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党姗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湛明，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元雪，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石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更，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于成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春明，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德富公司）、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瑞德富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宝瑞德富公司一审第三项诉讼请求，即判令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赔偿宝瑞德富公司经济损失15707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对涉案可得利益损失数额的酌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理由与该判决书自身对涉案基础事实的认定不一致,导致上诉人损失未能得到充分赔偿，具体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根据2013年2月恒鑫分公司出具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的记载，涉案宣传灯箱的建设已经通过恒鑫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时恒鑫分公司承诺“如因甲方（恒鑫分公司）原因造成乙方（宝瑞德富公司）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根据原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宣传灯箱及商亭被确认为“拆违拆临”范围并被要求限期拆除。由此可以证明在涉案广告牌及商亭建设前，恒鑫分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义务，导致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由其通知上诉人解除。且其已承诺合同期内因其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将赔偿宝瑞德富的所有损失。（判决书第16页第三段第三行至第17页第三行）。一审判决依据上述事实认定“因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恒鑫分公司承担”。但一审判决在认定具体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时又以“但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原因为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拆违拆临统一安排部署工作，非自身原因”（判决书第18页倒数第二行）为由，酌定将宣传灯箱、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均按2年计算（灯箱合同实际未履行期限为6年、商亭合同实际未履行期限为4.5年）。由上述事实可见，一审判决对涉案合同解除的原因及责任，做出了前后矛盾的判断，即一审判决书先认定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涉案合同的原因为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未能及时履行“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义务（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自身原因），导致涉案宣传灯箱及商亭被确认为“拆违拆临”范围，因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恒鑫分公司承担。其后又以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原因为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拆违拆临统一安排部署工作”为由，认定（解除涉案合同）非（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自身原因，并据此大幅度的酌定减轻了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赔偿责任。宝瑞德富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等书证及一审判决中关于基本事实的正确认定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在涉案广告牌及商亭建设前，自认其负有“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义务，在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未能履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批准”义务、导致涉案宣传灯箱及商亭被确认为“拆违拆临”范围、要求限期拆除，并据此主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当由被上诉人恒鑫分公司承担赔偿宝瑞德富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责任（原审判决在第17页第4行亦做出此认定）。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范围应当以弥补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宝瑞德富公司得到合同严格履行情况下能够获取的全部利益为准。故宝瑞德富公司认为，合同未履行年限是经法庭调查后双方无争议的确切数字，同时是计算可得利益损失最重要的基础数据。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即使人民法院有权酌定空档期比例（70%），合同未履行年限也不应纳入人民法院酌定计算的范围。而一审判决仅以“非（恒鑫分公司）自身原因，且上诉人宝瑞德富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为由，做出“酌情计算2年可得利益损失”的裁量，显然与已查清的基本事实不符，且“宝瑞德富公司是否同意解除合同”与酌情计算合同未履行年限的结论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综上所述，宝瑞德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涉案可得利益损失的酌定计算存在错误，请求依法查清事实，支持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济南公交公司针对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建造商亭、经营户外广告应取得相应的规划许可和设置许可，而办理审批的责任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交易习惯予以确定，本案中，上诉人宝瑞德富公司作为承建、经营商亭、灯箱及广告的主体，应当履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义务。（一）关于取得便民商亭规划建设及经营许可，《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并未明确办理审批的责任主体。以规划许可为例，根据《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等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负责提供场地，宝瑞德富公司负责承建、经营商亭。因此，宝瑞德富公司作为商亭的建设单位，具有办理商亭建设规划许可的义务，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可以予以配合。而事实上，宝瑞德富公司自建造商亭始起，从未履行办理审批手续的义务，也未要求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予以配合。此外，宝瑞德富公司依据《批复函》认为便民商亭被拆除是由于恒鑫分公司未履行协调相关部门义务，济南公交公司也不认可。《批复函》只涉及广告宣传灯箱开工建设事宜，不包括商亭。退一步讲，即使《批复函》起到了所谓承诺代为履行协调批复义务的作用，那也只局限于广告牌，但宝瑞德富公司将其推而广之到商亭，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的。