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28民初613号 原告：龙光辉，男，1974年4月10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秀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应举，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蓼皋镇滨江花园A区13号楼3单元206号。 法定代表人：阮芳勇。 被告：阮芳勇，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第三人：阳开章，男，1971年9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第三人：姚波，男，1976年10月2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现羁押于铜仁市碧江区看守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孟明，北京市炜横（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勇，男，1971年9月27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大脚县。 第三人：欧阳广灯，男，1963年1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原告龙光辉与被告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阮芳勇及第三人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龙光辉及其诉讼委托代理人彭应举、被告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芳勇、被告阮芳勇以及第三人姚波、欧阳广灯、张勇、阳开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光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天安公司、阮芳勇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欠款42.2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8年8月16日起以85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2019年2月6日（共计175天9.9166万元）；从2019年2月7日起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2019年8月29日（共计204天10.2万元）；从2019年8月30日起以72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2019年11月5日（共计67天3.216万元）；从2019年11月6日起以57.2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2019年12月2日（共计27天1.0296万元）；从2019年12月3日起以42.2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计算至2020年3月12日为2.8133万元）。合计金额27.1755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龙光辉与第三人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五人原均系被告天安公司的股东。2018年7月8日，被告阮芳勇与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签订《入股协议书》，被告阮芳勇出资1050万元购买天安公司70%的股份。原告及第三人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阮芳勇，并由被告阮芳勇支付转让款265万元。此款约定在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后30日内支付，否则按照月息5%支付逾期利息。2018年7月11日，原告另行与被告阮芳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自己所持有天安公司17%的股份以85万元转让给被告阮芳勇，同时约定，该转让款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后30日内，以转账的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原告。2018年7月16日，原告将股权变更转让登记在被告阮芳勇名下后，被告阮芳勇至今未按照协议支付原告转让费。因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安公司及阮芳勇共同辩称，2018年7月8日，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与阮芳勇签订《入股协议书》，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持有天安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阮芳勇。协议约定，阮芳勇入股后，天安公司的注册资金增加为1500万元。其中：阮芳勇投入资金1050万元，占公司70%的股份，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投资450万元，第三人姚波代表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持有公司30%的股份。原告及第三人前期已投入的735万元，扣抵应承担的450万元和已收取的预购房款20万元，阮芳勇实际应付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姚波等五人265万元。协议同时约定，阮芳勇的投资款分期投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即使阮芳勇投资没有达到1050万元，阮芳勇同样享受公司70%的股份。入股协议签订后，阮芳勇于2018年7月9日向天安公司转账182万元用于支付天安公司应付的土地出让金。之后，为了完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阮芳勇分别与原告龙光辉及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履行入股协议过程中，原告龙光辉与第三人对阮芳勇应退回的265万元作了具体分配，且龙光辉按照其内部份额比例收取了股份转让金。由此可见，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如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转让金，阮芳勇则占公司140%的股份，显然不符合常理。公司转让股份不可能同时履行二份协议。阮芳勇受让天安公司股东的70%股份，双方按照《入股协议书》履行权利义务，原告龙光辉与阮芳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没有约束力。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姚波述称，本案涉及两份协议书，一份是入股协议书、另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按照入股协议履行转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用于办理工商登记。 第三人欧阳广灯述称，其持有公司原股份14%，转给阮芳勇是9%，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是为了凑足阮芳勇的70%股份。公司以1050万元转让70%股份给阮芳勇，阮芳勇应缴公司265万元，我们公司还欠300万元，阮芳勇应先拿182万元出来交土地款。但阮芳勇只履行了182万元，后面的265万元没有交完。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去工商办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会上没有说阮芳勇要拿85万元给原告。 第三人张勇述称，天安公司股东按照入股协议将股份转让给阮芳勇是事实，阮芳勇应付我们265万元。在履行入股协议时，阮芳勇付了182万元，并付了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偿还欠款。我们是按照入股协议将股份转让转给阮芳勇的，到工商变更登记要股份转让协议，所以我们才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人阳开章述称，我原是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阮芳勇投资我们企业投资1050万元来入股，我们转让70%股份给阮芳勇，其他股东的30%股份由姚波代为持股。股份变更后阮芳勇应该按照增资后金额补我们265万元。阮芳勇履行了一部分协议，其中支付了182万元用于公司支付土地款，其他的还没有履行完毕。182万元是包含在阮芳勇应投资的1050万元之内。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于工商变更登记需要。阮芳勇应按照入股协议履行265万元义务，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义务。 经审理查明，天安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25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2016年11月13日天安公司修订《公司章程》载明：阳开章认缴出资200万元，占公司股份20%；姚波认缴出资250万元，占25%；欧阳广灯认缴出资140万元，占14%；张勇认缴出资240万元，占24%；龙光辉认缴出资170万元，占17%。2018年7月8日，天安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1、阮芳勇成为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公司股份70%的股份。2、阳开章、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同意将自己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姚波。”