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再90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澳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营庄村（洛阳市三山振岭金属有限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田宝根，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肖金芳，女，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栾川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田宝根，男，1972年12月13日出生，苗族，住河南省栾川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查朋毅，男，1988年5月28日出生，满族，住河南省栾川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韩凤雷，男，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栾川县。以上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振良，系澳矿公司员工。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查振良，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满族，住河南省栾川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洛阳科发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苗黎路3号院。法定代表人：张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海建，系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会展，河南针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河南澳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矿公司）、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查振良因与被申请人洛阳科发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民终68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253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澳矿公司、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振良，科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会展、崔海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澳矿公司、査振良等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一、科发公司提供的2013年11月22日《核对明细》是张臣伪造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4份票面金额合计186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及10份银行承兑汇票补制回单，该14张承兑汇票共计1860万元，出票人是澳矿公司，收款人是科发公司，补制回单证明科发公司收到该14份承兑汇票后转让并贴现1750万元，其中背书转让了700万元，其余的由科发公司贴现并使用。但科发公司在原审中均不予认可，进一步证明张臣自行制作的《核对明细》与客观事实不符。除上述1860万元外，科发公司提交的《核对明细》至少遗漏了澳矿公司支付的3230万元(350万元+500万元+780万元+600万元+1000万元)，合计5090万元，应在《核对明细》确定的金额中扣除。2.从张臣在澳矿公司与查振良签订《内部管理办法》及领取工资和分红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张臣在澳矿公司具有财务管理的权限。张臣具有科发公司和澳矿公司双重股东的身份，有伪造对账明细的客观条件及主观故意。其以银行贷款为名欺骗査振良在2013年7月31日的对账单明细上签字盖章。后来的三份核对明细，只有财务专用章，而没有经办人签字，也没有单位公章，系张臣利用澳矿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自行加盖印章与其作为股东的科发公司对账，澳矿公司并不知情。一、二审判决未认定张臣的双重身份，在科发公司没有提交供货单、出入库单、供货发票等任何供货证据的情况下，依据科发公司伪造的2013年11月22日的《核对明细》作出判决显然错误。3.《核对明细》中涉及到澳矿公司欠嵩县天顺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县天顺公司）、长葛市添威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葛添威公司）、伊川县昌鑫矿业有限公司货款（以下简称伊川昌鑫公司），以及栾川秦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栾川秦岭公司）欠嵩县天顺公司货款等多个案外人公司的欠款，在未经案外人授权，未查明欠款是否属实的情形下，原审直接将所有案外人的欠款判决均由澳矿公司负担，亦突破合同相对性，且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4.2013年11月22日《核对明细》中还包含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的短期借款225万元，而科发公司主张的是货款，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一并审理。二、一、二审认定澳矿公司抽逃出资且股东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澳矿公司成立之初就曾要求科发公司供货，与洛阳市矿二冶金有限公司之间也有买卖关系，不属于抽逃出资。三、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澳矿公司提交14张合计1860万元承兑汇票存根原件作为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该14张承兑汇票真实存在，但一、二审法院对澳矿公司多次申请调取票据流转信息的关键证据置之不理，在未认定票据真实性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且一、二审法院不允许关键证人胡某出庭作证，不允许澳矿公司向科发公司发问，剥夺澳矿公司辦论权。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科发公司的诉讼请求。科发公司答辩称，一、2013年11月22日《核对明细》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理由是：1.