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194号原告李军，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1号。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健，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队干部。委托代理人郑必东，北京权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军（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健、郑必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2019年10月31日现场向被告提交《投诉（举报信）》，反映其于2018年12月19日在北京市万泉缘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泉缘公司）工作至2019年2月27日止，该公司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该公司拒不依法支付其经济补偿金、拒不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为此要求万泉缘公司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为其办理社保登记。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后进行了调查，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京朝人社劳监告字[2020]003号《告知书》（以下称被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关于原告反映万泉缘公司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问题，经调查，情况属实，该局已责令该单位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该单位现已为原告补办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关于原告反映该单位未出具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问题，该单位2019年2月27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时，存在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行为，该局已责令该单位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现该单位已于2019年12月20日为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关于原告反映该单位未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该单位称因原告个人原因离职，不存在未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行为。如果原告认为该单位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表明原告与该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方面存在争议。该局依据《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二）项及第（六）项的规定，对于原告投诉万泉缘公司存在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作撤销立案处理。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等行政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关于该公司未依法为原告办理缴纳社保和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问题。（1）原告对于该公司未依法为原告办理缴纳社保的投诉目的是：要求被告依法纠正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并为原告补缴依法应当补缴的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此项投诉依法履行纠正查处的法定职责，反而以“该单位经责令改正后己为原告办理了社保登记”为由，妄图挂靠“违法行为轻微且己改正”，达到为该公司逃避行政处罚、撤销立案的目的。根据《北京市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缴费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按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注销、变更手续或者不按时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予以处罚，并将其违法行为的信息，依法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之规定，对未办理社保登记等违法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依据。被告既不想让该公司有丝毫经济损失，也不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违法作出的行政结果应当撤销，并依法追究被告滥用职权之责。（2）被告以已向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该公司己于2019年12月20日为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为由，以“违法行为轻微且已改正”条款为依据作撤销立案处理的结果违法。原告认为，被告有纠正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同时也具有履行监督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并没有履行其法定监督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确实向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即以违法单位的答复作为依据，其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3）关于被告以“违法行为轻微且已改正”的法律条款作为撤销立案依据的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以及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原告认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对违法单位实施行政处罚之前必须履行的责任，且该公司也不符合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法定条件。故被告适用该撤案通知第二项作出的撤销立案决定违法。二、关于该公司未依法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1）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之规定，被告对原告此项投诉负有不可推卸的应当依法纠正查处的法定职责，不属于“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的或诉讼程序办理的”范畴。（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依法调查违法案件“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被告在没有查清事实，也没有获取相关证据证明该公司合法的情况下，即以“该单位称因你个人原因离职，不存在未支付你经济补偿金的行为”为由，以该撤案通知第六项之规定，作出撤销立案的决定违法。原告向该公司依法主张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要求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被告法定查处之责。而被告在该告知书中却用“如果你认为单位应支付你经济补偿金，表明你与该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方面存在争议”的文字表述，为其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籍口，违反法律规定。三、关于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的法定程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机关负责人对该告知书的调查结果负有法定审查之责，对于这样一份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合法之处的《告知书》能够顺利批准，原告认为：被告机关负责人没有依照法律法规履行审核、审查职责，其行为明显违法。综上所述，原告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有权依法向被告投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也有明确的罚则。被告相关行政人员却无视党纪国法，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不仅不查不纠，而且不余遗力地为该公司逃避法律处罚提供帮助，屡次恶意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与该公司涉嫌存在官商勾结、故意串通、恶意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恳请贵院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依法纠正，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并依法判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指定期限内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被告辩称:一、投诉案件受理过程。2019年10月31日，该局接到原告投诉，反映其于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7日在万泉缘公司工作，该公司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在解除劳动关系后拒不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拒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要求万泉缘公司依法为其办理社保登记、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该局于当日就投诉事项分别立案。二、调查情况及告知过程。2019年11月25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日该局向万泉缘公司下达京朝人社劳监询字[2019]15294号《调查询问书》，要求万泉缘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派员到该局接受调查并提交书面材料。