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8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关松，男，198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建英，系上诉人之妻，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佐林，山东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四化，男，198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港，山东靖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邢荣忠，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周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苗，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平永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邹平市临池镇驻地。法定代表人：鄢亮，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山东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高青支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怡海名人商务中心011001-011006号房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061969413E。负责人：秦兵，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彦，男，系该公司职工。上诉人霍关松、崔四化、邢荣忠因与被上诉人邹平永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和公司）、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国任淄博公司）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9）鲁1626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关松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9）鲁1626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赔偿数额部分，改判赔偿数额由354427.29增加314448.93元至668876.22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判决数额不当。一、霍关松主张的医疗费207255.42元，一审法院认定205003.80元，差额2251.62元。该差额医疗费用都有正式发票和收费收据，均发生于霍关松住院医疗期间，其药品购置均按照医生医嘱，结合住院病历，可以证实其客观真实性和与霍关松伤害医疗的关联性，应当予以认定和保护。二、关于误工费标准。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固定收入是指以工资为主的收入。霍关松受伤前的工资收入是每日260元，该工资由永和公司支出，崔四化支付给霍关松，各方对此均无异议。霍关松按照每日260元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按照行业收入标准计算误工费，未能依法充分保护霍关松利益，应当按照霍关松主张的148200元计算。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和法院判例，都是按照每日100元计算，而不是一审认定的每日50元。四、一审法院认定护理人谷建英自2010年7月以来至今一直从事五金土产经营，却没有按照行业收入标准计算谷建英的护理费用，而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计算，前后矛盾。五、关于伤残赔偿金。霍关松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按照城镇户口计算赔偿金额没有异议，但是，霍关松多年从事电焊工作，具有从业资质，受伤前日工资260元，伤害事故造成霍关松身体五处构成残疾，使其不能再从事上下登高、下蹲等有高度要求的电焊工作，严重影响今后的劳动就业。霍关松要求按照2倍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六、一审法院认定霍关松在伤害事故中具有过错，承担20％的损失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霍关松在永和公司的工程施工中，从事的是电焊工作，不是配合邢荣忠进行吊车吊装作业。霍关松的受伤是邢荣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任由其他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对吊装物进行捆绑作业，在未对吊装物的捆绑和吊装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及清场的情况下，便盲目启动吊装，致使吊装物坠落所致。霍关松未参与吊车的吊装，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中遭受严重伤害，本身没有任何违章作业，一审法院认定霍关松有过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判决霍关松承担部分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崔四化辩称，除其上诉请求部分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霍关松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邢荣忠辩称，同崔四化答辩意见。其他赔偿项目和数额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霍关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站立在安全施工范围内，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事故20%责任并无不当。永和公司辩称，对于霍关松的上诉意见不予认可，请依法驳回。一、上诉状中主张的计算标准均无证据证实或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标准并无不当。二、关于霍关松是否存在过错责任的问题，永和公司同意崔四化的上诉意见。事发现场，霍关松是现场小组带班人员，从霍关松的日工资略高于其他人员即可证实其主导地位。霍关松在现场组织、安排施工，未确认捆绑的吊装物是否安全，吊装作业时本人不撤离吊车作业区域，其本人与邢荣忠均具有重大过错，均应承担过错责任。崔四化上诉请求：1.改判不予支持李发军被扶养人生活费；2.霍关松承担20%的过错责任过低，显失公平；3.改判伤残赔偿金超出霍关松诉讼请求的数额；4.