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加朝，男，1973年11月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伦，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培仙，女，1969年10月8日生，傣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华，云南律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强，云南律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朱加朝因与被上诉人王培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427民初1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加朝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双方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判令王培仙停止侵权，立即退出水塘宝宝幼儿园的经营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培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第3页倒数第7行至第8行认定：“王培仙于2014年开始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缺乏证据予以证实，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王培仙主张其个人出资设立了漠沙龙树宝睿分园，但却并未就该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分园是其本人出资举办。全案所有的购货单和合法票据上均载明付款方是水塘宝宝幼儿园，并非王培仙个人，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结合全案证据来看，以下几点相结合反而可以证实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系朱加朝本人投资设立。首先，朱加朝已提交证据证实2014年4月2日水塘宝宝幼儿园转让的事实真实存在。经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鉴定证实，2014年4月2日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和《收条》签名处均系王培仙本人右手拇指的指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可以认定指纹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证实该转让协议系王培仙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之，2014年5月15日《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载明变更负责人为朱加朝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实转让行为真实存在。其次，新平县教育局的批复证实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的举办人系朱加朝，且分园的投资举办行为在水塘宝宝幼儿园转让行为发生之后，足以证实朱加朝实际控制并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朱加朝提交的新教复（2015）13号文件清楚的载明，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的举办，系在2015年7月13日才通过新平县教学局审批，且是由朱加朝作为举办人以水塘宝宝幼儿园的名义申请举办的该分园。分园投入建设的行为发生在水塘宝宝幼儿园转让行为之后，而该园属于水塘宝宝幼儿园的分支，故所有以水塘宝宝幼儿园名义支付的举办费用应认为是新的举办人和负责人朱加朝所支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系王培仙于2014年开始出资设立，缺乏证据证实，且与朱加朝提交的证据相冲突，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5行至第7页第1行认定：“本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真相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情况，足以推定双方于2014年4月2日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目的是王培仙转移财产，躲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系无效合同”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适用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原审过程中，朱加朝提交了《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收条》、《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新平县民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转让水塘宝宝幼儿园的事实和王培仙2018年利用新平县民政局系统漏洞领取错误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并拒不配合民政局换证，侵害朱加朝合法权益的事实存在。同时，朱加朝提交了新平县教育局《新教复（2015）13号文件》，证实朱加朝作为举办人获批开办漠沙龙树宝睿分园，以上证据均为书证。但王培仙提交的《假协议签订说明》和《证明书》均为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进行核对，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不能采信，仅有证人刀某和杨某的证人证言用于证实王培仙主张的幼儿园假转让事实，但经当庭质询，二证人并未见过《假转让签订说明》所记载的《转让协议》，并不足以证实本案的《幼儿园转让协议》是假协议。从证明力角度看，书证与证人证言相比，更为客观、真实，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故本案中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朱家朝提交的书面证据证明力远远大于王培仙提交的证人证言，据此认定水塘宝宝幼儿园转让事实真实存在。其次，王培仙的当庭陈述和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不符合事件发展的正常逻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王培仙经原审法院当庭询问，一直否认以签字或按手印的方式签署过《幼儿园转让协议》，但当庭却又提交《假协议签订说明》复印件和刀某等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来证实签署《幼儿园转让协议》一事是为了规避法院执行才进行的假转让,其陈述前后矛盾，明显不符合事件发展的正常逻辑。既然从未签署过“假转让协议”，又何必签署所谓的《假协议签订说明》，而且在签订后还将如此重要的《假协议签订说明》原件遗失。