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5号。法定代表人:董建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林，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慧，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凯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48号。法定代表人:武强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彦，山西瑞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平陆，山西瑞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型炉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凯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凯恒科技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3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型炉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林、姜文慧通过远程网络出庭，被上诉人凯恒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彦、段平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型炉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多处错误,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审理本案,且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一审法院认可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事实认定不清;且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可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且在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载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注销登记后,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移交原告凯恒科技公司接收。”这一事实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既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提供的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注销清算有关情况说明》也不足以证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公司)已经注销,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予以支撑。新鑫公司的注销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也无权直接承继新鑫公司的债权债务,被上诉人自认其承接了新鑫公司债权债务的依据是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向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注销清算有关情况的说明》,但该说明只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文件,并非经过工商部门登记的工商档案,无法证明新鑫公司已经注销这一事实,也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过工商档案作为证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出示过工商档案。被上诉人无权承继新鑫公司的债权债务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效力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需经另一方同意。上诉人与新鑫公司签订的是双务合同,双方互相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新鑫公司对其合同债权的转让需通知上诉人方可对上诉人生效,其合同债务的转让需经上诉人同意方可有效,而在本案中,新鑫公司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既没有通知上诉人,也未经上诉人同意,其转让行为对上诉人无效,被上诉人无权作为《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或《合作协议》的一方主体提起诉讼。从新鑫公司注销过程中的资产处置情况来看,其实质是企业改制,但是新鑫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并未申报过债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企业进行吸收合并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吸收合并后,债权人就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遗漏的企业债务起诉兼并方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笔债权,兼并方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笔债权,则兼并方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被兼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出资人)。”,其出资人山西省司法厅及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也不是适格的主体。上诉人在答辩状中提出,本案的适格主体是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山西省司法厅,及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筹建处(以下简称筹建处),理由为向上诉人发出《限期拆除通知》的是筹建处,自称取得了本案租赁地块使用权的是筹建处,实际拆除了上诉人合法所有房屋的也是筹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的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租赁合同纠纷,侵权主体为筹建处。除此之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上诉人向其腾交土地及房屋,并赔偿损失,损失的内容包括上诉人对租赁地块的占用费及项目无法施工的损失,并提供了戒毒所项目设计概算核定表用以证明损失,但取得租赁地块使用权的是筹建处,负责项目建设的也是筹建处,实际上被上诉人完全是在代筹建处主张权利,且不说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代替筹建处主张上述权利,只看其诉求及所提供的证据,已经间接证明了筹建处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两个独立的诉,一审法院合并审理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必然导致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原审起诉状中第一条诉讼请求为:“确认新鑫公司与被告签订《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合作协议》自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收到告知函之日起解除。”