该《核对明细》加盖有双方公司的财务印章，有科发公司负责人张臣及澳矿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宝根的签章，该《核对明细》是经双方会计人员多次核对后形成的。2.科发公司先后与澳矿公司进行了四次对账，2013年11月22日《核对明细》是在前三次对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真实性有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之间的供货结算单及科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予以佐证。澳矿公司称该账单系张臣利用职务之便自行编制并加盖双方公司印章的说法背离客观事实。3.张臣与查振良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内部管理办法》是张臣被查振良诱骗所签，不是张臣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张臣没有领取澳矿公司任何工资和分红，不是澳矿公司的隐名股东，更不是澳矿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不能以此否定2013年11月22日对账单的真实性。二、澳矿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1860万元所涉及的14张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澳矿公司在一审举证时将这些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付款时间混淆，所提供汇票上显示科发公司的账号也与实际账号不符，导致科发公司无法核实是否收到该票据，后科发公司为了进一步让法庭查明案情，对公司账目重新进行了核对，才发现澳矿公司提到的1860万元14张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的70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份，已在2013年7月31日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第一次对账时扣减。其中的10005000元，科发公司按照澳矿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查振良的要求，转给栾川县天方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公司）代还查振良、肖金芳的借款，有天方公司的负责人郭康敏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余款1392491.67元科发公司按照查振良的要求退回给查振良实际控制的栾川秦岭公司，有转款凭证予以佐证，故1860万元不应在货款中扣除。4.澳矿公司提出的2013年8月29日的780万元、600万元、500万元以及1000万元问题，实际情况是780万元是查振良还张臣个人的钱，与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的货款没有关系。600万元及500万元均在2013年7月31日第一次对账的时候已经扣减，澳矿公司要求从货款中扣减1000万元空头收据的主张是在无理取闹，因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澳矿公司拿出了有科发公司盖章、张臣签字时间是2014年4月11日价值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要求从科发公司诉讼总金额中扣除800万元，但该银行承兑汇票上的出票人是科发公司，收款人是嵩县天顺公司，与澳矿公司无关，后在法庭及科发公司询问之下，查振良又慌称“张臣利用财务主管的身份让其财务出具了一张澳矿公司收到科发公司1000万元的空头收据”，要用这800万元来顶1000万的空头收据，实际上这几张银行承兑汇票澳矿公司并没有背书给科发公司，科发公司也未真正收到。科发公司诉求中并不包括1000万元的空头收据，澳矿公司要求从货款中扣减1000万元的理由显然不成立。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科发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澳矿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100万元；后于2014年11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澳矿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9668349.12元，再于2015年3月15日申请追加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为被告参加诉讼，并增加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查振良在275万元本息范围内、肖金芳在150万元本息范围内、田宝根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查朋毅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韩凤雷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澳矿公司所承担的19668349.12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法判令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相互之间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5日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就钼铁买卖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之后，双方多次发生业务往来，并于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31日、2013年9月30日、2013年11月22日先后四次对账。截止2013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对账，澳矿公司还欠科发公司货款19668349.12元。另查明，2013年11月22日之后，双方又有业务往来，澳矿公司又支付科发公司货款500万元。审理期间，科发公司同意从其主张的19668349.12元货款中扣除该笔货款。