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楼。法定代表人：袁德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璞，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市群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法定代表人：冯禾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景科，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芸，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群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家街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德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璞，被上诉人群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景科、王芸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石家街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陕0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查明欠款事实并改判：1.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款项本金为4150万元（其中：借款本金2850万元；剩余工程款本金1300万元，其中297万应于垃圾清运完成后支付）；2.改判借款的利息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剩余工程款的违约金过高，改判按法律规定适当予以减少；3.一审判决超出上诉人实际负债部分的诉讼费及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没有查明实际发生的欠款本金数额。一审判决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真实发生的欠款本金数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欠款分为两部分，即工程款和借款。关于工程款，根据双方签署的《工程结算表》计算，实际发生的金额为1614.4841万元，2011年5月17日上诉人已支付300万元。根据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同意免去该笔债务零头14万余元，欠付的工程款本金实为1300万元。关于借款，每笔借款均有借条、收条和银行转款凭据，借款本金实为2850万元。双方银行转款凭据就是最初借款本金的依据，但《对账协议》《还款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款总额包含本金、利息、违约金，却没有写明各项的具体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借款纠纷必须查明最初的借款本金数额，才能以最初本金为基数计算其利息、违约金数额是否超过年利率24%，从而认定债务是否违法。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最初本金，依据《还款协议书》确认的欠款总额作为债务本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被上诉人收取高额借款利息违约金的非法目的。2015年5月31日、6月1日签订的《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是被上诉人打印好后逼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签的字。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通过签订上述文书的目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事实。第一，上述文书确认的欠款总数是按照36%的年利率以每年本金加利息之和作为下一年度计算利息的基数，即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得出。如此计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为了获取高额复利，通过签订上述协议、欠条等文书，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总数不是真实的债务本金。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应以真实发生的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不超过年利率24%计算利息及违约金之和。一审判决以上述协议及欠条确认的欠款数额（即包含了最初本金、利息、违约金）为计算利息违约金的基数，按24%年利率计算，其结果是对利息违约金的重复计算，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违约金上限，显然是错误的，超过部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工程款违约金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30%，上述协议、欠条等文书对工程款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了被上诉人工程款损失的30%，一审判决以文书确认的欠款总额计算违约金，实际上对工程款违约金也是按24%年利率进行计算的，计算结果过分高于工程款损失的30%，上诉人请求依法予以调减。第四，一审判决对2017年4月28日前后所欠款项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标准存在前后矛盾。第五，一审判决对利息按天计算，一年应是365天，一审判决却按360天计算，加大了利息的计算值，损害了上诉人利益。且工程款中垃圾尚未拉完，垃圾清运的工程款297万元应于拉完后支付。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借款和工程款两项债务，处理本案借款债务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本案工程款债务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相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但一审判决仅依据《合同法》关于义务履行方面的一般规定，判决上诉人履行超出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债务，没有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中有关最初本金确认和利息、违约金计算的条款。案涉借款、工程款本金合计4150万元，上诉人已还款3000多万元，一审判决却还判决上诉人再还款1.49亿元的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计算错误，支持了超过年利率24%的利滚利的巨额利息及法律禁止的过高违约金，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群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石家街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所涉的协议均是双（多）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石家街公司所称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更不存在群会公司逼迫石家街公司签订协议的情形。