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6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龙，男，汉族，1976年5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佳敏，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晓红，女，汉族，1979年8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军伟，湖南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孝平，男，汉族，1973年10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原审第三人：李孝峰，女，汉族，1970年11月26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吴龙因与被上诉人李晓红及原审第三人李孝平、李孝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2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晓红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吴龙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晓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李晓红未举证证明《借款协议》所载欠本金及利息内容属实及吴龙举证证明已经还款并多付款的情况下，未依法审查，仅以《借款协议》为凭做出支持李晓红的诉讼请求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错误。本案《借款协议》是由李晓红事先拟定，通过邮件发给吴龙，再通过邮寄方式各自签订寄送，双方未碰面结算过，故其内容并不属实，双方实际出借及还款情况，应按双方银行转账记录予以对账结算，一审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意见》第1条、第7条的规定审理查明双方借还情况依法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吴龙尚欠李晓红本金1,800,000元及利息错误，吴龙已经付清李晓红出借的所有本金及利息，其无权再主张还款。根据双方往来付款记录及实际借款时的利息约定，吴龙已还清本息并已超出。三、一审法院认定李晓红出借款项构成中含李孝平于2014年4月22日出借吴龙的500,000元无事实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吴龙从未确认与李孝平存在涉案500,000元的借贷关系，自始至终均陈述仅与李晓红发生借贷关系；吴龙一审时已经举证证明李孝平2014年4月22日的贷款1,200,000元资金流转至李晓红账户888,942元，剩余311,058元（不足500,000元）不具备用该贷款中的500,000元支付吴龙的条件，且李晓红与李孝平均无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未对所举证据及举证责任进行审查，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四、一审判决认定李孝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对李孝平代李晓红收取吴龙的还款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审，判决不公。李孝平与李晓红系兄妹关系，其二人存在合伙出借资金的行为，吴龙确向李孝平支付了大量款项，在吴龙与李孝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且李晓红与李孝平未举证证明李孝平收取吴龙款项有其他合法事由的情况下，基于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收取吴龙的款项就应当计入本案审理中。五、李孝峰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代收李晓红指令吴龙支付给其的还款1,277,506.67元应计入本案审查，一审判决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错误。李孝峰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8）沪0101民初15772号及（2019）沪02民终3377号与李孝峰在本案中所涉款项没有关联；李孝峰收取吴龙的第一笔款即2010年3月15日收取的10,500元的时间与李晓红收取吴龙第一笔款的时间一致，第二笔至第四笔款项的日期也完全一致，此后吴龙每个月均在支付李晓红款项的同时，按李晓红的要求同期向李孝峰付款，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未依法保护吴龙的合法权益，也是李晓红、李孝峰因此获得不当得利。六、李晓红出借的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其套取实际控制的公司的银行贷款资金及李孝平向银行的贷款资金，其三兄妹存在高利转贷和套路贷行为，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及正确适用法律，做出错误判决。根据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三）中关于借款合同的第52条纪要内容，李晓红与李孝平、李孝峰存在合伙高利转贷行为，其三人分头收取还款款项至吴龙多付款项属“套路贷”行为，一审法院未予查实，纵容李晓红等人的违法行为。七、一审法院未尽审查义务即驳回吴龙的一审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吴龙一审时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反诉主张，无论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有效，吴龙已经还清本息之外多付的款项，李晓红也应当予以返还。八、吴龙基于事实对与李晓红、李孝平、李孝峰账款进行再次对账后，于一审开庭后减少反诉请求金额，一审法院应按照减少后的反诉金额计算反诉费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依法公正维护吴龙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二审庭审中，吴龙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本案当中的借贷关系，是以李晓红名义与吴龙发生，李孝平、李孝峰是李晓红指定的收付本案借贷关系款项的人员；2.吴龙与李孝平不存在500000借贷关系，李孝平2014年4月22日贷款1,200,000元有80余万元流向李晓红，300,000元转给他人，吴龙仅收到11,058元，一审对李孝平与吴龙存在该500,000元借贷关系，认定错误，与一审自己查明的事实相矛盾；3.吴龙与李孝峰在2014年1月16日之前，双方的款项往来显示，吴龙转给李孝峰1,370,000多元，李孝峰仅支付吴龙100,000元，该款项发生时间为2010年3月15日至2013年6月27日，该款项与李孝峰、吴龙600,000元借款纠纷案件无关，而是李孝峰按李晓红的指示收取与本案有关的还本付息；4.李晓红与吴龙之间实际的款项往来资金并不仅限于1,800,000元，李晓红通过自己以及通过李孝平、李应梅、李孝峰合计支付吴龙3,096,000元。至2010年3月15日起吴龙按李晓红指示，向李晓红账户偿还了2,635,125元，向李孝峰支付1,377,506元，向李孝平支付了1,817,113元，以上合计支付5,829,745元，按照李晓红所付300多万本金，以月息2.2%计算，吴龙至2016年3月21日已经全部偿还3,096,000元以及应该支付的利息967,127元，另外多支付李晓红1,766,618元；5.