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霍关松母亲李发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李发军出生于1959年12月21日，事故发生于2017年11月13日，事发时李发军不足60岁，且霍关松未提交李发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相关证据，不应列入被扶养人，该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二、事发现场霍关松系小组带班人员，负有组织、安排职责，且吊车捆绑物经由霍关松安排，在吊装过程中，霍关松不撤离吊装作业区，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崔四化认为，由霍关松承担50%的过错责任更符合过错责任分配原则。三、原判伤残赔偿金计算超出霍关松诉讼请求，霍关松主张伤残系数应为26%，在霍关松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原判支持伤残系数为28%，违反法定程序，请依法改判。霍关松辩称，霍关松的母亲在事故发生时已经58岁，已经过了劳动法规定的退休年龄，依法应当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权利。霍关松在雇佣劳动过程中受伤，其不是从事吊装作业，却被吊装作业砸伤。整个过程霍关松没有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对伤残系数的确定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崔四化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邢荣忠辩称，无异议，请法庭依法裁决。永和公司辩称，无异议。邢荣忠上诉请求：1.依法纠正一审认定事实，改为认定崔四化和永和公司对涉案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邢荣忠对判决结果无异议，但不服一审判决书第17页作出的下述事实认定内容:“邢荣忠系雇佣关系之外的侵权第三人、“邢荣忠在操作吊车进行吊装作业时，因操作不当导致捆绑的H钢脱落将霍关松砸伤，其对于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邢荣忠认为，崔四化和永和公司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一、本案经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邹平市人民法院数次审理，已查明以下事实内容：1.2017年11月13日，邢荣忠经人介绍“独自”驾驶自有吊车前往永和公司工作，商定劳务费用为“每天1100元”中午与其他工人一起在公司食堂免费就餐，崔四化本人并未与邢荣忠进行联系，邢荣忠仅知道要去永和公司干活，去往厂区后，永和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了邢荣忠。邢荣忠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按照永和公司工作人员指挥，配合其工作人员将部分H钢吊装转移位置，吊装物由永和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捆绑，吊装过程由永和公司工作人员向邢荣忠下达“起”“落”指令。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永和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捆绑的吊装物脱落砸伤施工人员霍关松，发生涉案事故。2.2017年10月10日永和公司与崔四化签订《钢结构工程施工安全责任协议）一份、约定崔四化负责涉案工程安全施工。永和公司和崔四化均认可承揽涉案工程依法需具备相应资质，而崔四化本人并无相应施工资质。二、邢荣忠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雇佣（劳务）关系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应当由雇主崔四化和负有连带责任的永和公司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一审已查明，邢荣忠仅知道自己系去永和公司干活，并不认识崔四化。邢荣忠负责提供劳务和劳动工具，吊装钢材由永和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捆绑，且邢荣忠需根据永和公司工作人员的指令进行吊装或转移，费用结算方式为每天100元，工作量并不具体和确定，由永和公司根据工程进度安排，根据上述事实可知，邢荣忠从事的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邢荣忠与永和公司之间系劳务关系。因此，依法应当由雇主及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永和公司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霍关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20％次要责任。三、即使无法明晰邢荣忠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永和公司违法发包涉案工程、公司工作人员捆绑吊装物不牢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事故主要责任。首先，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均认可邢荣忠系独自一人驾驶吊车前往永和公司作业，也均认可吊装物并非邢荣忠捆绑。吊装物捆绑工作由崔四化或者永和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负责。吊装物脱落的原因可能是吊装物捆绑不牢或邢荣忠操作不当，但是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吊装物脱落系因邢荣忠操作不当，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庭审已经查明永和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崔四化。恰恰是由于永和公司的违法发包，导致未能给涉案工程提供安全施工条件，未能给作业人员提供安全培训，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承担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赋予了被上诉人追偿权，被上诉人在追偿后并未实际承担任何责任。邢荣忠认为，司法裁判体现了国家司法机关对于特定民事纠纷的权威性裁断，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行为方式的选择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有着重要引导作用，因此，在生产企业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已经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从法、理、情的角度均应当由无资质的崔四化和违法发包的永和公司承担主要责任。霍关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站立在安全施工范围内，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事故20%责任并无不当。事发后，为及时治伤员，邢荣忠为被上诉人先行垫付了医药费69700元。被上诉人将邢荣忠吊车违法强行扣押在厂区内长达一年时间，致使邢荣忠无法作业维持生活，车辆超过年审期限无法审车，车辆长期停放损坏等，造成重大损失。邢荣忠对上述损失保留诉权。霍关松辩称，霍关松受伤是由于邢荣忠吊装时吊装物脱落造成，霍关松在受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这是案件的基本事实。