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益乐路223号1幢1层。法定代表人：章建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春、李莉，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25号。法定代表人：盛建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雷雨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欣，女，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上诉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股份）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管公司）、李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江股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春、李莉，被上诉人浙商资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雷雨晴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欣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案经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江股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浙商资管公司、李欣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订立案涉《股票质押合同》系恶意串通，提前套现禁售期股票并严重损害银江股份利益，相关股票质押融资业务并非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应当认定无效。1．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开展股票质押交易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利益冲突审查，也没有征询过银江股份的意见；知悉股票性质登记为个人限售股、不具有可转让性，双方便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促成涉案股票质权的设立，明显有意侵害银江股份合法权益。2．浙商资管公司逼迫李欣在钱塘公证处进行虚假陈述，骗取相应执行证书用以执行案涉股票，规避银江股份对股票质押提出的异议，明显存在恶意串通。3．浙商资管公司清楚涉案股票质押后对李欣偿债能力及银江股份公司利益（特别是对赌回购权益）的重大不利影响，对银江股份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损害结果具有主观预见性，直接损害银江股份的利益。（二）案涉《股票质押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侵犯了公共利益，应当认定无效。本案中，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将涉案股票质押的回购到期日恶意设置在该等股票解除限售日之前，帮助李欣提前套现限售股票，明显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业务办法》）的相关规定。（三）案涉《股票质押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无效。该质押合同实质系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之间恶意串通，提前套现禁售期股票并严重损害银江股份利益，应为法律所禁止。浙商资管公司答辩称：（一）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订立案涉《股票质押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银江股份利益的情形。浙商资管公司担保物权的生效时间（2015年4月28日）及具有登记对抗效力时间（2015年4月30日及5月18日）先于银江股份依约享有合同债权（2016年4月15日）近一年时间。银江股份控诉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提前近一年对一个尚未发生且不确定是否发生的普通合同债权进行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利益，毫无事实基础。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合同系正常商业行为，不存在利益输送、利益交换及恶意串通。浙商资管公司通过发行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并依约将从232名自然人投资者处募集的约21270万元的投资款支付给李欣，与李欣签订案涉《股票质押合同》目的是为保障浙商资管公司自身在《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项下的合法债权能够依法获得优先保护，属于浙商资管公司从事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业务的标准业务风控操作流程。（二）案涉《股票质押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案涉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业务属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系证券行业内的常规交易业务，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此类交易均予以认可。《业务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价上非法律、行政法规，也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仅可视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会员单位及结算参与机构的内部管理办法。（三）案涉《股票质押合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综上，银江股份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与法律基础，请求予以驳回。李欣未作答辩。银江股份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浙商资管公司、李欣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浙商聚银1号银江股份股票收益权1、2、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浙商资管GPZYJY0039、GPZYJY0040、GPZYJY0041）均无效；2．判令浙商资管公司、李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银江股份及其全资孙公司北京银江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江）与李欣等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安讯）全体股东、亚太安讯签订《购买资产协议》，约定银江股份方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李欣等股东持有的亚太安讯100%股权。《购买资产协议》的第五条股份锁定期约定：李欣承诺本次交易中取得的银江股份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法定限售期十二个月届满后，第一年可解禁其所获股份的15%，第二年可再解禁15%，第三年可再解禁25%，第四年可再解禁25%，第五年可再解禁20%，自法定限售期满后五年即全面解禁。2013年至2015年为李欣业绩承诺期，应待亚太安讯审计报告出具后，视是否实现股份补偿，按以上比例计算当年可解禁股份数并扣减需进行补偿部分后予以解禁，若不足扣减，则当年无股份解禁。李欣承诺所持股份在限售期内未经银江股份一方同意不得用于质押。