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03民初566号原告：刘吉中，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位仁，常德市鼎城区公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阮启富，男，197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原告刘吉中与被告阮启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吉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位仁与被告阮启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吉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阮启富返还刘吉中所欠货款69223.35元和开税票押金4000元；2.诉讼费由阮启富承担。事实和理由：刘吉中与阮启富都是原步步高超市供应商，从2016年6月份开始，阮启富以“常德市鼎城区新皇味快洁菜经营店”给刘吉中开具普通税票至2017年7月（因步步高超市从8月份起取消代开发票，故合作结束），阮启富拖欠刘吉中2017年7月份货款69223.35元至今未归还，故具状起诉。阮启富辩称，刘吉中所述不属实，阮启富不欠刘吉中货款，阮启富已将货款转给了刘吉中指定的谈德贵的账户。另外，阮启富没有收到刘吉中4000元押金，刘吉中没有押金单据。刘吉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打款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7月份货款69223.35元阮启富未支付给刘吉中；2.微信聊天截图复印件两份，拟证明阮启富认可69223.35元货款未支付给刘吉中；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7年7月份之前的货款阮启富均已支付给了刘吉中。阮启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步步高超市往来余额确认书一份十二页，拟证明货款应当由阮启富收取，刘吉中与阮启富是合伙关系；2.委托函一份，拟证明刘吉中承诺的每年付7200元工资和2400元账户管理费没有支付给阮启富；3.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刘吉中委托谈德贵收款；4.谈德贵收款记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明细）一份三页，拟证明阮启富在2017年5月至9月均已向谈德贵支付了货款。因双方当事人无法从相关单位调取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于2020年4月2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常德城东支行调取了阮启富2016年5月1日-2017年12月10日的银行流水；于2020年5月15日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调取了其公司与刘吉中、阮启富2016年6月之前的货款交易情况。刘吉中与阮启富均发表了意见，本院已记录附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吉中对阮启富提交的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阮启富支付给谈德贵的几笔货款，谈德贵均已转给了刘吉中，但刘吉中起诉2017年7月份的货款不包含在其中。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已当庭予以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阮启富对刘吉中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刘吉中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阮启富欠刘吉中2017年7月份的货款，因为阮启富已将该笔货款转给了刘吉中委托收款的谈德贵的账户。本院对刘吉中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刘吉中的证明目的，本院在文书说理部分进行说明。阮启富提交的证据，刘吉中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阮启富与刘吉中不是合伙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与本院已采信的证据和调取的证据相吻合，故予以采信，但对刘吉中与阮启富系合伙关系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刘吉中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刘吉中提供的是一张签字捺印的空白纸张，本院认为刘吉中的异议与常理不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预见提供一张签字捺印的空白纸张给他人会给自己带来何种不利后果，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具签字捺印的空白纸张，况且刘吉中未能提交证据进行反驳，故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证明刘吉中委托阮启富处理常德步步高公司事务，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吉中原来长期向常德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公司）供货，供货方式为刘吉中在步步高公司的专柜提供货物出售后由步步高公司每月结账再将货款转账给刘吉中。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刘吉中委托阮启富办理步步高公司的结收货款事务。阮启富与步步高公司的结算流程为：步步高公司算账后出具结算单，阮启富根据步步高公司结算的货款金额开具对应发票后将发票邮寄给步步高公司总部，步步高公司收到发票后才将货款转账给阮启富，阮启富在扣除一定费用（双方约定4.5%以内）后再转账给刘吉中。2017年5月23日，刘吉中出具书面委托书，要求阮启富将之后的货款打入谈德贵工商银行账户62×××66。另查明，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10日期间，步步高公司向阮启富（银行账户62×××31）支付货款情况为：2016年7月5日转账57628.37元为2016年5月货款；2016年7月22日转账45815.54元为2016年6月货款；2016年8月22日转账75418.92元为2016年7月货款；2016年10月18日转账69516.97元为2016年8月货款；2016年10月28日转账53457.9元为2016年9月货款；2016年12月7日转账62747.96元为2016年10月货款；2017年1月5日转账73365.06元为2016年11月货款；2017年1月23日转账76812.68元为2016年12月货款；2017年2月15日转账102803.32元为2017年1月货款；2017年4月13日转账69818.87元为2017年2月货款；2017年6月1日转账71285.49元为2017年3月货款；2017年5月22日转账63397.55元为2017年4月货款；2017年7月18日转账54486.31元为2017年5月货款；2017年8月7日转账49520.39元为2017年6月货款；2017年9月11日转账69202.35元为2017年7月货款。