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24民再10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原告）：徐其良，男，196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红飞，浙江罡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祖华，男，195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系原告姐夫。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石子元，男，195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唐雄，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石庆，男，197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金发，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原审原告）徐其良因与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石子元、石庆、唐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的（2018）浙0424民初3381号民事判决，向海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海盐县人民检察院提请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嘉兴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嘉检民（行）监[2019]33040000063号民事抗诉书，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浙04民抗1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进行再审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海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沈家奎、王淑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徐其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沈红飞、潘祖华，被申诉人石子元、唐雄、石庆及石庆的委托代理人岳金发均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一、石庆在石子元与徐其良等人的毛纱交易中具有提供场所、收货等经营行为，石庆与石子元的行为符合合伙共同经营的特征。1、石子元原经营的毛纺部与石庆经营的旖卓纺织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毛纱销售）在经营范围上有重叠，而涉案毛纱交易当时只有石庆的公司在正常经营，石子元与唐雄的经营部均已注销。石子元若从事毛纱销售必然需要依靠有经营执照的商户合作开展，因此其与儿子石庆合伙符合最优成本的经营选择；2、涉案货物长期送货地点所在的门市部，招牌为“旖卓纱业”字样，其中的“旖卓”与石庆开设的桐乡市旖卓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旖卓纺织公司”）一致，该两字具有特殊性及唯一性。同时从34份送货单上可以看出，收货人签字处有25份均是一个名叫蒋正林的人签收的，可见蒋正林是该“旖卓纱业”门店长期聘用的雇员，而庭审中石子元也认可“蒋正林”、“许云章”系其工人。若石子元系一人单干，其连门店都没有，怎么会长期聘用雇员，显然不合常理。况且在交易过程中，石庆本人也承认签收过收货单位为石子元的送货单。由此可见，石子元是依托于儿子石庆注册的公司而对外进行毛纱业务往来。石庆提供办公交易场所、帮助收货，两人的行为符合共同经营行为的特征；3、交易过程中的货款均来自户名为石庆、唐雄。根据当事人提交法院的证据可知，涉案业务总金额为1024903元，已付款498000元（其中石庆付款8次共150000元，唐雄付款13次共348000元)，尚欠526903元未付。海盐县人民检察院新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中，从唐雄名下账号尾号为2218的农业银行账户与石庆名下账号尾号为8516的农业银行账户之间的交易往来发现，其中12笔合计32.8万元转账资金均直接来源于石庆该农业银行账户，足以证明支付给徐其良的货款主要来源自石庆。支付徐其良货款的主体是石庆，石子元所欠货款主要由石庆负责向徐其良履行付款义务。由此可见，涉案业务形成了由石子元出面、石庆负责出资的业务经营模式。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二人系父子关系，天生的利益共同体。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石子元与石庆具有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特征，属于事实合伙关系。二、对于徐其良与石子元因买卖合同纠纷产生的债务，石庆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石子元与石庆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且均否认有合伙关系，但根据本案证据来看，双方已经形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事实合伙关系，涉案债务应属石庆与石子元的合伙债务，应以石庆与石子元二人各自财产清偿。原审法院判定涉案债务为石子元的个人债务，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抗诉机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依法再审。 