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2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翠芳，女，197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梅，女，197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钊，山东安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林林，山东安百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贵芝，女，1963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商河县，现在山东省历山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进贞，山东撼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新军，男，1980年10月10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因与被上诉人石新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19）鲁0126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翠芳、刘洪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126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请求法院依法改判，判决由杨贵芝返还石新军款项1272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新军、杨贵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对石新军陈述将15000元直接交付给刘翠芳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刘翠芳庭审陈述与2017年10月13日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刘翠芳的询问笔录相悖，笔录中记载“我收了他们每人15000元钱，然后将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一块交给了杨贵芝”，但是2017年10月13日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刘翠芳的询问笔录是这样记载的，“我答应之后就陆续联系了几个有意向想让孩子在商河上学的家长，然后我收了他们每人15000元钱，然后将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一块交给了杨贵芝，杨贵芝收到钱之后还开了一个带有她名字的收据，我把收据都给家长了，还有几个人是杨贵芝到我们韩庙镇的时候自己从家长那收取的钱”，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只是截取了其中一部分，就认定刘翠芳所做陈述相悖，显然没有事实依据。杨贵芝的询问笔录第6页中杨贵芝已经承认2017年3月其收取15000元，故该款项系杨贵芝收取，石新军之妻交付给了杨贵芝。2.一审法院认定刘翠芳、刘洪梅提交的欠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错误。关于该欠条，杨贵芝给每一位家长都出具了欠条，石新军同样也有该份欠条，是杨贵芝未办理成上学手续后给每一位家长出具的，是杨贵芝欠款的意思表示，其承诺办不成就退款，与本案具有相关性，刘翠芳、刘洪梅提交的欠条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证实应当由杨贵芝对该笔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以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错误。同时，石新军在虚假的购房合同上签字，对此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该欠条、购房合同、杨贵芝出具的收据等能够证明石新军是委托的杨贵芝办理上学事宜，而非委托的是刘翠芳、刘洪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刘翠芳、刘洪梅与石新军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石新军为给孩子办理入学事宜，由杨贵芝收取费用，杨贵芝伪造虚假合同、各种单据，让学生家长在买受人处签名、摁手印，还告诉学生家长让学生家长将合同上面的信息看看、背背，并为石新军处理孩子入学事宜，杨贵芝与石新军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刘翠芳、刘洪梅仅是中间人，与石新军并非委托合同关系，刘翠芳、刘洪梅与杨贵芝之间更不是转委托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责任承担错误。石新军委托杨贵芝利用不正当手段办理其孩子上学事宜，该请托事项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小学入学规则，扰乱了正常的公共教育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杨贵芝应当对未退还的12720元返还给石新军，刘翠芳、刘洪梅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杨贵芝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石新军的诉讼请求；2.涉诉费用由石新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才能受法律保护，非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这种“请托”行为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损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属于非法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请托关系人想通过关系得到超越规则之外的利益，由此产生的纠纷也企图通过法院的司法强制力来帮助自己恢复受损的利益，一审判决无疑保护了“非法利益”。补充意见：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追加第三人仅限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存在于代位权之诉、撤销权之诉和合同转让之诉中，本案属委托合同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2.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通知杨贵芝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杨贵芝未经答辩程序直接进入质证环节，剥夺了杨贵芝的诉讼权利。3.一审庭审中石新军要求第三人杨贵芝与刘翠芳、刘洪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增加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给杨贵芝必要的答辩期限。综上三点，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应予以纠正。二、石新军与杨贵芝间不形成转委托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169条，转委托构成要件为：（1）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2）事先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代理人应在事先用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与被代理人联系，征求其意见，否则不能进行转委托。代理人擅自转委托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3）转委托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办理转委托手续。可以看出，委托合同是基于双方的信任，转委托需经委托人的同意或事后追认，本案中，即使石新军与刘翠芳和刘洪梅形成委托关系，那刘翠芳和刘洪梅再转委托给杨贵芝并未经过委托人石新军的事先同意和事后追认，石新军和杨贵芝之间未形成转委托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转委托错误。石新军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石新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翠芳、刘洪梅共同返还石新军12720元及利息暂定100元（以1272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起算时间自2017年9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刘翠芳、刘洪梅承担。庭审过程中，石新军请求杨贵芝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翠芳、刘洪梅系商河县韩庙镇朱林阳光幼儿园园长，石新军的孩子在该幼儿园就读。2017年3月份杨贵芝找到刘翠芳、刘洪梅让其帮忙联系今年上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只要交上15000元就能办理在商河县第一实验小学上学，承诺若办成一个会给其2000元的好处费。2017年4月份，石新军为给孩子办理在商河县城小学就读一事交付15000元，后因该事未办成退回2280元，至今尚有12720元未退回石新军。另查明，杨贵芝系通过伪造购房合同等材料为学生办理入学手续。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第一，关于交付15000元的事实，石新军主张，其并不认识杨贵芝，2017年3月份，其妻子拿着15000元现金在刘翠芳家里交给了刘翠芳，并提交录音光盘及录音文件整理笔录予以证实。