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强，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丰都县汽车运输公司职工，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跃群，男，197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琰静，女，198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重庆晨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越华，男，198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原审第三人：王东，男，198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原审第三人：刘伟，男，1982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原审第三人：余红，男，1970年6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上诉人陈强因与被上诉人余跃群、黄琰静，原审第三人刘越华、王东、刘伟、余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0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被上诉人余跃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被上诉人黄琰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原审第三人余红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余跃群、黄琰静连带支付陈强合伙分红款（包括本金在内）共计21万元及其利息（从2017年1月19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余跃群、黄琰静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客观事实是：2011年9月丰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将丰都县平都大道、名山大道等店招店牌改造工程项目发包给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余跃群、王东、刘越华合伙共同出资440万元施工该项目，其中余跃群出资220万元占合伙资金的50%，王东、刘越华共出资220万元占合伙资金的50%。余跃群应出资的220万元由秦常清出资50万元、陶松涛出资30万元、刘伟出资20万元、陈强出资20万元、陈大渝出资20万元、李世东出资10万元、余跃群出资70万元组成。起初，余跃群让余红出资40万元，因余红投资项目多，遂叫陈强、陈大渝出资合伙，余跃群、余红、陈强、陈大渝达成口头协议，由余跃群将合伙本利直接支付陈强、陈大渝，余红退出合伙。案涉合伙工程项目于2014年竣工验收并进行了结算。之前，工程进度款到账后，余跃群将分得的50%本利，按出资比例分配给秦常清、陶松涛、刘伟、李世东、陈强。2016年底余下工程款到账，余跃群、王东、刘越华三个合伙人将余下本利进行了分配。余跃群收到50%的本利后，按出资比例支付了秦常清、陶松涛、刘伟、李世东本利，但未支付陈强、陈大渝本利。以上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施工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二、原审法院认定陈强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参与合伙事务，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合伙结算金额是错误的。1.陈强举示了余红、刘伟的证人证言、银行交易明细、施工合同，证明陈强投资20万元参与了合伙事务，余跃群已经支付陈强合伙本利39.5万元，最后一次分配的本利21万元，余跃群至今没有支付;2.江西高速路《承包工程合伙协议》、《结算证书》、存款回单、收条、证人证言等证明了余红将江西高速路合伙本利18万元和陈强支付给余红2万元共计20万元交付给了余跃群，陈强参与案涉工程项目合伙的事实。3.如果陈强如果没有参与合伙，余跃群不会给陈强支付合伙本利39.5万元，余跃群辩称支付利润是余红的安排，这与余红的陈述是不一致的，余跃群的辩解意见不应被采信。三、原审法院认定陈强没有举示证明合伙结算金额、分配比例是错误的。1.余跃群在第一层合伙人王东、刘越华中分配的本利为50%，而案涉工程项目审计结算金额、以及业主单位支付给第一层合伙人工程款金额1700多万元，有证人证言、审计结算报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可以佐证;2.余跃群在第二层的合伙人秦常清、陶松涛、刘伟、李世东、陈强、陈大渝的分配比例有证人证言、银行交易明细等在案佐证。3.陈强投资20万元与第二层投资相同的合伙人的分配数额是一致的，刘伟分得了本利21万元，陈强理应分得相同数额的本利。四、原审法院认定余红加入第二层合伙，陈强未加入第二层合伙，是错误的。因为余红明确陈述其未出资，由陈强、陈大渝各出资20万元。案涉合伙项目产生利润后，余跃群直接支付了陈强本利39.5万元，虽然其辩称是余红叫他转给陈强的，但并不能否认陈强加入第二层合伙的事实。如果原审法院观点正确，余跃群应直接将合伙利润转给余红。余跃群直接支付陈强本利，直接收取陈大渝投资款，恰恰证明了陈强与陈大渝是第二层合伙人。综上所述，陈强投入了20万元合伙资金，应分得相应的本利。黄琰静作为余跃群之妻，参与了合伙事务，应该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支持陈强的上诉请求。余跃群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琰静辩称，1.陈强没有证据证明与其与余跃群存在合伙关系，2.黄琰静与陈强无任何合伙、融资关系，也没有参与陈强所称的丰都市政项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红述称，同意陈强的上诉意见，请求支持陈强的上诉请求。刘越华、王东、刘伟未出庭，未陈述。陈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余跃群、黄琰静连带支付陈强合伙分红款共计21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1月19日起，以21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3倍计算至付清时止）；余跃群、黄琰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丰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发布丰都县平都大道、名山大道等店招店牌改造工程项目，余跃群与余红约定共同出资向他人投资入股该项目的建设，余红需投资金额为40万元。2011年8月2日，余红从其账户转账支付到黄琰静账户296100元。2011年9月8日，发包人丰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与承包人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丰都县平都大道、名山大道等店招店牌改造工程施工合同》。该市政改造工程于2014年完工。