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女，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沐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中，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俊晓，女，199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莹屏，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中能，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惠，女，197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晨，女，201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涛，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成华，男，198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嘉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卓林，男，1979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余江与上诉人史俊晓、被上诉人周中能、陈惠、周某晨、肖成华、叶卓林因生命权纠纷一案，双方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1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余江承担5%的赔偿责任；2.周中能、陈惠、周某晨、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关于周某兰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在程序及实体上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应采信。1.该鉴定意见系单方委托，鉴定意见书分别出现病鉴字、毒鉴字两个字号，本案为毒物排他性鉴定，只能是毒鉴字字号，以病鉴字作为文号，不具备法律效力。2.该鉴定意见书第五页中的签名涉嫌系一人所签，违反了两人鉴定并亲自签名之规定。3.周某兰心血乙醇含量未达致死浓度，说明其致死原因并非乙醇中毒，且周某兰的肠、胃均未检出残留乙醇，该鉴定意见不能令人信服。二、一审遗漏被告，程序违法。周某兰与余江在涉案酒吧饮酒前，其与史俊晓、另一朋友吃饭并饮酒，史俊晓隐瞒了第一场饮酒的事实。且周某兰与余江、史俊晓饮酒时，还有两名年轻女性加入饮酒。因此，周某兰与史俊晓参与了两场饮酒，其二人的赔偿责任应加重，且应追加三名同饮人。三、一审判决划分责任不当。周某兰应承担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酒局是周某兰与叶卓林组织的，酒是周某兰点的，由叶卓林付款。余江并未邀请他们喝酒，仅是出于安全考虑对喝酒地点提出建议。聚会期间，大家在玩游戏，喝酒是自愿的，相互间无拼酒、酗酒、劝酒等情形。另外，余江提前离开后，周某兰与史俊晓仍在酒吧喝酒，且史俊晓的意识是清醒的。史俊晓作为陪同人，其负有照顾周某兰的义务，其与周某兰一同在酒店休息、其未尽谨慎、安全陪护义务是本案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仅凭余江的劝酒行为，认定余江承担最重的责任有失偏颇。综上，周某兰应承担70%的责任、史俊晓作为两场同饮人兼看护人承担8%的责任、叶卓林作为组织者兼买单人承担7%的责任、余江承担5%的责任、肖成华及应追加的另外三个同饮人各承担2%的责任。四、周某兰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系四川省成都市，其在佛山无固定收入亦无居住证，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四川省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予以计算。五、案涉酒吧提供的3公升马爹里名仕酒涉嫌假酒，这是造成周某兰死亡的原因，应追加该酒吧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与诉讼。针对余江的上诉，史俊晓辩称，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周中能、陈惠、周某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接受询问。余江在一审时未提出相应申请，却在二审中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其又未提交任何可证明鉴定意见存在实体、程序违法的证据，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未遗漏被告，程序合法，在周中能等人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端要求案外人成为诉讼主体，于法无据。本案中,各责任人从相约饮酒、参与就会，直至周某兰因酒精中毒去世，各责任人未能提供履行相应看护义务的证据，且余江在酒吧中还对周某兰采取多次灌酒行为，其行为不排除直接致使周某兰死亡的可能。一审法院判令周某兰承担60%的责任合理，周某兰曾有拒绝饮酒的行为，尤其是拒绝余江灌酒的行为，并叫上酒吧人员陪同众人喝酒，余江要求周某兰承担70%的责任于法无据。