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422民初2561号 原告:陈燕兰，女，1973年3月5日出生，农民，汉族，广西藤县人，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川，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派美艺术酒店3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02MA5MT20MXB。 法定代表人：潘卫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信德，广西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藤县林业局，住所地藤县藤州大道1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4220079050720。 法定代表人：陈北全，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华，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该局员工，住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住所地武宣县黄茆镇尚文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13234990580245。 法定代表人：覃欢兰，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正平，广西思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祥和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004990680113。 法定代表人：戴军，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燕兰与被告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锦公司)、藤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根据原告申请追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以下简称维都林场)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0日与（2019）桂0422民初2361号、2562号、2566号、2567号、2588号、2621号、2622号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燕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川，被告红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信德，被告林业局的法定代表人陈北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华、陈延忠，被告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覃欢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正平，被告维都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维都林场的法定代表人戴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又于2020年6月28日与上述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第二次审理。原告陈燕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川，被告红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卫国，被告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华、陈延忠，被告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覃欢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正平，被告维都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燕兰，被告红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信德、林业局的法定代表人陈北全、维都林场的法定代表人戴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或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燕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种植油茶树可得利益损失325750.61元，现变更为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种植油茶树成本损失56120元、可得利益损失233780元、鉴定费3500元，合计293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初，被告林业局为了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向原告推荐种植“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并在藤县宣传该两种油茶混种90株/亩，亩产茶油80公斤左右，价格80元/公斤左右，产值约7000元/亩，成本约是三千元，自己投资1000元，政府补贴2000元，每亩有利润4000元左右。原告听被告林业局宣传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同意种植油茶。被告林业局推荐被告红锦公司“岑软2号”、“岑软3号”茶树苗。2019年2月，岭景镇林业站通知原告到贵梧高速藤县出口往县城方向约300米处购买木苗，单价3.8元/株。同年3月23日，原告到被告林业局指定的地点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4600株共种植51.11亩。在施肥除草过程中，原告接到被告林业局电话通知，其所购买岑软2、3号油茶苗有问题。今年5月，广西区种苗总站派油茶专家对被告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进行抽查结果认定，被告红锦公司在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油茶苗木并非其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根据《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是假种子。在本案中，被告红锦公司提供的岑软2、3号油茶苗就是属于假种子。根据《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在本案中，原告使用假种子遭受了损失，被告红锦公司作为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被告林业局是政府机构向原告介绍使用被告红锦公司的种子，原告出于对政府公信力的相信购买被告红锦公司的种子才造成损失。四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原告造成的损失如下：根据林业局提供的广西林学院编制的《油茶高产栽培技术》介绍：岑软2号亩产油茶61.645公斤，最高产量82.70公斤，取一个平均数(61.645+82.70)÷2=72.1725公斤；岑软3号亩产茶油62.565公斤，最高产量144.21公斤取一个平均数(62.565+144.21)÷2=103.3875公斤。因为岑软2号3号混种，每亩87.78公斤，现在茶油收购价格42元/斤，一亩毛利收入就是87.78公斤×84元/公斤=7373.52元，成本3000元/亩，纯利润为7373.52元-3000元=4373.52元。