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颜初，男，198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德政，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辉，男，198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元发，湖北睡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颜初、杨辉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3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通过互联网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袁颜初、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德政、左元发分别通过互联网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颜初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将返还被上诉人（此处上诉状错误，应为返还上诉人袁颜初）劳务费至少增加到13955元；2.杨辉承担本案的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本劳务协议项下的上海工地适用工价错误。一、对协议的理解和适用错误。根据双方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劳务协议第2条的约定，协议期限为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1月20日，每月享受1万元工资报酬要每月干满27天，再超过一日按400元计酬，每旷工一日扣500元（对非工地原因或节日、雨雪无法施工，不算旷工）。第3条约定，如果乙方（杨辉）不遵守规章制度被多次警告，或者是有质量、数量问题，多次不达标，甲方（袁颜初）有权终止协议，按240元／日进行结算。质量问题包括干活质量，数量含义当包括每月要做满27天（相当于90%出勤率）和履行期限、时间；这是约定的本意，且这个本意与前后条款内容和现场实际情况没有矛盾。1.结合本案情况，杨辉在上海工地工价不能适用370元／日，而应适用240元／日。杨辉在上海工地不仅存在抹灰质量问题，同时没有一个起止循环月做满27天，也没有做到约定的2019年1月。由于没有完成上海工地的抹灰工作，袁颜初之后另找他人做维修及后续工作，给袁颜初造成损失。杨辉于2018年9月中旬回家，应认定为杨辉解除协议，属违约行为；袁颜初解除合同，是依约定解除合同，根据约定均应按工价240元/日进行结算。故按照合同约定，对杨辉上海工地计酬应按240元/日计算。一审法院以没有另行达成协议为由，强制适用370元／日，没有法律和约定依据。2.即使没有协议可适用的计酬标准，上海工地劳务计酬标准也应按260元／日计算。袁颜初之所以同意红安工价可以按260元／日计算（包括伙食费），是因为这个数额离工价240元／日相差不多，无须为此计较，不代表该工价的合约性。由于上海、红安和鄂州都是协议项下的工地，做工期间和工作内容一样，如果将红安工地的工价确定为260元／日，该合同项下的其它工地也应按此标准确定工价。一审法院作出两种工价标准，不符合常理。3.一审法院适用案涉劳务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工价370元／日错误，未考虑杨辉每个循环月都没有达到27个工作日，未按照500元／日扣除旷工日工资。二、对其它证据和事实认定错误。1.六号证据的14#和17#楼楼梯踏步抹灰质量缺陷统计表，一审认为是袁颜初“自行统计”以及不能证明杨辉作业存在质量问题错误。袁颜初在一审证据目录来源写的很清楚，该证据来自总包单位汉发公司，与周全富维修协议、结算等证据形成印证。根据该统计表显示存在质量问题的楼号及部位，结合陈浩上海工地记工表载明的内容，证明杨辉的作业存在质量问题。2.一审认为第七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错误。该证据是六号证据的配套证据，六号证据证明杨辉作业存在质量问题，七号证据证明根据总包单位整改要求进行整改达到合格。同时该组证据的协议部分还证明了杨辉中途退场，与袁天明的记工表相互印证。3.在杨辉违约、不再继续履行劳务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支持支付200元的返程费用，不符合约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杨辉上海工地工价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后予以纠正。杨辉对袁颜初的上诉答辩称：一、关于工价的适用问题。劳务协议约定清楚，据此得出每天的工价为370元/日，这是杨辉请求的计算依据。双方在劳务协议中约定370元/日，是双方形成劳务雇佣的核心基础。即便对此条款有其他理解，案涉劳务协议是袁颜初提出，对格式合同的理解应对合同相对方作有利理解。正常情况下应当按照10000元、27天（一个月）计算，按照240元/日计算为例外（该例外的适用条件协议约定明确）。截止目前，袁颜初没有提交例外情形存在。故应该按照双方的常规约定计算工价。二、关于袁颜初陈述的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期限。袁颜初承包的红安、鄂州、上海工地，三个工地是整体。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劳务协议是包含三个工地的协议，而不是单独孤立的协议。袁颜初陈述的“一个月没有做满多少天”、“中途离开”，因为在双方签订协议后，工作的地点及时间是由袁颜初安排的，杨辉是处于被安排、被调动的地位。