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4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禄，男，汉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禄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欣，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缔，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董户村。法定代表人：李家佑，系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家佑，男，汉族，1948年12月15日出生，住云南省禄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建瑛，女，汉族，1973年3月11日出生，住云南省禄丰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晁建华，云南聂宗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王乃丽，女，汉族，1954年5月3日出生，住云南省禄丰县。上诉人杨正禄与被上诉人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龙公司）、李家佑、尹建瑛，原审第三人王乃丽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3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正禄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欣、蓝缔，被上诉人森龙公司、李家佑、尹建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晁建华，原审第三人王乃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正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股权转让合同成立。股东会决议对于股权转让主体、转让标的、转让价格均有明确约定，各方按照股东会决议的约定部分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杨正禄与森龙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一审判决仅以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合同否认杨正禄与森龙公司建立股权转让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股东会决议内容足以证明杨正禄与森龙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成立。2.股东会决议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3.森龙公司及杨正禄的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以其他形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二、关于股权回购及股东会决议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为避免公司走向解散、诉讼、协商，由公司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原意。本案中，森龙公司自设立起长年未召开股东会，常年未分配利润，且杨正禄与李家佑等发生冲突无法调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各方当事人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明确杨正禄将其持有的股权按照评估价格转让给森龙公司，该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仅适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认定杨正禄只能在公司内部或是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法律规定，为使公司存续允许当事人协商由公司收购股东股权。2.以协商方式由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符合公司法立法本意。3.森龙公司自设立之日起长年未分配利润，常年未按照章程规定及法律规定召开股东会，杨正禄依法享有法定回购权。4.根据改革纲要的通知精神，生效法律文书对人民法院的审理具有指导作用，即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符合公司法立法原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三、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杨正禄已按照法律规定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只有单方陈述，未能举证证明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森龙公司、李家佑、尹建瑛辩称，杨正禄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乃丽述称，同意上诉人杨正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杨正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森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0262735.2元，由李家佑、尹建瑛对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本案事实为：森龙公司为自然人投资设立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0年12月18日成立，登记营业期限为2003年10月27日至2053年10月27日。出资人分别为李家佑（出资26万元，占股52%）、杨正禄（出资10万元，占股20%）、王乃丽（出资7万元，占股14%）、尹建瑛（出资7万元，占股14%），李家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正禄为公司监事。公司成立后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至今无变更。2019年2月20日，全体公司股东召开了会议，李家佑与杨正禄因公司管理及工作安排等事项发生争执，并涉及了杨正禄退股的事。次日，杨正禄将打印好的《股东会决议》交由李家佑、尹建瑛、王乃丽分别签名。《股东会决议》记载：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9年2月21日，森龙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于2019年2月20日以电话全部通知到各股东。本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李家佑主持，应到会股东四人，实到会股东四人，经讨论通过作出如下决议：“一、一致通过股东杨正禄退出其在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股东李家佑、杨正禄、王乃丽、尹建瑛共代表100%股权持赞同意见；二、一致通过公司全权委托杨正禄联系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对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并负责后期评估工作的相关事宜，中介机构评估费及评估工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公司负责支付，股东李家佑、杨正禄、王乃丽、尹建瑛共代表100%股权持赞同意见；三、一致通过同意按资产评估报告及《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向杨正禄支付股权款，股东李家佑、杨正禄、王乃丽、尹建瑛共代表100%股权持赞同意见”。各股东分别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之后，杨正禄联系云南立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评估项目名称为“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客观合理价值评估”作出评估并于2019年4月23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记载杨正禄在公司持股比例为20%，股权价值10262735元。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是公司股东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转让人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人支付价金并取得股权的意思表示。通常情况下，股东出资后，出资的财产即成为公司资产。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法律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如股东要退出公司经营，一般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转让股权，而不允许股东撤回出资。只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为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股东方能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对价回购股权，公司回购股权是股权转让的特殊形式，其本质就是股东撤回投资。