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85民初6138号 原告：王国富，男，195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玲凤，女，196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系原告妻子。 原告：徐玲凤，女，196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告：吴丹泥，女，199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第三人：王彬人，男，198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原告徐玲凤、王国强与被告吴丹泥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晓颖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玲凤并作为原告王国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吴丹泥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后，并依法追加案外人王彬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玲凤并作为原告王国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吴丹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彬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玲凤、王国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被告于2010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2、判决被告将受赠房屋（宝亿御景园11幢401室）所有权返还原告，并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手续（房屋价值708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合同法》192条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可行使撤销赠与的权利。原告之子王彬人与被告于2008年底开始恋爱，经过较长时间相处，双方建立深厚感情，并表示不会分开。原告相信其子与被告能够建立婚姻关系，原、被告于2010年9月15日签订赠与协议，原告赠与王彬人、被告一套商品房（宝亿御景园11幢401室），该房屋总价格为柒拾万捌仟元整（708000元），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之子与被告于2012年6月登记结婚，于2019年3月离婚，婚生子于2013年11月1日出生。原告作为赠与人发现被告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之情形，现原告诉求撤销对被告的上述赠与：根据《合同法》192条第三项规定：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 原、被告赠与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被告)无感情问题过错，男方提出分手，或男方有感情问题过错，女方提出分手，甲方（原告）均不得收回乙方房产权。由此说明：反之，女方有感情问题过错，男方提出分手，或男方无感情问题过错，女方提出分手，甲方（原告）均可收回房产权。 原一、二审法院裁定：赠与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017年7月21日，原告曾向贵院起诉，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案，贵院于2017年12月29日裁判：赠与协议合法有效，按照第五条约定…但尚未离婚或有一方提离婚诉讼，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一方存在明显过错，故目前撤销赠与的约定条件也未成就，如今后条件成就，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从一审的裁判说明，依据协议的约定，被告夫妻只要离婚，或有一方己提离婚，按照协议约定，撤销赠与条件成就，或者赠与人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明显过错，那么附条件撤销赠与的情形就成立，赠与人诉求撤销赠与就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同样的道理，只要被告先提离婚的，且不能证明男方（王彬人）有感过错的前提下，赠与人诉求“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请求撤销赠与情形就能得到法律的支持。2018年3月19口，二审法院裁判：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说明在被告无感情过错的情况下，男方先提出离婚的，原告是不能收回房产的，这是协议约定对被告的保护；男方无感情过错的情况下，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原告是可以收回房产，这是协议约定对原告的保护。由此，原、被告的赠与协议经过法律裁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撤销赠与条件己成立：在男方无感情问题过错的情况下，且被告先提出离婚，被告与原告之子于2019年3月13日己离婚，原告撤销赠与条件成立。原告之子王彬人于2018年10月向贵院起诉，案由为房屋共有权确认，是原告赠与被告的房子，房产证是被告一个人的名字，协议约定王彬人共有，贵院于2018年11月7日开庭，该日法院监控记录有被告以及家人一致要求离婚的事实。被告先提离婚。被告父母也找过原告儿子，同意把他名字加上去，也要商量离婚的事情。2019年3月提出离婚，被告找原告儿子商量离婚的事情，3月13日就离掉了。离婚协议是原告徐玲凤写的，因为在2018年下半年开庭的时候被告提出把离婚的事情也一并处理，但因为原告不同意离婚时房屋按照对半分割，没有调解好。房屋是按揭的，要把按揭还清才可以加名字，后来原告还清了按揭。 综上，依据原、被告的赠与协议约定、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原一、二审法院的裁判，足以说明被告在男方无感情过错的情况下先提出离婚，符合《合同法》192条“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之撤销情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将被告受赠房屋所有权返还原告。 被告在庭审中辩称：房子从一开始被告没有要争，是要给孩子的。离婚是原告方造成的，也是他们把离婚协议起草好。不是被告先提出要离婚。无论是法定还是约定条件，都不符合收回房屋的条件。 第三人王彬人于2020年4月14日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表示愿意将与吴丹泥共有的房屋分割为各占50%的份额，之后又于4月15日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决定对该房屋所有权不作分割，按照赠与协议约定“共有”为准。 