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渝0154行初163号之一 原告周成秀，女，生于1969年1月25日，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冉启植（特别授权），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明星，重庆强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忠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果园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3765915210U。 法定代表人李心国，局长。 行政负责人刘艳权，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廖建国，重庆兴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良杰，男，系忠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职工。 第三人杨长权，男，生于1946年5月5日，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第三人重庆市雅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北山支路48号，注册号：5002330000174351-2-1。 法定代表人谭忠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向家安，男，生于1963年10月23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系重庆市雅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 第三人周勇，男，生于1970年4月20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代理人齐雁英，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元，男，生于1997年8月22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代理人周勇（周元之父），身份信息同上。 原告周成秀诉被告忠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杨长权、重庆市雅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雅博房司）、周勇撤销不动产登记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4日向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原告申请本案异地管辖，忠县人民法院经请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中院）后，二中院以（2019）渝02行辖22号《关于原告周成秀与被告忠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周元等撤销不动产权证一案指定管辖的复函》指定本院审理该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因杨长权、雅博房司、周元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准予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周勇与本案行为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周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本院发现原告起诉的被告错列，要求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未按本院要求变更被告，而是申请追加忠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忠县规自局）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后，依法通知忠县规自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2020年4月15日，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以及第三人雅博房司、周勇、周元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和质证，庭前会议后，原告主动申请撤回了对被告忠县人民政府的起诉，本院当日裁定予以准许。因本案的诉讼标的与(2019)渝0154行初156号、(2019)渝0154行初157号、(2019)渝0154行初162号案件的诉讼标的系同类行政行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于2020年4月16日将本案与前述三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合并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明星、被告行政负责人刘艳权以及委托代理人廖建国和廖良杰、第三人杨长权、第三人雅博房司委托代理人向家安、第三人周勇及委托代理人齐雁英、第三人周元的委托代理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矛盾争议大、证据多、案情复杂，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重庆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2月18日，被告为第三人周元颁发了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将坐落在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3号建筑面积为88.01平方米的房屋登记确权给周元；2019年3月12日，被告为第三人周元颁发了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将面积为88.01平方米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确权给周元。 原告周成秀诉称，本案案涉房屋即忠县忠州街道白公路2号附13号、14号门面房屋（正一层）由第三人雅博房司开发建设[即原忠县忠州镇白公路仿唐楼工程（简称仿唐楼）]，由第三人杨长权作为实际施工人垫资修建完工。项目完工后，因第三人雅博房司无力支付第三人杨长权工程款，便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部分房屋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抵偿给杨长权。2006年12月8日，杨长权以总价71.28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原告，并与原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后，杨长权将前述房屋交付给原告，原告将前述房屋一直用于商业经营，执管至今。当原告要求第三人雅博房司、杨长权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时，原告发现周勇采取非法手段已经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周元名下。原告认为，被告的颁证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为第三人周元颁发的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周成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杨长权与周成秀于2006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杨长权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2.