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416号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3号-3至24层101内A22层02-05室。负责人：汤姆森（KellerThomas)。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洁，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彬，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利龙，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薇，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称原告）与被告武利龙（以下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洁，被告武利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0426元；2.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未休法定年假补偿金额的差额3508.51元。事实和理由：一、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和解除基本情况。被告于2007年3月27日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入原告公司工作。2015年9月21日，原告与被告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被告工作岗位为服务工程师；工资为每月人民币17548元（税前），每年13个月，享受各项津贴合计1800元人民币/月（税前），每年12个月。2018年6月7日，劳动合同解除前被告月工资为19805元（税前），前12个月在公司的平均收入为每月40997.99元（税前）。劳动合同解除前，被告的岗位为现场经理，其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项目现场管理、安全管理、合同管理、项目现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监督、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维护等工作。被告在李村项目中玩忽职守、严重失职，导致现场管理混乱、消缺工作及力矩验收等各项安全管理措施流于形式。2018年3月4日，项目现场的维斯塔斯2号风机在安装完成后的调试阶段发生倒塔事故，给公司造成数千万元的巨额损失，被告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为恶劣的是，倒塔事故发生后，被告严重违反公司安全管理流程，指示下属数名工程师打印、签署本应在风机安装阶段完成的40台风机的消缺清单，企图误导公司调查。鉴于上述严重违纪行为，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于2018年6月7日向被告发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公司已支付《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中列出的款项，并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二、被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符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法定及约定事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2015年9月21日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据其中第2.4条的规定，认可《员工手册》构成合同完整条款的一部分。《劳动合同》第2.4条规定如下，“员工已知悉并详细阅读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在公司现行的《员工手册》中规定或涉及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员工确认公司的此等规章制度构成了本合同完整条款的一部分，并承诺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如果员工违反任何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公司有权依据《员工手册》对员工采取处分措施，并在公司认为员工严重违反或屡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劳动纪律的情况下，有权立即终止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2012年2月8日，被告于《员工手册》确认函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其已详细阅读该手册的内容，并将严格遵守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此外，《劳动合同》第6.2条明确规定，如果员工“触犯了《员工手册》中规定的可能导致立即解聘的行为，或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立即终止本合同”。根据《员工手册》第68条【严重违纪行为】的规定，“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失金额10,000元及以上的”、“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给公司或公司员工造成损失或伤害的”、“玩忽职守，给公司造成损失在10,000元及以上的”、“虚报工作成绩或伪造工作记录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将导致公司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被告作为公司在李村项目现场的总负责人，对项目的安全运行负有全局领导责任，然而，其对项目团队人员缺乏沟通监督指导，对消缺、力矩验收等重要工作漠不关心，对绝大多数风机（含出现倒塔事故的2号风机）安装后由何人切实进行过消缺及力矩验收工作均不清楚，甚至于事故发生后，安排下属捏造签署消缺清单，企图误导公司调查。被告的上述行为均已构成上述《员工手册》中的严重违纪行为。综上，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单方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三、被告玩忽职守、疏于管理、伪造工作记录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的具体事实表现。（1）玩忽职守、疏于管理，对项目安全基本流程缺乏实质管控。2017年3月15日，被告被公司任命为山东李村风电项目的现场经理，作为该项目中公司的总负责人，负责领导、管理现场所有公司工程师，并负责李村项目的项目进度、风险控制、安全管理等工作，同时，作为现场总负责人，原告还负责代表维斯塔斯（风机供货方）与风场业主、施工方、监理方等相关各方做好协调沟通，确保项目能够安全、稳定、高效完成。李村项目中，风场共需安装40台维斯塔斯风机。