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民终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29号。 负责人:赵传标，该处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明，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英，女，1956年8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迎斌，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东鑫重工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东镇新生村。 法定代表人：秦建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勤，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祖望，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东鑫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城港路832号。 破产管理人：南通新江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人：江平，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双银，该所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虎，江苏启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金典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82号1层08室。 法定代表人：柳剑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智，江苏冠文（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明，江苏冠文（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跃龙路100号。 负责人：陈峰，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驹，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因与被上诉人袁建英、南通东鑫重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重工公司）、南通东鑫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船舶公司）、南通金典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典典当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2017）苏06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明、被上诉人袁建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迎斌、东鑫重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勤、东鑫船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虎、石双银、金典典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智、孙明明、原审被告中行崇川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通中院查明，中行崇川支行诉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4年5月9日受理并作出（2014）通中商初字第00322-1号民事裁定，于当日以张贴公告形式现场查封了东鑫重工公司4号门仓库内的钢板。后袁建英提出保全异议，认为4号门仓库内钢板、船体半成品等系其竞买购得，请求解除对案涉钢材的查封。南通中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2014）通中执异字第0021号执行裁定驳回袁建英的异议申请。 袁建英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南通市通州区鑫重工公司对面专门独院库场的钢材（4号门仓库内钢板、船体半成品）的所有权属于袁建英；2、解除对上述钢材的查封；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26日，其参加南通兴鑫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鑫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以694.62万元（其中钢材成交价681万元、佣金13.62万元）竞得位于南通市通州区鑫重工公司对面专门独院库场的钢材（4号门仓库内钢板、船体半成品等）。2013年12月31日拍卖公司将钢材交付，其聘请保安公司保管。2014年3月18日，其将该批钢材以800万元出售给客户，双方签订钢材销售合同，客户支付定金160万元，合同约定3个月内付清货款并提货完毕。其通过拍卖的方式合法取得钢材并进行交接，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其已取得钢材所有权。其并不清楚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之间的钢材质押合同，其接受钢材后委托保安公司24小时看管，从未丧失有效监管。法院执行裁定中认定中行崇川支行委托第三方进行了有效监管与事实不符。因中行崇川支行未占有案涉钢材，故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之间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涉及到案涉钢材部分无效。执行裁定书中述称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钢材拍卖前就质押情况已函告拍卖公司，其对此不清楚，且该函件被拒收退回。不论中行崇川支行等存在何种争议，其作为善意第三人支付了价款、接受了钢材，应受到法律保护。 中行崇川支行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袁建英的诉讼请求。理由：1、中行崇川支行已将案涉钢材涉及的主债权依法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相应的权利义务均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承受，中行崇川支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钢材享有优先受偿权。中行崇川支行与案涉钢材所有权人东鑫重工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质押合同并办理了最高额抵押、质押登记，且委托了第三方进行了有效监管，该监管得到生效文书的确认。3、金典典当公司对案涉钢材无权处分，其委托拍卖的行为无效，袁建英通过无效拍卖取得案涉钢材的行为亦无效。4、案涉钢材未完成交付。案涉钢材抵押、监管包括查封程序等手续完备，案涉钢材一直在中行崇川支行的监管和控制之下，袁建英自始至终从未取得案涉钢材，案涉钢材作为动产从未完成向袁建英的交付，袁建英不享有案涉钢材的所有权。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辩称：请求驳回袁建英的诉讼请求。理由：1、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作为案涉权利的继受者，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就案涉钢材进行了质押登记，有完备的质押登记手续。登记后案涉钢材通过第三方南京尊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尊鼎公司）进行监管，三方签订了合同且监管公司也出具了监管仓单。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对上述质押物有合法的权利。2、金典典当公司、兴鑫拍卖公司相互持股，系关联公司，存在操纵买卖的行为。竞拍前，金典典当公司将竞拍款汇至袁建英丈夫账户，后袁建英举牌竞买，双方之间存在串通行为，袁建英并非善意取得质押物的所有权。 东鑫重工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袁建英的诉请。理由：1、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了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并依法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言明可以继续使用抵押物。尽管其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但质物未实际移交，中行崇川支行也未实际转移占有。2、东鑫重工公司从未重复设定抵押或质押。