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舟。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鑫，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卞卫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频，湖南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娜。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频，湖南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舟因与被上诉人卞卫军、王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8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舟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卞卫军将人民币1,806,250元退还给周舟;3、判令卞卫军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利率4.75%),以1,806,250元为基数,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至起诉之日已产生孳息83,783.25元);4、判令王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义务。5、判令卞卫军、王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3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45,000元。2018年3月16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83,000元。2018年4月13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00,000元。2018年4月17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65,200元。另有周舟提交的银行取现记录、短信记录、照片、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其向卞卫军以现金方式交付了1,013,050元。”另查明:“1、何细华、欧阳楚相的招商银行账户实际使用人为周舟。2、周舟与卞卫军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在庭审笔录中,卞卫军代理人对这4笔转账资金定性为“临时的过桥资金”,并已经超额归还给周舟,但就具体归还日期,卞卫军代理人却辩称“双方经济往来频繁,记不清楚了”,从周舟提供的“银行流水(原件)”和“2015年-2019年周舟向卞卫军拆借资金明细”表中的数据表明,并没有卞卫军归还这4笔资金的记录。由此可以证明,卞卫军没有归还周舟这4笔转账资金,虚构投资项目,占为己有的意图明显,属于不当得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可以传唤卞卫军出庭质证,以便查明事实。周舟以现金方式向卞卫军支付了1,013,050元,系卞卫军利用周舟对其的充分信任而为的(有银行取现记录、照片、证人证言和微信、短信记录为证),就其行为明显是事先预谋,已经属于恶意欺诈。在一审过程中,卞卫军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为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的银行流水及统计表,但就周舟提供的银行流水及“2015年-2019年周舟向卞卫军拆借资金明细”可以证明,周舟、卞卫军之间的资金拆借是从2015年5月至2019年2月,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相差2年多,证明卞卫军提供了不完整的银行流水,故意导致周舟、卞卫军之问的交易记录与实际情况出入巨大,在庭审记录中,周舟代理人已明确指出,卞卫军提供的银行流水的证据极不完整。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卞卫军代理人闪烁其词:以“资金来往频繁、对小额的转账都记不清楚了”为由,没有正面回答周舟代理人的质问。试问:如果真如卞卫军代理人所说,卞卫军多转了424万元给周舟,卞卫军为什么至今没有向周舟主张退款的权利!银行流水详单不是周舟一方仅有的,而是双方账户均可以查实的数据,在拿到一审判决书后,周舟将双方的往来做了一个归类比对,将每一笔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列项,至少从账面上证明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款中尚有793,200元(不含现金支付的1,013,050元,总计共支付1,806,250元)是未予归还的,这个差额就是本案诉争的、卞卫军应退还的部分金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周舟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卞卫军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卞卫军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中,卞卫军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缺失,且证实的内容不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卞卫军在本案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认为卞卫军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对卞卫军提供的缺失证据,不予采信。二、周舟代理人于2019年9月1日向法庭提交了“代理词”和“2015年-2019年周舟向卞卫军拆借资金明细”,对周舟、卞卫军之间的所有资金往来,做了完整的统计和说明。该代理词及拆借资金明细表明确显示出周舟每笔资金的出借,与卞卫军归还本金结利息的记录一一对应。周舟于2019年9月11日去一审法院询问案情结果,与主审法官交谈中,主审法官表示还没看周舟代理人提交的“代理词”和“2015年-2019年周舟向卞卫军拆借资金明细”,并表示出具判决书估计要到9月底。但在9月16日,周舟代理人接到法院通知,就领取了判决书。发现判决书的出具日期为2019年9月10日。且从判决书的内容并未涉对“代理词”和“2015年-2019年周舟向卞卫军拆借资金明细”的认定。由此可以判断,主审法官在没有看到周舟提交的上述材料,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直接做出了判决。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周舟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据(有银行流水、银行取现记录、照片、证人证言和微信、短信记录为证)完全可以证实周舟诉求的真实性、合法性。四、一审法院认为“周舟、卞卫军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常有数额较大资金进出混淆不清,周舟仅仅就其中几笔大额交易主张权利,故而不能完全确定周舟、卞卫军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但从一审法院认定的4笔转账金额和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证明不是一天转完,单笔转账金额也都没超过30万元,是双方资金往来中金额最小的交易,与一审法院认定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对证据进行鉴定,来厘清事实。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周舟提交了与卞卫军的银行流水、银行取现记录、照片、证人证言和微信、短信记录,可以辅助证明周舟诉求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依据不足。