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3695号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创意大厦**第****。法定代表人：王旭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健，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吴颖，女，198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恒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检公司”）与被告吴颖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车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王聪健，被告吴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恒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车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7月1日至10月11日劳务报酬差额为47466.71元，非62451.27元；2.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150元；3.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18479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被告以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广信君达”）律师的身份与原告洽谈驻点合作，且在原告驻点到撤退期间，其社保一直在广信君达缴纳，并为广信君达提供劳动，其与广信君达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6月，被告得知原告公司为客户进行车辆检测时，检测出来有质量问题的部分车主有通过法律维权的意向，很可能带来案源。便找到原告总经理王旭东，称其是广信君达刘穂珊律师团队的律师，表示想与原告合作，谈成的业务由广信君达承接，并引荐刘穗珊律师与其一起和王旭东洽谈业务合作的内容。经洽谈，原告与被告、刘穗珊律师达成合意：原告与被告及其代表的广信君达刘穂珊律师团队互相引荐业务并给予对方一定比例的提成，刘穗珊律师团队委派被告驻点在原告处，原告提供场地及客户资源给被告接洽案件，为方便被告与客户洽谈，以原告总法律顾问的身份对外，如原告的客户有诉讼需求，谈成则由广信君达签约代理；如被告或刘穂珊团队有客户需要进行车辆检测，优先推荐给原告。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基于原告提供场地及客户资源给被告的互换，被告需为原告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在此之前，原告从不知被告不具备律师资格，公司上下人均称呼其为“吴律师”。2018年7月，被告由刘穗珊律师团队派驻到原告处，被告自行与有质量问题的客户洽谈，同时兼顾处理原告日常的法律事务。被告在原告驻点期间社保关系一直在广信君达，其社保号为：6XXXXXX1，社保费用由广信君达缴纳。被告对此曾在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为另案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亲口承认。被告已与广信君达存在劳动关系，是广信君达的员工。后因被告在原告驻点了两个月，没接到案件，无收入，故在2018年9月时，被告向王旭东提出待了这么久没有接到案件，但时不时有帮原告处理法律事务，要求转为向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由原告向其支付服务费用。原告同意由其担任总法律顾问，支付法律服务费，并提出与广信君达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但被告为规避向刘穗珊律师团队交纳业务管理费，游说原告非诉讼业务无需与广信君达签合同，由其直接处理、直接收取即可。（2）被告以广州德几法律顾问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开展合作，其是广州德几法律顾问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原告以广信君达的名义获得被告信任后，为了逃避向广信君达交管理费，又以广州德几法律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几公司”)的名义向原告出具法律意见，被告在向原告出具法律意见书时自称德几公司是原告的常年法律顾问，且在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办公室门口挂着“德几法律咨询室”的招牌。被告持有德几公司99%的股权，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被告刻意逃避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被告拒绝用广信君达的名义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为了向被告个人支付劳务费，原告内部需有相应的付款依据。故在2018年9月，被告填了一份《应聘申请表》给王旭东签名。原告的人事专员在向被告支付费用时，问被告的社保在哪里买，被告在明知自身的社保在广信君达缴纳的情况下，发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的条款给人事专员，并说根据这个条款去推定，通过劳务费的方式发放税率更低。被告作为法律从业人士，熟知法律法规，在明知自己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入职原告，并向原告主张按劳务关系处理。被告回复人事专员：其不受原告的考勤管理，以计时等方式在原告处服务，且指示人事专员按劳务报酬结算，这样所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较低。二、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如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告仅因轻信被告系广信君达的律师，且同意由其私底下收取法律服务费，被告完全不是原告的员工。原被告双方不是劳动关系，不存在不及时支付工资的情形，原告也无须向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事实上，被告在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时，利用原告对其信任和担任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原告法律事务工作的便利，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在明知其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故意将自身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化。