因此袁颜初以“没有做满27天（一个月）”、“没有做到2019年1月20日”为由对用工价格提出异议没有依据。杨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梦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3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袁颜初对杨辉的诉请；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袁颜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辉在红安工地工价，原审判决“经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介入处理,杨辉从该大队签字同意按每日260元领取劳务费23530元……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认可按每日260元结算劳务费”的事实错误。第一，向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请求介入处理的是袁颜初，而不是杨辉，其目的主要是为向发包方施压支付其承包工程款。第二，通过红安劳动监察大队向杨辉发放劳务费的并不是袁颜初，而是袁颜初的发包方，杨辉签字仅是领取劳务费的手续，并非杨辉与袁颜初就红安工地工价及劳务费的结算达成一致，且杨辉从未认可应当按每日260元结算红安的劳务费，而应当按照双方劳务合同的约定，按每日370元支付劳务费用。第三，发包方向杨辉支付部分劳务费用，其性质为代付，并不能改变袁颜初为杨辉结算义务人的性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杨辉支付劳务费。杨辉领取的款项实质是发包方向袁颜初支付的承包工程款，鉴于劳动监察的流程需要，才代领了该笔劳务费，以冲抵部分袁颜初应当支付的劳务费用。一审将发包方按照260元工价支付的劳务费视为袁颜初与杨辉的合意，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第四，发包方按照什么工价结算与杨辉无关，这是其承包风险，不能以此对抗其与杨辉的劳务合同义务。二、袁颜初实际支付杨辉款项应当为44330元。一审庭审中，虽经双方就转账凭证的认真核实，最终袁颜初实际支付袁颜初款项确认为48330元。一审判决后，经杨辉与案外人王三林核实收款银行卡等情况，发生在2018年8月30日序号为390号对案外人王三林的转账并未实际到账，发生了退转。袁颜初随即通过序号为391号的转账向杨辉转账8000元，并明确其中4000元付给王三林，以抵付王三林未收到而退转给袁颜初的4000元。而该8000元转账因转账明细记载清楚，已被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综上所述，袁颜初应当支付杨辉红安工地劳务费33485元(90.5日×370元/日)、上海工地劳务费17390元(47日×370元/日)、上海生活费1175元(47日×25元/日)、车费400元，合计52450元。袁颜初实际支付杨辉款项为44330元（其中4000元付给王三林）。袁颜初尚欠付杨辉劳务费8120元。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应予以纠正。袁颜初对杨辉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对红安工地工价260元／日的认定基本正确，其主要缺点在于没有适用协议项下的其他工地。杨辉要求按其它高额的工价结算不应得到支持，理由：1.该工价高于杨辉在合同项下应当适用的工价240元／日；2.该工价是杨辉等人与项目部人员协商确定，是其意思表示；3.由于杨辉等人在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的主持下，与项目管理部进行了全部劳务费的总结算，且全部结算款项都分配给这22个作业人员，袁颜初为此负担的作业人员生活费未收回，造成较大损失；4.由于杨辉等人与项目方串通，已将袁颜初排除在红安工地项目劳务分包人之外，该项目承包变成了杨辉等人与项目方的劳务关系，与袁颜初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杨辉的上诉请求。袁颜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辉立即返还多支付的劳务费1413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辉承担。诉讼中，袁颜初自愿变更第一项诉请为：判令杨辉立即返还多支付的劳务费13955元。一审查明：2018年初，袁颜初在上海市徐汇区和湖北省红安县承接了两处抹灰工程，于是雇请杨辉在内的20多名工人做工，并与他们于2018年5月1日签订了劳务协议，双方对工价、工期、伙食、住宿、转运费用等达成协议，杨辉于2018年3月开始在湖北省××东城工地抹灰施工，后转到上海徐汇区工地施工，于同年9月从上海工地返回。杨辉在红安县工地做工90.5天，上海市徐汇区工地做工47天，其于2019年1月30日直接从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按260元/日领取劳务费23530元（260元/日×90.5日），总共从袁颜初手中支款48330元（包含红安支款23530元及生活费、车费）。