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1民初5496号 原告：甘帅，男，197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 原告：周汝会，女，195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 二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华，重庆善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彭家湾花果园项目C区（贵阳国际中心2号楼）10栋1单元20层9号（花果园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139005Q。 负责人：程跃。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开志。 被告：云南庆舒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欣龙花园3幢1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325247319U。 法定代表人:葛传菊。 被告：贵州太临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大方镇贵西大道南侧贵西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322463294N。 法定代表人：周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恒麟，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应国，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焦开志，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被告：李仕飞，男，198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第三人：周江，男，197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甘帅、周汝会与被告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云南庆舒公司”）、贵州太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贵州太临公司”）、焦开志、李仕飞，第三人周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被告李仕飞下落不明，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原告甘帅、周汝会申请撤回对被告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焦开志、李仕飞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后贵州太临公司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与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焦开志、李仕飞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焦开志、李仕飞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同意追加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焦开志、李仕飞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甘帅、二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华、被告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即被告焦开志、被告贵州太临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应国、第三人周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云南庆舒公司、李仕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帅、周汝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按照调解协议约定金额支付原告赔偿款59万元整（庭审中原告将被告明确为五被告）；二、判令被告1、2、4、5支付原告10万元违约金；三、判令被告3支付原告30万元违约金（庭审中原告将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合并为判令五被告总的支付原告10万元违约金）；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6日15时许，甘世云（已去世）在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贵州太临公司开发的奢香御园项目(盛景国际项目）工地巡查工地过程中摔伤，后送至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了解，该项目是由被告贵州太临公司为开发商，被告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为承建商，被告云南庆舒公司系劳务分包公司，甘世云是被告焦开志、李仕飞招聘进工地上班。后经协商，原、被告达成赔偿协议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赔偿原告89万元，最后一笔赔偿款最迟于2018年10月23日前支付到位，同时约定若违约各自支付原告违约金1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仅支付了30万元。后又于2018年10月24日在大方派出所主持下又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由贵州太临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原告59万元，若违约，则向原告支付30万元违约金。截止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履行约定的内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诉。 被告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辩称，原告起诉的59万元款项应该由贵州太临公司支付给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再支付给原告，也可以由贵州太临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以后这个款项在贵州太临公司支付给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的工程款中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比例扣除。这个款项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和贵州太临公司是有约定承担比例的。 被告云南庆舒公司通过短信、微信辩称，李仕飞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我公司没有委托过李仕飞签订贵州太临公司或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关于奢香御园项目(盛景国际项目）的相关合同以及负责相关工程，他们做什么我公司不知道，关于此案我公司什么情况都不知晓。 被告贵州太临公司辩称，原告诉请要求我公司承担59万元及违约金3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原告及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及我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死者甘世云系由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的代理人焦开志与云南庆舒公司的代理人李仕飞聘用，因此甘世云与我公司并没有建立劳务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或工亡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用人单位，本案中我公司与甘世云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双方没有建立劳务关系，不是工亡赔偿责任的主体。我公司与甘帅、周汝会签署协议书系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与一定的补偿，并非系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我公司与二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59万元系李仕飞、焦开志向甘帅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三条约定如在2019年1月30日18时前李仕飞、焦开志支付该款项后，该协议作废，甲方不再承担该款项的支付，第四条约定该59万元明确为甲方先代李仕飞、焦开志等人支付后，甲方在支付给李仕飞、焦开志的工程款中扣减，由此可知，原告诉请主张的59万元并非我公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若法庭审理判决由我公司先行代付该款项，那么我公司将通过另诉或者其他途径向李仕飞、焦开志、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云南庆舒公司进行追偿。