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兴元，男，1963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玉林，男，1969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向涛，男，1969年9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邹涛，男，1966年7月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向开秀，女，1942年7月13日生，汉族，住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邹英，女，1968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邹俊，男，1970年9月7日生，汉族，住龙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邹超，男，1974年4月12日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明云，男，1973年11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 上述八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旭，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八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国庆，男，1969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原审第三人：刘敬华，男，1979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原审第三人：**，男，1963年8月1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卫星，湖北弘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兴元因与被申请人张玉林、向涛、邹涛、向开秀、邹英、邹俊、邹超、王明云（以下简称张玉林等八人）、原审第三人王国庆、刘敬华、**合伙纠纷一案，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730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刘兴元、张玉林等八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27民终763号民事判决。刘兴元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87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刘兴元，被申请人张玉林等八人的委托代理人谢旭，原审第三人王国庆、刘敬华，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冯卫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兴元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8）黔27民终763号民事判决；2、改判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邹英、邹俊、邹超、向开秀支付转让款12.5万元，支付被申请人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各25万元；3、驳回被申请人张玉林、向涛、王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认定，在《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签订后，刘兴元没有进行投资，启动并完成新证办理手续，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是3万吨／年产能的煤矿而不是9万吨／年产能的煤矿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认定。（一）2007年5月28日，邹贤明与再审申请人签订了《合伙协议》，2009年3月6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前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再审申请人便开始启动了新证办证程序。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申请将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以下简称黄金山煤矿）由单证煤矿调整为新设民用煤矿。2009年2月16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以国土资矿管函（2009）109号《批复》批准黄金山煤矿由单证煤矿调整为新设民用煤矿。得到批复后，再审申请人2009年3月23日与贵州天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设计合同》，委托该公司编制煤矿申办9万吨／年规模所必备的设计资料，并支付了2万元预付款（工作完成后，累计支付14万余元）。次日，向龙里县国土资源局交纳了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共计4000元。同年12月21日，向贵州有色都匀测绘院交纳了矿业权核查款10000元。为了让**尽快的从事黄金山煤矿的兼并重组工作，再审申请人于2013年2月25日，支付20万元、2013年5月2日支付50万元，两次共支付70万元，在黄金山煤矿以9万吨／年规模卖给融华集团后，又支付给**300万元等。这些事实，在一、二审均进行了认定。但二审法院不顾前述事实，认定“协议签订后，没有任何一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协议明确的办证义务，也没有任何一方为增产扩能进行投资”，难道前述工作不是履行办证义务吗，前述缴纳的款项不是投资吗，二审法院的该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下列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法院认定的前述事实。新证据有：《关于刘兴元卖给贵州融华集团的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属9万吨／年规模的情况说明》、《贵州省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扩界资源调查报告》、收款收据、《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业务咨询服务登记表》及为编制《黄金山煤矿9万吨／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含污染防治专项评价）》支付费用的付款凭证、《关于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储量备案证明》、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关于参与煤矿整合有关事宜的报告（2011年9月20日）、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关于异地择址办理矿权的请求（2010年12月6日）、关于龙里县有关事宜的请示［龙国土资呈（2013）111号］、黄金山煤矿为完善申办9万吨／年新证手续而进行地质详查（打钻孔）的孔心照片（2010年拍）及三个钻孔的钻探原址（2018年拍）、2012年11月向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当前情况的反映