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9581号原告：李京频，女，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纪波，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雅南，女，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曲国涛，男，198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任县。被告：冯昕，女，198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马晓晴，女，1974年6月17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中振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2330室。法定代表人：武军，执行董事。原告李京频与被告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北京中振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振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5886号民事判决，原告李京频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京02民终21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京频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纪波，被告冯昕、马晓晴、曲国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雅南、中振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京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雅南、曲国涛、冯昕、马晓晴、中振公司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自2013年12月2日（欠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按照年化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9日，北京凯丰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丰华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由原告全程为海天公司（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商业公司）提供相应咨询服务，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给凯丰华公司的服务费在扣除相应税款后，由凯丰华公司支付给原告。后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为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全部咨询服务，并应凯丰华公司的要求提前支付完全部税款。2013年12月1日，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支付服务费150万元。凯丰华公司收到该笔费用之后，其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李雅南（现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冯昕，股东为冯昕、马晓晴）先是推脱未收到该笔款项，随后直接将该笔款项转移至其控制的公司，并明确告知原告曲国涛（原凯丰华公司股东）欠她钱，此款她已转到其个人账户据为己有，让原告直接向曲国涛索要。2014年，王薇代被告偿还100万元，剩余50万元拒付，原告多次索要被拒，后凯丰华公司注销。本案中，五被告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1、被告李雅南曾是凯丰华公司及被告中振公司的法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在担任凯丰华公司法人及实际控制人期间隐瞒了原告的债权，将股份转让给马晓晴及冯昕导致本案产生。被告李雅南向工商部门提供虚假注销材料（包括清算报告等文件）导致原告债权得不到清偿，且被告李雅南作为凯丰华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收到光耀商业公司转款后将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2、被告曲国涛曾是凯丰华公司及被告中振公司的股东，也是实际经营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期间，被告曲国涛是原告与凯丰华公司发生债权债务的经办人，在被告李雅南与凯丰华公司拒绝向原告支付欠款时，被告曲国涛消失导致原告的债权无法实现；3、被告冯昕、马晓晴是凯丰华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及清算组成员，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十九至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冯昕、马晓晴没有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没有进行清算，导致公司注销，使原告的合法债权无法得到清偿，故应承担清算责任，且被告冯昕、马晓晴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登记机关注销登记；4、被告李雅南、曲国涛同时经营凯丰华公司及被告中振公司，光耀商业公司打款到凯丰华公司后，被告李雅南将该笔款项转到被告中振公司，因此被告中振公司是该笔款项的最终流向，其取得该笔款项无法律依据，故被告中振公司应与上述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五被告清楚对原告的债权，他们互相恶意串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冯昕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原告称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支付服务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服务费应支付给原告；2、冯昕未实际经营凯丰华公司，亦非公司法定代表人；3、原告举证凯丰华公司曾收到150万元，但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与本案有关，亦无法证明原告与凯丰华公司存在服务合同关系；4、在收到行政判决书之前，冯昕不知道自己是股东，冯昕未参与凯丰华公司的经营、清算。在得知自己是公司股东后，冯昕提起过行政诉讼，且冯昕并非清算组成员；5、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2年1月9日，诉讼时效已经经过；6、《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尾部两处凯丰华公司的盖章肉眼可见不一致，且咨询费从735万元降至300万元也不合理。被告马晓晴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马晓晴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被告李雅南找到马晓晴让其帮忙注销公司，并承诺之前的债权债务由李雅南承担。从凯丰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马晓晴在成为公司股东后，公司马上被注销，马晓晴未实际参与凯丰华公司清算事宜；3、马晓晴是凯丰华公司股东但从未参与经营，在原告的债权存续期间，马晓晴未与原告有任何接触；4、经计算，300万合同标的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86万余元，原告称其已缴税，但未举证证明；5、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光耀商业公司与凯丰华公司所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原告与李雅南及凯丰华公司、中振公司账目往来频繁，但原告不能证明资金用途，故不能证明凯丰华公司欠原告50万元；6、《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尾页两处凯丰华公司的公章、《协议书》中凯丰华公司的公章存在明显不一致，“投”“公司”三个字存在明显不一致，公章边缘也存在明显不一致；7、被告曲国涛在原审一审、二审、本案庭审中的表述均不一致且存在矛盾；8、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告曲国涛辩称，认可原告主张的债权，但认为不应该由其承担。