2019年11月29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万泉缘公司表示，原告入职万泉缘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万泉缘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中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该局于当日作出并送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95号）,责令万泉缘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前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于2019年12月27日10时10分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该局。2019年12月6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万泉缘公司表示，原告在职期间公司确实未为原告向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提交了《情况说明》（2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该局于当日依法向万泉缘公司出具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05号）,责令万泉缘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前补办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并于2019年12月27日9时15分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该局。2019年12月23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称已经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并提交了社会保险登记证、《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副表）》。2019年12月25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万泉缘公司表示，原告欠单位的车份没有按时交，队长也多次催促，原告离职当日因车份与队长发生口角后，便将车辆交回单位，自己说不干了，就走了，该公司同时提交了相关材料证实原告系因个人原因离职。2019年12月27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到该局接受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万泉缘公司表示，公司在作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后原告拒不签收，公司称该证明放到公司原告随时可以来公司领取。2020年1月7日该局通知原告接受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称其来不了，后该局多次联系原告，均未果。根据调查，万泉缘公司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因其个人原因拒不签收），因为个人原因提出离职，不存在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故该局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了《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审批表》撤销了立案。该局于同日作出《告知书》。综上所述，该局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的《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一）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的证据材料：证据组一：《受理投诉（举报）登记表》、投诉（举报）信、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审批表》（3份），证明2019年10月31日原告投诉万泉缘公司，该局于当日立案受理；证据组二：京朝人社劳监询字[2019]15294号《调查询问书》、2019年11月25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的《询问笔录》，证明该局依法开展调查，向万泉缘公司下达调查文书，该公司于当日签收；证据组三：2019年11月29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询问笔录》，证明万泉缘公司承认该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证据组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投资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刘书英及薛春生身份证复印件、《车辆租赁协议》及《劳动协议书》，证明万泉缘公司向该局提交材料及其委托情况，并确认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证据组五：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9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针对万泉缘公司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该局作出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证据组六：2019年12月6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询问笔录》，证明万泉缘公司未为原告向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证据组七：《情况说明》（2份），证明关于原告社会保险情况万泉缘公司作出的说明；证据组八：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0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针对万泉缘公司未在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原告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行为，该局作出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证据组九：2019年12月23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询问笔录》，证明万泉缘公司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证据组十：《社会保险登记证》、《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副表）》，证明万泉缘公司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证据组十一：2019年12月25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询问笔录》，证明万泉缘公司称原告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证据组十二：万泉缘公司提交的关于原告离职的《情况说明》，2019年2月27日原告所写《申请》、《保证书》、《谈话记录》，2018年12月17日原告所写《保证》，2011年10月21日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出具的《关于在出租车承包运营时预收驾驶员月承包金的情况说明》，万泉缘公司出具的关于万泉缘公司“劳动报酬”约定的《情况说明》、关于原告与万泉缘公司无考勤记录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是因个人原因离职；证据组十三：2019年12月27日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询问笔录》，证明万泉缘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拒不签收；证据组十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快递单查询，证明原告拒不签收万泉缘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据组十五：2020年1月7日至13日《工作记录》及录音文件，证明该局监察员与原告取得联系，通知其来配合调查，原告未前来接受调查，也拒不签收单位为其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据组十六：2020年1月15日《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审批表》（3份），证明根据调查结果该局撤销了原告投诉内容；证据组十七：被诉《告知书》，证明该局依法对原告进行告知。（二）履行法定职责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以下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下称《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修正，以下称《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劳社厅发〔2005〕12号），被告以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说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针对原告投诉履行调查职责及作出被诉《告知书》符合相应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系该局在受理投诉后启动劳动保障监察程序中制作、收集、调取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该局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作出被诉《告知书》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在庭审中提出对被告证据真实性的质疑，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证，且本院已对被告上述证据材料与其原件进行核对，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提出的该质疑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31日，原告通过当面递交投诉信的方式向被告提出投诉，被投诉人为万泉缘公司，投诉内容为：“1、本人于2018年12月19日在该公司工作至2019年2月27日止，该公司未依法为本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2、本人依法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拒不依法支付本人经济补偿金；3、本人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拒不为本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要求该单位依法支付本人经济补偿金、依法为本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依法为本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被告收到后填写《受理投诉（举报）登记表》并于当日对原告三项投诉分别经审批予以立案。