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68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侯江平，女，汉族，1976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居民身份证号码421************40X。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纯，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54M。法定代表人：郭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彪，广东速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珊，广东速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侯江平与上诉人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大公司）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8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江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三大公司向侯江平支付违约罚金44228元；3.改判三大公司赔偿侯江平利息损失（以11345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4.判令三大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应以公平原则轻易否定《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的确定性和法律约束力；本案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一般而言，在法无明文规定及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均不能使用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适用公平原则。本案中，《租赁合同》并不符合适用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该合同作为三大公司的格式合同，存在限制侯江平权利、规避三大公司责任的不公平条款，即该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中规定：“如果乙方违约提前退租，则甲方将在乙方保证金中扣除2个月押金作为违约罚金”，但对三大公司的违约责任却只字不提。为使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能够相互平衡，故侯江平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经过与三大公司的代理人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一致，在其后添加了对等性条款：“如果甲方违约，则赔偿乙方2个月租金作为违约罚金”，该对等性条款并未增设三大公司的合同义务，反而是使《租赁合同》更加公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更加均衡。至此，侯江平与三大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已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合理确定。因此，本案合同双方并不存在无法“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失衡状态，亦不符合适用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在三大公司拒不履行合同，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其应当受到依法成立的《租赁合同》的约束，《租赁合同》应当对三大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三大公司辩称：一、案涉合同并未生效，不应适用案涉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来支持侯江平在一审中提出的第二点诉求。案涉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后，乙方交付定金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案涉合同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未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更未向三大公司交付定金，案涉合同未生效，对双方没有法律效力，且三大公司并没有收取侯江平的租金和其他款项，不能适用案外人冯阳喜手写的“如果甲方违约，则赔偿乙方两个月租金作为违约罚金”的违约条款来让三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二、退一步来讲，即使冯阳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那么鉴于侯江平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且不能证明其存在因合同不能履行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故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请求三大公司支付其诉请第二点和第四点的违约金和利息损失。况且三大公司已为受害人且没有过错，从均衡保护合同各方权益的原则出发，不应让三大公司承担更多责任。