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5民终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席某，住甘肃省甘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某，住甘肃省甘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甘肃省甘谷县。上诉人席某、文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甘谷县人民法院（2019）甘0523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上诉人文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被上诉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席某、文某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甘谷县人民法院（2019）甘0523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刘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案件审理程序违法。首先,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为借贷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2018年席某向张果平借高利贷现金150000元。为还清借款，席某向刘某打了一张借款250000元的《借条》，为抵押借款，席某与刘某签订《个人房屋买卖协议》。其次，刘某仅向席某实际转账支付借款共计2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余款50000元以现金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席某”错误。该50000元是刘某直接交给王某使用的，席某没有占有使用，不应承担此50000元偿还义务。席某与王某之间另有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与刘某、席某之间新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混为一体，于法无据。再次，席某与刘某共签订两份借条，借款金额计350000元，但刘某实际上仅向席某借款250000元，且席某已向刘某还清全部250000元借款。2.席某未收到刘某交付的现金75000元，一审判决根据刘某出具的“记录清单”认定上诉人收到75000元现金，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第一次庭审中刘某就双方争议的75000元现金，前后陈述相矛盾，该份收据的真实性存疑；刘某方证人发表证言时模糊描述具体情节，不能够证实席某实际收到75000元现金。其次，2019年1月26日《收条》中500000元的支付构成有5项，其中刘某没有支付银行转账125000元，一审中刘某已自认，其没有按照借条或收条中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即《收条》不具有内容上的真实性。另刘某通过银行转账向席某实际支付的款项同借条、收据中记载的款项均对应不上，反映出本案实质为借贷关系。3.席某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本案的主要证据（刘某于2019年1月26日取款、1月27日取款信息）原件，这与刘某提交的《收条》这一证据资料中的时间明显不符。经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刘某辩称，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刘某与席某方之间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中间人也在上面签了字，席某方也给刘某出具了收条。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席某、文某向刘某返还房屋转让款1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席某、文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席某与文某系夫妻。2019年1月2日，席某、文某与刘某签订《个人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席某、文某将××街房屋产权一次性有偿转让给刘某，转让方式为出售，出售金额550000元，付款方式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首付250000元，于2019年1月2日前再付余款300000元，席某、文某于2019年5月1日前将房屋及附属物正式交付给刘某使用，备注为后期余款未结清前双方均有权违约概不负任何违约责任，该协议见证人处为“王某”签名，并有“原房主签字及声明：该房屋已于2011年将此房屋转让给席香（想）成，与该房主关系为外甥，马卓（系席香兰儿子）”。签订协议当日，刘某通过信用社向席某转款39300元，席某向刘某书写“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刘某甘谷县西关街县建一队综合楼房产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50000元整，大写贰拾伍万元整，收款方式为现金，见证人：王某”，由席某、文某签名，底部写有席某农行和信合卡号。2019年1月18日，刘某通过农行向被告席某转款49900元。同月26日，席某、文某向刘某又书写“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刘某甘谷县西关街县建一队综合楼南2号房产转让款共计人民币500000元整，大写伍拾万元整，收款方式为2019年元月2号收到现金210000元整，大写贰拾壹万元整，银行转账40000元整，2019年1月18日银行转账50000元整，2019年1月26号银行转账125000元整，今收到现金75000元整，共计500000元整，大写伍拾万元整，见证人：王某”，也由席某、文某签名。2019年1月28日，因刘某未按约定向席某、文某转账支付其中的125000元房屋转让款，席某、文某便提出解除该转让协议，并表示愿意退还刘某之前支付的房屋转让款。2019年5月5日，席某通过银行转账退还刘某200000元。2019年5月31日、6月1日，席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退还刘某50000元。诉讼中，席某称收到刘某支付的房款为250000元，且已如数退还给刘某，原告称其已经支付了375000元房款，扣除退还的250000元，剩余125000元房屋转让款席某至今未退还。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刘某、席某之间形成的是房屋买卖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2.席某、文某是否收到了2019年1月26日向刘某出具的收条中的75000元款项；3.刘某给付王某的50000元是否应由席某、文某返还。