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3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莱芜市鲁中西大街西首。 法定代表人：李志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岳，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海洋，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纯德，男，1968年6月1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梅，女，1969年7月2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留胜，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纯德、曲梅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202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二、改判吴纯德、曲梅赔偿货款180万元及利息161062.50元（自2015年8月20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原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上诉人错记账时间发生在2013年，但调账是2015年8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8月起算。后上诉人多次以电话、上门催要等方式向孜阳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当时在青岛地区并没有其他业务，派员驾车到青岛只能是向孜阳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一审判决称“东泰公司内部报销凭证也没有做何业务标注”，从而否认上诉人提供通行费凭证的效力，是不妥的。其次，180万元对任何一个经济主体而言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记错账的财务人员还将面临着被公司处罚的巨大风险，其只能不断的通过电话、上门催要等方式主张权利，以避免损失无法挽回。即使上诉人上述主张在证据上略显薄弱，但却是合乎常理的，依法应当予以考虑。二、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清本案基础事实，违背了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助长恶意逃债的不正之风。1、被上诉人作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其有义务提交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的证据，但并没提供证据证明孜阳公司在2013年12月10日向上诉人支付过1200万元，而上诉人提供的承兑汇票以及向孜阳公司出具的收据也显示孜阳公司当时仅支付了1020万元，而非1200万元。上诉人内部记账错误可能存在过失，但其对外表现仅仅是没有及时向被上诉人主张而已，不能仅仅因为忘记及时催收，就否定了高达180万元的债权。2、被上诉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材料称其内部账目都有保存，本案完全具备进行审计的条件，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委托审计，以还原事实真相。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法庭审理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至11月多次向孜阳公司主张权利后，在很短的时间内（2016年1月），就将孜阳公司注销，又同时(2015年11月3日)在原办公地址，用原班人马又设立了一家与原公司经营范围基本相同的青岛吉汇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二被上诉人明显存在注销公司以逃避债务的恶意,应当予以惩戒，但一审判决对此却未加论述。 吴纯德、曲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东泰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暂且不论争议款项是否成立，仅从诉讼时效上考量，东泰公司在2013年12月5日记账就属于东泰公司主观上“知道”之日，诉讼时效从该日开始起算。东泰公司认为诉讼时效从2015年8月起算，显然不符合诉讼时效规定。如果以东泰公司内部核查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则诉讼时效可由东泰公司任意调整，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本意。据此，东泰公司认为诉讼时效自2015年8月起开始起算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报销凭证《泰钢集团差旅费报销凭证》、《山东省高速公路通行费专用票据》，记载事由为“业务”，并没有指明是催要本案货款；前述专用票据记载出差人员在2015年11月5日16时18分从莱芜高新到黄岛西、2015年11月6日12时13分从黄岛西到莱芜高新；东泰公司提交的《矿石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均记载孜阳公司住所地在市南区，这已证明东泰公司知道孜阳公司的住所地；鉴于黄岛区与市南区相距胶州湾，出差人员也不是东泰公司具体负责矿粉的业务人员，在如此短暂的停留时间内只能证明他们到黄岛办理其他业务，不能证明东泰公司主张过权利。另外，当前通讯、快递、交通如此发达，如果东泰公司主张权利，完全可以通过电话录音、短信、微信、邮寄函件、律师函等方式中断时效，现东泰公司通过上述报销凭证、专用票据来证明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东泰公司的起诉仍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自2013年12月5日起算，至2015年12月4日届满；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东泰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东泰公司起诉的180万元是该公司会计在账务处理时记错账所致出现180万元的差额，并不是孜阳公司少付东泰公司180万元。东泰公司在其《民事起诉状》自认因其工作人员疏忽，记错账出现180万元的差额。在一审庭审中，东泰公司确认其诉请180万元是基于东泰公司证据5《银行凭证》上记载的1200万元，减去东泰公司证据4《收款单》上记载的1020万元的差额，结合东泰公司的证据3《银行承兑汇票》和证据14《单位传递三栏账》计算出来的差额。东泰公司提交其员工陈静与曲梅于2018年7月30日电话录音/《录音内容整理》记载，陈静说东泰公司因财务疏忽、审计要求，故要求协助对账；对于该180万元产生的原因是财务疏忽计账错误还是审计错误不确定。另外，陈静作为东泰公司与孜阳公司业务往来承办人之一，在本次通话中并没有确认孜阳公司少付东泰公司180万元。基于上述事实，东泰公司起诉的180万元是该公司会计在账务处理时记错账所致，并不是孜阳公司少付东泰公司180万元。三、东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孜阳公司欠付其180万元。东泰公司提交的7份《矿石销售合同》均为该公司制定的格式文本，且该7份合同第七条提货、付款、结算均明确约定，乙方（即孜阳公司）均是在向甲方（即东泰公司）付清全部货款，甲方收到乙方货款后将相应货权转移给乙方。