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08民初862号 原告:朱福增，男，193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河北冀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喜文，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河北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福增与被告王喜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石冲屹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福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被告王喜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福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1992年4月7日原、被告间《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在中冉村有宅基地一块,东邻王喜文、西邻坑、南邻道，北邻坑、东西21.4米,南北12.3米,面积为263.2平方米。内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此事实有清苑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和房屋转卖协议为凭。2017年5月1日,原告搬家整理旧书时,发现两份卖房文书,其中一份是1992年4月7日《房产转卖协议书》为:“朱福增搬家愿将房产转卖王喜文…”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建筑之物都归王喜文,凡是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宅基地证》所测量的宅基地范围永远归王喜文使用。协议书中有原被告和两个中人的签名及手印。《房产转卖协议书》中原告的署名及手印并非原告本人所为,是他人伪造的。鉴于原告从未出卖宅基及房产的事实,特此起诉,请人民法院依原告诉讼请求,确认1992年4月7日原被告间《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 被告王喜文辩称，一、原告不是适格当事人,原告在起诉状中表示,《转卖协议》不是其签字,因此合同相对人不是原告本人,原告不适格。二、原告已将房屋于1987年卖给郭玉生,并签订有《卖房契约》。双方均是村集体成员,《卖房契约》系合法有效的。1992年郭玉生与被告签订《房屋转卖协议书》,该协议亦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1992年便知悉转卖事实,甚至在被告重新盖房时还打招呼表示赞同。原告未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权利,其行为已视为对原、被告签订的出售房屋协议效力的追认,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原告买卖房屋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三、原告卖房至今已33年,知道转卖协议的事实已28年。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原告此时起诉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另外,涉案房屋可能面临拆迁,原告此时否认卖房事实,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房屋,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和契约精神,且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四、涉案房屋已确权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与郭玉生的《房屋转卖协议》已完全履行完毕。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来在保定市清苑区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四至为：东邻王喜文、西邻坑、南邻道，北邻坑。原告称在家中发现两份合同，其中一份为1992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朱福增搬家，愿将房产转卖王喜文，经中间人协商，特定以下协议：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凡建筑之物都归王喜文，凡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宅基地证》所测量的的宅基地范围，永远归王喜文使用，经中间人协商作价，王喜文付朱福增款伍仟元整，立即由中间人点清，此书生效，永不反悔。”另一份为1987年2月3日原告与案外人郭玉生签的一个房产契约（原告未签字，但按捺了手印，现原告不认可，已另案处理）。该房屋1992年由被告占用，被告1994年之前将原来的房屋进行了翻盖，2012年被告再次将房屋翻盖成二层楼，并居住至今。原告主张称，1992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原告没有参与，署名、手印都不是原告本人的。被告知道原告与郭玉生间有房屋买卖协议，又与原告直接签订了买卖合同，不符合情理。原告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原告朱福增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宅基地登记表，证明涉案宅基地和宅基地上原有房产都是原告的，原告将房子交给女儿居住，宅基地证由原告女儿保管，原告女儿不归还原告宅基地证，宅基地登记表证明权属明确。2、原、被告间的《房屋转卖协议书》。3、朱福增和郭玉生签订的合同，证明被告知道原告与郭玉生间有房屋买卖协议，又与原告直接签订了买卖合同。4、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称：在2017年5月1日去原告家找其孙子朱润朝玩，在屋里呆着呢，他爷爷在外面嚷起来了，出来看桌子上放了两份卖房协议，分别是与王喜文和郭玉生签订的，劝了劝原告别生气，后来不知道了。5、原告申请证人苑某出庭作证，证人苑某称：时间挺长了，有一次5月1日，和刘某去原告家找其孙子朱润朝玩，在屋里呆着呢，他爷爷在外面嚷起来了，出来看桌子上放了两份卖房合同，劝了劝原告别生气，后来不知道了。