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291号原告：王贺林，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首都宾馆，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3号。法定代表人：张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贺林与被告首都宾馆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贺林，被告首都宾馆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贺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劳动关系；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3年12月21日入职国务院外宾管理处，后成立首都宾馆，原告成为第一批厨师，原告与首都宾馆筹备处签订了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的十年的劳动合同，当时筹备处承诺合同到期后自动延续。1992年国企改革，原告被派到北戴河工作，同年6月又接到调令被派到国外工作。出国前原告和被告签订了出国派遣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出国的工资1580元/月，出国回来后一次性发放。双方签订该合同后，人事部借口要盖章将合同拿走，未给原告，同年8月20日原告出国到莫斯科工作。原告出国期间，首都宾馆与新加坡酒店管理集团合资。1993年2月原告回国，被调入首都宾馆成立的三产部门国都实业公司工作。后该三产部门又酝酿与澳门合资，因合资办理审批等手续需要三年时间，这样三产部门的经理与原告沟通，让原告到社会上去发展，并给原告介绍到他朋友开的酒楼去工作，承诺等三年建好后再让原告回来。由于单位不给原告发工资，原告同意了。半年后该酒楼倒闭，该经理又让原告自己去找工作，原告只能自己去打零工。1996年与澳门合资的嘉年华大酒楼开业让原告回来工作时，因澳门方负责人要求选用香港厨师，这样经理又让原告自己去找工作，原告只能又到社会上打零工。2000年原告到采博隆公司工作，该公司要给原告交纳各项保险，为此原告找到被告方经理汇报，双方于2000年11月30日进行了沟通，当时原告提出两点要求，1、要求首都宾馆补发自1992年出国至1993年下半年的工资；2、原告到采博隆公司工作，采博隆公司要给原告交纳保险是否能将保险费交到首都宾馆。12月8日首都宾馆通知原告到人事部进行面谈。人事部总监称，想要出国工资必须要签订一个协议，否则不给该工资，并让原告按照他们写好的稿子抄。在原告受到首都宾馆的要挟和胁迫下，原告签订了该协议。由于档案一直放在首都宾馆，自2004年至2008年4月原告的社会保险企业应负担的部分和原告个人负担部分均由原告个人出资并将费用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为原告代缴。缴纳到十五年期限后，原告停止交纳。原告认为，该协议是格式文本，企业和个人应负担多少，从哪年到哪年，原告并不知道，也不会计算，这个协议计算的那么清楚，由此说明原告是受胁迫的。协议中约定首都宾馆应给原告出国的6个月工资用于补缴原告的养老保险，由此说明也是原告受胁迫签订协议后才补缴的。根据劳动法第14条第一款规定，签订10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首都宾馆应找原告谈是否续签问题，但单位没有找原告，也没有与原告续签，因此现在原告与首都宾馆的劳动关系仍存在，且已变成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首都宾馆让原告将档案拿走要给原告一个说法，首先，首都宾馆的做法违反了法律规定；其次，除非首都宾馆给原告出具书面证明即开除或辞职等，否则原告不能将档案拿走，因劳动合同法第48条和82条都有明确规定。再有，既然首都宾馆支付原告出国六个月的工资，就说明原告在办理出国时，双方签订过外派合同，否则该说明中为何会出现出国期间的工资9480元这个数额，这个数额也能证明原告书写协议时是被胁迫的，否则首都宾馆不给原告这个工资。被告首都宾馆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双方签订的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属实，该期间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被派遣到北戴河及俄罗斯工作都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1995年之后，原告一直在外工作自谋职业，说明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到期后，原告在外自谋职业是其自愿行为。对于2000年11月双方就原告的养老保险及档案转出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原告本人亲笔书写了说明书，明确1995年5月养老保险个人及单位缴纳部分均由原告个人承担，由此说明此时原告与首都宾馆已不存在劳动关系。自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原告的养老保险都由原告个人缴纳的。因原告一直在外面工作，原告个人负担的部分及单位负担的部分也是原告将费用交到首都宾馆后，由首都宾馆代缴，代缴至2008年4月。原告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也是该单位将费用转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代缴，直到2008年4月。首都宾馆之所以这样为原告代缴社会保险，就是考虑到原告工作了十年，保证其社保的延续性才作出为其代缴行为。再有由于原告害怕中断社会保险，首都宾馆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即1995年4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是首都宾馆自愿为原告缴纳的。双方协商后共同签署的《说明》中约定，原告要将档案转出，为此首都宾馆多次通知原告让其将档案转走，并告知拒绝转档的法律后果，到目前为止原告仍不同意转出，首都宾馆也不具备单独转档的条件，造成了档案一直放在首都宾馆的局面。原告称其懂劳动法，不同意转档，并以首都宾馆为其代缴社会保险，来证明与首都宾馆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2008年4月因原告未向首都宾馆交纳保险费，首都宾馆已不再为原告代缴社会保险。对于诉讼时效来说，从2008年4月起原告主张的与首都宾馆的劳动关系的争议已经发生，这时原告应提出仲裁，原告于2019年才提，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原告称其自己书写的《说明》是受胁迫所写，并未提交任何证据，由此说明该《说明》是原告与首都宾馆协商一致确认后由原告书写的，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1995年3月31日自然中止，仲裁裁决结果是正确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贺林向法院提交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6月15日王贺林向首都宾馆主张过劳动关系。2、录取通知，证明王贺林于1983年12月21日上午9时到外宾服务公司报到，外宾服务公司是首都宾馆的上级。3、劳动合同，证明首都宾馆筹备处与王贺林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4、天马旅馆简介，护照复印件，证明1992年8月至1993年2月期间王贺林被派到国外工作。5、医药费分割单复印件，证明王贺林原在首都宾馆工作，回国后到首都宾馆的下属公司北京国都实业公司工作。