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2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清，女，197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彦敏，女，198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国，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秀艳，女，198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男，1984年9月13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行唐县，系冯秀艳之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静，女，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讯陶，河北冀华（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花，女，197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系李延花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鼎新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华强数码广场E、F座办公楼01单元2411号。 法定代表人：田永革，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永革，男，196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原审第三人：马运丽，女，198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娜，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文清、李文静、冯秀艳、张彦敏、李延花因与被上诉人河北鼎新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新公司）、田永革及原审第三人马运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静上诉请求：1、依法驳回李延花对李文静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延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李文静对其中的37100元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田永革5081交行卡是其工资卡不是鼎新公司公用卡；田永革是鼎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拥有合法的工资收入，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田永革流水显示，田永革每个月的工资均发放到他的5081交行卡上，该卡是田永革工资卡而不是鼎新公司公用卡，田永革从该卡向李文静转生活费合情合理且合法；田永革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家庭的一员，应承担家庭责任；从田永革付款时间、金额看，田永革从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以每月几千元共向李文静转款37100元且均用于偿还房贷，上述转款完全符合日常生活标准和田永革的正常薪资收入水平，说明田永革的上述支出是履行家庭义务的表现。2、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田永革向李文静的转款系鼎新公司的公款，无论是否为公款李文静均不知情，李文静不应对此承担责任；田永革是有正常薪资收入的，不排除上述款项系田永革合法收入，转款人未能到庭作证以证明该款项性质和用途；田永革向李文静转款的卡系个人工资款，李文静不可能知道所转款项是否是鼎新公司公款，且从田永革转款金额和时间判断，也完全符合家庭支出的范围和额度；李文静没有对该款项进行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3、因李文静对田永革转款性质毫不知情，所以无论田永革转款是否系鼎新公司公款，均不是李文静返还上述款项的理由；本案为借款纠纷而非公司资产权益纠纷，审查的是李延花的借款是否用于李文静家庭生活，而非鼎新公司资产是否用于李文静家庭生活；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卡显示：20160505田永革收到李延花借款100万，20160509即转给北京欧立方网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万，转给李艳45万，余额仅剩18.04元，该事实说明了本案所涉借款用于了鼎新公司开展业务所用，根本不存在借款用于李文静家庭生活的情形，一审判决要求李文静在用款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综上，田永革向李文静的转款符合田永革的收入水平和一般家庭生活情况，是承担家庭责任，更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李文静不承担该案所涉借款中37100元本金的偿还责任，望二审依法改判。 李延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田永革、李文静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田永革、李文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借款本金应为100万元；田永革于2016年5月5日向案外第三人李彦军转账人民币75000元，该款系田永革自愿向李彦军支付的服务费，与李延花无关；李彦军向田永革收取服务费与本案非一个法律关系，李延花不知晓田永革和李彦军是否以口头或其他方式变更了服务协议的内容，一审法院以服务协议约定的金额不是75000元为由，认定75000元系砍头息，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已偿还借款利息应为317000元；根据《服务协议》田永革有支付李彦军服务费的义务，田永革向李彦军转账315000元应是支付的服务费，该笔费用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田永革支付给李彦军315000元是李延花指定的情况下，认定该笔款项为偿还的李延花的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李延花实际只收到田永革偿还的317000元利息（包含偿还到马运丽账户的232000元）。三、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田永革、李文静婚姻存续期间，且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及河北省高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财产混同，田永革将鼎新公司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涉案借款应为田永革与李文静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与田永革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张彦敏、张文清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文静对田永革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李延花对上诉人诉讼请求”；3、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田永革偿还李延花借款本金678744.01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李延花的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和非法经营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5、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李延花、李文静、田永革、鼎新公司、马运丽、冯秀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田永革向李延花的借款，系田永革和李文静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与田永革共同偿还本案借款。首先，本案所涉及的债务发生在田永革与李文静婚姻存续期间。其次，田永革5081交通银行卡与鼎新公司银行账号、以及鼎新公司使用的张彦敏、夏宝来、李艳、郑丽杰银行卡有经常性往来，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存在财产性混同。再次，田永革通过该银行卡定期向李文静转款，用于偿还李文静的房贷，即田永革将鼎新公司的经营性收入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第四，李文静在2008年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担任鼎新公司监事，并于2014年8月26日田永革、李文静作为保证人与建行石家庄中山西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鼎新公司向银行借款8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2015年10月12日李文静自愿与田永革“一致同意以公司10%股权向中汇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同时为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013年7月16日田永革、李文静作为抵押人自愿为鼎新公司向石家庄汉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26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上述事实军说明了李文静参与了公司的经营活动。第五，田永革、李文静离婚协议记载，鼎新公司股份系二人共同出资并由田永革持有，在二人确定系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在约定公司债务由田永革偿还，该约定是二人的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约束力。第六，李文静虽然同田永革离婚，但田永革在自己及公司债务缠身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下依旧支付明显高于石家庄最低生活标准的抚养费并且田永革给付的抚养费并没有用于李文静抚养支出，而是直接用于偿还房屋贷款，具有明显的利用离婚逃离债务的情节，严重损害债权人、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将生效期间认定为保证期限，并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认定事实错误。1、《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第六条内容“本保证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债权人根据《借款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债权被全部清偿为止”，本条内容显然是对生效期间的表述，而不是对保证期间的表述，一审判决歪曲了张彦敏、张文清的意思表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上只有张彦敏、张文清的签字，没有李延花的签字），将生效期间歪曲为保证期间，认定事实错误。2、张彦敏、张文清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制式相同，且都是李延花提供，然后张彦敏、张文清签字，该事实说明《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系李延花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一审判决既不考虑张彦敏、张文清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意思表示，也违反《合同法》第41条规定，将生效期间歪曲为保证期间，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余额为本金925000元错误，事实为678744.01元；2016年5月5日李延花转款100万元的当日，要求债务人支付利息75000元至其指定收款账户李彦军银行卡，依法应认定为李延花变相扣收砍头息，债权本金92.5万元，对此张彦敏、张文清认可。除2016年5月5日外，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债务人分21次向李延花付款47.2万元，按照付款时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最高利息上限年利率36%计算，超出的部分抵充本金，至2017年1月25日李延花的本金已剩678744.01元，一审判决没有考虑超出年利率36%部分应抵充李延花的本金，而是直接将利息期间顺延至2017年11月16日，实质上是对预付利息的认可，这是严重违法的。