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渝01民终10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龙荫村一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65931536K。法定代表人：郭璐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长，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荣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工业园区铜合大道5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365534682。法定代表人：肖长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静，重庆弘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军，重庆弘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国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荣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伟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2月17日和2020年5月6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国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长、金鑫，荣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长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静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给予两个月和解期，但终因意见分歧过大，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即国锦公司与重庆市清明集体土地托管中心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同》中取得权益为双方合伙共有；2.依法确认双方的合伙份额；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国锦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7月18日，沙坪坝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明村委会）为甲方，国锦公司为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乙方租赁甲方的集体土地109.516亩（详细范围以实测绘制图纸界的面积为准），修建标准厂房，拟建“清明村企业发展区”，土地租赁期限二十年，从200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满，在国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优先续租，如政策变化，则按国家政策享受构附作物的补偿。第三条约定，土地租金每亩土地以亩产1000斤黄谷作计价标准，2007年的土地租金按黄谷0.75元／斤计价（750元／亩），租金在本合同签订后十天内付清，从2008年开始，实行上年8月30日前付清下年租金（即2007年8月30日前付清2008年年度租金，以后以此类推），计价依据以当年国家黄谷收购指导价为准，如8月30日黄谷市价与国家黄谷收购指导价有价差，乙方应在8月30日前据实补足差价，最低黄谷保护价：0.75元／斤计价。第十六条约定，乙方进场时，交给甲方保证金20万元整，从2012年起，此担保金从租金中逐年扣除。《土地租赁协议书》中载明的国锦公司承租的109.516亩土地属于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10队、11队）的集体土地。《土地租赁协议书》签订时，清明村委会的主任系胡某，国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龚某，二人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名。2006年7月20日，清明村委会与国锦公司签订《土地租赁补充协议》，约定国锦公司按照每亩每年100元的标准支付工作经费给清明村委会，工作经费在每年的8月30日前与租地粮食款同步付清。根据国锦公司提交的证据，国锦公司已按照《土地租赁协议书》的约定于2007年4月10日向清明村委会交纳了土地保证金20万元，并逐年向清明村委会缴纳了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其中部分租金或工作经费的收据上加盖的是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的公章或重庆市清明集体土地托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目前，国锦公司已经向清明村委会交清了2019年的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于2008年9月28日向国锦公司出具编号为0636525号的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载明收到国锦公司2009年度土地租金109516元，按每亩100元标准计收，清明村委会于2008年9月28日向国锦公司出具编号为0636526号的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载明收到2009年度租地工作经费10951.60元，按每亩100元计算。