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4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丽，女，汉族，1977年8月5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鹏，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勇，男，汉族，1970年5月29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松，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孙立丽因与被上诉人邵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立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鹏，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松、陈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立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孙立丽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邵勇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合法并且客观存在；被上诉人邵勇反驳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孙立丽向其转款18万元系因合伙关系而给付，但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孙立丽对出借款项的用途无决定权，且双方之间无任何的合伙协议或者合伙收益约定。一审法院应当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二、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孙立丽提交了真实客观的转款凭证，且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反驳事实，此亦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无借贷合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孙立丽补充上诉观点：1、双方系朋友关系，上诉人孙立丽与被上诉人配偶于洋存在多次借款往来，基于信任未要求邵勇就本案出具借条，该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就本案款项达成过借款合意。2、除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并无其他经济往来。三、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邵勇答辩称：根据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未能提供借条、收据及其他债权凭证佐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孙立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18万元及该借款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确认：原告孙立丽与被告邵勇系朋友关系，原告孙立丽于2017年11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18万元至被告邵勇账户。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孙立丽与被告邵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8万元，原告提交了转账凭证，在被告否认该笔18万元系借款的情况下，原告有提供借款收据、借条等能与转账凭证相互印证以证实该笔款项系借款的证据的举证责任，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与转账凭证相互印证，不能确认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不能排除该笔款项系原被告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以民间借贷成立并生效，主张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充分而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立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6元，由原告孙立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孙立丽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一、被上诉人邵勇妻子于洋微信个人信息页面截屏；二、上诉人孙立丽与案外人于洋微信转账截屏。欲证明：双方家庭之间存在日常的民间借贷行为，除此之外无其他的经济往来，因双方系朋友关系基于信任本案未出具任何借条。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二审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新证据真实性予采信，能否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评述。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孙立丽向被上诉人邵勇支付的诉争款项是否为借款？本院认为：首先，诉争款项18万元是否系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审查，上诉人孙立丽一审基于2017年11月8日向被上诉人邵勇转款18万元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向邵勇主张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邵勇则抗辩认为本案诉争的18万元款项性质系孙立丽支付双方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根据前述法律的规定，邵勇就其抗辩主张应当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经审查邵勇一审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据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孙立丽一、二审所举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家庭之间互有经济往来，并且孙立丽到庭已就本案18万元款项的出借经过及未出具借条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院对于上诉人孙立丽基于信任未要求邵勇出具相应借条的主张予以采信，孙立丽主张针对诉争款项18万元为借款所举证据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双方诉争的18万元款项系邵勇向孙立丽借款予以确认。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属民事诉讼关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并且本属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特殊情形，对于出借双方的举证规则及举证责任划分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综合认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其次，邵勇是否应当返还借款本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孙立丽主张的借款期限仅为单方陈述，无其余证据印证，故本案应视为双方未就借款约定还款期限，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孙立丽可以要求邵勇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孙立丽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可以视为催要行为，故孙立丽要求邵勇返还借款本金18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最后,邵勇是否应当支付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就借款约定过期内利息以及逾期利息，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院支持上诉人孙立丽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利息起算时间点，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孙立丽起诉本案视为对诉争借款的催告，利息应从孙立丽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0日开始计算。综上，邵勇本案应当返还孙立丽借款18万元以及以1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上诉人孙立丽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二、邵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立丽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孙立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6元，合计9，512元，均由被上诉人邵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姚 磊审判员 汪丹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毛维清书记员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