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4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明，男，196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思培，湖北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政，男，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湖北震邦华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和解，上诉，签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勇，湖北震邦华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和解，上诉，签收法律文书等。上诉人王小明因与被上诉人李德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小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思培、被上诉人李德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小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德政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王小明系承债式受让案涉股份，且已巨额出资、实际履行，其获得股份与李德政的股份转让并无实质关联。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通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截止2015年，光通公司净亏660万元。为了生存与发展，光通公司决定在原股东承担净亏660万元的前提下，引进新的股东和资金。王小明、李德政、杨春生于2016年9月30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以个人名义承债式受让光通公司全部股份，按出资额成为新股东享受权利、承担义务。2016年10月12日，光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原股东李德政、郭金华、杨海涛，分别将其1783万元、754万元、463万元的股份转让给王小明，杨海涛另将其5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杨春生。据此，李德政等转让人与王小明等受让人单独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光通公司修改章程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本结构，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为了偿还光通公司债务，王小明分次出资450万元、89.6万元、100万元，合计639.6万元；且有其他垫支百万元。2017年2月，李德政诉请王小明支付转让款1,783万元，同年12月撤诉；2018年1月，李德政以重大误解诉请撤销转让协议再次起诉王小明，2019年6月撤诉；2019年6月，李德政第三次起诉王小明，诉求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根据前述《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案涉股份转让之时，光通公司的净资产为亏损660万元，约定原股东承担此债务后，光通公司的净资产为零。据此，李德政转让股份的价值为零。王小明所取得的股份，实质上是重新出资所得，与李德政的股份转让并无实质关联。二、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如前所述，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一方面，光通公司修改章程变更了股本结构和法定代表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另一方面，王小明承债约740万元。原判确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其结果与光通公司、原股东杨海涛和郭金华、新股东杨春生均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应当依法通知而未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公司法》第141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条既未规定违反者无效，继续履行也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立法对该条的修改亦是前紧后松），李德政未按其规定转让诉争股份，不影响其股份转让协议效力。原判据此确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其二，即使认为案涉股份转让存在瑕疵，至多只是影响股份变动而非协议效力，即协议效力有效但股份变动每年不超过25%。然而，诉争《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10月12日，至今已达三年，即使按每年变动股份25%,其股份也已全部变动【李德政占股65.66%计3,283万股，转让给王小明1,783万股。按三年计算：第一年变动25%计820.75万股（剩2,462.25万股）；第二年变动25%计615.56万股（剩1,846.69万股）；第三年变动18.77%计346.62万股，即达1,783万股】。四、原判催生更多矛盾。案涉股份转让是光通公司在净资产为负660万元、且急于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承债式股份转让，作为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李德政，对此是清楚的。但是，李德政在王小明已为光通公司偿债投入了巨额资金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先后以案涉股份转让款、重大误解撤销权起诉未果撤诉后，又以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提起本案诉讼。王小明受让案涉股份至今已达三年之久，且已巨额出资、实际履行。原判确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不仅有悖拯救光通公司的初衷，有悖股权自由转让的原则，严重损害王小明的合法权益，而且必然催生更多、更大矛盾。李德政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王小明的上诉，维持原判。《公司法》第141条对特定持有人的股份转让作出了强制性规定。李德政是公司的发起人，当然的受到该条款的约束。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二、王小明与李德政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王小明与李德政签订股权转让的基础是履行李德政与王小明及公司股东杨春生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共同出资人的出资总额（以下简称“出资总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第一期出资40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2400万元，政府财政借款100万元，1.银行借款由下列投资合伙人按比例承担（王小明60%、李德政30%、杨春生10%）。并在银行办理相应抵押手续。第八条约定：1.新的光通公司成立后，任一共同投资人不得以各种理由抽回出资额；2.如因故无法受让光通公司股份，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无息收回出资额：3.新光通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担。2016年10月12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李德政的1783万元股份转让给王小明。2016年10月12日王小明与李德政签订《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2016年10月12日修改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明确王小明出资三千万元的出资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王小明至今未有履行李德政与王小明及公司股东杨春生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所确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2016年10月12日修改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明确王小明在2016年10月12日交付实际出资3000万元的义务。王小明与李德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搞活企业，让公司正常运转，但王小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反而借合同约定取得的权利将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中，致使公司经营更加困难，负债累累，几乎破产。王小明在与李德政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股份转让价款，目的就是要求王小明履行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确定的义务，向公司出资3000万元。李德政以牺牲自己的股权利益来图谋公司的发展，但最终付出的代价是公司濒临破产边缘，股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王小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王小明与李德政签订的《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王小明与李德政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的《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是王小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且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李德政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李德政、王小明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的《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王小明负担。一审法院查明：李德政原系光通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2016年10月12日，李德政与王小明签订了《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德政将其持有的光通公司的3283万元股份中的1783万元份额转让给王小明，后李德政协助王小明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后双方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发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李德政与王小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但是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李德政与王小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遂判决：李德政与王小明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的《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德政与王小明各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王小明、李德政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小明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王小明、李德政、杨春生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光通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王小明的案涉股权系承债式受让；光通公司暨原股东郭金华、杨海涛、新股东杨春生与案件处理结果均有利害关系。证据二，光通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修订后的《章程》、同月13日的《营业执照》。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证据三，李德政于2017年2月20日以诉请支付转让款1783万元第一次起诉王小明的《民事起诉状》、2018年1月30日以重大误解诉请撤销转让协议第二次起诉王小明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李德政第一、二次起诉均不认为案涉股权转让无效。针对王小明提交的证据，李德政的质证意见：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一，《共同投资协议书》的合同目的至今没有实现，王小明也没有实际出资。证据二，虽然光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不能证实王小明履行了出资义务。证据三，当事人因对法律适用存在误解而达不到目的从而申请的撤诉，并不能证明他不享有再次起诉的权利。李德政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王小明、李德政、杨春生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光通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李德政与王小明的股权转让是李德政为了公司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股东权益。但是该合作协议书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合同目的没有实现。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损害李德政利益的欺诈行为。针对李德政提交的证据，王小明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作协议书上约定的出资是分三期支付，王小明已实际支付了639.6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针对王小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对《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二，李德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三，李德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针对李德政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对《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仅凭该《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无法证明该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本案应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本案一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三、《湖北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关于焦点问题一，根据李德政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本案属于确认之诉，故应当定性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焦点问题二，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仅为甲方李德政、乙方王小明，因合同具有相对性，故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光通公司以及光通公司的原股东、现股东并非本案所涉合同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其参与诉讼不违反法定程序。王小明主张本案“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焦点问题三，第一，李德政与王小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已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可见该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意旨主要系防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规股权转让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本案中光通公司系非上市公司，且该股权转让行为经由股东会决议同意，因此不存在损害其他投资者或者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第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禁止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而是对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的行为进行相应的限制，故该项规定不能当然认定为系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该规定是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期限、数量进行的限制，而期限、数量属于合同的其他要素，合同要素违法表明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该法律行为本身，原则上不应认定合同无效。综上所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王小明主张“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所述，王小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经合议庭评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德政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德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胡 红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