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05民初26722号 原告：白久，男，197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德，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陈远，女，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亚克，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颖，女，197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鞍山四村XXX号XXX-XXX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坚，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白久与被告陈远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20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调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德，被告陈远及其变更前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琦、吴坚松到庭参加调查。后本院依法追加王颖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德，被告变更后委托诉讼代理人亚克，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投资证券收益款人民币63.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曾变更其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向《委托投资协议》中指定的账户(账户名称：周骏，开户银行：汇丰银行)返还原告投资证券收益款人民币63.60万元。后原告最终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仍为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证券收益款人民币63.60万元。 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EMBA同学且朋友关系，2015年10月5日，原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被告以受托人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认购2000万股中国诚通发展集团的增发股票，增发股票每股0.40港元，增发股票封闭期至2016年8月5日等。原告与第三人共投资800万港币，其中原告确定投资300万港币，原告由于天津房产出售等诸原因，故原告投资款暂由第三人垫付。封闭期至3个交易日内，增发股票均价为0.70港元。2017年12月21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股票代持结算协议》，被告约定返还本金及70%收益归第三人。而只约定返还原告本金及50%的收益款，原告认为不合理，也未签订此协议。原告在解除封闭期后催促被告及时结算，被告推辞拖延。当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股票代持结算协议》，原告收取人民币120万元收益款后，原告表示不满嗣后积极催讨，被告亦未予回应。综上，原告变卖天津房产现房价翻倍以上，被告未及时返还两委托人投资款且仅支付原告不对等的收益款，被告行为于情于理不符，与合同的诚实信用相悖。原告主张第三人的投资款为港币500万元，获得收益为港币360万元，按照同等比例，原告投资款港币300万元的收益应为港币216万元，按照2017年10月31日当天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0.85折算，应为人民币183.6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人民币120万元，尚有人民币63.60万元收益差额，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原告白久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委托投资协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委托被告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增发股票； 2．银行业务凭证、夫妻关系证明，证明被告向原告配偶案外人宋某某支付了人民币120万元由被告确定的投资收益款，也确定了原告港币300万元的投资款由第三人垫资。 被告陈远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根据双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双方并未约定委托费和收益率。协议到期后第三人代表原告与被告约定投资收益为港币1,160万元及人民币120万元。被告已经按照结算协议约定于锁定期后卖出所有股票，并将所有收益分配完毕。原告并未实际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投资财产中占有份额，故现原告提出要求额外收益无依据；2.第三人对委托财产的处分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虽然没有在《股票代持结算协议》上签字，但被告有充分理由相信第三人有权处分所有的投资财产，理由如下：(1)原告、第三人均为2015年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的委托人，且第三人根据协议约定出资的港币800万元中包含了代原告出资的款项。即使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有关于港币800万元份额的约定，该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2)《股票代持结算协议》中结算金额与《委托投资协议》一致，即第二条明确约定被告返还的港币1,160万元和人民币120万元即《委托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本金及收益的总和。《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约定的收益收款对象指向原告配偶宋某某，即其中的人民币120万元已经付至原告处，可见被告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全部投资财产出资人的第三人相约被告签订由其事先拟定的《股票代持结算协议》，是第三人代表本人和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被告系善意且无过失，被告不可能知道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关于投资财产份额的约定，无论是在2015年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中或者《股票代持结算协议》中均没有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份额的约定，且该协议并非由被告拟定。在签订《股票代持结算协议》过程中，有律师进行现场见证，被告已经尽到注意义务。《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签订后，被告也已经依照约定履行协议约定的本金及投资收益的支付义务，且被告与原告的聊天证据也证明原告知晓且认可《股票代持结算协议》内容，并要求被告把投资款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支付给第三人。综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股票代持结算协议》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原告具约束力；3.结算是针对全部出资本金港币800万元的结算，按照2017年10月31日当天的股价0.58及购买时股价0.40，收益是0.18，0.18/0.40得出收益率为45%，故收益为港币800万元*45%=港币360万元。结算协议中约定的应返还的投资本金及代持收益共计港币1,160万元及人民币120万元，其中包含本金港币800万元，及系争代持股票的实际收益据实结算为港币360万元加人民币120万元。