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渭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陕05民终16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718835824H。   法定代表人：袁庆,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平，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敬叶，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驻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0294239534G。   法定代表人：柳宇宁，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熙文，女，汉族，1968年7月27日出生，住西安市雁塔区，系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维，男，汉族，1972年9月14日出生，住西安市碑林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驻陕西省西安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399415753X7。   负责人：郭继予，系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巨黎江，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宗儒，男，汉族，1987年4月16日出生，住广西资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5032XXXX704160037。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晓东，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阳宗儒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8民初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达尔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平、程敬叶，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达尔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熙文、李元维，被上诉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以下简称“西安银行碑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巨黎江，被上诉人阳宗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晓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桂林达尔曼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三被上诉人在作为上诉人股东期间均未履行出资的义务，且在被上诉人阳宗儒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前不享有上诉人利润分配请求权、重大事项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股东权利。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对本案的核心问题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是否实际出资以及出资方式未查明，且对本案的核心证据《通知》、《回函》未作出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系以现金方式出资，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在庭审中也认可其系以现金方式出资，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其以现金方式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下，仅依据验资报告中明显与现金出资方式冲突的资产验资方式出资，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出资义务，明显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予以纠正。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股东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出资的方式为现金方式。上诉人桂林达尔曼是在2000年1月18日由桂林达尔曼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桂林市秀峰区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投资675万元成立的，而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是根据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决议》增加投资2963万元进入的。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决议》第一条以及《章程修正案》载明，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是在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尔曼房地产”）、桂林市秀峰区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甲山乡企业办”）两股东原出资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2963万元的投资，该新增加是指在上诉人原资产范围之外新投入的资产，而非以原先资产作价入股（原先资产也没有西安达尔曼的），但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至今，除所谓的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现金存入12万元外（此款由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现金存入），被上诉人再没有以任何方式向达尔曼酒店转账或其他方式支付该2963万元出资款。其次，根据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一审时的答辩及其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主张其系以现金3300万元出资，而非验资报告中显示的资产增值评估出资。而西安达尔曼所主张的3300万元，系其依据与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收购“桂林中炬酒店”所支付的收购款，该款项直接支付至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根本无关，且根据法院调查信息显示，该笔款项在进入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后，又即刻转入第三方深圳某公司，从未进入过上诉人账户，该款项与本案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增加投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再次，案涉《验资报告》均显示验资过程中使用的系上诉人固定资产溢价部分，而非被上诉人的现金出资，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并未履行现金出资的义务。根据工商档案中的《验资报告》恰恰可以显示，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是以上诉人达尔曼酒店自有的固定资产溢价评估值2840万元，加上委托达尔曼房地产代转111万元及现金存缴12万元，得到的2963万元这一出资金额，而这其中：(1)固定资产部分。