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9730号原告:席永强，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佳盛万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胜军，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建阳，男，197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东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鑫坛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甲1号平房。法定代表人:刘元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席永强与被告胡建阳、被告北京鑫坛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坛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席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胜军、被告胡建阳、被告鑫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席永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我租赁费18217.63元(2015年6月18日到2016年1月31日)、2145.42元(2016年3月1日到2016年8月31日)、5678.44元(2016年9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共计26041.49元，运杂费3060元(运费2440元、杂物费620元)，以上共计29101.49元并给付逾期付款上浮租金13020.7元；2.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我租赁物价款6042.5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8日我以北京佳盛建筑器材租赁站（以下简称：佳盛租赁站）的名义和胡建阳先后签订了二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一份是天津工地的合同，加盖了鑫坛公司的公章。此份合同纠纷已经另案解决。另一份是北京工地的合同，我签名盖章后交给胡建阳。说给盖章，结果合同一直没给我。我认为，胡建阳是鑫坛公司的负责人，所以没有追要合同，就给丽泽桥工地送货了，收货人也是樊宾和田万强。等起诉后鑫坛公司才拿出这份没有加盖鑫坛公司公章的合同。我根据胡建阳的通知，依约履行了提供租赁物的义务。从起租2015年6月18日到2017年12月31日共计发生租赁费及运杂费29101.49元。但胡建阳不守信用，租赁物使用后未按合同约定给付租赁费。经我多次催要仍未给付相关租赁费用，价值6042.5元的租赁物也未退还。胡建阳逾期付款构成违约。我认为胡建阳代表鑫坛公司所以自始至终我也要求鑫坛公司给付相关款项。因我的佳盛租赁站于2017年9月4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我系租赁站的投资人、业主、债权债务的承受人，故本次以我个人作为诉讼主体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尽快依法裁决。胡建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我和佳盛租赁站确实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签订过一份租赁合同，工程地点位于北京市西三环丽泽桥，这个合同是我个人的项目，和鑫坛公司无关。在2017年1月24日，我和席永强都找甲方(北京长建金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钱，我是要我的工人款，他是要他的租赁费，甲方就给了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支票是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支票号4020113022617290，这是一张远期支票，2017年2月份到期)，因为做丽泽桥的项目我欠席永强2万多元的租赁费(也就是本案所主张的租赁费)，当天我就把甲方给我的5万元的支票给席永强了，席永强就把多的2万多元的现金退还给我，我拿着这个钱给项目的工人发工资了。我把我们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收回，所以席永强手里没有我们之前的合同原件，席永强本案所诉的合同已经解决完毕。另外补充一点，席永强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之前说是拿了一个合同两个版本到鑫坛公司签的，席永强拿走一个，留下一个；第二次庭审又说是签了两份合同。强调一下，丽泽桥工地是我个人的，所有的物资采购都归我负责，这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件被我收回。鑫坛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起诉的合同是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北京丽泽桥工地是胡建阳的工地，胡建阳签订租赁合同不能代表我公司。双方在之前的庭审中都承认北京丽泽桥工地在先，天津工地在后，所以胡建阳不构成我公司的表见代理。3.鑫坛公司与佳盛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和胡建阳与佳盛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不一致。比如合同第二条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工程地点是天津市武清区梅厂工地，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签订的租赁合同工程地点是北京丽泽桥工地；合同第六条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逾期一个月后按日租金价格上浮30%计算租费、付款方式为公对公付款；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逾期一个月后按日租金价格上浮50%计算租费、没有公对公付款的约定。4.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2018）京0115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中解决完毕。强调一点，席永强主张本案胡建阳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没有事实根据，本案所涉工地发生在前，鑫坛公司与佳盛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所涉工地在后。综上，不同意席永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8日，佳盛租赁站作为出租方（甲方）与胡建阳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租用甲方钢管、扣件、碗扣、油托、木跳板用于北京建谊集团丽泽桥样板楼工程。工程地点为北京市西三环丽泽桥东南侧。租赁期限：自乙方收到甲方租赁物之日起至少租用三个月，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计算租费，超过三个月按实际天数计算。起租时，乙方要合理安排计划提前一周告知甲方，确保整车由甲方将租赁物送到乙方指定的施工工地，由乙方负责装卸；退还租赁物由乙方负责运回甲方指定仓库。如由甲方运回乙方必须将租赁物整理好，确保整车运回场地。运送租赁物的来回费用均由乙方负担，和租赁费同时给付。乙方验收租赁物的工作人员确定为田万强、樊宾。甲方每月向乙方报送租金结算表，由乙方负责人审验后签名或盖章；租费结算期限为：每三个月给付一次发生的租费维修费，直至租赁物全部退清，如乙方不能按以上期限支付给甲方租赁、维修费，逾期一个月后按日租金价格上浮50%计算租费，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甲方所供租赁物要保证质量。乙方要妥善使用，保持租赁物原状，如有损坏要及时修理。未修理或丢失等应按照合同附表标准向甲方支付赔偿、修理费用；退货时损坏情况在退货单上注明，赔偿修理费款随租赁费支付，凡不能退还的租赁物应在一个月内按丢失赔偿价款，否则租费继续计算直至给付价款或退还租赁物之日。本合同一式二份共计二页，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双方经办人签字盖章后本合同生效。