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102号原告华某，女，199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华某1（原告之父），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1号。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斌，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干部。委托代理人郑必东，北京权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蓝色印象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厂区）10幢二层A1-02。法定代表人肖中云，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范鑫，女，199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蓝色印象品牌顾问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华某（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被告）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知北京蓝色印象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华某1，被告委托代理人何斌、郑必东，第三人北京蓝色印象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称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范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依原告的申请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F03930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原告系第三人高级会计，在2019年1月28日公司年会活动时担任主持人，在特定环境和气氛下精神紧张，出现了胡言乱语，心里惧怕，情绪激动等现象，由其亲属及同事将原告送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经过后期治疗，确诊为：躁狂症。原告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原告诉称，公司筹备2019年年会活动时，公司领导安排原告担任主持人，原告因本职工作等原因本不想担任。由于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服从安排，最终接受了领导的安排。2019年1月27日晚原告自己在家还练习主持很晚才睡。公司要求年会相关人员2019年1月28日早8点前到达将台路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因离家距离太远，原告为了不迟到，5点起床，6点就拼车出发，提前比较多到达，等其他主持人到齐后开始彩排。彩排中部门领导多次询问工作及审计所需资料。原告于中午11：17打车从酒店赶回公司，准备所需资料。一直忙于工作连中午饭都没吃。中午13:49坐车提电脑赶回酒店，打算抽时间继续准备资料，同时准备主持工作。年会开始，上场报幕，由于公司要资料工作未完成，担心焦虑，再加上是业余主持人，情绪紧张，在特定环境和气氛下精神更紧张。当时场地的环境、灯光、音响及台下的嘈杂声等因素对其造成精神刺激。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在舞台上原告失语不能进行下去，出现了胡言乱语、心里惧怕、情绪激动，躲在卫生间里久久不出来，躁狂症发作。最后由原告表哥及公司两个同事将原告从酒店送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父母随即赶到医院。经检查治疗半夜返回家中，这期间在医院的过程中出现了幻想和妄想的症状，精神极其不正常。经过治疗最后确诊为躁狂症发作。原告躁狂症发作是由于高强度工作，情绪高度紧张，工作压力大，环境影响等不良因素刺激而发生。财务工作是原告的本职工作．主持人是单位指派工作，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的高度紧张。酒店的舞台灯光音响及场地人员的嘈杂声刺激应激是导致原告受到伤害而产生的结果（躁狂症的发作）也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的刺激应激。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履行工作职责而造成精神损伤及伤害，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条件及标准。工伤保险条例不可能将事故伤害意外伤害，暴力伤害的情形十分详尽罗列出来，但劳动认定部门应根据事实及三工主要因素做出判断，而劳动部门在认定书中并未明确认定的事实和法规依据，是简单的认定和对法规理解的偏差而作出的决定。原告于1月28日之前及发生伤害之前行为一切正常，家族三代无精神疾病史。主持人并非原告的本职工作而是公司工作的安排。诸多因素是造成伤害的主因。如果原告不主持就避免了此伤害。被告认定的事实不清，定性及法规适用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权利。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暴力性伤害或意外性伤害产生的伤害结果，则可能是肢体器官外伤性结果，也可能是精神伤害性结果。而《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就工伤保险保障的伤害结果限定为肢体器官外伤性伤害，亦即没有排除精神性的伤害后果。严重的精神性伤害也需要治疗，也需要医药费，护理费等，也会附带产生物质性的损害后果。只要伤害的结果与工作原因具有关系即符合工伤认定的要素。综上所述，诉请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居住证》，证明2019年1月27日原告正常去办理居住证事宜；2、宠物检疫情况材料，证明2019年1月26日原告正常去办理宠物检疫事宜；3、出租车订单截图打印件，证明2019年1月28日原告行动轨迹情况；4、年会现场照片两张，证明年会现场非常狭窄、局促；5、原告本人陈述，证明事实经过情况；6、原告与他人的通话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2019年1月28日原告与他人进行正常通话。被告辩称，2019年10月12日，华某1（原告代理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当日受理并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19年10月15日，被告出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以邮寄方式送达第三人，第三人派人接受调查。2019年11月18日，被告向华某1出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华某1提交原告在工作中受伤的相关证据材料，华某1未提交。根据查明情况，被告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2019年1月28日公司年会活动时担任主持人，在特定环境和气氛下精神紧张，出现了胡言乱语，心里惧怕，情绪激动等现象，由其亲属及同事将原告送往北京安定医院就诊。经过后期治疗，确诊为：躁狂症。被告认为，原告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法律依据：一、证据材料：证据一、2019年10月12日原告代理人华某1提交的一组申请材料，包括：1、《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暨一次性告知单》，证明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时间为2019年10月12日；2、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华某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亲属关系证明；3、工商信息查询，证明第三人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厂区）10幢二层A1-02，被告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4、2018年6月2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5、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病历》16张，证明原告诊治情况；6、与原告单位领导的短信聊天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