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3民初1352号 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兴，男，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反诉原告）王长玲，男，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清华，福建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兴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长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兴，被告（反诉原告）王长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清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大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租赁押金474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2020年1月30日至2月10日租金5686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3月2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位于中亭街利安苑××号××商铺，用于服装的批发和零售；合同约定店铺租金为每月15800元，店铺租赁期间水费和电费由原告支付，物业管理费由双方各承担50%，合同约定的押金为三个月的租金474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准时支付租金，但是自2020年1月份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原告在此期间店铺不能正常营业，即使在2月18日商场允许营业以来，整个商场也仅开一扇大门，而原来商场正常营业期间，商场是八扇大门全开。商场顾客更是寥寥无几，继续经营原告将损失严重，在经营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原告多次跟被告协商解除租赁合同，并最终于2020年2月23日事实上搬离店铺，并给被告送去解除合同书面告知函，不再继续租赁该店铺。由于此次疫情导致2020年2月18日前商场完全无法营业，租赁合同客观上在2020年1月30日春节假期届满至2月18日完全无法履行，疫情属于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况，因此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根据《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椐不可抗力影响的大小，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外规定的除外。因此，原告已于2020年1月10日缴纳的1月10日至2月10日期间的租金，因1月30日至2月10日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应予退还。同时《合同法》第1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因此在疫情发生之后，原告为了减少租金损失和经营损失，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跟被告协商解除租赁合同关系，之后被告通过微信通知同意解除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于2月23日将店铺的货物全部清空，并将店铺锁具全部撤掉及时通知交还给被告，同时录有视频为证，因此原告已经将店铺完好无损的移交归还给被告。之后被告同意解除合同并接收了店铺。原告认为，2020年2月18日之后，虽然商场打开一扇大门，貌似“恢复营业”，但和此前正常营业期间商场打开八扇大门的状况相差极大，客观上使得消费者无法充分进入商场。同时，由于当时福建省仍然有新增病例，疫情仍然处于防控期间，有主观消费意愿的消费者人数与没有疫情期间相比，在2020年2月底的时间点减少了95%以上。因此，2020年2月18日之后，即便原告可以使用店铺，使用店铺的客观情况与原告订立合同时相比也完全不同，原告继续承租店铺只得承担巨额损失的后果。因此，原告于2020年2月23日搬离店铺，是合法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合法解除租赁合同，因此按照约定被告应该将剩余的押金归还原告。原告将店铺归还之后，多次与被告协商退回三个月的押金，但是被告无动于衷，同时原告了解到被告属于二房东，目前依据商场大部分房东对商户免租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被告或者已经接受了一房东租金的减免。4月10日，原告发现被告已将店铺出租装修，原告租金交至2月10日，假设被告在接受一房东免租2个月从2月10日至4月10日，那么在这场疫情中全国人民均遭受损失，在一房东免租损失租金与原告无法维持被迫结束经营损失严重的情况下，被告非但没有损失还获得了损失惨重原告的押金，这太不合理了。被告分文不退原告押金及受政府管控期间无法营业的租金，原告协商无果被迫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王长玲辩称，1、原告单方面解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租赁押金不予退还。原告与答辩人于2018年3月2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答辩人将中亭街利安苑E-54号出租给原告用于服装批发、零售；租赁期为2018年3月10日至2021年7月15日；违约责任为三个月租金47400元的违约金。