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6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5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6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仙游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本钟，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荔融，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5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女，195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3，女，196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敏，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平，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某，女，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4，女，198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光，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陈某3、俞某、陈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江某卿名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及《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项下的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生前的共同财产，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对此各享有10%的继承份额。三、改判下列协议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1.2013年7月14日，江某卿与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的房屋分配《协议书》；2.2014年3月10日，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的《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四、改判下列买卖契约无效：1.2013年7月26日，江某卿与陈某1签订的某小区7＃楼6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2.2013年7月26日，江某卿与林宝生签订的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3.2016年2月15日，陈某2根据林宝生的公证授权与郭文澜、王德诚签订的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五、改判被上诉人陈某1赔偿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享有的诉争某小区7＃楼606单元房屋价值各10%份额的财产损失人民币110300元（具体金额依法院委托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为准）；六、改判被上诉人陈某2赔偿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享有的诉争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屋价值各10%份额的财产损失人民币110300元（具体金额依法院委托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为准）；七、改判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俞某、陈某4、陈某3共同赔偿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各享有的诉争《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项下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八、改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证据《协议书》已经完全能够证明诉争房产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夫妻共同财产，但一审判决绕开这一直接证据，而是采用推论的方法认定诉争506、606单元房产属于江某卿的婚前个人财产，明显有误。被上诉人对案涉证据《协议书》真实性并无异议。而《协议书》中明确载明：“本人江某卿与王某浅在鼓楼区得贵巷旧房拆迁后于2009年6月29日在拆迁安置房……。”根据这一内容，即可明确某小区7座601单元以及案涉506、606单元房产均系得贵巷的旧房拆迁安置而来，而该旧房是江某卿与王某浅夫妻共同共有的。但一审判决用推论的方法认定房屋至迟于1975年3月11日之前建成，从而认定506、606单元房产属于江某卿个人财产，明显有误。二、诉争的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属于王某浅和江某卿的夫妻共有财产。王某浅与江某卿于共有的鼓楼区得贵巷旧房于2009年被拆迁，安置补偿了王某浅名下座落于福州市晋安区以及江某卿名下的7＃楼506单元、606单元二套房产，即王某浅、江某卿共有的原得贵巷的房产拆迁补偿时共安置了3套房产。后因王某浅名下位于某小区7＃楼601单元房产的继承事宜产生诉讼，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并作出业已生效的（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王某浅名下位于某小区7＃楼601单元房产属于王某浅、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并由上诉人各继承该房产10%份额，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各继承该房产15%份额。既然同为原得贵巷旧房的拆迁安置房，王某浅名下的某小区7＃楼601单元房产属于王某浅、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江某卿名下的7＃楼506单元、606单元二套房产也应当属于王某浅、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江某卿与陈某1、陈某2、陈某璋于2013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也可以印证原得贵巷房产系王某浅和江某卿共同共有。