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渝0243行赔初1号 原告：曾莨钛，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蘖源（系原告曾莨钛之女），女，1988年11月7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告：重庆市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新华大道西段27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47116533741。 法定代表人：张青华，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查辅祥，该中心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凤，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莨钛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黔江畜牧中心）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次日立案后报请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渝04赔辖19号行政裁定，裁定案件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黔江畜牧中心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曾莨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蘖源，被告黔江畜牧中心主任张青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查辅祥、蔡成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莨钛诉称，被告为达到环保关停原告位于限养区养殖场的非法目的，不顾国家对限、适养区养殖场鼓励支持修建配套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的政策规定，伙同重庆市黔江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黔江环境执法支队）及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舟白街道办）向原告施加长达一年之久（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的滥权行为。先是由被告违法将原告养殖场剔除于2017年8月黔江区畜牧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后又在2017年12月将原告养殖场纳入关闭对象却不告知原告，直到黔江环境执法支队取得罚款20万元相关证据后才在2018年7月18日向原告出具停产通知，然后授意由黔江环境执法支队频繁派工作人员到原告养殖场进行环保检查，为便于对原告进行高额罚款，检查期间从未告知原告如何进行环保整改，仅是机械检查以环保名义向原告施压；接着再授意舟白街道办自2017年12月起频繁派工作人员到原告养殖场以养殖场存在诸多环保问题要求关停；最后被告再借着环保大督查的名义给予原告致命一击，于2018年7月5日带着黔江环境执法支队、舟白街道办人员以及黔江广电的记者到原告养殖场进行现场直播，塑造环保违法典型，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正是因为被告妄图通过手中权力造就“环保关停原告养殖场事实”，自2017年12月起伙同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人员、舟白街道办人员轮番以环保为由从各方面向原告施加的关停压力，最终导致原告在环保督查镜头前发生脑溢血的严重后果。为此，原告于2019年6月13日向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请求，但其在收到原告的赔偿请求后，不顾其曾在收到原告关停异议书后另行向原告作出整改方案的事实，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于2019年7月12日向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故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由被告在原告经营养殖场所在街道及黔江广电所属媒体上向原告道歉，消除被告在黔江广播电视台所播新闻中对原告塑造的违法乱纪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3.由被告赔偿原告已经发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及养殖场经营损失共计1091882.8元，另护理费按照150元/日自2018年7月5日起计算至原告康复无需护理之日止。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适格。 2.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原告在被告调查过程中突发脑溢血，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的事实。 3.重庆市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地方查处情况一览表（第十四批）：拟证明原告养殖场周围全是庄稼，被告2018年7月5日在原告养殖场调查后，出具的处理意见以及形成的原告养殖场消纳土地不足的调查结论存在问题。 4.黔江畜牧函〔2018〕101号《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粪污治理监管的函》：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向原告出具限期停产通知的事实。 5.关于黔江畜牧函〔2018〕101号作出停产技术指导意见异议书：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24日向被告提出异议的事实。 6.黔江畜牧发〔2018〕54号《关于印发曾莨钛生猪养殖专业户粪污治理技术指导方案的通知》：拟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提出的异议书后，于2018年8月3日另行向原告出具粪污治理方案，故其前期调查行为及调查结论是错误及不合法的。 7.黔江环境执法支队系列材料（包括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3份、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2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份、现场检查记录1份）：拟证明被告滥用职权，不但不主动依职责给原告养殖场出具粪污治理方案，反而以原告不执行黔江环境执法支队的停止违法行为为由限期关停原告养殖场。 8.重庆网络问政平台打印材料：拟证明被告2018年7月5日牵头组织舟白街道办、黔江区环保局及黔江广电记者联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原告突发脑溢血，被告与舟白街道办多次持续干预原告养殖场经营。 9.曾莨钛住院病历材料：拟证明原告突发脑溢血后住院治疗的事实以及左侧偏瘫，肢体残疾构成一级伤残的事实。 10.黔江环境执法支队关于曾莨钛提起免缴环境罚款申请的回函：拟证明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存在问题，故未实际执行该处罚决定。 11.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拟证明黔江环境执法支队将案件移交黔江区公安局进行处理的事实。 12.重庆市黔江公证处的公证书：拟证明对原告养殖场进行新闻播报的事实。 被告黔江畜牧中心辩称，1.原告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这一条件，原告诉称的行为没有被确认违法，故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诉讼程序上不符合规定。2.原告在行政赔偿起诉状中的诉称内容有部分不实。3.被告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由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部分构成，缺一不可。