（一）《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石家街公司向群会公司出具的《欠条》是依据双方对账结果出具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鉴于石家街公司欠群会公司工程款和借款的时间长、笔数多、双方往来账务繁杂，2015年5月，经过双方财务人员的对账，群会公司和石家街公司于2015年5月31日根据对账结果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双方算账核对确认：截止2015年5月31日石家街公司欠群会公司工程款及借款共计112579491.64元。《对账确认协议书》有石家街公司的公章，石家街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名和捺印。同日，石家街公司向群会公司出具《欠条》，写明：经结算全部经济往来，截至2015年5月31日石家街公司共欠群会公司款项112436566元整。具体还款计划见《还款协议书》。《欠条》落款处有石家街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名和捺印。2015年6月1日，群会公司与石家街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5月31日石家街公司欠群会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112579491.64元；群会公司免除石家街公司所欠债务142925.64元，即双方最终确认石家街公司欠群会公司112436566.00元。该协议约定，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石家街公司向群会公司付清人民币112436566.00元整，若石家街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全额付清所欠群会公司款项，群会公司同意把还款期限延展至2015年8月31日前还清。从2015年6月1日起，由石家街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群会公司支付所欠款项金额的利息，直至付清之日。石家街公司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顺序向群会公司还款。石家街公司未能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群会公司付清112436566.00元整及2015年6月1日至该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除向群会公司支付欠款和欠款期间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计算的利息外，还应支付违约金。《还款协议书》落款处有石家街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名和捺印。以上《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均加盖有石家街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名和捺印。《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有群会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和捺印，上述《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形式要件完备，内容合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保护。（二）石家街公司所谓的《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是在受被上诉人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说法，是向法院做的虚假陈述，不应采信。1、群会公司与石家街公司之间欠款时间长、笔数多、双方往来账务繁杂，经过双方财务人员一个月的对账，双方才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本次对账除了双方的会计人员参与外，石家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德英和副经理兼公司法律顾问全程参与，《对账确认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是石家街公司的副经理兼公司法律顾问拟定的，因此《对账确认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是石家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逼迫法定代表人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的情形。2、双方对账时间持续一个月之久，《对账确认协议书》是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欠条》是上诉人2015年5月31日出具的，《还款协议书》是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如果是受胁迫签订的，上诉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代理人表示没有就胁迫事项报案，不符合常理。3、《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对于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规定了变更或撤销的救济途径，自2015年5月31日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和2015年6月1日签订《还款协议书》至今已近五年的时间，如果上诉人认为《对账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变更或者撤销之诉，但上诉人并未提起变更或者撤销之诉，因为根本就没有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出具《欠条》的事实，所以上诉人没有提起变更或撤销诉讼的证据，说明上诉人向法庭陈述被上诉人胁迫其签订的《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的说法是虚假的。（三）石家街公司多次在其他协议中认可双方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上诉人也依据《还款协议书》中的金额委托第三方向被上诉人偿还部分款项，说明石家街公司不仅主观上对《还款协议书》是认可的，客观上也按《还款协议书》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上诉人称所签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说法不能成立。《协议书》的签字页，袁德英个人作为合同一方签字捺印、石家街公司也盖章签字，说明袁德英、石家街公司认可群会公司与石家街公司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和内容。而且，庭审中，上诉人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袁德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清楚和知悉合同的内容，不存在石家街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说的没有看协议的其他内容的说法。而且，《协议书》中约定群会公司将其对石家街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甲方陈某某，若债权转让成功，则石家街公司对陈某某负有相应的债务；若转让协议解除，则石家街公司仍然对群会公司负有《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债务。无论债权是否转让成功，石家街公司应付的债务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债权人不同而已。所以上诉人陈述的债权转让了其不承担债务就签订协议的说法是错误的，该协议书清楚的表明了石家街公司对欠群会公司的债务是认可的。由于甲方陈某某没有履行该协议书，乙方冯禾省一方依约定向陈某某发出《解除协议书的通知书》，陈某某签字同意解除。尽管该协议解除了，但是石家街公司在协议书中对《还款协议书》金额的认可是客观事实。协议解除后，群会公司有权按照《还款协议书》直接向上诉人主张债权。