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民再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杭州捷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金沙曲苑61-1号。 法定代表人：黄荻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鎏，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旋，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57号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大酒店三楼。 法定代表人：赵之毅，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生，杭州市力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狮虎桥路8号7楼。 法定代表人：朱卫东，该指挥部总指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杭州捷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旅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得宝公司）、一审第三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百井坊指挥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浙民申333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捷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鎏,被申请人喜得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陈华生，一审第三人百井坊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旅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捷旅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喜得宝公司承担。1.捷旅公司曾多次向一审第三人百井坊指挥部要求调取拆迁补偿协议等相关涉案资料，在百井坊指挥部予以拒绝的情况下，其向一审法院书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存在不当。2.根据捷旅公司通过申请信息公开获取的2009第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百井坊50号并非拆迁范围，按照“两美浙江”的要求，仅需对涉案房屋顶层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而涉案房屋全部被拆除明显不属于合同约定喜得宝公司可以不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情形。3.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一次性支付搬迁临时安置费。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故无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租赁关系还是承包关系，捷旅公司均有权获得补偿。 喜得宝公司辩称，涉案房屋虽不属于百井坊项目的拆迁红线范围内，但属于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项目范围内，故涉案房屋系因国家规划而进行拆迁。捷旅公司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 百井坊指挥部述称，其与本案处理无关，不应列为一审第三人。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国家和喜得宝公司之间的拆迁补偿合同关系，二是捷旅公司与喜得宝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根据承包经营合同，捷旅公司无权取得拆迁补偿款，捷旅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捷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喜得宝公司返还拆迁补偿款合计1200万元（暂定为1200万元，具体以调取的拆迁补偿款实际金额为准）；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喜得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8月26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甲方）与杭州捷旅商务服务公司（乙方）就承包杭州喜得宝宾馆事宜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经营的百井坊巷50号（面积1960.26平方米）杭州喜得宝宾馆由乙方承包经营（附承包经营责任书）。甲方拥有杭州喜得宝宾馆房屋使用权及该宾馆内财产的所有权（包括乙方投入的设施设备）。承包经营期为四年零二个月，即从2004年7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止。合同还对承包经营金和承包经营金的交纳期限做了约定。同时，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原有甲方人员中的11人由乙方在原有岗位基础上给予妥善安置，原则上月收入不低于原工资水平，等等。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变动及政府规划搬迁而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的，甲方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付清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后终止合同。该份合同上甲方代表为石军，乙方代表为黄荻萍。同日双方还签订了承包经营责任书一份，明确了承包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 2006年8月26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甲方）与杭州捷旅商务服务公司（乙方）就承包经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事宜又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经营的百井坊巷50号（面积1960.26平方米）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由乙方承包经营。甲方拥有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房屋使用权及该宾馆内财产的所有权（包括乙方投入的设施设备）。承包经营期为六年，即从2006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止。合同还对承包经营金和承包经营金的交纳期限做了约定。同时，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原有甲方人员中的9人由乙方在原有岗位基础上给予妥善安置，原则上月收入不低于原工资水平，同时根据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适当提高，等等。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变动及政府规划搬迁而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的，甲方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付清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后终止合同。该份合同上甲方代表为石军，乙方代表为黄荻萍。 2012年5月10日，喜得宝公司（甲方）与捷旅公司（乙方）签订了《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一份，双方就乙方向甲方承包经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事宜协商一致，约定承包经营项目为：甲方喜得宝公司投资控股的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百井坊巷50号、面积1960.26平方米）由乙方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甲方拥有百井坊巷50号房屋使用权及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内的财产所有权（包括乙方投入的设施、设备）。租赁经营期为贰年，即从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在原有岗位基础上，妥善安排好甲方员工，并在支付租赁经营金时，向甲方交纳甲方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及住房公积金。同时，合同中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和合同终止执行条款：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变动及政府规划搬迁而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的，甲方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在付清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后终止合同，同时将承包经营场所宾馆场所内宾馆所有设施完整、完好地移交给甲方，甲方不承担任何因上述原因导致提前终止合同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等等。 2014年4月8日，喜得宝公司（甲方）与捷旅公司（乙方）就承包经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事宜再次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喜得宝公司投资控股的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百井坊巷50号、房屋面积1960.26平方米）由乙方承包经营。甲方拥有百井坊巷50号房屋所有权及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内的财产所有权（包括乙方投入的设施、设备）。承包经营期为三年，即从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合同还对承包经营金及缴纳期限做了约定。乙方在原有岗位基础上，妥善安排好甲方员工，并向甲方缴纳甲方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及住房公积金。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变动及政府规划搬迁而导致乙方无法继续经营的，甲方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付清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后终止合同，同时将承包经营场所内的设施完整地移交给甲方，甲方不承担任何因上述原因而导致提前终止合同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等等。 2016年7月，喜得宝集团与一审第三人百井坊指挥部就百井坊50号房屋的补偿事宜签订了补偿协议。 2016年8月，喜得宝公司向捷旅公司发出《终止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函》，认为因政府对百井坊地区改造拆迁，承包经营的标的物：百井坊巷50号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的房屋必须拆迁，故《承包合同》依约提前终止，并告知捷旅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前关闭喜得宝宾馆，腾退房屋，并依约将欠交的承包金和宾馆财物、公章及相关文件完整交给喜得宝公司。