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7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州市利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江汉南路124号。法定代表人：李顺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庆，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家贵，男，195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荆州市利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通房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家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利达通房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庆，被上诉人邓家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达通房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鄂1002民初108号民事判决。2.确认上诉人以现金方式代被上诉人邓家贵向荆州市新生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公司）汇款100万元的事实。3.改判被上诉人邓家贵返还100万元及孳息。4.改判由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三张现金支票（100万元）与邓家贵100万元汇款单没有同一性不客观、不公正。第一，三张现金支票与缴款单是在同一时间，同一银行的同一柜台且是同一经办人办理，所书写的时间及经办人所盖的相同印章是客观真实的书证，能够印证经办人的陈述。第二，经办人盛某受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顺华的委托，一边用三张现金支票在银行支取现金100万元，一边以邓家贵的名义填写了一张缴款单，整个业务中，现金100万元并没有离柜。第三，从逻辑和习俗上讲，2000年后，基本上已很少用现金去支付对价的，从这一点看也能印证盛某所支取的现金并没有离柜，以上三点，能相互印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否定三张现金支票与缴款单之前的关联性是对上诉人不公正的。二、一审认定证人盛某与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其证明效力薄弱，不足以充分证明待证事实错误。第一，盛某是本案缴款单唯一证人和经办人，是唯一能还原事实真相的见证者和实际执行者，不能因为是亲属关系，就否定客观事实。第二，证信力的大小是相对比较的，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反证据时，盛某的证言就是没有可比性，是独立存在的一个证言，其证信力是能证明待证事实的。第三，支取现金与缴款是在同一时间及同一经办人办理，以及缴款单上书写笔迹，可以相互印证，增加其证信力。三、一审以“查明的生效文书中，亦有对支取单与现金送存单之间是否存在同一性的否定性意见”，来作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与生效判决书所作出判决内容不符。第一，生效文书中释明“至于股本金的来源是股东亲自缴纳，还是其他方式缴纳并不是公司必须审查的义务”，该段评判说明，二审法院所审理的是邓家贵的股东资格，至于股本金来源不是必须审理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认定三张现金支票与现金缴款单不具备同一性。第二，生效文书中只是认定上诉人为实际出资人的证据不足，而维持原判，不是依据不具有同一性而维持原判。四、一审在审理中有失公允，对案件中重要需查明的事实不核实，不查明。本案的核心焦点是谁向新生公司缴纳了100万元的投资款，上诉人为主张缴纳了100万元进行了举证，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100万元的出资款是自己缴纳的，但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此规定被上诉人主张100万元为他自己所缴纳，也应该提交证据证明，更应该告知资金来源及经办人，且上诉人要求法庭审查被上诉人出资证据时，竟然被当庭驳回，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审判有失公平公正，为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依法改判。邓家贵辩称，1.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三张现金支票100万元与邓家贵投资款100万元的汇款单，这两者之间没有同一性的认定是客观真实正确的。被上诉人100万元的投资款与上诉人提供的三张现金支票100万元不具有同一性，该事实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予以认定，上诉人不服申诉后，且省高院也对此作出了裁定。并非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同一性，就是法院不客观公正。2.一审认定证人盛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关系，证言效力薄弱，不足以充分证明待证事实，是正确的。邓家贵作为新生公司的股东，是否投资了100万元，是有书面的投资凭证及相关的物证确认，不是言辞证据能确定的。并且盛某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又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一审不予采信其证言，是合法有据的。3.上诉人对沙市区法院一审、荆州市中级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断章取义，又自相矛盾。上诉人一方面对原一审法院查明的生效判决书中对支取邓家贵的投资凭证和上诉人三张现金支票100万元是否存在同一性的否定性意见来作为证据驳回请求与判决不符，但同时又承认生效文书中认定上诉人为实际出资人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判决书确认了上诉人没有为邓家贵出资100万元。4.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利达通房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公司出资款10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返还自2000年6月2日起至其还款之日止的孳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2日，原告以案外人新生公司为被告、邓家贵为第三人向法院主张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认为原告公司通过出资100万元所获得的新生公司20%股权虽登记在邓家贵名下，但实际应由原告公司享有，请求确认原告在新生公司的股东资格及持有20%的股权，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017）鄂1002民初19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0年6月2日，利达通实业公司开具了三张荆州市商业银行现金支票（票号：0042176、0042177、0042178），出票金额分别为35万元、35万元、30万元，共计100万元。