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云2626民申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宋海超，男，1989年4月5日生，住云南省丘北县。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美琴，女，1964年10月1日生，户籍地浙江省仙居县，现住云南省丘北县。 再审申请人宋海超因与被申请人杨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云2626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宋海超提出再审申请称，请求撤销（2019）云2626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共计借款40万元给申请人的依据是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及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但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的适用原则。1.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及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所审理的是合同撤销权纠纷，不是借款合同纠纷，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前一案件不能认定与其性质不相雷同的后一案件的法律事实。况且在审理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时，对方当事人并没有列举借款金额的证据加以证明，法院也没有审查借款具体金额的事实，因此前案判决认定的借款事实没有经过当事人完整的举证质证过程，依照证据适用规则，不能认定该借款金额的事实，否则便成为二个案件合并审理和认定。何况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书第14页已经明确40万元的借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2.依法律适用原则，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另案判决的依据，但有证据证明已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除外。结合本案事实而言，申请再审人已列举20万元不属于借款，而是公司购车的款项，由此证明前案判决认定事实的错误之处。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48号民事判决抛开本案证据，完全依照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判决依据有悖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平。1.被申请人主张的借款事实为《入股合作协议》的条款，但该协议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被申请人入股的500万元股金到公司账户之日起生效；二是借款50万元的本息还款时间是公司分利时扣支。但事实上协议约定的附条件未成就，被申请人在附条件未成就之时主张债权不符合法律条件。2.对于2018年9月20日被申请人直接从个人账户转款至申请人的20万元并不否认，但2018年10月12日转款到申请人账户的20万元是公司的钱，并非是被申请人的钱。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已经明确的事实，是“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12日从隆成公司账户转出20万元到被申请人账户（转款用途为备用金）”，同日又从其个人账户将此20万元转到被申请人账户（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摘要栏注明为“代付款”），隆成公司前后数日转到被申请人账户均用于支付公司租金、购置办公设备，其中转给申请人的目的是要申请人携款为公司选购车辆，申请人身为隆成公司办公室主任，在收款后便依被申请人（公司董事长）的指示，于2018年10月15日持卡到杭州旧机动车市场购买奔驰车一辆，价格17.5万元，并登记落户于隆成公司及委托物流公司将车牌寄给隆成公司总经理，申请人回到隆成公司后就往返过路费及车辆更换的材料费进行了结算，该车辆一直是隆成公司使用及缴付车辆保险。 时至2019年1月，被申请人提起诉讼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法院判决隆成公司返还被申请人股权转让款。判决生效后，隆成公司与被申请人协商将该车辆抵付给被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从公司转付给申请人的20万元并非是被申请人的个人资金，更不是被申请人的个人借款，如果是借给申请人的，那么，申请人就不可能为隆成公司购买车辆，并落户于隆成公司名下，并且被申请人与隆成公司协商将该车辆抵还其股权转让金的事实充分说明被申请人就购置车辆的权属是明确的，如果按照判决认定的事实，车辆所有权归属于隆成公司，购车的价款由申请人来承担，这显然极不公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再审，并作出公正判决。 被申请人杨美琴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宋海超向杨美琴打了欠条借款50万元，实际上杨美琴分两次向其支付了共计40万元，每一笔转账都是有记录且有备注的。至于宋海超提到的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书第14页，那段话的内容为：“关于杨美琴转入的245万元应由谁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宋海超、隆成公司和杨美琴三方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的《入股合作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案涉股权转让金直接打入隆成公司账户，故应由宋海超和隆成公司一起承担返还责任。协议中约定借给宋海超50万元钱，但杨美琴实际打款40万元，其中有20万元是从股权转让款中支出的，应予以扣减，即杨美琴实际支出的股权转让金为225万元，故宋海超和隆成公司应返还的股权转让金为225万元。对于40万元借款因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杨美琴可另行合法途径解决。”本案的诉讼也就是上一次的判决书中的这句话所说的“另行合法途径”。宋海超又称向杨美琴借钱20万是买车用的，但在开庭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因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结果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坚决反对再审，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申请人宋海超申请再审时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欲证明被申请人是隆成公司董事长，朱建章是公司总经理，申请人是公司办公室主任。第二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购车转让协议、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行车证、车主自编自选机动车号牌邮政特快递业务委托书等证据，欲证明1.隆成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转款20万元到被申请人个人账户，转款用途为公司“备用金”，被申请人于当日转入申请人农行卡账户20万元，转款摘要栏为申请再审人“代付款”，从而证明被申请人转款到申请人账户的资金是隆成公司的资金，是隆成公司准备购车的备用金，而不是被申请人的个人资金，更不是被申请人的个人借款；2.隆成公司与杭州昌平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签订《购车转让协议》后，支付该车辆的价款是从申请人收取20万元的农行卡账户支付的资金，该车辆的所有权属于隆成公司，由此证明被申请人划转到申请人农行账户的20万元是为隆成公司购置车辆的备用金。 被申请人杨美琴在再审审查期间未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查明： 2019年1月21日，杨美琴向本院起诉宋海超、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云2626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撤销杨美琴与宋海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由宋海超、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返还杨美琴股权转让金2,25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杨美琴其他诉讼请求。宋海超和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宋海超、隆成公司和杨美琴三方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的《入股合作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案涉股权转让金直接打入隆成公司账户，故应由宋海超和隆成公司一起承担返还责任。