被告对于原告要求其签订劳动合同、接受考勤管理，均以“以计时制合作”“支付的是劳务报酬”“双方不同于正常应聘”“我和你老板是朋友”等言语搪塞人事专员，逃避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和支配，系其主观上不愿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不敢与原告构成劳动关系。被告以广信君达律师的身份与原告开展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其自身又不具备律师资格；使用德几公司的名义为原告出具法律意见书、在原告处挂德几公司的招牌，但德几公司又未与原告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以员工身份向原告主张权利，又在广信君达提供劳动及缴纳社保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其法律关系主张前后自相矛盾。这些法律后果，被告作为法学专业毕业的法律工作者不仅知道，而且作为原告总法律顾问，其不但未尽注意和提醒义务，还故意陷害原告，以期利用诉讼为自己谋取不法利益。若被告因此获利，明显有违事实、有违法律的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不仅对原告不公平，而且是对被告这种违背法律人职业道德行为的变相鼓励，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且本案不是个例，经了解，被告曾在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杨树筠律师团队工作，后在广信君达刘穗珊律师团队工作，以上两个律师事务所都因被告的行为不端、不遵守法律职业操守而将其除名。三、被告未支付给原告的劳务报酬为47466.71元，并非62451.27元。仲裁裁决认定被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每月的劳务报酬是20100元错误。2019年5月原告已经为被告提供了住宿，所以给被告每月300元的房补应从中扣除，被告每月的劳务报酬为19,800元。且原告于2019年9月29日向被告支付了6910元劳务报酬。此外，被告在原告处提供法律服务期间，工作时长不达标，尽管在2019年8月原告为了整顿人员纪律要求被告打卡，但直至10月被告并没有完全遵照执行，后期更是经常缺勤，直接将工作交给原告安排与其进行工作对接的总经理助理，对公司安排的任务敷衍了事，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又按月领取了法律顾问费，被告根本不受理原告的法务服务要求，因此劳务报酬也应相应减少。根据被告的工作时长，算出被告的劳务报酬为：7月19648.50元，8月6910.10元（已支付一半），9月12328.11元（请假9.3天），10月8580元，实际劳务报酬总额为47466.71元，因此，被告请求62451.27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以广信君达律师身份成为原告的总法律顾问，其利用自身谙熟劳动法律法规的优势，故意将自身用工形式复杂化，最初以律师事务所员工的身份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中间又以自己投资的法律咨询公司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在原告欲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时，又刻意逃避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义务，刻意陷原告于不义，再通过诉讼为自己谋利，完全没有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其行为性质极其恶劣，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主张其系原告的员工，但其在整个服务期间均主张其与原告系平等法律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其完全不服从原告的管理和调整，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表现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存在调整与被调整的关系。但被告由始至终均不服从原告的考勤管理。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告吴颖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第一项诉讼计算方式错误。1.原被告是劳动关系，并非劳务关系；2.原告按照劳务报酬计算没有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3.按照原告的规章制度，考勤仅对员工适用，对高管不适用，高管的考勤不用于计算薪酬。按照双方的约定，每月的劳动报酬应当按照20100元计算，被告确认2019年9月收到原告发放的8月份的部分薪酬，数额为6910元，因此应当予以扣减，被告10月工作天数为12天，2019年10月1日计算至7日为国庆节假日，8日至11日上班，12日休年假，的确存在原告所陈述的10月9日早退31分钟的情况，但是被告证据6显示原告公司高管何帆在微信中已经同意被告下午没事情可以提前离开，故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10月的工资为10010元（19800元÷21.75天×11天）。被告同意原告所说的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每月应发工资为19800元，而非仲裁认定的每月应发工资20100元。因此，被告认为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的工资差额为63500元（7、9月均系19800元，8月为19800元-已付的6910元=13890元、10月为10010元），确认被告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0月11日。二、不同意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被告成立劳动关系，被告已经提供劳动，原告当庭也确认有拖欠工资的情形，若被告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已于2019年10月11日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告在一审阶段未提交该证据），原告在2019年10月12日签收该通知书，因此原告应当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三、不同意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双方已经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原告未及时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依法应当支付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被告同意仲裁委裁决原告支付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4790元，因此被告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同意仲裁以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未支持被告2018年10月11日之前的二倍工资差额，因为在2018年10月11日之前的二倍工资差额的确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中车检公司与吴颖均确认以下事实：1.