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8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风军，男，196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丰，山东远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盛达涂层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邹平市。负责人：魏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花，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风军与被上诉人山东盛达涂层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邹平市人民法院（2019）鲁1626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风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盛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1年11月19日200000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支付借款利息错误。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但盛达公司及其他四家公司已于2018年8月1日经一审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一审法院指定盛达公司管理人担任盛达公司及其他四公司的重整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此时主张债权的应当是盛达公司管理人，并且案由应当是“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正是由于一审法院审查不严，致使案由及原告主体错误。即使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由盛达公司也不是适格的原告。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是管理人以管理人自己的名义确定诉讼主体，一审法院对法律理解适用错误，不应该抛却法律的明确授权而适用民法理论进行推理，更不应该适用与本案无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2.2011年7月12日刘风军出具给刘纪森的“今借到刘纪林现金壹佰伍拾万元月息1.2分借款人：刘风军2011年7月12日”的借据，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刘风军与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纪森是同村发小，关系要好，感情深厚。淄博鼎高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高公司）的老板与刘纪森是朋友关系，在2011年7月12日向刘纪森提出借款，刘纪森找到刘风军讲“一是公司有规章制度，往外借款不好向其他股东交代，也不好下账。二是公司从银行信用贷款后高利出借犯法。让刘风军帮忙出具借到刘纪林现金的借据，便于操作。在鼎高公司老板还款后，抽回借条。到时将鼎高公司出具的借据交由刘风军保管”。在此情况下，刘风军按照刘纪森的要求出具了借据并交予刘纪森。2011年8月26日，刘纪森与司机谢德强到刘风军处，刘纪森将鼎高公司的借据、担保合同及由刘纪森签名的转款凭证交由刘风军保管。据刘风军所知，该笔借款月息应该是壹毛。期间，鼎高公司向刘纪森支付过两次利息。刘纪森病故后，刘风军多次找盛达公司及刘纪森家人交涉该笔借款，交涉期间盛达公司强行将刘风军在煤矿投资所得的500000元扣留，抵顶所谓的该笔借款，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该笔借款只是为刘纪森帮帮忙，并不是刘风军借款。刘纪森及刘风军身边的人都知道以上事实。对于刘风军出具借条时间2011年7月12日与刘纪森转款时间2011年8月26日存在不一致，是刘纪森等待鼎高公司先转给刘纪森利息后再转给鼎高公司借款产生的时间差所致。之前，刘纪森是从借款中先扣除利息，在咨询律师后改变了先收取利息的方式方法。如果从刘风军出具的借据来看，出借人是刘纪林并非是盛达限公司。不能因刘纪林证实出借的钱来源于公司，公司就想当然的成为债权人。盛达公司对该笔借款不具有诉权。退一万步讲，假设该笔借款盛达公司就是债权人的话，其也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上诉人盛达公司辩称，刘风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利息计算正确。从判决书第11页第一段及判决结果可知，原审法院计算利息的基数是150万元，利息计算方式并无不当。2.原审认定盛达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本案的债权人是盛达公司而非刘纪林。虽然刘风军向盛达公司出具的借条显示“今借到刘纪林现金壹佰伍拾万元”，但当时刘纪林在盛达公司财务部门工作，负责现金出纳和结算业务，刘纪林在《关于刘风军借款的说明》中及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已明确表明刘风军借的150万元，实际出借人是盛达公司。2.本案具备诉讼资格的主体是盛达公司而非管理人。法院受理盛达公司的重整申请后，盛达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续，管理人只是在重整期间接管盛达公司，管理人取代的仅是盛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对公司事务及财产的处置权，而并未取得盛达公司财产所有权或者取代盛达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是将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权赋予管理人，因此在重整期间，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包括催收对外债权，作为债务人的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等。对于以管理人为诉讼主体的案件，《企业破产法》有明确的特别规定，比如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无效行为的规定，第四十条关于抵销的规定，第一百三十条关于管理人不当履职的规定。在破产程序中，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以管理人为诉讼主体的情形外，关于债务人的诉讼，均应以债务人作为诉讼主体。3.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因此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刘风军分别向盛达公司借款150万元和20万元，盛达公司均已实际交付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已成立。刘风军认可2011年11月19日收到20万元借款，与借条载明事实一致，双方对此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是刘风军是否已收到150万元借款。由于盛达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破产，且根据刘纪林的法庭询问笔录可知盛达公司借给刘风军的款项是通过个人账户转给刘风军的，而借款时间已经达8年之久，盛达公司大部分职工已经离职，因此难以查找到具体的转账记录。但是经过原审法院审理，对于刘风军收到150万的事实，已经达到了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盛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刘风军返还借款1700000元及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扣减已偿还的500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2日利息为1185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风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纪森（已去世）与刘风军系朋友关系。2011年7月12日，刘风军向盛达公司借款，刘纪森便安排当时在盛达公司财务部门上班负责公司现金出纳及结算业务的刘纪林办理此事，刘纪林便安排盛达公司财务人员将借款1500000元支付给刘风军，刘风军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刘纪林现金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元）月息1.2分借款人:刘风军2011年7月12日”。2011年11月19日，刘风军因购车又向盛达公司借款200000元，并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盛达现金贰拾万元￥200000元买车用卡2011年11月19日借款人：刘风军”。