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02民初2629号 原告：南宁市飞星纸业经营部，住所地：南宁市华强路202号华天国际大厦7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102MA5P5B487A。 经营者：李惠伦，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福琼，南宁市建业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慧，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新乡经济开发区鸿泰大道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1173169170F。 法定代表人：史世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顺国，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方慧，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南宁市飞星纸业经营部（简称飞星纸业经营部）与被告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简称鸿泰纸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飞星纸业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慧，被告鸿泰纸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顺国、翟方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飞星纸业经营部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31万元及资金占用费4383元（从2020年1月18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到2020年4月12日止，以后另计）；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飞星纸业经营部经营者李惠伦在2019年４月通过被告公司开展的展销会上，认识被告公司营销部经理史一良。经过他的介绍，原告开始通过微信与被告公司营销部经理史一良下单购买被告公司生产的文化纸张用于生产。双方从交易开始至今，均是由原告在微信上与被告公司职员史一良下单并转款至其账号上，再由被告公司按单发货至原告处。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一直友好的进行，但因临近年末，需要纸张货量过大，原告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转账20000元、2019年11月29日转账170000元、2019年12月７日转账20000元、2020年１月17日转账100000元，上述合计310000元转账至被告公司营销部经理史一良账户，用于购置被告公司生产的50克原浆高白778卷筒纸。所购买的纸张规格均在下单时一并向史一良进行说明并确认。但截至至今被告公司均未能按约向原告发货。综上，被告已经收取原告共计31万元的货款，应按约及时向原告供应31万元的文化纸张。经多次催被告发货，但被告均未向原告交付货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如其诉请。 被告鸿泰纸业公司辩称：一、被告与原告未订立买卖合同，也无购货、付款交易往来，案涉货款系原告与案外人史一良之间的个人交易，被告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其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收取案涉款项的史一良原系被告的职工，从事纸品营销工作，2019年11月10日因违反公司销售收款规定，私自收取山东客户货款占为己有被除名。2019年11月19日后原告向其下单转款时，史一良与被告己不存在劳动关系。经核实，自2019年４月至今，被告从未与原告订立过买卖合同，没有接收过原告的订单和货款，也没有向原告开具过发票和直接发货的交易记录，故双方之间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原告提供的与史一良的聊天记录，因被告不是微信聊天的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证据证明该聊天记录真实有效，但从2019年5月13日聊天记录中记载的史一良明确告知了原告下单付款的账户信息（收款人名称：新乡县恒泰百通商贸有限公司、账号：25×××99，开户行：新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及经原告介绍，2019年5月15日、５月17日梧州市万秀区天聚印刷厂通过该账户付款171946.75元进行购货，被告向其开具同等数额的发票和如约向其交付订购纸品等，从上述事实可以推定原告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向被告下单购货必须将货款付至被告对公账户，而不能向销售人员付款。本案中，涉案货款31万元是由原告微信支付给史一良的，此时史一良已经被除名而自谋职业，史一良没有向公司下订单并支付货款，公司也不了解其与原告之间的交易情况，所以被告不向原告供货并无不当。史一良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其个人收取原告支付的货款后既不供货又不退款，由此产生民事责任只能由其本人承担，与被告没有关系。二、原告既确认史一良为被告营销部经理，又认为代收货款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法理上自相矛盾。首先，史一良在收取涉案款项前已被除名不再是被告的职工，其行为不是被告职务行为。其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权力外观的表现形式上，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授权委托书、介绍信、公章等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还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其具有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原告认为：史一良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的依据为在展销会上与史一良相识并通过个人名片知道其身份为被告营销部经理以后，开始通过微信向其下单购买被告生产的文化纸用于生产，案发前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一直友好的进行。但被告认为原告作为经营纸品的专业经营者，应当具有比一般人高度注意义务，其在交易时没有与被告签订供货合同，没有要求史一良出示委托书，没有向被告付款，没有向被告电话核实购货付款的程序规定，事实上没有形成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而且截止诉前，原告在付款后而未收至货物之时，未及时向被告问询、催告，而是一直与史一良个人联系，致使本可以及早发现的无权代理行为没有发现，从而使可以避免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显然原告存在一定的过失。综上，原告在与史一良的交易中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存在一定的过失，不能构成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史一良的行为在对构成被告的客观表象上也不充分，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应由史一良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涉案款项的返还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史一良原为被告鸿泰纸业公司的营销部业务人员，2019年11月10日，案外人史一良在2019年4月至6月任职期间因违反公司财务规定私自收取销售款而被被告鸿泰纸业公司除名。原告于2019年11月10日后与案外人史一良通过个人微信协商购买原浆高白778卷筒纸，原告向案外人史一良个人账户转账支付货款时间、金额为：2019年11月19日20000元、2019年11月29日170000元、2019年12月７日转20000元、2020年１月17日100000元，合计310000元。至今原告没有收到货物，原告于2020年4月3日以案外人史一良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要求被告供应货物或退还货款310000元。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以被告没有按期发货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如其诉请。 另查明，案外人史一良被被告鸿泰纸业公司除名前，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而在案外人史一良任职期间，其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协商货物买卖时，案外人史一良微信中已告知被告公司收取款项的对公账号、户名和开户行，经原告介绍并促成与被告达成买卖协议的客户中均是通过被告公司对公账号转账支付货款，最终完成纸品交易。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宣传单、名片、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交易明细、律师函和被告提供的《关于对史二良除名的决定》、付款凭证和发票、原告与被告业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原告是与案外人史一良通过个人微信协商，之后四次将款项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史一良个人账户。在此次交易之前原告与被告没有存在多次交易的情形，而原告通过微信协商，由原告促成天聚印刷厂与被告达成的一次交易方式中，货款是通过被告对公账户转账支付的，没有存在货款支付案外人史一良个人账户的情形，案外人史一良被被告公司除名后，其与原告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案外人史一良个人承担，原告以案外人史一良的名片和宣传单主张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被告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飞星纸业经营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8元，由原告南宁市飞星纸业经营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梁振郁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迪绯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