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德，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亚仙，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星，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兰，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木华，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伟，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月萍，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婷妹，女。上述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龙，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海鹏，男。原审被告：黄松柏，男。上诉人苏亚仙、李亚德因与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原审被告李海鹏、黄松柏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亚仙、李亚德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90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发回重新审理或依法重新查清本案的事实，改判驳回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李亚德与苏亚仙并不存在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苏亚仙、李亚德属于夫妻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苏亚仙、李亚德从来没有办理任何结婚登记手续，双方曾于1994年期间同居，但是自1998年分居至今。在苏亚仙、李亚德分居期间，因苏亚仙的孩子李海鹏需要入户才能在当地读书，因此在此期间苏亚仙将自己和孩子李海鹏的户籍一起迁入李亚德的户口。在迁入户口时，羊角派出所并没有认真核实苏亚仙、李亚德之间是否存在婚姻登记手续，便直接将苏亚仙与李亚德的户籍关系登记为“妻”是错误的。2.苏亚仙、李亚德根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其同居关系也已经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苏亚仙、李亚德之间不存在夫妻关系，且事实上也已依法解除同居关系。苏亚仙、李亚德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到婚姻登记中心查询婚姻登记情况，被告知不存在婚姻登记的记录。3.一审法院认定苏亚仙、李亚德对非婚生儿子李某飞的日常生活开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错误。如前所述，苏亚仙、李亚德不存在夫妻关系，同居关系也依法被解除。在分居后苏亚仙、李亚德双方约定非婚生儿子李某飞的日常生活开支由李亚德负责，苏亚仙、李亚德之间根本不存在夫妻关系。本案中，李亚德外出回收废品进行分类是李亚德的个人行为，并不是苏亚仙、李亚德双方的共同行为。4.一审法院认定李亚德存在经营废品站的行为是错误的。本案中，李亚德仅是从事外出回收废品，并将废品进行分类处理，并不存在经营废品站的情形。经营废品站是指租赁一个固定的场所，由不特定的人携带废品到该站交换货币的行为；而外出回收废品是李亚德在外向不特定的人回收废品，再拿回特定的场所进行分类的行为。该两种行为完全是不相同的，李亚德也没有承认有经营废品站的事实。5.一审判决认定苏亚仙、李亚德在诉讼中自认“李亚德经营废品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产生的收益用于医治大儿子等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完全错误。在本案庭审中，苏亚仙、李亚德从来都没有作出任何关于家庭日常生活共同开支的陈述以及自认。6.一审法院认定李亚德与受害人黄某燕存在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为：2019年8月29日早上，李亚德到高州市第X人民医院为儿子李某飞寻求治疗精神类的药物，因当时没有带上儿子李某飞一同前往，所以无法购买药物。李亚德回到其租下的废品分类点后，受害人黄某燕见到李亚德，便上前要求李亚德提供工作，李亚德当时对受害人黄某燕说，你年纪较大，不适应在这里帮忙，要求受害人黄某燕离开现场。受害人黄某燕见到李亚德收回来的玻璃窗，便向李亚德索要这个窗框，因该玻璃窗残留了部分玻璃，受害人黄某燕在清理玻璃的时候，被溅起来的玻璃划伤左小腿并流血。在现场正在装卸泡沫废品的李亚德与潘某安得知该情况下，在现场对受害人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便驾车送其到羊角镇XX卫生院进行治疗。受害人黄某燕在医院治疗期间，经抢救无效死亡。基于以上的事实，李亚德并没有指示受害人黄某燕从事任何工作，其因索要窗框被玻璃划伤的情形与苏亚仙、李亚德无关。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受害人死亡原因的基本事实不清。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只有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羊角派出所出具了一份《证明》可以证实受害人黄某燕死亡的事实，但受害人黄某燕的死亡原因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认为受害人黄某燕系因为受雇于李亚德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伤害导致死亡，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应当对受害人死亡原因进行举证，并据此向一审法院提出死亡原因鉴定申请。三、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61644元错误。首先，本案李秀兰已年满55周岁，未满60周岁，一审法院认为李秀兰系无劳动能力错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的决议》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的规定，李秀兰年满55周岁只能作为可以依法办理退休的依据，但是不能作为无劳动能力的依据。是否丧失劳动应当以劳动能力鉴委员会作出的鉴定意见为准，未能提供该鉴定意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未充分考虑赔偿义务人的人数，直接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1644元，适用法律错误。四、李亚德在本案中没有任何的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对损害后果承担80%的过错责任不恰当。如前所述，李亚德与受害人黄某燕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受害人黄某燕系因为操作不当意外导致自己的损伤，没有证据证实李亚德对受害人黄某燕有授意从事相关工作并导致自身损伤，李亚德对受害人黄某燕的意外身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认定李亚德承担80%的赔偿责任错误。