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1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暨梅某、梅某1的临时监护人：梅方，男，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经常居住地：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暨梅某、梅某1的临时监护人：张玉，女，195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经常居住地：贵阳市花溪区。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漆宾，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某，男，2009年4月7日出生，汉族，经常居住地：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某1，女，201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经常居住地：贵阳市花溪区。梅某、梅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敏，女，198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勋章，男，195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男，198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班灿志，男，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敬昭，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荣江，女，198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全，女，197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会，女，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谋，男，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上诉人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与被上诉人王勋章、**、王俊、班灿志、吕敬昭、向荣江、吕志全、吕志会、吕志谋生命权纠纷一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黔0521民初2258号民事判决，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向荣江、吕志全、吕志会、吕志谋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作出（2019）黔05民终102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黔0521民初4212号民事判决，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判决几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00792.50元。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等人作为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存在敬酒、劝酒行为。根据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显示，本次喝酒吃饭的组织者系王勋章，在喝酒的过程中一审法院也查明了被上诉人均存在回敬梅杨的事实，且有的不会喝酒均用茶来敬梅杨，那么从客观实际来看，敬酒就意味着劝酒的行为。故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来看“相互找着喝，你敬我，我敬你”，明显出现劝酒的行为，且是所有人针对梅杨一个人，梅杨也是针对所有人来喝，明显增加了梅杨喝酒的量。由于公安机关所有笔录均是被上诉人作出，受害人不在人世，已经无法对质，还原事实真相。但是从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梅杨急性酒精中毒（重度））和涉案人员的叙述可以推断出的受害人的饮酒量已经达到了中毒的状态。退一步说，即使被上诉人没有劝酒，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醉酒主观上没有直接故意，但并不能否定间接故意，更不能否定受害人醉酒是由于被上诉人与其共同饮酒行为导致的事实。二、各被上诉人在受害人饮酒过程中没有尽到提醒和劝阻的义务。本案各被上诉人均是组织者，王勋章的亲戚和家人，在就餐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被害人的饮酒状况，在被害人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应该及时提醒、劝阻被害人适可而止。但是直到把受害者喝醉呕吐在餐桌上才把受害者拖到床上，本案各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对于被害人的醉酒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被上诉人怠于救助，致使受害人延误救治时间而死亡。首先被害者梅杨醉倒呕吐在餐桌上时，被上诉人并没有及时救助，把其拖到床上后待王大均来查看，认为梅杨呕吐正常，就没有及时实施救助义务。受害者梅杨呕吐时是晚上21点，直到24时发现不行才送到医院，中途错过了抢救的时机，人为的延误了3个多小时的救助时间。本案被上诉人对受害人的死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承担责任。本案实际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组织的饭局，组织者为王勋章，其余参与人员均应对受害者梅杨的死亡后果承担过错责任。作为共同就餐喝酒的各被上诉人，在被害人醉酒后，没能尽到安全救助义务。当被害人醉酒后，各被上诉人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陆续离开，没有尽到安全有效的救助义务。由于其先前的饮酒等行为所产生的上述义务并没有免除，客观上也没能防止受害人死亡这一后果的发生。主观上即存在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根据各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受害者梅杨醉酒后拖到床上依然呕吐，也没有任何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而是看到其不行了才用私家车送到医院。这些事实也能从其他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得到印证。并且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经履行过及时正确的救助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追究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被上诉人班灿志答辩称，当时我与对方并不熟悉，我只是与吕志谋关系好，我是作为司机送对方去王家，只是用车送他们一程，与我无关。被上诉人吕志全答辩称，因正月间去看望我姑妈，王勋章是我姑爹，他们之间这些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根本不知情。被上诉人吕志会答辩称，我的意见与吕志全意见一致，也是去看望我姑妈，王勋章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其余当事人未答辩。一审原告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318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11820.00元（其中梅某93546.00元、梅某1124728.00元、梅方93546.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132.50元，共计1000792.