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民，女，汉族，1974年5月16日出生，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原聚柏，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开发区玉苑路68号。法定代表人：杨秀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松建，山东环周（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爱民、上诉人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烟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莱州市人民法院做出（2019）鲁0683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王爱民、昌信烟台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爱民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昌信烟台公司给付王爱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6303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及生活费43039.1元。事实与理由：王爱民是自2002年6月开始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额应为63030元，不应是59210元。无论昌信烟台公司由谁管理，王爱民都是为昌信烟台公司工作，故昌信烟台公司应支付王爱民工资。王爱民在仲裁时主张要求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每个月的工资实际上就是指的工资和待岗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之规定，法院应合并审理。昌信烟台公司辩称，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或者待岗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昌信烟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昌信烟台公司无需支付王爱民经济赔偿金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庭审中，王爱民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数额较之于起诉时的数额大幅增加，而一审法院未给予昌信烟台公司答辩期，程序错误。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前后矛盾，昌信烟台公司系合法解除与王爱民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昌信烟台公司公司最迟在2014年就处于不正常状态，王爱民作为保管，违反了昌信烟台公司的管理制度，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据。且根据昌信烟台公司“实际并不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亦未安排王爱民从事相关劳动”等事实，在昌信烟台公司已经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关系亦合情合理。即使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关系违法，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二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及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按照“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的标准，昌信烟台公司支付王爱民经济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是1910元/月×12个月×2=45840元。王爱民辩称，王爱民在开庭时没有要求答辩期，而且开庭至少是两次开庭，第二次开庭肯定在15天以上。王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诉请法院依法判决昌信烟台公司：1.给付王爱民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41972.74元；2.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4640元。以上两项共计86612.74元；3.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4.诉讼费由昌信烟台公司负担。一审审理中，王爱民变更诉讼请求，将昌信烟台公司给付王爱民欠发的工资由58126.18元变更为工资及生活费43039.10元；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变更为630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昌信烟台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10日，系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由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成立。王爱民于2003年6月起到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工作，2006年9月起被安排至昌信烟台公司从事组装电机工作,后于2013年5、6月份开始从事保管工作。2006年9月23日,王爱民与昌信烟台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期限自2006年9月23日至2011年9月22日止。2006年4月25日，吕永军担任昌信烟台公司的董事长，并聘任戴建利作为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事务，马新杰、王喜军作为副总经理，协助昌信烟台公司戴建利工作。上述三人任期届满后，昌信烟台公司董事吕永军、袁月等人与上述三人之间开始产生矛盾。2010年10月份左右，吕永军将昌信烟台公司的公司印章掌控在自己手中。2011年3月底，吕永军不再允许戴建利使用公章。2011年5月，戴建利为公司继续经营指使下属私刻了一枚公司公章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之后，戴建利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15年11月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判处刑罚，王喜军亦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刑罚。马新杰已离开公司。戴建利等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昌信烟台公司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吕永军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未取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与经营管理权。自2014年开始，王新杰等部分中层人员未经授权开始强行管理公司资产，安排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3月，生产经营活动全面停止。2018年11月30日，昌信烟台公司出具信烟办发[2018]4号文《关于解除王爱民、张楠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并向王爱民送达。该《决定》载明“依据公司《关于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管理人员任职和工作回避规定》，决定解除王爱民、张楠的劳动合同。”王爱民的社会保险费交纳至2018年10月。之后，王爱民作为申请人因赔偿金事宜申诉至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被申请人（本案昌信烟台公司）依法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41972.7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4640元、所欠最低工资额的60%的赔偿金32950元、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的收入台账、职工信息表、工资收入统计表等证据均是被申请人的财务专用章没有公章的事实可以推断被申请人处原法定代表人吕永军与申请人等人的意志不一致。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法人的意志通过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得以体现和实施，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最终由法人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故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本委不予采纳。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自从戴建利受到控制后被申请人至今没有安排新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其在仲裁申请书中写明的‘2014年至今，被申请人因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产生矛盾，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被申请人认可自2013年底公司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可以推断被申请人处最迟于2014年初已经处于不能正常运行状态。申请人称‘自始至终延续履职’没有明确说明是受谁的指派、如何履职，申请人该工作涉及到处理公司的资产，按照常理推断在没有法人权利机构授权的基础上，财务负责人或单位中层没有权利管理公司。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处仓库保管员，明知自从戴建利受到控制后被申请人至今没有安排新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基本处于无组织无领导状态，却‘自始至终延续履职’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违反公司的《关于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具有合理性，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双方一致认可自2013年底或2014年初公司生产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工作至2016年3月，之后是否上班并不知情。申请人主张正常工作至2017年5月，之后工作不正常时断时续。因申请人提交的收入台账已明示被申请人已经支付其工资收入至2017年5月，申请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提供实际劳动，故对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欠发工资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受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加付赔偿金。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的60%的赔偿金的仲裁请求不属于本委受理范围，本委不予审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仲裁请求，本委予以支持。”该委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了莱劳人仲案字（2019）第371号裁决书，裁决：1、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欠发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工资的仲裁请求；2、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仲裁请求；3、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仲裁请求；4、由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王爱民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王爱民主张，戴建利涉嫌犯罪后公司由于没有总经理，工人处于混乱状态，孙旭杰、王新杰、张春忠、黄正尧、马玉全、王斌等人共同商议单位的运营事宜，约在2016年4月公司停产，停产后有善后工作需要处理，因此自己在2016年4月份之后还陆续到单位去。