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22号5楼503室。法定代表人：周晓光，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春、丰琪，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法定代表人：夏桂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富越）因与被上诉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线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海富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春、丰琪，被上诉人中信国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在线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富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中信国安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信国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海富越破产管理人就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情况正在进行财务核实，目前确认涉案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已支付给中信国安，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可能已通过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国际）代为支付，目前尚在审计核查之中。（二）中信国安并未举证证明其因涉案争议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4.2条约定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高于同期人民银行存款或贷款利率，不应支持。人民法院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衡量认定。（三）中信国安并未举证证明其因本案诉讼而产生律师费用30万元，其主张的律师费不应得到支持。（四）上海富越有权行使先履行义务抗辩权。1.《新天国际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转让新天国际20%股权之竞买意向协议》（以下简称《竞买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系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应先履行《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书》，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2.上海富越与中信国安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10.3条、《补充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应确保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至新天国际名下，但中信国安却于2013年9月26日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协调解决协议书》，将三个淖毛湖煤炭探矿权办理至中信国安设立的三个项目公司名下，违背了《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故上海富越有权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向中信国安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义务。3.上海富越因淖毛湖炭探探矿权合同纠纷于2019年12月已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案号：（2019）浙07民初493号】，因本案的诉讼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应中止审理。中信国安答辩称，（一）上海富越未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908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受理本案，上海富越于2019年4月25日被原审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重整，至今上海富越破产管理人仍以未经审计核实为由拒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明显违约。（二）案涉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日万分之二，折算年化利率为7.2%，该标准低于市场企业融资贷款利率，也低于罚息利率，且上海富越单方过错导致违约，其理应支付违约金。（三）中信国安已提交支付给北京雷宇律师事务所30万元律师费的银行转账凭证，该所律师也代理了中信国安的本案原审诉讼，现提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印证，故上海富越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第4.3条约定向中信国安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四）有关淖毛湖煤炭探矿权问题与案涉合同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上海富越主张的先履行义务抗辩权没有合同依据。1.《增资扩股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关于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约定，上海富越不能基于《增资扩股协议》中的条款，对《股权转让协议》引起的争议主张先履行义务抗辩权。2.如果淖毛湖煤炭探矿权与《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上海富越为何同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已支付第一期、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故上海富越实际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与其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3.淖毛湖煤炭探矿权争议系基于《增资扩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引起的争议，上海富越已另行提起诉讼，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信国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上海富越向中信国安支付股权转让款908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1222880元（已算至2018年9月10日，9080万×618天×2÷10000）；二、上海富越支付中信国安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三、诉讼费用由上海富越承担。事实与理由：中信国安系新天国际的控股股东，为促进新天国际的良性发展，中信国安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上海富越对新天国际增资并控股经营。2012年2月23日，中信国安、上海富越与新疆融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鑫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同日，中信国安与上海富越签订《竞买意向协议》，约定上海富越对新天国际增资完成后，中信国安按约定价格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富越。2012年8月，新天国际增资后，股权变更登记为中信国安持股20%、上海富越持股77.78%、融鑫公司持股2.22%。2016年5月23日，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及《竞买意向协议》，中信国安与上海富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中信国安所持的新天国际2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富越，由上海富越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2700万元，具体为：1.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30%（6810万元）；2.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30%（6810万元）；3.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40%（9080万元）。截止目前，经中信国安多次催讨，上海富越仍未按约定支付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为此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中信国安起诉主张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2年2月23日，中信国安、上海富越与融鑫公司三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十条《有关新天国际的后续业务发展政策支持问题》10.3载明：中信国安承诺充分发挥其的品牌优势和影响力，由其出具有关文件、积极协调国土资源部和新疆自治区等相关部门，确保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尽快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落实到新天国际（或其下属控股企业）名下，并帮助新天国际解决在大南湖煤矿和阿尔格敏煤矿的权益。同日签订的《竞买意向协议》以及2016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没有涉及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问题。2016年6月2日，中信国安已按约将其持有的新天国际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上海富越名下。2019年4月25日，原审法院受理上海富越破产重整一案，并依法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应予确认，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双方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2.2第三点的约定，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9080万元，上海富越应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因此，上海富越未能按约支付上述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4.2的约定，每迟延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二向中信国安支付违约金直至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毕之日止，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年化利率为7.2%，因此，上海富越以违约金过高为由要求依法予以调整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海富越主张系中信国安违约在先，提出系中信国安未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落实至新天国际名下的意见，因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关于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约定，且在双方的其他协议中也没有将中信国安落实淖毛湖煤炭探矿权至新天国际名下作为双方履行股权转让的对价之一部分，因此，上海富越以此为由拒绝履行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中信国安主张的律师费用，系中信国安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双方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4.3中明确约定，由违约方承担。