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91民初17622号原告：朱瑞峰，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人民监督网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纪许光，男，198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福，北京市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瑞峰与被告纪许光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瑞峰，被告纪许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瑞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恢复名誉，消除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中国青年报社》连续90天刊登道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致歉内容包括本案判决书案号及判决书主要内容，致歉版面不小于6.07*9厘米，致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2.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3日，原告发现被告在央视网接受采访时对原告侮辱诽谤、贬损、丑化、人身攻击、诋毁名誉的视频和文字版，使用大量人身攻击的词语：朱瑞峰很有可能是因为敲诈未遂才向我爆料；他的老师告诉我，朱瑞峰是因为敲诈未遂后才向传统媒体的记者爆料；关于朱瑞峰的说法就来了，特别是他曾经因为涉嫌诈骗；朱瑞峰向我爆料，我接受了，我曝光了在朱瑞峰的家乡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和采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开办过企业，等等。纪许光的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权，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原告道德评价的降低，给原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精神痛苦,构成侵权,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纪许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原告常年累月在其海外自媒体上转发不利于被告名誉的谣言，试图在职业贡献、人格道德、政治权利等多方面对被告进行诋毁，并已经在事实上造成被告社会认可度下降、名誉和精神受到重大侵害。2.被告称原告“可能因诈骗未遂才向我爆料”是基于采访其老师汪海洋的据实引述，未做任何主观描述及延伸性表述，没有添加主观评价，不存在故意贬损其形象的故意。被告根据法律、客观事实和举报人举报，对原告的合理质疑并无不妥。原告是公众人物，应接受公众检阅、质疑。3.被告将原告描述为“曾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拘”，也是据实转述汪海洋对朱瑞峰的指控。2012年12月，汪海洋向被告提供了原告早在1998年因涉嫌诈骗被河南公安机关追逃、抓获的“案底照”，当时原告已经成为公众人物，对这种涉及到品德的指控，有责任向公众做出交代。被告为了澄清事实，据实引述汪海洋对朱瑞峰的指控，是基于“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维护”，没有不妥。4.央视采访如何采编及其他网站转载央视采编文章与被告无关，且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接受央视采访，有如实陈述事实和发表观点的权利，至于采访内容如何采编，是央视审查的问题，与被告无关。被告接受采访时间是2013年，文章采编时间是2013年5月20日，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5.原告滥用诉权，就同一网络侵权行为提起近十起案件，如今又提起十余起，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本案所涉内容，已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判决，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予以相应制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20日，央视网发布视频《记者归来：央视网专访纪许光》，原告提交了该视频及央视网在另案中提交的视频文字整理。原告主张该视频显示被告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如下侵权言论：1.主张与事实不符的诽谤言论有：“他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他是因为敲诈未遂然后才向传统媒体的记者爆料”“关于朱瑞峰的说法就来了，特别是他曾经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照片被披露出来之后”“我们在他的家乡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和采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开办过企业，这些钱怎么来的？汪海洋先生据说现在已经向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都报了案”。2.主张为侮辱性质的言论有：“我发现朱瑞峰先生在向我举报雷政富的时候”“其实在找到我之前，朱瑞峰找到了很多媒体，也找到了很多记者”“你向我爆料，我接受了，我把它披露出来，把它揭露出来”。2013年6月20日,央视网网络新闻联播（网址http：//news.cntv.cn）发布文章《爆料雷政富事件记者纪许光：我为何高调反腐》。原告主张该文章显示被告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如下侵权言论：1.主张与事实不符的诽谤言论有：“纪许光称，在朱瑞峰的家乡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和采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开办过企业，这些钱怎么来的？汪海洋先生现在已经向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都报了案”“朱瑞峰很有可能是因为敲诈未遂才向我爆料”“朱瑞峰是因为敲诈未遂后才向传统媒体的记者爆料”“关于朱瑞峰的说法就来了，特别是他曾经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照片被披露出来之后”；2.主张为侮辱性质的言论有：“其实在找到我之前，朱瑞峰找到了很多媒体和记者”“他的老师告诉我”。2017年10月28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经朱瑞峰申请，对其使用公证处电脑浏览网页的情况进行了公证，并出具（2017）京国立内证字第10205号公证书,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公证。2013年6月21日，央视网网络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雷政富视频曝光人朱瑞峰：敲诈惯犯还是反腐斗士？》。原告主张该文章显示被告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如下侵权言论：1.主张与事实不符的诽谤言论有：“雷政富视频曝光人朱瑞峰：敲诈惯犯还是反腐斗士？”“纪许光：朱瑞峰很有可能是因为敲诈未遂才向我爆料”“他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他是因为敲诈未遂然后才向传统媒体的记者爆料”“纪许光称，他在朱瑞峰的家乡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和采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开办过企业，让人无从了解到朱瑞峰的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汪海洋先生现在已经向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都报了案”；2.主张为侮辱性质的言论有：“我发现朱瑞峰先生在向我举报雷政富的时候”“其实在找到我之前，朱瑞峰找到了很多媒体，也找到了很多记者”。2015年11月19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经朱瑞峰申请，对其使用公证处电脑浏览网页的情况进行了公证，并出具（2015）京国立内证字第13600号公证书,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公证。2019年3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纪许光与被上诉人朱瑞峰名誉权纠纷一案作出（2019）京02民终3543号终审判决。该判决书载明：“纪许光因与朱瑞峰有矛盾，就在接受央视网采访过程中陈述所谓朱瑞峰存在敲诈未遂及诈骗等情况。因相关内容已为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侵害朱瑞峰名誉的行为，纪许光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通过信息网络方式公开传播不实言论，对此其存在明显主观过错，客观上确会引起他人对朱瑞峰的负面评价、批评，使朱瑞峰社会评价降低。故纪许光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朱瑞峰名誉权的侵犯，其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纪许光提出的作为被采访者，其无需担责一节，因其明知发表的不实言论会对他人名誉权造成损害，还在接受采访时做相关陈述，是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始作俑者，其当然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案所涉侵权视频为优酷网用户“老纪说事”于2013年6月20日上传的《纪许光：独家解密重庆反腐》，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称该视频是纪许光接受央视网采访的视频，只是变更了标题，被告对此予以认可。2018年3月1日，发件人为李勇，收件人为朱瑞峰的邮件显示：“我方于2018年1月8日收到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资料后，即开始进行调查处理……进行了删稿处理……”2018年3月13日，朱瑞峰就其起诉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件申请撤诉。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导致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涉案视频、文章的内容因诋毁、贬损原告，已经由生效判决确认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虽然视频及文章并非被告向社会公开，但被告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时，明知其采访内容会向社会公开，依然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不实言论对原告名誉权造成损害，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9）京0102民初4132号案件中，朱瑞峰以纪许光曾将相同内容视频发布在优酷网的行为构成侵权将纪许光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本案中，即使涉案视频与已生效判决中的侵权视频内容一致，但发布媒体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关于时效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证据中的邮件内容可知，涉案视频和文章至少在2018年1月8日前依然存在，朱瑞峰亦于2018年起诉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主张权利，故其于2019年5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侵权责任的认定。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情节、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赔礼道歉的方式、范围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纪许光以书面形式向原告朱瑞峰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法院将根据原告申请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公布本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纪许光负担）；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纪许光赔偿原告朱瑞峰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朱瑞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00元，由被告纪许光负担300元，原告朱瑞峰负担1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书涵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红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