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立，男，199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市江泽电泳涂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宝应县望直港镇月蟾村老村部。法定代表人：李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绍唐，宝应县兴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克莱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浏阳河路8号。法定代表人：曹兴国，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刘洪立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江泽电泳涂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泽公司）、原审被告常州市克莱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莱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3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洪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江泽公司对刘洪立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江泽公司、克莱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刘洪立向江泽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亮的书面承诺即认定《设备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克莱德公司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刘洪立，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设备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江泽公司和克莱德公司，刘洪立在《设备租赁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2、刘洪立虽然在2018年7月12日向李亮出具书面协议，但该行为也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协议出具时刘洪立仍是克莱德公司的常务副经理及第二大股东，在法院已经认定刘洪立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系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其当然有权在职权范围内就合同项下有关事宜进行处置。由于克莱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兴国对《设备租赁合同》采取回避和不予认可的态度，为了妥善处理该事宜并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刘洪立与李亮进行协商。3、刘洪立向李亮出具书面协议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79条、84条的规定，不具备权利义务转让的构成要件。二、案涉《设备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方为江泽公司。1、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江泽公司已提供了整套电泳生产线。根据案涉《设备租赁合同》第二条，案涉设备的拆装、搬迁义务属于江泽公司而非克莱德公司，克莱德公司仅仅是承担拆装费和搬迁费，不能根据克莱德公司支付上述费用认定克莱德公司承担拆装搬迁义务，更不能认定江泽公司已经履行了设备交付义务。2、在承租人已经向江泽公司支付了拆装和运输费的情况下，江泽公司仅交付了部分设备，明显构成违约。江泽公司之所以至今未交付完整的设备，是由于其要求承租人先支付租金，这在李亮与曹兴国的录音中可以得到确认，这一要求与《设备租赁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不符，江泽公司构成严重违约。三、即便案涉损失应当由克莱德公司承担，一审判决的损失也不应当超出江泽公司主张的金额19万元。江泽公司立案时提出关于损失的请求为赔偿损失1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江泽公司向一审法院减半缴纳了相应诉讼费。一审庭审中，江泽公司将该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赔偿损失1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15万元，但并未补交15万元对应的诉讼费。江泽公司最终主张的赔偿损失的金额应为19万元，但一审判决超出其主张的金额，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江泽公司辩称，1、刘洪立与江泽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时承诺是代表公司签订的，但2018年7月12日克莱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兴国对该合同不予承认，刘洪立仍然与江泽公司签订了本合同的补充协议（即《付款协议》），要求继续租赁，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克莱德公司在不同意租赁的情况下，刘洪立要求继续租赁，应当承担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2、关于刘洪立认为江泽公司没有交付租赁标的物，实际情况是《设备租赁合同》签订后，江泽公司随即组织拆卸电泳设备并联系运输，运至指定地点。有一部分设备没有运到指定地点的责任在于克莱德公司、刘洪立，因为刘洪立告知江泽公司因克莱德公司搬家，暂时设备无法安装，要求江泽公司暂时停运。3、江泽公司诉讼请求包含支付相应的租金，并承担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一审判决并没有超过一审诉讼请求。江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克莱德公司、江泽公司于2018年4月29日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2、判令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返还电泳设备；3、判令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支付租金（从2018年4月29日起至实际交付租赁物之日按年租金15万元计算）；4、判令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赔偿损失1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5、诉讼费用由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克莱德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配件制造、加工、销售的企业，2018年4月29日，江泽公司与刘洪立签订了一份《设备租赁合同》，出租人为江泽公司，承租人为克莱德公司，江泽公司将自有的一套电泳生产线租赁给克莱德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2018年4月29日至2021年4月29日，年租金为15万元，合同生效时克莱德公司支付定金20000元，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前半年租金，后期租金半年一付，若生产线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标准，则由江泽公司负责改造，改造费用由江泽公司承担，租赁到期后，由克莱德公司方将设备运至江泽公司处，并安装完好，发生的费用也由克莱德公司承担，如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金300000元，同时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签订租赁合同时，刘洪立是克莱德公司的股东，任公司副经理。租赁合同签订后，江泽公司按照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方的要求将以下设备拆装并运输至克莱德公司处，已运输至常州的设备如下：全自动纯水机一台套、整流柜一台、船型槽五只、电泳槽一只（阳极管20根、导电铜板、过滤管4根、3.7KW泵机一台，超滤桶）、喷淋房三台套（文丘里喷头40组）、轨道320M（若干节）、烘箱管道6根、烘箱引风机一台、烘箱底架和支架若干节。