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23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庄勤惠，女，1959年2月16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科武，男，195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庄勤惠、陈科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振中，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勤惠、陈科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琮，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193号。负责人：邓鸿岗，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钢，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鸣，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丛云路810号贯耳永泰大厦三楼315房。法定代表人：李金玲。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雷波涌，男，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金玲，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友明，男，197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被申诉人（原审第三人）：聂秀英，女，198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周友明、聂秀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嘉雯，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友明、聂秀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庄勤惠、陈科武因与被申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民公司）、雷波涌、李金玲、周友明、聂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494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36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粤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王栋、魏嫣君出庭。申诉人庄勤惠、陈科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振中、冯思琮，被申诉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钢、李凤鸣，被申诉人周友明、聂秀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嘉雯、李娟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御民公司、雷波涌、李金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检察监督阶段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陈科武以其名下按份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设定抵押权的效力问题；二是二审判决第四项是否错误的问题。一、关于陈科武以其名下按份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设定抵押权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具有效力有两个排除条件：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抵押权人善意取得。因此，在本案中，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的抵押权是否有效就要考量案涉抵押房产的共同共有人庄勤惠是否知道抵押事实而未提出异议？如果庄勤惠不知道抵押事实，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是否构成善意取得？1.庄勤惠对案涉房产办理抵押事宜不知情。根据庄勤惠的护照显示：庄勤惠于2011年5月23日出境，其后再次入境时间是2013年11月27日。根据法院查明案件事实，2012年4月12日，案涉房产办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意即在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期间，庄勤惠一直在国外，其对陈科武的行踪无法时时处处掌握，庄勤惠称其不知悉其丈夫陈科武将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的事实符合常理。因此，本案既没有证据证明庄勤惠知道陈科武将案涉房产办理抵押而未提出异议的事实，亦没有因夫妻之间常居一处的身份关系推定庄勤惠知道陈科武将案涉房产办理抵押而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基础。2.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不构成善意取得。首先，银行作为专门从事贷款发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自身具备的技术条件，还是交易过程中所负有的注意义务，均应高于其他普通商事主体。依据《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营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审查核实抵押物的产权情况本就是银行的法定义务。本案二审期间，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补充提交了《抵（质）押担保核实书》，拟证明陈科武和周友明向银行承诺其双方提供的抵押物依法可以设定抵押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该《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合法性检查”部分第8项：如抵（质）押物为共有财产，共有财产作抵（质）押是否有提供共有人同意抵（质）押的证明文件，后面显示“是”。即根据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自己提交的《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可以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对于办理抵押事项须提供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文件是明确知悉的。其次，在一审法院已经要求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提交有庄勤惠签名的《同意抵押声明书》进行核对，但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拒绝提交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道该声明书上庄勤惠的签名是虚假仍继续办理相关贷款，并无不当。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内部工作规范明确要求对每一笔贷款业务包括抵押情况的相关材料进行归档保管，有充分的理由可合理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持有《同意抵押声明书》的原件。在庄勤惠已经提交《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并主张该声明书上自己的签字是虚假的情况下，法院要求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可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道该声明书上庄勤惠的签名是虚假仍继续办理相关贷款。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并无主观过错且为善意，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二审判决第四项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法院查明案件事实：2012年4月10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甲方、抵押权人）与陈科武、周友明（乙方、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2年最高抵字第015号），双方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4月10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在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广州市西甲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抵押物为陈科武、周友明名下按份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规划用途为办公，陈科武占有79%份额，周友明占有21%份额。2012年4月12日办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权利人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从上述事实可见，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2年最高抵字第015号）担保的御民公司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的借款期间是2012年4月10日至2015年4月10日；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担保的最高限额是2000万元。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判决御民公司需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清偿欠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661170.37元（法院计至2015年4月23日），在另案（2017）粤01民终14942号案件中，二审法院判决御民公司需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清偿欠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357671.88元（法院计至2015年5月12日）。