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6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住所地福建省漳平市。 法定代表人：赵丽珍，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通，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丽珍，女，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聪（赵丽珍之夫），男，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通，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江文，男，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天和，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贤燕，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以下简称南坂水电站）、赵丽珍因与被上诉人邹江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坂水电站、赵丽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通、上诉人赵丽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聪、被上诉人邹江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天和、余贤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坂水电站、赵丽珍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邹江文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违反了当时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的规定，转让未生效。 赵丽珍收到邹江文转让款是发生在2002年，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均应遵守1993年的《企业章程》及1995年的《股份合作协议书》。1993年的《企业章程》中第八章第26条第3款约定:“股份可以继承、转让、馈赠，但必须向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申报，并办理有关手续”;1995年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第4条第2款约定:“股东可以转让其股份，但须以书面提出申请，由股东会决定，其转让股份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根据前述规定，转让股权必须申报、提出书面申请，且须经股东会同意。但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转让并没有履行前述程序，上诉人没有收到书面申请，也没有收到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此外，涉案转让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就转让事宜也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因此，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因没有经书面申请也未经股东会同意，股权转让成立的条件还没有成就，股权转让还未生效。 二、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没有确定股权转让的份额。南坂水电站至今还没有收到有关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股权转让份额有关文书。 三、南坂水电站不应当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没有经股东会同意，还没有成立。即使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成立，但因赵丽珍与邹江文约定是“股中股”，是隐名投资股，不是显名股，不应当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赵丽珍出具给邹江文的《收条》明确约定是“股中股”。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是隐名的，不是显名的；因此，2011年1月14日修订的《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也没有将涉案股权显名为邹江文，邹江文还是隐名的。因此，虽然邹江文对南坂水电站有投资，但该投资系以赵丽珍名义投入，邹江文系通过赵丽珍间接享有上诉人的股权。故邹江文的投资行为属隐名投资。邹江文的权利义务是通过《收条》来实现的，而该《收条》的效力仅限于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邹江文不能以此《收条》对抗第三人，故邹江文要求变隐名股东为显名股东，要求南坂水电站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违背了《收条》的约定，也缺乏法律依据。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三条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态，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特征，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公司法》仅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主要依据《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企业的指导意见》、企业章程、合同法、民法通则等规定。南坂水电站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故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应适用当时合法有效的与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五、邹江文的诉讼也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该规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在2011年1月14日修订的《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中的股东名册中涉案股权并没有登记在邹江文名下。