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103行初233号 原告肖灵佳，女，1995年4月25日，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肖江北，原告肖灵佳之父，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徐伟彬，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156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颖，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喆，江西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03号东部办公区8号楼14层。 法定代表人林坦，主任。 委托代理人江玉坤，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吴彩虹，工作人员。 原告肖灵佳诉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晋安执法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福州城管委”）行政强制执行一案，于2019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并于同月17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灵佳的委托代理人肖江北、徐伟彬，被告晋安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颖、张喆，被告福州城管委的委托代理人江玉坤、吴彩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0月11日，被告晋安执法局对原告肖灵佳作出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查明，原告肖灵佳在晋安区违法建设房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以上事实有现场照片等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限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前自行拆除。 原告肖灵佳诉称，其系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产（产权证号：榕房Ｑ字第××号）的产权人，原告于2012年受让该处房产后，于2014年11月8日注册“福州市晋安区水头综合农贸市场”并依法出租给经营户使用。2019年9月6日因遭到身份不明人员非法强拆，致使上述房产尽数被拆毁，后原告不得以在上述被拆毁房产处，临时放置一个集装箱用于存放工具等物品。2019年10月8日，被告晋安执法局向原告作出榕晋综执调字［2019］0000451号《接受调查通知书》，要求原告二日内前往接受调查，同日又向原告作出榕晋综执责通字［2019］0001153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拆除在“晋安区违法建设房屋”。2019年10月11日，被告晋安执法局向原告作出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决定书》，要求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前自行拆除“晋安区违法建设房屋”。原告认为，原告在被非法拆除的房产处放置集装箱活动房，仅用于日常存放工具等物品，其只是一个可移动的金属构建的非固定、不可移动的建筑物，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中所指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其他工程建设”，并非属于“违章建筑”。另外，被告在2019年10月8日同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及《接受调查通知书》，未依法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且还未对原告进行调查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被告晋安执法局后于同月11日即作出［2019］0000829号《决定书》，仍未依法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也仍未制作现场笔录，原告代理人在阅读该《决定书》后提出补正相关内容后再签收，被告晋安执法局却以此为由认为原告拒签，仍迳行由两名不明身份的人员签字后强行留置送达。原告认为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事实不清，且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向被告福州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但被告福州城管委未予以纠正，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决定书》，后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收到该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晋安执法局在作出执行行为时，未按照前述规定，明显属于程序违法。且原告设置用于短期存放工具的集装箱，完全因为原合法所有的农贸市场被非法拆除后的无奈之举，即便该行为违法，该行为也情节显著轻微、明显没有社会危害，完全可以不采取强制拆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决定书》明显超出必要性，属作出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综上，原告肖灵佳请求：一、确认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的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决定书》违法；二、撤销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的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决定书》及被告福州城管委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原告肖灵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榕房Ｑ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福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房屋权属档案摘要（证明）单》；3、（2013）榕民初字第788号《民事调解书》；4、《租赁协议二份》、《补充协议》一份；5、福州市晋安区水头农贸市场《营业执照》等材料，证据1-5共同证明原告合法享有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6、2019年9月6日红星村水头农贸市场被强拆现场照片；7、集装箱放置位置照片，证据6-7共同证明红星村水头村农贸市场与2019年9月6日因遭到身份不明人员非法强拆，致使原告房产尽数被毁，后原告不得已在被拆毁的房产处，临时放置一个集装箱用于存放工具等物品的事实。也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超过必要性限度，集装箱的位置是在产权红线范围内，并非被告所述的公共区域；8、榕晋综执调字［2019］0000451号《接受调查通知书》；9、榕晋综执责通字［2019］0001153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10、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证据8-10共同证明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8日同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及《接受调查通知书》，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依法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未对原告进行调查，未出具工作证件及执法证件，证明其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也并未制作执法笔录的事实。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仍未依法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也仍未制作现场笔录的事实。以上共同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程序违法；11、《行政复议申请书》；12、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3、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邮件信封，证据11-13共同证明原告向被告福州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但被告未予以纠正，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另原告肖灵佳向本院提交如下补充证据：1、受案登记表1份、传唤证4份、询问笔录2份、鉴定文书一份，证明原告所有的红星村水头农贸市场于2019年9月6日遭到非法暴力强拆、原告购置集装箱放置在现场是出于维权的目的，无奈所为；2、2019年9月9日现场视频一份、照片一张，证明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9月9日到案渉现场执法时、案渉集装箱已经放置在现场，被告晋安执法局述称2019年10月8日经群众举报投诉发现该集装箱明显是虚假陈述。案渉集装箱在2019年9月9日时已放置完成，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8日进行处理，本案明显不属于“对发现的正在建设的“两违”，被告晋安执法局依据《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中关于在建“两违”的查处程序进行处理缺乏法律依据”；3、2019年10月11日现场视频三份，证明被告执法局出具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指向的对象是“晋安区违法建设房屋”，该指向与被告执法局口头宣告要拆除的集装箱不一致，导致原告不敢也不能签收；被告晋安执法局以强制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文书存在程序违法。 