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淑芬，女，1969年2月1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福昌，男，1965年6月10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国伟，男，1964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肃男，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正勇，男，1971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上诉人金福昌、吕淑芬因与被上诉人吴国伟、原审第三人黄正勇担保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4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福昌、吕淑芬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483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及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忽略各方之间的亲属关系和日常经验法则，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审判决已经查明，2011年，案外人申某、冯某向黄正勇借钱，吴国伟为其提供担保，三方签订一份《三方协议》，约定：吴国伟同意将朝阳区同志街241号的中山花园小区5号楼***6、***7号，建筑面积共计341.50平方米房屋，作为冯某、申某借款抵押物，抵押给黄正勇，抵押期限三个月，2011年12月5日起至2012年3月4日止。吕淑芬与金福昌系夫妻关系。2012年9月29日，吕淑芬作为甲方，吴国伟（吴某一）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买卖协议》，约定：乙方将位于朝阳区同志街241号的中山花园5号楼，房间号***6、***7号，建筑面积共计341.50平方米房屋卖给吕淑芬（2,000,000元)。吕淑芬在甲方处签字按手印，吴国伟、丁某及吴某一分别在乙方夫妻双方、子女处签字按手印，后吴国伟、丁某、吴某一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吕淑芬房款2,000,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上述事实中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吴国伟对申某、冯某向黄正勇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数额和担保方式未约定，应视为对申某、冯某向黄正勇的全部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在2014年吕淑芬起诉吴国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吴国伟在庭审中一直抗辩，双方不是房屋买卖，而是其对申某、冯某借款抵押担保法律关系，是黄正勇向金福昌借款250万元后借给申某、冯某，吴国伟提供担保的连环担保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吴国伟已经自认房屋买卖行为是各方履行担保法律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借款担保、履行担保义务、形成新的法律关系的连续过程。吴国伟的自认和相关的庭审笔录证据，上诉人已经提供，房屋买卖纠纷判决也对存在担保法律关系的事实作出了确认，但一审判决忽略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忽略各方连环借款、吴国伟、丁某、吴某一是一家人及金福昌、吕淑芬是夫妻的事实，所作出的“两份证据中各方当事人均不一致、仅凭第三人黄正勇笔录不足以证明《三方协议》、《买卖协议》系基于同一笔债权、债务种类”结论完全有悖于人情世故，被上诉人的自认的事实与第三人的笔录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证明《三方协议》、《买卖协议》系基于同一笔债权。二、一审对担保法律关系的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错误，对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吴国伟对黄正勇向金福昌借款250万元后转借给申某、冯某，被上诉人吴国伟对申某、冯某向黄正勇借款提供担保及担保到期后黄正勇向其主张承担担保责任、黄正勇和金福昌夫妻在其办公室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理中一直强调是履行担保责任，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却无法举证证明受到强迫。如一审查明，担保期限是2011年12月5日起至2012年3月4日止，而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2年9月29日，是在担保到期后形成的、被上诉人自愿履行担保法律关系形成的以物抵账法律关系。这些事实不仅和被上诉人的自认一致，也与第三人黄正勇的陈述一致，可以互相认证，理应采信。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已经按约定支付了出借款250万元，但申某、冯某并未按合同约定按期归还出借款，在该事实发生后，上诉人按担保约定向黄正勇主张权利，黄正勇又向吴国伟主张权利，在此过程中，黄正勇、吴国伟均未提出任何抗辩，而是积极承担担保义务。二人自愿承担义务的行为，有黄正勇的证言、被上诉人的自认及房屋买卖协议足以证明，特别是在房屋买卖协议中被上诉人的妻子、女儿签字并交付房屋权利凭证、签收房款收据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上述承担担保义务的行为应视为二人放弃担保方式和担保期间的抗辩，是其权利处分和自愿承担义务行为。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相关的民间借贷证据、担保证据均交吴国伟，应视为双方同意以吴国伟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抵顶了购房款，双方之间形成的新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的房屋买卖关系，用其售房款履行了对黄正勇的担保义务，黄正勇用该售房款向上诉人履行了还款义务，各方形成了系列债务抵销，上诉人通过债务抵销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各方已经用实际履行行为证明了担保的主债权数额、支付方式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以支付出借款形式支付了200万元购房款，被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强迫的情况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签收收款收据并交付房屋权利证书，在上诉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却造成上诉人200万元无法向任何人索要（权利凭证已经交给了被上诉人），无论从法律关系上，还是在适用公平原则上，有过错的被上诉人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的判决，对上诉人是明显的不公。吴国伟在二审辩称，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三方协议是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申某、冯某之间的协议，与上诉人无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不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保证合同，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本案没有设立抵押权，没有登记。