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9823号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松，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常青，男，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以下简称刘剑锋）与被告（反诉原告）常青（以下简称常青）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于素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宁、陈立东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涛，常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常青给付刘剑锋服务报酬663637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常青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6日，刘剑锋与常青签订协议书，确认在常青控股的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明公司）被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常青同意给付刘剑锋服务报酬，数额为现金80万元和出售东土公司45万股股票的价款。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给付刘剑锋1753310元，并表示该笔款项系以每股15．18元的价格出售东土科技股权12．375万股所得价款的一部分。其余报酬常青至今未给付。刘剑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协议书，证明常青确认在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常青同意给付刘剑锋本次并购交易支付对价的0．5%作为奖励，双方约定了奖励的计算方式；2．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给付刘剑锋1753310元；3．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剑锋向被告主张过权利，2018年3月7日刘剑锋明确表示要求减持部分或全部股票；4．东土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证明协议书中所述的并购事项于2015年5月29日获得证监会核准；5．东土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证明该报告书载明并购方为东土公司，被并购方为拓明公司，资产价格为6．44亿元，发行股份9028万股报告书载明的情况与协议书约定并购事项完全相符，协议书中所述的并购事项已经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6．东土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证明常青持有的东土公司的股票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2日分批次累计解禁26508485股；7．东土公司关于《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且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证明东土公司董事会对于常青减持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更正公告；8．东土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证明东土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2017年5月11日对股东进行了分红，刘剑锋持有的股票应得分红款26100元。常青辩称，不同意刘剑锋的诉讼请求。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刘剑锋选择以居间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体现刘剑锋与常青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刘剑锋提交的协议书载明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常青同意向刘剑锋支付服务报酬。刘剑锋未举证证明其提供了任何居间服务，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故本案认定为居间合同纠纷无事实依据。刘剑锋主张双方存在中介服务合同关系，应对该法律关系的存在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二、关于本案合同性质的问题。无论刘剑锋主张中介服务合同关系还是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其应对合同的存在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书面合同的存在，最起码应举证中介服务或咨询服务合同的磋商订立过程。协议书并非中介或咨询服务合同的主体，因为协议书没有甲乙双方及相应权利义务的规定，从民事关系的角度出发，协议书只能作为结算的一部分，不能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三、关于刘剑锋履行合同的证据。刘剑锋并未提供任何履行终结或者顾问咨询服务合同义务的证据，如果刘剑锋不能举证证明书面或口头合同存在，亦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明显不符合金额如此大的终结服务或者顾问咨询服务合同的常理。四、协议书没有对价，不能强制履行。在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刘剑锋作为拓明公司股东的合伙人及签约代表，刘剑锋本身已经获利，即使刘剑锋提供了中介服务或顾问咨询服务，亦为其履行职责、为获取自身利益工作的一部分，刘剑锋要求拓明公司的股东支付对价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应为赠与，赠与不能强制履行，常青有权撤销赠与。常青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证明常青减持股票的价格并非全部为十几元，也有八元左右减持的情况，平均价格在13元以下；2．税收完税证明，证明常青按照规定缴纳了个人所得税；3．上海科惠价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惠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证明刘剑锋为科惠公司股东，科惠公司对外投资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科惠投资中心）；4．拓明公司验资报告，证明拓明公司截至2010年12月13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科惠投资中心投资拓明公司；5．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拓明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注册资金为11912264元，常青等人同意将其持有的390564元的注册资本以1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科惠投资中心，科惠投资中心系拓明公司的股东，刘剑锋代表科惠投资中心签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常青向本院提交反诉请求：1．刘剑锋返还常青款项1753310元；2．本案反诉费由刘剑锋承担。事实和理由：拓明公司于2009年8月12日成立，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业务质量优化、大数据精准营销提供行业应用解决方案。2010年11月26日，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谨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科惠投资中心、众享石天万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鼎集团有限公司、郑立、李湘敏、郭立文作为甲方和投资人，与常青、宋永清、王广善、江勇作为乙方和原股东，拓明公司作为丙方和目标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增资及股权转让事宜，刘剑锋作为科惠投资中心的授权代表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2015年11月份，东土公司以6．