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19910号原告：曹兰梅，女，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哲，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被告：李莲叶，女，195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哲，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继升，男，199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被告：李若菡，女，199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靳小芹，女，196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曹兰梅与被告李哲、李莲叶、李继升、李若菡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兰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被告李莲叶、李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哲、陈青青，被告李继升及其与李若菡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王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兰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苑9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曹兰梅与李钧（2013年3月12日因病去世）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2月22日登记结婚。李钧与曹兰梅再婚前，生育李哲、李继升。2014年李哲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起诉曹兰梅和李继升，在主张分割李钧的遗产范围内有一套房屋即101号房屋系曹兰梅与李钧结婚前的个人财产，与其他人员无关。该套房屋全部房款即308519元全系曹兰梅出资，当时借名登记在李钧名下，而且该套房屋的装修及全部家具均系曹兰梅出资，房屋装修后一直由曹兰梅居住使用，直至2014年8月由李哲、李继升强行占有。为此，依据《物权法》等相关规定，曹兰梅认为上述诉争房产系原告婚前个人所有，不应作为李钧的遗产被分割。截至目前，涉案房屋被李哲强占，李钧另外一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庄东26号楼2单元201号房屋（以下简称201号房屋）也被李哲占有使用，现曹兰梅居无定所。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李哲、李莲叶共同辩称，不同意曹兰梅的诉讼请求。第一，涉案房屋系李钧与李莲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李钧购买，购房合同是李钧签订，购房全款由李钧支付，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也是李钧，与曹兰梅无关。而且购房全款是338519元，并非曹兰梅主张的308519元。第二，曹兰梅主张房屋是其借名登记在李钧名下，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实践中借名购房常见于以下四种情形：（1）规避房屋限购令；（2）规避限贷令以及其他贷款障碍；（3）贪图便宜，为了享受特定购房优惠政策；（4）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隐藏真实的财产信息等。但是本案中，原告购房不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或者障碍。从涉案房屋购买的时间来看，2004年北京并不存在任何房屋限购问题，也不存在限制贷款的障碍，以及任何的特定优惠政策，李钧也和曹兰梅一样都是外地户口，曹兰梅若以李钧的名义购房，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原告主张借名购房，没有任何可支撑其借名购房的理由、背景或者可能。第三，2004年，曹兰梅刚从农村来城里，当时的30多万相对于曹兰梅的经济状况来说完全是一巨额款项，其根本不具备购买涉案房屋的经济能力。第四，房屋装修及全部家具都是李钧负责和购买，房屋装修后一直由李钧居住、使用和管理，曹兰梅主张装修由其负责、装修后由其居住和使用，也与事实相悖。第五，除购房款、装修款均由李钧支付外，房屋契税、维修基金费、印花税、测绘费、天然气管道费等，也都是由李钧支付。房屋购买之后，购房合同、房本原件、契税、维修基金费、印花税等购房相关材料原件，均由李钧管理和控制，这与借名买房的一般常理不符。第六，涉案房屋购买时间为2004年4月，至李钧2013年3月死亡，时间长达9年，曹兰梅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向李钧主张过户登记，但在此长达六年的时间，却从未向李钧主张过转移登记的意思表示。其怠于主张房屋权利的事实，间接证明其并非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主张确认房屋归其所有或要求登记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主张借名合同成立并以此确认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第七，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原告提交的取款凭证系房屋购房款，亦不能以此确认原告对房屋的权属份额。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借名买房主张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其向登记人另行主张出资债权的，应当根据出资的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房产出资一方并不当然享有房屋产权，除非房屋出资方对该房屋出资的性质、出资相应的产权份额有明确的约定。