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2280号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法定代表人：沈克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兵，上海国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跃，上海国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梅，女，1988年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轲(系被告配偶)，男，住江苏省淮安市。第三人：上海美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周义根。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龙，上海市光明(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梅、第三人上海美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7日、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兵、张生跃，被告李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美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8,000元；2、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8日的工资差额6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劳务外包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在江浙沪和深圳。期间，被告实际工作地点在第三人处。2019年4月底，因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发生变更，故原、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又签订了期限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的工作地点为原告指定地点。2019年9月，第三人与原告商定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劳务外包协议。2019年10月14日，原告书面发函通知被告回原告处报到并重新安排工作，但被告工作到10月18日之后并未联系原告，也未按照通知的日期至原告处报到，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至2019年11月。2019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明确因被告无故旷工已超过三天以上，故按自动离职处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明确约定，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被告自2018年10月20日至今未至原告处报到，也未电话或书面说明原因，故原告视被告自动离职，并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李梅辩称，接受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请求。被告的工作地点自始至终都在第三人处，从未去过深圳，工作也由第三人进行管理。劳动合同每页都有被告的签名，但原告把中间几页换掉了，其提供的劳动合同仅仅首页、末页有被告签名。第一次签劳动合同时，被告尚未结婚，户籍地仍然为黑龙江省，而非江苏省，但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上却载明被告的家庭地址为江苏省，明显是造假。另外，前后两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上均载明工作地点为江浙沪，并无深圳。第三人上海美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述称，第三人与原告是劳务外包关系，而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第三人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第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双方于2019年5月10日又再次签订了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起始日期为2019年5月1日。被告的实际工作地点在第三人处，即本市，具体从事客服工作。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10月14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因原告与第三人的外包合同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故通知被告于2019年10月23日前回原告公司报到并重新安排工作，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B座3507。2019年10月30日，原告再次书面通知被告：因被告自2019年10月23日起一直未来公司报到，且无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告知，无故旷工已超过三天，故公司视被告为自动离职。被告在第三人处最后工作至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发放了2019年10月工资，金额为3,400元。另查明，第三人于2003年12月4日成立，原法定代表人为曹勇。被告农行尾号为4175的账户显示，该账户于2012年8月14日开户，之后直至2015年3月21日期间，曹勇向被告多次转账。被告交通银行尾号为0267的账户显示，第三人处现任法定代表人周义根自2019年5月31日起多次向被告转账。再查明，2012年9月至2014年2月，中保太和(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被告在深圳市缴纳了社会保险。2014年3月至2014年8月，江西劳联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被告在深圳市缴纳了社会保险。2016年3月至2017年7月，深圳劳联环球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被告在深圳市缴纳了社会保险。2019年5月至11月，原告为被告在深圳市缴纳了社会保险。又查明，被告于2019年10月24日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被告与原告、第三人2012年7月29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第三人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400元；3、原告、第三人支付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10月18日工资66元；4、原告、第三人支付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9月30日7天婚假工资1,866元。2020年1月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2019)办字第4184号裁决书，裁决：1、被告与原告在2018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8,000元；3、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66元。嗣后，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本院。审理中，原告提供：1、《劳务外包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为劳务外包关系，原告根据第三人的岗位要求配备工作人员，从事客服、文员、仓储岗位的工作，第三人根据实际岗位工作人数结算原告费用；2、《关于终止劳务外包协议函》，证明第三人于2019年9月30日以股权变更导致人员、业务变化为由提出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外包协议；3、《劳动合同》两份，证明前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江浙沪和深圳，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原告指定地点，且原告根据工作需要有权调整和变更被告的工作地点和岗位，及被告无故连续旷工3天(含3天)，或一年累计旷工3天(含3天)视为自动离职；4、被告离职前12个月发薪记录及工资表，证明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563.07元。对此，被告辩称：1、从未看到过《劳务外包合同》，被告自2012年进入第三人处工作，中间劳务公司换过好多家，合同都是第三人拿给被告签，每次签完就把合同拿走了，签字时上面手写内容都是空白的；2、没有看到过《关于终止劳务外包协议函》，也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是第三人的老板娘朱晶晶对被告有意见，想辞退被告，就找了这个理由；3、劳动合同中间页存在造假情况，是无效的；4、每月工资分两部分发放，原告只统计了公司账户转账的工资，未将个人账户发放的工资统计在内。被告提供：1、身份证、户口簿和结婚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结婚，2019年8月6日才将户口迁入配偶家，即目前的户籍地；2、被告与第三人老板娘朱晶晶及财务唐露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由第三人管理；3、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每月工资分两部分发放，公司账户发一部分，个人账户发一部分；4、工作证明，第三人于2017年4月10日为原告出具过工作证明，上面载明原告在其处从事客服工作已有4年。对此，原告质证意见如下：1、身份证、户口簿和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劳动合同造假，第一份劳动合同是后来补的，所以写的是被告后来的户籍地；2、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朱晶晶陈述：“你的工作岗位撤销了……”等内容，恰好能够证实原告的确因被告的工作岗位被撤销遂让被告至深圳原告处报到，另外被告陈述：“她让我走无所谓……”，可以看出被告是自己也不想做了；3、银行卡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个人账户支付的钱款与原告无关，并非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资；4、工作证明，非原告出具，与原告无关。以上事实，由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银行卡交易明细、通知、裁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原告以其与第三人的外包合同到期为由通知被告回其公司报到，然而即便其确因客观原因所致无法继续向被告提供原来的工作岗位，也应当给予被告普遍可接受的、相对比较合理的安排，但被告工作地点一直在第三人处，而原告却要求被告至深圳其公司住所地报到，地域范围跨度较大，这一安排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另外，劳动合同履行地为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其变更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原告提供的双方第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被告的工作地点在“江浙沪和深圳”，末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被告的工作地点为“原告指定地点”，然而根据劳动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为本市，而非深圳或其它省市，但原告在被告不同意的情况下，单方要求被告至其指定地点报到，并在被告未能执行的情况下，视被告为自动离职，从而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显然，原告的解除行为难以称之为合法、合理。被告未按照原告的要求至其指定地点报到，事出有因，并不足以构成严重违纪行为，故原告要求不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难以支持。至于赔偿金的金额，原告认为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563.07元，然其在计算月平均工资时并未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给被告的工资报酬计算在内，显属不当，故原告对于赔偿金金额的异议，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2019年10月1日至18日的工资是否存在66元的差额。根据仲裁时被告的陈述来看，是以5,800元为基数主张13天的工资，按照5,800除以21.75乘13计算，金额为3,466元，而原告实际支付了3,400元，存在66元差额。仲裁时原告陈述2019年10月向被告发放的3,400元是全月工资，然而诉讼中原告提供的工资表中又载明被告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津贴500元、值班费200元、房补200元、饭补200元和奖金组成，显然累计金额也并非3,400元。对于工资的陈述，原告在仲裁时和诉讼中的陈述并不能相吻合，而被告关于工资计算方式的陈述并无不当，故原告要求不支付被告该期间工资差额66元，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仲裁第一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梅在2018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8,000元；三、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梅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8日工资差额66元。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深圳资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宁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孙洪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