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5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梁世日，男，196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广西灵山县居民，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卫，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天祝，男，1975年09月29日出生，汉族，广西南宁市兴宁区居民，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钢，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钟莹，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梁世日因与李天祝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21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世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卫，被上诉人李天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钢、谢钟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世日上诉请求：一、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三、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儿子梁代林在2017年间因投资失败而向案外人刘军等人借取高利贷，借取后因利息巨额而根本无法归还，而刘军等人多次暴力上门追债，严重威胁到梁代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刘军等人在追讨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恐吓、滋扰以及破坏的行为。在2018年2月至9月间，刘军等人的滋扰行为和恐吓电话从不间断，致使上诉人及家人在数月里一直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8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当时双方将时间倒签为2018年9月1日）是在被刘军挟持及胁逼的情况下签订的。刘军在长达数月对上诉人及家人进行恐吓、滋扰及暴力追债后，其在2018年7、8月间得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天祝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上诉人出租了所有的位于灵山县万元，租期至2022年7月6日止，租金已全部付清）给被上诉人，因此刘军多次胁迫上诉人去与被上诉人签订延期承包合同，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取得延期期间的租金，以便归还梁代林所借的高利贷。对此无理要求，上诉人一直予以拒绝。但2018年9月8日当天，刘军找到上诉人，以“再不还钱，你家会出人命”相威胁，为了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上诉人被迫同意跟刘军上南宁找被上诉人。当日上诉人是在被刘军挟持的情况下去到被上诉人李天祝的办公室，整个商谈过程全由刘军操纵。上诉人只得在刘军指示下签字，签字后被上诉人李天祝当日支付延期租赁的租金30万元。收到款项后，上诉人就将这30万元被迫转汇给刘军。事后，上诉人亦将当日被刘军逼债及挟持签订上述合同的经过向灵山县公安局进行书面反映、报警，公安局为此而立案调查并找上诉人制作了笔录。刘军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对该事件作过供述，提及其得知上诉人与李天祝签有房屋租赁合同，为了取得屋租来抵顶梁代林所欠的债务，其带上诉人去南宁找李天祝协商延期租赁的事情并签订合同。而且梁代林是成年人，已有自己的家庭，其欠刘军债务与上诉人是无关的。涉案所租赁的房屋是上诉人的财产，上诉人如何出租本应与其他人无关，而在涉案合同签订当天，系由刘军带上诉人上南宁与被上诉人李天祝会见，刘军自始至终在现场操纵双方商谈。刘军与上诉人非亲非故，亦不是朋友关系。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迫使上诉人以大幅度降低租金为条件与李天祝签订延期租赁合同，从而取得延期租赁之租金来抵顶梁代林所欠其的债务。况且，刘军等人的上述恶意、暴力追债行为，公安机关已作为涉黑案件进行侦查，现已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犯罪事实是相当清楚的。二、根据本案证据材料的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首次签订租赁合同是在2016年11月25日，当时约定每年的租金为60万元，后双方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的租金仍然为60万元，而到了2018年9月1日的涉案合同，在租赁房屋和租赁面积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的尚未到期的3年及延期的6年共9年，每年屋租为30万元，以原约定减少了50%，意味着上诉人要放弃270万元的巨额租金，如果上诉人不是受到极大的人身威胁，不会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事。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能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判如所请，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李天祝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其配偶农华于2018年9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见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就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按约支付了合理对价，并无任何违约行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等，没有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无权撤销。被上诉人自2009年起即开始承租涉案房屋经营“鸿星尔克”品牌体育用品，与上诉人一家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自被上诉人承租涉案房屋以来，因上诉人投资养鸡场，特别是其儿子梁代林经常以急需资金为由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预支租金及借款，并承诺按月利率2%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最终双方均以折抵租金及延长租期的方式处理双方的资金关系。涉案合同将年租金表述为30万元，没有表述应付利息折抵租期，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较之前租赁合同并无变化，实际租金比原租赁合同还高。上诉人一家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向被上诉人预支及借款300万元，其代价是支付月2%利息，折抵方式为其涉案房屋应收年租金60万元，预支及借款的利息按月2%计算及折抵租金。经双方确认，在涉案合同签订前截止到2018年8月31日被上诉人已预支人民币233万，涉案合同签订后已预支人民币67万。