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0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红旭，女，199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芦进，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双梅，女，197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原审第三人：陈小青，女，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东津新区。以上二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同敏，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红旭因与被上诉人卢双梅、原审第三人陈小青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红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卢双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卢双梅租赁上述房屋后，以该房屋为经营场所于2019年7月25日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化妆品销售、美容、美体、养生保健服务”遗漏重要事实。首先，该营业执照首次注册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首次注册的经营范围为“化妆品销售，美容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首次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已经超出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为“美容”的经营范围。其次，2018年8月1日，陈小青变更登记了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中增加美体、养生保健服务两项。现在陈小青使用涉案租赁房屋用途主要为从事美体和养生保健服务（其自述为经营产后恢复与小儿推拿项目），更进一步改变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为“美容”的经营范围。二、一审判决认定“第一方面：《商铺租赁合同》第二条商铺用途中约定了原告在被告超出经营范围的情况下，原告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现卢双梅、赵红艳、陈小青经营范围没有超出卢双梅营业执照登记的范围，双方对此没有争议，依据该条约定，原告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错误。首先，卢双梅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营业执照是陈小青自行办理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商铺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为“美容”的经营范围。其次，周红旭并未对此没有异议，本案涉案房屋出租时合同明确约定商铺租赁用途是美容，因周红旭长期在外地，卢双梅与陈小青隐瞒超出经营范围事实，周红旭一直不知情。在一审中卢双梅与陈小青提交营业执照时，才发现卢双梅一直违反约定，超出经营范围使用租赁商铺。依据《商铺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承租该商品用于经营美容，在租赁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乙方不得改变上述经营范围；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租赁合同”，卢双梅将租赁房屋经营范围由《商铺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美容改变为化妆品销售、美体和养生保健服务，上述变更未经周红旭书面同意，违反了《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按照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出租方周红旭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三、一审法院查明中“被告卢双梅与赵红艳、陈小青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确立合伙关系，共同投资经营新生活化妆品店，后签订《补充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根据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三方视为合伙关系”。卢双梅与陈小青仅提供了《合伙经营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合伙关系的真实存在，而周红旭与陈小青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2019年的房租。物业费、商铺装修费均由陈小青一人承担，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共同投资”。周红旭认为卢双梅虚构合伙关系的目的是规避原《商铺租赁合同》中禁止转租条款的约定。四、一审法院认为周红旭与陈小青微信的聊天记录中既有陈小青自认转租表述也有合伙的表述，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三方不是合伙关系。周红旭认为微信聊天中陈小青自认是转租，并且在微信聊天及一审过程中陈小青说过该商铺是陈小青自己投资重新装修的。周红旭认为该证据足以证明卢双梅与陈小青之间存在转租行为。综上所述，周红旭认为卢双梅与陈小青，变更经营范围，违反《商铺租赁合同》的第二条对经营范围的约定。其次，卢双梅与陈小青打着合伙的幌子实则为转租，也违反了《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关于转租约定。周红旭均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周红旭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卢双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小青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红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周红旭、卢双梅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判令陈小青腾退商铺；2.判令卢双梅向周红旭支付违约金3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卢双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赵红艳在某美容产品公司任职，公司规定一名员工只能另开一家店。赵红艳在襄城区开了一家美容产品店，其预测东津世纪城不久将会繁华起来，市场前景客观，遂找卢双梅合伙，以卢双梅的名义到东津世纪城开美容店，赵红艳与卢双梅协商好后，赵红艳到东津世纪城找商铺。赵红艳找到周红旭的母亲**，二人谈好商铺租赁事项。2017年5月10日，周红旭的母亲**与赵红艳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方**，（乙方）承租人卢双梅承租周红旭位于东津世纪城编号为7-24-（1-2）-003建筑面积为136.33平方米的商铺（毛坯房）；租赁商铺用途：乙方承租该商铺用于经营美容，租赁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乙方不得改变上述经营范围；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租赁合同，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租赁期限5年，自2017年6月至2022年6月止（本合同仅作为前三年租金约定，后面两年租金随行就市，年租金不超过2万元。）