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连创实业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连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创业路14号厂房4栋1楼A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2977228K。法定代表人：刘启晓。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英，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35区第一栋万丰大厦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300L02977432T。经营者：曾奇林，男，汉族，1973年8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峰，广东鹏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华，女，汉族，1975年10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深圳市连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创公司）与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以下简称曙光纸制品厂）、被上诉人刘爱华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6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连创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018)粵0306民初16439号民事判决，判令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支付连创公司货款235771.67元及利息63658.35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为利率计算，以235771.67元为本金计算从2016年10月1日计至付清之日为止，暂计至2019年10月1日为63658.35元）。二、判令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5152元、保全费1804元和二审案件受理费。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判项，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遗漏了连创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漏判了连创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连创公司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支付连创公司货款235771.67元，其中2016年5月份货款72852.5元，2016年6月份货款89260元、2016年7月份货款68181.25元，2016年9月份货款5477.92元。一审法院仅对2016年5月份、2016年6月份、2016年7月份的货款进行判决，未对2016年9月份的货款进行判决，遗漏了连创公司的部分诉求。（二）一审法院漏判了连创公司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连创公司在一审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要求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在案件受理时适用简易程序，2018年7月13日向上诉人出具了《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诉讼费为2576元，连创公司已于2018年7月16日缴纳。2018年8月14日，连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受理后向连创公司出具了《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保全费为1804元，连创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缴纳。2018年9月4日，一审法院裁定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并向连创公司出具了《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诉讼费为2576元，连创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缴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总计6954元，但一审法院仅对2576元进行判决，漏判了部分受理费。二、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以2016年7月份的《送货单》收货地址不是曙光纸制品厂的经营地址且2016年7月份的《对账单》注明客户“曙光公司”为由不予支持7月份的货款，为事实认定错误。连创公司2016年7月份的《送货单》收货联系人及电话都与2016年5-6月份的收货联系人及电话一致，收货签收人也一致。2016年7月份的送货是由曙光纸制品厂指定了其他收货地址，《送货单》的回签还是由曙光纸制品厂的工作人员签收，且2016年9月份的《送货单》不仅有曙光纸制品厂的工作人员签收还盖有曙光纸制品厂的收货专用章。关于2016年7月份《对账单》注明客户“曙光公司”，该对账单是由连创公司制作，交易习惯中连创公司不区分个体户与有限公司，均称为公司，故连创公司制作的《对账单》都是写的客户“曙光公司”。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连创公司7月份货款的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但是因曙光纸制品厂违约，连创公司因主张债权支出了律师费，因曙光纸制品厂的违约行为给连创公司造成了损失，曙光纸制品厂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判令案件受理费承担有误。曙光纸制品厂拖欠连创公司货款，受理费应由曙光纸制品厂承担。曙光纸制品厂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0306民初16439号民事判決第一项，改判驳回连创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连创公司承担。理由：一、曙光纸制品厂从未刻制过货章，不能依据《送货单》上的“收货章”来推定曙光纸制品厂已经收货。二、《送货单》上的抬头“曙光”、“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安华工业区万丰大厦四楼”等均为连创公司所填写，不能依据连创公司的单方行为来认定其与曙光纸制品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费用报销单、收款收据等可以证实连创公司向深圳市曙光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纸品公司）收取过货款，连创公司没有否认该收款事实，可以推定连创公司是与曙光纸品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四、邹武艺等人是曙光纸品公司的员工，理当推定邹武艺等人的行为是代表其工作单位曙光纸品公司。五、曙光纸制品厂与曙光纸品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曙光”字号不等同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连创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结算单》都证实是“曙光”或“曙光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在工商登记存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和“深圳市曙光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情况下，连创公司所指的“曙光公司”是曙光纸品公司更符合常识，具有合理性。六、曙光纸制品厂出具两张支票，是因曙光纸制品厂已经被法院冻结且停止经营，曾奇林与刘爱华为夫妻关系，当时刘爱华手上有之前的旧支票，故而出具给连创公司。曙光纸制品厂与连创公司因此产生票据权利义务关系，与买卖合同无关，连创公司应当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和裁判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连创公司答辩称：连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货款支付发票均能一一对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证明曙光纸制品厂收取了连创公司的货物。且曙光纸制品厂在一审提交的《收款收据》是连创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中还特别注明了2016年5、6月份的货款，并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支票。曙光纸制品厂称邱武艺等人是曙光纸品公司员工，也是其单方的说辞。曾奇林称其支票是在与刘爱华结婚之后出具给刘爱华的，但在一审过程中却称不清楚发票的来源。连创公司在提示付款时银行告知的是冻结，并没有告知该支票是不真实或不可使用的票据，依然能提示付款。曙光纸制品厂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相同。