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6793号原告：于某，女，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工人文化馆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峰，北京市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女，193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计算机二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某1，男，195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隆福大厦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某2，女，195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铃木汽车维修中心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东，北京市中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3，女，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钢铁研究院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于某与被告王某、被告刘某1、被告刘某2、被告刘某3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峰，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东，被告王某、被告刘某1、被告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四被告与刘富生于2008年7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于某与刘某1系夫妻关系。王某、刘富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三人，长子刘某1、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刘富生于2012年5月1日去世。2019年9月初，刘某2、刘某3来到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3号楼6单元7层704号房屋内，要求王某搬离，声称要卖房分钱。王某将面临无房居住，遂告知刘某1概况，于某起疑后多次询问刘某1后，才拿出2008年7月23日被告与刘富生签署的《协议书》。于某当即于2019年9月6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方知该房屋已经登记在刘富生名下。在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刘富生在2008年7月23日签署《协议书》，约定刘某1将自己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3号楼6单元7层704号二居室赠与王某、刘富生，在二老过世后，由其子女依法继承。因所述房屋系于某与刘某1夫妻二人及其子刘畅的危旧房改造时购买的安置房，该房是夫妻共同出资184646元购买，因此，该房产系于某与刘某1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7月23日签署《协议书》时未告知于某，也未征得于某授权同意，直到于某发现时刘某1才拿出《协议书》告知，刘某1无权擅自处分于某的合法份额，严重侵犯了于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书》，支持于某的诉求。刘某2辩称，我不同意于某的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她的诉讼请求。一、于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的撤销《协议书》发生于2008年7月，距今已经时隔11年，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起诉行为应当在有效时效内进行，行使撤销权也应当在有效时效内主张。于某与刘某1是夫妻关系，在协议签订11年后，却以不知为由起诉撤销，不符合常理。请法院依法确认原告的起诉行为是否符合时效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请求，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保护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本案涉及争议《协议书》签订地、履行地均不在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和全部被告住所地也不在北京市大兴区，《协议书》中涉及的房屋也不在北京市大兴区，刘某1亲自开证明提供给原告，方便在北京市大兴区立案的行为已经涉及到原被告之间的恶意串通和虚假诉讼，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明令禁止和打击的当事人串通利用诉讼达到违法目的的违法行为。请法院依法确认本案的管辖问题，依法审查原、被告在立案程序中的串通行为。三、于某与刘某1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于某的诉讼请求涉及大量虚假陈述，刘某1与于某系夫妻关系，已经提供明显与原告恶意串通的虚假陈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四、于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包括：1.原告所述我要求其搬离、卖房分钱不是事实。2.原告所述刚刚得知2008年7月签订的《协议书》不是事实。3.原告所述夫妻共同出资购买房屋不是事实。4.原告所述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事实。5.原告所述未征得授权同意也不是事实。事实是：1.原告自始至终是知道关于《协议书》和《协议书》中具体内容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四人当时是亲自去东城区地安门房屋交易大厅现场办理的过户手续。2.原告亲自参与了关于房屋的安置办理。3.原告亲自参与了关于房屋的贷款办理。4.原告亲自参与了关于房屋解除抵押手续的办理。5.房屋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请法院依法查明基本事实，纠正原告的故意虚假陈述，保证案件公正审理。五、原告大量的虚假陈述涉嫌妨害司法。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有义务提出和纠正原告的这种行为，如果原告拒不改正，法院有权对原告的行为进行罚款或者拘留，请法院依法适用法律相关规定，纠正原告的妨害行为。