（二）户外广告经营的设置许可办理的义务也应由承建、经营广告的一方来承担。首先，从市场交易习惯来讲，宝瑞德富公司作为广告及宣传灯箱的承建和经营主体，有义务办理户外广告的设置许可，根据《济南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户外设置广告的必须取得设置许可，宝瑞德富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广告经营服务企业，对于户外广告的日常经营、审批办理程序具有专业认知，在合同履行期内，宝瑞德富公司未曾到相关部门办理户外广告的审理、许可手续，同样，也未曾告知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予以配合办理；其次，虽然《批复函》约定了恒鑫分公司有“协调”的义务，但是，协调义务不等于办理设置许可、登记的主体义务，也就是说，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协调工作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宝瑞德富公司具有到相关部门办理设置许可、登记的主体责任;再次，关于宣传灯箱建设，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确实向济南公交公司进行了请示并获得回复，应视为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已经履行了协调义务，至于取得户外广告的设置许可的义务不应由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承担。二、便民商亭、广告牌被拆除系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执行政府指令，非济南公交公司和恒鑫分公司的原因，且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仍在济南公交公司提供的场地发布商业广告，不存在预期损失，济南公交公司无需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一）宝瑞德富公司建造、经营的便民商亭、广告牌被拆除，系因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执行政府政令，且济南公交公司及时告知宝瑞德富公司，已经履行告知义务。2017年5月15日，济南公交公司收到工人新村南村街道办事处城管委的《告知函》，函件指出北园大街长途汽车总站BRT站台广告牌及商亭属于违章建筑，要求拆除。济南公交公司接到告知后，于2017年5月17日由恒鑫分公司向宝瑞德富公司发送《通知书》，将情况及拆除工作告知宝瑞德富公司，但宝瑞德富公司未予以拆除，济南公交公司为履行政府指令，在政府人员的监督下，代宝瑞德富公司拆除部分商亭、广告牌，期间产生的费用均由济南公交公司来承担，且政府拆临拆违工作并非针对宝瑞德富公司经营的商亭、广告牌，而是全市开展的一项工作，商亭、广告牌的拆除非济南公交公司的原因造成，按照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因执行政府行为而终止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宝瑞德富公司，有关建造费用双方协商解决，并未提及其他经济损失，济南公交公司在履行了及时通知义务后，无需对宝瑞德富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宝瑞德富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关于“原审被告提前解除合同是因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统一部署工作，非自身原因”的认定正确。（二）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仍在使用商亭广告牌发布商业广告，其行为属于营利性质，不存在预期损失。自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与宝瑞德富公司合作开始至今，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从未参与过相关商亭、户外媒体的经营，不曾也无法对广告画面进行更换。在一审中，济南公交公司提供了一宗同一商亭、广告牌，不同时间的照片对比图，从中可见绝大部分广告牌在双方诉争开始后有过更换，而且从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中看到，宝瑞德富公司自认商亭广告牌是其自身进行更换（记载在2019.9.20审判笔录第8页第二自然段），更换广告的内容无一例外均为商业广告。宝瑞德富公司称，合同解除后至诉讼期间更换广告画面是根据济南公交公司的要求进行的，济南公交公司认为这种说法有违常理，与事实不符。首先，宝瑞德富公司在正常经营期间重复制作大量的商业广告画面作为储备，替代空刊的广告画面，有违常理；其次，合作期间济南公交公司多次就画面维护等事宜发函督促，但宝瑞德富公司均置之不理，合作终止后却依照济南公交公司的要求弥补画面，有违常理。因此，画面的持续更换只能证明在双方诉争期间宝瑞德富公司依然使用户外广告进行正常经营，合同的解除并未给宝瑞德富公司经营带来影响，不存在预期收益，济南公交公司无须赔偿。综上所述，关于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宝瑞德富的诉讼请求。恒鑫分公司针对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济南公交公司的答辩意见。济南公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部分第二项，依法改判济南公交公司退还宝瑞德富公司租金30588.4元；撤销一审判决部分第三项，同时驳回宝瑞德富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宝瑞德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2018)鲁0102民初2914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部分判决错误。一、一原审法院判决济南公交公司应返还宝瑞德富公司租金41355元，济南公交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数额计算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2日解除，经核算，应退还宝瑞德富公司租金30588.40元，原审法院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便民商亭年平均租金所依据的事实有误。一审法院依据宝瑞德富公司单方提供的八处便民商亭的15份未经证实的合同，以其合同记载的租金计算出年平均租金为20860元/年/个，济南公交公司认为不当。在一审庭审中，宝瑞德富公司单方提交了八处便民商亭的15份租赁协议。对于上述协议,济南公交公司认为仅为孤证，无法证实租赁业主的真实存在；也无资金往来凭证佐证，无法证实租赁行为确实存在，因此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宝瑞德富公司提供资金往来凭证对相关租赁行为真实性进行认定，而非直接依据上述孤证就直接得出涉案便民商亭的年均租金。上述疏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认定恒鑫分公司承担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本案中，宝瑞德富公司和济南公交公司各持一份内容不同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而这两份批复函在关键词句上有明显不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承担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经鉴定，《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公章为真，但是原审被告恒鑫分公司明确表示系企业公章被盗用；恒鑫分公司与宝瑞德富公司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中，从未出现过由恒鑫分公司主动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约定，因此宝瑞德富公司所持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并非恒鑫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凭书证，认定恒鑫分公司负有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其次，退一万步讲，就算是《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可以证实恒鑫分公司承担有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但那也仅仅是在灯箱广告中的承诺，不涉及双方便民商亭合作。一审法院以灯箱广告合作标准推而广之到便民商亭合作，没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四、涉案广告牌及商亭广告，宝瑞德富公司仍在正常经营，根本不存在所谓预期收益损失。