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1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金钢，男，197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中举，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涛，女，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李清江，男，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再审申请人余金钢因与被申请人曾涛以及一审被告李清江第三人撤销权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3民终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8）渝民申2886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余金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中举，被申请人曾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一审被告李清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金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曾涛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曾涛并非适格原告，其起诉应驳回。因为余金钢与李清江之间的纠纷为民间借贷，曾涛不可能成为该案的当事人，因此曾涛提起撤销之诉不能满足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更何况曾涛现已不是酉阳县XX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股东，从人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法院也不应支持曾涛的诉讼请求。2.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5）丰法民初字第0256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566号调解书）是以股抵债协议，并非公司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自由转让股权，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更何况法律并未规定以股抵债的调解书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或通知其参加诉讼。而且，人民法院寄送的通知也对曾涛的权利进行保护，曾涛未在规定时间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对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混淆了股权自由转让与司法执行程序下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程序的区别。3.曾涛之夫虽然在2019年10月16日签署了“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但无后续行动，例如提出具体方案，实施付款行为等，这说明曾涛放弃了优先购买权。4.曾涛的起诉已经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应驳回。一审法院寄给曾涛的邮寄单及声明，能够证明曾涛在2015年9月19日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余金钢多次以电话、微信、短信的方式将调解书的内容及股权变更登记情况告知了曾涛的丈夫刘某，刘某做出了回应。2015年11月5日一审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此时曾涛对股权变更事项完全知情，证明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9日曾涛才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没有证据支持。曾涛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维持。理由如下：1.曾涛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在2566号调解书产生时，曾涛系XX公司的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无论曾涛现在是否为XX公司股东，该权利始终存在。2.其提起撤销之诉并未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因为其最早知道以股抵债调解协议的时间是其到一审法院复印2566号调解书时即2016年3月9日，这也是其知道其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时间。3.2566号调解书本身就无效，因为一审法院在通知中载明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为20日，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30日。4.余金钢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李清江辩称：其同意曾涛的答辩意见。另外，因李清江对外欠债原因，余金钢及其兄弟余XX以帮助李清江保存资产为名，欺骗李清江签订了以股抵债协议。钟某某、曾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2566号调解书。一审审理查明，2014年4月7日和同年4月25日，李清江分两次共向余金钢借款200万元并约定月息3分，后因期满未归还，余金钢诉至一审法院。2015年8月5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由李清江将其持有的XX公司68%的股份转让给余金钢，以冲抵借款债务280万元。同日，一审法院出具256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协议，该调解书载明：一、李清江自愿将其拥有的XX公司股份68%转让给余金钢所有，用以冲抵李清江向余金钢的借款债务280万元；二、李清江在签收本调解书后35日内协助余金钢办理其转让给余金钢的XX公司68%股份工商过户登记。案件受理费29200元，减半收取14600元，由李清江负担。2015年9月17日，一审法院制作《通知》载明：“曾涛：XX公司经我院调解，拟将公司李清江的68%的股份以2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请您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内做出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同日，一审法院向钟某某、曾涛分别邮寄了该《通知》。上述文书经曾涛、钟某某签收。钟某某及刘某于2015年10月16日到一审法院，分别在前述《通知》上批注，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因曾涛、钟某某未在指定的20日期限内答复而向重庆市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2015)丰法民初字第02566-2号执行裁定书及2566号协助公示通知书。2015年11月5日，该局收悉后，核准变更余金钢为XX公司股东。2016年8月23日，曾涛、钟某某以2566号调解书侵害其知情权、优先购买权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该院审查后以二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间为由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渝0230民撤1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驳回曾涛、钟某某的起诉。曾涛、钟某某对该裁定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4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2017)渝03民终655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0民撤1号民事裁定；二、指令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2018年1月4日，钟某某向一审法院提交《撤销案件申请书》载明：“自愿撤销对余金钢、李清江二人民间借贷纠纷案诉讼”，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要求钟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其电话核实是否撤回本案的起诉，钟某某明确表示申请撤诉。另查明，曾涛、钟某某在2016年11月25日前系XX公司股东，刘某系曾涛的丈夫。一审法院(2017)渝0230民撤2号民事判决认为，1.曾涛、李清江原均系XX公司的股东。2015年8月余金钢起诉李清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曾涛因不知情而未参加该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李清江将其在XX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金钢以抵偿债务。根据法律规定，李清江在转让其股权时，应当通知曾涛等股东以征求同意，曾涛等股东依其选择可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等权利。但李清江与余金钢签订调解协议时并未依法通知曾涛，违反了法律规定。