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涛，男，198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凯，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男，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丽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通,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文涛因与被上诉人黄伟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6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文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凯，被上诉人黄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丽峰、刘晓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文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无义务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a.本案的案由为信托纠纷,应适用《信托法》,《信托法》无任何一条规定在受托人在无偿信托的情况下,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存在赔偿的义务。b.委托书上也并未约定任何情况下需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情形。2.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了300万元,其不存在以上诉人身份代替其出资的理由。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总计1600万元,其中张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公司认购800万元,被上诉人认购300万元,上诉人代职工跟投和企业跟投认购300万元,剩余200万元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被上诉人已经以自己名义认购,故其持有的份额根本无需以上诉人的身份代为持有。其他员工是因其并非适格投资人(最少投资100万元)而让上诉人代持。3.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并非其所有,而是职务行为,既被上诉人以总经理身份代表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的90万元，代表崔云凤认购的30万元。被上诉人涉嫌挪用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款项,已经在尖草坪区经侦队立案,涉案挪用基金,故请人民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4.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签订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3点左右,涉嫌欺诈不应作为证据使用。2019年5月19日,被上诉人微信留言说有事需要上诉人帮忙,第二天被上诉人约上诉人于桃园南路文源巷口881音乐餐吧见面,见面后先是直接把上诉人当年交给企业使用的上述银行卡和口令牌还给了上诉人,随后以需要完善一些企业项目相关手续为由,要求上诉人在上述两份委托书上签字。上诉人以为仅仅是帮忙老领导完善一下企业项目相关手续就完了,没想到事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亲自给经办人张晶下达200万份基金份额的赎回指令,且赎回款确认后再将该笔款项由本人亲自转账至被上诉人指定的一位名叫李利的银行账户内。上诉人为了防止被他人利用,通过天眼查了一下该企业目前的合伙人股权结构,发现被上诉人此时已不再是该企业的合伙人,工商注册显示被上诉人早以从该企业退伙。被上诉人这种以欺诈的手段获取的所谓证据,完全违背了本人当时在上述两份委托书上签字的意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黄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了认购、赎回基金委托书，2018年的7月10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赎回200万份基金，但被拒绝。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截止2019年7月26日的200万份基金价值返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应履行赎回的义务。2.被上诉人以本人名义认购基金，同时委托上诉人以其名义认购，均是对本人财产的处分。3.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向上诉人转账220万元款项的事实。既使是代他人投资，也不影响要求上诉人赎回的义务。且本案在尖草坪两次报案均不予立案。4.被上诉人主张2019年7月26日的基金价值系实际签署赎回委托书之后的基金份额价值，实际签署的时间并不影响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赎回200万份基金份额的事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黄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并判令被告不再履行委托书委托事项；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按照2019年7月26日“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考市值，返还原告1042476.1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5日，委托人黄伟与受托人孙文涛签订了《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约定，黄伟委托孙文涛办理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发行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的相关手续，孙文涛是合法的代理人，被告代原告认购“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份数220万份，认购金额为220万元人民币。委托权限为，受托人孙文涛以本人的名义申购、赎回委托人指定的产品，以及将赎回款项汇至委托人指定的账户。关于上述基金份额的赎回，本人将另行择时以书面委托书的形式委托孙文涛办理。2015年4月7日，原告分三笔将认购款220万元转至孙文涛的个人银行账户。2018年7月10日，委托人黄伟与受托人孙文涛签订了《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赎回份数为20万份，赎回金额为111600元。受托人依约办理了份额赎回。同日，委托人黄伟与受托人孙文涛签订了《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赎回份额为200万份，金额以当日200万份份额实际赎回金额为准。受托人孙文涛未办理相应的赎回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本案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书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2018年7月10日，委托人黄伟与受托人孙文涛签订了《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赎回份额为200万份，受托人未依约履行赎回义务，构成违约。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账单显示，截止2019年7月26日，被告孙文涛代持的200万份基金的参考市值为1042476.18元，故原告要求参考被告怠于履行“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赎回义务时的市值履行返还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委托人黄伟与受托人孙文涛签订了《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约定，委托权限为，受托人孙文涛以本人的名义申购、赎回委托人指定的产品，以及将赎回款项汇至委托人指定的账户。关于上述基金份额的赎回，本人将另行择时以书面委托书的形式委托孙文涛办理。截止起诉受托人孙文涛已经申购完基金并与委托人另行签订了书面赎回委托书，故《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已经履行完毕。故原告要求解除《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及不再履行委托书委托事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文涛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伟1042476.18元（2019年7月26日，200万份“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参考市值）；二、驳回原告黄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赎回委托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的，应当全面履行。被上诉人将款项汇至上诉人银行账户上，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持有“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0万份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赎回委托书后，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书的约定履行赎回的义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涉嫌挪用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款项，没有证据佐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转款于上诉人，是职务行为，是代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的基金份额，但证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文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91元，由上诉人孙文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国虎审判员 刘 涛审判员 武 涛 二O二O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陶一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