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1113号 原告李兴团，男。    委托代理人仝高兴，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法定代表人郭长林，局长。委托代理人崔林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何慧明，陕西沣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兴团诉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案件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兴团及其委托代理人仝高兴、被告委托代理人崔林晨、何慧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之伯父李某甲烈士，生于1931年。1950 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时任64军第192师政治部文印员。1952 年春夏之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1962年被告代表当时的户县人民政府为李某甲家属授予“光荣烈属”荣誉称号,且在其家门首悬挂“光荣烈属”天蓝色木质匾牌。1970年又将“光荣烈属”更换为金黄色铁质匾牌。原告有喜爱读书的习惯。一次偶然的机会,原告发现1986年版的《户县志》在革命烈上,抗美援朝部分中,信息未收录其伯父李某甲的信息，于是就询问被告，得到的答复:“烈士栏目查无此人”。原告拿出烈属匾牌,被告见烈属匾牌后说:“像你拿的这样匾牌，在户县多的和废铁一样”。“要落实李某甲烈士身份你必须拿出证据”。于是原告自2006年10月开始，踏上为其伯父李某甲烈士举证调查的艰辛道路。时至2008年8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关于李兴团同志诉求的情况说明”,称原告直到现在未提供出伯父李某甲烈士所在部队的原始档案材料。因其违法行政行为诱惑,致原告继续上访。2014年7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关于原告，在西安门户网站投诉建议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其违法文件诱导原告继续上访。同年8月25日中央第七巡视组来陕巡视督查,原告又将此事反映至中央七巡，经巡视组督查,2014年10月30日国家民政部为李某甲出具了烈士证明书,该证明李某甲烈士的身份和荣誉称号及家属为革命烈属。这个“光荣烈属”匾牌，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都是客观存在的。2014 年10月30日至2017年原告就不断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被告于2017年6月27日及12月26日两次书面答复,要求原告如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如生活困难可向当地民政部门。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持被告答复两份文件,向鄂邑区甘亭民政办提出申请,要求补偿原告损失20万元，逾期未果。致原告无奈，才将被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在未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101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起诉。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又被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年11月12日作出的(2019)陕71行终923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未直接向被告提出补偿申请属于违反行政赔偿程序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依据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终923号终审行政裁定书，即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于2019年12月11日，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告补偿原告损失30万元,被告于2020年1月6日作出书面答复，我局不予支持赔偿。致原告无奈，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之规定,以行政利害关系人的身份现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依据原告2019 年12月11日的补偿申请,补偿因原告以利害人的身份，为革命烈士举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行政补偿申请书。2.李兴团要求行政补偿的答复。3.户县志。4.光荣烈属照片一张。5.烈士证明书。6.户县民政局关于李兴团同志诉求的情况说明。7.户县民政局关于李兴团在西安门户网站网上投诉建议的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8.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016号行政裁定书。9.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终92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李某甲的烈士身份，但是被告不承认李某甲烈士身份，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甲烈士身份属于侵权行为。第二组证据工资证明。2.为烈士正名费用索赔清单。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还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为烈士正名花费的费用以及请求被告赔偿的数额。第三组证据交通费用票据。证明原告的交通损失。被告辩称，一、被告认为，李某甲烈士证的颁发，被告提供服务是民政服务，并非行政行为；假使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是行政行为，原告亦不是李某甲烈士证发放行为的相对人，其应是线索提供者。（一）烈士证明颁证和换发证明不属行政许可,属民政服务项目，不是行政诉讼中的针对具体管理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民政部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民函( 2013)247号),被告是负责接收材料后初审，认为符合该通知的条件后报到上级民政部门,最终是否符合换发的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查确定,被告提供的是行政服务, 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被告提供的行政服务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前述247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只有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才有权最终确定发放《烈士证明书》,被告无权发放，因此，被告不是本案所涉李某甲烈士证颁发的行政机关。