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1182民初796号 原告：路天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芸，北京市华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赵新文，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任思功。 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凤，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辉，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路天成与被告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牧庄村委）及第三人任思功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芸，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凤、武文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牧庄村委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107,8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1994年10月10日，原告作为户主与牧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书》，承包了短征9亩的土地，承包期为30年，从1995年1月起计算，汾阳市人民政府向原告发放了《土地使用证》。2018年，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307线汾阳市过境改线工程建设的通告》，汾阳市政府征收原告短征土地3亩，每亩土地补偿款为35960元，补偿款共计107880元，现该补偿款已经打至被告账户，被告以该地块存在纠纷为由拒绝向原告发放该补偿款。原告认为其对被征用的短征的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被告拒绝发放补偿款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贵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牧庄村委缺席未答辩。 第三人辩称，2001年案涉三亩土地经营权流转答辩人，根据物权法，128条，34条，1994年9月10路天成与被告签订合同，合同约定路天成承包短征土地，2001年路天成将9亩中的3亩流转至任思功，任思功与村委成立新的承包关系，2018年汾阳市政府征收短征地3亩，征收款应当给付任思功，路天成要求取得该款没有任何依据，被告应当支付第三人征地补偿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第三人提供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2000年度征粮核算表、2003年牧庄村农户计税面积统计表、承包方调查表、2002年牧庄村税费改革基础数字表、2003年交纳农业税登记表、收据、存折、客户明细账，属逾期举证，原告因第三人逾期举证拒绝质证，本院认为，本院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对第三人予以训诫；且根据本庭审查上述证据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根据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逾期举证并非故意。以上证明材料互相印证，可以证明从2001年起第三人任思功实际耕种路天成与被告牧庄村委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书》中所承包牧庄村短征地9亩地中的3亩，且第三人任思功实际耕种该3亩地前期缴纳该3亩地的农业税，后期领取该该3亩地的种粮补贴，直至2018年该3亩地被征收。 2、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被告牧庄村委2020年4月18日所作证明一份，第三人也提供被告牧庄村委2020年5月18日所作证明一份(该证明还签有)，但第三人直至2020年6月12日开庭才当庭提交该证明，属逾期举证，原告拒绝质证，第三人不能说明逾期提交该证据的正当理由；本院认为，被告牧庄村委系本案被告，而非证人；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被告牧庄村委2020年4月18日所作证明一份，第三人提供被告牧庄村委2020年5月18日所作证明与原告提供的被告牧庄村委2020年4月18日所作证明中关于第三人耕种短征3亩地的说明不一致，被告牧庄村委作为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明实质是对事实的陈述，而其陈述应前后一致，被告牧庄村委为第三人出具的证明还有田毓强、田开生、田毓荣三人签名，但该三位签名人没有说明身份，也无上述三人的身份证明，该三位签名人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对被告牧庄村委出具的该两份证明中一致的部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本院予以采信，按照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应禁止反言、诚实守信的原则，且第三人逾期举证情况，对不一致的部分，即被告牧庄村委在2020年5月18日所作证明中关于原告退出短征三亩地的说明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路天成与第三人任思功均系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1994年10月10日，原告路天成作为户主与被告牧庄村委签订《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书》，承包了短征9亩的土地，承包期为30年，从1995年1月起计算，同时，该合同第九条还约定，“如因特殊原因，需修改变更时，经双方同意后，报乡农经站批准后，方能生效”。同时，当时的汾阳县人民政府向原告路天成发放了短征9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证》。原告路天成承包该短征9亩土地后，将其中3亩交给其子路应柏耕种，2001年，路应柏经被告牧庄村委协调将原告路天成交给其耕种的3亩地流转给第三人任思功耕种至2018年，期间，第三人任思功缴纳过该3亩土地的农业税，也领取了国家发放的该3亩土地的种粮补贴。2018年，汾阳市人民政府根据《关于国道307线汾阳市过境改线工程建设的通告》，征收了该短征9亩土地中由第三人任思功正在耕种的3亩，每亩土地补偿款为35,960元，补偿款共计107,880元，现该补偿款已经汇至被告牧庄村委账户，因原告路天成、第三人任思功均要求领取该107,880元补偿款，被告牧庄村委以该短征3亩地存在纠纷为由拒绝向原告路天成、第三人任思功发放该补偿款。为此，原告路天成、第三人任思功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路天成与被告牧庄村委签订《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书》，承包了该村短征9亩的土地，承包期为30年，从1995年1月起计算。