6、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出具的证明信，证明王贺林的养老保险单位应缴部分，个人应缴部分，该证明信说明了王贺林是被强迫后，首都宾馆才给王贺林新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出具王贺林自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应缴保险费的金额。7、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的发票，证明采博隆公司向首都宾馆交纳了王贺林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期间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8、首都宾馆专用发票、收据五张，证明1996年1月至2008年4月期间，王贺林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企业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均由王贺林个人支付给首都宾馆，再由首都宾馆为其代缴。9、《说明》，证明该说明是一个格式协议，是被告单方提出的，该说明中第四项，王贺林外派出国期间的工资9480元数额也是首都宾馆提出的，该款首都宾馆扣了八年，直到2000年拿该工资作为要挟让王贺林写该说明，这份《说明》充分证明了王贺林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10、仲裁裁决书，证明王贺林不认可该裁决书。首都宾馆对上述证据1、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2、录取通知和证据3、劳动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天马旅馆简介，真实性无法认定，对护照复印件真实性认可，王贺林的确这个期间被派往国外工作。对证据5医药费分割单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6、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出具的证明信，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明信恰恰证明原告在1999年6月-2000年11月期间与采博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首都宾馆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7、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的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王贺林在此期间和采博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证据8、首都宾馆专用发票、收据五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恰恰证明首都宾馆与王贺林不存在劳动关系，1996年1月-2008年4月期间，企业应缴社保和个人应缴社保费用均由王贺林自己负担，首都宾馆只是为王贺林代缴。对证据9、《说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说明是在双方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后双方协商一致书写的，王贺林未提供受胁迫的证据，由此说明是王贺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10、仲裁裁决书，真实性认可，认可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首都宾馆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明首都宾馆与王贺林于1985年4月1日-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此后即自然终止。2、《说明》，证明1995年3月31日劳动合同终止后，首都宾馆只是为王贺林代缴社会保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3、收据，证明王贺林本人及企业应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用都是由王贺林出资交给首都宾馆，再由首都宾馆代缴。4、王贺林的名片，证明王贺林在北京采博隆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王贺林对上述证据1、劳动合同，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说明》，真实性认可，该《说明》是本人书写，但是受首都宾馆胁迫所写，若王贺林不写，首都宾馆拒绝给其新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出具应缴纳社保的证明。对证据3、收据，真实性认可，首都宾馆所述的该期间的社会保险的确全部都由王贺林个人出资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代其缴纳。该证据无法证明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王贺林名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另查，王贺林于2019年7月22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首都宾馆：1、确认双方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劳动关系。2019年9月26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3330号仲裁裁决：1、确认首都宾馆与王贺林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王贺林的其他申请请求。王贺林不服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首都宾馆同意该裁决结果。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5年4月1日王贺林与首都宾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担任厨师，合同内容：第二条“合同期限从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第五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首都宾馆可以解除劳动合同：⑴合同期满，不需要续订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首都宾馆于1992年派王贺林到北戴河工作，后又被派往国外工作，1993年2月回国。回国后，首都宾馆同意王贺林在外自谋职业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存在。1995年3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后，首都宾馆未与王贺林协商双方是否续订劳动合同一事，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自此王贺林一直在外打工自谋职业，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其档案放在首都宾馆未转出。