一审判决无视（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生效判决的事实认定，自行认定江某卿获得案涉的3套拆迁安置房后，系“自愿”将601单元房产登记于王某浅名下，从而得出601单元房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而506、606单元房产仍为江某卿个人财产的结论有误。三、王某浅死亡时，诉争的某小区7＃楼506、606单元房屋中王某浅个人财产的部分依法就属于王某浅的遗产，一审判决未对属于王某浅的遗产进行处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四、王某浅死后，江某卿作为王某浅遗产的部分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王某浅遗产的行为以及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对王某浅和江某卿遗留的现金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的处分行为均应认定为无效行为。王某浅于2011年12月21日死亡。王某浅死亡后，江某卿于2013年7月26日分别以25万元以买卖方式将某小区7＃楼606单元房产过户给陈某1、将某小区7＃楼506单元过户给林宝生；陈某2再根据林宝生的公证授权将506单元以1103000元的价格转让过户给郭文澜、王德诚（公证委托事项含有委托陈某2代收全额售房款）。因诉争的某小区7＃楼506单元、606单元房产中王某浅个人财产部分依法属于王某浅的遗产，王某浅死亡后其遗产依法属于其继承人共同共有。江某卿作为部分的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王某浅遗产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对王某浅和江某卿遗留的现金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进行处分的行为也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应认定为无效行为。 陈某1、陈某2、陈某3辩称：一、讼争某小区7＃楼506、606单元房属于江某卿的婚前个人财产。江某卿与王某浅均系再婚，双方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江某卿再婚前，已与前夫生育四个子女，即陈某1、陈某2、陈某3及陈某璋（已故）。1970年，江某卿承租了位于房屋，因家庭人口多，住房困难，遂与子女含辛茹苦、起早贪黑于1973年建起了某巷某号的房屋。房屋建成后，被告陈某1、陈某2的户口也于1975年3月11日迁至某巷某号，被上诉人一家长期居住于某巷某号。江某卿也于1975年办理了房屋的退租手续。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得贵巷已于1975年之前建成，否则被上诉人及江某卿的户口不可能落户在此。江某卿与王某浅于1976年登记结婚后，王某浅才搬至该房屋居住【这一事实，在（2014）晋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原告王某1诉称：××××年××月××日，王某浅与江某卿结婚后居住于福州，未再与四上诉人共同生活”可以得到印证】，其既未参与房屋的建设也没有出资，所以王某浅对该房屋不享有任何权益，同理该房屋拆迁取得的权益即本案两套讼争房也与其无关，根本不属于王某浅的遗产。因此，上诉人对讼争房没有继承权。另外，从房屋拆迁档案资料可查，登记的被拆迁人及安置人、房屋所有权人始终是江某卿，可见政府部门所认可的权利人也仅是江某卿，并非王某浅。可见，讼争房产属于江某卿的个人婚前财产。上诉人以《协议书》作为认定讼争房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夫妻共同共有的依据不足。首先，《协议书》不是江某卿与王某浅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因此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其次，《协议书》中“本人江某卿与王某浅在鼓楼区得贵巷旧房拆迁后于2009年6月29日在拆迁安置房。本人与子女商量后，现将上述三套房作如下分配”，根据字面理解，这句话强调的是有哪些房屋，并非确认房产的权属问题，而且从协议内容上看，也丝毫没有涉及王某浅或其子女，足以说明该房屋与王某浅毫无瓜葛。再者，认定房屋是否为江某卿的婚前个人财产应以客观证据为准，或者说客观证据足以推翻协议内容的，也应以客观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而本案中一系列证据足以认定被拆迁前的房屋形成于两人结婚之前，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属于江某卿的婚前个人财产依法有据。此外，虽然7座601的房屋登记于王某浅名下，但不代表506室、606室的房屋就属于其两人的共有财产。之所以将601的房屋登记于王某浅名下，江某卿主要是考虑王某浅与其再婚后，几乎与其亲生子女断绝关系，而江某卿又担心自己先于王某浅去世后，王某浅生活无着落，所以就将一套房产登记在王某浅名下作为其老年生活的保障，并非是因为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才将一套登记在王某浅名下。上诉人运用简单的等量代换概念推定506室、606室也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极其不科学，不客观。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王某浅已于2011年12月21日死亡，因此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如果说遗产因继承而由各继承人共同取得物权，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现上诉人主张分割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话。那么，讼争房产已于2013年7月26日登记于陈某1及案外人林宝生名下，且根据庭审调查，上诉人也自认其提供的证据10《协议书》系陈某璋（已故）在其打601房屋官司的时候提供给其的，该《协议书》中不但涉及到601房屋，也涉及到本案506及606房屋，可见上诉人在601房屋诉讼即2014年7月30日之前已知悉506及606房屋的存在，故可推定其最迟在2014年7月30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讼争房屋的存在。那么根据规定，其最迟应在2016年7月30日之前起诉。但是，上诉人却于2016年11月22日才提起诉讼，显然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二、基于第一点理由即506室、606室不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上诉人提出的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三、现金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系被上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而非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自王某浅与江某卿再婚后，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家庭重担均落在江某卿身上。