根据梧州市人民政府“梧政发【2019】4号梧州市实施自治区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第（九）项规定：种植茶油树政府补贴每亩2000元。原告购买了4600株，按照每亩种植90株计算，种植51.11亩，利润为223530.61元(51.11亩×4373.52元/亩)。政府补贴为102220元(51.11亩×2000元/亩)，可得利益损失为325750.61元(利润223530.61元+政府补贴102220元)。综上所述，由于四被告销售假种子导致原告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红锦公司辩称，1、原告诉答辩人在2019年3、4月份供应岑软2、3号油茶苗系假苗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称“2019年5月，广西区林业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答辩人销售到藤县油茶苗木进行抽样检查时，认定答辩人在2019年3、4月份供给藤县的油茶苗并非答辩人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并以此认定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油茶苗为假苗。答辩人认为，此非有鉴定资质的权威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或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报告，不能以此认定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苗木为假苗，原告主张答辩人销售的油茶苗系假苗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油茶苗系岑软2号和3号而并非假苗。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油茶苗为嫁接苗，系答辩人购买穗条后嫁接培育而成，母本树的品种决定了成品苗的品种，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嫁接苗岑软2号、3号的母本树来源广西区国有维都林场和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答辩人在国有维都林场和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购买岑软2号、3号母本树嫁接成苗后销售给原告后，与答辩人出具给原告的种苗标签表明的品种一致；3、对于销售的油茶苗疑似存在质量的问题，答辩人已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了赔偿义务。2019年5月，广西区种苗站对答辩人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进行抽查，发现疑似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为了不影响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的实施，保障农户的权益，发现可能存在问题后，答辩人与藤县林业局积极联系各种植农户，并将苗木款全数退还给农户，另外每株补偿1.4元给农户作为补种人工费及运费，答辩人已经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赔偿义务；4、原告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为325750.61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告依据广西林学院编制的《油茶高产栽培技术》得出每株混种岑软2号、3号产量为87.78公斤，成本为3000元/亩计算得出纯利润为4373.52元/亩，推算出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25750.61元。答辩人认为，原告诉可得利益损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广西林学院编制的《油茶高产栽培技术》只是作为一种学术参考文献，并不能以此作为原告利益损失的计算依据，答辩人不知原告实际种植多少，原告在购买油茶苗后种植不久没有到收获期，原告主张可得利益损失325750.61元没有依据。最后，答辩人得知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疑似存在问题后，已经及时退回苗木款并每株补偿款1.4元的人工费及运费，种植油茶的60多农户都同意答辩人的赔偿方案并领取苗木款和补偿款，答辩人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原告诉求的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销售给原告的岑软2号、3号油茶苗并非假苗，对于销售的油茶苗疑似存在质量问题，答辩人已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了赔偿义务，原告种植的油茶苗还没有到收获期，原告诉求的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业局辩称，1、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答辩人不具有合同主体的特征，不应列为被告。为了落实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和解决全县春季良种油茶苗木紧缺的问题，由藤县种苗站联系具有良种油茶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生产单位供应苗木，在自治区定点良种油茶生产单位名录里筛选。答辩人经调查核实知道被告红锦公司持有《生产经营许可证》和生产良种油茶苗圃场，育有良种油茶苗木的信息后,默认红锦公司在藤县设立分销点销售良种油茶苗木，并告知公众分销点的地点，至于是否在分销点购买苗木完全由林农自主决定。答辩人从来没有与红锦公司签订任何购销或委托销售油茶苗木的合同或共同经营油茶苗木的合同，也没有与原告或其他林农签订有任何购销油茶苗木的民商事合同。故原告不应列答辩人为本案被告；2、答辩人没有赔偿的义务和责任。（1）、答辩人向公众告知红锦公司油茶苗木购销信息，没有参与红锦公司的销售和经营收益。红锦公司在我县设分销点销售油茶苗木，答辩人从来没有指定林农一定要在分销点购买油茶苗木，是否在分销点购买油茶苗木完全由林农自主决定。在具体销售过程中，答辩人没有与红锦公司签订任何购销或委托购销合同，也没有参与红锦公司苗木销售经营活动，更没有从中谋取任何利益分红，红锦公司产生经营利润和收益与答辩人无关。本案所涉及的油茶苗木购销，答辩人只向公众告知红锦公司可以提供油茶苗木购销的信息，没有参与红锦公司销售经营及收益，原告的经济损失与答辩人服务林农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性，故答辩人没有赔偿的义务。（2）、答辩人对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木监管尽职尽责。林农购买苗木前，答辩人要求红锦公司必须提供“一签三证”(林木良种标签、林木质量检验证书、森林植物检疫证书和油茶良种证书)给购买苗木人。红锦公司在销售油茶苗木的过程中，藤县种苗站工作人员多次到分销点现场进行苗木质量监管。但由于油茶苗木的具体品种相似度非常高，一般技术人员无法鉴别，只有油茶专家才能鉴别出来。对油茶苗木具体品种的核实，已经超出藤县种苗站工作人员技术水平，种苗站工作人员也不具备对油茶苗木品种进行鉴定的资质，答辩人已尽了对涉事苗木质量监管责职。（3）答辩人积极协调处理销售假冒良种油茶苗木事件。我区油茶专家抽查发现涉案油茶苗不是“岑软2号”和“岑软3号”后，答辩人即向上级有关单位汇报反映情况，并成立关于红锦公司销售假冒良种油茶苗木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促使红锦公司及时退赔苗木款并作出相应补偿。大部分购苗户领取了苗木和其他补偿款，及时换种正宗“岑软2号”和“岑软3号”苗木，但原告认为补偿费过低没有及时换种“岑软2号”和“岑软3号”苗木。