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芹，女，1953年7月28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满，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冬，男，1971年4月19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淑波（系王冬妻子），女，1970年4月19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东，吉林仁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女，1975年4月25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男，1972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满，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冬、王静因与上诉人梁国芹、被上诉人王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9）吉0113民初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国芹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由梁国芹全部取得第一次征收土地补偿款69994.1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冬、王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振财承包的土地中并不包括王冬的土地份额。王振财承包责任田明细表明确显示，王振财承包的土地仅包括两个人的土地，即王振财和梁国芹。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承包人承包的土地中具体包括哪些家庭成员的土地应在明细表中明确登记。本案中，王冬的名字并没有登记在明细表内，说明王振财承包土地的份额并不包含王冬。王冬如果在上台村分得土地，在上台村应该登记在册，有明细表，而本案中上台村并没有登记王冬的土地，故王冬在上台村并没有土地。王冬没有证据证明王振财承包的土地有其份额，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王冬是以农户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之一，是本案争议土地经营权的共同权利人，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土地补偿款中有王冬的份额是错误的。王振财去世后，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应当由梁国芹继续承包经营。根据《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规定，以家庭方式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应由死亡承包人共同承包经营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王振财承包经营的土地中，与其共同经营的家庭成员仅为梁国芹一人,故王振财去世后,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应由梁国芹一人继续承包经营。在梁国芹经营过程中，土地被占补偿，应当归梁国芹所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本案中所领取的第一期土地补偿款是相关土地补偿费，未包括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土地承包经营人是梁国芹，该费用依法应当支付给梁国芹，与王冬无关。原审判决王冬有份额，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大棚是王中、王冬、王静三人出资建设的，该认定是错误的。王冬、王静原审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出资合建了温室大棚。王冬、王静所举的所谓的账单是其自己所记，无法认定真实性，他人所签协议不能对梁国芹产生效力。且该协议是否履行没有证据。上台村民委员会及证人张某、薛某、孙某的证明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第一,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做证应出庭作证，并且应分开作证，而不是一起作证。第二，作为村民委员会对于大棚的出资数额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第三，该证据证明内容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上述证据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而原审判决认定温室苗木种植系王冬、王中、王静三人共同出资种植，是错误的。综上，梁国芹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支持梁国芹的全部诉讼主张。王冬辩称，一、原审判决明确写明王冬对其所在农户的土地享有经营权，对该土地被征占的补偿款享有分配的权利，所以梁国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依据二审法院审理原则上诉人上诉什么法院审理审什么，就大棚补偿款以及第二次征地补偿款上诉人均未提出上诉，不在审理范围内。王静辩称，第一次征地补偿款6.9万有我的份额，温室补偿款17万余元也有我的份额。王中辩称，意见同梁国芹，但第二次征地补偿款未发放，数额不确认、大棚补偿款177666.00元未发放。王冬、王静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9）吉0113民初8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导致第一项、第二项判决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王振财承包的土地包括王冬、王静土地份额。1987年户籍档案载明:户主王振才，妻梁国芹，长女王静，长子王冬,次子王中,长子妻陈淑波，王静1975年出生,1999年迁往苇子沟，王冬1977年沐石河迁入，王中1976年本队迁入，陈淑波1994年由胡家迁入。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生产合同书的土地，承包方是上台村二社的王振财农户，1997年第二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时，案涉上台村二社的承包土地系延包，即没有进行大面积土地调整。王静1999年户口从上台村二社的王振财户内迁往苇子沟未重新分得承包地。王冬、王静的上述证据证明王振财承包的土地有王冬、王静的份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简言之，只有农户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且在无“特殊情形”情况下，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即使需调整土地也必须是非经法定程序或承包合同约定，不得调整承包地。二、原审判决认定王静已分得土地是错误的，程序严重违法。王静当庭对被告代理人调取的在官地村5组有承包地的证据，提出质疑后，待贵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依职权调取。法庭调查后，未经开庭，以此定案，剥夺王静的辩论权，程序严重违法。原审判决认定王静分得土地的事实是错误的，进而剥夺王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然资源收益分配权。任何不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三、原审判决温室补偿款177666.00元，未予分割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王冬、王静主张支付温室补偿款于法无据是错误的。同时认定应待补偿款发放后另行处理，那又能以何种方式确保王冬、王静的财产利益不受损失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呢？