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998号原告：郑某1，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冬冬，北京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花，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祁某1，男，198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车辆管理所民警，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郑某2，女，2003年2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祁某2（系被告郑某2之母，兼被告郑某2的法定代理人），女，198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张某，女，195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祁某3，男，195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丰台区南苑办事处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5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曼，北京天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某1与被告祁某1、被告郑某2、被告祁某2、被告张某、被告祁某3（以上5名被告以下简称五被告）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冬冬及冯慧花、五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大有庄西广德安置小区6号楼1单元11层1102号房屋（以下简称1102室）归郑某1所有，并要求祁某2、郑某2协助腾退该房屋；2.判令五被告连带支付郑某1拆迁补偿款共计185573.46元（系张某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中所获得补偿款金额的五分之一及祁某2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所获补偿款金额的二分之一的二者之和）；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郑某1与祁某2原系夫妻，二人婚后育有一女郑某2；张某系祁某2的母亲，祁某1系祁某2的胞弟；郑某1与祁某2于2001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二人于2015年1月8日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2011年2月，郑某1与祁某2、杨艳荣、祁某1、郑某2的户口所在地及居住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西广德广德庄三条8号院（以下简称8号院）以及所在村集体给郑某1、祁某2二人特批的困难户周转房因政府拆迁，祁某2、张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房屋定向安置协议》等所有拆迁相关文件，根据拆迁政策所有被拆迁人共计分得3套二居室、1套一居室，另各项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均由祁某2、张某领取；根据当地拆迁政策，郑某1作为被拆迁人可享有相关拆迁利益，郑某1多次与祁某2等人协商要求分割拆迁利益，但双方就此未能达成一致。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郑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五被告共同辩称，不同意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驳回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意见如下。第一，郑某1并非周转房的安置对象，郑某1并没有周转房的居住权；郑某1在以前诉讼的庭审中一直陈述，涉案房屋系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西广德庄村委会（以下简西广德村委会）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双方暂时居住周转房的拆迁所得，但郑某1并未提交任何关于该房屋取得拆迁利益的证据，相反，在郑某1所提交的证据“西广德村委会通知”中，第一条明确规定：“村里暂时给盖1至2间房，每间房约20平米及院，房产归村”，该约定明确表示房产归村里，试问，两间“产权归村”房屋的拆迁利益怎么会给个人；更何况郑某1连该2间周转房的居住权都没有；事实上，在当初，经祁某2申请，西广德村委会给祁某2和郑某2母女俩安排了2间周转房，但根据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西广德村委会应祁某2的申请，给祁某2和郑某2安排周转房居住，是因为祁某2及郑某2系本村农业户口，当时郑某1的户口还未迁入祁某2家庭，并非因为郑某1与祁某2同住，所以该周转房并非分配给郑某1居住使用。第二，上述2间周转房在拆迁时并不存在拆迁利益，祁某2并未因此取得任何拆迁利益，郑某1亦未举证证明五被告因该周转房取得相关利益。