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0212号原告：刘登富，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期安，四川言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四川言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兆芳，女，195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宜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飞特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女人街天泽路19号1层113号。法定代表人：刘国营。原告刘登富与被告王兆芳、第三人北京飞特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特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刘燕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默菡、审判员韩跃东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登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期安、李琼，王兆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飞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登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刘登富与王兆芳事实上的居间关系于起诉状送达王兆芳之日起解除；2.要求王兆芳返还居间费1220万元及利息（以12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3.要求王兆芳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0年底，刘登富经人介绍认识王兆芳，王兆芳声称其为我国某位领导人的亲妹妹，若有何需求，其可提供帮助。2011年初，刘登富因欲从事煤炭资源开采的相关业务，向王兆芳提出如其愿意提供相关居间服务，事成后刘登富将支付合理报酬，王兆芳表示认可并称即刻着手处理。同年年底开始约半年内，王兆芳多次以事情有进展或重大进展及办事存在费用支出等为由，要求刘登富支付款项。刘登富应其要求先后八次共计预先支付居间报酬1220万元。事后，当刘登富以为探矿权事宜有实质进展时，却迟迟等不到相关消息。刘登富打电话催问，王兆芳均以办事须走流程、需要时间等为由予以回复并称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时至今日，王兆芳所承诺事项均未兑现。综上，双方达成协议至今，王兆芳并未完成所托居间事务，且事实上也无法完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刘登富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兆芳返还预先支付的居间报酬、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被告王兆芳答辩称，不同意刘登富的全部诉讼请求。刘登富与王兆芳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本案原、被告主体不适格。2013年底，刘登富已经以王兆芳诈骗为由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成都市公安局立案后以不涉及诈骗罪撤案。2011年9月，王兆芳是飞特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刘登富是四川省港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在北京的工作会议上认识的，当时刘登富称其想引进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公司）在青海的投资，希望与飞特公司合作，取得位于青海的两个煤矿的探矿权。经协商,2012年1月4日，港蓉公司和飞特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飞特公司协助港蓉公司办理探矿权手续。港蓉公司分批向飞特公司支付劳务费2亿元，合同事项具体是飞特公司刘国营、王兆芳和港蓉公司的刘登富办理。支付合同款时，刘登富为了避税，要求支付到个人账户，后来就直接打到了王兆芳的账户，没有走公司的账。煤矿开采业务是根据合同协议书所履行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作为原、被告的主体均不适格。刘登富庭审中称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显然不是事实，双方是基于合作协议才发生的后续转款、沟通、提交文件、领导接见等事实。双方履行的就是协议的内容。刘登富报案后，成都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撤案决定，同日向刘登富出示决定书，此后直至2018年10月起诉，此期间刘登富或港蓉公司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主张，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请求也不应当得到支持。第三人飞特公司陈述称，飞特公司在2011年底认识的王兆芳。王兆芳让飞特公司帮王兆芳签合同，后来王兆芳安排飞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营和刘登富见面签订了涉案协议。后来王兆芳和刘国营说刘登富把钱给她了。刘国营一直帮王兆芳跑腿，王兆芳不是飞特公司员工，也没有任何劳动关系。飞特公司向成都公安局提交的材料是王兆芳拟好让飞特公司加盖的公章。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4日，港蓉公司（甲方）与飞特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青海省海西蒙古自治州天峻县木里境内的煤炭资源整合、开采业务；其中哆嗦矿区、江仓矿区以坐标点为准：一、哆嗦矿区坐标点；二、江仓矿区七、八、九坐标点。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同意接受办理以上两矿区区域内煤炭探矿权许可证或采矿证，甲方拿到探矿权许可证或采矿权证为止。一、甲方提供峰峰公司向青海省省委省政府的申请报告，附营业执照、煤炭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各一份。二、乙方负责代甲方递交中请报告，批准以上任意一个矿区给甲方开采经营。三、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完善以上约定条款合法手续，甲方支付劳务费2亿元整给乙方，乙方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由甲方承担。