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民终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溆浦加洲红大酒店（普通合伙），住所地湖南省溆浦县卢峰镇大汉商业广场A-01栋。负责人：张萍，合伙事务执行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英，湖南高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冬英，女，1964年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原审被告：肖剑涛，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溆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育进，湖南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溆浦加洲红大酒店（以下简称“加洲红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吴冬英及原审被告肖剑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溆浦县人民法院（2019）湘1224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洲红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溆浦县人民法院（2019）湘1224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吴冬英要求加洲红酒店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加洲红酒店与肖剑涛为共同借款人错误。首先，案涉200000元出借款并未转入加洲红酒店的账户而是指定汇入肖剑涛个人账户，肖剑涛称其没有收到该笔200000元借款；其次，借条中未载明借款用途，吴冬英称肖剑涛所借款项系用于加洲红酒店资金周转，但不能提供加洲红酒店全体合伙人作出借款意思表示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借款用于加洲红酒店的经营。事实上，加洲红酒店经营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无需对外借款；最后，加盖加洲红酒店印章仅能起到证明作用，并不能由此认定加洲红酒店为借款人，且加盖的印章与加洲红酒店使用印章不一致。因此，肖剑涛出具借条系个人行为，加洲红酒店并非共同借款人。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吴冬英一审庭审陈述，肖剑涛不担任加洲红酒店合伙事务执行人（2013年8月20日变更为黄继革）时，其与案外人肖汉云等人一起前往加洲红酒店寻找肖剑涛要求还款，时任酒店合伙事务执行人黄继革当众表明肖剑涛经手的所有债务与酒店无关，酒店不承担责任。此后，肖汉云案件的一审判决时间为2014年7月，故加洲红酒店明确表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时间为2014年7月之前，虽然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诉讼时效应该以加洲红酒店明确表示不承担责任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据此，吴冬英最迟应该在2017年4月之前提起诉讼，吴冬英于2019年8月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即使案涉债权本金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吴冬英请求支付的部分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吴冬英一审庭审陈述，借款时与肖剑涛约定按月付息，肖剑涛支付5个月利息后便不再付利息，本案中的利息为定期给付债务，诉讼时效自每一期利息到期开始计算，故吴冬英请求支付2016年8月之前的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吴冬英辩称：肖剑涛作为加洲红酒店合伙事务执行人向吴冬英借款，借条经肖剑涛本人签名并加盖加洲红酒店公章，出借款亦根据肖剑涛指示转到其本人账户，吴冬英完全有理由相信，肖剑涛的行为系代表加洲红酒店履行职务行为。至于所借款项的流向属于加洲红酒店的内部管理问题，与吴冬英无关。因此，本案借款人应为加洲红酒店而非肖剑涛个人。肖剑涛未向本院陈述意见。吴冬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加洲红酒店、肖剑涛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其中从2013年11月23日至2019年7月23日，合计68个月利息272000元）；2.由加洲红酒店、肖剑涛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肖剑涛系加洲红大酒店原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23日，加洲红大酒店、肖剑涛因经营需要向吴冬英借款200000元，肖剑涛向吴冬英出具了1张借条，载明月息7000元，未约定还款期限。肖剑涛在借条上签名确认并加盖了加洲红大酒店的印章。当日，吴冬英转账200000元至肖剑涛指定的账户。借款后，肖剑涛向吴冬英支付了5个月的利息共计35000元。后吴冬英向加洲红酒店、肖剑涛催还借款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发生时，肖剑涛担任加洲红酒店的法定代表人，由其经手向吴冬英借款200000元，并给吴冬英出具了借条，借条上由肖剑涛签名并加盖了加洲红酒店的印章。吴冬英按肖剑涛的要求将出借款转账至肖剑涛的银行账户，故加洲红酒店、肖剑涛系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吴冬英与加洲红酒店、肖剑涛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款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吴冬英与加洲红酒店、肖剑涛在借条上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吴冬英可以随时要求加洲红酒店、肖剑涛还款。吴冬英与加洲红酒店在借条中约定借款月息为7000元，即月利率35‰，超过借款月利率30‰，对于多出部分，应抵扣借款本金。关于后续利息，吴冬英只要求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采纳。截至2013年11月22日，对于加洲红酒店、肖剑涛已支付的5个月利息35000元，超出部分按月抵扣本金后，加洲红酒店、肖剑涛尚欠吴冬英借款本金194690元。加洲红酒店以借款资金进入肖剑涛账户而非加洲红酒店账户，认为借款人是肖剑涛而非加洲红酒店及该笔债务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在实践中，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指定账户接受借款资金并无不当，肖剑涛作为加洲红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要求吴冬英将借款资金转账至指定的账户而并非加洲红酒店的账户，不能因此就改变了借款的性质，故加洲红酒店关于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另该笔债务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吴冬英可以随时要求加洲红酒店、肖剑涛履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对吴冬英要求加洲红大酒店返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肖剑涛系本案的共同借款人，溆浦加洲红大酒店要求追加肖剑涛为共同被告并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理由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加洲红大酒店、肖剑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吴冬英借款本金194690元，借款利息268283元。后续利息按月利率20‰，自2019年7月24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吴冬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80元，由吴冬英负担135元，由加洲红大酒店负担824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3年8月20日，加洲红酒店的负责人由肖剑涛变更为黄继革。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肖剑涛作为时任加洲红酒店法定代表人向吴冬英出具借条借款200000元，并加盖加洲红酒店的公章，尽管案涉款项未转入加洲红酒店账户而是按照肖剑涛指示转入其个人账户，但基于肖剑涛负责人身份以及加洲红酒店在借条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吴冬英有理由相信肖剑涛系代表加洲红酒店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肖剑涛时任加洲红酒店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加洲红酒店进行意思表达，其于2013年6月23日出具200000元借据并加盖加洲红酒店印章，是代表加洲红酒店作出借款意思表示，加洲红酒店应对200000元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加洲红酒店提出借条上所加盖印章与加洲红实际使用印章不一致，但未提出文印鉴定申请，且不能排除加洲红酒店刻制有多枚印章，故借条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加洲红酒店使用的印章，并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应自吴冬英第一次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加洲红酒店主张吴冬英2018年7月前与案外人肖汉云向其共同催还借款，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便加洲红酒店2014年7月前向吴冬英作出拒绝还款意思表示，但拒绝还款不影响吴冬英再次向加洲红酒店行使还款请求权，只是证实吴冬英在2014年7月主张了权利，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但出现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法定事由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或延长，并不要求出借人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权利，故不能以案外人肖汉云的诉讼推断吴冬英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在借款本金清偿之前，利息仍持续产生，故借款本金的诉讼时效丧失之前，不存在债权人主张利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此，加洲红酒店提出吴冬英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加洲红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80元，由溆浦加洲红大酒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海雄审判员  曹 阳审判员  夏英姿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朗书记员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