因此，本案中，即使曹兰梅提交的取款凭证被认定为房屋购房款，但也仅仅能够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存在出资关系，不能仅仅因存在出资关系，便直接以此确认其对房屋的产权份额，否则该认定于法无据。至于其对房屋出资的处理，可以根据出资的性质（如：“赠与”、“借款”等），作为出资方的债权，另行向房屋所有权一方主张。李继升、李若菡共同辩称，一、涉案房屋为李钧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无关。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是由李钧个人签署，房产证此前也是李钧的个人名字，涉案房屋是李钧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人是李钧，与原告无关。原告提交的取款单上取款人是由李钧签字，能证明该卡是由李钧实际控制。因为原告当时是李钧的秘书，李钧很多的收入是直接打到原告名下的卡上，但该份收入是李钧的个人资产，原告对卡里的钱不享有权益。该取款单是由被继承人李钧实际掌握、控制，该卡里面的钱也是李钧的个人财产。此外，即使原告可以证明自己确有购买能力，但在合同和房产证上为何不体现原告姓名，对此原告应给出合理解释。否则根据现有证据、法律规定及社会常识来判断，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无条件的赠与或没有约定利息的借款。二、原告主张的借名买房不成立。2004年北京不限制买房，李钧又为邯郸人，同样不具备优惠条件。原告若要达成证明目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例如借名买房协议等等。在没有借名协议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应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将涉案房屋直接认定为李钧的个人财产。三、原告与李钧之间在2004年不存在同居关系。同居关系需要二人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此，原告需要提交相应证据来证明原告与李钧在2004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李钧当时已经离婚，且符合再次申请结婚的条件。原告既然主张二人以夫妻关系一起生活，为何在2004年不结婚，反而到了2010年才办理的结婚手续。原告在2004年仅仅是李钧的秘书。综上，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并非原告的个人财产，而是被继承人李钧的个人财产。原告主张的借名买房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成立，原告曹兰梅无法对涉案房产独自占有，只能按照普通继承人的身份对涉案房屋予以继承。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74年7月5日，李莲叶与李钧在安徽省长丰县孙庙人民公社办理结婚登记。1994年7月5日，李钧与靳小芹登记结婚。于1999年1月2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2月22日，李钧与曹兰梅登记结婚。2013年3月12日，李钧去世。2013年8月12日，李继升、李若菡以临泉县民政局、临泉县韦寨镇人民政府为被告，以曹兰梅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李钧并没有与曹兰梅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婚姻登记机关的韦寨镇政府没有履行对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身份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其为李钧和曹兰梅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继升、李若菡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该婚姻登记。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驳回李继升、李若菡的诉讼请求。李继升、李若菡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3月21日，阜阳市中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2014年9月1日，李哲以李钧之子的身份，将李继升、曹兰梅诉至本院，要求继承李钧名下的各项遗产。其主张的遗产范围中包括涉案101号房屋。曹兰梅针对该101号房屋另案提起确权之诉。在前述两案审理过程中，2016年12月8日,李莲叶以安徽省临泉县民政局为被告，以曹兰梅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李莲叶主张曹兰梅、李钧隐瞒自己进行婚姻登记的事实，向临泉县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临泉县民政局未进行严格审核，于2010年2月22日为曹兰梅和李钧颁发了皖阜临韦结字第020100118号结婚证，该行政登记行为侵害了李莲叶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曹兰梅与李钧的结婚证。2017年3月31日，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122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莲叶的起诉。李莲叶提起上诉。2017年7月25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2行终137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李莲叶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11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申31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莲叶的再审申请。