《验资报告》附件三载明，依据的是《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第009号评估报告》，在该《评估报告》中，明确显示评估的固定资产就是达尔曼酒店设立时，达尔曼房地产作为出资的酒店大楼，这一固定资产早已经作为达尔曼房地产的出资归属于达尔曼酒店，不可能作为西安达尔曼的新增资产进行增资，故西安达尔曼就该2840万元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委托达尔曼房地产代转111万元部分，没有实际转账，也没有纳入会计账目，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就该111万元也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除所谓的现金12万元缴存之外，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就剩余的2951万元至今没有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二）正因被上诉人未能履行出资义务，所以上诉人才通过《通知》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催要出资款，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通知后出具了书面的《回函》，符合法律规定且与逻辑不悖。因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未能按照要求将现金出资支付至上诉人的账户，所以上诉人在2002年7月22日向被上诉人发出《通知》。虽然一审中，法官通过调查取证，否认了《股东会决议》及证人证言的效力，但是并未否定《通知》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在收到《通知》后出具了《回函》，回函的内容与通知可以相互对应，也与原告提交的章程修正案、股东决定等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且一审中并未以鉴定的方式否认《回函》的真实性，故该《通知》及《回函》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出资的事实，且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确认。二、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要求对涉案关键证据《回函》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并未依法鉴定，而直接判决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案涉的关键证据之一，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2002年8月6日向上诉人出具的《回函》，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对该《回函》真实性不认可，要求对该证据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被上诉人西安银行也提出对该《回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上诉人也同意该鉴定申请，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该回函进行鉴定，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依据推定原则，认定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在作为上诉人股东期间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违反了民事审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本院认为中，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袁庆未在股权变更及拍卖过程中提出异议为由推定被上诉人足额出资，明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生效的(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仅确定了上诉人的股东及占股比例，并未涉及到股东是否实际出资问题，其次，省高院在拍卖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股权时，发生交易的系上诉人的股权，评估股权的方式为依据上诉人的所有资产乘以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所占的股权比例，计算出的股权价值，并未涉及到西安达尔曼是否现金出资的问题。且评估过程中也未对被上诉人是否现金出资进行审查，明显存在过错；最后省高院依据上述评估方式进行，所以上诉人无从提出异议，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袁庆是否对拍卖等提出异议，不影响被上诉人是否履行现金出资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认可西安达尔曼现金出资的事实，仅依据推定认定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股东期间履行了出资义务，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四、被上诉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以下简称“西安银行”）以及被上诉人阳宗儒在收购涉案81.45%股权时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在应当知晓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低价购买涉案股权，且在担任上诉人达尔曼酒店股东期间，均未履行出资义务。西安银行虽然系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受偿的涉案股权，但其并非是通过司法拍卖的方式受偿，而是在司法拍卖流拍后，自愿申请购买的涉案股权，虽然在执行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对达尔曼酒店81.45%的股权进行了评估，但是该评估报告是通过对达尔曼酒店整体资产评估的基础上乘以81.45%得出的，并未对西安达尔曼是否实际出资进行审核，且通过该评估报告明显可以看出达尔曼酒店除了酒店大楼这一固定资产外，其他资产仅有111万余元，而酒店大楼这一固定资产通过公开的工商档案也可以清楚的知晓，属于达尔曼房地产公司的原始出资，产权归属于达尔曼酒店，西安银行作为一家银行金融机构，对于资产收购的程序及相关规定是有着相比于一般当事人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其本应在收购前进行基本的尽职调查或到达尔曼酒店处了解涉案股权的基本情况，但西安银行显然没有。而阳宗儒在购买涉案股权之前或之后，也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甚至没有到达尔曼酒店问询了解涉案股权情况，对于以1600万元收购2600万元股权的重大交易而言，这显然与交易习惯相悖，有违常理，且阳宗儒仅向西安银行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至今没有向达尔曼酒店支付对应的出资款，其虽然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了西安银行的股东资格，但在股东出资基本义务履行前，其股东权利应受到相应限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核心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对本案的关键证据未能依法作出认定，且在程序上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权利，同时使用大量的推定，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辩称：1、桂林达尔曼在诉状中提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尔曼公司”）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达尔曼公司2000年2月和2001年1月与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了购买桂林中炬酒店的意向书和协议书。2001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中讨论了关于收购桂林市中炬公司酒店的议案，议案内容为：“达尔曼公司出资收购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酒店，使之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经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酒店进行评估，其评估值为3639万元。公司拟用自有资金按评估值进行收购。”出席会议的应到董事11人，实到9人，缺席2人。