东鑫重工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间虽有质押的意思表示，但双方一直未能对质押物进行清点，导致质押物未能特定化，该质押行为无效。而且其向金典典当公司所借款项大多数已经偿还，主债权消灭，出质物自然也不存在。3、案涉钢材存放在东鑫重工公司的仓库，说明该财产原属于东鑫重工公司所有，东鑫船舶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财产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钢材最终权属，请法院依法判决。 东鑫船舶公司辩称：案涉钢材应当判归东鑫船舶公司所有。1、案涉钢材系东鑫船舶公司向山东旭升金属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升物资公司）购买。东鑫重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如何从南通鑫航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航钢业公司）取得案涉钢材。2、虽然东鑫船舶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之间有典当贷款合同，但是东鑫船舶公司账面上并无金典典当公司的汇款记录。对汇入秦建东个人账户款项，无证据显示东鑫船舶公司同意金典典当公司将资金直接汇入秦建东或其他个人账户。东鑫船舶公司未收到金典典当公司相应的贷款。 金典典当公司述称：请求支持袁建英的诉讼请求。理由：1、袁建英通过拍卖程序、公开竞价取得案涉钢材，是案涉钢材的合法所有人。金典典当公司依法通过典当质押合同取得了案涉钢材并进行了占有转移和质押，金典典当公司对案涉钢材有权进行处置。该合同借款人为东鑫船舶公司，保证人东鑫重工公司、秦建东、金爱和，借款人、保证人都在合同上确认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金典典当公司在签订典当合同当日委托保安公司对案涉钢材进行了控制，对质押物进行特定化。2、中行崇川支行要求保全并行使其质押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没有交付质押物，没有转移占有，中行崇川支行的质押权没有成立。该批钢材现经拍卖，其物权已经转移给袁建英。 原告袁建英向南通中院提交以下证据：1、拍卖公告，兴鑫拍卖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在南通日报上发布。2、农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以证明袁建英委托姚春雷缴纳了200万元保证金并参加拍卖会。3、钢材一批专场拍卖会资料。4、2013年12月26日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及自行对标的保管、转移的安全和风险承诺书。5、现金缴款单、特种转账传票、发票、收据，以证明袁建英交付了拍卖款项及拍卖佣金，合计694.62万元。6、2013年12月31日拍卖标的交割通知。7、2013年12月31日承诺函，证明南通诚信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保安公司）负责保管拍卖竞得的钢材。8、2014年1月1日袁建英和诚信保安公司签订的保安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以证明袁建英委托保安公司保管钢材。9、2014年2-4月诚信保安公司工作小结。10、诚信保安公司出具的收据，以证明袁建英向保安公司支付了保安费。11、钢材购销合同书，以证明2014年3月18日袁建英以80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钢材出售给客户。12、业务回单，以证明客户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160万元定金。13、2015年7-8月份至2017年12月份的诚信保安公司收款收据及工作小结，证明目前为止仍然对案涉钢材占有、控制。 中行崇川支行质证认为，对上述1-12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涉及到钢材所有权的问题，不足以证明典当质押成立，金典典当公司无权处分案涉钢材，故袁建英取得案涉钢材无合法依据。对证据1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质证认为，同中行崇川支行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东鑫重工公司质证认为，同中行崇川支行质证意见，并且证据3所涉拍卖标的物并无具体资料来确定是案涉钢材；对证据13不清楚。无论与中行崇川支行的最高额浮动抵押还是金典典当公司的质押，案涉货物都没有完成质押清点。东鑫重工公司目前无法确定案涉钢材归属，但原先属东鑫重工公司所有。东鑫船舶公司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发表意见，案涉钢材所有权人和出质人应当为东鑫船舶公司，虽然东鑫船舶公司没有就案涉钢材提出相关权利，在审理之后会根据本案认定的相关事实提出相应的追诉。对证据13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均无异议。案涉钢材原所有权人为东鑫船舶公司，案涉钢材已经绝当。金典典当公司通过拍卖处置绝当物品符合法律规定。袁建英已经通过拍卖的形式取得钢材所有权且聘请保安公司进行了控制，案涉钢材应当属于袁建英。 被告中行崇川支行向南通中院提交以下证据：1、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的材料，以证明案涉钢材为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抵押物，且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最高额质押合同，以证明案涉钢材为中行崇川支行的质押物。3、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江苏澳润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润公司）签订的质押物监管协议，以证明案涉钢材由中行崇川支行和东鑫重工公司委托澳润公司进行监管。4、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尊鼎公司签订的质押物监管协议及尊鼎公司出具的质押专用仓单，以证明案涉钢材一直在第三方监管之下。5、中行崇川支行向金典典当公司、兴鑫拍卖公司寄送的律师函，以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拍卖前明确告知兴鑫拍卖公司案涉钢材为其质押物，不宜拍卖。另据了解，袁建英购买案涉钢材200万元的贷款是由金典典当公司提供的。6、库存钢板清单，以证明该清单与尊鼎公司签订的仓单中载明量一致，原件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川区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00480号案件卷宗中。7、2017年11月6日后的巡检记录及新的巡检记录。8、银行汇款记录以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拍卖款名为袁建英支付，实际上该款为金典典当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即拍卖前一日汇入杨一心账户400万元，而且兴鑫拍卖公司为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之一。金典典当公司作为委托人、兴鑫拍卖公司作为受托拍卖人、袁建英作为买受人的拍卖，存在自导自演的嫌疑。 袁建英质证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合同载明抵押物是钢板，而案涉钢材包括钢板、船舶半成品和废钢，说明不是同一标的；证据3、4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监管协议不能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已对该协议所涉质押物进行了合法有效的控制，即使监管公司保管了监管协议所约定的标的物，因为与案涉钢材不是同一标的，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系中行崇川支行发邮件给金典典当公司和兴鑫拍卖公司且被退回，中行崇川支行并未采取其他任何合法、有效的措施阻止拍卖。袁建英在整个拍卖过程中从不知晓此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影响袁建英作为善意第三人以参加拍卖的方式合法购得案涉钢材；证据6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钢板的数量可能是虚假的，且与本案无关，原告买的钢材包括钢板、钢梁、船舶分段、废钢；证据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8中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对中行崇川支行的举证无异议。东鑫重工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案涉钢材确属东鑫重工公司所有，因为是浮动抵押，抵押数额无法确定，其它证据由法庭核实。