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长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24民初85号 原告：王惠生，男，194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辽宁省长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展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长海路。 法定代表人：王莎鑫，该公司经理。 被告：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长海路1—8层。 法定代表人：王艳军，该公司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峥昱，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惠生与被告大连展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图公司）、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达百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惠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被告展图公司、弘达百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峥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惠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项892994元和利息（自2007年6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9日，利息628181元）。事实与理由：2002年2月18日，被告展图公司的母公司大连华龙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任免决定，任命原告为展图公司经理并承包经营，同时约定在原告承包经营期间，展图公司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告享有。2002年2月至2007年2月期间，原告一直承包展图公司。2006年3月6日，弘达百业与原告签订《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中约定，原告从2002年2月任第一建筑公司经理至今，所发生的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原告负担。在原告经营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案外人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欠付被告弘达百业工程款1117540元，该笔债权系原告承包经营期间发生，该债权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根据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单方出具了《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载明的内容，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于2007年6月26日给付展图公司债务抵销后的余款22.4万元。2009年，原告知悉前述事实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展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22.4万元，法院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2009）长民初第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展图公司返还原告不当得利22.4万元。2013年，弘达百业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将原告诉至法院，在该案二审庭审中，弘达百业提交了《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该证据证明原告承包展图公司期间上交的利润为502.4万元，原告承包经营展图公司共计五年，按约定应交纳承包金500万元，弘达百业确认原告交纳的承包金并不包括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抵销的892994元，按约定该款项系原告承包期间享有，原告于是以弘达百业、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返还892994元。2017年4月28日，大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抵顶真实有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告与弘达百业承包期间的纠纷诉至长海县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弘达百业提交了弘达百业、展图公司、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三方确认的《协议书》，协议书言明：“2007年6月23日，展图公司用原告承包期间的针对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的债权892994元抵销了被告与原告承包前欠付大长山岛镇政府的等额债务”。据此，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展图公司辩称，一、原告王惠生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展图公司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得利：1、原告承包经营“华龙一建公司”期间，其经营管理及财会账目混乱，致使原、被告及“弘达百业”多次因返还财产、不当得利等纠纷进行过诉讼，展图公司不但没有获得不当得利，原告还欠弘达百业承包金、税金及公积金等款项达78万余元，弘达百业已另案反诉，现正在审理中；2、原告于2013年将弘达百业起诉至法院，并非是弘达百业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将原告诉至法院，在该案二审中，弘达百业提交了《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确认原告承包期间上交的利润为502.4万元，原告所述“被告确认原告交纳的承包金并不包括大长山镇政府与被告抵销的892994元”系歪曲事实，弘达百业以及展图公司从来没有确认该节事实，此89万余元已经包含在原告2003年上交的利润中；3、鉴于原告多年来一直纠缠诉讼不断，大长山岛镇政府、弘达百业及展图公司三方于2018年1月23日达成协议，书面确认展图公司享有的财政拨款110万元债权于2003年末已经转上交为弘达百业的管理费，该款项弘达百业并没有实际收到，而是相互完成抵账，而案涉89万余元的债权包含在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元中，已经列为原告在2003年的上交利润中，而展图公司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得利。