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京0108行初478号原告赛辉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腾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苏，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6号。法定代表人冀岩，局长。委托代理人孙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张晓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EricTaoTeng(中文名：腾涛)，男，1953年9月29日出生，法国籍，住北京朝阳区。第三人StephaneNicolasJeanVialettes（中文名：魏来），男，1968年1月7日出生，法国籍，住址不详。原告赛辉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辉公司）诉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因机构改革，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职权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继，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理，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第三人腾涛、魏来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11月3日，本案因故中止审理，现中止事由消除恢复审理。2017年9月26日、2020年2月3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赛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第三人腾涛及赛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苏，被告市市场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孙鹏、张晓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魏来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5月4日，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市工商局）作出京工商朝处理字（2017）第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第5号处理决定书），载明：“经查：当事人于2012年6月27日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以下简称《任职证明》）‘外方投资者’中‘魏来’的外文签字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明正鉴定中心）’鉴定不是其本人所签。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举报方并不知情，给举报方的利益造成损害，属于情节严重。上述违法事实有当事人的询问（调查）笔录、明正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登记档案文书复印件、举报人书面陈述材料等证据佐证。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理如下：撤销当事人2012年6月27日变更登记。”原告赛辉公司诉称，2008年8月1日，原告赛辉公司经原市工商局核准设立登记，登记股东为法国的S.A.S.SERESENVIRP0NNEMENT（以下简称法国赛环公司）和香港的达勇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勇公司）。2010年5月21日，双方股东协商一致并达成决议：认可公司2009年经营亏损；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同意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担任；同意由达勇公司委派代表腾涛担任。基于该决议，原告在2010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间，先后办理了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注册资本的减资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2015年11月6日，原市工商局以法国赛环公司举报原告2012年6月27日提交的变更登记资料《任职证明》中“外方投资者”法国赛环公司代表“魏来”的英文签字是虚假为由，作出京工商朝处字（2015）第40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原国家工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在原国家工商总局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当天，原市工商局以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中救济权利表述错误为由，作出了京工商朝撤字［2016］第0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撤销了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原告随之终止了上述行政复议程序。2016年3月15日，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原朝阳工商分局）就上述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举行第二次听证（2015年11月6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时已经进行一次“听证”），并将听证拆分为“行政处理听证”和“行政处罚听证”两个听证。2016年9月7日，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作出“罚款8万元”的京工商朝处字（2016）第12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2101号处罚决定书）及“撤销原告2012年6月27日变更登记”的京工商朝处理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原国家工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国家工商总局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工商复字〔2016〕6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和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于2017年1月10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期间，被告于2017年3月2日以上述两份决定书文头体现的办案机关与落款处所盖印章体现的办案机关不一致为由，作出京工商朝撤字［2017］第01号行政处罚撤销决定书（以下简称［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和京工商朝撤字［2017］第02号行政处理撤销决定书（以下简称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撤销了上述处罚决定书及处理决定书。2017年5月4日，原市工商局就同一案件第三次作出第5号处理决定书和京工商朝处字〔2017〕第5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568号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原市工商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决定存在程序、实体的违法和适用法律的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市工商局对原告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一）原市工商局对原告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原市工商局在办理行政处理案件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按照程序规定实施行政行为，存在滥用行政职权的行为。原告系由被告核准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假设原告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也应当由原市工商局予以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告知及听证等程序及相关文书的送达，均应当由被告负责办理、作出和送达。