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民终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市芳，男，1963年3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乃千，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冠机，男，1974年11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池市金城江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坚毅，广西协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谭素莞，女，1970年7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坚毅，广西协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市芳因与被上诉人覃冠机及原审被告谭素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市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覃冠机支付货款145,000元，并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三、两审诉讼费用均由覃冠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2年起程市芳与覃冠机就形成合法的砂石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程市芳交付了相应的货物，覃冠机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价款。1．覃冠机2012年以来就陆续以“陈力”、“振兴公司”、“林森公司”、“覃冠机”的身份与程市芳进行交易往来，其二审庭审中陈述在2013年才开始有交易往来属于虚假陈述。覃冠机在2012年起就已经与程市芳存在砂石买卖合同关系，覃冠机利用多重身份进行交易，根据一审覃冠机提交的证据及对案件事实的自认，覃冠机利用“陈力”、“振兴公司”、“林森公司”、“覃冠机”的身份，与程市芳进行交易。首先，2012年2月开始，覃冠机利用陈力的名字向程市芳购买砂石用于金川建设工地。期间，通过案外人韦飙的银行卡向程市芳支付部分货款，由于二者之间的交易频繁，覃冠机也全部通过银行支付货款，因此程市芳从未对覃冠机采取“陈力”的名字进行交易而产生过任何的怀疑。销售清单证明2012年2月20日开始，覃冠机即以“陈力”的名字，与程市芳发生交易往来，2012年交易金额高达1,385,824元，特别是2012年2月20日至8月15日期间交易金额为597,736元，覃冠机当庭陈述2013年末才与程市芳交易属于虚假陈述。其次，交易明细与银行流水吻合。通过覃冠机支付货款银行账户的流水与程市芳在2012年书写的《收陈力砂运费明细》比较，2012年9月13日200,000元、9月30日50,000元，10月7日47,700元，与银行流水的金额、收到的时间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覃冠机用“陈力”名字进行交易，且转账所使用的银行卡均是案外人韦飙的银行卡。《陈力砂石款运输费统计》、《收陈力砂运费明细》证明在2012年4月11日、4月20日、5月13日、8月8日、9月13日、9月20日、10月7日共转款597,700元，通过明细记载的流水金额与销售金额高度吻合。再次，覃冠机在2013年期间仍与程市芳保持着砂石交易往来，除使用“陈力”的名义外，也使用“振兴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清单证明2013年双方交易金额达1,094,250元，而覃冠机不仅使用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也多次使用案外人韦飙的卡进行转账，因交易金额较大，覃冠机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而采取不同的银行卡支付货款。最后，覃冠机一审提交的《不予起诉决定书》载明其利用防城港市振兴购销有限公司业务员身份进行砂石交易，其一审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也陈述：“2013年左右，覃冠机既是防城港市振兴砂石有限公司的砂石采购员及销售员，代表振兴公司向程市芳进购砂石、再专卖客户，同时覃冠机也利用此期间的职务便利，自己也向程市芳采购砂石再专卖，从中获利”。《不予起诉决定书》记载：“2013年7月15日，被不起诉人覃冠机利用其作为防城港市振兴购销有限公司业务员身份以及公司授权收取石料款后挪用资金”。我们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浑水摸鱼，从而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进行交易。然而，在二审庭审中，覃冠机自认其与上诉人发生交易，采用的是“林森公司”的名义，声称与防城港市振兴砂石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一审证据证明的事实进行了否认，我们认为覃冠机二审庭审虚假陈述，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实。2．双方交易往来期间，覃冠机除使用自己个人名下的银行卡外，还使用案外人“韦飚”的银行卡支付砂石货款，按照其二审陈述，货款全部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程市芳起诉和上诉请求所依据的2014年10月5日《欠条》载明的债权客观真实存在，欠条载明的货款尚未支付。通过银行流水可以证实，覃冠机与程市芳进行交易付款时所使用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卡号62×××89，对应账号为61×××20。覃冠机与程市芳进行交易时付款的银行卡登记在案外人韦飙名下的卡号62×××40，对应的账号为62×××55。