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9720号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3007148578），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道丰年村丰安路15号-2门30室法定代表人：赵秀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古银，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长忠，男，该公司员工。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5056634035999），住所地安阳市殷都区钢花路梧桐园小区4号楼1单元802室法定代表人：余素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峰，男，该公司职员。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真公司）与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华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古银、高长忠，以及中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尚未履行和未履行完毕的10份合同（2018年5月17日的合同1份、2018年5月28日的合同1份、2018年5月29日的合同1份、2018年6月5日的合同1份、2018年6月6日的合同2份、2018年6月13日的合同2份、2018年6月21日的合同1份、2018年8月24日的合同1份）；2.判令中利公司返还华真公司货款1789616.9元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16日起算）；3.判令中利公司赔偿应为华真公司开具金额4792535.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未开造成的税金损失暂计120000元；4.判令中利公司支付违约金505300元；5.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由中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自2018年4月建立合作关系，2018年4月至8月双方签订多份《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约定采购货物金额850万余元。合同履行期间，中利公司多次超期履行合同且部分合同不能完全履约，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双方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确定中利公司超期履行和部分钢材尚未发货的事实，价款2526500元，中利公司承诺2018年8月15日前向华真公司送达未发货部分钢材至华真公司指定仓库，如中利公司再次逾期应无条件全额退还华真公司已支付货款并承担合同金额20%违约金。合同履行期间，华真公司向中利公司汇款8162612.6元，收到退还货款145000元，收到中利公司发送货物金额6227995.7元，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435460元，中利公司尚有4792535.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向华真公司开具，截止目前已为华真公司造成12万余元的税金损失，尚有1789616.9元的货物未发送，签订日期为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6月6日（2份）、2018年6月13日（2份）、2018年6月21日、2018年8月24日的合同尚未全部履行和未履行。中利公司辩称，华真公司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合同是虚假的，对双方是否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发货、开具发票的事实均不清楚，认可收到过华真公司的汇款8162612.6元，该款项已被转至齐翠华个人账户，对华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清楚，应当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华真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采购合同16份、微信聊天截图1组，拟证明华真公司与中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事实；2、汇款明细1份，拟证明华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利公司账户支付8162612.6元；3、补充协议1份，拟证明双方对履约部分、未履行部分进行确认，中利公司承诺继续履行发货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4、电子缴税付款凭证1份，拟证明因中利公司未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华真公司造成的部分损失；5、河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拟证明中利公司依据合同履行情况向华真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实；6、齐万振2018年12月3日书写的证明1份，拟证明齐万振以中利公司名义与华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7、华真公司与其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14份、收货确认函8份，拟证明中利公司将货物交至华真公司指定客户的事实。中利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相对方的身份不能确认，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加盖的印章不确定是中利公司的印章，证据2与中利公司查询的银行流水一致，对证据3、4、6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是齐万振以中利公司名义开具，证据7无法证明与中利公司的关联性。中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银行交易流水1份，拟证明华真公司所汇款项均被齐万振转入个人账户，款项下落不明；2、齐万振书写的证明2份，拟证明齐万振于2017年以后经营中利公司，是中利公司的实际经营人；3、安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公安机关已受理中利公司的报案。华真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3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的认证意见：华真公司当庭出示了微信聊天使用的手机，聊天双方为申古银和齐万振，齐万振昵称为“国安”，微信号×××，手机载体中保存的聊天记录与截图一致，能够反映出双方签订采购合同、补充协议、汇款、交换开票信息、交流送货情况的过程，与采购合同、证据2、3、5、6、7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采信，证据4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中利公司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证据2中齐万振的笔迹与华真公司的证据6无明显不同，且中利公司就证据2、3均出示了原件，华真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华真公司的工作人员申古银与案外人齐万振通过微信相识，齐万振自称胡云霖，以中利公司名义与华真公司通过微信订立多份钢材采购合同，每次签订合同的流程为：齐万振在供方经办人处签名“胡云霖”并加盖中利公司的印章后，通过微信将合同发送给申古银，华真公司将合同打印，在需方经办人处签名“申古银”并加盖华真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后，拍照再发送给齐万振。