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4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睿，男，汉族，1981年11月21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汉族，2005年6月3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定代理人：李某2，男，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系李某1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韩少朋，云南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朱睿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2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睿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时再恢复审理。事实与理由：1、我在整个事件中只是一个中间人，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并配合五华经侦做了相关笔录；2、此案是集体性案件，对方也知晓；3、对方知道我不是师在附中学校的老师，也不在师大上班，办理入学事宜必须通过第三人才能完成；4、我只收了居间费，剩余费已交给了杨涵；5、我已起诉杨涵退我费用，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中止诉讼；6、本案是居间合同，我只是中间人，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是错误的；7、其他费用已经转交给杨涵，杨涵转交给其他人，我并不知晓，最后形成刑事犯罪，也是公安机关告知的，这笔钱已经定为赃款，一审法院判我赔偿，意味着这部分钱就合法化了；8、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杨涵。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答辩：原审查明认定事实清楚，朱睿拖欠多起借款不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委托关系；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7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3、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李某2与李某1系父子关系。李某2因欲让李某1就读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找到被告。2018年7月16日，原告李某2向被告支付现金260000元，被告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某1人民币260000元用于办理师大附中一二一校区相关事宜，如未办成，全额退还”。2018年9月11日，被告向李某2账户转账900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若法院认定原被告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系无效的，自愿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原被告建立的委托合同无效。被告陈述：被告是根据杨涵的要求让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260000元，但其并未办成李某1就读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事宜。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已退还原告9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系以被告在收取了其260000元款项后未按约定办理李某1入学事宜为由要求被告返还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约定，原告与被告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对于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法院确认原被告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应系无效的，理由如下：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5号），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施行多校区划片的地区小学、初中可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入学。就昆明市而言，民办初中实行统一报名，采取“电脑随机选号＋学校自主招生”，因此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有统一的招生标准。而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入学事宜显然并未按照正规途径，此种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就学机会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其他学生平等就学的权利及机会，还扰乱了有序的招生秩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道德。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原被告建立的委托合同应为无效合同。鉴于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17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已收取的款项260000元，由于被告已返还原告90000元，故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剩余款项17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原告试图通过非正常途径办理李某1的入学事宜，因此原告对于委托合同的无效亦存在过错，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认为其是将款项交给杨涵，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本案中原告系与被告建立合同关系，而非其他案外人，故被告与其他案外人之间的纠纷可另案予以处理，同时本案的处理亦不以其他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亦无须中止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某1、李某2与被告朱睿于2018年7月16日建立的委托合同无效；二、被告朱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某1、李某217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被告朱睿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本案中承担返还义务的责任主体应为案外人杨涵及云南芯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二、上诉人与杨涵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收条、承诺函，欲证明上诉人仅为芯盾公司的经办人，在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费用后，转交给了案外人杨涵，杨涵也出具了愿意履行赔偿责任的承诺函；三、承诺函，欲证明本案涉及退费的其他家长均由芯盾公司统一发函沟通，故上诉人的行为只是代表公司行为，不能作为责任承担方。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非本案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不正当理由在一审时未予提交已经存在的证据，且案外人杨涵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证实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围绕上诉请求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经询问，双方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剩余款项。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就李某1“择校”达成了合意，上诉人也收取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双方就委托事项达成共识，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但该合同扰乱教育管理秩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上诉人朱睿应当返还被上诉人为上述委托事项支付的委托费用。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后，并未向被上诉人披露杨涵与芯盾公司的情况，因此本案不存在转委托或者代理的情况，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也并未主张与芯盾公司存在代理关系，故本案也不应当追加案外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对上诉人所提“应当由案外第三人承担返还责任”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提本案应当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主张。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证据的认定标准远高于民事证据。就同一法律事实,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但刑事案件的案件事实、认定标准、证据材料与民事审判并不相同,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出现新的证据，则民事案件不应仍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作出裁判，而应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作出独立的判断。本案中，现无证据表明本案当事人涉及刑事案件，也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170000系赃款，故本案民事判决与上诉人所提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也不存在本案需要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为依据的问题，如上诉人与案外第三人存在委托关系，在返还被上诉人委托费用后，可就本案所涉款项向案外第三人主张追偿。综上所述，上诉人朱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朱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城橙审判员  陆有林审判员  唐 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侯成斌书记员李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