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1348号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尚喜平，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娟，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芸，女，198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小，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锐，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林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被告林芸因不服同一裁决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将双方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娟、被告林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锐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无需支付被告生育生活津贴差额28,246.3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958号裁决书。被告于2018年7月1日进入原告处工作，于2019年6月6日生育，生育前工作共计11个月，该11个月的实际应发工资属于被告产假前工资，应作为计算生育津贴差额的依据。仲裁委仅以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作为计算生育津贴的标准，不符合规定。被告生育前11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为11,300.76元，生育津贴共计应为53,886.96元，减去社保已支付的生育津贴53,367.6元，差额应为499.36元。被告林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原告计算依据是平均工资，但是被告认为应该按照在职期间的实得工资19,800元为标准计算生育津贴。被告林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1日病假工资差额33,865.15元；2.要求原告支付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10月11日生育生活津贴差额34,935.85元；3.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9,2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1日，被告与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担任商品经理，税前月工资14,000元。2017年12月1日，集团公司安排签订新的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主体从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变更为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岗位为采购总监，约定月工资15,000元，实际月工资为税后19,800元。2018年7月1日，劳动合同主体从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变更为原告，岗位仍为采购总监，工作地点不变，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11月31日止，约定月工资15,000元，实际税后月工资19,800元。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变更劳动合同主体时均未支付经济补偿，这两家单位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一致、股东多有重复、经营管理层人员雷同，属于关联企业。2018年10月31日，被告遵医嘱请假保胎，2019年6月6日，被告经剖宫产手术分娩一胎。原告自2018年12月开始拖欠被告2018年11月及以后的工资。2019年3月，经静安寺石门二路街道劳动监察中心调解，双方协商原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月28日工资5,030.76元，以后按时发放国家规定的病假工资。但是，原告未按法定产病假工资向被告足额发放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2019年3月及以后的工资。原告向被告发放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合计41,326.30元，被告认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病假工资标准应按月平均工资19,800元的70%发放，2019年5月1日至5月21日疾病救济费标准应按月平均工资19,800元的60%发放。被告向社保基金申领产假期间生育生活津贴合计53,367.60元，低于被告产假前每月19,800元的工资标准。原告未予补足生育生活津贴差额，且未足额缴纳社保，被告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被告的诉请。1.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7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及管理制度，被告的税前工资为15,000元，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通讯补贴、全勤奖、餐费补贴，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都是按照出勤情况计算；因被告一直请病假没有出勤，不享受基本工资之外的待遇；双方没有沿用被告之前的工资标准，原告已经支付了被告全部工资待遇，不存在工资差额。双方于2019年3月27日经调解后，确认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病假工资按照15,000元的60%计发，2019年2月后按照市平均工资7,132元计发。原告已经足额发放，不存在病假工资差额。2.被告计算的标准错误，原告计算出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是499.36元。3.被告主动提出离职，不符合经济补偿的条件，且生育生活津贴差额是计算错误，原告并无主观故意，且愿意补足，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月15日订立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担任采购总监，每月基本工资税前15,000元。被告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休病假，并于2019年6月6日生育一子。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静安分中心出具的《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核定表》载明：被告的支付标准为11,195.90元，本次生育生活津贴53,367.6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3,600元，合计56,967.60元。2019年3月27日，由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出具的《劳资纠纷化解情况登记表》，其中“请求事项”栏内载明：怀孕期间公司未发2019年2月1日至2月28日工资，直至病假结束期间，公司必须按月发放国家规定的病假工资。“化解情况和结果”栏内载明：经调解协商，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月28日工资5,030.76元整(已支付)，公司以后按时发放国家规定的应发工资，公司按月发放工资清单给被告。原告在该表上加盖公章，被告在该表上签名。被告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对方户名为“睿*司”的支付情况如下：2018年8月15日15,000元(摘要为“工资1807”)、2018年9月14日15,000元(摘要为“工资1808”)、2018年10月15日16,404.66元(摘要为“201809”)、2018年11月15日15,455元(摘要为“201810”)。被告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载明以下“代发工资”情况：2018年12月14日9,128元、2019年1月16日6,529.44元、2019年2月18日14,644.10元、2019年3月27日5,030.76元、2019年4月15日1,936元、2019年5月15日1,984元、2019年6月17日2,074元。2019年9月5日，被告向原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本人林芸与贵单位双方于2016年4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贵单位未按国家规定向我足额支付工资，且未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我多次与贵单位口头及书面发函协商无果，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本人产假结束后不再到贵司上班。望贵单位及时安排人员交接我的工作，配合办理离职手续，并与我结清未付的工资差额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赔偿。”原告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回复函》写明：“对于您提出的我司未足额支付您工资事宜，公司不予支持，公司已依法给予您足额工资。对于您提出的我司未依法缴纳社保，您入职以来公司一直予以依法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现您于2019年6月至您产假结束后的社保个人部分一直未缴纳于公司，公司多次向您发函，现再次请您2019年9月10日将产假期间您依法承担的社保个人部分金额为12,158元汇款或现金支付给公司。对于您提出的离职，公司予以同意。……”2019年10月14日，被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一、支付生育津贴差额35,582.38元；二、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工资差额34,424.97元；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9,779.88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958号裁决：一、原告支付被告生育生活津贴差额计28,246.30元；二、被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均不服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工资表，显示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的固定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15,000元、通讯补贴1,500元、全勤奖2,000元、餐费补贴1,618.33元、应发工资20,118.33元、养老保险1,200元、医疗保险300元、失业75元、公积金1,050元，该4个月平均税后实发工资为15,464.92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按15,000元的基本工资标准发放，停发了通讯补贴、全勤奖、餐费补贴，并扣除了缺勤扣款6,000元，该3个月实发工资分别为9,128元、6,529.44元、14,644.10元；2019年2月至4月，按7,132元的基本工资标准发放，该3个月实发工资分别为5,030.76元、1,936元、1,984元；5月按7,832元的基本工资标准发放，实发工资为2,074元；6月按8,765元的基本工资标准发放，实发工资为-1,658元。