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24840号原告（反诉被告）：刘世喜，男，197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9。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全，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杰莹，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何裕滕（曾用名：何裕腾），男，1984年5月3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0。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颖欣，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碧滢，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黎某1，男，1964年7月7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海丝织二厂，公民身份号码440************27X。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颜，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林，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李剑光，男，1980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南海丹灶镇劳边沙水村南社坊一巷13号，公民身份号码440************355。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颖欣，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芬，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南海高倍强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简村开发区****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15891。法定代表人：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颜，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林，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世喜与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佛山市南海高倍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倍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高倍强公司以刘世喜为反诉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为反诉第三人提出反诉，本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全，被告黎某1、高倍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颜、李林林，被告何裕滕、李剑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颖欣，被告何裕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碧滢，被告李剑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向原告支付逾期退股金1327602.86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令被告高倍强公司对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与原告自2016年初起共同经营被告高倍强公司，后因各方协商一致，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与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拆伙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合法持有的30%被告高倍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原告进行股权转让并退出被告高倍强公司。原告自2018年6月1日退股，截至2018年5月31日在被告高倍强公司的资本总额为2852610.44元，未收利息人民币81662.3元，未分配净利润242131.52元，合计可退回金额人民币3176404.26元。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支付十二期退股金合共金额3176404.26元。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配合各被告履行完毕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义务。《拆伙合同》签署后，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未按《拆伙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履行按期足额支付退股金，且经原告多次催告仍未支付完毕。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四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款项1890140.4元，其中退股款为998801.4元、计提还贷款为891339元。加上《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应付的贷款利息41339元，尚欠1327602.86元未付。鉴于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的逾期支付行为，已构成《拆伙合同》的事实违约行为，应就违约行为赔偿原告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何裕滕辩称，1.被告何裕滕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拆伙合同》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何裕滕与原告、被告黎某1、李剑光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了合同号为C20180713号《拆伙合同》，约定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共占高倍强公司股权70%，原告占30%。原告自2018年6月1日起退股，其股权转让给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自行分配。由此可见，上述《拆伙协议》实际上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何裕滕与原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所以，被告何裕滕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应当是股权转让款，并非退股金。根据双方签订的《拆伙合同》约定，原告的款项由银行贷款850000元、投资款738792.3元、利息利润剩余所得1263818.14元、未收利息81662.3元、剩余利润242131.52元这五个项目组成。