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15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地物流园六街10号1幢。 法定代表人：刘晓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宗元，男，198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系上诉人单位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东风，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乐县。 上诉人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顺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东风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法院（2019）鲁0725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顺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725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收货人是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或者特殊地位的当事人”以及“收货人有权依据运输合同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请求”，严重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首先，本案涉及的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寄件人与北京顺丰公司，收货人不可能是运输合同关系的任何一方。北京顺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顺丰快递运单、电子签收单，均证明涉案快件是由寄件人下单与支付运费，并委托顺丰公司按照指定地点送达快件，运输合同关系明显是在寄件人与上诉人之间成立的。收货人地址仅仅是运输合同所指定的送达地址，收货人仅仅是运输合同所指定的收件人。因此，收货人作为运输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没有任何权利依据寄件人与北京顺丰公司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主张相关合同权利，否则将严重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收货人是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或者特殊地位的当事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再次，即便上诉人履行运输合同存在违约情形，也不应当向作为收货人的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更何况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一审法院尚未调查清楚。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声称，是其委托北京泰禾盛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盛丰公司）拍卖并寄递涉案物品，说明被上诉人与泰禾盛丰公司具有委托合同关系，而上诉人并非该委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一方，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如果泰禾盛丰公司未能依据上述委托合同履行合同，也应当由泰禾盛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提供运输服务的上诉人。第四，一审法院认为“在货物运抵后，承运人因交付货物与收货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对发生的货物损失，收货人有权依据运输合同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承运人交付货物，是履行运输服务合同义务的行为，收货人之所以受领承运人所交付的货物，是基于寄件人的指定，上诉人也是基于寄件人的合同指定向收货人交付。二、关于赔偿额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孤立的解读《合同法》第311条归责原则的规定，并没有注意到该条款与第312条关于赔偿额规定的相互联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5页描述到“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运人应当对免责事由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认为“本案中，收货人即原告没有过错，承运人即被告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原告财产损失，被告的免责条款应当无效，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仅仅注意到了第311条对归责原则的规定，但是归责之后还涉及赔偿额的问题。归责原则与如何赔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承接第311条之后，第312条即是对归责之后的赔偿额的规定。根据312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知，如果运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赔偿额有约定，例如存在保价的约定，应当依据该约定。显然，上诉人与寄件人是有约定条款的，在一审期间也出示并提交了。其次，寄件人没有如实申报托寄物。《合同法》第304条第二款规定，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即便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保价的快件，也应当按照保价规则处理。《快递暂行条例》第27条有明确的规定，即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三、关于托寄物损害的事实以及价值证明。首先，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托寄物是什么，仅凭郭东风的一面之词，甚至连郭东风所声称的涉案原物也未能当庭展示，导致无法质证。通过顺丰快递面单，仅能判断寄件人在寄件时所填写并声明的托寄物为工艺品。其次，涉案物品的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不具有权威性。经查，该鉴定机构仅为自然人注册成立的盈利性的有限责任公司，给钱即可鉴定。从鉴定报告上，没有说明鉴定依据、鉴定方法，更没有对鉴定结论进行论证描述。再次，一审法院依据该不具有价值评估资质的鉴定机构认定的价值认定损失金额，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更何况，涉案物品并非全损，怎么能按照该鉴定机构所评估的全额判决赔偿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合同关系的认定不仅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事实认定上也存在严重的错误。 被上诉人郭东风辩称，我与上诉人的副总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同意司法鉴定后赔偿。一审法院两次摇号，上诉人均未到场，通知鉴定也不到场，应视为同意或者放弃。 郭东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顺丰公司赔偿运输过程中给郭东风造成的经济损失88000元；2.北京顺丰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9日，郭东风委托泰禾盛丰公司（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成国际中心）拍卖和田玉玉龙摆件、青瓷瓶摆件等物件，因拍卖未成交，该拍卖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通过北京顺丰公司给郭东风。该次速递母单号803378970889，寄件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成国际陈坤，电话186××××3239；收件方是郭东风；寄送物品为“工艺品”；托运费用33元，附加服务：保值为易碎件1.0元，费用合计34元，付款方式：寄付。北京顺丰公司（电话：186××××9333）送货给郭东风，郭东风验收货物发现托运物品已经损坏，经与北京顺丰公司多次交涉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后郭东风诉至法院，并申请对该破损物品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对涉案物品鉴定，案涉物品青瓷六棱长颈撇口瓶估价2万元；和田青白玉（山料）玉龙摆件估价人民币5万元。郭东风支付鉴定费1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泰禾盛丰公司将郭东风委托拍卖物品交由北京顺丰公司速递给郭东风，这份速递合同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货运合同的当事人是托运人与承运人，是双方签订的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收货人是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或者特殊地位的当事人。收货人享有的收货权利由托运人设定。