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1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育芬，女，196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八路12号超多维科技大厦13楼A单元。负责人：王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淑婷，女，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陈剑武，男，199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育芬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剑武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3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育芬上诉请求：上诉人因不服（2019）粤0305民初23834号民事判决，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和第三人（投保人）是否就曾患高血压的事实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错误，对被上诉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诉人存在高血压的时间认定错误，既而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后改判。一、第三人系在投保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主动向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曾于2014年住院且血压高于160（mmHg）的事实，应认定其已补充履行了健康告知义务。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未在投保前履行告知义务，被上诉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这是对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的错误理解和适用，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应撤销并予以改判。首先，关于第三人为何未在投保时如实告知上诉人的健康状况，原因是其系通过网络投保方式投保的，由于自身对网络投保方式存在误解，第三人在投保时在被上诉人产品的投保界面“健康告知”中未如实勾选，这一点第三人自始至终从未否认，而且在投保后主动联系被上诉人并告知其未如实勾选的事实以及原因，在被上诉人的电话回访中也再次提及，从该点可以看出第三人主观上没有刻意隐瞒上诉人的健康情况的恶意，第三人一直在尽其所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在第三人发现其未履行健康告知义务而保险合同已成立的情况下，第三人于2019年3月21日主动与被上诉人联系，目的就是为了确定该份合同是否可以继续履行，如果不行，其可以解除合同投保其他保险产品。通话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第三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履行健康告知义务（但这是其自身认识错误造成）；2.上诉人在四年前曾经住院十几天后康复出院；3.第三人不清楚上诉人住院的具体原因，仅知道上诉人在住院时有过血压高于160（mmHg）的症状；4.明确其询问的问题针对的是健康告知第2点有关“高血压”的规定，第三人不清楚上诉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曾经患有的疾病或症状”，请被上诉人判断此种情况是否可以继续投保。从上述通话内容可以看出，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告知的内容是清楚明确的，不能苛求第三人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清楚懂得血压高于160（mmHg）是保险合同中规定的“2级或以上高血压”，更不能苛求其必须准确说出“上诉人2014年已被确诊为高血压2级或3级”这种专业的医疗术语才算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应当是只要其明确告知上诉人血压的数值高于160mmHg，就应认定为其已经尽了如实告知义务。第三，根据《电子保险单》中“健康告知”中“如果有任何未如实告知，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投保人只要尽到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即无权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只要保险事故未发生，不管投保人系在投保前或投保后向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的健康状况，均应认为其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均无权解除合同。如果否认投保人投保后可以补充履行告知义务，反而会使投保人被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为保险人承保增加了风险。实际上允许投保人补充告知义务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如果保险公司在获悉投保人补充健康告知后，认为不适合承保的可以拒绝承保，投保人可以尽快选择其他合适保险产品，如果保险公司认为需要附加投保条件和金额的，投保人也可以追加金额投保，不至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陷入困境，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另外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一直主张投保人未通过专业人工核保方式向核保人员确认是否可以投保，存在不诚信情形。鉴于本案保险产品为网络投保产品，在投保成功后第三人有且只能通过拨打被上诉人客服电话这种方式询问，如被上诉人认为需要通过专业核保人员核保，应由其主动告知并引导第三人向公司相关人员询问，但被上诉人未提及，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所联系的客服人员所做的答复就是专业的答复，第三人不存在任何不诚信情形，第三人已尽其所能履行了健康告知义务。