9名到会董事均举手表决同意此议案，并签署了达尔曼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桂林市中炬酒店的决议及会议记录。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2001年3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2、2001年4月2日达尔曼公司向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转款3300万元。3、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桂林达尔曼的委托，对桂林达尔曼截止2002年4月7日止的实收资本及相关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审验。2002年4月16日，由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桂林达尔曼酒店出具了桂信会验字(2002) 15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截止2002年4月7日，桂林达尔曼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3638万元。因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是验资委托方，故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将验资报告提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将验资报告提交给达尔曼公司，就是为了证实达尔曼公司出资及资金去向。达尔曼公司依据购买桂林中炬酒店的协议书和15号验资报告编制了达尔曼2001年、2002年的年度报告关于桂林达尔曼的相关内容。这正可以说明上诉人是认可达尔曼公司已履行了出资义务。4、达尔曼公司2001年度报告摘要中，第九项重要事项第3条披露：“2001年度内公司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事项。公司三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定收购桂林中炬公司酒店。其评估值为3639万元，截止目前公司己完成收购事项，成立了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2001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02年4月20日的《上海证券报》上。上诉人桂林达尔曼的法定代表人袁庆是达尔曼公司的外派员工，根据富平县人民法院到桂林工商局调取的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袁庆也是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袁庆对达尔曼公司收购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桂林中炬酒店成立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一事是充分了解的。2002年至2019年5月案件一审前，桂林达尔曼及袁庆从未对达尔曼公司对外披露的上述事实提出过任何异议。5、达尔曼公司2002年度报告摘要中，第9.4项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第3条披露：“本公司2001年4月份收购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其工商变更手续在2002年4月份办理完成，因此将其纳入本年度合并会计报表范围。为了保证可比性，本公司对2001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重新合并，故2002年会计报表的期初数与上年公告数形成差异。”2002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03年4月5日的《上海证券报》上。综上所述，达尔曼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请法院依法裁定。     被上诉人西安银行碑林支行辩称：一、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事由的核心意思为：桂林达尔曼2002年4月增加注册资本金时，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达尔曼”）应该以现金方式出资2963万元，但其实际只委托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公司代转111万元并现金缴存了12万，其余没有出资。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一理由明显系断章取义，根本不成立。首先，上诉人称根据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决议》及《章程修正案》，西安达尔曼应以现金方式出资。事实上，根据上诉人自己在2002年向桂林市工商局提交的资料显示，该次增资并非以货币而是以实物投资方式完成的。增资额和增资方式在上诉人2002年提交给工商局的桂信会验字(2002) 13号《验资报告》的附件（三）中反映的非常清楚。该《验资报告》和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同为上诉人提交给工商局的增资文件，现上诉人仅截取其中部分文字，断章取义，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上诉人关于出资问题的表述前后矛盾。上诉状称“案涉《验资报告》均显示验资过程中使用的系上诉人的固定资产溢价部分，而非被上诉人的现金出资”。可见，上诉人也明知该次增资不是现金方式出资，却自说自话。上诉人的推论方式是“因为该次增资不是以现金方式完成，所以西安达尔曼没有履行现金出资义务”，很显然，上诉人关于出资问题的推论建立在“西安达尔曼应以现金出资”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事实、虚构而成的基础上，自说自话，且前后矛盾。答辩人认为，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根本证据是公司实收资本有亏缺，本案事实是上诉人自2002年完成增资后，所有的财务报告、工商备案资料、评估及审计报告等公示文件中从未反映出公司实收资本不实，证明根本不存在有股东欠缴出资的情形。至于上诉人所说的西安达尔曼向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公司支付3300万元的事由，一审期间及判决中均已查明，这是上诉人的另一股东袁庆（时任桂林市中炬建筑装饰材料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配合西安达尔曼时任董事长许宗林以向上诉人增资为幌子，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过程。上诉人的实际增资过程应以上诉人向工商局提交的资料和其他证据为准，不能以该笔资金被骗而证明西安达尔曼未出资，反过来讲，恰恰是因为西安达尔曼在桂林达尔曼的增资属实，许宗林才得以隐瞒事实，“重复报销”，侵占公司财产，如果西安达尔曼在该次增资过程中出资不实，上述犯罪行为根本无法得逞。二、上诉人称，“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要求”对《回函》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委托鉴定，程序错误。答辩人认为该上诉理由根本不值一驳。《回函》就是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上诉人要鉴定什么？事实上，在一审庭审质证过程中，被上诉人确实曾提出过希望鉴定《回函》上的印章真伪，但经过商议后很快就表示证据整体系伪造，印章无需鉴定。故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鉴定申请，更未交纳鉴定费用，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委托鉴定的问题，程序合法。三、上诉人称，一审法院仅依据推定原则，认定西安达尔曼履行了出资义务，违反了民事审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应予撤销。上诉人指的是一审法院根据(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和省高院拍卖过程中的股权定价依据认定本案事实。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既违反法律常识，又罔顾事实。首先，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是无需证明的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此为基础而做出的判决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存在任何问题。