（1）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850000元。银行贷款850000元的性质实际上是高倍强公司借用原告的名义进行的银行借款，实际借款人及还款人均为高倍强公司，至2018年12月份已经向银行还清该笔借款本息，所以，被告何裕滕无需重复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850000元。（2）被告何裕滕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投资款。在原告股权转让后，被告何裕滕受让原告20%的股权比例，因此，被告何裕滕应当支付的投资款金额为492528.2元。实际上，原告已经四被告的账户收到款项1890140.4元（其中41339元为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远远超过了被告何裕滕应当向原告支付的投资款金额。（3）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润剩余所得。该项目实际上是指原告自2013年至2018年3月期间未提取可分配利润的金额计算得出的利息，故该项目实际上的性质应当是利润利息。但是被告何裕滕认为对为提取的可分配利润向股东计算利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果向股东支付未提取可分配利润所产生的利息，实际上会导致公司产生额外的支出，从而会减少其他股东的可分配利润，导致利润分配不公平，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公司的可分配财产也会减少，如果公司存在负债的情况下，明显也必然会发生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因此该项目是违法的，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该款项。（4）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未收利息。未收利息实际上与利息利润剩余所得是同一项目，该金额是2018年4月-5月之间未提取可分配利润所产生的利息。如前所述，该项目是违法的，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该款项。（5）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剩余利润。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分配公司剩余利润的权利。但是可分配利润应当由公司向股东支付，而并不需要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由被告何裕滕向原告支付。综上所述，被告何裕滕在受让原告的股权时，仅需要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而股权转让款应当与原告享有的股权相一致，而不应当包含其他项目构成。况且，被告何裕滕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无需另行支付。3.被告何裕滕已经履行完毕《拆伙合同》的约定，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须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原告应向返还1163882.86元。原告应当承担股权转让费用。根据《拆伙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股权转让费用由原告承担，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产生的股权转让费用为564.87元，该部分费用已经由四被告支付，原告应当返还。原告应当返还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公积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的规定，原告自2013年至2018年5月，可分配利润金额为1694301.74元，应当提取169430.174元作为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原告应当返还多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根据《拆伙合同》第五条的约定：乙方的银行贷款部分，甲方从乙方每月的退款中计提出来，用于还贷。甲方每月按1.5%计算利息给乙方。”实际上，该笔银行贷款，银行的借款年利率仅为8.5%，多余部分为原告赚取的利息差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拆伙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告的该行为侵犯了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故原告应返还多支付的利息。经统计，自2013年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四被告的账户向原告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合计637500元，而借款银行收取的借款利息合计为309032.37元。四被告向原告多支付了328467.63元银行借款利息，原告应当予以返还。原告应当承担30%的经营损失。根据被告何裕滕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拆伙合同》第六条约定：“最后两期的退款，按应收账款的实际收款情况支付，直至应收账款全额到账为止；期间若出现坏账，乙方按照30%参股比例承担损失”。该条款约定的款项至今仍未收回，所以根据约定，被告何裕滕无需向原告支付最后两期的退款，另外，截至到庭当日，《拆伙合同》中列明的应收账款还有3401186.52元尚未收回：其中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571800元，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516320元，清远市俊成陶瓷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450304.01元，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1862762.5元。因追偿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款支出律师费及诉讼费61378.97元，合计3462565.48元，为经营损失款项，原告应当按照30%的比例承担该部分损失1038769.64元。总体来说，原告应当获得的全部款项包括投资款738792.3元+未支付分红633358.55元=1372150.85元。而原告应当返还的款项包括股权转让564.87元+法定公积金169430.174元+多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328467.63元=498462.674元。故被告何裕滕仅需向原告支付873688.176元。而截止至2019年9月份，四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848801.4元（已支付1890140.4元，其中41339元为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扣除已经返还的850000元银行借款后等于998801.4元，故原告仍然需要返还125113.224元。另外根据约定原告仍需要承担经营损失1038769.64元，以上总计原告应当向四被告返还1163882.86元。被告黎某1辩称，1.