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继萍，女，195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志亮，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耀宗，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武陟县分公司，住所地：武陟县兴华路75号。法定代表人：张卫新，系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猎守，河南正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继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武陟县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2019）豫0823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继萍的诉讼代理人康志亮、姚耀宗，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武陟县分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王猎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继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任继萍提供借条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证明任继萍与邮政武陟分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从任继萍提供的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条尾部为手写的“借款人：马小立”或“借款人：千红艳”，并在其上加盖“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业务专用章”。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这样的书写方式应当理解为借款人为邮政武陟分公司（武陟县邮政局系改制后的邮政武陟分公司）。一审判决割裂手写部分与盖章部分作出判断，认为借款人为马小立而非邮政武陟分公司，属于断章取义。法院认定证据应当客观，就生活常理及本案事实而言，署名、盖章行为应当理解为邮政武陟分公司为借款人，马小立为经办人。从任继萍提供的证据来看，任继萍已与邮政武陟分公司成立借贷关系。马小立身为邮政武陟分公司职工，与千红艳系夫妻关系，千红艳作为邮政武陟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且身为集邮中心经理有权使用业务专用章，并自2010年起便在时任局长韩红军的授权下代表邮政武陟分公司与张斌（原告之子）进行借贷往来。应当认为马小立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为马小立不能代表邮政武陟分公司系认定事实有误。二、一审判决认为，任继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向邮政武陟分公司主张的权利属于赔偿请求权，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观点系对任继萍主张权利之依据的误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文所述之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应为邮政武陟分公司负返还借款之责任，该责任由合同所引起，而非侵权所引起。邮政武陟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继萍与邮政武陟分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邮政武陟分公司也没有向任继萍借过任何款项，更没有收到过任何款项。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任继萍的上诉请求。任继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15.6万元及利息。2、本案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8月15日，被告的职工马志立（又名马小立）、千红艳假借被告的名义，用空白的加盖了已作废的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的印章的纸张给原告任继萍出具5张借条，向原告分五次借款156000元，其中第一张借据的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继萍现金叁万元整利息已付借款人：马小立2017.2.1”，第二张借据的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继萍现金壹万元整利息未付，到期付。（2017年2月15日-2018年2月15日）千红艳2017年2月15日”，第三张借据的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继萍现金伍万元整利息未付。借款人：千红艳2017.3.10”，第四张借据的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继萍现金壹万陆仟元整利息到期再付。（利息按2分算）。借款人：千红艳2017.6.15”，第五张借据的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继萍现金伍万元整利息贰分计算（利息未付）2017.8.15借款人：马小立”。借条中备注利息已付的部分是按月息1分8厘计付的1年利息，系“砍头息”，备注未付利息的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分，借款期限为一年。原告持上述5张借据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另查明，马志立的爱人千红艳原系被告集邮中心的负责人，其夫妻二人因骗取他人多笔巨额款项不能偿还，于2017年12月27日潜逃，2018年2月25日自动投案。2018年1月7日原告张国富向公安机关举报马志立夫妇诈骗，将马志立夫妇向自己借款22万元（含任继萍的4万元）、向张斌借的26万元（又名张玉龙，系张国富之子）、向任继萍（系张国富妻子）借的18.6万元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向公安机关详细作了陈述，但在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时，因天气、身体原因和部分借条由他人保管，其仅向公安机关提供了6张借条，这些借条涉及借款金额为39.6万元，包含马志立以千红艳名义向张斌借的一笔22万元，马志立向张国富借的三笔12万元，千红艳向任继萍借的一笔1.6万元和马志立2017年2月12日向任继萍借的4万元。因两罪犯在2017年6月15日之后又归还张国富和张玉龙29920元，这样导致刑事案判决时责令两罪犯退赔张国富366080元。2018年11月13日，检察机关指控千红艳、马志立犯诈骗罪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豫0823刑初765号刑事判决书，千红艳被判处十年六个月徒刑，并处罚金十万元，马志立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处罚金八万四千元，同时责令被告人千红艳、马志立退赔被告人张国富人民币366080元，两罪犯上诉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年）豫08刑终24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武陟县邮政局因体制改革于2015年4月1日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河南省武陟县分公司，2016年5月19日被告将本单位原有的下属机构包括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在内的11枚印章废止停用，印章上缴到焦作市邮政分公司。任继萍系被告的退休职工，张斌系被告的职工（但并非集邮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国富、张斌（张玉龙）均另案对本案被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的起诉状和上诉状内容、及立案和庭审来看，原告提出的诉讼系民间借贷纠纷，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被告应当承担还款之责。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条上清楚的写明借款人马小立、千红艳，而不是本案的被告；从借条的形式上来看，借条上虽加盖有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的印章，但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并不能代表武陟县邮政局，更不能代表2015年4月已变更名称的本案被告，武陟县邮政局集邮中心作为原武陟县邮政局的下属或者二级机构，其不具备对外进行民间借贷的业务和职权，两罪犯在无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也不能代表被告对外进行不正常的高出商业贷款利率的民间借贷，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更何况借条上加盖的印章是作废的印章；本案原告因自己的原因未将涉案全部借条向公安机关提供，从而导致刑事判决书仅判决退赔部分款项，其不应当在看到刑事处罚未达到自己目的的情况下，再向本案被告主张民间借贷，此种做法无凭无据；被告印章的管理不当与原告损失之间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罪犯的犯罪故意和原告的轻信才是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决定因素，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6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行使的应当是赔偿请求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被告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故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继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原告任继萍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任继萍与邮政武陟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千红艳作为邮政武陟分公司集邮中心的负责人，与其丈夫马志立对外大量借款，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诈骗罪，并判处刑罚，责令退赔受害人相关款项。千红艳、马志立的借贷行为已超出了职权范围，并非履行职务行为，该责任不应由邮政武陟分公司承担。任继萍辩称千红艳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千红艳的借贷行为应由邮政武陟分公司承担。对此问题，本院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集邮中心作为邮政武陟分公司的二级机构，邮政武陟分公司未授权千红艳对外借款，集邮中心及千红艳不具有对外借款的资格。其次，从借贷的外观表现来看，任继萍向千红艳、马志立出借款项，长达多年，借钱长期不还，然后结算利息、倒换借条，挣取高额利息，这种行为不符合正常的为了临时周转产生的借贷行为，对此，出借人理应承担更大的风险。任继萍系邮政武陟分公司退休职工，儿子张斌系邮政武陟分公司职工，均以同样方式向千红艳出借款项，任继萍理应知道千红艳是否具有代表邮政武陟分公司对外借款的资格，任继萍对该案产生后果存在一定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综上，任继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邮政武陟分公司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继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任继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审判员王石柱审判员张前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惠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