”、《龙里县人民政府关于龙里县有关事宜的报告》［龙府呈（2013）149号］、《龙里县人民政府关于将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纳入兼并重组并作为关闭指标的请示》［龙府呈（2013）165号］、《关于龙里县有关事宜的报告》［龙工信呈（2013）66号］、《关于将龙里县并作为关闭指标的请示》［龙国土资呈（2013）240号］、《龙里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将龙里县方案的报告》［龙工信呈（2013）22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支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规定的通知》［黔府办发（2013）47号］、《贵州省支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规定》、《关于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储量备案证明》、《关于下达2015年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关闭退出）第一批奖励资金的通知》［黔财工字（2015）10号］，前述新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准黄金山煤矿由单证煤矿调整为民用煤矿后，委托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物化探总队对黄金山煤矿的资源进行了勘探并支付了费用，并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编制报送了《储量核实报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批复要求钻探详查（原证据提供了该批复），根据该批复，再审申请人又委托徐州长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对黄金山煤矿进行了钻探详查，黄金山煤矿也依法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报送了环评报告。2013年5月27日，龙里县国土资源局等有关机关批准黄金山煤矿的储量报告即矿山保有储量254万吨，产能由3万吨／年提升为9万吨／年，矿区面积由0.6594平方公里扩界到2.9641平方公里。至此，黄金山煤矿由再审申请人投资完成了办理新证所需的扩界扩能任务。因在钻探过程中发现黄金山煤矿的矿界与高速铁路路基部分重合，致使黄金山煤矿客观上不允许以煤矿的形式继续存在。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研究决定，将黄金山煤矿作为9万吨／年的煤矿进行兼并重组，作为关停指标。故没有也没有必要颁发9万吨／年的新证。至于《补充协议》约定的一年期限，该时间是启动办证的时间，而不是完成办证的期限。二审法院将该时间理解为完成办证的时间不符合《补充协议》的原意，是完全错误的。2013年8月，按照贵州省支持煤矿兼并重组的政策规定，关闭9万吨／年煤矿的奖励资金为100万元。2015年12月，贵州省财政厅等联合发布的《关于下达2015年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关闭退出）第一批奖励资金的通知》［黔财工字（2015）10号］载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实际按9万吨／年产能的关闭煤矿领取了奖励资金100万元。这也直接证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是9万吨／年产能的黄金山煤矿，而不是3万吨／年产能的煤矿。《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采矿权转让合同》［兼煤（2014）132号］。2014年2月25日，《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关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采矿权转让公示》载明，黄金山煤矿3万吨／年产能的采矿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但2013年10月28日黄金山煤矿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矿转让合同》（原审证据）转让的标的是黄金山煤矿的矿权及100%股权权益，转让价款为1020万元。这两份合同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其基本含义是由于没有颁发新证，在形式上以3万吨／年产能的采矿权转让来完成相关兼并重组的过户要求，作价200万元。但该矿经再审申请人进行大量投入，基本完成了9万吨／年产能的办证条件，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享有9万吨／年产能的相关实体权利，故作价1020万元。签订两份合同的事实，也证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是9万吨／年产能的黄金山煤矿，而不是3万吨／年产能的煤矿。2014年2月12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再审申请人的上访事实，依据龙里县人民政府龙府呈（2013）年176号，按省纪委的要求，将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这一过期三年的3万吨／年的采矿权，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采矿权转让（兼并重组）的审核意见》［黔国土资矿管函（2014）264号］“你矿采矿许可证（xxxxxxx号）在2014年6月30日前视为有效，仅用于办理兼并重组相关手续”，不但延续了黄金山煤矿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更明确了该采矿许可证的唯一用途，即“办理兼并重组相关手续”。二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12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在核发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xxxxxxx号）时，该许可证规模仍为3万吨／年，因此各方均未依约定的时间完成办理新证的义务的事实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没有约定办完新证的时间，只约定了开始办理新证的时间。前述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法院认定的前述事实。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邹贤明《嘱托》的内容是对本案争议的矿权出让后所得价款分配的确认，虽然其放弃部分的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合伙人，但对其自身的份额仍有约束力。因此，《嘱托》与本案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进行审查，对邹贤明继承人所享有的份额应按比例进行扣减，二审法院对这一法律关系的判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申请人王明云、张玉林、向涛不是龙里县黄金山煤矿的真实股东，他们提供的所有证据是龙里县公安局［龙里公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撤字（2018）3号］撤销案件的证据，该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章第三十五条“不得以侦查犯罪为由滥用侦查措施，为他人收集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该证据不得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申请人张玉林等八人再审辩称：1、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申请人**在庭审中主张代理合同纠纷，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另外，**在原审中的地位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他在原审中对涉案标的，没有提出主张，依附于本诉中的各方当事人，不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应当依法审查。