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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赔申6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周朝英，女，196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再审申请人周朝英因诉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岸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行赔终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朝英申请再审称，南岸区政府2005年、2011年、2012年共强征强占其承包土地5亩6分8，历时长达十五年左右不依法赔偿和安置。综上，请求判令南岸区政府：一、对其承包的土地按每平方米480元给予计算赔偿。二、按被征地赔偿规定，给予十五年左右的产量损失赔偿和长远生计的安置赔偿。三、承担其在本案诉讼中的误工损失费用。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周朝英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具备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是受害人取得赔偿权利的法定情形。本案中，周朝英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对其主张的被诉征收行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且已被确认违法，故周朝英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据此，一审裁定不予立案，二审裁定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综上，周朝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朝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 军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乐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谢承浩 书记员刘孟恬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5知民初64号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工业园区东元生态食品加工园东元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7380849331。 法定代表人：何远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珠，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丽，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傅春明，男，197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傅春明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卓 波 审判员  张晓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霞 书记员  胡 月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闽03执177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负责人：周理炎。 委托代理人：王小菲，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晓恬，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执行人：福建省福辉世家古典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 法定代表人：黄辉。 被执行人：黄辉，男，196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缪爱玉，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黄易如，女，198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李华，男，198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关于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福建省福辉世家古典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辉、缪爱玉、黄易如、李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福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9日作出的（2019）榕仲裁415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执行。因被执行人的主要财产位于仙游县辖区内，为方便执行，提高执行效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将福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9日作出的（2019）榕仲裁415号裁决指定仙游县人民法院执行。 本裁定立即执行。 审判长 陈 熹 审判员 陈剑星 审判员 黄 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斌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裁定适用于以下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管理职责由高级人民法院规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上级法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提级执行或将本院及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指定其他法院执行。对积案较多、任务较重的法院，可将部分案件适当分流到案件较少的法院，指定其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车笑笑，女，198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泽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伟宝，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胜强，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缑继贤，男，196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生国，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平市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高平市康乐街82号4楼。 法定代表人：张雄，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车笑笑因与被申请人缑继贤、原审第三人高平市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基房地产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车笑笑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通过车笑笑提交的《入住手续书》《物业费收据》《原审第三人的证明》等证据，结合车笑笑已聘请装修公司进行现场装修设计的事实，充分证明弘基房地产公司已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车笑笑，车笑笑已对涉案房屋实际支配和控制。二审判决以“不符合常理”为由，认定车笑笑未占有涉案房屋，无证据证明。2.二审判决以“涉案房屋未安装门窗，车笑笑未领取入户门钥匙”为由认定车笑笑未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但该认定并无证据支持。涉案房屋三面是实心墙，只有一面可安装防盗门，而非须安装多个窗户的住宅，何来的未安装窗户而不能交付？即使未安装门窗，未领取入户门钥匙，也不能否定车笑笑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二）二审判决超出了缑继贤的上诉请求。二审认定“缑继贤认为本案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车笑笑也不符合该规定第二项的要件”。但缑继贤的上诉状中根本无此表述，也根本未以此作为其上诉请求，其上诉的核心理由为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超出了缑继贤的上诉请求。（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车笑笑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而二审判决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直接认定车笑笑未占有涉案房屋，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是否安装门窗、是否交付入户门钥匙，一、二审均未审理过这一问题，而二审判决却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亦违反法律规定。（四）车笑笑确权的主张应予支持。依据车笑笑与弘基房地产公司已签订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足额交付房款、已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应当确认涉案房屋归车笑笑所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围绕着车笑笑的再审申请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车笑笑在尚未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情形下，必须满足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且对未办理过户手续没有过错等条件，才能产生阻却执行措施的结果。而对于如何判断在查封前已经实际占有诉争房屋，应根据实际控制原则作出判断。具体到本案，车笑笑主张其在查封前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对该主张，其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其应提供房屋交接单，或者物业进户单，或者水电等支付凭证，房屋钥匙以及物业、保安、邻居书面证明等相关证据。而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车笑笑虽提交了弘基房地产公司开具的2014年5月30日《入住手续书》以及相关物业费收据，但上述《入住手续书》以及收据仅能从侧面说明弘基房地产公司同意物业公司为车笑笑办理入住手续，以及物业费交纳情况。对车笑笑在收到《入住手续书》之后是否办理了相关入住手续、领取了房屋钥匙并实际控制、占有了涉案房屋等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车笑笑并未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涉案房屋并不缺乏依据。此外，关于车笑笑是否取得了涉案房屋钥匙以及涉案房屋是否尚未安装门窗。从一、二审裁判文书载明内容看，一、二审在裁判文书事实认定部分对车笑笑是否取得涉案房屋钥匙的事实确未明确列明，对于涉案房屋尚未安装门窗仅在二审判决书中称“当事人陈述涉案房屋未安装门窗”。但如前所述，车笑笑作为一审原告以及二审上诉人，在一、二审中也均未明确提出其已经领取了涉案房屋钥匙的主张。再审申请环节，车笑笑虽称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时未说明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但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故车笑笑该部分再审申请理由并不足以推翻二审认定，对其该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判决是否存在超出缑继贤上诉请求的问题。车笑笑主张缑继贤在其上诉状中未作出过“本案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车笑笑也不符合该规定第二项的要件”的表述，并据此主张二审存在超出诉讼请求情形。但根据二审庭审笔录显示，二审合议庭在庭审中向缑继贤方释明称“既可以参照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也可以参照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两条法律规定在适用上产生竞合，应一并进行审查”，缑继贤称“即使是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也没有合法占有，我认为有所有权是排除执行的基础，没有所有权，谈不上排除执行”。基于上述事实，二审法院认定缑继贤认为本案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车笑笑也不符合该规定第二项的要件并不缺乏依据。车笑笑主张二审判决超出了缑继贤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车笑笑就涉案房屋并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二审法院未支持其请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主张并不缺乏依据。 