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5016号原告：黄艳，女，198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男，198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辉，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欧唯特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RAOULKUTEMEIER，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页，男，197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黄艳与被告欧唯特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王月辉、被告欧唯特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原、被告自2019年9月2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被告按照人民币11,500元(币种下同)/月的标准支付原告自2019年9月23日至实际恢复之日止的工资。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1,151.2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8年9月17日入职被告处从事关务工作，2014年原、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供应链运营部门担任分析员职务，对外宣称职务为助理经理，工作地点为上海。原告在2019年9月16日前负责B&O客户服务工作及手表客户项目，被告以公司发生重大变化为由，于2019年9月23日向原告寄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解除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认为被告系违法解除，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原告无奈申请仲裁，仲裁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望公正裁判。被告欧唯特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08年9月17日入职，先后与被告签订有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为自2014年9月17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为B&O(Bang&Olufsen，丹麦音响视听器材品牌)项目工作，服务于B&O公司及转运其产品的供应商公司，系“桥梁”与协商沟通的客服性质的工作。由于B&O项目所涉产品的入关、转运始发地都在深圳市，为提升服务效率，提供更好的服务，被告按照总部要求将B&O项目迁至深圳。2019年9月16日，被告告知原告前述项目迁移事宜并询问其随迁意愿。9月18日，原告在《工作地点变更意见征询书》中明确表示不愿随迁。2019年9月23日，因双方无法就劳动合同变更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在通知工会后作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于2019年10月10日以转账形式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被告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相关法律保护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即企业有权对自身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整，例如升级转型、企业改制、部门撤并、经营方向或经营战略重大调整、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均属于企业对自身的自主经营调整，可以认为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本案所涉的B&O项目迁移，当属被告公司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的情形。诚然，因此导致的变化确实让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在上海)履行，被告仍征询原告随迁意愿是为全面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进行变更劳动合同的尝试。需要特别强调，相关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提出至少维持原条件的变更劳动合同方案。综上，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要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本市户籍从业人员，于2008年9月17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过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是自2014年9月17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供应链运营部门担任分析员职务，对外宣称职务为助理经理，工作地点为上海。原告在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之前负责B&O客户服务工作。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原告的平均工资为10,311元/月。2019年9月16日，被告告知原告B&O项目迁移至深圳事宜并征询原告随迁意愿，原告表示需要考虑后答复。2019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工作地点变更意见征询书》，主要内容为：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上级公司要求，即日起将B&O项目迁移至深圳，征询原告是否愿意随迁至深圳工作(相关薪资福利待遇维持不变)。原告勾选“不愿意”一栏，并签字确认，在征询书下方原告书写具体理由为：“因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的地址为欧唯特(上海)的地址，故不接受。”当天，被告向原告发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将于2019年9月20日终止，被告将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26,461.74元。原告当天在该通知书落款处签字，并书写“我不接受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9月19日、9月20日，原告病休2天。