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莉平，女，1978年4月3日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正军，男，1972年10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正安县人，住贵州省正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会，女，1973年12月15日生，汉族，贵州省正安县人，住贵州省正安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华，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琴，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铜仁全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大众创新产业园主楼1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00785475726C。法定代表人：肖复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绍茂华，男，1991年1月29日生，苗族，贵州省思南县人，住贵州省思南县。上诉人田莉平因与被上诉人杨正军、郑会、第三人铜仁全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田莉平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2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杨正军对贵Ｄ×××××号车辆没有所有权是查证属实的，一审判决既然认为“2017年12月31日，田莉平与邵宗凤签订《转让协议》包括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为何不能推定田莉平与杨正军签订的《车辆协议》包括“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一审判决认为杨正军转让给田莉平的是“经营权份额”，即路线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线路经营权是禁止转让的，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质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从事客运经营的行政许可，权利主体为全通公司，且全通公司与杨正军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杨正军不得转包、转卖所承包的车辆，更不能假借车辆或者车辆经营线路所有人身份对外吸纳资金或所谓股份，而一审将禁止转让的线路经营权认为是双方的合同转让标的，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田莉平受让股份后，共同参与贵Ｄ×××××号大型客车的经营管理，获取盈利分红是认定事实不清。田莉平在庭审中已举证证明与杨正军签订转让合同后，并未参与车辆的经营管理，完全是杨正军等人在操作，领取收益是由于田莉平将账号留在杨正军等人处，杨正军等人的打款行为是田莉平无法控制的，且杨正军明知田莉平起诉后继续打款，是故意掩饰其违约行为。三、虽然田莉平系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但不能当然推定田莉平应当知道相关事实。田莉平因自己经营的车辆系“合伙出资购买”，与杨正军声称贵Ｄ×××××号车辆是其“共同出资购买”，田莉平基于此才转让的杨正军部分份额，但本案中杨正军对贵Ｄ×××××号车辆根本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杨正军应当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告知田莉平贵Ｄ×××××号车辆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田莉平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四、杨正军在本案中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线路经营权的处分权，田莉平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第三人全通公司作为贵Ｄ×××××号车辆的所有权人及路线经营权人，是在田莉平找到全通公司后，才知道杨正军将车辆转让给田莉平的事实，全通公司在与杨正军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杨正军不得转包、转卖所承包的车辆，更不能假借车辆或车辆经营路线所有人身份对外吸纳资金或股份，且全通公司提交的答辩状中也没有认可田莉平与杨正军转让车辆的事实。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杨正军、郑会辩称：一、杨正军不存在欺骗行为，从合同签订到履行，杨正军均陈述转让的标的是合伙承包经营的份额；二、田莉平是从事客运行业近十年的专业人员，不可能被欺骗；三、欺骗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取得路线经营权的主体是全通公司，车队的车辆都是登记在全通公司名下，田莉平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及谈判前后，从未要求查看车辆的行驶证，由此说明车辆所有权并不是田莉平重点考虑的范围。原审中全通公司向提交了与杨正军签订的承包合同，不存在任何一方隐瞒田莉平。田莉平上诉理由明显相互矛盾，只有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解除，田莉平在一审前曾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后又撤诉。至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原审认定清楚且完全正确，双方表面上是买卖合同，但从田莉平的角度出发，更是一种投资入伙的行为，其根本目的是投入资金参与班线合伙承包经营并分配利润，事实上田莉平也确实通过投入资金，参与班线的承包经营分配利润，其合同目的早已实现，田莉平要求解除合同的基础已不存在，杨正军没有违约，更没有根本性违约；四、田莉平从事多年客运行业，对该行业内合伙承包经营份额转让的行情非常了解，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合同价款是经过充分考查和论证且接受的，不存在显失公平，且显失公平也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至于田莉平2019年9月后未分配到任何款项的问题，是田莉平加入到合伙事务后的事情，不再是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范围，不能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全通公司述称：田莉平称是转让车辆，并提交了杨正军于2018年10月28日出具的转让协议及收条复印件，从转让协议看，转让的是所持车辆股份，收条体现的是田莉平购买车辆的现金，但杨正军解释田莉平是购买合伙承包经营份额，并不存在卖车或客运班线经营权，全通公司不能接受，且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向杨正军主张权利。田莉平与杨正军达成的相关协议，全通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寄送的起诉材料前一无所知。被上诉人田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解除田莉平与杨正军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二、判令杨正军、郑会立即返还田莉平车辆转让款395800.00元，并按年息6%支付自2018年10月28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截止至2019年4月28日资金占用为：11874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杨正军、郑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Ｄ×××××号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全通公司。