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58470号原告：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FabriceMEGARBANE(费博瑞)，职务首席执行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强，上海市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飞婷，女，197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婧，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莱雅公司)与被告王飞婷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莱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强、被告王飞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婧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延长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欧莱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41,315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被告作为劳务派遣人员至原告处工作。2016年2月26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直接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岗位是修丽可化妆品事业发展部经理，主要工作职责是管理北京销售区域内的客户和经销商。2019年5月17日，原告解除了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因是被告存在2项严重违纪的行为：一是违反规定，通过虚假方式在其管理的销售区域之外开发客户并销售产品，二是私自截留和占有区域外客户应得的返利，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使原告遭受财产损失。原告认为，其基于被告的上述严重违纪行为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不属于违法解除，不应支付赔偿金。被告王飞婷辩称，被告于2012年7月1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岗位一直是businessdevelopmentmanager，主要职责是管理销售团队并将每月的销售指标下派给销售人员完成，自己并不直接和客户对接。原告诉称的第一个解除理由即将区域限制的产品到销售区域外进行销售称之为“串货”，原告处并无禁止“串货”的规定。并且，原告禁止员工“串货”的行为违反了垄断法，应属无效。对于第二个解除理由即截留和占有客户返利、侵占公司财物，亦不认可。被告只是整个业务流程的中间环节之一，所有的工作均按上级领导蔡莹的工作指令执行，仅凭被告个人无法达到侵占公司财物的目的。并且，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对解除依据并未明确,被告也没有收到过员工手册。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被告于2012年7月经劳务派遣至原告处工作，又于2012年12月28日、2016年2月26日及2018年12月25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末份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工作岗位为businessdevelopmentmanager，主要职责为负责修丽可品牌化妆品的销售管理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六号中环世贸中心(以下简称中环办公室)。2019年5月6日，原告对被告进行违纪调查。在双方的谈话笔录中，原告的调查人员问：“你加入公司时间和职务？”，被告答：“我是12年加入修丽可，并且担任北区经理，负责北京河北辽宁山西山东的销售工作”；问：“其他区域是你负责么？”，答：“其他区域是有公司其他人管，不是我的范围”；问：“我们的销售模式是什么？”，答：“从欧莱雅公司把货卖给到北京的经销商一商公司，然后经销商把货卖给终端的私立医院等。所有赠品，支持品，返利(返利也折算成产品给到客户)都是由一商直接通过物流发给客户的实际地址，由客户签收”；问：“我们的赠品和返利都有规定管理么？”，答：“……返利按照合同条款，客户完成一定的销售额，按一定比例反馈客户，返利按季度结算……返利直接发到客户的诊所，医院地址”；问：“其他区域客户你们可以开发么？”，答：“不可以，每个经理都有自己规定的管理区域，不能去别人的区域开发客户”；问：“湖北荆门的客户是怎么回事？”，答：“是我下属李艳萍介绍的，微信推给我的”；问：“你是否让北京一商给这家凯蒂发货，并且把他的出货记录放在其他正规客户下面？”，答：“有的，我是这么做过”；问：“北京一商提供的这家客户的修丽可的出库单金额在89万元，你是否能确认这个金额？”，答：“那就是这个数字，以北京一商的数字为准，他们的数字是准确的”；问：“那这家荆门客户，以他的销售量得到的返利应该是多少？”，答：“应该是12万价格的修丽可产品，按实际出货价算”；问：“那你这12万产品返利，你申请了没有？”