可以抽取一定佣金。他相信邓赟杰有便宜货，而且长期都有，但不知道他的便宜货是怎么来的。邓赟杰的便宜货与太古公司的订单货都是从仓库送货，仓库并不以订单为送货依据，不知道邓赟杰是怎么操作的。他告诉了思佐邓赟杰处有便宜货，如果思佐需要便宜货，他就跟邓赟杰说，邓赟杰就会叫人送过来。思佐批发部把钱交给他，他与邓赟杰一起将款存入邓赟杰的账户，他是替邓赟杰收款，不是收太古公司的货款，邓赟杰出事后，他承担了他出具给思佐批发部的收条中载明的44,100元债务。原告、被告太古公司均表示不清楚邓赟杰他们的操作，认可证人对证明出具经过的陈述。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18.原告提供的其与邓赟杰的结算记录本。原告陈述本子上的字是他写的，都是他与邓赟杰之间的算账。他拿钱给邓赟杰，邓赟杰叫人送货过来，因为送货给他的时候没有单子，他就点个数登记下来。因为前面几个月都对上了，且邓赟杰说太古公司仓库有记录，一般一个月对一次，所以后面就没有写这么清楚了，但是邓赟杰没有拿太古公司记录给他看过，朱寿余有时候也会过来问。后邓赟杰根据该记录本上的记录与他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借条。被告太古公司认为系原告单方记录，不能反映原告提出的借条金额计算过程，且没有邓赟杰的认可。被告邓赟杰未发表意见。本院采纳被告太古公司的质证意见。19.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1）原告自2012年开始经营可口可乐产品，当时的名称是家家顺，没有签合同，业务员是朱寿余。支付方式是参加太古公司订货会、预付货款，被告太古公司陆续交付货物。2013、2014年时朱寿余会提前通过电话或微信告知其准备钱。（2）原告2016年左右认识被告邓赟杰，知道他在太古公司上班，但不知道他的业务范围，2018年才知道。开始做生意时都不会大笔投入。（3）不能确定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的货物已收取。（4）2018年时付过款给朱寿余，但没有证据，大部分是支付给被告邓赟杰。（5）便宜货是以太古公司卖给他和大型超市的价格比较而言，出现两个价格的原因是被告太古公司不定期有活动，存的钱多就更优惠，太古公司是以返货的方式给予优惠。（6）原告与朱寿余有矛盾，在太古公司做业绩时，朱寿余就委托被告邓赟杰来拿订单，原告与邓赟杰合作，朱寿余是认可的，他让邓赟杰对接原告，他们两个人还经常到原告处做陈列，原告是基于被告邓赟杰是太古公司工作人员才与他合作。（7）原告在太古公司有两个进货渠道，一个是通过朱寿余，一个是通过邓赟杰，原告通过该两人下订单，在太古公司平台下订单是业务员的事。（8）微信截图订单是朱寿余从太古公司内网截屏发给邓赟杰，邓赟杰发给原告的，订单短信号码不一致的原因不知道。20.被告邓赟杰在庭审中的陈述：（1）朱寿余是原告的业务员，他收到原告的钱中付了13万元给朱寿余，是通过手机转的，其他的通过刷POS机支付到被告太古公司账户；（2）他出具给贺学桥、刘志华的借条是三人根据账本计算出来的，借条金额就是所欠货物。（3）他还欠了余龙、肖坚的钱，不认识黄正萍。本院认为，结合证据2、6（2）、8、10（3）、12、13、17，可以证明被告太古公司的客户都有一个专属业务员，被告太古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是先送货再付货款，有不固定的活动，但不能证明业务员预收货款的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刘衍、彭文军、罗毅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公证书中肖坚、余龙的声明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意思一致，本院予以采信，黄正萍的声明与到庭作证的罗毅的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结合证据5、6（1）（3）、7、9、14、16，可以证明原告的业务代表是朱寿余，自2017年5月起，原告将货款预付给邓赟杰，邓赟杰通过朱寿余向太古公司下订单，货款由邓赟杰交给周正或朱寿余，周正转账给太古公司。2019年春节朱寿余催原告的那笔款原告也是交给邓赟杰，由邓赟杰转账支付给朱寿余。结合证据1（3）、3、6（1）、9、14、15、16，原告提供的被告太古公司2019年1月25日的短信内容“您的订单已生成....金额100800.18元”、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证据4中对该订单的支付情况“支付时间2019年1月25日，金额100800.18元、贺学桥458124......1186，其中24921.21元是POS机刷银行卡，剩余的全部是POS机扫码”、被告邓赟杰供述其于2019年春节时通过微信转了13万余元给朱寿余、朱寿余在本院向其调查时认可邓赟杰转账13万元给他，2019年2月13日朱寿余通过微信向原告催讨该笔货款、周正证言“原告的货款由邓赟杰交付给他，他转账给太古公司”，邓元财证言“他们在邓赟杰出事前不代收货款，不携带POS机，送货单、装运单、司机报账单都控制在业务员手中，没收过原告的款”，可证明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证据6（1）、9中显示的业务流程仅是太古公司账务反映，事实上，原告与被告太古公司的业务往来未按此流程处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邓赟杰与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被告太古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第一个焦点，邓赟杰与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总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一般结合以下几个标准判断员工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1.行为人必须是企业的工作人员。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均没有提供邓赟杰与被告太古公司的劳动合同，但对于该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故邓赟杰是被告太古公司的工作人员。2.行为人必须以企业的名义开展活动，即行为必须以法人名义作出。