被告黎某1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拆伙合同》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理由与被告何裕滕答辩意见第一点一致。2.被告黎某1无需原告支付退股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如前所述，被告黎某1与原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所以，被告黎某1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应当是股权转让款，并非退股金。但是由于被告黎某1并非股权转让受让方，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定义务，所以被告黎某1无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或退股金及与其付款违约金。3.原告应向返还1163882.86元。理由与被告何裕滕答辩意见第四点一致。被告李剑光辩称，1.被告李剑光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拆伙合同》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理由与被告何裕滕答辩意见第一点一致。2.被告李剑光无需原告支付退股金。如前所述，被告李剑光与原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所以，被告李剑光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应当是股权转让款，并非退股金。根据双方签订的《拆伙合同》约定，原告的款项由银行贷款850000元、投资款738792.3元、利息利润剩余所得1263818.14元、未收利息81662.3元、剩余利润242131.52元这五个项目组成。（1）被告李剑光无需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850000元。银行贷款850000元的性质实际上是高倍强公司借用原告的名义进行的银行借款，实际借款人及还款人均为高倍强公司，至2018年12月份已经向银行还清该笔借款本息，所以，被告李剑光无需重复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850000元。（2）被告李剑光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投资款。在原告股权转让后，被告李剑光受让原告10%的股权比例，因此，被告李剑光应当支付的投资款金额为246264.1元。实际上，原告已经四被告的账户收到款项1890140.4元（其中41339元为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远远超过了被告李剑光应当向原告支付的投资款金额。（3）被告李剑光无需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润剩余所得。该项目实际上是指原告自2013年至2018年3月期间未提取可分配利润的金额计算得出的利息，故该项目实际上的性质应当是利润利息。但是被告李剑光认为对为提取的可分配利润向股东计算利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果向股东支付未提取可分配利润所产生的利息，实际上会导致公司产生额外的支出，从而会减少其他股东的可分配利润，导致利润分配不公平，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公司的可分配财产也会减少，如果公司存在负债的情况下，明显也必然会发生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因此该项目是违法的，被告李剑光无需向原告支付该款项。（4）被告李剑光无需向原告支付未收利息。未收利息实际上与利息利润剩余所得是同一项目，该金额是2018年4月-5月之间未提取可分配利润所产生的利息。如前所述，该项目是违法的，被告李剑光无需向被辨认支付该款项。（5）被告李剑光无需向原告支付剩余利润。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分配公司剩余利润的权利。但是可分配利润应当由公司向股东支付，而并不需要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由被告李剑光向原告支付。综上所述，被告李剑光在受让原告的股权时，仅需要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而股权转让款应当与原告享有的股权相一致，而不应当包含其他项目构成。况且，被告李剑光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无需另行支付。3.被告李剑光已经履行完毕《拆伙合同》的约定，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须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原告应向四被告返还1163882.86元。理由与被告何裕滕答辩意见第四点一致。被告高倍强公司辩称，1.涉案的《拆伙合同》实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其部分条款为无效条款，应确认无效。根据合同目的及公司经营的性质，涉案的《拆伙合同》实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与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拆伙合同》，系约定将原告占有被告高倍强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根据该合同目的，《拆伙合同》实际上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拆伙或退伙协议。且根据被告高倍强公司的经营性质和工商登记的资料显示，被告高倍强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合伙企业，故其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应为转让股东个人占有的股权而非“退伙”、“拆伙”或“退股”。《拆伙合同》中的部分条款侵害了公司的法人利益，应确认无效。公司对其法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股东不能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侵犯公司的法人财产。从《拆伙合同》的股权转让款的构成可以看出，原告计算股权转让款时由以下部分构成，包括：资本总额：2852610.44元[银行贷款：850000元（银行贷款）、投资款：738792.3元（原告投资被告高倍强公司的投资款）、利息利润剩余总额：1263818.14元（原告投资款的利息）、刘世喜2013年-2017年的利润分配：1452170.22元（已与公司代替刘世喜支付的款项抵销）、未收利息：81662.3元（上述2850000元的利息），以上合计：2934272.74元；公司剩余利润（按原告所占股权30%计算）：242131.52元（公司净利润：927105.07元、待摊费用：120000元、剩余利润：807105.07元）（净利润-待摊费用=剩余利润）上述合计得3176404.26元，为原告转让股权的金额。原告上述计算方式有多处与事实不符，且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损害了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利益。具体理由如下：银行借款850000元实际上系高倍强公司借用原告刘世喜的账户进行的借款，实际上高倍强公司也已向银行归还了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应再向原告支付本金及利息；原告投入高倍强公司的738792.3元投资款，目的系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并非借给高倍强公司的款项，高倍强公司从未签署过借贷协议，也未约定过利息标准。