同日，以龙光辉、姚波、阳开章、张勇、欧阳广灯为甲方与阮芳勇为乙方签订《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经甲、乙双方结算确认，甲方自设立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名股东在公司的前期投入以及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新区宗地编号为2××5ＬＧＯ01建设项目（松桃松江画廊）上的前期全部投入共计为735万元（但未扣除前期预收购房款20万元，对于前期预收的购房款20万元应作为入股后公司的收入予以扣除）；二、阮芳勇入股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甲方共同成为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三、在阮芳勇入股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预计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金为1500万元，其中阮芳勇投入资金1050万元，占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0%的股份，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投入资金450万元，并且以本合同第一项2018年6月30日结算的前期全部投入款735万元作为抵扣，本合同签订后，公司在扣除前期预收购房款20万元，应退还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265万元（735万元-450万元-20万元＝265万元）；四、阮芳勇投资1050万元分期投入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公司不缺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运作情况下，即使乙方投入的股金没有达到1050万，甲方认可视为乙方足额投入资金享有股份70%的权益和承担70%的义务，但股金金额的计算以实际投入为准；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阮芳勇投入第一批入股资金共计182万元打入公司账户，或者直接用于支付贵州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新区宗地编号为2××5ＬＧＯ01地块建设项目所欠的土地出让金，打到松桃 县国土局（此款只能用于支付给松桃县国土局缴纳所欠土地出让金，绝不得挪作他用）；六、在本合同签订之曰，公司所有的印章就随即交付乙方保管；七、自本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应当协商并签订公司股东改组退股协议，由姚波一个人持有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在公司原有的全部股份。在公司变更股东登记后30天内，由变更登记后的公司退还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本合同第三项的265万元。”第十一条约定：“若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对股权转让与退股存在异议，无法完成退股协议导致公司不能实现股权变更登记，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公司不能变更股权登记或者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而阮芳勇的第一期投入股金182万元又已打入公司或者打入松桃县国土局，则由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自不能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连带共同返还阮芳勇364万元。若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前存在潜在的债务以及公司变更登记前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名股东存在未批露的债务，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应对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姚波同意优先以其股份承担债务责任，不足部分公司有权向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应追偿。若公司变更登记后没有在30天内退还阳开章、姚波、张勇、龙光辉、欧阳广灯五人265万元，则由阮芳勇按月息5%支付逾期利息。” 上述入股协议签订后，阮芳勇于2018年7月9日向天安公司转账182万元用于支付天安公司应付的土地出让金。2018年7月11日阮芳勇分别与龙光辉、姚波等五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以龙光辉为甲方与阮芳勇为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数量】：“1、甲方同意将持有贵州省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7%的股权（认缴出资人民币170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接受。”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格】约定：“转让股权的价格以本公司净资产为参考对象，经甲乙双方协商转让的股权实际价格为85万元人民币。”第四条约定第1项约定：“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30日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全部价款。”2018年7月16日，天安公司股东由张勇、阳开章、龙光辉、欧阳广灯、姚波变更为姚波、阮芳勇，二人分别持股比例为30%和70%，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欧阳广灯变更为阮芳勇，注册资金从1000万元变更增加为1500万元。2018年12月13日，龙光辉与第三人姚波等五人召开会议，会议决议：一、天安公司卖股份给阮总，返回265万元的分配问题，还利丰股金本金35万元，利息5万元。共计40万元；二、龙光辉退本金65.75万元，由姚波出资收购，龙光辉所承担的8.8132万元亏损由姚波承担。龙光辉占天安公司新股比5.1%由姚波享受；三、张勇退本金109万元，借款6万元，共计115万元。由阳开章出资50万元收购张勇天安公司新股比3%。张勇亏损12.4421万元，应收利息2.084万元，由姚波出资64.3581万元收购张勇天安公司新股比4.2%。新股比：姚波：7.5+5.1+4.2=16.8%，阳开章：6+3=9%，欧阳广灯：4.2%。应收款项：龙光辉65.75万元，张勇115万元，欧阳广灯93.932万元，阳开章15.318万元。 同时查明，2019年11月30日，龙光辉向阮芳勇出具收款收据，收到阮芳勇代姚波支付的股权转让费51万元。2019年11月30日张勇收到阮芳勇代姚波支付的股权转让费82万元。2020年1月24日欧阳广灯收到阮芳勇代姚波支付的股权转让费43万元。2019年11月30日张勇收到阮芳勇代姚波支付的股权转让费82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入股协议书、股东转让协议书、企业变更登记记录、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份份额分配会议记录。天安公司开具的收据、客户回单、龙光辉及其他股东收取股权转让费的收款收据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来源合法，证明事实清楚，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将自己所持有的出资额或股份转让给他人，受让人按照转让协议占有公司股份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前，原股东分别与阮芳勇先后签订了《入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受让股权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龙光辉与其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持有天安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阮芳勇，全体股东在入股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入股协议签订后，阮芳勇按照入股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并以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主持公司经营。庭审中，其他股东均认可双方已经履行《入股协议》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后，又召开股东会议讨论265万元款项分配问题，各转让人在庭审时强调，阮芳勇与原股东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用于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之用的事实。由此可见，各转让人股东与受让人阮芳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龙光辉已收取的部分款项是各转让人之间对总股份价款265万元的内部分配，并非与阮芳勇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龙光辉请求阮芳勇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其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龙光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06元，减半收取6503元，由原告龙光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舒山恋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麻建英 书 记 员 龙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