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亚欣（曾用名韩美昌），女，1975年1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高，男，1972年7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励，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遵义欣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丰乐学府芳邻二期16层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0973091269。法定代表人：邹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邹东华，男，1963年11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集思，男，1989年5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峰，重庆伟豪（江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亚欣因与被上诉人陈高、原审被告遵义欣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鼎公司）、邹东华、原审第三人王集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亚欣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19）渝0113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应追加欣鼎公司的股东邹锐参加诉讼。二、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属性并非股权质押担保，即使是股权质押担保也与韩亚欣无关。三、陈高与韩亚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陈高并没有真实持有公司的股权，没有股权转让的基础，且该股权转让没有经其他股东同意，侵犯了其他股东的权利，应为无效。四、韩亚欣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受托行为，陈高对此明知，故韩亚欣不应承担责任。五、《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包含了出资利息，尚欠本金为500万元。陈高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认定正确。二、陈高与韩亚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即使《联合合作开发协议》性质为让与担保，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对担保物的处置，合法有效。且陈高作为股东已向公司出资，也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其具有股东身份。三、韩亚欣无证据证明其系受托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与本案无关。四、关于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陈高对欣鼎公司的实际出资接近1900余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是双方协商确定的结果。欣鼎公司述称，一、本案真实情况是陈高带人到欣鼎公司闹事，强行要求退股，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堪其扰为项目顺利完成同意陈高退股，邹东华个人想把陈高的股份买下来，其与陈高商量让韩亚欣出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整个过程系背着另一股东王集思暗箱操作。二、韩亚欣系下岗女工，无收入来源，无能力购买陈高的股份，其从未向陈高付过股权转让款。三、邹东华找韩亚欣出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与陈高商量的结果，陈高明知韩亚欣系受托签订该协议。四、陈高在涉案项目中出资1500万元，欣鼎公司已退还1150万元，未付股权转让款金额不应为1518.60万元。五、邹锐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陈高并非质押担保，并不符合质押担保的法定要件，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六、陈高退股侵害了王集思作为股东的权利，欣鼎公司未通知其转让股权事宜。七、陈高至今仍在行使股东权利，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证明本案股权转让系虚假意思表示，实为陈高强行退股。八、欣鼎公司为本案韩亚欣债务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讨论，担保无效。综上，同意上诉人的意见。邹东华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王集思述称，一、一审审理过程中，王集思收到法院传票后委托其父亲到庭参加庭审，但因法律知识欠缺未带齐代理手续，一审法院不允许其参加庭审，故王集思未能在一审中发表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王集思未向法院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无依据。二、王集思认可陈高系欣鼎公司股东，但对于本案合作开发及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王集思均不知情，陈高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均来源于欣鼎公司，至今涉案股权转让未完成过户登记，其不得就股权转让事宜对抗王集思的优先购买权。三、欣鼎公司为本案韩亚欣债务提供保证未召开过股东会，欣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构成越权代表，欣鼎公司该担保行为无效。四、一审判决将导致陈高抽逃出资，违反“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原则，本案中陈高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均系欣鼎公司出资，陈高对此明知，该判决结果事实上减少了公司资本，损害了其他股东以及欣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五、本案系陈高与邹锐恶意串通，损害欣鼎公司债权人以及股东王集思的合法权益，涉案协议均应无效。六、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陈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韩美昌、欣鼎公司、邹东华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10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17.80万元（计算至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0月29日后的利息以103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止），合计1547.80万元；2.判令韩美昌、欣鼎公司、邹东华连带支付陈高因本案纠纷产生的律师服务费4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2日，陈高与欣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股东邹锐将其所持有的股份作价480万元转让陈高。协议签订后，陈高未实际支付协议约定的股价转让款。2014年8月26日，陈高与欣鼎公司签订《联合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开发遵义糖酒有限公司地块的时代港湾项目，陈高以现金1500万元作为出资，占项目50%的份额；欣鼎公司的股份由陈高实际持有50%，工商注册为48%。同年9月3日，双方又签订名称同为《联合合作开发协议》的协议对邹锐股份进一步补充约定：待项目结束后，陈高无偿退还邹锐全部股份。协议签订后，陈高向欣鼎公司、邹东华支付1500万元，同年9月5日，欣鼎公司向陈高出具《收条》予以确认。之后，经过工商变更登记，陈高持有欣鼎公司48%的股权份额。