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7民初4845号原告（反诉被告）：丁志国，男，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军，宁河区盛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法定代表人：李春满，该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庆，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丁志国与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丁志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军、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春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丁志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赔偿损失9200元（其中棉花收入损失7200元、棉柴销售损失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由原告承包土地100亩，用于经营农作物，承包期为1年，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2019年12月止，承包费计59000元，于2019年3月29日一次付清。履行中，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全额承包费。2019年11月2日下午，被告强行将原告种植的棉花约90亩用四轮农用车全部推毁。原告立即向宁河镇派出所报警，民警随即到现场调查取证。上述事实有宁河镇派出所出警材料、承包合同、交费收据、现场照片、电话录音证实。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故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如所请。本诉原告丁志国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承包关系；二、土地承包费收据一张，旨在证明原告一次性交纳了全部承包费用；三、照片四张，旨在证明原告承包土地上尚有棉花未采摘；四、杜德利与丁志国签订的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丁志国以每亩20元价格把大月河承包地（100亩）的棉花结秆买给杜德利，如有变动由责任方双倍赔偿。杜德利付给丁志国定金1000元。付款人：杜德利。收款人：丁志国。2019年10月25日”。旨在证明原告的棉花柴损失。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辩称，第一，涉案作业是被告方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原告有配合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章关于“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的规定，其中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该条规定，引导村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被告方的法定职责，因此被告方有权利也有义务引导村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统一实施秸秆环保、无害化处理，包括秸秆离田处理（涉案作业），当然属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范畴。原告作为本村村民有义务进行配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是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行政首长负责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实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目标”。根据该规定，镇政府是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事实上政府也一直承担此项职责。因为人力物力有限等因素，镇政府一般均要求村委会协助处理此项工作，被告方清理棉花柴的行为系在协助镇政府处理此项工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根据该条规定，村委会有义务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所以被告方有义务协助镇政府进行统一实施秸秆环保、无害化处理，包括秸秆离田处理。第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不是合同法律关系，涉案作业不属于合同履行范畴，不受《合同法》调整，原告无权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合同法》相关规定主张权利。涉案作业系被告方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身份履行法定职责，不是履行合同。原告在涉案作业中的法律主体性质有二，一是作为村民有义务接受村委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的引导和管理；一是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有义务根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决定》加强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进行管理和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措施的义务。该身份明显属于行政管理对象范畴，而不是合同履约的范畴。因此不适用《合同法》。如前所述，原告作为从事种植业的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加强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管理，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措施，未采取综合利用措施，致使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予以批评和教育，可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关于涉案秸秆的处置，并不属于原告经营自主权范畴，被告方也并未非法干扰原告正常经营活动，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方承担违约责任。第三，被告方作业前事先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原告未提任何异议，亦未告知被告方其主张自行处理，应当认定为原告同意被告方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近几年，被告方每年均根据上级部门要求，以及市和区关于禁止秸秆禁烧的规定，如村民对农地中的秸秆不自行处理，则由村委会统一进行秸秆离田作业，全村村民对此种模式均知晓，原告是本村村民，对相关的模式及政策自然也知晓。况且自2019年10月27日开始连续数天，村委会通知全村村民、承包户，通知方式为每天广播通知两次，由村书记、会计轮流以广播的形式通知。自2019年10月27日起三天后，如果农户不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对秸秆进行处理，同意由村委会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统一进行机械处理秸秆。处理后的秸秆由村委会统一进行处置。在村委会通知的期限内原告既未自行处理承包地的秸秆也未向村里就此处理方式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原告放弃承包地中秸秆的所有权，同意由被告方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施工前村里派人查看，原告地里已经没有任何棉花，有现场照片为证，并且当时棉花的采摘也早已结束，原告承包地里早已经没有人进行包括采购等在内的任何劳作。而且即使棉花枝杈上有些许的棉花，拾花成本也远高于棉花价值。涉案作业需支付棉花秸秆拔除成本、粉碎成本、包装运输成本等，被告方并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第四，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有损失发生，其主张棉花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在10月下旬以后，棉花秸秆上零星挂有少量棉花，由于零星挂着的棉花质量很低，且该阶段的棉花质量非常差，导致出售价格非常低，因此采摘成本明显高于收益，棉农都会选择不再采摘，因为根本不划算，尤其是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种植户更是如此。而且棉花秸秆必须进行环保处理，不能无序利用，而棉花秸秆的环保综合利用本就是一项公益事业，并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原告依法依规自行对棉花秸秆进行环保处置单纯从经营利润角度是亏损的，从一个理性经营者的角度考量，根本不会要求自行处理秸秆，因此原告方主张棉花秸秆的销售损失也是不合理的。原告必须就涉案地里剩余棉花的数量以及人工成本申请司法鉴定，以证明棉花损失。第五，原告提交的棉花柴购买协议被告方并不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四张照片，只对其中一张有出警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照片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出警照片上清晰显示了棉柴上并未附着棉花。对证据4不认可。本诉被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的决定》，旨在证明涉案作业是被告按照法律规定以及有关部门的要求依法履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定职责，原告负有法定配合的义务，不属于合同履行范畴。