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3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锡祥，男，194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炎，男，197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系孙锡祥之子。代理权限：代为提起上诉，参加调解、协商、出庭，签收法律文书，提起、变更、承认诉讼请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伦强，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艳姣，女，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涂桃仙，女，195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立新，女，1966年5月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汉川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孙锡祥因与被上诉人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2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本案审理期限中止。后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锡祥上诉请求：1.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984民初25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由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通过几次诉讼过程的反复调查和认证，可以得出，各方在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的诉请权益围绕的最关键争议焦点是几次土地转让行为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一审判决对这几次土地转让行为的认定存在错误，缺乏证据支持，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得出了相反的判决结果。第一次土地转让行为是2007年8月7日合同约定，孙光昌、孙某1共同将22.6亩鱼池转让给孙锡祥，作价15000元。由于本案中孙光昌、孙某1没有对22.6亩鱼池提出原始承包经营权益诉请，若这次转让属实，孙锡祥取得了该22.6亩鱼池的长期承包经营权，若没有孙锡祥的同意，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再行转让或侵犯其经营权。孙锡祥提供的证据有《合同书》、孙光昌确认的证人证言和孙艳姣的确认证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该次转让签订有书面合同，并且孙锡祥随后实际经营，且得到发包方认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孙锡祥第一次转让行为证据充分，合法有效，孙锡祥自合同生效后就取得了该22.6亩鱼池的长期承包经营权。而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予认可《合同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错误。诉争中所谓的第二次转让行为是指孙光昌、孙某1分别将11.3亩鱼池转让给孙艳姣、涂桃仙，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孙艳姣也否认此次转让行为，涂桃仙、黄立新提供的证据是经营实体单位的书面证明。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转让行为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由此可以认定，法院确认土地转让行为的法定有效直接证据应是书面转让合同，其他单位补签的证明属于间接证据，且不具有法定的程序和实体要件，不足以证明土地转让的事实，且还有一个关键当事人并不认可。一审判决只根据经营实体单位的间接证据认定该次土地真实转让存在错误，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第三次转让行为是指孙艳姣、涂桃仙分别将11.3亩鱼池转让给黄立新，该次转让行为中孙艳姣、涂桃仙均签订有书面转让合同。虽然该次转让符合法律的程序和实体要件，但由于孙艳姣、涂桃仙只是短期的转包经营人，对该鱼池没有法定承包经营权，其转让行为没有征得孙锡祥的同意，其转让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二、一审判决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认定具有倾向性错误，据此作出的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中，证明孙锡祥拥有22.6亩鱼池承包经营权的《合同书》程序与实体均符合法律规定，是最有效最有力的直接证据，而孙光昌证人证言与孙艳姣确认证言更进一步证明了该事实，而一审判决却对孙锡祥有利的上述证据未予认定。2.涂桃仙、黄立新提供的《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是事后伪造、虚假。第一、涂桃仙提供两份2008年度、2009年度《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与黄立新提供七份2010年至2016年度《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中大沙咀联合体负责人签名均为孙某4，而事实是孙某4直到2014年才任职联合体负责人，在2014年之前不是联合体负责人，不具有签字的资格和法定效力。