任何基于这个事实之外的陈述和请求都是错误的。请求驳回邢荣忠上诉请求。崔四化辩称，一审判决对霍关松受伤的发生原因及各方关系的事实认定清楚，邢荣忠的上诉应当予以驳回。永和公司辩称，对于邢荣忠的上诉意见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不予认可，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约定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规定完全适用本案，雇主承担赔偿后的追偿权是法律赋予雇主的权利。二、永和公司、崔四化与邢荣忠均不存在雇佣关系。邢荣忠自带劳动工具（专业设备）且持证作业，生效判决已确认该法律关系是起重机设备租赁关系，并不是雇佣关系。3.邢荣忠系特种作业人员，具有相关从业资质，更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安全固定吊装物、吊装作业时要求其他人员撤离吊装作业区是作业人员的义务。本案中，邢荣忠显然未尽安全作业及注意义务，违规作业，过错明显，一审据此确认其具有重大过错并无不当。国任淄博公司对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本次事故涉案标的车鲁Ｇ×××××，在其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W，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判决关于赔偿主体的认定无异议，应由雇主方先行承担；关于霍关松上诉请求中，医药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一审法院认定准确；诉讼费不承担，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身体权纠纷，而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因侵权而产生的民事赔偿纠纷，且事故应为安全责任生产事故，并非道路交通事故；故其公司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霍关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永和公司、崔四化连带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检查）费等费用；邢荣忠在侵权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国任保险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在保险金额内承担给付责任。在第二次开庭时，霍关松明确要求由雇主及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请求数额由原民事诉状中的50000元增加至671407.59元；3.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湿式静电除尘工程系永和公司需要建设的工程，永和公司承包给无资质的崔四化，双方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钢结构工程施工安全责任协议》一份。崔四化在事故发生前即已雇佣霍关松从事劳务工作。崔四化承包永和公司该工程后，遂安排霍关松到该工程处从事焊工工作。因该工程需要吊车作业，2017年11月12日，崔四化经人介绍让从事吊车作业的邢荣忠到该工程处从事吊车作业，报酬为每天1100元。2017年11月13日早晨7点左右，邢荣忠开着其吊车（鲁Ｇ×××××）到了永和公司，经询问在永和公司干活的人，得知要干的活是组装H钢框架。当时在永和公司院内西南角处存放着H钢十根左右，邢荣忠工作前已经建好正方形水泥底座，水泥底座已焊好钢板，当时干活的工人有五六个人。开始工作后，邢荣忠将放在底座一边的H钢用吊车吊起来放至底座上，由其他人员负责将H钢焊接在底座上。当天上午框架主体基本完工。下午1点左右开始干活，邢荣忠需要将二根H钢吊到底座内，在吊第一根H钢时是用邢荣忠吊车上专用于吊装的吊带捆绑好后，邢荣忠用吊车将H钢吊至高度离架子约半米处，然后将H钢往下降落，在降落过程中H钢脱落砸到了在架子里面的霍关松，导致霍关松受伤。霍关松受伤后，随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经诊断为创伤性休克、右前臂不全离断伤、右尺桡骨开放骨折、右尺桡动脉、静脉、神经断裂、右前臂皮肤裂伤、右下肢不全离断伤、右股骨开放骨折、右膝关节脱位，入院接受手术治疗，住院57日。霍关松受伤后，邹平永和公司给霍关松垫付了医疗救治费用150135.83元（包括医疗费发票1955.83元、给付霍关松的现金146000元、垫付的救护车费2180元），邢荣忠给霍关松垫付医疗救治费用69700元，邢荣忠具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及建设机械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并为其吊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2019年3月19日，霍关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崔四化、永和公司、邢荣忠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费用暂定50000元，国任保险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在保险金额内承担给付责任。在诉讼过程中，霍关松为确定其具体经济损失，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德州禹城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1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霍关松三处伤势构成九级伤残，两处伤势构成十级伤残，伤后误工期限为570日，护理期150日，营养期90日，住院期间二人护理，出院后一人护理。该司法鉴定所取得了法医类司法鉴定许可证，司法鉴定员梁建勇、赵明泉具备司法鉴定资格。霍关松遂增加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检查）费等费用671407.59元（总赔偿款891107.59元减去永和公司已支付的150000元和邢荣忠支付的69700元）；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另查明，霍关松与其妻子谷建英自2010年7月份租赁了证人赵某位于德州市禹城市的房屋，以云杰五金的名义用于从事五金土产经营，但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直到2018年9月3日谷建英才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了禹城市云杰五金土产门市部。两人之子霍京奥出生于2008年6月10日，跟随两人生活，于2014年进入禹城市解放路小学上学。霍关松的父亲霍兴山生于1950年11月13日，母亲李发军生于1959年12月21日，霍兴山与李发军均居住在平原县，两人生育两名子女，即霍关松、霍关洪，且霍关松、霍关洪均已成年。再查明，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4798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70元，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均收入5901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霍关松在本次事故中遭受的合理经济损失是多少；二、对霍关松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以及责任比例。