三、余江认为SPACE酒吧应承担相应责任，却未提供该酒吧承担责任的证据及事实，亦未提供该酒吧人员疏于照顾看护周某兰的证据。余江在一审中未提出足以让SPACE酒吧承担责任的证据，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查处亦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本案是否存在提供假酒等违法情形至今未有明确证据予以佐证。四、周某兰自2017年4月17日迁入成都市高新区，其户口信息足以证明其为城镇居民。肖成华、叶卓林未发表意见。史俊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史俊晓对案涉事故承担3%的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周中能、陈惠、周某晨、余江、肖成华、叶卓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某兰对其死亡负主要责任，应承担70%的责任。首先，周某兰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自身是否饮酒及酒量应有理性判断并自主决定。酒局是周某兰、叶卓林、余江组织的，本来周某兰与叶卓林约好去岭南明珠酒吧街饮酒的，后来余江改为去SPACE酒吧，可见周某兰是主动邀约参与饮酒的，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某兰喝酒比较主动，除后期余江向其灌酒外，其他人都没有劝酒或灌酒行为。其次，周某兰称其在吃减肥药，且吃完减肥药后有强烈的刺激反应。周某兰作为成年人，其应知晓在吃减肥药期间应禁止饮酒，过度饮酒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其积极组织酒局，主动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致死，其应对自身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周某兰承担60%的责任过低，其应承担70%的责任。二、余江应对周某兰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余江承担的责任比例过低，应予调高。1.余江是酒局的组织者之一，其提议去SPACE酒吧喝酒。2.整个喝酒过程中，余江起主导作用，其点了一瓶三公升的洋酒，让大家相互饮酒。3.余江有灌酒的行为。周某兰开始醉酒时，为避免再喝酒，便到卡座休息。随后余江将周某兰抱回饮酒的卡座上，拿酒灌进周某兰嘴里，周某兰摆手拒绝，且史俊晓也叫余江别让周某兰喝酒了，但余江没有理会，坐骑在周某兰身上强行对周某兰灌酒。4.余江没有尽到看护义务。余江对周某兰灌酒后，没有照看周某兰，是史俊晓与叶卓林在照看周某兰，余江仍与其他人喝酒玩乐。叶卓林离开后，余江还叫隔壁桌的人一并喝酒，致史俊晓也喝醉。史俊晓因自己醉酒，且对佛山不熟悉，便要求余江送周某兰回酒店，但遭余江拒绝。三、史俊晓对周某兰的死亡没有过错，同饮的几人中，史俊晓对周某兰尽最多的看护义务，史俊晓本不应承担责任，基于朋友情谊及人道主义，史俊晓愿意承担3%的责任。史俊晓不是酒局的组织者，其当天应周某兰的邀请从东莞到佛山陪周某兰玩。饮酒过程中，史俊晓没有劝周某兰喝酒，也没有敬酒。余江强行灌周某兰喝酒时，史俊晓有劝阻余江灌酒。周某兰在酒吧时已处于昏睡状态，并非史俊晓送其回酒店才醉酒的，引发周某兰死亡的原因发生在酒吧，而非入住酒店后。史俊晓将周某兰送回酒店，已经尽了照顾义务，不能因此反而加大了史俊晓的责任。四、周某兰在SPACE酒吧喝酒引发急性酒精中毒死亡，酒吧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时未发现周某兰异常，SPACE酒吧没有尽到提醒注意、安全义务，对本次事故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五、周某兰的户籍是家庭户口，且周中能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故不能排除周某兰系农村户籍，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有误。六、一审法院认定史俊晓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周某兰应对本案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史俊晓对其死亡没有过错。针对史俊晓的上诉，余江辩称，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周中能、陈惠、周某晨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对各责任人承担比例之和无异议，应予以维持。史俊晓主张其已对周某兰履行了看护照顾义务，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史俊晓未提供SPACE酒吧承担责任的证据及事实，亦未提供酒吧人员疏于照顾看护周某兰的证据，且周某兰系回酒店后才去世的，对史俊晓要求SPACE酒吧承担责任的主张不应采纳。周某兰自2017年4月17日迁入成都市高新区，户籍信息足以证明其为城镇居民。肖成华、叶卓林未发表意见。周中能、陈惠、周某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死亡赔偿金673056元（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20年×80%=673056元）；2.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丧葬费32116.8元（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6991元×6个月×80%=32116.8元）；3.