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770号原告：王某1，男，195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居民，住北京市丰台区，身份号码×××。被告：王某2，男，196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王某2之妻），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戎国媛，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男，1956年3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被告：王某4，女，195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第三人：冯某，女，193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冯某之子），196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第三人冯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被告兼第三人冯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被告王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被告王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王某2赔偿原告租房费损失40万元，王某3、王某4赔付原告1-1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涉诉房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56号宅院（以下简称56号院），被拆的房屋是我与父亲（2016年已故）在1994年春节期间商定并于当年7月开始，先期各自分别出资购买建材，经过95年近一年的施工，终于在95年底才建起了北6间、西三间共9间房屋。完工后，被告出资1万元结了工钱。房子建好后父母与我约定，9间房中有三间归我，但因未分家，没有明确哪三间房属于我的，所以24年来，我和父母与被告一直共同使用居住占有，至2019年房子被拆。因为盖房前，我有按已建西配房标准规格(5米长柁杆)在院内盖前后两排各五间共10间房的规划方案，所以父亲对我说，如果你今后在院内盖房，那么已建好的9间房全都归被告所有。如果你不在院内盖，9间房中的三间房供你使用终生，如有拆迁等利益，一切归我，另外，如果我将来盖房如他俩不让你盖，那么9间房中的3间，你活着居住，死了做你个人遗产。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接受了。时间到了2018年，我陪老母亲在家中生活，想在院盖房与母同住，共同养老尽孝吧。村里没问题，老母不反对，其他家人和街坊四邻没意见，确遭到了被告3口人的反对，横加阻拦、装神弄鬼,理由荒唐，问题在宅基地使用证。92年农村宅基地确权，93年使用证登记注册，老母亲说当时办事的人说写被告的名字可以少花钱，老母就自做主张，在没与任何家人协商的情况下，报上王某2的名字，注册成了这块地这家人的法人（此证本人在96年12月31日才见到），没想到被告以此为据，借题发挥，竟自欺欺人的把本应是老宅老户，原有成员的法人，说成了他小三口一家的法人，真可谓是移花接木，厚颜无耻。96年父亲去世，被告小家三口,为了早日独霸56号院，先是伐树、不让我盖房，随后在2019年春，竟背着我把院内的9间房屋彻底拆掉了,造成了我居住的房间内物品的损坏或丢失。事后我问老母亲,您为什么不管不拦着他，母答管不了,拦不住。我质问被告为什么不告诉我就拆房,他说告诉你就拆不了了，你到法院告去吧!态度强硬好像法院是他设的，法庭是他开的，一副满不在乎的劲。被告这一行为不仅是对我实际居住人利益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我当初盖房出资权利人的一种冒犯和挑衅。想到被告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就是要尽快消毁我父子二人在家留下的所有痕迹，重新打上他自己标记（盖上自己的房）把一切做实，其他人不得不承认，达到名副其实、物证统一的目地、名正言顺的独占56号院，不让我存有家门落脚之地，最终把我挤出家门。被告仗着有几个钱，认为他就是老大了，没有他不能办的，家人不放在眼里，敢指我85岁的老母对我破口大骂，老母亲宁愿牺牲其他子女的利益，也不敢得罪他，其他家人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本案最权力的见证人老父亲已过世，加上时间跨度较大，案情的背景很复杂，长话短述吧。下边仅以本案核心焦点摘要(1-8)条如下。1．56号院是我的家，多年来我尽职尽责的履行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并参与承担了多年来家中的大小事情:在经济、体力和物质的付出,为家奉献了50载（父亲书信为证）；2．家中原有北房6间、西房3间共9间房屋（照片为证），在这9间房屋中，有三间是属于我使用居住的养老房。3．被拆的9间房中，大部分木材都是我从大红门购买租车运回的，另有柁材5根、前檩9根和北6间房大椽108根,是施工前在当地购买，由木工跟车运回,当地买木村我出4000元（街坊都知道）。