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18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征相，男，194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崇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先扬，男，193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崇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作生，江西兴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征相因与被上诉人刘先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5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征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存在明显偏颇、失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办理继承事宜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原审判决虽对前后两份合同事实作出认定，但对代理费的正当性、计算依据标准、返借款未予认定和支持，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可以证实。2.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当时已得知台湾律师正常收费是35%，涉大陆风险收费45%，黄永清也告知律师获取死亡证、办事规则程序、准确信息等事务付费25%（优惠减收10%）。上诉人虽然可以收取25%至50%以下的律师费，但因为是亲戚，且过埠法律服务所的财务自负盈亏，所以上诉人只收取10%。当时收费标准都参照律师收费标准，没有另行制定法律服务所的收费标准，符合同工同酬原则。3.继承数额在彰化荣服处公函中记载了可继承新台币200万元（不包括遗物金饰和在大陆存款），多出的遗产上缴国库。刘先仁实际的遗产超过200万新台币，在2002年首期继承100万后，剩余100万在2010年左右已经继承到位，有黄永清的兄弟黄永洋亲手转交给刘先扬15万元人民币可以证实。4.关于返借款的问题。从当时的信函稿中可以证实，上诉人委托黄永清先行从首期到位的继承款100万台币中扣除10%携带回大陆（除了在台湾请律师花费25万台币，剩余都汇在刘先扬中国银行账户定存），后刘先扬以安葬骨灰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遂从10%的律师费中（10万元台币换成人民币约23990元）借给被上诉人约8990元，故上诉人实际仅收到15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先扬答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劳务酬金40480元及利息3万元以及要求按合同条文约定的酬金35835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欠其上述费用，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获得继承的遗产的数额。2.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要求增加的酬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且其主张的款项也已过诉讼时效。3.上诉人虽然在一审中提到被上诉人向其借款，但其并未在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欠其借款这一事实。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上诉人张征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先扬支付劳务报酬40480元及利息30000元，共计70480元；2.依合同条文结合情势变化增加报酬3583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刘先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5月，被告刘先扬胞兄刘先仁于台湾彰化病故。1998年6月20日，被告刘先扬为甲方，原告张征相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代办费用由甲方承担。第五条约定代理费暂不收取。办理委托事项必要交通、住宿、生活费由甲方提供，凭单据在合理、经济幅度内开支。1999年10月2日，原告张征相执笔，与被告刘先扬再次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合同）》。该授权书明确原告张征相为大陆方继承人即委托人办理在大陆方面有关手续事宜之全权代理人，案外人黄永清为委托人办理在台方面有关手续事宜之全权代理人。该授权书约定：“……被委托人酬金按台湾律师实际收费标准从可继承遗产中支付。鉴于黄永清操劳巨费，可加倍付给酬金，张征相酬金在台湾律师标准之上、黄永清之下付给（如台湾律师酬金标准高于10%则超过部分不受领）。凡委托人、被委托人为办理本事务所费一切开支均由委托人承担，应和酬金一起从遗产中先予支付。”后，原告张征相依授权书办理委托事项，产生的餐费、通讯费等均由被告刘先扬支付。2002年后，被告刘先扬陆续继承遗产，并支付原告张征相酬金15000元。案外人黄永清未得授权书中约定的酬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张征相与被告刘先扬关于酬金的约定为“张征相酬金在台湾律师标准之上、黄永清之下付给”，但原告张征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台湾律师及黄永清收取的酬金数额，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先扬实际继承的数额，故对原告张征相要求支付报酬的诉请不予支持。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征相非律师，其诉请按律师收费标准收报酬，不予支持。原告张征相诉请中包含的借款，因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征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6元，由原告张征相自行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征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20年5月29日骆宗富口述记录一份，拟证明黄永洋曾经告诉骆宗富，刘先扬在十年前继承到了刘先仁的最后一期人民币15-20万元遗产，所以刘先扬的200万元台币都已经继承到位。2.张征相工作证、法律服务执照、专业证书、人民陪审员当选证书、结业证书、崇义县法律服务所名册、杰坝乡人民政府文件、收据等共11页，拟证明上诉人是法律服务所的主任，上诉人并没有冒充律师，上诉人是法律工作者。3.陈聪纬律师名片一张，拟证明原来想请台湾台北荣眷事务所陈聪纬律师，但是该律师说案子很难办，收费标准很高，要按诉讼标的的45%来收费，所以最后没有请台湾的律师。4.2003年之后张征相写给黄永清的两封信以及张征相写给彰化县荣民服务处的信件，拟证明上诉人继续查询刘先扬第二期遗产是否继承到位的问题。被上诉人刘先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第一组证据是一份口述记录，口述人骆宗富是从黄永洋处听到说黄永清领出钱来了，该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领到了口述中所称的15-20万元，口述中并没有说明这笔钱是人民币，也没有说被上诉人于什么时候是怎么获得该笔钱的，所以对该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并不是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签订的。3.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持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台湾律师的收费标准。4.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能反映上诉人向黄永清及荣民服务处寄信，也没有邮局的信件函予以佐证。经本院审查，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骆宗富的口述记录，在证据种类上属于证人证言，但该证人并未到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仅凭台北荣眷事务所陈聪纬的名片无法证实台湾律师的收费标准，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均系张征相写给黄永清及彰化县荣民服务处的信件草稿，并无邮票、邮戳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其是否向黄永清及荣民服务处邮寄了信件，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张征相与被上诉人刘先扬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合同）》，并约定张征相酬金在台湾律师标准之上、黄永清之下付给（如台湾律师酬金标准高于10%则超过部分不受领），但该委托书中对于台湾律师和黄永清的收费标准并未作出说明，故双方对于张征相的酬金标准约定并不明确，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台湾律师和黄永清的收费标准，以及被上诉人实际继承的遗产数额，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虽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领条中注明了被上诉人尚欠其8990元报酬未支付，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鉴于上诉人张征相在一、二审诉讼中均自认其已实际收取被上诉人支付的酬金15000元，因此，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未足额给付报酬的情形下，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继续支付报酬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征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6元，由上诉人张征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春明审 判 员  林欣茹审 判 员  肖利民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代理书记员  曾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