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4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潘刚，董事长兼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波，女，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东路568号摩根中心2号楼25层1-8号。 主要负责人：李健，经理。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男，男，系两公司员工。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蕤，女，系两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陈兴凌，男，198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铁生，四川金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兴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伊利公司、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不予支付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643元。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依法解除了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与伊利公司经销商成都唯盼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盼公司）股东牟攀在2013年1月1日入职伊利销售商务稽查部，任稽查专员，两人系同一天进入同一个部门工作，成为同事关系。牟攀离职后，成为川南区域经销商唯盼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在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是管理该经销商的城市经理，本身职责需要核查经销商人员及信息，应当知悉牟攀和经销商的关系。根据上诉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舞弊行为惩处办法》（以下简称“舞弊行为惩处办法”）5.3条规定，在职、离职员工及其亲属不得参与公司相关业务往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5.4条规定，员工的亲属、同学及前同事在企业外承担的职责或拥有的财务利益与员工现有工作有利益冲突关系，需要申报。被上诉人违反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制度》（以下简称“员工奖惩制度”）3.2.1.3重大行为过失及违纪处理第2条，“未按公司要求申报在公司内部的亲属及私人关系（同学、前同事等）及其在竞争企业、供应商或客户处拥有重大财物利益等利益冲突，处罚标准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保留公司追偿损失的权利。”据此，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解除依据的制度内容认定错误。综合“员工奖惩制度”3.2.1.3重大行为过失及违纪处理第2条及“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5.4条规定，可以看到：首先，被上诉人与唯盼公司股东牟攀系同一天入职伊利公司的同一部门，成为同事。后牟攀离职，两人已构成前同事关系，且牟攀为伊利公司经销商股东，而被上诉人作为管理该经销商的城市经理与牟攀存在利益冲突，因此需要申报；其二，牟攀系被上诉人管理的经销商的股东，双方有利害利益关系，理应申报；其三，伊利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供应商关系，公司对供应商的管理是多方面的，公司需要经销商售卖产品，但公司也要管控质量和营销方式。作为执行管理职务的被上诉人而言，必然和经销商的沟通合作是非常频繁和深入的。牟攀是唯盼公司的股东在企业信息查询系统都可以查阅，也不是以隐藏方式存在的，而且牟攀还参加过区域会议和沟通，被上诉人当然知道这个关系；其四，上诉人已多次发送利益申报告知，被上诉人明知申报事项和范围却不申报，违反公司制度。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3376.2元为事实认定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上诉人在仲裁及一审阶段提交的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工资明细表载明被上诉人平均工资为10793元，因此一审认定该项有误。 陈兴凌辩称，1.工资标准是依照一审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表计算出来的，仲裁及一审对本案事实已经查明；2.其没有违反公司的制度，上诉人一再提到其与牟攀是前同事关系，构成前同事肯定是在入职之前，虽然其与牟攀是一起加入伊利公司，一起做的培训，一起分到了稽查部门，但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后来，牟攀辞职并注册唯盼公司，成为上诉人的经销商，并且有相关审批手续，该情况上诉人是知晓的，说明上诉人同意唯盼公司与上诉人有经济合作，其不知晓这个事情，也不管这个事情。对其而言，牟攀是否是伊利公司辞职的牟攀，公开的信息是查询不到身份信息的；3.陈兴凌没有职责做前期的尽职调查。综上，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其与牟攀不构成上诉人规章制度中关于前同事关系的规定，陈兴凌与牟攀的关系是公开的，上诉人也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以没有申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是不合理的。其也没有给上诉人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兴凌的工作有失误或者过错，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陈兴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伊利公司支付陈兴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900元×7.5×2=268500元；2、判令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伊利公司补发陈兴凌劳动报酬：51527.95元（其中应付奖励：22027.95元；罚款：29500元）。