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华，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外运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寺路75号。法定代表人：严光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军，湖南良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明喜，湖南良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利兴，男，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岗屹，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光华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外运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原审原告刘利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2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光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改判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向原审原告刘利兴偿还借款本金298万元以及其全部利息；三、请求追加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公司”）为被上诉人或二审第三人，判令外运公司向原审原告刘利兴连带偿还上述诉求二的借款本息。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外运公司属于合同关系。1．汽运公司成立于1960年7月，截至2001年8月，固定资产为411万元，职工总人数263人，其中离退休人员75人。公司已停产达4年之久，除1000多平方米的房屋出租和一块闲置的国有划拨土地外，无其它生产经营手段。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金、水电费、银行债务达350万元，水电费滞纳金高达400余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职工住房相当紧张，有100多户职工没有参加房改，绝大部分住在单身宿舍、综合楼和办公楼，住房矛盾极为突出。企业陷入十分艰难境地，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曾多次发生职工及家属不断上访、围堵马路、绝食静坐，影响交通，危及社会安全，是省、市、区稳定办的重点监控单位，被省商务厅（原省外经贸厅）定为特困企业。2．为维护稳定，上诉人在省商务厅（原省外经贸厅）主管领导和法规处的推荐、要求下，于2001年8月3日与外运公司签订《总经理聘任合同书》，甲乙双方约定：“授权乙方依照《公司法》及有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全权管理汽运公司。抓企业管理、内部整顿和多种经营，在企业逐步稳定的同时，盘活存量资产，在稳定局面，求生存的基础上谋求发展，闯出一条新的出路”。根据同日外运公司以湘外运人字（2001）第011号《关于李光华同志的聘任通知》，上诉人以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正式依据法律，按照合同接手汽运公司的全面工作。面对诸多老、大、难的棘手问题，上诉人迅速组建了行政领导班子和行政管理部门；恢复了党总支、工会；整改了强占办公场地、私拉乱接电线等恶劣行为；兴办了出口制衣厂，将职工生活费由原每月150元提高到每月210元；偿还、申请减免了对银行、水、电等部门所付的部分债务；对闲置国有划拨土地进行了确权。3．在此期间，外运公司根据中外运（集团）总公司（2001）运企管字第2525/170号文件和（2002）运企管字第2525/0485号文件精神，对汽运公司进行体制改革，对职工全员分流。由于超越了《总经理聘任合同书》的各方职责、义务范围，2003年10月21日，外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合同书》，根据该合同约定：“四、……考核指标：加强企业管理，保障内部稳定，解决遗留问题和债务纠纷，盘活存量资产，完成企业改制重组工作。”随着上诉人按照有关程序报经各级批准同意的企业改制、全员分流方案，汽运公司的改制、分流工作全面推进，资金问题成为燃眉之急。为此，上诉人分别以“湘外汽运办字（2002）第035号，湘外汽运办字（2003）第021号，湘外汽运办字（2004）第001号”文件专题上报了企业改制资金缺口。4．为打破僵局，摆脱困境，2004年8月13日，外运公司与上诉人又签订了《总经理续聘合同书》，按照合同条款“四，乙方除处置汽运公司资产（含土地）外，通过引资用于汽运公司职工身份置换时，甲方给予乙方净引资额5%的一次性奖励，其个人所得税由乙方缴纳”的约定，上诉人除努力争取上级有关部门预算内资金支持外，想方设法找关系、找同事、找朋友筹措资金，以推进改制分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先后向刘利兴信用借款本金累计为298万元。截至2017年4月，除尚有3人因其它原因未置换身份、少数历史遗留问题、对外借款未还外，企业的全员改制、分流、公司注销已进入扫尾阶段。事实证明，上诉人与外运公司纯属合同关系，并且上诉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严格按照三份合同履行的。因此，上诉人经外运公司推荐，被评为省商务厅（原省外经贸厅）优秀党员；开福区公安分局先进工作者；连续两届出任开福区政协委员；出任外运公司党委委员、托管事业部长。二、外运公司已经完全违约。1.2008年，外运公司指派党委福书记贺新社等人收走汽运公司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同年年底汽运公司的财务及其他留守人员被外运公司解散。2009年，在未履行任何交接程序，法定代表人未签字的情况下，外运公司又指派财务总监杨晓明等人，收走汽运公司的全部财务档案、账本、票据、印章（包括上诉人的私章）、银行账户，至今还保存在外运公司财务档案室。从而导致上诉人在处理汽运公司改制分流、历史遗留问题、突发事件过程中，无法按正规程序运作，都是上诉人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用个人的实际行动确保一方平安。而上诉人向刘利兴的借款本金298万元，就是上诉人向第三人刘利兴出具借条，刘利兴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操作的。