；合同第八条第2款约定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的约定用途使用该租赁商铺，若乙方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不能继续经营的需要转让商铺，要提前告知甲方，甲方无权干涉。甲乙双方解除原合同，由甲方与第三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注：甲方有权要求按乙方租赁合同的终止日期作为甲方与第三方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终止日期，同时甲方和第三方须履行甲乙双方原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除非甲方与第三方有另行约定。）等。合同首页与尾页处由**签名，赵红艳签卢双梅的名字。合同签订后，赵红艳依约支付第一年的租金给**15000元。赵红艳、卢双梅开始装修商铺，经营美容店。卢双梅通过微信支付第二年租金15000元给**。因周红旭要求第三年租金付给本人，赵红艳向周红旭转账15000元。另查明，卢双梅租赁上述房屋后，以该房屋为经营场所于2019年7月25日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化妆品销售、美容、美体、养生保健服务。还查明，2017年5月20日，卢双梅与赵红艳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确立合伙关系，共同投资经营新生活化妆品店，明确双方权利义务。2019年5月20日卢双梅与赵红艳、陈小青三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合伙关系，由赵红艳负责推广市场、协调工商税务消防等外界关系，卢双梅负责推广市场为营销经理，陈小青负责实体店的经营和管理为执行经理。周红旭提供:周红旭与陈小青于2019年7月24日、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小青、卢双梅、赵红艳始为合伙关系，后卢双梅、赵红艳退股。周红旭曾同意卢双梅将该商铺转让出去但要求上涨房租。卢双梅提供:周红旭与陈小青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周红旭因租赁价格低于市场行情多次要求收回商铺。现周红旭以卢双梅违反《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引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商铺租赁合同》是经周红旭、卢双梅认可的前提下，由周红旭母亲**与赵红艳签订的，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周红旭将商铺交付卢双梅和赵红艳使用，卢双梅和赵红艳依约支付了租金。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周红旭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周红旭诉称，根据《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三项“乙方不得将租赁商铺及商铺内不属于乙方所有的设施、物品向任何单位及个人进行抵押、担保、转租、转借，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向乙方追偿损失”；合同第八条第2项是周红旭享有的权利，不是卢双梅享有的权利，故卢双梅无权擅自转租。卢双梅认为，《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卢双梅和赵红艳在合同签订后一直合伙经营、承租，周红旭知情并收取了二人的租金；陈小青合伙一是卢双梅和赵红艳的经营策略，二是陈小青入伙，扩展的新项目，也是在卢双梅营业执照许可的范围内，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周红旭也不具有法定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相反，周红旭为了涨租金，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锁门、威胁等方式阻扰卢双梅正常经营。陈小青认为，2018年11月份，其与卢双梅、赵红艳合伙，2019年6月份开始与房主交涉，因为房主要办房权证，需要物业费发票，物业费是其在交。周红旭提交的是其最开始与房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其想私下与房东签协议，但房东说其与卢双梅、赵红艳是合伙，周红旭没有提交后来的微信聊天记录，现在三人仍是合伙。经审理认为，第一方面：《商铺租赁合同》第二条商铺用途中约定了周红旭在卢双梅超出经营范围的情况下，周红旭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现卢双梅、赵红艳、陈小青经营范围没有超出卢双梅营业执照登记的范围，双方对此没有争议，依据该条约定，周红旭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第二方面：合同第八条第2项约定的内容是卢双梅若需转让商铺，只需告知周红旭，周红旭无权干涉，该条附加条件是：在周红旭、卢双梅解除合同的前提下，由周红旭与第三人重新签订合同，但周红旭与第三人需履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卢双梅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有权解除合同，周红旭同意解除并与卢双梅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后与新承租方签订合同的权利，而不是周红旭享有解除权。该条实际上是约定了卢双梅享有的权利，而不是周红旭享有的权利。本案中即便卢双梅将案涉商铺转让给陈小青，周红旭在办理房产证时已知晓，依据该条规定，周红旭也无权干涉；因卢双梅没有要求解除合同，周红旭、卢双梅也没有签订协议解除《商铺租赁合同》，陈小青现在仍在履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周红旭与陈小青微信聊天记录既有陈小青自认转租的表述也有合伙的表述，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卢双梅与陈小青、赵红艳不是合伙，而是转租。第三方面：卢双梅在租赁期间没有违反《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综上，周红旭诉请解除《商铺租赁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红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0元，由周红旭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周红旭主张的卢双梅租赁案涉房屋后，于2017年7月25日首次办理了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化妆品销售、美容服务的事实，卢双梅、陈小青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红旭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双方在案涉《商铺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商铺用于经营“美容”，具体可理解为通过专业的技术和手段，为消费者提供护理、保养、美化、修饰容貌与形体的服务，故卢双梅办理的营业执照中登记的经营范围并未改变双方合同约定的“美容”这一经营范围。周红旭以卢双梅改变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为由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卢双梅、赵红艳、陈小青先后订立了《合伙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三人之间依法成立合伙关系。因周红旭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反驳上述合伙协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卢双梅将案涉商铺予以转让的事实，故周红旭以卢双梅转让商铺为由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红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0元，由周红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