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2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细萍，女，1969年4月3日生，仫佬族，住城仫佬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文，广西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东门街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住所地：东门镇凤凰社区街委第九生产队。 负责人：银景茂，村民小组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秋明，广西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细萍因与上诉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东门街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九生产队”）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桂1225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吴细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桂12民终135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9）桂1225民初9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桂1225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吴细萍与第九生产队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细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第二项内容，并改判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东门街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支付原告土地征收补偿款124000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的承包面积错误。2、一审认定上诉人被征收承包的土地面积错误，上诉人被征收的面积为1.24亩，并非一审认为的0.72亩。3、一审认定被征收土地每亩的补偿金额错误，每亩的补偿金额为壹拾万元。由于一审判决对以上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认真审理，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公正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第九生产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上诉人吴细萍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吴细萍享有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是极其错误的。1、一审错误认定吴细萍自母亲潘家秀去世后“长期继承使用该土地，靠种植收入作基本生活保障”，故而支持吴细萍主张享有其母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吴细萍的母亲潘家秀生前并不是靠种地卖菜为生，而是做一些小生意为生。1989年吴细萍与前夫（宜州人）结婚，婚后跟随母亲潘家秀卖豆腐，1992年以后就在家带女儿，并与前夫一起做组装电视买卖的生意；1999年离婚，2005年左右吴细萍离开罗城远嫁上海直至2015年，其丈夫发生车祸变为植物人，吴细萍得到大笔赔偿金回到罗城居住至今。另外，吴细萍2017年8月曾以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的身份领取低保金，直至2019年4月因发现其出租房屋有租房收入而被取消获得低保的资格。总之，吴细萍自上世纪80年代转为非农业后就不再是第九生产队的社员，其长期从事城镇居民的个体经营并以此为收入来源；其母亲潘家秀于1996年去世以后，第九生产队即收回潘家秀生前承包的全部（除潘家秀建房作宅基地使用的0.24亩土地以外）土地，之后吴细萍也没有耕种过一天，更没有以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这在第九生产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作深入调查，仅凭原告一面之词就武断地认定被上诉人“长期继承使用该土地，靠种植收入作基本生活保障”，从而认定其享有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实难服众。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吴细萍享有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的另一个依据是吴细萍提交的200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证》，一审判决竟然认定没有承包方签字的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承包方潘家秀早在1996年去世，怎么可能以其名义签订承包合同？原告吴细萍在其母去世后并没有实际种植过承包地，其早已不是第九生产队的社员，第九生产队也不可能同意其“继续继承承包”其母的承包地，怎能认定“原告依合同履行义务，该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吴细萍持有的2000年土地承包经营证，不是第九生产队依法发放的，当年负责发证的九队工作人员先在空白的承包证上盖章并代签负责人“银景茂”的名字，还未核实填写各户的具体承包地数额，吴细萍就私下拿回，自己填上承包地的数据：0.72亩，与潘家秀原承包地数据不符，该承包证一直没有得到九队的认可，否则潘家秀去世后上诉人几次分配征地补偿款给全体社员何以没有再列潘家秀及其子女的名字？甚至2007年征到原潘家秀的0.5分承包地所得征地补偿款也归上诉人集体所有，没有分给潘家秀及被上诉人吴细萍，说明上诉人己经收回潘家秀原承包的土地，没有继续发包给其女儿吴细萍承包的事实。2011年，罗城县东门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开具书面证明证实，潘家秀的承包地在其死亡后，已收归九队集体所有。而一审判决竟然认定上诉人“未依法收回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不清楚何谓“依法收回”？像吴细萍一家的情况，在第九生产队有好几户，比如韦富贤、罗先保、银星梅、吴文萍（吴细萍亲姐）、银星华等。