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最高法执监74号申诉人（被执行人）：广东裕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裕通大厦**。法定代表人：张东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霖，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利，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广州亿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v>法定代表人：陈春瑜，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兆宏，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广州市黄埔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丰乐中路建设大厦**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罗声威。广东裕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通公司）因与广州亿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浩公司）、广州市黄埔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城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执行的亿浩公司（变更前的申请执行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裕通公司（更名前为广东富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鑫公司）、黄埔城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裕通公司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提出执行异议称：（一）（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案件当事人均已经同意终结执行，且原申请执行人建行开发区支行也书面证实本案的债权债务全部消灭，故上述裁定依据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二）（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本案终结执行后，富鑫公司引入新的股东进行重组，其基础就是执行案件的终结。现广州中院撤销该终结裁定侵害了新股东的利益。（三）（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程序违法。没有引用建行开发区支行的证明及执行笔录等关键证据。（四）变更亿浩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是在终结执行状态过程中，其程序违法。裕通公司请求撤销（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广州中院查明，该院于2003年5月15日作出（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认为，在（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执行过程中，因富鑫公司一直未履行义务，广州中院已依法将该案的抵押物房产和车库以19814352元委托拍卖，但未能成功卖出。应建行开发区支行请求，广州中院将上述房产和车库以拍卖总价19814352元抵偿给建行开发区支行所有，以抵扣本案相应的债务。至此，本案的抵押物已处理完毕，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鉴于黄埔城建公司所有的抵押物已处理完毕，富鑫公司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本案已不具备执行条件。依照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广东省公证处（2002）粤公证经字第27100号公证书终结执行。2013年11月13日，广州中院作出（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变更亿浩公司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广州中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认为，上述情形属于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适用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应予以纠正。此外，本案执行依据为广东省公证处（2002）粤公证经字第37100号公证书，（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书中错误表述为（2002）粤公证经字第27100号公证书，广州中院对此一并予以纠正。经广州中院2015年第59次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撤销广州中院于2003年5月15日作出的（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广州中院认为：虽然抵押物处理完毕，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已不具备执行条件，但本案债权尚未全部实现。上述情形属于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广州中院以（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执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裕通公司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2016年5月1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广州中院作出（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驳回裕通公司的异议。裕通公司不服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广州中院作出的上述异议裁定及（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确认（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执行案件已经执行终结。具体事实与理由同异议申请。裕通公司向广东高院提交2003年4月11日广州中院《笔录》、2014年4月21日建行开发区支行《证明》的复印件。申请执行人亿浩公司答辩称：（一）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执行案的执行标的2500万本金在抵扣以物抵债的金额后，仍余5185648元及相应利息，即该案债权尚未全部实现，属于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不应终结执行。（二）裕通公司提供的建行开发区支行于2014年4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执行案无关。《证明》中提到的四笔借款合同编号与该执行案涉及的两笔借款合同编号不同。（三）广州中院于2003年4月11日所做笔录并非是终结执行（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而是终结本次执行。（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完全了结，裕通公司以广州中院的《笔录》要求确认该案已终结执行，不合理合法。