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2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东城路63-1号。负责人：王晓东，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东城路63-1号。法定代表人：王晓明，经理。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家凯,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忠，男，196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祥，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文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4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现行威海出租汽车管理费是政府定价，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等主体间协商而定，因管理费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但在补充上诉状中又主张，根据政府对车主的信访答复及相关政策文件，已经明确政府对上诉人收取管理费没有定价权，则法院不能认定政府有定价权。一审法院在审判思维上错误的将民事诉讼案件当做行政案件来审理，即法官的固有思维认为政府对公司收取管理费有定价权，从而将查明事实和裁判重点放在了政府的定价上，如果法院认定政府有定价权，则本案应当属于行政诉讼，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属于合同之债，应当依据相关合同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判。上诉人既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自然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即“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条文规定的是不当得利之债的裁判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合同之债与不当得利之债属于债法中两大并列关系的债，各自有严格的法律关系构成要件、裁判依据、举证责任等，不能混为一谈，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还费用没有请求权基础。本案为合同之债，一审法院却按照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思路进行审理，并援引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为上诉人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依据政府指令；但在“法院认为”部分又作出相反的结论，认定上诉人没有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的依据，前后矛盾。1.管理费金额本身是依据行政指令制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管理费突然大幅下降为200元是行政行为，每月在合同之外再收取37元管理费依然是行政行为，两次行政行为的唯一不同是：1997年底威海市交通委员会、威海市物价局下发《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管理费突然大幅下降为200元；而1998年3月行政指令每车每月再收取37元管理费没有书面文件。时过境迁，虽然没有书面文件，但不能否认相关部门做出了该行政行为的事实。一审法院在事实部分也认定，1998年3月相关部门在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司机未签订下一轮挂靠经营合同前，做出了每车每月再收取37元管理费的行政行为。2.政府行为是因为执行国家政策而做出，还是因为出于行业管理、平衡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而做出，都改变不了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政府行为的事实，不能得出一审法院“并不是被告的上级部门因执行国家政策而向被告下达行政指令…因此被告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用以弥补经营损失，于法无据”的结论。3.相关部门有权对管理费金额进行调整同样是毋庸置疑的。挂靠经营合同里管理费金额规定为200元，合同之外再收取37元，两次政府指令都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2007年挂靠经营合同之前作出的，两次行政行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行政部门对管理费金额的调整，之所以没有将管理费金额调整为237元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后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中作出约定，是行政部门考虑到行政行为不能朝令夕改，但不能改变行政部门对管理费金额进行调整的事实。4.既然上诉人是依据行政行为调整后收取管理费金额，那么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应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而无权直接向上诉人要求返还，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存在违约的情况是正确的，既然不存在违约情况，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也不存在返还费用的责任。5.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对于实际履行的合同金额是明知的，每月费用均是由车主主动支付给上诉人，并非上诉人进行划扣，对于每月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比书面合同金额增加37元，车主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以实际行动对履行金额进行了变更及确认。按照一个普通的理性人标准，车主如果对合同金额有异议，肯定会及时提出异议，甚至是拒绝支付相关金额，但近20年的时间里，至少涉及240次的支付行为，车主均是自愿每月增加支付37元，双方多次循环，已经形成了惯例，双方对实际的合同金额是同意且明知的。6.上诉人在1998年签订的合同中约定200元管理费只是为了配合政府的价格管控行为而为备案之用途，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是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价格受到政府管控，不完全是通过市场自主决定，依据政府相关书面文件将价格下降到200元，是行政行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上诉人已经将扣除税款之后剩余的管理费金额不足200元的情况反映到政府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并通过决定，同意上诉人可以额外多收37元，也是行政行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行政行为的存在，增加收取37元是执行行政指令。上诉人同意在书面合同中只约定管理费200元/月，而继续与车主签订合同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相关部门同意上诉人在合同之外每月增加收取37元，否则上诉人不能在明知扣除代车主支付相关税费后实际收到的管理费不足200元的情况下，仍然亏本继续经营。三、退一万步讲，即使该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收取管理费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交费明细，而该交费明细中明确标明管理费比合同约定金额多出37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开始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被上诉人在时隔二十年之后才提起诉讼，依据法律规定，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为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同标的的合同关系，每段合同关系均有明确的履行期限，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双方并无争议，合同效力因双方履行而终止。一审法院将这近二十年的三次合同认定是一份合同，一次法律关系，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中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规定。每份合同、至少每个阶段的合同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都已经解除，诉讼时效都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时开始计算。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有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规定为三年，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显属遗漏重要事实，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侵害了上诉人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四、本案所涉的37元费用，即使是构成重大误解或者民事欺诈，被上诉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除斥期间已过，权利已消灭。