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1029号     原告樊荣齐，男，1955年3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蓝田县。   被告蓝田县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法定代表人单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煜，民警。   委托代理人惠红林，陕西白鹿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荣齐因与被告蓝田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4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樊荣齐，被告蓝田县公安局副局长穆俊禄、委托代理人张煜、惠红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0月31日，被告蓝田县公安局作出蓝公（孟）行罚决字〔2019〕7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719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2019年10月28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附近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查获后送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由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工作组遣返回原籍。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樊荣齐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樊荣齐诉称，其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当地逐级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无奈进京反映问题，原告没有违法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规定对信访行为应当拘留。且被告办案程序违法，显失公平公正，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蓝田县公安局作出的719号处罚决定书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719号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该行政行为；   2.户口簿，证明被告提供的户籍信息是错误的;   3.2019年9月12日村委会会议记录，证明三名证人陈述的原告漫天要价不属实，也是原告前往北京信访的事由；   4.8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照片，证明辛某某将原告打伤的事实，而在原告去往北京信访后被告才对辛某某进行了处罚；   5.离婚证，证明原告已于2017年11月29日离婚的事实。   被告蓝田县公安局辩称，一、蓝田县XX镇XX村XX组为原告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具有管辖权；二、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期间，原告以村委会占地修路等事宜未得到解决为由，到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附近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由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工作组遣返原籍。上述事实有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证人张某某等的询问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原告的举报材料、火车票、训诫书等在卷佐证，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接到蓝田县XX镇XX村委会报案后，于10月31日受案并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同时接到西安市公安局驻京信访工作组移送的原告进京非访相关材料，被告于当日作出719号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行政程序合法；四、被告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尺度适当。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蓝田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回执、违法犯罪人员信息采集表、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作出的7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   第二组：权利义务告知书、樊荣齐询问笔录、张某某询问笔录、龙某某询问笔录、王某某询问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樊荣齐举报材料、火车票、随案物品材料移交单、训诫书、樊荣齐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权利义务告知书、樊荣齐在京询问笔录、出门证及樊荣齐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作出的7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提交证据中的接处警登记表记载的原告是非访人员不属实，原告是举报人，任何单位无权没收原告的举报材料，原告是依法进行举报的，不应因此受到处罚；对三份证人证言的内容不认可，三名证人并未在北京见过原告，无法证明原告在北京有非访行为，其陈述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训诫书缺乏依据，训诫书记载的内容与原告举报的内容不一致，训诫内容的第四项没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在中南海周边逗留，且当时原告刚下车，并不熟悉该地，没有非法上访事实，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容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依据错误。即便原告非法上访，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训诫，被告无权再次对原告进行处罚，其违背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此外，被告在办案过程中没有告知原告权利义务，其办案程序违法。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5的关联性及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其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据2-5的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樊荣齐于2019年11月28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予训诫，后于10月30日被送往久敬庄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同日，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工作信访工作组在该中心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后西安市XX组将其移送至被告蓝田县公安局。被告于10月31日对原告进行了调查，并于当日作出719号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樊荣齐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决定对原告樊荣齐行政拘留十日。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据此，被告蓝田县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   关于被告蓝田县公安局的执法程序方面，本院认为，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被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了受案、询问、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处罚告知、作出处罚、送达等行政程序，上述程序并无不当，但其在履行家属通知程序时制作的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显示被通知人系樊某某（樊某某），原告虽已离婚而其仍有子女，被告不能向本院合理说明樊长义、樊某某与原告的关系及未向原告成年子女通知的理由，其提交的该份通知书亦不能证实其已将原告被拘留一事已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要求向原告家属樊某某进行了通知。   关于本案中被告对原告违法事实的认定方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樊荣齐到中南海地区进行信访活动，违反《信访条例》的上述规定。《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取得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西安市信访局XX组对原告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公安干警在久敬庄信访接济中心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接出非访人员出门单等证据，结合上述证据及被告询问调查的情况，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在北京中南海非访区域上访的事实，被告蓝田县公安局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719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并无不当。但应予指出的是，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以及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公安干警在久敬庄信访接济中心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原告非访的时间应系2019年10月30日，被告作出的719号处罚决定书对此表述有误。   至于原告认为其已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进行训诫，不应再由被告进行处罚的问题，本院认为，训诫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确定的处罚种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称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蓝田县公安局作出的719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但其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向原告家属履行拘留通知程序，其办案程序存在轻微瑕疵，但由于719号处罚决定书已经执行完毕，不存在可以撤销的内容，故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应予确认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蓝田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的蓝公（孟）行罚决字〔2019〕7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蓝田县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赵欣   人民陪审员 刘京菊   人民陪审员 张亚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康新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