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5行初10号原告万红梅，女，汉族，1966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巴南区。委托代理人杨念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委托代理人赵久洪，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菲麟，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106号附39号。法定代表人张一兵，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鹏，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菲麟，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万红梅不服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简称重庆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等法律文书，向被告重庆市政府发出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因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巴南区规资局）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重庆市政府的负责人未到庭参加诉讼，并向本院提交了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情况说明。原告万红梅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念平，被告重庆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久洪、张菲麟，第三人巴南区规资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鹏、张菲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政府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渝府地裁〔2019〕21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简称《裁决书》）。被告重庆市政府认为，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简称巴南区政府）批准实施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符合《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渝府发〔2008〕45号、渝府发〔2008〕26号和渝府发〔2013〕58号、巴南府发〔2008〕76号、巴南府发〔2013〕158号等有关规定。因原告拒不配合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巴南区征地实施机构按照国土资源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两个征地批文中涉及房屋的拆迁补偿，按照巴南府发〔2012〕78号和巴南府发〔2015〕167号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标准进行测算，符合国家及重庆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有关规定。原告和朱先娥符合市政府55号令第二十一条规定,两人共享受60平方米住房安置；原告原配偶朱荣系城镇人员，征地实施时已是事业单位在编正式职工，在巴南区鱼洞莲花小学享受了住房补贴，不享受住房安置；原告女儿朱先娥已婚未育，可申请一个自然间（15平方米）；朱先娥的配偶张钰朋为住房安置对象城镇配偶，在裁决期间征地实施机构未提供证明其他处有住房和长期未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资料，认定其符合市政府55号令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可申请一个自然间（15平方米）；原告户住房安置面积共计90平方米，可选择货币或统建房其中一种方式进行安置。裁决对原告提出对其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办事处天明村17社两处合法房屋的拆迁，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标准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万红梅诉称，原告在巴南区鱼洞街道办事处天明村17社拥有合法宅基地两处并分别建有房屋，因城市规划建设需要，原告的前述房屋被纳入征地范围，因对征地补偿有争议，原告向巴南区政府申请协调未果后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被告于2018年9月7日作出渝府地裁〔2018〕203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原告对该裁决书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该裁决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地裁〔2019〕216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案涉裁决书没有查清基本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对原告的补偿安置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裁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216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2、判令被告对原告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重新作出裁决；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万红梅在法庭调查时向本院提交并举示的证据有：1、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与朱荣在2016年7月已经办理离婚手续，且协议中约定把案涉土地使用权证巴小集建（91）字第X、Y号两处房屋归朱荣本人；2、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女儿已经生小孩，出生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应当作为安置人口；3、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包括陈章元在内，共十三份协议），拟证明在该拆迁范围内是城镇户口且享受住房补贴的人同样具有安置补偿的权利。被告重庆市政府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征收补偿安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为政府原因未在征地补偿实施时行使补偿安置职责。因原告认为补偿标准低并未完善补偿程序、拒绝领取补偿款项，并非政府自身原因怠于行使补偿安置职责导致。因此，本案不适用上述条款规定的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标准进行补偿。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根据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的，相较于之前的行为，本次被诉行政行为进一步明确了张钰朋属于优惠购房对象，原告户最终应获得的住房安置面积是90平方米。另外，还进一步明确朱荣因属于事业单位员工且已经享受住房补贴，不能享受优惠购房待遇，除该两项内容外，被诉行政行为对原告户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及内容均已被生效判决所羁束，不属于本案审查重点。