截至2017年12月底，40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成，项目进入调试阶段。根据公司《安装现场手册》中的明确规定，项目在安装阶段中的机械竣工完成后，应当完成初步消缺工作，填写完成消缺清单并签字。作为现场经理，被告玩忽职守，对绝大多数风机（含出现倒塔事故的2号风机）由何人最终进行消缺及力矩验收、是否切实进行过消缺或力矩验收、消缺清单是否填写均不清楚，甚至在倒塔事故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公司对其进行调查时，其仍旧不了解上述安全保障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2018年3月4日，李村项目风场的2号风机发生倒塔事故，大部分螺栓丢失，给原告和业主方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该损失预计将超过两千万元。事故发生后，经公司客观审慎调查，维斯塔斯现场工程师中无人能够确认哪位维斯塔斯人员切实参与了2号风机的消缺和力矩验收工作，消缺清单签字人董X（被告直接下属，案外人）亦不能确认2号风机是否进行了消缺。被告作为项目现场的公司方负责人在接受公司调查时表示其亦不了解2号风机的消缺和力矩验收情况。公司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40台风机中，1、6、7、9、29、30、31、32、33、34、36、37号风机的消缺清单无任何一方签字，如此大面积的关键文件问题被告从未发现或予以检查，在面对公司询问时，被告表示其对消缺工作实际有无公司人员参与完全不知情。作为项目现场经理，被告的上述行为表现严重失职、直接导致现场管理混乱。（2）主观恶意违反项目安全管理流程，指使下属事故后补打倒签消缺清单。除上述严重违纪事项外，更为恶劣的是，根据项目现场工程师董X、国XX的谈话及书面调查问卷，两位工程师明确表示，李村项目所有40张消缺清单均为2018年3月4日2号风机事故发生数天后的夜里在被告的明确指示下补打印、签字完成的。倒签消缺清单时，公司方面仅有该三人（即被告与董X、国XX）秘密参与。两位工程师在不了解各台风机是否实际进行过消缺、消缺过程中是否发现问题、问题是否整改的情况下在被告的指示下打印40份消缺清单、签字并归档，使项目文件形式上符合要求，误导公司调查。公司在对董X、国XX进行“背对背”的分别谈话后，确认两人说法细节上均能互相印证且不存在矛盾之处。被告在接受公司调查时对此难以合理解释，仅表示所有消缺清单全部都由下属董X负责，不清楚是否后补，事故后从未整理过任何项目文件，这与现场经理的职责明显存在不吻合之处。这一事件也体现了被告在整个项目流程中，怠于检查消缺清单及力矩验收的严重问题。上述重大失误皆涉及李村风电项目的安全管理问题，最终，维斯塔斯风机倒塔、大部分螺栓失落，与被告未按流程操作、未切实履行对项目的风险控制和安全管理的职责、玩忽职守密不可分。被告理应承担该重大事故的相应责任。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证据确凿、于法有据。四、原告已尽自身最大努力获得多份可相互印证的合理证据，并组成完整证据链条，原告的证明责任义务已经完成。原告认为，证据的种类及效力应视具体事件的背景情况和性质进行个案判断。本次事件中，“补签消缺单”作为“伪造工作记录”性质的严重违规行为，决定了其在操作过程中不可能公开进行或当场录音录像，亦不太可能留下直接的书面证据从而导致公司的迅速追查，因此，这一严重违规行为的私密性质决定了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在本案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次事件中，倒签消缺清单时，公司方面仅有三人（即被告与董X、国XX）秘密参与，因此，有能力证明被告是否违规的公司人员仅有被告自身、董X及国XX三人。目前，公司已获取以下证据：1）董X、国XX分别提供录音证据（公司在开始录音时已明确告知两位工程师录音的存在，因此录音的严肃性、严谨性不存在疑问），该等录音均直接有力地指向被告存在指示倒签消缺清单等严重违规行为，且两位工程师的“背靠背”证人证言均能互相印证、不存在任何矛盾；2）董X在倒塔事故发生后自认确实倒签了众多消缺清单；3）在公司调查过程中，被告对由何人最终进行消缺及力矩验收、是否切实进行过消缺或力矩验收、消缺清单是否填写均不清楚，且不能正面回应倒签消缺清单的问题；上述证据的采集程序合法规范，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有证据均指向被告存在疏于管理项目现场、指示倒签消缺清单等严重违规行为。原告认为，作为不具有执法权和调查权的普通商事主体，公司已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运用了自身所能合理合法使用的一切措施，证明被告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且证据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足以构成完整证据链条。因此，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如被告认为该等证据存在不实之处，应由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反证，否则应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事实上，被告自始至终均无法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反驳原告的上述证据，因此，被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告认为，劳动仲裁的证明标准应为“优势证据”原则，无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本案中的多份证人证言（含多位第三人及被告本人在公司正式调查中的言论）、书证的证明力已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可证明该等隐秘的严重违规行为的存在。若非如此，作为普通商事主体的公司在该类事件中的证明责任将过于沉重且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这也是违背常理的。在原告已提供众多证据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情形下，证明责任应转移至被告方，恳请贵院对此予以充分考虑。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程序及要求。1.解除通知。经公司对被告本人和项目所有相关人员的慎重调查、谈话，2018年1月17日，公司向被告发出并送达了书面解除通知，合法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2.通知工会。原告作为分公司，并未组建工会。因此，公司向其上一级工会，即总公司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工会送达了通知。3.离职结算。由于被告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为，因此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予经济补偿。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其支付总额为人民币28562.31元（税前）的款项，该款项包含：截止到解除日被告的工资4715.48元、截止到解除日被告的津贴285.71元、2018年被告的13薪按比例折算的数额9902.5元、截止到解除日对被告未休年假的补偿13658.62元。