又查明，2010年5月28日，澳矿公司经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注册资本额为500万元,其中田宝根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肖金芳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韩凤雷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查振良出资2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查朋毅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2010年6月8日，澳矿公司向科发公司银行转账350万元；同日，向洛阳市矿二冶金有限公司银行转账1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自2012年11月5日以来，就钼铁买卖签订多份《产品销售合同》，《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曾对货款多次对账，2013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对账时，澳矿公司还欠科发公司货款19668349.12元。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扣除2013年11月22日后澳矿公司支付的500万元，澳矿公司应再支付科发公司货款14668349.12元。澳矿公司辩称对账结果不属实，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在并未提交2010年6月8日之前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及案外人洛阳市矿二冶金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即将注册资本500万元从澳矿公司转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即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物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的；（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之规定，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的行为构成抽逃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当补充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科发公司请求查振良在275万元、肖金芳在150万元、田宝根在25万元、查朋毅在25万元、韩凤雷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澳矿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及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之间互付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辩称其不存在抽逃出资，不应承担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4）洛民四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一、澳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科发公司货款14668349.12元；二、查振良在275万元本息范围内、肖金芳在150万元本息范围内、田宝根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查朋毅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韩凤雷在2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澳矿公司所欠货款14668349.1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之间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10元，由科发公司负担35550元，澳矿公司负担104260元；保全费5000元，由澳矿公司负担。澳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科发公司的诉讼请求，由科发公司承担诉讼费及保全费。二审中，澳矿公司2018年6月11日提交以下证据：1.澳矿钼铁结账单2张及60吨钼铁发票60张以证明张臣在澳矿公司利用名下关联公司进行买卖合同交易。2.付张臣分红款3张收据，以证明张臣是科发公司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总经理、嵩县天顺公司的股东。3.杨某、胡贾丽证人证言，以证明张臣负责澳矿公司财务；4.2010年5月28日澳矿公司注册成立至2013年7月31日科发公司收到澳矿公司货款收据37张11290.838785万元，要求法院调取各票据支付情况。5.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1日双方业务结束科发公司收到澳矿公司货款收据17张计4210万元，以证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1日双方业务结束，澳矿公司付给科发公司5370万元。6.栾川秦岭公司、洛阳市矿二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二冶公司）证明各1份。以证明两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主体；栾川秦岭公司不欠嵩县天顺公司任何款项，洛阳二冶公司不欠科发公司任何款项，各方也并无债权转让等关系，所以不应该把其他公司的债务转嫁到澳矿公司头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7.洛阳二冶公司合同、收据各1份、发票各1份，以证明澳矿公司没有抽逃资金。经质证，科发公司认为证据1不是张臣书写，真实性、关联性不能确定，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发票是嵩县天顺公司开具给澳矿公司的，与科发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系张臣与查振良个人之间的欠款，与两公司无关；证据3证人杨某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胡贾丽没有出庭，对其证言不予认可；证据4票据发生在最后一次对账之前，没必要调取证据；证据5中仅有一张是2013年11月27日出具的收据，双方在对账后科发公司又供给澳矿公司价值700多万元的货，因此澳矿公司付款也是正常的，并且在一审中已扣除澳矿公司支付的500万元货款，其余票据也是发生在对账之前的，已经结算；证据6栾川秦岭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查振良，洛阳二冶公司证明是复印件，两证明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据7洛阳二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查振良的哥哥查振荣，两个公司有明显的利害关系，真实性不予认可。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对澳矿公司提交证据无异议。澳矿公司2018年7月18日补充以下证据：1.澳矿公司记帐凭证、2010年7、8、9月工资表以证明张臣曾在澳矿公司任职。2.