据此，孜阳公司从东泰公司购买矿石均已付清货款；否则，东泰公司不能移交货权。虽然东泰公司起诉的180万元是该公司会计在账务处理时记错账所致出现180万元的差额，但对该180万元差额的计算所依据的证据4《收款单》、证据5《银行凭证》、证据14《单位传递三栏账》，两被上诉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是有异议的，证据3《银行承兑汇票》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要件的形式，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据此，东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孜阳公司欠付其180万元。四、孜阳公司是依法解散、清算、注销，东泰公司诉请答辩人赔偿其180万元货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吴纯德和曲梅于2011年1月5日出资设立孜阳公司。股东在2015年11月19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清算孜阳公司，并成立清算组，且到工商局备案登记。之后清算结束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因东泰公司起诉的180万元对孜阳公司来说是不存在的债务，故在清算过程中无需书面通知东泰公司。东泰公司诉请答辩人赔偿其180万元货款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东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吴纯德、曲梅赔偿东泰公司货款180万元及利息161062.50元（自2015年8月25日暂计算至2018年8月25日，此后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吴纯德、曲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东泰公司提交6份出票人为青岛均才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青岛北海冶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合计1020万元，收款单和银行凭证，证明东泰公司将1020万元错误记账为1200万元。吴纯德、曲梅质证称，承兑汇票出票人和收款人均不是孜阳公司，且是复印件，无法确认背书问题。收款单和银行凭证真实性有异议。二、东泰公司提交1.2015年11月5日、11月6日莱芜高新至黄岛西的高速公路通行费票据、抬头为泰钢集团差旅费报销凭证，事由为“业务”。2.2016年2月25日、26日旅客运输发票、青岛金海大酒店住宿发票、泰钢集团差旅费报销凭证，事由为“业务”。3.2017年6月16日青岛海都大酒店发票、泰钢集团差旅费报销凭证，事由为“培训”，共同证明2015年11月5日，2016年2月25日、26日，2017年6月到青岛向吴纯德、曲梅主张权利。吴纯德、曲梅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出差人员不是负责矿粉业务的人，且仅能证明其到过青岛，不能证明曾向东泰公司主张权利。2017年到青岛是参加培训。一审法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三、东泰公司另提交员工陈静聊天记录及2018年7月30日与曲梅的通话录音，吴纯德、曲梅认为聊天记录未提交原件，即使真实，也只是要求对账，没有确认付款问题。通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是告知因财务疏忽、审计要求，希望协助对账，对于少付款问题没有确认，对于出现180万差额的原因是财务疏忽还是审计错误不确定。因聊天记录未提交原始载体，一审法院对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也未显示时间，对通话记录予以认可。四、东泰公司另提交东泰公司“单位三栏账”、2014年11月10日银行凭证及业务收款回单，2015年8月1日银行凭证，证明东泰公司2013年12月25日记错账，2014年11月10日双方最后一次账目结清，2015年8月东泰公司发现记错账，对账目进行了调整。吴纯德、曲梅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证据系自制材料的复印件或打印件，一审法院对除银行凭证外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首要焦点问题在于东泰公司起诉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在于：东泰公司自认产生争议的款项系因2013年12月5日记错账而产生，则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2月5日起算。东泰公司称其在2015年8月内部核对账目发现问题，该日期并非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如以东泰公司内部核查之日作为起算时间，则诉讼时效可由东泰公司任意调整，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本意。另因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民法总则施行前届满，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仍为两年，即自2013年12月5日起算至2015年12月4日。此期间内，东泰公司主张曾于2015年11月主张过债权，但仅提交莱芜高新至黄岛西高速公路通行费票据，而孜阳公司住所地在市南区，且东泰公司内部报销凭证也没有做何业务进行标注，故一审法院认为东泰公司提交的票据不能证明曾向孜阳公司或吴纯德、曲梅主张过债权，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在此后的交流中，孜阳公司及吴纯德、曲梅均未认可债务，故未对债权形成新的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东泰公司所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东泰公司提出的审计申请亦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泰公司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吴纯德、曲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450元，由东泰公司自行负担。 二审中，东泰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 证据一、补充提交25份合同，证明双方结算货款、开具发票的交易习惯，其中仅有两份加盖孜阳公司公章。 吴纯德、曲梅质证称，对加盖公章的两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二、东泰公司提交其开具给孜阳公司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并申请本院前往税务部门调取对应的明细予以核对，证明供货总额是554785627.66元；同时提交孜阳公司又作为卖方，销售给东泰公司货物的买卖合同以及对应的发票。 吴纯德、曲梅质证称，第一，发票金额无异议，东泰公司开具给孜阳公司的总额是554785627.66元。但东泰公司一审证据统计金额为591214884.6元，与本次庭审发票总数的差额为36429256.94元，故，该证据有可能是为了证明诉请而重新组合、调整、修改而成，不能证明欠款事实。第二，孜阳公司作为卖方的合同，可能不止上诉人提交的这一份，但账册遗失，被上诉人也无法提交合同以及发票。 