四、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其与田永革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2014年12月31日田永革即向李延花借款390万元，至2016年1月11日还清了该笔借款；不到4个月，即2016年5月5日，李延花第二次向田永革提供借款100万元；2017年4月13日李延花第三次向田永革提供借款30万元；（2015）井民一作初字第00052号《民事调解书》显示：李延花2014年4月3日向李英仁、冯辉霞出借本金1424.7万元；（2018）冀0121民初12号《民事调解书》显示：2016年9月4日李延花向刘志飞、杜云霄出借本金220万元；（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1日李延花向程刚出借本金30万元；(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1日李延花以马运丽的名义出借本金60万元；5、李延花与白玉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冀0121民初593号案件显示，李延花向白玉锁借款481.47万元；上述事实说明，李延花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具目的具有经营性，并且除夫妻经营外，还雇佣马运丽专业负责放贷、收贷业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五、李延花伪造证据，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一审判决既不按妨碍诉讼处理，也不按虚假诉讼罪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对李延花的偏袒，程序违法。李延花向法庭提供的《服务协议》与我方提交法庭的《服务协议》不符，有多处存在明显伪造痕迹，其目的是制造一个“李彦军收取服务费”的假象，非法占有侵害张彦敏、张文清的合法权益，侵吞他人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7款规定:“捏造民事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第二条第（三）项规定:“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做出裁判文书”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情节严重”,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李延花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且情节严重，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二条“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一审判决对此不闻不问，放任罪犯程序违法。六、李延花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鉴于李延花职业放贷人，李延花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目的具有营业性，并且除夫妻经营外，还雇佣马运丽专业负责放贷、收贷业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李延花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二条“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冯秀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李延花对冯秀艳诉讼请求”；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文静对田永革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田永革偿还李延花借款本金678744.01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李延花、李文静、田永革、鼎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生效期间认定为保证期限，并判令冯秀艳承担责任，认定事实错误。1、《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第六条内容“本保证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债权人根据《借款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债权被全部清偿为止”，本条内容显然是对生效期间的表述，而不是对保证期间的表述，一审判决歪曲了冯秀艳的意思表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上只有冯秀艳的签字，没有李延花的签字），将生效期间歪曲为保证期间，认定事实错误。2、冯秀艳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制式相同，且都是李延花提供，然后冯秀艳签字，该事实说明《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系李延花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一审判决既不考虑上诉人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意思表示，也违反《合同法》第41条规定，将生效期间歪曲为保证期间，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没有对担保合同的有效性进行查明，并判令冯秀艳承担责任，认定事实不清；1、虽然冯秀艳在《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签字并按手印，但合同中只说明冯秀艳对10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笔借款，李延花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保证合同保证的即为本案所涉及的债务，认定事实不清；2、田永革与李延花之间存在多笔借款行为，田永革对冯秀艳保证说他们是为新的借款提供的担保，存在欺骗的可能性，应当予以查清。三、冯秀艳有证据证明田永革存在乘人之危的情节；田永革曾向冯秀艳及近亲属借款210000元，冯秀艳在签订担保合同之前其父亲因病住院，急需向田永革追索欠款交纳医疗费用，田永革对上诉人保证冯秀艳只要为其新的借款提供保证并会在借款到账后归还一部分欠款，明显具有乘人之危的情节，因此该合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四、田永革向李延花的借款，系田永革与李文静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与田永革共同偿还本案借款。首先，本案所涉及的债务发生在田永革与李文静婚姻存续期间；其次，田永革5081号交通银行卡与鼎新公司银行账号、以及鼎新公司使用的张彦敏、夏宝来、李艳、郑丽杰银行卡有经常性往来，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再次，田永革通过该银行卡定期向李文静转款，用于偿还李文静的房贷，就是说田永革将鼎新公司的经营收入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第四，李文静在2008年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担任鼎新公司监事，2014年8月26日，田永革、李文静作为保证人与建行石家庄中山西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鼎新公司向银行借款800多万元，承担保证责任，2015年10月12日，李文静自愿与田永革“一致同意以公司10%股权向中汇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同时为上述债务提供无线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7月16日田永革、李文静作为抵押人自愿为鼎新公司向石家庄汉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26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上述事实均说明李文静参与了鼎新公司的经营活动；第五、田永革、李文静离婚协议中记载，鼎新公司股份系二人共同出资并由田永革持有，在二人确认系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又约定公司债务由田永革负责偿还，该约定是二人的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约束力；第六、李文静虽然同田永革离婚，但田永革在自己及公司债务缠身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下依旧支付明显高于石家庄最低生活标准的抚养费并且田永革给付的抚养费并没有用于李文静抚养支出，而是直接用于偿还房屋贷款，具有明显的利用离婚逃离债务的情节，严重损害债权人、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五、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余额为本金925000元错误，事实为678744.01元；2016年5月5日李延花转款100万元的当日，要求债务人支付利息75000元至其指定收款账户李彦军银行卡，依法应认定为李延花变相扣收砍头息，债权本金92.5万元，对此冯秀艳认可。除2016年5月5日外，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债务人分21次向李延花付款47.2万元，按照付款时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最高利息上限年利率36%计算，超出的部分抵充本金，至2017年1月25日李延花的本金已剩678744.01元，一审判决没有考虑超出年利率36%部分应抵充李延花的本金，而是直接将利息期间顺延至2017年11月16日，实质上是对预付利息的认可，这是严重违法的。六、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其与田永革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2014年12月31日田永革即向李延花借款390万元，至2016年1月11日还清了该笔借款；不到4个月，即2016年5月5日，李延花第二次向田永革提供借款100万元；2017年4月13日李延花第三次向田永革提供借款30万元；（2015）井民一作初字第00052号《民事调解书》显示：李延花2014年4月3日向李英仁、冯辉霞出借本金1424.7万元；（2018）冀0121民初12号《民事调解书》显示：2016年9月4日李延花向刘志飞、杜云霄出借本金220万元；（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1日李延花向程刚出借本金30万元；(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1日李延花以马运丽的名义出借本金60万元；5、李延花与白玉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冀0121民初593号案件显示，李延花向白玉锁借款481.47万元；上述事实说明，李延花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具目的具有经营性，并且除夫妻经营外，还雇佣马运丽专业负责放贷、收贷业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针对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鼎新公司、田永革答辩称，第一、不同意本借款属于本人与李文静的共同债务，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笔借款在借款协议里面明确规定用于公司经营，这是李延花的明确要求，而且确实所有的款项都用于公司经营，与家庭生活无关。第二、一审判决将生效时间认定为保证期间，并判令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承担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对该条认可。第三、一审判决认定债务余额为925000元错误，事实为678744.01元。第四、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其与本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对此认可。