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21民初555号原告：魏成海，男，1953年9月24日出生，满族，自由职业，住吉林省永吉县。被告：于艳军，男，1973年12月12日出生，满族，自由职业，住吉林省永吉县。原告魏成海与被告于艳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2020年6月22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成海、被告于艳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成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于艳军立即支付劳务报酬12000元及利息（以1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欠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份，于艳军雇佣魏成海在外地架设有线电视外线。完工后，于艳军以暂时没钱为由，未向魏成海支付报酬。后经魏成海多次催要，于艳军于2017年8月11日为其出具一张12000元欠据。但于艳军始终未给付报酬欠款。于艳军辩称，欠据属实。但欠据中载明的12000元欠款包括2017年的劳务费6500元，该部分欠款已经因双方与案外人朱某签订的债务转移合同，转由朱某承担。自己尚欠魏成海的劳务费本金为5500元。不同意给付任何利息。现在没有能力给付，只能制定还款计划。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于艳军提供《2017年4月18日-8月11日之间拖欠工资明细》（以下简称《明细》）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4月18日至8月11日，本人承包由案外人朱某负责的工程项目并雇佣魏成海等工人施工。2019年1月22日本人与魏成海等七名工人、朱某曾约定，本人同意朱某从本人应得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等额于在此期间拖欠魏成海等七名工人的劳务费，并由朱某直接代替自己向魏成海等七名工人承担相关劳务费的给付责任。其中魏成海为6500元。魏成海质证认为，《明细》属实，自己认可该协议效力，但该协议处理的是于艳军2017年拖欠工资款的给付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自己提交的欠据中载明的12000元欠款是于艳军拖欠2015年和2016年的劳务费。经查本院认为，双方对该《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魏成海对于艳军主张的债务转移事实也无实质异议，因该证据与于艳军提出的抗辩主张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于艳军曾于2015年、2016年、2017年雇佣魏成海架设有线电视外线。具体到2017年，即当年的4月18日至8月11日，于艳军雇佣魏成海等工人在案外人朱某负责的工程项目地点施工。2017年8月11日，于艳军负责的工程完工（停工）。于艳军当天为魏成海出具欠据一份，载明欠其工资款12000元的事实，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于艳军主张该欠据中载明的拖欠数额包括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全部劳务费用。魏成海主张该欠据中载明的数额仅是拖欠2015年和2016年的劳务费用，不包括2017年部分（即在朱某工程项目地点工作的劳务费用）。2018年，魏成海不再受雇于于艳军，而是直接受雇于朱某，其自述“朱某拖欠了其部分2018年劳务费用”。2019年初，魏成海等工人向朱某索要拖欠的劳务费。2019年1月22日，由朱某写《明细》的题目部分，于艳军写《明细》的其他部分，魏成海等工人本人或由他人代为在于艳军书写的各自名字后边的欠款数额处捺印。即各方同意由朱某在未付给于艳军的工程款中扣除魏成海等七人尚未获得的2017年劳务费，并直接由朱某代替于艳军向魏成海等七人承担相关劳务费的给付责任。魏成海自述“签订《明细》的当日，朱某所在的移动公司以汇款方式支付了50%的拖欠劳务费（即2017年和2018年拖欠劳务费总额的50%）。自己得款六千多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欠据中载明的12000元劳务费是否包括2017年部分，即是否包括魏成海因2017年在朱某工程项目地点工作而被于艳军拖欠的劳务费用6500元。魏成海主张不包括。按照其主张该12000元是由2015年欠款8000元及2016年欠款6000元（于艳军当年给付了2000元）组成。其陈述，2017年8月11日，因在于艳军处的工程项目均结束了（没有活干了），自己才要求于艳军出具欠据。因为当时于艳军在出据时即表示，2017年拖欠的劳务费一起找朱老板（朱某）要，所以欠据里就没写2017年部分的欠款。2019年1月22日三方签订《明细》后，自己认可朱某应承担给付2017年拖欠劳务费的责任，现在自己和《明细》中的其他工人已经在其他法院另案起诉朱某给付拖欠的2017年和2018年剩余劳务费；于艳军主张包括。按照其主张该12000元是由2015年和2016年拖欠的5500元及2017年拖欠的6500元组成。其陈述，2017年8月11日，相关工程都结束了，自己和工人准备撤出工地。魏成海要求自己出具欠据，当时出具的欠据数额就是截止当天，拖欠他的全部劳务费。一般理解，活都干完了，此时出具的欠据却不包括2017年拖欠的部分不符合常理，魏成海也不能同意。在出具《明细》之前，魏成海等工人先去找朱某索要劳务费，后自己也去了。2019年1月22日，自己和朱某、魏成海等七名工人签订《明细》，约定自己拖欠魏成海等七名工人的2017年劳务费由朱某代替自己直接向工人给付，朱某直接从应支付给自己的工程款中扣除该笔款项。后自己已经与朱某就工程款部分结算完毕，朱某也已经将该笔款项扣除了。当时自己没有想起来应该收回或者更改之前为魏成海等工人出具的包括2017年欠款部分的欠据，事后也一直没有想起应该索回或更改欠据这件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本案中，魏成海主张于艳军拖欠2015年、2016年劳务费合计12000元，并提供欠据予以证明。于艳军主张拖欠魏成海2015年、2016年劳务费合计5500元，另拖欠其2017年劳务费6500元，合计12000元，并以出具案涉欠据的时间在2017年工程结束之日予以佐证。而案涉欠据并没有明确载明12000元欠款的具体构成。