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军花，女，1988年4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勇，江西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亚玲，江西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兴华，男，1967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明，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邓军花与被上诉人俞兴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2019）赣1121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军花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2019）赣1121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2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到本息还清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200万元转账，系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14年3月14日由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2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收到上诉人的转账，但提交了当日由被上诉人转账给案外人徐晓军的银行账户明细，以证明将该款项交付给了案外人余恒赞，但并没有证据佐证徐晓军与余恒赞是否存在关联，因此从举证责任来说，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时任银行行长，上诉人经营企业，上诉人平时在业务上常有求于被上诉人，且诉争的2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当时称是用于临时周转，因此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也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二、一审法院将本案诉争200万元债权债务与案外人邓声庆和案外人余恒赞的借贷予以混淆。本案诉争的200万元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而被上诉人却将本案与案外人邓声庆和余恒赞的借贷混为一谈，上诉人与邓声庆是兄妹关系，上诉人受邓声庆的委托就邓声庆对余恒赞享有的200万元债权向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行为是自然人间的民事委托行为，与本案无关。三、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举证责任已分配到被上诉人一方，但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其主张，且一审法院关于“不能排除借条上的200万元系本案诉争200万元的合理怀疑”的认定，违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要求中的不能主观臆测的原则。综上，要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俞兴华答辩称：1、上诉人虽然提供了200万元的转账记录，但一直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从举证规则看，上诉人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具有举证责任。首先，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否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看，本案中，上诉人无法提供任何债权凭证，且给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中备注为“还款”，因此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上诉人对案涉较大金额款项用途不过问也不约定利息不符合常理；其次，从举证责任最终分配看，被上诉人提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主张并提供相关证据后，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从交易习惯看，上诉人主张的案涉借贷行为事实有悖常理。首先，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于2014年出借，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有足够的时间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等证明借贷关系，但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上诉人从转账到起诉有五年多时间，仅能提供一份转账凭证，无任何催款记录，作为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的理性民事主体，出借如此大额的借款，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据，未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与其应具备的交易经验不符，因此本案是否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存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邓军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俞兴华偿还原告欠款200万元整，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到本息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俞兴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3月14日，原告邓军花向被告俞兴华转账200万元。当日，被告俞兴华向案外人徐晓军转账200万元。2014年4月15日，案外人余恒赞向原告邓军花的哥哥邓声庆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邓声庆人民币现金贰佰万元整。期限一个月。借款人：余恒赞，2014年4月15日。”俞兴华亦在借条最后面签字。此后余恒赞作为大股东经营的三垣置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组程序，2018年8月6日邓声庆委托原告邓军花持上述借条向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申报200万元债权。原、被告均认可因没有转账凭证，故该债权没有申报成功。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系银行行长，而原告经营企业，故业务上有求于被告，诉争的200万元借款只是临时的周转，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至今未偿还借款，故提起本案诉讼。就案外人余恒赞于2014年4月15日向原告哥哥邓声庆出具借条的过程，一审法院向邓声庆进行了调查，邓声庆陈述：我不认识余恒赞，我只是认识俞兴华，2014年4月15日前几天他叫我准备200万元现金，说要周转一个月。我当时是现金给俞兴华，他说让余恒赞出借条，他是帮余恒赞借款。现金200万元是从我保险柜里面拿出来的，我是做企业的，我当时经营了上饶市金钰大酒店，该200万元与邓军花出借给俞兴华的200万元一点关联都没有。原告没有将该200万元的事情跟我说过，到今年我才知道。余恒赞没有将200万元偿还给我。他经营的公司破产，我叫我妹妹去帮我登记债务，那段时间我在外地。要不是看在俞兴华的面子，我早就起诉余恒赞，因为在银行我们有贷款，所以没有起诉。原告对邓声庆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邓声庆的陈述不属实，申报债权的200万元就是原告本案主张的200万元。就200万元债权申报问题，原告在2019年9月24日庭审中陈述：我不认识余恒赞，我去横峰进行债权登记是因为被告叫我去登记的，当时去登记时我什么也没有带，而且我们也没有登记成功。我去了横峰两次，但是没有申报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提供东西，只有一张汇给被告的汇款单。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向原告邓军花制作谈话笔录时，原告陈述：一开始是我哥跟我打电话说俞兴华叫我去办一个事情。过一会儿俞兴华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签个字，我就去签字，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当时申报的是我哥哥的事情。我一个人去的。说对方有律师的，具体是哪个人的律师我不清楚。当时是去律师事务所申报的。