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会祝，男，1969年8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强昌雷，男，1965年1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上诉人孙会祝因与被上诉人强昌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8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会祝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依法追加并改判由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建工程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苏州港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置业公司）将港龙乐汇城的相应土建工程发包给伟建工程公司。上诉人因了解伟建工程公司有部分木工劳务需要外包便介绍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中向法庭提供了劳务结算单，证明伟建工程公司在2019年2月1日支付了20万元给被上诉人，可以确认剩余欠款99万也应当由伟建工程公司负责支付。二、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结算单，并认为是上诉人后添加的伟建工程公司字样。上诉人对此不否认，但上诉人添加行为是经过被上诉人认可的，从而推定被上诉人认可伟建工程公司应当对剩余欠款99万负责支付。况且，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也将伟建工程公司列为被告。故上诉人请求二审追加伟建工程公司为第三人，并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有事实理由。强昌雷辩称:一、上诉人称其系伟建工程公司员工，被上诉人所承包劳务系其介绍，不但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情理。首先，上诉人如果是介绍人不可能因介绍工程而主动承担付款责任，事实上，之前支付的劳务费用全部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其次，上诉人与伟建工程公司并未形成承包关系，虽然其是工程总承包，但是所有的接洽工作都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展开。二、即使伟建工程公司因为挂靠或者转包而承担付款责任，也不能免除上诉人的付款责任或者成为其拒绝支付劳务费用的理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强昌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会祝支付劳务费人民币99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会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2日，孙会祝向强昌雷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港龙乐汇城2018年9月22日与强昌雷结算欠款119万元，2019年春节付50万元，余款2020年春节付清。该结算单的落款处写明伟建工程公司孙会祝，空白部分还写明2019年2月1日伟建工程公司已支付20万元。另，孙会祝还在其签名处捺印。另查明，2013年10月20日，（发包人）港龙置业公司与（承包人）伟建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港龙置业公司将苏州港龙乐汇城的相应土建工程发包给伟建工程公司，工程价款暂定1亿元，最终以决算并经双方确认的金额为准。以上事实由强昌雷提供的结算单、孙会祝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庭审中，强昌雷称，港龙置业公司是发包方，港龙置业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吴中区港龙乐汇城项目的土建工程发包给伟建工程公司，强昌雷是从孙会祝手里承包的木工劳务，孙会祝与伟建工程公司是转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其不确定。虽然其知晓总承包方为伟建工程公司，但其系从孙会祝手中承包的相关木工劳务，所有款项也都是由孙会祝直接支付给强昌雷的，欠条也是由孙会祝个人所出。该欠条之所以会出现伟建工程公司字样，系孙会祝无力支付所欠劳务费用后，提出其挂靠于伟建工程公司，该公司尚欠其工程款未支付，希望强昌雷直接向伟建工程公司讨要，该工程款孙会祝同意从其应得工程款中扣除，在这种背景下，孙会祝在原来于2018年9月22日出具的结算单的基础上，添加了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字样。其与伟建工程公司人员进行联系，该公司人员称其司和孙会祝只是转包关系。为此，强昌雷还提供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2日的结算单照片打印件一份，该打印件的内容除添加了“港龙乐汇城、伟建工程公司、2019年2月1日伟建公司已支付20万元整”字样外，其他内容与本案强昌雷提供的结算单完全一致。对此，强昌雷称，该2018年9月22日的结算单仅此一份，但系两次形成。孙会祝于2018年9月22日向强昌雷出具该份结算单，结算单下方只有孙会祝个人签名，之后孙会祝于2019年2月1日在该份结算单其签名前面又添加了伟建工程公司。孙会祝称，其对此不清楚。审理中，一审法院至伟建工程公司进行调查，伟建工程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其司与强昌雷未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案涉证据结算单是孙会祝与强昌雷的个人行为与其司无关，孙会祝并非其司员工，且其司亦未对孙会祝授权，孙会祝不能代表其司。结算单中的“港龙乐汇城”和“伟建工程公司”明显是事后添加。孙会祝在多家公司分包工程，在其司承包的港龙乐汇城项目只分包了部分工程，其司已支付了孙会祝承包的全部工程款，且已超付工程款。经质证，孙会祝称，对该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伟建工程公司向其支付过相关款项，双方有业务合作关系，孙会祝系代表伟建工程公司与强昌雷签订劳务合同。其确没有相应的社保证明或者劳动合同证明是伟建工程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孙会祝已向强昌雷出具结算单，确认结欠强昌雷劳务费119万元。虽孙会祝在其签名前标注伟建工程公司，但强昌雷与伟建工程公司均确认双方并无劳务合同关系，故孙会祝在并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辩称其仅系介绍强昌雷承接了伟建工程公司的木工劳务工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强昌雷提供的该结算单的原始材料照片打印件，孙会祝名字前的伟建工程公司明显系出具该份结算单一段时间后，再行添加而成。结合案外人伟建工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强昌雷对添加“伟建工程公司”原因的解释具有合理性，该结算单上亦无伟建工程公司的公章，故一审法院对孙会祝所作代表伟建工程公司向强昌雷出具该结算单的辩称，亦不予认可。因伟建工程公司已说明了相应情况，故孙会祝申请追加伟建工程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不能仅凭强昌雷自认伟建工程公司向其支付过劳务费而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强昌雷与孙会祝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因强昌雷自认已收到劳务费20万元，故孙会祝尚结欠强昌雷劳务费99万元。现强昌雷已起诉至法院，故孙会祝理应向强昌雷支付劳务费99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孙会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强昌雷劳务费99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50元，由孙会祝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对苏州市吴中区港龙乐汇城工程中的木工劳务进行施工，双方于2018年9月22日对劳务费进行结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结算单，确认结欠被上诉人劳务费119万元。上诉人在结算单其签名前部分虽标注有伟建工程公司字样，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结算单的原始材料照片打印件，表明上诉人名字前的伟建工程公司字样明显系出具该份结算单后另行添加而成。结合案外人伟建工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对添加“伟建工程公司”原因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且被上诉人与伟建工程公司均确认双方并无劳务合同关系，故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辩称自己系介绍被上诉人承接伟建工程公司的木工劳务工程、剩余欠款应由伟建工程公司支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此外，伟建工程公司已就本案相关情况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案涉结算单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无关，在上诉人未提供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其要求追加伟建工程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孙会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上诉人孙会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辉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许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