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终1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华荣，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宇，贵州邦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昆仑天然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大道贵阳银行毕节分行办公大楼20层。法定代表人：贾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露，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世刚，男，196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雨阳，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深圳前海青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胡皖宁，系该公司经理。一审第三人：西藏蓝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飞，系该公司经理。一审第三人：毕节中商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海街道贵阳银行毕节分行办公大楼第20层。法定代表人：冉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露，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曾永华，男，196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一审第三人：李绍兵，男，1975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一审第三人：陈燕，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全华荣因与被上诉人李世刚、贵州昆仑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昆仑公司”）及一审第三人深圳前海青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蓝石公司”）、毕节中商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中商协公司”）、曾永华、李绍兵、陈燕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5民初29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华荣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裁定；2、改判被上诉人李世刚、贵州昆仑公司连带赔偿上诉人全华荣损失75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李世刚利用其大股东、公司高管身份将全华荣持有的贵州昆仑公司12.5%的股权稀释至自己名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均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可以合并适用，但一审法院却要求全华荣只能选择一个法条作为赔偿依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限制了全华荣的诉讼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并未明确规定起诉时应当具有股东资格，全华荣系因李世刚恶意伪造股东会决议稀释全华荣12.5%的股权才导致全华荣丧失股东资格；且本案可作侵权责任纠纷处理，不能因此否定全华荣的诉讼主体资格，原裁定剥夺了全华荣的诉权。三、贵州昆仑公司原股东曾永华、李绍兵、陈燕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李世刚均取得了对价，而全华荣持有的12.5%的股权被李世刚恶意稀释至其名下，全华荣并未取得任何对价，也没有赠予的意思表示，一审裁定简单的以起诉时不具有股东资格裁定驳回，明显显失公平。故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贵州昆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提起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关于上诉状中法律适用的问题，一审判决不存在错误。（一）本案存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选择其一作为起诉依据，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上诉人提出该项上诉理由，亦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因在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已按要求确定了以《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作为起诉的法律依据，并已记录在庭审记录中，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应要求其进行选择，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应予驳回。二、上诉状中认为“全华荣提起本案的诉讼具备原告资格”，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驳回。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全华荣所持贵州昆仑公司的全部股权，已在2015年4月8日全部转出，其在起诉时已不具有昆仑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李世刚与贵州昆仑公司连带赔偿，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事实上，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贵州昆仑公司存在侵犯其利益的直接行为，其只是主张李世刚伪造公司决议并利用其掌控公章之便办理了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的这一行为系其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归属于公司，这一主张显然存在事实认识错误，一审法院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准确。（二）一审的裁判依据应为《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根据该条的规定，董事、高管应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对被侵害人承担法律责任。即使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请求合并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该条款的规范对象也是“公司股东”。因此，贵州昆仑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也不应承担任何连带责任。被上诉人李世刚及第三人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毕节中商协公司、曾永华、李绍兵、陈燕未向本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全华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贵州昆仑公司、李世刚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00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贵州昆仑公司、李世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以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黔05民初6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前述判决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8月21日，李世刚、李绍兵、全华荣、曾永华以及陈燕五人作为发起人，共同委托郑小艳为其五人办理毕节昆仑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共同注册设立毕节昆仑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李世刚认缴出资17.50万元，出资比例35%；李绍兵、全华荣、陈燕分别认缴出资7.50万元，出资比例15%；曾永华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毕节昆仑公司实收资本10万元，其中，李世刚实缴出资3.50万元，曾永华实缴出资2万元，李绍兵、全华荣、陈燕各实缴出资1.50万元。