原告徐玲凤、王国强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赠与协议1份（复印件），用于证明案涉房屋是原告赠与，协议第五条附条件约定对当事人双方均有约束力的事实。 证据二、离婚证1份，用于证明约定撤销赠与条件已成就的事实。 证据三、离婚协议书1份，用于证明被告已离婚，该房屋的归属与原赠与协议内容相一致，且证明小孩随原告男方生活的事实。 证据四、微信、短信聊天记录1组（打印件），用于证明系被告先提离婚的事实。 证据五、民事判决书2份，用于证明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协议第五条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是经法院判定，原告只要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感情过错的事实，原告诉求撤销赠与约定情形就能得到法律支持，原告赠与目的不存在了，赠与也将不复存在，被告在2019年12月23日法庭上说谎话，对原告徐玲凤侮辱和诽谤，另外一审判决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明被告对原告构成人格侮辱、精神伤害、造成名誉损失）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也在其他部分认定了被告夫妻之间存在矛盾。 证据六、协议1份，用于证明因为被告多次提出离婚，所以原告徐玲凤拟了该协议的事实。 证据七、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书1份，用于证明原告撤销赠与约定情形成立，法律认可，原告只要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感情过错，原告诉求撤销赠与约定情形就成立，就能得到法律支持，是法律已裁定的。 证据八、2019年12月29日开庭录像1份，用于证明被告存在“感情过错”的情形，被告在法庭上说原告徐玲凤对她不好，逼她离婚等，是对原告徐玲凤的人格侮辱和诽谤，原、被告的协议附条件约定“感情问题过错”即使在道德层面上也成立，而被告的行为已到了法律层面，更符合约定撤销赠与之情形，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不复存在了，合同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证据九、2017年的7月起诉状1份（复印件），用于证明起诉状最后一页写明2016年9月4日被告要求离婚，原一审案件被告认可（律师认为该时间可以作为证据，撤销权自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指撤销权成就后，即离婚后一年内行使）的事实。 证据十、投诉123456的回复内容1份（打印件），用于证明原告信中补充说明案件经过是事实，被告不守信用，双方曾约定车牌号过户好、按揭贷款还清后，在房产证上加原告儿子名字，等到前两项手续办好了，被告不同意加名字，原告王国强打电话检举不动产服务中心（当时是不动产登记处工作人员让我们打官司，说只要有法院确权判决书就可以加名字），微信内容是不动产服务中心杨科长的回复。 被告吴丹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1份（打印件），用于证明是原告方先提出离婚的事实。 证据二、检察院的决定书1份，用于证明检察院也认为我不存在过错，所有没有支持原告抗诉的事实。 对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审核后，作如下认证：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七、八、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于证据二，离婚不是法定和约定的撤销赠与的条件；对于证据三，房屋确实是原告赠与的，房屋是被告和王彬人共有的；对于证据四，不能证明是被告先提出离婚，实际是原告先提出离婚；对证据七，原告的证明内容是原告自己的观点，原告对我的诽谤更加多，说我不赡养他们，法院判决书上也认定赡养义务主体是子女，原告说的情况不是感情过错的问题，因为双方纠纷开过很多次庭，我上次开庭说过的话也是心里不舒服，离婚是原告方提出来的，从我出来上班就开始打官司，打了两年后王彬人就提出要跟我离婚了；对于证据八，被告认为其说这些内容不是被告不对，而是原告对被告不好，被告才说的；对于证据九，起诉状是原告自己书写的内容，不是事实。本院审核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七、八、九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的撤销赠与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六、十有异议，认为对证据六和证据十不清楚，本院审核后认为，证据六由原告提供，原告自认由其起草，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本院对该协议由原告方起草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是否为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多次提出离婚在先的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证据十，内容系关于案涉房屋在双方之前纠纷中的变更登记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被告曾在此微信聊天前表示无法与王彬人继续生活的意愿，因此通过微信曾进行沟通过；对于证据二，原告现按照符合约定撤销条件来主张撤销赠与，对于法定撤销条件的问题，原告还会去高院申诉。本院审核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2017）浙0185民初3971号、（2018）浙01民终1516号、（2018）浙0185民初5397号案件审理认定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9月15日，因被告吴丹泥与原告王国强、徐玲凤两人儿子王彬人建立恋爱关系，原、被告签订一份协议，内容包括：一、乙方（吴丹泥）是甲方（王国强、徐玲凤）未过门的儿媳；二、乙方于2010年9月16日在临安市购买商品房一套（御景园11幢401室，面积125㎡，价格柒拾贰万余元），三、乙方购买商品房，其首付款及按揭贷款之费用全部由甲方支付，四、乙方之房，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归乙方及其男友王彬人共同所有，五、乙方无感情问题的过错，男方提出分手，甲方不得收回乙方的房产权；男方有感情问题的过错，乙方提出分手，甲方不得收回乙方的房产权；其房产的继承权归吴丹泥和王彬人子女所有。购房后，该房屋登记在被告吴丹泥名下，房屋首付款及所有按揭均由原告支付，按揭款现已付清。2012年6月15日，被告吴丹泥与第三人王彬人登记结婚，2013年11月1日生育一子王梓臣。 王国强、徐玲凤曾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返回给王国强、徐玲凤，并要求被告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浙0185号初3971号判决，驳回了王国强、徐玲凤的诉讼请求。