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103行初64号 原告方家裕，男，1958年2月17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 委托代理人覃臣寿，广西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炫，广西至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地址：南宁市金陵镇金城路67号。 负责人潘全金，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罗强，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家裕诉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陵镇政府）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方家裕及其委托代理人覃臣寿、李炫，被告金陵镇政府的副镇长林国全及委托代理人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家裕诉称，其于2008年在南宁市××乡塘区××办事处××村××坡××号约700平方米土地上搭建了砖瓦结构棚屋作为养鸡场使用。2014年，养鸡场共建瓦棚、养鸡棚五个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盖了铁棚。2018年10月15日，被告将两份《规划检查通知书》（编号分别为：NC2018-256、NC2018-257）张贴于养鸡场内。原告看到张贴的通知后，为了配合检查，在通知书记载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了检查。接受检查完毕后，被告没有给原告任何书面文件，原告随即返回养鸡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被告并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本身并不具备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主体资格，但其无视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发送检查通知。2019年1月7日，被告又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原告张贴了《限期搬离并自行拆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公告》，于2019年1月16日对原告所建的瓦棚进行了强制拆除。被告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径行以原告养鸡场未办理规划手续涉嫌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为由，在未向原告下达、送达任何《行政处罚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直接对原告所建棚屋进行强制拆除，剥夺了原告依法应当享有的解释权、申诉权、申辩权、抗辩权，导致原告至今维权无门，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1月16日，被告不顾原告的阻挠，带领数名身着警察制服的工作人员乘坐大巴车来到原告养鸡场，其组织者在未出示任何相关证件、在原告追问后也拒不表明自己身份、在没有其他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用钩机强行拆除原告所建养鸡场。拆除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原告在养鸡场内存放的生活、生产用品等进行搬离、登记造册，且整个强拆现场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更没有任何司法局或公证单位的见证人员到场进行见证，只有原告的家属、养鸡场工人等在场。被告不顾阻挠强行拆除的养鸡棚下面有原告饲养的500多只活鸡，这些是原告的合法财产，但是在现场的被告工作人员对这些活鸡不管不顾，没有给原告转移的时间，也没有帮原告将这些活鸡搬离棚屋，这些活鸡受到强拆的动静惊扰，纷纷四散飞走逃到山上，来不及飞走的鸡就被压在强拆倒塌下来的废墟之中。强拆动静引来了周围的村民对现场进行围观。原告在自己承包、开荒的集体土地上建的养鸡场，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的规定，养殖禽舍及养殖场内必要的附属场所用地均属于设施农用地，鉴于设施农用地直接用于或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畜禽养殖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也就是说，只有建设用地需要规划许可，农用地无需规划许可。原告的养殖禽舍及养殖场内必要的附属场所用地均属于设施农用地，即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用途，其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地，应按农用地管理，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城乡规划部门无权依照城乡规划法对原告进行处罚。被告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申诉抗辩权。被告组织大量拆迁人员将原告的养鸡棚屋强制拆除，造成屋内的物品毁损、活鸡死亡，其非法强拆的事实，造成原告巨额财产损失。原告养鸡场被强行拆除后，因顾忌到家中幼儿在此生活，容易造成危险，只得自行将废墟清场。原告认为，首先，被告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其不具有行政处罚权；依据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其也不具备作出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其次，被告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主体不适格，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依据错误，程序违法。因此，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1、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1月16日对原告位于兴贤村新联坡养鸡场瓦棚的拆除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方家裕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依据有： 1、《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 2、《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 证据有： 1、方家裕的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单，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3、编号：NC2018-256《规划检查通知书》； 4、编号：NC2018-257《规划检查通知书》； 证据3、4证明被告要求原告到被告处接受检查； 5、《限期搬离并自行拆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公告》，证明被告直接出具公告让原告限期搬离； 6、《方家裕个人养殖场证明书》，证明原告被强拆的养鸡场系原告所建，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7、光盘，证明原告养鸡场被强拆前、强拆时、强拆后的相关照片、视频材料； 8、收款收据（3张）； 9、发货单（3张）； 10、方绍光的居民身份证及其出具的《证明》； 11、方启仁的居民身份证及其出具的《证明》； 12、方家胜的居民身份证及其出具的《证明》； 证据8-12证明被告的违法拆除导致原告的损失及养鸡场拆除前的现状，原告的损失数额远大于15万元； 1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再62号行政判决书； 14、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8行终47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13、14证明两份判决书都一致认定养鸡场占用的土地是农用地，不能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进行执法，对设施农用地还是以保护养殖场的村民为主，目的是为了保护养殖场的合法权益。 