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4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邓伟秋，男，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秋锦，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景，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丽，女，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秋锦，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景，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万灵，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剑眉，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深圳市裕烽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邓伟秋。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昌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林秋贞。一审第三人：黄贤沛，男，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再审申请人邓伟秋、张丽因与被申请人黄万灵以及一审被告深圳市裕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烽公司）、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昌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雄公司）、黄贤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8）粤民申64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开庭审理，张丽及邓伟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秋锦、叶景，黄万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伟秋、张丽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3至2014年邓伟秋为经营裕烽公司的需要向黄贤沛借款200万元，黄贤沛通过其持股的昌雄公司账户分多次向裕烽公司的账户支付了借款。2014年8月6日、16日、25日裕烽公司向黄贤沛分别出具50万、100万、50万的支票，但支票落款时间故意写成2015年，以确认前述借贷关系。邓伟秋还分别向黄贤沛出具三张借款收据（2014年8月25日出具100万元的借款收据、2014年9月6日出具两张50万元的借款收据），进一步确认这一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发生后，邓伟秋即开始每月向黄贤沛的私人账户还款，一直到2015年黄贤沛找到邓伟秋，表明借款是黄万灵的，因此三张借款收据的出借人也要改成黄万灵，邓伟秋按要求重新出具了三张借款收据，同时收回黄贤沛手上的三张借款收据，这就是黄万灵在起诉时所持三张借款收据的由来。黄万灵自始至终都未向邓伟秋、张丽、裕烽公司的账户支付过款项，邓伟秋只收到过200万元的借款且早已悉数向黄贤沛的私人账户还清，因此黄万灵向邓伟秋、张丽主张20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即使二审法院认为邓伟秋偿还黄贤沛的钱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但却忽略认定邓伟秋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8月7日期间总计向黄万灵转账还款达225000元，亦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一、二审法院均采取公告送达的程序向邓伟秋送达诉讼文书，邓伟秋未能到庭陈述事实，造成事实认定错误。因邓伟秋经营企业失败、债务缠身，其担心人身安全，不敢出庭陈述事实，只能通过录音录像的形式向法院陈述客观事实，并找到了三张支票的存根和从黄贤沛处取回的三张借款收据，可以证明邓伟秋、张丽陈述的真实性。此外，一审法院在合议庭成员变更时未通知邓伟秋，属于程序违法。据此，邓伟秋、张丽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黄万灵的全部诉讼请求。黄万灵答辩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邓伟秋、张丽尚欠黄万灵借款200万元正确。黄万灵在一、二审中已提交由邓伟秋、张丽亲笔签署的《借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支票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邓伟秋、张丽欠黄万灵借款200万元。（二）邓伟秋、张丽的再审申请陈述明显矛盾，且不符合常理。首先，假设案涉借款是以黄贤沛的名义出借，在邓伟秋、张丽承认尚欠黄贤沛借款200万元的前提下，黄贤沛于2015年已将相关情况如实告知邓伟秋、张丽。邓伟秋、张丽在得知事实后，仍向黄万灵重新出具了三张《借款收据》，足以表明其已认可黄万灵的债权人身份及确认尚欠黄万灵借款200万元的事实。现邓伟秋、张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还主张二审忽略了邓伟秋曾向黄万灵归还27万元的事实，自相矛盾。其次，假设邓伟秋、张丽有关邓伟秋向黄万灵、黄贤沛等支付的款项均是归还案涉借款行为的主张成立，但从邓伟秋、张丽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交易时间从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且邓伟秋、张丽又主张两次出具借款收据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8月至9月和2015年6月。按照一般生活常理，既然在200万元已经归还了大部分甚至大于案涉借款金额，并且没有受到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况下，邓伟秋、张丽不可能仍然两次重新出具认可案涉借款收据。据此，黄万灵请求驳回邓伟秋、张丽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6日、25日、9月6日，邓伟秋与张丽分别出具三份《借款收据》，称邓伟秋向黄万灵分别借款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逾期还款按借款金额日息千分之二计算违约金。黄万灵主张其于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11月21日共通过昌雄公司向裕烽公司转帐支付借款3533285元，裕烽公司从2013年3月7日至2013年11月24日共向昌雄公司帐户转账还款1076549元,并为此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此外，黄万灵与邓伟秋协商通过一笔货款抵销了几十万元的借款，双方在2014年8月结算，邓伟秋尚欠借款200万元，故双方签订了上述三份《借款收据》。2015年8月6日、16日、25日，裕烽公司分别向黄万灵出具金额为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的支票。支票上加盖了裕烽公司法定代表人邓伟秋的印章。黄万灵主张三份支票是三张《借款收据》项下的借款到期后裕烽公司向其出具的，但其后裕烽公司又告知黄万灵帐户里没钱不要承兑。