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立辉，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薛立娜，女，197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薛素勤，女，196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小英，女，195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江苏王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银青，男，196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麟，河北朗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河北朗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薛鹏展，女，199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孟州，男，199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系薛鹏展之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麟，河北朗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薛素芳，女，196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居委会，住所地石家庄市循环化工区丘头镇南乐乡村。 法定代表人：薛立建，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薛立辉、薛立娜、薛素勤、姚小英因与被上诉人薛银青、薛素芳、薛鹏展、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居委会（以下简称南乐乡村居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薛立辉、薛立娜、薛素勤，姚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被上诉人薛银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麟、刘磊、被上诉人薛鹏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孟州、杨嘉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薛素芳、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薛立辉、薛立娜、薛素勤、姚小英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号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涉案协议无效；3.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一审、二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一）重审一审未全面进行举证质证程序，系程序适用错误。1、本案为发回重审案件，即案件回到尚未被法院审理的初始阶段。重审阶段就必须包括一审应有的所有环节，包括法庭举证、质证环节。如果仅就重审阶段新补充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则不属于对全案重新审判，最多只能称之为“补充审理”。本案重审时，又新追加了南乐乡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合议庭只对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未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违背重审制度的程序性要求。2、本案重审时，组成了新的合议庭，对于新的合议庭成员而言，本案是全新的案件，其只有在庭审中全面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了解各当事人的意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本案重审过程中，合议庭只对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其他证据完全依赖之前开庭时举证质证的信息，而合议庭做出判决也是依赖之前开庭的庭审情况及卷宗材料的书面审查，并非依据案件重审时的庭审情况做出判决，此种做法完全违背发回重审的程序要求。（二）一审法院将当事人第三人（南乐乡村委会）同时作为证人出庭系适用程序错误。第三人既不同于共同诉讼人，又不同于当事人以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属于广义当事人，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不能做证人。试问在同一案件当中，当事人怎么又能做为证人出庭？本案中作为证人出庭的薛某3、薛某1、薛某2均为第三人南乐乡村民委员会成员，在南乐乡村民委员会已经作为第三人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又让其成员作为证人出庭，完全是前后矛盾，违背程序要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涉案协议系人民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将本案涉案协议认定为单纯的农村家庭内部分家协议。与事实不符。系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协议从形式上看有原告、被告签字，有第三人南乐乡村民委员会薛某4、薛某3、薛某1、薛某2、刘某五个民调会成员（其中薛某4系民调会主任）签字，加盖有民调会公章，从形式上完全符合人民调解协议的要求。