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兰，女，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帅娜，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建军，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茂湘，湖南志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兰因与被上诉人董建军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建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董建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运用证据规则，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不予认定2013年11月26日转账到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骏普合伙企业）账户3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和财产份额所有权人为何兰，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目前何兰和董建军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的原件未能提交，但是出庭作证的证人车伟用手机对该协议的原件拍了照，并当庭提供和演示了拍摄、保存该照片的过程、原始载体和路径，与火车票相佐证；同时车伟与另一合伙人骆某均确认本案《代持股协议》上的签名是董建军本人笔迹，在询问其是否对该签名进行技术鉴定时，其也表示不申请鉴定。结合骏普合伙企业出具的《确认书和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董建军名下30万元出资为代何兰持有，董建军没有对骏普合伙企业履行知识产权出资义务，加上何兰提交的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出具的《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载明的2013年11月25日（《代持股协议》签订后第10日）何兰向董建军账户转账30万元，董建军于第二天又以“加急”的转账方式将30万元转至骏普合伙企业。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董建军名下骏普合伙企业30万元的货币出资人及财产权利人是何兰。2.一审对骏普合伙企业出具的《确认书和情况说明》以吴明星系何兰前夫为由不予认可没有法律依据。该《确认书和情况说明》是骏普合伙企业出具的书证，并非吴明星个人的证人证言，吴明星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执行合伙人在书证上的签字属于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且吴明星与何兰早已无夫妻关系，一审以出具证据的单位执行合伙人是何兰的前夫而认定证据无效无法律依据。3.一审认定《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记录2015年12月11日何兰支付董建军骏普合伙企业股权分红188999.52元和94499.76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清单明确记载董建军支付给何兰股权分红94499.76元，而不是何兰支付给董建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与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董建军作为一审原告，向何兰提出支付“财产份额转让款”60万元和逾期付款的违约金65.49万元，则其应当对其在骏普合伙企业实际出资60万元的事实负有法定的证明责任和义务。显然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条约定的3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义务，那么董建军就没有权利要求何兰支付该30万元出资对应的财产份额转让款30万元。一审判决既已认定“本案中，原、被告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是否履行了30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义务”，那么就应当认定董建军未实际履行30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义务，并驳回董建军对应的财产份额30万元转让款的诉请。然而一审判决却将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转嫁到何兰身上，不仅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且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有新的证据证明，董建军确实没有履行30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义务，且何兰履行了3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转为货币出资后的出资义务。骏普合伙企业注册出资225万元，胡彦伟货币出资40万元、骆某货币出资40万元、车伟货币出资40万元、吴明星货币出资20万元和认缴知识产权出资25万元、董建军代何兰货币出资30万元和认缴知识产权出资30万元（何兰和吴明星曾表示将名下知识产权转让1~2项到董建军名下以其名义知识产权出资30万元），2015年11月17日前完成。因董建军仅在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工作不到4个月就离开了，失去了骏普合伙企业出资的基础，故2015年11月30日和2016年3月17日吴明星将合计65万元投资款转入骏普合伙企业，骏普合伙企业实收货币出资225万元，并不存在董建军3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和货币出资（除代何兰持有的30万元以外），何兰也没有向董建军支付60万元转让款的事实基础，故《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与客观事实不符，不是何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民事法律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董建军的诉讼请求。董建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6月17日，骏普合伙企业的全部股东共同签署了《变更决定书》，同意董建军退伙，并将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何兰，根据《变更决定书》，董建军与何兰签订了《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二、一审证据采信恰当，何兰所谓代持股的理由不能成立。1.董建军从未与何兰签订过《代持股协议书》，何兰也无法提供原件，其提交的照片有造假可能，不足为凭。2.何兰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非公职人员，其实名持股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完全没必要委托董建军代持股，进一步说明代持股的虚假性。3.骆某、车伟均系骏普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与何兰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很低。4.骏普合伙企业出具的《确认书和情况说明》不客观、不真实，该合伙企业的吴明星系何兰前夫，吴京泽系何兰与吴明星之子，显然这是一家“家庭店”，与何兰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一审不采信其出具的《确认书及情况说明》正确。5.何兰全盘否认董建军持股60万元的事实，却又于2015年12月11日将26.66%份额的合伙分红款188999.52元转账给董建军，自相矛盾。如是代持，何兰不可能给董建军转分红款。6.董建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何兰。董建军与何兰2016年6月17日签订的《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经过了全体合伙人的认可，且经过了工商登记备案，目前仍保存在工商登记档案，其证明效力明显大于何兰提供的所有证据。