综上，车笑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车笑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宁 晟 审判员  关晓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齐晓丹 书记员马利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先国，男，194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张先国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4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先国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张先国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张先国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张先国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张先国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张先国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张先国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张先国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张先国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张先国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张先国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张先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先国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特333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沙头巷工业区15栋裕同印刷厂宿舍楼4201（2-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罗正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威，该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余水兔，男，1959年12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余水兔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向本院撤回本案申请。本院认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撤回本案申请，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撤回本案的申请。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00元，由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申请人深圳市德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人民币200元由本院退回。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周    洁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许婧文（兼）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裁定准许。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民申7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经济开发区德善路3号。法定代表人：张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建华，该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玲，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峰，男，196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湖南启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杨峰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2民终1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怀化农商行申请再审称：1.杨峰在怀化农商行开立储蓄存款账户，起诉的金额通过自行转账和取现的方式支取完毕，在怀化农商行已无债权。2.禹子英与杨峰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禹子英向杨峰的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禹子英的借款行为不属于怀化农商行的经营活动和授权范围，且禹子英出具的借条上未加盖怀化农商行的公章，形式上不具备使杨峰陷入禹子英系职务行为的直观信赖。怀化农商行亦对涉案资金没有实际控制和使用，未从中获利。杨峰未尽到合理注意，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忽视风险，行为非善意且存在巨大过错。3.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判决对资金的性质没有着重调查取证，借款中有禹子英以个人名义借款并用于个人经商盈利的行为。将禹子英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归入挪用公款的数额对于怀化农商行是不公平的。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指令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杨峰提交意见称：1.资金调剂拆借业务是怀化农商行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的名义，将舞水路支行的储户借资借给他人，具体实施由支行行长禹子英负责。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生效判决，认定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构成挪用资金罪。2.杨峰在怀化支行处开户，将存款存入舞水路支行处，进行存取业务，形成的是储蓄合同的法律关系，而非与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个人的民间借贷关系。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在内部管理及办理存取款业务操作等方面存在严重过错，该过错与杨峰存款被挪用有直接因果关系。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未经杨峰同意，擅自将杨峰的存款取走后出借给他人进行所谓的合法“资金拆借”，“资金拆借”的收益归舞水路支行所有，“资金拆借”业务系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全部参与，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明显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禹子英个人已承担了刑事责任，对于禹子英所在的单位舞水路支行行使不正当手段吸收储蓄存款，争揽更多的储户，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理应对278名储户中的杨峰存入舞水路支行处的本金和利息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禹子英向杨峰的借款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杨峰是否享有对怀化农商行的债权。关于焦点一。禹子英向杨峰的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理由如下：1、本案起因系怀化支行为了竞争揽取怀化市鹤城区几大市场客户的储蓄存款，在创办了为储户代办业务的基础上，增设储户间资金调剂拆借业务。通过与储户签订《委托代办打款协议》或《授权委托书》，在获取储户账户、密码的基础上，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需储户帮忙为由向储户借款，承诺按1分至1.5分不等的月利率支付利息，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等方式，将客户资金调剂给用资方。该业务由时任该行行长的禹子英具体负责。由于资金调剂过程中出现呆账坏账，禹子英刑事案案发并引发本案诉讼。从涉案业务操作流程看，该代办业务得到了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批准。舞水路支行在其营业场所还专设了3号柜台，柜员由其工作人员轮流担任。本案中，杨峰与禹子英之间的资金调剂行为是由舞水路支行的工作人员根据禹子英安排具体实施，领取借条和补签取款凭证均在怀化支行的营业场所办理。虽然本案中有部分借条是以禹子英个人名义出具，但该借条是作为舞水路支行资金拆借的结算凭据而非一般民间借贷的借据。领取该借条和补签取款凭证是杨峰基于对禹子英系舞水路支行负责人的信任，且本案中还有一份借条加盖了舞水路支行的条形章。基于禹子英在银行的身份及办理业务的经营场所，储户有理由相信借条并非以禹子英个人名义出具，而是代表怀化支行的意思表示。该业务办理系禹子英的职务行为。2、禹子英刑事案案发后，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主要系针对禹子英担任怀化支行行长期间的挪用资金和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而本案被申请人杨峰系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非套打方式进行资金拆借的出资方、受害人。该刑事判决与本案具有重大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杨峰债权的依据。从刑事判决认定的涉案业务上述操作流程看，禹子英的行为亦应认定为职务行为。3、舞水路支行将储户资金调剂给用资方，同时向用资方收取略高于储户利率的利息，该利息除支付储户的利息之外，其它的利息用以填补舞水路支行的亏空，即资金拆借业务所得收益是归于怀化支行。禹子英将舞水路支行储户资金调剂给用资人使用，并非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将调剂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谋取私利，而系舞水路支行为了片面追求工作业绩而非法开展业务。综上，禹子英的行为系代表着舞水路支行的职务行为。原审认定禹子英与杨峰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禹子英个人借款行为，而是其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杨峰被套取资金的方式为杨峰本人没有前往舞水路支行取款、转账，只打印1份个人业务取款凭证，此后由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通知杨峰前往舞水路支行办公场所取回借条和补签取款凭证，即禹子英套取资金中的非套打下账的模式。对于其所享有的债权金额为2440000元，亦有借条、银行流水、取款凭证、怀化市泰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资金往来发生额明细表予以佐证。杨峰虽然在取款凭证上签名，但是实际上并未收到存款，并未实际控制资金，没有取得所取款项的所有权。所取款项均被禹子英用来进行怀化支行客户之间的资金调剂。怀化农商行称杨峰涉案存款通过自行转账和取现的方式支取完毕，在怀化农商行已无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怀化农商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李 娟审判员 贾小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沁雯书记员成琼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7民辖终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燕，女，汉族，1983年11月4日生，住晋中市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亮，男，汉族，1981年4月4日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上诉人王燕与被上诉人金亮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王燕上诉称，案涉质押车辆系被上诉人金亮将其驾驶至榆次，交付给上诉人。质押合同法律关系中，出质一方(本案中即为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为交付质物，；另本案付款、转质行为发生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金亮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案涉《车辆转（质)抵押协议书》系在案涉车辆被强行扣走后，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时,在路西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由双方在路西派出所补签。故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榆次区。综上，请求依法撤销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由榆次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进行审理。金亮未作出书面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上诉人王燕要求被上诉人金亮返还转质款的请求为给付货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诉人王燕作为接受货币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榆次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榆次区人民法院管辖。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金亮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卢琳山审判员  李 青审判员  郭富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 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民申217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启养，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鑫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和路1174号2层（托管：1808号）。 法定代表人：刘远，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林启养因与被申请人杭州鑫风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2818号民事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经审查认为，林启养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申请再审，但并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原裁定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林启养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君 审判员 张福军 审判员 郭杭铵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 丹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7民终1889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克仁，男，1963年3月9日生，汉族，住平遥县。