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7642号原告：李硕，男，197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军，北京市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新，北京市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女，198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辉（被告李某之母），女，1956年4月2日出生，汉族，金隅集团建贸物业管理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保平，北京市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军辉，女，1956年4月2日出生，汉族，金隅集团建贸物业管理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保平，北京市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硕（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李某、被告张军辉（以下并称二被告，分别称姓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新，张军辉、二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保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硕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张军辉以刘福兰的名义与李某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李凌与刘福兰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分别为李黎、李戎。李黎与张齐鸣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即本案李硕。刘福兰于2004年3月21日死亡，李黎于2005年6月22日死亡。刘福兰、李黎生前未留有遗嘱，刘福兰死亡后其遗产未进行分割。刘福兰、李凌生前共同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和南里二条8号楼2门4层8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一套，登记在刘福兰名下。李硕于2019年3月18日调取的涉案房屋登记信息显示，2007年9月25日，亦即刘福兰死亡后，二被告伪造刘福兰签字与李某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二被告在李硕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侵占涉案房屋，该合同应为无效，故起诉至法院。二被告辩称，不同意李硕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李硕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和诉的利益，应当依法裁定驳回李硕的起诉。第一，李硕提起确认涉案合同无效之诉的事实理由，是其认为涉案房屋中的部分份额为刘福兰的遗产，其有权通过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相应份额，李硕本质上提起的是继承之诉；第二，如果本案争议的诉讼标的是继承法律关系，那么首先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则，李硕既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也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三，因刘福兰死亡在先，李硕之父李黎死亡在后，李硕并非代位继承人；第四，按照转继承的法律规定，虽然李硕系转继承人之一，有权继承李黎通过法定继承而来的刘福兰的部分涉案房屋份额，但仍在世的李凌及李硕之母张齐鸣，亦为此部分份额的转继承人，而二人均未一并作为原告起诉。且李凌亲自参与将涉案房屋全部所有权过户至李某名下的过程，其意思表示已非常明确，即不仅放弃了自己对李黎财产份额的转继承权，还有自愿将自己对涉案房屋的相应财产份额让渡给李某的意思；第五，李硕不属于依靠刘福兰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独立生活来源的人，也无证据证明是对刘福兰尽了较多扶养义务的人。因此，本案虽然形式上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但实质上是李硕基于其所谓的继承权提起的继承析产之诉。即便其有一定的转继承权，但因其他转继承人未一并主张权利，且其中最为重要的转继承人亦通过实际行为表达了其对转继承份额的放弃，因此李硕的起诉在形式上不合法，在实体上缺乏完整的权利基础，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李硕的起诉已经大大超过诉讼时效。李硕在起诉书中陈述称，涉案房屋于2007年办理的房屋过户手续，至今已经将近12年。被继承人李凌和二被告在办理过户手续的当年即2007年就将房屋过户的情况告知了李硕。李硕在知晓相关情形的情况下，在12年的时间里怠于行使权利，其在2019年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二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硕合法权益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图，李硕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被继承人刘福兰虽已死亡，但其真实意思是由李某取得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李凌目前仍然健在，其在2007年9月1日立有一份遗嘱，其中关于财产分配事宜的内容为：在百年后将其与刘福兰的所有财产（含涉案房屋）平分为两份，一份由李硕继承，一份由李某继承，每人各得50%。因此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刘福兰、李凌二人的真实意思，应当予以尊重。第二，刘福兰、李凌的上述意思可以从相应财产目前的客观状态得到印证：李硕常年居住使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39栋2门6号房屋（以下简称三里河房屋），该房屋为直管公房，而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是由李凌同意并亲自参与办理的。这两处房屋的现状可以体现出刘福兰、李凌二人的真实意思，尤其是关于涉案房屋如何在孙辈之间分配的真实意思。因此，李某是依刘福兰的意思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四）李某于2007年10月10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书（产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XXXX号）的行为构成善意取得，李某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人。