2、石家街公司（甲方）与陕西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东泰公司，乙方）、陈某某（丙方）于2016年1月22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第六条“关于冯禾省等人款项问题的专项约定：1、甲方关切的张德安、刘辰西两位股东退出甲方公司和清偿群会公司、冯禾省等人（以下统称冯禾省一方）的债务共计需要支付资金1.8亿元，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新设项目公司配合甲方，在应付给甲方1.8亿拆迁费用现金补偿款中，按照每亩152万元的标准，乙丙方受甲方委托直接支付给冯禾省一方。2、为便于甲方全力推动本协议的履行和解决实际困难，甲、乙、丙三方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出具委托，乙方以现金或承兑汇票的方式先支付冯禾省一方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签订后，乙丙两方向甲方的预付款，其中2016年1月25日支付1000万元，2016年3月前支付2000万元。”1.8亿元就是根据2015年9月7日《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再次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由此可以看出，石家街公司不止一次在协议中约定或认可石家街公司拖欠群会公司112436566元以及利息。被上诉人并不是《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但是上诉人仍然与第三人约定向群会公司支付欠款，且该欠款是以《还款协议书》中的欠款金额为准。群会公司也收到石家街公司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被上诉人付的部分款项，说明石家街公司对《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不仅是认可的，而且客观上在履行双方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石家街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2016年1月26日，石家街公司委托东泰公司将向其支付的预付款1000万元支付给群会公司。2016年5月5日，石家街公司委托东泰公司将向其支付的预付款600万元支付给群会公司。2016年5月6日，石家街公司委托东泰公司将向其支付的预付款1100万元支付给群会公司。《合作协议书》上有石家街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字，石家街公司的签章，群会公司及冯禾省均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连参与的条件和机会都没有，不存在胁迫袁德英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的情形。3、上诉人石家街公司（乙方）与陕西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华东公司，甲方）、被上诉人群会公司（丙方）、西安市新城区棚户区改造办（鉴证方）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一》第五条约定：“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乙方委托甲方向丙方预先支付购房款人民币50万元，用于顺利开展房屋交接工作”。四方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二》第四条约定：“协议各方同意：甲方将剩余款项2863145元直接支付至丙方。丙方收款后，即视为甲方已履行《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之补充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是多方参与，其中包括政府机构，上诉人石家街公司委托第三方向被上诉人群会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说明了上诉人主观上认可《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客观上也在履行《还款协议书》。这两份补充协议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安置房的问题，将部分购房尾款支付给群会公司，是上诉人石家街公司的意愿，群会公司没有任何条件和能力胁迫石家街公司和袁德英签订本协议。（四）本案是给付之诉，不是确认之诉。双方在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双方的账务已经算清确认，账务确认的行为已经结束。被上诉人依据《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请求上诉人支付款项，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违法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上述协议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款项，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实际发生的欠款本金数额”，这是上诉人给原审法院强加的审判职责。《对账确认协议书》第一条第4项约定，“鉴于甲方（上诉人）欠乙方（被上诉人）的款项时间长，甲乙双方往来账务繁杂，本次对账经甲乙双方财务人员算账核对后确认甲方欠乙方的款项112579491.64元为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甲乙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前甲乙双方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由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借款有些是由被上诉人的公司账户支付给上诉人的公司账户，有些是被上诉人委托第三人支付给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有些是现金借款，往来凭证比较繁杂，所以在对账结束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袁德英提出，2015年5月31日之前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核算的依据，并且现场销毁了部分凭证。在签订对账协议时，被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将袁德英的该意思表示拟定为合同文本，这是根据石家街公司的意愿确定的。协议约定以前的往来凭证不再作为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就是因为双方账务多已经结算完毕，在结算以后，双方不能以以前的凭证对对账协议提出异议，这是双方已经处分过的行为，该项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人民法院无需对双方已经处分过的行为再行进行审查。上诉人依据销毁后的部分资料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实际发生的欠款本金数额，是扭曲事实。本案是给付之诉，不是确认之诉。双方在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双方的账务已经算清确认，账务确认的行为已经结束。上诉人应当按照双方对账确认的协议给付款项，除非证明双方的对账是错误的、上述协议是违法的才可以。上诉人自己放弃权利后，现在又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实际发生的欠款本金数额”，这不属于本案的审判范围，是上诉人给原审法院强加的审判职责。被上诉人依据《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请求上诉人支付款项，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违法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上述协议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款项，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不存在“《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高额借款利息违约金的非法目的”的情形。