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程市芳使用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卡号62×××73，对应的账号为61×××19；覃冠机在2012年9月开始就已经通过韦飙的卡与程市芳进行货款支付，2012年至2015年期间通过韦飙、覃冠机的银行卡共转账程市芳967,700元，转账金额远远小于交易金额，程市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结算欠条客观存在，且尚未支付，每一张结算欠条或者结算单都是单独结算，相互独立，不存在后面的结算单覆盖前面的结算，覃冠机抗辩后面的结算单覆盖前面的欠条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恶意逃避债务。二、2014年10月5日覃冠机出具的《欠条》与程市芳2015年6月18日向覃冠机出具的《林森砂石公司2014午2月20日-2015年4月29日沙款及税金收付明细》（以下简称《明细》）系两个并列独立的结算，不存在后面的结算包含前面结算的关系，结算分期间单独进行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案涉的欠款本金145,000元系双方2012年-2013年期间交易产生，双方在2014年10月5日结算后就未支付的货款所书写的欠条。通过销售单可以证实2012年全年的销售金额为1,385,824元，2013年全年的销售金额为1,094,250元，而2012年、2013年的转账记录的总和远远小于销售金额，覃冠机一审二审均确认与程市芳之间所有的交易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可以证明银行流水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支付货款的情况。一方面，覃冠机存在拖欠贷款的情形；另一方面，覃冠机付款并不完全一一对应销售单的金额，但双方既然合意形成《欠条》等债权债务凭证，证明双方对结算金额是没有异议的。如果说2015年6月18日的结算包含2014年10月5日的结算欠款，那么按照常理应该在后面的结算凭证中注明2014年10月5日欠条作废或者将欠条原件收回。销售金额、银行转账、每月产生销售金额后的汇总，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完全可以证明2014年10月5日的欠款是独立的，不存在被后面的欠款包含的情形。三、覃冠机系在正常的情形下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出具《欠条》，该《欠条》作为书证，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并不存在违反证据三性的情形，程市芳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覃冠机在二审庭审中声称系喝醉酒所写，声称欠条内容不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应当承担的债务，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果程市芳仅为了17,800元的债权而要去扣覃冠机的车辆，也明显与常情不符，覃冠机应向程市芳支付欠条载明的本金和相应的利息。一审庭审中覃冠机的代理人已经自认欠条是覃冠机本人亲自所写；而二审中覃冠机却矢口否认写过该欠条，声称不知道该欠条的存在，明显是自相矛盾。覃冠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营砂石买卖交易多年，其对自己出具欠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不存在其在受到胁迫或是受欺骗的情况下所书写。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覃冠机一直知道欠条的存在，只是其作出把债务推到“振兴公司”头上而拒绝付款的意思表示。如果双方仅仅只有17,800元的债务，没有必要导致引起纠纷直到通过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处理的地步，有悖于常理。 覃冠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明细》的内容已实际覆盖《欠条》的内容及数额，应当采纳同《明细》中欠款数额67,860元。应当认定截止2015年6月18日，覃冠机尚欠程市芳67,860元。2015年11月18日，覃冠机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该笔款项为偿还给程市芳的欠款，应当予以扣减，故覃冠机实际尚欠程市芳欠款17,860元，是正确的。理由如下：（一）从交易习惯、交易便利和结算便利来看，于之后的时间进行结算时，应当将之前的双方应收应缴全部金额进行结算。（二）《明细》所列的沙款及税款（该《明细》所列的第1至第4项沙款及税款共238,840元）金额能包含《欠条》沙款及税款金额145,000元。（三）《明细》生成的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后于《欠条》生成的时间2014年10月5日。（四）以下事实、依事实可推理的事实经过（事实产生原因）及合理分析。1、一审判决认定的且双方均认可的事实（部分）如下：2014年1月23日覃冠机用韦飙账户分两笔向程市芳转账，一次5万元、一次9万元，共14万元。《明细》内容所涉沙款及税款对应时间最早的为2014年2月22日。2014年10月5日覃冠机向程市芳出具《欠条》。2014年11月13日覃冠机以韦飙账号通过中国银行转款5万元。2015年6月18日程市芳制作《明细》，《明细》罗列了2014年2月20日至2015年4月29日期间几笔沙款及税款和程市芳已收到的几笔转款。2、依事实可推知下列事实经过（事实产生原因）：2014年1月23日前的沙款及税款，覃冠机已于该日转款结清。之后的沙款及税款最早的应当为2014年2月22日的（参见《明细》年列第一笔沙款及税款），因该日至2014年10月5日之沙款及税款未付，因此覃冠机于该日向程市芳出具《欠条》，双方确认覃冠机截止2014年10月5日欠程市芳145,000元。