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终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琼，女，196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莹，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勐海支行。住所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海镇曼贺路1号。法定代表人：杨允梅，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关平，男，197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忠，云南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海琼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勐海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勐海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勐海县人民法院（2019）云2822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海琼上诉请求：撤销勐海县人民法院（2019）云2822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只有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且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产生的损害发生的争议，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直接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可知，该法律条文适用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且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产生的损害发生的争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仅2002年为上诉人缴纳了养老保险，可以证明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1994至2008年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被上诉人缺乏补办的客观条件，以上原因都导致上诉人损失，故该两项诉讼请求理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畴，一审法院错误认为不属于民事范畴，系对法律条文的错误解读。（二）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且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产生的损害问题，根据惯常保险缴纳可知，五险缴纳的基数高、期限长，退休金获得的多，反之亦然。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奔走于社保、工行等各单位之间，告知只能打印账户项下的已经缴费记录，能打印出来的是代表已经缴费的，不能打印出来的年份是没有交过费用的。社保打印出来的能够证实缴费的时间只是2002年，其他年份都没有缴纳过任何费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出没有打印不代表没有交的质证意见是错误的，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已经缴费，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尽到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能过分苛责上诉人的举证能力。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2017年9月1日，上诉人杨海琼撤诉是因为被上诉人领导及同事欺骗，被上诉人领导及同事欺骗杨海琼让其先进行撤诉，然后再与其进行协商，上诉人碍于领导及同事的情面才进行了撤诉。其次，被上诉人一直让上诉人撤诉的原因，是因为其认为该类型的人员会很多，如果上诉人不撤诉获得赔偿的话将会导致工行巨大损失。故上诉人听信被上诉人领导及同事，撤回了起诉。被上诉人领导的欺骗行为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该行为导致上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结果，而不是上诉人来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在被上诉人处兢兢业业十二年，对于该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都是认可的。但被上诉人却仗着自己地位，欺压劳动者，不顾国家强制性法律，使用上诉人的劳动成果，却不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给上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工行勐海支行答辩称，第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是否适用于本案的问题，首先该争议本质上是典型的法律适用问题，工行勐海支行相信合议庭会结合案件相关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其次，根据最高院的解释口径，社会保险补缴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补办社会保险手续或者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由于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而引发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劳动者可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并无不当。杨海琼的该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采纳。第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杨海琼主张其受工行勐海支行相关工作人员蒙骗因而撤诉的事实，无任何证据证实，且不符合常理，不应予以采信。其次，本案的关键在于杨海琼起诉后又撤诉的行为，导致勐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针对生效法律文书再来探究后续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也无任何意义。在此，杨海琼主张被上诉人领导的欺骗行为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属杨海琼一厢情愿，不应予以采信。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工行勐海支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一直以来严格模范地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特别在劳动用工方面，不会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以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式牟取利益。在本案中，工行勐海支行于2007年至2008年支付杨海琼的月工资600元，高于同期云南省第三类地区每月5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无任何不妥。工行勐海支行希望法庭认真考虑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的用工条件及客观环境，也认真考虑本案裁判后果可能导致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案件事实对本案作出正确裁判，驳回上诉，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杨海琼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工行勐海支行赔偿杨海琼工作期间的五险费用及资金占用费共计88034.08元；2.判令工行勐海支行补足杨海琼在职期间工资7368元；3.判令工行勐海支行补偿辞退杨海琼的经济费用14568元；4.判令工行勐海支行赔偿杨海琼因未缴纳工资期间五险费用所导致退休减损26.4万元；5.判令工行勐海支行承担涉及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海琼于1994年开始至2005年在工商银行勐海支行工作，2005年，因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清退临时工，工商银行勐海支行即辞退杨海琼，2007年，杨海琼又再次在工商银行勐海支行工作至2007年底。在杨海琼工作期间，其工作性质属于临时代办员，工资为每月600元，工商银行勐海支行未与杨海琼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为杨海琼缴纳了2002年的养老保险。2017年8月3日，杨海琼向勐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勐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日以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杨海琼的仲裁申请，并告知杨海琼若不服应在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杨海琼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了杨海琼与工行勐海支行的劳动争议案件，而杨海琼以其与工行勐海支行自行协商解决为由于2017年9月1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准许杨海琼撤诉的裁定。杨海琼在其提交的申请书中自述其于2013年开始年年申诉年年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可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国家行政法规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行政义务，是国家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的是行政法，损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保障制度，损害国家利益，并不属于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只有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且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产生的损失发生的争议，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故杨海琼诉求工行勐海支行直接向其赔偿其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对杨海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四条：“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而杨海琼在申请书中自述其于2013年开始年年申诉，但又在庭审时陈述其2017年才知晓权利受到侵害，其陈述自相矛盾，应认定杨海琼于2013年开始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其年年申诉的行为导致仲裁时效中断，仲裁时效应重新计算至2017年开始，2017年8月3日，杨海琼向勐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勐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日以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杨海琼的仲裁申请，后杨海琼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了杨海琼与工行勐海支行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而杨海琼以其与工行勐海支行自行协商解决为由于2017年9月1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准许杨海琼撤诉的裁定，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属于裁决的一种，按照法律规定原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杨海琼主张补足的工资，其理由是同一岗位不应区分正式工、临时工以及不应受工作年限影响工资待遇，应同工同酬，而同工同酬是指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时，以工作质量及数量为标准计酬，不分性别、年龄、民族、残疾、区域等差别，实行按劳分配，并非杨海琼理解的同一岗位上所有人员全部计酬相同，故其主张补足的工资不应支持，不属于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应适用一年仲裁时效，综上，对杨海琼剩余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海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杨海琼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社会保险的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机构，杨海琼以工行勐海支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要求工行勐海支行直接向其支付工作期间的五险费用及资金占用费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诉讼仲裁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仲裁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仲裁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待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终结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杨海琼自述其于2013年开始年年申诉，但是该事实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杨海琼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曾向被上诉人工行勐海支行主张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以及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其被工行勐海支行辞退之日起即2007年底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其仲裁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07年底，在其2017年8月勐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前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其申请劳动仲裁的行为并不构成仲裁时效中断，仲裁时效期间不能重新进行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杨海琼的其他各项诉请因已过仲裁时效，工行勐海支行在一审期间也作了仲裁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杨海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海琼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海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臧   翠   玲审判员 陈瑜审判员徐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岩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