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5行初82号原告梁益惠，女，汉族，1954年9月1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合川区。原告董小红，女，汉族，1975年3月3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合川区。委托代理人姚邦永，重庆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委托代理人陈克勋，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明小飞，重庆嘉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希而安大道490号。法定代表人邹开勇，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晓华，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浩，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梁益惠、董小红因要求撤销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作出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一案，于2020年3月23日起诉来院。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向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合川规划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参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不能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说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姚邦永，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克勋、明小飞，第三人合川规划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华、王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11月19日根据原告的申请，作出渝府地裁〔2019〕23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其主要内容为：征地实施时，梁益惠、董小红、肖某1、肖某2均为城镇户口，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无承包地，不属于在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梁益惠、董小红分别在城镇持有住房，且梁益惠、董小红、肖某1、肖某2未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申请人提出的“对申请人梁益惠、董小红及董小红同居未成年子女肖某1、肖某2的住房安置以货币形式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的请求，不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第二十一条：“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的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一）房屋被拆迁的未转非的村民；（二）房屋未被拆迁的人员；（三）通过买卖、继承、赠予等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城镇人员，但在城镇确无住房的除外”和第二十五条“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为城镇户口，经审核在他处确无住房并长期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优惠购房时，可申请按建安造价的50％购买1个自然间的住房，与原户主合并安置”、“在政府批准征用土地之日前，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城镇人员，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且城镇确无住房的被拆迁人，经住房安置方审核同意后，可申请按本办法规定的住房安置标准按建安造价的50％优惠购买住房”的规定。征地实施时，申请人梁益惠、董小红为城镇户口，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无承包地，不属于在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人提出“对申请人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人员安置”的请求，不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第十三条“被征地单位的下列人员按有关规定农转非或以调整承包地方式予以安置：（一）农业人口；（二）在校大中专学生；（三）现役义务兵；（四）劳改劳教人员”的规定。申请人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无承包地和实际耕种土地，申请人提出“青苗费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标准进行”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申请人未在被征地范围内居住，亦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申请人提出“过渡费、搬家费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标准进行”的请求无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和《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等有关规定，裁决如下：1、对申请人提出“对申请人梁益惠、董小红及董小红同居未成年子女肖某1、肖某2的住房安置以货币形式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的请求不予支持；2、对申请人提出“对申请人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人员安置”的请求不予支持；3、对申请人提出“过渡费、搬家费、青苗费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标准进行”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诉称，一、两原告应依法得到补偿安置。两原告是被征收土地村民小组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成员，享有承包经营权，在户口迁出前，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本次征收前仍系该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2002年7月，董小红在原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购房，将户口迁入城镇，根据国发〔2001〕6号文件第八条规定，两原告虽然将户口从农村迁出并已取得城镇户口，但仍需以原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其基本生活来源保障，因而并不是丧失其原具备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仍可享受其他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两原告应属于补偿安置对象，得到相应的补偿。二、两原告通过分家析产和遗产继承取得财产应依法予以补偿。三、董小红的未成年子女在补偿安置时，也应依法得到补偿安置。四、现行的规定与两原告户口迁出时不一致的地方，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当首先适用当时的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才可以适用新规定。故请求判决撤销渝府地裁〔2019〕231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决。