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3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苟江冶金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059075664B。法定代表人：陶家川，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家川，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邛崃市人，住四川省邛崃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玉勇，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琳，女，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为宗，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赛，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启军，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军，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宽，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顾国静，女，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何凡，男，196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贵州省湄潭县。上诉人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天诚公司）、陶家川、潘玉勇、何琳因与被上诉人胡启军及原审第三人顾国静、何凡票据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6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天诚公司、陶家川、潘玉勇、何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21民初663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顺天诚公司仅向被上诉人胡启军支付被扣划的银行存单资金1075000元，并依法改判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不承担保证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顺天诚公司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银行存单资金3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逾期解付利息及利息损失。1、上诉人顺天诚公司已经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将1925000元偿付到被上诉人指定的遵义科芙商贸有限公司，上诉人顺天诚公司仅差欠被上诉人胡启军1075000元，而非300万元。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建立真正的借贷关系，而是为了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经营的遵义适惠建材公司购买水泥，且被上诉人不承认上诉人已经偿还了1925000元，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事实不符。3、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皆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现金存单进行质押的情况下，应预见到若顺天诚公司到期不能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解付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在出票前就要求顺天诚公司以月利率3%的标准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且承担了银行承兑利息，故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利益未受到任何损失，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应自行承担逾期解付造成的利息损失。且双方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系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收取上诉人高额利息，系违法行为。4、上诉人顺天诚公司第2次出票行为系公司独立行为，与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无关，在顺天诚公司与胡启军履行完毕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后，合同因履行完毕而终止。由于第2次出票行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亦未约定任何资金占用费，所以不应支付被上诉人所谓的资金占用费。且被上诉人并不是本案存单所有人，被上诉人不是权利主体，即便被上诉人胡启军与顾国静于2014年11月1日，与何凡于2016年1月3日签订《变更质押约定》，原审第三人将追索债权的权利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但是该约定系在顺天诚公司债务都不明确的前提下就已经形成，且顺天诚公司并不知情，所以该债权转让对上诉人顺天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5、上诉人顺天诚公司认为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过高，且起算时间错误。上诉人顺天诚公司第2次出票行为分别在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9日，而一审判决却认定从2016年9月7日起便开始计付资金占用费，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对顺天诚公司的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2016年2月3日上诉人顺天诚公司与被上诉人胡启军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上诉人陶家川已经以上诉人顺天诚公司名义于2016年9月12日、2016年9月18日还款至银行对汇票进行解付，上诉人顺天诚公司在《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履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且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亦因合同履行完毕而终止。上诉人顺天诚公司的第2次出票行为系顺天诚公司的独立行为，上诉人潘玉勇、何琳均不知情，与其无关，且潘玉勇、何琳亦未提供新的保证，所以上诉人潘玉勇、何琳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上诉人陶家川作为顺天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在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9日出具的收据上盖有法人印章，其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上诉人陶家川亦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虽然双方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的金额范围在200万-1000万元之间，但不等于说顺天诚公司一定要出票到1000万元为止才能说明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合同才终止。且该合同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既然在解释出现分歧时，就应当作有利于非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以此说明该合同在上诉人顺天诚公司第1次出票到解付后，合同权利义务就已履行完毕而终止，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的担保责任也因此终止。胡启军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被上诉人己实际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向上诉人出借了定期储蓄存单，且上诉人通过该定期储蓄存单己在贵阳银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使用，该合同依法成立并自成立时生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在该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未出资解付，导致被上诉人向其出借的定期储蓄存单金额被贵阳银行直属支行扣划，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其因无法及时归还己形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贵阳银行直属支行所扣划的资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和罚息。上诉人提出己经通过遵义科芙商贸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还款192.5万元，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其他经济纠纷，与本案无关，本案中上诉人只支付资金占用费至2016年9月6日。