一审过程中，济南公交公司提供了一宗同一商亭广告牌，不同时间的照片对比图（含拍摄信息的电子版及打印版），从图中可见，几乎所有的商亭及广告牌都进行过更换，更换内容全部是商业类广告。本案中，恒鑫分公司自签约后就不曾干涉过宝瑞德富公司经营，没有组织过更换广告画面，因此上述时间段内画面变化只能是宝瑞德富公司所为；其二，所刊布的画面都是商业广告，有大闸蟹，也有滑雪场，还有医院，完全是正常的商业广告发布行为，充分证实在2017年6月2日之后，宝瑞德富公司仍在利用上述载体发布广告，未曾影响其所谓的预期收益。一审法院仅以恒鑫分公司自认及无法证实拍摄时间为由，对上述真实有效的证据排除在外，有失偏颇。综上，本案中，恒鑫分公司与宝瑞德富公司的合作，系因执行政府政令而无法继续，恒鑫分公司没有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定或约定义务，不应对宝瑞德富公司所谓的预期收益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仅负有返还未到期租金的义务。因此，济南公交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维护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的合法权益。宝瑞德富公司针对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关于应退还租赁部分数额在一审中我方已当庭陈述了计算方式。济南公交公司及恒鑫分公司均表示无异议。故该金额不应以济南公交公司财务人员计算的数据为依据。二、宝瑞德富公司为证明商品租金数额，提交了相应的已履行完毕的租赁协议作为证据，在没有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原认定租赁数额进行认定。三、施工批复函中明确载明恒鑫分公司承诺为涉案设施建设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并承诺无法使用涉案设施时，恒鑫分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失，故原审判决认定恒鑫分公司及济南公交公司赔偿宝瑞德富公司的损失没有错误。四、涉案设施更换画面，系宝瑞德富公司为完成恒鑫分公司的要求，而进行的非经营行为，仅凭恒鑫分公司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宝瑞德富公司通过更换画面获利。综上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恒鑫分公司针对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意见。宝瑞德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及2013年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2.请求判令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退还宝瑞德富公司已支付的场地使用费44795元；3.请求判令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赔偿宝瑞德富公司经济损失157071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8日，宝瑞德富公司（乙方）与恒鑫分公司（甲方）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以下简称《站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租赁给乙方经营便民售货商亭，便民商亭建造费用由乙方负责；场地使用期限自2011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合同总金额为2220000元；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每年缴纳的金额为：第一年18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缴纳9万元，余款9万元在2012年6月30日前分期缴纳；……第六年25万元，第七年25万元，第八年25万元，第九年25万元，第十年25万元。第五条约定：“乙方在使用甲方BRT场地后所承建的便民售货商亭和附属灯箱广告位须按照甲方的设计图纸及各项要求进行施工建设，所承建售货商亭及广告灯箱位合同使用期满后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享有场地使用期内的使用权，合同使用期满后，甲方收回便民售货商亭和广告位经营权等所有权项，乙方要爱护公共财物，商亭的装修、改造，乙方必须事先告知甲方，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第七条约定：“场地使用期间，乙方自主进行商亭和广告位经营，自负盈亏，……”第十五条约定：“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需终止合同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退还乙方预缴的剩余场地使用费，有关乙方建造商亭的费用双方协商解决。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在甲方规定的期限内腾空商亭”。该合同加盖了原告宝瑞德富公司、被告恒鑫分公司的公章，并由宝瑞德富公司的代表人马宁签名确认。2012年10月12日，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双方原合同约定每年分两次付款，改为季度付款。2、原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建造并经营公交便民商亭，甲方提供济南公交公司合法的手续、场地作为乙方建设并经营，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场地使用费，由于乙方建造商亭投资大，乙方收回成本大约需要7年时间，甲方承诺：商亭如在合同期内拆迁，甲方补偿给乙方因商亭拆迁带来的经济损失，即公交便民商亭的建造费和客户的违约金。……”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恒鑫分公司申请对该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与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补充协议中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与《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的公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且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字后印。2013年1月30日，宝瑞德富公司（乙方）与恒鑫分公司（甲方）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灯箱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济南公交BRT站台进站口及通道场地独家租赁给乙方，乙方负责分批承建广告及宣传灯箱（总数不少于80个），放置甲方所辖场地内经双方确定的位置；合同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租赁总价格共计人民币80万元：2013年租赁费为45000元……2017年为70000元，2018年为85000元。2019年为100000元，2020年为105000元，2021年为110000元，2022年为120000元。第四条约定：“经营期间，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七条约定：“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乙方无法正常经营时，甲方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并在BRT站台等其他相等地点提供场地继续执行合同，如无法继续执行合同，甲方应及时退还乙方已缴纳的场地承包费，双方协商补偿条件”。第九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立即开始制作及安装少量灯箱，数量由乙方确定，甲方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后，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每个站点分批开始进行安装及布线。全部广告宣传灯箱安装完毕后，经双方确认以后，并支付相关费用……”。2013年2月，恒鑫分公司出具《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一份，记载：“经甲方（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项目批复后，同意乙方（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在甲方BRT公交站点建造便民服务设施项目——广告宣传灯箱，可以开工建设。