同时查明：14号、17号楼楼梯踏步抹灰质量缺陷统计表及袁颜初与周全福签订的协议中，质量缺陷统计表系袁颜初自行统计，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并不能有效证明杨辉做工存在质量问题，故该统计表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袁颜初与案外人周全福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即便14号、17号楼楼梯踏步抹灰质量存在缺陷，在多人施工的情形下，也不能证明杨辉做工存在质量问题，袁颜初提供的记工表上并未记载有杨辉做工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形，故该证据难以证明杨辉做工存在质量问题，对袁颜初提出的杨辉做工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一审认为，袁颜初雇请杨辉到上海市徐汇区和湖北省红安县建筑工地从事抹灰工作，并签订了书面劳务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依法予以保护。杨辉在上海市徐汇区工地做工后，双方即未再继续履行合同，也未进行最后的结算，故袁颜初要求杨辉返还超付的劳务费，双方应当结算：一、关于杨辉每日的工价问题。袁颜初认为杨辉提供劳务存在质量问题，应按240元/日计算工价；杨辉应按协议约定的370元/日计算。一审认为，1.杨辉在红安县工地做工完成后，袁颜初、杨辉多次上访及向承包方催要劳务费，经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介入处理，杨辉从该大队签字同意按260元/日领取劳务费23530元（260元/日×90.5日），袁颜初、杨辉双方对此事实均无异议，故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认可按260元/日结算劳务费，且杨辉过后并未就红安县劳务费再向袁颜初主张权利，故本案认定杨辉从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领取劳务费23530元即结清该工地劳务费。2.关于上海市徐汇区工地工价，双方协议约定：“月工资为10000元，每月工作日满27天为一个月，超出工作日按400元每天记账补贴”，故正常工作日工价应为370元/日，杨辉在上海市工作期间，双方均未对工价另外进行约定，故该工价应为370元/日。3.袁颜初主张杨辉提供劳务存在质量问题，应按240元/日计算工价，因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杨辉提供的劳务存在质量问题，且依劳务协议约定，杨辉只有在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无理推托质量及数量问题，多次不达标，袁颜初才有权解除终止协议并按240元/日计算工价。但袁颜初并未举证充分证实杨辉存在上述情形，且其未向杨辉主张过解除合同，故袁颜初主张按240元/日计算杨辉劳务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杨辉在上海市徐汇区做工劳务费应按370元/日计算为17390元。二、关于杨辉做工期间的生活费及车费承担问题。1.杨辉在红安县工地做工，因一审法院在诉讼中询问与杨辉共同做工的聂俊军，其陈述红安县工地有食堂，工人在食堂吃饭，工人本人并未另外自行支付生活费，且杨辉并未举证证实其在红安另外自行承担了生活费，故一审认定袁颜初依协议约定承担了杨辉在红安县工地的生活费。2.关于上海市徐汇区生活费问题，袁颜初举证证实其以红包的形式按每人每天25元标准支付杨辉等人的生活费，杨辉一审庭审中对该证据无异议，故一审认定杨辉在上海工地每天生活费为25元，袁颜初、杨辉在一审庭审中均同意按杨辉实际做工天数计算生活费，故袁颜初应承担杨辉上海市工地生活费为1175元(25元/日×47日)。杨辉主张按每天100元计算生活费，其未举证证实，且与事实不符，一审未予支持。3.关于杨辉转运车费的问题，袁颜初主张其只应承担从云梦县到上海市的车费200元，且其已支付，但不承担杨辉擅自从上海返回的车费；杨辉主张袁颜初应承担其往返两次的车费共400元。一审认为，袁颜初、杨辉协议约定袁颜初提供转运费用，且袁颜初已承担了杨辉去上海市的车费每人200元，但协议未明确约定是否包括杨辉返还的车费，从文义理解，来回车费均应属转运费用，且依一般习惯，承包方包车费应包含往返车费，且协议系袁颜初提供的格式合同，应作出不利袁颜初的理解，且其未举证证明杨辉系擅自离开，故一审认定袁颜初应承担杨辉来回车费400元。综上，从前述一审认定袁颜初实际支付杨辉款项48330元，减去其应支付杨辉两地劳务费40920元及生活费1175元、车费400元，超支付杨辉劳务费5835元，杨辉多领取该劳务费，构成不当得利，应将该超支劳务费返还袁颜初，袁颜初主张杨辉立即返还多支付的劳务费5835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未予支持。是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杨辉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袁颜初超付劳务费5835元。二、驳回袁颜初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元，减半收取76.5元，由袁颜初负担44.5元，由杨辉负担32元。二审中，杨辉未提交新证据。袁颜初针对杨辉上诉的抗辩及袁颜初本人的上诉，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出具的《关于袁颜初反映工资拖欠的回复》。拟证明：1.袁颜初于2018年11月，曾到黄冈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等单位上访，反映拖欠袁颜初劳务费的问题，杨辉并没有参与这个上访；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在红安工地抹灰项目袁颜初并不拖欠杨辉的报酬；2.杨辉与工程项目部人员恶意串通后，不顾客观事实公开说谎，项目部人员说袁颜初只是个“介绍人”，杨辉就袁颜初先前垫付的钱不是本工地项目的，并将袁颜初排除在此工地分包人之外后，由杨辉与该项目部达成了结算协议，按260元/日结算，共计349650元，除之前支付给杨辉等工人外，剩余也全部分配支付给了杨辉等工人；3.