对**提出的相关事实，刘兴元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该合同约定刘兴元仅要200万，其余为**的代理费与常理不符；3、关于刘兴元与张玉林等人的合伙关系，在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刘兴元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对刘兴元的两个再审理由，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其签约的内容前置条件为，谁出资办理年产能9万吨的新证，应当给付全体合伙人200万元，根据该协议约定，如果没有办证，合伙人仍然应当按照协议分配财产。现在各方在规定的时间内都没有办理新证，故对于案涉煤矿在被收购后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予以分配。关于刘兴元提出办证的费用，并非办证的费用，仅仅为经营过程中的正常费用。如资源补偿费属于煤矿经营的正常费用，刘兴元提交的费用票据并非是其办理新证所产生的费用。关于第三人王国庆和刘敬华已经有多份生效判决认定为虚假诉讼。 原审第三人王国庆再审辩称：煤矿在办理9万吨/年产能新证之前，其系是隐名股东。在办证过程中，所有的投资均由其承担，现在其由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应当享受股东权益。 原审第三人刘敬华再审辩称：煤矿在办理9万吨/年产能新证之前，其系是隐名股东。在办证过程中，所有的投资均由其承担，现在其由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应当享受股东权益。 张玉林等八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兴元支付张玉林等八人煤矿转让款510万元；2、判决刘兴元支付张玉林等八人资金占用损失（以23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从2013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决刘兴元支付张玉林等八人应得违约金份额（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5年1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担保等所产生的诉讼费用）由刘兴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3月16日，采矿权人为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地址是龙里县麻芝乡新民村，矿山名称为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生产规模为3万吨/年，有效期限为五年，自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2007年5月28日，以甲方为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邹贤明，乙方为刘兴元签订了《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邹贤明与刘兴元自愿合股，具体事宜如下：一、乙方以现金48万元入股，占黄金山煤矿股本的51%，从入股之日起，该矿的法人代表及管理由乙方负责。二、甲方负责协调当地群众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为乙方管理煤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三、煤矿的债权债务：入股前的债权、债务及民事、刑事责任由甲方负责，入股后的债权、债务及民事、刑事责任由甲乙双方负责。四、煤矿在经营过程中的利润及亏损按甲乙双方所占的股份比例承担，一月一算账，月清月结。五、煤矿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按该矿的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变化价值按股份分成。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县煤炭工业局各执一份。”同日，邹贤明和向涛等人签订《股份转让明确书》，该明确书载明：“龙里麻芝黄金山煤矿投资人邹贤明、向涛、王明云、张玉林四人将本矿山50%股份转让给刘兴元。转让后四人股份分别为各占12.5%股份，转让金额为48万元（附合同一份），并按多投入先收回（多投部分）的原则进行分配转让的货币资金。直至各股东投资额一样时，股份平均为12.5%。现共同推荐邹贤明为私人全权与刘兴元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代表。”邹贤明、向涛、王明云在《股份转让明确书》上签字，张玉林未在场，其名字为他人代签。2009年3月6日，以邹贤明为甲方，刘兴元为乙方，签订《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黄金山煤矿作价人民币200万元，甲乙双方各占50%；二、以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谁出资办黄金山煤矿年产9万吨的新证，则该矿的所有权由出资人所有；三、但出资办黄金山煤矿年产9万吨新证的人必须做到：①若在黄金山煤矿现在的井口开工生产，必须先付甲乙双方的200万元；②若黄金山煤矿年产9万的新证办下来后，出资方需开工建设，则开工者必须先付甲乙双方的200万元，但总支付款为200万元；四、一年内即2009年3月-2010年3月止，确实没有人出资办证或购买，则甲乙双方将现有财产物资，变现后按股份分成。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邹贤明、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刘兴元在乙方处签名。2009年3月23日，刘兴元以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为甲方和贵州天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工程设计合同》，委托该公司组织编制煤矿整合所需的各项设计文件，并支付2万元；次日向龙里县国土资源局交纳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共计0.4万元，于同年12月21日向贵州有色都匀测绘院交纳矿业权核查款1万元。2010年5月26日，邹贤明在一份《嘱托》上签字，嘱托的内容为：“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刘兴元一人处理，黄金山煤矿产生效益后，我方最多只要伍拾万元，刘兴元在处理黄金山煤矿的具体事项时只与邹俊联系。”，邹贤明于2010年7月去世。2013年2月25日，以刘兴元为甲方，第三人**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一、委托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全权办理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参与全省煤矿整合的一切手续。