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4968号原告：王丹，女，1982年8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群，女，1985年10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寿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海波，男，1973年3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丹与被告邓群、第三人王海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按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丹及第三人王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被告邓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寿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王丹、邓群自2018年1月18日起解除双方所签署之委托持股协议，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王丹与邓群系公司同事关系，王海波与王丹系兄妹关系，王海波系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网库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5月，邓群欲向王海波购买网库公司的股权，双方协商，邓群出资25万元以王丹名义购买网库公司5万股股份，并将所购股权委托王丹代为持有。2015年5月15日，王丹与邓群签署委托持股协议，邓群于当日将25万元出资款转账交付王海波。此后，因网库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王海波将股权转让给投资金额低于500万元的中小投资人，王海波与邓群亦未就股权转让价格、期限、受让条件等问题达成一致，故王海波与邓群一直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王丹虽然出资150万元成为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智库通中心）的合伙人，智库通中心在网库公司股改过程中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之一，但王丹向智库通中心的出资不能等同于王丹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由于邓群从未将拟代持的股权交付王丹或由王海波转让给王丹，双方委托代持的基础权利不存在，代持标的落空。2018年1月18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群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王丹认为，1、邓群与王海波之间就股权交割日期、股权基础价值及股份数额未能达成一致并产生分歧，双方权利义务不确定；2、协议约定王丹在标的公司的股东登记名册具名并代持被告股份，因王丹未能取得实名登记及相应股份，故代持协议无法实施；3、王丹不是网库公司股东，无法按照委托持股协议约定代邓群行使股东权利；4、邓群并未如约将购股资金支付给王丹，王丹也未获得任何代持收益，涉案委托持股协议没有任何履行基础，故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邓群辩称，当时因王海波急需用钱，王丹会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故邓群打算通过购买王丹的股份实现自己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内容包括购买加代持，邓群向王丹支付了购买5万股的价款25万元，王丹持有邓群支付的款项实际购买了网库公司的股权，并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股权，其中即应当包括为邓群代持的相应份额，且王海波曾经一度认可邓群的股东身份，故认为委托持股协议已经履行，不同意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王海波述称，王海波系网库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5月，王海波确实与邓群洽商过股权出售事宜，邓群同意不作为实名股东出现，邓群与王丹商定后，邓群委托王丹代为持有股权。当时网库公司股改在即，邓群急于购买王海波的股权，故在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即向王海波转账汇款25万元，欲购买5万股。王海波收到款项后，经股东会讨论，其他股东不同意该股权转让事宜，原因除邓群出资金额过低外，亦包括公众公司不得有隐名股东。王海波认可邓群购买5万股的25万元价款已经全部交付，但是王海波与邓群就股权购买的价款和股数并没有达成一致，愿意与邓群另行协商退款事宜。经审理查明，网库公司原名称北京网库互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5月26日，网库公司的股东由王海波、黄野、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王海波、黄野、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智库通中心、北京云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慧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源、张辉、朱建荣、徐爱华。2015年7月21日，网库公司更名为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智库通中心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智库通中心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王丹持有的合伙份额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发生变更，并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2015年5月14日，王海波与徐舟进行通话，通话中王海波表示“就是代持那个协议啊…到时候肯定是跟王丹签一个东西，一定是不能跟我签的，我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是一定要申报的，就是告诉这个法务，说有没有代持，我是要否认，就是我没有代持，所以现在我是，没法找我来签，本来是我跟你签嘛，就是你委托我来持…一个不能签的原因是，如果说王丹她私下将自己分到的20万股能转一些出来，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当然，王丹那个是很明确的，她是要进入这个网库的法人股东的，王丹是有公司的这个实名股东的，因为她会代持一些，我的也会给她代持一些…王丹刚才给了一个方案，就是你和邓群各5万股，可不可行…如果你先拿个5万股，那么走款的话直接走到王丹的卡上就行，她会跟你签一个这个委托代持的协议…；如果这样操作，王丹自己手上也只有10万股了，现在她等于总共有20万股”。2015年5月15日，邓群（甲方、委托人）与王丹（乙方、受托人）达成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甲、乙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网库公司委托代持股权事宜，签署本协议。甲方自愿将25万元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出资并持有网库公司五万股的股权（下称代持股权），代持股权不属于乙方所有的财产，不得归入乙方的财产或者成为其财产的一部分。乙方管理运用、处分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消。