既然双方签署的是“假转让协议”，又为何要将该份协议的原件交由朱家朝保管,种种疑点王培仙均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也没办法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因此，原审判决在王培仙的证据证明力明显较小，且种种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根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双方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目的是王培仙转移财产，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明显存在错误。综上所述，朱家朝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实2014年4月2日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当依法确认其真实合法有效，朱家朝已经充分履行了举证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朱家朝的上诉请求。王培仙辩称，一、一审民事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加朝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中朱加朝持有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其事实依据为：朱加朝与王培仙经人介绍相识，朱加朝一直刻意编制谎言，称已经离婚，与王培仙畅聊离婚原因和办理离婚的各种手续，在得知王培仙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后便向王培仙推销自己，声称其自2012年至今在昆明注册登记了云南卓林教育有限公司，是成人培训学校，教育机构还要扩大培训对象至中小学、幼儿园的英语培训，老师从国外聘请等，让王培仙误解为朱加朝是从事教育的专家。王培仙与朱加朝认识后，朱加朝来新平县水塘镇就会找王培仙并主动询问王培仙离婚的相关事宜，多次提出王培仙与前夫陶某签订的离婚协议对王培仙不利，要求看王培仙的离婚协议并开始对王培仙提出这样那样的保护措施和方法，让王培仙把卡上的存款取出来不要存在银行等等，并向王培仙解释各种原因和理由。自此朱加朝以帮助王培仙防止或减少损失为由来找王培仙，劝说王培仙按照朱加朝的要求同朱加朝于2014年4月2日签订虚假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朱加朝为彻底打消王培仙的怀疑和顾虑，还让水塘宝宝幼儿园副园长刀某、幼儿园会计杨某作证签订《假协议签订说明》及《证明书》，达到形式上让朱加朝参与管理幼儿园的书面表现等。但2014年的一天晚上19时左右，朱加朝又一次来到水塘镇邀约王培仙吃烧烤，但王培仙不愿意前往，朱加朝就来到王培仙的幼儿园，从车里拿了一瓶红酒，花言巧语地让王培仙喝了酒，王培仙和朱加朝边喝边聊，王培仙在喝第二杯少许红酒后就深感到头昏脑胀，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凌晨2点左右王培仙迷迷糊糊醒过来就看见朱加朝在王培仙房间里拷存留电脑Ｕ盘的资料，王培仙还发现自己手拇指上有没有被擦干净的印油颜色，房间里的垃圾箩里存有疑似擦手印的纸团，王培仙还把纸团从垃圾箩里拿出来进行了确认，确实是与王培仙拇指上残留的印油颜色一致，王培仙十分恼火，就大声质问朱加朝要干什么，这时住在王培仙隔壁的副园长刀某听到声音后也赶到王培仙居住地，朱加朝强词夺理地做各种无理解释后，与王培仙争吵到5点左右离开了幼儿园。这就是朱加朝向法庭出具的虚假《收条》的来源，以及《假协议签订说明》和《证明书》原件不翼而飞的原因所在。2、本案中朱加朝持有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其法律依据为：本案中朱加朝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是内容虚假的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系无效协议。首先，朱加朝签字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假协议签订说明》和《证明书》，三份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按照朱加朝自己设计的方式来躲避人民法院查封执行幼儿园，其内容不是王培仙和朱加朝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培仙不存在转让幼儿园的意思和行为表示，朱加朝也没有购买幼儿园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朱加朝持有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是通过欺诈、欺骗手段以貌似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骗取财物等非法目的获取的，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次，从《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假协议签订说明》和《证明书》的记载时间可以明确，当时王培仙和朱加朝双方系恋爱关系，结合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可知，《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和《收条》上王培仙的手印与王培仙的签名不一致，完全与庭审中王培仙的陈述事实相吻合。加之《假协议签订说明》第2条已经确定朱加朝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收条》是朱加朝伪造的，并且通过庭审查明朱加朝的代理人陈述，收据是2014年4月2日出具，但朱加朝支付方式系分别多次支付，其代理人当庭陈述直至2014年6月都还向王培仙支付着，完全不符合生活常理和正常思维逻辑，可见朱加朝根本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给过王培仙，哪有没有收到钱就出具大额收据的道理，实属有违常理。朱加朝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完全与经济往来中正常交易习惯相悖，足以证实和双方根本不存在履行《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最后，王培仙经营的水塘宝宝幼儿园土地性质是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划拨土地在没有获得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之前，该块土地不能在王培仙与朱加朝之间进行转让，否则属于非法转让，不受法律保护，可见《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内容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其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属无效合同。三、案涉水塘宝宝幼儿园和漠沙龙树宝睿幼儿园的实际投资人、管理人和所有权人是王培仙。1、新平县水塘宝宝幼儿园的创建人、出资人、管理人、所有权人均是王培仙，王培仙自2001年开始出资建盖水塘宝宝幼儿园，幼儿园开设以来至今土地使用权类型一直为划拨用地，王培仙对水塘宝宝幼儿园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选址、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建盖、购买相关设施、设备、招聘教师、保安等全部事项都是王培仙亲力亲为，与朱加朝无关。