综上，原告因购买假苗木造成的损失，答辩人没有赔偿的义务；3、红锦公司才是经济赔偿的责任人。答辩人要求红锦公司按照诚信经营的原则进行经营销售，但红锦公司销售与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不符的品种油茶苗木，给原告和其他种植户造成经济损失。红锦公司没有诚信经营，独自经营销售假冒良种油茶苗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应由其独自承担。红锦公司是本案经济赔偿的责任人，并承认其销售给原告的油茶苗木与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不对版，愿意退还全部种苗款给原告和其他种植户，并按1.4元/株种植费进行补偿。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合同的主体不应列为被告；原告不能因答辩人向其提供红锦公司购销油茶苗木的信息，便要求答辩人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研究所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造成经济损失与答辩人没有因果关系。1、答辩人具备油茶穗圃生产、经营资质；2、答辩人生产、经营的岑软2号油茶穗条和岑软3号油茶穗条所用的母树是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购进的良种油茶；3、答辩人所生产出售给被告红锦公司的岑软2号油茶穗条和岑软3号油茶穗条是合格的产品；4、被告红锦公司向答辩人购买的油茶穗条仅有50公斤，其他主要是从第三方购进油茶穗条生产油茶苗木；5、被告红锦公司向答辩人购买的油茶穗条的时间是2018年元月18日，被告红锦公司在2019年4月出售给原告的油茶苗木的苗龄是2年的，这证明被告红锦公司出售给原告的油茶苗木并不是由答辩人提供的油茶穗条培育出的油茶苗木。 被告维都林场辩称，1、原告诉答辩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原告与被告红锦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与答辩人无合同相对性；2、原告申请追加答辩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在本案种子销售过程中，不是生产经营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假种子与答辩人有因果关系；3、答辩人与被告红锦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油茶嫁接苗培育承包合同》，按该合同约定：答辩人将油茶嫁接苗培育工作承包给红锦公司；红锦公司采购穗条有两种方式，第一优先采用答辩人油茶基地良种穗条，第二经答辩人同意采用的穗条，不论哪种方式采购育苗成果经答辩人验收合格后，由答辩人回收，红锦公司不得私自出售穗条。该证据充分证明答辩人与红锦公司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原告诉请答辩人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购买种子的产品责任与答辩人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下列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息复印件、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林木良种证、苗木产品说明书、诉求书、《申诉书的回复》、申请书、《回复函》、藤县“双千”计划油茶种植户假苗索赔申诉书、《关于的答复》、广西“双千”计划弄虚作假茶苗伤农举报信、《关于油茶苗木质量赔偿问题信访的答复》、《关于印发我市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的通知》（梧政发〔2019〕4号）、微信截图。被告红锦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油茶良种种苗调拨单、《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全区2019年度保护林业植物新品种暨打击假劣油茶种苗专项清单情况的通报》、《全区油茶采穗圃检查情况统计表》、《藤县林业局涉案农户油茶苗鉴定情况表》、《关于油茶苗木质量赔偿问题信访的答复》、《广西红锦公司供应假油茶苗事件协调会纪要》、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被告林业局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节选和鉴定情况表、《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假冒良种油茶苗木事件处置工作方案》、《广西红锦公司供应假油茶苗事件协调会纪要》和《的回复》。被告研究所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广西油茶良种种苗调拨单、广西油茶良种种苗质量验收合格证、广西林木苗标签、林木良种证、《关于公布广西第一批油茶良种采穗圃的通知》（桂林营发〔2013〕89号）、《关于公布我区良种油茶定点采穗圃和苗圃名录的通知》（桂林营发〔2015〕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重新启用油茶定点采穗圃的通知》（桂林办场字〔2020〕1号）、《2018年良种油茶穗条购销合同》、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存根、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存根、产地检疫合格证、发票。被告维都林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林木良种证、《关于公布我区良种油茶定点采穗圃和苗圃名录的通知》（桂林营发〔2015〕13号）、《油茶嫁接培育承包合同》、油茶种苗成产经营情况统计表,上述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证据客观性和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对被告红锦公司提供《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广西油茶良种种苗质量验收合格证》有异议，并认为被告红锦公司向原告销售是假种子。原告对被告林业局提供工作人员检查照片有异议，并认为被告林业局没有尽心尽职导致事件发生。原告对被告红锦公司提供《油茶鲜果采收工程承揽合同》、维都林场营林工程结算表、广西普通增值税发票三性有异议，并认为鉴定结论代表市场价格。被告红锦公司、林业局、研究所对原告提供《油茶高产栽培技术》有异议并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红锦公司、维都林场对原告提供《关于收集油茶“双千”计划苗木需求信息的通知》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红锦公司、林业局、研究所对原告提供《价格评估结论书》[(2019)评值价桂0422-238-1号]有异议，并认为计算方法缺乏依据，鉴定报告不具有参考性。被告红锦公司、林业局、维都林场、研究所对原告提供照片复印件、短信截图、存折复印件的关联性异议。