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再6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1，男，196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女，193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樟龙，丽水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纪某1，男，1956年4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纪某2，女，196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申诉人赵某1因与被申诉人王某、纪某1、纪某2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浙1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277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抗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员额检察官陈乐、检察官助理李凌燕出庭。申诉人赵某1、被申诉人王某及其代理人叶樟龙、被申诉人纪某1、纪某2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同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赵某1已与赵国林、王秀英形成收养关系，与王某的母子关系已经解除。理由如下：（一）原审庭审过程中，赵某1提交的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记载了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的父子、母子关系的内容，与赵某1提交的户口迁移证存根上迁移原因为“投父”的记载及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同时加盖莲都区碧湖镇人民政府公章的关于赵某1被赵国林、王秀英领养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认可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的父子、母子关系。原审判决仅以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记载的“文化程度”与“户口何时迁来时间”分别与赵某1的自认和户口迁移证存根记载的时间不符，认定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存在瑕疵不予采纳，事实收养关系不成立显属不当。（二）赵某1在申请监督过程中，向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可以证明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存在事实收养关系。首先，前哨派出所出具的《前哨派出所关于赵某1在我辖区落户的情况说明》与赵某1原审过程中提交的迁移证相互印证，均表明当时户籍管理单位认可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的父子、母子关系。其次，赵某1原就读的前哨农场学校出具的《证明》、前哨农场街道办第三居民委出具的《关于赵某1在辖区居住的有关情况说明》及其提交的《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与李绍贵、高名义等11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表明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为父子、母子关系。最后，赵国林与王秀英的墓碑照片证明赵某1以儿子的身份给赵国林、王秀英立墓碑，可见赵某1作为赵国林、王秀英的次子，是被赵国林、王秀英的婚生子女赵某2、赵美兰、赵素兰认可的。本案中，双方虽然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但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已建立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且得到了当地基层组织、亲友、群众的公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应认定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已解除，赵某1不承担对王某的赡养义务。同时，鉴于赵某1主动提出愿意每年给付王某3000元，判决赵某1不承担对王某的赡养义务，也有利于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综上所述，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同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赵某1称，1.依法撤销原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以及申诉再审民事裁定；2.改判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一致。 被申诉人王某辩称，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该判决结果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理应予以维持。一、赵某1与案外人赵国林、王秀英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1.赵某1跟随其姨父姨母，即案外人赵国林和王秀英前往黑龙江抚远县并变更姓名，主要是为了利用其姨父姨母系国营农场职工的便利条件，让赵某1能在外就学以及毕业后能在国有农场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说被其姨父姨母收养。2.赵国林和王秀英自己已经有三个子女了，按照农村的习惯，一般都是无子女或者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才会收养别人的子女，赵国林和王秀英儿女双全没有再收养别人子女的必要。3.当时王某家经济条件困难，赵国林、王秀英在农场收入稳定，家庭条件也过得去，王秀英和王某姐妹俩关系很好，于是赵国林、王秀英出于帮自己姐妹的目的，才会帮忙解决赵某1的生计。二、原审法院认定赵某1承担对答辩人的赡养义务，理由充分。1.赵某1是王某的亲生儿子，在答辩人年迈且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应该由其子女来承担赡养义务。2.原审法院认定三兄妹每人每月承担赡养费用以及相关的医疗费、护理费，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从法院判决的赡养费数额来看，也仅仅是维持答辩人最基本的生计。即使是从情理上来看，子女也应该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帮助，这也符合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三、关于赵某1提供的证据问题。户口迁移证这些是赵某1投靠其姨父姨母所必须的，但并不能证明赵某1已经与赵国林、王秀英之间成立了收养关系。在农村要成立收养关系是有仪式、有手续的，收养了别人的孩子至少要让收养方写个字据，因为是要抚养小孩，小孩以后给养父母养老送终的，不能随便把别人孩子带到自己家。但赵某1提供的说明和证明，仅仅是投靠过去需要具备的，不能说明收养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本案的墓碑问题，案外人赵国林、王秀英的原始墓碑上没有记载赵某1的名字，赵国林、王秀英去世之前，两人及其亲生子女并不认可赵某1的养子身份，且现在现场有两个墓碑，记载内容完全不一致，答辩人已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赵某1的再审理由均缺乏事实依据。四、赵某1通过上诉、再审、抗诉多次提起这个案件，有悖公序良俗。