第三即使法庭认定由我公司代付该59万元，那么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30万元过高，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59万元未支付并非我公司违约造成，违约支付该款项是由李仕飞和焦开志的原因所致，即使焦开志与李仕飞存在违约，也没有给二原告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庭对该违约金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调减或不予支持。根据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后产生效力，那么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我公司也向二原告履行了该协议中约定的付款义务，不存在违约，我公司对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不承担任何的支付责任。补充协议并没有焦开志和李仕飞的签字，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我公司认为该补充协议可以参照债务加入的形式予以处理，最高院民二庭在《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中规定第三人加入到债务履行中完全属于一种道德义务，没有对价关系，其是否履行这种道德义务，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三人不负民事责任，那么我公司对该59万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被告焦开志辩称，我个人的答辩意见和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样，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委托我管理这个项目，有委托书的。原告要求的10万元违约金如果法律规定应该支付就支付，不应该支付就不支付。李仕飞是劳务公司的现场负责人，甘世云是劳务公司下属木工班组招进来的。 被告李仕飞未作答辩。 第三人周江述称，我与贵州太临公司的意见一致，补充一点，甘世云死亡一事经大方相关部门处理赔偿是72万元，但由于柏兴顺是木工班组的负责人，死者甘世云和柏兴顺是亲戚关系，柏兴顺与焦开志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后来经过他们私自商量就处理为89万元，于第二天付齐，时间是2018年10月23日，但未支付。根据贵州太临公司与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一切伤亡事故与发包方无关，但由于人道主义，经大方派出所多方协商处理，先由贵州太临公司垫付30万元作为安埋费，并不是赔偿的责任，在支付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工程款时也要扣除这30万元，其余的59万元定于2018年10月10日支付20万元，2018年10月23日支付39万元，但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并未对此款项明确落实支付，由谁支付，所以拖欠到现在。我是贵州太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贵州太临公司开会决定只要是明确责任，由谁负责支付，贵州太临公司愿意先垫付这个钱。 原告方提交了以下证据，均当庭进行了举证、质证： 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二原告与五被告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了处理甘世云死亡事故的赔偿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由中晨路桥、云南庆舒承担59万元赔偿，由贵州太临公司承担30万元赔偿，约定款项最后支付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同时约定了逾期支付的违约金10万元。二原告与贵州太临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针对甘世云死亡事件的补充协议，协议第2条约定由被告李仕飞、焦开志承担的59万元，由贵州太临公司承担，支付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18时前，同时约定逾期的违约金为30万元。 贵州太临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提出贵州太临公司与死者甘世云没有合同关系，不是责任的承担者，贵州太临公司在该协议中是代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先行垫付，并非承担的赔偿责任；贵州太临公司在该案中仅付的是一个道德义务，并非法律义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贵州太临公司已经为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垫付30万元。 焦开志表示协议书是真实的，补充协议焦开志没有签字，协议书中焦开志是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其是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的现场负责人。 贵州太临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均当庭进行了举证、质证： 1、贵州太临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主体资格适格。 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2、2017年11月13日贵州太临公司与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用以证明被告贵州太临公司与二原告没有合同关系，案涉工程施工方系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该合同中明确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人员伤亡等相关法律责任由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承担。 原告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提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系合同纠纷，赔偿主体及赔偿金额、支付时间、违约责任已在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约定清楚。 焦开志表示是属实的，是其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签字的。 第三人周江无异议。 3、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1、贵州太临公司已代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垫付30万元，按约定履行了垫付义务，贵州太临公司并未违约；2、关于补充协议贵州太临公司负的是道德义务，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当时签署补充协议口头约定前提是需要焦开志和李仕飞签字，他们二人不签字就不生效。 原告甘帅表示没有说过需要焦开志和李仕飞签字生效。 原告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贵州太临公司的证明目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由贵州太临公司支付59万元，该支付义务不是所谓的道德义务，而是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 焦开志表示协议书是真实的，补充协议我们没有签过，也没有接到过电话，焦开志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同意贵州太临公司先垫付59万元，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和贵州太临公司如何承担这59万元会自行协商。 第三人周江无异议。 被告焦开志在庭审后提交任命书，用以证明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任命焦开志作为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承建大方县盛景国际二期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原告方、被告贵州太临公司、第三人周江通过微信质证均表示无异议，被告云南庆舒公司表示不参与他们的问题。 原、被告所举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焦开志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作为承包人与贵州太临分司作为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承建大方县（盛景国际）二期工程。2018年10月8日，因原告甘帅的父亲、周汝会的丈夫甘世云死亡一事，焦开志自述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李仕飞自述代表云南庆舒公司作为甲方，甘帅、周汝会作为乙方，贵州太临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江代表贵州太临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2018年10月6日15时许，甘世云生前系李仕飞、焦开志等公司招聘的看守工地人员，在大方县大方镇贵州太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奢香御园项目（原盛景国际项目)工地巡查工地过程中摔伤，后送至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于2018年10月6日21时45分死亡。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认定甘世云死亡属于非刑事案件，甲、乙、丙三方对此无异议。