二、第三人投保后不久于2019年3月21日通过电话将上诉人曾经有高血压的事实补充告知被上诉人，如果该行为不能产生如实履行健康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那么被上诉人在当日就已经知道第三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上诉人未在知道该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已丧失。原审法院关于“被告对此无明确表示高血压可以投保……不能以第三人在电话中提及血压高于160为由推断被告知道……”等认定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首先，通话记录明确记载被上诉人的回复包含以下三点内容：1.“超过两年的疾病是可以投保的”；2.“会以她过去两年内是否有过因疾病住院这个为准的，可以正常投保”；3.在第三人进一步说明上诉人（四年前）住院的时候血压挺高，再三询问是否符合时，回复的仍是“不会有影响的，请您放心”。上述回复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未对第三人陈述的内容表示疑问或者表示不理解，而是作出非常明确的回复。第三人作为普通投保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对第三人陈述的内容是清楚的，被上诉人的回复也是肯定的。被上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辩称是对2年内是否因疾病住院问题进行答复，完全系为逃避承担保险责任而做的狡辩。第二，从第三人告知及询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第三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投保流程存在不能够准确理解的情况，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被上诉人并未尽到说明义务为投保人解释说明并帮助其理解其所购买的保险商品风险、契约条款涵义及法律效果，未进一步就上诉人2014年是否被确诊为“2级或以上高血压”进行询问，也未要求第三人进一步补充病例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认为第三人在2019年3月21日电话告知的内容不全的，也应由其举证证明其通过主动询问的方式向投保人提问或者要求投保人做进一步补充解释或提交补充病例资料而第三人拒绝配合，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明确告知第三人“高血压”不可以投保，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视为其已清楚并认可第三人的告知内容。综上，被上诉人在知悉上诉人可能存在高血压的情况下未对投保人提出异议，也未尽到对上诉人健康情况进行调查的基本义务，而是在上诉人出现保险事故后以上诉人违反“健康告知”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并解除合同。被上诉人的拒赔和解除合同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对该问题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系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三、原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多处错误，并遗漏查明第三人曾提出垫付申请的事实，该事实认定关系被上诉人是否丧失解除权问题，应在查清后改正。首先，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1日接到第三人的告知电话时即确切知道上诉人曾于2014年有过“血压超过160（mmHg）”的症状，也知道第三人未在投保时告知该问题，足以推断其在2019年3月21日已经知道第三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第二，原审法院关于“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实地调查医疗材料”的认定也存在错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在何时获得上述医疗资料的，也未提供任何资料证明其于何时发现投保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2019年7月27日是被上诉人作出拒付赔付的日期而非调查医疗材料的日期。第三，2019年6月5日第三人曾向被上诉人提出垫付费用申请，在6月10日按被上诉人要求补充提交上诉人在普宁和广州住院的全部病例资料，被上诉人经审核资料后在2019年6月11日通知垫付申请通过，该事实表明，即便被上诉人抗辩2019年3月21日第三人未告知上诉人的健康状况且其不知道上诉人患有“高血压病”的理由成立，其最迟在2019年6月11日也应当知道上诉人既往有“高血压病”的事实（因为普宁和广州医院的住院和出院小结都记载上诉人自述有“高血压病”病史6年），其就应当发现第三人在投保时并未就该情况进行过告知，但其并未在其后30日内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还同意第三人垫付费用的申请并继续收取保险费，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其解除权已消灭，不能主张合同解除。四、原审法院遗漏多处关键重要事实致使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后予以改判。第一、在上诉人在普宁、广州的几次就诊病例中均明确记载上诉人的诊断为“中风、脑出血、脑出血恢复期、脑动脉瘤、高血压3级、脂肪肝、升主动脉瘤”等，其中“高血压3级”仅是其中一个病因，上诉人此次治疗主要是通过实施颈内动脉瘤腔内栓塞术治疗“脑动脉瘤”，所产生的大部分费用也是用于治疗该疾病，与“高血压病”没有因果关系。在投保人已按约定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且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即便上诉人既往存在高血压病史，被上诉人也不能免除此次治疗中与高血压病无关的保险责任。