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6行终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万绿欣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镇翠眉村（东大路）（万丹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景云，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辉，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似兰，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南路9号。 法定代表人林美顺，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秋玲，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水仙大街47号。 法定代表人蔡纪平，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翁锦晖，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丽，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靖玲，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福建万绿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绿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第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漳州市税务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一案，不服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行初1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万绿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晓辉、葛似兰，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的法定代表人林美顺及委托代理人林秋玲，被上诉人漳州市税务局的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翁锦晖及委托代理人蔡丽、方靖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7月14日，第一稽查局（原南靖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下同）向万绿欣公司作出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称，经对万绿欣公司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况依法检查后认定该公司存在虚构收购业务、虚构委托加工业务、财务作虚假核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行为，作出决定补缴增值税及滞纳金的决定。同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送达该《税务处理决定书》。2017年7月31日，第一稽查局（原南靖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发出靖国税稽通［2017］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该《税务事项通知书》事由为责令限期缴纳税款，通知内容为限万绿欣公司于2017年8月9日前向其缴纳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缴税款159670110.02元及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同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送达该《税务事项通知书》。2019年4月23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作出漳税一稽强催［2019］1号《催告书》，要求万绿欣公司在收到该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缴税款159670110.02元及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未履行，将依法强制执行。2019年4月23日，第一稽查局前往万绿欣公司经营地址公证送达该《催告书》，并于2019年4月24日向万绿欣公司邮寄送达该《催告书》。2019年4月25日，万绿欣公司向第一稽查局提交《行政处理陈述与申辩书》。2019年5月7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作出《关于对的回复》，对陈述申辩内容不予采纳，并于2019年5月9日送达。2019年5月29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作出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从万绿欣公司开户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靖支行账号为10×××01账户中扣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16136.32元并缴入国库。同日，第一稽查局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靖支行发出漳税一稽扣通［2019］1号《扣缴税收款项通知书》并实际扣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16136.32元入库。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于2019年6月3日送达万绿欣公司。2019年6月13日，万绿欣公司不服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向漳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9月6日，漳州市税务局作出漳税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原审另查明，万绿欣公司不服第一稽查局作出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漳州市税务局（原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下同）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9月11日，漳州市税务局作出漳国税复不受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万绿欣公司不服，于2017年9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7）闽0602行初149号。2017年11月10日，万绿欣公司撤回起诉。 原审认为，根据万绿欣公司、第一稽查局、漳州市税务局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是否具有事实根据；二、第一稽查局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决定及实施的程序是否合法；三、漳州市税务局作出的漳税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一，万绿欣公司主张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计算错误等违法情形。原审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税务机关对不履行税务处理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在此类案件中，被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的司法审查范围。人民法院对被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的审查仅止于判定其是否属于无效行政决定。如案涉的税务处理决定无效，则被诉税务强制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如案涉的税务处理决定有效，则被诉税务强制行为具有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只有行政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才能被认定无效：一是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是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决定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是行政决定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是具有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经赋予行政相对人就不服行政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万绿欣公司对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已行使了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权利，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已依法生效。因此，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可以作为本案案涉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的强制执行依据，万绿欣公司主张因《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违法进而导致案涉《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存在继续违法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万绿欣公司主张第一稽查局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决定前并未依照法定程序完成相应的行政告知及催告义务，且在作出实际税收强制执行行为后才向万绿欣公司送达案涉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属程序违法。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催告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经催告仍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并予以执行。本案中，第一稽查局在万绿欣公司不履行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依法向万绿欣公司作出漳税一稽强催[2019]1号《催告书》并送达万绿欣公司，已完成法定催告义务。