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8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 法定代表人：王真省，系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都匀市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 法定代表人：吴志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福，贵州黔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都匀市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黔2701民初2827号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股东杨某、李某入职时间。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被告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原名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于2007年登记设立，2014年更名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新添股东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东方机床有限公司设立后,杨某、李某入职该公司。实际情况为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设立时杨某和李某已经入职该公司,之后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作为国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引进民营企业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其人员组织经营架构并未改变,原都匀贵航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管理层并未改变,杨某、李某仍然在该公司工作,只是该公司股东变更为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变更股东后二人继续在变更名称的上诉人公司担任主要管理人员(杨某任副总经理，李某任技术部部长负责·机械采购),杨某更是于2017年出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2、杨某和李为民在被上诉人设立时便是被上诉人公司股东，存在关联交易,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杨某、李某在上诉人公司设立时已经是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且被上诉人公司成立时间远早于上诉人公司，作为被上诉人公司股东，在成为上诉人公司高管时应当告知上诉人公司其与被上诉人公司存在股东关系，避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关联交易情形。而被上诉人公司股东杨某、李某在担任上诉人公司高管及主要管理人员期间并未向上诉人明示其与被上诉人存在的关系,仍然利用手中职权促成双方关联交易且交易价格远高于市价,达到市价的二至三倍，从中谋取重大利益，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忽视这一情况,当然地不认可该种关联交易的情形,不顾真实情况存在事实,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供的前采购人员、相关合同市价对比及杨某、李某关联交易的证据等不予以认定，明显存在偏颇。该组证据明显能够证明杨某、李某在担任上诉人公司高管及主要管理人员期间,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身份,根据对账函、销售人员李斌(此一审立案前已经从上诉人公司离职，不存在任何关系)明显可以看出杨某利用手中职权，指使下属前往被上诉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明示价格不需要还价直接答应被上诉人价格且价格远高于市价,如此明显的利用关联关系促成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实属罔顾事实真相。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庭审中向法官明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买卖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高管恶意串通,通过合法的合同形式,达到侵吞公司利益的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被上诉人股东杨某、李某利用担任上诉人公司高管的机会,一手操纵双方达成仅仅具备合法形式的机械买卖合同，侵吞公司合法权益,明显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禁止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情形。一审法院在忽视案件事实真相的同时，武断地认为这一情形属于《民法总则》中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从而适用可撤销合同的相关法律，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本案审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本案涉及的被上诉人股东杨某、李某涉嫌刑事犯罪,应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根据《公司法》第六十条:“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同时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二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杨某、李某在上诉人公司担任经理等高管职务期间，同时系被上诉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公司与上诉人公司经营的为同类营业，因此应当认定为杨某与李为民涉嫌构成经营同类营业罪，并数额巨大,达到了刑法的立案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本案中杨某和李为民是否构成营业同类营业罪将对本案的合同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案应中止审理，并将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先行处理，不符合审理的程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依法该判或发回重审。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贵院提起上诉，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诉讼请求。 都匀市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法律效力不可否认。1、关于杨某、李某与答辩人及上诉人的关系问题，答辩人至今没有否认杨某、李某的双重身份。但这种关系早在上诉人还未入股原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而不是上诉人入股后再刻意安排杨某、李某的双重身份。2、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关系，早在上诉人还未入股原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之时就已经发生，只不过在上诉人入股后继续保持双方的合作关系。在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某、李某影响了双方合同的签订及价格的确定。何况答辩人购进的价格销售的价格相对保持一致。3、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引用《合同法》的52条的规定，认为系列合同无效，但仔细对照该条款，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并不符合《合同法》的52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5种情形。二、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刑事犯罪。本案是一起简单民事合同纠纷，而上诉人为了达到赖账的目的，居然诉称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涉及他人犯罪问题，并列出《刑法》165条的规定。但以下两点理由，足以驳斥上诉人的谎言：1、在第一点答辩理由已阐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某、李某影响了双方合同的签订及价格的确定，从而谈不上损害上诉人的利益。2、《刑法》165条的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人，然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是民营企业，根本不符合《刑法》165条的规定的犯罪主体，何况没有证据证明杨某、李某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和答辩人非法获利的事实。3、鉴于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刑事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就不可能将案件移送，更不存在审判程序违反问题。综合以上两点答辩意见，答辩人始终认为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本案不涉及任何犯罪问题。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的根本不能成立，其目的是为了赖账和拖延时间。恳请二审法院能根据本案事实及答辩人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黔2701民初2827号判决书，以此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都匀市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机床配套件产品货款共计人民币 41878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都匀东方机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无效，赔偿反诉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共计1261143元；2、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登记设立，股东有杨某、李某等14人。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原名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于2007年登记设立，2014年4月18日更名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新添股东“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东方机床公司设立后，杨某、李某入职该公司。