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一审法院认定李亚德与苏亚仙之间存在夫妻关系正确。首先，由茂名市公安局羊角派出所出具的《户成员信息》足以证明李亚德与苏亚仙之间的夫妻关系，羊角派出所在登记户籍信息时必然要求李亚德与苏亚仙承认双方的夫妻关系以及提供相关证明。李亚德和苏亚仙称是羊角派出所办理户籍登记时没有认真核查双方之间的婚姻登记手续，这也是无稽之谈。如果对李业德和苏亚仙户籍登记有异议，可以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其次，李亚德与苏亚仙在上诉状中自认双方此前有同居的事实，且其二人的大儿子李某飞的出生日期是1994年10月30日，据此推算，李亚德和苏亚仙在1994年1月1日之前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因此应认定其二人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认定李亚德与死者黄某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正确。潘某安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李亚德支付工钱请潘某安和黄某燕帮忙进行废品分类，李亚德的询问笔录也认可黄某燕是他的工人，其二人的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事发当天李亚德与黄某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以及事发时黄某燕正在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法院判令李亚德与苏亚仙对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李亚德和苏亚仙在庭上均自认李亚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经营废品站，产生的收益也用于大儿子李某飞的医药费等日常生活开支，这样是苏亚仙作为李亚德的配偶以及作为李某飞的母亲应尽的义务，根据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李亚德因经营废品站而产生的债务包括本案的侵权之债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苏亚仙应对李亚德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法院关于过错责任应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及如何认定正确。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在一审时提供的羊角派出所证明、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李某东、潘某安、李亚德的询问笔录以及羊角卫生院的抢救记录能够相互佐证，足以证明黄某燕的死亡是因从事雇佣活动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黄某燕虽然患有糖尿病，但并无医学观点能说明糖尿病与伤口难以止血具有直接关系。且李某东陈述黄某燕被送到医院后，伤口附近的血已凝固，证明黄某燕是因失血过多致死的，因此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己完成举证责任，李亚德和苏亚仙对黄某燕的死亡原因有异议，应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也明确向李亚德、苏亚仙进行了释明，但其二人并没有提出死因鉴定申请，自行放弃自己的权利，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于李亚德在本案中的过错事由，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己作出全面正确的论述，李亚德上述称其在本案中本无任何过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黄松柏述称：黄松柏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李亚德、苏亚仙的上诉也没有意见。李海鹏不作陈述。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亚德向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支付赔偿金385920元；2.判令李亚德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保险费等所有费用；3.苏亚仙、李海鹏、黄松柏对李亚德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亚德和苏亚仙是夫妻关系。李亚德在茂名市茂南区**************口向黄松柏租用一块土地作为停车场用于停放李亚德的私人汽车，同时用来对李亚德回收的垃圾废品进行分类整理。李亚德经营废品回收的收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产生的收益用于为大儿子李某飞治疗精神病等家庭日常开支。从2019年8月开始，李亚德在潘某安、黄某燕工余时间临时雇佣其二人到该处对回收的废品进行分类处理。2019年8月29日12时许，李亚德又临时雇佣潘某安和黄某燕将一批工地拆出来废弃集装箱的塑料框玻璃窗的玻璃砸掉，但未对黄某燕进行安全提示并提供劳动保护用具。黄某燕在做工过程中，左小腿被玻璃割伤，大量出血。李亚德、潘某安见状简单帮黄某燕进行包扎，但仍然止不住血，李亚德没有拔打120急救电话呼叫救护车，而是自己驾驶一辆江淮牌货车与潘某安一起将黄某燕送往羊角镇卫生院。途中，因遇到堵车，车辆行驶缓慢，到羊角镇信用社门口仍然不能缓解，潘某安只能下车背着黄某燕跑往卫生院。黄某燕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李亚德在旁用手扶住黄某燕，防止黄某燕掉落。潘某安将黄某燕背到卫生院门口后，卫生院医生立即对黄某燕进行抢救，抢救前未发现黄某燕伤品处有包扎物(应为被送医途中脱落)，经检验：黄某燕的面色苍白，唇发绀，四肢冰冷，呼之不应，瞳孔扩大并固定，颈动脉博动消失，血压测不出，左小腿见血迹，已干，伤口停止流血。经抢救无效，卫生院宣布黄某燕临床死亡。在庭审中，李亚德和黄松柏一致承认，李亚德向黄松柏租地时，说明是用于做废品分类，但双方没有签订协议。李亚德、苏亚仙自认经营回收废品是李亚德的主要收入来源，并用于帮大儿子李某飞治病。黄某燕出生于1953年5月26日，为农业户口人员，李秀兰为黄某燕的配偶，今年59岁。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为其二人的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李亚德与黄某燕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李亚德和证人潘某安在羊角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事发当天，李亚德临时雇佣黄某燕拆除回收的玻璃窗框玻璃的事实，应认定李亚德与黄某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以及事发时，黄某燕正在从事雇佣活动等事实。