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14411号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荣木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朝峰，上海览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殿锋，男，1978年9月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被告：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兴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文霄，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殿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殿乐旅游)、李殿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原告撤回被告殿乐旅游，同时申请追加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国信)为被告，本院口头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被告殿乐旅游，并于2019年9月12日依法追加华夏国信为共同被告。因华夏国信需公告送达，故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后于2020年3月26日、6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朝峰，被告李殿锋、被告华夏国信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文霄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殿乐旅游、李殿锋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106,836元整(以下币种同)，并支付延迟履行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25日起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华夏国信、李殿锋支付所欠货款105,836元，并支付延迟履行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25日起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李殿锋于2018年9月从原告处购买古井贡酒系列，原告按要求将货交付，被告李殿锋返还其中六箱，因赠酒没有市场明确价格，所以原告不再主张该赠酒的1,000元货款，仅主张货款105,836元。原告认为，李殿锋出面向原告购买系争酒，李殿锋说是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买的，之后所购酒实际用在哪里原告不清楚，买卖合同相对方究竟是李殿锋还是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原告不清楚，又因为分公司的责任由华夏国信总公司承担，故请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两被告拒不支付原告货款，对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被告李殿锋辩称，1.本案货款发生于原告与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之间；2.其当时作为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代公司签收2018年9月8日的两张提货单，共九箱酒和一瓶赠酒，后退还了六箱至原告仓库，还有一箱由原告员工拿走了；3.剩余两箱由其本人用掉了，故对原告诉讼请求，其同意承担两箱酒的货款5,998元。被告华夏国信辩称，1.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是华夏国信在上海设立的分公司，但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和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即使存在合同关系，从协议上看也是网点合作关系，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李殿锋不是华夏国信员工，华夏国信没有收到原告的送货，即使发生交易，提货单中只有2018年9月8日的两张是李殿锋签字的，其他都不是李殿锋本人签字，且原告销售单上注明的结算方式是现金，结合李殿锋提货，故即使货物交付了，也已经结清了；3.如果存在欠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利息应从起诉日起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证据举证、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分述如下：1．原告提供的2018年9月8日的销售提货单(编号为SHXT1809-00138)及对应销售单(编号为SHX1809-00105)、领发提货单2(编号为SHLTW1809-00035)及对应借赠单(编号为SHZW1809-00045)。被告李殿锋对该两份提货单上其签名真实性认可，其共签收九箱酒，后退还给原告七箱，还欠两箱酒，对2,999元每箱单价认可，买九箱送一瓶，领发提货单上签收的是赠品。被告华夏国信对该两份提货单上的李殿锋签名予以认可，但认为提货单备注了结算方式是现金，结合自提的方式，其认为即使货物已经交付，款项也结清了，销售单上的单价是原告内部的记录，对外不具备法律效力。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2．原告提供的2018年9月3日的销售提货单(编号为SHXT1809-00024)及对应销售单(编号为SHX1809-00019)、2018年9月10日的销售提货单(编号为SHXT1809-00145)及对应销售单(编号为SHX1809-00112)、2018年9月25日的销售提货单(编号为SHXT1809-00405)及对应销售单(编号为SHX1809-00317)、2018年10月15日的销售提货单(编号为SHXT1809-00038)。被告李殿锋、华夏国信对上述前三份销售提货单上李殿锋签字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最后一份因无人签字亦不认可。后原告明确9月3日、9月10日的提货单是原告职工送到后代签的，9月25日的送货单是被告店员代签的。鉴于上述提货单并非李殿锋所签，系原告员工或者他人代签，签收人员并未经过两被告同意，原告不能证明该提货单经过两被告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难以认定。3．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九页(翟斌与李殿锋)、微信聊天记录(李殿锋与李光辉)。