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6095号原告：李东明，男，汉族，1968年3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被告：深圳利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玄光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婉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东明与被告深圳利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东明与被告利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东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利孚公司向原告李东明退款60900元；2.判决被告利孚公司赔偿律师费8000元；3.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30日，原告与被告利孚公司签订经销利孚公司产品的合作协议书，并于当天将产品6千盒的货款共63000元转至该公司账户。原告收到货后协同被告方的业务经理开拓市场，但由于被告方的原因其驻地经理做了四个月后就离职了，然后被告方一直没有再委派其他业务员来协助原告进行市场开拓，导致新产品一直没有动销，这种情况当时原告多次联系被告的区域经理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其原区域经理何军勇在2018年11月4日再签订一份附加协议将退货期限推迟6个月，并承诺产品不动销或者销售不理想都有权提出退货退款。但由于被告一直没有按照协议书约定再委派业务员协助原告开拓市场，导致原告已经对经销被告的产品失去信心。原告向被告提出退货退款并以表格的形式申请，该事项由吴永经理负责处理并电话告知原告先退货后退款，退货已经在2019年5月20日由吴永经理助理刘列珍签收。但退货后原告一直同吴永联系退款的事项，其都以走流程为由未向原告退款。被告利孚公司辩称：一、原告首批到货后六个月内有销售纪录，《产品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单方解除的条件未能成就，原告不能据此解除协议。第一，原告在到货后6个月有销售记录，原告不符合退货的条件。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约定，产品首批到货后6个月内无动销，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但是，根据原告在《解除协议及退货》及《通知函》中所确认的“累计销售产品200盒”的事实以及《客户开拓及进度表》中产品销售记录，原告在2018年9月期间有动销，且收到回款150元。所以，原告并不符合合同所约定的可以单方解除的条件。第二，原告将货物销售给买受人即视为“动销”，原告不得以未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或销售后又退货进行抗辩。合同法所称的“格式合同”，是指一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并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充分协商基础上订立的，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系格式文本，因此不适用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买卖关系中，买受人实际上就是广义上的消费者，因此，对该条款的解释应当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产品销售给买受人即视为“动销”，原告不得以未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或销售后又退货进行抗辩。二、何军勇并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且已经离职，其对外作出的同意退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公司，其法律后果不应当由被告承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何军勇并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向原告出具关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没动销，公司负责退货退款”的承诺的行为被告并不知情。同时，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何军勇有权代表公司，因此何军勇单方代替被告作出的承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被告不发生任何效力。三、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被告提供的“肯定醒”产品包装盒、《检验检测报告》等证据，涉案商品的正式名称为“红参葛根枸杞压片糖果（蓝莓型）”，属于保健食品，保质期相对较短，因为储存环境的变化也会发生糖果融化、变质等问题。原告首批到货日期为2018年7月，距今已有一年多，且原告无法证明该产品没有被打开、使用过，也无法证明该产品形态和功效未发生任何改变。从法律上讲，原告已无法返还“原物”，如果仍然判令被告需返还货款，则明显对被告不公。综上所述，原告首批到货后六个月内有销售纪录，合作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已不能成就；合同解除的后果之一是返还原物，但涉案产品属于保健，受销售时间、保存环境影响，原告已无法返还原物。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希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理由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其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2018年5月30日，原告李东明与被告利孚公司签订了《产品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被告授权原告作为广东省云浮市行政区域内被告“肯定醒”产品唯一全渠道经销商，授权有效期为2018年5月30日起至2021年5月29日止；李东明若不能按要求完成利孚公司销售开票指标或违反协议条款，利孚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取消李东明经销权。协议第二条约定，“肯定醒”（3粒装）出厂价为每盒10.5元，分销商每盒12.5元，终端价每盒17.5元，订货方式为按照被告出厂价先款后货。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在本协议基础上签订购销合同，作为本协议的具体履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依据先款后货原则，原告按照购销合同金额一次性支付货款后，该购销合同才生效。