2、从原告与被告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号：2018冀0108民初592号，到确认协议无效纠纷案号：2018冀0108民初2901号，案号：2019冀01民终2183号，案号：2019冀0108民初3255号案，原被告均都承认涉案协议系人民调解协议，且是被告在2018冀0108民初592号案中庭审举证时以人民调解协议的证据形式明确提出的，对此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且发回重审后追加的第三人村委会也确认了涉案协议系在民调会达成的，公章系村委会民调会主任加盖，系人民调解协议。重审一审法院对各方均认可涉案协议系人民调解的情况下，未做任何说理评判，直接简单粗暴的一句话就认定涉案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协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中第三人南乐乡村委会已经出庭应诉，且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协议中涉及到的村委会人员薛利（立）辉、薛某3、薛某1、薛某2、刘某也均与涉案协议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已经不具备证人资格。一审将出庭的薛某3、薛某1、薛某2三人之间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偏袒、避重就轻、完全臆测的陈述作为证人证言。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与涉案协议内容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姚小英、薛立娜、薛素勤、薛素芳、薛鹏展。均无签字。且姚小英、薛立娜、薛素勤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此涉案协议形成不知情，不同意。薛素芳未出庭。在涉案协议签订时，姚小英本人并不在场。一审法院仍认定姚小英在场且该协议是其“一家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告、被告、第三人姚小英在薛文明去世后在村委会有过几次调解，但并未达成一致的书面协议，且第三人姚小英也从未收取过被告任何款项。一审将被告把薛文明生前遗产20000元钱付给原告的行为。等同于被告履行涉案协议的给付行为；将原告薛立辉签收款项的行为。等同于薛立辉、姚小英、薛立娜、薛素勤、薛素芳均都认可并履行该协议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原告也明确表示其收取的20000元只是薛文明去世后应分的遗产的钱。当时只是签了一份“收款的凭证”涉案协议书原告也从未收到过，民调会也并无存档备案，庭审中证人也证实了调解、收款时民调会主任薛立辉并不在场。也没有盖章、而被告实际提供的涉案协议是加盖公章的，由此可以推定涉案协议并不是原告当时签署的“收款的凭证”被告提交的涉案协议是涉嫌伪造变造的协议。且庭审中去掉证人之间相互矛盾和主观臆测的证词外，证人其实只是证实了被告收了原告20000元钱。且证人对于涉案协议条款内容均表示不知情，因此涉案协议也只是个“收款的凭证”的孤证。而不能证明涉案协议条款真实合法有效，更不能证明涉案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事实上该协议条款中的三条约定，没有一条是已经履行完毕的。（五）一审将涉案协议中涉及损害薛文明其他合法继承人权利的条款“原石家庄薛文明所留下的房产和一切款项全部归薛利娜所有。薛银青永远无权干舍”以“纵观该协议书内容形式（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12行）”客意忽略不做任何说理评判。属于遗漏裁判案件基础事实的行为，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六）一审对第二条、第三条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归属权问题，以“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为由，本案中不予涉及（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第15、16行）”为由不做说理评判，然后一审仅以涉案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中间的“薛银青补给薛某4现金20000元”已经履行为由，来推定已经履行了整个协议。属于没有事实基础的认定，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七）涉案协议已经给第三人姚小英、薛立娜造成了实际的利益损害。若继续履行则给薛素勤、薛素芳、姚小英进一步带来利益损害。经过庭审原、被举证，已经能够证明1989年的分单有效成立且一直履行至讼争时。原告及姚小英一家一直对景深街100号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对地上房屋享有所有权。而被告及薛鹏展在争议没有解决之前。就将原本属于原告及姚小英一家占有使用的房屋进行拆除、翻建。已经实际损害了姚小英利益；将属于姚小英、薛银青、薛素勤、薛素芳的共同享有继承权的薛文明的所有遗产款项。约定给薛利娜（薛立娜）一人显然也侵害了法律上其他继承人姚小英、薛素勤、薛素芳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若被告及裁判所称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被告及其它第三人并未将属于薛文明的遗产所有款项给薛立娜。也已经损害了薛立娜的第三人的权益。但如果被告将薛文明的去世后的款项全部给了薛立娜，则势必会对其他合法继承人姚小英、薛素勤、薛素芳的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该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均存在明显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条款怎么可能有效？（八）一审事实认定中存在矛盾，且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逻辑错误。也不符合日常的经验法则。1、一审认定涉案协议是“一家人”协商的结果，与涉案协议上只有原告、被告的签字存在矛盾。涉案协议中权利人包含姚小英、薛立娜、薛鹏展、薛素勤、薛素芳，而这些人均未在协议上签字，协商时亦未参与在场，且姚小英、薛立娜、薛素勤明确表示不认可，薛素芳一直未出庭，这怎么会是“一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呢。