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和举示了以下证据：1、董小红、梁益述、肖又奇等户口迁移资料包括迁移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等户口迁移原因是农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迁入，迁入前系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百岁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存根（编号XXX），拟证明原告至今都是草街街道百岁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权人，并未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被征收的土地应依法得到补偿。3、（2019）浙0624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与董小红、梁益惠同样情形的被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判决供合议庭参考。被告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诉争裁决书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涉诉裁决书的程序合法；三、被告作出的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征地实施时，两原告为城镇户口，其在百岁村2社的承包地已于2003年5月19日交回集体经济组织，且集体经济组织已于2003年5月19日将两原告原承包地重新发包给了本社胡千友，该社原社长漆德富在该两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根予以注明，并出具证明材料，根据重庆市政府令第55号第十三条之规定，两原告不属于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征地实施时，原告为城镇户口，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无承包地，不属于在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两原告分别在城镇持有住房，亦未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其提出的“对申请人及其董小红同居未成年子女肖某1、肖某2的住房安置以货币形式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的请求，不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供并举示的证据有：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5〕976号）；2、《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合川府征公〔2015〕23号）；3、《重庆市合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合川国土房管征补公〔2015〕24号）；4、《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合川府〔2015〕132号）；证据1-4拟证明征地补偿安置程序合法；5、董长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档案；6、（1998）合盐民初字第101号《合川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7、董晓忠、王小利房屋拆迁摸底表；8、董晓忠王小利户的户籍情况；9、梁益惠、董小红户籍情况及房屋产权档案；证据5-9拟证明梁益惠、董小红、肖某1、肖某2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或住房安置对象的城镇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也不属于城镇人员持有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应安置的情形；10、梁益惠土地承包权证存根；11、胡千友土地承包权证存根；12、百岁村2社关于梁益惠承包土地情况的证明（说明）；证据10-12拟证明梁益惠、董小红不属于在籍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承包地，也没有实际耕种的土地，不属于人员安置对象，不应给予青苗补偿费。1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合川府〔2017〕257号）；14、裁决申请书、裁决补正通知及裁决补正材料；15、裁决延期通知；16、（2018）渝0117民初10741号《民事判决书》；17、《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231号）；证据13-17拟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裁决。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该宅基地使用权人有8人，房屋产权登记人为董长禄，征收补偿对象应当是董长禄，董长禄在征收时去世，应当是其继承人，但是政府在征收时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证据6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调解书看不出与登记在董长禄名下的房产有关联性，并且该调解书后被合川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对证据7房屋拆迁摸底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要求举示原件，但是就其内容看不具有合法性，离婚调解书中没有载明房屋产权证书等内容，不能确定调解书中载明的房屋就是登记在董长禄名下的房屋，摸底时应当要求其提供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可以证明政府工作人员在摸底时没有依法审核；证据8对董晓忠、王小利的户籍页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董小红、梁益惠的房屋产权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作为其不属于征收补偿安置对象的证据，特别是梁益惠购房是在征收决定之后购买的房屋；证据10-12和原告掌握的不一致，因被告没有举示原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3-17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调意见书和裁决书不合法，证据16可以证明原告原系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系被拆房屋的所有权人和继承人。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原告的户籍从2002年就迁入合川城区；证据2档案馆查询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该承包权证档案是1994年的，不能反映之后直到土地房屋被征收前的承包地的权利变更情况，因此不能证实原告目前尚在原集体经济组织有承包地，也不能证实其在征收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举示的证据1-9、13-17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征地补偿安置以及裁决相关事实和程序，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0-12系复印件，也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1、2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但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2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合川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5〕976号），同意征收合川区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18.6423公顷。2015年9月7日，合川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合川府征公〔2015〕23号）。2015年9月14日，原合川区国土房管局发布《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合川国土房管征补公〔2015〕24号）。合川国土房管征补公〔2015〕24号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在公告之日1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对该方案的不同意见或书面听证申请，合川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合川府〔2015〕132号批复，批准该方案实施。