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鄂0102行初251号原告徐农，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委托代理人王志伟（一般授权代理），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琳，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岸区。原告付春华，女，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岸区。原告傅志刚，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汉区。原告付汉华，女，195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原告付志强，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原告陈俊，男，196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陈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农（一般授权代理），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陈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琳（一般授权代理），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岸区。被告武汉市江岸区更新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45号。法定代表人刘原钰，系局长。委托代理人谢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忠军，系区长。委托代理人谢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农、吴琳、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陈俊（以下简称七原告）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更新局（以下简称区更新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岸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应由本院管辖，故作出（2019）鄂01行初586号《行政裁定书》移送至本院，本院依法受理后，向被告区更新局、江岸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石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钱志武、王汉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农、吴琳（同时作为其他五位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及原告徐农的委托代理人王志伟，被告区更新局的行政负责人彭万发及委托代理人谢鹏飞，被告江岸区政府的行政负责人刘江及委托代理人谢鹏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七原告诉称，其系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68号（原978号）商铺的产权人（一元街扬子社区文华里口），该商铺建于1937年，至今都属于商业性经营用房，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2015年11月24日被告江岸区政府作出岸政征[2015]17号房屋征收决定，2016年2月25日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开始采用在七原告的商铺门前砌堵围墙的方式实施逼迫搬迁的行为，后又在七原告的商铺大门打胶、灌沙，迫使七原告无法开门经营。2016年12月17日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又在七原告商铺门前用青砖砌了高4.5米左右的围墙，将七原告的商铺大门和通道全部堵死，剥夺七原告的经营权、生存权，严重影响七原告的道路通行、经营、生活来源，给七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和现实性的侵害。此事实已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终审判决确认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生效。为此，七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以书面方式邮寄提出赔偿申请，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收到申请后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无奈七原告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的违法行为给七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误工费共计人民币玖拾叁万捌仟元（938,0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的违法行为给七原告造成的经营损失费共计人民币叁佰壹拾壹万壹仟元整（3111,000元）；3、判决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的违法行为给七原告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空调损坏、房屋内外维修、租房损失、垃圾清除及开业后损失）等共计人民币伍拾壹万柒仟壹佰柒拾玖元（517,179元）（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30日）；4、判决被告赔偿七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约计人民币伍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53,333元）；5、判决被告对七原告整栋房屋的外墙进行整固维修。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土地证、房产证、银行卡及公证书，证明涉案房屋权利人为七原告；证据2、营业执照副本，证明涉案房屋用于经营的事实；证据3、（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和（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搭建围墙行政行为违法；证据4、照片38张（围墙堆砌前后），证明七原告房屋被围的事实，导致七原告不能经营，不能居住；证据5、行政赔偿申请书、不予受理告知书、不予赔偿决定书（2份），证明七原告提出申请要求赔偿的事实，被告作出了不予受理、不予赔偿两份文书；证据6、七原告自己列明的损失清单（一）、恢复经营后的损失（二）、费用明细清单表（三），证明七原告诉讼请求中的计算项目和计算标准；证据7、租房合同及收据，证明七原告租房损失客观存在；证据8、原告付志强的银行交易明细、原告陈俊社保缴费查询明细，证明七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社保费用；证据9、销货计数单（十二张），被封堵前的销售金额，证明七原告经营损失；证据10、微信转账记录截图（2019年1月至8月，7张），证明心理咨询收费标准，收款方是原告吴琳，转账方是前来咨询的客户；证据11、律师收费证明及发票（两张）、委托代理合同，证明七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证据12、收条7张、收据4张、出货单1张、销货签单1张、邦达五金配件费1张，证明七原告清理垃圾及购买材料、修缮房屋支出的费用。被告区更新局辩称，1、七原告提出赔偿申请后未到法定期限即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同时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被告区更新局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七原告的赔偿申请，然而七原告起诉状落款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距离被告区更新局收到赔偿申请的时间尚不足20天，其起诉显然未达到行政赔偿案件的法定受理条件。七原告在起诉状中称的《不予受理告知书》盖章单位系江岸区信访局，并非被告区更新局，不能作为七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2、被告区更新局在法定期限内已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019年6月6日被告江岸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中山大道（武胜路—一元路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78号的被征收房屋予以征收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被告区更新局收到七原告的赔偿申请后，安排征收工作人员充分听取七原告的意见，并与其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法进行协商。