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0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勇之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苏州中路511号2幢。法定代表人：刘永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根，江苏智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磊，男，198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允杰，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永帅，男，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睢县。上诉人勇之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之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磊及原审被告刘永帅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6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勇之益公司上诉请求：查明事实，依法裁判。事实和理由：付磊一审提供了其与勇之益公司会计、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即便证明运输费未结清的事实，但双方未最终结算，具体金额未予确认。一审认定勇之益公司应支付767054元依据不足。付磊辩称，勇之益公司会计和法定代表人履职行为的后果应由勇之益公司承担。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其为勇之益公司多个工地运送土方，双方对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没有异议。付磊与勇之益公司会计和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运费结算惯例相对简单，不需签字确认。从勇之益公司提供的恒大工地工程运输车记录明细来看，并没有各方签字确认。双方之间就运输费已经有最终结算，2019年9月28日下午，在恒大项目部会议室，由参与人李发展、刘永帅、付磊、刘永帅老乡等参与的对账视频录音录像；恒大工地工程运输车记录明细、聊天记录及七家私人车主的结算情况，可以证明付磊给勇之益公司送土方总价款为1437534元，勇之益公司已支付670480元，仍欠运输费767054元。勇之益公司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其会计电脑里存有付磊运输量及相关费用的记录，法院要求其提交却至今未提交；同时，在法院问及勇之益公司财务账册事宜时，也至今未提交、未提供，又称未装订，且多数材料已丢失等，勇之益公司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刘永帅未作陈述。付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勇之益公司、刘永帅共同支付付磊车辆运输费76705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磊和刘永帅协商土方运输事宜，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付磊为勇之益公司多个工地运送土方。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合同主体问题，该院注意到：1.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付磊虽系与永帅商议运输事宜，且部分款项亦由刘永帅个人支付，但刘永帅同时又是勇之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存在代表公司付款的可能性；2.付磊表示运输费是和会计盛小红进行统计结算，双方亦均确认该会计是勇之益公司的会计；3.付磊确认其开具的发票抬头系勇之益公司。综上，付磊主张刘永帅系涉案运输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的依据不足，该院采信被告方主张，认定付磊主张的运输合同的相对方系勇之益公司。关于双方之间尚结欠的运输费金额。付磊向法庭提交了和“勇之益会计”（双方确认为盛小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在付磊询问“打扰你了，一切都核算好了，和刘总也说好了，下午在弄个清单出来，方便吗？”之后，盛小红于2019年9月20日上午11时02分发送消息：“其实都核算好了，数字出来就好了，等刘总给钱就好”、“清单很快的，我做完发给你就行”。此后，双方就款项事宜仍有过沟通，盛小红还发过“他刚才打电话给我的，说要确认一下”、“我是觉得数字都已经确认好了，就只是差付钱而已”的信息，付磊也表示“我也是这样认为，让他签字而已，他非要找你”；上述聊天记录中虽未体现具体的金额，但可以看出：1.付磊有和会计盛小红确认款项并发送清单的习惯，刘永帅亦是和会计盛小红确认的款项；2.双方之间曾就款项金额有过核算，且被告方实际还有款项尚未支付。付磊同时还提供了2019年9月28日双方对账的视频，视频中有付磊、刘永帅以及案外人李发展、刘永帅老乡、王陆军、恒大王曙光经理等多人在场，地点是恒大项目部会议室，该视频中，付磊问：八十多万的数字是从哪儿来的？刘永帅回答：“1-3是不是72万？”，付磊回答“是的”，刘永帅又说：“其余几个工地是不是就剩十几万”；李发展问“你们两个账上是不是没有异议？”，刘永帅表示“没有异议”，付磊也表示“账上八十多万没有异议”，接着刘永帅老乡表示“账已经理清了，就是到账不到账的问题了”。付磊另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恒大工地工程运输车记录明细（以下简称明细总表），该份明细总表记录了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付磊的运输记录和费用情况，其中就运输费、加油费用、罚款费用、已付款费用等结算后的合计金额为885916元。付磊表示，运输的票据一式三联，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每天由勇之益公司工地员工在工地门口签字确认，签好后于每天下班时由勇之益公司收走第一联，第二联交给付磊，第三联是运输人员自己留存。到每月统计的时候，付磊拿着第二联给勇之益公司的会计，会计核对后给付磊开明细表格，该份明细总表就是会计盛小红给付磊的；为证该份表格的真实性，付磊又向法庭提交了会计盛小红提供给付磊的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每月的恒大工地工程运输车记录明细和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工地加油对账单，上述记录明细和对账单虽无被告方的签字，但和明细总表中的数字相互吻合。该院同时注意到：该份明细总表中的工地1-3的合计运输费金额为728940元，正好对应刘永帅在视频中说的“1-3是不是72万？”，而结算金额885916元和双方在视频中表示无异议的“八十多万元”亦能够相互吻合，明细总表下方的已支付款项金额和被告方主张的付款明细亦是一致。另外，庭审中勇之益公司陈述其在会计电脑中存有付磊运输量及相关费用的记录，但在该院要求其提交后，迟迟未向该院提交；在该院问及勇之益公司相关财务账册事宜时，勇之益公司开始称有财务账册，后又称相关材料未予装订成册，且多数材料已丢失。综合以上分析，该院更倾向于采信付磊的陈述，认为付磊提供的明细总表中所列内容为真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结合双方在2019年9月28日视频中的对账情况，认定勇之益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尚欠付磊885916元。2019年9月28日之后，双方均确认仅在2019年9月30日支付了118862元。故勇之益公司尚欠付磊运输费767054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合同主体，该院在关联事实调查的基础上已认定订立运输合同的双方分别是付磊和勇之益公司。因此，合同订立和履行所生法律责任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承担；付磊同时要求刘永帅共同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该院在前文部分已认定勇之益公司尚欠付磊运输费767054元，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付磊起诉要求勇之益公司支付运输费767054元，并无不当，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勇之益公司向付磊主张的涉案工地上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一事，因与本案所涉运输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该院不予理涉。综上，判决：一、被告勇之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付磊运输费767054元；二、驳回原告付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70元，减半收取计5735元，由被告勇之益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运输费的结欠金额。付磊为勇之益公司工地运送土方。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付磊一审举证了其与勇之益公司会计盛小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有确认款项并发送清单的交易习惯，且勇之益公司实际有款项尚未支付。付磊还举证了2019年9月28日双方对账的视频，在该视频中双方确认了欠账是80多万。付磊举证的明细总表记录了其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运输记录和费用情况，与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恒大工地工程运输车月记录明细、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工地加油对账单的数字相互吻合，且证明了刘永帅视频中问询的1-3项总金额在明细总表中有记录。付磊一审举证足以证明勇之益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尚欠付磊885916元。勇之益公司虽不认可该金额，但其在有举证条件的情况下未能提供相应反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仅在2019年9月30日支付了118862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勇之益公司尚欠付磊运输费767054元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勇之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0元，由勇之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晓蕾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沈 伟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