东鑫船舶公司质证认为，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该钢材来源于旭升物资公司，在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19号案件诉讼卷宗中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对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的证据，由法庭认定。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系浮动抵押，根据规定浮动抵押是敞口的抵押合同，抵押人是可以处置抵押财产的，故根据该合同无法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对该钢材享有抵押权，且质押物清单无具体规格、型号，无法证明质押物就是案涉钢材，这与金典典当公司的钢材无关联；证据3、4的关联性有异议，澳润公司的合同形成在金典典当公司所签典当协议之前，而且质押是转移占有，仓单不能作为质权形成的依据，不能证明质押物钢材已经转移，并形成有效监管。判决书恰恰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及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没有对质押物进行有效监管；证据5律师函未收到；证据6不能证明监管和占有转移，也不能证明与质押合同中的出质物一致；证据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案涉钢材由袁建英委托的诚信保安公司进行有效控制；证据8的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被告东鑫重工公司向南通中院提交会议纪要一份，以证明2013年8月25日，东鑫重工公司的代表秦建东、赵建国与金典典当公司的代表人柳剑英、徐文泉开过会，该纪要后来交给了公安机关(代理人表示不知道交给了哪家)，目前只有会议纪要的文字稿，当时对于质押的典当物未进行清点，没有特定化，故与金典典当公司的质押协议无效。袁建英质证认为，纪要上无签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纪要说明东鑫重工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之间存在质押协议，协议是否有效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中行崇川支行质证认为，对此事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质证认为，对该会议纪要的三性不予认可。东鑫船舶公司质证认为，破产管理人接手东鑫船舶公司时，只接收了部分账册。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东鑫船舶公司向南通中院提交5份证据：1、51000吨散货船建造合同；2、51000-2#船板采购合同，详见（2014）武海法商字第19号案件卷宗；3、旭升物资公司开具给东鑫船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2014）通中商初字第0359号民事判决书；5、泰州市金泰船务有限公司的诉状。证据1、2、3证明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一是该钢材系从旭升物资公司购买，已有生效文书确认；二是旭升物资公司提供的发票在货品栏中注明CCS及钢板型号，而东鑫重工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清单对钢板标注为DNV，破产管理人曾察看案涉钢板，钢板上标注内容为CCS开头，证明案涉钢板为东鑫船舶公司从旭升物资公司购买。证据4、5说明东鑫重工公司将东鑫船舶公司为泰州市金泰船务有限公司建造的51000吨散货船的分段抵押给中信银行，中信银行通过法院判决取得优先受偿权。 袁建英质证认为，证据1、2、3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案涉钢板系由东鑫船舶公司向旭升物资公司购买，原始所有权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原告通过拍卖形式取得案涉钢材所有权。中行崇川支行质证认为，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关联性不大，不能仅用票据上的船级社标识确认钢板的唯一性；证据4、5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质证意见同中行崇川支行。东鑫重工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足以证明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第三人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3证明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与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抵押物不是同一批钢材。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庭判断。 第三人金典典当公司向南通中院提交以下证据：1、保证及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绝当物品处理约定书，以证明东鑫船舶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之间存在质押贷款关系，东鑫重工公司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绝当情形下金典典当公司有权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2、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金典典当公司已履行了1500万元借款义务，根据东鑫船舶公司的指令，汇至秦建东和南通市港闸区经济开发区财政局账户。3、协助质押承诺函、补充承诺函，以证明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均明确东鑫船舶公司对质押典当合同项下船用钢板等享有所有权，未向银行或第三人设置过抵押或者质押。双方当日办理了交付手续，并承诺如绝当则积极配合金典典当公司做好质押物拍卖工作。4、库存钢板清单、保安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南通兴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保安公司）出具的《致委托方质押协助承诺函》、交付质押物现场照片，以证明东鑫船舶公司将质押的钢板交付给金典典当公司，交付时发现数量不足，金典典当公司要求补足，质押物的种类增加了船体分段、钢梁、废钢等。5、考勤表及发票、保安公司工作小结，以证明从2013年5月29日开始直至拍卖成交后移交给袁建英，保安公司对质押物进行了实质性的监管。6、东鑫船舶公司典当借款结清清单，以证明截至2013年12月29日东鑫船舶公司尚欠金典典当公司借款本息4803187.78元等。7、承诺书、近一周钢材价格分析表、《金典典当公司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2013年11月7日金典典当公司通过EMS向东鑫船舶公司邮寄通知及拍卖公告等、通JC（2013）02号钢材一批拍卖资料、协议书，以证明金典典当公司对东鑫船舶公司提供的质押物实际占有，以及委托拍卖的合法性。东鑫船舶公司承诺配合对绝当质押物的移库和拍卖，质押物经评估后，金典典当公司在拍卖前向东鑫船舶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委托南通金槌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进行了公开拍卖。南通宝冶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购得2800吨钢板、200吨废钢，后实际交割钢板共297.35吨。8、NTXXPM-2013-18钢材一批专场拍卖资料，以证明此次委托拍卖的合法性以及袁建英以681万元价格竞拍到钢材一批。9、东鑫船舶公司典当借款结算终表，以证明截止到2013年12月29日东鑫船舶公司结欠金典典当公司本息合计5707515.95元，拍卖得款681万元，扣除保安费、评估费、拍卖中介费合计1258550元后，仍结欠金典典当公司156065.95元。10、南通市工商管理局的公司准予变更通知书，以证明兴鑫拍卖公司成为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日期是2014年12月3日，即在拍卖后近一年的时间才在金典典当公司资本重组时通过合法的股权转让成为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两公司在此前不具有关联关系。11、金典典当公司出具的说明、借款凭证、进账单，以证明金典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柳剑英向杨一心借款400万元，2013年5月31日杨一心通过民生银行、中国银行转账至柳剑英的银行账户，2013年12月17日，柳剑英委托金典典当公司通过建设银行还款400万元给杨一心。12、新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审计报告，证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柳剑英在金典典当公司没有借款，归还杨一心400万元并非使用金典典当公司的资金，只是委托金典典当公司转账。