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602行初3号原告王思相，男性，1982年12月1日出生，无业，住山东省烟台龙口市。委托代理人：李海善，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华茂街30号。法定代表人：赵国明，局长。委托代理人：隋秀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士俊，山东誉岳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烟台顺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原烟台顺风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西大街86号汽车总站大厦8098室。法定代表人：孙树松，经理。原告王思相与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芝罘区人社局）、第三人烟台顺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顺风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了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王思相以“被单位派至渔船行进至秘鲁时，2017年10月15日19：30在甲板上不慎滑倒致左手受伤”为由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王思相提供及我局调查取得的证据，均无法证实王思相申请工伤的理由属实。王思相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以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被告提供了以下七组证据以及法律依据：１、王思相《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工伤认定受理程序合法。２、王思相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申请人主体适格。３、烟台顺风公司的企业工商注册信息一份，证明用人单位主体适格。４、王思相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树松通话录音三份，证明王思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５、樊某、邹某证人证言一份，我局对王思相、邹某调查笔录各一份，王思相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住院病例复印件一份、中国农业银行明细清单，证明王思相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６、第三人《关于王思相工伤认定一案的书面答复》、《延长补证申请》各一份，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工伤认定调查期限举证通知书已送达当事人。７、烟人社工伤补字（2018）01-0029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烟人社工伤举字（2018）01-0017号《工伤认定调查期限举证通知书》、烟台人社工伤案字（2018）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各文书已送达各当事人。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原告诉称：第一，被告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采信错误：1、在申请工伤认定后，原告已告知被告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为原告投保商业保险并部分报销的事实，对此也有原告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树松的通话录音，证实只要查证这些理赔资料，就能证实原告所受伤害为工伤，但是被告却未予调查。２、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也能印证原告所受伤害是工伤。３、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调查责任，但被告一直却一味要求原告提供证人。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的用人单位也有举证责任，现原告已举证是工伤，如果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认为不是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第二，被告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被告应当在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但现在却历经一年多。综上，原告认为被告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并重新认定原告为工伤。由于原告认为自己的证据与被告相同，故没有举证。被告辩称：第一，原告主张工伤证据不足。根据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樊某和邹某的证人证言、医院病历，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提交的船医杨学东的证言，以及我局对邹某的调查笔录，均无法证实原告所受伤害系因公所致。其中王思相在调查笔录中称，自己受伤时告诉过船长贾文强以及船员李华，对此，现船员李华已失联，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又提交了船长贾文强的死亡证明以及船医杨学东不予认可的证人证言，因此无法认定原告所述的工伤事实。其中原告虽告知被告自己在商业保险公司报销过部分医疗费用，但未提供商业保险公司的相关信息，致我局无法对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调查。第二，我局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以上举证情况及相关调查，被告认为原告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不予认定为工伤。第三，我局程序合法。2018年7月23日被告受理工伤申请后，当日即向原告书面告知了补充证明材料，鉴于本案相关证人常年均在国外等客观原因，因此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决定超过法定60天期限情有可原。综上，我局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1-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维持。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述称：我认同被告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理由1、原告所谓的工伤是发生在国外的船上，这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公司不合逻辑。2、事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但原告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合规定，对此因为我公司是大客户遂找到了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协调给原告解决了部分赔偿，但却不能反过来证明原告构成工伤。3、我们船上都配了医生，如遇工伤，船医会第一时间通知公司，但船医却根本不知情，原告所称受伤是两个月之后才通知公司的，不合逻辑。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提供了以下三组证据：１、2020年5月9日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证人邹某的手机通话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原告提交的2018年7月23日的邹某证人证言不是本人所写，本人并不清楚。２、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证人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述播放的手机录音是属实的。