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之合同，双方约定提供贷款担保金额为2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而并未约定该合同仅限一次提供担保贷款，且上诉人己实际使用该现金储蓄存单进行第二次贷款，上诉人不能以第二次贷款未签订合同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系经上诉人顺天诚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后，顺天诚公司、陶家川、潘玉勇、何琳签字认可，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应对该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定期储蓄存单的本金、罚息、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向被上诉人支付其因无法及时解付汇票后贵阳银行直属支行所扣划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定期储蓄存单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和罚息。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6日，顾国静（甲方）与胡启军（乙方）签订《人民币现金存单抵押授信合同》，约定顾国静提供200万元现金存单给胡启军用于贵阳筑鑫和力商砼有限公司进行抵押授信出具银行承兑汇票；2014年11月1日，顾国静、胡启军签订《变更现金存单资金质押约定》，载明：“因筑鑫公司不再使用顾国静存单资金质押出票，胡启军、顾国静现就变更质押约定如下：顾国静在贵阳银行存单号19×××40存款资金贰佰万圆由胡启军提供给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使用，质押期间胡启军每月以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收取存单金额3%的资金占用费支付给顾国静。若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未按时支付资金占用费或到期未存入资金解付银行承兑汇票，造成顾国静损失的，由胡启军无条件承担顾国静资金占用费支付责任和顾国静存单资金及利息的偿还责任（即顾国静只找胡启军索赔，胡启军自行找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索赔）（注：顾国静按银行要求签订质押合同）”。2014年6月18日，胡启军作为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代表与何凡签订《人民币现金存单质押合同》，约定何凡提供100万现金存单给适惠公司用于遵义恒聚和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抵押出具银行承兑汇票；2016年1月3日，胡启军、何凡签订《现金存单资金变更质押约定》，载明：“因恒聚和公司不再使用何凡存单资金质押出票，现约定由胡启军把何凡在贵阳银行的19×××98号现金存单资金（金额壹佰万元）提供给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质押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使用，何凡按银行要求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期间胡启军负责每月向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收取存单金额3%的资金占用费支付给何凡，若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不按月支付资金占用费或到期不存入资金解付银行承兑汇票，胡启军无条件承担支付何凡的资金占用费和银行存单资金及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即何凡只找胡启军索赔，胡启军自行找遵义市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索赔）。特此约定”。2016年2月3日，胡启军（甲方）与顺天诚公司（乙方）签订《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甲方通过提供产权物抵押、现金存单质押或联保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为乙方提供200万-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担保”，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获得的银行汇票或银行贷款，乙方自愿承担汇票和贷款额度每月3%的资金占用费，由甲方从乙方交给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的汇票中扣除。贷款利息甲方承担并按时支付，若乙方未按时支付甲方资金占用费时，则银行贷款利息由乙方先行支付，待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资金占用费时扣除”；第四条约定：“银行承兑汇票要到期前10日，乙方准备资金到出票银行解付汇票；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第五条约定：“乙方及乙方股东和本合同担保人对乙方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乙方不按时解付汇票、不按时归还贷款视为恶意违约，甲方、出票银行和质押物（即现金存单）所有人有权采取不限于乙方停产、查封乙方生产设备设施、查封乙方及乙方股东银行账户、查扣乙方资质证照、冻结乙方应收账款、处置乙方及乙方股东财产等方式追讨乙方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面值债务，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出票银行和质押物（现金存单）所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潘玉勇、何琳作为保证人在该《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上签名捺印。上述协议签订后，何凡将账号为19×××98存款金额为100万元的三年定期存单（存款期限为2014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存款年利率为4.675%）、顾国静将账号为19×××40存款金额为200万元的存单给胡启军，由胡启军提供给顺天诚公司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作为质押出具承兑汇票，顾国静、何凡根据与胡启军的约定分别与贵阳银行签订了质押合同。顺天诚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出具了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解付期限届满时，顺天诚公司存入资金将300万元承兑汇票予以解付。经顺天诚公司申请，贵阳银行于2016年10月8日出具给顺天诚公司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该100万元承兑汇票敞口部分由何凡提供的100万元存单作质押；贵阳银行于2016年9月22日出具给顺天诚公司出票金额分别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两份，该200万元承兑汇票由顾国静提供的200万元银行存单作质押。2016年9月23日，顺天诚公司向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给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贵阳银行直属支行票号：3130005142111496.3130005142111497），面值贰佰万元（贰佰万元）。此票由遵义市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借用，汇票到期由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出资解付，并按月支付3%出票存单资金占用费给存单所有人”；2016年10月9日，顺天诚公司向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给遵义适惠建材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贵阳银行直属支行票号：3130005142111689），面值壹佰万元（1000000.00元）。此汇票由遵义市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借用，汇票到期由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出资解付，并按月支付3%出票存单资金占用费给存单所有人”。上述承兑汇票解付期限届满后，顺天诚公司未支付资金解付，贵阳银行于2017年4月11日扣划了何凡现金存单上的资金1000500.00元（其中500.00元为逾期一天解付的罚息）用于解付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存单余款10224.44元退还何凡；贵阳银行扣划了顾国静的银行存单上的资金200万元并由顾国静支付1000.00元逾期一天解付罚息用于解付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另查明，胡启军与顺天诚公司、陶家川、潘玉勇等除本案纠纷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发生争议后部分纠纷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审理中，胡启军认可顺天诚公司已经按照双方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至2016年9月6日。一审法院认为，胡启军与顺天诚公司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签订后，胡启军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顾国静的200万元的现金存单、何凡的100万元的现金存单给顺天诚公司用于向贵阳银行质押出具承兑汇票，第一次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解付期限届满后，顺天诚公司存入资金进行了解付，后再次用顾国静、何凡的现金存单质押向贵阳银行申请出具了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解付期限届满后，顺天诚公司未按期存入资金进行解付，导致顾国静的现金存单资金200万元被贵阳银行扣划用于解付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支付了1000.00元的逾期罚息、何凡的现金存单资金100万元被贵阳银行扣划用于解除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支付了500.00元的逾期罚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胡启军请求由顺天诚公司支付被贵阳银行扣划的300万元，予以支持。