而被告现为事业单位法人，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承担的行政职能于2019年整合到新组建的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执行职务没有违法；原告的损害结果是其自身疾病造成，原告2018年7月5日发生脑溢血是因情绪、思维形成诱发自身疾病造成，与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等单位前往调查核实以及没有将原告养殖场纳入黔江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和养殖场关闭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因果关系。4.综上，原告不具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条件，原告作为养殖户，有法定义务将其养殖场环境达到环保标准。原告的养殖场是否纳入黔江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不是环境达标的唯一渠道，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2018年7月5日，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黔江环境执法支队、舟白街道办三个单位工作人员前往原告养殖场，是接受重庆市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群众信访举报的交办任务，去原告处调查、核实是履行正常的公务活动，具有合法性；在去原告处调查、核实中没有与原告有肢体接触，无任何违法行为；原告突发脑溢血是自身疾病；原告突发脑溢血与被告等单位前往原告处调查、核实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不承担对原告的行政赔偿责任。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举示了以下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的实际名称。 2.重庆市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件交办单和重庆市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公文处理笺：拟证明被告作为牵头人是督察组指定的，被告前往调查核实行为合法。 3.视听资料光盘一张：拟证明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与原告没有言语冲突及肢体接触，调查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原告的损害是自身疾病造成。 4.查辅祥的备忘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前往原告养殖场调查的单位均是按照交办要求进行，调查发现原告养殖场的粪水是直接排在下面的渗水坑里，在调查过程中与原告没有言语冲突及肢体接触。 5.冉朝军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内容与查辅祥的证言一致。 6.吴循的情况说明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被告等单位工作人员现场发现原告养殖场确存在污水直排情况，调查过程中没有与原告产生言语冲突和肢体接触，交涉无果后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的人员就离开了原告的养殖场，离开时原告无异常情况发生。 7.陈勇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在调查过程中与原告没有言语冲突及肢体接触。 8.喻江波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与吴循的证言一致。 9.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渝（黔）环执罚〔2018〕41号、〔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养殖场存在违反环保规定而被处罚的事实以及原告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的事实。 10.行政赔偿申请书及《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是依法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 11.黔江委发〔2019〕1号《通知》、黔江委机改办〔2019〕2号《通知》、黔江委编委发〔2019〕64号《通知》：拟证明被告主体不适格。 经庭审质证，原告曾莨钛对被告黔江畜牧中心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认为原告起诉状所列被告名称是根据《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上所盖公章而定；关于证据2，原告对被告在现场调查后出具的处理结果有异议，认为是不真实的；对证据3证明在调查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有异议；对证据4-8证实被告没有违法行为有异议，认为证人陈述不公正，虽然被告与原告没有发生言语冲突，但是事实证明被告就是作了虚假调查；对证据9，虽然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被撤销，但该案经过黔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对于黔江环境执法支队提供的所有调查资料进行公开开庭质证后，能反映被告的调查是虚假的，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黔江环境执法支队决定免除了原告缴纳罚款的义务；认为证据10能佐证被告主体适格；证据11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黔江畜牧中心对原告曾莨钛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到目前没有被撤销，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能证明被告是收到举报后在督察组的安排下进行调查核实，被告仅仅是牵头人，并非组织者，是在按要求履行工作，该份电子数据不能证明被告有违法行为；对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养殖场违反了环境保护有关法律规定，故被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被撤销；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目的；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的调查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证据10、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12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因群众举报“XX街道XX居委7组窑坪公交车站旁，曾一富（即原告曾莨钛）养殖场（养猪100-200头），粪污直排到下面的渗水坑里，持续时间6-7年”，重庆市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由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牵头，黔江区环保局、舟白街道办配合处理群众投诉事情。2018年7月5日，接到交办任务单后，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与黔江区环保局、舟白街道办工作人员，以及黔江区广播电视台、武陵都市报记者一起到曾莨钛生猪养殖场调查、核实投诉内容。在调查过程中，双方意见存在分歧，曾莨钛出现情绪激动、站立不稳的现象，继而出现呕吐现象。后经120救护车送往重庆黔江民族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右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系统；2.双侧基底节区及半卵圆中心多发脑梗塞；3.高血压病2级很高危组；4.吸入性肺炎；5.低钾血症。原告曾莨钛于2018年7月10日转入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10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侧偏瘫；2.