二、报酬及支付方式：乙方办理甲方委托事项的所有开销及费用，由乙方承担；待黄金山煤矿整合成功产生效益后，甲方只要200万元，其余部分作为代理费用归乙方所有。三、甲方按乙方要求提供一切相关手续及证照，并能动的配合乙方做好职能部门的工作。四、代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煤矿整合工作结束止。此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生效。”刘兴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300万元，**和刘兴元均认可刘兴元向**另外支付70万元现金。2013年10月24日，龙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龙府呈【2013】165号《龙里县人民政府关于将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纳入兼并重组并作为关闭指标的请示》，其中在文中载明，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申请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为2.9641平方公里，生产规模扩大到9万吨/年，获省国土资源厅批复。2013年10月28日，刘兴元代表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煤矿转让合同》，将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矿权及100%股权转让给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1020万元。同日，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刘兴元470万元。2015年9月15日，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对贵州省2015年度第一批拟关闭的83处煤矿名单，其中载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规模为9万吨/年。因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支付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转让尾款，刘兴元、刘敬华、王国庆将该公司诉至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该法院作出判决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鄂05民终59号民事判决，判决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刘兴元煤矿转让款5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4年5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2015年1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1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2017年4月6日，刘兴元与王国庆、刘敬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上述债权转让给王国庆、刘敬华。张玉林、向涛、邹涛、王明云认为刘兴元未支付转让煤矿的转让款，诉至一审法院。张玉林、向涛、邹涛、王明云在诉前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2730财保9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刘兴元的49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该院于2017年4月24日向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刘兴元的煤矿转让款49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经询问邹贤明继承人向开秀、邹英、邹俊、邹超的意见，均表示要参加诉讼，邹涛和邹俊认可刘兴元向该两人通报过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转让等事宜。刘敬华、王国庆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提供了与刘兴元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合伙共同收购经营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刘兴元不出资，每年工资为3.6万元。刘兴元向刘敬华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一张，向王国庆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一张。对刘敬华、王国庆合伙事宜张玉林等八人表示不知情，刘敬华、王国庆也未与张玉林等八人及邹贤明签订合伙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合伙人是谁？2、若张玉林、向涛、王明云为合伙人，其是否能分得煤矿转让款及能分得多少金额？关于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合伙人是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及邹贤明与刘兴元在2009年3月6日签订的《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补充协议》是对2007年5月2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后一份协议已明确了双方的盈余分配等事项，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及邹贤明在该协议上签字，尽管刘兴元认为该协议上的签字是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后来添加上去的，但是刘兴元并未对不同意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入伙的事宜另外有约定或签订新的协议，视为刘兴元对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对合伙人身份的确认，故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及邹贤明应具有合伙人的资格。关于刘兴元将龙里县黄金山煤矿转让给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后转让款如何分配的问题。原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规模为3万吨/年，但从《龙里县人民政府关于将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纳入兼并重组并作为关闭指标的请示》以及2015年9月15日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公示来看，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的规模已达到9万吨/年，刘兴元提交了部分票据及《委托合同》证明其协调办理了该矿规模从3万吨/年到9万吨/年相关手续，而张玉林等八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出资或者以其他方式办理该事宜。