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0502民初294号   原告：崔某，男，1977年2月10日生，汉族，晋城市联众行商贸有限公司员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晋城市汇源宝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董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某，男，1982年10月7日生，汉族，晋城市城区人，系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城区，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刘某1，女，1981年4月25日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系公司法务，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负责人：史振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某，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   法定代表人：代某，任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某2，男，1967年3月28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系公司法务专员，现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李某，男，1980年10月16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系公司服务总监，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原告崔某诉被告晋城市汇源宝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晋0502民初1789号民事判决书。判后，原告崔某与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晋05民终146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9)晋0502民初178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原告崔某于2020年3月27日向本院申请追加被告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汽车有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某、刘某1、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某、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维修费58000元；2、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租车费用18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0日原告购买了一辆奥迪Q5，登记车牌号为×××。2016年7月15日原告在奥迪厂家经销商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将车辆延保期间延长至5年/不限万公里。该延保服务在全国奥迪品牌4S店均可享受服务，且该延保由被告2承保。后原告在奥迪品牌4S店均享受了延保服务。2019年3月17日原告因车辆烧机油到被告1处进行维修，当天被告1给原告车辆免费更换废气阀后，告知原告开一段时间观察一下。2019年4月4日因车辆出现同样故障（烧机油）原告再次到被告1处维修。2019年4月9日被告1工作人员估价维修费2万元，并在征得被告2工作人员同意后由被告1将车辆发动机拆开，拆开之后发现发动机损伤较大，被告1建议更换发动机。被告2因维修费大拒不理赔。鉴于发动机已经拆开，原告无奈只好按被告1工作人员建议更换发动机，花费维修费58000元。车辆修好后，被告1不让原告开走车辆，理由是原告需要支付维修费。多方协商无果，原告只好自己支付维修费后开走车辆。原告认为自己的车辆仍处于延保时间范围内，被告1、2应免费为原告修理车辆；同时因被告导致没有及时维修车辆，原告被迫租赁车辆使用，租赁费18000元应由被告支付。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口头辩称，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该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事实，原告与我公司系承揽合同中的修理合同关系，我方提供维修服务根据等价有偿原则，原告支付维修费用符合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与山西大昌存在联保合同关系，我方非合同当事人，该合同仅能约束作为合同双方的原告与山西大昌公司，不能约束第三人即我公司的权利义务，保险公司以非合同当事人抗辩不承认，我公司同样不是合同当事人，不能在同一案件中适用不同的裁判标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应根据合同约定，向合同的相对人主张权利义务，而我公司和山西大昌公司属于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原告与山西大昌公司签订的联保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15日，我公司成立在2017年4月13日，获得奥迪经销许可在2018年10月份，不能以成立在先的合同设立约定我公司的权利义务，我公司提供维修服务均为有偿服务，因我公司对相关的保险业务不熟悉，故在维修之前征得保险公司同意进行维修修理，之前原告在我公司进行的修理活动均由平安公司进行理赔，此次诉讼平安公司拒赔，我公司要求承揽关系中的定做人即原告支付修理费用合理合法，故应驳回对我公司的诉请。   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辩称，一、原告无权起诉我公司。在我公司投保“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是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也是该公司，原告将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与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混同起诉，系起诉错误，原告无权起诉我公司。其次，“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合同是由一汽大众集团与平安财险公司签订的“总对总”合同，然后一汽集团授权其各个特许经销商作为合同中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特许经销商）与消费者签订了延保合同，在保险期间内，如果保险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保修范围内的故障，消费者在延保期内向被保险人提出维修要求，根据延保合同的约定应由被保险人负责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保险人将根据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遇到属于延保合同中的保险责任，应当是客户向被保险人主张索赔，被保险人核实确认后向保险人提出索赔，客户无权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二、即使原告适格，我公司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所提供的《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的正页下方提示“客户需遵守本手册的约定条款方能享受延迟保险权益，我已阅读并理解汽车延长保险服务合同……完全同意并接受前述所有保修条款及相关记录”，原告已对该内容签字确认，可知其已知悉了合同中的除外责任。