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8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灼威，男，198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珊，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武，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零一，男，197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星志，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根强，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卓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01-12室。法定代表人：莫灼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聪，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媛媛，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泳杨，男，198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平步帅区仁让里东三巷3号。现在广东省阳春监狱服刑。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超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细海工业区15-1号之二（二楼）B12号铺。法定代表人：冯某1。上诉人莫灼威因与被上诉人梁零一及原审被告东莞市卓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誉公司）、原审第三人黄泳杨、佛山市顺德区超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骏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9）粤1284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灼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梁零一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依法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莫灼威系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但涉案刑事判决中的法律事实与梁零一提起本民事诉讼的法律事实相同，不应适用“分别受理、分别审理”原则。本案中，梁零一作为受害人仅能对刑事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适用“分别受理、分别审理”原则的前提为同一当事人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应注意从两方面理解该前提：1.必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2.该不同的法律事实已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及民事法律关系。反观本案，首先，涉案刑事判决系根据超骏公司账户内的涉案650万元被转走的事实，判决黄泳杨构成诈骗罪，并责令其承担退赔责任。梁零一亦是基于涉案650万元被转走的这同一法律事实，且梁零一在一审期间始终是以涉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基础，要求莫灼威向其承担民事责任，明显不符合适用“分别受理、分别审理”的前提。其次，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取得，具有合法依据，与梁零一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亦不符合“分别受理、分别审理”的原则。因此，虽然莫灼威系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梁零一也不应另行提起本民事诉讼。鉴于梁零一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要求莫灼威对其承担民事责任，其仅能对涉案刑事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不能另行提起本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应与第十五条的规定相结合来看，即对于执行过程中，被害人认为执行法院并无直接将涉案财物作为赃款追回的，其拥有的权利是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若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认为其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通过裁定补正的方式，裁定将涉案财物直接执行退赔，否则异议人即被害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度来处理。这里的审判监督程序就是上述第十一条规定的诉讼程序。故第十一条提及的诉讼程序并非指让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去追索实际取得涉案财物的人员，而是让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或抗诉程序来处理。且上述规定已经对被害人在对应情况下可启动的诉讼程序类型作出明确限定，即被害人无论是针对被告人，或是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均只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具体至本案，涉案650万元业经一审(2017)粤1284刑初76号及二审(2017)粤12刑终348号两审级实体审理，从未被认定为赃款赃物，亦未被纳入追缴范围之内，上述刑事判决中已明确责令黄泳杨向梁零一退赔650万元。在此前提下，作为受害人的梁零一对涉案650万元主张权利，无论其是向何对象主张，其也仅能对涉案刑事案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或抗诉)。因此，虽然莫灼威系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梁零一可启动的诉讼程序也应受限于审判监督程序，其不应也不能另行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本案依法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虽然莫灼威系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但梁零一作为受害人也仅能对刑事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不能对其他主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为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取得，具有合法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莫灼威与黄泳杨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莫灼威系黄泳杨的合法债权人，且黄泳杨尚欠款金额亦约650万元，一审判决否定该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根据莫灼威已提交的借据，结合(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载明的张伟华的证言，以及黄泳杨多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的自认，莫灼威系委托张伟华向黄泳杨等人出借款项本金共计1320万元。