13、中瑞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说明及金典典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本案并非两份评估报告，只涉及2013年9月27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拍卖是以更正后的报告为依据。14、东鑫重工公司在（2014）通中商初字第0520号案件中的上诉状、旭升物资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武海法商字第0019号卷宗、南通广华钢结构公司出具的证明、旭升物资公司杨新平与东鑫船舶公司原采购部经理曹小莉的通话记录，证明案涉钢材原属东鑫船舶公司所有，金典典当公司以案涉钢材设立质押权成立。 袁建英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金典典当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之间成立了典当借款合同，金典典当公司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同时接受了东鑫船舶公司交付当物即本案案涉钢材。东鑫船舶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质押物形成绝当。金典典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委托拍卖公司对绝当物进行拍卖，袁建英参加拍卖会以最高价竞得，取得了案涉钢材所有权。 中行崇川支行、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绝当的处理违反相关典当法规的规定；证据2不能证明金典典当公司履行典当协议；证据3无相应的原件；证据4库存清单非钢板的权属证明且系单方制作，不能证明东鑫船舶公司将案涉库存钢板进行质押；对保安劳务派遣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协议书中派遣服务期限为空白，仅凭协议书不能看出是否实际履行，不能证明金典典当公司进行看管、控制；委托质押协助承诺函不能对抗在工商机关进行的抵押登记；照片中加盖的是保安公司的章，并非交接手续且无第三方证明，不能仅凭若干照片确认交付行为。证据5均不认可，考勤表系单方制作，表中其他两个人没有签字，并且袁建英与金典典当公司聘请的并非同一家保安公司，但填表人朱卫国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两个保安公司中，故对相关考勤表及小结真实性均不认可；照片无法证明已经进行了实际监管；证据6系单方制作，无法证明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7中承诺书及钢材价格的分析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钢材价格的依据；评估报告无实物资产的资料，评估内容是否为案涉钢材无法确认；EMS邮寄通知无签收信息，该通知无法看出是否构成绝当条件；拍卖公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整个拍卖过程是否合法、是否为案涉钢材等无法确认；保证及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不符合质押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不能起到典当和绝当的法律后果；拍卖资料不认可，无拍卖操作人和拍卖师的签字，也无法看出多少人竞拍，不符合拍卖规定；拍卖交割书不能证明拍卖物已经交付；交运单中收货人和拍卖代表、放行时间都是空白，无法看出所谓拍卖是否成功；拍卖文件中的上述不规范行为导致了金典典当公司和拍卖公司之间交付不成，其法律后果应该由其自行承担，不能证明金典典当公司对案涉的质押物实际占有的事实；证据8不认可，金典典当公司与兴鑫拍卖公司的拍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拍卖标的物的权属情况也未确定；同时兴鑫拍卖公司系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不符合国家对拍卖和典当、绝当的相关规定；证据9未盖章，无金典典当公司和东鑫船舶公司的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关系的开始与结束不能以工商登记的股权变更时间来认定，应该从实际反映的往来情况认定；证据11、12与本案无关联，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也无法确认，即使已经交付也只是证明杨一心与金典典当公司的款项往来；证据13、14不足以证明金典典当公司的主张。 东鑫重工公司质证认为，金典典当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无材料证明质押合同完成了清点，不能达到金典典当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三性由法庭认定。东鑫船舶公司质证认为，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东鑫船舶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签订了典当合同，有事实上的质押物交割行为，但东鑫船舶公司未收到金典典当公司相应的贷款，证据由法庭认定。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向南通中院提交证据同中行崇川支行，另提供一份诉讼期间的巡检表，证明其对案涉钢材有效监管。袁建英、东鑫船舶公司、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该巡检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东鑫重工公司表示不清楚，由法庭认定；中行崇川支行同意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的意见。 2018年5月11日，南通中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东鑫重工公司对面4号独立库区的案涉钢材保全现场进行了勘察，确定现场状况如下：整个库区是封闭的，一个大门上锁无法直接进入，需从大门旁边安保室的窗户进入。库区内有法院裁定和封条。露天堆放着部分船舶分段及钢材，开放式仓库内堆放着钢板。钢板上有CCS的标识，有喷漆的痕迹。有一个保安室，三个保安自称是诚信保安公司的人员。南通中院同时对诚信保安公司的秦志成、杨金才、东鑫重工公司股东金爱和、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聘请的监管人员杨明、吴桂华进行了调查。其中，秦志成、杨金才陈述：“2013年5月29日，其进驻到案涉钢材场地，和一个叫朱卫国的保安做的交接，进场时没有人阻止。与金典典当公司签订的合同，东鑫重工公司也加盖了公章，金爱和负责保安的吃住。现在保安费用是袁建英负责的”。吴桂华陈述：“其为东鑫重工公司1号门附近品德超市店主，从2017年年头开始帮忙兼职，早中晚巡查有无人动4号门仓库的货物，并制作巡查表，每个月报酬300元。” 袁建英质证认为，对法庭调查相关事实的程序和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秦志成、杨金才的陈述没有异议，反映的情况与本案中各方举证的情况基本能相互印证。金爱和的证言内容与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符合，不能作为本案的证言。对杨明、吴桂华所反映的情况不予质证。中行崇川支行、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质证认为，对法院调查的程序没有异议。对杨明、吴桂华的笔录的三性认可，对秦志成、杨金才的笔录内容不认可，与该案审理中的证据不符，不是客观陈述。金爱和的陈述由法庭认定。东鑫重工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谈话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内容含糊不清，不能起到证明目的。东鑫船舶公司质证认为，对勘察行为没有异议，现场勘察钢板标识为CCS，与东鑫船舶公司的质押物清单一致，与东鑫重工公司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板标识DNV不一致，证明案涉钢材属于东鑫船舶公司所有。笔录内容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金典典当公司质证认为，对法院现场勘察形成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可以佐证金典典当公司的主张。对秦志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对金爱和的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部分不属实，对吴培华的陈述证据三性不认可。 根据上述各方对相关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一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中行崇川支行与金典典当公司主张的抵押权、质押权对袁建英取得所有权是否有影响；二、袁建英是否取得案涉钢材的所有权，其所有权能否阻却本案的保全执行。