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9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阳，女，198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智广，河北厚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娟，河北厚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秉才，男，195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北县。 原审被告：张家口市中发物贸公司，住所地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河沿街甲1号。 法定代表人：宋宝森，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王宝英，女，196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桥东区。 上诉人刘阳与被上诉人刘秉才，原审被告张家口市中发物贸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王宝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冀0702民初959号民事判决书，刘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冀07民终18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冀0702民初1778号民事判决，刘阳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阳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智广、王娟娟，被上诉人刘秉才，原审被告中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宝森、王宝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2民初1778号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购房协议书复印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系恶意串通，为无效合同，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系从中国银行调取的复印件，并非证据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既然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中发公司之间的购房协议系重新签订的新合同，那么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交2002年其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原件，被上诉人之所以未能提供原件的真实原因是，在2006年其与王宝英将本案所涉房屋赠与上诉人后要求中发公司将原合同中的买受人的名字由刘秉才更改为刘阳，进而中发公司将其与刘秉才2002年签订的原合同收回作废。2、既然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系恶意串通，那么应当提供证明双方恶意串通的目的及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关系的相关证据等。（1）上诉人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中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为112510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复印件也明确显示本案所涉房屋总价款为112510元，两份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标的额、合同相对方等必要条款均是一致的。上诉人所签订的购房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格为每平米1000元，符合2002年张家口市房屋当时的价格。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所持有的购房合同即为2002年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原购房合同。（2）上诉人从未向中发公司交付过任何购房款，其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中明确表示该购房款已支付完毕；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该购房款由其已全部支付完毕，而中发公司就本案所涉房屋也只收到了一份购房款，故本案所涉房屋并不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3）本案所涉房屋的性质为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上诉人刘阳并非中发公司的职工，也就是说上诉人根本不具备集资的资格。中发公司是由张家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的一家国有企业并非是私营房地产公司，其集资建房是为了本单位职工谋取福利并非是为了盈利，又怎么可能在2016年将市价每平米10000元的房屋以每平米1000元的价格卖给非本单位职工，并且在合同根本没有履行的情形下到相关行政部门做了不动产公示。本案事实是因本案所涉房屋及同期其他集资房屋于2016年办理房屋产权证，房屋登记部门要求所有集资买房的单位职工需重新签订购房合同，新合同签订后中发公司将原合同收回销毁。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印证下仅凭上诉人与中发公司签订的一份购房协议书就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二、本案所涉房屋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王宝英共同赠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既然反悔想要回自己原来的赠与部分，应当以撤销赠与协议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确认合同效力为由审理本案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秉才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购房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中发公司于2002年4月18日签订的正式购房协议，被上诉人并据此协议向该公司交了首付，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还与中行签了住房借款合同、住房贷款抵押合同、住房贷款保证合同，并按合同规定中行每月从被上诉人工资中扣缴445.32元贷款本息，直至还清贷款为止。《购房协议书》个人应保存部分一直由王宝英保存，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复印件系被上诉人向住房贷款银行提取，因银行保存一份，故在复印件上加盖了专用章，所以合法有效。二、因种种原因本案所涉房屋一直未能办理产权登记。被上诉人在该房屋居住到2014年底，2015年初被上诉人与王宝英在一审法院诉讼离婚，王宝英在庭审时还称本案所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三、被上诉人与王宝英从2015年初开始诉讼离婚，至今未果。被上诉人从2014年底从本案所涉房屋出来，至今从未回过，王宝英以其女刘阳的名义与中发公司原经理恶意串通，乘本案所涉房屋可办产权手续之机，在被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合同，从而将房屋产权转移到刘阳名下，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被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将本案所涉房屋转移任何人，也从未授权中发公司更改购房合同，更改产权所有人，王宝英的行为被上诉人毫不知情。