2017年6月，李莲叶以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被告，以靳小芹为第三人，向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作出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2017年10月16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404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李钧出具虚假的婚姻状况证明、隐瞒其已经与李莲叶结婚的事实，骗取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为其与靳小芹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是明显的重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确认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李钧、靳小芹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无效。靳小芹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8)冀04行终1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涉案结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至被上诉人李莲叶2017年6月起诉时，已经长达23年之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莲叶的起诉。李莲叶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10月1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行申382号，驳回了李莲叶的再审申请。在李莲叶提出上述行政诉讼后，李哲向本院申请撤回法定继承纠纷起诉。曹兰梅撤回所有权确认起诉。在行政诉讼案件程序结束后，李哲、曹兰梅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李莲叶以其系李钧合法继承人身份要求参加本案诉讼。另，李哲、李莲叶、曹兰梅均不认可李若菡为李钧与靳小芹之女。李若菡提交住院病历，户口簿等，以李钧合法继承人身份加入本案诉讼。李钧去世后，案外人靳小芹以李钧妻子及女儿李若菡监护人身份，与李继升于2014年4月29日向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申请继承李钧名下的101号房屋和201号房屋，并办理了（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2014年5月12日，2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小芹、李若菡名下。1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小芹、李继升、李若菡名下。2014年9月18日，北京市志诚公证处根据李哲的申请，经复查后作出（2014）京志诚决字第0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定公证处依据靳小芹提交的虚假证明材料出具的公证书有误，决定撤销（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2004年4月28日，北京大东利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李钧（乙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乙方购买101号房屋，商品房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111.87平方米，每平方米3026元，价款合计338519元。付款方式中约定乙方同意2004年4月28日前一次性付款。庭审中，曹兰梅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04年4月28日的取款凭证，其上记载由该账户取出308519元后转存入孙景兰名下账户（账号为：×××）中。经本院查询，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存款凭证中显示孙景兰账户于该日入账308519元。根据曹兰梅的申请，本院向北京大东利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实了孙景兰账户情况。该公司答复称孙景兰是公司财务人员，当年公司出售房屋时使用孙景兰账户代公司收取购房款。李哲、李莲叶对银卡取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该银行卡开户名虽为曹兰梅，但实际使用人为李钧。理由：1、该取款凭证上“曹兰梅”的签字肉眼上看明显与起诉状中原告曹兰梅的签字非同一人所签，恰好与购房合同中“李钧”的签字似为同一人所签（字体均向左倾斜）。2、取款凭证中取款人身份证号与曹兰梅身份证号并不一致，由此也可印证实际取款人并非“曹兰梅”本人。3、取款凭证上房款数额与购房合同中房款数额也并不一致。对于付款问题，李哲、李莲叶主张即使认定该款项系支付至大东利和公司，但也仅仅是名义上以曹兰梅的账户汇入，该账户实际持卡人为李钧，实际支付人也为李钧，不过是以曹兰梅的名义开设的银行户名而已。曹兰梅对此虽当庭解释为其“开车到银行门口，由李钧代办”，但该解释显然与双方当时的职位不符，更显违常理。即使该款项不能认定为李钧支付，该款项也仅仅能够证明曹兰梅对涉案房屋的部分出资，不能证明曹兰梅即是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关于银行汇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不符，曹兰梅称在买卖合同签订前，其以现金形式向开发商支付过定金3万元。关于银行转款经过，曹兰梅陈述：2004年4月28日，在李钧的陪同下曹兰梅到银行将剩余房款308519元转到开发商会计账户内，当时曹兰梅开车在银行门口没有找到车位，就将银行卡、身份证交给李均（并告知密码）先去排队办理。在此期间，银行工作人员还特意出来确定曹兰梅本人是否到场，在得到曹兰梅的确定后，工作人员才为李钧办理的取款手续。同时，直接将该款项汇入开发商指定人员的账户内。待曹兰梅将车停放到车位后进入银行大厅时，房款的支付手续已经办完。