上诉人张克仁不服平遥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8民初203号不予受理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对本案立案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上诉人张克仁要求撤销平遥县古陶镇城南堡村民委员会2017年4月7日会议决议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原审裁定不予受理张克仁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张克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卢琳山审判员  李 青审判员  郭富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 烨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28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中奎，男，1955年4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华成，男，193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再审申请人王中奎因与被申请人张华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4民终13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中奎申请再审称，王中奎提交的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等证据证明，案涉0.5亩耕地是王中奎通过合法手续从王圩村民委员会承包。王中奎耕地承包期为30年,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并统一登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地承包经营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侵犯,即王中奎已经合法承包本案经过确权的0.5亩耕，该土地不存在权属争议。在土地承包期内,王圩村村民委员会没有通过合法手续收回争议耕地并重新发包给他人，王中奎对涉案耕地仍拥有承包经营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王中奎可以直接就侵权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故一、二审法院以土地未经确权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3年11月30日，王中奎和张华成在王圩村村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协议，约定：“通过两委调解，二轮承包时张华成应得王中奎0.5亩，现没得到，通过调解，王中奎自愿从西湖拿出0.5亩给张华成，从此两人不追究以前所有个人利益”。从该内容看，双方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即已产生权属争议，王中奎此后按协议约定将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张华成，村集体在调解时事实上对此也予以认可，双方争议已得到解决。王中奎主张土地被张华成强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王中奎的起诉，处理结果无明显不当。综上，王中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中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贾庆霞 审判员  袁玉清 审判员  张 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李由 书记员齐琪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抗89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阜阳市京材石砖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十里铺镇唐寨村105国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许卫，该公司经理。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阜阳市润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十里铺镇唐寨村105国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树中，该公司经理。 申诉人阜阳市京材石砖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诉人阜阳市润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皖12民终4575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以皖检民（行）监〔2020〕3400000012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贾庆霞 审判员  袁玉清 审判员  张 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由 书记员宋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桂兰，女，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袁桂兰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399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袁桂兰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袁桂兰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袁桂兰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袁桂兰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袁桂兰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袁桂兰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袁桂兰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袁桂兰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袁桂兰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袁桂兰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袁桂兰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袁桂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袁桂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终439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伍人铜，男，194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上诉人（一审起诉人）：伍俊，男，197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崇，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棉飞，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人铜、伍俊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34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伍人铜、伍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受理、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的案由错误。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该案由为民事案由，裁判文书网中有该案由的很多民事案例，而不是一审裁定认定的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纠纷。（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两份主合同签订时间在2015年5月1日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2010年3月28日及2011年12月31日分别签订的两份《拆迁协议书》为主合同，2015年10月3日签订的两份《安置协议》是前两份主合同的从合同，两份主合同签订时间在2015年5月1日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中，两份《拆迁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纠纷并提起诉讼，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三）一审裁定认定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是错误的，属于定性错误，一审裁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本案的签订时间，本案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协议纠纷，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协议。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条的规定，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赣州市国土资源局章贡分局（以下简称国土章贡分局）、赣州市章贡区东外街道办事处为拆迁人，伍人铜、伍俊为被拆迁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为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属于民事纠纷。（四）本案为确认之诉，现行法律并未将本案规定为行政诉讼管辖范畴。行政诉讼法的法条并未包含确认之诉纠纷，本案的诉求为确认合同无效。本案有很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例作为参照，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73号民事裁定书。（五）一审裁定程序违法，一审裁定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将全部的救济途径告知上诉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依据民诉法第124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同时，有告知义务，除了告知上诉人有上诉的权利外，还应当告知上诉人正确主张权利的途径，比如提起行政诉讼或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等救济途径。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审理查明，2010年3月28日，拆迁单位国土章贡分局与被拆迁户伍人铜、伍俊等人签订《拆迁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根据赣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在红旗大道东延项目建设工程中，需拆除乙方伍人铜住宅主房屋、附属房屋及其他附属建筑物和附属物。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双方就拆迁补偿安置等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协议对拆迁补偿费、搬迁期限、拆迁奖励、拆迁安置、拆迁过渡及协议生效等方面作了约定。2011年12月31日，拆迁单位国土章贡分局与被拆迁户伍俊签订《拆迁协议书》，该协议除拆除房屋面积不同外，其他补偿、安置标准与2010年3月28日签订《拆迁协议书》内容基本相同。2015年10月3日，为履行2010年3月28日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中房屋安置部分，伍人铜、伍俊等人与国土章贡分局签订《安置协议书》，同日，为履行2011年12月31日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中房屋安置部分，伍俊与国土章贡分局签订《安置协议书》。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先后签订的两份《拆迁协议书》、两份《安置协议书》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合同？2．一审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本院认为，伍人铜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诉讼程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查。（一）关于《拆迁协议书》、《安置协议书》的性质问题。首先，从协议的主体上来看，《拆迁协议书》由拆迁单位国土章贡分局与被拆迁户伍人铜、伍俊等分别签订，《安置协议书》由安置单位国土章贡分局与被安置户伍人铜、伍俊等分别签订，国土章贡分局为行政机关，伍人铜、伍俊为一般自然人，合同双方符合行政协议的主体要求；其次，从协议内容来看，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红旗大道东延项目”的实施，拆迁单位国土章贡分局系基于实现公共利益、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责而拆迁伍人铜、伍俊的房产；最后，从协议体现的意愿来看，双方自愿签订该协议。综合以上意见，应认定《拆迁协议书》、《安置协议书》的性质是行政协议。