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采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56B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753774Y。法定代表人：张树荣，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庆超，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腊梅，女，汉族，1986年12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巢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崇书，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金辉鸿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福华三路**京地大厦**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269134A。法定代表人：刘桂萍，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伟，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国采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腊梅、原审被告深圳市金辉鸿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7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采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夏腊梅要求国采公司及金辉公司返还其投资款140万元及投资款利息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夏腊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国采公司已如约完成购买“诸葛亮小型张”原始邮票的义务，其他如在北交所福丽特邮币卡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福丽特平台）“开户”及“卖出交易”的义务，须夏腊梅自行完成或者明确指示国采公司并予以配合才能完成。（一）因国采公司与夏腊梅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依据本案证据查明和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确认本案的委托事项为：夏腊梅委托国采公司代理其在福丽特平台上进行“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的买卖投资，一审将委托事项简单归纳为“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的购买行为，遗漏了“卖出邮票以此获利的投资行为”，与事实不符，导致最终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错误；（二）国采公司已经谨慎负责完成了委托事项，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首先，夏腊梅主张国采公司未在网上交易平台为其开立交易账户，但是该行为应是夏腊梅自身须完成的工作，并非国采公司的约定义务，且根据开户流程，开户所需信息尤其是银行卡、密码及验证码等只有夏腊梅持有或掌握，因此在福丽特平台开立交易账户是夏腊梅自身义务。其次，国采公司提供的证明已充分证明，国采公司作为福丽特平台的金牌代理，为包括夏腊梅在内的所有“邮币卡投资者”从货主樊某处购买了“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现货，不同的是委托人中自身开立了交易账户的将邮票配置到了其账户，未开立交易账户的委托人则由国采公司代为持有并代为交易。最后，国采公司的证据充分证明，国采公司在接受夏腊梅的委托后，已经代理购买了“诸葛亮小型张邮票”原始现货，并且代为申请了挂牌交易，办理了鉴定、保险、托管工作，直至福丽特平台在2017年5月31日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所有藏品暂停交易，仍然可以提货。因此，“诸葛亮小型张邮票”最终无法在福丽特平台上卖出，并非国采公司违约或者过错，而是福丽特平台的原因、政策的原因和不可抗力。夏腊梅只能请求国采公司协助从福丽特平台取回其持有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或者向福丽特平台提出权利主张，不能要求国采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委托合同和合同解除相关法律规定。（一）委托合同为双务合同，在夏腊梅自己未能完成在网上交易平台开立交易账户的义务下，国采公司只能将夏腊梅购买的邮票暂时配置在其他人名下，该行为符合交易惯例，只要最终未损害夏腊梅的利益即可；（二）因第三人福丽特平台的原因导致委托人夏腊梅购买的邮票暂时无法交易，只要受托人国采公司向委托人夏腊梅进行了原因披露，则该后果只能由委托人夏腊梅和第三人福丽特平台的运营方进行交涉，与受托人国采公司无关；（三）夏腊梅诉请解除合同，国采公司予以认可，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委托合同，国采公司仅负有根据夏腊梅要求协助其从福丽特平台提取“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的义务。本案属于无偿委托，国采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夏腊梅造成损失，且事实上夏腊梅并未遭受损失，其委托国采公司购买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还在，只是配置在其他人名下且因平台原因暂时无法卖出交易获利。因此，夏腊梅提出解除合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国采公司不再负责后期卖出邮票的义务，仅需对已经履行的购买邮票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如提取邮票现货交付，或者协助夏腊梅向福丽特平台主张权利，但不能要求国采公司恢复原状（因为邮票购买价款已支付给第三方），在国采公司未明确拒绝或者无法交付邮票现货的情况下，夏腊梅也无权要求国采公司赔偿损失。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追加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违法剥夺了国采公司的辩论权利。