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2489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春依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张春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晨炜，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立达学院，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刘鹤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宇，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杰，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春依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依公司”)与被告上海立达学院(以下简称“立达学院”)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被告立达学院于2020年4月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受理。本案于2020年4月8日、6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春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被告立达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杰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春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达学院支付渣土清运费56,000元、工业垃圾清运费3,690元；2.判令被告立达学院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9,96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息6%)。审理中，原告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5日，原、被告签订《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新建学生公寓渣土清运工程合同》(以下简称“清运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校内渣土清运至校外及将原有场地恢复平整，合同包干价100,000元。原告按照约定完成事项。2017年11月22日，因被告需要继续清运土方，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包干价56,000元。此外，原告还为被告清运工业垃圾3.96吨，产生费用3,960元。2018年1月2日，原告与被告负责人葛建宇进行结算，确认了总价款。此后，被告仅支付100,000元，余款未付，故涉诉。被告立达学院辩称：对于原告主张的工业垃圾清运费3,960元没有异议，原告也确为被告清运过渣土52车，但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土方车极限装载量为每车23立方，按照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单价每立方55元计算，被告所支付的价款已远高于原告工作量，故不同意原告要求支付渣土清运费的诉讼请求。同时，立达学院作为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春依公司返还反诉原告立达学院超额支付的14,660元；2.判令反诉被告春依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14,66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工作量包括：1.渣土清运费：55元/立方*23立方/车*52车，即65,780元；2.挖机费、进出挖机装运费15,600元；3.工业垃圾清运费3,960元，以上合计85,340元，而反诉原告立达学院已支付100,000元，因此，反诉被告春依公司应当返还超额支付部分。针对反诉原告立达学院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春依公司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立达学院的反诉请求，春依公司清运的物品是包括渣土在内的混合垃圾，不应以55元/立方计算。如按实结算，第一次清运的垃圾约为120,000元，第二次清运的垃圾约为80,000元，后春依公司给予了一定优惠，应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包干价100,000元及56,000元计费。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初，春依公司为立达学院清运因新建校舍产生的建筑垃圾33车，同年11月23日，春依公司又为立达学院清运垃圾19车。此外，春依公司另清运工业垃圾若干，产生清运费价款3,960元。2018年1月2日，春依公司通过微信与立达学院工作人员葛建宇联系，列明：“清运费用52车*2700元/车=140400元，挖机费2500元/天*6=15000元，进出挖机装运费300元/次*2=600元，还有清运工业垃圾3.96吨*1000元/吨=3960元，以上合计159960元”。葛建宇提出要把两次清运数据分开。春依公司遂将上述数据予以拆分。葛建宇表示收到。同年1月12日，葛建宇告知春依公司“合同已经发到您邮箱”，“您看看没有问题就盖章拿给我，里面已经含有第二次的外运土方补充协议”，“工业垃圾的单独处理结算”。春依公司提出工业垃圾“还需要签协议吗？”葛建宇回复说“那个做情况说明就好了”。当日，葛建宇以其QQ邮箱向春依公司发送邮件，附件包括《清运合同》及补充协议，其中《清运合同》约定：工程期限为2017年11月7日至10日，合同包干价100,000元；补充协议约定工程日期为2017年11月23日至11月24日，包干价56,000元。2018年2月，立达学院付款100,000元。2019年5月14日，春依公司至立达学院法定代表人刘鹤霞办公室催讨债权，刘鹤霞提出第一次十万元已经付清了，第二次五万六千元没有合同，要求春依公司提供证据(证据录音资料整理第6页)。2019年6月12日，春依公司至立达学院副校长杨昆呈办公室再次催讨付款事宜。杨昆呈表示工业垃圾清运费三千余元可以先付掉，第二次五万余元的清运费属于较大额度付款，因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验收，需要再商量沟通。同年6月14日，春依公司微信联系杨昆呈，询问之前发票是否收到，并拍照表示其将相关材料放在被告门卫处。杨昆呈回复收到。2019年12月3日，春依公司再次与杨昆呈电话联系，催要款项，杨昆呈表示联盟领导不同意结算，其会尽快落实。审理中，春依公司提供发票两份，证明工作量价款；立达学院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没有收到发票，即便收到，也不代表其认可工作量。春依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其运输的是混合垃圾；立达学院认为该聊天发生于诉讼期间，属于证人证言，应到庭作证，且原告起诉及前次庭审陈述运输内容均为渣土，应当禁止反言。春依公司提供其与案外人的合同、付款凭证及发票一组，证明其同期给予其他公司的运输混合垃圾报价；立达学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立达公司提供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证明渣土清运市场价。以上事实，由原告春依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录音及整理资料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就垃圾清运存在真实、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原告春依公司为立达学院完成了垃圾清运工作，被告立达学院应当及时足额支付价款。双方对于工业垃圾清运费3,960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52车垃圾清运费的金额应当如何认定。原告春依公司认为应当为双方约定的包干价即合同价，被告立达学院认为应当按照渣土清运市场价计费。本院通过法庭调查、询问，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采信原告春依公司说法，确认52车清运费为156,000元，理由如下：首先，春依公司主张价款的依据来源于葛建宇所发送的电子邮件附件合同，在双方沟通中，葛建宇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再次确认了该金额。葛建宇系立达学院员工，负责后勤及保洁工作，从春依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及电子邮件可以看出合同履行过程中，葛建宇一直就本案垃圾清运事宜与春依公司进行协商处理，其有权就此代表立达学院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立达学院承担。其次，立达公司曾付款100,000元，从录音资料可以看出，在春依公司催要款项而诉讼尚未发生前，立达学院拒绝支付尾款的理由在于其否认存在书面合同，进而对第二次清运的费用存在质疑，但无论是其法定代表人刘鹤霞，还是其副校长杨昆呈，均认为已付款是针对第一次33车清运费用，那么，同比折算，春依公司主张第二次19车清运费用56,000元，合乎常理。再次，录音资料同时显示，杨昆呈作为立达学院基建负责人，对于第二次五万余元的金额本身没有异议，未付款理由是内部审批问题。最后，立达学院认为其超额支付款项，但自其2018年2月付款直至春依公司起诉，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或向春依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本院采信原告春依公司的观点，确认两次52车清运费为156,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立达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春依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垃圾清运费56,000元及工业垃圾清运费3,96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立达学院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299元，减半收取649.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6.50元，合计诉讼费81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立达学院负担(已付166.50元，余款649.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承颖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奕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