张丽确认三份《借款收据》的真实性，但主张签署《借款收据》后并未收到借款，因此不认可欠款的真实性。张丽确认裕烽公司收到了昌雄公司转账支付的3533285元，以及裕烽公司偿还了昌雄公司1076549元,但主张这些款项都是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邓伟秋、张丽个人无关。黄万灵、张丽共同确认邓伟秋与张丽原系夫妻关系，但双方于2015年9月25日离婚。邓伟秋系裕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丽自认裕烽公司的股东是张丽和邓伟秋。2016年5月16日，昌雄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公司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11月21日向裕烽公司转帐支付的3533285元系受黄万灵的委托向邓伟秋支付。张丽主张其与黄万灵不存在借贷关系，邓伟秋与黄贤沛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和业务往来，并为此提交了三张邓伟秋向黄贤沛出具的《借款借据》的复印件。黄贤沛不认可三张《借款借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主张其从来没有与邓伟秋发生过借贷关系，所有的借款都是黄万灵的，昌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登记的是黄贤沛，但是实际的老板也是黄万灵。黄万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邓伟秋、张丽和裕烽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5年8月17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8月26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9月7日起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邓伟秋、张丽和裕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邓伟秋与张丽出具的三份《借款收据》系邓伟秋、张丽与黄万灵建立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借款收据》中明确记载出借方为黄万灵，张丽辩称借贷关系的主体不是黄万灵而是黄贤沛，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黄万灵提供的证据已证实《借款借据》中的借款200万元系黄万灵委托昌雄公司向邓伟秋、张丽共同经营的裕烽公司支付。《借款借据》签订的时间虽在实际支付借款之后，但黄万灵关于《借款借据》系双方对之前借款结算后出具的主张，符合情理，民间借贷实践中，借贷双方常在结算之前的借、还款金额后，又出具新的借条（欠条、借款合同）确认欠款金额。因此，对张丽关于未收到借款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综上，邓伟秋、张丽尚欠黄万灵借款200万元，事实清楚，予以确认。黄万灵主张邓伟秋、张丽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5年8月17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8月26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9月7日起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黄万灵主张裕烽公司实际使用了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黄万灵关于裕烽公司应对邓伟秋、张丽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邓伟秋、张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黄万灵借款本金2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5年8月17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8月26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5年9月7日起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二）驳回黄万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邓伟秋、张丽负担。张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万灵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黄万灵负担。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贤沛在二审中认可截止庭审时邓伟秋和张丽对其无欠款，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黄万灵为主张邓伟秋、张丽向其借款，提供了《借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支票》等证据予以证实，张丽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其并未实际收到借款。二审法院认为张丽的主张有如下不合常理之处：首先，张丽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风险防控能力，其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连续三次向他人出具数额高达200万元的《借款收据》，与常理不符。如果其在出具《借款收据》前未收到借款，那其在此后直至黄万灵向一审法院起诉前，张丽既未向黄万灵要求支付该部分借款，亦未要求返还借据，也与常理不符。其次，邓伟秋作为裕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案涉借款的主要经办人，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对该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的认可。最后，按照上诉状所列的借还款情况来看，张丽主张2013年2月6日至10月20日期间昌雄公司共向裕烽公司转账3533285元，2013年1月10日至2015年8月7日期间裕烽公司、邓伟秋向昌雄公司、黄贤沛、黄万灵还款数额达4444666元，也即至2015年8月7日时邓伟秋和张丽还款超出借款911381元。如果张丽主张属实，那为何邓伟秋和张丽作为股东的裕烽公司又在此后向黄万灵出具数额达200万元、票面记载的出票日期与借据上记载的还款日期完全一致的三张支票的问题，张丽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张丽主张该三张支票的实际出具时间是2014年，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丽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张丽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张丽在二审庭审中陈述，邓伟秋向黄贤沛、黄万灵转账的款项中多次出现22500元以及22500元的倍数，这实际是邓伟秋按照其与黄贤沛之间的约定支付的利息。黄万灵在一审时提交的其于2015年9月22日与邓伟秋的通话显示，黄万灵问邓伟秋当时跟黄贤沛说的利息是多少，邓伟秋回答是月息4.5%。再审庭审中黄万灵亦确认借款是口头约定了月息4%或者4.5%。