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终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东，男，汉族，1990年9月1日出生，律师，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枭，北京（盈科）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文彬，男，汉族，1966年3月12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所地黑龙江省泰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庆玲，黑龙江东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泰来县福泰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泰来县泰来镇建设路11号。法定代表人：彭桂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添，该公司业务经理。原审被告：王元添，男，汉族，1963年10月5日出生，福泰食品业务经理，现住黑龙江省泰来县。上诉人王海东因与被上诉人齐文彬及原审被告泰来县福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食品公司）、王元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4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王元添应向齐文彬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为人民币123.6万元（借款本金90万元计算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09月30日的利息），驳回齐文彬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齐文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齐文彬一审诉讼请求缺少证据支持。（一）一审判决未能查清本案事实，对涉案借据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认定错误。齐文彬先主张借款390万元，经原审被告质疑债权金额后，齐文彬主张系代王元添偿还欠马元庆玉米款70余万元，代王元添偿还欠王桂华90万元，为原审被告的仓储库进彩钢瓦、打地面，原审被告欠付50万元-60万元，一次性出借原审被告借款50万元。按照上述款项合计为260万元-270万元，与齐文彬主张的借款本金300万元不符，为此齐文彬又主张除此之外尚有零星借款、欠款，陈述前后矛盾。即便存在上述事实，应当由齐文彬另案起诉，并提供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即便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一并查明，也应当分别查清案涉事实并就各笔债权债务关系不同，分别适用法律。例如：齐文彬系自然人，不具有任何施工资质，其与原审被告间的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为无效合同关系，结算和清偿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等法律法规适用、认定。本案案涉欠据金额高达人民币390万元，欠据形成的过程、案涉债权的事实应当充分查清，一审法院并未充分查清上述事实，并未就齐文彬前后陈述多处矛盾之处进行纠问，基于此一审判决对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齐文彬就其一审判决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未能尽到举证责任。其主张借款390万元，原审被告就其一审诉讼请求提出合理质疑后，其应当就借款履行补充举证责任，除借条外其不能举证证明支付人民币390万元借款的证明文件，应当视为未能就其诉讼请求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其次，齐文彬先主张借款390万元，经原审被告质疑债权金额后，又改为主张系其代王元添偿还马元庆、王桂华欠款、工程施工欠款、齐文彬一次性出借原审被告借款50万元，及其他零星欠款。但齐文彬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欠款、借款的事实，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案涉借条系齐文彬与原审原告确认上述欠款、借款的事实，或是双方认可的计算过程、结算证明等文件，应当视为未能就其诉讼请求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原审被告反复强调上述事项与本案案涉借条无关，齐文彬主张存在上述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应当由齐文彬另案起诉，并提供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将上述事项事实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原审被告，认为原审被告未能证明已经清偿与本案无关的几笔欠款，这与法律规范相抵触。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认定的事实必然是错误；二、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其与齐文彬间并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并非为共同经营目的向齐文彬借款，且未收到齐文彬支付的任何一笔借款，借款债务并非共同债务，其与齐文彬间并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同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齐文彬与原审被告王元添的法庭质证、辩论环节，从齐文彬的陈述可以看出，齐文彬主张的几笔与本案无关的债权债务也系齐文彬与王元添个人间的关系，并非与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的法律关系。即便存在也与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无关，特别是类似如玉米款等债权债务关系，福泰食品公司并无收购粮食经营项目和业务，因此发生借款关系更是无稽之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前述的司法解释得出，对于在借条上签名的，但未明确表明或经证明承担担保责任的，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更何况共同债务清偿责任。