根据莫灼威已提交的指定支付通知书，可知黄泳杨等人要求将上述1320万元借款汇入其指定的超骏公司账户。根据莫灼威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结合东莞市鹏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鹏瑞公司)系莫灼威的关联公司分析，可知系莫灼威委托鹏瑞公司将上述1320万元借款已实际支付至超骏公司的账户。需要注意的是，借据的总金额、指定支付通知书的总金额，以及银行转款凭证的总金额完全一致，均为1320万元。上述材料足以证明莫灼威与黄泳杨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莫灼威系黄泳杨的合法债权人。但一审判决毫无依据地强求上述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与交易转账的金额必须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而质疑莫灼威与黄泳杨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次，鉴于莫灼威已实际向黄泳杨等人出借本金共计1320万元，根据黄泳杨陈述其在案发前归还约670万元，亦可从侧面佐证黄泳杨仍欠付莫灼威650万元，与涉案款项金额一致。（二）莫灼威无需且无法查明涉案650万元来源，一审判决认定莫灼威在未得到黄泳杨许可情况下即可擅自转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擅自转款不存在实际操作可能性。本案中，虽然超骏公司的网银U盾系黄泳杨主动交由莫灼威一方保管，但该网银U盾对应的仍为超骏公司银行账户，而非莫灼威一方银行账户，莫灼威不应负有查明超骏公司银行账户内款项来源的义务。超骏公司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手机号并非莫灼威一方的工作人员，莫灼威一方自始至终都是根据黄泳杨的提前通知才会对超骏公司银行账户进行相应操作，莫灼威无法在黄泳杨不同意的情况下独立操作超骏公司银行账户。针对涉案650万元，莫灼威从未参与黄泳杨与梁零一之间的交易，案发时莫灼威也是在接到黄泳杨通知有货款到账时，才根据黄泳杨的通知将涉案650万元转走以清偿黄泳杨的欠款，在转款当时并不知悉该笔款项为诈骗款。况且梁零一并未在案发当时第一时间报案或通知各方，莫灼威不存在知晓涉案款项来源的可能性。可见，莫灼威无需亦无法查明涉案650万元的来源。但一审判决基于莫灼威未弄清涉案款项来源及未经黄泳杨或梁零一同意的情况下即指使他人转走涉案650万元，认定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未有法律依据，错误地将审查义务强加至莫灼威，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黄泳杨的个人财产与超骏公司早已混同、无法区分，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两者完全割裂开，认定涉案650万元属于超骏公司财产，不应用于清偿黄泳杨个人债务，从而认定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根据莫灼威提交的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以及银行转款凭证，黄泳杨等人向莫灼威借款共计1320万元，上述以个人名义借出的款项最终均汇入了各借款人指定的超骏公司银行账户。黄泳杨自认曾使用超骏公司账户向莫灼威归还过部分欠款。可见黄泳杨一直将超骏公司银行账户挪为私用，利用该公司账户处理其私人债务，超骏公司的公司财产根本不独立于黄泳杨的个人财产之外。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基本事实，错误地将两者完全割裂开，从而认定涉案650万元系超骏公司财产，不应用于清偿黄泳杨的个人债务，最终认定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取得，具有合法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二审应依法改判为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梁零一在2013年案发当时已知悉自身权利受损，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刑事案件经一、二审审理，并查清了涉案650万元的资金流向，梁零一才知道相关的义务人损害其权利，故本案暂未超过诉讼时效”。需要注意的是，一审判决认定梁零一是基于刑事判决中的资金流向对莫灼威提起诉讼，上述资金流向中从未显示莫灼威的信息。此外，结合(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第10页吴楚敏的证言“发现原来在一般账户的650万以及账户里原有的6万元分三次转到东莞市锐迈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里”，吴楚敏系梁零一的公司员工，可见梁零一并非通过本案刑事判决才知道相关义务人，而是早在2013年案发当时就已明知涉案650万元已转入锐迈公司账户，自身权利受损。但梁零一直到2019年才起诉要求莫灼威承担责任，期间相距六年之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莫灼威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因此，一审判决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审应依法改判为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莫灼威对黄泳杨应承担的退赔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既不符合“不当得利”法定的责任承担形式，更是违背了刑事退赔责任的专一性、不可替代性及刑法的谦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可见，即使本案中莫灼威构成不当得利，莫灼威应通过也仅能通过向梁零一返还相应不当利益的法定方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应对黄泳杨的退赔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莫灼威在650万元范围内对黄泳杨不能退赔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即认定莫灼威应对梁零一承担相应的刑事退赔责任。应当明确的是，刑事退赔责任具有专有性、不可替代性，是仅能由刑事判决的被告人用自己的财产或赃物来承担该责任。莫灼威并非本案刑事案件的被告，故不应基于上述刑事案件要求莫灼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更需要注意的是，刑事退赔责任根植于犯罪行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现行法尚未明确规定民事诉讼中可适用刑事退赔责任时，一审判决不应草率地突破刑事退赔责任的适用范围，从而在本案中主动适用刑事退赔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莫灼威对黄泳杨应承担的退赔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贵院应依法改判为驳回梁零一的全部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为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莫灼威补充上诉意见：1.一审判决认定莫灼威与黄泳杨之间不存在合法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莫灼威与黄泳杨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合法债权，且黄泳杨主动将银行卡U盾交给莫灼威并告知莫灼威有货款到账，即已同意以超骏公司款项偿还债务；2.