公司在上述应付金额基础上将差旅津贴加总计算在内已向被告足额支付款项共计30969.33元。六、原告计算被告未休年假补偿的基数是正确的，无需补充被告差额3508.51元。根据公司的人事制度，原告对被告未休法定年假的天数（即5天）不持异议。但是被告计算该未休年假补偿时，适用基数存在明显错误。被告声称的扣除加班工资后的未休年假计算基数为37338.5元，这一数字与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的制度规定、操作实践均不符。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该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均未明确说明作为未休法定年假计算基数的“工资”需包含任何的奖金、津贴等收入。公司《员工手册》中亦未规定在计算未休年假补偿时“工资”中应包含任何奖金、津贴。因此，原告已足额向被告支付未休年假的补偿，故无需再向被告支付任何补偿金额3508.51元。综上所述，鉴于被告在李村项目担任现场经理期间玩忽职守，怠于履行各项职责，并伪造工作记录企图蒙蔽公司调查，根据《员工手册》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被告的种种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公司因此解除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定和约定事由，公司同时履行了单方解除的法定程序和要求，解除通知合法有效，原告不应向被告支付任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另外，原告计算被告法定未休年假的补偿也是正确的。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一、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的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认定原告对被告的合同解除行为缺乏依据不构成合法解除。由于原告和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起诉，该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被告和原告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告放弃了对上述裁决书起诉的权利，却在本诉中质疑已经生效的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所认定的原告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这一事实，不应当受到法院的支持，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二、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裁决书生效后，被告就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赔偿违约金等款项，再次提起了仲裁，2019年10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2945号），裁决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违法解决劳动关系赔偿金660426元、现场休假补助14796元、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08.51元。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原告《现场人员服务管理手册》、《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被告认为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违法解决劳动关系赔偿金660426元、现场休假补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还应当给被告报销而未报销的2017-2018年的供暖费。综上，被告认为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就本案劳动争议，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2945号裁决书，裁决：一、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武利龙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六十六万零四百二十六元；二、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武利龙现场假补助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六元八角四分；三、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武利龙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三千五百零八元五角一分；四、驳回武利龙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经询，被告对上述仲裁结果并未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3月27日，被告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自2007年1月1日起，合同约定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被告到维斯塔斯风电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9月20日，甲方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乙方被告、丙方原告签署《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在遵守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将原先的派遣用工方式变更为直接雇用方式。乙方自愿解除与甲方的劳动关系及与丙方的派遣关系，解除日为2015年9月20日。乙方被甲方派遣至丙方工作的实际工作年限应将被视为乙方在丙方的服务年限，即乙方在丙方的服务年限自2005年7月1日起算。2015年9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合同根据可使用的法律被终止之日止。2018年6月7日，原告向被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谨致:武利龙…鉴于a）…签署了劳动合同；b）公司在李村项目2号风机事故调查中发现，该项目40台风机的消缺清单是在事故发生后集中补填。经调查，2018年3月4日事故发生后，您在知悉这些风机的消缺清单未签署的情况下，指示个别现场维斯塔斯员工对40份消缺清单进行了补签字。您的上述行为属于公司员工手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虚报工作成绩或伪造工作记录，已构成严重违纪。