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02行初22号原告武汉石桥豪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表人梅巧珍。委托代理人唐星星（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石桥豪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部员工。委托代理人曾梦林（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1号凯旋名苑3栋。法定代表人黄松如，系局长。出庭的行政负责人蔡宏琪，系副局级负责人。委托代理人余楚清（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金文俊（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法定代表人周先旺，系市长。委托代理人谢为（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司法局复议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淑芳，女，196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代理人李九一（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石桥豪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桥豪迪公司）诉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及诉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后，认为朱淑芳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向被告市人社局、市政府及第三人朱淑芳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穗、肖珍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星星、曾梦林，被告市人社局的行政负责人蔡宏琪及委托代理人余楚清、金文俊，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为、王瑞，第三人朱淑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九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经受理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第三人朱淑芳之夫杨某的死亡认定为工伤。经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申请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诉称，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错误决定，不尊重客观事实，并且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条款，应当予以撤销。2018年7月16日15时许，杨某在治安巡逻安保管理时，发现一顾客携犬进入武汉图书城，杨某依规予以了制止。此事本来与杨国建无关。但是，杨国建无视国法、以此顾客是他的熟人为由，对杨某无端的进行了辱骂、推搡，进而殴打。60岁的老人被其打倒在地，当场死亡。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对杨某尸体解剖鉴定认为，其符合因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2018年9月7日被告市人社局受理杨某之妻朱淑芳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9月30日因我公司提交的《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说明杨国建被刑事立案，被告市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2019年8月12日因公安部门错误的撤销刑案，工伤认定才恢复。2019年8月19日我公司收到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9月18日我公司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因案情复杂、审查延期30天，我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收到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我公司认为，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尊重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1、《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第3面“杨某在工作时间，因履行工作职责与他人发生纠纷，后突发疾病死亡”、第4面“双方出现肢体接触及相互推搡，之后杨某突发疾病倒地身亡”、第6面“其在履行工作职责时与杨国建发生纠纷，后倒地而亡”。以上描述与现场客观事实完全不一致！两被告根本就没有做客观事实审查，只凭第三人朱淑芳的片面诉请，采信了一面之词。依据上面3句话中的“后”字，1分钟是“后”、10分钟是“后”、一个小时也是“后”，完全错误的割裂了“杨某的死与杨国建的暴力加害的因果关系”。2、没有做客观事实审查，就不应该凭空描述事实。从公安机关到检察院、到工伤认定、到行政复议，仅仅只采信了杨国建的笔录，为什么对现场的其他证人的笔录视而不见？二、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条款，主要体现在：1、《认定工伤决定书》第四段第1句载明，杨某当日死亡虽不属于工作原因及履行工作职责受事故及暴力伤害，但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段的前半句“不属于工作原因及履行工作职责受事故及暴力伤害”死亡，所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某不能认定为工伤。此段的后半句“但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我公司认为是适用法律条款错误。2、“突发疾病死亡”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56号）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要正确而全面地理解。职工既有病情在工作中加重的，除非医疗鉴定明确认定病情加重是由工作原因引起的，否则一般不视为工伤。3、此处“突发疾病”是一平义解释的条款，不能做扩大解释，至少不能把非工作原因的诱因强加上去。本案直接适用“突发疾病死亡”，与《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段第3句“其生前被打为死亡发生的诱因”明显的相互矛盾。刻意割裂了“杨国建实施了殴打的先前行为作为诱因导致杨某的死亡，其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的因果关系”。4、关于“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认定。《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段原文“医疗救治和诊断：当场死亡”。这是杨国建实施的殴打行为所致。“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虽然抢救“治疗难度较大”，但是，不一定会像本案一样是“当场死亡”。“当场”是暴力伤害所致。即，杨国建实施的殴打行为使得杨某失去了到医院抢救的机会。所以，被告认为符合“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认定，是撇开了“因”、而强加给了我公司一个不公正的“果”。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观点叙述前后矛盾、事实认定牵强模糊，“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为视同工伤。”更是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2、撤销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3、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行政诉讼案的法律关系；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诉讼案的法律关系；3、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杨某的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4、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杨某之妻陈述杨某遭到杨国建的殴打，致使杨某倒地身亡；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杨某系因暴力加害导致其当场死亡；6、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存根，证明被告市人社局曾经因等待杨国建的刑事责任的结论而中止过工伤认定。杨某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7、杨国建的讯问笔录，证明笔录陈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有意逃避刑事责任；8、张啟涛的询问笔录，证明笔录陈述才是客观事实，杨国建对杨某实施了殴打，同时使杨某当场死亡。经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申请，法院准许该公司员工张啟涛及冯瑞伦出庭作证，就其在杨某死亡当天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了陈述。被告市人社局辩称，我局于2018年9月7日受理杨某之妻朱淑芳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内容为2018年7月16日15时许，杨某在进行治安巡逻和安保管理时，遭到杨国建的辱骂和殴打，致使杨某倒地身亡。2018年9月14日，我局向原告石桥豪迪公司邮寄协助调查通知书等材料。2018年9月29日，该公司向我局提交了《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称杨国建已被刑事立案，不认可杨某为工伤。2018年9月30日，我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通知第三人朱淑芳中止工伤认定程序。2019年8月12日，第三人朱淑芳向我局提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决定书，我局遂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经核实，杨某系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保安，2018年7月16日15时许，杨某在上班时与商户发生言语纠纷，双方出现肢体接触及相互推搡，之后杨某突发倒地身亡。经尸体解剖鉴定，认为杨某符合因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我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杨某系图书城的保安，2018年7月16日15时是其上班时间，其在上班时间内按规定阻止一商户带狗进入图书城系履行工作职责的表现。因其履行工作职责与他人发生纠纷，后突然倒地当场死亡，根据鉴定意见，“杨某符合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综合以上情况，应认定杨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为视同工伤。