因此，邹江文在2011年1月14日即应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侵害，诉讼时效亦应自此时起算。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邹江文未主张权利，至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邹江文的诉讼请求应不予保护。 邹江文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案涉股权转让未生效的主张，明显无理，不应支持。 1.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股权转让应遵循1993年的《企业章程》和1995年的《股份合作协议》，转让股权必须申报、提出书面申请，且须经股东会同意；该主张明显无理。首先，根据南坂水电站2011年修改的《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而邹江文是南坂水电站的原始股东，案涉股权转让没有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应确认合法有效。其次，参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无须股东会同意。邹江文是南坂水电站的原始股东，因此，邹江文与赵丽珍之间转让股权属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无须股东会同意的。再次，从企业存续期间长期未依法召开股东会，而赵丽珍的原始出资数额为14.647万元，其通过购买康丽玲、林灿军的股份之后出资数额增至80.8911万元，该部分股份转让时也未召开股东会并经过股东会同意等各事实充分说明，案涉股权转让无须通过股东会同意即发生效力，现上诉人借口案涉股权转让没有通过股东会同意，不具备法律效力，是缺乏诚信的表现。 2.按照原《企业章程》规定，案涉转让股权申报或提出申请的义务都应由赵丽珍积极履行，如由于赵丽珍恶意违约，导致股权转让存在瑕疵，而否认邹江文转让的股权效力，明显是对违约者的纵容，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3.赵丽珍认为其有通过亲属的账号转款给邹江文，是属于偿付利息的主张，与其此前对“2002年，邹江文出资18万元赵丽珍部分股份”无异议的生效判决明显存在矛盾，故其主张支付7794元是利息，明显无理。 二、关于确定股权转让份额问题。 邹江文在原审提供的分红款转账凭证足以证明，每当分配15万分红款时，赵丽珍就会通过其亲属的账户支付给邹江文7794元，如分红款为10万元时，那么将支付给邹江文5196元，由此可以判断邹江文购得的股份比例为0.05196。案涉转让股份比例为0.05196，是按百分比计算，而本案中，全部股东持股比例是按整个电站10股总额分配的，那么邹江文的持股比例应为0.5196，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内容中占总股比为0.05196的表达有误，从而造成第二项内容中持股比例计算为0.42966是错误的，应据实改正为0.8973。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水电站是在公司法生效前成立，虽然登记为股份制企业，但在各方于1995年5月26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内容第一条明确“本公司是独立核算…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而在国家对该类型企业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规范情况下，人民法院参照并适用《公司法》进行调整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之处，因此，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 四、本案是确认邹江文股份权利产生诉讼纠纷，依法并不适用诉讼时效调整，故不存在超过诉讼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况且，上诉人在一审诉讼阶段也未提过诉讼时效抗辩，故二审时提出此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应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内容第一项、第二项表达有误的部分应予纠正。 邹江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赵丽珍在南坂水电站出资80.8911万元、持有比例为5.0557的股份中，有出资8.3136万元、占股比例为0.5196的股份归属邹江文实际持有；二、判令南坂水电站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将邹江文的出资及持股比例修改为出资14.3457万元、持有比例为0.89661的股份；三、判令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配合邹江文办理上述股份在漳平市官田乡经济委员会及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四、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南坂水电站、赵丽珍承担。 一审查明事实：1990年年底，杨子聪、邹江文、杨某、陈某发起成立南坂水电站，并于1993年2月1日制定了《漳平市官田南坂合资水电站企业章程》（以下简称《企业章程》），对企业名称及股权设置、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六条明确“股份总数为壹拾股，每股金额壹拾陆万元人民币”；第十条关于股东的权利的第1项明确股东“对自己投入的股份拥有所有权可以依法转让、馈赠自己所有的股份”；第十四条明确“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遇有特殊情况，股东或董事可以提议，经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半数以上的股东（股东代表）同意，也可临时召开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股份可以继承、转让、馈赠，但须向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或董事会申报，并办理有关手续”，等等。