中车检公司与吴颖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吴颖在中车检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0月11日；3.中车检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收到吴颖邮寄给中车检公司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其附件交接清单，该通知书显示以下内容：鉴于自2019年6月至今，贵单位存在较为长期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现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本人正式通知贵单位于2019年10月12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中车检公司认为其与吴颖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只存在劳务关系，中车检公司应向吴颖支付劳务报酬而非工资，中车检公司在2019年9月已向吴颖支付了2019年8月的劳务报酬6910元，不存在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吴颖认为其与中车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车检公司于2019年9月向吴颖支付的6910元为吴颖2019年8月的其中一部分工资。庭审时，中车检公司认为吴颖与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建立劳动关系，吴颖的社会保险费用由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缴纳。吴颖否认与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建立劳动关系，确认其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由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缴纳。中车检公司提交其为吴颖印刷的名片，拟证明吴颖为中车检公司的总法律顾问，负责中车检公司全部法律事务，吴颖有责任为中车检公司堵塞法律漏洞，而不是自己制造法律漏洞。该名牌显示以下内容：吴颖为中国质检协会汽车检测专委会副理事长单位上海威策汽车检测技术服务集团公司、中车检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投融资部总监。地址显示为。地址显示为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广州市黄埔区萝岗科学城科学大道**创意大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确认中车检公司关于吴颖名片是中车检公司印制的事实，相关的头衔是中车检公司安排的，并未经过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且吴颖关于法律方面仅仅是提供意见，而非实施。中车检公司提交《考勤休假制度》，认为该制度为中车检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通过企业微信发布，并确认没有让吴颖签收该文件。庭审时，吴颖确认没有收到过该《考勤休假制度》。中车检公司提交其企业微信考勤系统导出的吴颖2019年7月1日至10月11日期间上下班打卡日报明细及请假休假情况统计表，拟证明吴颖未受中车检公司劳动管理，经常请假、迟到早退、不打卡。该打卡日报明细显示吴颖的打卡次数、工作时长、年假及事假审批及在打卡类型一栏显示“上下班打卡”字样。该请假休假情况统计表显示吴颖请假类型、请假时间、请假事由、当前审批已通过及审批人名称等项目。中车检公司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中车检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9年9月29日己向吴颖支付6910元劳务报酬。该电子回单显示以下主要内容：2019年9月29日，中车检公司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吴颖支付6910元，该电子回单中摘要、用途两栏均有“工资”字样，备注一栏有“用途：工资”字样。中车检公司在庭审时称吴颖与中车检公司的合作一直是与王旭东对接，财务人员根本不知道吴颖与中车检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王旭东要求财务人员付款给吴颖，中车检公司的财务人员误将劳务费计作工资发放给吴颖，中车检公司的人事都搞不清楚吴颖与中车检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因为吴颖告经常变换其法律关系主张，该款项性质为劳务费。吴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吴颖确认其确实收到该工资而非劳务费，并认为中车检公司在银行转账的回单中的摘要、用途和备注均注明了“工资”，说明中车检公司是确认吴颖的员工身份。中车检公司提交异动申请表，拟证实以下事实：中车检公司自2019年5月起就为吴颖提供了宿舍进行居住，因此不再向吴颖发放每月300元的房补，吴颖签字同意，因此中车检公司与吴颖之间约定的劳务报酬应为每月19800元。该表中用人部门意见一栏目中申请异动内容及原因为“自2019年5月起，该员工居住宿舍租金由公司支付，每月300元的住房补贴应予以减免”，中车检公司的何帆在分管副总意见一栏签字同意，总经理审批意见一栏填写了吴颖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6500+岗位工资1500元+车费补贴1500元+餐费补贴300元，中车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旭东在该栏内签名确认；吴颖在当事人签名一栏签名。吴颖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吴颖认为从该表无法看出中车检公司与吴颖是劳务关系，恰恰相反，该申请表提供了异动前后的工资明细并经过了吴颖用人部门的副总何帆以及总经理王旭东的签名确认，这证明中车检公司与吴颖是劳动关系，中车检公司是按照员工的薪酬构成向吴颖发放工资，吴颖在该表上签名。中车检公司提交的加盖了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2019年6月10日，广东中车检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车检公司提交穗劳人仲案[2019]2191号仲裁庭审笔录及穗劳人仲案[2019]2558号仲裁庭审笔录，拟证实以下事实：证明吴颖承认其社保关系一直在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吴颖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吴颖提交应聘申请表照片，其认为该表为2018年7月吴颖入职时候签署，2018年9月12日中车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后吴颖拍照留存的，原件在中车检公司处，证明吴颖是应聘方式入职中车检公司，吴颖对中车检公司在广东广信君达律师所的工作经历是清楚的，而且双方谈好社保继续挂靠在该律所，因此才有期望薪资为税后18000元+社保949.48元，因此该949.48元是应当由中车检公司缴纳的社保费折算为工资向吴颖直接发放，因此劳动关系是中车检公司与吴颖之间建立的，吴颖与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是挂买社保关系。