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492号原告：**俭，男，199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被告：易桂根，男，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被告：杨志坚，男，199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蓝山县。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16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一层、六至十三层。负责人：何晓东，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原告**俭诉被告易桂根、杨志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俭、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易桂根、杨志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车辆租赁费、误工费、车辆折旧费等共31846.06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4日，被告易桂根驾驶杨志坚所持有的粤Ｓ×××××号汽车经过广州市增城区珠三角环线高速内侧107公里800米处，将原告驾驶的粤Ｂ×××××号汽车撞坏，造成车辆受损，无法正常行驶。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易桂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粤Ｂ×××××号车辆为原告租赁深圳市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的车辆，用于通过网约车租车平台从事网约租车服务相关业务，粤Ｂ×××××号车辆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原告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原告及其所使用的车辆粤Ｂ×××××号车在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平台滴滴出行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业务，原告日常经济收入均来自于在滴滴出行平台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业务，无其他收入来源。原告于事故发生后，2019年6月11日晚18点整从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修理后可正常使用的粤Ｂ×××××号车辆取回，从事故发生到车辆修理至可正常使用共计用时39天，维修费用27305元。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我的损失如下：车辆租赁费6759.99元、误工费19625.073元、车辆折旧费5461元。粤Ｓ×××××号汽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易桂根和杨志坚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易桂根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了书面答辩状，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关于车辆租赁费的问题。原告系租赁深圳市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顺达公司）的车辆进行经营性运输，其应向车辆出租方即鹏顺达公司缴纳租金。现原告既向法院诉请被告赔偿营运损失即误工费，又诉请被告赔偿所谓车辆租赁费。车辆租赁费系原告应向鹏顺达公司支付的运营成本，在诉请被告赔偿营运损失的情况下，案涉的交通事故并未给其造成所谓的车辆租赁费损失，原告诉请车辆租赁费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车辆营运损失即误工费。（1）关于误工天数。原告提交了车辆维修发票和维修清单，清单显示粤Ｂ×××××号车入厂修理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出厂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以上时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5月4日，入厂修车时间为5月17日，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为何时隔13天才将车辆进行维修；第二，维修单显示的维修类型和维修内容仅仅是对车辆外部进行改装维修，为何维修时间长达一个月。综上，我方有合理理由怀疑原告在放任损失的扩大，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原告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我方不予赔偿。（2）关于所谓滴滴出行给原告打款的银行流水和滴滴谷雨管理系统原告日常流水的证据问题。第一，银行流水内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不应采信；第二，日常流水没有出具主体加盖的相应公章，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显示的金额并非原告的全部收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滴滴出行公司的提成；第三，即使按照原告提交的数额进行计算，所谓车辆营运损失也远未达到原告主张的金额。综上，关于误工损失，我方认为，原告主张的误工天数过长，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个人在案涉事故发生前的真实收入，该项主张在事实上存在重大疑点，应不予支持。3、关于车辆折旧损失的问题。首先,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贬损不属于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中明确“目前，我们对该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关于车辆贬值损失尚无明文规定，且鉴定难，车辆在经过维修后，更换了新的零部件，车辆的价值并不因此贬损，反而因以旧换新存在溢价。其次，原告仅提供了鹏顺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该项损失的实际发生。最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中虽约定了折旧损失，但该约定是发生在原告和鹏顺达公司之间，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即使其向鹏顺达公司支付该费用，原告也不能以此要求被告赔偿一项法律不应支持的赔偿项目。二、案涉肇事车辆已购买了商业保险，应首先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在赔付不足的范围内，再由用工方罗瑛和车辆所有人杨志坚承担补充责任。三、我方在驾驶案涉车辆时属于职务行为。在事故发生时易桂根系罗瑛的员工，在2019年4月罗瑛招聘易桂根等人前往清远市对一处健身房进行装修，事发当天，因罗瑛喝酒，就叫易桂根帮其开车去东莞，才导致事故发生。事发时罗瑛是易桂根的用人单位，易桂根受罗瑛的指示开车，其驾驶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且事发后罗瑛也跟易桂根强调会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费用。如果保险赔付不足，应由罗瑛和杨志坚承担补充责任。被告杨志坚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一、肇事车辆在答辩人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在承包车辆通过有效年审以及驾驶人驾驶证等证件齐全并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我方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我方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付车辆损失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26525元。二、对原告主张的车辆租赁费、误工费、车辆折旧费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第一，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事故车辆的间接损失及维修后减值损失均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第二，原告主张的租赁费，无证据证明该租赁合同实际履行及缴纳租金的情况，且该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深圳市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即使该租赁合同有效并实际履行，缴纳租金是内部的运营管理模式，对外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租赁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因事故导致其收入减少，其没有通过劳动合同、工资收入证明及因本次事故导致其收入减少的证明，且原告在事故中并未受伤，故对其主张的误工损失不应支持。第四，原告主张的车辆折旧费，没有证据证明折旧贬值，亦没有相关赔偿凭证证明实际支付，且折旧的赔偿条款系其内部约定，对外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故该项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第五，原告主张的车辆维修期过长，且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将车辆送去维修，明显不合理，对其主张的39天不予确认。