2016年3月8日，陈高与韩美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高向韩美昌转让欣鼎公司50%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030万元，由韩美昌在签订协议后3日内支付转让款100万元，2016年4月28日前支付1030万元，2016年9月20日前支付尾款900万元，并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资金利息，如果韩美昌按期支付尾款900万元，则免除支付资金利息的义务。合同签订后，2016年3月9日及同年5月10日案外人邓玉全分别向陈高支付100万元、400万元，合计500万元，2016年5月12日，邹锐向陈高支付500万元，前述合计1000万元。2017年9月28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股权转让结息书》，约定：2016年3月28日，陈高将欣鼎公司的时代港湾项目50%的股权以2030万元转让给韩美昌，至今陈高只收到1000万元，合计欠款1030万元，按照约定应当结算利息，以1030万元为基数，拖欠18个月，共计产生利息3708000元，因欣鼎公司、邹东华未按月支付利息，经协商，从2016年3月8日至2017年9月28日利息按照400万元计算；韩美昌欠陈高1030万元、利息400万元合计1430万元，该款从2017年9月28日至付清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由欣鼎公司、邹东华担保支付。之后，2017年10月22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100万元，2018年2月11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50万元。对已支付款项，陈高认为欣鼎公司支付的150万元为利息，其余1000万元为本金，均系韩美昌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价款。欣鼎公司、邹东华对支付金额及时间无异议，但认为支付的均为本金。韩美昌认为，款项均非韩美昌支付，与己无关。2018年8月23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陈高退出联合开发，将陈高在项目中50%的股权作价2030万元；在韩美昌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欣鼎公司通过公司账户支付的150万元，邹锐支付的500万元，案外人邓玉全支付的500万元，陈高累计收到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1150万元；由于欣鼎公司、韩美昌、邹东华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付清股权转让款本息，欣鼎公司、邹东华对韩美昌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连带责任期间至2020年7月底，连带责任范围包含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股东变更登记仍按照陈高与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执行，由欣鼎公司、邹东华配合。一审审理中，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对欣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锐进行了询问，并向其出示了庭审中双方提供的：2014年8月22日陈高与邹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9月3日陈高与欣鼎公司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2018年8月23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经过邹锐辨认，其对上述证据中本人的签名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高与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韩美昌是否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义务人；三、陈高对其与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对价款2030万元是否有受偿权，该2030万元是否包含出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陈高与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理由为：首先，该协议的签订具备事实基础，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陈高在与案外人邹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后，陈高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结合欣鼎公司与陈高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中“该项目结束，办完结算及分红，陈高即无偿退还公司邹锐全部股份”的约定，可以认定陈高与邹锐之间并没有转让股份所有权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邹锐将所持有的股权份额转移陈高名下，应当认定为邹锐为《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中陈高的债权所提供的质押担保。在履行《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中，陈高作为债权人与出质人协商采取对质押物变卖的方式清偿其所担保的债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应属有效。其次，采取变卖股份的方式处分质押物得到了债务人及出质人的同意。在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共同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对质押物的价格、购买人，都进行了明确，出质人邹锐也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字；再次，欣鼎公司另一股东王集思未向一审法院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韩美昌是《股权转让协议》股价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人，韩美昌辩称系接受欣鼎公司委托签订该协议，其不负有支付义务的答辩理由不成立。理由为：首先，在《股权转让协议》中，韩美昌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案件审理中，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韩美昌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陈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欣鼎公司与韩美昌之间有委托关系。其次，欣鼎公司不具有购买本公司股份的资格，也无法完成股份变更登记。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后，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结算书》，均载明韩美昌系股价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人，欣鼎公司、邹东华的身份为担保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即便欣鼎公司与韩美昌存在委托关系，陈高仍可以选择韩美昌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2030万元不包含出资利息，陈高对该款项有优先受偿权。理由为：首先，出质股份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陈高在《联合合作开发协议》项下所享有的权益，而非陈高出资15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其次，以出质股份作价2030万元转让的方式作为陈高退出《联合合作开发协议》的对价，在《〈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中，得到主合同《联合合作开发协议》的债务人欣鼎公司、出质人邹锐、质权人陈高的共同确认。综上所述，陈高与欣鼎公司签订《联合合作开发协议》后，第三人邹锐自愿以股权出质的方式为协议项下陈高债权提供担保。