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2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亘，男，196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向东，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翠，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长江北路君悦广场。 负责人：李珍珍，该分行行长。 原审被告：方辉，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原审被告：苏亚琴，女，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原审被告：方娣，女，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原审被告：池州市富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站前区上海城A1幢。 法定代表人：方娣，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宋五华，男，197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东至县。 再审申请人袁亘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原审被告方辉、苏亚琴、方娣、池州市富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盈酒店）、宋五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终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袁亘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方辉原系银行客户经理，精于贷款流程包括违规规避，涉案贷款系方辉申请办理，袁亘从未参与贷款的申请及办理。袁亘参与涉案贷款合同的签订，系方辉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恶意串通的结果，不是袁亘真实意思表示。方辉明知袁亘与其姐姐方娣感情不和，正在协商离婚，却将自己名下房产的一部分在2013年7月18日过户到方娣名下，在2013年7月30日便签订了涉案贷款合同，这表明上述房产过户即是在与贷款银行恶意串通将贷款债务转嫁给袁亘做准备。2.光大银行池州分行2013年7月30日携带贷款合同到袁亘家里，欺骗袁亘签字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接触与沟通，更未与袁亘就贷款的用途、金额、期限等有过任何磋商，明显不合情理。且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与方辉串通后在说服袁亘签字时，理由是抵押物的产权证上有方娣的名字，出于处理抵押物的便利，要求抵押物产权人的配偶在其空白合同指定位置签字。而且银行经办人员也承认，如果没有方娣的名字在抵押物上，这笔贷款和袁亘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袁亘并不知道签字的真实意思及后果。3.袁亘在贷款合同中的身份只是名义借款人，实为抵押人，一、二审未能正确认定该事实。且方辉的陈述也能证明袁亘不是作为借款人来签字的。袁亘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明知袁亘仅系名义借款人，但二审判决未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进行分析认定。4.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光大银行池州分行的违规行为，进一步证明其与方辉串通以及袁亘并非借款人的事实。涉案贷款发放后，直到现在，袁亘从未收到催收通知。袁亘在2018年2月22日前也一直不知晓借款人栏有自己的签字。为此，在贷款银行放款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即2014年3月，袁亘与方娣离婚时并未约定任何债务分割。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与方辉、宋五华三方在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三方协议》，袁亘不知情，也未参与。其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解除了对方辉等人不动产的查封，该事实充分证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在起诉之初达成和解时仍未将袁亘视为真正的借款人。本案中，2013年7月30日、2013年12月5日，光大银行合肥分行共作出过两份《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两份批复均是作出追加苏亚琴、方娣、袁亘作为共同借款人的审查意见，同时强调凭他项权证放款等等。从第二份批复来看，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也没有把苏亚琴、方娣、袁亘作为共同借款人，且方辉和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均没有再找过袁亘，无论这笔贷款是否发放都与袁亘无关。2013年12月2日，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拿到他项权证，根据凭他项权证放款的铁律，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放款只能在2013年12月2日之后进行。理论上贷款借据也必须在2013年12月2日之后签署，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发放借款后，和借款人应新签一个贷款借据，但光大银行池州分行违规将空白贷款借据用在这里。2015年，因民间借贷在各地崩盘，光大银行池州分行突然通过诉讼方式终止了该笔贷款，一、二审法院均未对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是否有权单方终止《个人贷款合同》进行调查、举证。在诉讼中，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为打赢官司，违规在2013年7月30日那份空白《个人贷款合同》上填上贷款发放日、到期日，找来方辉、苏亚琴、方娣、陈某，分别签字，盖上公章。（二）原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袁亘在空白合同签字本身即证明贷款银行与方辉串通及欺诈，一、二审认定空白贷款合同的签订是袁亘真实意思表示，适用法律错误。袁亘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熟悉贷款规定及流程，特别是在贷款银行与方辉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按银行要求在空白合同指定位置签字的行为并非袁亘申请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仅考虑到袁亘被贷款银行欺诈的事实，并未考虑贷款银行与方辉串通损害袁亘合法权益的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裁判认定所有类型的空白合同均系无限授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委托授权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按照第九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准确把握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穿透式审判思维的精神，应否定本案关于空白合同无限授权的认定。本案贷款合同及借据于袁亘而言是主合同，均关系到袁亘权利义务的设定，而贷款合同及借据均系空白且同时签订，没有就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发放账户、委托付款等关系到袁亘主要权利义务的合同主要条款作出任何约定，袁亘未做出真实意思表示。