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6民终6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法定代理人：郑生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谧，四川德斯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泉，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金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3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梅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金梅公司与李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梅公司未与李斌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未授权刘华贵、王波对外签订合同及办理结算，故仅以刘华贵个人签字的结算凭证，不能认定金梅公司与李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案涉结算凭证对金梅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应由刘华贵承担支付责任。李斌主张的款项，金梅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了刘华贵，而刘华贵挪作他用。案涉结算单上仅有刘华贵、王波的个人签字，未写明由金梅公司承担责任，刘华贵、王波在没有金梅公司明确授权办理结算的情况下，其认可结算单，该结算单应系刘华贵欠付李斌款项的依据，金梅公司不应承担支付义务。三、一审认定案涉款项的金额错误。案涉项目负责人并非刘华贵，金梅公司向项目现场派驻了姚波，送达现场的货要经姚波认可。李斌提供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时间、车牌号与客观情况不符，且李斌主张的口头合同时间为2015年后，但送货单时间部分为2014年，车牌号也不同，一审法院认定为笔误，有失公允。四、李斌自身存在过错，对欠款未受清偿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刘华贵作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在诉讼中未列为第三人，而是作为证人，李斌恶意针对金梅公司；李斌自称合同相对方为金梅公司，在金梅公司将相关款项已经支付给刘华贵后，才通过诉讼方式向金梅公司提出主张，其怠于履行催收款项的义务，是造成款项无法追回的原因，应对此自行承担责任。五、李斌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李斌主张从2015年开始供货，但未向金梅公司提出过主张，其起诉请求支付相关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李斌辩称，第一、一审中我方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及对应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金梅公司授权刘华贵对外签订合同，其法定代表人也称案涉项目上的事以刘华贵为准，刘华贵是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买卖协议是口头合同，金梅公司与李斌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第二、姚波是当时为了通过监管部门检查，项目备案的经理，仅对防水验收签了字，但姚波并不是长期负责，实际项目负责人是刘华贵。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都是由项目负责人刘华贵制作请款单报送给金梅公司，再由金梅公司根据请款单的金额将款项转给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由刘华贵向材料商支付货款，一审中请款单等证据，能够证明由金梅公司支付相关款项，也能够证明金梅公司与李斌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金梅公司对此是知道的；第三、2014年的票据是笔误，将2015年写成了2014年，一审中我方也作出了合理解释，仅仅以时间来否认买卖关系，不能成立；第四、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签字确认的结算单，能够证明金梅公司拖欠款项的事实。关于结算凭据不全的问题，双方结算不是以李斌手里保存的凭证为准，而是以交给项目部保管的票据来计算。总金额是以双方结算金额来认定，项目部对收货时的单据作了分类汇总，送货单只是证明我方履行了义务；第五、李斌没有过错，主张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金梅公司称款项已经支付，但其只是支付给刘华贵，并没有支付给李斌。我方一直找项目负责人刘华贵主张款项，即是向金梅公司主张款项；刘华贵一直说等工程款结算就支付，但一直没有完成结算，刘华贵亦迟迟不与李斌结算，后向国土局反映，经国土局组织协调后付了一部分，故李斌的主张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李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金梅公司支付李斌货款1721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以本金17216元为基准，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金梅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李斌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金梅公司支付李斌货款17216元及从2015年8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法为：以17216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日始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进行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始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为标准进行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9日，金梅公司与绵竹市统一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由金梅公司承建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2013年6月20日，郑宏金以金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刘华贵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郑宏金系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人员刘华贵为我方合法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参与酒城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合同签订事宜。代理人在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本法定代理人予以承认”。刘华贵在《授权委托书》代理人处签字，郑宏金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并加盖金梅公司印章。2013年7月20日，刘华贵以聘用单位金梅公司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的名义与王波签订《材料员聘用合同》，约定王波担任材料员，工作内容为王波负责保管材料及租赁材料、机械合同、材料收款收据等。 