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初2405号 原告：朱某，男，1974年6月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委托代理人：巴菱，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丽青，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然（ＫＯＹＩＮ），男，1973年8月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居住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吴报建，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颖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某与被告高然（ＫＯＹＩ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巴菱和何丽青、被告高然的委托代理人吴报建和李颖硕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另于2020年5月27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某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高然向原告朱某返还借款人民币750万元；二、被告高然向原告朱某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人民币675000元）；三、被告高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原告朱某以根据银行流水查实两笔还款人民币150万元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为：一、被告高然向原告朱某返还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二、被告高然向原告朱某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人民币36万元）；三、被告高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朱某和高然系同学关系。自2010年3月起，高然以对外投资经营需要为由，陆续向朱某借款。2017年3月27日，经双方对账确认后，高然向朱某出具《借条》，载明向朱某借款人民币750万元。同时，高然还向朱某出具两份《还款书》，承诺：（1）于2017年8月前归还伍拾万元整，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伍拾万元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12月底前还款壹佰万元整）；（2）2017年年底归还以后的，按剩余金额平均分三年（2018、2019、2020年）六期，每年6月底、12月底付清，三年全部还清。此后，高然仅于2017年9月及2017年12月分别还款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后续并未按照承诺及时足额还款，经朱某多次催讨后，仍拒不返还借款。朱某认为，高然拒不返还借款的行为违背了《还款书》的承诺，严重侵害了朱某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高然答辩称：一、2017年3月27日750万元的借贷事实并不存在。朱某以2017年3月27日由高然签字的《借条》及两份《还款书》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但《借条》中所称“兹收到750万元”及《还款书》中所称“今借750万元”的表述均不真实，当日并无双方之间的款项交付事实。朱某提供的转账记录与《借条》和《还款书》自相矛盾，且金额不符，有近人民币200万元的差额。二、《借条》和《还款书》的出具并非基于借贷事实，而是朱某基于家庭纠纷请求高然帮助掩饰真相而出具。双方作为多年朋友，不仅有频繁且大额的往来资金调剂，且从不签合同出借条，可见关系亲密且相互信任。朱某存在婚外情被其妻查实，请求高然帮忙出具《借条》和《还款书》用于交给其妻子掩饰并平息怒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三、《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所记录的最初三笔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是朱某支付给高然的房款。实际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50万元，只是避税考虑而签订转让合同约定为人民币350万元。该人民币600万元属于朱某向高然履行债务而非出借款项。即便根据朱某提供的清单数据，朱某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5656844元，与其主张的人民币750万元存在巨大差距，如扣除人民币600万元的房款，朱某还欠高然人民币1968156元。即便房款按照人民币350万元计算，朱某的债权余额也仅有人民币435460元。四、毛某的债权转让事实不存在，所谓“债权转让”对高然不发生效力。并无证据证明原债权客观存在，也没有朱某和毛某转让债权的合意，且从未通知债务人高然。即使债权存在，该债权也超过诉讼时效。五、朱某主张代高然向许奇刚还款不是事实。六、即使朱某主张的债权真实合法，也有部分债权未到期。根据《还款书》的约定，至少有人民币150万元未到期。《借条》及《还款书》均未约定利息及逾期利息，而且朱某主张的债权不真实，约定的期限尚未全部届满。故朱某主张逾期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于2019年9月9日就本案向高然本人进行询问，高然称：高然曾委托朱某将高然的房屋以人民币700万元挂牌出售，后来朱某向高然表示朱某父亲打算购买该房屋，高然同意以人民币650万元的价格转让。