王国强、徐玲凤对该判决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浙01民终1516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28日，第三人王彬人作为原告对被告吴丹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坐落于杭州市临安区××街道××幢××室房屋归王彬人与吴丹泥共同所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浙0185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支持王彬人的诉讼请求。 2019年3月13日，被告吴丹泥与第三人王彬人登记离婚，约定儿子王梓臣跟随王彬人生活，由王彬人承担抚养费用。王彬人父母在婚前赠与的宝亿御景园房屋一套，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吴丹泥和王彬人所有，由王梓臣继承等。 因原告不服（2018）浙01民终1516号民事判决，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9年5月6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认为该案中，对原告负有赡养义务的责任主体为子女，非儿媳吴丹泥，故吴丹泥在法律上并无赡养原告的法定义务，法院认定“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法定撤销情形不能成立并无不当。同时认为原告提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徐玲凤及吴丹泥之子的权益，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医院检查结论显示徐玲凤患有抑郁症，但其形成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尚缺乏证据证明徐玲凤抑郁症系吴丹泥实施了侵害行为所致，故法院认定“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法定撤销情形不成立并无不当。另认为，吴丹泥与王彬人系协议离婚，并无证据证明吴丹泥存在感情过错，故该情形不符合案涉协议约定的撤销赠与情形，该申请监督理由不成立。 另查明，原告徐玲凤曾在2018年11月、2019年1月、3月期间与被告母亲通过短信、微信进行聊天，双方就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增加共有权人王彬人）、离婚、孩子抚养等问题有过沟通。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原告依据协议第五条约定，以撤销赠与的约定条件已成就来主张撤销对被告的赠与，并要求收回房屋，同时，原告在庭审中确认撤销赠与的约定条件为：被告有感情过错或者王彬人无感情过错，被告提出离婚。 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存在感情过错的问题，原告认为协议约定的感情过错应当理解为生活行为上的过错，夫妻间第三者问题，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底线，认为被告庭审时陈述“离婚系因原告逼迫”、“原告徐玲凤对被告不好”、“被告怀孕时在家里吃了很多苦”等系被告在对待长辈即两原告时，对原告进行的人格、尊严上的侮辱和诽谤，损害了原告的名誉，系被告忘恩负义、对家庭成员存在感情过错的情形，符合协议约定“感情过错”的范围。被告认为感情过错仅指夫妻之间的感情过错问题。本院认为，协议中对什么是“感情问题的过错”未作明确约定，但协议签订是在被告与王彬人恋爱期间结婚前夕，协议约定的收回房屋条件成就的主体均为被告及王彬人，条件要素包括感情过错、分手、乙方（被告）、男方（王彬人），与“感情问题的过错”对应结果是“分手”，故在被告与王彬人结婚后，对应的结果应为“离婚”。原告也陈述赠与被告房屋是希望被告与王彬人的婚姻能够稳定持续，即协议目的是为了促成被告与王彬人之间的婚事，因此，本院认为，将第五条协议约定的“感情问题的过错”定义为违反夫妻之间忠诚义务或者存在虐待、遗弃、赌博、吸毒等恶习而严重伤害夫妻间人身或感情的情形，符合日常生活理解。原告将“感情问题的过错”理解为家庭成员之间感情对错，超出协议所表达的约束对象为夫妻之间的意思范围，且被告陈述的认为原告对被告不好的内容，被告在（2018）浙01民终151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进行了陈述，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也认为无证据证明被告吴丹泥存在感情过错。因此，现有证据均未证明吴丹泥存在感情过错的情形，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感情过错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所陈述的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家庭矛盾，并非约定撤销条件的范围，本案中不作评价。 对原告主张的王彬人不存在感情过错，被告先提出分手的问题。前文所述，被告与王彬人之间的夫妻矛盾中，无证据显示两人存在感情问题的过错。而对于是否由被告先提出分手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在（2018）浙0185民初539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了要求离婚的意见。根据该案庭审情况，被告确实提出过房子和婚姻问题可以一并处理的意见，但在（2017）浙0185民初397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曾陈述被告与王彬人夫妻闹矛盾，在该案第一次庭审时已经分居一年多；王彬人作为证人在回答法庭提问时提出，与被告争吵时两人都提过离婚的事情，产生矛盾是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被告陈述夫妻感情不好，2016年王彬人曾向其提出离婚。包括（2017）浙0185民初3971号案件在内，原、被告双方包括王彬人与被告之间，经历了多起诉讼后，双方于2019年3月13日协议离婚。在此过程中，能反映出被告吴丹泥与王彬人夫妻间存在矛盾，双方均有过离婚的想法，且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决定书中认为，吴丹泥与王彬人系协议离婚，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撤销赠与情形。故原告主张的被告先提出离婚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所主张的撤销赠与的约定情形均不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国强、徐玲凤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880元，由原告王国强、徐玲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张晓颖 人民陪审员  郑丽霞 人民陪审员  李 琦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汪若男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