３、船医杨学东的书面证言，证明该船医不知道原告当时受伤的情况。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7组证据，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提交的3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联性，来源合法，可以采信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23日，原告王思相以自己于2017年10月15日被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派至渔船行进至秘鲁海域摔伤左手为由，向被告芝罘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当日向原告书面送达了《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和《工伤认定申报材料补正告知书》，并于2018年8月28日向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为此，原告提交了自己与所在单位的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树松的通话录音，两证人樊某、邹某的证人证言，最早就医的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住院病例、体现本人已办理商业保险理赔的中国农业银行明细清单，以证明自己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则于2018年9月18日提交了书面回复，称原告是在国外提出的辞职，后被安排回国才告知所在单位受伤，并且所提供的两个证人也非亲眼所见，因此不能认可原告为工伤；同日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还以与原告同船的船医、船长等同事都在国外船上工作暂时无法回国提供所需调查的证据为由，向被告提交了《延长补证申请》。再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称船长不幸死亡，提交了死亡证明，并提交了船医杨学东的否认原告工伤的证人证言。根据以上原告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的举证情况，被告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对原告以及证人邹某进行了调查核实，制作了调查笔录，对证人樊某则称因失联无法进行调查核实，对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提交的船医杨学东的该人证言则称没有见到本人而无法调查核实予以采信。至此，被告综合评判原告与第三人的举证情况以及自己调查取得的证据，认为无法证实原告所受伤害为工伤，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了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1-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被告提出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提出过原告已就所受伤害办理过商业保险理赔这一事实，因此无法对此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对此原告提出其已向被告提交的银行明细清单则明确记载了该线索，同时并提交了载明该线索的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为证，因此可以证明被告对此未尽调查义务。此外，被告还提出了原告所提交的两证人邹某、樊某的证人证言高度雷同，证人邹某的证人证言与调查笔录也不一致，因此不予采信。原告则认为是由于被告迟延调查核实，以致对于邹某的调查核实笔录与邹某最初的证人证言时隔将近一年，造成了邹某的证言出现部分变动，也导致另一名证人樊某失联，对此被告应当负责。尤其原告还认为是由于被告整个工伤认定程序都远超法定的60日期限，这不但构成了执法程序违法，也导致对原告工伤认定事实没有查清。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在庭审中则提出，自己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已提交了原告所在船船医杨学东否认原告系工伤的书面证言；而原告的证人邹某既非公司员工，也并非在船上亲眼所见原告受伤，而是在回国船上听原告自己所述，为此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又当庭进一步提供了对该证人邹某的手机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被告对主管区域内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本案全部问题都指向了被告对原告不予认定工伤的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这个焦点问题。应当说，原告构成工伤或者不构成工伤，都应当由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执法程序履行法定职责，最终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如果有些重要的执法程序没有履行，则将直接影响本案事实得以查清，但现在被告却在以下三个方面明显违背了法定程序：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中，原告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已提交了反映自己所受伤害办理过商业保险理赔线索的中国农业银行明细清单，同时也提交了体现同一线索的与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树松的通话录音。对此，被告理应依法调查核实这些商业保险理赔材料，综合评判原告构成工伤或不构成工伤，但对如此明显线索，被告却没有给予调查，这与被告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的法定程序相悖。第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对原告的两证人邹某、樊某是否亲眼所见原告受伤的各方举证并不一致，原告曾在事故船上亲口告之的船长又病亡与船员李华又失联，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在被告调查笔录中所陈述给其治疗过的船医杨学东就成为本案的唯一直接证人。现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只提供了船医杨学东的书面证言，在此情况下被告就有义务进一步责令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按排船医杨学东接受调查核实，然而被告却并没有如此履职，只是对杨学东的书面证言不予采信，因此这也违背了被告应当责令第三人烟台顺风公司承担法定举证责任的执法程序。第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7月23日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并于10月23日送达原告，已历时一年多，严重超期。对此原告解释为本案证人都在国外船上而联系多有不便，但却没有提供为此自己做过有关联系工作及采取有关措施的必要证据，因此被告超期作出工伤认定也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1-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１、撤销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芝罘区人社工伤案字[2019]01-047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２、责令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王思相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做出认定结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文胜人民陪审员  于 华人民陪审员  于龙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宋海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