第三，8号院系张某夫妇所有，郑某1无任何份额，无权要求分割；8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张某名下，地上所建全部房屋均为张某、祁某3夫妇共同出资出力建设，祁某2、郑某1、祁某1并未出资出力；8号院在拆迁时之所以登记在祁某2名下28.01平米是出于将8号院的拆迁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并非真的由祁某2的份额，张某夫妇为了避免自家拆迁利益流失，在拆迁后不久就写下声明，声明赠与给祁某2的28.01平方米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含拆迁款及周转房）均系赠与祁某2一人所有；如果郑某1总因为张某、祁某3夫妇给祁某2个人的赠与行为缠诉不休，张某、祁某3夫妇再次郑重表示保留向祁某2撤回赠与的权利，并要求祁某2返还涉案房屋。第四，祁某1、郑某2并非被拆迁人，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请求法庭驳回郑某1对该祁某1、郑某2的起诉。第五，五被告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郑某1认为周转房及8号院应当有其份额，应当出示其对周转房及8号院出资出力建设的证据，而非调取8号院的拆迁档案，如果郑某1不能举证证明其出资出力建设8号院，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六，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明，产权不清晰，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第七，张某、祁某3夫妇已将涉案房屋进行装修，且涉案房屋一直由祁某2、郑某2实际居住，如果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郑某1所有，对祁某2、郑某2不公平，造成祁某2、郑某2无处居住、无家可归，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分析，诉争房屋不能判归郑某1所有。第八，假设拆迁利益中有郑某1的份额，由于郑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应当不分给郑某1财产；首先，导致郑某1与祁某2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郑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祁某2实施家庭暴力，郑某1还曾因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而给祁某2写下保证书，认可自己的暴力行为，五被告出示的证据显示，因郑某1的暴力行为郑某1、祁某2在2011年就已分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存在需要分割的财产，应当对郑某1不分财产；其次，祁某2在离婚后一人独自带着婚生女郑某2生活十分艰辛，现在郑某2正在读高中，学费补习费等费用很高，二人离婚时，法院判决郑某1每月支付抚养费只有700元，但就是这区区700元的抚养费，郑某1自2017年9月起就停止向郑某2支付了，至今郑某1也拒绝执行郑某2要求增加抚养费的生效判决书，因此，足以认定祁某2属于生活困难一方，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对女方及照顾子女一方予以照顾，如果存在郑某1、祁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不分给郑某1。第九，对于郑某1的第2项要求补偿款的诉讼请求，由于祁某2并未获得185573.46元补偿款之多，郑某1对于该部分诉请的计算方法完全错误，且所有补偿款均系8号院拆迁所得，均系张某夫妇的财产，郑某1无权要求分割。第十，祁某2、郑某2不同意郑某1要求腾退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因为该住房是祁某2、郑某2的唯一住房，如果判归郑某1所有将导致祁某2、郑某2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从保护未成年人及生活困难妇女的角度考虑，该房屋不能判归郑某1所有；另外，在入住前花费100000元将该房屋装修，如果将涉案房屋判归郑某1所有，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综上所述，8号院的拆迁利益均为张某、祁某3夫妇所有，郑某1无任何份额，无权要求分割，且在该房屋产权证明尚未办理的情况下，请求法庭驳回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某与祁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祁某2、祁某12名子女；郑某1与祁某2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于2003年2月6日生育一女郑某2；2014年，祁某2将郑某1诉至本院，要求判决其与郑某1离婚，并处理子女抚养事宜；郑某1在审理时答辩称：“……婚后，我们在祁某2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西广德三条8号（以下简称：8号院）的房屋处居住生活，此8号院新建房屋时，我也出了一些钱，现在8号院已经拆迁了，我认为拆迁利益中有我们夫妻的份额应予分割”；在该案2014年12月1日的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双方当事人答复称：“问：现在双方分居了吗？祁某2：分居3、4年了，从2010年、2011年，我去娘家居住，郑某1去单位居住了。郑某1：……我们是因为居住不方便才分开居住的。祁某2：当时郑某1租住了1套房子供我们三人居住，但是郑某1打了我，所以就没有在一起居住”、“问：郑某1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有什么？郑某1：因为拆迁前郑某1居住在这个村里，有郑某1的拆迁利益，郑某1的利益也应该在家庭里”、“问：三条8号的房子，婚后有新建和翻建么？祁某2：有，是我父母出资建造的，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接的廊子”、“问：双方婚后居住在哪？祁某2：当时村里给了两间公房。