次月13日（2014年11月13日）起覃冠机边转款清偿2014年2月22日以来形成的旧账，边陆续与程市芳进行新的交易，直至2015年6月18日程市芳制作《明细》之日。双方认可《明细》所列覃冠机至今尚欠款67,860元。为此，2015年11月18日，覃冠机向程市芳转款50,000元。因此，目前覃冠机尚欠沙款及税款仅17,860元。3、合理分析：《明细》所列第一笔沙款及税款形成的时间2014年2月22日已在《欠条》形成时间2014年10月5日之前，且程市芳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欠条》、《明细》所涉沙款及税款、已付款分别对应哪些（哪时）收货单、结算单的内容（程市芳提交的收货单、结算单除《欠条》、《明细》外，其他的因覃冠机没有收到货物而没有签字确认的，不应当采信。）在此情况下，程市芳主张《欠条》沙款及税款与《明细》沙款及税款是独立的。依程市芳之理，则截止《欠条》形成时间2014年10月5日，覃冠机应当支付的沙款及税款是未知的（因依程市芳之理《欠条》有可能未结算此前的全部沙款及税款而只结算一部分），同理，截止《明细》形成的时间2015年6月18日，覃冠机应当支付的沙款及税款也是未知的（因依程市芳之理《明细》有可能未结算之前的全部沙款及税款而只结算一部分）。综上所述，程市芳主张《明细》沙款及税款不覆盖《欠条》沙款及税款，其理由是不成立的。反言之，《明细》沙款及税款应当覆盖《欠条》的。二、谭素莞与覃冠机于2008年6月已离婚，离婚后双方未共同经营，且程市芳未能证明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谭素莞不应当对程市芳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三、程市芳于一、二审的诉讼行为，已经构成恶意诉讼，应当追究其违法行为的责任。四、其他。（一）程市芳诉称覃冠机于二审庭审中陈述在2013年才开始有交易往来属于虚假陈述，是不正确的。因双方开始交易时间离现在较久，覃冠机没有虚假陈述的故意，交易开始的具体时间以可靠证据证实即可。（二）本案程市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其诉称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是2013年后发生的事实，所以程市芳提交的意在证明2013年前双方交货付款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三）程市芳诉称《明细》金额未覆盖《欠条》金额，结算分期间单独进行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按其主张，《明细》金额未覆盖《欠条》金额，根据本案证据就不能确定其分别结算了哪些期间的应收应付金额。反之，如认为《明细》金额已覆盖《欠条》金额，则其内容本身就能确定其分别结算了截止其各自生成时间时双方的应收应付金额。（四）覃冠机与程市芳交易数量、金额等应当以双方均认可的为准，不能只凭单方之言而下结论，不能要求覃冠机承担偿还第三人与程市芳交易形成之债务的责任。（五）程市芳诉称因双方交易金额较大，覃冠机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而采取不同的银行卡支付货款，是不正确的。交易金额大小，该由覃冠机付款的部分其自然免不了责任，用不用他人银行卡支付货款与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无关。（六）程市芳诉称“如果说2015年6月18日的结算包含2014年10月5日的结算欠款，那么按照常理应该在后面的结算凭证中流明确2014年10月5日欠条作废或者将欠条原件收回。销售金额、银行转账、每月产生销售金额后的汇总，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完全可以证明2014年10月5日的欠款是独立的，不存在被后面的欠款包含的情形。”，是不正确的，理由如下：1、后面的凭证金额包含前面凭证金额时，除了在后面凭证注明前面凭证作废或者将前面凭证原件收回外，也存在其他合理做法，如后面凭证明显包含前面凭证金额时不需再作其他动作等。2、本案程市芳并未能证明“每月产生销售金额”，不存在“销售金额、银行转账、每月产生销售金额的汇总，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相反，《明细》金额包含《欠条》金额的情况下，两者无矛盾，且履行情况也符合常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并对程市芳的恶意诉讼行为予以追究法律责任。 谭素莞述称，其同意覃冠机的意见。 程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覃冠机、谭素莞共同支付货款14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9,271.87元（以145,000元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的标准，从2014年10月6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6日至），其余的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本案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覃冠机、谭素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覃冠机向程市芳购买河砂用于工程建设，2014年6月1日，程市芳做出《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其上载明“2014年2月22日-6月1日截止，以上三项合计58车，折75,380元，优惠2,070元，实际欠73,310元”，程市芳及覃冠机在该清单上签名确认。2014年10月5日，覃冠机向程市芳出具《欠条》一份，其上载明“今欠程市芳人民币拾肆万伍仟元整，欠款人覃冠机”。 2013年10月30日，覃冠机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程市芳12万元。