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初2号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7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2423991225。法定代表人李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丽，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茂青，男，1953年8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被告李茂松，男，1955年1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李霞，女，1957年1月1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李茂江，男，1959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李羽舒，女，2001年2月1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述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东，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LIPENGFEI（中文名**飞），男，加拿大籍，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李健，女，196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海公司）与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丽，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东及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海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七被告以李茂海名下的下列银行账户内资金归还原告资金人民币89759122.64元：（1）华夏银行账号11×××92（卡号62×××88）、账号11×××29、账号11×××30、账号11×××15、账号11×××26、账号11×××37；（2）丹东银行账号62×××38；（3）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16；（4）中国银行账号30×××73（卡号62×××66）、账号31×××65；（5）大连银行账号62×××66；（6）吉林银行账号20×××13（卡号62×××92）。2、请求依法判令七被告以李茂海名下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4日起、以2439122.64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直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按照6%/年利率，以662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7日起、以180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8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直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以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为人民币21353750.87元。3、请求依法判令七被告以李茂海名下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赔偿原告资金1200万元，并按照6%/年利率，自2017年12月1日起赔偿利息损失，直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曰止，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利息为1522000元。（注：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各项合计为人民币124634873.51元，详见计算说明）。事实与理由：原告万海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原名大连万海商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01年12月更名为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茂海于2016年5月24日因病去世，生前自万海公司设立之日起一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七被告是李茂海的全部法定继承人，李健系李茂海妻子，LIPENGFEI（中文名**飞）与李羽舒系李茂海儿子、女儿，李茂青、李茂江、李茂松系李茂海哥哥，李霞系李茂海姐姐。2012年5月，万海公司部分生产车间因大连北站立交桥工程被政府征收，获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6800万元。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期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茂海将征收补偿款中的5439122.64元由公司账户直接转存至个人账户，至今未归还公司；将征收补偿款中的5000万元出借给案外人黄作庆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神公司）、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公司），所收回借款本息直接进入李茂海个人账户，至今未归还公司。除上述征收补偿款外，李茂海还将万海公司其他资金出借给他人，其中：2016年3月出借给案外人大连万宝海鲜舫1800万元，所收回借款本息同样进入其个人账户，至今未归还公司；2015年12月出借给案外人高艳春2000万元，借款到期后仅收回800万元，剩余1200万元至今未收回，且借款人高艳春已丧失偿还能力。李茂海生前担任万海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实施了多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明令禁止的行为，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并造成借款多年无法收回。