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6民终6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场上街。 法定代表人：郑生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谧，四川德斯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斗平，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泉，四川泰仁（德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斗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3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梅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金梅公司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梅公司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未委托授权刘华贵、王波对外签订合同及办理结算，故仅以刘华贵个人签字的结算凭证，不能认定金梅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长期与王从贵合作，应王从贵要求供货，货物系王从贵的侄儿王波收取，货款也是王波支付，被上诉人找王波催要货款，故被上诉人主观意思表示的合同相对方为王从贵，合同关系应约束王从贵与龚斗平。二、案涉结算凭证对金梅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应由刘华贵承担支付责任。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金梅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了刘华贵，而刘华贵挪作他用。案涉结算单上仅有刘华贵、王波的个人签字，未写明由金梅公司承担责任，刘华贵、王波在没有金梅公司明确授权办理结算的情况下，其认可结算单，该结算单应系刘华贵欠付被上诉人款项的依据，金梅公司不应承担支付义务。三、一审认定案涉款项的金额错误。案涉项目负责人并非刘华贵，金梅公司向项目现场派驻了姚波，送达现场的货要经姚波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时间、车牌号与客观情况不符，且被上诉人主张的口头合同时间为2015年后，但送货单时间部分为2014年，车牌号也不同，一审法院认定为笔误，有失公允。四、被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对欠款未受清偿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刘华贵作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在诉讼中未列为第三人，而是作为证人，被上诉人恶意针对金梅公司；被上诉人自称合同相对方为金梅公司，在金梅公司将相关款项已经支付给刘华贵后，才通过诉讼方式向金梅公司提出主张，其怠于履行催收款项的义务，是造成款项无法追回的原因，应对此自行承担责任。五、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主张从2015年开始供货，但未向金梅公司提出过主张，其起诉请求支付相关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龚斗平辩称，第一、一审中我方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及对应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授权刘华贵对外签订合同，其法定代表人也称案涉项目上的事以刘华贵为准，刘华贵是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买卖协议是口头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第二、姚波是当时为了通过监管部门检查，他是项目备案的经理，在此期间仅对防水验收签了字，但姚波并不是长期负责，实际项目负责人是刘华贵。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都是由项目负责人刘华贵制作请款单报送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根据请款单的金额将款项转给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由刘华贵向材料商支付货款，一审中请款单等证据，能够证明由上诉人支付相关款项，也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对此是知道的；第三、2014年的票据是笔误，将2015年写成了2014年，一审中我方也作出了合理解释，仅仅以时间来否认买卖关系，不能成立；第四、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签字确认的结算单，能够证明上诉人拖欠款项的事实。关于结算凭据不全的问题，双方结算不是以被上诉人手里保存的凭证为准，而是以交给项目部保管的票据来计算。总金额是以双方结算金额来认定，项目部对收货时的单据作了分类汇总，送货单只是证明我方履行了义务；第五、被上诉人没有过错，主张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称款项已经支付，但其只是支付给刘华贵，并没有支付给被上诉人。我方一直找项目负责人刘华贵主张款项，即是向上诉人主张款项；刘华贵一直说等工程款结算就支付，但一直没有完成结算，刘华贵亦迟迟不与被上诉人结算，后向国土局反映，经国土局组织协调后付了一部分，故被上诉人的主张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龚斗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金梅公司向龚斗平支付沙石款1385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以本金138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全部沙石款付清之日止）；二、诉讼费由金梅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龚斗平自愿放弃要求金梅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6月19日，金梅公司与绵竹市统一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由金梅公司承建绵竹市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A标段。2013年6月20日，郑宏金以金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刘华贵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郑宏金系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人员刘华贵为我方合法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参与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合同签订事宜。代理人在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本法定代理人予以承认”。刘华贵在《授权委托书》代理人处签字，郑宏金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并加盖金梅公司公司印章。2013年7月20日，刘华贵以聘用单位金梅公司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的名义与王波签订《材料员聘用合同》，约定王波担任材料员，工作内容为王波负责保管材料及租赁材料、机械合同、材料收款收据等。