《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于2001年12月,约定了新鑫公司将二分厂l2115.5平方米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租赁给上诉人使用,租期为200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租金为每年20万元。《合作协议》签订于2006年10月,约定了新鑫公司使用机械分厂21824.25平方米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与上诉人进行合作,合作期限为2006年10月l5日至2025年I0月14日,年合作费用为15万元。《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与《合作协议》是两份不同的协议,签订时间不同,约定的内容完全不同,合同性质不同,法律关系也不同,一份是租赁协议,一份是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在一个诉讼中主张两个不同的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两个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作为独立的诉分别提起诉讼。上诉人就这一问题在原审答辩状中提出了质疑,且一审法院在判决的事实查明中的表述也是“租金”“合作费”,既然一审法院也认为一个是租赁关系，上诉人支付的是“租金”。一个是合作关系,上诉人支付的是“合作费用”,那么为何两个法律关系不同的案件合并审理?(三)一审法院判决《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与《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1日解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是错误的判决。《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与《合作协议》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仍在履行过程中。一审法院认定《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与《合作协议》已经解除的理由有二:一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涉案租赁标的所在土地经有关机关批准,拟建设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并办理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该情形为双方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不能避免的,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二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自被告2017年3月21日签收告知函之日起双方合同解除。”及事实查明部分载明“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签收上述两份告知函。”,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上诉人也并未签收两份告知函。所谓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某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和某些社会现象(如战争等)。在本案中,促成新鑫公司注销的是山西省戒毒管理局,促成戒毒所项目的是山西省司法厅,判决中所谓的“有关机关”,即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戒毒管理局,二者既是新鑫公司的出资人,也是筹建处的上级主管机关,其收回租赁地块的目的是为了自用(用于成立戒毒所),是有事先计划的主观行为,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形,不是不可抗力,一审法院在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不可抗力的适用是错误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原文表述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该条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将对不可抗力预见的时间节点缩小解释为“双方签订合同时”，将事先有计划的行为强行解释为“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回执”的陈述是虚假的,上诉人从未签收过《告知函》,也从未在这份虚构出来的“回执”上签字,被上诉人所谓的“回执”上的签字不是上诉人员工所签，新鑫公司发送的解除《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的《告知函》因上诉人未收到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因此,《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尚不符合法定及约定的合同解除要件,该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合作协议》仍在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当庭提交了一份补充证据《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对《合作协议》的主体进行变更,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27日《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签订后承接了新鑫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成为了《合作协议》的主体,那么新鑫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诉人发出的解除《合作协议》的《告知函》是无效的,其不是《合作协议》的一方主体,无权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腾交租赁的土地及房屋,并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及使用费系事实认定不清,无视上诉人合法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无视物权的对世权。上诉人持有北郊区人民政府于1997年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字第9700018号证书,是涉案房屋合法的所有权人,物权具有对世性,上诉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不容侵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腾交上诉人合法所有的房产,法律依据何在?即使一审法院是为了解决因筹建处取得了租赁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导致房地分离这一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及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也应对上诉人合法拥有的房屋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视而不见,对补偿避而不谈,只判决上诉人腾交合法所有的房产,这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联手审判机关对上诉人合法财产的侵占。