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行申19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游义海，男，汉族，1975年9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圣泉社区。法定代表人谭庆，区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榨子口33号。法定代表人丁江，镇长。游义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初5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游义海申请再审称，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人民政府在原村民游亮全家已将宅基地复垦获得19余万元补偿费、户口为城镇居民、不再享有农村宅基地的情况下，仍然违法为其颁发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江津区农村村民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游义海为此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请求确认上述许可证违法并予以撤销，同时要求责令游亮停止建房，这是《宪法》赋予的公民举报权利。《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也规定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政府违法行为责令其撤销或直接撤销；对公民的举报应当及时受理、处理并回复举报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以信访事项交区信访办后由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信访事项进行回复，已经对游义海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重庆市人民政府拒绝受理游义海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驳回游义海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再审改判本案。重庆市人民政府答辩称，游义海提交申请的目的在于维护村社集体利益，而非保障游义海自身的合法权益。虽然《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相应职责，但行政机关对于举报所作的处理与游义海个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直接关系，游义海不具备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资格，其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因此，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涉案《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适用法律恰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游义海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驳回游义海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游义海因针对案外人游亮认为其不具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主体资格等为由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书，要求确认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人民政府为游亮颁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江津区农村村民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游亮停止建房。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收到申请之后以信访事项交区信访办后由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信访事项进行了回复。游义海遂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未作处理和答复为由申请复议，请求重庆市人民政府裁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对其递交的《关于规划许可实施监督、举报的申请书》作出处理和答复。重庆市人民政府审查后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对游义海的申请是否处理回复、是否启动监督程序并不影响其权利义务，游义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受理条件为由，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渝府复〔2018〕483号）。游义海不服该行政复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渝府复〔2018〕483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本案中，游义海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申请确认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人民政府为游亮颁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江津区农村村民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游亮停止建房的诉求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关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当事人就行政机关针对其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是否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取决于法律、法规及规章是否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受理并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只有行政法上对举报处理行为有明确规定而行政机关拒绝处理的，才可能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而对于行政机关已经受理并作出相应处理后，举报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认为只要对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结论不服，就可以申请复议或者诉讼。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实体法规范的目的，必须纯为或至少除公共利益外，兼为个人利益，才能认定该规范成立了一种主观公权。从这一标准出发衡量，实体法规范举报权条款的设立目的主要在于经由私人举报而为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敦促行政机关履行公职或是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因此大多都明显不包含保护特定举报人的个别利益指向。行政机关在接到举报后应履行作出答复和予以处理的客观法义务，但这些客观义务所欲维护的却只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非举报人的个人利益。举报人即使因为行政机关对第三人的举报处理行为而受惠，也只是反射利益，并非法律上的主观公权。因此，举报投诉权本身受侵，或是“举报人”的身份，并不能够成为具备原告资格的确切依据。举报权条款本身并未赋予举报人可要求行政机关予以个案介入的具体的、个别的主观公权，则公民并不拥有普遍的、概括性的要求行政机关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的请求权，举报投诉人也因此不能仅因其举报权受损就具备原告资格。行政机关在举报后，客观法对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如何展开调查处理，往往都规定了行政裁量权，行政机关可基于对各项因素的权衡做出决定，举报人也因此并不拥有要求行政机关针对被举报事项采取某项具体举措或作出某项具体决定的请求权。投诉人为“私益”而投诉举报，之后通过诉讼期望维护的“私益”事实上是被告的处理行为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在规定被告的行为义务时，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存在特别地保护了包括原告这个特定个体的特定权益。《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接受公众对城乡规划工作的监督，及时处理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违反城乡规划行为的举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回复举报人。举报依法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查处的，收到举报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移交。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上述条文规范目的在于对城乡规划公共秩序的维护，出于对不特定公众利益的保护，并无法推导出对举报权受损的保护从而获得原告资格。因此，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对该举报事项查处行为与游义海个人的权益保护之间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的权益。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对该举报事项是否查处、是否启动监督程序，对游义海个人权益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游义海与其举报的事项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况且，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已将游义海申请内容以信访事项交区信访办后由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关于游义海反映游亮宅基地复垦后违规建房信访事项的回复》，该信访回复告知游义海：游亮符合用地审批申报条件，游亮改建房屋存在超占面积正在调查处理中。该答复亦符合《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回复举报人的程序告知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复议审查认为游义海提出“裁决区政府对游义海递交的《申请书》作出处理和答复”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渝府复〔2018〕483号），决定驳回游义海的行政复议申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二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游义海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游义海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游义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游义海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邬继荣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龙贤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郑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