二审庭审中，针对邓伟秋提交的其与黄贤沛的银行流水，黄贤沛表示是双方做生意的流水。二审法院要求黄贤沛在庭审后五日内提交与邓伟秋之间经济往来的全部银行流水，逾期不能提供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黄贤沛并未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张丽提交的邓伟秋和黄贤沛、黄万灵的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16日，邓伟秋与黄贤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生61笔转款，其中22500元及其倍数出现26次。2014年8月16日后邓伟秋向黄贤沛转款29笔总计1350000元的款项，黄贤沛向邓伟秋转款1笔50000元的款项。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8月7日，邓伟秋通过银行转账10笔总计270000元款项给黄万灵，其中22500元及其倍数出现6次。再审过程中，邓伟秋、张丽提交了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1.邓伟秋于2018年5月31日出具的个人陈述，拟证明邓伟秋已还清借款；2.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6日、8月16日、8月25日的支票存根，证明支票是开具给黄贤沛；3.邓伟秋于2014年8月25日、9月6日向黄贤沛出具的三张借款收据，拟证明案涉借款之前的出借人是黄贤沛，后来变更为黄万灵；4.邓伟秋和黄贤沛、黄万灵的银行流水，拟证明邓伟秋已还清款项。经查，材料1是邓伟秋的个人陈述，材料3及4均在一、二审期间提交和质证，故上述材料均非新证据。黄万灵针对材料2质证认为，支票存根编号与黄万灵持有的支票编号一致，但该支票存根是邓伟秋自行所填，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支票均是邓伟秋自行填写，且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邓伟秋、张丽的再审申请和黄万灵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张丽、邓伟秋欠付黄万灵的借款中是否应扣除邓伟秋已支付给黄贤沛的款项。邓伟秋、张丽主张黄万灵通过黄贤沛出借款项和收取还款，黄万灵主张黄贤沛收取邓伟秋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4年8月16日、25日以及9月6日，邓伟秋、张丽出具三份《借款收据》，称邓伟秋向黄万灵分别借款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逾期还款按借款金额日千分之二计算违约金。黄万灵主张其是通过昌雄公司向邓伟秋控制的裕烽公司转账支付借款。虽然黄贤沛承认黄万灵是昌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昌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黄贤沛，并无证据显示邓伟秋知晓黄万灵系昌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反，在上述借据出具之前，邓伟秋只向黄贤沛的账户转过款，从未向黄万灵的账户转过款。因此，邓伟秋主张其是向黄贤沛借款具有合理性。其次，虽然《借款收据》上并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但邓伟秋、张丽确认存在利息，黄万灵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邓伟秋也确认借款月息为4.5%，可见案涉借款在借期内存在高息。邓伟秋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16日，邓伟秋与黄贤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生61笔转款，其中22500元及其倍数出现26次。此后，邓伟秋终止向黄贤沛的银行账户转款，并于2015年5月22日开始向黄万灵的银行账户转款，至2015年8月7日止，共计转账10笔，其中22500元及其倍数出现6次。虽然黄贤沛抗辩其与邓伟秋的银行转账是业务往来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亦未在二审法院指定的期间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故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在邓伟秋一直按月息4.5%支付借款利息的情况下，如果是黄万灵直接收取利息，邓伟秋应一直向黄万灵的银行账户转款，但其直至2015年5月22日才向黄万灵的银行账户转款，且22500元及其倍数在支付给黄贤沛和黄万灵的款项中出现频率接近半数，合理解释只能是此前黄万灵通过黄贤沛收取利息。最后，如前所述，黄贤沛系昌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万灵系昌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黄万灵通过黄贤沛出借款项和收取还款，符合常理。综上分析，邓伟秋、张丽有关黄万灵通过黄贤沛出借款项和收取还款有理，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内的月息为4.5%，但根据上述规定，超过36%部分的约定无效，已支付的利息应抵扣本金。自《借款收据》出具之日至黄万灵起诉之日共计1年，可保护的利息共计72万元。在邓伟秋、张丽出具《借款收据》之后，邓伟秋向黄贤沛通过银行转款29笔总计135万元以及向黄万灵通过银行转账10笔总计27万元，黄贤沛向邓伟秋转款1笔5万元。据此，邓伟秋已支付的款项中应抵扣本金85万元（135万元+27万元-5万元-72万元），即邓伟秋尚欠黄万灵的借款为11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邓伟秋欠付黄万灵的三笔款项依次到期为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据此邓伟秋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款项应先抵充第一笔100万的借款。此外，邓伟秋、张丽主张一审法院变更合议庭成员未通知邓伟秋，存在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邓伟秋、张丽有关向黄贤沛支付的部分款项应在欠付黄万灵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二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88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伟秋、张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黄万灵借款本金115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中15万元从2015年8月17日起算，50万元从2015年8月26日起算，50万元从2015年9月7日起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22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邓伟秋、张丽负担15985元，黄万灵负担11815元。本案二审受理费22800元，由邓伟秋、张丽负担13110元，黄万灵负担96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旺审判员 陈韶妍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谢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