李世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8月27日，毕节昆仑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决定向公司增资990万元，并据此修改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载明，增资后毕节昆仑公司各股东的出资额为李绍兵、全华荣、陈燕各150万元，曾永华200万元，李世刚350万元，各自持股比例不变。其后，毕节昆仑公司委托工商代办人员张袭辉办理增资手续，由代办人员将资金存入李世刚开设于农行翠屏支行的账户，后通过该账户将全部股东认缴的增资款转入贵州昆仑公司的账户，经中介机构验资后于2012年8月29日出具验资报告。增资完成当日，毕节昆仑公司委托张袭辉代为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毕节昆仑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1000万元。增资次日即2012年8月30日，毕节昆仑公司以还款名义向案外人祝福平打款990万元，向案外人张袭辉打款99800元。2012年11月9日，李世刚与全华荣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全华荣将其持有的毕节昆仑公司15%的股权以原始入股金额转让给李世刚。同日，毕节昆仑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宜。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名并加盖毕节昆仑公司印章。2013年7月11日，毕节昆仑公司委托工商代办人员邵刚办理增资手续，各股东再次向公司增资5000万元，将昆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6000万元，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各股东出资比例变更为李世刚47.5%，曾永华20%，李绍兵和陈燕各15%，全华荣2.5%。2014年5月6日，昆仑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即日起曾永华自愿退出公司，股份全部退回公司并办理相关退出手续，今后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曾永华无关，大方雨冲工业园区天然气项目今后的事务由曾永华负责，与昆仑公司无关；曾永华借公司的5万元现金不再偿还，由公司自行解决；相关资料和办公室钥匙等移交李世刚接受。该决议经股东李世刚、曾永华、陈燕、李绍兵等四人签字，并加盖毕节昆仑公司印章。2015年4月7日，李世刚与陈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陈燕将其所持毕节昆仑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同日，毕节昆仑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如下决议：同意李世刚与陈燕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决议经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确认。2015年4月8日，李世刚与李绍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李绍兵将其所持被告毕节昆仑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2015年4月8日，昆仑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股东李绍兵将所持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全华荣将所持公司2.5%的股份作价150万元、曾永华将所持公司20%的股份作价1200万元，均转让给李世刚，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自然人独资）公司。该股东会决议经李世刚、李绍兵、全华荣、曾永华签字确认。2015年4月9日，李世刚与全华荣签订《毕节昆仑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全华荣将其持有的毕节昆仑公司2.5%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前述协议签订当日，李世刚向全华荣打款40万元。2015年4月20日，李世刚与曾永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曾永华将其所持毕节昆仑公司20%的股份作价200万元全部转让给李世刚。2015年4月22日，李世刚与曾永华又签订《毕节昆仑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曾永华将其所持昆仑公司20%的股权作价120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李世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曾永华积极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后，昆仑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毕节昆仑公司承担，依法追及到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股东承担相应责任。2015年4月23日，昆仑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同时委托陈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昆仑公司变更登记为李世刚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4日，李世刚与西藏蓝石公司、深圳青石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世刚以1980万元将其持有的毕节昆仑公司100%股权中的33%转让给西藏蓝石公司，将其剩余67%股权以4020万元转让给深圳前海公司。2016年2月16日，毕节昆仑公司变更登记为贵州昆仑公司。2017年9月25日，全华荣以李世刚未履行双方于2015年4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世刚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全华荣在该案中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4月8日毕节昆仑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4月23日毕节昆仑公司工商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全华荣已将其所持毕节昆仑公司2.5%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毕节昆仑公司并于2015年4月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全华荣在一审中同时提交了2015年5月4日李世刚分别与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全华荣以150万元的价格向李世刚转让2.5%股权的真实性、合理性。一审法院认为，全华荣主张李世刚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以及就李世刚利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从事损害股东利益行为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同时还涉及与李世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相关的损害赔偿请求。从性质划分，前述诉讼主张分属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以及法定代表人行为引发的与公司相关的其他纠纷，因请求权基础不同，请求权构成要件迥异，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诉与诉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存在法定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鉴于此，在贵州昆仑公司提出异议并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全华荣自愿当庭变更诉讼意见，表示仅对李世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所从事的损害股东利益行为，向李世刚、贵州昆仑公司提出权利主张。