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13508号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一街2号11层1101。法定代表人：耿晓华，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纪成，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郊亭景里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92号院45号楼。法定代表人：钟铠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佳，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妮，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公司）与被告北京大郊亭景里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郊亭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爱奇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被告大郊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佳、李艳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播放电影《宝贝儿》；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公证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合理开支20万元，包括律师费5000元、公证费153元、住宿费93元（系公证时产生），经济损失19475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为国内知名的视频网站，花费巨额资金经合法授权获得了著名电影《宝贝儿》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经调查发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且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报酬，擅自在其经营的豪华酒店“北京景里大酒店”客房内通过网络向公众非法提供了上述影片的在线播放服务。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大郊亭公司辩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提起的诉讼，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法院依法驳回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体资格。二、被告的涉案行为不满足侵权的构成要件，认定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应该满足以下构成要件。（1）行为人从事了民事违法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酒店的局域网内传播影视作品，不符合个人选定地点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播放这些影视作品的用户只是进入该酒店内消费的用户，这些用户具有特定性。（2）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的事实。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表明所公证的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任何损失的证据和计算方法。（3）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使原告提供了可以采信的损失证据，在侵权人未经许可先于公映期或者与热播期同步在网络上传播电影作品，侵权行为有可能会对观影人数起到分流作用，致使权利人预期的票房收入发生减损，但对涉案侵权视频进行过浏览或者下载的公众未必会买票观影。更何况对于超过热播期在网络上传播电影作品，涉案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是不能当然的认定为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过错。第一，缺乏合法获得集体著作权的渠道。现有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是针对某个作品的著作权的交易平台，对于酒店获得集体知识产权合法授权的需求目前并没有合适的交易平台提供此类服务。这便限制了酒店行业合理获得高品质播放电影的途径，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第二，针对个人消费者的视频软件有较多，但是爱奇艺并不能提供适合企业的服务模式。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是出于提高客房服务水平的考虑，被告自2019年初开业以来便尝试购买爱奇艺的视频VIP服务（奇异果），但是由于爱奇艺只能通过手机号绑定登陆，被告有一百多房间，无法提供一百多个手机号码，咨询后，爱奇艺不能提供针对企业进行服务的模式，所以才被迫选择购买了可以使用QQ号登陆的腾讯视频VIP会员服务，在任一客房都可以免费观影。后续服务过程中，由于受到网速的限制，不能通过其他获得高品质播放电影的途径优化解决，但又亟待提高客户体验，便发生了涉案行为。自收到原告的诉状后，被告才知道原来不同的视频软件的播放范围和权限是不同的，被告便马上将涉案影片进行了删除。综上，被告的被诉行为并未达到以上侵权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侵权。三、退一步说，即使构成了侵权，原告提供的损害赔偿计算也极不合理。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在原告没有提供实际损失的证据以及计算方法，被告也没有因此获得任何收益的情况下，根据北京高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第1.3规定，原告除明确具体赔偿数额，赔偿计算方法外，还应当按照提出的赔偿计算方法进行举证。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和赔偿计算方法不予认可的，也可以提出具体的赔偿计算方法并进行相应举证。原告没有明确赔偿计算方法，并进行举证，所以我方提出以下计算方法：第一：先于公映期或者与热播期同步在网络上传播电影作品的情形，侵权行为有可能会对观影人数起到分流作用，致使权利人预期的票房收入发生减损，电影院的主要损失应该为可以通过购票价格与在线播放次数的乘积获得，但是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采用的价格应该相应减少，毕竟电影院的硬件设施占票价的大部分成本，可以参考爱奇艺视频软件中收费电影的单次播放收费标准。第二：对于超过热播期和公映期的电影，在网络上传播电影作品的情形，侵权行为有可能对购买APP会员或者单次播放付费起到分流作用，减少了原告通过获得销售会员资格或者收取单次付费播放获取收益的机会，由于会员资格获得的是一段时间内免费观影的权利，不适宜测算每一部电影的损失金额，但仍可以通过单次播放收费标准来计算单个影片单次播放的损失金额。涉案影片已过热播期，选择第二种情况进行计算。关于涉案影片播放次数：被告根据酒店管理系统的后台数据，可以较准确地掌握涉案作品的播放次数，但是由于后续自行收集证据和采用权证链固定证据过程中多次点击，虽然已经删除不能播放，但是只要点击，次数还是会增加，所以实际播放次数低于权证链固定的播放次数，暂时以2020年5月20的数据38次为准。另外点击不管是播放一分钟还是播放整个影片都会计入后台的播放次数，但是付费影片一般是前6分钟是不收费的，超过6分钟开始收费。所以实际的点播次数还会更少。关于爱奇艺单个影片单次播放收费标准：可通过爱奇艺网站https://www.iqiyi.com/，点击“电影”，再点击“会员专享”后选择“付费”任意选择付费影片获得，可以按照每部5元计算。根据以上数据，涉案影片的损失金额为38*5=190元。四、被告恳请法官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疫情影响，由于2019年底，全国人民面临的这场灾难，让很多行业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酒店行业。被告自2019年初开业后，刚满一年便遇上了疫情，但是为响应国家号召，连续近4个月未营业，收入基本为零的情况下，坚持不裁员，每个月支付房租、员工工资、社保等费用，已是很大负担，原告的诉讼请求更是让刚刚复产复工的被告雪上加霜，无以为继。2.侵权时间短，播放次数少。2020年3月5日收到起诉材料后，2020年3月12号及时进行了删除（还未复工，所以有几天间隔时间）。3.非主观故意且并未有任何收费行为。从原告提供的公证文件来看，客户进入观影并未要求其支付任何费用，被告并未因此有任何收益。4.播放期不在热播期。《宝贝儿》于2018年10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而原告证据保全发生在2019年5月20日，点播涉案影片时涉案影片已远远过了热播期。