第一，假设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因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原权利人李凌、刘福兰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其构成善意；李某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对价，涉案房屋系以合理价格转让；涉案房屋亦已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因此，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善意取得，即便负担行为存在瑕疵，处分行为因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而发生原始取得的法律效果，故李某有权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第二，在善意取得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如处分人为夫妻双方的，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即符合此条规定的情形，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完整让渡给李某是刘福兰生前与李凌的共同的真实意思，而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系善意，因此李硕依法不得以其不同意为由对抗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李凌与刘福兰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52年5月22日育有长子李黎，于1954年4月21日育有次子李戎。李黎与张齐鸣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即本案李硕。李戎与张军辉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即李某。1992年7月2日，李凌与刘福兰经房改购得涉案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于刘福兰名下。2004年3月21日，刘福兰因病死亡。2005年6月22日，李黎因病死亡。2007年9月25日，李某以买受人（受让人）身份、张军辉以李某之代理人身份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同日，办理人一并提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合同载明：李某自刘福兰处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为55万元；合同落款处显示出卖人为“刘福兰”，买受人为“李某”，买受人的委托代理人为“张军辉”，合同签订时间为“2007年9月25日”。2007年10月10日，涉案房屋登记至李某名下。2016年12月22日，李某以赠与方式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张军辉名下。2019年3月25日，李硕以权利人（申请人）的身份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规源委）对涉案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申请异议登记。同年，李硕对北京市规源委提起行政诉讼，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该案尚在审理中。2019年5月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102民特1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李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庭审中，二被告另提交如下证据：1、《遗嘱》，证明李凌对于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是认可的；李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第一，该遗嘱是打印件，并非李凌亲笔书写、签名，没有注明年、月、日，遗嘱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签字，没有代书人签字，不符合《继承法》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属于无效遗嘱；第二，李凌尚在世，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即便李凌确实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遗嘱也未生效；2、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月坛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信》、李硕的户口本及供暖费交费记录，证明三里河房屋为李凌、刘福兰所有，二人将该房屋分给李黎一家，且李硕长期居住在三里河房屋；李硕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称：《证明信》证明的是户籍登记情况，不是房屋所有权情况；三里河房屋是登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房，不属于李凌的私产，将来也不属于李凌的遗产；3、户口本及公房购房缴费证明，证明李凌、刘福兰将涉案房屋分配给李戎一家，李戎长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李硕认可户口本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称：户口本仅显示户籍登记情况，房屋的所有权也不是因长期居住而取得；李硕称购房交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认可证明目的，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机关收取的是刘福兰的房款，李戎在2002年6月11日替刘福兰代交房款仅为代理行为，不能证明张军辉有处分该房屋的权利。此外，李戎一家也并不是一直住在该房屋，而是住在六里桥的房屋里，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出租出去。庭审中，法庭就二被告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询问，张军辉称：本来李凌和刘福兰就是要把涉案房屋给李某的，但是刘福兰生前没留遗嘱，原想着赶紧过户，但是后来刘福兰病了就没办，直到刘福兰去世都一直没办成。后来听别人说能办，就去办了。2007年过户前跟李硕说过这事，但李硕不同意。办理过户手续那天是我跟李凌一起去的，工作人员确认了李凌与刘福兰是夫妻关系；我并没跟工作人员提刘福兰已经死了的事。因为李凌岁数大了，写字也不利索，他让我签刘福兰的名字，说签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就签了刘福兰的名字。李某的名字也是我签的，她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她的委托书也是我自己写的，那天她没去现场；她后来知道这事之后并没有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个房子就是爷爷奶奶留给她的。庭审中，法庭就李硕如何得知涉案房屋已被过户的过程进行了询问，李硕称：2019年时我照顾李凌，发现他银行卡的余额只有10万元，我觉得不太正常，就去了李凌单位了解他的工资、收入情况，发现他每月收入很高，但是账上没钱了。我进而就想看看房产情况，我之前找过张军辉和李戎，他们说他们把涉案房屋出租了，但没告诉我房屋已经过户的事。当时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将信将疑，想亲自调查一下，就用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查了一下档案，发现房屋已经过户了。另经询，李某认可其并未支付《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原、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派出所证明信、户口本、房屋档案登记材料、异议登记证、行政答辩状、《遗嘱》、供暖费交费凭证、公房购房缴费凭证等证据材料。