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生效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可知，物权转让行为与签订协议的债权行为是各自独立的行为，席某、文某以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主张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的抗辩应是不成立的，双方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但是因为双方并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因此房屋的物权尚未发生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席某、文某已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且刘某已实际退还了部分房屋转让款，席某对此无异议，双方合同亦约定“后期余款未结清前双方均有权违约概不负任何违约责任”，故席某、文某只需将收到刘某的房屋转让款返还刘某即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合同签订后，刘某向席某、文某交付部分房屋转让款，席某、文某向刘某书写“收条”确认收到房款的事实，而席某辩称“席某于2019年1月2日向刘某出具借款为250000元的借条，月利率5%，使用期限4年”，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席某又以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无权处分为由辩称房屋转让协议无效，进而主张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认可。2.庭审中，席某承认2019年1月26日的收条确系其与妻子，即文某所签，但否认在2019年1月26日收到刘某支付的75000元现金。经查明，该份收条系席某、文某与刘某对刘某支付的房屋转让款的数额、时间及付款方式所做的记录清单，其中就收取方式为转账或者现金都做了明确记载，收条上有席某、文某的签名和手印，席某、文某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和能力，其签字捺印应当认定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另查明，证人王某证明，其是席某、文某与刘某签订《个人房屋转让协议》和席某收款的见证人，在2019年1月26日确实看见刘某带有现金，其询问后刘某称是给席某支付房款所用，该证词亦能予以佐证，应该能够认定席某、文某收到了刘某给付的75000元现金。3.首先，席某对刘某向王某支付50000元的事实认可，对席某向王某书写的借条的真实性也认可，但其认为该50000元是刘某直接交付王某的，是刘某与王某间的债务，自己并未占有使用该50000元，故不认可将这50000元作为刘某支付的房款而由自己承担返还责任。经查明，本案中刘某支付被告房款的方式为两种：直接支付席某或替席某偿还借款，席某、文某于2019年1月2日签订《个人房屋转让协议》时收到刘某付款250000元，其中的150000元由刘某交予张果平，用于抵消刘某与张果平间的借款；再将其中的50000元由刘某交予王某，用于抵消刘某与王某间的借款，余款50000元以现金和转账方式给付了席某，当时席某、文某和王某都在场，对此席某、文某是认可的；其次，王某收到刘某给付的50000元现金时，将其与席某间的借条交予刘某，属于债权的转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的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因当时王某和席某、文某都在场，故应当认为王某已对席某进行了通知。综上，可以认定刘某向王某支付用于偿还席某向王某借款的50000元是刘某需向席某、文某支付的房屋转让款，应当认为是刘某已支付给席某、文某的房屋转让款，席某、文某依法应当返还刘某。综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八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席某与文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刘某返还房屋转让款1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席某与文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2.王某与席某之间的50000元债权是否转移给刘某，席某是否应归还刘某50000元；席某、文某是否收到了2019年1月26日向刘某出具的收条中的75000元。3.一审法院未依席某申请调取刘某2019年1月26日、27日取款流水，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席某主张与刘某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给刘某书写了两张借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对借款的抵押行为，但席某并未提交借条、抵押合同等相应证据证明其与刘某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并设定了抵押，2019年1月2日席某、文某与刘某签订的《个人房屋转让协议》，席某向刘某出具了购房手续及两份确认收到房款的收条，“收条”与“借条”从字面意思到产生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席某、文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分得清两者的差别，且购房手续上由原房主儿子马卓写明了房屋产权及转让情况，如仅为借款提供担保根本无此必要。综上，可以认定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房屋的处置是席某、文某与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对借款的抵押表示。因此，席某、文某关于其与刘某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已解除购房合同，席某也应退还尚未退还的购房款。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某与席某之间的50000元债权是否转移给刘某，席某是否应归还刘某50000元；席某、文某是否收到了2019年1月26日向刘某出具的收条中的75000元。席某主张50000元是刘某直接交给王某使用的，其并未占有使用该50000元，故不承担还款责任。但席某认可其欠王某50000元，亦认可刘某向王某支付50000元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当时王某、刘某、文某和席某均在场，王某收到刘某给付的50000元现金，将其与席某间的借条交予刘某，席某与王某之间的该笔50000元债权债务已消灭，又由席某出具了收据写明“今收到刘某甘谷县西关街县建一队综合楼房产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50000元整，”将50000元一并写入了收据，故足以证明王某已对席某进行了通知，三方就债权转让达成了合意。现席某与刘某购房合同解除，席某应当返还刘某50000元。席某称其未收到2019年1月26日刘某支付的75000元现金的事实亦不能成立。2019年1月26日席某书写收条，“……今收到现金75000元……”，收条上有席某、文某的签名及捺印，证人王某也证明，打收条当日刘某称车内的现金是支付席某房款用，也证明席某、文某收到了刘某给付的75000元，故席某、文某应当返还刘某该75000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未依席某申请调取刘某2019年1月26日、27日取款流水，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席某在一审庭审结束后申请法院调取，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席某申请调查收集的刘某2019年1月26日、27日取款流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席某、文某与刘某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已协议解除，席某、文某应将收到的购房款予以退回。席某、文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上诉人席某、文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建文审判员 石 岚审判员 张碧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柳 樱书记员 胡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