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辽04执监1号 申诉人（申请执行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翔支行，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凤翔路26号。 负责人：刘宇，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天威，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外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净月大街2177号。 负责人：李城成，该行行长。 被执行人：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刘有文，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大连光德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西路15号。 法定代表人：孙德清，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刘有文，男，195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被执行人：唐卫红，女，195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翔支行（以下简称凤翔支行）因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以下简称净月潭支行）、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湾公司）、大连光德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德公司）、刘有文、唐卫红执行异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账号为01×××94账户的执行。2019年8月20日凤翔支行向本院提供了新证据，请求本院对凤翔支行与净月潭支行、港湾公司、光德公司、刘有文、唐卫红执行异议纠纷一案重新审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凤翔支行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判决书否认了净月潭支行的排除执行权益，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新事实和新证据，且足以否定净月潭支行的排除执行权益，因此，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应予以撤销。由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判决于2019年1月22日才作出，此前凤翔支行对于净月潭支行不具有排除执行权益不知情，因此凤翔支行未能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作出后十五日内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现凤翔支行请求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并指令净月潭支行将港湾公司存款9000万元划入指定账户。 本院查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佘吉海与港湾公司、大连金立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立公司）、大连金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亿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经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2014）甘民初字第4641、4642、4643、464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港湾公司、金立公司、金亿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佘吉海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5）甘查字第4372、4733、4734、4736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的存款4000万元。净月潭支行对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冻结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内的资金不服，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辽0211执异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港湾谷物在净月潭支行保证金账户存款4000万的执行。佘吉海基于该裁定书，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的（2016）辽0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5）大执一字第3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的存款7400万元。港湾公司与净月潭支行分别于2014年7月9日、10日、11日签订三份《银行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吉林银行2014年银承字第026、027、028号），约定净月潭支行作为承兑银行开具以港湾公司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每份协议开具汇票金额1亿元，共计3亿元。每份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均约定：“出票人案汇票金额50%（5000万元）作为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的保证金”。第十二条第五项约定：“承兑银行设立专门保证金账户，账号为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4年7月9日，净月潭支行与港湾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港湾公司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1月11日期间，净月潭支行依据其与港湾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等享有对港湾公司的债权。该合同第二十三条及附件《质押物清单》中约定，出质人将保证金存入01×××94账户内1.5亿元，视为将保证金交付净月潭支行占有，净月潭支行对保证金享有质权。2014年7月9日、10日、11日，净月潭支行为出票人港湾公司开具6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共计3亿元。同年7月9日，净月潭支行银行部向净月潭支行出具《保证金账户开户通知书》，通知：“港湾公司在我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业务，融资合同（协议）号为2014年银承字第026、027、028号，根据合同（协议）约定，请开立专门活期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同日，净月潭支行向该支行营业部出具回执：“港湾公司合同（协议）号为2014年银承字第026、027、028号，已在我支行开立活期保证金账户，账号为01×××94”。同日，净月潭支行开具《业务通知单》载明：科目代码：2510201；账号：01×××94；账户名称：港湾公司；账号类型：活期保证金存款等信息。2014年7月9日、10日，港湾公司分三笔向01×××94账户内汇入总计1.5亿元（每笔5000万元）。净月潭支行转账支票载明：用途：保证金等信息。2015年1月9日、12日，净月潭支行出具特种转账贷方凭证、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业务通知单等为港湾公司垫付上述汇票票面金额3亿元。2015年3月24日，净月潭支行《对公账户对账单》载明：户名：港湾公司；交易金额1.5亿元；结息：150424723.68元等信息。吉林银行会计科目中，设置有“251存入保证金”一级科目及“25101个人存入保证金”、“25102单位存入保证金”二级科目。案涉保证金在“2510201承兑保证金”三级科目项下进行核算。案涉三份《银行承兑协议》第十四条均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加盖个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为2014最高额质字第003-1号）第二十四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个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净月潭支行自述“案涉保证金账户是净月潭支行依照案涉《银行承兑协议》开立，没有港湾公司申请，无需港湾公司申请。”