中车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该证据无原件，至于原件是否在中车检公司处，中车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清楚，双方确实签过该表，中车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旭东确实在部门领导一栏处签名，吴颖是在2018年7月进驻中车检公司处驻点办公，中车检公司与吴颖约定通过中车检公司处获取业务，自负盈亏，后来两个月没有业务在吴颖要求下2018年9月12日中车检公司同意支付吴颖固定费用，应聘表并未注明吴颖的岗位，吴颖所写的日期是2018年7月17日，但是该表是在2018年9月12日才经过中车检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不符合正常的应聘流程，事实上吴颖并非真正入职中车检公司，该表只是中车检公司向吴颖支付固定费用的依据，该表上吴颖的期望薪金是税后18000元+社保949.48元，其自身清楚其与广信君达存在劳动关系，不能再与中车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此要求中车检公司除向其支付工资外还需支付社保费，该表也记载吴颖是民商法本科及诉讼法研究生毕业，其利用自身的法律专业优势与其他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在先，又以中车检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中车检公司主张二倍工资差额，是欺负中车检公司法律知识薄弱，吴颖的不法主张不应当支持，社保费折成工资是违法的。经查，吴颖提交的上述应聘申请表显示，用人部门意见一栏中有“录用、试用期建议薪资16500元/月，房补300元/月，餐补300元/月、车补1500元/月，岗位补贴1500元/月，到职日期2018年7月17日”字样，中车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旭东在该栏内签名确认。中车检公司提交的2020年1月12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载明中车检公司在仲裁庭审时对吴颖提交应聘申请表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2020年1月12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还载明以下内容：仲裁员问：入职时间？入职情况？工资？发放时间？吴颖答：2018年7月17日，投融资部总监，约定工资20100元/月，月底发放上月工资。中车检公司答：确认入职时间，任总法律顾问兼投融资部总监，确认约定工资，该工资包含了房补、车补等报销，确认工资发放时间。仲裁员问2019年7月实发工资？中车检公司答：9月29日发放8月份的一半工资，其他未发放，因为公司经济困难，其次因为吴颖在7月之前的工作表现很差，王旭东把工作任务交给吴颖的时候，吴颖转发给董事长的助理完成，让董事长助理跟董事长交接工作，长此以久，中车检公司认为总法律顾问形同虚设。吴颖提交《关于集团人事任命的通知》，拟证明中车检公司2018年8月6日任命吴颖担任投融部总监职务。该通知显示中车检公司任命吴颖担任投融部总监职务。中车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中车检公司确认该通知是其2018年8月6日发出的，但认为这时候吴颖还未签订应聘表，中车检公司出具该通知是因为中车检公司与吴颖合作时，吴颖强调其有大量的融资渠道及资源，愿意全力配合中车检公司开展融资工作，为了让吴颖有一个头衔对接其所谓的融资渠道及资源，中车检公司任命了吴颖，这是双方的合作方式，不能证明吴颖是中车检公司的员工，吴颖自驻点至离开中车检公司，没有推荐任何投融业务，中车检公司对其工作态度、专业技能非常不满，后期的投融工作已经不与吴颖合作，中车检公司在通知加盖上海威策公司的印章是因该公司与中车检公司是关联公司。吴颖提交了工资条，其主张该工资条是中车检公司原人事经理冯爱好通过微信发送的，该工资条显示吴颖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应发工资为20100元/月、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的应发工资为19800元/月。庭审时，吴颖确认从2019年7月份起应发工资总额每月均为19800元,并确认2019年8月中车检公司已向其发放工资6910元。中车检公司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该工资条无原件，是吴颖单方制作的，不是中车检公司出具。中车检公司只确认从2019年7月份起吴颖的应发劳务报酬为19800元/月，但不是工资。中车检公司提交其自行制作的吴颖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劳务报酬表显示，吴颖2019年7月至10月劳务报酬劳总额每月均为19800元，并确认2019年8月中车检公司已向吴颖发放劳务报酬6910元。吴颖提交《关于公司高管考勤要求的说明》，拟证明2019年7月中车检公司制定了《关于公司高管考勤要求的说明》，要求包括吴颖在内的高管严格打卡，此前中车检公司没有要求高管打卡时候吴颖也有打卡，确实偶尔出差时候在范围外打卡，且吴颖居住在佛山，有时候在路上通过手机登录企业微信进行打卡。中车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中车检公司确认该说明是其制作的，吴颖虽然不是中车检公司的员工，但是吴颖每月收取中车检公司的劳务报酬，法律服务形式为驻点，但是实际上吴颖自2018年驻点以来，其工作时间均是自由安排的，经常不按规定打卡，下午经常不在岗，吴颖的工作时间影响中车检公司的管理运作，中车检公司多次要求吴颖按照约定提供驻点服务，接受考勤，但吴颖多次推诿，为管理无纪律的服务情况，在2019年7月中车检公司发布该文件，再次向吴颖明确服务考勤要求，但是吴颖拒不接受中车检公司的管理，坚决不接受坐班，多次沟通无果。双方发生争议，吴颖于2019年10月11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中车检公司支付：1.2019年7月1日至10月11日的工资62154.27元；2.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0150元；3.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220331.9元。2020年3月13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219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中车检公司一次性支付吴颖2019年7月1日至10月11日的工资差额62154.27元；2.中车检公司一次性支付吴颖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0150元；3.中车检公司一次性支付吴颖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184790元。