综上,周舟认为其提交的全部证据,以及依据相关法律,基本能够印证借条内容的真实性,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周舟所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支持周舟的上诉请求,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卞卫军辩称：一、周舟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主张1806250元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转账793200元，另一部分是七次的现金1013050元。首先，周舟就转账部分提交了双方于2017年至2019年之间的银行往来明细。从双方多年频繁的经济往来及卞卫军、王娜整理并且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看出：第一、双方存在频繁的转账方式的经济往来；第二、在这些经济往来中，周舟提出的这部分转账只是其中的几笔。此后卞卫军亦有向周舟及其指定账户转账的银行流水。这些资金均是双方频繁的资金短期拆借行为。第三、从卞卫军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差额在400万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卞卫军对周舟的转账金额是大于周舟的转账金额。其次，卞卫军未收取过周舟所称七笔现金共计1013050元。从周舟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第一、周舟自己到银行两次取现共计80万元的银行记录和照片无法去证明周舟已经将现金交与卞卫军。另外五次取现共计213050元甚至只是提供了一份周舟自己打印的表格明细，其更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仅仅是周舟自己的一个描述，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周舟提供的证人证言中有证人腾某和证人肖某的书面证词。两份证词均明确陈述自己在2018年3月17日、4月13日、8月27日亲自陪同周舟到银行分别提取了40万、40万、19.8万元的现金，并交与卞卫军。从表面看似乎没有问题，但经过一审庭审调查，证人肖某未到庭作证，而证人腾某出庭作证时却坚持称在上述三个日期，自己亲自并单独陪同周舟完成了取现和交付现金的行为。从两份书面证词和证人腾某出庭的证词可以看出该证人证言互相矛盾，故卞卫军严重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一审庭审调查中，证人腾某明确表示与卞卫军之间有过密切经济往来，其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结合上述逻辑矛盾的证词，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完全依据证据规则，并无不当。第三、从双方提供的长期银行往来凭证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经济往来都是通过转账方式完成的，而周舟主张这1013050元是现金支付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且不符合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在正常情况下，交付大额现金都会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但周舟也没有提供任何收款收据。周舟所称的交付现金行为即不符合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实际上，周舟也没有向卞卫军交付过上述七笔现金，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周舟证据不足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本案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从周舟提出的诉求及事实和理由来看，周舟称将所谓的180多万元交付给卞卫军是因投资关系产生的一个合同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周舟的说法和提出的主张都存在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不当得利之债，完全是依据法律及周舟一审的诉求进行的法律适用和认定，并无任何不妥。三、结合本案双方在现实中频繁的经济往来、双方提供的长期的银行流水和周舟提出的矛盾的诉求及证人相互矛盾的证言，周舟无法说出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来支持其客观支付180多万元进行投资的行为。正常情况下，一般应当充分了解该项目名称、项目性质、盈利模式等等一系列的信息，但对此周舟均没有任何说明，只是坚持称这些所谓的款项是投资款。卞卫军认为周舟的说法和客观行为是严重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的。在此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周舟对于以上事实举证不足以支持其诉求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另外，周舟在上诉状中还引用到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也能看出周舟对于这些资金的往来定性并无从一而终的逻辑和说法，其自身的陈述都是互相矛盾的，其证据也无任何证明力，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不当得利之债不成立是完全符合法律和客观事实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王娜辩称：王娜对于周舟与卞卫军之间的经济往来不知情，其资金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司法解释，本案所涉及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娜不应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周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卞卫军将不当得利人民币1806250元返还周舟;2.判令卞卫军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利率4.75%），基数1806250元，支付孳息至实际偿还之日（至起诉之日已产生孳息83783.25元）；3.判令王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义务；4.判令卞卫军、王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3月13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45000元。2018年3月16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83000元。2018年4月13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00000元。2018年4月17日，周舟向卞卫军账户转入人民币265200元。另有周舟提交的银行取现记录、短信记录、照片、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其向卞卫军以现金方式交付了1013050元。另查明：1、户名何细华的招商银行62×××91账户以及户名欧阳楚相的招商银行62×××12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为周舟。2、周舟、卞卫军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3.证人腾某曾与卞卫军有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周舟是否以现金向卞卫军交付了1013050元。