2010年3月28日，高然去宁波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次日签署了一些文件，当场完成过户交税。当时并不清楚具体签署了哪些文件，直至本案发生才知道其中有一份公证书。过户第二天，朱某就汇给高然人民币600万元，说缴了人民币30多万元的税，高然就当作抵税不再要求朱某支付剩余人民币50万元。高然和朱某之间长期有资金周转和调剂，目前并不欠款。由于为了配合朱某向其妻子在财务上有所交代，故朱某用杭州万豪酒店的便签让高然出具借条，但实际是在宁波世纪瑞丽酒店的咖啡厅完成。当时毛某在场，戴峰并不在场。借条及还款承诺均由朱某写好由高然另行抄写。此后高然向朱某两次付款（2017年9月1日付人民币50万元、2017年12月15日付人民币100万元），是朱某为了高然与宁波雅戈尔公司合作花了很多钱，就付给朱某人民币50万元，朱某对账说还欠人民币100万元，高然同意后就支付了。高然、毛某、朱某都曾是同班同学，高然与毛某没有经济往来，只是有时候毛某没有钱花高然给过毛某钱。毛某没有借给高然人民币300万元，高然也从未向毛某支付过所谓的“利息”，也不存在所谓的债权转让。许奇刚与高然有生意上的关系，但高然并没有要求朱某向许奇刚打款人民币40万元。 原告朱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借条》1份。拟证明：高然确认向朱某借款人民币750万元的事实。 二、《还款书》2份。拟证明：高然承诺分期还款的事实。 三、银行流水1份。拟证明：双方之间多年来借款往来明细。 四、《公证书》1份； 五、《房地产转让合同》1份。 拟共同证明：双方之间房屋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50万元且经公证的事实。 六、契证存根1份； 七、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1份。 拟共同证明：朱某按照真实交易价格人民币350万元缴纳契税和其他税费的事实。 八、证人毛某书面证言（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1.经高然同意，毛某将其对高然享有的人民币300万元债权转让给朱某；2.高然承认对朱某负有人民币750万元的债务，并向朱某出具《借条》和《还款书》。 九、账户交易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朱某代高然向毛某清偿借款人民币300万元从而受让债权的事实。 十、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1份； 十一、高然手书汇款明细1份。 拟共同证明：2015年10月1日，朱某按照高然要求向案外人许奇刚代偿人民币40万元，该款项包含在人民币750万元借款中。 对原告朱某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高然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存在虚假内容，需要通过其他证据加以完整说明。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过户过程由朱某一手操作，双方并没有到公证处，而是在房产过户场所来了个女士，商量几分钟后就签掉了。公证笔录显示8点55分至8点59分就完成。对证据六无异议。对证据七，因为交款凭据是契税，契税是人民币10.5万元，却交了人民币21万余元，跟契税无关。对证据八的书面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并由高然本人质证。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朱某和毛某之间款项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朱某主张债权转让，基础合同关系仍然是原合同关系，应证明原债权的存在或者提交债务转让文件，否则不发生债务转让的法律效力。且证据显示既有朱某转给毛某款项，也有毛某转给朱某款项，朱某和毛某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能确定，也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缺乏债权转让法律规定的要件。证据十一并非高然本人书写。 经原告朱某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毛某出庭作证接受本院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证人毛某陈述：朱某、高然、毛某均为高中同学，高然高中毕业后就去香港了。高然父亲是做生意的，在大家印象中高然家比较有钱。高然原来有个照明厂，生意上投资需要向同学调剂资金大家觉得很正常。纯粹是同学朋友关系出借给他，也都没有借条，利息都是月利率1.5%。（一）关于毛某债权转让给朱某的事项：2011年、2012年期间，高然曾因需要资金分三次向毛某借款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月利率1.5%，年利率18%。由于双方关系较好并没有出具过借条。目前证人毛某只能找到其中200万元的汇款凭证，另有100万元不记得哪个银行账户汇出未能查找到。后来由于毛某资金紧张需要收回借款。高然提出由朱某把钱还给毛某而让毛某将债权转给朱某，朱某也同意了。后来朱某分三次陆续向毛某归还了人民币300万元。之前，高然每个月向毛某支付利息，债权转了以后，高然就向朱某支付利息。三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二）关于许奇刚与高然的借款事项：许奇刚也是大家的同学，据毛某所知，高然资金有困难时也曾向许奇刚借款，数额大概是人民币500万元左右。高然事后补过借条。后来，大概在毛某收回借款后一年半或者两年左右，可能由于高然不能正常支付利息，许奇刚向高然催讨。听说双方为此还曾经诉讼，高然败诉并还了一部分款项，具体数额不清楚。（三）关于《借条》和《还款书》的形成过程：毛某知道朱某和高然之间有借款关系。2017年3月27日，朱某叫毛某一起去找高然协商还款，毛某当时曾劝朱某，大家同学一场不要闹得太僵，欠多少钱让高然写多少钱，定个还款计划就行。毛某陪朱某去了杭州万豪酒店大堂里和高然面谈。当时在场的还有高然的好朋友戴峰，他也是朱某的初中同学。戴峰是高然找来的，和毛某一样属于协调事情的中间人。