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锋，男，197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峰，湖北书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如佩，湖北书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蓉，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楚,湖北维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锋因与被上诉人谢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鄂0982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后，王锋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鄂09民终1262号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2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鄂0982民初2237号民事判决，王锋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峰、陆如佩，被上诉人谢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锋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2民初2237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谢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谢蓉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中，王锋与谢蓉既没有借贷的合意，也没有向谢蓉借过钱的事实，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转账记录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确认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也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没有要求谢蓉就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举证，却错误地要求王锋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1、本案谢蓉仅凭之前应支付给王锋钱款的转账记录，而不是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王锋偿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一般情理和常识上讲，王锋与谢蓉2014年才认识的普通朋友，假若2015年2月谢蓉将50万元巨款分两次借给谢蓉，在谢蓉没有一次还款的情况下既没有要求王锋出具书面债权凭证，又不要求王锋支付利息，且在起诉前长达4年之余的时间里，竟没有一次向王锋催要借款，无论是书面函件，还是短信、微信，无论是电话录音，还是证人证言。2019年1月，谢蓉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对自己主张的借款数额竟然不能确定，在王锋反驳后又进行了变更，明细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分配举证责任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谢蓉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认定“原告现以经多次催要被告拒绝还款为由”是主观臆断；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具备生效要件”属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要件仅是自然人借款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却并不是自然人借款合同的全部或充分条件，不能理解成一方收到资金就认定付款方与收款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王锋抗辩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王锋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王锋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过分地要求王锋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成立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的基本原则，正如该第十七条规定的下半句“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锋在一审中已经说明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也对该主张作出了具体的合理解释，还提出了较强的证据加以证明。王锋所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其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王锋提供的证据及解释足以符合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法则。3、本案谢蓉依法应当举证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否则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谢蓉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民事主体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凭王锋收到的银行转账的事实就主观断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以民间借贷的案由审理本案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谢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1、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可以以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是基于实践中存在有借款的事实而碍于情面或者未及时索要书面借据的情形，而赋予出借人的司法救济权利。在借款人抗辩不成立时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谢蓉向王锋转账50万元是事实，以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2、王锋抗辩理由及提供的抗辩证据未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不能达到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程度。王锋抗辩转账50万元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其在上诉状中称双方系普通朋友，于2014年才认识，2015年初转账借款给王锋不符合常理。那么其辩称50万元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自相矛盾。王锋提供的抗辩证据虽不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但也必须达到基本的证明效力，以支持其抗辩主张，如对借款人的证据的证明力不作要求，那么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就毫无意义。