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30刑初321号公诉机关习水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赵某某，男，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住重庆市万州区。因涉嫌销售伪劣种子罪，被习水县公安局网上追逃，2019年3月13日，被告人赵某某在重庆万州火车站被巡逻民警抓获。并于2019年3月15日被习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习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4月1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习水县看守所。辩护人兰卫洪，贵州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开秀，系被告人赵某某之外侄女。公诉机关以习检公诉刑诉（2019）19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某涉嫌销售伪劣种子罪，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习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艳飞出庭支持公诉，第二次开庭习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袁卫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某某及其辩护人兰卫洪、黄开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习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5月份，被告人赵某某应时习水县扶贫办工作人员任某之邀到习水县考察项目。2009年8月份再次来到习水县考察，并向任某的前夫袁某介绍项目所要种植清香核桃。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启动退耕还林种植核桃苗的项目后，经任某与赵某某联系，由赵某某于2009年11月份将任某、袁某及马临原林业站长王某、尚华村村干部罗某3、五一村村干部吕某等人带到四川省蓬安县刘某经营的蓬安县果州清香核桃专业合作社考察清香核桃苗，因刘某对清香核桃苗报价过高，未达成合作，之后，刘某联系到赵某某，称其有与清香核桃苗相似的核桃苗，价格比清香核桃苗便宜。经赵某某与任某沟通之后，以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为甲方、蓬安县果州清香核桃专业合作社刘某为乙方、重庆大笔园林设计有限公司赵某某为丙方于2010年1月28日签订苗木订购合同，由马临街道以15.6万元订购24000株三年内会挂果的清香核桃苗，赵某某为获得利润，与刘某商量后，以5.5元一株的单价向刘某购买与清香核桃苗相似的核桃苗运至习水县马临街道交付给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将核桃苗分发给五一村和尚华村村民种植，种植的核桃苗至2018年3月28日未挂果。2018年7月24日，经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发现场取样的三样本为胡桃科属泡核桃。2019年10月22日，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2010年至2012年群众栽种核桃苗（437.18亩）的成本损失共为482646.7元（鉴定未包括土地成本和购苗费用15.6万元），2013年至2014年可获得产量如当地适宜种植清香核桃，其经济损失应为1682181.2元，如不适宜种植清香核桃，经济损失至少应为当年管理成本，即306026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某违反国家产品质量法规，销售假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本院对被告人赵某某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在有期徒刑七年至九年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被告人赵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提出：1、实质上整个事情都是任某所安排和介绍的，刘某才是主犯；2、鉴定意见书不属实，我不认可，各种植物在各地生长是不一样的，要看具体的是否符合栽植，鉴定地点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客观条件，为什么要跑去河北鉴定？鉴定意见书的损失计算标准不符合我们当地的标准；3、我在本案中只是第三人，具体的操作人是刘某，我是有行为能力的人，知道犯法的事情我不会干，不应该签订种植核桃苗的合同，很多情况我都不知实际情况。我只得了二万四千元的利润，被任敏索要了五万元。辩护人兰卫洪提出：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销售伪劣种子罪，是指故意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据此，销售伪劣种子罪，在客观上除了要具备故意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还必须具备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这一危害后果，以及售假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则，该罪名不能成立。结合本案，被告人在参与销售案涉种子的过程中，是否确实存在明知以此品种种子代替彼品种种子进行销售的事实，即是否确实存在参与销售“伪”种子的行为，以及是否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证据既不确实、更不充分，且涉案生产损失与被告人的售假行为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亦无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起诉书》指控犯罪不能成立，具体体现在：1.被告人赵某某就案涉种子明知是“伪”种子而参与进行销售这一事实，只有被告人赵某某供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他证据包括涉案人员任某、刘某的陈述或供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故，本案缺乏确实、充分的客观行为证据。2.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冀农司【2019】农鉴字第2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损失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用。首先，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损失鉴定意见》结论1为：涉案2010年至2012年群众栽种核桃苗（437.18亩）的成本损失共为482646.7元。