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5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灌河路406号。 法定代表人：袁中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娟，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淅川县惠通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城关镇新建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锋，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昊，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国网河南淅川县供电公司（原淅川县电业局），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新建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良，该公司职工。 再审申请人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淅川铝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淅川县惠通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通达公司）、原审第三人国网河南淅川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淅川供电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1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淅川铝业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300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惠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改判其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浙川铝业公司与惠通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l、案涉《借款合同》没有履行合法的程序，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淅川供电公司是惠通达公司的股东之一。公司对外借款根据章程要履行相应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惠通达公司没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文件。经办人陈海峰也没有取得浙川铝业公司合法的授权，其无权代表淅川铝业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签字。2、淅川铝业公司对外签订3000万元的《借款合同》有悖商业常识。企业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通常为了暂时周转资金、扩大生产经营或追求更高的利润等商业目的。浙川铝业公司作为淅川供电公司的大客户，拖欠电费时，淅川供电公司并未有任何形式的催要证明，此时淅川铝业公司向惠通达公司借款3000万元，并支付月息4分5厘及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息来偿还所欠淅川供电公司的小部分电费，有违追求利益的商事行为目的。3、淅川铝业公司与惠通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以履行合同为目的，实质上是为了让惠通达公司使用淅川供电公司的3000万元作为贷款资本的流通资金。从借款数额来看，惠通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足3000万元，其无能力一次性将3000万元出借给单一企业，不符合资本运行规律；从《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借款期间、利息罚息、出具收到款项的收据等证据来看，淅川铝业公司与惠通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在惠通达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的前提下，淅川铝业公司当天即为其出具收款收据，且该合同条款中短期（30天）、高息（月息4分5厘；罚息每日万分之五）、借新还债等形式，导致合同签订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且淅川供电公司是惠通达公司最大股东，淅川供电公司与惠通达公司的资金往来频繁，存在大量关联交易。4、淅川供电公司直接在淅川铝业公司所欠电费款中扣除3000万元未能考虑国家对企业电费的减免、补贴政策等，即淅川供电公司是单方面扣减电费，扣减的金额并没有经过淅川铝业公司确认同意。二、惠通达公司并未履行案涉3000万元借款。l、依照《借款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惠通达公司应将3000万元以转账形式划入淅川铝业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或依《证明》约定应将3000万元借款打入淅川供电公司账户（开户行：工行浙川支行）。经淅川铝业公司反复要求，截至庭审结束，惠通达公司并未将相关凭证提供，即其并没有相关凭证。而淅川铝业公司也从未收到该3000万元。2、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惠通达公司应当在30日内履行合同义务，即其应当提供30日内履行完毕的相关凭证。但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提供的证据仅是调账手续，并且发生在2012年10月份。显然与协议约定不符。三、原审判决认定案涉3000万元借款用于抵消电费的事实并不存在。淅川铝业公司向淅川供电公司交纳电费，无论是在本纠纷之前或之后，淅川供电公司均出具了正规的电费发票。而截至目前，淅川供电公司并未就案涉3000万元给淅川铝业公司出具任何的电费发票。淅川铝业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进行电费对账是以发票作结算依据的，淅川供电公司应当提供电费发票。四、一审法院采信未经质证的证据，二审法院对此亦未审查，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定“淅川县电业局、淅川县银龙水电有限公司订立合同，该合同约定截止2016年3月31日，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淅川县电业局将应收淅川电费划转处置给淅川县银龙水电有限公司，转让数额不包括本案已经扣减的3000万元电费”的事实，但该事实的认定并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淅川铝业公司对此已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未予回应。五、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系挪用公款进行空转牟利，请求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刑事立案侦查。惠通达公司既提供不了转款凭证，也不能提供3000万元资金来源的合法性。相反在庭审过程，其提供了专户帐单一份，该账单清晰显示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转款交易，诸如3100万、1600万、400万、600万、380万、500万、2800万等，在极短时间内，有如此大额的、频繁的交易，一系列的交易明细即可证实惠通达公司挪用公款的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查明，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六、原审判决借款利息应自2012年1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淅川铝业公司和淅川供电公司之间未就所欠电费进行过确认及结算，淅川供电公司对拖欠电费的时间和金额也没有进行充分证明。生效的一审、二审判决对此关键事实没有予以查明，在此基础上判令淅川铝业公司从2012年11月1日起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再审予以纠正。 惠通达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淅川铝业公司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事实和理由：一、《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淅川铝业公司自始未提出撤销或解除合同，淅川铝业公司出具的《收到条》《证明》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二、惠通达公司已按照协商变更后的履行方式完成出借义务，即惠通达公司直接代淅川铝业公司向淅川供电公司缴纳电费3000万元，至2018年，淅川供电公司对淅川铝业公司应收电费债权无偿划转进行审计，淅川铝业公司对案涉3000万元电费的交纳方式自始未提交过任何异议，惠通达公司的借款义务已履行完毕。三、淅川铝业公司系特殊用电客户，截止到2012年3月1日，已累计拖欠电费3.57亿元，经淅川县政府协调及河南省供电公司南阳供电公司审批，对淅川铝业公司等大客户缴纳电费均采用特殊流程，发票并不是淅川铝业公司实际缴纳电费的凭证，惠通达公司代淅川铝业公司缴纳电费3000万元后，由淅川供电公司向淅川铝业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为准。