1993年12月9日，南坂水电站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60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水力发电，登记股东及出资情况为陈志根等人出资80万元，厦门兴贸汽车配件公司出资80万元。1995年5月26日，庄水泉、郑德根、黄雪冷、林灿军、康丽玲、邹江文、陈某、杨某、赵秀玉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对公司的性质、组织机构、出资数额、盈亏负担、份额大小、退股、转让股份、违约处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条对南坂水电站的性质明确为“本公司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条明确公司股东会适用章程12-16条规定，董事会适用章程17-21条规定；第三条对各股东的出资数额及股份数进行明确：庄水泉出资数额为24万元，股份数为0.75；郑德根出资数额为40万元，股份数为1.25；黄雪冷出资数额为40万元，股份数为1.25；林灿军出资数额为40万元，股份数为1.25；康丽玲出资数额为83万元，股份数为2.6；邹江文出资数额为1万元，股份数为0.25；陈某出资数额为1万元，股份数为0.25；杨某出资数额为15.921万元，股份数为1.25；赵秀玉出资数额为14.647万元，股份数为1.15；第四条第2项对“转让股份”明确为“股东可以转让其股份，但须以书面提出申请，由股东会决定，其转让股份时，其他股份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受的权利”；第八条明确“企业章程如与本协议相抵触，以本协议的规定为准”，等等。此后经营过程中，康丽玲将其股份转让给杨子聪（实际登记在赵丽珍名下）、陈某、邹江文、杨某；林灿军将其股份转让给杨子聪（登记在赵丽珍名下）。2011年1月14日，南坂水电站修改了《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对水电站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经营地址，股东姓名，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股份数，电站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等事项进行重新明确。其中，第三条明确，水电站注册资本160万元人民币；第六条对股东出资额及股份数明确为：郑德根出资1.6753万元、股份数0.1047；庄水泉出资17.5902万元、股份数1.0994；邹江文出资6.0321万元、股份数0.3777；杨某出资19.8582万元、股份数1.2411；黄雪冷出资27.921万元、股份数1.7451；陈某出资6.0321万元、股份数0.3777；赵丽珍出资80.8911万元、股份数5.0557；第七条对“股东会的召集及表决”明确为：“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议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具体时间由执行董事决定；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必须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八条电站法定代表人明确为“执行董事或经理任选一项为电站的法定代表人”；第九条明确“1.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2.股东同意转让的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等等。2017年12月5日，杨子聪、赵丽珍向邹江文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兹收到邹江文壹拾捌万元南坂电赵丽珍股中股。备注（买电站18万是2002年购买，2017年12月5日补办，18万只有收款壹次）以这张为准，重复作废。买电站只有买一次18万元”。邹江文多次与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就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宜进行沟通，未果。2019年8月21日，邹江文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赵丽珍与邹江文在2002年协议转让股份时，未签订书面的股份转让合同，未就收购的具体股份份额进行明确，至今亦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再查明，邹福光系邹江文的儿子，汤跃淑系赵丽珍儿媳，杨子聪系赵丽珍丈夫。赵丽珍的别名赵秀玉。南坂水电站股东的分红款由杨某统一发放，前期用现金方式，后期用转账方式。南坂水电站于2018年1月30日发放分红款100000元，其中，邹江文分得3770元（转入其子邹福光账户），赵丽珍分得50557元（转入其丈夫杨子聪账户）。2018年8月6日发放分红款150000元，其中，邹江文分得5655元（转入其子邹福光账户），赵丽珍分得75835.50元（转入其丈夫杨子聪账户）。2018年9月29日发放分红款150000元，邹江文分得5655元（转入其子邹福光账户），赵丽珍分得75835.50元（转入其丈夫杨子聪账户）。2018年11月1日发放分红款150000元，邹江文分得5655元（转入其子邹福光账户），赵丽珍分得75835.50元（转入其丈夫杨子聪账户）。2018年12月13日发放分红款150000元，邹江文分得5655元（转入其子邹福光账户），赵丽珍分得75835.50元（转入其丈夫杨子聪账户）；以上分红记录显示，邹江文、赵丽珍均是按其登记的股份份额享受分红的。2018年8月8日，汤跃淑向邹江文转账7794元。2018年12月13日，杨子聪向邹江文转账7794元。2019年2月1日，汤跃淑向邹江文转账519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四个焦点问题，一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份转让合意是否成立并生效；二如果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份转让合意成立并生效，则股份转让份额如何确定；三、南坂水电站是否应当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四、南坂水电站和赵丽珍是否有配合邹江文向漳平市官田乡经济委员会及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份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的义务。 一、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权转让合意是否成立并生效。 从赵丽珍出具给邹江文的《收条》中“兹收到邹江文壹拾捌万元南坂电赵丽珍股中股”的表述可知，赵丽珍与邹江文是存在股份转让的合意。