2013年9月16日，金梅公司（甲方）与刘华贵（乙方）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A标段工程交由乙方组织项目部实施工程建设，并于2013年9月9日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乙方为项目部经理（工程负责人），全面履行甲方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5年8月，刘华贵和龚斗平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龚斗平向金梅公司承建的绵竹市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A标段供应沙石。龚斗平送货后，王波签收货物。2016年11月10日，王波以材料员身份与龚斗平核对，形成龚斗平供应沙石的书面明细，载明供货时间、车牌号、沙石数量和金额，确认2015年8月-2016年1月总沙款21005.00元，后漏算2016年7月沙石款845.00元，将“21005元”补正为“21850元”。2017年1月27日，金梅公司委托郑杨梅向王波转账30000.00元，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中载明“附言：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守夜人工费借款”，王波收到此款后向龚斗平支付了沙石款3000.00元，并在结算单上总沙石款“21850元”后加注“-借支3000元=18850元”。2018年春节前夕，酒城二期安置房的供货商向金梅公司催收货款，经绵竹市国土局协调，金梅公司从应收工程款中向龚斗平支付货款5000.00元，后王波在结算单中加注“18850元-2018年借支5000元=13850元”且注明“借资符（复）核，以项目负责人签字为准”并将落款时间“2016”改为“2018”，王波和龚斗平在结算单上签字。后刘华贵在该结算单上注写“酒城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刘华贵2019年1月8日”。对尚欠货款13850.00元龚斗平多次催要货款无果，致本案纠纷发生。 另查明，在案外人绵竹市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金梅公司、刘华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金梅公司陈述刘华贵系案涉项目现场项目负责人，项目上的事情以刘华贵的意见为准。 同时查明，在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刘华贵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多次向金梅公司出具《请款报告》，报告载明最后请款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金梅公司承建了绵竹市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A标段，刘华贵系金梅公司工作人员并被授权参与绵竹市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A标段合同签订事宜，签署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王波系金梅公司聘用的材料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刘华贵以金梅公司代表人身份与龚斗平口头约定由龚斗平向金梅公司承建的工地供应沙石的口头协议，其实质为金梅公司与龚斗平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金梅公司抗辩其未与龚斗平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与前述法律规定相悖，不能成立。 龚斗平依据金梅公司的需求向金梅公司项目所在地供应沙石，王波在收据上签字予以确认并出具结算单，刘华贵在结算单上酒城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处签字。现龚斗平依据刘华贵与龚斗平的结算金额，要求金梅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基于前述理由，金梅公司应承担付款的责任。金梅公司辩称，其已将案涉工程款项全部支付给了刘华贵，但请款报告载明的最后请款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而本案案涉货款的发生日期是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之间。故对龚斗平要求金梅公司支付货款13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金梅公司抗辩龚斗平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以及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2016年11月10日，王波对龚斗平供应沙石进行结算后形成书面材料，2017年金梅公司向龚斗平支付货款3,000.00元的行为致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2018年，金梅公司向龚斗平支付货款5,000.00元的行为致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龚斗平提起诉讼主张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故金梅公司抗辩龚斗平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龚斗平要求金梅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金梅公司抗辩龚斗平主张的沙石款系与刘华贵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之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庭审中，金梅公司未就其抗辩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判决：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龚斗平支付所欠沙石款138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00元减半收取计73.00元，由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金梅公司提交刘华贵在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为2003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6月21日至2020年4月17日的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刘华贵从金梅公司收取款项后转给了王从贵，从账户交易情况，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刘华贵、金梅公司有关系。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金梅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该银行交易明细仅能显示刘华贵名下一个银行账户交易情况，且载明的对方账户名不全，既有转款，也有取款，故不能达到金梅公司的证明目的。 二审中，本院依法调取了另案中金梅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及2017年１月９日的《承诺书》，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质证认为，前述两份《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事项有异议，2016年的《承诺书》能够证明刘华贵办理结算需上诉人授权，且结算后价款支付也不是由上诉人直接支付，同时结合该案调解书的内容，刘华贵对于其对外签订合同及办理结算，主动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并承担支付义务，上诉人仅是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故可以证明上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两份《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刘华贵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有对外结算的权利，2017年的《承诺书》能够证明该项目的支付主体是上诉人。