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17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示范区创业街19号4幢。法定代表人：杨志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源，山西泰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科技街9号3幢1102-2号。法定代表人：张志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成，男，该公司项目部经理，住山西省晋中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栓柱，男，1993年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开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杰，河南啸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阚俊，男，1968年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向利，男，1973年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上诉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栓柱、阚俊、闫向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应追加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一审期间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其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旋挖钻机施工合同》，一审判决也认定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时，对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资质进行了审核，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了其公司的《资质证书》，该证书载明桥梁、隧道工程资质等级为三级。之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工程交由没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闫向利施工，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在庭审期间未追加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梁栓柱系闫向利雇佣人员，闫向利系为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根据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闫向利和雇员梁栓柱各自的过错责任分担。梁栓柱既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也不是上诉人雇佣人员，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梁栓柱的人身损害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6月15日，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在合同落款处盖章确认。故承揽涉案工程的主体是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而非自然人阚俊，阚俊系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期间疏于管理，雇佣了没有施工资质和经验的闫向利、梁栓柱，造成了事故发生，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梁栓柱遭受损失原因是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工程交给了没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以及梁栓柱在施工期间违规操作，且未佩戴安全绳造成的。事故的发生与上诉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梁栓柱遭受的损失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的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梁栓柱辩称，一、一审判令被答辩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合法有据。第一，被答辩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违法、违约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桥梁等资质的被答辩人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案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涉工程的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时肯定约定有不得再行转包、分包，但该公司不仅违约转包、分包，无视合同约定，更无视法律规定，置工程质量于不顾，将工程转包给无相应资质的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最终出现之后的一系列违法分包，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其过错不言自明。第二，被答辩人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既无桥梁等相关资质，也无劳务派遣相关资质，仍无视法律禁止性规定承接案涉工程，且又违约、违法再行转包，最终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且对案涉工程安全管理负有责任，又疏于管理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其存在严重过错，更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被答辩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称的由闫向利、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同其无关，该主张既无事实依据，更无相应的法律依据。第四，被答辩人称所签订合同约定由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其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属其内部约定，不能对外产生效力，更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本案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阚俊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任何不当。一审认定本案适用侵权相关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不适用劳动仲裁，合法有据。第一，本案中被答辩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一审中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案涉工程转包给了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1.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梁栓柱同闫向利之间系雇佣关系，不存在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案涉工程情形；2.在案涉工程施工中，从未听阚俊、闫向利、王永成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任何工作人员提及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存在；3.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也从未见到过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相关标识；4.本案事故发生后，赔偿协商过程中，梁栓柱家属向被答辩人索要医疗费赔偿时，被答辩人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王永成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一直称应由闫向利和阚俊承担赔偿，从未提及存在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任何信息；5.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从未向梁栓柱支付过任何医疗费用。事发后，梁栓柱的医疗费用有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也有阚俊支付，或者让其儿子代其支付给闫向利，再由闫向利支付给梁栓柱，从没有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医疗费情形。第二、即便存在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介入案涉工程，也不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本案中，梁栓柱同闫向利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仅一审中梁栓柱方证据足以佐证，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庭审也予以了认定，且认定后，闫向利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见一审认定的雇佣关系是客观、真实、准确的。既然本案中梁栓柱同闫向利存在雇佣关系，就不可能同时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更不应将本案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三、一审法院未追加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程序合法正当。