补充：石家庄中院出台意见，助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该意见是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李延花在2018年、2019年累计起诉民间借贷案件10件以上，2019年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因此相应的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借款人返还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资金占用使用费。第五、李延花伪造证据，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一审判决既不按妨碍诉讼处理也不按虚假诉讼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对李延花的偏袒，程序违法，对此认可。第六、李延花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此认可。针对冯秀艳上诉的第三条，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想找我弟弟作为保证人，但是我弟弟和我弟媳不愿意，所以几次都没答应，后来确实是在说的不详细的情况下，要求冯秀艳做了保证，当时我们急需用款，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第四条不认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针对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李文静答辩称，第一、不认可系夫妻共同债务，田永革银行卡于2016年5月5日收到李延花100万元后，在5月9日向北京欧立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款80万元、向李艳转款45万元，同日，李艳将该45万元及其他款项共计120万元转付桥西泰宇电子经销中心；截止2016年5月9日，田永革卡余额为18.14元，该笔100万元借款与家庭生活无关，其金额也超出了家庭生活必要的限度和范围。第二、我们认为如果田永革转款的银行卡实际就是鼎新公司的公用账户，转款的所有款项都视为鼎新公司的转款，那么田永革的收入和个人工资将无从体现，所以我们认为这37100元证明了李文静对这100万是不知情的，而且这100万的时间和去向也能证实和家庭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关于另案李文静、田永革、鼎新公司和李保明的一个民间借贷案，这个案子我们正在申诉过程中，我们认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还是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标准去认定。对于张彦敏、张文清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我们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关于李延花是否职业放贷人，我们没有搜集这方面的证据，关于李延花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我们不发表意见。 针对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李延花答辩称，第一、应对全部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债务发生在田永革、李文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财产混同。第二、田永革将鼎新公司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涉案借款应为田永革、李文静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与田永革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第四，一审法院认定债权本金为92.5万元有误，应为100万元。第五，一审法院认定债权利息已经偿还547000元错误，应认定为317000元。第六，李延花与田永革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李延花为职业放贷人，故其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针对张文清、张彦敏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冯秀艳答辩称，没有意见。 针对冯秀艳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张文清、张彦敏答辩称，没有意见。 针对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张彦敏答辩称，我们认为李文静应当与田永革共同承担清偿的义务，本案田永革的债务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包括以下五点：第一、本案债务发生在田永革和李文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证实李文静在2008年12月30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担任鼎新公司监事和职工代表，田永革尾号5081交通银行卡，自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4日期间，定期多次向李文静转款，金额在500元至9500元不等，用于偿还李文静名下属于田永革、李文静的夫妻共同房贷；鼎新公司员工、股东、账户与田永革账户有经常性的资金往来，田永革个人财产与鼎新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第三、鼎新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田永革持有84%股份，为与李文静夫妻共同财产，田永革持股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代表了田永革与李文静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李文静与田永革离婚协议中对于公司债务的约定对外不产生约束力。第四、鼎新公司出资购买了石家庄华强广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六间办公楼并登记在田永革名下，成为田永革与李文静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于二人离婚时进行了分割；登记在田永革名下的两部汽车与登记在鼎新公司名下的一部汽车在二人离婚时也进行了分割。第五、鼎新公司的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以及民间借款，借款行为也是鼎新公司的经营活动之一，李文静深度参与了鼎新公司的借款活动并提供了保证担保。综上，案涉债务应当由李文静与田永革共同承担。 针对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张文清答辩称，同张彦敏答辩意见。 针对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冯秀艳答辩称，同张彦敏答辩意见，再补充一点，田永革与李文静离婚期间，田永革在债务缠身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依然支付高额抚养费，且这笔抚养费明显高于石家庄的最低生活标准，既不符合相关规定也不符合我们关于事实的约定，所以我们认为李文静和田永革在利用离婚协议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李延花答辩称，与针对张文清、张彦敏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的答辩意见一致。 针对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田永革、鼎新公司答辩称，没有意见。 针对李延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田永革答辩称，第一、不同意借款本金应为100万元，同意张文清、冯秀艳、张彦敏上诉状中说的尚欠金额，关于李彦军的75000元砍头息，在以前庭审中也提交了证据证明。第二、本案已偿还借款利息应为317000元，对此不认可。第三、本人有证据李延花与冯秀艳、张彦敏、张文清之间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对于公司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不管比例股份大小，均有责任。 针对李延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李文静答辩称，对夫妻共债没有新的意见，其他不发表意见。 针对李延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张文清、张彦敏、冯秀艳答辩称，关于李延花债权数额和利息的认定，第一、原判第22页第8行到11行认定借款期间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原判原判第23页第14行到17行认定借款期间的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前后矛盾相互冲突。第二、在计算借款人偿还出借人的本金和利息时，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逐笔计算偿还的利息和本金；对每一期的利息均按照92.5万元本金为基数进行计算，导致多算了利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尚欠李延花本金92.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张彦敏和李延花的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合同并没有约定保证期间，而是约定不明。冯秀艳补充答辩，我们的保证合同是在借款合同到期日签订的，这笔债务是否清偿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签订了合同，但是只是说对10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具体哪笔借款不清楚，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担保合同也应无效；另外田永革和李延花之间有多笔借款，田永革对张文清、张彦敏、冯秀艳保证对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存在欺诈的可能，应当予以查清，因此冯秀艳的担保责任应当予以免除。 针对李延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鼎新公司答辩称，同田永革意见。 马运丽针对所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因第三人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所以对于本案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不清楚，第三人只是受李彦军、李延花的委托向田永革催款，对于借款本金具体数额及借款款项偿还情况等细节问题不清楚。 李延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田永革、李文静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鼎新公司对其中10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4日，鼎新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出席会议成员为田永革、张彦敏（总股份占全体股东的80%以上的股东已到会）。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并决议如下：同意为田永革向李延花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2016年5月5日至（截至日未写明），如田永革到期不能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鼎新公司愿无条件代偿并承担其因实现债权所花费的一切费用。2016年5月5日，原审原告李延花（乙方）与原审被告田永革（甲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整，借款用途仅用于企业经营，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11月4日止，借款利率1.5%／月，付息方式为上付息。甲方如到期不归还借款或不全部归还借款，乙方除有权追收借款外，并有权加收合同总价款日0.5%的违约金。签订借款合同当日，原审原告李延花通过银行转账汇给原审被告田永革1000000元，原审被告田永革给原审原告李延花出具了借据。借据内容为：“今收到出借人李延花提供的借款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佰万元整。借期自2016年5月5日起至2016年11月4日止。借款人（签字并摁手印）：田永革”。