关于焦点一、霍关松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205003.80元。霍关松提交的住院病案、医疗费发票和邹平永和公司提交的医疗费发票，证明霍关松交纳医疗费198940.97元＋100元＋1元＋850元＋354元＋1693元＋1109元＝203047.97元，邹平永和公司交纳340.24元＋1400元＋84.16元＋97.15元＋34.28元＝1955.83元。霍关松主张的其他医药费用，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误工费92158.85元。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霍关松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其误工时间为570日，一审法院予以认可。霍关松虽然在事故发生前日工资为260元，但这并非其固定收入或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霍关松从事电焊工工作，属于建筑业，一审法院认为可参照2018年国有经济建筑业年均收入来计算误工费，误工费为59014元/年÷365日×570日＝92158.85元。3.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2850元。霍关松住院57日，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该项费用为50元/日×57日＝2850元。4.护理费22903.01元。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和护理时间计算。霍关松住院期间由谷建英和董明强护理，出院后由谷建英一人护理。霍关松提交的证据9、15、19、20，能够证实霍关松及其妻子谷建英自2010年7月以来在德州市禹城市居住的事实，虽然谷建英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开始经营五金土产，但因其在护理霍关松期间尚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护理费不应参照批发和零售业标准来计算，而应当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39549元来计算。护理人员董明强在事故发生前六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00元，应据此计算护理费。护理费为39549元/年÷365日×150日＋3500元/月÷30日×57日＝22903.01元；5.营养费4500元。霍关松的营养期经鉴定为90日，其主张按照每日50元计算营养费，予以支持，共计50元/日×90日＝4500元；6.伤残赔偿金总额294688.24元（伤残赔偿金221474.40元＋伤残赔偿金项下被扶养人生活费73213.84元）。因霍关松在事故发生前在德州市禹城市居住超过一年，伤残赔偿金应按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39549元/年×20年×（20＋2＋2＋2＋2）%＝221474.40元。虽然霍关松身体有五处伤残，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五处伤残造成了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因此对于霍关松要求按照上述赔偿标准的2倍即411309.60元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霍关松的父亲霍兴山和李发军居住在农村，有两名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来计算，11270元×11年×（20＋2＋2＋2＋2）%÷2人＋11270元×20年×（20＋2＋2＋2＋2）%÷2人＝48911.80元。霍关松之子霍京奥跟随其父母居住在禹城市，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来计算，24798元×7年×（20＋2＋2＋2＋2）%÷2人＝24302.04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2800元。霍关松三处伤势构成九级伤残，两处伤势构成十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20＋2＋2＋2＋2）%＝2800元；8.鉴定费3220元。霍关松因做司法鉴定，支出鉴定费2800元、检查费420元，共计3220元，有《鉴定意见书》和发票为凭，予以支持；9.交通费2580元。霍关松所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并不能证明均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400元。另外永和公司为霍关松在事故发生后支付的救护车费2180元，亦应计入其损失中。霍关松主张的其他住宿费348元、餐饮费402元，不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不予支持。霍关松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205003.80元、误工费92158.85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2850元、护理费22903.01元、营养费4500元、伤残赔偿金总额294688.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800元、鉴定费3220元、交通费2580元，共计630703.90元。关于焦点二，永和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崔四化施工，永和公司系发包方，崔四化系接受发包方。涉案事故发生于2017年11月13日，永和公司提供的其与山东军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工程承包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其与崔四化之间的《钢结构工程施工安全责任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0日，这说明在事故发生时承包涉案工程的主体是崔四化，而到了2017年11月20日永和公司才将剩余工程重新发包给了山东军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此山东军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本案事故无关。在崔四化个人组织工人施工期间，霍关松系受崔四化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并由崔四化为其发放工资，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因工作需要，崔四化经人介绍联系了邢荣忠的吊车到该工程处从事吊装作业，邢荣忠在操作吊车进行吊装作业时，吊装物脱落导致霍关松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崔四化系霍关松的雇主，邢荣忠系雇佣关系之外的侵权第三人，因霍关松在第二次开庭时明确要求雇主及相关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霍关松遭受的经济损失，应由崔四化承担赔偿责任。