王爱民自认，2016年5月工作了2天，2016年6月工作0.5天，8月份工作2天，9月工作3天，10月份工作2天，2017年3月工作了2天，5月工作7天。王爱民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劳动合同书》1份、2016年-2018年工资明细表及银行工资交易流水。其中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自2015年12月1日发放的工资均来自单位财务人员王新杰的账户。经质证，昌信烟台公司对《劳动合同书》与银行工资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王爱民自己统计的工资明细表示无法确认，表示昌信烟台公司至今仍未掌握公司的财务账目及相关凭证，对王爱民的工资发放情况并不知情，且王新杰等人没有合法授权发放工资，属私分公司资产的行为。另外，昌信烟台公司主张，2014年后公司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从银行交易流水看出，交易对手是王新杰，体现不了王爱民、昌信烟台公司之间的关系。王爱民的工资由孙旭杰等人组织发放，昌信烟台公司从未真正的管理过王爱民，王爱民也未向昌信烟台公司真正提供过劳动，王爱民劳动的服务对象系孙旭杰等人，王爱民应向孙旭杰等人索要工资，而非昌信烟台公司。昌信烟台公司同时表示因不掌握公司的所有财务账目及凭证等资料，不能提交王爱民工作期间的工资表与考勤表。昌信烟台公司主张，戴建利虽被判处刑罚，但实际公司仍由其安排的人员进行控制，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对公司进行实际管理经营。另，王爱民与王新杰系配偶关系，属于应当回避的事由，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因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昌信烟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莱州商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1、昌信烟台公司的主体情况；2.自2011年3月15日起，戴建利、王喜军、马新杰等三人在昌信烟台公司的管理职务被解除；3.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掌握昌信烟台公司除公章以外的其他印鉴、账簿等资料。证据二、（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书、（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1.戴建利等人伪造公章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昌信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对公司行使管理权；3、王爱民担任仓库管理员，系王新杰之配偶（一审26页第二段）。证据三、昌信烟台公司多名员工签字的与昌信烟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社会保险费缴纳工资等材料复印件8页（复制于2018莱劳人仲87号劳动争议案），用以证实王新杰、孙旭杰、张春忠等人非法管理昌信烟台公司的事实；昌信烟台公司在2013年7月后处于不正常状态，2016年3月公司停产，王爱民此后未再向昌信烟台公司提供劳动。证据四、《关于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证据五、关于印发《管理人员任职和工作回避规定》通知，用以证实王爱民基于与王新杰的配偶关系属于应当回避的事由。上述证据经质证，王爱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示证据一与二可以证实昌信烟台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总经理发生变化，但这与王爱民无关，王爱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对证据三可以证实在2018年3月16日，黄正尧、王新杰、孙旭杰、张春忠等代表在场在职工人包括王爱民追究生活费、工资、保险费的情况；对证据四认为与王爱民无关；对证据五王爱民从未见过，也与王爱民无关。一审法院认为，（2014）莱州商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书、（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昌信烟台公司经营出现不正常状态，昌信烟台公司的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在未经昌信烟台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操纵控制公司资产，安排生产经营，2016年4月生产经营活动停止。根据王爱民提交的银行流水与自认，王爱民自2017年5月后即不再提供劳动，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通过单位财务人员王新杰账户为王爱民发放工资至2017年5月。另，在上述期间，昌信烟台公司实际并不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亦未安排王爱民从事相关劳动，因此，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爱民在审理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待岗生活费，违反了先裁后审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王爱民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自2003年3月起即在与昌信烟台公司关联的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工作，2006年被安排至昌信烟台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期限至2011年9月22日止，之后再未签订劳动合同，但王爱民在合同到期后又在昌信烟台公司工作连续超过一年以上，王爱民、昌信烟台公司之间形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昌信烟台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以任职回避为由与王爱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昌信烟台公司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关系违法，应支付王爱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昌信烟台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系王爱民本人原因由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王爱民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前无工资收入，故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基数应分别按15.5年（2003年6月至2018年11月30日）和最低工资标准1910元/月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中，昌信烟台公司已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及时为王爱民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因此，王爱民的该项请求，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支付王爱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210元。二、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王爱民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王爱民要求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支付王爱民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于一审法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爱民在仲裁时要求昌信烟台公司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赔偿金，仲裁裁决驳回王爱民的该项请求。王爱民在一审未再针对该请求提起诉讼。本院认为，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为昌信烟台公司提供劳动。同时，王爱民和昌信烟台公司均认可昌信烟台公司于2016年3月停止经营。故一审驳回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王爱民一审增加的待岗生活费的主张，因其在仲裁时并未主张待岗生活费，故其上诉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待岗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昌信烟台公司主张其解除与王爱民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是《管理人员任职和工作回避规定》的第5、6条，昌信烟台公司并未提供该规章制度，并自认上述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亦未举证证明该规章制度已向王爱民公布。同时，昌信烟台公司自认其解除与王爱民的决定未通知工会征求工会意见。昌信烟台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爱民存在违反公司违章制度的事实。综上，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制度依据，解除程序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认定昌信烟台公司解除与王爱民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并无不当。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数额，王爱民上诉主张其于2002年6月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劳动合同认定王爱民于2003年3月到昌信烟台公司工作，并据此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数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昌信烟台公司上诉主张其应支付王爱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计算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昌信烟台公司上诉主张的答辩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中王爱民当庭增加其诉讼请求的数额，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法律并没有规定在此情形下，必须给被告以答辩期，故昌信烟台公司以一审法院未给予答辩期为由主张一审程序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另，王爱民在仲裁时要求昌信烟台公司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赔偿金，仲裁裁决驳回王爱民的该项请求，王爱民在一审未再针对该请求提起诉讼，应视为其对仲裁驳回该请求的认可。一审仅驳回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支付王爱民欠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的诉讼请求，对王爱民要求昌信烟台公司加付所欠最低工资额60%的赔偿金的仲裁请求未作处理，不当，应予变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王爱民的其他申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元，由王爱民负担10元，由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负担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衣振国审判员 孙晓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