被告李殿锋对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2018年9月8日以外的货物已经送到，认为即使其向李光辉卖过酒也不能证明其向原告买酒。被告华夏国信对证据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即便真实，也是李殿锋个人行为，与华夏国信无关。本院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难以认定。4．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翟斌与张春、翟斌与常学军)。被告李殿锋、华夏国信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故证明力有限。5．原告提供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核心网点合作协议》。被告李殿锋对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系其持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公章与原告签订。被告华夏国信对协议上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公章真实性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协议上乙方没有盖章故该协议无效，即便存在合作协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中交付李殿锋的酒就是依据协议交付的。本院对合作协议予以认定。6．原告提供的翟斌、冯国华证人证言。被告李殿锋认为翟斌与冯国华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不应该采信。被告华夏国信认为，两位证人都是原告员工，且两位证人证言有矛盾，对原告送货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因证人系原告员工，仅凭其送货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原告将提货单上酒均已送至被告的事实。7．被告李殿锋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单、股权转让协议、授权书一组。原告对劳动合同真实性认可，对工资单不清楚，对其余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华夏国信认为劳动合同没有原件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且合同主体上看是华夏国信上海营运中心，劳动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8月1日，当时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还没有设立，工资单没有分公司盖章故不认可。本院认为，李殿锋虽然未提供劳动合同原件，但其当庭展示的手机内保存的劳动合同盖有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红色印章，结合其代表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本院对李殿锋提供的劳动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余材料因无原件不予认定。8．被告华夏国信提供的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企业信息，旨在证明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21日，经营地址是闵行区吴中路XXX号XXX幢XXX室，原告说的送货地址不是上海分公司的地址。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营业地址和注册地可能不一致。被告李殿锋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在莘庄先成立了办事处，然后再成立了分公司，办事处就是广贤路XXX号。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该公司设立之前已经设有公章，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企业信息不能证明其在设立之前没有在其他地址有过筹建运营。9．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1页及照片1份，旨在证明原告常经理向李殿锋催要过款项。被告李殿锋、华夏国信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和本案及被告华夏国信的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关联性难以认定。10．原告提供的《律师函》及被告李殿锋回复的微信语音内容，旨在证明李殿锋对律师函上的货款数额认可。被告李殿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律师函发送给殿乐旅游，相关的账已经结清了。被告华夏国信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律师函抬头是殿乐旅游，和华夏国信无关，被告李殿锋虽然收到律师函后有语音回复，但是对数额和其他内容都没有回复，不能证明原告本案诉请。本院对关联性难以认定。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8月，原告(甲方)与被告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丙方)签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核心网点合作协议》，同意签订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执行：一、甲方要求1.丙方店内产品价格执行要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上海滩3系建议零售标价168元/瓶，建议最低售价120元/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上海滩6系建议零售标价238元/瓶，建议最低售价175元/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上海滩9系建议零售标价358元/瓶，建议最低售价260元/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G20年建议零售标价558元/瓶，建议最低售价420元/瓶。2.产品陈列展示要求……3.销售任务要求：协议期内按照甲方制定的终端统一供货价从乙方采购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产品金额：伍万。分阶段任务分解如下表……二、甲方支持：1.陈列支持：丙方在协议期内按“一、甲方要求”的“第2条”、“第3条”、“第5条”严格执行，经甲方检查合格后每季度提供9系6瓶+G20大酒1瓶作为产品陈列及宣传物料维护奖励，合同签约时间原则上为一周年。