作为侵权第三人的邢荣忠及接受其投保的国任保险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根据该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永和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崔四化，应对崔四化所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邢荣忠在操作吊车进行吊装作业时，因操作不当导致捆绑的H钢脱落将霍关松砸伤，其对于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霍关松取得了电焊工职业技能岗位证书且事故发生时该证书尚在有效内，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吊装工作区域内未充分注意吊装作业的危险，在H钢降落至待降位置前未远离作业区域进行施工，因此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依法承担20%的责任。因霍关松选择由接受劳务者崔四化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崔四化应当赔偿霍关松各项经济损失630703.90元×80%＝504563.12元。因永和公司与崔四化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永和公司已经给付霍关松的150135.83元，应另行赔偿霍关松354427.29元。邢荣忠为霍关松垫付的救治费69700元，当事人可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四化应赔偿霍关松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总额、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共计504563.12元，扣除邹平永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经给付的150135.83元，崔四化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另行给付霍关松354427.29元；二、邹平永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崔四化应当承担的赔偿款504563.12元（包含已经给付的150135.83元在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霍关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14元，减半收取5257元，由霍关松负担2482元，由崔四化、邹平永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277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医疗费差额问题。经审查，霍关松主张的医疗费差额2251.62元，并非在医院发生的费用，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误工费计算标准问题。经审查，霍关松虽然在事故发生前日工资为260元，但并非固定收入或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霍关松主张以日工资260元计算误工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国有经济建筑业年均收入计算误工费正确。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日，并无不当。关于谷建英护理费计算标准问题。经审查，谷建英在护理霍关松期间尚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定护理费不应参照批发和零售业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关于伤残赔偿金问题。经审查，虽然霍关松身体有五处伤残，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五处伤残造成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职业妨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伤残赔偿金按照2倍计算并无不当。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经审查，霍关松母亲李发军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将满60周岁，霍关松陈述其母亲种地作为收入来源，崔四化亦未提交李发军具有劳动能力或其他经济来源的相关证据，故综合考虑霍关松母亲李发军的年龄、收入情况，一审法院将其列为霍关松的被扶养人并无明显不当。关于伤残赔偿金系数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根据霍关松伤残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伤残系数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最终判决数额并未超出霍关松诉讼请求数额，崔四化上诉主张一审超诉讼请求判决，不能成立。关于过错比例问题。本院认为，霍关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充分注意安全、未撤离吊装作业区域，存在过错，一审判决霍关松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霍关松主张其不存在过错，不能成立。关于崔四化主张霍关松负有组织、安排职责，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50%的过错责任的上诉理由，经审查，永和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崔四化施工，未保证施工安全，具有重大过错。崔四化主张霍关松承担50%的过错责任，不能成立。关于邢荣忠责任比例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时霍关松明确要求雇主及相关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崔四化承担赔偿责任，永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邢荣忠及国任保险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崔四化、永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如何追偿，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邢荣忠是否承担主要责任，应另案审查，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一审在本案中直接认定邢荣忠承担主要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霍关松、崔四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邢荣忠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0元，由霍关松负担6156元，崔四化负担41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徐丽萍书记员战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