（二）关于一审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本案中，以伍人铜为被拆迁户的《拆迁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0年3月28日，以伍俊为被拆迁户的《拆迁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2月31日，均属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虽然两份《安置协议书》的签订时间都是2015年10月3日，但房屋拆迁、金钱补偿数额、房屋补偿标准等主要内容都由《拆迁协议书》约定，《安置协议书》只是为履行《拆迁协议书》中房屋安置的内容而签，《拆迁协议书》的效力决定《安置协议书》的履行，伍人铜、伍俊主要诉请针对的是《拆迁协议书》。据此，应以《拆迁协议书》的受理作为本案的依据。因《拆迁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在2015年5月1日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而对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争议，并未规定可以按照行政诉讼受理。因此，伍人铜、伍俊按照民事诉讼对已达成的《拆迁协议书》、《安置协议书》的效力提出诉请，一审法院可按照民事案件立案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34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徐快华审判员  徐清华审判员  何全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婧书记员万琳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闽03执179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负责人：周理焱。 委托代理人：王小菲、韩晓恬（实习），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执行人：仙游县御博园古典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灵山村新益电子厂内。 法定代表人：陈永力。 被执行人：颜朝阳，男，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林琳，女，1972年12月16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陈永力，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执行人：颜丽芳，女，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仙游县御博园古典家具有限公司、颜朝阳、林琳、陈永力、颜丽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厦门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厦仲裁字20190955号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执行。因被执行人的主要财产位于仙游县辖区内，为方便执行，提高执行效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将厦门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厦仲裁字20190955号仲裁裁决指定仙游县人民法院执行。 本裁定立即执行。 审判长 陈 熹 审判员 陈剑星 审判员 黄 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斌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裁定适用于以下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管理职责由高级人民法院规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上级法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提级执行或将本院及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指定其他法院执行。对积案较多、任务较重的法院，可将部分案件适当分流到案件较少的法院，指定其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冬芬，女，194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孙冬芬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40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冬芬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孙冬芬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孙冬芬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孙冬芬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孙冬芬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孙冬芬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孙冬芬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孙冬芬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孙冬芬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孙冬芬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孙冬芬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孙冬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冬芬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廖晓华，女，194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廖晓华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4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廖晓华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廖晓华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廖晓华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廖晓华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廖晓华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廖晓华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廖晓华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部分条款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廖晓华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廖晓华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廖晓华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廖晓华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廖晓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廖晓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度明，男，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泽明，男，195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上诉人段度明因与被上诉人段泽明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1民初2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度明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1民初225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二、一、二审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医疗费没有明细，该费用事实不清。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过高。段泽明辩称，请求维持原判。段泽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段度明赔偿段泽明医疗费、后期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3600.47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段度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9日10时许，段泽明在自家门口收拾农田抽水管，段度明因怀疑段泽明割断其牛绳子，手持冲担到段泽明家门前质问，双方随即发生争吵。段度明用冲担击打段泽明致其受伤倒地。此后，段泽明被送至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日，支付医疗费4196.62元。段度明受到孝昌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2019年11月19日，孝昌信威法医司法鉴定所对段泽明的伤情作出鉴定意见：1、段泽明所受损伤不构成伤残；2、建议给予后期（腰部康复治疗及门诊复查）医疗费500元；3、建议误工期30日，护理期20日。双方为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以致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段度明仅凭怀疑就认定段泽明割断自己的牛绳子，并为此用冲担殴打段泽明致其受伤，段度明的行为侵害了段泽明的身体健康权，对段泽明因此遭受的损失，依法应予赔偿。根据段泽明的诉请，结合相关的赔偿标准，核定段泽明的损失：1.医疗费4196.62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15天×50元／天）；3.误工费应按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为2817.53元（34280元/年÷365天/年×30天）；4.护理费应按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标准计算，为2131.34元（38897元/年÷365天/年×20天）；5.交通费按其住院时间及住所至就医医院的距离，酌定300元；6.鉴定费600元。共计10795.49元。从段泽明住院至进行法医鉴定时隔二月有余，段泽明如需后期治疗，则已实际发生，并有医疗费票据证明。段泽明未提供后期医疗费票据，对其后期医疗费500元不予认定，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段泽明的出院记录中无加强营养的医嘱，法医鉴定亦无加强营养的意见，对其营养费900元不予认定，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段泽明未构成伤残，对其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段度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段泽明各项损失10795.49元；二、驳回段泽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段度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二审诉辩情况及段度明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为段泽明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核定是否正确。段度明上诉称一审判决医疗费没有明细，该费用事实不清，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过高。关于医疗费，有段泽明2019年9月9日门诊收费票据332.6元及2019年9月24日住院收费票据3864.02元，合计4196.62元，一审法院核定段泽明医疗费4196.62元正确。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一审法院均是按相关标准并结合司法鉴定意见进行核定，并无不当。故段度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段度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段度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伟审判员  戴捷审判员  鲍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喆书记员程思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玉名，男，195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罗玉名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4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罗玉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罗玉名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罗玉名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罗玉名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罗玉名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罗玉名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罗玉名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罗玉名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罗玉名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罗玉名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罗玉名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罗玉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罗玉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2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刘营镇长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65073965W。 