荣伟公司举示了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和清明村委会于2008年9月24日出具的编号分别为0636524号和0638614号的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其中梅家湾合作社出具的编号为0636524号收据载明收到国锦公司、肖长荣2009年度租金54758元，摘要载明“2009年租金，按租地109.516亩，按每亩1000斤，单价1元，计价109516元，由肖总付一半计54758元。”清明村委会出具的编号为0638614号收据，载明收到国锦公司、肖长荣2009年度工作经费5475.8元，摘要载明“2009年度工作经费按109.516亩,每亩100元计算,10951.6元,由肖总付来5475.8元”，两份收据上载明的交款人为荣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长荣。荣伟公司以此来证实与国锦公司系合伙关系，其曾向清明村委会及梅家湾合作社交纳过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双方各出资50%。国锦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两份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据其了解，清明村委会认为系与其签订的租赁合同，并已将所收取的土地租金及工作经费退还了荣伟公司。根据其提供的从清明村委会复印的收据、领条、转账支票存根，荣伟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肖长荣于2008年9月28日向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出具收据，载明收回2009年度109.516亩土地租金54758元，彭某于2008年10月7日出具领条，载明领到梅家湾合作社退给肖长荣的土地租金54758元和清明村退给肖长荣的工作经费5475.80元，合计60233.80元，用于肖长荣付彭某的工程款。转账支票存根显示应退租金54758元于2008年10月9日转账至彭某。荣伟公司认可上述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60233.80元已由清明村委会和梅家湾合作社退还，用于向彭某支付本案双方所承租土地的工程款。荣伟公司举示了其分别于2007年3月5日、2007年5月1日与彭某签订的《平基土石方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彭某于2007年3月5日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出具的合计款项为1260233.80元的15份工程款收条，以此证明其参与了国锦公司所承租土地的平场整治和修建围墙，并支付了相应工程款。《平基土石方施工合同》载明的工程地点为曾家镇清明村10社，工程范围为场内土石方挖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工程名称为荣伟公司厂区围墙堡坎，工程地点为曾家镇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彭某经荣伟公司申请出庭作证时述称，其在2006年至2010年间任清明村梅家湾社社长，其认识肖长荣和龚某，二人是合伙关系，因为是肖长荣和龚某一起找到其要求把工程拿给其做，施工合同是与肖长荣签订的，当时肖长荣说他的钱马上就赔下来了，龚某说他的钱还没有赔下来，至于其施工的土地是租给谁的，其表示并不清楚；案涉工程款总计200多万元，肖长荣支付了100多万元，其余100多元是龚某支付的。国锦公司不认可证人彭某关于肖长荣与龚某系合伙关系的陈述，因为证人并没有说清楚为何认为二人是合伙关系。根据国锦公司举示的证据，国锦公司自2007年4月至2015年8月期间，累计向彭某支付工程款1198395元。在彭某出具给荣伟公司的工程款收条中，有一份2008年9月28日出具的收条，金额为60233.80元，与清明村委会退还给荣伟公司的2009年租金及工作协调费的金额一致，与荣伟公司向梅家湾合作社出具收据的时间一致，荣伟公司认可该份收条上的工程款系由清明村委会和梅家湾合作社退还的其之前交纳的2009年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荣伟公司为证实国锦公司租赁的土地系本案双方共同租赁，举示了一份由清明村委会、清明村梅家湾合作社、荣伟公司于2007年6月10日共同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国锦公司和荣伟公司在沙坪坝区共同出资租用土地120亩，由于签订合同当时只能一个公司在合同甲方上签字的情况下，就没有把荣伟公司签字含在内。原国锦公司签订土地租用合同时所签订的内容和有关政策对本公司同样有效，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份《证明》上有时任清明村村委会主任胡某和梅家湾社社长彭某签名，此外还有若干名村民的签字、按印。胡某经荣伟公司申请出庭作证时称，其自1996年或1997年至2013年12月任职清明村村委会主任，2006年时曾有多人洽谈租赁清明村土地事宜，包括肖长荣和龚某，因当时只能签一个单位，就签了国锦公司，后来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明土地租赁合同对国锦公司与荣伟公司有同等效力；荣伟公司与国锦公司合伙租赁清明村的土地，用于荣伟公司建厂房，当时荣伟公司面临拆迁，在商议用哪一家公司签约时，龚某提出由国锦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后，只有荣伟公司出钱，国锦公司并未出钱，当时租赁土地的平场和基建是由彭某承包修建的。在国锦公司问及其是否清楚国锦公司与重庆市清明集体土地托管中心、清明村委会签订有什么合同时，证人胡某表示其不清楚，在国锦公司问及其是如何知道所有费用都是肖长荣出的，证人胡某表示是其亲眼看到的。国锦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清明村委会作为独立于本案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并不清楚本案双方之间的关系，且据其了解，《证明》上所有村民的签字都是2017年或2018年补签的，所有村民对当时的情况并不清楚；对证人胡某的证言，国锦公司认为，租金和其他费用均是由其交纳的，证人胡某所述其没有出钱只有荣伟公司出钱，与实际不符，且胡某作为村主任对于其与清明村委会签订有什么合同并不清楚，说明证人对事实并不了解，证言均是凭想象推断。