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黑1182行初12号原告：王冶，男，198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五大连池市。委托代理人：高学银，黑龙江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行政机关）：五大连池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五大连池市朝阳大街。法定代表人：刘甲文，该大队大队长。负责人：刘波，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光辉，该大队处罚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之敏，黑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复议机关）：五大连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五大连池市德都大街。法定代表人：马勇，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明波，五大连池市司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高宝库，五大连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王冶不服被告五大连池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作出的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第231182-2600622415号、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五大连池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的五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6月1日向被告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市政府（复议机关）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和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学银，被告交警队（原行政机关）行政负责人刘波、委托代理人张光辉、张之敏，被告市政府（复议机关）委托代理人张明波、高宝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于2020年3月16日分别作出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第231182-2600622415号、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行为人王冶于2016年8月16日，王冶驾驶为京Ｈ×××××的小型汽车，行至义合兴小区路口一种子公司路口，被民警当场查获其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保险标志、机动车号牌和检验合格标志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当日依法制作的2311823100205935、2311823100205946、2311823100205957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查处当天号牌为黑Ｎ×××××机动车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王冶被处罚前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分别给予违法行为人王冶罚款5,000、3,000和3,000元的行政处罚。王冶不服于2019年12月3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五政复决【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交警队作出的三项行政处罚决定。王冶称，1.2016年8月16日9时40分，他驾驶京Ｈ×××××号小型轿车行至义合兴路口与种子公司路口时因他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机动车号牌(黑Ｎ×××××)、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违法行为，他驾驶的该车被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扣留到车管所的停车场。直到2020年3月16日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才给他下达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15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他的上述违法行为分别处以5，000元、3，000元、3，000元罚款。王冶认为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扣留车辆和三个《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不当场给他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直接扣留车辆行为违法。虽然王冶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但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扣留其车辆，也应当依照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規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即应当依法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当场交付给他，同时还应当依照本规定的第二十四条向他交代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和依据、接受处理的具体地点和期限、决定机关名称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但时至今日，王冶没有接到过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出具的任何与扣留车辆有关法律文书。而市政府（复议机关）在复议时认定的“王冶拒收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没有证据支持的，这需要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按照2015年8月21日黑龙江省第十ニ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行政执法与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提交现场执法的视频记录或者其他无利害关系的在场人签字见证才行。同时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扣押期限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5条规定的最长60天期限，且其延长扣押期限也未向王冶送达书面的决定书；2.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作出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2404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15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根据公安部公通字[1996]62号文件的规定，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调査确认王冶违法事实后，应当及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应当自王冶接受处理或者听证程序结束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处罚决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给他;如果王冶不在场的，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送达。但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扣留王冶的车辆后，一直没找过他。直到2020年3月16日是王冶主动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处咨询时,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才给他下达这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以,交警队（原行政机关）逾期三年七个月才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规定,在市政府（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审理时,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没有提供该案的大额罚款决定是经过其集体会议讨论决定的相关证据,属于程序严重违法。3.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对王冶作出的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15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引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本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的规定,因王冶违法行为发生在2016年8月16日,所以就应当依照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黑龙江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对王冶的三种违法行为最多罚款6,000元，而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或者2018年4月26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王冶实施罚款11,000元,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王冶认为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扣留他车辆时不依法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直接扣留其车辆行为违法。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作出的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15号、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决定未经集体讨论决定,且逾期下达,程序严重违法。市政府（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审理时没有依法纠正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上述错误,对王冶提出的有关通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质疑不做评判,故意回避,直接作出五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但违法,而且严重侵犯了王冶的合法权益。现王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策二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交警队（原行政机关）辩称，1、王冶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违法行为系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现场查获,以上违法事实有他们当日依法制作的231182310205935、2311823100205946、2311823100205957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查处当天号牌为黑Ｎ×××××机动车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王冶被处罚前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对他违法事实的认定证据确实充分,且王冶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以及此次行政诉讼的起诉状中均自认不讳。根据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层级效力顺序规定，交警队（原行政机关）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而未适用《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确。行政复议机关在维持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就王冶2016年8月16日被发现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时适用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2015年4月1日实施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七条也完全正确。至于王冶起诉状中提到的应适用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与本案毫不相干而且该条也没有他所称的“第(三)项”。针对王冶的违法行为分别处以5，000元、3，000元、3，000元罚款的决定，均是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内作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关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一原则性规定,应认定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合法。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程序合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二十八条,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王冶的交通违法行为后有权扣留车辆,对扣留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在当事人接受处理、提供合法来历证明后，在法定期限内核实后及时退还。但王冶在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告知其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处接受处理后,拒不到案接受处理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致使该案未能及时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未能作出行政处罚。