二、展图公司主体不适格。原告承包经营弘达百业的下属企业华龙一建公司，每年应上交给弘达百业利润100万元。2006年3月6日，原告与“弘达百业”签订了《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而案涉89万余元工程款包含在原告上交给弘达百业的利润中，该款项已经由大长山岛镇政府与弘达百业及展图公司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完成抵账。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与弘达百业双方发生了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应当以弘达百业为被告，而展图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三、本案属于重复起诉，案涉89万余元工程款，原告已在2015年6月16日起诉过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该案经二级法院四次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四、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在2006年12月5日，原告承包经营期限将要届满，弘达百业与华龙一建公司进行对账，形成《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时，或者在2007年3月弘达百业与原告解除承包经营合同时，原告作为华龙一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承包经营者应对公司经营情况、往来账款清楚明了，而案涉89万余元工程款数额巨大，原告应当明确知道该款项包含在2003年上交的利润中，其于2015年6月16日起诉弘达百业返回不当得利时或者本案起诉时，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2、在（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案件中，原告于2009年6月8日起诉时提交了《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该往来账情况是原告从大长山岛镇政府处取得，其应当明确知道案涉89万余元抵账款包含在2003年上交利润第4项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中，即使从2009年6月8日算起至2015年6月16日原告起诉弘达百业返回不当得利时或本案起诉时，也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综上，原告所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被告展图公司既没有获得案涉89万余元不当得利款，其作为被告又不适格。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以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弘达百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王惠生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2002年2月18日，弘达百业没有作出任免决定，原告提交的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为“关于王惠生同志任免的通知”与弘达百业档案中留存的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相过比，两个文件的纸张、公章及出具时间明显不一致，据此原告提交的8号文件系伪造文件；2、弘达百业没有向原告作出书面承诺，承诺承担被告展图公司于2002年2月18日前对外欠付的债务。案涉892994元是原华龙一建公司和大连弘达百业集团装卸运输有限公司（即弘达运输车队）共同欠镇政府的款项，并非原告所述的全是展图公司的债务；3、2007年6月23日，弘达百业、展图公司、镇政府三方没有签订抵债协议，原告在（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案件中提交了《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该往来账情况系镇政府单方出具的，其中既无华龙一建公司、弘达百业的盖章确认，也无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财会负责人签字确认，所以该抵顶系大长山岛镇政府的单方行为，不能确定镇政府抵顶真实有效。二、被告弘达百业不构成不当得利，2018年1月23日，镇政府、弘达百业及展图公司三方经过多次查账及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协议书面确认展图公司享有的财政拨款110万元债权于2003年末已经转上交为弘达百业的管理费，该款项弘达百业并没有实际收到，而是相互完成抵账。而案涉892994元的债权包含在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元中，已经列为原告在2003年的上交利润中。据此，被告弘达百业从中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得利。三、本案属于重复起诉，案涉89.2994万元工程款，原告已在2015年6月16日起诉过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该案经二级法院四次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对被告弘达百业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了重复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四、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从2007年3月7日承包经营期满双方解除合同起，至2015年6月16日原告第一次起诉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案〔即（2015）年长民初字第386号判决书〕，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2、原告从2009年6月8日起诉弘达一建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案〔即（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案判决书〕起，原告自己提交了《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当时其应当明确知道案涉89.2994万元抵账款包含在2003年上交利润第4项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中，即使从2009年6月8日算起至2015年6月16日原告起诉弘达百业返回不当得利时，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综上，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且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