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刑初77号公诉机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柴红，女，33岁（1987年6月13日出生），土家族，出生地湖南省慈利县，大专文化，农民，住湖南省慈利县。2015年5月6日，因吸毒被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罚款。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9年9月2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孙建春，北京京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京通检刑诉（2019）16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柴红犯盗窃罪,于2019年12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周三秋、检察官助理王蒙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林某、王某、被告人柴红及其辩护人孙建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4月至9月间，被告人柴红在北京市通州区某镇某街某号院某单元某室租住地,利用做林某私人助理可以接触林某手机、银行卡之机，秘密将自己注册的支付宝账户与林某的4张银行卡账户绑定，通过该支付宝账户从林某银行卡账户内向自己其他支付宝账户转账或者进行信用卡、花呗套现，共计人民币9万余元；2019年2月至8月间,被告人柴红在广东省广州市和北京市通州区,利用其和王某合租和共事关系，趁二人互相换用手机之机，秘密更改王某支付宝账户密码、将自己微信与王某银行卡账户绑定，从王某银行卡账户内向自己支付宝账户或者银行卡内转账，共计人民币2万余元。2019年9月26日，被告人柴红到湖南省慈利县公安局鲤鱼桥派出所投案；涉案手机1部、信用卡1张已起获。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柴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同时认定被告人柴红具有自首等情节，建议判处被告人柴红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处罚金；若积极退赔，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柴红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柴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但辩称在将被害人林某的支付宝花呗套现后，其曾向林某银行卡转账，向支付宝花呗还款1800余元。辩护人孙建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并认为被告人柴红无犯罪记录，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故请求法院对被告人柴红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至9月间，被告人柴红在北京市通州区某镇某街某号院某单元某室租住地,利用做林某私人助理可以接触林某手机、银行卡之机，秘密将自己注册的支付宝账户与林某的4张银行卡账户绑定，并进行转账、套现，共计人民币79567.56元，使用林某支付宝花呗进行套现，共计人民币12591元，后向花呗还款1832元；2019年2月至8月间,被告人柴红在广东省广州市和北京市通州区,利用其和王某合租和共事关系，趁二人互相换用手机之机，通过秘密更改王某支付宝账户密码、将自己微信与王某银行卡账户绑定的方式，使用王某钱款共计人民币23000元。2019年9月26日，被告人柴红到湖南省慈利县公安局鲤鱼桥派出所投案；涉案手机1部、信用卡1张已起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宣读、出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害人林某在侦查阶段及当庭的陈述证明：2019年9月，因交通银行还款原因，其发现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xxx”开头的支付宝账号绑定，该支付宝账户虽然是用其身份证开通，但却由柴红实际控制，柴红作为助理，知道其手机密码，平时用其手机处理相关工作；其查询明细，发现柴红使用“xxx”开头的支付宝账号将钱转给一名叫“某市某投资咨询”的公司，然后该公司将钱转给一微信昵称“A辰某”的男性，然后该男性将钱转给微信昵称“尘某”的人，后者将钱转给了柴红和王某；通过计算，其共计损失92158元，其中尾号为“xxxx”的交行信用卡损失34894元，尾号为“xxxx”的交通银行储蓄卡损失20000元，尾号为“xxxx”的东亚银行信用卡损失8273元，尾号为“xxxx”的华夏银行储蓄卡损失16400元，另外柴红使用其手机内支付宝花呗分两次转走12591元；其听说王某的手机在柴红那里，所以相当于所有的钱转给了柴红。2.被害人王某在侦查阶段及当庭的陈述证明：2018年12月，其通过某软件与柴红相识；2019年2月至4月，其与柴红在广州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销售服装，并居住在一起，因感觉在广州挣不到钱，2019年4月初，其与柴红前往北京投靠林某；柴红是林某的助理，负责网络主播，其负责客服；其名下有3个银行账户，分别是尾号“xxxx”的邮政储蓄银行、尾号“xxxx”的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尾号“xxxx”的交通银行；其和柴红在广州同住时互换了手机，其手机登录了支付宝账号，不知道柴红是如何知晓其支付宝支付密码的；2019年2月至4月间，柴红使用其支付宝将钱款转账给一名叫“红”的支付宝账号及其他支付宝账号，其中转账给账号名称为“红”的有11笔交易，共计人民币15885元，转账给其他支付宝账号有6笔交易，共计16973.02元；其卡中总共有2万余元，不清楚为什么损失3万余元；柴红将xxxxx、xxxxx等银行客服号在其手机中拉黑，并将“xxx”开头的手机号备注为xxxxx；2019年6月2日，柴红以xxxx交通银行的名义给其发信息，信息里说其交通银行卡被冻结了，后其将工资存到柴红的银行卡里；柴红转账其钱款共计2.3万余元。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微信号是“×××”，微信昵称是“尘某”，支付宝账户“×××@qq.com”，支付宝昵称“×××”；其与柴红是微信好友，柴红找其用信用卡套现，具体操作方法是，其让微信好友方某将套现的二维码发给其，其再将该二维码发给柴红，柴红用“XXXXXXXXXXX”，户名为“林某”的支付宝扫描该二维码支付，然后方某将钱转到其支付宝上，其再将钱转到“XXXXXXXXXXX”的支付宝中；柴红使用尾号为“xxxx”的交通银行信用卡共计套现31843元，使用尾号为“xxxx”的东亚银行信用卡共计套现7568元，使用“XXXXXXXXXXX”支付宝花呗共计套现11410元；关于信用卡套现，其收取1.2%的费用，其中1%给方某，自己留0.2%，花呗第一次套现，其收取8%的手续费，其中3%给方某，花呗第二次套现，其收取10%的手续费，给方某8%；方某的微信号是“×××”，微信昵称是“A辰某”，支付宝账号是“×××”，支付宝昵称“辰某”；其不知道方某是如何套现的。