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371号原告：安娜，女，汉族，1955年9月4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楚，上海市益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吉庆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璇，女。原告安娜与被告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疫情影响，于2020年4月8日恢复审理，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楚，被告三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娜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付原告保险事故损失人民币(币种下同)91,150元；2.依法判决被告赔付原告保险事故的施救费用510元以及保险事故的损失鉴定费用5,160.38元，两项合计5,670.3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以自有的车牌号为沪E6XXXX的奥迪轿车为保险标的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车损险122034元)和交强险。合同中约定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之后，原告不忍心将系争车辆长期闲置在家，故委托邻居所在的汽车租赁公司出借给案外人赵某作为其个人短期旅行用车。不料，赵某于2019年7月9日在河南省衡德附近的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赵某立即通知被告参与事故处理，并将该车辆送到当地的修理厂维修，实际发生维修费用91150元(该费用已经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指派的保险公估机构认定)。当原告要求被告依据保险合同承担被保险车辆的维修、损失鉴定和施救费用时，被告却以原告违反了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的第九条第(五)款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为由，向原告发出了拒赔的书面通知。原告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有两个前提条件的，即：一是“被保险人有改变被保险机动车的使用性质的行为”，二是“该行为导致了被保险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原告方并没有违反这两个前提条件，故而被告的拒赔理由不成立。首先，本案的租车人赵某通过汽车租赁公司租到被保险机动车是用于其个人短期旅行，而不是把它用作盈利性的商业化运营车辆。案涉的汽车租赁公司与租车人签订的《汽车租赁(短租)合同》第1.4条明确规定了：“承租车辆只能作为办公、旅游等自用车辆使用，不得将承租车辆用于盈利性运营、竞赛、试验、教练等活动……”相关判例也认为汽车租赁行为不属于营业性道路运输，不需要办理营运手续。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规定从事租赁业务的车辆为营运车辆。由此可见，原告以及原告委托的汽车租赁公司并未允许租车人改变被保险机动车的“使用性质”，故原告不负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其次，通过汽车租赁公司有偿出租给他人使用不会导致保险人的承保危险显著增加。汽车租赁公司把原告的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之前通常会仔细审查借车人的驾驶资质、年龄和能力，以控制租车人的用车风险，并不比被保险人自己用车时的风险更高。汽车租赁公司还通过《汽车租赁(短租)合同》第1.2条和1.4条对租车人的用车风险加以明确约束和提示。一旦发生事故，汽车租赁公司将按照其与原告签订的《汽车租赁托管协议书》第十条的规定，与原告一起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上述措施不但没有显著地增加出租的被保险车辆的风险，反而比原告自己用车的风险还低。因此，原告的有偿租赁行为并没有显著地增加保险人的承保风险，原告也未违背“危险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综上，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本次保险事故损失以及相关施救和评估费用。被告三星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告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和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本次事故也发生在投保期限内。但是，原告将车辆长期用于出租，并在出租过程中发生事故，原告改变了车辆性质，根据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被告有权拒绝赔偿。首先，关于车辆的使用性质。原告将车辆出租，即用于商业经营，就是营业。根据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管理》6.1条的规定，明确了“营运机动车”和“非营业机动车”的概念，“专门租赁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自行使用，不随车配备驾驶劳务、以租用时间或租用里程计费的机动车”为营运机动车。根据原告与网络租车平台的协议，符合租赁营业的特征，系争车辆的使用性质已不同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非营业个人，而转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使用。其次，关于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原告的拒赔基于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导致的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系争车辆的危险显著增加：1.原告自用的车辆被用于租赁，改变了使用性质；2.系争车辆的使用频率、地点、范围发生了改变，扩大了车辆的出行范围和使用频率；3.车辆的危险伴随车辆使用人和管理人的改变而增加，原告将车辆出租给不特定的人使用。租赁公司及原告并不认识使用人，不了解驾驶员的驾驶资质和使用习惯，不可能对使用人进行实质性审查。系争事故的责任人赵某尚在实习期内，根据规定，实习期内的车辆应当贴实习标志，并且不能上高速行使。但是，车辆出险时，赵某并没有贴实习标志，且事故发生在高速上。因此，租赁公司对车辆并没有进行管理维护；4.系争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根据托管协议书，租车的期限是一年，而且约定了委托期内原告不能使用车辆。所以在委托期内，车辆处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接触的状态；5.事故显著增多。根据平台记录，自2013年至2019年5月之间，原告车辆从未出险，自原告将车辆出租后2019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7月9日，系争车辆就发生了两起事故，但由于之前发生事故时被告并未了解到原告将车辆出租的情况，故均予以了理赔。综上，系争车辆使用性质改变，使得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已超出了被告可以预见的范围，如果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则违反了保险对价平衡原则。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需要赔偿，也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费用。河北法院委托的当地公估机构的评估中第6、18、19、27项未达到更换程度，第46、47项没有损坏，却予以了更换，对上述几项的费用不予认可。该事故是两车事故，是原告车辆的右侧与案外车辆的左车相撞，故原告车辆应当是右侧受损，但是车辆更换了很多左侧的配件，与常理不符。最后，修理厂是按照副厂的价格修理，却依据正厂价格评估。当时被告提出过异议，但是评估公司没有采纳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2日，原告就其所有的牌号为沪E6XXXX的奥迪牌轿车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额合计1,142,034元;投保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保险起见自2018年11月19日至2019年11月18日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以下简称《免责说明书》)第九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2019年5月11日，上海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步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宝臣租车汽车租赁托管协议》(以下简称《租赁托管协议》)，约定：一、乙方自愿将牌号为沪E6XXXX的奥迪A4L车辆交由甲方托管、出租；二、……出租期限为一年，自2019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在委托出租期间，乙方不得私自用车。