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行终152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剑河县磻溪镇高引村十二组。负责人蒲昭义，组长。委托代理人蒲祖炳，村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剑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剑河县革东镇县府路8号。法定代表人肖金城，县长。委托代理人姜胜斌。委托代理人李德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凯里市北京东路21号。法定代表人罗强，州长。委托代理人杨秀成。一审第三人剑河县磻溪镇高引村十四组。负责人蒲组熙，组长。一审第三人蒲德锦，男，侗族。上诉人剑河县磻溪镇高引村十二组（以下简称高引村十二组）因与被上诉人剑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剑河县政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政府）及一审第三人蒲德锦、剑河县（以下简称高引村十四组）林业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6行初1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引村十二组与蒲德锦争议的“黄土坡”林地，四至（以面山为向）为上抵黄土坡正岭、下抵坳櫈田、左抵圭愁岭（蒲德锦称）、右抵蒲昭科山林，其具体范围为从拐角（高引村十二组称的“坳櫈”处）沿岭上毛路经坟墓右边（坐山为向）直上到黄土坡正岭，沿岭下到杨顺本山界坳，继续沿岭上到平鸟岭起点处，又从起点处沿“圭愁岭”（蒲德锦称）直下到田角，沿左边（面向）田边直到，沿路至起点止，面积约5亩。在剑河县政府的处理过程中，高引村十二组以剑河县平岑公社管理委员会于1983年8月20日向高引大队第四生产队颁发的剑林管字第113号《剑河县集体山林管理证》（以下简称113号山林管理证），记载的“圭愁岭”林地，主张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蒲德锦以剑河县政府于1983年8月20日向其父蒲祖沛颁发的剑林自字第143号《剑河县社员自留山证》（以下简称143号自留山证），记载的“托支”林地，主张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同时，蒲德锦提供工程基地造林经济技术合同、林木买卖合同、（2013）剑林采字第197号《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主张争议林地上的林木由其营造和管理。剑河县政府对双方的纠纷进行了处理，并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剑府发〔2017〕12号《县人民政府关于磻溪镇高引村十二组与本村十四组蒲德锦争议“黄土坡”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7〕12号处理决定），将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明确归高引村十四组集体享有，林地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将争议范围内原蒲德锦持证采伐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高引村十二组不服，向黔东南州政府申请复议。黔东南州政府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122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7〕122号复议决定），以剑河县人民政府未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现场指界为由，撤销剑河县政府作出的〔2017〕12号处理决定，由剑河县政府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蒲德锦不服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蒲德锦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7日作出（2018）黔26行初11号行政裁定，准予蒲德锦撤回起诉。2017年12月27日，剑河县政府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黄土坡”林地进行现场勘查。剑河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0日重新作出剑府发〔2018〕16号《县人民政府关于磻溪镇高引村十二组与本村十四组蒲德锦争议“黄土坡”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8〕1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明确归高引村十四组集体享有，林地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将争议范围内原蒲德锦持证采伐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高引村十二组不服，向黔东南州政府申请复议。黔东南州政府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9〕67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9〕67号复议决定），维持剑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16号处理决定。高引村十二组仍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剑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16号处理决定和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的〔2019〕67号复议决定；2.剑河县政府和黔东南州政府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剑河县政府在重新处理的过程中，已组织争议双方对争议林地进行现场勘查。根据对争议林地进行现场勘查情况，高引村十二组提供113号山林管理证，所记载“圭愁岭”林地的四抵范围，并没有涵盖争议林地范围，故不能以该管理证作为高引村十二组享有争议林地权属的有效证据。蒲德锦提供剑河县政府向其父蒲祖沛颁发的143号自留山证，所记载“托支”林地的四抵范围，已涵盖争议林地范围，故该自留山证应作为蒲德锦享有争议林地权属的有效证据。