一审庭审中，陈兴凌撤回第2项诉请。 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伊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不予支付陈兴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4282.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5日，陈兴凌入职伊利公司。“舞弊行为惩处办法”第5.3条规定，在职、离职员工及其亲属不得参与公司相关业务往来。“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第5.4条规定，员工的亲属、同学及前同事在企业外承担的职责或拥有的财务利益与员工现有工作有利益冲突关系，需要申报。“员工奖惩制度”第3.2.1.3条“重大行为过失及违纪处理”第2项规定：“未按公司要求申报在公司内部的亲属及私人关系（同学、前同事等）及其在竞争企业、供应商或客户处拥有重大财务利益等利益冲突”，处罚标准：“解除劳动关系并保留公司追偿损失的权利”。上述规章制度均已由陈兴凌签收学习或由伊利公司通过公司内网向陈兴凌发布。2017年10月1日，陈兴凌与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陈兴凌在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处担任川南区域城市经理，该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三）项约定：“甲方（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对新的规章制度进行公示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在布告栏中张贴、发送电子邮件、在内部网站发布、会议培训、发文传阅等。乙方（陈兴凌）承诺通过上述方式及时学习新的规章制度，并自觉遵守”。2018年3月23日，伊利集团Ｅ－ＨＲ系统显示，陈兴凌承诺：“已知晓公司利益关系申报要求，如不及时申报，同意按公司制度对我做出处理，包括解除劳动关系，追偿损失等”。陈兴凌申报时表示：“当前我没有需要申报的利益关系”。2018年8月25日，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向陈兴凌送达《关于西南大区域市场违规情况的考核通报》，载明：“川南区域经销商唯盼公司股东牟攀为我司离职员工，开户至今一直未进行申报。现依据相关规定，对经销商唯盼公司进行关户处理……现任城市经理陈兴凌予以解除劳动关系处理……”。2018年8月30日，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向工会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征求工会意见。2018年9月4日，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向陈兴凌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陈兴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决定于2018年9月7日起解除与陈兴凌的劳动合同。 唯盼公司于2017年1月左右成为伊利公司的经销商。2017年5月，陈兴凌调任川南片区城市经理，负责唯盼公司的管理。唯盼公司股东牟攀曾与陈兴凌同时入职伊利公司，辞职后成为唯盼公司股东。 伊利公司城市经理的岗位职责为：销售，终端拜访，客户管理，价格、品项、产品新鲜度管控，资源调配，汇报交流。 本案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除非常规性的奖罚外，陈兴凌月平均应发工资为13376.2元。 2018年9月12日，陈兴凌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讼请求。2018年12月20日，该委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2629号仲裁裁决，裁决伊利公司支付陈兴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4282.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陈兴凌提交的身份信息、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关于西南大区川南区域市场违规情况的通报》，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伊利公司提交的“员工奖惩制度”、“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舞弊行为惩处办法”、《规章制度签收单》、伊利集团Ｅ－ＨＲ系统截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解除与陈兴凌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认为陈兴凌与唯盼公司股东牟攀曾系伊利公司同事，牟攀辞职后成为唯盼公司股东，唯盼公司系陈兴凌管理的客户，陈兴凌未进行利益冲突申报，违反伊利公司“员工奖惩制度”第3.2.1.3条第2项规定，故依法解除与陈兴凌劳动合同。陈兴凌提出其与牟攀虽系同一时间入职，但两人的工作地点不在一个区域，平时并无业务和生活上的来往。伊利公司与唯盼公司发生纠纷后，陈兴凌作为川南片区城市经理，对唯盼公司进行提报关户处理，是陈兴凌的正常工作内容。陈兴凌并不知晓牟攀从伊利公司辞职后，入股唯盼公司的情况。本院认为，牟攀与陈兴凌同时入职伊利公司，并不属该条规定的应予申报的公司内部的私人关系；陈兴凌调任川南片区城市经理之前，牟攀作为股东的唯盼公司已成为伊利公司的经销商，陈兴凌调任川南片区城市经理之后，负责唯盼公司的管理。但在陈兴凌工作职责中，并不包括对经销商股东信息的稽查，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兴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牟攀系唯盼公司股东而故意不进行利益申报，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兴凌在唯盼公司拥有重大财务利益等利益冲突，故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以陈兴凌未进行该利益冲突申报为由，解除与陈兴凌的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陈兴凌在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工作期间为2011年7月15日至2018年9月7日，应获得7.5个月工资标准二倍的赔偿金，共计200643元（13376.2元×7.5月×2）。