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7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23号29号楼1层商101、2层商201、3层商301。 负责人：任立谦，该银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楚垚天，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军祥，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兴，河南国银（许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中原支行）与被申请人胡军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行中原支行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关于再审被申请人胡军祥与王建国不构成共同侵权的认定错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对于二人不构成共同侵权认定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用刑事审判思维和证据标准替代了民事审判思维和证据标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依据不同的审判规则，对涉案证据也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犯罪和侵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民事案件认定的依据，不等于刑事案件没有认定的事实在民事案件中就应予否定，本案共同侵权不应因胡军祥未被认定构成刑事犯罪而否定,胡军祥不具有骗取贷款的故意，不等于胡军祥和王建国没有民事侵权的共同故意。胡军祥是否具有骗取贷款的故意，所决定的应当是胡军祥是否与王建国构成刑事共同犯罪的问题，并非是胡军祥是否与王建国构成民事共同侵权的问题。尽管胡军祥不是刑事案件的共犯，其行为没有被认定为刑事犯罪，但胡军祥的行为在民事上表现为与王建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胡军祥为王建国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二人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在达成共同目标方面二人的行为互为条件，且相互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二人共同造成再审申请人中行中原支行巨额财产损失，属于民事共同侵权。2.二审判决以胡军祥不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胡军祥和王建国二人行为最终目的不同，作出胡军祥和王建国无侵权共同故意的结论，缺乏法律依据。首先，《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从规定上看，法条只明确了“共同实施侵权行为”，至于什么是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并没有作进一步规定。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和法理解释将不同行为人行为目的的同一性作为认定构成共同侵权主观共同故意的唯一评判标准，无任何观点认为行为人只有具有相同的目的才能构成共同侵权中的共同故意。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故意典型表现是目的同一，但并非只有目的完全相同的行为才构成共同侵权。在对共同侵权的主观共同故意理解上，更多的是将共同故意解释为共同的意思联络，而非单指行为目的相同。二审判决把共同侵权的共同故意狭义限定为行为人目的共同，以胡军祥不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为由认定胡军祥、王建国二人行为目的不同，进而认定胡军祥和王建国不存在侵权共同故意，缺少法律依据。其次，共同侵权中，行为人目的虽有不同，但在各自行为存在紧密关联的情况下，不同行为人为了实现各自目的，共同希望某种条件、结果发生，而且为该种条件、结果发生而共同努力或相互配合的，均可认定为属于共同侵权中的意思共同。意思共同既包括终极目的共同，也包括行为阶段过程中条件目标或结果目标共同。认定胡军祥不具有诈骗的故意，只能说明胡军祥与王建国不具有共同的最终行为目的，但不等于二人为实现各自最终目的在整个行为过程中为追求同一条件、同一结果发生而没有相互配合和意思联络。二审判决回避了胡军祥与王建国二人为实现各自最终目的而存在对侵害结果即取得贷款目标和行为结果的共同追求，忽视了胡军祥的侵权行为与王建国之间存在的意思联络和密切联系，更是有意回避了在陈雄事件后，胡军祥故意隐瞒王建国犯罪事实这一明显的共同侵权故意。 （二）再审被申请人胡军祥与王建国的行为具备共同侵权的客观性。胡军祥与王建国具有共同侵权行为，且具有以下特点。1.胡军祥为王建国实施诈骗犯罪提供了必要条件和配合帮助。其一，胡军祥作为杭州居民，按王建国意思千里之外到郑州，将款项存放在再审申请人中行中原支行处，客观上为王建国的骗贷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胡军祥存款后，其将存单和身份证复印件交付给了王建国，向犯罪分子提供了存单以及个人身份信息，王建国利用胡军祥提供的信息伪造了身份证和存单，准备了用以实施犯罪的身份证明和用作骗取贷款的存款凭证，胡军祥的行为为王建国骗得贷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具体帮助；其三、胡军祥泄露存单和身份证秘密后，又按照王建国的要求，当面书写了一份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抵押、不转让的承诺书并交给王建国，向王建国提供承诺，为王建国骗取贷款创造了期限条件和为犯罪行为在特定期间内得以持续隐瞒提供了保证；其四、在得知同事陈雄因在郑州同样的存款行为涉及刑事案件而查询发现自己的存单被质押锁定后，胡军祥未予理睬，继续履行了对王建国的承诺，向中行中原支行隐瞒实情，客观上帮助王建国的犯罪行为得以延续，未被及早发现。