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81行初1号原告杜伯成，男，汉族，1965年11月3日出生，住邹城市。委托代理人孟登高，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运磊，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城市大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邹城市大束镇驻地。法定代表人盛振亮，职务：镇长。委托代理人袁旭，山东胜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邹城市平阳东路2699号。法定代表人杜庆节，职务：市长。委托代理人李桂花，邹城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冯维群，山东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邹城市大束镇杜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邹城市大束镇杜东村。法定代表人杜祥各，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杨雷，山东胜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侯贻祥，男，汉族，1972年9月18日出生，住邹城市。委托代理人司崇峰，邹城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杜伯成因被告邹城市大束镇人民政府（下称大束镇政府）、邹城市人民政府（下称邹城市政府）及第三人邹城市大束镇杜东村村民委员会（下称杜东村委会）、侯贻祥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20年1月6日诉来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各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伯成及其委托代理人孟登高、王运磊，被告大束镇政府负责人武海燕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旭，被告邹城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桂花、冯维群、第三人杜东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杜祥各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雷、第三人侯贻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司崇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伯成诉称，我系大束镇杜东村村民，我的房屋列入“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2018年2月8日，杜东村委会制定了《大束镇杜东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其内容显示，对于重大事项报镇党委、政府研究批准后实施。根据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7年8月11日公示的《2018年济宁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清单》及邹城市发改局于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关于邹城市东远置业有限公司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可以确定，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进入实质征收阶段。由于该项目的征地批复、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公告等相关文件未依法向原告公告或送达，故原告一直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2月2日，二被告未下发任何强拆文件、未履行任何补偿即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邹城市大束镇杜东村171号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承担诉讼费用。原告杜伯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村镇房屋权属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2018年济宁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清单；3、关于邹城市东远置业有限公司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4、大束镇杜东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5、杜东村被拆除现场照片；6、原告房屋被拆后的照片；7、原告母亲王祥英证言；8、邹城市2018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方案，上述证据证明原告房屋已被被告违法拆除。被告大束镇政府辩称，我方不是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杜东村委会为建设新社区，对旧村进行拆迁，为清理村内垃圾，杜东村委会与侯贻祥签订协议，委托侯贻祥对村内垃圾整理覆盖。侯贻祥在清理垃圾过程中误将杜伯成的房屋拆除，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因此，原告与侯贻祥之间存在民事侵权关系，本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大束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侯贻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侯贻祥在清理垃圾过程中误将杜伯成的房屋拆除；2、杜伯成询问笔录一份，证明邹城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告知杜伯成，侯贻祥在清理垃圾过程中误将房屋拆除的事实，并告知其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该纠纷；3、协议书一份，证明杜东村委会委托侯贻祥对村内垃圾进行整理覆盖；4、会议纪要一份，证明杜东村村两委会开会研究决定：村里拆迁工作已经结束，找一个整理队伍，对村内垃圾进行整理、打堆覆盖。被告邹城市政府辩称，我方没有组织实施、也没有授权他人实施对原告房屋拆除的行政行为。经了解，涉案房屋系侯贻祥在清理垃圾过程中误拆除，应当由房屋拆除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杜东村委会述称，本案系原告与侯贻祥之间的民事侵权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请依法驳回起诉。第三人侯贻祥述称，2019年1月28日我与杜东村委会签订了《旧村址建筑垃圾整理覆盖承包协议》，约定一周内完成，我从劳务市场雇佣工人组织施工。2019年2月2日，在原告房屋旁边清理垃圾时误将原告的房屋拆除，已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庭审质证，被告大束镇政府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至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所述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进入实质征收阶段；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拆除的系原告所有的房屋；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证言系由原告本人书写，证人与原告系母子关系，存在着法定的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所做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规划建设方案系邹城市政府对全市范围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指导的意见，并不具体针对某一棚改项目或建设工程。被告邹城市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大束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认为《大束镇杜东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是村民自治行为。第三人杜东村委会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大束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认为证据6的拍摄时间无法确定。第三人侯贻祥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三人杜东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对被告大束镇政府提供的证据1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笔录明显违背常理，不符合实际情况，原告的房子被拆除之前是完好的，明显是一起恶意强拆事件；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笔录反映的事实与结论前后矛盾；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杜东村拆迁工作并未完成，会议纪要证实了政府参与实施的事实，村委会是作为辅助单位协助镇政府参与棚改。经审理查明，原告杜伯成系邹城市大束镇杜东村村民，在该村171号原有宅基地及房屋一套。2017年8月11日，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018年济宁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清单》，大束镇杜东社区改造项目包含其中。原告杜伯成的房屋列入“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2018年2月8日，杜东村委会制定了《大束镇杜东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并报镇党委、政府研究批准后实施。2018年2月20日，邹城市房产服务中心发布的《邹城市2018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方案》附件《邹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确定：镇街是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主体，成立由市长任指挥长，分管市长任副指挥长，有关部门及镇街为成员的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市城市建设指挥部，统筹负责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2018年4月26日，邹城市发改局作出《关于邹城市东远置业有限公司邹城市大束镇杜东社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杜东村委会协助启动拆迁工作，并将大部分房屋拆除，大量建筑垃圾散落各处。2019年1月28日，杜东村委会与侯贻祥签订《旧村址建筑垃圾整理覆盖承包协议》，由侯贻祥负责杜东老村垃圾整理覆盖。杜伯成的房屋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2月2日，杜伯成的房屋被侯贻祥雇佣的驾驶员用挖掘机予以拆除。2020年1月6日，原告杜伯成以被告大束镇政府和邹城市政府拆除房屋违法诉来本院，请求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其大束镇杜东村171号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承担诉讼费用。本院认为，原告的房屋属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均无权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邹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确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主体。所以大束镇政府是大束镇杜东村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主体，故大束镇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杜东村委会制订的《大束镇杜东村搬迁安置补偿方案》及与侯贻祥签订的《旧村址建筑垃圾整理覆盖承包协议》均系为协助大束镇政府完成邹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所作，其法律后果应有大束镇政府承担。大束镇政府作为涉案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房屋征收主体，未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未对实施拆除行为的行为人尽明示及监督职责即拆除原告房屋，构成违法。被告大束镇政府关于其不是拆迁实施主体，第三人侯贻祥误将杜伯成房屋拆除不应按行政诉讼受理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邹城市政府制定了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成立棚户区改造指挥部，但其只统筹负责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实施或者委托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故原告对邹城市政府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综上，被告大束镇政府在大束镇杜东村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未履行法定程序、未对实施拆除行为的行为人尽明示及监督职责，导致原告的合法财产被拆除，其行政行为违法，但该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确认违法。原告对被告邹城市政府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邹城市大束镇人民政府拆除原告杜伯成原有的杜东村171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杜伯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邹城市大束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波审 判 员  孔维波人民陪审员  秦志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郑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