但事实是上述事宜都是原朝阳工商分局和其下辖的团结湖工商所办理；办案过程中文书的文号使用也极为混乱，有原朝阳工商分局的文号，也有团结湖工商所的文号，文书盖章也不一致。原市工商局从未告知原告，也未向原告出示过其委托或授权原朝阳工商分局办理行政案件的相关依据。同一行政案件举行了两次听证、出具了三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两次“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市工商局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和滥用行政职权的行为。（三）原告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发生在2012年6月27日，原市工商局对原告作出的名为行政处理决定，实为行政处罚决定，已超过行政处罚的追责时效。二、原市工商局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一）原市工商局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涉案《任职证明》只是原告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提交被告处的形式文件。原市工商局仅凭其上的签名虚假为由，认定原告不存在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原告2010年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均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同意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腾涛。上述《任职证明》是由魏来签名后交给原告的，外文签名真实与否，原告无法确认真假，被告不能以此认定原告提交的变更登记的材料是虚假的。（二）原市工商局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被告认定《任职证明》中魏来的英文名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的依据是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平鉴定中心）在2016年7月9日作出的北天司鉴［2016］文书鉴字第102号和第10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以下分别简称第102号鉴定意见书和第103号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书所依据的检材和样本均为复印件，且比对样本均只有一份护照复印件的签名，且魏来护照上的英文签名也无法确认是否为魏来本人亲笔书写。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由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纳，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原告存在违法事实的唯一证据。举报人法国赛环公司提供的明正鉴定中心京正【2014】文鉴字第3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第320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被告认定原告存在违法事实的证据。其系举报人单方委托的，不具备客观公正性，真实性也无法判断。且该份鉴定意见书被告在几次听证期间，都没有要求原告对其进行质证或者申辩，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存在违法事实的证据。被告听证时提交的魏来的《证明书》和法国赛环公司的《证明》也不能证明原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是虚假的。魏来2014年3月的《证明书》内容，无法证明其在2010年10月25日之前或者之后，没有签署过《任职证明》。魏来自述其在2010年9月辞去法国公司和原告公司的一切职务，这一时间是在与其作为法国公司股东委派代表与腾涛签署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和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之后，上述时间吻合，表明正因为魏来曾经签署过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腾涛，其才会在之后辞去职务。且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由魏来任命，是需要股东会确认同意的。法国赛环公司已经出具书面的委派书，委派魏来作为其代表行使股东权利。魏来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即代表法国赛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称对上述决议未存档或者不知情，系其自身内部管理问题，无法否认两份决议存在的真实性，其出具的《证明》缺乏合法有效性。三、原市工商局作出第5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行政处理无任何法律、法规依据，严重违法，应当撤销。原市工商局实际上是以作出“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名而进行的行政处罚。第40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包含撤销原告变更登记和罚款8万元两项内容。（二）原市工商局适用法律错误。原市工商局对原告作出的撤销原告变更登记和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是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罚款和撤销登记是不能并处的。原告并未实施故意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任职证明》系魏来签名后提交给原告的。原市工商局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先责令原告改正，其也没有证据认定原告违法行为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形，直接作出上述处罚缺乏法律依据，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2017年5月4日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赛辉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证明2015年11月6日，原市工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2、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证明2016年1月22日，原市工商局以救济权利表述错误为由，撤销上述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3、第12101号处罚决定书、第1号处理决定书，证明2016年9月7日，原市工商局对原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处理决定，文书上加盖的系原朝阳工商分局的印章；4、工商复字〔2016〕6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6年12月28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就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维持相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的决定；5、［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证明2017年3月2日，原市工商局以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理决定书文头体现的办案机关和落款处所盖印章体现的办案机关不一致为由，撤销了第12101号处罚决定及第1号处理决定；6、第5号处理决定书、第568号处罚决定书，证明2017年5月4日，原市工商局对原告第三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理决定书；7、华夏物鉴中心［2016］文检字第550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委托鉴定机构，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腾涛的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中魏来的签字笔迹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魏来真实的签名。