筹建处取得了租赁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是租赁地块的权利人,即使上诉人要腾交土地并支付使用费,也应向筹建处腾交并支付,一审法院判决向被上诉人腾交土地并支付使用费的依据何在?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采纳了被上诉人未提交且上诉人也未质证的证据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根据民诉法规定应发回重审。告知函与“回执”是两份独立的文件,被上诉人没有将“回执”作为证据提交,其在庭审过程中虽然提到了“回执”,称上诉人公司员工签收了两份告知函,但既未将“回执”作为证据提交,也没有向法庭及上诉人出示“回执”原件,上诉人也未对其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根据所谓的“回执”上“上诉人员工的签字”,就认定上诉人收到两份告知函,从而作出了《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1日解除的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也剥夺了上诉人质证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采纳了被上诉人未提交且上诉人未质证的证据,仅凭被上诉人庭审过程中单方面的陈述就将“回执”作为认定本案重要事实的判决依据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侵害了上诉人质证的权利,并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凯恒科技公司辩称，一、凯恒科技公司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案涉《租赁合同》、《合作协议》签约主体为新鑫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22日，由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出资成立（股权100%),由于特殊狱所公司实体管理体制，新鑫公司同太原市新店劳教所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于新鑫公司公司有历史遗留问题，形成“僵尸”企业，2018年开始，依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新鑫公司符合“僵尸企业”标准。经过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局务会研究批准，为其办理了注销处置手续，将新鑫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移交凯恒科技公司接收，并经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12月27日依法对新鑫公司予以注销登记。一审中凯恒科技公司提供了从太原市工商局调取并提交的《关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公司注销清算有关情况说明》、《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等证据材料证实：新鑫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7日注销登记，新鑫公司所有人员、债权债务、企业在用的房屋建筑物通用设备及运输设备无偿划转凯恒科技公司，凯恒科技公司作为新鑫公司注销后的权利义务承接主体，因注销国有企业由同一出资的主体国有企业接收，接收方凯恒科技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主体变更协议开具租赁发票，已对主体进行了确认，按照民事证据规则规定构成主体自认。2015年7月27日，凯恒科技公司、新型炉业公司与新鑫公司公司三方签订了《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协议中约定将新鑫公司与新型炉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新鑫公司变更为凯恒科技公司。2017年4月25日，新型炉业公司向凯恒科技公司缴纳租赁费，凯恒科技公司向新型炉业公司出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主体即为凯恒科技公司与新型炉业公司，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租赁合同》、《合作协议》的主体已变更为凯恒科技公司。3.新型炉业公司上诉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不适用于本案，新鑫公司与凯恒科技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国有企业法人，均属省戒毒管理局出资的国有企业，是两个国有企业内部资产人员及债权债务的无偿划转，不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变为自然人控股的民营企业有限公司，所以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企业改制，不适用有关企业改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是两个独立诉的主张，上诉人的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涉案为一份《租赁合同》、一份《合作协议》，上诉人主张《合作协议》为另一个诉，与本案的《租赁合同》不是一个法律关系的主张和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无论从《合作协议》内容来看，约定新鑫公司提供的部分闲置土地和房屋，新型炉业公司支付固定合作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法律关系要求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的合作特征，名称是以闲置的土地和房屋合作，交纳的是固定的合作费用，在司法实践中是名为合作，实为租赁的协议，是按照合同实际内容租赁合同关系进行认定和审理。还是双方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名为合作，实为租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以租赁为实际履行，双方履行期间，《合作协议》交付的费用，从2017年4月25日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证据记载的事项为“租赁”就可以证实双方履行是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已在前期的实际履行中自认为合作就是租赁。三、合同解除的约定条件或法定条件，以及解除的时间和解除的法律后果。1.新鑫公司与新型炉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合作协议》的约定，同时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和《合同法》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首先，合同约定，《租赁合同》第12条3“出现法定的不可抗力，如承租方破产、太原市政府统一规划、政策规定不允许出租等情况，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合作协议》十、违约责任1、“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中止协议。如出现法定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调整造成本协议中止，双方协商妥善解决。”其次，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本案中，案涉项目为涉毒病残医院建设为全国政法项目，每省一个涉毒病残人员强制戒毒所，同时也是涉毒病残人员康复医院。我省将其列为省属重点政府工程，立项规划占用土地为原新店劳教所国有土地包括新型炉业公司所租赁的部分国有土地，是合同约定的因政府统一规划调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解约条件。2.