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富彬，男，1964年9月11日出生，重庆市永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肖家冲1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90452G。法定代表人：邓国元，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旅游车出租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客运中心一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0946534XG。负责人：毛世伦，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展、刘培桃，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富彬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运输公司）、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旅游车出租分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出租分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5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富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应归上诉人所有。1.从出资情况看，案涉出租车的所有经营成本都是由上诉人独自承担，被上诉人只是代上诉人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也只是代上诉人支付相应价款和费用。(1)从现有证据和金额看，本案案涉出租车的车辆购买价仅为85800元，而双方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的首期租赁金也仅为91300元，而上诉人却实际向被上诉人共计支付了l2万元，这一金额是远超以上两个金额的，且被上诉人并未对差额这一事实作出合理解释，相反，购车款加上案涉出租车的税费、上户等办理登记证件的费用、项灯安装费用、保险费等费用合计在上诉人支付的l2万元范围内。(2)从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相应价款和附属设施费用的时间看，其支付时间系在上诉人支付l2万元之后，即被上诉人并未因更换案涉出租车支付过任何的自有资金。2.从案涉出租车的对外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上诉人才是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建立关系至今均系挂靠经营关系。(1)从历年法院判决看，当与案涉出租车类似的出租车对外发生交通事故时，各出租车公司的抗辩理由均是其与出租车经营者之间系挂靠关系，对外的风险和责任由出租车经营者实际承担，而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无一例外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2)从双方现行经营模式看，双方从始至终均为挂靠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在出租车行业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企或分公司，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是其作为国企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基本要求。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仅在收取上诉人12万元费用后按月收取ll00元的收益，且该收益还包括代收、代缴的税费，难道被上诉人作为国企不需要考虑企业是否最大限度创造收益和利润，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客观逻辑，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而更符合双方挂靠经营关系的特性。3.从案涉出租车交付情况看，车辆属于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当被上诉人将其帮上诉人代购的案涉车辆及对应的登记证件交付上诉人实际经营和持有时，其已将代购的车辆交付完成，上诉人于双方交付行为完成当时即按《物权法》规定取得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的实际所有权。4.从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情况看，购买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证件为被上诉人名下，只是基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特性和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是情理之中，同时，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是可以分开的，登记证件也并非实体权利的代表，相反，其只是对外是否发生对抗效力的问题和标志之一。5.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看，该合同除车辆具体信息部分为手填外，包括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在内的所有内容均是事先打印好的，按《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对于排除上诉人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约定内容应认定为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案涉出租车车辆及附属设施不论从出资金额和情况、经营收益和经营风险看，还是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车辆这一特殊动产和格式合同的规定看，案涉出租车车辆现在的登记权利人并不一定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其只是对案涉出租车是否对外产生对抗效力产生实体权利上面的影响。（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系被上诉人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上诉人想继续经营出租车的客观现实、胁迫上诉人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1.从双方社会地位看，由于政府部门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需要，被上诉人在出租车行业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上诉人为了继续从事出租车经营以养家糊口，在现行的行业经营情况下，就只能将车辆登记于被上诉人名下，从而产生了关于车辆的所有信息都是被上诉人名字这一畸形行业现象。2.从案涉出租车购车款支付情况、经营风险承担情况和经营收益情况看，上诉人实际支付了购车款等车辆所有的经营成本，也实际承担车辆的实际经营风险，还享有经营收益，可见，案涉车辆的实体权利人为上诉人，而并非被上诉人。3.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内容看，除了案涉出租车的车牌号、车架号等关于车辆的信息为手填外，其余均为事先打印好的内容，这一合同属于《合同法》上规定的格式合同，对其应适用《合同法》上关于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其中关于案涉出租车车辆所有权部分的约定内容明显排除了上诉人所实际出资购买车辆的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4.挂靠经营关系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经营关系。