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2民初1437号 原告：徐瑛，女，汉族，生于1970年11月8日，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青，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010986036。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方菊，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811065480。 被告：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34号、攀枝花市东区紫荆巷27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45096084251040211A1001。 法定代表人：张月辉，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舸端，四川川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410721776。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琴，女，汉族，生于1988年4月11日，系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员工，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原告徐瑛与被告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瑛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靑、晏方菊；被告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舸端、黄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因确认全日制劳动关系发生纠纷，经攀枝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委员会以攀劳人仲案2020第73号《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20年4月30日，原告收到裁决书后，认为攀枝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与事实严重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1.裁决书查明事实为原告与被告签订有《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以下简称：用工协议书）。虽然原告曾与被告签订过几份该协议书，但双方实际上并未按照该协议履行。2.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第一份非全日制用工协议，是被告利用其强势地位，声称若原告不签该协议将不向原告发放工资，而强迫原告所签，原告迫于无奈才签订了协议。3.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工作时间超过非全日制工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作为劳动者，在仲裁中出示了被告在中心医院上班的《值班表》《工作牌及胸牌》《银行流水》等证据，该证据已充分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上班的事实。原告在被告处上班的内容、时间安排、上班考勤等均由被告保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有关证据应当由被告提供，被告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4.原告每月从被告处领取的款项总和以及非全日制用工每小时的工资可以计算得出，原告每月的上班时间是远远超过非全日制用工时间的。被告在给原告发放工资时采取半个月发放一次，对于超过非全日制用工时间部分的工资以备注为“奖金”的形式发放，使得本案在形式上具备非全日制的外观。但实际上原告在被告处上班，是按照被告对所有员工的统一要求，每天上班时间为7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3点至6点，每周休息两天。而且原告在上班期间，接受了被告的加班要求，被告还会安排在之后进行补休。系实际接受了被告的劳动管理，从事的也是被告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5、中心医院作为攀枝花大型事业单位，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故意利用其优势地位欺骗劳动者。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实质上是以合法手段掩盖不法目的。原告作为低层劳动者，只求稳定的工作来保证生存和生活。综上，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全日制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心医院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签署的“用工协议书”及建立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已达数年之久，对此原告一直未提出异议。此次产生争议，可能是由于被告方实施管理规范化，将护理人员等临时聘用人员外包到第三方而引发，其主张的事实及诉讼目的并非如诉状所载。二、原告进入中心医院工作时开始，其当时便已知晓系非全日制用工，而且发放工资的形式也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周期特点。若持有异议，其当时应当主张相应的权利，而当时原告并未提出。三、原告主张双方之间所签订的“用工协议书”系受被告中心医院强迫，原告迫于无奈才签订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四、原告所说中心医院用工存在欺骗行为纯属无稽之谈。目前，案涉中还有人在中心医院上班，这是何种心态？原告说法自相矛盾。因此，原告徐瑛所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徐瑛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攀劳人仲案（2020）73号《仲裁裁决书》以及送达证明书，以证明原告在劳动仲裁时间的仲裁请求以及在法律规定内提出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第二组、徐瑛在中心医院工作时的工作服、照片等书证，以证明原告系中心医院的员工，岗位为护理员和中心医院为其制作了工作牌和发放了工作服的事实。第三组、原告的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证明通过中心医院分三次支付原告工资和对其每周工作超过24小时的部分工资（以奖金形式发放）事实，说明原告的劳动报酬超过了4小时。第四组、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护士值班表》（复印件），其备注“护理”代表原告该日上全白班，即从早上7点30分上到12点，下午3定上到6点，备注“补休/护理”字样代表原告该日只上半天。 上述原告徐瑛出示的证据，被告中心医院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所提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关联性存在有异议。部分奖金的发放是根据各科室内部管理和从事的工作内容进行奖励的劳动报酬，只是区分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而不是发放超时工资；对于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排班表与中心医院提交的《排班表》不一致。“排班表”只载明了每天日期的排班情况，不能看出上班的具体时间段。 被告中心医院针对答辩出示了《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告知签单、《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神经外科护士值班表》《2019年部分非全日制用工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2019年部分非全日制用工人员奖金发放明细表》《情况说明》等书证，以证明原告徐瑛对中心医院实行的非全日制用工知晓和其上班没有正常进行打卡考勤及奖金发放不是因工作时间原因导致金额不同，进而证明徐瑛上班时间没有超过4小时的事实。 