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82民初998号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城南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82MA5DLUMQ99。法定代表人：刘德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康，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华彩，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勇，男，汉族，1992年8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峰，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琪，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艳，女，土家族，1985年11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孙勇、第三人王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华彩、被告孙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琪及第三人王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43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300000元，原告将借款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被告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还款期限届至，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特诉至法院，主张上述权利。被告辩称，一、原告起诉的案涉4300000元款项不是因被告向其借款而产生，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款项产生的原因如下：1.原告主要经营酒类销售，龚礼飞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龚礼飞是被告的姑爹，被告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被告在原告处主要负责收购酒以及销售业务，第三人王艳是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2018年8月，被告作为原告的经办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泸州市纳溪区宏名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名公司）购买53°飞天茅台酒746件，约定总价共计6355920元，并于2018年8月9日以被告自己的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被告于签订合同当日向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吴婷付款5000000元，2018年8月9日付款1355920元。因该酒的实际购买人是原告，所以该笔购酒款实际上是原告安排其他人转给被告，再由被告支付给宏名公司。其中4100000元由第三人于2018年8月8日向被告转款3400000元、8月9日向被告转款700000元，而其中222600元系被告代表原告向案外人陈绪购买狗年茅台酒应支付的酒款，嗣后被告又将购买狗年茅台酒的尾款22600元退回原告公司，即案涉的4300000元并非是因为借贷关系而产生。二、第三人王艳曾以案涉款项系被告向其借款为由起诉被告，经仁怀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所涉事实涉嫌刑事犯罪，裁定驳回王艳的起诉。王艳提起该案的诉讼实际上是受原告的指示行为，现原告以其名义提起相同的诉讼，应构成重复诉讼，依法应驳回起诉。三、被告向第三人王艳出具的借条并非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依法应属无效，无效法律行为自始无效，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借条产生过程如下：被告代原告与宏名公司签订合同后，因宏名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酒，原告曾要求被告以自己名义起诉宏名公司。现因被告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一事，指定签收人吴婷涉嫌诈骗罪，故被告起诉宏名公司一案被要求撤诉。因宏名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酒，也未退还酒款，且宏名公司收款人吴婷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所以龚礼飞要求被告向其出具借条，并称出具借条是用来安抚别人，不会起诉被告，由于被告法律意识淡薄，且基于龚礼飞与被告是亲戚关系，相信龚礼飞不会起诉自己，在龚礼飞的欺骗下，被告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并非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向第三人出具的案涉借条依法应属无效。综上，案涉4300000元并非是因借贷关系而产生，出具的借条亦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述称，1.当时被告打电话给我说的他要付酒款喊我打钱给他，这笔钱是分成两次打的；2.因为时间较长了，我记不清是被告还是龚礼飞打电话给我喊我去公司，我去公司的时候碰到被告、龚礼飞及其妻子在场，我去公司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谈什么了，也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因为这笔钱是从我的卡里面转出去的，所以就把借条写在了我名义下。3.因我是在原告知行合一公司上班负责财务工作，被告也经常去公司，他与知行合一公司的老总龚礼旭关系很好，也有过类似于被告去购酒，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打电话给龚礼旭或者龚礼飞讲，他们就会同意喊我打款我就打款了。4.本案的4300000元我是打电话给龚礼飞没有接电话，因为被告要钱要的急，事后我是给龚礼旭和龚礼飞讲了被告要求转本案的款项4300000元给被告，我给龚礼旭和龚礼飞讲了后，他们就表示认可我转款给被告这件事的。5.