从《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案涉出租车经营期限届满后，车辆的残值或余值由上诉人自行处理的内容、及上诉人在经营期间只需向被上诉人每月支付含税费在内的ll00元费用和案涉出租车现行的经营模式看，双方之间现在仍系挂靠经营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出租车车辆属于《物权法》上规定的动产，以交付为物权设立和转让的法律要件，从被上诉人将其代购的案涉出租车车辆实际交给上诉人经营时起，其交付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其对应的车牌、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附属于案涉出租车，属于该车的权利凭证，与该车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其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一并确认为上诉人所有，一审判决认为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重庆市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治安登记证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载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为被上诉人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利用上诉人只能依靠其继续经营出租车的政府管理要求签订的排除上诉人所有权这一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为其不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共同辩称，一、出租车不仅包含机动车裸车，还包含经营权。1.从事道路运输客运业务必须取得经营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客运业务，不仅要“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还要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作为出租车，包含了两个要素，一个是机动车裸车本身，另一个是出租车经营权。只有当机动车裸车与出租客运经营权结合起来，才叫出租车，才能载客上路经营。2.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指标归属被上诉人。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以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7月1日施行)第112条的规定，出租汽车实行特许经营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许可。出租汽车客运属于政府特许经营的公共资源，重庆地区向市场投放的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指标均是由运管部门许可给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重庆市营运车辆购置告知书、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特许经营协议》等证据充分证明本案出租车的经营权指标是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下称运管所)许可给被上诉人这一具有客运运输资质的企业的。二、关于本案出租车的承包模式。在明确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属性后，就须进一步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出租车承包模式。1.上诉人要经营出租车必须依靠被上诉人。如前所述，上诉人作为自然人，既不可能取得出租车经营资质，也无法取得出租车的经营权指标，上诉人要经营出租车，当然必须依靠被上诉人，通过承包方式运营具备经营权指标的出租车。上诉人在审理中反复强调的“挂靠”，实质就是上诉人自认为上诉人是车辆经营权指标所有人，只是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从事车辆经营。这种说法既与被上诉人举示的有关经营权指标的证据相悖，也不符合客观实际。2.上诉人承担车辆购置成本系典型的等价有偿。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基于合同取得了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权，出租车经营期间的一切收益均归上诉人享有；对于被上诉人而言，被上诉人获取的利益为每月1000余元的规费收入，并且该收入每月还要扣除300余元的税金和100元的座套清洁费，余下收入不足1000元。出租车的经营权指标是有期限限制的(本案出租车为六年)，被上诉人每月的收入乘以六年的期限，尚不足以购置一辆裸车(仅裸车单价即为85800元)，更不用说车辆上户和运营费用了。据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选择采用了上诉人承担车辆购置成本和运营成本，以此取得出租车经营收益，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体现，是典型的等价有偿的市场行为，当然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3.关于被上诉人的义务。被上诉人基于出租车的承包经营并非没有付出对价，被上诉人一是要对出租车和驾驶人员进行安全管理；二是要维护出租车承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三是要对车辆运行中的风险承担主体责任，包括行政部门(运管所)考核和处罚的主体责任，以及对外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之所以愿意带资承包车辆，看重的不是汽车财产权法律上的归属，看重的是实实在在地对出租车的经营收益。综上，本案的承包经营模式是双方在长期的市场运行中形成的。三、关于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的涵义。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的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的涵义是：1.被上诉人不同意解除或撤销承包经营合同，只有在上诉人继续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才认可上诉人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该出租车裸车所有权仅体现为：在对应出租车的特许经营许可期限(目前为六年)届满时，该出租车裸车报废或裸车处置后的残值归上诉人所有。2.若上诉人拒绝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或不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戴富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车架号为LS5***的小型轿车（裸车）归戴富彬所有；2.车辆的附属设施主要包括购顶灯、计价器、GPS卫星定位系统等设施归戴富彬所有；3.撤销双方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达出租分公司系通达运输公司的分公司。2017年7月6日，戴富彬（乙方）与通达出租分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有：1.为了适应客运市场的需要，在严格遵守国家法规、政策的前提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供双方严格遵守。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机动车辆运行技术标准的车辆壹辆，随车装齐全（后附清单）。乙方在履行本《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进行营运。2.在签订本合同时，乙方须向甲方缴纳当月的营业税、清洁费、治保费、企业服务费等共计1200元（以下简称规费），以后乙方于每月25-30日向甲方缴纳次月规费，实行月月预缴制。3.出租车指标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属甲方所有，乙方通过向甲方按合同约定时间足额缴纳承包费，获得车辆承包经营权等包含总则、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附则等内容共计二十二条。一审中，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认可裸车归戴富彬所有、认可计价器及GPS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终端设备）归戴富彬所有。戴富彬举示《销售合同》（复印件）拟证实顶灯亦归戴富彬所有；但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不认可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而涉案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中购买方、《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正本）》中纳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中所有人、《机动车登记证书》中机动车所有人均为通达出租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出租车由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属于通达出租分公司所有。