被上诉人是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更是为了帮助上诉人才愿意在低利率的前提下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上诉人一家。预支给上诉人资金，被上诉人就会损失相关利益，同时上诉人也就得到了相关利益。经计算，2018年9月1日至2028年2月29日共9年6个月被上诉人就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支付的对价（本金和利息收益）共计超过600万元，相当于平均每年租金超来63万元，并不低于原租金60万元，甚至在综合考虑其他各方面因素的情形下，要高于市场价格。二、涉案合同并不是由于被上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利用上诉人的困境乘人之危所签订，而是双方充分考虑各方面风险并结合自身情况在真实、自由的状况下签订的。被上诉人在2009年就开始承租此涉案房屋，被上诉人承租涉案房屋后，上诉人及其子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因缺乏还贷能力，采用预签商铺、延长商铺租赁期等方式偿还借款及利息，《铺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涉案合同都是在此背景下签订的。2018年签订涉案合同前，上诉人一家曾因投资需要向被上诉人提出拟融资500万元，由于考虑到500万元额度太大，风险太高，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涉案合同。上诉人是充分考虑了融资需要以及主动提出承担提前占用资金约定月2%利息后，才多次主动与被上诉人沟通。上诉人请求撤销涉案合同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合同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不符合撤销条件，法院应予以驳回。三、涉案合同于2018年9月1日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其配偶农华自愿签订，并非上诉人在刘军的胁迫及挟持下于2018年9月8日签订，不存在刘军胁迫及挟持上诉人在涉案合同上签字按手印的事实。涉案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1日，涉案合同第三条约定的租金起算时间及结算时间节点均在2018年9月1日。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也自认签订涉案合同时间为2018年9月1日，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及民事上诉状中又称是在刘军的胁迫及挟持下于2018年9月8日签订的，上诉人显然是在作虚假陈述，应当追究其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2018年9月8日其在刘军的胁迫及挟持、指示下签字。上诉人既然认为儿子与刘军的债务与上诉人是无关的，上诉人如何出租也与其他人无关，显然刘军无法构成对上诉人的威胁，不足以导致上诉人为了还30万元而放弃270万元的租金利益，上诉人的理由完全不合逻辑。而且上诉人的妻子农华并没有被胁迫及挟持，其在涉案合同上签字按手印的行为足以证实签订涉案合同是上诉人夫妻共同自愿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胁迫。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梁世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9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梁世日与农华系夫妻关系，梁代林系梁世日与农华的儿子。2016年11月25日，梁世日、梁代林（甲方）与被告李天祝（乙方）签订《铺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灵山县六峰路临街14号与健康路路口一楼自编号为1号、2号、3号、4号、5号共5间铺面与二楼一起出租给乙方经营使用，一楼房屋实用面积约200㎡，二楼房屋实用面积约250㎡；租赁期为三年，自2018年10月7日起至2021年10月6日止；房屋年租金为600000元，第一年租金乙方应当于2017年5月1日前支付300000元，2017年10月1日前支付300000元；第二年租金应当于2018年10月1日前向甲方付清；第三年租金应当于2019年10月1日前向甲方付清；合同期内，甲、乙双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否则视为违约，违约金为1000000元；乙方逾期交纳租金的，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所欠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15日不交纳租金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原、被告均在合同处签名捺手印。因原告及其儿子梁代林曾多次向被告借款未还，双方约定借款及利息可抵用灵山县六峰路14号商铺租。2018年1月23日，原告梁世日（甲方）与被告李天祝（乙方）就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的基础上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截止2017年11月15日，甲方尚欠乙方790000元，双方同意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金抵偿甲方应向乙方清偿借款本息，甲方给予乙方延长免租期清偿借款利息。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尚欠本金790000元，以及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乙方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租金410000元，共计1200000元，抵扣2019年10月7日起至2021年10月6日期间的租金；2021年10月7日起至2022年7月6日期间共计450000元为甲方给予乙方延长免租期用于乙方归还甲方尚欠利息。2018年9月1日，梁世日、农华（甲方）与被告李天祝（乙方）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灵山县房屋（一楼自编号为1号、2号、3号、4号、5号，实用面积200㎡，二楼房屋实用面积为250㎡）出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为九年六个月，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8年2月31日止；乙方自2016年11月25日起已经承租房屋，因甲方急需资金周转，向乙方提出变更租赁合同，要求乙方预支付十年租金3000000元，乙方同意变更原租赁合同，并同意按下列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租金自2018年9月1日起，每年300000元，先交租后使用，乙方签订合同前，已向甲方预支付租金2330000元（结算至2018年8月31日），需再预支付670000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300000元，2018年11月10日再向甲方支付租金37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9月8日向原告梁世日支付了300000元，2018年11月5日，被告又向原告梁世日支付了200000元，2018年11月14日，被告又向原告梁世日支付了170000元，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租金670000元。原告已明确表示已收到被告租金3000000元。2019年8月27日，原告以上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诉至该院。