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部分转款凭证说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款项是真实的，但是其不能以该部分转款凭证否认《对账确认协议书》的效力。因为该协议约定的很清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款项112579491.64元为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前上诉人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上诉人无权再对该《对账协议确认书》提出异议和抗辩。上诉人依据销毁后的部分资料认为被上诉人以合法形式掩盖收取高额利息违约金的非法目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只是为了减少支付款项的托词。被上诉人已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提供了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初的本金数额因已销毁无法查明，上诉人为了少支付款项不予认可双（多）方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有意要求法院必须查明无法证明的事实，目的显而易见。（五）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还款协议，截止2017年4月28日，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105977820.02元、利息17104842.58元、违约金9774058.88元，从2017年4月2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以105977820.02元为基数，应按年利率24%计算给付。石家街公司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群会公司付款情况：2016年1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2016年5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600万元；在2016年5月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100万元。2016年3月22日，上诉人石家街公司按照《之补充协议一》委托华东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50万元。2016年9月7日、2016年9月29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4月28日，上诉人石家街公司按照《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被上诉人分别支付款项50万、80万、80万、763145元，合计2863145元。双方《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约定，上诉人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顺序向被上诉人还款，以及《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还款顺序按照费用、利息，最后是本金的偿还顺序。《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欠款利息约定为“上诉人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被上诉人支付所欠款项金额的利息，直至付清日”。该协议第五条约定违约责任。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动申请降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违约金按年利率24%减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给付，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24%，不存在高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计算的是截止到2017年4月28日，拖欠本金是105977820.02元、利息17104842.58元、违约金9774058.88元；2017年4月28日至本判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予以给付，前后的计算标准确实存在差异，给被上诉人少算了，但并不矛盾，一审判决将理由写的很清楚。被上诉人群会公司没有上诉，同意上诉人按照一审判决的结果履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结息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存贷款利率换算和计息公示】（一）人民币业务的利率换算公示为：日利率=年利率（%）÷360”。实践中，各大银行存贷款利息也是按照一年360天计算。因此，一审判决日利率按照年利率除以360天计算是合法合理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本案中，石家街公司于2015年5月31日向群会公司出具《欠条》，双方于2015年6月1日达成《还款协议书》，上诉人已经确认合计欠款的金额，没有必要再区分工程款和借款。群会公司也是依据《还款协议书》向石家街公司提起诉讼，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正确的。一审法院对欠付的工程款在2017年4月28日之前是按照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24%计算的，之后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给付，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合同法》分则中规定的一种有名合同，对其处理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群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石家街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支付欠款人民币111386839.17元及利息（以111386839.1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5月7日至判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被告陕西石家街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支付自2016年5月7日至判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违约金以前述所欠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24%减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算给付；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石家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31日，原告群会公司和被告石家街公司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载明：“1、经双方算账核对确认，截止2015年5月31日甲方（被告）欠乙方（原告）工程款及违约金共计20849017.64元；2、经甲乙双方算账核对确认，截止2015年5月31日甲方欠乙方借款及利息、违约金共计91730474元；3、前述第一条工程款及第二条欠款相加，截止2015年5月31日甲方共欠乙方款项112579491.64元；4、鉴于甲方欠乙方的款项时间长，甲乙双方往来账务繁杂，本次对账经甲乙双方财务人员算账核对后确认甲方欠乙方的款项112579491.64元为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甲乙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前甲乙双方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2015年5月31日，被告石家街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出具《欠条》，载明：“经结算全部经济往来，截至2015年5月31日石家街公司共欠群会公司款项112436566元整。