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云0112行初10号原告：时某2，女，汉族，1990年4月12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原告：时某1，男，苗族，2012年12月16日生，户籍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时某2，系时某1的母亲。原告时某2、时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鹏飞，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吴海林，男，苗族，1963年6月15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原告：吴某，男，苗族，2009年4月6日生，户籍住址：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韦某，系吴某的母亲。委托代理人：吴海林，系吴某的爷爷，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1201511684XD。机构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235号。负责人：罗东，局长。委托代理人：卢宁、黄浩，系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民警，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周小红，女，汉族，1970年6月29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河南省商丘市。原告时某2、时某1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下称：西山分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云0112行初5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时某2、时某1的起诉，后原告时某2、时某1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1行赔终1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行初56号行政裁定，发回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案件审理前，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职权追加吴海林、吴某，周小红参加诉讼，其中吴海林、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列为原告，周小红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列为第三人。现本案于2020年5月11日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时某2，时某2与时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鹏飞，原告吴海林，吴某的法定代理人韦某、委托代理人吴海林，被告西山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卢宁、黄浩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周小红经本院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对周小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根据被告提供信息，2017年7月26日下午15时许，被告辖区派出所巡逻车辆在辖区发现一辆高度可疑车辆后组织警力准备查处，可疑车辆强行冲卡逃逸，可疑车辆在被警方逼停后，该车上四人立即下车从四个方向逃跑，其中一人（吴灿玉）在被告民警鸣枪警告无效后，被民警开枪击伤，后经120急救人员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结果，吴灿玉死因系“贯通性枪弹创1处半右侧胸腔和腹部大量积血死亡”。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十三）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十四）犯罪分子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又根据，《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使用公务用枪，有下列情形的不得使用枪支：……（三）在巡逻、盘查可疑人员未遇暴力抗拒和暴力袭击时；吴灿玉没有现场实施暴力犯罪，其行为也没有危及执勤民警的生命安全，被告辖区派出所仅因形迹可疑，即违法使用武器，导致吴灿玉死亡，违反《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吴灿玉死亡后，被告仅赔偿原告丧葬费4.8万元，原告现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19920元；2、支付时某1抚养费人民币264060元；3、支付吴某抚养费人民币185820元；4、支付四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西山分局答辩：2017年7月26日14时35分，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碧鸡派出所民警及辅警，在昆明市西山区立交桥下开展巡逻盘查工作时，发现四名男子驾驶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车牌：沪Ｃ×××××）停于高尧新村立交桥下4人戴着帽子及口罩，形迹可疑，民警随即上前盘查，四名男子立即弃车分头逃窜，民警随即分头追捕其中一民警在追捕吴灿玉的过程中发现吴灿玉一边逃跑，一边从裤包内掏出装有大量现金、金条、金手镯等赃物的透明塑料袋丢弃，于是民警鸣枪涉及,后吴灿玉倒地，民警立即上前抓捕，发现吴灿玉中枪（经查看呈后背贯穿右前胸枪伤），后吴灿玉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本案中，现场民警对吴灿玉实施的抓捕及鸣枪射击涉及行为系在行使刑事侦查职权，而非行使行政职权，不是行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第三人周小红未到庭陈述。被告西山分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下列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案发时民警在开展巡逻盘查工作，对发现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查处。2、现场民警及辅警的自述材料，证明民警队吴灿玉实施的抓捕及鸣枪射击的行为，系在行使刑事侦查职权的事实。3、刑事判决书，证明吴灿玉系实施盗窃的犯罪人员，民警对吴灿玉实施的抓捕及鸣枪射击的行为，系在行使刑事侦查职权的事实。4、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明民警在抓捕吴灿玉时，吴灿玉现场丢弃的物品是赃物，民警对吴灿玉实施的抓捕及鸣枪射击的行为，系在行使刑事侦查职权的事实。