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23484元×12年/2×80%=112723.2元；4.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兰于2019年5月30日死亡，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6日进行尸解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7月3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周某兰符合因急性酒精中毒致死。周中能为此支出鉴定费17340元。经公安机关调查，周某兰死亡前一晚即2019年5月29日晚与余江、史俊晓、叶卓林、肖成华等人一起饮酒。余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5月29日晚上9点17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朋友叶卓林（男）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跟周小敏（即周某兰）在一起，小敏想喝酒，他又陪不了，叫我一起过去，当时他们说正在去岭南明珠酒吧街的路上，我说不去那里，那里比较乱，经常打架，我提议去桂城怡海港SPACE酒吧，叶卓林同意了。随后，周小敏也给我发了微信，让我把酒吧的定位发给她，我就发给了她。说完后我就直接去了怡海港SPACE酒吧，当时我还带朋友肖成华（男）一起过去。我去到时，周小敏和叶卓林还没有到，我们在楼下等了一会后，周小敏和叶卓林才到，我们汇合后一起去酒吧的，当时还有周小敏的一个女性朋友在场，我们五个人一起喝酒。周小敏点了一支3升的名仕洋酒，我们就开始喝，期间又来了两个小敏的女性朋友。也不知道是几点了，肖成华、叶卓林、我先后离开，剩下小敏和她的几个朋友在那里继续喝。到了5月30日早上9点31分，和小敏一起的那个女孩子发微信给我，说小敏一晚上都是一个姿势睡觉，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摸她又有呼吸，问我要不要送医院和报警，我就马上跟她视频聊天，我叫她打120，还让她发酒店位置给我，我马上穿好衣服去他们住的维也纳酒店，但是我还没有去到，那个女孩就说小敏已经死亡了，警察也到了，警察要带她到派出所调查，我去到酒店后，警察不让我上去，要保护现场，随后我就去上班了。到了5月31日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叫我反映情况，我说没有空，要今天才行，于是今天我就过来了。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跟老乡一起宵夜时，周小敏也在场，她说是成都的，我们就加了微信，也就认识了。今年5月份时，她说跟男朋友分手了，跟我哭诉，说她男朋友原来是有老婆的，我安慰了一下她。过了两天，叶卓林叫我出去喝酒，我就把周小敏带上了，叶卓林和周小敏就这样认识了。过了不久，周小敏又请我在禅城的胡桃里餐厅吃饭，我们就见过这几次面。29日晚喝酒是叶卓林买单的。我们开始互相敬了一杯，后来就是玩骰子喝酒，我估计她喝了大约半斤洋酒。周小敏跟我说她曾经整容，还打了瘦身针、瘦脸针什么的，问我怎么不弄，但她什么时间弄的就不清楚了。她还说她最近在吃减肥药，别的就不清楚了。史俊晓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于2019年5月30日9时多，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亿能广场维也纳酒店710房发现朋友周某兰叫不醒，我报警，警察和医生也来到现场，医生宣布周某兰死亡，我来反映知道的情况的。2019年5月28日周某兰通过微信私聊我叫我过来佛山陪她玩。之后我就在5月29日下午14时许从东莞坐顺风车到佛山南海桂城维也纳酒店跟她见面。跟她见面的时候大概是15时30分。到了17时许，她有一个朋友喊她出去吃饭，我就跟她开始在房间里面化妆。化完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9时许了，我跟周某兰就坐滴滴快车到怡海港某一餐厅（具体餐厅我忘记了，是一家烧烤店）跟她的朋友吃饭。吃完饭之后已经是20时了，随后周某兰就跟我说去顺德接一个男性朋友。到了9时许，我跟周某兰接到那个顺德的朋友之后，他就喊我们去KTV唱歌。我们准备过去的途中，我就去了一个洗手间。去完洗手间出来就听到周某兰在通电话，电话里面有一女的非要喊我们去酒吧。随后我跟周某兰还有她的那名顺德男性朋友去了。到达后，那个叫我们去酒吧的女的还有一男性朋友，我们一共五人大概时间是九点半进的酒吧。点了个三升的洋酒，他们在喝，我在吃小吃。后面周某兰有点喝多了，我就让她躺着休息了。走的时候抬不动，让保安帮忙一起给我们送上车，我想着一个人一会没办法把她弄下车，就让那个女生陪我，她没有陪。我就和她两个人回了酒店，回到酒店后，我让司机跟我一起扶下车，下车后我在酒店沙发上抱着她喊服务员帮忙，服务员喊了保安来，保安来了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抬不动我就让服务员又喊了个女性服务员，我们三个人一起把她放到了推车上面一起弄到710房间后，保安和服务员就离开了房间，我就抱着她往枕头上挪，裙子太紧我想让她舒服些就把她裙子拉链解开盖上被子，我就去洗脸洗澡了，后跟朋友语音聊了会天就睡了。今早九点半左右睡醒，发现她还是那个姿势睡觉，我就开始奇怪了，喝多了怎么会不动一下。我喊她，翻了下脸，发现她的鼻子有点歪，我有点怕，就一直喊，去拉她，她也没有一点反应。我很担心，怕她有什么事，就想让120过来帮我，希望能带她打下葡萄糖之类的，先让她醒，于是我就打了120说明了情况，不到十分钟，警察先到，随后医生来了，医生现场宣布周某兰死亡了。