李茂海生前所实施的上述行为给万海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万海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李茂海应依法归还公司财产，并依法赔偿因此给万海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综上，原告恳请支持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以下称五被告）辩称，五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同意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1、李茂海生前不存在未尽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涉及的8900余万元银行存款，是李茂海生前合法财产。其中，待分割的遗产，自李茂海死亡时起，应由案涉七位继承人继承而处于共有状态。原告主张上述银行存款应该向其归还，缺乏请求权基础。其诉称的300万元并未如诉状所述直接进入李茂海个人账户，而是去向不明。况且当时李茂海正在监狱服刑，没有签署支票和支配这300万元的时空可能性。243万余元款项虽然转到李茂海的个人账户，但该款据了解是原告当时支付李茂海年薪报酬，与本案无关。2、原告诉称“春神公司借款2000万元”，是原告与春神公司法人之间的借贷，与李茂海个人无关。且已经收回1000万元。目前，春神公司尚欠原告1000万元借款。原告应当向春神公司主张。3、原告诉称出借给天宝公司4000万元，这不是事实。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天宝公司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谓借款本息直接进入李茂海个人账户的说法不成立。4、原告所诉称的万宝海鲜舫借款一节，也是原告与万宝海鲜舫之间的公司借贷关系，与李茂海个人无关。同时李茂海与万宝海鲜舫之间的法定代表人阎其万、阎其万女儿阎雪之间存在多笔个人借贷关系。因此李茂海与他二人之间的转款与本案无关。5、李茂海与诉状中提到的黄作庆至少有660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与黄作庆侄女黄美嘉至少有2000万元自然人间借贷关系，目前黄美嘉向李茂海已经偿还其所欠2000万元，并且代黄作庆偿还了2000万元。但黄美嘉向李茂海转款行为并不是替天宝公司偿还对原告的债务。原告不应该混淆借贷关系。二、不同意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1、原告主张返还李茂海银行存款事实不成立，所以不应产生利息。原告与李茂海之间可能存在资金占用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也不是借贷关系，也不应发生利息。按照民法规定及民事理论中的填平原则，原告主张其利息损失，应该有实际损失为前提。原告所称的这些资金如果存在银行，也仅发生活期利率，而不应该产生年6%利率利息。三、不同意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李茂海不存在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高艳春所欠1200万元，并非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原告怠于履行义务，即使有风险，也是原告公司正常业务所致，不应转嫁给企业家李茂海。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显示，高春艳被法院查封的文书记载，高春艳有履行能力而拒绝履行。四、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事实发生较早，其起诉于2019年12月31日，本案系侵权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期间。显然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五、李茂海至少支付原告1000余万元，这里面包含着转给春神公司的1000万元，其他40余万元款项，双方应当予以抵销结算。被告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未当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万海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原名大连万海商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李茂海于2016年5月24日前担任万海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2016年5月24日，李茂海因病去世。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是李茂海的法定继承人。另查：2012年7月4日、2015年7月30日，李茂海个人账户分别收到万海公司转来的款项300万元、2439122.64元，以上转款合计5439122.64元。2013年12月13日，万海公司向春神公司转款10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万海公司向春神公司转款1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万海公司向李新宇转款850万元、向金鑫转款870万元、向崔君转款790万元、向徐坤转款730万元、向于振军转款760万元，以上转款合计4000万元。李新宇、金鑫、崔君、徐坤、于振军接收款项的账户均于收款日当天开立，均开立于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前述五人收到万海公司转款后，将该款项随即转到天宝公司账户。收款、转账后，账户再无其他活动。前述转款后，原告通过李茂海账户收到春神公司还款1000万元。原告时任出纳李雯签名的收据载明，该1000万元款项为“收春神农业还款”。黄作庆系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春神公司股东；黄美秀自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3月19日系春神公司股东；黄美嘉系黄作庆侄女。原告、五被告均认可，李茂海生前出借黄作庆借款合计8600万元，该款项与原告无关。该8600万元的转出路径为：2013年12月13日，李茂海向黄作庆转款1000万元；同日，分三笔向黄作庆继续转款1000万元；同日，转入黄作庆账户1750万元；2014年1月23日，转入黄作庆账户2850万元；2014年12月17日，分两笔转入黄美嘉账户2000万元。自2014年1月13日至2016年4月7日，黄美秀、黄美嘉向李茂海个人账户支付1.86亿元，该1.86亿元含转给原告的1000万元春神公司还款。2016年3月14日，原告向大连万宝海鲜舫转款1800万元。阎其万系大连万宝海鲜舫投资人，阎雪系阎其万女儿。原告、五被告均认可，李茂海2016年3月14日向阎雪转款1200万元，该款项与原告无关。2016年3月18日，阎雪向李茂海个人账户支付3010万元。2015年12月24日，原告与高艳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出借高艳春2000万元。