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4442号原告：陈艳彬，女，199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丽莎，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屈鹏，男，197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屈某，女，201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邵云侠（兼屈某法定代理人），女，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艳彬、屈鹏与被告屈某、邵云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艳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石丽莎，原告屈鹏，被告邵云侠（兼被告屈某之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艳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原告与邵云侠于2018年5月1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一份协议及原告与邵云侠就250万元款项签订的协议（无签订日期）；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北京市昌平区x镇x园x号楼x层x单元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过户至原告陈艳彬名下；3.判令被告邵云侠返还陈艳彬11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邵云侠以我与屈鹏存在不正当关系为由，多次去我单位闹事影响我正常工作，后以成全我与屈鹏为名哄骗我，称屈鹏父母因此事病重、若我不与屈鹏结婚将毁其一生为由，双方达成协议：邵云侠自愿与屈鹏离婚，要求我与屈鹏结婚，并将我名下涉案房屋赠与给被告且另行支付邵云侠250万元，如我与屈鹏结婚，不得影响我和屈鹏的日常生活。但实际上屈鹏和邵云侠离婚系因双方各自出轨、感情确已破裂所致，邵云侠完全是为了骗我的财产，并已导致我负债累累。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屈鹏婚内出轨，邵云侠有权向屈鹏主张损害赔偿，与我无关。我与邵云侠签订的多份协议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对此存在重大误解，且涉案协议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婚姻的行为，但婚姻是不能附带任何条件的，双方签订的协议侵犯了婚姻自由。另根据我国合同法192条第1款规定，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涉案房屋实际上是我母亲张春兰名下x村x号x号房屋拆迁取得的安置房，我将涉案房屋权属变更到被告名下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我母亲张春兰的合法权益，故我主张撤销涉案房屋的赠与。综上，我提起本诉，请求判如所请。原告屈鹏的诉讼意见与陈艳彬一致。被告屈某、邵云侠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有误。陈艳彬在2018年7月30日书写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赠与屈某，并没有赠与邵云侠，邵云侠仅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原告未明确主张要求撤销该赠与协议，又要求撤销将房屋赠与二被告的请求显属不当。陈艳彬在2018年5月19日书写两份协议，自称其因自身过错愿意拿出房产及250万补偿我们。2018年6月4日，邵云侠与屈鹏离婚，当时陈艳彬给邵云侠补偿款11万元，有我方补偿款收条为证，可以作证上述两份协议并非赠与协议，故其诉求与赠与合同纠纷不应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二、双方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不存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可撤销事由、亦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故原告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对我们履行义务。三、涉案房屋产权已按协议约定过户至屈某名下，现原告要求撤销赠与于法无据。2018年5月23日，陈艳彬与屈某之法定代理人邵云侠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100万元的价格将其单独所有的涉案房屋卖给屈某，屈某于同年6月1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该房屋在约定中明确了系对我们的补偿，系陈艳彬真实意思表示，故不存在撤销事由。四、屈鹏在与邵云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陈艳彬同居，严重侵害邵云侠身心健康，致使夫妻感情破裂、我母女二人生活困难，故邵云侠系无过错方。屈鹏因其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影响陈艳彬因其不当行为给予我们补偿的合理性，陈艳彬对此自愿进行补偿系情理之中对我们的精神损害抚慰及生活困难救济，我们接受原告的补偿也并无过错与不当。五、涉案房屋原产权人系陈艳彬，其将涉案房屋以买卖形式过户给我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应属有效。