涉案作业不属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范畴，而是双方按照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承担的环保义务范畴；二、宁河农委发（2019）24号文件，旨在证明涉案作业是被告按照法律规定以及有关部门的要求依法履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定职责，原告负有法定配合的义务，不属于合同履行范畴。涉案作业不属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范畴，而是双方按照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承担的环保义务范畴；三、北辰区2019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旨在证明棉花秸秆综合利用是天津市全国普遍推行的环保政策；四、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旨在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排除《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的适用，各方均应遵守相关规定将秸秆进行环保处理；五、宁河县宁河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9年11月5日下午我镇就大月河村村民丁志国、丁志岭、后帮村村民朱振昌三人举报大月河村干部李春满和曹克利强推农田秸秆问题下村调查，去丁志国等人所包耕地查看并入户调查，确定村委会利用广播并播报了三天告知村民地里农作物如有没摘完的尽快采摘，村委会将统一清理地里的棉花柴、玉米梗等”。旨在证明被告方在作业前进行了告知，原告在被告方告知后既未自行处理也未向被告方提出异议、反映情况，应视为原告放弃秸秆及附着物的所有权，同意被告方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秸秆；六、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证明一张，旨在证明涉案作业进行时棉花秸秆上并没有棉花；七、照片一组，旨在证明涉案作业进行时棉花秸秆上并没有棉花。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5的情况说明不认可，原告没有听到广播。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的相关照片，有2张是原告方一星期前摘完棉花后照的，有一张可以看出地里还有棉花。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由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棉花秸秆拔除以及粉碎、运输费用等离田处理费用共1660元；2.本案反诉诉讼费用等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对案涉承包地上棉花秸秆进行离田处理，土地83亩左右，每亩费用为20元，反诉原告因此向案外人支付了棉花秸秆拔除以及粉碎、运输费用等离田处理费用共1660元左右，该费用应该由反诉被告承担。根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的决定》第十二条规定“从事种植业的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应当加强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管理，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措施，不得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根据区里以及镇里的要求，棉花秸秆需要进行拔除及粉碎并运离农田，且最迟应该在2019年12月底前完成。案涉承包地早已经采摘完毕，但是反诉被告至今未按照要求完成棉花秸秆的离田处理。反诉原告有权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限内按要求对棉花秸秆进行离田处理。综上所述，请贵院判如所请。反诉原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信息一张；二、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证明一张，旨在证明进行棉花秸秆拔除以及粉碎、运输费用等离田处理费用共1660元。丁志国对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的反诉辩称：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在2019年3月29日经双方协商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019年3月29日起至2019年12月止，反诉被告依约交纳了承包费59000元，且在经营期限内反诉被告无任何违约行为。该合同第六条第二项明确约定“甲方非法干预乙方生产经营活动，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应该予以赔偿”。反诉原告于2019年11月2日未告知反诉被告就将反诉被告尚未采摘的棉花全部推毁，造成反诉被告的经济损失。且《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的决定》只对坚持环保理念、对农作物秸秆的禁止焚烧和综合利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没有对农作物的秸秆如何处理、怎么处理以及由谁来处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对此也没有明确约定。故反诉原告无权对承包土地上的作物进行处理。对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但是处理秸秆的费用与反诉被告无关，不同意承担该费用。故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派出所的相关证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出示的视频以及在视频当中的谈话能够确认被告方在组织人员对原告所经营生产的100亩棉花地进行推倒，在视频当中民警明确告知其中的一块地不可以再推倒，但被告并没有听从公安民警的告知，依然推倒原告的棉花，造成原告损失。对上述本院调取的证据被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当中原告方的陈述，其表示广播通知的对象是村民，他作为承包户应通过电话通知，该表述说明原告方知晓村委会广播的内容。另根据视频及照片显示案涉承包地棉花秸秆上几乎没有附着有经济价值的棉花。派出所要求剩余地块暂时不进行处理是基于维持治安稳定的角度考虑，其仅是一个建议。被告方作业符合天津市人大的相关规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原告丁志国与被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合同规定由原告承包土地100亩，用于经营农作物，承包期为1年，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2019年12月止，承包费计59000元，于2019年3月29日一次付清。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全额承包费。被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自2019年10月27日开始连续三天，每天两次广播通知全村村民、承包户，尽快采摘农户地里的农作物，自2019年10月27日起三天后村委会届时将统一清理地里的棉花柴、玉米梗等。随后被告与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签订秸秆离田协议，委托其2019年11月1日起对大月河村进行秸秆离田作业。2019年11月2日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五名司机李志新、董国旺、杨红涛、杨兆新、蔺学新使用拔棉杆机对原告承包的83亩地进行作业，随后原告方83亩的棉花柴被被告拉走并进行了环保处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丁志国向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否认其行为对丁志国造成了经济损失，丁志国应对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的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以及损失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丁志国主张的棉花收入损失7200元，现涉案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存留物，无法进行损失鉴定，仅凭原告提供的照片对棉花价值无法确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棉花收入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丁志国主张的棉柴销售损失2000元，虽向本院提交了棉花柴买卖协议一份，但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且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力不足，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的反诉请求，虽提供了天津市宁河县景富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一份，但并未提供相关的票据予以佐证，证明力不足，对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丁志国、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丁志国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瑞杰人民陪审员  陈金荣人民陪审员  胡艳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刘洪亮法律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