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南通中院对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进行综合认证并确认如下事实： 2013年5月29日，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东鑫重工公司、秦建东、金爱和签订保证及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一份，约定东鑫船舶公司将其拥有独立完整物权的库存船用钢板约9000吨（规格数量详见东鑫船舶公司提供的库存清单）质押给金典典当公司贷款1500万元，典当期限为2013年5月29日至8月29日，合同上手写载明“实测库存不足，故质押物增加至整个库区内的全部库存（包括钢梁、钢结构分装段等院内材料设施）”并加盖东鑫船舶公司公章。同时约定东鑫船舶公司质押物向金典典当公司移交监管，以东鑫船舶公司提交并盖章确认的库存钢板清单为交接凭证和主件，以东鑫船舶公司提交并盖章的库存现场照片为凭证附件，以双方看管人员在库存清单备注栏内的签字时间为交接时间。同日，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签订绝当物品处理约定书，就质押典当合同约定当物库存船用钢板绝当后的事项进行了约定，由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 2013年5月29日东鑫重工公司出具的协助质押承诺函上记载“……合同约定将位于平东镇新生村我公司独立库场内的全部钢材包括船用钢板、船体分段、钢梁、废钢等出质给贵公司，向贵公司典当借款1500万元……”，东鑫重工公司在承诺函上加盖公章。2013年6月6日，东鑫船舶公司、秦建东、金爱和向金典典当公司出具补充承诺函，记载“现有库区内质押给贵公司的全部钢材绝对高于本次质押贷款本息及费用的总额……本承诺人近期将补足相应钢材，弥补昨天单方面从库区拉走的三组钢架……”。 2013年11月12日，金典典当公司委托金槌公司拍卖钢板约2800吨、废钢约200吨，宝冶公司以钢板2600元/吨、废钢2000元/吨的价格竞拍成功。11月22日宝冶公司签收拍卖标的交割通知。当晚东鑫重工公司库区发生哄抢，宝冶公司提走钢板297.35吨。12月4日，金典典当公司、宝冶公司、东鑫船舶公司、金槌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宝冶公司不再提取剩余拍卖钢材，已提货物按实结算，东鑫船舶公司赔偿宝冶公司损失55万元，剩余货物仍作为典当物按原典当合同执行等。 2013年12月18日，兴鑫拍卖公司在南通日报刊登拍卖公告，主要内容为：定于2013年12月26日9:30在本公司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钢材一批，展示地点为标的物所在地（看样需预约），意向竞买者需缴纳竞买保证金200万元。2013年12月24日，姚春雷受袁建英委托向兴鑫拍卖公司账户内转入200万元竞拍保证金。2013年12月26日，袁建英与兴鑫拍卖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买受人袁建英于2012年12月26日在拍卖人举行的拍卖会上，通过公开竞价成交钢材一批，成交价681万元，佣金率2%，佣金额13.62万元。同日，袁建英向兴鑫拍卖公司出具自行应对标的报关、转移的安全及风险承诺书一份，承诺其按规定付清全部佣金和成交款，签署标的移交通知回执后，即视为交割完结，已整体接收标的。并表明其在拍卖会前已通过多次实地看样、审鉴，是在对标的物的现状及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和详细评估后，慎重作出买受决定并对买受行为负责。2013年12月31日，袁建英之夫杨一心向兴鑫拍卖公司转账294.62万元，袁建英向兴鑫拍卖公司现金缴款200万元。同日，兴鑫拍卖公司与袁建英签订拍卖标的交割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袁建英已于当日接受拍卖标的，兴鑫拍卖公司将案涉钢材交付袁建英实际占有和控制。 另查明，2012年10月29日，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东鑫重工公司将存放于其公司厂区的质押物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附件质押物清单载明全系列钢板8947吨。同日，双方又签订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东鑫重工公司将存放于其公司仓储区的总价值不低于3847万元的船用钢板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中行崇川支行行使抵押权时东鑫重工公司存放于仓储仓库的所有货物均为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中行崇川支行享有优先受偿权。2012年10月30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抵押物清单所载钢板合计9070.463吨。2012年11月2日，中行崇川支行、东鑫重工公司、澳润公司签订质押物监管协议一份，约定质押物以质押专用仓单为准。2013年5月7日，中行崇川支行、东鑫重工公司、尊鼎公司签订质押物监管协议一份。2013年12月25日，中行崇川支行向金典典当公司、兴鑫拍卖公司邮寄告知函，主张对拍卖标的享有担保物权，要求停止拍卖。两份函件均被拒收退回。 南通中院经实地勘察，结合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另查明：案涉钢材现由原告袁建英聘请的诚信保安公司实际控制和监管，该保安公司工作人员对案涉钢材堆放厂区的出入口进行了24小时的看管。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所聘请的杨明、吴桂华两人，杨明负责向吴桂华处收取巡查表和给付报酬，吴桂华作为厂区附近超市业主，负责每日早中晚在库区外瞭望案涉钢材堆放厂区有无变化及有无人动案涉钢材，并制作巡查表。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对案涉钢材未能实际占有，其采取的监控行为是建立在袁建英聘请的保安人员的有效控制基础上进行的监视与察看，并非有效控制案涉钢材。现场勘查案涉钢板粘贴有CCS标识的标码，该标码与金典典当公司提供的东鑫船舶公司购货发票及武汉海事法院判决确认的钢材来源于旭升物资公司一致。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板标识依抵押合同所附清单载明为DNV，但涉案现场勘查未发现钢板有DNV标识。 南通中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本案中，该院在（2014）通中商初字第00322-3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裁定原告由中行崇川支行变更为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其权利义务关系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承继，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作为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原告、保全申请人应当列为被告。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中行崇川支行作为被告参与了诉讼并举证、质证，故仍列其为被告，但其责任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承受；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的答辩均反对案外人异议，均应列为被告。金典典当公司本非保全程序中当事人，仅为查明案涉事实参与诉讼，故列为第三人。 《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通常情形下，民事主体之间就某项财产的权属发生争议的，可以通过确权诉讼等途径解决纷争。而案外人异议之诉针对的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属争议，其适用的典型情形是：法院在执行中已经对某项财产予以查封，而案外人认为其对该查封财产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该项财产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就案外人而言，其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不是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属纷争等实体争议，而是如何有效地阻止法院正在实施的执行行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正是为了阻止执行而赋予案外人的一种救济途径。综上，本案案外人袁建英作为原告需要举证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亦围绕袁建英是否取得案涉钢材所有权以及被告中行崇川支行主张对案涉钢材拥有优先权而对袁建英所有权的取得是否构成影响为重点进行审理。