被告金陵镇政府辩称，一、被告有行政处罚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函〔2011〕115号批复，被告具有对金陵镇村镇行政处罚权。又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南宁市城市规划区的界定，原告的违法建筑在南宁市城市规划区内，因此原告建设建筑应依法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并取得建设规划许可后，方能建设建筑物。被告依法查处原告位于南宁市城市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合法。二、被告依法由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乡塘区政府）责成进行强制拆除。2018年10月，西乡塘区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被告对原告位于金陵镇兴贤村旧联坡旺姨、渌登两处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故被告对该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三、被告强制拆除法律文书合法。2018年10月15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原告的两处违法建设依法进行规划检查，并对原告下发《规划检查通知书》，要求原告三日内携带建筑有关手续到被告处接受检查。同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对涉嫌违建的建筑进行现场勘察。2018年10月19日，被告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限期拆除的处罚，告知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的时间、地点及听证的权利。2018年10月23日，被告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限期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的决定，并依法告知其诉权。此后，西乡塘区政府责成被告依法强制拆除。2018年10月31日，被告下发《限期拆除催告书》，催告原告履行处罚决定，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如逾期不履行的，依法强制执行，同时告知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8年11月8日，被告下发《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违法建筑择日实施强制执行，并告知其诉权。2018年11月16日，被告下发《强制拆除公告》，督促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强制拆除。2019年1月16日，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四、原告要求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原告被强制拆除后，在2019年3月前又回建违法建筑。原告前后搭盖的建筑物均属违法建筑，对违法建筑及违法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五、原告引用的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与本案无关，该文只是界定设施农用地的用地性质，用地性质与原告的违法建设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是不相同的。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来看，原告养鸡场的形式、高度、规模都超过了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原告援引的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并非原告所称农用地上建设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手续，这是原告对法律的曲解。原告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并不适用本案。 被告金陵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现场勘察笔录（2份）、违法建（构）筑物与周边关系及各种规划控制线示意图（2份）、现场取证照片（2张）； 2、邓祥庆、刘欣的行政执法证及凌宝昌、李增焕的居民身份证； 3、编号：NC2018-257《规划检查通知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以及编号：NC2018-256《规划检查通知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 4、金府规监告字[2018]00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以及金府规监告字[2018]00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 5、金府规监决字[2018]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以及金府规监决字[2018]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 6、西乡塘区政府《关于同意依法拆除金陵镇兴贤村旧联坡违法建设的请示批复》； 7、《限期拆除催告书》（2份）、公文送达回执单（2份）、照片（4张）； 8、金府强拆字〔2018〕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以及金府强拆字〔2018〕04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 9、金府强公字[2018]03号《强制拆除公告》、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以及金府强公字[2018]04号《强制拆除公告》、公文送达回执单、照片（2张）； 10、南宁市××乡××区××镇兴贤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 1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行使村镇规划许可和规划行政处罚权的批复》（桂政函〔2011〕115号）； 12、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南府复〔2014〕58号）； 13、简易棚（003号）拆违物品登记表及照片（2张）、简易棚（004号）拆违物品登记表及照片（2张）； 14、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规划区界定图； 15、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规划区界定图； 证据1-15证明被告的强制拆除依法律程序，原告的简易棚属违法建设。 经庭审质证： 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认为没有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即使有该公告，其内容也仅是催促原告搬离相关物品。对证据6认为证明的两处违法建筑面积与事实不符，见证人身份不明，没有对面积进行相关丈量的证据，见证人也没有测量资质。