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6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军杨，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婵，女，198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张，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骆军杨、王志婵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军杨上诉并答辩称，1．维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2．变更第三项判决内容为：判令王志婵立即偿还利息（2014年12月份尚欠利息1000元；2015年3月20日起计至2018年12月12日，利息以40万元本金为基数，以月利率1.5%为标准计算，合计266400元；利息以40万元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标准，自2019年5月1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暂合计267400元）；3．判令诉讼费用由王志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一审法院采用“无法合理排除”的方式认定事实是错误的。骆军杨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志婵的证据，无论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角度来看，均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债权债务调解、和解或清算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更非租车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5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做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本案不是因调解、和解或清算而达成的民间借贷。借条形成过程：2012年7月10日《租车合同》签订并退还，2013年5月20日王志婵让其父亲王开闽出具一份借条、2015年8月20日由王开闽出具第二份借条，2018年12月13日王志婵收回王开闽出具的两份借条并重新出具一份借条。从借条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2018年12月13日形成的借条之前尚存在两份借条，不可能是因调解、和解或清算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即便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7月10日的《租车合同》有履行，顶多也是2013年5月20日的借条是因调解、和解或清算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之后形成的借条便不再是。但实际上，《租车合同》根本未履行，王志婵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履行了租车合同。另外，双方也均否认2018年12月13日借条是因调解、和解或清算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二）骆军杨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是借贷关系。而王志婵仅提交了租车合同，且未提供任何履行记录（包括车辆的交付、所谓“分红”的计算标准、分红的当月培训名单等等），不足以证明租车合同实际履行。1．骆军杨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是借贷关系。首先，王志婵有资金需求。王志婵的公司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7日，作为刚成立的驾校，其必然要有车辆，因此王志婵有资金需求。其次，骆军杨转账后，王志婵要求其父亲王开闽为骆军杨出具借条，并开始支付利息，且支付的利息18笔中有17笔为月利息6000的倍数，其中一笔5000元，王志婵还欠利息1000元。再次，王志婵表示同意还款。在骆军杨证据4中，骆军杨与王志婵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骆军杨称“你好！这个月要安排给我还款了！”，王志婵称“可以，哥哥。我多少凑一点。谢谢理解。”“还款”显然是归还借款的意思，按王志婵分红的意思，应该表述为“分红”。再次，骆军杨担心借条过期，找王志婵更换借条符合常理。王志婵及其父亲王开闽就40万借款共向骆军杨出具三份借条，2013年5月20日、2015年8月20日、2018年12月13日，前两份为王志婵父亲王开闽出具，王志婵收回前两份借条并重新出具一份借条。生活中，出借人常在借条到期后更换借条，符合常理。最后，在庭审快结束时，法庭要求王志婵律师出具调解方案时，其称“本案实际上就是借贷”。2．王志婵没有证据证明租车合同得到履行且说法存在诸多矛盾。（1）王志婵根本未向骆军杨交付任何车辆，且没有提供任何交付车辆的证据。（2）骆军杨租用车辆3年多，王志婵应该有骆军杨使用车辆的材料或者有骆军杨培训过的学员记录、缴费记录等，但是王志婵却没有证据来证明车辆由骆军杨使用这一事实，显然不符常理。（3）王志婵律师前后所述自相矛盾。2019年8月12日下午在湖里法院王志婵律师宣称车辆仍然王志婵控制，但其于2019年8月19日却提交了车辆的行驶证，且于2019年10月22日称车辆被王志婵控制，自相矛盾。王志婵称骆军杨于2015年9月把车辆放置于其驾校后，其根本不敢动、也不敢使用骆军杨所租车辆，但是根据王志婵提交的两份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信息可知王志婵有使用上述车辆（闽Ｄ×××××的检验信息显示2018、2019年车辆有做过年检，闽Ｄ×××××也显示2019年车辆检验的信息）。（4）王志婵称骆军杨将车辆放置于王志婵处不使用，不符常理。如其所言，双方是租车关系，骆军杨既然是车辆的使用权人，为何将车辆放置于王志婵处不用？为何不将车辆租给其他人使用，或者自用？王志婵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5）王志婵在未提交分红标准和依据的情况下，将利息强行说成分红款，并将其中的5000元利息说成是扣除2部车的年检费1000元后的分红款，显然缺乏依据且不符合常理。如王志婵所述，双方是租车关系，那么，2012年7月10日即收到了车辆，那么为何迟在2013年7月30日才给分红款（王志婵注明此款是2013年6月、7月份2名学员的毕业分红），既然2012年7月10日就收到了车辆，为何1年后才有2名学员毕业？！显然不符常理。一部车辆的年检费才100多元，委托他人年检，按现在的价格也就300元左右（以前更低些），怎么会每部车扣500元年检费？王志婵只是为了配合其每个学员3000元分红的谎言，否则5000元其找不到理由说成分红。另外，教练车属于营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6条的规定（第十六条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营运载客汽车5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教练车是营运车，要每年年检，但是为何只有2015年从利息中扣除年检费？2013年、2014年为何却没从利息中扣除年检费？！2016、2017、2018、2019自行支付的年检费为何没找骆军杨索要？！