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长发纺织印染品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大道一号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一期）T19栋127号。经营人：刘宪丹，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阳，广东一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裕盛布料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大道1号华南国际皮革皮具原辅料物流区（一期）L11-112室。法定代表人：李增辉，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增辉，男，汉族，1975年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强，广东智千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恒盛布料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集银皮革综合广场A栋A1048室。法定代表人：李增辉，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奥俊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9009号珠江广场A2栋8A室。法定代表人：李增辉，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强，广东智千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开相，男，汉族，1990年1月21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长发纺织印染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长发经营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裕盛布料商行（以下简称裕盛商行）、李增辉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恒盛布料商行（以下简称恒盛商行）、深圳市奥俊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俊凯公司）、林开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8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发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1、裕盛商行、李增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货款人民币2935509.1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2、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裕盛商行拖欠长发经营部的货款应当以最后签署的《对账单》、《欠款证明》为准，数额应当为2935509.10元。林开相和李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由裕盛商行、李增辉无限授权给他们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法律后果应当由裕盛商行承担，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一）2017年8月1日，双方签署《对账单》确认累计拖欠货款为2935509.10元，2017年8月5日林开相又出具《欠款证明》确认裕盛商行与长发经营部发生的交易货款为3099719.50元，剩余未付款2935509.10元。长发经营部认为林开相作为裕盛商行的员工、业务负责人，其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依法对裕盛商行产生法律效力，具有约束力，可以确认双方未付货款为2935509.10元，林开相出具的《欠款证明》也同时印证未付货款数额为2935509.10元。裕盛商行提交的《交易回执》、《付款证明》以及《长发2016货款明细账单》上的付款时间均早于对2017年8月1日双方签署的《对账单》及2017年8月5日林开行出具的《欠款证明》，以上付款均在对账时予以扣减。故对于拖欠货款的金额应以最后签署的《对账单》以及《欠款证明》为准，原审法院对于拖欠货款金额核算方法是不正确的。（二）林开相和李某的行为是代表裕盛商行的职务行为。1、林开相是李增辉的侄女婿，裕盛商行的财务李某是李增辉的亲侄女，林开相和李某是夫妻关系。他们这种亲密关系，长发经营部没有理由怀疑其不能代表裕盛商行、李增辉履行职务。长发经营部与裕盛商行从2012年就开始有买卖交易，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所有交易都是由林开相、李某代表裕盛商行完成。从2017年8月1日林开相签订对账单以及2017年8月5日出具的《欠款证明》，以及QQ记录、所有送货单对账单、微信记录等证据，都表明林开相和李某是代表公司在履行职务，其因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2、裕盛商行对林开相和李某进行了无限授权。