以上二证人证明是2017年5月1日，原告搬家时从书里找到的《房屋转卖协议书》。被告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将该证据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诉的协议系郭玉生代朱福增签字，因朱福增系该宅基地的登记户主人，朱福增卖给案外第三人郭玉生。故而郭玉生代签朱福增签名，即代表朱福增本人与被告王喜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代表朱福增买卖意图。原告与第三人郭玉生签订买卖契约后，即将房屋交付给郭玉生使用，宅基地证交付给郭玉生，郭玉生对涉案房屋有物权请求权，郭玉生将房屋转卖给被告是合法有效的，且被告1992年购买涉案房屋后两年内就重新翻盖了地上房屋，2012年左右翻盖成楼房。故而本案买卖协议签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既然原告承认本案买卖关系，即认可和追认买卖关系成立，原被告双方均为本村集体成员，故而房屋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两位证人与原告孙子为朋友关系，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两位证人证言对于时间问题相互矛盾，2017年至今仅有三年，第二名证人记不清年份却能记清具体的日期不符合常理，第二名证人很明显并未见证原告发现两份协议的过程。 被告抗辩主张，一、原告将房屋卖给他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郭玉生又将房子卖给我，之所以签朱福增名字，是因为宅基地证上是朱福增名字。被告户口为清苑镇中冉村，与涉案房屋同属一个村集体。因此，1992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原告卖房屋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告卖房至今已33年,知道转卖协议的事实已28年。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原告此时起诉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三、涉案房屋已确权登记在被告名下,《房屋转卖协议》已完全履行完毕。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提交证据：1、宅基地证，是原告的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交给自己的，证明涉案房屋已转卖给被告，该房屋现在已确权在被告名下。2、户口本一份，证明被告户口为清苑镇中冉村，与涉案房屋同属一个村集体。3、《证明》一份，原告意图诱导案外人郭玉生出具假《证明》，证明原告为了达成其返还房屋的目的，作出的不诚信的《证明》，是原告本人书写，《证明》中朱福增三个字与起诉状中笔迹相同。4、谈话录音及书面文字说明一份（被告侄女申雪娜与原告女儿朱英尔、郭玉生），证明原告在签订买卖协议后即知晓买卖事实。原告质证：对宅基本、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对出示的《证明》不认可，上边没有本人签字，这是复印件，提供者应该到庭接受质询。对谈话录音不认可，录音并不是与原告之间的，不属于直接证据，是被告侄女申雪娜与原告女儿朱英尔、郭玉生的录音，原告与其女婿、女儿有矛盾，多年没来往。 本院认为，原告原来在保定市清苑区有北房三间（还包括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四至为：东邻王喜文、西邻坑、南邻道，北邻坑。有宅基地登记表、宅基地证为证，本院予以确认。1987年开始，原告将该涉案房屋交由原告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居住，原告也将宅基地证交由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保管。1992年4月7日，原告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与被告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将该房产转卖被告，并将宅基地证交给被告，因为宅基地证上的户主名字为原告朱福增，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代原告签了“朱福增”的名字。该房屋1992年交由被告占用，被告1994年之前对原来的房屋进行了拆除、翻盖，2012年被告再次将房屋翻盖成二层楼，并居住至今。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外，1987年2月3日，原告与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还签订了一个房产契约（原告未签字，但按捺了手印，现原告不认可，已另案处理），将该涉案房屋卖给了原告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被告购买后，于1994年之前对原属于原告房屋进行了拆除、翻盖，2012年被告再次将房屋翻盖成二层楼，并居住至今。这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告也应该知道。如果原告不认可房屋已经出卖的事实，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在1994年之前被告拆除、翻盖原属于原告的房子时，就应该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但原告从1994年至2020年6月本此诉讼立案之前从未提起诉讼，至今已20多年，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对原告要求确认1992年4月7日原告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代原告签字，与被告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福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朱福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石冲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付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