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3行终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04MB1985294K。 负责人陈加禄，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玉桂、方雪花，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东峤村2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040037127832。 负责人郭清粦，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舒旭，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国民，男，195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阳市。 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因被上诉人潘国民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4行初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14日，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与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租赁面积59.94亩，租赁用途为家禽养殖生产，租赁期限为5年等。原告潘国民系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的养殖户之一，在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内建有养殖场养殖鸭子。2015年5月26日，《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肉鸭养殖项目》环评报告表通过莆田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规模为年存栏2万羽，但之后原告未按要求进行网上备案。2016年11月2日，莆田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莆流域办［2016］4号《关于依法取缔违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通知》，将回然家庭养殖场列入逾期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的规模化禽畜养殖场清单。2016年11月24日，莆田市秀屿区环境保护局作出莆秀环罚［2016］21号、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潘国民作出责令停止生产并处人民币2万元罚款和责令停止生产并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7月13日，原告养殖场被拆毁。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就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确认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80万元。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3行初329号《行政判决书》、（2017）闽03行赔初8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原告潘国民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及赔偿请求。原告潘国民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行终526号《行政裁定书》、（2018）闽行赔终86号《行政赔偿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闽03行初443号《行政裁定书》、（2018）闽03行赔初87号《行政赔偿裁定书》，驳回原告潘国民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原告潘国民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闽行终150号《行政裁定书》、于2019年5月8日作出（2019）闽行赔终17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认为，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养殖场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行政诉讼确定起诉期限的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避免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原告潘国民在2017年7月13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后，即于2017年11月16日就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一审、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终审裁定，维持驳回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原告潘国民于2019年4月1日以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鉴于原告潘国民一直积极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其自2017年11月16日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终审裁定之日止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故原告潘国民的起诉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结合原、被告陈述以及本案的在案证据，可知原告潘国民系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的养殖户之一，是案涉养殖场的经营者，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强制拆除案涉养殖场的行政行为确实存在，在无主体对强拆行为负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及举证责任作出认定或推定。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的上级机关，在另案中已承认系两被告实施了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被告秀屿农业局作为案涉行业监管部门，被告东峤镇政府作为案涉属地基层政府，虽然均提出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抗辩，但均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无法否认其实施强制拆除案涉养殖场的事实，故两被告提出其未强制拆除案涉养殖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应当具有合法依据，并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被告东峤镇政府未提供其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潘国民的养殖场的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及程序的相关证据，被告秀屿农业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潘国民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本应予以撤销，因该行为是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应予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13日强制拆除原告潘国民位于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不服，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法院撤销原判，裁定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 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的上级机关，在另案中已承认系两被告实施了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为由认定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系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错误的。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潘国民辩称：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作为二上诉人的上级机关，在另案中已承认系二上诉人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一审认定二上诉人被告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时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被诉行政强制行为发生在2017年7月13日，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6日即就该强制行为向本院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待生效裁定维持驳回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的起诉作出后，于次月向原审法院以二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是法定的救济途径，虽因被告不适格而导致起诉被驳回，但被上诉人一直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属于起诉期限延长、扣除的法定理由，故被上诉人起诉二上诉人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上诉人系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的养殖户之一，是被强制拆除养殖场的经营者，有权就被诉强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在另案中承认本案被诉强制行为系二上诉人实施，同时被拆除养殖场位于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的辖区内，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是案涉行业的监管部门，故二上诉人虽主张未实施强制行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也未证明由其他部门或他人实施了强制行为，原审认定由二上诉人实施了被诉强制行为并无不当。二上诉人未提交其实施强制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翁奇任 审判员  刘开赐 审判员  陈飞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琪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