受新冠疫情影响，中亭街于2020年2月17起恢复营业，在防控措施下，商铺可以开门经营，本质上没有阻碍房屋租赁的履行，本案的房屋租赁合同目的是房屋用于经营，并非保证经营盈利，原告不能将经营收入的减少错误嫁接到房屋租赁的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点第二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苏大兴于2020年2月22日单方面清退租赁房屋，已构成违约，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押金47400元不予退还，并支付47400元违约金。2、原告诉请退还租金，应以房东实际减免金额为准。原告诉请退还租金请求不合理。其一，国家规定2020年春节节假日为1月24日至2月2日；其二，原告苏大兴为龙岩籍人士，往年其都是正月十五过后（即2月8日之后），从老家回榕后才会恢复营业。从原告所有证据也可以看出，原告系2月10日之后才开始与答辩人联系租金减免的问题。其三，房东在疫情期间也依旧向银行偿还按揭贷款。所以，原告诉请退还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2月10日的租金与实际情况不符，该请求不合理，应不予支持。关于租金的减免问题，根据2020年2月19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二、做好企业服务（四）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对承租我市〔含县（市）区、高新区〕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2020年2月份房租（含摊位费）免收，3月份、4月份房租（含摊位费）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根据4月21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租金，而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减免租金可按规定同等享受相关政策。以上政策，对非国有房屋减免租金皆为鼓励，无强制性规定。答辩人作为二次出租人已承诺会将房东给予实际租金减免金额落实到实际承租人上。 反诉原告王长玲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拖欠的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4日的租金14118元；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拖欠的2020年1月份及2月份水电费及物业费1106.8元；3、判令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王长玲增加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判令苏大兴支付违约金47400元。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3月2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反诉被告承租反诉原告位于中亭街利安宛××号××商铺，用于服装批发及零售；合同约定商铺租赁期为2018年3月10日至2021年7月15日，并约定在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5800元，在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7060元，在2020年7月15日至2021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8430元，租金在每月10日以月交租金型式交纳；并约定租赁期间物业费、水电费双方各付50%;合同约定押金为47400元，并约定租赁期间双方必须信守合同，违约方须向对方缴纳违约金47400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共同遵守约定。但至2020年2月10日双方约定的缴纳租金日期，被告就拒缴租金，并无故要求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并返还押金，反诉原告均不同意。反诉被告于2020年2月23日私自搬离并清空商铺，恶意违约。据反诉原告了解，反诉被告搬离中亭街商铺后，又在福州利嘉国际商业城，开设了新的商铺。其行为就是以疫情为借口，逃避合同约定的义务，恶意违约。反诉原告也需交租金给商铺业主，如果再拖下去，反诉原告的租金损失越大，且越不容易找到新的承租人。反诉原告基于反诉被告的违约事实，迫不得己于2020年3月4日通知反诉被告解除合同，并由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根据合同约定，押金作为违约金予以没收（承担责任）。本案不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合同完全无法履行，既使按反诉被告所认为疫情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短期影响，不会造成合同的后续无法履行。按照常理，疫情期间的影响，出租人与承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以适当的方式对疫情期间的租金可以部分减免，但适当的部分减免也应当基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的前提下。如果全国的承租人都以这次疫情为由而不履行合同约定，那出租人的损失由谁承担？反诉被告其根本目的就是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反诉被告还应支付反诉原告所欠的租金及水电物业费，即截止至2020年3月4日，从2月10日至3月4日期间共计24天的租金14118元，以及2020年1月份，2月份应承担的50%水电费及物业费1106.8元。