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11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敬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姣雪。 陆姣雪与邹敬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临猗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临民北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邹敬文于2017年4月24日向临猗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晋0821民申8号民事裁定：驳回邹敬文的再审申请。邹敬文不服，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经审查后，提请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运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晋运检民（行）监[2019]14080000055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晋08民抗3号民事裁定：一、本案指令临猗县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临猗县人民法院再审判后，邹敬文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敬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陆姣雪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敬文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二、诉讼费由陆姣雪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失实，所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在申请再审时，检察院以双方所争执的“转子地”，因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认定“1999年，陆姣雪丈夫邹某将自家位于‘转子地’的2.35亩责任田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而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为由，提请抗诉。1.再审认定事实方面，仅引用陆姣雪的诉称和邹敬文的辩称，未对双方所争执“转子地”权属作出明确认定，对双方已经质证的证据，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认定。同时，在查明部分中，未表述与原判所查明的事实相一致，维持原审判决。2.再审同样维持原审认定邹敬文给付陆姣雪1000元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再审时，邹敬文提交陆姣雪书信一份、证人证言一份，能够证实，给付1000元是胁迫的，不是自愿的。陆姣雪认可这一事实，但法院作出与原审认定相同的观点，明显错误。二、在再审时，邹敬文所提出的陆姣雪是否有诉权，诉权应否得到保护，未进行审查认证。邹敬文所举证据，能够证实自己对争执的土地有合法经营权，（有村委会原始台账，有林业区颁发的林权证，新颁发的土地确权可印证）。陆姣雪仅拿出未消户的“所谓的经营权”。基于权属不明确，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已经受理的，也应裁定驳回，由经营管理区重新确权。可见，陆姣雪在起诉开始时，就没有诉权。三、再审维持原审法院“按每年100元给付”的内容，没有法律依据。在原审时，陆姣雪未提供证据，按100元给付，也未申请有关部门作出鉴定，再审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却作出维持原审的判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二审法院依据有关事实和法律，依法改判。 陆姣雪向临猗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邹敬文返还1.35亩土地。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1999年，陆姣雪丈夫邹某将自家位于“转子地”的1.35亩责任田，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该块土地两边，均为邹敬文家庭责任田，相应农业税费由邹敬文负担。因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邹敬文在该块土地上现已种植枣树、花椒树。林业局于2005年11月7日向邹敬文颁发《林权证》，使用期19年，终止时间为2023年3月25日。在庭审中，邹敬文主张，该块土地已重新发包给他；但是，经一审法院向经管部门函询，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发生改变，属于陆姣雪家庭所有。2015年1月25日，经陆姣雪要求，邹敬文支付陆姣雪1000元。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邹敬文无偿耕种陆姣雪土地，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邹敬文在该块土地上种植林木符合国家政策，并无不当，其获得的林权亦应予以保护。双方于1999年达成协议，现已时过境迁。国家取消农业税，实行退耕还林等惠民政策已实施多年，特别是国家颁发林权证以后，邹敬文可获得长期稳定的受益。因双方未约定期限，邹敬文在种植林木这种长期投资前，有合理的告知及协商义务，应当征得陆姣雪同意，或交还土地。现在，邹敬文没有尽到该义务。因国家实施土地三十年不变政策，陆姣雪要求返还土地的诉求，符合法律和情理。但是，现在邹敬文已经投资并享有林权，为了避免损失扩大，按照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应对双方的无偿耕种协议，参照国家取消农业税和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做情势变更，应当确认双方之间形成转包合同关系，由邹敬文支付一定数额承包费至林权终止之日。结合当地承包土地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相关政策，酌情决定邹敬文按照享受林权的期限，支付陆姣雪1.35亩土地承包费每年100元。邹敬文已于2015年1月25日支付了1000元，应再支付剩余9年承包费900元。根据自愿原则，如邹敬文不愿再继续耕种或林权到期，双方均可要求解除转包的事实，由邹敬文返还陆姣雪1.35亩承包地。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一、邹敬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土地承包费900元；二、若邹敬文不按上述第一项判决履行或者邹敬文享有的林权到期后，邹敬文应当退还陆姣雪转子地1.35亩承包地。 检察院审查查明：某村土地台账（第16号）某小组与邹敬文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1.35亩责任田由邹某名下转过；某村土地台账（第49号）某小组和陆姣雪（陆雪孩）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转子地高升同意转敬文种，承担农业税，总成159.5-9.5=150成；陆姣雪、临猗县北景乡农村经营管理中心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未载明上述内容；故，“转子地”1.35亩责任田不是陆姣雪丈夫邹某与邹敬文口头协议，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临猗县人民法院认定，1999年，陆姣雪丈夫邹某将自家位于“转子地”的1.35亩责任田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该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其他事实与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予再审。理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临猗县农村土地使用证书和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民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承包期内，承包者完成国家税收，乡、村集体提留、统筹，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某村土地台账记载，邹敬文的土地包括“转子地”1.35亩，并承担各种税费，林业局给其颁发了林权证，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临猗县人民法院认定，陆姣雪丈夫邹某将自家位于“转子地”的1.35亩责任田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相应的农业税费由邹敬文负担。