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再20号抗诉机关：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史超，女，汉族，1968年6月16日出生，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玲，湖南不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苏向阳，男，汉族，1973年12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韶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林，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伟，男，汉族，1967年10月1日出生，住长沙市天心区。原审被告：戴智，男，汉族，1964年8月13日出生，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68号日出东方1909房。法定代表人：戴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翔，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史超因与被申诉人苏向阳及原审被告徐伟、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3）芙民初字第3879号民事判决，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申诉。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长检民（行）监[2019]4301000021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湘01民抗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债务为徐伟与史超的夫妻共同债务，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之规定，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要件应为“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时不应突破婚姻法的立法本意，不应将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无限扩大解释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任何性质的举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必须同时满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和“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两个条件。本案中，涉案债务虽发生在徐伟与史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第一，从现有证据看，涉案债务虽发生在徐伟、史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是以徐伟个人名义负担，史超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事后也未追认，不是徐伟、史超共同意思所负的债务。第二，涉案债务发生期间，没有证据证明徐伟、史超因生活需要购置房屋、车辆等大额的不动产、动产，史超有稳定生活来源，涉案借款44万元明显超出了正常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第三，原审查明涉案借款用于徐伟实际控制的湖南省奕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欣公司）的生产经营，债务发生期间以及该公司经营期间，徐伟与史超夫妻关系紧张，对家庭生活缺乏共同经营的意向和努力，涉案借款及该公司的经营收入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史超没有因徐伟向苏向阳借款而获得利益。史超申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未还的借款本金应为260000元。通过调查，可以查明徐伟通过彭远贵的账户向苏向阳还款六次，共还本金180000元，本案借款本金共440000元，故剩余本金应为260000元。原审未将该部分证据予以质证和查实。（二）徐伟的借款并非为夫妻共同生活，非夫妻共同债务。徐伟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500000元数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所需，苏向阳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借款发生时史超明确知晓并同意，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三）原审法院未查清所借款项的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根据苏向阳提供的证据及长沙县法院其他类案提交的公安局讯问笔录可知，徐伟的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全部转入案外人周红的银行账户，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支付给担保人戴智的返利，少数用于奕欣公司经营。（四）相关判决均未认定徐伟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21民再2号判决正确适用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没有认定徐伟对刘正文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五）原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将本应由债权人证明债务用于徐伟和史超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了未参与借款活动的史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六）苏向阳不具备出借能力，目的是为获取高额利益，其所借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案外人筹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应以婚姻法为依据，“24条”只是司法解释并非法律，原审法院仅适用司法解释不适用法律，同时2018年施行的司法解释也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进一步明释，进一步表明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裁判结果明显不公。综上，请求维护史超合法权益。苏向阳辩称：一、史超应当和徐伟共同承担归还本金、支付利息的责任。徐伟向苏向阳借款50万元，用于其实际控制的奕欣公司资金周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史超和徐伟没有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特别约定，双方的财产共有和债务承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条、第41条确定，即生产、经营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所负债务共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史超应对徐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50万元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抗诉书关于涉案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成立。1、逻辑上讲，夫妻一方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和夫妻共同债务的关系不是必要条件；2、家庭生活不止日常支出消费，还有生产经营，涉案借款用于徐伟经营的公司周转，不是用于徐伟个人消费，史超对此知情，没有反对，应为夫妻共同债务；3、抗诉意见关于徐伟、史超夫妻关系紧张，对家庭生活缺乏共同经营意向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系主观臆测，双方离婚协议约定主要财产归史超所有，徐伟承担全部债务，不排除有逃避债务之嫌。三、借款发生之时史超与徐伟两人还有一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不排除徐伟将公司收益用于子女抚养，这也是家庭生活支出。2018年1月发布的关于夫妻债务的司法解释没有溯及力，史超以此主张否定原婚姻法解释24条及原生效判决法律依据不足。综上，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史超依法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审被告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述称：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本案保证人，承担的是保证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其保证期间只有六个月，苏向阳起诉已经超过该期间，其保证责任已免除，检察院及史超对此均无异议，请求驳回苏向阳对戴智及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徐伟未到庭，未答辩。苏向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伟、史超共同向苏向阳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12万元（暂从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23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清偿日止），并赔偿苏向阳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万元；2.