案涉89.2994万元已经包含原告上交的利润中，被告弘达百业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证据1：大连华龙企业集团公司文件，证明被告展图公司的母公司大连华龙企业集团公司任命原告为展图公司经理，并承包经营，同时约定原告承包期间内展图公司新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告享有，弘达百业就原告承包经营前（2002年2月18日前）的展图公司债权债务负责；证据2：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证明原告与展图公司的母公司弘达百业于2006年3月6日签订了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该合同第5条约定：王惠生在受聘期间，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即2002年2月任公司经理至今，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归乙方王惠生承担；证据3：大长山岛镇镇政府与弘达百业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证明如下事实：2000年前，展图公司欠付大长山镇政府803034.83元，弘达运输车队欠大长山镇政府89959.91元，大长山镇政府欠展图公司工程款1117540元，该工程款是2003年修建长海县八中综合楼、老网场小学产生的，展图公司于2007年6月26日收到了抵债后的工程款余下的22.4万元，双方抵销后的债务总额为892994元，大长山镇政府于2007年6月26日给付抵债后的尾款；证据4：（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弘达百业与大长山镇政府抵债后，大长山镇政府于2007年6月26日给付了弘达百业抵债后的工程尾款22.4万元，原告就被告不当得利的22.4万元诉至法院，该判决最终判定弘达百业给付原告22.4万元，该判决已生效，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双方抵债后大长山镇政府给付弘达百业的22.4万元的工程款系不当得利；证据5：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表明细和（2013）大民二终字第874号判决书，民事判决书第5页第2行本院另查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弘达集团提交了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表，该证据的提交时间为2013年9月2日，该证据证明展图公司承认原告承包期间上交的利润为502.4万元，此时原告才发现大长山镇政府以被告抵债的892994元并不包含在上交的502.4万元，故原告于2013年9月2日才知道被告将抵债后的款项有义务给原告，故原告于2013年9月2日之日起才起算诉讼时效，原告的起诉并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据6：（2017）辽02民终6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就被告递交的原告承包期间的债权于2015年6月17日诉至法院，要求弘达集团返还不当得利，法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裁判理由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大长山镇政府与弘达运输车队、展图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抵债真实有效，2018年1月23日，弘达百业、展图公司、大长山镇政府三方盖章签订了抵债协议，基于这份新证据，原告有权再次提起诉讼，并非重复起诉；证据7：协议书，该协议书由弘达百业集团、展图公司、大长山镇政府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根据该协议的内容载明：大长山镇政府于2007年6月26日又将抵债后的工程款22.4万元给付了被告，抵债行为发生时间节点为2007年6月26日，该证据证明抵债真实发生，被告获得了不当得利。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证据与弘达百业档案中留存的文件相比，其纸张、印章明显不一致，故该文件系伪造文件，不具有合法性和证明力；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完全履行，且原告违约，其既没有按照该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缴纳相应税金，也没有按照第五条约定的承担从2002年2月至今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至今原告仍然欠承包金、税金、公积金等合计达78万余元，鉴于原告的诸多违约行为，该聘用合同实际履行不到一年就解除了；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原告通过非法渠道取得并在（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案件中提交，系由镇政府单方出具的，其中既无华龙一建公司、弘达百业的盖章确认，也无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财会负责人签字确认，故无法证明当时各方对该债权债务的抵顶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该节事实已经被（2007）辽02民终612号判决书所确认；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项有异议，该份判决书只认定22.4万元系不当得利，与本案债务89万余元没有关联性，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2009年6月8日已经知道镇政府与被告抵债事宜，直到2015年6月16日原告才第一次起诉弘达百业，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2013）大民二终字第874号判决书第5页第二段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告早在2013年9月2日庭审时就知道该“利润明细表”，并且在该案庭审时，原告认为该“利润明细表”系弘达百业自行制作、单方行为，明确表示不予认可，中院在另案对该份证据在判决书中确认不能予以采信；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裁判书是原告诉请弘达百业返还案涉89万余元的不当得利款项，经过二级法院四次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弘达百业不构成不当得利，现原告又将弘达百业公司就同一款项起诉返还不当得利，构成了重复起诉，并且该两份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证明被告展图公司取得案涉89万元不当得利款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镇政府、弘达百业及展图公司三方于2018年1月23日达成协议，协议确认展图公司享有的财政拨款110万元债权于2003年末转上交为弘达百业管理费，该款项弘达百业并没有实际收到，而是相互完成抵账。该协议书清晰记载案涉89万余元的债权包含在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元中，已经列为原告在2003年的上交利润中。