2014年1月，刘华贵以金梅公司的名义与李斌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李斌将刘华贵指定地点的砂石运输至金梅公司承建的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工程项目，并结算运费，后又约定李斌向该工程项目供应并运输砂石。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李斌向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工地运输、供应砂石，由王波、刘华贵在收款收据上（实质系送货单据）签收确认，王波每月对李斌运输或供应砂石金额进行登记汇总，并形成李斌供应砂石的明细。2016年11月9日，王波以材料员的身份与李斌进行核对，截至2015年2月的运费及砂石款项已付清，2015年3月至7月的砂石款金额为66266元，借支47000元，2015年4月至5月的转土费用为1950元,余款共计21216元，王波在落款处注明“借支待核，以项目负责人签字为准”。2019年1月16日，王波在上述结算明细上注明减去2018年借支4000元(系2018年春节在国土部门领取的款项),余款17216元,并将落款时间“2016”改为“2018”，刘华贵另起一行注明“酒城安置房A标段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刘华贵”。李斌多次催要货款未果，致本案纠纷发生。 另查明，在案外人绵竹市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金梅公司、刘华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金梅公司陈述刘华贵系案涉项目现场项目负责人，项目上的事情以刘华贵的意见为准。 同时查明，在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刘华贵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多次向金梅公司出具《请款报告》，报告均载明，因项目建设需要，项目部特请金梅公司将款项拨付至单位及个人/项目部特请金梅公司将该款拨付至项目部，项目部将按实际情况安排给相关人员，并列明了具体的付款种类、付款金额、收款单位或个人、开户行、账号（其中包含李斌的信息），金梅公司陈述在刘华贵出具《请款报告》后，金梅公司已将全部款项转账支付至刘华贵个人账户。后刘华贵又多次向金梅公司报告已将工程款拨付给相应的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梅公司是否与李斌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应当承担向李斌支付货款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金梅公司是否与李斌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该争议焦点的实质系刘华贵在案涉工程项目以金梅公司的名义采购材料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是否应由金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将从以下几方面依法进行认定：第一，金梅公司在承建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工程项目后，授权刘华贵参与酒城二期安置房A标段合同签订事宜，签署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第二，金梅公司在另案中认可刘华贵为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第三，刘华贵以项目负责人的名义向金梅公司出具《请款报告》，请金梅公司将款项转账至相应收款单位及人员，并载明了收款人员明细，金梅公司据此向刘华贵转账支付了款项，客观上也系金梅公司对刘华贵项目负责人身份的认可，并对刘华贵向包含李斌在内的对外采购材料行为的认可。综上，刘华贵接受金梅公司的授权委托,并以金梅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对外从事有关案涉工程项目材料采购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应当认定金梅公司与李斌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金梅公司承担。故金梅公司抗辩其未与李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现李斌依据刘华贵与李斌的结算清单，要求金梅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基于前述理由，金梅公司应承担付款的责任。金梅公司辩称认为，其已将案涉工程款项全部支付给了刘华贵，但未提交刘华贵于最后一次结算后向李斌支付款项或该结算不真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刘华贵向金梅公司出具的部分《请款报告》中，请金梅公司直接将款项转账至相应收款单位及人员，并载明了收款人员明细，但金梅公司直接将款项转账至刘华贵个人，系金梅公司自愿放弃资金管控的权利，自行扩大了款项支付的风险，且款项支付多少系其与刘华贵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对李斌要求金梅公司支付货款172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同时，李斌要求金梅公司支付从2015年6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法为，以17216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并未对逾期付款违约金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逾期罚息利率确定为贷款利率上浮50%为宜，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李斌要求金梅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金梅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斌支付货款17216元；二、金梅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斌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法为：以17216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货款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货款的，上述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0元，减半收取计115.00元，由金梅公司负担。 二审中，金梅公司提交刘华贵在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2003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6月21日至2020年4月17日的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刘华贵从金梅公司收取款项后转给了王丛贵，从账户交易情况，不能证明李斌与刘华贵、金梅公司有关系。李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金梅公司与李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该银行交易明细仅能显示刘华贵名下一个银行账户交易情况，且载明的对方账户名不全，既有转款，也有取款，故不能达到金梅公司的证明目的。 