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再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国柱，男，1981年4月16日出生，满族。 委托代理人：葛荣，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兴和，男，193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山，男，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霞，女，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柱，男，196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芹，女，1968年7月25日，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勇，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长丰县水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龙菊，女，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陶红玲，女，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西路472号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973929197。 负责人：余慧，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699号时代城B座5-6楼、裙楼1-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50164333U。 负责人：常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胜，公司律师。 再审申请人张国柱因与被申请人曾兴和、曾龙山、曾龙霞、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以下简称曾兴和等七人）、陶红玲、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皖01民终7424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3月25日作出（2020）皖民申69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本院2020年5月6日立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国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荣、被申请人曾龙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被申请人陶红玲、被申请人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胜均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曾兴和、曾龙山、曾龙霞、曾龙柱、曾龙芹、曾龙菊、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柱申请再审称，1.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是申请人以电话方式第一次在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购买，且在电话中双方仅确认了商业险种、保额及支付方式，并未提及合同里的免责条款。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系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员工在未征得申请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填写，申请人多次提出做笔迹鉴定，但一、二审法院均未理睬。庭审中，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申请人尽到了提示义务。2.申请人将案涉车辆锁好且停放在公司的停车位上，车钥匙锁在办公室抽屉里，抽屉钥匙藏在桌上笔筒里。而陶红玲在事故发生前一天，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自己抱着试试的心态到申请人办公室翻找，找到了抽屉钥匙，继而打开抽屉翻找到车钥匙，偷偷开走了申请人的私家车。陶红玲偷开车辆的行为，不属于张国柱可得知、可推知的情形。张国柱已妥善保管了自己的车辆，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对车辆疏于管理错误。3.陶红玲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与曾兴和等人已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陶红玲赔偿15万元，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死亡赔偿金、抢救医药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抚养费、赡养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误工等一切费用由伤者及死者近亲属起诉实际车主及投保的保险公司，自己不承担。根据协议约定，曾兴和等七人放弃对陶红玲损害赔偿请求权，故张国柱可以在放弃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内获得免赔权。4.本案交通事故受伤的均是农村居民，二审法院认为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缺少事实依据。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皖01民终742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2.驳回曾兴和等七人对张国柱的诉讼请求。 曾龙勇答辩称，1.认可张国柱的第一项理由。我方也曾多次提出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应在商业第三人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其未尽到提示义务。2.张国柱未尽合理限度内的管理义务。张国柱所有车辆在公司内从事业务使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张国柱与陶红玲均认可该车辆在公司经常用于业务，且陶红玲也知道车钥匙在何处存放。3.曾兴和等七人与陶红玲就刑事部分在公安部门进行调解，只是针对陶红玲的刑事处罚达到谅解，并未就民事部分放弃对陶红玲的损害赔偿权，一、二审审理结果明显错误，而张国柱认为在放弃赔偿权的范围内获得免赔权也是错误的，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4.该案发生时同车伤者曾杰是城镇居民，且构成伤残，所以在该案中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 陶红玲答辩称，1.认可张国柱提出的申请。在一、二审中张国柱多次提出做笔迹鉴定，法院未予采纳。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应该有管理缺陷，没有尽到提示义务。2.张国柱当时车辆停在停车位上，我在案发时比较忙，下班较迟，没有通知张国柱，自己尝试找到钥匙并把车开走，第二天状态不太好，请假了，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3.与受害人签了赔偿协议，是在交警大队主持下达成的，是刑事民事一同约定的，双方认可了该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上的内容不应有歧义。