虽然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同意裸车归戴富彬所有，但涉案出租车体现的价值不仅包括车辆本身的价值，而且也包含了行政许可经营的价值。本案戴富彬之所以能够对涉案出租车享有一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经营系基于其与被告所订立的涉案合同；在涉案合同并未发生解除或终止等情形时，涉案合同所指向的标的物是出租车而非裸车，该出租车作为涉案合同所指向的标的物具有价值上的不可分割性；即在合同期内，出租车所具有的车辆本身的价值和政府许可经营的双重价值具有不可分割性，两者价值的体现和确认均应依照国家相关部门所颁发的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行驶证等相关权照等形式予以确定，均应统一归出租车公司所有和享有。故在合同期内，不能得出裸车和经营权分属不同主体的结论。在合同期内，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虽然认可裸车归戴富彬所有，但基于前述分析认定，不能得出在合同未解除或终止的情形下，裸车归戴富彬所有的结论，故对戴富彬要求确认裸车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戴富彬要求确认的相关附属设施归其所有的请求，一审法院同理认为：在合同期内，上述附属设施或体现为出租车经营所必需的外观行业标识、正常经营的计价系统或具有出租车经营所需的行业安全规范等价值范畴，基于对前述车辆本身的价值和政府许可经营的双重价值不可分割性的认定，上述附属设施亦因具有经营价值的内容，故在合同期内，均不应认定相关附属设施归戴富彬所有；出租车公司的相应自认亦不能得出附属设施归戴富彬所有的结论，故对戴富彬要求确认相关附属设施归其所有的请求亦不予支持。而对可能存在的其他附属设施，因戴富彬未具体明确，一审法院在无具体审理的标的物的情形下，亦无法作出处理意见。对戴富彬要求撤销《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诉请，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不应获得支持，主要考量如下：1.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模式系永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多年形成的经营模式之一，应予以尊重。2.戴富彬为经营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对合同内容应有充分的了解，是否与出租车公司签订该合同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和选择，不存在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3.涉案合同约定戴富彬向通达出租分公司交纳相关规费后获得涉案出租汽车的承包经营权，戴富彬亦因此而获得经营收益，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4.戴富彬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胁迫的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胁迫的情形存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戴富彬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戴富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05元，由戴富彬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示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一审卷宗记载，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代理人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词中就其一审中所述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归戴富彬所有的涵义作出书面说明：通达运输公司、通达出租分公司不同意解除或撤销承包经营合同，只有在戴富彬继续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其才认可戴富彬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该出租车裸车所有权仅体现为：在对应出租车的特许经营许可期限（目前为6年）届满时，该出租车裸车报废或裸车处置后的残值归戴富彬所有。若戴富彬拒绝与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或不按约履行承包经营合同，其不认可戴富彬享有出租车裸车的所有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出租车裸车及其附属设施是否应属戴富彬所有；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出租车由通达出租分公司购买并办理登记，一审据此认定属通达出租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表示同意祼车可以归戴富彬个人所有，但此处的裸车指向的是《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载明的出租车的裸车。而出租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辆，只有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车辆才能成为出租车。上诉人戴富彬请求确认的裸车只有和该车辆的出租车经营权、号牌使用权等合并使用才具有价值。同时，出租车上的计价器、顶灯等附属设施是出租车经营所必需的外观行业标识、正常经营的计价系统或出租车行业安全、管理所需设施，也必须和前述车辆本身及出租车经营权合并使用才具价值。现被上诉人同意裸车及附属设施归戴富彬所有的陈述并无解除双方之间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意思，在双方存在案涉出租车经营合同的情形下，案涉出租车不是单纯的机动车，被上诉人该陈述并非承认戴富彬的一审诉讼请求。戴富彬上诉认为，其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及其附属设施,被上诉人只是代上诉人购买车辆和其他附属设施、代办登记证件，但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委托购买关系、其向被上诉人缴纳的款项即是购买案涉车辆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戴富彬前述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出租车虽交由戴富彬经营，但双方就案涉出租车经营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戴富彬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的交付基于买卖合同发生，其关于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相关证件因交付而设定物权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予撤销。从戴富彬一审的起诉看，是认为案涉合同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本院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戴富彬作为经营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对现存的出租车行业现状及合同内容应有充分的了解，是否与出租车公司签订该合同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和选择，其选择交纳相关费用后获得了涉案出租汽车的承包经营权，看中的正是其在经营过程中可能获得的经营收益。至于其是否盈利或盈利多少，一是取决于其事前的调查、成本核算，二是取决于实际的经营业绩和经营风险。同时，戴富彬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强迫其签订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表明其系在充分考量后自愿签订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显失公平一说，合同也不应撤销。综上，戴富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10元，由上诉人戴富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吴宝山审 判 员 章若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 王晓宇书 记 员 吴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