由此被告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二被告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反诉状，证明原告自2002年2月至2007年3月实际承包经营弘达百业的下属企业华龙一建公司，约定每年上交给弘达百业利润100万元，并在2006年3月6日与弘达百业签订了《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证据2：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证明弘达百业档案室中留存的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是给大连对外经济合作局的《申请》，而原告提交的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是“关于王惠生同志任免的通知”，二份文件的内容、纸张、公章明显不一致，由此可见原告提交的“关于王惠生同志任免的通知”的文件系伪造文件，不具有合法性，没有证明力；证据3：民事起诉状、（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2009年6月8日，原告另案起诉时就提交了《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该往来账情况是原告从镇政府处取得的，当时原告已经明确知道案涉89万余元工程款抵账事宜，自2009年6月8日起至2015年6月16日原告起诉弘达百业公司返回不当得利时或本案起诉时，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证据4：（2013）大民二终字第874号判决书及庭审笔录，证明在原告诉被告弘达百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庭审中，弘达百业提交了《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而原告认为该证据系弘达百业自行制作、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法院生效判决亦确认不能予以采信。现原告以该证据作为本案诉请返还案涉89万余元不当得利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相关规定，故原告提交该证据应当不予采信；该案中原告自认承包期为一年，即2016年3月6日至2017年3月6日，而案涉债权债务形成时间（2003年-2005年），故案涉89万余元款项与原告无关；证据5.协议书。证明在2018年1月23日，镇政府、弘达百业及展图公司三方达成协议，协议确认展图公司享有的财政拨款110万元债权，于2003年末已经转上交为弘达百业的管理费，该款项弘达百业并没有实际收到，而是相互完成抵账。而案涉89万余元的债权包含在财产拨款转上交110万元中，且已经列为原告在2003年的上交利润中，二被告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得利；证据6：调取证据申请、证明，证明在原告诉被告“弘达百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原告申请法院调取2002年-2003年财政局拨款给原华龙一建的工程款数额及项目，财政局出具证明，由于年代久远未能查询到相关信息。原告所述在《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中，2003年上交利润财政拨款转上交110万是看守所工程款，不是镇政府抵账款，这是原告虚构的事实；证据7：（2015）年长民初字第386号判决书、（2016）辽02民终271号裁定书、（2016）辽0224民初85号判决书、（2017）辽02民终612号判决书，证明原告王惠生在2015年6月16日已经起诉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该案经过二级法院四次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述裁判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又起诉被告弘达百业不当得利款892994元，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从2007年3月7日原告承包经营期满双方解除合同时起，至2015年6月16日原告第一次起诉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案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证据8：调取证据申请、情况说明及2002年-2003年财政拨付县看守所工程款明细表，该份证据系原告诉被告“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2.4万元一案中申请法院调取的，2003年上交利润财政拨款转上交110万不是原告虚构的为看守所的工程款，而是镇政府的抵账款，因为看守所的工程款已经由财政局直接拨付给公安局，不存在财政没有拨付转上交的情形，而该110万款项已经由镇政府、弘达百业、展图公司三方协议，书面确认抵顶完毕。 原告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合同仅能证明王惠生承包经营展图公司，但该证据本身并不能证明王惠生欠付被告所述的公积金、税金，且该合同的届满日为2007年3月6日，被告反诉原告所欠付的款项是基于该管理合同，那么被告应于2009年3月5日前主张权利，被告没有在诉讼时效届满前主张权利，应不受法律保护，且被告就其主张的欠款提起的反诉，（2020）辽0224民初207号已经认定被告欠款超过了诉讼时效，不予保护；证据2：这份申请是被告单方制订的，与原告提交的任免文件也是被告出具的，且任免文件反映的内容与聘用管理合同相符，被告自行制订的申请不能否定任免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只能证明抵债的事实发生，但此时原告没有看到利润表，并不知道抵债的89万元是否包含在502.4万元的利润中，那么原告在2013年9月2日，被告在该案的二审中提交了利润表，此时原告才知道该抵债的款项并不包括在上交的利润中，原告知道被告不当得利89万余元，于2013年9月2日才计算诉讼时效，而原告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并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据4：该利润表是被告在另案中提交，系被告当庭自认的事实，在本案中，原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就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载明的部分内容不认可，被告上交的利润表是2006年12月5日制作，内容载明的财政拨款是110万元，而大长山镇政府欠付原告的债务为1117540元，两笔款项非同一笔工程款，2003年财政拨款的110万元是承揽了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那么被告在另一个案件提交的审级报告中载明转接工程款343万元，那么该110万元是该笔工程款；在另案的庭审中，被告承认原告交了502.4万元的利润，并没有说财政拨款的110万元其没有收到；证据6：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利润表中的110万元与抵债的89万元为同一笔款