毛某对朱某和高然之间款项具体往来情况并不清楚，毛某劝高然欠多少钱就写下来，朱某也不会逼他立即归还，双方谈个计划慢慢还。具体协商对账由朱某和高然两人确认，其中也曾谈及毛某转给朱某的债权人民币300万元。后来高然承认欠人民币750万元并写下了《借条》。后来协商具体还款日期和金额，又写了两张补充协议。整个过程大概两三个小时。据毛某向朱某了解，写了《借条》之后，高然好像还了两期后就没继续还，朱某就起诉了。（四）关于朱某和高然之间房屋买卖：毛某仅知道双方之间有房屋买卖，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高然质证认为：《借条》和《还款书》不是在杭州万豪酒店而是在宁波世纪瑞丽酒店的咖啡厅形成，只是使用了杭州万豪酒店的便签。当时毛某在场而戴峰并不在场。《借条》和《还款书》由高然根据朱某写好的内容抄写形成。毛某和高然、朱某都是同学并且是业务合作伙伴。高然与毛某没有经济往来，高然并未向毛某借款人民币300万元，也从未向毛某支付过利息。有时候毛某缺钱需要周转，高然还给过他钱。毛某陈述的债权转让事实并不存在。许奇刚是宁波雅戈尔的高管，与高然是生意关系，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后来许奇刚向高然发律师信但并没有诉讼，高然没有指示过朱某向许奇刚代还人民币40万元。 经本院要求，证人毛某另向法庭提供《毛某与高然、朱某往来款整理明细》1份及相应银行交易凭证。涉及交易记录19笔，根据证人的主张分为三类：（一）毛某向高然交付借款：2笔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二）高然向毛某支付利息：第一阶段5笔共计人民币22.5万元；第二阶段2笔共计人民币4.5万元；第三阶段4笔共计人民币6万元。（三）朱某代高然向毛某还款人民币300万元：第一阶段3笔人民币100万元；第二阶段1笔人民币100万元；第三阶段2笔人民币100万元。 被告高然质证认为：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毛某与高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朱某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实。首先，毛某只提供了人民币200万元的转账凭证，未能提交另外人民币100万元的转账凭证。其次，所谓付息情况，首次付息与首次交付款项间隔时间很长，期间并无对应付息情况。第一阶段的利息也无法对应支付哪一笔的利息。利息停付时间早于第三笔代偿款交付时间。利息数额的变化与代偿情况不符，第二阶段的利息变化与第二笔代偿时间不吻合。最后，朱某应对债权转让承担举证责任，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债权客观存在，本案中也缺乏证明转让合意或转让通知方面的证据。即便债权转让存在也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高然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房地产转让合同》1份。拟证明：朱某所谓借款中有人民币600万元系用于购买高然房产。房屋价格约定为人民币650万元，朱某实际支付人民币600万，但朱某为避税填写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50万元。 二、银行交易明细1份。拟证明：高然曾借款给朱某人民币1625000元的事实。 对被告高然提交的证据，原告朱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房屋转让价格是人民币350万元而非人民币600万元。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些款项中，2014年11月11日的人民币12.5万元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前，已被《借条》所结算。对2017年9月1日的人民币50万元以及2017年12月15日的人民币100万元，朱某确认收到相应款项，且归还时间和数额与《还款书》约定一致，能印证借款的真实性。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证如下：（一）关于朱某和高然之间与借贷争议有关的直接证据。（1）原告朱某提交的证据一《借条》、证据二《还款书》，被告高然确认均系其本人书写形成，证人证言亦证实其形成过程。被告高然对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形，但既不符合常理也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并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信。（2）原告朱某提交的证据三银行流水、被告高然提交的证据二银行交易明细，对方当事人对所涉银行转账记录均予以确认，故该两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被告高然拟依据其提交的证据二证明高然曾向朱某出借相应款项，对该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结合其他证据可确认高然相应的还款事实。（二）关于可能影响款项交付及借款组成认定的其他证据。（1）朱某和高然房屋买卖的证据。包括原告朱某提交的证据四《公证书》、证据五《房地产转让合同》、证据六契证存根、证据七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被告高然提交的证据一《房地产转让合同》。以上证据均真实、合法，但相应证据只能确定房屋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50万元，对高然主张实际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50万元，扣除税费后实际交付人民币600万元的证明目的及相应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但相应购房及签订购房合同的事实可以确认。（2）关于债权转让的证据。原告朱某提交的证据八证人证言、证据九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人毛某提交的《毛某与高然、朱某往来款整理明细》及相应银行交易凭证。