2.2008年2月28日，上诉人以“关于要求明确有关问题的函”，书面告知外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合同约定，建议贵方派专人对我方在湖南外运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进行全面审计”。2013年2月28日，上诉人又以“关于彻底清账、结算的函”，书面要求外运公司双方联合成立清结算小组，就2001年8月3日以来在汽运公司为改制分流、住房安置、遗留问题等方面投入的全部资金（且目前还在继续发生）进行彻底清账和结算。同时偿还所有债务本息，退还个人全部垫资；对我的聘任合同超期进行补偿（由双方友好协商）。2017年10月29日，上诉人再次以《关于请求解决有关问题和费用的报告》，请求外运公司“适当报销在处理遗留问题期间，我本人所垫付的资金和费用，用以支付养老保险金；冲抵个人备用金借支；偿还一些同事、朋友的欠款，其票据经整理后上交。”然而，外运公司对于上诉人依法依规三番五次的正当诉求，不理不睬，毫无诚意，迄今杳无音讯。3．外运公司与上诉人在所签订的《总经理续聘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五、乙方在实际工作中，如遇政策调整，不能全部履行合同时，甲方不能视为乙方违约，且甲方征得乙方同意后合同期可延至改制、开发及全部遗留问题处理完毕为止。”但是，在合同有效期内，外运公司于2016年单方面将一名与外运公司毫无关系，长期在社会上寻找临工的闲散人员严光明变更为汽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而上诉人毫不知情。事实足以证明，外运公司的一系列做法和手段，早已违反了《总经理聘任合同书》《补充合同书》《总经理续聘合同书》，法理难容，道义不忍，难辞其咎。而现任法定代表人严光明，也应为草率从事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外运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外运公司的违约，直接导致上诉人不能继续履行上诉人与外运公司所签订的《总经理聘任合同书》《补充合同书》《总经理续聘合同书》；导致不能及时偿还刘利兴的借款298万元本金及其利息，财务成本逐月逐年增加；导致上诉人妻离子散，以灵活就业退休，沦落到租房而居，度日如年。根据《总经理聘任合同书》第五条第4款的约定：“由于甲方违约，致使乙方无法履行合同时，乙方有权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经济纠纷、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外运公司已经完全违约，应当依法承担全部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及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四、被上诉人汽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偿还一审原告刘利兴全部借款本息的责任。上诉人李光华在借款期间为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借款系职务行为，根据《民法总则》六十一条之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由法人承担，以及《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应该由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承担责任。五、一审遗漏外运公司为被告，应该追加为当事人。一审遗漏当事人外运公司为被告，请求追加外运公司为二审当事人，第一次审理（2016）湘1382民初826号民事裁定书有外运公司为被告，外运公司系汽运公司的全资股东，李光华有外运公司任职文件及聘任合同。六、一审质证程序违法，审理程序违法，没有按审判证据规则予以质证审理，请求二审予以重新质证，一审判决对一审被告汽运公司应该偿还一审原告本息的法定责任认定错误，导致偿还责任主体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李光华补充以下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尤其对借款性质和借款用途没有查清，认定重大事实错误，歪曲上诉人本意，更有甚者，遗漏许多证据没有质证认证，关键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质证程序严重违法，侵犯剥夺上诉人质证认证及陈述辩护的程序权利。一审具体错误如下：1．原审李光华没有参加而是委托律师开庭的，不可能说案涉债务“与公司无关”之类的话，上诉人本人也没有书写该类的话，即使有什么记录也是原审法官故意诱导误导性发问造成的，是重大误解，是断章取义。上诉人真实意思为，上诉人完全系履行职务为被上诉人汽运公司融资，按聘用合同约定应该拿5%奖励，所融资款项都用于了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处理改制历史遗留问题等等。2．上诉人李光华担任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时间为2001年9月19日至2016年8月19日，担任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法定代表人时间为2008年11月18日至2013年3月4日，即使有两个公司法定代表人重合期间的少量借款用于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也属正常，说明借款未用于上诉人个人，而不是一审认定的借款用途陈述“互相矛盾”。3．李光华、刘利兴对2007年8月12日40万元借款不存在陈述矛盾，该笔款项汽运公司已经盖章，已经确认是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借款而不是上诉人个人借款，而且用于被上诉人公司，借款人的判断是以书面合同为判断标准，银行流水不是判断借款人标准而只是合同履行方式。4.2015年4月30日上诉人仅是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完全是代表被上诉人汽运公司签订《结算协议》，该协议对前述历次借款作了总结，再次明确借款人是汽运公司，协议对借款原因及用途明确为“为处理汽运公司改制分流遗留问题”。5．一审质证程序违法，遗漏质证，对原被告所举很多证据没有进行质证，原审判决书对各方所列证据陈述不清，判决书也没有写明质证认证程序，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更有甚者，一审判决书没有列出上诉人在一审所举证据，一审侵犯了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本案一审程序不合法。另外一审判决书法律适用部分逻辑不通，没有章法，前后矛盾，歪曲事实，系一审法官严重不负责及没有查清基本事实导致。综上所述，根据法律规定，二审审限内难以查清事实，应该发回重审。二、关于本案借款人定性、用款人及借款用途等关键问题，原审根本没有查清。1．