在协议的履行中，经协商对质押股份作价2030万元变卖实现质权。在前述基础上，陈高与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欣鼎公司与韩美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均不能免除韩美昌支付对价款的义务。根据约定，转让价款为2030万元，由韩美昌在签订协议后3日内支付转让款100万元，2016年4月28日前支付1030万元，2016年9月20日前支付尾款900万元，并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资金利息，如果韩美昌按期支付尾款900万元，则免除支付资金利息的义务。合同签订后，2016年3月9日及同年5月10日案外人邓玉全分别向陈高支付100万元、400万元，2016年5月12日邹锐向陈高支付500万元，2017年10月22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100万元，2018年2月11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50万元。前述款项，陈高均认可为韩美昌支付的对价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二批款项1030万元的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韩美昌第二笔款项实际于2016年5月10日支付400万元，已经发生违约。根据双方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应当从签订协议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当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抵充利息。陈高将2017年10月22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100万元及2018年2月11日欣鼎公司向陈高支付50万元主张为支付的利息，具备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韩美昌已经支付股价款本金1000万元，尚欠1030万元应当继续支付。陈高起诉自愿以截止庭审之日的未付本金为103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8日起计算利息，计算基数和起算点相比陈高与韩美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利息的约定有利于韩美昌，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诉请的月利率2%标准符合约定，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亦予确认。2017年9月28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股权转让结息书》，约定从2016年3月8日至2017年9月28日利息按照400万元计算。该结息书未经韩美昌签字确认，对韩美昌不发生效力，韩美昌逾期付款所产生的利息应当以1030万元为计算，从2016年3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截止2018年10月28日，应当产生利息638.60万元，扣减已经支付的150万元，应当支付488.60万元。因此，对陈高诉请的截止2018年10月28日的利息517.80万元，一审法院以488.60万元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欣鼎公司、邹东华与陈高签订《〈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自愿为韩美昌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应付的转让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韩美昌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支付义务，欣鼎公司、邹东华应对韩美昌所负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高与韩美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的负担没有明确约定，且韩美昌逾期付款给陈高造成的损失，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利息足以弥补，对陈高要求韩美昌支付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韩美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高转让款本金1030万元，以及截止2018年10月28日利息488.60万元，合计1518.60万元；二、韩美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高从2018年10月29日起的利息（以尚欠本金10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9日起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欣鼎公司、邹东华对韩美昌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陈高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4668元,由陈高负担1752元，韩美昌、欣鼎公司、邹东华连带负担11291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韩亚欣举示了以下新证据：1.韩亚欣户口簿复印件、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街道长征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自力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证明》，欲证明：韩美昌改名为韩亚欣，其从原供职公司下岗后未在该公司领取工资，也未重新就业，无基本生活来源，无力进行投资，更未参加任何合作开发经营；2.证人询问笔录、张基会身份证复印件、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欲证明：韩亚欣系受欣鼎公司、邹东华委托与陈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从未与欣鼎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陈高对韩亚欣系受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明知，证人张基会清楚韩亚欣的收入及投资能力，但因证人张基会在台湾故不能出庭作证；3.欣鼎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保证担保承诺书复印件，欲证明：陈高仍为欣鼎公司登记股东，韩亚欣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并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陈高仍在行使股东权利，出席股东会并进行表决、签署股东会决议，陈高与韩亚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韩亚欣不应成为本案债务主体。陈高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户口簿的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对，但该证据显示韩亚欣在2018年1月9日前就已更名，却未在一审中披露该信息，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更名，以假名签订合同构成欺诈，户口簿证明韩亚欣的居住地是北京市，而非遵义市，居委会《证明》及公司《证明》无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且内容与户口簿相矛盾；对第二组证据，证人笔录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形式，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以上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陈高与韩亚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未达到股东更名过户的条件陈高继续作为股东履行股东义务，并不能否认双方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欣鼎公司、邹东华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均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王集思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对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陈高举示了遵义星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好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打印件，欲证明：韩亚欣于2017年4月11日注册成立星好公司，系该公司唯一股东且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因此韩亚欣并非居委会《证明》所称未就业，也并非家政公司员工。