根据杨正禄的诉讼理由及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本案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七十四条规定可由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故杨正禄只能在公司内部或是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杨正禄和受让人之间必然要建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杨正禄以股权转让合同为由起诉，其要求转让股权的证据仅有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仅是股东就公司事项通过的议案，仅能证明公司股东同意杨正禄转让其股权，并不能当然地取代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涉及利益主体较多，法律关系复杂，通常情况下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虽不禁止用口头协议的方式约定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签订合同，都应就转让主体、金额、时间、工商变更登记及违约责任等诸多问题达成合意。杨正禄无证据证明当事各方已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其他股东也否认协商过上述问题，故可认定杨正禄与股权受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尚未成立。综上，因无证据证明杨正禄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其要求按照股东会决议的记载由禄丰森龙有限责任公司回购其股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正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37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杨正禄自行承担。二审中，对一审判决确认的案件事实，杨正禄主张股东会召开时间是在2019年2月21日并非2019年2月20日，评估鉴定是由森龙公司委托并非杨正禄，除此之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森龙公司、李家佑、尹建瑛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三被上诉人主张根据股东会决议的记录，股东会是在2019年2月21日召开，评估是由森龙公司委托，但一审判决表述为杨正禄联系评估公司的事实没有错误。原审第三人王乃丽认可杨正禄的陈述。对上诉人杨正禄提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部分，本院认为杨正禄对于股东会于2019年2月20日召开的事实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佐证，应以《股东会决议》的记载为准，确认股东会于2019年2月21日召开。各方当事人对于资产评估事宜是由杨正禄联系，由森龙公司委托进行评估的事实不持异议，故对该部分事实一审判决的表述认定并无错误和歧意。此外，上诉人杨正禄主张一审判决漏认了森龙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未向股东分红和杨正禄已退出公司未参与经营的事实，三被上诉人则主张向股东杨正禄进行过分红，且工商登记未发生任何变更。经核实，杨正禄对于工商登记信息未作过变更登记的事实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针对杨正禄诉请由森龙公司及部分股东向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进行审理，至于森龙公司是否盈利及是否向股东杨正禄分红的事实属双方内部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杨正禄是否退出公司经营的问题，鉴于森龙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并未作过变更登记，应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另案处理。故就上诉人杨正禄主张的漏认事实部分，无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正禄提交了庭审文字整理和庭审光盘共四份新证据，欲证明森龙公司是盈利的，股东会决议具有合同性质。三被上诉人提交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9）云2331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尹建瑛针对本案的《股东会决议》提起确认效力之诉，已被人民法院确认为无效。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被上诉人经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上诉人杨正禄经质证对三被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判决后杨正禄已提起上诉，该案尚未生效。原审第三人王乃丽对双方提交的新证据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针对上诉人杨正禄提交的新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三被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因该案尚在二审审理阶段，《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事实并未得到生效判决确认，本院仅确认尹建瑛对《股东会决议》提起效力确认诉这一事实。综上，本院另确认，尹建瑛于2019年11月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森龙公司作出的2019年2月21日《股东会决议》无效，该案尚在审理中。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森龙公司及股东李家佑、尹建瑛是否应按《股东会决议》向杨正禄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森龙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正禄作为森龙公司的股东，与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应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可见正常情况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特定指股东将其对公司所有的股权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公司新股东的法律行为，具体可分为股权的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本案中，森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中没有杨正禄向公司其他股东内部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且无公司其他股东要受让其股权的意思表示，亦无愿意接受其股权的股东以外之人存在，由于受让人的不确定性，致使股权转让能否完成具有或然性。根据法律规定，杨正禄应向其他股东或者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而非向有限责任公司本身转让股权。故杨正禄与各股东之间达成的《股东会决议》，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股权内部转让之要求，也不符合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规定。其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中明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杨正禄退出其在森龙公司的全部股份。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采法定资本制，公司成立后，股东所作出资即转化为公司资产，原则上非因公司解散清算，股东不得取回其出资。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虽可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减资等方式取回出资，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本案中《股东会决议》既不符合公司规定的股权转让情形，亦非公司根据其业务经营状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此股东与公司“合意”下达成的决议实为股东退出后由公司出资从股东手中回购其股权的法律行为，此《股东会决议》不仅会在内部引起公司股权的变动，且将在外部引起公司资产和相关权利义务变化，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再次，就杨正禄的诉请是否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规定系对非正常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的保护，但对其适用情形仍作了严格限制，即法律并未赋予有限责任公司享有主动回购股权或者与股东合意达成回购股权的权利，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有该条款规定的情形存在。且《股东会决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杨正禄抽回股本的行为是属于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故杨正禄的诉请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定情形。此外，关于杨正禄上诉提出的三被上诉人滥用公司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审理本案的主张，与本案审理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也不涉及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范围，故杨正禄要求适用上述条款审理本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正禄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376元，由杨正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娟审判员 潘 静审判员 罗 成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张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