澳矿公司交付给科发公司11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3年6月19日）支付700万的凭证。3.澳矿公司交付给科发公司2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3年8月1日）用于支付180万元的凭证。4.澳矿公司交付给科发公司1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3年8月7日）用于支付980万元的凭证。5.澳矿公司向科发公司交付1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0年7月13日）用以支付500万的凭证。经质证，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均无异议。科发公司认为，证据1记帐凭证、工资表系澳矿公司单方出具，不具有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4均在一审中已提交，不予认可，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澳矿公司对其一、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汇总和说明，一、本案四份对账明细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双方对账后有多笔票据于2014年4月11日对账确认，应从总欠款数额中扣除，主要包括：1.2010年7月28日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2.张臣于2014年3月13日代表嵩县天顺公司签字确认澳矿公司支付的5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600万元；3.张臣2014年3月13日、4月11日代表科发公司签字确认2010年12月8日向科发公司出具850万元、150万元收据。三、2013年8月29日张臣签字确认收到9张银行承兑汇票780万元，四、2013年6月19日、2013年8月1日、2013年8月7日共向科发公司支付14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1860万元，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五、澳矿公司2010年6月8日支付给科发公司350万元不属于抽逃出资，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六、2010年6月8日澳矿公司向洛阳二冶公司转款150万元不属于抽逃出资。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诉、答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如何确定，能否作为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的依据；2.澳矿公司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据能否冲抵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数额；3.澳矿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股东应否对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确认外，根据二审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后，另查明，澳矿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8日，2010年6月5日，澳矿公司与洛阳二冶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总价款150万元，2010年7月27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4张共计150万元，2010年7月30日，澳矿公司记账凭证显示预付账款150万元。2010年6月8日，澳矿公司支付给科发公司350万元，澳矿公司自称是向科发公司支付的预付货款，科发公司认为该款系查振良用来偿还查振良为法定代表人的栾川县陶湾镇矿产品加工厂欠科发公司的货款。2010年9月1日查振良与张臣签订了《澳矿公司内部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公司利润分享和亏损承担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确定，查振良90%，张臣10%，查振良负责对外签订合同、货物采购、商品营销、货款回收等工作，张臣负责内部事务、融资、公司财务等工作。澳矿公司、科发公司于2012年11月5日至2013年12月10日分别签订了四份《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科发公司自认与澳矿公司发生业务在2010年12月之后。2010年6月7日、7月23日查振良向张臣出具欠条，两次欠款33万元，查振良于2013年8月29日签字确认“已付清”。2011年1月28日、2012年5月19日、2013年5月13日张臣分别出具收条，收到现金34.9万元，备注“还原欠款”、“还张臣欠款”、“还款”。2010年7－9月，张臣每月在澳矿公司领工资1250元。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31日、2013年9月30日、2013年11月22日，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先后四次对账，形成四份对账明细，其中：1.截止2013年7月31日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15139875.43元；2.截止2013年8月31日双方企业账目核对明细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7388666.17元；3.截止2013年9月30日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16681155.72元；4.截止2013年11月22日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19668349.12元。其中2013年7月31日对账明细加盖有澳矿公司、科发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张臣在科发公司一栏签名，查振良在澳矿公司一栏签名，其余三张对账明细上分别加盖有澳矿公司、科发公司财务专用章，科发公司一栏加盖有法定代表人张丙臣的手章，澳矿公司一栏加盖有法定代表人田宝根的手章。对账明细中涉及多个案外公司，经双方确认，科发公司代表嵩县天顺公司、长葛添威公司、伊川昌鑫公司，伊川县百众合金炉料有限公司、南召再生资源，澳矿公司代表洛阳二冶公司、栾川秦岭公司进行结算。二审中澳矿公司提交主张扣除欠款数额的票据，其中：1.张臣在2014年4月11日在汇票清单上注明“双方查实共同认可的汇票票据21笔，双方签字为准，并附承兑汇票复印件”；2.张臣2010年7月28日在2010年8月25日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名，金额500万元；3.