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敦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严某因与被上诉人许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无新证据提供，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283号民事判决书，在判决确定李某1与被上诉人严某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同时，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严某与被上诉人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某1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严某与被上诉人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证据不足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严某未确认与许某存在恶意串通对涉案房产进行转让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严某在公安局询问笔录和后期亲笔书写材料等已经多次确认是许某加价指使严某违约并将涉案房产转让给许某；2.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许某所支付给严某的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存在不合理低价的情形与事实不符。该串通行为不是许某配合严某做虚假合同，使涉案房屋重归在严某名下，而是许某加价撬行指使严某将房屋转卖给许某自己，故不存在低价转让，反而是加价转让；3.一审法院认为从严某与许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价款及交易过程看，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许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李某1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利主张。从严某与许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方面来看，不查验房照、不询问房照的去向、无协商过程、匆忙交付全款与生活常理明显不符，且许某在审判过程中经审判长释明不提交原始录像的后果下仍拒不提交原始录像的行为明显与生活常理不符，说明许某签订合同时知道李某1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利主张。从支付价款方面来看；在上诉人多次申请、多次要求下，许某与严某仍不提交存取款记录来自证清白，明显与生活常理不符，说明许某签订合同时知道李某1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利主张。从交易过程方面来看；①先是双方将签订合同日期串通更改为2016年12月15日。②收条日期也更改为2016年12月15日。③又狡辩为2017年4月18日下午，但该日期也被我方证人完全证明是虚假日期，且该日期又与许某与严某各自在公安局笔录中自认的签订合同没几天就拆除房屋的时间自相矛盾（拆除房屋为2017年5月7日下午，所述的签合同日期与实际拆除时间间隔近20天）。④许某先签合同，匆忙付清全款，间隔近20天才想起挂失房照，然后又完全承认知道涉案房屋发生一房二卖的情形下私自非法拆除（庭审中许某方当庭承认）；对日常生活中如此重大的生活行为出现如此多的与生活常理不符，说明许某签订合同时知道李某1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利主张。所以，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做出错误判决。一房二卖中的“二卖”构成恶意串通要件有二，一是第三人知情，即知道一卖的存在；二是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以损害买受人利益的通谋。如何认定“恶意串通”，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而主观心态属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若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主张权利的上诉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举证不能，进而败诉。对上诉人不公平，上诉人的权益就难以保护。对于本案应采取推定方式完成举证、认证则较为合理，即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恶意串通是否存在，并允许被上诉人进行反证、辩驳，如果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是善意的，只要存在高度盖然的可能性，则可择优判定恶意串通事实存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在审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过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在本案中，上诉人证据能够足以推定出被上诉人许某构成恶意串通。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严某在公安机关胜利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在本案中自己书写的材料以及本案庭审笔录构成自认，同时也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许某知道一卖的存在，被上诉人严某通谋共同损害上诉人李某1的利益的事实。（1）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的证据一，即胜利派出所询问笔录，其中上诉人严某在公安机关陈述：严某与许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严某已经将房屋以40万5000元人民币卖给上诉人李某1和收取李某110万元定金以及将房照已经给付李某1的事实告知许某了，后来被上诉人许某执意以48万元购房，并支付1000元违约金让严某付给李某1（李某1没收），同时被上诉人许某和严某通谋挂失房照。严某还陈述说：“许某说李某1给的钱少，她给的钱多，许某就说没事，违约金许某给”；（2）上述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的证据二、三，即光盘一张（含2个录音、一个录像）、被上诉人严某证明一份、房产局作废材料一份，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许某知情和构成恶意，开车到上诉人住处索要房照，并明知房照在我方手中的情形下，进行恶意串通损害了我方利益。（3）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的证据四，即被上诉人严某书写材料一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许某知情和两被上诉人通谋，构成恶意串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将后买受人明知出卖人的房屋己出卖的情况下仍与出卖人另行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确定为恶意串通行为；2.二被上诉人均陈述严某与许某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有原始全程录像，然而，被上诉人许某经过三次庭审，并在审判长释明：“限被上诉人许某在5个工作日提交两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录像原件，逾期由被上诉人许某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没有提交签订房屋买卖录像原件，被上诉人许某的行为就是在掩盖真相，应当认定二被告为“恶意串通行为”。签订房屋买卖录像原件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证据，上诉人难以获得该证据，被上诉人许某拒不提交该证据行为，足以证明或推断证明（结合严某自认、篡改合同日期、买房不验看房照等行为）被上诉人许某构成恶意串通。（严某陈述有全程录像见一审第一次笔录第8页26行；许某陈述有全程录像见胜利派出所对许某做的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笔录第7页26行；审判长释明见一审第二次笔录第7页27至28行）；3.被上诉人严某与许某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连续在合同及收条中将年月日弄虚作假串通一致地提前至相同日期即2016年12月15日，而后在公安机关和庭审中又弄虚作假串通一致认为2018年4月18日下午，许某更是明确到当日下午四点半左右。但是，上诉人有证据及证人证明两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日期也不是在2018年4月18日下午。郭某、李某2、马万江证明在2017年4月18日下午3点至晚8点左右与被上诉人严某在一起打麻将，而在4月18日下午3点之前，被上诉人严某始终和上诉人李某1、郭某、李某2在政务大厅（有政务大厅提供的原始录像为证）办理公证，产权登记等手续，之后严某委托李某2和郭某把房屋交付给了李某1，交付查验房子完毕，郭某和李自强又约马万江一起和严某打麻将。