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顺利完成，请甲乙双方按以下要求施工：……五、甲方应在施工同时安排人员到场施工协助、协调、并保证乙方能够顺利施工及完工，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本案审理过程中，恒鑫分公司因对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对该批复函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与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批复函中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与《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的公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且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字后印。上述合同签订后，宝瑞德富公司即投资建设了便民商亭及宣传灯箱。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共建设了宣传灯箱80个、银亭6个、便民商亭8个，每个商亭两个广告位。宝瑞德富公司将上述便民商亭及宣传灯箱建成后，进行对外出租经营，并按合同约定向恒鑫分公司支付了租金。宝瑞德富公司所支付的《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25000元，所支付的《灯箱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68000元。2017年6月2日，恒鑫分公司向宝瑞德富公司发出《告知函》一份，载明：“按照我市‘拆违拆临’总体部署，我公司接到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办事处城管委告知函，贵公司租赁我方BRT站台场地建造的商亭及广告牌属于‘拆违拆临’范围内。根据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因素’，我方与贵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请贵公司积极予以配合，并于15日内将我方BRT站台内的商亭及广告牌自行拆除”。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恒鑫分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给其造成了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一、宣传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为证实该部分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的济南公交BRT站台涉案灯箱广告牌市场价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经鉴定，3.4m×2m台灯箱广告牌双面的发布价格为2800元/月，0.4m×3.6m台灯箱广告牌上LED滚动播放灯箱单面的发布价格400元/月/条。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宝瑞德富公司按每个灯箱每月2350元主张，另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灯箱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7月31日，故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23年7月31日，共计13008000元。二、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宝瑞德富公司为证实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提交2013年至2017年间其与承租人签订的便民商亭租用合同15份。其中，宝瑞德富公司与姚健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共计84600元；与徐勇签订的合同有两份，一份约定租赁期限为6年，租金共计101000元；另一份约定租赁期限为6年，租金共计140000元；与由相敏、曹科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刘坤兰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年，租金共计38000元；与辛玉明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105000元；与卢金泉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17000元；与梁卫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17000元；与胡美玲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共计84600元；与杨凤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李凤斌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陈锦安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张其益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孙志军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卫峰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便民商亭属于《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而《站台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6月30日，故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79000元。三、商亭背后广告牌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为证实该部分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的济南公交BRT站台涉案商亭背后广告牌市场价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商亭广告牌正面（小）的发布价格为1900元/月，商亭广告牌背面（大）2900元/月。济南公交公司、恒鑫分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称每个商亭正反面各一个广告牌，即每个商亭广告牌发布价格4800元，共计460800元。四、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为证实银亭的出租可得利益损失，提交其分别于2013年5月、2013年11月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广发银行济南分行自助银亭场地租赁合同》四份，约定宝瑞德富公司将位于长途汽车站、省图书馆、花园路站、历山路站的BRT快速公交站台内的自助银亭出租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租赁费为每年40000元（含5000元电费），租期均为五年。2017年6月21日，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向原告宝瑞德富公司出具《告知函》一份，称其已收到恒鑫分公司出具的要求其自行拆除BRT公交站台内银亭的《告知函》，其将积极配合政府拆违拆临工作的要求，故不能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全年租赁费。据此，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银亭属于《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而《站台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6月30日，故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按照每个银亭每年35000元计算，为945000元。对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上述损失，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均不予认可，主张宝瑞德富公司所计算的上述损失均为不间断发布广告情况下的损失，事实上广告发布存在空档期，故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损失过高。