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82民初988号原告：刘明芬，女，汉族，1957年9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康，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华彩，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勇，男，汉族，1992年8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峰，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琪，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明芬与被告孙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明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华彩、被告孙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明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2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借款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200000元，原告将借款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被告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还款期限届至，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特诉至法院，主张上述权利。被告辩称，一、原告曾就案涉2200000元主张孙勇向其借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法院作出（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涉嫌经济犯罪，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现原告又就同一标的，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行为明显属于重复起诉行为，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二、本案并不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原告起诉的案涉2200000元款项不是因被告向其借款而产生，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款项产生的原因如下：1.被告是贵州省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刘明芬的儿子龚礼飞是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礼飞是被告的姑爹。知行合一公司主要经营酒类销售，被告是该公司的业务员，主要负责收购酒以及销售业务。2018年8月，被告作为知行合一公司的经办人向案外人泸州市纳溪区宏名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名公司）购买53°飞天茅台酒746件，约定总价共计6355920元，并于2018年8月9日以被告自己的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被告于签订合同当日向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吴婷付款5000000元，2018年8月9日付款1355920元。因该酒的实际购买人是知行合一公司，所以该笔购酒款实际上是知行合一公司安排其他人转给被告，再由被告支付给宏名公司。其中2200000元通过原告刘明芬的银行账户转给被告，再由被告支付给宏名公司，即案涉的2200000元并非是因为借贷关系而产生。三、原告现在年已六十多岁，并没有收入来源，其并没有出借案涉高额款项的能力。四、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并非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依法应属无效，无效法律行为自始无效，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借条产生过程如下：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合同后，因宏名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酒，知行合一公司曾要求被告以自己名义起诉宏名公司。现因被告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一事，收款人吴婷涉嫌诈骗罪，被告起诉宏名公司一案，被要求撤诉。因宏名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酒，也未退还酒款，且宏名公司收款人吴婷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所以龚礼飞要求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并称出具借条是用来安抚别人，不会起诉被告，由于被告法律意识淡薄，且基于龚礼飞与被告是亲戚关系，相信龚礼飞不会起诉自己，在龚礼飞的欺骗下，被告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并非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案涉借条依法应属无效。综上，本案系原告重复起诉，其要求被告返还其借款22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知行合一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酒类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成立，该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为龚礼旭，后该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刘德举。被告孙勇及龚礼飞、王艳为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工作人员，王艳在知行合一公司主要负责财务工作，被告孙勇在知行合一公司主要负责酒类采购和销售工作，案外人龚礼飞系原告刘明芬之子，且系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知行合一公司需购买53°飞天茅台酒，被告于2018年8月8日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前往四川成都准备与案外人宏名公司签订合同。