被告晋安执法局辩称，第一，其有权查处违法建设、有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1］242号的第一条、第二条、《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在福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等法律、法规、地方性规章之规定，其有权对原告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有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二，原告未经有权机关审批，私自在规划区域内安装摆放集装箱房构成违法建设。接群众举报，原告在位于原福州市晋安区，遂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调查，并上门向其送达《接受调查通知书》，因其拒签收，而依法采取留置送达，同时到现场勘察，并向茶园街道及金鸡社区调查，证实原告在未取得任何有权机关审批的情况下，私自在城市规划区内安装摆放集装箱房。“建筑物”一般指主要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场所，显然集装箱房也属于建筑物范畴；“建设”一般指创立新事业或增加新设施，即设置、创立、布置，原告在公共规划区域内私自设置集装箱房即是建设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建设许可证是进行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集装箱房本身并不是违法建筑，在城市规划区内安装摆放集装箱是否合法，取决于集装箱的安放位置以及是否经过审批。如果在城市公共场所、居民区等地肯定是要经过城乡规划部门批准，否则在法律上就行不通。且集装箱房屋属于临时建筑，临时建筑城乡规划法也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即临时建筑建设前也必须经规划等部门批准。近几年，利用改造过的集装箱活动房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逐渐增多。但是无论是集装箱活动房还是其他已有设备、设施，只要作为建筑物使用了，那么在改造建设安装摆放之前就必须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就此类新型集装箱建筑物的建筑性质、规划用途、审批程序等问题其他省市就发布过《关于明确集装箱型等新型建筑物规划管理规定的通知》。明确要求在规划区域内安装集装箱必须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因此，在城市规划区域内安装集装箱房必须是要经过规划部门的批准，原告未经有权机关审批私自设置摆放集装箱房即使构成违法建设；第三，其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安装集装箱房的地方，已被市政府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原告在规划区域内擅自安装集装箱房，构成违建行为，该行为属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据此，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向原告发出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依程序送达，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合法、合理、恰当。其目前只是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决定，未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也未对原告违建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不存在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综上，原告违法建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是正确的、执法程序合法，故请依法驳回原告肖灵佳的诉讼请求。 被告晋安执法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案件立案表，证明其按程序执法；2、现场照片，证明原告存疑违建的现场照片；3、接受调查通知书、送达回证、照片，证明其向原告发出责令拆除通知书并送达；4、责令拆除通知书、送达回证、照片，证明其向原告发出责令拆除通知书并送达；5、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其对原告存疑违建现场进行现场勘验；6、证明，证明街道、社区证明原告在水头原农贸市场内建设一处集装箱房；7、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其第二次对原告存疑违建现场进行检查勘验；8、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9、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回证、照片，证据8、9共同证明其依程序执法；10、证明，证明现场见证人身份；11、执法证，证明执法人员具有执法资格。另被告晋安执法局向本院提交如下法律、法规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3、《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在福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5、《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决定》；6、《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7、《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8、《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 被告福州城管委辩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其作为被告晋安执法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有权受理审查原告肖灵佳的行政复议案件，故其系适格的行政复议机关；第二，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其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福州城管委请求驳回原告肖灵佳的诉讼请求。 被告福州城管委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向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榕城管委复答通字[2019]第012号）及送达回证，证明10月15日其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晋安执法局对原告的复议申请进行答复，该通知书于10月18日送达晋安城执法局；3、《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关于肖灵佳提请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榕晋综执复[2019]10号），证明晋安执法局于10月25日作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及送达回证、邮寄物流单，证明其经审查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和晋安执法局。 对被告晋安执法局提交的证据，经原告肖灵佳及被告福州城管委质证，原告肖灵佳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3、4指向的均是违法建设房屋，存在指向不明情形，并非指向被告主张的集装箱；但本案原告并未违法建设房屋。证据5现场检查笔录显示，被告于2019年10月8日17时才到现场进行查看，但被告在查看现场之前，便已同时做好《责令拆除通知书》，程序明显存在严重的错误，被告晋安执法局未依法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其上体现的拒签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证据6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具体经办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要求，证明中关于“建设”一词的描述存在严重错误，集装箱是原告直接购买、放置，不存在建设的情况，且该证据恰好能证明在被告晋安执法局执法前，集装箱便已经防止完成，不属于“现行违建”；对证据7-11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9指向的对象是指违法建设房屋，本案原告并未违法建设房屋，购买集装箱放置在现场是原告出于依法维权的目的，无奈所为，对法律依据有异议，其认为本案依法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集装箱不属于正在建设的“两违”，被告依据《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出规程》中关于在建“两违”的查处程序进行处理缺乏法律依据。被告福州城管委对被告晋安执法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福州城管委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原告肖灵佳及被告晋安执法局质证，原告肖灵佳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其对证据1-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复议决定结果不予认可，其认为复议决定书中关于被告晋安执法局的执法程序是否合法及对集装箱的性质认定，即是否属于“现行违建”有异议，不予认可。被告晋安执法局对被告福州城管委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肖灵佳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二被告质证，被告晋安执法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其对证据1-6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明对象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7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超过必要限度；对证据8-1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因原告拒签，其方采取留置送达方式，被告已经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对证据11-13无异议；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2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无法证明被告对此集装箱立案时作出虚假陈述；对补充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2、3份视频证明可证明被告晋安执法局送达材料时原告存在拒收情形。