1991年董长禄取得的坐落于重庆市合川区百岁村2组（原合川县龙洞乡川庙村1社）乡村房屋一处的所有权证（编号：X，产权人董长禄，面积138平方米），该房屋位于案涉征地批复的征收范围内。1973年，董长禄妻子刘英秀死亡后，董长禄与刘秀英所生四子女董晓忠、董金伦、董小玲、董小君和梁益惠同居生活，并于1975年3月与梁益惠生育董小红。1994年5月（农历）董长禄去世后，该房屋由梁益惠与董晓忠等共同居住使用，1995年起梁益惠、董小红未在案涉房屋居住使用。在组织草街街道对案涉房屋情况进行调查时，第三人依据合川区人民法院（1998）合盐民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案涉房屋为董晓忠、王小利(董晓忠的前妻)所有，并对董晓忠、王小利进行了补偿和安置。合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渝0117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1998）合盐民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协议第三项（该项内容为分割案涉房屋），原调解书中其他部分仍然有效。2015年底，梁益惠、董小红因2015年10月8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合川府发〔2015〕90号文件《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草街街道玉龙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得知自己承包的土地以及房屋被征收，遂向合川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协调，要求：1、对梁益惠、董小红及其同居未成年子女肖某1、肖某2的住房安置以货币形式依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2、依照征地补偿方案进行人员安置；3、过渡费、搬家费、青苗费按照征收方案标准进行补偿。合川区人民政府经调查，2017年12月29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合川府〔2017〕257号），认为梁益惠、董小红不能提供房屋权属属于自身的证明，在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无承包地，且不是被征地村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征地人员安置条件，梁益惠、董小红、肖某1、肖某2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不应支付过渡费、搬家费、青苗费。原告于2018年1月8日签收该协调意见书。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裁决请求与协调请求相同。因案涉房屋存在继承纠纷，2018年梁益惠、董小红对董晓忠、董金伦、董小玲、董小君就案涉的董长禄房屋继承提起诉讼。2019年5月13日，合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17民初107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登记在董长禄名下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办事处百岁村2组（原龙洞乡川庙村1社）暨案涉房屋，建筑面积138平方米的房屋由梁益惠继承58.85%份额，董小红继承10%份额，董晓忠、董金伦、董小玲继承10.38%份额。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原告的裁决申请并于当日受理，于2019年8月19日告知原告补正申请材料。2019年10月24日，被告通知双方当事人延期办理期限30日。2019年11月19日，被告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231号）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231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另查明，案涉征地批文下达时，原告系城镇居民户口。梁益惠、董小红、肖某（原名肖某1）、肖某2为同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口，户主董小红，住址为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办事处。经重庆市合川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董小红家名下有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希尔安大道X号X幢X成套住宅1套，登记时间为2009年5月7日。梁益惠名下有合川区草街办育才路X号X成套住宅1套，登记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被告作为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具有对原告提出的申请进行裁决的职权和职责。原告因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区政府协调，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申请裁决。被告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并送达原告，程序合法。关于原告被拆迁房屋应以何种标准获得补偿的问题。《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的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本案中，案涉征地批文下达时，原告为城镇居民户口，不属于征地农转非人员。1995年起原告就未在案涉房屋居住使用，原告也不属于《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在政府批准征用土地之日前，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城镇人员”，也不属于可以优惠购买住房的人员。《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的，其拆迁房屋，按照前款规定的标准上浮５０％予以补偿。”根据（2018）渝0117民初10741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案涉房屋，梁益惠享有58.85%的继承份额，董小红享有10%的继承份额。因此,梁益惠可以获得案涉房屋残值补偿款的58.85%，董小红可以获得案涉房屋残值补偿款的10%，且两者均可上浮５０％得到补偿。但被诉裁决对原告应以何种标准获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问题，被告未查清，也未作出裁决，其作出的被诉裁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关于原告申请青苗费按照征收方案标准进行补偿的裁决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属于个人财产。原告持有1994年颁发的编号为XXX的《合川市农村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使用权证》，被告仅根据合川府〔2017〕257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的认定，而认定原告在草街街道百岁村2社无承包地和没有实际耕种土地，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综上，被诉裁决对原告的安置补偿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应当撤销被告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231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并由被告对原告的全部裁决请求，重新作出裁决。原告的诉讼理由部分成立，对其要求撤销该裁决书、责令重作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231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二、责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依法对原告梁益惠、董小红的裁决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晓波人民陪审员  谭 彬人民陪审员  罗 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曹 怡书 记 员  温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