社员农转非后只要向队里口头提出退出，队里就会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放给其他社员承包，但不会收回原承包证，只是在登记造册上报有关部门或者发放集体收益时，就不再列退出社员的名字。所以，上诉人认为己经收回潘家秀原承包地，是不以收回原承包证为条件的，何况潘家秀去世后，吴细萍也没有长期继承承包经营其土地的事实。一审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没有“依法收回”，就认定承包关系存在、承包合同有效，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也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对潘家秀一户原承包土地数额的认定有误。一审判决认定1980实行承包责任制时，潘家秀一户承包的土地数据为：旱地0.72亩，1981年时推动社员代购生猪水田0.3亩，猪饲料耕地0.12亩，自留地0.1亩，合计1.24亩。一审判决认定的数据依据的是80年代该户土地承包经营证上所列数据，这与潘家秀一户承包地的实际数据有出入，实际为：1、与银某家承包地相邻有0.5亩田地；2、位于银星文房屋边有0.1亩养猪地；3、0.24亩养猪地（其中0.12亩之后潘家秀用作建房宅基地），当时潘家秀一户有二人：潘家秀和其大女儿吴文萍，按劳动力人口每人分得0.12亩；4、位于火车站（俗称头班水）附近有0.3亩养猪责任田；5、位于西门河边有0.02亩菜地。以上数据是1980年分田到户时潘家秀一户的土地数额（合计1.16亩）。但这些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潘家秀去世前后的变化情况为：1、与银某家承包地相邻的0.5亩田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潘家秀为了建房，用自己的0.5亩责任地当中的1.2分地，与银某更换得1.2分地（因更换地与自己的1.2分地相邻），遂用这相邻的两块1.2分地（合计2.4分地）建了房屋，即吴细萍现住房屋，那么原0.5亩责任地就只剩下0.38亩，此地块在潘家秀去世后上诉人收归集体，后来由银星华耕种了几年，此地块2012年被政府征用，征地补偿款归九队集体所有和分配，本案吴细萍诉争地块的征地补偿款就是这0.38亩田地的征地补偿款；2、位于银星文房屋边的0.1亩养猪地；1996年潘家秀去世后被收归集体所有，2007年政府征用其中0.5分地做路，所得土地补偿款归集体所有，潘家秀（己去世）及其子女包括吴细萍在内（因不是九队社员）都没有分到土地补偿款；3、潘家秀的大女儿吴文萍上世纪80年代因当老师农转非脱离生产队时，上诉人收回了吴文萍名下的0.12亩承包地，潘家秀一户因此承包地数额减少了0.12亩；4、位于火车站（俗称头班水）附近的0.3亩养猪责任田；1996年潘家秀去世后被收归集体所有，2017年被政府征用做学校用地，所得土地补偿款归集体所有，潘家秀（已去世）及其子女包括吴细萍在内（因不是九队社员）都没有分到土地补偿款；5、位于西门河边的0.02亩菜地，1996年潘家秀去世后被收归集体所有。综上，潘家秀原承包的土地在其去世之后，除了其建房用作宅基地的0.24亩之外，已全部收归第九生产队集体所有，并且大部分多次地被政府征用，本案诉争的只是2012年的征用到的0.38亩。而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吴细萍享有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的基础上，居然依据吴细萍提供的根本未生效的2000年12月31日土地承包经营证上记录的0.72亩耕地这一数据，来计算吴细萍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数额；更错误的是，一审判决居然采用1.24亩作为依据计算青苗补偿款，潘家秀一户1980年分田到户时承包的全部土地亩数都没有达到1.24亩，更何况潘家秀还用其中的0.24亩建了房屋、吴文萍还退回了自己的0.12亩土地份额。所以不论吴细萍是否享有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2012年征用土地时征用到原潘家秀承包的土地绝对没有1.24亩，一审判决据此计算青苗补偿款是绝对错误的。 总之，吴细萍自80年代农转非脱离第九生产队后，就不再是第九生产队的社员（多年来集体多次按人头分配收益都没有其份额），之后也没有重新取得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如此判决不仅违反村民自治原则，还直接侵害生产队现有成员的利益；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误导多年来农转非出去的社员又回到生产队争取不该争取的利益，破坏第九生产队甚至罗城县东门镇蔬菜大队下属九个生产队多年来形成的并且稳定遵守的集体分配规则，破坏社会稳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内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吴细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征地补偿款共计121,520,00元整；2、判令确认原告系第九生产队成员资格；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之后吴细萍申请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分配给原告约90平方米面积的安置地并协助原告办理申领安置地的相关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细萍的母亲潘家秀生前系被告第九生产队社员，1980年实行承包责任制时与被告第九生产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旱地0.72亩，1981年时推动社员代购生猪水田0.3亩，猪饲料耕地0.12计亩，自留地0.1亩，合计1.24亩。潘家秀于1996年4月病故，潘家秀配偶吴荣茂于1968年10月9日病故，两人生育有子女潘成文、吴文萍和吴细萍。潘成文、吴文萍声明不参与本案诉讼。潘成文、吴文萍和吴细萍在本世纪90年代在其母亲潘家秀去世前已转为非农业户口。2000年12月25日被告第九生产队进行农村土地延包时，原告得到了承包方户主姓名为潘家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编号为（0516010929），耕地0.72亩，承包期为30年。该合同书尾部承包方户主栏无签名。《土地承包经营证》在户主姓名上填写潘家秀的名字。2003、2004年银星华以潘家秀的名义缴纳了农业税。2004、2005、2007年被告第九生产队部分土地被政府征收，所得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原则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征地前已经去世的不能参加分配，潘家秀已去世不能分配。2012年1月2日被告第九生产队订立《蔬菜九队民约》，主要内容：先前去世的社员、迁出生产队的人员不能参与对集体所得征地补偿款的分配。