二审中，本院依法调取了另案中金梅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及2017年１月９日的《承诺书》，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金梅公司质证认为，前述两份《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事项有异议，2016年的《承诺书》能够证明刘华贵办理结算需金梅公司授权，且结算后价款支付也不是由金梅公司直接支付，同时结合该案调解书的内容，刘华贵对于其对外签订合同及办理结算，主动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并承担支付义务，金梅公司仅是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故可以证明金梅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李斌质证认为，对两份《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刘华贵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有对外结算的权利，2017年的《承诺书》能够证明该项目的支付主体是金梅公司。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力，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金梅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二、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是否正确；三、李斌的主张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予以支持。 一、关于金梅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的问题。 金梅公司主张，其与李斌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不应由其承担支付责任，且李斌对自身未能收取款项存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本院对此评判如下： 首先，依照金梅公司（甲方）与刘华贵（乙方）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刘华贵（乙方）作为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由刘华贵自行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项目工程施工，并约定“乙方与材料商、机具租赁商、劳务班组必须签订合同并将劳务人员名单、身份证复印件报甲方留存……材料款与机具租赁费由甲方根据合同和结算单直接支付给材料商和租赁商，劳务费根据劳务合同和乙方所报现场劳务人员名单经甲方确认后再行办理支付手续”。因此，从双方约定看，刘华贵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具有与相关材料商签订合同并结算的权限，也有与相关劳务班组签订劳务合同，并聘用现场劳务人员的权限，只是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对相关款项的支付程序在双方的内部《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进行了约定，并明确由金梅公司予以支付。金梅公司虽主张其在案涉项目中的项目经理、工程负责人另有他人，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除刘华贵外，金梅公司通过委派其他人员而自行招聘人员、组织施工、购买案涉工程所需材料并与相关当事人进行结算，金梅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同时金梅公司自认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外以金梅公司名义进行，其根据项目负责人刘华贵的请款报告支付款项，结合请款报告、金梅公司付款情况、该公司2016年2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及2017年１月９日的《承诺书》等全案证据，虽然金梅公司对案涉工程中的相关款项的支付对象包括刘华贵，但此系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双方履行承包合同期间关于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方式之选择，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刘华贵系案涉项目负责人，由其具体组织人员、材料进行工程施工，金梅公司与刘华贵双方的承包合同确已得到履行。 再次，结合本案请款报告和金梅公司的付款情况看，金梅公司应知道刘华贵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与材料商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并对刘华贵购买相关材料的行为予以认可，认可刘华贵的结算结果而根据其请款报告支付款项。 由此，结合案涉工程施工对外以金梅公司名义开展、刘华贵的项目负责人身份、金梅公司认可刘华贵在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购买相关材料并依据其结算情况、请款报告支付款项等全案情况来看，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的李斌，其有理由相信刘华贵系代表金梅公司作出相关行为，即合同关系对金梅公司有效，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具有效力，金梅公司应支付相应款项。 最后，金梅公司称李斌对自身未能收取款项存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金梅公司与刘华贵之间关于案涉工程款项的支付行为，系其二者间关于内部承包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不能对抗作为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的李斌，无论金梅公司是否向刘华贵支付案涉款项，均不能由此免除金梅公司的支付义务；且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自2016开始，李斌即要求结算、核对案涉款项，2017年之后李斌亦催收货款并得到部分清偿，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刘华贵于2019年1月方签名确认结算单，故金梅公司称李斌对未能收取款项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是否正确的问题。 金梅公司主张，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不产生效力，且一审认定金额错误。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结算单对金梅公司具有效力。故一审认定的支付金额，并无不当，金梅公司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李斌的主张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予以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一审中，金梅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对该金梅公司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成都金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 敏 审 判 员  毛文婷 审 判 员  青加彬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毛 竹 书 记 员  邱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