在第二次报节目时发病；证据二、《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12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当日面送；证据三、《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快递单据、邮件查询详情，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当日以邮寄方式送达第三人，其于10月22日签收；证据四、《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快递单据、邮件查询详情，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18日出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当日以邮寄方式送达，华某1于11月22日签收；证据五、收到工伤举证通知书后第三人提交的一组材料，包括：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受托人张某及于涛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住所地及委托情况；2、2018年12月21日第三人行政人员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与公司行政人员沟通年会主持事宜，公司未强迫其主持，其亦未提出不能主持，同事并未察觉其精神状态存在异样；3、2019年1月28日第三人行政人员与原告微信聊天截屏打印件及出事后与原告手机通话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在年会当天未提出不能主持，同事并未察觉其精神状态存在异样，在原告出事后，公司领导及时通知家属并未对其置之不理；4、2019年1月28日第三人行政人员与原告哥哥短信聊天截屏打印件及原告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精神不正常现象，不是因为工作原因造成的，而是28号之前分手造成的；证据六、2019年11月12日被告对第三人人力资源经理张某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的躁狂发作不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的，早在2019年1月16日分手后，就出现话多、语乱等不正常现象；证据七、2019年11月14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认为其受到的伤害是在年会现场造成的，与事实不符；证据八、《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快递单据，证明被告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认定结论并送达双方。（二）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工伤保险条例》；3、《工伤认定办法》；4、《北京市实施若干规定》，被告以此说明其具有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权，作出决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第三人述称，该公司尊重被告依法作出的决定。第三人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交的证据系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法收集、制作的，具备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取得手段合法，形式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件，能够作为证明被告受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启动调查程序，并最终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2、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年会前及当日的活动轨迹情况以及年会现场情况，但无法证明其所受伤害应当予以认定工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的工商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该公司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告任高级会计，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2019年10月12日，原告委托其父华某1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等材料，申请为原告遭受的狂躁症认定工伤。2019年1月28日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病历》初步诊断为1兴奋状态2妄想状态，此后复查诊断为1躁狂发作2兴奋状态3妄想状态等。2019年10月10日北京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诊断为躁狂发作。被告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受理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10月15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向其邮寄送达，告知第三人如认为原告不属于工伤，请提交其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材料并到被告接受调查。2019年11月12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年会前及当日第三人行政人员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年会当日第三人部门领导与原告家人的通话记录及之后第三人工作人员与原告家人的短信聊天记录等材料，并派人力资源经理张某接受被告调查。张某陈述，在工作时间内，在第三人的年会现场及办公地点，原告并未受到伤害，且并不是第三人的原因而产生躁狂等抑郁状态，该情况不是由于工作造成，不认可工伤。2019年11月14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原告陈述，躁狂发作是精神高度紧张以及不良环境因素的刺激造成的，其在年会现场受到了精神损伤。2019年11月18日，被告向原告之父华某1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向其邮寄送达，要求其向被告提交原告在工作中受伤的相关证据材料，并到被告处接受调查。逾期华某1未向被告提交证据材料也并未到被告处接受调查。2019年12月2日，被告作出前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中规定，市和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第三人作为用人单位，其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作为该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相应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工伤保险制度保障的对象是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应当具备因工作原因遭受伤害或者因工作原因罹患职业病。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主持第三人年会过程中出现精神紧张、胡言乱语等状况后被送往医院并被诊断为躁狂症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事实，本院无法确认原告所患狂躁症与其工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其要求认定工伤的系一种病症，并非因工作原因遭受的伤害或者职业病，故被告所作认定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接到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受理、调查取证、作出决定并进行送达等法定程序，其履行程序合法，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华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寇天功人民陪审员  王志军人民陪审员  晋 朋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