后来，警察就勘查现场，我就来派出所反映知道的情况。我现在联想起来，发现从酒吧门口开始就没有发现周某兰有过自主动静了。我们去酒吧之前，我们吃饭的时候，周某兰喝了白酒，但是很少，只喝了一小杯，没有醉酒的状态。周某兰跟我说过她最近有吃减肥药，而且说她吃完减肥药之后像吸过毒一样，说她整个人都不舒服而且心慌。肖成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5月29日晚上，我和客户在桂城吃饭，后来朋友余江过来找我，她也是刚吃了饭，吃完后，我叫了代驾，送余江回家，走到半路时，有朋友叫余江去酒吧喝酒，余江叫我一起去。大概晚上10点多，我们到了酒吧，当时还有一个男的以及几个女的在那里，我都不认识的，其中就有周小敏，我在那里待到11点钟左右就先走了，余江他们继续在那里喝。5月30日上午，余江告诉我说，周小敏喝死了。喝酒时是一个姓叶的买单的，我们开始点了三公升的洋酒，后来好像又加了。我走的时候，共计周小敏喝了不到四两的洋酒，她还没有多，还坐在那里玩骰子。叶卓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5月29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正在乐从财神酒店吃饭，我和周小敏微信聊天，她问我有没有节目，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心情不好，想找人喝点酒，她就发了一个岭南明珠酒吧街的一个位置给我，叫我吃完饭一起去喝酒，我答应了。吃完饭后，我就直接去了岭南明珠酒吧街，但是在半路时，周小敏说朋友余江不想去那里，说那里太乱，改去怡海港SPACE酒吧，到了酒吧是晚上9点多。当时有我和周小敏、周小敏的一个女性朋友、余江、余江的一个男性朋友，我们五个人一起喝酒。余江点了一支3公升洋酒，我们就开始喝，喝到晚上10点多，余江带去的那个男性朋友就先走了。晚上11点03分，我老婆打电话给我，我也先走了。剩下余江、小敏和她的几个朋友在那里继续喝。到了5月30日上午11点多，余江说周小敏死了，我当时还很惊讶，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也说不清楚。今年5月二十几号的一天，余江叫我吃饭，周小敏也去了，我们就认识了。在酒吧喝酒是我买单的，我观察周小敏应该吃饭时喝了一点，但不多，还是比较清醒的。我估计到我走的时候，周小敏喝了四两到半斤的洋酒，她当时已经喝多了，躺在座椅上休息，但是没有吐，我走时跟她打招呼，她还跟我说了一句“慢走”。我们是玩骰子喝酒，谁输了就喝，没有劝酒。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涉案酒吧监控录像显示，2019年5月29日大约22时许左右，余江、肖成华、史俊晓、周某兰、叶卓林来到涉案酒吧，周某兰神色正常，且与身边的人进行交流。后五人之间一起碰杯喝酒，几人以一起玩骰子等方式进行互相喝酒，之后又有两名年轻女性一起加入饮酒。23时02分左右，肖成华离开。随即周某兰坐躺在饮酒卡座对面的沙发上，23时08分左右，余江将周某兰抱回几人饮酒的卡座沙发上，并拿酒送入周某兰嘴边，周某兰摆手表示拒绝，但余江继续坐骑在周某兰身上继续强行拿酒杯托头送至周某兰嘴边饮入，几次后杯中酒喝入大半。后余江等人继续饮酒、聊天，周某兰躺在卡座沙发上。23时33分左右，叶卓林离开。余江、史俊晓等人继续饮酒、聊天。次日1时22分左右，周某兰由史俊晓、余江及现场保安抬走。1时51分左右，史俊晓与酒店保安一起将周某兰抬入酒店大堂，随后史俊晓与酒店保安及保洁阿姨一起通过推车将周某兰从大堂送入酒店房间入住。2019年5月30日早上，史俊晓发现周某兰异常并拨打120，医生发现周某兰死亡。中江县*******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2日出具《证明》，内容如下：周某兰2019年5月30日身故后，未留下任何医嘱，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配，其法定继承人如下：周某晨（被继承人周某兰之女）、周中能及陈惠（被继承人之父母）。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周某兰死亡的责任问题。1.周某兰作为一名成年人，在是否饮酒及饮酒多少的问题上，理应合理评估自己对酒精的耐受力，进而作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决定与选择。结合公安机关调取的酒吧饮酒视频可知，涉案几人开始饮酒之初，周某兰并无异常，且饮酒过程中亦较为主动。史俊晓反映，周某兰在去酒吧饮酒之前在吃饭时已经喝了少量白酒，故周某兰自身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从酒吧饮酒现场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周某兰在肖成华离开后即处于醉酒状态并前往几人所在卡座对面的沙发休息，后被余江抱回几人所在卡座沙发上，并坐骑在周某兰身上拿酒送入周某兰嘴里饮入，该劝酒行为所致周某兰饮酒量为杯中酒的大部分，对比周某兰自己主动饮酒的数量较少，但余江的该行为对此次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在周某兰醉酒后一直躺在沙发上休息，作为一同饮酒的伴友，却未能及时察觉及照顾身边醉酒之人的身体状况，直至次日1时22分左右离开，余江未尽到对周某兰因醉酒而产生的看护义务，亦应承担相应责任。3.如上所述，史俊晓作为与周某兰同行及同住人员，不仅在酒吧内周某兰醉酒后未能履行及时的察觉及照顾义务，在带周某兰回酒店入住后，仍然未能察觉周某兰的异常。但据史俊晓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所称，其将周某兰放在床上后，前去洗澡并和朋友聊天后才入睡。