该《催告书》明确告知逾期不履行时拟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了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万绿欣公司亦在收到上述《催告书》后提交了《行政处理陈述与申辩书》，第一稽查局受理该《行政处理陈述与申辩书》并作出答复，充分保障了万绿欣公司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权利。在万绿欣公司逾期不履行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第一稽查局作出案涉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对万绿欣公司名下账户进行税款及滞纳金扣缴，符合法律规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经局长批准，书面通知万绿欣公司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万绿欣公司存款中扣缴税款，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现行有效，适用正确；扣缴数额未超过拟强制执行的标的额，所采取的扣缴范围为法律规定的书面通知金融机构，扣缴对象为普通账户中的存款，行为适当；完成了强制执行决定的审批、制作、扣缴和送达的相关法定程序，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关于焦点三，漳州市税务局具有作出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且案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万绿欣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万绿欣公司负担。 万绿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主要理由：一、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已是无效行政决定，不能作为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的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关联性审查但未进行。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已明确指明《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额错误明显，同时还存在各种程序与实体的重大违法问题：1、程序上，如应当同时作出处罚决定，但其未同时作出，剥夺了上诉人的陈述与申辩权；违反选案、检查相分离原则，检查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在稽查终结后无合法手续仍进行稽查、调取以前年度账簿未经税务局局长批准；2、实体上，《税务处理决定书》、《催告书》、《强拍决定书》中税款金额计算错误明显、上诉人不构成虚开收购发票业务等。上述重大且明显违法已导致《税务处理决定书》是无效行政决定，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税务处理决定书》符合具有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不得作为被诉强制执行行为的事实依据。上述规定实际已证实即使《税务处理决定书》在形式上已生效，亦可由于《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法定情形而否定行政行为形式上“已生效”所产生的效果，即上诉人即使对《税务处理决定书》进行过权利救济，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形式上已生效,均不影响其内容实质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而导致无效，因此，其不得作为本案强制执行行为的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忽略行政决定实质可否定形式外观的事实，仅以《税务处理决定书》已生效而认定其可作为强制执行依据是错误的。只有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书》进行关联性审查，才能确定《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而一审法院未就此问题进行审查，实质是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有意回避第一稽查局强制执行决定中未载明强制执行理由与依据以及第一稽查局先实施强制执行行为、后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程序违法的客观事实，继而认定第一稽查局的行政强制行为合法，明显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仅提及《催告书》中载明了强制执行的理由与依据，但对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中是否载明了强制执行的理由与依据避而不谈。从该《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中可明显看到，该决定书并未载明强制执行的理由与依据，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三十七条规定，《催告书》中是否载明强制执行的理由与依据均不得代替该《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本应载明的强制执行的理由与依据的法定内容，因此，第一稽查局的行为违法。2、从行政强制法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条文编纂的逻辑顺序即已极为明确地表明了强制执行程序存在先催告、后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再送达、最后执行的执行顺序。而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5月29日便实施强制扣划的行为，但却是在2019年6月3日才将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上诉人，该先扣划后送达决定的行为已明显违法，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给予正面回应，避而不谈径直认定第一稽查局的行政强制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要求，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严重不负责，一审判决书中存在多处笔误。从这些笔误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草草了事，并未认真对待上诉人提及的二被上诉人违法问题，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应当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辩称：一、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属于生效的合法的行政决定，上诉人就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已经行使过法定的救济权利，《税务处理决定书》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已经行使过法定救济权利，却在本案中要求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书》再次审查，于法无据。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由催告书的作出及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的作出及送达、强制执行措施的实施三个阶段共同组成。第一稽查局在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扣款执行行为中，已经告知了上诉人万绿欣公司所执行的依据和理由，保障了万绿欣公司的程序性权利，万绿欣公司也已经充分行使了其陈述申辩等权利。在万绿欣公司逾期不履行《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第一稽查局作出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该行为合法有据，未对上诉人的程序性权利造成任何损害。三、第一稽查局先扣款后通知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法律位阶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属于特别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在第一稽查局向上诉人催告履行后，因上诉人拒不履行，第一稽查局有权书面通知银行扣缴上诉人所欠缴的税款及滞纳金，而该扣缴税款的行为无需提前告知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第三点属于主观臆测、恶意揣测，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漳州市税务局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的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相关证据材料亦随案移送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7年7月14日，原福建省南靖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原南靖县国税稽查局）作出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其中决定上诉人应补缴增值税共计163670110.02元,并对应补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限万绿欣公司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原南靖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大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同日，万绿欣公司收到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因万绿欣公司于稽查期间预缴税款400万元，原南靖县国税稽查局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靖国税稽通［2017］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万绿欣公司限于2017年8月9日前缴纳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缴税款159670110.02元，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并于同日将该《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给万绿欣公司。2017年9月7日，万绿欣公司因不服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原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提出复议申请，该局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漳国税复不受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万绿欣公司不服，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于2017年11月10日提出撤诉申请，原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闽0602行初149号行政裁定书，准许万绿欣公司撤回起诉。