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96民终1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德群，男，195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河北达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会仙，女，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雄县，现住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强，雄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艳茹，女，195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雄县，现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河北达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邓子明，男，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上诉人邓德群因与被上诉人尹会仙、原审第三人李艳茹、邓子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8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德群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雄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8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地认定了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卖主体。1、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都是由合同的双方主体来承担的，本案中虽然是邓子明代理其父亲办理的购买房屋事宜，但是应由被代理人即上诉人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也是认可与上诉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根据上诉人的身份来订立的合同条款，如果认定是非上诉人购买的该房屋，不仅会严重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也侵犯房地产开发商的合同缔约选择权。2、本案中的涉案房屋，已经在雄县房产管理部门进行了法定的备案登记，依据规定，已经办理备案登记的房屋，不能再更改购房者姓名，如果出售房屋只能等下达房产证后进行过户交易，并依法负担国家税费，一审法院认定了涉案房屋非登记权利人所有，直接认定为被上诉人与邓子明的财产，即破坏了国家制定的房产过户税费制度，又直接造成了国家税务的损失，因为一审法院的确权判决从法律上能够直接导致房屋所有权的设立。3、一审法院将物权和债权的概念混淆，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确实是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那最多也是形成了夫妻共同债权，也不影响房屋所有权的主体，我国是实行房产所有权登记主义，即房屋登记在谁的名下即为谁的物权权利人，即使是将房屋出售，购买方最多也是行使一种要求履行合同的债权，也不能直接由债权变成物权。在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存在大量的支付购房款时由非购买人的账户进行代为支付的情形，如果根据一审法院的观点，谁支付的购房款谁代理的购房事宜就是谁的房屋所有权人，那么大量的房产中介以及实际付款人都将成为房屋所有权人。本案中应当严格遵守我国的“房产所有权登记主义”，不允许将债权混淆为物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涉案房屋已经在国家机关办理了房产备案登记，已经通过国家公开公示行为，确立的物权所有人，如果被上诉人针对登记的权利人有异议，正常程序也是先向备案登记机关提出异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更改错误的登记行为，而不能要求国家的审判机关直接干预国家的行政机关的备案登记，造成维权程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上述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尚未完全下达房屋所有权证书，即使是在离婚案件中都不能立即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依据上述规定，已经明确了司法精神，即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所指为参加房改的房屋，但是立法精神是相通的，也是执行的“房产所有权登记主义”禁止法院将实际出资人认定为房屋产权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否定了“房产所有权登记主义”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并在涉嫌规避税收的情况下，直接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关系，错误的认定了本案事实并错误的认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尹会仙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案件事实方面：虽然本案当事人基于的特殊身份关系，未签订书面的借名买房协议，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从案涉房屋的房款来源、房款支付、居住、使用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与邓子明夫妻二人为逃避二套房契税，借用上诉人名义买房的事实。二、法律适用方面：1、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以及房屋产权登记的问题：本案被上诉人所提起的是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当然包括登记的物权。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或网签登记只是房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方式，不是预告登记，也不是不动产物权登记，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被上诉人依据《物权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提起确权之诉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网签登记以及房屋产权登记，所产生的是公示公信效力，是对社会公众产生的外部效力，即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备案登记或产权登记而与登记的权利人进行交易，法律对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予以保护，即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备案登记所取得的只是物权期待权，而产权登记的效力仅是一种推定效力，即推定登记的物权人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在该房屋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当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为真实的权利人时，可以推翻这种推定，从而维护真正的“公正”。正是基于这种法理，《物权法》第19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因此，利害关系人对备案于或登记于他人名下的房屋请求确认物权的，如果有协议明确约定了房屋物权归属且该协议合法有效的，则应根据协议确认房屋的权利主体；如果没有协议约定，则应当综合分析相关证据，判断出资并实际使用房屋是否为物权人的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实际购买人是否为真正的权利人。房屋产权登记是登记机关对不动产当时权属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并不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是否享有不动产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在房屋产权归属发生争议时，为解决房屋产权归属问题，应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房款来源、房款支付、居住、使用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房屋产权归属。本案中，被上诉人夫妻二人为改善居住条件，将原有住房出售后，以所得价款购买了案涉房屋。为逃避二套房契税，借用上诉人名义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但该房屋自始至终都是被上诉人与邓子明居住使用，足以认定案涉房屋归被上诉人和邓子明所有。2、关于所谓一审判决“破坏国家制定的房产过户税费制度”的问题：首先，正是基于邓子明名下已经有雄县住房，而根据我国关于契税征缴的规定，首套房契税税率为1%，二套及以上住房契税税率为4%。如果案涉房产登记于邓子明或被上诉人名下，则会按照4%的税率缴纳契税，与登记于上诉人名下相比，会多缴纳税款9651.30元（购房款321710.00元×首套房与二套房税率差额3%＝9651.30元），所以才借用上诉人的名义购买案涉房产，并进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其次，如上所述，人民法院依法将案涉房产确权于被上诉人和邓子明，将按照4%的税率缴纳契税，不仅不会破坏所谓的税费制度，反而能够增加税收收入。3、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1条所调整的范围是指：离婚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主要是指夫妻双方作为买受人没有交清全部购房款而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包括购买福利性政策房屋和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房屋。