同日，知行合一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王艳在龚礼飞、龚礼旭的授意下及原告刘明芬的同意下将知行合一公司在刘明芬处筹集的资金2200000元从原告刘明芬的银行账户内转入被告孙勇的账户内，并在转款时备注“货款”二字。同时，王艳在龚礼飞、龚礼旭的授意下将知行合一公司存放在以王艳名义办理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分别于2018年8月8日划转3400000元进入被告孙勇的账户内、于2018年8月9日划转700000元进入被告孙勇的账户内。2018年8月9日，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在四川成都以其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向该公司购买53°飞天茅台酒500毫升1×6瓶规格，共计746件，单价为1420元/瓶，货款共计为6355920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指定收款人为吴婷，约定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当天即2018年8月9日。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后，于签订合同当日将该合同拍照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刘明芬的儿子龚礼飞。合同签订后，被告孙勇分别于2018年8月9日向吴婷转账支付货款5000000元，于2018年8月10日向吴婷转账支付货款1355920元。嗣后，被告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将至，龚礼飞要求被告孙勇守到宏名公司的收款人吴婷以确保能如期顺利交货。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届至，宏名公司及吴婷并未如约交货，亦未向被告及知行合一公司退款。被告于2018年10月29日以自己作为原告并以宏名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洪明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宏名公司及吴洪明退还其购酒款。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将其起诉宏名公司及吴洪明的民事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书通过微信发给龚礼飞。因宏名公司指定收款人吴婷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曾以自己名义向相关部门予以报案，被告孙勇于2018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嗣后，仁怀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向孙勇告知吴婷涉嫌合同诈骗案其可以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于2019年2月18日将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通过微信发给龚礼飞。2019年年初，被告在龚礼飞的要求下出具了借条两份，其中一份即本案案涉借条载明“本人孙勇……今向刘明芬……借到人民币2200000元整（贰佰贰拾万元整）……约定于2018年12月1日前归还，签订本借条之日起视为借款人已收到全部借款。借款人：孙勇。2018年8月8日”；其中另一份即（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的案涉借条。另查明，本案原告刘明芬曾于2019年4月28日以其作为原告并以孙勇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黔0382民初3176号]，要求判令孙勇偿还其借款22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以上述款项性质及去向不能定性为由，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黔0382民初3176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刘明芬的起诉，并将（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嗣后，仁怀市公安局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仁公（刑）不立字（2019）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王艳无职务侵占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由此，原告刘明芬向本院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原告刘明芬提交的身份证、借条、贵阳银行活期账户明细、被告在（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状、仁怀市公安局作出的仁公（刑）不立字（2019）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有被告孙勇提交的（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民事裁定书、（2019）黔0382民初3176号庭审笔录、“知行合一市场部”微信群人员及聊天记录、“知行合一2群”微信群及聊天记录、龚礼飞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0日被告发给龚礼飞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赵卫金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采购合同》、付款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8）黔0382民初680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仁怀检公委代（2019）139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举证、质证和本院审查，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实际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与（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的案件事实并不是独立的，该两案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原告刘明芬诉请所依据的借条实际系被告代表案外人知行合一公司［即（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原告］与案外人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知行合一公司将其在刘明芬处筹集的2200000元货款转到被告账户内，再由被告支付给合同指定的收款人吴婷，案涉借条系被告在原告刘明芬之子龚礼飞的要求下事后出具，故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理由如下：一、从本案与（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的原、被告所举的证据来看。