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726行初56号 原告潘化领，男，1974年10月14日生，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现住荔波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英才，男，1952年12月26日生，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现住三都县，系原告堂兄。 被告荔波县自然资源局，地址：荔波县玉屏街道办事处恩铭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22MB1795036B。 法定代表人韦鸿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春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泽学，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潘康，男，1979年4月4日生，贵州省荔波县人，现住荔波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绍波，男，1965年9月1日生，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现住荔波县，系第三人堂叔。 原告潘化领（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原告）诉被告荔波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被告）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4月22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英才，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春丽、黎泽学，第三人潘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绍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12月20日，荔波县林业局、荔波县人民政府颁发了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登记林地小地名为“大寨背后”、“文就”，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为潘化领、潘康、潘某1、潘化学四户。 原告诉称,“的归”山是老一辈潘玉龙的祖业山，潘玉龙生有原告父亲潘锦乙和叔父潘绍基，潘玉龙在世时将“的归”山分给了原告父亲潘锦乙管理，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1年亦分给原告父亲潘锦乙管理，有1981年的《现有山管理登记表》、《荔波县集体山林管理证》为证。原告与兄弟潘文为了生活一直在外务工，在进行林权登记时，第三人趁此机会将“的归山”说成自己的，误导登记机关把“的归山”填给了第三人，把本属于原告与潘某1、潘化学共享的一本证填上了第三人的名字。原告系持有山证的人，登记机关将第三人登记在该林权证上，使原告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诉讼请求撤销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上第三人的权利人登记。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2、集体山林管理证。拟证明1981年分山到户的事实，第三人在争议地没有承包山林。 3、山林管理登记表。拟证明1981年分山到户的底子。 4、山林证。拟证明1981年分山到户的事实依据。 5、情况说明书。拟证明村民委员会认可“的归”山归原告。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无异议，证据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对案涉地块享有林权的证明目的，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无异议，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原告的父亲在家里属于“老大”，家里所有承包的林地都登记在其名下，后来几兄弟分家后已重新划分，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该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不符合实际。 被告辩称，荔波县林业局在受理潘化领、潘康、潘某1、潘化学的林权登记申请后，依法组织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村组村民及其他相关人员对案涉林地进行了现场查验、指界并勾图确认林权四至范围，经所在村委会、镇人民政府审核签署情况属实、同意报审批的意见，荔波县林业局审查后也出具了潘化领等四人申请颁证的林地四至界限和权属清楚的意见，最后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颁发案涉林权证。之后，按公示要求在当事人所在的村委会进行了三轮张榜公示，在公示期间，无利害关系人对拟颁证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因此，颁证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从本案提交的证据可知，潘化领等四人申请林权登记的负责人及授权代表均为潘某1，而潘某1本人参加了现场查验、指界并勾图确认林权四至范围的全过程，并于2010年5月13日领取了案涉林权证，至此，原告应当知道该林权证的登记内容，并应当对授权潘某1处理林权登记事项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原告于2020年4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综上，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林权登记申请表（含林地登记四至范围图）、联户发证委托书、林权证领取签收表、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拟证明荔波县林业局颁发案涉林权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林地登记四至范围图、张榜公示表无意见，其他不符合客观实际。第三人无异议。 第三人述称，本村民组在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土地山林是以土改时期的为基础实行多退少补，“的归”（又称后项坡）山上辈分给了原告之父潘锦乙、第三人之父潘绍基兄弟俩，登记在潘锦乙名下，未划界，像这种以长兄名义登记兄弟共有的情况村民组有多户。后不久潘锦乙上山砍树被潘绍基发现当即邀约族人进行了现场划界。2001年第三人兄弟分家时，潘绍基将该山作为自己的养老基业，有多名家族人员及潘锦乙参加，有分户记录为证。在2009年开展林权颁证工作时，本村民组召开会议每户必须有一人到场，公开登记，张榜公示无异议后才上报。2017年第三人的父亲去世，原告见无人作证，2020年2月就拿这山说事，引发纠纷，后经村委会、镇领导、国土局领导现场处理认定第三人拥有“后项坡”山林的二分之一。第三人多年管理属于自己的那片山林如今树木已长大，原告不顾历史事实，想仅凭一张1981年的山林管理证，推翻2009年的林权证，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 1、分家协议一份。拟证明第三人户两兄弟分家时把现在的争议地作为父亲的“养老坡”（指留于其父养老）。原告、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2、三份山林管理证。拟证明在山林登记时存在一人登记，实属多家共有。 3、《证明书》。拟证明存在“一证多家”的情况。 原告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无异议。 4、申请潘绍平（原告、第三人堂叔）出庭作证。