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借款是履行职务行为，依法不需要公司盖章，《民法总则》规定法定代表人行为不需要另行盖章，《合同法》规定表见代理及法定代表人行为有效的情形，完全符合本案情况。另外，连续大额借款作为个人使用逻辑上也解释不通，李光华个人在此期间没有大额使用金钱的事由，个人借款个人使用的用途不成立。另外，2008年后期间汽运公司印章因为员工闹事被人拿走导致不能盖章，公司财务人员也离职，许多借款款项当时就被汽运公司用掉了，借款当时就用于解决改制遗留问题。2．案涉借款用途完全是用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处理改制历史遗留问题，原审没有查清：案涉借款全部用于解决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改制遗留问题，包括安置汽运公司职工及偿还公司所欠债务等等项目，李光华、刘利兴对借款用途陈述一致，在第一笔借款即2007年8月12日《40万借款协议》和最后的结算即2015年4月30日《结算协议》，均明确借款用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改制遗留问题，刘利兴也举出了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改制事项资金用途等系列文件，2011年6月5日刘利兴向案外人李一南出具50万借条已经明确是汽运公司借款用于改制，另外，原审遗漏质证认证许多重大证据，对上述相关借款用途的证据，原审都没有予以进行质证认证。上诉人委托律师新近查证新发现有系列新证据，能够证明借款用于被上诉人。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是实际用款人和共同借款人，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从行为混同的角度分析，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华借款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借款及用款发生混同，实际用款人汽运公司应该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主管单位母公司外运公司迟迟没有对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李光华在位期间借支财务情况做离任审计，导致欠款未还，刘利兴起诉。综上所述，案涉借款系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汽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总经理聘用合同的职务行为借款，且借款用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包括改制安置职工解决遗留问题等，案涉借款的偿还义务人为被上诉人汽运公司。被上诉人汽运公司辩称：一、本案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人的所有理由缺乏基本前提，也就是本案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所以就不存在后面的责任承担问题。1．刘利兴和李光华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在本案历经两次诉讼，第一次庭审，李光华现在的委托代理人也参加了，其就是本案的上诉人的一审代理律师，第一次起诉时的一审庭审笔录可以佐证。2．证据材料虚假，本案最重要的是本案的第一张借款凭证，也就是2007年8月12日的40万的借款协议。一审中刘利兴和李光华均认可这张凭证是虚假的，是后来所补。其他的凭证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一审时法官向刘利兴和李光华当庭询问，也出现了多处矛盾的地方。综上，本案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二、上诉人补充了上诉事实，一再把矛头指向一审法院，我现予以回应。1．第一次起诉时李光华有代理律师，就是现在上诉人的代理律师胡卫。第一次起诉开庭时，原告刘利兴和李光华拒不出庭，所以法官亲自到长沙找到李光华做了一份询问笔录，里面总共十一次说了所有的借款“这是我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所以这不能说明一审法院有误。2．对方质疑的错误2-3，对方代理人认为是错误，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李光华和刘利兴是经过邓超认识的，认识的时间至少在2009年以后。对方说2007年1月14日前有借款，但是那时他们两人都不认识，所以不存在有借款的情况。3．借款协议性质没有认定。首先，协议上约定双方盖章后生效，但是协议没盖章。然后，把所有的条子加到一起也没有520万元，所以结算协议是他们双方恶意串通。综上，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一审的质疑没有事实根据。三、就本案借款事实来讲，因为没有借款事实的发生，本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李光华自认借贷事实，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判决其要承担责任，也没有问题。四、上诉人代理人说一审没有质证，属程序违法，但是一审有相应笔录可以佐证一审证据经过了质证。在原告刘利兴没有上诉的情况下，说明原告认可了一审判决，而被告李光华要求作为被告的汽运公司承担责任，不符合程序，李光华只能要求自己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没有权利要求另一个被告来与其一并承担责任。基于上述四点理由，我方认为在李光华自认借贷事实的前提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原告刘利兴未作答辩。刘利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由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18万元及计算至2019年6月15日止的利息599.8907万元（此后利息以31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包含律师费在内的原告追索债务实权的全部费用暂计50万元。三、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利兴明确由被告汽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由被告李光华承担保证责任，并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将归还的借款本金由318万元变更为298万元，利息599.8907万元变更为565.8848万元，此后的利息以298万元为基数计算。