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海伦堡花园A区23栋1层14号。法定代表人：黄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日新，广东勤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树青，男，1943年10月27日出生，香港居民，身份证：H022946（8），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H06963220，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上观国际F1-1200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郭翠莉，广东天穗（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梅州市**************。法定代表人：杨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杨某1，男，汉族，住址：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树青、被上诉人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杨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日新、被上诉人邓树青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翠丽到庭参与诉讼，被上诉人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杨某1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6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树青对上诉入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7日，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6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一项判决上诉人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涛公司”)与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信公司”)共同承担向邓树肴偿还借款本金20O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7月24日起按照月利率1．6％讨．算至债务清偿之曰止)。上诉人鸿涛公司认为该《判决书》事实认定不清，对原告邓树青提供的证据不认真依法甄别予以认定或不认定，随意采纳邓树青的主张理由，对鸿涛公司的主张理由视而不见，却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反驳鸿涛公司的主张，错误适用法律，强行判决鸿涛公司承担本不应承担的巨额债务，是典型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请上级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1、《判决书》在“查明的案件事实”分中，没有陈述任何理由，就直接对原告邓树青提供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定和采纳，故意用。“被告”含糊指代，将被告二、被告三所做而被告一鸿涛公司没有做的行为强加到被告一头上，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法院甄别认定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规定。本案被告众信公司和杨某1均未到庭和答辩，鸿涛公司答辩明确没有指定过骆春红的账户作为《借款协议书》的收款账户，邓树青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鸿涛公司和众信公司指定了骆舂红的账户为收款账户，收款《收据》上仅有众信公司的盖章而没有鸿涛公司的盖章，《判决书》却认定“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骆舂红账户转账支付借款200万元，被告二当曰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这里故意笼统的说“被告指定”而不区分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后来鸿涛公司从未确认过借款事实或要求延期，从未事实上向邓树青偿还过借款，《判决书》却认定“借款期间，被告每月支付利息32000元。借款期满被告未偿还借款本金，当时被告要求原告借款延期二年，被告按月支付32000元的利息。截止2015年7月23日，被告共支付利息款1330000元；此后，被告没有支付利息……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逾期未还款付息”，这里认定这么多跟鸿涛公司无关的事实，却都笼统以“被告”认定，不区分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通过这种含糊的表述，把责任强加到了鸿涛公司头上。2、鸿涛公司在《借款协议书》中虽被与众信公司同列为借款人，实际上在该借款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抵押担保人。一审判决错误的笼统认定原告与被告一鸿涛公司、被告二众信公司成立借款关系。鸿涛公司与众信公司分别为独立的有限公司法人，并无证据表明二者的法人人格混同，二者不可能共用同一笔钱款，其在合同中作为共同借款人明显不合常理。从借款合同的具体条款中，明显作为借款人的众信公司未提供任何表明其偿还能力的东西，而合同第七条、第八条都是约定以鸿涛公司名下的土地作为抵押担保。结合后来借款只有众信公司单方出具《收据》，众信公司单方偿还利息，单方在《借款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借款延期，显然可见，实际借款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众信公司，鸿涛公司实际是抵押担保人，原告从未向鸿涛公司催收还款而只向众信公司和杨某1催收，表明他是明知众信公司才是实际借款人。二、一审判决理由不成立：1、鸿涛公司一审中主张2014年12月法定代表人杨某1变更为黄某1，此后杨某1的任何行为不能由鸿涛公司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奠名其妙认为“公司的股权变更不能作为对抗原告主张债权的理由”，驳回鸿涛公司的主张。一审判决在“裁判理由和结果”部分中陈述裁判理由“2014年7月被告一公司股东杨某1将其股权出让案外人黄军梅，2014年12月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1变更为黄某1，当时两被告拖欠原告借款，被告一未将此告知原告，被告一未提供原公司财务审计资料、未分清被告二、被告一两公司的债权债务，公司的股权变更不能作为对抗原告主张债权的理由”这些裁判理由完全莫名其妙，鸿涛公司与众信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债权债务本来就不存在混同，何以在鸿涛公司股权变更时需要分清两公司的债权债务?鸿涛公司何时以股权变更为由主张对抗邓树青的债权?2、一审判决对鸿涛公司提出的邓树青起诉鸿涛公司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毫无道理的强行驳回。一审判决“原告已经向两被告中的被告二、被告三进行催款、主张债权，诉讼时效相应中断，被告一辩解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根本不进行具体分析，就是这么不讲理。