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6民申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蒋高阳，男，198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阳，江苏永恒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玲，福建律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王锦堂，男，197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山，福建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蒋高阳因与被申请人王锦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2017）闽0603民初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蒋高阳申请再审称：一、蒋高阳与王锦堂无生意上的往来，对本案毫不知情，王锦堂在一审所留的地址，系蒋高阳的父亲蒋庆行因经营需要而向案外人租赁经营的地址，该地址蒋庆行于2016年6月后就不再续租，而且王锦堂明知蒋高阳的联系电话，但却故意提供案外人联系电话，致使一审公告送达，蒋高阳缺席一审审判，从程序及实体上剥夺了蒋高阳的权利；二、本案依法应由上海相关法院管辖。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卖合同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从王锦堂提供的送达地址及其在一审中所陈述的事实来看，蒋高阳作为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及所涉合同履行地均在中国上海市，由于王锦堂恶意诉讼，导致蒋高阳无法获悉本案存在，无法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剥夺了蒋高阳正当的诉讼权利；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属孤证，王锦堂仅提供《进货对账单》而未能提供合同、送货单、发票证明等证据加以佐证，该《进货对账单》还涉嫌被篡改，蒋高阳在前述时，王锦堂提供的对账单中有一页为手写支付款项的明细，抬头有“蒋庆行”字样，但蒋高阳在一审提供的付款明细打印件并无蒋高阳签名，显然为了规避对象实为蒋庆行。另，蒋高阳签署的字样系“对账人”，而非“欠款人”，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对账单即支持了王锦堂的诉讼请求，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四、其他三件关联案件及本案指向的应是主体为同一对象的交易事实，而非不同主体间的不同交易。其他三件关联案件即王天南诉蒋高阳（案号（2017）闽0603民初175号）、王锦堂诉蒋庆行（案号（2017）闽0603民初174号）、王彩琴诉蒋庆行（案号（2017）闽0603民初173号）与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仅有一张欠条，且欠条时间相近，有过多次修改，事实是四个案件应为主体为同一对象的交易事实，而非不同主体间的交易，王锦堂及其他案件原告是利用伪造涂改的证据进行虚假诉讼，蒋高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九）项规定申请再审。 王锦堂发表意见称：一、蒋高阳提出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法院依法不应进行审查。王锦堂诉蒋高阳买卖合同纠纷案早在2017年7月份由龙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依法送达，蒋高阳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该判决书早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蒋高阳却直到现在才提出再审申请，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法院依法不应进行审查。二、在起诉时，王锦堂向法院提供的蒋高阳的地址均是真实信息，王锦堂已尽可能提供了所知道的蒋高阳的地址，一审法院也是在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用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三、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但蒋高阳并未在答辩期间提出，况且，民诉法解释18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合同对发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王锦堂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在自己户籍地法院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四、王锦堂与蒋高阳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是在认真的核对之后，才在《进货对帐单》上亲笔写下“2015年2月10日合对帐未付款余额1375630元(壹佰叁拾柒万伍千陆佰叁拾元正)，对帐人：蒋高阳2015年2月10日”。该对帐单并非伪造或者篡改。虽然王锦堂与蒋高阳系亲属关系，但各自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王锦堂提供的相片完全可以证实，蒋高阳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通过蒋高阳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核实，蒋高阳的再审没有超过法定申请再审的期限，对其再审申请，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一审送达是否合法的问题 首先，双方均确认138××××7096为蒋高阳手机号码、139××××0521为蒋庆行手机号码，从蒋高阳提供的六张《集装箱货物签收单》上可以看出，其上载明的联系人为蒋庆行，联系电话既有138××××7096，也有139××××0521，因此，可以认定，王锦堂通过蒋高阳的手机可以联系到蒋庆行，蒋高阳、蒋庆行作为父子，双方是保持联系，因此，王锦堂提供蒋庆行手机号码给一审法院并无不当。王锦堂在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蒋高阳户籍地址以及蒋高阳在上海的居住地，上述地址均为真实信息。上海市沪太路4308号上海顾村泰祥模板城日区23-25号店面，蒋高阳虽否认此为其上海居住地，但蒋庆行曾于2016年6月30日前租赁此地，鉴于前述认定，蒋高阳、蒋庆行系保持联系，而且蒋高阳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王锦堂告知过其在上海的其他居住地址，一审法院向该上海地址邮寄送达并无不当。在邮寄未果后，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关于“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的规定，再向蒋高阳户籍所在地邮寄了相关案件材料，仍送达不能的情况下，依法公告送达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在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一审送达程序合法，其法律后果由蒋高阳自行承担，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存在未经质证的情形，一审法院未剥夺当事人辩论的权利。 二、一审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内提出。蒋高阳放弃参加一审诉讼，直至本案再审才提出管辖权异议，对此异议，本院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均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王锦堂诉请蒋高阳偿还货款并支付利息，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王锦堂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户籍地为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三、关于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 蒋高阳在再审期间，关于案件的实体处理，提供了对账单后续交易明细单、王锦堂发给蒋庆行的短息货柜单号、集装箱货物签收单六张、申请人银行付款交易明细四张、欠条作废声明、交易往来、对账单、三张欠条等证据。其中，对账单后续交易明细单、交易往来等为蒋高阳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将其认定为证据；欠条、对账单、三张欠条在其他案件一审时均已出现，亦不能作为新证据；短息货柜单号、集装箱货物签收单六张、蒋高阳银行付款交易明细四张的真实性，王锦堂予以否认，短息货柜单号无原始载体，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蒋高阳银行付款交易明细未体现收款人，与本案关联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认定，集装箱货物签收单仅能证明王锦堂向蒋庆行发货，金额无法体现，且无法与本案蒋高阳对账行为构成关联性，而且该证据的形成时间系在一审判决前，蒋高阳未参加一审诉讼，在再审申请期间才提供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七条、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证据情形，因此，蒋高阳在再审期间无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四、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王锦堂提供的、由蒋高阳对账确认未付款余额的进货对账单作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蒋高阳在一审诉讼时未到庭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在再审期间仅凭单方陈述主张该债务包含于蒋庆行出具给王锦堂的欠条之内，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蒋庆行就其出具给王锦堂欠条一案亦提出再审申请，且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蒋高阳该陈述自相矛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证据加以证明，合法有据。 综上所述，蒋高阳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蒋高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邹跃光 审 判 员 郭兰君 审 判 员 王梓聪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许伟森 书 记 员 常艺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