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琼9022民初59号   原告：北京行知守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方东路9号b幢第三层302室。   法定代表人：陈某1，该公司经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某2，男，196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   被告：周某，男，198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3，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某，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北京行知守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知守仁公司）与被告陈某2、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行知守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张某，被告陈某2、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3、庄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行知守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4日，原告行知守仁公司安排员工张涛与二被告陈某2、周某签订了《茘枝采购协议》，向陈某2、周某采购成熟荔枝，采摘至2019年5月12日或采摘数量达到60万斤。协议对定金、结算方式、茘枝规格和质量等作出了约定。张涛明确告知陈某2、周某，行知守仁公司所需要的荔枝是“三分之二红度”以上的荔枝。荔枝采摘时，由陈某2、周某安排的摘果工从果树上按照约定的标准采摘荔枝后运送至捡果场，由行知守仁公司安排的捡果工捡果、装箱。同日，行知守仁公司按协议指定方式支付了100万元定金。2019年5月1日，陈某2、周某告知果园中荔枝成熟可以采摘，行知守仁公司安排捡果人员至果园。但5月1日至3日期间，陈某2、周某运送至捡果场的荔枝(简称“下树荔枝”)存在大量达不到“三分之二红度”成熟标准的情形，不符合双方约定，给行知守仁公司的拉果工作造成巨大困难，每日装箱的符合标准的荔枝均与《荔枝采购协议》约定的每日最高限量5.5万斤差距巨大。张涛多次要求陈某2、周某提供符合约定成熟度的荔枝，均无明显改善。该三日采摘、运出的荔枝均已另行结算完毕。至5月4日，为加快荔枝销售速度，在陈某2、周某安排下，摘果工摘果时摘取了大量未成熟的荔枝。同时，陈某2、周某不再允许行知守仁公司捡果工筛选“三分之二红度”的下树荔枝，行知守仁公司方要求其提供合格荔枝，其明确答复“你想要的恐怕要等明年了”，捡果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行知守仁公司捡果工无奈只得撒出。此后，行知守仁公司派人与陈某2、周某就荔枝质量多番沟通无果，5月6日张涛带摘果工进场时遭到果园驻场工作人员暴力阻挠，而陈某2、周某也拒绝再与行知守仁公司人员沟通。当日，陈某2、周某已将荔枝销售给了他方。最终，为免遭受更进一步损失，行知守仁公司于5月9日向陈某2、周某发送律师函解除《荔枝采购协议》。但陈某2、周某拒绝退还定金100万元。《茘枝采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妥善履行。陈某2、周某不按要求提供荔枝、并拒绝行知守仁公司继续履约，将协议所约定的荔枝销售给他人，其行为严重速约，行知守仁公司解除《荔枝采购协议》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陈某2、周某应当向行知守仁公司返还定金，并应按《荔枝采购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300万元。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行知守仁公司特提起本案诉讼，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陈某2、周某辩称，一、原告并非《荔枝采购协议》中的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019年4月24日，张涛与两答辩人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分别为张涛与陈某2、周某，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唯有合同双方当事人方能主张合同权利。单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3《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以及证据4《情况说明》，而没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等证据不能证实张涛为原告的员工，也不能证实张涛与答辩人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还是张涛的个人行为，更不能证实张涛已将合同权利让与给原告，故原告并不是《荔枝采购协议》中的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更不能向答辩人主张合同权利。二、张涛与两答辩人签订的《荔枝采购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2019年4月24日，张涛与两答辩人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大致有:荔枝成交价格为阶段成交价格9.70元/斤;荔枝规格26个/斤内为合格;烂果、无指果、裂果、虫果均属于不合格产品；霜霉病果不得超过15％；每日采摘斤数不得超过5.5万斤；签订协议后，张涛向答辩人支付定金100万元，如张涛违约，陈某2、周某有权扣除全部定金，如陈某2、周某违约，陈某2、周某须承担原告三倍定金的赔偿。上述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三、张涛方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单方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已构成违约。签订协议后，答辩人为了履约，每天聘请200多名工人进行荔枝采摘、筛选工作，履行协议的前三天，张涛均安排工人在荔枝采摘现场进行荔枝挑选、装运工作，并每日结清当天的货款，其中2019年5月1日货款为221988元，2019年5月2日货款为158269元，2019年5月3日货款为220255元。但从2019年5月4日起，张涛以荔枝质量未达到要求为由，无缘无故将挑选、装运荔枝的工人全部撤走，拒绝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张涛在与答辩人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前多次到荔枝园进行实地考察，对荔枝生长、挂果、品质等情况已作了充分了解，在此基础上张涛才与答辩人签订《荔枝采购协议》。答辩人所采摘的荔枝不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完全符合《荔枝采购协议》的约定，交付给张涛的荔枝更经屯昌县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检测，符合安全质量标准，如果荔枝的质量真的存在问题，为什么张涛在履约前三天没有提出？