经一审法院释明，刘利兴表示，若被告汽运公司不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则由被告李光华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汽运公司与案外人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的主管部门（出资人）均为中国外运湖南公司，被告李光华曾任中国外运湖南公司党委委员、被告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的负责人。2、2009年，原告刘利兴与被告李光华经人介绍相识。之后，原告刘利兴与被告李光华发生多笔经济往来：（1）借款时间为2007年8月12日的金额为40万元的《借款协议》一份，该份借款协议是原告与被告李光华之后补写的，将落款时间写在之前，具体时间原、被告陈述不一，无法查明。（2）2010年12月3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出具2万元的借条一份。（3）2011年3月24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一份。（4）2011年4月30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6万元的借条一份。（5）2011年10月29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出具10万元的借条一份。（6）2012年4月19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出具5万元的借条一份。（7）2012年5月27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3万元的借条一份。（8）2012年6月18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2万元的借条一份。（9）2012年11月8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50万元借条一份。（10）2012年12月6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30万元的借条一份。（11）2013年3月14日，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出具40万元的借条一份。（12）2011年6月5日，原告刘利兴向案外人李一南出具50万元的借条一份。3、2015年4月30日，被告李光华作为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方）与原告刘利兴（乙方）签订《结算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就甲方因处理改制分流遗留问题，从2011年起陆续从乙方处所借款项的结算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遵守执行。（1）双方确认，甲方共从乙方处借款本金共计520万元（其中既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支付），上述款项全部由乙方支付给甲方法定代表人李光华。（2）甲方同意上述所有借款按照月息3％支付利息，在甲方处理完甲方现有厂房土地的连本带息支付给乙方，但乙方承诺最迟不超过2015年底支付完毕，由于借款系多次发生，双方经过结算，截止到本协议签字之日，双方确认甲方应支付乙方的利息总额为12,589,304元，甲方对此不提异议，并同意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全部本息按照月息1.5％计算利息。（3）如果甲方未能在本协议第2条约定的时间归还，乙方可向乙方住所地法院（湖南娄底）提起诉讼，因诉讼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不高于50万元的律师费）概由甲方负担。（4）本协议第1条确定的款项因有些系乙方用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甲方法定代表人，没有银行转账凭证，甲方对其予以认可并不进行任何抗辩，甲方公司财务账目是否记载借款金额也与乙方无关。（5）甲方法定代表人李光华；对本协议约定的债务数额对乙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甲方：李光华，乙方：刘利兴。2015年4月30日。”被告李光华与原告刘利兴均在签名处按有手印，但被告汽运公司未加盖公章。4、原告刘利兴曾于2016年3月25日向法院起诉，被告为汽运公司、被告李光华、中国外运湖南公司、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予以准许撤诉。5、原告刘利兴于2017年4月4日向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书面申报了518万元债权本金及利息，2017年6月6日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破产管理人以（2016）外破管字第S-32号《申报破产债权初审结果通知书》驳回了原告刘利兴全部的债权申请。在原告刘利兴申报的518万元中包含了本案起诉的298万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向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书面申请变更破产债权的金额为220万元。6、被告李光华在向原告刘利兴出具本案诉争借条的上述期限内，既担任被告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担任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的负责人，具有双重身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执焦点为：原告刘利兴与被告汽运公司、李光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应当如何承担责任。1、关于借款的真实性。本案中所有借款均系现金交易，没有任何转账依据，也没有一笔借款入了被告汽运公司的账务账户。但所诉借款被告李光华作为经手人均予以认可，并出具了相应的借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所诉借款的真实性。2、关于本案借款的实际用途及责任分担。原告刘利兴在法院原审案件中承认涉案借款很多系被告李光华用于处理案外人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的相关问题，但在本诉中又陈述为系处理被告汽运公司相关问题，而原告刘利兴关于借款的用途均是听被告李光华所说，因被告李光华在同一时期既担任被告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担任案外人湖南外运机械修制厂的负责人，兼有双重身份。