本院认为，对被告红锦公司提供《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本次鉴定种植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品种的地块共59块，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叶片为椭圆形、颜色为黄绿色，与岑软2、3号油茶形态特征不符(包括原告种植)，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且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被告红锦公司销售给原告的油茶苗品种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对被告林业局提供工作人员检查照片是被告林业局工作人员在被告红锦公司向原告销售油茶苗品种时到现场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油茶高产栽培技术》，该资料仅作为学术参考，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关于收集油茶“双千”计划苗木需求信息的通知》，林业局没有统一采购木苗，而是由农户自行购买木苗，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红锦公司提供《油茶鲜果采收工程承揽合同》、维都林场营林工程结算表、广西普通增值税发票，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价格评估结论书》[(2019)评值价桂0422-238-1号]，因《价格评估结论书》[(2019)评值价桂0422-238-1号]属于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的，没有违反鉴定程序，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照片复印件、短信截图、存折复印件，因林业局只是行使监督管理职权，没有指定原告购买或者从中谋取利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聊天记录截图，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9年2月19日，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我市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的通知》（梧政发〔2019〕4号），推广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被告林业局组织落实并动员原告等人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2019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共4600株进行种植，苗木种类：嫁接，平均苗高40㎝，平均地径0.4㎝，苗龄2-0，单价3.8元/株，用去购苗款17480元。被告红锦公司向原告提供《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林木良种证》、《苗木产品说明书》，有红锦公司在调拨单上盖章。原告种植后得知其所购买的岑软2、3号油茶苗质量有问题。同年5月，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被告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的抽查结果认定，被告红锦公司在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的油茶苗木并非其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同年7月11日，原告等人向梧州市人民政府递交《藤县“双千”计划油茶种植户假苗索赔申诉书》。同年7月20日，梧州市林业局对原告递交《藤县“双千”计划油茶种植户假苗索赔申诉书》进行答复：1、已督促藤县林业局办理；2、建议原告等人与被告红锦公司通过协商解决，藤县林业局协助双方协商。同年8月25日，原告向被告林业局提出申请：1、广西区林业局下发的苗林鉴定书或调查报告；2、补发换苗通知书。同年8月28日，被告林业局对原告等人进行复函：1、苗林鉴定书或调查报告属内部业务往来公文，并非司法鉴定，不宜对外公开等；2、广西区种苗总站派出油茶专家对被告红锦公司销售到藤县的油茶苗木品种的抽查结果认定，被告红锦公司在2019年3—4月份供应给藤县的油茶苗木并非其公司种苗标签标明的品种，存在质量不好、产量不高的潜在风险，已电话紧急通知各乡镇林业站转知在红锦公司购买油茶苗木的各购苗户，尽快换种适宜藤县生长的油茶良种，同时责成红锦公司全部退还油茶苗木款等。同年9月4日，原告等人向广西区林业厅递交《广西“双千”计划弄虚作假苗伤农事件举报信》。同年9月10日，被告林业局对原告等人作出《关于油茶苗木质量赔偿问题信访的答复》，对原告等人要求红锦公司按12元/株的标准予以赔偿问题进行答复：责成红锦公司全额退还油茶苗木款；按1.4元/株的标准作为补种人工款及运费等等。因原告与被告红锦公司协商赔偿问题无法达成协议，原告便诉至本院。在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均不申请对原告种植“岑软2、3号油茶苗”真假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同年10月8日，被告林业局委托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红锦公司在藤县销售油茶苗品种是否属于岑溪软枝油茶2号、3号良种进行司法鉴定。同年10月29日，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本次鉴定种植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品种的地块共59块，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叶片为椭圆形、颜色为黄绿色，与岑软2、3号油茶形态特征不符(包括原告种植)，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被告红锦公司对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异议。同年10月28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其种植油茶苗损失进行鉴定。本院于同年12月9日委托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12月20日，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2019]评值价桂0422-238-1号)《价格鉴定结论书》，经调查，鉴定基准日油茶树的种植成本每株为12.2元(其中：林地清理3元/株、栽植3元/株、肥料2元/株、农药1元/株、抚育1元/株、管护费1元/株、管理费1.2元/株)；确定标的损失价值：标的数量4600株，标的种植成本每株为12.2元，则标的损失价值56120元(4600株×12.2元/株)；价格鉴定结论：价格鉴定标的价值(损失价值)为人民币56120元，用去评估费3500元。2020年3月27日，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补充委托对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价值进行评估。后原告不同意交评估费，造成评估工作无法进行，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向本院作出退案处理。被告红锦公司向本院申请原告种植油茶苗木成活率评估。但因被告红锦公司不能提供原告油茶林是否改种其他品种，油茶林面积和相关范围等评估材料。故评估机构无法对原告种植的油茶苗木成活率进行评估。被告红锦公司于2020年5月8日撤回鉴定申请。 另查明，被告研究所于2008年8月30日取得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审定“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2018年1月18日，被告研究所与被告红锦公司签订《2018年良种油茶穗条购销合同》，被告研究所将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购进“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苗木穗条10公分以上的50公斤以50元/公斤出卖给被告红锦公司，并附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和调拨单(均有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印章)交给被告红锦公司。