中车检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吴颖同意仲裁裁决，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时，吴颖确认其在仲裁主张的2018年8月11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以上事实，有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名片、打卡考勤日报明细、请假休假情况统计表、银行电子回单、工资条、异动申请表、仲裁庭审笔录、仲裁裁决书、应聘申请表、关于集团人事任命的通知、关于公司高管考勤要求的说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车检公司与吴颖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结合本案证据，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中车检公司在仲裁庭审时对吴颖提交的应聘申请表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该应聘申请表显示中车检公司在用人部门意见一栏填写了吴颖薪资金额及到职日期，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王旭东签名，证实中车检公司招聘吴颖入职。吴颖入职后，中车检公司任命吴颖为投融部总监，从事的工作为投融部总监的工作，中车检公司为吴颖印制了名片，吴颖的工作地点及岗位在中车检公司等事实，证实吴颖提供的劳动是中车检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中车检公司向吴颖等员工发出《关于公司高管考勤要求的说明》、吴颖的打卡考勤记录及吴颖请假需要经过中车检公司的批准等事实，证实吴颖受中车检公司的劳动管理；中车检公司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的摘要及用途均载明转账给吴颖的款项为工资，应聘申请表上显示中车检公司要求吴颖到职的日期为2018年7月17日，中车检公司在吴颖的应聘申请表及异动申请表中均中载明了吴颖的薪资金额和工资构成及金额，且中车检公司在异动表中确认吴颖为其员工等事实，再结合中车检公司在仲裁庭审时确认与吴颖约定每月20100元的工资包含了房补、车补等报销，确认工资发放时间的陈述等事实，均证实中车检公司确认其与吴颖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向吴颖支付的是工资而非劳务费，亦证实吴颖从事的是中车检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综上，虽然中车检公司与吴颖均确认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上述事实证实中车检公司与吴颖于2017年7月17日至2019年10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车检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及吴颖与案外人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吴颖工资数额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现中车检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吴颖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每月的应发工资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吴颖提交的工资条显示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每月应发工资金额及吴颖确认的2019年8月至2019年10月每月应发工资为19800元予以采信，认定吴颖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每月应发工资为20100元，2019年5月至2019年10月每月应发工资为19800元，并据此核算出吴颖离职前十二个月(即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9975元［(20100元+20100元+20100元+20100元+20100元+20100元+20100元+19800元+19800元+19800元+19800元+19800元)÷12个月］。关于吴颖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问题。该期间，中车检公司只支付了吴颖2019年8月的工资6910元，中车检公司应将尚拖欠吴颖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9515.81元(19800元+19800元-6910元+19800元+19800元÷31天×11天)支付给吴颖。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因中车检公司未足额支付吴颖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期间的工资，吴颖向中车检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中车检公司应向吴颖支付经济补偿金29962.5元(19975元×1.5年)。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2018年7月17日，吴颖入职中车检公司，但中车检公司一直未与吴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中车检公司依法应向吴颖支付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吴颖于2019年10月11日才申请仲裁，庭审时，吴颖亦确认其在仲裁主张的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故中车检公司应向吴颖支付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4035.48元(20100元/月÷31天×21天+20100元/月+20100元/月+20100元/月+20100元/月+20100元/月+20100元/月+19800元/月+19800元/月+19800元/月÷31天×16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颖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1日的工资差额59515.81元。二、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颖支付经济补偿金29962.5元。三、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颖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4035.48元。四、驳回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东中车检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宝姗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