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东升，男，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慈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宇，张家界市慈利县通津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送军，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东升因与被上诉人曹送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8民初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蒋东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0308民初99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本案中隐瞒事实真相，故意陷害上诉人，存在有恶意诉讼现象。根据被上诉人从立案时提出的诉讼请求要求上诉人归还行驶证和车辆，在开庭时被上诉人变更放弃该诉讼请求。从这一点说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此行为予以处罚。因为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自己陈述2018年4月8日因行驶证暂扣，上诉人并于当日将车辆停放在广州白云区天骄物流园，又于当天被上诉人自己将该车开回去修理，在4月12日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不再履行合同，自此上诉人再未驾驶该车。截至4月22日，期间有15日，是被上诉人自己未处理车辆违章一事，与上诉人无关。其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于4月17日将该车取回，车已由他自己保管。故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应受到处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真正的查明事实。1.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承包费差额24500元，其理由不能成立。因为2018年12月24曰签订的《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中第五条：双方明确约定每月承包费为15000元，在每月10日由上诉人上交给被上诉人，若逾期则按0.1%的滞纳金给被上诉人。从这条可以看出，如果上诉人没有征得被上诉人同意或者没有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那么上诉人不可能连续工作34个月时间，相反被上诉人会按该条款向上诉人征收0.1%的滞纳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工作期间是协商一致的，否则被上诉人早就提出终止合同。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24500元承包费不能成立，故敬请人民法院，必须尊重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的判决，即要求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自2019年5月1人至8月21日期间的停运损失45161元。①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自述2018年4月8日，该车辆被广州市交警扣留行驶证（暂扣），4月12日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各方面工作不协调等原因，电话告知不能履行合同，将该车放在广州白云区天骄物流园，从4月8日交警暂扣行驶证，期间有15天，在这15天之内，也就是在4月12日那天，上诉人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再履行其合同，那么被上诉人应自己去处理相关事宜，这与上诉人无关。②从2018年12月24日签合同时开始到2019年4月12曰止，这段时间，上诉人开车违章三次，分别是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3月16日，这不足以使交警扣行驶证。因为2019年11月4日广州市交警支队天河大队出示的证明需三次以上违章，而构成扣车的并超过三次的是2018年12月9日该车违章，此次违章才构成了3次以上，而这次不在上诉人的承包期内。因此该车停营，扣留不是上诉人的责任。相反，如果4次违章都在上诉人承包期内，那么扣车就是上诉人的责任。③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自述2018年4月8日该车行驶证被交警扣了，而上诉人于4月12日就已通知了被上诉人不再履行合同，那么被上诉人为何不自己处理违章相关事宜。而真正的事实是4月17日被上诉人已将该车从天骄物流园取回，这一点上诉人在法官面前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物流园的证据。相反，如果真的构成停运，也是被上诉人故意放任损失扩大，况且没有构成停运。④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自述：自2019年4月8日交通扣证至2019年8月22曰应处理完毕。这期间不应由上诉人负责，而应由被上诉人负责。因为4月12日上诉人已告知了被上诉人无法再履行合同且违章扣车超3次以上的其中一次（2018年12月9日）不在上诉人承包期内。况且被上诉人自述挂靠公司（深圳市冠兴通物流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取回该车。法院不能以此时间作为依据，应以交警出示的放行车辆证据或停的车辆停车费收据或罚单收据时间段作为定案依据。而冠兴物流公司是被上诉人挂靠的，该证据没有一点效力（根据最高院有关证据效力规定）。⑤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车辆看，2018年12月9曰违章，那么该车辆是一张违章车辆，被上诉人没有事先告知而是欺骗了上诉人。致使上诉人无心理准备，况且在经营期间，上诉人多次与被上诉人因修车、换零部件达成一致，才得以工作3个月，并就承包费得以酌减。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中的车辆系违章车辆，且在经营期间就承包费达成一致，否则不可能经营长达几个月，而造成违章3次以上扣车，是被上诉人自己的责任。如果造成停运扩大损失，是被上诉人自己故意行为，况且根本没有停运，被上诉人也缺乏停运的有效证据。因此，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带有恶意诉讼，本应受到处罚，故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被上诉人曹送军辩称，一、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意见毫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上诉人捏造事实称被上诉人虚假诉讼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系在2019年4月22日在深圳市盐田区法院起诉，涉案车辆系因2018年12月25日交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于承包期间因违法行为达到3次以上，且未按法律规定期间内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处理，2019年4月8日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大队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扣押行驶证，限令上诉人在十五日内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罚处理。2.依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人系上诉人，处罚的对象即处理的对象必须是上诉人，因上诉人拒绝在法定的期限内前往交警部门处理，被上诉人才不得已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本案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系因在上诉人拒绝处理违法行为，涉案车辆经挂靠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往说明情况且经交警部门处理违法行为后，将车辆及行驶证已取回，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更第一项请求，符合客观事实，也是被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行为。