在长达数年的交易中，由林开相和李某代表裕盛商行与长发经营部进行交易，应视为无限授权给林开相和李某代表裕盛商行进行交易。3、众多的书证和电子数据证明他们在履行职务。从QQ记录、送货单抬头和签名、对账单抬头是裕盛商行、微信记录等证据，都表明林开相和李某是代表公司在履行职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据其全部交易或部分交易是林开相的个人行为。4裕盛商行的自认也表明林开相和李某是代表公司在履行职务。裕盛商行自认李某是公司财务，其在对账和送货单上签名裕盛商行是认可的。李增辉自认2016年前由林开相完成的所有交易，裕盛商行是认可属林开相职务行为。2017年之后裕盛商行认为林开相做私单，不是职务行为，但没有提供证据。李增辉自认大单有电话沟通，即小单是无须沟通的，由林开相、李某自行处理，其该自认表明其对林开相、李某的职务行为是认可的.裕盛商行自认在2017年6月也有交易，也有付款，表明其认可该段时间林开相、李某还在履行职务。林开相自认在2017年8月对账之后才离职。裕盛商行在法庭上自认李某是其财务，其代表公司对账，从长发经营部补交的QQ记录中显示，李某是认可林开相把对账单带回的，其此后对对账单没有提出质疑。5、裕盛商行的职员只有林开相和李某两人。6、林开相与李增辉、裕盛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庭审过程中，林开相在庭审中陈述《对账单》、《欠款证明》是在长发经营部胁迫情况下签字的，但均没有证据证明。长发经营部认为林开相与裕盛商行存在串通的行为，其意图把债务转嫁给没有财产的林开相来承担，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二、一审判决存在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的地方，双方的交易中根本不存在先付款后交货的情况，根据双方在法庭上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一审判决却把应列为偿还2016年欠款703408元，列为2017年货款，而这些货款的金额明显远远大于同期交货数额，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对账，最后才付款，而2017年1月发生的交易金额为3998元，而故2017年1月13日付款的363318元、120090元（以上合计483408元），在裕盛商行尚欠2016年货款未还的情况下，且当月只有3998元的交易情况下，这两笔款项是不可能是用于购买2017年货物的，事实上是偿还2016年12月之前的货款，在2017年1月对账单上有明确记载，2017年1月份对账单裕盛商行在一审提交的QQ记录中就有提供，说明是双方认可的。原审法院将上述2笔付款作为支付的是2017年货款是明显错误的。（二）2017年1月、2月的对账单是经双方确认的，2017年1月份对账单载明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累计欠款为560650.30元，其中包含：2016年5月欠款44871.40元、5月含税货款135144.60元、6月现金货款38441.10元、7月现金货款120705.20元、8月现金86144.40元、9月现金货款14624.50元、10月现金货款65335.50元、11月现金货款17159.30元、12月现金货款34226.30元、2017年1月现金货款3998元，以上合计560650.30元，并扣减2017年1月13日付款的363318元、120090元（以上合计483408元）。故如果要核算，应该从这一笔数额开始往后推算。到2017年2月之后都有原始送货单可以核查的，2017年2月至7月，有送货单的送货金额为3099719.50元，加上2017年1月之前欠款560650.30元，总欠3660369.80元，而裕盛商行在2017年2月至7月实际付款金额为596900.10元，两者相减金额为3063469.70元，与林开相对账确认的2935509.10元基本一致。（三）上述相减金额为3063469.70元，与林开相对账确认的2935509.10元有差异，上诉人有合理解释。因为长发经营部平时也有向裕盛商行购买少量货物（口头交易，没有书面文件的），有部分货物双方约定是由裕盛商行承担税款需由裕盛商行承担，且长发经营部有交付现金给裕盛商行9万元。长发经营部可以提供2017年2月至7月每个月的对账单，每笔款都有迹可查，而且明细到小数点两位数，如果是虚假的，数字肯定对不上，如果长发经营部有意作假，则长发经营部完成没有必要把长发经营部向裕盛商行购买货物的部分列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长发经营部可以提供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每个月的对账单的电子文档作为证据，其形成时间是可以鉴定的，如果裕盛商行认为电子文档在2017年8月以后有修改，可以申请鉴定。三、一审判决以林某于2017年3月21日签署的《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上记载的金额作为初始的计算依据是错误的，该文件记载的都是开票的情况和时间，没有记载实际付款时间，事实上实际付款时间延后至2017年3月17日。（一）林某签署的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所以，该对账单反映的欠款金额363110.76元，是截止至2017年3月21日的数据。该数据是把2017年3月21日之前支付2016年货款的部分都已经扣减了，包括了三笔款项：2017年1月13日付款363318元、120090元，2017年3月17日付款22万元。