当日，原告向借款协议指定收款账户转入2000万元。高艳春此后偿还800万元，余款至今未偿付。再查：黄美秀、黄美嘉、阎雪向李茂海个人账户所支付款项仍存于该账户中，这些账户即为原告第一项诉请所列账户。又查：李霞称其曾任原告副总经理，李茂海去世后离职。李雯系李茂松女儿、李茂海侄女，曾任原告出纳，后离职。原告、五被告均认可，李茂海去世后，原告原高管均离职，由被告**飞实际管理，至2018年9月3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李健。还查：原告承认，公司章程中没有对外借款的禁止性条款。五被告称，原告的股东为万海实业占股30%，李霞占股50%，李健占股20%；李茂海是万海实业的实际控制人。2015年，李茂海决定原告向高艳春出借款项，李霞称其同意该决定。关于原告的股权结构，本院（2018）辽02民终566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被告请求行使抵销权，抵销金额为104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春神公司的还款，另40余万元，被告实际主张的为两笔款项，分别为2014年10月22日转至原告丹东银行账户的10万元，2016年6月12日转至原告丹东银行账户的136500元。原告当庭不同意抵销。2020年6月23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同意从其诉请总额中抵销前述两笔合计236500元的款项。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企业《变更情况查询卡》、《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户籍证明》、银行记账凭证、进账单、收款收据、账号查询记录、转账支票、银行账户流水、借款协议、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证，上述证据，业经本院质证，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的法律关系系民商事法律关系；被告LIPENGFEI（中文名**飞）国籍为加拿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故案涉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关系，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引发的案件为涉外民商事案件。本案原告之诉请金额为人民币124634873.51元（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的规定，“…辽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8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计划单列市…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则上为50亿元（人民币），诉讼标的额下限继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0〕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8〕13号）等文件执行”、第三条之规定：“海事海商案件、涉外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按照本通知执行”，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监事、高管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产生的纠纷，实质是公司股东或高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是否正当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案涉公司登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据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中，原告诉称损害公司利益的并非被告，而是已去世的公司原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李茂海，所争议的标的物为李茂海个人账户内的部分款项及原告认为不能获得清偿的、由李茂海生前决策出借的款项。就李茂海个人账户内的部分款项而言，若李茂海生前并无损害原告公司利益之行为，则该部分款项为李茂海个人财产，原告之诉请当然不成立；若李茂海生前行为损害原告公司利益进而取得这些款项，则争议款项为公司财产，该款项当然应予返还给原告。据此，对李茂海个人账户内部分款项的审理，焦点是争议款项的权属问题。就李茂海生前决定出借，至今尚未偿还的款项而言，若李茂海的决策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则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属于商业活动的经营风险，李茂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若李茂海的决策行为未尽忠实勤勉义务，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则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李茂海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对该节争议的审理实质是对李茂海履职决策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进行审理。就前述两审理焦点，本院分述如下：一、李茂海个人账户内争议款项的权属认定本案李茂海个人账户内的争议款项，根据原告的诉请，实际分为两种情况：原告诉称的由原告账户转入李茂海个人账户的5439122.64元；原告诉称的由公司出借给案外人，案外人偿还至李茂海个人账户的8432万元。本院就该两种情形认定如下：1、5439122.64元的权属认定案涉证据表明，李茂海个人账户收到原告转来的该款项，则李茂海占有该款项是否合法，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五被告对该节争议事实的抗辩观点为，该款项系李茂海劳动报酬，但未能提供书证予以证明。此外，按照日常生活法则及商业惯例，劳动报酬一般具有支付时间的一致性、数额的一致性、支付路径的一致性等特点。但前述两笔款项，发生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4日与2015年7月30日，时间相隔三年；转入银行分别为大连银行及丹东银行，支付路径不固定；数额为300万元及2439122.64元，数额亦不一致，尤其是2439122.64元此笔款项，实际上系将转出款项账户的所有余额直接转入收款账户，行为性质上更接近于账户清理，而非支付有固定数额、固定时间的劳动报酬。综合以上判断，本院认为由原告账户转入李茂海个人账户的5439122.64元，系原告财产，李茂海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应予赔偿。