事实上，根据《借款协议书》上记载，约定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4日至2012年7月4日，众信典当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11日、2013年7月22日两次盖章确认借期顺延一年，即最后确认借期顺延至2014年7月21日，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至2016年7月20日已届满，杨某1作为连带保证人，按照《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其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至2013年1月3曰已届满，保证责任已免除，其与鸿涛公司、众信公司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连带债务人，他此后的行为对鸿涛公司、众信公司不产生连带的法律效力和责任：2015年8月9曰，杨某1在《借款协议书》上书写确认借期顺延至2015年10月30日止，并无鸿涛公司或者众信典当公司的盖章，该确认只能视为杨某1个人在保证责任免除后自愿作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此后杨某1单独签名的确认和出具的借条，都并不能导致邓树青对鸿涛公司、众信公司的诉讼时效中断。邓树青于2018年11月5日才向法院起诉鸿涛公司，显然远远超出了2016年7月20日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限，鸿涛公司有权依法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一审判决以含糊、武断的理由叵接驳回鸿涛的主张，是错误的。上诉人庭审补充上诉意见：在本案邓树清起诉之前，鸿涛公司对本案的债务是一无所知，这个债务中间鸿涛公司既没有收款，也没有用款，也没有还款，邓树青也从来没有向鸿涛公司催款，从始至终杨某1才是本案的实际的借款人，一审仅以鸿涛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盖了一个章，就认定鸿涛公司与邓树青之间成立的借款关系，这个也与最高法院的是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中要综合认定借款关系的规定精神是违背的，对鸿涛公司也是不公平的，这个也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常识，因为鸿涛公司根本就跟着款项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个背景的就跟法院讲一下，因为杨某1于2014年的12月份就已经不再是鸿涛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来他跟公司的现有的股东之间存在一些纠纷，导致他就故意的放任或者唆使多名所谓的债权人，向鸿涛公司提起的很多的诉讼，导致鸿涛公司现在已经处于破产的境地，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向杨某1了解到本案的借款实际是邓树青委托杨某1对外放高利贷而发生的，收款用款还款催收都是邓树青对杨某1进行，并且在经过查询发现在2016年邓树青单独对杨某1提起过一个诉讼，在惠城区法院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调取这个案件的申请书，因为当时杨某1是说双方经过协商之后处理好了故撤诉，后来的2018年不知怎么回事，邓树青把鸿涛公司也一并起诉了，就造成了本案，因此鸿涛公司怀疑本案可能涉及到虚假诉讼。第三个从邓树青提供的证据来看，一直是将杨某1作为实际的借款人，包括借款合同上的延期，也仅有杨杨某1的前众信公司的盖章。此后提供了2015年之后的那借条和还款计划之类的，都是以杨某1个人名义确认欠款及承诺还款，2016年的钱仅仅只是起诉了杨某1的本人，这些可以证明借款关系是邓树青与杨某1个人之间的发生的。第四点，从一审认定借款关系的证据来看，借款有一个借款协议书，将众信公司跟鸿涛公司约定为共同借款人，但是没有指定借款支付的方式。邓树青主张的借款的支付方式是支付给了案外人骆春红，有一个众信公司出具的，众信典当公司出具的借据，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的来说，邓树青应该将款项支付给众信典当公司和鸿涛公司，双方共同支付给他们，显然的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实际的将借款支付给鸿涛公司，也没有得到鸿涛公司的收款的确认，双方的借款关系不能够实际成立，鸿涛公司不应该与众信公司成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的义务。第五个，从借款合同的第四条的约定来看，借款的续期应当经过双方的同意，而该合同上面的记载显示，2012年和2013年延期1年的约定，仅有众信公司盖章同意，鸿涛公司没有同意，所以根据这一点续期约定不能对鸿涛公司生效，也就是说不能导致邓树青对鸿涛公司的诉讼时效按重新续期的届满来计算，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原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之后计算两年，最多计算到2014年7月4日为止。一审判决的还款的本金和利息的问题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我们也不清楚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被上诉人答辩认为，第一点，关于上诉人鸿涛公司是否是本案借款人的一个情况况，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一个证据，借款协议书中，其中借款方一栏明确记载着上诉人的名称，协议的落款中也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由此司证实涉案债务是经上诉人确认并同意发生的债务，因此上诉人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不具有事实依据。第二点，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一个情况，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一个证据叫收据，这份收据是原审的被告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某1出据的鉴于收据出具的时间是2011年7月4日，这个时候杨某1仍然是上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该收据可以认定为是原审中的三个被告已经确认收到款项的事实。再者通过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已明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将借款款项200万元整交付给了上诉人那边。第三点，关于上诉人惠州市鸿涛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责任。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借款人，并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是具有相应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的，应当是予以支持。第四点，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该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也已在代理词中陈述，首先，本案借款协议书于2011年7月4日签订后，原审的被告梅州市**典当公司陆续通过骆春红的账户，骆春红是梅州市典当公司的监事，其向原告支付的利息32000，最后一次支付利息的时间是2015年的7月，这个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使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规定的第16条规定，义务人做出部分履行的也视为是承诺，其诉讼时效应当是重新计算的。