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行赔终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先举，男，1949年2月7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连，女,1954年10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代理人李岩珈，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义。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慈善街。法定代表人陈萍，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傅宗华，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书林。赵先举、王顺连与大方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行政赔偿一案，赵先举、王顺连与大方县政府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行赔初5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赵先举、王顺连系夫妻关系，均系大方县猫场镇长沙村下店组村民。九洞天风景名胜区系九洞天公司投资开发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原告的部分承包地及地上附着物在征收范围。受大方县政府的委托，指挥部与九洞天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置点建设委托书》，由指挥部负责涉案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等事宜。经指挥部派员与涉案项目所在地镇政府、项目业主、村委会、林业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就赵先举、王顺连涉案土地、林木等财产进行了现场勘丈和清点，共计征用原告马路岩沙坝、麻窝（共四宗地）和小山林（原地名水井湾湾，部分征用）六宗耕地，共计3430.28平方米。对双方没有争议的麻窝两宗共计485.04平方米的耕地补偿款31430.59元，原告已领取；征用原告樱桃415株（其中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初产期梨子2株，苗期和盛产期板栗各4株。对双方无争议的49株樱桃树（其中苗期9株，产前期20株，初产期20株）的3672.00元补偿款，赵先举、王顺连已领取。因双方对其他宗地面积和剩余樱桃树的分类定产存在分歧未达成一致意见，赵先举、王顺连拒绝交付涉案土地，大方县政府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20日组织挖掘机强行征收赵先举、王顺连的涉案土地及地上林木。赵先举、王顺连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42,580元。另查明，2018年1月22日，大方县政府以方府复[2018]6号文件批复同意的《补偿安置征补方案》载明，樱桃的补偿标准按苗期、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分别为8元/株、30元/株、150元/株、250元/株，板栗、梨的补偿标准按苗期、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分别为8元/株、20元/株、100元/株、200元/株。按照该征补方案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和2018年1月30日毕府发[2018]4号《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毕节市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更新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涉案项目所在地的耕地按每亩24倍的征地统一年产值1,800元补偿，共计43,200元/亩。原审法院认为，大方县政府强制征收原告涉案土地及地上林木的行政行为已被该院（2019）黔05行初13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大方县政府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赔偿。赵先举、王顺连对大方县政府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在赔偿标准上，大方县政府提交的《征补方案》对本次项目的征地补偿具有约束力，且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并予以撤销，故本案的相关赔偿标准应以该《补偿安置征补方案》载明的补偿标准确定。在赔偿范围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大方县政府提供的《预征土地勘测丈量登记表》和《零星树木检尺清点登记表》所载土地面积和林木数量分类定产情况，系指挥部派员与涉案项目所在地镇政府、项目业主、村委会、林业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就原告涉案土地、林木等财产进行了现场勘丈和清点得出的数据，有相关人员的签名确认，对该登记表载明的相应数据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赵先举、王顺连主张的土地面积及林木的分类定产数量，没有相应证据佐证，不予采纳。因此，原审法院确定赵先举、王顺连应获得的赔偿金为：一、土地补偿款，大方县政府征收赵先举、王顺连的耕地面积为3430.28平方米，原告已领取了补偿款31430.59元，赵先举、王顺连还应获得土地赔偿金为190,851.55元（3430.28平方米×64.80元/平方米-31430.5元）；二、经济林木赔偿金为48100元：（一）大方县政府共计征用原告樱桃树415株（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赵先举、王顺连已领取补偿款3672.00元，赵先举、王顺连还应获得樱桃树的赔偿金为47252元｛（53株×8元/株+70株×30元/株+246株×150元/株+46株×250元/株）-3672.00元｝；（二）梨树16元（2株×8元/株）；（三）板栗832元（4株×8元/株+4株×200元/株）。以共计238,951.55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大方县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内赔偿赵先举、王顺连各项经济损失238,951.55元；二、驳回赵先举、王顺连的其他诉讼请求。赵先举、王顺连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地块面积，系经具有资质的测量机构测量后确定，应当以该证登记面积作为计算被征收面积的依据。大方县政府提交的丈量登记表，大部分无上诉人签字确认，且丈量面积与承包证面积不一致，甚至出现将上诉人土地登记在别人户头上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种植多年的樱桃树基本属于盛产期，板栗树属于盛产期，大方县政府提交的树木清点表，没有经上诉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果树的产期状况。大方县政府未对征收的土地及实物进行公示，直接强行将上诉人的树木铲除，给上诉人造成了大量经济损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大方县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的征地行为合法，不存在行政赔偿事宜。上诉人仅征用了赵先举、王顺连耕地974.91㎡、建设用地140.9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征用赵先举、王顺连多主张的2314.43㎡耕地，无证据支持。赵先举、王顺连已领取耕地补偿款31430.59元、经果林补偿款3672元，共计35102.59元。此外，赵先举、王顺连尚有耕地489.87平方米补偿款，建设用地140.94平方米补偿款，樱桃树415株、梨树2株、板栗树8株补偿款未领取，共计87504.96元。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赵先举、王顺连各项经济损失238951.55元无事实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大方县政府在二审提出，一审判决确定的64.80元/㎡征收补偿标准，包含了青苗补偿费，而大方县政府已就地上林木另行补偿，一审判决适用该标准属于重复补偿。