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6824号原告：朱晓燕，女，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军，广东正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建华，男，198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秀颖，天津涧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妙琳，天津涧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国贸路18号腾达大厦210B。法定代表人：胥林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宗瑞，男，该公司职员。第三人：王国峰，男，198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朱晓燕与被告徐建华、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国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1月6日、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晓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军，被告徐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秀颖、张妙琳，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宗瑞，第三人王国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晓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退还原告购车全部车款482800元，赔偿车辆购置税40170.94元，并赔偿三倍购车款1448400元，以上费用共计1971370.94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20日，原告和天津锦泽鸿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锦泽鸿晔”）签订了“16款中东宝马X42.0T28销售合同，约定全部车款482800元。2017年1月21日，由朱晓燕转给对方收款账号名为徐建华（天津锦泽鸿晔法定代表人）的私人账户全部车款482800元。天津锦泽鸿晔从本案被告二处拿货（本案车辆）。被告二直接以被告二的名义开具发票给原告。2017年2月4日，原告发现车辆内部空间总是有各种咯咯的声音，送至宝马4S店检修，检修意见响声有三处：一是后尾箱避阳板变形，矫形后固定好，响声消除；二是底盘防护板螺丝松动，加固后响声消除；三是天窗异响，问题比较严重，需要拆装检查，预计拆装费用3000元，维修还是更换费用待定。原告遂再次电话告知高菲（天津锦泽鸿晔销售人员），高菲答复问题应该不大，告知原告可在特约维修处维修。2017年2月20日，原告缴纳了“16款中东宝马X42.0T28”车辆购置税10170.94元，并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费用共计3120元。2019年9月，原告用车发现车门开关时都会听到天窗异响，再次怀疑车辆发生过碰撞、属于使用过的二手车等质量问题。于是再次前往宝马4S店，4S店读取了钥匙数据。读取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公里数据被人调整过，其中本次读取发现，早在2016年7月19日钥匙读取记录，当时里程是4173公里，这是证明这台车使用过的铁证，因为宝马车钥匙芯片存储信息只能记忆不能删除。根据对方提供的海关证明，该车是2015年11月9日生产，读取钥匙时间是2016年7月19日，当时里程是4173公里，说明这是一台使用过的二手车。根据厂家对新车里程数的规定，一般来说国产新车总的里程数不会超过50公里，如果是进口车，考虑到海外的运输、港口的装运以及过海关等等因素，公里数在100公里以下属于正常。综上，原告认为根据原告和天津锦泽鸿晔所签合同约定，天津锦泽鸿晔应交付原告全新轿车，但是天津锦泽鸿晔所销售的不是全新车辆，而是使用过的二手车。天津锦泽鸿晔在销售该车的过程中隐瞒重要事实，足以影响原告是否购买该车辆，应当认定为消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被告徐建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请求法院驳回对被告徐建华的全部诉请，理由：1.本案被告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涉案车辆经过国家正规进口手续进入到中国境内，属于新车出售，并非二手车；2.涉案车辆购车发票及售后服务均由第二被告给原告提供，且购车款项徐建华也只留下少部分费用后，剩下款项均由王国峰转给被告，原告与徐建华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应由徐建华承担；3.涉案车辆在销售过程中，无论徐建华还是王国峰或是本案第二被告均不存在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事实，不构成欺诈，在原告购车过程中徐建华赚取的只是为原告提供车源的中介费8800元，徐建华不存在为此利益而欺诈原告的主观故意；4.原告与第二被告就本案纠纷早在2017年3月达成和解，第二被告已对原告进行了相应补偿；5.原告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原告诉请属于对产品质量存在疑问，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诉讼时效应为一年，而原告早已在2017年2月知晓涉案车辆在本案中提出的质疑，已远超一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徐建华的全部诉请。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公司没跟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收取款项，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与被告徐建华所在的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权利义务应由双方解决，与我方无关。被告公司仅是销售发票的提供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发票不宜作为确定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应根据其他来确定买卖关系。经被告公司核查，曾经销售一台宝马车，购车人为高金才，由此人为我方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指定将发票开具到朱晓燕个人名下，我方将车辆交付给了高金才，车辆以后的流转我方完全不知情。