5.影响范围小。播放环境是酒店的特定地点，针对的是特定的人群，受众很有限，酒店之外无法链接到酒店服务器。另酒店住客无法通过电视机对涉案影片进行再次传播，不存在广泛传播的可能性，点播行为影响很小。6.关于合理费用。原告就同一张发票在七个案件中均提出了合理费用的主张，但是并没有区分一张发票分别在七个案件中的分摊金额亦不合理。7.在酒店行业一直无法获得合理授权获得优质放映效果的情况下，酒店在激烈竞争环境下，受到生存下去的巨大压力，必然会铤而走险。原告作为行业领头企业，应开拓对于酒店行业合理获得集体知识产权的途径，达到影视作品的合理保护与促进传播的双赢，而不是仅仅通过个案诉讼获得救济，这样只能增加原被告双方的诉累，过度占用法院的诉讼资源。综上，请依法驳回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影视作品《宝贝儿》片头署名显示联合出品单位为“霍尔果斯嘉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线索（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基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瑞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好家伙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单位为“爱奇艺影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华文经典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大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审故字[2018]第615号电影公映许可证显示：影片名称《宝贝儿》，出品单位：爱奇艺影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华文经典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大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嘉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线索（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基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瑞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好家伙传媒有限公司，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11日，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南京大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嘉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线索（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基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瑞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好家伙传媒有限公司分别签署“授权书”，载明北京华文经典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永久、独家享有全球地区行使涉案电影的所有发行权利(含转授权及相关维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出的各项：……2.在线的播放/传播权：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又称万维网、含各类局域网、网吧、城域网）、网络广播、视频流等……。2018年10月12日，北京华文经典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授权书”一份，将涉案电影作品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授权给爱奇艺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授权期限为自被授权人上线起50年。爱奇艺影业（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授权书”一份，将涉案电影作品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授权给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期限为自被授权人上线起50年。2019年4月1日，原告向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申请对被告使用涉案影视作品进行了证据保全。2019年8月26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做出（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3419号公证书。公证员在景里酒店房间内操作遥控器在电视机上查找搜索包括涉案影片在内的影视作品，并随机选择影片的部分片段进行观看，在搜索播放上述影视作品的同时使用专用摄像设备进行同步录像刻盘保存。庭审中，原告主张本案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5000元、公证费153元、住宿费93元（系公证时产生），其提交公证费发票一张，金额为1072元（公证了7部影视作品），提供大郊亭公司住宿费发票一张，金额653元。原告提交了360百科网页截图，证明涉案作品基本信息和影响力。携程网网页截图证明景里酒店位于繁华地带，客流量较大，对原告侵权损害较大。被告提交了3份《权证链电子证书》及存证文件，证明涉案作品已经删除及涉案作品在其管理系统的播放次数。原告不认可涉案影片已经删除及播放次数记录。被告提交了腾讯视频购买发票及记账凭证，证明被告自开业便常年购买了腾讯视频VIP会员服务，在任一客房都可以免费观影。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影片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影片片头截图、授权书等证据可以确认原告爱奇艺公司已经获得涉案影片著作权人的合法授权，在授权期限内取得了对涉案影片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被告大郊亭公司未经许可在其运营管理的酒店客房内的电视机上向房客提供涉案作品的视频点播服务，使入住房客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观看该作品，侵犯了爱奇艺公司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爱奇艺公司要求大郊亭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停止侵权，被告提交的通过第三方存证主体系统取证的证据显示其已经在酒店的播放系统中删除了涉案影视作品且无法正常播放，虽然原告并不认可，但是未能提出相反证据，本院对被告已经删除涉案作品的事实予以确认，故对于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不再予以支持。对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和被告大郊亭公司违法收益的证据，通过被告提供的后台涉案影视作品的播放次数亦无法准确确认被告的违法收益，但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故本院将综合考虑涉案影片的知名度及商业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影响范围、被告的经营规模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数额。关于维权合理费用，虽未提交律师费发票，但原告确已委托律师出庭，属于维权的必要支出，故本院对原告律师费酌情确定。原告提交公证费发票、住宿费发票，考虑到公证确实发生，住宿费系公证时产生，为公证取证必要开支，本院将结合原告取证系多部作品同时取证的情况，酌情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大郊亭景里酒店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0000元及维权合理费用300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大郊亭景里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150元，被告北京大郊亭景里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  张连勇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博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