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6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建民，曲阳县正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6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曲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营好，河北昂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某3，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曲阳县。 原审被告：杨某4，女，195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曲阳县。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及原审被告杨某3、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判决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判后，杨某1不服，上诉至我院。我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冀06民终368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曲阳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634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杨某1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涉案房屋归我所有。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公证遗嘱不能证实所涉房产系我“父、母遗留财产”是错误的。涉案房产系我父、母所有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父、母的所有权是合法建造而取得，父、母对房屋取得的所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属原始取得是不容置疑的。2004年我为改善父、母的居住条件，自己投资将父、母原居住的五间房屋翻建成四大间，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也已查明并予以认定。由此足以说明此房归父母所有确切无疑。2012年9月26日母亲立遗嘱将此房遗赠给我，现在，我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属继受取得，这是法律的规定。对此，由我持有的曲阳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9月6日颁发给父、母的宅基地证、2012年3月24日村委会与我父亲杨占林签订的拆迁协议书、2015年元月9日原、被告四人在河北电视台“帮大哥”主持下达成的关于对父、母赡养的协议书以及村民杨建良、杨某3、杨某4的调查笔录、母亲于2012年9月26日的公证遗嘱、政府于2018年对我父、母房产的测绘图这一系列的证据相互印证予以证实。依继承法规定，我通过受遗赠方式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至此，一审判决对以上证据和事实应予采信并认定，对我的诉求予以支持，然而，一审判决，却以“公证遗嘱所表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明显有瑕疵，公证遗嘱不足以证实涉案房产系原被告父母遗留财产”为由，连同其他证据概不采信，进而认定我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我父、母对涉案房产于1997年在分家时分给了被上诉人是错误的。且不说1997年父母所谓的“分家单”根本没有生效，即使生效，这也是一种父母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附条件赠予给被上诉人的行为。之后由于被上诉人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并与父、母经常吵、骂、打、无法一起生活，所附条件不能成就，父、母处于无奈，才又投资购买他人地基建造了十间新房赠予给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搬出去居住，父、母依旧居住在涉案房中直到去世。由此也说明父、母通过分家的形式将自己所有的涉案房产赠予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撤销。被上诉人从实质上对此房并没有取得所有权。因为这是法律赋予父、母的权利。更何况此房在2004年我为改善父、母的居住条件自己投资进行了翻建，将原五间旧房翻建为四间新房，原旧房不论在形式上或质量上均不复存在，而且，翻建中被上诉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也充分说明涉案房屋系父、母所有。一审判决虽然认定涉案房屋系我父、母所有，然而，却依被上诉人的辩称认定父、母于1997年对此房已作出处分，而忽略了我对此房进行翻建这一关键情节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判处错误。由于一审法院审理此案认定事实错误，在此前提下，做出驳回我诉讼请求的判处是错误的。 杨某2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杨某3、杨某4均陈述，没有要说的。 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我父母遗留的房屋四间及院落一处归我所有，价值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诉争房屋位于曲阳县，东至杨文安家、北至杨德珠家、西至道、南至道。原、被告父母持有1987年9月6日曲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诉争房产的宅基地证。1997年度原、被告父母将涉案房产的前身旧房五间分家分给被告杨某2，并言明父母有生之年在此房屋中居住，2004年度，原告杨某1为改善父母居住条件，出资将旧房五间翻盖新房四间。原、被告父母分别于2015年腊月15日、2018年11月6日相继去世。原、被告父母生前一直在本案涉案房屋内居住。在原、被告母亲李改絮生前，曾于2012年9月26日在曲阳县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遗嘱言明：“我和老伴杨占林婚后生育四个子女，依次是长女杨某4、长子杨某2、次子杨某3和次女杨某1，现孩子们均已成家另过，大约在2002年给两个儿子分家时，将村中十间房分给了任杰，村东的五间宅基给了少华，现我夫妇住在村中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四间房中。为使我们百年之后孩子们不至于为上述四间房发生争执，我特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上述四间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次女杨某1……”。