上述设备运至克莱德公司时，正值克莱德公司厂址搬迁，设备未能及时安装，一直堆放在路边至今。2018年7月9日，江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常州洽谈租赁事宜时，克莱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兴国以租赁设备是刘洪立的个人行为为由明确拒绝租赁江泽公司的设备。2018年7月12日，刘洪立承诺按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继续履行义务，对应付的租金分期给付江泽公司。2019年3月8日，刘洪立委托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给江泽公司，认为江泽公司未能按约提供全套设备，已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并于五日内返还刘洪立给付的费用70000元。自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2月6日期间，刘洪立共向江泽公司支付定金、拆装、运输费用、租金共15笔，计71000元。剩余租金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未能给付，遂引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江泽公司请求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29日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因双方当事人都认为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同意解除合同，所以对江泽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租赁合同解除后，承租人应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江泽公司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返还承租的电泳设备符合法律规定，但江泽公司没有提供双方确认的租赁设备清单，只能依据双方当事人在存放设备现场确认的设备清单确定返还设备的范围。江泽公司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支付设备租金，因双方当事人约定“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前半年租金，后期租金半年一付”，现租赁设备尚未安装调试合格，支付租金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对江泽公司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江泽公司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首先应确定违约责任，从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看，双方约定“安装期间服从承租方指挥”、“乙方如不再承租，乙方应将甲方的设备运至原处，并安装完好，其费用也由乙方承担”，结合克莱德公司厂址搬迁的时间、刘洪立出具付款承诺、并实际给付江泽公司拆卸、运输费用的行为进行分析，江泽公司主张其已提供了整套电泳生产线，拆装后异地使用是克莱德公司、刘洪立的义务，江泽公司只是为克莱德公司、刘洪立代办了拆除、运输事项。因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未能提供安装场所致使设备无法安装调试的意见是可信的，构成违约的责任在克莱德公司、刘洪立。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认为江泽公司拒绝将全部租赁设备交付给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拒绝进行设备改造，只提供了刘洪立与孙明珍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克莱德公司认为设备需要改造，不能证明已向江泽公司提出了改造主张。曹兴国与李亮的谈话录音中也只反应了双方履行合同义务发生矛盾，李亮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给付租金费用的情况。克莱德公司、刘洪立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江泽公司已按克莱德公司、刘洪立的要求拆运了部分设备，剩余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江泽公司拒绝交付剩余设备不符合常理，由于设备没有安装必然导致江泽公司无法进行设备改造，故对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认为江泽公司违约的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要确定江泽公司的损失范围，江泽公司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赔偿损失19万元、支付违约金15万元，但未提供损失计算的具体依据或证据，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认为江泽公司主张的损失和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认为违约金应根据违约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的损失确定，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租金就是江泽公司可以获得的利益，所以可以参照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确定江泽公司的损失。再次要确定江泽公司损失的承担主体，克莱德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配件制造、加工、销售的企业，需要使用电泳设备，刘洪立作为公司股东、副经理有权在其职责范围内代表公司实施民事行为，刘洪立以克莱德公司的名义与江泽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对江泽公司来讲刘洪立的行为是可以信任的。在江泽公司按照刘洪立的要求将部分设备拆装并运输至克莱德公司时，克莱德公司是知情的，并未立即明示拒绝，江泽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洪立在合同中签字的行为是职务代理行为。克莱德公司是否授权刘洪立与江泽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不得对抗善意的江泽公司，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是有效的，克莱德公司应当按合同履行义务。2018年7月9日，江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常州洽谈租赁事宜时，克莱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兴国以租赁设备是刘洪立的个人行为为由明确拒绝租赁江泽公司的设备，应视为克莱德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请求；2018年7月12日，刘洪立出具书面承诺给江泽公司，对应付的租金承诺分期给付江泽公司，并以自已个人的名义支付了部分款项，江泽公司接受并未提出异议可认为江泽公司与刘洪立达成协议，《设备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克莱德公司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刘洪立继续享有和承担，故此前造成的江泽公司损失（2*150000/12=25000）由克莱德公司承担，此后造成的江泽公司损失（8*150000/12=100000，计算至2019年3月12日）由刘洪立承担。2019年3月8日，刘洪立委托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给江泽公司，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但未按合同约定将已拆运的设备返还给江泽公司，此时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江泽公司没有及时答复，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对扩大的损失，江泽公司应负次要责任（承担30%），刘洪立应负主要责任（承担70%）。