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3309号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晓明，女，1954年4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江阴市。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周洁民，男，194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蒋海峰，男，1966年4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大丰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荣，男，195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大丰市。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江苏春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波。 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赵海翔（曾用名赵海军），男，汉族，1973年11月23日生，现住河南省上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铁华，河北海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石春荣，男，汉族，1971年1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原审被告：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新金路34号。 法定代表人：徐宏均，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因与被上诉人赵海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遵化市人民法院（2019）冀0281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因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顾波、被上诉人赵海翔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铁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仅以结算书要求给付工程款缺乏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仅凭该结算书认定工程款缺乏依据。被上诉人仅凭石春荣手写的结算书，在没有证据证明具体工程项目、范围、施工内容、施工要求、工程量、工程价款的情况下（这也是检察院抗诉的主要内容之一）即认定工程款，该认定显然缺乏依据；而且，虽然被上诉人单方认可的140万元被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推翻，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对其自认的已付工程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有理由相信该结算书缺乏真实性、完整性，由于其自认的给付工程款数额与实际给付数额相差巨大，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仅仅以该份结算书要求给付工程款缺乏证据支撑，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二、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由理由怀疑被上诉人与石春荣之间恶意串通，出具结算书也是石春荣的个人行为，不对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产生拘束力，其责任应当由石春荣个人承担。结算书是由被上诉人与石春荣个人签订，无公司盖章或其他人签字，结算书产生的背景是被上诉人与石春荣的口头施工协议，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认为，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从未授权石春荣鉴定分包施工合同，所谓口头协议更是不符常理，因为但凡建设工程，具体工程项目、范围、施工要求、工程量、工程价款及其支付等等必须有明确约定，通常施工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赵海翔与石春荣的口头协议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理。该结算书缺乏结算应当具有的内容，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与石春荣之间恶意串通，出具结算书也是石春荣的个人行为，正如石春荣在调查笔录中所言的“我签订结算书事先毫无准备，也未带任何结算资料，国安劳务公司根本不知情，事后也未向国安劳务公司汇报，当时我想反正我还不了钱，是我个人打的结算书，应该与新华公司和国安公司无关，加之他们几个人在场，根本由不得我争辩，只能按照他们的数额打了结算书”。由此该结算书对于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或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而言，应当无效。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从未授权石春荣签订结算书，有关结算数额、还款计划及罚息的约定均系石春荣与赵海翔之间的个人行为，石春荣单方承诺不对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产生拘束力，其责任应当由石春荣个人承担。三、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认为，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还是事实认定，一审法院都严重错误。依据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提供的新证据，工程款已经结清。关于被上诉人具体工程项目、范围、施工要求、工程量、工程价款及其支付，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或者进行司法审计，可是一审法院仍然依葫芦画瓢，依据原审判决草率认定工程款事实，在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提出已付款新证据后，虽然扣减了相应已付款数额，但并未采信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提供的实际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相应证据，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认为，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还是事实认定，一审法院都严重错误。依据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提供的新证据，工程量及工程款仅仅为212万元左右，工程款已结清。四、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已通过法定清算程序注销，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在清算时，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成立了清算组，在省级扬子晚报上发布公告，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出具了清算报告，依法办理了注销登记，整个清算程序合法。因国安劳务公司多年不开展业务，公司人员全部自谋职业，办公场所也退租，公司实际已关门歇业，考虑这一情况，公司决定收回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并于2008年7月发文通知有关人员，将原在北京办事处的公章收回（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由此可见，王汉涛、石春荣与新华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完全是他们俩的个人行为，与国安劳务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国安劳务公司根本就不知道石春荣挂靠国安劳务公司与新华公司在2008年9月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该工程的所有工程款从未进出过国安劳务公司账户，在国安劳务公司财务上没有任何记载。