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观点不予认可，原告此前起诉被告不当得利，驳回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抵债行为发生，而判决书生效后双方签订了抵债协议，系该新发生的证据，原告基于新发生的证据向法院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原告就该不当得利起诉的诉讼时效应当以被告获得不当得利且原告知道起算，原判决并没有认定不当得利发生，2018年1月23日双方签订抵债协议后，原告才明确知道抵债真实发生，那么从原告知道之日起才计算速效时效，原告于2018年1月23日才确定的知道抵债行为发生，故原告起诉并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据8：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证明的事实不认可，被告陈述2013年并没有收到看守所办公楼的工程结算款，但被告在另案中提交的审批报告第2页第8栏，原告承揽长海县看守所办公楼，被告收到转结的工程款343万元，而被告大长山镇政府抵销债权是原告承包期间承建八中综合楼和老网场小学的工程款，上交利润表是2006年12月5日制作的，两份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07年4月17日，可以证明抵债的最早时间是2007年4月，上交利润表作出的时间抵债还没有发生，被告不可能将被抵债的债权列到利润表中，视为原告已交纳的利润。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在查明事实与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弘达一建是弘达百业（原大连华龙企业集团公司）下属公司。2002年2月18日，弘达百业印发大华限字［2002］8号文件，任命原告王惠生为弘达一建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并决定弘达一建2002年2月18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被告负责清偿，之后的债权债务由王惠生负责，在实质上将弘达一建交由王惠生承包。 2006年3月6日，双方签订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聘用王惠生为弘达一建公司经理，任期一年。双方约定，从2002年2月原告王惠生担任弘达一建公司经理开始，弘达一建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王惠生承担，王惠生每年向弘达百业上交受聘经营定额金100万元，其余部分按税后利润10%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外，全归其个人所有，并约定双方发生争议解决的办法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到长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3年至2005年期间，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共欠原告王惠生承包经营的大连弘达一建公司工程款111.754万元，因被告大连弘达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欠该镇政府款项共计892994.74元，镇政府将上述款项相抵后，将余款22.4万元支付给大连弘达一建公司。原告王惠生在得知余款被大连弘达一建公司结算占有后，于2009年以大连弘达一建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返还不当得利诉讼，本院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2009）长民初字第695号民事判决，对原告王惠生要求弘达一建公司返还22.4万元的不当得利的诉请予以支持，该判决已经生效。 2007年4月17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与弘达百业及所属企业进行了账目核对，弘达一建欠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803034.83元（由原“大连昌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入2000年以前欠款）、弘达百业所属运输车队欠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89959.91元，合计892994.74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欠弘达一建工程款1117540元（2003-2005年弘达一建承建八中综合楼和老王场小学教学楼工程）。2007年6月26日，双方对往来账进行抵顶，抵顶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尚欠弘达一建22.4万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于抵顶当日将22.4万元支付给了弘达一建，双方自此互不拖欠。 2013年6月27日，本院作出（2013）长民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弘达百业给付王惠生为其修建猪场办公楼、猪舍等的工程款211068元。弘达百业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9月5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大民二终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工程款在2006年12月5日的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缴利润明细表中计入“五、2006年上交合计：21万元（猪场工程）”。 2014年7月，弘达百业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将王惠生诉至本院，后于同年10月撤回起诉，在2014年8月该案的庭审中，弘达百业作为证据提交了“一建王惠生任职期间上交利润明细表”，列明弘达百业、大连弘达一建公司单方面对王惠生在2002年至2006年间上交利润的统计，共计502.4万元，原告王惠生核对该证据时发现，该“明细表”所列款项中不包括原告王惠生替弘达百业及其所属企业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抵账的892994.74万元，原告遂于2015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弘达百业返还不当得利892994.74万元。2015年12月15日，本院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书，对王惠生诉请弘达百业给付被后者用作偿还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债务的工程款892994.74元予以支持。弘达百业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3月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辽02民终27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5）长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经过重审，2016年12月12日，本院再次作出（2016）辽0224民初85号判决书，判令弘达百业给付王惠生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所欠工程款892994.74元。