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6民终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尚江，男，1982年10月25日出生，住甘肃省民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芳芳(系刘尚江妻子)，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俊，男，1968年4月17日出生，住甘肃省民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甘肃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尚江因与被上诉人王国俊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2019）甘0621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尚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芳芳，被上诉人王国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尚江上诉请求：判决驳回王国俊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发回重审本案。事实和理由：其从讼争骆驼的长相、年龄等情况和左耳皮条口耳结形状特征，就能认出这是自己丢失的骆驼。其骆驼在2岁时还在左胯部烙了一个“义”字烙印。讼争骆驼左耳有一个V形的皮条口耳结，皮条口边缘平整，无任何疤痕，是其在骆驼幼小时用剪刀剪下的。讼争骆驼左胯部和左脸部虽然各有一个“元”字烙印，但左胯部的“元”字烙印带有明显的疤痕，可隐约看出是从“义”字烙印的印痕上改烫，因为改烫时间不长，所以结下的伤疤还未褪尽；左脸部“元”字烙印是王国俊将其骆驼据为己有后加烫的。其发现自己丢失的骆驼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组织当地知情牧民辨认，经大家辨认可确定属其所有，但王国俊不认可辨认结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不顾草原上约定俗成的辨认习惯，在没有排除讼争骆驼的皮条口耳结与“元”字烙印是不是一家骆驼标识之矛盾的情况下，就以讼争骆驼身上有“元”字烙印来认定属王国俊所有，认定事实错误。王国俊提供的证据较之于自己提供的证据，并无优势。一审法庭让其提供证明骆驼身上“元”字烙印是改烫形成的证据，却不让王国俊提供证明骆驼左耳豁口不是原有皮条口耳结的证据，不当加重了其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举证情况，判决让其承担败诉后果，判决错误。 王国俊辩称，讼争骆驼左耳上的豁口，是骆驼幼小时左耳上装的耳标被铁丝网刮掉后刮破耳朵形成的豁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也遵循了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国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尚江返还原告王国俊价值9000元的骆驼一峰，并赔偿原告损失费；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俊与刘尚江均在民勤县红沙岗镇板滩井社放牧骆驼，刘尚江骆驼的烙印为“义”字，王国俊骆驼的烙印为“元”字。2018年6月，刘尚江将一峰面部和左胯部各有一个“元”字烙印及左耳有豁口的母骆驼圈入自家圈中，并向民勤县公安局红沙岗派出所报案。红沙岗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刘尚江、王国俊询问后，认为该案属物权纠纷，告知当事人诉请法院处理，王国俊遂起诉来院。审理中，一审法院勘验讼争骆驼，并邀请有放牧经验且双方均信任的牧民谢荣国、王永红辨认后，认定刘尚江讼争骆驼烙印为“元”字。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告王国俊与被告刘尚江均系牧民，应当按照公序良俗和放牧习惯管理自己的牲畜。本案中，原告使用的“元”字烙印和被告使用的“义”字烙印，因双方长期使用，已在当地形成一定影响，双方讼争骆驼应当按照烙印区分，现双方讼争骆驼为“元”字烙印，应当认定该骆驼属原告所有，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骆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追索骆驼损失的诉讼请求，无据证实，不予支持。