被告市市场监管局辩称，一、被告认定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于2015年1月13日接到法国赛环公司委托“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沈海翔提交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反映原告在2012年6月2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将原来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之一的“法国赛环公司”的代表“魏来”，变更成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之一的“香港达勇公司”的代表“腾涛”）登记材料中存在虚假成份，要求查处。被告于2015年1月20日经批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被告发现原告于2012年6月27日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任职证明》中“外方投资者（签字）”中“法国赛环集团公司”的代表“魏来”的外文签字，经明正鉴定中心出具第320号鉴定意见书，不是其本人所签。另举报人提供了经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认证的“魏来”的《证明书》，证明其“2010年10月25日起未签署任何有关S.A.S.SERESENVIRONNEMENT公司或其中国子公司SERSEEnvironmentTechnology(Beijing)Co.,Ltd的文件”，和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相佐证，形成证据链。在调查过程中，原告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拿不出直接证据。只是说上述《任职证明》是原告大约在2011年4月交给“魏来”本人的，“魏来”带回法国后，大约在几个月后寄给了原告，原告才在2012年6月向登记机关提交变更申请。所以原告认为上述文件中“魏来”的签字是真实的。另外，原告申辩表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任职证明》中“魏来”的外文签名是“魏来”本人所签，但提供了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和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两份复印件，都有同意“腾涛”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内容。原告表示上述两份材料中“魏来”的外文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以证明《任职证明》中“魏来”的签字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经“法国赛环公司”出具证明，称经查询公司档案和与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并未发现任何与两份决议相似的文件，且公司管理层的所有人对于这两份决议的存在均不知情。另查，在原告提交的上述“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中，除有“同意达勇发展公司代表腾涛担任法人代表”内容外，还有“同意将公司原注册地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XX号泛利大厦XX层XXXX室”和“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5.2万欧元减少至5.04万欧元”等内容。经被告调取原告在工商登记机关所有的开业、变更登记档案材料，发现原告于2010年7月15日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住所变更材料中有《赛辉公司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时间为：2010年5月21日，内容为“同意将公司原注册地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XX号泛利大厦XX层XXXX室”。另外，在原告于2010年11月30日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材料中有《赛辉公司股东会决议》，时间为：2010年6月10日，内容有“减少注册资本：同意注册资本减少至5.04万欧元（原欧洲货币单位）”。上述两份材料中都有“法国赛环公司”的代表“魏来”的外文签名。从常理推断，原告在同一时期不应存在多份内容相近但并不一致的股东会决议。鉴于经工商备案登记的股东会决议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应予以采信。另，经被告向原告和举报人调查，原“法国赛环公司”代表“魏来”早已辞去法国公司和其它一切职务，现无法联系。针对原告提出的，对举报人提供的鉴定报告有异议的问题，被告于2016年6月17日重新委托天平鉴定中心分别就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和其2012年6月27日变更材料中《任职证明》中“魏来”的签名，与原告在案件调查中提供的“魏来”的护照复印件中“魏来”的签名重新进行了笔迹鉴定，结论都是“不是同一人书写”，与举报人提供的鉴定报告和相关声明材料中的内容一致。2016年6月13日，被告执法人员到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原件持有者“德尚律师事务所”（据原告讲）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联合大厦XXX室，未找到该事务所。原告也未提供其它联系方式和地址。因此，被告无法调取上述两份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原件。综上所述，被告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甄别核实，于2017年5月4日分别作出第568号处罚决定书和第5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8号，以下简称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第五十七条：“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案件处理过程中听证、公告和鉴定等时间不计入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被告于2015年1月13日接到法国赛环公司的举报，于2015年1月20日立案调查，经主管局长和案审会延期审批，于2015年11月6日对原告作出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但因上述处罚决定书中复议和诉讼机关告知错误，被告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了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撤销了上述处罚决定。后经案审会延期审批，于2016年9月7日分别作出了第12101号处罚决定书及第1号处理决定书。上述两份文书均于2016年9月13日向原告送达。但被告之后又发现，由于工作失误，错误地将上述两份决定书的印章盖错了，于是又于2017年3月2日，制作了［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和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撤销了上述两份决定书，并于2017年3月6日向原告送达。之后，被告于2017年5月4日再次作出第568号处罚决定书、第5号处理决定书，并于2017年5月9日向原告送达。被告作出上述处理和处罚决定均严格履行相关程序规定，经听证程序充分听取原告意见，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三、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恰当、裁量合理。由于原告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发生在2012年6月27日，因此，被告对原告适用的是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2005年12月1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登记事项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三）法定代表人姓名”。第五章变更登记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变更登记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2006年修订）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的行为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且对法国股东造成了影响，构成情节严重，因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和撤销涉案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原告提出的诉讼理由不成立。