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经调取某村第一居民组土地台账，该台账（第16号）合同（某小组与邹敬文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1.35亩责任田由邹某名下转过；台账（第49号）某小组和陆雪孩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转子地高升同意转敬文种，承担农业税，总成159.5-9.5=150成。该变动情况内容，是某村第一居民组原组长广某（已去世）所写。即：双方土地变更系经过居民组同意，邹某将“转子地”1.35亩退回第一居民组，第一居民组将该地发包给邹敬文，邹敬文与邹某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陆姣雪诉状称，双方口头协议无偿耕种的事实不能成立。现因土地经营权发生争议，陆姣雪应当向某小组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应当要求邹敬文退回土地。故，临猗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结果不当。综上，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再审查明：1994年，陆姣雪家庭承包本居民组位于“转子地”的1.35亩土地。1999年，该1.35亩土地由邹敬文耕种，并负担相应农业税费。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邹敬文在1.35亩土地上种植枣树和花椒树。林业局于2005年11月7日向邹敬文颁发《林权证》，使用期19年，终止时间2023年3月25日。陆姣雪称，1999年陆姣雪丈夫邹某与邹敬文达成口头协议，将家庭承包的转子地1.35亩责任田交由邹敬文无偿耕种。邹敬文则称，转子地1.35亩系陆姣雪不愿耕种，将土地交回居民组，居民组让其耕种的，与陆姣雪没有关系。某村委会的土地台账（第16号）（某小组与邹敬文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记载：1.35亩责任田由邹某名下转过；台账（第49号）（某小组与陆雪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记载：转子地高升同意转敬文种，承担农业税，总成159.5-9.5=150成。陆姣雪的承包合同及北景乡农村经营管理中心的土地承包合同未载明上述内容。2015年1月25日，经陆姣雪要求，邹敬文支付陆姣雪1000元。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再审认为，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陆姣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有讼争土地，乡经管部门亦证实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发生改变，属陆姣雪家庭所有，该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邹敬文虽然述称，经村干部在其土地承包合同上和村土地台账，均有批注讼争土地由其承包耕种，但，陆姣雪持有的承包合同及乡政府经管管理中心的合同备案，均无此内容，不能确定讼争土地由陆姣雪丈夫交回村组，村组重新发包给邹敬文。陆姣雪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维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北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 根据上诉请求，二审争议焦点有三项：一、陆姣雪在本案中是否有诉权？二、邹敬文在2015年1月25日给付陆姣雪承包费1000元，是否受到胁迫？三、法院确定自2015年之后按每年100元给付陆姣雪承包费，是否依据充分？ 一、针对陆姣雪在本案中是否有诉权的争议。邹敬文上诉主张，本案讼争土地权属不明确，陆姣雪没有诉权。 查明：《临猗县农村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合同书》记载：发证时间：1994年5月15日，发证机关：临猗县人民政府，《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字第49号，发包方：马家窑第一组，承包方：陆雪孩（即：陆姣雪），鉴证时间：1994年9月30日。 本院审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其中，第（一）项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查明的事实，陆姣雪1994年承包本案讼争土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享有诉权。 二、针对邹敬文在2015年1月25日给付陆姣雪承包费1000元时，是否受到胁迫的争议。邹敬文上诉主张，邹敬文给付陆姣雪1000元，自己受到胁迫，不是自愿。 查明：邹敬文在再审程序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陆姣雪书信一份；2.署名邹某的书面证言一份；主要内容：陆姣雪和我去取1000元钱，经我手给了她。 本院审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邹敬文上诉主张，自己因受到胁迫而向陆姣雪支付1000元；邹敬文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三、针对一审确定邹敬文按每年100元的标准支付陆姣雪承包费，是否依据充分的争议。邹敬文上诉主张，再审判决按每年100元给付承包费，没有依据。 本院审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一审法院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酌情决定“邹敬文按照享受林权的期限支付陆姣雪1.35亩土地承包费每年100元”，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在二审中，邹敬文还要求将1.35亩土地上林权确权至邹敬文名下，要求陆姣雪在其后期对上面林木处置时，不得干扰和阻挡。 经查：林业局于2005年11月7日对本案讼争的1.35亩土地上种植的枣树、花椒树，给邹敬文颁发《林权证》，记载：使用期19年，终止时间2023年3月25日。 本院审核认为，该项请求事项，一审未审理，二审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案处理。 五、在二审中，邹敬文认为，原审法院依据（2015）临民北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向邹敬文执行承包费900元是错误的。邹敬文称，根据该判决内容，邹敬文即使到期不给付承包费900元，法院应执行“退还陆姣雪转子地1.35亩承包地”的内容；但是，原审不依据该判决内容，反而向邹敬文直接强制执行承包费900元，与判决内容相背。 本院审核认为，该项要求，属执行程序中的问题，不属二审审理范围。邹敬文可以依据相关程序进行处理。 本院综合认定以下事实：1994年，陆姣雪家庭承包本居民组位于“转子地”的1.35亩土地。1999年，该1.35亩土地由邹敬文耕种。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邹敬文在1.35亩土地上种植枣树、花椒树。2005年11月7日，林业局给邹敬文颁发《林权证》。2015年1月25日，邹敬文支付陆姣雪1000元。本案在审理期间，经本院组织调解，当事人就本案纠纷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陆姣雪持有临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临猗县农村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合同书》，《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再审认为，“不予确定讼争土地由陆姣雪丈夫交回村组，由村组重新发包给邹敬文”，正确。综上所述，邹敬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再6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邹敬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松伟 审判员  张山平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子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