3.一、二审关于委托支付及所谓“主借款人”的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委托授权民事主体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按照贷款流程，应首先签订贷款合同，贷款通过审批后再签订借据。贷款合同第一章第八条中明确约定“贷款人受托支付的，借款人应在使用贷款时提出支付申请，并书面授权贷款人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贷款资金。”本案中，同时签订的贷款合同与借据均为空白，贷款银行填写的贷款合同及借据上的收款账号也不一致。二审判决认定贷款使用人方辉是“主借款人”，袁亘作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法律责任，无视袁亘没有按照贷款合同第一章第八条的约定提出支付申请，也没有书面授权发放贷款资金的事实。一、二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三）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2020年5月21日，袁亘在安徽省池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于2013年12月2日在安徽省池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涉案贷款全部房产的他项权证的存档资料，从中发现了三份新证据，即《个人贷款合同》、抵押物清单、《房产估价协议》，上述新证据中的《个人贷款合同》和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一审立案时提交的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所指向的贷款为同一笔贷款，即人民币490万元，唯一区别就是借款人、抵押人不一样。从民事法律关系来评判，就同一笔贷款而言，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已经被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所取代，该份《个人贷款合同》上没有袁亘的签字，袁亘既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也不是抵押人。同时，从刑事法律关系来评判，光大银行池州分行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实施相关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对袁亘的诉讼，已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在虚假诉讼中伪造的《个人贷款合同》、贷款借据当属无效。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及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理应得到刑事处罚。2.袁亘提交的一审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人民法院报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的报纸公告，2015年8月13日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2015年5、6、7月袁亘中国电信133××××9905手机通话记录，光大银行池州分行立案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袁亘及其他五被告的住址和手机电话，这些信息均记载在一审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中，一审法院法官及书记员从未电话通知袁亘前来应诉。2015年8月13日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显示袁亘能够收到传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审判人员仍采取公告方式送达司法文书，故意造成袁亘被缺席庭审、被缺席判决、无法上诉的结果。一审法院在程序上的违法，客观上为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及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某侵害袁亘的合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此外，本案不应由一审法院管辖，管辖存在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围绕着袁亘的再审申请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 关于一、二审认定袁亘系共同借款人是否错误。本案中，袁亘申请再审称其仅是涉案贷款的名义借款人，实为抵押人，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涉案贷款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袁亘再审申请所述理由，袁亘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二审认定。首先，袁亘主张其并未参与涉案贷款的申请。从涉案《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记载情况看，涉案贷款的申请人确系方辉个人，而光大银行合肥分行针对方辉的申请作出的批复意见之一是“追加抵押共有人方娣、袁亘为共同借款人”，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也认可之所以追加袁亘为共同借款人是因为“抵押物担保我们就要求是共同借款人”，这表明袁亘是通过签订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才参与到涉案贷款关系中的。但袁亘虽未参与涉案贷款申请，并不能就此认定其以共同借款人身份在贷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共同借款人身份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也不以其事先提出贷款申请为前提。此外，袁亘主张方辉将其名下的涉案房产过户给方娣是在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恶意串通将债权进行转嫁做准备，但袁亘就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与方辉之间是否就此事存在恶意串通，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仅依据过户行为并不足以证明袁亘该项主张。其次，袁亘主张其在签订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时，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并未向其讲明其将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但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对此并不认可，称“跟你讲过了，你肯定也问过我为什么要签”。双方对该问题陈述并不一致，但根据袁亘的陈述，即“因为当时签这个字的时候，我不是不同意签在借款人上，我是不同意签在抵押物担保人上签字，我都不愿意，所以他肯定就是讲，这个就是一个抵押物担保人，就是给抵押人，承担的就是抵押物的这个责任”，表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和袁亘在签订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时存在沟通，并非如袁亘所称“你们把合同打开以后，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签，是陈某讲在哪签，在哪签就在哪签，这个签字的过程很快”。