本案的4300000元是公司的钱，转款不是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是基于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被告在外收购酒，需要钱的话就会给公司的领导有时候会是龚礼飞或龚礼旭汇报），当时是因为被告给我说的他给领导讲过，且这笔钱也要得急。因被告和龚礼飞是亲戚关系，和龚礼旭也关系好，被告并未挂职于原告知行合一公司，被告购酒后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6.龚礼飞是龚礼旭的堂哥，龚礼飞在知行合一公司应该也有股份的。公司涉及的大额金额进出账都是我向龚礼飞、龚礼旭汇报，由他们来签批。7.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4300000元的诉请，我予以认可，虽然这笔钱是由我卡内转出去的，实际上这笔钱是原告公司的，有可能公司后续也会找我的麻烦，故对原告的诉请我是认可的。我转出该4300000元是我工作上的职务行为，当初被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告诉我已经给领导讲过了，我认为的就是他给龚礼飞和龚礼旭讲过的，我本人是不敢擅自转钱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知行合一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酒类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成立，该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为龚礼旭，后该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刘德举。被告孙勇及龚礼飞、王艳为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工作人员，王艳在知行合一公司主要负责财务工作，被告孙勇在知行合一公司主要负责酒类采购和销售工作，案外人龚礼飞系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知行合一公司需要购买狗年茅台酒，被告孙勇遂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案外人陈绪购买10件狗年茅台酒。2018年8月7日，王艳经知行合一公司同意后将知行合一公司存放在以王艳名义办理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222600元转给案外人陈绪。2018年8月8日，孙勇将10件狗年茅台酒的购酒尾款22600元返回原告知行合一公司。嗣后，知行合一公司需购买53°飞天茅台酒，被告于2018年8月8日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前往四川成都准备与案外人宏名公司签订合同。同日，知行合一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王艳在龚礼飞、龚礼旭的授意下将知行合一公司存放在以王艳名义办理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分别于2018年8月8日划转3400000元进入被告孙勇的账户内、于2018年8月9日划转700000元进入被告孙勇的账户内。2018年8月9日，被告代表原告知行合一公司在四川成都以其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向该公司购买53°飞天茅台酒500毫升1×6瓶规格，共计746件，单价为1420元/瓶，货款共计为6355920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指定收款人为吴婷，约定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当天即2018年8月9日。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后，于签订合同当日将该合同拍照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礼飞。合同签订后，被告孙勇分别于2018年8月9日向吴婷转账支付货款5000000元，于2018年8月10日向吴婷转账支付货款1355920元。嗣后，被告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将至，龚礼飞要求被告孙勇守到宏名公司的收款人吴婷以确保能如期顺利交货。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届至，宏名公司及吴婷并未如约交货，亦未向被告及知行合一公司退款。被告于2018年10月29日以自己作为原告并以宏名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洪明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宏名公司及吴洪明退还其购酒款。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将其起诉宏名公司及吴洪明的民事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书通过微信发给龚礼飞。因宏名公司指定收款人吴婷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曾以自己名义向相关部门予以报案，被告孙勇于2018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嗣后，仁怀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向孙勇告知吴婷涉嫌合同诈骗案其可以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于2019年2月18日将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通过微信发给龚礼飞。2019年年初，被告在龚礼飞的要求下出具了借条两份，其中一份系本案案涉借条载明“本人孙勇……今向王艳……借到人民币4300000元整（肆佰叁拾万元整）……约定于2018年12月1日前归还，签订本借条之日起视为借款人已收到全部借款。借款人：孙勇。2018年8月8日”；其中另一份即（2020）黔0382民初988号案件的案涉借条。