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71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淑军，男，197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诸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淑金，男，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诸城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山东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诸城市北方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百尺镇刘家村。 法定代表人：崔玉贞，经理。 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因与被上诉人诸城市北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物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2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被上诉人北方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玉贞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2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两上诉人偿付交通事故赔偿款的诉求，并依法改判支持两上诉人的原审全部反诉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偿付两上诉人运输费360000元）；2.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反诉案件受理费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严重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2015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可以看作是双方就债权债务关系达成一致合意。在被上诉人终止与两上诉人运输合同后，未与两上诉人结算运费，故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要求结算运费，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要约，而经双方对账结算，被上诉人出具了案涉证明，且由被上诉人送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的承诺到达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那么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该证明来履行义务，上述证明是经双方结算账目后由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从内容形式上来看是单务合同，被上诉人负有支付上诉人款项的义务。2、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变更原合同，对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被上诉人主张在出具证明后又与上诉人进行协商对账，依据被上诉人的该主张，至今双方仍未协商一致就争议事项达成合意。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达成了合意明显错误，从而证实即便被上诉人主张的出具证明之后继续协商能够成立，但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达成合意，不能变更原合同，也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仍对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有法律约束力。3、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本案中，被上诉人欠两上诉人运费款，而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交通事故赔偿款，双方可以抵顶，上述证明合法有效。在被上诉人提起原审诉讼中，上诉人依法提起反诉，原审法院应查明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依法作出判决，而不应在判决书当中陈述让上诉人支付赔偿款后，再向被上诉人主张运费，之后却在判决书判项当中驳回上诉人的原审反诉请求。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在给上诉人出具上述证明后对债权债务间的抵消有异议，也应当在其出具给上诉人后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显然被上诉人从未就该证明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4、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证明的来源、形式和内容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主观推断和错误认定。上述证明虽在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解除运输合同后拒付上诉人运费，上诉人无奈才向福田公司主张自己权利的背景下形成，但上述“证明”是在上诉人及驾驶员在福田公司主张权利，福田公司要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后，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由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上述“证明”。从上诉人到福田公司主张权利到被上诉人出具上述“证明”时间间隔长达两周，并非在上诉人向福田公司主张权利时当天出具。从被上诉人将上述“证明”出具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持有该证据直至本案案发，且在本案当中上诉人将该“证明”作为自己原审反诉的主要证据，说明上述“证明”在当时是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未有两上诉人的签名，但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并持有至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即说明上诉人是认可该“证明”的，也即该“证明”就是双方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述“证明”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同样也不存在民法或合同法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无效的情形。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等规定，上述“证明”合法有效。