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7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进，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晏，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4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4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任君，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女，194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任君，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5，女，195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任君，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6，女，195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芹，湖南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遗赠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3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未查清张某1对被继承人赵桂兰处理房产的内容（房产由张某1继承）不知情还是对被继承人处理房产的形式（公证遗嘱）不知情的事实。张某1自十几岁便一直知道被继承人的房产将来由自己继承，故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处理房产的内容是知情的。诉争房产由张某1继承是上诉人与五被上诉人一直都知晓的内容，且在被继承人赵桂兰过世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均未提出异议。张某1只知道诉争房产一直由自己居住，后又由父亲管理，诉争房产是自己的，没有及时将诉争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的主观意识和动机。一审判决推断张某1知道公证遗嘱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未查清本案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赵桂兰财产分割的事实。赵桂兰死亡后，五被上诉人对其现有物品进行了分割，当时五人均未提出房产分割的请求，证明五被上诉人对房产由张某1继承的事实是明知的，且无异议。3、一审判决未查清诉争房产实际占有、控制、管理的历史状态和现状的事实。诉争房产自赵桂兰过世后由张某1和父亲实际接收、占有和管理。4、一审判决认定公证遗嘱是陈红琦联系的事实，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属于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被继承人赵桂兰死亡后，诉争房产权证由上诉人张某1父亲保管，并由其出租，张某1对此知情并认可，其行为表示其接受被继承人的遗赠；被上诉人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没有证据证实张某1有放弃遗赠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不符合社会价值取向。被上诉人张某3、张某4、张某5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本案事实不清没有任何依据。1、上诉人把知情分为内容和形式存在逻辑错误。其自称自十几岁就知道房产将来由自己继承，故对处理房产内容是知情的，与其上诉状中自称2019年才知晓自相矛盾。他人未对房屋处理提出异议，房子由谁居住，均不能作为上诉人不依法接受遗赠的理由。2、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清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财产分割的事实的说法是错误的。被继承人财物只是被上诉人父亲隐匿并占有，并不存在分割的事实，与本案遗赠无任何关系。3、上诉人称一审判决未查明诉争房产的历史状态和现状的事实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4、上诉人称公证遗嘱事宜是否由其母亲陈红绮联系事实不清，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张某2当庭陈述公证事宜由张某1父母办理，事实上立遗嘱时赵桂兰已经75岁，且是文盲，没有家人协助不可能完成公证。二、上诉人提起上诉于法无据。在两个月内表示接受遗赠是法律规定的，是为了督促受遗赠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产生纠纷。这两个月是除斥时间，期限届满权利消失。未及时表示接受遗赠是上诉人自己造成的，其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某6答辩称：1、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的两个月内作出，逾期未作出依法应当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上诉人张某1及其父亲陈述直到2019年1月才直到遗嘱的存在，明显是虚假陈述。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张某1及其父母在公证书出具之初就知道其存在，只是上诉人混淆了继承与遗赠的区别，未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应当视为放弃接受遗赠。2、长沙市公证处于2019年8月13日明确告知张某1不予办理接受遗赠公证，原因就是上诉人张某1未在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拒绝其办理接受遗赠公证。3、赵桂兰生前长期一个人居住在涉案房屋，由其五个子女轮流照顾，五个子女都在那里住过。直到2006年年底，赵桂兰身体状况严重恶化，张某6搬去和赵桂兰一起居住，亲自照顾直到赵桂兰去世。