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1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艳，女，1976年3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续生，河北新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义，男，197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满振国，男，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尤建民，男，1963年8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云，女，194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男，198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超，男，197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滦南县。 以上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鉴昌，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坤月，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艳与上诉人刘景义、满振国、尤建民、刘桂云、刘建、杨志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4民初3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景义、满振国、尤建民、刘桂云、刘建、杨志超的委托代理人贾鉴昌、郝坤月,上诉人王春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续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理由:2019年4月9日，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唐山市劳鉴2019年001477号初次鉴定结论书，将上诉人的伤残鉴定为十级伤残。2017年7月原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系违法注销，没有任何人通知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职工在发生工伤期间用人单位不能单方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应当按照2018年的河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上诉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等工伤待遇，而不能按照2016年的标准计算。故上诉人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公判。 刘景义、满振国、尤建民、刘桂云、刘建、杨志超针对王春艳的上诉请求辩称：1、关于被答辩人王春艳是否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被答辩人王春艳主张其于2015年12月27日在工作中受伤，而2015年12月27日为周日，天利公司早已于2012年8月停产歇业且受伤地点根本不是天利公司的经营场所或受天利公司指派的工作地点，仅凭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其于休息日受伤是因从事天利公司安排的正常劳动工作任务所致。另，(2017)冀02民终794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涉及王春艳2015年12月27日是否系在答辩人处工作时受伤。2、关于被答辩人王春艳若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下，应适用何种标准的问题。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王春艳工伤保险待遇适用的计算标准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的条规定，本案被答辩人王春艳十级伤残，应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7个月本人工资。对于被答辩人王春艳的“本人工资标准”，一审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王春艳受伤前12个月的月均工资采用唐山市上年度职工月均工资的60％即2981.40元/月计算(4969*60％)。王春艳主张其受伤时间是2015年12月27日，“受伤前12个月”应采用唐山市2014年度职工月均工资的60％即2552.59元计算(4254.33元/月*60％，2014年唐山市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51052元，月均工资即为4254.33元)，所以其7个月本人工资应为17868.18元，而非一审判决中的20869.80元，该数额为一审法院错误地使用唐山市2016年度职工月均工资所得。并且，被上诉人王春艳护理费部分应适用2016年度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98.04元/天。《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一次性工伤医疗、就业补助金标准应按照解除或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本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天利公司于2017年7月6日注销，用工主体不再存在，即便认为王春艳与天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劳动关系终止的上一年度应适用2016年标准，而非王春艳主张的2018年标准;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六十四条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标准应按照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计算，王春艳2015年受伤，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计算应适用2014年标准，而非王春艳上诉主张的2018年标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与“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 刘景义等六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有:1、六上诉人为股东的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天利公司）注册的地址是:滦南县，具体坐落于滦南县北侧（东八户段）。该栋房屋院落的产权人是刘景义，天利公司系租赁取得使用权。2012年8月，公司停产歇业，并将设备全部分批出卖。2、2012年10月，公司所用原全部场地由房主刘景义重新租赁给毕铁军，开始经营滦南县永红洗浴中心。天利公司没有了设备、没有了场地，怎么使劳动者受的伤？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没有把伤者受伤地点作为法庭调查内容。伤者主张受伤地点系天利公司的生产场所，依法应负有举证责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想当然的主观认定伤者是在上诉人的经营场所受伤。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时道出了受伤地点，当庭如此陈述:“对真实性（指天利公司没场地、没设备的证据）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能证明原天利包装有限公司在东上坡子村老卫生院院内为生产场地”（庭审笔录第8页第9行）。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受伤地点是东上坡子村老卫生院院内（原先是乡政府旧址）。被上诉人承认了受伤地点没有在原天利公司注册地和经营地，为什么还认定伤者在天利公司的经营场所受伤？凭什么证据认定的东上坡子村老卫生院院内（原先是乡政府旧址）是天利公司的经营场所？一审中，因为有伤者和天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上诉人不得不从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了答辩，剖析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法律事实，唐山中级法院维持存在劳动关系的（2017）冀02民终794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中的一段话“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重点在于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被上诉人王春艳系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受伤，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予以纠正。