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福新，男，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金,河南誉美律师事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丹，女，199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伟,河南誉美律师事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炳忠，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系余婷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维术，男，1965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商城县。系余婷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宗群，女，1967年3月20日生，汉族，住商城县。系余婷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亿豪，男，2010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商城县。系余婷长子。法定代理人：雷炳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亿鑫，男，2012年2月14日生，汉族，住商城县。系余婷次子。法定代理人：雷炳忠。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河南宇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被告：王传军，男，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商城县。原审被告：李明玉，女，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升,男，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代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谢福新、杨丹因与被上诉人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原审被告王传军、李明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商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4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福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金，上诉人杨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伟，被上诉人雷炳忠、陈宗群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原审被告王传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福新上诉请求：要求改判谢福新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不是饭局的组织者。事发那天，三人不期而遇,在她们三人的要求下，上诉人驾车去西河游玩后，回到县城公安局办证,然后在财神酒店斗地主。之后，三人商量到汤泉池吃饭,点菜是三人共同点的,付款是上诉人考虑自己是男性,出于仗义，自告奋勇付的餐费。其次,上诉人虽是白酒的提供者,但是在喝完几瓶啤酒以后,受害人余婷提出喝啤酒不过瘾,要求喝白酒,上诉人就从车上拿了二小瓶125克的42度白酒，当上诉人要为她们分斟时,余婷就自己拿了一瓶自己喝,并且当时并没有醉意;其三，到聚餐地聚餐乘坐车辆与余婷死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为证。换言之，上诉人即使是饭局组织者、白酒的提供者、聚餐的运输者,余婷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聚餐中途去接打电话，上诉人能提供什么安全注意义务?又有什么主观过错?这样的判决导向,将使天下所有聚餐者，将无所适从。二、一审认为,两人在发现余婷在饮酒中途离席未归时,只是在饭店周边寻找,未能确认余婷安全时便一同离去，并未告知其家属或者报警处理，未能很好履行注意义务。上诉人认为余婷中途离席接打电话，并把自己的挎包留在座位,让人误以为是上厕所或打电话,谢福新作为男性,不便多问。当发现余婷在估摸的时间未归时,谢福新及杨丹、饭店老板均四处寻找未果,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加之杨丹介绍,余婷平时就有席间不辞而别的习惯，并且在同一晚上能喝几场酒，而且夫妻关系不睦，经常不归家,当上诉人不能确认其处于危险之中,盲目地报警或告知其家人,将陷于不义之中。换言之,据杨丹与余婷通话时,其声音微弱，即使报警或告知其家属,汤泉池离二地均相距几十公里,能有效拯救余婷的生命吗?加之商城县汤泉池是旅游盛地，客流量较多，上诉人怎么能判断余婷会溺水而亡。即使能判断,汤泉池水库方圆几十万亩，又怎么能判断落水点;即使能判断落水点,也是无力回天。因此，上诉人在周边寻找已经是尽到注意义务。一审的判决超出了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和判断以及人情礼义，导致法律责任和义务的泛化。三、判令聚餐者酒后造成受害人受伤或死亡的诸多案例，均是席间是否劝酒、醉酒后是否送交亲属、酒后驾驶机动车是否进行的劝阻作为担责的因素。且判例均强调受害人的责任在80%-90%之间。而本案中,上诉人席间未劝酒且余婷的丈夫雷炳忠和杨丹均陈述其可以喝四瓶啤酒，余婷起身接打电话时并无醉意,且将挎包留在座位上,其在接打电话中失足溺亡，是常人不能预见，且不能避免的法律事件,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相抵触。四、《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谢福新与杨丹没有共同侵权的合意,既然法院判决二人分担民事责任，为何又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杨丹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商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524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中杨丹对余婷的死亡承担12%的责任，即赔偿111179.62元和与谢福新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改判杨丹不承担任何责任;2、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认定杨丹对余婷的死亡存在过失，是认定事实错误。余婷的死亡事实是意外，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婷的死亡真正原因。杨丹虽然与其共进晚餐，但是,席间没有任何人劝酒，余婷仅仅是主动饮酒，而非醉酒。有刑事侦查卷宗材料均能够证明事实。据杨丹对余婷的了解，其正常情况下同一晚上能够喝几场酒。就事发当晚喝的酒根本不会对其造成人身安全威胁的。其离开餐厅接打电话，也是生活中正常之举。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打电话还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杨丹没有安全注意必要,更谈不上责任。第二，当晚就餐的地点是繁华的旅游景点汤泉池，来往车辆行人较多,而非深山老林。