第二、2014年住院距今已经五年多，上诉人未妥善保存好病例资料导致遗失，未能完全清楚准确记得病例记载的诊断内容是符合生活常理和人的记忆规律的；而第三人虽系上诉人的儿子，但多年来并未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居住，当年也未陪同就医，如果上诉人忘了病例记载的内容或者未向其陈述当时病情具体情况，第三人是无法准确知道上诉人2014年住院的具体病因和具体情况的。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病例资料（复印件）即认定第三人不清楚上诉人患有“高血压的病情”不符合生活常理，过于片面，属于严重认定事实不清。第三、被上诉人拒赔后与第三人电话沟通中承认其客服于2019年3月21日对第三人的回复是有瑕疵的，并对客服进行批评和扣绩效，这说明被上诉人是承认在2019年3月21日接听第三人的告知电话时是清楚第三人告知的内容的，也对第三人可以投保进行过肯定的回复，但被上诉人认为客服人员的回复只是瑕疵而不是错误，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主张的系针对第三人询问的健康告知中“过去2年因病住院、手术或者连续服药30天以上”的就医行为的回复。第四、第三人不仅为其母亲投保，同时也为其父亲投保了被上诉人公司的产品，这说明第三人是出于自身的保险规划而投的保险，不是为了骗取保险金而实施的不诚信行为。而由于被上诉人此次怠于履行核保义务导致的拒赔和解约，上诉人错失了选择其他合格保险产品的机会，致使此次保险事故发生后无法得到保险赔付，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上诉人今后可能被蒙上不诚实守信的污点无法购买保险产品保障自身合法权利，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考虑。第五、被上诉人拒赔后和第三人电话沟通中提及的拒赔理由前后不一致，有时拒赔理由是“违反健康告知”，有时是“高血压是既往症”才不予赔付，还曾表示“可以对高血压以外的疾病”承担保险责任，该情况表明被上诉人并非基于上诉人违反健康告知义务而拒赔，而是在出现保险事故后找各种理由拒赔，这是保险公司常用的商业做法，保险公司非常不诚信。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是投保人通过网络投保方式购买的保险产品，基于网络投保的特殊性以及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能苛求投保人在投保时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保险合同的全部合同条款而不犯任何错误，甚至在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后没有补充告知的权利，更不能过分苛求投保人超出认知范围履行告知义务。相反，保险人是具备专业性的合同条款的设计者，处于强势地位，应当要求保险人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就重要事项询问并尽适当的进一步调查义务，引导投保人全面履行告知义务），而不能让保险人从自身义务履行瑕疵中获利，这才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一种体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严重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致使积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还可能背上骗保被拒赔的污点，而被上诉人却因其不积极尽职履行其基本义务，使得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得以免除应尽的保险责任，并从自身的瑕疵义务履行中获利，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会变相鼓励保险公司在核保时疏于履行甚至不履行审查义务，在知道投保人未全面如实履行告知义务时不及时提出，而在理赔时以此作为把柄逃避承担保险责任，这对投保人、被保险人都是不公平的，最终也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一、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投保时未告知患有高血压疾病的事实清楚明确，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准确、合法。1.从关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节点上看，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明确规定为“订立保险合同”时，仅投保人所辩称的投保之后履行所谓“补充告知义务”毫无事实、法律依据。2.对于未告知的内容上看，上诉人以偏概全。被上诉人针对健康告知询问的是“被保险人正在或曾经患有下列疾病或症状：2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大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lOOmmHg）”，上诉人在一审之时已经明确提出上诉人2013年起患有高血压并一直服药，并且达到“高血压3级很高危”而因此入院治疗的事实，上诉人未予告知，这与上诉人所辩称“在四年前有住过院，住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血压有点高”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3.从常理事实看，被上诉人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进行如实告知。上诉人辩称因为投保人不知道其母亲的情况，现如今又辩称因为投保人其对网络投保方式存在误解，所以投保当时没有对健康告知的询问进行勾选告知。上述均为主观辩称，没有证据，相反被上诉人从常理查看具有众多不合理的、自相矛盾的情况：（1）投保人为经过高等素质教育的青年（合理推断其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其所辩称的询问内容不清不楚、是对投保人的“苛求”，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勾选，但针对“2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大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lOOmmHg）”的询问内容，正是担心投保人不清楚，保险人还进一步给予了清晰的判断标准，甚至从调查得出的病历资料显示“高血压3级、很高危”、“BP170/120mmHg”，这都无需投保人做过多的犹豫、纠结便可判断；（2）投保人既为上诉人亲生儿子，只称其母亲投保前4年住院，却不知母亲一直以来患有高血压疾病吃药治疗；（3）从投保人提出的录音咨询来看，投保人提出了上诉人血压“应该是超过160”这个细节，但却不知道其母亲正是因为很高危高血压住院的这个事实，从而在一审之时否定了被上诉人提交的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治疗病历，上诉人又是自相矛盾的；（4）投保人表示不知道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记录的关于上诉人高血压疾病情况，在整个3月21日的客服咨询过程中也没有提及2014年因被诊断为高血压住院，却在7月27日拒付后说他有和客服提及被诊断了是高血压然后入院治疗；（5）投保人辩称说不知道高血压“什么2级、3级”，但与客服咨询的时候，会模糊提及“应该是超过160”、“好像是有说170”。