另查明，第三人王艳曾于2019年4月28日以其作为原告并以孙勇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黔0382民初3177号]，要求判令孙勇偿还其借款4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以上述款项性质及去向不能定性为由，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黔0382民初3177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王艳的起诉，并将（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嗣后，仁怀市公安局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仁公（刑）不立字（2019）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王艳无职务侵占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故原告以孙勇作为被告及以王艳作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代身份证复印件、借条、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2019（黔）0382民初3176号案件庭审笔录及被告在该案中提交的答辩状、仁怀市公安局作出的仁公（刑）不立字（2019）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有被告孙勇提交的（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案件民事起诉状、（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民事裁定书、（2019）黔0382民初3177号庭审笔录、“知行合一市场部”微信群人员及聊天记录、“知行合一2群”微信群及聊天记录、第三人与被告的聊天记录、龚礼飞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0日被告发给龚礼飞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查询汇款明细、《采购合同》、付款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8）黔0382民初680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仁怀检公委代（2019）139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以及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举证、质证和本院审查，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实际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与（2020）黔0382民初988号案件的案件事实并不是独立的，该两案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原告诉请所依据的《借条》实际系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分别向案外人陈绪及宏名公司购买茅台酒，其中原告将4100000元货款转到被告账户内，再由被告支付给宏名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吴婷，其中原告将222600元货款转到陈绪账户内后，案涉《借条》系被告在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礼飞的要求下事后出具，故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理由如下：一、从本案与（2020）黔0382民初988号案件的原、被告所举的证据来看。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名称为“知行合一2群”及“知行合一市场部”的两个微信群及群聊天记录，该群内成员皆有王艳、孙勇、龚礼飞、龚礼旭、赵卫金，从该微信群群内成员聊天涉及的内容均是与收售酒类事务有关，孙勇于2018年4月9日下午7:32在群内发消息给王艳“狗年10件调价3960卖4300，狗年调价9件卖4300，记一下。”王艳随即回复“好的。”2018年4月24日下午2:20，赵卫金在群内发信息“188××××3053以后找董事长打这个号码，飞哥新号码。”2018年4月25日，赵卫金在群内向孙勇等人发送消息“下午五点公司开会”，被告孙勇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2:28在群内向赵卫金回复“下午有事”。赵卫金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3:17微信私发给孙勇“有事的情况，你和飞总说说。”孙勇回复“浪意思安？”赵卫金回复“龚总叫我通知的你，……”。原告及王艳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两个微信群及其聊天记录的真实合法性，王艳在庭审中陈述上述两个微信群是知行合一公司为了自己公司在倒卖酒的过程中及时了解市场情况。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及王艳、龚礼飞、龚礼旭、赵卫金皆是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于原告及第三人王艳辩称的孙勇和龚礼飞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的意见，若孙勇及龚礼飞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则该二人不可能出现在原告所建立的微信群内并讨论关于公司酒类收售及公司日常相关业务开展，原告及第三人王艳的上述辩称意见，显然与常理不符。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其与第三人王艳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19日孙勇发信息给王艳要求其给案外人邓子恒转款，孙勇：“你算一下，看哈我的这个有没有算错，算来给他打过去，点实时到账。”王艳回复：“好的。”孙勇：“转了把记录拿给我一下，我好发给人家。”王艳回复“是飞天茅台撒。”孙勇：“嗯嗯，飞天。”王艳：“好。”孙勇：“转没有。”王艳：“还没有我卡上也没有那么多。”孙勇：“有好多回哈我，看哈赵卫金转来你的卡上，一次性给人家转过去。”王艳：“这上面只有三十六万多，不够哎。”孙勇：“啊你打电话给赵卫金，刚刚我已经打一个给龚礼飞，我给他说了的，喊他给你划过来。”期间，2018年4月14日上午10:40王艳发给孙勇：“大概要好多，收啥子酒。”2018年4月17日下午5:28王艳：“你收的酒以后你发在我的微信里，包里没得笔一哈就忘记价格了。”孙勇回复：“3170收的20件精品。”王艳：“好的，记性不太好了。”孙勇：“嗯嗯。”王艳：“鸡年茅台酒价格好多安。”孙勇：“4800,4700都可以。”2018年5月23日下午8:18，孙勇：“转1万，转没有。”王艳回复：“老板不准转，你问他吗。”孙勇：“说了的。他刚刚给我打电话。”王艳：“我转他那里有短信的提醒的。