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原告自2013年左右开始销售可口可乐产品，被告太古公司指派了专属业务员朱寿余与其对接业务，当时原告是与被告太古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自2017年5月起，原告通过其姐夫认识邓赟杰后，由于邓赟杰虚构了其有便宜货的事实，原告在小金额试探后相信了邓赟杰，便开始从邓赟杰处进货，并将货款直接支付给邓赟杰，在这一过程中，原告及邓赟杰均陈述是“从邓赟杰这里进货”，尽管邓赟杰有太古公司业务代表的身份，但其负责的是超市和加油站，且原告是知晓的，也没有邓赟杰以太古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发生交往的证据。且无证据证明原告有理由相信邓赟杰卖便宜货给他获得了太古公司的授权或者接受了太古公司的指示。至于原告主张的朱寿余将原告专属业务员身份转给邓赟杰的说法，相关证据显示，原告与太古公司的订单必须通过朱寿余下，货款也是由物流周正转付，在太古公司层面并未发生转换，而且朱寿余作为一个被委托人，就算将其业务代表身份转给邓赟杰，也需取得被告太古公司的同意或追认，故邓赟杰通过朱寿余下单的行为只是两人之间的私下行为，不能以此认定邓赟杰是以太古公司名义与原告发生经济往来。3.行为人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并且其职务有权代表公司从事某项事务，是有权代理行为。本案中，邓赟杰虽然是被告太古公司的业务代表，但其与原告之间的行为并未得到太古公司的授权，其职务范围为超市和加油站。原告一直主张邓赟杰是通过朱寿余的委托移交实际成为了原告的专职业务员，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相关证据，邓赟杰是自己找到原告，以其有便宜货要原告从他那里进货的，原告经过小金额试探后觉得有利可图进而相信邓赟杰并向其大量付款，故邓赟杰的行为虽然是推销被告太古公司产品，但其却超出了太古公司指定其履行职务的范围，其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是履行职务，也无权代表。而且在原告与邓赟杰的交往中，2019年2月，在与原告算账后，邓赟杰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原告两个合伙人出具了借条，可见邓赟杰的主观意图是认定其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4.行为人的行为从客观效果上是否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现实可能性。本案中，邓赟杰是以比太古公司便宜3-5元/箱的价格卖货给原告，原告也是看中了此便宜而与邓赟杰合作，虽然在合作过程中有通过朱寿余下订单、仓库直接送货、太古公司收到货款的正常交易行为，但邓赟杰实施该行为的主观意思是填补其个人亏空，并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该行为，其行为扰乱了太古公司正常经营规则，客观上还造成了太古公司损害，不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现实可能性。5.惯例或习惯，指观察行为人或法人以往对类似交易的惯例或习惯，以判断当前行为是否符合该“传统”。本案中，原告一直强调被告太古公司存在业务员预先收取货款的惯例，其他经销商、业务员、物流司机均证明，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按照被告太古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显示的现结客户的进货流程：下单—送货—付款的方式操作，被告太古公司业务员有预先收取客户货款的行为，但预先收取货款的惯例并不是太古公司管理规程认可的行为，只是业务员为达到其销售业绩所采取的手段，并非被告太古公司的销售惯例。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太古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本案被告邓赟杰因其犯罪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原告的损失客观存在。邓赟杰与原告发生往来的目的是掩盖其2017年4月私下倒货的行为，以应对太古公司的对账。原告系基于对邓赟杰的信赖及购买便宜货的心理而大量付款给邓赟杰，且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与邓赟杰进行结算，由邓赟杰向其出具借条。虽然期间有邓赟杰、朱寿余、周正相互配合的行为，但该行为属于三人私下的行为，违反了太古公司的管理规定，故本案中，被告太古公司仅存在内部监管失察的问题，对原告的损失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被告邓赟杰超出其职责范围与原告发生经济往来，原告明知邓赟杰职责范围，为购买便宜货而向其付款购货，其行为对被告太古公司不存在善意，被告太古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无过错，故被告邓赟杰收取原告款项无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利益，且其对原告主张的608,000元无异议，应将其收取原告的608,000元返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赟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608，000元给原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耀商行。二、驳回原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耀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40元，由被告邓赟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文玮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代理书记员  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