2、王培仙自投资经营幼儿园至今都没有转让幼儿园的意思，相反是把幼儿园的经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扩大办园规模，自己投资在漠沙镇峨得村委会龙树设立了漠沙龙树宝睿幼儿园。通过证人罗某、刀某等证人证言已经足以证实朱加朝的险恶用心，证实了罗某从来没有收到过朱加朝的任何费用，房租都是由王培仙自己支付，在漠沙龙树所有租房及幼儿园开设事宜及投资都是王培仙一人所为。四、朱加朝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朱加朝所主张的诉求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合同纠纷，一个是物权纠纷。朱加朝的上诉请求是确认合同效力，同时又诉请停止侵权，立即退出水塘宝宝幼儿园的经营管理。该上诉请求的前提必须是物权己特定，权属主体无争议。但本案是合同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在本案中合并审理。五、本案中王培仙与前夫陶某于2012年7月份离婚，与朱加朝于2013年初相识，后两人处于恋爱特殊关系，王培仙于2014年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后变更为新平县水塘镇宝宝幼儿园峨德分园。朱加朝企图骗取王培仙财产露出破绽，导致恋爱感情出现裂痕，朱加朝因严重侵犯王培仙的人身权利构成犯罪已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现正在服刑。在本案中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朱加朝仅凭一个虚假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和明显不符合逻辑关系的《收据》而提出上诉，是与本案的案件事实完全不符的无理诉请，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六、一审民事判决以王培仙未提出反诉而不予支持其垫付的鉴定费13800元由朱加朝承担，此认定及处理存在错误。依法在二审时应给予纠正处理。1、从程序上看，司法鉴定结果作为本案的关键证据，其形成是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而不在形成于本案的举证时效范围内，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反诉提出的时间规定。2、从实体上看，司法鉴定的鉴定费收取主体不是本案的一方当事人，且该司法鉴定的鉴定费支付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不同，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反诉的条件。势必造成当事人的诉累。3、本案中之所以会发生司法鉴定，是在一审法庭征求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告知了相关法律风险的前提下，由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进行鉴定的，且鉴定结果已经明确证实了朱加朝造假的事实，朱加朝于情于理于法应当承担因本案所发生的鉴定费。在王培仙实际垫付鉴定费后，依法应判决由朱加朝承担本案发生的鉴定费。综上所述，朱加朝以帮助王培仙维护财产权益及恋爱为名，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来骗取王培仙的合法财产，请人民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护王培仙的合法权益，驳回朱加朝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中不排除朱加朝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请人民法院一并审查查明后追究朱加朝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制裁。朱加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双方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王培仙停止侵权，立即退出水塘宝宝幼儿园的经营管理；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培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培仙于2001年开始出资建盖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水塘宝宝幼儿园的房屋，土地使用面积为6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用地。王培仙于2001年9月在原水塘镇邮电所内开办水塘学前班，于2012年7月24日将水塘学前班升格为幼儿园，成立了民办幼儿园即水塘镇宝宝幼儿园，后搬至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的房屋继续办园。王培仙与前夫于2012年7月份离婚。双方于2013年年初认识，认识后自由恋爱。朱加朝提交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有效期为2014年5月15日至2017年5月15日），载明水塘镇宝宝幼儿园更名为水塘宝宝幼儿园，校长王培仙更名为朱加朝。王培仙于2014年开始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后变更名称为新平县水塘镇宝宝幼儿园峨德分园。水塘宝宝幼儿园的校长于2017年5月变更为王培仙，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6月变更为王培仙。朱加朝以双方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王培仙已把水塘宝宝幼儿园转让给朱加朝，转让范围包括了建筑面积为860平方米的房屋、场地装饰、设备、桌子等所有财产及办园所有权证件、证书等，转让金额为30万元为由，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要求王培仙停止侵权，退出对水塘宝宝幼儿园的经营管理。王培仙于2018年12月1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朱加朝提交的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收条》中王培仙的签名及手印是否是王培仙本人签字及手印进行同一性鉴定。经委托，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20日出具（云）利司鉴所（2019）鉴字第36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1、2014年4月2日《幼儿园转让协议书》上甲方：“王培仙”的笔迹与样本上“王培仙”的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2014年4月2日《收条》上收款人：“王培仙”的笔迹与样本上“王培仙”的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云）利司所（2019）鉴字第370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1、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日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第二页落款中甲方“王培仙”签名处的指纹印痕是王培仙的右手拇指所留；2、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日的《收条》落款中收款人“王培仙”签名处的指纹印痕是王培仙的右手拇指所留。”