反诉被告以疫情为借口故意违约，反而恶人先告状，请求法院驳回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被告苏大兴辩称，我方没有拒缴租金，2月10日有发送暂缓交租函，被告默认的情况下，在微信聊天证据第9页也有被告的聊天记录为证。我方并无主观故意恶意违约，不可抗力疫情下，我方先是提出协商减免租金，被告以找不到他的房东和这是整个市场的事等莫须有的理由一拖再拖，故意扩大我方损失，最后2月21日说联系上房东了免10天，商城根本不能营业属于不可抗力疫情政府管控行为应该属于双方免责。我方一再要求签署公平合理书面免租协议，被告一再推脱，有意扩大我方损失，最终我方在不可抗力疫情的影响下迫于无奈放弃老店退到我方另一家属于免租无人流的店（己开两年〉。最终中亭街商场全部通道大门实际打开时间为4月9日，实际不可抗力受管制不能实际经营时间应该认定到4月9曰为止。视频为证。至此，被告还无视各官方指导文件，依然坚持认为疫情对合同影响不大，不属于不可抗力。从现在疫情发展来看，已经全球化，国家为此发有史以来第三次特别国债，至此依然对营业场所各种限制，至此国外疫情已经越发不可控，我国海关管制依然非常严格；种种迹象表明，不可抗力疫情的时间将在有效疫苗研制出来前长期存在，长期影响中亭街我方店铺的正常持续经营。我方认为疫情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对中亭街我方租用商铺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合同继续显失严重失去公平。被告一再拖延协商免租，再从现在反诉无理要求来看，被告当时或者是想拖垮我方，吞吃我方押金。被告3月4日发微信通知我方解除合同，在我方及时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并2月23日实际已清空店铺及时告知并交还使用权的情况下，被告索要不可抗力政府管制期间的租金本就无理的行为，还索要到3月4日简直就是令人愤怒，如果对方年底再发微信我解除合同，按对方霸王逻辑那是否要索要租金到年底。我方已2月23日实际清空店面交还使用权，实际解除了合同，证据充足事实清楚。我方推断，3月4日被告方可能是有新的租客签署合同，被告才演了这么一出。首先政府管制期间，由于不可抗力疫情造成政府管制属于不可抗力，完全覆盖了被告方索要租金2月10日一3月4日；其次按商场后期各商户接受房东免租情况合理推断被告方很可能己接受一房东两个月免租，完全覆盖了这段时间的租金（按新闻摘抄福州指导转租人要将免租让实际承租人获益）；再次，2月23日后我方已实际交还了店铺使用权，并做到了及时告知减少对方损失的义务。至于对方提到减免租金要继续腰行合同为前提，对方本末倒置，对方倚仗押金在手及猜测我方不可能放弃辛苦经营的老店的强势地位，故意拖延与我方协商免租，并试图以极少的减免天数通迫我方继续履行这份严重失去公平的合同，我方如果屈从继续履行合同损失巨大，最终倒闭不可避免。我方只能依法解除合同，并及时做到了告知义务，对方本末倒置，说我不履行合同不能享受免租，想强行扭曲我是1月25日至2月23日实际受不可抗力疫情影响的实际承租方这一事实，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反诉原告提到不容易找到承租人，对于中亭街一铺难求的商场，造成当时出租困难的原因并非由我方造成，对方刻意忽略了这个是不可抗力疫情造成的这一事实。在我方明确表示解除合同，清空店铺并及时履行交还并告知义务，实际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方主张2月23日后的权利明显是意图故意扩大我方损失和对方前期一直拖延确认协商免租协议故意扩大我方损失如出一辙，只是我相信司法的公正，这次不会让反诉原告得逞。我方并非无故，我方属于在不可抗力疫情情况下，对方一再拖延协商确认免租协议意图让我方继续履行明显严重失公合同的情况下，我方依法提出解除合同。在对方获取一房东免租再次成功出租店面，不再有损失还意图吞吃我方押金不愿意协商退还押金事宜的情况下，万般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所请。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反诉第一及第三条无理要求，对于被告反诉第二条请求，我方对1月1日至1月24日水电物业费用无异议，对1月24日至2月23日水电物业费用属于（政府管控不能营业不可抗力双方免责）有异议请求法院公平判决合理分摊，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对1月24日至3月4日的水电物业费的无理要求。 基于新冠疫情及政府防控措施的重大影响，答辩人经与反诉原告协商减免租金无果，继续履行合同对答辩人明显不公平，答辩人承租店面获取经营利润的合同目的已然无法实现，才迫不得已与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反诉原告也同意终止合同，并收回了店面，重新对外招租，双方合同已经于2020年2月22日解除，反诉原告又诉请继续履行合同，主张收回店面后的租金、水电物业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众所周知，自去年12月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建国以来影响最广泛的严重传染病疫情，各省人民政府均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各级政府采取了包括封锁社区、限制人流、延迟复工等各种防控措施。案涉店铺也因疫情及政府防控要求，无法复工。答辩人因此于2020年2月1日非常客气地与反诉原告协商减免部分租金，但反诉原告拒绝减免任何租金，还说答辩人造谣。那么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对答辩人明显不公平，答辩人租赁店面获取经营利润的目的也将落空。于是答辩人与反诉原告协商解除合同，双方于2020年2月22日移交了店面钥匙。当答辩人向反诉原告要求退还押金时，反诉原告也表示“终止合同可以，但定金按照合同约定不予退回”（本案中并不存在定金），之后，反诉原告在自己店门上张贴招租广告，对外招租。可见双方合同已于2020年2月22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反诉原告现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主张收回店面期间的租金，明显与其此前行为相背，更与法律规定不符。