具体拿了哪些东西我不知道。可能有借条。当时我哥哥的司机拿了一堆东西给我。这是我哥的事情，我看也没有用。借条如何形成我不清楚。原告在2019年12月23日庭审中陈述：因为时间太久忘记了申报时间，申报地点在万达的帝经律师事务所。当时我只是将材料给律师事务所的人，我签完字就走了。当时律所的人没有问我具体的借款过程。因为我公司要开会，我拿了东西给工作人员就走了。债权没有申报下来我也没有再联系过帝经律师事务所的人，因为这是我哥哥的事情。后续的事情我不知道。三垣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被告俞兴华在2019年9月24日庭审时陈述：余恒赞公司破产重组一开始是政府组织的，当时政府确认了原告的债权。后面是法院重组，需要提供相应的凭证。原告提供了借条及相关凭证。现在是帝经律师事务所在着手余恒赞的案件，原始借据在原告处，由于该笔借款是由我牵头，所以原告要求我在原始借据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该借据复印件在帝经律师事务所有存档。被告俞兴华在2019年12月23日庭审时陈述：余恒赞经营的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破产了，我叫原告去申报债权。因为余恒赞是借款人，三垣置业有限公司是担保人，可能余恒赞经营的兴发铜材公司也是担保人。所以我通知原告去申报债权。当时我是电话通知原告的。大概是2017年10月份通知原告的。破产案件重组了二三年，是原告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没有去。原告是在横峰县建设局申报的。我也申报过。我叫原告去申报的就是本案诉争的200万元，2014年4月15日余恒赞出具给邓声庆的借条不是真实的借据，该借条如何形成的我不清楚，借条上面我的名字是我的字，但不是我签上去的，可能是扫描上去的。原始借条是余恒赞于2014年3月14日向邓声庆出具的借条，借据上面的字是我写的，我每年都会在真实的借条上面备注如何帮原告向余恒赞催要款项，每年写一次总共写了三次。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向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成员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亚闰就200万元的债权申报事宜进行了调查。吕亚闰陈述：2018年8月6日邓声庆委托邓军花就200万元借款向我们申报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当时是邓军花通过电话联系我，由于其是上饶市的人，直接来律师事务所申报。我让邓军花带着证据原件来申报。当时邓军花陈述她是代替哥哥邓声庆来申报。她带了邓声庆身份证原件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邓声庆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借条原件。我指导她填写债权申报表，复印了她证据原件以及身份证。填好所有申报材料。当时我跟她说，现在是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但她提供的是余恒赞个人出具的借条，且没有200万元打款凭证，需要她补充相关材料才能予以确认。但是之后她一直没有补充以上材料。在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后，我们给她下达了不予确认的通知书，她补充了一份担保承诺书。但因为没有提供200万元的打款凭证或取款凭证，也未给出合理的说明，我们告知她还是不能确认。之后她跟我电话沟通过，说借款属实，我们应当确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最终我们提起横峰县人民法院裁定债权审查结果，该户债权确认为零，邓军花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们。我们应该询问过邓军花借款过程，大概是说余恒赞公司需要钱向她哥哥借款，具体情况她不是太清楚。因为她没有写申报债权形成说明，只是口诉，时间太久，当时没说太详细的内容，所以记不清楚。当时没有说200万元是如何交付的，只是说是实打实的支付。余恒赞很早就找不到了，2014年企业陷入破产危机就找不到他了。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形成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原告需举证证明：一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被告向其借款200万元。被告抗辩称该200万元不是其向原告的借款，而是案外人余恒赞向原告的借款，并根据原告的要求，由余恒赞向原告的哥哥邓声庆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余恒赞作为大股东经营的三垣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时，邓声庆委托邓军花就200万元去申报债权时提交的借条等相关材料。鉴于借条上的数额与本案诉争的数额相同，该借条出具的时间和涉案200万转账时间上前后相差一个月，邓声庆与邓军花系兄妹关系，邓声庆就该200万元没有任何取款凭证，且原告邓军花就该200万元债权申报事宜前后陈述不一，不能排除借条上的200万元系本案诉争200万元的合理怀疑。而且本案款项巨大，如系被告对原告的借款，不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期限和利率等本身就不合理，从借款发生至今有5年多时间，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向被告催取过本案款项，这些情况也不符合常理，致使就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综上，原告邓军花提交的证据未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借款合意，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军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原告邓军花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邓军花与被上诉人俞兴华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借贷合意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重要基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无借条也无短信、微信或其他能证明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的证据，上诉人邓军花仅凭向被上诉人转账的凭证主张当事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证据不足。结合本案的事实，被上诉人抗辩称该200万元不是其向上诉人的借款，而是案外人余恒赞向上诉人的借款，借条由余恒赞向上诉人之兄邓声庆出具，其只是受委托收款，收到款项后又于当天将款项转给了余恒赞指定的案外人徐晓军账户。为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提交了案涉账户交易明细及上述借条等相关证据。被上诉人提出上述抗辩和证据后，上诉人未进一步举证。纵观全案，上诉人的陈述和行为存在诸多的矛盾，如关于债权申报，其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去横峰进行债权登记是被上诉人叫去的，未申报成功系因为只有一张给被上诉人的汇款单，而在2019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的询问中又说是受邓声庆之托去申报，替邓声庆申报债权，拿了什么材料没有看。虽如其所述，时间久远，有些事情记不清，但对200万元如此大金额债权的申报主体以及申报所持材料的表述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则不符常理。如申报的系其主张的转账凭证上的债权，为何要至案外人三垣置业破产管理人处去申报？若其申报的系邓声庆的债权，为何又要提供自己给被上诉人的汇款单？本案上诉人邓军花与邓声庆系兄妹，邓声庆所持200万元有借条但无取款凭证和转款凭证，上诉人邓军花对其向被上诉人主张的200万元债权却仅有转账凭证而无借条。综合全案，本院认为不能排除邓声庆所持借条上的200万元与本案诉争200万元系同一债权的合理怀疑。本案涉案金额较大，双方无书面合同，对还款期限和利率均未作约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至一审起诉时的五年多时间里其催讨过涉案款项，诸多反常现象的存在，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邓军花就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未能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综上，邓军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邓军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水娣审判员  郑晓霞审判员  程 锐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姜金忠书记员周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