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1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以宏，男，1988年11月11日出生，住滕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庆凯，男，1972年6月6日出生，住滕州市。上诉人杜以宏因与被上诉人褚庆凯退伙纠纷一案，不服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6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以宏上诉请求：1.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64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已将退伙款足额支付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为证。上诉人2019年7月6日出具新的66850元的退伙款欠条，取代2018年8月27日60659元退伙款欠条。扣除2019年4月还款2000元，2019年5月还款6000元。2019年7月6日欠条实际还应支付被上诉人58850元。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2019年7月6日之后的两三天现金还款60000元，被上诉人出具60000元的收条，从2018年8月27日退伙到2019年7月完全偿还，即使多偿还1150元，也是符合常理的。1.一审认为上诉人“将原欠条上半部分撕毁却保留下半部分有悖常理”。2018年8月27日欠条与2019年8月27日收条虽然在同一纸上，但并不影响收条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收条内容系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2.一审认为上诉人使用现金支付60000元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虽然移动网络支付发达便利，但并不是拒绝现金交易的理由。上诉人从事培训机构，在保险柜里取60000元现金，随即由被上诉人书写收条，符合日常交易习惯；3.一审认为上诉人在支付60000元现金后，应及时收回欠条，在不收回的情况下也应该在被上诉人收条上注明原欠条作废。上诉人并非是一名法律从业者，有收条是上诉人作为普通自然人最朴素的认知。没有“注明原欠条作废”，并不是收条无效的法定事由。一审在上诉人拥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这一强有力“书证”情况下，却在判决书说理部分通篇根据常理、交易习惯推定上诉人没有支付退伙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之后，却主张自己没有收到款项是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的，对案件事实至关重要的书证“收条”，被上诉人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且该证据排除在判决依据之列。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2018年8月27日在上诉人许诺次日还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该欠条下方写下收条，并注明2019年8月27日”这明显与常理不符。首先被上诉人在未收到钱款之前，就出具收条，与常理不符，其次在2018年8月27日却落款2019年8月27日，时间跨度之大，亦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反之，在2019年7月6日新的欠条出具之后，被上诉人出具收条，再落款2019年8月27日或邻近日期是符合常理及日常交易习惯的。对于对案件事实至关重要的书证“收条”，被上诉人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且将该证据排除在判决依据之列，无法令上诉人信服；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前后矛盾，因两欠条欠款金额不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按照原欠条52659元主张权利，但新欠条中已明确注明原欠条作废，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请求权基础错误。原欠条(2018年8月27日欠条)系滕州市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欠款为60659元，扣除2019年4、5月已支付的8000元，未付金额为52659元。新欠条(2019年7月6日欠条)系上诉人杜以宏出具的，欠款为66850元，扣除2019年4、5月已支付的8000元，未付金额为58850元。新欠条注明“原条2018年8月27日作废”。新欠条系原债务的转让，如被上诉人不同意债务转让，按照原欠条主张52659元权利，需要向滕州市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则有权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60000元收条，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仅欠款52659元未付”，且一审认为“如果上诉人已还60000元，则多还了7341元，远超欠款数额”。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依据原欠条数额主张权利，一审亦按照原欠条数额认定事实并裁判说理。如清求权基础为原欠条数额，被上诉人应向滕州市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依据原欠条数额主张权利时，却认定新欠条出具人即上诉人承担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褚庆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并结合法律规定和生活常理对本案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论述，从而作出了判决，有理、有据，公平、公正，应当予以维持。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根本的问题就是6万元有没有实际支付，收条能不能作为收到款项的唯一依据。被上诉人认为，虽然被上诉人书写了收款内容，但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已支付6万元的唯一依据，特别是在被上诉人以收条的形成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情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付款的依据。1、关于收条的形成过程。2018年8月27日，被上诉人退出合伙经营，上诉人转账支付了7万元后，尚欠60659元，约定2018年12月31日前付3万元，余款于2019年8月1日前给付，并出具欠条一张。当时上诉人还将该欠条让其他合伙人看，以表明退伙款项一年后才能付清。被上诉人提出如果能尽快退款的话，只要6万元就可以，上诉人同意并表示第二天给转过来。为此，被上诉人当场在欠条同一张纸的下方出具了收到余款共6万元，并将书写欠条的收款内容的这张纸交给上诉人。一方面是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二是被上诉人许诺第二天转账，时间很短，被上诉人也为了省事，第二天收到款后不用再专门过来出收条及交回欠条，所以被上诉人才在没有实际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书写收款内容连欠条一整张纸交给了上诉人。欠条和收款内容形成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小时。上诉人为了向其他人表明当时没有给钱而是一年后才给的，所以要求被上诉人落款为2019年8月27日，与欠条记载的时间正好一年整。2、关于2019年7月6日欠条形成过程。上诉人并没有按约定时间支付款项，经被上诉人多次催，上诉人仅仅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定转账支付了8000元。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原欠条，上面有被上诉人书写的收款内容，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说原条丢失了。为此，被上诉人又按原欠条的内容大体书写了一个欠条，上诉人于2019年7月6日签名确认。3、2019年7月6日欠条上的金额66850元，因当时书写时，被上诉人手里没有原欠条，是被上诉人记忆的数额。在本案提起诉讼之后，上诉人向法院调解人员出具了整张欠条，包括被上诉人书写的收款内容，原欠条记载的数额为60659元，所以在开庭时，被上诉人按原欠条的记载变更了诉讼数额。两个数字表明是的同一笔款项，性质没有不同。4、上诉人恶意隐藏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欠条和收款内容在同一张纸上，是一个完整的证据，对查清本案案情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该份证据在上诉人手中保存，应当由上诉人提供。