以上证据中，银行交易记录本身均真实、合法，与本案争议存在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证人证言关于借款事实、借款利率、债权转让等相关陈述，结合三方款项往来情况和高然向毛某付款变动情况，本院对相应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债权转让事实。（3）关于朱某向许奇刚代偿的证据。原告朱某提供的证据十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证据十一高然手书汇款明细，被告高然对转账记录不持异议但否认代偿事实及该两组证据与高然的关联性。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代偿事实，且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证人毛某亦不清楚是否存在代偿事实，故该两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足以认定，原告朱某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的代偿事实不予认定。（三）关于证人证言。综合考虑证人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证人对《借条》和《还款书》和债权转让的形成过程的具体陈述，以及证人对购房及代偿事项的已知信息所作的陈述，结合证人提交银行交易信息对其证言的补强以及被告高然对部分事实的否认与在案证据明显矛盾的情形，本院对证人毛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并结合其他可以印证的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朱某与高然长期存在资金往来。根据在案的银行转账记录，自2010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朱某向高然转账19笔共计人民币19023828元，其中单笔超人民币20万元的共计人民币1863万元，另有其他金额4笔共计人民币393828元（97266元、163842元、120120元、12600元）。高然向朱某转账42笔共计人民币13491984元，其中单笔超人民币20万元的11笔共计人民币11451000元，另有其他金额31笔共计人民币2040984元（金额为11242元至125000元不等）。 2017年3月27日，高然向朱某出具《借条》1份及《还款书》2份。《借条》载明：“兹收到朱某借款人民币7500000整（柒佰伍拾万）”。其中1份《还款书》载明：“在2017年8月底前还款人民币伍拾万正，在2017年12月31日前还人民币伍拾万正（在经济情况允许下在12月底前还款壹佰万元正）”。另1份《还款书》载明：“本人高然今借朱某柒佰伍拾万元整，在2017年底归回之后，按实际剩余金额平均（2018、2019、2020）分叁年六期归回，每年6月底、12月底前付清，三年全部归回”。2017年9月1日，高然向朱某转账还款人民币50万元。2017年12月15日，高然向朱某转账还款人民币100万元。此后，高然未再还款。 本院另查明：高然曾向朱某出售别墅1幢，双方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价格为人民币350万元。在前述转账记录中，2010年3月29日至2010年4月1日期间，朱某曾转账给高然人民币600万元。高然主张房款实际为人民币650万元，考虑朱某交税部分实际收取人民币600万元，故相应转账均为高然应收的房款而非朱某出借款项。朱某主张除人民币350万元为房款外其他属于借款。 2011年至2012年期间，毛某曾向高然出借人民币300万元，高然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朱某于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代高然向毛某清偿人民币3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高然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商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的一致选择，将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朱某已提供《借条》《还款书》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案涉《借条》是对此前双方之间借贷行为的结算，应审查此前借贷关系是否实际存在。原告朱某就此前借贷事实主张由转账交付、债权转让、代偿款项共同组成。关于双方之间转账款项的差额，除《借条》出具后的还款外，双方在《借条》出具前转账总差额约为人民币550万余元，其中大额整数款项差额约为人民币718万元。本院注意到朱某应付房屋交易价格人民币350万元应予扣除；朱某向高然转账19笔中绝大多数为大额转账仅4笔为小额非整转账，高然向朱某转账42笔中有31笔为小额支付或非整数支付，结合证人毛某关于高然向同学借款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及高然关于双方存在高然替朱某带货并结款的陈述，双方之间结算并支付利息存在高度可能性，相应款项应视情在本金中扣减。在考虑以上因素基础上，粗略统计转账差距所形成的借贷数额不低于人民币368万元。关于债权转让，本案可以确定为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在已由当事人经过《借条》结算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原债权诉讼时效已经过的问题。关于代偿债务，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院不作认定。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考量，结合利息支付不足一并结算利息的可能性以及高然在出具《借条》后根据《还款书》的约定两次分期还款的行为，本案虽然难以准确查明此前借贷的具体事实，但是原告朱某关于借款金额的组成所作陈述和所提交证据，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且不违民间借贷实践做法。