离婚时尚未取得房屋完全所有权的情况主要是指夫妻双方根据福利性政策以标准价购买的房屋，即部分产权房屋。对于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办理房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而只是在离婚时没有办理的，此种情况下房屋所有权法律关系是比较清晰的，只是尚需完善权属登记手续，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类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和分割、补偿等问题予以处理。4、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公示，公示的目的又在于产生公信力，即通过法定的公示方法所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真实的权利状态，并与之进行交易。登记行为只是一种公示行为，而不是对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特定权利的确权或裁决，登记行为并不是权利创设行为，切不可将公示的手段误以为权利本身。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看，不动产物权源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不经法定方法公示，仍然是物权。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只能是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包括赠与等单方法律行为以及买卖等双方法律行为）。登记虽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是生效要件，但登记本身并非赋权行为，债权合意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和基础，登记则标志着当事人之间旨在转移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划上句号，然后就是通过登记将该物权变动向社会公示。可见，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而非登记行为。相对于当事人法律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地位，不动产登记具有从属性。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对不动产物权的终局性判断，只能依赖于原因行为或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审查判断结果，而这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认定。涉及不动产登记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是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涉及不动产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针对的是登记行为本身，即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审查的是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详言之，当事人之间或第三人对被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或原因行为等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争议，此争议实质上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登记机关之间并无实质争议，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就民事纠纷提起诉讼，在司法裁判作出后，依民事裁判进行更正登记即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因此，上诉人认为只能先向备案登记机关提出异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荒谬的。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艳茹述称，李艳茹与邓德群为夫妻关系，其与上诉人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邓子明述称，邓德群与邓子明为父子关系，其与上诉人意见一致。 尹会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雄县房产所有权（合同编号0005413）归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所有；2、诉讼费用由邓德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邓子明与邓德群系父子关系，邓德群与第三人李艳茹系夫妻关系。1997年1月27日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登记结婚。第三人邓子明名下有雄县房产（房产证号：雄县房权证雄州镇字第××号）。2008年1月10日，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购得雄县阳光小区三期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于2012年3月12日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王福庆，所得价款22.5万。2012年3月13日第三人邓子明向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62×××19）存入20万元、9万元、2.5万元现金，三笔存款共计31.5万元。2012年3月14日，邓德群与开发商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5413）及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表，购买盛唐国际温泉博览小区107号楼4单元402室。合同中邓德群的名字是第三人邓子明代写。第三人邓子明通过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62×××19），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分两笔支付购房款314514.00元，第一笔于2012年3月13日支付112804.00元，第二笔于2012年3月14日支付201710.00元。2012年3月14日第三人邓子明通过个人账户（卡号：62×××16），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15000.00元，加上选号预付款5000元，以上第三人邓子明个人共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334514.00元。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开具收据，其中购房款为321710.00元，地下室12804.00元。收据上交款人一栏为第三人邓子明。购买房屋后，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直到尹会仙因与第三人邓子明感情不和主动离开。2016年2月6日，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签订离婚协议一份，协议中第二条载明：“二人共有盛唐小区107号楼4单元402室住房一套，归儿子邓鑫拥有产权”。2017年5月25日和2018年3月21日第三人邓子明两次向雄县人民法院起诉尹会仙离婚，雄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638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冀0638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不准离婚。以上事实有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的结婚证、2008年1月10日邓子明与霸州市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雄县阳光小区三期房屋出售合同》（购买雄县阳光小区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2012年3月12日邓子明与王福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出卖雄县阳光小区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2012年3月14日邓德群（邓子明代笔）与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5413）及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表、邓子明62×××19和62×××16银行卡交易明细、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保存的购房款记账凭证和收据、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的离婚协议、雄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8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0638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尹会仙与邓德群因诉争房屋权属发生争议，尹会仙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和邓德群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问题。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系夫妻关系，邓德群和第三人邓子明系父子关系，双方不存在借名买房的书面协议。