该鉴定意见所涉482646.7元这一损失金额系推定而来，即属于我们法律上所称的事实推定，而该事实推定因违反推定规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理由是：该鉴定意见所涉成本损失482646.7元，计算方式为：2010年成本损失源于437.18亩×404元／亩＝176620.7元；2011年和2012年成本损失源于437.18亩×350元／亩×2年＝306026.0元。两项（三年）共计482646.7元（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第9页）。2010年成本损失标准404元／亩，计算方式为：307元／亩~500元／亩，平均为404元／亩；2011年和2012年成本损失标准350元／亩，计算方式为：200元／亩~500元／亩，平均为350元／亩（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第8页）。但是，前述计算方式中所涉及的基础事实依据307元／亩、200元／亩和500元／亩，其中307元／亩和200元／亩，来源于鉴定机构对贵阳市开阳县“某核挑园”种植户刘某的询问情况（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第5页），而“某核桃园”是哪一个核挑园不清楚，“刘某”是何许人也不清楚，刘某报称的数据又来源于何处、有无证据佐证不清楚，因此仅凭什么都不清楚的某核挑园刘某口头的报称，作为鉴定推定的基础事实依据，该基础事实既不客观、也不可靠；其中500元／亩，来源于鉴定机构对涉案相关种植户的询问情况，而该询问情况也源于涉案种植户的口头报称（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5页），正如该意见书第8页所称“未收集到核挑苗种植成本统计资料”，故该报称没有相关证据佐证，且各种值户所称数据差异巨大，纯属“口报鲤鱼三百斤”。作为鉴定推定的基础事实，该基础事实既不客观、也不可靠。刑事诉讼中的事实推定，作为前提条件的基础事实，必须做到客观真实可靠，否则依法不得作为推定的依据。因此，前述依推定而来的2010年至2012年成本损失482646.7元依法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用。其次，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损失鉴定意见》结论2为：根据现有鉴材，司法鉴定人对涉案核桃2013年至2014年可获得的产量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如涉案当地适宜种植，其经济损失应为1682181.2元；如涉案当地不适宜种植清香核桃，其经济损失至少应为当年的管理成本，即306026.0元。该鉴定意见所涉1682181.2元和306026.0元依然系推定而来，而该推定仍然缺乏客观可靠的基础事实作为前提条件，故该推定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理由是：2013年和2014年产量经济损失1682181.2元的来源，是建立在涉案当地适宜种植清香核挑的基础上，而习水马临这一地域是否适宜种植，是一个不确定的未知数，连鉴定机构自己都无法作出判断，故作为该前提条件的基础事实不客观可靠，依据该不客观可靠的基础事实推定出的产量经济损失1682181.2元当然不得作为本案定案根据使用；而2013年和2014年管理成本损失306026.0元系参照2012年管理成本计算而来（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第11页），当然亦不能成为本案定案根据使用，理由已在前述关于2010年至2012年成本损失482646.7元的分析论证中予以阐述，在此不在赘述，更何况在相关“受害人”陈述中，基本证实的是2010至2012年属正常管护，即之后并未正常管护，故何来2013年至2014年管理成本参照2012年管理成本之说。故本案缺乏确实、充分的客观结果证据。3.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被告人的“售假”行为与案涉生产损失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即便被告人存在参与销售伪种子的售假行为，且存在客观真实的生产损失结果，但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售假行为与生产损失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刑法因果关系，否则不能主观臆断，在售假与损失之间随意划等号，因为本案涉及的是以此品种核桃种子代替彼品种核桃种子，但它仍然为核挑种子，只是品种不一，而品种不一定导致生产减少或者绝收，只会导致作为农业产品的核桃品种不同一。然而，本案产生绝收的原因，在客观上无外乎两种情形，一是案涉当地（习水马临）不适宜种植核桃，二是种植户没有按照核桃种植技术规范进行种植。因此本案必须依证据查明两个事实；一是涉案的当地是否适宜种植核桃，包括习水马临这一地区的海拔高低、气候冷热及温差、土壤酸碱度和松散度、以及土层厚薄等是否适宜种植核桃；二是种植户是否按照核桃种植技术规范进行种植，包括栽种时间、坑穴深度、施肥、灌溉、除草、喷药等。而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能够查明前述事实，因此无法确定被告人的售假行为与生产损失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基于以上理由，辩护人认为，本案无论在行为事实、结果事实和因果关系事实等客观方面，均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销售伪劣种子罪，指控犯罪不能成立。二.即便被告人赵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并应予追诉，亦应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并从轻处罚。1.被告人赵某某行为若构成犯罪并应予追诉，依法应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科刑。《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前所述，本案指控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由于缺乏能够作为定案根据的行为和结果证据等犯罪客观构成要件，因而被告人赵某某不构成《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本案若有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人有参与售假的行为，由于案涉销售金额为15.6万元，故依法应依《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在两年有期徒刑以内予以定罪科刑。2.被告人赵某某在本案中系从犯，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认罪认罚，依法应予从轻、从宽处罚。之所以讲被告人在本案中系从犯，理由是：其一，根据案涉《苗本订购合同》，被告人赵某某在该合同中虽然以一方当事人（购方）的名义出现，但该合同明确约定的卖方及卖方义务履行者为蓬安县果州清香核桃专业合作社。被告人既不是真正的买方，亦不是事实上的卖方，其实质上是为获取不当利益而充当中介角色，所起的是介绍作用，即帮助促进合同关系的成立，而真正的销售方为涉案人员刘某。