（三）李兴团不属持《烈士证明书》的服务对象,李兴团不是涉案事务行政相对人,李兴团无权提起本案。前述民政部的民函( 2013 )247号文第二条第五点，《烈士证明书》按照以下顺序确定一名执证人:(一)有父母(扶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扶养人);(二)有配偶无父母(扶养人)的发给配偶;(三)既有父母(扶养人)又有配偶的,由其父母(扶养人)、配偶自行商定,商定不通的,发给父母(扶养人);(四)没有父母(扶养人)、配偶的,按下列顺序发给其他亲属:(1 )子女;(2)兄弟姐妹。如烈士有多个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可由其协商确定一名持证人, 协商不通的，发给其中长者。无上述亲属的，不发。李兴团自称其为李某甲侄子，那应是叔侄关系,根据以上政策，其不属上述亲属范围内,故不符合持李某甲的《烈士证明书》条件。2014年10月30日,李某甲《烈士证明书》发给对象是李某甲之弟李某乙。二、李兴团主张无法律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因具体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的，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法理认为因征地、拆迁等赔偿不足的,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国家补偿。李兴团作为线索提供者，要求给其行政补偿无法律依据。综上,因烈士证明颁证和换发证明不属行政许可,属民政服务项目,不是行政诉讼中的针对具体管理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李兴团提出行政补偿无法律依据,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政部关于启用和换发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247号）；2.李某甲烈士资料。证明李某甲烈士证持证人是其弟李某乙，原告不是李某甲烈士证的持有人，如果认定被告的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是涉案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12日，原告以李某甲（烈士）侄子的身份通过国内挂号信向被告邮寄《行政补偿申请书》，申请要求：“申请人申请你局补偿，因为给李某甲烈士追认烈士身份一事，遭受你局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被告于次日签收，并于2019年1月6日作出《李兴团要求行政补偿的答复》，答复认为行政补偿或行政赔偿申请主体应是行政行为相对人，而原告并非李某甲烈士一事的行政相对人，故对原告申请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诉请如上。另查明，2014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评定李某甲为烈士。李某甲烈士的《烈士证明书》于同日颁发于李某甲烈士之弟李某乙。再查明，原告李兴团认为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19年3月1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依照原告提交的《补偿申请书》补偿其20万元经济损失。2019年6月20日，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陕7102行初101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李兴团的起诉。该案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以原告未向被告提出申请，起诉缺乏依据为由，维持了一审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原告诉请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依据原告2019 年12月11日的补偿申请,补偿因原告以利害人的身份，为革命烈士举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第一，原告诉称其为李某甲烈士《烈士证明书》发放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民政部关于启用和换发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247号）第二条第五款规定，《烈士证明书》按照以下顺序确定一名执证人:(一)有父母(扶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扶养人);(二)有配偶无父母(扶养人)的，发给配偶;(三)既有父母(扶养人)又有配偶的,由其父母(扶养人)、配偶自行商定,商定不通的,发给父母(扶养人);(四)没有父母(扶养人)、配偶的,按下列顺序发给其他亲属:(1 )子女;(2)兄弟姐妹。如烈士有多个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可由其协商确定一名持证人, 协商不通的，发给其中长者。无上述亲属的，不发。原告作为李某甲烈士的侄子，并不属于李某甲烈士《烈士证明书》颁发的利害关系人，且经审理查明李某甲烈士的《烈士证明书》已于2014年10月30日颁发于李某甲烈士之弟李某乙，据此，原告上述诉称内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二，原告诉请被告补偿其因为革命烈士举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本案中，原告诉称被告告知其要拿出证据才能落实李某甲烈士的烈士身份，其因举证造成了经济损失，要求被告补偿。本院认为，在李某甲烈士身份的评定过程中，原告提供线索或证据为其个人权利，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为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承担该损失的法定义务。同时，原告计算的经济损失亦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30万元经济损失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二点，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兴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兴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吕建鹏人民陪审员    张亚莉人民陪审员    刘京菊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段岑岑书  记  员    周  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