原告以此证明被告生育前11个月的应发工资总额为124,308.32元，平均应发工资为11,300.76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其他栏里共计11,318.44元系人事计算错误多发了，在2019年3月至5月的工资中扣除了9,036元。被告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及工资单上的工资组成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事后制作，未经被告签字，且工资单上的税前工资项目与合同不符，被告的实发工资应是口头约定的19,800元。2.人事用工管理制度及被告的签字确认页，引用管理制度1.8条规定：办公室人员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通讯补贴、全勤奖、餐费补贴，其中通讯补贴、全勤奖、餐费补贴根据出勤计算如不是全勤将按出勤比例扣除；该制度经被告签字确认。被告确认在签字确认页上签名，但没有看到过这个管理制度，对管理制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在庭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与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订立的期限为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与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订立的期限自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证明被告自2016年4月1日起的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原告表示对被告与其他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与这两个公司不是关联企业，不同意连续计算工作年限。2.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公示报告、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公示报告、翮睿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公示报告、被告2018年10月至11月的银行账户查询明细截屏，证明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有共同的股东北京王府井润泰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原告有共同股东翮睿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尚喜平，三家公司是关联企业；2018年10月至11月的工资发放人全称分别为被告和王*亮，王*亮是被告母公司翮睿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王亮亮。原告对公示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三家公司不是关联企业，这两家公司与原告均没有关系；对付款查询明细三性均不予认可。3.返岗通知书2份、室内空气净化通知，证明原告屡次干扰被告的待产休息。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4.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工资性收入银行流水统计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证明被告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月平均实得工资为19,800元(忽略个税调整金额)，应以此金额作为产假工资、病假工资及补偿金计算基数；原告向被告发放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合计47,566.3元。原告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入职原告前的工资数额与原告无关及本案无关，不能成为计算标准；入职之后王亮亮转账的钱款与原告无关，原告没有委托别人发过工资。5.限期履行请假手续通知书2份、被告回函及快递签收记录2份，证明被告已经按要求履行了请假手续，并要求原告补齐工资，原告对于拖欠工资一事主观明知。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6.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的城保个人缴费清单、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住房公积金职工结算单，证明被告的社保和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均为15,000元，原告未按被告实际月工资19,800元足额缴纳社保，被告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15,000元标准足额缴纳。7.录音整理材料，证明被告工资标准是19,800元。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录音中的人员身份，表达的意思也不明确。8.仲裁庭审笔录2份，证明被告从未同意以市平均工资7,132元计发病假工资。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调解表由被告签字确认。审理中，因双方当事人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生育生活津贴差额发生的争议，其实是对被告工资待遇的争议。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调整本市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本市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符合计划生育晚育条件的，增加晚育假30天。通知还规定，本市女职工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由此可见，规定中的“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应是劳动者产假前正常出勤的工资标准，而不能因为产假前休了病假导致产假期间只能按病假的工资标准领取生育生活津贴，故本院认为被告的生育生活津贴应以其在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正常出勤的平均税后工资15,464.92元为标准，因被告领取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其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生育生活津贴差额20,348.52元(计算方式：产假前正常出勤平均税后工资15,464.92元÷30天×143天－53,367.60元)。原告主张以被告产假前包含病假工资的实发工资数额作为生育生活津贴差额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其税后工资19,800元，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生育生活津贴差额34,935.85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提供了其与睿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睿高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以及上述两公司与原告公司的公示报告，可以证明先后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三家公司为关联企业，被告的工作时间连续，原告也未能证明被告已得到前两家公司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支付的经济补偿，故被告自2016年4月1日起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原告在诉讼中自认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15,000元的百分之六十向被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病假工资。根据本市沪劳保发[95]83号《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疾病管理，保障职工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规定，劳动者连续病假六个月以内的，连续工龄不满二年的，病假工资为本人工资的60%，满二年不满四年的，病假工资为本人工资的70%。而被告的连续工龄已超过二年，应按其工资的70%支付，故原告应支付被告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4,500元[计算方式：(15,000元×70%－15,000元×60%)×3月)]。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疾病休假管理保障职工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待遇高于本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可按本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双方经相关部门调解后达成一致，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2月实发工资5,030.76元，之后按时发放国家规定的应发工资。5,030.76元系原告按照本市上年度平均工资7,132元扣除社保、公积金承担部分及个人所得税后向被告支付的病假实发工资，该工资标准符合相关法规，亦未违反双方约定，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原告仅在2019年2月按本市上年度平均工资标准支付了被告5,030.76元，之后支付的工资数额远低于该标准，原告未能提供充分合理的扣款依据，应按5,030.76元的标准向被告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7,537.01元(计算方式：5,030.76元×2月＋5,030.76元÷21.75天×15天－1,936元－1,984元－2,074元)。原告应支付被告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共计12,037.01元。原告与被告因对病假工资的计算方式存在争议，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具有拖欠或拒付的主观恶意；原告已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生育生活津贴的差额系被告的产假前工资高于原告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所致。被告以原告未足额支付工资和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以此为由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9,2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林芸生育生活津贴差额20,348.52元；二、原告睿高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林芸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共计12,037.01元；三、被告林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双方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百勤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葛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