二、李亚德采取的救治措施是否得当，以及本案应当由谁承担证明受害人黄某燕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主张黄某燕是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造成死亡，并在起诉后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相关证据。根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李亚德、证人潘某安在羊角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和急危病人抢救记录，足以证实黄某燕的身体在事发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或者有其他足以导致死亡的因素，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被玻璃划伤出现大出血是可能产生死亡后果的唯一介入因素和作用力，可以推定黄某燕的死亡后果和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损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已经完成了证明黄某燕的死亡是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损害导致的后果的举证责任。李亚德反驳提出黄某燕死亡后果是由于黄某燕具有糖尿病的特殊体质原因造成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尤其在本案中，李亚德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笔录中陈述：“亚燕一个小腿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不止。当时其看到血液从亚燕的小腿好像喷泉那样喷出来，血液喷射出离开小腿一段的距离。其看见亚燕把塑料袋绑在伤口处之后还是流血不止，其想不会是伤到小腿大动脉了吧。”根据一般生活常识，足以判断出当时黄某燕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即使李亚德不是雇主，但作为黄某燕提供劳务活动的受益者，李亚德也有法律上的救治义务。但李亚德在自己不具备专业医疗技能的情况下，却没有选择打电话呼叫具有道路优先通行权和配备专业医疗人员、设备的急救车辆到场紧急救治，而是简单处理后自行用民用车辆将黄某燕送医，路上又遇堵车，严重耽误了抢救时间，其采取的救治措施明显不当。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李亚德、潘某安的陈述，当时黄某燕的伤口血液呈现出喷泉状况，简单包扎后仍然流血不止，但是黄某燕被送到卫生院时，根据卫生院记录的抢救前症状，黄某燕的生命症状已经消失，左小腿血迹已干，伤口停止流血。在黄某燕受伤后伤口出现喷泉状大出血的情况下，黄某燕被送到卫生院时伤口却已经停止流血并干涸，显然间隔的期间不会是一个较短的时间，由于李亚德当时没有报警或者呼叫救护车，无从查证具体的时间长短，但整个救治过程都在李亚德的主导下进行，李亚德显然有义务、有责任去举证证明自己的救治措施不当是否与黄某燕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李亚德应当承担证明黄某燕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从而才能免除或者减轻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但在庭审中，李亚德明确表示不申请对黄某燕的死因进行司法鉴定，拒绝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反驳意见不予采纳。三、对于证明本案的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及李亚德和黄某燕各自的过错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参照我国《劳动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雇主对雇员的雇佣活动负有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的职责义务，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负有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谨慎注意的义务。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起诉主张李亚德作为雇主具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设备，导致雇员黄某燕受伤，且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损伤扩大等过错责任，因而要求李亚德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证明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主张的事实，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在起诉后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相关证据。根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李亚德、证人潘某安在羊角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和急危病人抢救记录，足以证实李亚德没有依法取得从事废品回收的特许经营资质，不具备相应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事发当天李亚德没有向黄某燕进行安全提示，也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同时还存在救治措施不当等过错行为，故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已经完成了证明李亚德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李亚德反驳主张黄某燕的死亡后果是由黄某燕自身重大过错行为造成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李亚德承担证明黄某燕有重大过错的举证责任。尤其是李亚德在事发时就在现场，经历整个事发过程，具有便利的举证条件和很强的举证能力，由其承担证明黄某燕具有重大过错的举证责任也更为公平合理。但李亚德和证人潘某安在事发后立即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均不能够陈述黄某燕受伤的具体经过，不能够证明黄某燕的受伤是由于自己故意或者严重过失等重大过错行为造成的，在审理过程中也不能够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李亚德提出黄某燕有重大过错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现有证据，黄某燕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能够认识到在没有安全保护用具的情况下从事砸玻璃窗的劳动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其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导致左小腿被割伤，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性。