被告虽然抗辩称“讼争骆驼左耳有皮条口耳结应属其所有”，但因未能提供讼争骆驼面部、左胯部的烙印“元”字为再次烙印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尚江返还原告王国俊带有“元”字烙印的母骆驼一峰，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二、驳回原告王国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尚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刘尚江申请证人潘竟理出庭作证。证人潘竟理证言证明，“2009年，我、范永兵、陶永盛、谢永国四个人在民勤县红沙岗红果井买了41峰骆驼，王国俊在阿右旗陈家井买了21峰骆驼，刘尚江的骆驼是自己养的。2018年的四五月份，现在刘尚江和王国俊有纠纷的案涉骆驼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红东公路附近吃草的时候，刘尚江发现是他的骆驼，就向红沙岗派出所报案了。经派出所调查，也不好确定骆驼是谁的，就让到法庭确权。王国俊的骆驼是2009年（买的），2018年我辨认的时候案涉骆驼是6岁口，这只骆驼若是王国俊2009年买的，应该有9岁口。当时王国俊买的骆驼都是1岁的，他们现在争的骆驼至少有9岁。刘尚江的骆驼都有耳条耳结，并不是耳标扯豁的痕迹，经我判断骆驼就是刘尚江的。如果是2009年买的骆驼，烙的印，现在已经没有疤痕了。骆驼脸上和胯部的烙印都不一致”；“骆驼一般要在2岁以上烙印，若太小了，骆驼皮肤嫩，会烫坏骆驼。但骆驼出生后，就可以打耳条耳结”；“各家（烙印）都有不同的打法，人多了也有重复的，没有约定俗成。各家的骆驼的烙印不是一个形状，位置也不一样。2岁打的烙印烙印会长大，5岁时打的烙印就不长了”。对上述证言，刘尚江没有异议；王国俊质证意见称，“1、不属于新证据；2、证人对骆驼归属的判断都是主观的；3、证言证明的内容也不属实；4、打耳结和烙印，各家与各家情况都不一样。”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证明的事实和当事人讼争的事实有所关联，对于是否具有证明效力，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审判人员前往民勤县红沙岗镇红沙岗村板滩井社刘尚江住处对讼争骆驼进行了察看。讼争骆驼被刘尚江圈养，现场察看时，在场人员除刘尚江夫妻外，还有李开辉、潘发顺、白光明、潘竟理等人。经仔细察看，结合卷内当事人所提供照片显示的情况，可以确定：讼争骆驼左脸部和左胯部各有一个“元”字烙印，经比较，左胯部烙印有的地方有轻微蜕皮迹象且印文字形不太规范；两处烙印的大小，基本等同于王国俊的“元”字烙铁，明显大于刘尚江的“义”字烙铁；讼争骆驼左耳上有个小孔；该小孔邻近处有一个呈锐角的V形豁口，豁口边缘齐整，没有弯曲或不规则样貌，豁口顶点处也无圆孔或其他形状洞孔的样貌。本院审判人员向在场群众了解情况时，李开辉、潘发顺、白光明、潘竟理均称，当地骆驼身上的烙印及耳朵上皮条口耳结和耳标都是区别各家骆驼的标识，刘尚江的骆驼左胯部有“义”字烙印，左耳有用剪刀剪下的V形皮条口耳结，王国俊的骆驼是“元”字烙印；讼争骆驼左胯部的“元”字烙印，字形也不太规范，看起来也有烫过没有完全长好的疤痕，不像是一次性形成的，左脸部的烙印，像是一次烫成的，左耳朵上的V形豁口，边缘平整，应该是最初用剪刀剪下长成的皮条口耳结，不像是铁丝网刮掉耳标刮破耳朵形成的豁口，若是铁丝网刮掉耳标刮破耳朵形成的豁口，豁口边缘应该不会这样平整，顶点处也应该有装耳标的小孔的迹象，这样的皮条口耳结在当地是刘尚江独有的。其四人还称，据他们所知，其时察看的骆驼就是刘尚江的。白光明另称，“那时候，刘尚江的父亲去世家里忙，刘尚江要给骆驼剪皮条口，他一个人没办法，就叫我帮忙，我们两人把骆驼控制后，我用剪刀剪的今天看到的皮条口，所以这个皮条口我很熟悉。”就上述察看情况及卷内当事人所提供照片显示的有关情况，本院对当事人进行了质询。双方均对察看时审判人员记录的骆驼体表状况没有异议；刘尚江认同在场群众陈述的对有关事实所作的解释意见，王国俊则持有异议。王国俊辩解称，“先烫的是胯部的烙印，后烫的是脸部的烙印，因为烙铁是一次烧好再没有烧过第二次，所以先烫的烙印和后烫的烙印就有区别。骆驼小的时候，我们刚给骆驼打上耳标后骆驼活动时耳标刮在铁丝网上就刮掉了，我立即又在骆驼左耳的另一处打了个耳标。刮掉耳标处就留下一个豁口，原来装耳标的小孔因为骆驼小，后来就长没了。”关于照片显示的烙印与烙铁的大小比对情况，在一审中，王国俊解释说，“涉案骆驼左臀部烙下的‘元’字印，恰好与原告（即王国俊）的印大小及形状相符。并无被告（指王国俊）所述的原告将其印复盖在被告骆驼印的印记”；刘尚江辩解道，“骆驼上面的印章是骆驼2岁的时候盖上的，现在骆驼长了这么大，印章肯定会变大”。本院认为，针对本院对讼争骆驼的察看情况及卷内照片显示的有关情况，王国俊提出的辩解意见与所有在场人员所作的解释意见并不一致，且王国俊也未提供除骆驼体表状况以外的能够直接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相关证据。