2012年4月19日、2014年8月2罗城县人民政府与被告第九生产队分别签订了两份《征地协议书》征用了被告第九生产队的土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每亩57915元、青苗补偿费每亩3600元，其中包括了潘家秀生前承包的土地1.24亩。被告第九生产队将原告的征地补偿款列入集体，拒绝付给原告。原告吴细萍多次请求被告支付给征地补偿款都遭拒绝后，申请东门镇政府、东门司法所以及有关部门调解，被告第九生产队以原告吴细萍为非农业户口为由，拒绝调解。原告便向该院起诉，提出如上诉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和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只有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二条规定：“承包人应得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应予支持”。原告的母亲潘家秀生前是被告第九生产队的成员，但其子女在潘家秀1996年死亡前已转为非农业户口，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性要件。农村村民取得非农业户后，仍以原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作为其基本生活保障的，视为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享有被告第九生产队的成员收益权资格。原告持有的200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证》承包方为潘家秀，该承包合同被告并未依法收回承包经营权、原告依合同履行义务，该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原告长期继承使用该土地，靠种植收入作基本生活保障，原告以此主张享有其母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该院予以支持。原告吴细萍对其母亲承包的0.72亩耕地收益权，享有继承的权利（即0.72亩×57915元=41698.80元），实际使用的1.24亩土地青苗补偿费享有收益权（即1.24亩×3600元=4464元）。综上，原告吴细萍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对未获得承包合同规定的征收部分，该院不予以支持。被告第九生产队的辩解，与法律规定相符合部分，该院予以采纳，不符合法律规定部分，该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支付原告吴细萍土地征收补偿款41698.80元，青苗补偿款4464元，两项合计46162.8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吴细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2730元，原告负担1630元，被告负担1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吴细萍提交如下证据：1、第九生产队原始分配方案，证明1981年初第九生产队分田到户时是以劳动力人口数量来分配；2、申请建房报告及审批手续，证明1986年吴细萍曾向第九生产队申请利用非耕地及石头地建房并得到集体及相关部门批准同意，建房并未用到第九生产队上诉时所称的.024亩耕地；3、户籍证明，该证明是第九生产队去当地派出所调查取证吴细萍户口性质情况，证据恰好证明吴细萍从小至今与母亲潘家秀共户并一起耕种土地及生活，1996年潘家秀去世，之后1998年国家人口普查时吴细萍变成户主且户籍一直未迁移；4、第九生产队征收明细表，证明2012年土地被征收之前村干部得到通知后利用职权伪造证据上报有关部门，企图侵占吴细萍户田产及收益；5、离婚协议书及诊断证明书，证明吴细萍与前夫何建华于1993年离婚，何建华2017年8月13日发生车祸住院治疗，何建华早已再婚生子与吴细萍素无联系，第九生产队称吴细萍因丈夫车祸得到大笔赔偿金纯属编造谎言；6、声明书及委托书，证明第九生产队称吴细萍二姐吴文萍有国家安排工作纯属谎言，吴细萍大姐吴小萍委托吴细萍处理征地相关事宜；7、第九生产队分配补偿清单，证明第九生产队以征地每亩10万元补偿款发放给各社员，吴细萍应享受同等待遇。 二审期间，第九生产队提交东门镇民政办证明作为证据，证明吴细萍自2014年11月至2019年3月以城镇居民身份享受城镇低保，于2019年4月停保。第九生产队另外申请证人银某、朱某1、朱某2出庭作证，证明潘家秀户土地的位置及面积，潘家秀去世前后吴细萍均未耕种过土地，不是以耕种承包地的收益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均发表了各自的质证意见并记录在卷。本院认为，对各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各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从证据的三性方面审查并决定是否采信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两人生育有子女潘成文、吴文萍和吴细萍。潘成文、吴文萍声明不参与本案诉讼”外，其他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本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九条约定“双方要全面履行承包合同，不得随意终止变更合同，如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依法赔偿”。《土地承包经营证》上记载潘家秀户承包面积是0.72亩，其中耕地0.72亩，荒坡0.1亩，荒水0.3亩，养猪地0.24亩，自留地0.08亩，饲料地0.12亩，上述面积共计1.56亩。 再查明，第九生产队土地分别于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2014年被征收。2014年1月4日，第九生产队经过统计，按每亩10万元标准向该队28户农户发放土地征收补偿费共计2317000元。2018年8月21日，东门镇财政所出具书面《证明》，载明“兹证明原东门镇街委第九生产队社员潘家秀其2003年、2004年两年农村税费改时均缴纳农业税，其税改后计税土地面积为0.72亩（水田）。从2007年至2010年我单位把农业补贴打入账号71×××40上。”本案诉讼过程中，第九生产队将东门镇财政所于2011年7月21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作为证据，证据内容是证明潘家秀病故，其他家庭成员均属非农业户口，第九生产队已收回该户承包地作为集体所有。吴细萍持该证据复印件向东门镇财政所求证真伪，东门镇财政所于2019年3月19日在该证据复印件下方注明“经查实，2011年7月21日东门镇财政所没有出具以上证明，对潘家秀的家庭情况不了解。”