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峰，男，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望，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得，男，196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重庆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陆新芳，女，194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望，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信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29号，组织机构代码202922927。法定代表人：李永庆，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华宏良，男，196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诉人秦峰因与被上诉人吴得，原审被告陆新芳，原审第三人重庆信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公司）、华宏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峰、原审被告陆新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望，被上诉人吴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信泰公司、华宏亮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吴得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权利最长20年保护期的规定；2．吴得对信泰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不应支持其诉请；3．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秦峰已穷尽其作为出资人的举证责任，无法还原本案关键事实是因为吴得及其前手原各债权人的过错甚至是恶意，故应由吴得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吴得损失范围，将整个债权金额作为损失范围；本案争议性质属于侵权纠纷，损失范围应是直接损失，即购买债权的成本，不应包含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吴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新芳述称，同意秦峰的上诉请求。信泰公司未作陈述。华宏良未作陈述。吴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秦峰、陆新芳对信泰公司569300元的债务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秦峰、陆新芳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泰公司于1996年10月18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秦峰、陆新芳系该公司发起人，各持股80%、20%。信泰公司设立时提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形成于1996年9月16日的章程载明：注册资本中货币100万元，秦峰出资80万元，陆新芳出资20万元。信泰公司设立时提交的由重庆中信审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0月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载明：你公司是由秦峰、陆新芳两名股东以实物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我们查验后认定，截至1996年10月4日，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元。该报告及其附件《出资表》中均未载明出资方式。前述《验资报告》存档资料中含有以秦峰名义于1996年9月25日在中国银行开设的存折复印件，该存折载明出具《验资报告》时的存款余额为100.05万元；存档的《验资报告》原稿中“出资方式为实物、货币资金”中将“实物”以斜划线的方式划掉；存档资料中含有以秦峰、陆新芳为交款人的《收据》各一份，金额分别为80万元、20万元，收款事由均为成立信泰公司股本金，该收据加盖秦峰、陆新芳个人印章。2001年9月、10月，陆新芳、秦峰相继将持有的信泰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他人。信泰公司提交的1996年度-2000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显示：秦峰、陆新芳的出资方式为货币，1996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附件《资产负债表》显示信泰公司货币资金为985678.21元（期末数）。2005年11月9日，因信泰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年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2002年7月26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中区民三初字第1832号民事判决：信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银行重庆渝中支行借款本金47万元及利息80933.7元，本案诉讼费13760元由信泰公司负担（中国银行重庆渝中支行已预交，信泰公司支付借款时直接支付该行）。该判决生效后，中国银行重庆渝中支行申请强制执行并缴纳了执行费4700元。2003年3月24日，因信泰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04年9月7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将其对信泰公司享有的借款本金1470万元、利息377913.68元（含前述判决中的借款本息）及相应的从权利一并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004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共同在《重庆日报》发布公告，告知了前述债权转让事宜。2012年12月24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与华宏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该公司将前述受让的债权转让给华宏良。2013年4月24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与华宏良共同在《重庆商报》发布公告，告知了前述债权转让事宜。2016年9月2日，华宏良与吴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华宏良将前述受让的债权转让给吴得。华宏良随即向信泰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协议及催收通知。2016年10月1日，华宏良与吴得共同在《重庆晚报》上发布公告，告知前述债权转让事宜。一审法院认为，中国银行重庆渝中支行对第三人信泰公司享有债权569393.7元（本金47万元、利息80933.7元、诉讼费13760元、执行费4700元），该债权经多次转让后转让给了吴得，原债权人已对转让事宜进行了公告，一审审理中第三人华宏良亦明确表明了转让的真实性，故第三人华宏良与吴得的债权转让对第三人信泰公司发生效力，吴得系第三人信泰公司的债权人。