具体还款计划见《还款协议书》。” 2015年6月1日，原告群会公司与被告石家街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对此前的全部经济往来账务进行了算账核对，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5月31日甲方欠乙方款项共计人民币112579491.64元；乙方免除甲方所欠债务142925.64元，双方以112436566.00元作为最终欠款金额。甲方应还乙方的款项金额以112436566.00元为准。此前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第二条：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按照下列时间向乙方偿还上述款项：1、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甲方向乙方付清人民币112436566.00元整。2、若甲方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能全额付清所欠乙方款项，乙方同意把还款期限延展至2015年8月31日前，甲方应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乙方付清全部欠款。第三条：1、从2015年6月1日起，甲方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乙方支付所欠款项金额的利息，直至付清日。2、甲方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顺序向乙方还款。第五条：甲方未能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乙方付清112436566.00元整及2015年6月1日至该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除向乙方支付欠款和欠款期间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计算的利息外，还应按所欠款项金额的日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上均加盖有被告石家街公司的公章，有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的签名和捺印。《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有原告群会公司的公章，有法定代表人冯禾省的签名和捺印。被告石家街公司虽然陈述受胁迫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出具《欠条》，但既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2015年9月7日，陈某某（甲方）、冯禾省、张德安、刘辰西、原告群会公司（均为乙方）、袁德英、被告石家街公司（均为丙方）签订《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收购乙方所持石家街公司股权及债权总价格确定为人民币1.8亿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为900万元（张德安名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800万元，刘辰西名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00万元），剩余1.71亿元为甲方受让冯禾省及群会公司对石家街公司享有的债权的转让价款（冯禾省对石家街公司享有的债权以2015年6月1日冯禾省与石家街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为准，群会公司对石家街公司享有的债权以2016年6月1日群会公司与石家街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为准，债权本金共计1.65亿元。多支付的600万元为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债权利息）”第二条第4款：“甲方受让乙方冯禾省及群会公司依据上述两份《还款协议书》对石家街公司享有债权，乙方冯禾省及群会公司已通知石家街公司，石家街公司对该债权转让事宜知悉并不持异议。”袁德英作为其中一方签字捺印，被告石家街公司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签字。2016年1月17日，被告石家街公司《公章移交单》，载明：“移交人：袁德英，公司股东董事长；接收人：冯禾省，公司张德安股东委托人。公司经研究将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的公章由原来的董事长袁德英保管并负责监管使用，现移交给公司高管冯禾省负责保管，承担保管职责。公章使用继续按原盖章制度进行签名登记加盖使用。”袁德英、冯禾省均签字捺印。2016年1月22日，被告石家街公司（甲方）与陕西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东泰公司）、陈某某（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载明：“第六条、关于冯禾省等人款项问题的专项约定：1、甲方关切的张德安、刘辰西两位股东退出甲方公司和清偿群会公司、冯禾省等人（以下统称冯禾省一方）的债务共计需要支付资金1.8亿元，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新设项目公司配合甲方，在应付给甲方1.8亿拆迁费用现金补偿款中，按照每亩152万元的标准，乙丙方受甲方委托直接支付给冯禾省一方。2、为便于甲方全力推动本协议的履行和解决实际困难，甲、乙、丙三方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出具委托，乙方以现金或承兑汇票的方式先支付冯禾省一方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签订后，乙丙两方向甲方的预付款，其中2016年1月25日支付1000万元，2016年3月前支付200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石家街公司委托东泰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26日、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向原告支付款项1000万元、600万元、1100万元，共计2700万元。2016年3月20日，陕西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华东公司）与被告石家街公司（乙方）、原告群会公司（丙方）、西安市新城区棚户区改造办（鉴证方）签订了《置用房购买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协议第五条约定：“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乙方委托甲方向丙方预先支付购房款人民币50万元，用于顺利开展房屋交接工作”。协议签订后，2016年3月22日，被告石家街公司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支付50万元。此后，上述主体签订《之补充协议二》，第四条约定：“协议各方同意：甲方将剩余款项2863145元直接支付至丙方。