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城丹江大道中段。法定代表人：李华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晓明，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鑫，女，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滨，河南青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王海军，男，1972年12月29号出生，汉族，住淅川县。一审被告：党泽奇，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一审被告：王强，男，1971年5月20日出生，满族，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河南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淅峰，河南德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魏新慧，女，198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正，男，198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淅川县，系魏新慧丈夫。再审申请人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淅川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王鑫、王海军、一审被告党泽奇、王强、魏新慧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3民终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豫民申78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淅川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晓明，被申请人王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滨，王海军，一审被告王强，魏新慧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正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党泽奇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淅川农商行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争议的40万元不是王鑫的储蓄存款，而是王海军以王鑫的名义贷款转换形成的。该40万元已被王海军实际使用，有淅川县人民法院（2013）淅法民二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确认。本案查清究竟是谁于2012年2月29日签字取走王鑫银行卡上的20万元，已经不重要。因王海军已实际收到了包括2月29日这20万元在内的40万元贷款。本案在没有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的情况下，认定王鑫银行卡内的20万元丢失，并判决由农商行赔偿王鑫现金20万元及利息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以调解书确认的是借贷关系，与本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认定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调解书并不矛盾，该评理错误。二审法院以淅川农商行不按国家规定，违规操作，造成王鑫20万元储蓄存款丢失，据此判决让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但事实上王海军在调解中已自认使用了该笔贷款40万元（即王鑫银行卡上的40万元），并同意偿还该40万元贷款，故不存在20万元丢失的事实。本案的一、二审判决与已生效调解书相互矛盾，在调解书没有被撤销之前，作出本案判决，显然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王鑫的诉讼请求。王鑫答辩称，一、王鑫并没有取走40万元存款，是淅川农商行的过错导致王鑫的存款损失。2012年2月28日20万元取款凭证上虽有王鑫的签名，但王鑫并未实际领走款项；2010年2月29日20万元取款凭证上没有王鑫的签名，取款人、代办人的身份均为空白，淅川农商行未按照国家规定，违规操作导致存款丢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没有依法支持王鑫的40万元请求，王鑫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二、王鑫向淅川农商行办理贷款，在该行将款项存入王鑫的账户后，该款项即是王鑫的个人财产，存储于该行的银行卡内，王鑫与淅川农商行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淅川县人民法院（2013）淅法民二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是借贷关系，与本案的储蓄存款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二审判决与该调解书并不矛盾，因此该调解书是否撤销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请求驳回淅川农商行再审请求，维持原判。王海军答辩称，本案与调解协议书属于两回事，王海军的40万贷款应该还，但是本案是王鑫在淅川农商行的20万元存款被取走，农商行应该承担责任。王强述称，王海军承认40万元贷款已经收到，并且同意偿还。而且在银行是凭卡和密码才能取款，王强和魏新慧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没有违反金融存取款操作规范。王鑫没有保管好自己的卡和密码，责任应该自己承担。魏新慧述称，同意淅川农商行及王强的意见。