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负责人：黄勇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辉，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雄伟，男，汉族，1962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洁兰，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珠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雄伟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6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珠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黄雄伟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黄雄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事实认定不清、责任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标准不当。根据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保险人与投保人，且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的对象为投保人，并非被保险人。而本案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已有投保人的盖章确认，且保险单也有相关提示说明，人寿珠海公司已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可充分认定人寿珠海公司已履行了保险人的相关义务，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应当对被保险人产生效力。根据条款第十四条规定，人寿珠海公司自收到受害人索赔材料后，已及时向被保险人发出拒赔通知书并已说明理由，已履行保险人义务。本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而客户实际报案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而《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3.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且保险单上也已明确提示阅读相关保险条款，特别注意责任免除等内容。保单成立时也已将保单与本保险有关的条款一并送达投保人。根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规定，黄雄伟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案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人寿珠海公司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综上，人寿珠海公司已充分举证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不应承担黄雄伟损失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就本案的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及标准有误。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规定，本案出险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黄雄伟于2019年1月30日才向人寿珠海公司报案，正常应在24小时之内进行报案，但黄雄伟报案时已超过40多天，远远超过了保险法及保险条款所规定的“及时通知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因黄雄伟一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人寿珠海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因黄雄伟出险后并没有在24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保险人无法第一时间介入保险勘查，保险人也有权拒绝赔偿。三、根据遵义五院的首诊（急诊）病历记录：主诉：喝酒后头晕及呕吐摔倒致额部肿胀1小时。诊断：急性酒精中毒。急诊与病房患者交接单初步诊断记录：“急性酒精中毒”，24小时内入出险记录记录：“饮酒后头晕跌倒致颈痛伴四肢麻木、无力2小时”。首先，黄雄伟并没有及时报案，通知人寿珠海公司，人寿珠海公司作为保险人有保险查勘、调查的权利。因未及时报案致使无法第一时间介入保险勘查，致使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无法查清。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过错责任人是黄雄伟一方，黄雄伟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其次，黄雄伟提交的急诊病历用药明细单中，记录了黄雄伟入院后急诊治疗用药情况。其中医院为黄雄伟注射的“盐酸纳洛酮注射液”，是解救急性乙醇中毒的作用，乙醇中毒就是酒精中毒。“奥美拉唑钠注射液”是保护肠胃的药，“醒脑静注谢液”是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开窍醒脑，也是解酒的作用。并且医院还为黄雄伟注射了大量的氯化钠注射液，这些都是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的对症用药。首诊医院的诊断也是“急性酒精中毒”。因此，黄雄伟是在大量饮酒后直接造成急性酒精中毒的严重程度，并且伴有呕吐、头晕，其大量饮酒致酒精中毒的事实可以确认，这不仅仅是醉酒了，甚至都已经达到了酒精中毒的严重程度了。再次，涉案保险的投保人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在投保时，人寿珠海公司已经就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投保人在确认已仔细阅读、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等规定后，同意遵守，投保人加盖公章进行了确认。同时，投保人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还向人寿珠海公司出具了《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再次确认人寿珠海公司已向其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的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再次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因此，人寿珠海公司已尽到了免责告知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在黄雄伟提交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重要提示第1项明确注明：本保险合同由投保单、风险问询表、保险单、保险条款、特别约定及批单组成。说明投保单、保险条款是双方建立保险合同的必备资料，否则，保险合同是不成立的，但黄雄伟并没有向法院完整提交，保险合同的正本是由投保人一方保留，因此，造成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有误。最后，一审法院并没有否定黄雄伟大量饮酒致酒精中毒的事实，且根据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亦可判断。