2014年3月17日，陶芳芳转账支付黄琰静15万元，备注：广告款。同日，黄琰静转账支付陶松涛30000元、刘伟20000元、冯红梅（陈强之妻）20000元，其备注为市政门头分红。2014年10月13日，刘越华转账支付黄琰静162900元，备注：市政。同日，黄琰静分别转账支付陶松涛22500元、刘伟15000元、李世东7500元、冯红梅15000元、秦常清37500元，其备注为市政门头分红或市政分红；2015年4月8日，冯红梅账户转存交易金额80000元。2015年9月15日，黄琰静转账支付陈强15万元，备注：二环路招牌分红；2016年2月6日，黄琰静转账支付陈强12万元，备注：市政工程分红。一审庭审中，陈强自认2013年1月，分红10000元用于在黄琰静经营的凯凯车行买车时抵车款，故其收到的分红款总计为395000元。此外，2017年1月19日，余跃群又转账支付刘伟21万元，备注：余总通知。2017年1月起，陈强多次发信息给余跃群，询问欠的最后一笔工程款情况，要求尽快处理。余跃群回复“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再等等”。一审法院另查明，余跃群与黄琰静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11月17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而言，陈强主张其与余跃群等人系合伙关系，但余跃群否认其与陈强存在合伙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陈强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余跃群存在合伙的事实，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诉讼中，陈强所举示的证据中，能够证明合伙事实成立的仅有余红的陈述，无合伙协议或其他证据能印证其内容的真实性，陈强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交付了20万元的投资款。2011年8月2日，余红支付黄琰静296100元的依据也只能表明系余红与黄琰静之间的经济关系。故就现有证据而言，不能证明陈强与余跃群之间的合伙事实成立。至于黄琰静转账支付陈强的款项，因无基础法律关系变更的依据，即陈强加入合伙与余跃群形成合伙关系的依据，只能视为是支付方式变更。综上，因陈强未完成举证责任，其主张的合伙事实以及诸如合伙人出资比例、利润如何分配、亏损如何分担等合伙事务内容无法查清，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合伙关系的合伙人在合伙事务完成后应当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并根据合伙协议分配利润，分担亏损。本案中，陈强主张对合伙的收益进行分配，那么其应举证证明合伙事务存在可供分配的收益。然而根据调查的情况看，当事人之间没有清算，陈强未举示证据证明余跃群持有可供分配的收益而拒不支付，其分配合伙收益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至于刘伟所得的分红款，只能证明余跃群、黄琰静给刘伟支付的款项金额，不能据此推断陈强应该分得多少款项，其根据刘伟所得金额要求分红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陈强对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并经一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陈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陈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陈强举示了以下证据：1、《丰都县平都大道、名山大道等店招店牌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丰都县审计局丰都审报[2014]XX号审计报告、发票、资金使用呈批表。2、刘越华的调查笔录、黄琰静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3、余红于2011年7月31日出具的收据、存款回单、刘维国的调查笔录、江西奉铜高速结算证书、劳务结算单等。4、陈强重庆银行个人汇款凭证、丰都县凯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银行交易明细若干。5、刘伟的调查笔录、刘伟的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借记卡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6、余跃群与陈强的手机短息记录。7、丰都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丰公城西（2017）第843号治安纠纷调解协议书。8、婚姻登记信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强举示的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陈强与余跃群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陈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陈强主张其与余跃群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当事人的陈述来看，余跃群最初是与余红约定共同出资投资案涉项目，且余红以自己名义向余跃群支付投资款。陈强是应余红要求并通过余红进行出资，其与余跃群并未直接商谈出资、合伙事务管理、亏损分担等事项，故陈强与余跃群在投资案涉项目之初并无协商合伙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陈强与余跃群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现仅有余红陈述陈强与余跃群、黄琰静在2011年10月存在口头合伙协议，余红并非是无利害关系人，不能仅凭余红的陈述即认定陈强与余跃群之间存在合伙事实。此外，虽然黄琰静转账支付陈强或冯红梅的款项中备注了市政分红或市政门头分红等信息，但鉴于陈强未能对合伙人出资比例、利润如何分配、亏损如何分担等合伙事项作出具体陈述，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仅依据陈强收到款项上的备注信息尚不足以推断出陈强与余跃群存在合伙关系的结论。另需说明的是，从陈强陈述的情况来看，其并非与刘伟、余跃群共同约定合伙事宜，即使刘伟与余跃群存在合伙关系，则刘伟与余跃群之间关于利润分配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陈强分配本利的依据，故陈强仅以其与刘伟出资额相同为由请求参照刘伟所得款项分配本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陈强主张其与余跃群存在合伙关系并请求余跃群、黄琰静连带支付本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陈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郭玉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 籍书 记 员 赵彦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