丙方收款后，即视为甲方已履行《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协议签订后，2016年9月7日、2016年9月29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4月28日，被告石家街公司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分别支付款项50万、80万、80万、763145元，合计2863145元。庭审中，被告石家街公司申请本院勘验施工现场，本院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将勘验笔录交原告质证，原告质证认为所勘验的事项并不是原告实际施工所在地，原告已施工完毕，被告对原告进行的工程结算并签订了还款协议，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该项施工已经完毕，被告所陈述的施工未完，并非事实。以上事实有《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公章移交单》《合作协议书》以及收条和银行凭证、《之补充协议一》及银行进账单、《之补充协议二》及银行贷记通知、勘验笔录、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石家街公司陈述《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是在受原告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其在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后，既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更没有向法庭出示受胁迫签订协议的证据，被告应该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2015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将《还款协议书》作为《协议书》的附件，该《协议书》约定原告群会公司享有的被告石家街公司的债权，应以2015年6月1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为准，根据2016年1月22日的《合作协议书》中第六.1条约定的“甲方关切的张德安、刘辰西两位股东退出甲方公司和清偿群会公司、冯禾省等人的债务共计需要资金1.8亿元”的内容，与《协议书》第一条甲方收购股权及受让债权的组成及支付中的1.8亿元内容一致，虽该协议是在公章移交之后签订，但被告石家街公司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付款的行为，可以证明被告石家街公司认可《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也认可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其后，被告石家街公司不仅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多次付款，且依据《之补充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群会公司多次付款，上述付款行为可以证明被告石家街公司认可《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的效力，且已部分履行了《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还款义务。虽被告石家街公司辩称上述协议系受欺诈才予以签订，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上述《对账确认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对账确认协议书》第一条第4项约定：“鉴于甲方（被告）欠乙方（原告）的款项时间长，甲乙双方往来账务繁杂，本次对账经甲乙双方财务人员算账核对后确认甲方欠乙方的款项112579491.64元为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甲乙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前甲乙双方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根据上述协议，原、被告双方已将2015年5月31日之前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不再作为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系原、被告双方已经处分过的行为，该项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告石家街公司在双方对账后，依据协议已经履行部分义务，故被告石家街公司应当继续遵守履行《对账确认书》《欠条》《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关于被告石家街公司拖欠款项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的认定：2016年1月26日，被告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原告支付1000万元。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27日，利息1855203.34元(112436566元*22％*27天／360天)，违约金168654.85元【112436566元*(24％-22％)*27天／360天】；2015年6月28日至2015年8月25日，利息3869691.81元(112436566元*21％*59天／360天)，违约金552813.12元【112436566元*(24％一21％)*59天／360天】；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10月23日，利息3685420．77元(112436566元*20％*59天／360天)，违约金737084.15元【112436566元*(24％-20％)*59天／360天】；2015年10月24日至2016年1月26日，利息5637444.49元(112436566元*19％*95天／360天)，违约金1483538.02元【112436566元*(24％-19％)*95天／360天】。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1月26日，利息之和15047760.41元，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到2016年1月26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12436566元，利息5047760.41元(15047760．41元-1000万元)，违约金2942090.14元。之后的贷款利率再未调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均为19％。2016年3月22日，被告按照《之补充协议一》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50万元。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22日，利息3323125.17元(112436566元*19％*56天／360天)，违约金874506.62元【112436566元*(24%-19%)*56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6年3月22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12436566元，利息7870885.58元(5047760.41元+3323125.17元-50万元)，违约金3816596.76元。 2016年5月5日，被告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原告支付600万元。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5月5日，利息2611026.92元(112436566元*19％*44天／360天)，违约金687112.35元【112436566元*(24％-19％)*44 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6年5月5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12436566元，利息4481912.50元(7870885.58元+2611026.92元-600万元)，违约金4503709.11元。