而原告退出时高倍强公司，公司不应向其返还投资款，也不应再单独计算利息；该款项实际系原告退出时股权转让的对价，应由受让股权的股东支付；利息利润剩余总额无计算依据。利息利润剩余总额1263818.14元实际上系原告入股后历年分红未取出，将分红当作新的资本投入又向公司收取的利息总额。同理，未取出的分红并非股东借给高倍强公司的款项，高倍强公司从未签署过借贷协议，也未约定过利息标准，不应计算。高倍强公司在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时首先应计提10%的法定公积金，但之前一直并未计提，原告应收的利润应计提10%的公积金。原告2013年-2017年可分配的净利润为1452170.22元，提取10%的公积金数额为1452170.22元×10%=145217元。综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原告退出高倍强公司应付的款项为：2018年计提法定公积金后应付利润217918.37元-（2013-2017年计提法定的公积金）145217=72701.37元。涉案《拆伙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构成部分实际上为投资款及其利息和公司利润，该约定的对价实则包含了被告高倍强公司的法人财产。股东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只能转让股权，不能处分法人财产。且股权转让的价格应在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及公司和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由出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股东在完成出资义务后，该出资款即属于公司的财产，不能向股东退回。而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用投资款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且加收利息退回给原告，属于股东非法转移高倍强公司财产，系侵犯高倍强公司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人格独立原则，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该部分约定应为无效。《拆伙合同》中第一、二、三、四、六条中有关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应当确认无效。2.被告高倍强公司作为公司主体，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费用不负支付义务，更不对涉案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拆伙合同》系原告与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之间签订的协议，系约定原告向其他股东转让公司股权，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规定的公司回购公司股东的股权的情形，被告高倍强公司并非《拆伙合同》的签订的直接权利义务主体，其既非股权的出让方亦非股权的受让方，对《拆伙合同》的相关条款无协商、修改或决定的权利，不对合同约定的内容负责。股权转让的费用应由受让人负责，因被告高倍强公司并非涉案股权的受让人，故不负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如果每一位股东转让其股权，均以《拆伙合同》的约定计算方式计算股权转让金，且由被告高倍强公司承担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无疑会侵害被告高倍强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资产将不足以偿还每一位股东的股权转让金“债务”，更不足以支撑公司的正常运营或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而被告高倍强公司并未在《拆伙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内与原告约定或以任何方式表示对涉案股权转让款负担保责任，故被告高倍强公司不对涉案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原告应当按30%的股权比例承担被告高倍强公司在其转让股权前的坏账损失。在原告转让被告高倍强公司股权之前，原告作为被告高倍强公司的股东，应按照30%股份比例承担公司坏账损失。从原告退出被告高倍强公司至今，《拆伙合同》中列明的应收账款还有3401186.52元尚未收回：其中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571800元，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516320元，清远市俊成陶瓷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450304.01元，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未收账款为1862762.5元。因追偿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款支出律师费及诉讼费61378.97元，合计3462565.48元。按照30%的比例计算该部分损失为1038769.64元。4.原告入股被告高倍强公司后不当地侵占了公司的合法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自入股被告高倍强公司以来，一直不当地收取了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利息共1267959.59元，该利息包括投资款的利息及银行贷款利息，原告应向被告高倍强公司返还。关于投资款的利息部分，原告从入股被告高倍强公司至其退出被告高倍强公司期间，以投资款为本金按季度地收取被告高倍强公司利息共630459.59元。股东投资公司的投资款应视为公司财产，股东因此取得公司股权也因此失去该投资款的所有权，股东以投资款作为个人财产使用该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行为。关于银行贷款利息，该部分系原告向银行贷款的850000元的利息，共637500元。除银行贷款利息之外，原告还以850000元为本金向公司再次收取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该转贷行为应认定无效，原告因该无效的转贷行为所获得的利息应当返还给被告高倍强公司。被告高倍强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向被告高倍强公司返还财产1267959.59元；2.判令原告向被告高倍强公司经营损失924642.844元；3.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由于涉案的《拆伙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部分条款违反法律规定且损害被告高倍强公司合法权益，致使原告不当占有了被告高倍强公司的财产1267959.59元，该款原告应予返还。原告作为被告高倍强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其参股期间的公司经营损失承担30%的责任，即924642.844元。被告高倍强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遂提起反诉。