具体支付方式：第一次支付前期工作经费500万元，得到青海省省委省政府批示青海省地调院(或地勘院)签订合同时支付2000万元，办理完探矿权或采矿权证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剩余劳务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四、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五、本合同适用于中国法律。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相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备注：此申请报告批准后甲方将以青海省注册的项目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甲方处加盖港蓉公司公章，刘登富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乙方处加盖飞特公司公章，刘国营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刘登富认可居间事项与上述协议记载一致，亦认可应王兆芳要求要以公司名义签订协议。庭审中，刘登富明确王兆芳需要完成的居间服务系拿到哆嗦矿区、江仓矿区的探矿权、采矿权，与上述合同记载一致。2011年12月6日至2012年2月13日期间，刘登富向王兆芳支付1200万元，具体为：2011年12月6日转账200万元、2012年1月11日转账300万元、2012年2月13日转账200万元、2012年4月14日转账500万元。庭审中，刘登富主张其向王兆芳另行支付现金2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流水予以佐证。王兆芳认可收到转账支付的1200万元，但不认可收到20万元现金，并称已向刘登富返还200万元，并向刘国营转账250万元。庭审中，刘登富为证明其与王兆芳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亦提交了以下证据：1.曾静、包英九的证人证言。曾静作证称证：“我是港蓉公司的员工。我证明我认识王兆芳，港蓉公司的刘登富说王兆芳帮我们办理采矿权的事情。我和王兆芳第一次2015年2月11日在成都的城市名人酒店大厅见面，告诉我说王兆芳是国家领导人某3的妹妹。2012年6月我去青海出差，在青海的酒店，刘登富、王兆芳和我们见面了，说王兆芳要帮我办采矿权的事情，我还去取了20万现金给王兆芳。在房间里，王兆芳说我哥已经给某1打电话了，肯定能办好刘总。在2012年6月或7月，王兆芳和两个北京人来成都，路上跟我说，某3喜欢喝茶叶，我们就给他们送了茶叶。2014年的时候，王兆芳来到我们成都武侯区孵化园的办公室，之后2015-2017年刘总有给她打电话问采矿权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好。刘总给王兆芳打电话的时候，我听王兆芳回复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办好。”包英九作证称：“我是港蓉公司的副总经理。2012年5、6月份，刘登富让我去北京，在国贸第一次见到王兆芳。我叫她大姐。刘登富说她是国家领导人某3的妹妹。我们就聊，他们说现在在办个煤矿的事情。煤矿办好后是给宝钢专供。我当时就很高兴，我就跟王兆芳说就靠你了。王兆芳说，如果不是我哥，谁也办不下来。当时说要去青海要见领导。我们让她给某3打电话。她说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她就打了，十来分钟后，她说我哥同意了。但是后续我就没有参与。刘总还问我去不去青海，我就说不去了。第二次见到王兆芳是2013年，我也和王兆芳说采矿的事情要快点办，她说我哥在没问题。后来王兆芳来过我们公司，还有一个男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卢奇打电话找我，我们在锦江宾馆见面，问我是否认识刘登富，让我帮忙不要让他告王兆芳。后来我就转达给了刘登富。还有个叫王久庆的，也让我帮忙，别让刘登富告王兆芳。我和他说王兆芳冒充某3的妹妹。后来王久庆说某3的弟弟证明王兆芳不是某3的妹妹。”王兆芳主张上述证人与刘登富存在利害关系，且证明事项与本案无关。2.青海锋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刘洋亲属关系证明。公示报告显示峰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洋，该公司于2018年6月6日核准注销；亲属关系证明显示刘洋系刘登富之女。刘登富认可个人无法取得探矿权、采矿权，据此证明其为促成居间事项的履行设立了峰丰公司。王兆芳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庭审中，王兆芳为证明港蓉公司与飞特公司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提交了飞特公司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予以佐证，上载：2013年8月，港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登富举报我公司及负责人王兆芳、刘国营涉嫌诈骗一案，贵局经侦一队立案受理，我公司认为刘登富举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与港蓉公司之间属于正常的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且我公司已经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项义务，不存在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隐瞒、欺诈或其他犯罪行为，故恳请贵局依法撤销本案件，维护我公司及负责人王兆芳、刘国营的合法权益。……。王兆芳称，该证据原件于成公（经）撤案字[2014]6号案件卷宗中，经本院核实，上述卷宗中确存《情况说明》原件一份，内容与复印件一致，加盖公章样式一致，但位置不一致。刘登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王兆芳申请，本院向成都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了成公（经）撤案字[2014]6号案件卷宗材料，具体为：1.2013年12月5日王兆芳询问笔录。问：《合作协议书》是谁起草的。答：刘登富起草的。问：《合作协议书》为什么是刘国营签订的。答：当时说是两家公司来签合同，所以就是刘登富和刘国营在协议上签字。问：《合作协议书》实际乙方是谁。答：实际乙方是我和刘国营。问：为刘登富给办理探矿证，你都做了哪些事情。答：我促成了刘登富及峰峰公司与当时青海省领导会见，及与某2、骆玉林、张元青等人数次见面。问：刘登富办理探矿证的事情，现在如何了。答：因为刘登富、峰峰公司的原因，现在这个事情一直拖着没有任何进展。2.2014年2月13日王兆芳询问笔录。问：说一下你们是如何认识的。