5、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本案中两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合法有效，属于原始、直接证据，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系间接证据，且合法性、真实性存疑，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透过解释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项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决推翻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即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也不能作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明”的证明效力的认定。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的认定错误。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5日向两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合法真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1、上述“证明”加盖被上诉人公章能够证明该“证明”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印章对外有最高公示力，代表公司的意志。加盖印章，合同即成立。该“证明”在法律上说具有债权效力，可以看成是双方结算账目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还款协议、对账协议或是欠款条。被上诉人在给上诉人出具“证明”时双方已解除合同，作为一个正常的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可能再将公司印章交给他人，上诉人不可能持有或控制被上诉人的公章，否则被上诉人按常理应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上诉人的辩称毫无可信度，无证明力，不符合常理和逻辑。2、关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问题。通过诸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查询得知，被上诉人成立初始，法定代表人即为崔玉贞，在2014年3月5日由崔玉贞变更为邱云伟，于2019年5月29日又由邱云伟变更为崔玉贞，被上诉人公司性质为自然人独资。同时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北京福田智科物流有限公司诸城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当中也明确记载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崔玉贞，被上诉人将此作为己方证据提交，证明其认可该证据的内容，说明崔玉贞及被上诉人均自认崔玉贞是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运输合同的签名也全部系崔玉贞。因此，被上诉人辩称的非崔玉贞向上诉人出具的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不可信。3、在上述“证明”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后，证实了“证明”的真实性。而在原审诉讼初始，被上诉人辩称该“证明”的公章加盖时间问题，说明被上诉人存心故意拖延诉讼增加诉累，干扰审判，这种推脱责任、否认事实的做法不应被提倡。4、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下列证据依法不应采信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王**、赵伟晋的证明，该证明未有出具单位加油站的公章，且王**、赵伟晋未出庭接受调查，不应作为证据来使用。被上诉人提交的单位客户账户交易账单，该账单并未有出具单位的印章，真实性存疑，且该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所谓的通话录音、电子邮箱截图的证据，首先以上证据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来源的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被上诉人不能证实通话录音的具体时间是否发生在2015年10月15日后也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证明”后。被上诉人未提交电信部门的通话记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仅凭自己单方制作的录音文字内容不能证实通话时间。即便其提供了通话记录，并且通话记录上能够显示在2015年10月15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话，也不能证实相应的通话记录对应的通话内容，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通话录音的形成时间。而对此原审法院未作查明，仅凭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所谓的通话录音内容的文本就作出通话录音形成于“证明”之后是错误的，文本上记载的通话时间显然是被上诉人自行书写上的，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对于电子邮箱的截图，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0月27日收到的截图，首先并未显示该封邮件当中的具体内容为何，其次也不能证明就是上诉人发送给被上诉人的邮件，因为在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通话录音当中，上诉人明确说明被上诉人主张的邮箱号早已不再使用。而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真伪不明且存在PS可能的截图就认定了该截图对应的邮件内容显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上诉人出具的账目明细，首先该账目明细上“孙淑金2015.11.06”并非孙淑金本人书写，实情是该账目明细上的内容为2015年10月15日前双方对账所写。而原审法院认为即便该签名非孙淑金本人书写也能认定双方核对账目的意思表示又是错误的，因为有个大前提就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该账目明细形成时间是否是在2015年10月15日后，如果发生在2015年10月15日之前，就不能认定之后双方发生过核对账目事宜。而事实是该账目明细形成于2015年10月15日之前，孙淑金现对该签名提出鉴定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8日向上诉人发送邮件的截图，对于上诉人早已不再使用的邮箱，被上诉人何时向该邮箱发送什么内容，邮箱自己不会拒绝，这明显是被上诉人单方的意愿，不能认定是双方的合意，且对该证据被上诉人也未提交2015年11月8日当日或之后几天由上诉人邮箱发送给被上诉人的回复或者以其它形式回复被上诉人的相关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及电子邮箱均形成于上述“证明”出具之后是错误的，原审法院主观推断上诉人在通话中未提及上述“证明”及双方已结算的事实更是错误的，通话内容当中上诉人未提及此事的原因是通话时间在2015年10月15日之前也即在被上诉人出具“证明”之前，因此上诉人不可能提及“证明”及结算事宜。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2日的通话录音以及所谓的2015年10月27日邮箱截图、所谓的2015年11月6日的账目明细等证据来证实2015年10月15日之后双方再次协商，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2018年3月23日的通话录音内容显示：被上诉人陈述从未对回账，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就前后矛盾，显然不能成立，由此也可以认定通话时间并非在2015年10月15日后。