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翠梅，女，汉族，1965年5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二小组，公民身份号码：442************02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民政局，住所地：博罗县***********。法定代表人罗耀生，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治平，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观音阁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博罗县*********。法定代表人马艺成，镇长。原审第三人吴城，男，汉族，1960年8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甘坑组，公民身份号码：440********5221。上诉人杨翠梅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民政局、博罗县观音阁镇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吴城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1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杨翠梅，女，汉族，1965年5月1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442************024，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二小组；第三人吴城，办理结婚登记时使用的身份证：吴城，男，汉族，1960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0********5221，住址：广东省高州市******甘坑组。1998年4月14日，原告与吴城一同到被告观音阁镇府民政办办理结婚登记，递交了《结婚登记申请书》、双方的身份证、原告的《婚姻状况证明》、吴城的《婚姻状况证明》（加盖有“高州市根子镇到湾管理区办事处”、“高州市根子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原告及吴城的《婚前体检证明》等材料。被告观音阁镇府的民政办经审查，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观婚字第074号）。2018年8月27日，高州市公安局根子派出所出具《证明》：吴城，男，身份证号码：440********5221，经核查，本辖区没有此人户籍资料。2018年8月27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撤销《结婚证》（观婚字第074号）。原审法院立案受理。2018年9月3日，原告向原审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原审法院向高州市公安局调查吴城的相关情况。2018年11月15日，原审法院向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通过公安户口管理系统查询，查询结果：“经查，身份证440********5221与吴城信息不致，无法提供信息”。因案件处理结果与吴城有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追加吴城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向吴城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吴城在法定期限内未到庭参加诉讼。在庭审中，原告自述：原告与吴城结婚后先在博罗县观音阁镇圩镇生活，后到东莞居住；两人并不经常在一起生活，只是偶尔在一起；吴城说其没有父母及兄弟姐妹，原告从没有与吴城到过吴城老家（根子镇甘坑村）。原审法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与吴城一起于1998年4月14日到被告观音阁镇府办理结婚登记，被告观音阁镇府在当日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观婚字第074号）。原告在2018年8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又没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耽误事由，很明显，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第三人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及上述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翠梅的起诉。本案免收受理费。上诉人杨翠梅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以结婚证颁发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并以此认定本人起诉超出诉讼时效，存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吴城(居民身份证:440********5221)此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本人知道该事实的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本人在2018年8月27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期间。其次，结婚证的颁发，相应结婚状态持续性的，即直至今日，上诉仍然处于结婚状态，进而对本人的影响是持续性的，不能仅以颁发之日作为起算点。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本人在博罗县观音阁镇民政办办理结婚登记时，吴城并没有提供身份证，被上诉人博罗县观音阁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是从本人的证据中复制，在一审庭审时，镇政府已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原审法院却认定登记时提交有双方身份证，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因虚假的身份信息办理的结婚登记，已导致本人无法结婚，财产无法处置等各种生活不便。为解决此问题，本人提出过民事诉讼，要起诉离婚，却被告知“没有适格的被告”；本人向婚姻登记机关要求撤销结婚登记，可却被告知“要到法院办理”；现提起行政诉讼，却又以超越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裁定，撤销不存在的婚姻。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O18)粤1302行初168号行政裁定书，改判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结婚登记；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博罗县民政局答辩称，一、在原审起诉状中，上诉人自述“在与吴城生活一段时间后，吴城告诉我，其是香港人，在香港有妻子，不能开具结婚材料与我结婚，他所持有身份证[信息为:姓名吴城，住址广东省高州市******甘坑组，身份证号440********52211]是假的。”后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进一步自述是与吴城结婚登记后的2005年，吴城告诉其身份证是假的。现在，二审上诉状中，上诉人又自述“吴城(居民身份证:440********5221)此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上诉人知道该事实的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从以上看出，上诉人上诉主张知道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与之前原审中自述知道时间2005年前后矛盾，其现上诉主张自2018年3月27日为知道时间，显然不能成立。重要的是，婚姻登记属于行政登记行为，自婚姻当事人签收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的婚姻登记证书时起已经知道婚姻登记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法院据此判定上诉人已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是正确的。至于，上诉人提出的“结婚证颁发后持续性影响，不能仅以颁发之日作为起算点”的主张，本局认为，纯属其个人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博罗县观音阁镇人民政府作为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和能力，仅能进行形式性审查，无法达到实质审查的程度，无法得知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是否真实。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能否撤销黄清江与叶芳婚姻登记问题的答复》(民办函[2002]129号)及援引的最高院函复民政部文(法研[2002]81号)，关于当事人双方结婚后，一方不知去向，其在办理结婚登记时提供的身份证、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均系伪造，另一方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登记如何处理的问题，他们认为: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和能力，对当事人撤销婚姻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其婚姻关系按一方当事人死亡处理。另外，截至目前，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提起离婚诉讼后法院不予受理，也未提交已同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结婚登记的证据。综上，本局恳请贵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人杨翠梅的上诉。被上诉人博罗县观音阁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吴城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综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1998年4月14日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亲自在《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签名捺印，并领取了《结婚证》。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即已应当知道婚姻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因本案上诉人诉请撤销的结婚登记行为是1998年4月14日作出的，而其于2018年8月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诉，已超过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杨翠梅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覃毅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