张臣2014年3月13日在5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注明“双方查账核实，均已下账，核对无误”并注明票号和付嵩县天顺公司，金额共计600万元；4.张臣2014年4月11日在5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中注明“澳矿公司付给科发公司”以及票号；5.2013年8月29日张臣签字确认收到9张银行承兑汇票并注明了票号。本院二审认为：关于双方签订对账明细能否作为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的依据。根据张臣与查振良签订的《澳矿公司内部管理办法》、张臣领取工资和分红款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张臣在澳矿公司具有管理财务的权限，并且根据与澳矿公司实际控制人查振良的约定领取了分红款和工资等款项，对于张臣在澳矿公司的权限查振良是明知的并且经过其授权。在与科发公司2013年7月31日进行对账时，张臣代表科发公司，查振良代表澳矿公司分别在对账明细上签名，可以认定查振良对张臣代表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对账的情况是明知的，因此，查振良在诉讼中以张臣的身份问题否认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对账明细的真实性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同时，对账明细中涉及的案外人公司，诉讼中双方共同确认了各自的代表公司，因此，进一步印证了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对账明细可以作为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的认定依据。关于欠款数额。张臣在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的签名仅能证明张臣对收到汇票的事实无异议，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均在双方2013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对账明细之前，结合张臣在银行承兑汇票上注明的已经下账的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在对账时对澳矿公司提交的相关银行承兑汇票涉及的款项未予结算。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性质，澳矿公司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中出票人、收款人涉及更多的案外公司，这些汇票是否与本案双方涉及的债权债务具有关联性不能确定，仅从票据本身不能确定本案所涉债权债务的付款情况，因此原审法院未支持澳矿公司对多张票据复印件进行调取的申请并无不当。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对账时，并不仅限于两公司本身债权债务，还包括以两公司名义其他案外人公司的债权债务，对此双方经过盖章已经进行确认，澳矿公司要求将银行承兑汇票所列金额从双方确认的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没有事实依据。至于张臣个人收到的分红款、工资等款项均是张臣与查振良两人协商共同确认并已付清，与本案两公司的货款结算无关，不能将张臣个人收款在两公司所欠货款中予以折抵。关于澳矿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股东应否对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澳矿公司成立后几天内，将注册资金500万元分两次分别转给科发公司350万，转给洛阳二冶公司150万元。其中澳矿公司主张转给科发公司的350万元是预付款，因科发公司不予认可，时间上亦在双方2010年11月5日签订第一份《工矿产品供销合同》交易之前，不能证明双方就该笔款项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因此澳矿公司虚构债权债务将其出资转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澳矿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至于澳矿公司转给洛阳二冶公司的150万元，两公司签订有买卖合同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款项数额相互印证，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也属于抽逃出资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因此，澳矿公司各股东应按抽逃资金350万元所占注册资本500万元的比例，对澳矿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澳矿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在认定澳矿公司抽逃出资金额上认定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豫民终68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即澳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科发公司货款14668349.12元；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查振良在192.5万元本息范围内、肖金芳在105万元本息范围内、田宝根在17.5万元本息范围内、查朋毅在17.5万元本息范围内、韩凤雷在17.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澳矿公司所欠货款14668349.1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查振良、肖金芳、田宝根、查朋毅、韩凤雷之间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科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810元，由科发公司负担35550元，澳矿公司负担104260元；保全费5000元，由澳矿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9810元，由澳矿公司负担98829元，由科发公司负担10981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中，澳矿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金额为1860万元的14张银行承兑汇票存根，出票人为澳矿公司，收款人为科发公司。证明张臣利用澳矿公司财务管理人的职务便利自行编制的《核对明细》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二组新证据，洛阳兴业银行、洛阳分行出具的1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补制回单。