被告维都林场于2018年3月27日取得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审定“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2017年11月10日，被告维都林场（甲方）与被告红锦公司（乙方）签订《油茶嫁接苗培育承包合同》，被告维都林场将二年生“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嫁接苗共150万株，单价1.70元/株承包给被告红锦公司嫁接回收，验收不合格的苗木不支付价款；合格苗木超过150万株的，超过部分的苗木，如维都林场需要，按单价1.70元/株支付承包费。合同签订后，红锦公司在自营苗圃地（来宾兴宾区蔬菜基地旁)为维都林场嫁接油茶。被告维都林场委托被告红锦公司培育油茶苗品种已回收。原告因没有换种油茶苗种，没有拿到政府补贴。被告红锦公司在藤县销售非“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给66个农户种植，其中在被告林业局主持下，有58个农户与被告红锦公司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由被告红锦公司退还种苗款和种植费1.4元/株给农户，余下8户只退还种苗款，对其种植油茶苗木4600株的种植成本、可得利益损失没有达成赔偿协议而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供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林木良种证、藤县林业局回复、司法评估结论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苗种4600株种植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争议焦点问题：1、关于本案“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苗种真实性的问题。原告向被告红锦公司购买“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植后得知存在质量问题向县、市和区林业部门投诉。经被告林业局委托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全县农户种植红锦公司出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木进行司法鉴定。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本次鉴定种植红锦公司销售油茶苗品种的地块共59块，红锦公司销售的油茶苗叶片为椭圆形、颜色为黄绿色，与岑软2、3号油茶形态特征不符(包括原告种植)，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原、被告对该司法鉴定结论也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2、原告种植非“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苗种造成的种植成本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原告向被告红锦公司购买不属于岑软2、3号油茶良种共4600株，按单价3.8元/株计用去苗木款17480元，被告红锦公司已退回给原告。经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的种植成本进行评估，其中种植成本为12.2元/株，因此，原告在这次标的种植成本损失共计56120元(4600株×12.2元/株)。至于原告请求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因原告种植油茶苗才2至3个月，政府要求改种品种，且没有到收获期，本院对原告请求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因此，对原告第一次申请鉴定产生的评估费3500元，本院予以支持。3、关于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被告红锦公司销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被告红锦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自己的苗圃生产和对外销售“岑软2号”、“岑软3号”油茶树种苗与标签不同，属于非岑软2、3号良种油茶，对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的规定，被告红锦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林业局为了组织宣传实施梧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我市实施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的通知》(梧政发〔2019〕4号)，推广种植“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对被告红锦公司只行使监督管理职权，而没有指定原告购买，也没有参与销售或从经营收益从中谋取利益。因此，被告林业局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研究所取得“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的《林木良种证》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及油茶穗圃生产、经营资质，从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购买的油茶苗木穗条并附广西林木种苗标签、广西林木种苗质量检验证书和调拨单(均有广西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盖章)出卖给被告红锦公司。被告研究所销售“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相符。因此，被告研究所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维都林场将“岑软2号”和“岑软3号”油茶嫁接苗共150万株承包给被告红锦公司嫁接，验收合格后回收，属于加工承揽的法律关系，而不是生产销售买卖合同的关系，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原告请求政府补贴102220元的诉讼请求，因政府补贴属于行政行为，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应当赔偿给原告陈燕兰种植非“岑软2号”、“岑软3号”良种油茶种苗造成的种植成本损失56120元、评估费3500元，合计59620元； 二、驳回原告陈燕兰对被告藤县林业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的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相关款项可汇至本院代管款账户(户名：藤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藤县藤州大道支行，帐号：62×××19)转交权利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费618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燕兰负担5054元，由被告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案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启才 人民陪审员  李明心 人民陪审员  陈建勇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王丽萍 书 记 员  莫海媚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