一审判决认为莫灼威构成不当得利，如认为莫灼威与黄泳杨恶意串通，实质与原刑事判决相矛盾，认为莫灼威存在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基于此，不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而应通过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3.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款650万元由梁零一汇入超骏公司一般账户后即成为超骏公司财产，而非黄泳杨个人财产，因此莫灼威不能从超骏公司账户划走650万元抵偿黄泳杨欠其个人债务，故构成不当得利。但一审判决自相矛盾，既然650万元为超骏公司财产，那么莫灼威即使构成不当得利，侵害的也是超骏公司财产权，基于此，梁零一不具备诉讼主体身份，无权利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故一审判决错误；4.一审判决责令莫灼威在黄泳杨无法退赔部分向梁零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梁零一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莫灼威的上诉状认可了两方面的事实：1.承认其转走了650万元款项；2.承认保管了超骏公司的网银U盾。针对莫灼威补充的上诉意见，莫灼威认为超骏公司的财产和黄泳杨的财产作区分，而在上诉状中又明确提出超骏公司与黄泳杨的财产表述为“早已混同无法区分”，二者相矛盾。卓誉公司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莫灼威在未弄清涉案款来源”违反基本常识，因莫灼威对黄泳杨有合法债权，黄泳杨偿还债务理所应当，货币为一般流通物，货币取得人无义务且不可能对货币来源查清；二、莫灼威与黄泳杨之间的债务金额及还款期限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判决以此为理由否认债权的合法性，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梁零一认为莫灼威表述认为对超骏公司与黄泳杨之间的财产作出区分，但莫灼威刚才表述的是“如果”，希望梁零一方不要混淆视听。梁零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莫灼威、卓誉公司对黄泳杨在（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第二判项以及（2017）粤12刑终348号刑事裁定书中的退赔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莫灼威、卓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黄泳杨犯合同诈骗罪一案审理查明：2012年8月3日，超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冯某1）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之后双方履行该合同。2013年9月底，超骏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的期限即将届满。超骏公司与四会市银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零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超骏公司向梁零一借款900万元，其中650万元用于归还建行佛山分行贷款，余下250万元用于存建行佛山分行保证金；冯某1、黄泳杨及佛山市顺德区亨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泳杨）与梁零一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冯某1、黄泳杨及亨晋公司作保证人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2013年10月8日，四会市银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将合同约定的借款900万元转入黄泳杨个人账户，并由超骏公司财务人员陈凯玲将黄泳杨个人账户内的650万元转入超骏公司的一般账户，当建行工作人员准备将超骏公司的一般账户内的650万元转入超骏公司的还贷专用账户时，发现超骏公司的一般账户内的656万元被他人利用网上银行转账功能，分三次共将656万元（含梁零一的借款650万元）转入东莞市锐迈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并未将该笔借款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上述款项在当日经多家公司及个人被迅速转走。另查明，超骏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黄泳杨，超骏公司一般账户在开户时绑定了黄泳杨的手机（137*****727），且开通了网上银行。2013年上半年，黄泳杨将超骏公司一般账户的网银U盾及密码交由其东莞债权人莫灼威保管。案发后，黄泳杨明知超骏公司一般账户的656万元被转走，既没有与被害方联系，也没有与银行联系，亦没有报警求助，并逃匿失联。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黄泳杨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60000元；二、责令黄泳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赔被害人梁零一人民币650万元。黄泳杨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粤12刑终3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零一于上述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黄泳杨虽提出以车牌为粤X*****现代维拉克斯（登记车主是佛山市顺德区亨晋贸易有限公司）抵扣40万元涉案款项，梁零一以该车辆权属非黄泳杨或超骏公司为由不同意抵扣款项。另查明，东莞市鹏瑞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东莞市霸天贸易有限公司、张伟华、孙洪翔，法定代表人孙洪翔，登记状态为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梁零一以不当得利作为本案请求权的基础，故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梁零一是否有权提起本案的民事诉讼；二、莫灼威转走涉案款65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三、莫灼威、卓誉公司是否应当对退赔6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文字表述上看，上述解释和批复涉及的主体只有刑事被告人和被害人两方，指的是刑事审判结束后，被害人不能针对刑事被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结合上述解释和批复进行理解，可得出被害人可向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结论。二、莫灼威转走涉案款65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基本沿袭了该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根据（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及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莫灼威取得涉案款650万元与梁零一损失650万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核心争议是莫灼威取得涉案款650万元是否有法律根据。