证明14张承兑汇票中的10份经过科发公司背书转让后已经贴现，金额合计1750万元。印证了第一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澳矿公司称上述14张银行承兑汇票不在2013年11月22日的《核对明细》中。科发公司质证认为，澳矿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核对明细》中包含了上述14份付款凭证。14份承兑汇票中载明的账号并非科发公司所有，科发公司对背书一事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该1860万元。2013年11月22日，双方对账时，已经将澳矿公司主张的500万元、780万元、600万元及1000万元予以扣除，不应重复扣除。350万元系査振良偿还栾川县陶瓷镇矿产品加工厂欠付的货款，而非支付科发公司的预付款，不应在《核对明细》中扣除。四份《核对明细》均由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认可，不存在科发公司伪造《核对明细》一事。本院再审中，科发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是2013年7月31日到2013年11月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之间的《销货结算单》10张和科发公司向澳矿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0张（记账联），证明自2013年7月31日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对账之后至2013年11月22日之间，科发公司共向澳矿公司供货25828473.99元。第四组证据，包括1.银行承兑汇票（3张，24889469、24889435、2488943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贴现凭证（收账通知3张）、查询单、电汇凭证（回单）（豫10321802,10321803）；3.天方公司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收据、情况说明、天方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康敏的证人证言；4.栾川秦岭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5.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2017）豫0324民初2067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科发公司收到澳矿公司承兑汇票共计1860万元后，其中700万元用于偿还澳矿公司欠科发公司货款，剩余1160万元偿还澳矿公司、查振良、肖金芳向天方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余款1392491.67元按照澳矿公司及查振良的要求于2013年8月12日退回到查振良实际控制的栾川秦岭公司；第五组证据：1.长葛添威公司情况说明；2.伊川昌鑫情况说明；3.本院（2018）豫民终68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科发公司可以代表上述两个公司及嵩县天顺公司对澳矿公司以及其所代表的公司享有债权，且查振良对此已经确认并认可，二审法院也已经查明。查振良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发票没有核实不能证明真实性，除发票外其他的新证据都是复印件，系伪造，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第二、三组证据1、2、3只有财务章，系张臣利用职务便利加盖，并且该印鉴没有经过核实不能确认真实性。第四组证据，承兑汇票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澳矿公司付给科发公司款项的事实，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系张臣与案外人业务行为，与本案无关。科发公司提交的二审判决并非是各自代表公司的意见。澳矿公司及查振良、张臣所提供的其他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再审庭审后，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均又提供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又进行了质证。举证质证情况如下：澳矿公司又提交了科发公司收到金额为1000万元的12张承兑汇票（其中金额为220万元的四张承兑汇票及金额为780万元的八张承兑汇票）及天方公司出具的220万元、780万元收据。证明即便澳矿公司借了天方公司1000万元，2014年2月28日天方公司出具的收据也证明澳矿公司已经还清了该借款。科发公司质证意见是：对澳矿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收据由天方公司2014年2月28日出具，其上面明确备注为还2013年8月28日的承兑汇票借款，这与科发公司庭后向天方公司核实的情况是一致的，即该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用于归还2013年8月28日天方公司向查振良、澳矿公司提供的1000万元承兑汇票借款，与2013年8月6日，天方公司向查振良、肖金芳、张家瑞所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无关。并且澳矿公司提交的该收据和承兑汇票复印件前面所付的记账凭证显示，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天方公司借方金额1000万元，摘要备注为还天方承兑款借款。对澳矿公司提交的220万元的收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220万元收据上明确备注为付货款，与澳矿公司提供的2013年8月31日记账凭证一致。780万元收据上面所显示的承兑票号与查振良所提交的从天方公司所借的承兑票号是一致的，是用于归还查振良与张臣之间的个人欠款，与本次庭审澳矿公司所提供的记账凭证一致。科发公司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证据一、李春玲中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3年8月6日，天方公司通过其实际控制人郭康敏配偶李春玲的中信银行卡账户向查振良和澳矿公司提供短期借款1000万元，该1000万元按照查振良和澳矿公司的要求分别支付张家瑞（系查振良的侄媳妇）300万元、肖金萍（系查振良的妻姐）500万元，查振良200万元，科发公司2013年8月9日通过承兑贴现所得的10015000元转账给天方公司，用于澳矿公司和查振良归还上面的1000万借款本息。证据二、500万元、260万元、240万的借款保证合同及借据共九页，用于证明2013年8月28日天方公司向查振良、肖金芳以承兑汇票方式提供借款1000万元。张臣、澳矿公司为该三笔借款的保证人，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2月27日，查振良和澳矿公司在上次庭审后所提交的2014年2月28日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天方公司偿还的1000万元是用于偿还的2013年8月28日的1000万元借款，与8月6日借款无关。