5、上述“证明”的出具，是在两上诉人共同努力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是双方的合意和真实意思表示。而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其在出具上述“证明”后又与上诉人就账目进行再次协商，即便其该主张为真，但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仅向孙淑金一人协商，从未向孙淑军协商，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从未与两上诉人共同一起协商。而案涉运输合同系孙淑军、孙淑金共同与被上诉人签订，被上诉人仅向两上诉人共同合伙的合伙人之一孙淑金协商，不能代表合同“甲、乙”双方间进行了协商，因为孙淑金不能代表孙淑军，孙淑军也从未授权孙淑金。因此，即便被上诉人主张出具“证明”后再次协商，其因仅向孙淑金协商，也不发生改变原合同也就是原“证明”的效力，双方仍应执行上述“证明”。再退一步讲，即便认定被上诉人仅与孙淑金联系也代表就与孙淑金和孙淑军联系协商，但因双方就争议事项未达成合意，亦不能发生改变原“证明”的效力。况且所有这一切的大前提就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再次就账目的协商要发生在2015年10月15日之后，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所有的证据均不能证实这一点。综上，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双方就债权债务再次协商发生时间的前提下，不能直接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及电子邮件发生在2015年10月15日后，更不能认定双方有继续核对账目的合意，更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再次协商的结果是达成了合意。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 北方物流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中，上诉人说《证明》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邱云伟交给他们的，《证明》落款日期是2015年10月15日，邱云伟于2015年1月22日死亡（有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死亡证明》），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在编造事实，其提交的《证明》是假的。2、上诉人在庭审中说所有签订的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都是崔玉贞，意思是《证明》就是崔玉贞给的，误说成邱云伟给的，既然所有合同的签字都是崔玉贞又怎能误说成邱云伟呢？说明上诉人在胡搅蛮缠，《证明》是假的（邱云伟的死，上诉人是知道的，时间长了他们想成了邱云伟的死是在《证明》落款日期之后，想以此弄个死无对证）。3、在一审中，上诉人说对于《证明》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清楚，但在接下来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说账务是找被上诉人公司会计人员进行结算，于2015年10月15日结算完毕，所以给上诉人出具了该《证明》，充分证明上诉人所说的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公司没有会计，是朋友媳妇在家给记着账开着票，上诉人从没接触过，所有支付事宜都是崔玉贞自己完成，而庭审中上诉人说一直找公司会计人员结算。4、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与上诉人六份录音中，时间从2015年10月16日到2018年3月23日。三年时间里，双方一直在谈合作对账事宜，上诉人一直答应找时间对账，三年中上诉人从未提出过有该《证明》。通话录音中上诉人承认扣留三辆商品车及配件一宗，并答应对完账后归还，至今未还。5、2015年10月27日上诉人孙淑金短信提示被上诉人对账明细已发信箱，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发的明细算出了对账结果，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90余万元（上诉人发的明细是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15万元），说明双方一直在对账，《证明》是假的。6、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在一审中说，发给被上诉人的明细是被上诉人以前发给上诉人的，应被上诉人要求于2015年10月27日又发给了被上诉人。既然是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还有必要让上诉人发回吗？充分说明上诉人是在歪曲事实。7、证人王某对上诉人孙淑金曾持有被上诉人公司公章的证言及加油站出具的充值、加油需要携带公司公章证明，一审判决没有采纳很遗憾，王某作为上诉人当时的业务经理，看不惯上诉人的所作所为，坚持公平正义。 北方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孙淑军、孙淑金共同给付北方物流公司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889632.8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淑军、孙淑金承担。 孙淑军、孙淑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北方物流公司偿付孙淑军、孙淑金运输费360000元，并承担反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至2015年，北方物流公司（甲方）与孙淑军、孙淑金（乙方）于每年均签订关于运输福田公司车辆的合同书，该四份合同的下列条款内容均一致：乙方作为甲方的承包人，代为履行甲方与福田物流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合同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人身安全事故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乙方全部承担；由乙方先行垫付运费。合同存续期间，孙淑军、孙淑金所雇佣驾驶员在运输合同项下车辆时发生三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分别为：临沂沂水乔世伟案、诸城李仲欣案、临沂河东沈佩省案），北方物流公司为此共支出事故赔偿款共计889632.84元。双方因该赔偿款的结算问题产生纠纷，北方物流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北方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原系邱云伟，邱云伟于2015年1月22日死亡，本案诉讼过程中，北方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崔玉贞。以上事实，有合同书、交通事故民事判决书、赔偿款支付凭证等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及双方陈述在案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双方对于因案涉合同所产生的运费、交通事故赔偿款等是否结算存在争议，孙淑军、孙淑金主张双方已就上述费用进行结算，扣除交通事故赔偿款后，北方物流公司还应支付其运输费360000元，并提交加盖北方物流公司印章的《证明》一份予以证实，称该《证明》系北方物流公司终止与其运输合同关系后，孙淑军、孙淑金为催要运费，于2015年10月7日左右到福田公司拉横幅堵门口，福田公司要求北方物流公司三日内与孙淑军、孙淑金结算。