同日，原审原告李延花（甲方）与原审被告鼎新公司（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为保证上述借款合同还款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乙方鼎新公司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债务人田永革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尾部有鼎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永革签字及公司盖章。2016年5月5日，原审被告张彦敏、原审被告张文清分别给原审原告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内容均为：“兹有田永革（债务人）于2016年5月5日与李延花（债权人）签署了《借款合同》，愿以个人所有财产及权益为其提供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贷款担保，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向债权人提供反担保。并承诺如下：一、本人同意对《借款合同》及今后可能发生的修改、补充条款中债务人的所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债务人未按《借款合同》中的承诺按期足额偿还全部债务，导致债权人损失的，本人保证在收到债权人索款通知后十五日内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债权人；…六、本保证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债权人根据《借款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债权被全部清偿为止…”。担保书尾部分别有承诺人张文清、张彦敏签字并摁手印。同日，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分别给原审原告出具了《具结书》，内容均为：“1.本具结书是本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一经签字后即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本人保证为民间抵／质押贷款所提供的证件和材料完全属实，本人愿意承担此次的一切法律责任。3.本人对借款人提供的个人证件、借贷资料、抵押物的情况完全了解，如出现违约，按该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依法处置。4.本具结书是借款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结书尾部分别有具结人张文清、张彦敏签字并摁手印。2016年11月4日，原审被告冯秀艳给原审原告出具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和《具结书》，约定内容与上述内容一致。担保书、具结书尾部均有原审被告冯秀艳签字并摁手印。2017年4月9日，原审原告李延花（乙方）与原审被告田永革（甲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9日至2017年6月8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2017年4月13日，原审原告李延花通过银行转账汇给马运丽人民币300000元。当日马运丽将此款分三笔（每笔人民币100000元）汇入原审被告田永革银行账户。原审被告田永革质证称，2017年4月13日，原审被告田永革分六次（每笔人民币50000元）汇给马运丽指定的收款人王亮共计人民币300000元，此款属于倒账，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并提供与马运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原审被告田永革对2016年5月5日其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质证称，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审原告在付给原审被告1000000元的当天，原审被告通过自己的会计李艳汇给原审原告指定的收款人李彦军75000元，实际借款应为925000元，应以925000元认定本金；违约金约定与最高院的规定相冲突，利息、违约金总和不得超过24%，从借款之日至2017年3月24日，原审被告分22次共计给付原审原告547000元，提供了债权债务明细、田永革与马运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银行汇款单（汇款单显示：2016年5月5日李艳汇给李彦军75000元、2016年6月22日李艳汇给李彦军50000元、2016年6月24日李艳汇给李彦军25000元、2016年8月4日李艳分两笔汇给李彦军90000元、2016年9月30日李艳汇给李彦军5000元、2016年10月20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30000元、2016年10月22日夏宝来分两笔汇给马运丽55000元、2016年11月4日夏宝来分两笔汇给李彦军60000元、2016年12月26日夏宝来汇给李彦军10000元、2016年12月27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15000元、2016年12月28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20000元、2016年12月29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1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7000元、2017年1月10日夏宝来分两笔汇给马运丽10000元、2017年1月23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20000元、2017年1月24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30000元、2017年1月25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30000元、2017年3月24日夏宝来汇给马运丽5000元，共计547000元），付款超出月息1.5%的部分应扣除相应本金，本金剩余562038.94元，利息付至2017年2月12日。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质证称，担保合同没有约定担保期限，根据《担保法》规定，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到期后六个月即2016年11月4日后六个月，原审原告主张权利是在2017年7月14日，已过担保期限，原审二被告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被告冯秀艳质证称，担保合同无异议，主借款合同是2016年5月5日签署，担保合同是2016年11月4日签署，担保合同与原审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不是一回事。原审被告李文静质证称，原审被告不是借款当事人，对借款不知情，田永革借款与原审被告无关联性，借款用途为企业经营，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用途及使用情况，说明该借款用于鼎新公司经营，与原审被告无关。原审被告李文静提供了田永革2015年度部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该借款用于田永革个人使用或者公司经营，并未用于家庭支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被告鼎新公司对担保借款事实无异议。庭审中，原审原告李延花称，原审原告未收到田永革75000元，也未指定由李彦军收款，1000000元借款系由马运丽经办，田永革汇给李彦军的款项并非还原审原告借款，该笔借款业务由第三方李彦军介绍所借，田永革汇给李彦军的款项是支付服务费，并非还借款。原审原告提供《服务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借款方）：田永革；乙方（出借人）：李延花；丙方（中介人）：李彦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寻找合适放款客户事宜，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签订本合同，并保证共同遵守。一、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二、借款期限：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11月4日。三、服务费240000元。四、委托服务费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元整。该服务费用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实际分四次支付，第一笔于借款实际发生之日付一个半月服务费，依次往后每一个半月支付一次的服务费给丙方）。五、费用负担:因订立和履行本合同及实现债权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六、双方责任：1、甲方责任（1）甲方保证所借款项用于合法用途。（2）甲方保证按约定时间向放款方归还本息。（3）甲方保证所提供资料均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成分。（4）甲方保证对放款方个人资料及本合同内容保密,不得泄露无关第三者。乙方责任（1）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办理借款的相关手续。（2）乙方协助甲方办理抵押手续。（3）乙方保证对借款方个人资料及本合同内容保密,不得泄露给无关第三人。3、违约责任（1）若甲方因提供虚假资料或掩盖重要事实导致登记不能、抵押无效或者抵押登记被撤销的,以及甲方中途毁约导致抵押登记手续无法完成的,乙方所收取服务费不予退还;甲方除应支付全额服务费外,另须支付与全额服务费相同金额的违约金。（2）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抵押登记手续不能办理,则乙方应退还甲方所收服务费。（3）若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签约时支付服务费,并且在抵押当日仍未全额支付,则甲方须支付乙方双倍服务费作为违约金。七、乙方特别提示:甲方委托乙方所借款项应由放款人直接划入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确定的甲方名下的银行账户,不得经转其他任何公司及个人（包括乙方公司及业务人员的账户）。甲方同意款项另行划转的情况下,应自行承担所有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八、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通过乙方人民法院解决。九、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特别约定:甲方如到期未能偿还乙方借款,则继续按以上约定标准（肆万／月）支付丙方服务费,直至借款还清为止”。该《服务协议》落款处有田永革、李延花签名，并署有李彦军的名字。原审被告田永革对该服务协议质证称，我方提供的张彦敏手机照片中的“服务协议”，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照片中没有“丙方”内容，原审原告提交的服务协议首页中“甲方、乙方”与“丙方”不在同一垂线上，说明是后打印和添加上去的；服务协议第5行、第6行“丙方”与第6行“乙方”打印习惯反常，违反常规思维方式，且第5行的“甲方”“丙方”不在同一行，也就是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说明该“丙方”是后添加上去的；服务协议主文第14行手写部分内容，照片上最后内容多了“的服务费给丙方”，其中“的”字下面“。”能看出，“服”是由“）”改写而成，说明服务费给丙方是添加上去的；服务协议最后一页6-7行“特别约定”内容，照片中没有，原审原告提交的服务协议中显示“特别约定”，特别约定中显示甲方支付给丙方，在服务协议前一页第六条规定，违约责任中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该协议是格式合同，前后矛盾，说明该条款是后加上去的，服务费每月4万元，服务费是按借款数额来确定的；服务协议最后“丙方（签章）年月日”处与“甲方”不是同一垂线上，且照片协议中并没有“丙方”；原审被告曾向原审原告借款300万元，偿还后，原审原告才向原审被告再次放100万元借款，不存在第三方李彦军，也无须第三人介绍，该服务协议没有丙方的服务内容，没有提到丙方是中介人，丙方只负责收款，没有服务内容，服务协议中提到乙方负责找第三方，即使第三方存在，也是原审原告指定的收款人，原审原告承认收到利息317000元，而马运丽只收取232000元，另85000元转入李彦军名下，说明该款是李彦军转付给了原审原告，该借款是高利贷，只是以服务费的名义收取高额利息；原审原告仅提供服务协议，李彦军未出庭作证，原审被告也并不认识李彦军，故李彦军签字捺印不应认定，可对该协议进行鉴定。原审原告称，原审被告方提交的服务协议照片无效，并没有原审原告的签字，田永革手里也应有一份服务协议，其应提供原件；协议中手写和打印部分，因当时签协议时更改过多次，签协议时为了省力才出现服务协议中的补充条款；服务协议中24万元处有手印，骑缝处也有田永革的手印和签字，服务协议是三方协议，服务协议中田永革的签字是真实存在的，是合法有效的，字迹不在同一行很正常。