经质证，四原告对第1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范畴，事发当日，被告对吴灿玉是行使治安管理的职权，通过该情况说明“每日”“可疑人员”等字眼确认是行政行为而不是行使刑事侦查职权；对第2组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范畴，经刑事判决书查明死者作案地点位于楚雄并非西山区，且被告西山分局没有职权侦查这个刑事案件；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刑事判决书查明死者作案地点位于楚雄并非西山区，被告西山分局没有职权侦查这个刑事案件；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时某2、时某1提交了下列证据：1、吴灿玉身份证，2、时某2身份证，3、吴灿玉、时某2结婚证，4、出生医学证明，5、吴灿玉、时某1户口簿，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7、火化证，8、情况说明，9、希望花园临时管理规约，10、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11、公证书，12、不动产权证书，13、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接收凭证。1-5证明死者吴灿玉的身份及时某2、时某1与吴灿玉的亲属关系。6-7证明吴灿玉于2017年7月26日因枪弹伤死亡，于2017年9月6日火化。经质证，被告西山分局对1-7组证据无异议，对8-9组证据不认可，且认为第9组没有物管公司的公章，对10-12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13组认可，但除了原告的证明目的外还印证被告警察的抓捕及开枪行为属于刑事司法行为。经原告时某2、时某1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被告2020年3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时某2、时某1欲证实吴灿玉的死亡是由于被告的民警开枪致死；我方当时想调取吴灿玉死亡时的执法录音录像，但是被告只出具了情况说明。经质证，四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情况说明四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四条第（二）项“对于以下现场执法活动，公安机关应当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二）当场盘问、检查...”的规定。原告吴海林、吴某没有证据提交法庭。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被告提交的情况说明、现场民警及辅警的自述材料，经本院询问，四原告陈述2017年7月26日吴灿玉死亡当天其并不在场，而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正是对吴灿玉死亡时现场情况的记录所形成书面陈述，能够证明2017年7月26日吴灿玉死亡时的现场情况，故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刑事判决书，经本院核实系生效判决书，本院予以确认，对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系事发后公安机关到现场提取相应痕迹、物证所形成的客观记录，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的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确认。对原告时某2、时某1提交的情况说明，声明人为贺志恒，本院认为，因原告未提交相应租赁物（怡园小区201幢1单元701号）的产权凭证证实贺志恒对租赁物有相应的处分权，故该情况说明本院不予确认。希望花园临时管理规约与本院的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确认。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公证书，不动产权证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时某2、时某1向本院申请调取，本院调取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认可，对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但根据《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四条第（二）项“对于以下现场执法活动，公安机关应当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二）当场盘问、检查...”的规定，被告处警人员在对吴灿玉进行盘查及使用枪支前后时间段内因未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确存在执法不规范的行为，本院特别予以指出。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吴灿玉于2017年7月26日死亡，原告时某2系吴灿玉的妻子，原告时某1系吴灿玉的儿子，原告吴某系吴灿玉的儿子，原告吴海林系吴灿玉的父亲，第三人周小红系吴灿玉的母亲。2017年7月26日，被告西山分局碧鸡派出所民警、辅警数人例行在其辖区内开展每日巡逻工作，目的是对巡逻过程中发现的可疑人员、车辆进行盘查，对发现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查处，在高峣立交桥下（高峣新村路口）处发现一辆牌号为沪Ｃ×××××黑色帕萨特轿车，遂对其车上人员进行盘查，在盘查过程中，车上四人突然弃车向不同方向逃跑，民警、辅警遂分头追捕，在对死者吴灿玉的追捕过程中，民警、辅警要求吴灿玉立即停步，但吴灿玉并未停步，同时在吴灿玉跑的过程中，其不断从包里丢出一些现金、金条、金首饰等物品。后被告民警李一鹏拔出枪开了三枪后，看见吴灿玉跑出去三十多米以后就摔倒在地，后被告民警李一鹏立马靠近吴灿玉准备用手铐束缚吴灿玉时，发现吴灿玉背部中弹一枚，被告的民警李一鹏遂向“120”进行求助并向碧鸡派出所领导报告情况。吴灿玉于2017年7月26日死亡，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死亡原因鉴定的结论载明的吴灿玉的死亡原因系贯通性枪弹创1处伴右侧胸腔和腹腔大量积血死亡。另查明，根据业已生效的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8）云230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载明，与死者吴灿玉同行的王佳、梁天行、陆兴力因涉嫌盗窃罪于2017年7月、9月被昆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在该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死者吴灿玉邀约上述3人驾驶大众轿车从昆明市开往楚雄市市区，在楚雄市城区寻找作案目标的事实，在该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确认上述3人在犯罪过程中系吴灿玉邀约，在犯罪过程中也听从吴灿玉的指挥，故上述3人在盗窃案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该3人因犯盗窃罪被楚雄市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到三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截止庭审时，根据四原告的陈述，其于2017年8月20日收到过被告支付的4.8万元，关于该4.8万元的构成，被告陈述其中的2.8万元是丧葬、食宿、交通等费用；另2万元是一次性救助补偿金。