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1994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现行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亦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根据信泰公司的章程、验资报告的原稿及秦峰、陆新芳的陈述，秦峰、陆新芳系货币出资，故应由秦峰、陆新芳举示证据证明其已将出资存入了第三人信泰公司的银行账户。虽然秦峰、陆新芳举示的《收据》、信泰公司的财务报表载明秦峰、陆新芳的出资已缴纳，但因《收据》本身即为秦峰、陆新芳开具，财务报表系信泰公司单方出具，而信泰公司本身是受秦峰、陆新芳控制的，故该《收据》、财务报表不能当然载明秦峰、陆新芳已出资；秦峰、陆新芳举示的银行存折仅能证明验资时秦峰有银行存款100.05万元，不能证明该款已按法律规定交付信泰公司。综上，秦峰、陆新芳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出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秦峰、陆新芳均未实际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秦峰、陆新芳系第三人信泰公司的发起人，均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前述规定，秦峰、陆新芳应对信泰公司的债务在其认缴的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秦峰对第三人信泰公司对吴得所负债务56930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陆新芳对第三人信泰公司对吴得所负债务56930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在2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秦峰、陆新芳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秦峰、陆新芳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信泰公司设立时提交的由重庆中信审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0月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载明，“你公司是由秦峰、陆新芳两名股东以实物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我们查验后认定，截至1996年10月4日，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元”。该报告附件《出资表》中未载明出资方式。另查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02）中区民三初字第1832号民事判决认定，信泰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渝中支行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从1998年2月26日至1999年1月25日。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争议债务是否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情形，经查，吴得持有的案涉债权所对应的债务履行期限于1999年1月25日届满，自届满之日起的次日即1999年1月26日有关债权即予产生。根据吴得主张的事实理由，如信泰公司于1996年设立时即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情形，则吴得持有的债权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存有受到该出资不实情形所致损害的状态，而吴得就本案起诉之日为2019年1月14日，自1999年1月26日起至当时尚未经过20年，并不符合前引法律条文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情形，故本院对秦峰的有关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秦峰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问题，经查，秦峰于一审中并未提出相应抗辩，也未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证明案涉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院对秦峰有关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秦峰、陆新芳是否已足额向信泰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吴得一审举示的、由重庆中信审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0月4日出具的案涉《验资报告》载明，信泰公司是由秦峰、陆新芳两名股东以实物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该所查验后认定，截至1996年10月4日，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元。而秦峰、陆新芳一审举示的存档于审计部门的前述《验资报告》底稿中“出资方式为实物、货币资金”一处系受当时办公条件所限，由使用者事先预制固定模板，待定稿时选择删划的方式明确出资方式的特定格式，该处将“实物”以斜划线的方式划掉，表明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故验资报告的正本与底稿对股东出资方式的表述确存在差别。结合双方一审举示的有关证据，特别是信泰公司章程亦载明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从盖然性角度出发，应当推定秦峰、陆新芳的出资实为货币出资，而报告正本与底稿因故出现差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一般而言，验资报告系具有专门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经过既定程序核验股东出资后形成的专业文书，具有相应的公信力。在无其他证据进一步明确证明验资过程违反当时相关规定导致存在虚假出资或违规验资的情况下，秦峰、陆新芳作为被告一方另行举示的验资报告底稿与原告一方举示的验资报告正本均对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元予以了确认，仅因底稿与正本存在出资方式表述差别且举示的底稿资料不全这一情形，尚不足以推翻验资报告关于公司资本已经实收完毕的结论，如前所述，反而可以证明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具有盖然性。故吴得举示的证据结合秦峰、陆新芳举示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验资报告的正本与底稿存在差别，但不足以证明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能产生合理怀疑，也不足以证明股东出资没有到位。秦峰、陆新芳提供《验资报告》底稿，结合吴得举示的公司章程等证据已证明自己出资完毕，其有关证明责任已予履行。而吴得对信泰公司原股东秦峰、陆新芳的出资能够产生合理怀疑的相关证明责任尚未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自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至1999年12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被上诉人吴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被上诉人吴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毅审判员 余彦龙审判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