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4民终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52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新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72年12月8日生，汉族，住新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华，云南律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曾用名：杨某2），女，2011年1月9日生，回族，住新平县。法定代理人：沐某，女，1985年9月16日生，回族，住新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南，云南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杨某5，女，1949年6月20日生，汉族，住新平县。上诉人杨某3、杨某4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原审被告杨某5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7民初1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本案案件情况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了审理期限三个月。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情形，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杨某3、被告杨某4履行编号为纳协字（2013）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义务，由被告杨某3支付原告杨某1（曾用名：杨某2）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的抚养费共计34000元（共68个月每月500元），2019年9月1日以后的抚养费按时支付直至杨某118周岁为止，如被告杨某3无支付能力情况下，由被告杨某4承担补充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沐某与杨某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7年5月7日生育长女杨某7、2011年1月9日生育原告杨某1（曾用名杨某2）。被告杨某3系杨某6之父、杨某5系杨某6之母、杨某4系杨某6之同胞哥哥。2011年12月8日，沐某与杨某6签订《离婚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长女杨某7、次女杨某2均随女方沐某生活，由男方杨某6每月支付每个女儿200元生活费用，至两个女儿独立生活止。”第三条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一辆摩托车、一台电脑、一辆货车（新购未落户）以上财产全部归女方沐某所有”。沐某与杨某6协议离婚后，因杨某6下落不明，沐某与被告方就履行离婚协议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并申请新平县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调解。经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沐某与杨某3、杨某5于2013年10月11日达成纳协字（2013）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沐某与杨某6离婚时分给沐某一辆货车，估价86000元，现杨某3自愿代儿子补偿给沐某，自双方呈签协议之日（2013年10月12日）一次性付清”；第三条约定：“沐某与杨某6婚育女儿杨某7、杨某2，杨某7由杨某3暂时抚养，杨某2由沐某抚养，沐某与杨某3随时可以探望，双方不得人为阻挠”；第四条约定：“由杨某3代替杨某6支付次女杨某2抚养费每月500元，如果杨某3无力承担，由杨某4代表支付，直至次女成年”；第五条约定：“抚养费支付方式及时间：2013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的抚养费于双方签订协议之日一次性付清，2014年开始每年1月9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本年度的抚养费”，协议尾部当事人栏由沐某、杨某3、杨某5签字捺手印，杨某4、杨某8等人在参加人处签字。协议签订后，杨某3于次日向沐某支付补偿款86000元及杨某1的抚养费（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1500元；杨某7随杨某3共同生活，杨某1随沐某共同生活。因杨某3未依约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的抚养费，杨某1诉至本院。另查明，杨某1现就读于新平县小学三年级。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性质是合同纠纷还是抚养费纠纷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法定代理人沐某和被告方经新平县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关于被告方支付原告抚养费的条款，系抚养费的金钱给付义务，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该条款并非系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现因对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中的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发生争议而引起诉讼，故本案案由应定性为合同纠纷。被告方提出本案法律关系性质是抚养纠纷法律关系，不应适用合同法调整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纳协字（2013）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涉及本案的抚养费的条款即第四条和第五条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本案中，涉及本案的抚养费的条款即第四条和第五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条款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三被告提出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杨某4、杨某5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由杨某3代替杨某6支付次女杨某2抚养费每月500元，如果杨某3无力承担，由杨某4代表支付，直至次女成年”，杨某4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协商同意并自愿在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该行为是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中约定被告杨某4在被告杨某3无经济能力承担责任时，由杨某4承担支付责任，故杨某4作为合同债务的一般保证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提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同意履行约定义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某5作为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捺手印，故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庭审中，原告明确不要求被告杨某5承担合同义务，是其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被告杨某5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第四，原告主张由被告杨某3支付原告杨某12014年1月1日至18周岁为止按每月500元计算的抚养费（计算至2019年9月1日的抚养费共计34000元）；如被告杨某3无支付能力情况下，由被告杨某4承担补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共同明确约定支付抚养费的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支付主体，该约定合同有效，被告杨某3和杨某4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杨某3支付了原告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按每月500元计算的抚养费1500元，但自2014年1月1日起被告杨某3未能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构成违约，故被告杨某3和杨某4应继续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被告杨某4根据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应当就前述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根据法律的规定被告杨某4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某3追偿。据此，依照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杨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某1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的抚养费36000元；二、由被告杨某3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每月500元支付抚养费至原告杨某1年满十八周岁止，每年抚养费6000元于当年1月9日前一次性付清；三、在对被告杨某3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前款债务时，由被告杨某4就未履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杨某4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对被告杨某3行使追偿权。”