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5093号原告：上海紫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朱桂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峰，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男，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佰通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王新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浩，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雁君，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紫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运公司)与被告上海佰通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紫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佰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紫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币种下同)9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签定了车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8辆白色江铃中型厢式货车，每辆车价106,000元；在取车前付清购车款，原告30个工作日内办好车辆上牌手续后交车；保险费、购置税按发票另计。原告已于2016年8月8日为被告办理了两辆货车的上牌手续，但被告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车款。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却一直未予支付，且也不肯配合原告转让车辆。直至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支付购车款时，被告明确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但同意配合原告办理车辆转让。然而，由于车辆空置一年多，原告只能以每辆80,000元的价格亏损出售，连同每辆车购置税、保险费等共亏损约90,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以证明其诉请：1、2016年6月29日车辆购销合同1份，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被告向原告购买8辆白色江铃车，包含本案涉案的两辆，每辆104,000元，共计848,000元，并约定保险费、购置税另计；2、2017年4月30日车辆购销合同、车辆挂靠协议、车辆注册登记信息、支付凭证、完税证明、发票1组，证明原告将涉案车牌号为沪DPXX**车辆另转售给第三方，且转让时登记在被告名下，因为是被告没有继续履行，所以原告才转售第三方，转售价80,300元；3、2017年7月17日车辆购销合同、车辆挂靠协议、车辆注册登记信息、支付凭证、完税证明、发票1组，证明原告将涉案车牌号为沪DPXX**车辆另转售给第三方，且转让时登记在被告名下，因为是被告没有继续履行，所以原告才转售第三方，转售价80,000元。被告佰通公司辩称，本案系由于原告违约将二手车作为新车向原告出售，致双方产生争议。原告于2017年9月27日起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双方达成和解，由原告将涉案两辆江铃车另行转售他人，被告对此予以配合。故原告自行转售车辆与被告无关，被告仅提供配合，不应赔偿原告损失。被告佰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9日，原、被告签订《车辆购销合同》三份。第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红色江淮车5辆，配备为国五、厂方配置；单车价135,500元，服务费“/”;总价767,500，总价包含车价、厢价、上牌费；原告委托被告办理上牌一条龙服务；其他为贷款另议、保险费、购置税按实另计；等等。第二份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白色江铃车2辆，配备为国五、方向助力、蓝牌；单车价104,000元，服务费“/”;总价“贰拾捌万捌仟元(228,000)”，总价包含车价、上牌费、牌照额度；被告委托原告办理上牌一条龙服务；其他为保险费、购置税按实另计；等等。第三份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白色江铃车8辆，配备为国五、方向助力、黄牌；单车价104,000元，服务费“/”;总价“捌拾肆万捌仟元(84,800)”，总价包含车价、上牌费；被告委托原告办理上牌一条龙服务；其他为保险费、购置税按发票另计；等等。2017年9月27日，紫运公司作为原告，将佰通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至本院，要求佰通公司支付购车款52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本院进行了诉前调解，诉前调解案号为(2017)沪0112诉前调8458号。后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上述案件，案号为(2017)沪0112民初35136号，同日裁定准许紫运公司以达成和解为由撤回起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的(2018)沪0115民初53249号原告佰通公司与被告紫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双方均确认被告向原告实际购买了五辆江淮车及五辆蓝牌江铃车(其中三辆未签合同，价格同意按照二辆签订合同的蓝牌江铃车的价格计算)，八辆黄牌江铃车未履行。”浦东法院于2019年7月20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为“紫运公司辩称佰通公司曾同意就双方未履行的合同向被告补偿5万元，佰通公司则予否认，法院亦难以确认，该合同不属本案处理范围，紫运公司可就该款项另案主张”。另查明，涉案车牌号为沪DPXX**车辆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购销合同，案外人于同日支付款项80,300元，车辆实际于2017年10月20日从被告名下过户至案外人名下。车牌号为沪DPXX**车辆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购销合同，案外人于同日支付款项80,000元，车辆实际于2017年10月30日从被告名下过户至案外人名下。审理中，原告陈述：2017年9月27日原告起诉至本院，被告于2016年8月8日之后就表示不履行了，最后双方和解撤诉。之所以和解，是因为当时被告多支付了第三个合同的的首付款5万多元，被告表示不需要原告返还了，原告过户给被告的两辆车再转售给第三方的款项差价损失就由被告多付的5万多元来承担，所以该案最后以双方和解撤诉的方式处理。没想到最后被告到浦东法院再起诉原告归还该5万多元。对于5万多元用来折抵的事实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和解方案双方也没有达成书面的意见，只是口头上说的。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悖强行法规定，合法、有效，理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然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原告的相关陈述，涉案系争车辆双方均无继续履行的意愿，且涉案两车辆均已由原告转售案外人并某某的变更登记，故系争合同已无继续履行之必要，亦无继续履行之基础。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因转售两车辆所造成的差价损失应否由被告承担。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从原告第一次起诉的相关时间节点来看，原告于2017年9月27日第一次起诉至本院时，相关主张为继续履行合同，然根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相关证据，可确认原告在起诉前的日期实际已将系争车辆转售他人并收取了相关款项。该事实与原告第一次起诉要求继续履行的相关内容，存在明显相悖之处。换言之，在原告起诉之前，相关差价损失已实际产生，且原告理应知晓并明确提出相关主张；其次，从原告第一次起诉和解撤诉的相关情况来看，原告实际于2017年11月3日提出撤诉申请，而涉案车辆在上述日期前均实际已变更登记至案外人名下，由此可见，至迟于原告提出撤诉申请前，相关车辆转售手续均已完成，也可表明，此时已不存在需被告配合转售的其他事项；再次，原告在浦东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出，原被告曾口头达成协议，由被告将多支付的5万多元货款作为弥补原告转售车辆的损失的对价，在本案中，原告亦坚持上述意见，然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对上述事实加以证明，相反，原告明确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且双方系口头协议，故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则，该举证不利的后果理应由原告承担。综上，在原告第一次起诉至本院时，其实际已将车辆转售案外人，其撤回起诉时，涉案车辆均已过户，相关差价均已实际产生，原告如认为上述差价损失应由被告承担，理应在和解时达成书面协议，就上述差价达成一致意见。然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紫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原告上海紫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顾臻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