反观高然否认借贷事实的陈述及举证，其对《借条》和《还款书》形成原因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且不符合常理，可信度较低；其对收到证人款项、向证人支付利息以及与证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概否认，与在案有效证据明显不符；其关于房屋交易价格的陈述缺乏任何证据佐证。综合在案全部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双方之间通过《借条》对以往借贷关系进行结算的可信度较高。朱某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强于高然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朱某所主张借贷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高然主张借贷关系不存在尤其是主张房产交易实际价格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朱某主张的借贷事实存在，高然主张《借条》和《还款书》的出具并非基于借贷关系的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可以确定《借条》和《还款书》属于当事人对此前借贷事实通过清算达成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已成立并生效。高然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期限返还借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根据双方分期归还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在本案起诉前，高然应于2018年6月底、2018年12月底、2019年6月底分别归还人民币100万元。但高然并未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期限分期归还人民币3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高然构成预期违约，朱某可以在履行期限全部届满前要求高然承担违约责任。高然应向朱某归还已到期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同时，朱某起诉要求高然提前清偿剩余未到期借款人民币300万元，本质上是主张解除《还款书》这一分期还款协议。由于高然在诉讼中明确否认《借条》和《还款书》所约定应承担的还款义务，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朱某有权解除《还款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高然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时，《还款书》已因通知到达而解除，高然应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故高然还应向朱某归还未到期借款人民币300万元。 关于逾期利息及利息损失的计算。根据《借条》及《还款书》的约定，本案借款合同中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朱某主张高然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应予支持。起诉前已到期的3笔各人民币100万元款项，应分别从每笔到期次日计算至分期还款协议《还款书》解除之日即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2019年7月3日），经计算为人民币92500元（61333.33＋30666.67＋500）。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以全部未清偿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综上所述，原告朱某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然（ＫＯＹＩ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返还借款人民币600万元。 二、高然（ＫＯＹＩ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人民币92500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暂算至2019年7月3日，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另行计算）。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20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61320元，由原告朱某负担人民币1872元；由被告高然（ＫＯＹＩＮ）负担人民币59448元。原告朱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高然（ＫＯＹＩ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朱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高然（ＫＯＹＩＮ）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具体账号信息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并且未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章保军 审 判 员  谢银芝 人民陪审员  王建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