答：我是在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认识的刘登富，他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我们在这个协会多次活动中都有接触，因此就相识了。问：你和刘登富之间是否有经济往来具体陈述一下。答：有的。认识刘登富后，他曾找我让我办理青海开采矿的事情。我们之间签过一份《合作协议书》。问：刘登富为什么找你来办理青海采矿的事情。答：我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找我办理这个事情。我从来没跟他提出过我有青海方面的关系。当时在飞行俱乐部举行活动的时候，刘登富多次单独找我说过这个事情，并提出办理事情会有两个亿的劳务费。问：你通过什么样的关系能力，完成刘登富请你帮忙的事情。答：因为我和金星华是好朋友。在以前朋友圈的聚会上，看到过金星华和某1是好朋友的关系。因此刘登富这个事情，我也是找金星华帮忙的。在其表示可以办理的情况下，我才给刘登富答复的。3.2013年12月5日刘国营询问笔录。问：请你说一下你与刘登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事情。答：2011年11月左右，王兆芳找到我想用我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并且同时向让我帮忙一起为刘登富办探矿的事宜。问：《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情况你说一下。答：协议是在北京签的，签的时候，我、王兆芳、刘登富在场，合同是王和刘谈好的，我只是在合同上签字。问：你为什么要答应用你公司为王兆芳签订合同。答：因为当时我感觉这个事情挺简单的，并且利益空间巨大。……。问：《合作协议书》是用你公司签订的，为什么刘登富要将钱打王兆芳账户。答：打款方式主要他们在谈，我没有直接参与。问：王兆芳给了你多少钱。答：他一共给了250万。……。问：详细说下你为刘登富办事的过程。答：一共向青海上报两次材料。第一次没有反应。第二次某1书记的秘书安排骆省长与刘登富等人在北京见面；第二次2012年6月骆省长要求峰峰公司去青海会谈，拜见了某1书记。我也见到了某1书记。后来我和刘登富及峰峰公司的副总王务平再次见到骆省长，其明确表示青海省的煤炭整合已经完毕，不会再重新下发探矿证，整合后是在大美煤业手中，可以合作。2012年6月洽谈会结束后，我们各自离开了。2012年9月刘登富来到北京，我们又见了一面，他表示还要继续办探矿证。在这之后我们就没见过面。4.2014年2月14日，刘国营询问笔录。问：讲一下你与刘登富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具体情况。答：2012年元月，在国贸三期，我、王兆芳、刘登富三人在场签订《合作协议书》，内容是刘登富与王兆芳谈好，我和刘登富签字盖章的，合同的具体内容是我方帮刘登富办探矿、采矿证事宜。问：合同的乙方及你方代表什么意思。答：代表我和王兆芳两个人。5.王兆芳提交的证据（侦查卷第二卷）。其中：证据2为《峰峰公司关于青海哆嗦矿区部分井田统一规划、统筹发展的特别申请》，其中记载联系人为刘登富；证据3为《峰峰公司关于青海省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等配套产业的投资报告》复印件，该文件上方手写以下内容：“请某2通知统筹考虑。某1。”；“送阅，可由农口同志与该公司洽谈。某2。”；证据5为《峰峰公司关于近期在青海开展煤炭资源开发前期工作情况的汇报》，该文件第二页倒数第十一行记载：“从多次会谈的情况看，双方就公司股权结构、开发方案、资源配置、煤炭深加工项目的实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请求省委省政府加大对我们双方自愿合作、开发、收购等工作的指导力度，早日使合作等工作落实到实处。”；证据7为《投资框架协议》复印件，其中记载甲方为青海省人民政府，乙方为峰峰公司，乙方投资项目：……;4.哆嗦共玛矿区及江仓矿区7/8/9号井田，以支撑项目顺利实施。6.《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上载：《合作协议书》属居间协议，内容：王兆芳（乙方）为刘登富（甲方）促成青海省煤矿探矿的事宜提供劳务，甲方支付费用。从现有的证据显示：王兆芳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促成了峰峰集团与青海省书记某1及青海省副省长某2的会见；王兆芳属于按约定在履行义务，主观上无犯罪的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应当撤销案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应当撤销案件。2014年6月17日，经侦支队案审委员会研究决定，撤销王兆芳涉嫌诈骗案。7.《撤销案件决定书》，上载：我局办理王兆芳涉嫌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在该决定书右下角手写以下内容“备注：2014年6月18日，13点32分，刘登富到我支队，民警向其出示该决定书，刘登富表示拒绝签字，后离开。”庭审中，刘登富认可2013年12月5日刘国营询问笔录中所记载的为刘登富办事的过程的陈述，认可王兆芳通知刘登富去见了青海的领导，开展过居间事务。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转账凭证、账户流水、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亲属关系证明、《情况说明》复印件、成公（经）撤案字[2014]6号案件卷宗材料、开庭笔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刘登富与王兆芳之间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2.如双方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刘登富与王兆芳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是否能够解除；3.王兆芳是否应当向刘登富返还1220万元；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逐一论证如下：首先，关于刘登富与王兆芳之间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另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登富主张其与王兆芳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提交了转账凭证及曾静、包英九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刘登富系港蓉公司法定代表人，曾静、包英九均系该公司员工，故证人与刘登富均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于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刘登富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前后，其向王兆芳转账1200万元；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王兆芳亦承认其系《合作协议书》中的乙方，且向公安机关提交了相关履行居间义务的证据。