2015年11月18日，覃冠机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 2013年11月1日案外人韦飚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14年1月23日期间案外人韦飚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14万元，案外人韦飚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34万元。2014年11月13日，案外人韦飚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程市芳5万元。2015年1月5日，案外人韦飚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程市芳5万元。2015年2月13日，案外人韦飚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程市芳10万元。2015年5月15日，案外人韦飚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程市芳3万元。 再查明，2018年1月6日，程市芳在公车镇公车加油站因经济纠纷与覃冠机发生争吵，要扣其的小轿车（桂Ａ×××××），经民警出警调解，程市芳愿意让覃冠机将小轿车开走。 2015年6月18日，程市芳向覃冠机出具《明细》，其上载明“以上六项合计款287,860元，已收到下列款项，2014年11月13日中行转账5万元，2015年1月5日中行转款5万元，2015年2月13日中行转账10万元，2015年5月15日中行转账3万元（其中税金1万元）；以上实际收取款22万元，欠款67,860元。”。 一审法院认为，程市芳提供的欠条及发货单及覃冠机、谭素莞提交的收付款明细表明程市芳与覃冠机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覃冠机向程市芳出具的欠条，未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双方在结算后未约定履行期限，程市芳可随时要求覃冠机给付货款。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无法确定履行期限，其诉讼时效应自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覃冠机于2014年10月5日向程市芳出具《欠条》，此后双方仍然存在交易行为，2015年6月18日程市芳向覃冠机出具《明细》，程市芳于2018年1月6日在公车镇公车加油站向覃冠机追索欠款未果，程市芳2019年4月向原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覃冠机、谭素莞认为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欠款的金额问题，程市芳提供的2014年10月5日签订的《欠条》，该欠条有覃冠机签字确认，欠款数额为145,000元，且有程市芳所提供的2013年及2014年的运费清单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欠条真实性予以采纳。程市芳于2015年6月18日向覃冠机出具《明细》载明“以上六项合计款287,860元，已收到下列款项，2014年11月13日中行转账5万元，2015年1月5日中行转款5万元，2015年2月13日中行转账10万元，2015年5月15日中行转账3万元；以上实际收取款22万元，欠款67,860元。”，该收付明细有覃冠机、谭素莞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予以佐证，能够清晰证明每笔款项的支付过程，故原审法院对《明细》亦予以采纳。本案中《欠条》生成时间为2014年10月5日，其佐证依据为2013年及2014年的运费清单，而《明细》生成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生成时间优于前者，考虑到双方在签订《欠条》后依然存在交易，结合2013年至2015年的交易情况，原审法院认定该《明细》的内容已实际覆盖《欠条》的内容及数额，应采纳《明细》中欠款数额67,860元。应认定截止2015年6月18日，覃冠机尚欠程市芳67,860元。2015年11月18日，覃冠机向程市芳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该笔款项为偿还给程市芳的欠款，应予以扣减，故覃冠机实际尚欠程市芳欠款67,860元-5万元=17,860元。关于覃冠机主张程市芳收取1万元税金却并未开具相应税务发票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的行为应由税务机关处理，覃冠机可依法向税务机关投诉，由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处理。覃冠机主张予以扣减该笔1万元税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程市芳主张逾期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审法院对覃冠机逾期付款给程市芳造成的损失从程市芳起诉立案受理之日2019年4月12日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关于谭素莞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程市芳并未提证据证明谭素莞与覃冠机共同经营承建工程，且未能证明该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程市芳主张谭素莞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覃冠机偿还给程市芳货款17,8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7,8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12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程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5.44元，减半收取1,892.72元，保全费1,391元，合计3,283.72元，由程市芳负担2,947.22元，覃冠机负担336.