从2008年至今，没有任何施工人员就案涉工程向国安劳务公司主张过工程结算，石春荣自己也承认被上诉人赵海翔与石春荣的口头协议及结算书内容，国安劳务公司也根本不知道赵海翔与石春荣的口头协议及结算书内容，国安劳务公司在清算过程中也不存在故意不通知债权人的情形，赵海翔未在公告期间申报债权，国安劳务公司在合法注销后，公司主体资格消灭，不再承担责任，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对公司债务也当然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公司注销后判令股东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五、从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系有限公司的类型也能判断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对公司债务不承担无限责任。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是由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合计出资180万元，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一审判决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承担无限责任，违背公司法的最基本规定。六、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均为挂名股东，从未实际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也未参与公司清算及注销，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承担责任错误。本案因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注销，变更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为被告，实际上，无论在公司设立时，以及公司经营过程中，乃至公司注销时，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均为挂名股东，从未实际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也未参与公司清算及注销，在公司经营时没有获取任何受益，在公司注销时也未获得任何剩余资产分配，因此判令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承担责任于法于情于理均不符合。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是无辜的，现在判决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承担600余万元巨额债务，无异于置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于死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 被上诉人赵海翔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开办成立的江苏大丰国安劳务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工程款的结算金额真实,有效。1、根据原审被告南通新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2008年9月13日与大丰国安劳务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由大丰公司公章石春荣签名,该合同约定大丰公司委托石春荣为驻工地代表,全权负责合同的履行,按要求组织施工,解决应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双方又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结算确定价格》仍是大丰公司盖章,石春荣签名,且被上诉人的工程款一直由石春荣支付,由此说明石春荣在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是大丰公司的代表是公司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称2008年已收回了北京办事处的公司公章,显然与上述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及石春荣称公司不知情,是石春荣个人行为,显然是恶意串通,企图逃避农民劳务费的行为。2、2013年1月3日石春荣出具的结算书,赵海翔有理由相信石春荣是代表大丰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且石春荣是该劳务工程的负责人,最清楚工程的具体情况,最有资格作出结算书。原审庭审中上诉方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推翻石春荣亲自核算书写的结算书。关于石春荣称受到胁迫写下的结算书,更是无理强辩,第一、石春荣未提供受到胁迫的证据,第二、石春荣如果受到胁迫之后应当报警,第三、石春荣亲自备注书写了:此结算款余款仅限于扣除已付工程款为准。这说明了石春荣在做结算书时,是自愿、真实、客观的核算工程结算数额,并没有受到所谓的他人胁迫等因素的干扰。第四、上诉方在原审庭审中明确承认石春荣涉诉工程的资料在北京的办公室,结算书也是在北京出具的,更一步说明了该结算书客观、真实性。二上诉人作为江苏大丰公司的股东,在大丰公司注销过程中未对被上诉人的债权进行清算,应承担清偿责任。2013年1月31日石春荣代表大丰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结算书后,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就在2014年4月对大丰公司进行注销登记,明知在河北省遵化市的工程和被上诉人的债权的存在,却未按规定通知被上诉人申报债权,造成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且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解释规定,大丰公司虽然已注销,但未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作为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而不是承担有限责任,不能因为是有限公司就可以免除股东的清偿责任。况且,据南通新华公司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2012年1月南通新华公司支付给大丰公司的劳务费1980万元,大丰公司注销时并不是像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所说的没有公司收益,没有剩余资产分配。所以,不能以股东最初的出资为限为借口企图逃避清偿责任。另外,是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主动注销的大丰公司与因破产程序被动注销公司性质是不同的。因此,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应当依法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不能通过注销公司来规避责任以达到侵害债权人的非法目的，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认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赵海翔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丰国安劳务公司支付赵海翔劳务费300万元；判令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丰国安劳务公司支付赵海翔逾期利息人民币170万元（暂计至了立案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丰国安劳务公司承担。案件审理中，因大风国安公司注销，赵海翔申请变更大丰国安公司的股东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及挂靠人石春荣为被告。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13日，南通新华公司（甲方）与大丰国安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承包施工合同》，甲方将其承接的遵化市天之润北台城中村改造三期1＃、2＃、3＃楼及相应部位的裙房和地下室工程劳务分包给乙方施工，合同落款处乙方由王汉涛、石春荣签名，加盖大丰国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杨进私人印章。该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石春荣为乙方驻工地代表，（任命书、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全权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解决应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之后、赵海翔与石春荣代表大丰国安公司达成了口头协议，由赵海翔的施工队进行劳务作业。2012年1月16日，南通新华公司与大丰国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承包结算确定价》，确定大丰国安公司的劳务结算价为1980万元，加盖了南通新华公司和大丰国安公司的公章。