李晓红与吴龙于2016年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双方还签订了三份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分别为2012年7月2日李晓红出借800,000元给吴龙，月息2.2%；2013年7月5日签订同样的协议书，李晓红借款500,000元给吴龙，该500,000元是通过李应梅的账户于2013年7月3日支付给吴龙；2014年4月22日签订同样的协议，李晓红出借500,000元给吴龙，但实际仅支付196,000元，因此李晓红一审提交的借款协议应以双方之前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书相对应并审查实际借款的支付以及吴龙还款的情况，综上，吴龙在一审已经提交双方的真实银行往来记录并就借款还款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请二审法院按照最高院、湖南高院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以及审判意见对本案实际借款、还款情况进行审查。李晓红辩称，1.本案所涉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所确定本息金额正确。吴龙上诉理由不是事实；2.本案出借资金合法，并实际给付给了吴龙，其应该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3.李晓红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李孝峰和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无关；4.吴龙应该端正态度而不是想尽办法逃避债务。二审庭审中，李晓红补充答辩如下：1.与吴龙的经济往来应该以2015年7月5日之后是否有具体还款的金额来核对本案的本金及利息，因为此前是之前的往来，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2.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是经过多次确认无误签订了，可以作为本案的借款依据；3.李晓红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与李孝峰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并没有关联，吴龙将其强行牵扯到本案中与事实不符，吴龙与李孝峰之间的经济纠纷已经经过了上海两级法院的判决并已进入执行阶段，与本案无关。李孝平述称，其对吴龙的500,000元债权，在转让给李晓红之前就已经偿还完银行的抵押贷款，属于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吴龙与李晓红在2016年7月22日签订《借款协议》时也对该笔500,000元的债权进行了认可和确认，《借款协议》内容中500,000元借款在签订协议时的欠息确认为30,000元，即从2016年4月22日至2016年7月22日，这也是根据吴龙在2016年3月21日支付一笔10,000元利息到李孝平账上。此后再未支付利息的实际情况计算而来，可见《借款协议》中所有本息均与实际情况相符，是大家认真核对后的结果。现吴龙上诉称已还清本息且已超出系违背基本事实和常理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孝峰述称，其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所涉事项及责任早已由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和处理，吴龙最终败诉需承担还款责任且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李孝峰与本案无关联。现吴龙申请李孝峰作为第三人，企图混淆视听与事实和法律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龙立即归还李晓红借款本金人民币1,8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597,200元（包括借款协议中确定的利息373,200元及2016年7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期后利息另外按月息2%算至还清为止）；2.判令吴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吴龙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龙与李晓红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李晓红向吴龙支付人民币3,041,058.33元；3.本诉诉讼费用与反诉费用由李晓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李孝平系李晓红的胞兄，李孝峰系李晓红的胞姐。吴龙与李晓红、李孝平、李孝峰均存在资金往来。二、郴州市雅圆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晓红、李孝平，李晓红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在2012年7月2日、2013年6月18日、2017年10月26日进行了动产抵押担保登记，被担保的债权数额分别为1,000,000元（抵押权人为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0,000元（抵押权人为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800,000元（抵押权人为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万华岩支行）。三、2014年4月，李孝平与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该行向李孝平发放最高授信额度为1,200,000元的贷款，上述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自2014年4月17日至2017年4月17日；李孝平和案外人李应梅用其名下的房产作抵押担保。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该行于2014年4月22日将上述贷款1,200,000元付至李孝峰账户后，又受托将上述贷款从李孝峰的账户支付到案外人王良士的账户。在该行发放贷款当日，李孝平转账500,000元到案外人王良士的账户、转账700,000元到案外人陈臻博的账户，从案外人王良士的账户转账188,942到李晓红的账户（6228460810002043111）、转账11,058元到吴龙的账户、转账300,000元到案外人郑增凯的账户，从案外人陈臻博的账户转账700,000元至李晓红的上述账户。李孝平将上述贷款中的500,000元出借给吴龙，吴龙在2014年5月22日至2016年3月21日期间每月支付李孝平利息10,000元。该行在2014年4月22日向李孝平发放的上述1,200,000元贷款的到期日为2015年4月22日。案外人李应梅于2015年4月20日向李孝平的上述贷款还款账户转入700,000元，吴龙于2015年4月21日向李孝平的上述贷款还款账户转入500,000元，该行在2015年4月22日从李孝平的上述账户收回贷款本息1,200,520元后，在当日又向李孝平发放贷款1,200,000元，并将贷款受托支付到案外人雍相煌的账户，此次贷款到期日为2016年4月22日。2015年4月22日，从案外人雍相煌的账户转账698,500元至吴龙的账户，次日从吴龙的该账户转账700,000元到李晓红的账户。李孝平在2016年4月22日偿还了贷款的本息后，继续向该行申请贷款，该行在2016年4月25日第三次向李孝平发放贷款1,200,000元，贷款到期日为2017年3月10日。李孝平在2017年3月10日偿还了贷款本息。四、李晓红的账户（6228460810002043111）在2014年4月22日收到王良士转账的188,942元、陈臻博转账的700,000元前，余额为28,160.96元。五、本案1,800,000元借款的形成情况：1、2012年3月19日，李晓红通过银行转账300,000元借给吴龙，吴龙每月支付利息6000元；2、2012年7月4日，李晓红通过银行转账800,000元借给吴龙，吴龙每月支付利息17,600元（吴龙主张这800,000元来源于雅圆公司在2012年7月2日向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贷的1,000,000元）；3、2014年4月23日，李晓红通过银行账户（6228460810002043111）转账196,000元借给吴龙，双方约定借款本金为200,000元，扣除了利息4000元，实际借款196,000元（吴龙主张该笔借款来源于李孝平向民生银行厦门分行的上述贷款）；4、李孝平将其在2014年4月22日借给吴龙的上述500,000元转给李晓红所形成的借款（吴龙主张该笔借款来源于李孝平向民生银行厦门分行的贷款）。