在货物交付前，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货物运抵后，承运人因交付货物与收货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对发生的货物损失，收货人有权依据运输合同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请求。即一般而言，以承运人将货物运抵到站并向收货人发出通知为界线，在此之前，承运人需向托运人负赔偿责任，托运人为损害请求权人；在此之后，则有收货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运人应对免责事由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至于货物的信息内容、保价多少等情况那是托运人的主观意思表示和行为，并非收货人的意思表示。如果托运人为了降低寄运费，不如实告知承运人相关信息，不仅会给以后的运输工作增添麻烦，而且往往会使承运人遭受损失，托运人对此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北京顺丰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本案中，收货人即郭东风没有过错，承运人即北京顺丰公司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郭东风财产损失，北京顺丰公司的免责条款应当无效，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郭东风人请求赔偿的主张应当得到支持。北京顺丰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郭东风86000元；二、驳回郭东风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郭东风负担45元，由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负担194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泰禾盛丰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公司2019年2月15日委托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给郭东风发运拍卖品（和田玉龙一件、宋代瓷瓶一件），快递单号803378970889，因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对两件物品造成损害，我公司同意将该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郭东风。我公司不再向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经办人：陈坤落款处加盖北京泰禾盛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印章。证明泰禾盛丰公司已将案涉运输合同的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 经质证，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该权利义务转让通知对上诉人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一直未收到泰禾盛丰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的通知。 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认证如下：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一）泰禾盛丰公司已将案涉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郭东风。（二）经查阅一审卷宗，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快件运单契约条款》第三条赔偿条款：您已知悉并同意顺丰是按托寄物的重量收费，并非按托寄物的价值、预期收益收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遵守以下赔偿约定：3.1若因顺丰原因造成寄托物灭失、破损、短少的，顺丰将以下标准赔偿。3.1.1若您未选择保价，则顺丰在七倍运费的限额内向您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若您认为该赔偿标准不足以弥补您的损失，应根据托寄物的实际价值选择相同额度的保价服务。3.1.2若您已选择保价且支付保价费用的，则破损、短少时顺丰将按照保价金额和实际损失的比例向您赔偿，托寄物灭失时最高不超过您托寄时保价的声明价值。上诉人主张案涉运输服务的保价费用是1元，1元所对应的理赔金额为500元。（三）经查阅一审卷宗，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出具的专家鉴定评估单中载明的专家评估意见为：青瓷六棱长颈撇口瓶估价金额人民币2万元、玉龙摆件估价金额人民币5万元。审核人为张燕，其工作单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专业文博，职称副研究馆员，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职称资格证书。（四）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案涉瓷器及玉龙摆件的真伪及价值进行鉴定。本院经与鉴定机构联系，未查询到有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后本院告知双方当事人在5日内提供有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双方均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供。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案件应当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向上诉人要求赔偿；2.上诉人提交的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3.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认定。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向上诉人要求赔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泰禾盛丰公司与北京顺丰公司，案涉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是案涉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合同权利。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现泰禾盛丰公司已将案涉运输合同的权利转让给上诉人，且本院已将该转让的事实通知了上诉人，故该合同权利的转让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故被上诉人有权基于案涉运输合同向上诉人要求赔偿。 关于上诉人提交的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快件运单契约条款》是上诉人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保价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将《快件运单契约条款》交付泰禾盛丰公司，更未举证证明其已向泰禾盛丰公司就保价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快件运单契约条款》中的保价条款对泰禾盛丰公司不生效。上诉人主张依据《快件运单契约条款》赔偿，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认定的问题。首先，对于运输的物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物品的照片、其与泰禾盛丰公司的拍卖合同、录音资料等证据，且与速递单中所载明的工艺品相符，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案涉运输合同所运输的物品系青瓷六棱长颈撇口瓶和田青白玉（山料）玉龙摆件。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其次，对于运输物品的损失，一审法院依被上诉人的申请依法委托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对涉案物品的价值进行鉴定，审核人张燕取得职称资格证书，具有相关从业经验，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出具的专家鉴定评估单实为专家意见。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案涉运输物品的真伪及价值进行重新鉴定，但经本院与鉴定机构联系，未查询到有上述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且双方亦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具有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依法采信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出具的专家意见，认定案涉物品的价值为7万元。加之郭东风为此支付的鉴定费用16000元，合计为86000元。故一审判决认定的郭东风的损失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北京顺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上诉人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