他刚才也给我打电话问了叫我不转。”当日下午8:28分，孙勇再次发信息给王艳：“转”。王艳回复：“好。”随即，王艳将款项转给孙勇，孙勇回复：“收到了。”王艳回复：“不好意思请你理解我也做不了主，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庭审中，法庭询问王艳，问：“在2018年5月23日下午8:18的信息中指的老板是谁？”王艳：“当时我问的是龚礼飞”。问：“我转他那里有短信的提醒的，他指的是谁？”王艳：“指的是龚礼飞，短信设置在龚礼飞手机上的。”问：“你收的酒以后你发在我的微信里，包里没得笔一哈就忘记价格了。这是什么情况？”王艳：“被告收到酒拉回公司了，因为我没在公司，我要晓得被告收到酒的价格是多少我才能衡量到时候公司卖出去的时候要卖多少。”2018年8月7日下午3:20，孙勇将户名为陈绪的银行账号发给王艳，王艳便向陈绪的银行账户转入222600元，随即于当日下午3:35将查询汇款明细发给孙勇。2018年12月16日下午2:04孙勇发给王艳：“运费给他付了，这个钱找得有点多，一瓶找二百五。”王艳回复：“好的，是那个快递都可以吗，还是必须德邦安。王子狗哈。”孙勇回复：“王子狗，你看嘛发哪个都可以，你安排，但还是尽快给他发快的。”王艳：“等哈我就去发。”孙勇：“发了你把啊个单号、条子发给我就行了，我发给他。”王艳回复：“好。”从孙勇与王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看出，双方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谈及的是与酒类业务相关的事项。王艳作为知行合一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与被告孙勇有频繁的资金往来，且在聊天记录中谈及的是与王艳工作相关的业务，同时，从庭审中王艳回复法庭询问时，其转款给被告需要经过其老板即龚礼飞同意才能转款且转款的银行短信留存的是龚礼飞使用的手机号码，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及王艳、龚礼飞系知行合一公司的工作人员，且龚礼飞系知行合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庭审中，王艳认可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王艳陈述其转款给陈绪是因被告需要向陈绪购买狗年茅台酒，且其转款前也是给龚礼飞或者龚礼旭汇报过，只要被告需要打款买酒其就按照公司领导意思打款给被告。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向陈绪购买10件狗年茅台酒也是代表知行合一公司，王艳将知行合一公司的款项222600元转给案外人陈绪亦是经知行合一公司领导同意后的履行职务行为。王艳将知行合一公司的款项222600元转给案外人陈绪，嗣后，被告又回款22600元给原告，故该200000元并不是被告向原告公司的借款，而是其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陈绪购酒的酒款。对于原告及第三人王艳辩称的孙勇及龚礼飞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的意见，若孙勇及龚礼飞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则王艳在工作中给孙勇转款便不需征得龚礼飞同意，知行合一公司的资金银行账户在银行办理短信通知留存的号码更不可能留存龚礼飞使用的电话号码，原告及第三人王艳的上述辩称意见，显然与常理不符。从第三人王艳在庭审中陈述的转款给被告孙勇及转款给陈绪的过程看。法庭询问王艳，问：“你谈一下被告打电话喊你转钱给他是怎么说的？”王艳：“是在下午的时候被告喊我转钱给他，他要买酒，被告说他给领导讲过了的，我也给龚礼飞打过电话但他没有接，后龚礼飞打电话给我，我把被告要买酒要转钱的事情告诉了龚礼飞和龚礼旭，他们是表示认可同意的。”问：“为什么被告告诉你要买酒转钱，你在打电话给领导没有打通的情况下，你还要把钱转给被告？”王艳：“因为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被告要买酒喊我转钱，我给龚礼飞和龚礼旭打电话都是同意的。有时候被告把酒卖了就把钱转回给公司，没有卖就把酒拉回公司，酒拉回来后有时候是被告在卖，我们公司也会帮到卖。”以及王艳陈述其转款给陈绪是因被告需购买狗年茅台酒且其转款给陈绪也是经原告公司的龚礼旭、龚礼飞同意后才转的。由此可知，原告公司的资金是在以王艳名字办理的银行账户内，王艳将知行合一公司的款项4300000元转给被告是经过知行合一公司法定代表人龚礼旭及实际控制人龚礼飞的同意，而该款项并不是被告孙勇本人向知行合一公司的借款，而是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宏名公司购酒的酒款、以及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案外人陈绪购酒的款项。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其与龚礼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6月10日下午4:08，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反正啊20件你自己看，成交价一般都在1670左右。”龚礼飞回复：“好。”孙勇：“啊些酒都是卖1670至1680的，都是有人打款了，然后收酒，然后自然价格高就收得高。”龚礼飞回复：“哦。”孙勇：“刚刚赵卫金打电话给我，我喊他报的1670，但是你综合哈嘛，1680也可以，主要是怕报高了，要跑。”龚礼飞回复：“OK。”2018年8月8日下午2:53，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你浪个整来我心头不踏实哦。他能不能拿钱出来，不能我好给人家说，不然到时候不好的。”龚礼飞回复：“没回来啊，等他回来，我打电话问他嘛。”孙勇：“他好久回来哦，主要是陈旭问我吃的下弄多不，吃不下他好卖点给人家，到时候没弄多钱我不好办啊。”龚礼飞回复：“人家还没回来嘛，你这哈才走成都的路上，一哈打电话不方便，语音不方便，你发短息嘛，等他回来，看他干不干，不干再想办法。”2018年8月8日下午2:57孙勇发信息给龚礼飞：“不行，要定好。我定的是747件，到时候过去了没那么多钱，我怎么办。”龚礼飞：“等一个小时回复。是747还是745？”孙勇：“747。”2018年8月8日下午3:34孙勇：“出发了。”龚礼飞：“好。稳妥哦。”孙勇：“就是成都那个经销商安。”龚礼飞：“钱是转给他，还是公司，底单要和合同对应哦。”孙勇：“直接转给吴婷婷。还有70万，那个转安。”龚礼飞：“和私人签啊。”孙勇回复：“专卖店。每次都是和她签的。”2018年8月9日下午2:00，孙勇将其与案外人宏名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拍照发送给龚礼飞。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0月11日下午7:52，龚礼飞发信息给孙勇：“监督好哦监督好哦，18号到20号把酒交了才是大事哦。”