因此，鉴于黄雄伟未及时报案，大量饮酒至酒精中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人寿珠海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黄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黄雄伟辩称，人寿珠海公司以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三款拒绝向黄雄伟理赔，该格式条款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保险人或其代理人解释。对其所涉的概念内容，特别是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使投保人因保险公司的明确说明而对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已经理解和明了，否则该责任免除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从投保单的内容形式来看，投保人声明是人寿珠海公司事先打印在投保单上的格式内容，虽然投保人加盖了公章对其进行了确认，但保险公司是否真正履行了声明中记载的说明义务仅凭此书面声明本身尚不能确定。因为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必须由具体的人员来完成。而投保人声明中并未记载完成该义务的双方人员，特别是投保人一方的经办人员，在被保险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情况。因此保险公司仅提供盖有投保人单位公章的声明，证明力尚不足，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单处盖章，投保人声明处盖骑缝章，仅能证明投保人的投保意愿，即使按照投保人的确认，保险公司是向投保人进行了说明，但是从说明的内容和程度上来看，保险公司只是向投保人说明了包含责任免除在内的保险条款的内容，对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概念，特别是法律后果等应当进行明确说明的部分，是否进行了明确说明没有记载，所以不能证明人寿珠海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符合法律形式及内容要求的明确说明。人寿珠海公司称黄雄伟未及时向其进行通知，其有权拒绝理赔。但是人寿珠海公司的理赔拒赔函中是明确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认的，保险人对无法确认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在本案中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等是可以确定的，并且是可以从黄雄伟提交的鉴定意见中明确的，因此不存在无法确定的部分，而且从黄雄伟向法院提交的二审补充证据中可以看出保险公司存在没有及时通知黄雄伟关于这份保险单存在的问题，因此黄雄伟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该份保险合同的存在，因此才造成客观性无法去报案。酒精中毒并不等同于醉酒。人寿珠海公司未提交其他的证据证明黄雄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醉酒，根据法律规定，血液酒精浓度每100毫升80毫克以上才可以称之为醉酒。而在本案中结合病历及鉴定书可以明确致残的原因是唯一的，为钝性外力作用导致摔倒，是属于双方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应予赔付范围，而且结合黄雄伟提交的病历材料可以知道，在其刚入院时，其是说过喝酒后头晕及呕吐，而这种头晕、呕吐还有昏迷，也是可以由颈椎受伤导致的，不一定是由酒精中毒引起的。一审庭前，医师明确作出该急性酒精中毒诊断的原因是由于黄雄伟本人主诉喝了假酒，并且结合黄雄伟所出现的症状，头晕、呕吐等等才下诊断，该诊断仅是初诊。在两小时不到后的重症医学科的入院诊断中已经没有写明是黄雄伟急性酒精中毒，而是确诊为脊髓炎还有颈椎损伤。因此，结合以上鉴定报告及病历可以看出本次事故属人寿珠海公司应当赔付的范围。黄雄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珠海公司向黄雄伟支付保险金110000元；2.诉讼费由人寿珠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3日，投保人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为包括黄雄伟在内的82名员工在人寿珠海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保险，险种名称主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人民币902000元，保险费人民币13120元，特别约定“1.保险合同每人意外伤害死亡残疾保险限额为11万元整；2.保险合同记名承保，保单后附人员清单一份，作为保单不可分割部分；3.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人寿珠海公司向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出具《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保险单载明：鉴于投保人已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书面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同意按保险单所载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以及所列项目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单的重要提示“1.保险合同由保险单、风险问询表、保险单、保险条款、特别约定和批单组成；2.收到保险后请立即核对，保险单内容如与投保事实不符或存在疏漏，请立即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书面变更或补充；3.请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以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一）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二）被保险人从事非法、犯罪活动期间或被依法拘留、服刑期间；（三）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四）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五）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的活动期间。发生上述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并按日计算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2018年12月20日，黄雄伟因喝酒后头晕及呕吐摔倒被送至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急诊科治疗。经诊断，1.急性酒精中毒；2.头部的损伤；3.休克。处理：吸氧，心电监护，收重症医学科。其后，急症科与重症医学科进行病患交接，交接单载明初步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2018年12月21日应黄雄伟的家属要求，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为黄雄伟办理出院手续，出院记录载明：入院诊断：1.四肢瘫痪查因，颈髓损伤？脊髓炎？2.休克；3.额部头皮擦伤。出院诊断：1.四肢瘫痪查因，颈髓损伤？脊髓炎？2.休克；3.额部头皮擦伤。出院医嘱：继续治疗。同日，黄雄伟在江门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在江门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37天，于2019年1月27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入院诊断：1.外伤：高位截瘫；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3.糖尿病；4.外伤致四肢瘫痪。出院诊断：1.外伤致四肢瘫痪；2.