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2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住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丰造纸厂内。法定代表人：杨航，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宁、陈先波，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法界建设路18号-A238。法定代表人：黄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征，北京星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以下简称“昆明工业学校”）与被上诉人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韬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112民初4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宁、陈先波、被上诉人北京智韬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昆明工业学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112民初433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财务顾问协议》的性质是委托合同，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前提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及《财务顾问协议》中“鉴于”部分的第1、3条、合同主文第1、2条，一审判决予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对此无异议。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及《财务顾问协议》中的主合同义务，我方认为本案要重点审查的案件事实是被上诉人在《财务顾问协议》项下的履行行为。在（2018）云0112民初5981号以及（2019）云01民终5224号案件中，法院审查和确认的事项为《补充协议》的效力，与本案审查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请求权。综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二、被上诉人没有充分履行《财务顾问协议》的核心义务，即，为上诉人引荐融资方，促成上诉人与融资方达成交易。上诉人的交易对手为厦门倍凡公司，被上诉人获得委托费用的前提是以受托人的身份完成履行行为，促成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在过程中提供支撑或服务。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其对上诉人不享有支付报酬的请求权。三、《补充协议》的形式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实际履行《财务顾问协议》的依据。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北京智韬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1、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居间合同的主要核心是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2被上诉人北京智韬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完己方义务。财务顾问协议明确北京智韬公司的服务内容仅为“为学校引进股权投资的资金方”和“推荐有意对学校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司”，北京智韬公司均已履行完该两项义务。通过北京智韬公司提交的与学校校长熊剑的微信、公证书、录音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北京智韬公司已按协议履行了己方义务。通过北京智韬公司提交的与合作伙伴李某的微信证据，及李某的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实北京智韬公司己按协议履行了己方义务。《补充协议》内明确写明了厦门倍凡为北京智韬公司推荐的。学校校长杨航庭上明确认可北京智韬公司已按约定履行完己方义务，只是对智韬团队成员的分配比例有异议。曾某的证言亦认可厦门倍凡是智韬公司团队履行的结果，认为自己也是智韬团队的一份子。2、补充协议经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一审和昆明中院二审，已经被认定为真实有效的。3、上诉人学校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北京智韬公司费用100万元。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有明确的支付比例约定。双方签订的《补充供协议》对服务费及支付方式有明确的约定。4、学校应按约定支付智韬违约金。协议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支付起算时间及支付比例。学校主张违约金过高并未承担举证责任。违约金的约定符合双方的意思表示及国家银行的相关规定。相反北京智韬自2016年开始为学校提供服务至2020年还在讨债的路上，这5年期间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索要的违约金。一审原告北京智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协议费用1000000元和该款自2018月3月21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截至2019年11月30日为307500元）2、由被告承担原告差旅费51000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昆明工业学校口头委托北京智韬公司为其联系、推荐投资人。2017年4月9日、6月21日、7月30日，北京智韬公司收到云南昆明工业学校副校长熊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昆明工业学校资料》及《昆明工业学校补充资料》。北京智韬公司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推荐了武信控股有限公司、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等投资方但没有成功。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白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熊剑沟通往来，其中，黄伟于2017年4月7日11时49分向熊剑发送文件名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3%”的文件，后熊剑回复“黄总你好，刚刚问过杨校了，他说中介费2%，要么你跟他具体谈谈”，另双方就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的财务、业务资料中内容进行了沟通。2017年7月10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黑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熊剑沟通往来。其中，黄伟于2017年7月10日向熊剑发送消息称“厦门倍凡资本本次过去云南工业学校考察的企业”、“下周订好票后我联系您”，2017年7月23日黄伟告知熊剑“熊校，周三他们过去两人”，2017年7月25日黄伟再次询问熊剑“熊校，他们已订好机票跟您联系了吧”，熊剑回复“已经联系上了”，后，熊剑微信告知黄伟“黄总，厦门的三个人下午三点的飞机回去，已经走了”。除上述聊天内容外，黄伟及熊剑通过微信就倍凡公司前往原告学校考察的住所、接送事宜进行沟通，熊剑亦向黄伟告知其与“杨总”去厦门的行程，黄伟询问“熊校，这次去厦门谈的怎样”，熊剑称“还可以，下周具体出合同了”，且双方通过微信就倍凡公司的收购意见、估值、合作方案等与熊剑亦进行了沟通，黄伟通过微信向熊剑发送内容标题为《财务顾问协议》文件照片、账户信息，熊剑向黄伟发送委托书模板，另熊剑告知黄伟“黄总，把合同盖章寄过来，走流程”。且黄伟向熊剑发送了微信备注名为“吕淑贞学校收购”的微信用户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微信用户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图，反馈“吕淑贞学校收购”的意见及合作意向，熊剑回复称“吕总一直在跟我联系”。2017年3月1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白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沟通往来，其中，2017年4月17日黄伟向该用户发送信息称“你好，云南昆明工业学校15000在校生，去年6000万利润，收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回复“可以考虑”、“有详细资料吗”，黄伟回复“一会资料发你邮箱”、“我一手”，此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向黄伟发送名片照片，称“我换公司了”，名片内容为李某项目合伙人并写有联系方式等信息，除上述聊天内容外，黄伟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通过微信就原告的资料、报表等内容进行了沟通，黄伟将其与熊剑之间关于原告学校情况的聊天记录发送给“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告知黄伟“黄总，7月份可以实地考察云南昆明学校”。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黑色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黄伟通过微信多次与微信昵称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微信用户沟通往来，其中，黄伟向该用户发送消息称“倍凡资本是你介绍的吗，现在看一直和学校联系，大概30%股份”，该用户回复“是的”，此后双方就倍凡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意向、进度、合作方案、合同签订进度进行了沟通，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将其与备注名为“吕淑贞倍凡资本”的微信用户之间关于厦门倍凡公司与原告合作的聊天记录发送给黄伟，黄剑亦将其与熊剑之间关于原告与倍凡公司之间的合作进度的聊天记录发送给“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018年3月，云南昆明工业学校和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倍凡公司”）签订协议。北京智韬公司（乙方）、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甲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甲方就其拟进行的股权融资、投资、融资租赁等资本运作事宜，委托乙方协助进行，并同意在乙方完成委托事项的前提下，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财务顾问费用。