（二）前面陈述了，根据2017年1月份对账单，截至2017年1月31日，2016年12月之前的欠款为556652.30元（未含2017年1月份货款3998元），减去2017年3月17日的付款22万元，截至2017年3月21日，2016年12月之前的欠款为336652.30元，与《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上记载的363110.76元基本吻合。差异的原因是因为《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只是记载了裕盛商行开票金额，未记载长发经营部应付裕盛商行的少量货款金额或往来金额。（三）《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只是记载了开票的时间，并不是实际付款时间，众所周知，通常交易中，一般是先开发票再付款，而开票的时间与付款时间有一个滞后性，三笔款项（2017年1月13日付款的363318元、120090元，2017年3月17日的22万元）的开票时间均在2017年1月10日前已开具，与2017年3月21日之前实际收到款项并不矛盾，故上述三笔款项均包含在《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所列开票金额中，均是偿还2016年12月之前的欠款，不是偿还2017年2月至7月的货款。（四）《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显示2017年3月21日裕盛商行尚欠2016年货款363110.76元未还，按照常理，2017年3月21日之前裕盛商行的付款是偿还旧账，而不是预付款。（五）三笔款项（2017年1月13日付款363318元、120090元，2017年3月17日付款22万元）的金额精确到个位数，是因为根据发票开票金额付款的，开了发票，说明是已交货的，付款是支付已交货部分，不是预付款。（六）双方的交易是很零散的，没有计划的，如果是预付款，只会是整数，不会精确至个位数。（七）裕盛商行无法说清楚三笔款项（2017年1月13日付款363318元、120090元，2017年3月17日付款22万元）对应的支付哪笔款项，无法自圆其说。（八）林开相2017年8月1日签署的7月对账单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尚欠2月欠款186523.90元，证明裕盛商行所有的付款都是支付2017年2月底之前的欠款。裕盛商行并没有证据推翻该对账单上真实性。(九)《长发2016年货款明细账单》显示4月份“退现利兴-150000”，说明此前双方都有退现的先例，该文件上，也显示了税款是由裕盛商行承担。四、一审中，长发经营部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实陈述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事实，而裕盛商行与林开相再三作虚假陈述，前后矛盾。（一）长发经营部对自己的不利的事实都很诚实地陈述，没有任何隐瞒。1、裕盛商行所称的100多万元都是通过林开相付至长发经营部指定的第三方，双方没有书面文件确认，裕盛商行是缺乏证据证明付款的事实的，但长发经营部对于实际收到的款项都是如实确认的。2、庭审中，上诉人如实陈述了向裕盛商行购买少量货物应摔扣减部分款项的事实，这些交易全部是口头交易，没有任何书面文件，长发经营部本着诚实的原则如实陈述了事实。3、长发经营部的陈述前后一致，能相互印证，即使出现有差异的数字也能作出合理解释。4、虽然有林开相签字的对账单证明欠款的金额，但为了说明所有数据的真实性，长发经营部在庭审当中，也愿意进行再一次对账，前提是双方应如实陈述。但再一次对账单过程中，裕盛商行和林开相对他们有利的事实就承认，不利的事实一概不认（例如应扣的税款，退现金应扣回的事实等、例如2017年3月21日之前的付款是支付2016年欠款），导致再一次对账是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的，因此，长发经营部在庭审笔录中强调了欠款金额仍应以林开相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为准。（二）林开相在法庭上作了大量的虚假陈述。林开相在法庭上说对账单是胁迫签字的，但一份是2017年8月1日签署的，一份是8月5日签署的，如果胁迫的，为什么不报警。例如说与长发经营部存在私单交易，但却不能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例如说另外付了70多万元的货款给长发经营部（除了双方确认的1080308.10元），但却无法说清楚付款的时间、金额、凭证。（三）裕盛商行的主张、陈述与双方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1、裕盛商行在法庭上陈述，长发经营部不同意对账，以此推断长发经营部存在与林开相恶意串通，向裕盛商行隐瞒事实真相。但长发经营部在庭后补交的QQ记录显示，李某在询问2017年3月对账单时，长发经营部的财务黄小姐回答是好的。在2017年7月6日，李某说今年1月至5月的对账单，6月的收到了。黄小姐回答说“好的，我全部给小林带回去”，李某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此后，也没有再追黄小姐，说明对账单其实际上已收到。QQ记录与裕盛商行说长发经营部不对账的说明是相矛盾的。2、裕盛商行主张送货单中有李某、刘某签名的送货单才是公司订购的货物，只有林开相签名的送货单全部是林开相个人的私单，与公司无关。但裕盛商行这种说法与已知事实是相矛盾的。