后北方物流公司给其出具了该《证明》，但未给付相关款项。上述证明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主要内容为：北方物流公司因孙淑军、孙淑金在承运过程中发生以上三起死亡交通事故，给其造成严重影响，决定终止与孙淑军、孙淑金的承运合同；经结算，截止到本日，北方物流公司应付给两人运费1560000元，决定从以上应付给两人的运费中扣除事故赔偿款1200000元用以处理以上交通事故（赔偿款为一次性处理，多不再退还，少也不再追偿），退除以上费用，北方物流公司还需付给孙淑军、孙淑金运输费360000元，定于2017年10月30日前分两年付清。至此，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北方物流公司对上述《证明》提出异议，认为合同履行期间，孙淑金、孙淑军曾因办理加油等业务而持有其公章，该《证明》公章应是提前加盖后又打印了相关内容，据此申请对《证明》中打印内容与公章加盖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了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1月1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署期为“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中“诸城市北方物流有限公司”的印文与印刷字迹的先后顺序是先打印后盖章。北方物流公司以该鉴定机构经常作出错误鉴定结论的理由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证明》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并提交下列证据：1.崔玉贞与孙淑金的电话录音六份，证明双方在2015年10月15日并没有将账务核对清楚，截至到现在双方仍在对双方的账务进行核对，证明该《证明》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青岛市公安局理务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邱云伟在2015年1月22日死亡。该证据证明孙淑军、孙淑金在上次开庭中陈述的是由邱云伟将证明交给其二人是不可能的，该份“证明”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崔玉贞收到孙淑金邮箱邮件明细表电脑截图及邮件三封，该证据显示2015年10月27日崔玉贞收到ＱＱ邮箱号为29×××69的邮件三封，邮件内容分别为2012.2013.2014.2015年度孙淑军、孙淑金为北方物流公司承运车辆数量及运费的汇总，证明截止到2015年10月27日双方尚在核对账务，2015年10月15日不可能已经对清账目，进一步证明孙淑军、孙淑金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孙淑金向北方物流公司出具的账目明细，该证据显示孙淑金依据上述三邮件汇总的四年运费总额扣除相关事项，认为北方物流公司尚欠其运费150000元。该证据证明截止到2015年11月6日双方尚在核对账务，2015年10月15日不可能已经对清账目，进一步证明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内容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5.崔玉贞给孙淑金发送的邮件截图，该证据显示崔玉贞于2015年11月8日向孙淑金发送邮件，对相关的账目进行汇总，认为孙淑军、孙淑金尚欠北方物流公司90余万元，该证据证明截至2015年11月8日双方尚在核对账务，2015年10月15日不可能已经对清账目，进一步证明孙淑军、孙淑金提供的落款为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5.孙淑金ＱＱ邮箱截图，该证据显示ＱＱ号29×××69昵称为北方物流、头像为孙淑金本人，该证据证明ＱＱ号29×××69邮箱是由孙淑金使用。6.提供中国移动公司收据一份，证据显示电话号码159××××0678的客户名称为孙淑金，该证据证明电话号码159××××0678是由孙淑金使用，从而证明北方物流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是与孙淑金通话形成。7.证人王某证言，该证人出庭作证称，其给孙淑金干活，因孙淑金承包了北方物流公司运输福田车辆的活，受孙淑金指派与福田物流公司对接发送车辆的业务，孙淑金承诺工资每月5000元，但一直未发放，只是在逢年过节给点现金，此外无其他收入。福田公司要求运输车辆在其指定的加油点加油，证人、孙淑金、崔玉贞均持北方物流公司公章办理过运输车辆的加油事宜。 孙淑军、孙淑金针对北方物流公司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于理务关派出所证明，无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不予认可。北方物流在诉状中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邱云伟，而其与孙淑军、孙淑金之间的运输合同上法定代表人签字栏处却是其刚变更的法定代表人崔玉贞，代理人在庭审中只是笼统的陈述证明是北方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给孙淑军、孙淑金的，正是北方物流公司的原因致使孙淑军、孙淑金的代理人作了以上的表述。孙淑军、孙淑金想表达的意思是《证明》就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崔玉贞给的；对于移动公司收据无异议，159××××0678的电话号码系孙淑金使用。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10月11日的录音，完全是崔玉贞想让孙淑金处理相关的交通事故，孙淑金向崔玉贞要求出具相关的委托手续，并不是北方物流公司所要证明的孙淑金持有其公章。2015年10月16日的录音是基于当时崔玉贞在与孙淑军、孙淑金结算完账目后扣了120万元作为三起交通事故案件的相关费用，崔玉贞口头承诺如果这三起交通事故案件用不了扣除的120万元，可以适当的再给予孙淑军、孙淑金一部分，可以看出双方仅是围绕三起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问题而进行通话。因此，通过录音相关的内容和当事人的语气看，并不能证明北方物流公司所证明的目的；对于电子邮件、邮箱截图是孙淑金的无异议，但是双方之间发送邮件是在结算完账目后孙淑金应北方物流公司崔玉贞的要求又给其发送了部分材料，并不能证明双方没有结算完账目；对于结算汇总表，实际是崔玉贞给孙淑金发送的材料，孙淑金为了便于记忆抄录了一份，该汇总表中孙淑金的姓名及时间均不是孙淑金本人所写；对于证人王某所作的证言，内容上前后矛盾，证人陈述受雇于孙淑金，但孙淑金又不发放工资。最后又称逢年过节给点现金，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日常生活习惯。通过其陈述，该证人就是北方物流公司的职工或者是承包人，其证言不能采信，也不能证明本案事实。