借贷关系应当查清实质的借款人、借款发生事实，真实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与原审被告王元添间不存在法定共同债务情形，且在借条中并未明确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或担保责任，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退一步说，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论理逻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该约定的效力问题，参照本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的司法裁判规则，该规则实质对于所谓的债务加入进行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借贷关系应当查清借款发生事实，真实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除法定的共同债务外，类似债务加入实质形成的是加入人纯粹的债务负担，应当适用担保法律关系，不应一概而论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清偿债务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因此，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签署借条的行为即便认定为应承担保证责任，自借条记载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6年09月30日）至齐文彬起诉之日，其担保期间已经经过，王海东、福泰食品公司不应当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审理中，变更上诉请求第一项第三行为：应改判王元添向齐文彬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23.6万元（借款本金90万元，计算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利息）。根据一审法院确定的王元添应偿还齐文彬四笔债务，其中三笔均已经偿还，齐文彬诉讼请求的借据所指的债权债务仅剩下一笔90万元尚未偿还，其余均已结清。齐文彬作为债权人主张原审三被告返还债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供证据应当提供证明其所述借款发生的基础事实，以及相应款项给付的事实，一审中齐文彬主张其出示借据包含四笔债务，但并未出示相应证据证实该四笔债务发生的时间以及借款本金交付事实，王元添提出异议并出示证据证明齐文彬所述四笔债务仅有一笔90万元，为齐文彬替王元添偿还个人债务尚未偿还，其余债务均已经偿还完毕。现齐文彬应继续举证补强诉讼请求，否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齐文彬二审答辩意见为：王海东在一审中说尚欠齐文彬93万元，一直是93万元利滚利滚到390万元，现在王海东又改说只欠90万元，齐文彬不知道2014年借款90万元是如何变成390万元的，去了本案390万元的借款，齐文彬陆续借给王元添四笔借款，共计290多万元（不含本案借款），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如果是利滚利滚到390万元，之后齐文彬不可能再继续借给王元添钱，因为如果还不上钱齐文彬就不可能继续借给王元添。齐文彬和王元添之间除了多笔借款外，生意往来不断，往来账目多，王元添提供的不是偿还借款本金的钱，其中有利息、经营往来账目、零散借款往来，王元添的主张和本案的390万元借条无关。如果按照王元添所述390万元的借条不会给齐文彬出具。起诉之前王元添说：“别起诉了，本金300万元我偿还了就得了”。齐文彬所述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王海东在上诉状提出的主张完全违背事实，王云添与齐文彬是2004年相识并开始一同做生意，长期的合作双方互相信任，王云添买公司的院，是齐文彬借给他100万元，当时，出钱借款给他人多是三分利，还有四分利、五分利的，而齐文彬借给王云添的钱只约定了二分利。此案中的借款，当时是多次借的，有借条数份，在2015年11月30日结算这些钱时，王云添和他的儿子王海东都在场，总计本金是304万多元，还了零头4万余元，300万元约定十个月就还，并说给三分利息，所以当时打了三百九十万元的借条。这些都是王云添与他儿子王海东主动说的，借条还是王海东亲笔书写的，他们说：“王海东是法定代表人，不会毁前途”，并说：公司盖的库，弟弟的同学是哈中粮集团的，能整上国储，钱款就不成问题了。”算账打了借条后，王元添、王海东父子就把所有的条子都收回去了。齐文彬相信他们父子，也知道虽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云添的儿子王海东，但公司起主要作用的是王云添，这在当时都是共知的。他们后来又说国储没办下来，但是公司资产大能贷下款，但后来说款也没贷下来。在齐文彬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才提起诉讼。这就是事实的经过。各原审被告从齐文彬处借款，不存在是王云添借款，不是公司借款的问题，当时，王云添与儿子王海东开的公司，已明确是公司、王云添、王海东共同借款，根本不存在谁是担保人的问题，如果有担保人不会不写明，当时的借条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诉讼后，公司与王海东为了逃避责任，说了不实之词，王海东的行为令齐文彬非常伤心。齐文彬与王元添方合作多年，在王元添父子开公司及公司运营的过程中，齐文彬数次帮了王元添父子，借款的条在打了总借条时，完全相信王元添父子，按王元添父子的要求把全部借条都给了他们，自己没有留存复印件，现在王海东上诉又不顾事实，毫无道理的说，没把每一笔借款说出来，就不应支持齐文彬的主张，这是不实际的主张。2015年打的总据，把数个借据都收了回去，上诉人不如实说，又以说不清每一笔具体的借款为由提出无理的主张，故意不拿出已收回的借据。齐文彬起诉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并没有完全按事实判决，依法应支持齐文彬请求的390万元，并应判决支付利息。由于齐文彬接到一审判决时上诉期的十五天时间内，患病未能上诉，原打算在身体缓解后提出申诉，没想到王海东却提出了违背事实的上诉请求。在此次二审过程中，齐文彬请求法庭依据本案的事实判决各原审被告支付390万元及利息。齐文彬针对王海东变更的上诉请求答辩如下：其请求改判要求只支付本金和利息123.6万元，与事实相差太多，这样的诉讼请求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2015年11月30日，王元添、王海东在与齐文彬结算总借款数时是根据多次从齐文彬处借款打的总条，当时的总数是双方一同核算的，王海东作为律师，更清楚打总条要依据的事实，共形成本金304万余元，当时将4万多的本金支付了，300万元的本金由王海东亲笔书写并计算了10个月的利息90万元。