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典左，男，汉族，1962年11月27日出生，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原聚柏，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开发区玉苑路68号。法定代表人：杨秀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松建，山东环周（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典左、上诉人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烟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莱州市人民法院做出（2019）鲁0683民初6616号民事判决，刘典左、昌信烟台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典左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昌信烟台公司给付刘典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3820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26078.37元。事实与理由：刘典左是自2009年2月3日开始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额应为38200元，不应是36290元。无论昌信烟台公司由谁管理，刘典左都是为昌信烟台公司工作，故昌信烟台公司应支付刘典左工资。昌信烟台公司辩称，刘典左要求新昌烟台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没有法律依据。昌信烟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昌信烟台公司无需支付刘典左经济赔偿金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中，昌信烟台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充分证明刘典左在收到人民法院诉讼文书后却未能及时通知昌信烟台公司，致使很多案件缺席判决。刘典左的行为侵犯了昌信烟台公司的诉讼权利，违反了昌信烟台公司的相关规定，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刘典左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据。一审法院认定，自2014年起，昌信烟台公司经营出现不正常状态，昌信烟台公司实际并不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亦未安排刘典左从事相关劳动，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自2015年12月1日发放的工资均来自单位财务人员王新杰的账户”。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刘典左对“部分中层管理人员”非法操纵公司资产的情况是明知的，属于积极参与者。刘典左听从这些中层管理人员的安排，扣押、隐藏法院等机构的法律文书，不通知昌信烟台公司，昌信烟台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昌信烟台公司“实际并不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亦未安排刘典左从事相关劳动”等事实，在昌信烟台公司公司已经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解除与刘典左的劳动关系亦合情合理。刘典左辩称，昌信烟台公司应给付刘典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3820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26078.37元。刘典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昌信烟台公司：1.给付刘典左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38981.75元；2.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1620元。以上两项共计70601.75元；3.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4.诉讼费由昌信烟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昌信烟台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10日，系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由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成立。刘典左于2009年8月起到昌信烟台公司从事门卫工作至今。刘典左的社会保险费交纳至2018年10月。2006年4月25日，吕永军担任昌信烟台公司的董事长，并聘任戴建利作为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事务，马新杰、王喜军作为副总经理，协助昌信烟台公司戴建利工作。上述三人任期届满后，昌信烟台公司董事吕永军、袁月等人与上述三人之间开始产生矛盾。2010年10月份左右，吕永军将昌信烟台公司的公司印章掌控在自己手中。2011年3月底，吕永军不再允许戴建利使用公章。2011年5月，戴建利为公司继续经营指使下属私刻了一枚公司公章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之后，戴建利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15年11月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判处刑罚，王喜军亦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刑罚。马新杰已离开公司。戴建利等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昌信烟台公司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吕永军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未取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与经营管理权。自2014年开始，王新杰等部分中层人员未经授权开始强行管理公司资产，安排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3月，生产经营活动全面停止。2018年11月30日，昌信烟台公司出具信烟办发[2018]2号文《关于开除宋文革、刘典左的决定》并向刘典左送达。该《决定》载明“宋文革、刘典左擅自扣押、隐匿公司门卫室收到公文、信函，包括政府部门、法院的公文，造成严重后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宋文革、刘典左予以开除。”之后，刘典左作为申请人因赔偿金事宜申诉至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昌信烟台公司依法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38981.7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1620元、所欠最低工资额的60%的赔偿金、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申请人在庭审中主张2009年2月3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2010年8月到被申请人处工作并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佐证，结合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写明自2010年8月到被申请人处工作，本委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为2010年8月。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自从戴建利受到控制后被申请人至今没有安排新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其在仲裁申请书中写明的‘2014年至今，被申请人因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产生矛盾，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被申请人认可自2013年底公司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可以推断被申请人处最迟于2014年初已经处于不能正常运行状态。申请人称‘自始至终延续履职’没有明确说明是受谁的指派、如何履职。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处门卫，明知自从戴建利受到控制后被申请人至今没有安排新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基本处于无组织无领导状态，账册、财务印章等在王新杰手中，却‘自始至终延续履职’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被申请人提供了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877号的开庭传票等材料的送达回执、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送达回执均显示代收人为刘典左，以证实申请人在接到法院法律文书后，不向被申请人汇报，严重侵害了公司的诉讼权利。申请人在庭审中自称在门卫室接收了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时备注法定代表人吕永军不在单位，申请人签收后将文书留置在公司，期间无法向公司法定代表人传达相关信息，亦没有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属于内部管理问题导致信息不畅，申请人不存在过错。本委认为，申请人从事门卫工作，在代签、法律文书后应及时向有关人员进行传达。申请人签收该法律文书后却未及时告知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被申请人处的其他管理人员，对被申请人所称‘严重侵害了公司的诉讼权利’的说法，本委予以采信。被申请人因此依据有关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对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的收入台账、职工信息表、工资收入统计表等证据均是被申请人的财务专用章没有公章的事实可以推断被申请人处原法定代表人吕永军与申请人等人的意志不一致。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法人的意志通过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得以体现和实施，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最终由法人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故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本委不予采纳。双方一致认可自2013年底或2014年初公司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工作至2016年3月，之后是否上班并不知情。申请人主张正常工作至2017年5月，之后工作不正常时断时续。申请人提交的收入台账显示被申请人自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支付其工资收入情况，申请人当庭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提供实际劳动情况，故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欠发工资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加付赔偿金。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的60%的赔偿金的仲裁请求不属于本委受理范围，本委不予审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仲裁请求，本委予以支持。”该委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了莱劳人仲案字（2019）第376号裁决书，裁决：1.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欠发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工资的仲裁请求；2.