党泽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王鑫于2018年5月17日起诉至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淅川农信社）、党泽奇、王强、魏新慧返还王鑫40万元存款，并承担王鑫借款利息273840元及本案诉讼费、鉴定费。2018年6月13日，王鑫申请追加王海军为第三人。淅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2年2月，王海军因养猪需要到淅川农信社城区信用社办理贷款，因本人有贷款记录，故由其妹妹王鑫名义办理贷款，并由自己淅房权02××83号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贷款金额4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2年2月20日起至2013年2月20日止。2012年2月27日，经王鑫申请，淅川农信社为王鑫办理了银行卡，卡号为：62×××22。2012年2月28日，淅川农信社以转账的方式将该笔贷款40万元打入王鑫个人账户。2012年2月28日，经该社员工王强之手，王鑫账户20万元被取走，取款凭证签字为王鑫本人。2012年2月29日，经该社员工魏新慧之手，王鑫该账户上另20万元被取走，取款凭证没有取款人签名。后因王鑫贷款40万元没有按期偿还，被淅川农信社诉至法院，该社没有起诉王鑫本人，只起诉了担保人王海军，因王海军认为其妹王鑫贷款是为了自己使用，且自己是本笔贷款的担保人，故同意归还该贷款，并与该社达成调解协议。2013年11月19日，淅川县人民法院据此制作（2013）淅法民二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目前此案仍在执行当中。2017年8月7日，党泽奇以王海军借其320800元的个人借款为由诉至淅川县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判令王海军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党泽奇借款320800元及利息。此案判决已生效。庭审中，根据王鑫申请，淅川县人民法院对淅川农信社保存的两份取款凭证中“王鑫”的签名是否为王鑫本人所签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28日取款凭条上签名为王鑫所签，29日取款凭条非王鑫本人所签。淅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在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本案中，王鑫向淅川农信社办理贷款，在淅川农信社将该40万元贷款转入王鑫个人账户后，该款即属于王鑫个人的合法财产，因该款存储于王鑫在淅川农信社的银行卡内，王鑫即与该社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社的取款凭证及客户交易明细中也显示该40万元为储蓄存款性质，故本案案由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国家宪法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不受侵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储蓄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侵犯储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储蓄机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鑫诉称自己虽在2012年2月28日取款凭证上签名但自己没有取款，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故其要求淅川农信社赔偿2月28日被取走的20万元本金及利息，不予支持。另因淅川农信社只提供了王鑫签名的取款凭证，而未提供该笔取款为王鑫本人在柜台办理及领走取款的其他证据，若王鑫有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确为他人冒名取走，王鑫可另行主张。关于2012年2月29日王鑫账户被取走20万元，淅川农信社辩称该款为王鑫本人或其委托人取走，农信社作为取款证据的经办和保管单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款为何人以何种形式取走，但其没有向法院提供该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另，根据1997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金融机构在支出取款时，在储户亲自支取时，取款人为储户本人，储蓄机构应当审查储户的有效身份证件；在储户委托他人代为支取时，取款人为代理人，储蓄机构负有审查委托人和代理人身份证件的义务。从2012年2月29日取款凭证看，客户签名栏、取款人、代办人身份证件号码及电话栏均为空白。淅川农信社不按国家规定违规操作，造成王鑫20万元储蓄存款丢失，该社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鑫要求淅川农信社赔偿29日被取走的20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但王鑫要求按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不予支持，因该款为储蓄存款，应当按照储蓄存款的利息予以支付为宜。关于王鑫要求党泽奇承担该4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王鑫虽提供部分证据证明该40万元均为党泽奇所取，但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王鑫要求王强、魏新慧承担该40万元被取走的损失，因王强、魏新慧均为淅川农信社工作人员，办理取款是其工作职责，履行职务后果，应当由其单位承担责任。