由于本案中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而公司法也并未明确规定股权转让须以书面形式，故判断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权转让合意是否成立并生效，应从双方之间履行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首先，根据赵丽珍出具《收条》行为可以知道，其是股权转让款的获得者，则其在股权转让行为中应是作为股权的转让方，邹江文则为该股权的受让方。而1993年的《漳平市官田南坂合资水电站企业章程》第八章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股份可以继承、转让、馈赠。但必须向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或董事会申报，并办理有关手续”所规定股份转让须向股东大会申报，该申报义务主体应是股份的出让方，于本案而言系赵丽珍；同样的，1995年5月26日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股东可以转让其股份，但须以书面提出申请，由股东会决定，其转让股份时，其他股份在同等的条件下有优先承受的权利”所规定的书面申请义务，主要限定也是有意向出让股份的股东，于本案而言，该书面申请主体也应为赵丽珍；由于《企业章程》和《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申报”或“书面申请”的义务主体均为股份转让方赵丽珍，则履行义务的主动性在赵丽珍，其若不积极履行《企业章程》和《股份合作协议书》规定义务，由此导致对《企业章程》和《股份合作协议书》的违反，进而导致股份转让协议不生效，责任在赵丽珍，若因此否认受让人取得的股权，对受让人不公平，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其次，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可知，南坂水电站自成立至今，长年未依照《企业章程》及《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召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见南坂水电站的权力机构的运转是处于不正常状态，故不能单纯的以未召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会来否定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份转让事实；再者，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份转让行为虽然发生在十多年前，存在未告知其他股东也未经股东大会决定的情形，可能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但至本案审理阶段，其他股东已经知晓其二人存在股权转让行为但均未提出异议并主张优先购买权，故可视为对赵丽珍与邹江文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后追认；最后，从赵丽珍出具《收条》所记载内容可以确认邹江文向赵丽珍支付了1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同时从赵丽珍通过其亲属向邹江文支付额外的分红款份额，亦可确认邹江文与赵丽珍之间的就股权转让份额有进行过口头约定。虽然庭审过程中赵丽珍否认该款项系用于支付分红款并认为该支付款项系返还本金及利息，但因赵丽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邹江文存在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约定，且支付款项的数额不具有通常还款的整数内容，明显不合常理，故可确定赵丽珍亲属支付给邹江文的款项系股份分红款。综上，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意，虽无书面合同，但已实际履行，且不存在违反《股份合作协议书》及《企业章程》的情形，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为依法成立并生效。 二、赵丽珍与邹江文股权转让份额的确定。 由于邹江文与赵丽珍之间并没有存在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无法直接判断双方的股权转让份额，在没有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应根据双方交易习惯进行确定。本案中，虽然邹江文提供的赵丽珍亲属向其支付分红款的转账笔数不多，但根据证人杨某及陈某的陈述可知，南坂水电站的早期分红是以现金方法发放的，结合赵丽珍与邹江文私下进行股份转让的行为可知，其股份转让行为是为了回避其他股东，故对邹江文主张的赵丽珍及其丈夫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前些年的分红款的事实，虽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但仍可以确认。另，由于赵丽珍亲属（包括其儿媳妇汤跃淑、其丈夫杨子聪）向邹江文转账的时间均为赵丽珍收到南坂水电站分红款后不久的时间内，且相应的转款具有规律性，如2018年8月6日，南坂水电站向各股东发放分红款，总计总为15万元，赵丽珍儿媳妇汤跃淑随后于2018年8月8日向邹江文转账7794元；2018年12月13日，南坂水电站向各股东总发放分红款150000元，赵丽珍丈夫杨子聪随后于2018年12月13日向邹江文转账7794元，该转账金额与总分红的占比为0.05196，故可确定赵丽珍向邹江文转让的股份占总股比为0.05196，又因公司章程登记的总注册资金为160万元，则该股份折抵的出资额应为83136元。 三、南坂水电站是否应当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的规定可知，“股东出资额”是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法定登记事项，故“股东出资额”发生变动时，公司有义务对其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结合到本案中，邹江文的出资额已经发生变动，故南坂水电站有义务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上关于邹江文股份的相应登记事项。 