2016年5月6日，被告依据《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原告支付1100万元。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6日，利息59341．52元(112436566元*19％*1天／360天)，违约金15616.19元【112436566元*(24％-19％)*1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其中还利息4541254．02元(59341.52元+4481912.50元)，还款项6458745.98元(1100万元-4541254．02元)。截止2016年5月6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05977820.02元，违约金4519325.30元。2016年9月7日，被告按照《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50万元。2016年5月7日至2016年9月7日，利息6935659．55元(105977820.02元*19％*124天／360天)，违约金1825173.57元【105977820．02元*(24％-19％)*124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6年9月7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05977820．02元，利息6435659.55元(6935659.55元-50 万元)，违约金6344498.87元。2016年9月29日，被告按照《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80万元。2016年9月8日至2016年9月29日，利息1230520.24元(105977820 .02元*19％*22天／360天)，违约金323821.12元【105977820．02元* (24％-19％)*22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6年9月29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05977820 .02元，利息6866179.79元(6435659.55 元+1230520.24元-80 万元)，违约金6668319.99元。2017年1月20日，被告按照《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80万元。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1月20日，利息6320399.43元(105977820.02元*19％*113天／360天)，违约金1663263.01元【 105977820. 02元*(24％-19％)*113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7年1月20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05977820.02元，利息12386579.22元(6320399.43元+6866179.79元-80万元)，违约金8331583.00元。2017年4月28 日，被告按照《之补充协议二》委托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763145元。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4月28日，利息5481408．36元(105977820．02元*19％*98天／360天)，违约金1442475.88元【105977820．02元*(24％-19％)*98天／360天】。依据《还款协议书》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约定，截止2017年4月28日，被告欠原告款项105977820.02元，利息17104842 .58元(12386579.22元+5481408.36元-763145元),违约金9774058.88元。根据本案所涉《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未能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原告付清112436566.00元及2015年6月1日至该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除向原告支付欠款和欠款期间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计算的利息外，还应按所欠款项金额的日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原告在诉请时主动将违约金标准降低到年利率的24%减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违约金标准并未超过法定限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顺序向原告还款，并没有约定先还违约金。因此，被告偿还的款项不应该先扣减违约金，但被告按照协议仍应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根据被告还款时间分段计算，截止2017年4月28日，被告拖欠原告款项105977820.02元，利息17104842.58元、违约金9774058.88元；关于2017年4月28日之后的利息及违约金，因对账确认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双方确认的欠款金额包含了被告欠原告的工程款、违约金，被告欠原告的借款、利息、违约金，原告亦无法将其中工程款、违约金、借款、利息、违约金各自的具体数额细分清楚，其起诉主张按照上述欠款金额再计算利息及违约金将导致利息及违约金重复计算的问题，因被告逾期还款亦构成违约，出于公平考虑自2017年4月2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以所欠款项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给付。关于原告群会公司陈述代被告石家街公司垫付的80万元，被告石家街公司认为这应该由华东公司向西安市新城区棚户区改造办支付，而不应该由被告石家街公司支付，更不存在原告群会公司向被告石家街公司代付的事宜。一审法院认为上述80万元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西安市群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05977820.02元及利息17104842.58元、违约金9774058.88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4月28日）；二、被告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西安市群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利息及违约金合计应以105977820.02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29日至本判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予以给付。三、驳回原告西安市群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1182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承担611827 元，被告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庭审中，石家街公司提交《群会公司计算借款、计息明细》证明当年借款不是实时到账，按转款日期计算本息。群会公司不认可，因为可以用结果数字列出多种计算依据，对方一审时没有提供借款的原始凭证，一审的时候提供的是复印件，且还是我方提供的。该表不能说明借款本金就是2800万元，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双方账已算过，原始的依据都已经销毁了，对方不可能拿出原件。