陈艳彬称涉案房屋系其母拆迁安置房，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其出示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被拆迁人张春兰获得拆迁款450679元，该协议系货币补偿，并非拆迁安置协议，且协议中没有拆迁安置涉案房屋的条款，故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涉及陈艳彬之母张春兰的利益。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陈艳彬名下，应系陈艳彬的财产。六、原告以上述四份协议存在买卖婚姻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案诉争协议不存在买卖婚姻的事实。综上，我们是否向屈鹏主张权益均不影响陈艳彬因其过错自愿签订补偿协议的效力，且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陈艳彬已给付我补偿款11万元并履行完毕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屈某名下，我们接受其补偿并无过错与不当，陈艳彬认为签订合同时其存在重大误解、受到胁迫与欺诈而并非其真意表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赠与侵害其母张春兰利益也缺少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作出如下认定：陈艳彬与邵云侠签订《协议》三份，其中一份约定“因为我陈艳彬和屈鹏有不正当关系被屈鹏妻子发现，我本人陈艳彬愿意给屈鹏妻子和孩子作为补偿（x园x房产和人民币250万元补偿，邵云侠同意和屈鹏离婚，从此和屈鹏没有任何关系，从房屋过户起邵云侠和屈鹏去办离婚手续，陈艳彬愿意嫁给屈鹏）。2019年底前陈艳彬把人民币250万元给齐邵云侠。以上协议经过陈艳彬和邵云侠一致答（达）成协议。以上财产都是陈艳彬自愿给邵云侠和屈某的补偿，无怨无悔。”该协议落款处签有“陈艳彬”、“邵云侠”的手写签名。2018年5月19日，陈艳彬、邵云侠签订一份《协议》，约定“陈艳彬和屈鹏有同居事实，被屈鹏妻子发现，屈鹏妻子劝阻无效，陈艳彬和屈鹏坚持要在一起，陈艳彬要求邵云侠和屈鹏离婚，陈艳彬愿意拿出房产和钱作为补偿（x镇x园x号楼x单元x室和人民币250万元）。经协商双方打（达）成协议，以上都是陈艳彬自愿补偿给邵云侠和屈某的，从此不再纠缠。陈艳彬的父母无权阻拦（陈艳彬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干涉，陈艳彬的家人无权干涉邵云侠的生活）。以上所有的事实都是陈艳彬自愿手写，无人逼迫，愿意用以上的一切换屈鹏和邵云侠的婚姻，永不反悔。”落款处有“陈艳彬”、“邵云侠”二人的签名捺印。同日，陈艳彬、屈鹏及邵云侠签订另一份《协议》，约定“陈艳彬和屈鹏有同居事实，被屈鹏妻子发现，屈鹏妻子劝阻无效，陈艳彬和屈鹏坚持在一起，陈艳彬要求邵云侠和屈鹏离婚。陈艳彬愿意拿出房产和钱作为补偿（x镇x园x号楼x单元x室和人民币250万元）。经协商双方打（达）成协议，以上都是陈艳彬自愿补偿给邵云侠和屈某的，从此不再纠缠。陈艳彬的父母无权阻拦（陈艳彬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干涉，陈艳彬的家人无权干涉邵云侠的生活）以上所有的事实都是陈艳彬自愿手写，无人逼迫……屈鹏和邵云侠离婚后，邵云侠不得打扰陈艳彬和屈鹏的日常生活。从办理房屋过户起，邵云侠和屈鹏必须去离婚，不得拖延时间，陈艳彬给邵云侠的补偿自现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底给齐邵云侠（贰佰伍十万元整）。”落款处有“陈艳彬”、“屈鹏”、“邵云侠”三人的签名捺印，以及见证人“屈德胜”的签名捺印。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陈艳彬名下，权属情况为“单独所有”。2018年5月23日，陈艳彬（出卖人）与屈某（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陈艳彬向屈某出售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100万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未实际支付购房款。2018年6月1日，涉案房屋权属变更至屈某名下。2018年6月4日，邵云侠与屈鹏离婚。同日，邵云侠收到陈艳彬向其给付的11万元，并向陈艳彬出具收条称“今收到陈艳彬交来赔偿款拾壹万元整”。双方于庭审中均认可协议中约定的25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该笔已经支付的11万元。2018年7月30日，陈艳彬与邵云侠签订《赠予协议》，约定陈艳彬要与屈某爸爸屈鹏结婚，陈艳彬愿意拿出涉案房屋赠予屈某，作为对其的补偿，永不后悔。落款处有陈艳彬及邵云侠的签字捺印。庭审中，陈艳彬称其与屈鹏已于2018年7月11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感情较好。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陈艳彬在签订2018年5月19日两份协议时，是否受到欺诈和胁迫。陈艳彬称其在屈鹏之母那瑞华家中与邵云侠签订上述协议，系邵云侠要求屈母给其和屈鹏打电话，谎称身体有恙，诱骗其回家，签订协议。屈鹏及其母出庭作证证明上述事实。另查，屈鹏、陈艳彬在签订协议前，已就协议内容进行恰商。根据屈鹏、其母以及陈艳彬的当庭陈述，即使屈母谎称身体有恙，致屈鹏与陈艳彬回家，但该行为并不致使陈艳彬对于协议内容产生误解，双方已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陈艳彬称上述协议系受邵云侠胁迫签订，但其陈述的胁迫事实为如果不签署协议，即不能离开屈鹏父母家，陈艳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屈鹏一家在一起，并未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在签订该协议之后，双方即履行协议内容，故陈艳彬主张系受胁迫签订该协议，亦缺乏证据加以支持。二、关于涉案协议是否为陈艳彬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陈艳彬向本院提交其与邵云侠等人签订的三份《协议》及《赠予协议》，以期证明其作出的将涉案房屋赠与被告及给付邵云侠250万元的意思表示均不真实的事实。