4.受害人是农村户口，一审中死亡赔偿金是按农村计算，二审按照城镇居民计算不当。 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答辩称，1.一审中我方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张国柱在庭审中认可我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且并未申请所谓的笔迹鉴定，可以查询一审案件庭审笔录。不能因为判决由个人承担责任，到二审和再审时否定一审程序的事实，推翻自己陈述的内容，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当采信。2.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仅是提示义务，并非张国柱所陈述的要求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保险格式条款中，赋予保险人对其内容有提示义务、一般说明义务、明确说明义务。提示义务比一般说明义务轻的多，根据保险法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般说明义务即使保险人没有说明其内容，也不会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比一般说明义务还轻的提示义务更应当产生法律后果对被保险人具有法律效力，达到免责的效果。3.该案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赔偿后已向陶红玲追偿，并下达了胜诉判决。交强险都不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举重以明轻，作为商业险主体的保险公司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无异于鼓励存在法律禁止驾驶情形的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这不符合道交法和保险合同设立的初衷。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该再审理由。 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曾兴和、曾龙山、曾龙霞、曾龙柱、曾龙芹、曾龙菊缺席，也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曾兴和等七人一审诉讼请求：一、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合计274464.6元（1、医疗费4363.6元；2、死亡赔偿金31640元×5年=158200元；3、丧葬费29551元；4、精神抚慰金80000元；5、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2人×150元/天×6天=1800元；7、交通费5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本起交通事故造成陶红玲、曾杰及皖A68P30号小型轿车乘车人孟现美、曾兴和不同程度受伤，孟现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案经长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陶红玲服用精神药品驾驶机动车辆未靠右侧通行，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曾杰、曾兴和及孟现美无责任。张国柱系事故车辆的所有人，该车辆在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商业险合同在责任免除部分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该责任免除条款已向投保人即车辆所有人张国柱履行了相应的提示义务。 陶红玲在事故发生前系张国柱所在公司的员工，对陶红玲患有抑郁症并长服用抗抑郁类的药物，张国柱及公司员工均不知情。事故发生前一天，陶红玲因外出办事，从公司拿到汽车钥匙后将车开走，当时并未告诉张国柱，因办事回来较晚，陶红玲就直接将车辆开回自已的住处。第二天即事故当天，陶红玲因身体原因未到公司上班，下午又驾驶该车辆外出散心，17时20分车辆行驶至长丰县陶楼镇邵小郢路段时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在伤者曾兴和抢救期间已垫付医疗费1万元；陶红玲一次性补偿伤者及死者近亲属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伤者及死者近亲属承诺因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抢救医药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抚养费、赡养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误工等一切费用由伤者及死者近亲属起诉皖A351L3号小型轿车实际车主及投保的保险公司。 诉讼过程中，本起事故伤者曾兴和、曾杰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承诺书，自愿将事故车辆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全部费用11万元在本案中全额理赔完毕。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陶红玲服用精神类药品驾驶车辆并造成交通事故，曾兴和等七人要求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上述规定。张国柱虽不知道陶红玲一直服用精神类药品，但疏于对车辆的管理，造成陶红玲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从公司拿到汽车钥匙，驾驶车辆并发生交通事故，其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陶红玲因服用精神类药品驾驶车辆并造成交通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且该条款已发生法律效力，曾兴和等七人要求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因曾兴和等七人与陶红玲已达成补偿谅解协议且已履行，曾兴和等七人承诺本案相关费用由其起诉实际车主及投保的保险公司，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曾兴和等七人要求陶红玲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受害人孟现美生前系农村居民，依法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曾兴和等七人各项损失确定为：1.医疗费4363.58元；2.死亡赔偿金63790元；3.丧葬费29551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5.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800元；6.交通费550元，合计150054.58元。本起事故伤者曾兴和、曾杰承诺自愿放弃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全部费用110000元，并同意在本案中全额理赔，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予准许。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不足部分，张国柱按过错责任承担曾兴和等七人损失的30%计12016.37元【（150054.58元-110000元）×30%】；其他损失28038.21【（150054.58元-110000元）×70%】由曾兴和等七人自行承担。