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程市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覃冠机与程市芳进行交易付款时所使用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卡号62×××89，对应帐号为61×××20；2、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覃冠机与程市芳进行交易时，除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外，经常使用案外人韦飙银行卡进行付款，卡号62×××40，对应的帐号为62×××55；3、不予起诉决定书，证明覃冠机原系防城港市振兴砂石有限公司业务员，覃冠机当庭陈述与防城港市振兴砂石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属于虚假陈述，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实；4、销售清单，证明2012年2月20日开始，覃冠机即以“陈力”的名字，与程世芳发生交易往来，2012年交易金额高达1,385,824元，特别是2012年2月20日至8月15日期间交易金额为597,736元，覃冠机当庭陈述2013年末才与程市芳交易属于虚假陈述；5、《陈力砂石款运输费统计》、《收陈力砂运费明细》；证明在2012年4月11日、4月20日、5月13日、8月8日、9月13日、9月20日、10月7日期间，覃冠机共转款597,700元，通过明细记载的流水金额与销售金额高度吻合；6、销售清单，证明2013年双方交易金额达1,094,250元；7、销售清单，证明2014年双方交易金额达232,640元；8、销售清单，证明2015年双方交易金额达49,021.5元；9、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程市芳使用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卡号62×××73，对应的帐号为61×××19；覃冠机在2012年9月开始就已经通过韦飙的卡与程市芳进行货款支付，2012年至2015年期间通过韦飙、覃冠机的银行卡共转账程世芳967,700元，转账金额远远小于交易金额，程世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结算欠条客观存在，且尚未支付，每一张结算欠条或者结算单都是单独结算，相关独立，不存在后面的结算单覆盖前面的结算，覃冠机抗辩后面的结算单覆盖前面的欠条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恶意逃避债务。被上诉人覃冠机及原审被告谭素莞无新证据提交，其对上诉人程市芳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因该证据非因与覃冠机的交易而形成，该证据上之签字均无“覃冠机”签名字样，其他字样的签名亦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至于在证据上签字的人是否与程市芳有交易，覃冠机不知情。2012年覃冠机与程市芳的交易，货款已结清。另外，因该案上诉人一审起诉时的事实与理由是2013年以后双方交易的情况，所以2012年形成的证据全部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非因与覃冠机的交易而形成，该证据上无任何经手人之签名，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他人是否与程市芳有此交易，覃冠机不知情；对证据6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组证据非因与覃冠机的交易而形成，该证据中的少量单据上有“覃冠机”签名字样，是他人冒覃冠机之名而为，而均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有“覃冠机”签名字样的证据均不具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该组证据的其他部分亦均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至于在证据上签字的人是否与程市芳有交易，覃冠机不知情；对证据7中的《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2014.6.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意见；该组证据之其他部分均非因与覃冠机的交易而形成，该组证据中的少量单据上有“覃冠机”签名字样，是他人冒覃冠机之名而为的，而均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该组证据中的无“覃冠机”签名字样而有他人签名字样的证据，均非因与覃冠机的交易而形成，亦均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因签名者是否与程市芳有交易，覃冠机不知情，与覃冠机不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如何；对证据8中单据上有“覃冠机”签名字样，是他人冒覃冠机之名而为的，而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该组证据中的无“覃冠机”签名字样而有他人签名字样的证据，均非因程市芳与覃冠机进行交易而形成，亦均非覃冠机本人及其授权他人所为；因签名者是否与程市芳有交易，覃冠机不知情，该证据不具关联性，覃冠机不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如何；对证据9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意见，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程市芳所主张的“转账金额远远小于交易金额，程市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结算欠条客观存在，且尚未支付，每一张结算欠条或者结算单都是单独结算，相互独立，……”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程市芳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进行综合考证，在此不逐一作出认证。