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921民初2034号 原告：刘培凯，男，197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群松，遂宁市蓬溪县城南经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08171100008。 被告：刘中荣，男，1972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四川诚中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9198811918330。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光，四川诚中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证号22081904110017。 原告刘培凯与被告刘中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培凯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群松、被告刘中荣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原告刘培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群松、被告刘中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唐春光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培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5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利息；2、本案所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31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现金50,000元，当日原告以银行转款方式向被告转款73,000元，其中23,000元系合伙投资款，后经原告多次索要归还，被告以种种理由至今未履行义务。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具状诉请于人民法院，要求支持原告的诉求。 被告刘中荣答辩称，其与刘培凯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培凯在诉状中诉称答辩人借现金50,000元不属实；2014年10月31日，刘培凯通过农行转账到答辩人账户上的73,000元系刘培凯在其和张朝富、刘培凯与刘松林、刘中兵与刘红、刘文科四个合伙人共同投资修建张绍俊等人房屋建设工程中应交的入股费2.5万元和两次投资款，其和刘培凯之间只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借贷关系依法不能成立，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刘培凯的全部诉讼请求。 具体理由如下：1、2014年10月31日，刘培凯通过农行转账到其账户上的73,000元系刘培凯在张绍俊等人房屋建设工程中应交的入股费和投资款。2014年2月20日其和张朝富作为《房屋合伙联建协议书》的乙方与甲方张绍俊等6人签订了《房屋合伙联建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其和张朝富为房屋的开工建设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纠纷的调处、各方面人事关系的协调等。之后刘培凯与刘松林、刘中兵与刘红、刘文科要求参股，经过协商其和张朝富要求刘培凯与刘松林、刘中兵与刘红、刘文科这两个新的合伙人，每股缴5万元的入股费，之后就按四股账平均投资，四股账平均分配利润和平均承担亏损。合伙建房期间，其负责经费的收支，刘松林负责记账。2014年10月30日所有合伙人对该处工程的前期投资和开支情况做了一个小结，从刘松林所做的记录可以看出：加油站工地投资明细：刘中荣、张朝富、刘培凯、刘文科，每股投资5万元（第一次）8月30日；每股投资5万元（第二次）10月30日。旁边还有刘松林和刘培凯占一股各一半记录。由于刘培凯当时的经济压力大，导致他应交 的入股费2.5万和第一次应交的投资款2.5万元，迟迟未实际交给答辩人。10月30日经过小结后又该交第二次投资款了，经过答辩人再三催促，刘培凯才于2014年10月31日把刚收到手的75,000元中的73,000元转给答辩人。2016年12月该工程小结时，除去按《房屋合伙联建协议书》履行完毕外，每股已暂分得现金10万元，住房2套（各股自行处理），还有少量余款因合伙事务未处理好，暂未结算清账。由此可见原告刘培凯在诉状中所称73,000元中有50,000元系借款，23，000元系投资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2、答辩人与刘培凯除了张绍俊工程存在合伙关系外，还有在修建 唐玉蓉房屋、张子民房屋等工程均存在合伙关系，这些工地都未结清帐，但刘培凯一直都认为他还该收钱，答辩人都欠他的，所以有事没事打电话找答辩人。在唐玉蓉工地上，刘培凯自己也在管钱，其连投资款都没收回，其他工地乱收钱，其找他们算账，他们也推三推四的。所以其和刘培凯之间在合伙做工程期间确实还存在一些纠纷。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自己与刘培凯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合伙法律关系，2014年10月31日转账给答辩人的73,000元系刘培凯应该交纳的入股费和两次应交的投资款。转帐的73，000元中有50,000元是借款，有23，000元系合伙投资款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刘培凯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就应承担举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张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所转款项的性质，更不能同时证明所转款项中的50,000元是借款的性质，23,000元是投资款的性质。故答辩人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刘培凯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户籍证明，证明原告与被告的身份信息； 2、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于2014年10月31日向被告转款7.3万元，其中2.3万元为合伙款，另外5万元为被告向原告借款； 3、原告于2018年9月24日、2018年10月7日、2019年2月14日向被告发送的短信记录，2018年9月24日短信显示“...我工地急需用钱，你安排一下2014年10月31号借的5万，和2016年卖加油站负二楼一股分十万，我该分的5万最近几天给我，我工地急需周转，谢谢”，2019年2月14日短信显示“刘中荣，你差我刘培凯2014年十月31日，借我的五万块钱...，你已经推了几年了”，证明原告曾向被告催收借款； 4、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28日、2018年9月3日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的过程； 第二次庭审，原告向本院补充出示以下证据： 5、收条原件一份，证明被告所述的7.5万元的投资款，原告早在2014年4月8日就交给了被告5万元，从而印证2014年10月31日打款7.3万元里面，有5万元是借款； 6、2014年4月7日签订联合修建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4月7日就加入了合伙； 被告质证认为对1、2号证据无异议，对3号证据认为号码确实 是他的号码，但他一般不会看短信内容，对4号证据认为录音中涉及到的5万元实际为合伙的分账款，该款已经支付给了原告，对5号证据认为属实，但是那是因为合伙初期，原告本身要入股，就交了5万元给被告，后因原告要退股，被告就于2014年6月15日退还了原告5万元，后面原告再交7.5万元实际是重新入股，对6号证据认为属实，但原告后退股。