在2015年的7月23日之后，原审的被告杨某1作为梅州市众信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该债务的担保人，分别在2015年7月、2016年5月，还有2017年6月向被上诉人邓树青出具了承诺书和还款计划，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邓树青是一直依法向相关的债务人有主张过权利的，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使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第17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1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此被上诉人邓树青认为一审确定诉讼时效没有过期的事实是符合法律依据的。关于上诉人在庭上所补充的内容，这边的答辩意见是：上诉人提出在被上诉人邓树青此起诉之前，上诉人鸿涛公司对于债务并不知情，不收款、不还款的情况，邓树青认为不符合法律事实，理由是在刚才被上诉人所提及的相关意见当中，也已经体现了邓树青已经如实跟上诉人及其他借款人依法签订了相应的借款协议，同时也将相应的款项支付到指定的账户当中，在此在借款的一段期间也依约的收取相应的利息，同时在收据上面也有当时作为上诉人鸿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1的签名、确认收款，因此借款人上诉人鸿涛公司是本案的借款人是毋庸置疑的。另外，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鸿涛公司股东其法定代表人股权的变更并不能作为其对抗被上诉人邓树青主张债权的理由和借口。如若如此，那么每一个公司向他人借款，即可变更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此为由说反驳或推脱还款的责任，被上诉人邓树青认为这是对其极不公平的一个借口。关于鸿涛公司怀疑本案是虚假诉讼的，被上诉人认为其应提出相应的证据，不应只是口头说明。还有一点，被上诉人提出在借款协议中支付的方式未书面约定，应将款项支付给鸿涛公司和众信公司，被上诉人认为支付的款项虽支付方式虽未书面说明，但是通过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应书面证据，已经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将相应的借款如约如实地交付给相应的借款人了，因此鸿涛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最后关于借款协议上续期没有鸿涛公司盖章的情况，续期在借款协议上分别是出现在2013年和2012年，该两个续期均有杨某1的签名，而此时杨某1是上诉人鸿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对其产生相应的续期效力。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邓树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借款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6%计算，自2014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借款全部付清日止，暂计至起诉时约为人民币15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公告费26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一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7月4日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被告一、二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7月4日起至2012年7月4日止，借款利息按月利率1.6%计收；被告一以其名下位于“惠州市*************”的产权作为本次借贷的抵押物，同时约定被告三杨某1作为借款担保人。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骆春红账户转账支付借款200万元，被告二当日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借款期间，被告每月支付利息32000元。借款期满被告未偿还借款本金，当时被告要求原告借款延期二年，被告按月支付32000元的利息。截止2015年7月23日，被告共支付利息款1330000元；此后，被告没有支付利息。2015年、2016年期间杨某1多次请求延期还款，并出具多张《承诺书》、借条等给原告承诺还款付息；2017年6月29日杨某1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另外，2017年6月25日、2017年12月25日杨某1分别向原告出具借条。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逾期未还款付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2018年11月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一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2月1日，2014年7月18日公司股东会决议：杨某1将持有10%的股权共出资32万元，以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军梅；变更后公司股东为黄慧娟占70%、黄军梅占30%。2014年12月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某1变更为黄某1。此外，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依法裁定冻结被告一的公司帐户并查封被告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水北三新莲塘的房产（证号：C3884665）房地产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江北JB40-04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证号：惠府国用（2015）第130*****008）。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原告和被告一、被告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签订借款协议书，并由原告转账支付借款至被告指定帐户，对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借款后未能及时清偿，被告一、被告二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法律责任。2014年7月被告一公司股东杨某1将其股权出让案外人黄军梅，2014年12月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1变更为黄某1，当时两被告拖欠原告借款，被告一未将此告知原告，被告一未提供原公司财务审计资料、未分清被告二、被告一两公司的债权债务，公司股权的变更不能作为对抗原告主张债权的理由。