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2813号原告：海南广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大道顺发新村A2-2-3-302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199650U。法定代表人：周蒙蒙。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德程，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黄埔区高俊消防器材贸易部，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大道将军山路段黄埔工程机械园区8号西区A3栋4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72921987C。经营者：黄南生，男，198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致君，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海南广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公司”）与被告广州市黄埔区高俊消防器材贸易部（以下简称“高俊贸易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广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德程、被告高俊贸易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致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221488.8元及利息（从2017年3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支付全部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1日和2017年3月1日，原告先后2次向贵方订购珠江镀锌线管，并向贵方的民生银行账户（账号：69×××09）支付货款165088.8元和56400元，合计221488.8元，但截至2018年8月8日，贵方未向原告交付货物，也未将原告已支付货款退还，而是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将上述货款分六次转入张卓个人银行账户，导致原告受经济损失，期间原告多次追讨未果，贵方的上述行为，已违反法律有关规定，构成违约及诈骗，因被告一直未向原告交付货物，也未将原告已支付货款退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被告高俊贸易部答辩称：一、为查清本案事实经过和理清本案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先陈述本案产生经过如下：被告应案外人广州市智予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桂红的请求，说智予公司的客户即原告需要现金周转，原告用他们公户，转款到被告个体工商户的账号上帮原告提现，然后转到原告员工张卓的账户上，然后等原告公司有现金周转了，再用张卓的账户转款到被告的账号，被告再把款项转回原告的公户上。因原告是智予公司的客户，何桂红为了今后的业务，答应了原告的请求。但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有任何业务往来。但智予公司是公司账户，转款进来要承担税费，所以何桂红告知被告为了帮其客户即原告的忙，所以就请求被告帮忙，因为被告属于个体工商户，转款进出只需要承担一点点手续费，并不需要承担税费，因被告负责人黄南生与何桂红是朋友关系，基于义气，同意了帮原告这个忙。于是，原告于2017年2月21日及2017年3月1日，共转款221488.8元到被告账户上，被告于收款当天即时两次转款共221488（注：不小心少转了0.8元）元到原告员工张卓账户上。以上就是本案款项的产生的经过。在2018年本案原告起诉前，原告联系了被告的经营者黄南生、智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桂红，告知其员工张卓涉嫌侵占公司财物并失去联系，要求两人协助。于是，被告便将221488元的收付款的凭证发给原告，原告则把张卓的身份证扫描件发给被告（详见被告2020年1月13日提供的证据清单第一组、第三组证据）。后经调查，张卓于2019年6月25日被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刑初301号刑事判决：张卓犯职务侵占罪判有期徒刑五年，犯抢劫罪判有期徒刑十年，总和刑十五年，执行十四年六个月。责令张卓退赔人民币1242487.10元给职务侵占罪受害人海南欧特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及海南科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退赔107284.54元给抢劫罪受害人熊颜（详见被告2020年1月13日提供的证据清单第四组证据1刑事判决书）。另外，查明海南欧特莱公司及海南科玛公司与原告是关联公司（详见被告2020年1月13日提供的证据清单第四组、第五组证据）。而现在被告明显在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还被原告起诉追偿“货款”，明显是被告和智予公司被原告公司的员工张卓设下的骗局所骗。因为该款实际收款人即得益人为张卓，被告和智予公司没有得到原告转入221488.80元的一分一毫，甚至被告还亏了手续费，现在还可能要承担原告所谓的买卖合同纠纷的虚假诉讼而支付所谓“货款”的风险。而原告明知张卓侵犯了其公司财产，已判决职务侵占罪，现法院判决退赔的款项极大可能得不到执行，就起诉被告，竟然不顾事实真相转嫁风险给被告，以减免其损失。原告行为明显是颠倒是非，虚假诉讼，法院不应支持其涉嫌违法行为。二、根据原告与案外人智予公司的以往交易经过惯例，本案绝没有买卖合同行为，所以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与案外人智予公司一直以来的正常交易买卖行为经过是原告向智予订购货物支付货款后，智予公司当天或几天内立即送货，或货到海南后，原告立即支付货款，智予公司在收到货款当月或最晚下个月开具发票给原告。最近的智予与原告日常交易经过如下：1、智予2016年8月9日发货，原告2016年8月12日支付63439.8元货款，智予2019年8月19日开63439.8元发票。2、智予2016年8月30日发货，原告2016年9月6日支付65794元货款，智予2019年9月12日开53637元的发票和12157元的发票，共65794元发票。3、智予2016年9月30日发货，原告2016年9月30日支付37387.68元货款，智予2016年10月18日开37387.68元发票。（以上详见被告2020年1月13日提供的证据清单第二组证据）。而本案经过，根本不同于原告与智予公司日常交易习惯。按智予公司与原告的交易习惯，原告是要收货或看到货发出才支付货款的。而本案如真是买卖合同，2017年2月21日和2017年3月1日原告支付货款前被告都没有发货，原告又何必支付货款。而原被告此前没有交易，假设这是原被告双方第一次交易，在没有合同约定没有约束，双方又分别相隔两省份，原告不可能无缘无故支付全部货款。还有，如本案真是买卖合同，原告在2017年2月21日支付“货款”后及在没有收到被告货物后就不应该再支付2017年3月1日的“货款”。