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并实际占有房屋的事实。 3.（2016）最高法民再426号《民事判决书》（简称426号判决）复印件，拟证明杨长权与雅博房司就案涉房屋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书》（简称363号判决）第13页判决内容实质是债权，不是物权，周勇不能基于该判决主张物权。 4.（2019）渝执复61号、（2019）渝02执异155号、（2018）渝02执21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周勇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客观上不能返还，忠县规自局的登记行为不是基于法院的执行行为，而是行政机关自行办理；周勇在2019年2月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后没有放弃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这说明周勇在向忠县规自局提供材料中存在材料不齐全，且存在侵占财产的目的。 被告忠县规自局辩称，一、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原告。原告诉称购买了案涉房屋，但是原告购买房屋的出卖方（即第三人杨长权）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其买卖行为的效力并无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生效行政文书确认，原告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应当依法驳回。二、被告对第三人周勇作出不动产登记，权属来源清楚、登记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是正确的行政行为。（一）被告对第三人周勇所作的不动产登记，权属来源依据为重庆高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363号判决，该判决主文为：“被告重庆市雅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仿唐楼正一层五个门面405平方米、正二层1076平方米房屋、正三层1076平方米房屋返还给周勇”，案涉房屋即为忠县忠州镇（现为白公街道）仿唐楼正一层白公路2号附13号、14号房屋。第三人周勇依据生效的363号判决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其权属来源清楚、合法。（二）被告的登记行为程序合法。被告受理周勇的登记申请后，查询了拟登记的房屋登记在雅博房司名下，登记性质为转移登记，无抵押、查封、异议等权利限制，有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相关证明，应予登记。（三）被告登记的法律依据充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周勇持363号判决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依法为周勇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正确。三、周勇将案涉房屋的产权转让给周元的登记行为合法。周勇将白公路2号附13号、14号的房屋转移登记给周元，其申请登记行为以及被告作出的转移登记行为均合法。四、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系以房抵工程款给杨长权，杨长权出售给原告，原告与杨长权之间的房屋买卖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二）周勇是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申请产权登记，登记机关依法审查后予以登记发证，不是采用非法手段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故原告认为“周勇采取非法手段已经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被告对第三人周元所作的不动产登记，权属来源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原告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忠县规自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业务受理不动产单元号复印件； 2.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信息核实复印件； 4.土地房屋预受理抄告单复印件； 5.不动产登记审批表复印件； 证据1-5，拟证明申请和审查登记程序合法。 363号判决复印件； 7.363号判决送达依据； 8.（2018）渝02执215号执行通知书复印件； 证据6-8，拟证明生效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为返还房屋，周勇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来源清楚、合法。 9.311房地证2015字第0XXXX号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登记的房屋原登记在雅博房司名下。 10.税务机关对周勇办证纳税的处理意见复印件，拟证明纳税问题已依法办理。 11.大修基金缴费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案涉房屋的大修基金已缴纳。 12.门牌号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案涉房屋登记的不动产位置与门牌号的对应关系。 13.（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包括周勇转让给周元的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 14.相关法律规章摘编打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和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拟证明被告作出登记行为适用的法律、规章。 被告忠县规自局在庭审中补充了以下证据： 15.（2018）渝02执215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渝02执21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为周勇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行为合法。 第三人杨长权述称，案涉房屋是忠县政府出文件让雅博房司作工程款抵给我，周成秀是我妻子周成兰的妹妹不影响我卖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给周勇后再转移登记给周元不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案涉房屋的本次转移登记。 第三人杨长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或依据。 第三人雅博房司述称，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是周勇单方行为，与我司无关。案涉房产约于2007年以抵工程款的形式给杨长权，重庆高院作出的生效的（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074号《民事判决书》（简称74号判决）中已经认定我司有处置权，处置行为合法有效。363号判决只是判决周勇享有债权请求权，没有判定案涉房屋的物权归周勇所有，忠县规自局不能直接依据363号判决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同时，按照《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直接进行转移登记的应当是持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予以办理，不能仅凭判决书办理，故我司认为被告作出的本次转移登记错误，应依法撤销。