因借款人随意提供若干无证明力的证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后果则与不举证的后果并无二致。本案中王锋提供其多次取现金的证据仅仅只能证明其曾经取过现金，并不能证明取的现金就是交给了谢蓉。特别是取现30万元是分多次，每次金额较小，且时间跨度较长，并不是密集取款。根据谢蓉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谢蓉现金流水有高达500多万的情况，一般也是百万以上，谢蓉向王锋几万几万的借款更不符合常理。而且每次王锋借钱给谢蓉都是取现没有一次转账，更不符合现代交易习惯。且王锋流水金额较低，几乎每次都是进账之后取钱，取完之后，账上再无更多现金。如此种种，只能说明王锋就其抗辩主张提供了毫无证明力的证据。远远不能达到证明其主张的程度，更不说高度盖然性了。3、谢蓉诉请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虚假诉讼，反而正好可以证明谢蓉是借钱给王锋。正是因为谢蓉没有借据，只能凭银行汇款凭证提起诉讼，由于时间较长，对于提供了55万元的借款还是50万元的借款不能完全确定，故要求银行提供转账凭证，银行提供了第一次转账35万元给王锋的凭证，因将王锋的“锋”字打成了“峰”，该款退回，谢蓉在第二天转款30万元才到达王锋账户，之所以再次转账少转5万元，是因为转错误心里不舒服，就少转了5万元。而这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是谢蓉提供借款给王锋，因为只有借款给别人才有权随意多借和少借，毕竟借款人才占主导地位。如果是还款，怎么可能一会还35万元不成一会又还30万元呢？在一审时，谢蓉先提供35万元转款凭证，王锋仅仅否定没有收到该35万元，也没有说该35万元是还款，更没有说谢蓉还有还款30万元，直到谢蓉提供了30万元的转款凭证，王锋才又辩称是还款，也就是说王锋并不知道谢蓉有多少转款给王锋，所以王锋一直不正面回答向谢蓉提供了多少借款，而是在谢蓉提供了转账后见招拆招的抗辩是还款。故请求维持原判。谢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锋向谢蓉偿还借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蓉于2015年2月16日从湖北银行安陆支行卡号为62×××19银行卡汇款35万元至户名王锋卡号62×××50账户，因汇款时将户名王锋写成“王峰”，因而此次汇款未成功。2015年2月17日，谢蓉再次从湖北银行安陆支行卡号62×××19银行卡汇款30万元至户名王锋卡号62×××50账户。2015年4月30日，谢蓉从中国工商银行安陆支行卡号62×××86汇款20万元至户名王锋卡号62×××50账户，谢蓉共计向王锋汇款50万元。谢蓉现以经多次催要王锋拒绝还款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锋向谢蓉偿还借款50万元。同时查明王锋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1月28日，王锋从户名为王锋卡号62×××65建行账户上取款5万元，2014年12月5日，王锋从户名为62×××50工行账户上取款10万元，2015年1月17日，王锋从户名为王锋卡号62×××65建行账户上取款5万元，2015年1月24日，王锋从户名为62×××50工行账户上取款10万元，以上四次共计取款30万元。2015年4月11日，王锋从户名为62×××50工行账户上取款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谢蓉转账给王锋的50万元，到底是王锋向谢蓉的借款还是谢蓉偿还王锋之前借款，即谢蓉主张王锋欠款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谢蓉提交其名下银行卡交易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谢蓉汇款50万元，王锋对谢蓉转账事实无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的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可以认定谢蓉、王锋之间的借款合同具备生效要件。同时因王锋未向谢蓉出具借据，谢蓉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起诉要求王锋偿还借款5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谢蓉依据向王锋汇款共计50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锋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依照前述规定，王锋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王锋提交了五次银行取款共计50万元的事实以此证明曾经借款50万元给谢蓉，从而抗辩谢蓉银行汇款的50万元是偿还之前借款。因王锋的五次取款只能证明其曾经取款50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借给了谢蓉，王锋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达到王锋本案中主张的证明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以及证据优势规则，王锋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王锋提交的证明其之前借款50万元给谢蓉的证据不予采信，对谢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锋应偿还谢蓉借款5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王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谢蓉借款50万元。如王锋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300元，由王锋负担。二审中王锋申请证人邹某出庭作证。邹某作证称:我今天证明谢蓉和王峰之间借款的事情，证明王峰确实借钱给谢蓉。送的现金，送的次数不记得，送的现金最多一次20万，还送过5万现金;20万是我一个人送的，但送的地方不记得了;谢蓉打条子是给王锋的，我把条子带回去给王锋，20万的条子我也带给了王锋，20万的条子纸张和内容都不记得。20万是王锋给的现金，王锋给钱的次数太多了，地点都不一样，我记不清了。我和王峰一起送了几次钱我不记得了，就是我们二人送钱没有其他人在场。王锋也没有告诉我送钱的原因。我和王锋一起送钱的时候车的型号我不记得，有时坐他的车有时坐我的车。记忆比较深刻的宾馆有君豪、凯丰、鑫茂酒店。谢蓉质证称，证人邹某与王锋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是虚假的，王峰第一次提供的证人是肖某，肖某当时说是他和王锋一起去君豪酒店送的20万，今天的证人说是证人邹某一个人送的20万，没有说出具体地点，两证人自相矛盾，今天王锋说还有其他记不清的借款，证人证言不可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情况，王锋在一审举证其从银行账户取款20万元只有2015年4月11日一笔，一审庭审中王锋申请出庭的证人肖某称：“看到王锋将大概20万元左右钱送到君豪大酒店，送到君豪大酒店我没有上去。”本次二审邹某称其一个人将20万元送给谢蓉，王锋申请出庭的两个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故对证人邹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谢蓉依据向王锋汇款共计50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双方当事人对谢蓉向王锋转款50万元一事均无异议。王锋抗辩称：“该款系谢蓉偿还的之前王锋借给谢蓉的借款”，其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为王锋取现的凭证和证人证言，但该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综合认定，本案应由王锋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王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汛审判员  陈伟审判员  王政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会容书记员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