由于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伊利公司承担。因此伊利公司应向陈兴凌支付上述赔偿金。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伊利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兴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643元；二、驳回陈兴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伊利公司、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两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共10元，由伊利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两上诉人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1.2013年1月5日至1月7日牟攀与陈兴凌同时参加会议的签到表，拟证明两人认识；2.电子化费用结案、消费者本品买赠费用结案及路演活动场地费结案审批相关材料，拟证明被上诉人在其负责的经营活动中包庇或费用套取利益给经销商唯盼公司，涉及金额共计12650.8元，给两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3.《伊利集团城市经理岗位说明书》，拟证明城市经理应对经销商及重要客户提供各类销售服务，按公司政策管理客户；4.伊利集团奶粉事业部商务稽查室会议通知及轮岗通知，拟证明公司内部岗位轮换时陈兴凌与牟攀有过工作区域交替；5.李娇档案信息，拟证明牟攀安排其妻李娇在陈兴凌负责市场任职营养顾问，实际套取伊利公司费用，且牟攀参与经销商成都唯盼经营，陈兴凌知晓上述情况未向伊利公司进行申报；6.《伊利商业行为准则》，拟证明如同学、前同事等在现有和潜在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等处承担可能影响本公司利益的重要职责，或是企业所有者的情形应进行利益冲突申报；7.《经销商合作细则》，该细则第1.1.2.2条规定：我司在职、离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得从事或参与经销商经营及投资；8.朱超手写说明材料、邱驰访谈记录，拟证明朱超自认其与牟攀系商务稽查室同事，在威远县见过牟攀，故陈兴凌必然认识牟攀，且牟攀与李娇为夫妻关系；9.2017.6.18任职辅导表及2017.7.18绩效辅导记录，拟证明公司上级指导陈兴凌的重点工作内容：（1）任职辅导：针对成都唯盼商贸的乡镇铺市母婴系统进行规划，并要求业代提前约谈母婴渠道的各系统老板，完成前期沟通及后期进店准备；（2）绩效辅导：提升经销商资金与团队运营能力，申请经销商参加公司融资，促使经销商资金管控更加灵活，减轻经销商业绩完成压力；10.《唯盼公司经销商合同》、伊利公司云商系统门店查询信息记录，拟证明壹宝贝云龙店、壹宝贝灵仙店、壹宝贝施加店、壹宝贝涌泉店系唯盼公司终端销售门店，且上述门店联系人均为牟攀父亲“牟正合”。陈兴凌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1.经销商审核报告及液态奶事业部经销商设立审核报告模板，拟证明伊利公司在开户时未关注经销商股权信息，因此其没有职责对经销商资质进行进一步审查。 陈兴凌对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依次质证认为：1.对于签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牟攀是河北的稽查专员，陈兴凌是湖北的稽查专员，两人平时没有私人交往；2.对费用的结案审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反映的是伊利公司内部的申报流程，费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文书来确定，且其仅仅是审批申报环节中的一个，不是发起人也不是最后决策人；3.对岗位说明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说明书尾部的签名并非其签署；4.岗位轮换属实，但两人未进行工作上的交接；5.李娇的身份信息与本案无关，且陈兴凌并不知晓李娇是牟攀配偶及李娇在陈兴凌负责市场工作的情况；6.对《伊利商业行为准则》认可；7.对《经销商合作细则》第1.1.2.2条无异议；8、对朱超手写说明材料、邱驰访谈记录三性不予认可；9.对任职辅导及绩效辅导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牟攀和陈兴凌有接触；10.其不认识“牟正合”，其在到任时伊利公司就已经签订《唯盼公司经销商合同》。两上诉人对陈兴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液态奶事业部经销商设立审核报告模板并非奶粉事业部对经销商的要求，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及案件查明的其余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结合一审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另查明：陈兴凌作为乙方与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八条第（七）款规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其中第8项载明：“未按公司要求申报在公司内部的亲属及私人关系（同学、前同事等）及其在竞争企业、供应商或客户处拥有重大财务利益等利益冲突的”。“舞弊行为惩处办法”5.3.1“在职、离职员工”包括：在伊利集团及分子公司现在或以前有过任职经历的人员。5.3.2“与公司相关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承包商、经销商、物流配送商等任何与公司存在的业务。5.3.3“参与”是指担任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承包商、经销商、物流配送商等类型公司的业务推广人、联络人等。5.4员工需要在入职、岗位调整和每年定期进行“利益冲突申报”，如未按照公司要求签订《利益冲突申报表》，一经发现，依据《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处理。“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4.2规定，各单位每年3月31日前，完成本单位员工利益冲突申报及情况自查。 再查明，唯盼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梁光炜，持股比例为50%，牟攀在该公司担任监事，持股比例亦为50%。 