原告对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反诉辩称，被告在该反诉中没有指明《拆伙合同》具体违反法律的条款，也没有指明具体违反了何种法律，诉讼请求的具体金额没有任何计算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对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反诉述称，与本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围绕本诉及反诉共同提交了证据如下：1.《拆伙合同》、《合同补充协议》（加盖黎荣签名）、及附件123（各1份，原件）。2.被告高倍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截图（1份，复印件）。3.刘世喜退股款收入统计表（1份，复印件）、网上银行电子回单（7份，复印件）、短信截图（4页，复印件）。4.刘世喜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刘世喜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打印件）。被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无提供证据。被告高倍强公司围绕本诉及反诉共同提交了证据如下：5.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出资情况、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合同（各1份，复印件加盖佛山市南海区**监督管理局档案查询专用章）。6.刘世喜2013年-2018年利息明细表、刘世喜2013年-2018年净利润分配明细表、资本明细（各1份，原件）。7.收款明细（1份，复印件）、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公告（1份，复印件）、新闻截图（1份，复印件）(俊成)。8.收款明细（1份，复印件）、电子回单（17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1份，打印件）（建兴）。9.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1份，打印件）、2018粤0605民初24980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2019粤0605执30197号失信决定书（1份，原件）、2019粤0605执3019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1份，原件）、对账单（5张，复印件）、进账单（3份，复印件）、支票（8张，原件）、广东省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8张，原件）（金特利）。10.收款明细（1份，复印件）、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份，打印件）、账户交易回单（2份，打印件）（新粤丰）。11.拆伙合同、合同补充协议（各1份，原件）。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核，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1、2，证据3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短信截图，证据4、5，证据8的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建兴），证据9，证据10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交易回单，证据11，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的刘世喜退股款收入统计表系原告自行制作的还款情况，该表与本院认定事实相符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证据7的收款明细均为被告高倍强公司自行制作的表格，无其他证据佐证，亦无当事人签名确认，本院不以其作定案依据；被告高倍强公司所举证据8的收款明细目的系要证明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的还款情况，但结合证据8的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建兴）可知，其中大部分款项并非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往来款，本院不以其作定案依据；被告高倍强公司所举证据10的收款明细目的系要证明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的还款情况，但结合证据10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交易回单可知，其中部分款项并非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倍强公司的往来款，本院不以其作定案依据。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高倍强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于2013年5月22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0000元。公司原股东为黎某1、何裕滕、刘世喜。2018年7月26日，经登记变更为黎某1、何裕滕。2018年7月13日，刘世喜（乙方）与何裕滕（甲方）、黎某1（甲方）、李剑光（甲方）、高倍强公司（相关主体）签订《拆伙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经营高倍强公司，甲方共占公司股权70%，乙方占公司股权30%，乙方单方面提出从2018年6月1日起退股公司，公司股权转回甲方自行分配。约定：1.经商议决定，乙方从2018年6月1日起退股，解除与甲方的合作关系。乙方在公司的所有股权权利，截止到2018年5月31日。2.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乙方在公司的资本总额共2852610.44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850000元，投资款738792.3元，利息利润剩余所得1263818.14元，未收利息81662.3元，合计2934272.74元。3.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公司净利润金额927105.07元，账面上待摊费用120000元，剩余利润为807105.07元，按照乙方在公司股份比例，应收回金额为242131.52元。4.综合第二、三点，乙方可从公司退回金额为3176404.26元，甲方分12期支付给乙方，每期金额为264700.35元，每月30号转款。由于支付期间跨年，所以过年期间顺延三个月，年底及年初的支付金额视乎公司收款情况进行支付。另外，在退款期间，若乙方参股期间的货款收款出现延期情况，导致影响甲方资金运作，甲方可酌情延长付款期限。5.乙方的银行贷款部分，甲方从乙方每月的退款中计提出来，用于还贷。甲方每月按1.5%计算利息给乙方，关于此点的具体协定事项，见本合同补充协议。6.公司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5884232.83元，应收账款中，由于有部分客户（如建兴、新联发、新粤丰）的货款预计收回数期比较长（一年以上），经甲乙双方协商，最后两期的退款，按应收账款的实际收款情况支付，直至应收账款全额到账为止；期间若出现坏账，乙方按照30%参股比例承担损失。7.公司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主要负责项目为：（1）应付账款4362097.35元；（2）对外借款4200000元。8.此前由于乙方贷款问题，公司登记工商资料上显示乙方占股5%，现由于乙方退股，需要再次进行股权转让，由此产生的红利税及股权转让税，由乙方自行承担，从应退款中扣除，具体金额按照变更时的实际单据；变更营业执照的手续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9.