广东高院经审查，对广州中院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11月13日，广州中院以（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变更亿浩公司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该裁定书载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的执行依据（2002）粤公证经字第37100号公证执行证书中，确定债权来源为广州市黄埔区公证处出具的（2000）穗黄证字第2012、2013、2014、2016、2017号五份债权文书公证书所确定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涉及执行标的额为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中扣除在执行过程中已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的本金19814352元（当时银行财务处理是直接冲抵本金），尚余本金5185648元及利息；2004年，建行开发区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建行开发区支行将债务人为富鑫公司、担保人为黄埔城建公司的两笔债权（借款合同号开房开流2000042、2000045号）转让予信达公司广州办，两笔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5185648元。后经两次转让，债权为亿浩公司继受。广东高院再查明：2003年4月11日，广州中院召集（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原申请执行人建行开发区支行及被执行人富鑫公司做了笔录，富鑫公司表示已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建行开发区支行表示没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广州中院据此情形告知该双方当事人该案拟终结执行，建行开发区支行表示同意。2014年4月21日，建行开发区支行出具《证明》，证明裕通公司于1999年、2000年分别与其签订四笔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开商99060号、开商99061号、开房开流2000043号、开房开流2000044号，裕通公司在该四笔合同项下与其已无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广东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是否履行完毕，以及该案裁定终结执行后是否可以恢复执行。（一）关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即使原申请执行人建行开发区支行证明其与复议申请人在合同编号为开商99060号、开商99061号、开房开流2000043号、开房开流2000044号的四笔合同项下已无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但（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所依据的（2002）粤公证经字第37100号公证执行证书中，（2000）穗黄证字第2013、2016号两份债权文书公证书所确定的“开房开流2000042号”“开房开流2000045号”两份借款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已经得到清偿。建行开发区支行将两笔债权本金合计5185648元转让给信达公司广州办，并最终转让给亿浩公司，已被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和支持，裕通公司提供的建行开发区支行的《证明》不能证明该两笔债务已经履行，其已经履行全部债务的主张与（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书的认定不符，广东高院不予支持。在该执行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了结之前，依据合法的债权转让手续，广州中院以（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变更亿浩公司为该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裁定终结执行后，是否可以恢复执行的问题。广东高院1999年发布的《广东省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几类案件的暂行规定》[粤高法发（1999）46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经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申请人请求终结执行的，人民法院可裁定终结执行；申请执行人认为终结执行的情形已消失，可向广州中院申请重新立案执行；原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了结之前，申请重新立案执行不受期限限制。本案的债权尚未全部实现，广州中院在召集双方当事人征求意见并做了笔录后，作出（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对该案裁定终结执行，符合该院“规定”。但该“规定”的“终结执行”性质还是中止执行，即使按照该“规定”，具备条件时，已经终结执行的案件仍然可以恢复执行。故裕通公司仅从“终结执行”的表述出发，认为裁定终结执行的案件即已实体终结，不能恢复执行，该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广州中院后以（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撤销（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符合法律规定。裕通公司的复议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广东高院不予支持。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院予以维持。广东高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驳回裕通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裕通公司不服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维持广州中院（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主要理由如下:（一）亿浩公司不具备申请执行监督的主体资格，2013年广州中院变更（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件申请执行人为亿浩公司时，该案处于终结执行的状态，变更亿浩公司为申请执行人程序违法。亿浩公司系因受让债权而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但有关的债权转让行为从未得到裕通公司的认可。亿浩公司受让的是(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终结执行的权利状态，无权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更无权向法院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二）广州中院时隔12年多启动（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案件，有违司法权威性、稳定性的原则和要求，损害了后期注资进入裕通公司继续经营的新股东利益。现裕通公司的资产，都是后期新入股的股东注资并经过辛苦经营所得，并不属于本案涉及的执行债务对应的责任财产。（三）抵押物的价值已足以清偿所欠的债务，债权人的债权已得到全部清偿和保护。根据2000年8月3日被执行人黄埔城建公司与原债权人建行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记载，抵押物的价值经评估共计3759.9112万元，超出执行标的1200多万元。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法院采取捆绑拍卖的方式处置上述资产，导致上述抵押物无法成交，最终只得将全部抵押物抵偿给原债权人建行开发区支行，但该结果无法否定原债权人的债权已得到全部足额清偿的事实。2014年4月21日，原债权人建行开发区支行出具《证明》，证实裕通公司与该行已无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证实原债权人对此事实的确认。（四）2003年4月11日，广州中院召集原债权人建行开发区支行与裕通公司等当场确认，并记入笔录，（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终结执行，该意思表示明确具体，对各方具有约束力。