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天丽，女，1975年2月2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允河，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然，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茂义，男，1962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正，陈茂义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武飞，安徽皖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天丽因与被上诉人陈茂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3民初5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天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允河，被上诉人陈茂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正、杨武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天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停止对六安市滨河御景3单元902室（登记于刘之东名下，产权证号××号）房屋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茂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被查封房屋系杜天丽所有，因刘之东拒不履行离婚协议的约定而造成非因杜天丽原因导致没有过户，一审以此理由显然不能成立。（2018）皖15民终564号民事判决书明确杜天丽不承担对陈茂义的还款责任，由于登记在刘之东名下房原系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由于感情不和双方于2017年办理了离婚登记。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案涉房屋归杜天丽所有，由于刘之东一直拖延归还按揭贷款和过户，在杜天丽多次紧逼下，刘之东才付清按揭款，然而正在过户中，此房被法院查封。由于离婚后双方感情恶化，刘之东一直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此不可归责于杜天丽。二、一审程序错误，本案应当追加刘之东为第三人到庭查清案件事实。三、一审以登记原则驳回杜天丽异议不能成立。我国物权所有权包括了离婚协议约定这一项，既然双方已经离婚，且在离婚协议上约定此房的所有权归杜天丽，这一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在登记与实际产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执行，不能损害到他人的财产权。四、此房系杜天丽法律上必需保障居住的房屋，应当予以保留。自离婚后，杜天丽和儿子一直居住在此房中，杜天丽实际上在占有使用这一唯一的住房。五、（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判决及一审法院曾经审理的冯梅诉解帅案件均支持了类似本案杜天丽关于要求排除执行的观点。 陈茂义辩称，一、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房屋登记在刘之东名下，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陈茂义具有充分理由相信该房屋是刘之东合法财产并有权依照生效判决文书申请强制执行。尽管刘之东与杜天丽已经于2017年8月2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该协议中刘之东将房屋所有权全部转移给杜天丽，但是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男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将尚未归还的按揭款全部还清，并在离婚登记手续办理后十五日内将房屋过户至女方名下”，陈茂义申请查封案涉房屋的时间是2018年7月20日，远在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一年之后。在此期间，杜天丽没有要求刘之东办理过户手续，没有积极行使离婚协议赋予其的请求权，杜天丽本身具有过错，且双方虽然离婚，但是并未对外公示，陈茂义有充分理由相信该房屋仍旧归刘之东所有。二、经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的效力不足以对抗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须经登记才能生效的规定，且该份协议书的真实目的有待考证。杜天丽与刘之东的离婚协议虽经备案，但这是双方私下协商制作的产物，对陈茂义不具有约束力，自然不能对抗陈茂义申请执行案涉房屋的权利。我国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权属的约定可以直接取代房产部门的登记效力。仔细分析该份协议可以发现，该协议是极不对等的不平等条款，该协议关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处置一共有四条，归纳一下就是男方分得一辆汽车和六安市成祥公司的股权，该公司注册登记资本为50万元，所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由男方承担。而女方则分得房屋一套，市价估值为100万元以上，男方还需在离婚协议签订时一次性支付200万元给女方，女方不承担债务。对比可见，该协议涉嫌恶意串通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三、该房屋并非杜天丽的唯一保障性住房，离婚协议中对杜天丽财产分配方式及份额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离婚协议第4条中约定男方已经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支付女方200万元，该200万元足以保障女方的基本生活无虞。至于婚生子目前已经23周岁，已经成年，不再需要父母抚养，应当自食其力。对案涉房屋进行强制执行不会导致杜天丽生活陷入窘困，杜天丽以该理由排除执行，不能成立。四、本案的情况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六期刊登的（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民事案件情况大相径庭，不能够成为杜天丽据以排除陈茂义申请执行权利的参考案例。（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民事案件的离婚事实发生在1996年，而一方当事人因与他人股权纠纷导致房屋被查封的时间是2013年，时间跨度长达17年，基本上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且17年前的财产处置对17年后他人债权的实现无不利影响。但反观本案，债权形成于2014年，此时，杜天丽与刘之东尚未离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之东明知自身负担大量债务却依然在离婚协议中将大量资产转移至杜天丽名下，其目的显然是恶意串通逃避债务，该行为也极大降低陈茂义实现自身权利的可能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天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登记于刘之东名下位于六安市滨河御景3单元902室（产权证号××号）房屋的执行；2.撤销（2018）皖1503财保219号民事裁定书、（2018）皖1503执异2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解除对请求人的房屋（产权证号××号）的查封；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茂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屋即位于六安市裕安区的房屋，权属证书号3113188、产权面积142.19平方米，系杜天丽与刘之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按揭贷款购买，产权登记在刘之东名下。