根据长发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上面均有林开相或李某、刘某签名，其中有李某或刘某签名的货款总共为105750.30元。在QQ对话中，李某也承认了已开票120万元未付款的事实。裕盛商行在法庭上也承认有付款几十万元。林开相在法庭上陈述，2016年12月之前的送货单上有少数部分是由其个人签名的。各方对2016年12月之前发生的货款是由长发经营部与裕盛商行之间发生交易是没有异议的。对照以上事实和涉及的证据，裕盛商行关于“除了李某和刘某签名的送货单外，其他林开相签名的送货单都是其私人所为”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四）对裕盛商行质疑的几个问题的合理解释。1、裕盛商行认为，长发经营部没有与裕盛商行指定人员对账。但事实上是，长发经营部与李某、林开相都有对账。2、关于“月结30天，为什么拖欠几个月，不向老板追索”，交易从2012年就开始，已经十分信任，长发经营部认为拖欠一、两百万元或4、5个月都是正常的。裕盛商行货款拖欠的金额较大和时间较长，并不能以此来加重长发经营部的责任，以此判定长发经营部与林开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长发经营部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上述理由提起上诉。裕盛商行、李增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依法改判驳回长发经营部对裕盛商行的诉讼请求，长发经营部的货款由林开相承担。三、长发经营部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依法改判驳回长发经营部对裕盛商行、李增辉的诉讼请求,长发经营部的货款由林开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审查长发纺织经营部为达到非法目的，长期对林开相进行行贿，两方长期存在非法利益往来。1、《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1039号）的内容是林开相与长发纺织经营部财务黄小姐的QQ聊天记录，该证据第8页显示：2017年3月17日，林开相通知长发纺织经营部财务黄小姐“黄小姐。你帮我把1月份退我9万的那条先移掉发给我下”；3月22日，长发纺织经营部财务黄小姐很配合地将账单改了又发给林开相。该两份账单对应的是10页和11页，第10页将90000元剔除，第11页将返现金90000元及与林开相的私单货款做在一份对账单内。2、《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1039号）中的所有表格最后都有单价（小林）、金额（小林），该部分就是长发纺织经营部给林开相每单业务的回扣，也是最直接的证据。3、一审庭审中：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负责人林某称是他与林开相对账，黄小姐负责制表，由此可以得出对林开相行贿的人就是林某，林开相在庭审中对于该收受贿赂的事实予以确认。由于长发纺织经营部长期存在非法利益输送，林开相受长发纺织经营部的指使出具的《欠款证明》、《17年7月对账单》不具有合法性、且不真实。二、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证据存在伪造，并伙同林开相进行虚假诉讼，将应由林开相承担的债务转嫁给裕盛商行。1、长发纺织经营部提供的《17年7月对账单》该证据是伪造的。（1）裕盛商行支付货款都是由第三方公司代付款给长发纺织经营部的客户，从来没有由林开相个人付款，但该对账单称“7月微信转入36000元”，该36000元是由林开相个人微信转给黄小姐的，长发纺织经营部在该证据中已经确认收到，说明长发纺织经营部明知是和林开相个人做生意。（2）一审庭审中，长发纺织经营部又提供了17年2月至6月对账单，其中17年2月对账单是分两张来作的，一张金额是47033.8元，一张为267700.5元，两张总金额为314734.3元，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该行为明显违反常理，在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做生意的过程中从未出现一个月有两张对账单的情况，而且对账单内的时间是交叉的，将该两份对账单与《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7深版协电证固字第1039号）中长发纺织经营部黄小姐发给林开相的“裕盛2月2.xls”进行对比，从下方数第四行“17年2月份现金货款47033.80”，该制表时间“17.03.01”，该内容也说明长发纺织经营部明知与裕盛商行2017年2月份的货款只有47033.80元，剩下的货款为林开相自己所欠。（3）长发纺织经营部向法院提供的第二份2月份对账单金额为267700.5元，但其财务发给林开相的对账单金额却为357700.5元，两份差额为90000元，该90000元就是上面提到的回扣，长发纺织经营部将该数额计入与林开相的私人往来，那该笔357700.5元的货款更能反映出长发纺织经营部与林开相之间的私人货款。2、《欠款证明》是长发经营部与林开相共谋伪造的，林开相只是业务员，不是业务负责人，裕盛商行只是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只有李增辉，不存在其他的负责人，交易货款明显也与事实不符，长发纺织经营部提供的所有送货单总额只有309万元，其中还有部分退货的，没有剔除，金额为：12127+31810+38352+31008+74124=187421元，付款的金额没有表明，2935509.2元更不清楚怎么得来。