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21143号原告：罗斌元，男，197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黄艳辉，女，197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醴陵市。被告：余进浩，男，199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乐军，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吉光，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罗斌元诉被告黄艳辉、余进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分别于2019年8月16日以及2020年6月2日进行开庭，罗斌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王海若，黄艳辉、余进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乐军、陈吉光均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斌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2、判令被告归还原告25.66万元转让款，支付利息（自2019年4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及理由：2019年4月初，原告得知被告欲转让广州暖暖的窝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暖暖的窝公司）股权及经营权。被告称该公司拥有天河区岗顶五套房屋5年左右的使用权，己分为26间小房，全部满租，每月纯盈利17450元。现因家人生病要回老家照顾故急需转手。原告对此信以为真，夫妻二人着手准备接手此项目。2019年4月18日，原告向民生银行贷款30万元。2019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正式签订《合同》，约定被告将暖暖的窝公司以现状转让给原告，转让款总额为26.6万元人民币，签订合同时原告一次性支付25.6万元给被告，营业执照更改完成后再付余款。《合同》签订当天，原告依约支付了25.66万元，被告也将暖暖的窝公司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并且将暖暖的窝公司资料与26名承租户的《房屋租赁合同》交接给原告。原告在之后几天去收房租时，才发现被欺骗。通过现场查看及询问邻居，原告逐步确认承接的26间房屋中有8间是无人承租的，被告提交的这8份《房屋租赁合同》也是伪造的。原告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盈利，还要承担银行贷款还款责任。经了解，在《合同》签订前，暖暖的窝公司曾先后与五名业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业主将自有的五套房屋出租给暖暖的窝公司使用，还约定了严格的违约责任：若一方提前解除合同，须付对方五万元违约金。该五套房产又分隔为26间小房间进行出租。但实际上出租困难，暖暖的窝公司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原告之前已经经过了三个二房东。被告其实接手不到一个月，发现被骗，就继续欺骗新的人来接手。原告误认为暖暖的窝公司经营的26间房已全部出租，承接项目后能有1.7万左右的盈利，基于错误认识才与被告签订《合同》。原告曾试图在微信上与被告磋商，询问该8份《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但被告拒不配合，甚至拉黑了原告，态度十分恶劣。而且《合同》余款1万元被告也不再索要。原告因此更确定被告故意欺诈。被告黄艳辉辩称：被告从他人处受让广州暖暖的窝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及经营权，而在受让股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因为家庭急需用钱而将股权以及经营权以当时的现状直接转让给本案原告，被告并不清楚原告所指的部分房间存在空置未出租的情况，原告事后主张其中8间房屋没有实际出租，即便相关情况属实，被告对其也并不知情，不可能存在隐瞒相关情况，更加不存在欺骗原告的故意。事实上，通过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租客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均有人居住和租住，因此原告主张8间房屋空置并不属实，且其是事后主张8间房屋空置，不代表双方签订合同当时相关房屋是空的，并未出租。原告既然投资经营公寓，根据相关规定，就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被告也没有任何事后给原告承诺。本次转让为按实际现状交接，原告在签订合同之前，也曾经在被告陪同下几次到现场考察，当时也并没有就房屋的相关情况提出任何要求以及异议，因此，被告认为以上种种既是双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确认和认可，即便极少数事实存在出入，造成原告的误解，但是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却不可质疑的是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愿原则依法签订。另外原告起诉状中陈述被告不再索要合同余款1万元，并据此推理被告以故意欺诈，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和正当逻辑推理的可能性。本案是原告违反合同约定，不支付款项，却反而无理认为被告欺诈。即便原告所认为被告存在欺骗可以撤销合同的事由，根据原告的证据，原告在签订合同后便已经知情，实际上原告又积极收取房租，并继续出租房屋，同时还要求被告配合其宣传和放租房屋，原告的行为应当认为其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涉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即便本案合同要撤销，合同经撤销，视为自始无效，原告就应当向被告返还已经收取的租金和相关租金的利息收入，甚至应当赔偿被告的损失。因此，原告主张归还转让款，应当对该款项作出相应的扣除。综上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以及任何可以依法被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原告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并归还转让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全部驳回。