人民币120万元是第三人代表原告与被告约定向原告履行的收益支付，所有投资款均是第三人支付，被告相信第三人有权处分所有的投资款及收益，也相信第三人有权代表原告处分所有的投资财产，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全部人民币120万元投资收益款，故无需再向原告支付。原告诉请主张的收益计算方式无合同依据，也无相应的交易习惯和法律依据，对原告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不予认可。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委托投资协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被告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委托人以总共港币800万元价格认购股票，并委托被告购入并代持； 2.《股票代持结算协议》及其见证笔录，证明2017年12月21日委托人即第三人亦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股票代持结算协议》，协议签订过程由第三人聘请律师见证，投资协议项下港币800万元全部由第三人出资，即原告实际并未出资； 3.被告名下尾号为0302招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证明被告已经依照《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约定向原告履行完毕，尚有港币60多万元未向第三人履行； 4.被告与第三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确认，原告并未向第三人转账，即投资的港币800万元全部由第三人出资，原告实际出资为0元； 5.被告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知晓且认可《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的内容，并要求被告把投资款按照《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的约定支付给第三人。 第三人述称，对原告的诉请由法院依法裁判。就本案相关事实，认为：所有的港币800万元本金是由第三人通过配偶周骏支付给被告，第三人认可其中港币300万元系代原告垫付，之后所有的本金也已经由被告全部返还给第三人。结算协议所约定的是对整个委托投资收益的分配，对于本案的投资收益，第三人认为当时无论是承诺给第三人的港币360万元，还是给原告配偶的人民币120万元，都是被告确定的方案，对于股权代持的收益具体情况第三人并不知情，但确认第三人的收益率为72%。第三人没有代原告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据被告当时向第三人陈述，人民币120万元是对原告全部投资进行的分配，是根据原告投资的港币300万元折合人民币240万元，按50%的收益率结算，已经与原告协商一致且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配偶账户，故第三人未持异议。对于《股票代持结算协议》中约定的应当支付给第三人的港币360万元目前尚有港币60余万元没有支付给第三人。为了结争议，如果各方当事人同意，第三人同意剩余的港币60余万元可以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也无需再按照《委托投资协议》中的约定通过第三人配偶周骏的账户转付。 第三人未提供证据。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协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被告签订投资协议，并未对份额作出约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依据结算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原告投资款的支付义务，不能证明原告在港币800万元的投资款中有港币300万元的份额。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明事项上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知晓整个投资计划是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委托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仅能证明被告已经按照结算协议将人民币120万元支付给原告。 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结算协议是第三人与被告签署，投资协议是第三人与原告共同委托被告，故该结算协议在被告不能提供证明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结算协议由于原告的不认可导致对原告无效，但认可结算协议中反映的针对第三人的投资收益率；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被告主张的收益率为50%希望法庭不予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被告未能出示电子载体的原始证据，原告认为港币800万元中的港币300万元实际由第三人垫资；对证据5，因没有电子载体，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系第三人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具体出资比例分配应以原告与第三人的约定为准，现明确港币800万元中的港币300万元是由第三人对原告的垫资。同时第三人不认可是代表原告签署该结算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被告当庭确认的证明内容无异议，认为被告2018年5月11日、2018年6月19日两笔汇款已经超出结算协议约定的期限；对证据4，因被告没有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系原告与被告之间聊天记录，对此不发表意见。 审理中，针对原告据以主张收益款的收益率，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封闭期至即2016年8月5日之后三个交易日的平均股价溢价为70%，且被告向第三人支付收益款的溢价为70%的标准，故原告主张按70%进行结算，后经本院释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其诉请主张的计算方式所依据的收益率为72%。 针对收益款的支付情况，被告曾辩称已按照《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约定，向原告及第三人支付完毕所有本金及投资收益款项，且人民币120万元的支付按照结算协议约定视为向第三人的履行。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确认被告尚有港币60余万元未向第三人履行，且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全部人民币120万元投资收益款。 针对两委托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出资款项及收益分配比例，原告与第三人均确认出资港币800万元中有港币300万元由第三人为原告垫资，被告则不认可原告在港币800万元投资款中享有任何份额。原告主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收益分配按照出资款项比例进行确定，同时也确认结算协议中约定的港币360万元是全部针对第三人的收益；第三人则主张由于原告在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后并未实际支付应当投资的本金，故原告和第三人之间没有就收益如何分配达成过约定。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5日，原告及第三人作为委托人与被告作为受托人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根据受托人提供的投资信息，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名称为中国诚通发展集团(HK00217)的上市公司于2015年7月定向增发，定增价为每股0.40港元，受托人将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按定增价认购总计价值4,000万港元的增发股份(1亿股)，封闭期至2016年8月5日。受托人愿意将其中价值800万港元的增发股份，即2000万股中国诚通发展集团的增发股票(下称“投资财产”)交由委托人实际认购，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代委托人持有投资财产；双方确认，委托人根据本协议将中国诚通发展集团(HK00217)此次新增发的2000万股股票，即投资财产，授权受托人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持有。