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7310号原告：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朱晓宇。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剑峰，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蓉，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绿茵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张小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磊，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焰，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胥顺公司)与被告上海绿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茵公司)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朱晓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剑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原、被告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一份，约定被告不可撤销地委托原告为被告开发的位于银翔路935、965、985号的南翔绿茵商业广场项目(以下简称涉案项目)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委托期限20年，每五年签订一次合同；被告应将商业物业中所有可出租物业委托原告出租并排他地进行商业管理；在委托期内，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擅自终止原告的商业经营管理权，不可撤销地赋予原告对该项目进行商业运营管理的全部权利；任何一方终止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00万元，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明确表示：“全权授权原告对涉案项目进行商业运营、物业管理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管理上的所有相关事宜”。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签订后，原告正式入驻绿茵商业广场营销中心，开展经营管理工作，但2018年6月，被告谎称公司股东要对合同进行备案，要求原告将合同原件交出，待备案完成后再行归还，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遂按照要求交出了手中的全部四份合同原件，后原告多次询问被告何时归还原件，被告均借口拖延。2018年10月，被告在招商中心外部围墙上张贴公告，称其“从未委托过第三方对绿茵项目开展商业运营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管理等工作”，并称原告擅自出租绿茵项目商铺。随后原告即收到被告发送的《撤销授权委托书》。原告认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系原、被告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为履行合同投入甚多，然而被告单方终止合同已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没有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合同的生效要件，且被告在2017年办理完毕贷款手续后已将合同原件作废处理，双方实际上不存在真实意思表示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系。原告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吴某，原告法定代表人朱晓宇是原告的小股东，同时也是吴某多年的手下，吴某通过控制上海XX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上海鑫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原告等多家公司期间，以各种方式侵占并损害被告的利益，导致绿茵商业广场项目资金断裂，引发群体诉讼，被告处于破产的边缘，原告对此负有重要的责任。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不可撤销地委托原告为涉案项目提供经营管理服务，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其他约定等。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确认《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的公章系绿茵公司的公章，但不确认《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是绿茵公司的公章；《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需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且盖章后才生效，目前两份证据均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生效要件；被告持有四份《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原件，上面加盖了“合同作废章”，故双方并没有建立起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系。2、《商业运营管理顾问服务合同》及《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复印件，证明原告为保证运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委托戴某某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为涉案项目提供商业运营管理顾问服务并承诺支付服务费用。被告质证意见为：没有合同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商业运营管理顾问服务合同》是XX公司与戴某某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某某公司)签订，与被告无关，倘若该合同真实，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委托他人运营管理已构成违约。另外，《商业运营管理顾问服务合同》的签约时间为2016年12月，而《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签订日期在2015年6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签订日期则是在2017年1月，明显存在冲突。3、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恒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恒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与上海午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证明原告积极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同多家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因商铺均未交付，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造成原告损失。被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认定，涉案项目并未开始装修起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承租人不存在损失。原告法定代表人朱晓宇跟随其公司大股东吴某自2015年开始介入到绿茵商业广场项目，而被告与其自2017年开始产生矛盾，部分《租赁合同》则是在2018年签订，原告及其大股东吴某恶意签订《租赁合同》制造损失，故即便承租人存在损失也应由原告及其大股东吴某承担。4、《施工总承包合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劳动合同、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原件，证明被告在银翔路XXX号建造绿茵商业广场招商中心时，由原告公司员工方某某作为项目负责人，原告为招商中心的落成付出了大量心血。被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不认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并未体现委托原告从事装修改造事项，《施工总承包合同》无法证明原告履行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整个绿茵商业广场商铺的销售、招租、施工等都是由原告大股东吴某实际负责，被告从未见过这些施工合同，也没有实际参与过这些合同的履行。5、《公告》，证明2018年10月，被告在招商中心外部围墙上张贴公告，称其“从未委托过第三方对绿茵项目开展商业运营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管理等工作”，并称原告系擅自出租绿茵项目商铺。被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2017年11月吴某恶意网签绿茵商业广场的商铺，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尽管双方经历了诉讼、仲裁以及《发函》后，吴某依然强行在现场运营商铺的相关工作，包括同有意向的承租人洽谈等，影响绿茵公司的形象，甚至可能给潜在的承租人造成麻烦，为遏制这样的情况发生，被告发出了前述《公告》。6、《撤销授权委托书》原件，证明被告单方通知原告解除双方之间的所有关系，撤销原告对涉案项目的运营管理权。被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发现公章被冒用，原告持《授权委托书》称其享有委托经营管理的权利，被告为了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遂出具该份《撤销授权委托书》。7、《民事调解书》，证明因被告单方撤销授权委托，原告无力支付戴某某公司的服务费用，被戴某某诉至法院，后经法院组织调解，原告与戴某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质证意见为：原告同戴某某之间的协议与被告无关，被告并不知晓。