脑出血后遗症；3.高血压2级极高危；4.前列腺增生；5.高甘油三酯血症；6.上呼吸道感染；7.左踝关节腔积液。 2018年8月14日，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作出渝（黔）环执罚〔2018〕41号、〔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曾莨钛作出罚款拾万元的行政处罚。其中，根据渝（黔）环执罚〔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该执法支队经调查认定“2018年7月5日，黔江环境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曾莨钛进行了调查，发现曾莨钛经营的位于黔江区XX街道XX7组的生猪养殖场所，私自设置一根水管将储存在土坑里的养殖废水导流到旁边的天然渗坑。”黔江环境执法支队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对曾莨钛作出罚款拾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曾莨钛不服该行政处罚，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黔江环境执法支队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关于曾莨钛提起免缴环境罚款申请的回函》，决定同意曾莨钛免缴渝（黔）环执罚〔2018〕41号、〔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罚款20万元。原告曾莨钛遂撤回了起诉。 2019年6月13日，原告曾莨钛向原重庆市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赔偿：1.已发生的医疗费116902.38元，后续康复费100000元，护理费每日150元（自2018年7月5日起算），误工费26279元，残疾赔偿金697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0元，养殖场经营损失50000元，并按政策对申请人修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给予补贴；2.请求在申请人经营养殖场社区及黔江广电所属媒体上向申请人道歉，消除赔偿义务机关在黔江广播电视台所播新闻中对申请人塑造的违法乱纪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原重庆市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曾莨钛提出的赔偿已发生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辅助器具费、养殖场经营损失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赔偿；认为曾莨钛提出的“按政策对申请人修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给予补贴”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畴，该中心已将申请人养殖场列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按照该单位下达的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完工、经验收合格后按程序兑现补贴资金。原告曾莨钛不服该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以重庆市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为被告，于2019年10月10日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明，原告曾莨钛在重庆黔江民族医院的住院病历中记载“既往史：家属诉有高血压病史2年，具体血压不详，未正规治疗。”原告曾莨钛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的住院病历中记载“【既往史】2年前检查发现有高血压病，最高血压160/？mmHg，未予任何治疗及规律检测血压，具体情况不详。”在2018年7月5日的现场调查过程中，原告曾莨钛的亲属也在场，执法人员与原告曾莨钛及其亲属之间无拉扯行为，也无肢体冲突。 还查明，2019年1月8日，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共同作出的黔江委发〔2019〕1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提出：“将区农业委员会（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职责，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畜牧兽医局的职责，以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农业投资项目、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农田整治项目、区水务局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同日，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印发的黔江委机改办〔2019〕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提出：“三、剥离区畜牧兽医局行政职能，更名为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一）机构设置。将区畜牧兽医局承担的行政职能整合到新组建的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后，更名为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并调整为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二）编制核定。内设机构和职能职责按照先转隶后‘三定’的原则办理，单位领导职数4名（主任1名、副主任3名）。（三）人员转隶。原区畜牧兽医局在编人员全部转隶到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其中：行政执法人员按综合执法改革要求办理。”2019年12月19日，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黔江委编委发〔2019〕64号《关于部分处级事业单位和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决定：将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更名为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为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黔江畜牧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载明，该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为畜牧业发展提供管理保障。畜牧技术推广：草原改良；畜牧业资源保护；畜牧业执法监督；畜牧业质量监督；畜牧业标准化管理；畜牧业项目管理；畜牧业许可管理；畜牧兽医器械产品登记；畜禽品种登记。”“举办单位”为“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原告遂当庭将被告由重庆市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更正为重庆市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综合原、被告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是否应当要求原告先行对2018年7月5日的调查行为起诉确认违法？2.本案被告黔江畜牧中心诉讼主体是否适格？3.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要求原告先行对2018年7月5日的调查行为起诉确认违法的问题。