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和指定，代表委托人持有该项投资财产。除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外，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利、收益和风险均属于委托人所有和承担；委托人已于2015年7月1日向受托人开设在香港的银行账户支付800万港元，作为投资上述投资财产的全部款项。委托人指定的付款账户信息为账户名称周骏，开户银行汇丰银行；在受托人持有该项投资财产期间，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的明确指示，持有、转让、支付、取得、处理投资财产及依附于该投资财产之上的收益、添附、孳息等任何形式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转增、配股、增发等财产性权利)。受托人同意委托人可以直接以受托人名义持有、转让、支付、取得、处理投资财产及依附于该投资财产之上的收益、添附、孳息等任何形式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转增、配股、增发等财产性权利)。但委托人对投资财产的处置应受增发股份封闭期有关规定的限制；封闭期满后，受托人承诺将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将该项投资财产在证券市场上全部或分批出售，并在每次出售后5日内将扣除股票转让税费(如有)后的出售款项全部支付给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届时指定的第三人；在受托人持有该项投资财产期间，投资财产如有分红的，受托人应在每次分红后5日内将分红所得款项全部支付给委托人或委托人届时指定的第三人；在受托人持有该投资财产期间，该项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利、收益和风险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与受托人无关。但投资财产所对应的股东表决权则应以受托人的决定为准；除本协议约定的事项外，双方互不承担其他付款责任。双方应共同对本协议内容予以保密。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原告及第三人在委托人处签字，被告在受托人处签字确认。 2017年12月21日，第三人(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股票代持结算协议》，载明：2015年，甲方出资港币800万元，委托乙方购入并代持港股中国诚通(代码：00217)。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终止代持关系及相关结算事宜订立本协议。双方确认，自2017年10月31日起，双方之间股票代持关系终止。今后中国诚通的股价变动，不影响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结算；双方确定，乙方应返还甲方的投资本金及代持收益共计港币1,160万元及人民币120万元，乙方已经返还港币500万元。其余款项的具体返还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返还港币300万元或等值人民币，具体还账币种及账户由双方在还款前确认；2018年3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返还港币360万元及人民币120万元。其中120万元人民币双方同意支付至原告白久老婆案外人宋某某的人民币账户，视为向甲方的还款；港币360万元或等值人民币的具体还账币种及账户由双方在还款前确认等。第三人与被告签字确认。 2018年5月2日，被告向原告配偶即案外人宋某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120万元。 另查明，原告、被告、第三人均确认实际共计出资港币800万元，系自第三人配偶案外人周骏账户转账支付被告，原告未向被告支付出资款项，也未向第三人支付出资款项，即原告并未实际出资。 上述事实，有《委托投资协议》、银行业务凭证、夫妻关系证明、《股票代持结算协议》、被告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及调查陈述在案佐证，可予认定。上述证据经庭审审核无误，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提供的其与第三人及其与原告的两组微信聊天记录，因不能提供原件，亦无法结合上下文综合认证，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涉讼法律关系为个人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被告、第三人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委托投资协议》的合同主体及委托事项均当庭表示无异议，应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委托投资协议》对于委托投资期间、两委托人出资款项比例、收益结算分配等均无明确约定，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均确认并未按《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向被告作出任何如出售等处置投资财产的指示，被告也确认被告于2017年10月31日自行抛售全部涉案股票，代持股票期间未做其他处分亦未获得分红。《委托投资协议》仅约定在封闭期满后受托人承诺将按照委托人指示出售涉案股票，系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高度依赖被告作为受托人对市场的认知，在委托投资期间不明、封闭期满后委托人未给出明确抛售指示的前提下，被告自行抛售且赢得收益，系其对《委托投资协议》受托人义务的合理履行。 现各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争出资港币800万元的实际收益，原告有关依据增发股票抛售的商业模式一般是在封闭期后几个交易日内抛售的主张无相应依据，被告与第三人同时主张结算协议系由对方出具结算方案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收益的计算方式，第三人与被告亦各执一词。被告又主张被告在封闭期满后抛售全部股票，港币360万元加人民币120万元是系争股票的实际收益金额，是据实结算，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针对《股票代持结算协议》的结算情况，被告与第三人均确认系针对全部出资本金港币800万元的结算，但第三人否认存在代原告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股票代持结算协议》仅载明“甲方(第三人)出资港币800万元”及“乙方(被告)应返还甲方(第三人)的投资本金及代持收益共计港币1,160万元及人民币120万元”，并未载明收益率及收益计算方式等，现三方均确认原告并未实际出资，且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20万元投资收益款项。原告虽主张其与第三人应同被告分别结算，但现无证据证明被告知晓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就出资款项及收益分配比例的相关约定，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曾与被告就结算方式、收益率等结算事宜进行过积极磋商并达成一致。原告现主张被告应就其出资港币300万元按72%收益率进行结算再行支付差额，因无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予支持。审理中第三人曾提出在调解的前提下，可由被告将未向第三人支付的部分款项直接支付给原告而了结争议，但因三方未达成一致而协商未果，各方可另行协商结算。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白久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16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80元，由原告白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 茜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吴承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