事实说明该证据是伪造的，该欠款证明没有事实依据。3、《送货单》伪造更为明显，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之间货物往来只是由收货人签名确认，从来没有两个以上签名，也没有要求按手印，但长发纺织经营部提供的证据每张送货单都有林开相签名并加盖手印，这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这种行为明显是伪造证据，来达到其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由于长发纺织经营部伪造证据，致使证据不真实、不合法，以至于无法查清本案的真实情况，其应当承担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三、裕盛商行的财务李某多次向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财务黄小姐索要对账单，但长发纺织经营部却迟迟不提供，存在重大过错。1、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之间货款都是月结30天，双方每月都由财务进行对账，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对此都无异议，通过两方财务人员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裕盛商行的财务从2017年3月份开始就每月都向长发纺织经营部财务索要对账单，但长发纺织经营部却迟迟不发对账单，致使裕盛商行无法发现林开相作私单，长发纺织经营部对该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2、2017年3月22日裕盛商行财务李某向黄小姐要求对账单时，黄小姐收到信息就与林开相沟通，并将对账单分开两份来做；2017年7月6日，李某再次向黄小姐要求对账单时，黄小姐收到信息就与林开相沟通；通过该记录可以看出长发纺织经营部与林开相做私单的事实是清楚的，为了防止事情暴露，长发纺织经营部配合林开相进行隐瞒。3、在裕盛商行直要求对账的情况下，长发纺织经营部还将对账单给林开相，林开相怕事情暴露，将对账单私藏起来隐瞒裕盛商行，裕盛商行本身没有过错。四、长发纺织经营部为能从裕盛商行处得到更多的货款，故意隐瞒收到货款的事实，其不诚信的行为，也证明了其存在重大过错。1、长发纺织经营部在一审中，对于裕盛商行支付的货款只字不提，在裕盛商行提供了《交易回执单》及《付款证明》后还隐瞒实际情况，称是支付2017年2月份以前的货款，明显的不诚信，对于该行为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处罚。2、裕盛商行的账单显示从2017年1月13日至6月30日共向长发纺织经营部支付了1600308.1元，长发纺织经营部承认收到了1080308.1元，林开相承认另外的520000元被其挪用了，他向裕盛商行称是支付给长发纺织经营部，从而也可以看出：裕盛商行对于这种情况是不知情的，由于长发纺织经营部的不对账，造成了林开相有机可乘，长发纺织经营部也趁机隐瞒事实，向裕盛商行索要更多的货款。五、本案的货款不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和大众的交易习惯，且长发纺织经营部存在重大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1、每个企业都会有业务员和财务，财务的职责就是对账和款项的结算，这是通行的惯例，双方在之前的生意往来过程中都是由双方财务对账、结算，裕盛商行从来没有叫林开相进行对账或收款，并且裕盛商行财务多次要求进行对账，如果双方及时对账就不会造成本案发生，长发纺织经营部是怕林开相作私单被发现，配合林开相隐瞒，此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2、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2016年整年的货款只有127万元左右，但长发纺织经营部却在2017年3月、4月两个月的货款就有170多万元，2017年市场行情一直很差，裕盛商行怎么可能要这么一大笔货？这也不符合交易习惯。3、在2016年2月份，当时裕盛商行只欠50万元货款，长发纺织经营部的负责人林某就打电话向李增辉催款，李增辉通过案外人王某向其支付现金50万元，本案涉及的数额高达300万元，但林某却自始至终未打过电话向李增辉催要，这明显不符合常理。4、裕盛商行与长发纺织经营部之间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双方之间生意往来多年，如果真欠这么大数额的款项，长发纺织经营部早就上门追要了，但其却迟迟未催款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长发经营部针对裕盛商行、李增辉的上诉答辩称：一审中，裕盛商行、李增辉再三明确林开相的妻子李某是公司的财务，是属于职务行为，但同时又否认林开相不是职务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裕盛商行就是由林开相和李某两人代为履行职务进行经营，而且是由林开相主导全面开展业务，李某只是辅助工作。长发经营部认为和林开相或者李某进行交易或者进行相关的业务往来都是得到裕盛商行的认可。裕盛商行所称的串通行为是捏造的事实，长发经营部已在本案上诉状中陈述了相关理由，在此不再重复。裕盛商行、李增辉针对长发经营部的上诉答辩称：长发经营部认为林开相属于无限授权，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林开相在经营过程中超越了授权，属于无权行为。