周舟与卞卫军之间的资金往来通常使用转账方式，周舟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向卞卫军交付人民币1013050元，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生活常理。另外，证人腾某与卞卫军存在经济往来，曾将资金交与卞卫军用以理财，应当认为其与卞卫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该证人证言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周舟所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之证明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对于周舟所称其以现金方式向卞卫军交付人民币101305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关于周舟、卞卫军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一方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且损失与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当得利之债仍然属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同时，我国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则未规定不当得利之债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故周舟应当对证明其与卞卫军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周舟、卞卫军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常有数额较大资金进出，混淆不清，周舟仅仅就其中几笔大额交易主张权利，故而不能完全确定周舟、卞卫军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810元，因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905元，由周舟负担。二审中，周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汇总表7页（单方面根据银行流水整理、汇总的。汇总表总共7页，后面4页是对汇总表的一个归类，有按年息、月息的、日息等。周舟指定的付款人和付款转户何细华、欧阳楚相、腾某曾、卞卫军对此事认可），拟证明周舟与卞卫军目前付款的差额1806250元。证据二、周舟与卞卫军之间的三段录音，拟证明周舟与卞卫军款项交付事实以及周舟投资卞卫军的事实，2018年4月13日60万包括现金40万和20万转账以及周舟与卞卫军存在现金交付。证据三、2015-2019年卞卫军不当得利凭证，拟证明周舟与卞卫军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卞卫军质证称：对周舟提交的证据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表格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不具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仅仅是周舟对于己方提供的银行流水的自述和说明，故不应作为证据采纳。对周舟提供的银行流水与卞卫军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相对应的数据予以认可，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银行流水仅仅是客观上反映出双方之间的银行往来金额，且从数额上看，卞卫军账户转给周舟的远超过周舟转给卞卫军。卞卫军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法不承担任何返还责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资料来源不明，且录音中音质不清晰，双方均未表明其身份，从录音中并无法判断各方的身份，其真实性存疑。其次，该录音资料经过周舟进行文字整理后，卞卫军的代理人反复听取其指定分段的录音，声音资料并未明确体现出周舟整理的内容，且内容也无法达到证明周舟向卞卫军交付现金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三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周舟提供的这组证据中所有借条、收条均未提供原件，且借条的落款时间与其想要证明的借贷关系时间很多不一致，且大部分列举的资金用途并无证据用以证明借贷利息的约定。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周舟的这组证据根本无法一一对应的证明每一笔转账的用途及其所谓的利息，故对该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周舟提供的2018年不当得利凭证这组证据中，仅对银行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照片、微信记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这组证据并非新证据，是周舟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质证过的证据。其中银行凭证体现的往来款项系双方长期经济往来的一部分。周舟主张的现金部分仅提供周舟自己的取款凭证和钞票照片，完全无法证明周舟将现金交给卞卫军的事实，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卞卫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2015年的银行流水信息，拟证明卞卫军与周舟往来在2014-2015年期间，双方的转账的金额差异。周舟质证称：存在100万元差额的原因是周舟向卞卫军指定的账户卞湘村打款，2014年4月17日以及2014年11月7日的转账是转入卞卫军老婆王娜的账户，周舟转款给上述两人均是卞卫军认可的，2014年5月20日均是由卞卫军本人的账号归还的本金及利息。本院认证如下：周舟提交的证据一系其自行制作的汇总表，虽有借条和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但该组证据主要为双方借贷往来，与本案中周舟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无关，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二周舟与卞卫军之间的三段录音，因无法核对录音中对话的身份，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三2015-2019年卞卫军不当得利凭证中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中的照片、微信记录，因一审法院已认证，故本院不再另行认证。对卞卫军2014-2015年的银行流水信息，因主要系双方借贷往来，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要构成不当得利,必须是一方获得的利益缺乏法律或合同上的根据,致他人受损。本案中，周舟诉称汇款或现金交付给卞卫军的1,806,250元构成不当得利，但审理过程中周舟陈述其向卞卫军提供前述款项系投资款。而卞卫军则主张涉案款项系过桥资金。不论争议款项系投资款还是借贷款项，该款项的往来均系基于明确的基础法律关系，而非不当得利，因此，周舟的诉由本身与其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故周舟主张涉案款项系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对于该款项的处理，周舟应依据其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周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810元，由上诉人周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毛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