同日，新生公司以现金方式存入其在荆州市商业银行江汉支行账户100万元，款项来源为邓家贵投资款…”，认定“…原告所提交的用于证明其实际出资100万元的三张现金支票中，并无被告收款的相关记载，其与被告送存的邓家贵100万元投资款之间并无必然的同一性…”等，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发（2017）鄂10民终14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公司仍认为，三张共100万元的现金支票即为被告100万元投资款的资金来源，既然股权代持未获得支持，遂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主张其将三张共100万元的现金支票支取后随即以被告投资款名义存入，因此原告失去100万元利益的同时被告获得了100万元的利益，且因股权代持未获得判决支持，故认为被告获得利益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诉请返还。因此，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原告的三张现金支票与被告的现金送存单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第一，从现金支票和现金送存单的票面来看，无法体现同一性；第二，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述与原告主张完全一致，但证人系原告和新生公司股东，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在仅有其陈述而无其它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证明效力薄弱，不足以充分证明待证事实；第三，查明的生效裁判文书中亦有对支票与现金送存单之间是否存在同一性的否定性意见，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一审认定，因原告举证不足以证明三张现金支票与现金送存单款项的同一性，无法证明原告失去利益与被告获得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其主张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荆州市利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荆州市利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7）鄂10民终149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申1828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对利达通房产公司称其以邓家贵的名义按注册资本20%的比例向新生公司出资了100万元、邓家贵系代为其持有股份的相关事实予以了否定，并判决驳回了利达通房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利达通房产公司又以邓家贵不当得利为由再诉能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方受损、另一方得利、受损与得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利达通房产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其于2000年6月2日出具了三张现金支票合计100万元（35万+35万+30万）。首先，三张现金支票载明的收款人均系利达通房产公司，其并非是向新生公司或邓家贵出具了支票，而是利达通房产公司以本公司作为收款人开具的现金支票。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新生公司以现金方式存入在荆州市商业银行江汉支行账户的100万元系其代邓家贵缴纳的投资款，且利达通房产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一直未能向法庭提交三张现金支票的原始存根。其公司开出现金支票后，该现金支票的存根原件应由利达通房产公司保存，该存根的出票号应与交给银行的支票号一致，存根上要载明出票日期、收款人、金额及用途等信息。另外，利达通房产公司也不能向法庭提交新生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反而系邓家贵向法庭提交了新生公司向其出具的100万元股东投资收款收据及其成为新生公司股东的相关证据。利达通房产公司如系代邓家贵缴纳出资款，其开具的支票载明的收款人理应是邓家贵，并且要注明用途，或直接向邓家贵转汇款。因此，利达通房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受损、邓家贵得利以及其受损与获利存在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利达通房产公司并不存在因为过失操作造成自己误存、误转等情形，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邓家贵支付过任何款项。即使利达通房产公司代邓家贵出资了该款，其是自愿让邓家贵获利，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不明。不当得利权利主张人不仅要对一方受损、得利以及受损与得利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还应对给付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利达通房产公司不仅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失误给付行为，而且也未举证证明其给付没有合法根据。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果利达通房产公司代替邓家贵缴纳了100万元出资款，利达通房产公司于2000年6月2日就应当知道其受损而邓家贵获利的事实，其理应及时要求邓家贵偿还，但其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并未向邓家贵主张过返还不当得利，亦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鉴于利达通房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诉讼主张，认定邓家贵不构成不当得利，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利达通房产公司请求邓家贵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利达通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荆州市利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琼审判员  杨 燕审判员  杨 权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