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终6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法定代表人：刁久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占秀，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成军，男，1976年出生，汉族，个体，柳河县人，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宏，吉林秦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立，男，1968年生，住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龙，男，个体（开客车），1979年生，住吉林省柳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辉南县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杨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维，男，1958年生，该公司员工，住辉南县朝阳镇。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段成军、刘海龙、辉南县客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占秀，被上诉人段成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宏，被上诉人李立，被上诉人刘海龙，被上诉人辉南县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维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3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停运损失不属于上诉人与辉南县客运公司之间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段成军主张的停运损失和管理费用。依据上诉人与辉南县客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所附的交强险条款第十条第三款和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任何单位和个人停驶期间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上诉人与辉南县客运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持续二十余年，针对保险合同存在免责条款以及免责条款的内容，辉南县客运公司不可能不知晓。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自2015年以来，4份涉及第三者与辉南县客运公司、上诉人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均涉及到案涉商业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事项，对于不属于上诉人保险责任的损失金额法院均判决由辉南县客运公司承担，辉南县客运公司在判决作出后也没有进行上诉，足以说明辉南县客运公司应当知晓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辉南县客运公司抗辩没有见过保险条款不具有真实性。因此，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停运损失和管理费用应由辉南县客运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辉南县客运公司、被上诉人刘海龙均对被上诉人段成军主张的停运天数提出异议，该异议也作为了案件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段成军在一审中针对停运67天的合理性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一，2019年2月28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部门以及上诉人现场勘查完毕后，对于交通事故的成因等已经固定好证据，在交警部门没有扣留段成军车辆的情况下，段成军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应当及时与修理厂沟通修车事宜，其直到2019年3月8日才与修理厂沟通修车，该期间的损失为段成军自身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第二对于被上诉人段成军主张兰利修理厂为上诉人指定修理厂而免除其责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段成军的车辆是上诉人承保车辆的第三者车辆，上诉人没有权利也不可能约束段成军在任何一个合作修理厂进行维修。并且，段成军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也陈述，事故发生后是交警让拖到兰利修理厂的，并不是上诉人指定，与上诉人无关。第三，段成军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陈述，兰利修理厂于2019年3月9日开始拆解，在拆解后三四天，兰利修理厂即告知段成军买不到配件。兰利修理厂并不是柳河县乃至附近县市唯一修理厂，而段成军没有选择更换修理厂等其他合理方式，直到2019年4月末才与上诉人沟通买不到车辆配件事宜，段成军明显存在扩大经济损失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辉南县客运公司以及刘海龙对段成军停运期间存在较大异议，且段成军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说明的情况下，上诉人针对段成军修车的合理期间提出司法鉴定对待证事实具有重要影响，鉴定申请事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恳请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段成军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就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理由如下1.停运损失费应由保险公司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15条规定，其中第3款明确规定，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属于赔偿范畴。第16条规定了赔偿相应顺序，首先应由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险范围赔偿，仍有不足部分才由侵权人赔偿，上诉人与辉南县客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并不存在相应的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作为合同的附件没有被客运公司进行确认，且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违背了解释的15、16条规定，因此属于无效条款，所以相应的停运损失上诉人应当赔偿；2.车辆的维修的时间应当认定为合理的时间，事故发生后该车辆由交警部门拖到兰利修车厂，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在该修理厂进行维修，通过一审各方当事人陈述及修理厂提交的维修说明等证据材料，可以说明客观上在维修过程中需要更换的零部件无法及时更换，需要等待相应的零部件进行维修，且事故刚发生后，相关事故责任没有做出前，无法对车辆进行拆卸，集合上述客观原因致使该车辆维修时间较长，且该时间的长短不能归咎于被上诉人的行为，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维修时间属于合理时间，原审中上诉人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故意或者恶意扩大损失的相关证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刘海龙和辉南县客运公司共同辩称：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审中经过2次开庭审理，法庭对于案件发生的基本事实、修车经过等都进行了调查，各方都进行了陈述、辩论，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立没有发辫意见。