杨某3、杨某4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7民初1425号民事判决的全部判决内容，驳回杨某1对杨某3、杨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涉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存在错误，案由定性为合同纠纷错误。1、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对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表述“2011年12月8日被申请人杨某3之子杨某6与申请人沐某协议离婚后，由于杨某6没有兑现离婚时的协议内容而引发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于杨某7、杨某2抚养、房屋、土地等问题，2013年10月11日沐某与杨某3自愿要求纳溪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调解”的内容可以知道，本案的性质是关于杨某7、杨某1（曾用名杨某2）抚养、房屋、土地等问题，杨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也是主张抚养费的给付，这完全是与婚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的规定，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涉案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调整本案的法律关系。2、杨某1于2019年8月19日撰写的《民事诉状》中“事实及理由”部分也明确：为了解决杨某1和杨某7的抚养问题…杨某3、杨某4与杨某1的母亲沐某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该协议书中第三、四、五条的约定内容，可以进一步证明涉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只是抚养法律关系，它是与婚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它不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故而，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抚养法律关系，不是合同纠纷。据此，本案的性质是因杨某1作为未成年人的抚养权、抚养费给付问题，案由不应是合同纠纷。在杨某1的法定监护人沐某没有出示自己与杨某6于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情况下（注：杨某6在与沐某签订《离婚协议》后不久便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杨某3、杨某5及作为参加人的杨某4在不知道《离婚协议》内容的背景下于2013年10月13日与沐某在新平县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调解达成的编号纳协字（2013）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离婚协议》应是订立《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和前提，但是涉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经完全改变了抚养杨某1的主体及抚养费的支付主体、渠道及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主体责任，把已经经过新平县民政局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内容予以变更或改变，将杨某1的抚养义务转移由法定义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杨某3、杨某4承担，这对作为未成年人的杨某1的教育抚养是不利的，也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不相符的。本案的基础性法律关系是抚养法律关系，它是具有婚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涉案法律关系，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规定处理或者调整。二、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存在错误。1、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二条内容对房屋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等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的相关强制性规定。2、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四条内容对沐某与杨某6婚生女杨某7、杨某1（曾用名杨某2）的抚养约定：“沐某和杨某6婚育女儿杨某7、杨某2，杨某7由杨某3暂时抚养，杨某2由沐某抚养，沐某与杨某3随时可以探视，双方不得人为阻挠；由杨某3代替杨某6支付次女杨某2（抚养费每月500.00元，如果杨某3无力承担抚养费，由杨某4代表支付，直至次女（即杨某1）成年”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强制性规定，把沐某和杨某6婚育女儿杨某7、杨某2的抚养责任交给了杨某3来履行，对杨某7、杨某2具有法定抚养责任的沐某与杨某6的义务因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而被转移由不具有抚养义务和无能力抚养的杨某3、杨某4承担，这针对杨某7、杨某2的法定抚养义务来说，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情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条约定沐某的长女杨某7由杨某3暂时抚养，且实际一直由杨某3抚养着，现杨某3已丧失抚养能力，按《离婚协议》约定应由沐某抚养杨某7，杨某3无法再抚养杨某7。杨某3既要抚养杨某6与沐某的长女杨某7，另外还要给付杨某1抚养费每月500.00元，直至杨某1成年。这是杨某6与沐某把自己依法应当履行对杨某1和杨某7的抚养义务的绝大部分义务均交由年岁已高且身患严重疾病需子女赡养的杨某3承担，这是对杨某1的教育抚养极为不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这是与法律规定不符的，也与情理不符。3、杨某1所起诉的杨某3、杨某4不是具有履行抚养杨某1的法定义务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把杨某6及沐某对杨某1的法定义务予以非法排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的法定义务。订立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杨某3不是杨某1的法定抚养义务人。另外，任何人不能以订立《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方式排除当事人的法定义务，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行为。综上所述，涉案的在新平县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系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三、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杨某4作为合同债务的一般保证人为由，将杨某4认定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存在错误。1、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没有把杨某4列为协议当事人，而是列为参加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当事人是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沐某和杨某3、杨某5，不是杨某4。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是把杨某4明确为协议的参加人，不是协议当事人，所以杨某4不应当受《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约束，不具备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的主体资格。2、杨某4不是杨某1的法定抚养义务人，杨某1的抚养义务人法定于其生父杨某6、生母沐某，依法应由杨某1的生父杨某6、生母沐某来承担对杨某1的抚养义务。3、从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四条约定“由杨某3代替杨某6支付次女杨某2抚养费每月500.00元，如果杨某3无力承担，由杨某4代表支付，直至次女成年”的内容可以知道，杨某4“代表”杨某3支付抚养费，不是由杨某4直接承担支付杨某1的抚养费。杨某3与杨某4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杨某4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的合同债务的一般保证人。所以，杨某1向杨某4主张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规定。4、本案中涉及到协议的关键之人杨某6没有参加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协商与签订，对其的法定抚养义务并不因此而免除，也不能无根无据把对杨某1的法定抚养义务转移由杨某4来承担。