（一）福丽特平台由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北京福丽特玩家收藏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组建运营，本案诉争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在福丽特平台的交易流程涉及款项交付、邮票鉴定、托管、挂牌、交易、配货、提货等多个环节和凭据，与本案有关的资料、数据（尤其是配票情况）大多存在该平台，只能追加上述三家公司参加诉讼才能查明案件事实，而在其他福丽特平台进行邮币卡交易的类似案件中，上述三家公司也作为案件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参与了诉讼，因此国采公司申请追加共同诉讼当事人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和做出裁定违反法定程序；（二）夏腊梅系通过国采公司的普通代理会员狄某作为代表和投资顾问与国采公司建立委托，国采公司将夏腊梅购买的邮票配置于第三方名下系接受狄某指派，一审法院未对国采公司追加狄某为共同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和做出裁定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对国采公司提供的证据并未认真审查甚至没有任何表述与记录，遗漏若干证据，据此做出的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错误。夏腊梅辩称，一、国采公司主张花费几千万购买了本案诉争邮票，仅有银行流水，没有任何合同，其主张的邮票入库前的鉴定、保险、托管支出的费用也没有提供相关合同和付款凭证。国采公司提交的相关复印件资料，因没有出具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诉争邮票是否经过了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机构是否真实存在，保险机构是否办理了相关保险、出具了保险合同以及国采公司是否支付了相关费用均没有证据可以佐证。二、国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从樊某处购买的诉争邮票中有多少是为夏腊梅购买。且国采公司将为夏腊梅购买的诉争邮票配置到案外人账户中并未经过夏腊梅同意。夏腊梅有相应的邮票交易账户，但该交易账户中没有任何“诸葛亮小型张邮票”。三、国采公司承认已经履行了本案委托合同的购买邮币卡的义务，所以国采公司与夏腊梅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经成立，至于案外人狄某与夏腊梅的关系以及狄某与国采公司是否达成委托购买诉争邮票的合意，国采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夏腊梅并不认可与狄某的关系。四、国采公司已经陈述其应履行的委托义务除了购买邮票，还包括办理保险、鉴定入库、开立交易账户等，但从本案证据来看，国采公司并未履行为夏腊梅购买相应金额的邮票的义务，更没有将相应金额的邮票配置到夏腊梅已经开立的交易账户中。即使假设夏腊梅的交易账户没有开立，国采公司也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协助夏腊梅开立交易帐户。本案中，国采公司没有履行购买邮票的义务，导致后面的相关义务也根本无法履行，属于没有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应退还夏腊梅购买邮票的款项，并赔偿相关的利息损失。金辉公司述称，金辉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返还相关款项的责任，认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二审调查询问后，国采公司补充事实和理由：一、福丽特交易平台于2020年4月30日恢复交易服务，国采公司已经可以履行在夏腊梅自行开立的账户内配置诉争邮票的义务；二、根据夏腊梅在二审调查询问中承认已自行申请开设账户的陈述，足以说明夏腊梅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一直接受案外人狄某“同意把票配置在狄某指定的人员名下”的安排，从未直接联系国采公司要求配票；三、从国采公司提交的金塔县公安局对狄某的讯问笔录和狄某提交的代理客户名单明细可以证明，夏腊梅直接委托了狄某为代理人，狄某的代表行为对夏腊梅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论夏腊梅对狄某的直接授权还是对国采公司的间接授权，各方之间都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该委托只能视为“无限授权委托”，夏腊梅应接受自身授权不明的结果，在本案属于无偿委托、国采公司截至目前并未借此盈利获取费用的前提下，应当适当划分双方责任。夏腊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夏腊梅与国采公司、金辉公司的委托合同；2.国采公司和金辉公司返还夏腊梅投资款140万元；3.国采公司和金辉公司支付夏腊梅投资款利息（利息以14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为计算标准，自2016年3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98,493元）；4.国采公司和金辉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18日、2016年3月21日、2016年3月23日，夏腊梅通过其个人账户分三次向金辉公司转账50万元、40万元、50万元。金辉公司分三次向夏腊梅出具了该公司的《统一收款收据》，载明的金额分别为50万元、40万元、50万元，交款内容一栏载明“代收货款”，并盖有金辉公司财务专用章。一审庭审中，夏腊梅自认仅与国采公司建立委托合同关系，与金辉公司并无委托合同关系，要求金辉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金辉公司与国采公司是关联公司。金辉公司辩称仅是为国采公司代收案涉款项，国采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国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金牌代理会员合作协议》，协议中载明的合同签订主体为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及国采公司，有效期为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1月5日，约定经国采公司推荐的交易会员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手续费扣除法定税率后净收益的相应比例由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作为佣金支付国采公司，国采公司的权利义务包括协助交易会员托管入库，推荐挂牌品种等，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2.《福丽特用户开户指南》《个人开户所需资料》《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开户交易会员风险评估问卷》《邮票钱币交易风险提示书》《提货流程》《藏品托管鉴定流程》《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鉴定托管流程》《挂牌申请流程》，用于证明在福丽特平台进行邮币卡投资交易时，可以自行注册个人交易账户，从事邮币卡交易过程中相应邮币卡的鉴定、托管、挂牌交易及提货等流程事项，以及在该平台进行邮币的交易应具备的知识和相应风险提示都是公开透明的，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3.