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8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可心，女，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继升，福建随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水清，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妍妍，女，199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扬城，男，198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庆星，男，196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瑜，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佳融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厦门市集美区仁德里2号之一店铺。 法定代表人：林儒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儒平，男，198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宁县。 上诉人朱可心与被上诉人赵妍妍、詹扬城、郑庆星、厦门佳融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融家公司）、林儒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可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可心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确认了郑庆星指示赵妍妍与詹扬诚倒签了房屋买卖合同这一事实，但却认定该行为并非非法交易行为明显错误。首先，五被上诉人系主观上互相串通，客观上共同对上诉人就讼争房屋实施了侵权行为。郑庆星、赵妍妍、詹扬城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的房产进行了买卖，使上诉人的房产陷入了一个交易合同，而这个合同至今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确认的处理。赵妍妍并未获得上诉人真实的授权，其以上诉人代理人的名义将上诉人房产出售给詹扬城是确定无疑的侵权行为，两人的买卖是郑庆星指使的，詹扬城对此是明知的，所以三人构成共同侵权。詹扬城依据上述交易合同对上诉人提起诉讼，意图通过诉讼将上诉人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虽然詹扬城最终撤回了起诉，公安部门也未进行虚假诉讼立案处理，一审判决认定不构成虚假诉讼，但是仍构成恶意诉讼，则诉讼就是一种侵权行为，是非法买卖上诉人房产的一个组成部份。虽然非法买卖最终未能完成，但是未遂并不能代表侵权行为不存在，也不代表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危害，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此外，佳融家公司作为中介明知上诉人是换房，为赚取佣金却不惜通过回避、隐瞒郑庆星的购房资格、保证过户没问题等欺骗方式，并教唆郑庆星等人以上述虚假诉讼的方式促成讼争房屋交易，是一切纠纷的源头，其与郑妍妍、詹扬城、郑庆星三人对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林儒平作为厦门佳融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将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也应对厦门佳融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责任。即五被上诉人共同对上诉人构成了侵权。其次，五被上诉人的非法买卖讼争房屋的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且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其一是造成讼争房屋市场价值贬值。房产一旦交易在身，且还因此产生纠纷，其相对于没有交易、没有纠纷的房产的市场价值必然是降低的，因为任何人也不想去买一个有交易及纠纷的房子。其二，实质上限制了上诉人对讼争房屋的处置权利，导致上诉人无法在房屋高价点（并非指最高点）出售该房屋。如果这期间上诉人将讼争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则极有可能出现一房二卖的情形，届时上诉人必然要承担重大的违约损失。对此风险，上诉人根本无法把控，只得一面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返还公证书，一面牢牢看住讼争房屋，根本不敢也无法处置讼争房屋。其三，虽然在上述期间，上诉人何时卖出讼争房屋属于上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五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正是侵害了上诉人的这种自由和权利，是上诉人造成损失的直接因素。 赵妍妍、詹扬城、郑庆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并不存在侵权行为。根据（2018）闽02民终415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认定，朱可心在与郑庆星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时系明知郑庆星没有购房资格。朱可心一方一开始就知道郑庆星是为了给郑庆星的女儿买房。在朱可心一方明知郑庆星女儿也没有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与郑庆星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书》，其也应承担过错责任。而在双方协商过户至第三人名下时，可以看出朱可心一方并不在意房屋过户至谁名下，双方是在如何支付剩余购房款上产生分歧，才导致双方没有签订过户至第三人名下的补充协议。