经本院二审查明的部分事实与一审一致。王国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骆驼属其所有。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中，当事人所在地人们牧养骆驼身上的耳结和烙印，是区别骆驼属于谁家的标识，具有可据以认定骆驼所有权归属的特殊意义。上诉人刘尚江与被上诉人王国俊对讼争骆驼左耳上豁口是否是皮条口耳结，及可否根据讼争骆驼左胯部和左脸上烙印的直观情况认定骆驼所有权归属，有所争议，上述豁口和烙印当系讼争骆驼身上具有标识意义的特殊体表状况，这在法律上属物证范畴。本案中，哪方证人所作的证言，均与哪方当事人陈述印证；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属言辞证据。审理本案，不能仅以双方有所争议的讼争骆驼的部分体表状况的表象来判断骆驼所有权归属，也不能简单依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将双方争议的讼争骆驼的全部体表状况所彰显的一般性情况与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所证明事实的具体情况对照分析后，根据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常情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案情。讼争骆驼左耳上的V形豁口，形状规则，边缘齐整，在王国俊未提供可直接证明其诉称的“讼争骆驼幼小时左耳上装的耳标被铁丝网刮掉后形成一豁口”这一事实确实存在的证据之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据以认定王国俊诉称的且也有其证人李福印证的该事实成立，当然也不可据以排除刘尚江辩解及其证人李开辉、潘发顺、马能国、白光明等解释所称的“该豁口系讼争骆驼幼小时用剪刀剪下的皮条口耳结”之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讼争骆驼身上烙印的大小基本等同于王国俊的“元”字烙铁，明显小于刘尚江的“义”字烙铁；左胯部的烙印上有伤疤尚未褪尽的迹象，该处也有印文字迹不太规范的情况。仅据讼争骆驼烙印的上述状况，并不能当然认定王国俊所称的“先烫的是胯部的烙印，后烫的是脸部的烙印，因为烙铁是一次烧好再没有烧过第二次，所以先烫的烙印和后烫的烙印就有区别”，及“涉案骆驼左臀部烙下的‘元’字印，恰好与原告的印大小及形状相符。并无被告所述的原告将其印复盖在被告骆驼印的印记”等诉讼事由成立，也不能排除刘尚江辩解及其证人解释所称的“讼争骆驼左胯部‘元’字烙印带有明显疤痕系从‘义’字烙印改烫形成”，“左脸部‘元’字烙印应是王国俊将该骆驼据为己有后加烫”，及“讼争骆驼2岁时盖了烙印骆驼长大烙印也会变大”之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根据上述证据情况，结合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常情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本院认定讼争骆驼具有标识意义的全部体表状况所彰显的一般情况，与刘尚江陈述及其证人证言所证明事实的具体情况，契合度更高。一审判决未依证据规则对证据间存在的矛盾予以排除，未依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常情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刘尚江就有关证据和事实提出的质疑意见作出必要解释。综上，王国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骆驼属其所有的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综上所述，刘尚江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2019）甘0621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国俊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王国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小鹰 审判员  陈 静 审判员  赵世苍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马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