2、一审中“证人”证言不是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反映，证人有客意隐瞒事实，证言不符合经验法则的情况。证人薛某3称涉案协议中当事人都在场，而为什么涉案协议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告、被告签字，姚小英、薛鹏展、薛立娜、薛素勤、薛素芳都不签字呢，如果在场而不签字怎么能推定在场人同意协议内容呢？而签字时当事人如果不在场。发现涉案协议内容后明确表示不同意，更不能推定其他当事人同意。3、证人中民调会主任薛某4（薛立辉）已经证实调解时并不在场，其他人均具备书写能力而为什么自己也不签字呢。而让薛某3代签呢，且代签后为什么只有薛某1一个治保会成员捺印，其他人为什么不捺印？这些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的情况说明什么呢？一种就是这些人虽是当时的调解员，但并未参与调解，或是未全程参与调解；一种就是觉得调解有问题。为了避免日后担责而故意不亲自签名。而后来这些人为什么在村委会被追加为第三人后，其中的薛某2、薛某1、薛某3又出庭作证了？是要出庭说明当时的客观事实呢？如果是要说明客观事实，为什么涉及到村委会违法盖章、违法调解的情况时一概否认或推说不记得呢？涉及到被告一家不利的事实刻意回避呢？而只对原被告收钱的事记得呢。上诉人对于村委会及其成员利用调解权，收受好处，接受宴请的违法调解，作伪证的情况，将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提交法院并保留进一步追诉的权利。三、重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我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所保护的权益是以取得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涉案协议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协议内容约定。均存在严重的违法性。一审法院以该条款认定涉案协议没有违法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协议第一条“原石家庄薛文明所留下的房产和一切款项全部归薛利娜所有，薛银青永远无权干舍”。薛文明有四个子女，分明是薛银箱（姚小英）、薛银青、醉素芳、薛素勤，我国《继承法》第九条：“【男女平等】继承权男女平等。”第十条“【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此种在四个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中三个未签字，两个明确反对（薛银箱（姚小英）、薛素勤），一个未发表意见的情况下（薛素芳），一审法院认定该条的合法性，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在原一审中2018冀0108民初2901号案中，涉案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宅基地的约定，法庭已查明1989年分单形成后，薛银箱、姚小英一家一直合法占有使用景深街100号房屋，直到2017年薛鹏展拆除地上房屋后进而引发了双方讼争的事实。侵害第三人姚小英合法权益的事实已经发生。退一万步讲，若1989年分单无效，涉案协议约定的条款中关于宅基地使用及地上房屋归属问题，也存在未经姚小英同意的情况下，将原登记在薛银箱名下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约定给被告的行为，也侵犯了第三人姚小英的合法权益。再审一审在对此事实未做认定的情况下，怎么可以由此推断出涉案当事人各方利益均未收到损害，怎么就合法了呢？已经查明的事实，显然与民法总则第三条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规定不符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原告提供1989年分单、分单见证人的录音、涉案宅基地登记表及原藁城县的公告、原被告及见证人等协商录音、南乐乡村委会的证明、第三人姚小英以户主身份签订的多份协议，结合庭审已经证实的民调会主任签名系冒签的错误签名的事实，这些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1989年分单真实存在，薛银箱、薛银青在1989年分单达成后，薛银青与薛银箱分户并各自依据分单取得相应是宅基地实际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薛银箱1992年去世后，姚小英一直代表薛银箱为家庭户的户主行使各项权利；涉案协议在姚小英未签字，且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形成的，该协议约定内容和薛鹏展、薛银青擅自拆建景深街100号房屋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侵害了姚小英的合法权益的事实。2、通过原告的证据及庭审原被告、第三人证据及陈述，可以证实薛文明有四个子女的事实，在薛文明去世后，薛文明丧葬费、抚恤金等款项，由被告薛银青、第三人姚小英、薛素勤、薛素芳分得事实，而涉案协议约定薛文明所有款项由薛立娜所有显然是违法的，显然也已经达到了证明涉案协议是损害其他第三人利益的事实。三、涉案协议系人民调解协议，依照《人民调解法》确定法律关系及案由进行审理和裁判更符合客观情况。1、涉案“协议”加盖有“藁城市丘头镇南乐乡村民调会”的公章，有村民调会主任“薛某4”签名，且所有涉案当事人均认可协议性质系人民调解协议。在诉讼中，南乐乡村委会被追加为第三人后，也承认涉案协议系在民调会调解下形成，民调会行使调解权的权利来源于《人民调解法》，因行使这种法定职权产生的纠纷应当以人民调解法作为涉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基础。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二条、第二段，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关于“合同纠纷项”项下“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中的案由规定,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纠纷”的案由进行审理。