王某是赵某1的亲生母亲，是养到十三、四岁才把赵某1送出去，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现在王某已经八十七岁了，作为子女，老人家最后的要求还是应该去满足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诉人的理由请求均不能成立。 被申诉人纪某1辩称，同意王某的答辩意见，赵某1陈述的内容都是假的，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承认，答辩人也去过东北，在农场上班，家里当时去了五个，都是一起的。东北11个人的签名都是假的。 被申诉人纪某2辩称，同意王某的答辩意见，别的没有要求，就是要求兄弟姐妹三个一起抚养父母，让老人家晚年享福。 被申诉人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某1、纪某1、纪某2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赡养费、保姆费，共计每人每年12000元；2.赵某1、纪某1、纪某2按照发票平均承担原告王某的医疗费、护理费等；3.诉讼费用由赵某1、纪某1、纪某2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丈夫纪春明（已故）婚生二子一女，子女均已成家立户，分别是大儿子纪某1、二女儿被纪某2、三儿子纪根仁（后改名为赵某1）。王某已85岁高龄，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赵某1、纪某1、纪某2均未承担王某的赡养费。一审法院判决：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现王某已年逾八十五周岁，可视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其三名子女应当根据各自的劳动收入状况和支付能力支付履行赡养义务。王某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在本案中，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三个子女的收入状况和支付能力，参照本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酌情确定三被告各应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每月200元，超出部分，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王某主张的保姆费，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某由保姆照顾的事实以及费用,不予支持。王某主张其今后的医疗费、护理费由三被告按照正式发票平均承担，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赵某1辩称其已于1977年被案外人赵国林、王秀英收养，其不需履行对王某的赡养义务，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故赵某1的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赵某1、纪某1、纪某2自2018年5月起每人每月支付给原告王某赡养费200元，2018年的赡养费1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此后每年的赡养费2400元于当年的1月底前付清；二、原告王某今后的医疗费、护理费，凭正式发票由被告赵某1、纪某1、纪某2各负担三分之一；三、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 申诉人赵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2018）浙1102民初165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由被上诉人纪某1、纪某2承担被上诉人王某的赡养费、医疗费、护理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77年，赵某1的户口迁移至黑龙江抚远县。2018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将一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二Ｏ一八年三月十九日”补正为“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审法院认为，赵某1主张虽然没有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已被赵国林、王秀英收养，双方系事实收养关系，故无需承担赡养生母王某的法定义务。王某、纪某1、纪某2则认为，赵某1只是跟随赵国林、王秀英学习生活一段时间，迁移户口只是为了便于就学和工作，并非为了收养。根据诉辨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是否存在收养关系。本院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一审适用法律是否不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中已明确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本案的收养争议事实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施行，根据上述通知本案不应依据该法进行裁判。因此，一审以未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为由，认定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的收养关系不成立，属适用法律不当。（二）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是否存在收养关系。本院认为，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应综合考量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是否存在长期以父母子女相称的共同生活，即建立了亲友、群众公认的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赵某1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消除等因素。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赵某11974年前往黑龙江抚远县跟随赵国林、王秀英生活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对该事实是否属于收养行为存在争议。为了证明被收养的事实，赵某1在一审提交的迁移证存根、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和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同时加盖莲都区碧湖镇人民政府公章）等证据材料。从证据材料分析，赵某1在1977年户籍迁至黑龙江抚远县数月后即参加工作，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独立生活。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记载的“文化程度”与“户口何时迁来时间”分别与赵某1的自认和户口迁移证存根记载的时间不符，可见该证据存在记载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形，存在瑕疵；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无村委会负责人签字，且未说明赵某1在黑龙江的生活状况。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赵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与赵国林、王秀英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即不足以证明赵某1与生母王某的法律关系已经消除，赵某1应依法对王某承担赡养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赵某1负担。 