郑某1：当时结婚后居住在三条8号五六年，后来村里给的公房，就去公房居住了”、“问：当时建造房屋的时候原、被告是居住在三条8号还是在周转房？祁某2：周转房是2005年、2006年租下来的，当时周转房给两个人，是我和我的女儿，郑某1的户口是2006年12月才转过来的，实际上周转房也没有郑某1的份额”、“问：双方在三条8号居住了多少时间？郑某1：2002年到2005年”、“问：三条8号房屋新建的时候，你们出资出力了么？郑某1：出了一小部分钱。没有出力。问：出钱是怎么出的？郑某1：是我给的，给的祁某2的母亲，当时出了几百元。问：给的什么钱，什么时间给的钱？郑某1：忘记了，就是快建完了的时候给的。问：是怎么给的？郑某1：给的现金。问：祁某2对郑某1陈述（的意见）？祁某2：我不清楚这个事情，这个房屋都是我父母的，我们当时在这个房屋居住是白吃白住的”，郑某1在法庭辩论时称：“……这么多年来，祁某2没有工作，都是郑某1养这个家。希望祁某2可以考虑一下”；本院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1249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祁某2与郑某1婚后初期感情尚好，但近年来，二人因家庭生活琐事经常发生矛盾，并于2011年已开始分居生活……本案在审理中，郑某1就其辩称8号院房屋拆迁利益中有其与祁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的主张，除陈述外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且郑某1、祁某2均表示8号院房屋涉及祁某2母亲张某的财产权益”，认定：“……关于郑某1辩称8号院拆迁利益中有属于其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的主张，因涉及案外人张某的利益，应另行解决”，判决：“一、准予原告祁某2与被告郑某1离婚；二、婚生女郑某2由原告祁某2抚养，被告郑某1每月给付祁某2抚养费七百元，直至郑某2年满十八周岁时至（自二〇一五年一月起，于每月二十日前履行）；三、驳回原告祁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该离婚判决于2015年1月24日生效。为证明郑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祁某2实施家庭暴力，祁某2提交郑某1在2010年3月5日出具的《保证书》（载明“保证不会再出现家庭暴力”等措辞）。2015年，郑某1将祁某2以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由的诉至本院，要求判决1102室归郑某1居住、所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115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之后，郑某1再次将祁某2以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决1102室归郑某1居住、使用；本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178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房屋现未办理产权证明且可能涉及案外人利益，本案不宜处理”，判决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现已生效。8号院在2011年年初被拆迁，拆迁时对8号院进行分户，即拆迁档案中所存档《关于张某祁某2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其家庭情况，该院落分为祁某2（合法占地为28.01平方米）和张某（合法占地为229.59平方米）两户”，由祁某2、张某分别与拆迁人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拆迁安置购房协议》。根据祁某2所签订上述协议，祁某2在拆迁范围内有1套宅院位于西广德广德庄三条8号，宅基地面积为28.01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8.01平方米，应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53609元（含区位补偿价6050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8112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42015元、其他补偿费32980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60823元（含搬家补助费42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安置奖励8403元），合计214432元，再加上周转费75000元，合计289432元；祁某2选购回迁安置房1套，施工栋号为“大有庄、西广德安置房小区（暂用名）6号楼1单元11层1102号，即诉争1102室，该房屋的预测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137116元；扣除上述购房款后，剩余拆迁补偿款为152316元。