乙方认为甲方、丙方对甘世云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后甲、乙、丙对甘世云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后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依法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甲、丙双方自愿对甘世云的家属进行补偿，于协议签定之日一次性补偿给乙方人民币89万元，其中甲方承担59万元、丙方承担30万元。甲方承担的款项于2018年10月10日18时以前先支付20万元给乙方，剩余的39万元于2018年10月23日18时前支付给乙方。丙方承担的款项于2018年10月23日18时前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甲方、丙方的上述款项后，乙方内部对甲方支付资金的用途其自行分配、处理，其分配、处理方式、后果与甲方、丙方无关。甲方、丙方对补偿给乙方的全部款项由甲方、丙方内部自行协商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后产生法律效力，如到协议规定支付时间，甲方、丙方未履行协议款项，甲方、丙方各自承担所有违约责任，各自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焦开志、李仕飞、甘帅、周汝会、周江均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8年10月23日，贵州太临公司支付给二原告30万元。2018年10月24日，贵州太临公司作为甲方，甘帅、周汝会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内容为“2018年10月6日15时许，甘世云生前系李仕飞、焦开志等公司招聘的看守工地人员，在大方县大方镇贵州太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奢香御园项目（原盛景国际项目)工地巡查工地过程中摔伤，后送至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于2018年10月6日21时45分死亡。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认定甘世云死亡属于非刑事案件，甲、乙、李仕飞、焦开志三方对此无异议并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协议。甲方和李仕飞、焦开志方面自愿对甘世云的家属进行补偿，并签定协议一次性补偿给乙方89万元，其中李仕飞、焦开志承担59万元、甲方承担30万元。后由于李仕飞、焦开志违反协议约定，现甲方和乙方约定如下：一、甲方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履行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协议支付给乙方30万元，乙方写收条给甲方作为支付凭证；二、甲方承担李仕飞、焦开志违约的59万元于2019年1月30日18时前支付给乙方甘帅的农行卡。三、如在2019年1月30日18时前李仕飞、焦开志等人支付59万元给乙方，甲方就支支付该款项，该协议作废。四、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明确为由甲方先代李仕飞、焦开志等人支付，后由甲方在支付给李仕飞、焦开志的工程款项里面扣该款项，如甲方与李仕飞、焦开志方面有争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以法院判决为主；五、乙方领到甲方支付的30万元后立即到大方县殡仪馆将甘世云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一份、大方派出所留存一份。七、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经甲、乙双方签字后产生法律效力；如到协议规定支付时间，甲方未履行协议款项，甲方承担该补充协议的所有违约责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30万元”。二原告未收到《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59万元，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首先要明确2018年10月8日因甘帅的父亲、周汝会的丈夫甘世云死亡一事，焦开志自述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李仕飞自述代表云南庆舒公司以及贵州太临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江代表贵州太临公司与二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的付款责任应由谁承担。焦开志是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任命的项目负责人，其代表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名约定甲方补偿二原告的59万元，付款责任应由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承担。李仕飞自述代表云南庆舒公司，云南庆舒公司表示与李仕飞无任何关系，没有委托过李仕飞，因无证据证明李仕飞与云南庆舒公司之间的关系，故李仕飞在《协议书》上的签名仅能代表李仕飞个人，《协议书》约定甲方补偿给二原告59万元，付款责任应由李仕飞承担。周江是贵州太临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代表贵州太临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名约定由丙方补偿二原告的30万元，付款责任应由贵州太临公司承担。其次，要明确贵州太临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承担的是什么责任。贵州太临公司因欠有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工程款，故在《补充协议书》中承诺在2019年1月30日前李仕飞、焦开志未支付二原告《协议书》约定的59万元时，由贵州太临公司代李仕飞、焦开志支付，并在贵州太临公司支付给李仕飞、焦开志的工程款项中扣除该款项，故贵州太临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承担的是代付责任，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是贵州太临公司大方县（盛景国际）二期工程的承建人，焦开志是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现焦开志同意由贵州太临公司先垫付《协议书》约定由甲方补偿给二原告的59万元，贵州太临公司也同意垫付该款，故贵州太临公司对二原告诉请的59万也负有支付义务。第三，要明确二原告要求五被告承担的10万元违约金是否应该支付，应由谁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协议书》约定甲方、丙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各自向二原告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贵州太临公司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二原告30万元补偿款，贵州太临公司未违反《协议书》的约定，不应承担《协议书》约定的违约责任。中晨路桥贵州分公司、李仕飞未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二原告补偿款，应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二原告违约金10万元。《补充协议书》中约定贵州太临公司履行的是代付义务，其代焦开志、李仕飞履行支付义务后要在其支付给焦开志、李仕飞的工程款中扣除代付的款项，故《补充协议书》的内容需焦开志、李仕飞知晓后才能生效，焦开志、李仕飞未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也没有证据证明焦开志、李仕飞知晓《补充协议书》的内容，《补充协议书》未生效，贵州太临公司不用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云南庆舒公司、李仕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作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李仕飞、贵州太临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甘帅、周汝会590000.00元补偿款； 二、被告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李仕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甘帅、周汝会100000.00元违约金； 三、驳回原告甘帅、周汝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700.00元，由被告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李仕飞负担9550.00元，由原告甘帅、周汝会负担41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在本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未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在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王 静 人民陪审员  赵德平 人民陪审员  杨绪娥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法官 助理  魏海洋 书 记 员  申开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