由于袁颜初没有与前手签订分包协议，此时已按工时进行了最后的、全部的结算，造成袁颜初已与本项目无关，成为了局外人。证据二：陈浩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拟证明：截屏有一张袁颜初2018年9月16日下午3点36分从汉口到上海的动车票，及陈浩与袁颜初的微信语音对话录音，起因是陈浩等人不想做了，袁颜初准备去上海，要求办个交接手续，陈浩则说，你再不来，我们都回去了。就这样提前走了，且鼓动在鄂洲工地的陈路和聂俊军第二天也离开了。这是一种明显的违约行为。证据三：红安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由于杨辉等作业人与项目部人员恶意串通，已经民事判决书确认将袁颜初排除在外，袁颜初与本项目无关。对袁颜初提交的三份证据，杨辉质证认为：一、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袁颜初提交的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关于袁颜初反映工资拖欠的回复》是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向黄冈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的相关报告，不是该职能部门对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说明。该《回复》解决的问题是袁颜初就拖欠工资情况上访作的回复，目的是对上级机关对该事的处理结果进行回复，并非对二审法院就相关案件事实作的解释。2.该《回复》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回复上所称的袁颜初为“介绍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不认可，袁颜初实际为劳务分包人。3.关联性，本证据描述的事实很清楚，本案涉及的拖欠工资起诉是由袁颜初发起，其目的是通过该方式发起项目部进行结算，并没有改变劳务分包关系。本案的劳动监察部门督促袁颜初与杨辉结算工程款，并非是越过袁颜初直接结算，而是相关项目公司为了应对本次劳动监察按相关流程代发的民工工资，没有改变袁颜初、杨辉及相关项目部的劳务分包关系。不能证明杨辉认可260元/日的工价与袁颜初结算。袁颜初应基于合同约定按照370元/日的工价，与杨辉结算工资款。杨辉与袁颜初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工价。云梦本地的工价为300元/日，不可能到外地做工按270元/日计算。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一审庭审中，杨辉等人的车票均是由袁颜初支付，如果是未经袁颜初的同意离开，袁颜初不可能支付车票费用。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判决书证明了以下事实：1.证明了袁颜初与杨辉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袁颜初与判决书中所确定的相关当事人的劳务分包关系，是袁颜初在红安案件中的明确主张，证明了袁颜初对杨辉有结算的义务。2.在本案中，红安县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与本案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性。本案是袁颜初就劳务分包关系向红安县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红安县人民法院基于袁颜初提交的证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分包关系。袁颜初因为疏忽，没有收集相关证据导致败诉所产生的法律风险，与案涉劳务协议没有关系。即其因为缺乏证据没有签订相关协议，导致的法律风险，不能推翻袁颜初与杨辉协议而建立的劳务雇佣关系。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袁颜初与杨辉的劳务雇佣关系并非基于某一工地。据此，杨辉认为该证据不能支持袁颜初的主张，应当不予认定。对袁颜初提交的三份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关于袁颜初反映工资拖欠的回复》是红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局对该事的处理结果向上级机关进行的回复，不具有改变袁颜初与杨辉之间劳务合同工价的法律效力。故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一审庭审中，杨辉等人的车票均是由袁颜初支付，证明杨辉是经袁颜初同意后离开的。故证据二不能实现“杨辉违约”的证明目的。三、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二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争议的部分，本院亦予以确认。另查明，双方劳务关系持续期间为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9月16日；双方签订《劳务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5月1日。《劳务协议》约定：“2.劳务项目内外抹灰，必要时杂事零星施工(注:短期突击施工，非专业不承担数量质量问题)：自2018年3月12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按每月壹万元计算，每月二十七个工作日满一月，超出工作日按肆佰元一天记账补贴，多次无理、非工地原因休假误工期，按考勤考核扣每天伍佰元。特别情况如节日，雨雪，停电等无法抗拒的原因除外，无施工目的不计旷工日。3.