2019年3月8日，第一稽查局作出漳税一稽通［2019］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万绿欣公司案件执法主体由南靖县国税稽查局变更为第一稽查局。2019年4月23日，第一稽查局作出漳税一稽强催［2019］1号《催告书》，载明万绿欣公司在法定期限不履行原南靖县国税稽查局作出的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向万绿欣公司催告，要求万绿欣公司收到该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缴纳税款159670110.02元，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第一稽查局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告知万绿欣公司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同日，第一稽查局到上诉人的住所地在“东大路164号”门牌号的下方粘贴上述《催告书》。2019年4月24日，第一稽查局向万绿欣公司邮寄上述《催告书》，万绿欣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签收该《催告书》并向第一稽查局提交《行政处理陈述与申辩书》。2019年5月7日，第一稽查局作出《关于对的回复》，认为万绿欣公司陈述与申辩的内容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并于2019年5月9日送达该回复给万绿欣公司。2019年5月29日，第一稽查局作出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经漳州市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从2019年5月29日起从万绿欣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靖支行的存款账户（账号：10×××01）中扣缴税款9750.04元、滞纳金6386.28元，合计16136.32元缴入国库。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6月3日将该《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万绿欣公司。万绿欣公司不服，向漳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漳州市税务局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万绿欣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予以受理。2019年6月20日，漳州市税务局向第一稽查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万绿欣公司申请听证后，漳州市税务局于2019年7月22日举行听证会。漳州市税务局认为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经负责人批准，于2019年8月9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至2019年9月12日之前作出。2019年8月12日，漳州市税务局分别向万绿欣公司、第一稽查局送达《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2019年8月22日，漳州市税务局再次举行听证会。2019年9月6日，经负责人批准后，漳州市税务局作出漳税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于2019年9月9日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直接送达给万绿欣公司和第一稽查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该条第二款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本案中，原南靖县国税稽查局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其中决定万绿欣公司应补缴增值税共计163,670,110.02元,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限万绿欣公司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同日，万绿欣公司收到该《税务处理决定书》。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本案被诉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时，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系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万绿欣公司逾期未依法履行该《税务处理决定书》确定的义务，第一稽查局经催告、听取万绿欣公司陈述、申辩等程序，在万绿欣公司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义务的情况下，经依法批准作出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万绿欣公司，并无不当。漳州市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向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举行听证会、审批等程序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亦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税款金额计算错误等重大且明显违法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等规定，属无效行政决定，不能作为本案强制执行的事实依据。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关于“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等规定，均是针对被诉行政行为而言，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非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该《税务处理决定书》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即使万绿欣公司关于该《税务处理决定书》的附表中的合计金额“1,255,465,772.51”元错误，应为“1,255,715,774.11”元的主张成立，但由于附表中的合计金额“1，255，465，772.51”元小于万绿欣公司主张的合计金额“1，255，715，774.11”元，该《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决定万绿欣公司应补缴的增值税金额也是少于万绿欣公司实际应补缴的金额，且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中扣缴税款金额及滞纳金金额，均远远低于上诉人应补缴的税款及滞纳金金额,万绿欣公司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会因该问题而受到损害。本案现有有效证据不能证明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以及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等足以阻却强制执行的情形。上诉人的上述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中未载明强制执行理由与依据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第（四）项规定：“税务文书的格式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本细则所称税务文书，包括：（四）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国税发〔2005〕179号）下发的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其中包含了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扣缴税收款项适用），自2006年5月1日起执行。本案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系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国税发〔2005〕179号）附表1中的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扣缴税收款项适用）的格式进行制作，已载明了强制执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本案第一稽查局在作出被诉强制执行决定前已向上诉人送达《催告书》，《催告书》中也已载明万绿欣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靖国税稽处[2017]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催告其缴纳税款及滞纳金，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上诉人进行了陈述申辩，实际上已经知晓了强制执行的理由，故上诉人的上述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施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尚未开始施行，现该文书格式存在一定滞后性，本院将针对上述文书格式问题另行向税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关于上诉人提出第一稽查局先实施强制执行行为后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程序违法问题。因本案审查的是被上诉人第一稽查局作出漳税一稽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的合法性，而非之后的强制执行行为，上诉人提出的该问题属强制执行行为程序合法性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畴，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存在多处笔误的问题，二审期间，原审法院对存在的多处笔误已经裁定补正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但原审法院要引以为戒，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福建万绿欣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盖华丽 审 判 员 蔡月新 审 判 员 陈妙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梅华 书 记 员 陈雪贞 附：本判决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