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认定申请书；3、杨某、朱淑芳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4、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5、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7、居民死亡殡葬证；8、塔子湖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9、授权委托书、指派函、律师执业证件复印件，该组证据证明杨某与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7月16日15时，杨某在履行工作职责时与杨国建发生纠纷，后倒地当场死亡，杨某之妻朱淑芳据此委托律师李九一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杨某死亡为工伤。第二组证据：10、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1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编号2018-487）；12、向原告石桥豪迪公司邮寄送达协助调查通知书等材料的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记录；13、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及邮寄凭证；14、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市人社局依法接收了第三人朱淑芳的申请材料，并决定受理其工伤申请，随后通知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协助调查，该公司提出了书面意见，不认可杨某的死亡为工伤，因杨国建涉嫌故意伤害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被告市人社局遂决定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并通知第三人朱淑芳。第三组证据：15、第三人朱淑芳补充提交的《鉴定意见通知书》；16、第三人朱淑芳2019年8月12日提交的《撤销案件决定书》；17、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18、向原告石桥豪迪公司邮寄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邮政快递凭证及邮件查询记录；19、向第三人朱淑芳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该组证据证明在第三人朱淑芳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公安机关的撤案决定后，被告市人社局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并根据现有材料及时依法作出了认定杨某死亡为视同工伤的决定，并在法律期限内送达给了双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被告市政府辩称，1、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因不服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9月17日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我府认为该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我府依法受理并通知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朱淑芳进行答复。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朱淑芳依法向我府提交了书面材料。2019年11月8日，因本案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我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并向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朱淑芳发出《延期审理通知书》。我府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年12月1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我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我府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合法。首先，我府综合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与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查明。杨某系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员工，2012年4月入职，工作职责为保安，与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杨某于2018年7月16日15时许在工作期间，因履行工作职责时与杨国建发生纠纷，后倒地身亡，对此，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也予以认可，未提出异议。其次，依据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杨某符合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被告市人社局认定杨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认定视同工伤，适用法律正确。最后，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12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后，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年8月19日和8月20日分别向第三人朱淑芳、原告石桥豪迪公司送达，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委托手续、认定工伤决定书、承诺书、不服撤销案件决定的立案监督申请书）、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武政复受字[2019]第454号）及送达回证；2、《延期审理通知书》（武政复延字[2019]第454号）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武政复答字[2019]第454号及送达回证）；4、《答复书》、《行政复议答复》及证据材料；5、《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市政府提交的法律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2、《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人朱淑芳述称，同意二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果正确，原告石桥豪迪公司提出的异议是对法律条款适用有异议，而非对认定结果的异议。无论是因自身疾病原因还是因暴力伤害的原因导致杨某死亡的，都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根据现有的证据，杨某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疾病导致，故被告市人社局依据江岸公安分局提供的鉴定结论认定杨某的死亡视同工伤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朱淑芳向本院提交了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20]病理鉴字第12号），证明杨某主要死因是因病死亡，经鉴定暴力伤害占死亡结果的参与度仅为20%。经庭审质证，被市人社局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提交的证据1、2、6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鉴定意见，证实杨某系因疾病死亡；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朱淑芳在工伤认定申请中陈述杨某遭到杨国建的殴打是一个客观的描述，经审核，被告市人社局认为杨某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这与第三人朱淑芳的陈述不矛盾的，仅适用条款有区别；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暴力伤害只是疾病产生的诱因，但杨某的死亡确实是因突发疾病死亡，而非暴力加害直接导致死亡，从本案证据看，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杨某是暴力伤害直接导致死亡；对证据7-8，认为该笔录客观存在，但内容上没有做出有效的认定，在工伤认定程序及复议程序中均没有作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依据，被告市人社局系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作为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依据。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申请出庭的两位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证据目的，本案现有的证据证明杨某是突发疾病死亡，至于产生的原因不能改变死者是疾病突发产生的结果。经庭审质证，被告市政府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市人社局的质证意见；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申请出庭的两位证人的证言认为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这两名证人是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员工，其证言的证明力小于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依据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第三人朱淑芳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7-8与本案无关联性，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虽立案侦查，但检察院没有作出批捕的决定，最终公安机关也作出了撤案决定，本案的事实是由多因一果造成的，暴力伤害加自身疾病，但自身疾病属于主要原因，故被告市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认定工伤符合现有事实和客观情况，此外，即使按照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意见，认为杨某系因暴力伤害导致死亡，也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的；对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申请出庭的两位证人的证言认为可以证明死者是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伤害，争议在于其究竟是受到暴力伤害死亡还是突发疾病死亡，根据现有证据，以及依据近因原则，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以视同工伤作出的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认定工伤结果的内容有异议。经庭审质证，被告市政府及第三人朱淑芳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复议结果有异议。