法定代表人：卢克凡，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利，女，197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系公司行政部副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庆举，男，196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三台县潼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制衣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庆举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20）川0722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昌制衣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川0722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自2007年5月11日到上诉人处从事杂工工作这一事实，只是家庭陈述，上诉人对其陈述不予认定；关于2010年5月开始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报酬这一事实，虽有银行交易流水，但只能证明报酬的支付是从2010年5月开始的，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如果要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也只能从2010年5月开始，但上诉人认可的双方劳动关系是从2015年9月5日才建立。 被上诉人李庆举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庆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李庆举与恒昌制衣公司于2007年5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庆举自2007年5月11日到恒昌制衣公司从事杂工工作，接受恒昌制衣公司的管理、安排，每月以现金方式领取劳动报酬。2010年5月开始，恒昌制衣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庆举支付报酬，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5年9月5日，双方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为2015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4日，恒昌制衣公司每月25日向李庆举支付工资报酬。2018年9月4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用工期限为2018年9月24日至2020年3月26日，李庆举从事杂工工作，每月25日支付报酬。2019年10月30日，李庆举向三台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下称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反映要求恒昌制衣为其补办2007年5月至2016年12月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与2019年11月18日向其出具处理情况回复载明：“……我单位组织相关人员核查，对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进行了询问调查，2007年至2016年期间该单位称与你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由于双方是否建立有劳动关系我单位无认定职能，请你在收到本回复后依法向有认定职能的部门申请认定，在劳动关系认定后，由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持先关资料到我单位补办社会保险”。后李庆举向三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日，三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对李庆举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李庆举不服该裁决，遂向三台县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前述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庆举自2007年5月11日至2015年9月5日期间，在恒昌制衣公司从事杂工工作，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却接受恒昌制衣公司管理，从事恒昌制衣公司安排的具体工作，按月获取工资报酬，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恒昌制衣公司虽辩称李庆举为证明其持续在该公司持续工作，却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结合李庆举提交的工作证件以及2010年6年至2017年2月的工资收入明细清单，对恒昌制衣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双方自2015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26日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并对此期间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庆举主张2007年5月至今与恒昌制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李庆举于2020年3月26日年满六十周岁，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年龄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自2007年5月至2020年3月劳动关系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李庆举与被告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至2020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庆举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李庆举提交一份关于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员工花名册一份，拟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确定时间是在2007年5月,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庆举在二审中提交了上诉人的公司员工花名册，上面载明被上诉人李庆举入厂日是2007年5月，该证据上诉人虽然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依照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件以及工资收入明细清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绵阳恒昌制衣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红 审判员 马翰霖 审判员 李 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黄 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7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六俚，男，196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欧阳学强，男，1977年1月1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一审第三人：吉安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枫塘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李松泉，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曾卫兰，女，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再审申请人唐六俚因与被申请人欧阳学强及一审第三人吉安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曾卫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终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唐六俚申请再审称：本案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排除执行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明确规定。本案中，欧阳学强虽然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诉争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未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且未能提供仅此一套房的证据，更未支付超过合同约定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明显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排除执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唐六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核心问题是二审判决认定欧阳学强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否确有错误。 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既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又因为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其功能并不相同。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专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审查标准的具体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审查认定。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由此，在欧阳学强的执行异议主张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排除强制执行的前提下，应查明申请执行人唐六俚与执行异议人欧阳学强享有的民事权益的性质，以及何者占优、何者更需要优先保护，进行实质审查比较，并结合本案以及同一工程项目所涉其他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实际情况统筹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查明欧阳学强名下有无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屋，依法作出公平公正处理。 综上所述，唐六俚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何 抒 审判员 贾清林 审判员 王成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周传植 书记员盛家璐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5知民初62号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工业园区东元生态食品加工园东元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7380849331。 法定代表人：何远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珠，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丽，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傅春明，男，197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傅春明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卓 波 审判员  张晓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霞 书记员  胡 月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5知民初69号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工业园区东元生态食品加工园东元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7380849331。 法定代表人：何远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珠，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丽，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继华，女，197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梁继华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卓 波 审判员  张晓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霞 书记员  胡 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民申21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启养，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嘉里置业（杭州）有限公司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寿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艳华，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聚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朝晖路273号北2-53。 