三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侯江平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侯江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1、作为普通人，在欲承租房屋时通常会找物业管理人员，由物业管理人员推荐物业，甚至与其联络沟通洽谈，但基本上都会让物业管理人员提供物业产权证，然后直接与产权人签约，如果物业管理人员说其有权签约，那么会让其出示授权委托书等方式证明其有签约权。本案中曾庆军曾与三大公司三次签订租赁合同，明知物业产权人系三大公司，也明知冯阳喜仅系物业经理，又未见到任何授权委托书，同时曾庆军身为珠海荆润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应该部门主管不具有独立的签约权。2、侯江平一审时提供了冯阳喜与其他承租人签署的相类似的租赁合同，但三大公司也提供了其他承租人与曾庆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曾庆军系与冯阳喜签订案涉合同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才要求其他承租人通过微信发租赁合同给其。曾庆军出庭作证时亦承认2019年4月2日才获知冯阳喜亦与其他承租人签订了租用合同。因此，曾庆军并非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前就获悉冯阳喜有权签订类似合同。此外，一审法院认为冯阳喜与其他承租人签订的合同与案涉合同属类似合同，三大公司对此不敢苟同。冯阳喜与其他承租人签订的合同中，冯阳喜的身份为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案涉合同有本质的区别。退一万步来讲，假如曾庆军在签订案涉合同前就已获得冯阳喜与其他承租人签订的合同，那么其明知冯阳喜并不是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与冯阳喜签订租赁合同，明显存在过失。3、冯阳喜在物业处悬挂了有自己联系方式的招租广告。这一事实对本案简直无任何的价值，因为曾庆军与三大公司签订过三份合同，其与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1认识多年，亦与冯阳喜认识多年，互相均有对方的手机联系方式，而且据曾庆军出庭作证称其欲租案涉案物业时就与冯阳喜一齐去见郭某1，当时谈不拢。三大公司认为该招租广告只表明冯阳喜系联系人，并无任何字眼表明冯阳喜有权签约。4、曾庆军曾与三大公司签订过三份合同，很明显，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印章的差异相当大。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曾庆军肉眼不具备鉴定公章的真伪，但在洽谈时、签约时的异常、合同的诸多瑕疵、签约后的付款方式等方面，曾庆军真不应认为冯阳喜有签约权：（1）据曾庆军出庭作证称：他曾与冯阳喜一齐去找过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欲与每平方米19元的价格承租，但三大公司不同意，后来冯阳喜告诉他三大公司同意了。既然有谈不拢的前奏，曾庆军有必要打过电话给三大公司核实一下冯阳喜所说的真实性。（2）据曾庆军出庭作证所述：签订案涉合同时，冯阳喜带盖好公章的合同和盖好财务章的单据到侯江平家中，其本人在场。对于这一异常情况，曾庆军亦应打电话给三大公司核实。（3)案涉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后生效。但曾庆军没见到冯阳喜出示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就过失签署合同。（4）案涉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甲乙双方需提供相关文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第二十五条约定本合同附件为甲方有效房产证明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但曾庆军没见到冯阳喜提供这两个附件的情况下就过失相信冯阳喜有代理权。（5）案涉合同开头载明三大公司的公司地址为珠海市****香洲工业科技工业区三栋，然而三大公司的地址早已搬迁至高新区，曾庆军在一审庭审作证时称其在洽谈阶段与冯阳喜到过高新区找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其已明知三大公司已搬迁，本案签约时却未提出异议。（6）案涉合同尾部备注了三大公司的收款账号，曾庆军签署合同后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给三大公司而是应冯阳喜的要求直接付给冯阳喜，未与三大公司核实。上述种种异常，均指向曾庆军明知冯阳喜无代理权却故意与其签订租赁合同，想借此造成既成事实逼三大公司就范，事后又以断水断电为要挟扬言要收楼，要挟不成又向警方报警，种种迹象显示其并非善意。5、冯阳喜系三大公司的员工，但其系到工作场所外找他人私刻伪造三大公司的印章，这就不属于三大公司的管理范畴，而且三大公司并不是保管公章不善被其偷盖，三大公司在公司的人员和公章管理方面并不存在重大疏忽，冯阳喜的行为纯属其个人犯罪行为。二、关于25000元的定性。一审法院认定侯江平支付给冯阳喜的25000元系转让款错误。1、保证金有收据，但曾庆军向冯阳喜支付25000元，却没有收据，不符合生活常理。2、合同中有约定30万元转让款，与25000元数额明显不符。3、该25000元系在签订租赁合同前五天支付给冯阳喜的，这与转让款一般在合同签订后支付的情形不同，不符合生活逻辑。4、仅凭一个转账流水就认定款项为转让款，严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5、据三大公司向其它承租人了解，事实该款项是冯阳喜骗曾庆军说给2.5万元好处费给他，他就说服三大公司按19元/平方米出租物业给曾庆军。三、关于曾庆军在本案中的定位。