国锦公司为反驳荣伟公司的主张，分别举示了清明村委会于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日出具的两份《证明》，一份证明的内容为“经我村委会调查核实，我村委会于2006年7月18日与国锦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将沙坪坝区梅家湾合作社109.516亩地租给国锦公司，租赁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租赁期间有关土地租金费用皆由国锦公司缴纳，与其他公司无任何关系。特此证明”，另一份证明的内容为“经我村委会调查核实，我村委会于2006年7月18日与国锦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将沙坪坝区梅家湾合作社109.516亩土地仅租赁给国锦公司，租赁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前述土地租赁事宜与其他公司无任何关系。特此证明”。前一份证明有陈光兰和龚灿芳的签名，后一份证明仅有陈光兰的签名。荣伟公司认为，国锦公司提供的两份证明从内容表述上有明显的变化，一份强调仅将土地租给了国锦公司，另一份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改为土地租金皆由国锦公司交纳，两份证明皆与荣伟公司提交的2007年6月10日清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矛盾。为证实实际交纳了土地租金，荣伟公司举示了说明1份、收条6份，涉及款项352939元，其中，2006年8月21日的说明系国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龚某和荣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长荣共同出具，内容为“荣伟收到龚某现金捌万元正，用于缴土地承包费，由龚某代缴土地费，特此说明。委托人：肖长荣被委托人：龚某”。6份收条中有5份系龚某出具，2006年10月12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荣伟公司肖长荣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00元），此款用作曾家镇交土地承包费。”收条下方荣伟公司工作人员韩德芳于同日注明“属实”。2006年11月23日收条有两份，一份载明：“今收到荣伟公司人民币（57990.00元）伍万柒仟玖佰玖拾元正，此款用作交曾家土地承租费。”荣伟公司工作人员韩德芳于同日在该份收条下方注明“同意此款用于曾家土地承包费。”另一份载明：“今收到荣伟公司人民币贰仟元正（2000.00元），此款用作曾家土地测量费。”荣伟公司工作人员韩德芳于同日在该份收条下方注明“同意此款用于曾家土地测量费。”2007年11月16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2007.7.12日国锦在荣伟加工套营加工费肆万叁仟零叁拾贰元正（43032元），此款荣伟同意国锦移交曾家土地承包费肆万叁仟零叁拾贰元正。”该收条下方“双方签字”处，除了有龚某签名外，还有韩德芳的签名。2007年3月3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荣伟公司人民币（49917元）肆万玖仟玖佰壹拾柒元正。”收条下方注明：“同意此款用作付曾家土地承包费。韩德芳，2007.3.4。”落款日期为“2007年12月”的收条没有署名，内容为：“龚某2007年在湖北荆江源收荣伟公司货款壹拾万元正（100000元）。”国锦公司质证时认为，2007年3月3日的收条并未载明款项用途，2007年12月的收条没有龚某签名，其余说明、收条仅表明是国锦公司向荣伟公司的借款，借款的用途是交纳土地承包费，不能说明双方系合伙关系。荣伟公司主张其实际出资为1674553.60元，该出资除了上述向清明村委会及梅家湾合作社交纳的租金和工作经费合计60233.80元、向彭某支付的工程款1260233.80元以及支付给龚某并由龚某代缴的土地租金352939元外，还包括其为施工购买水泥管的费用1147元，并举示了一份入账日期为2007年8月10日的收据，该收据仅记载有交款单位、金额和收款事由，没有显示具体的收款单位和收款人。国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荣伟公司述称，其与国锦公司合伙承租土地之后，最初打算自用一部分，但后来因为政策原因，其重新在铜梁选址、建厂，所承租的土地不存在日常经营事务，土地平场完毕、围墙修好出租给下家以后，租赁费、工作经费（协调费）与收取的租金之间的差额就是收益，且交纳土地租金、工作经费（协调费）都是由实际租用人直接和村委会衔接，村委会仅向国锦公司出一份收据而已，所以其负责人在2008年后长期在铜梁，所承租的土地皆由龚某在打理，当时其知道土地出租给种蘑菇的人没有多少收益，所以没有与国锦公司对账，自从2013年9月木材市场进入后，租金增加、营收增加，其找国锦公司对账，国锦公司遂不承认双方系合伙关系。国锦公司不认可荣伟公司的上述陈述，并认为，其所承租土地并非不存在日常经营事务，土地租赁协议的签订，土地的整治、寻找承租人以及租赁费、协调的交纳均属于日常经营事务，在木材市场进入之前，所租赁的土地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自从2006年土地租赁之后，其每年单独向村委会交纳十几万至二十万元的土地租金和协调费，该事实亦足以证明本案双方不可能存在合伙型联营合同关系。国锦公司否认与荣伟公司存在合伙型联营合同关系，但是对于国锦公司向清明村委会承租的土地为何由荣伟公司出面与彭某签订施工合同进行土地整治且双方分别支付了彭某100万余元的工程款，国锦公司解释称其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联营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通过协议或者章程而进行经济联合的组织形式，合伙型联营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但不具备法人条件，联营各方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双方均系依法成立的公司制企业法人，符合合伙型联营的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型联营合同关系，即双方对于以国锦公司名义承租的清明村委会的土地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事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评述如下：首先，就国锦公司承租的清明村集体土地，荣伟公司出面与彭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平基土石方施工合同》，荣伟公司为此支付工程款1260233.80元，国锦公司支付工程款1198395元。