3、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具有合同性质，但因其形成及履行均有村委会基层自治组织的主持与参与，因此协议的形成就不仅仅是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可以当然有效了。而应当从该调解协议的形式、程序、内容等多个方面来进行客观、综合的评判。本案中村委会明显存在着强迫调解的违法情况，且涉案协议内容存在实质无效约定和严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约定，一审法院简单依照合同法第52条法定合同无效事由显然不能客观评价案件的整个事实，贵院应当变更案由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纠纷”后依法改判。 薛银青辩称：第一，一审法院程序正确，上诉人所称程序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法庭审理没有遗漏任何程序。对证据法庭已经当庭明示，合议庭已经看过原庭审双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要求各方对证据新的意见和对新的证据举证并发表意见没有任何错误。2、在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证人又作为第三人代理人出现的情况下，法庭确定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不适合再担任第三人代理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协议性质，上诉人请求确认无效的理由及协议签订情况的查明和认定均做到了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围绕着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作出了清楚的认定，上诉人虽然在一审诉状中明确要求确认协议效力，但其在诉讼中加入其它完全不相干的事实不是本案应当查明并解决的事实，该协议确系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内容，且姚小英在场，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后又接受了被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的2万元，上述事实可证实协议有效，没有影响该协议效力的情形。第三，该协议不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理由其一，上诉人请求事项是要求确认2015年6月20日的协议无效，可见其本人对协议性质的认定，也认为不属于人民调解协议。其二，该协议形成的过程是民调委员会委托薛某5主持调解的，民调委员会及薛某5作为证人出现。 薛鹏展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薛素芳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居委会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薛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6月20日形成的协议（“藁城市丘头镇南乐乡村民调会”印章)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薛都与薛文明系兄弟关系，薛文明系薛相子（薛银箱）、被告薛银青、第三人薛素勤、第三人薛素芳的父亲，第三人姚小英系薛相子的妻子，原告薛立辉、第三人薛立娜系薛相子的子女，第三人薛鹏展系被告薛银青的女儿。薛都于2001年1月10日去世，薛文明于2014年12月20日去世，薛相子于1992年2月17日去世。2015年6月20日，原告薛立辉、被告薛银青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家产分割打（达）成如下协议：1.原石家庄薛文明所留下的房产和一切款项全部归薛利娜所有，薛银青永远无权干舍（干涉）；2.南乐乡村原薛都的庄宅“景深街100号”全部归薛鹏展所有，侄子薛利（立）辉永远无权干舍（干涉）。另外薛银青补给薛利（立）辉现金20000元；3.现有村内宅基地富康东路42号、54号归薛银青，富康东路44号归薛利（立）辉。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本协议一式贰份。立字人薛银青薛立辉（均签名按手印），证人处有五位证人（薛某4、刘某、薛某2、薛某1、薛某5）签字并加盖“藁城市丘头镇南乐乡村民调会”印章。关于该协议的签订情况，庭审中，被告薛银青、薛鹏展申请证人薛某5、薛某1、薛某2出庭作证，三名证人均证实该协议系原、被告、第三人一家在南乐乡村委会签订，该协议系证人薛某5执笔书写，五名证人及南乐乡村民调会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并盖章，协议中的“薛银青、薛立辉”均系其本人签字，证人中的“薛某4、刘某、薛某1、薛某2”的签字均为薛某5代笔，薛某1的手印系其本人所按，协议签订后，薛银青一方给了薛立辉2万元，薛立辉收款后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当时姚小英在场。被告薛立辉对证人所述不认可，但对协议中“薛立辉”的签字及手印系其所签所按无异议，对其已收到2万元无异议。关于此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告认为，1、该协议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1989年薛银箱与薛银青分家，分单中明确原告一家取得了景深街100号、富康东路44号的庄宅使用权，被告一家取得了富康东路54号、富康东路42号庄宅的使用权，被告称薛鹏展与薛都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薛银箱与薛都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景深街100号的原房产系薛银箱夫妻所建，直到2017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薛鹏展拆除翻建。提供1989年分单、证人证言、录音资料、宅基地清理登记表等予以证实。