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 负责人：文发明，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梅，广西艾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顺英，女，195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灌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林利，女，197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灌阳县。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达，灌阳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唐顺英、蒋林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7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l、撤销灌阳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7民初92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第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虽不是转包合同的当事人，但是涉案土地的发包人。被上诉人转包违反合同的约定，侵犯了上诉人作为发包人的合同权利，上诉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二、《山场承包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的真实意思是禁止承包人转让承包经营权，而非转让所有权。因为土地所有权制度来源法律的规定，不属于可以约定的事项。三、一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是属于有效的合同，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承包地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从外村村民的手中流转回枫木岭屯本村民蒋林利手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钮法》的精神，不影响上诉人的具体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8条、第89条以及第79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实体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医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 被上诉人唐顺英、蒋林利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有解除《山场转包合同》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三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山场转包合同》是二被上诉人签订的，上诉人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1、《山场承包合同书》的第三条第一款约定：“承包期内山场的所有权仍归甲方（上诉人村民小组）所有，乙方（唐顺英女儿唐玲）无权出卖、出租或者转让；承包期内的开发、使用、经营管理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能借任何理由进行干预。”，这是明确载明山场的所有权不能出卖、出租或者转让，山场的开发、使用、经营管理权归乙方，且甲方不能借任何理由进行干预，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针对的是土地的经营权。该转包合同的议项符合前述《山场承包合同书》“经营管理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能借任何理由进行干预”之约定。2、涉案合同系公证合同，且己实际履行，上诉人村民对该合同没有异议，绝大多数村民领取了被上诉人蒋林利交纳的承包金。自2017年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被上诉人蒋林利对山场进行了公开性、长期性、排他性的经营，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3、涉案的转包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在原审法院的诉讼请求：l、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二被告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案涉山场系原告枫木岭屯的集体山场，面积约300亩。2005年原告将该山场承包给被告唐顺英之女唐玲，承包期30年。后原告与唐玲因山场承包费产生矛盾，原告向灌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收回山场。在诉讼过程中，唐玲因疾病死亡。唐玲的母亲即本案被告唐顺英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2016年3月4日，该院做出（2015）灌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涉案山场承包合同有效，由唐顺英支付枫木岭屯承包费7700元和违约金20000元，驳回了枫木岭屯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告枫木岭屯不服，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3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6）03民终127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后，被告唐顺英于2017年5月16日将山场转包给被告蒋林利，双方签订了《山场转包合同》，并在灌阳县公证处申请公证。灌阳县公证处于2017年8月24日下发了（2017）桂灌证字第242号公证书。上述事实有《山场承包合同书》、《山场转包合同》、0（2017）桂灌证字第242号公证书、（2015）灌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2016）03民终1271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是否有权解除二被告之间的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三方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原告枫木岭屯，不是转包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其不享有解除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的权利。二、被告唐顺英与被告蒋林利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是否违反了2005年原告枫木岭屯与被告唐顺英女儿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承包期内山场的所有权仍归甲方（原告）所有，乙方（被告唐顺英的女儿唐玲）无权出卖、出租或者转让；承包期内的开发、使用、经营管理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能用任何理由进行干预。”从该约定来看，合同用语是“无权”而不是“不得”或者“不能”，说明合同的约定只是强调乙方没有所有权，只有经营管理权，并不是禁止乙方流转所承包的土地。即便将该条款理解成禁止土地出卖、出租或者转让，也并没有禁止转包的约定。因此，二被告的转包合同不违反原有的山场承包合同。三、被告唐顺英与被告蒋林利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的有关规定，除转让土地需要经发包人同意外，其他土地流转方式都没有须经发包人同意的规定，因此，二被告间的转包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四、被告唐顺英与被告蒋林利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是否侵犯了原告枫木岭屯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国家为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中明确规定了“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优先承包”。