双方签订合同的明细为：2018年4月24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80吨，合同价款1616420元，预付款400000元；2018年5月8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4吨，合同价款142120元，无预付款；2018年5月15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5吨，合同价款146020元，无预付款；2018年5月16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5吨，合同价款146020元，无预付款；2018年5月17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160吨，合同价款656000元，预付款150000元；2018年5月24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5吨，合同价款145950元，无预付款；2018年5月25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35吨，合同价款146230元，无预付款；2018年5月28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100吨，合同价款405000元，预付款350000元；2018年5月29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100吨，合同价款417000元，预付款120000元；2018年6月5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60吨，合同价款243000元，预付款120000元；2018年6月6日签订合同2份，其中一份采购钢材500吨，合同价款2025000元，预付款600000元，另一份采购钢材106吨，合同价款442910元，预付款400000元；2018年6月13日签订合同2份，其中一份采购钢材150吨，合同价款665500元，预付款190000元，另一份采购钢材100吨，合同价款405000元，预付款200000元；2018年6月21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130.2吨，合同价款539028元，无预付款；2018年8月24日签订合同1份，采购钢材68.9吨，合同价款303160元，无预付款。每份合同均约定了交货日期，第二条交货时间与地点，2.2逾期交货超过7天的，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应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2.4供方必须凭需方盖章的提货单和提货委托书原件方可交货。第四条产品的价格与货款结算，本合同签订时，需方须支付预付款，余款根据供方提供实际交货明细重量后，按实际收货量结算，支付余款；需方一次付清全款的，供方在交货后7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第六条违约责任，供方逾期交货的，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计算，每逾期一日向需方支付千分之三违约金。每份合同附表均载明货物品名、规格、牌号、产地、净重、单价、交货仓库。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华真公司陆续向中利公司支付货款8162612.6元，银行流水中显示对方户名为中利公司，开户行建行安阳铁西支行，每笔款项备注均为“货款”。期间，申古银于2018年7月24日16：00通过微信向齐万振发送《补充合同》，齐万振于2018年7月30日14：43将盖有中利公司印章的《合同补充协议》发送给申古银，协议内容为“甲方（中利公司）由于未按合同约定的交货期交付乙方（华真公司）钢材货物，甲方交货日期严重超期，给乙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保证以下货物（明细见本合同表格）于2018年8月15日前发到乙方指定的仓库，若甲方交货日期再次逾期，甲方无条件全额退还已支付货款至乙方指定账户，并应当按合同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货款及违约金必须在2018年8月16日前到达乙方指定账户。2018年5月至2018年6月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未发货明细如下：冷硬卷板，规格1.0*1250，20吨；冷硬卷板，规格1.25*1250，40吨；冷硬卷板，规格1.45*1250，420吨；冷硬卷板，规格1.1*1250，40吨；冷硬卷板，规格1.37*1250，60吨；冷硬卷板，规格0.66*1250，40吨；冷硬卷板，规格0.7*1250，80吨；冷硬卷板，规格0.9*1250，40吨；冷硬卷板，规格1.0*1250，20吨。以上货物乙方已支付货款2526500元，甲方确认已收到此笔货款。现甲方做出承诺：从2018年7月25日起，每天给乙方发货35吨-70吨”。中利公司陆续退还部分货款，明细为：2018年8月15日退45000元，2018年9月19日退50000元，2018年9月20日退50000元，共计145000元。申古银与齐万振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涉及了中利公司的营业执照、双方的账户信息、产品质量证明书、送货情况，2018年10月29日20：00，齐万振发送了余素娟、胡云霖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上胡云霖的身份证号码经核实为齐万振。关于合同履行情况，华真公司根据中利公司供应钢材的规格确认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6月6日（2份）、2018年6月21日、2018年8月24日签订的合同未全部履行发货义务，2018年6月5日、2018年6月13日（2份）的合同未履行发货义务，每次送货均通过微信或电话沟通送货地点、联系方式，由中利公司将货物送至华真公司的指定仓库，并由华真公司的客户从指定交货地点提货。中利公司称其自2011年5月之后处于歇业状态，2017年以后由齐万振负责经营，当时中利公司的总经理袁磊与齐万振协商由齐万振接手该公司，并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对公账户交由其使用，齐万振负责经营期间自行招聘了财务人员，但齐万振并非中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中利公司对涉案合同签订、履行以及中利公司的财务状况均不了解，中利公司已于2018年9月初收回公章，此后齐万振却与另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加盖了中利公司的印章，其中两家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现中利公司既不同意返还货款，也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齐万振于2018年12月3日向华真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齐万振是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员工，职位业务代表。2018年公司委派我与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合同加盖公章。履行过程中，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向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发送4792535.7元货物并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以上货物属于安阳市中利商贸的名义向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发货，以上所有陈述属实”。