由此可见，如本案是真正买卖合同关系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本案原告在支付所谓“货款”给被告后，近一年半时间都没有收到被告货物，也从来没有要求被告发货或退还货款，更没有相关的送货单发票等真正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证据。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本案就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就是被告代原告置换现金的行为。而是原告起诉被告涉嫌虚假诉讼案件。三、原告为自圆其说及加强证据，于2020年2月提供两张《材料申购单》明显是应付本次诉讼伪造的证据，应追究原告伪造证据责任。原告2018年8月8日起诉时并没有《材料申购单》，看到证据有所欠缺才于2020年2月补充了该两张伪造的《材料申购单》。2017年初，原被告互不认识，更没任何交易往来，原告根据没有发送过任何《材料申购单》给被告订购货物，被告从来没有收到原告发过来的《材料申购单》。如原告没有提供送达《材料申购单》给被告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除了送达《材料申购单》原告无法举证外。原告伪造《材料申购单》内容也是错漏百出（详见被告质证意见）。四、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移送有关公安侦查。被告在2019年9月初收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本案诉讼文书后，明显觉得给别人设局诈骗，发现事件的严重性，且本案明显已涉及刑事范畴，于是去了广州市黄埔区的公安机关报案，因涉及刑事犯罪行为，已由黄埔公安出具《报警回执》，并进行刑事侦查。所以，本案是刑事案件，应由海口或广州两地公安立案侦查处理完毕才看是否要进行民事诉讼。况且，现在已查询到张卓在贵州因职务侵占原告关联企业被判职务侵占罪，明显本案是因刑事犯罪而起，根据先刑后民的法律原则，同时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和根据《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条，贵院应将本案作中止诉讼处理，将本案有关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并待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张卓是否职务侵占原告财产并由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生效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诉讼继续审理本案（详见被告2020年1月13日提供的证据清单第四组证据1刑事判决书和第六组证据被告报警回执）。五、如查明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如经贵院审查或公安机关侦查或刑事判决生效后，如查明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六、如本案最终查明认定是民事纠纷，被告认为本案应如下的判决方式处理：1、如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刑初301号刑事判决责令张卓退赔人民币1242487.10元包括本案原告起诉的221488.8元，则原告所谓“货款”已得到法院判决退赔偿还，本案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如1242487.10元退赔金额没有包括本案221488.8元，贵院应追加张卓（男，汉族，1989年1月12日出生，住陕西省××县城××南××号，身份证号码：）为本案被告。并判决张卓退还221488.8元给原告。所以本案诉求请求无论如何都不应判决被告退还221488.8元，退还221488.8元给原告的应是张卓，与被告无关。七、本案诉讼费由张卓或原告承担。综上答辩意见，望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围绕诉讼请求原告广泽公司依法提交了两份材料申购单、两份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等作为证据，被告高俊贸易部围绕答辩主张依法提交了民生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张卓身份证、原告与案外人智予公司之前买卖交易往来的：智予公司货物运输凭证3张；智予收款业务回单3张和银行流水2张；3、智予公司发票4张；4、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5、智予公司营业执照、原告公司股东古金梅于2018年7月6日发送给智予公司的QQ信息、原告委托海南法信律师事务所邢益壮律师2018年7月30日的律师函和2018年7月31日寄出的邮政快递单、贵州省贵阳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刑初301号刑事判决书、海南省三亚城郊人民法院（2017）琼0271财保4号民事裁定书、原告海南广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海南欧特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海南科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琼中通达源电能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林下田园（海南自贸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报警回执、被告开给客户2016年到2020年的发票、网上查询被告的企业信息资料、案外人智予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何桂红的《情况证明》、案外人智予公司《货物运输凭证》3张（收货人为陈太刚、陈奕军）、《证明原告与欧莱特、科玛是关联公司，张卓同时为几公司工作表》、2张民生银行《单位账户对账单》等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意见，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广泽公司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两份材料申购单，申购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21日、2017年3月1日向被告高俊贸易部订购两批镀锌线管，含税价款（含17%增值税票）分别为165088.77元、56400.84元，使用工程项目及设备系统均为海航体检中心，到货日期均是付款后十天内到货。两张材料申购单底部都有原告作为需方单位的盖章，但是没有被告的签章确认。2017年2月21日、3月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转账165088.8元、56400元，转账单附言处载明货款。