该转让协议书直接证实了截至2016年6月17日董建军在合伙企业占有26.66%的份额，其中30万元的现金出资和30万元的无形资产股，何兰与董建军同意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还约定了相关转让方式及违约责任等，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三、何兰称履行了3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转为货币出资后的出资义务不成立。1.董建军早已完成了30万元的货币出资和30万元的无形资产出资。2.2016年6月17日签订《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时，何兰并没有货币出资30万元给骏普合伙企业。3.董建军的26.66%的份额转让给何兰后，何兰是以货币出资还是以无形资产出资给合伙企业均与董建军无关。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何兰立即支付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款60万元，截至2019年元月16日的违约金54,900元，合计654,900元；2.由何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4日，董建军与案外人吴明星、胡彦伟、车伟、骆某签订《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设立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建军认缴出资60万，占出资总额26.66%，其中货币出资30万，在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前缴纳，其余认缴出资（知识产权出资30万）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年内缴足。2013年11月26日，董建军将30万元打入骏普合伙企业账户，完成货币出资。2016年6月17日，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签署《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同意董建军将财产份额转让给何兰。当日，董建军、何兰签订《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董建军以6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26.66%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何兰，何兰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财产份额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董建军，同时董建军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何兰，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同时，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如何兰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董建军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第八条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董建军）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转让协议签订后，董建军按约定协助何兰办理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何兰未按约定支付董建军转让款。在提交答辩状期间，何兰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该移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或者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湘1021民初2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何兰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何兰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8月2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10民辖终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董建军将其持有的骏普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何兰而发生的纠纷，应定性为财产份额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所涉300,000元的货币出资是否属于董建军为何兰代持份额；二、董建军是否实际履行了300,000元的知识产权出资义务；三、何兰是否应支付董建军财产份额转让款600,000元和违约金54,900元。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董建军提交的证据《投资出资确认书》和平安银行广州羊城支行的指令查询结果足以证明董建军货币出资30万元的事实，其举证责任已完成。何兰提出货币出资的30万元系董建军为何兰代持份额的主张，依法何兰应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举证责任在何兰。何兰提交了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和《代持股协议书》打印件、骆某、车伟证言等证据。经查，《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上面记录何兰于2013年11月25日向董建军转账30万元的事实，但何兰系基于何种原因向董建军转账，无法认定。《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上面记录何兰于2015年12月11日支付董建军骏普股权分红188999.52元和94499.76元，但上述金额系多少合伙份额的分红款，以及何兰因何要支付给董建军，其本身亦无法证明。《代持股协议书》来源于手机摄影，无原件，证人骆某、车伟未亲眼见证董建军、何兰签订过程，无法证实该《代持股协议书》是否真实签订及实际履行。何兰的证据不能证明董建军为何兰代持财产份额的事实，何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何兰的该项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董建军认为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是以他在投资领域的人脉和工作经验作为出资的，为此，董建军提供了《情况说明》和四张照片予以证明。经审查，《情况说明》系董建军的本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四张照片也看不出董建军以人脉和工作经验出资的事实，也即董建军不能证明其以人脉和工作经验作为出资的主张。何兰认为董建军并未完成知识产权出资，并提供了《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2018年10月10日《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以及证人车伟的证言予以证实。经查，《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签订于2014年4月10日，其内容不能证明至2016年6月17日董建军、何兰签订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时董建军仍未完成知识产权出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没有时间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吴明星的出资方式记录为“货币与知识产权”，与2018年10月10日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记录的吴明星的出资方式“货币”不符；同时，何兰亦未提供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其增加300,000元货币出资替换了知识产权出资的主张。