原审被告田永革提供证人李某、证人夏某到庭作证，证明李某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50）、夏某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36）借给田永革，用于鼎新公司、田永革对外业务往来。另，原审被告张彦敏、冯秀艳提供的张彦敏与马运丽的手机短信记录显示，2015年7月31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25日原审被告张彦敏曾汇付给李彦军部分款项。诉讼期间，原审原告李延花申请撤回对原审被告田永革借款30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称，原审被告田永革借款1000000元截至起诉之日（2017年7月14日），共收利息317000元，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剩余利息未付。原审原告催要未果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系原审被告鼎新公司的股东及职工。原审被告田永革与原审被告李文静于199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2016年10月12日双方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田永革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92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止；双方婚内共同出资并由田永革持有的鼎新公司、北京网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上述两家企业的关联企业股份，双方共同确认由田永革所有；双方婚内共同出资并由田永革持有的鼎新公司、北京网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上述两家企业的关联企业所产生的债务由田永革负责偿还等等。本案在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提交李彦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李彦军因病于2018年2月13日死亡。原审原告称原审被告田永革、李文静离婚协议中载明鼎新公司确系双方共同出资并由田永革持有股份，另外，从公司成立到2015年7月16日李文静曾担任公司高管，并曾是公司监事，进一步证明李文静是公司股东的事实并共同经营公司，该借款用于双方共同出资的企业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原审原告称经统计其申请法院调取的原审被告田永革、李文静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6年5月31日，李艳（卡号：62×××50）转给田永革（卡号：62×××81）10000＋1614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卡号：62×××35）9500元，2016年6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6年7月31日，田永革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6年8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6年8月31日，夏宝来（卡号：62×××36）转给田永革23000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6年9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6年9月30日，李艳（卡号：62×××50）转给田永革9200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6年10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6年11月30日，李艳（卡号：62×××96）转给田永革1584元，夏宝来（卡号：62×××36）转给田永革7500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6年12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6年12月30日，李艳（卡号：62×××96）转给田永革1057元，夏宝来（卡号：62×××36）转给田永革7500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7年1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7年1月24日，夏宝来转给田永革3800＋20000元，次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2年2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7年3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同日夏宝来转给田永革10000元，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2017年4月1日，李文静偿还房贷9124.82元，2017年4月4日，夏宝来转给田永革9200元，同日田永革由此卡转给李文静9200元。综上所述，证明鼎新公司的资金与田永革财产混同，原审被告田永革和李文静在离婚前用公司资金为其房产还过贷款，消费资金来源亦是鼎新公司及鼎新公司财务账户（夏宝来、李艳账户），故应由原审被告田永革、李文静共同偿还。原审被告李文静提交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3053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494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用以证明田永革借款用于鼎新公司的经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原审被告李文静对借款不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原审被告李文静提交的两份调解书，基于调解书的性质，调解书中所描述的事实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定案依据。原审被告李文静提交的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的原审原告并未主张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新华区人民法院也未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经营进行审查，且该案中的原审原告举证情况与本案不同，故该判决书对本案没有参考价值。原审被告张文清的质证意见为：同意原审原告说法，田永革和李文静、鼎新公司确实存在资金混用的情况，另外田永革所说的北京网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资金也是来源于田永革的借款。此外原审被告李文静提供其工作证明、河北华信审计师事务所冀华审（1996）117验资报告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进账单一份，用以证明李文静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收入情况，不存在借款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形。原审被告田永革主张借款本金数额应扣除砍头息75000元，田永革称在2016年5月5日原审原告汇给其1000000元，其指定李艳的银行卡向李彦军汇款75000万元，该汇款是受第三人马运丽的指定向李彦军汇款，马运丽作为原审原告雇佣的员工专门处理本案的借款以及收款的事宜，故严格来说是变相的砍头息。第三人马运丽称其参与催款的时间是2016年6月份，不是2016年5月份，所以对于75000元是否为砍头息并不知情。原审原告李延花称第三人马运丽是石家庄华凌科技有限公司的后勤人员，负责后勤采购，不是财务人员，从2016年6月份开始负责催款。原审原告李延花称自己是石家庄华凌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占股36%。原审被告张彦敏、冯秀艳称，在2017年8月22日井陉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第7也谈到了马运丽的身份，原审原告称马运丽是其工作人员，这笔借款是原审原告让马运丽负责，第8页原审原告还说到马运丽是其公司行政人员，钱是原审原告的，马运丽负责运作。第三人马运丽的质证意见为：马运丽受李延花、李彦军二人分别委托向田永革催款，但对于款项的性质及田永革应当分别支付给李延花、李彦军的款项总额、还款情况及尚欠金额均不清楚，马运丽只是受李延花、李彦军指派负责催款事宜，所以对于原审原、被告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利息、服务费等详细情况并不知情。李彦军的银行卡由李彦军独自支配，不存在李彦军受马运丽控制的情况。因受李彦军的委托向田永革催款，所以会发生要求田永革向李彦军支付的情况。另，马运丽称对于服务协议真实性其并不知情。一审法院依申请查询李彦军（开户行：华夏银行石家庄槐安路支行，卡号：62×××37）自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5月5日李彦军确实收到李艳（卡号：62×××50）转账人民币75000元，同日，吴志林（系原审原告李延花丈夫）转入李彦军账户人民币195000元，后李彦军先后分两笔转入吴志林账户人民币10000元、20000元，又分四笔（每笔人民币50000）共转入原审原告李延花账户（卡号：62×××10）人民币200000元。2016年5月6日原审原告李延花（卡号：62×××80）转入李彦军账户人民币40000元，后李彦军又转入李延花账户（卡号：62×××76）人民币30000元等，李彦军与原审原告李延花、原审原告丈夫吴志林存在大量银行转账交易往来，又由于李彦军病故无法到庭，故无法确认每笔转账款项的具体用途。原审被告张彦敏、冯秀艳提交井陉县人民法院（2015）执井字第00339号执行裁定书（原审原告李延花与李英仁、河北赵州利民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借款纠纷一案，借款金额1527万元）、井陉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1财保234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李延花与被申请人刘志飞等诉前财产保全纠纷，请求冻结金额210万元）、井陉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原审原告李延花与程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借款金额20万元）、井陉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1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原审原告马运丽与程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借款金额60万元）、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原审原告白玉锁等与原审被告李延花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查封被告价值4814700元财产）。原审被告张彦敏、冯秀艳称其认可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借款合同的合法性，因为原审原告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上述裁定书、判决书（另外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查询系统能够查到李延花的案件13笔）显示李延花提供资金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利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所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违反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另外原审被告张彦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款合同》、借据、银行汇款凭证、《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具结书》、《保证合同》、《服务协议》、银行电子回单、银行流水、短信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离婚证、离婚协议、照片、撤回申请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河北华信审计师事务所冀华审（1996）117验资报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进账单、（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0121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2019）冀0121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证实并经庭审质证记录在卷。