现案涉的承包地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从外村村民的手中流转回枫木岭屯本村村民蒋林利手中，符合上述法律精神，不影响原告的具体权益。故，对原告主张转包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院不予认可。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枫木岭屯请求解除二被告的《山场转包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承担。 本案经二审审理，被上诉人唐顺英、蒋林利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村民小组对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唐顺英于2017年5月16日将山场转包给被告蒋林利，双方签订了《山场转包合同》，并在灌阳县公证处申请公证。灌阳县公证处于2017年8月24日下发了（2017）桂灌证字第242号公证书。”及被上诉人唐顺英、蒋林利之间的转让时间认为与事实不符，其理由是上诉人村民小组是2019年6月4日才收到灌阳县公证处的公证书，此前蒋林利只是以唐顺英的名义管理承包山场。上诉人村民小组在二审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文发明不是村民小组长，不能作为本案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提供了有村民签名搓手印的一份《声明》拟证明其主张。上诉人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为，该《声明》系同一人的笔迹形成，文帆是2018年8月才将户口迁回枫木岭屯，之前并不居住该村，不可能担任村民小组长；文胜利在20年前已经去外村入赘，也不可能担任村民小组长；文富明从来就没有担任过村民小组长。文发明至今为止一直都担任村民小组长，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 本院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及二审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落款时间是2017年5月16日，灌阳县公证处的《公证书》也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是2017年5月16日到该公证处办理《山场转包合同》公证，《公证书》制作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唐顺英与蒋林利签订《山场转包合同》时间及《公证书》制作时间是正确的。因为办理公证书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文书出台当日可以签收，村民小组不是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只有其需要索取公证书才会给其一份。上诉人村民小组收到《公证书》的时间是2019年6月4日，当然要晚于被上诉人收到时间。上诉人认为此前蒋林利以唐顺英的名义进行管理，说明蒋林利已经与唐顺英签订了《山场转包合同》，并也进场进行实际管理，行使了《山场转包合同》的权利，当文发明询问了解时才被告知山场转包的事实，同时拿出《山场转包合同》及《公证书》给文发明等人看，于是才有文发明等人到灌阳县公证处索要《公证书》的事实。对于谁是现任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组长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声明》，但该《声明》从目测分析为两人笔迹代表他人签名，无法确认搓手印是否为签名人所为，也没有村民委员会确认文胜利、文帆、文富明谁是村民小组长。而村委出具证明确认文发明为第八组的小组长，该村委会的证明有证明效力，应予确认，即文发明可以代表村民小组进行诉讼。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否予以解除。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上诉人村民小组的大地冲、土马山、丛树山、下马坪等山场约300亩土地，被上诉人村民小组于2005年10月16日与唐玲签订《山场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前言部分载明“…，甲方经村民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本村所辖山场承包给乙方搞农业行经济开发，…”，说明土地发包是经村民会议一致同意的。2015年底，上诉人曾经因山场承包费问题与唐玲发生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唐玲支付承包费及违约金，并解除双方的《山场承包合同书》。在诉讼期间，因唐玲病故，原审诉讼事实上事实属实法院将唐玲母亲唐顺英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作出了（2015）灌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涉案山场承包合同有效，由唐顺英支付枫木岭屯承包费7700元和违约金20000元，驳回了枫木岭屯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告枫木岭屯不服，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法院，该院作出了（2016）03民终1271号民事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该生效判决，被上诉人唐顺英履行了判决规定的支付土地承包金及违约金的义务。继承了其女儿的承包经营权，并行使了管理权。由于该山场承包合同的期限到2035年10月15日止，在2017年5月16日距合同期满尚有18年多时间，而被上诉人唐顺英又年近70岁，已经缺乏能力和精力去亲力亲为履行该承包合同，故其将余下年限的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上诉人蒋林利是合情合理的。况且，原唐玲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山场所有权仍归甲方（上诉人）所有，乙方（唐顺英女儿唐玲）无权出卖、出租或者转让；承包期内的开发、使用、经营管理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能用任何理由进行干涉。”，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并没有将山场所有权转让，而是对承包山场的开发、使用、经营管理权的权利义务进行转包，上诉人是无权干涉的。合同也没有限制转包及转包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同意，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间的《山场转包合同》未违反原合同的约定。该《山场转包合同》所设定的承包面积、四至界限、年限、租金与《山场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一致，并没有因为转包行为损害上诉人村民小组的权益。接受转包的被上诉人蒋林利为上诉人村民小组成员，也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优先承包”的规定，故，被上诉人唐顺英与蒋林利所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没有违反合同、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未侵害村民小组的权益。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占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三方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上诉人不是《山场转包合同》的相对人，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正确，本院应予维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枫木岭屯第八村民小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鹏 审判员 徐 刚 审判员 唐国登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熊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