从侯江平提供的“侯江平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可以看出侯江平与曾庆军以及曾庆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珠海荆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均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侯江平支付给冯阳喜的两笔款项来源于曾庆军，结合侯江平在起诉状陈述的曾庆军要求三大公司交付物业，曾庆军曾就三大公司不肯交付物业一事报警，曾庆军在一审庭审作证承认其与侯江平是夫妻关系。可见，从案涉合同的洽谈开始至提起诉讼，均是曾庆军一个人在操作，侯江平未曾露面，故曾庆军是案涉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居于原告的地位，并非单纯的证人，案件的处理与其具有利益关系，对其证言可信度十分值得怀疑。其在证言所说的“郭某1说物业由冯阳喜全权处理”不属实。当时三大公司代理人追问：郭某1是否说过让你跟冯阳喜直接签订合同就行了，曾庆军答：没有。四、对于冯阳喜的犯罪行为，该由谁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问题。对于冯阳喜私刻伪造三大公司公章的犯罪行为，三大公司可以选择报案，也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申请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不予批准。对于冯阳喜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侯江平是受害人，理应由侯江平报案，一审判决称“三大公司截至一审庭审前未对冯阳喜的行为进行报案处理”，显然对报案主体错误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侯江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大公司退还侯江平保证金44228元；2.判令三大公司向侯江平支付违约金罚金44228元；3.判令三大公司退还侯江平转让款25000元；4.判令三大公司赔偿侯江平利息损失（以11345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5.判令三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江平持有一份其作为承租方（乙方）的《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其中出租方（甲方）一栏为“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甲方一栏中盖有“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打印体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位于珠海市*************整层租赁给乙方。租赁面积1192平方米，租赁期限5年，自2019年3月31日至2024年3月30日止。甲方30万元转让费，两年内如遇到拆迁，甲方只负责赔偿乙方装修费15万元，两年后拆迁乙方不能索要装修赔偿费。租金每月22114元。乙方在签订合同时付给甲方二个月的租金作为信用保证金。另，冯阳喜以手写体的方式在合同中添加内容：“如果甲方违约，则赔偿乙方2个月租金作为违约罚金。”侯江平举证称该份合同为其与自称为三大公司代理人的冯阳喜于2019年3月18日签署。三大公司质证认为该合同上的公章为伪造的，其未授权冯阳喜与侯江平签署租赁合同。侯江平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侯江平交来三楼办公室租金2个月44228元作为押金（每个月租金22114元）。经手人：冯阳喜。”该《收据》中盖有“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字样的财务专用章。三大公司质证认为该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为伪造的。侯江平和三大公司均提交了案外人珠海市捷安通科技有限公司和黄海涵的商铺租赁合同作为证据。其中内容为珠海市捷安通科技有限公司与自称为三大公司代理人的冯阳喜于2019年2月28日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以及案外人黄海涵与自称为三大公司代理人的冯阳喜于2019年3月1日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两份合同中出租方（甲方）一栏均盖有“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侯江平举证称该两份合同均为承租人与冯阳喜签署的。三大公司认可该两份合同确实存在，但均是冯阳喜在未获得其授权下私自签署的，三大公司已收回该两份合同。侯江平提交了六张悬挂在案涉房产周边的大型广告照片作为证据，其中均配有2019年5月20日的珠江晚报报纸以证明照片的拍摄时间。其中，照片一的内容为“火热招租中。本栋三楼有大型高档装修1200平方招租。配有停车场、适应办公室、餐厅、麻将房。招租电话：冯生150*****558。”照片二的内容为“火热招租中。本栋三楼有大型高档装修1200平方招租。配有停车场、适应办公室、餐厅、麻将房。招租电话：张小姐137*****371。”以上两张照片中广告的文字、图样和排版高度相似。三大公司质证不认可照片一的三性，称其不知道“冯生”挂了这张招租广告，但该电话号码确实是冯阳喜的电话号码；认可照片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称张珂珂系在未告知三大公司的情况下悬挂的该广告。侯江平持有一份《通告》复印件，其中载明：“各位租户：由于本公司原员工冯阳喜先生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已于2019年3月21日不辞而别，本公司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至于刑事犯罪问题，公司调查收集证据后，再报送公安机关处理。从本日起，任命本公司员工张珂珂女士为香洲公司物业管理部经理，一切物业的管理事宜由张经理负责，电话：137*****371。