通过证人对北方物流公司公章的使用管理制度的陈述可以看出，使用公章必须从崔玉贞处取得，但其陈述见过孙淑金拿过公章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对于以上当事人存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结论是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作出，北方物流公司关于该鉴定机构经常作出错误鉴定结论的理由不足以反驳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故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理务关派出所证明，虽无出具单位的经办人与负责人签名，但已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同时鉴于北方物流公司取得该证据的能力有限及孙淑金、孙淑军未反驳邱云伟已死亡的事实，该证据在形式上的轻微瑕疵不影响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采信；崔玉贞与孙淑金的电话通话录音、来往电子邮件、电子邮箱截图，双方均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在内容上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结算汇总表，孙淑金虽否认该证据的签名及时间不是其本人所为，但认可其他内容是其本人所写，且孙淑金本人所写部分内容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故该汇总表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人证言，证人王某称其受孙淑金雇佣从事案涉运输合同项下的发车业务，而孙淑金从未给其发放工资，仅是在逢年过节给点现金，且其本人无其他收入。北方物流公司与孙淑军、孙淑金签订运输合同时间为2012至2015年，如此之长的期间，王某在孙淑金不发放工资，其本人又无其他收入的情况下，仍然为孙淑金工作与常理不符，在王某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前提下，其以上陈述实难令人信服，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北方物流公司与孙淑军、孙淑金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案涉合同书，相关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北方物流公司、孙淑军、孙淑金均应完全履行各自义务。双方亦对合同存续期间因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费用由孙淑军、孙淑金承担的事实没有争议，故北方物流公司关于孙淑军、孙淑金应支付其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889632.84元的诉求具有事实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已就上述赔偿款进行了结算。双方对于该争议事实均提交了证据，孙淑军、孙淑金提交的证据为加盖北方物流公司印章的《证明》，北方物流公司虽认为印章是先于证明内容加盖，但经鉴定其上述异议并不成立，故北方物流公司关于孙淑金利用持有其公司公章的机会提前加盖的辩解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尚不足以反驳该《证明》的真实性。北方物流公司针对该争议提交的崔玉贞与孙淑金的电话录音、电子邮件均形成于上述《证明》出具之后，在双方通话过程中，崔玉贞多次提到双方需对合同存续期间所产生的费用进行对账的问题，孙淑金对此表示认可，且未提及上述《证明》及双方已结算的事实，双方亦通过电子邮件交换了费用明细；北方物流提交的结算汇总表中各项费用名称、数额及对死亡、通报数额有异议等内容均为孙淑金所写，即使该表右下方的“孙淑金2015.11.06”不是其本人所写，但从其所写的内容也能看出双方核对账目的意思表示，至于孙淑金辩称的该表仅是其对崔玉贞所发送材料的抄录，不仅与常理不符，也与表中对死亡、通报数额有异议等内容相矛盾，实不足以采信。因此，北方物流公司提交的录音、电子邮件、结算汇总表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北方物流公司未就涉案运输合同项下费用与孙淑金、孙淑军进行实际结算，双方就该费用一直在对账核算过程中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观本案，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是在孙淑金、孙淑军采用拉横幅堵福田公司门口等非正常方式催要运费的背景下形成；在内容上只是以北方物流公司单方的口吻进行陈述，无孙淑金、孙淑军的意见。在形式上落款处也仅是加盖了北方物流公司印章，没有孙淑金、孙淑军的签名，均体现不出双方核对账目及达成结算协议的过程和意思表示，故从该《证明》的来源、形式和内容上看，确实存在并非北方物流公司真实意思的可能。即便该《证明》真实，但《证明》出具之后双方继续核对账目的事实及对账过程中孙淑金从未提及该《证明》和双方已结算的事实，也能证实双方同意就运输合同项下费用继续核对账目，而不以《证明》内容为结算标准的意思表示，亦即双方对于该费用的核对及结算达成了新的合意，《证明》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案涉交通事故赔偿款现已确定为889632.84元，与《证明》中的1200000元相差悬殊，实际有利于孙淑金、孙淑军的收益。如孙淑金、孙淑军认为北方物流公司尚欠其运输费用，完全可以在支付上述交通事故赔偿款后，依法向北方物流公司主张相关费用。综上，北方物流公司依据双方约定，有权要求孙淑金、孙淑军支付其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在双方已就运输合同项下费用达成继续核对账目并进行结算合意的情况下，孙淑金、孙淑军依据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所提起的反诉请求也就不再成立。综上所述，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北方物流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孙淑军、孙淑金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北方物流公司关于双方未对运输合同项下费用进行最终结算，孙淑军、孙淑金应支付其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的主张，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淑军、孙淑金的反诉请求不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孙淑军、孙淑金偿付诸城市北方物流有限公司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889632.84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孙淑军、孙淑金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696元，减半收取6348元，财产保全费4968元，共计11316元，由孙淑军、孙淑金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700元，减半收取3350元，由孙淑军、孙淑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提交以下证据：1、诸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被上诉人企业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情况，通过查询得知，被上诉人成立时法定代表人是崔玉贞，在2014年3月5日由崔玉贞变更为邱云伟，2019年5月29日由邱云伟变更为崔玉贞，被上诉人公司性质是自然人投资，结合法定代表人变更时间及邱云伟死亡时间及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北京福田智科有限公司诸城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运输合同签名均能认定崔玉贞就是被上诉人实际控制人；2、诸城市福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福田公司与被上诉人2012—2015年的承包费用已经结清；3、上诉人驾驶员朱某和于正春证人证言一份，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运费在2015年10月15日已结算清楚，虽然账目结算清楚，但至今未实际给付运费。 