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利用其代持股东身份的便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代持股权进行处分。代持股权项下所有股东权益由甲方享受，乙方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对网库公司享有相应的股东投资收益和除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甲方有权随时取消乙方的受托人资格。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代持股权。乙方同意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应在乙方收到标的公司转入的相关收益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按照甲方的指示对相关收益进行管理和处置。乙方代替甲方持有标的股权所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必要费用由甲方负担，具体金额以及支付方式另行协商。出现以下情形的，本协议终止：（1）甲方、乙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2）网库公司依法解散或法定资格丧失，或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日，邓群向王海波转账交付25万元。同日，王丹与徐舟也签订一份委托持股协议，内容与此基本相同。2016年5月25日，网库公司发布“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21742105股为基数，以2015年年末资本公积为依据，优先以其中定向增发所形成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5.993707股，合计转增78257895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亿股”。2018年1月18日，王丹通过微信方式向邓群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邓群当初出资25万元购买网库公司5万股股权的事实。邓群称是按照网库公司总盘2000股进行购买，2016年4月，网库公司进行了扩股，所有股东的股份同比例乘以4.6倍。王海波认可网库公司的实名股东确实按照4.6倍标准占股比例翻倍，但是主张在将股份出售给邓群时是提前翻倍出售，是按总盘1亿股本出售，故邓群的股份就是5万股，不再翻倍。王丹称网库公司一直都不承认邓群是该公司的股东，王海波承认邓群持有网库公司5万股的股权。关于委托持股协议的签订时间，邓群称是倒签，实际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底。王丹认可委托持股协议系倒签，因为王丹当时在待产，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对实际签署时间记不清了。庭审中，邓群称委托持股协议没有要求王丹成为直接的持有人，间接持股也可以，邓群当时就是通过购买王丹持有的股份间接实现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且邓群现在也不要求王丹成为网库公司的实名股东，只是要求按其出资比例在王丹持有股份份额内享有权利。此外，邓群向本院提交了大量邓群、徐舟、王丹、王海波相互之间的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从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中可知，邓群曾因出售其持有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多次与王丹、王海波进行协商，王海波曾就出售方式、出售价款等问题给出建议，但因邓群报价较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上述事实，有王丹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网库公司股东会决议、谈话录音、出资代持情况的访谈笔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邓群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银行账户明细、网库股份持续督导访谈记录、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网库公司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相关公告，本院依法查明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各方当事人在案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王丹、邓群对委托协议已于2015年5月15日成立并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王丹认为其从未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故委托持股协议缺乏履约基础。而邓群认为王丹已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故委托持股协议可以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王丹持有的合伙份额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发生变更，并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故王丹并非未能持有网库公司股份，而是未能直接持有，其持有网库公司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邓群以王丹名义购买并委托王丹代持的“股份”系实际存在。至于王丹认为1、邓群与王海波之间就股权交割日期、股权基础价值及股份数额未能达成一致并产生分歧，双方权利义务不确定；2、协议约定王丹在标的公司的股东登记名册具名并代持被告股份，因王丹未能取得实名登记及相应股份，故委托持股协议无法实施；3、王丹不是网库公司股东，无法按照委托持股协议约定代邓群行使股东权利；4、邓群并未如约将购股资金支付给王丹，王丹也未获得任何代持收益，因而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邓群提供的大量的谈话录音和微信记录可知，王丹、邓群、王海波就邓群出资25万元以王丹名义购买网库公司5万股份一事，三方已经达成一致，邓群于2015年5月15日向王海波转账25万元，履行付款义务。虽然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由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但邓群已经表示，其并不要求王丹为网库公司的具名股东，其对王丹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一事并无异议，而是要求按其出资份额，在王丹对网库公司享有权利之中享有相应权益，本院认为，邓群的诉求并无不当，也有实现的可能。后续王丹、邓群、王海波、徐舟等人共同商定如何处理邓群“所持股份”的谈话录音以及王丹与邓群倒签委托持股协议一事可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王丹、王海波对邓群已持网库公司股份并无异议。网库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对王海波向徐舟转让股权未予同意，但不影响王海波同意邓群享有的股份由王丹代持的意思表示。故邓群出资委托王丹购买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且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王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薇人民陪审员  石淑萍人民陪审员  段庆林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刘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