王贺林曾到北京采博隆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博隆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该单位同意给王贺林缴纳社会保险，为此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协商，2000年12月8日王贺林亲笔书写了《说明》，内容：“95年以前，本人养老保险金额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首都宾馆承担。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我自己承担（企业部分：8851.5元，个人：1886.4元）。99年6月至2000年11月份，本人养老保险由现在工作的单位转交给人事部（企业部分：5757元，个人：1818元）。92年8月至93年1月，宾馆应补发本人出国期间的工资为：6个月×1580元/月=9480元。用于冲抵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人事部在办齐上述情况的同时，应将本人所需转档的其他手续办齐！说明人：王贺林。2000.12.8”。当日，首都宾馆为王贺林就职的采博隆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王贺林自1999年6月至2000元11月养老金企业部分应缴纳5757元，个人部分应缴纳1818元，共计7575元。按照该说明的约定，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王贺林的社会保险（企业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费用均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的。1996年5月至2001年2月王贺林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王贺林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转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为王贺林代缴。后期的社会保险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直至2008年4月停止缴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王贺林与首都宾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3、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首都宾馆主张王贺林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焦点，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王贺林与首都宾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贺林于1985年4月1日与首都宾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现王贺林主张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系双方履行劳动合同期间，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王贺林主张的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贺林主张的自199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一节，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该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1995年3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均未就劳动合同到期后是否续订问题进行协商，首都宾馆建议王贺林在外自谋工作，未有与王贺林续订劳动合同的意愿。而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的请求，亦同意首都宾馆的建议，一直在外工作，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亦从未支付过王贺林劳动报酬。其次，除首都宾馆自愿为王贺林负担自1995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外，自1996年起至2018年4月王贺林的养老保险均由王贺林个人和其就职的采博隆公司为其缴纳，庭审中王贺林亦认可该事实。综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到期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现王贺林主张其自1995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仍与首都宾馆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焦点，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首先，该《说明》内容，是王贺林自己亲笔所写。其次，该《说明》对王贺林的养老保险问题约定非常明确，即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王贺林的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王贺林自己承担，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的养老保险由其现就职单位采博隆公司承担。再次，庭审中王贺林亦认可其养老保险一直由其自己交纳至2008年4月止，首都宾馆只是为其代缴从未负担过。综上说明，双方签订该《说明》后，王贺林及首都宾馆均按该《说明》的约定执行，王贺林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现王贺林提出该《说明》系其受胁迫所写，但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受胁迫所写的证据，故本院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针对第三焦点，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后，双方未在续订劳动合同，此后王贺林一直在外工作，从未在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从未给王贺林支付过劳动报酬，亦未给王贺林缴纳过社会保险，由此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5年3月31日终止，故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并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四焦点，首都宾馆主张王贺林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王贺林主张的要求确认其与首都宾馆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属于民诉法中的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王贺林主张的劳动关系的确认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王贺林与首都宾馆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贺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王贺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