但尹会仙为证明双方借名买房的事实关系存在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的结婚证，二、2008年1月10日邓子明与霸州市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雄县阳光小区三期房屋出售合同》（购买雄县阳光小区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三、2012年3月12日邓子明与王福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出卖雄县阳光小区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四、2012年3月14日邓德群（邓子明代笔）与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5413）及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表，五、邓子明银行卡62×××19交易明细，六、邓子明银行卡62×××16交易明细，七、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保存的购房款记账凭证和收据，八、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的离婚协议，九、雄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8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书，十、雄县人民法院（2018）冀0638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邓德群及二位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三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认可，并证明购买房屋经房管部门进行了备案；证据五、六不能证实购房资金是邓子明提供的；证据七证实涉案房产登记在邓德群名下，邓德群没有银行卡，因购房需要刷卡，邓德群将存折给邓子明，邓子明取出存款存到卡里刷的卡；证据八是无效协议，因双方未离婚，是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擅自处分邓德群的财产；证据九、十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尹会仙提交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合法，应予以认定。依据上述证据可确认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8年1月10日购买雄县阳光小区三期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2012年3月12日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王福庆，所得价款22.5万。2012年3月13日第三人邓子明向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62×××19）存入20万元、9万元、2.5万元现金，三笔存款共计31.5万元。2012年3月14日，邓德群与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5413）及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表，购买盛唐国际温泉博览小区107号楼4单元402室。合同中邓德群的名字是第三人邓子明代写。第三人邓子明通过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62×××19）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分两笔支付购房款314514.00元，第一笔于2012年3月13日支付112804.00元，第二笔于2012年3月14日支付201710元。2012年3月14日第三人邓子明通过个人账户（卡号：62×××16）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15000.00元，加上选号预付款5000.00元，以上第三人邓子明个人共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334514.00元。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开具收据，其中购房款为321710.00元，地下室12804.00元。收据上交款人一栏为第三人邓子明。购买房屋后，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直到尹会仙因与第三人邓子明感情不和主动离开。综上，综合分析尹会仙提交的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本案当事人双方购房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到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2012年3月12日卖房和卖房款的去向、卖房和买房的时间、2012年3月14日新买房屋合同的签订、新买房屋价款的支付、房屋的交付、居住、使用情况等可确认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借邓德群名义买房的事实存在，所以诉争的房屋应确认为尹会仙与第三人邓子明所有。邓德群及二位第三人称，诉争房屋是邓德群出资购买的，应为邓德群所有，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尹会仙提供的证据，故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雄县房产所有权（合同编号0005413）为原告尹会仙和第三人邓子明夫妻共同所有。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被告邓德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所查明的事实、采信的证据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邓德群和被上诉人尹会仙及原审第三人邓子明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事实的问题。就本案而言，在确认雄县房产权利归属之前，应首先厘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子明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问题。在双方没有签订借名买房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应重点审查购房款的来源、购房出资人、买卖合同的签订者、房屋实际使用人等因素，对谁是实际购房人进行综合判断。首先，被上诉人尹会仙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3月12日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雄县阳光小区三期9号楼3单元501号住房出售给案外人王福庆，所得价款225000.00元。2012年3月13日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向其个人账户分别存入200000.00元、90000.00元、25000.00元，合计315000.00万元。此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又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314514.00元。2012年3月14日，其再次通过个人账户支付购房款15000.00元，加上选号预付款5000.00元，其支付购房款合计334514.00元。后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收据中交款人一栏为原审第三人邓子明。由此可见，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虽以被上诉人邓德群的名义买房，但实际出资人为邓子明，出资款系被上诉人与其买房而得的共有存款。其次，在上诉人与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购房人一栏处为原审第三人邓子明代签，并非上诉人本人签名。再次，本案诉争房屋购买以后，上诉人没有居住使用，而是由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共同居住使用，房屋实际占有人为此二人。最后，结合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曾经签订的离婚协议，二人在该协议中以涉案房屋为其共有财产的口吻将涉案房屋赠与儿子邓鑫。因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虽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买房屋，但二人均以自己为实际权利人的意思表示占有、使用、处分该涉案房屋。综合以上分析，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邓子明虽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借名买房协议，但涉案房屋的出资人为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出资款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的夫妻共同存款，上诉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签名亦为原审第三人邓子明代签，且涉案房屋购买以后，实际占有、使用、处分人亦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可见，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借名买房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涉案房屋应归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子明共同所有。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德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上诉人邓德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晓梅 审判员  崔海生 审判员  焦志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