，答：“我不想说了”；问：“你给这个湖北客户多少？”，答：“忘了”；问：“这些返利是发给客户的还是发到北京欧莱雅公司中环广场的？”，答：“我不想再说了”；问：“还有其他客户的返利也是发到中环广场的么？”，答：“我不记得了”。2019年5月10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陈述材料和证明材料。被告在陈述材料中称：“……经过这两天的回忆和思考，我决定将此事如实一一报告给您。(一)、2018年8月底李艳平将凯蒂陈华丽推送给我，我直接转给田翠对接。后田翠跟我反馈客户暂时提供不全开户资料，但着急要货，并要返利，不给返利就不订货，当时在高额的指标压力下，我们向客户提供了产品，2018年9月底客户进货226675元，2018年10月份客户进货106055元。2018年11月进货319960元、12月初进货130175元。2018年9月至12月返利情况如下：2018年11月份田翠发给客户返利货品，合26432元；2018年12月王飞婷发给客户返利货品，合38483元，附件由顺丰快递单。2018年12月份一商吉祥物流发给客户返利货品，合23625元，附件有一商发货明细单。从2018年12月底到2019年3月份，客户就不再向我们订货。田翠告诉我：她发现此客户在其朋友圈内晒整箱院装B5和植萃，而此两类货品都不是由我负责的经销商所供，田翠就此情况与陈华丽沟通，结果双方发生了不愉快……对陈这种无底线的客户，我们很怄火，决定不向她再提供任何货品！也没有向客户支付剩余的返利，合计33315元。2019年3月，田翠说陈华丽催要返利10万，并说其他区域给她的返利高于20%，要求我们及时给她返利，否则就不会善罢甘休。由于客户索要的返利金额与我们实际应支付的返利金额存在很大差距。我们为此很生气，便没有理会陈华丽。2019年4月初，田翠发现陈华丽在其朋友圈中诬陷，说她从北区进货修丽可200万元，未收到返利。我第一时间向我老板Crystal汇报了此事，Crystal让赶紧将剩下的返利给客户。于是田翠即刻与陈华丽进行联系，但由于双方都有情绪，结果不好。客户索要的金额和我们实际应支付的相差很大，我们无法满足。我将最后结果反馈给了老板Crystal。Crystal回复我：先这样吧，不理她了，我们以为此事就完结了。目前剩余货品均存放在公司办公室……”。2019年5月17日，原告以被告严重违反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为由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工作至当日。2019年7月10日，原、被告就应退还的返利产品进行了交接，交接单中载明共计10项返利产品的名称、数量及零售价金额，另注明合计零售价金额为65,390元、进货价金额为32,695元。此后，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2年12月28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7,570元以及2019年3月16日至23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3,621元。该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确认原、被告自2012年12月28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另裁决原告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1,315元，对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处员工手册规定，一次严重违纪者，通常给予书面严重警告处分，一次特别重大违纪者，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第13.4.2“严重违纪”行为中，第(l)条规定：“任何渎职或失职行为或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本手册、或公司的其他政策和程序，导致公司、客户、供应商、其他员工或者任何第三方遭受不超过人民币五千(5,000)元的损失或损害，或者造成了其他不良后果”。第13.4.3“特别重大违纪”行为中，第(c)条规定：“任何渎职或失职行为或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本手册、或公司的其他政策和程序，导致公司、客户、供应商、其他员工或者任何第三方遭受超过人民币五千(5,000)元的损失或损害，或者造成了其他不良后果”。被告于2016年2月22日签收了员工手册。审理中，原告提供员工手册签收页、2019年5月6日调查谈话笔录、经销商北京美洁金信商业有限公司一商兆业分公司(以下简称一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出库记录、销售明细单、产品签收单以及2019年7月10日退还返利产品的交接单、2019年5月10日陈述材料等证据，并申请被告的下属员工田翠、上级领导蔡莹以及一商公司品牌渠道经理孙媛媛出庭作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作为区域销售主管将其无权开发的区域外的客户挂在区域内客户的名下进行产品销售，又指示与其对接的经销商一商公司将本应直接交付给客户的返利产品快递至中环办公室交由被告占有，经追查后退还的返利产品数额巨大，已构成严重违纪，原告按照员工手册第13.4.2第(l)条以及第13.4.3第(c)条的规定解除被告劳动合同，合法有据。