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案涉房屋的本次转移登记。 第三人雅博房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或依据。 第三人周勇述称，一、原告周成秀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与2009年提交的买卖合同均是伪造的虚假买卖合同，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如下：（一）2009年，周成秀及其姐夫杨长权多次在二中院庭审中陈述案涉5个门面已经全部转让给刘西军、许天忠两人，其中刘西军100.878平方米，许天忠99.72平方米，合同上写有5个门面后半截改成住宅没有卖，其当时提交的买卖合同上无门牌号，只写了面积，二中院在3号生效判决中据此认定事实，原告提交的两份买卖合同的时间均是2006年12月28日。（二）对同一案涉房产，原告在此次起诉的诉讼中坚称案涉门面房屋由原告一直用于商业经营、执管至今，这说明周成秀此次承认5个门面没有转让给刘西军、许天忠，且二中院执行局于2018年两次现场查证，已经核实案涉门面房屋是周成秀在经营。（三）2006年时，仿唐楼根本没有竣工，派出所没有为该楼编制门牌号，更没有附号，而原告提交的2006年的买卖合同竟然写有2014年才编制的门牌号，有派出所编制门牌号档案资料和编制门牌号证明、周成秀以前交给忠县人民法院和二中院的买卖合同以及忠县人民法院和二中院判决书为证。（四）周成秀这次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上记载的买房面积是158.4平方米，而2009年交给二中院的买卖合同上记载的面积是99.72平方米，房屋买卖面积明显不一致。原告一方面声称其权利遭受严重侵害，另一方面，原告在开庭时未出庭，这有违常理。（五）周成秀是包工头杨长权妻子周成兰的妹妹，周成秀长期在仿唐楼工地，且多次在周勇处领取工程款，其明知周勇是仿唐楼开发商，是案涉房屋真正的产权人，其与杨长权签订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不是善意第三人，具有侵害抢劫周勇房产的主观恶意。二、原告周成秀不是被告颁证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无权起诉撤销被告为周元颁发的不动产权证。周勇办的不动产权证是从雅博房司名下的房地产总证中分离出来的，周元的不动产权证系从周勇名下转移登记而来，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三、周勇作为363号判决的胜诉方，有权凭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向忠县规自局单方申请办证，无需法院开具《协助执行通知书》。现有的生效判决书均认定案涉房屋是周勇全额投资修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雅博房司应该返还全部财产给周勇，周勇拥有的是物权，而不仅仅是债权。忠县规自局按照363号生效判决和政府纪要，将白公路2号附13、14号共计建筑面积176.02平方米从雅博公司总证分离办理房产证给周勇，又以周勇的申请将产权证转移登记给周元，被告的登记颁证行为合法，不应被撤销。四、杨长权对案涉房屋无处分权。第三人周勇开发的仿唐楼主体工程封顶后，雅博房司、杨长权采取煽动购房户堵车闹事，官商勾结的方式将周勇非法羁押进忠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内，相关人员逼迫周勇与雅博房公司签订财产《终止协议书》；与此同时，雅博房司与杨长权秘密签订《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以及瓜分周勇房产各50%的《协议》。目前，《终止协议书》已经被判决撤销；《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和《协议》已经被判决无效。特别是（2011）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简称2号判决）中确认雅博房司按协议约定享受14万元固定利润，14万利润之外，雅博房司无处分权。杨长权作为与周勇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明知周勇系仿唐楼工程的全额投资人和实际产权人，其参与无效协议的签订并依据无效协议侵犯周勇的房产，其处分周勇房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综上所述，被告为第三人周勇颁发的不动产权证合法有效，其将颁发给周勇的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给周元的行为亦合法有效，其颁证行为不应被撤销，原告与被告的登记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无权对此行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定被告颁证行为合法有效。 第三人周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363号判决复印件，拟证明周勇系凭生效判决办证。 2.2008年4月1日会议通知以及证明复印件，拟证明重庆市信访办组织开会处理案涉房屋产权归属问题，并要求雅博房司将房屋全部返还给周勇。 3.法律论证意见书、法律咨询意见复印件，拟证明雅博房司、杨长权无权处理周勇的房产。 4.（2018）渝02执215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渝02执21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送达回证复印件，拟证明二中院支持周勇办证。 5.《忠县房地产开发突出信访问题化解专题会议纪要》（忠府纪〔2013〕34号纪要）、《关于化解福田小区等房地产开发项目信访遗留问题的纪要》复印件，拟证明忠县政府同意对案涉房屋依判决办证。 6.（2018）渝02执215号立案受理通知书、执行通知书， 拟证明二中院支持周勇办证。 7.房屋买卖合同书、案涉房屋门牌号证明材料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杨长权签订的合同虚假，原告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拟证明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原告无权起诉，周勇可以凭生效判决单方申请办证。 第三人周元陈述，周元的意见与周勇的意见一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办证行为合法有效。 第三人周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或依据。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9、11、12无异议。证据2，证明内容有异议，周勇申请登记时已经明知案涉房屋不可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证据4，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5，审批表第二页初审意见中生效裁定书案号是空白的，虽然载明有《协助执行通知书》，但被告并未作为证据提供。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363号判决中载明的返还事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否定，该判决也被重庆高院裁定终止执行。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该通知书不是协助执行通知，仅是程序性告知，协助执行通知与执行通知是有本质区别的。证据10、13有异议。证据14，无异议，但被告没有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法律文书生效证明颁证。证据15，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第三人杨长权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4均不认可，证据15，杨长权以看不懂为由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雅博房司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5是周勇单独申请办证，雅博房司没有参与申请行为。