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551号原告：齐瑞春，男，196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静海区居民，住天津市静海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翔鸣，天津才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妮，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和澳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7幢3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1CNH0E。法定代表人：张勇，董事长。被告：中和澳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673086248。法定代表人：张勇，董事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友，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齐瑞春与被告中和澳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亚控股公司）、中和澳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亚北京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齐瑞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翔鸣、赵妮，被告澳亚控股公司、澳亚北京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齐瑞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退还原告150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5年补偿费450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澳亚控股公司为澳亚北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经济一体化。2016年5月19日原告与澳亚控股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原告向澳亚北京公司投资1500万元，获得澳亚北京公司新增股份500万股。二被告承诺自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若中和澳亚上市，则原告按照其认购的股份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若中和澳亚未能上市，如原告要求退股，则澳亚控股公司保证按照双方协商的价格回购原告股份，被告退还原告全部股权认购款1500万元并额外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支付五年的补偿。原告履行了投资义务后，发现被告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其办公地点人去楼空，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公司财产全部转移，原告的投资款被抽逃一空，被告承诺的股票上市根本无法实现。综上，二被告打着上市的旗号，恶意串通，蒙骗原告投资入股，现被告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抽逃原告认购款项，股权上市无从说起，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依照《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原告要求终止该合同履行，依本协议条款两被告退还原告股权认购款1500万元，并支付补偿费450万元。被告澳亚控股公司、澳亚北京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对二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本案通过审查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不存在二被告返还、退还原告股权认购款1500万元及赔偿450万元的事实。原告称二被告法人、经营地址一致故经济一体化，我方不同意。经济一体化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不能认定二被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有赔偿责任。原告与被告澳亚北京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原告与被告澳亚控股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相关的双方权利义务清晰明确，涉及原告退股及承担补偿或赔偿的约定无效，因为该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澳亚北京公司在与原告签订相关法律文件中没有向原告承诺股份回购、退股以及补偿。本案原告针对澳亚北京公司请求的赔偿依据、证据不足。原告表述被告经营状况恶化等其他情况，不符合事实理由依据，被告反对。该事实描述没有事实依据，且对法人有人身攻击，有不当描述。公司上市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进行，造成公司未依法上市的客观因素、条件很多，原告所述事实中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证据上的支持，且与诉讼无关。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应当由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如原告的不当描述没有证据支持，我方认为是原告故意夸大了相关事实理由。二被告是依法成立的公司，经营生产都是合法的。原告认为存在不当描述的事实而终止合同履行。原告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请求终止合同，但是原告在请求部分没有涉及不安抗辩的相关请求。综上，二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二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19日，澳亚北京公司（甲方）与齐瑞春（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二、增资扩股。1.甲方在本协议签署日即2016年5月19日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366.46万元，已发行股份总数为14366.46万股。2.本次拟增资1500万元，发行新股共计500万股，新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为叁元人民币。3.甲方同意且已经履行必要程序取得甲方全体股东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所增发的股份500万股，合计出资1500万元；其中500万元计入甲方注册资本，其余部分入资本公积。完成日后，甲方总股本为14866.46万股，乙方占甲方股本总额的3.36%。4.乙方上述增资款应汇款至甲方指定如下账户：账户名澳亚北京公司（开户行、账号略）。5.乙方按前述规定缴付全部增资款后，甲方应在收到全部增资款后7个自然日内向乙方签发股票（股票记载公司名称、公司成立日、股票种类及所代表的股票数、股票编号），并在收到全部增资款后7个自然日内按照就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已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5月19日，澳亚控股公司（甲方）与齐瑞春（乙方）签署《增资扩股补充协议》，载明：鉴于1、甲方是澳亚北京公司（以下称“中和澳亚”）的第一大股东；2、乙方与中和澳亚于2016年5月19日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称“增资协议”），共计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获得中和澳亚新增股份500万股。现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乙方对中和澳亚的增资扩股事宜进行补充约定，特订立本补充协议（以下称“本协议”）如下，以供双方共同遵守：一、股份回购。1.自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若中和澳亚上市，则乙方按照其认购的股份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2.自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届满，若中和澳亚未能上市，如乙方要求退股，则甲方保证按照以下双方协商的价格回购甲方股份：中和澳亚退还乙方全部股权认购款1500万元并额外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支付五年的补偿。