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7民终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立全，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佳艺（曾用名李梅），女，198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甲，女，200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法定代理人：李佳艺，女，系王某甲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乙，男，200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法定代理人：李佳艺，女，系王某乙母亲。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嫄蜀，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甘立全与原审被告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2013）通川民初字第184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川1702民监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该院再审。该院再审后作出（2019）川1702民再6号民事判决。甘立全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立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被上诉人李佳艺和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嫄蜀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甘立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判决李佳艺向甘立全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从2012年2月2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约定利率4%不具有“高度盖然性”属事实认定错误。1、甘立全并没有否认潘军成在2012年5月代王守春支付的4万元利息。2、潘军成在原审和再审中有关王守春支付利息的陈述并不矛盾。3、甘立全提交的视听资料（潘成军对王守海、王守清、王守洪、张仕荣的录音）尽管没有直接证明力，但与证人潘军成的证言相结合形成了证据链，（2012）达南调字第38号调解协议书表明王守春欠粟仪权借款也是口头约定利息。4、李佳艺的代理人在庭审中已自认潘成军代王守春支付8万元利息，已构成对案件事实的自认。5、李佳艺在原审判决生效后6年未提出异议，印证了借款约定了利息的事实。（二）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一审判决引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释，适用法律错误。2、即便无证据证明借款约定了利息，而本案无证据证明具体借款期限，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的规定，借款期限应于甘立全起诉时，即2013年5月10日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超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从2013年5月10日起，李佳艺应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一审判决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适用法律错误。甘立全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万元；2,判决三被告向原告自2012年2月23日至付清为止按月息4分支付利息；3,判决三被告全部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2日，被告李梅之夫王守春（已于2012年6月5日去世）因资金周转困难，便向原告提出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4分，并出具了书面《借条》，载明：“今借到甘立权人民币现金小写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借款后，王守春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12月23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间的利息8万元，但本金未予偿还。2001年12月11日，被告李梅与王守春登记结婚。被告王某甲、王某乙系双方婚生子。2012年6月5日，王守春因病去世。被告李梅、王某甲、王某乙为王守春的合法继承人。该院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王守春向其借款100万元，提供了《借条》原件和工行卡存转款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该院对原告举证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李梅与王守春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被告李梅应当承担清偿的责任。被告王某甲、王某乙系合法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的规定，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应在继承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的责任。另原告主张按双方口头约定的月息4分支付利息，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乂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故对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被告李梅未到庭应诉，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一、被告李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甘立全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利息。（资金利息从2011年12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时止，其中应扣减已经支付的利息8万元）；二、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在继承王守春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的责任。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12月11日，李佳艺与王守春登记结婚，王某甲、王某乙系双方婚生子女。2011年12月22日，受甘立全委托，鲁华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迗州分行4340********7897账户向王守春转账70万元。同日，甘立全在其中国工商银行6222********1730账户取款30万元现金支付给王守春。之后王守春在其位于达州市通川区凤凰山家中向甘立全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甘立权人民币现金小写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此据借款人：王守春，2011年12月22日。”2012年6月5日，王守春因病去世。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系王守春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证人潘军成再审庭审时陈述：潘军成系王守春生前的司机，2011年12月，王守春在甘立全处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月息4分，后王守春在其位于凤凰山的家中向甘立全出具了借条；2012年3月潘军成代王守春向甘立全支付了2个月利息8万元、2012年5月支付了利息4万元。甘立全对潘军成2012年5月支付了利息4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质证意见是：证人潘军成与李佳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是王守春的司机，不是公司财务人员，没有作证资格，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没有证明力，且再审中证人潘军成关于利息的证言与原审证词不一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潘军成也是听王守春口头说的，是传来证据，又系孤证，所以不能证实有约定利息的事实。证人鲁华再审庭审时陈述：2011年11月22日受甘立全委托向王守春转款70万元。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认为鲁华与王守春曾有合作关系，鲁华转给王守春的70万元可能系合作项目的资金，但未能提供确凿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再审还查明，证人潘军成与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因民间借贷纠纷于2014年4月1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再审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借条上的“甘立权”是否与本案原审原告甘立全系同一人，即甘立全是否系适格的原告；二、本案借款本金金额；三、借贷双方是否就本案借款约定利息；四、本案借款是否应当认定为王守春、李佳艺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借条上“甘立权”是否与本案原审原告甘立全系同一人，即甘立全是否是适格的原告。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审原告甘立全起诉的主要证据是王守春出具的借条，借条中记载的债权人为“甘立权”，其中“权”字与原审原告姓名“甘立全”中的“全”字同音，不排除在书写时有误写的情形，且该债权凭证为甘立全所持有。原审被告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虽对甘立全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但未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同时有证人潘军成证实此借条是王守春在其位于凤凰山的家中向原审原告甘立全出具的，借条上的“甘立权”就是原审原告甘立全。故原审原告甘立全主体身份适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关于本案借款本金金额。庭审中，鲁华陈述其与甘立全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受甘立全委托转款给王守春的，有鲁华转账给王守春的银行流水交易记录佐证，证明鲁华2011年12月22已将70万元转入王守春账户，故能认定甘立全委托鲁华向王守春转款的事实成立，即鲁华2011年12月22转给王守春的70万元系甘立全出借给王守春的借款。