余婷平时席间不辞而别经常发生。因其与丈夫关系紧张,经常不在家住。在杨丹不能确定其真实存在危险就盲目报警或告知家人,肯定会造成家庭矛盾。因此，杨丹也不存在过失。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杨丹没有共同侵权的事实和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经过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充分讨论才作出判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7月1日晚上七点左右,谢福新开车带着余婷与杨丹一同在汤泉池旅游路路边王传军、李明玉开的“汤泉农家乐”饭店吃饭。吃饭期间,余婷与谢福新、杨丹均有饮酒行为,其中在该饭店购买“哈尔滨小麦王”啤酒6瓶,余婷与杨丹各饮2瓶，谢福新饮了2瓶，后谢福新在其车中拿出两瓶42度高粱白酒,每瓶二两左右,余婷一人喝了一瓶,杨丹与谢福新分了一瓶，餐费是由谢福新支付的,席间,余婷离开包间,并将自己的提包留在了包间内的椅子上,后杨丹与谢福新发现余婷一直未归,即电话联系了余婷,杨丹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当晚9点多拨通了余婷的电话,但是听不清余婷说话，只是感觉余婷的声音很小、很弱，后来就打不通了。杨丹与谢福新便与王传军一同在汤泉池附近进行了寻找未果。后来谢福新就开车带着杨丹回到了余集,杨丹又与他人在余集街夜宵店吃夜宵、喝酒,谢福新回家睡觉。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及庭审情况已查证属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结婚证、房屋转让协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等证据足以证实余婷生前长期在城镇生活,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其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是有事实根据的。2、原判划分责任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余婷在与二上诉人聚餐时饮酒,中途离席后落水溺亡,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在饮酒时注意自身安全,其未能控制饮酒量,酿成不幸,自身行为系此次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根据各方过错程度,酌定余婷本人承担70%的主要责任,酌情判决谢福新、杨丹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是中肯的。在谢福新、杨丹内部责任划分上,一审法院考虑到谢福新是本次饭局的组织者,又是白酒的提供者,同时余婷等人亦是乘坐谢福新的车辆来到汤泉池,谢福新具有较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故一审法院酌定谢福新承担18%的责任,杨丹承担12%的责任,二上诉人均对余婷的安危持放任态度,一审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是符合本案案情和法律规定的。因余婷的死亡,给被上诉人一方造了严重的精神伤害,结合本案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为15000元,既是基于本案事实、双方的过错程度、也考虑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既往司法实践。3、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谢福新、杨丹构成连带责任。原审被告王传军、李明玉辩称，1.二上诉人未将王传军、李明玉列为被上诉人,同时二上诉人在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的陈述中,与二原审被告之间无争议。二原审被告对二上诉人的上诉不发表意见。2.商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4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认定“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作为饭店经营者,仅在经营的场地对顾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必要的保护义务,余婷在饮酒中外出并落水溺亡,已超出饭店经营者的责任范围,故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向五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抚养费、误工费共计936496.8元;2、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1日,被告谢福新、杨丹与余婷相约去县城玩,下午又去汤泉池玩,晚上在被告王传军、李明玉共同经营的农家饭庄处吃饭并饮酒,余婷在饮了啤酒和白酒后,晚上21时许,谢福新与余婷为付账发生争吵,后余婷独自外出,四被告无人跟随,余婷醉酒后在鲇鱼山水库汤泉池大桥段溺水身亡。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余婷在跟随谢福新、杨丹外出大量饮酒后,在夜晚21时许独自外出时又无人看护才溺水身亡的,酒店店主未尽到最基本的安全提示义务,四被告在余婷外出联系不上的情况下既未报警,也未通知余婷的家人,置余婷于危险之中,最终不幸溺水身亡,因此四被告应对五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日晚上七点左右,被告谢福新开车带着余婷与被告杨丹一同在汤泉池旅游路路边的“汤泉农家乐”饭店吃饭,被告王传军、李明玉系该饭店的实际经营者。吃饭期间,余婷与被告谢福新、杨丹均有饮酒行为,其中在该饭店购买“哈尔滨小麦王”啤酒5或6瓶,余婷与被告杨丹各饮2瓶,被告谢福新饮1瓶或2瓶,后被告谢福新在其车中拿出两瓶42度高粱白酒,每瓶二两左右,余婷喝了一瓶,被告杨丹与谢福新分了一瓶,餐费是由被告谢福新支付的。席间,余婷离开包间,并将自己的提包留在了包间内的椅子上,后二被告发现余婷一直未归,即电话联系了余婷,被告杨丹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当晚9点多拨通了余婷的电话,但是听不清余婷说话,只是感觉余婷的声音很小、很弱,后来就打不通了。后二被告便与被告王传军一同在汤泉池附近进行了寻找,未果。后被告谢福新就开车带着被告杨丹回到了余集,杨丹又与他人在余集街夜宵店吃夜宵、喝酒,被告谢福新回家睡觉。当天夜晚十点多,原告雷炳忠发现余婷未回家,多次电话联系未果,就打电话给被告杨丹了解情况，后两人又一同前往汤泉池寻找未果。2019年7月5日,原告雷炳忠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7月8日上午,商城县公安局汤泉池派出所接报:在汤泉池管理处七里冲村西冲组鲇鱼山水库一回水窝边(鲇鱼山水库汤泉池大桥往东400-500米),发现一具女尸,经勘验调查证实系余婷。商城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关于商城县余婷死亡的调查报告,分析认定:对余婷死亡一事,经综合现场勘查、初步尸检、调查走访情况、手机通话及轨迹、视频侦查等来分析,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没有证据证明余婷的死亡是他人所为。