原告此节诉请，本院予以支持。2、8432万元的权属认定该笔款项根据原告之诉请，包含原告转入春神公司的2000万元的还款；原告转给天宝公司的4000万元的还款；原告转给万宝海鲜舫的1800万元的还款。对此，五被告统一的抗辩观点为这些转款均系原告与相应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李茂海无关；原告应向相应主体主张权利，不应向五被告主张权利。相关主体的还款行为，系相关主体对李茂海个人出借款项的偿还行为，与原告无关。针对原告诉称的转给天宝公司的4000万元，五被告除以上抗辩观点外，还辩称该笔款项转给李新宇等五个案外人，无据证明原告与天宝公司之间产生法律关系。针对五被告以上抗辩观点，本院按照单独的抗辩观点、统一的抗辩观点的顺序进行分析：（1）李新宇等五个案外人的主体地位问题现有证据足以证明，2013年12月31日，原告向李新宇等五个自然人转款4000万元。就该转款行为是否系原告与李新宇等五人产生法律关系，因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五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则五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即一般意义上的当事人主张积极事实需要证明，当事人主张消极事实无须证明。五被告以转款行为证明原告系与该五自然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即以履行结果推断法律关系。但以该转款过程及结果推论原告与五自然人建立法律关系存在若干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及商业惯例之处：首先，李振宇等五人开立账户的时间、收款时间、地点高度一致，五人均在同日收款，均在收款日当天，在同一银行开立账户，如系原告与五人分别建立法律关系后向五人转款，则该五人开立账户的时间、地点及收款时间过于巧合；其次，收款后转款的时间高度一致，五人均系在收款后不到五分钟内将所收款项转入天宝公司账户，如系五人就各自从原告处收取的款项与天宝公司分别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则很难解释转款时间如此高度一致；最后，该五账户的活动情况高度一致，这些账户开立后仅有的活动即为收取原告的款项、向天宝公司转款，除此外再无活动，如系该五人与天宝公司产生新的法律关系，按一般常识或商业惯例，该账户不应再无其他活动。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该五人并未与原告产生法律关系，而是为履行原告与天宝公司所建立法律关系特设的付款通道。五被告以履行结果所推论存在的法律关系因与日常生活法则及商业惯例不符，尚不能达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告转给天宝公司40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与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万宝海鲜舫的法律关系问题就原告向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万宝海鲜舫转款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原告认为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人已经还款至李茂海个人账户内；五被告认为系原告与相关主体的投资、合作等其他法律关系，原告应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相关主体的还款行为系基于李茂海个人与相关主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但双方均未就各自诉称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直接证据。但本院认为，该举证责任首先应由原告承担，即原告应首先证明其与相关主体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相关主体还款至李茂海个人账户，被告占有李茂海账户内部分款项不具有合法性，在该待证事实得以证明后，被告承担反驳之举证责任，即证明原告与相关主体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其占有款项具有合法性。据此原告以相关主体的还款行为证明其主张，实际亦系以履行结果推论法律关系的存在，但本院注意到本案在举证的难易程度、原告转款与李茂海个人借款部分内容的高度重合、相关主体的特殊联系、还款数额与转出数额的比例关系等方面，确实存在以下特殊因素：首先，原告作为法人的意思表示、权利行为必须通过其高管或员工予以体现、完成。而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9月30日变更为李健，此前李健并未参与原告的经营管理，而当初管理决策的李茂海死亡，当时参与管理的高管在李茂海去世后均已离职，则发生于李茂海生前的对其他相关主体的转款行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要求现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此予以举证，在无据证明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交接，且有据证明现任法定代表人与其他李茂海的继承人因继承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的前提下，确有困难。但李霞称其在李茂海生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李茂松之女李雯任公司出纳，则五被告，尤其是被告李霞知晓原告对其他相关主体的转款行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具有较大的客观可能性，但五被告亦未对此予以明示并举证。故从确定法律关系的举证可能及难度而言，原告未能提举直接证据存在一定的客观合理性；其次，原告、五被告均认可，李茂海个人向相关主体转出的8600万元及1200万元，均基于李茂海与相关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出借款项均已还清。对李茂海个人出借的8600万元及1200万元的出借时间、还款路径进行审查，与原告诉称出借给天宝公司、春神公司、万宝海鲜舫的出借时间、回款路径高度重合。李茂海向黄作庆出借8600万元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3日（金额3750万元）、2014年1月23日（金额2850万元）、2014年12月17日（金额2000万元），原告向春神公司、天宝公司转出款项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3日（金额1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金额40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金额1000万元），转款时间基本重合于2013年12月中下旬及2014年12月下旬。