2019年1月8日，原告时某2、时某1曾向被告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截止庭审时被告尚未对原告时某2、时某1提出的上述国家赔偿申请是否予以国家赔偿作出决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民警对死者吴灿玉采取的盘查、抓捕、鸣枪射击的一系列行为系属于公安机关行使刑事侦查职权下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刑事司法行为还是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下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行为？2、基于被告对吴灿玉采取的上述一系列行为致吴灿玉死亡的结果，四原告是否能够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途径向被告主张国家赔偿？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的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公安机关既作为行使刑事侦查职权的侦查机关存在，同时还作为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存在，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可以作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行为，同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亦可以作出刑事强制措施等刑事司法行为，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所称的刑事司法行为是指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即只有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原则上才属于刑事司法行为，“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既要符合授权的范围，也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授权目的。根据吴灿玉死亡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八十条“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的规定，并结合案发当时被告民警对吴灿玉采取一系列盘查、抓捕、鸣枪射击行为时，吴灿玉对被告民警采取的盘查、抓捕均不予配合，并在其逃跑过程中不断丢弃一些现金、金条、金首饰，故作为具有刑事侦查职权的被告有理由相信吴灿玉可能系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为查明犯罪事实，揭露犯罪，被告民警现场必先开展对吴灿玉的抓捕，其中的鸣枪射击行为也是为开展抓捕工作被告民警采取的措施之一，同时，结合本案查明的与死者吴灿玉同案的王佳、梁天行、陆兴力先后于2017年7月、9月被刑事拘留及生效的楚雄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死者吴灿玉邀约上述3人驾驶大众轿车从昆明市开往楚雄市市区，在楚雄市城区寻找作案目标的事实，及该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确认上述3人在犯罪过程中系吴灿玉邀约，在犯罪过程中也听从吴灿玉的指挥，故上述3人在盗窃案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的表述，楚雄市人民法院已对包括吴灿玉在内的四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事实予以认定，进一步印证了被告的民警2017年7月26日发现吴灿玉等人的可疑情形后对包括吴灿玉在内的四人采取的一系列盘查、抓捕、鸣枪射击行为系被告为追究犯罪、搜集证据采取的刑事司法行为，上述一系列对包括吴灿玉在内的四人采取的盘查、抓捕、鸣枪射击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据此，原告对于上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身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争议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和第二十一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故对于上述被告西山分局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四原告若认为被告西山分局在行使职权时对吴灿玉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应向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被告西山分局提出刑事赔偿要求，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及第二十五条“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规定，若被告西山分局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或者被告西山分局作出的赔偿（不予赔偿）的决定四原告不服，四原告可向赔偿义务机关被告西山分局的上一级机关即昆明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若四原告不服昆明市公安局复议决定的或昆明市公安局逾期不作决定的，四原告可进一步向昆明市公安局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本案因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第三人周小红经本院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但鉴于本案事实清楚，可缺席判决，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时某2、时某1、吴海林、吴某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免交。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接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思源人民陪审员  董晓红人民陪审员  刘柏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邓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