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丹锦，男，198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丹华（系上诉人的姐姐），女，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彪，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闽侯县，现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雪琦，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丹锦因与被上诉人谢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5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丹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谢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之间除了3500元的农商银行转款记录外，没有用微信转帐的方式进行结算，故不能排除用现金的方式进行结算。2.叶丹锦系工厂餐厅经营者，每日均有现金进账，手头上有大量现金，且14309元并非巨款，叶丹锦有能力以现金形式支付。一审法院让叶丹锦结算完毕，收回收据原件后，再承担支付的举证责任，对叶丹锦不公平。3.一审法院认定一审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认定事实错误。两位证人是叶丹锦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人是同行，其陈述的内容符合交易细节及习惯，在排除其利害关系后，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4.一审认定事实偏离常识，若叶丹锦于2018年11月15日前赊欠货款14309元，在谢彪已催告且叶丹锦未即时结清的情况下，正常人会依据不安履行抗辩权，拒绝进行后续交易，但谢彪却继续向叶丹锦供货了2个月。在此期间，谢彪既未要求叶丹锦退回收据原件，也未要求叶丹锦支付货款，更未让叶丹锦出具欠条，这不符合常理。5.从谢彪向叶丹锦提示银行帐户这一细节考虑，其为何在2018年11月15日未做同样的提示？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谢彪仅仅提示叶丹锦2次，中间未有任何结算，这与常理不符。谢彪作为小本经营者，不可能会让叶丹锦拖欠货款如此之久。二、叶丹锦对外的交易习惯可以反映其与谢彪之间的交易习惯。叶丹锦与谢彪之间的交易模式为叶丹锦微信向谢彪下单购买货物，谢彪将货物送至叶丹锦处，并提供《收据》即送货单的红联用于核对货物，叶丹锦向谢彪通过微信转账或现金向谢彪支付货款。结算货款后，谢彪将《收据》的白联交于叶丹锦，视为该笔订单完成，双方互相履行完合同义务。该交易模式在证人刘某的陈述中可以得到印证。三、叶丹锦是在支付完货款后，谢彪将白联《收据》交给叶丹锦，而非是需要核对货款，谢彪的理由不成立。若叶丹锦向谢彪讨要白联《收据》要求核对，按一般理性人行为，其应以拍照、复印等其他方式提供给叶丹锦，而非直接交付原件。且谢彪先前有通过微信拍照发送过《收据》的行为，其明知留存的白联《收据》是双方买卖合同的重要债权凭证，却将原件直接交付上诉人，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谢彪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叶丹锦有索要过白联《收据》原件。因此，谢彪将《收据》原件交付叶丹锦行为，只能是在叶丹锦支付完货款后才会发生。四、谢彪无法提供14309元白联《收据》原件，无有效债权凭证，不能认定叶丹锦尚欠该笔货款。对于谢彪在一审提供的19张白联《收据》，叶丹锦对此债务是认可的。对于谢彪主张的另一笔14309元货款，叶丹锦已支付了，谢彪也将白联《收据》交还，叶丹锦对该货款不予认可。五、14309元白联《收据》在双方核对清楚后，便已收回销毁，谢彪也已承认14309元白联《收据》在叶丹锦处，即使叶丹锦无法提交原件，也不能否认该事实。故叶丹锦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举证不能情形。综上，在谢彪据以主张权利的红、白《收据》均不存在，债权已经消灭的情况，一审判决谢彪承担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谢彪辩称，叶丹锦向其订货都是通过微信，第一次结算是从2018年7月10日到2018年10月27日的货款，共计14309元，截止至2019年3月5日第二次结算货款总额为25646元，第二次结算是把第一次结算累加起来的。2019年4月8日，叶丹锦仅归还猪肉款3500元，至今尚欠22146元。实际上，叶丹锦对欠款是无异议的，对谢彪提供的证据亦是无异议的，叶丹锦只是说经济困难没钱归还。综上，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丹锦偿还谢彪货款22146元以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叶丹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丹锦于2018年7月10日开始通过微信下订单形式向谢彪购买猪肉，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0月27日止双方之间交易金额共计14309元，2018年11月1日到2019年1月17日止双方之间交易金额共计11337元，合计25646元。双方在微信上对猪肉货款进行结算,2018年11月15日中午12：11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叶丹锦询问：最近肉价怎么样了？谢彪于2018年11月15日中午12：52回复：老板，7月10日至8月27号是（5488），9月4号至10月27号是（8821）合计是（14309）有空钱转下谢了！叶丹锦于2018年11月15日下午13：01答复：“我是问最近的肉价”。至2019年3月5日上午9：33，谢彪通过微信发给叶丹锦：“11月12月1月三个月是11337元加上7月8月9月10月14309元一共是25646元谢谢你转下”，后叶丹锦无应答。 2019年4月2日，谢彪通过其手机以短信形式向叶丹锦手机号为135××××8732发农村信用社卡号62×××79。叶丹锦于2019年4月8日回复短信：“我转了3500，手头比较紧，营业额低，见谅”。2019年5月14日，谢彪向叶丹锦发信息：“兄弟钱还没转过很久了”。2019年7月6日，谢彪向叶丹锦发信息：“兄弟什么意思”，叶丹锦回复：“这个月底结算，钱还没下来呀”。 一审法院另查明，谢彪向叶丹锦供应猪肉时有开具《收据》即送货单，《收据》有白、红两联，白联《收据》由谢彪留存，红联《收据》由叶丹锦留存，以便日后双方结算核对单据。 庭审中，叶丹锦表示对双方之间猪肉交易金额为14309元与11337元的数额没有异议，但辩称货款金额为14309元已通过现金形式支付给谢彪，谢彪收到货款后，已将交易金额为14309元的白联《收据》交付给叶丹锦。