对于全华荣的前述权利处分行为，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关于全华荣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因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利用职务便利，从事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股东，有权向从事禁止行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提起诉讼之时具备股东身份者，才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中的利益受损者以及诉讼利益归属者，也才因具有诉之利益而有权启动诉讼程序，故仅有起诉时具备股东身份者，才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适格原告。在案证据显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黔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经全华荣等时任毕节昆仑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的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李绍兵将所持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全华荣将所持公司2.5%的股份作价150万元、曾永华将所持公司20%的股份作价1200万元，均转让给李世刚，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自然人独资）公司。（2018）黔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书同时确认，2015年4月8日股东会议召开前后，李世刚分别与全华荣等公司其他全体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在协议中达成了与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事项一致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与此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全华荣诉李世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全华荣曾举示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2015年4月23日毕节昆仑公司登记申请书，据此主张其已将所持毕节昆仑公司2.5%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毕节昆仑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完成了变更股权结构和公司类型为李世刚独资持股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全华荣同时举示了2015年5月4日被告李世刚与第三人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据此主张全华荣作价150万元向被告李世刚转让2.5%股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前述事实表明，截至2015年4月8日全华荣向李世刚转让2.5%股权之前，全华荣明确知悉其在毕节昆仑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为2.5%；包括全华荣在内的毕节昆仑公司其余股东，均作出了向李世刚转让自己所持全部股权，以此退出毕节昆仑公司的意思表示；毕节昆仑公司变更登记为李世刚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全华荣的真实意思，且全华荣明确知悉并认可李世刚将其所持毕节昆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基于前述事实，应当认定全华荣于2015年4月8日向李世刚转让2.5%股权之后，其已不再具有毕节昆仑公司股东身份。故无论李世刚在本案中是否存在利用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便利，从事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皆因全华荣股东身份的丧失而不具有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向高级管理人员主张损害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对全华荣的起诉，应予驳回。如前所述，全华荣非本案适格原告，则本案各方争议的其他焦点问题，自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依法不予审理。同理，对于全华荣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以及申请一审法院责令相关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亦因缺乏调取必要，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全华荣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已生效的（2018）黔民终882号案件查明的事实与（2018）黔民终344号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即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李绍兵将所持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全华荣将所持公司2.5%的股份作价150万元、曾永华将所持公司20%的股份作价1200万元，均转让给李世刚，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自然人独资）公司。该《股东会决议》经股东李世刚、全华荣、曾永华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全华荣是否系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在提起诉讼之时具备股东身份者，才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适格原告。本案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黔民终344号、（2018）黔民终8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经全华荣等时任毕节昆仑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的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李绍兵将所持公司1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全华荣将所持公司2.5%的股份作价150万元、曾永华将所持公司20%的股份作价1200万元，均转让给李世刚，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自然人独资）公司。在（2018）黔民终882号的一审案件全华荣诉李世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全华荣曾举示2015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2015年4月23日毕节昆仑公司登记申请书，据此主张其已将所持毕节昆仑公司2.5%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李世刚，毕节昆仑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完成了变更股权结构和公司类型为李世刚独资持股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全华荣同时举示了2015年5月4日被告李世刚与第三人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据此主张全华荣作价150万元向被告李世刚转让2.5%股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上述事实表明，截至2015年4月8日全华荣向李世刚转让2.5%股权之前，全华荣明确知悉其在毕节昆仑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为2.5%；包括全华荣在内的毕节昆仑公司其余股东，均作出了向李世刚转让自己所持全部股权，以此退出毕节昆仑公司的意思表示；毕节昆仑公司变更登记为李世刚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全华荣的真实意思，且全华荣明确知悉并认可李世刚将其所持毕节昆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深圳前海公司、西藏蓝石公司。基于上述事实，应当认定全华荣于2015年4月8日向李世刚转让2.5%股权之后，其已不再具有毕节昆仑公司股东身份，其无权启动本案诉讼程序。综上，上诉人全华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传毅审判员  干秋晗审判员  谭董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丹书记员陈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