分述如下： 一、经过对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内容进行分析，袁建英对案涉钢材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物权所有权的取得，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钢材已经通过拍卖的形式由袁建英竞价取得并进行交付，由袁建英实际占有控制。袁建英在本案中是否取得案涉钢材的所有权，存在两种取得形式需加以审查。一是若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钢材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则袁建英通过继受取得方式取得钢材所有权。根据庭审各方提供的证据，金典典当公司委托兴鑫拍卖公司拍卖是基于绝当物处置的约定，但该行为需结合质押典当合同效力一并审查方能认定，而典当合同效力的认定并非本案能够查明的范围，故袁建英通过继受方式取得案涉钢材所有权尚难以确定。二是在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案涉钢材的效力在本案中难以确定的情形下，则需审查袁建英取得案涉钢材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物权法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七条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案涉钢材的价格经过评估公司评估、拍卖公司公告，最终由袁建英以最高价竞拍取得，应当认定为“以合理的价格转让”。案涉钢材交付之前由金典典当公司实际控制，在拍卖成交之后由袁建英实际控制，应当认定为“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对于袁建英是否构成善意，各方当事人并无证据证明袁建英在参与竞拍时有重大过失，且袁建英在竞拍过程中及竞拍后交付的过程中，无相关权利人向其主张权利，亦未受到其他人阻止其行使权利，故难以认定袁建英对金典典当公司无权处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于中行崇川支行及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主张的所谓串通的问题，根据银行转账流水、资金来源及工商股权变更，难以认定袁建英与拍卖人或委托人存在串通。根据上述两方面分析，该院认为案涉钢材应当归袁建英所有，已不属于被保全人的财产，且能够排除执行，故袁建英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二、中行崇川支行主张其对案涉钢材享有抵押、质押的优先受偿权不能排除袁建英所有权的取得。庭审中中行崇川支行及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在主张对案涉钢材的优先受偿权时提供的证据难以确定所诉钢材即为袁建英购买的钢材，且其所谓对案涉钢材的监管事实并不存在，虽其在崇川区法院进行了相关监管关系的诉讼，但无法改变其未实际占有并监管案涉钢材的事实。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应当在其诉讼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举证证明其主债权成立及相应的担保物权成立，在明确其抵押物或质押物的现实存在及权利实现方式的基础上，依法行使权利。对于金典典当公司的典当贷款及处分案涉钢材的行为，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认为其权利受到损害的，另行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作出（2017）苏06民初246号民事判决：一、不得执行南通中院（2014）通中商初字第00322-1号查封公告及查封扣押清单中位于南通市通州区鑫重工公司4号门仓库内的案涉钢材。二、确认案涉钢材归袁建英所有。受理费67800元，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负担（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南通中院（2017）苏06民初246号民事判决，驳回袁建英的诉讼请求，确认（2014）通中商初字第00322-1号查封公告及查封行为合法，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享有案涉钢材的优先受偿权。事实和理由：一、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无效且未完全履行，绝当条件不成就，其无权拍卖案涉钢材。《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典当行对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的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5%。金典典当公司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二、拍卖款来源存疑，存在自导自买的嫌疑。2013年12月17日金典典当公司转款400万元给袁建英丈夫杨一心。2013年12月31日，杨一心替袁建英支付拍卖款296万元。该行为违背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即不得自行委托他人竞买自己公司的“绝当物品”。三、一审法院未查明监管事实即认定袁建英对案涉钢材进行了有效监管，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中行崇川支行与东鑫重工公司就案涉钢材进行了质押登记，且登记后案涉钢材通过第三方澳润公司、尊鼎公司进行了有效监管。后在2013年11月22日发生哄抢行为，拍卖公司擅自安排人员进入，恶意侵占监管场所，袁建英所谓的有效监管实际上是建立在非法占有的基础之上。其次，对质押物的有效监管是指能够有效保障质押物不被人为原因毁损灭失、丢失，不能因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安排的监管人员排除在厂外，就否定上诉人对案涉钢材的有效监管。四、案涉钢材上的CCS、DNV标识只是钢材通用标识，不能以此排除上诉人对案涉钢材享有质押权。现场勘察也只是部分钢材中有CCS的标识。CCS、DNV只能证明案涉钢材的规格及对应的船级社，不能代表监管物的特定化。且在质押物上喷漆系上诉人在中行崇川支行带领下对质押物的固定。一审据此认定案涉钢材与质押给上诉人的钢材不一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袁建英是否构成善意的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了不动产或动产，一审判决基于善意取得认定袁建英享有案涉钢材所有权，即认定了金典典当是无处分权人。结合金典典当公司与袁建英之间的款项往来，以及拍卖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可以看出原告与典当公司之间、典当公司与拍卖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证明典当公司和拍卖公司及袁建英之间串通、操控拍卖的行为，袁建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六、一审判决内容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 袁建英辩称，一、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签订的钢材典当合同有效，且已完全履行，绝当条件成就，其有权委托拍卖案涉钢材。《典当管理办法》并非法律法规中效力性强制规定。从已查明的事实看，金典典当公司已履行了典当合同中的出借资金义务，因东鑫船舶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金典典当公司有权依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委托拍卖案涉钢材。二、拍卖款来源合法，袁建英参与拍卖以最高价拍得案涉钢材合法有效。袁建英没有与金典典当公司串通以私下协商、低价购买的方式购买绝当物品。三、一审判决认定袁建英对案涉钢材进行了有效监管，与事实相符。1.登记并非质押成立的法律要件，《担保法》第63条规定移交占有质押才成立。2.上诉人（包括中行崇川支行）从未对案涉钢材进行有效监管。案涉钢材先由东鑫船舶公司移交金典典当公司监管，后由拍卖公司交付袁建英，袁建英聘请保安公司24小时对钢材进行监管。3.上诉人主张质押或抵押的钢材，经一审判决查明与案涉钢材非同一标的。四、案涉钢材钢板上的CCS标识是东鑫船舶公司质押给金典典当公司钢材的标识，而DNV标识是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钢板的标识，应以此标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排除上诉人对案涉钢材的质权。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材只有钢板，没有船舶分段和废钢。五、袁建英购买案涉钢材是合法取得，即使在本案中对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钢材的效力难以认定，袁建英也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六、《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合法有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东鑫重工公司辩称，一、东鑫重工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之间有典当质押合同，但双方之间一直未能就质押物进行清点，因而与金典典当公司的质押协议无效。