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叶开良，男，196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林，浙江恒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爱红，浙江恒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海振宇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海县胡陈乡谐和路51号。 法定代表人：孙善能，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解国华，男，195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建维，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一审第三人：杨道新，男，196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再审申请人叶开良因与被申请人宁海振宇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宇公司），二审上诉人解国华、张建维，一审第三人杨道新船舶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2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叶开良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宁波神鱼海运公司（以下简称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之间船舶买卖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本案应予再审。理由如下：（一）“神鱼3”轮原所有人叶开良、解国华、杨道新、张建维（以下简称叶开良等四人）未与振宇公司或神鱼公司进行过船舶交易。原判决已认定在“神鱼3”轮变更登记至振宇公司之前，叶开良等四人为该轮实际所有权人，该轮挂靠于神鱼公司经营。叶开良等四人在与神鱼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虽有向振宇公司出售“神鱼3”轮的意思表示，但不能证明叶开良等四人已将“神鱼3”轮出售给振宇公司。本案无证据可证明神鱼公司有权处置案涉船舶，原判决依据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认定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之间船舶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二）“神鱼3”轮以船舶买卖的形式变更登记至振宇公司是为实现船舶挂靠经营。神鱼公司在其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明是“配合”将“神鱼3”轮所有权移至振宇公司，表明其否定与振宇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进行船舶交易。振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振平与案外人励建立通话录音及其与杨道新《船舶股份转让协议》可证明，案涉船舶变更登记至振宇公司后，孙振平仍认可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叶开良等人。振宇公司向神鱼公司支付的2050万元中，其中1140万元为案外人蔡飞立筹集。蔡飞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叶开良为偿还贷款向其借款，该1140万元的借款人为叶开良而非振宇公司，此陈述与孙振平2014年与励建立通话录音中相关陈述一致。（三）振宇公司向神鱼公司支付的2050万元系代叶开良等四人向神鱼公司偿还贷款，非支付购船价款。该2050万元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叶开良和解国华提供的资金，仅有少部分资金来源于振宇公司。因“神鱼3”轮要挂靠振宇公司，必须采用船舶买卖的形式进行变更登记，且叶开良等四人向神鱼公司清偿2050万元借款需要振宇公司垫付部分资金，故叶开良和解国华将筹集的资金支付给孙振平，通过振宇公司向神鱼公司付款。孙振平与励建立的通话录音和蔡飞立的询问笔录亦可证明上述情况。（四）在案涉船舶变更登记至振宇公司后，振宇公司与叶开良等四人之间未签订船舶挂靠协议以及未结清船舶变更登记相关费用，是振宇公司拒绝结算所致，不能作为振宇公司已买受“神鱼3”轮的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叶开良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本案的审查重点为：振宇公司是否买受了案涉船舶。 第一，叶开良等四人、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之间是否构成船舶买卖关系。首先，振宇公司与神鱼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11日、19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船舶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交接协议书》以及2013年12月16日《宁波市船舶交易市场船舶登记审核单证》、案涉款项支付情况等证据，体现了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振宇公司与神鱼公司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其次，2013年12月10日叶开良等四人与神鱼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载明：“现乙方船东（叶开良、解国华、杨道新、张建维）一致同意以2050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零五十万元）将‘神鱼3’轮出售给振宇公司，该船款由振宇公司付至甲方（神鱼公司）指定账户作为还清以上借款”，其中“出售”案涉船舶给振宇公司的意思表示明确，且在《协议》中亦未出现船舶挂靠等其他约定。结合2013年11月12日叶开良等四人与神鱼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有关“甲方（神鱼公司）承诺，在2014年3月份之前，乙方（叶开良等四人）付清2050万元借款本息及各项船舶费用后，甲方应无条件将神鱼3号船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转移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的约定，可认定叶开良等四人作为船舶实际所有人，神鱼公司作为船舶登记所有人，就案涉船舶出售给振宇公司已达成合意。原判决综合上述证据，认定叶开良等四人为还清2050万元银行贷款，以2050万元的价款将案涉船舶出售给振宇公司，证据充分，并无不当。振宇公司在《船舶买卖合同》签订后次日向神鱼公司支付2050万元亦应认定为履行2013年12月10日《船舶买卖合同》的行为。叶开良依据孙振平与励建立的通话录音和蔡飞立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主张振宇公司向神鱼公司支付的2050万元非购船款。关于孙振平的录音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其仅属言词证据，效力低于书面证据，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原判决在未否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以孙振平在通话录音中存在或为购船、或为代偿贷款等前后矛盾的说法为由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蔡飞立的询问笔录，虽然蔡飞立称案涉船舶是挂靠在振宇公司，其借钱给叶开良系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不是给孙振平用来买船，但本案并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叶开良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对挂靠问题作出相关约定，原判决未采信该笔录亦无不妥。综上，叶开良主张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之间构成船舶买卖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 第二，案涉船舶所有权转移是否“名为买卖实为挂靠”。叶开良主张神鱼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杨道新与孙振平之间的《船舶股份转让协议》以及案涉船舶变更登记前后孙振平的录音、案外人蔡飞立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证明案涉船舶所有权转移，“名为买卖实为挂靠”。关于神鱼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仅载明神鱼公司“配合”将“神鱼3”轮所有权移至振宇公司，未显示神鱼公司与振宇公司之间非真实船舶买卖关系，亦未显示叶开良等四人与振宇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关于杨道新与孙振平之间的《船舶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中载明“该船原名‘神鱼3’，现转卖至振宇公司名下，更名为‘伯特利9’，转让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该协议本身已经表明杨道新对2013年12月10日案涉船舶已转让给振宇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且振宇公司有关该协议属履行之前经济补偿意愿所签订的解释符合常理，原判决综合该陈述等证据，未支持叶开良依据该协议主张其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亦无不当。关于孙振平与励建立的通话录音和蔡飞立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如上所述并不能证明叶开良主张的相关事实。综上，叶开良虽主张案涉船舶所有权转移“名为买卖实为挂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振宇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协议或双方就挂靠费用、挂靠期限等挂靠协议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原判决未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无不当。 另，叶开良如认为与振宇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孙振平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系，在满足相关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可另寻救济。 综上，叶开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叶开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陈宏宇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任玲 法官助理张伯娜 书记员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