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为徐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6日，徐伟与苏向阳订立编号为20110626008的《借款合同》一份，其中约定苏向阳向徐伟提供借款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还款期限为2012年6月25日；月利率为2%，月综合管理费率为2%，中介服务费为2%，均于每月26日付清；因本合同发生的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由徐伟负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此合同上的担保条款上签字或盖章，承诺为此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但未约定保证期间。苏向阳未举证证明自己已在2012年12月25日前要求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合同订立后，苏向阳于2011年6月27日、2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徐伟指定的账户先后支付了20万元、24万元。苏向阳主张剩余6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但未举证证明该主张。2011年8月25日，徐伟通过案外人彭远贵名下的62×××60银行账户向苏向阳名下的62×××28银行账户还款3万元，此后，又以同样方式于2011年9月29日、11月28日、12月29日每月还款3万元。另查明，徐伟与史超于1992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10月24日离婚。本案中的借款被用于徐伟实际控制的奕欣公司的生产经营，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此公司的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被分配给徐伟。苏向阳主张律师代理费2万元，但未提供《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等证据证明，且其委托代理人认可该2万元律师费尚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自苏向阳向徐伟实际提供借款之日，双方的借款合同生效。虽然双方约定的借款数额为50万元，但苏向阳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徐伟提供了借款44万元。其主张剩余6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但未举证证明，且徐伟亦未认可。故苏向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该院认定其实际仅向徐伟提供的借款为44万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月综合管理费率为2%，中介服务费为2%，此三项共为6%，即为3万元（50万×6%）。徐伟也于2011年8月至12月每月归还3万元。但该约定已超过法定的标准，依法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四倍计算徐伟该12万元还款中已返还的利息与本金。照此计算，至2011年12月29日，徐伟尚欠本金373542.07元，此前的利息（含月综合管理费、中介服务费）均已还清。（详细计算方式见附件1）。现苏向阳主张按约定月利率2%标准计算2012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该主张未超过法定标准，该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未归还的本金373542.07元计算。苏向阳另主张律师费2万元，但未提供《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等证据为证，且其委托代理人认可该2万元律师费尚未支付。故该费用属于尚未发生的费用，苏向阳现要求徐伟承担，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的借款发生于徐伟与史超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用于徐伟实际控制的奕欣公司的生产经营，史超亦未举证证明存在法定的免责情形。故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苏向阳有权要求史超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虽在本案中的《借款合同》上的担保条款上签字或盖章，承诺为此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但其未与苏向阳约定保证期间。依法苏向阳应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2012年6月25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现苏向阳在2013年12月25日起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且其亦未举证证明自己此前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故该院认定苏向阳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戴智与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保证责任已免除，苏向阳无权再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伟、史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向阳偿还借款本金373542.07，并支付利息（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2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苏向阳对被告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苏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200元，保全费4570元，共计14770元，由徐伟、史超负担12000元，苏向阳负担2770元。本院再审期间，抗诉机关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交其调取的证据：周红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涉案借款的资金流向。史超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三性均无异议，能证明44万元在徐伟收到之后的用途一部分是付给苏向阳的利息，一部分是付给戴智旅行社的贷款差额费用，小部分用于奕欣公司的日常经营及消费，并没有用于徐伟与史超的家庭共同生活和相关费用开支。苏向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账户是周红的账户，周红与本案只是代收借款的关系，周红账户并非徐伟的个人账户或实际控制账户，至于周红账户资金的流向问题因真实情况只有周红是最清楚的，史超关于周红账户资金的往来只是主观猜测。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同意史超及抗诉机关的意见。申诉人史超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1、2018年5月3日彭远贵补打的《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证明涉案金额应认定为26万元，2、长沙市人民检察院2019年调取的周红2011年7月1日-12月26日的银行存款账户明细，证明资金流向，苏向阳的借款并未用于史超和徐伟的家庭共同生活；证据二、彭远贵的《证明》，证明其名下银行卡向苏向阳的转账均为徐伟的还款；证据三、长沙欣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分居情况说明，载明：“我居民小区一心花苑D栋2102号住户史超与其丈夫徐伟，自2007年5月开始夫妻关系不和，我们曾多次参与协调，他们于2008年10月开始分居，于2012年10月24日在芙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特此说明！”证明史超与徐伟2008年开始分居的事实，对该债务不知情；证据四、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奕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彭远贵，奕欣公司是徐伟在2011年（史超与徐伟分居三年后）独自筹资设立，史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并不知情，未参与经营；证据五、查档证明、徐伟与李志芳所生小孩的出生证明，证明徐伟与史超离婚前已婚内出轨，夫妻感情早已破裂；证据六、在职证明与荣誉证书，证明史超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已满三十年，在婚姻存续期间一直有稳定工作与收入，不需要徐伟负债来承担家庭共同生活。以上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1、徐伟与史超是真实离婚，不存在通过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形；2、徐伟所负债务是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组证据：证据七、律师见证书、离婚协议书，证明二人签署的真实合法的离婚协议；证据八、一心花苑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一心花苑于2002年12月20日，是史超的单位集资房，并非奕欣公司成立后购买；证据九、湘府名邸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湘府名邸购于2008年11月24日，是史超的单位集资房，并非奕欣公司成立后购买；证据十、被拍卖两套房子的产权情况及拍卖成交的情况，证明史超离婚时分到的这两套房产在离婚后并未实际属于史超所有；证据十一、还贷记录清单，证明两套房屋贷款共80万由史超负责偿还；证据十二、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史超离婚时分配的车号为湘Ａ×××××奥迪牌小汽车离婚后并未实际取得占有。