综上，本案所涉房屋实为刘秉才与王宝英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望法院依法公正裁决。 中发公司答辩称，中发公司现任经理是在2019年1月接任的，原经理于2019年7月办理了退休，王宝英在2019年5、6月份找过原经理，当时现任经理也在场，原经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现任经理，事情的经过与原经理出具的证明内容一致。 王宝英答辩称，我与刘秉才是再婚家庭，2006年我闺女成年，刘秉才提出让我闺女更改为姓刘，并做了公证，我与刘秉才商量将本案涉及的房屋作为闺女陪嫁，所以找到中发公司原经理将本案涉及的房屋写到闺女刘阳名下，2016年办理房产证的时候我给刘秉才打过电话，还给他发过信息，现在房屋属于刘阳的个人财产，请求法院驳回刘秉才的诉讼请求。 刘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甲方张家口市中发物贸公司与乙方刘阳签订的将甲方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房屋卖给乙方的《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刘阳、中发公司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刘秉才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登记在刘阳名下的坐落于张家口市桥东区房屋为刘秉才与王宝英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秉才与王宝英为夫妻关系，二人于1998年6月11日登记结婚；刘阳原名为申佳君，于1988年4月8日出生，为第三人王宝英的亲生女儿，为刘秉才的继女。2002年4月18日，刘秉才与中发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刘秉才集资中发公司坐落在张家口市桥东区；经双方协商同意房屋单价每平米1000元，总价为112510元；协议签字生效后，刘秉才首期付给中发公司房屋款70000元，剩余款项竣工前付清。同日，刘秉才向中发公司交付购房款70000元。2002年7月1日，刘秉才与中国银行张家口市桥西支行签订的《中国银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中国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中约定，刘秉才向中国银行桥西支行借款60000元用于购房使用。2002年7月3日，中国银行张家口市桥西支行将60000元转入中发公司的账户中。现该笔贷款已由刘秉才及王宝英共同偿还完毕。案涉房屋于2004年交付，由刘秉才、刘阳、王宝英共同居住使用，但未办理房屋登记手续。2016年12月24日，刘阳与中发公司签订《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约定：刘阳以集资合作建房方式购买中发公司坐落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房屋，每平米均价为1000元，总价款为11251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112510元；该房于2006年6月9日交付刘阳。2016年12月24日，王宝英向刘秉才发送短信，内容为“东河沿甲一号在办理房产证，你速回话。回短信”，刘秉才未答复。现案涉房屋登记在刘阳名下。对于证人于某的证言，由于证人非因法定事由不能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刘秉才与中发公司之间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案涉房屋是在刘秉才与王宝英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因而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刘阳及中发公司明知刘秉才与中发公司之间存在《购房协议书》，且已完全履行交付购房款的义务，双方却在刘秉才不知情的情形下，就案涉房屋另外签订《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约定案涉房屋为刘阳所购买，并使得刘阳据此合同办理房屋登记手续，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刘阳与中发公司为恶意串通，损害刘秉才的合同期待利益和履行利益，故刘阳与中发公司之间签订的《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无效。综上，对刘秉才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刘阳与张家口市中发物贸公司于2016年12月24日签订的《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无效；二、坐落于张家口市桥东区的房屋为刘秉才与王宝英的夫妻共同财产。 本院二审期间，王宝英提交了中发公司原经理于某诊断证明书复印件一份、录音录像光盘一张，欲证明于某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庭作证，将证明内容通过录音录像方式予以陈述。刘阳、中发公司质证无异议；刘秉才质证意见为：于某陈述与事实不符，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依法对于某进行了核实，于某表示其书写的证人证言及录音录像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秉才以王宝英与中发公司恶意串通，涉案房屋属于一房二卖损害其利息为由，主张中发公司与刘阳签订的《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无效，刘秉才应当就此举证证明中发公司与刘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认定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应当以当事人在主观上有损害他人等利益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必须有相互勾结和串通的行为。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中发公司与刘秉才、刘阳、王宝英无其他利害关系，2016年12月24日，中发公司与刘阳签订《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时刘阳并未向中发公司支付房屋对价，且房屋价格与2002年7月1日刘秉才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中约定的价格一致，刘秉才亦不能提交其与中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原件，故刘秉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宝英与中发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中发公司原经理于某的证人证言，故一审判决认定刘阳与中发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刘秉才的合同期待利益和履行利益，双方之间签订的《张家口市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合同》无效不当，应予纠正。刘秉才在本案发回重审时要求法院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其与王宝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该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应同时审理。 综上所述，刘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2民初17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秉才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刘秉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刘秉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砚生 审 判 员 何燕芬 审 判 员 梁金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向东 书 记 员 薛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