国锦公司否认与荣伟公司存在联营合同关系，但对于其单独租赁的土地，为何由荣伟公司出面签订施工合同，却没有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可以采信荣伟公司的主张，认定案涉土地系双方共同租赁，对土地进行整治使之适宜于出租，应属于联营事务经营的一部分，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对所承租土地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事实。其次，根据证人彭某、胡某的证言结合其他证据亦可以印证本案双方存在联营合同关系。证人胡某系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签订时清明村村委会主任，其本人熟悉当时的情况，其证言中陈述到当时本案双方欲合伙共同承租土地，但荣伟公司面临拆迁，在只能由一家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故而选择了由国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该事实与证人彭某陈述的“当时肖长荣（荣伟公司）的钱马上要赔下来了，龚某（国锦公司）的钱还没有赔下来”一致，均印证荣伟公司已经拆迁的事实，证人彭某作证时表示是肖长荣和龚某一起找到彭某要将整治土地的工程拿给彭某做，结合后来本案双方各支付约50%的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认定证人胡某、彭某的上述证言属实。虽然证人胡某陈述的某些细节比如合同甲方只能有一方签字等与具体的土地租赁协议中甲方系清明村委会的事实不一致，但这些细节上的不一致不影响其主要证言的真实性。虽然证人胡某的“亲眼看到所有费用都是荣伟公司出的，国锦公司没有出钱”等证言存在武断、偏激的情形，但不能据此否认该证人其他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证言的真实性。第三，对于荣伟公司举示的由清明村委会、梅家湾合作社、荣伟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出具的时间为2007年6月10日，最接近于案涉土地租赁协议签订的时间，且该协议上由时任清明村村委会主任胡某、梅家湾合作社社长彭某的签名，该证明的真实性应予认定，该《证明》亦能够证明以国锦公司名义向清明村委会承租的土地实际上系国锦公司与荣伟公司共同租赁，本案双方关于所承租的清明村土地存在联营合同关系。国锦公司虽辩称《证明》中多数村民的名字均是后来补签的，但并未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信。虽然国锦公司也提供了由清明村委会于2019年4月出具的两份《证明》，但该两份《证明》的内容与荣伟公司提供的《证明》内容并不冲突，国锦公司举示的《证明》仅是陈述了该村将集体土地109.516亩租赁给国锦公司以及由国锦公司交纳土地租金的事实，并未涉及到本案双方之间的关系。至于国锦公司举示的《证明》中所述“土地租赁事宜与其他公司无任何关系”，亦不足以否认本案双方之间存在联营关系，上述《证明》系清明村委会现任主任出具，其可能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也可能不愿涉及本案双方之间的纠纷，就清明村委会而言，其将土地租赁给国锦公司，并向国锦公司收取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所有租赁事宜只与国锦公司发生往来，自然与其他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故国锦公司举示的清明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不能证明其与荣伟公司不存在联营关系。第四，清明村委会和梅家湾合作社于2008年9月24日分别收取了荣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长荣2009年度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的一半合计60233.8元，但随即又于同年9月28日将所收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退还给肖长荣，并收取了国锦公司支付的2009年全年的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该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清明村委会和梅家湾合作社认可案涉土地系由本案双方共同租赁，但可能基于财务、审计等方面的考虑，故随即又将所收取的荣伟公司的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退还，改由向国锦公司收取。第五，国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龚某于2006年至2007年间出具的数份收条，均载明所收款项用于缴纳曾家镇土地承包费、土地测量费等，虽然仅凭这些收条不足以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联营关系，但结合荣伟公司出面签订施工合同对所租赁土地进行整治，本案双方共同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以及证人胡某、彭某的证言，可以认定收条所载明的款项系由国锦公司从荣伟公司收取用于交纳土地租金的事实，上述款项应认定为系荣伟公司对联营事务的出资。