同时，当时的汾阳县人民政府向原告路天成发放了短征9亩土地的《土地使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原告路天成与米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起，取得所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汾阳市人民政府向其发放了土地使用证，原告路天成拥有汾阳市栗家庄镇牧庄村短征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非经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 第三人任思功认为，原告路天成已经自愿将9亩承包地其中3亩交还给发包方，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放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上述规定对农户自愿交回承包地进行了严格的程序限制，要求承包权利人应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承包地的意思表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众所周知，千百年来土地就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根脉之所在，国家为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依存，立法保护农民对土地合法的使用、收益权利，对农民流转土地设立了严格的程序，使农民流转土地成为了一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根本目的还是旨在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一定程度限制了农民随便、轻易抛弃土地的行为。原告路天成在承包期内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其将承包地通过被告牧庄村委作为中间人流转于法有据。原告路天成与被告牧庄村委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相对方对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有效性均未提出异议，按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被告双方变更合同，应按合同约定到栗家庄乡农经站办理合同变更批准手续，但原、被告双方既未签订变更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更未去栗家庄乡农经站办理合同变更批准手续，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依然合法有效。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任思功无权对原告路天成与被告牧庄村委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内容以及终止、解除等主张权利，且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路天成曾以书面形式放弃了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所以，本院对第三人任思功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因此，牧庄村短征诉争的3亩的土地承包权在2018年被征收时仍属原告路天成，第三人任思功请求确认其对牧庄村短征3亩土地拥有承包权，于法无据，不能支持。 2014年9月举行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2018年12月29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该条正是法律对农村改革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的回应。分离后承包权性质不变，为用益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经营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权能的分离而成，属于次生性的用益物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对抗性；赋予土地经营权用益物权性质的理由在于：经营人获得的经营权仅依靠与承包人的合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肯定经营权的物权性，则能够对抗承包人随意撕毁合同，为经营权人安心生产提供保障。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源于农村土地流转实践，具有强烈的社会诉求和实践基础，是社会实践引导下的法律制度创新。本案中，原告路天成正是通过转包的方式保留了土地承包权，而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于第三人任思功，可以说，本案的情形正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真实例证。原告路天成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于第三人任思功时，双方未签订书面转包协议，也未明确约定转包期限，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后，经营权属于次生性的用益物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对抗性，能够对抗承包人随意撕毁合同，为经营权人安心生产提供保障的属性，应推定转包期限至原土地承包合同到期日，因此，2018年政府征收短征3亩地时，该3亩地的经营权仍属于第三人任思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获得相应补偿”，依照该法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应归土地承包经营权人。107,880元补偿款是对被征收的案涉3亩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补偿，在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状况下，土地承包权是基础性权利，在国家征收案涉土地时，应主要补偿土地承包权人；而土地经营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及与土地承包权的对抗性，在国家因征收案涉土地时，应得到补偿，但土地经营权系次生权利，其补偿与土地承包权人相比较是次要的。综上，原告路天成在分割该案涉3亩地征收补偿款时，应分得75%的补偿款80,910元(107,880元×75%)，第三人任思功应分得25%的补偿款26,970元(107,880元×25%)；该款被告牧庄村委应该给付原告路天成和第三人任思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路天成80,910元；给付第三人任思功26,970元。 二、驳回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9元，由被告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审判员  贾清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路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