《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用户手册》明确提示了注意事项“延保期内您需要至奥迪特许经销商处进行定期保养，否则因此造成保修零部件或未在保险范围的零部件造成的保修零部件出现问题，您将失去享受该零部件的保修权利”。根据奥迪厂家技术指导，奥迪车的官方保养间隔为一年或10000公里，而原告的车辆于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12月2日期间保养间隔为12239公里，已经超出厂家上限要求。结合车辆保养手册、延长保险用户手册及延长保险责任的保险条款等，原告的车辆损失不属于延保保险责任。另，我公司已将拒赔通知书送达被保险人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保险人已签收确认，无异议。此外，“烧机油”是指机油进入发动机燃烧室，与混合气一起参与了燃烧。车辆出现“烧机油”会使车辆氧传感器过快损坏，严重者发动机润滑不足使引擎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甚至报废，该情况大部分是车辆出厂后自身质量缺陷以及不按规定保养所致，不属于理赔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依据与保险公司的《一汽-大众汽车延长保修责任保险合作协议》，于2016年与原告签订《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原告若因车辆故障可于2019年4月9日前到一汽大众奥迪品牌在全国的任何特许服务商可享受保修服务。具体本案中，原告实际到达的是晋城店进行的延保维修。答辩人与平安公司的《一汽-大众汽车延长保修责任保险合作协议》（简称“合作协议”）第七条理赔处理中第8款有全国通赔服务约定：“在异地发生的任何延保服务合同覆盖下的故障，延保客户可选择在任意一家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店进行定损维修，乙方认可该修理费。甲方无需签署转账授权，可由维修单位直接向乙方申请理赔，乙方直接与维修单位按标准流程结算。”，该条款内容答辩人告知了客户。据此，本案原告车辆到被告晋城店维修后，由晋城店直接与保险公司进行费用结算，最后他们三者之间的处理结果，对答辩人而言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简称“延保合同”），是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后做出的对原告车辆的延保。原告在答辩人处签订延保合同购买延保服务时，保险公司在场有派驻人员驻店办公，当场审核了原告提供的延保所需资料及对原告车辆进行了查验，并最终得到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另外，在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延保合同》，附有《奥迪品牌新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条款》（简称“保修条款”），该条款“您的义务”中“您享有延长保修服务的前提是您必须按照奥迪品牌的建议对车辆进行正确使用。”及第4条延长保修除外责任（6）项“因用户未按照随车使用说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说明书》、《操作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汽车，而造成损坏的”情形和注意事项等黑体加粗字提示关注，答辩人均向原告明确进行了告知，即在延保期间，原告需按厂家要求使用、保养车辆，每行使一万公里或12个月（先到着为准）必须进行一次保养检查。否则，任何一次未正常保养均会失去延长保修权利。在延保合同上双方签字盖章落款处，明确标有“我已阅读并理解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及合同条款，我理解手册相关约定及解释，我理解保修内容以及不予保修内容，完全同意并接受前述所有保修条款及相关记录”，充分说明原告已完全知晓延保合同保修条款中除外责任的内容并签名确认。三、原告在延保期间，曾享受了一汽大众特许服务商提供的延保服务，且获得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至于本次延保涉诉的理赔，则与答辩人无关。本案原告上诉状中诉称“第二被上诉人给第一被上诉人出具的拒赔通知书以及其对上诉人2019年2月25日、2019年3月17日的修理项目予以理赔并将理赔款直接支付第一被上诉人的事实”描述中，可知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延保合同》对原告和晋城店及保险公司是得到有效履行的；再者，《保修条款》注意事项第（2）项规定有：“延保期内您需要至奥迪特许经销商处按照《奥迪轿车保养手册》进行定期保养。否则由此造成保修零部件或未在保修范围的零部件造成的保修零部件出现问题，您将失去享受该零部件的保修权利。”据此，原告是否按延保合同进行车辆的正常保养，以及车辆维修能否得到延保服务商的延保服务及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应根据《延保合同》、《保修条款》、《保养手册》等规定及相关各方有无违约及过错行为而定。但是，本案的原告的涉诉损失赔偿应与答辩人无关。四、本案中，原告主张18000元租车费的赔偿诉求属于间接损失，更与答辩人无关。因为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延保合同》，执行的是一汽大众的全国通赔服务，原告不是在答辩人处保修，其因修车产生的租车费用不属于延保责任的范围（见《保修条款》第4条除外责任第（12）项：任何由于车辆不能使用而造成的损失或任何其他后果性损失、间接损失），对此间接损失，更与答辩人无关。综上所述，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与答辩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且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行为。故此，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并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维修费5.8万元及要求三被告支付租车费1.8万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各是什么，是否成立、应否支持；2、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要求驳回原告对其诉请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各是什么，是否成立、应否支持；3、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要求驳回原告要求对其诉请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各是什么，是否成立、应否支持；4、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要求驳回原告对其诉请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各是什么，是否成立、应否支持；5、本案诉讼费负担问题。   