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仲裁请求；3.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仲裁请求；4.由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刘典左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刘典左主张，戴建利涉嫌犯罪后公司由于没有总经理，工人处于混乱状态，孙旭杰、王新杰、张春忠、黄正尧、马玉全、王斌等人共同商议单位的运营事宜，约在2016年4月公司停产，但一直在公司工作。尽管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昌信烟台公司一直没有安排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无奈至今一直从事门卫工作。刘典左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劳动合同书》1份、2016年-2018年工资明细表及2009年以来的银行工资交易流水。其中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09年8月，即显示有工资收入1085元，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期间发放的工资均来自王新杰的账户。经质证，昌信烟台公司对《劳动合同书》与银行工资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典左自己统计的工资明细表示无法确认，表示昌信烟台公司至今仍未掌握公司的财务账目及相关凭证，对刘典左的工资发放情况并不知情，且王新杰等人没有合法授权发放工资，属私分公司资产的行为。另外，昌信烟台公司主张，2014年后公司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从银行交易流水看出，交易对手是王新杰，体现不了刘典左、昌信烟台公司之间的关系。刘典左的工资由孙旭杰等人组织发放，昌信烟台公司从未真正的管理过刘典左，刘典左也未向昌信烟台公司真正提供过劳动，刘典左劳动的服务对象系孙旭杰等人，刘典左应向孙旭杰等人索要工资，而非昌信烟台公司。昌信烟台公司同时表示因不掌握公司的所有财务账目及凭证等资料，不能提交刘典左工作期间的工资表与考勤表。昌信烟台公司主张，戴建利虽被判处刑罚，但实际公司仍由其安排的人员进行控制，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对公司进行实际管理经营。另，刘典左代收法律文书，未及时告知昌信烟台公司相关人员，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因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昌信烟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莱州商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1.昌信烟台公司的主体情况；2.自2011年3月15日起，戴建利、王喜军、马新杰等三人在昌信烟台公司的管理职务被解除；3.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掌握昌信烟台公司除公章以外的其他印鉴、账簿等资料。证据二、（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书、（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1.戴建利等人伪造公章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对公司行使管理权；3、刘典左担任仓库管理员，系戴建德之配偶（一审34页第三段）。证据三、（2018）鲁0683民初877号案件送达文书，用以证实刘典左作为留守人员，在收到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后未能传达给公司，损害了公司的诉讼权利。证据四、昌信烟台公司多名员工签字的与昌信烟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社会保险费缴纳工资等材料复印件8页（复制于2018莱劳人仲87号劳动争议案），用以证实王新杰、孙旭杰、张春忠等人非法管理昌信烟台公司的事实；昌信烟台公司在2013年7月后处于不正常状态，2016年3月公司停产，刘典左此后未再向昌信烟台公司提供劳动。上述证据经质证，刘典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证据一与二可以证实昌信烟台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总经理发生变化，但这与刘典左无关，刘典左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对证据三认可确实收到法院的诉讼文书，但相关文书留在传达室，刘典左也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对证据四认为与刘典左无关。一审法院认为，（2014）莱州商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书、（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昌信烟台公司经营出现不正常状态，昌信烟台公司的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在未经昌信烟台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操纵控制公司资产，安排生产经营，2016年4月生产经营活动停止。根据刘典左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通过王新杰账户为刘典左发放工资至2017年5月。在上述期间，昌信烟台公司实际并不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亦未安排刘典左从事相关劳动，因此，刘典左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典左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自2009年8月起即在与昌信烟台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刘典左、昌信烟台公司之间形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昌信烟台公司自认公司近几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对其提交（2018）鲁0683民初877号案件送达文书虽显示由刘典左代收,但刘典左作为门卫无法与昌信烟台公司主张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且亦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因此，昌信烟台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以刘典左擅自扣押、隐匿收到的法律文书为由与刘典左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昌信烟台公司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刘典左的劳动合同关系违法，应支付刘典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其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基数应分别按9.5年（2009年8月至2018年11月30日）和最低工资标准1910元/月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中，昌信烟台公司已解除与刘典左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及时为刘典左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因此，刘典左的该项请求，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支付刘典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6290元。二、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刘典左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刘典左要求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支付刘典左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于一审法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典左在仲裁时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欠付工资加付60%的赔偿金，仲裁裁决驳回刘典左的该项请求。刘典左在一审未再针对该请求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刘典左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为昌信烟台公司提供劳动。同时，刘典左和昌信烟台公司均认可昌信烟台公司于2016年3月停止停止经营。故一审驳回刘典左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昌信烟台公司主张其解除与刘典左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是《关于加强公司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戴建利犯罪行为导致的部分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昌信烟台公司并未提供该规章制度，并自认上述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亦未举证证明该规章制度已向刘典左公布。同时，昌信烟台公司自认其解除与刘典左的决定未通知工会征求工会意见。昌信烟台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典左存在违反公司违章制度的事实。综上，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刘典左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制度依据，解除程序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认定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刘典左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并无不当。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数额，刘典左上诉主张其于2009年2月3日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刘典左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认定刘典左于2009年8月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并据此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数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另，刘典左在仲裁时要求昌信烟台公司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赔偿金，仲裁裁决驳回刘典左的该项请求，刘典左在一审未再针对该请求提起诉讼，应视为其对仲裁驳回该请求的认可。一审仅驳回刘典左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刘典左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的诉讼请求，对刘典左要求昌信烟台公司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赔偿金的仲裁请求未作处理，不当，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66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661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刘典左的其他申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元，由刘典左负担10元，由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负担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衣振国审判员 孙晓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