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7391号原告：李某，女，198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沂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李某之母），1948年3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沂南县。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号。法定代表人：杨全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16号。法定代表人：赵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进，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泽勇，男，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该中心神经外科退休医生。原告李某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以下简称第六医学中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以下简称火箭军医学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被告第六医学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被告火箭军医学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进、胡泽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李某医疗费42911.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0元、护理费18000元、交通费29581元、住宿费103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待鉴定后确定。以上合计205327.77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7月，李某在学校教书期间，突然出现眼睛不适症状，且每隔七天左右出现一次，每次约一秒钟左右，症状轻微，不影响生活和工作。在临沂人民医院行头颅MRI检查示左侧蝶骨嵴及内侧类圆形信号影，呈稍长T1稍长T2，信号均匀，边缘较清，大小约4.0*2.5*3.0m??，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可见脑膜尾征。2009年9月11日，李某到第六医学中心就诊。第六医学中心以“左蝶骨嵴脑膜瘤”收治入院。第六医学中心将李某收入进行住院治疗后，依据“患者病史、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尤其是头颅MRI的脑膜尾征为脑膜瘤特征性表现，患者目前诊断明确为蝶骨嵴脑膜瘤，无需鉴别诊断”的理论，未对李某进行进一步鉴别诊断，直接将李某的病情确诊为蝶骨嵴脑膜瘤。2009年9月16日，第六医学中心对李某进行了左侧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术，术后李某出现了一些列三叉神经损伤、动眼神经损伤、滑车神经损伤、交叉神经损伤、外展神经损伤、面神经损伤、垂体受损的症状。2009年10月8日李某出院。此后，李某因三叉神经损伤、垂体受损分别到临沂市人民医院、临沂市肿瘤医院、山东省肿瘤进行治疗。2010年3月31日，第六医学中心安排李某进入火箭军医学中心进行伽马刀治疗。治疗后李某出现了三叉神经、动眼神经损伤、滑车神经损伤、交叉神经损伤、外展神经损伤、面神经损伤、垂体进一步受损、内分泌严重失调的症状。此后，李某的并发症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李某的日常生活。2010年4月6日李某出院。此后，李某又因三叉神经损伤、左脸肌肉萎缩、内分泌严重失调、焦虑抑郁状态曾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临沂市肿瘤医院进行治疗。相关专家告知李某“三叉神经手术时割断了，不能恢复了。因为垂体受损伤，今后影响生育”。2011年11月4日，李某前往第六医学中心，提取了2009年9月16日术后病理切片，前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进行病理检验，病理诊断为：“（左蝶骨击占位）海绵状血管瘤”。2011年11月8日，李某带着术后切片前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进行会诊。病理诊断报告为：“（左蝶骨击占位）送检会诊切片镜下符合：海绵状血管瘤”。李某认为第六医学中心违反诊疗常规，在未进行鉴别诊断的情况下，导致将李某误诊为蝶骨嵴脑膜瘤，并在误诊的基础上实施了左侧蝶骨脑膜瘤切除术，并损害了李某的三叉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交叉神经、外展神经、面神经。火箭军医学中心进一步在第六医学中心的基础上对李某实施了伽马刀治疗，加重了李某三叉神经、垂体的损伤。两被告的行为虽没有共同故意，但其过错行为共同导致了李某如今的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对给李某及其家人造成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起诉至法院。第六医学中心辩称，李某主因双眼事物模糊2月余于2009年9月11日入我院神经外科，于2009年9月16日在全麻下行左额颞开颅左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术。至2009年10月8日出院，共计住院27天。我院诊疗过程符合医学规范，没有过错。患者诊断基本明确，有明确的手术适应症，术前准备充分，手术前进行了充分的术前告知。手术入路及方案正确，操作无误，术后病情观察密切，护理精心，术后恢复过程顺利。整个过程符合医学规范，医院没有过错。患者术后的副损伤是目前医学水平局限性决定的，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本手术在神经外科属于难度很大的复杂手术，肿瘤全切除困难，海绵窦内行走神经，术后损伤并发症发生率很高，医生完全按照医疗技术操作常规进行，未违反任何医疗操作规范，无任何过失与差错。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避免部分神经功能的损伤，这是目前医学水平的局限性决定的。而且也符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治疗原则，因此本例手术虽因肿瘤与重要神经血管关系密切而未能全切肿瘤，但手术成功地缩小了肿瘤体积，为以后的伽玛刀治疗提供了基础，完全达成了手术的目的。病理问题不是过错，也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医院的病理结果与患者院外会诊结果不符，这个问题不是医院的过错。因为任何检查都不可能是100%的准确。即便病理检查这个诊断的“金标准”。目前医学水平的现状决定了不可能所有医院、所有医生都是一样的、顶级专家的水平。同时，病理诊断是手术后的诊断，对之前手术造成的损害结果没有影响，因此是手术的损伤结果发生后才作出的病理诊断，即便诊断为海绵状血管瘤也改变不了手术损伤的结果。而且无论是哪种病理诊断，对手术的选择、伽玛刀的治疗都没有原则性的冲突。