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5月5日，原审原告李延花与原审被告田永革签订《借款合同》、原审被告鼎新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原审被告张文清、张彦敏向原审原告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具结书》、2016年11月4日原审被告冯秀艳向原审原告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书》、《具结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担保书、具结书效力，一审法院均予以认定。关于原审原告李延花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原审被告张彦敏、冯秀艳向一审法院提供井陉县人民法院（2015）井执字第00339号执行裁定书、（2017）冀0121财保234号民事裁定书、（2018）冀0121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0121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2019）冀0121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其中（2018）冀0121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审原告为马运丽、原审被告为程刚，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中原审原告为白玉锁、吴志华、原审被告为李延花、吴志林，其他三案原审原告（申请人）为李延花，从原审被告所提交证据无法充分证实李延花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亦不足以认定原审原告李延花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款项目的具有经营性，故原审被告田永革、张彦敏、冯秀艳、张文清对原审原告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无效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关于原审被告田永革欠款数额问题。原审原告李延花与原审被告田永革所签《借款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利率1.5%/月，付息方式：上付息”。原审原告于2016年5月5日向原审被告发放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原审被告田永革于2016年5月5日向李彦军转账人民币75000元。原审被告田永革称该款75000元系预先扣除的利息，原审原告李延花称田永革和李彦军有《服务协议》，明确注明75000元是服务费，但原审原告李延花提供的《服务协议》与原审被告田永革提供的协议相互矛盾，且从原审被告田永革及李彦军、第三人马运丽银行转账明细所显示转款记录看出，原审原告出借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原审被告田永革于借款当日转给李彦军75000元是真实的，由于原审原告李延花提供的《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服务费为每月40000元不是75000元，且原审原、被告间所使用马运丽、李艳银行卡进行业务往来的账目无法明确确定75000元是否为服务费，故原审原告李延花关于75000元是服务费不是扣除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因此，原审被告田永革实际借款金额确定为人民币925000元（1000000元-75000元）较为妥当。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11月4日，利率1.5%/月”，故此期限内利息应按约定利率计算。原审被告田永革称其截至2017年3月24日分22次共付原审原告547000元（含75000元本金）。原审被告田永革提供其还款的22笔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在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原审被告田永革分9次向李彦军共转账人民币315000元，分13次向第三人马运丽共转账人民币232000元。原审原告李延花称其只收了317000元，未提供具体收款明细。原审被告田永革转入第三人马运丽账户款项不足原审原告所称收款数额，结合第三人马运丽与原审被告田永革催款聊天记录，第三人马运丽曾通知过原审被告田永革将借款利息转入李彦军账户，故原审被告田永革关于原审原告使用李彦军的银行卡来进行业务往来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先利息，后主债务的顺序抵充。故本案中原审被告田永革转入李彦军、马运丽账户人民币472000元（547000元-75000元）应按先息后本的方式予以确定，即应认定为原审被告支付原审原告李延花利息。借款约定了还款期限，并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原审被告田永革未按约定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原审原告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借款日至原审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之前一日（即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7月13日）利息应按借款本金925000元为基数，月利率3%（年利率36%÷12）计算为396556.45元（925000元×3%/月×14月+925000元×3%/月÷31日×9日）；原审被告田永革已付原审原告472000元，抵充借款利息后，剩余75443.55元（472000元-396556.45元）。原审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至实际借款偿还之日利息应按年利率24%予以计算，即自2017年7月14日起，每月应还利息为18500元（925000元×24%/年÷12）,75443.55元可抵充四个月二天借款利息（75443.56÷18500），故原审被告田永革尚欠利息应自2018年11月16日起偿还原审原告李延花。关于原审被告李文静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审被告田永革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审原告借款，《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仅用于企业经营。原审原告称原审被告李文静于2015年7月15日前曾担任鼎新公司监事会监事成员，但从其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鼎新公司系原审被告田永革、原审被告李文静共同生产经营。原审原告提供原审被告田永革与李文静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双方在离婚前曾用公司账户转款四次，合计人民币37100元（9500元+9200元+9200元+9200元），为原审被告李文静偿还房贷，故原审被告李文静应在该款范围内承担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给原审原告出具的担保书载明，保证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债权人根据借款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债权被全部清偿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据此，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三人的保证期间应认定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主债务履行届满日期为2016年11月4日，而原审原告已于2017年7月14日提起诉讼，并没有超过二年的期限。故本案原审原告要求上述原审三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三被告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原审被告鼎新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保证合同》，鼎新公司应按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诉讼期间，原审原告李延花申请撤回对原审被告田永革借款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判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原审被告田永革偿还原审原告李延花借款本金人民币92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以本金人民币9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原审被告李文静对其中的37100元借款本金承担偿还责任；二、原审被告张彦敏、张文清、河北鼎新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冯秀艳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审原告李延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4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047元，由原审原告李延花负担10749元，原审被告田永革负担15298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延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财产混同，将鼎新公司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与田永革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二组证据：鼎新公司监事会决议、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工商备案登记资料。证明李文静参与公司经营，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田永革和鼎新公司质证称，不认同个人与鼎新公司财产混同，不认同将公司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对于李延花提供的判决书和裁定书，其法律效力认可，但是对其逻辑不认可。 张彦敏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民间借贷中超限利息的抵充》及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86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29条、第30条规定，在计算借款人偿还出借人的本金和利息时，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逐笔计算每次偿还的利息和本金。如果借款人清偿出借人的款项在冲抵当期利息之后还有剩余，应当冲抵本金。下一期利息应当以上期清偿之后的本金为基数进行计算；第二组证据，《债权债务明细A》和《债权债务明细B》，拟证明原审判决计算认定尚欠李延花本金92.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证明焦点二。另补充2014年4月25日由石家庄华菱科技有限公司、李彦军和李延花向鼎新公司借款的一个借款合同书。借款合同书是马运丽签署，拟证明第一，双方在发生这一笔本案的借款之前的2014年也曾经发生过借贷关系；第二，李彦军和李延花以及马运丽都在石家庄华菱科技有限公司；第三，石家庄华菱科技有限公司在2014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李延花和其丈夫吴志林两个人的股；我们一审提交证据能够证明马运丽通过短信指定将还款的利息还至李彦军的银行卡，而马运丽又是李延花所雇佣的职工；李延花和李彦军是同胞兄妹关系，证据是照片影印件，是对复印件拍照的。 李延花质证称，该证据没有原件，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厅的会议纪要，并非法律适用，不能直接作为案件的审理依据。第二组证据最高院的民事裁定书也不能作为案件的审理依据。债权债务明细是张彦敏的计算方式，我们不认可，应按照一审法院确认的计算方式进行计算。 田永革、鼎新公司、张文清、冯秀艳质证称，认可张彦敏的质证意见。 