对此，东泰公司反驳称，一审统计的591214884.6元，是在包含业务总额554785627.66元基础上，同时对“退合同余款”、“财务科目调整”等数额的一个累加，是对账目记账过程的完整反映，与发票金额不冲突。其中“退合同余款”共两笔，分别是224518.1元和11995.2元，合计236513.3元；“财务科目调整”是应上诉人上级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整，变动金额为36192743.64元。上述两项共计36429256.94元。特别说明的是，2015年12月30002号凭证项下，在贷方记账一栏，存在一起“-1200万元”和“1020万元”的调13年12月银字52号记错金额的调整，差额180万元就是本案主张的债权。 证据三、在证据一和二基础上，东泰公司制作的双方全部业务明细表。对于每一份合同项下的签订时间、约定货款、预收款、实际货款、发票金额、结余金额逐一列表分析，结合一审提交的财务凭证，共同证明债务发生原因是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dt-zy20131204合同》项下，孜阳公司以六份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付款，金额共计1020万元，但是东泰公司会计在银行凭证中的记账金额为1200万元，差额180万元就是本案债务产生原因。 吴纯德、曲梅质证称，交易数量比较多，故通过抽检方式，抽取表格中第十一、十五笔合同，东泰公司能够找到对应的发票金额。但是孜阳公司注销后，装修导致账册缺失，无法确认该明细表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结合一审提交的七份合同，双方约定的付款结算流程如下：1、提货前，孜阳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货款；2、东泰公司收到前述款项后，仅开具80%的增值税发票；3、付款后，东泰公司交付货物，货权转移给孜阳公司；4、实际交易可能与约定数量存在轻微差异，故，交货后东泰公司根据实际发货数量，办理最终结算，货款多退少补；同时，东泰公司开具剩余增值税发票。故，单纯从合同约定内容分析，发票开具金额与实际供货额一致；而且发票全部开具的同时，双方货款两清。对于证据二真实性予以采信，结合双方对发票均无异议的诉辩意见，本院认定东泰公司销售给孜阳公司的供货总额为554785627.66元。对证据三的分析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说明。 二审经审理查明，东泰公司2013年12月25日、编号为20052的银行记账凭证中记载孜阳公司付款1200万元，凭证附件为八张，包括农业银行承兑汇票六份和收据两份。其中，承兑汇票总额为1020万元；收据分别是东泰公司开具给孜阳公司收款收据和东泰公司的上家泰钢公司开具给东泰公司的收款收据，金额都是1020万元。据此，记账信息和原始凭证差额为180万元。 另查明，东泰公司开具给孜阳公司的发票总额为554785627.66元。 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东泰公司和孜阳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时，是否遵循合同中“每份合同发票足额开具时，双方货款两清”的约定；二是孜阳公司是否欠东泰公司货款180万元；三是东泰公司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单纯根据合同约定内容分析，发票开具当时，货款两清。但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可能与约定内容不符，不能简单根据合同约定作出一刀切的机械认定。本案中，自2011年11月30日至2014年9月29日，东泰公司作为卖家，累计向孜阳公司销售32笔货物，并且逐份签订合同，根据东泰公司制作的明细表，双方是滚动付款，上一份合同结余转为下一份合同付款，即付款与合同约定的交易流程不符。对此，东泰公司提交全部账册，包括原始凭证、明细账等，拟证明明细表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证明孜阳公司付款金额以及本案债务发生原因。对此，本院要求吴纯德、曲梅予以核对，两被上诉人仅辩称装修导致账册缺失，无法出示账册也无法核对。但是在一审2019年3月27日的庭审回复中，吴纯德、曲梅自认“孜阳公司账簿存在，但公司的财务账簿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核，东泰公司账册（包括发票、原始凭证等）与明细表内容一致，每笔合同项下的付款与实际交易额存在差额，转入下一笔合同中一并计算。在曲梅、吴纯德既未提出反驳证据，也无法说明明细表与合同履行存在哪些不符点的情况下，本院对明细表真实性予以采信，认定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票与供货总额一致，但是滚动付款情形下，发票开具之日并不代表货款两清。 关于争议焦点二。东泰公司提交账册，拟证明会计记账错误，误将1020万元记为1200万元，导致180万元债务的发生。该陈述与记账内容一致。但是，单方账册记载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根据二审调查，双方累计发生33份买卖合同，没有最终结算协议。故，在账册存在的情况下，对账是排除合理怀疑或者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唯一方式。东泰公司已经提交账册，基本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通过发票金额减去其记载的孜阳公司付款，证明债权为180万元。此时，吴纯德、曲梅应提交其付款证据，反驳对方主张。付款总额的举证责任应由吴纯德和曲梅承担，但二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8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据此，吴纯德、曲梅未提交证据证明账册遗失，根据其一审陈述，应视为账册实际存在，但无正当理由未提交，应承担推定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东泰公司关于债权180万元的主张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目的是为了促进交易秩序稳定。东泰公司已经提交2015年11月5日、2016年2月26日和2017年6月前往青岛出差的证据。截至出差当时，本案债务已经成立。在没有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据证明出差是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应认定出差目的就是对账、主张债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另外，吴纯德、曲梅作为股东兼清算组成员，在工商部门留存档案中承诺“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否则承担一切责任”。据此，二人应共同承担支付东泰公司货款180万元的法律责任。但因各方此前未对账结算，故对于东泰公司的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东泰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251号民事判决； 二、吴纯德、曲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180万元； 三、驳回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50元，共计44900元，均由上诉人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