段成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辉南县客运公司、刘海龙、李立赔偿原告支付停运期间的管理费10,545.8元及停运损失300元×67＝20,100元，共计30,645.8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3、要求被告刘海龙、辉南县客运公司、李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8日6时50分，被告李立驾驶吉E59312号东风牌中型普通客车，沿S206省道由西向东行驶至223公里200米处，因冰雪路面上超速行驶，驶出弯道过程中车辆侧滑驶入对向车道，导致该车前端左侧与相对方向行驶杨军彧驾驶的吉E49500号舒驰牌中型普通客车前端左侧相撞。造成吉E49500号舒驰牌中型普通客车司乘人员杨军彧、王贵玉、冷桂芳、孙守仁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当事人李立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杨军彧无事故责任，乘者王贵玉、冷桂芳、孙守仁无事故责任。李立驾驶的吉E59312号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系刘海龙，李立系刘海龙雇佣的司机，工资为每日100元，其与辉南县客运公司系承包关系。杨军彧驾驶吉E49500号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段成军，杨军彧系段成军雇佣的司机，工资为每日100元，其与柳河县公路运输工程总公司系承包关系。原告段成军与刘海龙营运的车辆为同一线路，即柳河至样子哨，双方一致认可该线路2019年3月、4月的毛利润为17,814元、18,493元，每日费用为油钱150元、司机工资100元，公司租金160元（即管理费），扣除油钱、司机工资、公司租金之后为收入。其与吉E59312号车辆以辉南县客运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5日，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不计免赔）。一审法院认为，经营性车辆的停运损失，是指被侵权人用于货物运输、旅客运输或者汽车租赁等经营活动的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定，对于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应予支持。对于被告保险公司辩称的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不同意赔偿的问题，客运公司称“保险公司并没有拿这个条款来让我公司参加保险……投保时保险公司称人员受伤、间接损失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所以我公司才投保了保险”。首先该免责条款在商业款条款中予以规定，而被告客运公司予以否认其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向其提供该条款，其次，虽然保险公司提供四份民事判决书，但该判决书中涉及到的赔偿项目并未涉及其主张的保险公司就停运损失不予赔偿，且客运公司对该免责条款已经知晓的内容，且保险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做出合理说明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对于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及管理费用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经营性车辆的停运损失包括车辆停运的固定损失和实际收入损失，车辆停运的固定损失包括定期向所属企业交纳的规费、各项固定费用；实际收入损失应参照同期该行业平均营运收入（实际收入）水平按一定比例确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柳河县公路运输工程总公司的证明，证明案涉车辆于2019年3月、4月、5月向公司交纳了管理费等费用，虽其未提供相关票据，但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与客运公司的合同书中月管理费4,050元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以交纳该项费用，但对于其主张保障金、站务费、安全检修费等费用，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票据，合同书中也未予体现，不应予以支持。实际损失结合2019年3月、4月的毛利润为17,814元、18,493元，具体每日的毛利润约为600元，每日费用为油钱150元、司机工资100元，公司租金160元（即管理费）的情况，每日收入为600－150－100－160＝190元。对于原告主张停运损失的天数为67天，虽各被告有异议，但结合修理厂提交的维修说明及原告陈述，该车辆在维修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等待采购零件的时间及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作出前不能对车辆进行拆解等情况，但该过错不能归咎于原告，且各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是原告故意扩大损失。虽保险公司要求对修车天数进行鉴定，但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在修车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可确定的因素，其仅对修车天数作出评价，鉴定所确定的天数也不尽客观，故对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的天数为67天为宜。综上，原告的合理停运损失为190元×67天＝12,730元，管理费4050÷30×67＝9,045元，共计21,775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停运损失费21,77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元，其中172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其余由原告承担，实际收取1,222元，939元应予退还。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供。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的规定，被上诉人段成军作为营运车辆吉E49500号中型客车的所有人主张停运损失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上诉人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向被上诉人辉南县客运公司交代了合同免责条款，而且上诉人提交的生效判决也没有与此案类似的情形存在，故上诉人关于营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主张不能支持。关于停运损失的天数，因被上诉人修理天数为67天，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段成军故意扩大损失没有依据，针对该项主张亦没有鉴定的必要，故原审确认停运损失的天数为67天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南支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海波审判员  孙艳玲审判员  纪 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禹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