乙方在成功推荐并引进约定的股权投资公司且甲方与此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且完成并购的情况下，财务顾问费为融资额的3%。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乙方财务顾问费的，应自延迟之日起按未付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2018年3月17日，北京智韬公司（乙方）、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推荐厦门倍凡公司作为甲方的股权投资方，股权投资款为120000000元。鉴于甲方此次股权投资是为将来上市做准备，故在支付财务顾问费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双方商定本次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费为总计3480000元。第一笔1000000元将于2018年3月20日以前支付给乙方。剩余2480000元待甲方与厦门倍凡公司捆绑上市后一周内一次性支付。2018年4月10日，黄伟与熊剑以及自称姓于的人员及自称为小李的人员在云南昆明工业学校对顾问费支付事宜进行协商。本案诉讼中，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于2018年6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和北京智韬公司订立的《补充协议》。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8)云0112民初598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的诉讼请求。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云01民终52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口头委托原告为其联系、推荐投资人，双方于2018年3月订立《财务顾问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完成被告的股权融资、投资、融资租赁等资本运作事宜，原告完成委托事项的前提下，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财务顾问费用。原、被告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财务顾问协议》签订时，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对被告的投资已经确定，被告不需要原告另行完成股权融资、投资、融资租赁等资本运作事务。相反，如果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供引进投资人等委托事务，原、被告也无需签署《财务顾问协议》。订立《财务顾问协议》本身就是对原告完成相关委托事务的一种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8年3月17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财务顾问费的金额和履行方式。被告认为订立《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协议显失公平的请求被生效民事判决驳回，《补充协议》应视为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负有按约向原告支付1000000元财务顾问费的合同义务。虽然原告没有和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直接联系，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和李某的合作关系。但上述情形并非被告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法定事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财务顾问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没有按约付款，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财务顾问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差旅费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于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顾问费1000000元和该款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9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部分有异议和补充。1、不认可一审民事判决书第6页“云南昆明工业学校口头委托北京智韬公司为其联系、推荐投资人”。2、曾某找到黄伟，黄伟联系李某。李某不是被上诉人的员工，由李某完成了与厦门倍凡公司的联系和前期对接工作。3、黄伟没有实际联系和参与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合作洽谈，更没有提供过财务顾问的相应的服务内容。4、一审民事判决书第7页“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是李某的微信名。5、黄伟、李某没有跟进和促成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签约，最终商务谈判的达成以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是由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自行完成。在曾某告知黄伟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的签约时间后，黄伟才赶赴签约现场并通过曾某获取了厦门倍凡公司吕淑贞的联系方式。6、一审民事判决书第9页“2018年4月10日，黄伟与熊剑以及自称姓于的人员及自称为小李的人员在昆明工业学院对顾问支付事宜进行协商，”其中“小李”指的是李某。7、上诉人认为财务顾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履行主体实际上是黄伟、曾某和李某，这份合同是他们三人共同利益的体现而不是黄伟个人利益的体现。对于微信名“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是李某的补充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此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余异议和补充事实无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昆明工业学校提交李某、曾某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昆明工业学校与厦门倍凡公司之间的交易不是北京智韬公司促成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北京智韬公司对李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对曾某的证人证言就其回答法庭及北京智韬公司提问内容的真实性认可。因当事人认可本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能否支持上诉人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评析，在此不再赘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经审查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涉案《财务顾问协议》第一条已明确约定被上诉人需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昆明工业学校引进股权投资的资金方、推荐有意对昆明工业学校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司、推荐的投资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对昆明工业学校的股权投资等三项内容，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为上诉人引进和推荐了紫金矿业、武信控股集团、厦门倍凡公司等4家投资公司，最终厦门倍凡公司完成了对上诉人的投资，被上诉人按照协议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得到了上诉人的肯定才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了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分两次支付本次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费，被上诉人理应按照前述两份协议约定获取相应报酬。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并未以受托人身份参与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的前期沟通协调以及最终促成相关协议签订的抗辩理由，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内容和履行方式来看，该协议实则是被上诉人作为中间人为上诉人报告订约机会、介绍上诉人与第三人订约，并不存在由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代理人负责与厦门倍凡公司洽谈完成合作事项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的合作协议也是由昆明工业学校以其自身名义订立和履行，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李某、曾某对被上诉人确系上诉人与厦门倍凡公司投资合作居间人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而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及庭审陈述来看，合作过程中所需业务资料的传递、考察对接以及合作方案的修改、敲定等工作均是通过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之间对接完成的，故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财务顾问协议》第6.1条约定甲方（昆明工业学校）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向乙方（北京智韬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的，应自延迟之日起每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该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且违约金并未过高，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25元，由上诉人云南昆明工业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保 红审判员 张 彬审判员 吴 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