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8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世东，男，197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华，湖北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子懿，湖北郧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乐乡大道。法定代表人：陈启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冬云，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世东与被上诉人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世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撤销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被上诉人联盛公司返还保证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分自2015年3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基本属实，但是一审法院却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没有对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合同内容、退还保证金的时间和条件等予以说明，故意歪曲法律规定，曲解法律适用，枉法裁判，导致本案错误判决。一审法院以“已超过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胡世东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一、从被上诉人联盛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分析本案未过诉讼时效。1.2014年5月14日，谷城县人民政府与襄阳彦威水电有限公司签订《谷城县青山水利工程综合开发投资意向协议书》。2014年5月20日签订《协议书》，甲方为湖北襄阳彦威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为被上诉人联盛公司，肖成忠在乙方处签字。《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工期2014年6月18日至2017年6月18日，工期1080天。因为这个项目是肖成忠负责的，然后才转包给上诉人胡世东。如果计算诉讼时效，就是不审计工程，诉讼时效计算时间最低为2017年6月18日，即本案竣工时间，没有过3年规定，这也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2.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7月6日，联盛公司决定撤销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并于次日向农业银行递交了对该项目部的销户申请”，如果按照行政登记的公示效力，诉讼时效的时间计算起点为2016年7月8日，而上诉人胡世东起诉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没有过3年的诉讼时效。二、从上诉人胡世东提交的证据分析本案也没过诉讼时效。1.2015年3月7日，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和胡世东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协议》，协议第九条约定上诉人胡世东向被上诉人缴纳50万元质量保证金，并约定“交款当日起3个月返还90%，余10%在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此条约定十分清楚，约定了按照比例分两次退还保证金，最后一次退还时间和条件“在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一审法院枉法裁判，置法律规定和双方的约定不顾，单方面认为50万元必须一次性在2015年6月9日前退还，从而错误计算诉讼时效起算时间。2.2016年8月20日肖成忠出具《补充说明》、2017年1月25日肖成忠出具的《保证书》，均对退还保证金做了明确承诺，保证按照约定退还保证金，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委托肖成忠为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全权负责该项目的施工及管理，那么依据2014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甲方为湖北襄阳彦威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为被上诉人联盛公司，肖成忠在乙方处签字），收据、保证书、补充说明，上诉人胡世东绝对相信肖成忠是代表被上诉人联盛公司的，不管是2016年8月20日肖成忠出具《补充说明》、2017年1月26日肖成忠出具的《保证书》均没有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的行为。为维护上诉人胡世东的合法权益，现依法上诉，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联盛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是正确的。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属实和故意曲解法律适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本案的起因是2015年3月上诉人与我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的负责人肖成忠相识后，在明知肖成忠是挂靠答辩人公司名下以个人名义自主承包经营的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并于2015年3月7日与肖成忠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协议》，并加盖了该项目部的公章。而在该协议第九条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50万元质量保证金。交款当日起三个月返还90%，余10%在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2015年3月9日，上诉人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按该协议约定在2015年6月9日返回90%的保证金。协议中还约定该工程开工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那么从2015年3月27日该工程无法开工至2015年6月9日近三个月的期间，上诉人应当已知该工程无法开工，肖成忠可能存在欺骗的行为，这时上诉人已知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本案上诉人在2015年6月9日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并且也知道合同加盖有我公司项目部印章，也就是说上诉人明知义务人有肖成忠和联盛公司，可上诉人直到2019年7月5日起诉时，法院通知我公司，我公司才知道肖成忠至今未退还上诉人的保证金，并将此款挪作他用。我公司立即于2019年8月16日向松滋市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肖成忠的刑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作出认定，“在2015年6月9日，原告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原告应当及时向被告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原告于2019年7月5日向法院起诉，从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已超过三年。”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针对上诉人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6月18日总工程竣工之日或2016年7月8日撤销项目部的时间计算起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一，2014年5月20日肖成忠以联盛公司名义与襄阳彦威水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此合同因发包方一直未取得开发资格，存在欺诈行为，应属于无效合同。襄阳彦威水电有限公司自始至终都未取得开发资格，我公司也是受到肖成忠和张增全的欺骗。2015年10月李钢起诉肖成忠和联盛公司时，联盛公司襄阳分公司的负责人李波才得知肖成忠以取得不特定人的信任后骗取不特定人的保证金。联盛公司在得知肖成忠的上述不法行为后，及时撤销了肖成忠在项目部的全部职务及委托。因此，上诉人依据这份永远无法施工的工程合同中的工程竣工之日来计算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对于2015年7月6日联盛公司决定撤销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并向农业银行申请销户的日期，不属于行政登记的公示行为，最多系公司内部行政和财务管理行为。不能以此来计算明知权利受侵害的起始时间。我公司在2015年10月得知肖成忠的不法行为后，已终止肖成忠在项目部的全部职务，也不准肖成忠再以项目部的名义处理任何事务，包括当时临时租用的项目部的地点都已全部撤回。我公司也以实际行动向社会人士公示了肖成忠不再是项目部的负责人。2015年10月27日，我公司在工商部门注销了襄阳分公司的登记，因该彦威项目部直接由襄阳分公司负责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至迟在2015年10月也应当知道肖成忠有欺骗的行为，而此时上诉人却未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三、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上分析本案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首先，就肖成忠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第六条来看，工程开工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在应当退还第一笔保证金的时间2015年6月9日来看，此工程无法开工。在正常情况下，上诉人应当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未开工的原因及应对的方法，而不是无期限地以“余10%以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来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这个工程本身就永远不可能施工，如何能完成50%的工程量，若这个世纪都不能开工，那本案的时效还要一直延续。因此，上诉人的此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另外，上诉人提供的肖成忠2016年8月20日出具的《补充说明》和2017年1月26日肖成忠出具的保证书中也可以看出，上诉人早就知道50万元保证金被肖成忠和张增全私自使用，并占为己有，所以在2016年8月20日的《补充说明中》，由肖成忠以个人名义进行了承诺，在2017年1月26日的保证书中，还专门将张增全作为担保人，从这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上诉人从2015年6月9日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就明知保证金系肖成忠个人使用了，也明知此工程系肖成忠个人行为，其与我公司只是挂靠关系。