这就证明投保人心里清楚知道“2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大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lOOmmHg）”，至少投保时对此抱有了侥幸心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投保人投保前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在3月21日所进行的咨询不能认定为已经履行了投保前的如实告知义务。1.对于双方争议焦点的3月21日的录音，投保人提到：“张育芬她四年前是有过在医院住院的，然后当时不知道医生说由于什么情况，医生说血压有点高，一百几我忘了，但是应该是超过160的，然后后来大概住院住了个10天出院，健康康复出院的。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没有告诉你们。”从上述一段话，正面提取的信息：（1）上诉人4年前住过院；（2）上诉人住院期间出现过血压有点高的情况，无法确定血压具体数额，凭着模糊记忆，应该超过160。反面提取的信息：（1）上诉人4年前不知是为什么原因住院；（2）血压数额无法肯定。客服咨询回复也是需要联系语境，需要联系上下文的，需要个人理解的，客服也是普通人，负责的咨询客服是针对可确定点进行回复，对比上述唯一确定点就是4年前曾住院，联系健康告知询问第一条：“被保险人过去2年因病住院、手术或连续服药”。所以客服后边回复：“哦，没关系的。它是两年内的疾病，超过两年之外的您可以正常投保。”是非常直接的对照，所以可以发现后边客服整个过程仍然是关注强调回复“4年”、“2年”的问题，没有提及高血压。2.后续双方的咨询仍然围绕“四年前有过住院，但是当时血压有点高”与“以过去两年内是否有过因疾病住院”进行问答，全程都未就“被保险人确实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药”或“因高血压3级而住院”进行任何询问，客服也就未就“2级或以上高血压”是否能投保做过任何回复。3.7月27日，被上诉人对投保人不服拒付解约通知，要求被上诉人再次确认解释，客服此时针对性问到是否有告知当时的客服已有高血压3级，投保人仍然回复采用“好像是有跟他说是170多”、“我不知道什么叫2级、3级”“咨询的时候你说不能投我就不投了”等说法，整个过程至少可提取信息：投保人对于上诉人患有高血压并曾迖到高危住院进行所谓补充告知一事，由始至终未能向客服提供有效的信息，提供的内容模糊、反复。然后突然又提到说“当时有告诉客服被诊断为高血压入院的”，然而实际结合3月21日的录音，投保人根本未曾如此清晰告知过客服被诊断为高血压入院。被上诉人已经反复强调，模糊表达与明确表达是相差甚远，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事实情况。因此，原审法庭综合认定上诉人不能仅靠3月21日的通话内容就主张其已经履行了投保时的如实告知义务是适当的。三、被上诉人无法单凭单纯的电话咨询或本案的垫付服务就知道投保人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约，因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上述两个节点即知道上诉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是没有依据的。1.综合上述3月21日的录音内容分析，这是一次咨询服务，通常情况下，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根据单纯的电话咨询信息就可以确知断定该客户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然后马上解约。由于社会现状，仅最简单的真实性的判断就存在重要问题，客服无法单凭一通电话就确保咨询者身份完全真实并且无害，也无法确认客户口述的情况的真实性，再者就单单投保人所述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无法断定其为“2级或以上高血压”，如单凭一通咨询电话就能认定已经成立的保险合同被保人没有如实告知，于理无状，于法无据，是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且严重影响社会经营秩序。2.医疗险为报销型保险，提供垫付服务在于部分患者确实无力先行支出治疗费，而额外提供的福利服务，故审核的是当期申请垫付的住院是否符合保险责任，一般患者对时间要求较高，更是无法等待保险公司进行缓慢的历史健康调查的，上诉人于2019年6月5日申请过垫付服务，被上诉人6月11日回复之时对方已称太晚了无需垫付。上诉人4月30日首次入普宁市人民医院，5月23日转入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分别提交了普宁市人民医院入院诊断证明，2019年6月3日广东省中医院大学住院处方诊断，提交了两间医院的CT检查影像资料。记录显示的是有“既往高血压病史”，但对既往病史，当时未有具体的临床的数值记录，未有临床级别诊断数据；申请垫付之时正在住院，病历资料是很少的，即便普宁市人民医院病历资料出现“高血压3级”诊断，但那是投保后2019年住院的病历诊断，正常的逻辑思维，被上诉人是不能根据2019年的“高血压3级”等同于投保前的“高血压3级”；而上诉人更从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任何2014年汕头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历资料。综合上述，被上诉人当时焉能武断得知其投保前存在健康告知询问的“2级或以上高血压”的不能投保情形，上诉人作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在患者生命健康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如果无真实凭据任意解约，这才是对被保险人不负责、不合理、不合法的表现。3.对照支付宝端的理赔详情，上有明确记录。