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5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学平，男，197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泰，男，197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桃，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光雷，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中稷通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东路3号5层1号。法定代表人：徐石。上诉人谢学平因与被上诉人钟泰、原审第三人贵州中稷通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通和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8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学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已两次超过诉讼时效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基本依据是《不可撤销承诺书》，该承诺载明“上诉人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款100万元”。据此，双方如因转款事宜发生争执，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截止在2018年12月31日以前。本案经历了两次诉讼：第一次被上诉人已超期(2019.1.4.)向法院递交起诉状，随后因其拒不出庭主张权利，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第二次也是用同一诉状，同一理由再次向法院超期递交诉状。根据法律规定，其主张权利的行为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接到一审法院送达的（2019)黔0102民初8543号民事判决后，委托律师查阅了第一次诉讼的档案时才发现了新的证据，即（2019)黔0102民初861号案件立案表。被上诉人企图混淆和规避法律的规定，故意将起诉状上落款日期提前为“2018年11月27日”，并通过法院将诉状送达给上诉人，将上诉人计算诉讼时效的期限引入误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本案属于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无论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不可撤销承诺书》，一审期间上诉人已经陈述过，上诉期间不再重复。但一审法院只侧重审阅书面“承诺”，却未审查被上诉人已经超额取得因股权转让收取的钱物的事实。实际上，上诉人的股东在办理转让股权期间，其转让款及内部的债务关系都已进行了清账冲抵(有银行流水账和经股东会议记载为证)，对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的。被上诉人带着侥幸心理，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证据可能已灭失，拖延至三年后才提出诉讼主张所谓“承诺”的权利，被上诉人有意向一审法院隐瞒事实，导致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本案因发现有新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特在上诉期间向二审法院提出合理抗辩。被上诉人钟泰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从未对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本案的诉讼时效受法律保护。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十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一）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二）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规定，上诉人所述的新证据在一审庭审之前已经存在，上诉人也接到一审法院通知出庭，上诉人既没有在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也没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系自身原因造成，故上诉人所提的证据并非新证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此外，一审中上诉人委托了专业人员代理参加诉讼，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起诉状落款日期误导未提诉讼时效抗辩主张不成立。3、《不可撤销承诺书》系上诉人自愿出具，其主张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且若是被胁迫签订，上诉人应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一审判决的定案依据并非只依据《不可撤销承诺书》，还根据中稷通和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股东会会议等，被上诉人不存在隐瞒、欺骗情况，故上诉人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中稷通和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书面意见。钟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学平向钟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从2015年12月31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为15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谢学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泰、谢学平及案外人谢敏均为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谢敏为名义股东，谢学平为隐名股东，2014年4月20日公司的第一次股东会会议中，谢学平成为谢敏全权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利。2014年6月3日公司的第二次股东会会议中载明公司原始出资总额为1000万元，谢敏出资550万元，钟泰出资450万元，还约定自2014年5月1日起一年后才准许股东出让和退出，否则只能按实际出资额退出。另，2014年11月7日第三次股东会会议中主要约定钟泰自愿将所持的公司45%股权转让给股东谢敏，由谢敏自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转让费为实际出资加上资金占用费，合计应付转让费326.5万元；股东谢敏于2014年11月15日前支付钟泰100万元，11月30日前支付150万元，其余部分等新股东过户后支付完毕（过户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2015年12月2日，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100%股权转让给中稷通和公司。中稷通和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司于2015年12月25日按照谢学平的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转入谢学平指定银行账户中；在股权交易中，钟泰同意谢学平先行收取股权转让款，并在工商行政局面签了转让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钟泰从谢学平处收取股份的转让款。”谢学平指定账户为贵阳建设银行金源支行（户名黄娴，账号62×××75），并有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可以证实该100万元收购股权款中稷通和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5日转入谢学平指定的账户。