2.胡军祥与王建国的行为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中行中原支行经济损失。胡军祥与王建国的行为互为条件，如果没有胡军祥的依约异地存款行为和提供身份证、存单复印件的行为，王建国就不可能伪造出假的身份证和存单，不可能利用银行本行存单贷款业务的特殊性实施针对性诈骗。如果王建国不是出于诈骗的目的，一步步有计划的实施诈骗犯罪，胡军祥也不可能获得高额贴息，尤其是后期的贴息款要待王建国骗取贷款后才能获得。如果没有胡军祥对王建国的一系列配合和承诺，特别是其了解到陈雄因同样存款涉及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询问后获知自己的存单被锁定，巨额存款面临异常和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却依旧忠实履行对王建国的承诺，王建国的犯罪行为就能够被及早发现，中行中原支行的损失就有可能追回。 （三）胡军祥与王建国存在意思联络和共同意愿，构成侵权的共同故意。本案胡军祥与王建国行为的主观共同性，表现在胡军祥存款前、存款时、存款后明知王建国使用其存单、身份证复印件完成和使用贷款，却以积极心态为王建国提供多种形式的帮助，并从始至终为王建国保密，向中行中原支行隐瞒实情等方面，证明二人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意思联络，还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二人之间意思共同的表现至少有以下三点：1.胡军祥和王建国相互之间存在一致的意思表示。胡军祥为了获取高额贴息，王建国为了骗取贷款，先期通过中介达成约定，胡军祥到郑州中行中原支行存款，王建国支付高额贴息；存款完成后，双方进一步约定王建国先期支付一半贴息，胡军祥交付存单、身份证复印件，并出具书面承诺不提前支取存款，否则双倍返还已支付的贴息。新约定达成后，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承诺；后期胡军祥在得知陈雄存款涉及刑事案件后，为了保留住已收取的高额贴息，履行了对王建国的承诺，因而双方关系存在一种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独立的合同关系，双方存在着一致的意思表示。2.胡军祥和王建国在取得中行中原支行贷款一事上具有共同意愿。胡军祥在办理完存款与王建国见面后，双方商定先行支付一半高息，等贷款下来后再支付另一半高息。此时，胡军祥与王建国二人形成了一种共同意愿，即共同追求取得中行中原支行的贷款。胡军祥清楚知道，只有王建国取得了中行中原支行的贷款，他才能得到剩下的另一半高息，因而帮助王建国取得中行中原支行的贷款也成为了胡军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胡军祥将存单、身份证复印件交付给王建国，并向王建国出具书面承诺，其主观原因就是为了帮助王建国取得贷款。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胡军祥参与了刑事犯罪，即便胡军祥只是为了取得高额贴息，与王建国诈骗银行贷款之间目的不同，但胡军祥与王建国二人在取得中行中原支行的贷款方面目标是一致的，追求是相同的。二人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共同追求贷款结果的发生，在取得贷款方面二人具有共同故意。3.胡军祥和王建国共同隐瞒了王建国的犯罪行为。王建国采取相同手段共计诈骗同在郑州的五家金融服务机构共1亿余元资金，其中一起诈骗涉及到陈雄的一笔存款。陈雄与胡军祥系同学，又是同一企业的股东。胡军祥得知陈雄因存款涉及刑事案件被调查后，查询自己的存款发现已被锁定，即已明知王建国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此时胡军祥与王建国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意思和目的，双方共同隐瞒了刑事犯罪的事实。此时双方虽无共同协商、串联行为，但在贷款发生前，胡军祥向王建国出具过书面承诺，承诺一年内不提前支取存款，从公安机关对胡军祥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胡军祥如果提前支取存款应向王建国双倍返还已收取的高息。这份承诺书，是联络胡军祥和王建国双方共同意思的证明，正是这份书面承诺书，促使胡军祥在明知王建国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不予理睬，促使双方共同隐瞒犯罪事实，最终造成了中行中原支行的损失。在隐瞒刑事犯罪事实上，双方存在共同故意。 （四）二审判决酌定胡军祥仅承担10%即285万元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胡军祥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对中行中原支行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建国作为贷款诈骗罪犯罪分子，其对中行中原支行的赔偿责任是不言而喻的，而二审判决胡军祥承担贷款诈骗金额10%的侵权责任，事实上是暗含了二审判决认定胡军祥与王建国对于中行中原支行的损失应当承担的是按份责任这一前提认定。