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8601行初332号原告孙晓玲，女，194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原告苏湘，女，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理人孙晓玲，身份信息同上。原告苏欣，女，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原告苏珊，女，197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麒，湖南路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白沙路27号。法定代表人寻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钟丹，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男，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孙晓玲、苏湘、苏欣、苏珊（下称四原告）因不服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湘01行初376号行政裁定，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晓玲、苏欣、苏湘及其委托代理人罗麒，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钟丹、周建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8月19日，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苏松岳（原告孙晓玲之夫，原告苏珊、苏欣、苏湘之父）、原告苏欣、苏湘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下称货币安置协议）。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证据2.苏松岳户户籍信息；证据3.《房源安置协议》；证据1-3拟证明四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案涉协议已履行完毕，其主张180㎡房源指标缺乏事实依据。二、依据1.《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四原告诉称：因浏阳金阳大道项目建设，苏松岳户的房屋位于该项目征地范围之内。2014年8月19日，被告与苏松岳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被告征收苏松岳位于浏阳市的房屋，计合法建筑面积404.82㎡；2.苏松岳可购买被告提供的面积180㎡保障性房源；3.双方均必须严格按协议条款履行，如一方违反，则应当赔偿另一方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协议签订后，苏松岳户按期腾房，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直到2017年11月24日，被告只同意与苏松岳户签订127.25㎡的保障性房源。之后，原告多次请求被告提供52.75㎡保障性住房，未果。原告认为，被告拒绝为原告户提供180㎡保障性房源，系被告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诉请法院：1.确认苏松岳于2014年8月19日与被告签订的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按案涉《货币安置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为原告再提供购买面积52.75㎡的保障性房源；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拟证明四原告与苏松岳的关系情况。证据2.《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拟证明四原告可购买保障性房源为180㎡。证据3.安置面积的书证；拟证明原告提供的协议的真实性。证据4.情况说明、陈述书；拟证明原告提供的协议的真实性；2、安阳家园分二期安置，第二期没有安置。证据5.短信息（3页）；拟证明被告没有告知原告具体安置情况。证据6.房源分配须知；拟证明被征地农户按人均60㎡指标购买保障性房源。证据7.《房源安置协议》；拟证明被告为原告安置了127.25㎡。证据8.照片（6张）；拟证明安阳家园二期还没有交付使用。证据9.通话内容记录；拟证明安阳家园二期房屋还没有交付使用。证据10.证明（2份）；拟证明签订协议之前，苏松岳是非农户籍，当时没有城市商品房屋。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辩称：1.四原告所诉《货币安置协议》已超期法定起诉期限；2.原告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与原件不一致，案涉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四原告主张180㎡的房源指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案涉安置房是被告考虑原告户家庭特殊情况，经联合讨论决定额外给予其120㎡的安置房源指标。2017年11月29日原告苏欣、苏珊代表其父亲苏松岳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签订《房源安置协议》。苏松岳户享有的安置房源指标系对其的人文关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四原告与苏松岳的关系及户籍情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的证据2，被告对其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不一致，经审查，该份证据是本案行政诉争焦点内容，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待后论述。原告的证据3，被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经审查，该份证据不符合书证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4，被告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属证人证言，因该相关证人未出庭质证，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5，被告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属于电子数据，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6-7，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6-7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房源安置的情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的证据8，被告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9，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10，被告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未提供原件。经审查，该证据可以证明苏松岳的住房情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该协议与原告提供的不一致。经审查，该份证据是本案行政诉争焦点内容，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待后论述。被告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四原告及苏松岳户籍情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与原告的证据7一致，本院不再赘述。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8月19日，因金阳大道建设需要，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甲方）与苏松岳（乙方，已故）就其位于建设项目××范围内××村排头组的房屋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对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付款方法、拆迁期限、拆迁安置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的第七项载明“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财务付款一份，乡镇、街道存档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加盖骑缝公章后生效，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四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书的第四项“拆迁安置途径”中第2条约定内容为“乙方自愿申请购买市人民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按现行政策规定该户可以购买面积180㎡。乙方自愿申请购买面积180㎡，计套房屋（购买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另行签订购房协议）。”该协议条款中数字“180”为手写，“计套房屋”为空白未填写。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的第四项“拆迁安置途径”中第2条约定内容为“乙方自愿申请购买市人民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按现行政策规定该户可以购买面积／㎡。乙方自愿申请购买面积／㎡，计／套房屋（购买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另行签订购房协议）。”被告提供的协议书在此条款中的购买面积、房屋套数均未填写数字，仅填入手写斜划线。2014年9月28日、2014年11月3日被告分别支付苏松岳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用966709元及380091元。2017年11月24日，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甲方）与原告苏欣、苏珊（乙方）签订《房源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购房面积共计127.25㎡，指标外面积为127.25㎡，购房金额共计137430元（全部按单价1080元／平方米计算）。甲乙双方均必须严格按此条款履行安置，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目前，该安置房尚未交付使用。另查明，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于庭后向本院提交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会议记录》、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财务科保管的案涉另一份《货币安置协议》。该两份协议中均没有对苏松岳户可购买面积180㎡的约定。《会议记录》中，2016年11月22日的会议记载“对包括苏松岳在内的征拆户，争取每户120㎡的安置房”。2016年12月8日的征拆户安置协调会议记载“对包括苏松岳在内的拆迁户，同意给付120㎡/户房源安置……”。又查明，苏松岳（户主）、原告孙晓玲、苏湘、苏欣、苏珊登记在同一公安家庭户下，该户为非农户口。案涉被拆迁房屋建于1984年，属历史用地，地址位于洞阳镇南园村排头组。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本案中，苏松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于2014年签订《货币安置协议》，原告苏珊、苏欣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案涉《房源安置协议》。案涉《房源安置协议》是《货币安置协议》的具体实施。在《房源安置协议》的履行中，四原告对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关于安置房源面积条款与被告产生争议，于2019年6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四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货币安置协议》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安置相关具体工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本案中，苏松岳户的案涉房屋在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范围之内。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履行征地补偿的法定职责。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苏松岳、原告苏珊、苏欣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该《货币安置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对四原告认为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保障性房源面积争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四原告属于房屋在集体土地上的非农业户口居民。被告认为协议双方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时，并未对保障安置房面积和购房套数进行填写。对原告家庭提供的保障性房面积应按双方在征拆协调过程中协商的意见办理，即被告为非农业户的四原告家庭提供120㎡的保障性房源。被告在诉讼中所提供的三份《货币安置协议》，以及被告提交的二份记载有对案涉征地项目征拆户的保障安置房面积为120㎡内容的《会议记录》，对其上述主张可以佐证。在案涉征拆过程中，被告对非农业户四原告家庭提供面积为120㎡的保障性房，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以及《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符合当地征拆补偿安置政策和协议双方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的目的，系签订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四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虽为手写填入的180㎡，但与被告提交的三份协议并不一致，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四原告主张与被告就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关于保障安置房面积的约定为180㎡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四原告主张被告继续为其提供购买52.75㎡保障性住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苏松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的案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孙晓玲、苏湘、苏欣、苏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晓玲、苏湘、苏欣、苏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晋军人民陪审员  向首诚人民陪审员  喻志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洁书记员陈玉洁附：本裁定适用法律条文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