我工作在外，早年住的是集体宿舍，结婚后调整到单元楼宿舍居住至今，产权是单位所有，所以56号院家中9间房中我份额内的3间房屋，是我至今唯一的养老房和固定的私有财产（租赁契约为证）；5．与本案有关的5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证法人王某2的名字，不能代表单独一个人或他小三口之家,而是原有家庭老宅、老院的总法人。理由：56号院从未分家，任何人都拿不出,该院落我辈的（分家析产协议）；6．本人虽户口不在家中，但村里从没收回我在老宅内宅基地应有的使用份额，因为老院总面积629平米,没有减去267平米，同理，现超占面积仍有362平米之多（宅基地使用证为具）；7．被告的户口虽然在2014年后托人迁回了村里，但仍属“非农户”，与老母的纯农业户口是分开的。因为村里发放农户物品，不在其内（村民为证）；8．被告身为党员、损人利己、贪得无厌、在享受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毫无顾忌的侵害原告当事人的利益,在邻里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没有争得权利人同意就强行占地、拆房，简直就是打劫和抢夺。56号院是我家，家中有我住的房，我曾在家中屋里生,院里长，上班挣钱给父母，休息节假日60多年伴爹娘，现家中“老巢”被捣毁，家成了梦里的过往。到法院讨公道,通过开庭要赔偿。以上事实，证据有限，事情混乱，很多问题只有通过庭上辩论才能呈现，由法官来认定“真伪”判断“是非”。请法官在捍卫法律尊严的同时,给予本案合法、合理、公正的判决。被告王某2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拆房、建房的过程中没有对原告构成任何损失，涉诉房屋和宅基地都是我的，80年代末，我最后一个姐姐已经出嫁，当时我还是农业户口，我父母和我在涉诉宅院生活，原告是70年代初招工走了，原告在北京分房安家了，王某3在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在本村另申请了宅基地，自己有户口本。在1992年农村确权前，我父亲给我们哥仨说老家的地赠与给我，我父母活着一天不离开这个地就让我养老送终。1992年开始确权，原告回来时跟他说过确权到我名下，原告多次表示对家里的财产不感兴趣，当时地和房子不值钱，我父亲和原告说原告表示放弃，王某3也放弃，我的三个姐姐都出嫁了。到1993年确权，我母亲丈量的土地，房子写的是我的名，我1994年结婚，我父亲让我盖房，1995年我把涉诉房屋翻建了，这期间兄弟姐妹对我翻建行为没有异议。直到2018年，在我父亲去世三周年后，原告突然要在涉诉宅院内盖房，我当时不同意，之前原告起诉我要跟我分割涉诉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法庭没有受理那个案件。在2019年，我在征求我母亲同意翻建了房屋，我认为我的行为没有对原告产生任何伤害。原告在家里说有他三间房我不认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原告没有提出过，也没有书面的东西，我父亲没有跟我说过有原告三间房的财产，我父亲只跟我说过原告回来有原告居住的地方就行。现在我母亲还健在，也有视频为证，我也在涉诉宅院给原告建了房屋供原告居住，履行了父亲对我的嘱托。原告说涉诉宅院有原告三间房屋的权利不属实，实际原告在北京有住房，我没有侵害原告财产利益。原告房屋起租时间是1990年，在涉诉宅院确权前租赁的，其需要租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租房费4．07元，原告主张的高额租房费与客观事实相悖，且原告主张没有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某3辩称，我父亲曾经说过有父母在就有原告居住的地方，我父亲怕我争财产，原告走了之后，我父亲曾在本村和原告商量想给原告申请一块宅基地，但是原告不让盖，原告瞧不起农民，所以涉诉宅基地就归了王某2，我父母都是王某2赡养的，我父母说就跟着王某2，哪都不去，我父母没有说过涉诉宅基地有原告的。原告要求我赔偿1至10元不认可，我与原告没有任何瓜葛。被告王某4即未参加本院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第三人冯某述称，同王某2的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王某1提交的《房屋租赁契约》、照片、书信，被告王某2提交的视听资料、顺义区高丽营镇南郎中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户口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冯某与王礼义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子女六人，分别为王某1、王某3、王某2、王某4、王会芬、王树芬。王礼义于2016年2月7日去世。编号为×××乡×××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王某2名下。王某1称因原属于其的三间北正房不存在了，被告王某2拆除了其养老房，故主张至少20年的租房费40万元，租金标准按照六环外地理位置确定，不明确是楼房还是农房。王某1称1995年其和父亲决定并盖的房屋，一共盖了北正房六间和西厢房三间，其在城里买木料花了7000多元，一共花了12000多元，其父亲花了1万元之内，其他兄弟姐妹还小，都是出工出力，应该没有出过钱。