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行申3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方亚松，男，汉族，1984年8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委托代理人赵安斌，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方道彬，男，汉族，1934年11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祖瑶，女，汉族，1937年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委托代理人方亚松，系方道彬、李祖瑶之孙。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法定代表人刘路，局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春，局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昆仑大道33号。法定代表人余戈，车务段段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社会保险部，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支路16号。负责人李白亮，保险部部长。方亚松、方道彬、李祖瑶诉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终5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方亚松、方道彬、李祖瑶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忽视了方亚松之父方晓华家住四川省隆昌市，距离其上班地点重庆市江津区朱杨溪火车站较远，属于远途通勤须提前一天到达车站第二天当值白班人员的事实，依据《朱杨溪站班前休息及间休管理制度》的规定，方晓华应属于纳入“班前休息”管理的人员，而方晓华班前休息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根据单位要求所为，班前休息属于工作前期准备，属于工作组成部分，方晓华突发疾病死亡应当视同工伤。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再审改判本案。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工作岗位”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未有明确定义。通常来讲，工作岗位是在工作场所开展属于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地点，而工作场所包括固定有形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无形工作场所等，工作岗位外延一般要小于工作场所。“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前提要件是该“突发疾病”特定具体事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之中发生。若是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后疾病发生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的，即使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原因，原则上亦不能认定为工伤。反之，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发生的疾病，即使该疾病产生原因不是工作原因，而可能是职工个人身体的原因，亦可以认定为工伤。相对于劳动者而言，“病”和“伤”的保护一般是属于不同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调整范畴，《工伤保险条例》保护的是因工作中遭受事故而发生伤害的情形，对疾病的保护应当属于医疗保险范畴，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保护的范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立法精神来看，一般的工伤认定强调须遵从“三工原则”，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其中，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核心要件，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是用以佐证工作原因的重要要素；但在遵从一般原则的情况下，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法律特别设立了“视同工伤”制度。《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只要求满足“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构成要件，并没有设置“工作原因”这一构成要件。“突发疾病”死亡虽不是因工作原因发病而导致死亡，但是因其病情的突发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为了减轻死者家属所承载的创伤和遭受的损害，因此立法特别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该“视同工伤”对“突发疾病”状态和结果作出严格的限制，这也契合了设立“视同工伤”制度的既特殊保护又严格限制的工伤保险立法精神。本案中，涉案用人单位对于职工班前休息和班中间休均有明确具体规定。成都铁路局重庆车务段《重庆车务段班前休息、“间休”管理实施办法》（重车安〔2010〕132号）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管内各站、乘务车间行车工种，客、货等其他工种班前、班中休息制度，由车站根据有关规定制定”，第四条规定：“职工班前休息时间应不少于4小时，并参照以下原则确定倒班方式：大休后第一班为白班的车站可不集中组织班前休息，但对于远途通勤职工须提前一天达到车站的人员，车站应纳入班前休息管理，保证其班前休息不少于4小时”，第十五条规定：“实行“间休”制的车站，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必须立即回到“间休”室进行休息。车站应根据自站作业特点，制定“间休”管理办法，办法应确定“间休”人员、时间段和“间休”方式。形成的办法提交车站民管会审议通过，并上报车务段分管业务科室、劳人科、安全科”，第十八条规定：“纳入班前休息管理的人员：1、公寓待勤运转车长。2、内勤四班制行车工种人员”，上述班前休息和班中间休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铁路行业职工在班前和班中充分休息，确保人身、作业安全。成都铁路局重庆车务段朱杨溪车站制定的《朱杨溪车站班前休息及间休管理制度》则结合本站实际情况进行细化规定，其第一条规定：“一、班前休息人员及间休人员：1、班前休息人员：四班制接发列车人员、须提前到达车站第二天当白班人员。2、间休人员：三班制调车人员，两班制扳道员、货运人员”，第二条规定：“班前休息及间休地点：1、四班制接发列车人员：车站间休室；2、三班制调车人员：调车间休室；3、两班制扳道员：板道员间休室、货运人员：货运间休室；4、第二天当白班人员：单身寝室”。方晓华系成都铁路局重庆车务段朱杨溪车站两班制的扳道员，其工作安排为“上四天休四天”。从《重庆车务段班前休息、“间休”管理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大休后第一班为白班的车站可不集中组织班前休息，但对于远途通勤职工须提前一天达到车站的人员，车站应纳入班前休息管理，保证其班前休息不少于4小时”，以及《朱杨溪车站班前休息及间休管理制度》规定“对于远途通勤职工须提前一天达到车站的人员，车站应纳入班前休息管理，保证其班前休息不少于4小时”规定来看，纳入“班前休息”管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保障职工班前休息时间应不少于4小时，具有充沛的精力正常工作。成都铁路局重庆车务段《重庆车务段班前休息、“间休”管理实施办法》（重车安〔2010〕132号）和《朱杨溪车站班前休息及间休管理制度》对班前休息管理予以严格规定，要求班前休息实行相互亲自签认和检查监督等，且确定“班前休息”人员应当在单身寝室休息，并不是在板道员间休室内休息。虽然在工伤行政程序中成都铁路局重庆车务段朱杨溪车站尚缺乏证据证明已将家住较远的方晓华纳入了“班前休息”管理人员范围，但不论方晓华个人自主选择入住单身寝室休息，还是入住板道员间休室休息，其并不因用人单位管理疏忽而被排除于“班前休息”管理人员的范围之外。案卷中证人证明方晓华于2017年7月14日乘坐5611次客车于15时21分左右到达朱杨溪站后即前往扳道员间休室，当晚19时30分左右已睡觉进入休息状态，因此其至第二天8时正常上班之前能够有助于“班前休息时间应不少于4小时”的具体落实，故方晓华提前到达单位的方式能够实现“班前休息”的目的，充分保障其精力充沛。一、二审判决认定方晓华提前一天到达单位系因个人原因所致，则与铁路行业“班前休息”特殊制度的规定并不相符，本院对此予以指出并予纠正，方亚松等人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其中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进行了适度扩张，但该情形仅适用于在工作场所内因事故发生伤害而非因突发疾病导致死亡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突发疾病导致死亡“视同工伤”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与因事故发生伤害认定工伤情形具有明显区别。方晓华系因突发疾病猝死于车站扳道员间休室内，但车站扳道员间休室并非系扳道员履行职责的工作岗位，此时方晓华尚处于自主休息状态并非已进入班中正常的工作状态，故其死亡情形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虽然一、二审判决理由有不当之处，但鉴于方晓华死亡情形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规定，判决驳回方亚松等人的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且启动案件再审并无实质必要，故本院在指出一、二审判决理由欠妥的基础之上，仍然维持原审判决。综上所述，方亚松等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方亚松、方道彬、李祖瑶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邬继荣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龙贤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郑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