希望各位租户配合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更好的服务于大家，更好服务好各位租户，如有任何建议和投诉，请直接电话：139*****620，郭先生。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22日。”三大公司认可该通知的真实性。根据银行转账记录，侯江平向冯阳喜转账情况如下：2019年3月13日25000元、2019年3月18日44228元。侯江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一审庭审中陈述，侯江平支付给冯阳喜的25000元是基于合同项下约定的30万元转让费、44228元是基于合同项下约定的信用保证金。冯阳喜说他是三大公司的代理人，让侯江平把上述款项支付给他，侯江平就照做了。三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一审庭审中陈述，冯阳喜于2016年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是三大公司的物业经理。此前有人要来租房就可与冯阳喜联系，也可直接找郭某1联系。但最终签订合同要由三大公司出面签订，三大公司此前对外出租其他房产时也未派冯阳喜出面签合同。三大公司截至一审庭审前未对冯阳喜的行为进行报案处理。侯江平申请证人曾庆军（男，汉族，1974年7月16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居民身份号码：422************277）出庭作证。曾庆军于一审庭审中称，曾庆军此前是承租了案涉房产经营格林豪泰酒店，在酒店亏损后，三大公司就收回案涉房产了。其后侯江平想要承租案涉房产，觉得曾庆军和三大公司比较熟悉，就委托其与三大公司交涉。2018年11月，曾庆军和格林豪泰酒店的另外两个股东一起去到三大公司，见到了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某1。郭某1说物业由冯阳喜全权处理，让曾庆军与冯阳喜谈论有关租赁事宜。曾庆军开始和冯阳喜没有协商成。到签署本案租赁合同前大概一周，冯阳喜主动找到曾庆军说双方能谈拢，让侯江平支付25000元的转让款的预付金。其后冯阳喜就带着盖好三大公司公章的租赁合同和盖好三大公司财务章的收据到侯江平家里，双方签署好后侯江平就向冯阳喜支付了44228元保证金。从2018年年底到2019年5、6月的时候三大公司的招租广告上留的电话都是冯阳喜，且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让曾庆军找冯阳喜去谈，曾庆军认为没有问题。此前其所有的格林豪泰酒店租用三大公司的场地，所有手续都是由冯阳喜代理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如下：第一，冯阳喜与侯江平签署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三大公司的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是指被代理人因疏忽的行为引起了善意第三人对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合理信赖，为保护这种合理信赖而让无权代理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结果。表见代理的形成需符合以下基本要件：一为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为第三人信赖的正当性和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本案中，冯阳喜的行为具备了表见代理的要件。首先，根据三大公司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冯阳喜在2016年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任三大公司的物业管理经理一职。即侯江平与冯阳喜签署涉案租赁合同时，冯阳喜已长期担任三大公司物业经理一职，且其职务尚未被公告撤销，可见冯阳喜具有基本的三大公司代理权外观，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此外，侯江平提交了珠海市捷安通科技有限公司和黄海涵签署的租赁合同，揭示在同一时期不仅侯江平、还有其他承租人与冯阳喜也签署了相类似的租赁合同，三大公司对该情形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情形表明，侯江平与冯阳喜签署合同并非个案，冯阳喜以三大公司的名义对外行为能得到潜在租户的广泛信赖，可见冯阳喜必定具备了充分的代理权外观。其次，涉案房产周边悬挂的三大公司招租广告中明确载明了冯阳喜的联系方式。虽三大公司否认其对冯阳喜悬挂上述广告知情，但该广告在涉案房产周边显眼的地方长时间悬挂，且广告的内容与板式均与三大公司更换物业经理后悬挂的广告高度相似，三大公司辩称不知情并不符合常理。据此，侯江平基于上述广告与冯阳喜联系及商谈租赁事宜具有信赖的正当性，其主观是善意的。再者，冯阳喜作为三大公司的员工，其在2019年2月至3月较长的一段期间内，如三大公司抗辩私刻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以公司的名义对外活动。三大公司未及时发现并报案处理，其在公司的人员和公章管理方面存在重大疏忽。最后，冯阳喜持有盖有三大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的合同和收据与侯江平签合同，侯江平作为普通承租人并不具备肉眼鉴定公章真伪的能力，要求侯江平在签署合同时鉴别出印章的真伪性未免过于苛刻。综上所述，鉴于冯阳喜具有三大公司代理人的外观、侯江平是基于合理信赖与冯阳喜签署租赁合同的、三大公司对于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疏忽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冯阳喜的行为构成了对三大公司的表见代理。第二，三大公司应向侯江平支付的款项问题。