c）公司在李村项目2号风机事故调查中发现，您作为李村项目现场经理在负责李村项目现场施工安排及工作调配管理期间，未落实所安排的人员参与2号风机的消缺工作（所谓的消缺清单为后补文件），且未落实所安排的人员见证2号风机的整个安装过程并参与最终力矩验收工作。您在项目管理工作中，缺乏充分沟通和监督指导，导致该项目从现场管理到人员沟通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不符合流程等多项问题，影响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及项目的安全和质量，对于风机事故及所造成的公司损失难咎其责。您的上述行为属于公司员工手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玩忽职守，给公司造成损失在10000元及以上的;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金额10000元及以上的之情形，已构成严重违纪……”。同日，被告签署《回执》，载明：以上单方解除理由与事实不符，拒绝接受。被告签字确认的《员工手册》部分内容如下：第六十八条严重违纪行为员工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将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将导致公司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公司的损失，情节严重的，公司还将依法追究员工的法律责任。一年内累计收到公司两次书面警告的；一年内迟到、早退达6次的；一年内连续旷工2日，或累计旷工达3日的；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损失，金额10000元及以上的；不按工作时间表或分派的任务进行工作给公司造成损失，金额10000元及以上；不遵守信息安全工作程序给公司造成损失，金额10000元及以上的；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给公司或公司员工造成损失或伤害的；个人保管的公司财物短少、损坏、私用或擅送他人使用，数额10000元及以上的；挥霍浪费公司财产或违反财务制度，损公肥私的；毁坏、盗窃公司财物的；利用职位之便谋取私利的；贪污公司财物或收受商业贿赂的；玩忽职守，给公司造成损失10000元及以上的；利用职权对公司同事进行打击报复或包庇员工违法乱纪行为的；对客户或其他员工有无礼行为的，如言语辱骂、打架斗殴的；窃取或泄露公司的内部资料或保密信息；以任何形式向公司提供虚信息的（如入职资料、市场信息、报销依据等）；虚报工作成绩或伪造工作记录的；散布任何不利于公司的谣言的或利用公司名义招摇撞骗的；擅自携带危险或违禁物品进入工作场所的；未经公司书面允许，无论有偿与否，擅自在外兼职、任职，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商务活动的；未经公司书面允许，成为公司合作伙伴公司股东，或向提供任何形式的，有偿或无偿服务或工作的。原告向本院提交《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及《工作说明》，证明被告违反了现场经理的工作职责。被告对该《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及《工作说明》不予认可，认为《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没有被告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工作说明》被告从未见过，原告也从未让被告签字确认，从文件形式也无法体现与《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具有前后连续的关系，从文件内容上也无法看出与《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是一体的关系。原告向本院提交《维斯塔斯安装现场手册》，主张在该手册第26页，规定了安装阶段中的机械竣工环节，现场工程师应完成消缺清单。被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没有见过该手册，也未签字确认过，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主要表现为：1.被告在李村风机安装现场没有履行现场经理工作职责，没有在2号风机安装工作完成后要求下属及时打印填写并签字消缺单；2.在发生2号风机倒塌事故后，被告安排下属补打并签字了包括2号风机在内的部分消缺单。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李村2#风机倒塌事故调查问卷（武利龙）、2018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进行调查的录音、部分消缺清单页面及签字页、李村2#风机倒塌事故调查问卷（国XX）作为佐证。在本案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2945号裁决前，被告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1.撤销原告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关系；2.要求按照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规定支付2018年6月8日至8月14日期间的工资及公司员工统一享受的待遇共计141891.84元（包括工资78601.84元，出差补助8740元，现场假工资26610元，差补26610元，供暖费报销2100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裁决，该裁决书本委认为部分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供相应证据的义务，当事人未提供相应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武利龙是否存在“补签消缺单事件”及“2号风机管理失职情形”，也即武利龙是否存在“不遵守工作流程、疏于管理、玩忽职守”等行为。维斯塔斯北京分公司虽主张武利龙存在上述事件，但其提交的证据多为具有证人证言性质的案外人录音及调查问卷，涉事当事人陈述主观性较强，相关证据显示“补签消缺单事件”中的实施者系案外人董X，非武利龙本人所为，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董X“补签消缺单事件”确系武利龙安排，亦不足以证明武利龙确存在“2号风机管理失职情形”；武利龙作为李村项目负责人，确应对现场运行承担主要责任，项目运行过程中所涉环节及相关人工均较为复杂，武利龙如确不适岗、难以胜任管理岗位，维斯塔斯北京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权对其进行培训或调岗，本委难以采信维斯塔斯北京分公司将武利龙解除的行为合理合法。综上，维斯塔斯北京分公司对武利龙的解除行为缺乏依据，不构成合法解除，但因武利龙所任岗位相关责任要求较高，维斯塔斯北京分公司对武利龙任相关岗位已失去信任基础，倒塌事故亦为客观存在，本委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不适宜继续履行，武利龙可另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武利龙的仲裁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对该裁决书提起诉讼，该裁决书已生效。