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1、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申请书；2、渝府地裁〔2018〕203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3、（2019）渝行终373号《行政判决书》；4、渝府地裁〔2019〕216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5、快递单；以上证据拟证明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被诉裁决书，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该裁决书程序合法。6、《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通知》（渝府地〔2012〕279号）及附件；7、《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3、15、16、17社及村委会集体土地的公告》（巴南府发〔2012〕52号）及张贴记录；8、《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3、15、16、17社及村委会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国土发〔2012〕31号)及张贴记录；9、《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3、15、16、17社及村委会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府发〔2012〕78号）；10、《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通知》（渝府地〔2014〕631号）及附件；11、《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7社集体土地的公告》（巴南府发〔2015〕141号）及张贴记录；12、《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7社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国土发〔2015〕128号）及张贴记录；1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7社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府发〔2015〕167号）。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位于巴南区鱼洞街道天明村2处房屋所在土地已经被征收。14、《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巴小集建（91）字第X、Y号，巴鱼集建（2001）字第X号]；15、《征地房屋清理丈量记录表》（2份）；16、常住人口登记卡及户口证明；17、《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2份）；18、《征地房屋拆迁住房统建安置协议》（1份）；19、《关于领取各项补偿费用的通知》；20、送达回证；21、《关于领取各项补偿费用的通知》；22、送达回证；23、证明（朱荣享受住房补贴）；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房屋用地为集体土地，其征地补偿安置不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标准进行；征地补偿实施部门不存在怠于履行征地补偿安置职责的情形；征地补偿实施部门对原告房屋的补偿安置符合现行政策规定，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第三人的述称意见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1-5无异议；由于被告提交的证据6-22已在生效判决中采信并据此认定相关事实，故原告的补充质证意见为：证据14，总共有3个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告与其爱人已经在2016年7月离婚，把土地使用权证巴小集建（91）字第X、Y号两处房屋已经给了朱荣本人，原告对其不再享受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证据16，根据原告庭前提交的证据，朱先娥与其爱人在2017年生的小孩张婉晴也应当作为安置人口；对证据17、18真实性无异议，但所安置的内容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19-22实际并未送达，原告是通过信息公开方式得知；证据23虽然朱荣享受过住房补贴但并不能作为不补偿的理由，因为朱荣与原告离婚，自己享受两处房屋的完全物权，且在拆迁范围内，类似朱荣这样的都享受了补偿。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征地补偿所依据的基础数据以征地公告生效之日作为确定的截止时间，朱荣与原告在公告后达成的离婚协议并基于该协议进行财产分割不属于征地补偿的事实依据；另外，离婚协议约定的对不动产的分割不产生物权变更的效力，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已由朱荣单独享有；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张婉晴在征地公告生效后出生，不属于市政府55号令规定的人员和住房安置对象；证据3及其清理表，真实性由法庭审查，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案外人获得补偿的情况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且案外人所获得补偿基于的基础事实与本案原告并不完全相同，两者没有可比性。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1、2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重庆市政府于2012年3月12日、2014年6月11日分别作出渝府地〔2012〕279号批复和渝府地〔2014〕631号批复，两次批准征收了原告万红梅房屋所在的鱼洞街道光明村17社部分集体土地，作为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巴南区政府于2012年4月1日、2015年9月30日分别发布了巴南府发〔2012〕52号和〔2015〕141号征收土地公告。巴南区政府于2012年5月9日、2015年11月27日分别作出巴南府发〔2012〕78号《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3、15、16、17社及村委会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和巴南府发〔2015〕167号《关于征收鱼洞街道天明村17社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批准巴南区规资局拟定的补偿安置方案并在征收范围内公告实施。原告万红梅在渝府地〔2012〕279号批复范围内有房屋一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巴小集建（91）字第X、Y号，农房权证202字第X号，证载建筑面积68平方米，征地实施机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简称巴南区征地办）实际清理房屋建筑面积为70.43平方米。原告另一处房屋在渝府地〔2014〕631号批复范围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巴鱼集建（2001）字第X号，农房权证202字第X号，证载建筑面积混合137.55平方米、砖木30.49平方米，巴南区征地办实际清理房屋建筑面积为423.95平方米。原告万红梅户在征地公告发布时，万红梅、朱先娥系征地范围内的在籍农业人员，属于住房安置对象。万红梅原配偶朱荣（2016年7月12日朱荣与万红梅离异），系城镇人员，为巴南区鱼洞莲花小学在职老师，学校证明其从1988年8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在单位未享受福利分房、优惠分房和集资建房，享受了住房补贴。