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知民终1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安县爱渡歌厅，经营场所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县城西环路东侧（崇文街西北侧）。 经营者：任东旭，男，198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信，河北恒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森，河北恒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梦，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文安县爱渡歌厅（以下简称爱渡歌厅）因与被上诉人苏梦侵害作品表演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0知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渡歌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0知民初272号民事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苏梦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苏梦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合同后，不得在合同期间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所以苏梦不具备诉权。2、爱渡歌厅通过合法途径购买播放设备，已经就相关著作权费用进行了支付，使用涉案作品合法。 苏梦辩称：1、苏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经苏越申请并经国家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国家版权局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将苏越作为著作权人的《黄土高坡》等38首音乐作品予以登记，该过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因此，苏越依法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苏越死后，其妹苏梦作为继承人合法继承了苏越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该事实经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22号公证书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苏梦经继承获得了苏越所享有的《黄土高坡》等38手歌曲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是涉案歌曲词、曲的权利人，其享有的包括作品表演权在内的著作财产权利在法定保护期内，依法应予以保护。同时，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示其与苏越所签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对苏越的诉权没有限制。因此，在苏梦依法取得了苏越著作财产权的情形下，可以其自身的名义进行维权诉讼。2、爱渡歌厅主张在支付的购买点播设备款项中，已经包括了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使用费，没有事实及法律，应予驳回。爱渡歌厅购买音像点播设备只是购买了设备本身的硬件及软件，但并不包括设备中涉案涉案歌曲，也不包含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即使爱渡歌厅能够证明点播设备来源的合法性，但也不能否定其侵犯苏梦涉案音乐作品表演权的事实。爱渡歌厅当时所付款项只是点播设备本身的购买款项，并不包含设备中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费。爱渡歌厅主张其在支付点播设备购买款中，已经包含了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使用费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爱渡歌厅实施了侵害苏梦音乐作品表演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表演权包括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机械表演是将对作品的表演使用机器设备予以公开播放的行为。爱渡歌厅作为营利性组织，在未经苏梦许可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通过专用设备对苏梦拥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进行了公开播放，侵害了苏梦作品的表演权。鉴于上述侵权事实，爱渡歌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合理费用。 苏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爱渡歌厅停止侵权；2、判令爱渡歌厅赔偿苏梦经济损失21000元；3、判令爱渡歌厅赔偿苏梦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656元（包括公证费500元、取证费156元）；4、判令爱渡歌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8日，苏越向国家版权局对《黄土高坡》等38首音乐作品进行了登记，国家版权局出具了《作品登记证书》。2017年12月22日，江苏省句容市公证处对于申请人方三林申请的复印件与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相符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7）镇句证民内字第2284号公证书。 2018年8月22日，苏越在北京市去世。苏梦系被继承人苏越的妹妹，法定继承了苏越上述38首歌曲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了（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22号公证书，办理了继承公证。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对方三林的人名章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7）镇镇证民内字第2429号公证书。2018年12月12日，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对苏梦的人名章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30号公证书。2018年12月12日，苏梦（委托人）为方三林（受托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内容记载，委托人因继承了先兄苏越38首歌曲的著作权，委托人愿意继续遵照苏越生前给予受托人的授权内容，继续授权受托人担任委托人的代理人对中国范围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侵犯著作权的卡拉OK经营者、网站、移动通信运营商、APP运营商、音像制品制作者或出版者、图书经营者或出版者、电影电视剧以及其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制片人及其他各色人等的侵犯行为调查取证、选聘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授权范围如下：一、调查取证的授权范围（包括5项）。二、选聘诉讼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受托人有权使用委托人的私人印鉴向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向诉讼代理人传达委托人给予诉讼代理人的下列授权：（一）第一审诉讼程序的授权范围：起诉（含撤回起诉）；申请财产保全；陈述事实；提交证据；辩论；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与被告和解；接受被告或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履行生效的裁判书、调解书或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包括：接受被告或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支付的现金或其他财产、为被告或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指定收款人）；接受法院退还的案件受理费或其他诉讼费。（二）第二审诉讼程序的授权范围……；（三）强制执行程序的授权范围……。三、管理或转委托第三人管理委托人所有的38首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机械表演权（即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四、接受执行款的收款账户等信息。五、为便于受托人及时行使代理权以及及时向受托人先聘的诉讼代理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已经将自己的私章交由受托人使用。方三林在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内在任何文件上的盖章等同于委托人盖章。该私章的保管和使用责任由受托方全权负责，如果该私章使用在本委托协议规定之外的任何地方，委托人均不予以承认，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均由受托方承担。为确保委托人的私章不被他人使用，任何以委托人名义对外使用的文件，比如：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上诉状、强制执行申请书、指定收款函等诉讼和非诉讼文件，必须同时加盖受托人（方三林）的私章方为有效。六、受托人可以转委托第三人行使本《授权委托书》第一、三项代理权。