所以这么多年，上诉人从未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在时隔多年后，上诉人为了将肖成忠的不法行为转嫁到我公司，这时才想到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我公司认为上诉人未在诉讼时效有效期内向我公司主张权利，我公司不应承担肖成忠应承担的付款义务，上诉人应向肖成忠主张退还保证金。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胡世东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自2015年3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2万元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4日，谷城县人民政府与襄阳彦威水电有限公司签订《谷城县青山水利工程综合开发投资意向协议书》，约定签订协议10日内须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到谷城县人民政府指定账户，双方才签订正式协议。2014年5月20日，联盛公司给肖成忠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肖成忠为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全权负责该项目的施工及管理，本授权委托书自该工程开工至该工程竣工（2013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我均予以承认。”2015年3月7日原告胡世东和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原告胡世东向被告缴纳50万元保证金，并约定交款当日起3个月返还90%，余10%在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2015年3月9日原告胡世东通过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财源支行给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并无工程交付原告施工，原告向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肖成忠要求返还保证金，2017年1月26日肖成忠出具承诺，表示在2017年2月28日前退还50万元和利息30万元，逾期支付违约金，但肖成忠并未兑现。2019年7月5日，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查明，2016年7月6日，联盛公司决定撤销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并于次日向农业银行递交了对该项目部的销户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基于对被告联盛公司的信任，才与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协议》，项目部没有工程让原告施工，应该给原告返还保证金，项目部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本可以由被告联盛公司承担责任。但2015年3月7日原告与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第9条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50万元保证金，交款当日起3个月返还90%，余10%在工程量完成50%时全部退还。”2015年3月9日，原告给项目部交纳50万元保证金，在2015年6月9日起，原告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可以向被告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原告应当及时向被告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原告于2019年7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从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已超过三年。被告认为原告于2019年7月5日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世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原告胡世东承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联盛公司依法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2013年5月31日被上诉人与肖成忠签订的《项目经理责任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与肖成忠系挂靠关系，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对外经济纠纷全部由肖成忠个人承担，与被上诉人无关。肖成忠收取上诉人胡世东的保证金是由肖成忠个人使用，应由肖成忠个人予以退还。证据二，银行转账明细两份。拟证明肖成忠收取上诉人的保证金系个人使用，应由肖成忠个人予以退还。证据三，襄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已得知肖成忠有骗取社会不特定人保证金的行为，联盛公司及时撤销了肖成忠在项目部的全部职务及委托。同时撤销了联盛公司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上诉人向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收取保证金系肖成忠个人行为，应由肖成忠个人承担。上诉人胡世东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证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只是对项目经理的内部约定，不能够认定二者之间的挂靠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没办法核实，这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一致，上诉人将50万保证金直接支付给了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没有支付给肖成忠本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肖成忠个人明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调解书与本案系同一法律关系，也是基于同一事实。这份调解书反而证明了肖成忠与联盛公司对50万元保证金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被上诉人联盛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本院评析如下：证据一系联盛公司与肖成忠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胡世东是依据与联盛公司签订的合同将50万元保证金转入联盛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银行账号内，之后肖成忠个人是否使用该资金、如何使用该资金，不影响胡世东就该笔保证金的返还向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三，该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并未确认联盛公司及时撤销了肖成忠在项目部的全部职务及委托等事实，不能达到被上诉人联盛公司的证明目的，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查明，胡世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保证书》系复印件，且联盛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根据该证据认定“2017年1月26日肖成忠出具承诺，表示在2017年2月28日前退还50万元和利息30万元，逾期支付违约金，但肖成忠并未兑现”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世东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由于胡世东个人并无工程施工资质，因此湖北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就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与胡世东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系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关于本案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虽然《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为无效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胡世东如完成了《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的工程的施工且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胡世东对《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的合同利益有合理预期。《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开工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乙方（胡世东）向甲方（湖北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交纳五十万元保证金，交款当日起3个月返还90%。胡世东依约于2015年3月9日将50万元保证金转入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银行账号。但一直至2015年6月9日，工程仍未开工，且湖北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谷城彦威水电附属工程项目部亦未依约向胡世东返还保证金的90%，此时胡世东应当能预见到合同无法履行，其对合同的预期利益无法实现的后果。一审认定2015年6月9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并无不当。胡世东认为，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8月20日肖成忠出具的《补充说明》、2017年1月26日肖成忠出具的《保证书》均对退还保证金做了明确承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胡世东提交的《保证书》系复印件，且联盛公司不予认可，无法确定该《保证书》的真实性；其次，《补充说明》、《保证书》均是肖成忠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并未加盖项目部公章，应视为肖成忠个人行为，不对联盛公司发生效力。胡世东未积极向联盛公司主张权利以维护自身权益，直到2019年7月5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驳回胡世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胡世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上诉人胡世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琼审判员  杨 权审判员  杨 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