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力，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金梅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二、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是否正确；三、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予以支持。 一、关于金梅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的问题。 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不应由其承担支付责任，且被上诉人对自身未能收取款项存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本院对此评判如下： 首先，依照金梅公司（甲方）与刘华贵（乙方）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刘华贵（乙方）作为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由刘华贵自行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项目工程施工，并约定“乙方与材料商、机具租赁商、劳务班组必须签订合同并将劳务人员名单、身份证复印件报甲方留存……材料款与机具租赁费由甲方根据合同和结算单直接支付给材料商和租赁商，劳务费根据劳务合同和乙方所报现场劳务人员名单经甲方确认后再行办理支付手续”。因此，从双方约定看，刘华贵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具有与相关材料商签订合同并结算的权限，也有与相关劳务班组签订劳务合同，并聘用现场劳务人员的权限，只是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对相关款项的支付程序在双方的内部《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进行了约定，并明确由金梅公司予以支付。金梅公司虽主张其在案涉项目中的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另有他人，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除刘华贵外，金梅公司通过委派其他人员而自行招聘人员、组织施工、购买案涉工程所需材料并与相关当事人进行结算，金梅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同时金梅公司自认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外以金梅公司名义进行，其根据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的请款报告支付款项，结合请款报告、金梅公司付款情况、该公司2016年2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及2017年１月９日的《承诺书》等全案证据，虽然金梅公司对案涉工程中的相关款项的支付对象包括刘华贵，但此系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双方履行承包合同期间关于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方式之选择，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刘华贵系案涉项目负责人，由其具体组织人员、材料进行工程施工，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双方的承包合同确已得到履行。 再次，结合本案请款报告和金梅公司的付款情况看，金梅公司应知道刘华贵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与材料商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并对刘华贵购买相关材料的行为予以认可，认可刘华贵的结算结果而根据其请款报告支付款项。 由此，结合案涉工程施工对外以金梅公司名义开展、刘华贵的项目负责人身份、金梅公司认可刘华贵在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购买相关材料并依据其结算情况、请款报告支付款项等全案情况来看，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的被上诉人，其有理由相信刘华贵系代表金梅公司作出相关行为，即合同关系对金梅公司有效，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具有效力，金梅公司应支付相应款项。 最后，金梅公司称被上诉人对自身未能收取款项存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金梅公司与刘华贵之间关于案涉工程款项的支付行为，系其二者间关于内部承包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不能对抗作为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的被上诉人，无论金梅公司是否向刘华贵支付案涉款项，均不能由此免除金梅公司的支付义务；且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自2016开始，被上诉人即要求结算、核对案涉款项，2017年之后被上诉人亦催收货款并得到部分清偿，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刘华贵于2019年1月签名确认结算单，故金梅公司称被上诉人对未能收取款项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是否正确的问题。 金梅公司主张，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不产生效力，且一审认定金额错误。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具有效力。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票据出具系笔误作出了合理解释，从结算单载明的情况看，双方将车牌号川Ｆ×××××、川Ｆ×××××号的车辆均作为被上诉人的送货车辆予以结算，且相关单据的编号相对连续，相关付款情况与结算单载明事项能够印证，由此，相关单据的填写具有笔误具有高度可能性，票据与结算单相对照存在的瑕疵也不影响关于供货款金额的认定。故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并无不当，金梅公司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予以支持的问题。金梅公司主张，被上诉人称2015年开始供货，2016年11月办理结算，其向金梅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如前所述，自2016开始，被上诉人即要求结算、核对案涉款项，2016年办理初步结算后，诉讼时效即应中断，2017年之后被上诉人亦催收货款并得到部分清偿，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经被上诉人主张，案涉项目负责人的刘华贵于2019年1月签名确认结算单，亦再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应从刘华贵于2019年1月签名确认结算单后重新开始计算，故被上诉人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金梅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元，由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 敏 审 判 员  毛文婷 审 判 员  青加彬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毛 竹 书 记 员  邱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