再审期间，申诉人赵某1提交了五组证据，证据一，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待证赵某1落户在农场，与赵国林、王秀英的关系属实；证据二，居委会证明，待证赵某1居住的情况属实；证据三、学校出具的证明，待证赵某1当初以什么方式就读；证据四、同学、同事证明，待证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之间的收养关系属实；证据五，赵国林的墓碑照片，来源赵某1拍摄，待证在墓碑上面赵某1是作为赵国林儿子的事实。被申诉人王某、纪某1、纪某2质证认为，证据一属于单位证据，单位负责人应当签字，该证据落款派出所也应该写全称，而且要有编号，真实性有异议，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以子女的方式投靠赵国林、王秀英，但不代表送过去当子女，该证据不能待证其所要待证的事实；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居委会出具该证明不符合规定且没有负责人签字，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农场证明记载的家庭成员是赵国林、王秀英，但明显不完整，而且如果真的在学校读书，应该有学籍档案，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四，该证据是事先写好签字，但从证据形式来看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调查质证核实，该证据不能待证其所要待证的事实，对该证据三性同样有异议，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五，与我方提供的证据矛盾，且并不能待证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予认可。被申诉人王某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一、墓碑照片，待证申诉人与赵国林、王秀英没有事实收养关系的事实；证据二、赵某2、张某证人证言，赵某2陈述其父母的墓碑没有赵某1名字，赵某1与其赵国林、王秀英之间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也没有赡养过赵国林、王秀英。张某陈述赵某1应当赡养王某。申诉人赵某1质证认为，当时有带大米去北方，在北方大家一起生活的，并非因为读书才去北方的，申诉人当时还很小，并不想去的，到那里还会被证人赵某2打；墓碑是赵素兰的女儿做的，并非赵美兰做的，申诉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块墓碑。被申诉人纪某1、纪某2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没意见。被申诉人纪某1、纪某2未提交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申诉人赵某1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系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仅加盖单位印章，而无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三组证明不符合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对该三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四从形式上看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五与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相矛盾，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及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均不予采信。证人赵某2的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证人张某的证言系其对本案处理意见发表观点，并未对相关联事实进行陈述，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之间是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二、赵某1是否对王某负有赡养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中已明确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本案赵某1主张的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施行之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之所以强调亲友群众公认或以养父母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是因为收养关系一旦成立，不仅解除了被收养人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法律关系，还在被收养人与收养人之间创设了拟制血亲关系，涉及到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抚养、教育及养子女对养父母的赡养、继承，现申诉人赵某1主张其与赵国林、王秀英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应当综合案件整体情况认定。 一方面，关于亲友、群众是否公认的问题。从庭审陈述及庭后了解的情况来看，王某方的亲友及赵国林、王秀英的子女们均未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认可赵某1已被赵国林、王秀英收养，赵某1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赵国林、王秀英的事实收养已经亲友、群众公认。另一方面，关于是否有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问题。申诉人主张的依据是其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及原有的《户口迁移证》、《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如证据采信部分所述，赵某1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对其新证据不予采信，且新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以养父母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系丽水当地的基层组织，其并不掌握赵国林、王秀英与赵某1是否长期共同生活的情况，故莲都区碧湖镇九龙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明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证据。同理，《户口迁移证》、《国营农场职工子女就业登记表》亦不足以证明赵国林、王秀英和赵某1之间长期以养父母子女关系共同生活。综上，申诉人赵某1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与赵国林、王秀英形成事实收养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涉及家庭美德、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各个方面，同样包括对老人的赡养。本案系赡养纠纷，王某系纪某1、纪某2、赵某1的亲生母亲，对三个子女尽到了抚养义务，王某年事已高，三个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现赵某1与赵国林、王秀英的事实收养关系依据不足，且赵某1离开丽水去黑龙江的时候已经十三岁左右，之前都是王某方抚养，赵某1应当履行对王某的赡养义务，一审判决三子女支付赡养费并承担相应的医疗费、护理费，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浙1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刘 斐 审 判 员 王晓璐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郑丽珍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