本院经二审查明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陈兴凌担任城市经理期间是否知晓伊利公司离职员工牟攀系唯盼公司的股东；2.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解除与陈兴凌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本院分述如下： 本院认为，1.陈兴凌担任城市经理期间是否知晓伊利公司离职员工牟攀系唯盼公司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从陈兴凌的工作职责来看，其系对经销商唯盼公司进行开发和管理。2017年6月，伊利公司对其调任川南片区城市经理进行了任职辅导及绩效辅导，其中任职辅导表中载明了“辅导内容”：“2、成都唯盼商贸月任务制定以及专营经销商辅市以及经营策略”，亦载明了“如何应用所学”：“针对成都唯盼商贸的乡镇铺市母婴系统进行规划，并要求业代提前约谈母婴渠道的各系统老板，完成前期沟通以及后期进店准备”；绩效辅导记录表中载明了“改进内容（R：与工作相关）”:“公司以及经销商业务团队凝聚力提升，团队战斗力增强，公司团队和经销商团队协作能力提高......”。陈兴凌作为唯盼公司的直接管理者，为提高伊利公司经营业绩，提升与唯盼公司团队协作能力，陈兴凌或者下属业务代表必然约见唯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光炜或另一持股比例达50%的监事牟攀，并开展紧密协作。结合两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由梁光炜申请且由陈兴凌提报的结案审批相关材料，陈兴凌在实际管理唯盼公司过程中对梁光炜有接触，故陈兴凌在管理唯盼公司期间认识牟攀具有高度可能性。其次，从伊利公司与唯盼公司签订的《唯盼公司经销商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书第十二条监督与管理规定，伊利公司有权对经销商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评估、指导，并随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同时还对经销商的资金进行管理，第十三条运营保障中第4款规定，经销商有义务和责任为伊利公司派驻当地的业务人员匹配办公场所，与经销商地点一致。故能够认定陈兴凌实际对唯盼公司的管理涉及较深，且为达成经销产品业绩，陈兴凌或者下属业务代表应前往唯盼公司的工作地点进行业务交流，故陈兴凌认识牟攀亦具有高度可能性；最后，陈兴凌管理经销商唯盼公司前，其已经与伊利公司离职员工牟攀于2013年1月5日至同年1月7日一起参加伊利公司组织的全国所辖部分区域稽查人员内部培训，且当年两人分别在5月、8月交换工作地点并轮岗，亦足以证明陈兴凌在管理唯盼公司后与牟攀认识具有高度可能性。而陈兴凌二审中提交的经销商审核报告及液态奶事业部经销商设立审核报告模板，因系针对液态奶事业部的经销商审核材料且经销商审核报告非唯盼公司开户的审核报告，故该两项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陈兴凌称其工作职责中未有对经销商股东信息核查、不认识离职员工牟攀系唯盼公司股东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2.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解除与陈兴凌劳动合同是否违法。《伊利商业行为准则》第三页载明了准则的适用范围及该准则与伊利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关系，明确规定了“准则”建立在伊利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违反准则的行为即被视为对核心价值观的违反，该准则第九页载明了“准则”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一项内容即为“防止利益冲突，保护公司资产”，明确规定“除配偶、其他家庭成员及亲属关系甚至恋爱关系之外的私人关系，如同学、前同事在现有和潜在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等处承担可能影响本公司利益的重要职责，或是企业所有者”，出现该情形需要伊利公司员工进行主动申报。如前所述，牟攀作为离职员工，按照《伊利商业行为准则》、“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员工奖惩制度”的规定，陈兴凌理应申报利益冲突，而陈兴凌在任职期间未进行常规性申报，故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解除与陈兴凌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劳动合同书》约定及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两上诉人要求不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而陈兴凌辩称伊利公司在已经知晓牟攀系离职员工的情况下仍然与唯盼公司合作，其无需申报众所周知的事实。本院认为，《伊利商业行为准则》作为伊利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要求员工进行利益冲突申报，其目的系为了保护公司资产。陈兴凌作为川南片区的城市经理，唯盼公司的直接管理者，更应遵循“利益冲突申报管理办法”每年申报的经常性规定，否则必然导致公司资产流失，公司核心价值观难以为继，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伊利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伊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因出现新的证据，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 二、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支付因解除与陈兴凌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三、驳回陈兴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两案件受理费共计1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陈兴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寒 审判员 谢 芳 审判员 宋怀兵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严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