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的涉案房产系原、被告父母于1997度分家时分给被告杨某2的房屋，此房产虽系原、被告父母所有，但原、被告父母已于1997年作出处分，2012年度原、被告母亲公证遗嘱将此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遗留给原告，系原、被告母亲对已处分财产的再处分，原告以公证遗嘱主张权利，因该公证遗嘱所表述的基本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明显存有瑕疵，公证遗嘱的证明效力不足以证实涉案房产系原、被告父母遗留财产，原告为改善父母居住条件，于2004年度将房屋翻新，系为人子女为父母应尽的本分，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其父母遗留的房屋四间及院落一处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杨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双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及一、二审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杨占林、李改絮夫妻育有四个孩子，即上诉人杨某1、被上诉人杨某2及原审被告杨某4、杨某3。 二、1987年9月6日曲阳县人民政府为诉争房产所在地颁发宅基证，户主为杨占林，家庭人口3人；四至为：东至杨文安、南至道、西至道、北至杨德珠。2019年5月10日房屋确权申报，申报的是李改絮。 三、1997年正月初六杨占林书写的分家单载明：“家中房产分配证据家中原旧房两处，西边路南一处三间半归少华不附加任何条件。街中道北一处五间归任杰所有（附加条件许我们终生占住）新盖房谁盖归谁无争，前任杰盖房已给零点伍，少华现要盖房给壹点伍。同全家商量一致同意无其他变更。特立证据父占林。继承智兰任杰俊秀少华”其中俊秀，少华捺印；智兰系杨某2的妻子，俊秀是杨某3的妻子。 四、2004年，案涉旧房五间翻盖为新房四间。 五、2012年3月24日，杨占林与文德东片村委会签订协议书，将案涉房产的地皮0.09102亩、正房60.68平方米卖给村委会，两项合款57,700元。杨占林所卖地皮及正房系案涉房屋的地皮及房屋的一部分。 六、李改絮于2012年9月26日在曲阳县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遗嘱言明：“立遗嘱人：李改絮，女，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现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我和老伴杨占林婚后生育四个子女，依次是长女杨某4、长子杨某2、次子杨某3和次女杨某1，现孩子们均已成家另过，大约在2002年给两个儿子分家时，将村中十间房分给了任杰，村东的五间宅基给了少华，现我夫妇住在村中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四间房中。为使我们百年之后孩子们不至于为上述四间房发生争执，我特立遗嘱如下：一、在我去世后，上述四间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次女杨某1。二、在我去世后，丧葬事宜由两个女儿和次子少华办理，丧事规模大小由他们决定，他人不得干涉。三、本遗嘱委托我的弟弟李大让和李国宪执行。本遗嘱制作一式三份，一份由我收执，一份由李国宪保存，一份由曲阳县公证处留存。” 七、2014年6月16日，曲阳县人民法院出具（2014）曲民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李改絮、杨占林起诉被告杨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赡养纠纷一案，判决杨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自2014年4月1日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李改絮、杨占林赡养费200元。 八、2015年1月9日，王志兰、杨某4、杨某3、杨某1签订赡养协议载明：“经帮大哥调解，老人李改絮、杨占林二位的赡养由儿子、女儿四人共同负担，每人半个月。值班期间做到送饭、洗衣等日常照顾。如有生病，四从一块料理。老人的房产、存款由老人自行处理，儿女不得干涉，以上条款签字生效。老人李改絮签名捺印，儿女王志兰、杨某4、杨某3、杨某1签名并捺印”。 九、杨占林、李改絮分别于2015年腊月15日、2018年11月6日去世，生前一直在案涉案房屋内居住。 十、杨某2、杨某3均没有宅基证，杨某2现有住房十间，其中自己住五间，儿子住五间；杨某3有住房五间。杨占林与李改絮除案涉房产的宅基外没有其他宅基。 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经依法审批由农村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建造住宅的没有使用年限限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本案中，案涉宅基中的房屋五间虽然在1997年分给了杨某2，但从2004年将旧房五间拆除并建造新房四间，到2012年3月24日杨占林与村委会的协议对案涉房屋部分土地和房屋的处分，再到2015年1月9日赡养协议中杨某1、杨某2和杨某4、杨某3均同意“老人的房产、存款由老人自行处理”，杨占林、李改絮以其实际行动对1997年的分家协议进行了变更，杨某2从未提出异议，且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杨某2及其儿子已各有五间房的宅基，杨某2依法不能再拥有一处宅基。杨占林、李改絮在自己的宅基上建房，应认定案涉房屋归杨占林、李改絮所有，一审认定为杨某2所有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李改絮于2012年9月26日进行了遗嘱公证，该公证程序合法，故本院对该公证遗嘱涉及本案的房产处理部分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此规定，本院对被上诉人杨某2出具的2018年6月3日的视频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因案涉四间房屋属李改絮与杨占林所有，而李改絮立遗嘱时杨占林还在世，故本院认定李改絮所立遗嘱载明四间房产中属于其自己的份额应该是四间房中的两间，故应由杨某1继承案涉房屋50%的份额；杨占林没有遗嘱，且其先于李改絮去世，本案涉及到杨占林的遗产为案涉四间房中的两间，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即由李改絮、杨某4、杨某2、杨某3、杨某1每人继承案涉房屋10%的份额；另按李改絮将属于自己的份额给杨某1的遗嘱，加上杨某1自己应继承杨占林遗产10%的份额，杨某1总计应继承案涉房屋的70%，故本院对杨某1继承超出案涉房屋70%之外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4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 二、案涉房屋四间，由杨某1继承70%的份额；杨某4、杨某2、杨某3每人继承10%的份额； 三、驳回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合计3600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1080元，由杨某4、杨某2、杨某3每人负担8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道忠 审 判 员 于纪芳 审 判 员 张峰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占明 书 记 员 史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