《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交易规则》《关于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藏品保管方的说明》《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交易藏品再托管实施细则》《各种风险提示书页》《邮票钱币交易风险提示书》《提货授权委托书》，用于证明在福丽特平台进行邮币卡交易应遵循的交易规则，挂牌交易的邮币卡均由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托管，福丽特平台对于各种风险都是公开并明确提示的，交易会员可以按照流程履行相应手续提取现货的情况，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4.由国采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函》，函中载明“本公司深圳市国采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为业务需要，特委托深圳市金辉鸿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客户支付的购买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现货的款项，或退还客户相关款项。本公司同意金辉鸿泰收妥款项视为本公司已收妥该款项”，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日，盖有国采公司公章，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5.于某、张某、蔡某、丁某四人作为会员在福丽特平台的《挂牌邮币卡藏品鉴定入库托管单》，用于证明国采公司代理的投资者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均入库托管在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并以于某、张某、蔡某、丁某作为名义代表存放，但随时可以应客户要求予以提货，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6.《中信银行客户回单》，回单中显示自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12月15日，国采公司曾多次向狄某转款，回单中有多份在附言中显示“佣”或者“佣金”字样，国采公司自认均是狄某的佣金，并由此辩称其并非与夏腊梅直接发生委托代理关系，夏腊梅属由狄某作为代表与国采公司建立合作，除按照狄某指令将款项转至金辉公司外，并不直接与国采公司间形成合同关系，夏腊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7.加盖有“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的《诸葛亮小型张持仓数量表》，用于证明于某、张某、蔡某、丁某作为名义代表持有足够数量的邮票可供提货，夏腊梅对此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流水、《统一收款收据》《中信银行客户回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一、夏腊梅与国采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均应依照法律规定严格履行合同义务。首先，国采公司确认已收到夏腊梅转账给金辉公司的140万元款项；其次，国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证明其曾经向狄某支付过“佣金”，但并未举证其所称的“佣金”与夏腊梅投资款的对应关系，也未提供证据显示狄某有资质代理夏腊梅直接向福丽特平台购买邮票，如狄某有相关代理资质，则实无通过国采公司转账之必要；最后，即使国采公司辩称夏腊梅是由狄某作为代表与国采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主张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夏腊梅明确知晓国采公司的身份地位，狄某也仅是在代理国采公司与夏腊梅订立合同，夏腊梅向狄某支付的“佣金”亦能佐证双方的代理关系，故本案的委托合同应对国采公司和夏腊梅发生法律效力，狄某是否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权利义务的分担。二、夏腊梅已交付了投资款140万元，国采公司有义务将购买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配置到夏腊梅个人名下或将实物交付给夏腊梅。在本案中，首先，国采公司确认未向夏腊梅告知福丽特平台的邮票交易模式，亦未协助夏腊梅在福丽特平台注册账户；其次，国采公司举证称已将邮票均配置在于某、张某、蔡某、丁某四人名下，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于某、张某等四人持有的邮票的所有权归夏腊梅所有，也无证据显示夏腊梅曾同意将其委托购买的邮票配置至于某、张某等四人处，故应当认定国采公司未完成夏腊梅的委托事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夏腊梅关于解除委托合同及国采公司退还所付款项、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当以每笔投资款转账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即50万元从2016年3月18日起计息、40万从2016年3月21日起计息、剩佘50万元2016年3月23日起计息。三、夏腊梅已自认与金辉公司并无委托合同关系，故金辉公司非本案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夏腊梅依据其与国采公司的委托合同起诉请求金辉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夏腊梅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夏腊梅与国采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二、国采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夏腊梅返还投资款14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50万元从2016年3月18日起计息、40万从2016年3月21日起计息、剩余50万元从2016年3月23日起计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国采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夏腊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国采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金塔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2.