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2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廷红，女，汉族，1973年5月10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梅，女，汉族，1974年12月24日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高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73号附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J5991。法定代表人：马余先，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悦，重庆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重庆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风临路9号1幢办公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09360791F。法定代表人：林茂祺，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洋，重庆华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令，重庆华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廷红、夏梅与被上诉人重庆高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公司）、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7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廷红、夏梅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渝0107民初1773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庆高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合意。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原本就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的订立合同的意愿，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却推定双方是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上诉人认为，“其他形式”只是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合同订立形式的一个兜底说明，该推定应当进行严格限制且要具有高度盖然性，更不能突破要约、承诺的方式，否则该规定只会成为当事人“被签合同”的保护伞。上诉人在购买案涉房屋之前，并不知晓被上诉人高德公司的存在，也没有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关意愿。上诉人全程都是与被上诉人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理房屋买卖事宜，所有款项也都是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的销售中心刷卡支付。上诉人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订购协议书》、《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收据、银行转账单等证据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金辉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同时也能证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收取了上诉人25万元的事实，与居间合同或者居间服务无关。二被上诉人举示的《售房服务协议》(二被上诉人同时遗失了原件)、《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等所有证据，要么是复印件，要么是二被上诉人之间私自签订的协议，要么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要么是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材料，上诉人均不认可，与上诉人无关。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两者并无必然的关联性和盖然性，亦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并不知道该居间事由的存在，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发出过要约，上诉人更没有作出过相应承诺，双方没有订立居间合同的合意。(二)被上诉人高德公司没有为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主张“上诉人以3.7折的优惠价格购买案涉房屋系其提供居间服务的结果”，但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价格出售一事一无所知，二被上诉人也从未告知上诉人相关情况。即该居间服务系二被上诉人自导自演，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为自己提供了居间服务。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主张“上诉人接受并持有25万元居间服务费收据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协商一致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高德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25万元亦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双方没有进行过任何协商；其次，被上诉人高德公司只是在收到案涉25万元后出具了一张收据，该收据并未载明收款事由是居间服务费，上诉人也未认可是居间服务费；再次，上诉人接受该收据是无奈之举，该收据系上诉人付款的重要凭证，并且上诉人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的销售中心付款是采用刷卡的方式，上诉人只能按照销售人员的指示进行房款支付。故一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同时在没有相关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便主观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以及上诉人经被上诉人高德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处购买案涉商铺，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25万元是居间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先入为主地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便径直认定该25万元系居间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该25万元是上诉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的销售中心处，随同其他购房款一起刷卡支付的，应当推定为购房款。其次，该25万元因是刷卡支付，所以上诉人基于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备注款项性质。在双方对其性质有争议的情况下，由作为支付人的上诉人来解释更为合理，结合本案中的房屋买卖事实以及上诉人支付该25万元时的具体环境，也应当推定为购房款。再次，案涉收据系被上诉人高德公司出具，“收款事由”一栏只注明了案涉商铺的坐落，却没有注明款项性质，不合常理。虽然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却完全可以作为接收方代收房款，结合双方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则也应当推定为购房款。