2.销售任务考核奖励：丙方在甲方三节促销期间内完成销售任务，由甲方检查合格后给与每节任务完成奖励。春节完成总任务的40%奖励价格1,000元的餐券或古井16年大酒1瓶以及价值5,000元国内精品旅游。端午完成总任务……其他约定：旅游不兑现。三、违约责任……四、保密制度……五、协议变更：1.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丙三方不得随意变更或废除；2.三方经协商一致，可就协议未尽事宜另行签署补充，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3.协议履行期限内，如遇甲方产品价格或指定供货商调整，丙方应无条件配合。六、协议有效期间：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七、协议期满后自动终止，经三方协商重新签订协议。落款丙方处盖有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公章，地址：闵行区广贤路XXX号，代表人李殿锋签字，甲方处盖有原告业务专用章、代表人翟斌签字。2018年9月8日，被告李殿锋签收原告所供5L一级3年原酒九箱，并领取赠送2.5L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8收藏版一瓶，此后被告李殿锋退还原告六箱，仅剩三箱。审理中，原告先称被告李殿锋以现金付款17,994元，后向法庭确认李殿锋确实退还了该六箱酒，其实际并未支付货款。审理中，原告认为2018年9月8日的送货数量是十箱，另有一箱的提货单没有签字，但也送到了。2018年9月3日、9月10日送货单是原告员工送货至门店后由原告员工代签，2018年9月25日送货单是被告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其他店员代签的。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供的李殿锋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9月5日下午14时，李殿锋说“我这两天赶紧收钱啊收钱还好打点款，再拿点酒，这个意思，赶紧出货这个意思。”2018年9月10日，翟斌微信发送堆放酒箱的图片给李殿锋，并说“李总，货我给你送过去了，另外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酒，因为我没有车，先放你这里”，“大坛酒我给你堆在大坛酒的角落了”，李殿锋没有回复。2018年9月26日，翟斌微信发送了堆放酒箱图片给李殿锋，并说“李总，你的货到了，一共是13箱G20，还有4瓶零碎的，13箱零4瓶，是买赠加起来算一起了，我放你办公室了”，李殿锋没有回复。2018年10月8日，翟斌问李殿锋，“我在你店里，你不在”，李回复在收钱。翟斌继续说，“嗯嗯太好了，常总做了最大努力，公司批示今天8号是打款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什么政策奖励都没了，他也挺着急的，所以李总加把劲。”翟斌问“广贤路招牌啥时候弄？”李殿锋回复“李会长在弄了”，后将华夏国信黄金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品鉴中心的联合招牌照片发给翟斌。2018年10月25日，翟斌问李殿锋，款项如何了，李殿锋说“没有，这次黄金抵吧”，翟斌说“要和公司商定好才行吧”。2019年4月23日，原告代理人戴朝峰律师通过微信向被告李殿锋发出《律师函》，载明“上海殿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依据委托人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材料，你方于2018年9月从委托人处购买古井贡酒系列，合计货款金额106836元。委托人已按你方要求完成交付，然而你放至今未付货款。……”。被告李殿锋回复“在考驾照，把我以前的扣掉，我再还一点，现在确实困难”。2019年5月13日、5月18日，翟斌两次发送李殿锋《企业对账函》、《殿乐旅游欠款及还款方案》文件，并要求李殿锋签字盖章，写上华夏国信与殿乐旅游公司均由李殿锋全权负责，现因华夏国信已注销，其采购的古井贡酒货款由殿乐旅游公司承担。随后翟斌问“搞好了吗”“弄好了吗”，李殿锋均回复其在忙其他事情。该《企业对账函》载明“华夏国信：……本公司与公司的往来账项列如下：截止日期2019年3月31日，贵公司欠款106836元。发函单位：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期2019年4月1日”。后李殿锋并未签字回传。又查明，2018年8月1日，李殿锋(乙方)与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上海运营中心(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双方约定自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为止为试用期，若乙方开始工作与合同订立时间不一致的，以实际到岗之日为合同起始时间，建立劳动关系，试用期同时提前或顺延。工作内容：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到甲方从事总经理助理相关工作，详见岗位职责说明书。……该劳动合同的甲方处由华夏黄金上海分公司加盖公章。再查明，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是华夏国信在上海设立的分公司。庭审中，原告与李殿锋共同确认李殿锋的殿乐旅游与原告也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华夏国信向原告进货的时候，原告和殿乐旅游的送货已经结束。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诉争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还是李殿锋？二、诉争货款的金额如何确定？一、李殿锋代表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与原告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送货单的对象是华夏国信。理由：其一，李殿锋作为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持有该司公章与原告签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核心网点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合作模式是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从原告处采购酒后完成销售任务获得奖励支持的模式，故该合作关系包含了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送的5L一级3年原酒虽然未在双方合作协议内列明，但合作协议难以列明双方将来所有的交易品种，故合作协议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证明了双方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愿。