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民终4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王理政，男，汉族，1953年7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萍，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琛，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邹信勇，男，195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贵州顺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3号国艺大厦10层1-4号。 原审第三人：唐世银，男，汉族，1955年3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县。 上诉人王理政因与被上诉人邹信勇、原审第三人贵阳顺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兴公司）、唐世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王理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琛、被上诉人邹信勇到庭参加了诉讼。顺兴公司、唐世银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理政二审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王理政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信勇承担。 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王理政汇入顺兴公司的300万元系委托顺兴公司进行监管并委托其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唐世银的股权转让款，王理政没有转移所有权给顺兴公司的意思表示，该款在支付给唐世银前，所有权仍然属于王理政。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可证明王理政作为受让方、唐世银作为转让方、顺兴公司作为资金监管方。协议约定，唐世银将其个人独资的贵州银润鑫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王理政，为了保证双方的交易安全，合同约定顺兴公司作为资金监管方，王理政将全部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支付至顺兴公司账户委托顺兴公司监管，唐世银即配合将目标公司股权变更至王理政名下，变更完成后，顺兴公司再将监管的300万元转付给唐世银。上述事实除了有《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印证，同时唐世银、顺兴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出庭对上述事实予以证明。二、一审认定：“王理政自述其与顺兴公司尚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及“原告王理政主张其与唐世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邹信勇诉顺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顺兴公司承担331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的二审裁判文书已经生效”系对王理政所陈述事实的断章取义。一审庭审中，王理政陈述曾与顺兴公司有过经济往来，而非陈述尚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上述两种表述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进行时，直接影响对王理政支付至顺兴公司30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事实是在支付300万期间，王理政与顺兴公司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王理政主张其在与唐世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邹信勇诉顺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顺兴公司承担331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的二审裁判文书已经生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王理政所主张。关于该案，王理政并非案件当事人，其并不清楚案件相关信息，只知道邹信勇与顺兴公司之间存在诉讼而已。一个公司存在诉讼也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在庭后王理政也通过顺兴公司知晓邹信勇在该案中查封了顺兴公司超过8000万元的房产，而该案判决金额仅为3300万元，加上利息也不超过5000万元，故合同约定顺兴公司作为监管人具有合理性。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300万元款项没有特定化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王理政在与唐世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期间没有业务及经济往来。2019年5月6日，王理政将300万元款项汇入顺兴公司交由其监管，次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顺兴公司名下账号为52×××20的账户。从款项汇入之日至今，该账户未发生过任何资金变动，客观上因为账户被冻结，也无法动用。同时，王理政与顺兴公司均没有转移和接受该300万元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王理政认为该300万元没有与顺兴公司的其他货币资金混同，即进行非债清偿的货币未与顺兴公司的其他财产混同且能够区分，已经特定化，能够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 邹信勇二审辩称：王理政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顺兴公司、唐世银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王理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王理政汇入顺兴公司名下账号52×××20账户的银行存款人民币300万元系王理政所有；2.中止执行第一项诉请的300万元，即：请求法院依法返还已被法院扣划的300万元给王理政；3.诉讼费用由邹信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信勇诉顺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黔01民初814号民事判决，邹信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黔民终918号民事判决，判令顺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邹信勇331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等。该判决生效后，邹信勇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黔01执612号。该执行案立案后，一审法院向被执行人顺兴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并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冻结了顺兴公司的银行账户。2019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以（2019）黔01执612号之十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扣划了顺兴公司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贵阳京瑞支行银行账户（账户：52×××20）3115644.63元存款至该院执行款专户。 2019年5月6日，王理政向顺兴公司前述建设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本案中，王理政主张该款系其与唐世银、顺兴公司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共同指定由顺兴公司监管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即2019年5月22日扣划的款项包含了前述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案涉300万元不应作为执行案款予以扣划，遂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9）黔01执异40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王理政的异议。王理政在2019年6月21日签收该裁定书后，于同年7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提出诉请如前。 另，据天眼查显示，银润鑫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8日，注册资本200万元，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2018年7月23日核准变更投资人，股权构成由唐世银80%，尹爱萍20%变更为唐世银100%。王理政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转让方）唐世银、乙方（受让方）王理政、丙方（资金监管方）顺兴公司，王理政受让该公司股权，溢价100万元。 一审中，王理政陈述其与顺兴公司之间具有其他经济往来，唐世银也陈述其与顺兴公司有很多合作项目，王理政和唐世银系基于对顺兴公司的信任故共同约定由顺兴公司监管案涉300万元资金。顺兴公司陈述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王理政和唐世银知晓顺兴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正在诉讼中，但是两人不知道案件具体进展情况，顺兴公司也没有向两人披露过其涉诉及负债情况，本案涉及的银行账户当时也没有被查封，顺兴公司认为自己的资产足以覆盖相关案件执行标的便同意担任资金监管方。 王理政坚持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指定由顺兴公司作为资金监管人具有合理性，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王理政未就此主张提交相应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执行人同意案外人异议主张的，并不能免除案外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王理政主张一审法院扣划的被执行人顺兴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中有300万元系其与唐世银共同指定顺兴公司进行监管的合同款项。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扣划顺兴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资金为3115644.63元，并不限于王理政本案诉称的300万元，而王理政转入300万元时也未明确备注其用途，即该笔资金并没有特定化。且王理政自述其与顺兴公司尚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依据货币“占有即所有”的认定原则，并不能认定王理政对一审法院执行扣划的被执行人顺兴公司名下款项中的300万元享有所有权。同时，王理政主张其与唐世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邹信勇诉顺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顺兴公司承担331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的二审裁判文书已经生效。而王理政、唐世银均自称与顺兴公司合作多年，顺兴公司也陈述两人知晓该公司涉诉之事实。王理政也主张当时就是为规避交易风险而约定了资金监管方，说明其对于交易安全应当具有相当的关注，但在此情形下仍约定由负有数千万元债务待执行的顺兴公司作为资金监管方，也有悖于市场主体商业交易趋利避害的风险控制需求。综上所述，王理政关于案涉款项应属其所有之主张不能成立，对其本案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王理政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王理政负担。 本案当事人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理政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之规定，对于银行账户中的货币,原则上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但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充分证据证明银行账户中的货币为其合法财产并足以排除执行的除外。而货币属于一般种类物，原则上应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规则认定其权属。本案中，案涉银行存款账户所有人为顺兴公司，王理政汇款到顺兴公司账户之时货币所有权即转移至顺兴公司，王理政对该款项不再享有所有权。如顺兴公司对受领案涉款项无合理原因的，王理政对顺兴公司享有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请求权，但并不享有物的返还请求权。此外，王理政关于涉案300万元作为存入顺兴公司账户内的监管资金已特定化的主张，仅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但《股权转让协议》仅能证明签订协议的三方对资金监管事宜有约定，不能证明涉案300万元通过该协议特定化。故王理政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普通金钱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权利，其请求停止执行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均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王理政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王理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鸿雁 审判员  雷 苑 审判员  张 玮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田宇 书记员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