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伟，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法定代表人：吴鸿青。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如杰，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穗，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蔡杰文。上诉人杨永军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以下简称启元学校）、原审被告蔡杰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永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改判支持杨永军在一审所提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启元学校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借款原因及经过。杨永军是经同一学校同事闵某介绍认识启元学校的校长即原审被告蔡杰文。蔡杰文陪同杨永军、闵某、赖某一起对启元学校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启元学校因发展需要向杨永军借款并说明借款用途系扩充教室、学校教室多媒体改造。在校长办公室洽谈时，蔡杰文校长向杨永军出示了启元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并介绍启元学校的办学情况，同时特别说明启元学校董事长吴鸿青（80多岁）系其岳父，启元学校副校长吴某系其妻子，并在校长办公室介绍认识吴鸿青之子(人称“小吴董”)。杨永军同意借款后，蔡杰文校长就在启元学校校长办公室使用启元学校的便签纸向杨永军出具《借款单》，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当场加盖“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的印章。当晚，蔡杰文校长和启元学校董事长吴鸿青之子（人称“小吴董”）就宴请了杨永军、闵某、赖某一行三人。席间，蔡杰文校长和“小吴董”一再对杨永军对学校的支持表示感谢。在借款发生的全过程，闵某、赖某二人一直都参与，该二人在一审开庭也出庭作证。但一审判决就借款原因及经过却避而不谈。2.与本案情况完全相同的陈某案、闵某案判决书中均对杨永军与陈某、闵某三人关系及三个案件的参考关系作出说明。事实上，闵某介绍杨永军认识蔡杰文，杨永军介绍陈某认识蔡文杰，并参与了陈某从洽谈到借款写借据的全过程。杨永军曾以补充材料的形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陈某案、闵某案的判决书，但一审判决对三人关系及三个案件的关联参考性完全没有提及。二、一审判决认定没有事实基础，是错误的。1.一审法官仅凭出借款项转入蔡杰文的个人账户来认定系蔡杰文个人借款是错误的。蔡杰文作为启元学校的校长，负责学校一切事务，结合借款经过，所借款项实际用途由启元学校的校长蔡杰文安排使用的，具体如何使用并不影响启元学校的借款人的事实。同时，启元学校并没有提供蔡杰文任校长期间的账册，确定启元学校经营期间财务独立。相反，根据（2019)粤0307民初659号陈某案两笔借款90万元，其中50万元转入蔡杰文的个人银行账号；另外40万元于2016年10月17日转入启元学校银行账户(04×××30)，在蔡杰文的授意下，财务分别于17日当天、18日将该40万元转入蔡杰文的个人账户。上述对应款项利息支付均由蔡杰文的个人账户支出。该情况反映启元学校在蔡杰文任校长期间，是个人账户和学校账户混用的。2.一审法官认为出借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是没有依据的。杨永军在款项出借时，与同事闵某、赖某到启元学校了解情况并在校长办公室看着启元学校的校长蔡杰文用启元学校公文信笺写下的《借款单》并盖上启元学校的公章，并了解到启元学校董事长吴鸿青系启元学校校长蔡杰文的岳父，启元学校副校长吴某系蔡杰文的妻子，“小吴董”系蔡杰文的小舅子，杨永军出于信任才按照启元学校校长蔡杰文的要求将款项打入其个人账户。杨永军作为出借人己履行了谨慎的注意义务。一审法官仅凭借款打入启元学校校长蔡杰文个人账户来认定出借人未尽注意义务是违背一审开庭调查的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3.杨永军提交的《借款单》有蔡杰文签名和启元学校的印章。蔡杰文为启元学校的校长，负责学校日常教学和经营管理，结合上述借款经过可以确定，启元学校在借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杨永军有理由认可《借款单》上的公章是学校的。同时，启元学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单》上加盖的启元学校印章与学校备案登记的印章不一致杨永军是知情的。杨永军出借涉案款项时己经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完全有合理理由相信启元学校是共同借款人。三、本案与闵某案、陈某案案件情节基本相同、性质相似，却出现不同判决结果。希望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判决，保证法律实施结果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同一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被上诉人启元学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意见如下：涉案借款是否存在两个借款主体。杨永军在起诉状、庭审陈述及蔡杰文在一审提交的书面材料，均明确蔡杰文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各方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因此蔡杰文是涉案债务借款人的事实无争议，有争议的是该笔债务是否还存在其他借款人。因为蔡杰文与杨永军在借据主文或其他证据中均不存在启元学校是借款人的明确表述，蔡杰文同一个签字或借款行为不可能既代表自己又代表学校。若认定蔡杰文的行为属于履行代理职责，依据代理规则，则蔡杰文不是借款人，不需承担借款人责任，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启元学校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主体是正确的。2.