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9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月峰，男，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瑞艳，女，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东浩，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高新区昆仑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涛，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金锋，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海河，男，1968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南席村东（岗上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月峰，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杰公司）及原审被告张海河、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加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民初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月峰、赵瑞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按照71.42%（514.224万元）和14.29%（102.888万元）的比例回购第三人华加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三、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张月峰、赵瑞艳承担违约金、律师费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四、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公告费、其他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超过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范围裁判，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起诉书中要求判令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按照71.42%、14.29%的比例回购其所持有的第三人华加公司的股权，并在诉讼中明确要求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分别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514.224万元和102.888万元，两上诉人诉请总标的为617.112万元。但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支付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和885980元，共计620万元，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诉讼标的。在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原审被告张海河通过股转退出华加公司，但各方并没有对《补充协议》进行修改，合同权利义务的设定应当由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判决认为“《补充协议》中的回购股权合同义务，随着股权转让登记流转”的理论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判决、应予撤销。2、一审判决前经过一审多次调解，为了和解目的2019年8月13日华加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1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此款是上诉人张月峰委托第三人华加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100万元，由此推论股权回购款总标的仅有620万元，应当由被上诉人相应减少诉讼总标的，扣减相应诉讼费，但一审判决第三项判决中违约金以7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诉讼费也没有扣减直接判给了两上诉人，判决明显违法，应予撤销。二、股权回购款是双务条款，但一审判决只判决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分别支付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和885980元，而没有认定两上诉人可以获得的股权比例，判决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三、一审认定合同性质错误，回购股权的约定实质是股东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华加公司利益，应属于无效约定。本案不存在：“股权回购合同”，只有《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仅仅有《补充协议》涉及回购约定，此约定作为《增资协议》的补充不能单独成立合同，只是意向条款，并且在条款中的时间、金额都是概述，不代表形成股权买卖合同，上诉人可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是违约责任。《增资协议》约定了被上诉人持有的第三人华加公司10.03%股权价值为117万元，另有383万元是作为第三人华加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使用，上诉人的回购条款实际是对被上诉人投资的担保行为。被上诉人是第三人华加公司的债权人，本案是被上诉人通过债务转换成资本金，再用资本金实现自己的债权，再通过“回购条款”将公司股本金转化成股东个人债务的过程。第三人华加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实际债务规模是320万元，117万元作为增资款，已经被其抽走180万元，法律禁止公司股东抽逃公司资金，损害第三人华加公司利益。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纠纷性质为名股实债，属于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变相支持“复息”，条款约定违反最高院关于借贷“复息”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实际上是将被上诉人500万元本金和300万元的利息加在一起，又自201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复息”，并且对已经归还的180万元没有做扣除计息，判决变相支持“复息”。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根据企业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保本保收益，仅根据约定定期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不是股权交易投资而是借贷。 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并未超出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而且一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虽然答辩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请求法院判令张月峰、赵瑞艳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具体金额，但是在该诉讼请求第二项中还请求判令张月峰、赵瑞艳、张海河对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张月峰支付5314020元股权回购款并没有超出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中判令赵瑞艳支付答辩人885980股权回购款明显小于答辩人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中要求赵瑞艳支付的金额，该部分判决更没有超出答辩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此外2018年1月1日张月峰、赵瑞艳发生逾期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违约行为时，张月峰、赵瑞艳欠付的股权回购款为720万元，当然应当以720万元为基数来计算违约金。