被告余进浩辩称：一，本案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黄艳辉曾经承诺案涉房屋在签订合同时全部为出租状态，以及保证原告受让股权和经营权后一定盈利和原告主张的所谓月盈利标准，反之，原告同黄艳辉签订的案涉合同的内容却明确约定了，原告在已充分了解经营情况的前提下，签订转让协议，双方按照公司的现状进行转让和移交，经营权交易完成后，甲方不再负责调换退款。黄艳辉不承诺原告以后的经营利润，应以原告的经营能力为准，原告接手后产生的其他费用均与黄艳辉无关。因此原告要求黄艳辉承担确保案涉房屋全部处于出租状态，以及保证月盈利额的责任，纯属主观臆断。而据此主张其因受欺骗。而签订合同，以及撤销涉案合同，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被予以驳回。二、余进浩此前对于自己名下是否持有案涉股权以及是否将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的时间、转让方式等一概不知情，也未曾在相关材料上签字和配合办理相关的转让登记手续。余进浩身份资料是被其母亲所用，其仅仅是案涉股权当时的名义上持有人，并不是真正的所有人，对于原告同黄艳辉之间的股权和经营权转让予以认同，不持异议，实际上余进浩也没有反对权。与此同时，也不应当就此承担任何相关的责任。第三点，原告诉请为撤销案涉股权和经营权转让的合同，余进浩并不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未参与合同的签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原告起诉撤销合同，将余进浩列为共同被告并不恰当，其主体资格并不是个人。第四点，余进浩从未于任何时候收到过原告的转让款，原告诉请要求余进浩与黄艳辉共同归还转让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五点，余进浩同本案唯一的关联点微信聊天内容，原告通过余进浩微信号催交房租，显然该聊天内容时间发生于原告同黄艳辉签订案涉合同之后。因此余进浩的行为并不构成任何欺骗，或者误导原告签订合同的理由。更未因此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由此可见，余进浩无需向原告承担任何的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2日，罗斌元（受让方、乙方）与黄艳辉（出让方、甲方）签订《合同》，约定甲乙方就转让暖暖的窝公司股权及经营权达成协议，甲方所有的暖暖的窝公司拥有共计5套位于穗园小区、金海花园、华天国际、龙珠楼5套房5年左右的使用权，其中客房26间，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公司现状进行转让及移交。甲方以总价26.6万元人民币。签订合同一次性支付25.6万元，款项付清，进行交接手续。甲乙双方同意签订协议的当日内完成双方的移交工作，并在移交明细表上签字［附：交接明细清单包括：（1）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2）房屋设施明细表；（3）公司与房屋业主签订的租房协议］。同日，罗斌元、黄艳辉签订《交接明细清单》以及《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罗斌元临时管理暖暖的窝公司名下5套房源，直至营业执照变更完为止。原告向本院提交8份承租方分别为赵海、盘伟文、刘小军、王立军、杨龙、史伟、胡军、徐洁的《房屋租赁合同》，该些合同均显示有相应的承租人，联系电话、租赁期限等，在原告受让取得暖暖的窝公司全部股权之日（即2019年4月25日）时，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均显示在租赁期限内。原告另申请证人邓某、黄某出庭作证及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二人证言分别如下：1、邓某为华天国际广场西苑9B3室02号房的承租人，其证明位于其承租房间旁的华天国际广场西苑9B3室03号房从2018年12月份至5月一直空置，无人居住，房间门亦没有锁上。黄艳辉称根据黄艳辉与邓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03号房有人租住，邓某对此解释其当时把03房认为是01房，实际上只有01房有人租住；2、黄某为天河区金海花园407室01号房租户，其称罗斌元作房东时，只有（金海花园407室）01、02房有人居住，其余均没有人承租。黄艳辉称由于黄某上班时间较长，不能证明其上班时其余房屋无人租住的情况。同时，经询问，署名为“史伟”的《房屋租赁合同》所载“史伟”的联系电话为余进浩所有，该合同显示的广州市金海花园小区407室6号房即上述证人所称无人租住的房屋之一。被告另称在上述胡军的合同中原告对合同内容（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进行改动，原告称其系将胡军的合同用作范例交至打印店扫描新合同，其打算与租客重签合同，故而作出的改动。同日，罗斌元通向转账黄艳辉256600元，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同时称原告并未付清合同全款。2019年4月23日，暖暖的窝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公司股东黄艳辉将原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的全部90万元转让给罗斌元，转让金0万元；同意公司股东余进浩将原出资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全部10万元转让给罗斌元，转让金0万元；同月25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载明暖暖的窝公司股东从余进浩、黄艳辉变更为罗斌元。法定代表人从黄艳辉变更为罗斌元。原告另提交两份署名为黄明杨以及两份署名为李世忠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四份合同在对应名字上的房屋位置、租赁期限等均一致，仅在收款账号上不一致，原告称其中二份为黄明杨、李世忠退租后向原告退回的二人签字合同，另外二份为被告向原告转交，且上述四份合同的签名字迹均不一致，故原告认为被告在租赁合同中造假，达至欺骗原告的目的。原告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分别如下：1、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老板你好，因工作的变换暂时不能呆在广州，昨天已搬走行李，按金能否退还多少有得商量吗？……”“穗园2号房的”；2、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你好，我的工作调换现在已经固定在深圳今年不会回广州了，房间你们先出租吧，我还有被子那些没拿就不要了，谢谢”；3、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我们工资要推迟几天发，27号在房租在发你咯。”黄艳辉确认上述三个微信号、支付宝号码分别属于其丈夫余强以及两个儿子余进浩、余进桑，同时称上述微信号系三人代其朋友向原告联系；余进浩确认上述证据2微信号为其所有，并称余进浩是应黄艳辉的要求作出上述回答。