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吴细萍请求第九生产队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124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吴细萍是否可以分配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集体经济组织与以“户”为单位的农户所签订，合同上的户主不仅代表其个人，而且代表整个家庭其他成员。吴细萍的母亲潘家秀于1996年去世，但到2000年12月第九生产队办理集体土地延包手续时，吴细萍以潘家秀的名义与第九生产队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编号为0516010929，承包耕地0.72亩，承包期为30年。吴细萍亦持有户主姓名为潘家秀的《土地承包经营证》，证书记载承包合同编号为0516010929，土地承包面积与合同记载面积一致。且在2000年之后，以潘家秀名义缴纳农业税及领取农业补贴的事实确实存在。以上事实说明，潘家秀虽然死亡，但第九生产队在土地延包时仍同意潘家秀户其他成员以潘家秀名义继续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尾部户主栏虽无签名存在瑕疵，但未并影响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第九生产队关于合同效力及已经收回承包地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可以认定吴细萍是潘家秀户的实际经营权人，有权分配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第九生产队以吴细萍不是生产队成员为由拒绝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不当，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本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九条约定双方不得随意终止变更合同，潘家秀户承包经营土地尚在承包期内，吴细萍是潘家秀户的实际经营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吴细萍有权分配相应的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 关于吴细萍应分得多少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的问题。本案双方对征地面积及补偿标准有异议。对于面积问题，第九生产队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潘家秀户原先土地面积为0.92亩，现在仅剩0.38亩且已被收回，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属间接证据，且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而吴细萍提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证》、东门镇财政所出具的书面《证明》及以潘家秀名义缴纳农业税等证据，足以证明潘家秀户土地由吴细萍实际掌控经营未被收回的事实。《土地承包经营证》上记载潘家秀户承包面积是0.72亩，其中耕地0.72亩，荒坡0.1亩，荒水0.3亩，养猪地0.24亩，自留地0.08亩，饲料地0.12亩，上述面积共计1.56亩。根据吴细萍提交的关于申请用地建房的相关资料及其陈述内容看，可以认定养猪地0.24亩已被吴细萍申请用于建房，该地块面积应当在承包证记载的总面积中予以扣减，扣减之后承包证上记载的面积仍有1.32亩，本案吴细萍请求按1.24亩来计算，视为对自身权利的处理，本院确认以1.24亩来计算征地补偿费。需要说明的是，1.24亩中有承包地（耕地）0.72亩，还有其他非承包地，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来只应对承包地被征收的征地补偿费予以裁决，但是其他非承包地也已被征收且得到了土地补偿费，第九生产队已将承包地和非承包地汇总计算征地补偿费并实际分配给第九生产队各家庭户，因此，本院在计算应分配给吴细萍的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时将承包地和非承包地面积一并处理计算。对于标准问题，本案政府给予的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每亩57915元、青苗补偿费每亩3600元共计每亩61515元，而第九生产队在政府给予的标准上再加至每亩100000元发放，双方对计算标准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吴细萍在80年代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其身份与第九生产队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其在本案应分配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是基于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政府给予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来计算。由此，吴细萍应分配的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共计76278.6元（61515元／亩×1.24亩）。 综上，吴细萍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九生产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5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5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支付给原告吴细萍征地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共计76278.6元”。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2730元（吴细萍申请免交得到批准），二审案件受理费2730元（吴细萍上诉申请免交得到本院批准），二审案件受理费2730元（第九生产队上诉已预交），由上诉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东门街蔬菜大队第九生产队村民小组负担27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祝 贺 审 判 员  韦 媛 审 判 员  张桂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韦 浪 书 记 员  韦愿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