1996年12月31日，其看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写的是王某2的名字，母亲解释说写王某2名字之后能少花钱，所以其没有说什么。1997年10月3日父亲与其谈话，表示红本已经登记在王某2名下，但房子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也有其份额。就其主张王某1提交《房屋租赁契约》、照片、1982年3月10日父亲写给王某1的两封信予以证实，王某1表示没有其他证据，主要是父亲和其多次谈话中说有其三间房，谈话时母亲和三个妹妹、姑姑、堂兄弟、邻居都知道，但母亲现在改口了，其他人也都不出来说话。王某2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信件讲述的是1982年之前的情况，与1995年盖房无关。《房屋租赁契约》证明原告一直有房居住，无需另行租房，且涉诉房屋确权之前原告已有房屋居住，涉诉房屋赠与给王某2符合当时的情况。关于户口和居住情况，原告王某1称其户口随工作在1971年9月份迁出了村里到单位，原来单位在海淀，住在集体宿舍里，其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1981年结婚单位给的单元宿舍楼，是两家合租，其给单位交纳租金，1990年因为有了孩子，单位给其单间租住。其2009年退休后，在村里和单位宿舍两边居住，2017、2018年在村里住的多。王某2的户口在1996年迁到顺义，201几年户口迁回村里了，但没有在家居住，父亲2016年去世后，母亲被王某2接走在王某2家住了半年，2016年下半年又回到村里居住。王某2称其一直和父母在56号院居住生活，1995年建房后，其一直在北正房居住，父母在西厢房居住，北正房东数一间归原告居住。其2000年后在顺义县城和涉诉宅院两头住。2016年父亲去世后其把母亲接到顺义居住，涉诉房屋是空置的，在其这住了半年后，母亲不习惯，其就让原告在老家和母亲一起居住，原告周一至周五和母亲居住，其是周五至周日和母亲居住，之前原告回来的次数非常少，父亲在世的时候原告回来不超过半个小时，节假日和放假探望一下就走了，因为父母和原告妻子有矛盾。2018年其和原告闹矛盾，原告走了没有再回老家住，其就回来继续和母亲居住。其户口是1999年12月份迁走的，之前都是本村农业户口，2010年又迁回到村里。原告在1990年就分了公租房，有机会购买但原告没有购买。王某3称王某2在顺义和老家两头住，原告不老回来，父亲去世后一年多原告才回来住，也不是天天住，父亲去世前不让原告妻子登门，原告退休后还在上班，所以不可能长期在这住。王某3对王某1提交的照片无异议，其余表示不清楚。关于1995年建房一事，王某2表示都是其出的钱建了六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父亲和原告都没有出资，其拆除了1985年的老房（1985年宅院内有五间正房，还有两间耳房，两三间西厢房，这都是父亲建的）。2019年其把1995年建的房屋拆除了，建了二层楼房一栋，前边还有四间北正房。王某3称1995年的房是王某2建的，1995年之前的房屋是全家共同出资出力建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冯某录音资料显示，2020年1月6日冯某明确表示委托王某2替其说话，王某2的话就是其的话。关于王某1所说的三间房的继承权，冯某表示：“你爸那样说过，说过这房，他家来有他房住，没有他继承权，本就写了你名就给你一个人了，将来就都留给孙子，王文博”。王某1对冯某录音证据表示不排除胁迫，且其和父亲商量的事，母亲都不清楚。本院认为：王某1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至法院认为王某2侵害了其合法的财产权益。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王某2是否有侵权行为并导致王某1有损失发生。涉诉宅院在1993年确权时土地使用者登记在王某2名下，1995年房屋进行翻建，王某2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户口一直为56号宅院农业户口，而王某1早在1971年已经将户口迁出56号宅院，即使王某1确实参与了1995年建房，但其并非涉诉宅院所在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因建房出资即获得房屋所有权。王某1另称其父亲多次口头表示56号院内有其三间房屋，先不论王某1父亲王礼义是否有权处置涉诉房屋，即使王礼义有权对1995年所建房屋进行处置，王某1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王礼义将涉诉宅院内房屋分给其三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某1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诉宅院内房屋有其合法权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某1要求王某3、王某4赔付1-1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千六百五十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蕾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