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调解张月峰委托华加公司支付的100万元股权回购款，此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基数自然变为了620万元，因此一审判决判定“违约金以7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是完全正确的。二、由于本案一审时张月峰、赵瑞艳未提出反诉，故一审法院只对股权回购款作出判决，而不能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作出判决。三、答辩人从未与张月峰、赵瑞艳恶意串通，事实上答辩人也不可能与张月峰、赵瑞艳恶意串通，更未通过恶意串通损害华加公司的利益。答辩人从未抽逃华加公司的出资，而且该公司一直由张月峰、赵瑞艳夫妻实际控制，答辩人也不可能抽逃出资。另外，各方签署《增资协议》时，各方确认华加公司10.03%的股权价值500万元，而不是117万元，虽然答辩人出资的383万元没有登记为华加公司的注册资本，而是计入了该公司的“资金公积金”，但这383万元也是答辩人对该公司的出资。四、答辩人为华加公司的股东，而不是该公司的债权人。上诉人认为本案纠纷名股实债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成立的。1、行政审批部门出具的华加公司《基本情况登记表》和在公司登记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等文件，明确记载答辩人为华加公司的股东。2、答辩人曾多次参加华加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就公司有关事项进行表决，依法行使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这进一步证明答辩人是华加公司的股东。3、所谓：“名股实债”前提是“股（股权投资）”和“债（回购之债）”所对应的主体是完全一致的，而本案中“股（股权投资）”对应的是华加公司，而“债（回购之债）”对应的是张月峰、赵瑞艳，本案中“股”和“债”对应的主体根本不一致，因此本案不可能是“名股实债”。4、《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不适用于本案，不能依据该规范认定本案纠纷为名股实债。 原审被告张海河未到庭未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华加公司未到庭未陈述意见。 科润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三被告张月峰、张海河和赵瑞艳按照71.42%、14.29%、14.29%的比例回购原告所持有的第三人股权，分别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514.224万元、102.888万元、和102.888万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付清全部股权回购款之日按尚未支付的股权回购款金额（720万元）每日千分之三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二、依法判令三被告对履行上述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公告费、其他诉讼费及律师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11月25日，科润杰公司作为甲方（投资方）与原股东张月峰（乙方）、原股东张海河（丙方）、原股东赵瑞艳（丁方）、目标公司华加公司（戊方）签订华加公司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本次全部新增注册资本117万元均由投资方认购，每1元注册资本的投资价格为4.2735，投资方总出资额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17万元，占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0.03%。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各方应首先协商解决，若各方协商未成则形成真实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守约方为追偿损失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文件。补充文件与本协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由各方签字或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尾部有科润杰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张月峰的签字、张海河的签字、赵瑞艳的签字以及第三人华加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2、2014年11月26日，科润杰公司作为甲方（投资方）与原股东张月峰（乙方）、原股东张海河（丙方）、原股东赵瑞艳（丁方）、标的公司华加公司（戊方）经友好协商，甲、乙、丙、丁各方就2014年11月25日签订的《增资协议》有关未尽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乙、丙、丁在收到甲方投资款后，应用作标的公司发展，不得挪作他用；甲方持股至2018年1月1日后，甲方有权要求乙、丙、丁方按照《增资协议》中各自持股比例回购甲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乙方、丙方、丁方应确保回购价款不低于甲方投资款的1.6倍，即回购价款合计金额不低于800万元。回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乙方、丙方、丁方保证于2016年4月1日预付甲方回购款肆拾万元、2017年4月1日预付甲方回购款肆拾万元，剩余的回购款柒佰贰拾万元于2018年1月1日一次性支付甲方。对此乙方、丙方、丁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逾期按欠补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给付甲方违约金；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丁三方可再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尾部有科润杰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张月峰的签字、张海河的签字、赵瑞艳的签字以及第三人华加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3、协议履行情况。科润杰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将500万元投资款通过银行转账给华加公司；同日，华加公司为科润杰公司出具了收到上述投资款的收据。后华加公司办理了股东的变更登记手续，科润杰公司成为华加公司股东。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科润杰公司已收到股权回购款80万元。2019年8月13日，被告张月峰委托第三人华加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100万元，现尚欠股权回购款620万元。4、华加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召开股东会，所议事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张海河将其公司内的8.569%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月峰，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会决议上有华加公司股东张月峰、张海河、赵瑞艳的签字及科润杰公司的公章。同日，张海河（转让方）、张月峰（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在华加公司8.569%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受让方。付款方式：受让方于2018年4月12日前将全部转让费交付给转让方。债权债务的处理：双方以2018年4月12日清算财产及债权债务数据为准，全部移交给受让方。受让方享有转让方的债权，清偿转让方应承担的债务。转让方在华加公司的股东权益自2018年4月12日起由受让方行使，经营后果与转让方无关。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8年4月18日，华加公司进行了股东的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张月峰、赵瑞艳、科润杰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科润杰公司与张月峰、张海河、赵瑞艳签订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科润杰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张月峰、赵瑞艳亦应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并应及时支付股权回购款。张月峰、赵瑞艳辩称因双方约定科润杰公司应申请到位科技资金3000000元后才支付股权回购款7200000元，科润杰公司实际只申请下来1000000元，故其应按比例支付，不应足额支付，但张月峰、赵瑞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协议中亦未约定上述内容，故该院对其所辩不予采信。