四、淅川供电公司与惠通达公司之间的账务往来经过专业部门审计，并出具真实、合法的审计报告，但并不影响本案借款事实成立有效，淅川铝业公司以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有账务往来而混淆视听。五、本案历经七次审理，历时三年，淅川铝业公司对自己的诉求既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又对惠通达公司多次申请要求与其对账事宜屡屡拒绝，对借款事实和扣减电费事实拒不承认，屡次作虚假陈述，歪曲捏造事实，拖延执行期限而转移主要财产，意图恶意逃避债务，侵吞国有资产。 淅川供电公司提交意见称，淅川铝业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事实和理由：一、惠通达公司与淅川铝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时，淅川铝业公司已拖欠电费3.57亿元，而且淅川铝业公司外债较多，不能排除其在收到借款款项后未将款项用于缴纳电费的可能性。故惠通达公司、淅川铝业公司、淅川供电公司三方达成合意，约定3000万元借款的支付方式不再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改由惠通达公司直接支付给淅川供电公司，且淅川铝业公司予以认可。由于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有其他债务往来，双方进行债权债务冲账后，淅川供电公司向淅川铝业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11587号的《收款收据》，确认其拖欠的3000万元电费已经缴纳，且淅川供电公司将该笔电费从淅川铝业公司缴纳的总电费中予以扣减。二、淅川铝业公司系特殊用电客户，发票并不是缴纳电费的凭证，而是其应缴纳电费的凭证，即欠费金额。因此，淅川供电公司并不是根据淅川铝业公司缴费情况而开具的发票，发票在缴纳电费之前已经一次性开具并交付给淅川铝业公司，收款收据才是缴纳电费的凭证。故根据其用电情况开具案涉3000万元的发票已向淅川铝业公司出具。截止到2012年3月1日，根据淅川供电公司财务账面显示，淅川铝业公司累计拖欠电费高达357868820.61元，该金额均已出具发票，其中包括案涉的3000万元已出具发票，编号0011587号的《收款收据》即是惠通达公司代淅川铝业公司缴纳3000万元电费的凭证。三、根据国家电网系统国有企业改制的要求，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审计部门已经对淅川供电公司的财务账目往来进行过专项审计，已确认所转让的9.49亿元电费不包含案涉的3000万元，淅川铝业公司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四、淅川供电公司与惠通达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二企业之间对于债务往来本息均有明确计算和记载。淅川铝业公司称淅川供电公司与惠通达公司之间存在挪用公款进行空转牟利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上述行为涉嫌犯罪，但没有向侦查机关提出控告，也没有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其“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言论涉嫌诬告陷害他人，淅川供电公司将另诉追究其刑事责任。五、淅川铝业公司恶意逃避债务，常年拖欠国家电费，并认为拖欠电费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缺乏大企业的担当精神，利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查明，2019年11月21日，淅川县电业局变更企业名称为国网河南淅川县供电公司。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惠通达公司与淅川铝业公司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惠通达公司的出借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原审判决判令淅川铝业公司按照年利率24%给付惠通达公司利息是否适当；原审程序是否违法。 惠通达公司与淅川铝业公司于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但合同中借款利率的约定，高于法定利率部分不予支持。淅川铝业公司称该《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合同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淅川铝业公司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出具《收到条》和《证明》，说明淅川铝业公司对其已收到案涉3000万元的事实及惠通达公司已向淅川供电公司支付3000万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另，2012年3月22日淅川供电公司向淅川铝业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显示：其收到了惠通达公司代淅川铝业公司缴纳3000万元。此时，淅川铝业公司与惠通达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已发生并履行完毕，淅川铝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至于惠通达公司如何向淅川供电公司支付3000万元系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淅川供电公司认可惠通达公司代淅川铝业公司缴纳3000万元电费并在淅川铝业公司所欠电费账目中扣减3000万元，即证明惠通达公司已按《借款合同》约定，完成了向淅川铝业公司出借3000万元款项的义务，故淅川铝业公司以惠通达公司未提交转款凭证为由主张3000万元没有实际履行及案涉3000万元没有用于抵消电费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淅川铝业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淅川铝业公司与惠通达公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利率为每日1.5‰，高于法定利率，但惠通达公司一审起诉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判决按照年利率24%计算借款利息并无不妥。另，原审法院综合淅川供电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才将案涉3000万元计入财务账目，故认定借款利息从2012年11月1日起计算，亦无不当。淅川铝业公司称其不应支付自2012年1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淅川铝业公司主张的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的“淅川县电业局、淅川县银龙水电有限公司订立合同，该合同约定截止2016年3月31日，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淅川县电业局将应收淅川铝业公司电费划转处置给淅川县银龙水电有限公司，转让数额不包括本案已经扣减的3000万元电费”没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原审程序违法的问题。 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上述事实时确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存在不当。但鉴于该证据存在与否均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生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事实，以及淅川供电公司的账目已显示其于2012年10月31日已对淅川铝业公司所欠电费扣减3000万元的事实，而且淅川铝业公司也未提交他人向其主张该3000万元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对该项事实的认定虽存在不当，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故淅川铝业公司请求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淅川铝业公司在再审申请中称其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但在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并未阐述，亦未提交相关新证据。 关于淅川铝业公司称惠通达公司与淅川县供电公司系挪用公款进行空转牟利，请求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的问题。经核实，截止目前，淅川铝业公司未就上述问题向有关机关举报，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惠通达公司与淅川供电公司之间存在挪用公款进行空转牟利的事实。故对该项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包剑平 审判员  张淑芳 审判员  杜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黄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