转委托时间不能超过本委托书约定的授权期限时间。发生转委托后，受托人应在7日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委托人告备其详细情况。七、授权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附：1、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2、作品清单（黄土高坡等38首作品清单）。2018年12月12日，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对苏梦的委托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31号公证书。 2017年11月13日，音著协出具《情况说明》：“就我会会员苏越在全国各地提起的维权诉讼，我会的意见是：依据苏越与我会签订的合同，合同对苏越的诉权没有限制，苏越有权提起诉讼，我会不持异议。” 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2019年5月21日，公证处人员与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去爱渡歌厅处进行了保全公证，在爱渡歌厅经营包间内的点歌系统中查找到侵权作品数量为苏越词曲10首，苏越曲23首，合计33首，并取得消费票据一张，金额288元。2019年6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出具了（2019）宁秦证经内字第1749号公证书，公证费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苏梦主体是否适格；2、爱渡歌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侵权应承担何种侵权责任。 关于苏梦主体是否适格。1、苏越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苏越创作了《黄土高坡》等38首音乐作品，后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了作品登记。从现有证据看，可以认定苏越对于《黄土高坡》等38首音乐作品享有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财产权中包括表演权等相关权利。2、《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本案中，苏梦提交了音著协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依据苏越与音著协签订的合同，合同对苏越的诉权没有限制，苏越有权提起诉讼，音著协不持异议。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苏梦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了苏越对于《黄土高坡》等38首歌曲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故苏梦主体适格。 关于爱渡歌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侵权责任承担。1、爱渡歌厅播放的音乐背景画面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判断背景画面是否成为作品的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服装、灯光、特技、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制作者大量的创作，是视听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经审查，苏梦提交的保全公证中的音乐背景画面，仅为人物、风光等画面。尽管这些画面的拍摄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个性和智力创造有关的劳动，如选择被拍摄的人物或者风景等，但不可否认创造性程度很低，未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的要求，不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故，苏梦有权对自己享有的作品表演权主张权利。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九）项规定，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表演权包括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机械表演是将对作品的表演使用机械设备予以公开播放的行为，不包括公开放映电影和通过广播传播作品的行为。爱渡歌厅作为营利性主体，通过营业场所提供的相关设备播放著作权人的作品侵害了著作权人的表演权。被告爱渡歌厅在营业场所提供的点唱系统是其经营范围的主要部分，其通过播放作品并提供其他相关服务等，目的是为了营利。消费者向爱渡歌厅支付费用，主要是通过其提供点唱设备中的作品进行消费。故爱渡歌厅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故，苏梦要求爱渡歌厅承担停止侵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3、爱渡歌厅主张涉案歌曲系天津中益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入点歌设备，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述主张。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歌曲确由天津中益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添加，该行为属于作品的复制行为，如其未经权利人许可，侵权客体亦为作品的复制权，而非作品的表演权。爱渡歌厅在经营场所通过点歌系统播放苏梦作品进行营利性经营，侵犯苏梦享有作品表演权的行为与天津中益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无关。4、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经核对苏梦提交的证据，确认侵权作品数量为苏越词曲10首，苏越曲23首，合计33首。本案中，苏梦未提交相关实际损失或者爱渡歌厅违法所得的证据。本院综合考虑爱渡歌厅经营地点，再结合涉案作品的类型、数量、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以及苏越在国内音乐界的知名度，酌定赔偿8600元。苏梦支付的公证费500元属于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取证消费228元数额偏高，本院酌情支持200元。以上合计93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文安县爱渡歌厅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侵犯苏梦享有作品表演权的行为；二、文安县爱渡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苏梦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9300元；三、驳回苏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7元，由苏梦负担225元，文安县爱渡歌厅负担152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苏梦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二、爱渡歌厅购买播放设备的行为与使用涉案音乐作品的行为之关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著作权人将其作品授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两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予以规制。《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的规定，属于一般性的规定，它并不能排除著作权人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之间就某一项权利作出特别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根据该规定，著作权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关系属于“授权”关系，所授予的每一项权利均应当有合同依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苏越与该协会签订合同时对诉权没有限制。而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含义，应理解为没有特别的约定，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对苏梦的诉权不持异议的情况下，苏梦作为涉案作品财产权的继承人和利害关系人，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除此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再无关于被控侵权作品合法来源的相关规定。爱渡歌厅作为KTV的经营者，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主体。因此，无论爱渡歌厅购买设备时是否已对设备所使用的涉案歌曲做出了约定，或是否已向设备销售方支付了涉案歌曲使用费，均不能产生合法使用涉案歌曲的法律后果，其仍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文安县爱渡歌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7元,由文安县爱渡歌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晓玉 审判员  张守军 审判员  张 岩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常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