刘洪立已向江泽公司支付定金、拆装、运输费用、租金共15笔，计71000元，江泽公司认为其中有设备拆除工资20000元、运费5900元，江泽公司没有提供拆除费用的证据，刘洪立主张拆除费用和运输费用共10000元，余款都为预付租金，故一审法院认定拆除费用和运输费用共10000元，余款61000元为租金，刘洪立给付赔偿款时应予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第九十七、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解除江泽公司与克莱德公司、刘洪立于2018年4月29日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二、刘洪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已拆运的设备[全自动纯水机一台套、整流柜一台、船型槽五只、电泳槽一只（阳极管20根、导电铜板、过滤管4根、3.7KW泵机一台，超滤桶）、喷淋房三台套（文丘里喷头40组）、轨道320M（若干节）、烘箱管道6根、烘箱引风机一台、烘箱底架和支架若干节]运至江泽公司处，并安装完好；三、克莱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江泽公司损失25000元，刘洪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江泽公司结清赔偿款（2019年3月12日前的损失100000-61000=39000元，2019年3月12日后的损失按年租金150000元的70%的标准从2019年3月12日起计算至设备实际返还之日止）；四、驳回江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减半收取2050元，由江泽公司负担1037元，由克莱德公司负担213元，刘洪立负担800元。二审中，刘洪立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与曹兴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2018年4月4日刘洪立与曹兴国就15万元租赁设备电泳生产线进行了协商，曹兴国予以认可，案涉《设备租赁合同》是克莱德公司全体股东商议决定的，刘洪立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江泽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刘洪立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7月9日，曹兴国与李亮的谈话录音中，曹兴国：“刘洪立跟我说租赁电泳设备期限一年，协议上怎么是三年”；曹兴国：“你们谈的不是在宝应做的么”李亮：“宝应是他（刘洪立）租别人的厂把我的生产线租给他（刘）他要在江北做”“所以曹总这边有误区很正常，因为3月份之前刘洪立之前做的所有事都没有半点透露，因为他在宝应想单干”。还查明，刘洪立于2018年7月12日出具付款协议，承诺2018年7月13日付款李亮5000元，2018年7月底付款李亮21900元，剩下的10万元于2018年10月底算清改装费用后一次性付清。再查明，刘洪立于2019年3月8日发出的律师函中载明“1.接到本函后，解除刘洪立与贵司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2.接到本函后五日内退还刘洪立方各项支出费用70000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租赁合同的主体如何认定？其中刘洪立是否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2、案涉合同是否已解除？对合同解除的责任如何认定？3、刘洪立是否应返还案涉设备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赔偿的数额如何认定？4、一审判决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于争议焦点一、二，本院认为，2018年4月29日的《设备租赁合同》签订的主体为江泽公司与克莱德公司，在克莱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兴国2018年7月明示不履行上述合同后，江泽公司与刘洪立以案涉设备作为标的另行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克莱德公司与江泽公司的《设备租赁合同》已实际终止履行。1.2018年4月29日的《设备租赁合同》签订的主体为江泽公司与克莱德公司，该份合同抬头为江泽公司和克莱德公司，克莱德公司时任常务副经理及股东的刘洪立签字，虽然克莱德公司未加盖印章，但克莱德公司生产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就生产线需要整改的事项与江泽公司进行交涉，应视为对刘洪立签订协议行为的追认。2.2018年7月9日，在江泽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亮与曹兴国的谈话中，曹兴国明确拒绝认可上述《设备租赁合同》，认为此系刘洪立个人与江泽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2018年7月12日，刘洪立向李亮出具的《付款协议》就租赁设备款项支付作出承诺，该承诺中明确表述为“李亮、刘洪立达成付款协议”,结合本案设备租赁由刘洪立全权参与经办、付款，曹兴国与李亮的通话记录、刘洪立以个人名义向江泽公司发送律师函等事实，应认定至此江泽公司与克莱德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终止，而由刘洪立与江泽公司建立了新的租赁合同关系。3.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各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租赁合同关系解除后，最终承租人刘洪立应负有租赁物的返还义务，并由刘洪立、克莱德公司根据履约过程中的违约情形向江泽公司分别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三，案涉《设备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江泽公司）应克莱德公司要求将全套生产线搬迁至第三方处生产，其拆装费搬迁费全部由克莱德公司承担。合同签订后，江泽公司已将大部分设备运至克莱德公司原厂址卸货，但因克莱德公司搬迁，克莱德公司、刘洪立均未提供准确安装地址，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对于刘洪立认为江泽公司未能提供全部设备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另，刘洪立上诉提出江泽公司要求先付租金存在违约，本院认为，根据刘洪立出具的付款协议，双方已经就租赁款项给付期限重新进行了约定，但刘洪立未能按照付款协议履行，故对该上诉理由亦不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四，江泽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第四项为判令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赔偿损失1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一审庭审中进一步明确为要求克莱德公司、刘洪立赔偿损失1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15万元。案涉违约金、赔偿损失均属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但并非同一概念。江泽公司的设备运至克莱德公司原厂址搁置，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一审法院根据租金标准、各方当事人履约过错情形，酌定由克莱德公司承担赔偿损失25000元，刘洪立承担2019年3月12日前的损失100000元，2019年3月12日后的损失按年租金150000元的70%的标准从2019年3月12日计算至设备返还之日的损失金额，该计算方式并无不当，但判决应以江泽公司在诉讼请求明确的赔偿损失数额19万元为限。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洪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2019）苏1023民初370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赔偿金总额应以19万元为限。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刘洪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松审 判 员  韩 凯审 判 员  袁海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沈佩仪书 记 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