双方2009年3月6日签订的《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补充协议》中有明确约定，黄金山煤矿作价200万元，双方各占50%；谁出资办黄金山煤矿年产9万吨的新证，则该矿的所有权由出资人所有；年产9万的新证办下来，出资方需开工建设，则开工者必须先付200万元，总付款为200万元；现黄金山煤矿转让给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总价虽为1020万元，但就合伙财产的问题双方已有明确约定，在办理新证和转让的过程中费用是由刘兴元来支付，故刘兴元应按双方协议约定的200万元的50%向张玉林等八人支付费用100万元；同时，刘兴元在收到转让款项后并未向张玉林等八人支付费用已属违约，张玉林等八人为此产生损失，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刘兴元收到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首笔转让款470万元的2013年12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向张玉林等八人支付资金占用费。关于邹贤明出具的《嘱托》中载明“我方最多只要伍拾万元”是否及于张玉林、向涛、王明云三人的问题，尽管邹贤明、张玉林、向涛、王明云签署过《股权转让明确书》，共同推荐邹贤明为四人全权与刘兴元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代表，但邹贤明在作出对黄金山煤矿收益分成的处分时，并未经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同意以及事后追认，该《嘱托》的效力应不及于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关于王国庆、刘敬华是否是黄金山煤矿合伙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委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协议无效。”规定，王国庆、刘敬华入伙并未得到邹贤明、张玉林、向涛、王明云的同意，并非黄金山煤矿的合伙人，至于该两人与刘兴元是否具备合同关系等问题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外，刘兴元与**之间的权利义务**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兴元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支付10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 1000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0元，由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负担33700元，刘兴元负担13800元。 刘兴元、张玉林等八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刘兴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仅向邹贤明继承人支付本金50万元。 张玉林等八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如何确定案涉煤矿的合伙人；二是，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刘兴元的煤矿转让款如何分配。关于焦点一，刘兴元、邹贤明的合伙人身份，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争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向涛、王明云、张玉林的合伙人身份；二是王国庆、刘敬华的合伙人身份。首先是关于向涛、王明云、张玉林的合伙人身份问题，二审认为，其三人应当为案涉煤矿的合伙人。理由如下，2007年3月22日，在将矿山50%的份额以48万元转让给刘兴元后，邹贤明、向涛、王明云、张玉林四人明确各占剩余份额12.5%，并推荐邹贤明为代表与刘兴元进行业务往来，据此，邹贤明才分别于2007年3月22日和2007年5月28日与刘兴元签订《合伙协议》，该事实与刘兴元在公安机关明知邹贤明与向涛、王明云、张玉林为“股东”的陈述相符，在向涛等三人未办理退伙手续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三人的合伙人身份。且2009年3月6日，各合伙人为将年产能3万吨扩大产能到年9万吨，签订补充协议，包括邹贤明、向涛等在内的各合伙人均在协议上签字，虽然刘兴元否认向涛、张玉林、王明云的合伙的身份，但该补充协议明确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作为协议一方的刘兴元应当持有其中一份，其也未能提供持有的补充协议上未有向涛等三人的签字，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亦应当确认向涛、王明云、张玉林的合伙人身份。其次是王国庆、刘敬华的合伙人身份问题，二审认为，其二人不能成为案涉煤矿的合伙人。理由如下，刘兴元通过48万元转让价款成为合伙人，其亦通过签订合伙协议且得到全体合伙的的认可，成为案涉煤矿的合伙的；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人入伙，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刘兴元主张王国庆、刘敬华为煤矿的合伙的，一方面没有入伙协议证实，另一方面也不有证据证明其二人的入伙得到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因此王国庆、刘敬华二人不是案涉煤矿的合伙人。关于焦点二，解决此焦点问题，应当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各合伙人在合伙中占有份额各为多少的问题；二是，按照2009年3月6日的补充协议，如何分配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二审认为，合伙协议中，应当明确刘兴元占合伙份额50%，邹贤明（其逝后由继承人邹涛、向开秀、邹英、邹俊、邹超享有，下同）、向涛、王明云、张玉林占合伙份额50%，理由如下，2007年3月22日，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刘兴元以48万元的对价，购买案涉煤矿50%的份额，这是双方的合伙份额基础，2007年5月28日，虽然邹贤明与刘兴元签订协议，邹贤明一方占份额49%，刘兴元一方占份额51%，但该涉及合伙份额的重大变更并未得到向涛等三人的认可，且2009年3月6日的补充协议中，又再明确双方合伙份额各占50%,因此，应当认定刘兴元一方所占份额为50%，邹贤明一方所占份额50%。关于第二个问题，张玉林等八人的上诉请求成立。理由如下，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需要，年产3万吨的煤矿需扩大产能到年9万吨，才能生产经营，基于此，2009年3月6日，合伙各方才签订《补充协议》，根据协议，其签约表达有三，一为，谁出资办理年产9万吨的新证，该矿产所有权归出资人所有；二为，办理新证后投产，应当先付给全体合伙人200万元；三为，一年内（2009年3月—2010年3月止），无人出资办证或购买，则双方将现有财产物资变现后按股份分成。根据该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办理新证的期限为一年，否则煤矿的合伙人各方仍按合伙协议约定的份额分配财产。协议签订后，没有任何一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协议明确的办证任务，也没有任何一方为增产扩能进行投资，直到2013年10月28日，该煤矿被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1020万元的价格整体收购，2014年5月12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在核发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龙里县麻芝乡黄金山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xxxxxxx）时，该许可证生产规模仍为3万吨/年，因此各方均未依约定的时限完成办理新证的义务，故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整体转让后的款项。