4.证人方某的证言证明：其微信号是“×××”，微信昵称“辰某”，支付宝账号是“×××”“×××”，支付宝昵称都是“辰某”；其与李某是朋友，并通过李某知道柴红；2019年4月至5月间，李某问其有没有可以套现的二维码，其向傅某要了二维码，并将该二维码发给了李某；李某通过其发的二维码向傅某转账，傅某收取0.8%到1%的手续费后，将钱转给其，其将钱全转回给李某；其每次会收取几元钱用作手续费，收取的费用都放在了余额宝，大约20多元；傅某的微信号是“×××”，昵称是“海某”。5.证人傅某的证言证明：其微信号是“×××”，微信昵称是“海某”，支付宝账号是“×××”，支付宝昵称是“傅某”，收款的二维码账户为“×××@163.com”；其认识“辰某”，与“辰某”有生意往来；“辰某”通过扫二维码向其支付货款，并知道可以使用信用卡扫二维码付款；2019年三四月的一天，“辰某”对其说需要周转资金，他扫付款码，其收到钱之后再通过支付宝转回给他，这样大概转了10多次，共计10万元左右，但每笔多少钱其记不清了；收款用的账户及二维码在2019年8月注销了，对应的支付宝账户交易记录也没有了；其没有收取过“辰某”的费用，但支付宝平台会收取0.6%的费用，当其将钱转账给“辰某”时，会收取0.2%的手续费，其未从中获利；“辰某”的微信号是“×××”，微信昵称“辰某”，其不知道“辰某”套现用于什么，没有别人用其二维码套现；其不认识柴红及昵称是“尘某”和“×××”的人。6.被告人柴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其认识了王某，二人于2019年2月前往广州，一起合租房子做主播卖衣服；王某的手机没有密码，其与王某能够互相使用对方的手机；当时其经济条件不太好，一朋友告诉其做时某某能够挣钱，其通过下载手机APP，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时某某平台充值，猜数开奖，其开始挣钱，后来把钱输了；其想把钱赢回来，就把王某的支付宝密码改了，并自2019年2月起，使用王某的支付宝将王某的钱转到了其昵称是“红”（支付宝账户“×××@qq.com”）的支付宝账户及银行账户，或者将王某的钱款用于时某某平台充值使用；2019年3月，其用微信绑定了王某3张银行卡（分别是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及交通银行），用于玩时某某；其将王某卡里的钱全部转出，但其记不清具体数额；2019年4月初，其与王某前往北京找网络主播林某，其做林某的助理，王某做客服；到北京以后，其在时某某平台赚了1万多元，并将这1万多元转回到了王某的卡上，但后来因为没钱又把这笔钱转了出来，用于充值时某某平台；作为林某的助理，其可以使用林某的手机，接触到林某的银行卡，2019年6月，其用“xxx”开头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支付宝账户，但该支付宝信息用的是林某的，并绑定了林某的4张银行卡；其使用该支付宝把林某储蓄卡的钱转走了，大部分充值到时某某平台，小部分转到自己的支付宝里面，有几次转到了王某的支付宝上，且在每次转完钱，其会将林某手机收到的银行短信提醒删除；关于林某信用卡的钱，其通过微信上一个叫“花某”的人套现；其担心王某发现银行卡中的钱没了，将王某手机上其本人的号码备注成了交通银行客服，并以银行的名义向王某发了信息，称王某的交通银行卡被冻结了，后王某相信，并将2万多元的工资交给其保管，后其将该笔钱款用于时某某充值，其共计转了王某2万多元钱；2019年7月底，其使用林某的手机，将林某所属银行的客服号码都拉入黑名单，以免受到短信提醒，然后继续从林某的卡上转账，共计转了林某八九万元；其有3个支付宝账号，分别是“×××@qq.com”“XXXXXXXXXXX”以及“XXX”手机号注册的支付宝账号；王某的钱一部分是从她的支付宝转走的，一部分是由其绑定的微信转走的；其盗窃林某的钱款事情，王某没有参与，王某的支付宝一直由其操作，王某本人并不知情；关于时某某平台，个人可以在网页上登录注册账号，并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进行充值，时某某平台的充值账号每次不一样，大部分使用支付宝账户转到银行卡充值，但收款人每次都不一样，有时是支付宝扫码支付发红包充值，基本上都是充值到个人账户上，其时某某账户内已经没有资金。被告人柴红的当庭供述证明：支付宝有找回密码的功能，其更改了王某支付密码；其通过本人名下的微信绑定了王某3张银行卡；其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共计使用了王某2.3万余元；对于林某的钱款，除了“XXX”开头的支付宝使用外，其通过林某本人的支付宝花呗套现了一部分钱，并向花呗还款1800余元。7.北京中海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中海义信司法鉴定[2019]鉴字第18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对被告人柴红持有的“vivo”牌X7手机进行数据恢复与提取的情况。8.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证明：对被告人柴红租住的出租房进行搜查的情况。9.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对柴红持有的尾号“XXXX”交通银行银行卡及“vivo”牌手机予以扣押的情况。10.公安机关出具的电子数据证明：涉案相关支付宝账户的注册信息、账户信息、交易明细、转账信息等情况。11.公安机关出具的接报案经过、到案经过、破案经过证明：本案的案发、被告人柴红到案的具体经过及案件侦破情况。12.公安机关出具的交通银行明细证明：被告人柴红的账户交易明细情况。13.被害人林某、王某及证人李某提交的截图证明：涉案相关账户信息及被告人柴红转账、套现等情况。14.被害人林某提交的华夏银行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含对手信息）、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交通银行人民币账户明细、东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害人林某的账户交易明细情况15.被害人王某提供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邮政储蓄银行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客户）证明：被害人王某的账户交易明细情况。16.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公安机关无法提取手机转账记录及赌博网站转账记录的情况。17.公安机关出具的人员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柴红的出生日期、民族、住址等自然情况及无犯罪记录的情况。经庭审举证、质证，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被告人柴红犯罪数额的认定，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下：1.