徐其良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2018）浙0424民初338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即由被告石子元、石庆、唐雄共同支付原告徐其良货款52690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与徐其良发生毛纱买卖合同业务的，不只是石子元，还有石庆和唐雄。1、本案交易开始是石子元、石庆共同到徐其良厂里谈的生意（石庆开车带着石子元）。交易过程中，石庆也多次向徐其良催货。2、徐其良将所有的货物毛纱送到石庆在桐乡濮院羊毛衫专业市场毛纱市场内的门市部，详细地址是南方毛纱市场8215号（西），电话：0573-888××××1，门市部门头显示“旖卓纱业”，而石庆开设的公司名称就叫桐乡市旖卓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第一项就是“毛纱”，该门市部是石庆为了经营需要而在濮院市场内设立的一个对外窗口，所以徐其良交货的对象除了石子元，还有石庆。3、货物的签收除了石子元之外，还有石庆，石庆是作为货物接受人签收的货物，而不是代表其父亲石子元签收货物。4、徐其良在交易过程中，总的业务金额为1024903元，但石子元本人分文未付，均由石庆和唐雄支付，其中石庆付款8次共150000元，唐雄付款13次共348000元，两人合计付款498000元，尚欠526903元未付。5、庭审中石庆、唐雄再三强调所付款项是石子元的，是两人帮石子元代付的，ＰＯＳ机里的款项是石子元本人的，但三被告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意见。石子元与石庆、唐雄是父子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账户的开立、网上银行的开通，直至账户的实际使用情况，都是石庆和唐雄，石庆、唐雄是该银行账户的实际控制人。而《账户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企业或者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账户，账户开立后亦必须由自己使用，并明确借用账户行为系违规行为必须予以处罚。依据上述《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只有石庆、唐雄就涉案付款银行账户具有所有权。所以本案中涉及的所付货款498000元是石庆、唐雄两人的款项，足以证明石庆、唐雄与父亲石子元一起向申请人购买毛纱这一事实，且在市场里做毛纱生意必须有执照，三人中只有石庆有执照，所以是三人联手与徐其良做毛纱生意。（二）按照桐乡濮院市场管理的规定，石子元不允许单独与徐其良进行毛纱业务的买卖，石子元只能和石庆、唐雄联手才能在市场内经营。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濮院分局档案材料显示，石子元申办的毛纱经营部，已于2006年3月24日因歇业而注销；唐雄申办的毛纱经营部，已于2013年2月22日因歇业而注销；只有石庆申办的旖卓纺织公司在本案交易期间一直存续，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毛纱、羊绒、服装、服饰制品的销售。从濮院市场的监管来看，三人只能依托石庆的公司与徐其良发生毛纱业务，否则就是无证经营。（三）2016年3月29日签订对账单（欠条）时，徐其良电话通知石庆参与对账和签字，但是石庆电话里答复自己在外面，一时赶不回来，自己父亲签字代表自己，自己会认账付钱。综上，原告认为，本案中真正的毛纱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分别为徐其良和石子元、石庆、唐雄父子三人，石庆、唐雄也应对涉案的未付货款526903元承担清偿责任。 石子元辩称：涉案货款交易均是其与徐其良进行，与石庆、唐雄无关，石庆只是帮忙代收代付，未参与实际经营，唐雄自始至终未参与经营，其只是借用唐雄的POS机和银行卡进行货款支付。 石庆辩称：1、徐其良在原审判决后未上诉，应视为接受了原审判决，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变相鼓励或放纵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也违背二审终审制度的基本原则；2、合同具有相对性，对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与徐其良直接洽谈业务的是石子元，徐其良开具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也是石子元，徐其良出具的对账单也仅为石子元一人签字，故本案买卖关系应在徐其良与石子元之间，事后的付款行为对买卖关系的主体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抗诉机关认为石庆在本案交易中具有提供场所、收货等经营行为以及付款行为，故与石子元存在事实合伙关系，其上述抗诉意见不成立：（1）抗诉机关认为石子元从事毛纱销售生意必须依靠有经营执照的商户合作开展，其与石庆合伙符合最优成本的经营选择，该意见纯属主观臆断推测。办证经营虽是正确做法，但是无照经营的情况在现实中也很多，况且石庆的公司主营外贸，与石子元经营种类不同，当时在濮院毛纱市场任何人无需依靠公司挂靠经营；（2）即便认定石子元经营的门市部是依托石庆的公司门市部，也不能认定石子元对外以石庆公司名义经营、或与公司存在合伙关系。且即使认为是合作关系，那也是石子元与公司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与石庆个人；（3）石子元在经营过程中没有专门用于经营使用的银行卡，石庆的收款、转账行为均受石子元委托，涉及的资金也是石子元的应收货款，而非石庆的出资行为；（4）石庆与石子元没有合伙事实，也没有合伙意思表示，没有合伙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石庆纯属帮忙代收代付。