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137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喻会发，男，197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代理人尹洪，贵州黔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马廷禄，男，197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被告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构皮滩镇太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125D。法定代表人刘芳，镇长。一审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一审第三人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虾子溪村民组，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虾子溪组。负责人喻会德，系该组组长。上诉人喻会发因与被上诉人马廷禄、一审被告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构皮滩政府）、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一审第三人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虾子溪村民组（以下简称虾子溪组）不服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7行初1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刘邦海与喻海兵均系构皮滩镇红飞村虾子溪组村民。案涉争议地刘邦海称为“黄泥坪”，喻海兵称为“牛背脊”，喻会发称为“朱沙场”。根据刘邦海1993年自留山林证记载，地名“黄泥坪”四至界限为：上抵界赶场大路，下抵界燕子岩河心，左抵界大土湾沟心下河，右抵界黄泥坪赶场大路。2007年，刘邦海将该幅林地登记在女婿马廷禄名下，根据马廷禄所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70601010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黄泥平”四至为：东至原黄泥平赶场路，南至大土湾沟心直下，西至燕子岩河心，北至原赶场大路。根据喻海兵1993年自留山林证记载，地名“牛背脊”四至界限为：上抵界钢管人行大路，下抵界电站马路，左抵界春天湾责任土，右抵界龚玉明田角路下黄泥洞。2007年，喻海兵将该幅林地登记在儿子喻会发名下，根据喻会发所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70601019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朱沙场”四至为：东至喻会发土角路土至羊子哨口，南至原赶场大路至高田方路下春天湾土边，西至下青山电站的路，北至电站路上转银盘岩脚。2017年，马廷禄、喻会发因余庆县S307线（茅坪哨至花山段）公路扩建项目征地发生林地纠纷，马廷禄向构皮滩政府申请确权。构皮滩政府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构府行处决[2018]1号《处理决定书》，认为双方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四至界限清晰，不存在模糊、重叠、交叉。马廷禄的林权证并未包括争议地，同时未能提供争议林地的权属凭证，而喻会发的林权证包含了争议地，故决定争议地使用权归喻会发所有。马廷禄不服，向余庆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余庆县政府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余府行复决字[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构皮滩政府在处理纠纷中并未将虾子溪村民组列为第三人，损害了其利益，同时构皮滩政府未查明争议林地的四至范围，故对该处理决定予以撤销。2018年12月18日，构皮滩政府作出构府行决字（2018）第05号《处理决定书》，认为马廷禄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四至证明与喻会发北南相邻，但不能够证明包括争议林地；喻会发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能证明包括了争议林地。故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虾子溪村民组所有；维持双方持有的2007年林权证中对黄泥平及朱沙厂林地的权属登记；争议地使用权归喻会发所有。马廷禄再次申请行政复议，余庆县政府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余府行复决字[2018]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构皮滩政府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无权对林地所有权作出处理，将争议林地所有权确权给虾子溪村民组所有属于超越职权，故对该处理决定予以撤销。2019年4月3日，构皮滩政府作出构府行决字（2019）第02号《处理决定书》，载明经现场查看，争议双方对赶场大路所在的位置争执不下，无法确定赶场大路所在的位置，但争议山林与马廷禄山林中间被青山组和石板坳的田全部隔开，边界清晰。马廷禄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四至证明与喻会发北南相邻，但不能够证明包括争议林地；喻会发提供的2007年林权证能证明包括了争议林地。故决定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于喻会发所有。马廷禄第三次申请行政复议，余庆县政府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余府行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构皮滩政府该处理决定。该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29日送达给了马廷禄。因对处理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不服，马廷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邀请了工程师对争议地进行了确认，经工程师使用设备并结合马廷禄、喻会发持有的2007年林权证附图，可以确认争议地并不在双方的林权证地块上，属于没有登记到林权证中的部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于马廷禄和喻会发之间就林木的权属发生争议，构皮滩政府具有管辖权，应依法处理。在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过程中，林权证虽然是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但林权证中是否包含争议地，这是首先要查实的问题。构皮滩政府在处理过程中三次均认为喻会发提供的林权证包含了争议地，但该事实的认定与一审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实地勘查的情况不符。工程人员在现场使用设备并结合双方提交的林权证附图，可明显看出争议地并未登记在马廷禄、喻会发的林权证上。需特别指出，构皮滩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处理过程中，对此基本事实不予调查核实，实则是不充分重视当事人的请求，不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构皮滩政府在处理该案中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撤销。撤销后，马廷禄、喻会发之间的争议处于待定状态，构皮滩政府应当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未进行全面审查，也应一并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构府行决字（2019）第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余府行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负担，该款马廷禄已预交，限余庆县构皮滩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马廷禄。宣判后，喻会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廷禄的诉讼请求。其理由：1.一审判决仅依据现场勘查中工程师杨秀全个人陈述就认定争议地不在上诉人喻会发林权证范围内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存在偏见，一审法院对政府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却对上诉人提交的同样的证据只作为参考证据使用；3.根据2017年11月2日对刘邦海的调查笔录可知存在两条赶场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林地南北边界为“原赶场大路”，而非“赶场大路”；4.构皮滩政府的处理决定及余庆县政府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当获得人民法院支持。被上诉人马廷禄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存在偏见。一审被告和被答辩人一审时向法院提交关于冉启友土地承包证及明细登记表系1998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制作形成的证据，不是农村山林、土地下户时登记形成的证据，在一审质证过程中，答辩人对该证据的意见是“对其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通过现场勘测结果表明涉案林地不在被答辩人林地四至范围内，即使有几条路存在都与本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不存在偏见行为。一审被告构皮滩政府、余庆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一审第三人虾子溪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经本院现场勘查、询问，本案上诉人与第三人的争议实质是边界争议，具体是指双方林权证所载明的“原赶场大路”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上诉人喻会发主张该“原赶场大路”位置在山体旁边与田土的交界线，被上诉人马廷禄主张该“原赶场大路”有部分处于山体之上。该事实有本院二审期间现场勘查笔录为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之规定，在边界存在争议且根据林权证无法确定时，人民政府有权确定争议边界。本案中，构皮滩政府的处理决定实际支持了上诉人喻会发的主张，该处理结论符合山林土地争议当中以大边大界为界限的一般原则，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的规定，并无不当。余庆县政府复议维持构皮滩政府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结果与本院现场勘查结果不一致，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撤销构皮滩政府的处理决定及余庆县政府的复议决定不当，本院依法改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及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7行初12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马廷禄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马廷禄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瞿胜黎书记员张枝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