44亿元的对价向拓明公司全体股东收购拓明公司100%的股权，收购方式为25%的现金、75%为限售流通股。2015年11月6日，常青与刘剑锋签订协议书。2017年11月7日，常青向刘剑锋转账1753310元。常青与刘剑锋之间并不存在顾问咨询服务合同或中介服务关系，刘剑锋亦未向常青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刘剑锋作为科惠投资中心的代表进行签约，即使为拓明公司提供了沟通、联络或顾问咨询，亦属于刘剑锋履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应视为刘剑锋单独为常青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更不能因其职务便利向拓明公司原股东常青索要钱财，况且刘剑锋作为投资人的股东已经在拓明公司被收购后获得了较大利益，刘剑锋再因同一事由向常青索要钱财并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协议中的奖励为给予财物以鼓励的意思，刘剑锋并非常青的员工，并无法律上的理由接受常青给予的奖励。退一步讲，即使常青承诺给予刘剑锋钱财，因常青与刘剑锋之间并不存在顾问咨询服务合同，也不存在实质的顾问咨询服务，协议书并未约定顾问咨询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不构成顾问咨询服务合同。因协议书没有对价，奖励应视为常青的赠与行为，常青有权撤销协议和赠与。常青针对其反诉提交的证据与本诉一致。面对常青的反诉，刘剑锋辩称，不同意常青的反诉请求。刘剑锋与常青之间的合同关系明确，合同法规定合同可以进行口头约定。协议书明确记载了刘剑锋为常青做的事情以及常青支付的报酬。常青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而是服务合同关系，后表示为赠与合同关系，常青的陈述前后矛盾。关于双方之间的合同性质，刘剑锋认为其与常青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非服务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为刘剑锋促成常青的公司与东土公司之间达成并购协议。刘剑锋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剑锋履行了合同义务。本次并购作价6．44亿元，刘剑锋收取0．5%的居间费用是合理的。刘剑锋所任职的公司与拓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投资时间为2010年，本案涉及的并购发生在2015年，刘剑锋促成本次并购系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刘剑锋本次居间行为并未损害拓明公司和刘剑锋所任职公司的利益，反而使得所有主体的利益扩大化。协议书中载明的奖励为措辞问题，常青作为拓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协议书中约定的费用有清楚的认识。刘剑锋针对常青的反诉请求提交的证据与本诉一致。经庭审质证，对于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本案事实综合进行认证。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刘剑锋与常青于2009年经人介绍认识。刘剑锋系科惠公司股东，科惠公司为科惠投资中心的股东，科惠投资中心为拓明公司的股东，常青系拓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2015年11月6日，常青（甲方）与刘剑锋（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在甲方所控制的拓明科技被东土科技（300353）并购过程中，乙方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甲方同意：1．以本次并购交易支付对价的0．5%作为奖励支付给乙方。包括80万元现金（=6．44亿元*25*0．5%）及45万股东土科技股票（9028万股*0．5%）。若本协议签署日后东土科技有转增、配送、分红等事项，该股份数量及权益相应调整。2．上述现金部分于年内在甲方方便时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实际支付时由甲方代为扣除20%税费，扣税后实际应支付金额为64万元。3．上述股票由甲方代持，在股票解禁后择机一次性或分次出售股票（甲方保证在解禁后三年内即2018年底之前出售完毕），出售股票所得在扣除相应税费后即时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向刘剑锋转账1753310元。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2日刘剑锋（刘）：“常青，我是2017年11月7日收到你汇给我的1753310元（只收到过这一次），你在电话里讲是卖掉了55%的50%，价格是15．18元，说你们几个都只能解禁这些。你有空查一下给我写个说明，我也签收一下，否则时间长了会有乱了记不清了”、“等你哪天写好了，我过去签一下”，常青（常）：“好的”；2018年3月7日刘：“常青，我看东土价格涨上来了，帮我减持一部分或全部吧。我周末回北京，看下周有空见个面吧”，常：“好的”；2018年3月12日刘：“常青，我看今天又涨的不错，有减持计划吗？你哪天有空，见面聊聊”；2018年4月3日刘：“常青，我这两天在北京，你哪天有空？我去你那里坐坐，好久没见了”，常：“好啊，看看今天或明天，我提前联系你”，刘：“哈哈好的常青！我今天下午四点后有事，之前和明天都可以”；2018年4月26日刘：“常青，我看今天东土的价格不错，到17．8元了，能卖就帮我都卖了吧。当然，如果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我最好，有减持期也没事。谢谢了”，常：“收到”、“现在东土这批还没给解禁”、“应该昨天解禁，到现在没消息”；2018年5月7日刘：“常青，关于我剩下的股份，我还是建议通过大宗交易帮助，形式上一次性转让给我，即使半年后减持也没关系，定价不高还能节约缴税。拜托”；2018年5月17日刘剑锋再次发送2018年5月7日的消息，常青回复：“好的”。2015年11月12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载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为90280373股，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30093457股，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已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13日。本次交易，东土科技拟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法持有的拓明科技100%股权；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64751．35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64400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中75%的部分由东土科技以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25%的部分以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具体情况如下：常青持有拓明科技的股权比例34．54%，对价合计22246．336万元，现金对价5561．584万元，股份对价为16684．752万元（数量为3118．6452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土科技将持有拓明科技100%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的股票交易均价结合本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调整计算得出，即5．35元每股。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拓明科技100%的股权，拓明科技100%的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上市公司已持有拓明科技100%的股权。