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陈述事实并举证：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被告身份情况。2、情况说明1份，证明车辆购置情况及办理延保服务情况，同时证明2019年3月17日、4月4日原告在被告1处修理车辆情况，2019年4月9日被告1修理车辆后拒不交给原告，直至2019年5月14日才将车交给原告。3、延保服务合同及延保用户手册，证明2016年7月15日原告在奥迪经销商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延保服务，延保期限至2019年4月9日止；延保用户手册中延长保修除外责任系格式条款且加重了原告的责任，属无效条款。4、拒赔通知书，证明原告车辆2019年4月9日在被告1处针得被告2同意进行发动机拆解后，被告2无故一直不予处理，直至2019年5月9日才书面通知原告不予理赔。不予理赔的原因是车辆2018年4月5日至12月2日保养间隔里程超过了10000公里。5、原告车辆维修记录，证明原告购车后至购买延保服务前就有3次保养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情况；如果应保养里程超过10000公里就拒赔，那被告2在承保时就应知道原告车辆保养情况而不承保。同时记录能够显示，2019年3月1日、3月21日被告曾两次给原告车辆支付保险理赔款。6、接车检查表，证明2019年4月4日原告将车辆送至被告1处维修，被告1在征得被告2同意后将车辆发动机拆装分解检查。7、维修案例，说明车辆维修过程。证明被告2确认车辆在延保时间范围内，同意由被告1进行发动机拆解。被告1处理方案为：更换发动机及附件。8、2019年3月1日、3月21日结算单及付款电子回单，证明2019年3月1日、3月21日，原告车辆两次维修后被告2均予以理赔，证明本次被告2拒不理赔的理由不成立。9、晋城市联众行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车辆租赁协议，证明原告为晋城市联众行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车辆由该公司使用。10、车辆维修发票及清单，证明：1本次更换发动机费用为58000元，该款应由被告2予以理赔；2车辆2019年4月4日到被告1处维修，直至2019年5月14日才让原告开走车辆，时间长达40天。11、车辆保养维修发票3支，证明原告车辆于18年4月5日、18年6月17日曾在奥迪经销商河南店进行过保养，维修记录中缺失2018年6月17日的保养记录，同时证明被告2拒赔理由不成立。12、租车协议1份、车辆租赁费发票1支，证明原告租赁车辆使用，租车费18000元。   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系原告自己承认，不属于有效的证据形式，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恰显示是原告与被告3签订的联保合同，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5、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该证据证明原告与我公司系修理合同关系，证据7、8认可，证据9不认可，证据10认可，证据11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12不认可。   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质证称：同被告1质证意见。   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质证称：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不认可，证据3认可，证据4认可，证据5认可，证据6认可，证据7不认可，证据8认可，证据9认可，证据10、11、12对主体不认可。   针对争议焦点二，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述称：无证据提供。被告1与原告系修理合同关系，我方要求原告支付修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原告诉我公司承担维修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故要求驳回。   原告崔某质证称：根据汽车延长保修合同，4S店应当免费给我维修车辆，依据被告3所说延保合同中一店延保全国通赔的原则，原告仅要求修好车辆，修理费用是厂家还是保险公司支付费用与原告无关。   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质证称：我公司不是修理合同的当事人，故费用不应由我公司支付。   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质证称：延保合同中一店延保全国通赔的原则前提是原告正常维修保养不能超过12个月。   针对争议焦点三，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陈述并举证：第一组证据：1、汽车延保保险保单抄件一份，2、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条款一份，证明本案案由系服务合同纠纷，平安公司既非服务提供者也非服务接受者，在平安公司投保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是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也是该公司，原告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平安公司。保险条款第22条规定，即使遇到属于延保合同中的保险责任问题的故障，也应当是客户向被保险人主张索赔的，经被保险人合适确认，再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客户无权直接向平安公司主张权利。第二组证据：1、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2、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用户手册一份，3、奥迪汽车保养手册一本，证明原告对上述内容完全同意并接受，并且延长保修合同是原告与大昌公司所签，平安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第三组证据：1、原告车辆的车辆维修历史记录两张，2、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条例一份，证明从2018年4月5日到2018年12月2日期间，原告对车辆进行的三次保险的舟曲超过了保养手册规定的10000公里，原告所主张的维修费用已经不属于原告与被告1合同约定的延长保修范围，任何车辆不能正常使用而造成的损失或者任何其他后果性损失，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四组证据：拒赔通知书，证明平安公司已向被告1送达了拒赔通知书，被告1接受且无异议。   原告崔某质证称：证据一、二、三、四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均不认可。   