另查明，上述约定利息的1500000元借款2013年7月18日之前的利息已结清；2017年11月7日，盛达公司整理账目，将应付刘风军的500000元款项冲抵了刘风军尚欠盛达公司的借款。2018年6月29日，根据盛达公司及山东广源节能材料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申请受理盛达公司等五家公司重整案，同时指定盛达涂层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山东广源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等分别担任五家重整企业的管理人，负责人杨春。2018年7月20日，管理人认为盛达公司等五家公司存在高度关联性，呈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情形，申请将五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2018年8月1日，一审法院裁定盛达公司、山东广源节能材料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并重整，并指定盛达公司管理人担任盛达公司等五家公司合并重整管理人，负责人系杨春。2019年2月22日，管理人负责人变更为李波。此后，双方因上述借款本息的偿还事宜协商未果，盛达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款关系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刘风军向盛达公司借款，刘纪森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刘纪林办理此事，刘风军亦向刘纪林出具了相应的借据。根据刘纪林的陈述及法院调查盛达公司会计刘杰的陈述及盛达公司电子账目的记载，能够认定刘风军出具的借据中虽载明“今借到刘纪林现金……”，但该笔款项实际为盛达公司的款项，刘纪林亦予以认可，盛达公司的电子账目中亦有记载，另根据2019年6月19日一审法院询问刘风军时，其本人陈述涉案的1500000元款项亦为盛达公司的款项，且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一审法院对盛达公司主张的刘风军应偿还150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刘风军辩称该笔1500000元借款并未实际收到，但根据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双方争议的涉案1500000元借款刘风军陈述实际刘纪森借给了鼎高公司，自己仅是为了刘纪森便于在公司记账而出具了涉案1500000元的借条，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刘风军出具的涉案1500000元的借条原件现在盛达公司公司账册处，而刘风军陈述的鼎高公司出具的借款凭证原件和借款担保合同原件确由刘风军持有，刘风军持有的两份原件中并未注明“出借方”的相关信息。刘风军作为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预见到“书写借据”给自身带来的法律后果；同时，若刘风军的辩称意见属实，其亦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对自己曾出具的涉案借据（1500000元）予以合法处理。但截至本案第三次庭审结束时，刘风军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对自己的辩称意见予以佐证，而盛达公司对刘风军的辩称意见亦不予认可，刘风军庭审中出具的载明鼎高公司加盖印章的借款凭证原件和借款担保合同原件与其的辩称意见，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不足以抗辩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对刘风军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另关于2011年11月19日，刘风军因购车向盛达公司的借款200000元，其亦予以认可，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现盛达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上述借款200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对2011年7月12日借款1500000元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1.2分，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对盛达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刘风军一并偿还借款约定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017年11月7日，盛达公司整理账目，将应付刘风军的500000元款项冲抵了刘风军尚欠山东盛达公司的借款，当时双方未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此，该笔500000元应为先偿还借款利息。自2013年7月19日至2017年11月7日，该笔1500000元借款的利息为929400元（1500000元×1.2%×51个月＋1500000元×1.2%÷30天×19天），截止2017年11月7日，刘风军尚欠盛达公司借款本金1700000元，利息429400元（929400元－500000元）。关于刘风军庭审中辩称的盛达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企业管理人接受法院的指定管理企业，破产企业有关清偿、抵消、处分财产等行为均会受到一定限制，但破产企业在未被办理注销登记前，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由此可见，管理人只是对破产企业财产和经营进行管理，并没有承担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也无取代破产企业的民事主体资格，在破产企业的民事诉讼活动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管理人的名义进行诉讼的情形外，管理人只能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活动，破产企业仍为适格的案件当事人。因此，盛达公司作为一审原告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盛达公司要求刘风军偿还借款17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刘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山东盛达涂层材料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700000元、利息429400元（截至2017年11月7日）以及相应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自2017年11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刘风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83.20元，由刘风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审认定利息计算方式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认定200000元借款应计算利息，上诉人理解有误，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盛达公司是否系适格主体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盛大公司虽进入破产程序，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未注销，其民事主体资格并未丧失。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确定本案原告为盛达公司并无不当。关于一审认定2011年7月12日借款的借款人是否正确的问题。刘风军主张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鼎高公司，其只是帮忙出具了相应手续。经查，刘风军给盛达公司出具了借据，而刘风军持有鼎高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则本案借贷双方未刘风军与盛达公司，刘风军以鼎高公司为实际借款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风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83.20元，由上诉人刘风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诗君审判员  王正真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亓立杰书记员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