在杨某1的生父生母还健在且未丧失履行抚养义务的条件下，依法顺位履行抚养义务也未达到由杨某4来承担。5、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未成年子女父母的法定义务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系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6、杨某4“代表”杨某3支付抚养费的文字表述与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杨某4是合同债务的一般保证人是没有直接关联含义的，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代表”不是一般保证的担保。这是曲解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杨某4代表杨某3支付抚养费的‘代表’的真实意思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的对“一般保证”的含义必须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之债的一种担保关系为基础，况且本案中杨某4既不是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当事人，仅仅为参加人，更不是保证方式的担保人。杨某4何来的“是合同债务的一般保证”？一审人民法院对此认定具有较大随意性，不是以法治思维和法律逻辑来认定案件的事实。综上所述，二审依法应当改判对杨某4承担补充责任的错误认定，杨某4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依法应当驳回杨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四、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2页“第四，原告主张由被告杨某3支付原告杨某12014年1月1日至18周岁为止按每月500元计算的抚养费（计算至2019年9月1日的抚养费共计34000元）；如被告杨某3无支付能力情况下，由被告杨某4承担补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表述是对杨某1一审诉讼请求的增加与变更，这是与法律规定程序不符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进行审理，不得由人民法院代为当事人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杨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可以从其民事起诉状中得到明确，即判令杨某3、杨某4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义务，支付杨某1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的抚养费34000元（共68个月每月500元，2019年9月1日以后的抚养费按时支付直至杨某1成年为止，一审庭审中杨某1没有增加和变更自己的诉讼请求。由此可以明确，一审法院代杨某1处理了诉讼请求，并做了增加与变更，违反法定程序，据此，依法应当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杨某1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杨某3、杨某4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定性正确，以合同纠纷处理本案并无不妥。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虽然涉及抚养问题，但并不是要求解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而是抚养费的给付问题，即要求被告履行支付抚养费的金钱给付义务，有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该协议并不是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因对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发生争执而提起诉讼的，应定性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性质，所以属于合同纠纷。所以本案定性正确。二、《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本案中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及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侵犯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杨某3、杨某4认为协议书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协议书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并不冲突，两者是补充和包容的关系，所以协议书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外，《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二条虽然有土地承包所有权归属的约定，但该条款只是表述错误，双方要约定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即使该第二条款因表述错误而存在效力瑕疵，但并不影响协议书中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再者，杨某1的母亲沐某并没有非法排除自己的法定义务，自离婚以后，杨某1的父亲为了躲避债务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多年以来都是杨某1的母亲沐某独自抚养杨某1，母亲沐某从小就是孤儿，离婚以后，没有自己的田地，也没有固定住处，只得租房居住并四处打零工维持生活。因杨某1逐渐长大且开销不断增加，母亲沐某已无力负担，不得已才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抚养费，且起诉的依据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是在杨某3、杨某4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即综合考虑各方利弊关系以后自愿给付杨某1每月500元的抚养费，所以并不存在杨某1的母亲沐某非法转移法定抚养义务的说法。三、一审法院认定杨某4是案件的适格主体，且以一般保证人的身份要求其履行义务也是正确的。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四条约定：“由杨某3替代杨某6支付次女杨某2抚养费每月500元，如果杨某3无力承担，由杨某4代表支付，直至次女成年”，而杨某4同意并认可协议内容，且在调解书末尾签了字，该行为是杨某4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所以本案符合一般保证的情形，即杨某4是杨某3履行债（即具有金钱给予义务）的一般保证人，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四、一审法院的判决不能认定为是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是抚养费问题的支付，抚养费问题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杨某1还是未成年人，所以需要支付的抚养费是每月累计不断增加的，并不像其他债权债务一样数额固定，杨某1起诉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状中必须明确主张的具体金额，所以杨某1把抚养费计算到截止立案之日，但待判决作出之时，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抚养费数额已经不是原来的数字，所以一审法院为了维护杨某1的利益，也为了好计算支付抚养费的周期，判决把抚养费给付到2019年12月30日并无不妥。杨某5述称，同意杨某3、杨某4的上诉请求。二审审理过程中，杨某6曾回到新平。经本院向其询问，其表示即将回到新平生活，针对杨某1及杨某7的抚养问题，其将与沐某进行协商处理。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经审查，沐某与杨某3、杨某5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涉及的是杨某7、杨某1由谁抚养，杨某1抚养费由谁支付等问题，即涉及的是杨某7、杨某1的监护问题，因此《人民调解协议书》系涉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现杨某1基于沐某与杨某3、杨某5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要求杨某3及协议参与人杨某4按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支付其抚养费。因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相对性，沐某与杨某3、杨某5才是协议双方，杨某1并非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主体，因此杨某1基于该《人民调解协议书》起诉要求杨某3、杨某4支付其抚养费主体不适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二审应直接驳回杨某1的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7民初14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某1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50元，退还杨某1；上诉人杨某3、杨某4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范兴林审判员  王 华审判员  向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师芹芳书记员梁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