退一步讲，本案上诉人在收费时没有解释清楚37元的问题，被上诉人误以为是代收代付的钱款，从而连续交付多年，该行为属于重大误解。再退一步讲，37元是公司虚构的项目，虚构收37元是代扣代缴的税费，被上诉人基于信任虚构项目而支付，该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是民事欺诈还是重大误解，都不能直接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条款支持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无论是重大误解还是民事欺诈，都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不行使撤销权消灭。现从本案查明的证据可以得知，被上诉人至少在2017年12月底签订新一轮合同时已经知道该事实，已经超过了一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撤销权，该权利即消灭。孙文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于1997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仅对挂靠管理费的上限作出限定，即自1998年1月起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至于挂靠管理费具体收取金额以及如何收取，政府主管部门并不干预，由挂靠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二、一审法院并不存在逻辑错误。一审法院准确查明了事实，并依法作出了判决。1.如上所述，政府主管部门仅对挂靠管理费的上限做出规定，并未就具体金额和支付方式作出规定，而是由合同双方协商。因此挂靠管理费的上限系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性原则。2.案涉挂靠管理费的上限由两个政府主管部门联合作出，并发布了明确的文件，案涉37元在上述文件出台和挂靠合同签订后，并未告知被上诉人，更无明确的文件出台并公布。即使上诉人陈述属实，也因如下因素无效：第一，作出该37元收费决定的主体为上诉人等出租公司和原道路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而上述通知的作出主体为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两者主体不一致。第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挂靠合同已经签订的情况下，即使合同内容需要调整，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具体到本案，在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1997年对管理费上限作出指导原则的前提下，运管处和上诉人等出租公司无权通过单方面会议为案涉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即被上诉人设定合同义务。第三，迄今为止，上诉人不能提供政府主管部门关于上述37元收费的相关文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第四，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关于该37元形成过程的说明并不意味着认可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且在判决说理部分已经进行准确的分析和说明。关于该部分费用收取的论述，不但没有逻辑错误，而且完全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充分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内容。三、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1.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2017年知悉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的情况后，即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并在2018年12月运管部门建议后按照案涉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被上诉人在2017年底知悉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害后，即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和反映，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2.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遗漏诉讼时效已过的重要事实，剥夺其诉讼权利的问题。首先，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不能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其次，虽双方间存在多份挂靠经营合同，但系按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即威海出租车经营权每五年续标一次，国家为确保行驶安全对出租车行业采取强制报废规定。案涉挂靠经营合同履行期限前后衔接，除车辆型号、品牌、牌照更换外，其他重要合同要素无任何变化，双方并非重新签订合同，而是对双方以往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继续履行，上诉人认为超过诉讼时效系对法律规定的机械解读。四、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对与合同纠纷相关的基本事实均未审理，笼统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1.被上诉人一审时已尽其所能提供双方间签订的合同、各项缴费收据或发票，不仅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还证明上诉人自1998年起收取的37元款项不明。上诉人一审时自认双方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及一直以来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众多出租车司机额外收取37元管理费的事实，一审法院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庭调查，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双方未以实际行动对履行金额进行变更。案涉挂靠经营合同系格式合同文本，被上诉人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无权对挂靠经营合同进行任何改动，应作出对合同提供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多个版本的挂靠合同均有关于收费项目、标准公开、不得乱收费的相关约定，但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解释过收费构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完全清楚收费构成，并以实际行动对金额变更进行确认，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称200元管理费是为了配合政府的价格管控行为，为备案而约定，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无出租车挂靠合同需实行备案的规定。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其二审提交的《关于调整市区出租车规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规定“出租客运汽车公司管理费属于企业经营行为，应由合作经营双方以合同的形式予以确认”，双方明知管理费数额应由挂靠合同约定。五、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无请求权基础，一审法院按照行政诉讼裁判思路审理、援引不当得利规定裁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问题。1.请求权基础系“探寻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收取37元无合同依据及其他法律依据，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据双方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要求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37元费用，符合请求权理论基础。2.上诉人收取37元无合同及法律依据，符合不当得利规定，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孙文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1999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每月多收取的费用37元，共计8436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具有客运出租运输资质，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是其总公司。