显然王志婵是在编造谎言！（6）本案出现两份一模一样的租车合同的原因，系骆军杨发现租车合同不是借款合同且与其承诺的不一样时，就退还给王志婵。（7）王志婵称合同履行了三年至2015年9月，但为何在2013年5月20日、2015年8月20日，王志婵还让其父亲给骆军杨出具的借款条？！显然不符常理！综上，骆军杨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志婵的证据，无论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角度来看，均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未判决利息是错误的。1．关于利息的说明。1）利息起算点：2013年5月20日（依据王开闽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时间）2）利息已付至的时间：2015年3月19日（王志婵前期还有及时付息，后期都是经催讨后才支付利息，所以存在2015年3月19日后还有付息的情况，按欠付利息进行抵扣后，除尚欠1000元利息未付外，利息实际已付至2015年3月19日）3）扣除利息后主张利息的起算点：2015年3月20日（依据王志婵付利息至2015年3月19日）4）2015年3月19日之前欠付的利息：2014年12月份仅支付5000元利息，余1000元利息未付，应当归还。2．关于利息计算期间。2013年、2015年的两份合同均约定月利率为1.5分，因此被告应当按约定利率1.5分支付利息且实际王志婵也是按此利率支付利息。因此，2015年3月20日至2018年12月12日更换借条期间的利息应当按月利率1.5分计算。即便2018年12月13日的借款条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最低也应自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5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针对王志婵的上诉，骆军杨答辩称，1．华亿公司根本没有向骆军杨交车，当场已将租车合同交还，发现与事实不符便已经退还，即便按照王志婵的说法，骆军杨是当着王志婵的面销毁合同，那就说明骆军杨不愿意签署这份租车合同；2．骆军杨如果是已经拿到车，为什么还要将车放在王志婵的公司，而不自己开回车。按照王志婵的说法，骆军杨是在2015年下半年放弃经营，车闲置在华亿公司，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骆军杨是租车，完全可以自己用，为什么要放在公司。如果2015年下半年放弃经营，为什么2019年还会招生，还有分红；3．本案的讼争借款是有转账记录的，王志婵以其父亲的名义，共出具两份借条，40万元的借款并不是王开闽；4．虽然两家是世交关系，但是对方否认这些借款已经违背信用原则，想要讹掉这些钱。 王志婵上诉并答辩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性错误。1．骆军杨一审诉求王志婵偿还40万元，无偿还对象；一审判决“王志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骆军杨借款400000元”超出原告诉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原则。骆军杨起诉实质上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2．骆军杨《起诉状》致送“湖里区法院”与审判机关“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不一致；骆军杨《起诉状》明示致送法院并非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不应受理骆军杨起诉。骆军杨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四）“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3．骆军杨《起诉状》告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浦口社会347号”王志婵，一审判决书不应对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浦口社347号”王志婵做出判决。骆军杨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21条（二）“被告的住所等信息”。4．一审时间约8个月，超出《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3个月审限规定。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骆军杨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诉求模糊、搞错受理法院、搞错王志婵地址，一审应驳回骆军杨诉求。二、一审判决混淆公司行为、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一审判决书第3页“骆军杨于7月11日至2012年12月10日依约向王志婵支付400000元”是对法律事实的曲解尤其是对法律主体认识错误，且错误转述王志婵答辩内容。1．《租车合同》首部明确甲方（出租方）是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称“华亿公司”），乙方（承租方）是骆军杨。2．《租车合同》第一部分第3条规定“租金支付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乙方保留转账凭条作为依据。甲方建设账号：62×××63户名：王志婵”。3．《租车合同》尾部也是华亿公司盖章和骆军杨签字，王志婵是作为甲方代表签字。4．王志婵一审书面答辩原文“2012年7月至12月，答辩人代收骆军杨40万元投资款的法律后果应由骆军杨和华亿公司承担，该40万元投资款是骆军杨和华亿公司之间的事情，不应以答辩人为被告”。综上，骆军杨于2012年向华亿公司支付400000元，款项按约定支付到王志婵个人账户，王志婵是代收性质。对该400000元如果要清算，也是华亿公司和骆军杨之间的清算。一审将华亿公司和王志婵两个法律主体混为一个法律主体，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公司法》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合同法》合同相对性规定。三、一审判决凭猜测认定事实。一审判决书第8页“当事人均无法合理排除以下事实：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而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骆军杨主张王志婵支付欠款4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该陈述相当于法官认为几个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被告共同承担，然后法官对原、被告均不认可、均无证据证明的可能性认定为事实，违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审判规则。1．上述“事实”纯属猜测或臆想，无任何根据，实际并不存在。“调解、和解或者清算”体现在何处？“达成债权债务协议”体现在何处？“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体现在何处？均无体现。按一审逻辑，法院可以判决“王志婵无法合理排除以下事实：其呼出气体越过太平洋飘到美国，王志婵也无法合理排除其呼出的飘到美国的气体未携带病毒，所以美国要求王志婵承担疫情造成的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2．