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名称为“知行合一2群”及“知行合一市场部”的两个微信群及群聊天记录，该群内成员皆有王艳、孙勇、龚礼飞、龚礼旭、赵卫金，从该微信群群内成员聊天涉及的内容均是与收售酒类事务有关，孙勇于2018年4月9日下午7:32在群内发消息给王艳“狗年10件调价3960卖4300，狗年调价9件卖4300，记一下。”王艳随即回复“好的。”2018年4月24日下午2:20，赵卫金在群内发信息“188××××3053以后找董事长打这个号码，飞哥新号码。”2018年4月25日，赵卫金在群内向孙勇等人发送消息“下午五点公司开会”，被告孙勇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2:28在群内向赵卫金回复“下午有事”。赵卫金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3:17微信私发给孙勇“有事的情况，你和飞总说说。”孙勇回复“浪意思安？”赵卫金回复“龚总叫我通知的你，……”。原告及王艳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两个微信群及其聊天记录的真实合法性，王艳在庭审中陈述上述两个微信群是知行合一公司为了自己公司在倒卖酒的过程中及时了解市场情况。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及王艳、龚礼飞、龚礼旭、赵卫金皆是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若孙勇及龚礼飞不是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该二人不可能出现在知行合一公司所建立的微信群内并讨论关于公司酒类收售及公司日常相关业务开展。庭审中，法庭询问王艳，问：“在2018年5月23日下午8:18的信息中指的老板是谁？”王艳：“当时我问的是龚礼飞”。问：“我转他那里有短信的提醒的，他指的是谁？”王艳：“指的是龚礼飞，短信设置在龚礼飞手机上的。”问：“你收的酒以后你发在我的微信里，包里没得笔一哈就忘记价格了。这是什么情况？”王艳：“被告收到酒拉回公司了，因为我没在公司，我要晓得被告收到酒的价格是多少我才能衡量到时候公司卖出去的时候要卖多少。”从庭审中王艳回复法庭询问时，其转款给被告需要经过其老板即龚礼飞同意才能转款且转款的银行短信留存的是龚礼飞使用的手机号码，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及王艳、龚礼飞系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且龚礼飞系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若孙勇及龚礼飞不是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则王艳在工作中给孙勇转款便不需征得龚礼飞同意，知行合一公司的资金银行账户在银行办理短信通知留存的号码更不可能留存龚礼飞使用的电话号码。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其与龚礼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6月10日下午4:08，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反正啊20件你自己看，成交价一般都在1670左右。”龚礼飞回复：“好。”孙勇：“啊些酒都是卖1670至1680的，都是有人打款了，然后收酒，然后自然价格高就收得高。”龚礼飞回复：“哦。”孙勇：“刚刚赵卫金打电话给我，我喊他报的1670，但是你综合哈嘛，1680也可以，主要是怕报高了，要跑。”龚礼飞回复：“OK。”2018年8月8日下午2:53，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你浪个整来我心头不踏实哦。他能不能拿钱出来，不能我好给人家说，不然到时候不好的。”龚礼飞回复：“没回来啊，等他回来，我打电话问他嘛。”孙勇：“他好久回来哦，主要是陈旭问我吃的下弄多不，吃不下他好卖点给人家，到时候没弄多钱我不好办啊。”龚礼飞回复：“人家还没回来嘛，你这哈才走成都的路上，一哈打电话不方便，语音不方便，你发短息嘛，等他回来，看他干不干，不干再想办法。”2018年8月8日下午2:57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不行，要定好。我定的是747件，到时候过去了没那么多钱，我怎么办。”龚礼飞：“等一个小时回复。是747还是745？”孙勇：“747。”2018年8月8日下午3:34孙勇：“出发了。”龚礼飞：“好。稳妥哦。”孙勇：“就是成都那个经销商安。”龚礼飞：“钱是转给他，还是公司，底单要和合同对应哦。”孙勇：“直接转给吴婷婷。还有70万，那个转安。”龚礼飞：“和私人签啊。”孙勇回复：“专卖店。每次都是和她签的。”2018年8月9日下午2:00，孙勇将其与案外人宏名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拍照发送给龚礼飞。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0月11日下午7:52，龚礼飞发信息给孙勇：“监督好哦监督好哦，18号到20号把酒交了才是大事哦。”孙勇：“她已经发表这个申明了，她已经把这个告了，然后全部都过去了，我处理这面事情安。”龚礼飞：“我谈啊回成都了啊，到时候你看你好久过去，过去守到把酒整了哦。”孙勇：“现在我们分起的，拿些走成都去，拿些在仁怀守到她的库房，没事得，稳当的。”龚礼飞：“守到哪个的库房？本部还有一个库房啊？吴婷。”孙勇：“她在仁怀是有库房的，这边都有人负责的。”龚礼飞：“她这边有酒没得啊？要把控好啊，都可以啊，之边守到库房，到时候你看18号好久到成都，守到把酒交了。”2018年10月11日下午7:59龚礼飞：“倒是她啊个申明，都在转发朋友圈了，应该到没得喃问题，主要是要守到，管她有问题没问题。考虑在前面，你和陈旭先去把它拉了，可能其他人都签得有，先守到先得。”孙勇：“是啊，跟起的啊，我这几天都主要办这个事，然后这个事整了过后，就休息了，今年就把账扎了休息了。”龚礼飞：“我说的，你看哈她这个公司名称叫什么？要不明天喊一个人查哈哦。不能签了公司名字都不晓得。”孙勇：“公司啊个在合同上是公司，等我看一下。”龚礼飞：“就是等你休息不错啊，你看你守到把这个事情整了后，整了以后，到时候另外一个事也要起诉。”孙勇：“她搞得是泸州市纳溪区宏名商贸。”