第一，如上述，案涉工程施工中梁栓柱同闫向利形成雇佣关系，被答辩人的证据也根本不足以证明存在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案涉工程之说，其更无权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第二，即便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本案工程，也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因本案中，阚俊将违法承接的工程又违法转包给无相应施工资质的闫向利，故阚俊、闫向利应对梁栓柱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法、违约转包，依法应对本案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梁栓柱选择本案中各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一审法院未予以追加也并无程序不当。另外，本案事故发生后，梁栓柱为治病，四处举债，花去巨额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故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使梁栓柱能尽快得到赔偿，及时治疗伤情。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对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闫向利辩称，尊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正确。阚俊未作答辩。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栓柱的起诉;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系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银百高速G69甜永段(TYSY4)的分包单位,双方签有《桥涵构造物建筑劳务服务合同》,上诉人系本项目吴家沟1#中桥、吴家沟2#中桥、吴家沟3#中桥、榆林子中桥、榆林子大桥的施工任务承担者。2、2017年6月15日,上诉人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步业公司)签有《旋挖钻机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上诉人所分包的桥梁工程的下部桩基础部分分包给上海步业公司;另外在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甲方的同意协调指挥,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生产规定,并做好工作场地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护材料由甲方提供),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合同范围内的安全责任。”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旋挖钻机施工合同》,并提交了上海步业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材料,证明上海步业公司具备桥梁工程的下部桩基础部分的施工资格。另外,上诉人还提出了在此案涉工程中,阚俊系上海步业公司的代表人,上海步业公司履行本合同的负责人、工程结算办理人以及工程款领取人。因此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被告阚俊以上海步业公司名义与被告可道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揽案涉工程,之后又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关资质的原告”,根本错误。3、被上诉人梁栓柱应系上海步业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工作人员,上海步业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仅以闫向利自称阚俊将部分打桩工程分包给他,就认定阚俊系闫向利的发包人,不符合客观实际应属错误。上海步业公司作为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施工资质的分包人,在与上诉人签定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针对梁栓柱的安全生产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显属错误。4、被上诉人系上海步业公司分包工程的施工工人,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梁栓柱在工程施工中受伤,应属于工伤。上海步业公司具备桩基础施工资质和劳动用工主体资格。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梁栓柱针对其工伤医疗费用,理应首先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方式解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可道公司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原告应先行申请劳动仲裁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本错误。5、闫向利仅是上海步业公司分包工程中的一个班组长,并非雇主,即使一审法院坚持认定本案中存在雇佣关系,则上海步业公司系分包人或者雇主,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告与闫向利之间系雇佣关系,被告闫向利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应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理应使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规定,人民法院理应驳回其起诉,并告知其依法向上海步业公司主张权利的正确救济途径。2、即使按照一审所坚持认定的雇佣关系审理本案,针对本案,闫向利只是一个劳务班组,并非雇主。本案的分包人或者雇主理应是上海步业公司,而上海步业公司具备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规定,相应责任理应由上海步业公司承担,上诉人理应不承担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本案,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梁栓柱辩称，除坚持上述答辩意见外，另补充，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案涉工程，本案中，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为2017年6月22日，而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审出示的同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该情形不符合常理，存在明显的虚假问题。并且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旋挖钻机施工合同》仅两页，格式不正规，内容异常简单，绝非显示拥有桥梁隧道资质的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格式合同，其内容明显系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阚俊个人之间签订，另外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其拥有桥梁资质，但依照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桥梁资质分两级，其中最低的第二级相应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应在1500万元以上，而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0万，所以对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桥梁资质存有异议，且一审中出示的是复印件，并未出示原件。另外本案梁栓柱事发地深度为28米，按照住建部建筑业等级资质标准，深度超过15米的软地基需要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一级，而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并无该资质。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述称，对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中将工程发包给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这个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有资质承担工程无异议。闫向利述称意见同梁栓柱的答辩意见一致。阚俊未陈述其意见。梁栓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4050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审理期间,原告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75287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9日约中午12时许,原告梁栓柱在银百高速(G69)甜永段榆林子镇进行桥梁施工时,从高处坠落受伤。原告受伤后,先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以下简称唐都医院)急诊救治,次日以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收住该院,在脑外监护室病区住院治疗37天(2017年11月20日至2017年12月27日),诊断为:1.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1.1脑挫裂伤1.2急性硬膜下血肿1.3蛛网膜下腔出血1.4脑室系统积血1.5颅骨骨折1.6头皮下血肿1.7头皮裂伤1.8弥漫性轴索损伤,2.急性闭合性胸部损伤2.1创伤性湿肺2.2多发肋骨骨折,3.双侧吸入性肺炎,4.右肱骨骨折,5.全身多处皮肤擦伤;出院医嘱要求继续外院治疗。原告在该院治疗期间,花费住院医疗费306903.62元。原告从唐都医院出院当日,入住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治疗(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6月21日),中医诊断为跌扑外伤-瘀阻清窍,西医诊断为创伤性颅脑损伤、肺部感染(双侧)、右侧肱骨骨折、癫痫,住院治疗176天,出院医嘱为转至外院继续治疗。原告在该院治疗花费住院医疗费226596.64元及门诊医疗费41元,并另行花费外购药费795元。