虽然子女较多，生活困难，又属再婚，但为免被他人看轻，江某卿一向性格坚强，自主自立。因此，被上诉人自幼被母亲教导成能吃苦耐劳，又持家懂事的孩子。江某卿账户款项的来源是，江某卿自1992年起在得贵巷开了一家批发挂历的店面，在她的安排下，被上诉人也加入到经营行列。其中，被上诉人陈某1负责到出版社进货，被上诉人陈某2负责联系印刷厂印刷和校对挂历，被上诉人陈某3负责看店，此店持续经营到得贵巷拆迁即2006年。在此期间，每年可以赚取3-6万元不等，因被上诉人母亲勤俭持家，于是有了一定的积蓄。另外，被上诉人母亲还将店面出租给他人，也收取了一定的租金。被上诉人参加工作后，也将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保管。成家后，也经常拿钱贴补家用。日积月累，江某卿的账户才有了这些积蓄。相比之下，王某浅的工资收入很低，而且还要长期服药，自1990年起就退休在家，不但没有为家庭创造价值，反而还花去了巨额医药费等费用。所以，涉案财产属于被上诉人兄弟姐妹几人及母亲江某卿的血汗钱，系辛苦打拼而来的家庭共有财产，这对被上诉人而言具有特定的时代烙印和亲情回忆。故，涉案款项应按如下方式分割：现金人民币580917元（已含上诉人此前领走的8万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属于被上诉人兄弟姐妹四人与江某卿、王某浅的家庭共有财产，每人均应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王某浅先于江某卿死亡，故其享有的六分之一份额由江某卿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继承九分之一的份额。因此，被上诉人应得的人民币金额为（580917÷6）【个人享有的份额】＋{（580917÷6）【江某卿个人享有的份额】＋（580917÷6÷9）【继承王某浅的遗产份额】}÷4人＝123713.8元；各原告应得的金额为（580917÷6÷9）【继承王某浅的遗产份额】＝10757.7元；美金及港币计算方式同上。鉴于上诉人领走的8万元人民币已超出其所分得的份额，故被上诉人无需再向其支付任何费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俞某、陈某4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依靠推定得出某巷某号房屋为江某卿个人建造，属于江某卿个人婚前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即使王某浅与江某卿在××××年××月××日才登记结婚，但双方均是再婚，先同居后登记结婚是必然的，事实上双方在婚前也同居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建房时间与双方登记的时间又非常接近，必然是为了双方共同的生活而建造的，不能按照双方登记结婚的时间就简单的认定该房屋整栋都是江某卿个人所建。其次，某巷某号房屋自建造起至2011年王某浅去世，历经近40年的时间，该房屋早已经过几次的翻建、加盖、修缮等，从最初的一层加盖至双层，其他被上诉人在其提供的《申诉和要求》报告中，也自认该房屋在1989年重新翻修，那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房屋应当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的夫妻共同财产。最后，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江某卿在2013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其与王某浅在鼓楼区得贵巷旧房拆迁后分得某小区7＃601单元以及诉争的某小区7＃506、606单元。因此，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某巷某号房屋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的夫妻共同财产。二、既然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某小区7＃楼601单元房产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同是某巷某号拆迁而来的7＃506、606单元房产也应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诉争某小区7＃506、606单元与某小区7＃601单元，均是原得贵巷46-54号房拆迁安置而来。既然生效判决（详见（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某小区7＃601单元虽然登记在王某浅名下，但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为王某浅与江某卿婚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同是原得贵巷46-54号房拆迁安置而来登记在江某卿名下的诉争某小区7＃506、606单元也应是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原得贵巷46-54号房未进行产权登记，对该房屋建造的时间、由谁建造以及事后是否经过翻建、加盖、修缮等，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可以确认的是，该房长期由王某浅与江某卿共同管理居住使用，至少在双方登记结婚之后有对房屋进行过翻建、修缮等。原得贵巷46-54号也是按管理居住使用现状确定拆迁权益，最终确定由王某浅与江某卿享有，因此，不管该房拆迁安置后的房屋登记在谁名下，均应属于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最后，根据江某卿生前的个人意愿，是将江某卿与王某浅拆迁后所得的某小区7＃601室的50%份额分给陈某璋，其他被上诉人也进行了签字确认，但7＃601室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江某卿与王某浅夫妻共同财产，现答辩人仅享有7＃601室15%的份额，而同是原得贵巷46-54号房屋拆迁而来的7＃606室、505室，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江某卿个人婚前财产。答辩人从7＃601室的50%份额变成15%的份额，而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不但拥有7＃606室、505室所有的份额，还额外各分得7＃601室15%的份额。这不但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江某卿生前的个人意愿，同时其他被上诉人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请求将同是原得贵巷46-54号房屋拆迁而来的7＃606室、505室按照公平原则，同时根据案件事实，认定其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配，依法保障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某卿名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及《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项下的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生前的共同财产，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对此各享有10％的继承份额；2．