经庭审质证，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朱淑芳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对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正好能够证明杨某的死亡不是工伤。经庭审质证，被告市人社局对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证据认为因朱淑芳起诉杨国建的民事案件还没有审结，该份证据并未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持保留意见，但从鉴定结论看，杨某的死亡受到暴力伤害是死亡的诱因，死亡的本质还是突发疾病死亡。经庭审质证，被告市政府对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该证据已明确杨国建的暴力行为对杨某的死亡参与度不超过20%，故被告市人社局依据视同工伤的规定认定杨某的死亡系工伤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石桥豪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真实、来某，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被告市人社局及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某，本院依法予以确认。3、第三人朱淑芳提交的证据系在民事侵权案件中提交并据以作出相关裁判结果的依据，因相关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对该证据并未作出相应认定，本案对此亦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杨某于2012年4月入职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工作地点为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华中图书交易中心，工作内容为协调及管理图书交易市场内正常秩序。2018年7月16日下午15时左右，杨某在正常上岗值班期间，因阻止一进货商带狗进入图书交易中心时与其发生争执，后与另一名为杨国建的图书交易中心商户发生言语纠纷，双方出现肢体接触及互相推搡，之后杨某倒地身亡。事发当日，杨国建到塔子湖街派出所投案自首，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询问，并针对案件进行了侦查。2018年8月28日，江岸公安分局向杨某家属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告知杨某家属该局聘请有关人员对杨某的遗体进行了尸体解剖鉴定，鉴定意见是根据对死者杨某的尸检及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结合送检案情及其死亡经过综合分析，认为杨某符合因重症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纠纷为死亡发生的诱因。2018年9月4日，杨某之妻朱淑芳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主张对杨某的死亡认定为工伤，同时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石桥豪迪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石桥豪迪公司开具的工作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塔子湖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材料。被告市人社局于同年9月7日受理了第三人朱淑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同年9月14日向原告石桥豪迪公司邮寄了《工伤认定申请协助调查通知书》等材料，告知了该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同年9月29日，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向被告市人社局邮寄了《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主张公安机关已对此案刑事立案，并将嫌疑人杨国建刑事拘留，该刑事案件目前还未结案，同时认为，杨某在岗期间，出于个人泄愤的情绪和原因与他人打架并死亡，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因认为该案工伤认定需要以公安机关的结论为依据，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向第三人朱淑芳邮寄送达。2018年10月22日，第三人朱淑芳向被告市人社局补充邮寄提交了江岸公安分局出具的岸公（塔）鉴通字[2018]174号《鉴定意见通知书》。2019年7月26日，江岸公安分局对杨国建故意伤害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该案。2019年8月12日，第三人朱淑芳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上述《撤销案件决定书》。同年8月13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杨某当日死亡虽不属于工作原因及履行工作职责受事故暴力伤害，但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对杨某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并分别于2019年8月19日及8月22日向第三人朱淑芳及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进行了送达。因不服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同年9月19日受理复议申请后，于当日向被告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被告市人社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同年9月26日，被告市人社局向被告市政府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2019年10月16日，被告市政府向第三人朱淑芳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朱淑芳于同年10月21日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因认为案情复杂，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行政复议延期30日作出，并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2019年12月11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年12月13日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9）第3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不服，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作为本市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经过案件的审理，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1、被告市人社局对杨某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是否合法？2、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一、关于被告市人社局对杨某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在认定事实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本案中，第三人朱淑芳作为死者杨某的家属，以申请人的名义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受伤害程度、还提交了由原告石桥豪迪公司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死者杨某与石桥豪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提交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塔子湖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江岸公安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撤销案件决定书》等材料，已按要求提交了上述基本材料。根据上述材料，被告市人社局认定杨某的死亡系突发疾病死亡，认定事实清楚。原告石桥豪迪公司主张杨某系受到杨国建暴力伤害致死，虽杨国建被刑事立案侦查，但依据江岸公安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及《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能证明杨某系受到暴力伤害直接导致死亡。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其次，在适用法律方面。因被告市人社局认定杨某系突发疾病死亡，且各方当事人对杨某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死亡的事实无异议，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杨某的死亡视同工伤，适用法律正确。再次，在工伤认定程序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7日受理了第三人朱淑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因其认定工伤的结论需以公安机关办案结论为依据，故于同年9月30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后第三人朱淑芳于2019年8月12日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江岸公安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后，被告市人社局于同年8月13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8月19日及8月22日向第三人朱淑芳及原告石桥豪迪公司进行了送达，程序合法。二、关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政府作为被告市人社局的同级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9月19日受理了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朱淑芳作出书面答复。因认为案情复杂，及时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根据调查的结果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市政府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40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及时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石桥豪迪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石桥豪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武汉石桥豪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徐 穗人民陪审员 肖 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