对证据7认为无手机原件核对，对其证明内容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从内容看，也看不出原告所主张的在违法建筑内养有几百只鸡的事实。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收据是虚假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发货单不能证明购买相关药品用于原告的养鸡场，原告的养鸡场才有十几只鸡，不可能购置大量的药品。对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方家胜与方家裕是兄弟关系，其证明与事实不符，方启仁对相关违法建设的地名陈述有误，由此可知其并不知道原告违法建设的地址，方绍光的证明中没有其签名，且其陈述的违法建设地点有误，三位证人并无身份证原件，三份证言的内容、行文、用语均一致，显然出自某一人既定的证词内容，因此三名证人的证言是虚假的。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判决书所讲的是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区内的乡镇相关的农村土地，与本案整个金陵镇已整体纳入城市规划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因此原告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5的真实性认为均无法发表意见。另外，对证据1中现场勘察笔录，认为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到现场勘察，对见证人是否真实在场无法确认，勘察笔录是打印的，不符合现场笔录的特点，是事后制作的；对示意图，认为案涉土地不属于城乡规划中的建设用地，从示意图中不清楚该土地是属于村庄规划区还是城镇规划区范围；对照片无异议，确实是原告的养鸡场。对证据2无异议，但认为执法人员没有职权对村庄规划区外的集体土地上的临时建筑及养鸡场执法，因此被告不能按照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对证据3认为《规划检查通知书》的送达程序违法，没有送达到原告住所地，只是送达到原告的养鸡场，但养鸡场不是原告的住所地。对证据4认为《行政处罚告知书》没有送达到原告住所地，告知书记载“当事人拒签”是没有理由的。对证据5认为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进行处罚是错误的，养鸡场用地是集体土地，不属于城乡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原告的养鸡场只是简易搭棚，无需办理规划许可。对证据6认为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并不知悉，对被告是否进行了相关的请示及批复不发表意见，且该请示及批复是违法的，原告的养鸡场是在集体土地上建的，不属于村庄规划区的建设用地，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7认为《限期拆除催告书》没有送达给原告，被告的留置送达程序违法。对证据8、9认为执法文书没有送达给原告，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对证据10认为记载的原告养鸡场面积与实际不符，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无法核实《证明》中的人员是否是村委的工作人员，不清楚能否作为见证人。对证据11无异议，但认为这只是针对建设用地的，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原告的养鸡场是建在村庄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上，城乡规划法不适用本案。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认为登记表没有载明鸡的数量，被告在拆除时压死了原告的很多鸡，被告在统计原告养鸡场的生产用品时没有进行登记造册，没有对养鸡场的全景进行拍摄、录像，没有对建筑物的占地范围、建筑物的结构登记造册，程序违法。对证据14、15认为原告养鸡场占用的土地不属于城镇规划或者村庄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不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没有执法权，因此该界定图对本案没有实际指导意义。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4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因无原件核对，被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未附有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无法核实见证人的身份情况，且证明书的内容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7能够反映案涉养鸡场的有关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9因无原件核对，被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且证据9的出处不明，从内容上看也无法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0-12因无原件核对，被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3、14系其他法院其他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宜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两份现场勘察笔录，上面勘察地点记录为“南宁市××乡××区××镇兴贤村旧联坡”，当事人记录为“建设户”，且只记录了简易搭盖棚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而无具体勘察情况，因此无法判断勘察笔录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及勘察结果是否正确，证据1中两份示意图，也无法从图上辨认所标示位置的具体方位，另外现场勘察笔录和示意图上均记载“当事人拒签”而无当事人身份情况的记载，无法判断拒签当事人的具体指向，因此综合来看，对证据1中现场勘察笔录和示意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故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1中照片，能够反映案涉建筑的实际情况，原告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2因无原件核对，原告对其真实性亦不发表意见，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中两份《规划检查通知书》，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3中公文送达回执单，上面“受送达人”处均记载为“建设户”，“不能送达理由”处均记载为“当事人拒签，文书留置现场”，被告在未确定具体受送达人的情况下采取留置的方式送达文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关于留置送达的规定，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中照片，能够反映现场张贴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5、7-9中《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催告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公告》及公文送达回执单，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4、5、7-9中照片，能够反映现场张贴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10-12、14、15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13中两份拆违物品登记表，上面只有现场见证人签名，没有记录制作时间，也没有相关执法人员签名，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故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13中照片，能够反映案涉建筑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方家裕系南宁市××乡××区××镇兴贤村旧联坡村民。