捷旅公司接函后回复：要求捷旅公司支付的租金数字有错，喜得宝公司的提前解除合同通知明显违反约定，一旦喜得宝公司调整准确数字并收回提前解除合同的通知，即刻付款。同时希望喜得宝公司能安排时间与捷旅公司就拆迁补偿问题进行磋商。2016年9月起，捷旅公司未能继续使用标的物。2016年12月底，该标的物被拆除。现捷旅公司认为百井坊巷50号并非拆迁范围，捷旅公司因房屋拆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喜得宝公司赔偿，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捷旅公司与喜得宝公司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究竟是房屋租赁合同性质还是承包经营合同性质。（一）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文义以及内容分析，本案中，双方于2012年5月、2014年4月签订的两份合同名称分别为《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合同》《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文义上包含了租赁和承包经营两种含义；从内容中看，合同开宗明义明确系就承包经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事宜双方签订本合同。2012年5月的合同条款中第一条内容明确了承包经营项目为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甲方拥有房屋所有权及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内的财产所有权”。第二条第三款中明确“乙方按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合法经营”。第六条中还约定，“乙方在支付租赁经营金时，向甲方交纳甲方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上述内容均是为确定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而订立的合同，故该院认为捷旅公司、喜得宝公司签订的合同实质上为承包经营合同性质。（二）从双方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捷旅公司向喜得宝公司缴纳的承包经营金中，同时包含了入驻杭州喜得宝宾馆内其他各租赁户的费用，进一步表明捷旅公司向喜得宝公司缴纳的款项性质为承包经营金并非租金。综上，该院认为捷旅公司、喜得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经向捷旅公司释明，捷旅公司坚持以该案由提起诉讼，故该院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本案、喜得宝公司双方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对协议的内容是明知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捷旅公司与喜得宝公司均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喜得宝公司认为双方系内部承包经营关系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捷旅公司要求喜得宝公司返还拆迁补偿金的理由是否成立。该院认为，依照双方合同之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变动及政府规划搬迁而导致捷旅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的，喜得宝公司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不承担任何因上述原因而导致提前终止合同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本案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已被拆除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故喜得宝集团作为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有权获得拆迁补偿款。捷旅公司、喜得宝公司终止履行合同的过错不在于喜得宝公司，捷旅公司以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主张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捷旅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捷旅公司负担。 捷旅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支持捷旅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喜得宝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捷旅公司要求喜得宝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1200万元的上诉请求问题。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首先，捷旅公司应提交证据来佐证其主张的1200万元拆迁补偿款是如何计算得出的事实，但捷旅公司并没有提交其主张的该1200万元拆迁补偿款是如何计算并得出该请求数额的证据，捷旅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捷旅公司上诉所主张的基础是与喜得宝集团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捷旅公司认为是房屋租赁合同，喜得宝集团认为该合同性质是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从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中看，合同开宗明义明确系就承包经营杭州喜得宝宾馆有限公司事宜双方签订本合同。2012年5月的合同第六条中约定，“捷旅公司在支付租赁经营金时，向喜得宝集团交纳甲方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及住房公积金”。如果是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为喜得宝集团的员工交纳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和住房公积金。再次，从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捷旅公司向喜得宝公司缴纳的承包经营金中，同时包含了入驻杭州喜得宝宾馆内其他各租赁户的费用，表明捷旅公司向喜得宝公司缴纳的款项性质为承包经营金并非租金。则进一步表明捷旅公司与喜得宝集团之间系承包经营合同性质，而非捷旅公司上诉所称系房屋租赁合同性质。故一审法院认为捷旅公司、喜得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房屋租赁合同性质并无不当。现捷旅公司以与喜得宝集团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性质来主张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故该院对捷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捷旅公司负担。 再审中，捷旅公司、百井坊指挥部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喜得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拟证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实；2.杭国土（下）字[2015]003号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3.杭州下城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改[2015]20号文件、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4.百井坊指挥部于2017年1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5.喜得宝宾馆、杭州市凤起中学的外观位置照片，证据2、3、4、5拟证明涉案房屋系因国家征用而拆除。经质证，捷旅公司对证据2、3、4、5的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证据2、3已失去效力，涉案地块现在已作商用，不存在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项目，证据4与事实不符，证据5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1未载明各项补偿明细，不完整，无法确定真实性。百井坊指挥部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项目所涉地块与2009第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涉地块相邻，虽然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项目立项、征收后，政府考虑到商业化问题重新作了规划，但涉案房屋确属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项目范围。 本院认为，证据1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情况，予以认定。证据2、3、4系政府部门形成的书面材料，且能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涉案房屋被纳入杭州市凤起中学扩建项目范围内。捷旅公司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证据5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对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房屋曾被纳入杭州市凤起中学改扩建工程范围内。百井坊指挥部、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喜得宝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涉案房屋的补偿总金额为80081683元。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捷旅公司是否有权获得拆迁补偿费。本案中，捷旅公司认为其系涉案房屋的生产经营者，有权获得涉案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搬迁等拆迁补偿费，故要求喜得宝公司给付部分拆迁补偿费。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土地上单位、个人房屋的征收补偿对象系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喜得宝公司系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对象。虽然《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生产经营者有权向房屋征收部门就停产停业损失部分提出异议，但并未规定除业主外的生产经营者具有直接获得拆迁补偿费的权利。因此，捷旅公司并非拆迁补偿款的法定发放对象。若喜得宝公司和捷旅公司曾就拆迁补偿费的分配问题作出过约定，捷旅公司亦可获得相应请求权。但根据喜得宝公司和捷旅公司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并未就该问题作出过约定。故捷旅公司主张喜得宝公司给付拆迁补偿款，缺乏依据。一、二审法院对其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捷旅公司的再审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97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均由杭州捷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君 审判员 郭杭铵 审判员 李良勇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钟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