黄泳杨以借款归还银行贷款为由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但在签订借款合同过程中，对被害人隐瞒了超骏公司偿还建行贷款必须通过超骏公司一般账户才能偿还贷款以及超骏公司一般账户的U盾已被他人掌握，他人可以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网上转账的事实真相，暗中实施了放任他人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将被害人转账到超骏公司一般账户内数额特别巨大的款项全部转走的行为，事后隐匿躲藏，（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已认定黄泳杨构成合同诈骗罪，涉案款650万元属于黄泳杨犯罪所得。莫灼威在未弄清涉案款来源及经黄泳杨或梁零一同意的情况下即指使他人将涉案款650万元从超骏公司一般账户内转走，未有法律依据。虽然莫灼威提供了相关借据及指定支付通知书拟证明其与黄泳杨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相关证据反映资金流动是发生在鹏瑞限公司与超骏公司之间，且借据及指定支付通知书均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的金额与交易转账的金额也没有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黄泳杨与莫灼威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存疑，即使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黄泳杨欠莫灼威的借款是否已届清偿期，黄泳杨是否已部分偿还，最终欠款金额多少都无法确定。即使黄泳杨确实欠莫灼威借款650万元，该借款也已届清偿期，但涉案款650万元由梁零一汇入超骏公司一般账户后就成为超骏公司财产，而非黄泳杨个人财产，莫灼威也不能从超骏公司账户转走该650万元来抵偿黄泳杨个人欠其的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莫灼威取得涉案款65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三、莫灼威、卓誉公司是否应当对退赔6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莫灼威授权他人转走涉案款，民事责任应由其承担。莫灼威应对黄泳杨经过追缴、退赔650万元不能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从现有证据反映，卓誉公司与黄泳杨等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难以认定与梁零一损失650万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梁零一对卓誉公司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刑事案件经一、二审审理，并查清了涉案650万元的资金流向，梁零一才知道相关的义务人损害其权利，无论从（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还是（2017）粤12刑终348号民事裁定书作出的时间起计算，梁零一本案的起诉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卓誉公司该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莫灼威在650万元范围内对黄泳杨不能退赔的部分向梁零一承担赔偿责任；二、驳回梁零一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零一以莫灼威与黄泳杨存在恶意串通，莫灼威非善意取得涉案650万元为由提起诉讼，主张返还650万元。一审庭审期间，梁零一明确以不当得利作为本案请求权的基础，故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一审判决案由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莫灼威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应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二、本案诉讼时效起算问题；三、莫灼威应否返还涉案650万元。一、关于本案应否属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从上述规定来看，本院认为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向受让涉案财物的第三人主张对该物的所有权，因该第三人并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可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因此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故本案中梁零一作为涉案款项650万元的原所有人，向接受涉案款项的第三人莫灼威主张权利应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起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梁零一虽在案发时已知悉涉案款项650万元被转走，但该650万元属于黄泳杨合同诈骗案涉案款项，梁零一在该合同诈骗案刑事裁决未生效前，尚不能确定涉案650万元最终是否被认定为涉案赃款、能否得到足额退赔，即其实际损失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故应以梁零一自收到本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的（2017）粤12刑终348号民事裁定书之日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梁零一于2019年4月提起本案之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莫灼威主张以涉案款项被转账之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莫灼威应否返还涉案650万元的问题。本案系因黄泳杨实施诈骗犯罪后将赃款处理给莫灼威而引发的纠纷。梁零一主张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莫灼威抗辩认为其取得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取得无需返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基本沿袭了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的核心要件是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本案中，综合在案证据，本院认为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具有合法根据，其取得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取得，莫灼威的上诉请求成立，具体理由分析如下：（一）莫灼威与黄泳杨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莫灼威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1.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莫灼威与黄泳杨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涉案650万元。第一，莫灼威、陆志贤虽陈述称黄泳杨曾电话告知有款项转入超骏公司银行账户，但黄泳杨对此予以否认，并明确“事前没有告知过莫灼威有这笔钱进账”“没有通知过莫灼威这笔钱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没有同意或者授权其（莫灼威）转走该笔款”。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黄泳杨向梁零一借款及涉案款项转账与莫灼威具有共同意思联络；第二，黄泳杨在一审庭审陈述其因欠莫灼威借款，于2013年初将超骏公司涉案银行账户网银U盾及密码交由莫灼威保管。