其次，(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月1日，桂林达尔曼公司股东为西安达尔曼公司、袁庆，出资额分别为2963万元、67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81.45%、18.55%”。一审法院援引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内容，认定西安达尔曼已向桂林达尔曼出资2963万元，这不是推定，而是对既定事实的援引。第三，上诉人称，省高院在拍卖上诉人股权时，以上诉人的所有资产乘以股权比例计算股权价值，未涉及西安达尔曼是否出资的问题。这一说法罔顾事实，也缺乏财务常识。省高院在拍卖上诉人股权前，曾在上诉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配合下，对上诉人的财务和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如果有股东未出资，财务记载根本无法掩饰。上诉人历年的财务报表均显示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相符，也没有任何人反映或任何资料证明有公司股东欠缴出资的情形，因此，执行和拍卖过程中未涉及股东是否出资的问题，正是因为审计评估等资料证明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不是省高院的执行或拍卖程序有失误。四、上诉人称，西安银行和阳宗儒未尽审慎义务转让（受让）股权，且未履行出资义务。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是自说自话，该上诉理由完全不成立。西安银行取得上诉人股权的背景是省高院对该股权进行拍卖、变卖无法变现后，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经申请执行人西安银行同意，将股权作价后交给西安银行以抵偿债务。省高院在前期的拍卖、变卖以及此后的作价抵偿债务过程中，均没有对涉案股权的价值附带任何条件或瑕疵披露。反过来讲，省高院拍卖的是股权，如果股东没有出资，股权价值从何而来？公司和其他股东会无异议？事实上，上诉人自己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出过有股东未出资。省高院不认为拍卖的股权有瑕疵，上诉人自己也不认为有瑕疵，西安银行对不存在的问题尽什么审慎义务？履行什么出资义务？和西安银行受让股权一样，阳宗儒也是在公开交易的背景下通过拍卖取得上诉人的股权，拍卖无附加条件，当然也不存在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五、答辩人需要特别说明两个问题：1、本案是小股东滥用权利，假借公司名义提起的诉讼，并非是上诉人公司意志的体现，应驳回起诉。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均有权提起诉讼。但是，不同的原告提起诉讼分别代表着不同主体的意志，公司意志应是股东会决议的结果，而不是法定代表人或某个股东个人意志的体现。本案中，阳宗儒持有上诉人81.45%的股权，是上诉人的绝对控股股东，公司起诉控股股东是谁的决定和意志？很明显，这是另一股东袁庆利用其管理公司印章的便利滥用权利的行为。因此，答辩人认为，本案诉讼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庭应诉人的代理人也不代表上诉人的利益，而是小股东袁庆的个人利益。本案诉讼从根本上损害公司、大股东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2、上诉人在诉讼中使用伪证，应予惩处。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法庭提供的4份所谓西安达尔曼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书面证据，经一审法院调查后均被确认为伪证，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却称一审判决未否定《通知》的真实性，并在二审中仍继续使用伪证作为立论基础，编造谎言虚假陈述。答辩人认为，二审法院应对上诉人的伪证行为予以惩处，以儆效尤。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状罔顾事实，逻辑混乱，上诉理由完全不成立。本案在排除伪证后，上诉人所编造的所谓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说法形如裸奔，其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根本不成立。本案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详尽，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阳宗儒辩称：同意西安达尔曼和西安银行的意见。补充：2002年桂林达尔曼成立，办理人员是袁庆，是桂林达尔曼的法人，也是中炬公司的法人，没有对现金缴纳款项进行评估，2004年以后才伪造证据，窃取公司股东的身份，在桂林市公安局也有备案。     桂林达尔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三被上诉人在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均未履行出资义务；2、依法确认现股东阳宗儒在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前不享有桂林达尔曼利润分配请求权、重大事项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股东权利；3、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桂林达尔曼成立于2000年3月29日，注册资本为675万元，成立时股东为：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和甲山乡企业办，其中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出资577万元，甲山乡企业办出资98万元。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将注册资本由675万元增加至3638万元，增加的2963万元由新股东西安达尔曼公司认购，变更后的股东为桂林达尔曼房地产（15.86%）、甲山乡企业办（2.69%）和西安达尔曼公司（81.45%），但工商变更登记后，西安达尔曼公司未按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决议履行出资义务，2002年7月19日，经桂林达尔曼股东会决议，限制西安达尔曼公司的股东权利，直至其全部出资到位，并于7月22日向其送达了《通知》。西安达尔曼公司在收到通知后，回函承诺尽快将出资款2963万元打入桂林达尔曼指定账户，如不履行，愿意承担股东权利受限的法律责任，但其后西安达尔曼公司始终未予实际出资。后因西安达尔曼公司与西安银行碑林支行之间的债务纠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6日作出了（2004）陕执一公字第19-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西安达尔曼公司持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变更登记到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名下以抵偿债务。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受偿涉案股权后，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又将其持有的股权于2014年12月5日转让给阳宗儒，阳宗儒在取得股东资格后至今亦未按公司章程之规定向桂林达尔曼实缴出资。三被上诉人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未按照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限制其股东权利的行使，以保证桂林达尔曼的经营需要及发展需求，为维护桂林达尔曼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8月，西安达尔曼（出资1000万元）与案外人（出资200万元）共同投资1200万元成立了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法定代表人许宗林；1994年8月25日，桂林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市社审验字（1994）615号《验资报告》确认桂林达尔曼房地产注册资金1200万元验证属实。2000年8月3日，桂林达尔曼房地产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许宗林变更为袁庆。