“当事人均无法合理排除以下事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病句：能够合理排除的只能是可能性，事实是排除不了的。“排除事实”本身逻辑错误。3．本案当事人未要求“清算”。如有“清算”，应是骆军杨与华亿公司之间的事，应追加华亿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王志婵2018年12月出具《借款条》法律后果不能由其任职公司承担，该《借款条》内容和形式均与清算无关，与公司无涉。王志婵代表公司和骆军杨商谈《租车合同》是职务行为，王志婵代收骆军杨投资款是骆军杨、华亿公司、王志婵三方合意，王志婵向骆军杨出具《借款条》是个人行为。4．驾校培训事关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法律规定必须取得法人资格和相关资质才能从事驾校培训。一审判决认为王志婵和骆军杨合作驾校培训并作了清算，是对相关主体认识错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0条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道路运输条例》第38条规定：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二）有健全的培训机构和管理制度；（三）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四）有必要的教学车辆和其他教学设施、设备、场地。上述法律规定及《租车合同》均显示上诉人不是、也不可能是《租车合同》当事人，王志婵不能以个人名义和骆军杨进行驾校合作或清算。本案涉及三方：骆军杨、华亿公司、王志婵。案涉《租车合同》是一审原告与华亿公司之间的事；案涉《借款条》是一审原告与王志婵之间的事。四、一审判决书忽视、遗漏重要庭审情节和被告证据重要内容。1．一审首次开庭后，法官当庭要求原告将其《起诉状》重新修改再提交（原告重新提交《起诉状》仅在利息计算方面作了些许修改），并要求原告就被告提交《租车合同》作书面说明。2．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代理律师宣读《情况说明》，内容明显不合常理，法官讥讽原告方“不要入戏太深了”，当原告代理律师念到“这次听法官讲，才感觉被王志婵套路了”，法官对原告方大发雷霆，当庭要求原告书面澄清，扣押原告方律师证（不久返还），并要求王志婵当庭出具书面证明“了解此事”。3．上诉人一审提交《租车合同》、《答辩状》对相关履约、结算事宜作了说明，给出结算公式“5400元-1500元管理费-570元车管所报名费-280税收＝3050元”；上诉人一审提交骆军杨分红款银行转账明细、《就王志婵代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向骆军杨分红说明如下》对骆军杨每一笔分红作出说明。一审判决书第7页“王志婵未提供分红的计算标准、分红后对账单”与事实不符。五、一审证据运用、分析论证对上诉人过于严苛。一审判决书第7页“王志婵未能说明为何骆军杨持有该《借款条》”对王志婵过于挑剔：其一，一审庭审中法官未要求上诉人作出解释；其二，该《借款条》一目了然，凭日常生活经验即能判断，无需解释；其三，上诉人《答辩状》作了解释，是因经营需要向被上诉人借款；其四、该《借款条》无“收到”、“借到”字样，也无“欠款”等字样；一审原告当时接受并认可、事后保留该《借款条》，说明双方认同该《借款条》标的40万元有待实际交付王志婵。骆军杨后来未向王志婵交付借款；王志婵也未按《合同法》第201条追究骆军杨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婵与骆军杨形成借贷关系违反《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骆军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志婵立即向骆军杨支付欠款40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两段计，第一段：2014年12月的利息1000元；第二段：以4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的标准，自2015年3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王志婵向骆军杨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303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2年7月10日，华亿公司与骆军杨签订《租车合同》载明：“甲方（出租方）：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乙方（承租方）：骆军杨；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租用培训车达成如下协议；租用车型为东南牌Ｖ3菱悦，车架号ＬＤＮＢ43ＡＺ6Ｃ0435902，发动机号Ｊ014565，车牌号闽Ｄ_____（未填写）；用途：汽车培训；租用期限10年；租金为每辆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租金于合同签订时支付；乙方每培训毕业一名学员，驾校扣除每名学员壹仟伍佰元整的管理费、车管所报名费及税收后，支付乙方剩余学费；甲方代表：王志婵（签名）、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盖章）；乙方代表：骆军杨（签名）；日期：2012年7月10日”。2.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12月10日，骆军杨通过银行转账10笔及现金1笔共向王志婵支付款项400000元。3.王志婵于2018年12月13日向骆军杨出具《借款条》载明：“今向骆军杨借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借款人：王志婵（签名、捺印；时间：2018年12月13日）”。4.2013年7月30日至2017年2月28日，王志婵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向骆军杨支付18笔共计131000元：2013年7月30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3年9月23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4年1月1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9000元；2014年3月4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15000元；2014年5月2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12000元；2014年7月3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12000元；2014年9月10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4年10月13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4年11月12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4年12月28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5年2月2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5年3月15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5年4月15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5年6月10日向骆军杨银行转账6000元；2016年8月28日向骆军杨微信转账5000元；2016年10月24日向骆军杨微信转账6000元；2016年11月28日向骆军杨微信转账6000元；2017年2月28日向骆军杨微信转账6000元。