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春节开始本是一波行情，这时气温适宜，逛街逛商场的人也多，可以卖春装，而夏天6、7、8、9四月，正值高温天气，外出逛商场的人就少，才是淡季。作服装生意的人本来都希望旺季时赚的钱能弥补淡季的亏损。现因为疫情这么严重，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直接导致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2月22日期间店面不能开门复工，之后也因没地方采购口罩等防控物资，无法满足政府的防控要求，不能复工；再者，商场只开一个进出口，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和防控需要，也因恐慌，都不出门、少出门，除生活急需或必需品外，基本上也不会去逛商场，这样答辩人即使开门也没有生意。春季生意没收成，夏季亏损又无法弥补，那答辩人就都给房东打工了，租店就没有意义了。现在全国学校也才刚开放部分，机关单位仍要求提供健康码及戴口罩，试问有多少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店里购物？反诉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其已于2020年2月22日收回店面，还谎称双方未移交。更不存在商户租了店面每月付几万元租金还会自发歇业休整不开门，在此欺骗法官。中亭街商场虽于2月9日贴出通知将于2月17日复工，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同意复工，2月17日并不具备复工条件。当前，国外疫情仍在加速漫延，我国疫情仍未结束，也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疫情的影响是深远的，为此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复工复产，包括推动国有房产在上半年减免三个月租金，鼓励其他房产协商减免租金，并为减免租金的出租方提供贷款优惠利率。而反诉原告却拒绝减免任何租金，如此对答辩明显不公平，答辩人的租店目的不能实现，依法解除合同。经与反诉原告协商后，双方已经于2020年2月22日解除合同，反诉原告现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主张收回店面期间的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2日，以王长玲为出租方（甲方），以苏大兴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如下：一、甲方现把中亭街利安苑E1-54号（以下简称“租赁店面”）出租给乙方，用于服装批发及零售；合同约定商铺租赁期为2018年3月10日至2021年7月15日，并约定在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5800元，在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7060元，在2020年7月15日至2021年7月15日期间，每月租金为18430元，租金在每月10日以月交租金型式交纳；并约定租赁期间物业费、水电费双方各付50%;合同约定押金为47400元，并约定租赁期间双方必须信守合同，违约方须向对方交纳三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47400元）。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王长玲、苏大兴分别在合同落款“甲方”、“乙方”处签名、捺印。 合同签订后，苏大兴向王长玲支付了押金47400元，王长玲将租赁场地交付给苏大兴使用。苏大兴每月交纳租金至2020年2月10日、交纳水电物业费至2019年12月止。之后未付租金和水电物业费。 2020年2月22日，苏大兴通过微信和书面形式向王长玲发函，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2020年2月23日，苏大兴已将租赁场地内物品搬走。 另查明，台江区后洲街道玉环路6号中亭街改造利安苑连体部分楼1层54店面的所有权人为吴华银（系案外人），建筑面积47.59平方米，所有权证号榕房权证Ｒ字第××号。2018年6月8日，吴华银作为甲方，王长玲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从2018年7月15日至2021年7月15日为期3年的《店面租赁合同》，甲方将租赁店面出租给乙方经营使用。吴华银并出具一份证明，知晓并同意承租方王长玲于租赁期间对租赁店面转租他人用于服装经营。 本院认为，苏大兴与王长玲于2018年3月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租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须依约履行。苏大兴主张新冠肺炎疫情及政府防控措施属不可抗力的情形，并致使承租店面用于经营营利的目的无法实现，据此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王长玲退还疫情期间的租金及返还租赁押金。本院认为：不可抗力的发生，并不必然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只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债务人不可能履行其尚未履行的债务，债权人不可能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任何权利时，当事人才有权利解除合同。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部门防控措施给店面经营活动确实造成了影响，但是，本案案涉店面租赁期间至2021年7月15日才届满，苏大兴提出解除合同要求时距合同期满尚有17个月，在此期间防控措施解除之后，案涉店面仍具备复工复业的条件，苏大兴仍可利用租赁店面经营以获得利益。