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6491号原告：东营泽润节能技术中心，住所地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范家村。投资人：李爱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峰，山东良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玉昌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沁园春景商业楼D-34。法定代表人：余永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会欣，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营泽润节能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东营泽润中心）与被告北京金玉昌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昌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6月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9月作出（2017）京0111民初第9145号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京02民终11421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1民初第9145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营泽润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峰、被告金玉昌盛公司之法定代表人余永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和陈会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东营泽润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115.3万元；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15.3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自2016年5月2日计算至付清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海南昌**盛水泥厂三线、四线余热发电系统节能增效改造工程试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原告包工包料实施海南昌**盛水泥厂三线、四线余热节能增效改造工程。原告依约完工并经验收合格，但被告在预付20万元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以及未能按期开展其他项目的经营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金玉昌盛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并非适格当事人。针对涉案项目，被告系与山东华信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签订安装合同。因华信公司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应向被告退还预付款20万元。原告提交的合同与被告和华信公司签订的合同除合同主体变更之外其余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被告不可能同时与两家单位签订合同，原告所提交的合同应系伪造。被告与华信公司签订合同后，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徐成涛均失联，被告反复联系无果后被迫通过向案外人山西格瑞蔚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瑞公司）购买相关设备以完成涉案项目的安装等合同义务。华信公司及原告均未向被告提供涉案设备。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原告提交了《海南昌**盛水泥厂三线、四线余热发电系统节能增效改造工程试安装合同》（以下简称《安装合同二》），据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该合同。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经本院释明后，未申请对该合同所盖被告公章以及余永超签名予以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了《发票收到确认函》及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但对该函件所盖被告公章以及余永超等人的签名经法院释明后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承诺函》，内容为：“兹有我单位订购东营泽润节能技术中心锅炉节能器2台，余款115.3万元，（壹佰壹拾伍万叁仟元正）将于2016年5月1日前付清，逾期每日3‰滞纳金”。被告申请对该《承诺函》所盖公章及正文内容、余永超签名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经鉴定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承诺函》所盖被告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同时，鉴定机构还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检材字迹书写异常、样本与检材可比性较差为由终止对《承诺函》正文内容及签名的鉴定工作。原告不认可上述鉴定结果，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反驳，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亦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了徐成涛与手机号为133XXXXXXXX的通信人之间的手机短信往来记录，据以证明合同履行中双方一直保持联系。被告认可被告法定代表人余永超的手机号为上述号码，但否认曾发出相关短信。鉴于被告未能提交足够证据反驳，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交徐成涛与余永超的通话录音，据以证明余永超确认欠付原告货款，并承诺于2015年12月前支付。被告否认该证据真实性，但经释明后表示不申请鉴定。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电子邮件，据以证明原告经由徐成涛邮箱于2015年3月2日收到被告发来关于开具发票的邮件，后原告依据该邮件向被告提供涉案发票。被告认可上述发件邮箱系该公司邮箱，但表示不清楚是谁向原告发出上述邮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邓某陈述：其是广饶县大王镇东方配货中心业主；2015年2月2日，原告与其签订运输合同，委托其分两次将4台锅炉节能设备发往海南省东方市黎族自治县昌江水泥厂；送到现场后，收货人负责装卸；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相关收货单据。被告以证人与某、无法提供收货单据为由不认可其证言。鉴于上述证人证言与原告提交的运输合同、银行流水、运费收据、手机短信等证据可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提交了其与格瑞公司所签劳动合同并陈述：其于2012年至2017年期间任格瑞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在其任职期间，格瑞公司曾与被告签订过锅炉销售代理协议，但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该公司既未向被告发过货，亦未通过被告向他人发货。被告以证人不能提交社保记录、无法证明其是格瑞公司正式员工为由不认可其证言。