六、2016年7月22日，吴龙（甲方、借款人）与李晓红（乙方、放款人）、厚庆集团有限公司（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载明：鉴于甲方为丙方厚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为满足公司经营的需要，甲方有筹集资金满足公司资金需求的意愿，乙方同意借款给甲方用于经营，为实现上述借款，甲、乙双方于2015年7月5日续签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乙方借款1,300,000元给甲方；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乙方借款500,000元给甲方。经双方协商，甲方暂不能归还乙方借款，为延续上述借款关系，故签署本《借款协议》，约定：1、借款金额：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借款给甲方1,800,000元；2015年7月5日续签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乙方借款1,300,000元，月利息2.2%，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共12个月借款利息343,200元；2014年4月22日续签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乙方借款500,000元，月利息2%，2016年4月22日至2016年7月22日的未付利息30,000元；甲方确认已收到乙方的上述借款，双方不存在争议。2、借款期限及利息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从2016年7月22日起至2016年10月22日止；本借款的利率为月利率2%，借款利息支付时间为每月22日，按借款本金1,800,000元计算每月利息为36,000元。3、甲方应在借款到期时一次性归还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4、借款用于满足甲方公司的经营性和其他必要的资金需求；丙方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协议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含律师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七、签订上述《借款协议》后，吴龙未向李晓红偿还借款本息，李晓红催讨未果，为此诉至一审法院。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吴龙于2020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请求将其第二项反诉请求变更为“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人民币2,733,745元”。八、2014年1月16日，李孝峰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吴龙银行账户转账600000元。2016年1月18日，吴龙作为借款人、李孝峰作为放款人、厚庆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载明双方于2014年12月签订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吴龙借款600000元，现上述协议已到期，吴龙不能归还借款，为延续上述借款关系，故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吴龙向李孝峰借款609000元，其中9000元为2014年12月签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应付未付的利息，借款期限6个月。李孝峰因催吴龙偿还上述借款无果，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该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沪0101民初15772号民事判决，判决：1、吴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李孝峰借款人民币600000元；2、吴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孝峰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的利息人民币9000元；3、吴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孝峰以人民币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12%计算，自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6月7日期间的利息；4、吴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孝峰以人民币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24%计算，自2016年6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罚息。吴龙不服上述判决，上述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孝峰在二审过程中放弃要求吴龙支付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的利息9000元，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沪02民终3377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上述判决的第1、3、4项，撤销了上述判决的第2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李孝平、李孝峰与本案的审理是否有利害关系。因李孝平与涉案的其中一笔借款有关，因此李孝平与本案的审理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李孝峰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理终结，李孝峰与吴龙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的审理无关，李孝峰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利害关系。二、李晓红与吴龙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涉及的借款形成情况如下：李晓红于2012年3月19日借给吴龙300,000元、于2012年7月4日借给吴龙800,000元、于2014年4月23日借给吴龙200,000元，李孝平于2014年4月22日借给吴龙500,000元，以上合计1,800,000元。