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黄艳辉与莫凉凤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与经营权转让协议，载明莫凉凤将其所有的暖暖的窝公司拥有的5套房5年左右的使用权以26万元人民币转让与黄艳辉。同日，莫凉凤出具收据载明其已收到黄艳辉支付的26万元转让款。2、黄艳辉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及支付宝转账页面截屏，拟证明黄艳辉平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其取得暖暖的窝公司股权亦是通过借贷方式支付转让款。3、原告与黄艳辉的聊天记录、租客与黄艳辉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不知悉原告所指的空房未出租情况以及原告未支付转让款尾款的情况。经询问，黄艳辉、余进浩称其二人为母子关系；同时黄艳辉称因在其名下已拥有一家自然人公司，故其第二家公司必须不能为一人独资，故找到余进浩的名字来替代，余进浩称其一直不知道其为暖暖的窝股东的情况。经查，暖暖的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同、交接明细清单、账户对账单、付款金额确认书、账户明细清单、转账汇款凭证、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房屋租赁合同》、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支付宝账号信息截屏打印件，黄艳辉提交的合同、交接明细清单、委托书、收据、账户明细清单、支付宝页面截屏打印件、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暖暖的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黄艳辉、余进浩均系暖暖的窝公司原股东，余进浩虽称其不知道其原名下享有暖暖的窝公司10%股份的事实，但根据一般生活常理，办理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股东股权份额转让、公司变更登记均需要公司股东的相关授权及身份证明，结合黄艳辉与余进浩所称的母子关系、暖暖的窝公司股权已经登记转让的事实，余进浩称其对名下享有暖暖的窝公司10%股份并不知情显不合理，本院对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现该公司经转让并登记至罗斌元名下，余进浩亦未在应当知道（迟至其收到本案传票即2020年4月28日）其可行使优先购买权三十日内提出主张，故视为其对将股权转让不持异议。关于合同。罗斌元主张其遭到欺诈签订案涉合同，案涉合同约定罗斌元与黄艳辉同意签订协议的当日内完成双方的移交工作，并在交接明细清单上签字，该交接明细清单上载有租房协议，上述租房协议以附件方式附随于合同。本案中，证人邓某、黄某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在其租赁的房屋旁的部分房屋在罗斌元取得暖暖的窝公司股权时未有人租住，被告虽对邓某的证言提出疑问，但邓某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推翻上述证人证言；同时，黄艳辉的配偶与儿子分别与原告通过微信交流，分别表达出其系穗园2号房租客希望退还租金（余强之号码）、工资推迟几天发，27号再交房租（余进桑之号码）；此外，本案被告余进浩亦通过其微信与原告交流称其工作已经固定在深圳今年不会回广州，结合租赁合同中余进浩的电话号码登记在史伟的合同上，足以让原告产生误认，黄艳辉虽称其配偶与儿子均系替其朋友与原告进行微信交流，却未能提交相应的委托或书面证据，余进浩称其手机发送内容系依据黄艳辉的指示发出，但作为理性民事主体，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合常理，本院对黄艳辉、余进浩的辩称均不予采纳。综上，黄艳辉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并足以让罗斌元产生误信导致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故本院认定案涉合同可撤销。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合同撤销后，原告主张返还其向被告支付的256600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案涉合同系因黄艳辉的过错导致撤销，且罗斌元确因黄艳辉的欺诈行为存在损失的情况，故本院对于原告的利息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计算方式，现原告主张本案利息计算标准为自原告付款次日即2019年4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有理，另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现已取消，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同时，罗斌元从黄艳辉、余进浩因合同取得的暖暖的窝公司股权份额，应予以返还。至于余进浩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余进浩辩称其对合同签订、股权情况等并不知情，但如前所述，本院对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虽然余进浩并非案涉合同签订主体，但余进浩存在通过其所有的微信对原告进行欺诈的情况，本院认定余进浩的行为与黄艳辉共同构成欺诈行为，应对黄艳辉返还财产的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罗斌元与被告黄艳辉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二、被告黄艳辉、余进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罗斌元返还款项2566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6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原告罗斌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黄艳辉、余进浩返还广州暖暖的窝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相应的股权份额。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60元，由被告黄艳辉、余进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吴志翔人民陪审员  刘亚丽人民陪审员  郭玉林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李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