2018年10月30日下午2:11，孙勇把起诉案外人宏名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微信发给龚礼飞，2019年2月18日，孙勇将仁怀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给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微信发送给龚礼飞。结合王艳在龚礼旭及龚礼飞的同意下于2018年8月8日分三次向被告孙勇转款3400000元、于2018年8月9日向被告孙勇转款700000元，即（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涉款项其中的4100000元。结合庭审中法庭询问王艳，问：“你向法庭陈述在买酒之前向被告转款会向龚礼飞汇报，请问你为什么要向龚礼飞汇报？”王艳：“龚礼飞与龚礼旭是堂兄弟关系，很多时候龚礼旭拿不定注意的事情会咨询龚礼飞，龚礼飞在原告公司应该有股份，但具体多少股份我不清楚。原告公司大额资金的进出人的签批人是龚礼飞和龚礼旭，在我的认知中，公司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龚礼飞和龚礼旭同意。”问：“在2018年5月23日下午8时18分上的信息中老板是哪个老板？”王艳：“当时我问的是龚礼飞。”问：“你回复被告“我转，他那里有短信的提醒的”，‘他’指的是谁？”王艳：“‘他’指的是龚礼飞，短信设置在龚礼飞的手机上。”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在去成都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前，是在知行合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礼旭及知行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龚礼飞的授意下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而被告孙勇以其自己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合同而购买的酒也是为知行合一公司购买。从原告刘明芬及知行合一公司财务工作人员王艳在庭审中陈述的转款给被告孙勇的过程及本案借条形成的过程看。庭审中，法庭询问刘明芬，问：“在你转款给被告之前，被告和你是否有联系？”刘明芬：“我的钱是借给我侄儿龚礼旭去买酒的，龚礼旭又从我的卡上转给被告的，我的钱没有收回来的。在我转钱给被告之前，我与被告之间相互没有联系过。”问：“龚礼旭说要借你钱的时候是怎么给你说的？你为什么要借钱？”刘明芬：“龚礼旭告诉我，被告要买酒没有钱，还差钱，喊我借钱。因为我的娃儿开的公司要支持他们，我的娃儿是龚礼旭和龚礼飞，龚礼旭开知行合一公司，他的哥哥龚礼飞来帮助龚礼旭。”问：“陈述一下出具借条的经过”。其间，刘明芬对法庭的询问一直保持沉默，法庭反复要求刘明芬如实陈述后，刘明芬：“被告出具该案借条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本案的借条是他们拿给我的。”审理中，知行合一公司工作人员王艳陈述本案案涉借条及（2020）黔0382民初998号案件案涉借条均是在2019年年初的同一天书写，书写两份借条时在场人有王艳、龚礼飞、龚礼飞之妻及被告，出具借条时刘明芬并不在现场且王艳并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故此对被告孙勇辩称的两份借条是在龚礼飞的要求下事后书写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若本案原告转的款项系借款，而在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备注系“货款”，这与常理不符。且从刘明芬的陈述中可知，孙勇并未与其沟通需要打款的事而是龚礼旭告诉其被告需要买酒要求刘明芬转款，由此与孙勇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宏名公司购酒的事情相吻合。由此可知，原告刘明芬与被告孙勇并没有借款的合意，知行合一公司与被告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明芬向被告账户内转款2200000元，并不是被告孙勇本人向刘明芬的借款，而是知行合一公司为了购酒在刘明芬处筹集的资金转入被告账户内，由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购酒合同》后用于购酒的款项。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被告孙勇在本案中提交了（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民事裁定书、（2019）黔0382民初3176号庭审笔录、“知行合一市场部”微信群人员及聊天记录、“知行合一2群”微信群及聊天记录、龚礼飞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0日被告发给龚礼飞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赵卫金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采购合同》、付款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8）黔0382民初680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仁怀检公委代（2019）139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等众多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可知本案案涉借条实际系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案外人宏名公司购酒的酒款，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本案借贷关系成立仅向法庭提交了借条及转款记录，但原告就借贷关系产生的原因、经过、借条的形成等事项并未做出合理说明且原告刘明芬在庭审中自认了其转款给被告之前被告并未向其沟通需要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借款2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的本案构成重复诉讼的意见，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黔0382民初3176号]，因本院对该案并未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实体的处理，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明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0元(已减半)，由原告刘明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曦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