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1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负责人：郑乃荣，男，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勤，陕西博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萍，女，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靖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宇，女，199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靖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茹，女，199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靖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博，男，200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靖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兰，女，1951年10月7日生，汉族，住靖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子清，男，195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靖边县。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玲玲，女，陕西秦靖律师事务所律师。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女，陕西秦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以下简称榆林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刘丽萍、李树兰、姚子清、姚博、姚茹、姚宇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4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榆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金10万元，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金10万元，共计20万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支付被上诉人保险金的情形。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错误，上诉人对全部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责任条款通过业务员说明，保险条款对免责条款进行加粗、加下划线、业务员电话回访等方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刘丽萍、李树兰、姚子清、姚博、姚茹、姚宇答辩称：1、被答辩人未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格式合同中免除责任的条款应为无效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2、被答辩人定义“私家车”不包含货车，属被答辩人单方面定义，非与投保人约定的结果，是保险人为重复使用，而单方面制定的定义属于格式条款。本案中，“私家车”的理解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根据《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理解，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刘丽萍、李树兰、姚子清、姚博、姚茹、姚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依照合同给付保险金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7年3月25日，投保人姚向东(亡)在被告保险公司购买了“百万安行个人综合保障计划”险，其包含个人护理保险、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投保人姚向东依合同约定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合同于2017年3月25日零时生效。该合同约定保险年限为30年，被保险人姚向东于2018年12月29日21时许发生保险事故并死亡，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另查明，保险单送达回执上投保人签名“姚向东”、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签名“姚向东”均是由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所签。再查明，陕KXXX车辆的运输许可证2019年1月1日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发布的文件自动作废，2019年6月13日系统自动注销陕K693KL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是否应该向原告进行理赔及理赔的数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投保人姚向东向被告保险公司购买《百万安行-个人综合保障计划险》，由《百万安行个人护理险》、《附加百万安行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百万安行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18年12月29日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原被告双方因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本院，案件审理中，被告保险公司陈述保险合同只有一份原件，被告公司无法出具保险合同原件，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有无指定受益人并不知悉，六原告依据《继承法》主张保险赔偿金，被告保险公司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保险合同仅有一份原件，在被告保险公司无法出具原件时，视为保险合同并未指定受益人，故六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主张保险赔偿金，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被告是否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投保人姚向东与被告保险公司购买的《百万安行-个人综合保障计划险》，该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的保险合同，因此，本案应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该合同形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投保人姚向东依合同约定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合同于2017年3月25日零时生效。该合同约定保险年限为30年，被保险人姚向东于2018年12月29日21时许发生保险事故并死亡，该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故六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有限公司主张赔偿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因此，投保人姚向东与保险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有限公司购买的《百万安行-个人综合保障计划险》，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是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除外。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出具电子投保确认书及送达回执，其中“投保人”一栏签字承认非被保险人姚向东签署，后也并未提供被保险人的相关授权手续。同时电子投保确认书中“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处于空白状态，投保人并未签署。据此可知投保人姚向东并未亲自签署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公司回访通话录音，通话录音是被告保险公司的事后回访，无法知悉购买时的真实情况，且回访人员仅提到“责任免除”字样，作为普通人，投保人不能知悉具体条款的概念、内容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履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明确提示及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保险公司并未尽到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该保险合同中所有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涉案车辆是否属于“私家车”范围。私家车是登记在个人名下，用于家庭生活需要的非营运车辆，这是“私家车”的一种解释。另外，作为普通人，从所有权角度理解，“私家车”登记于个人名下为个人所有，而非公司或者国家所有，即为“私家车”。被告认为，“私家车＂只能是“乘用车“中的一种。诉争的保险合同中对私家车的概念进行了注解，“私家车”是指同时符合以下五条规定的车辆：(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有合法有效行驶执照的非商业营利性用途的车辆，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3)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4)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5)不包括以下车辆:轨道交通车辆、警车等农业用途车辆”。GB/T3730，1-2001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对汽车和挂车类型进行了分类，汽车包括乘用车(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座位。它也可以牵引一辆挂车。)和商用车辆(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汽车，并且可以牵引挂车。乘用车不包括在内。)。而不论是乘用车还是商用车辆类型中均未包含本案诉争车辆“轻型普通货车”。现在，原、被告对＂私家车＂的理解发生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台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中关于“私家车＂的概念是保险人为签订保险合同而单方面制定的定义而非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为格式条款非与投保人协商一致的结果。现“私家车”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保险人对“私家车”的解释不是唯一的依据。“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是指依据有一般智识能力的正常人的理解进行的解释。据此，原告的理解符合通常的理解，符合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符合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能获得赔偿的合理期待和信赖利益能获得合法保护。保险合同中对私家车的约定是格式条款，因此，应做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故被保险人姚向东乘坐的车辆符合给付私家车意外身故保险金及交通意外身故两项保险的条件。如前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保险公司未尽到明确提示及说明义务，对于被告保险公司单方面将“私家车”限定不包括货车为免责条款，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且私家车的解释不具唯一性，在格式条款中存在多种解释的，应作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解释。关于被告辩称，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和乘坐非私家车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被告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额赔付保险金。关于本案赔偿数额，根据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根据其保险条款中的第2.3项明确约定保险理赔金为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基本保额为10万元。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根据其保险条款中的第2.3项明确约定保险理赔金为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基本保额为10万元。被保险人发生意外身故符合两项保险的赔付条件。故被告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六原告保险金200万元。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ー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的规定,判決如下：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六原告个人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100万元、个人意外身故保险金100万元，共计20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保险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对于免责条款是否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以及“私家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的问题。关于上诉人对于免责条款是否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格式条款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案涉《百万安行-个人综合保障计划险》中所列条款，系上诉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除外。本案中，上诉人认可，其出具的电子投保确认书及送达回执中声明处为空白，且“投保人”一栏签字非姚向东本人签署，之后，上诉人也未获得相关授权手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回访通话录音，内容笼统、概括，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未能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明确提示及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案涉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未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私家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的问题。本案中，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部分载明“乘坐私家车……时遭受交通意外伤害事故……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货车不属于私家车”，结合两项载明内容，其概括内容为“乘坐货车遭受意外伤害不赔”，本质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文龙审判员  郭 瑶审判员  韩连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