综上，中信国安合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上海富越已进入破产程序，故中信国安的案涉债权应通过上海富越的破产程序进行清偿，本案给付之诉应变更为确认之诉。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中信国安对上海富越享有股权转让款9080万元的债权；二、确认中信国安对上海富越享有要求支付违约金1532.704万元的债权（以本金90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4月24日止）；三、确认中信国安对上海富越享有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的债权；四、驳回中信国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191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上海富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海富越未提交新的证据。中信国安提交下列证据：1.《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证明2018年9月10日，中信国安与北京雷宇律师事务所就本案诉讼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2.《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证明北京雷宇律师事务所向中信国安开具30万元律师费的发票。上海富越质证认为，该《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中信国安早已持有，其无正当理由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在二审期间进行举证。同时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首期律师费支付时间和中信国安原审提交的其转账汇款时间并不一致，对该发票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中信国安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原审期间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证实中信国安就本案诉讼向北京雷宇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具体的关联性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在审理原告中信国安与被告新天国际、上海富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7民初202号】期间，中信国安提交了2014年4月16日，中信国安、上海富越、融鑫公司、新天国际、新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关于淖毛湖探矿权权益归属问题，中信国安、上海富越、融鑫公司、新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四方确认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确认和处理。”再查明，2015年9月，浙江富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工商核准名称变更登记为上海富越。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上海富越是否有权行使先履行义务抗辩权，不履行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二）本案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明显过高；（三）中信国安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对此，评析如下：（一）本案中信国安以《股权转让协议》为据诉请上海富越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9080万元。上海富越则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本案应先履行《增资扩股协议》10.3条、《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确保先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至新天国际名下，然后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经审查，现无充分证据证明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与本案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关联，上海富越主张其行使先履行义务抗辩权不能成立，其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理由如下：1.上海富越的主张无合同依据。中信国安、上海富越与融鑫公司三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10.3条及中信国安、上海富越、融鑫公司、新天国际、新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有关淖毛湖探矿权确权事项，仅表明中信国安应协调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尽快将淖毛湖探矿权确权落实至新天国际名下，但无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本案双方在2012年2月23日签订的《竞买意向协议》、2016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未涉及有关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如何确权的具体约定，亦未明确须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至新天国际名下作为本案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因此，上海富越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存在先后顺序，其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须先由中信国安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至新天国际名下的主张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2.现无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款包括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对价。《股权转让协议》第2.1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增资扩股协议》中规定的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的2011年9月30日新天国际的净资产25223.61万元为基数，乘以《增资扩股协议》签订时中信国安持有的新天国际股权比例90%，计算得出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最终，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新天国际2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22270万元。”即案涉股权转让价款22270万元的认定系以2011年9月30日新天国际的净资产25223.61万元为基数进行折算确定的，此时并未涉及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权益问题，亦未将其纳入资产评估范围，故案涉股权转让价款22270万元并不涵盖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的资产对价。3.双方实际已履行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后，2016年6月2日，中信国安已按约将其持有的新天国际20%股权变更登记至上海富越名下，期间，上海富越亦按约履行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各6810万元的支付义务。现上海富越提出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9080万元须先履行《增资扩股协议》第10.3条、《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应先将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至新天国际名下作为前提条件，其的主张与其已自行向中信国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相矛盾。4.上海富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上海富越主张因破产重整尚在审计核查，付款事实尚未查清。经查，原审法院已于2019年4月25日受理上海富越破产重整一案，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至今已有一年有余，上海富越仍不能举证证明其已按约履行了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原判认定上海富越已构成违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5.淖毛湖煤炭探矿权确权争议非本案审理范围。淖毛湖煤炭探矿权争议系基于《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书》中相关约定引发的纠纷，上海富越于2019年12月已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审理，该争议与本案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无直接关联。故对上海富越提出的本案须应以该案的纠纷处理结果作为前提条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二）本案的违约金并非过高。上海富越主张中信国安并未遭受经济损失，本案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对此，《股权转让协议》第4.2条约定，上海富越每迟延一日支付，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二向中信国安支付违约金直至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毕之日止，该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年化利率为7.2%，未明显高于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且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其损失包括合同履行以后可获得的利益。原审法院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结合上海富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违约金过高的情况，对其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请求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三）中信国安主张的律师费用应予支持。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4.3条约定，律师费用的支出，由违约方承担。现中信国安已提交其支付30万元律师费的银行转账凭证、《民事委托代理合同》、30万元律师费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相关律师也已代理了本案诉讼，提供了相应诉讼服务，确定的律师费亦未超过律师行业指导性规范标准，故上海富越应承担该律师费用。综上，上海富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914元，由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忠良审判员  金子明审判员  李建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