2017年8月2日两人协议离婚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该房屋归杜天丽所有，刘之东应该在办理离婚手续前将剩余按揭款全部还清，并在离婚登记手续办理后十五日将房屋过户至杜天丽名下。离婚登记办理后不久，刘之东还清了全部按揭贷款，但两人一直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该房屋现由杜天丽实际居住。 2017年11月23日，陈茂义以刘之东、杜天丽、安徽明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又撤回了对该公司的起诉）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合计9652479元及其利息，该案经该院一审、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月24日刘之东向陈茂义借款200万元，陈茂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刘之东转款200万元，当日，刘之东出具两份借据确认借款并承诺月利率2.5%、3%不等的利息，借款后，刘之东未还本也未支付过利息，2017年8月24日，刘之东将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其利息和明升商贸中心小区配电工程款及其利息融合在一起与陈茂义进行结算并向陈茂义出具欠条书面确认共欠到陈茂义9652479元，另查明，刘之东与杜天丽原系夫妻关系，因结婚证遗失于2012年10月23日补领结婚证，2017年8月2日，刘之东与杜天丽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生效判决确定“刘之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陈茂义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其利息，驳回陈茂义其他诉讼请求”。该案诉讼期间，该院依据陈茂义的申请，依法裁定查封了登记在刘之东名下的上述房产。 上述判决生效后，刘之东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陈茂义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2018年8月24日进入执行程序，上述查封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执行中，杜天丽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并终止对该房屋的执行。该院审查后认为案涉房屋是杜天丽与刘之东共同所有，刘之东虽在离婚时作出处分，但未经产权变更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陈茂义要求查封并申请执行该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故于2019年9月29日依法裁定驳回了杜天丽的执行异议。杜天丽不服该裁定，依法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杜天丽作为案外人应就其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杜天丽与刘之东在协议离婚时将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分割归杜天丽个人所有，属于物权变动情形，要使物权变动发生效力，杜天丽应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办理了所有权人由刘之东变更为自己的变更登记手续，但杜天丽对此未举证，杜天丽在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情况下仅依据其与刘之东的离婚协议约定，主张已经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立法精神,杜天丽在案涉房屋按揭贷款还清、具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条件时应积极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因自身原因未能办理导致案涉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刘之东名下，其自身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杜天丽与刘之东的离婚协议内容仅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没有对抗双方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第二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可知，法律规定的“必需的居住房屋”应指“保障性住房”而非“唯一住房”，案涉房屋面积、价值均较大，明显区别于法律规定的“保障性住房”，且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唯一住房不能强制执行的规定，杜天丽称案涉房屋是其唯一保障居住的房屋应予保留，无依据。综上，杜天丽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天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杜天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内容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杜天丽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从权利形成时间、内容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刘之东向陈茂义借款发生于2014年1月24日，而刘之东与杜天丽协议离婚的时间为2017年8月2日，刘之东在明知自己有大额负债的情况下，与杜天丽协议离婚并将有较大价值的案涉房产分割给杜天丽，综合离婚协议还有“婚生子现年21周岁，大学就读期间的学费、生活费由刘之东承担；刘之东在离婚协议签订时一次性给付杜天丽200万元；男方对外的所有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女方对外无债务问题”的约定，以及杜天丽在陈茂义诉其及刘之东、安徽明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二审中，与刘之东共同委托同一代理人参与诉讼，2020年春节还在刘之东老家过年等情况看，不能排除陈茂义提出的刘之东与杜天丽协议离婚系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合理怀疑。另因案涉房屋原属杜天丽与刘之东的夫妻共同财产，杜天丽享有其中的一半份额；双方婚生子已经参加工作；且根据离婚协议刘之东应在离婚协议签订时支付杜天丽200万元（即使该款如杜天丽所述未实际支付，杜天丽亦对刘之东享有200万元债权），因此，即使案涉房屋被执行，亦不至于导致杜天丽生活出现窘迫。综上分析，一审法院对杜天丽要求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因杜天丽系依据离婚协议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刘之东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不改变杜天丽负有的举证责任，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故一审法院未通知刘之东参加诉讼，不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须发回重审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杜天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魏  晶  晶 审判员 王    丽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宋贵杰（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