故刘兴元应得款510万元，邹涛、向开秀、邹英、邹俊、邹超、向涛、王明云、张玉林一方得款510万元，其中邹涛、向开秀、邹英、邹俊、邹超占有原邹贤明的份额为510万元×0.25=127.5万元，向涛、王明云、张玉林各应得款127.5万元。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二审予以纠正。至于邹贤明2010年2月26日的“嘱托”，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审查。而刘兴元因煤矿收购与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诉讼获得的违约金，本应由各方共同享有。但考虑到刘兴元在该案诉讼和煤矿收购过程中，均有付出，因此在本案中酌情认定。对于刘兴元与**签订的委托合同，一方面，该委托合同约定刘兴元一方仅要200万元，其余部分作为代理费由**享有，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常理不符；另一方面也与刘兴元在生效判决中主张的其与王国庆、刘敬华存在合伙关系，王国庆、刘敬华各占股49%，其仅占煤矿2%的陈述前后矛盾，因此对该委托合同的证明力，不应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2017）黔2730民初604号民事判决；二、刘兴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支付51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5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月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张玉林、向涛、王明云、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0元，由刘兴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6300元，由刘兴元负担。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刘兴元提交了龙里县工业和信息化局2018年11月6日出具的《关于刘兴元卖给贵州融华集团的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属9万吨/年规模的情况说明》以及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4月6日出具的《证明》。以证实龙里县黄金山煤矿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该煤矿作为关停指标，实际享有9万吨/年产能的煤矿实体权利，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按照9万吨/年规模购买的关闭指标，2015年9月14日已按9万吨/年规模关闭，再审申请人已完成了《补充协议》约定的条件。 张玉林等八人质证认为：对龙里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刘兴元卖给贵州融华集团的龙里县黄金山煤矿属9万吨/年规模的情况说明》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在《补充协议》约定期间内完成办理新证的事实；对贵州融华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王国庆、刘敬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上述二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除了上述证据之外，再审申请人刘兴元、被申请人张玉林等八人在再审期间提交的其它证据，在本案起诉前就已经存在，双方没有正当理由说明其在一、二审期间未向法院提交的原因，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刘兴元是否根据2009年3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完成了年产9万吨新证的办证义务；二、邹贤明的《嘱托》应如何认定。 关于焦点一，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刘兴元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年产9万吨的办证义务。理由如下：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一年内即2009年3月-2010年3月止，确实没有人出资办证或购买，则甲乙双方将现有财产物资，变现后按股份分成”，办理年产9万吨新证的期限为一年，即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止。刘兴元主张约定的一年期限是启动办证的时间，而不是完成办证的期限，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2013年5月27日龙里县国土资源局等有关机关批准，黄金山煤矿的产能由3万吨/年提升为9万吨/年，其已完成约定的条件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明显不符。二审认定各方均未依约定的时限完成办理新证的义务，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嘱托》除了落款处有“邹贤明”手写体字样之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字体。被申请人张玉林、向涛、王明云以及邹贤明的继承人向开秀、邹涛、邹英、邹俊、邹超对该份《嘱托》的真实性及真实意思表示均提出异议，现邹贤明已去世，刘兴元应当对该份《嘱托》的真实性及嘱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王国庆称《嘱托》系邹贤明在医院签字，签字时其本人也在场，因王国庆以案涉煤矿的合伙人参与诉讼，与刘兴元、邹贤明均有利害关系，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不予采信。刘兴元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嘱托》的真实性以及嘱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该份《嘱托》，本院不予采信。 刘兴元关于被申请人王明云、张玉林、向涛不是黄金山煤矿的真实股东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原审第三人**在一、二审诉讼中均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一、二审的判决结果既没有享受权利，也没有被判决承担任何义务，对本案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参与诉讼，关于**主张支付代理费的请求，系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是合伙纠纷，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另行诉讼。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黔27民终76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袁 慧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安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