吴龙主张：李晓红于2012年3月19日出借的300,000元来源于其哥哥姐姐的贷款款项，李晓红于2012年7月4日出借的800,000元来源于郴州市雅圆食品有限公司在2012年7月2日向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贷的1,000,000元，李晓红于2014年4月23日出借的196,000元及其通过李孝平出借的500,000元来源于李孝平向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所贷的1,200,000元，因此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应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吴龙主张李晓红于2012年3月19日出借的300,000元来源于其哥哥姐姐的贷款款项、李晓红于2012年7月4日出借的800,000元来源于郴州市雅圆食品有限公司在2012年7月2日向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贷的1,000,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吴龙主张李晓红于2014年4月23日出借的196,000元及其通过李孝平出借的500,000元来源于李孝平向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所贷的1,200,000元，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3、根据《贷款通则》第九条的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担保贷款系指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由于信用贷款是否能够按期收回完全取决于借款人的信誉，因此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严格审查，从严掌握，以降低风险。如果允许借款人以信用贷款方式获得信贷资金后，随意转借他人牟利，则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专门就此进行规制，规定因此而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即便李晓红借给吴龙的款项源于李孝平贷款取得的款项，但因李孝平取得的贷款为抵押担保贷款，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上述规定规制的范围。4、上述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协议中的内容除了双方确认的“借款1,300,000元，月利息2.2%，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共12个月借款利息343,200元”中本金实际应为1,296,000元（李晓红在2014年4月23日实际出借本金为的196,000元）、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外，其他的内容均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系合法有效的。综上，吴龙以李晓红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而主张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吴龙反诉要求李晓红返还3041058.33元（吴龙在庭审终结后将数额变更为2733745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吴龙主张上述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其支付给李晓红、李孝峰、李孝平的利息967127元应予返还，其多支付给李晓红、李孝峰、李孝平的款项1766618元应予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因吴龙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变更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仍按吴龙变更之前诉请的金额3041058.33元计算反诉案件受理费。2、因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吴龙与李孝峰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审理终结，吴龙在本案中将其与李孝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并列入本案处理范围，没有法律依据。3、李晓红诉请的借款本金1800000元来源于李晓红在2012年3月19日借给吴龙的300000元、在2012年7月4日借给吴龙的800000元、在2014年4月23日借给吴龙的200000元，以及李孝平在2014年4月22日借给吴龙的500000元，吴龙将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列入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4、吴龙主张其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即已付清李晓红借款本息，有违常理，且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吴龙反诉要求李晓红返还多付的款项，证据不足，有悖常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吴龙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确定问题。李晓红诉请吴龙偿还借款本金1,800,000元、支付借款利息1,597,200元（包括借款协议中确定的利息373,200元以及2016年7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期后利息另外按月息2%算至还清为止）。对于本金，因李晓红于2014年4月23日借款给吴龙时，预先扣除了利息4000元，实际只借给吴龙196,000元，因此这笔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96,000元，加上另三笔借款，借款本金共计1796,000元。对于利息：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确认“借款1,300,000元，月利息2.2%，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共12个月借款利息343,200元”，上述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月利率2%，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这笔借款本金的实际金额应为1,296,000元，因此借款本金1,296,000元在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12个月的借款利息应按月利2%计算为311,040元；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确认的“2014年4月22日借款500,000元，月利息2%，2016年4月22日至2016年7月22日的未付利息30,000元”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借款协议签订后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上述借款1,796,000元在2016年7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为1,221,280元。综上，吴龙还应偿还李晓红借款本金1,796,000元、支付李晓红2019年5月24日之前的利息1,562,320元（即311,040+30,000+1,221,280），并按月利2%支付2019年5月24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吴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反诉被告）李晓红借款本金1,796,0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吴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李晓红2019年5月24日前的借款利息1,562,320元，并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2%支付2019年5月24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李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吴龙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反诉原告）吴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98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李晓红负担19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吴龙负担16,79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56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吴龙负担。”