本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硕以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张军辉以刘福兰的名义与李某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从李硕起诉主体的适格性、李硕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及相关人员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李硕的合法权益，以及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四方面进行抗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即：李硕是否本案适格原告，李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了李硕的合法权益，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分述如下：（一）争议焦点一：李硕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一，李硕提起的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即请求依法确认刘福兰与被告李某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李硕起诉依据的法律规范是《民法总则》第154条和《合同法》第52条，判断李硕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是适格原告或李硕是否具有诉的利益的标准，应是李硕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权益，以及该合法权益是否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而受到损害；第二，虽然李硕并非刘福兰的直接的法定继承人，本案并未发生代位继承，且李硕也不是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应予分割适当遗产份额的人，但正如二被告在其抗辩中所述的，李硕基于亲属关系，对李黎可继承的刘福兰对涉案房屋的相应财产份额，依法有权转继承。《继承法》第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此在刘福兰与李黎先后去世后，涉案房屋虽未进行析产、继承，但已是共同共有的状态，共有人为李凌、李戎、张齐鸣、李硕。因此，李硕是涉案房屋的合法共有人之一，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但因涉案房屋并未依法进行析产、继承，各共同共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实际财产份额应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予以明确，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第三，《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在涉案房屋系共同共有财产的情况下，作为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人的李凌、李戎、张齐鸣、李硕对涉案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刘福兰生前并未留有遗嘱，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刘福兰死后、依法进行继承析产前仍处于各继承人共有的状态，各继承人均是共同共有人，均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益，李硕在涉案房屋未经其同意而被转让、过户时，有权对转让行为提出异议；其以自己名义起诉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具有诉的利益，主体适格，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争议焦点二：李硕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应考虑以下情形：首先，根据李硕的陈述，其系在2019年3月照顾李凌时，发现李凌名下存款很少，当时即怀疑李凌的其他财产可能被转移。经查询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后，才发现涉案房屋已在2007年过户登记至李某名下的情况。从李硕随即于2019年3月25日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登记并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宣告李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诉讼的行为来看，其主张权利的行为可以佐证其陈述的合理性。其次，本案系二被告以李硕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鉴于现有过户登记材料中并未显示李硕曾参与过户一事，二被告应就李硕对过户一事早已知晓进行举证。二被告称在2007年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时已将相关情况告知李硕，但李硕对此不予认可，且二被告未对此进行举证，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再次，结合二被告自认涉案房屋常年由其居住使用、李硕在2019年3月就涉案房屋的产权状况提出异议登记并起诉宣告李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情况，可以印证李硕在2019年3月知晓涉案房屋被过户后已及时行使权利。因此，可以推知李硕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是应是2019年3月，而《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因此李硕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3年。自2019年3月起算，至李硕于2019年4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本院对二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三）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是否存在二被告及相关人员恶意串通，损害李硕合法权益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90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李硕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依据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李硕应对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张军辉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自认：（1）涉案房屋在刘福兰生前及死后较长时间内并无办理过户的机会；（2）李硕对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一事并不同意；（3）涉案合同中“刘福兰”的姓名是张军辉在刘福兰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自行签署的，办理过户手续时张军辉并未告知工作人员刘福兰已经死亡；（4）李某当天虽未前往现场办理过户手续，但事后并未对过户一事提出异议。鉴于张军辉对前述事实进行了自认，李硕无需再对前述事实举证证明。