东鑫重工公司向金典典当公司借款1500万元，已偿还1300万元。剩余未偿还款项与金典典当公司占有的质押物价值相比，质押物价值远大于欠款。二、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也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双方约定可以继续使用该批货物，质押物一直没有移交，中行崇川支行一直未实际占有。三、东鑫船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其名下所生产的船舶，实际上分段生产等均由东鑫重工公司生产，东鑫船舶公司尚欠东鑫重工公司工程款，因此不能证明该涉案钢材归东鑫船舶公司所有。 东鑫船舶公司辩称，一、案涉的这批钢材，破产管理人根据武汉海事法院的判决书、现场CCS标识可以确认该批钢材是东鑫船舶公司从旭升物资公司购买，案涉钢材应当归东鑫船舶公司所有。二、东鑫船舶公司虽然与金典典当公司设立了质押，但管理人未查询到金典典当公司向东鑫船舶提供借款的相关资料，金典典当公司无权拍卖该批钢材。 金典典当公司辩称，一、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的《保证及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合法、有效。1、东鑫重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秦建东、股东金爱和（系秦建东妻子）以保证人的身份在贷款合同上盖章或签字确认。2、同日，金典典当公司与兴通保安公司签订《保安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东鑫船舶公司代表人赵建国、东鑫重工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建东按贷款合同约定共同将案涉钢板交付给金典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柳剑英和兴通保安公司代表人秦志成，进行实质性的看管和控制。交付过程中发现质押物数量不足于是对贷款合同第一条补充约定，内容是“实测库存不足，故质押物增加至整个库区内的全部库存（包括钢梁、钢结构分装段等院内材料设施）。3、同日，金典典当公司按贷款合同约定将1000万元转入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财政局账户。次日，按东鑫船舶公司的指令将500万元汇入秦建东农业银行账户。4、《典当管理办法》属行政管理性强制规范。二、拍卖款系被上诉人袁建英自有资金，上诉人称“存在自导自买的嫌疑”不属实。1、袁建英的丈夫杨一心与金典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柳剑英在拍卖之前就存在经济往来。杨一心于2013年5月31日借款400万元给柳剑英，柳剑英于2013年12月17日委托金典典当公司付款400万元给杨一心。还款日期在发布拍卖公告之前。2、东鑫船舶公司与秦建东、金爱和共同向金典典当公司承诺本次贷款的质押物没有向银行或他人设置过抵押或质押。如果不是前次拍卖终止交易，也不会有袁建英竞买的二次拍卖。三、一审法院现场勘察认定案涉钢材由被上诉人掌控。1、东鑫重工公司抵押和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板与本案案涉钢材非同一标的物。澳润公司、尊鼎公司是否进行有效监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于2017年5月才开始雇佣人员进行巡检，巡检的不是案涉钢材而是诚信保安公司人员。四、CCS、DNV均为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业机构，不是钢材通用标识。不同船级社的认证在本案中是区别东鑫重工公司抵押和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板与案涉钢板的主要标准。此外，1、就地点而言，东鑫重工公司的抵押物存放在东鑫重工公司厂区内；东鑫船舶公司的质押物存放在东鑫重工公司独立库场内。2、就数量而言，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板多达9000吨，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有该数量的钢材存在；而东鑫船舶公司质押的钢板数量不足3000吨。3、就来源而言，上诉人称东鑫重工公司抵押和质押的钢板来源于鑫航钢业公司；而东鑫船舶公司质押的钢板来源于旭升物资公司，该事实有（2014）武海法商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和东鑫船舶公司提供的合同附件、发货单以及金典典当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为证。五、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构成善意取得并无不当。1、一审判决并未认定金典典当是无权处分人。2、金典典当公司委托兴鑫拍卖公司拍卖案涉标的物的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兴鑫拍卖公司成为金典典当公司股东的日期是2014年12月3日，也即兴鑫拍卖公司与金典典当公司在2014年12月3日之前不具有关联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行崇川支行述称，其涉案权利义务已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承受，同意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的上诉意见。 本院另查明，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载明，东鑫重工公司存放于仓库的所有货物（以编号为2012年中银监管质字15018266801号质押物监管协议附件《出质通知书》及《提货通知单》为准）均为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该抵押合同所附《设备抵押物清单》所列47张钢板发票，有四张钢板发票的规格型号载明为DNV。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向南通中院提供崇川区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尊鼎公司诉东鑫重工公司、中行崇川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该判决查明，《质押物监管协议》等签订后，尊鼎公司将质押物钢材堆放在东鑫重工公司仓库的划定区域内，并指派一名监管员24小时驻场监守。东鑫重工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4日支付尊鼎公司45000元作为5月至7月的监管费用、于2013年8月20日支付尊鼎公司45000元作为8月至10月的监管费用，此后东鑫重工公司未再支付费用。……诉讼过程中，尊鼎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均确认2013年11月22日晚东鑫重工公司发生大哄抢。中行崇川支行提出，在哄抢之前尊鼎公司对质物有完全的控制权，自哄抢之后尊鼎公司对质物失去控制权，仅在仓库对面的门卫室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尊鼎公司已无法进入监管物的保管场所，违反了《质押物监管协议》中所约定的监管义务；尊鼎公司则认为，发生哄抢后已及时通知中行崇川支行，至今尊鼎公司仍有人员在货场进出的门口进行监守，目前对所有的监管质物均没有控制权，在唯一的进出大门口进行巡查，尊鼎公司已按约履行了监管义务。该判决认为，尊鼎公司庭审中已陈述目前其对所有质押物均已失去控制权，仅仅是派人在仓库进出的门口进行监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哄抢之后对质押物享有控制权，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哄抢之后履行了协议所约定的保管、查验等监管义务，因此难以认定在2013年11月22日哄抢之后尊鼎公司按《质押物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监管义务。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1民初1681号民事判决查明，东鑫船舶公司、鑫航钢业公司、东鑫重工公司均系受秦建东、金爱和夫妻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东鑫船舶公司的经营地在港闸区城港路832号……鑫航钢业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住所地至港闸区。根据鑫航钢业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报备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11年该公司的固定资产为零。