证据6，363号判决是无法执行的判决，雅博房司向二中院提出异议后，该院执行局作出了终结执行裁定书；此后，周勇向重庆高院提出异议，重庆高院亦作出了裁定书，裁定363号判决终结执行；案涉房产在2007年以工程款形式给了杨长权。证据7、9、12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雅博房司收到执行通知书后，因案涉房屋没有控制在雅博房司名下，故向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二中院执行局作出了《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363号判决的执行。证据10、11、13，雅博房司不知情，不发表意见。证据14，无异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由法庭审查。证据15，对协助执行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通知书要求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不是协助执行产权转移；解除查封裁定只能表示对363号判决进入了执行程序，是告知程序，且该次执行因案涉房产无法执行而执行终结。第三人周勇、周元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纪要是2019年1月24日作出，经核实，忠县人民政府在人民法院作出426号判决时已经作出会议纪要，且426号判决针对的是周勇诉杨长权返还房屋及确认雅博房司与杨长权签订协议无效作出的判决，与被告颁证依据的判决内容不同。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三份裁定书是在会议纪要和忠县规自局作出房屋不动产登记后作出。第三人杨长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雅博房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因雅博房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故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4，真实性认可。第三人周勇、周元对原告提交证据1，买卖合同是虚假的，不认可；仿唐楼是周勇开发投资的，2007年1月完工交房，2006年没有办门牌附号，2007年才办房屋总号，原告2006年买卖合同上有2014年的门牌附号，说明合同形成时间不是2006年，是假合同。证据2，是假的，不予认可，周成秀是杨长权妻子周成兰的妹妹，其一直在仿唐楼工地上班，还在周勇处打收条收过工程款，其是知情人，即便买卖合同真实，周成秀也没有付款，不是善意第三人。证据3，426号判决解决的是另一法律关系，与办证无关联性，不过该判决也认定了周勇有权办证；363号判决维护了周勇的合法权利，如果不能办证，周勇还可以申请经济赔偿，正是基于产权是周勇的，法院才会如此认定。证据4，三个裁定不能抗衡363号判决，三个裁定解决的是杨长权没有返还房屋义务，而不是雅博房司与周勇之间的事，法院执行局不能以执代审，故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1，可证明周勇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时明知363号判决表明的不是周勇对不动产享有物权，而是周勇与雅博房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知道案涉不动产无法通过执行程序办证。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对送达文书的内容不清楚。证据6，通知书是程序性告知，不是协助执行文书，通知的对象是雅博房司，不是忠县规自局，故忠县规自局不能依据该执行通知书办理产权登记，因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载明的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才能办理产权登记。证据7，门牌号编号发生时间与房屋买卖合同发生时间基本一致，在2007年已经编出来，不是2014年；合同载明的门牌号与派出所2014年的门牌号不完全一致，派出所编的门牌号没有西山小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杨长权签订的合同是虚假的。原告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忠县规自局颁证行为的合法性，不能证明周勇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不能说明第三人周勇申请办证的动机正当性。被告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该判决是终审判决，一旦作出即生效，且该判决载明是返还房屋，表明该判决认定的周勇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证据2、3，被告没有掌握，也没有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登记颁证。证据4，被告没有掌握。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执行通知书不是协助执行通知书，被告登记颁证时不是依据人民法院协助通知书，而是周勇的申请；证据7，买卖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从考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门牌号编号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无异议，证明被告受理周勇的申请合法。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1-8能证明被告的登记颁证合法。第三人杨长权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第三人雅博房司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但周勇不能据此证明其办证的合法性，363号判决只是认定周勇享有债权，没有判令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同时，案涉房屋在该判决生效前已经被处置，该处置的合法性已被74号判决认可，而363号判决的执行程序已经（2019）渝执复61号裁定终结，该裁定认为被告将房屋登记给周勇是自行办理，不是依据法院生效文书，不能产生雅博房司返还房屋的后果。证据2，是复印件，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不认可。证据4，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颁证的合法性。证据6，无异议，立案受理通知仅表明363判决进入执行阶段，但不能证明执行结果，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7，雅博房司不知情，不发表意见。证据8，无异议，但是否适用本案争议问题的认定存疑。第三人周元对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据的认定意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收款收据无相关转账凭证予以佐证，故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3-5，文本真实、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证据1-15，文本真实、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三人周勇提交的证据1、4、6文本真实、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2、3、5均不是被告颁证行为的依据，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无关联性。