故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淅川农信社抗辩的王鑫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豫1326民初1623号民事判决：一、淅川农信社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王鑫现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淅川农信社同期个人存款利率自2012年2月2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鑫对党泽奇、王强、魏新慧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540元减半收取5270元，鉴定费3000元，共计8270元，由王鑫负担4135元，由淅川农信社负担4135元。淅川农信社不服，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鑫的诉讼请求。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王鑫向淅川农信社办理贷款，在该社将40万元贷款转入王鑫个人账户后，该款即属于王鑫个人的合法财产，因该款存储于王鑫在该社的银行卡内，王鑫即与该社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双方应当依法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但从本案事实和证据来看，淅川农信社在处理王鑫账户2012年2月29日支取20万元时，没有王鑫本人签字确认，也没有委托人或者代理人的任何手续，即将该款项支取。淅川农信社不按国家规定违规操作，造成王鑫20万元储蓄存款丢失，该社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淅川农信社上诉称“淅川县人民法院淅法民二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40万元已被王海军实际使用，原审判决认定20万元丢失，显然与事实不符”的意见，经查，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王海军以王鑫名义从该社的借款应当予以偿还，与本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该调解书并不矛盾。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淅川农信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该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豫13民终67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40元，由淅川农信社负担。本院再审期间，淅川农商行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2012年2月28日有王鑫签字的40万元借款借据一份,主要内容是，2012年3月至8月王鑫先后6次偿还40万元贷款的部分利息。第二组，有王鑫签字的2013年2月10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展期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是，王鑫的40万元贷款于2013年2月28日到期前，王鑫与该行签订了40万元贷款展期协议。第三组，2012年2月27日有王鑫签字的《金燕个人借记卡申请表》及淅川农商银行空白《金燕个人借记卡申请表》第一联、第二联，主要内容是，①2012年2月27日王鑫在该行开办金燕借记卡，申请表的声明及签署栏内记载有开卡人已全部阅读并同意遵守《河南省辖内农村信用社金燕卡（借记卡）章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和《金燕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②该申请表第二联背面印制的《金燕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第四条第3项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银行均视为开卡人本人所为。因密码保管或使用不当而导致的损失由开卡人承担。第四组，河南省辖内农村信用社金燕卡（借记卡）章程,主要内容是，章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持卡人对密码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他人透露，因持卡人不慎泄露密码或其他因持卡人的原因而引起的资金损失全部由持卡人承担。第五组，2019年9月12日河南银保监局豫银保监复[2019]877号文《关于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主要内容是，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之日，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债务由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证据拟证明：1.案涉40万元贷款发放后，自2012年3月王鑫先后6次偿还部分贷款利息。该贷款到期前，王鑫于2013年2月10日与淅川农商银行签订了40万元贷款展期协议。说明王鑫、王海军已实际收到贷款，如果是王鑫的储蓄存款丢失的话，王鑫会立马找到银行解决，而不会偿还贷款利息和办理贷款展期协议。故本院的争议的40万元不是王鑫的储蓄存款，而是王海军以王鑫名义的贷款，且王海军实际收到该40万元贷款。2.假如王鑫银行卡内的存款真的丢失，因取款人是持卡和凭密码取款，损失也应由王鑫本人承担。3.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改制为河南淅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鑫质证认为：1.借款借据并不能证明王鑫本人确实取到了40万元，上面记载的还利息情况，也仅仅是手写而成，并没有王鑫归还利息的其他相关凭证，不能证明利息是王鑫归还的。2.借款展期协议不是原件，证据形式不合法，且该份展期协议上王鑫的名字非王鑫本人所写，笔迹明显不同,该展期协议是虚假的。3.对金燕借记卡申请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申请表恰恰能证明王鑫曾经向淅川农商行申请贷款，农商行作为储蓄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据法律的规定更应当保护王鑫本人储蓄存款的安全。