《租赁合同》和《合作协议》已自2017年3月21日两份解约《告知函》送达新型炉业公司起解除，凯恒科技诉求确认解除的法律效力有法可依。凯恒科技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两份《告知函》的送达回执显示的送达时间，即为《租赁合同》、《合作协议》解除时间。两份《告知函》明确告知新型炉业公司《租赁合同》和《合作协议》因政府政策性调整无法继续履行，提前终止。庭审中，新型炉业公司代理人以被上诉人未提交原件而不予质证，一审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两份《告知函》进行了当庭核实，上诉人的代理人认可新型炉业公司确实收到了该两份《告知函》，一审庭审结束后，凯恒科技向承办法官提交了两份《告知函》的原件进行了核对，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是没有两份《告知函》证据，而是上诉人因没有原件不质证，不质证不代表无证据。另新型炉业公司在以新鑫公司公司、戒毒所筹建处为被告的另案中的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新鑫公司向新型炉业公司发出过两份《告知函》，内容为解除《租赁合同》和《合作协议》，按照新型炉业公司对收到两份《告知函》作出了书面自认的原则，表明其实质收到2017年3月21日解除《告知函》。所以新型炉业公司的上诉辩解不能成立。3.根据《合同法》第96条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规定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解除异议期，本案中新型炉业公司收到两份解除《告知函》后未在法定期限内（3个月）提出异议，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时解除。超过异议期，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本案所涉《租赁合同》和《合作协议》自2017年3月21日送达新型炉业公司起解除。4.解除的法律后果即解除，《告知函》发生法律效力，新型炉业公司因至2017年3月21日腾退租赁的土地和房屋，支付未付的租金和至确认解除后的实际使用费。四、关于租金和违约金的法律关系。凯恒科技公司起诉主张的是租金，是新型炉业公司实际占用土地和房屋合同约定的应当交纳的租金。违约金是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的惩罚性赔偿损失性质的违约金；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因不可抗力或政府规定调整的原因，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凯恒科技公司并未主张违约金，新型炉业公司代理人将违约的违约金和违约引起的赔偿责任，与支付合同约定实际占用使用期间的约定租金混为一体，上诉人认为因不可抗力或政府规定调整的原因，连合同约定的租金都不付，是对法律规定的认识错误。五、房屋占有使用费问题。1.凯恒科技公司诉求的是租金和合同确认解除后,新型炉业公司实际占用期间的房屋土地占有使用费，新型炉业公司在腾交房屋土地之前均有义务向凯恒科技公司支付租金。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租金和占有使用费的计算方法，《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是一年20万元，新型炉业公司从2017年年1月1日开始欠缴至2019年4月30日，共计2年4个月，2年租金40万元，4个月租金为6.666…万元，凯恒科技公司放弃零头，主张46万元，《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租金是一年15万元，新型炉业公司从2016年11月开始欠缴至2019年4月30日，共计2年6个月，租金为37.5万元。及直至腾交完成租赁土地及房屋为止应付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也适用上述标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凯恒科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新鑫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给被告新型炉业公司公司发送的告知函解除合同及协议有效,确认新鑫公司与被告签订《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合作协议》自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收到告知函之日起解除;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腾交合同及协议约定租赁的全部土地及房屋;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实际占有使用自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所租赁房屋及土地的租金或实际占有使用费46万元及直至实际交回租赁土地及房屋为止期间应付的实际占用费;4.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所实际占有使用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合作协议》所租赁房屋及土地的租金或实际占有使用费37.5万元及直至实际交回租赁土地及房屋为止期间应付的实际占用费;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拒绝腾交租赁土地及房屋给原告造成的工程项目延期建设完工的各项损失5648666.56元,以上共计6483666.56元。6.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2月5日,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与新鑫公司签订《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新鑫公司已于1994年将归自己使用的部分土地及空闲车间、办公场所租赁给被告新型炉业公司;八年来双方权利义务履行正常,现达成以下新协议:新鑫公司将其空闲的生产车间2个计690平米,办公用房平房10间和一座二层楼归承租方使用,及土地共计12115.5平方米,租给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0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赁补偿费为每年20万元,还约定出现法定的不可抗力,如承租方破产、太原市政府统一规划、政策规定不允许出租等情况,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双方同意如期终止合同应及时办理清洁手续,基本原则为厂房、办公房等不动产留给出租方,机械设备等动产由承租方自行处理。2006年10月5日双方又达成《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新鑫公司用闲置场地及土地及地面建筑与被告新型炉业公司合作:原高岭土院、车间、办公室及以东至管教区路土地;另含高岭土院邻街西南角小院,合作期限自2006年10月15日至2025年10月14日;年合作费为15万元,如出现法定不可抗力或者国家政策调整造成本协议中止,双方协商妥善解决。经山西省发改委批准,在双方租赁合作的土地上,拟建设康复医院。2017年2月13日,新鑫公司向被告新型炉业公司发出告知函,告知被告关于双方于2001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2006年10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虽尚在履行期限内,但因政府政策性调整,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提前终止合同,并限被告在三个月内自行拆除厂房设备,停止相关经营活动。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签收上述两份告知函。被告新型炉业公司未再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1月起的租金及从2016年11月1日至今的合作费。