这是王元添和王海东一同计算的，其变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如果在出具总条时王元添、王海东偿还了借款需要证据证实，现在无证据证实王元添、王海东、福泰公司偿还了案涉借款，在国储没有办下来后，王元添说资产多，还能贷款，贷款没有贷下来的时候，王元添跟齐文彬说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就不要了，当时齐文彬同意。但是王元添也没有兑现，故齐文彬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齐文彬的诉讼请求。王海东在一审中说尚欠齐文彬93万元，一直说是93万元利滚利滚到390万元，现在王海东又改说只欠90万元，不知道2014年借款90万元是如何变成390万元的。除本案390万元的借款，齐文彬陆续借给王元添四笔借款，共计290多万元（不含本案借款），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如果是利滚利滚到390万元，之后齐文彬不可能再继续借给王元添钱，因为如果还不上钱就不可能继续借给他钱。齐文彬和王元添之间除了多笔借款外，生意往来不断，往来账目多，王元添提供的不是偿还借款本金的钱，其中有利息、经营往来账目、零散借款往来、王元添的主张和本案的390万元借条无关。如果按照王元添所述，其不会给齐文彬出具390万元的借条。齐文彬在2004年就认识王元添，起诉之前王元添说别起诉了，本金300万元王元添偿还了就得了。齐文彬所述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福泰食品公司二审陈述意见为：福泰食品公司没有向齐文彬借款，与福泰公司无关，当时是齐文彬逼迫公司盖公章的，对此没有证据证实。王元添二审陈述意见为：钱是王元添借的，与王海东、食品公司无关，王元添现在同意偿还90万元及相应利息，理由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王元添提交一份情况说明。王元添从未和齐文彬合伙做生意，齐文彬不能提供300万元的支付凭证。齐文彬一审诉讼请求：判令福泰食品公司、王元添、王海东偿还借款人民币39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福泰食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海东系王元添儿子，2019年福泰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元添亲属彭桂锋。齐文彬与王元添有多笔经济往来。2015年11月30日，由王元添、王海东为齐文彬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借齐文彬现金人民币叁佰玖拾万元整，借期至2016年9月30日（用款10个月）。如到期未能偿还借款，转让福泰食品有限公司49%股权予齐文彬。2015年11月30日王海东王元添（加盖福泰食品公司公章）”。同时查明，齐文彬主张390万元借条中包括：齐文彬替福泰食品公司偿还欠马玉庆的玉米款71万元、欠王桂华90万元；齐文彬为福泰食品公司盖粮食储备库进彩钢瓦打地面，福泰食品公司欠齐文彬41万元，齐文彬一次性借给王元添50万元，上述总计金额为26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齐文彬主张的390万元借条中本金是多少；2.福泰食品公司、王元添、王海东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王元添承认齐文彬出示的390万元借条中的钱款没有偿还。现王元添坚持认为齐文彬提供的借条中原始本金为93万元，齐文彬要求王元添提供与93万元相关的原始借据，王元添未提供，故对王元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王元添与齐文彬经过对账后，王元添抽回对账前的债权凭证，表明双方对当时对账的数额是认可的。王元添对齐文彬替其偿还过马玉庆、王桂华的欠款，齐文彬为其垫付彩钢瓦等工程款，齐文彬借给其50万元这四笔款的事实认可，只是王元添抗辩四笔款均通过汇款方式偿还给了齐文彬，但王元添提供的证据7齐文彬认可是偿还王元添说的93万元那笔债务，因王元添不提供93万元那笔借款的原始借条，且王元添对偿还王桂华那笔款的数额抗辩意见前后不一致，故本院无法认定证据7就是偿还王桂华那笔款的证据。对王元添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所抗辩的意见，故对王元添抗辩已经另外偿还了这四笔款的意见不予采纳。应确认齐文彬提供的借条中原始本金为262万元。而齐文彬提供的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调整。经计算，从出具借条之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到2016年9月30日的利息为52.4万元，本息合计应为314.4万元。关于焦点2，因该借条是由时任福泰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东书写，该借条上还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王海东作为福泰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该知道出具借条的意义，故王海东及福泰食品公司应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对福泰食品公司抗辩自己仅是担保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福泰食品公司抗辩转让股权为流质条款的意见，因齐文彬在诉讼中并未主张股权转让问题，故对该意见不予评判。王海东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在法庭上所享有的陈述、辩论等诉讼权利的自动放弃，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福泰食品公司、王元添、王海东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齐文彬借款本息合计314.4万元；二、驳回齐文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00元，由泰来县福泰食品有限公司、王元添、王海东负担30634元，由齐文彬负担7366元。公告费560元由王海东负担。福泰食品公司、王元添、王海东负担的费用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给齐文彬。二审审理中，王元添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2014年8月的银行流水一份，证实其偿还了齐文彬彩钢瓦钱和50万元的借款，已经将原始借据抽回。