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0196号原告：李建萍，女，1954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西区，经常居住地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李建发，男，1954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燕，上海邦信中建中汇（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建萍与被告李建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建萍，被告李建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萍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建发偿还李建萍借款3万元及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李建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李建萍于李建发系兄妹关系。二人之父李修义（于2009年病故），之母张桂芬（2012年病故），共生育四子一女，即长子***（2017年病故）、次子李建民（于2008年病故）、三子李建发、四女李建萍、五子李健青。2012年3月母亲张桂芬去世后，子女处理后事的时候，开始商议遗产分割。大家一致认为，李建萍在母亲在世的时候，付出最多，符合适当倾斜分配遗产的条件，因此一致同意将父亲李修义银行存款35．9万元全部归李建萍，有（2012）西民初字第10858号民事调解书为证。李建萍拿到钱后，支付了安葬母亲的费用，为父母立碑的费用，并自愿支付给病重的***治病。2013年初，李建发称生活情况窘迫，需要救急，向李建萍借3万元，并保证度过难关之后归还。李建萍认为毕竟是手足兄妹，口头商议后就借给了李建发3万元。在随后的遗产处理过程之中，李建发因遗产继承纠纷多次将李建萍等人诉至法院。2018年，李健青牵头清算遗产遗留问题的时候，在所有能到场的兄弟姐妹的面前，李建发承认借款事实，并于2018年6月20日写下承诺“查实后15天内汇至李建平账号三万元”的字条。但时至今日一直未还款，故诉至法院。李建发答辩称，李建萍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该回单附言载明：个人汇款，并未注明系借款。字据上写明“查实后15天汇至李建平账号3万元。李建发2018年6月20日”，亦未载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未载明3万元的性质。而证人覃燕玲、李健青的证人证言，系李修义、张桂芬遗产的继承人，与李建萍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本案中李建萍向李建发汇款的3万元，实际是用父亲遗留财产向各继承人分配，并非借款。李建萍、李建发自2009年父亲李修义去世后，因遗产继承而诉讼至今。李建萍主张其2013年向李建发出借3万元，不符合常理。转款3万的时间是2013年，即2009年李建萍起诉李建发分割遗产之后，当时双方因遗产继承而产生巨大矛盾。且2013年李建萍李建发即共同为父母遗产的继承人，又是原被告关系，李建萍不可能向李建发出借款项。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驳回李建萍全部诉讼请求。李建萍围绕诉讼请求锡向本院提交了交通银行汇款凭证、字据等证据材料；李建发围绕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放弃遗产声明、民事调解书、证明文书、支出情况、解决方案，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字条等证据材料。通过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认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3年1月28日，李建萍向李建发汇款3万元。二、2018年6月20日，李建发出具字据，载明“查实后15天内汇至李建平（萍）账号3万元”。庭审中李建发陈述，出具字据是对于父母遗产再次协商，并非借贷。“查实”是指李建发查实所有继承人是否一致同意将款项汇给李建萍，再由李建萍交给李健青，后再重新分配遗产。但是经了解，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就没有汇款。三、2017年9月26日，本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1243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李修义、张桂芬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为长子***、次子李建民、三子李建发、长女李建萍、四子李健青。李建民于2008年7月13日死亡，李修义于2009年10月21日死亡，张桂芬于2012年2月27日死亡，***于2016年8月1日死亡，其妻为覃燕玲。李修义与张桂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里的房屋一套。李修义、张桂芬夫妇晚年随李建发在该房屋中共同居住生活。李修义死亡后，张桂芬亦随李建发共同生活至2010年11月，此后张桂芬在养老院生活直至死亡。诉讼中，李建发、李健青提交由张桂芬签名按印、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洪（代书）、黄玲共同见证的代书遗嘱一份，欲证明张桂芬生前留有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张桂芬。……我有10多万元的积蓄，由三子李建发用于我医疗和丧葬事宜，如果积蓄不够用，由三子李建发、四子李健青平均分担；如积蓄有剩余，由三子李建发、四子李健青平均分割继承。四、李建发、李健青垫付我医疗费12万余元，这些垫付费用如果我的退休单位报销，还给李建发、李健青。五、我去世以后待遇由三儿子李建发、四儿子李健青分割继承。……”。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建发、李健青向本院提交张桂芬于2011年4月21日在律师见证下订立的代书遗嘱一份。该遗嘱由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洪代书，其以代书人、见证人的双重身份会同律师黄玲参与该遗嘱的订立，符合法律规定。订立遗嘱时对家庭成员关系及财产属性的陈述无误，能够准确表达其对于身后财产问题的处理意见，且在律师见证申请书、遗嘱等材料落款处签字确认。庭审中，李建萍、覃燕玲虽对该遗嘱中张桂芬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既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放弃申请笔迹鉴定的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认定张桂芬于2011年4月21日经律师见证订立的代书遗嘱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四、本案庭审中，李建萍申请证人覃燕玲出庭作证。