关于将房屋登记在李钧名下的理由，曹兰梅称当时鉴于李钧来京时间较长，当地社会关系比较广，且双方自2000年开始断断续续处于同居状态，故房屋买卖合同由李钧签署，后期房屋产权证也登记在李钧名下。关于曹兰梅经济来源的问题。曹兰梅主张其认识李钧前从事医药相关行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非李哲等被告声称的保姆、生活秘书等。二人因从事的行业相同，有沟通的共同语言基础，故于2000年开始断断续续同居，但二人的经济收入是完全独立的，李钧并未支付给曹兰梅任何款项，二人之间没有转款往来，故二人的经济收入并没有混同。101室的房款系曹兰梅个人财产，与李钧无关，与李钧的继承人无关。曹兰梅提交了收据、商品保修卡、天然气用户收费单等，证明其购买装修材料、支付装修费、交纳水电费等。被告方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哲、李莲叶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发票、契税完税证明、北京市住宅公共维修基金专用收据、五项税费收据、房屋产权证。曹兰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其与李钧一直共同生活，物品混同，部分原件在李钧去世后被李哲和李莲叶占有。李哲、李莲叶提交了住宅室内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物业服务委托协议、安全用气协议以及进住证、物业管理收费凭证、物业费、供暖费收据，证明购买房屋后一直由李钧居住、使用和控制。曹兰梅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装修协议、物业委托协议及安全用气协议均是开发商交付房屋办理入住时，一并由曹兰梅签字并办理的。协议中的手机号均是曹兰梅本人的，进一步印证了曹兰梅系房屋所有权人及装修、使用人。更加印证了系李哲等人窃取101室房屋内曹兰梅夫妻的物品及材料。李继升、李若菡对李哲、李莲叶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针对原登记于李钧名下的另一套房屋，李莲叶以李钧之妻身份与李哲共同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了法定继承之诉。曹兰梅、李继生、李若菡对李莲叶身份不予认可。李哲、李莲叶和曹兰梅对李若菡的身份亦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法庭向曹兰梅释明如其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应按合同之诉主张权利。曹兰梅表示房屋是在其与李钧同居生活期间出资购买，其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核心理由还是基于出资。即使法庭最终不认定其对房屋全额出资，也应当按照出资比例确认其应享有的房屋份额。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知，李钧生前共有三次婚姻。根据庭审中三方的陈述可知，无论是曹兰梅自认的同居，还是被告方主张的保姆、司机、生活秘书等角色，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涉案101号房屋交易前，李钧与曹兰梅应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本案审理的争议系发生于曹兰梅与李钧登记结婚之前。至于李莲叶、曹兰梅谁与李钧的婚姻为合法有效，李若菡是否为李钧法定继承人的争议，并非本案审理的焦点。现允许与被继承人李钧可能存在身份关系的当事人进入本案诉讼，对于涉案争议发表意见、提交证据，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关于涉案房屋的出资争议，通过银行交易流水及本院调查核实情况，可以认定，在101号房屋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曹兰梅账户支付过308519元购房款。被告方并未举证证明李钧于房屋购买时有过其他支付行为。并且，总结被告方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在于李钧系该笔款项的权利人，李钧是以曹兰梅的名义开设的银行户名，但对此除了陈述以外，被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故本院认定曹兰梅在李钧购买101号房屋过程，存在出资的事实。具体到涉案诉争的房屋权属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曹兰梅主张其与李钧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对此其有义务提交证据佐证。现曹兰梅既未提交书面的借名协议，亦未提交其他可直接证明借名关系存在的充分证据。正如被告一方所主张，2004年时曹兰梅并无借名之客观需要。曹兰梅提出的借名理由并不具有合理的说服力。一个客观标准是实际购买人需要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但曹兰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除308519元以外的30000元购房款也是由其支付。此外，借名买房事实上，本案中曹兰梅主要是以其在购房时实际出资为依据来反证其存在借名买房。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确实存在308519元的出资行为，但在购房时出资与借名买房不能简单等同，从出资买房并不必然得出借名买房的结论。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曹兰梅主张其对101号房屋存在借名买房一事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曹兰梅以其对101号房屋存在出资为由，主张该房屋所有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曹兰梅对其购房出资可另行向相关义务人主张出资债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曹兰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曹兰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伟龙人民陪审员  张庆亮人民陪审员  卢志忠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