此外，济南公交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主张在其通知宝瑞德富公司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仍在使用涉案宣传灯箱发布广告。为证实其主张，恒鑫分公司提交其拍摄的涉案宣传灯箱所发布的广告画面照片一宗。对此，宝瑞德富公司称在2017年6月2日恒鑫分公司函告其解除合同后，恒鑫公司仍不断地要求其维护灯箱、商亭、银亭等设施的卫生，同时因“创城”等原因，不允许广告位出现空刊、光板，不允许广告画面出现破损、陈旧等影响市容市貌的情况出现，因此其一直雇佣人员维护上述设备，并定期制作、更换广告画面，但广告并非是新签约的，故没有广告收入，也不存在利用涉案广告位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恒鑫分公司因申请鉴定预交鉴定费54772元，宝瑞德富公司因申请鉴定预交鉴定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2013年2月恒鑫分公司出具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的记载，涉案宣传灯箱的建设已通过恒鑫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时恒鑫分公司承诺“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但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宣传灯箱及商亭被确认为“拆违拆临”范围，要求限期拆除。由此可以证实在涉案广告牌及商亭建设前，恒鑫分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义务，且其已承诺若合同期内因其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将赔偿宝瑞德富的所有损失。因此，因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恒鑫分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据此，因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的目的就是从恒鑫分公司取得BRT站台、灯箱的使用权后，投资建设设施设备后出租，从中赚取差价。因此，对于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期内能够赚取差价的利益，恒鑫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见到的，故宝瑞德富公司要求恒鑫分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于法有据。对于恒鑫公司提出的在其通知原告宝瑞德富公司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仍在使用涉案宣传灯箱发布广告营利的主张，虽然恒鑫分公司提交了其拍摄的涉案宣传灯箱所发布的广告画面照片，并附有显示日期的报纸，但无法证实照片拍摄时间即为报纸显示的日期。同时，恒鑫分公司自认其在合同解除后，因“创城”的原因，多次要求宝瑞德富公司维护灯箱、商亭、银亭等设施的卫生、美观，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其在此情况下张贴广告画面，并无广告收入。对此，恒鑫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的张贴广告行为亦是营利的，故对其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对宝瑞德富公司要求恒鑫分公司退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因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所支付的《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25000元，所支付的《灯箱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68000元。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恒鑫分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向宝瑞德富公司发送了《告知函》，要求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2日解除，故恒鑫分公司应当向宝瑞德富公司退还《站台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9444元，退还《灯箱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21911元，共计退还租金41355元。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宣传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因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均认可灯箱数量为80个，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3.4m×2m台灯箱广告牌双面的发布价格为2800元/月，0.4m×3.6m台灯箱广告牌上LED滚动播放灯箱单面的发布价格400元/月/条，宝瑞德富公司按每月2350元主张，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自2017年8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3年7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6年，但因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原因为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拆违拆临统一安排部署工作，非自身原因，且宝瑞德富公司已于2017年6月2日同意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45120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本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3158400元。扣除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应向恒鑫分公司支付的两年租金155000元，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003400元。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被告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建设了便民商亭8个。根据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2013年至2017年间其与承租人签订的15份便民商亭出租合同，可以证实该期间的便民商亭的平均租金约为20860元∕个∕年。自2017年7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一审法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333760元，考虑到租期届满后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按该数额的70%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损失，即233632元。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便民商亭背面广告位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被告均认可每个商亭两个广告位，根据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商亭广告牌正面（小）的发布价格为1900元/月，商亭广告牌背面（大）2900元/月，即每个商亭为4800元/月。自2017年8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故一审法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9216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645120元。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根据其提交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自助银亭租赁合同，可以证实扣除电费后银亭的租金为35000元∕个∕年。自2017年7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一审法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4200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294000元。