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06行终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启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正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西郊天池居委会344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李婉嫡，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周刘全，男，1972年11月13日出生，四川省宜宾市人，居民，住宜宾市翠屏区。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富市房产管理所（以下简称水富房管所）。住所地：水富市高滩新区长沙路。法定代表人杨联其，水富市房产管理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杜娇，云南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审第三人水富杨氏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杨氏公司）。住所地：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沙坪东路B栋4-502号。法定代表人杨道明，杨氏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朱庆云，四川乐嘉（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水富城建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高滩新区。法定代表人王志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漆凯，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宜宾市人，居民，住宜宾市翠屏区。上诉人启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水富房管所及第三人杨氏公司、城建公司、漆凯商品房登记备案行政撤销一案，不服永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5行初53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启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刘全、被上诉人水富房管所的委托代理人杜娇、原审第三人杨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庆云，向本院递交了书面代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2012年1月16日，原告启正公司与城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启正公司向城建公司购买该公司在水富县高滩新区房屋，面积为1878.34㎡，每平方米1800元，价款共为3381012.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约定交房时间为2013年元月16日前。合同编号为：Ｅ1-151号。同日，城建公司与原告将所签合同报送被告水富房管所登记备案。此后，城建公司将其开发的枫叶国际商贸城二期一区Ｅ1、Ｅ2栋项目整体全部转让给第三人杨氏公司开发，项目枫叶国际商贸城二期后又名杨氏.金福地一期。2012年4月6日，被告水富房管所依据杨氏公司的申请，撤销了原告启正公司与第三人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登记备案。此后，杨氏公司将涉案房屋报送被告水富房管所重新办理登记备案在漆凯名下。另查明，杨氏公司开发的枫叶国际商贸城二期一区Ｅ1栋、Ｅ2栋于2013年8月9日竣工验收。原告于2015年8月24日向杨氏公司送达《催告函》，内容为原告催告杨氏公司履行《商品房购销合同》义务。2016年1月26日，原告通过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和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邮寄了《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金福地项目权属可能有争议的告知函》和《委托人购买水富杨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情况统计表》，并对邮寄内容和过程通过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在《告知函》中载明：“2012年01月一2015年，委托人先后多次购买杨氏地产（涉及房屋清单附后），其中Ｅ1、Ｅ2栋房屋早就具备交付办证条件，但杨氏地产迟迟未予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过户。其中，Ｅ3及Ｄ栋房屋也早已过了合同约定的交付、办证时间，但迟迟未予竣工”。同日，原告通过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送达了《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以下简称《律师函》）。在该份《律师函》中载明：“经了解，目前我委托人所购买的房产存在重复备案给第三人的情况。若属实，则你局的新的备案行为可能因违背相关法律而侵害我委托人的利益”。2018年10月25日，“水富县”更名为“水富市”，2019年4月15日，“水富县房产管理所”更名为“水富市房产管理所”。启正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水富房管所作出撤销枫叶国际商贸城二期一区Ｅ2栋三层房屋的登记备案行为违法。2、确认已经登记备案给原告的上述房屋登记备案合法有效。3、撤销第三人漆凯上述房屋的登记备案，并登记备案回原告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反之，人民法院对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起诉，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行政案件的起诉期限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畴。本案中，被告水富房管所于2012年4月6日撤销了原告启正公司与第三人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登记备案。原告是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水富房管所撤销了原告启正公司与第三人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登记备案是本案审查起诉条件涉及的主要问题。根据《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第七条约定“2013年元月16日前将经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合格，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交付给乙方…”。原告于2015年8月24日向杨氏公司送达的“催告函”，内容为原告催告杨氏公司履行《商品房购销合同》义务。原告又于2016年1月26日向被告邮寄和送达《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金福地项目权属可能有争议的告知函》及《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在《告知函》中载明：“2012年01月一2015年，委托人先后多次购买杨氏地产（涉及房屋清单附后），其中E1、E2栋房屋早就具备交付办证条件，但杨氏地产迟迟未予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过户。其中，E3及D栋房屋也早已过了合同约定的交付、办证时间，但迟迟未予竣工”。在《律师函》中载明：“经了解，目前我委托人所购买的房产存在重复备案给第三人的情况…”。上述内容说明原告在2016年1月26日发出《告知函》和《律师函》之前，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购买的杨氏金福地项目E1、E2栋房屋早就具备交付办证条件和涉案房屋已经重新备案登记给他人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据此，原告至迟已于2016年1月26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水富房管所撤销了原告启正公司与第三人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登记备案情况。起诉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登记备案撤销情况之日2016年1月26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提起诉讼，即最迟应于201７年１月26日提起诉讼。原告于2017年8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撤销原告与第三人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登记备案行为违法。已超过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提出没有出具委托书委托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单独向被告发过《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原审法院认为，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送达《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期间，属接受原告的委托代理期间，其代表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的代理行为，是为原告主张权益，没有超出一般代理权限。故对原告提出没有出具委托书委托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单独向被告发过《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而认为该份《律师函》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告以其委托的代理律师与被告有不正当关系而否认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的《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因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与原告在代理词中载明的其委托的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的“金旺律师是业务专业性非常强的，代理过各式各样的案件，曾经也为原告代理过几次行政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还担任过原告的法律顾问，不可能在仲裁程序时向被告签发涉及国家行政赔偿的律师函”自相矛盾，不予采纳。