蔡杰文在借据上的盖章行为是否对启元学校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俗称的“九民会议纪要”）第41条对“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依据该纪要的规定，在判断盖章对企业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P289、290)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载明，启元学校对外公示的法定代表人是吴鸿青，蔡杰文并非启元学校法定代表人，不具有法定的代表权；蔡杰文在职务上，其仅是学校聘请的校长，负责学校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职务上没有对外融资或贷款的权限，不具有职务代表权，因此，蔡杰文没有代表权。其次，关于蔡杰文是否有代理权的问题，委托代理一般是一事一授权，学校并未就借款事宜向蔡杰文出具过任何授权。综上，依据上述纪要规定，蔡杰文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启元学校不应当因其盖章行为而承担责任。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杰文所借款项用于学校的建设或经营活动。从本案案情看，蔡杰文与杨永军及其他案件出借人陈某、闵某等相互都是朋友关系，甚至部分债务就是借新还旧或借这个朋友还那个朋友，他们对蔡杰文对外举债情况相互之间是知情的，这些债务都是朋友之间建立在对蔡杰文个人的信任上而形成的。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杰文所借款项用于学校的建设或经营活动，出借人要求启元学校与蔡杰文共同承担责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4.启元学校不是普通企业，国家法律对学校等公益团体对外承担责任上持严格限制的保护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应司法解释均规定，学校违反法律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举重以明轻，学校以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外提供担保，尚且无效；在本案中，蔡杰文仅是在借据上盖了假公章，启元学校未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担保还是其他内容的意思表示均不明确。就本案及相关借贷案件看，蔡杰文对外所借债务都是高利贷，且有些是连环债，甚至有些可能还没发生诉讼，若法院如此轻易地判令启元学校为其个人债务承担责任，势必将学校拖入债务的万丈深渊，引起的连带反应是很可怕的，将可能导致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无法开展，在校学童无学可上的局面，请合议庭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精神，保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原审被告蔡杰文未陈述意见。杨永军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蔡杰文、启元学校连带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112500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2.由蔡杰文、启元学校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当庭表示利息按月息2.5%，从2018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杨永军经朋友介绍认识蔡杰文，蔡杰文时任启元学校校长一职，以学校扩建为由向杨永军借款。杨永军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卡号62×××57）向蔡杰文平安银行账户（卡号62×××56）分别于2015年6月4日转账10万元，2015年8月21日转账197500元，2015年11月9日转账85000元、15000元，杨永军主张2015年6月4日另行支付10万元现金，2015年8月2日支付现金2500元，共计向蔡杰文支付50万元。2017年10月4日，蔡杰文用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的便签纸向杨永军出具《借款单》一份，内容为：兹向杨永军先生借来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元），借期至2018年10月4日归还。被告蔡杰文在借款人处签名，蔡杰文签名处盖有“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的印章。杨永军主张蔡杰文借款时声称用于学校多媒体教师建设，并在校长办公室内出具借款单，借款单借期一年，所以之后每年都重写借条。2015年7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蔡杰文陆续向杨永军转账，共计390000元（具体详见附表）。杨永军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蔡杰文按此标准一直支付利息至2018年3月。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出具《证明》，证明蔡杰文于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担任深圳市龙岗区启元学校校长一职。启元学校于2008年4月9日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申请刻制印章，于2017年1月5日申请更换公章，并注销之前刻制的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如下：一是借款主体及责任承担问题，二是本息如何计算问题。关于焦点一，杨永军主张借款系蔡杰文和启元学校共同借款，启元学校主张是蔡杰文个人借款，与学校无关。该院认为，首先《借款单》文末借款人落款处有蔡杰文的签名，同时借款均打入蔡杰文的个人账户，根据文意理解，蔡杰文的法律地位应是借款人，而不是仅作为启元学校的校长履行职务行为，且所借款项均由蔡杰文私用，故蔡杰文应承担还款责任。其次，启元学校是否为共同借款人，借款单的主文没有明确谁是借款人，虽然文末在借款人处有启元学校的印章，但蔡杰文是以借款人的身份在该借款单上签名，并非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单上签名，且借款实际转账至蔡杰文个人账户，并由蔡杰文个人使用、偿还，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启元学校具有借款的合意，杨永军主张蔡杰文是以学校扩建为由向其借款，但该借款并没有打入学校银行账户并由学校使用，杨永军在出借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杨永军主张启元学校为共同借款人，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杨永军主张的借款本金包含转账及现金部分，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5%，根据蔡杰文的还款情况来查看，其直到2018年3月均一直按照杨永军所主张的借款金额及利率偿还借款，且蔡杰文事后出具借条确认借款总金额为50万元，故该院采信杨永军的主张，认定借款本金为50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5%。