2017年1月23日，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与杨正军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全通公司取得铜仁至遵义客运班线经营权，经营期限6年，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全通公司全资购买的宇通厂于2016年12月生产的宇通牌ＺＫ6107ＨＢ1Ａ型号客车一辆（贵Ｄ×××××号）核定载客39座以目标考核方式交由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经营。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又将上述车辆发包给杨正军。承包期限6年，自2017年2月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承包期限以获得许可的班线经营期限为前提）。每年承包费360000元（每月30000元）。合同约定乙方（杨正军）不得转包、转卖所承包的车辆，更不能假借车辆或车辆营运线路所有人身份对外吸纳资金或所谓股份。前述合同签订后，杨正军遂与邵宗凤等人合伙承包经营。2018年10月28日，杨正军出具《转让协议》，载明：“现有贵Ｄ×××××铜仁至遵义车杨正军持有该车四分之一股份，现本人将所占股份的一半转让给田莉平，即全车的12.5%，转让价格为395800元整。”当日，田莉平向杨正军转账支付了395800.00元。后田莉平与杨正军、邵宗凤等人共同经营管理贵Ｄ×××××号车，收取经营收益。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共领取了分红款13734.25元。后杨正军与邵宗凤等人商议与他合伙另购买遵义到江口的车辆和线路承包经营权，需出资95000.00元，按比例田莉平需出资1／4，（杨正军份额1／8，购买邵宗凤份额1／8）共计23750.00元，该款项由事务管理人直接从田莉平分红款中扣划。遵义到江口的车辆于2019年开始盈利分红，截止2019年7月，田莉平共实际收取两车分红款37150.00元（不含购买遵义到江口的车辆和线路承包经营权费用）。2019年8月，田莉平领取贵Ｄ×××××号车1／8份额分红款8628.00元。2019年4月25日，田莉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与杨正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并退还转让款。原审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该案案件审理过程中。田莉平表示在与杨正军进行交易时，没有看过贵Ｄ×××××号车，也没有要求看车。杨正军、郑会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表示系夫妻共同经营贵Ｄ×××××号车辆。后田莉平因故撤回起诉。田莉平从事客运车辆运输行业数年，购买运营客车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进行经营。贵Ｄ×××××号车除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全通公司外，车体上还喷有全通快运字样。另查，2017年12月31日，田莉平（乙方）与邵宗凤（甲方）签订《转让协议》，内容为：现甲方将和其他股东在铜仁（全通公司）依法取得公司实施的项目目标考核大客车一辆39座车牌号为贵Ｄ×××××经营线路为铜仁--遵义，甲方持有本车的四分之一，现甲方将所持股份的一半转让给乙方，价格为495800元；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当日一次性支付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转让款计495800元（注：此份额转让款中包括各种垫付款），乙方支付甲方本合同款后，此合同正式生效。本合同经乙方支付甲方转让款后，乙方作为相应份额持有人，即刻享有在贵Ｄ×××××号大型客车管理中的一切权利及分红。该车2017年12月30日以前所发生经营事务、债务、违章罚款、事故与乙方无关。2018年1月1日后所发生的经营事故等由双方按各自份额承担。本合同签订后，各方有义务遵守本协议的全部条款，任何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要求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张损害赔偿所产生的交通差旅、误工、诉讼费、公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损失）。合同还约定解决争议等内容。田莉平在购买邵宗凤涉案车辆份额时，杨正军作为见证人出具证明载明邵宗凤所占股份为整车的四分之一，将所占股份一半转让给田莉平。该合同签订后，田莉平按约定支付了转让款。之后，田莉平与邵宗凤等人共同经营管理贵Ｄ×××××号车。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周国强每月向田莉平支付经营收益。2018年11月，田莉平成为贵Ｄ×××××号车合伙人微信群成员，该微信群中每月公布贵Ｄ×××××号车的收、支明细。田莉平从邵宗凤处受让的1／8份额自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共取得收益139316.00元。田莉平已另案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与邵宗凤签订的转让协议，返还转让款。案件审理中，田莉平及杨正军均认可贵Ｄ×××××号车在2017年1月份的价值大约为70万元，报废年限为8年。一审法院认为，田莉平与杨正军签订协议，约定杨正军向田莉平转让所持有的涉案车辆股份1／4股份的一半，即1／8股份，从协议内容上看不能明确“股份”所指向系车辆所有权还是经营权。双方对转让“股份”性质存在分歧。实践中，营运客车存在运输公司自有车辆经营、实际车主挂靠运输公司经营、运输公司将自有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等方式。本案中属于运输公司将自有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的情形。相对车辆本身价值，车辆经营权的价值往往更高。如经营过程中发生转让行为，当事人不仅仅考虑车辆本身价值，往往更多考虑车辆经营权的价值。涉案车辆在田莉平与被告杨正军签订转让协议前，田莉平与邵宗凤中签订转让协议转让1／8股份，协议载明的转让款495800.00元为“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转让款”。但在田莉平与杨正军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不能以田莉平与邵宗凤签订的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款为“车辆及班线经营权份额转让款”，当然推定本案中田莉平与杨正军所转让标的物为车辆及车辆经营权。相反，基于田莉平系交通运输业从业者身份及此前与邵宗凤交易的经历，如双方意在转让车辆及车辆经营权，则应当在协议中予以明确。但双方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且田莉平在签订协议时没有看过贵Ｄ×××××号车，也没有要求看车，事后也未及时到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了解车辆权属状况，表明其对车辆权属采取漠视态度。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田莉平主张双方转让的系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故田莉平与杨正军签订协议，约定杨正军向田莉平转让所持有的涉案车辆股份，应为经营权份额。