故病理诊断问题与患者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我院对患者的诊疗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火箭军医学中心辩称，第一，李某来我院之前曾经在第六医学中心进行过颅内肿瘤的切除术，而且有伽玛刀的适应症。2010年3月31日李某入院进行伽玛刀治疗，在治疗前医院按照规范向其告知了手术风险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并取得了李某的签字同意。治疗过程符合伽玛刀治疗的规范，没有给李某造成医疗损害。第二，李某来我院治疗前已经存在事物模糊、颅神经的损害症状，也有内分泌紊乱的症状。李某在我院进行伽玛刀治疗后，治疗效果明显。治疗后复查肿瘤基本消失，所以说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给李某造成医疗损害。综上，李某现在起诉要求我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9年9月11日，李某因双眼视物模糊到第六医学中心就诊，病历记载：门诊诊断左蝶骨嵴内侧占位，入院初步诊断左蝶骨嵴脑膜瘤，李某于当日住院。2009年9月16日，第六医学中心对李某进行了左额颞开颅左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术。2009年10月8日李某出院。出院诊断为血管型脑膜瘤（左蝶骨嵴）。2010年3月31日，李某以脑膜瘤术后入住火箭军医学中心，行伽马刀治疗。2010年4月6日李某出院。此后，李某又因三叉神经损伤、左脸肌肉萎缩、内分泌严重失调、焦虑抑郁状态曾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临沂市肿瘤医院等进行治疗。2011年11月4日，李某前往第六医学中心，提取了2009年9月16日术后病理切片，前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进行病理检验，病理诊断为：“（左蝶骨击）海绵状血管瘤”。2011年11月8日，李某带着术后切片前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进行会诊。病理诊断报告为：“（左蝶骨击占位）送检会诊切片镜下符合：海绵状血管瘤”。在庭审过程中，李某申请就第六医学中心、火箭军医学中心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对李某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护理依赖程度及护理人数进行鉴定。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9月21日给我院出具《不予受理函》，称该中心不具有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故决定不予受理该案鉴定委托。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11月14日给我院出具《关于李某案件的说明》，称鉴定人员多次组织双方拆封病历，因当事人不配合均未成功，且此过程中曾与当事方发生矛盾，为防止矛盾激化，经鉴定人讨论决定回避该案件。我院于2019年1月16日委托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1月13日给我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称该患者李某的症状属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项中超出该中心鉴定能力的情形，决定终止鉴定。就上述情形，本院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咨询。专家意见为：诊断是脑膜瘤，院方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从片子看，手术指征是有的，可以做手术。患者在手术中神经很有可能受到损伤。这么大的肿瘤，有一半的患者会出现并发症。患者的肿瘤不能全切，采用伽玛刀也是一个办法。伽玛刀也会引起并发症，伽玛刀涉及的周围组织不敢保证不会有并发症，这个患者随后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有手术指征，手术做部分切除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全切对病人的损伤会更大，做伽玛刀也是正确的。从神经外科的病例来看，这个病例算是比较成功的。问题在于病人不接受伽马刀的并发症，医院在术前的谈话中对术后并发症都已经交代了。第六医学中心术前检查做的很完善。脑膜瘤与血管瘤在病理上虽有不同，但治疗上是一样的。患者称手术操作不当，这种手术半数以上都会出现并发症。手术后病人平稳，如果一直在医院住着，不作手术，不作伽玛刀，效果不一定好。第六医学中心及火箭军医学中心在诊断过程中没有发现过错，都是标准的治疗程序。器质性精神障碍是由脑部疾病导致，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否经过手术、伽马刀治疗，都有可能出现各种精神症状，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与手术、伽马刀具有必然因果关系。焦虑抑郁是一组情绪异常，现实生活中各种负面因素均可导致，尤其是在持续、重大的困难、挫折影响下更易发生。李某患脑瘤后现实处境发生明显变化，且无法改变，从而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并非手术、伽马刀所致。本院认为，因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而构成侵权的，患者要求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患者受到损害；患者的损害是由医疗行为引起的或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在实施医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中李某未提交证据证明第六医学中心及火箭军医学中心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亦无法证明其损害后果与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某要求进行第四次鉴定的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根据专家咨询意见，第六医学中心及火箭军医学中心的诊疗过程均符合规范，李某的症状属于其自身疾病术后正常的并发症，与第六医学中心及火箭军医学中心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李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侵权责任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0元，由李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一凯人民陪审员  周义忠人民陪审员  李蜀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崔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