……三、托管租赁期间甲方提取上述托管车辆所获租金、不计免赔、车损等收入的25%作为管理费。托管车辆所获租金、不计免赔、车损等收入的75%归乙方所有，甲方分配给乙方宝臣租车后台管理系统车主账号及密码，乙方可以在《宝臣租车后台管理系统》实时查阅自己车辆的GPS信息以及订单信息。租金凭出租记录结算。2019年5月24日，系争车辆因出险，被告向原告进行了理赔。2019年7月9日，案外人赵某驾驶系争车辆在衡德高速衡水方向62公里300米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系争车辆与案外车辆不同程度损坏。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衡水支队景县大队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天，因对系争车辆施救，支出施救费510元。2019年9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系争事故符合免责事项第九条的情形，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不予以赔付。之后，原告至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景县法院)对被告提起诉讼，在诉前调解阶段原告提出对系争车辆进行车辆损失鉴定。景县法院委托河北天元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进行鉴定。2019年9月11日，天元公司出具《公估报告书》，确定系争车辆损失金额为91,150元。原告支出公估费5,470元。另查明，案外人赵某于2018年12月6日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又查明，《宝臣租车服务手册》中记载：租车资格：1.年满18周岁；2.A取车时，出示有效证件(身份证等)、本人国内有效驾驶证、有效信用卡。因违章等后续处理需要，以上证件有效期须至少超过当次租期的一个月以上(非大陆客户两个月以上)；身份证件须通过公安局等相关机构验证，且验证结果与客户身份、头像一致；港澳台客户或外籍客户，首次租车时请提前一个工作日提交证件扫描件；中国大陆客户，请持国内信用卡租车；如采用二维码支付，请确保可以进行扫码支付。自第二次租车开始，您仅需出示驾照原件即可，无需再提供身份证件，标准预授权5,000元及以下的车型，支持使用国内借记卡(本人或他人)支付与租车预授权相等额度的押金。安步公司与承租人的《汽车租赁(短期)合同》约定：一、承租车辆状况及使用要求：1.1.除乙方本人外，不得允许第三方驾驶承租车辆，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须持有效的驾驶证，且驾驶证上准驾车类别与租用车辆相符，乙方在租期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及有关交通法律法规，申领驾照实习未满一年的，不得单独上高速公路，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1.4.承租车辆只能作为办公、旅游等自用车辆使用，乙方不得将承租车辆用于盈利性运营、竞赛、测试、试验、教练等活动……。诉讼中，原告陈述，2019年10月至11月，系争车辆出租给7名承租人，租期为1天至4天不等，合计17天。被告陈述，保监会对于营业和非营业的费率有所区别，但是对于营业和非营业如何定义并无相关规定。本院认为，原告就其所有的牌号为沪E6XXXX的车辆向被告投保，双方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系争事故发生在被告承保期间，被告以其存在《免责说明书》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免责事由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结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以及双方合同约定，应审查以下问题：1.系争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发生改变；2.使用性质的改变是否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危险程度的增加是否超出了被保险人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承保范围。一、关于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发生改变。原告认为，其虽将车辆交由安步公司托管和出租，但实际承租人均系用于个人旅游，并未从事经营活动，与原告自行驾驶无异；且双方并未明确出租即为营业行为，双方就出租是否营业存在争议，应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原则予以解释，故车辆的使用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有利于被保险人原则解释合同条款，应在约定的内容存在歧义，且无法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的前提下予以适用。而关于“营业”和“非营业”，根据通常字面理解“非营业”应排除经营业务。根据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中明确“非营运机动车是指个人或者单位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该规范所附的《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中也列明营运类机动车包括：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因此，不存在对“非营业”的含义无法进行通常解释的问题。本案中，双方约定的系争车辆的用途为“非营业个人”，排除了对系争车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使用。而原告将系争车辆完全交由安步公司托管用于出租，并就租金进行分成。显然，系争车辆的使用性质已经不同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非营业个人”，而是转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性使用。二、关于使用性质的改变是否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被告的预见程度。原告认为，安步公司系具有资质的汽车租赁公司，在将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之前会仔细审查借车人的驾驶资质、年龄和能力；并且，《租赁托管协议》约定安步公司与原告一起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不但没有显著地增加车辆的风险，反而比原告自己用车的风险还低。被告认为，系争车辆用于出租后，使用频率、地点、范围发生了改变，原告托管时间为一年，危险增加的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安步公司不可能对使用人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出险时案外人赵某系违章驾驶，故系争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及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中，首先，原告将系争车辆交由安步公司出租，并且约定委托出租期间，原告不得私自用车。可见，在使用过程中，原告将车辆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全部交由安步公司行使，仅能通过安步公司的软件查询租赁情况。这与原告投保时车辆由原告完全占有、掌控的情形完全不同，危险程度明显增加大，且超出了被告的预见范围。其次，安步公司系专门从事车辆租赁的企业，经营过程中系向不特定的承租人发出要约邀请。从安步公司的服务手册来看，对于承租人的资格审查，仅需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驾驶证件即可，以书面方式进行了使用的告知。本案中，系争车辆即由实习期驾驶员在高速上行使发生事故。在安步公司托管出租的两个月内，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也印证了安步公司对于承租人的审查措施，无法做到排除危险。这与原告投保时车辆所处环境截然不同，被告无法予以预见。第三，本案被告的承包期限仅为一年，而原告与安步公司签署了长达一年的托管租赁协议，使得上述显著增加的危险处于长时间持续状态，被告对此亦不能预见。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对于上述托管租赁事宜，及时通知被告。如果由保险人来承担风险，将违反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价平衡的原则，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长久稳定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系争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拒绝理赔的理由成立。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10.26元，由原告安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张文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朱 任书 记 员 朱 任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