上述被告中心医院出示的证据，原告徐瑛质证意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管理办法》该文件没有看过，也没有学习过，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签订时间2014年5月6日与“管理办法”出台时间不一致，不予认可。对于《神经外内科护士值班表》，该证据体现了有护理、有补休，不能达到被告中心医院的证明目的。对《工资发放明细表》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需当庭作证，没有出庭作证，依法应不予采信。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传唤证人何某到庭作证。何某陈述：因照料在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住院的老公，与徐瑛熟悉。在2017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看见徐瑛每天8点来院换住院床铺，12点走，下午也会来医院，3点到6点来给病人送片子或送药，基本上一天时间看到他。但是他们轮班方式、具体那天休息不清楚；徐瑛休息的时间，其他护理人员会来干活。 以上双方出示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经审查分析如下：一、双方对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的攀劳人仲案（2020）73号《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徐瑛不服，本院对全部内容进行审理。二、原告提出双方之间所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系被告中心医院对原告进行胁迫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是否履行问题。该《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有双方签字盖章，并约定了履行期限、岗位和工资报酬等主要内容。签订后，原告徐瑛按约定上岗工作，接受了中心医院的安排和管理，中心医院也按协议约定发放了工资。同时从工资发放的相关证据表明，中心医院对其工资发放的周期，系按约定时段支付，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工资支付方式的特点。在协议履行期间，也没有证据证实徐瑛向中心医院提出异议或者不同意见。因此，原告徐瑛所提“非用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原告工作时间是否超过4小时问题。对于原告拟通过《工资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工资发放的数额来反推断超过4小时的说法，这在逻辑上与工作时间没有直接关联，工作时间的长短不能决定工资数额的多少。相反，中心医院出示的《神经外科护士值班表》上所载明包括原告徐瑛在内的该值班表上所涉及的工作时间段注明（8：00-11:00、12:00-16:00等项），均在时间前管理栏注明为“责Ａ”“责Ｂ”等，而表格管理栏上的原告徐瑛没有对应“责Ａ”或者“责任Ｂ”。这说明徐瑛并非按8：00-11:00、12:00-16:00等时间段上班。若存在原告所说的补休，只能说明上班时间存在减少。五、对于原告出示的照片和工作证及胸牌等书证，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但不能凭此证明系非全日制用工。六、中心医院出示的“管理办法”及告知签单上，有原告徐瑛的签名和手印，原告没有证据予以推翻，故对“管理办法”及告知书签单，本院予以采信。七、对于何某的证言，仅从其陈述上内容来看，虽可证实徐瑛一天时间可能超过4小时，但不能够证实每周上班时间超过24小时。 根据上述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3月起，经口头协商，原告徐瑛进入中心医院从事护理辅助性工作。2014年5月6日，原告徐瑛与中心医院签订书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徐瑛同意担任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工作，负责中心医院领取与更换床单，每日工作4小时，每周累计工作不超过24小时，每小时工资12.1元。工资支付方式为每月15日和30日，以法定货币形式足额支付原告工资，期限6个月。此外还约定，双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协议，中心医院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协议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协议期满后，双方均按原协议约定继续履行。2020年1月21日，徐瑛以跟中心医院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为由，向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2020年4月20日，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攀劳人仲案（2020）7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徐瑛的仲裁请求。徐瑛不服，于2020年5月13日向本院递交诉讼状，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国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中心医院的对原告的用工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中华人民共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对于原告所提出的主张，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和出示的证据的分析，徐瑛主张其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超过4小时及每周工作时间累计超过24小时的主张，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徐瑛作为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于2014年5月起至申请仲裁前期间，多次与中心医院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上，徐瑛的签名所代表的意思表示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徐瑛应当知晓且证实确已知晓。而在协议签订后的徐瑛到中心医院的工作期间，均未对协议书中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工作安排、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资计算方式及支付方式产生争议，故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具有约束力。原告徐瑛所提《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和协议系受到胁迫签订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也属劳动关系，它是劳动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受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人事规范化管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误会，建议中心医院加强与原告的沟通，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的用工机制，防止双方对立情绪，以助于中心医院的和谐发展和共抗疫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徐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定涛 审判员  戴 军 审判员  吕艳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