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21民初563号 原告：叶小兵，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继红，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翰，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方南，男，198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方南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端、陈学龙，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过浦村闽侯县佳缘纸箱厂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1569253125L。 法定代表人：林惠英，经理。 原告叶小兵与被告方南、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警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之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小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继红、陈明翰，被告方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警鸣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小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28125元（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自2018年7月27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8日止，实际应计至被告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叶小兵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原告与被告方南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 事实和理由：被告方南系被告警鸣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被告警鸣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方南的妻子），被告警鸣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通过被告方南向原告借款，为此，原告与被告方南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讼争协议约定：被告方南将其持有的被告警鸣公司股份转让5%给原告，股权转让价款为150000元，且被告方南代表被告警鸣公司承诺：自2018年8月1日起每年支付原告22500元（按年息15%计算），即每季度支付原告5625元作为原告的最低保障收益，当被告警鸣公司利润不足以支付原告最低保障收益时，由被告方南补足；讼争协议的生效条件是经被告警鸣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各方签字盖章。 2018年7月22日，讼争协议经被告警鸣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2018年7月26日，原告按被告方南要求将150000元款项汇入了被告警鸣公司账户，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原告至今没有收到被告方南承诺的每季度固定利润5625元，原告多次催讨无果。 投资参股意味着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讼争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原告不承担被告警鸣公司的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每年22500元的固定保底收益。讼争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没有实际参与被告警鸣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本案实质上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原、被告之间实际上并未形成股权投资（转让）关系，形成的是借贷关系。根据最高院民二庭第五次会议纪要，本案属于典型的“名权实债”，即作为投资人的原告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取得固定收益而非成为股东，所为股权转让属于“虚伪意思表示”，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借贷。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1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而根据第2款之规定，本案隐藏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 综上，鉴于合伙协议属于“名股实贷”，违反《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实际上是借贷关系，现原告要求两被告还本付息于法有据，望判如所请。 方南辩称：一、原告受让警鸣公司5%的股权，不仅是通过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而且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还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收取了保底收益。因此，本案非民间借贷纠纷，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8年3月25日，郑伟与方南签订《合伙协议》，约定郑伟受让警鸣公司51%的股权。受让后，郑伟成为警鸣公司最大的股东及实际经营人。原告系郑伟的好友，郑伟引荐好友入股警鸣公司，郑伟为了保持其系警鸣公司绝对控制人的地位，而让方南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于原告。 2018年7月22日，警鸣公司的股东郑伟、方南及原告共同参与了股东会决议并一致签字通过，同意方南将名下49%股权中的5%转让给原告。原告与方南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合伙协议》，于2018年8月27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8月6日，因警鸣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向方南借款200000元，原告以股东身份在《借条》上签字确认。2018年8月8日，警鸣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仍以股东身份参与，修改公司章程、确认公司所有股东人员名单及选举法定代表人。故原告已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 综上，原告不仅是警鸣公司工商名册上的股东，还实际享有了股东的权利，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收取了答辩人几个月的保底收益款。原告以民间借贷诉至法院要求答辩人偿还借款1500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合伙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15万元，被郑伟用于公司经营，导致答辩人被迫起诉要求警鸣公司偿还借款，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三、郑伟、叶小莺（原告胞妹）均与答辩人签订了内容相似的《合伙协议》，而郑伟是认可其系警鸣公司股东的身份，此前法院曾判决《合伙协议》是同时具备股权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的性质，转让款系成为警鸣公司股东的对价，《合伙协议》真实有效，仅保底条款无效。 警鸣公司未作答辩。 叶小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包括警鸣公司企业信用信息、《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单等，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叶小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包括有关警鸣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微信聊天记录及本院（2019）闽0121民初5899号民事判决书，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警鸣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方南与林惠英系夫妻关系，警鸣公司于2011年1月20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登记股东为方南、林惠英，各占股50%。2018年3月25日，方南与郑伟签订一份合伙协议，方南依约于2018年4月12日办理了警鸣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林惠英同意将其名下50%的股权变更至郑伟名下，方南将其名下1%的股权变更至郑伟名下，变更后警鸣公司的股东为郑伟（持股51%）和方南（持股49%）。 之后，方南作为转让方，叶小兵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了一份《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合伙协议》，协议：一、双方保证条款；二、股权转让价格；三、股权转让的数量，方南将自己持有公司49%股权，卖给叶小兵5%股权，计价15万元（方南持有公司44%股权，叶小兵持有公司5%股权）；四、管理权，叶小兵拥有公司5%的股权；五、方南引入叶小兵入股给予叶小兵的承诺：1．方南承诺在2018年8月1日起公司每年需支付叶小兵22500元（投资款150000元的15%），每季度付5625元作为最低保底收益。公司利润不足以给叶小兵作为最低保障收益时，由方南个人补足；2．公司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倒闭，清算公司全部资产后必须先归还叶小兵150000元投资款与每年22500元（最低保障收益）后，方南才有权分得公司全部资产清算后的剩余资金；3．公司全部资产清算后不够偿还叶小兵投资款150000元与每年22500元（最低保障收益）时方南个人要出资偿还给叶小兵；六、方南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应向叶小兵出具收款凭据；七、协议争议解决的途径；八、合同生效的条件为，本合同经公司原股东会同意并由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018年7月22日，叶小兵参加警鸣公司股东决议，决议公司有关经营事项。 2018年7月26日，叶小兵根据方南的指示，向警鸣公司转账支付了转让款150000元。 2018年8月6日，警鸣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方南借款200000元，方南、郑伟及叶小兵作为公司股东均在借条上签字确认。 2018年8月8日，郑伟、方南及叶小兵作为股东参加股东会议，决议修订了公司章程。 2018年8月27日，警鸣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郑伟（持股54%）、方南（持股41%）、叶小兵（持股5%）。 本院认为，从《福建警鸣消防门窗制造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叶小兵并非是与警鸣公司签订保底收益及公司剩余资产优先偿还条款，而是与公司另一股东方南订立，协议有关约定事项是指当警鸣公司的净利润不足以支付协议约定的保底收益或警鸣公司经清算后的剩余资产不够偿还叶小兵投资款时，由方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时承担偿付责任的主体是方南而非警鸣公司，该约定并未损害警鸣公司及警鸣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体现了方南与叶小兵之间真实意思，具备法律效力。叶小兵据协议约定支付了转让款150000元，并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也因此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叶小兵已经是警鸣公司股东。综上，叶小兵与方南之间并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合伙协议》性质是股权转让协议，故叶小兵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警鸣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小兵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863元，由原告叶小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伟力 人民陪审员  陈苏珍 人民陪审员  吴荣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 游 附：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