长发经营部在拟定好对账单及欠款证明后，与林开相商量签订该内容，该内容与事实不符，并且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在庭审中已否定了该内容。裕盛商行、李增辉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收到长发经营部的货物，长发经营部的货物被林开相私自卖掉用于其他的用途。本案的发生是因为长发经营部在长时间不与裕盛商行的财务进行对账，在经过裕盛商行多次催告之后才将账单发给林开相，才导致了本案的发生。如果长发经营部配合裕盛商行进行对账，不会发生本案的纠纷。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针对长发经营部的上诉答辩称：长发经营部的上诉与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没有法律关系，请求驳回长发经营部的上诉请求。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针对裕盛商行、李增辉的上诉答辩称：同意裕盛商行、李增辉的上诉意见。林开相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告长发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裕盛商行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935509.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8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2、被告李增辉、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由四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裕盛商行自2012年始存在业务往来，原告向被告裕盛商行供应布料，双方于2017年7月底终止合作。在双方合作过程中，被告裕盛商行由其员工林开相、李某负责，原告由其员工林某、黄某负责。2017年初，被告裕盛商行出具《长发2016货款明细账单》，载明：2016年货款合计为3018594.54元；截至2017年1月10日，已付货款合计为2773304.8元；税点合计为117821.02元；2016年尚欠货款363110.76元。原告员工林某于2017年3月21日在上述明细账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第三人林开相签收原告货物并于原告出具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经核算，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双方交易货款金额合计3099711.9元。庭审中，被告裕盛商行辩称上述货款中有2828081.40元是原告与第三人林开相个人之间做私单的货款,与其无关。且双方还确认2017年1月份货款金额为3998元，被告裕盛商行提交的《交易回执单》及《付款证明》显示，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6月30日，被告裕盛商行已向原告支付款项12笔，共计1600308.1元。上述款项中有8笔款项（金额合计1080308.1元）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记载的已付款明细一致。另查，2017年8月1日，第三人林开相出具《17年7月对账单》，确认：2017年2月至7月期间，被告裕盛商行尚欠原告货款2935509.1元。第三人林开相于2017年8月5日又出具《欠款证明》，确认其为被告裕盛商行的负责人，负责从事布料采购工作，并确认被告裕盛商行于2017年2月至7月期间向原告采购布料货款总额为3099719.5元，剩余未付货款为2935509.1元。庭审中，第三人林开相主张其并未仔细核对，上述对账单及欠款证明是在原告胁迫下签字的。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裕盛商行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经核算，被告裕盛商行尚欠原告货款2386512.56元（2016年剩余货款363110.76元+2017年1月份货款3998元+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货款3099711.9元-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已支付货款1080308.1元）未支付。故被告裕盛商行、李增辉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386512.56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9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原告请求与法院支持的差额部分，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被告裕盛商行主张上述货款中有2828081.4元是原告与第三人林开相个人之间做私单的货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也应对被告裕盛商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样因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裕盛布料商行、李增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长发纺织印染品经营部货款人民币2386512.56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长发纺织印染品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07元，由被告裕盛商行、李增辉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长发经营部的《送货单》上载明收货地址为“裕盛”。