其二，根据原告提供证据，被告李殿锋所签提货单上客户名是华夏国信，原告发送的《企业对账函》中的客户名称为华夏国信，被告李殿锋在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的合作协议期内向原告展示的华夏国信黄金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品鉴中心的联合招牌，原告在诉争交易中有理由将采购方认定为华夏国信。李殿锋能代表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事实上他也在履行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工作，原告有理由将其视为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员工，其代表签收货物的行为对原告而言应视为有权代理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的职权行为。其三，被告华夏国信辩称，可能是李殿锋个人或者其殿乐旅游与原告存在的诉争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明确了其主张货款请求权的诉讼标的是提货单上货款，而提货单明确了客户名称为华夏国信，原告又明确其与殿乐旅游的账目往来在本案送货时已经结束，被告华夏国信对其辩称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况且，如果实际是李殿锋个人名义或者殿乐旅游名义采购，原告完全不需要发送华夏国信抬头的《企业对账函》，故对被告辩称不予采信。至于被告质疑涉案合作协议上的“旅游不兑现”，根据合同上下文约定，应指完成销售任务时的旅游奖励不可兑现，与殿乐旅游无关。综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故李殿锋为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签收的提货单的货款，应由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二、本案诉争货款金额需结合举证责任分配确定。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被告李殿锋确认的送货是2018年9月8日的提货单上的九箱酒，现已确认其返还了六箱，故剩余三箱酒的货款8,997元未付。被告华夏国信虽然对原告提货单价格不予认可，但鉴于李殿锋作为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该交易经办人，其应有权与原告确认单价，故对其认可的单价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9月3日提货单的货款60,120元，该提货单系原告员工代签，现被告李殿锋及华夏国信均否认收到该送货，原告虽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9月5日李殿锋称要收款后打点款再拿点酒，但仅凭该语音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送货价值60,120元。此外，原告提供原告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虽与原告提供证人证言内容一致，但该证据欠缺客观性，本院不能据此确信被告已经收到诉争货物。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9月10日提货单的货款8,040元、9月25日提货单的货款25,680元，两被告均予以否认收到，原告员工两次送货均在微信中向李殿锋发送了堆放酒箱的图片，李殿锋对此未置可否，而堆放酒箱中究竟有多少瓶酒不可得知，被告是否收到了原告提供提货单上的货物，本院难以确信。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10月15日提货单上的1箱酒，没有签收人，两被告均否认收到，本院难以确信该送货事实。原告举证其向被告李殿锋发送《律师函》，但函件载明对象是殿乐旅游，并非华夏国信，即便如原告所称，其将欠款对象错写成了殿乐旅游，李殿锋语音内容难以构成对华夏国信欠原告货款的认可。综上，本院认为，因原告送货形式不规范，导致被告未能签收确认诉争提货单，且原告自行代签前并未发送该提货单信息给被告进行确认，原告虽向李殿锋发送了送货后堆放的图片或者对账函，但李殿锋均未作明确认可的表示，如果直接将该沉默视为认可原告的送货欠缺法律和事实依据，即便被告李殿锋有认可欠款的意思表示，本院无法确信其收到了争议提货单上的货物，故无法确信原告实际送货金额。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原告作为出卖方，本案履行送货义务的举证责任应在原告，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对上述送货的确认，原告应承担未充分举证的不利后果。结合以上分析，本院能确定原告向被告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送货金额为8,997元。本案审理中，李殿锋明确说明其个人用掉了两箱酒，其自愿承担5,998元，故对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共同承担该部分货款，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对于其余货款，仍应由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独自承担。又因华夏国信上海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承担债务的能力，应由总公司华夏国信承担货款2,999元。综上所述，被告李殿锋应与华夏国信共同承担货款5,998元，被告华夏国信应承担货款2,999元。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于收货同时支付货款，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以确认货款金额为基数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因原告提供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殿锋、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5,998元及以5,998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被告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2,999元及以2,999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7元，由原告上海美缤酒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212元，被告李殿锋、华夏国信黄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王文霞人民陪审员  姚惠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方晨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