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彦杰，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河北尚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贺利，男，198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满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贺明，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满城区。 上诉人杨彦杰因与被上诉人杨贺利、杨贺明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7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彦杰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满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7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对2.5分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达成合意，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协议中载明“划拨2.5分地给杨艳杰（杨彦杰）作为影射补偿，以后双方互不干预，种地或盖房子无任何遗留问题”。可见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意思表示非常明确，涉案土地的权属已一并转让给上诉人，协议中着重表明关于涉案土地，以后双方不得互相干预。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强词夺理，一再声称涉案土地是让上诉人种植，不是给上诉人。我国汉语言文字即便是再博大精深，也不能解释为使用的意思，如果是使用的意思，应当有明确记载并约定使用期限。且根据我方提供的当时村支书杨永豹的电话录音证实：“是给了他（上诉人）了，我给他量的，给了又反悔，又打过（打架）”，足以可见，签订协议时，双方关于转让涉案土地作为影射补偿的意思表示已经达成一致，当时不存在其他解释，该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是被上诉人事后对该协议反悔。通过我方提供的村支书杨永豹的录音可以证实，因被上诉人的反悔，双方之间已经多次产生纠纷，且已多次找到村委会进行调解，在此基础上，被上诉人从未要求过撤销该协议，因此，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强词夺理来认定双方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有失偏颇。二、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当时涉案协议的签订是经本村村委会的调解，在村委会的调解下，由村会计书写，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需经发包方同意。据与村支书杨永豹的录音：问：“村里没什么意见吧？”杨永豹答：“跟村里有什么关系，村里为了安定，他们不打架，给他们调了一下，外人不说别的”。可见，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对当时签订的协议没有任何异议，是同意的。一审法院以该协议未加盖村委会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为由认定杨永豹在调解过程中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错误。村支书作为村干部，在村民生活中对于村民之间的纠纷解决发挥调解职能，村民找到村支书，也是基于村支书的支书身份。且村支书明确表示村委会没有异议，对于双方的协议是同意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十三条的精神，村委会拒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必须有法定的理由，而且要及时作出表态，否则法律将视为同意转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杨贺明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贺利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彦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2月19日签订的协议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对2017年2月19日签署的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协议是在原村干部杨永豹和孙贵全的调解下签署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双方于2017年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中写明，“因杨贺明、杨贺利与杨艳杰（杨彦杰）是地邻居关系，杨贺明、杨贺利地在南，杨艳杰（杨彦杰）地在北，现杨贺明、杨贺利需盖房子两层，房子以北有影射问题，双方商定达成以下协议：（1）杨贺明、杨贺利将小沟地划拨2.5分地给杨艳杰（杨彦杰）作为影射补偿……”。双方签订此协议后，二被告将约定的2.5分地交付于原告用于种植树木。原告还提出，该调解协议是经过了发包方（苏庄村委会）同意而签署的，提供了当时的原村干部杨永豹的电话录音以证明。杨永豹录音证实：“是给了他（原告）了，我给他量的……，这跟村里有什么关系?村里是为了安定，不让他们打架，给他们调解了一下，就是家务事，外人不说别的。”二被告对签订该协议的过程认可，但提出，当时是因影射问题影响了原告的土地收益，自己划给原告2.5分地，只是为了补偿其收益的损失让他种植，并没有说将该地的承包权全部转让给了原告，村干部也只是说让原告随便种，并没有说把地的承包权给了他。同时对原告提供的原村干部的电话录音也不认可，提出村干部杨永豹只清楚是如何量地、如何划拨地给原告种植，不能证实该地块的承包权全部给了原告，也不能证实该协议是经过村委会同意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双方从内容上是否达成了真实意思表示一致；二、该协议从形式上是否经过了发包方的同意。首先，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才具有法律约束力，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合同的成立必须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的产物。这就要求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条款内容作出明确约定，理解完全一致，而不能出现各自的曲解。