证据5中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房屋买卖合同一致，认证意见同前；门牌号编号与证明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31日，忠县人民政府以忠府土发（2003）127号文件批复雅博房司，同意将该县忠州镇七居委国有土地691.02平方米出让给该司修建仿唐楼。2004年3月8日，周勇动工修建仿唐楼。2005年6月26日，周勇与杨长权签订《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对工程承包范围、工程造价、违约责任、工程款支付方式、争议的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05年7月8日，周勇以雅博房司的名义缴纳了仿唐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相关费用253211元。2005年10月13日，雅博房司（甲方）与周勇（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了仿唐楼的产权归属、房屋的出售权、利润分配、项目费用的支付等事项。2005年10月17日，周勇（甲方）与杨长权（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程材料款的结算支付事项。（2011）渝二中民再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书（简称2号判决）主文第二项确认周勇与雅博房司订立的《协议书》有效；第三项确认雅博房司按照协议约定享受14万元固定利润。 仿唐楼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周勇刻制了“重庆市雅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仿唐楼项目部”印章并从2004年9月开始以仿唐楼项目部和个人名义对外出售房屋。 2006年5月底，仿唐楼主体工程封顶后停工，致使项目不能按期交房，引发购房户多次集体上访，导致城市交通阻断。2006年8月9日，忠县公安局对周勇进行传唤,次日，忠县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对周勇进行刑事拘留。2006年9月7日，忠县公安局决定对周勇取保候审；2007年3月2日，忠县公安局解除对周勇的取保候审。 雅博房司（甲方）与周勇（乙方）在周勇被刑事拘留期间，即2006年9月4日签订了《终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05年10月13日签订的仿唐楼项目，现乙方自愿要求终止该协议不再履行，乙方主动放弃所有产权，其产权归甲方所有。该协议因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被重庆高院于2007年11月14日作出的（2007）渝高法民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 2006年10月20日，雅博房司（甲方）与杨长权、杨清盘、许天军、周成秀、周成兰、鲁友忠（乙方）订立《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第六条中约定甲方将仿唐楼未销售的正一层5个门面、正二层、正三层抵给乙方作为支付该工程的工程款。雅博房司在前述协议上签字盖章，杨长权在前述协议上签字确认，其他乙方人员未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006年12月13日，雅博房司（甲方）与杨长权（乙方）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除去项目所需费用后的利润，给乙方50%利润。前述《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协议》被（2011）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3号判决（简称3号判决）确认为无效协议。重庆高院以（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010号判决（简称10号判决）维持了3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以（2016）最高法民再426号民事判决（简称426号判决）维持了10号判决。 2006年12月6日，杨长权（甲方）与周成秀（乙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书》，甲方将案涉房屋以712800元的价格出让给乙方，该合同中的乙方周成秀是杨长权妻子周成兰的妹妹。 2015年1月6日，忠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现为忠县规自局）将仿唐楼名义层负4-正8层（物理层1-12）房屋建筑面积为14601.08平方米的房屋产权总证登记在雅博房司名下。 2015年6月12日，二中院作出（2011）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简称13号判决），该判决驳回了周勇的诉讼请求[该案周勇的诉讼请求是：1.杨长权按《工程承包合同》结算工程款，周勇支付杨长权100万元工程款；2.判令杨长权及第三人雅博房司、重庆市雅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雅博建筑公司）将仿唐楼正一层五个门面405平方米、正二层1076平方米、正三层1076平方米房屋返还周勇；3.本案诉讼费由杨长权及第三人负担]。周勇不服，提起上诉，诉讼中周勇申请查封了重庆市忠县忠州镇西山小区白公路2号附13-17号共计五个门面以及2号附20号、21号两层房屋。2016年5月11日，重庆高院作出363号判决，该判决主文第三项内容为雅博房司将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仿唐楼正一层五个门面405平方米、正二层1076平方米、正三层1076平方米房屋返还给周勇。 363号判决生效后，周勇向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判决，二中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执行后，因雅博房司认为周勇申请执行的房屋已经抵偿交付，杨长权认为周勇申请执行的房屋已经抵偿交付并不同意返还，故二中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8）渝02执21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该裁定对363号判决第三项内容终结执行。周勇不服，申请执行异议，二中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周勇的异议理由不成立，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渝02执异15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周勇的异议请求。周勇仍不服，向重庆高院申请复议，重庆高院经审查后认为周勇申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渝执复6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周勇的复议申请，维持二中院作出的（2019）渝02执异155号执行裁定。 周勇申请人民法院对363号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2019年1月24日，忠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决定：（一）由县法制办负责，县城乡建委、县国土房管局、县税务局等配合，根据363号判决第三项内容按照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对仿唐楼正一层5个门面405平方米、正二层1076平方米、正三层1076平方米房屋予以登记发证给周勇，并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本案。（二）县法制办负责，县信访办、县公安局等配合，依法依规完善周勇承诺放弃申请国家赔偿等相关事宜。