张某6的儿子、儿媳、孙子的户口一直在涉案房屋，直到2016年孙子读初中在把户口迁走。张某6本人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直到2008年11月份，在此期间上诉人张某1及其父亲均未提出要单独继承涉案房屋。被上诉人张某2未答辩。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赵桂兰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面积272.6平方米）归张某1所有；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桂兰与张其祥夫妇生前共同生育一子四女即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张某1系张某2之子。张其祥于1985年去世。1988年12月，赵桂兰以4万元的价格购买位于长沙市的房屋并请人以约5万元的包工包料价格翻新重建。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4年向赵桂兰核发了《私有房屋所有权证》（长房私字第××号），载明房屋坐落于南区妙高峰67、71号，建成时间1990年，建筑面积272.6平方米，房屋情况为三层砖混结构。涉案房屋建成后，张某1及其父母与赵桂兰共同在涉案房屋居住生活。1997年5月21日，经张某1母亲陈红绮联系，长沙市公证处公证员陈爱华至涉案房屋内，见证赵桂兰在《遗嘱》上盖章，该《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赵桂兰，女，1922年9月18日出生，现住长沙市南区妙高峰71号。我有私房一栋，坐落在长沙市南区，楼地三层，正杂共17间，计建筑面积272.6平方米。因我年岁已高，身体不适，恐我去世后子女们因为财产发生纠纷，趁现在神志清楚之时，特立遗嘱如下：一、上述房产，在我百年之后，全部由孙子张某1继承，他人无权干涉；二、后事随子女们处理；三、本遗嘱一式三份，为公开遗嘱，无需执行人。立遗嘱人：赵桂兰。代书人：张晓光。”此后，张某1于1999年外出读书，其父母于2002年离婚，母亲陈红绮于2003年病逝，父亲张某2于2003年搬至其他处所居住至今。2007年2月4日，赵桂兰去世。2011年6月22日，张某1成为涉案房屋内户主。2019年2月14日，张某1至长沙市公证处申请办理接受遗赠公证，该公证处认为赵桂兰已于2007年2月4日死亡，张某1至当日方要求接受遗赠，且除张某2外的赵桂兰其余法定继承人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均提出异议，故于2019年8月13日告知其不予办理公证。张某1遂诉至该院，引发本案纠纷。另查明，张某2自述其前妻陈红绮从未提及办理遗赠公证事宜，其直至2019年春年前才在现住所的衣柜抽屉里找到该份公证书。另张某5的户籍亦在涉案房屋内，但其自述与赵桂兰户籍并非一户，原赵桂兰户籍的家庭户口在赵桂兰去世后的户主现为张某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遗赠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桂兰所立公证遗嘱是否有效及张某1能否基于该遗嘱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关于赵桂兰所立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赵桂兰生前经公证机关办理订立遗嘱，将其名下的涉案房屋遗赠给张某1。张某1及张某2主张该房产实为张某2出资购买重建；张某2、张某4、张某6、张某5均主张该房产系赵桂兰用张其祥生前存款积蓄购置，但双方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而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建房协议显示均系赵桂兰所签，房屋权属证书亦登记于赵桂兰名下，该院根据现有证据仅可认定涉案房屋系赵桂兰所有。张某2、张某4、张某6、张某5提出赵桂兰在订立遗嘱时年事已高其神志状态是否清醒无法确认，对此，该院认为，公证遗嘱中明确表述赵桂兰神志清楚，张某2、张某4、张某6、张某5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以推翻经公证文书证明的事实；另张某2、张某4、张某5陈述赵桂兰曾表达过后悔将涉案房产留给张某1，可见赵桂兰对于其作出的遗嘱表示有充分的认知；同时自赵桂兰订立遗嘱直至去世有近十年时间，其均未再重新处分涉案房产，可见遗嘱内容清楚明确，系赵桂兰对个人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张某1能否基于该遗嘱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张某1主张其直至2019年1月才从张某2处获知其受遗赠涉案房屋，虽张某2亦陈述其直至2019年1月才发现公证遗嘱并告知张某1，但鉴于张某1与张某2作为父子存在明显利害关系，本院在庭审过程中对张某2获知公证遗嘱的情形进行了详细审查。张某2陈述其直至2019年1月才在现住所的衣柜抽屉内发现张某1的母亲放置于该处的赵桂兰公证遗嘱，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张某2与张某1的母亲于2002年离婚，后张某1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且张某2于同年搬至现住所居住，其于16年后才在衣柜抽屉内发现该份公证遗嘱，显然不符常理。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赵桂兰订立遗嘱的公证事宜由张某1的母亲经办，订立遗嘱后与张某1共同生活直至张某1次年外出求学，此后历经张某1父母离异、母亲去世、父亲搬迁、被继承人赵桂兰去世等重大变故，在此期间内被继承人赵桂兰及张某1的母亲均未提及并告知张某1公证遗嘱事宜显然不符常理。另张某1在2011年成为原赵桂兰家庭户籍的现户主，涉案房屋自被继承人赵桂兰去世后所获取的租金收益亦由张某2保管，若张某1知道其受遗赠，上述行为或可视为其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并委托其父亲代为管理房屋，但现张某1及张某2均主张在2019年1月前均不知道赵桂兰立有遗嘱将涉案房屋遗赠张某1，可见上述行为并非张某1基于接受遗赠所作出的行为，与遗赠行为无关。