原审第三人黄正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陈述意见。金福昌、吕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金福昌、吕淑芬依法享有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中山花园小区5号楼***6、***7号两套房屋的抵押权；2．确认双方在抵押权到期后，以房屋买卖形式实现抵押权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案外人申某、冯某向黄正勇借钱，吴国伟为其提供担保，三方签订一份《三方协议》，约定：吴国伟同意将朝阳区同志街241号的中山花园小区5号楼***6、***7号，建筑面积共计341.50平方米一套房屋，作为冯某、申某借款抵押物，抵押给黄正勇，抵押期限三个月，2011年12月5日起至2012年3月4日止。吕淑芬与金福昌系夫妻关系。2012年9月29日，吕淑芬作为甲方，吴国伟（吴某一）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买卖协议》，约定：乙方将位于朝阳区同志街241号的中心花园小区5号楼，房间号为***6、***7号，建筑面积共计341.50平方米房屋卖给吕淑芬（2，000，000元）。吕淑芬在甲方处签字按手印，吴国伟、丁某以及吴某一分别在乙方夫妻双方、子女处签字按手印。后吴国伟、丁某、吴某一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吕淑芬房款2，000，000元（现金）。2014年8月11日，吕淑芬起诉吴国伟、第三人长春市中山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中山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吴国伟交付房屋，吴国伟辩称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其根本未收到200万元房款。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2日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18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吴国伟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241号中山花园小区5号楼***6、***7号总面积341.5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倒出后交付给吕淑芬。该判决生效后，2017年12月6日，一审法院依据吴国伟提交的新证据，作出（2017）吉0104民监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该案再审认为，吴国伟在原审及再审中均辩称签订合同系受胁迫，故涉案合同应予以撤销，但其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既未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该合同，也未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其他途径解决问题，仅在2014年8月吕淑芬起诉后才以受胁迫作为抗辩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吴国伟关于合同应被撤销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吕淑芬主张其用现金支付购房款没有确凿证据支持，且违背常理，其对购房款项来源、付款方式没有合理解释，特别是金福昌在刑事询问笔录中自认并未支付购房价款，在并未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吴国伟拒绝交付房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吉0104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84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吕淑芬的诉讼请求。根据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出具的（2015）吉长信维证字第***65号公证书，黄正勇称金福昌借款与其形成协议（实际上这个协议就是为申某借钱），其又与吴国伟、申某、冯某形成上述《三方协议》。后申某、冯某借款后三个月没还款，经与吴国伟协商，金福昌以及吕淑芬与吴国伟形成上述《买卖协议》，同时，吴国伟为金福昌出具收条，故《买卖协议》实际为以物抵债的协议，在商谈以房顶账时，吴国伟未提过担保期限的问题。2011年6月15日，吴国伟与长春中山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协议》，约定吴国伟以2，049，000元的价格购买长春中山公司新建的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241号中山花园小区5号楼***6、***7号总面积341.5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购房款以长春中山公司欠吉林省常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抵顶。2011年7月27日，长春中山公司为吴国伟出具了2，049，000元的收款收据。一审法院认为，金福昌、吕淑芬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应当首先证明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及实际履行情况。《三方协议》中写明冯某、申某向原审第三人黄正勇借款，吴国伟提供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但未写明借款金额；《买卖协议》中甲方为吕淑芬，乙方为吴国伟及案外人吴某一。除吴国伟外，两份证据中各方当事人均不一致，仅凭第三人黄正勇笔录不足以证明《三方协议》、《买卖协议》系基于同一笔债权、债务关联，同时亦不能证明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支付方式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据此，金福昌、吕淑芬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金福昌、吕淑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金福昌、吕淑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金福昌、吕淑芬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金福昌、吕淑芬承认其并未就案涉争议的两套房屋办理抵押权登记。本院认为，关于金福昌、吕淑芬是否对案涉争议两套房屋享有抵押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二）建设用地使用权；（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六）交通运输工具；（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本案中，金福昌、吕淑芬承认其并未就案涉争议的两套房屋办理抵押权登记。故金福昌、吕淑芬主张的抵押权客观上并未有效设立。因此，一审判决驳回金福昌、吕淑芬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金福昌、吕淑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金福昌、吕淑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