韩亚欣与邹东华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现公司注册为认缴制，该证据不能证明韩亚欣的资产和收入情况，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欣鼎公司、王集思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被告欣鼎公司举示了邓玉全与邹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情况说明，欲证明：邓玉全向陈高支付的500万元以及邹锐向陈高支付的500万元均系受邹东华委托，是公司款项。韩亚欣与邹东华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该证据证明韩亚欣系受委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高对此明知，本案真实法律关系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陈高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该证据证明邹东华是欣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邹锐作为欣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清楚公司事务，而是按照邹东华的要求处理公司事务，欣鼎公司按邹东华的意志为韩亚欣提供担保合法有效。王集思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陈高的行为损害了王集思的权益，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原审第三人王集思举示了欣鼎公司章程，欲证明：邹锐、陈高与王集思为欣鼎公司股东，陈高明确知晓公司章程的内容，因此陈高不能认定为善意，恶意串通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和王集思的合法权益。韩亚欣与邹东华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陈高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陈高并不认识王集思，欣鼎公司由邹东华实际控制，一审法院通知了王集思参加庭审，王集思若对本案股权转让有异议可向法院提出，但其从未行使过股东优先购买权，系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欣鼎公司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欣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邹东华，陈高与王集思经常一起开会，相互认识，系朋友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对韩亚欣提交的第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户口簿的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居委会及公司《证明》，本院认为韩亚欣是否就业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其自愿签订并无关联，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因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人询问笔录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因陈高与韩美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并未办理变更登记，现陈高仍为欣鼎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其仍在行使股东权利并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陈高、王集思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韩美昌更名为韩亚欣。欣鼎公司股东为王集思（持股50%）、陈高（持股48%）、邹锐（持股2%）。另查明，2016年3月8日，甲方陈高与乙方韩亚欣（韩美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是欣鼎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东，拥有目标公司注册资本50%的股份（工商登记备案为48%的股份）。2.目标公司合法拥有位于遵义市人民路市政府一小区对面遵义糖酒有限公司地块[2012GP-86]（以下简称目标土地）；项目名称：时代港湾。3.因乙方有意购买[2012GP-86]地块的使用权，现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欣鼎公司、乙方陈高以及丙方邹东华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3月8日，乙方与甲方指定的韩美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2016年9月20日前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及利息。丙方为韩美昌的担保人。……一、三方确认，甲、乙双方于2014年8月26日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已于2016年3月8日解除。二、乙方与甲方指定的韩美昌于2016年3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由韩美昌支付的转让价款本金及利息由甲方、丙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连带责任期间至2020年7月底，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实现权利的费用。……欣鼎公司与陈高于2014年8月26日、2014年9月3日签订的两份《联合合作开发协议》，欣鼎公司、陈高以及邹东华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上欣鼎公司盖章处均有法定代表人邹锐签字。再查明，邓玉全、邹锐均陈述其向陈高支付的各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系受邹东华委托，是公司款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陈高与邹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陈高与欣鼎公司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的《股权转让结息书》、《〈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等协议均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陈高与韩亚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三、韩亚欣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四、尚欠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本院现分述如下：一、关于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韩亚欣主张因一审未追加邹锐参加本案诉讼故程序违法。