根据张某所签订上述拆迁协议，张某在拆迁范围内有1套宅院位于西广德广德庄三条8号，宅基地面积为229.5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29.59平方米，应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997928元（含区位补偿价49591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27629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344385元、其他补偿费30000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124321元（含搬家补助费344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安置奖励费68877元），合计1122249元，再加上周转费172193元，合计1294442元；张某选购安置房3套，分别为“大有庄、西广德安置房小区（暂用名）4号楼2单元5层502号”（预测建筑面积为87.06平方米，购房价款为225365元）、“大有庄、西广德安置房小区（暂用名）6号楼1单元11层1103号”（预测建筑面积为79.82平方米，购房价款为214716元）、“大有庄、西广德安置房小区（暂用名）10号楼2单元7层701号”（预测建筑面积为79.82平方米，购房价款为205137元）；扣除上述安置房购房款后，剩余拆迁补偿款为649224元。拆迁档案中所存档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等显示，8号院内建有5处房屋，包括3排北房（每排北房均为4间），编号1、3、4，在自北向南数第1排北房东侧建有1间房屋（编号2），在自北向南数第3排北房东侧建有1间房屋（编号5），针对上述3排北房（编号1、3、4）补偿了房屋重置成新价，未对其他2处房屋（编号2、5）进行补偿（无论是房屋重新成新价项目还是院外房补偿项目，均未补偿，平面图载明“院外②、⑤不足7m2”）。通过审查8号院的拆迁档案可以认定，没有针对村内2间周转房给予被拆迁人补偿。拆迁档案中还存档有《南海子郊野公园项目旧宫地区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宣传手册》，其中所附《南海子郊野公园项目旧宫地区规划范围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载明：“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准建证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准。不能提供有效证件的，合法建筑面积按合法宅基地面积的75%给予认定。合法宅基地面积大于150平方米小于200平方米的，合法建筑面积按150平方米确认。合法宅基地面积小于150平方米的，合法建筑面积按实际建筑面积确认”、“房屋安置，先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计算出补偿价款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然后被拆迁人按相关规定选定安置房，并签订购房协议”、“以确定的被拆迁的合法建筑面积为选择定向安置房面积的基数”、“搬家补助费依据合法建筑面积计算，标准为每平方米15元”；通过审查拆迁政策可以认定，没有按户籍人数、居住人数等确定的补偿项目。另查，至本案审理时，祁某2、张某所选购4套安置房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祁某2所选购1102室现由祁某2、郑某2居住使用，张某所选购3套安置房由张某等控制使用；对于8号院拆迁分户情况，五被告陈述称系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才进行的分户；对此郑某1不予认可，认为拆迁时分户系大家庭内部的分家行为。就分户的性质一节，五被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由张某、祁某3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张某、祁某3共同拥有8号院院落1套，因女儿一直无住所，故在该院落拆迁时，共同决定将8号院中的28.01平方米赠送给女儿祁某21人，因该28.01平方米产生的拆迁款及拆迁房屋均归女儿祁某21人所有，其他人无权分割。2005年，用房人祁某2与西广德村委会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查祁某2同志确实住房非常困难，居住的现状为：三口人暂住娘家，娘家四世同堂，有时外出租房，娘家不愿收留，摩擦多。根据这一情况，经党支部、村委会研究，认为确实应该暂时给她解决住房问题，按照困难户的标准，我村同意暂给两间居住，具体要求如下：一、给房后必须本人到这里长期居住……二、此房为大队为困难户解决的周转房，其产权归西广德所有……”。关于2间村内周转房及8号院内建房、翻建等情况，在本院首次进行询问时，郑某1陈述称：“（2间）周转房当时是村里建造的，给我们居住的，但是在2间周转房之外自己还建造了1个厨房和1间小房子，拆迁的时候厨房和这间小房子应该包含在拆迁范围之内”，祁某2等则陈述称：“当时村里是为了祁某2和郑某2的户口给了2间周转房居住”；在本院第2次进行询问时，郑某1陈述称：“结婚的时候就有房子，具体谁建造的不清楚，有加建的地方，全家人都出力了，郑某1和祁某2的工资都交到张某那，具体花多少钱郑某1也不知道”、“结婚的时候只有南边1排房子，结婚后一共建了两次，第1次建了廊子，后来拆了廊子建了北边两排房子，时间记不清了”，祁某2等则陈述称：“房屋是1984年张某夫妇申请建设的，后来祁某2夫妇分了两间周转房后就搬出8号院了，搬出去之前也有在外租房居住的情况。张某夫妇就是封了廊子，孩子们都没有出钱出力。在离婚诉讼中郑某1都认可祁某2没有工作，在家住的时候也是白吃白住，所以家里才有的矛盾。拆迁不包括那2间周转房，周转房产权归村里的”；在庭审时，郑某1陈述称：“编号3、4、5（法院注：系自北向南数第2排、第3排北房，以及自北向南数第3排北房东侧的1间房屋）是由郑某1参与新建的房屋。在之前的问话中，郑某1提到的在周转房之外建造了厨房和1间小房子，但是拆迁的时候在拆迁档案中没有显示，正常来说，拆迁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4套回迁安置房的，因为在2间周转房外面建造的2间房屋，所以最终获得了4套安置房”，五被告则陈述称：“1983年申请的宅基地，1984年建造北正房4间、东厢房2间（其中含1间门廊）、西厢房1大间。2001年祁某2结婚之前修建了南房4间，北正房接了廊子，（建了）西厢房一大间，东厢房一大间。2005年祁某2和郑某2申请了周转房，就不在8号院内居住。2006年，张某夫妇找了工程队，把东西厢房和南房拆了，建了两排房屋，每排4间，就是编号3、4、5（号房屋），5号是锅炉房，（面积）很小，没有算钱。