法定代表人：刘佳华，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林启养因与被申请人嘉里置业（杭州）有限公司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宁波聚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566号民事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经审查认为，林启养提交的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告知书并不属于足以推翻原裁判的新证据，依法不予认定。原裁定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林启养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君 审判员 张福军 审判员 郭杭铵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 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赔申5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良容，女，196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长清，湖南裕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西大街53号。 法定代表人：肖光强，该区区长。 再审申请人陈良容因诉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播州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赔终188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良容申请再审称，其提交的新证据《搬迁人员名单》能够证明移民人数只有642人。在未增加补偿费之前，每人生产安置费为2417.09万元÷951人=2.5416万元；在增加补偿费之后，每人新增生产安置费为2766.82万元÷951人=2.9094万元，以上补偿费共计5.4510万元。播州区政府卡扣生产安置费3.7507万元的行政行为违法，应予赔偿。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赔偿裁定，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导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本案系陈良容诉请确认播州区政府卡扣移民生产安置费的行政行为违法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在前述行政诉讼案件中，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行初440号行政判决，驳回了陈良容的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行终1330号行政判决，维持该一审判决。陈良容诉称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故其提出本案行政赔偿请求缺乏前提条件。一审裁定驳回陈良容的起诉，二审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综上，陈良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良容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汤龙 书记员戚凤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6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汝毕，男，193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 法定代表人：周燕，该区区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云昆，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 法定代表人：施飞，该办事处主任。 再审申请人马汝毕因诉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4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马汝毕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官渡区政府提交的“会议纪要”讨论结果随意更改其对外公示的文件内容，减损了马汝毕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情况说明”系由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临时出具，并非有效证据，一、二审认定证据错误。（二）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所作承诺，比1:1补偿标准多出的50%面积份额并非由官渡区政府支出。一、二审认定马汝毕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官渡区政府仅通知马汝毕一种补偿方案，从未公示也未告知过有两种补偿方案，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三）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并依法再审改判，确认《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二）马汝毕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就被诉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本案中，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其中载明：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官渡区政府成立的拆迁指挥部依据《征收决定》与马汝毕就被征收房屋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前述法规规定，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就被诉协议的合同属性来看，一、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被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的情形，故马汝毕要求确认《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马汝毕要求官渡区政府支付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官渡区政府和马汝毕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了《补偿安置协议》，尽管其中未约定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但约定了按被征收房屋证载面积的1:1.5进行产权调换，不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于协议中的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就补偿安置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实际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1:1进行产权调换并给予奖励补助的补偿标准，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获得补偿的权益。故马汝毕诉请官渡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助奖励费、补充奖励费、装修装饰补偿款等补偿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马汝毕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马汝毕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马汝毕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乐 敏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瑛娟 书记员王怡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0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秀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株洲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阳卫国。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株洲市芦淞区龙泉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许玲。 再审申请人袁秀华因诉被申请人株洲市人民政府、株洲市芦淞区龙泉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197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袁秀华以其与所诉的清理地上附着物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为由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裁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已发放至黄田，并经村民大会确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了分配。袁秀华因对补偿金额有异议拒绝领取补偿款，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案涉土地的征收与补偿程序已经完成，袁秀华不再是案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利人，其与行政机关在征收土地后出让土地使用权并交付清理和使用无利害关系。袁秀华主张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袁秀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袁秀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 蕾 审判员 宋楚潇 审判员 杨志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娜 书记员文丽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8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阳，男，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发，四川金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大水井12号。 法定代表人：马廷贵，市长。 再审申请人李阳因与被申请人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昌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行终4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阳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被诉西昌市政府所作西府复决字（2018）4号《西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复议决定）存在问题。（二）一、二审判决中“提请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三）一、二审判决归纳争议焦点不当。双方争议焦点不是复议决定是否合法，而是复议决定是否正确、完整。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4号复议决定，同时审查凉府办函（2017）279号《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停止桉树叶采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79号文件)合法性，认定该文件不合法并依法建议制定机关予以撤销。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4号复议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李阳对四川省西昌市森林公安局作出的西市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025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5号处罚决定）不服，向西昌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25号处罚决定，并对279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西昌市政府经复议审查后作出了撤销25号处罚决定的4号复议决定，经一、二审审查，并无不当。李阳申请再审时对此亦无异议。 李阳申请再审时主张4号复议决定不正当、完整，以及一、二审判决不当，实质上是对未予一并审查279号文件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4号复议决定并未将279号文件作为依据，且认定25号处罚决定将279号文件作为处罚依据之一存在适用依据错误。故李阳在本案中请求一并审查279号文件，并据此诉请撤销4号复议决定，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一、二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和上诉并无不当。 综上，李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 军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乐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健康 书记员刘孟恬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9民终3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195号。 