基于以上事实，谢学平于2015年9月9日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载明“因钟泰拟转让其持有的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5%股权给中稷通和公司，法人徐石，双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人自愿就钟泰与中稷通和公司因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佰万元代中稷通和公司（法人徐石）向钟泰支付，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由钟泰与中稷通和公司自行办理。工商登记完成后2015年12月31日前，本人代中稷通和公司向钟泰支付转让款壹佰万元。”谢学平于承诺书处签名及捺印。现钟泰认为谢学平未按承诺书约定向其支付转让款100万元，特诉至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钟泰、谢学平均系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贵州众豪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将该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中稷通和公司，中稷通和公司已将100万元转账支付至谢学平指定账户，有中稷通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银行转账凭证为据。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谢学平向钟泰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承诺其代中稷通和公司支付转让款100万元。谢学平辩称该承诺书系在钟泰胁迫下签订，不应支付钟泰转让款，认为其出具的《不可撤销承诺书》应认定无效，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承诺书时受到钟泰的胁迫，也未举证证明已将股权转让款全部超额支付，故对谢学平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谢学平不认可股权转让事实，因工商登记信息已实际变更为中稷通和公司，股权已实际转移，且中稷通和公司出具说明表明已将100万元支付至谢学平指定账户，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钟泰要求谢学平支付转让款1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占用费，2014年6月3日的第二次股东会约定“自2014年5月1日起一年后才准许出让和退出股东，否则只能按实际出资额退出”，因钟泰提前退出，对其主张的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谢学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钟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二、驳回原告钟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减半收取7575元，由被告谢学平承担6587元，由原告钟泰承担988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谢学平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11月27日的民事起诉状一份，欲证明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让谢学平误以为还在诉讼时效期间。经质证，钟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本案是在二审提出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谢学平在（2019）黔0102民初861号诉讼时也并未过诉讼时效。谢学平在两次诉讼中都是委托的律师进行庭审，但是在两次中都并未提出诉讼时效已过，按照法律规定一审未进行时效抗辩，二审提出的不应当认定。第二组证据：（2019）黔0102民初861号案件信息表及立案表，欲证明钟泰的诉讼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经质证，钟泰认为其于2019年1月2日已经提交起诉材料，立案表上有钟泰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签字，收到诉状的时间及决定立案时间是一审法院法官签字的，不是钟泰一方的签字，钟泰的代理人只是在提交人处签字，对日期均不知情。同时请求法院核实（2019）黔0102民初861号钟泰立案时，一审法院要求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时间也是2019年1月2日，钟泰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立案表是该院制作给钟泰填写的。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其立案表上，钟泰一方落款的提交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除此之外，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谢学平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在本案一审前已经客观存在，且谢学平亦知道（2019）黔0102民初861号案件的存在，其作为（2019）黔0102民初861号的当事人，可以调取该证据在一审中提交而未提交，故对谢学平主张前述证据属于能够证明对方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2019）黔0102民初861号案件在本案原审起诉之前，本案一审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谢学平在收到原审起诉状副本后，理应清楚2019年3月27日已经超过钟泰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但谢学平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中认为其是被（2019）黔0102民初861号案件起诉状的落款日期“2018年11月27日”迷惑，而未提出诉讼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亦不予采信。另，本案是债务转移合同纠纷，非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谢学平于2015年9月9日向钟泰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明确其自愿就钟泰与中稷通和公司因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万元代中稷通和公司（法人徐石）向钟泰支付，支付时间为工商登记完成后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金额为100元。该《不可撤销承诺书》有谢学平的签名及捺印，现中稷通和公司工商登记已完成，付款期限也已届至，钟泰有权向谢学平请求足额付款，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谢学平向钟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谢学平上诉主张在办理转让股权期间，转让款及内部债务关系都已进行了清账冲抵，但谢学平于2015年9月9日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在前，中稷通和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转入谢学平指定的账户在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谢学平已将该笔100万元支付给钟泰，故对谢学平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谢学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5150元，由上诉人谢学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杨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