1999年12月，桂林达尔曼房地产以自有资金建起楼房一栋，包括主楼七层、边楼四层，建筑面积7125.54㎡，经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房屋建筑物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00年1月20日的评估价值为577.2432万元；该楼房所占土地面积为2721㎡，权属为桂林市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该宗土地经桂林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于评估基准日1999年12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98.28252万元。2000年1月18日至24日，桂林达尔曼房地产与桂林市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申请设立桂林达尔曼，并制定了公司章程，桂林达尔曼房地产以酒店土建作价577万元出资，占股份85.5%，桂林市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以自有土地使用权作价98万元出资，占股份14.58%，法定代表人为袁庆；2000年3月29日，桂林达尔曼经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2001年7月8日，桂林达尔曼做出股东决议，决定桂林达尔曼原股东投资不变，由西安达尔曼对桂林达尔曼增加投资2963万元，桂林达尔曼公司总投资达到3638万元；并对桂林达尔曼公司章程作了修改，修改章程第三条桂林达尔曼公司总投资即注册资本3638万元，修改章程第四条股东名称及所占投资比例，西安达尔曼投资2963万元，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和桂林市甲山乡企业办公室投资不变。2002年4月6日，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向桂林达尔曼公司出具桂信会验字（2002）13号《验资报告》（此验资报告存入原告公司工商登记档案），13号《验资报告》明确确认：截止2002年4月1日，桂林达尔曼实收资本3638万元，变更后西安达尔曼投入资本2963万元，所占比例81.45%，桂林达尔曼房地产投入资本577万元，所占比例15.86%，桂林市甲山乡企业管理办公室投入资本98万元，所占比例2.69%；同时对西安达尔曼2963万元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来源作了详尽说明；2002年4月2日，桂林达尔曼向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对桂林达尔曼股东及股权比例作了变更登记，西安达尔曼依法取得桂林达尔曼股东资格，所占股份81.45%。2004年3月，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因与西安达尔曼借款纠纷，西安银行碑林支行依据陕西省公证处（2003）陕证经字第001781号《公证书》和（2004）陕证执经字第052号《执行证书》向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额为1亿元及利息。2004年4月6日，省高院作出（2004）陕执一公字第1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西安达尔曼在桂林达尔曼公司享有81.45%投资权益或股权及相应的股息或红利。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同盛分公司受省高院委托对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81.45%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2004年11月30日作出中（同）评咨字[2004]第033号《资产评估报告》，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04年10月31日）价值为2492.70万元。该资产评估报告(第10页)详细说明了评估过程及具体步骤：接受省高院的委托；听取资产占有方(即原告)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以及委托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对企业(即原告)填报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分析、鉴别，并于企业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整理；在企业（即原告）有关人员陪同下，按整理后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对实物性资产进行现场核对；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表的内容，对实物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并向资产管理人员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状况；查阅委托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等。评估报告未反映有股东欠缴出资的情形。评估后，省高院对上述涉案股权经三次拍卖均流拍，后又经过60天的变卖，仍无人买受；2005年10月26日，省高院作出（2004）陕执一公字第19-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解除对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81.45%股权的冻结；二、将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81.45%股权变更登记到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名下抵偿债务（抵偿债务金额为1595.328万元）；同日，省高院作出（2004）陕执一公字第19-6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西安达尔曼在桂林达尔曼公司总资产中81.4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西安银行碑林支行。2014年8月，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瑞通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同年12月2日，陕西瑞通拍卖有限公司对西安银行碑林支行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81.45%的股权依法进行了公开拍卖。阳宗儒以1600万元及佣金40万元竞得。同年12月5日，阳宗儒与西安银行碑林支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支付佣金和保证金计190万元。后桂林达尔曼公司另一股东即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庆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的81.45%股权行为无效；二、袁庆享有优先购买权。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544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宗儒不服，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袁庆未提起上诉。省高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第3页载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3月29日，桂林达尔曼公司设立。2005年1月1日，桂林达尔曼公司股东为西安达尔曼公司、袁庆，出资额分别为2963万元、67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81.45%、18.55%”；判决书第17页载明“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也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袁庆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2月19日，西安中院作出（2016）陕01执192号《执行通知书》，要求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袁庆办理优先购买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的相关手续。