法定代表人：安少荣，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西海，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献县。 上诉人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西海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1046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冀0929民初1046号民事裁定书。主要事实与理由:被执行主体错误。孙西海与宁夏二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做出了(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一审法院将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从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账户上扣划走291500元、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账户上扣划走16000元,合计307500元,并查封公寓楼房两套,但在执行过程中从未向我公司送达上述裁定,上述判决及裁定书是我公司财务人员从银行复印来的。在上述执行行为中,法院执行主体错误。在工商局登记注册中,二建公司与建工集团、宁夏建工集团电力分公司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主体,法定代表人、营业地址、企业资质等所有工商注册中的信息要素均不相同,它们是两个不同法律主体,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将建工集团列为(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主体,违背了客观事实,严重侵害了建工集团的合法权益,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百七十二条、第四百七十三条、第四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二建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自成立至今即没有终止的情形,也没有分立、合并到建工集团,其在工商局一直是存续状态,在工商注册上一直是独立的法人机构,独立承担所有民事责任。献县法院两次审理适用的法律依据错误。(2018)冀0929民初1193号案件依据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不是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享有起诉条件,另外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在宁夏建工集团内部称之为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是同一个单位,献县法院以此为由驳回对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1、既然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不是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那为何献县法院要扣划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作为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以外的案外人当然有权利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人单位,无论从成立时间工商登记、经营管理、办公地址等都是完全不同的。3、就引发执行异议之诉以及执行回转的租赁合同纠纷被诉及被执行主体都是宁夏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责任公司,献县法院将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或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就是完全错误的,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本案中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或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就是案外人,我们还是认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是正确的。4、我公司从未收到过献县法院(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案件执行中被列为被执行人的任何文书,既然判决书文书被撤销,那据此判决书做出的扣划裁定文书也同样应予撤销,被执行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16）冀0929民初441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18）冀0929执异26号裁定书，被告返还已被贵院扣划的307500元本金并承担利息98400元（307500元×6%÷12个月×64个月=984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2012年11月5日开始暂计算至申请执行回转之日，直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合计405900元；2.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对两套公寓楼房的查封；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孙西海与宁夏二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贵院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了（20Il）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二建公司支付孙西海租赁费674339.35元、租赁物维修费及运费l337l元、违约金230000元，退还价值32673.06元租货物，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21455元，合计1371838.41元.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贵筑将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从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账户上划走291500元、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账户上划走16000元，合计307500元，并查封公寓楼两套，但在执行过程中从未向我公司送达上述裁定；二、献县人民法院执行程序违法；三、贵院（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被撤销，孙西海应当返还执行财产。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据以执行的（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被撤销，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已经被执行的财产，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应通过执行程序解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根据上诉人的陈述，作为案涉执行依据的（2011）献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被撤销，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提起请求返还已经被执行的财产的诉讼，应通过执行程序寻求救济，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温丽梅 审判员  王济长 审判员  王铁川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蒋晓瑜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甘05民终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秦安县莲花镇。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高磊，甘肃佳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秦安县五营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晓东，甘肃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彦军，甘肃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秦安县莲花镇。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冯某、郭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李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4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李虓晖审 判 员 包新萍审 判 员 王梅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 艳书 记 员 张瓅心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黑81民终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刚，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红色边疆农场职工，住黑龙江省孙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春荣，女，196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红色边疆农场职工，住黑龙江省红色边疆农场场直住宅区。上诉人张志刚与被上诉人赵春荣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2019）黑8111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志刚以“重新选址的养猪场在建中”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本院认为：张志刚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张志刚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上诉人张志刚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波审判员 苏 倡审判员 李吉凤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吕晓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21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国强，男，196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启飞，男，199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王国强、王启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卫东，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市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汪能科，市长。 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苏杰，局长。 原审第三人：林泽君，女，194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原审第三人：李正阳，男，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原审第三人：冯柏井，男，196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县。 再审申请人王国强、王启飞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怀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国强、王启飞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第三人林泽君等是在另案诉讼过程中才知晓本案水井湾45号《仁怀市盐津街道茅台国酒城等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45号安置协议）的证据不足。（二）二审判决中对归纳争议焦点的认定均属适用法律错误，林泽君等三人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资格。（三）诉讼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被诉仁怀市政府所作仁府行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9号复议决定），并确认45号安置协议有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仁怀市政府作出的9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本案第三人林泽君、李正阳、冯柏井针对45号安置协议向仁怀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仁怀市政府以9号复议决定撤销45号安置协议。王国强、王启飞不服，针对9号复议决定提起本案诉讼。根据王国强、王启飞和第三人林泽君、李正阳、冯柏井一审庭审主张，双方对案涉征收补偿安置的房屋及相应附属设施具有权属争议；根据一、二审所查明，林泽君、李正阳、冯柏井一直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民事审判程序明确相关争议应当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范畴，进而选择提起行政复议，并未超出法定期限。