2019年11月25日，被告对万泉缘公司人事部经理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向该公司发出《调查询问书》，告知其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对该公司调查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情况，要求该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接受询问并按要求携带相关资料。2019年11月29日，被告对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薛春生确认原告与万泉缘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2月18日至2022年12月17日，2019年2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后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于当日作出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9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向万泉缘公司送达，告知其于2019年2月27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其于2019年12月26日前改正该行为。2019年12月6日，被告对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薛春生确认未为原告向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向被告提交万泉缘公司《情况说明》两份，主张原告从未向该公司提出过社会保险问题、双方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问题”不存在未解决问题。被告于当日作出京朝人社劳监责字[2019]1470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向万泉缘公司送达，告知其未在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原告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行为，违反了《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于2019年12月26日前改正该行为。2019年12月23日，被告对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薛春生表示万泉缘公司目前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并向被告提交《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及《北京市五险一金个人信息登记表（副表）》。2019年12月25日，被告对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薛春生主张是原告先提出的离职，因此不存在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并向被告提交万泉缘公司《情况说明》一份、原告于2019年2月27日书写《申请》、《保证书》、万泉缘公司与原告《谈话记录》、原告于2018年12月17日书写《保证》等材料。其中，万泉缘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记载“2019年2月27日李军将×××号车交回公司并提出离职”，原告于2019年2月27日书写《申请》、《保证书》及万泉缘公司与原告《谈话记录》中均有“本人因个人原因现不能从事网约车工作，特申请下车，现本人自愿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和车辆租赁协议”的表述。2019年12月27日，被告再次对万泉缘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春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薛春生表示万泉缘公司多次电话联系原告让其来领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但原告说会来单位领取，但实际上一直未来领取，后该公司又为原告快递《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但其故意不接收，要求退回。薛春生向被告提交万泉缘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向原告进行邮寄的单据详情。2020年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0日、1月13日，被告工作人员多次电话联系原告，告知其来被告处配合调查，但原告均称来不了或电话未予接通。2020年1月15日，被告针对原告三项投诉事项分别制作《撤销立案审批表》并作出被诉《告知书》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收到后不服即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被告作为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系被告基于原告的投诉开展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案件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此是否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针对原告的投诉中提出的内容，被告对万泉缘公司进行调查核实，确认原告和万泉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一、关于原告提出的万泉缘公司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投诉事项，被告经调查认定万泉缘公司确存在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责令其限期改正，该公司在指定期限内予以改正，完成原告的社会保险登记办理。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向被告投诉时，其投诉事项为要求万泉缘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而非其本次诉讼中主张的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且责令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宜也并非被告的法定职责。二、关于原告提出的万泉缘公司未依法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投诉事项，被告经调查认定万泉缘公司2019年2月27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时，确存在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行为，被告责令其限期改正，该公司在指定期限内予以改正，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故此，被告对原告上述两项投诉事项的处理采取限期责令整改的方式，万泉缘公司在责改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被告认定原告在职期间较短，违法行为轻微，且已在责改期限内改正，符合《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二）项“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可以撤销立案的情形，被告据此告知原告作撤销立案处理并无不当。三、关于原告提出的万泉缘公司未依法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被告对此向万泉缘公司进行调查，万泉缘公司主张原告系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存在未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行为，该公司亦向被告提交了原告书写的其系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材料，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告认定双方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方面存在争议，具有相应事实依据，被告据此依据《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六）项“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的”规定告知原告予以撤销立案并无不当。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中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后经调查，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销立案。（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二）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三）被调查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四）不属于立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五）不属于劳动保障部门监察职权范围的；（六）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的；（七）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2年的；（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本案中，被告在接到原告提出的投诉后，依法立案并进行了调查，对被投诉单位进行调查询问并调取相关材料，在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针对性调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撤销立案处理决定，向原告作出书面告知并履行了必要送达程序，故被告已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职责。据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全 军审 判 员  鞠 仁人民陪审员  王志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