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0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启贵，男，汉族，1974年7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册亨县***********，公民身份号码522************05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智富大厦第9至第1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1L。法定代表人：邱保东，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军，男，汉族，1990年10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赤壁市************，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琼，女，汉族，1986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余启贵因与被上诉人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启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免交案件受理费。”上诉人余启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对一审法院提出的“顺丰公司只有两年工资支付台账保管期限”的观点表示同意，故余启贵将本案一审诉讼请求的加班费时间从2013年12月19日至2019年6月30日改为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二、对一审法院提出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余启贵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分别为1600元/月和1510元/月，而余启贵实际收取的工资远高于约定工资；且余启贵大致上每月都有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名领取工资，一直没有就工资问题提出异议，应视为余启贵对其工资构成及工资数额的认可，可以认定顺丰公司已经向余启贵发放了包括全部加班费在内的工资，故余启贵主张2017年9月之后的平时工作时间加班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余启贵提出以下质疑：首先，两份合同中明确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是1600元/月和1510元/月，是当时佛山市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数额吻合。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包括加班费、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和法定福利待遇。若以这个工资标准在佛山这样的一、二线城市招不到员工，工资不能支付房租水电费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一审法院认为余启贵实际收取工资远高于这个工资标准而认定顺丰公司已经支付全部的加班工资缺乏理由。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余启贵每月都在工资表上签名，一直没有就工资问题提出异议，就认为余启贵对工资数额认可。这是因为余启贵还在顺丰公司上班，不敢对工资数额提出异议，而且不知道顺丰公司天天要求工作10小时是否合法，是否有加班费，这个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在离开顺丰公司后申请劳动仲裁。一审法院认定顺丰公司已经向余启贵发放了包括全部加班费在内的工资依据不足。最后，余启贵递交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公司排班表和手机打卡记录，充分显示了顺丰公司要求余启贵的上班时间是每天10小时，而顺丰公司递交的出勤表只有签名根本没有显示上下班时间，还有一份工资明细打印纸，上面清晰显示了工资的组成部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固定休息日加班工资+福利津贴+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如有），根本没有平时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这一项。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已有证据的前提下，在诸多证据面前选择了不看证据。综上，余启贵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顺丰公司向余启贵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加班费58053.60元；3.改判顺丰公司向余启贵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5435.20元；合计金额83488.80元。针对余启贵的上诉，被上诉人顺丰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加班工资的支付问题。因顺丰公司生产经营特点及工作特殊需要，已向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部分岗位实行不定时、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并已获得批准，有效期分别为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余启贵岗位为仓库操作与分拣员，属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依法不适用延长加班工资支付制度，且余启贵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加班的事实及顺丰公司对余启贵进行上下班时间考勤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余启贵事实上就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加班。余启贵工资由岗位工资、奖金、高温补贴、夜班津贴等构成，劳动合同约定余启贵月正常工作日工资为1600元（2018年5月起已调整为1850元），余启贵大致每月都有在《工资签收表》及《考勤确认表》签名确认，一直都没有就工资问题提出异议，应视为顺丰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余启贵包含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在内的全部工资，故无需支付平时工作日加班工资，余启贵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及事实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关于经济补偿金支付问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顺丰公司已向余启贵足额发放了包括加班费在内的全部工资，且事实上已经为余启贵参加了社会保险。余启贵称顺丰公司未按照其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故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或欠缴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余启贵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结合双方的诉辩及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关于余启贵平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问题。首先，关于余启贵入职顺丰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余启贵请求顺丰公司支付2013年12月19日至2017年6月30日平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原审判决不予支持，余启贵亦对此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审查。再次，关于余启贵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平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余启贵为顺丰公司仓库操作与分拣员，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根据劳部发[1994]503号《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职工，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由于顺丰公司与余启贵双方对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节假日加班以及固定休息日加班时间以及加班费的支付均无异议，在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下，要核算余启贵平均日工作时间是否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仅需对余启贵平时工作时间予以审查。余启贵上诉主张其于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公司排班表”以及“手机打卡记录”可以证明每天上班10小时。但该“手机打卡记录”仅显示余启贵2019年6月份个别天数的打卡时间，无法证明余启贵主张的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完整的上下班打卡时间。结合“公司排班表”，余启贵2019年4月份班次为9点30分至17点30分，班次时长为8小时，未超过每日平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2019年5月份班次为9点30分至19点30分，班次时长为10小时。顺丰公司于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关于员工刷卡记录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认为余启贵在10小时的上班期间，需要进行午间或者晚间就餐，应扣除其休息时间。本院认为顺丰公司该抗辩符合常理，余启贵每日平均上班时长未能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公司排班表”以及“手机打卡记录”均没有顺丰公司的盖章，顺丰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余启贵未能就其主张的平时工作时间加班事实提供证据，无法证明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已经超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况且根据顺丰公司于本案一审提交的“员工工资签收表”显示，余启贵每月的工资构成包含了节假日加班工资以及固定休息日加班工资，该表已列明“如有疑问请在3个工作日内向人力资源部提出书面异议，未提出者视为认同工资总额及结构”，余启贵基本每月都签名领取工资，未有证据证明其对工资构成提出过异议。现余启贵上诉主张其工资构成没有平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顺丰公司应向其支付，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顺丰公司无需向余启贵支付2013年12月19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平时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顺丰公司是否应向余启贵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根据余启贵于本案一审时提交的《员工辞职申请表》显示，余启贵因顺丰公司要求长时间站立作业，对其身体造成损害，故申请辞职。余启贵主动申请离职，其离职理由是顺丰公司未能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对其身体造成损害。但余启贵未能对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顺丰公司无需向余启贵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启贵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余启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 玲审 判 员  黄春英审 判 员  周 嫄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邓拔萃书 记 员  钟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