关于张海河应否继续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问题。张海河辩称其将股权转让给张月峰，相应的债权债务也应由张月峰承担，其不应再承担股权回购义务。虽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张海河负有股权回购的义务，但根据张海河与张月峰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其将股权作价转给张月峰并明确张月峰来清偿其应承担的债务，且华加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包括科润杰公司在内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张海河将股权转让给张月峰，故张海河的股权回购义务应当由张月峰受让。综上，张月峰按照持股比例应向科润杰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赵瑞艳按照持股比例应向科润杰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885980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张月峰、赵瑞艳对上述股权回购款的清偿互负连带责任。关于违约金。科润杰公司主张违约金以尚欠股权回购款7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3‰计算，虽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但约定日3‰的标准过高，该院酌定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关于律师费。虽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就股权回购款的问题没有约定律师费，但双方在增资协议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约定了律师费且双方约定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属不可分割的整体，故科润杰公司依据增资协议中的违约条款主张律师费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因科润杰公司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实际发生律师费60000元的票据，故该院认可律师费6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为：一、被告张月峰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被告赵瑞艳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885980元；二、被告张月峰、赵瑞艳对上述股权回购款的清偿互负连带责任；三、被告张月峰、赵瑞艳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6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7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四、驳回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200元，减半收取计31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张月峰、赵瑞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3年12月15日《委托贷款合同》；2、2013年12月19日《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3、2014年6月24日《委托贷款展期协议》、《补充协议》、《还款凭证》。以上证据拟证明华加公司自2013年12月13日向科润杰公司借贷300万元，并展期到2014年12月份仍不能偿还本金、利息，按约支付。第二组证据：1、2014年11月26日《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审证据）；2、2014年11月27日科润杰公司转入华加公司农行账户500万元入账通知单及流水记录一张；3、2014年12月4日华加公司农行账户转入本公司浦发银行账户302万元，用于科润杰公司扣划之前300万公司借款本金及当月利息的农行电子交易回单四张；4、2014年12月4日浦发银行扣划科润杰公司出借款本息的还款凭证两张；5、2014年12月4日科润杰公司出具的收到300万元本金收据一张。以上证据拟证明双方是以借新账还旧账的操作方式进行交易，增资协议约定的383万元为资本公积金，但被用于弥补华加公司之前的300万元借贷债务，而且该债务的权利人就是科润杰公司。第三组证据：1、2016年4月14日华加公司通过农行账户付给科润杰公司40万元银行付款回单一张；2、2019年8月13日华加公司通过建行账户付给科润杰公司30万元、3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银行付款回单四张共计100万元；3、华加公司10万元、10.2974万元两张银行承兑汇票；4、2017年5月31日张月峰通过农行账户付给科润杰公司19.7026万元的银行付款回单，八张共计180万元，以上证据拟证明科润杰公司成为华加公司股东后仍是从华加公司账户中支取《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回购，实质就是撤资、减资行为，一审认定是股东与科润杰公司已履行180万元回购义务不是事实。第四组证据：华加公司工商档案证明具体增资及股权情况，117万元已成为股本金，但在2016—2019年间又被科润杰公司抽走。第五组证据：华加公司通过浦发银行账户自2013年11月份到2014年12月4日，连续扣除科润杰公司300万元贷款利息的银行“扣款回单”十八张，拟证明300万元借贷的偿还利息情况。对此，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第二组证据中的2014年11月26日《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审证据）和2014年11月27日科润杰公司转入华加公司农行账户500万元入账通知单及流水记录一张两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这两项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向华加公司增资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负有股权回购义务的事实，剩余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关于第三组证据，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组证据证明了华加公司受股东委托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本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中的最后一项证据——华加公司就有关汇款事宜所作的说明，可进一步证实华加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不是偿还借款，而是受股东委托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关于第四组证据，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为华加公司股东的事实，而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关于第五组证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1月20日《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上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是华加公司的股东而不是该公司的债权人，而且被上诉人在华加公司经营过程中也依法行使了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依法参加股东会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第二组证据：《记账凭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石家庄分行营业部）贷记通知》、《收据》、《转款说明》，以上证据拟证明第三人华加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第三人受股东张月峰、张海河、赵瑞艳的委托转给被上诉人的股权回购款。对此，上诉人质证称，关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显示为被上诉人2014年11月“借新换旧”以后的行为，即利用“明股实债”名义投入300余万资本公积金后，又直接将该公积金用于偿还华加公司的欠款，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虽然被上诉人此时是10.03%的股东身份，但是并不能掩盖其非法使用300余万元资本公积金冲抵华加公司对被上诉人股东的债务的违法事实。