三、一审法院不考虑房屋买卖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片面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显失公平。本案中，被上诉人金辉公司作为强势方的出卖人，基本掌握了房屋买卖活动中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房产信息、销售信息、操作流程等；而上诉人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弱势方的买受人，双方信息非常不对称，其主要义务就是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以及配合出卖人完成各项手续；被上诉人高德公司虽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其与被上诉人金辉公司之间即便不是关联公司，至少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同时也是案涉25万元的实际收款方，更是主张存在居间关系的一方。上诉人对于双方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这一消极事实原本就难以举证，在本案中也已经对基础法律关系、付款事实等进行了充分举证，一审法院却还要加重诉人的举证责任，片面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支付的所有款项都是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的销售中心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统一刷卡支付，二被上诉人应当就自己所收款项的性质与依据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返还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并且认定案涉25万元为居间服务费，系认定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上诉人主张支付给高德的25万元是房款与事实不符，也与常理不符。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向高德公司支付25万元是接受金辉公司的指示，也无证据证明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系关联企业，亦无证据证明金辉公司向高德公司出具了接受房款的委托。第二，案涉三案以袁园、袁英案为例，备案价格是4377146元，在一审中金辉公司已举示了备案登记表。高德公司的成交价格1618708元，约等于备案的3.7折，远远低于备案价格。袁园、袁英等上诉人只有支付给高德公司的服务费后才能享受优惠价格。同时若袁园、袁英支付的30万元是购房款，那么根据合同的约定，签订合同当天支付首付款809708元。截止签订合同当天，袁园、袁英累计共支付1109708元，对此袁园、袁英是明知的，若30万元系购房款，在支付首付款的当时或者合同约定剩余房款时扣除30万元，剩余部分再支付，而不是支付了30万元之后再支付809708元。袁园、袁英支付809708元的发票是金辉公司开具,30万元是高德公司出具的收据。其清楚知道30万元并非购房款。袁园、袁英等上诉人作为购房人，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其最关注的应当是房屋的首付款。在合同约定首付款为809708元的情况下，不可能另行支付30万元而不提任何异议。第三，上诉人向高德支付的25万元款项，收据是高德出具的而非金辉公司。上诉人取得并且持有高德公司出具的收据两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直到接房后。因此，对该25万元的支付，应当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亦表明上诉人认可高德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从而支付了相应的服务费。第四，高德公司事实上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居间服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与金辉公司签订的合同，同时高德公司提供了存在于高德公司系统中本案涉案房屋提供居间服务的记录，并且所有记录均形成于上诉人与金辉签订合同之前。记录清楚记录了高德何时提供看房服务以及与上诉人的电话沟通记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记录形成于上诉人与金辉签订协议之前，微信截图中的电话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留的电话一致。上诉人明确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其主张我方获得不当得利的一方，其应当对我方不当得利的形式要件举证。高德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收取服务费的合理性，上诉人应对高德公司不当得利再行举证。我方收取25万元有合理性，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金辉公司辩称，第一，金辉公司不是案涉款项的收款单位，上诉人与金辉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义务，金辉公司已全部履行完毕。金辉公司无任何返还上诉人案涉款项的依据。第二，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就案涉项目为推广合作单位，金辉公司针对高德公司推荐的客户给予购房优惠。上诉人系高德公司推荐的案涉项目购房者，并以低于市场价成功优惠购房。高德公司为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在前，上诉人与金辉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后。高德公司有权收取居间服务费。第三，金辉公司从未委托高德公司收取房款，上诉人在收到高德公司提供的收据时就应知晓收款方为高德公司，该款项并非房款而是居间服务费。金辉公司与高德公司不是关联公司。第四，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夏廷红、夏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德公司返还夏廷红、夏梅购房款2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2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为止）；2、判令高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8日，夏廷红、夏梅以刷卡方式向高德公司支付250000元。高德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入账日期：2017年9月18日，交款单位夏廷红、夏梅，收款方式刷卡，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圆整，收款事由：金辉优步大道商业1层56号。”2017年10月18日，夏廷红、夏梅（乙方）与金辉公司(甲方)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第一条，本商品房项目为优步大道。第三条，本商品房座落为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商品房用途为非住宅，属于商业服务。第四条，购房价款，本商品房为清水房，总成交金额为1984642元。第五条，付款方式及期限，2、分期付款，签订合同时付首期款，计人民币伍拾玖万伍玖仟叁佰玖捌叁元整；2018年4月18日前支付叁拾玖万陆仟玖佰贰拾捌元整；2018年10月18日前支付玖拾玖万贰仟叁佰贰拾壹元整。一审庭审中，夏廷红、夏梅举示购房发票、收据、银行转账单等证据并陈述夏廷红、夏梅向金辉公司支付购房款1984642元，向高德公司支付购房款250000元，金辉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为夏廷红、夏梅开具合计1984642元的增值税发票。高德公司、金辉公司对上述票据真实性认可但辨称高德公司收取夏廷红、夏梅支付的250000元为居间服务费。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售房服务协议》复印件、《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微信记录截图、视频光盘、信息服务费发票、送货单、银行付款单、营业执照等证据并辨称高德公司为夏廷红、夏梅与金辉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案涉房屋提供了居间服务。