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但根据《重庆市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导致损害，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时，行政行为已被撤销或者被确认违法的，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行政行为未被撤销或者被确认违法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直接提出赔偿申请，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以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行政行为未被撤销或者未被确认违法的，审查赔偿请求时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黔江环境执法支队、舟白街道办工作人员2018年7月5日前往原告生猪养殖场进行调查核实的行为仅仅是一个程序性的事实行为而非终局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调查核实行为本身亦不可诉。且本案原告曾莨钛系先行向原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在原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后，原告方才基于该不予行政赔偿决定而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故本案勿需要求原告先行对2018年7月5日的调查行为起诉确认违法。 （二）关于本案被告黔江畜牧中心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本案中，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2018年7月5日前往原告生猪养殖场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原告曾莨钛突发脑溢血并住院治疗。本案原告并非起诉要求确认该调查核实行为违法，而是因其向原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之后，原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故而起诉要求黔江畜牧中心行政赔偿。本院认为，2018年7月5日之时，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具有相应的行政职能，且黔江区机构改革时，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在编人员全部转隶到现单位，仅仅是名称先变更为黔江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再变更为如今的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就本案被告职能职责而言，本院认为，应当根据当地编委或编办的明确界定为据。我国现行各级编委或编办的机构设置文件，既是在其辖区内设立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根本依据，也是相关机关、单位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根本依据，编制文件具有法定性。本案中，黔江委编委发〔2019〕64号《关于部分处级事业单位和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设置的通知》，对被告的工作“业务范围”明确为包括“畜牧业执法监督，畜牧业质量监督，畜牧业标准化管理，畜牧业项目管理，畜牧业许可管理”在内的职责，而上述“监督”、“管理”，都是标准的行政职能的性质，是其上级机关赋予了的行使职权。就事业单位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也就是说并非行政机关才能成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且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原属黔江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其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现改革为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所属的事业单位，只是隶属关系的层级发生了改变，并没有改变事业单位的性质，故，是否为事业单位并不是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必然考量因素。因此，本案被告名称及隶属关系的改变，并不影响对黔江畜牧中心是否应当承担原告所诉请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请求包含了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的审查。故，本院认为黔江畜牧中心诉讼主体适格。 （三）关于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 2018年7月5日，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黔江环境执法支队、舟白街道办三个单位工作人员前往原告养殖场，是接受重庆市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收到群众信访举报后转来的交办任务，对群众举报投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是上述单位履行正常的公务活动。在对原告养殖场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原告曾莨钛的亲属也在场，执法人员与原告曾莨钛及其亲属之间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和拉扯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执法人员对原告曾莨钛有其他不当行为。故，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侵犯财产权，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情形。本案证据显示，原告自身患有极高危高血压疾病，且未进行正规的医治、预防，并在自身未能控制情绪的情况下，突发脑溢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存在违法，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在该调查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没有侵害原告健康权的故意或过失，其调查行为本身不会造成原告突发脑溢血的结果。虽然从时间上看，原告突发脑溢血是在执法人员的调查过程中发生的，但原告突发脑溢血是自身患有高血压所致，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故原告发生脑溢血疾病与被告等单位前往原告处调查、核实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因公民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提出的因脑溢血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以及养殖场经营损失赔偿的赔偿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另外，因无证据证明原黔江区畜牧兽医局在2018年7月5日的调查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故原告提出的“由被告在原告经营养殖场所在街道及黔江广电所属媒体上向原告道歉，消除被告在黔江广播电视台所播新闻中对原告塑造的违法乱纪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一诉请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因原告曾莨钛的赔偿请求均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故其赔偿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莨钛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双宏 人民陪审员  毛廷太 人民陪审员  艾鸿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孙理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