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为：本诉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及本金及利息的确定问题；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及反诉请求标的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李晓红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吴龙要求其归还1,800,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主要依据系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吴龙在一审诉讼中以该《借款协议》无效进行抗辩，其认为无效的理由为其已经还清款项，且李晓红出借的资金涉嫌高利转贷和套路贷无权主张利息，其之前所还的利息应予返还，在上诉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一审中抗辩理由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借款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首先，该《借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所签字确认的，协议哪一方起草、是否面签，不构成对协议真实性予以否定的理由，吴龙作为一个开设多个公司企业且与多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判定合同内容的真实与否及预见签订该《借款协议》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该《借款协议》签订于2016年7月22日，李晓红依据该借款协议向吴龙催讨欠款未果后，2019年5月30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此期间，吴龙如认为该借款协议无效或可撤销的话，应该提出异议予以变更或撤销，或者提起诉讼主张无效或撤销，但吴龙却是对方提起诉讼后才对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在没有提交证据足以证实签订该协议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下，吴龙以该事实和理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法应不予采纳；其次，无证据证实案涉《借款协议》所涉及的资金构成高利转贷或套路贷。一审已经查明，案涉资金系由李晓红及李孝平通过抵押贷款所获得，而非信用贷款所获得，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不相符，不构成高利转贷；其三，吴龙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李晓红属于职业放贷人，也不足以证实李晓红在本案中的借贷行为构成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确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套路贷行为；其四，案涉《借款合同》中双方对于欠款1,800,000元的构成及还款时间、利息均予以了明确约定，该协议明确载明了500,000元借款系依据双方之间于2014年4月22日所签订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所发生的借贷，1,300,000元借款系2015年7月5日续签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所发生的借款，吴龙上诉也主张应该依据他们之间所签订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认定，故对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协议》有效与事实相符。对于案涉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很明确，吴龙对其已经依据约定归还了本息且已经多归还了的主张，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有关抗辩意见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据此，吴龙应该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予采纳。一审对于本诉部分的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吴龙提起反诉，请求确认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并请求判决李晓红返还吴龙多支付的利息及多付的其他款项3,041,058.33元，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反诉请求支付的标的额为2,733,745元（多支付的利息967,127元、多付款1,766,618元）。本院审理查明，对于《借款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本诉中已经进行了审理并认定了为有效合同，故对于该诉请不存在没有进行审理的问题。对于吴龙主张的返回多支付的利息问题，因该诉请与本诉的本金和利息事实认定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吴龙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多支付了利息的事实，再则，即使是认定合同无效，构成转贷牟利或套路贷，吴龙多支付的利息也应该依法收缴上缴国库，不可能作为吴龙多支付的利息予以退回何况不存在上述情形，故该反诉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本诉的审理就该项反诉请求作出了回应，并不存在没有审理的情况存在。本案本诉和反诉的事实认定基础应是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7月22日所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龙关于多支付了利息的诉请，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至于吴龙主张的多支付了1,766,618元，在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与本诉有关，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解决。关于反诉金额问题，吴龙在向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中及在一审庭审中请求支持的反诉金额为3,041,058.33元，一审庭审时间是2019年12月27日，吴龙提交变更诉讼标的金额申请为2020年1月9日，故一审法院按照其起诉及在庭审结束前主张的金额计算诉讼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龙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67元，由吴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燕青审判员  李建湘审判员  林海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赖春媚书记员杨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