3.涉案车辆即便取回，也因为上诉人未在交警部门处理违法行为，车辆的行驶证仍旧扣押在天河交警大队，车辆仍旧无法上路运营，否则就是非法运营。2019年8月21日经挂靠单位深圳市冠兴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到天河交警大队，经说明上诉人拒不到场接受交警处罚且已经在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的情况后，经交警部门研究，本案才予以特殊处理，对被上诉人及挂靠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后，被上诉人才取回《机动车行驶证》。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河大队在2019年11月4日出具《证明》及《违法行为处理凭证》，证实涉案车辆系在2019年8月21日处理完毕。被上诉人主张该期间的停运损失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处理正确。二、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意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承包期间的承包金金额及支付方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未按双方《车辆合作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条款及时足额支付承包金，属于违约行为，被上诉人有权主张未足额支付部分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且原审法院已根据实际情况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作出了调整，上诉人主张双方已对承包金的约定进行变更，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一审认定上诉人应支付2019年5月ll日至8月21日违法行为处理期间的停运损失是正确的，上诉人主张不承担该部分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9年4月8日涉案车辆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大队扣押行驶证，开具《强制措施凭证》，限令被告在十五日内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罚处理；因行政处罚的相对性，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处理，应承担就由此导致的违约责任，并赔偿被上诉人由此导致的损失。依据行政机关的要求，在法定期限内前往处理并接受行政处罚，是被处罚对象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以逃避处罚的方式，拒绝前往交警大队接受行政处罚行为，由此导致车辆行驶证被扣押，不能正常运营的损失当然由违约一方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己提交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河大队在2019年11月4日出具《证明》及《违法行为处理凭证》，证实涉案车辆系在2019年8月21日处理完毕，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计算自2019年5月1旧至8月21日违法行为处理完毕期间的停运损失，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3.上诉人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车辆合作承包经营合同》，属于根本违约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如第二点答辩意见所述，基于行政处罚的相对性，被上诉人无法代替上诉人接受交警部门处罚。三、上诉人混淆了车辆取回与行驶证取回的概念，上诉人认为涉案车辆取回，就不产生停运损失是明显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虽然通知被上诉人取回车辆，但是因为上诉人未在法定的期间内前往交警部门处理违法行为，涉案车辆的行驶证仍旧扣押在天河交警大队，即便车辆取回，但是因行驶证被交警部门扣留，涉案车辆仍旧无法上路运营，否则就是非法运营。因车辆无行驶证导致无法上路运营的情况是客观真实的，上诉人应承担因其违约导致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该损失的时间并无不当。其上诉人主张，应以交警部门的放车凭证作为停运损失计算的依据毫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曹送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被告在五日内返还原告所有的车牌号为粤Ｂ×××××、粤Ｂ×××××车辆及行驶证;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承包费24500元；3.被告按每台车1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原告停运损失直至被告将行驶证及车辆实际归还之日止；4.被告支付承包押金1万元作为违约金予以没收;5.被告支付原告处理交警部门扣留行驶证产生的停车费240元、路桥费370元、加油费600元、修理费5000元、违章罚款3300元等计9510元;6.被告以上述第二、五项合计金额34010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9年4月23日本案起诉之日直至全部清偿之日止;7.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庭审过程中，曹送军变更诉讼请求如下：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按每台车1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1日止的原告停运损失；变更第5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处理违章罚款4160元。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24日，原、被告签订《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包括：原告将车牌号为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车牌号为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承包给被告经营；被告知悉并明确承包车辆的产权归原告及原告公司所有；承包期限为两年，2018年12月25日至2020年12月24日止；承包费用由被告每月10日上交15000元给原告，合计每年18万元，若逾期按0.1%收取滞纳金；被告按约支付押金1万元，承包到期后，原告退回被告，若合同未到期，被告提前退出协议，原告不予退还押金；被告负责承包期限车辆的维修保养，确保车况良好，妥善保管车辆的相关证件、资料和配套设施；因被告保管不善造成车辆、证件损坏或丢失，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维修、更换或补领证件产生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被告负责每年的车辆违章罚款，必须及时处理交通违章，避免因此造成的损失。2018年12月25日，原告将涉案车辆交付被告。涉案车辆分别于2018年12月9日、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3月16日发生违章。被告分别于2019年1月10日支付承包费12500元、2月28日支付9000元、3月14日支付14000元合计35500元。