石庆的行为认定为代收代付更符合常理，也符合客观事实，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徐其良的再审请求。 唐雄辩称，其从未参与涉案货款交易，石子元使用的POS机及绑定的银行卡确实是其借石子元用的，该POS机及银行卡均是由石子元持有和使用，里面的资金往来情况其不清楚，与其无关。 徐其良在原审中向本院起诉请求：1、被告石子元、唐雄、石庆支付原告货款526903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定事实：徐其良系原海盐县六里腾龙毛纺厂（已于2016年2月2日注销，系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2013年至2015年间，石子元向海盐县六里腾龙毛纺厂购买毛纱。徐其良开具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为“卜院石志元”，收货单位处有“石志元”、“蒋正林”、“许云章”、“石庆”等人签字。被告石子元对“石志元”系其本人无异议，认可“蒋正林”、“许云章”系其工人，认可石庆系其不方便时帮忙收货。上述交易过程中，原告陆续收到对方户名为唐雄的POS机转账和对方户名为石庆的银行转账。2016年3月29日，被告石子元出具欠条一份给原告，记载“欠腾龙毛纺厂徐其良毛纱款伍拾叁万陆仟玖佰零叁元整，小写536903元”。欠款人签字为石子元。欠条出具后，徐其良收到石庆银行转账1万元。 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买受人应依法或依合同约定向出卖人支付货款。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唐雄、石庆是否有义务支付徐其良货款。一、徐其良自认与其洽谈业务的是石子元，其开具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是石子元个人，而不包括唐雄、石庆。徐其良供应毛纱至2015年已经全部结束，其在2016年3月29日与石子元对账时也并未要求唐雄、石庆参与结算。二、买卖关系的成立，应当由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购买的要约，相对方对要约进行承诺。买卖关系成立于要约和承诺的主体之间。事后的付款行为对买卖关系的主体并不产生影响。因此，徐其良主张买卖关系成立于徐其良与石子元父子三人之间，无事实依据。三、徐其良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唐雄、石庆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徐其良主张唐雄、石庆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石子元对徐其良诉请无异议，故石子元应当按欠条记载支付徐其良货款。原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石子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其良支付货款526903元；二、驳回徐其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4535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7805元，由石子元负担。 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本案再审过程中，抗诉机关为支持其抗诉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工商登记信息四份，证明徐其良开设的毛纱厂已于2016年注销，石子元、唐雄开设的毛纱经营部在本案交易前已注销，石庆作为法定代表人开设的旖卓纺织公司在交易当时在册的事实。 徐其良与石子元、石庆、唐雄质证时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2、对徐其良、石庆所做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交易中石庆实际参与经营的事实。 徐其良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石庆向检察院的陈述存在不真实。石子元、石庆、唐雄对该证据本身无异议，但对徐其良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徐其良在原审起诉时陈述本案交易是石子元与其洽谈，但询问笔录中又陈述是石子元、石庆共同找其洽谈，二者相互矛盾，实际石子元、石庆并非共同经营。 3、石子元、石庆、唐雄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组， 用以证明石子元与石庆银行账户往来密切，财产混同，石庆在经营中存在出资的行为，应认定为事实合伙。 徐其良对该证据无异议。石子元、石庆、唐雄共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本身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资金往来，不能认为共同投资。石子元、石庆另陈述，唐雄的POS机下账户实际是石子元本人在用，石庆只是根据石子元指示将款项转给他人或POS机上，上述账上的资金来源于石子元的客户。 徐其良向本院提交“旖卓纱业”门市部照片一份，系徐其良与姐夫潘祖华于2016年向石子元等人催讨货款时拍摄，用以证明徐其良所送货物的地点在上述照片显示的“旖卓纱业”门市部，且该门市部名称与石庆开设的旖卓纺织公司名称具有高度相似性，故石庆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 抗诉机关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石子元质证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陈述对该照片显示的内容不清楚；石庆质证时对该证据不认可，并陈述不能证明待证目的；唐雄质证时表示对该照片显示的内容不清楚。 