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6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景阳，男，196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君，女，196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景玉，河北李景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田凤华，河北李景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冬梅，女，1969年12月14日出生，回族，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康长江，河北新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志义，男，1967年8月5日出生，回族，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上诉人赵景阳、李雅君因与被上诉人何冬梅、原审被告杨志义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8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景阳、李雅君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8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苏州旭优的股份是何冬梅的婚前财产认定其对该公司的注销事宜不知情不符合情理和生活常识。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使用虚假清算报告注销苏州旭优与事实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何冬梅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错误。4、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在苏州旭优的股份通过杨志义在康乐优集团的持股比例进行了超过何冬梅股权金额的补偿，一审法院不提杨志义在康乐优集团的持股比例的股份来源缺乏公正性。5、一审法院以何冬梅的投资款120万元作为二上诉人应赔偿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离婚证复印件没有经过上诉人质证。 何冬梅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庭驳回上诉。首先，上诉人以何冬梅与杨志义的夫妻关系来认定本案的事实没有法定依据。何冬梅个人的投资从一审的证据也能够证明是何冬梅的个人财产，婚前财产，与杨志义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在二审期间也调取了何冬梅与杨志义的离婚以及复婚登记手续，充分证明了本案所涉及的股权权益是属于何冬梅个人所有。上诉人到2013年7月8日形成的《江苏旭优股东纪要》是针对江苏旭优公司的，本案所涉及的股权是苏州旭优公司，苏州旭优公司的前身是苏州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当初的股东包含了杨志义，后杨志义将股权转给了何冬梅，2012年8月份苏州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变更名称的过程，杨志义并不知道，可以反应何冬梅是实际的股东，杨志义与苏州贸易有限公司就没有关联了，其也没有参与一切活动。杨志义针对苏州贸易公司变更名称是不清楚的，上诉人所主张的江苏旭优股东会议纪要只是提到苏州旭优，没有提到苏州贸易有限公司。故此，杨志义对于原苏州贸易公司的注销是不清楚的。上诉方所主张的公司注销与杨志义进行了沟通以及所主张的是追债的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从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注销就应当股东参加，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程序。上诉方私自注销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一点上诉方在一审庭审中以及上诉状当中的事实是认可的。上诉理由当中提到的被上诉人何冬梅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上诉方就以何冬梅与杨志义的离婚与复婚之间多生了两子为由，就认定上诉方私自注销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行为，认定是何冬梅是知道的没有相应的证据，完全是自己的推断以及自己的猜测。从法律规定来讲，注销公司也应当通知公司的股东，所以上诉方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方认为一审判决上诉方与李雅君承担120万元是没有事实和依据的，我方认为从公司的成立都是上诉方以及李雅君在经营，被上诉方确实投入了120万元，上诉方私自伪造被上诉人何冬梅的笔迹违法将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并非法进行清算，所有的手续都是虚假的，依理依法上诉方也应当按照最初始的投资额进行赔偿。 杨志义经本庭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何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投资款1200000元及逾期给付利息。2、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诉讼保全保险费3000元。3、判令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州旭优公司原名称为苏州旭优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8月15日进行了名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3000000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其中股东被告李雅君出资1500000元，股东王腾飞出资600000元，股东被告杨志义出资600000元，股东孙勇出资300000元，被告李雅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劳保用品、检测设备、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包装材料、仪器仪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2011年8月29日，公司进行了股权转让。被告李雅君的股权1200000元转让给被告赵景阳，被告杨志义的股权600000元转让给原告何冬梅。2012年7月11日，王腾飞的股权600000元转让给原告何冬梅。孙勇的股权300000元亦转让给被告赵景阳。原告何冬梅在两次股权转让时均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被告赵景阳系公司实际经营者及控制人。2013年3月28日，苏州旭优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相关事宜。但原告何冬梅并未参加股东会，股东会决议上“何冬梅”三字系他人代签。2013年7月29日被告李雅君作为清算组负责人，向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在苏州旭优公司清算报告中载明，公司总资产1779100元，负债1600元，欠税款1300元，公司净资产1777500元，公司剩余资产1776200元，已按股东对公司出资比例分配。在清算组成员签字上，“何冬梅”三字系他人代签。2013年8月5日在苏州旭优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决议事项为：“一、同意清算组提出的清算报告。二、保证清算报告不含虚假成分。三、承诺承担公司注销后涉及公司债务的一切民事法律责任。”股东签字处有赵景阳、李雅君、何冬梅的签字。但“何冬梅”三字系他人代签。苏州旭优公司解散后，该公司剩余资产包括现金及机器设备均被被告李雅君、赵景阳用于二被告开办的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另查明，2013年7月8日，被告李雅君、赵景阳、杨志义等人召开会议，形成《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纪要》，第五条及第六条包括如下内容：重组后的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资本为10000000元，其中杨志义货币出资2100000元，杨志义的股份分别由上海公司转入1500000元，由原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注销）转入（从赵景阳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有资产中扣除转付）600000元。被告赵景阳、李雅君、杨志义均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但该会议纪要未实际履行。2002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杨志义在大厂回族自治县民政局协议离婚。2013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杨志义在大厂回族自治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再查明，被告杨志义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6年5月将被告李雅君、赵景阳及康乐优集团有限公司诉至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500000元及利息，理由是被告杨志义因共同开办公司于2012年2月20日汇给康乐优集团有限公司账户1500000元，后被告杨志义要求退资，未予退还。