国锦公司辩称上述收条反映的是龚某与荣伟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龚某向荣伟公司出具的是收条、说明，而不是借条，不能反映出借款的合意，收条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利率，多份收条中均载明用于交纳土地承包费，如果仅有一份这样收条，认定为借款尚有可能，但两年时间内多份同样内容的收条均认定为借款显然有悖常理，故国锦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国锦公司与清明村委会于2006年7月18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中所租赁的清明村109.516亩集体土地系本案双方共同出资租赁，本案双方就所租赁的集体土地存在联营合同关系。本案双方就所共同租赁的集体土地的经营并未成立新的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实体，也非各自独立经营，而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故系合伙型联营合同关系。虽然荣伟公司在所租赁土地整治以后，没有具体参与土地的经营管理事务，但不能据此否认本案双方之间的联营合同关系。关于荣伟公司在联营事务中的出资份额，荣伟公司在整治租赁土地过程中支付的工程款1260233.8元系为联营事务所支付，应认定为在联营事务中的出资。荣伟公司举示的向清明村委会和梅家湾合作社交纳的2009年度一半的土地租金和工作经费60233.8元，经法庭查实，已经实际退还用作交纳整治土地的工程款，该笔费用不应重复计算。对于国锦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某和荣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长荣共同于2006年8月21日出具的说明中载明的80000元，根据说明的内容“荣伟收到龚某现金捌万元正，用于缴土地承包费，由龚某代缴土地费，特此说明。”不能证明系龚某从荣伟公司处收到了80000元，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系荣伟公司在联营事务中的出资。国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龚某于2006年10月12日、2006年11月23日、2007年11月16日、2007年3月3日出具的5份收条，均有荣伟公司工作人员韩德芳的签名，有4份注明系用于交纳土地承包费、测量费，虽然2007年3月3日的收条未注明系用于交纳土地承包费，但该份收条中同样有韩德芳“同意此款用作付曾家土地承包费”的记载，基于行为的连贯性，亦可以认定该份收条中的款项同样是用于交纳土地承包费。综上，上述5份收条中载明的款项合计172939元均系荣伟公司在双方联营事务中的出资。对于荣伟公司举示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12月，内容为“龚某2007年在湖北荆江源收重庆荣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壹拾万元（¥100000元）正”的收条，因没有龚某的签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款用于联营事务，故不能认定为荣伟公司对联营事务的出资。荣伟公司所举示的购买水泥管的金额为1147元的收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亦不能认定该款系荣伟公司对联营事务的出资。综上，该院认定荣伟公司在联营事务中出资为1433172.8元。对于荣伟公司要求确认的国锦公司在联营中的合伙份额，国锦公司否认与荣伟公司存在联营合同关系，且对于该问题双方均未在本案中举示相关证据，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对于国锦公司的出资份额问题，双方可以在联营事务结算或清算时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确认荣伟公司与国锦公司在共同租赁经营沙坪坝区梅家湾合作社109.516亩集体土地事务中存在合伙型联营合同关系，即国锦公司与沙坪坝区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的权益系荣伟公司与国锦公司共有；二、确认荣伟公司在上述合伙型联营事务中的出资份额为1433172.8元；三、驳回荣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国锦公司举示了大量证据材料，拟证明其为土地租赁事宜产生了巨额投入款。经质证，荣伟公司对部分予以认可，对大部分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本案中，荣伟公司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本案双方在合伙型联营事务中的份额，虽然荣伟公司自己未能明确其在联营事务中的份额，但一审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并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进而作出认定。一审法院在未予释明的情况下，径行以“双方均未在本案中举示相关证据”为由对荣伟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明显不当。二审中，国锦公司举示了其出资的证据，显示其对联营事务确有投入，本院经调解不成，根据前述规定，并为妥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化解本案纠纷，本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综上，因当事人在二审中举示了新证据，为妥善处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故对本案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重庆国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张 薇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