车伟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认为，何兰的证据亦无法证实董建军未完成知识产权出资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董建军、何兰的证据均无法证明董建军是否实际履行了300,000元的知识产权出资义务。因董建军提交的《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董建军将其财产份额作价600,000元转让给何兰，何兰认为董建军实际没有完成知识产权出资，其不应该支付知识产权相应对价给董建军，举证责任在何兰。在何兰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董建军、何兰所签订的《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董建军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26.66%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了何兰，并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则何兰亦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董建军财产份额转让款60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董建军要求何兰支付财产份额转让款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因何兰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财产份额转让款，董建军依照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要求何兰按逾期部分转让款万分之一/每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从逾期之日（即2016年7月18日）计算至2019年元月16日，共计54,780元（1/10,000×600,000元×913天），一审法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限被告何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董建军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款600,000元，违约金54,780元（从2016年7月18日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共计654,780元；二、驳回原告董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49元，由被告何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何兰提交了证据四组，有部分证据一审提交过，但是因董建军一方一审提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所以就补全了公章提交。第一组证据：镇江新区行政审批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骏普合伙企业变更决定书，与一审时提交的证据3（《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拟共同证明2016年6月17日何兰名下认缴和实缴出资60万元全部为货币，不存在董建军以30万元知识产权对骏普合伙企业出资。2016年6月17日何兰“受让”60万元出资份额当天，通过以货币30万元代董建军填实尚未履行的以知识产权认缴的30万元出资义务的形式完成了3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所以对于董建军名下3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认缴），何兰没有义务再另行支付给董建军所谓的转让款。第二组证据：合伙企业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与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拟共同证明骏普合伙企业注册资金225万元，截至2019年5月29日完成实收资本225万元后未发生过变化，其中吴明星实缴出资为货币125万元，组成为：受让胡彦伟、车伟出资各40万元计80万元，以隐名投资人谢小品名义交付的10万元，吴明星交付35万元，说明该企业中没有任何合伙人以任何知识产权的名义履行实缴出资的情况。第三组证据：骏普合伙企业明细分类账、江苏银行贷记通知单付款人为吴明星二份，付款人为谢小品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吴明星与谢小品），拟证明骏普合伙企业的出资记录记载董建军仅有2013年11月30日30万元，不存在另外30万元出资的事实。吴明星2015年11月30日交付的55万元中有30万元是代何兰交付的登记在董建军名下30万元知识产权超期未出资的部分；合伙企业存在隐名合伙和代持财产份额的惯例。第四组证据：镇江新区行政审批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共三份、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明细分类账，拟证明骏普合伙企业是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认缴出资225万，原来是包括知识产权的，2015年10月19日章程修正已经全部改为货币，所以骏普合伙企业也将合伙人的出资全部改为货币，骏普合伙企业出资款225万元全部转入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也能证明何兰在2015年11月30日就已经以30万的货币向骏普合伙企业履行了董建军名下的知识产权出资转化为货币出资后的出资义务。董建军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1.骏普合伙企业的登记人为吴明星、吴京泽、骆某，其中吴明星是何兰的前夫，吴京泽是吴明星和何兰的儿子，说明这是一家夫妻店、家庭店，合伙企业出具的证明和骆某的证言因与何兰有直接利害关系，均不能采信；2.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更进一步证实董建军将持有合伙企业26.66%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何兰的事实；3.董建军转让26.66%的份额给何兰，经过了全体合伙人的同意；4.原一审已经提交的不是新证据，并不是因为我方在一审中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此份证据就可以在二审当做新证据提交，且不能证明2016年6月17日当天何兰有30万元的货币出资，因吴明星仍然有知识产权出资，更不存在何兰以货币出资代替董建军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1.第二组证据属于董建军退伙之后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可以证实吴京泽的份额系从其母何兰处受让而取得；3.结合第三组证据，则吴明星的出资额为155万元（受让胡彦伟40万元，受让车伟40万元，2015年2月8日10万元，2015年11月24日55万元，2016年3月7日10万元），与其工商登记的125万元不相符。另外在合伙企业设立的时候，吴明星有25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董建军有30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对第三组的意见：1.更进一步证实董建军货币出资30万元的事实，而另外30万元则是以董建军的人脉资源、经营管理能力、经验、水平作无形资产出资；2.如明细分类账属实，则吴明星共出资155万元，反过来证明何兰2016年6月17日受让时并未出资30万元替代董建军30万元的无形资产；3.吴明星转让份额给第三人谢小品目前无法判断真伪，即使转让属实，也侵害了其他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转让行为无效；所谓的吴明星代何兰出资3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董建军名下26.66%的份额不容侵犯。对第四组证据：1.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骏普合伙企业将225万元转让到了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2.