刘爱华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连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向连创公司支付货款235771.6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为利率计算，以235771.67元为本金计算从2016年9月6日计至付清之日为止），暂计1000元；二、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赔偿连创公司损失20000元；三、曙光纸制品厂、刘爱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素有交易往来，连创公司向曙光纸制品厂采购光胶产品。连创公司提供了2016年5月-7月的《送货单》，其中5-6月份的《送货单》显示“购方：曙光”、“地址：深圳市宝安区35区安华工业区万丰大厦四楼”、“结算方式：月结30天含税”，7月份《送货单》显示的“地址：光明新区公明镇利豪西田科技园本栋4楼”。《对账单》显示，2016年5月、6月注明客户“曙光”，货款分别为72852.50元、89260元，7月注明客户“曙光公司”，货款为68181.25元。曙光纸制品厂分别于2016年9月17日、2016年10月17日向连创公司出具《中国建设银行支票》，票面金额分别为72852.50元、89260元，用途一栏备注“5月份货款”、“6月份货款”，收款人均为连创公司，人民币72852.5元，盖有“刘爱华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财务专用章”印章。连创公司到银行兑付时因出票人账户已依法冻结被退票。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向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查询，查明，曾奇林与刘爱华于2016年1月14日办理离婚（离婚证字号L440306-2016-00013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曙光纸制品厂辩称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不存在买卖关系，涉案货款是发生在连创公司与案外人曙光纸品公司之间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连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之间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连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客户仅注明“曙光”，但2016年5-6月的送货单的地址与曙光纸制品厂经营地址一致，且送货单金额与《对账单》金额，以及曙光纸制品厂开具的支票金额均能相互印证，因此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曙光纸制品厂共拖欠连创公司货款162112.5元。而2016年7月《送货单》的地址并非曙光纸制品厂经营地址，且连创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对账单》亦注明客户“曙光公司”，因此，无法确认该月份的货款系发生在连创公司、曙光纸制品厂之间，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曙光纸制品厂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连创公司要求其支付货款及利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连创公司、曙光纸制品厂双方未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具体约定，且连创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曙光纸制品厂的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酌定从拖欠货款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浮50%计算逾期利息，即2016年5月份货款72852.50元从2016年7月1日起计算，2016年6月份89260元从2016年8月1日起计算。由于涉案货款并非发生在刘爱华与曙光纸制品厂实际经营者曾奇林的婚姻存续期间，因此，连创公司主张刘爱华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支出，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未有具体约定，关于连创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曙光纸制品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连创公司支付货款162112.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浮5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其中以人民币72852.50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日起计算，以人民币89260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1日起计算）；二、驳回连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6元，连创公司负担800元，曙光纸制品厂负担187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连创公司提交的2016年9月《送货单》注明客户“曙光”，送货地址为光明新区公明镇利豪西田科技园本栋4楼。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曙光纸制品厂主张公司已经停业，与连创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涉案货款是连创公司与案外人曙光纸品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曙光纸制品厂并未提交停业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曙光纸制品厂称连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的员工不是曙光纸制品厂的员工，是曙光纸品公司的员工，并提交曙光纸品公司工资表，连创公司对此不予确认。经连创公司申请调查令，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局宝安分局证明曙光纸制品厂、曙光纸品公司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在深圳市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记录，无法核实《送货单》上的员工身份。曙光纸制品厂提交的曙光纸品公司工资单，没有曙光纸品公司的公章，连创公司不予确认，无法核实该工资单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连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客户仅注明“曙光”，但2016年5月、6月的《送货单》的地址与曙光纸制品厂经营地址一致，且送货单金额与《对账单》金额以及曙光纸制品厂开具的支票金额均能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连创公司与曙光纸制品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曙光纸制品厂拖欠连创公司货款72852.5元、89260元。连创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9月的《对账单》注明客户“曙光公司”，送货地址为光明新区公明镇利豪西田科技园本栋4楼，既不是曙光纸制品厂的地址，也不是曙光纸品公司的地址，故本院不予认定。连创公司可以对2016年7月、9月的货款另行主张权利。曙光纸制品厂未按约定付款构成违约，一审酌定从拖欠货款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浮50%计算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连创公司、曙光纸制品厂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152元（深圳市连创实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连创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600元，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负担3552元；财产保全费1804元（深圳市连创实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476.25元（其中深圳市连创实业有限公司预缴5934元、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预缴3542.2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连创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934元，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曙光纸制品厂负担3542.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麦绮梨(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