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9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英，男，汉族，1967年12月25日出生，现住康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树明，河北京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兆林，河北京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康保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康保县土城子镇。 法定代表人：李万全，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岚，女，1982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翔，康保县长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武英因与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康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保矿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2019）冀072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树明、杨兆林，被上诉人康保矿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岚、赵凤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其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三、判决上诉费由康保矿业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武英在一审中的诉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康保矿业因国家限产能减排放而关停，在2016年8月进入关停程序，2016年12月9日康保矿业召开了第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土城子井2016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退出职工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该安量方案不包括康保矿业张纪井煤矿职工安置，也没有关于康保矿业煤矿职工所欠年薪假和加班费事项，只是对安置进行研究布置。也没有确定2016年12月31日是康保矿业煤矿职工的合同解除日，更没有提及康保矿业煤矿职工所欠年薪假和加班费事项的研究解决时间。为此，职工向康保矿业领导反映，领导才发现在职工安置中没有安排解决该项目。随后康保矿业矿长等领导集体积极向张矿集团反映所遗留的问题，在康保矿业领导多次向张矿集团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时间已经拖到2017年7月，在职工反复催促下，康保矿业矿长翟来军在2017年7月安排副矿长王桂兵、劳资科长丁强、司机郝虎兵及职工代表曹启平、刘玉明一起到康保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咨询解决办法。康保县劳动仲裁委员会黄科长告诉康保矿业一行人，康保矿业是张矿集团企业，归市属管理，不归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理。让到市里问问。随后当天，康保矿业一行人请示矿长后直接来到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赵主任告诉康保矿业一行人，康保煤矿以前欠的加班费和带薪年假费事项不归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管，需要走法律程序。三十多个职工聚到一起后商量，请律师走法律程序，在2018年3月29日职工依据原告职工家庭住所地（货币接收地）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桥东法院立案庭李庭长看完起诉材料后，告诉需要到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武英在2018年3月30日到市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后，朱科长称节能减排、去产能是国家统一安排的事，让回去等政策，会有统一的安排。在等到2018年5月份时，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仍然没有给原告回复，武英为此又找到康保矿业解决问题，康保矿业领导通知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让职工自己走法律程序。康保县法院判决书认定工资表是2019年5月打印的是错误的。 武英经过反复打听，才知道，可以在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于2019年3月25曰向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以过仲裁时效被驳回。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武英在劳动关系终止后一个月就开始向康保矿业领导提出请求，要求将康保矿业煤矿所欠职工年薪假和加班费事项的研究解决，煤矿领导也配合职工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没有解决办法，武英符合劳动仲裁法规定的中止和一年之内提出的法律规定。况且煤矿领导一直都在管着，到2018年5月煤矿领导才告诉职工让职工自己走法律程序并安排打印工资表。所以不存在职工超过仲裁时效事由。职工收到仲裁书后向康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为：(1)在，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职工的安置是一个井的安置方案，不是全矿职工的安置方案（全矿有两个井加矿属其他职工），时效的起算点不应当以一个井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以2016年12月31日就更没有依据。(2)关于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自职工发现后一直在追要，其中矿领导在2017年7月亲自带领职工代表在解决此事(3)在矿领导实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在2018年5月份让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让职工走法律程序，是职工真正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开始，此时，职工才知道自己的事煤矿管不了，不管了。仲裁时效，诉讼时效都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隙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在2018年5月份矿长让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通知职工自己解决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事宜，是武英知道自己的事煤矿不再管了，是自己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开始，至2019年3月25日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原告在2018年5月以前要求矿领导为解决职工遗留问题进行过各种努力，包括诉讼。矿领导也陪伴职工代表进行了一些努力包括派车派副矿长劳资科长等进行努力，即便从2016年12月31日计算仲裁时效或诉讼诉讼时效，也有法定的时效中断情形，也应当符合法定仲裁、诉讼时效规定。关闭煤矿欠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在法院诉讼中，应当依法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三年。在上一批职工的同样诉讼中，也是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职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仲裁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了职工的诉讼请求。同样的事实，同一个法院，出现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武英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95条（一）、（三）、（四）的规定作出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适用法律不正确。 康保矿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武英在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康保矿业依法补发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用2008年-2017年共22263.82元；2.判决康保矿业依法补发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008年至2017年共36343.21元；3.