本案二审判决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截止二审判决作出之日，御民公司仍然未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清偿本金及利息，若计至2017年12月8日二审判决作出之日，上述两案件需要增加的利息以及复利经粗略计算约为578万元，即上述两案件本金加利息、罚息、复利在计至二审判决之日已经超过2000万元，但二审判决在第四项判决“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不按上述判决履行义务时，则依法拍卖或变卖周友明、陈科武所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时，未明确判令“所得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在2000万元最高额范围内优先受偿”，显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申诉人庄勤惠、陈科武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认为，1.两案密切相关，600万元循环贷是1200万元循环贷在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2000万元最高额担保范围内的续贷，二者不能割裂看待。2.《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合法性检查”部分第8项内容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留存有《同意抵押声明书》，案涉抵押权无效。二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应由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承担其具备善意的举证责任。3.二审未审查抵押权人“取得抵押权具有善意”，仅以“付出对价”“办理了抵押登记”两个要件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并无主观上的过错且为善意”，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立法本意。4.二审未查明《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中贷款的真实用途以及是否尽到监管义务的事实，二审未按照涉外程序审理，有违公正。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五项；2.改判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中陈科武79%份额的抵押权无效；3.改判陈科武不承担担保责任。被申诉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辩称，1.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善意取得案涉抵押权。首先，基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该行有理由相信国家房管部门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状态为真实权利状态，已尽到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并无过错且为善意。其次，案涉房产登记在陈科武名下，可以推定共有人默许陈科武行使处分权，陈科武也向该行承诺抵押物可设定抵押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2.庄勤惠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房产办理抵押而不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期间，庄勤惠在国外并非其不知情的正当理由，2014年2月23日，即本案起诉前庄勤惠已回国，其可查询到案涉房产的权利状态。抵押登记公示期间，庄勤惠通过公开途径可以查询到案涉房产的抵押登记情况，因此，应推定庄勤惠知晓案涉房产设定抵押。3.办理抵押登记不需要《同意抵押声明书》，该行也未见到原件，陈科武主张其在银行办理抵押时拍照留存的说法无从考证，该行不可能伪造证据。综上，请求驳回庄勤惠、陈科武的再审请求。被申诉人周友明、聂秀英辩称，对再审申请意见没有异议，并补充认为，1.关于循环借款额度600万元的《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周友明、聂秀英不知晓，也无同意重新签订抵押合同的意思表示。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聂秀英同意以案涉房产设定抵押，故周友明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属无效，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合同效力。3.抵押合同无效，抵押行为从而也无效。案涉房产是周友明、聂秀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聂秀英对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并不知情，也未签署任何同意抵押的声明。综上，请求再审判决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抵押行为无效。被申诉人御民公司、雷波涌、李金玲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2014年12月23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诉讼请求：1.御民公司立即清偿所欠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561396.94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3月20日）及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率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50%）；2.在御民公司上述债务范围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对陈科武、周友明名下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粤房地权证穗字第05××××2、05××××3号）变现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雷波涌、李金玲对御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御民公司、雷波涌、陈科武、李金玲、周友明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以及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3400元。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2年4月10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甲方、抵押权人）与陈科武、周友明（乙方、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2年最高抵字第015号），双方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4月10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在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广州市西甲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抵押物为陈科武、周友明名下按份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规划用途为办公，陈科武占有79%份额，周友明占有21%份额。2012年4月12日办理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权利人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2013年9月27日，广州市西甲贸易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备案更名为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5月7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甲方、债权人）与雷波涌、李金玲（乙方、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4年最高保字第026号），双方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17日期间，在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2014年5月7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贷款人）与御民公司（借款人）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4年小企字第044号），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循环借款额度为1200万元，使用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4月23日止。期限内，借款人可循环使用上述借款额度。借款人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自实际提款日起至约定还款日止，以借据记载为准，但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最短不少于7天，最长不超过1年。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结息日为每月20日。逾期还款，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其他项下未偿还的借款和其他融资款项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按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算罚息。2014年9月22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向御民公司发出《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主要内容：截止2014年9月21日，御民公司欠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贷款利息120158.42元，要求御民公司抓紧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借款合同号为一支行2014年小企字第044、058号。御民公司在借款人栏盖章确认。庄勤惠在一审期间提交《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其称《同意抵押声明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银行贷款审批有过错。