5.两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分别载明：（1）“车牌号码闽Ｄ×××××；车辆类型小型轿车；所有人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使用性质教练；品牌型号东南牌ＤＮ7154ＭＳ；车辆识别代号ＬＤＮＢ43ＡＺ4Ｃ0435588；发动机号码Ｊ014147；注册日期2012-07-18；发证日期2012-07-19”；（2）《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体现：“车牌号码闽Ｄ×××××；车辆类型小型轿车；所有人厦门华亿汽车培训有限公司；使用性质教练；品牌型号东南牌ＤＮ7154ＭＳ；车辆识别代号ＬＤＮＢ43ＡＺ1Ｃ0435595；发动机号码Ｊ014142；注册日期2012-07-18；发证日期2012-07-19”。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而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骆军杨提交的2018年12月13日的《借款条》内容与形式于法不悖，王志婵未能说明为何骆军杨持有该《借款条》，且骆军杨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实际向王志婵支付了400,000元，综合本案当事人提交的《租车合同》、《借款条》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均无法合理排除以下事实：当事人之间先行签订《租车合同》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而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故骆军杨主张王志婵支付欠款4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8年12月13日的《借款条》未约定借款利息，依照法律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故骆军杨要求王志婵向其支付利息，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骆军杨要求王志婵向其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3039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志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骆军杨借款400,000元;二、王志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骆军杨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3039元；三、驳回骆军杨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两上诉人前述上诉意见中提出的异议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另外，骆军杨提出遗漏查明：借条是王开闽写了两份借条，第一次由王开闽写了一份，然后他更换了一份，后面王志婵又写了一份，一共三份借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讼争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二、讼争借款的利息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志婵于2018年12月13日向骆军杨出具《借款条》载明：“向骆军杨借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庭审过程中，王志婵确认收到骆军杨支付的400,000元，但该款项性质为投资款。骆军杨主张该款项为此前借款通过换条的方式形成，但其提交的此前的借条皆为复印件，该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而王志婵对为何骆军杨持有该《借款条》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存在华亿公司与骆军杨签订《租车合同》而合同租车金额刚好也是40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前述《借款条》的出具可能是双方通过调解、合解或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骆军杨根据该《借款条》要求王志婵偿还讼争款项应予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骆军杨主张该款项为此前借款通过换条的方式形成，但其提交的此前的借条皆为复印件，该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王志婵于2018年12月13日向骆军杨出具的《借款条》并未约定该借款存在利息，故一审法院认为其为无息约定并无不当。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本案自起诉之日起属于前述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部分应当予以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志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骆军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王志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向骆军杨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3039元； 二、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志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返还骆军杨借款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年率6%自2019年5月10起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四、驳回骆军杨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王志婵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960元，减半收取4980，由骆军杨负担1207元，王志婵负担37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60元，由骆军杨负担2414元，王志婵负担75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周宗良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姚 洁 代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