被告福州城管委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的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8-9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13有异议，认为其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理、合法；对补充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2、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现场是有2份现场视频，而不是三份视频，其中2019年10月11日的视频显示的内容是针对《现场检查笔录》，反映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笔录的情况，被告晋安执法局有口头告知原告该事实，因当事人拒签，被告晋安执法局在两名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采取留置送当方式合法。 对二被告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经原告肖灵佳质证，其提出如下质辩意见：原告不存在拒签情况，本案存在违法强拆背景，因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法律文书不合法，原告才无法签收。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6及补充证据1、2中2019年9月9日的现场视频、照片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余下证据均符合法律之规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8日，被告晋安执法局接群众电话举报，对晋安区违法建设集装箱房屋一案予以立案查处。同日，被告晋安执法局派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后先后作出榕晋综执调［2019］0000451号《接受调查通知书》及榕晋综执责通字［2019］0001153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被告晋安执法局在二名金鸡社区的工作人员见证下，将前述两份通知张贴于案涉集装箱房屋外。同月10日，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金鸡社区居民委员会及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办事处共同出具了书面证明，称案涉集装箱房屋系原告肖灵佳于2019年9月建设。经后续调查，被告晋安执法局于同月11日对原告肖灵佳作出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查明，原告肖灵佳在晋安区违法建设房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以上事实有现场照片等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限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前自行拆除。被告晋安执法局亦在《决定书》二名金鸡社区的工作人员见证下，将该《决定书》张贴于案涉集装箱房屋外。后原告肖灵佳不服该《决定书》，于2019年10月12日向被告福州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福州城管委于同月15日向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意见并提交当初作出该《决定书》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同月25日，被告晋安执法局向被告福州城管委提交了上述材料。后经被告福州城管委审查，福州城管委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的《决定书》。原告肖灵佳收悉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以下简称违法建设处置部门）负责城镇违法建设处置工作。”据此，晋安执法局作为晋安区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处置，权力来源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故被告福州城管委作为被告晋安执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有权依原告肖灵佳之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原告肖灵佳不服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决定书》，向被告福州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福州城管委经审理维持了该《决定书》，故其与晋安执法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违法建设是指城乡规划公布后，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行为及其形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本案中，被告晋安执法局提交的现场检查笔录、照片及金鸡社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集装箱房屋之建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被告晋安执法局于本案被诉《决定书》中认定原告肖灵佳进行违法建设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城镇违法建筑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由违法建设处置部门责令限期拆除：（一）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且不符合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或者超过规划条件；（二）擅自改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用地用途；（三）擅自占用地下工程或者压占城市管线、永久性测量标志进行建设；（四）存在建筑安全隐患、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或者导致相邻合法建筑的通风、采光、日照等无法满足国家和省有关强制性标准；（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本案中，因案涉集装箱房屋之建设未获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并取得规划许可证，故被告晋安执法局认定其属“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事实影响的”情形并无不当。被告晋安执法局据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原告肖灵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违法建设处置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工作人员在违法建设处置工作中，应当依法、规范、公正、文明行使职权，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作出违法建设处置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以及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晋安执法局提交的《接受调查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等证据均无法证明其在对案涉集装箱房屋进行处置的过程中，依前述法规之规定，就原告肖灵佳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作出告知，故被告晋安执法局对案涉集装箱房屋进行处置的程序违反了前述法规之规定，属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中，被告福州城管委经受理、审查后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告福州城管委于《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关于被告晋安执法局作出的《决定书》程序合法的认定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故其对前述《决定书》予以维持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被告晋安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对原告肖灵佳作出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限期拆除决定书》程序违法。被告福州城管委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论错误，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七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的榕晋综执罚（限拆）决字[2019]0000829号《限期拆除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榕城管委复决字[2019]第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用50元，由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与被告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赫 人民陪审员 李 芬 人民陪审员 江秀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诗丽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司法解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对原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可以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者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