2017年4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股东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作出高原董字（2017）3号文件，任命杨某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2012年前后，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陆续向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供应机械配件等产品，双方长期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签订书面合同，对产品价款、型号、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原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向被告东方机床公司交付产品后，与被告东方机床公司职工李斌于2017年12月13日进行对账结算并形成《对账函》，载明：截至2017年12月13日，贵公司（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欠我公司（都匀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货款已开票货款余款为323112.42元。另：（1）已提货未付款未开票（80428），见2017年7月4日合同；（2）已提货未付款未开票（17816），见2017年11月合同；（3）已提货未付款未开票（50231.6），见2017年6月对账单；（4）已提货未付款未开票（44000），见2017年7月10日。已提货未付款未开票合计192475.6元（壹拾玖万贰仟肆佰柒拾伍元陆角），开票与未开票合计，贵公司欠维修公司515588.02元（伍拾壹万伍仟伍佰捌拾捌元零贰分）。2017年12月19日，原、被告对前述《对账函》中已开具发票的货款部分进行再次对账确认并形成书面《对账函》，内容为：截止2017年12月13日，贵公司（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欠我公司（都匀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货款已开票余额为323112.42元，大写（叁拾贰万壹仟壹佰壹拾元肆角贰分）。该《对账函》财务签字确认处由张勇签名并备注“（财务已对）”，同时盖印“都匀机床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此后，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并提出如上诉请。诉讼中，原告自认被告已付款80000元，同时陈述原、被告于2018年8月签订16800元的抵抹协议，自愿将该款在案涉货款中予以抵扣，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故尚欠的货款金额为418788.02元（515588.02元-80000元-16800元）。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以其工作人员杨某、李某作为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股东，利用职务便利，与原告（反诉被告）相互串通，订立显著高于市场价款的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为由，主张2013年以来签订的买卖合同均无效，本院向其当庭释明，其主张的恶意串通事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可撤销合同范围，被告（反诉原告）坚持案涉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款之规定而无效。经本院向其释明，需提交待确认无效的合同原件与复印件后，被告（反诉原告）提交如下合同复印件：1.2012年2月10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2.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3.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4.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5.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6.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7.2013年9月13日签订的《合同》（甲方为被告名称变更前的“都匀贵航东方机床有限公司”）；8.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9.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0.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1.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2.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3.2017年6月6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2.2017年7月4日签订的《购货合同》，其中附件所载配件590/270A系统（进口）为14000元/套；14.2017年7月10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5.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及年度不明，日期为8月18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为证明前述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2.成都欧陆电器传动设备有限公司、青岛华润重型机床附件有限公司（2019年8月22日出具）、重庆欧控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16日、9月20日出具）、人民电器集团贵州电器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8月18日出具）、重庆昌日欧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12日出具）出具的报价单；2.由杨某于2017年6月6日代表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确认的对账函；3.被告（反诉原告）工作人员李斌出具的，内容为其受杨某、李某指示不需还价，直接与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对货款对账确认的《情况说明》等。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对前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另查明：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请求对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采取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作出民事裁定，采取了保全措施，原告（反诉被告）预交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2614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长期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主张案涉买卖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其提交了成都欧陆电器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等公司于2019年出具的报价单、李斌出具的《情况说明》、杨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函》等证据证明该主张，前述证据虽证明其工作人员杨某、李某确系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股东、报价单列明的同类型产品价款低于案涉买卖合同价款，但市场价可因时间、供需关系等因素发生波动，并不能当然的以2019年的价款推定2012年-2017年的交易价格，即，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买卖合同价款显著高于市场价，存在被告（反诉原告）工作人员杨某、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与原告（反诉被告）串通订立买卖合同的情形，故本案买卖合同应属有效，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被告（反诉原告）主张2017年7月4日的《购货合同》中交付的“590/270A系统”非进口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问题，属违约责任，被告（反诉被告）在本案中对此未提出反诉，其可另案主张权利。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被告（反诉原告）的主张案涉合同无效并赔偿其损失1261143元的反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原告（反诉被告）东方机床维修公司已依约向被告（反诉原告）东方机床公司交付机械配件，被告（反诉原告）未及时履行货款的对价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及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尚欠货款418788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抗辩该价款没有公司盖章确认，仅有工作人员签字，不予认可。由工作人员对账签字的行为，符合原、被告长期业务往来的交易习惯，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其高管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东方机床维修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18788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791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261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150，合计2255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东方机床维修公司长期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关于上诉人提出杨某、李某在上诉人成立之前就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买卖合同价款显著高于市场价，存在上诉人工作人员杨某、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与被上诉人串通订立买卖合同的情形。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股东杨某、李某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签订合同的双方均是公司，合同义务应由公司承担。另外，上诉人非国有公司、企业，也未提供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及线索，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19.38元，由上诉人都匀东方机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明锋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黄诗泽 书记员万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