同时，根据袁亘所称“我肯定要问，我干嘛要签这个字，他讲也就是方娣的名字在上面，流程上面需要，因为夫妻关系，你需要在抵押物上签这个字，你们要求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才会签这个字”，袁亘仅需要在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抵押人处签字。但实际上，袁亘却在抵押人以及借款人两处都进行了签名，对此，袁亘并未给出合理解释。而袁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称其不知道签字的意思和后果，与常理不符，一、二审法院根据《个人贷款合同》文本记载内容认定袁亘系涉案贷款共同借款人并不缺乏依据。 关于一、二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袁亘主张其系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并据此主张方辉与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存在恶意串通及欺诈。但正如二审所称，袁亘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即便是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其也应当能够意识到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同时，根据袁亘在录音中所称“我是不同意签在抵押物担保人上签字，我都不愿意”“你要是讲我签在借款人上，这件事情就免谈了”，袁亘对于作为抵押人，抑或借款人签字可能承担的后果是明知的，但其仍选择在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抵押人以及借款人两处均签署上名字，并将签名后的合同交由银行保管，上述行为无疑是向银行表明其愿意按照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文本约定承担共同借款人相应责任，一、二审法院认定袁亘据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不缺乏依据。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袁亘再审申请环节提交了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以及《抵押物清单》《房产估价协议》三份证据。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与涉案《个人贷款合同》相比，袁亘的签名虽未出现在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上，但据此并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具体到本案中，涉案《个人贷款合同》的当事人之一袁亘，并未参与到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的签订过程中，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并非是在各方当事人均参与的情况下，对涉案贷款关系重新磋商，并对借款主体予以变更而形成的协议。其次，对于袁亘基于涉案《个人贷款合同》所负义务，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与袁亘事后也未协商形成予以免除的合意。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在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中也未作出免除袁亘借款人责任的承诺。再次，从涉案《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中“凭他项权利证放款；追加借款人配偶苏亚琴、抵押共有人方娣、袁亘为共同借款人”的放款前需落实条件的记载内容看，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的签订目的应系光大银行池州分行为落实该条件而签订，而非对借款主体的重新约定。袁亘主张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已取代涉案《个人贷款合同》理据不足。 关于本案是否系虚假诉讼。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袁亘对其在涉案《个人贷款合同》上的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在光大银行池州分行按照约定发放了涉案贷款后，袁亘也应按照其在涉案《个人贷款合同》中所作承诺承担义务。袁亘再审申请环节虽提交了2020年5月21日调取的《个人贷款合同》，但如前所述，该份《个人贷款合同》并未取代涉案《个人贷款合同》。同时，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抵押物清单上虽未加盖印章，但清单上所列明的抵押物与袁亘再审申请环节提交的《抵押物清单》一致。光大银行合肥分行2013年12月5日《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上明确载明系“重走流程”，袁亘以光大银行池州分行在该份批复出具后并未找过其为由主张涉案贷款与其无关依据不足。此外，在袁亘对涉案贷款已发放并无异议的情况下，双方是否在涉案贷款发放后重新签订贷款借据并不影响袁亘应付的还款义务。袁亘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理据不足。另外，袁亘在一、二审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对其再审申请环节所提该部分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袁亘再审申请环节所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情形，主要发生在本案第一次一审期间，但二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对袁亘所称的程序违法事实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定。且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根据袁亘所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的记载，其是对发回重审后的一、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其又称本案第一次一审时存在的程序违法情形，该情形即使成立，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对袁亘该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袁亘称其发现光大银行池州分行等主体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并提出要求对上述主体进行审查的申请，但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主张。且因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主要应围绕着袁亘的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予再审的情形进行审查，故对其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袁亘如有其他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充分证据，可依法向有关机关主张。 综上，袁亘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袁亘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宁 晟 审判员  关晓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齐晓丹 书记员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