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4.2型糖尿病；5.电解质代谢紊乱。功能诊断：1.四肢瘫（C5）；2.四肢运动功能障碍；3.四肢感觉功能障碍；4.括约肌功能障碍；5.认知功能障碍；6.日常生活能力活动障碍。2019年2月12日，黄雄伟第二次在江门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共计住院46天。出院记录载明：入院诊断：1.脊髓损伤后遗症，不完全性四肢瘫；2.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后；3.2型糖尿病。入院功能诊断：1.四肢瘫（C5）；2.感觉功能障碍；3.括约肌功能障碍；4.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后遗症，不完全性四肢瘫；2.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后；3.2型糖尿病。功能诊断：1.四肢瘫（C5）；2.感觉功能障碍；3.括约肌功能障碍；4.日常生活能力障碍。2019年5月13日，黄雄伟第三次在江门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共计住院22天。出院记录载明：入院诊断：1.脊髓损伤后遗症，不完全性四肢瘫；2.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后；3.2型糖尿病。入院功能诊断：1.四肢瘫（C4）；2.感觉功能障碍；3.括约肌功能障碍；4.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后遗症，不完全性四肢瘫；2.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后；3.2型糖尿病。功能诊断：1.四肢瘫（C4）；2.感觉功能障碍；3.括约肌功能障碍；4.日常生活能力障碍。2019年7月5日，黄雄伟对其发生的意外伤害委托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依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JR/T0083-2013）进行伤残程度评定、伤病关系鉴定及法医临床鉴定文证审查。2019年8月1日，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粤法信司鉴（法临）字【2019】2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一）委托材料审查。委托人提供的身份证明、病历资料医学影像学检查片，经审查分析认为：鉴定材料能真实反映被鉴定人的损失情况，材料内容符合客观规律、完整、充分，其形成过程合乎程序，鉴定用途合法，能够满足鉴定需要。（二）损伤形成分析。根据委托材料，被鉴定人黄雄伟于2018年12月20日因外伤入院，入院查体：额部肿胀，擦伤，后颈部压痛，四肢正常，活动受限，关节正常，双下肢无浮肿。四肢肌力0级，肌张力减低，病理征未引出。双侧乳头水平面以下痛觉消失。阅其伤后MR片见：颈椎生理曲度变直，颈3-5水平脊髓损伤，颈3椎体轻度向后I滑脱。综上，结合医院诊断及案情分析认为：被鉴定人黄雄伟颈髓损伤等损伤为钝型外力作用所致，案情提供的摔倒可以形成。（三）伤残程度评定。根据委托材料，结合法医学检验及阅片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黄雄伟2018年12月20日因本次事故致颈髓损伤，经医院行“颈椎后路单开门减压、钛板内固定术”治疗，目前临床效果稳定，已行功能锻炼，治疗终结达鉴定时机，依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JR/T0083-2013）7.8“四肢瘫（三肢以上肌力小于等于3级）”之规定，被鉴定人黄雄伟右上肢上臂肌力2级，前臂肌力3级，左上肢肌力1级，双下肢肌力1级，评定为一级伤残。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黄雄伟的损伤构成一级伤残。一审法院认为，黄雄伟的工作单位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为包括黄雄伟在内的82名员工向人寿珠海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保险等保险，黄雄伟、人寿珠海公司之间形成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案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以及保险单特别约定“3.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属于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寿珠海公司应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提示并作出明确的说明，但是人寿珠海公司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发生效力。黄雄伟在治疗终结后，委托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依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JR/T0083-2013）进行伤残程度评定、伤病关系鉴定及法医临床鉴定文证审查，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经鉴定认为被鉴定人黄雄伟颈髓损伤等损伤为钝型外力作用所致，案情提供的摔倒可以形成以及被鉴定人黄雄伟的损伤构成一级伤残。对于鉴定报告人寿珠海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伤残鉴定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黄雄伟的损伤构成一级伤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黄雄伟在案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一级伤残，故黄雄伟请求人寿珠海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伤残保险金人民币11万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雄伟赔付残疾赔偿金人民币11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25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人寿珠海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及名录，主张证明根据特别约定第3条，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该内容属于双方协商确定的内容，不属于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根据投保单及保险单的规定，该条款经协商一致即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单最后两行的内容，证明人寿珠海公司履行了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提示义务，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有关保险条款，特别注意责任免除内容。2.人身意外伤害投保单及名录、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主张证明根据投保人声明一栏，投保人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已明确声明，已经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在投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中，同样约定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这说明投保人与保险人就该条款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3.