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221行初59号 原告王某4，男，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原告王某5，女，198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王某1，女，201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王某2，女，201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王某3，男，201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三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某4，系其父亲 以上三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某5，系其母亲。 共同委托代理人夏友飞，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安徽省临泉县光明南路2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10031732229。 法定代表人邓安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明伟，该局临泉县收储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侯允超，安徽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临泉县城关街道人民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10031731778。 法定代表人王亦栋，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翔，该街道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海申，安徽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认为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第三人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违法变更于2017年7月15日与王某4签订的临集征字［2017］017号《临泉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一案，于2020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20年4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委托代理人的夏友飞，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职负责人王博及其委托代理人杜明伟、侯允超，第三人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牛永贵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翔、张海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诉称，2017年7月15日，临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和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因沈子国遗址公园项目建设需要，跟原告达成临泉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二份协议约定：1、被拆迁人符合政策户籍安置人口5人，每个人口27.6平方，被安置房屋产权属于乙方；2、同时规定违约责任：若超过18个月未予安置的，自第19个月开始按照临时安置补助标准的两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3、原告增购75平方米，计款人民币161250元。原告总计享有112.68平方米的安置房两套。在签订协议后，原告于2018年1月13日腾空房屋并交付，并收到了拆迁房屋交付凭证。现在被告通知原告不符合拆迁安置条件，不予安置房屋。该决定违反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背了政府诚实信用原则，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利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临泉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给原告分配112.68平方米的安置房两套；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15日两倍临时安置补助费16560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证据一：临泉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临泉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书、古沈国遗址公园项目征迁房屋交付凭证；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就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在签订协议后，原告于2018年1月13日已经履约腾空房屋并交付房屋。 证据二：户口簿。证明原告5人符合当时的拆迁安置条件。 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当庭辩称，在2019年5月份全县开展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自查自纠工作中，经对案涉协议重新审查及调查，认为原告的房屋建设用地不是村集体分配给原告及其父亲的，而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的，属于违法买卖土地行为。原告王某4及其家庭成员在白果树村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白果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临政办［2016］36号文件第三十二条“因被征地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是指征地公告发布之日前被征地范围内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在籍常住人口”和临政秘［2017］86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以及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对象为被拆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王某4及其家庭成员不属于白果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王某4及其家庭成员不应被认定为被征地应安置的农业人口。既然据以上规定原告王某4等五人不应安置，案涉协议中约定的关于原告的人口安置认定的约定不应继续履行，其享受的安置待遇应予取消。如果继续履行，将违反上述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社会不公，因此决定解除协议不予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第一组：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1、原告原籍沈丘县留福镇老官庄村委会证明一份；2、古城社区居委会证明两份；3、陈文忠、吕桂琴、于传礼询问笔录三份及各自身份证复印件；4、临集征字［2017］017号拆迁补偿安置档案（1、临集征字［2017］017号补偿安置协议书；2、补充协议书；3、王某4身份证复印件；4、房屋征收价格分户评估报告单；5、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户籍信息；6、王某4营业执照）；5、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政秘［2017］86号《关于印发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西城社区、古城社区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6、临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临政办［2016］36号《关于印发临泉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证明王某4等5人居住的房屋××其父亲××在××村购买的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王某4及其家庭成员在白果树村没有承包地，也没有承担缴纳农业税等义务，不属于白果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被认定为被征地应安置的农业人口。涉案协议关于对原告的安置约定的条款与临国土资［2016］213号文件不相符，该约定不应继续履行，原告诉请不应被支持。 第三人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当庭辩称，王海颖和王某4是亲姐弟关系，在2017年古城社区集体土地征迁时，王某4、王海颖及其父亲王子良都在王某4所载明的户口地址处居住，王某4案件在庭前第三人已经按照2020年4月24日临泉县人民政府第28期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和王某4达成了有关安置问题的解决协议，王某4表示愿意撤诉。 第三人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与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致。 经庭审举证质证，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对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提举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与原告签订该两份协议后，在履行过程中，发现该协议中约定的对原告的安置不符合临泉县临政秘［2017］86号文件及临政办［2016］36号文件规定的安置政策，对其安置约定属于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文件规定；原告举证的户口本仅证明其暂时居住在此处，不能证明其已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对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提举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提出异议，认为对第二组证据1真实性请法庭核实；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陈文忠、吕桂琴、于传礼均未出庭，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证言中关于买卖的时间地点金额均陈述为不清楚，内容无法核实；证据3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古城社区属于被告及第三人的下属单位，其证明效力存疑，且其证明时间是在被告通知不予安置之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提交证据的时间规定；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其证明目的，原告王某4一家户口在古城，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是该村集体土地成员，在拆迁安置方案与拆迁安置协议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拆迁安置方案。