虽然在一般情形下，债务双方在书写欠据时仅笼统载明欠款原因和数额而签订欠据的，不排除含有该数额为截止至签订日期时因该原因双方发生的全部债务金额的可能性。但这也仅限于双方因相同原因且仅存在一份债务约定（欠据）的情况下。若因相同原因却存在多份债务约定（欠据），即使相关约定（欠据）存在签订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或者数额上的递进差异（如在后欠据的数额高于在先欠据的数额），也无法就此推定签订在最后的债务约定（欠据）载明的债务数额必然包含了在此之前发生的全部债务金额（或是视为最后的结算金额）。即无法简单的推定此时多份债务约定（欠据）指向的是并列的多份独立债务关系，还是同一（或者兼有重叠）的债务关系。无法仅通过常识确定多份债务约定（欠据）是否具有关联性或者替代、变更关系。在此情况下，主张责任减少（负有义务）的一方不能仅通过对单一债务约定（欠据）作出独立的“合理说明”的方式完成举证证明责任，而应就主张成立的全部关联事实作出自洽的“合理说明”，以动摇对方主张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迫使对方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合理说明”至少应达到同时考虑当事人个体的认知水平以及与其所处环境相当的社会一般认知水平时，其作出的解释仍能够被认为达到了高度的可信性。本案中，于艳军作为债务方，主张案涉欠据与《明细》具有关联性，在不能提供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其应就主张的该关联事实存在以及自己的行为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必要说明。于艳军提出，在工程全部结束后给被拖欠劳务费的工人出具唯一的欠据，将该欠据中确定的数额视为截止至欠据出具之日时拖欠该工人的全部劳务费的理解具有一定合理性，即认定该数额中高度可能包括2017年拖欠的劳务费6500元。但其关于三方签订《明细》时及之后自己单纯因遗忘而一直没有向魏成海索回或提出变更案涉欠据的解释，以及自己一直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补充利于己方的证据的解释，在考虑其本人职业和认知能力，以及与其相当的社会一般人的认知能力情况下，该解释显然未达到与对欠据的解释相同合理说明的程度。故其关于关联事实存在的说明未达到完全自洽的高度可信程度，即于艳军陈述的理由尚不足以认定《明细》中确定的已经转移由案外人承担的魏成海2017年6500元劳务费与案涉欠据载明的欠款12000元存在重复（12000元中包含该6500元），应认定其该部分主张未达到能够动摇魏成海主张事实（案涉欠据载明的数额仅包括2015年和2016年欠款部分）成立的程度。同时，因欠据书写不具体不明确而引发争议的，承担义务的一方应比取得利益的一方负有更高的说明义务和证明责任，这也符合在从事民事法律活动时，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的一般认知。欠据的制作一方也负有更高的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于艳军既是案涉欠据的出具人，也是《明细》主要内容的制作人，又是负有给付责任的债务方，即使其陈述事实成立，相比处于受雇地位的魏成海等工人，其更有机会、能力和措施及时采取必要行为来明确各自权责、维护自身利益。但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也未能对自己没有利用此种便利并采取必要补充措施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魏成海作为持有欠据的债权人，其持有欠据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重要证明，当然，其仍然负有明确债务事实的责任。魏成海关于案涉欠据产生经过的陈述虽然相较于于艳军的反驳理由来看更属特殊情形，但结合双方与案外人另行签订《明细》处理2017年劳务费给付问题的事实，以及双方在订立《明细》期间及之后未有能够查证的意图变更原欠据给付内容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的事实综合分析，魏成海关于债务事实发生整体经过的陈述更具自洽性和合理性。故在现有证据下，结合双方陈述、反驳意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应认定案涉欠据中载明的12000元不包含魏成海2017年被拖欠的劳务费6500元。即案涉欠据与《明细》两者指向的债务关系相互独立，不具有金额构成方面和给付责任方面的关联性。于艳军关于无需给付魏成海2017年拖欠劳务费6500元的抗辩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应负有就欠款本金12000元向魏成海承担给付责任的义务。关于魏成海提出的利息给付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规定，于艳军在签订欠据后长时间拒绝履行给付责任，构成违约，且已经严重损害魏成海的财产权益，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因双方未在案涉欠据中约定给付时间，魏成海得随时向于艳军主张给付责任。综合于艳军的过错程度及魏成海的损失事实，魏成海提出于艳军以1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欠款之日止支付利息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魏成海主张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于艳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拖欠魏成海的劳务报酬12000元及违约利息（以1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欠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元，由于艳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志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梁泽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