2016年12月12日，齐瑞春向澳亚北京公司转账400万。2016年12月13日，齐瑞春向澳亚北京公司转账800万。2016年12月14日，齐瑞春向澳亚北京公司转账300万。澳亚北京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备案的工商材料显示：澳亚北京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修改公司章程。2017年3月18日澳亚北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载明：“齐瑞春以货币形式出资1500万元，获得股份公司（指澳亚北京公司）新增股份500万股。控股公司（指澳亚控股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公司的部分股权30万股转让给齐瑞春。”股东名册中齐瑞春认购股份530万股，持股比例3.42%。该章程中股东名册标记日期为2017年12月11日，澳亚北京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2019年11月8日，齐瑞春向澳亚北京公司、中和澳亚（天津）实业有限公司寄送《行使股东知情权申请》，申请查阅：公司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分类账、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明细账）。诉讼中，针对如何保障齐瑞春作为股东的知情权，澳亚北京公司称已经答复上述申请，齐瑞春知晓公司经营情况，但未提交相关证据。齐瑞春称澳亚北京公司未有回复。诉讼中，澳亚北京公司提交2016年至2019年的公司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显示公司自2016年至2019年净利润均为正，其中2019年利润为24380451.65元，所得税费用为4078638.45元，净利润为20301813.2元。本院自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调取的相关财务报表数据与澳亚北京公司提交的报表数据不一致，且显示2019年各季度及全年公司净利润均为负数。澳亚北京公司认可税务局财务报表数据真实性，称因统计路径导致了向法院提交的财务报表与向税务局提交的财务报表数据上存在差异。另查，2015年12月24日，澳亚北京公司因对商品的制作成分做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受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1万元行政处罚。齐瑞春称该信息公司未向其披露，澳亚北京公司称该信息发生在双方协议之前且已向其披露，该罚款已经缴纳。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齐瑞春与澳亚控股公司签署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应属对赌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对赌协议的回购方为谁？二、股权回购条件是否成就？三、回购金额如何计算？一、关于对赌协议的回购方，本院认为应为澳亚控股公司。首先，《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签署双方为齐瑞春与澳亚控股公司，双方签署合同的目的必然是为了给双方设定权利义务，该协议的核心条款是股权回购条款，故从签署合同的主体来看，回购方应为澳亚控股公司。对赌协议中虽然明确写明“中和澳亚退还乙方全部股权认购款”，且将澳亚北京公司简称为中和澳亚，但澳亚北京公司并未在本合同中签字盖章。即使张勇同时为澳亚北京公司和澳亚控股公司的法人，其在澳亚控股公司处的签字不能代表作为澳亚北京公司的意见。其次，对赌协议载明“甲方保证按照以下双方协商的价格回购甲方股份：中和澳亚退还乙方全部股权认购款”，该条款是澳亚控股公司保证回购股权的承诺。“回购股份”是对赌协议中对赌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退还股权认购款”是对赌一方履行回购义务的具体方式。当“回购股份”与“退还股权认购款”指向不同，且有争议时，本院结合合同签署及协议上下文，确认澳亚控股公司为“回购股份”的主体，是回购义务履行方。对赌协议中回购的应为目标公司的股份，“回购甲方股份”中的“甲方”应为笔误。最后，关于澳亚北京公司是否因与澳亚控股公司“经济一体化”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齐瑞春对于澳亚控股公司和澳亚北京公司人格混同等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于二公司“经济一体化”的事实主张本院无法确认。另外，现行法律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如公司人格丧失独立地位，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澳亚控股公司为澳亚北京公司的股东，齐瑞春以“经济一体化”主张澳亚北京公司对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不能得到支持。二、关于股权回购条件，本院认为已经成就。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行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澳亚北京公司向税务局提交的财务报表显示2019年各季度、全年净利润均为负数。依据该报表，澳亚北京公司在2022年3月20日前三个会计年度中会出现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则澳亚北京公司无法在2022年3月20日前上市。其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第二十四条规定：“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应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澳亚北京公司向税务局提交的财务报表与向本院提交的财务报表数据不一致，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澳亚北京公司的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不谨慎，在财务报表编制上存在问题，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不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综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的回购条件成就。三、关于回购金额，本院认为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确认。齐瑞春以1500万元出资获得澳亚北京公司500万股权份额，其支付款项的目的是“投资”澳亚北京公司，且在回购条件成就时收回“投资”并获得补偿。对赌协议约定：回购条款成就则“退还乙方全部股权认购款1500万元并额外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支付五年的补偿”。回购金额应包含1500万元及以15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补偿。关于该补偿的起止点，本院认为以齐瑞春的实际投资天数计算为宜，即从其支出1500万元之日起至实际收回之日止。关于该补偿的计算标准，合同约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同时在括号中写明年利率6%，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和时时变动的标准，本院认为应以双方明确约定的计算标准即年利率6%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和澳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齐瑞春支付1500万元及补偿（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补偿总金额以450万元为上限），用于受让原告齐瑞春持有的中和澳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权份额；二、驳回原告齐瑞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中和澳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00元，由原告齐瑞春负担4158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和澳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524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翔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