而以詹扬城名义起诉的案件，实则是郑庆星一方为了继续推动交易的进行，实际购房人仍然是郑庆星。因此，并不存在恶意提起诉讼的侵权行为。二、一审法院的论述也是正确的，本案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给朱可心带来任何损失。首先，在双方产生纠纷的过程中，郑庆星从未对涉案房产采取过强制措施，朱可心是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将房屋出售。其次，朱可心认为房产一旦产生交易及纠纷就不好出售，由此认为以詹扬城名义起诉的案件导致其无法处置房产造成损失。涉案房产本身就因与郑庆星交易产生纠纷，以詹扬城名义起诉的案件中，詹扬城已明确表示是受郑庆星委托提起的诉讼，则实际以詹扬城名义起诉的案件也是郑庆星与朱可心之间的纠纷，这个纠纷已经是实际存在的。故涉案房产在（2018）闽02民终415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前都存在与郑庆星之间的纠纷，而以此理由认为影响其卖房要求损失赔偿是不成立。且在判决生效后，由于朱可心一方恶意不履行生效判决才被法院查封。 综上，上诉人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佳融家公司、林儒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滥用诉权，严重影响答辩人工作及生活，严重浪费司法资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可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降价损失900000元；2.被告郑庆星、佳融家公司、林儒平赔偿原告诉讼费损失25690元、律师费损失55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朱可心于2019年6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降价损失1017900元；2.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支出的律师费55000元、鉴定费损失12000元，以上共计10849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日，朱健伟以其女儿朱可心的名义（出售方，甲方）与郑庆星（购买方，乙方）、案外人厦门市佳融家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中介，丙方）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编号：0000033），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于厦门市集美区的房产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为108.59平方米；房产成交价位2510000元。具体付款时间为：1.2016年11月1日前乙方支付甲方200000元；2.2016年12月5日前乙方支付甲方800000元；3.乙方向银行申请贷款1510000元，该贷款由贷款银行直接转至甲方账户。等等。该《房产买卖协议书》落款处甲方的签字、手印均为朱健伟的签字、手印，朱可心事后对朱健伟签订该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根据2016年9月、10月厦门市出台的住房限购政策，在签订上述《房产买卖协议书》时，郑庆星及其女儿郑祺均属政策限购之列，郑祺的户口于2018年11月10日迁入厦门市。郑庆星于2016年11月1日向朱可心支付购房定金200000元，于2016年12月5日向朱可心支付购房款800000元、按揭贷款4465.82元。2016年12月5日，朱可心将对房产的相关权利全权公证委托给郑庆星指定的赵妍妍。2016年12月7日，朱健伟向郑庆星发送的短信内容提到“……我关心是怎么转到你女儿户头和按揭问题”；2016年12月26日，朱健伟向郑庆星发送的短信内容提到“……你什么时候能办购房的，我这只是时间问题，购房贷款是能不能问题……”；2017年2月18日，朱健伟向郑庆星发送的微信内容提到“这是中介在签订合同时，和我们合同同时留在我档案袋的，……本应留下你女儿身份证才是，那天又没别人办事”。2016年12月29日，朱可心取得讼争房产的产权证。 2017年2月10日，朱健伟、郑庆星就将讼争房产指定过户给第三人等事宜进行协商，朱健伟向郑庆星提供了三份补充协议，三份补充协议均有载明“乙方于签署本协议的（）天内，即2017年月日前，必须达成符合过户的条件或指定符合过户条件的第三方过户该房屋”等，另第三份补充协议增加一个条款：“甲乙双方约定，通过第三方担保151万元房款尾款。甲乙双方应及时配合担保公司办理担保业务，配合提供担保公司必要的材料手续，签约公证以及预公证。担保业务产生的费用，首月产生费用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次月开始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3月1日，朱可心委托律师向郑庆星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购房协议并没收定金200000元，郑庆星于2017年3月2日收到该《律师函》。2017年3月13日，郑庆星委托律师向朱可心发送《律师函》，不同意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购房协议。2017年3月20日，朱可心委托律师继续向郑庆星发送《律师函》，申明双方所签的购房合同已经解除，并要求郑庆星交还公证委托书。 2017年6月1日，詹扬城以朱可心作为被告、郑庆星及赵妍妍作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2017）闽0211民初2330号民事诉讼，要求朱可心将讼争房产过户于其名下，如过户履行不能，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付购房款100万元和代付按揭款4465.82元，并赔偿房屋升值而产生的损失40万元，等等。