被告区更新局认为，原告徐农对2016年12月17日武汉市江岸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徐农的房屋）搭建4.5米高的青砖围墙不服起诉，七原告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了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涉及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不影响进出及居住，七原告的赔偿要求即误工费、其他经济损失、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基本法律关系实系房屋征收的法律关系，被告区更新局已对案涉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向七原告送达，其他相关赔偿要求已包含在该补偿决定中。故被告区更新局于2019年7月26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请求法院驳回七原告的起诉。被告区更新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邮寄信封、快递查询，证明被告区更新局2019年5月29日收到七原告提交的赔偿申请；证据2、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公告照片、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2019年6月6日被告江岸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案涉房屋予以征收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七原告对此补偿决定不服，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目前复议已有结果；证据3、协商谈判笔录及录像，证明被告区更新局收到七原告赔偿申请后，安排征收工作人员听取七原告意见，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法协商；证据4、（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徐农系对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原告徐农的房屋）搭建4.5米青砖围墙的行为不服起诉，七原告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者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两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涉及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不影响进出及居住；证据5、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证明被告区更新局2019年7月26日依法做出不予赔偿决定并向七原告送达；证据6、受理材料清单及最高院公正廉政声明、诚信诉讼承诺、最高院收取行政诉讼材料清单，证明因对证据4的两份判决书不服，被告江岸区政府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申请再审。被告江岸区政府辩称，1、七原告提出赔偿申请后未到法定期限即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同时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被告江岸区政府于2019年5月28日收到七原告的赔偿申请，然而七原告起诉状落款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距离被告江岸区政府收到赔偿申请的时间尚不足20天，其起诉显然未达到行政赔偿案件的法定受理条件。七原告在起诉状中称的《不予受理告知书》盖章单位系江岸区信访局，并非被告江岸区政府，不能作为七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2、被告江岸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已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019年6月6日被告江岸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中山大道（武胜路—一元路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78号的被征收房屋予以征收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被告江岸区政府收到七原告的赔偿申请后，安排征收工作人员充分听取七原告的意见，并与其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法进行协商。被告江岸区政府认为，原告徐农对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原告徐农的房屋）搭建了4.5米高的青砖围墙不服起诉，七原告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了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涉及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不影响进出及居住，七原告的赔偿要求即误工费、其他经济损失、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基本法律关系实系房屋征收的法律关系，被告江岸区政府已对案涉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向七原告送达，其他相关赔偿要求已包含在该补偿决定中。故被告江岸区政府于2019年7月25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请求法院驳回七原告的起诉。被告江岸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邮寄信封、快递查询，证明被告江岸区政府2019年5月28日收到七原告提交的赔偿申请；证据2、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公告照片、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2019年6月6日被告江岸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坐落于中山大道978号的被征收房屋予以征收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七原告对此不服，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证据3、协商谈判笔录及录像，证明被告江岸区政府收到赔偿申请后，安排征收工作人员听取七原告意见，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法协商；4、（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徐农系对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案涉房屋）搭建了4.5米的青砖围墙不服起诉，七原告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者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两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了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影响进出及居住；证据5、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证明被告江岸区政府2019年7月25日依法做出不予赔偿决定并向七原告送达；证据6、受理材料清单及最高院公正廉政声明、诚信诉讼承诺、最高院收取行政诉讼材料清单，证明因对证据4的两份判决书不服，被告江岸区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申请再审。经庭审质证，被告区更新局、江岸区政府对七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与两被告收到的营业执照不一致，七原告申请赔偿时提交营业执照经营者不是徐小添，营业执照已经界定了经营范围，是否实际进行了心理咨询和音乐咨询没有看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小天咨询室的相关材料，因此对心理咨询和音乐咨询的经营事实存在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江岸区政府已经向最高院申请了再审，（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中已经说明，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被拆迁项目前堆砌4.5米的青砖围墙，但留出了通道，砌围墙的时间是2016年12月17日，因此七原告主张损失时间应当以该时间为准；证据4的照片不能证明LED屏损坏，这些照片很多拍摄于2016年2月25日，本案围墙堆砌时间是2016年12月17日，七原告提交的很多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不能证明围墙造成七原告不能经营，相关法院判决已经确定给七原告留有通道，对室内的照片有异议，围墙是在房屋外面，房屋内的任何损失和房屋附属物的损失和相关垃圾均与本案没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七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诉讼的时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