对王春艳2015年12月27日，是否系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受伤，本案不予涉及。”由此看出，生效的法律文书并没有认定伤者在天利公司处受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争议救济一般步骤分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实质性（涉及待遇）劳动仲裁等。从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看，申请一次救济程序不过是仲裁时效中断，可以重新计算。随着公司的注销，劳动合同不可能继续存续，也应当在公司注销一年内提出。天利公司于2017年7月6日依法注销；之后，2017年11月21日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4月9日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具《初次鉴定结论书》: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后，鉴定结论前近两年的时间内既没有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也没有向有关部门申请救济。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抛开《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关于仲裁时效的明确规定，曲解了处理实体问题的“仲裁时效”和解决争议程序问题的“处理争议的时间”的区别，错误引用《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依据法定程序处理争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时间内”的规定，认定了仲裁时效没有经过。还有，被上诉人选择六股东为义务人，多个仲裁时效的起点中，最迟的应当自公司注销之日即2017年7月6日次日起算，因为公司注销依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公告的效力是向社会宣示，被上诉人亦不例外。之后，其主张权利的义务主体均指向天利公司，2019年7月19日方以六股东为义务人主张权利，做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客观上也早已超过了仲裁时效。另外，上诉人提出了仲裁时效抗辩，被上诉人的诉请涉及到多个诉讼时效的起点，包括，拖欠工资的仲裁时效、社会保险争议的仲裁时效、经济补偿金的仲裁时效、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补差仲裁时效、工伤赔偿仲裁时效等。一审法院做出支持原告的判决，就应当审查这些仲裁时效的起算点。但只是一股脑的认为所有项目仲裁时效均没有经过，没有逐一鉴别。三、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第2项规定，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本案中，工伤认定系在公司注销后做出的，以公司名称为收件人地址，曾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景义还有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姜福刚二人为收件人邮寄送达，回执上记载“拒收”。且邮件上收件人的联系方式不是刘景义的。对此刘景义全然不知。之后，针对公司公告送达，没有向公司六股东送达。向公司公告送达的行为，也表明此前的邮寄送达没有达到送达的法律效果。向已经注销的公司公告送达文书依法不能实现送达的效果。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相对方系六股东，而六股东却不知工伤认定书的存在，客观上无法行使对工伤认定书不服的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权利。还有《初次鉴定结论书》亦未送达给六股东，同样剥夺了重新鉴定权工伤认定书和鉴定结论书是本案的关键证据，没有送达给相对人或相关人员的法律文书是无效的文书。无效的文书不能产生证据的效力，一审法院全盘采信了无效的证据，背离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综上，请二审法院査明事实，判如上诉人上诉所请。 王春艳答辩称：1、刘景义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中天利公司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并不影响其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王春艳与天利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春艳所受伤害为工伤已经法定程序认定。2、王春艳向天利公司主张权利没有超出时效，之所以存在2017年11月21日出具工伤认定书2019年4月9日出具初次鉴定结论书，中间间隔超出1年情形是由于工伤认定作出后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天利公司拒收法律文书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告中释明的救济渠道，该生效判决书为2018年8月7日之后王春艳オ申请的劳动能力鉴定，之所以王春艳在诉讼中向天利公司主张权利由于在诉讼过程中六股东违法注销天利公司，应承担公司未能清偿的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3、工伤认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王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1、要求被告给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73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7755.3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3877.68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560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护理费300元，以上共计115473.04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春艳与天利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经滦南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滦南县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均认定原告王春艳与天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原告受伤的伤情及受伤时间，原告诉称的系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六被告虽提供证据主张原告受伤时间内天利公司处于歇业状态，但其证明力不足反驳原告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原告王春艳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关于六被告主张原告诉请的时效已过，本院认为，原告王春艳在发生工伤后，于2016年主张了与天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2017年3月17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时，属于职工与用工单位之间因劳动发生争议的情形，根据《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处理争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限内，故原告王春艳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未经过。2017年11月21日，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告中释明的救济渠道及时限，该工伤决定书生效时间应为2018年8月7日，原告王春艳又申请了劳动能力鉴定，2019年4月9日，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后，原告王春艳于2019年7月19日向滦南县人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待遇，虽然滦南县人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但不予受理的理由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并未否认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向相应部门提出申请均属为确定工伤待遇所进行的必要程序，应属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故对六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不予采信。