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民终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思唐镇（现思唐街道）城北街27号。 法定代表人：何少林，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贵州腾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启常，男，1953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思南县思唐镇（现思唐街道）城北街27号，现住思南县，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萍，女，1969年3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仲兵，贵州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龙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启常、李萍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思南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4民初2202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腾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李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仲兵到庭参加诉讼。何启常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腾龙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何启常赔偿上诉人因其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购房造成的损失2,834,011.67元，因其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导致的损失1,173,000元。被上诉人李萍对前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相关证据的认定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编号为445、23、24、223、336、211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是第四组证据中的其中部分支付记账凭证，用以证明登记于二被上诉人名下、购买价格合计294.2889万元的3套房屋中，由上诉人公司出资首付、归还按揭贷款本息合计为283.401167万元。而一审判决仅以“这些公司财务记账凭证没有会计、出纳及稽核等相关人员签名，不具有证明力”而不予采信，系属对证据的认定错误。这些被否定的证据仅为上诉人公司为二被上诉人购买房屋实际支出款项的记账登记，即使存在没有会计、出纳等人员签字的情况，但每一次记账凭证均有支出的支票原始存根或原始收据这些关键性证据印证，即记账凭证不是关键性证据，且仅仅是在表现方式上存在财务专业方面的瑕疵，一审法院却对支票存根、收据等最原始的关键性证据视而不见，而对原本有附件佐证的记账凭证用财政、税法、会计制度专业的标准来审核和否定，完全不具有说服力。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69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说明了即使证据存在瑕疵，也应当看欠缺的内容对案件事实是否起主要作用，是否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来综合进行认定，而不是如同一审法院对本案以专业会计标准对非主要证据存在的瑕疵进行单独评价，从而否定主要证据。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全部予以否定，回避被上诉人何启常的自认，而将被上诉入李萍的单方面陈述当做合法有效证据来认定实属不尊重客观的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为了持续不断供给被上诉人李萍之女李也娜在英国读贵族学校的高额开支，以上诉人公司名义对外负债并挪用借款，大额汇款117.3万元。而被上诉人何启常早于20世纪80年代至卸任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历经该企业从“思南县建筑工程队”发展为“思南县常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如今的“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公司”，何启常多年来其个人经济收入及家庭开支的唯一来源为上诉人公司，经营该企业是被上诉人何启常唯一的生存方式，其一直以公司亏损为由而多年来未对公司股东进行过分红，10多年前，每年达30万的高额支出，由公司对外举债后挪用，是何启常唯一的渠道。何启常作为本案侵权主体，对客观事实予以认可，然而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对上诉人在庭审中的举证和质证意见要么回避，要么否定，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除第四组第26号被法院排除外，其余则一律认定有违司法公正。另外，一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公司于2007年7月17日从原有注册资本1,015万元增加至2,080万元的认定中，错误的认定“增资股金1,065万元由何启常一次性缴足”，实际上，该增资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企业资质等级升级的需要，且增资是公司召开会议号召大家共同想办法以员工所有的工程机械设备、申请拨付工程进度款、向员工借款、以借用何少波、何少林母亲房产出资等等方式来筹集增加注册资金的。而一审判决却回避这些问题作出错误认定，这不仅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符，且极易成为新诉的重要诱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对“其知晓何启常挪用公司资金购置涉案房屋登记于二被告个人名下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时间为2013年10月”的认定系主观臆断，不符合客观事实且不符合逻辑推理。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诉称“2013年10月8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在清理资产时发现”，该2013年10月8日，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时间，而并非上诉人知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庭审中，上诉人结合所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向法庭进一步阐明了2016年7月6日系上诉人“在清理资产时发现的时间”，发现权利被侵害后，上诉人针对登记于二被上诉人名下的涉案房屋，于2016年11月25日提起了诉讼主张权利，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判决故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1、权利人同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4、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8年9月29日开始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施行于2017年10月1日的《民法总则》，结合该法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二）通过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强有力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公司确系为二被上诉人购房支付了大量的房款，一审法院无法否定这一事实，但又主观推定为“推定当时原告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而不能视为何启常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首先，被上诉人何启常在作为企业王期间随意挪用公司资金这一事实客观存在且一审法院也未予否认，被上诉人何启常认可公司其他股东，多年来从未分红，故何启常的挪用资金行为确系其个人家庭财产与上诉人公司财产混同，而非上诉人公司与除何启常之外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其次，上诉人公司在2016年7月6日对公司清产核资中发现了公司出资283.401167万元购买的三套房屋一直登记于公司固定资产名册，但产权却又登记在二被上诉人名下，遂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这即表明涉案的款项支出是侵权行为而非赠与，更非分红。