1、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超过追责时效。原告的申请变更时间虽然在2012年6月27日，但违法行为一直在延续，所以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超过追责时效的问题。2、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原朝阳工商分局代为调查违法是错误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程序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市局、专业分局、区县分局依职权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下列案件由市工商局管辖：（五）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吊销营业执照、撤销登记及停业整顿行政处罚的案件；……”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市工商局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分局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分局管辖。但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五）项的案件，市工商局可以委托分局调查。其中，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以市工商局的名义作出，第（四）项的行政处罚决定由市工商局报请国家工商总局作出。”3、原告认为被告作出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理和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是并处两项行政处罚，是错误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西星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撤销公司登记在性质上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被告认为，由于原告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虚假，原告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被告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作出的撤销变更登记行为，应是对于其虚假变更登记行为的纠正，是一种行政处理行为。4、本案为行政诉讼案件，原告两股东之间的民事纠纷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幅度适当，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市市场监管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立案审批表、延期等相关事项审批表、案件审定委员会会议记录及第4045号、第12101号、第568号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分期（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首次询问告知书及询问（调查）笔录、听证告知书、听证报告、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及第1号处理决定书、第5号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退费的相关请示、行政处罚建议书（草拟）、行政处理决定书（草拟）、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工作记录、现场笔录、第102号及第103号鉴定意见书、京工商注册企许字（2012）XXX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以下简称XXX号通知书）及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任职证明》等材料，证明被告的案件调查、审批过程及获取的相关证据材料；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赛辉公司《有关我公司法人变更的情况说明》《有关我公司法人变更情况的再次补充说明》、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魏来及腾涛的护照复印件、证明书及章程修改协议、泛利大厦租赁合同、行政处罚听证申请、对外资公司法人变更登记拟执行行政处罚的陈述申辩书、有关延期和分期缴纳罚款的请求等材料，证明原告的资质及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陈述申辩意见；3、外资科投诉举报案件线索处理转办单、情况说明、第320号鉴定意见书、询问（调查）笔录、证明书、股东会决议、申明书等，证明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材料；4、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等，证明原告自开业以来的所有工商登记材料。同时，市市场监管局当庭提交并出示处罚程序规定、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程序实施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西星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关于修订后使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以及年检专用章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依据。第三人腾涛述称，其意见及证据与原告赛辉公司的意见及提交的证据一致。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市场监管局对原告赛辉公司及第三人腾涛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赛辉公司及第三人腾涛认为被告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齐全，缺乏听证笔录、案卷调查报告等材料；对被告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的证据1中的立案审批表、现场笔录（附现场照片）、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的案件核审表、［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有关退费的请示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被告在立案前未与原告进行沟通；对其中的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案件审定委员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延期八次属于程序违法；对其中的首次询问告知书、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的工作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其中对原告的询问（调查）笔录、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其他案件核审表、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听证告知书、听证报告等听证相关材料、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及第1号处理决定书、第5号处理决定书、中国工商报公告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对其中的第102号、第103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其中现场笔录（附现场照片和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的工作记录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系被告事后补充的；对其中行政处罚建议书（草拟）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原告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3中接收材料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