剑河县政府根据蒲德锦提供的143号自留山证，将争议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明确归高引村十四组集体享有，林地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剑河县政府根据蒲德锦提供工程基地造林经济技术合同、林木买卖合同、（2013）剑林采字第197号《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等证据，认定蒲德锦在争议地范围内有造林、抚育和采伐林木的经营管理的事实，并将争议范围内原蒲德锦持有的《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所采伐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黔东南州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剑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16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已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黔东南州政府作出〔2017〕122号复议决定，撤销剑河县政府作出的〔2017〕12号处理决定，由剑河县政府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剑河县政府在重新处理的过程中，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2月27日对争议的“黄土坡”林地进行现场勘查。在重新核实证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2018〕16号处理决定，并不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高引村十二组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引村十二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高引村十二组承担。高引村十二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责成被上诉人限期确认本案所争之地的权属。事实和理由：1.本案基本事实如下：（1）上诉人与高引村十四组在山林三定前，同属于高引村第四生产队，家庭联产承包到户时，该生产队分为四个小组（即第十一至十四小组），各小组对林地的管辖范围是通过1980年5月21日第四生产队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分成四个片区后抓阄确定。（2）组与组的分山界限是根据沿老路破大坡走大岭的原则划分的，这种划分属于历史事实和生活经验。（3）个人的山林权证的范围应当包括在组集体范围内。（4）高引村十四组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证据及未参加本案庭审活动。（5）本案只存在林地权属争议，不存在林木权属争议。2.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本案属于两个组之间的边界纠纷，必须确认争议双方集体权属及管辖的四至范围是否涵盖争议地。（2）蒲德锦以其个人的山林证作为其小组的证据主张小组的权属是否合法。（3）蒲德锦的山林证是否可以超越小组集体管辖范围。（4）蒲德锦单方面称的圭愁岭权源从哪里来。（5）蒲德锦撤诉后，是否还能主张权属。（6）本案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是复印件是否有证明力。（7）剑河县调处办干部在处理期间代理该案一方当事人是否合法。3.一审判决出现文字错误及逻辑错误。4.一审采信证据错误。5.从时间上山林证表早于自留山管理证登记表，印证了先集体后个人分山程序；从内容上讲个人的自留山管理证登记表包含在集体的山林权证表；从证明力上讲集体的山林证表大于个人的自留山管理证登记表；蒲德锦的自留山管理证登记表颁发早于其山林证，属颁证在前填表在后，不符合逻辑。6.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仅对上诉人的“坳櫈”进行论证，未对“凹吨田”的位置进行查明。本案被上诉人确认“坳櫈”位置的理由是“本府采信双方一直确认的‘坳櫈’位置，不采信申请人单方面确认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认定位置的依据是双方认可与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明显不符合规定。7.一审适用法律错误。8.本案还存在其他认定错误和没有查明的事实。9.一审庭审不符合常规程序。被上诉人剑河县政府二审辩称，1.关于上诉人称的“示意图问题”。（1）答辩人在处理该案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争议山进行现场踏查指界后制作的“示意图”，是按照调处程序完成，其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不符。（2）答辩人对林权争议案件的处理，处理决定所附示意图都是在现场踏查示意图标注因子基础上增加标注处理决定权属界线的示意图，不可能直接用现场踏查示意图作为处理决定示意图。2.关于上诉人对“‘山权证表’与‘自留山林管理证登记表’分析情况”的答辩。“林业三定”时期，林权证的颁证程序是先填林权证，颁发林权证给持有人时才填登记表，林权证的日期早于登记表或与登记表同一天，是当时该项工作的正常程序。3.关于上诉人称，“该林权争议案争议的只是林地权属，林木权属不存在争议”问题。答辩人认为这一说法不属实，因为上诉人提交《调处申请》中的“申请请求”第二点就有“依法由被申请人返还砍伐‘黄土坡’一幅山林76个立方米的杉林木给申请人集体”的内容，表明上诉人不仅主张争议林地权属，同时还主张蒲德锦2013年持采伐证采伐争议林地范围内林木的权属。因此，答辩人同时要对争议林地范围内的林地林木进行处理确权。4.关于上诉人称“第三人蒲德锦的代理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程序违法的问题”。该林权争议的第一次行政处理时，因蒲德锦长年在外务工不能参加调处各程序，依法委托吴定汁作为其代理人参加调处，并不是作为该林权争议案的调处办案人员。第一次处理决定被州政府复议撤销，答辩人又组织第二次踏查争议现场后，由于高引村十二组明确要求吴定汁不能作为蒲德锦委托代理人，在第二次行政处理程序中，吴定汁既不是蒲德锦代理人也不是该林权争议案调处办案人员，上诉人的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一审第三人蒲德锦二审辩称，1.对上诉人诉称，“第三人蒲德锦以剑河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8月20日向其父亲蒲祖沛颁发的143号自留山证”......从哪里来？属于伪造的证据的答辩。蒲德锦持有的143号自留山证是剑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蒲祖沛（系蒲德锦父亲）拥有“托支”（地名，其包括坳櫈、黄土坡、岗托知等小地名）一片山林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凭据。该“山证”一是盖有剑河县政府的公章，二是剑河县档案馆存放有颁发该山证的《登记表》，二者记载的资料一致，可印该山林权属的来源。上诉人诉称“伪造”之言，纯属瞎编无根据。2.对上诉人诉称，“第三人蒲德锦的山林证…其四抵哪里为上？哪里为下？…山林证填写20亩，…属于翻越‘黄土坡’这座山越界填写的面积”等答辩。