原告提出被告在重审中提交的《关于水富杨氏房地产公司金福地项目涉及国家赔偿的律师函》此份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提供应不予采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该证据材料并非用于证明被诉撤销登记备案行为的合法性，而是证明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时限。同时，行政案件的起诉期限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畴。因此，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宜宾启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宜宾启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诉人启正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采信的重要证据《律师函》，存在诸多疑点。在本案第一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水富房管所并未向法院提交该《律师函》，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才向法院提交该证据，该证据系被上诉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且为彩色复印件并非原件。该《律师函》签发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签发人为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没有上诉人的原委托代理律师金旺的签名，而在当天，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和琴台律师事务所以及上诉人的原委托代理律师金旺联合签名盖章，向水富房管所公证送达了《告知函》。上诉人的原代理律师金旺在代理仲裁案时，在同一天单独发送一份《律师函》，不符合当时的诉讼需要。上诉人对金旺律师的委托为一般授权，上诉人不认可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单独签发的《律师函》，该《律师函》无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律师函》，只有一页纸，却加盖有骑缝章，不符合原始证据完整性要件；且签章处的印章外观、颜色不符。综上，该《律师函》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不应以不完整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杨氏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商品房购销合同》上城建公司的公章，合议庭同意了鉴定申请，但一审裁定并未对鉴定结论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向昭通仲裁委员会调取上诉人委托原代理律师金旺的《授权委托书》，由此认定上诉人在金旺代理期间签发的《律师函》合法系错误的。上诉人并不知晓《律师函》的来源，上诉人与金旺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也就是代理与仲裁程序相关的事项，金旺律师超越了上诉人的委托权限。故一审法院未查清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的登记备案行为违法，未核实重要证据《律师函》原件，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的登记备案行为违法；确认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登记备案有效；撤销登记在漆凯名下的备案登记并登记备案到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赔偿费；2、一、二审诉讼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水富房管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律师函》正确。该《律师函》在重审过程中提交，系由于答辩人负责人人事变动和水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许多资料移交，导致在重审中才找到该《律师函》。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被答辩人的委托，向答辩人发《律师函》是为了被答辩人权益，其有权代表被答辩人作出该《律师函》。该《律师函》与《告知函》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正确。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发出《律师函》之前，即2016年1月26日前就已经知道答辩人撤销了其房屋登记备案的情况，本案已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启正公司2016年1月12日委托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旺、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兴永，在启正公司诉杨氏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程序中代理仲裁；授权范围为一般授权。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云06民特43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启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旺、周兴永，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一审庭审笔录载明，启正公司的代理人周刘全陈述其于2016年1月申请仲裁，2017年7月12日仲裁被昭通中院撤销后，才知道其房屋备案登记被撤销。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采信《律师函》证据是否得当？上诉人的起诉是否已过法定起诉期限？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第一，关于一审法院采信《律师函》证据是否得当。首先，启正公司2016年1月12日委托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旺、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兴永在启正公司申请杨氏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仲裁案中作为代理人，委托书中载明授权范围为一般授权。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云06民特43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启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旺、周兴永，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故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金旺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水富房管所在一审中提交的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月26日向水富房管所作出的《律师函》不属于仲裁案代理范围。故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超越代理权限作出该《律师函》，其法律后果不应由上诉人启正公司承担。其次，2016年1月26日，上诉人启正公司向水富房管所公证邮寄送达了与《律师函》内容不一致的《告知函》；从送达方式上看，《告知函》与《律师函》均为同一天作出，但送达方式一份为公证邮寄送达，一份无送达方式。故在同一天出现两份不同内容和送达方式的函中，在上诉人启正公司不认可的前提下，无送达方式的《律师函》的真实性存疑。综上，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律师函》，系四川乐伯乐律师事务所超越代理权限作出，真实性存疑的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该《律师函》作为定案证据不当。第二，2019年6月12日的庭审笔录载明，启正公司的代理人周刘全陈述“我们于2016年1月申请仲裁，2017年7月12日仲裁被昭通中院撤销后，才知道其房屋备案登记被撤销”。故通过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上诉人启正公司最早已是2017年7月12日知道房屋备案登记被撤销，其于2017年8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当时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规定的两年法定起诉期限。故上诉人之起诉未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采信《律师函》，认定上诉人之起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不足；适用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永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5行初53号行政裁定书；二、本案指令永善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判长  王金山审判员  吴蔚秋审判员  陆 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温 飞附：本裁定引用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当予以赔偿的，应当判决驳回行政赔偿请求。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