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民终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豪轩展柜厂，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石湖村高布自编13号101。 投资人：戴乔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乔生，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江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81号11层22号。 法定代表人：敬枫，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英，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豪轩展柜厂（以下简称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江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盛路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5民初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5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豪轩展柜厂投资人戴乔生、戴乔生，被上诉人江盛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江盛路桥公司为适格原告，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2015年1月5日、2015年3月19日《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及2015年4月18日《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合同甲方即购方均非江盛路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诉争合同当事人的选择权应属上诉人。2.江盛路桥公司向上诉人的付款行为，并不能就此认定其即为诉争合同当事人，诉争合同甲方李国刚、何能前也从未向上诉人披露过。3.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江盛路桥公司预付的货款504894.20元没有依据。根据三份合同统计合同总价款为2083619元，根据被上诉人诉称其已支付货款90万元，为合同约定总货款的43%；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依合同约定至“乙方货到安装地址”时止支付货款的比例应当是甲方预付款比例75%。上诉人认为《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和诉争合同约定，结合现实情形，完全应认定上诉人已将货物运送至安装地址，货款绝对超出90万元。依合同约定，合同甲方支付上诉人货款90万元，则应当可证实上诉人已将货物运送至安装地址，货款大于或等于90万元，而且大于或等于90万元货款的合同标的物按合同约定到达安装地址已得到合同甲方的确认。三、原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收方记录》《工程审计委托书》《格桑宾馆项目核算单》和《四川兴蓉恒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便认定上诉人完成工程量为395105.8元，显然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无证据证明四川兴蓉恒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具备司法鉴定资质。2.无证据证明四川兴蓉恒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就上诉人完成的工程量出具了具有法律意义的鉴定意见书。3.无证据证明具体司法鉴定人员为何某，且该人具备工程鉴定资质。4.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或上诉人委派工作人员参与现场验收已建工程量，并以此作为鉴定所需材料。根据原审判决书第5页之“第四组证据”所列材料，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格桑宾馆项目核算单》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并非四川兴蓉恒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所谓有资质单位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被上诉人江盛路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被上诉人一审作为原告主体适格。2.一审法院认定退还预付货款504,894.2元于法有据。3.收方程序符合建设工程行业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江盛路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江盛路桥公司、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分别于2015年1月5日、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及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解除；2.判令豪轩展柜厂、戴乔生退还江盛路桥公司剩余预付货款619,772元；资金占用利息计至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暂从2018年9月19日计算至2019年4月18日止，619,772元×4.35%×7个月）金额为15,726.71元，共计635,498.71元；3.依法判令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盛路桥公司、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分别于2015年1月5日、3月19日就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漳扎镇格桑宾馆升级改造工程项目签订了《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及2015年4月18日签订了《格桑宾馆家具合同补充协议书》，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均约定由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向江盛路桥公司提供酒店家具，并提供产品的运输和安装服务。购销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按约定履行合同，合同履行至2015年11月，格桑宾馆项目因九寨沟格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缘故暂停施工，2017年3月恢复施工。复工几个月后即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因道路阻断工程又被迫停工，后抢修恢复交通后，应九寨沟格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要求该项目又于2018年4月3日全面恢复施工，江盛路桥公司催促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进场恢复施工，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一直未进场施工。另查明，江盛路桥公司自2015年3月至2017年11月4日，共计向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支付预付货款90万元。还查明，九寨沟县漳扎镇格桑宾馆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已由其他单位进行施工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一）江盛路桥公司、豪轩展柜厂、戴乔生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已经解除。本案江盛路桥公司的主要诉求为确认双方之间分别于2015年1月5日、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及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已于2018年9月19日解除。即本案为确认合同解除效力之诉。《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即法律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行使合同解除权属请求权，合同能否解除还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权解除，即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首先，从《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看，解除合同是有条件的，不能任意解除。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本案中双方所签合同并没有约定解除的情形，因此江盛路桥公司主张不符合该条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5种情形。本案中江盛路桥公司于2018年7月22日、9月11日向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发出《进场通知书》，催促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进场恢复施工，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一直未进场施工，虽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辩称，进场施工未达到施工条件和要求，但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协议来看并未约定进场施工需要达到的条件和要求，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进场施工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故，豪轩展柜厂、戴乔生的行为属于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因此本案江盛路桥公司符合有权解除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期限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该条虽规定了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规定了对方有异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江盛路桥公司2018年8月19日向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以微信方式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限定8小时内联系回复，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异议期间，江盛路桥公司限定的8日内联系回复是江盛路桥公司单方提出的条件，显然不属双方事先约定的异议期间，因此本案不符合适用约定异议期间的规定，那么应当适用第二种情形，即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月法定异议权行使期间。但江盛路桥公司2018年9月19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2019年5月1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已超过3个月的法定异议期间，因而江盛路桥公司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且，九寨沟县漳扎镇格桑宾馆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已由其他单位进行施工完成，从这一点来看，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双方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格桑宾馆家具合同补充协议书》应予解除。 （二）关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退还江盛路桥公司剩余预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格桑宾馆家具合同补充协议书》应予解除，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亦应返还未施工的预付货款。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现场收方记录》系九寨沟格桑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收方核算，一审法院对《现场收方记录》上的工程量予以认可。依照《格桑宾馆项目核算清单》上的单价计算，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合计完成工程量总价为395,105.80元。江盛路桥公司虽主张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所完成工程部分不符合图纸要求，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故确认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合计完成工程量总价为395,105.80元。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应当返还江盛路桥公司预付货款504,894.2元。资金占用利息应当以返还预付货款504,894.2元（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9月1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的标准计算。 （三）关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辩称江盛路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已违约及江盛路桥公司应承担豪轩展柜厂、戴乔生2015年至2017年停工期间经济损失的意见。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2015年1月5日、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中均约定江盛路桥公司须支付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合同总价30%的货款，2015年1月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出货时江盛路桥公司须付完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合同总价50%的货款，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出货时江盛路桥公司须付完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合同总价40%的货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未约定违约责任，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提交的租赁合同、银行对账单、收据、差旅费清单、机票、发票收据、送货单、货运单等证据无法证明以上费用的产生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的经济损失有直接关系，因此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停工期间产生的经济损失无法确认。 （四）关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辩称2015年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与江盛路桥公司签订的系列购销合同无江盛路桥公司公司盖章和出具公司资质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上无江盛路桥公司盖章，但江盛路桥公司向其单位员工何能前、李国刚出具的委托书及向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付款的行为，应视为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签订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系江盛路桥公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 一、确认江盛路桥公司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分别于2015年1月5日、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及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解除；二、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江盛路桥公司支付预付货款504,894.2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504,894.20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9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日止，按照年利率4.35%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江盛路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用10,455元，由江盛路桥公司负担1,938元，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负担8,51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提交证据四组，第一组，货运清单，拟证明按合同约定是货到付款，因此这90万元中有10万元是订金，剩余80万元都是已送到货物后所陆续支付的款项，并且货物已经安装到位。第二组，差旅费清单、清单发票。拟证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一直在配合对方的现场施工并未拒绝进场施工。第三组，照片，拟证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在最后开庭时对方都未告知对方已另请单位施工，我方一直在按照合同生产货物，货物现在还堆积在仓库中。第四组证据，致格桑宾馆装修项目部的回复函。拟证明直到我方作出回函的时我方与对方仍然是合作关系。江盛路桥公司质证，对第一组证据，货运清单不能与被上诉人转款一一对应，不能反映发货总金额及该工程量总产值。第二组证据，差旅费清单不知是否与一审已提交过的证据重复，且该份证据与本案一二审诉求无关，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照片的三性不予认可，无法反映照片中的货物种类及该货物是否是为被上诉人生产。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回函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从落款可看出一审庭审前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新证据。我方没有收到这份回函。本院认证，第一组货运清单，仅有一张为物流单据且发货网点为成都收货网点为广州，其余形式为内部部门费用报销单，该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差旅费清单、发票，部分为内部部门费用报销单、成都地区消费凭据、无指向性消费凭据，明确指向九寨沟县的消费有雄狮山庄2015年4月12日14日的刷卡消费、4月15日餐费，但该证据对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是否配合对方的现场施工并不具有直接证明力，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照片显示为某厂房堆积的货物，不能证明其中货物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江盛路桥公司购销合同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第四组，致格桑宾馆项目部回复函。落款公司为广州明敏森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且不能证明该回复函已送达格桑宾馆项目部，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江盛路桥公司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合同相对人问题。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分别与何能前、李国刚签订《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格桑宾馆家具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但何能前签订的合同购方为“格桑宾馆方代表”，何能前姓名前备注为“委托代理人”；李国刚签订的合同及协议购方为“格桑宾馆方代表：李国刚”，因此可知何能前、李国刚并非以自己的名义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订立协议。结合合同订立后，江盛路桥公司的付款行为、江盛路桥公司与戴乔生联系沟通以及一审提交的进场通知、收方通知、豪轩展柜厂复函都能证明合同相对方为江盛路桥公司，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豪轩展柜厂、戴乔生是否应退还江盛路桥公司预付货款504,894.2元。江盛路桥公司向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共计支付货款90万元，而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安装完成的家具工作量，根据一审江盛路桥公司提交的《现场收方记录》《格桑宾馆项目核算清单》能够证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安装完成的家具量总价为395,105.80元。虽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否认完成量总价，但其也未能证明自己所主张的90万元货物已全部配送到安装地址且已安装完毕。豪轩展柜厂、戴乔生上诉主张江盛路桥公司支付上诉人货款90万元，则按照合同约定就能证实上诉人将大于或等于90万元的货物送达至安装地址得到江盛路桥公司确认。对该上诉理由，虽合同约定了相应的付款方式但案涉家具工程后已由其他公司完成，因此对于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完成的工程量应当按照其实际完成量计算，江盛路桥公司在进行现场收方时已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指派了何维安到场，何维安未在《现场收方记录》签字,但也无证据证明其对现场收方记录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为九寨沟格桑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具有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公司进行收方核算，可以作为本案认定工程量价款依据。因此一审判决豪轩展柜厂、戴乔生应退还货款504,894.2元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豪轩展柜厂、戴乔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49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豪轩展柜厂、戴乔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延丽 审判员  杨君志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何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