詹扬城在该案中提交了其出具的《购房委托书》、赵妍妍作为朱可心的委托代理人与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等作为证据，《购房委托书》载明委托日期为2016年10月2日，詹扬城委托郑庆星购买一套位于厦门市、房屋面积12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等等；《房屋买卖协议书》载明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25日，詹扬城对委托郑庆星购置讼争房产与朱可心签订的编号0000033的《房产买卖协议书》予以确认，朱可心应在房屋达到过户条件后，将房屋过户至詹扬城或詹扬城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等等。2017年8月22日，詹扬城在该案庭审中承认其与郑庆星签订的《购房委托书》、与赵妍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均系倒签，系接受郑庆星指示签订，詹扬城与朱可心均确认实际购房人是郑庆星，出售人为朱可心。詹扬城于2017年8月24日申请撤回对朱可心的起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2017年7月4日，朱可心以郑庆星、赵妍妍作为被告及詹扬城作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2017）闽0211民初2866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有权没收郑庆星购房定金200000元，郑庆星赔偿其律师费损失25000元，郑庆星与赵妍妍交还编号为（2016）厦鹭证内字第56034号的《公证书》5份。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郑庆星于2017年10月16日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郑庆星与朱可心签订编号0000033《房产买卖协议书》；2.朱可心向郑庆星返还已付购房款1000000元和代付按揭款4465.82元；3.郑庆星向朱可心双倍返还定金400000元（其中200000元已包含在上述第二项诉求已付购房款1000000元中）；等等。在该案庭审中，朱可心确认其已撤销上述公证。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朱可心与郑庆星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编号0000033《房产买卖协议书》于2017年3月2日解除；二、郑庆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可心交还（2016）厦鹭证内字第56034号《公证书》5份；三、朱可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返还郑庆星购房款1000000元及按揭款4465.82元；四、驳回朱可心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郑庆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朱可心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郑庆星、赵妍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闽02民终415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郑庆星在明知讼争房屋无法过户至其名下的情况下，仍与朱可心签订《房产买卖协议》，对合同无法履行存在过错。结合双方短信、微信内容、证人证言等证据，可认定朱可心作为合同一方在签订合同时亦知悉郑庆星不具有购房资格,应承担相应的合同风险。双方对于合同无法履行均有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朱可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8月15日，朱可心向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报案称詹扬城、赵妍妍、郑庆星、林儒平提起（2017）闽0211民初2330号虚假诉讼案件。2019年1月28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朱可心申请复议，2019年4月1日，其收到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作出的维持原决定的刑事复议决定书。朱可心申请复核，2019年5月10日，其收到厦门市公安局作出的维持原复议决定的刑事复核决定书。 2019年2月19日，厦门均达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朱可心的单方委托，对讼争房产的市场价值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朱可心支出评估费12000元。庭审中，朱可心提交该报告作为证据拟证明讼争房产存在降价损失，该报告载明2019年1月28日、2018年7月3日、2017年5月31日讼争房产的市场价值分别为214.84万元、250.78万元、316.63万元，价值时点在2017年5月31日与2018年7月3日的市场价值差额为65.85万元，价值时点在2017年5月31日与2019年1月28日的市场价值差额为101.79万元，赵妍妍、詹扬城、郑庆星经质证后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双方的纠纷尚未了结，其并未限制朱可心处置讼争房产，朱可心可以随时另行处置，并未产生任何损失。佳融家公司、林儒平质证认为，房屋价格存在其他不确定因素，随时都发生变化，该评估报告没有科学依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评估的价值时点也不是朱可心另行出售的时点，朱可心也尚未另行出售房产。朱可心当庭明确林儒平作为共同侵权人，需要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赵妍妍与詹扬城之间的非法交易实际由林儒平和郑庆星一起主导，郑庆星不可能知道购房政策、不知道要找哪个人来接手讼争房产，政策只有林儒平知道，没有林儒平的参与，这个非法交易无法达成。