判决康保矿业依法补发企业停产整顿期间工资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共26400元。事实与理由：武英于2008年至2017年期间在康保矿业工作，担任井下掘进组长职务，月工资4400元，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工作期间，康保矿业未按照劳动法规定足额为发放节假日期间加班费，未依法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现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武英反映支付工作期间的节假日加班费用10年共22263.82元、带薪年休假工资10年共36343.21元、企业停产整顿期间至解除合同期间2016年9月-2017年3月的工资26400元等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康保矿业在与武英协商时以节能减排，国家会有统一政策为由，让武英等统一政策，现又告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武英依法申请至康保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武英的请求。 康保矿业在一审中辩称：1、武英的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康保矿业因国家化解过剩产能政策，于2016年8月底全面停产，并永久性关闭矿井。2016年12月9日康保矿业召开第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土城子井2016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退出职工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至此双方劳动合同终止。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武英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应当驳回其的诉讼请求。2、武英要求支付法定节假日、年休假加班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康保矿业已经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及年休假工资。此外康保矿业属于煤炭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在武英的基础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节假日加班工资，其在入职时已经清楚该工资计算及支付方式。武英在工作期间对于工资卡中所列工资明细及数额从未提出异议，也从未主张过另行发放加班费。3、武英要求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的生活费无法律依据。在2016年12月9日《安置方案》通过后，双方劳动关系即告终止，康保矿业根据去产能政策永久性关闭，不是临时性停产停业，劳动关系终止后康保矿业不应当支付武英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的生活费。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武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经审理查明，武英自2004年7月1日开始在康保矿业工作，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康保矿业于2016年12月31日因国家去产能政策永久性关闭矿井，召开了第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安置方案》，并予以公示。2017年1月2日，双方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武英于2019年3月25日就劳动争议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如下：1.依法补发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用2008年至2016年共计222630.82元；2.依法补发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008年至2016年共计36343.21元；3.依法补发企业停产整顿期间工资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共计26400元。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康劳人仲案字〔2019〕第68号（非终）仲裁裁决书，以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武英的请求。武英对仲裁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武英提供的2016年张纪井待休年薪假工资发放表、平均工资测算表、在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诉讼材料接收单和张家口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及康保矿业提供的四组证据（1.工资二次分配方案及二次分配表、工资结算表及工资单价测定表、基本工资制度调整方案；2.欠发工资、带薪年休假及年功补差发放明细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职工费用发放签字表、带薪年休假发放明细表；3.安置方案；4.解除劳动关系平均工资计算表、安置方案公示照片、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武英称，2019年5月煤矿给工人打了工资表让工人去起诉，工人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案中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康保矿业因国家去产能政策永久关闭矿井，通过《安置方案》并予以公示。武英作为劳动者于2017年1月2日向康保矿业申请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康保矿业在公司意见处加盖公章，该行为应当视为康保矿业作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合同终止时间为2017年1月2日。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武英于2019年3月25日就劳动争议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武英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英负担。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武英于2017年1月2日向康保矿业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康保矿业在武英的申请上加盖公章进行了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该日已解除。故原审法院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日并无不当。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本案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均在康保县，武英应以冀中能源康保矿业为被申请人，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其却于2018年3月29日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递交材料、向张矿集团公司主张权利，而没有向义务人冀中能源康保矿业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其所述理由，不构成时效中断的正当事由。第三，上诉人主张在2017年7月,矿长翟来军安排副矿长王桂兵、劳资科长丁强、司机郝虎兵及职工代表任志昌、刘玉明一起到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不归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后，于2018年3月30日向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张了权利，有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和证人证言为证。但却没有提交康保县、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立案通知等证据来证实其主张，且同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曹启平、刘玉明出具的证明，并非证人证言。故原审法院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7年1月2日，武英于2019年3月25日才就上述劳动争议向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武英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武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 键 审判员 姜 兵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