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朝霞，女，1963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贵州环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文凯，贵州环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76年5月21日生，汉族，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晏恺，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厅厅，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范朝霞与被上诉人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402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朝霞及其委托代理人付文凯，被上诉人李勇的委托代理人张晏恺、李厅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朝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50000元，每月按3分利息支付给上诉人，2014年10月27日上诉人在扣除第一个月利息后向被上诉人账户转款145500元。交付借款后，被上诉人每月按4500元支付利息，共支付了6个月利息。因双方系较好的朋友关系，未出具借款凭证，但借款事实客观存在，符合民间交易习惯，且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具有规律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案涉款项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故一审法院以“未达成借款合意”驳回上诉人的诉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被上诉人抗辩称上诉人2014年还在恒盛公司工作，知道公司向员工融资一事，但是被上诉人对其抗辩主张没有提供相关的书证证实，其申请的证人何某对上诉人入职时间、离职时间等基本情况均表示“忘记了”。一审法院却仅凭何某的证言认定上诉人2014年还在恒盛公司工作缺乏充分证据。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债权凭证和数年未主张权利而认定上诉人的借款行为不符合常理和民间交易习惯，该认定有违生活常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也是常有之事，上诉人曾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清偿欠款，碍于情面就没有到法院起诉被上诉人，直到上诉人经济困难才到法院起诉。4.一审法院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从而驳回上诉人诉请，而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按照第十七条规定，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借款本金转账记录及利息的转账记录，在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以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向恒盛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但全是其口头抗辩，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被上诉人李勇二审中答辩称：1.本案中恒盛公司虽向第三方投资人以“入股投资”方式进行融资，但实际是恒盛公司为维持生产经营需要向第三方投资人进行的借贷行为。上诉人在将涉案款项打入被上诉人账户时，知道该款项是要打入恒盛公司的“入股投资款”，被上诉人在没有获取差额利润的前提下，不可能向上诉人高额利息借款，这样的借贷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恒盛公司的每笔借款均有收据/借条，上诉人故意不提供收据/借条目的是因为现在恒盛公司已经停止运营，想将涉案款项强加至被上诉人名下。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一审时已向法院提交了银行流水、恒盛公司财物账目、恒盛公司移交清单等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是上诉人向恒盛公司进行借资的事实。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实本案不是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后，上诉人应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而非将举证责任推卸到被上诉人身上。关于财务账目及上诉人工作情况，一审时已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这不属于被上诉人举证不力。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同事关系，不是朋友关系，除工作上联系外，双方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上诉人自认尾号为“2221”的账户为恒盛公司使用，但该账户2014年才启用，从这个方面就可以驳斥上诉人2013年就离开恒盛公司的谎言。上诉人在长达5年之内，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追偿涉案款项，不符合常理。上诉人范朝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李勇偿还范朝霞人民币壹拾肆万伍仟五百元（小写：145500元）及利息（利息以145500元为基数按年/24%从2015年5月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朝霞与李勇原均系恒盛公司员工，均在财务部工作，范朝霞担任公司会计，李勇担任公司出纳。李勇供职该公司期间，经公司许可以其个人名义在工商银行开设了两张银行卡，分别为（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14；开户名：李勇），另一张为（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21；开户名：李勇），其中尾号1214的银行卡为其本人使用，尾号2221的银行卡为恒盛公司内部使用。2014年以后，恒盛公司因融资需要，公司员工可入股分红。范朝霞于2014年10月27日通过网银向李勇账户（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14；开户名：李勇）转账145500元。李勇将该款于2014年10月28日转入（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21；开户名：李勇）的账户。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9日、3月2日、3月31日、4月28日，范朝霞分别收到李勇转账人民币4500元，共计225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李勇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范朝霞在恒盛公司所任职务及入离职具体时间，因远大公司和恒盛公司未予以配合，一审法院未能调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范朝霞于2014年10月27日通过网银向李勇账户（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14；开户名：李勇）转账145500元究竟是入股恒盛公司的投资款还是出借给李勇个人的借款。从本案来看，首先，范朝霞与李勇曾任职恒盛公司财务部，范朝霞作为公司会计亦明知作为公司出纳的李勇以其名义开设的账户（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21；开户名：李勇）系恒盛公司内部使用，其陈述在恒盛公司的任职时间为2013年10月进入公司，2013年12月23日离职，但此说法缺乏佐证，证人何某作为当时的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出庭证明范朝霞2014年期间尚在公司任职，而恒盛公司2014年开始可以由员工入股，如果是这样，范朝霞打入李勇账户的案涉款究竟是不是作为公司的入股投资款就存疑了；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范朝霞作为“出借人”仅提供打款凭证，出借人还应当就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债权凭证等佐证材料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向李勇主张返还借款的实体权利。范朝霞诉请李勇偿还其借款人民币145500元，但未提供债权凭证方面的证据，范朝霞长达数年之久未向李勇主张权利，明显与常理相悖，亦与民间交易习惯不相符。判决：驳回范朝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0元，由范朝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2014年10月27日范朝霞通过网银向李勇账户（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14；开户名：李勇）转账145500元。2014年10月28日李勇将该款转入（开户号：工商银行；账户：62×××21；开户名：李勇）的账户。二、尾号为“2221”的账户是以李勇名义开设，实际上是恒盛公司管理使用，尾号为“1214”的账户是李勇个人账户，由李勇个人使用。三、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9日、3月2日、3月31日、4月28日，范朝霞分别收到李勇转账人民币4500元，共计22500元，该5笔转账均是通过尾号为“1214”的李勇个人账户转到范朝霞个人账户上。四、范朝霞与李勇曾经在恒盛公司财务部工作，范朝霞担任公司会计，李勇担任公司出纳。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在范朝霞提供了相关的银行转款凭证后，就民间借贷关系之成立已经尽到初步举证责任，李勇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勇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主张，理由如下：第一，关于范朝霞与李勇之间的银行转款行为。范朝霞与李勇之间的转款都是通过尾号为“1214”的李勇个人账户进行，并没有通过尾号为“2221”公司账户进行。李勇辩称，因为范朝霞的错误，才将145500元转到尾号为“1214”的账户上，但之后李勇都是通过“1214”账户5次转款给范朝霞，故李勇该抗辩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范朝霞所转款项的性质。李勇辩称，双方未达成借款合意，而是范朝霞当时作为恒盛公司员工，向恒盛公司投入的“入股投资款”。为此，李勇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4年范朝霞尚在恒盛公司工作，知道公司向员工融资一事。从证据效力来看，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李勇未能提交其他能证明2014年范朝霞在公司工作的书证，在没有其他书证与该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情况下，对李勇该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范朝霞是否参与恒盛公司向员工融资。从李勇提供的“2221”卡银行流水及银行日记账，加上李勇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恒盛公司曾向员工融资，但从银行日记账摘要记录来看，在付借入款利息时并没有范朝霞的名字，相反记录的却是李勇的名字。虽然恒盛公司曾向员工融资，但是从李勇提供的证据分析，不能证明范朝霞直接参与了恒盛公司融资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在范朝霞已经举证的情况下，李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范朝霞与李勇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关于还款期限和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五条，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从双方之间的转款记录及范朝霞的陈述来看，范朝霞与李勇之间约定的利率为每月3分，现范朝霞主张按照每月2分的利率要求李勇从2015年5月起支付利息，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范朝霞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二、判决被上诉人李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范朝霞借款145500元及利息（以145500元为基数，按每年24%的利率从2015年5月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32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10元，均由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天佑审判员  黎福伟审判员  刘 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程基洪书记员曹佳慧（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