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四份《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原件，证明该四份合同系原告大股东吴某为配合被告贷款需要而同被告签署，2017年6月，贷款手续办理完毕后被告收回了上述四份合同原件并加盖了“合同作废章”，双方实际并无真正建立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合同原件被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小弟编造了理由予以收回，其在合同上加盖“合同作废章”等不受原告控制；被告虽然不认可《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但是被告承认其至少存在两个版本的公章，那么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可能存在第三、四套公章，被告可根据不同需要加盖不同公章；结合被告出具的《撤销授权委托书》，双方实际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绿茵公司(委托方、甲方)与鑫胥顺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内容为，甲方为涉案项目的开发商，乙方为商业地产运营、管理和服务的专业机构，甲方委托乙方为涉案项目提供排他地商业物业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委托期限共计20年。关于甲方的权利义务，合同4.1.6条约定，甲方应将商业物业中所有可出租物业委托乙方出租并排他地进行商业经营管理，所有租金由乙方代为收取。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占有、使用或经营委托乙方经营的商铺、不得另行委托或出租，不得变更委托经营，不得直接向实际承租人直接收取与租赁商铺相关的任何费用(含租金)。4.1.9条约定，甲方允许乙方或实际承租方对该项目的甲方自有商业物业进行装修、装饰或添置新物，本合同期满后，乙方或实际承租方可恢复原状移走装修、装饰物或协商一致后甲方对装修、装饰物折价补偿，该物所有权归甲方。关于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4.2.6条约定，为更好的经营管理该项目，提升项目的品牌和形象，乙方有权将委托管理事项的全部或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招商、商业运营、企划推广、商务活动等与项目商业运作有关的事项)委托给有经营管理经验和相关经营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完成，但乙方不得将项目设立任何形式的担保。关于违约责任，合同6.1条约定，合同双方应全面、切实履行，若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修改本协议条款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关于合同的生效，合同9.1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9.2条约定，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合同落款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了绿茵公司、鑫胥顺公司的公章，但未见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日，双方又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甲方全权授权委托乙方对涉案项目进行商业运营、物业管理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管理上的所有相关事宜。本授权委托书于签字盖章后生效，特此声明。该份《授权委托书》落款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了绿茵公司、鑫胥顺公司的公章，但未见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2018年10月，绿茵公司出具《撤销授权委托书》一份，大致内容为，绿茵公司决定解除双方之间的所有关系，同时撤销委托鑫胥顺公司对涉案项目的商业运营、物业管理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上的所有相关事宜。另查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签订后，绿茵公司因故收回了鑫胥顺公司持有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原件，并在合同上加盖了“合同作废章”。审理中，绿茵公司因对鑫胥顺公司提交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上绿茵公司的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曾申请对上述两份证据上的公章与其工商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鑫胥顺公司则认为绿茵公司至少存在两套实际使用的公章，故也向本院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上绿茵公司的公章与绿茵公司同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的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嗣后，绿茵公司明确表示其存在一套绿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小弟刻制的公司公章，以及一套在第三方监管机构处的公司公章，并表示经其核实，《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的绿茵公司的公章与绿茵公司向法院递交的其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材料上加盖的公章肉眼上判断是同一枚印章，故撤回了公章鉴定的申请，同时，鑫胥顺公司也因此撤回了公章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绿茵公司、鑫胥顺公司虽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但根据合同第9.1条约定，该合同“应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因该合同上仅有双方盖章，而双方法定代表人并未签字，故该合同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要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虽已成立，但并未生效，双方实际并未建立起委托经营管理的合同关系。《授权委托书》系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同日签订且密不可分，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授权委托书》自然也不生效。鑫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晓宇在庭审中明确表示，绿茵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弟当其面加盖了绿茵公司的公章，那么作为应明晰合同条款，尤其是合同生效条款的朱晓宇来讲，其应完全知晓，其本人以及张小弟分别作为鑫胥顺公司和绿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就无法生效。基于此，在张小弟已当其面加盖了绿茵公司公章的情况下，此时朱晓宇完全可以要求张小弟在合同上签字，同时朱晓宇本人也应该代表鑫胥顺公司签字，以确保合同生效。然而，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除未见张小弟代表绿茵公司的签字外，甚至未见朱晓宇之签字，明显不合常理。加之，鑫胥顺公司并未持有《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原件，反而是绿茵公司持有加盖了“合同作废章”的四份合同原件，鑫胥顺公司虽称张小弟谎称要将合同予以备案向朱晓宇要走了合同原件，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该说法，本院难以采信。《撤销授权委托书》虽明确载明绿茵公司撤销委托鑫胥顺公司对涉案项目的商业运营、物业管理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上的所有事宜，但绿茵公司已表示该份《撤销授权委托书》是基于鑫胥顺公司持《授权委托书》自认为其享有委托经营管理的权利，绿茵公司才针对《授权委托书》出具了《撤销授权委托书》以书面明确撤销其自认为的委托经营管理的权利。基于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未生效的前述分析，本院认为绿茵公司的该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鑫胥顺公司举证的其为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因仅有一份合同有原件(鑫胥顺公司与上海午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即便合同属实，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鑫胥顺公司尚无权对外出租涉案项目下的物业，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鑫胥顺公司自行承担，鑫胥顺公司不能以此作为其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依据。综上，绿茵公司与鑫胥顺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未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合同并未生效，绿茵公司与鑫胥顺公司实际并未建立起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系。鑫胥顺公司要求绿茵公司承担违约金，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原告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 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鑫书 记 员  俞佳悦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