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终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双河农场。法定代表人：曾浩，该农场场长。委托代理人：赵松松，黑龙江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德军，男，汉族，1974年3月2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峰，甘南县甘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水利公路管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双河农场。负责人：相培利，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北京市双河教育矫治所，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双河农场。法定代表人：张昕航，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刚，男，汉族，1980年2月9日出生，公务员，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上诉人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以下简称双河农场）因与被上诉人孙德军及原审被告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水利公路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水利公司）、北京市双河教育矫治所（以下简称教育矫治所）绿化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5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双河农场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孙德军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孙德军主张与水利公司之间实际履行了合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系孤证，一审法院未核实案件具体情况单方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孙德军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河农场在一审提交的2012年2月28日《2011年冬季绿化树带移植樟树费用》中写明“外雇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人工等费用”，2012年5月24日《工票》写明“使用孙德军樟松树苗366棵”，可证实水利公司入账时已经将个人款项与公司款项严格区分。孙德军在2012年1月10日、3月16日及2013年领款人或领款单位处签字，是款项实际领款人签字的付款凭证，不能否定2012年公司施工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孙德军通过付江主张权利，但水利公司最后付款时间为2013年，与2019年主张权利时隔六年，不应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本案债权人不是付江，又无明确授权，一审认定诉讼时效未经过无法律依据。二审审理中，补充：一审法院判决给付树苗款228251.89元，但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记账凭证显示，与本案有关的金额包括人工费、树苗款，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存在劳务欠款，一审法院未予核查，有关孙德军单独的树苗款21960元与大兴安岭园林绿化公司的款项未予区分。孙德军二审答辩称: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原告应当为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与该公司之间有合同关系。但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孙德军，一审中水利公司对孙德军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予以认可，且水利公司分三次支付孙德军施工款和树苗款256433.11元，说明上诉人认可孙德军是实际施工人，否则水利公司不会支付孙德军工程款和树苗款。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孙德军对发包方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孙德军是适格的原告；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及教育矫治所自认孙德军及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水利公司认可2019年3月孙德军向其主张过权利,而本案并未约定给付施工款和树苗款时间,应自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为三年,孙德军于2019年5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水利公司二审陈述意见为：同双河农场意见一致。孙德军和付江在2019年为了要款找过相培利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教育矫治所二审陈述意见为：基本事实认定以双河农场为准，对于大兴安岭园林绿化公司与孙德军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孙德军主张的农场和矫治所缴纳欠款，与大兴安岭园林公司没有联系，用了孙德军的树苗和孙德军植树施工的事实矫治所没有否认。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孙德军2019年3月份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不存在，当时是付江找的相培利，不是孙德军找的。认可一审判决矫治所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给付孙德军款项不认可，具体以二审法院认定为准。孙德军一审诉讼请求：要求水利公司、双河农场、教育矫治所给付树苗款228251.89元；并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水利公司系原北京市双河劳教所下属企业。于2011年至2013年在孙德军处购买树苗在双河农场工程连、21连、29连，以及从双河农场至齐齐哈尔市道路两旁栽树，栽树、清沟、封坑等工程都由原告进行施工，水利公司支付了大部分款项，尚欠树苗款等共计206291.89元。2012年5月24日，双河农场水利公司从孙德军处购买366棵树苗，金额是21960元。2012年5月23日，北京市双河劳教所进行体制改革，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北京市双河劳教所体制改革工作方案》，设立“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双河办事处”，与北京市双河劳教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双河区域性社会发展，协调解决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将原北京市双河劳教所生产经营部分（双河农场）交由首农集团经营管理。对于双河劳教所历史上形成的内部欠款、银行借款等，区分具体情况，由市政府逐步予以解决。水利工程开发公司系农场自办企业，成立时间为1964年，无营业执照。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2012年1月10日，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树木种植款10万元；2012年3月16日，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挂账款15万元；2013年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6433.11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河农场称本案主体是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份水利公司2012年2月28日的费用表作为证据，未提供双河农场与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等其他证据证明，系孤证，无法形成证据链条。水利公司自认孙德军2011年至2013年为水利公司绿化种树的事实，而且2012年1月10日，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树木种植款10万元；2012年3月16日，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挂账款15万元；2013年双河农场水利公司给付孙德军6433.11元。结合水利公司出具的“2011年冬季绿化树带移植樟松费用”记载费用合计462725元，去除已经支付给孙德军的三笔款项为256433.11元，为206291.89元，加上水利公司尚欠孙德军樟松树苗款21960元，合计为228251.89元。以上证据能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孙德军为水利公司种树，水利公司拖欠其树苗款的事实。同时水利公司也自认孙德军本人虽未找其主张过权利，但通过付江在2019年3月向其主张过权利，因此诉讼时效未经过。2012年5月21日，因企业改制，水利公司交由双河农场管理，变成双河农场下属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孙德军与水利公司的树苗款发生在改制前，现水利公司由双河农场管理，2012年5月31日前的债权债务也整体划转双河农场。双河农场与教育矫治所签订的《指导意见》是其内部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之间的内部规定不能对抗债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双河农场给付孙德军拖欠树苗款228251.89元，此款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教育矫治所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水利公路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费4723.78元，减半收取2361.89元，由双河农场、教育矫治所负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不再赘述。本院认为，本案水利公司按照主管单位的要求，是案涉绿化工程的实际组织者，其具体实施了组织、招聘、管理绿化工程施工工作。水利公司在一审、二审审理中，明确认可孙德军是该绿化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说明了孙德军借用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的事实，其并未与大兴安岭地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真正的绿化施工承包合同关系，提供树苗、完成绿化工程的是孙德军，因此领取款项均由孙德军收取，领款票据均为孙德军签字，教育矫治所亦认可使用了孙德军的树苗及孙德军施工植树的事实。根据以上当事人自认事实及领款书证，一审认定孙德军系实际施工人，是适格的原告，双河农场应履行给付欠款义务并无不当。但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孙德军除依约向水利公司提供树苗外，还按照要求负责种植、挖坑、浇水、管护等工作，因此，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绿化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双方结算时未约定还款时间，孙德军可随时主张权利，其于2019年5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水利公司自认2019年3月孙德军、付江向其主张过权利，双河农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双河农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23.78元由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磊审判员 谢英新审判员 吴 琦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杨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