被告的工资构成如下：每月基本工资19805元+津贴1800元+五险一金12301.61元+企业年金1709.85元。被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0997.99元。被告离职前12个月扣除加班费平均工资37338.5元。原告在被告离职前已向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3658.62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否系违法解除。原告主张其因被告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合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其充分履行工作职责，原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的理由为被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其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合同、员工手册、《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工作说明》、《维斯塔斯安装现场手册》等，其中《现场经理任命批准表》、《工作说明》、《维斯塔斯安装现场手册》缺少被告签字，原告不能证明其已经将上述内容告知被告，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不予采信。即原告需证明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中的相关规章制度。原告关于被告违规的事实证据为：李村2#风机倒塌事故调查问卷（武利龙）、2018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进行调查的录音、部分消缺清单页面及签字页、李村2#风机倒塌事故调查问卷（国XX）。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李村2#风机倒塌事故调查问卷（武利龙）中，被告的表述为消缺职责系案外人董X及毛XX负责；2018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进行调查的录音中被告的表述则是消缺由董X、毛XX负责，不确信后面国XX有没有加进来；部分消缺清单页面及签字页可以证明消缺存在问题，但不能证明消缺清单的过错在被告职责范围之内，亦不足以证明被告对消缺清单的填写负有监督责任；国XX的调查问卷及董X、国XX的录音文件，均系事发当时的实际涉事当事人，陈述主观性较强，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董X“补签消缺单事件”确系被告安排，亦不足以证明被告未按照规章制度履行安排、管理职责。综上所述，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中未规定被告需对消缺清单的打印、填写等内容承担安排、管理等职责，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违反了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相关规章制度，亦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违反了其他原告已向被告告知的工作职责，故原告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系违法解除。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所认定的维斯塔斯公司违法解除与武利龙的劳动合同相关内容是否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裁决对原告对被告的解除行为不构成合法解除进行了认定，该事实在原告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结合前文所述，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足以推翻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2943号裁决所认定的原告对被告的解除行为不构成合法解除这一事实，故原告系违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关于原告是否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0426元。原告违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本院核算，北京市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2945号裁决书所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60426元不高于按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数额，双方当事人亦对该数额计算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是否需向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08.51元。对职工应休未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原告主张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应为扣除了奖金和津贴的未休年休假的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核算，仲裁裁决所确定的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08.51元计算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仲裁裁决中被告现场假补助一节，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出异议，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武利龙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六十六万零四百二十六元；二、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武利龙现场假补助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六元八角四分；三、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武利龙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三千五百零八元五角一分；四、驳回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震霄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詹焕昱-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