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雍，男，1982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蓉，上海顶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海健，上海顶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299号4幢305室。法定代表人：周卫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雍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上置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已认定罗雍自2019年1月1日起继续从事建瓯市XX花苑地产项目（以下简称建瓯房产代理项目），而建瓯房产代理项目系中上置业公司的业务。虽然中上置业公司主张该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已转让给案外人，但这一转让行为并非公开进行，也没有真正发生，对此中上置业公司是明知且同意的。罗雍一直以中上置业公司指定的名义——中上置业公司子公司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开展相关工作，项目方亦只认可Z公司为其合同相对方，能够充分说明前述转让没有真正发生。根据罗雍与中上置业公司董事长孔某、中上置业公司认可负责其管理工作V总的聊天记录，罗雍向中上置业公司提供了2019年如何开展经营活动的大纲、上半年经营计划、拟洽谈项目的预算书，向中上置业公司汇报洽谈项目的概况及进展情况，也向中上置业公司请求安排团队入职的具体事宜，安排中上置业公司原有人员的离职交接，充分听取中上置业公司的意见行事，这表明罗雍受中上置业公司管理，从事中上置业公司经营范围内的工作，符合认定劳动关系的全部条件。2019年3月1日，罗雍得以安排团队成员在中上置业公司的办公场所办公；2019年3月18日，罗雍及其团队成员均进入中上置业公司的钉钉考勤系统，并获得相应权限。这一系列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能够表明罗雍是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且得到中上置业公司的同意招聘人员入职。中上置业公司辩称，不同意罗雍的上诉请求，中上置业公司与罗雍自2018年12月底解除劳动关系后，未再与罗雍建立过劳动关系，也没有授权或者委托罗雍去招聘另案的六名当事人，故不同意罗雍的全部诉讼请求。罗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中上置业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人民币120,000元（以下币种相同）（按月工资30,000元计算，计4个月工资）、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0,000元（3个月工资）、替代提前通知期工资30,000元、经济补偿金15,000元，同时要求该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因出差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活动费、招待费等合计18,600.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Z公司系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XX花苑项目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即承接了本案所涉建瓯房产代理项目。2018年4月4日，罗雍入职中上置业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2月26日，中上置业公司（甲方）与罗雍（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其中载明：1.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26日终止；2.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妥善完成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32,094元整，以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甲方代为交付的费用及解约金等；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劳动合同纠纷等。罗雍在协议后声明部分手写确认“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协议书内容、与公司之间“已无任何劳动争议及经济纠纷”。此外，中上置业公司为罗雍办理了招退工登记备案手续。2018年12月27日，罗雍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Y公司（乙方受让方）与Z公司（甲方转让方）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其中载明：2018年11月20日，甲方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XX花苑】项目（又名“XX”）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甲、乙双方依法遵循自由、平等、诚信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转让协议》；甲方同意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并全面承担甲方按原合同约定对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享有的合同权利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乙方有义务将本协议报送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案，并需取得该公司许可，若因该公司未同意本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等。该协议落款处甲乙双方均加盖用章，另备案方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签收人处手写签名“潘某”；诉讼中，罗雍称Y公司系其朋友注册成立的企业，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签订后，其将协议交给了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营销负责人潘某，潘某在备案方一栏签字。2019年3月1日起，罗雍与另案原告庄某、谯某、黄某等人至本市XX路XX号XX园区4号楼三楼部分区域办公；2019年3月18日，罗雍等人进入中上置业公司钉钉系统，中上置业公司工作人员根据另案曾新城提交的《中上置业公司组织架构图》《中上人员信息表》设置了罗雍等人的钉钉系统权限。诉讼中，中上置业公司认可其承租了本市XX路XX号XX园区4号楼三楼的办公场所。2019年4月3日，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Z公司出具了《关于终止XX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的函》，其中载明：“我司与贵方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XX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协议执行以来，虽经贵司多方努力，但始终无法实现我方要求。因此决定解除该协议……”2019年4月15日，罗雍向中上置业公司提交了一份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内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要求该司加盖公章以便结佣，罗雍在2019年4月18日发出的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中称“这个授权应该没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项目已经转给Y公司，现在雍福需要结佣及项目后续处理事宜，甲方现在就是要高置一个授权书，我想应该不是太难……”2019年4月19日，Z公司向罗雍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罗雍代表本企业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的代理人，负责办理相关事宜。代理权限：代表本企业参加协商、调解、和解；代为提交各项文书；签署相关协议以本企业公章为准”。同日，Z公司还向罗雍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委托罗雍代表我司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我公司承诺，若因终止合同后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佣金等补偿款项的，我公司同意在最终获得并实际到账后将人民币26,833元作为运营支持予以扣除，剩余部分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罗雍指定的收款账户。……如我公司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不足人民币26,833元的，则本承诺书作废”，而罗雍亦在同日书面承诺“本人在处理上述善后事宜过程中将尽力维护公司权益，如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则由本人全部承担。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上述26,883元系Z公司支付给福建当地员工2019年1月的工资总额。2019年4月27日，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8,443元至Z公司账户，Z公司以“经纪代理服务、服务费”名义向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上述28,443元系前述26,883元的含税金额。2019年5月28日,罗雍就本案所涉事项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2019年7月29日,仲裁委做出“对申请人罗雍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的裁决。罗雍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雍与中上置业公司2018年12月2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之后，是否又于2019年1月1日重新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而罗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19年1月1日起继续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已查明的事实表明，罗雍与中上置业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的协议，中上置业公司为此也向罗雍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而罗雍自行联系了Y公司，并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该司与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Z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自此Z公司将其在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Y公司，因此罗雍得以在2019年4月中旬以Y公司向开发商结佣所需为由，要求Z公司向其出具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换言之其主张由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带来的佣金等款项均应由其收取，也正是基于此事实，其才会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因此无论其在2019年1月1日起是否继续在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不能以此证明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而其2019年3月1日以后在中上置业公司所承租的办公场所办公，也不能因此得出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其工作内容是中上置业公司的经营业务的唯一性结论。尽管罗雍在诉讼中主张《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对原总裁有一个交代而签订，实际上说撕就可撕，但既与其自己在微信中发送的内容相悖，也没有充分的证据相印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罗雍于2019年1月1日之后仍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的事实，那么罗雍在本案中提出的所有诉请即没有成立的基础，因此也难获一审法院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作出判决：驳回罗雍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雍与中上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是否又与中上置业公司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查，罗雍与中上置业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的协议，中上置业公司为此也向罗雍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而2018年12月27日罗雍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Y公司与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Z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自此Z公司将其在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Y公司，因此罗雍得以在2019年4月中旬以Y公司向开发商结佣所需为由，要求Z公司向其出具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换言之其主张由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带来的佣金等款项均应由其收取，也正是基于此事实，其才会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因此无论罗雍在2019年1月1日起是否继续在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不能以此证明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而罗雍2019年3月1日以后在中上置业公司所承租的办公场所办公，也不能因此得出罗雍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罗雍的工作内容是中上置业公司的经营业务的唯一性结论。现罗雍虽然主张其与中上置业公司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罗雍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于2019年1月1日起继续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故罗雍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出本案所有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罗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