甲方支付完乙方所有的退款后，乙方不再与甲方经营的公司有关。同日，刘世喜（乙方）、黎荣（乙方）与何裕滕（甲方）、黎某1（甲方）、李剑光（甲方）、高倍强公司（相关主体）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鉴于乙方用于投资公司的850000元农商银行贷款的房产所有者是黎荣，所以此协议需要黎荣作为乙方的一员签名确认；另外由于农商行贷款经公司进行担保，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经双方协商，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订立以下补充协议：1.在完成还贷手续前，乙方用于贷款的主体（房产）不得用作其他经济用途，如抵押、转卖等。完成还贷后，乙方的个人征信及房屋的任何经济事项，均与甲方及公司无关。2.从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甲方从乙方每月的退款中计提140000元，12月计提150000元，共计提850000元，用于清还银行贷款。计提款项会转入乙方存放在公司的农商行银行卡（户主：刘世喜，卡号：621*************814，开户行：南海农商银行西樵大岸支行）中，在此期间，该银行卡及网银均由甲方保管，还清银行贷款后，银行卡及网银归还乙方。在此之前，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形式取消或变更该银行卡的任何相关资料。3.南海农商银行贷款850000元，甲方按照每月1.5%的利息计算给乙方，每月已计提出来的部分金额，不计算利息，直至全额计提完毕为止；甲方每月将利息转让上述银行卡中，用于扣除此期间的银行贷款利息，剩余部分在贷款还清后，随银行卡归还乙方。《拆伙合同》附件1《应收账款明细表》记载尚有24项应收账款合计15884232.83元。其中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1245231.5元，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1098043.5元，广东金利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2134391.5元，清远市俊成陶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790402.25元。针对申请执行人高倍强公司与被执行人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粤0605执30197号之二执行裁定，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对于该笔债权，高倍强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收到款项147815元，于2018年8月15日收到款项123814元，尚余1862762.5元未收回。《拆伙合同》附件3《退款计划》记载如下：金额（元）未退金额喜账户计提还贷2018年7月1500003026404.26第一期2018年8月30日124700.351400002761703.91第二期2018年9月30日124700.351400002497003.56第三期2018年10月30日124700.351400002232303.21第四期2018年11月30日124700.351400001967602.86第五期2018年12月30日124700.351400001702902.51第六期2019年4月30日114700.351588202.16第七期2019年5月30日264700.351323501.81第八期2019年6月30日264700.351058801.46第九期2019年7月30日264700.35794101.11第十期2019年8月30日264700.35529400.75第十一期2019年9月30日264700.35206470.41第十二期2019年10月30日264700.41合计2326404.26850000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各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如下：序号时间交易方金额（元）12018年8月31日何裕腾转刘世喜124700.3522018年9月30日黎某1转刘世喜124700.3532018年9月30日黎某1转刘世喜14840042018年11月1日何裕腾转刘世喜124700.3552018年11月1日何裕腾转刘世喜14630062018年12月7日高倍强公司转刘世喜124700.3572019年1月2日高倍强公司转刘世喜14022982019年5月10日高倍强公司转刘世喜5000092019年5月31日高倍强公司转刘世喜200000102019年7月16日黎某1转刘世喜200000112019年9月2日何裕腾转刘世喜50000合计1433730.4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刘世喜账号为621*************814收到款项如下：序号时间金额（元）12018年7月31日5000022018年7月31日11250032018年8月13日4000042018年8月21日10971052018年12月31日144200合计456410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本院认定本案款项性质如下：刘世喜于2018年8月31日收到的款项124700.35元、9月30日收到的款项124700.35元、11月1日收到的款项124700.35元、2018年12月7日收到的款项124700.35元、2019年5月10日收到的款项50000元、2019年5月31日收到的款项200000元、2019年7月16日收到的款项200000元、2019年9月2日收到的款项5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998801.4元，均为刘世喜收到的涉案股权转让款。刘世喜于2018年7月31日收到的款项162500元（50000＋112500）为依《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7月贷款的本金150000元及利息12500元；于2018年8月13日、8月21日收到的款项149710元（40000＋109710）为8月贷款本金140000元及利息9710元；2018年9月30日收到的款项148400元为9月贷款本金140000元及利息8400元；2018年11月1日收到的款项146300元为10月贷款本金140000元及利息6300元；2018年12月31日收到的款项144200元为11月贷款本金140000元及利息4200元；2019年1月2日收到的款项140229元为12月贷款本金140000元及利息229元。上述款项合计贷款本金850000元、利息41339元。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合同的性质问题。涉案的《拆伙合同》虽名为“拆伙”，但从合同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合同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主体、股权转让份额和股权转让价格，因此该合同应为股权转让合同。依据《拆伙合同》约定，刘世喜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合同所涉转让标的物为刘世喜所持有的高倍强公司30%的股权。高倍强公司虽然作为“相关主体”一方在《拆伙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上盖章，但整个合同中的约定事项并不涉及高倍强公司需要承担权利或履行义务，高倍强公司并非是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关于双方争议的款项3176404.26元性质问题。