2019年4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河大队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4401103602235497【8001】》，记载因被告于2019年4月8日15时27分在黄埔大道东××区××西86米违章，扣留机动车行驶证，并要求被告及时处理。2019年4月12日，被告将涉案车辆停放在广州市白云区天骄物流园，并通知原告其不再履行合同，要求原告自行处理违章事宜，押金自行处理。2019年7月26日，深圳市捷诚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记载处理上述四起违章事宜费用分别均为840元。2019年8月21日，深圳市冠兴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兴通公司）取回被扣行驶证。另查明，2018年12月1日，原告与冠兴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合作合同》，约定原告将自有粤Ｂ×××××车辆挂靠于冠兴通公司处经营。以上事实有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收款收据、车辆挂靠合作合同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签订《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二、被告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被告在承包期间多次违章且未及时对交通违法进行处理，导致被广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行驶证及车辆无法正常经营，且被告在2019年4月12日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物流园以其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属于根本违约行为，故原告主张解除《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并要求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称其违约系因原告违约在先导致，但是未提交证据进行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对于原告已收取的承包押金1万元应如何处理问题，《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约定若被告提前退出协议，原告不退还押金。本案中被告已根本违约，故原告主张不予退还押金1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承包费差额24500元。按照《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应于每月10日向原告交纳承包费15000元，故至2019年4月10日，被告应交纳的承包费为6万元，扣除已交纳的35500元，被告尚欠原告24500元。被告称其已与原告协商减免部分承包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2.2019年5月1日至8月21日的停运损失。被告在承包期间多次违章且未及时对交通违法进行处理，导致被广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行驶证直至2019年8月21日处理完毕取回行驶证，故即便原告在2019年4月取回涉案车辆也无法正常经营，原告主张按照《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的标准支付2019年5月1日至8月21日的停运损失即55161元（15000×3+15000×21÷31），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认为前述期间被告实际使用了涉案车辆，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3.违章罚款。原告未提交其已合法处理前述违章罚款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其未按约定的期间支付，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以承包费差额24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为年利率10%；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押金和前述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关系，原告主张押金和损失应当同时赔偿，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押金性质上是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增加，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押金和损失应当同时赔偿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应赔偿的损失应当减掉已支付的押金1万元，一审法院酌定在停运损失部分减去1万元，被告还需支付原告停运损失45161元（55161-1万）。另外，关于被告主张的涉案车辆于2019年4月10日发生的修理费问题，因被告未提交证据也未提起反诉，本案不予处理，被告可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曹送军与被告蒋东升签订的《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二、被告蒋东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送军支付承包费差额245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承包费差额24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10%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蒋东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送军支付2019年5月1日至8月21日的停运损失45161元；四、驳回原告曹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76元，由原告曹送军负担227.69元，被告蒋东升负担793.07元。原告曹送军已预交案件受理费325.13元，一审法院不予以退回，被告蒋东升应负担的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曹送军。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请求无需支付被上诉人承包费差额245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19年5月1日至8月21日停运损失45161元。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车辆承包合作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上诉人在2019年4月12日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物流园并放弃承包车辆的驾驶运营，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诉人拖欠承包费的事实清楚，且上诉人在承包期间多次违章却未及时对交通违法进行处理，导致被广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行驶证直至2019年8月21日处理完毕取回行驶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承包费差额245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19年5月1日至8月21日停运损失45161元并无不当，系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详细，本院认同原审判决阐述的理由和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蒋东升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41.52元，由上诉人蒋东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