该院判决：一、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各项经济损失110000元；二、张国柱赔偿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各项损失12016.37元；三、驳回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陶红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2元，减半收取836元，由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负担336元，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负担400元，张国柱负担100元。 曾兴和等七人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死亡赔偿金以城镇标准计算，陶红玲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国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在其保额内赔偿152448.2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同车伤者曾兴和、曾杰伤残，孟现美抢救无效死亡。伤者曾杰（农村户籍）居住在合肥市市区（自购房），且在此生活一年以上，孟现美死亡赔偿金应依法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张国柱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其将车辆放在公司作为办公使用，且陶红玲已多次使用肇事车辆办公，故不存在张国柱不知情。曾兴和等七人与陶红玲在交警部门达成谅解协议，只是针对刑事案件部分的减轻或从轻情节，并非放弃民事权利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曾兴和等七人主张陶红玲承担赔偿不予支持错误。三、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将保险条款交付或送达给投保人，也未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在其保额内赔偿152448.23元。 张国柱对判决不服，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曾兴和等七人对张国柱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张国柱在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在投保过程中，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并未告知其商业险合同中存有免责条款，且办理涉案车辆商业险合同所有事宜，张国柱未让参与，均由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包办。张国柱在一审中对涉案车辆商业险合同签字内容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准许。故一审法院依据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一方陈述，判决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二、张国柱对案涉车辆的保管和管理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没有间接促成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本案在庭审时，陶红玲自己承认其是在张国柱不知情也未允许的情况下，将张国柱锁好且停放好的案涉车辆，用偷拿到的钥匙开出去私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具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2)陶红玲与曾杰、曾兴和、孟现美明确约定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死亡赔偿金、抢救医药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抚养费、赡养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误工等一切费用由曾杰、曾兴和等起诉实际车主及投保的保险公司，自己不承担。曾兴和等七人放弃对陶红玲损害赔偿请求权，张国柱可以在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内获得免赔权。 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二审辩称：1.受害人系农业户口，生活在农村，曾兴和等七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并非是受害人的证据材料。侵权法规定，仅有同一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参照同一标准进行赔偿，但本案不适用该种情形。2.陶红玲与曾兴和等七人之间签订的谅解协议书，没有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内容免除了陶红玲承担其他的民事赔偿责任。3.交警部门在本起事故发生后依然查出驾驶人服用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服用管制药品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法律明确禁止性规定。本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也是服用药品期间造成的。作为保险人履行了警示提醒义务，履行的方式有投保单、保险单。一审中我公司提供了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该证据在庭审中张国柱予以确认。4.关于赔偿比例，如果认为张国柱同意将车辆交由陶红玲驾驶使用，依据侵权法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非是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正是如此，一审认定张国柱在车辆管理中存在过错，其按照一定比例判决符合司法解释规定解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陶红玲二审辩称：1.在交警队的协调下，与受害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当时约定刑事民事一起处理。我目前没有赔偿能力。张国柱的车钥匙确实放在其私人的办公抽屉里，前两次我使用他的车都和他电话沟通获得他同意后拿走了钥匙。案发前一天因为是下班时间，我自己擅自拿走了钥匙，第二天我申请了休息，没有及时归还车辆。张国柱的车辆不是公司车辆，是其个人所有，有时会停放在公司。我开走的时候没有和他事先联系，他也完全不知情。2、张国柱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予以认可。签订谅解协议时是由我家人和交警队协商处理的，关于赔偿问题，当时约定免除我的民事赔偿责任。车辆被我开走后，原本打算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归还，但由于第二天精神状态不佳我请假了，因此才没有归还车辆。 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公司已经按照一审判决履行了赔偿责任，已经赔偿完毕，赔款已经支付至原审法院。其余答辩意见同人寿公司答辩意见。 