覃燕玲陈述，其系李建发、李建萍大哥***之妻。***已经去世。2013年1月，李建萍给李建发汇款3万元，是借给李建发的。当时李建发离婚，净身出户，被公司撤职只发放生活费，生活窘迫。李建萍借给李建发3万元渡过难关。当时李建萍给***打过电话说过，所以知道。因为是兄妹关系，双方没有出具借条。李建发退休前后，李建萍跟李建发要过钱。2018年6月兄弟姐妹在一起协商父母遗产的问题时，李健青、李建发、李建萍和覃燕玲等几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提到了借款的事，李建发就写了字条，说是15日内还款。但是一直没有还款，所以李建萍起诉了。覃燕玲还陈述2013年，其在青岛居住，李建发住所不清楚，经常是北京西安两头跑，有事情都是电话联系，是李建萍打电话告诉***的。父亲李修义去世后留下的银行存款35．9万元，被法院作为遗产判给李建萍。2011年和2016年，李建萍分别给了***3万元和5万元，这是李建萍知道***长期治疗癌症需要很多医疗费，出于对***的关怀和帮助，与遗产无关。五、本案庭审中，李建萍还申请证人李健青出庭作证。李健青陈述，李建发向李建萍借款3万元但未偿还。因为李建发手头拮据，所以向李建萍借款。但是借款时间不清楚。李建萍和李建发都跟李健青说过这个事情。李健青还陈述，2013年李建萍在北京，李建发在西安和北京来回跑。父亲李修义留下的35．9万元存款，作为遗产已经判决。李健青跟李建发说过，和其他人没有说过。当时二人觉得心里不平衡，认为这个钱应该大家一起分。但李健青不清楚李建萍如何分配35．9万元的。李建发对上述二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均与李建萍存在利害关系。覃燕玲的证言是传来证据，且内容前后矛盾。李健青对借款的事实描述模糊，时间地点均无法清晰描述，故其陈述无法作为证据。但李健青认可双方就遗产进行协商，并签署过相关文件，故李建发认为涉案的3万元是遗产的分配，而非借贷。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须同时满足双方当事人就提供借款达成合意，且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条件。本案中，李建萍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有效，可以证明李建萍向李建发交付了3万元款项。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就集中于这3万元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的。李建发答辩称，本案中李建萍向李建发汇款的3万元，实际是用父亲遗留财产向各继承人分配，并非借款。通过李建发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对本案背景情况的调查得知，原告李建萍、被告李建发、证人李健青、覃燕玲之间因李修义、张桂芬的遗产继承问题，自2009年开始至今，多次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遗产涉及房屋、银行存款、房租收益等。汇款发生的2013年1月28日，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因为遗产继承纠纷在法院提起不只一次诉讼。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李建萍主张其向李建发出借款项，又不要求李建发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在上述多次继承纠纷的审理过程中，从未出现任何事实或证据显示，李建萍与李建发之间存在本案诉争3万元的借贷纠纷。另外，李建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放弃继承银行的存款声明》，落款有李建萍签字捺手印，时间为2011年6月19日。该声明中李健萍表示因急于给母亲治病，放弃对李修义银行存款的继承权。而之后本院于2012年7月3日作出（2012）西民初字第10858号民事调解书，李健萍、***、李建发、李健青等人又一致同意李修义名下财产一致由李健萍所有。对此李健萍作出的解释是“大家一致认为，李健萍在母亲去世时付出最多，符合适当倾斜分配遗产的调解，因此一致同意将父亲银行存款35．9万元全部归李健萍个人所有。”李健萍的说法不符合社会常理，且前后矛盾，不应予以采信。而李建发关于本案诉争3万元系遗产分配的解释，考虑到张桂芬遗嘱中也提到李建发长期随父母一起生活，照顾父母，所以李建发分得部分李修义银行存款，这种解释更加合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李建发提出的抗辩具有合理性，就双方是否曾经达成过借贷的合意这一情节，存在重大疑点。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原告的李建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建萍为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向法院提交了字据一份。从其字面表述来看，完全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是借条或者欠条。其中所谓“查实”，“汇至”均非借贷法律关系的表述，而且李建萍在庭审中也未对这些文字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出具字据的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与汇款的2013年1月28日相距5年多的时间，而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李建萍在此期间曾与李建发协商关于借款的事实，或者向李建发主张归还借款。其次，李建萍申请证人覃燕玲、李健青出庭作证，但二位证人之间，与原被告当事人之间均存在多次民事诉讼，属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且证人证言的内容均为“听说”，具体时间、事情经过等内容模糊不清。因此，本院认为上述二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李建萍与李建发之间就本案诉争的3万元曾经达成借贷的合意。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建萍主张自己与李建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但未能对此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建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李建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笑竹审 判 员 李 蕾审 判 员 田 甜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郭晓婷书 记 员 刘思雨-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