（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记载陆志贤、莫灼威的陈述证明，黄泳杨在向莫灼威借款后应莫灼威的要求而将网银U盾及密码交由莫灼威保管。由此可见，黄泳杨将网银U盾及密码交由莫灼威保管并非特别针对涉案650万元；第三，黄泳杨与莫灼威对涉案款项转账没有共同意思联络的事实也为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公诉机关虽“指控黄泳杨授意东莞的债权人莫灼威”转走涉案款项，但（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认为“指控黄泳杨授意东莞的债权人莫灼威将超骏公司账户的款项转走的证据不足”。2.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莫灼威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第一，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记载的转账金额、收款账号与电子转账凭证记载内容相吻合。电子转账凭证反映东莞市鹏瑞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鹏瑞公司）于2013年1月11日至6月28日间共向超骏公司转账1320万元，这与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记载的转账金额相符，且转账凭证反映2013年4月7日鹏瑞公司向超骏公司441********7053002351账号转账三笔共340万元；2013年5月14日转账170万元；2013年5月20日转账235万元；2013年6月28日转账65万元；2013年6月14日鹏瑞公司向超骏公司050********691账号转账50万元，上述转账金额、收款账号与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转账金额、收款账号相对应；第二，黄泳杨在一审庭审确认其向莫灼威借款1320万元及尚欠约670万元，并明确借款是与莫灼威联系，不清楚由谁签订借款合同及通过谁的账户转账；第三，根据（2017）粤1284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反映：张伟华在公安机关侦查黄泳杨诈骗案过程中所作证人陈述称其受莫灼威委托以个人名义借款给黄泳杨，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借据及指定支付通知。黄绮琴陈述确认张伟华提供的借据及指定支付通知是黄泳杨经手拿给黄绮琴签名。这与莫灼威主张以张伟华的名义借款给黄泳杨相吻合。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借据、指定支付通知书所记载的借款人虽为张伟华，但结合张伟华、黄绮琴、莫灼威、黄泳杨的陈述可以证实莫灼威以张伟华名义借款给黄泳杨。银行电子转账凭证虽反映由鹏瑞公司向超骏公司转账汇款，但结合指定支付通知书记载的账号，可以证明该汇款属于莫灼威出借给黄泳杨的款项。据此，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相互吻合，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莫灼威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3.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没有违背黄泳杨的意愿。第一，黄泳杨将超骏公司涉案银行账户网银U盾和密码交由莫灼威保管，且黄泳杨确认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前曾转走过其他款项，由此可见黄泳杨将网银U盾和密码交由莫灼威，实质是认可莫灼威对该账户内的款项操作处分；第二，黄泳杨明知莫灼威可以使用网银U盾和密码转走涉案款项，但其事前未向莫灼威沟通、说明涉案款项用途，防止其转走涉案款项。在涉案款项被莫灼威转走后也未予阻止、追讨。可见，莫灼威转走涉案款项的行为并未违背黄泳杨的意愿。总而言之，莫灼威与黄泳杨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莫灼威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且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没有违背黄泳杨的意愿。因此，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具有合法根据，不属于“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形，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梁零一主张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不具有依法应予追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上述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涉刑事案件财物已用于清偿债务应当追缴的四种情形。如前所述，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莫灼威与黄泳杨存在恶意串通，黄泳杨也否认事前曾告知莫灼威涉案款项转入超骏公司涉案账号，故莫灼威在对黄泳杨实施诈骗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其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而转走涉案650万元，不属于上述应当追缴的法定情形。（三）莫灼威取得涉案650万元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如前所述莫灼威基于其对黄泳杨享有合法债权而转走涉案650万元，用于黄泳杨清偿所欠债务。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时已占有该款项，同时其对黄泳杨相对应的债权也归于灭失，故判断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关键在于其转走涉案款项是否属于“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币是一种货币资产，属于动产范畴，它的设立和转让适用上述规定，即自人民币支付时起就发生了该动产物权的变更和转让。本案中，莫灼威从超骏公司账户转走涉案650万元，涉案650万元虽属黄泳杨从梁零一处诈骗所得，但涉案650万元转入超骏公司账户时即属超骏公司款项，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莫灼威知道涉案款项是黄泳杨实施诈骗犯罪所得，且黄泳杨事前将网银U盾和密码交由莫灼威保管，许可莫灼威对该账户内款项操作处分，故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用于清偿黄泳杨所欠债务并无重大过失，本院认定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属于善意。综上，莫灼威转走涉案650万元构成善意取得，其依法取得涉案650万元的所有权。综上所述，莫灼威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9）粤1284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零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梁零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梁零一负担，并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莫灼威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振伟审 判 员 李小冬审 判 员 李升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吕翠华书 记 员 周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