关于申购单的签订过程，原告陈述是先由其制作好申购单，交给当时候其公司员工张卓，再由张卓通过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发给被告，被告认可后其再付款，但是被告认可后没有让被告签章确认，因为这次与被告之间的交易只是其公司工程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就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比较简化流程。据此原告确认是通过其员工张卓与被告申购涉案的货物，也确认主要是通过张卓向被告催促发货的。原被告双方均确认除涉案款项以外，双方之间没有其他业务往来。被告高俊贸易部确认收到上述原告转账的两笔款项合计221488.8元，但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实际情况是被告应案外人广州市智予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桂红的请求，说智予公司的客户即原告需要现金周转，原告用他们公户，转款到被告个体工商户的账号上帮原告提现，然后转到原告员工张卓的账户上，然后等原告公司有现金周转了，再用张卓的账户转款到被告的账号，被告再把款项转回原告的公户上，因为原告是智予公司的客户，何桂红为了今后的业务，答应了原告的请求，而且智予公司是公司账户，转款进来要承担税费，所以何桂红就请求被告帮忙，被告属于个体工商户，转款进出只需要承担一点点手续费，并不需要承担税费，因被告负责人黄南生与何桂红是朋友关系，基于义气，被告就同意了帮原告这个忙。被告为此提供了八张民生银行转账回单和智予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些转账回单显示被告于2017年2月21日向张卓转账了合计165088元，于2017年3月1日向张卓转账了合计56400元。情况说明则反映案外人智予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何桂红陈述确认被告的上述情况属实，何桂红亦到庭再次加以确认。原告对此则回应称张卓只是个业务员，不能代表原告，没有证据显示张卓有权代理原告收取款项，也没有证据显示原告因缺少现金而需要现金周转；原告已经将货款支付给被告后，被告自行处置该货款与原告无关。另查明，被告还提供了一些货物运输凭证、原告转账给智予公司的业务回单、智予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发票，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智予公司一直以来的正常货款买卖行为模式都是货到之后原告再支付货款，或者原告支付货款后，智予公司当天立即送货，而非本案所谓的“先支付货款再发货”的情形。原告则反驳称实际上智予公司与原告、欧特莱公司、科玛公司都有往来，不能将智予公司与欧特莱公司、科玛公司的往来视同于与原告方的往来。被告还提供了一些企业登记信息、（2019）黔0102刑初301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海南欧特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科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琼中通达源电能开发有限公司、林下田园（海南自贸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这五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关系，张卓就是原告的员工，而刑事判决中已判定张卓向欧特莱公司、科玛公司退赔1242487.1元，有可能包括本案所谓的货款，张卓才是职务侵占原告财产的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告人，原告要追究责任的是张卓，而不是为了减少损失而冤枉被告起诉被告。原告对此也反驳称上述几家公司之间的股东都不同，所以并不是关联公司关系；刑事判决书判决张卓退赔的124多万元并没有包括本案诉请的金额，也与本案无关。再查明：2018年9月12日，被告的经营者黄南生向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穗东派出所报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广泽公司以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被告高俊贸易部退还预付货款，并提供了材料申购单和转账流水单，本院对此认为，虽然材料申购单上载明了产品名称、单价，到货日期等，但是没有被告的签章确认，被告也明确否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还需进一步提供双方有过货物买卖磋商等任何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是本案所有材料都无法反映，而转账流水单仅能反映双方之间有款项支付情况；其次，从被告反驳的情况上看，被告在收到原告转账的两笔款项165088.8元、56400后，分别于当天悉数转给原告当时候的员工张卓，而根据原告陈述确认张卓是涉案货物申购的经手人员，那被告再将款项于当天悉数转给原告的员工亦即涉案货物的经手人员张卓，这至少可以说明双方不存在正常的货物买卖关系；另，原告是将款项全数预付给被告，再要求被告发货，对于双方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这也不符合一般货物交易惯例；而且原告陈述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方式向被告发送材料申购单，对于双方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正常商业交易主体理应会考虑到让对方回传经确认过的材料申购单，因此这些至少也可以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一般的货物买卖关系。加之，被告反驳理由中的中间人，案外人智予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何桂红也到庭陈述确认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确认被告反驳的情况属实。综上，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也根据前述提及的分析理由，原告提供的材料申购单和转账流水单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其已将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再支付出去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种论断是基于双方已经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前述，本案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南广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4.3元，由原告海南广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蓉人民陪审员  刘丽娟人民陪审员  许文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谢昭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