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占利，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康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树明、杨兆林，河北京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康保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口市康保县。 法定代表人：李万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岚，女，1982年9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翔，康保县长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梁占利因与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康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康保矿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9）冀0723民初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占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树明、杨兆林，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康保矿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岚、赵凤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723民初98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冀中能源康保矿业因国家限产能减排放而关停。2016年8月,进入关停程序。2016年12月9日,冀中能源康保矿业召开了第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土城子井2016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退出职工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该安置方案不包括冀中能源康保矿业张纪井煤矿职工安置，也没有确定2016年12月31日是冀中能源康保矿业煤矿职工的合同解除日，更没有提及冀中能源康保矿业煤矿所欠职工年休假和加班费事项及研究解决时间。为此，职工向冀中能源康保矿业领导反映，领导才发现在职工安置中没有安排解决该项目。随后矿领导集体积极向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反映所遗留的问题，在多次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时间已经拖到2017年7月，在职工反复催促下，矿长翟来军在2017年7月安排副矿长王桂兵、劳资科长丁强、司机郝虎兵及职工代表曹启平、刘玉明一起到康保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咨询解决办法。康保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告诉王桂兵等一行人，冀中能源康保矿业是冀中能源张矿集团的企业，归市属管理，不归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理。让到市里问问。当天，一行人请示矿长后直接来到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告知，冀中能源康保矿业以前欠的加班费和带薪年假费事项不归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管，需要走法律程序。三十多个职工聚到一起后商量，请律师走法律程序。在2018年3月29日，职工依据其家庭住所地向桥东区，桥东法院立案庭看完起诉材料后，告诉需要到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上诉人在2018年3月30日到市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后，仲裁委告诉上诉人，节能减排、去产能是国家统一安排的事，你们回去等政策，会有统一的安排。在等到2018年5月份时，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仍然没有回复，为此上诉人又找到冀中能源康保矿业解决问题，矿领导通知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让职工自己走法律程序（康保县法院判决书认定工资表是2019年5月打印的是错误的）。上诉人经过反复打听，才知道可以在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于2019年3月25日向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以过仲裁时效被驳回。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上诉人在劳动关系终止后一个月就开始向矿领导提出请求，要求冀中能源康保矿业将煤矿所欠职工年休假和加班费事项研究解决，矿领导也配合职工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没有解决办法，上诉人符合劳动仲裁法规定的中止和一年之内提出的法律规定。况且矿领导一直都在管着，到2018年5月矿领导才告诉职工让职工自己走法律程序并安排打印工资表。所以不存在职工超过仲裁时效事由。职工收到仲裁书后向康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为：（1）在2016年12月9日，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职工的安置是一个井的安置方案，不是全矿职工的安置方案（全矿有两个井加矿属其他职工），时效的起算点不应当以一个井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以2016年12月31日，就更没有依据。（2）关于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自职工发现后一直在追要，其中矿领导在2017年7月亲自带领职工代表在解决此事。（3）在矿领导实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于2018年5月份让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让自己走法律程序，是职工真正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开始，此时，职工才知道自己的事煤矿管不了，不管了。仲裁时效，诉讼时效都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2018年5月份矿长让劳资科给职工打印工资表通知职工自己解决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事宜，是上诉人知道自己的事煤矿不再管了，是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开始，至2019年3月25日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原告在2018年5月以前要求矿领导为解决职工遗留问题进行过各种努力，包括诉讼。矿领导也陪伴职工代表进行了一些努力包括派车、派副矿长、劳资科长等进行努力，即便从2016年12月31日计算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也有法定的时效中断情形，也应当符合法定仲裁、诉讼时效规定。关闭煤矿的职工安置方案中遗漏了职工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事项，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在法院诉讼中，应当依法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三年。在上一批职工的同样诉讼中，也是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职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仲裁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了职工的诉讼请求。同样的事实，同一个法院，出现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95条的规定作出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康保矿业辩称，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也没有任何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梁占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占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依法补发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用2008年-2017年共226155.33元；2.判决被告依法补发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008年至2017年共44251.22元；3.判决被告依法补发企业停产整顿期间工资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共1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梁占利自2004年7月1日开始在被告康保矿业公司处工作，后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被告康保矿业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因国家去产能政策永久性关闭矿井，召开了第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安置方案》，并予以公示。2016年12月31日，原、被告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原告梁占利于2019年3月25日就劳动争议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如下：1.依法补发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用2008年至2017年共计226155.33元；2.依法补发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008年至2017年共计44251.22元；3.依法补发企业停产整顿期间工资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共计18000元。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康劳人仲案字〔2019〕第62号（非终）仲裁裁决书，以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梁占利的请求。原告梁占利对仲裁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该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称，2019年5月煤矿给工人打了工资表让工人去起诉，工人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案中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被告因国家去产能政策永久性关闭矿井，通过《安置方案》并予以公示。原告作为劳动者于2016年12月31日向被告申请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被告在公司意见处加盖公章，该行为应当视为被告作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梁占利于2019年3月25日就劳动争议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占利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1、《证明》2份，拟证明曹启平、刘玉明和矿领导一起在2017年7月份到劳动部门解决问题。2、授权委托书、桥东区人民法院接收材料收据、起诉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各1份，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和有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两份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是本系列案当事人，只能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证据，当事人的陈述需要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来证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对证据2中起诉书、劳动仲裁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是当事人自己写的东西，任何时候都能书写，不能证明其曾经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对桥东区人民法院接收材料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需要先申请仲裁，到起诉阶段也不应该到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不能引起仲裁时效的中断，这些只是证明材料，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查明，2018年3月29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接受告诉材料收据》载明：“劳动合同纠纷：刘玉明诉张矿集团。今收到你交来诉讼材料：1、民事起诉状2份；2、授权委托书1份；3、刘玉明等40人资料”。上诉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玉明等38人因与张矿集团就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委托河北京张律师事务所律师姚树明及实习律师杨兆林担任第一审诉讼代理人，落款日期：2018年3月28日”。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首先，因上诉人于2016年12月31日向被上诉人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申请上加盖公章进行了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该日已解除。故原审法院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确定为2016年12月31日并无不当。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本案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均在康保县，梁占利应以冀中能源康保矿业为被申请人，在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其却于2018年3月29日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递交材料、向张矿集团公司主张权利，而没有向义务人冀中能源康保矿业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其所述理由，不构成时效中断的正当事由。第三，上诉人主张在2017年7月,矿长翟来军安排副矿长王桂兵、劳资科长丁强、司机郝虎兵及职工代表曹启平、刘玉明一起到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不归康保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后，于2018年3月30日向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张了权利，有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和证人证言为证。但却没有提交康保县、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立案通知等证据来证实其主张，且同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曹启平、刘玉明出具的证明，并非证人证言。故原审法院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上诉人于2019年3月25日才就上述劳动争议向康保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梁占利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梁占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 键 审判员 赵 亮 审判员 姜 兵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郭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