2.2566号调解书对余金钢、李清江签订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并最终实现了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相应的侵害了曾涛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应予撤销。钟某某开庭审理前自愿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不再另行出具裁定书。3.余金钢辩称其在2015年11月7日晚发微信给刘某，告知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情况，故曾涛至迟在该日即已知晓其民事权益受损。经查，刘某虽系曾涛的丈夫，但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刘某收悉消息与否不能证明曾涛已明知案涉股权变更的情况。故对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566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清江、余金钢负担。余金钢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曾涛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余金钢举示了以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拟证明曾涛在2016年11月22日将持有XX公司10%的股份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钟某某，曾涛已退出XX公司，不具有本案诉权。2.XX公司账户变动情况明细表、开采许可证，拟证明余金钢取得XX公司股权前账户余额不足1000元，经营陷于停滞状态，开采许可证已过期，李清江持有的XX公司股权的价值不大。3.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XX公司章程，拟证明余金钢进入XX公司后，引入新股东贺德刚，如撤销案涉调解书，将变相侵犯新股东贺德刚的权利。4.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开采许可证、劳动合同两份、股东会决议，拟证明余金钢进入XX公司后，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重新取得了开采权，恢复了XX公司的生产，增大了XX公司股权的价值。如撤销案涉调解书，将给余金钢和XX公司造成巨大损失。5.情况说明两份，拟证明XX公司及其股东钟某某均不同意曾涛再次进入XX公司，并一致认为如撤销案涉调解书，曾涛不可能再行使优先购买权。曾涛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曾涛至今未将10%的股份转让给任何人。该行为发生于2016年11月，其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即曾涛当时系XX公司股东，有权提起撤销之诉。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属于新证据。账户金额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采矿许可证不是过期，而是需要换证。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曾涛至今是XX公司股东，该转让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是30天，一审法院将时间修改为20天违法。对第四组证据中的采矿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其余证据均有异议，余金钢投入资金情况与本案无关。对第五组证据中钟某某的签字无异议，至于其余内容是否系钟某某真实意思表示无从得知。两份情况说明内容均是打印的，且两份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证人也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李清江同意曾涛的质证意见。对第二组、第四组证据中涉及的采矿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采矿许可证到期时间是2014年2月26日，余金钢与李清江抵债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2014年2月26日续发采矿许可证至2017年2月26日，并非余金钢加入XX公司后才申办的采矿许可证。曾涛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8年4月8日至2018年5月20日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与曾涛配偶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余金钢陈述曾涛已将10%的股权以100万元转让给钟某某不属实，而且能证实曾涛、刘某从未变更过工商登记手续，钟某某在一审撤诉是钟某某自身原因，且曾涛夫妻并未委托钟某某办理股权转让协议。2.2017年10月11日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曾涛、钟某某二人在2017年10月17日共同委托代理人时，并未告知已于2016年将股权转让给钟某某。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曾涛系XX公司的股东。余金钢质证认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方是否是刘某不清楚。即使是与刘某之间的聊天记录，也与本案无关，因为曾涛才是本案的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是否是曾涛、钟某某签字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钟某某有权委托律师，该事实与曾涛有无转让股权的行为无关。李清江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且认为刘某对整个事情清楚明了。二审法院认为，余金钢、曾涛举示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焦点均不具有关联性。二审查明，二审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的(2017)渝03民终655号民事裁定认定，2016年3月9日为钟某某、曾涛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从2016年3月9日起算至2016年8月23日钟某某、曾涛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六个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1.在余金钢诉李清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曾涛系XX公司的股东之一，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2015年8月5日余金钢与李清江达成调解协议，李清江以其在XX公司68%的股权抵偿差欠余金钢的债务，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曾涛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曾涛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曾涛以2566号调解书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2.余金钢上诉提出，曾涛于2016年11月22日将其持有XX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钟某某，故曾涛已不是XX公司的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曾涛转让股权的行为视为认可2566号调解书的效力。经查，余金钢在二审中提交了曾涛与钟某某于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曾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余金钢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即曾涛已不是XX公司股东的事实尚存在争议，而在余金钢与李清江达成调解协议之时，曾涛系XX公司股东是客观事实，曾涛享有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该院作出的(2017)渝03民终6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曾涛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时间是2016年3月9日，故曾涛于2016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六个月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李清江与余金钢在2015年8月5日达成调解协议时并未依法通知包括曾涛在内的其他股东，也未事先征得包括曾涛在内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致使曾涛未能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故2566号调解书损害了曾涛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金钢负担。再审审理中，余金钢为证明曾涛的起诉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期间，举示了如下证据：1.邮寄单，拟证明一审法院将2566号调解书邮寄给了股东钟某某、曾涛；2.余金钢发给曾涛丈夫刘某的微信截屏影印件2份，拟证明余金钢于2015年9月9日将2566号调解书的内容发给了刘某，于2015年11月8日将工商变更登记核准的通知书发给了刘某；3.