2019年9月24日，被告因原告9月20日病假，又向原告寄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解除时间更改为2019年9月23日。原告已收到被告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款。同日，被告向其工会委员会发出《工会告知函》，告知相关解除事宜。原告提供的录音及文字整理件显示，2019年9月18日11：08原告与被告处人事有如下对话：“我现在就是一个是B&O还有一个是手表的项目在做对吧”“嗯，对”“它B&O迁走我手表也在做”“嗯，手表项目的工作量应该是不大的，据我所知”“不，它其他的东西很多”“你手表项目它可能也还会有些其他的安排……但是它肯定不足以是一个人的工作量，我也看过你的一个工作量的分析，当时Vicky跟我说，其实B&O基本上占了你可能80%的工作量，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很难说为了20%的一个工作量再去开一个岗位，这个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可能它量不大，但它要做的那些相关的细节很多，因为它毕竟很多是手工上的东西”“……因为手表这个项目如果只有占你工作量20%的话，那其他人带掉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蛮难说服公司，公司肯定很难说服自己说我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项目专门设一个岗，其他80%的工作是空在那边”……“公司有决定说给我什么岗位去做，然后我这边看我能做的，我就配合去做”“……所以现在就第一步，我们也只能接受公司这个安排说，项目被迁走，这个由不得我们。那第二步就是说，公司提出来随项目迁到深圳这个方案我们也不接受，那我再去跟公司沟通，看上海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岗位能够释放出来，安排出来的，那我再来反馈给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同日16：35被告处人事和原告再次沟通，告知原告无法安排其他岗位，并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询问深圳的公司在哪里，人事告知在深圳机场附近，仓库处。另查明：被告与班安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班安欧公司)签订有《服务协议书》，约定班安欧公司委托被告在深圳仓库为其产品进行储存管理、分拣、包装，并交接给指定运输供应商。原、被告在仲裁中一致确认被告处B&O项目的操作流程是：从香港把客户的货物发到深圳仓库，在深圳仓库对产品进行管理、分拣和包装，并在深圳将货物交给指定的物流供应商，将货物运输至客户处。再查明：原告于2019年9月30日申请仲裁，要求自2019年9月23日起恢复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按11,500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2019年9月23日至实际恢复之日止的工资。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变更意见征询书、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快递面单、银行交易明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服务协议书、录音及文字整理件、仲裁庭审笔录及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过程中，原告称，一、被告所谓的项目变更最多只是经营策略的调整，除了工作任务的调整以外，被告的经营状况、实际办公地点等核心内容均没有实质变化，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告的工作内容包括B&O项目和手表项目，即使B&O项目有所调整，也不影响原告工作职责的履行。被告并未在经营状况、实际办公地点等核心内容上发生实质变化，仅仅只是以原告目前一部分工作内容的调整，作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借口，因此被告辞退原告的情形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二、即使被告存在项目调整，原告所在岗位的工作内容也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并未导致原告原劳动合同履行不能，没有必要调整原告的劳动合同地点，因此被告要求变更劳动合同地点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明显不合情理。在被告所称的项目调整之前，原告的工作是和上海及深圳方面联系，原来的工作内容也不需要去供应链现场，且被告至今实际经营地点仍在上海，被告所声称调整的B&O项目的客户经营地点也在上海，被告自2015年为该公司提供服务项目，双方的合同也约定是为该公司提供仓储服务，仓库地点为深圳。自2015年至原告被辞退之日，原告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及实际工作地点一直在上海，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即使项目在深圳或有所调整，该项目中原告的工作也仍能在上海完成，完全没有变更劳动合同及实际工作地点的必要。因此即使被告所声称的项目调整至深圳，也并不必然导致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原告实际工作地点不做变更也不影响原劳动合同履行，被告是假借办公地点调整至深圳之名，单方面辞退原告。三、被告仍在招聘相关及类似岗位的同时，却跟原告声称在上海无其他岗位可以安排，恶意辞退的用意很明显，是假借变更劳动合同地点之名行违法辞退之实。原告曾明确向人事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调换到上海其他岗位，然而被告仅仅派人事告知原告上海没有多余的岗位可以调整，被告未充分善意协商，而是隐瞒实情，对原告进行恶意辞退。四、被告未尽到与原告协商的义务，被告仅仅是9月18日当天通知原告，要求原告接受劳动合同地点变更，否则将终止劳动合同，在原告不能接受变更劳动合同地点的情况下，原告也曾多次向被告表示愿意调换至上海其他岗位，而被告却谎称没有其他岗位空缺。被告仅是对变更工作地点进行了通知，并强迫原告接受变更，同时告知原告在不同意变更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后果就是终止合同。被告的行为仅是通知，并非与原告协商，也未提供备选方案供原告选择，因此本案中即使存在情势变更，也并未提供其他岗位或方案与原告协商，被告在未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将原告辞退也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违法辞退。综上，被告的行为系违法解除，应承担违法辞退的法律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Timex天美时手表项目工作量统计表、张玲庆发出的排班表邮件截图、张玲庆等工作群内的微信截图、手表工作的相关费用报销截图，证明B&O项目只是原告工作的一部分，原告还负责天美时手表项目，目前被告所主张的经营策略有调整的B&O只是原告工作的一部分，即使该部分调整或结束，也并不构成重大变化，并不会导致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被告认为Timex天美时手表项目工作量统计表为原告自行制作，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同一部门临时调剂所负责的项目或支援同事所负责的项目，并不能就此认定本职工作有发生实质或永久性变更。