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交有庄勤惠签名的《同意抵押声明书》进行核对，同时提交周友明妻子所签署的《同意抵押声明书》以供查证。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拒绝提交上述材料。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广州市西甲贸易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备案更名为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其债务亦应由更名后的主体承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与御民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依约发放了借款，享有按时收回本金、利息及以抵押权优先受偿的权利。御民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有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及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对借款本金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未能提交御民公司还款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借款借据》等计算利息、罚息起止时间、金额的必要的依据，无法核算认定，故对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要求支付利息、罚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集中在陈科武、周友明提供的抵押担保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中享有的份额设定抵押，抵押有效。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周友明提供其名下按份共有21%份额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为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抵押有效。庄勤惠以《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中的签名虚假、护照记录证明其在陈科武办理抵押期间不在国内为由，提出其并不知道陈科武的抵押行为，认为抵押无效。此抗辩理由应当考察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取得抵押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拒绝在法庭指定的期间内提交有庄勤惠签名的《同意抵押声明书》进行核对，一审法院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道《同意抵押声明书》上庄勤惠的签名是虚假仍继续办理相关贷款，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不构成善意取得陈科武名下按份共有79%份额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该部分的抵押担保无效，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不享有抵押权。本案属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保证担保的情形，雷波涌、李金玲在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仍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提交的《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银行转账回单、律师费发票，能够证明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清偿欠款本金1200万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支付律师费3400元。三、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判决时，则依法拍卖或变卖周友明所有21%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份额，所得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优先受偿。周友明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四、雷波涌、李金玲在上述房产抵押价值之外对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雷波涌、李金玲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2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负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陈科武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御民公司清偿欠款本金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利、罚息；2.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权依法就拍卖、变卖陈科武、周友明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雷波涌、李金玲对御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5.由御民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陈科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由御民公司、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期间，聂秀英以周友明所占的21%产权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周友明未经其同意设立抵押权为由，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另查明，1.聂秀英与周友明于2005年4月14日登记结婚。2.2014年5月7日，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甲方、债权人）与雷波涌、李金玲（乙方、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一支行2014年最高保字第026号），双方约定：雷波涌、李金玲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2条约定，“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继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聂秀英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但聂秀英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赔偿义务，因此，聂秀英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聂秀英不能在本案中主张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由于本案当事人周友明未提出上诉请求，故对聂秀英主张周友明未经其同意在案涉房产上设立抵押权，该抵押行为无效的请求，二审法院不予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对贷款利息的请求是否有依据；二、陈科武以其名下位于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设定抵押权的效力问题；三、雷波涌、李金玲是否应对御民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陈科武应否承担律师费及诉讼费。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结息日为每月20日。逾期还款，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其他项下未偿还的借款和其他融资款项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按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算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计收利息、罚息以及复利，2014年一年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为6%。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主张御民公司从2014年9月20日出现逾期还款情形，并在一审时提交证据《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证明：截止2014年9月21日欠款利息为120158.42元（包含本案的79858.42元和另案的40300元），御民公司在通知书上盖章，御民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主张御民公司逾期未支付利息，要求御民公司支付利息、复利、罚息有理，二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案涉《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从生效之日至2015年4月23日止。