所以二被上诉人在2018年4月18日下午和我方是同一天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纯属二人恶意串通时期通谋降低上诉人合同法律效力的欺诈行为；而且许某与严某各自在公安局笔录中及庭审中自认的签订合同没几天就拆除房屋的说法自相矛盾（拆除房屋为2017年5月7日下午，所述的签合同日期与实际拆除时间间隔近20天）；两上诉人究竟什么时候签订的合同，二人屡次造假的目的是什么，一审法院判决对这些应该查清的事实完全没有查实。4.被上诉人许某在购买房屋时不查验房照就以48万元购买房屋，不符合交易常理。在被上诉人许某提交的收款录像过程中，被上诉人不了解房屋的情况下，也没有协商过程、没有确认产权人、没有确认房屋产权性质、面积等关键信息就将48万元整全款直接匆忙交付，严重违背商业规律，严重违背交易常理。则应当推定被上诉人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银行存取款凭证，判定真伪，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调取，也没有查清存取款时间）5.2017年5月5日许某承认知情严某将房屋先卖与我方，在知道该房屋出现纠纷的情况下，却在2017年5月7日将房屋私自非法拆除，形成一种表面上事实占用，合同履行过程结束的假象，以标的物暂时灭失来降低我方与许某方争夺房屋的履行能力。6.一审法院未能明确被上诉人严某在合同当日委托证人李某2、郭某正式提前将房屋交付给原告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应适用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同时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推定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事实（推定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虽然《民事诉讼法》未将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方法，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的情形规定为当事人无需举证的事实之一，但同时明确“……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一旦前提事实得到证明，法院可径直根据前提事实认定推定事实，无需再对推定事实加以证明。严某在明知系争房屋售于李某1并已提前交付被李某1实际占有的情况下将同一房屋再次销售给许某，具有主观恶意。被上诉人许某的相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许某是善意第三人，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许某从不验看房照、故意多次篡改合同日期、挂失房照、给付违约金、拒不提交签订协议时的全程录像原件、明知涉案房屋存在争议仍旧私自拆除等等行为，推定严某与许某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李某1的合法权益。本案的实质是被上诉人严某（打赖）与被上诉人许某（加价撬行）通谋造成合约早定，房屋动迁的既成事实，恶意降低上诉人早签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明显的直接以损害上诉人合法利益为目的的恶意串通行为。恶意串通案件是属于人的内心思想活动，很难获得直接证据。而该案，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直接有效证据，可以清晰地推断出二人恶意串通的事实。如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将开启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为该类案件的维权提高了门槛，并且上了锁。综上，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严某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李某1与严某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三、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李某1与严某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是无效合同。首先，因为严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实施买卖房屋的民事行为。因此，即使实施了房屋买卖的行为，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也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严某和李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其次，李某1和严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李某1非善意。李某1明知严某是83岁的老年人，也知道严某的子女在敦化市，故意不通知严某的子女、利用老年人是弱势群体、老年人智商低下的劣势，与严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涉嫌欺诈老年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的地方不清。三、被上诉人将买房人杨春光的代理人许某列为被告不当，系主体不适格。因为买房人是杨春光（许某的叔叔），应当将杨春光列为被告才是正确。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许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许某在该询问笔录中说是接受杨春光的委托与严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同时，是杨春光将涉案房屋拆除的。许某只是接受杨春光的委托与严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而已，房屋买受人是杨春光，而不是许某。因此，被上诉人将买房人杨春光的代理人许某列为被告不当，系主体不适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的不当之处，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许某辩称：上诉人的说被上诉人与许某恶意串通是错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述事实未予以支持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理由如下：1.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只有一项，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严某恶意串通为由，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与严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针对这一主张原审法院2次判决均未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李某1以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理由推定，被上诉人和严某构成恶意串通并自认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要求法院以证据的高度概然性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我方认为李某1这一理由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109条分别规定证据的高度概然性的举证方式，以及证据采信方式，其中108条是典型的证据的高度概然性。2.上诉人李某1在上诉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一房两卖”的规定。首先这个合同叫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的案件是一个二手房，不是房地产开发商。一味建成的房屋或是待销售的房屋或已经减少至正常销售房屋，他是二手房已经存在的房子，所以说本案不适用《解释》中关于“一房二卖”的规定。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事部分第15条的规定“一房两卖”怎么处理，要看权属变更情况，合法占有房屋的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合同买卖先后顺序等情况来综合认定。首先涉案房屋我方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记录录像，举证录像我们去到大厅办过户去了，李某1没去办理过户，我们去办过户去了，但由于没有房产证严某把房照挂失了，我们对房屋已经实际占有，上诉人李某1没有实际占有房屋，上诉人李某1对买卖合同未实际全部履行，他只交了个定金，而我方是全款交付。上诉人李某1与严某签的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后，甲方将房屋正式交付给乙方。那么上诉人李某1没把全部房款交清，你就没取得这个房屋，而我方的交易是全款付清，并且我们已经实际完全占有了，那么根据民法会议纪要第15条的规定，综合分析判断，我方的买卖合同应当得到履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李某1及严某的上诉请求。