以上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1、史超与徐伟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公平合法；2、史超离婚后实际只分得湘府名邸的房屋（本案执行冻结中），且该房屋的贷款一直由史超偿还。第三组证据：证据十三、（2018）湘0121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徐伟与史超不存在通过离婚逃避债务情形，史超无需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基于同案同判的原则，本案应予纠正。苏向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如果史超主张该账户彭远贵没有实际控制，应当由徐伟与彭远贵两人对此予以确认，彭远贵在原审已经说明只有4笔是向苏向阳归还借款本金。该账户不应作为新证据，该证据在原审庭审时已经存在，史超有能力及条件依法申请调取该证据，但其没有调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周红账户的质证意见同上述发表的质证意见。证据二，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明内容与证据一是矛盾的，该份证明是关于彭远贵只有4笔款项是主张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对证据三，三性有异议，该证据是证人证言，应该需要该当事人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且物业公司事实上不可能了解史超的生活情况，不排除物业公司只是应史超的要求出具的说明。对于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结合史超提交的律师见证书可知在2011年7月25日，离婚协议书提到奕欣公司的债务与史超无关，反过来说明史超对这笔借款、对奕欣公司的经营是知情的，而非史超所主张的毫不知情。对于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六，对三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反而证明史超对徐伟的借款用于奕欣公司经营是知情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九、十、十一、十二的质证意见同证据八。对证据十三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纠纷与本案无关，且该案对本案无约束力及参照价值。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史超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申诉人苏向阳、原审被告徐伟、戴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针对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苏向阳向徐伟指定的周红账户提供了借款44万元。针对申诉人史超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史超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周红银行流水外，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且徐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抗辩称自己偿还金额为12万元，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三、四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可以证明史超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兴支行员工。第二组证据中证据七、八、九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十、十一、十二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系另案判决，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再审查明，史超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徐伟与史超于1992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10月24日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分别于2002年12月20日、2008年11月24日购买了两套房屋。奕欣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彭远贵，股东为彭远贵、周红。徐伟与苏向阳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苏向阳向徐伟提供借款50万元系用于资金周转，合同订立后，2011年6月27日、28日，苏向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徐伟指定的奕欣公司股东周红账户先后支付了20万元、24万元。苏向阳再审中陈述该借款实际用于奕欣公司的经营。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当事人的陈述与答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徐伟、史超的夫妻共同债务，史超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基于上述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实质条件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涉案债务为徐伟以个人名义所负，虽然发生在其与史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据不足。首先，史超并未向苏向阳表达过借款的意思表示，史超没有借款的合意。徐伟向苏向阳借款时，均以其个人名义与苏向阳签订借款合同，史超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且该借款接收账户为徐伟指定的案外人账户。其次，徐伟向史超借款44万元，该金额已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的房产购置时间均早于借款发生时，在涉案借款发生后，无证据证实产生了大额的家庭支出，且史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徐伟将所借款项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故不能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二款第（３）项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３）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依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以从事经营活动为目的对外产生的债务，需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且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徐伟向苏向阳所借款项用于奕欣公司资金周转，而非家庭生活，且无证据证明经过了史超同意或者史超共同参与了奕欣公司的经营，以及将从事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收入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涉案借款符合上述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史超不应承担涉案借款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二款第（3）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3）芙民初字第38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3）芙民初字第38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徐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向阳偿还借款本金373542.07元，并支付利息（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四、驳回苏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保全费4570元，共计14770元，由徐伟负担12000元，苏向阳负担27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 颖审判员 杨 雅审判员 肖志维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严新龙书记员邓晓亭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问题具体意见》17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扶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