2016年11月30日至2018年4月26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载明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2月1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898306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2月12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898307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5月9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9355936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5月2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33903股。2018年3月19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关于《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且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6年12月7日减持100万股，减持比例0．1934%，减持均价为17．91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3减持120万股，减持比例0．2321%，减持均价为17．78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4日减持2308000股，减持比例0．4465%，减持均价为16．79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5日减持831600股，减持比例0．1609%，减持均价为16．55元每股。2016年5月18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628557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元人民币现金，其中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2017年5月11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69381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8元人民币现金，其中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32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权情况在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现刘剑锋要求常青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相关费用6636374元，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1．协议书约定的80万元现金，由常青代扣代缴20%税费后为64万元；2．协议书约定的东土科技45万元股票，根据东土公司发布的公告，常青于2016年12月份至2018年3月份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四次出售东土公司股票合计533．96万股，款项共计91760300元，故平均每股价格为17．185元。按照17．185元的单价计算刘剑锋的45万股扣除千分之一的印花税7733元、万分之二点五的券商佣金1933元，再扣除常青已经支付的1753310元，尚欠5970274元；3．东土公司针对股东2015年、2016年年度进行了分红，刘剑锋的45万股按照公告应分得红利26100元。常青不同意刘剑锋的诉讼请求，认为其与刘剑锋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常青并未举证证明其提供了协议书中约定的顾问咨询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系常青对刘剑锋的赠与，常青有权撤销赠与；刘剑锋所在的公司系拓明公司的投资人，在本次并购中刘剑锋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再向常青主张相应款项。常青向本院提交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4日），载明常青减持股票的时间、成交数量、成交价格、清算金额（即扣除印花税、佣金之后的金额）、印花税、佣金的情况，经核算，印花税为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佣金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常青表示2015年9月份完成了东土公司对拓明公司的并购，但是在并购过程中出现了争端，主要由李平和常青负责解决，刘剑锋在此期间并未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关于减持的情况，刘剑锋向常青发送微信表示要求减持股份，常青便回复“好的”，之前双方约定尽快支付减持股份款，但实际上并购之前和之后的股票价格变化较大，2017年股票价格跌幅很大，也出现了政策文件限制大股东的减持情况，股份减持的速度比较慢，满足不了常青的自身需要，减持产生的款项全部用于交纳税款，减持股票后按照20%的税率交纳个人所得税。常青向本院提交其税收完税证明一份，载明完税证明的填发日起为2019年8月26日，税款所述时期列明了2015年1月至12月的情况，其中2015年10月份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为44153624．72元，申报日期为2018年4月17日，入库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经本院询问，常青明确表示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减持股份后并未交纳个人所得税。刘剑锋对于常青提交的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常青提供情况表起始时间为2017年1月份，在此之前常青亦减持过股份，常青减持股份中只有四笔与刘剑锋有关，第一笔为2016年12月7日，因为常青在2017年11月份向刘剑锋支付1735310元，在此之前常青仅减持过一次股份，另外三笔为2018年3月13日、14日和15日，因为2018年3月份刘剑锋向常青发送信息要求常青减持刘剑锋的全部股份，故应以上述四笔减持股份的情况确定常青应给付刘剑锋的款项。刘剑锋对于常青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笔股权转让所得税款产生于2015年10月份，并非针对本案股份减持所缴纳的税款，与刘剑锋无关。刘剑锋同时表示如果常青提供完整的税款计算明细，其同意在主张的款项中扣除应缴纳的税款。常青认为刘剑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但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对于刘剑锋提供的居间服务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同时常青在反诉状中申请追加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刘剑锋称协议书约定的顾问咨询服务主要指的是居间服务，因为拓明公司独立上市困难，常青亦在寻找上市公司对拓明公司进行并购，刘剑锋利用自己的财务背景和专业知识联系了东土公司进行并购。经本院释明，刘剑锋表示对于本案的案由由法院审查后依职权确定。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剑锋向本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冻结常青银行存款6636374元或其他同等价值的财产。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19）京0112财保376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常青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刘剑锋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5000元。