刘洪梅和刘翠芳辩称，从未收到石新军妻子给的钱，每次收钱时都是杨贵芝现场给家长打个红色的收据，家长直接把钱给杨贵芝，其没有直接拿钱。杨贵芝陈述，其与石新军不认识，与刘翠芳、刘洪梅认识，其没有直接和家长见面沟通，刘翠芳收取了15个学生家长的钱，每个家长收取了15000元，然后刘翠芳将其中13000元转交给杨贵芝，杨贵芝给这15个家长全部开了15000元的收据，杨贵芝将收据开好，交给刘翠芳，刘翠芳又转交给了家长。关于该事实，对于石新军提交的录音光盘，该录音系在未办成孩子上学一事后，刘洪梅、刘翠芳、石新军、王在国等人的谈话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录音光盘予以采信；录音文件整理笔录系对录音部分内容的整理，不能体现整个录音的全部内容，对该笔录不予采信。根据石新军提交的录音光盘并结合2017年10月13日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刘翠芳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刘翠芳所作陈述与其庭审陈述相悖，其庭审陈述“收钱时都是杨贵芝现场给家长打个红色的收据，家长直接把钱给杨贵芝，我没有直接拿钱。”而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收了他们每人15000元钱，然后将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一块交给了杨贵芝”，再结合石新军与杨贵芝陈述，在办理孩子入学一事之初，石新军与杨贵芝并不认识，故对刘翠芳、刘洪梅庭审关于15000元交付的事实不予认可，对石新军陈述将15000元直接交付给刘翠芳的事实予以确认。第二，关于杨贵芝是否收取15000元的事实，杨贵芝陈述，其只收取了13000元，并给每位家长开具了15000元的收据。刘翠芳、刘洪梅陈述，是由杨贵芝直接收取了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杨贵芝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记得通过王永和刘翠芳介绍的学生家长，每人收取的是15000元”，“另外当时我还许诺关系人、介绍人办成一个孩子入学，给关系人、介绍人2000元钱”，结合刘翠芳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联系一个杨贵芝说办成一个给我2000元钱的好处费”，该两份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杨贵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不一致，且杨贵芝收取13000元，而为学生家长出具15000元的收据明显有悖常理，杨贵芝亦未说明合理原因，故对杨贵芝庭审陈述的关于收取13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根据该两份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实刘翠芳、刘洪梅在收取15000元后，将该15000元交付给杨贵芝，杨贵芝在收取15000元后办理入学事宜，并承诺每办成一个给刘翠芳、刘洪梅2000元的好处费，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第三，关于退回2280元的事实，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均认可，其中2000元是刘翠芳、刘洪梅转交给石新军，其中280元是刘洪梅通过微信转给的石新军，刘翠芳、刘洪梅提交杨贵芝给刘洪梅微信转账截图，证实杨贵芝退回款项事实。结合刘翠芳、刘洪梅的庭审陈述及提交的收到条，该收到条内容为“今受到杨贵芝退回费用2000！石新军”，可以证实该退回费用系杨贵芝转交刘翠芳、刘洪梅，再由刘洪梅转交石新军，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第四，关于刘翠芳、刘洪梅提交的欠条，该欠条系杨贵芝在2017年9月4日为学生家长郭富明出具的欠条，证实杨贵芝因未退还12720元为学生家长出具了欠条，刘翠芳、刘洪梅为杨贵芝介绍的15名学生家长包括石新军与郭富明，石新军为回避其与杨贵芝之间的委托关系而故意不向法庭提交杨贵芝为其出具的欠条；石新军称，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该欠条系杨贵芝给案外人出具，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及杨贵芝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石新军主张其与刘翠芳、刘洪梅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并不认识杨贵芝,也从未委托杨贵芝；刘翠芳、刘洪梅主张其是中间人、介绍人；杨贵芝主张本案并非委托关系，系请托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需要通过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定约之初的履行行为判断双方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也就是说在居间合同中,居间人为委托人提供的服务表现为报告订约的机会或作为订约的媒介。结合本案需要判断石新军是直接委托刘翠芳、刘洪梅办理入学,还是委托刘翠芳、刘洪梅撮合其与杨贵芝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石新军将15000元的委托费用交给了刘洪梅,刘翠芳、刘洪梅又将钱款转交给杨贵芝,并结合在办理孩子入学一事之初，石新军与杨贵芝并不认识这一事实，无法证实石新军与杨贵芝已经直接建立委托合同关系,故刘翠芳、刘洪梅主张其系中间人、介绍人，不予支持,应认定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石新军在将办理孩子入学一事委托刘翠芳、刘洪梅之后，刘翠芳、刘洪梅又将该事项转委托给杨贵芝办理，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形成转委托关系。第二，关于委托合同及转委托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石新军以金钱请托方式委托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利用不正当手段办理其孩子上学事宜,该委托事项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小学入学规则,扰乱了正常的公共教育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及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的转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第三，关于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应否返还12720元的问题。因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及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的委托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杨贵芝就未退还的12720元应当返还石新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石新军并不知晓刘翠芳、刘洪梅将办理孩子入学一事转委托给杨贵芝，刘翠芳、刘洪梅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石新军与杨贵芝双方直接协商相关事宜,据此刘翠芳、刘洪梅因转委托行为造成的12720无法返还,应当承担返还的民事责任。另外,石新军对该委托事项非合法事项属于明知,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故对其要求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翠芳、刘洪梅、第三人杨贵芝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石新军款项12720元；二、驳回石新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翠芳、刘洪梅称杨贵芝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案涉15000元系其自己收取，经查，该询问笔录中相关内容是杨贵芝对没有办成上学的包括石新军在内的16个学生家长相关情况的陈述，无法认定系杨贵芝直接向石新军收取15000元。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结合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认定石新军系将15000元请托费交付给了刘翠芳与刘洪梅，刘翠芳与刘洪梅又转交给了杨贵芝并无不当。办理孩子入学一事之初，石新军与杨贵芝并不认识，一审法院确认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刘翠芳、刘洪梅又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杨贵芝，亦无不当。杨贵芝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法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卷宗笔录显示，2019年11月5日，一审法院对杨贵芝作了调查笔录，杨贵芝明确放弃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开庭时，杨贵芝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了辩论意见，陈述了最后意见，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之处。综上所述，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元，由上诉人刘翠芳、刘洪梅负担120.5元，杨贵芝负担12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耀勇审判员  王京波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