金塔县公安局证据卷一（张某、徐某、狄某、樊某、狄某指定的邮票代持人于某、杜某笔录等）；3.金塔县公安局证据卷三（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4.金塔县公安局证据卷五（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提供资料）；5.金塔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卷一（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提供证据材料等）；6.金塔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卷二（对狄某、张某、黄某、樊某调查笔录和提供材料）；7.金塔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卷三（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提供证据材料等）。上述材料均为复印件。夏腊梅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提出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阶段中的“新证据”，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所有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判断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材料中《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金牌代理会员合作协议》与一审中上诉人递交的《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金牌代理会员合作协议》中的手写字的字迹、所盖印章的数量及痕迹等明显不同，涉嫌伪造。本院认为，国采公司在二审阶段提交的上述证据主要涉及张某、徐某、狄某等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问题，与本案审理的国采公司与各投资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无密切关联，因此，对于国采公司调取上述材料原件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上述证据亦不予采纳。本院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国采公司与夏腊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成立；2.委托事项是否已经完成。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国采公司与夏腊梅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国采公司确认收到夏腊梅的投资款140万元，国采公司对于接受夏腊梅的委托购买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的事实是清楚的；2.从国采公司在《民事上诉状》陈述的其“已经如约完成了购买‘诸葛亮小型张’原始邮票的义务……上诉人已经谨慎负责的完成了委托事项，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的主张看，国采公司实际已经承认其与夏腊梅之间的事实委托关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虽然存在夏腊梅委托狄某代为与国采公司协调购买诸葛亮小型张邮票事宜的事实，但在狄某向国采公司披露夏腊梅的存在后，国采公司并非完成狄某的委托事务，而是完成夏腊梅的委托事务。故夏腊梅与国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购买诸葛亮小型张邮票的委托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夏腊梅与国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对委托事项亦存在争议，然而双方对于委托事项中包含购买诸葛亮小型张邮票均予以确认。对该项委托事务的完成，国采公司应举证证明。国采公司主张其已经购买了包括夏腊梅委托购买的诸葛亮小型张邮票在内的邮票，并以于某、张某、蔡某、丁某作为名义代表持有，但对于“代持”，其未能举证证明经过夏腊梅的同意，夏腊梅亦不确认。因此，即使国采公司购买了邮票，但无论是在线上或是线下实物分配中均未将邮票交付给夏腊梅，而是交付给了于某、张某、蔡某、丁某等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于某、张某、蔡某、丁某等人持有的邮票的所有权归夏腊梅所有，故应当认定国采公司未完成夏腊梅的委托事项。国采公司未完成夏腊梅的委托事项，夏腊梅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国采公司亦予以认可。合同解除后，夏腊梅请求国采公司退还款项14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国采公司应予退还并承担相应的占用该笔款项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案涉本金140万元的损失计付如下：1.50万元从2016年3月18日起计息，40万元从2016年3月21日起计息，剩余50万元从2016年3月23日起计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以14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至于国采公司提出的追加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北京福丽特玩家收藏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狄某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合同主体为国采公司与夏腊梅，与国采公司申请追加的案外人无密切关联，一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国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深圳市国采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国采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茹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付 璐 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单静（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