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刘世喜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综合了刘世喜在高倍强公司的所谓“资本总额”（包括刘世喜代高倍强公司向银行所借的款项、投资款、利息利润剩余所得）、“按股份比例分配的公司利润”综合得出金额3176404.26元，该金额合同中虽表述为“乙方可从公司退回金额”，但从合同中约定由甲方购买股权，并由甲方支付该款项的实际约定看，该金额应确定为双方经商议后得出的甲方购买乙方股权的对价。关于双方争议的涉案合同条款是否有效问题。高倍强公司提出《拆伙合同》中的条款中，计算公司利润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提取法定公积金的规定、约定的对价包含高倍强公司的财产，损害了高倍强公司利益应属无效的理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应符合一定的实质和形式要件，公司的利润并不当然直接归属于股东,应由公司依法分配，在符合利润分配要件情况下，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决策的范畴，由股东会或董事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使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确定的状态，最终转化为利润分配请求权，该利润请求权由股东享有。涉案合同的标的物是股权，股权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其出资而对公司产生的权利，该权利包含人与财产结合的物权属性，这与根据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债权性质不同，股权权利包括了股东对其出资部分的占有、收益和处分权利，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限制其他股东出资的优先购买权等，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随着股权转让而转由买受股权的股东享有。具体到本案中，合同约定的各方对所谓的利润分配计算，以及对刘世喜代高倍强公司借款的计提以及利息，上述约定性质并不属于股东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亦非公司向股东返还投资款，而是作为合同各方对确定股权转让对价的参考因素作出综合考量，最终得出股权价格判断的行为，其最终结果转化为股权购买行为，并由股权买受方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取得股权。股权交易完成后，股东权利转移至买受方，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款项及权利均在股东之间转移，相关款项最终承受方为股权买受方,当中并不涉及高倍强公司需要支付任何款项或承担其他义务。因此涉案合同的约定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高倍强公司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拆伙合同》、《合同补充协议》是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刘世喜主张退还股权款，根据《拆伙合同》约定，刘世喜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约定了具体的还款方式、金额及期限，刘世喜已举证证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未按期足额归还款项，现刘世喜主张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支付股权款的请求，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世喜主张高倍强公司对上述股权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前所述，倍强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涉案合同中亦未约定由高倍强公司对股权转让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因股权出卖方刘世喜及买受方黎某1、何裕滕均是高倍强公司的原股东，案涉的股权转让关系属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本案的款项产生事由系购买股权，公司替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承担清偿责任，可能会导致公司回购股份，造成股东变相抽逃公司出资，公司资本不当减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禁止性规定，原告主张被告高倍强公司对股权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问题。虽然双方在《拆伙合同》约定了具体的还款期限以及每期的还款具体金额，但在合同的第六条又约定：“公司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5884232.83元，应收账款中，由于有部分客户（如建兴、新联发、新粤丰）的货款预计收回数期比较长（一年以上），经甲乙双方协商，最后两期的退款，按应收账款的实际收款情况支付，直至应收账款全额到账为止；期间若出现坏账，乙方按照30%参股比例承担损失。”该第六条条款系针对股权款还款最后两期还款时间可能存在延长情形作出约定，属于对最后两期还款期限之上另设定还款条件。条款中有“若出现坏账，乙方按照30%参股比例承担损失”的约定，对于何为出现坏账、承担损失的计算基数系以何种标准，合同中并未明确，双方亦各执一词。根据合同上下文义理解及一般商业交易惯例，应收账款系属于公司债权，虽然不属于股东的损失，但由于公司的应收账款未能收回，会间接导致公司股权价值的减少，影响股权价格的变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一致对可能存在未能收回应收账款作预期，该条款部分约定应视为在该条款前半部分约定还款条件之上，对具体最后两期股权应付金额另设定了股价折减方式，且该预期减损的总金额，以双方约定的最后两期款项的总金额即529400.76元（264700.35＋264700.41）为限，该折减方式的约定对股权最终定价以及买受方应支付的转让款产生影响，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至于是否应该按照该条款的约定进行扣减相应款项，则应根据本案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的举证来确定。高倍强公司举证的清远市俊成陶瓷有限公司所欠货款为坏账的证据中，只有其自行制作的表格对还款金额进行罗列，无其他证据佐证；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所欠货款为坏账的证据中，存在收款人并非高倍强公司，付款人亦并非新兴建兴陶瓷有限公司的情形；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建材有限公司所欠货款为坏账的证据中，部分款项由黎某1个人账户收取；本院无法从上述三组证据中得出实际还款金额以及高倍强公司无法收回款项的结论；高倍强公司所主张的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2134391.5元，经各方在《拆伙合同》附表1《应收账款明细表》中确认，高倍强公司在诉讼中已举证证明该笔应收账款中截止至2020年2月10日尚有1862762.5元未收回，刘世喜未能举证推翻，本院对高倍强公司举证的该事实予以采纳。