2018年1月11日,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筹建处向被告发出限期拆除通知,其中记载,为保证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限于2018年1月31日前搬迁位于太原市恒山路新店街的厂房,并拆除有关设备和房屋。若超期,视为自行放弃相关权利,将按照工程进度依法予以拆除。但被告新型炉业公司至今未搬迁,仍占有使用涉案土地的房屋。另查明,经有关机关批准,被告新型炉业公司所租用的上述土地,拟在此建设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并办理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还查明,新鑫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22日,由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出资成立,股权100%,于2018年12月办理注销登记。新鑫公司注销登记后,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移交原告凯恒科技公司接收。一审法院认为，新鑫公司与被告新型炉业公司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合作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涉案租赁标的所在土地经有关机关批准,拟建设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并办理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该情形为双方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不能避免的,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且原告依照法律规定程序提前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合同的告知函,故,自被告新型炉业公司收到告知函之日起双方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合作协议》解除。自被告2017年3月21日签收告知函之日起双方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后,被告新型炉业公司无权继续占用涉案土地及厂房,被告理应腾空搬离并交付原告。被告至今未腾交,其理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继续占用期间的租金和费用。(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20万元×2年=40万元,20万元÷12个月×4个月=6万元,共计46万元;合作协议:15万元×2年=30万元,15万元÷12个月×6个月=7.5万元,共计37.5万元)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因拒绝交付土地及房屋造成的损失5648666.56元,因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山西省新鑫实业公司有限公司与被告新型炉业公司2001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2006年10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1日解除;二、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交在2001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2006年10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租赁的全部土地及房屋;三、被告新型炉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凯恒科技公司土地及房租租金共计83.5万元,自2019年5月1日起按照《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合作协议》约定计算使用费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凯恒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593元,由原告凯恒科技公司承担24911元,由被告新型炉业公司负担3682元。本院二审查明，原审原告凯恒科技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4.告知函两份，要证明新鑫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后发生法律效力。原审被告对该证据没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审判人员对原审原告询问：“原告是在2017年2月17日下的告知函吗？”原审原告回答：“2月17日出的告知函，被告收到应是3月17日，在2016年的时候就和被告商量过。”又对原审被告询问：“被告陈述原告所述是否属实？”原审被告回答：“属实。”原审被告新型炉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也包括3.告知函，要证明：“在《告知函》中新鑫公司只提到了因出现不可抗力，导致《合作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提前终止，并未终止《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原审原告凯恒科技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告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同时证明原审被告已经收到告知函”。其他一审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五个。一、凯恒科技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审原告的问题。上诉人诉称：仅有被上诉人提供的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山西省太原新鑫实业公司注销清算有关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新鑫公司已经注销，新鑫公司对其合同债权债务概括转移未经上诉人的同意对上诉人没有效力和新鑫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并未申报债权兼并方不承担民事责任应由山西省戒毒管理局承担责任，故被上诉人无权承继新鑫公司的债权债务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新鑫公司的主管部门山西省戒毒管理局研究批准，对新鑫公司办理注销处置手续，并决定将新鑫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移交凯恒科技公司接收，并经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依法对新鑫公司予以注销登记。新鑫公司并非通过债权债务概括转让或企业改制申报债权的方式将该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还提供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主体变更协议和上诉人接收了凯恒科技公司开具的因租赁所涉增值税发票，也说明上诉人对相关主体变更的认可。故新鑫公司所有人员、债权债务、企业在用的房屋建筑物通用设备及运输设备系通过无偿划转给凯恒科技公司，注销国有企业由同一出资主体的国有企业接收，被上诉人凯恒科技公司作为新鑫公司注销后的权利义务承继主体，应为本案适格的原审原告。二、本案是否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的问题。