申请表空白联及农村信用社金燕卡章程记载的内容明显加重了储蓄人的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该条款应该为无效条款。本案中争议的20万元，在取走的过程中，并没有王鑫本人的授权，更没有出示王鑫本人的身份证和相关原件，20万元属于大额现金取款业务，农商行违规操作，应当为王鑫存款丢失承担赔偿责任。4.对河南省银保监局的批复文件无异议，请法庭核实淅川农商行的主体身份。王海军质证认为，借款展期协议是虚假的，笔迹不是王鑫的。王强、魏新慧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经各方质证，本院认为，1.对于淅川农商行提供的借款借据不能证实系王鑫自2012年3月起先后6次偿还40万贷款的部分利息。2.对于展期协议，由于王鑫对签名不予认可，故不予认定。3.对于王鑫签名的《金燕个人借记卡申请表》及申请表空白联记载的内容，农村信用社信用卡章程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的问题，本院将在评理部分结合本案其他相关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4.对银保监局的批复予以确认，本院认定淅川农信社已改制为淅川农商行。本院再审庭审中，王鑫称系应党泽奇的要求，在淅川农商行办理金燕卡，目的是将40万元贷款打入该卡内。2012年2月28日第一笔取款时，其在柜台用卡操作并输入密码、填写取款凭证，但其没有拿钱。之后其把卡交给党泽奇，但没有告诉党泽奇密码。后其离开淅川，对2月29日的取款不知情。王海军称党泽奇是淅川农商行的员工，贷款是党泽奇协调办理的，党泽奇担心王海军的还款能力，就要求把卡交给党泽奇保管。贷款下来后，党泽奇陆续把款交给王海军，但让王海军出具了三张借条，王海军认为这三张借据上记载的借款实际上是其在淅川农商行的贷款，针对该情况王海军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王海军认可向淅川农商行归还过40万贷款的部分利息。针对淅川农商行为何只起诉王海军还款而未起诉王鑫的问题，淅川农商行及王海军均认可系王海军要求，贷款王海军实际使用，不让农商行起诉王鑫。王海军在再审庭审中对其与淅川农商行的调解协议没有意见，但对党泽奇凭借条起诉其还款的民间借贷纠纷判决有意见，并称已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机关已予受理。本案一审庭审中，王鑫称以其名义的贷款是给王海军用的。信用社起诉王海军时，王海军告诉了王鑫，王鑫说赔了就赔了，慢慢还。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判认定王鑫银行卡中20万元被他人取走丢失，并判决淅川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否适当。首先，根据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2012年2月，王海军因养猪需要资金，因其本人有贷款记录，故以其妹妹王鑫的名义在淅川农商行办理贷款40万元。该笔贷款在党泽奇的协调下办理成功后，2012年2月27日，王鑫应党泽奇的要求在淅川农商行申请办理了金燕银行卡。2月28日，淅川农商行以转账方式将该笔40万元贷款打入王鑫的银行卡，王鑫认可办理该卡的目的就是将王海军的40万元贷款转入，再将该卡交由党泽奇控制，党泽奇分批把贷款交给王海军。故王鑫该银行卡中的40万元实质是王海军的贷款。其次，2012年2月28日，王鑫持银行卡到淅川农商行柜台输入密码办理了20万元取款业务，在填写了取款凭证后，其本人称没有取走20万元就离开了，这一说法更证明其和王海军认可该20万元款项交由他人转交给王海军。2012年2月29日，王鑫银行卡被取走20万，该笔取款凭证上没有王鑫的有效签名，王鑫称把卡交给了党泽奇，应该是党泽奇取走的，但在一审庭审中党泽奇不认可。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该笔20万元是党泽奇取走的，但无论该20万元系何人取走，王海军始终认可收到了全部贷款40万元，并于2013年10月9日和淅川农商行达成调解协议，愿意偿还该笔借款及利息。而且在再审庭审中，王海军对该调解协议仍没有意见。故可以认定2012年2月29日王鑫银行卡中被取走的20万元，已按照其实质用途转给了王海军。在王海军仍认可收到贷款40万元的情况下，原审认定2月29日王鑫银行卡中20万元被取走丢失，缺乏事实依据。最后，王鑫银行卡中的40万元是在2012年2月28日、29日分两次被取完，2013年淅川农商行只起诉王海军还款时，王海军告知了王鑫，王鑫对其银行卡中款项被取走的事实应该是明知的，但当时王鑫并未向淅川农商行主张权利。王鑫也认可该银行卡中的40万元系王海军的贷款，不是其本人的存款，在王海军认可收到4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王鑫并没有损失。直到党泽奇凭王海军出具的六张借条起诉王海军还款，2017年10月23日淅川县人民法院判决王海军向党泽奇还款320800元后，王鑫才于2018年5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王海军始终认为党泽奇向其出借的部分款项实际上就是案涉40万元贷款中的一部分，其又向党泽奇出具了借条，故王海军认为其本人受到了损失。对此，王海军可以在另案与党泽奇的民间借贷纠纷中予以解决。综上，原判认定王鑫银行卡中20万元被他人取走丢失，并判决淅川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不当，王鑫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淅川农商行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3民终676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6民初162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鑫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40元，均由王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童审判员 邵 炜审判员 卞亚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马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