四、南坂水电站和赵丽珍是否有配合邹江文办理股份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的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公司类型；（六）经营范围；（七）营业期限；（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的规定可知，负有配合办理公司登记事项变更义务的主体是公司，于本案而言也即南坂水电站，赵丽珍并无法定义务；又因为近年机构改革较多，机构名称变动较大，在邹江文未举证证明目前办理股份登记或备案的具体机构名称的情况下，其要求南坂水电站配合办理股份在漳平市官田乡经济委员会及漳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判决：一、确认赵丽珍在南坂水电站的80.8911万元出资额、持股比例为5.0557的股份中，有8.3136万元出资额、占总股比为0.05196的股份归属邹江文所有；二、南坂水电站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修改为14.3457万、持股比例为0.42966；三、驳回邹江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78.40元，由赵丽珍、南坂水电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邹江文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2019年8月23日50万元分红款分配方案复印件一份，证明邹江文分的25980元，该金额是通过杨子聪的账户转出，也是按0.5196的份额分配的。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该25980元是邹江文的股份寄在赵丽珍名下的分红款。 本院审查认为，邹江文提供的证据，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赵丽珍的丈夫杨子聪向邹江文支付分红款25980元（总基数50万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上诉人一审时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审时又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于上诉人二审主张邹江文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2、二审庭审中，邹江文认可赵丽珍向其出具《收条》中的“股中股”意思是当时要寄在赵丽珍名下。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赵丽珍与邹江文的股权转让是否成立，若成立，该份额如何确认？二、南坂水电站是否应当就此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与持股比例？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本院认为，2017年12月5日，杨子聪、赵丽珍向邹江文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兹收到邹江文壹拾捌万元南坂电赵丽珍股中股。备注（买电站18万是2002年购买，2017年12月5日补办，18万只有收款壹次）以这张为准，重复作废。买电站只有买一次18万元”。该收条确认邹江文于2002年出资18万元购买赵丽珍名下股份，二审中，邹江文亦确认其当时所购股份是寄在赵丽珍名下，且赵丽珍（亲属）亦向邹江文支付分红款,因此,应认定赵丽珍、邹江文之间股权转让成立。上诉人认为赵丽珍与邹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违反了当时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的规定，转让未生效；但讼争转让系赵丽珍将其部分股份的个人投资权益的让与，并未损害南坂水电站的利益，应不受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的约束，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赵丽珍（亲属）向邹江文支付分红款的金额认定邹江文享有南坂水电站0.05196股份系按百分比计算，而南坂水电站系按10股总额分配各股东股份，经计算，赵丽珍名下的5.0557股份中0.5196股份归邹江文所有，本院对此予以变更。根据2017年12月5日《收条》的记载,可以确认邹江文从出资购买股份(2002年)至2017年,邹江文均认可其系赵丽珍名下0.5196股份的实际出资人,邹江文身份是该0.5196股份的隐名股东,仅享有该股份的投资权益。邹江文诉请南坂水电站应当在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修改邹江文的出资额与持股比例，该诉请实为邹江文将其所购赵丽珍名下股份予以显名，但2011年南坂水电站进行各股东出资额及股份数调整时,邹江文此时已享有赵丽珍名下部分股权,但其亦未提出变更,应视为邹江文认可该股份的隐名属性，且邹江文的诉请也与双方2002年约定的“股中股”内容不符，对邹江文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南坂水电站、赵丽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赵丽珍在南坂水电站的80.8911万元出资额、持股比例为5.0557的股份中，有8.3136万元出资额、占总股比为0.05196的股份归属邹江文所有”为：确认赵丽珍在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的80.8911万元出资额、股份数5.0557的股份中，有8.3136万元出资额、股份数0.5196的股份归属邹江文所有； 二、撤销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南坂水电站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上邹江文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修改为14.3457万、持股比例为0.42966；三、驳回邹江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邹江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078.40元，由赵丽珍、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负担1039.20元，邹江文负担1039.2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078.40元，由赵丽珍、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负担1039.20元，邹江文负担1039.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吴英琼 审判员  童寿华 审判员  郭胜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雯 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