马运丽质证称，张彦敏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同李延花意见；对第二组真实性不认可，不是证据原件，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李文静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 田永革、鼎新公司就第三个争议焦点，提交由张文清、公司财务经理孙伟伟、财务总监杨军科和本人签字的2017年1月北京网弦公司工资表，证明本人5081银行卡，实质每月只发了在岗工资，本人没有当月领取工资或少领工资是为了公司发展，但本人每月将近2万的工资收入足以覆盖家庭开支，所以本人不认可财产混同和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提供张彦敏、张文清等与其他股东或员工夏宝兰、李艳的往来账，表明个人银行卡都为公司经营使用，如果存在财产混同，所有股东和员工均存在财产混同。 李延花质证称，田永革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另外田永革少收取工资与常理不符，更证明其与公司的资产混同，至于其他员工及股东是否与公司的资产混同与本案无关。 张彦敏质证称，第一，田永革提供的是北京网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月份的工资表，虽然是复印件但是该工资表与双方争议的田永革与鼎新公司的资产混同是两个问题。第二，我们提到的田永革与鼎新公司的资产混同是说的田永革的交通银行卡5801尾号的银行卡，与李文静之间有多次经常性的资金往来，而该银行卡田永革说是其工资卡，但是田永革并没有提供该银行卡的全部流水，以此来证明该银行卡内的资金流转都属于工资，相反该银行卡里的资金除了和李文静的进行资金流转之外，还和其他股东的资金有流转，而其他股东银行卡借给了公司使用；这在一审的时候也已经查明，包括了夏宝兰、李艳也包括了张彦敏的银行，还有其他人的；也就是说公司股东之间的资金的往来，即公司的也就是公司在使用了田永革的交通的银行卡。换句话说，田永革的交通银行卡是鼎新公司的资产之一；而该银行卡里的钱转给李文静就属于资产混同，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偿还了银行贷款房贷，田永革刚才提供的尾号为0736的银行卡，不能够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以张彦敏的银行卡购买华强广场的六间办公室登记在了田永革的名下，而该六间房屋田永革夫妇在离婚时也进行了处分进行了分割，也就是田永革也将公司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了处理。 张文清质证称，同意张彦敏意见，对田永革提交的工资表，我们没有收到工资，因为那个时候公司已经经营很困难了，现在公司还欠着很多员工的工资。 冯秀艳质证称，没有新的意见。 李文静质证称，对证据无意见，流水能看出来打给张彦敏的卡号有很多，是不是每个卡号都是公司用需要他们证明一下。 鼎新公司质证称，鼎新公司认为公司经营发生困难，工资发不出，除了大股东承担责任之外，每位股东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作为法定代表人，本人即使以个人名义为公司借款，不像其他股东那样，公司要给他们报酬，请问上诉人你们拿到多少借款的报酬，有多少还给了我或用于我的家庭没有。 张彦敏提交证据目录中的第3-6组证据，第三组证据，《鼎新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该工商登记档案能够说明鼎新电脑在2008年11月25日注册资金1000万；田永革持有84%的股份，实际注册资金是840万，田永革是实际的控制人，该840万注册资金是田永革夫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出资；田永革说持股份应当认定为夫妻2人共同共有，李文静的股份由田永革代为行使；以田永革行使股权行使公司的管理权基于李文静，李文静作为公司的监事和职工代表是鼎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鼎新公司的经营活动付有忠诚和监督义务。第四组证据，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2692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731号民事判决书及6张收款收据、张彦敏银行流水，拟证明李文静在2008年12月30日至2015年7月15日担任鼎新公司的监事和职工代表期间，鼎新公司出资购买了石家庄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间办公室，该6间办公室登记在田永革名下，在李文静与田永革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田永革夫妻财产与鼎新公司存在混同。第五组证据，中汇担保公司和田永革、李文静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公证书》及《反担保保证合同（个人）》、汉邦与田永革、李文静签订的2份《抵押合同》、《股权质押登记证明书》、李文静的住房证、车辆登记证书，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执7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8509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鼎新公司的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以及向民间借款，借款行为是鼎新公司的经营活动之一，李文静深度参与了鼎新公司的借款经营活动且提供了保证。第六组证据，河北省高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石家庄中院（2019）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法律文书证明李文静在2018年12月30日至2015年7月15日担任鼎新公司监事和职工代表期间，鼎新公司购买华强办公室六间，该六间房屋登记在田永革名下，成为其夫妻共同财产；从田永革尾号5081交通银行卡，自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4日的交易明细来看该账户定期多次向李文静转款金额从1500至9500不等，用于偿还了李文静名下，属于田永革与李文静夫妻共同债务的房贷；鼎新公司的员工、股东以及鼎新公司与田永革之间有经常性的资金往来，田永革个人财产与鼎新公司存在资产混同，所以因此田永革将鼎新公司的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个认定得非常清楚。另补充一点，登记在田永革名下的两台汽车，也是田永革与汉邦公司所签订的抵押合同中所记载的车辆，该车辆田永革夫妇在离婚的时候也做了处理，所以上述车辆也属于鼎新公司的车辆。另外登记在田永革名下的还有一台汽车，该汽车田永革夫妇在离婚的时候也做出了分割，该车辆也属于鼎新公司的车辆，使用鼎新公司的资金所购买上述事实都能够说明田永革与李文静和鼎新公司的资产混同。 李延花、张文清、冯秀艳质证称，认可张彦敏提供的证据。 田永革质证称，所有的产权要看事实的产权和使用权，公司同意以我个人名义购买房产和车辆，并用于公司，这是私营企业管理不规范的情况下的常见情形，为公司抵押贷款很多次，如果把这些私营企业发展中的常见的问题，新企业如何发展，另本案的核心是如何公平合理处理非法高利贷的问题，重点应在解决此问题，不是其他问题，难道不管鼎新公司和李延花债务是否公平，无论欠多少，与其他股东没有关系吗，恶债要第一处理。 鼎新公司质证称，同田永革质证意见。 李文静质证称，第一、所有判决书中认定属于夫妻共债的只有李宝明一案。其他所有判决，要么未生效，要么被撤销，或者正在诉讼中，我们手里也有若干份判决书，证明同期的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债，也是生效法律文书，也有司法认定，是否可以就此类比；第二、关于李文静签署过的担保合同或者说担保类的法律文件，我们是认可的，我们知道的签字的债务我们认可，但是不知道的，没有签过字的我们不认可，包括建行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汉邦的两份抵押合同，这些确实李文静签过，但是不能说我们签过若干份的担保合同，就说我们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因为田永革是法定代表人，相关银行和金融机构要求法定代表人的配偶签字，所以签署了担保合同，凡是我们签过字的我们都认可。还有一个离婚协议我们要说一下，张彦敏代理人一直在说六间房、两辆车，无论是公司财产也好，还是田永革的财产也好，说我们离婚协议是进行了分割，但在离婚协议中财产全部是归田永革的，这不符合逃避债务的条件。自始至终我们也没有说这些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补充几点，第一、关于李宝明那个案件，我已经把李宝明行贿干预司法公正的证据提交了相关的部门进行举报，这个后边还在调查；第二、刚才张彦敏提到说是我有几笔签了保证合同，其中提到了一个弘石，弘石从17年开始起诉，一直到现在还没结束，事实不是打到我账上的，跟我没关系。弘石上面保证人的签字是他们伪造的，现在正在鉴定当中；在我担任监事期间，有涉诉两份合同上有我签字，但鉴定结果最终证明是伪造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充的，虽和本案无关，但还是简单陈述一下。关于我作为监事的问题，有份文件上写着我的名字，但我并未签字且未行使过监事的责任，由一审法院调取的我和田永革以及其他人的银行流水可知，我除了和田永革以外，与其他人并无往来，没有任何公司给我打款，而且，我作为监事的文件在2015年7月15日废掉了，这笔借款发生在2016年的5月5日，所以跟是否是监事也没有关系，我作为54所的正式职工，不可能在其他公司兼职，且鼎新公司的工资表中从未出现过我的名字，所以，关于我是监事和职工代表一事是假的；第三、财产混同的问题我们不说了，最高院关于司法解释的第三条，夫妻共债的法定条件是债务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而不是说公司的资产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金额上，刚才张彦敏代理人也提到另案李宝明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案件当中更明显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一共转了62000元，平均每月不足5000元。这样的转款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不能不考虑数额、频次简单的认定为夫妻共债。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本是30万，后来增资到1000万，30万是从另外一家企业拆借了30万，然后注册成立了鼎新公司，在李宝明案当中也说了，但是法院也没有审理，那个案子我们正在申诉当中，并没有说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成立，无论是田永革还是说一个当时另外一个都谁也没有实际出钱，也所以说谈不到夫妻共同出资的问题，谈不到这个问题。 马运丽质证称，认可张彦敏质证意见。 李延花质证称，第一，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的第三条，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田永革在借我们款项的时候，明确列明是经营所需，而他的这笔借款实际用于公司的经营。公司是夫妻共同的公司，故该笔债务是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第二，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有的房产明确列明是归李文静所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其至少一半应归田永革所有。 张文清质证称，针对李文静离婚协议提出分割的观点，刚才提到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个人名下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同时他又指出田永革名下的房产是鼎新公司出资购买的，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分割的财产占用了公司的资金，我是公司财务，他们购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每个月1500的房贷都是由田永革来还的，从2006年一直还到14年还是15年。而且他后来他购买的华强广场的房子9500是9200的，房贷也是田永革支付的。 冯秀艳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一个借据，就是证明鼎新公司以及田永革签字的向冯秀艳及其家人然后借款的一些借据。证据二、借款人的父亲在担保期间的生病的一个证明。证据三、冯秀艳和她家人的一个关系证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签订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根据我的当事人重新陈述，我们在11月4日这天没有见过李延花，只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找他签了字。这个人据说是马运丽，但是我们也不能确定。我想问一下李延花当天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要在贷款到期日的最后当天又签订了一份担保协议。 马运丽质证称，我认为这个问题你应该问田永革，因为咱们之间属于不认识的关系。 李延花质证称，其提供的这些借款与本案无关，另外所有的证据都与本案无关。 