协议中约定借给宋海超50万元钱，但杨美琴实际打款40万元，其中有20万元是从股权转让款中支出的，应予以扣减，即杨美琴实际支出的股权转让金为225万元，故宋海超和隆成公司应返还的股权转让金为225万元。对于40万元借款因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杨美琴可另行合法途径解决。 2019年10月15日，杨美琴又将宋海超作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于同年11月18日作出（2019）云2626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由被告宋海超偿还原告杨美琴借款本金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7.2万元，本息共计人民币47.2万元，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本院审查认为，本院作出的（2019）云2626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在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上，查明杨美琴分两次向宋海超借款共计40万元，最终判决宋海超偿还杨美琴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47.2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 首先，宋海超与杨美琴之间形成了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30日，原告杨美琴与被告宋海超协商约定由原告杨美琴借款给被告宋海超人民币50万元作为偿还公司前期债务，月息为1.5%。2018年9月20日，原告杨美琴从个人账户转账人民币20万元至被告宋海超个人账户内，于2018年10月12日原告杨美琴又从个人账户转账人民币20万元至被告宋海超个人账户内，两次共计人民币40万元。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入股合作协议》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以及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书为证据。其中，《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入股合作协议》商定：“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现将公司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以人民币五百万转让给新股东杨美琴所有，该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经营不得它用。另外人民币五十万借给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宋海超（身份证号5326261989××××××××）作为偿还公司前期债务，该五十万由宋海超按月利率1.5%利息付给杨美琴个人，至公司第一次分利时从宋海超的利益中扣除至结束（连本带利扣除）”。该协议以书面形式确定了杨美琴与宋海超之间达成了自然人之间借款的合意；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能够证明杨美琴于2018年9月20日、2018年10月12日分别向被告转账20万元，共计40万元；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719号民事判决书属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人也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另案（即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判决的依据，能够证明二审法院在审理原告杨美琴与被告宋海超、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中，明确认定40万元属于原告杨美琴出借给被告宋海超个人的借款，并已告知权利人可以另案起诉。该三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并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宋海超个人向杨美琴借款40万元的事实。而对于宋海超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该两份证据都不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其中部分证据在原审时已向法庭提交，庭审时已组织当事人质证并经认证后不予采信，不能推翻宋海超个人向杨美琴借款的基本事实。故申请人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杨美琴起诉宋海超、云南隆成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二者之间有关联，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也正是以前一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的两审终审生效裁判结果作为依据而作出的判决。申请人宋海超称，被申请人主张的借款事实为《入股合作协议》的条款，但该协议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被申请人入股的500万元股金到公司账户之日起生效；二是借款50万元的本息还款时间是公司分利时扣支。但事实上协议约定的附条件未成就，被申请人在附条件未成就之时主张债权不符合法律条件。对此，两级法院在审理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中均已认定宋海超在与杨美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隐瞒欺诈行为，造成了杨美琴以为隆成公司仅有其和宋海超两个股东的重大误解，违背了杨美琴仅想与宋海超一人合作的真实意思，且该协议显失公平，故对杨美琴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此，宋海超所谓的“两个附加条件”因为《入股合作协议》已被撤销而自始无效；并且，“借款50万元的本息还款时间是公司分利时扣支”这一约定是关于还款时间的约定，并不是还本付息的附加条件。原《入股合作协议》关于借款的约定已经明确了是杨美琴和宋海超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由宋海超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与公司无关。虽然杨美琴尚交付全部借款50万元，但在《入股合作协议》已被撤销的情况下，已经交付的40万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仍应依照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偿还。 最后，前后两个关联案件对杨美琴与宋海超之间的借款资金来源认定和判决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正确。申请人宋海超对杨美琴于2018年9月20日从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至宋海超个人账户这一借款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2018年10月12日转款到自己账户的20万元是公司的钱，并非是被申请人的钱。对此，两级法院在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中均已查明，2018年10月12日从隆成公司账户转出20万元到杨美琴个人账户，同日又从其个人账户将该20万元转到宋海超个人账户，用于杨美琴个人对宋海超的借款。这是对借款资金来源的认定，不能否定该20万元借款已向宋海超交付的事实。在查明该笔20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系隆成公司备用金的事实基础上，前一合同撤销权纠纷案件认定杨美琴实际支出的股权转让金为225万元，在判决宋海超和隆成公司向杨美琴返还股权转让金245万元时已作相应扣减，即还应返还225万元；后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判决宋海超偿还杨美琴借款本金4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均未超出宋海超以及隆成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宋海超又称其收到杨美琴转账的该20万元是用于为公司购置车辆，但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该20万元是支出购车款；并且，购买车辆是其作为隆成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应由隆成公司而不是杨美琴来承担法律后果，如果其在购车过程中个人有垫资或者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应向隆成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宋海超申请对本案再审改判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宋海超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饶海泉 审判员  阮永美 审判员  普红卫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