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5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维华，男，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武，湖南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冬良，男，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三加，男，195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南省临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宪平，湖南尚友（临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艳青，女，198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上诉人杨维华因与被上诉人曾冬良、胡三加、陈艳青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5民初1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维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维华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冬良、胡三加、陈艳青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杨维华与胡三加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不是承揽关系。2018年6月，邝代强与胡三加就其承建的陈建青房屋租赁升降机达成协议，租赁费为3000元。后胡三加要杨维华找人一起安装、拆卸升降机。升降机是从邝代强处租来的，不是杨维华自带的，工作上听从胡三加的安排与指挥。2.杨维华与曾冬良共同为胡三加提供劳务，杨维华与曾冬良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曾冬良是胡三加要杨维华联系一起为胡三加提供劳务的，两人均听从胡三加的安排与指挥。曾冬良、杨维华是工作搭档关系，两人互相配合，不存在谁控制、指挥、监督谁，工资均为每天300元，杨维华并没有赚曾冬良的钱；二、本案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依法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明显违法。曾冬良辩称：一、曾冬良与杨维华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胡三加辩称：一、胡三加与杨维华是承揽合同关系，不是雇佣劳动关系。杨维华为逃避责任，凭空捏造、虚构案件事实，意图对其自认的事实予以否认，没有事实依据；二、曾冬良与杨维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胡三加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三、曾冬良与杨维华二人严重违反拆卸流程，导致本次事故发生，自身都存在重大过错；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胡三加作为定作人，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胡三加虽与陈艳青签订了《建房协议合同》，但一审法院也不能依此减轻陈艳青的赔偿责任。陈艳青未到庭参加询问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曾冬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杨维华、陈艳青赔偿曾冬良住院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232,925.3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维华、陈艳青负担。诉讼中，经杨维华申请，一审法院追加胡三加为被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艳青系临武县武水镇玉屏村人，因国家土地征收在临武县对面分得预留地（宅基地）一块用于建房。2018年6月5日，陈艳青通过与胡三加协商后签订了一份《建房协议合同》，合同约定陈艳青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胡三加为其兴建一栋七层半的房屋，同时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胡三加）组织好人员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若出现意外事故，甲方（陈艳青）只需负责百分之五的赔偿款”。在建筑过程中，因施工需要胡三加租赁了杨维华的一套升降设备用于搬运建筑材料，费用为6000元（含租金3000元及安、拆装费用3000元）。2019年3月底整栋房屋主体工程完工后，胡三加通知杨维华将升降设备拆走，杨维华遂以300元一天的工资雇请了曾冬良一同对该升降设备进行拆卸，2019年4月8日，杨维华与曾冬良在共同作业过程中，因升降设备的吊葫芦脱落致使升降机天台从6楼坠落至3楼，杨维华与曾冬良随天台一起落下，事故造成杨维华与曾冬良两人受伤。曾冬良受伤后被送往临武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曾冬良右胫腓骨下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右胫后神经性损失，轻度贫血，治疗53天，费用共计86953.32元。后经郴州市舜峰司法鉴定所鉴定，曾冬良的损伤程度构成九级伤残，且后续治疗费用需25000元；同时曾冬良的损伤误工180日，需要护理90日，需加强营养90日。另查明，案涉升降设备有8层楼左右高，安装时布设了拉杆与房屋主体结构之间相连接用于增加升降设备的稳定性，杨维华与曾冬良在拆卸时先将顶楼到3楼的固定拉杆一次性全部拆除后再开始拆卸升降设备。胡三加无相应的建筑资质，杨维华无相应的从事升降机拆卸安装作业的资质，曾冬良系农业家庭户口，事故发生后，杨维华为曾冬良垫付医疗费15,000元，陈艳青和胡三加各为曾冬良垫付医疗费5000元。湖南省2018-2019年度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936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1,534元，湖南省2018-2019年度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38,944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依法受到保护，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杨维华以300元/天的工资雇请曾冬良为其拆卸升降设备，曾冬良提供劳务，并受杨维华的控制、指挥和监督，双方由此形成雇佣关系。