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判决查明《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2014年2月22-6月1日）载明的内容有部分遗漏，应为：“2014年2月22日-6月1日截止，以上三项合计58车，折75,380元，-2,050元，实际欠73,230元，优惠2,070元，实际欠73,310元”。一审判决查明《明细》载明的内容有部分遗漏，应为：“1、2014.2月22-6月1日：73,230元（第一张结账单）；2、2014年6月9-8月28日：27,550元（第二张结账单）；3、2014年9月10税票2份：209,314.70×3％¥6,280元；4、2014.10月3-12月16日：131,780元（第三张结账单）；5、2015.1月2-1月26日：28,230元（第四张结账单）；6、2015年2月1-4月29日：20,790元（第五张结账单）。以上六项合计款287,860元，已收到下列款项，2014年11月13日中行转账5万元，2015年1月5日中行转款5万元，2015年2月13日中行转账10万元，2015年5月15日中行转账3万元；以上实际收取款22万元，欠款67,860元。” 再查明，程市芳在庭审中陈述《欠条》所载明的145,000元欠款的构成为：2013年8月27日-9月14日，35,650元；2013年10月22日-11月17日，36,040元；2014年2月22日-6月1日，73,310元。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根据程市芳提供的欠条和发货单及覃冠机、谭素莞提交的收付款明细认定程市芳与覃冠机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明细》的内容是否已实际覆盖《欠条》的内容及数额，覃冠机尚欠程市芳的货款金额及利息是多少。本院认为，程市芳陈述《欠条》所载明的145,000元欠款的构成为：2013年8月27日-9月14日，35,650元；2013年10月22日-11月17日，36,040元；2014年2月22日-6月1日，73,310元。程市芳对此相应的提交了《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及《防城区茅岭乾坤砂场销售单》各三份作为证据，其中《防城区茅岭乾坤砂场销售单》（2014年6月1日）载明“2014年2月22日-6月1日截止，以上三项合计58车，折75,380元，-2,050元，实际欠73,230元，优惠2,070元，实际欠73,310元”。覃冠机提交的有程市芳签字确认的《明细》载明：“1、2014.2月22-6月1日：73,230元（第一张结账单）……”。对比《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及《明细》，可知《明细》的第一项的时间与《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的时间完全吻合，均为2014年2月22日-6月1日；《明细》的第一项金额73,230元与《林森公司送金川沙运费清单（覃冠机）》被划掉的73,230元亦吻合。据此，本院认为《明细》的内容部分覆盖《欠条》的内容及数额，覆盖的金额为73,230元。覃冠机主张，《明细》的内容已完全覆盖《欠条》的内容及数额。本院认为，第一，如已全覆盖，覃冠机应取回《欠条》原件或在《明显》中予以列明，现涉案《欠条》原件仍由程市芳持有。第二，覃冠机于2014年10月5日向程市芳出具《欠条》后至2015年6月18日程市芳向覃冠机出具《明细》，双方在此期间的全部供货及支付货款情况均已在《明细》中列明，覃冠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其他付款情况可以冲抵《欠条》所载明的欠款金额，故覃冠机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覃冠机尚欠程市芳的货款本金为：145,000元（欠条）-73,230元（被覆盖部分）+67,860元（明细载明欠款）-50,000元（2015年11月18日已支付）=89,630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之前（不含当日）的回购利率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此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程市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上诉人覃冠机偿还给上诉人程市芳货款89,6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89,63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程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3,785.44元，减半收取1,892.72元，保全费1,391元，合计3,283.72元，由上诉人程市芳负担1,594.87元，被上诉人覃冠机负担1,688.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85.44元，由上诉人程市芳负担1,838.5元，被上诉人覃冠机负担1,946.8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大亮 审 判 员 刘帅武 审 判 员 栾彩云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邹采伶 书 记 员 谢馨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