原审第三人顾国静、何凡陈述其不向顺天诚公司主张权利，由胡启军向顺天诚公司主张权利后再根据与胡启军的约定向胡启军主张权利，予以支持。何凡100万元三年期（2014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存单三年存款期届满后，可得利息140250.00元（100万元×4.675%×3年），因顺天诚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资金解付银行承兑汇票导致何凡的存单被贵阳银行扣划，三年定期存款变更为活期存款，利息10724.44元（500.00元+10224.44元），利息减少129525.56元（140250.00元-10724.4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顾国静支付的逾期利息1000.00元、何凡支付的逾期利息500.00元及减少的利息129525.56元，均系因顺天诚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应由顺天诚公司承担。胡启军、顺天诚公司约定“乙方获得的银行汇票或银行贷款，乙方自愿承担汇票和贷款额度每月3%的资金占用费”，胡启军诉称顺天诚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至2016年9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胡启军请求由顺天诚公司按照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费，予以支持，该资金占用费应自2016年9月7日起以未偿还的被扣划存单资金为基数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顺天诚公司辩称已经支付了1925000.00元，因双方之间尚有其他经济纠纷，且顺天诚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所支付款项中本案所占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顺天诚公司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顺天诚公司与胡启军签订《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胡启军通过产权物抵押、现金存单质押或联保无限责任担保等方式为顺天诚公司提供200万元-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担保，顺天诚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600万元，未超出双方约定限额，且顺天诚公司实际使用胡启军提供的顾国静、何凡的现金存单用于质押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故其辩解顺天诚公司后期出具的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与其无关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顺天诚公司与胡启军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承担金质押合同》约定“乙方及乙方股东和本合同担保人对乙方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陶家川为顺天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玉勇、何琳作为担保人在该《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上签名捺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胡启军请求陶家川、潘玉勇、何琳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予以支持。综上，为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胡启军被扣划的银行存单资金3000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自2016年9月7日起以未偿还资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由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胡启军逾期解付银行承兑汇票利息1500.00元及利息损失129525.56元。三、陶家川、潘玉勇、何琳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胡启军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52.00元，由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陶家川、潘玉勇、何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顺天诚公司是否应向被上诉人胡启军支付3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逾期解付利息1500元及利息损失129525.56元；2、上诉人陶家川、潘玉勇、何琳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上诉人顺天诚公司在第一次取得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已按期解付，但其第二次取得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仍然是依据胡启军提供的顾国静的200万元的现金存单、何凡的100万元的现金存单向贵阳银行出具的质押，而该质押行为来源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的内容，加之在《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胡启军通过提供产权物抵押、现金存单质押或联保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为顺天诚公司提供200万元-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担保，而顺天诚公司两次取得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限额，且第二次汇票时间亦在2016年，并未加重陶家川、潘玉勇、何琳的担保责任。因此，对于上诉人主张顺天诚公司第二次取得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独立的公司行为，与涉案《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无关的上诉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胡启军通过与顾国静、何凡签订合同的方式得到了顾国静、何凡用其现金存单资金为顺天诚公司提供质押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授权，且顾国静、何凡当庭亦表示认可，确认由胡启军向顺天诚公司主张权利，故对于上诉人主张胡启军非现金存单所有人，不是本案权利主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虽顺天诚公司主张其已向胡启军支付了192.5万元，提供了顺天诚公司向遵义科芙商贸有限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及收据，但胡启军对此不予认可，且由于银行凭证中备注有“材料款”“货款”字样，加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尚存在其他经济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顺天诚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属本案所支付的款项，故原判对于顺天诚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由于顺天诚公司在第二次取得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未按期存入资金进行解付，导致顾国静的现金存单资金200万元、何凡的现金存单资金100万元被贵阳银行扣划用于解付，并分别支付了1000元、500元逾期罚息，对此，顺天诚公司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同时，由于胡启军认可顺天诚公司按每月3%的标准已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至2016年9月6日，因此，原判认定顺天诚公司应向胡启军支付3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6年9月7日起以未偿还资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逾期解付利息1500元及利息损失129525.56元，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由于涉案《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约定了“乙方及乙方股东和本合同担保人对乙方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且陶家川作为顺天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玉勇、何琳作为担保人在该《现金存单金质押合同》中签字捺印，故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认定由陶家川、潘玉勇、何琳对顺天诚公司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陶家川、潘玉勇、何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陶家川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52元，上诉人潘玉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52元，上诉人何琳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52元，由其各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毛丹书记员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