上述事实，有刘剑锋向本院提交的协议书、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东土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东土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东土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东土公司关于《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且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东土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常青向本院提交的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真实性、税收完税凭证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刘剑锋与常青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在常青控制的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常青同意按照并购交易对价的0．5%向刘剑锋支付奖励，包括80万元现金和东土公司45万股股票。协议书系常青与刘剑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协议书载明“在甲方所控制的拓明科技被东土科技并购过程中，乙方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根据该内容可以认定常青对于刘剑锋在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进行了确认，且基于刘剑锋履行了合同义务常青同意向刘剑锋支付相应的奖励。常青于2017年11月份向刘剑锋转账1753310元，应视为常青以其实际行为履行了协议书。现常青否认刘剑锋履行了顾问咨询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系常青对于刘剑锋的赠与。对此本院认为常青在协议中认可刘剑锋履行了相应义务，并且向刘剑锋支付部分款项后又否认刘剑锋履行了相应义务，常青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协议书约定和常青的行为存在矛盾之处，常青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常青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协议书并非常青所主张的赠与合同，奖励并非常青对刘剑锋的赠与，系刘剑锋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常青应支付的合同对价。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成功之前刘剑锋与常青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对于刘剑锋的合同义务进行明确，协议中明确刘剑锋提供的为顾问咨询服务，故本院依职权将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关于刘剑锋主张的款项计算问题。第一部分现金报酬，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常青应在协议书签订当年将80万元扣除20%税费后给付刘剑锋64万元，故对于刘剑锋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二部分股权减持所得价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向刘剑锋转账支付减持股份价款1753310元，根据东土公司发布的公告，常青向刘剑锋支付该笔款项之前仅于2016年12月份减持股份一次，故2016年12月7日常青减持的100万股中包括其承诺给予刘剑锋45万股的部分股份。另外，根据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剑锋于2018年3月份表示要求常青为其减持部分或全部股份，常青亦表示同意。现常青否认45万股系刘剑锋履行相关咨询服务的对价，并要求刘剑锋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意味着其认为减持的任何股份均与刘剑锋无关。在此种情况下，刘剑锋作为不持有股份、对于减持情况并不完全掌握的一方，其主张按照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四次减持的平均价格计算其45万股应得价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个人所得税扣除问题，常青向本院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虽然现实入库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但税款所属时期为2015年10月份，为东土公司并购拓明公司成功后向常青非公开发行股份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常青在取得上述股份后承诺给予刘剑锋45万股的奖励，故常青因取得上述股份所缴纳的税款与刘剑锋无关。在常青于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减持相应股份后并未缴纳个人所得税，本院亦无法核算个人所得税的数额，故其向刘剑锋支付减持股份收入时不应扣除个人所得税的金额。日后常青针对减持股份所得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针对45万股份减持所得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另行向刘剑锋主张。刘剑锋主张按照千分之一的标准扣除印花税、按照万分之二点五的标准扣除券商佣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扣除印花税、券商佣金及常青已支付的1753310元后常青还应给付刘剑锋5968026．25元。第三部分为股份分红。根据东土公司公告，东土公司对于股东派发2015年年度权益，标准为每10股派0．1元现金，故刘剑锋的45万股应分得4500元。上述权益所涉税款常青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交纳了个人所得税，待常青交纳相关税款后可另行向刘剑锋主张。关于2016年的股东权益，本院认为2016年12月份常青减持的股份中包括刘剑锋45万股的一部分，在无法确定刘剑锋具体减持数额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定对刘剑锋派发权益的计算方式，故对于刘剑锋要求常青支付2016年股东权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常青的反诉请求，根据上述论述，常青在给付刘剑锋1753310元之后还应给付刘剑锋5968026．25元，现常青要求刘剑锋返还已支付的175331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合同关系发生在刘剑锋与常青之间，与刘剑锋所任职的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无关，故常青申请追加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常青一方面否认刘剑锋履行了顾问咨询义务，另一方面却申请对于刘剑锋履行顾问咨询服务的价值申请评估鉴定，常青的行为存在矛盾之处，且协议书已经明确载明了奖励的计算方式，在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常青申请评估鉴定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此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常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款项6612526．25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常青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常青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5825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负担167元（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常青负担5808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反诉费102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常青负担（已交纳）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素娟人民陪审员  王 宁人民陪审员  陈立东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陈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