张彦敏质证称，对他的证据我不发表意见。但是对于刚才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我做一下补充。因为张彦敏、冯秀艳和张文清的三个人的内容除了最后的个人签字不一样之外，别的地方全部一样，因此实际上是一个格式条款。对于格式条款是李延花所提供，对于该格式条款的理解，如果发生争议的话，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李延花的解释。所以原判中对于保证期间的认定和解释，违反了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 李文静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意见。 马运丽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意见。 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对李延花提交的证据一、（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上述文书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二、鼎新公司监事会决议、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工商备案登记资料，该资料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表明李文静系公司监事，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张彦敏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民间借贷中超限利息的抵充》及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862号民事裁定书，上述会议纪要及裁定书非最高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不具普适性；对于张彦敏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债权债务明细A》和《债权债务明细B》，该债权明细系张彦敏自行计算所得，且李延花并不认可张彦敏的计算方式，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张彦敏提交的另补充的2014年4月25日由石家庄华菱科技有限公司、李彦军和李延花向鼎新公司借款的一个借款合同书，该借款合同书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张彦敏提交的第三至六组证据，《鼎新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2692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731号民事判决书及6张收款收据、张彦敏银行流水、中汇担保公司和田永革、李文静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公证书》及《反担保保证合同（个人）》、汉邦与田永革、李文静签订的2份《抵押合同》、《股权质押登记证明书》、李文静的住房证、车辆登记证书，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执7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8509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石家庄中院（2019）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田永革与李文静和鼎新公司的资产混同，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可；对冯秀艳提交的证据，一份借据、一份生病证明、一份关系证明、一份担保合同，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并不足以证明冯秀艳主张的合同存在乘人之危情节，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规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的基本事实“李文静对于鼎新公司存在与田永革共同经营之情形”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1、李延花是否为职业放贷人，本案是否涉及刑事；2、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如何认定，尚欠数额是多少；3、李文静应否承担案涉债务的共同还款责任；4、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应否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责任。 关于本案第一个焦点问题。张彦敏、冯秀艳、张文清提交的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无法充分证实李延花符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同一出借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作为原告，一年内在全市两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或两年内累计10件以上，且具有相关情形的，该出借人应当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应当对疑似放贷人所涉及案件进行重点监控”规定的情形，目前证据也不足以证实李延花反复、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人出借款项营利，故张彦敏、冯秀艳、张文清主张李延花系职业放贷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目前无充足证据证明李延花涉及刑事犯罪，故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关于借款本金数额，李延花与田永革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了1.5%的月利率及上付息的付息方式；李延花发放1000000元借款当日，田永革即向李彦军转账75000元，该数额与《服务协议》约定的给付李彦军每月4万元服务费不符，且双方进行业务往来的账目也无法明确75000元的服务费性质，故一审法院未支持李延花关于75000元是服务费不是扣除利息的主张，并据此认定田永革实际借款金额为人民币925000元（1000000元-75000元），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借款利息：第一，依据《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11月4日止，借款利率1.5%/月，付息方式为上付息。甲方（田永革）如到期不归还借款或不全部归还借款，乙方（李延花）除有权追收借款外，并有权加收合同总价款日0.5%的违约金”的约定，债务人到期未归还借款，合同约定的上调后利率已超过年利率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在田永革未按约定还款后，李延花主张按照年利率24%支付尚欠利息及违约金于法有据，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已付利息，应予扣减；第二，根据第三人马运丽与田永革的催款聊天记录，第三人马运丽曾通知过田永革将借款利息转入李彦军账户，一审据此认定李延花使用李彦军的银行卡来进行业务往来；田永革提供22笔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抗辩称，其在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分9次向李彦军共转账人民币315000元，分13次向第三人马运丽共转账人民币232000元，共计547000元（含75000元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田永革转入李彦军、马运丽账户人民币472000元（547000元-75000元本金）应按先息后本的方式予以确定；第三，基于以上几点，本案借款利息计算如下：自借款日至李延花起诉主张权利之前一日（即2016年5月5日至2017年7月13日）利息，应按借款本金925000元为基数，月利率3%（年利率36%÷12）计算为396556.45元（925000元×3%/月×14月+925000元×3%/月÷31日×9日）；田永革已付的472000元，抵充借款利息后，剩余75443.55元（472000元-396556.45元）；李延花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至实际借款偿还之日利息，应按年利率24%予以计算，即自2017年7月14日起，每月应还利息为18500元（925000元×24%/年÷12）,75443.55元可抵充四个月二天借款利息（75443.56÷18500），田永革应自2018年11月16日起偿还李延花尚欠利息。综上，一审有关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结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田永革个人与鼎新公司财产混同，同时存在田永革用该卡定期向李文静转款、李文静参与鼎新公司生产经营的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文静仅对其中37100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欠妥，本案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文静应与田永革共同偿还本案借款。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给李延花出具的担保书载明，保证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债权人根据借款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债权被全部清偿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张彦敏、张文清、冯秀艳三人的保证期间应认定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主债务履行届满日期为2016年11月4日，而李延花于2017年7月14日提起诉讼，要求上述三保证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冯秀艳称其签订担保合同时具有被乘人之危的情节，但未有效举证，对此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冯秀艳、张文清、张彦敏、李延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李文静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4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张彦敏、张文清、河北鼎新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冯秀艳对上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三项“驳回原告李延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1民初4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田永革偿还原告李延花借款本金人民币92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至，以本金人民币9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李文静对其中的37100元借款本金承担偿还责任”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上诉人田永革偿还上诉人李延花借款本金人民币92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至，以本金人民币9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上诉人李文静对本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4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047元，由李延花负担10749元，田永革负担152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019元，由上诉人李延花负担5000元，田永革负担13296元，李文静负担728元，张彦敏、张文清负担998元，冯秀艳负担19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丽娜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陈 路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