另查明,河南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人均消费支出20989.15元/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5997元/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收入为40990元/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余婷在与被告聚餐时饮酒,中途离席后落水溺亡,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在饮酒时注意自身安全,其未能控制饮酒量,酿成不幸,自身行为系此次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谢福新、杨丹作为共同聚餐者,互相之间负有一定的照顾义务,两人在发现余婷在饮酒中途离席未归时,已是夜晚九点多,且在电话联系余婷时,发现余婷的声音很弱小,听不清其说话,吃饭地点又邻近水库,二被告应当预见到其可能有危险发生,但两人只是在饭店周边寻找，且在未能最终确认余婷安全时便一同离去,并未告知其家属,或者进行报警处理,未能很好地履行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根据各方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判决被告谢福新、杨丹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在被告谢福新、杨丹内部责任划分上,考虑到被告谢福新是本次饭局的组织者,又是白酒的提供者,同时余婷等人亦是乘坐被告谢福新的车辆来到汤泉池,被告谢福新具有较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故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谢福新承担18%的责任,被告杨丹承担12%的责任,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作为饭店经营者,仅在经营的场地对于顾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必要的保护义务,余婷在饮酒后中途外出并落水溺亡,已超出了饭店经营者的责任范围,故被告王传军、李明玉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提交的结婚证、房屋转让协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等证据可以证实余婷生前长期在城镇生活,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其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因余婷的死亡,给原告方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结合本案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为15000元,其中被告谢福新承担9000元、被告杨丹承担6000元。原告方因余婷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20年×31874.19元/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209891.5元[(9年+11年)×20989.15元/年÷2人];3、丧葬费27998.5元(55997元/年÷2);4、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123元(10天×40990元/年÷365天);5、精神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891496.8元。综上所述,原告方因余婷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被告应予赔偿。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谢福新赔偿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计166769.42元[(891496.8元-15000元)×18%+9000元];被告杨丹赔偿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计111179.62元[(891496.8元-15000元)×12%+6000元]。被告谢福新与被告杨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雷炳忠、余维术、陈宗群、雷亿豪、雷亿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因余婷死亡造成的损失，上诉人谢福新、杨丹是否应当对五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上诉人谢福新承担18%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杨丹承担12%的赔偿责任，又判决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正确。关于因余婷死亡造成的损失，上诉人谢福新、杨丹是否应当对五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就饮酒行为而言,本案死者余婷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餐桌上应当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适当饮酒或者不饮酒,余婷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饮酒的危险性,却没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且酒后在未告知聚餐其余人员的情况下自行离开,故其本人应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参与同桌饮酒的人是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应当审查余婷中途离开后同桌饮酒的人是否尽到注意照顾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谢福新系饭局的组织者、白酒的提供者，余婷等人亦是乘坐被告谢福新的车辆来到汤泉池,其具有较大的安全注意义务。余婷与谢福新、杨丹共同聚餐，相互间有相互照顾的义务,事故当天吃饭地点临近水库，又值夜晚，在余婷饮酒后中途离席，谢福新、杨丹二人在没有最终确认余婷安全的情况下，即自行离去，对于余婷溺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一审认定谢福新、杨丹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一审判决上诉人谢福新承担18%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杨丹承担12%的赔偿责任，又判决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可知，在连带责任人的内部，可以按照责任大小确定承担的责任份额，这与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矛盾。因此，一审判决谢福新承担18%的赔偿责任，杨丹承担12%的赔偿责任，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谢福新、杨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4元，由上诉人谢福新承担1344元，上诉人杨丹承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佳审判员 陶加峰审判员 吴孔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阮江帆书记员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