上诉人诉称：双方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与《合作协议》是两份不同的协议,签订时间不同,约定的内容完全不同,合同性质不同,法律关系也不同,一份是租赁协议,一份是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在一个诉讼中主张两个不同的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合并审理，两个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作为独立的诉分别提起诉讼。虽涉案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一份为《租赁合同》和另一份为《合作协议》，但从《合作协议》内容来看，约定新鑫公司提供部分闲置土地和房屋，新型炉业支付固定合作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法律关系要求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合作特征，实际上还是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闲置的土地和房屋，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交纳固定的费用，相当于租赁费，且该协议中第六条还约定合作期间上诉人无权再进行转租，也说明了双方之间应为租赁关系。故案涉《合作协议》应是名为合作协议，实为租赁协议，应按照实际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和审理，两个合同本质上系相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对两份合同一并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还诉称，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戒毒康复医院)筹建处向上诉人发出《限期拆除通知》,自称取得了本案租赁地块使用权，也实际拆除了上诉人的合法所有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的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租赁合同纠纷。但本案中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出反诉，所称另一主体也与本案中的被上诉人不同，且上诉人还在另案诉讼中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本案中并不涉及财产损害赔偿问题，本案应为租赁合同纠纷。三、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上诉人诉称：一审判决以新鑫公司的出资人和上级主管机关收回租赁地块为了自用，是有事先计划的主观行为，不属不可抗力，以及上诉人从未签收的“回执”为由认定本案合同已解除，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而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12条3约定“出现法定的不可抗力，如承租方破产、太原市政府统一规划、政策规定不允许出租等情况，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和《合作协议》十、违约责任1、“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中止协议。如出现法定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调整造成本协议中止，双方协商妥善解决。”现被上诉人提供了政府文件和审批材料证明：根据中央、省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省司法厅、省公安厅整合监狱、戒毒部门相应的戒毒医疗资源、建立一个专门的涉毒病残人员强制戒毒所，同时也是涉毒病残人员康复医院。我省将其列为省属重点政府工程，立项规划占用土地为原新店劳教所国有土地涉及上诉人新型炉业公司所租赁的土地，属于合同约定的因政府统一规划调整导致合同的解除条件，也符合法定解除条件，这是涉案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情形，又是不能避免和克服的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可抗力既有自然灾害，也有政府行为和社会异常事件，并非上诉人所指仅有自然灾害情形。上诉人主张该情形系被上诉人自主自用行为不属于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的范畴不能导致合同解除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上诉人诉称其从未签收过《告知函》,也从未在这份虚构出来的“回执”上签字，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先是未明确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告知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后上诉人也提交了一份告知函。并非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该两份《告知函》，也不存在该《告知函》未出示和未经质证的情形和由此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且原审被告在一审审判人员询问告知函问题时明确认可收到了原审原告出具的告知函的事实，应属于自认。上诉人还在请求新鑫实业和山西省涉毒病残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筹建处支付其财产损失和经营性损失补偿另外一案起诉书中自称新鑫实业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诉人发出这两份《告知函》，该函上注明收到日期为2017年3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合同自该两份《告知函》收到之时解除。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所签《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和《合作协议》自2017年3月21日起解除，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因其未收到解除通知以及《合作协议》无权解除而不发生合同解除效力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四、解除的法律后果和租金的问题。双方所签两份合同因出现合同约定解除条件而由被上诉人提前终止合同，发生解除合同法律效力后，新型炉业公司就应该返还租赁物。虽上诉人诉称其对相关房屋有合法所有权，一审对其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视而不见,对补偿避而不谈，但本案所涉纠纷为租赁合同纠纷，不应审理房屋所有权确权和补偿问题，一审判决上诉人应腾交在2001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及闲置房屋租赁合同》及2006年10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租赁的全部土地及房屋返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并未按时腾交土地房屋，迟延不予返还。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新型炉业公司在腾交房屋土地之前还实际占用案涉房屋土地，其有义务向凯恒科技公司支付占用使用费至实际履行腾交义务为止，合理合法，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新型炉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86元，由上诉人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平则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张璟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寇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