（五）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错误认定该案在广州中院裁定终结执行后可以恢复执行。广东高院1999年发布“规定”，规定案件终结执行后，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的情形，前提是该“终结执行”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而为，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同意法院的提议所做的处理完全不同。裕通公司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的事实理由，并不限于从广州中院“终结执行”的表述出发，广东高院遗漏审查和处理本案的关键事实，导致裁判错误。亿浩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主要理由为：（一）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完全了结，裕通公司未能提供其已偿还该案全部债务的证据。（二）广州中院在裁定书上表述为终结执行，实际是终结本次执行或者中止执行。（三）裕通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21日的《证明》与（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执行案没有关联性。《证明》中提到的合同编号并非该执行案件的两笔借款合同对应的合同编号，广州中院在审理（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案件过程中已查明事实。（四）裕通公司提供的2003年4月21日在广州中院所作的笔录，反映的并非是终结案件执行，而是终结本次执行。本院查明，2002年11月25日，富鑫公司以执行程序中对抵押物评估的价格低于办理抵押贷款时的评估价格为由提出异议，广州中院将异议交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对富鑫公司的异议作出书面回复，对评估报告进行了说明，认定评估报告是在估价时点对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估算。本院另查明，广州中院在（2013）穗中法执变字第107号执行裁定中，对债权转让过程进行了审查，并查明，2004年6月28日，建行开发区支行与信达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04年9月11日在南方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04年11月29日，信达公司广州办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05年2月7日在南方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13年3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与亿浩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4月27日在南方日报共同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是否履行完毕；该案裁定终结执行后，广州中院撤销终结执行裁定认定案件为中止执行是否存在错误。一、（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是否履行完毕裕通公司主张，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上记载的抵押物评估价值3759余万元，超出执行标的额1200余万元，债权人的债权已得到全部清偿和保护。本院认为，富鑫公司曾以执行中的评估价格低于抵押时的评估价格为由提出异议，执行法院已要求评估公司作出说明，且抵押物房产和车库以19814352元委托拍卖时，结果为流拍，为避免继续降价拍卖造成损失，应建行开发区支行请求，将上述房产和车库以拍卖总价19814352元抵偿给建行开发区支行所有，以抵扣本案相应的债务，对富鑫公司是有利的。裕通公司还主张，原债权人建行开发区支行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裕通公司与该行已无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但该《证明》仅能证明合同编号为“开商99060号、开商99061号、开房开流2000043号、开房开流2000044号”名下的债权债务已经得到清偿。根据广东高院查明的情况，（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号案所依据的（2002）粤公证经字第37100号公证执行证书中，（2000）穗黄证字第2013、2016号两份债权文书公证书确定的“开房开流2000042号”“开房开流2000045号”两份借款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已经得到清偿，裕通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借款合同对应的债务已得到清偿。本案执行依据（2002）粤公证经字第37100号公证执行证书确定的执行标的为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案涉房产和车库抵扣的是19814352元相应的债务。根据广州中院2003年4月11日所做笔录内容，建行开发区支行虽然同意案件终结执行，但是该终结执行是在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能就此认定建行开发区支行同意放弃本案剩余债权债务。申诉人提出的本案债务已经清偿完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广州中院裁定撤销（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终结执行裁定是否存在错误广州中院作出（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因所有抵押物已被处理完毕，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案件终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几类由于特殊情况使执行程序无法或无需继续进行而彻底终结执行的情形，不能适用于本案的情形。在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债务已得到全部清偿或者建行开发区支行放弃本案剩余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广州中院（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10号执行裁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本案应当属于中止执行的情形，纠正（2002）穗中法执字第15702号终结执行裁定法律适用的错误，并无不当。关于裕通公司提出的该公司现有资产由后期新入股股东注资，不属于本案所涉执行债务对应的责任财产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裕通公司的全部财产，都应当属于其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申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裕通公司提出有关的债权转让行为从未得到裕通公司认可的主张，根据广州中院查明的情况，历次债权转让均已在南方日报上进行公告，且法律并未规定债权转让需征得债务人同意和认可。申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广东高院（2016）粤执复174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裕通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裕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于 明审判员 薛贵忠审判员 熊劲松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黄丽娟书记员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