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0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庆喜，男，195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望谟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田淑靖，女，198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田宇淑，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张抗美，女，195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望谟县。再审申请人田庆喜因与被申请人田淑靖、田宇淑、张抗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民终1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田庆喜申请再审称，（一）田庆喜及张抗美、田淑靖、田宇淑之间的房屋赠与关系并未依法成立。首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明文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田庆喜与张抗美于1997年4月27日在当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时，虽然约定“第二、三层属于子女”，双方没有将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人民路48号（原复兴镇朝阳路）共建两楼一底砖混房屋第二、三层赠与田淑靖、田宇淑的意思表示，但是，田庆喜与张抗美协议离婚后至田淑靖、田宇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初期，均没有明确表示接受赠与，也未与田庆喜另行签订过任何赠与合同，本案房屋赠与关系不具备赠与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其次，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属于承诺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未作出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公民之间的赠与关系确认为实践性法律关系，即以赠与物交付为赠与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在房屋赠与关系中，明文规定办理过户手续或者产权证书交付受赠人，并且受赠人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为赠与关系成立的必备条件。本案中田庆喜与张抗美协议离婚后，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人民路48号（原复兴镇朝阳路）共建两楼一底砖混房屋第二、三层并未实际交付给田淑靖、田宇淑二人，而是田庆喜一直所有和管理使用，房屋产权证始终在田庆喜手中，且迄今为止未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第三、田庆喜与张抗美将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人民路48号（原复兴镇朝阳路）命换钱财，共建两楼一底砖混房屋第二、三层赠与田淑靖、田宇淑的前提，是田庆喜与张抗美的婚姻关系终止。而在本案中田庆喜与张抗美虽于1997年4月27日在当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故田淑靖、田宇淑取得赠与房屋的前提条件已经丧失。（二）田庆喜于1997年4月27日与张抗美协议离婚时所作的房屋赠与应依法予以撤销。本案中，田庆喜是田淑靖、田宇淑的亲生父亲。自田淑靖、田宇淑出生到她们在小学、中学、大学就读期间，田庆喜经济竭蹶竭尽全力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抚育责任和义务。而今，田庆喜已经年近花甲，微薄收入。正常生活得不到保障。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和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再审被申请人理应对再审申请人秉承孝道，履行赡养义务。但是，田淑靖2003年大学毕业在贵阳市十一中学工作，田宇淑2006年大学毕业在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工作年薪几十万至一百万至今，分文未给，对田庆喜不但不履行赡养义务，反而对田庆喜的精神、身心百般摧残，人性全无，使田庆喜痛心疾首，甚至不得不流离失所。为此，田淑靖、田宇淑对田庆喜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已经丧失了获得田庆喜赠与房屋的权利。据此，田庆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田淑靖、田宇淑提交书面意见称，田庆喜要求撤销离婚协议所出的赠与条款无法律依据。本案纠纷完全是田庆喜的违法违纪行为所造成的，田庆喜作为国家干部在外地租房，与无固定收入的农民苏春重婚，并超生两非婚生子女。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田庆喜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田庆喜与张抗美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能否撤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田庆喜与张抗美于1980年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田淑靖、田宇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在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人民路（原朝阳路）共同修建砖混结构房屋一栋两楼一底，约400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为“望房产字95-4”。1997年4月27日田庆喜与张抗美因感情不和而自愿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时，双方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位于人民路48号房屋第二层、第三层赠与田淑靖、田宇淑，归田淑靖、田宇淑所有。该房屋的第一层及空地一块归田庆喜所有，田淑靖、田宇淑由张抗美抚养，田庆喜每月支付田淑靖、田宇淑一定的抚养费，田淑靖、田宇淑接受赠与，并在上学期间由张抗美代为看管该房屋的第二层、第三层。”但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本院认为，田庆喜与张抗美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能撤销，田庆喜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理由如下：首先，离婚协议系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夫妻双方自愿达成的财产清算协议，通常情形下它不仅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在抚养费之外，为子女利益考虑提供更好的财产安排，“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内容约定相互依存，整个离婚协议内容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而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故一般情形“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能任意单独撤销，但在特定情况下，可因欺诈、胁迫等事由导致离婚协议财产处理内容的部分或整体撤销。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等共同财产赠与子女，貌似纯粹的财产处分，实质牵涉到婚姻关系存续、子女抚养等人身关系，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考虑的往往不是抚养义务的履行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各种复杂的情感上或经济上的需求：弥补离婚对子女所带来的身心伤害、为子女未来婚嫁立业提前作出安排、对实际抚养一方提供居住等经济上的便利和保障、避免家庭财产随着一方未来组建新的家庭而外流、在存在多个子女的情况下将特定财产排除在继承范围之外，作出此类财产安排的背后往往是各种复杂的情感、伦理、经济动因的综合考量，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子女财产（房屋等）不同。故考量“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能否撤销这个问题又必须落实在“离婚”这一特殊语境之中，并结合离婚协议中其他的人身、财产安排加以综合判断。因此，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条款不能剥离出来作为财产约定来看待并进而单独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赠与条款作为离婚协议的组成部分，不能与其他条款分离，夫妻双方应遵照履行。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夫妻双方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仍有救济途径，但仅限于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田庆喜明显并未在法定期间内对财产分割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其与张抗美在约定房产赠与条款时并未受到欺诈、胁迫等情形，案涉离婚协议并未解除或者变更，则田庆喜与张抗美于1997年订立的离婚协议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双方均应遵守诚信原则依约履行。田庆喜申请再审时主张，田淑靖、田宇淑并未明确表示接受赠与，故赠与并未生效。本院认为，“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从法律性质上来看，符合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征，田淑靖、田宇淑已提起给付之诉，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接受了案涉合同，故田庆喜该理由不能成立。田庆喜申请再审时主张，田淑靖、田宇淑未履行赡养义务。经查，田庆喜在本案中对该事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如田淑靖、田宇淑在其年老后未履行赡养义务，田庆喜可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判决认定案涉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能任意撤销，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案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故田庆喜申请再审的事由均不能成立。综上，田庆喜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田庆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王 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李锋书记员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