万红梅女婿张钰朋，系城镇人员。朱先娥的女儿张婉晴于2017年11月27日出生，系城镇人员。2015年8月14日、12月8日，巴南区征地办两次书面通知原告核对领取征地拆迁各项补偿费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对原告渝府地〔2012〕279号批复涉及房屋70.43平方米，依照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55号，渝府发〔2008〕45号，巴南府发〔2008〕76号确定的标准（土墙瓦盖180元/平方米、拆除原房奖励费20元/平方米、旧房残值收购费20元/平方米），计算原告该处房屋补偿费用为15494.60元。渝府地〔2014〕631号批复涉及房屋有证砖混房屋165平方米，无证房屋258.95平方米，依照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55号，渝府发〔2013〕58号，巴南府发〔2008〕76号，巴南府发〔2013〕158号确定的标准（有证砖混房屋600元/平方米、无证房屋20元/平方米、拆除原房奖励费20元/平方米、旧房残值收购费20元/平方米），计算原告该处房屋补偿费用为110779元；搬迁补助费(3人及以下户）800元、搬迁补助费2000元/人、宅基地内构（附）着物及个人生活附属设施综合定额补偿(3人及以下户）4000元，原告户3人共计10800元。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共计137073.6元。被告在裁决中认定原告户住房安置人数2人（万红梅、朱先娥），两人共享受60平方米住房安置；原告原配偶朱荣系城镇人员，征地实施时已是事业单位在编正式职工，在巴南区鱼洞莲花小学享受了住房补贴，不享受住房安置；原告女儿朱先娥已婚未育，可申请一个自然间（15平方米）；朱先娥的配偶张钰朋为住房安置对象城镇配偶，在裁决期间征地实施机构未提供证明其他处有住房和长期未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资料，认定其符合市政府55号令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可申请一个自然间（15平方米）；原告户住房安置面积共计90平方米，可选择货币或统建房其中一种方式进行安置。货币安置方式：货币安置费3000元/平方米，住房货币安置装修费300元/平方米，住房货币安置奖励费300元/平方米。统建房安置方式：按600元/平方米标准申购90平方米安置房一套。由于原告户与征地实施部门就房屋补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于2018年6月19日向巴南区政府申请了行政协调，请求对其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办事处天明村17社两处合法房屋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进行补偿。经协调未达成一致意见，巴南区政府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原告不服于2018年7月30日，仍以原请求向重庆市政府提交了裁决申请。重庆市政府于2018年9月7日作出渝府地裁〔2018〕203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经审理后，本院作出(2018)渝05行初594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渝府地裁〔2018〕203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决。被告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渝行终37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本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查询，被告于2019年8月5日收到（2019）渝行终373号行政判决书。被告依据生效判决，于2019年11月7日重新作出本案被诉裁决，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再次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有权依据被征地拆迁当事人的裁决申请，作出征地安置补偿裁决。关于原告申请对其所有的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本案所涉征地项目征地批文下达后，依法发布征地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行政机关并未怠于履行征地补偿安置职责，原告并不符合参照城市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住房安置的条件。关于原告的原配偶是否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可享受优惠购房的问题。该条第二款规定：“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为城镇户口，经审核在他处确无住房并长期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优惠购房时，可申请按建安造价的５０％购买１个自然间的住房，与原户主合并安置”。该条款中规定的“城镇确无住房”，是指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未享受福利分房的情形，而福利分房包括：按照国家有关房改政策，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新建或购置房屋后，分配给职工居住使用，职工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缴房租；或以公有住房出售、单位资助职工购房、集资建房等形式为职工分配住房；或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将政府直管公有住房（公租房除外）或单位自管公有住房分配给个人居住使用并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收取房租的情形。本案中，原告作为住房安置对象，在征地公告下达时原告的配偶朱荣，虽作为事业单位人员享受了“住房补贴”，但“住房补贴”并不等同前述“福利分房”，被告辩称原告因享受了住房补贴即享受了福利分房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且征地实施机构也未提供朱荣是否长期未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资料，故朱荣是否属于前述条款中可优惠购买住房的城镇人员，被告并未查清，其作出的被诉裁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关于作出裁决的程序问题。被告于2019年8月5日收到（2019）渝行终373号行政判决书，但做出被诉裁决书的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且无扣除和延长期限的情形，被告作出的被诉裁决已超过法定期限，属于程序违法。因朱先娥的女儿张婉晴为案涉征地公告下达之后新出生的城镇人员，不属于案涉征地的安置对象，原告主张应当对张婉晴进行住房安置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万红梅诉讼理由部分成立，对其要求撤销被诉裁决书、责令重作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21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二、责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依法对原告万红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晓波人民陪审员  张 燕人民陪审员  金祥惠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曹 怡书 记 员  温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