双方签字的提、退货单据，租金结算表及其他有关书面材料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庭审中，席永强向法庭提交证据一即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复印件，以证明其与胡建阳就丽泽桥工地存在建筑器材租赁关系；其向法庭提交证据二即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复印件，以证明胡建阳是鑫坛公司的人；其向法庭提交证据三佳盛租赁站租金结算清单复印件、证据四入库单复印件、提货单复印件、出库单复印件、租赁材料遗失清单及补偿表复印件以及证据五违约金计算表复印件，以证明其诉请中主张的尚欠的租赁费、应退还的租赁物或赔偿款以及上浮租金的依据；其向法庭提交证据六即（2018）京0115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5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606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原法院对本案事实已查明，后二审虽驳回佳盛租赁站的起诉，但理由系佳盛租赁站被注销，而非案件事实不清；其向法庭提交证据七即2017年9月6日佳盛租赁站诉鑫坛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开庭笔录，以证明二被告认可胡建阳同佳盛租赁站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针对证据一，胡建阳认可其真实性，认可与席永强就丽泽桥工地有建筑器材租赁关系，但主张这个工地是其个人的工地，且因该份合同所产生的租赁费，胡建阳以五万元支票的形式已将尚欠的两万多元的租赁费给付席永强，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该份证据的原件已被胡建阳收回；鑫坛公司则认为该份合同涉及的丽泽桥工地是胡建阳个人的，与公司无关，且胡建阳在承租方的签字不能代表公司。针对证据二，胡建阳与鑫坛公司均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该份合同所涉的天津工地是由胡建阳作为鑫坛公司的项目经理，代表鑫坛公司签订的。该份合同所涉的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之间的租赁费已通过（2018）京0115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解决完毕。针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胡建阳与鑫坛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针对证据六，胡建阳与鑫坛公司均认可其真实性，但主张（2018）京0115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是在鑫坛公司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裁判，且经二中院作出的（2019）京02民终6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所以该判决并未生效。针对证据七，胡建阳表示不清楚庭审情况，与其无关；鑫坛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本案中席永强起诉鑫坛公司属于起诉主体有误。胡建阳未向法庭提交证据。鑫坛公司向法庭提交席永强在（2018）京0115民初674号案件中提交的起诉状，以证明席永强自认是与胡建阳签订的租赁合同，与鑫坛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针对上述证据，席永强认为鑫坛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证据，起诉之后又追加了鑫坛公司作为被告；胡建阳则认为席永强多次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庭审中，针对本案审理的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席永强与胡建阳均认为已履行终止，但是否尚欠席永强租赁费双方存在争议；席永强主张二被告尚欠其租赁费未给付，胡建阳则主张于2017年1月24日以5万元支票的形式将之前尚欠的2万多元的租赁费给付完毕，席永强认可曾收到胡建阳给付的5万元支票，但主张该支票已计算在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就天津工地的30万元的租赁费用中，且收到5万元支票后未返还过胡建阳2万多元的现金；鑫坛公司认为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故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具体履行问题不发表意见。后经法庭核实，鑫坛公司向法庭陈述就天津工地其支付给佳盛租赁站30万元租赁费的方式为：2015年11月25日5万元支付至佳盛租赁站账户；2016年2月5日分两笔各5万元支付至佳盛租赁站账户；2016年11月13日，席永强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汇票和现金15万元”，但这15万元的具体给付方式因时间太长未能核实。此外，经审理查明，佳盛租赁站于2017年9月4日被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兴分局）注销登记。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之间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佳盛租赁站与胡建阳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租赁合同已履行终止，本院不持异议。因佳盛租赁站已于2017年9月4日被注销，故经营者席永强作为佳盛租赁站的债权债务继受者以自己名义起诉，本院亦不持异议。席永强提交的3份租金结算清单中，胡建阳仅在结算日期为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结算清单中签字，该份结算清单显示了租赁物种类以及在租数量，同时载明应收租金数额为18217.63元、运费2440元、杂物费620元，另两份租金结算清单未有胡建阳签字。此外，根据席永强提供的两份租赁材料遗失清单及补偿表显示，现场租赁材料除遗失部分已全部退回，遗失材料按双方商议价格赔偿，故本院认定截止2016年1月31日共发生租赁费18217.63元、运费2440元、杂费620元，未退回的租赁材料损失款计算为6042元；对席永强要求给付逾期付款上浮租金的请求，因合同约定“逾期一个月后按日租金价格上浮50%计算租费”的标准过高，本院予以酌情认定。胡建阳辩称已通过5万元支票的形式将涉案工地尚欠的2万多元的租赁费给付完毕，席永强认可曾收到胡建阳给付的5万元支票，但主张该支票已计算在佳盛租赁站与鑫坛公司就天津工地的30万元的租赁费用中；结合鑫坛公司陈述的30万元租赁费的给付方式、两个租赁合同乙方签字人均为胡建阳、两个工程的建筑器材租赁期限相近、双方在之前案件审理中就涉案丽泽桥工地租赁费的庭审陈述及胡建阳未能提供丽泽桥工地单独的结算凭据，故本院对胡建阳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此外，针对席永强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因两份合同第六条就逾期租费计算标准以及付款方式存在明显不一致；合同两页显示的承租方亦不相同；庭审中席永强自认这两份合同均由其自己提供；双方亦认可丽泽桥工地在先，天津工地在后，故对席永强主张的胡建阳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系代表鑫坛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胡建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席永强租赁费及运杂费共计21277.63元，并给付逾期付款上浮租金10638.82元；二、胡建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席永强租赁物损失款6042元；三、驳回席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4元，由席永强负担406元（已交纳），由胡建阳负担59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青审 判 员  万 盈人民陪审员  武成燕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孙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