授权委托书和司法鉴定的页数与后附材料页数不符；对其中外资科投诉举报案件线索处理转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中送达回证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对于其中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有关赛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均予以认可；对所有证据中涉及办案人员的签字、三次案件的核审审批及相关审批程序，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市工商局听证程序违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在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并经评议后，认证如下：原告赛辉公司及第三人腾涛提交的证据6中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其中证据1至证据5、证据6中的第568号处罚决定书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被诉行为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因作为检验材料的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未在上述涉案变更登记中提交，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的证据1中的第5号处理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中第102号鉴定意见书，因作为检验材料的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未在上述涉案变更登记中提交，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形式上均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且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08年8月1日，赛辉公司经原市工商局核准设立登记，其中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魏来，股东登记为法国赛环公司、达勇公司，企业类型为外商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备案的公司章程中记载“董事长由法国赛环公司委派，书面通知公司并抄送另一方股东”“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大会任命，任期3（三）年，可连选连任。”后赛辉公司分别于2008年12月2日、2010年7月15日、2010年11月30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过实收资本、住所（营业场所）等的变更，并对实收资本及注册地址等相关事项的章程内容予以修正、备案。2012年6月27日，赛辉公司向原市工商局提交了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并对公司董事、经理等事项进行备案，并提交了登记表、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承诺、《任职证明》、免职文件等材料。同日，原市工商局作出XXX号通知书，准予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魏来变更登记为腾涛。原市工商局于2015年1月13日接到法国赛环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第320号鉴定意见书等材料，举报赛辉公司在2012年6月2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材料中存在虚假材料，要求撤销上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国赛环公司提交的明正鉴定中心第32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核准日期为‘2012年6月27日’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外商投资企业档案（变更登记）》原件一册，其内第12页《任职证明》上落款外方投资者（签字）处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5年1月20日，原市工商局经批准予以立案调查。2015年1月28日，原市工商局对赛辉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2015年2月4日，原市工商局向赛辉公司作出首次询问告知书。同日，原市工商局对赛辉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腾涛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在该笔录中，腾涛称“公司办理变更法人登记手续，双方股东有决议，是根据股东决议办理的变更手续”“《任职证明》是魏来本人签的”。2015年2月6日、2月10日、3月26日、4月16日，原市工商局对举报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后举报人法国赛环公司提交了公司登记证明、经过公证的魏来本人的《证明书》、护照颁发日期为2010年6月15日的魏来护照复印件、2012年7月18日赛辉公司股东会决议、申明书、证明等材料。其中，经过使领馆认证的《证明》中，法国赛环公司称“未发现任何与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相似的文件。另外，公司管理层的所有人对于这两份决议的存在均不知情”“我方从未以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将赛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腾涛先生的认可。”同年2月13日、3月11日、4月13日，原市工商局再次对赛辉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腾涛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腾涛在笔录中称对于第320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予认可，《任职证明》是魏来签字后邮寄给其的，不认可举报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后赛辉公司向原市工商局提交有关公司法人变更的情况说明、补充说明、2010年5月21日《赛辉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2010年5月25日《赛辉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发照日期为2005年7月25日的魏来护照复印件、证明书、章程修改协议、陈述申辩书等材料。同年4月13日、5月6日、8月21日、11月4日，原市工商局先后延长办案期限。2015年7月7日，原市工商局向赛辉公司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赛辉公司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同日，赛辉公司要求听证。原市工商局组织进行了听证，并制作了听证报告。同年11月6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认为赛辉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给予如下处罚：1、处以罚款80000元；2、撤销赛辉公司2012年6月27日的变更登记。同年11月11日，原市工商局向赛辉公司送达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2016年1月20日、4月21日、8月3日，原市工商局再次对该案延长办理期限。2016年1月22日，原市工商局因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中救济权利表述错误，作出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撤销第4045号处罚决定书，并于同年1月28日送达赛辉公司。2016年1月27日，原市工商局向赛辉公司制作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赛辉公司于次日收到上述两份听证告知书，并要求听证。后原市工商局组织进行了听证会，并制作听证报告。2016年6月17日天平鉴定中心受原朝阳工商分局委托作出第102号、第103号鉴定意见书。其中第103号鉴定意见书的检材为“‘赛辉公司’《任职证明》1份1页（复印件）”，样本为赛辉公司提供的“发照日期2005年7月25日的魏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护照，签名页1页（复印件）”，鉴定意见为“就现有材料，认为“‘赛辉公司’《任职证明》上的‘魏来’外文签名与提供的护照上‘魏来’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的。”