被告李雅南、中振公司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9日，凯丰华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于2012年1月8日与北京光耀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鉴于该服务协议中的服务内容由乙方提供，现甲乙双方就履行该服务协议及服务费支付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全程独立完成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二、北京光耀东方公司给付的服务费支付至甲方账户，甲方应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开具发票，同时甲方在扣除相应的税款后，将剩余部分全部支付至乙方个人账户。三、甲方在收到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所付服务费款项后，应在三日内将应当给付乙方的款项支付给乙方，逾期付款的按照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滞纳金。四、由于乙方为北京光耀东方公司提供服务产生相关的问题均与甲方无关。合同尾部有凯丰华公司的盖章及原告手书签字。原告提交光耀商业公司（甲方）与凯丰华公司（乙方）签订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用以证明光耀商业公司向凯丰华公司转账及原告向凯丰华公司主张诉请的依据。该协议记载：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以下咨询服务：项目论证、前期接洽、协调相关部门等事宜。协议自2011年2月6日生效，至2012年8月30日终止。咨询服务费总费用为735万元，甲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乙方指定账户。合同尾部甲乙双方签章处均有打印体日期“2011年01月08日”，并手书文字“说明：甲方于2013年11月底前支付150万元，于2013年12月底前支付150万元，以上共计300万元作为最后结算数。计该合同以总价700万元作为结算。如不能按照以上履行，则恢复到原合同结算价735万元”，手书文字尾部载有日期“2013年11月20日”及李京频签字、凯丰华公司盖章。被告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该证据中凯丰华公司的两处盖章不一致。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落款记载的两处签订时间有笔误，不是“2011年1月8日”，应是“2012年1月8日”，后又称该两处没有笔误，存在笔误的是原告与凯丰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第一行的日期“2012年1月8日”是笔误，应是“2011年1月8日”，两处落款日期“2012年1月9日”也是笔误，应是“2011年1月8日”，并称是被告李雅南帮原告修改的。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对笔误的问题再次提出新的意见，认为《协议书》第一行的日期“2012年1月8日”是笔误，应该是“2011年1月8日”，“光耀投资公司”为笔误，应为“光耀商业公司”，两处落款日期不是笔误。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主张本案诉请对应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2013年11月底前支付150万元”；2013年12月底前支付的150万元已付清，因凯丰华公司拒绝支付给原告，故原告通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给案外的其他公司，由其他公司再支付给原告。经法庭询问，原告无法说明案外其他公司的名称，亦不能提交相关证据，并称该协议价款共735万元，但其中与原告有关的只有300万元，其他的不涉及原告；凯丰华公司与光耀商业公司在此之前无业务往来，实际也未发生业务。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称《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关于本案中原告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原告称光耀商业公司有一个买楼的项目，原告在中间居间介绍光耀商业公司和卖方达成了买卖合同，原告对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相关咨询服务。经法庭询问，原告称记不清卖方公司的名称，亦不能提交买卖双方的协议。凯丰华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2012年1月16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显示与本案有关的交易如下：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00万元，于同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50万元，均注明“付咨询费”。2013年12月23日，案外人王薇向原告转账100万元。2013年5月31日，原告向凯丰华公司转账存入50万元。庭审中，被告曲国涛称是他介绍原告和凯丰华公司之间做业务，王薇是他朋友，是他让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原告支付100万元。原告在庭审中表示，2013年11月之前已经支付了《协议书》中约定的税款，但具体金额、支付给谁记不清了，并称其与凯丰华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具体是指原告将钱款汇入凯丰华公司，由凯丰华公司对外放债，原告收取约定的利息，凯丰华公司、曲国涛、李雅南收取一定的利息差；该业务与本案无关，且已经生效判决解决。原告提交被告曲国涛2018年6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有曲国涛本人签字，《情况说明》记载：“2012年-2014年间，凯丰华公司由李雅南与本人共同经营……上述期间，凯丰华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之间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本人和李雅南对此知情同意……其中前几笔款项，公司收到款后由李雅南将剩余款项支付给李京频。其中对光耀投资公司向凯丰华公司账户支付的一笔150万元款项，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私自扣留，没有支付李京频。后因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无力支付李京频此款项，本人就找朋友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偿还了100万元给李京频，剩余50万元一直未支付李京频。后本人离职，李京频一直向凯丰华公司及李雅南索要该款，并要求本人协助索要该笔款。”被告冯昕、马晓晴认可该说明由曲国涛本人提供，但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庭审中，被告曲国涛称其与原告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其不是凯丰华公司的股东，以前在凯丰华公司就职，负责业务，但未与凯丰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未在凯丰华公司领取工资；凯丰华公司与光耀东方公司签订过投资咨询协议，但是记不清具体是光耀投资公司还是光耀商业公司，记不清咨询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凯丰华公司按照企业的税收政策扣税，扣除后再付给原告，但不记得凯丰华公司向原告支付过多少钱，只记得最后一笔是150万。经查询凯丰华公司工商情况，曲国涛不是该公司股东。在本案审理期间，本院通过各种方式均无法联系到光耀商业公司及光耀投资公司，本案承办人员前往光耀商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均无人办公。原告提交2015年6月2日其向被告李雅南转账的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6月2日和李雅南、凯丰华公司联系并向其主张本案债权，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提交其手机通话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对方手机号139XXXXXXXX，五次通话日期均为“20/1/21”），用以证明2015年原告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但李雅南均未接听。被告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并称截屏记录的时间明显是2020年1月21日，并非2015年。