其二，根据案涉核桃种植苗的来源，以及相关的销售书证（包括苗木《收条》、《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森林植物检疫登记证》、《植物检疫证书》等），能够证明事实上的销售方为涉案人员刘某，被告人在购买过程中为了获取不当利益，其支付给刘某的购货款实质为帮买方的垫付行为。故，被告人若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其应与涉案人员刘某同罪，刘某系主犯，被告人赵某某系从犯，依法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赵某某若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其犯罪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是否应予追诉，请法庭依法定夺。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若构成犯罪并应予追诉，依法应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其定罪并从轻处罚。第二辩护人黄开秀提出：1.项目实施前没有调研等情况，盲目实施项目。2.鉴定报告的不符合客观事实，苗木种植的管理不到位。3.该案涉及的责任人有三十个，被告人赵某某只是中间人，被告人赵某某在本案中只是从犯。4.我希望该案的判决不要受到地方的政策所影响，望法庭给予被告人赵某某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某某与时任习水县扶贫办工作人员任某系干兄妹关系，通过任某认识其前夫袁某。2009年5月份，被告人赵某某到习水县考察项目。2009年8月份再次来到习水县考察，并向任某的前夫袁某介绍项目所要种植清香核桃。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启动退耕还林种植核桃苗的项目后，经任某与赵某某联系，由赵某某于2009年11月份将任某、袁某及马临原林业站长王某、尚华村村干部罗某3、五一村村干部吕某等人带到四川省蓬安县刘某经营的蓬安县果州清香核桃专业合作社考察清香核桃苗，因刘某对清香核桃苗报价过高，未达成合作，之后，被告人赵某某称其有与清香核桃苗相似的核桃苗，价格比清香核桃苗便宜。经赵某某与任某沟通之后，以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为甲方、蓬安县果州清香核桃专业合作社刘某为乙方、重庆大笔园林设计有限公司赵某某为丙方于2010年1月28日签订苗木订购合同，由马临街道以15.6万元订购24000株三年内会挂果的清香核桃苗，赵某某为获得利润，以5.5元一株的单价购买了与清香核桃苗相似的核桃苗运至习水县马临街道交付给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将核桃苗分发给五一村和尚华村村民种植，种植的核桃苗至2018年3月28日未挂果。2018年7月24日，经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发现场取样的三样本为胡桃科属泡核桃。2019年10月22日，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2010年至2012年群众栽种核桃苗（437.18亩）的成本损失共为482646.7元（鉴定未包括土地成本和购苗费用15.6万元），2013年至2014年可获得产量如当地适宜种植清香核桃，其经济损失应为1682181.2元，如不适宜种植清香核桃，经济损失至少应为当年管理成本，即306026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立案决定书、被告人人口信息、案件移送函，证明案件来源及被告人赵某某的出生年月，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2.苗木订购合同、转账凭证、发票、种植经营许可证、审批文书等，证明本案的发生及双方来往账目情况。3.鉴定意见书、现场勘查的情况，证明经鉴定机构对种苗及损失进行了鉴定，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的情况。4.吕某、罗某2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赵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证人知道的情况及被告人赵某某供述案情经过的事实。5.被害人罗某1、吴某、吕良等五十几人的陈述，证明家户的种植面积及损失情况。6.证人刘某、袁某、任某、王某、罗某3、吕某等人的证词，证明从考察到购买核桃苗的经过情况。7.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辩认出了任某等人。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系侦查机关及诉讼参与人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来源合法，证据间相互印证，具有关联性，客观地证明了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确定，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确定的假种子为，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被告人赵某某明知其销售的核桃苗不是清香核桃苗，但为获取利益而冒充清香核桃苗卖与马临街道办事处（原马临工业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发放给农户种植，并给种植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发现场取样的三样本为胡桃科属泡核桃。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2010年至2012年群众栽种核桃苗（437.18亩）的成本损失共为482646.7元（鉴定未包括土地成本和购苗费用15.6万元），2013年至2014年可获得产量如当地适宜种植清香核桃，其经济损失应为1682181.2元，如不适宜种植清香核桃，经济损失至少应为当年管理成本，即306026元。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认定2010年至2012年群众栽种核桃苗的成本损失为482646.7元；2013年至2014年可获得产量的经济损失为306026元，两项损失共计为788672.7元。被告人赵某某的行为给种植户造成的损失达特别巨大，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赵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庭审后又主动向本院递交了认罪认罚书，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上，本院根据被告人赵某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及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3月12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赵历刚人民陪审员  袁昌容人民陪审员  任栋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田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