综合考虑本项和上述第二项论述中认定的李亚德、黄某燕各自的过错性质、过错责任大小以及与黄某燕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酌定李亚德应当对黄某燕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80%的过错责任；黄某燕自行承担其余20%的过错责任。四、李亚德经营的废品回收站是否属于家庭共同经营，苏亚仙、李海鹏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主张李亚德、苏亚仙、李海鹏家庭共同经营涉案的废品回收站，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李亚德、苏亚仙、李海鹏也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主张的该项事实不予采纳。但根据李亚德、苏亚仙在诉讼中自认的事实，李亚德经营废品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产生的收益用于医治大儿子等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这也是苏亚仙作为李亚德的配偶应当负担的义务，根据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苏亚仙对李亚德因生产经营事项所造成的侵权损害也要承担责任，由此所产生的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苏亚仙应当和李亚德对本案债务共同承担责任，而李海鹏因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经营以及从中获益，故其无需承担责任。五、黄松柏是否应当对黄某燕的死亡后果承担责任。黄松柏虽然是涉案土地的出租方，但其对本案这种临时性、突发性的事件不可预见和加以阻止控制，其出租土地的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无需承担责任。六、关于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主张的赔偿请求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提出黄某燕的死亡赔偿金240352元、丧葬费33924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共324276元)等主张，均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提出要求李亚德、苏亚仙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61644元的诉讼请求，经查，被扶养人生活费具有身份关联性，以无劳动能力的被扶养人为特定对象，因此只有李秀兰作为女性因已满55岁而认定为无劳动能力，从而有权主张该项权利外，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不能就此提出诉求。李秀兰提出要求苏亚仙、李亚德、李海鹏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61644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一审法院在第三项论述中确认的李亚德和黄某燕各自承担过错的比例，李亚德、苏亚仙应对上述各项费用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死亡赔偿金192281.6元、丧葬费27139.2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259420.8元(324276元×80%)，赔偿李秀兰被扶养人生活费49315.2元(61644元×80%)，其余20%的损失由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李亚德在雇佣黄某燕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因未履行雇主安全保障的义务以及采取救治措施不当，造成黄某燕死亡的后果，侵犯了黄某燕的生命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过错责任，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黄某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未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应当承担部分过错，自行承担其余20%的损失。李亚德的上述赔偿债务属于李亚德与苏亚仙的夫妻共同债务，苏亚仙应当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李秀兰作为黄某燕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和被扶养人，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作为黄某燕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要求李亚德、苏亚仙进行赔偿。李亚德、苏亚仙依法应当共同赔偿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59420.8元，以及共同赔偿李秀兰被扶养人生活费49315.2元，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其余诉讼请求均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李亚德、苏亚仙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赔偿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死亡赔偿金192281.6元、丧葬费27139.2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259420.8元。二、限李亚德、苏亚仙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赔偿李秀兰被扶养人生活费49315.2元。三、驳回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的案件受理费708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544元、财产保全费2900元，共计6444元(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已预交)，由李亚德、苏亚仙负担4317元，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负担2127元。限李亚德、苏亚仙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按《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4317元。逾期不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预交的诉讼费用4317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亚德、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没有提交新证据。苏亚仙提交如下新证据：户口薄、结婚证、离婚证。