2014年10月24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抚中民二初字第63-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账户×××内的9000万元存款。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关于净月潭支行主张其享有民事权益基础事实的认定。首先，关于账号的开立。净月潭支行在本案一审和（2016）辽02民初14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均出具《保证金账户开户通知书》《回执》《业务通知单》拟证明保证金账号的开立过程，佘吉海及原审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拟证明事项予以否认，认为“净月潭支行违反《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自己设立的账户，港湾公司没有申请开立，也没有预留印鉴”。净月潭支行在二审庭审中自认：“案涉保证金账户是净月潭支行依照案涉《银行承兑协议》开立，没有港湾公司申请，无需港湾公司申请”。鉴于《保证金账户开户通知书》《回执》《业务通知单》均是净月潭支行内部出具，案涉账号应是净月潭支行自主开立，港湾公司并未申请。其次，关于案涉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的资金。2014年7月9日、10日，港湾公司分三笔向01×××94账户内汇入总计1.5亿元（每笔5000万元）。净月潭支行转账支票载明：用途：保证金等信息。该节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且属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辽0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应予确认。最后，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签署时间。第一、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净月潭支行加盖公章的时间。佘吉海原审审理过程中递交《鉴定申请书》，申请以净月潭支行在银行承兑汇票加盖的公章为样本，以该行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的公章为检材进行鉴定，拟证明《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是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后补签。重审审理过程中，佘吉海仍然坚持申请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原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责令净月潭支行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交案涉证据原件以供鉴定，净月潭支行未提交。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佘吉海申请鉴定事项足以影响《银行承兑协议》鉴定时间的认定。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本案原审、重审中，法院责令净月潭支行提供原件以供鉴定，净月潭支行拒不提交，应当认定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该行加盖公章的时间后于承兑汇票开具时间。第二，关于港湾公司是否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原审审理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陈述：2014年7月9日，刘有文派王某到净月潭支行倒贷，净月潭支行出承兑汇票，王某在承兑汇票上加盖了法人印和财务印，净月潭支行找了出资方，在长春西站外签署了借款合同，王某在出资方借款合同上加盖了法人印和财务印，港湾公司印章是小额贷款公司拿着加盖的。当时港湾公司派去处理该项业务的只有王某一个人。净月潭支行对王某的证人证言没有提出异议。原审庭审时，法庭责令净月潭支行以书面形式回复法庭“《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上港湾公司的印章及刘有文的签名是什么时候签的”，净月潭支行庭审答复：“我不是当时签印的一方，是办理业务时签的，需要问当时的业务经办人”。净月潭支行庭后并明确具体加盖印章时间的书面意见。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交证据，无法确认“《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上港湾公司的公章是否是港湾公司加盖及加盖时间”。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刘有文签字的问题。原审审理过程中，佘吉海作为证据提交了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向刘有文作的调查笔录，在该笔录中，刘有文述称“案涉1.5亿元资金存的时候是按照保证金签的。保证金合同是我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银行知道我被抓了，才来找我签订保证金合同，他是为了得到证据，因为银行知道账户被查封了。在吉林省监狱管理中心医院，我在那住院期间签的，在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原审庭审时，法庭责令净月潭支行以书面形式回复法庭“《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上港湾公司的印章及刘有文的签名是什么时候签的”，净月潭支行庭审答复：我不是当时签印的一方，是办理业务时签的，需要问当时的业务经办人。净月潭支行庭后并明确刘有文签名时间的书面意见。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交证据，无法确认“刘有文在《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签字的时间。”（二）关于法律适用。首先，质押合同是否成立。净月潭支行依据其提交的《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主张其与港湾公司就案涉1.5亿元资金成立质押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基于前述对当事人举质证分析，可认定“就《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各方加盖公章及签字时间”情形为：1.净月潭支行加盖公章的时间后于承兑汇票开具时间。2.无法确认港湾公司的公章是否是港湾公司加盖及加盖时间。3.无法确认刘有文签字时间。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港湾公司与净月潭支行于什么时间，什么情形下签订《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亦不能确定双方加盖公章及刘有文签字的时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本案中，基于前述各方当事人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及签字的时间不能确认，不排除净月潭支行为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补签合同的可能性。综上，不宜认定净月潭支行主张的其与港湾公司之间就案涉1.5亿元订立了书面的质权合同。其次，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内的资金是否特定化，净月潭支行应否优先受偿。依照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护、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依照上述规定，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可以用于质押，但必须具备相应的形式要件。本案中，案涉净月潭支行01×××94账号是净月潭支行自主开立，港湾公司并未申请。