综合天利公司在明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裁判结果后于2017年7月6日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不存在未了结事务、拒收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发出的鉴定结论书等情形，天利公司及六被告意图逃避承担原告王春艳的工伤保险待遇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天利公司注销过程中，六被告作为股东隐瞒了重大事项，给原告王春艳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天利公司于2017年7月6日注销解散，应认定天利公司与原告王春艳的劳动关系自动解除，故对原告王春艳要求的工伤保险待遇按2016年标准计算。庭审中，原、被告均未提交天利公司为原告王春艳缴纳工伤保险的证据，故认定天利公司未为原告王春艳缴纳工伤保险，天利公司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原告王春艳支付费用。因原告王春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工资数额，本院按照其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标准计算。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鉴定原告王春艳的伤残情况为拾级伤残、停工留薪期为4个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原告应当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0869.8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7991.2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8995.60元。对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本次诉讼原被告双方均未举证证明，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原告王春艳受伤前12个月的月均工资采用唐山市上年度职工月均工资的60%即2981.40元计算，即2981.40元。对原告要求的伙食补助费，本院按统筹地区住院伙食标准20元/天核算1天，共20元。鉴定费600元属合理必要花费，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王春艳主张的护理费，鉴于护理行业属居民服务业范畴，本院按居民服务业标准109.44元/天核算一天，计109.44元。综上，六被告应当给付原告王春艳工伤保险待遇款共计81567.4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景义、满振国、尤建民、刘桂云、刘建、杨志超给付原告王春艳工伤保险待遇款共计人民币81567.44元。（本判决生效即履行）；二、驳回原告王春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六被告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即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景义等六人向法庭提交了刘存龙的证人证言和东上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三份。均欲证明王春艳受雇单位是位于上坡子乡政府旧址的纸箱厂，受伤地点也是该纸箱厂，上坡子纸箱厂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六股东从未到上坡子乡搞过生产经营活动，王春艳受伤地点是上坡子纸箱厂而非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场所。六股东就是本案的六个上诉人。王春艳质证意见：1、该证据在一审时并未出具，二审出具明显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不能作为二审证据的依据。2、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王春艳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证明内容与法院生效判决相违背。对六上诉人出具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人出庭证明的内容，因其内容与部分内容和实际情况不符，同时回答问题时是本案当事人就是天利公司负责人刘景义要其出庭作证，用于证明上坡子纸箱厂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无关，但其却无法证实杨老板是谁，是否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春艳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天利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滦南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4民初3812号民事判决书，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终794号民事判决书，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冀伤险认决字[2017]13022402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12月7日的唐山劳动日报，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唐山市劳鉴2019年001477号初次鉴定结论书，中国邮政快递单改退批条复印件，滦南县人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案通字第30号为凭，并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王春艳是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及计算标准。 本案系王春艳起诉要求刘景义等六股东给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王春艳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王春艳的伤情亦被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冀伤险认决字[2017]13022402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予以确认，王春艳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上诉人刘景义等六人上诉主张王春艳受伤地点非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等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时效问题，根据《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处理争议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申请时限内。王春艳2015年12月27日受伤，2016年主张与天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3月17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1月21日，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进行了公告，决定书生效时间为2018年8月7日，后王春艳申请劳动能力鉴定，2019年4月9日，唐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后，王春艳于2019年7月19日向滦南县人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待遇。王春艳向相应部门提出申请均属于确定工伤待遇所进行的必要程序，应属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故对六上诉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滦南县天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7月6日注销解散，应认定天利公司与王春艳的劳动关系自动解除，故对原告王春艳要求的工伤保险待遇按2016年标准计算。故王春艳主张按照2018年的河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上诉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等工伤待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春艳、刘景义、满振国、尤建民、刘桂云、刘建、杨志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春艳负担5元，由刘景义等六人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安丽艳 审判员  周 丽 审判员  孙海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杨莉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