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通知书提出异议，2016年7月11日，西安中院作出（2016）陕01执异17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了（2016）陕01执192号《执行通知书》。袁庆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复议，省高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陕执复8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袁庆的复议申请，维持西安中院（2016）陕01执异177号《执行裁定书》。据此，袁庆丧失了优先购买西安银行碑林支行持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的权利；2017年1月10日，阳宗儒支付了所购股权的尾款1452.157万元（21570元为延期支付的利息）。2017年8月15日，阳宗儒将西安银行碑林支行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在十个工作日内将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过户到阳宗儒名下。同年9月29日，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302民初1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过户到阳宗儒名下。2018年3月23日，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2018桂0302执11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将西安银行碑林支行持有的桂林达尔曼公司81.45%股权转至阳宗儒名下，并向桂林达尔曼公司送达了桂工商告字【2018】01号《行政决定告知书》。2018年4月13日，桂林达尔曼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将三被上诉人诉至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同年5月19日，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申请，请求将此股东出资纠纷案移送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同年6月22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0102民初31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人民法院处理；桂林达尔曼、西安银行碑林支行不服，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9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1民辖终5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遂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2019年1月29日立案受理，桂林达尔曼诉求未变。另查明：1、2010年5月17日，西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现用名“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2000年2月11日，西安达尔曼与案外人中炬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注册资金50万元，袁庆出资35万元占股比例70%，法定代表人袁庆）签订了《意向书》，2001年3月28日，西安达尔曼董事会通过《关于收购桂林市中炬酒店的议案》，2001年3月31日，西安达尔曼与中炬公司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约定，中炬公司将其所属的座落于桂林市的桂林中炬酒店所有财产转让给西安达尔曼，2001年4月2日，西安达尔曼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向中炬公司汇款3300万元。2002年4月16日，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该份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02年4月7日止，桂林达尔曼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3638万元。西安达尔曼2001年年度报告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非调整事项载明“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于2002年4月15日变更登记，注册资本3638万元。根据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截止2002年4月7日，本公司向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投资3540万元，持股比例97%”。上述内容通过《上海证券报》向外披露。3、自然人袁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持股比例18.55%；桂林达尔曼房地产法定代表人；中炬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持股比例70%），1987年4月入职于西安达尔曼，系该公司外派人员，1990年至1994年派驻深圳蛇口翠宝首饰公司任经理，1994年派驻桂林达尔曼房地产，2000年3月派驻桂林达尔曼任经理职务，工资由西安达尔曼支付。2005年3月11日，西安达尔曼下发经济性裁员文件，决定于2005年4月11日以前对西安达尔曼外派职工袁庆、陈某某进行裁减并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2005年3月16日，袁庆、陈某某向西安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诉书，请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西安达尔曼（法定代表人许宗林）给付其经济补偿金。2005年6月20日，西安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新劳仲案字[2005]65号《裁决书》，确认袁庆、陈某某系西安达尔曼的外派员工，裁决西安达尔曼支付袁庆经济补偿金68400元、陈某某经济补偿金33600元。陈某某即本案证人（桂林达尔曼、桂林达尔曼房地产、中炬公司财务负责人），1993年5月入职于西安达尔曼，系西安达尔曼外派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桂林达尔曼诉请确认三被上诉人在作为达尔曼股东期间未履行出资义务；确认现股东阳宗儒股东权利受限制；故桂林达尔曼公司是否存在实收资本不实，应是本案诉讼的事实基础，然桂林达尔曼在2002年4月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行提交的《验资报告》等变更资料、历次工商年检资料、省高院生效判决、省高院委托第三方对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股权做出的评估报告等诸多材料均显示桂林达尔曼公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相符，不存在股东欠缴出资的情形。因此，桂林达尔曼诉求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桂林达尔曼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西安达尔曼未出资。其核心证据《股东会决议》、三份《会议纪要》及《证人证言》等经一审法院调查后均被确认不实。相反：①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4月6日和4月16日向桂林达尔曼公司出具的桂信会验字（2002）13号、15号《验资报告》均证明西安达尔曼已向桂林达尔曼公司足额出资，上述报告均系桂林达尔曼自行提交，且无证据证明系伪造，不能否定其证明效力。桂林达尔曼对验资报告的辩解有悖于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②生效的(2015)陕民二终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05年1月1日桂林达尔曼公司股东为西安达尔曼公司、袁庆，出资额分别为2963万元、67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81.45%、18.55%。桂林达尔曼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袁庆对法院确认的上述事实均无异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具有免证效力，一审法院可迳行引证。