2016年9月7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12101号处罚决定书，认为赛辉公司的行为属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决定对其作出如下处罚:罚款8万元。同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1号处理决定书，决定对赛辉公司作出如下处理：撤销赛辉公司2012年6月27日变更登记。上述两份文书均于2016年9月13日向赛辉公司送达。2016年10月9日，原市工商局再次对赛辉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称赛辉公司未在登记场所经营。2017年3月2日，原市工商局因上述两份文书文头体现的办案机关与落款处所盖印章体现的办案机关不一致，分别作出［2017］第01号撤销处罚决定书及第02号撤销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上述两份文书，并于2017年3月6日送达赛辉公司。2017年3月17日，原市工商局再次对该案延长办理期限。同年5月4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5号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赛辉公司2012年6月27日的变更登记。同日，原市工商局作出第568号处罚决定书，认定赛辉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决定给予其罚款8万元的处罚。同年5月9日，原市工商局向赛辉公司送达上述两份文书。赛辉公司不服，向我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庭审中，赛辉公司称涉案《任职证明》系由其邮寄给魏来签字后又邮寄回来的，不确定是否为魏来本人所签。魏来于2010年已经辞去相关职务并已经无法联系。另查，赛辉公司在2018年7月23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魏来变更为腾涛。本院认为，依据适时有效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市工商局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根据适时有效的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适时有效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其第六十九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原市工商局接到举报人提出的赛辉公司违法于2012年6月27日取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举报后，予以立案。原市工商局在对该案进行调查过程中获取的第320号鉴定意见书、第103号鉴定意见书系原市工商局认定赛辉公司违法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要事实证据。其中，第3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样本材料系由举报人单方提供，在赛辉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该鉴定意见相关样本中的签字是否系“魏来”的真实签字并不能确定，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鉴定意见并不足以证明赛辉公司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相关“魏来”签字不是由魏来亲笔书写。原市工商局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的另一重要事实依据是原朝阳工商分局委托天平鉴定中心作出的第103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系由原朝阳工商分局委托天平鉴定中心作出的，该鉴定意见书的检材为“‘赛辉公司’《任职证明》1份1页（复印件）”，样本为赛辉公司提供的“发照日期2005年7月25日的魏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护照，签名页1页（复印件）”，鉴定意见为“就现有材料，认为“‘赛辉公司’《任职证明》上‘魏来’外文签名与提供的护照上‘魏来’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的。”赛辉公司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书的检材、样本均为复印件，且样本有且仅有一份，不符合司法鉴定要求，鉴定结论不应该被采纳。但在天平鉴定中心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且没有证据证明其鉴定程序违法的情况下，该鉴定意见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认为第103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并据此主张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且根据本院业已查明的事实，举报人法国赛环公司为赛辉公司的股东，根据章程的规定，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应由其委派，并经股东大会任命。其作为举报人称其对该次变更登记不知情，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能与上述鉴定结论相互印证。赛辉公司主张涉案变更登记系魏来、举报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推翻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仅凭其单方陈述不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故，原市工商局依据相关证据认定赛辉公司取得公司变更登记时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事实并无不当。原市工商局认为赛辉公司的上述行为，情节严重，并据此作出第5号处理决定书，亦无不当。且因赛辉公司自始至终都未自行纠正其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仍处于继续状态，原市工商局有权依法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故对赛辉公司认为涉案处理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适时有效的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案件处理过程中听证、公告和鉴定等时间不计入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本案中，原市工商局于2015年1月13日接到法国赛环公司提交的举报材料后，于同年1月20日，经批准予以立案调查，并履行了调查取证、告知、听证、延期、作出处理、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原市工商局因工作疏忽曾先后两次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进行自我纠错，导致本案存在多次延期，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在今后执法工作中应当加以注意。另，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程序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五项规定：“下列案件由市工商局管辖：（五）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吊销营业执照、撤销登记及停业整顿行政处罚的案件；……”其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五）项的案件，市工商局可以委托分局调查。其中，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以市工商局的名义作出……”据此，本案原市工商局委托原朝阳工商分局调查该案，并无不当。赛辉公司认为原市工商局应该履行告知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赛辉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2600元,共计2650元,由原告赛辉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 云人民陪审员  孙焕云人民陪审员  李建彤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赵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