综合考虑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对上述证言予以采信。被告申请证人卢某出庭证明华信公司及徐成涛一度失联。卢某陈述：其经由网络认识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成涛，其将徐成涛介绍给被告认识后，不再参与双方之间的往来，也不了解双方所签合同及其履行情况；2015年2月，被告告知其无法联系上华信公司及徐成涛，其亦尝试联系未果后，告知被告报警解决，此后其未再继续跟进；但其并无证据证明确实曾联系过华信公司及徐成涛。对此，徐成涛亦出庭接受询问，否认卢永才曾给其打过电话。同时，原告主张根据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电话录音、短信往来记录等均可证明徐成涛与余永超一直保持联系，故对被告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综合考虑全案证据，本院认为卢某并不了解华信公司、原告与被告之间完整的业务往来过程，故其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与徐成涛长期失联。被告申请证人连某出庭作证。连某陈述：其是余永超配偶，偶尔兼任被告财务工作；华信公司与被告所签《合作协议》系其代签；其并未在原告提交的《确认函》上签过字。原告以连某与余永超系夫妻、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认可其证言。鉴于被告不同意对《确认函》进行鉴定，故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不予认可，对其余证言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日，被告（甲方）与华信公司（乙方）就被告全面推广及销售“锅炉节能器”、“环保型节煤剂”等系列产品及相关配件签订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在自己业务范围内推广和销售协议产品，产品由华信公司负责为被告贴牌生产，由被告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徐成涛作为华信公司联系人在该协议上签名。2015年1月，被告（发包人/甲方）与华信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海南昌**盛水泥厂三线、四线余热发电系统节能增效改造工程试安装合同》（以下简称《安装合同一》），约定甲方将海南华盛水泥有限公司3、4线余热发电系统的锅炉节能增效试点改造工程委托给乙方实施，工程名称为海南昌**盛水泥厂余热锅炉节能增效改造工程，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承包施工合同，三线2台，额定蒸发量75吨，合计总价款49.5万元；四线2台，额定蒸发量130吨，合计总价款85.8万元，合同总价款（含税）为135.30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即提供锅炉节能增效器，甲方预付20万元作为预付款，其余款项在乙方委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安装和调试，试运行约定为190天，达到节能增效目标，双方签订《节能增效结果认定表》或第三方出具了节能增效报告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全款；乙方在甲方付款前开具相应额度的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该合同还备注：按合同规定190天内按期足额支付工程款，延期每天交纳千分之三滞纳金。徐成涛作为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2015年1月28日，被告（发包人/甲方）与原告（承包人/乙方）签订《海南昌**盛水泥厂三线、四线余热发电系统节能增效改造工程试安装合同》（以下简称《安装合同二》）,该合同除承包人/乙方信息不同之外，其余条款包括备注内容均与《安装合同一》相同。徐成涛作为原告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2015年2月3日，被告向华信公司付款20万元。2015年3月2日，被告将发票开具要求发送至徐成涛电子邮箱。同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金额共计2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后又陆续开具了金额共计115.3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原告经由邓某经营的广饶县大王镇东方配货中心履行了供货义务。在此期间，徐成涛于2015年4月12日经由手机短信向余永超发送了涉案产品照片。余永超亦回复短息：“海南省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南华盛昌江水泥厂4号电站。收货人，余永超。韩站长，电话：133XXXXXXXX188XXXXXXXX。”2015年4月，被告经由电子邮件将涉案项目的运行数据和运行曲线发送给原告。同年6月，被告再次经由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了该项目的生产报表。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徐成涛多次经由电话向余永超催款，后者曾表示2015年12月份能回款。2016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发票收到确认函》，内容为：被告已收到原告寄来的发票，发票总额共计135.3万元，已付款20万。2016年2月至同年12月期间，徐成涛多次经由手机短信向被告催款。余永超先后回复：“别急，近期给你。”、“51前必须把你的事解决完。”、“是不是那100万块钱的事啊，最近就有结果了。”2016年10月14日，被告经由电子邮箱向徐成涛发送了被告及海南牛路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路岭公司)于2015年8月共同出具的《海南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3#、4#电站安装锅炉节能增效装置节能增效报告》（以下简称《增效报告》）电子版。该报告载明涉案项目已分别于2015年3月1日和4月20日安装了三线和四线节能增效装置共计4台，并于5月10日投入运行，节能增效效果显著，达到并超过预期节能增效目标。后原告以被告迟延付款为由诉至法院。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华信公司出具的《关于华信与泽润的变更情况说明》，内容为：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成涛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李爱红系配偶，徐成涛系原告及华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信公司与被告签订涉案合同后，因发票开具问题，经徐成涛与余永超协商，将合同主体变更为原告，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并履行涉案合同；华信公司亦同意将被告所交预付款20万元转付给原告。诉讼中，被告提交了该公司与格瑞公司于2014年12月所签《锅炉节能水处理器销售代理协议》（以下简称《销售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了被告负责为格瑞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销售代理等事宜，但并未提及涉案项目。诉讼中，牛路岭公司向本院出具《复函》，内容为：涉案项目节能产品系由被告提供并安装调试，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并未留存具体经办人的委托手续、身份证明材料、收货单、安装验收单等材料。诉讼中，被告申请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原告未予同意。上述事实，有《发票收到确认函》、录音、发票、银行转账凭证、安装合同、鉴定报告、《合作协议》、《终止鉴定告知书》、手机短信、复函、照片、情况说明、营业执照、运费收据、电子邮件、货物运输合同、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合同的相对一方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对此，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一、从合同的签订来看。