第六条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约定：李欣承诺亚太安讯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000万元、5750万元、6613万元。银江股份一方在2013年、2014年、2015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委派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对亚太安讯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亚太安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2013年至2015年的任一年度低于该年度的承诺盈利数的，李欣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对银江股份一方进行补偿。银江股份、北京银江并与李欣、亚太安讯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利润补偿事项达成了协议。其中第三条约定了补偿方式的确定，李欣并承诺，如其所持银江股份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其将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或者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银江股份股份弥补不足部分，并由银江股份进行回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审批、交易方案执行等内容，银江股份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正式公告披露。李欣通过本次交易获得银江股份的股份17587245股。2014年4月25日，银江股份发布2014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对李欣所持银江股份限售股的股份数量、限售原因和解除限售日期以及李欣在资产重组时承诺其所持股份在限售期内未经上市公司同意不得用于质押等事项进行了公告披露。浙商资管公司的全资母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银江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2014年4月23日，银江股份委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载明亚太安讯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63.50万元，达到承诺利润数5000万元。2015年4月22日，银江股份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载明亚太安讯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262.08万元，未达到李欣的承诺利润数5750万元。由于2015年6月2日银江股份实施权益分派（即银江股份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故银江股份要求李欣补偿其5074307股，并于2015年9月17日将李欣交付的5074307股银江股份股票予以注销。同时，银江股份就上述规范补偿并回购注销事宜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正式公告披露。2016年4月15日，银江股份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载明亚太安讯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12.37万元，未达到李欣的承诺利润数。2015年4月28日，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签订浙商聚银1号银江股份股票收益权1号、2号、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及相应的《股票质押合同》，并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同年4月30日、5月18日，双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质权人为浙商资管公司，出质人为李欣，质押物为李欣持有的银江股份限售股合计13642655股（应为12642655股）。浙商资管公司通过发行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并依约将从232名自然人投资者处募集的约21270万元的投资款支付给李欣。2015年8月4日，银江股份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李欣所持银江股份限售股27813840股（2015年6月2日银江股份实施每10股转增12股后的数额）已质押的事实。李欣于2016年4月14日向浙商资管公司确认预期违约。其后，浙商资管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6）浙01执字第306、307、308号。银江股份作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7年3月13日，该院做出（2016）浙01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银江股份的诉讼请求。银江股份不服，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浙民终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执行案件现已执行完毕。原审法院认为，银江股份主张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的浙商聚银1号银江股份股票收益权1、2、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浙商资管GPZYJY0039、浙商资管GPZYJY0040、浙商资管GPZYJY0041）无效，理由有二：其一，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银江股份利益；其二，案涉质押系违规质押。对此，该院具体评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李欣、浙商资管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浙商聚银1号银江股份股票收益权1号、2号、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为担保合同的履行，双方签订了《股票质押合同》，办理了证券质押手续，浙商资管公司通过发行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并依约将从232名自然人投资者处募集的约21270万元的投资款支付给李欣。该交易真实存在，属正常商业行为。从主观因素分析，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李欣承诺所持股份在限售期内未经银江股份同意不得用于质押。现李欣在未经银江股份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所持限售股质押，李欣的行为构成违约无疑。对于浙商资管公司而言，其非上述《购买资产协议》合同当事人，不受合同拘束。即便浙商资管公司应当知道案涉限售股质押需经银江股份同意，但因2015年4月28日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协议时，浙商资管公司并无法预见一年以后亚太安讯2015年净利润将出现负值，亦无法预见案涉质押将直接损害银江股份的利益。况且，根据银江股份在2015年8月4日发布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银江股份至迟于该公告日已知晓李欣质押了其持有的限售股27813840股。然而，银江股份并未立即对该质押行为提出异议，而是直至浙商资管公司主张实现质权时，才提出执行异议。据此可知，银江股份自身亦未预见到李欣的质押行为将必然损害银江股份的利益。因此，从主观因素分析，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具有共同的损害银江股份利益的目的。