确认下列协议对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不发生效力（1）2013年7月14日，江某卿与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的房屋分配《协议书》，（2）2014年3月10日，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的《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3．确认下列买卖契约无效：（1）2013年7月26日，江某卿与陈某1签订的某小区7＃楼6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2）2013年7月26日，江某卿与林宝生签订的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3）2016年2月15日，陈某2根据林宝生的公证授权与郭文澜、王德诚签订的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地产买卖契约》；4．陈某1赔偿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享有的讼争某小区7＃楼606单元房屋价值各10％份额的财产损失人民币110300元（具体金额依法院委托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为准）；5．陈某2赔偿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享有的讼争某小区7＃楼506单元房屋价值各10％份额的财产损失人民币110300元（具体金额依法院委托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为准）；6．陈某1、陈某2、俞某、陈某4、陈某3共同赔偿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各享有的讼争《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项下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7．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3年，江某卿承租房屋。同年，江某卿开始建筑某巷某号房屋。该房屋至迟于1975年3月11日之前建成，未进行过确权登记，属于江某卿个人婚前财产。江某卿子女陈某1、陈某2于当年3月11日将户口迁入该处。同年，江某卿退还租屋。 ××××年××月××日，王某浅与江某卿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再婚。王某浅婚前育有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四人。江某卿婚前育有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璋（已故，其配偶系俞某、女儿系陈某4）四人。 2007年，某巷某号房屋被依法征收。2009年回迁时，江某卿获得安置补偿为福州市晋安区某小区7#楼506单元、601单元、606单元三套安置房。2013年7月11日，某小区7#楼506、606单元安置房的所有权被登记在江某卿名下，601单元安置房所有权登记被在王某浅名下。 2011年12月21日，王某浅逝世。王某浅临死当天，经协商，王某浅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接回仙游老家安葬，江某卿给予8万元作为王某浅的善后和修建坟墓等费用，原告方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8万元款项，并承诺此后再无任何纠葛，更无经济和财产上的瓜葛。 2014年2月16日，江某卿逝世。2014年3月10日，江某卿的四个子女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主要内容为：江某卿余有现金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由陈某1享有人民币20万元，陈某2、陈某璋、陈某3各享有人民币10万元，陈某1之子陈霖松享有美金4621元、港币555元，陈某璋之女陈某4享有美金1500元。 2014年7月30日，原告方就王某浅名下某小区7＃楼601单元房屋及存款28732元继承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4）晋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判决上述房产及存款为王某浅与江某卿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5%份额；由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及陈某璋各继承20%份额。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判，确认上述房产及存款为王某浅与江某卿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认为原判认定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为王某浅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并可多分得遗产不当，予以纠正。改判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10%份额；由被告陈某1、陈某2及被告陈某璋、陈某3各继承15%份额。该判决于2015年8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某璋逝世，其法定继承人为俞某、陈某4。 2016年6月14日，原告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撤销颁发给陈某1某小区7＃楼606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及颁发给陈某2某小区7＃楼506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分别作出（2016）闽0111行初87、8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方的起诉。 对当事人存在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某巷某号房屋是否属于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证人杨某的证言内容主要如下：我是陈某1的表姐夫，诉争房屋是在1973年建造的。