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质证称：被告2提供的证据均认可，与我方没有关联。   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质证称：第一、二、三、四组证据无异议，认可。   针对争议焦点三，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陈述并举证：第一组证据：1、被告3与被告2合作协议一份，证据2、通知一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保险业务关系。第二组证据：原告与被告3签订延长保修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3对服务合同签字确认。第三组证据：奥迪常规保养一份。第四组证据：平安系统上传信息截图一份。第五组证据：平安保险系统延保含原告信息截图一份。   原告崔某质证称：所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质证称：所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我公司无关。   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质证称：所有证据均认可。   针对争议焦点五，原告称诉讼费应当由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负担；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称应由原告崔某负担；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称应由过错方承担。   经审理查明：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成立，系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在晋城的奥迪品牌车经销商。原告崔某是晋城市联众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某曾于2014年4月10日购买奥迪车一辆，上户牌照为×××，原厂质量担保公里数为3年/10万公里。奥迪车的保养手册载明：每1万公里或12个月（先到为准）必须进行一次保养检查。   2016年7月15日，原告崔某与山西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约定：崔某所有的×××车辆保险延长年限及公里数是2年/不限万公里，延保起期是2017年4月10日，延保止期是延长原厂质量担保期至5年/不限万公里。以上合同第一页底部写明：“客户需遵守本手册的约定条款方能享受延长保修权益。我已阅读并理解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及合同条款，理解手册相关约定及解释，理解保修内容以及不予保修内容，完全同意并接受前述所有保修条款及相关记录。”《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附有《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用户手册》一份，该手册包括有以下内容：......如果车辆在延长保修期间发生了任何故障，请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奥迪特许经销商，经销商会在核实并确认车辆的延长保修信息后，帮助解决后续事宜。......第3条延长保修范围：在延长保修服务期限内，如果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原厂质量担保责任范围内零部件的质量问题的，奥迪特许经销商将对其进行免费修理或更换，延长保修时所更换的故障配件由经销商回收。第4条延长保修除外责任：因以下任何原因造成的故障或存在以下情形，不在本服务合同保修范围内：......（10）因用户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汽车，而造成损坏的......注意事项：（2）延保期内您需要至奥迪特许经销商处进行定期保养，否则因此造成保修零部件或未在保修范围的零部件造成的保修零部件出现问题，您将失去享受该零部件的保修权利。   原告崔某因车辆出现小故障分别于2019年2月25日和2019年3月17日在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进行了修理，具体维修项目为：拆卸和安装了油箱盖伺服马达，更换了门锁调节单元，更换了机油分离器、润滑脂，两次修理费分别为365元和779元。2019年4月，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分两次将该公司应赔付的费用转账至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账户。   2019年4月4日，原告崔某因为其车辆出现“机油损耗严重，2000公里机油损耗超过一升，驾驶室脚下出风特别热”的问题而再次前往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进行维修。2019年4月9日，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查勘崔某的车辆手续、了解车辆现阶段状态后，同意汇源宝迪有限公司拆装分解发动机检查故障。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拆解后，发现车辆发动机内部气门油封老化，活塞裙部磨损严重，连杆瓦与曲轴瓦也是严重磨损，同时涡轮增压器内也因高温损坏导致有少量机油窜入等现象，综合考虑后建议更换发动机及附件。之后，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向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提供了索赔材料，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向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发出《拒赔通知书》，称因涉案车辆保养记录从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12月2日保养间隔12239公里，而奥迪官方保养间隔时间为一年或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延保经与厂家沟通在公里数上放宽到10500公里，此车超奥迪官方间隔规定，因此本案发动机损失部分不属延保责任，本次事故保险责任不成立，公司无法赔付。收到《拒赔通知书》后，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告知原告无法为其保修车辆。随后，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在取得原告同意后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维修，更换了发动机，2019年5月14日，原告在向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支付58000元维修费后将车辆开走，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应原告的要求给原告所在的联众行公司出具了发票。   