六、综上所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原告陈述全是虚假的，不符合事实，原告提出的诉讼有串通的行为，原告请求撤销行为依法不成立，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王某辩称，2008年8月25日，房屋过户给刘富生的时候，于某本人去过户的现场。当时我和刘富生、刘某1到的地安门过户大厅，当时于某已经在大厅里坐着等我们了，我们四人到齐后一起办的过户手续。这个房屋是我们老两口房屋拆迁之后的私有财产，我不同意于某的诉讼请求，房屋不是他们夫妻的。东城区豆瓣胡同朝内704，原来是整个一个院子，前后院，又分出去一套，中间隔道墙，原来是我们的私房，国家拆迁收回去，具体情况我让刘某3替我补充。刘某3辩称，首先，我家老房是南弓匠营28号，拆迁时是北房3间，是我父亲的祖传私房。2001年拆迁回迁两套楼房，一套三居室，一套两居室，本案有争议的是两居室，另外一套三居室我父亲考虑到刘某1没有房住，将三居室给他了，三居室在豆瓣胡同5号楼9单元10层1001号。其次，拆迁时，我父亲和母亲在我姥爷处居住，我父亲没有参与拆迁的事，由刘某1和于某办理的，后来这两套房以贷款为名（老人不能贷款）都写到了刘某1名下，但我父亲说写到他名下也可以，但老两口在世时有权处置房屋，办理贷款之后我父母将房屋又要回来了。第三，于某他们还贷之后，房屋总价18万余元，有5万元补偿，还剩12万元的贷款，704房屋贷款由我们三个子女平均分摊的，每人出了4万元。第四，当时刘某1和于某他们三口人补助都是户口的钱，房屋和他们没有关系，两套房贷款都差不多，都贷了一点点，当时我们也看着亲情，都没有说。第五，2008年签定的协议，刘某1和于某将三居室给卖了要搬到大兴，为了楼前楼后相互有照应，我母亲不同意，后我母亲说那楼还是归我们吧，2008年过户大厅没有要求于某签字，但是办理过户手续时，于某也在场，这样才将房屋又过户到刘富生名下。所以，于某陈述不知情不属实，自始至终她都是参与的。刘某1辩称，我同意于某的诉讼请求。办理过户的时候只有我和我父亲去的，我母亲、我爱人都没有去。南弓匠营28号开始北正房3间，后来房管局要走一间，后来我通过三四年又要回来了。拆迁的时候，我父母，我家三口人，我父母当时在怀柔，没有居住在南弓匠营。当时的拆迁政策是一个月必须搬走，我们是五个户口，三间房的面积64.7平方米。拆迁政策给我们五个人一个三居室，我不同意，我争取再要一套房，最后答应多给我们一套两居室，代价是拆迁办要我们多出3万元，我们付钱了。我当时想父母从怀柔回来有地方住，我交了两套房屋的首付款，我准备搬迁回来再交，后来我做股票亏了，两套房都改成贷款，两套房屋共贷款18.5万元，我当时没有办法贷款，以我爱人的名义贷款。每月两套房共交1600元，交到第五年，我没有收入，我爱人收入也不高，我没有办法还贷款，将三居室出售，用差价将贷款还清。在这期间因为奥运会，房屋涨价，我姐姐说房屋也有她们的，要求分房，基于上述情况我和她们签订了《协议书》。18.5万元是总的房款，我们也确实交了18.5万元。协议考虑刘某3能力，让她还2万元她也没有，后来我父亲给我7万元，其中2万元相当于替我父亲给的。我姐姐刘某2实际不是借我4万元，实际就是借了2万元。拆迁之后我没有房住，去我姐姐那住，每月还她2000元房租，这4万元中的2万元是租金。刚开始那三个月我给我姐夫6000元，之后没有再给。住她家房屋，我们出3000元购买一个热水器，给老刘200元做防水。房屋买回来花7.5万元进行的装修。18.5万元是拆迁时的价格，不是签订协议时的价格，我装修的情况没有计算在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某与刘富生（2012年5月1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两人均系初婚，婚后共生育三名子女，即长女刘某2，长子刘某1，次女刘某3。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28号平房原登记为刘富生所有，有瓦房3间，建筑面积64.7平方米，该房屋为祖产，拆迁时刘某1、于某、刘畅、刘富生、王某的户口在该处。东四危改区就地安置居民购房拆抵清单显示：私房发价款58543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搬家费900元，空调移机费2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拆抵金额合计64878元。2001年11月22日，刘富生签订《更名具结书》，载明：本人刘富生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28号北房3间，建筑面积64.7平方米，自愿将东四危改安置房转入我儿刘某1明下，如发生任何家庭纠纷与危改办无关。2001年11月27日东四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登记为：编号12-223，产权人刘富生，人口5人，房屋地址东城区南弓匠营28号。安置方案情况为原住房1.5间，建筑面积38.82平方米，就地安置东四危改小区C区20号楼（施工号）09单元10层01号，建筑面积85.84平方米（暂定）。编号12-223+1，产权人刘富生，人口3人，房屋地址东城区南弓匠营28号。安置方案情况为原住房1.5间，建筑面积25.88平方米，就地安置东四危改小区C区21号楼（施工号）06单元7层04号，一套二居室，建筑面积70.69平方米（暂定）。购买人夫妇工龄44年。2003年8月15日，东四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登记为：12-223，产权人刘富生，使用人刘某1，人口5人，房屋地址南弓匠营胡同28号，原1.5间房建筑面积38.82平方米。变更方案原因为变更付款方式。12-223+1，产权人刘富生，使用人刘某1，人口5，房屋地址南弓匠营胡同28号，1.5间房，建筑面积25.88平方米。变更方案原因为变更付款方式。2003年8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刘某1（乙方）签订《东四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12-223约定乙方在东四地区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28号有正式住房1.5间，建筑面积38.82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刘某3、于冰、于京旭、刘富生、王某。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东四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其住房为：东四危改区C区20号楼（施工楼号）09单元10层01号住房，建筑面积85.84平方米。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150410元。乙方支付首期购房款90410元后，方可办理贷款。合同编号12-223+1，约定乙方在东四地区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28号有正式住房1.5间，建筑面积25.88平方米，应安置人口3人，刘某1、于某、刘畅。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东四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其住房为：东四危改区C区21号楼（施工楼号）06单元07层04号住房，建筑面积70.69平方米。