2018年11月16日，齐万振向中利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由本人自2017年元月至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在经营过程中与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昀业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天成车辆配件有限公司、济南上州商贸有限公司、济南钢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南花都柜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沂机远钢材有限公司、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洛阳美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新乡市正龙钢材有限公司、漯河市金隆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和个人所产生的债务及税票问题。由于我个人原因拖欠部分企业和个人增值税发票和货款，至今未履行完在我本人经营过程中和企业及个人的合同约定，公司及法人代表和股东对我在经营中的具体情况概不知情，这一切所要产生的刑事及民事责任均由我本人负责，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没有关联……”，证明末尾签名处有齐万振签名并捺印，见证人处有袁磊、刘燕峰签名、捺印。华真公司曾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为（2019）津0110民初767号案件，后于2019年6月17日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华真公司的起诉，并移送安阳市公安局处理。安阳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4日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齐万振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中利公司自愿将其营业执照、公章、对公账户交由齐万振使用，期间齐万振以中利公司名义与华真公司通过微信签订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华真公司依约将货款付至中利公司账户，中利公司向华真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利公司应当对其出借证照的行为承担后果，涉案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对华真公司、中利公司均具有约束力。虽然华真公司未提供直接收货的证据，但聊天记录中涉及货物交接的细节，与合同约定的指定交货地点、华真公司客户出具的收货确认函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中利公司曾履行部分发货义务，并因其未履行全部发货义务，与华真公司达成了承诺供货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确认了钢材销售合同的未发货明细，中利公司认可华真公司已支付该部分货物款项2526500元，并承诺继续履行供货义务，华真公司当天又付款700000元，于2018年8月24日、2018年8月30日分别支付200000元、80000元，扣除中利公司已退还的145000元，中利公司应当继续供应3361500元的货物。现华真公司主张中利公司未完成后续全部供货义务，中利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供货的事实，又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华真公司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华真公司在庭审中明确了合同履行情况，中利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鉴于中利公司作为供货一方，其有能力对供货情况作明确说明却拒绝说明，应当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本院对华真公司主张解除的合同予以确认。华真公司在诉讼前未通知中利公司解除合同，其以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本院以中利公司收到起诉状的时间即2019年12月2日作为合同解除日期。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双方均已履行的部分维持现状，不再承担互相返还义务；中利公司终止履行供货义务，并退还华真公司已支付的未发货部分货款。关于退款数额，华真公司已付款8162612.6元，齐万振作为当时中利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出具证明确认了未开票货物金额4792535.7元，加上已开票金额1435460元，中利公司实际供货6227995.7元，再扣除中利公司已退还货款145000元，中利公司应退还货款1789616.9元。关于利息，华真公司依据补充协议确定利息起算日期，其实质仍属于违约金，与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不能重复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华真公司主张的税金损失不能证明与中利公司的关联性，且其损失数额只是暂估，缺乏确定性，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华真公司依据补充协议确定的2526500元的20%主张，鉴于中利公司后续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基于公平原则，本院调整为按1789616.9元的20%计算违约金，即357923.38元。关于本案与刑事案件的关系，中利公司将其证照、公章、对公账户交由齐万振使用，并对齐万振经营期间的情况完全不清楚，表明中利公司当时完全由齐万振自主经营，其作为该公司的主管人员，以中利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即便其本人构成刑事犯罪，亦不能免除中利公司的民事责任。况且，现有证据显示齐万振以中利公司名义先后与多家企业订立合同，订立、履行合同的具体情形不相一致，齐万振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难以确定。另外，在合同签订、履行期间，华真公司对中利公司与齐万振之间的关系无从知晓，其内部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华真公司，如齐万振的行为构成犯罪，中利公司在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向齐万振进行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10份《采购合同》自2019年12月2日起解除（合同明细：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合同1份、2018年5月28日签订的合同1份、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合同1份、2018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1份、2018年6月6日签订的合同2份、2018年6月13日签订的合同2份、2018年6月21日签订的合同1份、2018年8月24日签订的合同1份）；二、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789616.9元；三、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57923.38元；四、驳回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59元，由原告天津华真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69元，由被告安阳市中利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19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彩月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