多次警告不听公司甲方（袁颜初）要求规章制度，乙方（杨辉）不得以无理推托，质量数量问题……多次不达标，甲方有权解约终止协议按贰佰肆一工日算。4.甲方（袁颜初）按每月最低开支3000元为标准，按比例付款时扣除完工后一个月支付百分之七十工资；交工付百分之九十，春节前全部付清工资，如甲方连续十五内不能安排施工，计工日，乙方有权要求清算工资，按240元一工日计算。甲方提供伙食，住宿，转运费用。不得克扣工资，购买商业保险，违反施工安全制度承担责任自理。”同时查明，2018年8月30日序号为390号对案外人王三林的转账并未实际到账，发生了退转。即：袁颜初通过序号为391号的转账向杨辉转账8000元，并明确其中4000元付给王三林，以抵付王三林未收到，该款退转给袁颜初的4000元；实际该笔款项袁颜初向杨辉支付4000元。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杨辉的劳务费工价如何确定；二、应支付劳务费与实际支付劳务费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袁颜初与杨辉签订的书面劳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杨辉在上海市徐汇区工地做工后，双方即未再继续履行合同，也未进行最后的结算，故袁颜初要求杨辉返还超付的劳务费，双方应当进行结算。一、关于杨辉每日的工价应当按照370元/日计算。1.袁颜初认为杨辉提供劳务存在质量问题，应按240元/日计算工价；杨辉认为应按协议约定的370元/日计算。本院认为，袁颜初依据合同第三条约定“多次警告不听公司甲方要求规章制度，乙方不得以无理推托，质量数量问题……多次不达标，甲方有权解约终止协议按贰佰肆一工日算”主张按240元/日计算工资,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达到了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条件，故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应当根据合同第2条的约定，按370元/日计算工资。2.杨辉与袁颜初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袁颜初应基于合同约定按照370元/日的工价，与杨辉结算工资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工价的计算是合同重大事项，应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变更才可以变更。杨辉在红安县工地做工完成后，袁颜初、杨辉多次上访及向承包方催要劳务费。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根据劳动监察相关流程支付工资，是代付行为而非“结算”行为，是相关行政机关行使相应执法权的行政执法行为，该执法行为并没有改变袁颜初、杨辉及相关项目部的劳务分包关系，不产生变更合同约定工价的法律效力，也不能证明杨辉认可按260元/日的工价与袁颜初结算劳务费。杨辉从红安县劳动监察大队签字同意按260元/日领取劳务费23530元（260元/日×90.5日），一审“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认可按260元/日结算劳务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杨辉在红安的劳务费应为33485元（370元/日×90.5日）。故袁颜初尚欠杨辉红安工地劳务费9955元（33485元—23530元）。3.根据双方协议第二条约定“月工资为10000元，每月工作日满27天为一个月，超出工作日按400元每天记账补贴”，故正常工作日工价应为370元/日，杨辉在上海市工作期间，双方均未对工价另外进行约定。一审认定杨辉在上海市徐汇区工地工价为370元/日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杨辉在上海市徐汇区做工47天，劳务费为17390元（370元/日×47日）。二、关于杨辉做工期间的生活费及车费承担问题，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的认定予以确认。即：1.杨辉在红安县工地做工，袁颜初依协议约定承担了杨辉在红安县工地的生活费。2.上海市徐汇区做工，袁颜初应承担杨辉上海市工地生活费为1175元(25元/日×47日)。3.杨辉转运车费，袁颜初应承担杨辉来回车费400元。袁颜初上诉称，其不应承担200元的返程费用，与合同关于“甲方提供伙食，住宿，转运费用”的约定不符，亦与生活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袁颜初应支付杨辉劳务费为红安劳务费33485元（370元/日×90.5日）、上海劳务费17390元（370元/日×47i）、上海生活费1175元(25元/日×47日)、杨辉转运车费400元，合计52450元。双方对一审认定袁颜初的实际支付杨辉款项48330元中应当减少4000元，即实际支付44330元。故袁颜初仍欠杨辉劳务费8120元（52450元-44330元）。上诉人袁颜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杨辉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3民初2067民事判决；二、驳回袁颜初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元，减半收取76.5元，由袁颜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8元由袁颜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潘 洁适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