长发经营部在原审中提供其制作的2017年1月的《对账单》显示，2017年1月裕盛商行累计欠款560650.30元(包括2016年2月至12月的货款，2017年1月现金货款3998元)。该《对账单》所列的明细中载明“退小林现金9万元”。长发经营部在原审中提供其制作的2017年1月至7月的《对账单》中显示：1、2017年1月13日汇款120090元；2、2017年1月13日汇款363318元；3、2017年3月17日汇款220000元；4、2017年4月1日汇款101257元；5、2017年4月26日汇款48243.10元；6、2017年5月10日汇款100000元；7、2017年5月26日汇款50000元；8、2017年6月30日汇款77400元。合计人民币1080308.1元。长发经营部在原审中对裕盛商行提供的《长发2016货款明细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林开相在原审中称“我与林某约定做私单，长发经营部给我回扣”。长发经营部对此不予确认。双方在原审中确认送货后月结30天。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货款金额以及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责任的认定问题。关于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上诉人长发经营部上诉主张，依据《2017年7月的对账单》和《欠款证明》，裕盛商行、李增辉尚欠其货款人民币2935509.10元。上诉人裕盛商行、李增辉上诉主张，长发经营部长期对裕盛商行的员工林开相行贿，《2017年7月的对账单》和《欠款证明》不真实，长发经营部的货款应由林开相承担。本案中，长发经营部于2012年至2017年7月期间向裕盛商行供应布料，双方约定月结30天，长发经营部由其员工林某、黄某负责，裕盛商行由其员工林开相、李某负责的事实，有《送货单》证实，双方对此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林开相于2017年8月5日出具的《欠款证明》说明截至2017年7月裕盛商行尚欠长发经营部货款2935509.10元，但根据林某于2017年3月21日签名确认的《长发2016货款明细账单》载明“2016年裕盛商行尚欠货款363110.76元”，结合长发经营部在原审中提供的2017年1月的《对账单》【载明欠款560650.30元(包括2016年2月至12月的货款，2017年1月现金货款3998元)】所列的明细中载明“退小林现金9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对2017年1月的《对账单》不予采信（2017年1月货款除外），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长发2016货款明细账单》（载明2016年欠款363110.76元）、2017年1月的《对账单》（载明2017年1月现金货款3998元）、长发经营部2017年2月至7月《对账单》合计货款3099711.9元（双方确认）以及裕盛商行所称的付款（12笔）与长发经营部2017年1月至7月《对账单》中载明的汇款（其中8笔，合计1080308.1元）相吻合的事实，原审认定裕盛商行、李增辉(裕盛商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尚欠长发经营部货款2386512.56元【363110.76元+3998元+3099711.9元-1080308.1元（已付8笔）】以及相应的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此，上诉人长发经营部以及上诉人裕盛商行、李增辉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责任的认定问题。上诉人长发经营部上诉主张，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根据《送货单》、《对账单》，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应为长发经营部以及裕盛商行，故长发经营部上诉主张恒盛商行、奥俊凯公司对裕盛商行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302.97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长发纺织印染品经营部负担10439.97元，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裕盛布料商行、李增辉负担298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黄国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