③2004年，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同盛分公司接受省高院委托，对西安达尔曼持有桂林达尔曼股权价值评估过程中，不仅桂林达尔曼未提及西安达尔曼有未足额出资之事，且评估人员在桂林达尔曼财务记录等资料中并未发现桂林达尔曼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证明西安达尔曼未足额出资2963万元之证据。④桂林达尔曼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袁庆在2005年4月前系西安达尔曼的外派至桂林达尔曼单位的负责人，是桂林达尔曼增资过程的亲历者，同时，其作为桂林达尔曼公司股东，又是利益攸关方，在省高院拍卖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股权时，桂林达尔曼及袁庆对股东出资均未提出异议。在西安银行碑林支行拍卖持有桂林达尔曼股权时，袁庆仅主张优先权。自桂林达尔曼2002年增资直至本案诉讼之前，桂林达尔曼及袁庆对股东出资的真实性及涉案股权的完整性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西安达尔曼在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已履行了出资义务。综上，西安达尔曼在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西安银行碑林支行通过省高院执行程序，以抵债方式获得西安达尔曼持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的股权，作为受让股东不应再继续履行出资的义务；阳宗儒通过参加拍卖公开竞价，足额缴纳拍卖款16421750元后，依法取得西安银行碑林支行持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股权，同样再不应对桂林达尔曼继续履行出资义务，阳宗儒合法取得桂林达尔曼股东资格，应依法享受桂林达尔曼股东的各项权利。故桂林达尔曼请求确认三被上诉人在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未履行出资义务及确认现股东阳宗儒不享有桂林达尔曼利润分配请求权、重大事项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股东权利之诉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在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桂林达尔曼为支持其主张，向二审法院提供了如下新证据：一、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予以证明评估报告是完全按照会计准则，资产评估的规则所作出，上诉人公司实有的资产情况，可以证明一审认定西安达尔曼出资而形成的上诉人资产的情况是错误的。涉案所争议的西安达尔曼注资2963万元，桂林达尔曼酒店3600多万元的资产，时间为2001年12月31日3600多万元的资产是上诉人自身共有的资产，而不是因为西安达尔曼出资形成的3600多万元的资产；二、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附件二，桂林达尔曼注册3638万元，予以证明根据2001年3月31日中炬公司和西安达尔曼收购协议，中炬公司同意转让资产3540万元于西安达尔曼，证明该验资报告存在瑕疵，不能证明西安达尔曼以货币、实物出资方式履行了对桂林达尔曼的出资义务；三、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陈某某的询问笔录（2019年2月26日第三页倒数第六行）、讯问笔录（2019年3月21日第一页倒数四行，第三页，第四页），证明西安达尔曼未履行对桂林达尔曼的出资义务；西安达尔曼公司曾转给中炬公司3300万元的去向。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对第一组证据，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不发表意见；对第二组证据，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是桂林达尔曼委托桂林信达审计的，桂林达尔曼拿到报告后给西安达尔曼的，恰恰可以证明西安达尔曼出资购买了中炬公司；对第三组证据，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陈某某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第一份没有异议，第二份、第三份有异议，证明会议记录造假，不能证明回函是真实的，我方也从未收到催缴出资的通知。被上诉人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对第一组证据，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关联性有异议，作出的时间是2001年12月31日，在本案中，西安达尔曼出资的时间是2002年4月，报告作出的时间是在2001年，不涉及本案三被上诉人任何一人，故该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将注册资本增加理解为资产增加；对第二组证据，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关联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应按照13号报告为准，这是上诉人真正提供给工商备案的文件；对第三组证据，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陈某某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合法性有异议，均在2019年，而且笔录都是刑事案件的笔录，属于国家秘密，在刑事案件作出判决之前，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基于合法性的问题，对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被上诉人阳宗儒的质证意见与其他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核，对第一组证据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评估报告书仅能反映在评估基准日期（2001年12月31日），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价值为36,260,695元，不能证明西安达尔曼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对第二组证据桂信会验字（2002）15号《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15号验资报告系桂林达尔曼提供给西安达尔曼，予以证明西安达尔曼出资的证明，但该15号验资报告却并非桂林达尔曼在变更股东名册时向工商部门提供的验资报告，为何存在两份验资报告，桂林达尔曼作为13、15号验资报告的提供者并未对此予以说明，且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13、15号验资报告的审计工作底稿时，作出该两份验资报告的广西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该两份验资报告的审计工作底稿超过保存期限为由，未向人民法院提交，故西安达尔曼是否出资应以桂林达尔曼向工商部门提供的13号验资报告为准。对第三组证据，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陈某某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因该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该证据未经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质证，不能冒然对其真实性在民事案件中作出认定，故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对于一审认定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西安达尔曼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根据桂林达尔曼在2002年4月增加注册资本时提供给工商部门的验资报告显示，该验资报告〔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于2002年4月6日作出的桂信会验字（2002）13号验资报告〕中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中明确载明：“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投资为零元，现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房地产及办公设备、酒店用品等资产，经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第009号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36,260,695元，扣除原已入账的7861785.45元，余值28,398,909.55元，作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的实物出资。