故本案计至2014年9月20日，利息为79858.42元，从2014年9月21日至2015年4月23日按合同约定借款利率计收利息，对逾期未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从2015年4月2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具体期内利息、复利计算见下表：            起止日期              天数              本金              贷款年      利率              当期利息              利息累计              当期复利（年利率11.7%）                  截止20140920                                                                      79858.42                                20140921-20141020              30              12000000              7.80%              78000              157858.42              778.62                  20141021-20141120              31              12000000              7.80%              80600              238458.42              1590.42                  20141121-20141220              30              12000000              7.80%              78000              316458.42              2324.97                  20141221-20150120              31              12000000              7.80%              80600              397058.42              3188.32                  20150121-20150220              31              12000000              7.80%              80600              477658.42              4000.36                  20150221-20150320              28              12000000              7.80%              72800              550458.42              4346.69                  20150321-20150423              34              12000000              7.80%              88400              638858.42              6082.57                  合计                                                        638858.42                            22311.95      单位：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甲方、抵押权人）与陈科武、周友明（乙方、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为陈科武、周友明名下按份共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陈科武占有79%份额，周友明占有21%份额，并办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权利人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基于公示公信原则，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理由相信国家房管部门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状态为真实权利状态，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并无主观过错且为善意。抵押设定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依约向御民公司发放贷款，支付合理对价。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本案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核发了抵押登记权证。本案所涉抵押权符合法定要件，构成善意取得。至于庄勤惠提供的《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并据此主张其中签名系伪造，但无法提供该《同意抵押声明书》原件，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确实持有原件或明知该《同意抵押声明书》系伪造，一审法院据此复印件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持有该《同意抵押声明书》原件而拒不提交，从而进一步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道《同意抵押声明书》上第三人庄勤惠的签名是虚假仍继续办理相关贷款，不构成善意取得的观点，二审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不构成善意取得陈科武名下按份共有79%份额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与事实不符，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行为均有效。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权要求雷波涌、李金玲优于物的担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案涉债务虽然有陈科武和周友明提供抵押物作为抵押担保，但按照双方约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可以要求雷波涌、李金玲立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需以行使抵押权为前提，故一审法院认定雷波涌、李金玲在抵押物不足以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处理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御民公司不履行案涉债务的还款义务时，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诉请雷波涌、李金玲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雷波涌、李金玲在承担了上述保证责任之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向御民公司追偿。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与陈科武、周友明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陈科武、周友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以上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在御民公司未按《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期限还款构成违约的情况下，御民公司应承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为实现合同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该律师费属于陈科武抵押担保的范围，陈科武作为抵押担保人应对案涉律师费承担清偿责任。其次，陈科武作为败诉方，依法应承担诉讼费。综上，对陈科武的上诉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庄勤惠参加诉讼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庄勤惠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没有不当。在二审庭审后，庄勤惠提交经过公证认证的委托书公证件，委托蔡樱梓、李海芳处理本案纠纷。综上所述，一审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上诉请求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陈科武上诉请求不成立，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494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清偿欠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利息和复利计至2015年4月23日为661170.37元；从2015年4月2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本金1200万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以逾期未还利息638858.42元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罚息不计复利）。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不按上述判决履行义务时，则依法拍卖或变卖周友明、陈科武所有的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19号三层房产，所得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优先受偿。周友明、陈科武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雷波涌、李金玲对御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雷波涌、李金玲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2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64元，由陈科武负担50元，由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共同负担9414元。本院再审确认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另查明，（一）本院再审中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庄勤惠一审期间提交的《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6日。2.案涉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所办理的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05××××7号他项权证“附记”载明：“最高额抵押：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最高债权额：人民币2000万元。”（二）本院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1.庄勤惠、陈科武在再审庭审中提交新证据材料如下：（1）庄勤惠的护照，拟证明根据护照载明的出入境记录，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期间以及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时，庄勤惠一直在国外，其对抵押行为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在《同意抵押声明书》上签名。（2）来源于中国新闻网和北京法院网的案例，拟证明类似案件法院判决抵押合同无效。对上述证据，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质证认为：（1）护照不属于新证据，且非原件，不具备形式要求，也不能证明庄勤惠对案涉抵押不知情，其在还款时知情并积极参加诉讼，与常理不符。