原告提交其手机短信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2017年4月5日原告向李雅南、凯丰华公司主张本案债权，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曲国涛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被告冯昕、马晓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中，原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有五项：一是2013年12月23日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原告支付100万元，二是被告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三是2015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李雅南转账，四是原告手机通话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对方手机号139XXXXXXXX，五次通话日期均为“20/1/21”）可以说明原告在2015年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五是原告手机短信截屏可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5日原告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2015年，凯丰华公司被工商部门核准注销，申请注销登记原因为其他原因。凯丰华公司工商档案有如下材料：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显示：应到会股东人数二人，实际到会股东人数二人，代表的股额100%。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经全体股东研究规定形成如下决议：1、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冯昕为公司新股东。2、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李雅南退出本公司，将所持有的股份共计人民币4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分别转给冯昕人民币25万元，转给马晓晴人民币24.5万元。3、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决议尾部有李雅南、马晓晴手书签字。同日，李雅南分别与冯昕、马晓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均约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李雅南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分别由冯昕、马晓晴承担。2015年1月1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备案通知书》显示：经审查，凯丰华公司提交的清算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清算组成员如下：负责人冯昕，成员冯昕、马晓晴。《清算报告》显示：……（二）已经通知所有债权人清算事宜……（五）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报告尾部有冯昕、马晓晴手书签字及日期“2015.1.24”。《郑重承诺》载有：现向登记机关申请凯丰华公司的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如实向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承诺尾部有清算组负责人冯昕手书签字及日期“2015年1月26日”。被告冯昕称以上工商材料中所有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并提供生效行政判决书予以证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6）京0109行初2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以下简称门头沟工商分局）2014年10月31日作出的准予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审理查明部分记载：经原告申请，该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工商档案中，有冯昕签名的材料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四处签名与样本中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6）京0109行初2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门头沟工商分局对2014年8月29日作出的准许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审理查明部分记载：经原告申请，该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凯丰华公司变更登记工商档案中，有冯昕签名的材料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两处签名与样本中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庭审中，被告马晓晴称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清算报告》中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是被告李雅南让她成为公司股东，并用她的名义注销公司，但她不知道自己是清算组成员。原告在2016年8月曾就本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原审一审庭审笔录显示，被告曲国涛并未认可原告主张的债权，且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银行账户明细、凯丰华公司工商档案查询材料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次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不一致。在原审一审中，被告曲国涛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本次庭审中又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单、李京频银行账户明细单、凯丰华公司工商档案、行政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李雅南、中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本院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原告是否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应否支付原告相关费用。原告主张其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凯丰华公司收到光耀商业公司的咨询服务费扣除税款后应将剩余款项支付给原告。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第一行载有“凯丰华公司于2012年1月8日与光耀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而原告提交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中合同相对方为光耀商业公司与凯丰华公司，合同尾部两处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月8日。显然，《协议书》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与原告提交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在合同相对方、签订时间两方面均不一致。对此，原告在庭审中称是笔误，并分三次做出不同解释。经本院查询，光耀投资公司确实存在，但光耀商业公司与光耀投资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法人。本院认为，一份协议在咨询服务的对象公司名称及合同签订时间如此重要的事项上出现两处笔误的可能性较低，且原告的三次解释前后矛盾、不具有合理性，两份协议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相对应之处，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中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与原告提交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系同一协议。