以上转账共计15笔，金额共计995277.68元。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10日期间，阮启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账户（62×××31）向刘吉中账户（62×××04）及谈德贵账户（62×××66）转账情况为：2016年：7月7日57570元；8月3日42473.45元；9月6日72281.4元；11月5日115000元；12月5日991元；12月23日58689.21元。2017年：1月13日69533.55元；2月16日71670.93元；3月22日99302.92元；5月25日63063.47元（谈德贵）；6月2日65431.3元（谈德贵）；7月21日59982.47元（谈德贵）；8月8日50906.31元（谈德贵）；9月12日45672.17元（谈德贵）。以上转账共计14笔，金额共计872568.18元。其中转给谈德贵的5笔款项，刘吉中自认谈德贵已向其转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刘吉中与阮启富之间属于何种民事法律关系？2.阮启富是否尚欠刘吉中69223.35元货款未支付？3.阮启富是否收取了刘吉中4000元开税票押金？关于焦点1，首先，本案立案时确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但本院在审理后认为，刘吉中委托阮启富办理步步高公司的货款事务，双方对结算流程均予以认可，且刘吉中期间出具了委托函，载明刘吉中每年支付7200元工资和2400元账户管理费，可以确定刘吉中出售货物后委托阮启富开票收款，阮启富将货款转交给刘吉中，刘吉中另外向阮启富支付报酬的事实。其次，阮启富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不仅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签订或者口头约定有合伙协议及其内容，反而提交了委托函证明双方约定由刘吉中支付阮启富代理事宜的报酬，因此，双方不符合合伙关系的构成条件。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院认为刘吉中与阮启富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焦点2，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即阮启富收到步步高公司支付的货款，在按约定扣除相关费用后应及时转交给刘吉中，委托函中虽未明确扣除哪些费用及扣除比例，但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在4.5%以内扣除费用后再转账给刘吉中。刘吉中与阮启富委托代理关系期间为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阮启富往刘吉中账户打款期间为2016年7月7日至2017年9月12日，步步高公司往阮启富账户打款期间为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9月11日。步步高公司共计打款给阮启富15笔，金额共计995277.68元；阮启富共计打款给刘吉中14笔，金额共计872568.18元。按照双方约定的最高扣费4.5%来扣除相关费用后，阮启富应当需要向刘吉中支付950490.2元，实际向刘吉中支付的金额少于此金额。但考虑到阮启富实际扣费标准不固定，大部分超过了4.5%，刘吉中对已经扣除的费用是予以认可的，也未要求阮启富返还，本院予以确认。所以，无法按照总金额来确定阮启富是否已经支付了2017年7月的货款金额给刘吉中，需要按照每月实际货款金额（步步高公司支付给阮启富的货款金额）与阮启富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一一核对来排除是否存在少支付的货款。按照双方扣除费用金额比例的交易习惯，从第一笔货款（2016年5月的货款）开始，依次对应下来，除步步高公司支付给阮启富2016年8、9月的货款金额和2017年7月的货款金额无法在阮启富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金额中对应外，其他实际货款金额都能在阮启富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金额中找到对应。其中，阮启富于2016年11月5日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金额115000元为两个月的货款金额总和双方均予以认可，只是刘吉中认为是2016年8月和9月的货款金额总和，而阮启富未予以认可却对2016年7月7日转账的是2016年5月的货款和2016年8月3日转账的是2016年6月的货款予以认可。因为阮启富于2016年12月5日支付给刘吉中的991元，金额数额较小，无法与实际货款金额相对应，且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本院认为该笔金额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认定其为货款,即阮启富已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为871577.18元（872568.18元-991元）。因此，可以确定2016年5月至7月的实际货款与阮启富支付给刘吉中的前三笔货款金额是对应的，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的实际货款与阮启富支付给刘吉中的第六至第十四笔货款件金额是对应的，故阮启富于2016年11月5日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115000元对应的是2016年8、9月两个月的实际货款金额。综上，阮启富未将2017年7月的货款69202.35元支付给刘吉中。另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是否还有其他扣费项目，本院按照之前阮启富扣除费用总和的平均值比例5.88%[（实际货款总金额995277.68元－未支付的货款金额69202.35元－阮启富实际支付给刘吉中的货款871577.18元）÷（实际货款总金额995277.68元－未支付的货款金额69202.35元）]扣除费用后，阮启富应当将未付货款65133.15元支付给刘吉中。关于焦点3，刘吉中未提交证据证明与阮启富之间约定押金事宜，也无法说明及证明刘吉中从哪一笔货款中扣除了4000元押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刘吉中要求阮启富返还4000元押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刘吉中在委托函中承诺向刘吉中每年支付7200元工资和2400元账户管理费，应计算整个委托期间，而不是从出具委托函之日起算。因刘吉中既未答辩要求在货款中扣除，也未提起反诉要求刘吉中支付，故在本案中不适宜一并处理，阮启富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阮启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吉中货款65133.15元；二、驳回原告刘吉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0元，减半收取815元，由被告阮启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友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王洪涛书记员蔡鹏飞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