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6234号原告:田淑珍，女，1952年2月20日出生。原告:支红燕，女，1980年5月3日出生。原告:支红松，男，1987年7月7日出生。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军，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爱成，女，1984年5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进，江西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法定代表人：王怡，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凤如，女，1972年8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鑫男，系刘凤如之女，女，1994年9月15日出生。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与被告曹爱成、刘凤如、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军、被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被告刘凤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鑫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曹爱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曹爱成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99850元、丧葬费508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共计114930元。2、要求被告刘凤如、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连带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99850元、丧葬费508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共计114930元。两项合计229860元。3、判决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25日16时许，支振江（田淑珍之夫，支红松、支红燕之父）进入被告自营的按摩店进行按摩，按摩过程中诱发心脏病发作猝死。被告曹爱成没有按摩师资格及执业证，属于违法经营，且不能保证在按摩过程中动作规范，按摩穴位及力度正确，其按摩行为对诱发死者心脏病发作不能排除因果关系。同时，当被告发现死者身体状况异常后，未及时采取正确的救助措施，对死者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负有严重过错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作为按摩房屋的出租人被告刘凤如及房屋所有权人高佃三村村民委员会，对于出租行为及出租房屋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故三被告对于死者支振江的死亡均负有相应责任，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曹爱成未到庭应诉，提交答辩状称：1、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曹爱成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确认曹爱成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2、曹爱成没有过错，支振江系因自身疾病猝死，与曹爱成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4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治安支队作出《关于支振江死亡的调查结论书》：该人符合猝死死亡；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同日，作出《房山公安分局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符合猝死死亡。以上证据证明支振江系猝死死亡，与曹爱成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曹爱成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告认为支振江是在曹爱成按摩过程中诱发心脏病猝死属于主观推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曹爱成的按摩力量有限，绝对不可能危害他人生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民间普通的足疗按摩必须取得按摩师资格及执业证。曹爱成发现支振江身体异常后立即报警，警察和救护医生及时赶到了现场。支振江的猝死是曹爱成不能预见的，曹爱成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没有任何过错。曹爱成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补偿原告6000元。被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辩称：我们不是在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故本案与我方无关。其要求我方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也是没有依据，我们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刘凤如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求，我方作为房屋的出租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且租户曹爱成仅租了2018年11、12两个月，其仅用于居住并未从事其他经营行为。后因个人原因不再续租，其又在次年3月再次租房，但租房时并未告知我方租房用途,且其租房后也未见其进行经营活动。我方因不在涉案房屋中居住故不清楚房屋用途。原告家属因个人身体原因导致猝死，此事为不可控事件，我方不存在任何过错。此事件与出租行为无直接关系，至于租户对房屋的用途我方无从知情。故我方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5日16时许，支振江（田淑珍之夫，支红松、支红燕之父）进入曹爱成承租的位于房山区x镇x村的一家按摩店进行按摩，17时30分许，支振江出现身体不适，曹爱成报警后，支振江被确认死亡。2019年4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治安支队出具《关于支振江死亡的调查结论书》，载明：“2019年3月25日，我单位接报位于房山区x镇x村发现支振江（男，63岁，户籍地北京市房山区x镇x村x号，身份证号×××）死亡。经过（现场勘查、法医鉴定、走访群众等）工作，根据所获证据，得出如下结论：1、该人系（符合猝死）死亡”。2、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本案审理过程中，我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调取了本次事件的出警记录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2019年3月25日23时11分至2019年3月25日23时46分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曹爱成有如下陈述：“问：他（支振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反常情况？答：他做的是45分钟按摩，快做完的时候。问：之后你干什么了？答：我一直在旁边叫他，问他怎么样，哪里不舒服，他也不回应我。我就这样守了他半个小时左右。这期间我一直在旁边叫他，也没有给他进行按摩，他从始至终没有回应。我就在店门口打了110报警，我就到离店100多米的地方等警察来，这期间幼儿园把我儿子也送到这了。问:从那名男子（支振江）出现异常到你报警,中间隔了多长时间?答:大概四五十分钟。问：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或者叫救护车？答：因为开始那名男子说肚子疼，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我当时觉得他自己缓一下能缓过来，而且当时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等了一段时间，我看他还是没有好转。”2019年3月25日22时35分至2019年3月25日23时9分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支红松有如下陈述：“问：支振江有何疾病？答：我父亲2008年第一次犯心梗，当时做了一个支架，后来陆续做了8个左右的支架，长期服用降血脂之类的药。”另查，支振江生于1955年12月18日，职业为退休工人，非农业户口。事发按摩店系曹爱成自刘凤如处承租。曹爱成未向本院提交按摩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及工商营业执照。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长阳派出所询问笔录》、《关于支振江死亡的调查结论书》、《房山公安分局鉴定结论书》、户口页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支振江进入曹爱成的按摩店接受按摩服务，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曹爱成作为按摩店的经营者，应当对接受按摩服务的消费者负有一定的身体状况注意义务，其在对支振江按摩之前未确认其日常身体状况，且其在按摩服务中发现支振江身体不适时未及时进行救助。事发当日，曹爱成在发现支振江身体不适后约40分钟后报警求助，后支振江被确认死亡。曹爱成延迟救助行为及未取得相关职业资格与营业执照即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具有主观过错，故其应当对支振江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关于曹爱成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由于支振江属于猝死死亡，且其本身患有心脏疾病，本院酌定曹爱成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为5%。关于三原告的合理损失，经本院计算为：死亡赔偿金49924.8元（62406元*16年*5%）；丧葬费2540.1元（8467元*6个月*5%）；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元。关于三原告要求刘凤如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刘凤如作为房屋出租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其出租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无事实关联性，三原告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三原告举证无法证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三原告要求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第三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曹爱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60464.9元；二、驳回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8元，由被告曹爱成负担131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原告田淑珍、支红燕、支红松负担3436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明星人民陪审员  刘书会人民陪审员  豆宝贵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