本案中，华信公司先后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及《安装合同一》。被告亦仅认可与该公司针对涉案项目签订过安装合同。但同时，原告亦提交了《安装合同二》。如前所述，被告虽不认可《安装合同二》的真实性，但经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本院认定在《安装合同一》之外，被告亦同时与原告签订了《安装合同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二、从合同的履行来看。两份安装合同在履行中存在交叉，需要结合各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及时间节点进行梳理。一是被告履行了预付款义务。本案中，被告确实向华信公司支付了20万元预付款。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华信公司与原告系关联企业，徐成涛及其配偶分别担任二者的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其本人亦分别作为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原告委托代理人先后与被告签订了两份内容基本一致的安装合同。同时，两公司亦均认可徐成涛系二者实际控制人，华信公司已将上述20万元转付给原告。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可以认定涉案20万元预付款最终由原告实际获得。二是原告履行了发票开具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安装合同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经由电子邮件提出的开票要求向被告开具了与合同金额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为此向原告出具《发票收到确认函》，确认已收到上述发票，并确认已付款金额。三是被告向原告反馈了产品运行信息。涉案产品安装后，被告曾经由电子邮件向原告提供了相关运行数据和运行曲线，甚至还向原告发送了涉案产品的《增效报告》。四是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关于该点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首先，根据牛路岭公司出具的《复函》可知，该公司认可涉案产品已由被告提供并安装调试，但未留存具体经办人的身份信息、安装验收等单据。鉴于华信公司与被告所签《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系采用贴牌生产方式合作，同时被告亦认可该产品系由他人提供，故可认定上述产品已实际以被告名义安装于涉案项目所在地。其次，虽然原告未能提供相关供货单据，但原告方证人邓某作为运输主体出庭作证。该证人佐证曾接受原告委托将涉案四台产品分两次以货运方式运至涉案项目所在地。原告亦提交了运费收据等证据作为旁证。同时，原告还提交了同一时期徐成涛与余永超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以佐证系根据被告提供的送货地址等信息履行供货义务。再次，根据原告提交的徐成涛与余永超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以及通话录音可知，原告曾多次与被告沟通海南项目付款事宜，被告亦作出相应回应。以上多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后，原告作为供货方，针对买卖合同的成立以及供货义务的履行的确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但与此同时，法院亦有必要结合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予以比对分析，以消弭疑点、查明全貌。本案中，被告曾明确表示无论是华信公司还是原告均未向其履行供货义务，系格瑞公司向其实际供货，并为此提交了其与格瑞公司所签《销售代理协议》。对此，原告申请格瑞公司原任职员赵某出庭作证。该证人佐证格瑞公司的确与被告签订了相关协议，但从未向被告供货，亦未经由被告向他人供货。而与此同时，被告始终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格瑞公司确实针对涉案海南项目向其履行了供货义务。诚然，被告与格瑞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该合同履行情况如何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但针对涉案产品的实际供货主体究竟是谁，通过比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进一步厘清案件事实，补强原告证据的可信度。故综上，本院对于被告关于涉案产品系由格瑞公司供应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涉案产品系原告以为被告贴牌生产的方式实际供应至涉案项目所在地，双方之间具有涉案买卖合同关系。鉴于原告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并足额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亦与牛路岭公司共同出具《增效报告》确认涉案产品节能增效效果显著，故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原告给付剩余货款。但被告至今未能依约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中，关于违约金，被告申请调低。本院认为违约金应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而这里的损失应当包含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原告主张因被告迟延付款给其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及未能按期开展其他项目的经营损失，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查明的事实，如合同正常履行，原告可足额获得合同价款，而被告仅支付了约15%的款项，且至今否认双方存在涉案合同关系。但如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被告将支付的违约金显著高于原告在签约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及合同正常履行后的可期待利益。故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应以欠付合同款115.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5月2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金玉昌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东营泽润节能技术中心合同价款115.3万元；二、被告北京金玉昌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东营泽润节能技术中心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15.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二〇一六年五月二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案件受理费15177元及鉴定费15300元，由被告北京金玉昌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静波人民陪审员  宋曙光人民陪审员  孔祥录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赵 鑫书 记 员  孟 薇法官 助理  程雪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