上述四份协议的内容已在前述事实查明部分予以载明，在此不再赘述。二被告对上述四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二被告称协议中已经写明系陈艳彬自愿进行补偿，至于屈鹏是否应当对被告进行补偿均不影响原告自愿补偿之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根据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本院认为，上述四份协议订立时间有别，且均由陈艳彬亲笔书写，陈艳彬亦在协议中明确表明涉案房屋及250万元均系“自愿补偿给屈某和邵云侠”，且前三份协议签订后，双方已经依约履行了涉案房屋的过户及邵云侠与屈鹏的离婚，故仅依据上述四份协议均不足以得出陈艳彬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表意有瑕的事实，陈艳彬于庭审中称其是按照被告提供的文稿进行抄录，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综上本院对陈艳彬的上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三、陈艳彬提交《关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征地范围拆迁安置用房产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北京市房屋估价表及《回迁楼房认购合同》，以证明涉案房屋系陈艳彬之母张春兰原有房屋被拆迁后取得的回迁安置房，故涉案房屋涉及张春兰利益的事实。其中《拆迁补偿协议》载明，被拆迁人张春兰于2002年12月28日与拆迁人北京天鸿宝威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拆迁x村x号房屋，拆迁人共支付张春兰拆迁补偿款450679元，张春兰于2003年1月4日前完成搬迁。《回迁楼房认购合同》载明，陈艳彬作为被拆迁人于2004年11月15日与北京市昌平区x镇x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合同约定由陈艳彬购买位于昌平区x镇x园x楼x单元x号的回迁安置用房，购房总价为100872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称合同已载明涉案房屋系由陈艳彬购买，且原始登记在陈艳彬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不存在案外人张春兰的利益。本院结合上述证据内容及双方当庭陈述认为，张春兰作为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中仅约定了货币补偿，并未就回迁房屋安置进行约定，且不动产的权属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为准，涉案房屋系由陈艳彬作为买受人签订购房合同予以购得，并登记在其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由陈艳彬取得。综上，对于陈艳彬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陈艳彬与邵云侠等人共签订四份协议（其中2018年5月19日一份协议为陈艳彬、屈鹏与邵云侠签订），双方约定因陈艳彬与屈鹏有不正当关系，故陈艳彬自愿补偿屈鹏之妻邵云侠及其女屈某涉案房屋及250万元，另该协议所附条件为邵云侠与屈鹏离婚不得拖延，说明邵云侠与屈鹏感情已破裂，仅就离婚时间为给付前提，而非以胁迫邵云侠与屈鹏离婚为条件，故双方签字协议并未违反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应属有效。涉案房屋权属依约变更至屈某名下，邵云侠随即与屈鹏登记离婚。陈艳彬、屈鹏现主张其在订立上述协议时受到邵云侠胁迫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从三方的婚姻关系存续消灭情况、过错情形等因素来看，并不足以认定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且陈艳彬既然主张上述协议均系赠与协议，则合同本身具有无偿性，故其以订立合同受到胁迫为由要求撤销2018年5月1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一份协议及原告与邵云侠就250万元款项签订的协议（无签订日期），并配合其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户至其名下以及判令被告邵云侠返还原告11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陈艳彬主张涉案房屋涉及其母张春兰的财产利益，从而要求撤销房屋赠与的诉讼请求，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原系由其签订合同购置并登记在其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涉案房屋应认定为陈艳彬的个人财产，其本人亦在协议中明确认可涉案房屋归属其个人与父母无关，现涉案房屋权属已变更至屈某名下，综上，对于陈艳彬主张其赠与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其亲属利益从而要求撤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艳彬、屈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80元（陈艳彬已预交），由陈艳彬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陈艳彬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凯宇人民陪审员  董福利人民陪审员  段福奎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孙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