约从2008年开始，原告先后在旧联坡的旺姨（地名）、渌登（地名）分别用水泥砖、铁皮、石棉瓦、铁管、木头等材料搭建有两处简易棚屋，用于养鸡。 2018年10月15日，被告金陵镇政府将编号：NC2018-256、NC2018-257《规划检查通知书》分别张贴在上述两处简易搭盖棚，要求建设户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携带被检查项目建设用地证明文件、乡村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红线图、施工图纸（建筑平面、剖面）、房产证等有关手续到被告处接受检查。 2018年10月1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金府规监告字[2018]003号、00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认为原告于2008年未取得规划许可，擅自建设位于南宁市××乡××区××镇兴贤村旧联坡的简易搭盖棚，违法建设面积分别约560平方米、40平方米，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构成违法建设，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行使村镇规划许可和规划行政处罚权的批复》（桂政函〔2011〕115号）的规定，拟作出限期自行拆除上述位于南宁市××乡××区××镇兴贤村旧联坡的简易搭盖棚的行政处罚。2018年10月23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金府规监决字[2018]003号、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限期原告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两处简易搭盖棚。2018年10月31日，西乡塘区政府回复被告《关于同意依法拆除金陵镇兴贤村旧联坡违法建设的请示批复》，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被告依法对金陵镇兴贤村旧联坡旺姨、渌登两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同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两份《限期拆除催告书》，催告原告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两处违法建（构）筑物，如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2018年11月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金府强拆字〔2018〕03号、04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择日对上述两处简易搭盖棚实施强制拆除。2018年1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金府强公字[2018]03号、04号《强制拆除公告》，督促原告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两处违法建（构）筑物，若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 2019年1月16日，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两处简易搭盖棚进行了强制拆除。原告因不服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出前述的诉讼请求，被告则答辩如前。在庭审中，原告明确了其第2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所指损失的具体内容和赔偿数额，即损失部分包括：1、建筑物的成本，包括建筑材料（即铁棚、铁皮、石棉瓦、水泥砖）、聘请钩机的费用、建设场地时的人工费用，共计14万元；2、拆除过程中来不及搬离的抽水机1台、拖拉机1部、喂鸡常用物品（饲料槽、水缸等设施若干）、拆除过程中压死和四处飞散的鸡四五十只、转移500只鸡所产生的费用共1万元；两项合计15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是否违法；二是原告的赔偿请求应否支持。 一、关于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是否违法的问题。 首先，城乡规划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城乡规划法；城市和镇应当依照城乡规划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据此，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工程建设或者进行临时建设的，都应当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许可或者批准。同时，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可见，只有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建设，才需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许可或者批准。 另外，我国对设施农用地实行特殊政策。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在2007年9月发布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已失效）中就已规定，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兴办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同时规定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企业或个人，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向县级畜牧主管部门提出规模化养殖项目申请，进行审核备案。其后的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已失效），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已失效）以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等一系列文件均延续了这一政策，明确设施农用地项目应履行相应的审批备案手续后方可使用，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设施农用地的范围。其中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规定，设施农用地包括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地，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按农用地管理；农业设施的建设与用地由经营者提出申请，乡镇政府申报，县级政府审核同意。可见，我国对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按建设用地管理，农业设施的建设不需要办理建设规划许可手续。 