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再1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刘志刚，男，196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刘海涛，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十堰市郧县谭山镇徐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4571528052Y。法定代表人：林英，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移明，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鑫，男，199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系陈移明之子。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清良，男，1947年6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系陈移明叔父。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林英，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林挺鑫，男，197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县门市湖里区。再审申请人刘志刚与被申请人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陈移明、陈鑫、陈清良、林英、林挺鑫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1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19）鄂06民申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被申请人新兴公司、陈移明、陈鑫、陈清良、林英、林挺鑫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现已审理终结。刘志刚再审称，1.依法撤销枣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83民初I61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申请人刘志刚的原一审诉讼请求或撤销该判决发还重审;2.本案一审诉讼费用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一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事实认定错误。1.2017年8月8日,陈移明、陈在、陈清良、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公证委托书,内容是委托杜伟转让公司100%的股权,除委托书载明的委托权限外,杜伟实施的转让股权的其他未能穷尽表述的行为均予以认可。杜伟持上述公证委托书与刘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志刚有权相信杜伟有代理权。在本案诉讼中陈修明等人否认杜伟代理权限的行为不能对抗公证委托书,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刘志刚。2.一审法院认定杜伟收取第一笔股权转让款80万元无银行流水,诉讼中收取刘志刚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从刘志刚弟弟刘志林账户转入,不能认定为刘志刚付款错误。对于80万元股权转让款杜伟认可收到，刘志刚当庭说明刘志林与其兄弟关系，杜伟也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刘志刚未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明显缺乏证据证明。3.一审法院认定陈移明三人从未委托杜伟将45%的股权义转让给刘志刚,杜伟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也未向陈移明等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错误。杜伟明确陈述在诉讼中陈移明与其一起到银行将3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至陈移明指定的陈贵心账户,后又通过微信再次发送陈贵心银行卡照片，让杜伟再次将5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至陈贵心的账户,并指示杜伟为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二十余万元。如果陈移明从末将45%的股权转让给刘志刚,如何在诉讼中还会让杜伟将收取的刘志刚的股权转让款中的80万元转至其指定的账户供其使用。故一审法院此节事实认定也缺乏证据证明。4.一审法院认定向刘志刚以总价款180万元转让郧县新兴石材公司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行为应属于无效缺乏证据证明。首先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从2016年陈移明与林挺鑫发生诉讼开始就处于停业状态,并拖欠了大量的工人工资和设备款、材料款,陈移明的投资己明显存在贬值的现象,一审法院在未对郧县新兴石材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草率的认定180万购买该公司的股权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显然无证据支持,也是错误的。其次,2015年4月陈移明、陈鑫收购徐俊持有的郧县新兴石材公司20%的股权时价格才是80万元(详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321民初1336号民事判决书),这更印证刘志刚以180万收购该公司45%的股权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至于林挺鑫与陈移明签订的612万的合作合同,厦门湖里区法院认定林挺鑫仅支付436万元,而且该价格还存在收购股权严重溢价的现象。退一步讲,即便陈移明认为杜伟转让股权价格较低,损害了其利益,也应当由陈移明等三人向杜伟要求赔偿,而不宜由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而认定转让行为无效。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在一审判决后刘志刚找到杜伟及陈移明三方当面核实陈移明是否让杜伟向其转帐交付刘志刚支出的股权转让款中的八十万元,陈移明当面认可收取了杜伟转交刘志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八十万元,并出具了书面的文书。由此足从推翻一审认定的陈移明等三人未委托杜伟向刘志刚转让其持有的新兴公司45%的股权,也未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特诉请贵院撤销原一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审,支持申请再审人的全部再审请求。再审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陈移明给刘志刚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上载明的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系在原审判决之后。林挺鑫、林英书面答辩称，原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准确，刘志刚要求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因刘志刚主张过户的股权已被其他法院处理，本案应当依法驳回刘志刚的起诉。刘志刚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新兴公司、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为刘志刚办理所购买的新兴公司45%的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将该部份股权变更登记至刘志刚名下；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13日，杜伟作为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移明、陈鑫、陈清良分别将其持有新兴公司14.9%、26.1%和4%的股权转让给原告，以上转让股权占该公司全部股权的45%，股权转让价款180万元，合同签订后十二个月内支付80万元，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到刘志刚名下后三个月内支付下余100万元。协议签订后，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于当日召开股东会，并决议通过了向刘志刚转让股权的事项。杜伟作为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的委托代理人收取了刘志刚股权转让款80万元，并出具收据。但时至今日，四被告均未能为原告办理所购买的新兴公司4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请，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6日，陈移明（甲方）与林挺鑫（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就新兴公司股权转让和合作经营公司事宜达成一致，其中有关股权转让的协议内容主要为：“新兴公司现登记的股东：陈移明持有42.4%股份、徐俊持有20%股份、杨宗民持有13.6%股份、吴振汉持有12%股份、郭庭钦持有8%股份、陈清良持有4%股份；甲方保证将公司55%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款612万元；甲方应于2015年2月28日前将公司股东徐俊、杨宗民、吴振汉、郭庭钦、陈清良等人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全部过户至其本人名下，并向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当甲方提交前述全部、完整、合规的股权变更登记所需材料之时，乙方支付40%的股权转让款给甲方；甲方应于2015年2月28日前将所持有的55%的公司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甲方按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天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60%股权转让款；甲方逾期未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天，甲方需按照股权转让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等。”