被告质证后对员工手册签收页、2019年5月6日调查谈话笔录中被告签名的真实性、2019年5月10日陈述材料、2019年7月10日返利产品交接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第一、员工手册签收后并未实际发放；第二、被告系受到原告调查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胁迫和诱导才在2019年5月6日的调查谈话笔录中签名，故被告在调查谈话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均不属实，2019年5月10日的陈述材料也是按照原告的要求出具的；第三、一商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真实。并且，一商公司直接将返利产品发送给客户仅是一般情况，实际工作中也会出现少量客户因不能及时结算，故将返利产品寄送到被告中环办公室暂存，待结算完毕后再发放的情况。因此，被告及下属员工代收并保管返利产品是正常的职务行为，并且绝大部分返利产品是由被告下属员工田翠签收的，包括本案中湖北客户陈华丽也是田翠的客户，与被告无关。2019年4月，因陈华丽举报未收到返利产品，被告介入调查后发现客户要求的返利产品数量与实际存放在办公室内的返利产品不符。在向上级领导蔡莹汇报后，被告按照蔡莹的指示保管了全部的返利产品，并在解除劳动关系后交接给了原告；第四、事发后被告曾多次要求原告调查核实相关事实，但原告均未理睬。被告认为，其作为北区销售经理系直接按照蔡莹的指示工作，既不直接接触客户，又未收取返利产品，蔡莹对被告的工作情况是清楚的。湖北客户陈华丽系由田翠对接，返利产品也是由田翠决定、收取和发放的，与被告无关。因此，本案系原告、田翠和蔡莹栽赃陷害被告，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应属违法。为此，被告提供与蔡莹之间的工作邮件、微信记录以及与田翠之间的微信记录等证据为证。在工作邮件中，蔡莹要求被告“烦请核对2018Q4季度返利以及2018年返……”。在微信记录中，蔡莹2019年5月6日称：“Frank刚刚找我，让我和你说两件事啊：1.荆门那个客户的返利退回公司；2.今年1-4月发到中环的PA说明每一笔的去处，他要去查”，2019年5月29日称：“Frank说，让你把荆门客户剩下的9万的返利退回公司，他等到6月5号，否则公司就走司法途径了”，2019年6月4日称：“存放公司的返利，这两天你清点转交给李艳萍”。原告质证后对工作邮件以及蔡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工作邮件反而证明核对返利产品系被告的工作职责，并非基于蔡莹的指示，而与蔡莹的微信记录中反映的是蔡莹在事发后要求被告追回违规发放的返利产品以及退回中环办公室的返利产品。其他证据也进一步印证了被告存在违规违纪行为，并有推卸责任的主观故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严重违纪的行为以及原告解除被告的劳动合同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合2019年5月6日原、被告之间的调查谈话笔录、2019年5月10日被告的陈述材料以及本案查明事实，可以反映出原告对于产品销售区域以及返利产品的管理均有明确规定，其中明确禁止跨区域销售商品和开发客户，返利产品亦明确应由经销商直接发送给客户，被告对此应是知晓的。但被告仍在其管理的销售区域之外开发客户并虚构正规客户的身份销售商品，且自行收取应直接发送给客户的返利产品，明显违反了原告的相关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在与其违规开发的客户发生争议后，不仅没有主动向原告汇报和说明情况，还擅自扣留客户金额高达3万余元的返利产品，经原告追查后才予以退还。被告的上述行为不仅违反了一名销售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也符合原告员工手册中“特别重大违纪行为”的相关规定。原告据此认定被告严重违纪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要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处并无禁止串货的规定，将返利产品发送至中环办公室代收系正常操作，并且其未参与本案，亦未收取和扣留返利产品，也未收到过员工手册。但上述辩称意见与其自身在调查笔录以及陈述材料中的陈述内容不符，也与员工手册的签收记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另辩称，调查笔录系受原告的胁迫所签，且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不真实，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此外，原、被告对自2012年12月28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均无异议，本院一并予以判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自2012年12月28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与被告王飞婷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要求无须向被告王飞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1,31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被告王飞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