6月27日上诉人上传理赔申请材料完毕，被上诉人开始进行调查审核，至7月27日得出2014年的患病调查结论，支付宝推送解约退费通知（线上理赔，相关操作均线上进行），其后27日至8月20日期间投保人反复致电，要求被上诉人不做解约履行赔付，8月26日退费，8月27日支付宝原路径返还到账保费816元。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我司已经通过上述两个节点早早可知解约事由，解约权已经消失的主张并无依据，原审法庭综合判断正确。上诉人在整案中，欲以各种主观辩解的方式，如推责于告知询问不清楚，自弱于自身理解能力不足，推托于不知直系亲属情况，指责于客服人员能力不足，以主张抹去自身在合同生效前缔约时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先合同义务，然该主张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证据。如果任意一人，在合同生效后通过任何自选方式就可以达成补充履行缔约时的义务责任，那在实践中就会造成混乱，在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而法律再也无须对合同责任进行区分规定。恳请二审法院公正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驳回上诉人诉请，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张育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无效，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97673.0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2月24日，第三人在线为原告向被告投保了电子保单号为20190223064374E的《好医保·长期住院医疗》保险。电子保单载明：保险期间自2019年2月24日起至2020年2月23日止，保费116.58元/月，保险责任为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保险金额为400万元，免赔额1万元。健康告知：1、就医行为：被保险人过去2年因病住院、手术或者连续服药30天以上。2、被保险人正在或者曾经患有下列疾病或症状：（1）肿瘤……2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大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100mmHg）……投保人已确认被保险人无健康告知所述情况，如果有任何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适用条款为《健康金福悠享保个人医疗保险（2018款）》，保险条款载明：6.1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本公司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6.2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本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2019年4月30日，原告因“脑出血”在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出血和高血压3级，既往史：有“高血压病”病史6年，平时服用“络活喜、氢氯噻嗪、替米沙坦”控制血压，近10天来停服降压药。出院诊断为脑出血和高血压3级。该次住院治疗医疗费总费用为16588.01元，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费用为5681.42元，自负费用总额为10906.59元。2019年5月20日，原告再次入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均为脑出血恢复期、高血压3级等。此次治疗总费用为4902.44元，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费用为1443.49元，自负费用总额为3458.95元。2019年5月24日，原告由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转入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出院诊断为脑出血恢复期、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等。出院带药：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等。该次治疗医疗总费用为168495.47元，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费用为75187.94元，自负费用总额为93307.53元。2019年6月21日，第三人（投保人）通过手机App向被告提出关于原告相关医疗费的理赔申请，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以“您此次就诊病例示2014年10月13日诊断为高血压3级，最高血压值达170/120mmHg，违反健康告知”为由拒赔，并告知将于后续解除合同和退还保险费用。2019年8月26日，被告以“用户主动退保”为由单方解除保险合同，2019年8月27日，被告将保费退还投保人。被告提供的原告病历资料（复印件）显示：2014年10月31日，原告因“反复头晕1年余”入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在当地诊所测血压高，服用“替米沙坦”症状有所改善，入院体查血压170/120mmHg，出院体查血压120/80mmHg，入院诊断为高血压3级很高危，出院诊断为高血压3级很高危，出院医嘱：替米沙坦80mg日一次，氨氯地平5mg日一次，氢氯噻嗪12.5mg日一次，氯化钾1g日一次。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出现过血压高于160的事实，不能据此断定原告之前一直患有高血压疾病。原告称，第三人（投保人）在投保后已通过拨打被告客服电话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得到被告明确回复，被告是以原告两年内是否因该疾病（高血压）住院为标准判断能否投保，故确认第三人可以继续购买涉案保险，第三人已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为此，原告提供了2019年3月21日、2019年3月24日电话通话的录音光盘、文字记录作为佐证。