被告李光华在法院原审案件中，对借款用途表述为所有借款均是以个人名义所借，与公司无关。在本案中，被告李光华的陈述又变更为所借款项均系用于被告汽运公司改制的相关问题，系履职行为，与个人无关。被告李光华的陈述前后矛盾，其不排除是为了推卸个人的责任。即便所借款项是用于公司所用，但鉴于被告李光华兼任多家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也无法查实所借款项是用于哪家公司。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除了2007年8月12日的借据上加盖了被告汽运公司的公章，其余借款均是被告李光华个人出具的，所有借款也没有入被告汽运公司的账目，没有使用去向。且二人对本案涉案金额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无法作出具体、合理的说明，一审法院无法查实借款真实用途。对于2007年8月12日的借据，虽然上面加盖了被告汽运公司的公章，但对于借款的时间、具体金额、用途，原告刘利兴与被告李光华的陈述都是互相矛盾的，但鉴于该款的真实性经被告李光华个人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所诉借款均系被告李光华个人借款，与被告汽运公司无关。3、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被告李光华出具的借据中部分未约定利息，但双方在2015年4月30日的《结算协议》中约定了，2015年4月30日之前的利息按月息3％计算，之后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而原告在本案中要求将所有利息按月息2％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对于2015年4月30日之前的利息，原告自愿按月息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之后的利息，双方明确约定了按月息1.5％计算，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对于2007年8月12日的40万元借款，因原告无法确定具体的借款时间，借款协议是之后补写，将落款时间提前的，故对该笔借款的利息计算从2015年4月30日起，按月息1.5计算。4、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因原告未提交正式的税务票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光华向原告刘利兴偿还借款本金298万元，利息计算如下：（1）落款时间为2007年8月12日的4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5年4月3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2010年12月3日的2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0年12月3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3）2011年3月24日的6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1年3月24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4）2011年4月30日的6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1年4月30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5）2011年10月29日的1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1年10月29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6）2012年4月19日的5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2年4月19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7）2012年5月27日的3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2年5月27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8）2012年6月18日的2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2年6月18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9）2012年11月8日5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2年11月8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10）2012年12月6日3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2年12月6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11）2013年3月14日4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3年3月14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12）2011年6月5日原告向案外人李一南的5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2％从2011年6月5日计算到2015年4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到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利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560元，由原告刘利兴负担12,560元，由被告李光华负担67,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李光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工商查询档案4页；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改章的2007年8月10日的《关于汽运公司改制职工分流的汇报》；2007年6月6日中国外运湖南公司对被上诉人李光华下达的《关于限期完成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2003年10月21日《补充合同书》、2004年8月13日《总经理续聘合同书》。