一审法院作出“推定当时原告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腾龙公司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何启常、李萍名下，是赠与还是以为股东购买房屋作为分红也不清楚”的直接推定极不严谨，且这种无任何证据佐证的主观推定也不符合经验法则。《公司法》第20条规走“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定。”，上诉人公司实际支付了涉案房屋283.401167万元购房款，房屋登记于二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李萍系房屋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其受益系损害上诉人公司合法权益获得，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涉案诉请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一昧的偏袒被上诉人，既否定重要证据又无法回避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认定和事实认定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错误的判决无法让人信服，更无法迗到定纷止争的法律效果。为此，上诉人特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腾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何启常赔偿因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购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2,834,011.67元、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开支造成的损失1,173,000元，共计4,007,011.67元，被告李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公司前身为被告何启常的个人企业“思南县建筑工程队”，后变更登记为“思南县常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明公司），公司股东为何启常及时任妻子余朝明，何启常任法定代表人。2002年，常明公司与思南县贵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和公司）合并，成立思南县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180万元，常明公司出资564万元（其中实物出资344.54万元），占股47.8%；贵和公司出资616万元，占股52.2%。2004年，何启常与余朝明离婚，明确余朝明退出公司，原出资属于公司的府后街800多平方米房屋归余朝明所有。同年8月31日，何启常与李萍在思南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5年4月，贵和公司退股撤回股本金616万元。思南县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何启常、何少林为股东形成公司章程修正案，明确由何启常之子何少林全额购买该股份继续投资到公司，但未进行变更股东登记。2007年3月，思南县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经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80万元，增资股金1065万元由何启常一次性缴足。自此公司变更登记注册资本为2080万元，股份比例为何启常70.38%、何少林29.62%。2008年2月，思南县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其余事项未变。2009年10月3日，被告何启常与贵州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江岸名都二组团129.94Ｍ2住宅房屋一套（房号1－3－2）［2011年11月8日登记为何启常、李萍共同共有，产权证号为思房权证思唐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思国用（2011）第010505号］。2010年2月11日，被告何启常与贵州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江岸名都一团二楼675.72Ｍ2商业用房一间（房号7－2）及一楼45.61Ｍ2通道一间（房号7－1－2），［2011年3月25日登记为何启常、李萍共同共有，产权证号分别为思房权证思唐字第××号、00××70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思国用（2011）第010136号、010137号］。2013年8月，腾龙公司变更登记何少林为法定代表人兼任公司经理，何启常为监事。2016年10月，何启常将自己持有股份无偿转让给其子何少林、何少波后退出原告公司，公司变更登记股东持股比例为何少林60%、何少波40%。同年11月，腾龙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亿元。 2016年2月，被告何启常、李萍因家庭琐事开始发生矛盾，同年11月21日，李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判决准予离婚，但对财产未予分割。其间，腾龙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以何启常、李萍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本案所涉房屋归其所有，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腾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判决，以腾龙公司不能证明涉案房款全由其支付、腾龙公司在2004年至2016年间盈利较多但一直未分配红利，涉案房屋登记在二被告名下是公司赠与还是公司分红尚不清楚等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2月28日，李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何启常分割原夫妻财产。审理过程中，双方对本案所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于同年5月16日作出判决，对双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相关财产进行了分割。何启常对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了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维持了本案所涉房屋的一审判决结果，即产权证号为00019469、00××70号房屋归何启常所有，产权证号为00020300号房屋归李萍所有。该判决已于2019年8月14日生效。 本案审理过程中，该院根据原告腾龙公司提出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裁定，查封了被申请人何启常、李萍名下位于思南县（思房权证思唐镇字第××号）、一组团7幢2层1号一楼门面房一间45.61Ｍ2（思房权证思唐镇字第××号）、二组团房屋一套129.94Ｍ2（思房权证思唐镇字第××号）。查封期限为2022年7月31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腾龙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其知晓何启常“挪用公司资金购置涉案房屋登记于二被告个人名下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时间为2013年10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时效期间至迟自2013年11月1日起算满2年，即至2015年10月31日止。而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原告公司是在2016年2月被告夫妻关系出现不睦，当年11月李萍起诉要求与何启常离婚后的第四日才首次提出权益主张，即以本案二被告为共同被告起诉请求确认涉案房屋的财产所有权属，时间跨度已经超过3年。