本案中，虽然《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和《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均将案涉建筑所在的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划入南宁市城市规划区范围，但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建筑所在土地的类别用途属于建设用地。被告未履行对案涉土地的类别用途进行调查核实的义务，亦未就案涉建筑用地是否履行了设施农用地有关的审批手续进行调查核实，仅以案涉建筑未取得规划许可为由，认定案涉建筑为违法建设并强制拆除，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但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0月23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6日发出《强制拆除公告》后，即于2019年1月16日强制拆除了案涉建筑，即便从文书的落款时间上看，原告的复议或诉讼期限也尚未届满，故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的程序违法。 综上，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的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原告诉请确认该拆除行为违法，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原告的赔偿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 原告的赔偿请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筑物成本损失14万元，二是强拆过程中的财物损失1万元，合计15万元。 首先，关于建筑物成本损失的赔偿。原告主张的建筑物成本损失包括了建筑材料（即铁棚、铁皮、石棉瓦、水泥砖）、聘请钩机的费用、建设场地时的人工费用，共计14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案中，原告建设案涉建筑时，并未办理任何审批或备案手续，无论是按农用地进行管理，还是按城乡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进行管理，原告的建设行为均不符合有关规定，故案涉建筑属于违法建设，不属于原告合法权益的范畴。但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时，手段、方式必须科学、适度，因强制拆除手段、方法不当造成当事人在正常拆除情形下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灭失的，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失，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本案从现场照片来看，案涉建筑的部分铁皮、铁管等建筑材料拆除后仍有可回收再利用的价值，而被告拆除时并未予以妥善处置，导致该部分建筑材料毁损，故对该部分损失，被告应予赔偿。鉴于案涉建筑已被拆除，无法通过评估鉴定方式确定建筑材料的合理价值，结合案涉建筑的建设时间和使用年限较长、建筑材料较为简易等情况，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建筑材料损失3000元。原告主张赔偿建筑物成本损失14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强拆过程中财物损失的赔偿。原告主张拆除过程中的财物损失包括来不及搬离的抽水机1台、拖拉机1部、喂鸡常用物品（饲料槽、水缸等设施若干）、拆除过程中压死和四处飞散的鸡四五十只、转移500只鸡所产生的费用，共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原告所建案涉建筑中的合法财产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但被告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被告的违法强拆，原告仅能提供相关现场照片及财产损失明细，故对于案涉财物损失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区分处理，对于原告可以举证证明的部分，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被告违法强拆致使原告无法举证证明的部分，应适用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有1部拖拉机在强拆时被损坏，修理费花了400元。对该修理费损失，属原告可以举证证实的范畴，但其并未举证，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拖拉机确有损坏及损坏程度，故对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庭审中还陈述强拆中被压死和四处飞散的鸡有四五十只，养殖的鸡于2018年4月、5月、7月买回鸡苗，养至2019年1月，市场价15元/斤，约八九十元/只；转移500只鸡所产生的费用主要是原告及其家人4人的误工损失，按130元/人/天计算，共误工1天，合计520元；购置鸡笼的费用1000元；抽水机1台是2016年花了600元购买的，强拆时已被压坏不能使用；养殖槽共花了约一两千元；水缸2个共花了约一两百元。对这部分赔偿请求，本院根据现场拆除照片，综合考虑原告陈述的合理性、物品使用年限等实际情况，酌定被告赔偿原告财物损失2000元。 另外，若违法损害赔偿金不计付利息，则会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赔偿，甚至不排除加害人有拖延履行赔偿义务之可能。故因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利息亦应属原告直接损失的范围，被告应予赔偿。对于利息的计算，在目前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的规定，前述赔偿金额共计5000元（3000元+2000元），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该赔偿金额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息按照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1月16日强制拆除行为实施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不计算复利。 综上所述，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的行政行为违法，对该违法强拆行为造成原告的合法权益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四）、（七）、（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2019年1月16日强制拆除原告方家裕在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兴贤村旧联坡搭建的简易棚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方家裕建筑材料损失及其他财物损失共计5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方家裕的其他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方家裕已预缴），由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人民政府逾期不履行的，原告方家裕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陈玉萍 审判员  滕 莹 审判员  何明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罗 婕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二条第一款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第一款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