朱可心当庭陈述其对（2017）闽0211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朱可心主张各被告存在恶意串通、非法交易讼争房产，并依据该虚假非法的买卖提起了（2017）闽0211民初2330号虚假诉讼案件的共同侵权行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即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民终4154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朱可心在与郑庆星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时已知晓郑庆星没有购房资格，双方均存在过错，故朱可心主张佳融家公司、林儒平采取欺骗手段，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郑庆星与朱可心在针对补充协议进行协商时，朱可心提供的三份补充协议均有载明可以过户至指定第三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仅能确认郑庆星指示赵妍妍与詹扬城倒签了房屋买卖合同，而该行为系因郑庆星没有购房资格而指定过户至詹扬城名下，系为了促进讼争房产产权的转移，实际的购房人仍然是郑庆星，并非非法交易行为，虽然郑庆星指示詹扬城提起（2017）闽0211民初2330号民事诉讼，但詹扬城在该案庭审中承认实际购房人为郑庆星，最终撤回了起诉，公安部门也未对朱可心报案称该案构成虚假诉讼进行立案处理，故不应认定该案构成虚假诉讼。朱可心主张佳融家公司、林儒平参与了上述行为，为共同侵权人，但未能举证证明，各被告也不予认可，故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可心主张各被告存在恶意串通、非法交易讼争房产，并依据该虚假非法的买卖提起了（2017）闽0211民初2330号虚假诉讼案件的共同侵权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退一步而言，即使各被告存在上述侵权行为，法院对于朱可心主张的各项损失亦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朱可心主张的降价损失、鉴定费。朱可心主张其出售讼争房产系为了换房，则其无论是在哪个时点出售讼争房产，均不存在降价损失；本案系朱可心先向郑庆星提出解除合同，后郑庆星在（2017）闽0211民初2866号案件中提出解除合同等反诉请求，法院已在该案判决中认定双方于2017年3月2日解除了合同，则朱可心理应对（2017）闽0211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无异议，在该案庭审中朱可心确认已撤销委托公证，讼争房产也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朱可心完全可以另行出售讼争房产；房产市场价值处于涨跌波动中，朱可心尚未实际出售讼争房产，其单方就讼争房产市场价值申请评估所作出的估价报告，采取的时间节点不具客观性，法院不予采纳，故朱可心主张的降价损失、鉴定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朱可心主张的律师费。委托律师并不具有必要性，尤其是其中30000元律师费系在朱可心与郑庆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即（2017）闽0211民初2866号案件中产生，而该纠纷系在双方因讼争房产指定过户至第三人等协商不成，朱可心发出合同解除函后，郑庆星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形下，朱可心提起诉讼而产生，与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无关，故法院对于其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可心主张各被告共同赔偿房屋降价损失1017900元、律师费55000元、鉴定费12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可心的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查明，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朱可心在詹扬城对其就讼争房产买卖提起诉讼后，随即以赵妍妍、詹扬城、郑庆星涉嫌恶意串通、侵害朱可心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诉讼。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闽02民终41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房产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朱可心在与郑庆星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时已知晓郑庆星没有购房资格，双方均存在过错，据此判令解除《房产买卖协议书》。同时，该生效判决亦查明詹扬城在另案起诉朱可心的庭审中承认实际购房人为郑庆星。且詹扬城最终撤回了起诉，公安部门也未对朱可心报案称该案构成虚假诉讼进行立案处理。故朱可心主张赵妍妍、詹扬城、郑庆星在朱可心完全不知情情况下进行讼争房产买卖、讼争房产交易合同至今未得到法律上确认等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其关于佳融家公司、林儒平采取欺骗手段促成交易构成共同侵权的上诉主张亦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朱可心是否因讼争房产买卖纠纷造成损失问题。因朱可心已撤销委托公证，讼争房产也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其对讼争房产处置并未存在障碍。且如一审判决所分析，朱可心主张其出售讼争房产系为了换房，则其无论是在哪个时点出售讼争房产，均不存在降价损失。故其关于讼争房产因纠纷存在贬值及出售第三人的重大违约风险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可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64元，由朱可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肖子发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