三、保险合同关系是合同双方自愿签订并达成一致意见，保险条款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共同遵守。该保险条款上已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交强险保单的重要提示栏及商业险保单的明示告知栏均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及免责部分条款内容作了明确告知和提示义务。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况。四、答辩人不承担本案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范围。综上，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4日22时45分，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内侧107公里800米处，易桂根驾驶粤Ｓ×××××号小型面包车与原告驾驶的粤Ｂ×××××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粤Ｂ×××××号小型轿车再与粤Ｃ×××××号车发生碰撞，造成三车损坏和案外人谷丽亚、刘红波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2019年5月5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易桂根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导致与原告驾驶的车辆相撞，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称事故发生后，原告和易桂根的车辆均被交警部门扣押，在2019年5月13日交警部门组织事故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因谷丽亚的家属没有授权委托，所以到2019年5月16日由谷丽亚的丈夫代谷丽亚签名后交警部门才放行原告的车辆。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才将其车辆送至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至2019年6月14日维修完毕，产生维修费27305元和拖车费1220元，共计28525元。保险公司已于2020年1月8日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付2000元,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了26525元,该款项已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至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内。杨志坚是粤Ｓ×××××号小型面包车的车主，保险公司为该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承保单位。粤Ｂ×××××号小型轿车登记的车主是深圳市鹏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顺达公司），使用性质是预约出租车。原告陈述其在滴滴平台注册了网约车司机，通过平台租赁了粤Ｂ×××××号小型轿车进行营运，每月租金为5200元，其日平均收入为503元，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在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6月11日共39天的租车费6759.99元、误工费19652.073元和车辆折旧费5461元的损失。原告为此提供了银行流水、滴滴谷雨管理系统日常流水、鹏顺达公司出具的《证明》、租金收据，其中《证明》记载鹏顺达公司已收取原告赔偿的车辆折旧费5461元。另查明，保险公司认为其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已履行了赔偿义务，无需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就其主张提交了支付回单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该条款中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二）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再查，易桂根在本案审理期间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以罗锳为其雇主，事故发生时其驾驶车辆为职务行为为由，请求追加罗锳为本案被告。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罗锳存在雇佣关系。以上事实有原告和保险公司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事故认定责任书、网约车驾驶证、粤Ｂ×××××网约车运输证、汽车租赁合同、维修费用发票、维修结算单、维修项目清单、银行流水、滴滴谷雨管理系统日常流水、《证明》、租金收据、微信转账记录，保险公司提交的支付回单、《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为据。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已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保险公司是否对原告主张的损失免赔；二、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合法有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粤Ｂ×××××号车受损已获理赔28525元，故交强险内财产损失限额已经理赔完毕。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在商业三者险内享有免赔权，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属于间接损失，属于保险人免赔范围，且保险公司就免赔事项已向被保险人杨志坚履行提醒告知义务，故其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停运损失的理由成立，保险公司就原告主张的费用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另杨志坚虽然为车主，但无证据证明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故杨志坚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易桂根申请追加的案外人罗锳作为被告并承担责任，因易桂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罗锳存在雇佣关系以及其在事发时驾驶车辆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本院不同意追加罗锳为本案被告，亦不支持由罗锳承担赔偿责任。易桂根作为事发时的车辆使用人，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核定原告的损失包括：1、关于误工费即车辆停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的规定，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反映其承租鹏顺达公司的车辆进行营运的事实，故原告有权主张易桂根承担车辆停运损失。停运的时间应为事故发生之日至车辆能够正常运营之日，原告已就迟延进行维修的原因作出解释，具有合理性，而车辆的实际维修时间亦在合理范围内，故车辆的停运时间应自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6月14日，共41天，现原告仅主张39天，本院予以照准；关于营运损失的标准，原告虽提供了证据拟证实其收入情况，但该收入为未扣除成本的营运毛收益，并非原告的工资收入，不能客观反映停运损失情况，故本院参考《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道路运输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72964元/年计算原告的误工费应为7796.15元（72964元/年÷365天×39天）。2、关于车辆租赁费，因原告租赁粤Ｂ×××××号车从事营运，无论车辆是否因本次事故受损，其均需从其本应获取的营运收入中向鹏顺达公司支付租金，而本院已经支持其停运产生的损失，故不再重复支持车辆租赁费。3、关于车辆折旧费即车辆贬值损失，因原告的受损车辆已经修复完毕，且并未进入市场交易，因此其贬值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不属于侵权导致的直接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车辆贬值损失并不属于侵权人应当赔偿的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的范围。因此，原告主张的车辆折旧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7796.15元，应当由易桂根予以赔偿。综上所述，易桂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对原告和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陈述进行质证及抗辩的权利，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易桂根应向原告**俭赔偿7796.15元。二、驳回原告**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6元，由原告**俭负担450元，被告易桂根负担1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小卓人民陪审员  邹召敏人民陪审员  刘艳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汤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