协议第五条约定，原告首批订货量不低于6000盒，低于此数量的，被告有权拒绝发货，由此造成低于安全库存及终端断货的责任，由原告承担。协议第六条约定，凡属产品质量问题，经被告认定后，被告负责换货；临期六个月内，被告应无条件给原告换货。原告首批货物到货，六个月内无动销，原告有权提出解除本协议，被告有义务负责原告的退货问题，原告按照在被告公司提货价无条件退回处理，被告应积极协助原告处理。2.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63000元货款，采购“肯定醒”（3粒装）6000盒，2018年6月初原告收到上述产品。3.原告还提交了一份《附加协议》，系何军勇于2018年11月4日向原告出具，具体内容为：如果半年内（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没动销，公司负责退货退款，销量不理想，总经销有权提出退货。关于何军勇的身份，被告提供了何军勇的《离职申请表》，载明何军勇为销售部主管，入职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4日。4.被告提供了原告向其发出的《解除协议及退货通知函》，主要内容为：原告李东明与2018年5月30日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被告承担产品换货和退货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全面履行协议，按协议向被告订购产品6000盒，并支付货款63000元，但经过原告及销售团队的努力，产品在进场和推广方面均达不到双方及市场的预期，至今仅累计销售产品200盒，剩余产品5800盒折合货款60900元至今仍无法销售。鉴于此，原告决定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并请被告办理退款。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3日。5.审理中，原告主张其向利孚公司提出退货，具体与利孚公司经理吴永联系，吴永电话告知原告先退货后退款，2019年5月，原告将5800盒“肯定醒”（3粒装）邮寄给了被告，并由被告员工刘烈珍签收。对此，被告庭后向本院书面确认：原告确实向被告寄送了一批货物，寄送之前被告不知情，也没有同意原告退货。刘烈珍作为公司当时的销售部总监吴永的助理，经询问吴永后，收下了这批货。由于公司不同意退款，因此这批货就一直搁置在那里，直至吴永离职，无人跟进此事，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由于该批货物与公司所生产的“肯定醒”产品外观上并无差异，利孚生物无法确认该批货物现在是否仍然存放在公司。6.被告提供了2018年9月利孚-特渠终端客户开拓及进度表一份，该进度表载明2018年9月合计铺货数量为612盒，回款盒数为6盒，回款金额为150元。被告提供该份进度表，以证明原告在2018年9月对外销售612盒，回款150元，在首批货物到货后六个月内存在销售记录。原告质证认为，200盒产品是在娱乐场所开拓市场时给客户解释、试用产品的损耗，业务经理都计算到了销售进度里，但并没有真正销售给客户。关于该进度表中的“铺货”，被告在庭审中称“铺货”是指将产品放在终端门店销售，回款是销售出去的产品，被告认可实际销售出去的产品数量以原告发出的《解除协议及退货通知函》中的数量为准。7.涉案“肯定醒”产品全称为“红参葛根枸杞压片糖果（蓝莓型）”，属于食品类产品。2020年3月4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深自综执行罚字（Q-36）第0738号]，认定被告售卖的食品“肯定醒”宣传页面有“解酒护肝，以养代医”等用语，把食品当做药品来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决定处以1000元罚款。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的《产品合作协议书》是否能够解除。本案中，被告利孚公司销售主管何军勇于2018年11月4日向原告出具了《附加协议》，明确约定如果半年内（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没动销，公司负责退货退款，销量不理想，总经销有权提出退货。关于该《附加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法律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附加协议》的出具方何军勇系被告利孚公司销售主管，其代表被告向原告出具《附加协议》属于职务代理，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根据《附加协议》的约定，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没动销或者销量不理想的情况下，原告均有权提出退货。自2018年6月初至2019年4月原告提出解除协议时，原告累计销售仅为200盒，属于销售不理想的情形；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已将剩余的5800盒“肯定醒”（3粒装）邮寄退还被告，且已由被告员工刘烈珍签收，对此被告称“刘烈珍作为公司当时的销售部总监吴永的助理，经询问吴永后，收下了这批货。”因此，被告销售部总监吴永同意签收退货的行为也可以证实被告同意原告退货退款。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本案中，原告作为经销商其签订涉案买卖合同的目的是将涉案“肯定醒”产品销售给终端消费者，是否具有醒酒功效是终端消费者决定购买该产品的关键因素。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被告在宣传“肯定醒”产品时使用“解酒护肝，以养代医”用语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该用语与该产品是否具有醒酒功效直接相关。被告因该行为被行政处罚势必会降低广大消费者对该产品醒酒功效的可信度，从而影响经销商对该产品的正常销售，进而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亦有权据此解除合同。综上，原告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产品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被告退款，由于原告已经将5800盒“肯定醒”（3粒装）退还被告，被告应将该5800盒“肯定醒”（3粒装）对应的款项60900元（10.5元×5800盒）退付原告。关于律师费，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产品合作协议书》亦未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利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李东明货款60900元；二、驳回原告李东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3元，由原告李东明负担223元，被告深圳利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康珊书记员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