该笔款项系经本院强制执行后经查暂无可供执行财产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认定属于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刘世喜应承担扣减部分款项的情形，刘世喜对该款项应按30%即558828.75元（1862762.5×0.3）比例进行分配责任，但该金额已超出前述的刘世喜应承担529400.76元限额，故股价扣减金额应按529400.76元计算，该款项应从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付股权款中扣减。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提出刘世喜应返还股权转让费用、法定公积金、多付银行利息的抗辩，但未举证证明产生股权转让费用、多付银行利息，以及法定公积金应由刘世喜承担的相关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仍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768774.11元（3176404.26－998801.4―850000―558828.75）。由于涉案合同并未约定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之间承担义务的比例，刘世喜主张上述三被告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黎某1提出其并非股权受让方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定义务的抗辩理由。股权的转让，本质上属于私法自治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各方通过协议约定而不以登记机关的登记作为判断公司实际股权状况的依据，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权变更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其仅在公司外部关系上，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工商登记显示，黎某1系变更后的高倍强公司登记股东，其应承担相应的股权转让法律后果，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即使李剑光并非高倍强公司登记股东，其作为股权买受签订了《拆伙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应承受合同的权利及义务，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约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项。对于刘世喜主张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支付贷款利息问题。《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按月利率1.5%计付贷款利息予原告，高倍强公司、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均提出该贷款系刘世喜高利转贷应属无效的抗辩理由。涉案贷款款项经合同约定，已转化为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对刘世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抵扣金额，该约定的利息属上述各方之间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且约定的利率亦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对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刘世喜主张相应期间的利息为41339元，结合本案案情可知，刘世喜已收取了涉案贷款款项的部分利息41339元，但由于按照《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部分款项存在支付金额不足及逾期情形，经本院核算，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仍需支付的利息为7461元，该款应支付予刘世喜，对刘世喜超出本院核定部分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逾期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刘世喜有权要求上述三被告赔偿所受损失，刘世喜因违约行为所受损失体现为股权转让款的资金被占用期间利息，刘世喜主张以应付款项从起诉之日起计收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相应利息标准应按刘世喜起诉之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0%计算；刘世喜主张的利息7461元，本身系其资金的孳息，不应再另行计算利息，因此上述款项的利息基数仅以尚欠的股权转让款为限。对于高倍强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高倍强公司反诉主张刘世喜返还其收取的利息1267959.59元，应举证证明刘世喜收取相关款项及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应予返还的依据，但在诉讼中其仅举出其自行制作的表格，该表格无刘世喜签明确认，无法证明系刘世喜收取相关款项以及款项的金额构成。对于高倍强公司该反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高倍强公司反诉主张刘世喜赔偿经营损失，如前所述，高倍强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相对方，其无权依据该涉案合同的约定主张刘世喜赔偿相关款项，亦无主张刘世喜支付经营损失的法定理由，对于该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768774.11元，并从2019年9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款项768774.11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20%计付利息予刘世喜；二、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利息7461元予刘世喜；三、驳回刘世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佛山市南海高倍强化工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结案，本诉受理费16748.44元（刘世喜已预交），由刘世喜负担6955.81元，由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负担9792.6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负担；反诉受理费12170.41元（佛山市南海高倍强化工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佛山市南海高倍强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何裕滕、黎某1、李剑光应负担本诉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对刘世喜已经多预交的案件本诉受理费9792.6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刘世喜书面申请，本院退还予刘世喜。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汪晓强人民陪审员黄志刚人民陪审员李彩云二○二○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林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