另查，原告（被保险人）与第三人（投保人）系母子关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健康保险合同纠纷。第三人（投保人）与被告（保险人）签订了电子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照履行。被告提交的2014年原告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历资料内容，与第三人关于原告在2014年曾住过院且血压高于160的述称相印证。原告、第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却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告作为病患不清楚自己的病历资料情况，第三人作为原告的儿子不清楚原告（母亲）关于高血压的病情，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不符合生活常理。综上，一审法院对2014年原告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历资料予以采信。从该证据看，原告的入院、出院诊断皆为高血压3级很高危，入院体查血压170/120mmHg。保险合同的健康告知明确，“被保险人正在或曾经患有下列疾病或症状：2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大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100mmHg）……投保人已确认被保险人无健康告知所述情况，如果有任何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告已举证阅读健康告知内容为投保的强制流程，且其中涉及高血压的表达明确具体，并无歧义。在签订涉案保险合同时，投保人确已违反健康告知义务。第三人（投保人）虽在投保后通过被告客服电话与被告沟通，从通话内容来看，第三人提及了原告在四年前有“血压有点高，一百几我忘了，但是应该是超过160的”高血压症状，被告客服人员对此并无明确表示高血压可以投保，只是说因疾病住院超过了两年即可投保，这点亦与健康告知“被保险人过去2年因病住院、手术或者连续服药30天以上”相印证。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合全案证据来看，第三人是保险合同订立后向被告告知原告曾有高血压症状，且不能以第三人在电话中提及原告血压高于160为由，认定被告对此予以肯定，亦不能推断被告在2019年3月21日接到第三人的咨询电话即知道第三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实地调查医疗材料，发现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的情况，随即向其作出拒付理赔的结论，后于2019年8月26日解除涉案保险合同。故原告关于被告合同解除权消灭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第三人在为原告投保前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故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原告关于继续履行合同、支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育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91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在二审调查时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9年6月5日2次通话录音的光盘和文字记录。证据二2019年6月11日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文字记录。证据三2019年6月3日、6月5日、6月10日投保人按被上诉人要求向其提交垫付费用申请并提供相关病历资料的邮件截图。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明即便被上诉人抗辩2019年3月21日投保人未告知上诉人的健康状况，且其不知道上诉人可能患有高血压既往病的理由成立，其最迟在2019年6月11日也应当知道上诉人既往可能存在高血压病（因为普宁和广州医院的住院病历、出院小结等都明确记载上诉人自述有高血压病史），被上诉人此时应当发现投保人在投保时并未就该情况进行过告知，其如有疑惑应当进行询问，或者在30日内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这样做，其解除权已丧失。被上诉人提交反驳证据如下：一、广东省中医院的处方诊断、以及普宁市人民医院的证明诊断、普宁市人民医院的出院小结。上述3份材料是当时申请垫付提交给我们的材料，证明从2019年申请垫付提交的病历资料不足以让被上诉人确知其患有2级或以上高血压的解约事由。二、7月27日录音记录，证明联系2019年3月21日的录音记录，证明投保人并未明确告知客服上诉人因诊断为高血压入院的事实情况。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人上诉主张已经在投保后向被上诉人披露了上诉人投保前患有高血压疾病的情形，上诉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4年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就医时已经诊断为高血压3级，入院体查血压170/120mmHg，自2014年至2019年投保期间，上诉人因高血压疾病长期服药，高血压病史并无中断，但上诉人的儿子即本案第三人陈剑武在投保时未向被上诉人告知被保险人高血压病史，在投保后拨打客服电话时仅提及上诉人很久以前血压有过过高情况，仍刻意隐瞒上诉人的长期高血压病史，诱使客服人员陷入认为上诉人投保时并无严重高血压病的认识错误，上述情形显示第三人陈剑武及上诉人在投保过程中存在隐瞒上诉人高血压病史的重大过错，上诉人及第三人在诉讼中却仍然称因一般过失而在投保时而未告知上诉人高血压病史，有违诚信，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二审的答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系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详细，本院认同原审判决阐述的理由和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1.82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