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7、被告自己书写的记账记录，证明投资修蓬南镇凤英街的房屋时，是一人投50,000元； 8、2014年10月30日的付款单6份，证明2014年10月30日对合伙进行了算账，2014年10月31日，原告给被告汇来了合伙款； 9、署名张朝富的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曾合伙修建房屋，刘松林、刘培凯占一股，共四股，每股投入22,5000元，张朝富与刘中荣先投入，原告是后期才入股； 被告于第二次庭审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0、房屋合伙联建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2月20日与张绍俊等人签订联建协议； 11、被告记录的张绍俊工地支出流水账复印件，证明合伙建房的支出情况，原告参与了该工地； 12、唐玉蓉与刘培凯的房屋改建协议、购房合同，证明原告是在唐玉蓉的工地上收了75,000元的购房款才来交的张绍俊工地的投资款； 13、刘松林记录的投资款入股情况，证明合伙入股的每股应在2014年8月30日交5万，10月30日交5万； 14、被告自行书写的记账记录，证明原告曾在合伙初期投入5万元，2014年6月15日被告将该5万元退回了原告。 原告质证认为7号证据系原告自行书写，不清楚真实性，对 8号证据认为是合伙开支，与本案无利害关系，9号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认可10号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原告当时还没有入伙，对11号证据认为是否真实不清楚，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对12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13号证据认为不能达到证明原告出资时间的目的，14号证据系被告书写，不与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1号证据系有权机关核发，本院予以确认；2、3、4号证据真实客观，本院予以采信，但4号证据并未能准确体现原告催收款项的性质；5、6号证据经被告质证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采信；7号证据系被告自行书写，本院不予认定；8号证据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本院不予认定；9号证据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采纳；10号证据本院予以采信；11号证据是被告记录的合伙支出情况，在本案中本院不予认定；12号证据不能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即使原告从此项目中收取了75,000元，也不能排除原告用此款出借被告的可能；13号证据系案外人的记录，但该记录仅显示“每股投资5万（第一次）8月30日每股投资5万（第二次）10月30日”，该记录过于简练，未能完整体现各个合伙人的实际投资情况，且记录人也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本院不予认定；14号证据系被告自行书写，不足以达到被告想证明已退还原告5万元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2月20日，刘中荣、张朝富作为建设方与张绍俊等人签订《房屋合伙联建协议书》，由张绍俊等人出土地，刘中荣与张朝富在该土地上修建房屋，房屋修好后，刘中荣与张朝富获得其中部分房屋作为建房报酬。2014年4月7日，刘中荣、张朝富与刘中兵、刘培凯签订《联合修建协议》，四人达成合意，共同合伙修建张绍俊等人的房屋。刘中荣作为合伙款项的管理人，负责收取合伙的相关款项。2014年4月8日，刘培凯向刘中荣缴纳合伙款50,000元，刘中荣向刘培凯出具《收条》。后刘志平（别名刘松林）加入合伙，与刘培凯共同占25%的份额（各占12.5%），双方应缴纳的合伙款，双方各自缴纳，2014年10月31日，刘培凯向刘中荣转款73,000元。 2018年9月24日，刘培凯向刘中荣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刘中荣，今天过节，还是先说一声节日快乐，一切顺心如意!针锋相对这么久，咱们俩爷子好好说一下话了。我工地急需用钱，你安排一下2014年10月31号借的5万，和2016年卖加油站负二楼一股分十万，我该分的5万最近几天给我，我工地急需周转，谢谢”，2019年2月14日，刘培凯再次向刘中荣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刘中荣，你差我刘培凯2014年十月31日，借我的五万块钱，和卖加油站负二楼我分的五万块钱，你要准备起我工地上需要周转，你已经推了几年了”。以上短信，刘中荣均未进行回复。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形成了借贷的法律关系，并向本院提供了银行的转账记录作为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告有责任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被告向本院出示的众多证据仅显示原告与被告在款项发生期间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2014年10月31日原告向其转账73,000元均为合伙投资款，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被告于2014年4月8日收取原告的合伙款50,000元，但被告仅提供自己书写的已退还原告50,000元的记账记录，明显不能达到证明该50,000元已退还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据被告的陈述，截至2014年10月31日，被告只应当收取原告合伙款75,000元，但被告实际收取的数额至少达到了123,000元，被告对其中50,000元的去向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原告向被告的手机号码发送的短信中，有两条短信明确显示要求催收2014年10月31日的借款50,000元，被告认可短信接收号码为自己使用，但陈述自己从来不看短信，该说法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而且在收到如此明确的催款短信后，被告未作任何回应，如果借贷事实不成立，被告的沉默也有违常理。据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应当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实成立，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的借贷约定了利息，应当视为未约定利息，但原告于2019年10月29日起诉后，被告仍然未偿还借款，应当视为逾期，故被告应自2019年10月29日起向原告支付年6%的逾期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中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刘培凯借款5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5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29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年6%支付利息；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给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中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旷国军 人民陪审员  陈再平 人民陪审员  何名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