根据侵权责任法和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内容，承担侵权按份责任适用的情况是“无意思联络的单独侵权”，而除此之外，不论基于共同故意的主观共同侵权行为，还是无共同故意的客观共同侵权行为，包括教唆、帮助侵权行为，在外部关系上均应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胡军祥没有履行保密和通知法定义务，为王建国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人心照不宣，默契配合，共同追求贷款结果，二人行为互为条件，后期又共同隐瞒犯罪行为，最终导致中行中原支行的巨额损失，两人的行为已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胡军祥与王建国不存在共同故意，其属于“单独侵权”，判定胡军祥承担“按份责任”，这显然与本案基本事实相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请求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初221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胡军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2850万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一是胡军祥与王建国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二是胡军祥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 关于胡军祥与王建国是否构成共同侵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限于意思关联共同的主观共同侵权，应以行为人之间有意思联络为必要要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胡军祥将3000万元存入中行中原支行后，“双方商定贴息款共计129万元，先期支付一半，等贷款下来后一周内再支付另一半。被告向贴息方出示了本人的身份证和六张存单原件，并应贴息方要求，当面书写了内容大致是存款人的存款一年之内不挂失、不转让、不质押、不提前支取，如果违反，双倍赔偿贴息方的承诺书。被告在收到前期贴息款58.5万元（扣除了已支付的6万元定金）后，将身份证和六张存单的复印件连同已书写好的承诺书交付给了贴息方。事后，被告一行乘飞机返回杭州。后被告收到了另一半贴息款64.5万元”，以及王建国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等事实，胡军祥将3000万元存入中行中原支行、并将身份证复印件、六张共计3000万元存单复印件以及承诺书交给贴息方，其目的在于获取高额贴息，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王建国实施了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的犯罪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胡军祥存在与王建国共同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的意思联络。虽然王建国利用胡军祥的身份证复印件、存单复印件达到了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的目的，但不能依此就能认定胡军祥将身份证复印件、存单复印件交给贴息方的主观故意、行为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因此，在无证据证明胡军祥与王建国存在共同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的意思联络情况下，不能认定胡军祥与王建国构成共同侵权。 关于胡军祥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胡军祥将身份证复印件、六张共计3000万元存单复印件以及承诺书交给贴息方，王建国利用上述身份证复印件、存单复印件达到了骗取中行中原支行贷款的目的，胡军祥的行为客观上对王建国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目的起到了辅助作用。在胡军祥得知其同事陈雄的存款涉及假担保接受郑州市公安局询问后，到中行浙江省分行查询到其存单处于锁定状态时，但其并没有进一步核实或采取相应措施。从以上可知，胡军祥对于造成中行中原支行损害存在过错，但实施骗取贷款的主体系王建国，并且王建国骗得贷款与中行中原支行审核不严有直接关系，原审根据过错大小酌定胡军祥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此外，如前述胡军祥的行为不构成共同加害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胡军祥将身份证复印件、存单复印件的行为也不足以造成中行中原支行全部损害的后果，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教唆、帮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也以存在主观故意为前提，本案并不存在适用的情形。因此，再审申请人该项再审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中行中原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万会峰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沈 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贺 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