王培仙提交的《假协议签订说明》复印件载明“因王培仙与前夫陶文祥离婚的事，我朱加朝听王培仙把事情叙述之后，为了避免陶文祥分割受害者王培仙辛苦创办多年的幼儿园，本人朱加朝，身份证号码：5301131973××××××××，联系电话：188××××9936，叫王培仙和我朱加朝做假转让幼儿园及法人，并在证明人面前签订假协议说明。1、转让协议是假的。2、王培仙没有收过朱加朝的转让钱，朱加朝没有付王培仙转让钱。3、假转让协议证明人有，幼儿园负责人王培仙，身份证号码：5304271969××××××××，幼儿园副园长刀某，身份证号码：5304271985××××××××，幼儿园出纳兼会计杨某，身份证号码：5327241984××××××××。假协议方签字人：朱加朝，幼儿园副园长证明人：刀某，幼儿园会计证明人：杨某，2014年5月23日。”王陪仙提交的《证明书》复印件载明：“王陪仙因为躲避法院执行封闭幼儿园，特请朱加朝帮忙签订转让幼儿园假协议书。双方签字：朱加朝、王培仙，证明人：刀某，2014年5月23日。”上述事实，有朱加朝提交的二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新平县教育局关于水塘宝宝幼儿园举办分园的批复》复印件、一份《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新平县民政局出具的查档结果、一份新平县民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王培仙提交的二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关于同意开办“新星幼儿园”等5所民办幼儿学校的批复》复印件、一份《证明》、一份《申请》复印件、一份《关于新平县水塘镇民办宝宝幼儿园的开办说明》、一份《新平水塘宝宝幼儿园关于补办园审批手续的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新平县民办幼儿园审批表》复印件、一份《新国用（2004）第070002号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一份《假协议签订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书》复印件、二份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租房协议书》、一份调查笔录、一份《购房协议书》、一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以及新平县公安局对刀某、杨某所做的询问笔录，证人刀某、杨某当庭陈述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朱加朝向法庭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日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收条》上有王培仙的手印但是王培仙的签名与本人的签名不一致。王培仙提出朱加朝没有向其支付转让金30万元的辩解后，朱加朝针对其主张已向王培仙支付转让金30万元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朱加朝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出资开办了新平县水塘镇宝宝幼儿园峨德分园（原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王培仙提交的《假协议书签订说明》、《证明书》系复印件，但是其申请证明人刀某、杨某出庭作证证实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水塘宝宝幼儿园自成立以来一直由王培仙进行管理。本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情况,足以推定双方于2014年4月2日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目的是王培仙转移财产，躲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故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系无效合同，朱加朝要求确认与王培仙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要求王培仙停止侵权，退出对水塘宝宝幼儿园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培仙提出鉴定费13800元由朱加朝负担，但其未提出反诉请求，故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加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交纳50元，由原告朱加朝负担。”二审中，朱加朝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第3页第2自然段第11行至第12行“王培仙于2014年开始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有异议，应为“朱加朝于2014年开始出资设立漠沙龙树宝睿分园”。2、对第4页第19行至第24行“王培仙提交的《假协议签订说明》复印件载明：因王培仙与前夫陶文祥离婚的事，我朱加朝听王培仙把事情叙述之后，为了避免陶文祥分割受害者王培仙辛苦创办多年的幼儿园，本人朱加朝，身份证号码：5301131973××××××××，联系电话：188××××9936，叫王培仙和我朱加朝做假转让幼儿园及法人，并在证明人面前签订假协议说明”有异议，不能以复印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对第5页第7行至第10行“王陪仙提交的《证明书》复印件载明：王陪仙因为躲避法院执行封闭幼儿园，特请朱加朝帮忙签订转让幼儿园假协议书。双方签字：朱加朝、王培仙，证明人：刀某，2014年5月23日”有异议，不能以复印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朱加朝提出的异议，无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再重新认定。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签订过《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及《收条》，朱加朝对是否实际支付转让金30万元及怎样支付没有提交其他支付的证据证实，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出资开办了新平县水塘镇宝宝幼儿园峨德分园（原漠沙龙树宝睿分园）。王培仙提交的《假协议书签订说明》、《证明书》其已申请证明人刀某、杨某出庭证明。根据水塘宝宝幼儿园是王培仙开办，自成立以来一直由王培仙进行管理的事实，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朱加朝要求确认与王培仙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及王培仙停止侵权，退出对水塘宝宝幼儿园管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其他以一审法院认定为准，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加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加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刘 惠审判员 方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冯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