由此可以认定，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租赁合同的履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影响尚未达到导致苏大兴未实现任何权利无法实现的程度。苏大兴主张不可抗力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苏大兴于2020年2月23日多次提出解除租赁合同要求，即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债务，已构成违约。王长玲作为守约方因此享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苏大兴于2020年2月23日将租赁店面腾空，通过微信发送给王长玲要求解除合同的聊天记录具备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应当认定王长玲以其行为同意解除了与苏大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故本院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2月23日解除。 对于王长玲主张苏大兴支付未付租金问题。如前所述，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2月23日解除，苏大兴亦于解除当日返还租赁店面，苏大兴也支付租金至2020年2月10日止，故对王长玲反诉要求苏大兴支付2020年2月23日至2020年3月4日的租金诉请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但苏大兴要缴纳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22日期间的租金为3412元（17060元/30天×12天÷2）。 对于苏大兴主张退还已付房屋租金5686元（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2月10日）的诉请，本院认为，苏大兴于2020年2月23日将租赁店面交付给王长玲，租金交到2020年2月10日，由于确因疫情原因，导致苏大兴使用租赁店面受到影响，故本院酌定苏大兴2月应支付的租金减半，苏大兴多付的2020年2月份租金2843元【（17060元÷30天）×10天÷2】，王长玲应予以退还，抵扣苏大兴要缴纳的租金后，苏大兴应再支付租金569元（3412元-2843元）给王长玲。对于苏大兴诉请返还租赁押金（履约保证金）的问题。《房屋租赁合同》第九条约定，甲、乙双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由乙方支付甲方作为押金，租赁期结束后甲方退还给乙方。第十条约定，租赁期间双方必须信守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按年度须向对方交纳三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如前所述，《房屋租赁合同》系因苏大兴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但本案中，考虑到承租人苏大兴的违约行为，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并导致案涉店面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影响有一定关系，租赁店面确因疫情影响而存在客流量下降、经营者风险加剧等情况。故从承租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合同剩余履行期限的实际情况考虑，苏大兴因解除合同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应可适当减轻，本院酌定承担的违约责任为2个月的租金。因此，对王长玲提出要求苏大兴支付违约金47400元，本院酌定为31600元，该款从苏大兴缴纳的押金中抵扣。王长玲诉请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院判令王长玲向苏大兴退还租赁押金15800元，苏大兴诉请超过部分，本院也不予支持。王长玲诉请苏大兴支付拖欠2020年1月份及2月份的水电费和物业费1106.8元，本院认为，王长玲提供了水电和物业费的收费通知书，苏大兴也对此无异议，本院对王长玲该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长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大兴退还租赁押金15800元； 二、苏大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长玲支付租金569元和2020年1月份至2020年2月份水电费和物业费1106.8元，共计1675.8元； 三、苏大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长玲支付违约金31600元，该款已从苏大兴缴纳的押金中抵扣； 四、上述（一）和（二）判项相抵扣后，王长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大兴退还租赁租金和押金，共计14124.2元； 五、驳回苏大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王长玲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127元，减半收取计564元，由苏大兴负担367元，王长玲负担19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83.3元，由王长玲负担336元，苏大兴负担24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群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高林婷 附：一、本判决书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