王海东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实的问题均无异议，一审中该借据由王元添出示，在一审正卷第150页，齐文彬认可是本案借据，依据交易习惯，借据只能在债务人偿还完毕后才能取得，现在王元添只有该笔债务的借据，能够证实此笔债务已经偿还完毕。王元添出示的银行流水系2020年4月8日调取的，属于新获得的证据。齐文彬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一审多次开庭，王元添没有提供该证据。王元添共欠齐文彬彩钢瓦和地面的钱70多万元，共偿还了23万元，剩下的都打入本案借据中了。这张明细体现王元添还的是本案四笔借款的利息。福泰食品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无异议。证据二、2018年的租赁合同和齐文彬于2015、2016年拉玉米的提货单8份（均为复印件），证实齐文彬用拉走的玉米抵欠马玉庆的玉米款80多万元，其中包括本金60万元，按照4分给的利息。因为玉米被齐文彬拉走了，王元添没有钱给老百姓，所以将场地和设备租给蒋金昌等人3年。王海东及福泰食品公司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齐文彬质证意见为：租赁合同与齐文彬无关；提货单上面的货主“齐文彬”字样不是齐文彬签字。本案借款是2015年之前的借款，其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双方之间有多笔生意往来账目。齐文彬多次在上诉人处拉玉米，都有流水证实，已经提交一审法院。王元添所提交的证据虽不属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组织了质证。证据一来源合法，齐文彬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在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往来情况下，该银行流水无法证实系偿还的齐文彬彩钢瓦钱41万元及50万元的借款，且转账数额与上述两笔债务的欠款数额不一致，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二提货单及租赁合同均系复印件，且齐文彬持有异议，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欠缺，且提货单不能证明双方形成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亦非结算凭证，不能直接证明王元添主张的齐文彬拉走玉米抵偿替还马玉庆欠款80余万元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不再重述。本院认为，虽然本案诉辩双方对2015年11月30日出具的390万元借条形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存在一个相同的基本事实，即此借条是在对以往双方往来结算后形成的总欠款数额；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因此，经结算后形成的数额并为此出具了借条，应系各方对借款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王海东虽主张不是自愿在借条上签字，但未提交相应受胁迫或事后通过其他合法救济途径撤销该借条的证据，其又主张签字行为系担保性质，但借条上并没有明确的担保意思表示，王海东作为法律工作者，明知担保与借款的法律性质及法律后果不同，却未在借条中明确，应按借条所体现的实际情况认定借贷双方的内心真意，其主张系对借条内容的推测及扩大解释，故本院对王海东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福泰食品公司、王海东、王元添均在借条上盖章、签字，一审判决认定其三方为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齐文彬陈述390万元借条是由四笔债务及零散借款合并结算的，王元添、王海东及福泰食品公司对四笔债务发生过的事实不持异议，齐文彬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而王海东一审审理中及上诉状中均抗辩主张390万元借条是2012年12月27日向齐文彬实际借款93万元（借条金额是100万元）利滚利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双方确认的借款本息合计390万元，并非多笔债权债务合并确认的欠款据，王海东、王元添对此抗辩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2012年12月27日借款100万元（实际借款93万元）的借条，以证明该笔借款事实存在，而如果390万元的借条的确形成于93万元借条，则结算后原始借条应为债务人抽回持有，故王海东、王元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根据王元添所提交的390万元由100万元利滚利形成的利息标准，从2012年12月27日分别按其标明的利率4分、3分，分段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本息合计数额仅为280余万元，王元添主张其一审提交的2014年8月1日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原件即为93万元借款利滚利形成的，经计算数额不同，其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及佐证，故王海东、王元添以上抗辩主张与经各方确认形成的金额为390万元借条的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二审审理中，王海东变更了上诉请求，仅同意承担齐文彬替还王桂华欠款90万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主张齐文彬一审提出的四笔债务中已还三笔，仅剩齐文彬替还王桂华欠款90万元及利息未还，其推翻一审陈述却未能说明合理理由，缺乏诚信，一审、二审举示证据及抗辩理由相矛盾，二审中举证证明已还三笔债务的证据亦不充分，本院对其变更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王海东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抗辩理由前后不一，本院不予支持。齐文彬虽对一审判决有异议但未提出上诉，本院对其异议请求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93元由王海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磊审判员 谢英新审判员 吴 琦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