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04民初333号 原告：吕某，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方晓琼（系原告之母），女，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被告：雷某1，女，199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被告：王某，女，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诚，遂宁市安居区琼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雷某2，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王某、雷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周中琼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同年4月20日在本院第二审判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琼，被告雷某1、王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诚、被告雷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吕某婚约彩礼104600元以及返还苹果手机一部、钻石戒指、手镯、项链各一条，如不返还，则支付价款27300元，三被告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返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经媒人许弟明、吕小利做媒订立婚约关系，当月双方“见面”后通过媒人许弟明之手给被告礼金2000元，2018年10月国庆期间“送期书”、2019年1月28日“过礼”通过媒人许弟明之手支付被告礼金29800元和35800元，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2019年1月做酒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同居之前，原告吕某给被告雷某1购买价值6200元苹果手机一部，2019年1月12日购买钻戒一枚8100元，2019年1月13日购买手镯、项链、耳钉，合计价格13000元。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各自外出务工，原告吕某向被告雷某1微信转款37000元。原告考虑到双方年龄都远超结婚法定年龄，故希望与被告雷某1结婚，但被告雷某1拒绝办理结婚登记。自2020年1月起，被告雷某1拒绝与原告吕某同居生活，更不同意办理结婚证，断绝与原告的联系，致使双方婚姻关系无法建立。经多次协商，被告既不愿意继续生活办理结婚登记，也不愿意返还基于婚姻关系建立才能取得的彩礼金。为此，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雷某1、王某、雷某2共同辩称：1．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是错误的，应该是同居析产关系纠纷。婚约，是男女双方以今后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预约。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而本案的事实却是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订婚后，已于××××年××月××日按习俗举行婚礼后，雷某1即到吕某家中同居生活，双方已经完成了“结婚”意愿，并以“夫妻”相称同居生活至2020年3月。本案的性质已由婚约关系转变成为了同居关系。被告雷某1所收受原告的财物已经转化为共有财产，不应予以返还。同时在订婚、举行婚礼时及同居生活后，双方均有相互交付财物的行为，双方均有要求返还的权利。2．原告将雷某2、王某列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错误。本案既然是婚约财产纠纷。最高法院下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该规定对婚约财产纠纷作了解释：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这里的婚约关系即是指以结婚为目的而事先达成协议的无配偶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因婚约财产产生纠纷，其诉讼主体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而不应是其他人。婚约财物的给付是按照当地风俗而为的一种行为，无论是双方父母，抑或媒人的参与，均为一种形式，是一种婚约财物赠与的中间人，是代理一方的行为。是基于婚约双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行为，即为表见代理行为，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系婚约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包括婚约双方亲属以该方所为的赠与行为，对方亲属以婚约名义所接受的行为。从赠送和接受的对象上讲，婚约财产赠送和接受的对象都是特定的，只有订婚人才能以婚约财物相赠送和收受。从赠送和收受的目的上讲，只有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送和接受的财产才叫婚约财产。即使是订婚的男女未直接实施赠送和接受婚约财产的行为，而是由其父母或其他人实施赠送和接受的行为，所赠送和接受的仍应是以订婚为目的的婚约财产，而不是其他的财产，其父母或其他人的行为，只能视为是代办行为。根据《民法总则》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婚约财物纠纷案件应以婚约双方为当事人。3．关于原告吕某的诉讼请求的数额确定问题。原告吕某为达到与被告雷某1举行婚礼之目的，向被告雷某1支付了礼金，但在举行婚礼当天，被告雷某1已将大部分礼金用于支付婚礼当天在安居区“黄娥大酒店”的生活费及农村习俗的“陪嫁”和对原告吕某亲属的送礼，故被告雷某1不应返还。况且该财产在吕某与雷某1举行婚礼后亦转化为共有财产，连同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婚礼后的转款一并用于吕某与雷某1同居生活后的日常开支。所谓的“彩礼”及同居生活期间的转款均不存在，被告雷某1不应返还。4．原告吕某应赔偿给答辩人雷某1方造成的精神损害。原告吕某在与被告订婚、举行婚礼期间，并未告诉被告雷某1，其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其身体疾病影响双方的生活，被告雷某1认为原告吕某的行为是对被告雷某1的严重侮辱。原告吕某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提出与被告雷某1分手，提出分手要彩礼，给雷某1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打击，让被告无颜面对邻居和亲朋。被告雷某1要求原告吕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答辩人雷某1通过与被答辩人吕某的聊天记录认为，本案所谓的返还彩礼并非出自被答辩人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雷某1请求法庭传唤被答辩人吕某本人到庭，以便法庭掌握本案的实际情况，并对本案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6．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中，被答辩人并未向法庭出示有关其给付彩礼后，影响到被答辩人的经济及生活状况，因此其返还彩礼的主张并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综上，答辩人雷某1、雷某2、王某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7年2月经人介绍相识，并于××××年××月××日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婚礼后，雷某1随吕某去广东共同生活了小段时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去广东共同生活的时间约1个月左右，因雷某1对广东的生活不习惯便独自一人回到安居与其父母居住生活，期间吕某会在节假日时回安居与雷某1一起居住，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未生育子女。2017年2月双方“见面”，原告向被告支付见面礼金2000元，2018年国庆期间“送期书”，原告向被告支付礼金29800元，2019年1月28日“过礼”，原告向被告支付礼金35800元。举行婚礼前原告给被告购买手机和首饰（含钻戒、手镯、项链、耳钉），被告对购置手机和首饰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对购置手机的价格6200元也予以认可（吕某于2018年6月29日向雷某1微信转账6200元），原告主张购置首饰的金额即钻戒8100元、手镯、项链、耳钉共计13000元，后原告提供了相关购置首饰的转账凭证和购置发票予以佐证，但被告认为手机和首饰不属于彩礼，系无偿的赠与行为不应退还。