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瑾，女，汉族，1994年7月18日出生，灵石县村民，现住。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鲲、杜遵廷，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晓强，男，汉族，1989年12月15日出生，山西省灵石县人，现住灵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骏，男，山西辉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鹏，女，汉族，1977年8月8日生，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人，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贵福，男）汉族，1984年10月3日出生，居住太原。上诉人王瑾因与被上诉人冯晓强、原审被告高鹏、王贵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9民初第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瑾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9民初第4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系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高鹏系公司经理。2018年6月份，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高鹏（即原审被告）安排上诉人销售周杰伦太原演唱会门票，同时给上诉人定了2018元、780元、1680元、980元、380元不等门票价位，要求上诉人按价位销售门票。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高鹏的助理，自然全部听从高鹏的安排、指使。为此，上诉人以单位的名义,数次销售给被上诉人价值53383元门票。上诉人收到全部门票预售款后，第一时间将款项全部转给本案另一被告王贵福，再由王贵福转交给高鹏。在上诉人听从安排售出价值53383元门票并且将该款项全部上交后，由于单位的原因（或者经理高鹏原因)，导致一直未能给付被上诉人相应的门票，为此被上诉人也曾多次与上诉人沟通，上诉人便多次找本案被告高鹏、王贵福沟通，因为上诉人只是听从高鹏安排、指使，收取的门票费用也全部上交，上诉人手中既无法掌握相应的门票，也无别人预交的门票费用，对于是否能按时交付他人门票或者退还门票费用更无任何权利。所以从头到尾上诉人的售票行为均系职务行为，收取的票款也全部交付单位，此为本案基本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立委托购票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而在整个售票过程当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多次沟通，上诉人作为公司职工，替公司售票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事情。应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组织为当事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理应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新判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以切实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上诉人冯晓强辩称，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上诉请求主要是其主张其与星鹏公司是履行职务行为。本案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2、根据一审认定事实和证据可以确定双方委托合同确立，并且购票款通过微信支付到上诉人处。3、上诉人陈述的星鹏商贸公司，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该公司承揽该次售票活动，也就不能证实其履行职务行为论据。4、根据一审提交关于星鹏公司资料显示，该公司没有接受委托代收门票相关业务，其不具备门票出售资质的主体资格。也说明上诉人不能代其履行职务行为。原审被告王贵福陈述，该收款是按照公司老板高鹏的指示，欠款已经转交高鹏，王瑾售票本身与其没有关系。原审被告高鹏未做答辩。冯晓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演唱会门票款共计53383元，并承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即从2018年9月3日起至付清款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王瑾原系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被告高鹏系公司经理，被告王贵福系该公司员工。2018年6月17日，被告王瑾通过微信聊天告知原告2018年周杰伦太原演唱会预售票广告信息，同时告知其老总系演唱会主办方可以弄票。并在原告组建的微信群进行了发布。之后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分次向被告王瑾转账支付购票款。后因种种原因被告方未按购票约定给付原告门票。现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购票款53383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庭审中被告王瑾对拖欠原告购票款53383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提出本人系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高鹏的助理，原告发布购票信息和收取购票款系履行公司业务，且收取原告购票款已通过微信转账经由公司员工王贵福给付高鹏。认为应当由被告王贵福和被告高鹏履行还款义务此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及举证情况，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和一审法院2018年12月7日庭审笔录载明内容证实拖欠原告购票款53383元事实，被告王瑾对拖欠原告购票款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返还购票款承担义务责任主体提出不同主张，经审查，原告和被告王瑾系通过微信所确立委托购票合同关系，被告王瑾系委托购票合同主体，根据《合同法》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被告王瑾虽以拖欠原告购票款债务转移给被告高鹏和被告王贵福为由提出抗辩，但原告对此并不认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向被告王瑾主张债务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举证情况，被告王瑾提供与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及视频光盘能证实其发布和进行购票系经山西星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高鹏授权并将购票款转账给付公司员工王贵福的事实，被告高鹏和被告王贵福未到庭诉讼，放弃举证、质证机会，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被告高鹏和被告王贵福作为授权和履行收款主体，对原告主张购票款负有返还的义务。三被告承担付款责任的方式为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利息请求部分，因未提供关于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原告该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瑾、高鹏、王贵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冯晓强购票款53383元，三被告对上述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冯晓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5元，减半收取567.5元，由被告王瑾负担190元，被告高鹏和被告王贵福各负担188.7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执行时由被告按判决数额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王瑾提交1、山西星鹏商务服务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党小勇与高鹏的电话录音。证明党小勇同意也被授权销售门票；3、2018.9.3日高鹏和王贵福的录音，证明高鹏是公司股东、法人，上诉人是公司员工，高鹏让星鹏公司财务退还购票款，该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冯晓强质证认为1、这些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根据新的证据证据规定，我们希望上诉人解释为什么一审没有提交。2、所有证据均是复印件和打印照片，没有原始证据资料，无法核实证据连续性。证据无原始载体。3、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职务行为的目的是达不到的。星鹏公司没有经营门票的业务，本身公司就没有业务何来的职务行为。4、上诉人提交的2018.6.17日上诉人与被1的聊天记录，里面说“我老总是承办方，我能弄到票”，可以证明是其个人行为。被上诉人王贵福提交了与高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是公司行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冯晓强委托王瑾购票,双方已经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依法履行各自义务。上诉人辩称购票系职务行为，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广告发布及转款凭证来看，上诉人代理购票行为是在网络中进行的，在双方交易前，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明确披露公司情况和授权背景，仅模糊陈述“我老板是主办方”“我主要是总经理助理”等，发布的售票代理广告中亦并未显示以公司名义在出售门票，被上诉人作为购票方无法通过上诉人的言辞准确获知交易是与上诉人背后的公司之间发生的，上诉人认为其属于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王贵福虽然对自身承担责任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再上诉期内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5元，由上诉人王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媛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韩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