其证明：其和原告的父亲都参加了第三人两兄弟约于2001年的分家，并书写的“分家协议”，分家时进一步明确了现争议地分给了第三人的父亲；“分家协议”上的“轮项坡”与“的归”、“大寨后背”山是同一块林地。 5、申请潘某1（原告、第三人堂兄弟）出庭作证。其证明：争议地历来都是第三人家在管理使用，办理林权证时原告不在家，应该不知道领证情况，申请表上申请人是否是原告本人签名时间长已记不清楚，不清楚原告是否知道申请办证的事，林权证是其签领。 6、申请潘文学（原告、第三人堂兄弟）出庭作证。其证明：原告和第三人的争议地是祖辈所留下，分家时分给了原告和第三人的父亲，因原告的父亲是长兄弟，所以山证填写在原告父亲的名下，后来分家时又分给了第三人的父亲，是哪年分的不清楚。 7、申请潘某2（原告、第三人同族人）出庭作证。其证明参与了第三人的分家。 原告认为上述四位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提出证人潘某1作为办理林权证的全权代表，相关责任应由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共同承担。 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4，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予以确认；证据5系原告个人书写，村委会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不予确认；被告提供林权登记申请表、联户发证委托书因本案第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潘某1同时系颁证的受委托人，其不能确定委托书系原告本人签名，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申请林权联户登记颁证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原告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上虽有参加分家人姓名的记录，但无参加人的签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2、3原告虽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他户存在有林权登记于一人名下、林权属多人共有，原告和第三人对争议林地就必然存在共有的证明目的，故不予确认；证人潘绍平分家部分的证言和上述“分家协议”同理，不予确认；“的归”、“大寨后背”山是同一块林地，原告、第三人在审理中认可，予以确认；证人潘某1系林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之一，亦是林权颁证的受委托人，其所作的争议地历来都是第三人家在管理使用的证言，与本案审查林权登记的合法性无关，不予确认，其他的予以确认；证人潘文学的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系孤证，不予确认；证人潘某2的证言无实质性内容，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案所涉的“的归”林地又称“大寨后背”，坐落于原告及第三人所在的村民组，2009年在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荔波县人民政府、荔波县林业局于当年12月20日颁发了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登记的林权地名为“大寨后背”、“文就”，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为潘化领（原告）、潘某1、潘康（第三人）、潘化学四户，面积6.7亩。该林权证虽为四户联户颁证，但林权证上权利人潘某1、潘化学的林地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界线清楚，与本案无涉。该林权登记的主要依据为“群众认可本次林改方案”，四户联户颁证的受委托人为潘某1，但在颁证时原告在外务工，潘某1也记不清联户颁证委托书是否系原告的签名或捺印，该林权登记与其他户的林权登记一并进行了公示，该证于2010年5月13日由潘某1领取。在1981年3月18日颁发的集体山林管理证中，“的归”林地管理者为原告之父潘锦乙，当时制作的《现有山林管理登记表》的受托管人亦为原告之父，第三人之父潘绍基另持有其他林地的集体山林管理证。原告自述其于2020年春节回家发现第三人砍伐林木后到相关部门查询得知第三人持有该林权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林权登记行政争议系原告与第三人对“的归”即“大寨后背”的林地权属争议引发，但需指出的是，原告与第三人的林地权属争议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人民法院也无权对土地的权属作出裁判，本案仅审查2009年荔波县林业局、荔波县人民政府在对该林地进行登记时，将第三人作为该林地的权利人登记是否合法。对于该登记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第一，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虽作为该林权证的权利人之一，但从本案的现有证据以及当时颁证的受委托人潘某1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在申请林权登记或者颁证环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林权登记行政行为的作出以及登记的内容，故原告对该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应当按原告自述于2020年1月到有关部门查询知道林权登记内容起算，适用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原告于2020年4月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第二，关于林权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本案的林权登记于2009年作出，当时尚在适用的《林木和林地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一）林权登记申请表；（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对于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参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有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等。第八条规定可作为参考的依据有：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等。本案所涉的林权登记的林权依据为“群众认可本次林改方案”，并非法律或有关规章规定的林权凭证，且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供登记时“群众认可”或“本次林改方案”的证据，就本案证据而言，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登记在原告和第三人名下的“大寨后背”林地，于1981年登记在原告之父名下，虽不排除此后因其他事由发生了变动，但在2009年的林权登记中，申请人并未提供相关的依据，故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将第三人作为“大寨后背”林地、林木的权利人登记，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荔府林证字（2009）第5227220200560-1/1号林权证将第三人潘康作为“大寨后背”林地、林木的权利人登记。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荔波县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义军 人民陪审员  腾明坤 人民陪审员  岑南甫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冉璐 书记员董洹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