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车钥匙读取显示2016年7月19日车辆里程为4173公里，但海关的车辆检验证书显示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8月，明显不符合逻辑，而车辆在2017年2月4日读取的里程为333公里，2017年2月23日里程为1415公里，我方仅为车辆的中转商，无权读取车辆钥匙数据，对于车辆钥匙显示的数据无法解释也无权解释，车辆的质量应当由生产企业负责。本车为进口车辆，依据相关规定，生产企业应当承担责任，生产企业并非我方。对于原告陈述的车辆相关里程，我方不知情，不存在欺诈或其他责任。关于欺诈消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有判例。综上，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要求原告撤销对我方的起诉，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国峰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起诉，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20日，甲方天津锦泽鸿晔与乙方朱晓燕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朱晓燕从天津锦泽鸿晔处购买16款中东宝马Ｘ42.0Ｔ28ｉ车辆一台，颜色为白车棕内，单价478000元，车架号为ＷＢＡＸＷ3103Ｇ0Ｒ49319，质量三包4800元，合计482800元。乙方选择一次性付款方式，签署本合同时支付全部车款共计482800元。交车时间为现车，交车方式自提，交车地点天津。商品验收方式约定为商品外观质量由买方于提车时当场验收，并签收双方车辆交车记录。2017年1月21日11:55:30，朱晓燕通过其名下卡号为62×××16的中国银行卡向天津锦泽鸿晔法定代表人徐建华账号为62×××69的中国银行卡转账482800元。同日，天津锦泽鸿晔向朱晓燕出具载有“宝马Ｘ4车款、质量三包费用”字样的收款收据，收据金额为482800元。后天津锦泽鸿晔员工高菲安排将涉案车辆发出，原告于2017年1月25日在广州接收该车辆。2017年2月14日，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原告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ＷＢＡＸＷ3103Ｇ0Ｒ49319。发票价税合计为470000元，不含税价为401709.4元。天津锦泽鸿晔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徐建华系唯一出资人，认缴出资额800万元，实缴出资额50万元。该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注销。2017年1月16日，第三人王国峰通过其岳母高金才62×××19银行卡向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03×××38银行卡内转入470000元，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款收据，载明的事由为Ｘ4定金（白）。被告徐建华于2017年1月21日12:20:09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向第三人王国峰账户转入474000元。2017年1月22日9:30:10，第三人王国峰通过其岳母高金才账户以个人网银转账汇款方式向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03×××38账户转入470000元，交易摘要备注为Ｘ49319车款。涉案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汽车、摩托车）》载明，查下列货物自中国于2016年12月1日运抵本口岸，业经天津庞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9日按章办结进口手续，特此证明。商品编码8703234201，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克罗地X41997CC越野车，车辆信息中车辆识别代号为WBAXW3103G0R49319，车身颜色白，产地美国，出厂日期201608。该证明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汽车进口单证专用章。《车辆一致性证书》载明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08。车辆铭牌载明的制造年月为2016.08。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涉案车辆海关检疫时里程表图片显示车辆里程为21公里。原告自行前往广东德大宝马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读取涉案车辆汽车钥匙显示涉案车辆生产日期2015-11-9，登记日期2000-1-1。原告称涉案车辆钥匙数据在2016年7月19日曾经读取的车辆公里数为4173公里，2017年2月4日读取的车辆公里数为333公里，2017年2月23日读取的公里数为1415公里。涉案车辆的买卖过程系由案外人李军与天津锦泽鸿晔工作人员高菲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进行。双方在2017年1月19日上午11:56通过微信添加好友后开始联络。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协商确定了购买车辆的颜色、价格、三包价格、保险及板车运送等内容。后李军多次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向高菲发出多款车辆的询价信息。因怀疑涉案车辆存有问题，李军与高菲多次电话沟通。2017年2月24日的电话沟通中，李军明确提出坚持退一赔三。2017年2月28日，李军、高菲、第三人王国峰、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涉案车辆钥匙数据读取出现的问题在李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孚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在2019年12月2日李军与高菲的通话中，李军表达出要求高菲在本案开庭中否认已经发现涉案车辆有质量问题且就质量问题进行过沟通的意思，同时称没有找高菲所在的天津锦泽鸿晔进行索赔的兴趣，要求高菲将索赔目标引向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朱晓燕自述其与李军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3年12月11日经由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离婚，其否认授权李军全权处理涉案车辆赔偿事宜。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从合同形式上看，原告朱晓燕于2017年1月20日与被告徐建华出资设立的天津锦泽鸿晔公司签订有《销售合同》，合同明确约定朱晓燕向天津锦泽鸿晔购买涉案车辆。