（2）案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且与本案没有可比性，案涉房产是办公用楼，借款人是从事商业经营的主体，案例所涉房产可能是住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经对按份共有的共有人进行审查。周友明、聂秀英质证认为：（1）认可护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审查。（2）认可案例关于抵押合同无效的证明目的。2.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再审庭审后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重新提交《抵（质）押担保核实书》两份，其中“合法性检查”第8项载明“如抵（质）押物为共有财产，共有财产作抵（质）押是否有提供共有人同意抵（质）押的证明文件：是”。拟证明陈科武和周友明向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承诺其提供的共有财产依法可以设定抵押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陈科武和周友明均在《抵（质）押担保核实书》签字同意设立抵押，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尽到合法性审查义务，《抵（质）押担保核实书》亦作为抵押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文件。（2）其到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档案馆查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网络循环借款合同》，拟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严格按照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求办理抵押权登记，未发现在办理抵押登记时需要提交《同意抵押声明书》这类证明文件。（3）《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拟证明案涉抵押物于2012年4月10日办理了他项权登记，而庄勤惠于抵押权登记后2014年6月6日才签订《同意抵押声明书》，可见《同意抵押声明书》并不是办理抵押权登记必需文件资料。对上述证据，庄勤惠、陈科武质证认为：（1）认可《抵（质）押担保核实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合法性检查”第8项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留存有形式上为“庄勤惠”签名实际上并非真实签名的《同意抵押声明书》。在一审法院要求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提供《同意抵押声明书》原件核实而其拒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道庄勤惠的签名虚假仍继续办理贷款，不构成善意取得，不享有抵押权，正确无疑。值得指出的是，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复印件故意拼接，隐去“合法性检查”第8项，同样可以认定其不构成善意取得。（2）认可《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在庄勤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案涉房产79%的份额是陈科武与庄勤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该份合同侵害了庄勤惠的平等处分权，抵押合同无效；认可《网络循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部分认可合法性（只能约束出借人、借款人），不认可关联性，《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在庄勤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3）认可《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庄勤惠对《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抵押登记情况完全不知情。周友明、聂秀英质证认为：（1）确认《抵（质）押担保核实书》的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关联性。首先，《抵（质）押担保核实书》没有庄勤惠、聂秀英的签字确认；其次，“合法性检查”第8项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对“如抵（质）押物为共有财产，共有财产作抵（质）押是否有提供共有人同意抵（质）押的证明文件”进行审查，案涉房产21%份额为周友明、聂秀英共同共有，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并未核实并取得聂秀英的同意。因此，《抵（质）押担保核实书》不能证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尽到合法审查义务。（2）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关联性，该份抵押合同在缺乏庄勤惠、聂秀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案涉房产设定抵押权，应属无效；《网络循环借款合同》与周友明、聂秀英无关联，也未经二人签字，由法院核实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3）确认《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抵押权的登记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是否已尽合法审查义务并无直接关联，该份证据不能证实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的证明内容。（三）本院再审期间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到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务服务窗口查询并复制了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全部档案资料，在档案中未发现有《同意抵押声明书》。对上述证据，庄勤惠、陈科武质证认为：（1）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部分认可《网络循环借款合同》合法性（只能约束出借人、借款人），对其余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上述证据中均无庄勤惠的签字，恰好证明庄勤惠对案涉房产的抵押完全不知情。（3）《广州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中工行广州第一支行隐瞒了自身作为金融机构的审慎义务，没有审查核实庄勤惠是否同意抵押。（4）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网络循环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与其对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网络循环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相同。（5）基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以此为目的评估的《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也不能约束庄勤惠。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质证认为：（1）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2）上述证据表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严格按照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要求办理抵押权登记，缴交资料有房地产权证、评估报告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及法人代码证、广州市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由此可见，广州市萝岗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不要求未登记为房地产权利人的其他人提供同意抵押声明书。（3）抵押人陈科武和周友明在《萝岗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回执》上签名领取案涉房产的他项权利证，表明陈科武和周友明有权为案涉房产设定抵押权且不受任何限制，抵押权自登记之日起生效。（4）案涉房产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满足设立抵押权的法定要件，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取得抵押权合法有效。周友明、聂秀英质证认为：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从上述证据可知，案涉房产的抵押登记档案中没有庄勤惠及聂秀英关于同意抵押的任何声明，证实了案涉房产抵押未经共有人的同意，抵押行为应属无效。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二）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能否取得案涉房产所设抵押权的问题；（三）案涉借款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一）关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虽然是以设立抵押权为目的，但其本身属于合同法律关系范畴，合同效力应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判断。对此，本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从现有法律规定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与陈科武、周友明之间就陈科武、周友明以其按份共有的房产为案涉债务设立抵押权的协议。上述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2.从抵押合同和抵押权的区别来分析。抵押合同系以设立抵押权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具有相对性；抵押权系有优先受偿属性的担保物权，具有绝对性。不动产抵押合同自合同成立时即生效，而不动产抵押权则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故抵押权生效与否并不影响对抵押合同效力的判断。因此，无论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是否取得抵押权、能否就案涉房产主张优先受偿，均不影响对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的认定。