该案二审判决南通中院（2017）苏06民终2982号民事判决对上述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一、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拍卖钢材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二、袁建英是否属于案涉拍卖钢材的善意受让人。 本院认为：一、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约定东鑫重工公司将存放于其公司仓储区的总价值不低于3847万元的船用钢板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本金2500万元的担保。并明确存储仓库的所有货物均为该合同项下的抵押物。2012年10月30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该抵押已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依据最高额浮动抵押合同，质押物同于抵押物。显然，在同一标的物上同时设立抵押权和质权，存在法律事实上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中行崇川支行、东鑫重工公司与澳润公司签订的质押物监管协议，中行崇川支行、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质押财产已转移占有、澳润公司对质押财产实际监管的事实。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举证的崇川区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东鑫重工公司向尊鼎公司支付2013年5月至10月间的监管费用，此事实表明尊鼎公司对质押钢材已实际监管、案涉质押钢材已转移占有，中行崇川支行的质权已设立。 此后，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与东鑫重工公司系关联公司）、东鑫重工公司（保证人）、秦建东（保证人）、金爱和（保证人）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保证及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约定东鑫船舶公司将其拥有独立物权的库存船用钢板约9000吨质押给金典典当公司贷款1500万元，合同中手写载明“实测库存不足，质押物增加至整个库区内的全部库存（包括钢梁、钢结构分装段等院内材料设施）。合同中未载明质押物存放地点。东鑫重工公司于签订合同当日向金典典当公司出具的协助质押承诺函载明，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约定，将位于东鑫重工公司独立库场内的全部钢材包括船用钢板、船体分段、钢梁、废钢等出质给金典典当公司。而东鑫重工公司厂区内的钢材此前已全部抵押或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显然，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系将已抵押或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案涉钢材重复质押给金典典当公司。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对案涉钢材重复质押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 通过一、二审庭审及中行崇川支行、东鑫重工公司的陈述查明，东鑫重工公司2012年10月29日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抵押物系钢板，后由东鑫重工公司用钢板建造船舶分段。南通中院至质押钢材的现场查看，仅部分钢板粘贴有CCS标识，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钢板所附《设备抵押物清单》中，仅有少部分钢板发票的规格型号载明为DNV。另东鑫重工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的是浮动抵押合同，中行崇川支行及此后金典典当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均未禁止东鑫重工公司正常使用质押钢材，故不能由此得出东鑫重工公司抵押或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材与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钢材非同一批钢材的结论。交付质押财产是质权设立的条件，质权设立后监管公司是否进行有效监管是监管公司有否按照质押监管协议履行义务、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并不因此导致质权不成立的法律后果。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鑫航钢业公司系关联公司，且鑫航钢业公司系空壳公司。将某资产在关联公司中调配是关联公司实际运作过程中的较常见做法。东鑫重工公司、东鑫船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并非仅购买旭升物资公司的钢材，同样也不能仅以发票表明东鑫重工公司抵押（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材来源于鑫航钢业公司。综上，对本案各方当事人认为东鑫重工公司抵押（质押）给中行崇川支行的钢材与东鑫船舶公司质押给金典典当公司的钢材不是同一批钢材的辩称主张不予支持。因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拍卖钢材在先设定抵押权（质权），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拍卖钢材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金典典当公司与东鑫船舶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动产质押典当贷款合同，该合同中质押财产此前已由东鑫重工公司抵押给中行崇川支行，双方并于2012年10月30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典典当公司在签订该质押典当合同前，应当对合同中的质押财产的现状进行必要的了解。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案涉钢材的拍卖公司兴鑫拍卖公司之后成为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虽然拍卖时兴鑫拍卖公司尚不是金典典当公司的股东，但不意味着金典典当公司与兴鑫拍卖公司在兴鑫拍卖公司成为股东后，两公司才具有关联关系。金典典当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向袁建英的丈夫杨一心转款400万元。转款后第二天即2013年12月18日兴鑫拍卖公司即发布案涉钢材的拍卖公告。袁建英竞拍后，由杨一心支付案涉拍卖款294.62万元。金典典当公司对向杨一心支付400万元的辩解为代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柳剑英偿还杨一心款项，但金典典当公司未说明柳剑英所欠款项因何由金典典当公司代为支付，金典典当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柳剑英与杨一心间的全部往来帐目，故对金典典当公司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上述事实，在案涉钢材拍卖前，金典典当公司与袁建英存在关联关系，支付的案涉钢材拍卖款部分来源于金典典当公司。案涉钢材拍卖前，中行崇川支行向金典典当公司、兴鑫拍卖公司邮寄函件，告知两公司其对拟拍卖钢材有担保物权，要求停止拍卖。函件被两公司拒收退回。金典典当公司、兴鑫拍卖公司拒收函件行为系回避案涉钢材所涉争议。袁建英向兴鑫拍卖公司出具的自行应对标的转移安全及风险承诺书，承诺其在拍卖会前已通过多次实地看样、审鉴，是在对标的物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和详细评估后，慎重作出买受决定并对买受行为负责。因袁建英与金典典当公司的关联关系，其应当明知金典典当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就案涉拍卖钢材所存在的争议。故袁建英不属于案涉拍卖钢材的善意受让人。 综上，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拍卖钢材享有优先受偿权，金典典当公司委托拍卖案涉钢材系无权处分行为，袁建英不属于案涉拍卖钢材的善意受让人，不能视为其已取得案涉拍卖钢材的所有权，袁建英对案涉拍卖钢材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南通中院（2017）苏06民初24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初2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袁建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67800元，由南通东鑫重工发展有限公司、南通金典典当有限公司、袁建英各负担45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峰 审判员 李 晶 审判员 唐志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