另，为证明石子元、石庆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徐其良申请证人沈某、卢某出庭作证。 沈某（女，198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木桥头9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831986××××××××）陈述：石子元系其姑姑的前夫，其于四、五年前曾经卖毛纱给石子元、石庆，但毛纱款至今没有结清。其当时在南方市场有门市部，与“旖卓纱业”门市部不远，毛纱也是送到“旖卓纱业”门市部。“旖卓纱业”门市部是石庆开设的，“旖卓”是石庆女儿的名字。因为石子元在门市部管理，故其送货单写的是石子元，货物签收大多数是石子元。总共交易款为16万余元，经过催讨，其只收到过1万元。后来“旖卓纱业”门市部也关掉了。石子元曾说其年纪蛮大了，要退休了，就帮石庆管理一下，生意上面仍旧是石庆来处理，故其当时认为与其交易的是石庆。货款是其向石子元、石庆多次催讨的，有时候是当面，有时候是电话联系。其和唐雄生意上没有联系。 卢某（男，197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小桥湾6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241979××××××××）陈述：徐其良是其姨夫。其5年前给石庆、石子元提供的毛纱进行加工，加工好后送到濮院南方市场的“旖卓纱业”门市部，该门市部是石庆开设的，石庆和石子元都在门市部。加工业务过程中，石庆到其厂里来过。送货单上写的是石子元，也有可能一些写的石庆，石子元、石庆二人都有签收。当时业务往来有两、三年，总加工款有10万左右。前面款项结清，就最后一笔5万不到至今没有收到。款项有一些是唐雄名下账户转账支付，有一些是石庆通过微信支付。其向石庆、石子元都催讨过加工款，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二人已经把其号码拉黑，其无法联系到二人。 抗诉机关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并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可以佐证抗诉意见。石子元、石庆质证认为证人与石子元有发生交易，且货款未结清，双方有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不客观，且证人自述送货单写的是石子元，故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不能证明石庆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唐雄质证认为因其未参与经营，故对证人陈述的相关情况无法发表意见。 石子元、石庆、唐雄在再审审理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定意见如下：对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徐其良提供的照片以及证人证言，相关情况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徐其良的送货地点为照片显示的位于南方毛纱市场8215号（西）、招牌载明“旖卓纱业”的门市部。 本院再审审查查明： 徐其良系原海盐县六里腾龙毛纺厂（已于2016年2月2日注销）的经营者。2013年至2015年间，徐其良先后开具收货单位为“卜院石志元”的多份送货单，将毛纱送至招牌载明为“旖卓纱业”的门市部，收货单位处有“石志元”、“蒋正林”、“许云章”、“石庆”等人签字。上述送货单中的“石志元”即为石子元。上述交易过程中，徐其良陆续收到对方户名为唐雄的POS机转账和对方户名为石庆的银行转账。2016年3月29日，石子元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腾龙毛纺厂徐其良毛纱款伍拾叁万陆仟玖佰零叁元整，小写536903元”。欠款人签字为石子元。欠条出具后，徐其良收到被告石庆银行转账1万元。 另查明： （一）石庆、唐雄均为石子元之子。石子元原开设有家庭经营的桐乡市濮院兴隆毛纱经营部，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毛纱的批发和销售，于2006年3月24日注销。唐雄原开设有桐乡市濮院唐雄毛纱经营部，主营毛纱批发和零售，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于2013年2月22日注销。石庆作为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开设旖卓纺织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桐乡市濮院镇中兴街凯旋路南侧A2幢，经营范围包括毛纱、羊绒、服装等的销售，该公司于2011年3月成立，于2019年9月29日经核准登记注销。 （二）徐其良将毛纱送到南方毛纱市场8215号的门市部，由门市部工作人员签收。上述门市部招牌上写有“旖卓纱业，地址：南方毛纱市场8215号（西），电话：0573-888××××1”。石庆当庭陈述，上述号码“0573-888××××1”系石庆名下登记的号码，但上述门市部系石子元向他人租赁而来，有关招牌不是其制作，其不知情。石子元也当庭陈述该门市部系其租赁而来用于对外经营，2016年后不再经营。目前，上述门市部所在地址的招牌已拆除。 （三）有关货款的支付，石子元、唐雄均陈述，石子元在经营期间借用唐雄的POS机对外收付货款，POS机绑定的银行卡系在唐雄名下，为尾号2218的农业银行卡，该卡亦由石子元实际持有并长期使用；另，石子元、石庆均陈述，石子元对外交易时，因有时较忙，就指示石庆代其对外转账支付多笔货款，但相应银行账户由石庆支配使用，就石子元对外的交易款项二人至今未作过结算。经查，本案货款交易中，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石庆通过网银等方式向徐其良转账支付8笔合计15万元，户名唐雄的POS机转账支付14笔合计37.6万元，石子元自己名下账户未向徐其良支付过货款。