根据前述自认，可以确认：（1）张军辉在未经刘福兰授权的情况下以刘福兰名义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在刘福兰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该行为亦不可能得到刘福兰追认，故该行为对刘福兰不发生效力，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张军辉承担责任；（2）即便李某未到现场办理过户手续，其亦知晓或应当知晓张军辉代理其作为“买受人”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一事，李某未对此提出异议或阻止，构成默示的追认；（3）二被告知晓或应当知晓未经李硕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的行为，将损害李硕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关于二被告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问题：张军辉在明知己方行为将损害李硕利益的情况下，仍以已死亡的刘福兰的名义伪造签名并以无权代理的方式与李某订立合同，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其主观状态显属恶意；关于李某，张军辉自述李某对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不持异议，李某亦应知晓此种处理方式必然损害李硕的合法权益，其虽未亲自前往过户现场，但其对张军辉的前述行为在客观上是配合的，主观上对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亦明确表现为积极态度。综上，李硕主张二被告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串通的诉讼主张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予以确认，且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李某名下亦在客观上损害了李硕的合法权益，故张军辉以刘福兰的名义与被告李某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依法应属无效。（四）争议焦点四：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构成要件有三，即受让人是否在受让时构成善意、受让人是否支付合理对价、是否依据物权法及标的物的性质完成了法定的交付行为。以下分述之：第一，关于李某受让涉案房屋所有权时是否为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物权法解释一》第1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一）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二）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三）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四）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五）受让人知道他人已经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真实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首先，形式上的涉案房屋转让人刘福兰在涉案房屋于2007年转让时已去世，依据现有证据材料，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有将涉案房屋的财产份额全部让渡给李某的意思表示。即便按二被告所述，刘福兰有此意思，但真实意思的表示辅之以合法的形式才能获得法律的承认并取得相应的法律效果，如赠与应有符合法定形式的赠与合同，遗嘱亦应有符合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相关规定的合法遗嘱形式，否则单独的所谓真实意思并不能获得法律的认可并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其次，在刘福兰与李黎相继去世后，涉案房屋虽然未进行析产、继承，且产权人亦登记为刘福兰，但其所有权状态实质上已因继承而发生变化，由李黎、刘福兰基于夫妻关系的共有状态，转变为李凌、李戎、张齐鸣、李硕的基于继承关系的共有状态，未进行析产或未按析产后的份额进行产权登记并不否认上述共同共有状态的变化。在庭前询问中，张军辉认可过户时李硕并不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亦称李某虽未直接参与办理过户，但同意此种处理方式。这说明张军辉、李某对李硕之于涉案房屋的法律地位是有认识的，即应知晓李硕已依法对涉案房屋享有基于共同共有人的权利。再次，李某、张军辉在应知李硕系权利人之一且不同意的情况下，仍伪造转让人“刘福兰”的签字并完成过户，其行为应属故意，主观过错程度高于重大过失。由此亦可推知，李某、张军辉对刘福兰没有处分涉案房屋全部所有权的情形是亦是应当知悉的。因此，李某受让涉案房屋所有权并非善意。第二，关于李某作为受让人是否支付合理对价。经询，二被告已明确认可并未依据涉案买卖合同支付55万元购房款，即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第三，关于是否依据物权法及标的物的性质完成了法定的交付行为，涉案房屋虽然于2007年在形式上完成了所有权变更登记，但仅此一节并不足以齐备善意取得制度的三项构成要件。另，《物权法解释一》第2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一）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认定无效；（二）转让合同因受让人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被撤销。本案中，二被告的行为已足以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李某作为受让人亦无权援引善意取得的规定主张原始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关于二被告在主张善意取得时援引《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的抗辩意见，此条的立法意旨是夫或妻一方在家事代理的范围外作出重大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时，应当以夫妻共同的名义作出。如果具备以夫妻共同名义作出的表征，则应当保障交易相对人合理的信赖利益。本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夫或妻一方在家事代理的范围外作出重大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同时保护交易相对方，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二被告援引此条规定对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解释和抗辩，与此条规定的立法意旨不符，亦与本案无涉，此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硕起诉主体适格且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李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善意取得。在此情况下，二被告未经李硕同意，恶意串通订立涉案合同，致使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李某名下，其行为侵害了李硕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合法利益，李硕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张军辉以刘福兰的名义与被告李某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被告张军辉、被告李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怡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青书 记 员 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