二审中，曾兴和等七人提供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的伤者曾杰伤残鉴定报告，证明曾杰构成十级伤残，本案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张国柱对曾兴和等七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曾杰的伤残鉴定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陶红玲对曾兴和等七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对曾兴和等七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鉴定意见只是委托人单方鉴定，未经过司法审判确定是否已经构成十级伤残。与本案无关联，达不到证明目的。 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对曾兴和等七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鉴定意见只是委托人单方鉴定，未经过司法审判确定是否已经构成十级伤残。与本案无关联，达不到证明目的。 一审法院就本案所查明其他的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二审争议：1.死者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应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及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能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陶红玲应否与张国柱对曾兴和等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2018年3月15日17时20分，陶红玲驾驶张国柱所有的皖A351L3小型轿车，沿长丰县陶楼镇高塘村至下塘镇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陶楼镇邵小郢路段时，与曾杰驾驶由北向南行驶的皖A68P30小型轿车相撞，导致曾兴和、曾杰及皖A68P30小型轿车乘坐人孟现美受伤。孟现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起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孟现美无责任，陶红玲承担全部责任。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另一伤者曾杰经医院治疗后，委托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鉴定为十级伤残。且曾兴和等七人在诉讼中提供了另一伤者曾杰居住在庐阳区涡阳路700号名门华府16幢1503室，该房屋属于曾杰本人所有。现曾兴和等七人主张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院二审认为，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造成多人伤残或死亡的，受害人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640元/年计算为158200元（31640元/年×5年）。一审法院对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欠妥。二、陶红玲因服用精神类药品驾驶车辆并造成交通事故，按照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该条款已发生法律效力。曾兴和等七人及张国柱上诉主张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符。三、虽然陶红玲系张国柱公司的员工，其对陶红玲服用精神类药品不知晓，但张国柱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应当对其自有车辆的钥匙加以严格管控，在陶红玲前一天下午开走车辆后，第二天下午发生交通事故前，仍然不知晓其车辆是否停放在公司，其到了晚上接到电话才知晓该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见张国柱平时疏于对车辆的管理。陶红玲在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后，虽然与曾兴和等达成赔偿协议，由陶红玲赔偿15万元，双方并承诺“因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抢救医药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抚养费、赡养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的交通、误工等一切费用由伤者及死者近亲属起诉皖A351L3号小型轿车实际车主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但该赔偿协议系陶红玲与曾兴和等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并未涉及张国柱，对张国柱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故陶红玲对曾兴和等七人剩余损失应与张国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曾兴和等七人剩余损失判定由张国柱承担赔偿责任不妥，本院亦予以纠正。综上，曾兴和等七人在本案中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4363.58元；2、死亡赔偿金158200元；3、丧葬费29551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5、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800元；6、交通费550元，合计244464.58元。该损失由渤海财保合肥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曾兴和等七人110000元，剩余损失134464.58元（244464.58元－110000元），由陶红玲、张国柱按照30%的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40339.37元（134464.58元×30%），曾兴和等七人自行承担94125.21元（134464.58元×7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二审判决：一、维持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即“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各项经济损失110000元”；二、变更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陶红玲、张国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各项损失40339.37元；三、驳回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2元，减半收取836元，由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负担336元，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负担400元，张国柱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89.3元，由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负担2160.30元，陶红玲负担1479元，张国柱负担50元。 再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的事故经过及责任认定等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关于对车辆钥匙的保管，张国柱一审陈述称“我有两部车，在事故发生前，我把事故车辆放在了公司附近，车钥匙放在店里，这个店里人员都知道。