另于2002年1月1日书面委托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转111万元，由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欠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款项中抵转。并于2002年4月1日现金缴存于该公司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桂林分行琴潭分理处12万元，（帐号：XXXXXXXXXXXXXX0602）作为对该酒店的现金出资，变更后投资为2963万元。”，结合上诉人递交于工商部门的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决议：“…经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审议决定，通过决议如下：一、由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桂林达尔曼酒店增加投资：2963万元人民币。…”可知西安达尔曼增资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溢价及货币出资共计2963万元。并非上诉人诉称的西安达尔曼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增资。且上诉人提供的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于2002年1月23日作出的桂信达所评报字（2002）第009号评估报告中对其固定资产溢价部分亦明确：“五、评估结论：申报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01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大写人民币叁仟陆佰贰拾陆万零陆佰玖拾伍元整（￥36,260,695元）。其中：房地产为34,057,691元、酒店用品为1,839,514元、办公设备为363,490元。…”，根据2002年桂林达尔曼酒店工商变更时的《公司法》（1999年修正）及《公司登记管理制度》（1994年）的规定，股东必须缴足认缴出资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时，方可在股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故西安达尔曼通过桂林达尔曼固定资产溢价28,398,909.55元，加之桂林达尔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转111万元及现金缴存于桂林达尔曼酒店公司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桂林分行琴潭分理处12万元作为其新增资本系桂林达尔曼酒店股东会决议通过，且出资亦经具有法定资格的桂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桂信会验字（2002）13号验资报告进行验资证明。二审时，上诉人亦认可其收到了转账现金12万元，故应当认定西安达尔曼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实缴注册资本2963万元，即西安达尔曼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至于上诉人所提供的催要出资款的《通知》及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所出具的《回函》是否能够认定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未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该《通知》内容的前提即《股东会决议》经一审法院调查系财务人员陈某某按照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袁庆的意思伪造而来，且《股东会决议》及《通知》内容亦与当时实施的公司法相悖，故本院对其《通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再者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作为上市公司其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公司收购方面）应通过上市公司披露规则对外予以披露，但该《回函》并未经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对外披露，且在一、二审时，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对该《回函》中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他内容不真实的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来看，该《通知》及《回函》的制作无基础事实相印证，无法达到证明被上诉人西安达尔曼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这一诉讼理由不予支持。关于《通知》、《回函》的鉴定问题，一、二审时，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均未书面申请鉴定，故对上诉人诉称一审鉴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西安银行碑林支行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因其与西安达尔曼存在借款合同纠纷，通过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程序，在三次流拍及变卖无果后，将西安达尔曼拥有的桂林达尔曼81.4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西安银行碑林支行名下以抵偿债务（抵偿债务金额为1595.328万元）。因西安达尔曼在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已足额履行出资义务，获得81.45%的股权。且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评估该股权时并未披露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股东部分出资的情形，故应当认定西安银行碑林支行通过司法程序所获得的股权在前股东（西安达尔曼）足额出资的情形下无需再次履行出资义务。   关于阳宗儒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是否履行出资义务，若未履行是否应当限制其作为上诉人股东期间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重大事项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股东权利的问题。阳宗儒系通过西安银行委托拍卖公司公开竞买的上诉人81.45%的股权，该股权阳宗儒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故被上诉人阳宗儒通过公开竞买所获得的股权在前股东（西安银行碑林支行）通过合法程序受让的股权无瑕疵的情形下无需再次履行出资义务，应认定阳宗儒作为桂林达尔曼股东期间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享有作为上诉人股东期间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重大事项表决权、剩余资产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股东的各项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桂林达尔曼酒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晏海                    审  判  员   李豪玲      审  判  员  徐新卫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郭彬      书  记  员   常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