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反驳认为，征收集体土地时，如将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和宅基地一并征收的，在对土地房屋进行补偿后，还需要对被征地农民居住生活进行安置，补偿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等交易，安置也是政府的法定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授权地方政府以政策形式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予以制定，所以作为县人民政府制定［2016］36号文件及临政秘［2017］86号文件，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有权制定；王某4所居住的房屋，土地并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宅基地，是其父亲通过私买私卖获得的，虽然居住在此村庄，但并没有在此经济组织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担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义务，因此不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因此就不符合前述政策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提举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提出了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提举的证据不予确认。 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提举的第一组证据，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无异议，予以确认；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提举的第二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虽然提出异议，但理由不成立，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提举的第二组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王某4、王某5系夫妻关系，现居住在安徽省临泉县。王某1、王某2、王某3为其子女。2017年4月14日，临泉县政府下发《关于印发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西城社区、古城社区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对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西城社区、古城社区的土地及房屋实施征收拆迁。王某4的房屋属于上述征收拆迁范围内。2017年7月15日，王某4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征收部门临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征收实施单位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甲方）分别签订了《临泉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两协议约定，被拆迁人符合政策户籍安置人口5人，房屋评估价125851元，附属物及装修评估价47180元，搬迁补助费1540元、临时安置费12420元（起止时间2017年6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共计18个月）；超过18个月未予安置的，按照原补助标准的2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增购住宅面积75平方米等事项；甲方应付乙方以上各项补偿款120400元，甲方应收乙方增加购房款201440元。原告享受补偿款总计-81040元，享有面积112.68平方米安置房两套。在签订协议后，原告于2018年1月13日腾空房屋并交付。2019年5月，全县开展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查自纠工作，发现本案原告不能认定为被征地应安置的农业人口，口头告知了王某4。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不服，于2020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王某4的房屋建设用地不是征收地村集体分配的，而是其父亲王子良通过买卖方式取得，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在白果树村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古城社区白果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再查明，2019年2月，临泉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并入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院认为，被告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临政秘［2017］86号文件中赋予临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为签订协议的单位，临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虽然是政府成立的事业单位，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应视为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临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有对涉案土地房屋依法征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定职权，其委托临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其委托行为在实践中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被告对其作出房屋安置决定及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2、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被告支付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是否有事实依据。 关于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被告对其作出房屋安置决定及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问题。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其享受安置的前提是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般应当以人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依法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登记为常住户口作为判断的基本原则。本案王某4的房屋建设用地不是征收地村集体分配的，而是其父亲王子良通过买卖方式取得，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在白果树村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古城社区白果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在履行涉案协议过程中，发现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违反临政秘［2017］86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和临政办［2016］36号文件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出的变更行为属于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之行为，并无不当。对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请求被告履行安置职责的诉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关于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被告支付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是否有事实依据问题。就本案而言，虽然涉案协议中有关安置的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能导致政府多支出补偿资金而令国家利益受损，但是在案证据并未反映出原告一方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或者双方恶意串通，涉案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作为行政协议相对方在签订协议时并无过错，相反作为具有征地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的被告，理应熟悉掌握相关政策、标准和依据，但却作出了不符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意思表示，其口头告知被拆迁人不符合农业人口安置的条件，并没有依法作出撤销或者单方解除该协议相关内容的行政纠错决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补偿。原告请求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因其不符合安置条件，故其诉求不予支持。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如有证据证明被告因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变更协议，给其造成损失的，可另行解决。 综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煌真 审 判 员  王 敏 人民陪审员  马恩领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宋亚茹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