李茂海向阎雪出借1200万元的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同日，原告向万宝海鲜舫转款1800万元，转款时间完全一致。此外，收款主体、回款主体之间存在法律联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黄作庆系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春神公司股东；春神公司于2007年前为天宝公司股东；黄美秀自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3月19日系春神公司股东；黄美嘉系黄作庆侄女；阎雪系大连万宝海鲜舫投资人阎其万的女儿。按被告所述，李茂海向黄作庆出借款项，还款人为黄美秀、黄美嘉，且原告、五被告均对黄美秀、黄美嘉的还款行为系代替黄作庆还款不持异议，则可认定在此节事实中，黄作庆、黄美嘉、黄美秀存在主体的同一性。考虑到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与黄作庆之间的法律联系，黄作庆、黄美嘉、黄美秀主体的同一性，万宝海鲜舫与阎雪之间的关联，以及此前所述的天宝公司为收取原告款项而特设五个自然人作为收款通道的行为，由黄美嘉、黄美秀、阎雪偿还或作为付款通道偿还天宝公司、春神公司、万宝海鲜舫的借款存在现实可能性。此外，各方均无异议的春神公司向原告的1000万元还款，亦汇入李茂海个人账户再转至原告账户，故相关主体向原告的还款以李茂海的个人账户作为通道亦具有现实可能性。最后，若确如五被告所述，黄美嘉、黄美秀、阎雪向李茂海个人账户的回款系清偿李茂海的个人借款，与原告无关，则该回款数额与李茂海个人出借款项数额比例过于悬殊，不符合商业惯例，且违反法律规定。李茂海自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12月17日出借给黄作庆8600万元，黄美嘉、黄美秀自2014年1月13日至2016年4月7日回款1.86亿元，以最利于被告的计算标准，即以借款时间最长，利息最低的标准，假定所有借款均发生于2013年12月13日，所有还款均发生于2016年4月7日（借款时间为845天）进行计算，该8600万元借款的年息将达到50.23%（1÷0.86÷845×365），是我国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最高利率的两倍有余。如果再考虑到该计算方法所根据的借款时间远长于实际借款时间，该年息标准还将提升。再以李茂海出借于阎雪的1200万元为例，该笔借款时间为5天（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8日），还款数额为3010万元，年息高达11010.83%（1810÷1200÷5×365）。即便不考虑年息如此之高的违法性，仅以正常的商业惯例判断，该年息标准也不存在合理性和可能性。据此，黄美嘉、黄美秀、阎雪向李茂海个人账户的回款除清偿李茂海的个人借款外，还偿还了李茂海所能代表的其他主体的借款，具体至本案，即原告万海公司所转出的款项。按此认定，仍以万宝海鲜舫、阎雪收款数额与回款数额为例，万宝海鲜舫、阎雪合计收款3000万元，合计还款3010万元，占款时间5天，则年息为24.33%（10÷3000÷5×365），该年息约定比较符合商业惯例，亦与法律规定比较吻合。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以还款结果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出借款项已还至李茂海账户之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据此，原告与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万宝海鲜舫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春神公司、天宝公司通过黄美嘉、黄美秀还款至李茂海的个人账户；万宝海鲜舫通过阎雪还款至李茂海个人账户。（3）原告所出借款项的具体还款数额问题在确定原告与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万宝海鲜舫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人已经还款的前提下，因借款人将向原告的还款与向李茂海个人的还款混同，则产生春神公司、天宝公司、万宝海鲜舫就原告出借款项的具体还款数额问题。在无据证明原告出借款项的利率标准，亦无据证明李茂海出借款项的利率标准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以原告主张的针对一个特定主体，按各自借款数额占总借款数额的比例，确定还款数额的计算方法具有公平合理性。春神公司、天宝公司、黄作庆合计收款1.46亿元（0.6+0.86），原告出借的比例为41%（0.6÷1.46）；春神公司、天宝公司、黄作庆合计还款1.86亿元，则按借款比例计算，原告应收还款为7626万元（1.86×41%），已收还款1000万元，未收还款6626万元。万宝海鲜舫、阎雪合计收款3000万元（1800+1200），原告出借的比例为60%（1800÷3000）；万宝海鲜舫、阎雪合计还款3010万元，则按借款比例计算，原告应收还款为1806万元（3000×60%）。两项合计，原告应收款项为8432万元（6626+1806）。该数额与原告请求数额相吻合，据此，该8432万元系原告财产，并非李茂海财产，李茂海未将该笔款项还至原告账户内，侵害公司利益，应予返还。因该8432万元存于原告第一项诉请所列各银行账户内，因此，被告应以原告第一项诉请所列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返还原告前述款项。原告此节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4）8432万元权属认定的其他问题如前所述，本院认为就该8432万元款项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原告首先负有举证义务，虽认为原告举证困难有客观合理性，但举证义务并不因此免除。同样，五被告若认为其合法占有李茂海账户内资金，亦可举证。而实际上，无论原告、五被告，只要举出春神公司、天宝公司、黄作庆、黄美嘉、黄美秀、万宝海鲜舫、阎雪的证言，即可直接证明案争法律关系的性质，但原告、五被告在本院释明的情况下，仍未提举相关证据，亦不申请本院调取相关证据。在此前提下，基于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且该法律关系的定性准确，而在此法律关系项下，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仅为公司及其股东、高管，并不涉及案外人，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院亦无法通知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参加本案诉讼。据此，本院只能以现有证据，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按照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对本案8432万元的权属问题进行审理。