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彦，女，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拉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波，男，198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务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竹，男，1983年9月1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四川省自贡市。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自贡市汇。上诉人房彦因与被上诉人袁波、饶竹，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人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3民初1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房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饶竹到庭参加了诉讼。袁波、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彦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支持其提出的袁波、饶竹连带赔偿车辆修理费及拖车费224 522元的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袁波、饶竹承担。事实和理由：1.承诺书由袁波单方出具，对房彦不具有约束力，不应视为对维修地点的约定；2.保险定损金额非事故车辆实际维修金额，需待车辆维修完毕后确定实际损失。袁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其已多次与房彦协商，但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赔偿金额正确，应予维持，但现因该事故失业且经济困难，希望能够分期赔付。饶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袁波私自偷开其车造成交通事故，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房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袁波、饶竹连带向房彦赔偿车辆修理费及拖车费合计224 522元；2.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袁波、饶竹、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3日，袁波驾驶号牌为×××小型轿车沿拉萨市金珠西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行驶至金珠西路与农科路路口东侧时与多吉次仁驾驶的×××号车辆发生碰撞，后车辆失控又与房彦驾驶的×××号车发生碰撞，致使三车受损、房彦受伤的道路交通伤人事故。其后经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西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型轿车驾驶人袁波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导致判断、反应、操作能力低下，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号车辆驾驶人多吉次仁及×××号车辆驾驶人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西大队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号车受损情况进行鉴定，2019年6月25日，该机构作出评估结论×××保时捷小型轿车损失价值为138 800元。×××小型轿车为饶竹所有，饶竹为该车辆在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针对商业险部分，饶竹与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签订了《免责事项说明书》，该说明书中约定了饮酒等情况下驾驶机动车，保险人不负有赔偿责任。2019年6月28日袁波向房彦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袁波于2019年6月3日23点20分，在金珠西路与农科路交叉口因本人醉酒，与×××发生交通事故。本人对这次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负全部责任。经协商与×××车主一致同意，把车辆托运回成都市锦江区保时捷4S店进行维修。本人袁波承担来回托运费用及车辆维修费。保证×××车辆修好时，付清4S店维修费”。后房彦并未按照约定将车辆送至约定地点维修而是将车辆送至四川美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维修。袁波在事故发生后向房彦支付了20 000元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西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事故责任认定准确，应予以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2.房彦主张的各项损失计算是否合理。对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1.饶竹系×××小型轿车所有人，其在本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故其对此事故不应承担责任。2.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袁波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导致判断、反应、操作能力低下，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故袁波应当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3.饶竹虽为×××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险等），但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袁波属于醉酒驾驶，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不承担赔付责任，另针对商业险部分，饶竹与平安保险公司所签订了《免责事项说明书》，该说明书中约定了饮酒等情况下驾驶机动车，保险人不负有赔偿责任，故平安保险自贡支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亦不负有赔付责任。对于房彦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问题。因房彦与袁波已在承诺书中约定车辆维修地点为成都市锦江区保时捷4S店，房彦却违反约定将车辆运至其他地点维修，同时房彦提交的《结算单》中还存在贴膜等×××保时捷小型轿车不合理维修项目，故一审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西大队委托的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评估的车辆维修金额138 800元对房彦的维修费用予以认定。对于拖车费，虽房彦提交的《结算单》及《发票》中并非载明拖车费的金额，但介于拖车费用系必然产生的费用，酌情对拖车费5000元予以确认。综上，扣除袁波已付的20 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袁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房彦赔偿车辆维修费118 800元、拖车费5000元，共计123 800元；二、驳回房彦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涉案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对房彦的上诉主张，解析如下：一、房彦、袁波均向一审提交由袁波书写的承诺书，以此证明各自的主张，但在二审审理中房彦主张该承诺书系袁波单方出具，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不应视为对维修地点的约定，否定其内容。但经审查，该承诺书中约定的车辆维修地点为成都市锦江区保时捷4S店，而涉案×××号车辆系保时捷PANAMERA牌小型轿车，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视为涉案当事人对维修点达成共识；二、房彦未按约定将车辆送至成都市锦江区保时捷4S店维修，却以四川美星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为依据，主张实际产生维修费用224 522元的理由，经审查，该结算单中的部分项目不属于必然产生的维修。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号车辆受损情况进行鉴定，对其车辆维修金额确认为138 800元。该评估机构依据其专业对×××号车辆维修金额的认定，具有客观性，应视为×××保时捷小型轿车辆的实际维修损失；三、饶竹虽系×××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但涉案交通事故系袁波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该车所致，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现无证据证明饶竹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过错责任，因此，对本案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房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7.83元（房彦），由房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边  珍审  判  员   根堆然吉审  判  员   达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旦  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