拟证明黄某燕死亡时，苏亚仙与李亚德不是夫妻关系，苏亚仙与李亚德在2020年2月17日登记结婚，在2020年2月21日登记离婚，苏亚仙对黄某燕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核实，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1.该户籍登记时间以及结婚、离婚的登记时间均发生在黄某燕死亡之后。2.李亚德、苏亚仙的大儿子李某飞的出生时间是1994年10月30日，可以推算其二人在1994年1月1日之前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因此，李亚德、苏亚仙于2020年2月17日补办结婚证的行为可以证明其二人在1994年1月1日之前开始同居生活之日即具有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黄松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没有意见。李亚德质证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李亚德和苏亚仙是夫妻关系”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其余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李亚德与苏亚仙双方于2020年2月17日登记结婚，领取了结婚证。双方登记结婚后，又于2020年2月21日登记离婚，领取了离婚证。2020年4月8日，茂名市公安局给苏亚仙办理了其为户主的户口本，并将李海鹏登记到苏亚仙的户口本中，与苏亚仙的关系为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李亚德与苏亚仙是否属于夫妻关系，涉案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受害人黄某燕与李亚德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三、一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是否正确；四、一审判决对责任认定是否正确。一、关于李亚德与苏亚仙是否属于夫妻关系，涉案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李亚德与苏亚仙双方于2020年2月17日才登记结婚，领取了结婚证，因此，在案发时李亚德与苏亚仙不存在夫妻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李亚德与苏亚仙在案发时是夫妻关系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因此，李亚德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不能认定为李亚德、苏亚仙双方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基于错误认定李亚德与苏亚仙在案发时是夫妻关系，继而认定本案为李亚德、苏亚仙的夫妻共同债务，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受害人黄某燕与李亚德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从李亚德本人和证人潘某安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来看，李亚德也确认受害人黄某燕是为其工作，可以认定在事发当天李亚德雇佣黄某燕拆除回收的玻璃窗框的事实，因此，应当认定李亚德与黄某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61644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中，李秀兰在本案发生时已满55周岁，且为无劳动能力，故应当计算李秀兰作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李秀兰是农业户口，而李秀兰的扶养人除了受害人黄某燕之外还有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标准可知，2018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5411元／年。因此，李秀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61644元（15411元／年×20年÷5），一审判决认定扶养费为61644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一审判决对责任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受害人黄某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处理废品玻璃时不注意安全，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导致其自身受伤，最终因伤过重而死亡，受害人黄某燕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而李亚德作为受害人黄某燕的雇主，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防护装备给黄某燕，李亚德也同样存在重大过错。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受害人黄某燕与李亚德的过错程度相当，双方应当负同等责任为宜，即李亚德应当赔偿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损失的50%。一审判决认定由李亚德承担8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92281.6元、丧葬费27139.2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1644元，共计321064.8元正确，本院予以认定，故李亚德应当赔偿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损失为160532.4元（321064.8元×50%）。综上所述，苏亚仙、李亚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二、限上诉人李亚德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各项损失共计160532.4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44元、财产保全费2900元，共计6444元，由上诉人李亚德负担2677元，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负担37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88元，由上诉人李亚德负担2948元，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负担4140元。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140元，由被上诉人李秀兰、黄木华、黄国伟、黄月萍、黄婷妹迳付给上诉人李亚德，本院不再另行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浩江审 判 员 江剑兵审 判 员 庞健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燕红书 记 员 汤智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