王冶规避法律拒不到案的行为是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未能及时处理的正常阻却事由,因此被扣留车辆未退回和对其违法行为未进行处理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不存在违法之处。在王冶出现后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对其调查询问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存在王冶所称的逾期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违法问题。市政府（复议机关）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对王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20年3月25日依法立案。经过认真的审核认为交警队（原行政机关）2020年3月16日对王冶做出的“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404号、第231182-260062415号、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2020年5月22日,市政府（复议机关）作出决定给予维持；2.王冶在起诉状中提出的市政府（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五政复决（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是错误的他们不认可。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于2020年3月16日出具的三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王治的三项违法行为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标准是没有超出处罚限额的。2007年4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处以五千元罚款”。“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处以三千元罚款。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处以五千元罚款”。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充分,处罚标准适当。所以,市政府（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的结论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根据王冶提出的行政复议诉求,复议机关对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审核，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正确的；3.王冶称应依据的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据处罚,而该条的内容实际是(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违法行为较多的道路,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对交通标志、标线进行评估和调整。)与本案没有关系,故引用法律错误,适用法律掌握的有偏差,请法院予以驳回。其引用的内容应该是2007年4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原文共9章127条,其中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2015年9月20日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适用指南中明确规定了对于2015年4月1日以后发生的道路交通行为和事件适用新条例,对于2015年4月1日以前2007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道路交通行为和事件适用原条例。王冶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6年8月16日,所以他所列举的条文已不适用。按照上述的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七条的罚款额度三项违法行为罚款11,000元是正确的，法院应该给子支持。《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到目前为止是适用的最新规定,之后再没有更改；4.王冶提出的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做出的三个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及处罚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问题,本复议机关已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详细审核认定所以在这里就不在重复赘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举证期限内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证据《行政案件卷宗》一册：证据一：五大连池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受案登记表，证明2020年3月16日依法受理。王冶质证称，按照交通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处理程序规定，王冶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6年8月16日，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应当在此时立案，而卷宗显示的时间是2020年3月16日，其程序违法。证据二:五大连池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王治的违法行为事实及处罚的依据和标准，证明他不要求听证，不陈述不申辩。王冶无异议。证据三:五大连池市交通警察大队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编号:2311823100205935，编号:2311823100205946，编号:2311823100205957三份凭证，证明2016年8月16日交警现场执法及处罚违法行为的措施，证明王治在凭证上签字，其知晓凭证内容。王冶质证称，虽然行政措施凭证上记录的时间是2016年8月16日，但是2020年3月16日接受处罚时是交警队（原行政机关）补签的，不是当时制作的笔录，程序违法。证据四:王冶询问笔录三份，证明他对2016年8月16日的三种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无异议。王冶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违法行为当时制作的笔录，程序违法。证据五:被扣留车辆的照片及机动车号牌联网核查结果，证明扣留车辆的号牌无信息。证据六:扣留车辆真实信息查询结果，证明王冶所驾驶的车辆的真实信息，号牌为京Ｈ×××××，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证据七:交通违法基本信息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录入强制措施记录信息三份，证明王冶的违法基本信息及强制措施。对证据五、六、七王冶均无异议。证据八:五大连池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王冶的违法行为和处罚结果，已经合法送达。王冶质证称，按照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2016年8月16日发现王冶违法行为时王冶认可三项违法，应当在24小时之内下达处罚决定，并应当当场交付给王冶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而该审批表是2020年3月16日才形成的，并不是《行政处罚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交警队（原行政机关）集体讨论的会议记要，该审批表没有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能证明该大额处罚是经集体研究决定作出的。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3条、24条和28条，但在该卷宗当中，受案登记表记录的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二被告答辩时所说的适用的是《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147条，前后矛盾。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其他证据虽然双方对所证实的内容有不同意见，但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所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8月16日上午9时许，王冶驾驶车牌为黑Ｎ×××××的北京现代牌小型汽车行驶至德都大街种子公司附近时被执勤交警拦截。发现该车悬挂的号牌为假牌、机动车保险标志系伪造、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系伪造。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信息查询，该车原号牌为京Ｈ×××××，机动车所有人为徐泊。交警将车扣押至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制作了编号为2311823100205935、2311823100205946、2311823100205957的《五大连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王冶拒收，执勤交警告知王冶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接受进一步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并于当日将王冶的三项违法行为录入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当中。2020年3月16日王冶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接受处罚，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对其违法事实进行了询问，王冶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队（原行政机关）随即对其下发了编号为2311823100205935、2311823100205946、2311823100205957的《五大连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王冶作出“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404号、第231182-260062415号、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对王冶分别处罚5,000元、3,000元和3,000元，王冶交纳了上述罚款。2020年3月19日，王冶向市政府（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2020年5月22日，市政府（复议机关）作出五政复决【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作出的三项行政处罚决定。本院认为，公安交警部门行政执法应该严格执行《道理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发现违法车辆并对违法车辆当场进行扣留，同时根据违法行为出具三份不同的《五大连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向王冶交代相关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并告知其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接受进一步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违法行为当日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即将王冶的三项违法行为录入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当中，交警部门并非对其未立案而逾期查处。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王冶的交通违法行为后有权扣留车辆,对扣留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在当事人接受处理、提供合法来历证明后，在法定期限内核实后及时退还。但王冶在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告知其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处接受处理后,拒不到案接受处理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致使该案未能及时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未能作出行政处罚。王冶规避法律拒不到案的行为是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未能及时处理的正常阻却事由,因此被扣留车辆未退回和对其违法行为未进行处理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不存在违法之处，交警队（原行政机关）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王冶时隔三年左右到交警队（原行政机关）接受处罚，并对其进行依法询问，王冶对其伪造号牌、机动车保险标志和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其违法事实成立。交警队（原行政机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对其分别行政处罚5,000元、3,000元和3,000元，均是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内作出的。同时也适用2014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的《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其罚款额度三项违法行为罚款11,000元也是正确的。王冶时至目前，均未向交警部门提供其购买该车辆的合法手续，无法确认该车辆其拥有是否合法，交警部门扣留其车辆符合法律规定。复议机关维持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综上，交警队（原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对王冶违法行为作出三项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王冶要求撤销交警队（原行政机关）公交决字（2020）第231182-2600622404号、第231182-2600622415号、第231182-2600622426号行政处罚决定和市政府（复议机关）作出五政复决【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其要求返还扣押车辆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文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慧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