2、该协议系在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的家产分割类的人民调解协议，该人民调解协议的成立应符合人民调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事实上该协议无论从实质内容上，还是调解程序上，均与事实和法律相悖，应确认无效。协议中涉及到的第一条“原石家庄薛文明所留下的房产和一切款项全部归薛利娜所有”，事实是薛文明名下的石家庄的18.9平米的宿舍早在十几年前就赠与给了薛立娜且早已办理了过户手续。协议第二条“南乐乡村原薛都的庄宅景深街100号全部归薛鹏展所有”，1989年分单约定景深街100号庄宅由第三人姚小英占有使用，该条内容侵犯了姚小英的合法权益，原告薛立辉系无权处分。协议第三条“现有村内宅基地富康东路42号、54号归薛银青，富康东路44号归薛利（立）辉。依据宅基地清理登记表，42号、54号、44号宅基地均登记在原告父亲薛银箱名下，被告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系被政府公告作废的证书，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告提供赠与契约、见证书、不动产登记信息、藁城市政府2007年2月8日公告予以证实。被告薛银青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证人证言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1989年分单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分单无任何人签字，真实性不认可，当时薛都尚在世，为什么要分人家的财产，该分单之后薛都、薛文明的相关行为也没有参照分单履行。协议系原告签字，且收取了协议中的2万元，该协议也没有侵犯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权益，该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协议书，仅仅是在民调组织委托薛某5调解以后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协议，协议中的民调会的成员以及民调只是一个证人的身份，即使属于民调协议也是符合规定的，该协议在民调会的监督下已经履行完毕，应尊重民俗以及农村人办事的一般惯例。第三人薛鹏展认为，薛鹏展自1990年出生便落户景深街100号，与薛都形成事实收养关系，薛鹏展系景深街100号的使用权人，1989年分单并未形成，不足以认定原告和姚小英对景深街100号有使用权。薛鹏展提供户口簿、村委会证明、建房证明、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第三人姚小英认为，姚小英始终不同意该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上没有姚小英的签字、盖章及捺印，该协议处置了薛文明的遗产，损害了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调解协议程序不合法，应认定为无效。姚小英提供了藁城市政府2007年2月8日公告的相关内容视频资料。第三人薛立娜、薛素勤均同意认定该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的2015年6月20日的协议是否有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第一、根据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及原、被告陈述，可以证实2015年6月20日的协议是双方在村委会相关人员的协调下达成的，原告薛立辉、被告薛银青均签字捺印，原告薛立辉也收取了协议中的2万元现金，该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情形。第二、关于该协议是否损害了薛文明其他继承人及第三人姚小英合法权益的问题，纵观该协议书的内容，该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家庭内部对宅基地的使用达成的分配协议，农村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使用权的取得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故协议中所涉宅基地由谁使用的问题，本案中不予涉及。尽管原被告及第三人薛鹏展、姚小英都向法庭提供有关宅基地的相关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此协议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薛立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该协议不属人民调解协议，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立辉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案涉2015年6月20日的协议是否有效。经查，上诉人薛立辉和被上诉人薛银青均在涉案2015年6月20日的协议中签字捺印，且上诉人薛立辉已经收取了协议中约定的两万元。从协议本身来看，协议内容是双方家庭内部对宅基地的使用达成的分配协议，不同于政府部门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核批准，对此原审已经释明，本院不再赘述。综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该协议内容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亦不能证明该协议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原审法院判令驳回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中，上诉人虽继续坚持其一审诉请，但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80元，由上诉人薛立辉、薛立娜、薛素勤、姚小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李 曼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