该合同签订之前，陈移明已与林挺鑫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林挺鑫并自2014年12月开始向陈移明及其子陈鑫转款，至2015年6月12日，林挺鑫共计向陈移明、陈鑫转款436万元。此期间，新兴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在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陈移明、陈鑫、陈清良，各占股权比例为42.4%、53.6%、4%。而陈鑫也在林挺鑫持有的一份《合作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方签名。2015年5月29日，陈清良出具委托书，委托陈鑫到郧县全权办理其在新兴公司4%股权的转让手续。因陈移明、陈鑫未按未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时间为林挺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双方为此发生纠纷，林挺鑫于2016年1月12日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移明、陈鑫立即将所持有的新兴公司55%的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支付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湖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上述事实，并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闽0206民初2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移明、陈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林挺鑫名下，并向林挺鑫支付违约金（以43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3月1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及律师费38000等。双方均对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闽02民终9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闽0206民初25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为了办理向林挺鑫转让股权和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分别于2017年8月8日向杜伟出具《委托书》并经公证，委托杜伟代为办理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陈移明向杜伟出具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移明受托人：杜伟委托事项及权限：本委托人作为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因无法长住郧县经营该公司，特全权委托受托人杜伟代理如下事项：一、根据公司相关规定代表本人履行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职责，对公司进行日常管理；二、受托人有权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开展经营业务，对外代表委托人签订合同、文件；三、受托人有权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在公司规定的范围内，向金融机构或个人申请借款、抵押或者担保；四、受托人有权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进行股权、产权变更、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五、受托人有权办理营业执照的延期相关手续，受托人有权办理公司相关证照的年审、变更的相关手续、领取相关证照；六、受托人有权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包括签署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本委托书未能穷尽且为受托人办理委托事项所必需之其他代理权限，均视为已得到委托人的充分授权。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时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合同，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委托期限：即日起至2019年8月7日止。”陈鑫向杜伟出具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陈鑫系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53.6%的股权。因公司改组，委托人陈鑫要转让其持有新兴公司53.6%的股权，但委托人因工作繁忙，不能前往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特委托杜伟为合法代理人，全权代为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对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二0一八年八月七日止。”陈清良向杜伟出具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本委托人作为新兴公司的股东（占4%股权），因无法长住郧县经营该公司，拟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他人，特全权委托受托人杜伟办理如下事项：全权代理我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所需一切手续。本委托书未能穷尽且为受托人办理委托事项所必需之其他代理权限，均视为已得到委托人的充分授权。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时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合同，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2019年8月7日。”而林挺鑫也于2017年9月1日向林英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及权限为：委托人林挺鑫全权委托受托人林英为合法代理人办理关于新兴公司股权受让的相关手续并代为持有该受让的新兴公司55%的股份，代持股份以受托人林英的名义在工商管理机关具名登记。受托人林英代持股份，并可依据公司章程约定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或董事、总经理，承担相应职责。2017年9月11日，杜伟、林英持上述《委托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在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新兴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陈移明和林英，各持股份45%和55%，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英。在此期间，杜伟持陈移明、陈鑫、陈清良出具的前述《委托书》于2017年8月13日以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甲方）的名义与刘志刚（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陈移明将持有的新兴公司42.4%的股权中的14.9%转让给乙方，陈鑫将持有新兴公司53.6%的股权中的26.1%转让给乙方，陈清良将持有新兴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以上甲方转让给乙方持有的新兴公司股权占该公司全部股权的45%，转让款共计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合同签订后十二个月内付捌拾万元，余款在甲方将股权在工商机关变更到乙方名下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最长延迟不得超过15日；甲方经营公司所有外债由甲方自行负担；如一方违约，赔偿另一方违约金20000元。”根据协议内容，杜伟又制作了一份《郧县新兴石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书》，主要内容为：“同意股东陈移明将持有公司42.4%股权中的14.9%的股权、陈鑫将持有公司53.6%的股权中的26.1%的股权、陈清良持有的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刘志刚，陈移明、陈鑫、陈清良均自愿放弃互相之间的优先购买权；转让后刘志刚持有公司45%股权，对刘志刚成为公司股东之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全体股东的表决权均由公证书公证的委托人杜伟代为行使，并认可杜伟的签字。”杜伟在该决议书“全体股东签名”处代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签名。同日，杜伟还向刘志刚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刘志刚现金捌拾万元整（800000元）”。2018年4月21日，杜伟又向刘志刚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刘志刚股权转让款计肆拾万元整（400000._）”。刘志刚还提供了8份枣阳农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每笔均系从刘志林农商银行账户（账号62×××88）向杜伟建行账户（账号62×××99）转款50000元，刘志刚称刘志林系其弟弟，为证明其向杜伟又支付转让款400000元。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两笔支付款项来源及真实性均持异议。