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梅方与张玉是本案死者梅杨的父母，梅某、梅某1是梅杨与王敏的子女，王勋章是王敏的父亲，**、王俊是王敏兄长，吕敬昭是吕志全、吕志会、吕志谋的父亲，向荣江与王敏是姨表。梅杨与王敏于2017年12月离婚。2018年2月18日，吕敬昭、吕志会、吕志全、吕志谋及其同事班灿志到王勋章家拜年，梅杨到八堡乡菱角看苗族“采花”节后去王勋章家，与吕敬昭等人一同吃午饭。午饭后，吕敬昭等人提出要回家，王勋章挽留吕敬昭等人吃晚饭后再走，梅杨以难得遇到大家，请大家喝水花酒，加上他自己也要买点带回去为由，与王勋章、吕敬昭、吕志谋四人一道去买水花酒，梅杨同时买了一只鸭子。当晚吃饭时，梅杨首先向**、吕志谋、吕志全、吕志会、班灿志、向荣江等人各敬酒一杯，**、吕志谋、向荣江分别回敬梅杨一杯，后梅杨出现站立不稳的醉酒状况，**、王敏等人将梅杨扶到床上休息，并由王敏照看梅杨，吕敬昭等人吃完饭后相继回家。王敏在照看梅杨的过程中，梅杨出现呕吐，王敏发现梅杨出现呼吸异常后，与其家人用王大均的车辆将梅杨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于2018年2月19日00时55分入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梅杨入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后，经该院检查，梅杨神志呈深度昏迷状，双瞳散大固定，颈动脉未扪及，未闻及呼吸音，未闻及心音，腹部膨隆，生理发射消失，病理征未引出。该院经抢救无效后，于当日1时26分宣布梅杨临床死亡。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梅杨死亡原因考虑为：院前死亡？窒息？死亡诊断考虑为：院前死亡？窒息？急性酒精中毒（重度）。梅杨死亡后，其家属于当晚将其尸体运到**家中。2018年2月19日凌晨3时40分至7时20分，大方县公安局八堡派出所在该所办案区分别对王敏、**、王勋章、王大均就梅杨死亡的相关问题进行询问。2018年2月20日分别对吕敬昭、吕志谋、吕志会、吕志全、班灿志、向荣江就梅杨死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询问。2018年2月21日，梅方、张玉作为甲方，王勋章、**、王敏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方亲属梅杨于2018年2月18日在**家里喝酒死亡，现双方就甲方亲属梅杨安葬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自愿补偿甲方亲属梅杨安葬费100000.00元；2.支付时间为2018年2月21日10时前；3.甲方自愿于2018年2月21日10时前把梅杨的尸体从乙方家属**家里运出自行安葬，安葬事宜由甲方自行负责；4.双方在甲方运出尸体期间不得发生任何矛盾，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6.本协议共计叁份，双方各持一份，八堡乡综治办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效力。”梅方、张玉、王勋章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约定的10万元由吕志会、吕志全、吕敬昭、吕志谋、班灿志、向荣江各承担了1万元，王勋章、**承担4万元。梅杨死亡前，与其父母梅方、张玉自2012年起在贵阳市花溪区XXX自建房居住。梅杨死亡后，其子女梅某、梅某1由梅杨父母梅方、张玉照管。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1.被告王勋章等九人对原告亲属梅杨的死亡有无过错；2.梅杨死亡的损失赔偿项目、赔偿金额如何确定，九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一般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应当由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提供证据证明王勋章、**等被告对其亲属梅杨的死亡存在过错。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梅方等原告提供的证据，梅杨与王勋章、**等人吃饭喝酒过程中，是梅杨首先主动敬酒，梅杨敬酒后，应梅杨的要求，**、吕志谋、向荣江各自分别回敬梅杨一杯，由此看出，**等人对梅杨没有强行劝酒、恶意劝酒的行为。**等人发现梅杨出现站立不稳的醉酒情形后，将梅杨扶到床上休息，并由王敏照管，王敏发现梅杨身体出现异常后，其家人将梅杨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已尽到基本的照顾义务。梅杨死亡后，其家属将尸体运到**家中，公安机关就梅杨的死亡介入调查后，梅杨的父母即梅方、张玉作为甲方，王勋章、王敏、**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由乙方补偿甲方安葬梅杨的安葬费10万元，属于王勋章、**等人自愿对梅杨家属安葬梅杨的补偿，不能就此证明王勋章、**等人存在过错，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要求王勋章、**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勋章、**等被告以与梅方、张玉签订的补偿梅方、张玉安葬梅杨的费用10万元的协议是受胁迫所签，要求返还该10万元，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王勋章、**等被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梅某、梅某1监护人问题，在（2018）黔0521民初225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勋章、**等人以王敏是梅某、梅某1的法定监护人，梅方、张玉依据村委会的指定作为监护人参加诉讼属于主体不适格。经一审法院审核，梅方、张玉提供的大方县八堡彝族苗族乡中箐村委会于2018年3月12日出具的证明的主要内容为梅某、梅某1父亲死亡后，其母亲对两个孩子不管不问，两个孩子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从该证明内容来看，其实质是证明梅某、梅某1在其父亲梅杨死亡后由其祖父母即梅方、张玉临时监护，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指定监护人。在发回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向梅某、梅某1的母亲王敏送达了书面通知，通知其作为梅某、梅某1的法定监护人参加本案诉讼，且本案属于不可分之诉，梅方、张玉作为梅某、梅某1的临时监护人代为主张权利，并未损害梅某、梅某1的权益，故对王勋章、**等被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梅方、张玉、梅某、梅某1负担。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从在卷的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事发当天参与吃饭、喝酒的人员的询问笔录看，死者梅杨吃饭、喝酒过程中，并未体现出被上诉人（全部一审被告）有强行劝酒、恶意劝酒的行为，至于上诉人将敬酒等同于劝酒的观点，毫无依据，不予采纳，故参与喝酒的被上诉人并无过错；关于王勋章、**在梅杨醉酒后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梅杨醉酒后，王勋章家人将梅杨扶至床上休息，王敏照看。王敏在照看梅杨的过程中发现梅杨出现呼吸异常后，与其家人用王大均的车辆将梅杨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王勋章、**及家人王敏并非专业的医疗人员，不能苛责于其能够像专业的医疗人员一样及时准确判断梅杨的醉酒程度是否已经危及生命安全，故王勋章、**亦不存在过错。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的主张，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案发生的饭局不属于王勋章一方主动组织召集，故不适用前述规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刘光全审判员  徐 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