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184646元。乙方支付首期购房款111646元后，方可办理贷款。2003年10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刘某1（乙方）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合同编号12-223约定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东四小区C区20号楼9单元10层1001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东四小区豆瓣胡同5号楼9单元10层1001号。乙方回购的就地安置住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为85.88平方米。乙方按一次性方式支付安置购房款（包含一次性付清及贷款方式），已支付金额为150410元。合同编号12-223+1，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东四小区C区21号楼6单元7层704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东四小区豆瓣胡同3号楼6单元7层704号，乙方回购的就地安置住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为70.83平方米。乙方按一次性方式支付安置购房款（包含一次性付清及贷款方式），已支付金额为184646元。2008年7月2日，刘某1和于某将涉案房屋贷款全部还清。2008年7月23日，甲方刘富生、王某，乙方刘某1，丙方刘某2，丁方刘某3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甲方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28号私产房三间，建筑面积64.7平方米。2001年政府拆迁，甲方、乙方回迁商品房2套，分别为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3号楼6单元7层704号二居室一套，5号楼9单元10层1001号三居室一套。甲方考虑乙方当时无住房，乙方之子逐渐长大，同意乙方居住三居室，甲方居住二居室。2.当时甲方未在北京居住，且有身体原因，未能自行办理房屋事宜，乙方提出房屋需要办理贷款，不能以甲方名义，故以乙方名义办理了两套房屋的回迁及购买、贷款手续。3.现乙方将所居住的三居室出售，二居室的贷款已还清，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乙方名下。4.2001年12月16日，各方签订了协议书，对房屋及父母赡养等事宜做出了约定。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五、房屋费用及支付问题：1.乙方提出，房屋购买发生费用18.5万元，扣除拆迁补偿所得5.8万元，其余房款系乙方出资，按12万元计算，丙方、丁方各应承担4万元，考虑到丁方承受能力，可承担2万元。2.丙方同意承担4万元，原丙方借给乙方4万元，2笔款项互相折抵，双方无需再相互支付。3.丁方同意承担2万元，原甲方借给乙方7万元，其中的2万元与丁方应付乙方2万元互相折抵，乙方、丁方互不支付。乙方欠甲方7万元，折抵后，乙方欠甲方5万元。六、房屋过户至甲方名下过程中，如有需要，甲乙方可签订其他合同、协议等文件，但双方房屋事宜，均以本协议为准…该协议由刘富生、王某、刘某1、刘某2、刘某3签字。2008年8月25日，刘某1（出卖人）与刘富生（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出卖人所售房屋坐落为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3号楼6单元704室。该房屋建筑面积共70.83平方米。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东私字第XXXX号。该房屋成交价格为63.7万元。当日,刘某1和刘富生双方填写《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申请将上述房屋由刘某1名下转移至刘富生名下。2008年9月17日，刘富生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如下：第一、对于上述2008年7月23日的协议书。于某主张涉案房屋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刘某1签订该协议未告知，其不知情，刘某1是无权处分。刘某1认可于某的上述主张，其余被告均不认可。第二、于某和刘某1主张拆迁时他们一家三口系被拆迁安置人口，704号房屋实际购房人，且是她和刘某1为购房办理了购房贷款并清偿了房屋贷款。该房屋是于某和刘某1购买的房屋。刘某2、刘某3主张拆迁档案材料中已经写明产权人刘富生，提前解押日期是2008年7月8日，于某结清了贷款，恰恰说明其对协议是知情的。第三、于某提交房屋租赁合同，证明2008年7月于某无房居住，到大兴枣园居住，因为经济出现问题，无法还清贷款，将1001号房屋进行出售归还了704号房屋贷款。刘某2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发表质证意见。王某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刘某1对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第四、拆迁档案调取的相关文件，经与有关部门核实，有多处伪造变造的情况，涉嫌犯罪，该情况对房屋权属的认定有影响，被告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申请，请求将相关涉嫌犯罪的情况移送相关部门处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某主张涉案房屋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刘某1无权处分涉案房屋。首先，结合本案中证据，涉案房屋来源于祖产平房拆迁，并非刘某1原始购买。其次，在拆迁时，被安置人员不仅有于某、刘某1一家三口，还有刘富生、王某、刘某3等人，甚至涉及案外人。第三，在涉案平房拆迁后所得两套楼房，刘某1、于某实际居住在1001房且将上述房屋出售，刘富生、王某实际居住涉案房屋，故双方当事人以其行为对房屋进行了居住处分。四，在本案审理过程，原被告之间对房屋的权属存在分歧。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案情，对于某主张涉案房屋是其夫妻共同财产及刘某1无权处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于某要求撤销的《协议书》，从内容上看亦非赠与协议，故对于某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于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青审 判 员  杨 怡审 判 员  胡建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赵新兰书 记 员  赵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