现只欠交易金额为11337元的货款，且叶丹锦于2019年4月8日已向谢彪支付3500元，叶丹锦实际欠付货款金额为7837元（11337元-3500元）。谢彪则表示，叶丹锦以交易金额为14309元红联《收据》不见需要核对为由向谢彪索要白联《收据》，谢彪将交易金额为14309元白联《收据》交付给叶丹锦后叶丹锦未归还白联《收据》，也未支付14309元货款。谢彪目前为止手上只持有交易金额为11337元的白联《收据》19张。谢彪表示收到叶丹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货款3500元。 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责令叶丹锦在庭后三天内提供交易金额为11337元的红联《收据》，以及交易金额为14309元的白、红联《收据》。2020年3月12日，叶丹锦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声称：“……本案中已结算的14309元，经双方对账结款后，已消灭相应债权债务，原单单据已收回销毁，无法提供。……另未付的11337元，虽对方未拿原单对账，但金额现我们内部流水账金额相符，我们股东认可该金额，表示无异议。因日常零星单据太多，且时隔太久，我方无保留该底单，故无法提供。”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谢彪作为出卖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买卖合同的卖方负有举证证明已交付货物的责任，买方负有举证证明已支付货款的责任。卖方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买方应当履行按照约定付款的义务，买方主张已经部分付款给卖方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在本案中，从谢彪与叶丹锦双方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3月5日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行为持续发生，且微信内容客观真实，特别是微信聊天内容中谢彪分别于2018年11月15日、2019年3月5日两次写明具体欠款金额向叶丹锦发微信催讨过，如叶丹锦确实有向谢彪支付过14309元的款项，根据日常的交易习惯及生活经验法则应向谢彪提出异议，但叶丹锦在微信聊天回复中始终没有提出异议，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支付买卖合同货款是叶丹锦应当履行的义务，故应由叶丹锦承担证明其已经支付过14309元付款的义务。至于叶丹锦抗辩称双方交易习惯是以收取收据存根作为结算凭证,并声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了货款14309元，故谢彪不持有白联收据存根亦可反证叶丹锦已支付了货款14309元,但叶丹锦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存在此交易习惯,且一审法院责令叶丹锦于庭审之日起三日内提交交易金额为14309元的白、红联《收据》，叶丹锦虽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因公司内部管理将该收据存根销毁，但其系叶丹锦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因此免除叶丹锦的举证责任，叶丹锦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叶丹锦的抗辩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谢彪与叶丹锦双方对买卖合同中谢彪向叶丹锦供猪肉合计金额为25646.00元均无异议，谢彪已经完成了向叶丹锦交付货物的义务，故叶丹锦除去已经给付的3500元，仍应承担向谢彪付款22146元的义务，故谢彪主张要求叶丹锦偿还货款22146元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叶丹锦未支付全部货款，违反了合同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叶丹锦理应赔偿因逾期付款给谢彪造成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2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叶丹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谢彪支付货款2214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货款2214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叶丹锦是否已向谢彪支付了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0月27止的货款14309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叶丹锦主张其与谢彪之间存在以收取收据存根原件作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现谢彪不持有14309元货款的收据存根原件，表明双方对该笔货款已结算完毕，且叶丹锦已通过现金形式向谢彪支付了该笔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叶丹锦虽于一审中申请三位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其在日常交易中存在上述交易习惯，但这仅能证明叶丹锦与其他供货商之间的交易情况，并不能当然认定叶丹锦与谢彪之间亦存在此交易习惯。除此之外，叶丹锦未再提供任何现金支付的相关凭证，也未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供收据存根原件，故应由叶丹锦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叶丹锦与谢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谢彪曾于2018年11月15日、2019年3月5日两次向叶丹锦提示了具体的货款金额，并进行了催讨，若叶丹锦彼时确已实际支付了14900元货款，按常理而言，作为买方的叶丹锦势必会向卖方提出异议，可叶丹锦均未予以回应，这显然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综上，叶丹锦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丹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65元，由上诉人叶丹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李 宁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吴文俊 书 记 员  施铃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