第四天采摘的荔枝与履约前三天采摘的荔枝都栽种在同一片区，属同一品种，在质量上不会有巨大的差异，并且，根据荔枝的生长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荔枝表面的红度只会越长越红，品质也会越来越好，显然，张涛以荔枝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拒绝履行协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答辩人所供应的荔枝需达到“三分之ニ”红以上的标准才为合格产品不是《荔枝采购协议》中约定的荔枝质量标准，张涛与答辩人签订的《荔枝采购协议》中根本就没有荔枝需达到“三分之二”红以上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张涛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所提供的荔枝存在数量或质量问题自己才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否则，就是张涛违约。四、由于张涛无缘无故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已构成违约，原告请求两答辩人返还100万元定金并向其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张涛单方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已构成违约、《荔枝采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张涛所支付给两答辩人的100万元属定金，而不是合同的预付款，定金是合同的主要内容，本身不是履行主债的义务，而是债的担保方式，在合同得到履行时，定金是收回还是抵作价款，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来确定，并非一定抵作价款，在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具有违约惩罚性。根据《荔枝采购协议》中违约责任的约定以及《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结合张涛单方违约的事实作为给付定金的一方，单方终止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故答辩人有权依照《荔枝采购协议》的约定没收100万元定金。另外，虽然《荔枝采购协议》约定如答辩人违约，答辩人须赔偿张涛300万元的违约金，但是答辩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再者，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达到300万元，因此，原告请求答辩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张涛有意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后，答辩人依然按照《荔枝采购协议》的约定聘请大量工人进行荔枝采摘工作，为随时履行《荔枝采购协议》作准备，同时，答辩人多次联系张涛要求其继续履行《荔枝采购协议》，但张涛一直置之不理，直至张涛最终终止履行《荔枝采购协议》时，已导致大量荔枝腐烂、变质，迫于无奈之下，答辩人唯有紧急联系其他买家，但遭到各种压价，答辩人因此遭到严重的经济损失，损失初步估计达到500万元，该损失是因张涛单方违约而造成的，答辩人将会视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4日，张涛与陈某2、周某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买方（甲方）：张涛；卖方（乙方）：陈某2、周某；乙方果园地址：海南省屯昌县坤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荔枝成交价格（即甲方认可荔枝成熟后采摘到2019年5月12日止）9.70元/斤;定金和结算：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甲方支付乙方该批货款定金100万元；甲方荔枝采购要求：荔枝规格26个/斤内为合格，乙方可进行采摘;烂果、无指果、裂果、虫果均属于不合格产品，乙方不允许采摘或掺杂;霜霉病果不得超过15％，如超过15％甲方有权拒收该批次产品;每日采摘斤数不得超过5.5万斤;违约责任：如甲方违约，乙方有权扣除全部定金；如乙方违约，乙方须承担甲方三倍定金的赔偿。落款签字为甲方张涛；乙方为陈某2、周某”。签订协议后，张涛通过陈宇账户向陈某2、周某支付定金100万元。双方依据合同约定自2019年5月1日至5月4日采摘了部分荔枝并进行了该部分结算付款。后因双方履行合同中就荔枝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交易标准发生争议，合同未能继续履行。2020年1月6日，原告行知守仁公司起诉两被告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认为张涛是原告的员工，其签订合同等是履行采购总监职责、代表原告的行为，但两被告认为原告诉讼主体不合格，合同相对人是张涛。   另查明，2019年5月6日，张涛在屯昌县公安局屯郊派出所所做的笔录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北京我爱小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本院认为，原告诉讼主体是否合格是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荔枝采购协议》来看，与两被告签订合同的甲方是张涛，落款署名也是张涛，整个合同内容没有涉及原告行知守仁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荔枝采购协议》合同当事人是两被告与张涛，不应当是原告行知守仁公司。对于原告主张张涛是原告的员工，其签订合同等是履行采购总监职责、代表原告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和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因此能够代表法人签署自己名字产生合同效力的应当是法定代表人，而且应当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意思表示，即合同陈列一方当事人应当是该法人，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有法人授权委托书才能代表法人在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而且也应当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就本案而言，张涛与两被告签订《荔枝采购协议》，是以张涛自己名义（即合同另一方甲方为张涛）签署合同，而且也没有法人的授权委托书附合同后面，因此与两被告签订《荔枝采购协议》合同另一方应当是张涛，而非原告行知守仁公司。另外张涛签署合同时是北京我爱小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张涛购买五险的也是其他公司非原告，还有张涛向两被告交付100万元定金是通过陈宇自然人转账的，非原告的账户转账，这些情况反而进一步说明本案张涛行为不能代表原告。故对于原告主张张涛是原告的员工，其签订合同等是履行采购总监职责、代表原告行为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行知守仁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8800元，退还原告北京行知守仁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邓贤毅   人民陪审员 林明昌   人民陪审员 蔡学雷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林明霄   书记员 王明珠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