二、李茂海生前决策出借，原告认为不能获得清偿的1200万元是否应由被告赔偿的认定如前所述，此笔款项的审理焦点，是对李茂海履职决策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标准为李茂海的决策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的规定。就此待证事实，仍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就李茂海的决策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一节，原告认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二）…（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据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称的此笔借款发生于2015年12月24日，2013年12月28日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确有上述规定，据此，本院首先审查李茂海的决策行为是否违反该条法律规定。原告系有限责任公司，且无董事会，故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李茂海将原告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只有在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方才具备违法性。而“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规定了两种情形，则该两种情形择一即可还是必须同时具备是首先应予考虑的问题。本院对此认为，对此的理解应为若公司章程规定，对外借款必须经股东会同意，则未经股东会同意即对外借款当然违反章程的规定，两种情形同时具备，借款行为具有违法性；若公司章程对此并无规定，但股东会就对外借款形成决议不予同意，则对外借款行为亦具有违法性；若公司章程并未规定，股东会未予召开或未就可否对外借款形成决议，则对外借款行为因无限制性规定而具有合法性。据此，对案涉对外借款行为合法性的审查首先集中于对原告章程的审查。即若李茂海对外借款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则该行为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法律禁止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并未提供公司章程，但承认公司章程中并无对外借款需经股东会同意的禁止性条款，据此，原告无据证明李茂海生前的对外借款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其次，若存在股东会决议不同意李茂海对外借款，则李茂海对外借款的行为亦具备违法性。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股东会决议，因此不能证明公司股东会就对外借款行为作出否定性决议。此外，关于此节事实的审理还需考虑到，虽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健无据证明当时参与公司管理等日常事务，但李健一直系公司股东，若召开股东会李健应当参加，因此基于李健主体身份的重合性，原告应当能够就本节事实履行举证义务。现原告未能就此举证，则李茂海对外借款的决策行为具有合法性。综上，李茂海决定将原告的款项出借给高艳春并无违法不当之处，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属于商业活动的经营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对此不应以其继承的财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此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应予返还的财产是否应当支付利息如前所述，李茂海将应予返还原告的款项89759122.64元（5439122.64+84320000）存至其个人账户，导致原告不能直接控制和处分自有资产，侵害了原告作为公司法人应享有的财产独立性，损害了公司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李茂海已经去世，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由对账户内资金形成共有关系的继承人、即各被告承担符合法律规定。以300万元、2439122.64元转入李茂海个人账户时间的次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6626万元黄美嘉、黄美秀最终还款日期的次日；以1806万元阎雪还款日期的次日为起算时间点，请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直至款项付清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请求被告以年息6%的标准赔偿6626万元及1806万元的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前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为宜。基于原告请求的利率标准为年利率6%，故若2019年8月19日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低于年利率6%，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高于年利率6%，按年利率6%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低于年利率6%，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高于年利率6%，按年利率6%计算。四、原告之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五被告辩称原告之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则本院首先审查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本案原告的损害结果发生于李茂海将5439122.64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及相关主体将原告出借的款项偿还至李茂海的个人账户之时，但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的时间并非该时间点。原因为：1、收款账户为李茂海个人账户，无据证明原告或被告知晓这些账户。在李健与其他继承人进行的继承诉讼中，并无任意一人就该账户的款项应予分割提出请求即可证明任一被告可能并不知道李茂海这些个人账户的存在。