2号也是锅炉房，拆迁的时候也没有算钱”。本院认为，分家析产是指一个较大的家庭根据分家协议而分成几个较小的家庭，同时对共有的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确定各个家庭成员的财产份额的行为；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换言之，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财产的形成，以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要求分割的是8号院的拆迁利益（含回迁安置房和剩余拆迁补偿款），而上述拆迁利益来源于8号院，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郑某1是否系8号院拆迁利益的共有人，对此，郑某1应负举证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拆迁政策角度看，区别于在部分市区拆迁中，以考虑被安置人员为基础，在大兴区所普遍实施的拆迁政策中，拆迁补偿、补助款项（包含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周转费、工程配合奖等）及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与被拆迁宅院的合法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评估价等因素有关，而与被拆迁院落的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构成情况无关；当然，在大兴区的部分拆迁中，也有考虑户籍人口等因素的情况，例如建设大兴国际机场所涉部分拆迁中，给予被拆迁人选择是按照被拆迁院落情况还是按照户籍情况进行拆迁的权利；但是，具体至本案涉南海子郊野公园项目旧宫地区住宅房屋拆迁，通过审查各项拆迁文件可以确定，被拆迁人系指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不存在按照户籍人数、居住人数、困难家庭人口数等所谓人头费给予补偿的情况，甚至具体到搬家补助费，亦是按照房屋面积给予补偿，而不是按照需要搬家的人员数进行补偿（当然，郑某1、祁某2在拆迁时亦不居住在8号院）；据此，郑某1不能仅基于其户籍住址位于8号院而获得拆迁利益。第二，从村内2间周转房及周边设施是否获得拆迁利益角度看，抛开2间周转房是分给祁某2、郑某1、郑某23人居住，还是分给祁某2、郑某22人居住这一分歧，祁某2与西广德村委会所签订《协议书》清晰载明2间周转房的产权归西广德村委会所有，且通过审查拆迁档案可以确定，在本次拆迁过程中，未针对2间周转房及周边设施（郑某1主张建造了1个厨房、1间小房子）给予补偿；据此，郑某1基于其系2间周转房的居住人及周边设施的建造人要求获得拆迁利益无事实依据。第三，从对8号院内房屋的贡献角度看，在离婚诉讼时，郑某1主张：“出了一小部分钱。没有出力”、“（钱）是我给的，给的祁某2的母亲，当时出了几百元”、“就是快建完了的时候给的（钱）”、“给的现金”、“……这么多年来，祁某2没有工作，都是郑某1养这个家”，但是在本案审理时，却又主张：“郑某1和祁某2的工资都交到张某那，具体花多少钱郑某1也不知道”，即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却未给予合理解释；区别于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农村劳动者普遍在生产队（村集体）挣工分或参与集体劳动，收入一般由家里长辈掌握的情况，郑某1、祁某2系在2001年10月结婚，除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比如说系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经营，否则不能认定小家庭收入与大家庭收入混同，且郑某1先前陈述祁某2没有工作，之后又陈述郑某1、祁某2的工资都交到张某那里，存在不一致；而且，即使郑某1在离婚诉讼中的主张成立，即在房屋快建完的时候给了张某几百元，在郑某1明确其并未出力的情况下，一般应将该款项认定为亲属之间的帮助行为（赠与）或房屋建成时的祝贺行为，而不是集资建房行为；据此，因郑某1举证不充分，且陈述存在矛盾，故对其系8号院内被拆迁房屋共有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第四，从拆迁时分户，即由张某、祁某2分别签订各项拆迁协议效力看，司法实践中，除非家庭成员在拆迁时明确签订分家单（分家协议）或有其他证据佐证，否则不能将拆迁分户认定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家析产行为；再结合本次拆迁政策，对宅基地在150平方米内外规定了不同的合法建筑面积确定标准，且每多签订1份拆迁协议，至少将多获得50000元拆迁配合奖，据此，五被告所主张系为了多获得拆迁利益才进行分户的主张成立；而且，拆迁发生在2011年，根据生效离婚判决书所作认定，此时郑某1、祁某2已经分居，即双方已经产生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即使将拆迁分户认定为系张某、祁某3对祁某2赠与相关拆迁利益，五被告所主张系对祁某21人赠与的主张亦成立。综上所述，郑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拆迁利益的共有人，其要求分割拆迁利益，即取得1102室及相应拆迁补偿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需指出，因本院已作出上述认定，故1102室在本案审理时是否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非本案审理障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40元，由郑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