原告孙文忠系出租车车主，自1996年12月26日起挂靠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从事出租车经营，双方签订了挂靠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原告每月向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缴纳管理费及由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还约定原告向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预付交通事故周转金，合同期满无遗留问题，该款退还（不计息）。1998年以前，威海市区各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400元至1000元不等。除挂靠管理费外，出租车主每月需要缴纳的养路费、铁路道口费、车船使用税、价格调节基金、工商管理费、营业税、城建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各种税费通过出租公司缴纳，即由出租公司代收代缴，出租车主将其随挂靠管理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1997年年底，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自1998年1月起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该通知下发后，各出租公司纷纷向其主管部门原运管处反映，因为管理费数额的下调，扣除各种税费，出租公司的经营将难以维持。经多次交涉，原运管处、物价、税务部门有关负责人共同沟通协商，结合当时各出租公司代征代缴的税费情况，测算出每月每车37元的收费基数，由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作为出租公司收入的一项补充。因此，1998年3月6日，原运管处召集了由出租公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明确了收取37元费用的问题。会后，各出租公司开始与出租车主重新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在合同中均约定了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200元。从4月份起，出租公司按这一数额向出租车主收取管理费（当月收取下月的费用），同时每月还收取37元费用，出租车主将这两部分费用随代征代缴的税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2007年起，出租车主与出租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合同时对管理费数额又上调到每月380元。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收取37元费用就是这样产生的。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近些年，出租车主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项目逐渐减少，到2017年时，已没有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出租公司不用再代出租车主缴纳税费，出租公司每月向出租车主收取510元费用。2017年12月，出租车主和出租公司续签挂靠经营合同时，要求出租公司出示收费明细，出租公司未能出示，但在当月收取次月即2018年1月的费用时减少了37元，只收取了473元。出租车主经核算发现，扣除应交的管理费、座套换洗费、GPS通讯费外，此前每月所交费用中均剩余37元。因不清楚这37元的收费性质，出租车主向出租公司质疑，后向主管部门以及税务、物价部门询问，税务部门答复没有收取这37元税费，这37元收费不属于税，物价部门答复这37元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2018年12月，原运管处就此问题给出租车主答复：出租公司收取费用方式和标准是合作经营双方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建议按双方合同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原告因此提起诉讼。自2018年起，出租公司停止向出租车主收取这37元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在不同时期的挂靠经营合同中均明确约定原告每月向被告交管理费以及由被告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对于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原告已足额交付。对于涉案的37元费用，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是在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之外的费用，对此，双方无争议，本案争点在于被告是否可以向原告收取该费用。虽然从程序上看，被告经其主管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同意后才收取，但是，该费用收取的主体是被告，并非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且从收费的原因看，仅是为了弥补因管理费大幅下调给被告带来的经营损失，并不是被告的上级部门因执行国家政策而向被告下达行政指令，要求被告向出租车主收取或必须由出租车主承担的相关费用，被告作为营利性企业，应自负经营中的风险，不能随意转嫁他人。因此，被告通过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以弥补经营损失，于法无据，理应向原告退还。被告一直拒绝向原告返还，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在原告主张利息的情况下，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系被告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的总公司，故二被告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违约金，原、被告仅在最后一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但对于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二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费用8436元及利息（利息以退还数额为基数，期限分段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元，原告负担18元，二被告负担3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威海市交通局和威海市物价局于2005年8月31日发布的威价费发（2005）99号《关于调整市区出租车规费征收标准通知》，来源于威海市交通局，证明在2005年之前管理费由政府定价，到2005年该文件下发后，管理费等费用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证据2.威租公司于1998年4月至2017年8月期间向另案车主段英歧出具的收据及发票一宗，证明1999年2月至2001年4月，上诉人每月为车主出具两张收款凭证（一份收款收据、一份通用发票），在2007年之前合同虽然约定管理费是200元，收据上实际载明为237元，车主在交税费时明确知道每个月交付的管理费是237元，但其从未提出异议，车主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其知道管理费价格的变更，可以看出车主对履行金额的变更进行了确认，且被上诉人等车主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证据3.《威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出租汽车经营者与所属公司诉讼纠纷涉及37元收费调查情况的说明》，该说明系威海市交通运输局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能够体现1998年相关费用由政府强制定价，统一收费具有合理性，威海市交通运输局认为不宜认定为额外收取37元系威租公司等企业的自主行为，威租公司收取费用并非不具有正当性。证据4.2000年9月30日《威海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牌证使用续标协议书》5份、2000年9月16日《关于客运车辆营运牌证使用资格期满续标的通知》、2005年9月29日《威海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牌证使用续标协议书》、2006年11月27日《关于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经营期满续标的通知》、《威海市出租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营运路线资质使用权人是上诉人，不是车主，双方挂靠关系中，车主挂靠的标的物是车辆，证明车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更换车辆型号、牌照、车主的行为均应认定为之前合同履行完毕，更换后成立新的、独立的合同关系，证明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证据5.《威租公司历年来收取车主钱款项目表》，证明历年来上诉人每月收取车主的费用除去其他费用后，剩余的就是管理费，即本案诉争的37元/月。证据6.《出租车案情况统计表》，系上诉人代理律师根据一审判决书和阅卷材料整理，证明车主在双方挂靠业务发生期间，有挂靠车辆、车型、车牌号、挂靠金额不断变化的情况，每一次变化都签订一份新的合同，这些新的合同相互之间都是独立的，每一份合同履行完毕以后，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现已超过诉讼时效。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应采信。