弘达百业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惠生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申请将运输车队、华龙一建追加为本案主体，对于运输车队、华龙一建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现无充分证据证明，不能仅凭现有证据确定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抵顶真实有效，故而无法得出被上诉人王惠生所主张的上诉人弘达百业存在返还工程款89.299474万元的法定义务事实，于是做出（2017）辽02民终612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6）辽0224民初85号判决书，驳回王惠生的诉讼请求。 2018年1月23日，弘达百业（甲方）、大连展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鉴于展图公司（原名：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享有财政拨款110万元债权，于2003年末转为上交弘达百业管理费，该费用弘达百业并没有实际收到。而是由本协议主体甲乙丙三方进行抵账后处理了相关的债权债务，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期共同遵守：一、原华龙一建公司欠丙方政府803034.83元（由原大连昌海建筑工程公司转入2000年以前欠款），弘达运输车队欠丙方89959.91元，以上二项合计欠丙方892994.74元。二、丙方欠乙方工程款1117540元（自2003年起弘达一建八中综合楼、老网场小学工程）。三、乙方于2007年6月26日收到丙方支付的工程款224000元并开具发票。四、甲乙丙三方确认：上述款项已于2007年6月26日相互抵顶完毕（1117540元-803034.83元-89959.91元-224000元），互不相欠。 另查，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2年10月10日）与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2年11月20日，现更名为大连展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二者均为弘达百业下属企业。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取得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将所获利益返还于受损失的一方。本案中，原告依照与被告弘达百业的约定，依法享有被告弘达百业下属公司大连弘达一建公司于2003年至2005年期间在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所欠的工程款的债权，其债权为892994.74元，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该笔款项应否由被告弘达百业、展图公司承担。 焦点一，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王惠生要求被告返还的不当得利，是在被告弘达百业于2014年7月起诉原告时，原告才得知该笔工程款被告弘达百业未被抵顶，故诉讼时效期限应从原告得知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2014年7月计算。2015年6月，原告以弘达百业为被告起诉至本院，本院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书。弘达百业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3月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辽02民终27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5）长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经过重审，2016年12月12日，本院再次作出（2016）辽0224民初85号判决书，弘达百业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2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终612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6）辽0224民初85号判决书，驳回王惠生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原告在2015年6月再次起诉至2017年4月判决确定期间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 焦点二，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为：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2015）长民初字第386号案件中原告为王惠生，被告为弘达百业与本案当事人不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 焦点三，根据被告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大长山岛镇政府与弘达百业集团所属企业往来账情况》以及《协议书》记载抵顶情况，可以认定大长山岛镇人民政府与被告弘达百业之间的抵账行为真实存在，且已经履行完毕，抵账数额为892994.74元（弘达一建803034.83元，弘达运输车队89959.91元），依照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弘达百业把大连弘达一建公司发包给原告的约定，该债权应为原告所有，被告弘达百业将属于原告的债权用于抵顶其自身债务，属不当得利，被告弘达百业应将所获利益返还于受损失的一方，故原告请求被告弘达百业返还89299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6月17日起计付。展图公司在本案中未获得不当利益，故原告请求被告展图公司与被告弘达百业共同返还89299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返还原告王惠生89299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5年6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011.75元，由原告负担5000元，被告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011.7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立 人民陪审员  王作喜 人民陪审员  赵仁成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宋美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