综上，张某1于被继承人赵桂兰生前已知晓遗赠事宜但直至2019年1月前均未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应视为放弃接受遗赠，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本案系遗赠纠纷，对于张某1放弃接受遗赠后涉案房屋如何处理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各法定继承人可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因适用简易程序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张某1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张某1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为“娭毑现有物品”清单，证据二为被继承人生病各项费用开支，拟证明五被上诉人已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了分割；证据三为房屋租赁合同六份，拟证明涉案房产自被继承人死亡后由张某2接收、管理，自2010年后由张某2占有、管理和收益；证据四为张彦因公去世的证明，拟证明张某1的哥哥张彦于1990年因公去世；证据五为护照，拟证明张某1自1997年后在国外留学，工作和生活，在被继承人去世前常回家陪伴，此后每年回家探亲；证据六为涉案房产权证、房屋买卖协议、建房协议，拟证明上述材料原件一致由张某2保管。被上诉人张某5、张某3、张某4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都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且均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张某6对被上诉人张某5、张某3、张某4的质证意见表示认可，并指出证据六在一审已经提交。经评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新发现的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在于：焦点一、上诉人张某1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继承人赵桂兰关于遗赠的遗嘱存在；焦点二、上诉人张某1是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焦点三、上诉人张某1能否依据遗嘱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关于焦点一。上诉人张某1上诉称其直到2019年1月才知道被继承人赵桂兰立有关于遗赠的遗嘱。经查，一审判决已查明，1997年5月21日，长沙市公证处公证员陈爱华至涉案房屋内，见证赵桂兰在关于将涉案房屋赠予张某1的《遗嘱》上盖章。此后，张某1于1999年外出读书，张某1父母张某2与陈红绮于2002年离婚，陈红绮于2003年病逝，张某2于2003年搬至其他处所居住至今。2007年2月4日，赵桂兰去世。张某2一审时陈述其于2019年1月在衣柜抽屉内发现该份公证遗嘱。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其一、关于涉案遗嘱，张某1的母亲陈红绮显然是知情人，根据张某2和张某1的陈述，公证人员到赵桂兰家里对遗嘱进行公证的事宜是陈红绮亲自联系的，遗嘱公证时陈红绮在现场。其二、遗嘱设立并公证后，先后发生了张某1成年并外出读书、陈红绮与张某2离婚等对张某1影响较大的事件和变故，期间作为母亲的陈红绮对于赵桂兰立遗嘱将涉案房产赠予给张某1这一直接关系张某1与赵桂兰祖孙感情的事件，应当有明确的认识，其没有理由不将此事明确告知张某1及其父亲张某2。陈红绮2003年去世后直到2007年赵桂兰去世，赵桂兰本人也有充分机会和必要将其立遗嘱将房产赠予张某1的事情告知张某1和张某2。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张某2和张某1陈述二人直到陈红绮、赵桂兰先后去世十余年后才知道该份公证遗嘱的存在，不符合常理，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至于上诉人张某1上诉称其从小就知道其奶奶的房产将来由自己继承，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意义，因为张某1不是赵桂兰的法定继承人，不通过正式立遗嘱的方式进行遗赠，张某1是无法继承其祖母赵桂兰的房产的。因此上诉人张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张某1上诉称赵桂兰去世后，涉案房产一直由其父亲张某2管理和出租，其本人对此认可，其是以实际占有的方式表示了其愿意接受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作为受遗赠人的意思表示是关系到遗赠能否实现的法律行为，其表示的意思和行为必须明确，且应当在继承开始后向对遗产继承有利害关系的继承人进行表示。但上诉人张某1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其直到2019年1月才知道涉案遗嘱的存在，按照其本人陈述，其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赵桂兰通过立遗嘱的形式将涉案房产赠予给张某1，也就说张某1本人在赵桂兰去世后、2019年1月之前不可能产生接受遗嘱的意思表示，其父亲张某2在赵桂兰去世后管理和出租涉案房产的行为不能体现张某1出于接受遗赠的意思委托其父亲进行管理。因此上诉人张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焦点三。上诉人张某1上诉称其有权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如前所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张某1最迟应当于2007年赵桂兰去世前后知道赵桂兰立有遗嘱将涉案房产赠予给张某1，但其在知道受遗赠后，并未在法律规定的两个月时间内，作出合法有效的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因此应当视为其放弃接受遗赠。一审判决据此驳回张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张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益民审判员  于 峰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廖菲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