在此过程中，史俊晓若谨慎对待周某兰的情况，或者在酒吧时几人也能谨慎对待周某兰的醉酒，或许本次事件亦可以避免发生。故史俊晓亦应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4.叶卓林虽然在23时33分左右离开，但叶卓林此前亦与周某兰存在对饮，且叶卓林在离开前周某兰已经处于醉酒状态，如上分析，若叶卓林认真、谨慎对待周某兰的情况，亦或可避免本次事故发生，故叶卓林亦应承担一定责任。5.肖成华在23时02分左右离开，但其离开的同时，周某兰亦处于醉酒状态，肖成华作为一同饮酒的伴友，在饮酒过程中存在与周某兰对饮的行为，亦应负有看护身边饮酒伴友的义务，故也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分析，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确定对本次事故周某兰自身承担60%的责任，余江承担18%的责任，史俊晓承担14%的责任，叶卓林承担5%的责任，肖成华承担3%的责任。二、周中能、陈惠、周某晨在本案中的损失包括：1.丧葬费40146元。周中能、陈惠、周某晨主张按照6691元/月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40146元（6691元/月×6个月=40146元），该计算标准并未违反相关规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准照。2.被抚养人生活费140904元。周某晨作为周某兰的女儿，于2013年2月19日出生，抚养年限为12年，周某晨主张其抚养费为140904元（23484元×12年÷2=140904元），理据充足，且该计算标准并未违反相关规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准照。3.死亡赔偿金841320元。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4.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因周某兰的父母亲周中能、陈惠为四川人，其办理周某兰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其主张交通费1000元，并于庭审后补充提交了相应发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鉴定费17340元。因确定周某兰的死亡原因而支出鉴定费17340元，由相应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费用合共1040710元（丧葬费4014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0904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17340元）。根据上述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余江需承担赔偿187327.8元的责任（1040710元×18%），史俊晓需承担赔偿145699.4元（1040710元×14%）的责任，叶卓林需承担赔偿52035.5元（1040710元×5%）的责任，肖成华需承担赔偿31221.3元（1040710元×3%）的责任。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周中能、陈惠、周某晨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结合本案事故的责任情况及案件情况，一审法院确定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叶卓林需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为16000元，由余江负担7200元，由史俊晓负担5600元，由叶卓林负担2000元，由肖成华负担1200元。四、综上分析，余江需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赔偿款194527.8元（187327.8元+7200元），史俊晓需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赔偿款151299.4元（145699.4元+5600元），叶卓林需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赔偿款54035.5元（52035.5元+2000元），肖成华需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赔偿款32421.3元（31221.3元+12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余江、史俊晓、叶卓林、肖成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分别向周中能、陈惠、周某晨支付赔偿款194527.8元、151299.4元、54035.5元、32421.3元；二、驳回周中能、陈惠、周某晨的其他诉讼请求。余江、史俊晓、叶卓林、肖成华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465.59元（周中能、陈惠、周某晨已预交2419.74元），由周中能、陈惠、周某晨负担978.24元，余江负担669.31元，史俊晓负担520.57元，叶卓林负担185.92元，肖成华负担111.55元。余江、史俊晓、叶卓林、肖成华应将上述其应负担的诉讼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周中能、陈惠、周某晨多交的1441.50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还。