故综合刘登富提交的转账凭证及王兆芳在公安机关的自认，本院认定，其二人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其次，刘登富与王兆芳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是否能够解除。刘登富与王兆芳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及可撤销情形。本案中，刘登富主张王兆芳未完成居间事项，且事实上也无法完成，故要求确认与起诉状送达王兆芳之日起解除与其的居间合同关系。关于居间事项的问题。刘登富的主张，居间事项是促成其获得哆嗦矿区、江仓矿区两个矿区的采矿及探矿权，与《合作协议书》中记载的基本一致。王兆芳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认可其帮助刘登富办理青海采矿的事情，故本院对于刘登富主张的居间事项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原国土资源部于2017年12月14日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资源勘查审批登记管理的通知》第一条相关规定，非油气探矿权人原则上应为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推断，在实际办理本案相关矿业权过程中，获得该权利主体资格应为法人，自然人无法取得。刘登富主张其为办理本案居间事项成立了峰丰公司，但根据峰丰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该公司已于2018年6月6日核准注销。综上，刘登富与王兆芳于2012年初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至今已八年有余，其双方约定的获得相关矿业权的居间事项已经履行不能，故刘登富要求于起诉状送达王兆芳之日（2018年12月3日）起解除其与王兆芳之间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本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庭审中，港蓉公司及飞特公司均认可其并非《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可以说明两公司在《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均系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港蓉公司与飞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属无效，该合同对港蓉公司与飞特公司均不产生约束力。第三，王兆芳是否应当向刘登富返还已支付的居间费用。本案中，刘登富主张其向王兆芳支付1220万元居间费，王兆芳认可收到1200万元，本院不持异议。但就刘登富主张其现金支付20万元，仅提交了取款明细，无证据证明王兆芳收取了上述费用，因此，本院认定，刘登富已向王兆芳支付的居间费用为12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本案中，刘登富与王兆芳的居间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王兆芳是否应当向刘登富返还已支付的费用，应当结合其履行居间合同的情况及居间合同的性质予以确定。根据刘登富在庭审中的自认，其认可刘国营所述的合同履行情况，结合公安机关在《撤销案件决定书》的相关记载及王兆芳在刑事案件中提交的相关证据，本院认定，王兆芳为促成合同的成立，完成了以下事项：1.向青海省相关部门上报两次材料；2.促成三次青海省相关领导与刘登富等人见面。最后一次会面中，刘登富知晓青海省的煤炭整合已经完毕，不会再重新下发探矿证，可以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鉴于刘登富与王兆芳对于《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均知情，且居间事项与《合同协议书》中的记载亦一致，故本院认定王兆芳完成居间事项后获得的报酬为2亿元,付款进度亦应当参考该协议的约定。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前期费用为500万元，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批示青海地调院（或地勘院）签订合同时支付2000万元，办理完毕探矿权或采矿权证十个工作日内，才支付剩余的劳务费。前文已述，王兆芳为促成合同成立，进行了相关工作，并促成了三次会见。在履行相关事项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关必要费用的支出。故本院综合考虑《合作协议书》中对于前期费用的约定、王兆芳促成会见的次数、居间事项的办理难度，认定其必要费用支出为500万元。王兆芳主张刘登富向其支付的1200万元居间费用已经全部支出，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费用的支出情况，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信。在双方合同关系解除后，王兆芳多收取的700万元应返还刘登富。对于刘登富要求王兆芳返还居间费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第四，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刘登富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系行使的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此外，刘登富与王兆芳的合同关系通过诉讼确认解除，故其基于合同解除而要求返还已支付的居间费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于王兆芳关于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登富与被告王兆芳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3日起解除；二、被告王兆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登富返还700万元；三、驳回原告刘登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000元，由原告刘登富负担46800元（已交纳）、由被告王兆芳负担482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兆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燕审判员 李默菡审判员 韩跃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哈笑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