第二、黄立新七份《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税费均为3729元(每亩165元)，但同样由黄立新提供的2010年度税费收据却只为1000元、2011年度只为2719元，与合同金额不符，符合因事后伪造而出现简单漏洞错误的法理逻辑。第三、涂桃仙、黄立新签订的《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期限只有一年，根据法律规定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常规状况，土地承包合同不会一年一签，此种现象不符合事实和常理。3.一审判决对孙艳姣《买卖协议》中“孙艳姣买孙光昌联合堤鱼塘面积11.3亩转卖给黄立新…”叙述，以此认定为孙艳姣的11.3亩鱼池是从孙光昌处受让的，缺乏证明力。首先该《买卖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孙艳姣转让鱼塘给黄立新的行为服务的，而不是孙艳姣为了确认鱼塘是孙光昌卖给孙艳姣而服务的，其证据能力存在重大瑕疵。另外，即便认为此叙述内容可作为法庭参考使用，但由于此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且对其叙述的解读存在多重，可将叙述内容理解为孙光昌为第一次卖方，因此，仅凭此叙述内容认定鱼塘是孙光昌卖给孙艳姣的事实，缺乏证明力。在一审中孙光昌出具了其是将鱼塘卖给孙锡祥的确认证据。孙艳姣辩称，鱼池面积，孙艳姣买的孙光昌的，证明卖给黄立新，但是孙艳姣并没有签字。孙艳姣答应卖黄立新，但是没有收到款项。认可孙锡祥对案涉22.6亩鱼池的经营权。涂桃仙辩称，大沙咀的22.6亩鱼池是涂桃仙买的，当时给了一部分给孙艳姣（孙光昌的部分），孙某3的涂桃仙在经营。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2.6亩鱼池现在是黄立新承包的。黄立新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诉争渔池的两次转让均合法有效，且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第一次，2007年底，由孙某3和孙光昌转让给涂桃仙和孙艳姣。第二次，2009年11月17日，由涂桃仙和孙艳姣转让给了黄立新。上述两次转让均由出让人退出承包，由受让人与水面承包使用权人大沙咀联合体签订承包合同，并缴纳费用。该事实有涂桃仙、孙艳姣与黄立新签订的二份《买卖协议》、涂桃仙、黄立新与大沙咀联合体签订的《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收款收据》、大沙咀联合体出具的证明、汈汊湖派出所出具的案件调查材料和证人孙某1、孙某2证言予以证明。2.孙锡祥仅以一份与孙光昌、孙某1署名的《合同书》，主张自己取得诉争渔池的法定承包经营权，于法无据。该《合同书》是否生效及履行，没有证据证明，况且该《合同书》已为汈汊湖派出所调查及证人孙某3证明为虚假。二、孙锡祥关于一审判决在认定证据方面具倾向性错误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本案一审中，孙光昌参与了本案的旁听，并未出庭出具证言，不是本案证人，孙锡祥关于孙光昌证人证言及孙艳姣确认证言不是事实。2.《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真实有效。①承包合同上加盖了大沙咀联合体的印章，亦有收款收据证明交付承包费用的事实，因此，该承包合同已经生效并履行，孙某4在承包合同上大沙咀联合体负责人处签字时的身份，依法不影响对本合同效力的认定。②合同约定费用与缴费收据一致，并无孙锡祥所称的法理逻辑漏洞。按照收据，每年缴费的时间在当年的10月份左右，其中2010年11月9日和2011年元月12日的两张收据均是缴纳2010年度费用，两张收据相加为3729元，2011年度缴费收据因遗失未能提交，即使缴费数额与合同约定不一，也属于合同履行的问题，亦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更不能得出双方伪造承包的结论。③诉争渔池水面系国有，非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大沙咀联合体作为发包人与经营人一年一签经营承包合同，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常理和事实。3.孙艳姣《买卖协议》中关于“孙艳姣买孙光昌联合堤鱼塘面积11.3亩卖给黄立新…”的叙述是孙艳姣的自认行为，且与大沙咀联合体出具的证明、汈汊湖派出所出具的案件调查卷宗材料、证人孙某3、孙某4证言内容一致，一审据此认定孙艳姣受让孙光昌渔池合法有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锡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鱼池买卖协议无效，判令黄立新返还鱼池22.6亩，由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赔偿孙锡祥经济损失61020元；2.诉讼费由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承担。诉讼过程中，孙锡祥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涂桃仙、黄立新按8000元/亩赔偿孙锡祥经济损失180800元。一审经审理查明，孙光昌、孙某3各拥有位于汈汊湖分干渠中间联合体11.3亩鱼池（二鱼池紧邻，合计22.6亩）的承包经营权，2007年下半年，孙光昌和孙某3将各自的11.3亩鱼池作价分别转让给了孙艳姣和涂桃仙，其中孙某3的11.3亩鱼池经营权作价7500元转让给了涂桃仙，孙光昌的11.3亩鱼池经营权作价7500元转给了孙艳姣。