仁怀市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申请，因贵州省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在复议过程中未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且其在明知涉案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与王启飞签订45号安置协议，为实现行政复议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纠正错误行政行为，故作出复议决定，将45号安置协议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针对王国强、王启飞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9号复议决定，一、二审判决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王国强、王启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国强、王启飞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 军 审判员 张昊权 审判员 乐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健康 书记员刘孟恬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23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伍碧英，女，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颜永国，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乐至县人民医院,住所地四川省乐至县公园路70号、迎宾大道215号。 法定代表人：谢中全，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杰，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伍碧英、颜永国因与被申请人乐至县人民医院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民终801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乐至县人民医院与伍碧英、颜永国之间承包关系的认定问题，二审判决已作出充分详细的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 关于案涉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伍碧英、颜永国作为雇主，未对雇员进行适当的管理、监督，具有过错，乐至县人民医院作为发包方，疏于对雇主的选任、监督和管理，亦具有过错，且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伍碧英、颜永国与乐至县人民医院已就案涉事故的责任分担达成合意，故二审法院据此认定雇主对于雇员受害的过错大于发包人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伍碧英、颜永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其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伍碧英、颜永国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余 静 审 判 员  廖 新 审 判 员  牟桂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殷亚男 书 记 员  景思源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胜勇，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市墅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1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MA675TEH97。 法定代表人：王孔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林，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胜勇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墅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墅宸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0724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胜勇，被上诉人墅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孔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胜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案涉物业合同未经公示，上诉人对合同内容不知情；墅宸公司的服务存在严重瑕疵，没有实现《物业管理合同》的目的。 被上诉人墅宸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原告墅宸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1,708.30元，并承担违约金256.80元；2.判令被告支付垃圾清运费80.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3日，原告墅宸公司与绵阳市安州区界牌镇竹林村村委会就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并在绵阳市安州区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备案，约定“委托管理时间：2017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费为1元每平方米；商业、住改商业物业服务费为1.2元每平方米；机动车车位服务费为600元每年每个；违反合同约定的，应支付年度物业服务费20%的违约金……”。绵阳市安州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委托墅宸公司对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每户每月收取5元环境卫生费。被告王胜勇系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3幢1单元1401号业主，该房屋建筑面积106.99平方米。现原告主张被告从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共计16个月）尚欠物业管理服务费1,708.30元及垫交的垃圾清运费80.00元，按照一年物业管理服务费1,283.88元的20%承担违约金应为256.78元 另查明：原告墅宸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2004年3月10日《绵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中规定，高层住宅三级企业服务等级收费标准为1元-1.2元每平米。 上述事实有墅宸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王胜勇身份证复印件、分房通知单、《物业管理合同》、安发改价[2013]21号及情况说明、《催收函》、电梯维护单、日常管理图片、法庭审理笔录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应当按照2018年5月13日的《物业管理合同》及安发改价[2013]21号文件内容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被告王胜勇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原告主张被告从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共计16个月物管费及代缴环卫费未缴纳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因原告工商登记上的成立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故原告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1月，被告实际拖欠物管费的时间应为15个月，应该缴纳的清洁费时间为16个月。原告为被告提供了物业管理服务，被告理应对原告的服务支付相关费用。被告住房面积为106.99平方米，按照1元每平方米计算物管费为月106.99元，15个月拖欠物管费共计1,604.85元，加上16月的代收环卫费80元，共计1,684.85元。因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的小区住户认为住房系失地农民的安置房，自己是否应该缴纳物管费在认识上存在歧义，并不是被告主观恶意不缴纳物管费，故对原告此次要求被告承担未缴纳物管费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暂不予支持。为此，判决：一、限被告王胜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市墅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1,604.85元、代收环卫费80.00元，以上共计1,684.85元；二、驳回原告绵阳市墅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王胜勇负担，该费用已由原告绵阳市墅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预交，王胜勇在履行上述支付义务时一并支付。 二审中，上诉人王胜勇提交照片四张、光盘一张并申请证人韩某、吴某1、吴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墅宸公司服务存在严重瑕疵。照片中有两张显示停车位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一张显示楼梯间有乱放东西的现象，一张显示白天路灯是打开的，该张照片亦显示案涉小区的环境卫生较好。墅宸公司质证认为乱停车及楼梯间放东西的现象已经整改，白天开路灯可能是在检修，且路灯费是公司在承担。证人韩某证实案涉小区与其他小区环境差别大、卫生差、大白天开路灯、监控、消防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证人吴某1证实小区保安不做事、晚上值班看电视、值班室的东西都有丢失；证人吴某2证实群众对物管的意见很大，小区存在乱搭乱建、养鸡养鸭的情况。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墅宸公司系安州区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的物业服务单位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胜勇以墅宸公司没有按约定提供物业服务为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一方面墅宸公司为安州区白鹤林安置小区（三期）提供了物业服务，小区的业主享受了服务，即应缴纳服务费，墅宸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不构成业主拒缴物业服务费的理由,业主可通过向物业公司反映、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等方式解决；另一方面，从王胜勇提供的照片所反映的停车不规范、楼梯间放东西等问题，不是物业公司单方面的问题，业主也有相应责任，应由物业公司与业主共同协商解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之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胜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兵 审判员 于红霞 审判员 肖玉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顾鸿飞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9民辖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朝清，男，196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幼东，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上诉人梁朝清因与被上诉人王幼东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1民初23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梁朝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1民初232号之一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本案应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工程结算而引起的纠纷，梁朝清作为工程承包方与王幼东作为分包方签订了《湖北小镇劳务分包合同》，王幼东在本案中提供的欠款凭证仅为双方在工程纠纷的基础上，对原建设施工合同结算标的的一次协商结果，并不能据此认为该协商结果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协议，也不能否定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事实。2.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合同履行地约定不明的情况。王幼东诉求之欠款实际上是对工程款的主张，因此不应适用“给付货币一方”的规定确定管辖。本案涉及不动产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天津滨海新区为涉案不动产所在地及施工行为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王幼东与梁朝清对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决算后，王幼东依据决算协议向梁朝清主张履行决算款项的给付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并非是当事人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执行过程或结算发生争议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专属管辖。梁朝清上诉提出本案属不动产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王幼东起诉梁朝清偿还欠款，双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王幼东作为接受货币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王幼东的住所地位于湖北省孝昌县辖区范围内，故其在纠纷发生后，选择向其住所地的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梁朝清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铮审判员 夏建红审判员 陈 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涂扬书记员李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