另查，唐雄POS机绑定的尾号2218农行卡于2012年3月开卡，使用痕迹至2016年9月，期间通过该卡款项进出特别频繁，其中有多笔是与石庆银行账户之间的款项进出记录，截至2019年9月13日，该卡向石庆账户转出9700元后，余额仅为248.56元，之后无使用痕迹。石子元名下有银行账户，但其自述其60多岁以后（约2010年后）很少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在生意上进行收付款。 （四）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原告曾于2018年9月3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534708元（即判决支付的货款526903元以及诉讼费用7805元），本院执行局查询发现石子元名下仅有存款15699元，且无其他财产，故除扣划上述款项外，对石子元进行了司法拘留并采取了限制消费等执行措施。上述执行以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院再审认为，从徐其良的送货情况、徐其良向法庭出具的欠条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看，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交易中石子元的付款责任问题均无异议，即石子元应当向徐其良承担货款支付责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唐雄是否存在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则本案交易过程中，徐其良自述其与唐雄从未有任何接触，也并不认识唐雄；二则从唐雄名下的POS机相应大量银行流水记录来看，确实存在石子元主要使用该POS机进行货款收付的事实，但除该POS机外，唐雄没有向徐其良支付过货款；三则从资金流向上来看，该POS机基本起到一个货款中转作用，与石庆账户进出比较密集，而与唐雄其他账户往来甚少。因此，综合以上因素看，无法得出唐雄有参与本案交易的事实，故对徐其良要求唐雄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无法予以支持。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石庆是否应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本案中石子元与石庆一再否认石庆在本案交易中有参与经营的事实，但是从抗诉机关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徐其良提供的照片、证人证言看，石庆在本案交易中有很高的参与度。首先，从唐雄名下的ＰＯＳ机相应大量银行流水记录来看，石子元主要使用该ＰＯＳ机进行货款收付，石庆也经常性通过自己账户对外付款。且从资金流向上来看，该ＰＯＳ机与石庆账户进出非常密集，该ＰＯＳ机的银行卡资金，除客户支付的款项外，大部分来自于石庆账户。石庆与石子元在庭审中也陈述对交易款项没有进行过实质性区分，二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石庆为石子元“代收代付”后进行过结算。而石子元也自述其基本不使用自己银行卡进行货款收付。如果石庆认为其只是代收代付的话，上述情形显然不合常理。其次，石子元所称“旖卓纱业”门市部系其开设，门市部房屋由其租赁而来，但从门市部的招牌显示看，“旖卓纱业”与石庆开设的旖卓纺织公司在主要名称“旖卓”上存在一致性，且招牌上所显示的电话号码“0573-888××××1”也归属在石庆名下。故从门市部名称上看，石庆以自己名义对外交易存在高度可能性。最后，从徐其良与证人沈某、卢某的陈述看，交易地点均是“旖卓纱业”门市部，货款均是通过唐雄名下的ＰＯＳ机或者石庆以自己名义对外支付，交易过程中石庆或有签收货物的事实、或有实地查看的事实，此也说明在本案交易中石庆也实际参与经营。综上所述，石庆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存在很高的参与度，而石子元、石庆本身是父子关系，二人存在天然的利益联系，故本院认为石庆、石子元应属于共同参与与徐其良的交易，二人属于共同的买受人。故此，石庆、石子元应共同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 另，抗诉机关认为，石庆与石子元存在事实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负盈亏。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石庆、石子元存在合伙的具体约定，而由于石庆与石子元系父子关系，二人本身存在天然的利益联系，故不宜认定二人属于合伙关系。 综上，原审（2018）浙0424民初3381号判决认定事实确存在错误，抗诉机关的意见部分成立。另，鉴于原审判决后徐其良通过本院执行程序已获取石子元账户中的15699元，故石子元、石庆尚欠徐其良货款金额为511204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8）浙0424民初3381号民事判决； 二、石子元、石庆共同向徐其良支付货款5112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完毕； 三、驳回徐其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石子元、石庆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原审受理费4535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7805元，由石子元、石庆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李亚平 审判员  许云峰 审判员  李阿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冬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