二审庭审时，该行自述“依照《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开立”，但《银行承兑协议》第十四条均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加盖个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最高额质押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个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但其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开立该账号时，双方已签署《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现，案涉当事人在《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及签字的时间不能确定，无据认定案涉账户是港湾公司申请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且净月潭支行一二审均不提交由其保存的原件以供鉴定，不排除净月潭支行为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补签合同的可能性。故，净月潭支行主张“案涉账户是保证金账户，账户内资金已经特定化”，欠缺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就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净月潭支行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的资金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一审判决认定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不妥，应予以纠正。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规定、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辽02民终9029号判决：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2119号民事判决；二、准许对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内已冻结资金4000万的执行。三、驳回佘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4800元（佘吉海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800元（佘吉海预交），均由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负担。 净月潭支行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民事判决，申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月2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民申696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第一，关于案涉账号的开立。净月潭支行在二审庭审中自认：“案涉保证金账户是净月潭支行依照案涉《银行承兑协议》开立，没有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申请，无需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申请”。鉴于《保证金账户开户通知书》、《回执》、《业务通知单》均是净月潭支行内部出具，案涉账号应是净月潭支行自主开立，谷物公司并未申请。第二，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签署的相关问题。首先,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的时间。佘吉海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递交《鉴定申请书》，申请以净月潭支行在银行承兑汇票加盖的公章为样本，以该行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的公章为检材进行鉴定，拟证明《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是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后补签。一审法院责令净月潭支行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交案涉证据原件以供鉴定，净月潭支行未提交。因佘吉海申请鉴定事项足以影响《银行承兑协议》鉴定时间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故应当认定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该行加盖公章的时间后于承兑汇票开具时间。其次，关于谷物公司是否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二审法院结合证人王某的证言，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认定无法确认《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上谷物公司的公章是否是其加盖及加盖时间并无不当，净月潭支行主张证人王某证言不能证明预证问题，依据不足。最后，关于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中刘有文签字的问题。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年3月28日对刘有文作的调查笔录中，刘有文述称“案涉1.5亿元资金存的时候是按照保证金签的。保证金合同是我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银行知道我被抓了，才来找我签订保证金合同，他是为了得到证据，因为银行知道账户被查封了。在吉林省监狱管理中心医院，我在那住院期间签的，在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交证据，认定无法确认刘有文在《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签字的时间，亦无不当。 关于净月潭支行主张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如上所述，各方当事人在案涉《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加盖公章及签字的时间不能确认，不能排除净月潭支行存在为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补签合同的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就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净月潭支行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谷物公司在该行01×××94账户的资金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综上，二审法院未认定净月潭支行对案涉账户具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净月潭支行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据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民事判决认为，不排除净月潭支行为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补签合同的可能性，不宜认定净月潭支行主张的其与港湾公司之间就案涉1.5亿元订立了书面的质权合同。并认为净月潭支行主张“案涉账户是保证金账户，账户内资金已经特定化”，欠缺事实依据。据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港湾公司在净月潭支行01×××94账户内已冻结资金4000万的执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申6967号民事裁定也认定净月潭支行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净月潭支行对港湾公司在该行01×××94账户的资金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并驳回净月潭支行的再审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9029号民事判决作为新证据足以推翻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裁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的意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执异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 二、本案重新审查。 审判长 殷 健 审判员 何福苍 审判员 潘 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敦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