我和我妻子刚订婚的时候回去玩，我和我妻子一起帮忙建造的，帮忙了几天房子还没有建好我就回去了。房子是砖结构，一栋二层，几个月就建好了，房东是江某卿。在江某卿家未见过江某卿丈夫，但有见过江某卿的子女。证人蔡某的证言内容主要如下：江某卿是她的姨，得贵巷房屋在1973年时建的，5月开始建房，10月建成。当时她和她丈夫（即证人杨某）正在订婚。蔡某的丈夫上去帮忙，当时建成两层5间房屋。参与建筑的还有同辈的兄弟几个，没看见王某浅。证人江某的证言内容主要如下：江某卿是其姑姑。得贵巷房屋是1973年建造的，建了两层，房子建立四五个月，由江某卿出资建造。房子建房之前，江某卿在附近租房，房子太挤了，就建了这房子。建房是请师傅建房，其在帮忙做杂工。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7年4月6日出具鼓房信函［2017］92号告知单，其中载明：经查档（征收册），江某卿于1973年承租（），于1975年退租（）。福州市公安局温泉派出所于2017年4月13日出具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二份，分别载明：经查陈某2（姓名）、女（性别）、3501021955××××××××（公民身份号码）（变更／更正）情况如下，该人于××××年10月11日由台江区商场八排八号迁到东湖新村12座，于1975年3月11日迁往得贵巷27号（新34号）；经查陈惠（姓名）、男（性别）、1954年4月28日，3501021954××××××××（公民身份号码）（变更／更正）情况如下，该人于××××年10月11日由台江区商场八排八号迁到东湖新村12座，于1975年3月11日迁往得贵巷27号（新34号）。结合上述证人证言，江某卿租、退房及陈某1、陈某2户籍变更情况，可以推出某巷某号房屋至迟于1975年3月11日之前已经建成，具备居住和落户的条件。而原告方主张王某浅与江某卿共同建造得贵巷房屋，然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且该主张同三位证人证言不符，亦同原告方此前于（2014）晋民初2379号判决中所作“××××年××月××日，王某浅与江某卿结婚后居住于福州”的陈述相悖。故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某巷某号房屋系江某卿婚前建造，属于江某卿的个人财产，已达到盖然性标准，予以认定。某巷某号房屋被征收后，江某卿获得安置补偿506单元、601单元、606单元三套房屋，其自愿将601号单元房屋登记于王某浅名下，可视为作出将601单元房屋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意思表示。但不能理所当然将506、606单元二套房屋一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506、606单元二套房屋来源于江某卿婚前个人财产某巷某号房屋的安置补偿，在江某卿未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前，不因之后的婚姻关系而自然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故506、606单元二套房屋仍属于江某卿的个人财产。2．《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中载明的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是否是王某浅、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浅、江某卿结婚已有三十余年，而江某卿的子女陈某1、陈某2、陈某3及陈某璋也已各自成家，分居各处。结合该份协议的标题，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协议中的现金属于家庭的共同财产，缺乏证据证明，亦同协议内容相悖，不予采纳。该份协议中所载款项应视为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某小区506单元、606单元两套房屋均为江某卿婚前个人财产。原告方并非对江某卿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对此主张继承权，并要求确认继承份额和索要财产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第2.3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财产分割协议及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处理，可另行主张权利。江某卿逝世时所遗留的现金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为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共同遗产，其中50%应属江某卿所有，另50%属于王某浅的所有，由王某浅的法定继承人即配偶江某卿、儿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五人均等继承。故江某卿分得现金的60%，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分得现金的10%。江某卿逝世后，该现金依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达成《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约定的比例分割。因陈某1、陈某2、陈某璋、陈某3在未支付原告方应得现金情形下，自行达成分配协议，应共同向原告方返还应得现金。陈某璋逝世后，该义务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即被告俞某、陈某4承受。故原告方主张被告陈某1、陈某2、俞某、陈某4、陈某3共同赔偿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各享有的讼争《关于母亲遗下的钱财分配协议》项下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的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原告方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然未能提交确切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江某卿于2011年给原告方的8万元亦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分割，然该款系用于王某浅的善后及修建坟墓费用，江某卿已对该款作出相应处分，不再属于江某卿与王某浅的遗产。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其为对王某浅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遗产份额中应当予以多分。