原告已经向两被告中的被告二、三进行催款、主张债权，诉讼时效相应中断，被告一辩解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所以，对原告诉请被告一、被告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证据和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已经约定的借款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在借款协议书中约定按月息1.6％计息,被告借款逾期后未还款付利，可计付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为止。所以，原告主张逾期利息可以从2015年7月24日起以人民币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6%计算利息。关于被告三保证人责任的问题。被告三在借款协议书中约定为借款提供担保并在协议书上签字，被告三是借款的保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如被告一、被告二未能按期还款，被告三作为保证人应对被告一、被告二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借款期满后被告三多次作出书面承诺偿还借款、支付利息。所以，原告诉请被告三对本案被告一、被告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二、被告三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辩论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一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二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树青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以人民币2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24日起按照月利率1.6%计算利息，利息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三杨某1对被告一、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4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480元、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负担3132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被上诉人杨某1于2015年3月9日、2017年4月18日分别在《借款协议书》背面对还款作出承诺。另查二，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请求调取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3810号民事案件相关案卷材料，认为该案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调取了该案相关的案卷材料。上述案卷材料显示，被上诉人邓树青于2016年5月4日，就本案的200万元债权向杨某1提起诉讼，请求杨某1承担还款义务，同年5月9日，邓树青申请撤回起诉。邓树青在该案中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右上角无“此借款顺延至2015年10月30日止。杨某12015.8.9”，本案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右上角有上述字样。对于上述证据，上诉人认为，邓树青在（2016）粤1302民初3810号民事案件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右上角字样不一致，说明邓树青与杨某1事后书写并倒签日期，意图将债务转嫁到上诉人头上或弥补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邓树青在该案件中已撤诉，法院未作实体审理，该案与本案无关联，反而证明邓树青向杨某1主张过权利，未过诉讼时效。另查三，案外人骆春红为被上诉人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树青为香港居民，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原审被告之一的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在本辖区内登记成立，本院对该纠纷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法律适用，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适用内地法律。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收到借款；2、邓树青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主张权利。对于上诉人是否收到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邓树青在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当天，将200万元出借款汇入借款人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骆春红账户，杨某1在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据上签名确认，虽然上诉人没有在收据上一同确认，但杨某1既是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结合梅州市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同为借款人身份的事实，可以认定杨某1在收据上签名的行为亦代表了上诉人。上诉人认为其未收到借款的抗辩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不予采信正确。对于邓树青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主张权利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诉讼时效到2016年7月20日届满，本院予以认可，对上诉人自认届满之前的诉讼时效不予审查。对于2016年7月20日之后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2014年12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由杨某1变更为黄某1，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就变更法定代表人通知了邓树青，邓树青在不知晓杨某1非法定代表人情形下，有理由相信杨某1仍有代理权，并向杨某1主张权利，属于善意的第三人，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杨某1于2015年3月9日、2017年4月18日分别在《借款协议书》背面对还款作出承诺，构成时效中断，邓树青在2018年11月起诉并未超过时效期间。即使杨某1在《借款协议书》右上角的字样是倒签的，但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影响不大，杨某1在《借款协议书》背面的签注足以证明邓树青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件二审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鸿涛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曾求凡审 判 员 刘天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芝仪书 记 员 张丽君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