本案存在石家街公司委托第三方转账以及群会公司指定第三方收款的情形，也有现金的往来，账务往来繁杂，不认可对方拿出部分凭证证明整体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原审判决依据《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并结合群会公司在一审的请求，认定的欠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是否适当。首先，《对账确认协议书》第一条第4项约定：“鉴于甲方（石家街公司）欠乙方（群会公司）的款项时间长，甲乙双方往来账务繁杂，本次对账经甲乙双方财务人员算账核对后确认甲方欠乙方的款项112579491.64元为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甲乙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前甲乙双方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该协议有石家街公司签章，并经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签字确认。其在协议中已经表明双方来往账务繁杂，并确定2015年5月31日之前最终欠款总额。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4份工程结算送审表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是否是双方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的所有经济往来凭证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亦不具有唯一性，其真实性不能对抗《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故涉案借款是否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工程款违约金是否超过实际损失的30%均依据不足。且该《对账确认协议书》亦载明2015年5月31日之前双方的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作废，不再作为甲乙双方核算账务的依据，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一切经济往来凭证不再作为双方核算账务依据的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并无不妥。其次，石家街公司在双方对账，并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后，以石家街公司名义，并经法定代表人袁德英签字确认出具《欠条》《还款协议书》。2015年9月7日，案外人陈某某与双方当事人又签订《协议书》，将案涉《还款协议书》作为《协议书》的附件，该《协议书》约定群会公司享有的石家街公司的债权，应以2015年6月1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为准。2016年1月22日，石家街公司与案外人东泰公司、陈某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六.1条约定的“甲方关切的张德安、刘辰西两位股东退出甲方公司和清偿群会公司、冯禾省等人的债务共计需要资金1.8亿元”的内容，与《协议书》第一条甲方（陈某某）收购乙方（冯禾省、张德安、刘辰西、群会公司）所持石家街公司股权及受让债权的组成及支付中的1.8亿元内容一致。以上《欠条》《还款协议书》以及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对上述欠款金额再次予以确认，证明石家街公司认可双方之间欠款金额。第三，石家街公司依据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委托东泰公司向群会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以及其他案外人的付款行为，亦可证明石家街公司认可《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并已经部分实际履行了《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还款义务。第四，石家街公司在一、二审中均主张《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是受群会公司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其在签订《对账确认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后，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如前所述，其还委托案外人实际履行《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还款义务。据此，除石家街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德英在一审的书面意见及二审法庭上的陈述外，并未提供法定代表人受胁迫签订协议的证据。石家街公司还主张2016年1月17日，其公司的印章即由群会公司法定代表人冯禾省占有以此印证其受胁迫签订上述协议，但公司公章移交单有袁德英的签字，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表上载明2016年1月29日以后，袁德英还在正常使用公司印章，故其该主张亦不能成立。第五，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法院计算的关于石家街公司拖欠款项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计算数额本身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石家街公司认为原审判决不妥之处有两点：1、2017年4月28日前后所欠款项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标准存在前后矛盾。经审查，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双方并未对《对账协议书》《欠条》《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工程款及违约金、借款及利息、违约金各自的具体数额划分清楚，故原审法院依据上述协议书约定的逾期支付款项利息标准计算欠付利息数额，并根据群会公司起诉请求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计算违约金数额，该违约金计算标准与《还款协议书》相比实际调低了违约金计算的标准，属于群会公司自愿放弃的权利，该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无不妥。2017年4月28日是石家街公司最后一笔偿还欠款的时间。原审法院结合本案上述实际，出于公平考虑将2017年4月2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和违约金，以所欠款项金额为基数，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实际上是调低了利息及违约金计算的标准，保护了石家街公司的权益，群会公司亦未提起上诉，故原审法院所作判处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不存在计算方法和标准前后矛盾的情况。2、原审判决应当按照365天计算利息，不应当按照360天计算。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结息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人民币业务的利率换算公示为：日利率=年利率（%）÷360”的规定，一审法院按照360天计算利息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4640元，由陕西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项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玉红审 判 员  刘育伟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茹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