该主张同（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相悖，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俞某、陈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人民币50091.7元、美金612.1元、港币55.5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陈某1、陈某2、陈某3、俞某、陈某4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陈某1、陈某2、陈某3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俞某、陈某4提出一审认定“同年，江某卿开始建筑某巷某号房屋。该房屋至迟于1975年3月11日之前建成”无事实依据，俞某、陈某4并提出一审遗漏认定江某卿在《协议书》中确认案涉某小区506单元、606单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提交：王某浅离婚登记簿、陈某2写给王某3的信件、庭审笔录，证明王某浅与江某卿自××××年起就已经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结合2013年7月14日《协议书》，可以证实王某浅与江某卿共同建造的得贵巷旧房拆迁时在某小区安置了7＃601、506、606三套房产。俞某、陈某4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陈某1、陈某2、陈某3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王某浅与江某卿自××××年起就已经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个年代没有登记结婚就同居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认定王某浅与江某卿共同居住生活应当以婚姻登记即××××年××月××日为准。本院对此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案涉《协议书》中“本人江某卿与王某浅在鼓楼区得贵巷旧房拆迁后于2009年6月29日在拆迁安置房”的含义如何，各方当事人均对此作出有利于己方的理解，本院认为，案涉《协议书》中“本人江某卿与王某浅在鼓楼区得贵巷旧房拆迁后于2009年6月29日在拆迁安置房”的文字表述以及结合协议下文中江某卿关于房产的分配内容，无法得出江某卿确认上述房产即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结论，故对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俞某、陈某4提出有关案涉《协议书》足以证明案涉某小区506单元、606单元系王某浅与江某卿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王某浅与江某卿何时生活在一起，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等主张江某卿与王某浅在××××年就已经开始同居生活，提出陈某2的信件中提及王某浅与江某卿××××年在一起，但陈某2辩称系顺着王某3之前提出的“王某浅在福州打拼40多年”的说法推测而出，且在××××年当时年代环境下是不可能未登记结婚而非法同居的。陈某3在另案（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庭审时称王某浅与江某卿1972年在一起生活，其并于1976年后随王某浅一起生活，其时意图主张形成继子女的扶养关系可以多分遗产份额，但未获得生效判决支持。关于得贵巷旧房建造时间，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起诉主张系王某浅与江某卿××××年××月××日结婚，婚后添置了某巷某号房屋；而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某巷某号房屋系1973年间建成。本院认为，由于年代久远，仅凭当事人相互矛盾的陈述和当事人提交的有利于己方的证人证言，实难判断当事人陈述能否成立，故应以查明在案的客观证据认定本案有关事实。关于王某浅与江某卿何时生活在一起，应以结婚登记簿载明的××××年××月××日登记结婚时间为准予以认定，故对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提出王某浅与江某卿××××年即生活在一起的主张不予支持，对有关证据不予采纳。关于某巷某号旧房建造时间，根据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7年4月6日出具鼓房信函［2017］92号告知单，其中载明：经查档（征收册），江某卿于1973年承租（），于1975年退租（）。福州市公安局温泉派出所于2017年4月13日出具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二份，分别载明：经查陈某2（姓名）、女（性别）、3501021955××××××××（公民身份号码）（变更／更正）情况如下，该人于××××年10月11日由台江区商场八排八号迁到东湖新村12座，于1975年3月11日迁往得贵巷27号（新34号）；经查陈惠（姓名）、男（性别）、1954年4月28日，3501021954××××××××（公民身份号码）（变更／更正）情况如下，该人于××××年10月11日由台江区商场八排八号迁到东湖新村12座，于1975年3月11日迁往得贵巷27号（新34号）。以上江某卿租、退房及陈某1、陈某2户籍变更情况的客观证据可以认定某巷某号房屋至迟于1975年3月11日之前已经建成，已具备居住和落户的条件。结合相关证人证言，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某巷某号房屋系江某卿婚前建造，属于江某卿的个人财产，已达到盖然性标准，一审作出上述事实认定符合证据规则，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俞某、陈某4有关异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某巷某号房屋被征收后，获得晋安区某小区7＃楼506单元、601单元、606单元三套安置房，其中7＃楼601单元房产业经本院（2015）榕民终字第2684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系王某浅与江某卿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江某卿婚前建造的某巷某号房屋获得安置补偿506单元、601单元、606单元三套房屋，江某卿将601号单元房屋登记于丈夫王某浅名下的行为，依法可视为其作出将601单元房屋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亦均无异议，生效判决也已经予以裁判分割完毕；但506单元、606单元房屋仍然登记于江某卿自己名下，在江某卿未作出明确处分的意思表示前，不因婚姻关系而自然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作出上述认定，与本院生效判决并无冲突。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俞某、陈某4有关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99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林 峰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涂腾香 附：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