从客观因素分析，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3.1条的约定，李欣承诺，如其所持银江股份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利润差额时，李欣将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或者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银江股份弥补不足部分。因此，当亚太安讯年度净利润未达李欣承诺利润额时，李欣向银江股份履行补偿义务的标的不限于李欣持有的银江股份限售股。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未直接损害银江股份的利益。综上，银江股份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银江股份认为李欣、浙商资管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中约定的回购到期日早于解除限售日，有违《业务办法》的规定。该院认为，该办法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发布，办法附件1中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必备条款（适用于融出方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客户的模式）》第十九条确实规定“业务协议应当约定，甲方将有限售条件股份用于股票质押回购的，解除限售日应当早于回购到期日。……”而事实上，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后，于2015年4月30日、5月1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其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据此，上述办法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银江股份主张案涉《股票质押合同》无效的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银江股份主张李欣与浙商资管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无效，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股票质押合同》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对银江股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欣经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银江股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银江股份负担。二审期间，银江股份、浙商资管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股票质押合同》的效力认定。经查，原审判决认为案涉《股票质押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理由：（1）银江股份主张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案涉《股票质押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银江股份利益的情形，但未能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首先，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通过发行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并依约将从232名自然人投资者处募集的约21270万元的投资款支付给李欣，浙商资管公司为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而与李欣签订了《股票质押合同》，办理证券质押手续。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属于证券行业的正常商业行为，真实、合法。其次，浙商资管公司接受李欣所持有的部分银江股份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证券）作为质押物时，银江股份对李欣名下的标的证券并不享有担保物权，对李欣亦不享有现实债权，银江股份回购标的证券事项并不确定，浙商资管公司无法预见一年后亚太安讯2015年度扣非净利润会出现亏损。再次，案涉李欣所有的标的证券虽系限售股，但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其作为质押标的。银江股份以标的证券系限售股具有不可转让性为由，主张浙商资管公司仍接受标的证券质押而具有主观恶意，不予采信。尽管李欣在签订案涉《股票质押合同》时违反了其在《购买资产协议》中对银江股份的承诺，不排除李欣在签订《股票质押合同》时存在单方恶意，但仍不足以认定浙商资管公司主观上亦存恶意。另，关于银江股份提出浙商资管公司逼迫李欣赴杭州市钱塘公证处进行虚假陈述致浙商资管公司取得相应执行证书用以执行涉案股票的事由，经查，李欣以其被胁迫签订相应执行公证文书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出具的案涉三份公证书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等，已被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故银江股份提出的该事由没有事实依据。最后，银江股份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标的证券已被质押的事实，表明银江股份至迟于2015年8月4日已知晓标的证券被质押，如果该质押行为损害了银江股份的利益，其应及时对该质押行为提出异议，但银江股份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及时对该质押行为提出了异议。（2）银江股份认为，《业务办法》规定限售股质押时设置“解除限售日应早于回购到期日”，本案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将标的证券质押的回购到期日恶意设置在标的证券解除限售日之前，明显违反了前述规定，故主张案涉《股票质押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侵犯了公共利益，应当认定无效。银江股份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首先，《业务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有限售条件股份作为标的证券的，解除限售日应早于回购到期日。”该条规定置于该业务办法第七章“风险管理、违约处置与异常情况处理”下第一节“风险管理”之下。从该业务办法的制定主体及规定的内容来看，限售股质押时设置“解除限售日应早于回购到期日”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业务办法》系证券交易所等制定的规范有关会员单位、结算参与机构的业务办法。限售股质押时设置“解除限售日应早于回购到期日”条款系为质权人风险管控的提示性规范，违反该条款的后果，也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3）银江股份主张案涉《股票质押合同》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理由是该质押合同看似浙商资管公司正常交易的质押式回购融资业务，实质为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恶意串通提前套现禁售期股票并严重损害银江股份利益。银江股份该理由与其主张的“浙商资管公司与李欣签订案涉《股票质押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银江股份利益的情形”实质相同，如前所述，亦不能成立。综上，银江股份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子明审判员  陈洪理审判员  骆苏英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小青·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