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李某1与严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确认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严某、许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8日，李某1与严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严某将自己所有的坐落于胜利街胜利委4组2-54-77房屋所有权（1-2层，120平方米，房权证号为敦房权证城字第0066110）及该房屋附属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李某1（土地面积105.7平方米），总价款405000元，李某1先交付10万元定金（已交付），剩余305000元在2017年6月10日前严某协助李某1办理完过户手续时一次付清，严某必须无偿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过户所缴纳的费用由李某1承担。合同签订后，严某将房照交付给了李某1，同时也将房屋交付给李某1管理。在2017年4月26日，李某1要求严某履行过户手续、给付剩余房款，严某一再推脱。随后，在李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严某与许某恶意串通、弄虚作假，合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恶意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到2016年12月15日，还故意共同到房产交易部门挂失房照。严某与许某的恶意侵权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损害了李某1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李某1与严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确认严某与许某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8日，严某与李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严某将其所有的坐落在敦化市××街混合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房权证号为敦房权证城字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敦国用2005字第5231108号）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给李某1，该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405000元，约定李某1先付10万元定金，剩余305000元在2017年6月10日前由严某协助李某1办理过户手续时一次性付清，严某必须无偿协助李某1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过户时所缴纳的费用由李某1承担。李某1付清全部款项后，严某将房屋正式交付给李某1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李某1将定金10万元交给严某，严某为李某1出具定金收条一份，严某将房产证交给李某1。同日下午，严某又与许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严某又将涉案房屋及其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以48万元的价格卖给许某，约定房屋过户等税费由许某承担、双方签字后，许某一次性将房款支付给严某，严某为许某出具收款收据等内容，该合同落款日期记载为2016年12月15日。合同签订后，许某给付严某48万元，严某给许某出具收款收据，并将土地使用证交付许某。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于2017年5月11日在延边日报上登报声明作废。涉案房屋已经被许某方拆除。严某在另案中起诉许某，严某以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要求确认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另案中，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严某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智力状况进行鉴定，因严某无正当理由两次均未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导致鉴定工作无法进行，鉴定机构将材料退回原审法院，现另案严某已经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与严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严某抗辩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李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待定，以及抗辩许某的主体不适格。在本案中，严某三次提出对2017年4月18日严某与李某1、许某签订合同时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严某提供的鉴定检材不符合鉴定条件、鉴定材料不补充、不完整及严某无法提供2017年4月18日左右的鉴定检材（光片、病历等），被鉴定机构退回。且严某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严某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对于李某1主张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李某1的合法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李某1主张严某与许某恶意串通，应当举证证明严某与许某是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而合谋实施了损害李某1合法利益的行为，从严某与许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价款及交易过程看，李某1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许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李某1对涉案房产存在权利主张，并仍意图损害李某1合同权益的事实，也未有证据证明许某所支付给严某的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存在不合理低价的情形。且严某也未确认与许某存在恶意串通对涉案房产进行转让的情况。因此，关于李某1对严某与许某恶意串通损害李某1利益的主张，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严某、许某提出的两个确认之诉不能合并审理，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能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某1与严某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有效；二、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1负担50元，由严某负担50元。多预收的案件受理费2200元，退回给李某1。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其内涵应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合同当事人串通一气；其次，通谋的目的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最后，通谋者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故意。本案中，李某1与严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合同，如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交付剩余款项，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所交付的定金款不予退还；如在规定期限内甲方反悔不卖，则甲方需在反悔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乙方双倍定金款即贰拾万元整。”依据该约定，出卖人可以以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方式终止该合同的履行，买受人也可以以丧失定金为代价终止该合同的履行。因此，严某将房屋另行出售给他人的行为，不构成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利益。李某1以严某与许某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为由，请求确认严某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严某虽主张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未能向本院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因此，严某以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与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严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李某1、严某各负担1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全智光审判员  宋 丹审判员  林 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