另查明：一汽大众集团与平安财险公司“总对总”签订有“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合同，保险条款包括：第二条：凡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向消费者提供机动车辆延长保修服务的制造商、销售商、维修服务商或其他汽车服务商，可以就其承担的延长保修服务合同责任投保本保险，成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第三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与消费者签订了延保合同，如果保险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延保合同约定保修范围内的故障，消费者在延保合同约定的期限或行驶里程内向被保险人提出维修要求，并且根据延保合同的约定应由被保险人负责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保险人将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本合同中的保险人指的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联众行的营业热照，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车辆检查表、维修情况说明、维修结算单及电子回单，车辆维修发票和清单，原告与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提供的×××车辆的《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用户手册》、拒赔通知书，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提供的奥迪车保养手册、《机动车辆延长保修责任保险条款》以及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佐证。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为原告的×××的奥迪车辆出现发动机烧机油的故障，其有无权利就此故障享受保修服务。原告现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其维修费58000元并要求三被告赔偿租车费18000元，是否合理。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该合同约定在延长保修服务期间内，如果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原厂质量担保责任范围内零部件的质量问题的，奥迪特许经销商将对其进行免费修理或更换；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作为奥迪在晋城地区的经销商，对于奥迪车辆属于保修范围内的故障需要承担保修义务。根据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乙方）签订的《一汽-大众汽车延长保修责任保险合作协议》约定，“在异地发生的任何延保服务合同覆盖下的故障，延保客户可选择在任意一家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店进行定损维修，乙方认可该修理费（超过授权金额的对外委托修理费也需要得到乙方确认才能实施维修）。甲方无需签署转账授权，可由维修单位直接向乙方申请理赔，乙方直接与维修单位按标准流程结算。”因此，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对延保期内保险车辆出现原厂质量问题的零部件承担赔付责任，且由维修单位直接向其申请理赔。   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7月15日购买延保服务时其车辆已发生多次超过规定公里数保养的情形，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依然自愿与原告签订了《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应当视为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同意为原告的车辆提供延保服务；另外，在2016年7月15日之后，原告车辆也有多次里程超过1万公里保养的情况，而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在2019年曾两次给原告的车辆予以了保修，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予以了承保，现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提出保养间隔里程超过1万公里而拒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且《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用户手册》“注意事项”里载明的延保车辆在延保期内需要至奥迪特许经销商处进行定期保养，否则因此造成保修零部件出现问题，消费者将失去享受该零部件的保修权利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另根据平安《机动车延长保修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之约定，原告车辆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情形，故被告平安财险山西分公司不能免除其赔付责任。原告车辆尚在延保期限内，因车辆烧机油问题，原告选择晋城市奥迪汽车经销商进行维修，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对原告车辆完成了修理工作，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可向延保服务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而原告不应承担相应费用。因此，被告汇源宝迪有限公司收取的维修费58000元应当予以退还。   关于原告请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租车费用18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大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奥迪品牌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中关于延长保修除外责任之约定，任何由于车辆不能使用而造成的损失或任何其他后果性损失、间接损失不在本服务条款保修范围内，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其租车损失，没有正当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晋城市汇源宝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崔某退还58000元维修费；   驳回原告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被告晋城市汇源宝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250元，由原告崔某承担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毛柏青   人民陪审员 张 超   人民陪审员 杨学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任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