经核算，蔡杰文已经支付的39万元，均为按月息2.5%支付的利息，由于杨永军最后一笔借款时间为2015年11月9日，为了便于处理，该院认定蔡杰文已经支付的为截止至2018年3月9日的利息（详见附表），杨永军主张从2018年4月1日起向其支付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院予以支持，但杨永军要求按月利率2.5%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调整利息为年利率24%，综上，蔡杰文应向杨永军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蔡杰文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理应承担相应消极答辩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蔡杰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杨永军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杨永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25元，由杨永军负担365元，由告蔡杰文负担9560元。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启元学校系由吴鸿青、邱某共同出资举办，吴鸿青担任启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蔡杰文系吴鸿青女婿，其妻子吴某亦在启元学校担任管理职务。杨永军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表明，蔡文杰个人账户在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累计向杨永军个人账户转入302500元。在陈某与蔡杰文、启元学校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粤0307民初659号】中，对陈某持有欠条中启元学校公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组织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非2017年1月5日后备案公章。本案中，启元学校主张杨永军持有欠条所盖公章亦非其2017年1月5日后备案公章，杨永军对此不持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对于一审判令蔡杰文向杨永军偿还借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因双方均无异议，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启元学校是否应对借款本金5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蔡杰文使用了标识有启元学校字样的便签纸向杨永军出具涉案欠条并加盖了启元学校字样的公章，杨永军据此主张启元学校应与蔡杰文共同对涉案借款的本息承担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事实表明，杨永军于2015年6月至同年11月期间累计向蔡文杰个人账户转入50万元，蔡文杰在向杨永军出具涉案欠条之前（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其个人账户在累计向杨永军个人账户转入302500元，并无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的往来与启元学校之间具有关联性；杨永军主张涉案款项系由启元学校实际使用，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杨永军现持有的欠条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4日，其主张蔡杰文在借款之时已出具欠条及每年重写欠条，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涉案欠条系对已发生借贷行为的事后确认；杨永军对于涉案欠条形成过程的陈述，与本院的上述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按杨永军的主张，蔡杰文与启元学校为涉案款项的共同借款人，即蔡杰文出具涉案欠条时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是其个人对本人应偿还的债务进行确认，二是代表启元学校对应偿还的债务进行确认，故能否认定蔡杰文具有相应的代理权系问题的关键。首先，蔡杰文既非启元学校的出资人，也非其法定代表人；涉案欠条上所使用的印章不是启元学校当时的备案公章，杨永军也未能证明蔡杰文之前曾代表启元学校使用过该枚印章或在出具欠条之时出示过启元学校的有效授权文件，故蔡杰文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其次，姑且不论涉案欠条上启元学校公章的真实性，基于启元学校属非营利性法人的特殊身份，以及蔡杰文是拟代表启元学校事后确认债务，而启元学校若确认涉案债务，实际上会减轻蔡杰文个人债务负担，蔡杰文的个人行为与其代表启元学校所作行为在利益方向上并不一致等因素，杨永军理应对蔡杰文是否取得启元学校的相关授权负有更多的审慎注意义务，蔡杰文担任启元学校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系启元学校法定代表人吴鸿青女婿身份，不足以认定其出具涉案欠条的行为构成对启元学校的表见代理。如上所述，杨永军既不能证明启元学校与蔡杰文存在共同借贷的合意，也不能证明启元学校实际使用涉案借款，更不能证明蔡文杰能够代表启元学校向其出具涉案欠条，故其上诉主张启元学校应对借款本金5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驳回其关于启元学校的诉请，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杨永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925元，由上诉人杨永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龙蒙（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