原告从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出院后,于2018年6月22日至2019年4月11日在郑州市中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中医诊断均为头部内伤病、瘀阻脑络症,西医诊断为颅内损伤、轻度认知障碍、四肢瘫痪、混合性失语、吞咽困难、多发性骨折、肺部感染、低钠血症,期间分四次办理住院手续,显示的住院天数分别为49天、73天、95天、76天,前三次住院花费住院医疗费分别为37181.51元、37570.04元、21329.44元,第四次住院交纳住院押金16000元、截止2019年4月1日累计费用14651.72元。原告方称,治疗期间通过被告闫向利收到约30万元费用,具体数额无法确定。被告闫向利称,其收到阚俊的儿子、可道公司财务人员向其支付的款项后,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现金支付以及交纳住院押金、住院医疗费方式支付原告方307151.88元,其中包括事故发生次日的门诊医疗费5151.88元。原告提供西安家庭医生呼叫中心2018年6月21日开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因转院支付救护转运费4000元。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佐证原告从2011年11月开始至2016年9月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收入情况。原告提供了梁翠红、梁翠英的误工证明、李忠英的书面证言及收据、王振山的书面证言及收据、高立奋的庭审证言及收据以佐证原告在住院期问一直由亲属及护工二人护理,及产生的护理费。另查明,被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与被告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道公司)签订《桥涵构造物建筑劳务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路桥公司将其承建的银百高速(G69)甜永段高速TYSY4项目部公路工程项目的桥涵构造物工程分包给被告可道公司,工程范围及内容包括吴家沟1#中桥、2#中桥、3号中桥、榆林子中桥、榆林子大桥的全部工程施工;被告可道公司负责本工程的施工、维修和养护,不得将本工程转让或再次分包;被告可道公司自费购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因被告可道公司原因发生的施工现场内外安全事故、人身伤害事故,被告路桥公司协助处理,因事故发生的费用以及责任均由被告可道公司承担。被告可道公司提供2017年6月15日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业公司)签订的《旋挖钻机施工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可道公司将位于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的甜罗高速TYSY4项目部一工区部分桥梁的钻孔浇灌及与之有关的设备单项承包给步业公司;该合同乙方代表处加盖步业公司印章并由被告阚俊签字。被告可道公司并提供了步业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佐证步业公司具有桥梁、隧道工程叁级资质。被告可道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包括隧道工程,但截止本判决书作出之日被告可道公司未提供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明。被告闫向利称,其经人介绍与被告阚俊认识,经协商,由其提供打桩机及冲击钻,被告阚俊按工程量按月结算款项;此后其联系原告到工地干杂活,约定月工资3000元,被告阚俊付款后其再支付原告,事故发生时原告未佩戴安全绳。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因本次事故所受损失,以及原、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首先,关于原告遭受损失的范围,具体如下:1、医疗费,从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看,截止2019年4月1日医疗费总金额645068.97元。2、误工费,原告与被告闫向利对原告月工资数额的陈述不一致,且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原告的收入参照2018年山西省建筑业平均工资55878元,自事故发生之日2017年11月19日至原告主张的2019年4月1日的误工费,结合原告的伤情及病历记载,对该误工期间予以支持,误工费为76086元。3、护理费,护理人收入参照2018年山西省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46693元计算,结合原告的伤情及治疗情况,原告从事故发生后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按二人护理计算,为127158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自事故发生后一直住院,原告主张计算至2019年4月1日,予以支持,参照山西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天100元计算,为49700元。5、营养费,原告主张自事故发生之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营养费,符合原告的伤情及治疗情况,予以支持,每天按50元计算,为24850元。6、交通费,原告提供因转院发生的救护转运费4000元,有票据为凭且与病历记录的转院治疗情况相互印证,予以支持;对原告家属产生的交通费,酌情支持6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645068.97元、误工费76086元、护理费1271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700元、营养费24850元及交通费10000元,共计932862.97元。其次,关于原、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被告闫向利作为不具有相关资质的个人承包涉案工程后,直接招用原告,原告日常工作中接受被告闫向利的管理,由被告闫向利发放报酬,可以认定原告与闫向利之间系雇佣关系,被告闫向利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闫向利与原告系雇佣关系,被告可道公司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原告应先行申请劳动仲裁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阚俊以上海步业公司名义与被告可道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揽涉案工程,之后又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关资质的原告,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可道公司承揽涉案工程,截止本判决作出之日,仍未提供具有承揽工程的相关资质,且作为工程承包人负有工程安全管理责任,因其疏于管理导致本次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路桥工程将其承包的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可道公司,具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施工时未佩戴安全护具,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酌情认定侵权人连带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746290.4元。关于被告闫向利的已付费用,原告称约30万元,被告闫向利称支付307151.88元,其中被告闫向利持有门诊医疗费票据5151.88元,认定被告闫向利已支付原告302000元,对其余5151.88元原告也应按责任比例承担20%为1020.4元。综上,侵权人连带承担7462904元,扣除被告闫向利已支付的302000元及被告闫向利支付的医疗费中原告应承担的1020.4元,剩余443270元,由被告闫向利、阚俊、可道公司、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阚俊经依法传唤,未应诉、答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阚俊、闫向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梁栓柱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交通费共计443270元;二、驳回原告梁栓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4元,公告费300元,共计4564元,由原告梁栓柱负担1877元,由被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阚俊、闫向利共同负担268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闫向利的陈述，梁栓柱系其招用，受其管理,并由其发放报酬。为此，一审法院认定闫向利与梁栓柱形成雇佣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梁栓柱与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为劳动争议法律关系，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应追加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本案一审卷宗中未显示有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作为原告的梁栓柱选择本案各当事人做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又根据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得将工程转让或再次分包，结合其自身并无相应资质的事实，是否追加上海步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不会减轻或免除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对本案责任的承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264元，由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528元，由山西可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红琴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郭 强 二O二O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