2008年-2009年，涂桃仙、孙艳姣每年各自与汉川市汈汊湖养殖场大沙咀联合体签订《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并各自按合同向该联合体缴纳承包费。2009年11月17日，孙艳姣、涂桃仙分别与黄立新签订《买卖协议》，将各自从孙光昌、孙某3处受让的11.3亩鱼池经营权，按7500元的价格转让给黄立新，黄立新支付了22.6亩鱼池合计15000元转让价款，孙艳姣、涂桃仙亦按约将鱼池交付给了黄立新。2010年1月1日起-2016年12月30日期间，此22.6亩鱼池由黄立新经营，其每年与汉川市汈汊湖养殖场大沙咀联合体签订一份《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每年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用。孙锡祥与孙艳姣系叔侄关系。在黄立新经营期间，孙锡祥和孙艳姣以孙锡祥为此22.6亩鱼池经营权的受让人、孙艳姣未经孙锡祥许可擅自转让为由，与黄立新发生纠纷，公安机关当地派出所、汉川市汈汊湖养殖场等部门调查确认：孙光昌和孙某3将鱼池经营权转让给孙艳姣和涂桃仙，后由孙艳姣和涂桃仙转让给黄立新，黄立新为该鱼池的实际经营者。该鱼池所在水域现被重新规划，经营权已收归国有。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经过二次转让后由黄立新享有，此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无证据和事实证明孙锡祥对案涉鱼池享有承包经营权，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锡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16元由孙锡祥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孙锡祥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孙锡祥提交的证据为：孙光昌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孙光昌与孙某1分别将11.3亩鱼池在2007年8月转让给孙锡祥的事实，孙锡祥取得鱼池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对孙锡祥提交的证据，孙艳姣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无异议。涂桃仙的质证意见：这份证据是最近写的，不是以前出具的。黄立新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明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明内容看，属于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接受质证。孙光昌在一审中已经旁听了本案，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出具证言。该份证据依法不应采信。对孙锡祥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孙光昌一审旁听了法庭审理，且二审未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孙锡祥主张其依法受让案涉22.6亩渔池的承包经营权，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的渔池转让协议无效，请求涂桃仙、黄立新赔偿其经济损失而引起，故应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1.孙艳姣、涂桃仙、黄立新的渔池转让协议是否无效；2.黄立新应否向孙锡祥返还22.6亩鱼池；涂桃仙、黄立新应否赔偿孙锡祥经济损失180800元；孙锡祥的一审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中，黄立新、涂桃仙已提交了汉川市汈汊湖北渔工商实业总公司、湖北汈汊湖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大汊湖北分公司、汉川市汈汊湖渔工商实业总公司大沙咀联合体、汉川市汈汊湖养殖场共同出具的《证明》及汉川市汈汊湖北渔工商实业总公司大沙咀联合体出具的《证明》，黄立新与汉川市汈汊湖养殖场大沙咀联合体签订的《养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2010年-2016年）及黄立新缴纳承包费用的收据等证据，证明了黄立新主张的孙光昌、孙某3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涂桃仙、孙艳姣。涂桃仙、孙艳姣又将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黄立新，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土地系国家所有，汉川市汈汊湖北渔工商实业总公司大沙咀联合体亦认可黄立新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论孙锡祥是否曾经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都不影响黄立新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效力。所以，黄立新无需向孙锡祥返还案涉的22.6亩鱼池；孙锡祥主张涂桃仙、黄立新赔偿其经济损失180800元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孙锡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16元，由上诉人孙锡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潘 洁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