在整个升降设备拆装过程中，由于杨维华的安全意识淡薄，不但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反而严重违背安全常识，将已有的固定拉杆一次性拆除而不是先拆除一层固定拉杆再拆卸一层的升降设备，致使升降设备的塔架失去固定而不断摇晃，同时其塔架顶部用于固定吊葫芦铁链的横拉杆上原有的防滑防脱构件早已缺失，因此升降机天台在拆卸过程中遇到不平衡时，吊葫芦铁链从横拉杆中滑出后和相连的天台一同坠落，从而造成在天台上作业的杨维华与曾冬良也一并坠落摔伤。因此，杨维华的操作行为与曾冬良的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作为雇员曾冬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的，雇主杨维华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曾冬良受雇于杨维华从事其安排的雇佣活动，其在劳务过程中并无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陈艳青将自建的房屋承包给胡三加承建，双方由此形成承揽关系，胡三加为承揽人，陈艳青为定作人。房屋开工兴建后因施工需要，胡三加租用杨维华的升降设备用于建筑材料的搬运作业，杨维华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对升降设备进行安装和拆卸工作，其作业具有独立性，与胡三加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的从属关系，由此可见，胡三加与杨维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亦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杨维华为承揽人，胡三加为定作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陈艳青选任没有建筑资质的胡三加为其房屋施工，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双方在《建房协议合同》约定了“若出现意外事故，甲方（陈艳青）只需负责百分之五的赔偿款。”该条款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陈艳青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是限于胡三加应承担赔偿责任的5%，而是曾冬良整个损失的5%。同时，升降设备的安装、拆卸是一种高危作业，从事该项作业理应具备相应的资质，而杨维华没有，因此胡三加选任杨维华承揽升降设备的拆装施工作业同样存在过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杨维华、陈艳青、胡三加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曾冬良的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陈艳青、胡三加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杨维华少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意见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对曾冬良的各项损失，依据相关标准认定如下：1、伤残赔偿金，曾冬良的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系农村户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定残时，曾冬良61岁，参照上一年度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936元/年计算，即12,936元/年×19年×20%=49,156.8元；2、杨维华、陈艳青、胡三加对曾冬良的“三期”鉴定提出按120元/天标准计算过高，一审法院参照湖南省2018-2019年度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38,944元，“三期”费用具体如下：（1）误工费，即38,944元/年÷365天×180天=19,205元；（2）护理费38,944元/年÷365天×90天=9602元；（3）营养费30元/天×90天=2700元；合计31,507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曾冬良实际住院天数共计53天，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确定为100元/天，即100元/天×53天=5300元；4、医疗费，根据医疗费合理性的相关鉴定结论，曾冬良受伤后在临武县中医医院治疗符合医疗诊疗规范，故对有正式发票支持的医疗费用部分予以认定，即85,882.45+57.47+（337.8×3）=86,953.32元；5、后续治疗费25,000元，结合鉴定意见，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费用，胡三加的抗辩意见无证据支持，亦无法律依据，因此曾冬良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6、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鉴定费15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费用合计为209,417.12元。根据杨维华、陈艳青、胡三加各自的过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确定由杨维华承担曾冬良损失85%的责任即209,417.12元×85%=178,004.55元，减去其已垫付的15,000元，杨维华还需承担163,004.55元；胡三加承担曾冬良损失10%的责任即209,417.12元×10%=20,941.7元，减去其已垫付的5000元，胡三加还需承担15,941.7元；陈艳青承担曾冬良损失5%的责任即209,417.12元×5%=10,470.85元，减去其已垫付的5000元，陈艳青还需承担5470.85元。本案经一审法院多次调解未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维华赔偿原告曾冬良各项损失共计178,004.55元，减去其已垫付的15,000元，实际赔偿163,004.55元；二、由被告胡三加赔偿原告曾冬良各项损失共计20,941.7元，减去其已垫付的5000元，实际赔偿15,941.7元；三、由被告陈艳青赔偿原告曾冬良各项损失共计10,470.85元，减去其已垫付的5000元，实际赔偿5470.85元；以上项目限三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完毕，且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曾冬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94元，减半收取计2397元，由原告曾冬良承担498元，被告杨维华承担1677元，被告胡三加承担165元，被告陈艳青承担57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杨维华申请邝代强出庭作证，拟证明升降机是邝代强的，杨维华与曾冬良都是与胡三加存在劳务关系。邝代强陈述称升降机是其所有，其以3000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杨维华。