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抄件-公共抄单，证明黄雄伟报案的时间是2019年1月30日。黄雄伟质证称：人寿珠海公司提交的3份证据均不属新证据，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证据1，该保险单证明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与人寿珠海公司成立保险合同，且本案的事故是发生在保险单的保险期间，人寿珠海公司声称特别约定中第3条并非格式条款，但根据该保险单的样式可以看出该保险单是由人寿珠海公司单方制作的，并且重复使用，并不能看出是由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因此该条款属格式条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从投保单的内容形式上来看，该投保单也是人寿珠海公司事先拟制好打印在投保单上的格式内容，而在投保人盖章处还有一个用铅笔打钩的痕迹，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寿珠海公司的代理人或者业务员，仅仅是在打印该投保单后直接让投保人在该处进行盖章，因此该盖章仅能证明投保人的一个投保意愿，而不能证明人寿珠海公司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对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的质证意见与投保单的质证意见一致。该说明义务也必须是由具体的人员来完成，而在该投保单及确认书上并没有投保人的具体人员进行确认。对于证据3，真实性无法核实，该抄单是人寿珠海公司单方制作。黄雄伟是2019年1月20号在得知该份保险的存在后马上通过单位人员联系保险公司人员辗转才找到理赔部的同事，而该报案时间的延迟并非黄雄伟的过错，是由于保险公司并未将该保险合同的存在告知黄雄伟。二审期间黄雄伟提交证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保险消费者投诉事项回复函，证明目的是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黄雄伟向保监会投诉。保监会在接到黄雄伟的投诉后，向人寿珠海公司进行了调查了解，确认人寿珠海公司在承保团体保险后未及时告知被保险人情况属实，因此黄雄伟未能告知保险人事故的发生有客观原因。人寿珠海公司质证称；对该函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提示内容不清晰不完整，未能体现陈东霞所投诉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出具该回复函的单位所称的“经核查，该公司在承保团体保险后未及时告知被保险人情况属实”所指的内容是什么。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人寿珠海公司对投保人有法定的明确告知义务，但并未规定其对被保险人有明确告知的法定义务。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在人寿珠海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人身意外伤害投保单（团体）》上，人寿珠海公司事先打印的“特别约定”第3条为“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这一条款字体未加粗加黑，也没有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该投保单上由人寿珠海公司事先打印的“投保人声明”条款显示字体加粗加黑，其中第1条内容是“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上述声明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投保人”一栏由投保人盖章。在人寿珠海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第3条和《人身意外伤害投保单（团体）》中的“特别约定”第3条内容相同，字体也未加粗加黑，在与“特别约定”相隔数行的保险单的最下方打印有“尊敬的客户，请您务必详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特别注意责任免除等内容。投保后，您可通过本公司网页、客服电话、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联系本公司”字样。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人寿珠海公司是否应向黄雄伟支付保险金。人寿珠海公司主张拒赔的依据为投保单、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第3条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七条，上述条款均由人寿珠海公司事先打印在文本上，据内容判断均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否尽到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决定着免责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但案涉投保单和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中“被保险人出险后或知道被保险人出险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的免责条款并未放在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不容易引起投保人注意，也没有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因此人寿珠海公司对该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由此可见，保险人要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除了应提示投保人注意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本案中保险合同属团体人身意外保险，被保险人众多，人寿珠海公司理应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以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使投保人对此重视从而及时告知被保险人相关注意事项，这样才能真实达到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的合同订立目的。案涉投保单上虽有投保人盖章，但“投保人声明”中仅有保险人事先打印的“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字样，人寿珠海公司并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进行了解释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基于人寿珠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投保单、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中的免责条款已履行法律要求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以及对《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七条已履行法律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责条款均对黄雄伟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判决人寿珠海公司向黄伟雄赔付110,000元处理得当，本院对人寿珠海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人寿珠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夏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茵叶张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