双方举行婚礼后，从2019年2月4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吕某共计21次以微信转账方式向雷某1转款39885元，其中2019年8月26日转账2500元，注明了转款用途即给予雷某1娱乐打牌，2020年1月18日转款500元亦注明了用途即庆祝双方一周年快乐，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此期间的金额为（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37000元，但被告认为该期间的转款系吕某支付给雷某1的生活开支，不应退还。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还返彩礼的金额为104600元、返还首饰及手机亦可将首饰手机进行折价返还273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起诉状，原、被告户籍信息，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首饰购买交付凭证、微信转账凭证及钻石分级鉴定书，微信聊天记录，医院病历及庭审笔录证据在卷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法律关系的定性；2．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的确定；3．彩礼的范围；4．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金额。 关于法律关系定性的问题。本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它仅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婚约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并不意味着婚约双方不会因悔婚而发生纠纷。本案中原告吕某与被告雷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当事人一方悔婚而引起诉讼，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彩礼，故本案应系婚约财产纠纷。被告辩称本案系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婚约财产纠纷诉讼主体的确定范围问题。确定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也应考虑财产的权属问题。首先，要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多与父母共同生活，一般在经济上尚不独立，经济基础较差，男方给付的财务多属父母或家庭的共有财产，甚至是亲属财产，抑或是全家共同举债所为。而接受财物的一方除特有物品外也非完全由缔结婚姻的女方个人支配，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既然彩礼的给付和接受的主体不限于男女双方，那么在要求返还时，也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诉讼的主体。本案中，婚约的当事人虽然是吕某与雷某1，但婚约的订立及在订立的过程中双方的父母均有参与、主持，故原告吕某要求被告雷某1与其父亲雷某2、母亲王某返还彩礼符合常理也不违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将雷某2、王某列为本案的被告是主体错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中彩礼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所谓彩礼，是一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向另一方所赠与的财物，其法律性质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认定彩礼的关键是看赠与财物的目的。本案中，原告多次向被告支付钱财，以二人举行婚礼即××××年××月××日为时间节点，原告的给付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年××月××日以前，原告向被告共计赠与礼金67600元，其中“见面”礼金2000元、“送期书”礼金29800元、“过礼”礼金35800元，该部分礼金共计67600元，均有介绍人参与，被告对该阶段给付的礼金总额67600元亦予以认可。但被告辩称举行婚礼当天，被告雷某1已将大部分礼金用于支付婚礼当天在安居区“黄娥大酒店”的生活费及农村习俗的“陪嫁”和对原告吕某亲属的送礼，被告雷某1不应返还，但被告针对该辩称却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给付的前阶段的彩礼款为67600元；原告要求返还手机、钻石戒指、手镯、项链、耳钉，如不返还则支付价款合计27300元，其中手机价款6200元，首饰价款合计21100元，被告就原告给付购买手机的款项及给付首饰（钻石戒指一枚、手镯一个、项链一条、耳钉一对）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但被告认为上述财物系一般的无偿赠与，不应予以返还。但原告提供了钻石戒指的销售发票、鉴定认定书及购买戒指的微信转账凭证。就钻石戒指的价款、品质、实物现状等内容形成了证据的完整性、连续性，故对原告主张购置钻石戒指的价款81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手镯、项链、耳钉的折价返还问题，虽然被告对手镯、项链、耳钉的给付予以认可，但原告仅提供了一张微信消费明细打印件，该微信消费明细打印件上虽载明了支出金额系13411.80元，但消费明细上并未载明其费用的用途，原告也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手镯、项链、耳钉的价格和质量，即关于手镯、项链、耳钉的实物现状、具体价格、品质及存放地点，原告提供的孤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告主张手镯、项链、耳钉的价值合计13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关于原告主张返还手机价款的诉请，虽被告认可原告向其转款购买手机的事实，但该购置手机的行为应属于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希望以此来培养增进双方感情而产生的正常花费，这种财物的给付与婚约习俗无关，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范畴，为一种无偿的赠与，故原告主张返还手机价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年××月××日举行婚礼后，从2019年2月4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原告多次合计向被告转款39885元，原告仅要求被告返还37000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被告辩称该笔费用系原告给付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不应返还。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皆认可，××××年××月××日举行婚礼后，雷某1随吕某前往广东共同生活大概1个月左右，因不习惯广东的生活便独自一人回安居与其父母居住生活，期间二人因节假日会偶尔短暂生活在一起，现被告辩称该笔费用系共同生活的开支，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但从原告转款的目的来看，原告系为了维系双方建立的“婚姻”关系所作出的赠与，不排除原告有与被告进行婚姻登记，建立真正婚姻关系的目的，故该37000元也应当认定为彩礼。 关于彩礼是否返还问题，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原、被告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故被告应当返还彩礼。 关于彩礼返还的金额问题，本案纳入彩礼返还范围的为：“见面”礼金2000元，“送期书”礼金29800元、“过礼”礼金35800元，钻戒折价返还款8100元，后期转款37000元。从××××年××月××日吕某与雷某1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到2020年1月，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较短，现因矛盾导致感情不和，断绝来往，原告起诉主张解除婚约返还彩礼，使双方再继续履行婚约已无回旋余地，双方对婚约的解除均有过错，结合同居时间、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彩礼款80000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雷某1、雷某2、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吕某彩礼款80000元； 二、驳回吕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9元，吕某负担294元，雷某1、雷某2、王某共同负担11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中琼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唐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