本院认证认为，各方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杨维华与曾冬良都与胡三加存在劳务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杨维华和曾冬良自小就相识，2015年以来就开始一起做工，主要是搭设建筑施工脚手架外架，也安装、拆卸升降机）都是由杨维华与施工方联系和协商确定价格，杨维华再叫曾冬良一起搭设或者安装、拆卸，杨维华记工，曾冬良则仅计自己的工，由杨维华与他人结算后给付曾冬良工钱，少数曾冬良身体不舒服或者没有时间参与施工时，杨维华也会联系自己的弟弟施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违法；二、陈艳青、胡三加、杨维华、曾冬良之间关系如何认定及赔偿责任如何划分。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一审中,杨维华并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故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故杨维华主张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程序违法,与法不符,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建盖的层数和面积看,陈艳青所建房屋为七层,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该建筑活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调整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同时,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明,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陈艳青将房屋建设工程交付给没有相关施工资质的胡三加,在选任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三加承包该建房工程后，将升降机的租赁、安装、拆卸等具备一定专业性和危险性的事宜，概交由无专业知识和资质的杨维华负责，在选任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杨维华和曾冬良自小相识，2015年以来就开始一起做工，主要是为他人搭设建筑施工脚手架外架，也安装、拆卸升降机，都是由杨维华与施工方联系和确定价格，杨维华再叫曾冬良一起搭设或者安装、拆卸，杨维华记工，曾冬良则仅计自己的工，由杨维华与他人结算后给付曾冬良工钱，少数曾冬良身体不舒服或者没有时间参与施工时，杨维华也会联系自己的弟弟施工。据此，杨维华处于主导地位，工钱略多于曾冬良,但自身也参与劳动，曾冬良按照自身情况自主决定当天出工,是否参与施工、参与多少由个人意愿确定，杨维华与曾冬良之间既有雇佣关系的性质但又明显有别于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雇佣关系,也有相对稳定的农村劳动力合作关系性质。本案事故发生时,二人共同拆卸升降机，属于高空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二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相应作业的危险性和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有基本认知，但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未对自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规范操作，导致事故发生，二人均遭受身体健康损害，二人对自身所受伤害均有一定过错，应自负一定的责任。其中杨维华在雇佣关系中属于雇主，同时在合作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应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综合上述各方的原因和过错,本院确认陈艳青承担10%的民事责任，胡三加承担20%的责任，曾冬良承担25%的民事责任，杨维华承担45%的民事责任。因陈艳青与胡三加签订的建房协议中约定安全问题由胡三加负责，若出现意外事故，陈艳青只需负5%的赔偿责任，该协议对陈艳青、胡三加具有拘束力，故陈艳青应负的10%责任，其中5%由其自负，另5%由胡三加代负。据此，扣减各方已经支付曾冬良的款项外，陈艳青还应支付曾冬良5470.85元（209,417.12元×5%-5000元），胡三加还应支付曾冬良47,354.28元（209,417.12元×25%-5000元），杨维华还应支付曾冬良79,237.70元（209,417.12元×45%-15,000元）。曾冬良在本案诉讼中并未针对胡三加提出诉请，但一审判决胡三加承担曾冬良损失10%的责任、减去其已垫付的5000元还需承担15,941.7元后，胡三加并未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故对一审判决胡三加承担责任的部分，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其余增加部分由曾冬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另，杨维华、曾冬良、陈艳青系分别因各自存在过错，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人之间并不属于共同侵权，无需互负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杨维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5民初162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杨维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曾冬良79,237.70元；三、被上诉人胡三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曾冬良15,941.70元；四、被上诉人陈艳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曾冬良5470.85元；五、驳回被上诉人曾冬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94元，减半收取2397元，由被上诉人曾冬良负担1038元，上诉人杨维华负担815元，被上诉人胡三加负担487元，被上诉人陈艳青负担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61元，由上诉人杨维华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曾冬良负担8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审判员  廖 军审判员  雷金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佳颖书记员谷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