庭审中，原告申请杜伟出庭作证，杜伟认可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于2017年8月8日出具《委托书》的目的是为了授权其办理三人与林挺鑫之间55%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同时陈述，其在与刘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通知了陈移明，股权转让对象及转让价款均经过陈移明同意，但未通知陈鑫和陈清良；其收到刘志刚支付的800000元现金和400000元转账，其按照陈移明的指示将以上款项用于支付新兴公司欠工人工资以及基建款，剩余款项由其保管，未转交给陈移明、陈鑫及陈清良。原审另查明：陈移明因其他案件纠纷，被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向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2017）鄂0321民初1336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陈移明在新兴公司所持45%的股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至2019年9月11日。因陈移明、陈鑫未履行向林挺鑫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义务，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依据林挺鑫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7日向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2017）闽0206执2228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陈移明所持有新兴公司45%的股权予以轮候冻结，冻结期限至2020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认为，杜伟与刘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所持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等人于2017年8月8日出具的《委托书》，是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为了办理三人与林挺鑫之间就其所有的新兴公司55%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而向杜伟作出的授权，杜伟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陈移明、陈鑫、陈清良三人真实意思仅是授权杜伟办理上述特定事项，而非授权杜伟对三人所持有的新兴公司其他股权具有转让、处分的权利。杜伟称其在与刘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向陈移明进行了说明，并对转让对象和价款的约定取得了陈移明的同意，但陈移明对此并不认可，杜伟也未征得陈鑫的同意，在委托书上也无明确授权。而刘志刚所举杜伟出具的两份收条及8份转账交易凭条，第一份收条载明系支付800000元现金，对于这样一笔巨款而言，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安全，刘志刚也未能举证证明800000元现金来源；另一份收到400000元转账的收条，转款人系刘志林，并非刘志刚本人，刘志林也未到庭作证，不能认定该款就系刘志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且杜伟在收到刘志刚支付的1200000元转让款后，也并未将上述转让款转交给陈移明或陈鑫、陈清良，其称系根据陈移明的指示用上述款项代为发放新兴公司工人工资和基建款，但其亦未举证证明。再者，林挺鑫受让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等人所有的新兴公司55%的股权，付出对价为6120000元，杜伟以1200000元的价格向刘志刚转让陈移明、陈鑫等人所持有新兴公司另45%股权，明显属于不合理低价。因此，杜伟在未取得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等人授权且未获得追认的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向刘志刚转让三人所持有的新兴公司45%的股权，属于无权代理，对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等人不发生效力，应由杜伟承担责任。同时，因本案所涉新兴公司45%股权，已因其他案件纠纷被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先后于2017年9月12日、2017年11月27日向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陈移明在新兴公司所持45%的股权予以冻结，目前仍在冻结期限内，因此，原告主张办理上述45%股权变更登记的现实条件亦不满足。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第三人主张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侵犯其优先购买权，并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林挺鑫系新兴公司55%股权的实际购买人，林英系该部分股权登记持有人，也即名义股东，但上述55%的股权于2017年9月11日在十堰市郧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的股权变更登记，而杜伟与刘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在2017年8月13日，此时林挺鑫以及林英受让的55%股权尚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对不知股权变更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其二人主张的优先购买权不能成立。而第三人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协议既非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等人签订，也对三人不发生效力，杜伟才是合同责任主体。杜伟与刘志刚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未取得新兴公司45%的股权或对股权的处分权，但该协议也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能否发生股权转移变更登记之结果，则是取决于杜伟能否取得股权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刘志刚因不能按照协议约定取得新兴公司45%的股权，可追究杜伟的违约责任。故，第三人林挺鑫、林英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陈移明、陈鑫、陈清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驳回原告刘志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林英、林挺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00元，由原告刘志刚负担（已交纳）。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一份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异议案件通知书。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再审查明，陈移明因其他案件纠纷，被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向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2017）鄂0321民初1336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陈移明在新兴公司所持45%的股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至2019年9月11日。因陈移明、陈鑫未履行向林挺鑫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义务，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依据林挺鑫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7日向郧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2017）闽0206执2228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陈移明所持有新兴公司45%的股权予以轮候冻结，冻结期限至2020年11月28日。2020年5月25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刘志刚对该院（2017）闽0206执2228号执行案件提出的异议，案号为（2020）闽0206执异112号。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起诉讼请求系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因案涉的股权已于2017年9月12日及2017年11月27日被人民法院进行了冻结，本案的诉讼受理日期为2018年10月11日，在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之前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股权已被另案采取了司法查封措施。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5月28日下发的法发〔2018〕9号《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故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作出了驳回刘志刚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15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志刚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0元，退还刘志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彭云飞审判员  张 强审判员  王启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宋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