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苏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刘桂吉，男，194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委托代理人：任忠敏、周毅，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15号。法定代表人：蔡绍刚，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刘场，该院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小姣，该院行政庭副庭长。赔偿请求人刘桂吉因再审改判无罪申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连云港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连云港中院（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10日，刘桂吉以再审无罪赔偿为由，向连云港中院申请国家赔偿。连云港中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以法定赔偿为原则，即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方式及范围等，均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刘桂吉系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刘桂吉依法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连云港中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关于刘桂吉主张的人身自由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19年5月15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本案中，刘桂吉被错误羁押2890天，按上述标准计算刘桂吉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913066.6元（315.94×2890）。关于刘桂吉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连云港中院的错误裁决造成刘桂吉被错误羁押2890天，客观上改变了其正常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给其本人及家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造成了严重后果，决定为请求人刘桂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酌情决定赔偿其被错误羁押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综上，连云港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项、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决定：一、赔偿刘桂吉人身自由赔偿金91306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合计1053066.6元；二、为刘桂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三、驳回刘桂吉的其他赔偿请求。刘桂吉不服连云港中院的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其赔偿请求是：依法撤销连云港中院（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第一项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部分，支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490189.18元。其中，被羁押、服刑2890天，按照三倍于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计算，计2739199.8元；假释后至宣判无罪期间计2377天，按照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计算，计750989.38元。刘桂吉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主要理由是：1.刘桂吉因连云港中院的错误判决被无端羁押、服刑2890天，远离了自由的生活环境，家庭生活、正常社会交往及评价都受到严重影响，精神极度痛苦。2.在案件侦办期间，刘桂吉每天都在极端恐怖中度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使用极为恶劣的违法手段，对刘桂吉采取了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的方式让刘桂吉认罪。3.刘桂吉的家人申诉十几年，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受到严重影响。综上，连云港中院仅仅决定支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与给刘桂吉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不相适应。连云港中院答辩意见：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抚慰性质，该院决定赔偿刘桂吉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是综合考量刘桂吉所受刑罚轻重、羁押时间、本人及家人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并结合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合理确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的规定。请求维持该院（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刘桂吉因涉嫌贪污罪，于2004年5月29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6月16日被逮捕。2005年4月26日，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犯贪污罪一案向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2日作出（2005）灌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桂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徐盛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刘云洪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追缴在案赃款人民币38194.3元，继续追缴刘桂吉违法所得人民币121000元，继续追缴徐盛东违法所得人民币91689.6元，继续追缴刘云洪违法所得人民币112794.07元。宣判后，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均提出上诉。连云港中院于2005年11月21日作出（2005）连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追缴赃款和违法所得部分；撤销一审判决量刑部分；认定刘桂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徐盛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刘云洪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不服，提出申诉。本院于2010年5月31日作出（2007）苏刑审监字第056号再审决定，指令连云港中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连云港中院于2013年5月5日作出（2010）连刑再终字第0003号刑事判决，撤销（2005）连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桂吉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徐盛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刘云洪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不服，提出申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2013）苏刑监字第135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申诉。刘桂吉、徐盛东、刘云洪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7）最高法刑申57号再审决定，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7）苏刑再3号刑事判决，改判刘云洪、刘桂吉、徐盛东无罪。另查明，2012年4月26日，刘桂吉被假释释放。刘桂吉自2004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至2012年4月26日被假释释放，共被羁押2884天。2004年5月29日至同年6月3日，刘桂吉被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6天，该期间应视为限制了刘桂吉的人身自由。刘桂吉被侵犯人身自由天数总计2890天。上述事实，有（2005）灌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书、（2005）连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判决书、（2007）苏刑审监字第056号再审决定书、（2010）连刑再终字第0003号刑事判决书、（2013）苏刑监字第13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2017）最高法刑申57号再审决定书、（2017）苏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桂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问题。赔偿请求人刘桂吉对赔偿义务机关连云港中院决定赔偿其人身自由赔偿金913066.6元和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不持异议，认为连云港中院决定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数额过低。主要理由是其被羁押2890天，远离了自由的生活环境，家庭生活、正常社会交往及评价都受到严重影响，精神极度痛苦，其亲属的生活、工作、学习也受到严重影响。连云港中院认为，该院决定赔偿刘桂吉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是综合考量刘桂吉所受刑罚轻重、羁押时间、本人及家人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并结合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合理确定，符合相关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规定比较原则，没有具体规定赔偿条件、标准及计算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明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决定采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同时，强调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的是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本案中，本院经再审审理，认定刘桂吉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公款4300元，行为违法，但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尚不构成犯罪，遂改判刘桂吉无罪。连云港中院根据刘桂吉因错判承受的社会舆论压力，其名誉受到损害，工作、生活、家庭关系和社会评价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认定其属于遭受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综合考虑刘桂吉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给其生活造成的影响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决定支付刘桂吉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0元，并无不当。刘桂吉认为该数额明显过低，不能成立。刘桂吉请求假释至改判无罪期间按照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羁押期间按照三倍于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刘桂吉主张连云港中院对其决定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低的另一个理由，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使用极为恶劣的违法手段，对其采取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的方式让其认罪，给其造成精神伤害。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连云港中院作为审判机关，是承担再审改判无罪赔偿责任的义务机关，不是刘桂吉该项主张的侵权机关，刘桂吉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连云港中院（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桂吉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所提出的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一、维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7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二、驳回赔偿请求人刘桂吉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