2019年10月16日，人民法院调解人员通知上诉人到法院进行调解时，上诉人出示了完整的欠条。上诉人在知道本案已经诉讼后，更应当保持证据的完整性，以备诉讼。但在开庭时先是谎称没有欠条的上半部分，后又认可但又辩称是彩色复印件，明显存在逃避。被上诉人当庭要求上诉人提交完整的欠条，以备进行司法鉴定，但上诉人拒不提交。因此，对于上诉人拒不提交对其不利的证据，可以推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上诉人辩称欠条是彩色复印件，即使如其所说，彩色复印件也未向法庭提交。因此，上诉人仅仅以收条主张其已支付6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褚庆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款项5265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265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合伙关系。2017年11月原、被告合伙开设“弘武国际跆拳道”培训学校，双方协商原告退出经营，被告于2018年8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70000元后，被告以公司名义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欠条因褚庆凯退股，按有关规定，一致同意，股金份两次退给，第一次叁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给付，剩余叁万陆佰伍拾玖元于2019年8月1日前给付，欠款人：滕州市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8.27（附公司公章）”。当日，原告在被告许诺次日还款的情况下，在该欠条下方写下内容为“收到余款共6万元（陆万元整），褚庆凯2019.8.27日”的字据”后交给被告。后被告仅于2019年4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2000元，于2019年5月25日通过微信支付给原告6000元。被告于2019年7月6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条关于褚庆凯退股事宜，经开会研究决定，共欠其款66850.00元（陆万陆仟捌佰伍拾元整），2018年12月31日偿还叁万元，余款于2019年8月1日偿还。2018年12月31日未兑现，2019年4月份还款2000.00元，2019年5月份还款6000.00元，原条（日期2018年8月27日0作废，以此条为凭）。欠款人：杜以宏，身份证：3704811988××××××××，2019.7.6”。诉讼中，原告自认被告仅欠款52659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为原告写给被告的收条是何时所写？原告是否已收到被告的60000元？根据本案的事实及证据，现分析如下：1.被告不提供完整证据，将原欠条上半部分撕毁却仅保留下半部分的辩解有悖常理。按理被告保留2018年8月27日完整的欠条，对被告而言只能是有益无害，除非原告对欠条及收条的陈述是事实，而被告害怕对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才拒不提供；2.被告先后支付给原告的款项70000元、2000元、6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或支付宝的形式，且按被告陈述的在其保险柜长期有款的情况下，仅支付数额较小的2000元、6000元，并且还都是微信或支付宝，而支付60000元的大额款项却用现金支付也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3.被告对事实的陈述和辩解前后表述不一致，对欠条及收条的形成回答前后矛盾，在庭审时明确表示收条没有上半部分，在庭下问话时被告本人又承认有上半部分，显然是被告的陈述及辩解存在瑕疵，不应采信；4.被告如果已付现金60000元，按常理应当把欠条及时收回，在不收回欠条的情况下也应当在收条中注明原欠条作废，但被告提供的2019年8月27日收条中并未注明，这也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5.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2019年7月6日欠条中并没有利息的约定，如果被告已还款60000元，则多还了7341元，远超出了欠款数额，被告主动多还款的行为也与理不通，被告辩解是利息也有悖常理；6.被告称还款时间实际是2019年7月6日后的两、三天，而原告却在收条上书写2019年8月27日的时间，还款时间与收条时间不一致，这也有违常理，被告对此也没能作出合理解释；7.被告在2019年7月6日的欠条中明确“原条（日期2018年8月27日）作废，以此条为凭”，应当理解2018年8月27日形成的上半部分欠条和下半部分收条整体字据作废，否则按常理没有必要在欠条中再这样注明。综合以上证据分析，虽然被告持有原告的2019年8月27日收条，但根据本案的证据及事实，不能认定原告的收条是在2019年7月6日以后所写，不能证明被告已支付给原告60000元。结合原告的主张，应认定被告至今仍欠原告52659元未还。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已经还款的辩解没有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且与事实不符，与情理相悖，对其辩解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杜以宏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褚庆凯退伙款5265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265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0元，由被告杜以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欠退伙款52659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本案债权的主要证据为上诉人于2019年7月6日给其出具的“欠条”，在该“欠条”中明确写明：原条（日期2018年8月27日）作废，以此条为凭。并提供其手机拍摄的滕州市弘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的欠条和在同一张纸上其本人书写的收到余款共6万元的“收条”，以证明上诉人欠款的事实及上诉人持有原欠条的事实存在。上诉人对此提出抗辩为款已付清。提供的主要证据是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出具的收到6万元的“收条”。同时，上诉人主张6万元的给付方式为现金给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收条”能否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实际收取上诉人款项的依据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于2019年7月6日出具的“欠条”载明的：原条（2018年8月27日的）作废，以此条为凭。可以认定2018年8月27日的“欠条”事实存在，同时可以认定上诉人承继了“欠条”中载明的债务。原审认定上诉人为本案债务人并无不当。因上诉人是2018年8月27日“欠条”的持有人，其应提供该证据，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该“欠条”内容与被上诉人书写的收条内容是否在同一张纸上书写的事实。原审结合上诉人关于对“欠条”及“收条”的形成回答前后矛盾，认定上诉人的陈述及辩解存在瑕疵，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60000已经实际给付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查明，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70000元、2000元、6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的方式给付，可见上述交易方式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交易习惯，而上诉人主张现金给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收条”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现金给付的事实客观存在，但上诉人并无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其以现金给付的抗辩因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杜以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0元，由上诉人杜以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爱梅审判员  张 硕审判员  金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