证据三、科发公司从栾川县公安局和栾川县民政局所调取的户口登记簿和婚姻登记档案共四页，用于证明查振良与肖金芳为夫妻关系，肖金芳与肖金萍为姐妹关系，查朋毅与张家瑞为夫妻关系。科发公司向法庭申请涉及账户使用人李春玲出庭作证。李春玲证明2013年8月6日的1000万元的借款是通过其中信银行卡支付给张家瑞等三人的。查振良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科发公司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系复印件，其不认可。其不认识李春玲，李春玲向其及其他人的转款与澳矿公司无关。因时间长记不清转入其名下200万元以及转给张家瑞300万元、肖金萍500万元的事实。即便转款是事实，也只能证明李春玲偿还的是其三个自然人的借款，没有证据证明与澳矿公司有关，科发公司没有代替澳矿公司偿还借款的委托书以及抹账协议等相关证据。科发公司提供的公安户口的材料是真实的。第二组证据只能说明科发公司认为澳矿公司庭后提交的澳矿公司付给天方公司的1000万元是真实的，同时也证明了科发公司认为澳矿公司只借了天方公司1000万元，并且已经偿还的客观事实。该组证据的借款合同、借据全部是复印件，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认可。根据当事人再审及答辩意见，本案再审归纳争议焦点为：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之间于2013年11月12日形成的《核对明细》能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本院再审查明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根据当事人再审中的举证、质证情况，另查明以下事实：1.澳矿公司再审提交的金额为1860万元的14张银行承兑汇票经过科发公司背书转让后已经贴现。其中的70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份，发生在2013年7月31日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第一次对账之前。剩余3张共计1160万元承兑汇票，科发公司于2013年8月8日代为贴现后将其中10015000元转账给天方公司，偿还了天方公司2013年8月6日出借给查振良、澳矿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15000元。8月12日科发公司将余款1392491.67元退还至栾川秦岭公司账户。再审庭审中，澳矿公司及查振良不认可上述事实，但庭审后又予以认可，辩称已经偿还了天方公司该款项，其提交了天方公司收到还款的收据。根据科发公司的举证及澳矿公司账册记载，可以证明2013年8月28日，天方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查振良、肖金芳提供了另外一笔借款1000万元，张臣、澳矿公司为保证人。2014年2月28日，查振良、澳矿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将该笔借款归还。2.2013年7月31日到2013年11月之间，科发公司共向澳矿公司供货25828473.99元。该事实有科发公司提交的与澳矿公司之间的《销货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予以印证。3.再审中，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均认可双方各在澳矿公司派驻有会计。本院再审认为，围绕本案再审争议焦点即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之间于2013年11月12日形成的《核对明细》能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本院评析如下：一、澳矿公司、查振良等申请人以张臣系科发公司及澳矿公司的双重股东，又系澳矿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由，主张2013年11月22日的《核对明细》系张臣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经查，首先，根据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材料内容显示，查振良是澳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臣是科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非澳矿公司的股东。查振良和张臣虽然于2010年9月1日签订了《澳矿公司内部管理办法》，约定查振良、张臣共同管理澳矿公司，张臣长期供应产品，利用查振良有产品销售的市场优势，由查振良对外负责签订合同、货物采购、货款回收等工作;张臣负责内部事务、融资、公司财务。公司的利润分享和亏损承担比例为:查振良90％、张臣10％。原则上由查振良本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对于在《澳矿公司内部管理办法》签字的原因，张臣解释是为了帮助查振良和澳矿公司增加其社会信用，该管理办法没有实际履行。澳矿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记载的张臣分红的证据显示的是欠款的内容，财务记载的2010年7-9月张臣领取工资的单据虽显示有“张臣”的签字，但张臣不认可是其签字，澳矿公司也没有提交张臣领取工资的证据，故不能证明张臣在澳矿公司分红和领取工资的事实。其次，双方均认可，在澳矿公司经营期间，澳矿公司和科发公司各自派驻有代表本公司的会计，澳矿公司没有提交张臣持有澳矿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以及张臣在澳矿公司签字的手续等证据。澳矿公司提供的证人杨某、胡某的证言也不能证明张臣在2013年8月至11月有擅自使用澳矿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事实。再者，澳矿公司在与科发公司第一次（2013年7月31日）进行对账时，张臣代表科发公司，查振良代表澳矿公司分别在对账明细上签名，可以认定查振良对张臣代表科发公司与澳矿公司对账的情况是明知的。综上，《澳矿公司内部管理办法》不能认定已实际履行，其实质是张臣代表科发公司为钼矿供应商，利用查振良控股的澳矿公司为销售平台，以澳矿公司名义向科发公司采购钼矿，张臣主要负责澳矿公司的财务，其目的是为了科发公司能够保障货款的回收权益不受损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臣是澳矿公司和科发公司双重股东身份和财务负责人，享有了股东分红权、参与决策权、财务管理权、财务审批权等权利的事实。澳矿公司、查振良等申请人称张臣为澳矿公司的股东和财务负责人之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二、澳矿公司、查振良等申请人再审称2013年11月22日《企业账目核对明细》系张臣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澳矿公司财务印章伪造的，不能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经查，首先，澳矿公司和科发公司双方第一次对账形成的《截至2013年7月31日双方企业账目核对明细》，科发公司代表张臣和澳矿公司代表查振良共同签字确认，并盖有双方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手续完备，查振良认可该核对明细的真实性，但称系张臣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又称第一次对账单是为了向银行贷款，说法互相矛盾，也缺乏证据证明。