虽然第三人与杨正军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杨正军不得转包、转卖所承包的车辆，更不能假借车辆或车辆经营线路所有人身份对外吸纳资金或所谓股份，但第三人在知晓转让事实后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不影响转让协议的生效和履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解除方式一般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当事人一方按照法律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并未约定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杨正军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本案纠纷不适用合同约定解除。本案涉及的合同是否适用法定解除，成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案中，田莉平以杨正军出卖的标的物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转移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即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合同。第一、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背景综合判断。（一）从车辆的性质来看，《转让协议》明确了杨正军持有ＤＣ7987号车1／4股份，涉案车辆是取得经营线路的客运班车。客运班车的用途是按照线路营运。（二）从田莉平获得的权利来看，田莉平受让“股份”后，共同参与贵Ｄ×××××号大型客车经营管理，获取盈利分红。（三）田莉平作为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在此前从该车合伙经营者处购买了涉案车辆同样份额，且明知杨正军、邵宗凤系合伙经营涉案车辆的情况下，在受让车辆“股份”时，未对车辆权属进行必要的审查，未尽起码的谨慎义务。签订合同后也未积极去核实车辆信息情况。前述行为可以看出，田莉平对车辆所有权采漠视态度。即使如田莉平主张转让的标的系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田莉平的主要目的显然也并非系取得1／8车辆所有权份额，其真实意愿是通过购买车辆“股份”共同参与经营，获取经营收益。第二、杨正军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能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约行为按其性质及后果的严重程度又可分为根本违约和非根本违约。合同一方当事人只有不履行主要义务，足以导致双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性违约，另一方当事人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针对非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赔偿损失等弥补自己的损失继续履行合同。本案中，第三人全通公司铜仁分公司与杨正军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杨正军）不得转包、转卖所承包的车辆，更不能假借车辆或车辆经营线路所有人身份对外吸纳资金或所谓股份，但第三人在知晓转让事实后未提出异议，田莉平、杨正军、邵宗凤等人对车辆的使用、收益权利至今未受影响，合同正常履行。田莉平与杨正军签订转让合同后，参与车辆的经营管理，领取相关了收益。田莉平已实现了对车辆经营、管理、收益的目的，其请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请求退还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等也不应得到支持。第三人全通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田莉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0.00元，由田莉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2017年1月20日，贵州省道路运输局向全通公司作出《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许可全通公司从事铜仁至遵义客运班线经营，经营期限为2017年1月20日至2023年1月20日。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田莉平共计获得DC7987号车辆分红50380元；杨正军等其它合伙人在田莉平应分配的分红款中扣留了23750元用于购买遵义至江口的车辆；2019年至今，田莉平未领取分红。杨正军在二审中称2020年至今还应向田莉平分红3万余元。再查明，田莉平与杨正军均认可，在合伙账目中载明每月需向全通公司缴纳3万元。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田莉平要求解除其与杨正军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杨正军、郑会是否应当返还田莉平转让款3958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约定解除是指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或当事人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田莉平与杨正军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未约定田莉平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因此，对田莉平要求解除《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规定进行评判。本案中，田莉平主张其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及班线经营权，但因杨正军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权利不能转移，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首先，根据《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款来看，双方转让的标的系杨正军所持有的案涉车辆12.5%的“股份”，而案涉车辆份额的价值尚不足双方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的六分之一，其余部分均为转让班线经营权份额的价款，可见双方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班线经营权份额的转让。其次，田莉平在签订协议后，已顺利成为案涉车辆合伙人微信群成员，实际参与车辆的经营管理，并领取了案涉车辆经营利润的分红款项。且在与杨正军签订《转让协议》前，田莉平已与案外人邵宗凤签订转让协议，支付相应价款受让同一车辆12.5%的股份，并参与该车辆经营管理。即田莉平在与杨正军签订《转让协议》前，对案涉车辆的经营状况、经营模式均系明知，其与杨正军签订《转让协议》并不存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因此，原审认定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由田莉平向杨正军支付对价获得对案涉车辆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对于田莉平要求解除《转让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田莉平并无法定解除《转让协议》的事由，杨正军亦不同意解除该协议，故田莉平主张由杨正军、郑会返还车辆转让款3958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田莉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元，由上诉人田莉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