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侵吞300万元资本公积金是其参与公司决策的合法行为，反而可以证明其在获得股东身份的前提下故意侵害华加公司的合法权益。关于第二组证据，对《记账凭证》、《收据》真实性有异议，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不应视为证据。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石家庄分行营业部）贷记通知》、《转款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40万元款项是上诉人个人所有，相反，该证据显示40万元是来源于华加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股东会决议。依据《公司法》规定，被上诉人涉嫌抽逃华加公司的注册资金。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出资比例为10.0257%，持有原审第三人华加公司10.0257%股权。2019年8月13日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委托第三人华加公司支付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股权回购款1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案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二、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科润杰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 一、关于案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 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主张案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性质为借款协议,并非股权投资协议。本院认为,结合协议签订目的、条款内容及交易模式、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应当认定科润杰公司与华加公司之间并非借款关系,而是股权投资关系。理由如下：首先，通过增资入股及回购机制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符合商业惯例和普遍交易模式的,不属于为规避监管所采取的“名股实债”的借贷情形。其次，科润杰公司增资入股后,华加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变更了工商登记信息、科润杰公司取得了股东资格并享有表决权，在华加公司经营过程中依法参与股东会就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行使了股东权利。最后，虽然案涉补充协议有固定收益及股权回购等条款,但这仅是股东之间及股东与目标公司之间就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担所作的内部约定,并不影响交易目的和投资模式，并且在投资期限内,科润杰公司作为实际股东之一,其对外仍是承担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综上,《增资协议》约定的科润杰公司的增资行为不属于出借借款的行为,本案不属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 案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实质上是投资人为保护资金安全和降低风险、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引入资金和促成交易,约定对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款安全提供保障,以回购方式自愿承担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亏损，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 二、关于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科润杰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的问题。 如上所述，案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股权回购的义务。另，关于张海河是否应当继续承担回购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张海河、张月峰、赵瑞艳均是以股东身份签订的，且《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回购股权数量亦是根据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来确定的，据此可以认定回购义务是和股东身份二者紧密相连的。同时，2018年4月12日，华加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张月峰、赵瑞艳、科润杰公司一致同意张海河将其持有的华加公司8.569%股权转让给张月峰，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共同委托刘占红向登记机关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同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双方以2018年4月12日清算财产及债权债务数据为准，全部转移受让方。受让方享有转让方的债权，清偿转让方应承担的义务。”的约定以及回购义务和股东身份二者紧密相连性可以认定张海河的回购义务应转由张月峰承担。经计算，上诉人张月峰应支付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回购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持有的华加公司8.5930%的股权；上诉人赵瑞艳应支付股权回购款885980元，回购被上诉人科润杰公司持有的华加公司1.4327%的股权。科润杰公司起诉请求张月峰、张海河和赵瑞艳按照约定比例承担回购义务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判令张海河的回购义务由张月峰承担，并未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金,虽然《补充协议》对此已有明确约定,但约定的日3‰的标准过高，本案并非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酌定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仍然过高，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19日之前）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计算违约金为宜，对此本院予以调整。另，因2019年8月13日上诉人支付回购款100万元，故自2019年8月14日起应以62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民初91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张月峰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5314020元，回购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8.5930%的股权； 三、上诉人赵瑞艳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885980元，回购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华加药用胶囊有限公司1.4327%的股权； 四、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对上述股权回购款的清偿互负连带责任； 五、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以72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62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及律师费60000元； 六、驳回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的其他上诉请求； 七、驳回被上诉人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2200元，减半收取计31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200元，由上诉人张月峰、赵瑞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籍利民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雅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