在诉讼过程中，农华向该院提交《声明书》自愿放弃主张本案诉讼的权利，由原告梁世日自行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是确立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一方以胁迫手段或利用优势地位，使相对方基于恐惧作出意思表示或因意思表示的不自由而签订合同的，受胁迫方或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合同。2018年9月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虽为梁世日、农华与被告所共同签订，现农华自愿放弃本案诉讼的权利，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案的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中，原告梁世日主张与被告李天祝于2018年9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系因第三人胁迫及显失公平，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原告应举证证明被威胁或显失公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成立之时。原告与被告李天祝于2016年11月25日首次签订租赁合同，经协商后又分别于2018年1月23日、2018年9月1日补充和变更原合同，而原告申请该院调取灵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讯问笔录》显示：第三人刘军向原告追讨原告儿子梁代林欠款过程中到原告商铺或住宅用铲车堵塞、喷漆、用合成板围栏等事件发生于2018年10月、11月、12月，均在2018年9月1日合同签订之后，在案其他证据难以证明在2018年9月1日签订合同时原告系因恐惧作出意思表示或意思表示不自由。从双方磋商时间的跨度、协议内容的变更及租金价格等因素考量，该院认为2018年9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签订后，被告李天祝已经依约定支付了租金给原告，原告请求撤销该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世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梁世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世日提交以下新证据：1、《接110指令出警登记表》，拟证明刘军等人从2018年3月上旬起多次来上诉人住处进行非法追债，寻衅滋事的情况；2、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拟证明上诉人已多次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刘军暴力追债，并对刘军侵害其商铺及人身安全进行反映，要求保护的情况；3、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军等人因为对上诉人实施非法追债，寻衅滋事等行为已被灵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被上诉人李天祝对上诉人梁世日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里面涉及到的案发地点并非是涉案房屋所在地。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里面所涉及的事物只是有人追债，而且经过出警后就自行离开了，并没有发生上诉人所说的胁迫，不构成法律上的胁迫；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去信访，公安机关都认为信访事项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事项，上诉人以及儿子欠债，就算是上门追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没有胁迫；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定，判决书作出是否生效无法确定，就算是生效了，关联性也是无法确定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中没有上诉人所陈述的被胁迫的相关事实，刘军所作的一些过激行为都是发生在2018年10月份之后，里面还有两位证人所提到的，并不是涉案房屋，而唯一提到2018年3月、4月份刘军开始逼其还钱的陈述是上诉人本人及其儿子的陈述，并没有其他无利害关系人及刘军本人的供述，因此该判决书也不能证明事实的存在。 本院对上诉人梁世日提交的证据分析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与上诉人是否是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被上诉人李天祝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双方于2018年9月1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是否应予撤销。 本院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上诉人上诉主张其受到案外人李军的胁迫而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损害其利益的《铺面租赁合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是指受胁迫方在遭到一方或第三人胁迫下而签订的合同。本案中，首先，上诉人之所以受到胁迫是因为上诉人儿子欠案外人刘军的钱而导致的，案外人胁迫上诉人的目的是让上诉人代替其儿子梁代林还钱，并不是胁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虽然案外人刘军跟随上诉人一起上南宁找被上诉人签合同，但其目的是第一时间获得租金以达到收回借款的目的。而且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双方对于案外人刘军是否在场各执一词，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案外人刘军存在胁迫上诉人按照其意愿签订合同的情形。而且租金越高，越能尽快还钱，对案外人刘军越有利，案外人不可能胁迫上诉人降低租金出租。其次，涉案的租赁合同是上诉人主动找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是双方协商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利用了上诉人受胁迫的情形，要求上诉人与其签订涉案的租赁合同。第三，涉案的租赁合同无明显显失公平的情形。虽然租金由原来的60万元一年变成30万一年，但是支付方式由原来的一年一交变成了一次性付清十年的租金，被上诉人让渡了300万元的十年使用权来换取的租金的下调，而上诉人一次性取得300万元以解决其因欠债而遭受案外人刘军的追债胁迫，租金的下调并非被上诉人单方获利。因此，涉案租赁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受胁迫签订合同的要件，故上诉人请求撤销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签订的时间问题，上诉人主张是倒签的时间，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案外人刘军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证据是因为案外人刘军使用非法手段追债而导致的，不是因本案而引发的，与本案无关联性。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世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梁世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应锐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覃彦凤 书 记 员 班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