第二，关于被告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当庭意见，本案庭审中，曲国涛称凯丰华公司与光耀东方公司签订过投资咨询协议，记不清具体是光耀投资公司还是光耀商业公司，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却明确记载是光耀投资公司。曲国涛在庭审中述称其与原告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其并非凯丰华公司股东，在凯丰华公司中负责业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凯丰华公司就职。且曲国涛对本案咨询服务费的金额及支付情况等均表示不清楚，其在原审一审的答辩意见与在本案庭审的答辩意见不一致，在原审一审中对原告提交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案庭审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综合以上情况，本院对被告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当庭的陈述意见不予认可。此外，《情况说明》中记载凯丰华公司是与光耀投资公司签订了《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而原告主张的是其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故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经本院审查《投资咨询服务协议》手书部分内容及其他证据，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投资咨询服务协议》所涉咨询服务系原告提供以及约定的款项应该支付给原告。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的咨询服务费资金走向及金额。首先，原告诉称“2013年12月1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凯丰华公司服务费150万元”，但原告提交的凯丰华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光耀商业公司曾于2013年2月7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00万元，于同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汇款150万元，并无原告所述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支付凯丰华公司服务费150万元。其次，原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称本案诉请对应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尾部手书部分凯丰华公司应于2013年11月底向原告支付150万元，并称手书部分凯丰华公司应于2013年12月底前支付的150万元已付清，因凯丰华公司拒绝支付给原告，故原告通知光耀商业公司支付给其他公司，由其他公司再支付给原告；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称上述手书部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原告的意见前后矛盾且不符常理。再次，原告称《投资咨询服务协议》所涉735万元中只有300万元与其有关，其他金额与其无关。依照原告所述，《协议书》中应明确记载原告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费用，否则原告应得的咨询服务费则无法确认。本案中，《协议书》未记载原告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费用，与常理不符。最后，原告无法举证证明本案应支付咨询服务费、已支付咨询服务费、已支付税款，且根据凯丰华公司账户明细，原告与凯丰华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计算应支付的剩余咨询服务费。即使凯丰华公司应该支付原告咨询服务费，因原告的陈述前后多处自相矛盾，且与本案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应支付的咨询服务费总额、已支付的咨询服务费金额，故无法确定应支付剩余咨询服务费的金额。综上，本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告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以及凯丰华公司应支付原告咨询服务费。即使凯丰华公司应支付原告咨询服务费，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查明已支付的咨询服务费金额及应支付剩余咨询服务费的金额。二、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庭审中，被告冯昕、马晓晴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抗辩，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咨询服务费真实存在，原告确实向光耀商业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协议书》所指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即为原告提交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依照《协议书》的约定，凯丰华公司在收到咨询服务费后，应在三日内支付原告应得款项，如逾期付款，按照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支付滞纳金。原告提交的凯丰华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光耀商业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向凯丰华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50万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12月3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5年12月2日经过。原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有五项：一是2013年12月23日王薇代凯丰华公司向原告支付100万元，二是被告曲国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三是2015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李雅南转账，四是原告手机通话记录截屏可以说明其在2015年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五是原告手机短信截屏可以证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5日其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本案债权。本院认为，上述事项三是债权人向债务人支付款项，无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关于事项二，前文已述本院对被告曲国涛提供的《情况说明》不予确认，故对原告依据该证据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事项四，通话记录截屏显示通话日期“20/1/21”，说明通话时间发生在2020年1月21日，而不是2015年；关于事项五，经本院审阅短信内容，未见原告向被告李雅南主张权利的内容；关于事项一，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薇向李京频转账是代凯丰华公司支付本案的咨询服务费，即使该笔款项确实是本案的咨询服务费，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本案诉讼时效也在2015年12月22日经过，而原告在2016年8月才向本院提起诉讼。综上，原告主张的五项事由均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即使原告主张的咨询服务费是真实的，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京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及公告费700元，由原告李京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丹审判员 任 毅审判员 万红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邱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