被告李雅君、赵景阳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浙0282民初112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杨志义的诉讼请求。杨志义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亦被驳回。原告何冬梅在被告杨志义与被告李雅君、赵景阳因投资款诉至法院后，得知苏州旭优公司已被被告申请注销，且并未得到补偿款。2017年9月，原告何冬梅以职务侵占罪将赵景阳控告到苏州吴中区派出所。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原告提交的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工商管理机关关于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的档案材料、被告提交的工商管理局关于公司变更的说明、股东会会议纪要及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决议、康乐优公司投资协议、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营业执照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为凭。 本案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应连带赔偿原告投资款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原告对公司注销是否知情，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被告李雅君、赵景阳是否对原告的股份进行了补偿，本案与三被告已经解决的诉讼是否有关联。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的义务，被告李雅君、赵景阳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应当对股东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苏州旭优公司在解散时被告李雅君、赵景阳作为召集人未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讨论解散公司事项、公司解散过程中未按公司章程约定通知原告参加清算组、也未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评议清算报告，因此被告李雅君、赵景阳作为召集人应当知道提交公司登记部门的注销申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被告李雅君、赵景阳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清算组负责人身份注销公司，损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公司注销前，被告李雅君、赵景阳并未实际将公司剩余财产按清算报告所载的方式返还原告，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赵景阳提出已经电话告知被告杨志义，原告与杨志义系夫妻，通知了被告杨志义即通知了原告。经庭审查明，原告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与被告杨志义处于离婚状态，原告的股权系其婚前个人财产，且被告李雅君、赵景阳在庭审中未提交原告何冬梅为被告杨志义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因此被告李雅君、赵景阳即使通知了被告杨志义，也不能证明原告对公司注销一事系知情。对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庭审查明，2016年底，原告在三被告进行诉讼期间得知公司被注销，2017年原告向苏州吴中区派出所报案，至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对于被告李雅君、赵景阳提出在2013年7月8日《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纪要》中记载，其中被告杨志义货币出资2100000元，被告杨志义的股份分别由上海公司转入1500000元，由苏州旭优公司（已注销）转入（从赵景阳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有资产中扣除转付）600000元，该600000元即是对原告的补偿，因该股东会纪要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并不存在对原告的补偿。故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李雅君、赵景阳赔偿原告投资款12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维护。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维护。被告杨志义未参与公司注销事宜，亦不存在串通侵害原告股权的事实，故对原告对被告杨志义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维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雅君、赵景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何冬梅投资款1200000元；二、驳回原告何冬梅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0600元，由被告李雅君、赵景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何冬梅与杨志义《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申请书》、二人复婚时签订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何冬梅与杨志义及其四个子女的《户籍证明信》，拟证明何冬梅在2013年7月8日对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一事知情，其提起民事诉讼时（2019年1月21日立案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证据二、苏州旭优贸易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注销登记通知书和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2011、2012年度企业年检经营情况报告。拟证明公司自成立后至注销时一直属于亏损状态，何冬梅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一审法院不考虑公司经营亏损的事实，按照公司注册时何冬梅的出资额120万元来判决上诉人全部赔偿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权益杨志义有处分权，也不能证明何冬梅对杨志义在《江苏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上的签字行为是对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的追认，更不能证明何冬梅在2013年7月8日对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一事知情和何冬梅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可证明何冬梅与杨志义在苏州旭优公司注销时并非夫妻关系。上诉人以杨志义在2013年7月8日对对苏州旭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销一事知情推定何冬梅亦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因上诉人认可提交公司登记部门的注销申请材料上“何冬梅”的签字是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代签，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何冬梅系苏州旭优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1200000元，占该公司注册资金的40%。上诉人李雅君、赵景阳作为苏州旭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被上诉人何冬梅参加股东会的情况下，伪造了“何冬梅”的签名，办理了苏州旭优公司注销登记，且未对公司财产进行分配。二上诉人的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的股东权益、财产权益。依法应当对被上诉人按实际出资额1200000元进行赔偿。 综上所述，赵景阳、李雅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0元，由赵景阳、李雅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章水 审判员  柴秋芬 审判员  罗丕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韦 丹 书记员  周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