证明目的：1．证明李光华任法定代表人的准确期间；2．汽运公司改制资金筹集、适用和缺口资金通过案涉借款等解决；3．李光华借款系委托授权职务行为；4．李光华系上级母公司聘用合同约定授权借款融资，借款用途系解决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改制遗留问题等。证据二，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华支付汽运公司员工各种名目的领钱财务收据凭证34页；《湖南外运汽车运输公司改制测算（审案草表）》。证明目的：李光华任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用案涉借款支付当期汽运公司用款项目，具体包括有汽运公司员工企业改制补偿金、补发工资、补交历年拖欠的员工养老保险金、汽运公司交房屋租金、办公用品费、会务费、电话费、员工大病救助金、工龄补差金、员工住房补贴等等对公项目。被上诉人汽运公司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过程中产生的新证据，不应采信。证据一，工商查询档案，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二，对收条的三性均有异议。所有收据、收条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也无关。一是本案涉及的收条的领款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二是在本案借款的来源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更无法证明这些收条涉及的金额来源于本案借款。仅有这些收条，根本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加之收条绝大部分是2008年的，而刘利兴与李光华认识的时间是2009年，所以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李光华2013年2月28日向外运公司出具的《关于彻底清账结算的函》，其中自认对外借款近500万元，但李光华明确自认刘利兴的借款未包括在其中。上诉人举证的总共才200万-300万，证明收条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审原告刘利兴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于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光华向本院所提交的证据，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二审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及应否由上诉人李光华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原审原告刘利兴以汽运公司向其借款318万元为由，要求汽运公司、李光华清偿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为证明前述主张，原审原告刘利兴在一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借款协议、借条及《结算协议》。借款的经手人李光华对借款及收款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原审认定案涉借款真实，并无不当。但是，案涉借款发生时，绝大部分借据并未加盖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公章；借款后，原审原告刘利兴与上诉人李光华对双方此前所有借贷往来进行结算后，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结算协议》，被上诉人汽运公司也未在该协议中加盖公章，由此可见，汽运公司并非案涉借款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李光华在涟源市人民法院2017年2月20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曾明确陈述案涉债务系其“跟刘利兴认识后在运作项目的过程中以个人名义产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务，……系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上诉人李光华在人民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案涉债务系其个人债务，依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汽运公司对此一事实无需再举证证明。上诉人李光华在本案二审期间虽提交了部分“收条”用以证明借款用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但收据均由案外人手书，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收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综合前述事实及证据，本院认为，原审认定案涉借款属于李光华个人借款，判决李光华个人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光华以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借款系其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为由，要求改判由被上诉人汽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李光华还上诉请求追加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为二审当事人，并要求判决其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共同诉讼当事人，李光华二审要求追加其为当事人从程序而言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李光华该项上诉请求明显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光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55元，由上诉人李光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怡审判员 蒋国保审判员 李云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蒋 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