涉及林某的事实部分。根据在案证据，被告人柴红通过被害人林某支付宝花呗套现共计12591元，通过将林某的银行卡账户与“XXX”支付宝账户绑定，进行转账、套现共计79567.56元。2.涉及王某的事实部分。在本案开庭审理期间，被告人柴红、被害人王某均认可涉案数额为2.3万余元，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柴红使用王某钱款共计23000元，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区分柴红盗窃、信用卡诈骗分别所涉的精确数额，针对此问题，本院已致函公诉机关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查，但公诉机关未提供实质性的补充证据材料，未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关于被告人柴红所提“在将被害人林某的支付宝花呗套现后，其曾向林某银行卡转账，向支付宝花呗还款1800余元”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害人林某提供的截图显示支付宝用户曾分两次分别还款996.61元（含手续费80.61元），被害人林某对此亦表示认可，故对柴红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并将还款数额认定为1832元（不含手续费）。关于本案被告人柴红行为性质的认定，经查，在被告人柴红使用被害人钱款的犯罪事实中，柴红采取了三种行为方式：第一种是使用被害人名下的支付宝花呗功能进行套现；第二种是更改被害人支付宝账户密码后进行转账；第三种是将支付宝、微信账号与被害人银行卡账户绑定后进行转账或套现。对于第一种方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的规定，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花呗作为网络支付工具，其本质是小额信贷，不属于刑法意义的信用卡，柴红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花呗进行套现，其行为符合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的特征，故该种方式下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对于第二种方式，按照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相关规定，在行为人将银行卡账户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时，即完成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授权，当行为人输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密码后，即可使用银行卡账户内的资金。被害人将银行卡账户与支付宝绑定后，基于关联协议事先授权的操作，柴红通过更改后的支付宝密码，使用被害人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账户转账，系采取秘密手段转移资金的行为，此时该行为并未与银行产生直接关联，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未破坏信用卡管理秩序，故该种方式下的行为亦应认定为盗窃。对于第三种方式，被告人柴红通过获取的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绑定银行卡功能，实现了对被害人财物的实际控制，其行为破坏了信用卡管理秩序、侵犯了公私财产权益，符合“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这一冒用型信用卡诈骗的情形，故该种方式下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同时，鉴于无法准确区分涉及王某事实部分中盗窃、信用卡诈骗分别所涉具体数额，经比较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法定刑，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对数额标准的规定，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可以将此起事实按照盗窃罪予以定罪处罚。本院认为，被告人柴红未经他人允许，将他人银行卡与微信、支付宝进行绑定，并进行转账、套现,数额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更改他人支付宝密码、秘密使用他人支付宝花呗的方式，进行转账、套现，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依法应予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柴红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唯部分案件事实定性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辩护人孙建春关于本案罪名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柴红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柴红无犯罪记录、真诚悔罪、使用被害人支付宝向花呗归还部分钱款、曾因吸毒被处理等情节，本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对于辩护人孙建春所提量刑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且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本院根据被告人柴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柴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2022年9月25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柴红退赔人民币十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元五角六分，发还被害人林某人民币九万零三百二十六元五角六分、被害人王某人民币二万三千元。三、扣押在案的“vivo”牌手机一部、交通银行银行卡一张，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陶 涛人民陪审员 任 强人民陪审员 王树春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张赫赫书 记 员 乔丹琦书 记 员 田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