孙勇：“她已经发表这个申明了，她已经把这个告了，然后全部都过去了，我处理这面事情安。”龚礼飞：“我谈啊回成都了啊，到时候你看你好久过去，过去守到把酒整了哦。”孙勇：“现在我们分起的，拿些走成都去，拿些在仁怀守到她的库房，没事得，稳当的。”龚礼飞：“守到哪个的库房？本部还有一个库房啊？吴婷。”孙勇：“她在仁怀是有库房的，这边都有人负责的。”龚礼飞：“她这边有酒没得啊？要把控好啊，都可以啊，之边守到库房，到时候你看18号好久到成都，守到把酒交了。”2018年10月11日下午7:59龚礼飞：“倒是她啊个申明，都在转发朋友圈了，应该到没得喃问题，主要是要守到，管她有问题没问题。考虑在前面，你和陈旭先去把它拉了，可能其他人都签得有，先守到先得。”孙勇：“是啊，跟起的啊，我这几天都主要办这个事，然后这个事整了过后，就休息了，今年就把账扎了休息了。”龚礼飞：“我说的，你看哈她这个公司名称叫什么？要不明天喊一个人查哈哦。不能签了公司名字都不晓得。”孙勇：“公司啊个在合同上是公司，等我看一下。”龚礼飞：“就是等你休息不错啊，你看你守到把这个事情整了后，整了以后，到时候另外一个事也要起诉。”孙勇：“她搞得是泸州市纳溪区宏名商贸。”2018年10月30日下午2:11孙勇把起诉案外人宏名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微信发给龚礼飞，2019年2月18日，孙勇将仁怀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给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微信发送给龚礼飞。结合王艳在龚礼旭及龚礼飞的同意下于2018年8月7日向案外人陈绪转款222600元、2018年8月8日分三次向被告孙勇转款3400000元、于2018年8月9日向被告孙勇转款700000元，即本案案涉款项4300000元。结合庭审中法庭询问王艳，问：“你向法庭陈述在买酒之前向被告转款会向龚礼飞汇报，请问你为什么要向龚礼飞汇报？”王艳：“龚礼飞与龚礼旭是堂兄弟关系，很多时候龚礼旭拿不定注意的事情会咨询龚礼飞，龚礼飞在原告公司应该有股份，但具体多少股份我不清楚。原告公司大额资金的进出人的签批人是龚礼飞和龚礼旭，在我的认知中，公司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龚礼飞和龚礼旭同意。”问：“在2018年5月23日下午8时18分上的信息中老板是哪个老板？”王艳：“当时我问的是龚礼飞。”问：“你回复被告“我转，他那里有短信的提醒的”，‘他’指的是谁？”王艳：“‘他’指的是龚礼飞，短信设置在龚礼飞的手机上。”由此可知，被告孙勇在去成都与宏名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前，是在知行合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礼旭及知行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龚礼飞的授意下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而被告孙勇以其自己名义与宏名公司签订合同而购买的酒也是为知行合一公司购买，以及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案外人陈绪购买10件狗年茅台酒由王艳转给陈绪的222600元亦购酒款（嗣后，被告返回知行合一公司22600元）。由此，该4300000元款项并不是因借贷而产生。从第三人王艳在庭审中陈述的本案借条及（2020）黔0382民初988号案件案涉借条形成的过程看。审理中，王艳陈述本案案涉借条及（2020）黔0382民初988号案件案涉借条均是在2019年年初的同一天书写，书写两份借条时在场人有王艳、龚礼飞、龚礼飞之妻及被告，出具借条时王艳并未主动要求被告出具借条，故此对被告孙勇辩称的两份借条均是在龚礼飞的要求下事后出具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由此可知，原告与被告孙勇并没有借款的合意，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公司向被告账户内转款4100000元以及王艳将知行合一公司款项222600元划给陈绪（嗣后，被告回款22600元给原告），均不是被告孙勇本人向原告的借款，而是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与宏名公司签订《购酒合同》后用于购酒的款项以及被告代表原告向案外人陈绪购酒的款项。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被告孙勇在本案中提交了（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案件民事起诉状、（2019）黔0382民初3177号民事裁定书、（2019）黔0382民初3177号庭审笔录、“知行合一市场部”微信群人员及聊天记录、“知行合一2群”微信群及聊天记录、第三人与被告的聊天记录、龚礼飞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0日被告发给龚礼飞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查询汇款明细、《采购合同》、付款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8）黔0382民初680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仁怀检公委代（2019）139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等众多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可知本案案涉《借条》实际系被告代表知行合一公司向案外人宏名公司及陈绪购酒的酒款，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本案借贷关系成立仅向法庭提交了其依据即《借条》及转款记录，但原告及第三人就借贷关系产生的原因、经过、借条的形成等事项并未做出合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借款43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的本案构成重复诉讼的意见，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黔0382民初3177号），因本院对该案并未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实体的处理，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00元(已减半)，由原告贵州省仁怀市知行合一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曦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