本院二审期间，余江提交新证据如下：史俊晓与余江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共9页，拟证明史俊晓是与周某兰同行、同住的第一义务人，史俊晓没有尽到安全救助、保障义务，史俊晓应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史俊晓提交新证据如下：1.张珍珍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史俊晓当晚喝醉了，意识也不清醒，史俊晓喝醉后一贯的行为是洗澡和找人聊天，其无能力照看他人。周某兰在酒店的反应及酒吧的反应是一致的，不能因为其他人没有送周某兰回酒店，史俊晓送周某兰回酒店反而加重史俊晓的责任；2.从东莞到佛山维也纳酒店的顺风车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史俊晓应周某兰邀请到佛山陪周某兰吃饭，酒店是周某兰预定的，史俊晓不具有看护周某兰的义务。周中能、陈惠、周某晨、肖成华、叶卓林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审查，余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没有原始载体以供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张珍珍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但其本人并未出庭作证，顺风车记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应否追加案涉酒吧及其他三位同饮者作为本案当事人。首先，现有证据并未显示案涉酒吧向周某兰等人提供了存在质量问题的饮用酒，并因该质量问题导致周某兰酒精中毒而死亡，因此，案涉酒吧对周某兰的死亡不负有过错。其次，周某兰在第一次饮酒结束时并无异常，第二次饮酒最初时亦神志清醒，故无证据显示第一次饮酒的同饮者对周某兰的死亡负有过错。再次，第二次饮酒时另行加入的两位年轻女性，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该两名女性应为案涉酒吧的工作人员，系周某兰不胜酒力后邀请为其挡酒，故没有证据证明该两名女性对周某兰饮酒量的增加、醉酒状态的加重有促进作用，且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前述三位同饮者的真实身份，周中能、陈惠、周某晨作为一审原告亦不同意追加前述四位案外人。因此，余江、史俊晓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应否予以采信的问题。该鉴定意见由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对周某兰遗体进行尸解的基础上经过法医病理学检验而作出，鉴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采纳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事故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本案中，周某兰虽为受害人，但其作为成年人，其对自身是否饮酒及其对酒精的承受能力理应具有合理的评估，且其在事发前已有饮酒行为，在第二次饮酒时初期亦较为主动，故其应对案涉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余江、史俊晓、肖成华及叶卓林四人作为第二次饮酒的同饮者，均未尽到看护身边饮酒伴友的义务，具体而言，余江在周某兰已处于醉酒状态、躺在一旁休息并对饮酒行为表示拒绝的情况下仍几次对其实施灌酒行为，对周某兰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史俊晓作为周某兰的同行人及同住人，周某兰饮酒其陪伴在旁，回酒店后仍是其照顾醉酒的周某兰，如其能谨慎对待，及时察觉并送往医院诊治，则本案的悲剧或可避免。相较史俊晓，余江对周某兰有灌酒行为，故余江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综合前述情况，结合肖成华、叶卓林未就一审判决所确定的相应责任依法提起上诉，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责任比例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四、应否依据广东地区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关标准进行计算，周中能、陈惠、周某晨系城镇居民，故一审法院依据广东地区的计算标准，以城镇居民的身份计算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精神损害抚慰金。案涉事故造成周某兰死亡这一事故后果，综合本案的责任分担及具体案情，一审判决所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余江、史俊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85元，由上诉人余江负担1200元，上诉人史俊晓负担1096.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红审 判 员  周 珊审 判 员  吴绮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秀霞书 记 员  黄金红书 记 员  谢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