从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股东来看，大股东仍然是吴明星、吴京泽以及骏普合伙企业（吴明星控制），完全由何兰一家控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出具的证据不应当采信；3.何兰和吴明星有权修改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章程，有权将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出资方式全部改变为货币出资，但何兰和吴明星无权将骏普合伙企业的出资方式由“货币＋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因为骏普合伙企业的章程规定了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必须征得董建军等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更改出资方式；4.虽然2015年10月19日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把出资方式全部改为货币出资，但2016年6月17日骏普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表”中吴明星的出资仍然显示为85万元的货币与知识产权出资，说明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更改出资方式不影响骏普合伙企业的出资形式。对于吴明星来说，出资给合伙企业还是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只不过是左右手的关系，没有区别。且何兰提交的证据即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里面第六条的股东的姓名和出资方式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有一个货币和非专利技术出资，这个非专利技术实际上是管理经验、知识水平、人脉资源进行出资，也可以证明董建军的出资是早就已经完成了。对何兰二审中所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董建军对第一组证据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符合客观事实，该组证据不能证明2016年6月17日何兰通过以货币30万元代董建军填实尚未履行的以知识产权认缴的30万元出资义务的30万元转让款支付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和第四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本院认为，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江苏骏普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向合伙体出资的情况，体现的是公司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但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更无法支持何兰的抗辩意见，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其争议的焦点为：1.董建军、何兰所签订的《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何兰是否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向董建军支付转让款6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当事人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于2016年6月17日签订案涉的《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对案涉合伙企业的性质、转让人董建军在合伙企业出资及占合伙企业份额、转让标的、转让价格及转让款支付、转让前董建军在合伙企业的债务和责任、转让的实施、保证及承诺、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及解除、有关费用的承担、争议解决方式等等，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予以签字确认，并征得了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的同意，董建军依约及时履行了出让方的义务。该转让合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法全面履行合同。何兰因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被提起诉讼后，抗辩认为董建军系代持合伙财产份额，一审中提交签署日期显示为2013年11月15日的《代持股协议书》复印件以支持其抗辩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何兰对于如此重要的抗辩证据，没有提交原件，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骆某、车伟所陈述的证言对于证实该《代持股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无证明力，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同时，《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签署时间在《代持股协议书》的签署日期之后近两年半，并未涉及有代持股的相关内容，就证据的证明力而言，《代持股协议书》也不足以否定或取代《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再则，董建军在案涉合同签署后30天之内即已履行了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等义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在登记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何兰即须履行支付转让款义务，董建军起诉称曾多次向何兰催讨转让款，如果何兰认为《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完全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但何兰既没有行使撤销权，也没有对该合同的真实、合法性提出异议，只是在本案诉讼中以一份复印的代持协议为依据提出无需支付转让款的抗辩，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兰的抗辩证据并不予采纳其抗辩意见，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案涉转让的合伙财产份额为26.66%，转让款为60万元，支付期限为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的方式一次性支付，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完成之日，即视为案涉财产份额转让完成日。故一审法院认定自2016年7月18日为逾期付款起算日与事实相符，依法应予维持。至于何兰抗辩事实和理由中有关董建军的出资情况，本院认为，董建军在合伙企业的具体出资情况，系董建军与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其出资不实，应由合伙企业向董建军主张权利，或依据《镇江骏普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债务处置条款予以处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所引起的纠纷，何兰与董建军如果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何兰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何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49元，由何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燕青审判员  李建湘审判员  林海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赖春媚书记员杨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