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涉被征收土地数量、面积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赵先举、王顺连被征收的土地有：马路岩沙坝土地一块，土地承包证上登记地块代码为5205211022050001870（后续地块仅记录代码后六位），面积为3.61亩，大方县政府丈量登记表上记录面积为2211.88㎡。麻窝土地五块，其中四块土地在承包证上登记地块代码分别为001873、001874、001875、001876，另一块属于自留地未登记于承包证上。001873号土地在承包证上登记面积为0.75亩，大方县政府丈量登记表上记录面积为435.1㎡。001874号土地在承包证上登记面积为0.09亩，大方县政府丈量登记表上记录面积为49.94㎡。001875号土地在承包证上登记面积为0.3亩，大方县政府丈量登记表上记录面积为348.09㎡。001876号土地在承包证上登记面积为0.18亩，大方县政府丈量登记表上记录面积为109.43㎡。对于未登记在土地承包证上的麻窝自留地，大方县政府根据丈量表认可征收面积为243.49㎡，赵先举、王顺连主张该土地被征收面积为480㎡。水井湾湾土地一块，土地承包证上登记地块代码为001871，登记面积为2.36亩，赵先举、王顺连与大方县政府共同认可水井湾湾处土地未被全部征收，赵先举、王顺连主张该地块被征收面积为1037.55㎡，大方县政府根据丈量登记表的记录主张该地块被征收面积为141.78㎡。除麻窝自留地外，其余被征收土地均登记于赵先举为户主的承包证上。马路岩沙坝、麻窝土地均被大方县政府全部征收并使用，土地原貌已被破坏。水井湾湾被部分征收的土地已被挖掘平整，无法查清土地原状。本院认为，大方县政府强制征收赵先举、王顺连涉案土地及地上林木的行政行为，被一审法院（2019）黔05行初13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后，大方县政府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已作出（2020）黔行终35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大方县政府的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大方县政府应当对赵先举、王顺连所受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大方县政府提交记录承包人为赵俊的丈量表所涉三块土地，登记在赵先举承包证上，一审法院将上述土地计入赵先举、王顺连被征收土地范围，并无不当。大方县政府提出仅征用赵先举、王顺连耕地974.91㎡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大方县政府方府复〔2018〕6号批复同意的《九洞天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土地、房屋及附属设施等勘丈清点表格，需经现场工作人员、征地拆迁对象、涉及的村组干部和业主方共同确认无误后，签字认可。该方案同时规定，丈量、清点结果需要进行公示，被征收人在不少于7日的公示期内可以提出异议，逾期视为认可丈量、清点结果。大方县政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丈量、计量结果已按照上述征补安置方案规定的程序进行公示，虽部分丈量、清点表有村、镇负责人等签字确认，但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应当结合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关于001873、001874号土地，赵先举自认无争议并已领取补偿款，本院予以确认。关于001870号土地，大方县政府提交的丈量表无任何人签字确认，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承包证属于认定土地权属的法定证书，在无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赵先举、王顺连主张按照承包证登记的3.61亩计算征收面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001876号土地情形与001870号土地类似，本院认可该土地在承包证上的登记面积0.18亩作为被征收面积。关于001875号土地，因丈量表有赵先举及村负责人、镇政府负责人等共同签字确认，本院认定该土地被征收面积为丈量表上记录的348.09㎡。关于001871号水井湾湾处土地。该土地被征收部分地貌已被改变，无法查清原土地边界。赵先举、王顺连主张被征收面积为1037.55㎡，大方县政府主张被征收面积为141.78㎡，二者差距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的规定，大方县政府提交的该土地丈量表有测绘人员及镇政府负责人签字确认，与赵先举、王顺连被征收土地相邻的其余土地均已被征收完毕，户主已领取补偿款，而赵先举、王顺连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被征收面积。综合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定001871号土地被征收面积为大方县政府提交的该土地丈量表记录的141.78㎡。关于赵先举、王顺连位于麻窝的自留地，因该地已被全部使用，原始地貌已不存在。大方县政府提交的丈量表有相关测绘人员及村、镇负责人签字确认，具有一定证明力，赵先举、王顺连主张该地被征收面积为480㎡，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此地块被征收面积为243.49㎡。关于征地补偿标准问题。一审判决系参照《九洞天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2018年1月30日毕府发[2018]4号《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毕节市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更新标准的通知》，酌情按照该地区每亩耕地年产值1800元的24倍，计算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为43200元/亩，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同时，001873及001874两块土地面积为485.04㎡，大方县政府已经支付补偿款为31430.59元，按此计算补偿标准为64.80元/㎡，与一审认定补偿标准一致。故一审判决认定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为64.80元/㎡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本院认定赵先举、王顺连被征收后尚未支付补偿款的土地面积为（3.61+0.18）×666.67+348.09+141.78+243.49=3260.04㎡，赵先举、王顺连应获得的赔偿金为3260.04㎡×64.80元/㎡=211250.59元。关于果树产期的确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对被征收果树数量均无争议，仅对相应果树是否属于初产、盛产期产生争议。因双方在二审程序中未提交足以推翻一审对此项判决认定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赵先举、王顺连果树赔偿金为48100元：（一）被告共计征用原告樱桃树415株（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原告已领取补偿款3672.00元，原告还应获得樱桃树的赔偿金为47252元｛（53株×8元/株+70株×30元/株+246株×150元/株+46株×250元/株）-3672.00元｝；（二）梨树16元（2株×8元/株）；（三）板栗832元（4株×8元/株+4株×200元/株）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行赔初5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行赔初5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三、大方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先举、王顺连支付土地赔偿金211250.59元，果树赔偿金48100元，总计259350.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凤芹审判员  石佳宏审判员  邓洪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彪书记员李秀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