本院认为，2017年9月28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签订的《股权转让结息书》明确载明本案股权转让事宜，邹锐作为欣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上述协议内容明知。且欣鼎公司、陈高以及邹东华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亦明确载明上述股权转让内容，邹锐以欣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在该协议甲方签章处签字，更足以证明邹锐对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系明确知情。本案各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邹锐自知道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过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且一审中邹锐到庭确认相关协议中本人签字是否真实时亦未向法院主张过股东优先购买权。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已足以认定邹锐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行使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是否行使其优先购买权并非必须以参与诉讼的方式来证明，一审未追加其为诉讼参与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二、关于陈高与韩亚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首先，欣鼎公司的股东为陈高、邹锐以及王集思。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邹锐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张行使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欣鼎公司另一股东王集思最迟应于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诉状副本等司法文书时知晓本案陈高与韩亚欣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其亦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且即使邹锐与王集思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了股东优先购买权，也只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能否履行产生影响，而并不导致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当事人亦未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影响合同效力的其他事宜。因此，韩亚欣主张该协议无效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韩亚欣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问题。首先，韩亚欣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以个人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承诺向陈高支付股权转让款2030万元，应当知晓签订该合同的法律后果。韩亚欣是否具备支付该款的经济能力与其是否应当承担该付款义务并无关联。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院认为，因欣鼎公司股份不能由欣鼎公司持有，而应由欣鼎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并非公司自有财产，欣鼎公司亦不具有购买本公司股份的资格，故欣鼎公司股份转让事宜并非欣鼎公司的事务。韩亚欣虽系受欣鼎公司指定签订该协议，但并非代欣鼎公司签订上述协议，该“指定”应理解为指明确定，而非委托，即欣鼎公司指明确定由韩亚欣与陈高签订本案《股权转让协议》。韩亚欣以个人名义签订该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应为韩亚欣本人，受让股权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均应为韩亚欣，该协议不能直接约束欣鼎公司，该协议的法律后果无法直接由欣鼎公司承担，否则就会造成欣鼎公司持有其自身股权的结果，而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权回购的情形。因此韩亚欣主张其系受欣鼎公司委托签订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韩亚欣在一审中明确主张其系受欣鼎公司委托，而在二审中主张其系受欣鼎公司、邹东华委托。本院认为，欣鼎公司与邹东华为不同的法律主体，韩亚欣关于委托主体的陈述在一、二审中不一致。而且，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3月8日，陈高与欣鼎公司、邹东华订立的《〈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签订于2018年8月23日。韩亚欣并无证据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其明确告知陈高其系受欣鼎公司或邹东华委托订立该合同。另外，《〈联合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中虽载明韩亚欣系受欣鼎公司指定与陈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亦明确载明欣鼎公司、邹东华对本案韩亚欣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因此，即使韩亚欣与欣鼎公司或者邹东华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陈高也已确定选择韩亚欣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欣鼎公司、邹东华为担保人，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相对人。邹锐与邓玉全虽陈述其向陈高所支付款项系受邹东华指示，系公司款项，但因欣鼎公司与邹东华为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担保人，其向陈高付款并不能否定韩亚欣系本案主债务人的事实认定。因此，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应为韩亚欣，其与欣鼎公司、邹东华之间关于该股权转让款的承担由各方另行协商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四、关于尚欠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韩亚欣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030万元包含了陈高出资的1500万元及利息，因此尚欠本金应仅余500万元，而非1030万元。本院认为，陈高将欣鼎公司50%股份（含时代港湾项目50%份额）转让与韩亚欣，双方协议该部分权益作价2030万元，该约定价格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韩亚欣主张该价款系以1500万元为本金加上利息计算而成，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就该金额如何计算而成进行明确说明，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韩亚欣已付款总额为1150万元，陈高主张其中1000万元为支付本金，150万元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主张未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尚欠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为1030万元。综上所述，韩亚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4668元，由韩亚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筱茜审判员  严永鸿审判员  赵 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