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8461号原告：秦某1，男，193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昌平区，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4，男，住址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秦某2，男，195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映菲，北京市墨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秦某1与被告秦某2赡养纠纷一案，我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4、李芳，被告秦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映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秦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秦某2支付：1、赡养费，自2010年10月起每月200元；2、房屋租赁费，自2017年10月起每月500元；3、护理费，自2017年10月起每月750元；4、本案诉讼费。事实理由：我与秦某2系父子关系，秦某2夫妇多年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拒绝履行家庭协议，与父母和弟弟争夺房产，在我住院手术期间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秦某2辩称，我一直按照协议约定给付赡养费，我也同意继续按照200元的标准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秦某1在某村有住房，可以随时回去居住；如果老人的退休金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可由四子女共同负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查，本案中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秦某1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二子二女，即长子秦某2、长女秦某3、次子秦某4、次女秦某5；李某已于2012年去世。2010年10月11日，秦某1、李某夫妇曾与长子秦某2、长媳孙某，次子秦某4、次媳李某2签订《关于房产分配（某村25号）、李某秦某1赡养及其他事宜协议书》（以下简称房产及赡养协议），约定：结合家庭实际情况，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就房产归属及老人赡养等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房产分配。某村25号院房屋8间。其中，正房4间，正房东侧1间归秦某4所有，其余归秦某2所有。后院3间房屋归秦某2所有暂归二老使用直至终老……二、赡养问题。秦某2、秦某4二人适当给付抚养费。秦某2每月暂交200元，并协助二老做一些家务；秦某4每月暂交300元……当二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需雇请保姆时，所需费用由秦某2、秦某4二人各负担50%……。该协议中未见秦某3、秦某5签名。2019年，秦某1提起析产、继承诉讼，要求与秦某2、孙某、秦某4、秦某3、秦某5分割某村25号院房屋8间。我院审理后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5584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5849案件），判决某村25号院中，北房4间东数第1间，秦某1占有60%份额，秦某2、秦某4、秦某3、秦某5各占10%份额；北房东数第2间、第3间、第4间及西房2间，归秦某2、孙某所有；东房2间归秦某2、孙某居住使用，北房4间东数第1间暂由秦某1居住使用。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双方争议为秦某1要求秦某2如诉请标准支付赡养费、房屋租赁费、护理费是否有据？秦某1自认每月退休金4500元、有医保可报销部分医疗费，就其主张，秦某1提交如下材料为证：1、《房屋租赁协议书》复印件。显示秦某1自隋某处租赁大北屋两间，租期至2020年10月1日，租金每月1000元；双方约定租赁期间商铺经营权属于秦某1所有，隋某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秦某1不得私自将商铺转租……。据此主张秦某1租房居住，称租金由秦某5以现金形式、按半年期支付。2、《协议书》复印件。显示2017年10月1日秦某1与杨某签订协议，以秦某1需要夜间看护为由雇佣杨某进行陪护，劳务费每月1500元。据此主张秦某1雇佣护工，称护理费由秦某5以现金形式、按月支付。3、收据。其中（1）房租收据6张，显示为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房租，收据编号分别为4588439至4588443及4588171。交款人秦某1。（2）护理费收据27张，显示为2017年10月31日至2019年12月秦某1陪护费，收据编号分别为4588173至4588176、4588178至4588192、4588200至4588202、4588204至4588208。交款人秦某5。据此主张房租及护理费支出，称收据本在秦某5处，内容由秦某5填写，均为实时形成。在签写《如实陈述保证书》后，经我院当庭询问，秦某1本人确认房租收据6张中“秦某1”签名均系庭审当天上午签写。经质证，秦某2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老人被兄弟姐妹接走、其并未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称秦某5曾在马池口镇租赁房屋开药店，秦某1在该处居住，不了解护工情况。再经询问，秦某1代理人认可秦某5曾在该处经营药店并自认前述收据均为事后补开。秦某2自述本人每月退休金4300元、妻子每月退休金1000元。为证明已履行赡养义务，秦某2提交微信转账截图打印件为证，显示2017年11月，2018年3月、5月、7月、12月，曾经向秦某5转账共计5000元作为秦某1的生活费。经质证，秦某1一方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主张2017年10月秦某1出院后在外租房居住，四名子女曾商量每人每月支付500元作为秦某1的房租和护理费，然而秦某2仅支付5次。本案审理过程中，再经询问：秦某2确认2017年秦某1出院后住马池口镇，自述2018年后未再探望。秦某4称，2017年秦某1出院后，其与其他姊妹会不定期的向秦某1给付赡养费（秦某4先称秦某1没有向自己要过钱，自己仅是零星给一些表示孝敬，一般是过年时给一两千元，平时一个月探望两次或三四个月探望一次不等，探望时有时给两三百元、有时不给。再称，本人月工资1.3万元，每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我院曾组织调解，因秦某1坚持要求秦某2按照房产及赡养协议所约定内容负担其生活支出的50%而双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于本案争议，我院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考量：首先，秦某1能否仅依据房产及赡养协议即可要求秦某2自2010年10月起支付每月200元的赡养费、并负担其50%的房租支出、护理费支出？我院认为，虽秦某1夫妻与长子、次子签订协议约定了房产分割及赡养事宜，但该房产分割合意已被55849案件裁判结果所取代。且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属于法定义务，需以父母的实际赡养需求为必要。故本案的裁判仍应以秦某1的实际赡养需求及子女的经济能力为基础。进而，秦某1的实际赡养需求及秦某2的赡养能力。结合在案证据可知：其一、秦某1已近83周岁，确无劳动能力，但其自认每月退休金4500元。秦某2已近64周岁，也已属于退休人员，其自述每月退休金4300元。其二、秦某1共有四名子女，每名子女均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本案中，秦某1次子秦某4作为秦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于庭审中陈述了个人经济条件（月收入1.3万元）及其本人履行赡养义务的相关情况（秦某1没有向其要过钱，其每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500元）。其三、在案证据显示，秦某2曾向秦某1支付过赡养费。且秦某1并无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就房产及赡养协议中约定的每月200元的赡养费问题向秦某2主张过权益。再加之，秦某1虽主张房租支出、护理费支出，但《房屋租赁协议书》中所载承租房屋为经营用商铺而非居住用途，房租收据及护理费收据均系庭审当日签写。故在无其他证据补充的情况下，我院对秦某1所述的该两项支出及具体金额无法予以采信。据此，综合以上三点，考虑秦某1本人的退休金水平、实际消费支出情况、其余几名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以实际赡养情况、秦某2的经济条件等，我院判定秦某2自2020年6月起（含当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每月200元。最后，我院需要特别指出两点，望双方引以为戒：其一、于秦某2，其需明晓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不仅指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其二、于秦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几人需明晓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活动中应诚实提交证据、如实陈述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秦某2自二Ｏ二Ｏ年六月起（含当月）于每月最后一自然日前（含当日）向秦某1给付当月赡养费二百元；二、驳回秦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秦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蔡笑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