七原告起诉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受理的条件，对不予赔偿决定书无异议；对证据6清单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起算时间有异议，经了解武汉商学院的网站上还有原告吴琳进行心理咨询的活动，并且参与宜昌某心理咨询会议，心理咨询和音乐咨询应当是有相应的资质证明，七原告提交的微信收款转账记录共计6,000余元，时间跨度是半年，无法证明七原告心理咨询每天工作5小时的事实，对服装销售的金额有异议，明显没有证据支撑，二手钢琴销售额没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没有事实依据，因此七原告要求赔偿利润损失的清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应当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应的维修费用、房租费用、社保费用均与违法行为没有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生效判决，砌围墙留有通道，不影响该房屋的居住，对于其费用支出有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有异议，系流水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清单上所列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情况；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时间跨度从1月到8月，总共只有6,700元，与其称有2,500,000元的经营利润相去甚远；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的委托范围是征收拆迁补偿纠纷，与其目前本案所涉的纠纷并无关联性，不是围墙造成损失的直接费用；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庭审质证，七原告对被告区更新局、江岸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征收补偿决定系房屋征收对房屋应当获得拆迁补偿作出，本案系因两被告违法搭建围墙导致七原告不能经营所主张的赔偿纠纷，与征收补偿是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和法律关系，两被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能取代违法搭建围墙七原告所应获得经营性的赔偿；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协商笔录没有参加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原告徐农、吴琳的签字，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任何效力，对谈判笔录的证据效力有异议，2019年6月28日原告徐农、吴琳去过街道办信访接待室也确实录了像，但谈话内容不能达到两被告的证明目的，没有协商的内容；对证据4内容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被告认为法院的判决书中认定留出了通道不影响出行和生活，但从七原告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个通道是留给文华里的居民出入，围墙紧挨着七原告的经营场所，虽然保障了文华里居民出入，但是没有保护七原告的经营；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两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错误，两被告砌围墙的行为有法院生效文书判决，其围墙导致七原告不能正常经营，七原告主张应予支持；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最高院第四巡回法庭收到谢律师提交的再审申请材料，最高院收取再审材料并未否认（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提起再审不影响判决的生效。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七原告提交的证据1可以证明七原告系案涉房屋的权属人，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系武汉市江岸区小添咨询工作室的登记经营场所，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徐小添；证据3可以证明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区国资公司2016年12月17日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证据4中2016年12月17日、2018年11月25日的照片可以反映2016年12月17日堆砌围墙、2018年11月25日围墙被拆除的情况，其他照片与本案案涉的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可以证明七原告向被告区更新局、江岸区政府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两被告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证据6系七原告自行制作，实际损失应当提交原始财务凭证、支出费用的正规发票等书证予以证明，仅证据6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8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陈俊租房及其与原告付志强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发生的费用与两被告堆砌围墙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销货计数单没有经营者的签章、亦未记载年份，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定，无法证明因两被告2016年12月17日堆砌围墙的行为对七原告在案涉房屋经营服装销售业务造成的实际损失，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系围墙拆除后的手机微信转账记录，与案涉2016年12月17日堆砌围墙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1系2016年3月原告徐农及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共同聘请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房屋征收补偿纠纷进行维权并支出代理费的相关材料，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接受委托后代理了一系列与征收相关的诉讼案件，该律师费的支出不是本案堆砌围墙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12均非正规票据，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区更新局、江岸区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68号（原978号）房屋房屋（即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产权人为原告陈俊、徐农、吴琳及案外人陈美珍。陈美珍系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之母，陈美珍于2011年12月14日死亡，2016年1月29日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作出（2016）鄂江天内证字第1979号《公证书》，确认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继承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78号（现968号）房屋中26.84平方米的份额。因实施中山大道（武胜路—一元路）改造工程项目的需要，被告江岸区政府于2015年11月24日下达岸政征[2015]1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房屋征收部门是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是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一元街办事处，案涉房屋位于该征收决定的红线范围内。2016年11月22日武汉市中山大道综合保护和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为了确保中山大道于2016年12月28日开街召开专题会议，根据《专题会议纪要》[（2016）第15号]精神要求“由市国土规划局负责明确青岛路延长线两侧的建筑围墙遮挡设计方案，要采取青砖砌墙，并于2016年11月25日前将设计方案下发至江岸区政府和华发集团落实”。为落实会议纪要精神，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七原告的房屋）堆砌了4.5米高的青砖围墙，但在侧面留了出行通道。原告徐农及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对该砌堵围墙的行为不服，以江岸区政府、区征收办、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为被告，于2017年3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各被告通过砌堵围墙非法方式逼迁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排除妨碍、停止侵权。