对于证据1，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主张该证据能够证明2005年以后管理费用等由挂靠合同双方定价，以前为政府定价，但是1997年的文件只是明确了管理规费的上限，该99号文件能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为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一审期间被上诉人逐一提供了证据，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单方面选择另案车主段英岐的收据作为证据样本，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也未经法庭许可，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核对原始凭证，1999年7月至2001年3月，上诉人每月将规费和管理费分别收取，管理费收款凭证载明金额237元，规费收款凭证中载明的金额不等，该证据可证实上诉人实际每月收取了237元管理费，但案涉挂靠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每月收取200元，同时约定收费项目标准公开，收据手续正规完备，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合同外收费项目，被上诉人应缴纳的费用应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故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证据确凿。对证据3，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1997年、2005年由威海市交通局和物价局联合发布的两份文件中，均明确收费为企业的经营行为。该情况说明的效力明显低于威海市交通局和物价局联合发布的文件。对证据4，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且即使内容属实，也与本案诉争的挂靠管理合同无关。对证据5，被上诉人认为系上诉人自行测算、自行整理的单方陈述，未经被上诉人认可。且上诉人提供的历年收款收据载明的金额、收费项目等前后均不一致，收费项目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做到标准公开、手续完备。对证据6不认可，系上诉人单方整理的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1998年4月至1999年6月每月只有一张收款凭证，收费名称为规费，金额并非237元；1999年7月至2001年3月份每月有两张收款凭证，其中一张记载管理费237元，另一张记载代扣税212元；2001年4月至2017年8月收款凭证一张，凭证中只有缴费总额并备注各项费用名称，但并未标注各项费用的具体金额，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证据3系威海市交通运输局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系上诉人单方制作的项目表，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从上诉人提交的原始收费凭证来看，并非所有收费凭证对收费的项目予以列明，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6案情统计表系威租公司自行整理制作，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主张案涉挂靠经营合同基本分三次签订，第一次合同是1998年到2007年10月期间，书面合同中载明管理费金额200元，上诉人实际收取237元，公司没有任何自主权；第二次合同是2007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合同约定的价格为658.5元（之后变更为638.5元），减去其他代扣代缴的费用后，剩余417元是管理费；第三次合同是2013年至2017年期间，合同约定的管理费为380元，实际收取417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每月多收取的37元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主张威海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费是政府定价，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确定，因管理费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定价是指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以下同）各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权限制定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关于案涉1998年4月份之后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上诉人主张经主管部门及联合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同意后才收取，但相关行政部门对此并未按照有关价格法律法规形成书面文件，不符合上述行政法规规定的国家定价。上诉人主张系政府定价依据不足，其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国家对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的管理并不影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案涉37元/月的费用系双方履行挂靠经营合同期间产生的，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合同中对管理费的数额有明确约定，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的管理费数额多于合同约定的数额，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行为明知，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提交的另案车主段英歧的缴费凭证来看，除了短时期的缴费记录中上诉人将管理费部分与其他费用部分分开收取外，其余大部分期间其将管理费与其他税费等一并收取。上诉人主张其为被上诉人开具的收款凭证中明确载明管理费237元，自此被上诉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但上诉人提交的缴费凭证显示仅是短期内上诉人将管理费部分单独收取，该月份同时还收取其他费用。且大部分期间相关税费体现在同一张收款凭证中，有的虽然备注了费用名称，但具体每项费用的金额并未标注，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告知了收取费用的明细，且每年开会时会对费用的增减问题进行说明，对此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上诉人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已向被上诉人说明各项费用构成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直至2017年12月，上诉人等停止收费，被上诉人等向相关部门反映时才得知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每月多收取的37元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挂靠经营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如上所述，上诉人自1998年4月起超过合同约定的标准，每月向被上诉人等车主多收取的37元费用，超出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数额，上诉人理应退还。上诉人主张该收费行为系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同意后额外收取的费用，具有行政收费的属性，对此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多收取的费用，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案涉挂靠经营合同具有持续性，虽然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更换过车辆的牌照和车型，但因为出租行业经营的特点，出租车辆经过一定年限、行驶一定里程必须强制报废。一审法院虽然未予列明挂靠经营合同期间每辆车更换车辆牌照和车型等情况，但挂靠经营合同的主体为被上诉人，一直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履行挂靠经营合同,且上诉人对自1998年4月起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事实并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虽然对该部分事实未逐一列明，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案涉费用。另，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每月多收取被上诉人的37元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并判决返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不当，应予纠正，但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主张对案涉37元费用，即使构成重大误解或者民事欺诈，被上诉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已过除斥期间的问题，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撤销权，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款项不当，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旅游小汽车分公司、威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