2013年1月31日，赵海翔与石春荣签订结算书，决定赵海翔的施工劳务费结算为4212293元，同时达成了劳务费还款协议，约定如不按时还款，加收每万元月息500元。对签订结算书后给付劳务费数额，赵海翔主张给付140万元；杨晓明等主张已付2135600元，并出示了35张付款单据，赵海翔对部分款项予以否认，但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文字鉴定申请。杨晓明等称，石春荣向赵海翔所付款项中包含向赵海翔的朋友借款40万元，提交了其代理律师杨春对石春荣、王汉涛的调查笔录，但石春荣、王汉涛没有到庭陈述或证实。2014年5月20日，大丰国安公司出具清算报告，内容为“一、公司登记情况：公司名称：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明，住所：大丰市区西侧底层，注册资本：180万元，经营范围：砌筑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一级）、钢筋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一级）、模板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一级）、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不分等级）。二、公司清算组已于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公司全体债权人，并于在江苏省扬子晚报上发布了公告。三、具体债权债务清理情况：1、公司无库存资产；2、公司无债权债务；3、公司剩余净资产为万元；4、公司剩余净资产按股东出资比例返还给股东。四、至本清算报告出具之日起，公司已清算完毕”。，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工商行政和管理局作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确认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注销已经登记。南通新华公司主张尚欠大丰国安公司劳务费数额为143098.57元，赵海翔对此数额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南通新华公司已向执行局缴纳144652元，已履行了原判决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赵海翔与石春荣口头达成劳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赵海翔已经完成了施工任务，石春荣为其出具了劳务费结算书，应及时给付。杨晓明等称石春荣出具劳务费结算书系个人行为，但南通新华公司与大丰国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施工合同》，南通新华公司将其承接的遵化市天之润北台城中村工程劳务分包给大丰国安公司施工，合同落款处有石春荣签名，加盖大丰国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杨进私人印章。该合同约定大丰国安公司委托石春荣为驻工地代表，全权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解决应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且应付赵海翔的款项一直由其支付，故支付工程款应是其职务行为，代表大丰国安公司。杨晓明等称在2008年大丰国安公司公章已收回，但2012年在南通新华公司与大丰国安公司的《结算确定价》伤仍加盖了大丰国安公司的公章，且石春荣在大丰国安公司的落款处签名。故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石春荣与大丰国安公司系挂靠关系，二者应对赵海翔承担连带责任，大丰国安公司已注销，虽向工商部门提交了清算报告，但未对公司债权债务予以详细清算，其股东应对赵海翔承担清偿责任。结算书确认赵海翔的劳务费为4212293元，赵海翔主张已支付140万元，石春荣、杨晓明等主张已支付2135600元，并提交了付款的原件，赵海翔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文字鉴定申请，故一审法院对杨晓明的主张予以支持。杨晓明等称付款中包含还给赵海翔的朋友40万元，只有代理律师的调查笔录，且不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赵海翔又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杨晓明等称整个天之润工程的劳务费数额就是2129198元，并提交了代理人杨春对石春荣属下的项目负责人邵玉标的调查笔录、大丰国安公司出具的建筑面积统计表、罗光荣出具的工程结算清单等予以证实，但上述证据与大丰国安公司和南通新华公司间签订的结算确定价不符，且上述证据的数额没有相关部门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7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双方对利息有约定，但如到期不还加收的利息过高，故一审法院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息。南通新华公司作为转包方，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赵海翔对南通新华公司主张的拖欠数额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应以南通新华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认可的数额为准。为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石春荣、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给付赵海翔工程款2076693元，并自2013年1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43098.57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赵海翔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供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08年9月13日，石春荣代表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与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劳务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石春荣作为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驻工地代表，全权负责该合同履行，石春荣签字并加盖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后2012年1月16日，石春荣又代表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与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承包结算确定价》，确定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劳务结算价为1980万元，石春荣亦在该结算单中签字并加盖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印章，综上可见，石春荣代表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签署涉案工程合同、对涉案工程款进行结算以及后续石春荣以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代表人名义为赵海翔出具的结算书等事实均可认定，石春荣系挂靠于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施工了涉案工程，故结合案件事实本院认为该二者均应承担给付工程款责任。现无证据证实石春荣为赵海翔出具的结算单系受到胁迫或与赵海翔存在勾结串通行为，结合石春荣为涉案工程的负责人事实，其应对工程相关情况最为清楚，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石春荣出具的结算单裁判并无不妥。 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现已经注销，但该公司清算报告中对涉及的公司债权债务情况，未予以详细清算，未尽到审慎核实义务，故此，一审法院判决其公司股东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亦无不当。因大丰市国安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注销时对于公司盈利利润情况及剩余净资产情况并无详细记录说明，故上诉人主张以注册资本为限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14元，由上诉人杨晓明、周洁民、蒋海峰、朱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岩 审判员 杨鹏章 审判员 徐志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刘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