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3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席建平，男，198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英，重庆道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洁，重庆道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久刚，男，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林。原审被告：曾剑波，男，198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上诉人席建平因与被上诉人高久刚及原审被告曾剑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7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对该案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席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英与被上诉人高久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曾剑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席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久刚的原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两审诉讼费由高久刚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与高久刚没有建立油卡买卖关系，其未收到高久刚诉称的兑换后的油卡，一审对此认定事实错误，高久刚举示的《收条》仅能证明曾剑波收到了油卡，不能证明高久刚向其购买了油卡，也不能证明兑换后的油卡交给了其，且一审中高久刚对系与何人建立油卡买卖关系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2.其出具《借条》后，高久刚并未支付借款，一审未对此进行查实而直接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3.其与高久刚存在合作业务往来，一审将案涉5.6万元认定为借款利息错误，一审中，高久刚自称双方存在合作往来关系，对此，其无需再举证证明，案涉《借条》也未约定利息，故不能推定微信转账的5.6万元系支付借款利息；4.根据《收条》可知，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且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未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一审法院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认定其支付的5.6万元系借款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法律适用且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行为明显矛盾。高久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曾剑波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高久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席建平归还其借款415000元，并以415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该款全部归还完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现利息约计1000元；2.依法判令曾剑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席建平、曾剑波承担。一审庭审中，高久刚及其代理人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曾剑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高久刚在席建平处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国通公司的加油卡，因国通公司对大额油卡加油有限制，高久刚同席建平通过电话沟通后，要求席建平将所购的油卡换成小额卡，经席建平向曾剑波协调后，同意高久刚带卡直接找曾剑波兑换，席建平同时将曾剑波的电话号码和具体位置通过微信发送给高久刚。2018年4月11日，高久刚同曾剑波在约定的地点碰面后，高久刚将每张面值2万元，共计25张国通公司的加油卡交付给曾剑波，同时由曾剑波向高久刚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高久刚5102321964××××××××国通2万面值卡共25张，实际余额499501，经协商由曾剑波负责把剩余余款授为面值5000元的国通卡。注：单月单次限使用最高1000，每月限使用最高2000，柴汽油通用，曾剑波，51021319830329531Ｘ，2018.4.11,139××××3270”，一审庭审中高久刚表示曾剑波是否将油卡兑换成小额油卡、兑换成小额油卡后是否交付给席建平等情况，其均不清楚。2018年6月1日，高久刚向席建平索要兑换后的油卡或折换后的现金均未果的情况下，由席建平向高久刚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高久刚人民币41.5万元正（肆拾壹万伍仟元正），借款人：席建平，2018年6月1日”。借条出具后，从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22日止，席建平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先后分7次，每次向高久刚转款8000元，共计金额5.6万元，关于该七次转款的由来，高久刚称系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席建平则表示所转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而系双方其他业务往来，但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久刚与席建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高久刚、席建平之间原系买卖合同关系，因国通公司对大额油卡加油有限制，高久刚要求席建平将所购的油卡换成小额卡，后由于高久刚并未收到席建平兑换后的油卡或折扣后的现金，并由席建平向高久刚出具借条一张。因此，双方的法律关系已转化为借贷关系。虽然席建平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同高久刚建立有民间借贷关系，也否认兑换后的油卡已由曾剑波转交席建平，但一审庭审中高久刚所举示的证据能够高度印证高久刚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相反，席建平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未能举示出高久刚同席建平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证据，也不能对席建平向高久刚七次微信转款的由来作出合理的说明。因此，该院确认高久刚系同席建平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高久刚同席建平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所欠高久刚的借款，应当由席建平偿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结合本案实际，由于席建平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对席建平已实际向高久刚支付的的部分款项系口头约定的利息还是归还的本金进行抗辩，且高久刚在一审庭审中坚持认为系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因此，该院对高久刚的意见予以采纳。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双方可以约定还款期限，没有约定的，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于高久刚要求席建平偿还借款41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以年利率6%为限），该院予以支持。虽然曾剑波经该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兑换前的油卡也系曾剑波收取，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确认，高久刚在买卖和兑换油卡的过程中，同曾剑波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产生，且高久刚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要求曾剑波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席建平的代理人认为席建平不应当承担责任而应当由曾剑波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曾剑波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由于高久刚在一审庭审中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催收借款的具体时间，因此，高久刚向该院起诉之日应视为席建平逾期还款的具体时间。据此，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席建平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高久刚借款本金415000元，并支付以实际未付本金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0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时止的利息（以年利率6%为限，利随本清）；二、驳回高久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席建平向本院提交了重庆捷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和股东出资信息，拟证明其与高久刚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经质证，高久刚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因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材料所载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不予采纳为二审新证据。高久刚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8年1月15日向席建平转账6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经质证，席建平对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经审查，因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银行转账记录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对关联性予以确认，予以采纳为二审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1月15日，高久刚向席建平银行转账6万元，该笔转账备注信息为油卡。另查明，2018年10月20日，高久刚通过微信向席建平发送信息：“2个月的利息和本多久还”，席建平回复：“下周”。二审庭审中，本院就案涉5.6万元款项的性质向席建平进行询问，席建平于庭后以书面形式向本院答复称：其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高久刚银行转账的6万元系其代高久刚向国通公司支付的油卡费用，后高久刚又要求退还，其就陆续向高久刚进行了退还，即形成了案涉5.6万元。高久刚陈述，其所主张的每个月8000元利息系以415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取整数计算而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高久刚与席建平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若存在，则案涉5.6万元是否系席建平支付的借款利息。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高久刚主张其与席建平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并举示了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前述证据能够证明高久刚与席建平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虽然席建平辩称高久刚系与曾剑波建立油卡买卖关系，但高久刚二审中举示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系直接将6万元的油卡费用支付给席建平，席建平称该款系代高久刚向国通公司支付，但席建平未举示相应证据佐证该陈述，故本院对席建平的该陈述不予采信，综上，席建平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高久刚的诉讼主张，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依法推定高久刚与席建平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高久刚主张案涉《借条》系其与席建平因油卡买卖关系而产生，因本院已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油卡买卖关系，结合2018年10月20日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席建平对高久刚关于利息和本金的主张予以认可的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借条》系双方对油卡买卖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即双方的油卡买卖产生债务债务关系已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该行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院认定高久刚与席建平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虽然案涉《借条》未明确约定利息，但双方2018年10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席建平对高久刚要求支付利息和本金的主张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双方对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结合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1月22日期间，席建平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先后7次、每次8000元向高久刚转款共计5.6万元的事实，能够认定双方之间约定了月利率为2%的利息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依法推定双方就案涉借款约定了月利率为2%的利息，故席建平向高久刚支付的5.6万元款项系支付案涉借款利息。最后，虽然双方约定了月利率为2%的借款利息，但高久刚在本案起诉时仅要求席建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该行为系高久刚对自身合法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令席建平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高久刚计付借款利息，并无不当，席建平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席建平关于其与高久刚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未约定利息且案涉5.6万元并非借款利息的上诉理由，均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席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25元，由上诉人席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薇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王 兵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范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