手机短信影印件，拟证明余金钢于2015年11月9日给刘某和钟某某发手机短信，通知召开股东会，讨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问题，以及刘某回复的短信；4.特快专递单，拟证明2016年3月4日和3月8日在短信、微信通知无果后余金钢向曾涛邮寄召集股东会的通知；5.公证书，拟证明股东会召开中讨论股东变更的情况。曾涛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在一审中就存在，不是新的证据；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曾涛和钟某某均不是2566号案件的当事人，法院不可能向其送达2566号民事调解书；对邮寄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在法院卷内没有。其他证据的真实性由再审法院核实。李清江的质证意见与曾涛相同。本院认为，余金钢举示的邮寄单和2015年11月7日的微信截屏等证明材料在一审中已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不再认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曾涛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再审中，余金钢为证明刘某参与了XX公司的决策和管理事宜，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次、第四次及2013年7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及相应的公司章程，理由是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是曾涛亲笔签字外，其余均系刘某代曾涛签字。曾涛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除2013年7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是曾涛亲笔签字外，其他材料既不是曾涛所签，也不是刘某所签，而是为完善档案手续的需要，由他人代签。李清江的质证意见与曾涛相同。本院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余金钢提出的这些材料中“存在刘某代曾涛签名”的事实主张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余金钢为证明曾涛与李清江恶意串通进行诉讼的事实，举示了丰都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0执1940号执行裁定书。曾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缺乏关联性。李清江同意曾涛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裁定系李清江根据生效判决申请一审法院将其股权执行回转到其名下，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可见该证据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除曾涛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股权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时间以及曾涛将股权转让给钟某某的事实外，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相同。本院认为，曾涛的起诉超过了6个月法定期间，其提出的撤销2566号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依法应驳回。首先，一审法院出具2566号调解书的时间为2015年8月5日，曾涛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时间应认定为2015年10月16日之前。现结合相关证据分析如下：1.一审法院作为邮寄人，曾涛作为收件人的《国内特快专递邮寄详情单》载明的邮寄的文书名称为2015丰法民初字02566号股权转让通知、声明，收件人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XXX四路51号附10号2幢1单元3-2号，收件单位盖章处有曾涛签字，收到日期为2015年9月19日11时。一审法院向曾涛邮寄的通知载明：“XX公司经我院调解，拟将公司李清江的68%的股权，以2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请你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内做出答复(可以在附件的声明上直接签字或者盖章)。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2015年9月17日。附件：关于股权转让的声明。”刘某在该通知上签署“要求优先购买股权，刘某。2015年10月16日。”该组证据能够曾涛在2015年10月16日之前就知道其股权优先购买权受到损害。2.一审庭审笔录载明：余金钢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一审法院向曾涛邮寄的通知、邮寄详情单、协助公示回执。曾涛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诉讼时效届满的证明目的。”余金钢委托诉讼代理人问：2015年9月19日原告是否收到法院邮寄的股权转让通知？原告答：“收到。”问：“人民法院的通知中是否载明经法院调解拟将李清江68%的股权转让他人？”原告回答：“2015年9月17日的通知载明的是转让，且时间是30天，亲笔书写了优先购买权的意见后法院就收回，原告没有存底。”问：“刘某在法院的通知书上书写要求优先购买的时间是否是2015年10月16日？”答：“时间记不清，是在法院通知的期限内，且法院明确告知听后通知，但至今无果。”该组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9月19日曾涛收到了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邮寄送达的通知，25天之后的2015年10月16日曾涛之夫刘某在通知上表示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超过了一审法院书面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20天限期。曾涛之夫刘某的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系代表曾涛的意思表示行为。因为曾涛签收了一审法院送达的通知之后，刘某在该通知上签署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说明夫妻二人系共同处理与案涉股权优先购买权相关的事宜。因此，原审法院所作“刘某虽系曾涛的丈夫，但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刘某收悉消息与否不能证明曾涛已明知案涉股权变更的情况”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3.刘某与余金钢之间的微信截屏可见，2015年9月9日上午余金钢将案涉调解书最后一页（载明了调解协议的全部条款）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刘某，刘某回信：“前面的页？”余金钢回信：“后面是重要的，前面都是事由。”其中刘某是以头部照片作为“微信头像”。虽然曾涛提出“该微信证据可能存在删减”的意见，但未提供其丈夫刘某持有的手机中的微信内容予以佐证。其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曾涛丈夫刘某参与本案的相关情况特别是刘某在一审法院送达的通知上签署要求优先购买股权的意见的行为可见，该微信记录至少能够证明，余金钢将2566号调解书的最后一页（载明了调解协议主文）以图片的方式发给了刘某，而且刘某接收并阅读了该图片内容。综合以上证据及分析，可以认定曾涛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时间应认定为2015年10月16日之前。原审对此节的认定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根据前述认定，曾涛要求撤销2566号调解书的起算时间应从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5日届满6个月，故曾涛于2016年7月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从另一个角度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15年11月5日根据一审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而变更股东为余金钢，也应推定曾涛于此时知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即使从2015年11月5日起算，曾涛于2016年7月起诉也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因此，曾涛的诉讼请求应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余金钢提出的新的证据，其在再审中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3民终827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0民撤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曾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曾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曾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超审判员 宋汀汀审判员 谭继权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