3.从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分析。虽然庄勤惠、陈科武以抵押未取得案涉房产共有人同意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但即使确属无权处分，合同缔约时一方是否有处分权亦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抵押合同的效力，仅对物权变动的后果产生影响，故庄勤惠、陈科武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分析，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并无不当。（二）关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能否取得案涉房产所设抵押权的问题。本案中，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依约向御民公司发放了贷款，案涉抵押权亦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其不能仅凭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完成抵押权登记而当然取得抵押权，工行广州第一支行能否取得案涉抵押权，还应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进一步审查其取得抵押权是否为善意。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从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实行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登记簿是权利人享有房屋所有权并行使处分权的唯一合法凭证。本案中，案涉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陈科武、周友明，陈科武、周友明亦均在《抵（质）押担保核实书》中签字并确认案涉抵押权的设立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据此，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理由相信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物权状态为真实权利状态，其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和公示公信力的信赖进行交易，主观上并无明显过错。2.从银行负有的审慎注意义务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据此，商业银行在放贷前对抵押物权属等贷款担保情况具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以降低债权不能清偿的风险。本案中，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内容看，其已对案涉抵押房产是否存在共有人进行了核实，陈科武、周友明作为按份共有人亦均签字确认案涉抵押权的设立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故在案涉抵押房产按份共有人陈科武、周友明未披露存在未登记共有人且房产的性质系办公用房的情况下，苛求银行审查按份共有人各自共有的份额是否仍存在共有人，及仍需取得未登记抵押物共有人的同意，势必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亦不合理地加重了银行的审查责任。综上分析，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经对案涉贷款担保情况的审查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并无重大过失。3.从银行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动产抵押权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本案中，庄勤惠以案涉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抵押人系无权处分，但即使确属无权处分，依照上述关于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规定，无权处分行为亦非绝对无效，如构成善意取得，则抵押权应当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四）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真实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办理抵押权登记之时有无重大过失，庄勤惠、陈科武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庄勤惠以《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中签名虚假为由主张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取得案涉抵押权并非善意。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档案中并无《同意抵押声明书》，且《同意抵押声明书》复印件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6日，晚于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2012年4月10日，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登记机关在办理抵押登记时需提交抵押物按份共有人未经登记的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材料。至于《抵（质）押担保核实书》“合法性检查”第8项的问题，案涉房产系陈科武、周友明按份共有，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已对案涉房产是否存在共有进行审查核实。故上述证据材料不能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留存有《同意抵押声明书》原件，也未能推定工行广州第一支行知悉《同意抵押声明书》上庄勤惠的签名虚假而继续办理抵押的事实，庄勤惠、陈科武主张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不构成善意，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周友明、聂秀英提出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本案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办理贷款抵押时已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应当认定为善意。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依约向御民公司发放了贷款，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且案涉抵押物亦办理了完备的抵押登记手续，故案涉抵押权的设立符合法定要件，工行广州第一支行有权就案涉房产在御民公司应承担的本案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抵押权有效，并无不当。（三）关于案涉借款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本案中，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人民币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广州市西甲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还约定：“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但案涉房产的他项权证明确记载抵押的最高债权金额为20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对于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抵押权，应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故案涉最高额抵押的债权金额2000万元应包含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在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主张案涉最高额抵押债权金额仅指本金，该主张与抵押登记记载不符，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分析，鉴于案涉房产抵押登记记载的最高债权金额为2000万元，故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仅得在不超过2000万元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检察机关提出的该抗诉理由成立，二审判决未明确工行广州第一支行在2000万元最高额范围内优先受偿，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至于庄勤惠、陈科武提出的其他程序问题，由于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证明其主张，故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行为有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但二审判决未明确工行广州第一支行优先受偿的范围，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494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494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不按上述判项履行义务时，则依法拍卖或变卖陈科武、周友明所有的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号三层房产，所得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在本判决及（2019）粤民再230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以最高额2000万元为限享有优先受偿权。陈科武、周友明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52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64元，由陈科武负担50元，由广州御民贸易有限公司、陈科武、周友明、雷波涌、李金玲共同负担94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赖尚斌审判员 王 凯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钟蕾书记员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