店里实际上除我之外，就二三个人会开车，有事出去拿钥匙开车需要和我讲一下。事发当天，我不知道陶红玲将我的车子开了出去，因为当天早晨七点多陶红玲爱人向我请假说陶红玲今天不来店里了家里有事。到了下午四五点钟，陶红玲爱人又打电话说陶红玲联系不上…….”。陶红玲一审庭审称“张国柱的车子钥匙一般都是放在店面的抽屉里。3月14日那天因为公司的事情我拿了钥匙开车出去办事，当天我用车没有跟张国柱讲，因为当时公司很忙都在做活动，我在店面，他们在奥体中心做活动。因为时间太晚了开回家了，第二天我老公看我状态不太好就要求我休息一下，主动给张国柱打了电话。3月15日下午四点多，我一个人开车出去散心，后来发生了事故。张国柱的车子在之前我用过一两次，但每次都会说，但出事的时候因为特殊原因我就没有说。”张国柱二审时称，车钥匙放在“抽屉里，抽屉有锁，抽屉钥匙放在笔筒里”。陶红玲二审时陈述称，开走车辆没有通知张国柱，“公司在忙着搞315的活动。因为当天我身体不舒服，没有去活动现场。到事故发生时都一直没有告知张国柱，事故后我意识不清，不知道是谁通知的张国柱”，“我前两次借的时候看见他钥匙在哪。看见他放在抽屉里，事发前我看见他的车辆停放在停车场。他的抽屉上锁，抽屉的钥匙放在笔筒里”。陶红玲再审庭审陈述称，“3月14日下午6点多钟，下班比较迟。我住在北城，从红旗店面回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门店前面就是停车场，看到停着张国柱的车，我从门店到楼上的办公室尝试，没有想到真找到钥匙。抽屉是锁着的，但我无意找到了抽屉钥匙，获得了车钥匙。我想着开车回去，第二天早点来还车……”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一是张国柱对车辆是否尽到管理责任，二是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的保险责任是否应免除，三是案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四是曾兴和等七人放弃对陶红玲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内张国柱是否应获得免赔权问题。 关于张国柱对车辆管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具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由此可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是否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取决于其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机动车不用时应妥善保管，尤其应妥善保管机动车钥匙。关于张国柱是否尽到了妥善保管车钥匙的义务，是衡量张国柱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重要因素。关于车钥匙的保管，张国柱一审期间描述为“我把事故车辆放在了公司附近，车钥匙放在店里，这个店里人员都知道”，但陶红玲一审描述为“张国柱的车子钥匙一般都是放在店面的抽屉里”，且原二审及再审时张国柱、陶红玲均称“车钥匙放在上锁的抽屉里，抽屉的钥匙放在笔筒里”。张国柱将车辆锁好，车钥匙锁在抽屉里，抽屉钥匙放在笔筒里，其主观上是不想让别人触碰到车钥匙并开走自己的车。陶红玲未经张国柱允许，自行翻找钥匙并将车开走，从这个角度说，不能认定张国柱对车钥匙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张国柱之前把车借给陶红玲及其他员工开以及陶红玲知晓张国柱车钥匙存放的位置，不代表这次陶红玲就是经过张国柱同意开走的。原判以张国柱在车辆被开走到第二天下午发生交通事故前，仍然不知晓其车辆是否停放在公司，接到电话才知晓该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为由，推断张国柱疏于对车辆的管理，与陶红玲关于其未经张国柱同意找到了抽屉钥匙、打开抽屉拿走车钥匙的陈述不符。原判据此判决张国柱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张国柱的该再审理由成立。 关于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的保险责任是否应免除问题。驾驶人员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是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陶红玲因服用精神类药品驾驶车辆并造成交通事故，按照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张国柱持有的车辆商业保险单重要提示栏记载“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条款……。投保次日起，您可通过保险人网页、客服热线、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联系保险人”，人寿财保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一审期间举出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保险条款，张国柱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原判认定保险合同该免责条款已经生效正确。张国柱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案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孟现美虽然居住在农村，因同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另一伤者曾杰构成十级伤残，且曾杰居住在庐阳区涡阳路700号名门华府16幢1503室，原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孟现美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因张国柱不应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得到了支持，其关于应在曾兴和等七人放弃对陶红玲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内获得免赔权的再审理由不再予以审查。因陶红玲不是再审申请人，其关于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也不予审查。 综上，原判认定张国柱对车辆未尽到管理义务不当，张国柱的该再审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本院（2018）皖01民终742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本院（2018）皖01民终74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变更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陶红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曾兴和、曾龙霞、曾龙山、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各项损失40339.37元”。 三、驳回曾兴和、曾龙山、曾龙霞、曾龙柱、曾龙芹、曾龙勇、曾龙菊对张国柱的诉讼请求。 原一、二审诉讼费的负担按二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轩银珍 审判员  王亚明 审判员  李 鸿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储穗栋 书记员付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