同时，甘立全借给王守春30万元现金有甘立全2011年12月22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22********1730取款30万元现金记录相印证。前述两笔，与王守春出具的借条金额相吻合。故，能认定甘立全出借给王守春的借款金额应为100万元。原审被告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辩称借条上载明是现金100万，而原审原告陈述的是转账70万元和现金30万元，鲁华转账是与王守春存在其他合伙纠纷等，与再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辩称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借款金额100万元，事实清楚。三、关于借贷双方是否就本案借款约定利息。该院认为，潘军成虽和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曾因民间借贷纠纷产生过诉讼，双方可能存在矛盾，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所以原审被告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提出的证人潘军成系本案利害关系人、不能出庭作证的意见不予采纳。甘立全主张其与王守春约定本案借款利息为月息4%的事实，仅有甘立全陈述和证人潘军成的证言，且证人潘军成原审和再审庭审中关于利息给付情况的证言前后不一致。虽然证人潘军成又提供了其与王守清、张仕荣、王守鸿和王守海的电话录音，甘立全提供了原达县南外镇调解委员会（2012）达南调字第38号调解书，但录音和调解书里均未载明本案借款约定利息的相关事实，也不能据此推定王守春与甘立全之间对该笔借款约定了月利息4%的事实。潘军成的证言，除甘立全本人认可外，又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原审被告李佳艺、王某甲、王某乙对其证言证明的事实均予以了否认，其证言不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不予采信。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贷双方对本案借款约定了月利息4%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有无利率发生争议的，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本案中王守春向甘立全的借款利息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判决原审被告李梅支付从2011年12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利息，适用法律不当。四、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应当认定为王守春、李佳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被告李佳艺虽提供了其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证明材料，但未能证明甘立全与王守春、李佳艺约定该笔债务为王守春个人债务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规定，本案借款应当认定为李佳艺和王守春的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原审被告李佳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王某甲、王某乙系王守春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的规定，原审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应在继承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的责任。故原审判决原审被告李佳艺偿还借款本息及王某甲、王某乙在继承王守春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的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3）通川民初字第18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在继承王守春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的责任”；二、撤销(2013）通川民初字第18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李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甘立全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利息。（资金利息从2011年12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时止，其中应扣减已经支付的利息8万元）；三、原审被告李佳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甘立全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从2011年12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时止，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1900元，由李佳艺、王某乙、王某甲负担。本院二审中，上诉人甘立全向本院提交了通川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的（2013）通川民初字第2247号民事判决，该案是原告王守茂起诉被告李梅、王某甲、王某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欲证明本案同该案一样是口头约定的利息。被上诉人李佳艺的质证意见是，该案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该案也提起申诉。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李佳艺向本院提交了通川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的（2014）通川执字第311-9号执行裁定，该裁定是（2013）通川民初字第224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文书，欲证明李佳艺还的是本金而不是利息。上诉人甘立全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且李佳艺对利息没有提出过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甘立全在起诉状中陈述王守春向其支付了2011年12月23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间的利息8万元。一审原审时，证人潘军成陈述其代王守春向甘立全给付了两次4万元利息，共8万元。一审再审时，陈述其于2012年5月代王守春向甘立全另支付了利息4万元，上诉人未予否认，也未予承认。一审原审，被上诉人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一审再审中，被上诉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权限为一般代理，该代理人并未认可潘军成代王守春支付8万元利息的事实，仅陈述潘军成陈述的该事实是传来证据，系孤证，不能证实约定有利息。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2、一审认定本案借款逾期利率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其应当举证责任。其提交的借条仅载明了借款本金，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而该借条系王守春生前留下的书证，其证明力强。上诉人称口头约定了月息4分的利息，但王守春在其起诉前已去世，该述称已无从核实。潘军成的证人证言，属言辞证据，可塑性强，一审原审和一审再审中存在前后不一致，其证明力弱，因此潘军成的证言不能推翻王守春生前留下的书证。王守春生前与案外人就其他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与本案是否约定了利息不具有逻辑关系，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其他拟证明口头约定利息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了自认，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一审认定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并无不当，上诉人此项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一审认定本案借款逾期利率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对本案借款逾期利率的认定，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一审系对(2013）通川民初字第1847号民事判决进行评判的再审程序，该民事判决实体处理是否正确，应以当时的法律规定作为评判依据。该判决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当时尚未公布施行，因此对原审判决进行评判时，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此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及诉讼过程中均称王守春生前向其支付了8万元的利息，该主张包含了两项事实：一是王守春生前向其支付了8万元；二是该8万元系支付的利息。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王守春生前与其约定了利息，因此第二项事实主张不能成立。第一项事实主张对被上诉人有利，构成了自认，应认定该事实成立，因此上诉人主张的100万元借款本金应当扣减8万元。同时，上诉人起诉主张利息起算时间为2012年2月23日，一审判决起算时点为2011年12月23日，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且王守春生前出具的借条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偿还期限，依照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百二十三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的规定，本案借款应当自上诉人催告后，被上诉人仍不偿还时计算逾期利息。但被上诉人并未上诉，该消极行为表明其已放弃前述相关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第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基于对被上诉人自由处分权利的尊重，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这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出上诉的除外”规定的司法精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忠审判员 王忠竹审判员 刘翠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严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