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02行初55号原告梁冰，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黄陂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97号。法定代表人金文胜，系处长。委托代理人尚俊（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法规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锋（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666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国，系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聪（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敏春（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原告梁冰诉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客管处）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梁冰起诉时将武汉国兴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列为第三人一并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客管处及第三人国兴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薇、钱志武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冰，被告市客管处的行政负责人金文胜及委托代理人尚俊、郭锋，第三人国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聪、林敏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冰诉称，其于2018年11月22日到市民之家出租车办证信息窗口办理服务监督卡业务，当日才知道原告梁冰经营的出租车经营权号xx于2006年1月1日登记在了第三人国兴公司名下，而该出租车经营权于1995年左右就由政府投放市场使用，故原告梁冰于2019年4月28日向被告市客管处提交了该经营权号在1995年至2005年12月之间实际使用者名称是谁的信息公开，被告市客管处于2019年11月11日才对原告梁冰信息公开给予答复，答复中说经营证号xx对应的经营权一直由被告市客管处许可给第三人国兴公司使用，在原告梁冰已知道第三人国兴公司于2006年1月1日才有该经营权起始日期，加上原告梁冰于2004年9月2日进入第三人国兴公司企业和原告梁冰签订的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第三人国兴公司拥有该营运车辆的所有权和统一管理权。以上都充分说明该经营权在2006年1月1日前不可能在第三人国兴公司名下，而被告市客管处的答复充分说明没有按实际情况给予正确的答复，形成事实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综上所述，充分证明被告市客管处和第三人国兴公司沆瀣一气，掩盖事实，对第三人国兴公司没有进行有效监管，纵容第三人国兴公司扰乱出租车行业经济秩序，造成原告梁冰巨大经济损失，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故原告梁冰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判令被告市客管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同时依法撤销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11月11日的信息公开答复，并对原告梁冰给予正确有效的书面回复；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市客管处承担。原告梁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三人国兴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第三人国兴公司具备经营出租车资质，并具备诉讼主体；2、信息公开申请表（2019.4.28）和《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11.11，A），证明被告市客管处未按期履行法定工作职责对原告梁冰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义务；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10.14）和《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11.11，B），证明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梁冰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均能证实被告市客管处作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已对原告梁冰产生“推诿”“搪塞”的情形，被告市客管处针对原告梁冰的具体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事实；4、出租车驾驶员综合档案信息，证明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梁冰信息公开回复存在欺骗、隐瞒情形，同时证明被告市客管处于2006年1月1日才对该经营权初次登记在第三人国兴公司名下。被告市客管处辩称，1、关于我处的具体职责。根据《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我处的法定职责是对武汉市出租汽车行业实施具体监督和管理。2、原告梁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我处针对原告梁冰的信息公开申请已经依法作出答复。2019年10月15日，原告梁冰向我处递交信息公申请表，要求公开“经营权证号xx经营权起始日期所有凭证”。我处依法受理原告梁冰的信息公开申请后，组织内部职能科室进行档案检索，未查到xx号经营权起始日期的所有凭证信息，遂于2019年11月11日向原告梁冰作出书面答复并予以送达。原告梁冰主张撤销该回复并再次回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梁冰指责我处不作为、乱作为毫无依据。第一、原告梁冰的说法自相矛盾，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乱作为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不可能同时成立。第二、从原告梁冰的诉状来看，既没有我处不作为的具体事实，也没有乱作为的具体事实，原告梁冰将信息公开问题强扯到行政监管问题，其诉讼请求模糊不清，我处无法作出针对的具体答辩。因此，我处已经针对原告梁冰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和处理，其要求撤销和重新答复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故请求依法予以全部驳回。被告市客管处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2019年10月15日原告梁冰向被告市客管处申请了信息公开；2、回告，证明被告市客管处内部机构针对原告梁冰申请进行了检索；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证明2019年11月11日被告市客管处针对原告梁冰申请依法作出了答复。第三人国兴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并述称，同意被告市客管处的答辩意见。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梁冰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国兴公司对原告梁冰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市客管处的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梁冰对被告市客管处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市客管处没有履行法定工作职责；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市客管处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国兴公司对被告市客管处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梁冰提交证据1、2、4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3中两份信息公开答复书并非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不予确认。2、被告市客管处提交证据并非原告梁冰于2019年4月28日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及针对该申请作出的答复，并非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8日，原告梁冰向被告市客管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出租车鄂Ａ×××××经营权证号xxx，该经营权证号从1995年至2005年12月的经营权证号的实际使用者名称。”被告市客管处收悉后于同年11月11日向原告梁冰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告知其：“出租汽车经营权证号xxx对应的经营权一直由我处许可给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使用。”原告梁冰因对被告市客管处作出的答复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市客管处具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的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六）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七）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案中，原告梁冰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出租车鄂Ａ×××××经营权证xx,1995年至2005年12月经营权号的实际使用者名称，被告市客管处在经过检索后，针对原告梁冰的申请就现有的信息已经向其进行了告知，答复方式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原告梁冰主张，2006年1月1日其申请公开的经营权证号才初始登记在第三人国兴公司名下，故本案中被告市客管处针对其申请进行的答复是错误的，本院认为，在信息公开的程序中，行政机关仅对现有的信息是否存在进行检索、以及对是否应当公开进行判定，本案中，被告市客管处已依据现有资料信息进行检索，并将检索后的结果对原告梁冰进行了告知，答复内容并无不妥，如原告梁冰认为被告市客管处的答复有误，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梁冰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本案中，原告梁冰于2019年4月28日向被告市客管处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市客管处于2019年11月11日向原告梁冰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答复期限明显超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故应确认违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针对原告梁冰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超期答复违法。本案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钱志武人民陪审员  王 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