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02民初1040号原告：叶雷，男，1975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鹏，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洪，男，1991年2月2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告：丰俊炜，男，1993年2月13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原告叶雷与被告张洪、丰俊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及被告张洪、丰俊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就苏Ｆ×××××马自达牌小型轿车的买卖合同；2.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购车款863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863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被告丰俊炜向张洪购买了苏Ｆ×××××马自达牌小型轿车，丰俊炜收取了原告购车款86300元，并向原告出具了相应的发票，之后双方通过宁波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将案涉车辆过户至原告名下，登记车牌号为浙Ｂ×××××。2018年原告再次办理过户手续时，案涉车辆因识别代号疑似不具备唯一性而被车管所扣留，后经鉴定该车系盗抢骗车辆，并于2018年7月3日由宁波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移送至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发还给朱海龙。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机动车被认定为盗抢骗车辆并已被追缴发还受害人，致使原告对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利不能实现，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并由两被告共同返还购车款。被告张洪辩称，对原告诉讼主张的车辆买卖事实予以认可，但双方交易是在2016年2月，当时案涉车辆在南通和宁波两地分别办理转籍和上牌手续时，两地车管所皆未提出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存在问题，车辆已正常上牌；之后至2018年6月，原告在宁波车管所过户车辆时被发现车辆存在问题，鉴定显示车辆识别代号系切割焊接的，发动机钢体有打磨痕迹。上述切割以及打磨的事实应当发生在2016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即原告与答辩人的交易之后，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双方交易苏Ｆ×××××车辆系被盗抢骗车辆，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告丰俊炜辩称，同张洪的答辩意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二手车销售发票、银行交易回单、鉴定意见书、被盗抢车辆登记表、移交物品清单、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证据。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2月，原告在被告丰俊炜经营的二手车门店看中了一辆车牌号为苏Ｆ×××××的马自达小型轿车，后与丰俊炜协商确定以总价86300元购买。原告于2016年2月23日支付定金6300元，次日支付剩余车款80000元，两次款项支付皆由原告通过转账方式汇入丰俊炜的银行账户。上述款项给付到位后，被告丰俊炜向原告出具了相应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记载：买方叶雷，身份证号码；卖方张洪，身份证号码；车牌照号苏Ｆ×××××，车辆识别代码LFPM5ACP3A1A86887，登记证号320022040822，车价壹拾万元。原告购得案涉车辆后，从南通市车管所提档至宁波市车管所办理了过户登记，登记的车牌号为浙Ｂ×××××。2018年6月，原告欲将案涉车辆再次出售时，至宁波市车管所办理手续，因该所发现案涉车辆疑似不具备唯一性，遂将车辆扣押，并于2018年6月22日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对浙Ｂ×××××号小型汽车车辆的唯一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该车驾驶舱副驾驶座下方车辆识别代号存留切割焊接印痕…发动机号码所在钢体存留打磨印痕…该车前挡风玻璃左下方处与驾驶舱副驾驶座下方处车辆识别代号显示为LFPM5ACP3A1A86887；而OBD数据端口电脑数据与发动机上部钢体条形贴条显示车辆识别代号为LFPM5ACP1A1A26140，两者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因此该车不符合《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相关技术要求，不具备车辆唯一性。”后根据案涉马自达牌小型轿车OBD数据端口电脑数据读取的车辆识别代号LFPM5ACP1A1A26140进行核查，确认该车实际于2010年4月6日进行初始登记，登记的车牌号为桂Ｅ×××××，所有人系朱海龙。朱海龙曾于2011年4月25日向广西北海市公安局海西派出所报警称其车牌号为桂Ｅ×××××的马自达睿翼轿车被人骗走，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于次日立案受理，并对所涉被盗抢骗机动车进行了登记。2018年7月3日，宁波市车管所将案涉车辆依法移交广西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车辆买卖事实均予确认，被告张洪承认车辆系其从案外人处购得后放置在丰俊炜经营的二手车门店代为出售，出售所得车款86300元丰俊炜亦已转交张洪所有。原告主张两被告系委托代理关系，鉴于委托出售的标的物系被盗抢骗车辆，委托事项违法，故两被告应就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则否认出售的车辆存在问题，一致抗辩案涉车辆在2016年出售给原告并办理过户时并未检测出现问题，两年之后原告再行过户时才被鉴定车辆系被盗抢骗机动车，故不能证明其出售的车辆存在问题，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就案涉车辆的买卖虽未订立书面协议，但庭审中两被告已确认车辆系张洪交由丰俊炜代为出售，且购车款发票上亦明确记载出卖人为张洪，故即便原告购车是在丰俊炜经营的门店成交，相应车款亦向丰俊炜支付，但鉴于丰俊炜已披露了实际出卖人身份，原告对此情形知道或应当知道，故本院依法认定车辆买卖合同成立于原告与张洪之间。而丰俊炜作为二手车门店经营人，接受张洪委托代其出售车辆，并在车辆售出后将全部车款转交张洪，二者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标的车辆经查系被骗车辆，主管部门依职权对车辆进行了扣押并发还案发地公安分局。鉴于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均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审理中并未发现当事人明知案涉车辆系被盗抢骗车辆或存在买赃、销赃之故意，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关于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本案中，原告与张洪成立的车辆买卖合同仍应认定为有效。案涉车辆于2016年2月过户至原告名下后，权利及风险虽已向原告转移，但张洪作为出卖人，其对出售车辆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案涉车辆因本身的权利瑕疵被扣押发还案发地公安分局后，原告不能正常享有车辆所有权，其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至于被告提出的因车辆出售并过户至原告名下时并未查出问题，故而不能证明其交付的车辆为被骗车辆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一方面，案涉车辆本身是否系刑案赃车与车辆何时被发现为赃车不具有因果关系上的互证性，即被告以2016年出售车辆时并未发现问题来说明其销售的车辆并非赃车，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案涉车辆经专业机构鉴定以及宁波车管所核查，已被确认真实的车辆识别代号应当为LFPM5ACP1A1A26140，属于他人被骗车辆，故该车此前对外显的识别代号LFPM5ACP3A1A86887并非真实情况；而张洪将案涉车辆出卖给原告时，发票上标注的车辆识别代号已经是LFPM5ACP3A1A86887，足以证明原告购买案涉车辆时，上述识别代号已经被改动，被告交付给原告的车辆不具备唯一性。因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应就车辆的权利瑕疵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案涉车辆买卖合同解除后，被告张洪应将车款86300元向原告予以退还，而车辆既已被扣押并发还原所有权人，原告则无需再向张洪负有返还义务，张洪的损失可以向其前手出卖人另行主张。因返还车款的义务自合同解除时才产生，故原告主张张洪另外承担车款部分自2016年6月起计算的利息，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自原告起诉解除合同诉状副本送达之次日（2020年4月15日）起的利息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丰俊炜承担的连带返还责任，本院认为，丰俊炜在本案中仅是受张洪所托代为出售案涉车辆，出售过程中如实披露实际出卖人，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张洪承担；就案涉车辆涉刑事赃物事宜，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丰俊炜对此明知或应当知道，不能认定丰俊炜在本次车辆买卖中有明显过错，因此原告主张丰俊炜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叶雷与被告张洪之间就马自达牌小型轿车（原车牌号苏Ｆ×××××）的交易成立的买卖合同；二、被告张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叶雷购车款86300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利息以863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叶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由被告张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审 判 员 叶菁法官助理 黄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吴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