本案争议焦点是是否有足以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以及双方是否就劳动合同变更进行过协商努力，原告拒绝去深圳的理由是认为被告的要求不符合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为上海的约定，并非所谓的“还负责天美时手表项目”。3、2019年9月18日被告在51job及智联招聘等各大网站上所发布的招聘信息截图及视频，证明被告在通知原告无其他岗位的同时仍在各大网站上进行招聘，足以证明被告当时仍有空缺岗位可以安排，却恶意向原告隐瞒，未与原告进行善意磋商。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内容，这些所谓的招聘信息长期挂在相关网站上，并不能证明是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发布的招聘信息、寻找新人替代原告。4、原告与天美时手表客户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天美时客户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做天美时手表工作的邮件截图、原告与被告经理周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除B&O项目之外，还负责天美时手表项目，该项目并未发生变化。5、原告与B&O项目客户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该项目负责人确认在原告离职前后该项目的工作地点没有发生变化。被告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即使是真的，也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被告称，因为原告所负责的B&O项目的产品是在深圳入关，然后以深圳作为产品转运的始发点，因此为提升服务效率，更好地服务客户，被告公司根据亚太区总部的安排决定在深圳市设B&O项目客服的岗位或相关人员，由此导致需要原告考虑是否能到深圳去工作。被告在2019年8月就启动了相关人员培训，原告也参与了，2019年9月16日被告正式告知原告项目迁移的事情。目前被告处的B&O项目仍在继续，原告原本负责的客服岗位要搬迁至深圳，因为原告不愿随迁，故将该岗位外包给其他公司，由经过原告培训的杨阳负责。被告认为法律保护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不认可原告陈述的被告与原告没有进行善意磋商，与员工协商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程序性要求，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与原岗位相似的岗位。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工会告知函复印件，证明被告已经依法通知工会。原告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2、被告公司亚太区高管Skype通话记录截屏、证明函，证明被告亚太区高管在2019年8月6日会议中决定将B&O项目正式迁至深圳市，因原告不愿随迁，故被告将岗位外包给案外人公司运作。原告对截屏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是否进行过该会议，也无法体现会议内容，对证明函真实性不予认可。3、被告与案外人陈某某的解除协议，证明基于相同情况，即因森海塞尔项目迁移至深圳，与原告从事类似工作的案外人陈某某不愿改变工作地点，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陈某某负责的项目与原告不同，其与被告的协议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首先，原告主张被告与班安欧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以来，两家公司的经营地及仓库地址均未发生改变，而原告作为B&O项目的客服工作人员一直在上海履行工作，故被告并无变更原告工作地点的必要，即使项目调整也不必然导致双方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对此，本院认为，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其调整组织架构、改变经营方针等，均应属于企业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范畴。本案中，被告处B&O项目主要围绕深圳仓库展开，其产品的管理、分拣、包装以及交付物流都是在深圳进行，被告为提升服务效率，将原本设置在上海的B&O客户服务岗位转移至深圳，属于其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正常行使。其次，原告主张其除了B&O项目之外，还负责天美时手表项目，即使B&O项目调整，也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原告虽然负责天美时手表项目，但该部分工作仅占原告工作内容的极小部分，其主要工作内容仍为B&O项目客户服务，现被告将B&O项目客户服务工作转移至深圳进行，原告的主要工作内容无法继续在原劳动合同履行地上海展开，应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再次，原告主张被告未充分与原告协商，未提供备选岗位，属于违法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被告在2019年9月16日正式通知原告其负责的B&O项目即将迁移至深圳，询问其是否愿意随迁，并于9月18日以书面形式征询原告的意见，而原告不同意随迁至深圳，足以证明双方已就劳动合同变更进行过协商，但未能达成协议，被告因此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被告提供的工会告知函加盖有工会公章，其内容显示被告在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时已履行告知工会程序。综上，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未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1,151.2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艳要求被告欧唯特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151.26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黄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顾霞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