故被告李萍提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成立，予以采纳。 由于原告公司提交的付款依据载明的付款人为何启常，且其中部分经手人为李萍，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又没有会计、出纳、稽核等相关人员签名，支票存根也未注明付款人是谁，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款系其公司支付。即使公司客观上支付了部分房款，也应当结合购房时公司股东仅为何启常、何少林父子二人，属于家庭企业的客观事实，推定当时原告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而不能视为何启常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况且，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6民终1099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原告）公司注册资本在2004年至2016年间增幅很大，公司购买了土地修建了办公用房，说明公司盈利较多，但公司在盈利的情况下一直未分配红利。腾龙公司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何启常、李萍名下，是赠与还是以为股东购买房屋作为分红也不清楚”。原告在本案中也未提交新证据证明此项待证事实。至于李萍之女李也娜在英国的留学费用问题，因事件发生于何启常与李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启常作为继父支付该笔费用符合常理，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有效证明该笔费用系由公司直接负担。据此，原告腾龙公司主张二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由此可见，民事连带责任是一项严格责任，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为适用前提。本案中，被告李萍既不是原告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尚不具备损害公司利益的责任主体资格，客观上也不存在与被告何启常对原告公司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更不存在对原告公司负有约定债务。故腾龙公司以被告李萍系何启常损害公司利益的受益人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腾龙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56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何启常是否存在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腾龙公司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查明的事实，何启常、李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自己名义购房，其购房资金系由腾龙公司财务支付首付款及银行贷款，有腾龙公司付款的支票存根、房开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及银行汇款凭证佐证，如系何启常、李萍自有资金支付购房款，其相关凭证不可能作为腾龙公司的财务凭证，何启常或李萍也不能提交其支付购房款的原始凭证。故一审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腾龙公司主张何启常以公司名义借款用于李萍女儿学习费用，虽然被上诉人何启常自认，但何启常与公司股东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损害李萍的利益，李萍对此否认，故其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一审不予认定正确。至于腾龙公司增资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何启常的挪用资金行为确系其个人家庭财产与上诉人公司财产混同，而非上诉人公司与除何启常之外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何启常系腾龙公司股东，何启常个人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也就是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何启常对此也认可，故一审法院作出“推定当时原告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认定，并无不当。在何启常与李萍之间的离婚后财产处理纠纷案件中，已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分割。腾龙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其诉请被法院判决驳回。案涉房屋购买期间，腾龙公司的股东为何启常与何少林父子，案涉房屋登记于公司固定资产名册，也曾由公司经营使用，但产权却又登记在二被上诉人名下，后案涉房屋出租，其租金一直系何启常收取，公司及其他股东并未提出异议，在公司盈利却一直未分红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本院作出的（2018）黔06民终109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腾龙公司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何启常、李萍名下，是赠与还是以为股东购买房屋作为分红也不清楚”的事实，据此认为腾龙公司主张被上诉人何启常、李萍侵权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无不当。 对于腾龙公司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其知晓何启常挪用公司资金购置涉案房屋登记于二被告个人名下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时间为2013年10月”的事实，缺乏依据。上诉人腾龙公司在一审诉状中诉称“2013年10月8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在清理资产时发现”，腾龙公司自认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间为“在清理资产时发现”。经查，2013年10月8日，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时间，而并非上诉人清理资产的时间，从现有证据看，何启常与李萍因婚姻纠纷经思南县信访局调解后双方同意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的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铜中联合会专审（2016）第03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被上诉人李萍一审主张腾龙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未提交证据证明2013年10月8日该公司进行资产清理的事实。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诉时间为2013年10月8日，证据不足。 腾龙股权主张的是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李萍不是腾龙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的高管人员，不具备损害公司利益的责任主体。腾龙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李萍系房屋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其受益系损害上诉人公司合法权益获得，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涉案诉请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腾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56元，由贵州华厦腾龙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全 审判员 张金勇 审判员 芦化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翁寿炳 书记员石偲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