从合同缔约及履约过程看，系由朱晓燕前夫李军与天津锦泽鸿晔工作人员高菲以微信方式协商确定购买车辆的颜色、价格、保险及板车交运等事宜，后朱晓燕将价款482800元转入徐建华个人账户。天津锦泽鸿晔公司工作人员高菲安排板车将涉案车辆运送至广州交付原告。徐建华虽称其仅收取提供车源的中介费8800元，并非涉案销售合同相对方，但朱晓燕前夫李军系与天津锦泽鸿晔公司工作人员高菲协商缔约，涉案车辆价款系由徐建华收取。至于徐建华收取价款后再行向第三人王国峰转账的行为，应视为天津锦泽鸿晔公司为履行向朱晓燕交付涉案车辆的义务，向第三人再行购买标的物的行为。而第三人王国峰向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款项购买涉案标的，亦应视为王国峰为履行向天津锦泽鸿晔公司交付标的物的准备行为。至于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朱晓燕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行为，应视为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接受指示的代开票行为。且原告朱晓燕否认在涉案车辆购买过程及履约过程中与第三人王国峰及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有过洽谈。故涉案《销售合同》项下，买卖关系主体为朱晓燕与天津锦泽鸿晔公司。现朱晓燕称涉案买卖合同项下，天津锦泽鸿晔公司交付车辆系二手车，存有欺诈行为，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退还购车款、赔偿购置税及三倍购车款。如若朱晓燕该主张成立，责任主体应为天津锦泽鸿晔公司。鉴于该公司已于2019年2月25日注销，但该公司存续期间，系由徐建华一人出资设立，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与朱晓燕就涉案车辆买卖的过程中，购车款系进入徐建华个人账户，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情形。另，徐建华对该公司认缴出资为800万元，实缴出资为50万元，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若朱晓燕所诉主张成立，在天津锦泽鸿晔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形下，此时责任主体应为徐建华。关于被告徐建华在庭审答辩中称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原告朱晓燕虽自述并未授权其前夫李军全权代理买车，亦未授权其处理赔偿事宜，但涉案车辆买卖过程系由李军与天津锦泽鸿晔员工高菲协商确定后由朱晓燕将款项交予徐建华，涉案车辆发票开具在朱晓燕名下。无论是车辆购买过程以及出现问题后的协商过程，均系李军主导，朱晓燕并未参与。本案庭审中，原告代理人亦明确系由李军联系代理人后，由朱晓燕签署授权委托书。故就李军与朱晓燕以外的第三人而言，足以相信李军拥有代理权、朱晓燕已经授权李军代理购买涉案车辆，代为处理其发现问题后的协商赔偿事宜。在2017年2月14日李军与高菲的通话中，李军明确提出要求退一赔三。2017年2月28日各方协商处理涉案车辆数据读取问题未果。2017年3月15日李军与高菲通话中虽有“处理好了”等语句，但并未明确是天窗问题处理好了还是李军之前提出的退一赔三问题处理好了。故无法确认李军已经认可就其提出的退一赔三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在此情况下，应视为原告朱晓燕的代理人李军于2017年2月明确提出要求退一赔三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在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以前，诉讼时效为2年。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原告在2017年2月提出本案有关主张后，在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并未超过两年，其于2019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再次提出退一赔三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朱晓燕所诉主张是否成立。原告朱晓燕主张涉案车辆并非新车，其受到欺诈。朱晓燕该主张的唯一依据为广东德大宝马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涉案车辆钥匙读取记录。对于该证据，二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由案外人通过其自有系统读取涉案车辆钥匙所形成，该记录显示2016年7月19日里程数为4173公里，2017年2月4日里程数为333公里。另显示生产日期为2015年11月9日，登记日期为2000年1月1日。但根据《货物进口证明书（汽车、摩托车）》及《车辆一致性证书》记载，涉案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8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系一般书证，《货物进口证明书（汽车、摩托车）》及《车辆一致性证书》系由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原告提交的该书证。在涉案车辆制造日期以前就已经出现里程数据，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原告自述，涉案车辆钥匙数据只能记忆，不能删除。在此情形下，2016年7月的数据里程数高于2017年2月的数据里程数，亦不符合常理。且原告提交的证据载明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11月9日，登记日期却为2000年1月1日，原告就此无法进行解释。另根据被告庞大双龙（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交的涉案车辆海关商品检疫时的里程表照片，该车辆进口报关时里程为21公里，原告对此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其虽称涉案车辆实际里程数据被修改，但并未就此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无法证明本案存有欺诈行为，其所诉主张，因无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晓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271元，由原告朱晓燕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增堂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杨宝鹏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