上述便民商亭、商亭背面广告位、银亭2年可能收取的租金共计1172752元（233632+645120+294000元），扣除上述便民商亭、商亭背面广告位、银亭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应向恒鑫分公司支付的两年租金500000元，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672752元。关于鉴定费用，庭审时双方均未主张，由双方各自承担。因恒鑫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济南公交公司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与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于2017年6月2日解除；二、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租金41355元；三、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676152元；四、驳回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42元，由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担88655元，由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2738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恒鑫分公司于2013年2月出具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记载，涉案宣传灯箱的建设已通过恒鑫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及济南公交公司项目批复，同时承诺“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2012年10月12日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补充协议》亦约定，乙方（宝瑞德富公司）负责建造并经营公交便民商亭，甲方（恒鑫分公司）提供公交总公司合法手续、场地作为乙方（宝瑞德富公司）建设并经营；同时，甲方（恒鑫分公司）承诺，商亭如在合同期内拆迁，甲方补偿给乙方因商亭拆迁带来的经济损失。上述《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补充协议》均已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经鉴定，上述批复函及补充协议加盖的恒鑫分公司的公章均是真实的，济南公交公司及恒鑫分公司虽然对上述批复函及补充协议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上述批复函及补充协议的记载，恒鑫分公司具有“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以及提供合法的手续、场地的义务，且恒鑫分公司均承诺若合同期内因其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拆迁，恒鑫分公司将赔偿宝瑞德富公司经济损失。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恒鑫分公司承担因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济南公交公司主张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仍在使用涉案商亭及广告牌营利的问题。一审期间，恒鑫分公司自认其在合同解除后，因“创城”的原因，多次要求宝瑞德富公司维护灯箱、商亭、银亭等设施的卫生、美观，且恒鑫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的张贴广告行为亦是营利的，一审法院对恒鑫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便民商亭的年平均租金问题。一审期间，宝瑞德富公司提交了2013年至2017年期间其与承租人签订的15份便民商亭出租合同，上述出租合同均附有承租人的身份信息，足以证实该期间的便民商亭的平均租金约为20860元∕个∕年。一审法院据此计算宝瑞德富公司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恒鑫分公司退还租赁费数额的问题。宝瑞德富公司所支付的《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25000元；所支付的《灯箱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68000元。双方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2日解除。一审法院认定恒鑫分公司应当向宝瑞德富公司退还《站台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9444元正确。但《灯箱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应为11144.40元，一审法院认定该项退还租金为21911元属计算错误，应予纠正。恒鑫分公司应退还宝瑞德富公司的租金共计30588.40元。关于宣传灯箱、便民商亭、便民商亭背面广告位、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虽然由于恒鑫分公司未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涉案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涉案《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分别自2011年12月、2013年1月开始履行，且涉案的便民商亭、宣传灯箱、银亭等均系由宝瑞德富公司承建，对于上述便民商亭、宣传灯箱、银亭等属于违章建筑，宝瑞德富公司本身亦存在过错，而且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原因系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拆违拆临统一安排部署工作，一审法院酌定按照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宣传灯箱及便民商宁背面广告位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原审判决依据上述鉴定意见计算宣传灯箱及便民商宁背面广告位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关于便民商亭、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审判决的认定亦无不当。综上，宝瑞德富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计算可得利益损失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济南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济南公交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即“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与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于2017年6月2日解除”、“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676152元”、“案件受理费116042元，由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担88655元，由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27387元”；二、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驳回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租金41355元”为“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租金30588.40元”；四、驳回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42元，由上诉人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8021元，上诉人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580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农泽审 判 员 宋文华审 判 员 刘永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