（1）蒲德锦持有的143号自留山证记载：地名“托知”，以坐山为向四至为：上抵圭愁岭、下抵帮修洞脚、左抵生（顺）本界、右抵凹吨（坳櫈）田。四至地名、地形明了清楚，且该山林的上抵线“圭愁岭”与上诉人持有的113号山林管理证（地名：毫圭愁）记载的上抵线“凹吨”同在一条线上。蒲德锦的自留山证上抵“圭愁岭”，就是位于上诉人“毫圭愁”这幅山的岭头（蒲德锦与上诉人的山林界线实际以该岭为界，两山分别位于该岭南、北方向的两面山。“毫圭愁”为侗语，意译为“圭愁湾”）。（2）林业三定时期，对山证面积的填写只是一个估计数据，没有具体测量，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蒲德锦持有的143号自留山证四至清楚并涵盖争议山（相反上诉人持有的113号山林管理证未涵盖争议山）。剑河县政府明确该山林权属给蒲德锦享有是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3）蒲德锦在“坳櫈”黄土坡一带有造林和长期经营管理林木林地的事实。3.对上诉人诉称，蒲德锦委托代理人为其代理该案属于程序违法的答辩。鉴于蒲德锦及其家属长期外出打工，未能随时参加本案调处的实际困难，起初委托一位亲戚作为本案的代理人是事实，也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根本上不存在违法。但在剑河县政府进行第二次调处中，被本案的上诉人“剥夺”后，为息事宁人蒲德锦只好放弃该权利，也就是不再委托任何人。被上诉人黔东南州政府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高引村十四组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高引村十二组提供的113号山林管理证记载的“圭愁岭”林地和蒲德锦提供的143号自留山证记载的“托支”林地能否涵盖争议范围，亦即113号山林管理证“圭愁岭”林地上抵“坳櫈”和143号自留山证“托支”林地右抵“凹吨田”具体位置。首先，上诉人高引村十二组和一审第三人蒲德锦均认可“坳櫈”位于高引去天柱和八卦村交叉路口处，而高引村十二组单方面主张拐角处也称“坳櫈”，结合剑河县政府现场踏查人员对杨顺堂、蒲绍科、蒲绍煜等高引村村民的询问笔录，被调查村民亦认为“坳櫈”位于高引去天柱和八卦村交叉路口处。故剑河县政府采信“坳櫈”位于高引去天柱和八卦村交叉路口处，确认高引村十二组提供的113号山林管理证不能涵盖争议范围，并无不当。其次，对于“凹吨田”的具体位置，蒲德锦主张位于争议的“黄土坡”山脚，高引村十二组在（2018）黔26行初11号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高引村十二组与高引村十四组边界纠纷示意图》中也载明争议林地山脚的农田统称“坳櫈（凹吨）田”，由此可以看出，高引村十二组与蒲德锦均认可“凹吨田”位于争议林地山脚，与143号自留山证“托支”林地右抵“凹吨田”位置相吻合，故剑河县政府确认蒲德锦提供的143号自留山证“托支”林地涵盖争议范围，并无不当。高引村十二组主张一审未查明“凹吨田”的位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蒲德锦提供的143号自留山证记载的“托支”林地四抵范围涵盖整个争议地范围，且蒲德锦在争议林地范围内还有造林、抚育、采伐等经营管理事实予以佐证，该证可以作为处理本案林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高引村十二组提供的113号山林管理证不能涵盖争议范围，不能作为处理本案林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因此，剑河县政府将争议林地所有权明确给高引村十四组，林地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并无不当。《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本案剑河县政府基于蒲德锦在争议地范围内有造林、抚育和采伐林木的经营管理的事实，将争议范围内原蒲德锦持证采伐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归蒲德锦享有，也符合上述规定。高引村十二组主张“本案只存在林地权属争议，不存在林木权属争议”，但其向剑河县政府提交的《山林土地权属调处申请》中申请请求第二项即为“依法由被申请人返还砍伐‘黄土坡’一幅山林76个立方米的杉林木给申请人集体”，表明其不仅申请调处争议林地的权属，还要求调处争议林地范围内的林木。基于高引村十二组的调处申请，剑河县政府明确争议林地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亦无不当。高引村十二组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引村十二组主张蒲德锦的代理人吴定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现有证据证实剑河县政府的本次调处人员并非吴定汁，其作为蒲德锦的妹夫，有权代理蒲德锦参与2017年12月27日的现场勘查。高引村十二组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引村十二组主张蒲德锦在对（2018）黔26行初11号案申请撤诉后，已不具有主张争议林地权属资格的问题。本案中，蒲德锦申请撤诉的法律效果，仅为不能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对〔2017〕122号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影响剑河县政府对争议林地的重新处理，亦不影响蒲锦德在重新处理中的参与。高引村十二组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引村十二组主张〔2017〕12号处理决定被复议撤销后，剑河县政府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了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问题。本案中黔东南州政府作出〔2017〕122号复议决定撤销〔2017〕12号处理决定的理由是未组织双方当事人指界，违反法定程序。在重新处理时，剑河县政府已于2017年12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踏查，作出〔2018〕16号处理决定并不违反行政复议法的上述规定。高引村十二组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后，黔东南州政府受理高引村十二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维持〔2018〕16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引村十二组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剑河县磻溪镇高引村十二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垦审判员 黄 瑶审判员 陈显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谭华良书记员马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