2019年2月2日，忠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现忠县规自局）依据周勇单方申请以及提交的363号判决、送达回证、（2018）渝02执215号《执行通知书》等材料，为周勇颁发了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3号、14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2019年2月18日，被告依据周勇、周元的申请将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3号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给周元，并为周元颁发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年3月12日，被告依据周勇、周元的申请将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4号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给周元，并为周元颁发了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 2019年2月1日，二中院依据周勇的申请作出（2018）渝02执21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登记在被执行人雅博房司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3-17、附20、21号房产的查封；同日，二中院作出（2018）渝02执215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忠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协助解除登记在雅博房司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白公路2号附13-17（名义层：1层1-3、1-4、1-5、1-6、1-7）、附20、21号（2层2-1；3层3-1）房产的查封。 原告对被告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理给周元不服，以案涉房屋由第三人雅博房司以抵偿工程款方式抵偿给第三人杨长权，第三人杨长权再将案涉房屋以总价712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原告，由原告一直用于商业经营执管至今为由，认为被告为周元颁证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起诉来院，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忠县人民政府撤销为第三人周元颁发的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诉讼中，本院发现原告起诉的被告错列，要求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未按本院要求变更被告，而是申请追加忠县规自局为本案共同被告并申请增加“依法判决认定被告忠县人民政府出具的《会议纪要》违法”。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主动申请撤回了对被告忠县人民政府的起诉并将诉讼请求明确为撤销被告忠县规自局为第三人周元颁发的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本院裁定准予原告撤回对被告忠县人民政府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前述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中，仿唐楼系第三人周勇以第三人雅博房司名义投资修建，人民法院判决雅博房司将案涉房屋返还周勇是基于周勇与雅博房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人民法院生效的2号判决。被告基于363号判决为周勇颁发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此后，被告依周勇、周元的申请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转移登记给周元，并为周元颁发了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周元取得的不动产权系从周勇名下转移登记而来，不是从原告的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而来。原告既不是仿唐楼总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也不是仿唐楼的投资建设人，更不是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114XXXX号、渝（2019）忠县不动产权第00022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的申请人，故原告不是案涉房屋不动产权登记的行政相对人。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是被告为第三人周元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本案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系从杨长权处购买，杨长权与周成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因杨长权、周成秀等人基于《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取得案涉房屋，而《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已被人民法院生效的3号判决确认为无效，其中涉及的房屋抵偿工程款协议亦自始无效，杨长权、周成秀等人因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而自始不能取得包括处分权在内的基于案涉房屋而产生的相应权利。周成秀作为《完善仿唐楼工程承包协议书》的当事人之一，知晓杨长权对案涉房屋无处分权，其在无处分权人杨长权处购买房屋，当然不能仅因买卖合同而引起房屋物权的变动，只能因买卖合同与杨长权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成为买卖合同的债权债务人。作为债权债务的相对人时，其实现债权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而不能向两者之外的第三方提出，也就是说，债权受到法律保护（比如民事诉讼中的司法保护），但通常不受行政规范保护，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根据前述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原告，有权对被告作出的登记行为起诉的前提条件是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在杨长权名下，而被告违反前述规定为杨长权办理转移登记，但本案查明的事实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从未登记在杨长权名下，故原告以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身份对被告登记行为的起诉不属于前述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情形。即使原告已经将案涉房屋占有，但该占有因无正当基础而不能引起房屋物权的变动，故原告不能因在无处分权人处购买占有而成为可以对被告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不是案涉房屋的原权利人或原利害关系人，也未对案涉房屋的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前述规定，原告的起诉应不予受理。原告因买卖合同而取得的债权请求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成秀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文 人民陪审员  谭学军 人民陪审员  李中品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朱大文 书 记 员  旷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