王冬、王静依法主张分割梁国芹征地的温室补偿款于法有据，应属共同权利人王冬、王静及王中所有。而原审判决认定“应待补偿款发放后另行处理”，显属不当,有损王冬、王静财产利益，极易导致王冬、王静讼累，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有悖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审判组织成员签名仅为一人，程序违法。王冬、王静在二审询问中放弃对程序错误的上诉请求。综上，原审判决依法应当撤销。梁国芹、王中辩称，原审判决并没有对59万元征地补偿款说明，也没有予以确认，所以王冬、王静请求对177666.00元及59万元在发放补偿款时予以主张权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审判决对建设大棚为王冬、王静、王中共有是不正确的，同时该判决对王冬分的土地补偿款69994.10元中的三分之一23331.37元是不正确的。王冬、王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国芹、王中支付王冬、王静2016年第一次自留地补偿款每人各17791.00元，合计35582.00元（71164.00元÷4x2）；2．判令梁国芹、王中支付2017年第二次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王冬546818.00元，王静382209.00元，合计92902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冬、王静与王中系同胞兄弟姐妹，梁国芹系上述三人的母亲。1984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时，王振财（系梁国芹之夫）作为承包户代表，从上台村二社承包土地0.412晌，土地台账记载，劳力计二人，一男一女。经查王振财1987年户籍档案载明：户主王振财，妻梁国芹，长女王静，长子王冬、次子王中，长子妻陈淑波，王静1975年出生，1999年迁往苇子沟，王冬1977年沐石河迁入，王中1976年本队迁入，陈淑波1994年由胡家迁入。即1984年梁国芹、王静、王冬、王中与王振财为一个承包户。后上台村没有进行大面积土地调整。此外王静户口迁至苇子沟镇官地村5组已分得承包地。王振财于2010年4月20日户口被注销。2011年11月，王冬、王静及王中三人合资建立三个三墙竹木温室大棚，面积分别是1590.45平方米、1964.90平方米、2117.83平方米，且在温室内种植了树苗2076棵，经长春市九台区国土资源局对在梁国芹名下的三个温室及其地上附着物［长恒远评报字（2017）第05009号，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11月29日］进行了评估，评估补偿费为177666.00元（未发放）。2016年10月31日，梁国芹与九台区九台街道办事处签订永久性征地协议，征用土地面积209平方米，征地费用为69994.10元，已由王中妻子何淑华代梁国芹领取。其他征地补偿款均未发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1984年王振才、梁国芹家庭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时的0.412垧土地的经营权，梁国芹主张王振财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台账标明劳力2人，农户是农村中基于婚姻、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属团体和生活单位。可见，以农村家庭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村集体组织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其本质是以农户为单位向本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的经济发展形式，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家庭成员。具体到本案，梁国芹所述按劳动力2人分得0.412垧土地，是将农户所有权利和义务错误地理解为农户某个家庭成员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分配方式仅具有计量意义，目的是为了分配公平，并非只有部分人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并非这些人可以独立地享有相应份额的承包权，只有农户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本案中王静虽后来户口迁出，但在迁入地未重新获得承包户地。基于上述理由，梁国芹、王冬、王静、王中是本案争议土地经营权的共同权利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王冬、王静、王中没独立生活前是在王振财、梁国芹一个承包户内。王静将户口迁出后，已分得土地。关于地上物及树苗的归属，从上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王冬与梁国芹的借款凭证能够证明温室的建设系王冬、王静、王中共同出资建成，关于温室树苗种植二原告称系二原告种植，缺乏证据支持，且在王静提供的建温室的账目中亦有记载“苗3万元”，由此可确认温室的苗木种植系王冬、王静、王中共同出资种植。本案中土地经营权的共有是基于1984年当时家庭成员与上台村土地承包合同这一事实。地上物及苗木物权的共有是基于共同劳动获得的收益及积累建设栽种而形成。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征地补偿款是政府给农民因失地而丧失基本生活保障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长时间的补助性的。从征地补偿的分项上看土地的两补应归承包家庭共有，地上物苗木应归建设者、栽种者所有。本案中第一笔补偿款69994.10元应归承包户共有（王冬、王中、梁国芹），温室补偿款177666元（虽未发放，但已经评估部门评估）应归温室建设时的共同经营人王冬、王静、王中共有。王冬、王静主张被告王中、梁国芹支付温室补偿款于法无据，应待补偿款发放后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第一次征收土地补偿款69994.10元，梁国芹、王冬、王中各分得23331.37元，判决生效后由梁国芹立即给付王冬每人23331.37元。二、驳回原告王冬、王静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36元，减半收取1718元，其中，1674.85元由原告王冬、王静负担，43.15元由被告梁国芹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1984年，王振财作为承包户代表与上台村二社签订承包合同书时，王振财与梁国芹、王冬、王中、王静为一个农户，其后王静将户口迁入其他农户，王振财户口被注销，该户现有成员为梁国芹、王冬、王中，每一位户内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相关权益，因此，征地补偿费6994.10元为该承包户共同所有，该笔征地补偿费已经发放，可以在户内成员间进行分割，原审判决征地补偿费承包户内成员各占三分之一，由梁国芹给付王冬、王中每人23331.37元并无不当。梁国芹主张王冬非户内成员，不具有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资格，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王静已非该户内成员，要求分得该笔征地补偿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案涉温室补偿款虽经评估为177666.00元，但毕竟未实际发放，原审认为应待补偿款发放后另行处理并无不当，具体事实应根据双方在另案中举证、质证情况予以确认。王冬、王静主张分割该笔温室补偿款，认为该款应属共同权利人王冬、王静及王中所有，应按原审判决待补偿款放发后另行诉讼，故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国芹、王冬、王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梁国芹负担967.00元，由王冬负担1718.00元，由王静负担17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惟祎审判员  曾范军审判员  王 卓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白雨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