在被告不知道账户存在的前提下，其并不知道这些款项的存在，当然并无占有这些款项、侵害原告利益的可能，据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本案立案前并未受到被告的侵害，则原告之诉请不可能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即便被告在李茂海将公司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相关主体还款至李茂海个人账户之时即已知晓，且不予返还，还应审查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如前所述，原告作为法人的意思表示、权利行为必须通过其高管或员工予以体现、完成。原告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实质上是其高管或员工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权利受到侵害。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9月30日变更为李健，此前李健并未参与原告的经营管理，而当初管理决策的李茂海死亡，当时参与管理的高管在李茂海去世后均已离职。在无据证明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交接，且有据证明现任法定代表人与其他李茂海的继承人因继承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的前提下，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健在2018年9月30日前确实无法知道或无法应当知道李茂海将公司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公司对外出借款项等事项，更无法知道或无法应当知道出借款项还回后被被告侵占，则原告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法定代表人变更时间，即2018年9月30日，至本案诉至法院的2020年1月2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据此，五被告此节抗辩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五被告抗辩的抵销问题五被告辩称其已支付给原告1040万元，主张抵销。其中的1000万元，即为原告承认收到的春神公司通过李茂海账户的还款，已在本案诉请中予以扣除。因该笔款项并非原告对被告的欠款，故被告对此无权通知抵销。至于五被告主张抵销的余款40余万元，五被告仅主张抵销2016年6月12日发生的华夏银行转款136500元及2014年10月22日发生的丹东银行转款10万元，原告否认该两笔款项系原告对五被告的欠款，五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欠款事实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故五被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前述两笔款项系原告对被告的欠款，因此五被告不享有抵销权。但原告同意被告的抵销通知，系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据此，被告在向原告支付案涉欠款时，可从应付总额中扣除236500元。此外，李健、LIPENGFEI（中文名**飞）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系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原告诉请中有法律依据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李茂海名下的下列银行账户内资金归还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金人民币89759122.64元：（1）华夏银行账号11×××92（卡号62×××88）、账号11×××29、账号11×××30、账号11×××15、账号11×××26、账号11×××37；（2）丹东银行账号62×××38；（3）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16；（4）中国银行账号30×××73（卡号62×××66）、账号31×××65；（5）大连银行账号62×××66；（6）吉林银行账号20×××13（卡号62×××92）。二、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李茂海名下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5日起、以2439122.64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1日起，支付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前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以662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8日起、以180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9日起，支付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前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若2019年8月19日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低于年利率6%，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高于年利率6%，按年利率6%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低于年利率6%，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高于年利率6%，按年利率6%计算），直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如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前述归还、支付的款项总额，扣减236500元。四、驳回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4974元，由原告大连万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8420元，由被告李茂青、李茂松、李茂江、李霞、李羽舒、LIPENGFEI（中文名**飞）、李健承担5865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 林审判员 董英杰审判员 崔耀天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白 玫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