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北方物流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无异议，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影响不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对账；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福田公司出具的证明是假的，公章的名字与落款名字严重不符；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我（崔玉贞，被上诉人现法定代表人）不认识证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证明不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对账，证据的产生需要以双方实际对账过程，即对账明细、对账结果为据。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上诉人对证据1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无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印章名称与公司落款名称不符，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与福田公司是否对账并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对账以及具体对账情况;证人于正春、朱某是上诉人雇员，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另查明，案涉交通事故赔偿款均在2015年10月15日之后赔付。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交通事故赔偿款；（二）被上诉人是否欠上诉人运输费及具体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为证明上诉人在履行双方签订的车辆运输承包合同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代其垫付了交通事故赔偿款889632.84元，该款项按照合同约定应由上诉人承担，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车辆运输承包合同、交通事故民事判决书、赔偿款支付凭证等证据，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依据上述证据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付上述事故赔偿款，具有事实依据，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双方已于2015年10月15日就运费及赔偿款事宜进行了结算，经结算扣除赔偿款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运费360000元，并提供了加盖上诉人公章的《证明》一份。对该《证明》，被上诉人不认可，主张双方并未结算，《证明》上的印章是上诉人私自加盖，为此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崔玉贞与上诉人孙淑金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2日、2018年3月15日、2018年3月23日的通话录音及2015年10月27日、2015年11月8日的电子邮件往来等证据，证明双方2015年10月15日之后还在进行对账，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不属实。上诉人孙淑金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通话录音及电子邮件往来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于该证明的形成，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先是明确陈述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邱云伟交给两上诉人的，上诉人找被上诉人进行结算，被上诉人财务人员负责结算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后又陈述其所说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就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崔玉贞；二审中又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双方的结算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崔玉贞与两上诉人用了三天时间进行结算出具了案涉证明。上诉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从案涉运输承包合同的签订看，合同均是被上诉人现法定代表人崔玉贞与两上诉人签订，因此上诉人不可能不认识崔玉贞，也不可能将崔玉贞误认为原法定代表人邱云伟，而邱云伟已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不可能将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的《证明》交给上诉人。再者，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交通事故赔偿款支付凭证看，案涉赔偿款数额的最终确定均在2015年10月15日之后，在赔偿款确定之前双方即出具证明与常理不符。另，上诉人在庭审中还陈述，曾采用组织人员到福田公司拉横幅堵福田公司门口的方式催要运费，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才出具了案涉《证明》。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2015年10月15日之后尚存在对账行为，2015年10月15日《证明》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采信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通话录音、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二审中又对上述证据提出质疑，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账目明细中的“孙淑金2015.11.06”是否孙淑金本人所写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一审中上诉人未就该内容申请鉴定，且认可该证据中其余内容均是孙淑金所写，仅凭鉴定内容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其运费，但除案涉《证明》外，上诉人未提交任何其他证据，在案涉《证明》的证明力已被否定的情况，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欠其运费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360000元运费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46.70元，由上诉人孙淑军、孙淑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李 玲 审判员  孙 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池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