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日作出（2017）鄂01行初16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徐农及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的起诉，该案上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终415号行政裁定，撤销（2017）鄂01行初163号行政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撤回起诉，该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确认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的青砖围墙，但在侧面留有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的行为由被告江岸区政府和被告区征收办承担法律责任，并判决如下：1、确认被告江岸区政府、被告征收办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2、驳回原告徐农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徐农、被告江岸区政府均不服（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25日案涉房屋前的青砖围墙被拆除。另查明，2019年3月7日，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作出岸发（2019）1号《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将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区征收办）更名为被告区更新局。2019年5月28日七原告分别向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两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362,698元。当月原告徐农还就上述赔偿事宜向武汉市江岸区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2019年5月30日武汉市江岸区信访局向原告徐农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其提出的信访事项依法应当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2019年6月七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分别于2019年7月25日、7月26日向七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不予赔偿的理由如下：1、赔偿请求人徐农系对2016年12月17日武汉市区国资公司在该项目被拆房屋前（含徐农的房屋）堆砌了4.5米高的青砖围墙不服起诉，7位赔偿请求人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了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涉及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不影响进出及居住，赔偿请求人相关赔偿要求即误工费、其他经济损失、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基本法律关系实系房屋征收的法律关系。被告江岸区政府已对案涉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向7位赔偿请求人送达，其他相关赔偿要求已包含在该补偿决定中，故不再另外单独进行行政赔偿。七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收到了两被告送达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还查明，2019年6月6日被告区政府就案涉房屋向七原告作出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补偿以下项目：（一）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二）未经登记建筑补偿；（三）装饰装修补偿；（四）室内附属设施补偿；（五）房屋搬迁补偿；（六）临时安置补偿；（七）困难补助；（八）货币补助；（九）经营性补助。七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9日作出武政复决[2019]2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决定予以撤销并责令被告江岸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作，被告江岸区政府尚未向七原告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已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青砖围墙，在侧面留有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的行为由被告江岸区政府和原区征收办承担法律责任，并确认被告江岸区政府和原区征收办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七原告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有权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的主张。因原区征收办已更名为被告区更新局，故应当由被告区更新局和被告江岸区政府作为行政赔偿义务主体，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七原告于2019年5月28日分别向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两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在作出赔偿决定的法定期限尚未届满时，七原告即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不符合起诉条件。但考虑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已分别于2019年7月25日、7月26日向七原告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本院认为在诉讼过程过中本案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情形已消失，本案应当针对七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实体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系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导致侵害而使现有的财产必然减少或消灭，赔偿请求人应当举证证明违法行政行政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系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中违法搭建围墙的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七原告主张其系在案涉房屋共同经营武汉市江岸区小添咨询工作室的实际经营者，要求赔偿因砌堵围墙的违法行为造成其无法经营的损失，但七原告在庭审中自述其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小添咨询工作室在砌堵围墙期间系免征营业税的个体工商户，未能提交搭建围墙之前及搭建围墙期间能反映经营收入的原始财务凭证来证明实际发生的经营损失，其要求赔偿经营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的青砖围墙时在侧面留出了进出通道，客观上并不侵害七原告对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的权利，更不直接造成房屋设施的损坏，七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空调损坏、房屋内外维修、租房损失及开业后损失、律师费、误工费等费用，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堆砌青砖围墙的违法行为并不直接损坏七原告的房屋外墙结构，七原告要求两被告对七原告整栋房屋的外墙进行整固维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七原告要求赔偿垃圾清除费，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分别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七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农、吴琳、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陈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珏人民陪审员  钱志武人民陪审员  王汉云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郭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