其中《售房服务协议》约定了高德公司为金辉公司就案涉房屋提供协助与客户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售房服务，该协议原件在高德公司保存期间遗失。《售房服务协议》复印件载明：“第一条，售房服务是指乙方（高德公司）协助甲方（金辉公司）与客户签订商铺买卖合同，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收取居间服务费。第二条，项目名称：金辉-优步大道。第三条，服务期限，1、售房服务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服务费的收取及支付，在合同期内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包括居间服务费在内的任何费用，成交客户在签字认购合同的同时，由乙方直接向客户收取居间服务费。”《售房服务协议》附件：《铺源清单》中载明房号附57商铺的面积和销售总价。《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载明：“经高德经纪公司推荐，购买了重庆市九龙坡区金辉优步大道商铺，并支付了重庆高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服务费……本人现要求经纪公司代表本人积极协调金辉地产，解决业主燃气开通事宜。”夏廷红、夏梅对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陈述夏廷红、夏梅系自主前往金辉公司售房部直接与金辉公司销售人员协商购买房屋，高德公司未向夏廷红、夏梅与金辉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提供居间服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夏廷红、夏梅陈述高德公司代金辉公司收取夏廷红、夏梅支付的250000元购房款，但夏廷红、夏梅未举示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委托代收房款关系的相关证据，故就夏廷红、夏梅关于高德公司代金辉公司收取250000元购房款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的《售房服务协议》原件在高德公司保存期间遗失，但《售房服务协议》复印件载明的协议内容结合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的《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微信记录截图、视频光盘、信息服务费发票等证据，可以认定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根据各方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收据、银行转账单、《售房服务协议》、《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微信记录截图、视频光盘、信息服务费发票、送货单、银行付款单等证据可以认定，夏廷红、夏梅经高德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在金辉公司购买讼争商铺。夏廷红、夏梅与高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夏廷红、夏梅向高德公司支付并由高德公司出具收据的250000元系居间服务费。夏廷红、夏梅主张要求高德公司返还夏廷红、夏梅购房款25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夏廷红、夏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25元，由原告夏廷红、夏梅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德公司对25万元获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可以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遵循的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即由不当得利的请求人对受益人得利“有无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请求权人的损失是因自己给付行为而造成的，故符合行为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之一般举证责任原理；其次，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财产都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即让不当得利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促进其谨慎地处分财产；第三，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因对财产处于既有的占有状态，应推定其为合法占有，出于对既有状态的稳定性维护，应由不当得利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最后，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不当得利请求人在缺乏证据情形下会规避应由其举证的案由，轻易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从而导致不当得利的滥用。据此，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原因”虽从文意上属于消极事实，但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故该事实是能够被请求人证明的。即请求人可通过证明实施给付时存在法律原因以及此后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来实现举证。本案中，上诉人以高德公司并非开发商，亦没有举示其与金辉公司存在委托代收房款等关系，即构成了不当得利之无法律上原因，故请求高德公司返还25万元购房款。关于25万元款项的性质，上诉人主张25万元是在被上诉人金辉公司的销售中心处，随同其他购房款一起刷卡支付的，应推定为购房款。之后，还陈述是因涉案房屋紧俏交纳的诚意金。本院认为上诉人是能够通过证明实施给付时存在法律原因以及之后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事实来实现对“无法律上原因”举证，上诉人因无证据证明实施给付时的原因事实即25万元是诚意金或购房款，也无证据证明存在着25万元抵扣购房款之事实，故上诉人应承担中“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的《售房服务协议》原件在高德公司保存期间遗失，但《售房服务协议》复印件载明的协议内容结合高德公司、金辉公司举示的《关于金辉优步大道项目商铺业主天然气管道沟通协调的委托函及和解协议》、微信记录截图、视频光盘、信息服务费发票等证据，可以认定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在通常交易行为中作为给付方，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会有意识也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和证据，以便日后据此请求他人返还利益或支付对价，而不是由利益收受者保留证据，以防对方日后提出返还请求。因为作为受领的一方，难以预知对方会主张不当得利，一般不会、无必要保留相关证据。因此，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请求人对证据保留与控制上比被请求人更具便利性。综上，一审法院以《售房服务协议》上所载明内容并结合被上诉人举示的其他间接证据认定高德公司与金辉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所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中上诉人应对“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主张，故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夏廷红、夏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夏廷红、夏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钱昳心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