根据以上论述，侯江平基于租赁合同向冯阳喜支付转让款25000元和保证金44228元符合生活逻辑。现双方未能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侯江平请求三大公司退还上述转让款及保证金合计69228元有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大公司向侯江平支付上述款项后，其与冯阳喜之间的纠纷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至于侯江平诉请的违约罚金及利息损失，鉴于三大公司从本案租赁合同中并未获利，且侯江平在与冯阳喜签署合同时未要求冯阳喜当面加盖公章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对于侯江平主张三大公司支付违约罚金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三大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侯江平支付69228元；二、驳回侯江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85元，侯江平负担485元，三大公司负担80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三大公司向本院提交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并申请对涉案租赁合同上三大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本院查明，二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公章的肉眼观察比对。侯江平提交三大公司认可真实性的2016年8月7日三大公司与珠海市荆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庆军的《三大公司厂房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三大公司提交其与案外人珠海市捷安通科技有限公司补签的《厂房租赁合同》。经比对，侯江平确认涉案租赁合同上的公章与前述两份供比对的合同样本上的公章不一致。同时对于侯江平提交的44228元的收款收据上的印章，三大公司确认是其公司财务公章，但表示这是三大公司提前将加盖公司财务章的一本收据交给公司物业管理人员冯阳喜，冯阳喜私自向侯江平出具的。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是否生效；二、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25000元应否退还；四、三大公司是否应向侯江平支付违约罚金及利息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后，乙方交付定金后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案涉合同出租方加盖三大公司的公章，由冯阳喜以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乙方有侯江平本人签字确认。同时涉案合同并未约定定金，根据上述合同约定，本合同已然生效。关于争议焦点二。经二审对公章进行观察比对，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涉案租赁合同上的公章与三大公司平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冯阳喜又未向侯江平出示三大公司的委托签订合同的相关授权文件。本院认为，本案冯阳喜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第一，在侯江平与冯阳喜签署涉案租赁合同时，冯阳喜已长期担任三大公司物业经理一职，冯阳喜具有三大公司代理人的基本外观。第二，同一时期，冯阳喜以三大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案外人珠海市捷安通科技有限公司、黄海涵等也签署了类似的租赁合同。第三，涉案房产周边悬挂的三大公司招租广告中明确载明了冯阳喜的联系方式。侯江平与冯阳喜联系及商谈租赁事宜具有信赖的正当性。第四，冯阳喜作为经手人向侯江平出具的44228元收据上所加盖的三大公司财务印章是真实的，三大公司予以认可。综上，冯阳喜具有较为充分的代理权外观，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冯阳喜的行为构成对三大公司的表见代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三大公司上诉主张侯江平向冯阳喜账号转账支付的25000元的款项性质并非转让款。本院认为，侯江平主张该款项是在合同签订前在冯阳喜的指示下支付，三大公司亦认可该款项因涉案合同而发生，则无论该款项性质是否为合同约定的转让款，对于因涉案合同而已收取的25000元，三大公司均应予以退还。关于争议焦点四。考虑到三大公司从本案租赁合同中并未获利，结合侯江平在与冯阳喜签署合同时未要求冯阳喜当面加盖公章、未要求冯阳喜出具授权委托书，侯江平亦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一审法院对于侯江平主张三大公司支付违约罚金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侯江平与三大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侯江平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06元，由其自行负担；珠海三大塑胶企业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31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朱 玮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高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