否则，即使经过了双方的签字或盖章，也是一份不能成立的合同，更谈不上对合同的履行。本案合同中，双方没有对2.5分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达成合意。原告对协议的理解是，被告已将该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了自己。二被告对协议的理解是，自己因影射问题影响了原告的土地收益，划给原告2.5分地，是为了弥补其土地收益方面的损失，而不是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全部转让给了原告。这就涉及到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概念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的属性可以实行“三权分置”制度，即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家庭承包户，如承包户对自己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该第三人对该土地具有经营权。这样就产生了“三权分置”的现象。本案的协议中双方对划给原告的2.5分土地的属性问题根本没有表述清楚、明确，才使双方产生了理解上的分歧，故双方之间的协议内容并没有达成一致，因而该协议也就不能成立。就客观而言，协议中载明“划拨2.5分地给杨艳杰（杨彦杰）作为影射补偿……”可有多种解释，而彼此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各执一词，且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各自的理解与合同的表述是相符的。确认合同有效的前提是合同成立，而当事人须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双方于2017年2月29日签订协议后，至今已有三年，双方当事人并不知其意思表示不一致，且该2.5分小沟地一直交由原告种植，并未涉及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等实体权利的变动，原、被告双方均自信其意思表示已达成一致，但实际并未达成一致。故因该合同并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行使撤销权的问题。故原告以二被告未行使撤销权为由，主张该协议有效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的协议成立，该协议因未经发包方（苏庄村委会）同意，也不生效。我国《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需经发包方同意，并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终止。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了该村原村支书杨永豹的电话录音，但根据该录音证据，杨永豹称，原、被告发生的此纠纷与其村委会无关。足以证实，该协议内容是未经过村委会同意的。且该协议未加盖村委会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没有村委会对转让该涉案土地性质的明确意见，只能证实杨永豹在为双方调解过程中是个人行为，而非依职权履行发包方（苏庄村委会）的职务行为。故原告提出该协议是经过发包方村委会同意的主张也不成立，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7年2月19日所签订的协议，从内容上未达成全部一致，从形式上也未经过发包方同意，故该合同即不能成立，也不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彦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彦杰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原村支书杨永豹和被上诉人杨贺明的通话录音，用于证明:杨永豹量地是个人行为，与大队无关，合同中没有杨永豹的签字。证据二：土地经营权证，用于证明:土地证上是被上诉人父亲的名字，和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录音内容可以显示，村支书对当时换地的情形很清楚，录音中有明确说明是要钱还是要地，说是要地，所以从小沟地拨多少，而且录音当中也体现我方一审提供的电话录音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我方录音当中村支书也表述过给了又反悔，我给他量了，我量的足以说明当时对于因影射作为土地转让的形式，双方的意思表示很明确，是拿土地作为影射的补偿，不存在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形，其代表的就是村支书的身份，村支书的身份代表的是村委会，而且村委会对双方换地的行为没有过任何的干涉，因此该录音内容恰恰反映了双方的合同真实有效。关于证据二土地经营权证，地登记的是户主的名字，而签订本协议时没有分家，二被上诉人对签订协议有相应的权限，而且协议签订后一年后无论是户主和二被上诉人均没有撤销所签订的协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二审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原村支书杨永豹自述，其以私人名义对上诉人主张的影射、补地事宜进行过调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协议》经过村委会同意。但其提交的《协议》未经发包方负责人签字或由发包方盖章确认，且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中，杨永豹陈述：跟村里没关系，村里为了安定，……，就是家务事，纯家务事，外人不说别的；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与原村干部杨永豹的录音中，杨永豹亦表述：其当时参与调解系个人行为，与村委会无关。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协议》经过发包方同意，其主张的土地经营权转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且本案双方对《协议》内容的理解存在分歧，对涉案土地是“转让”或“使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不能成立，也未生效，并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彦杰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志强 审 判 员 杨玉龙 审 判 员 张晓清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赵云龙 书 记 员 李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