故该核对明细能够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证据予以采信。其次，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11月22日期间，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形成的四份《企业账目核对明细》上所显示的货款金额的变动，系因双方发生的新的供货和支付货款造成的，科发公司在本次再审中所提交的其与澳矿公司之间的《销货结算单》和科发公司开给澳矿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可以证明该期间科发公司向澳矿公司持续供货的事实，结合澳矿公司所提交的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明细，与四份《企业账目核对明细》所记载的金额基本一致。因此，四份《企业账目核对明细》能够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三、澳矿公司和查振良等申请人提出2013年11月22日的《核对明细》载明栾川秦岭公司欠嵩县天顺公司货款473356元不真实，并提交了栾川秦岭公司的说明。经查。首先，栾川秦岭公司欠嵩县天顺公司货款473356元，在由张臣和查振良签字的《截至2013年7月31日双方企业账目核对明细》中已有明确记载，证明澳矿公司和科发公司对该笔货款是无争议的。其次，二审庭审中，澳矿公司对其代表栾川秦岭公司等公司与科发公司代表嵩县天顺公司等公司进行结算予以认可。再审庭审中，根据科发公司提交的《栾川县秦岭矿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和栾川县法院《（2017）豫0324民初2067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查振良系栾川秦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澳矿公司为关联公司。在企业之间的交往中，对关联公司的账目进行调账、冲销是很正常的。在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之后的三次对账中，对栾川秦岭公司欠嵩县天顺公司货款473356元也都有连续的记载。故澳矿公司、查振良称栾川秦岭公司不欠嵩县天顺公司货款之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澳矿公司及查振良等申请人再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否推翻原判决的问题。再审中，澳矿公司提交14张合计1860万元承兑汇票存根原件和1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补制回单作为新的证据，主张上述款项应从2013年11月22日《企业账目核对明细》中扣减。经查，上述1860万元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澳矿公司在原审法院已经提交。经再审查明，上述承兑汇票1860万元款项不包含在2013年11月22日《企业账目核对明细》中，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纠纷的货款无关。1.该1860万元承兑汇票中，其中700万元的交付时间为2013年6月份，在第一次对账形成的《截至2013年7月31日双方企业账目核对明细》之前，应认定已经给予核对处理，与本案争议的2013年7月31日之后的交易、对账情况并无关联。2.剩余3张共计1160万元承兑汇票，科发公司仅为该批承兑汇票的贴现经手人，其代为贴现后于8月9日将其中10015000元转账给天方公司，偿还了8月6日天方公司出借给查振良、澳矿公司的100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15000元，余款1392491.67于8月12日已退还至栾川秦岭公司的账户。上述事实，有科发公司提交的银行贴现凭证、电汇凭证、天方公司收据、情况说明及天方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康敏及其配偶李春玲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印证。该1160万元并非货款，因此未包括在双方的对账单中。查振良在科发公司出具上述证据后认可其曾向天方公司借款的事实，但其提交了天方公司的收据主张已经还款，但根据科发公司提交的银行凭证及澳矿公司的财务凭证等证据显示，澳矿公司提交的天方公司1000万元的收据不能证明与上述借款有关，而是归还的天方公司2013年8月28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查振良、肖金芳提供的另外一笔1000万元的借款。结合以上事实分析，本院认为，澳矿公司、查振良等申请人再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2013年11月22日澳矿公司与科发公司形成的《企业账目核对明细》能够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二审判决依据该证据认定澳矿公司欠付科发公司货款并无不当。关于澳矿公司、查振良等申请人提出的原审认定澳矿公司抽逃出资且股东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经查，澳矿公司成立后几天内，将注册资金500万元分两次分别转给科发公司350万，转给洛阳二冶公司150万元。其中澳矿公司主张转给科发公司的350万元是预付款，因科发公司不予认可，时间上亦在双方2010年11月5日签订第一份《工矿产品供销合同》交易之前，不能证明双方就该笔款项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因此，澳矿公司虚构债权债务将其出资转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构成抽逃出资。因此，二审判决澳矿公司各股东按抽逃资金350万元所占注册资本500万元的比例，对澳矿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且二审中，澳矿公司股东查振良等人未提出上诉已不具有再审利益，故其再审称不应承担抽逃出资责任之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澳矿公司及查振良等申请人再审称不欠科发公司货款之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豫民终68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秀敏审判员  丁 亮审判员  孙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郝明亮书记员赵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