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91民初1044号 原告：刘丽，女，196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孙士婷，女，1993年8月5日出生，满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长春市二道区天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栾玉林，男，196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求实，男，196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被告：李戈，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 被告：钱瑜，男，1970年6月7日出生，满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被告：宿明，男，195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被告：魏子奇，男，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被告：杜丽影，女，197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刘丽、孙士婷与被告栾玉林、王求实、李戈、钱瑜、宿明、魏子奇、杜丽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丽及刘丽、孙士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被告栾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被告王求实、李戈、钱瑜、宿明、魏子奇、杜丽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孙士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03,440元、丧葬费34,266.5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代理费17,500元合计755206.5的50%即377,603.25元；2.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孙福明与原告刘丽是夫妻关系，与原告孙士婷是父女关系，该人于2019年1月12日醉酒后呼吸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1月12日中午，被告栾玉林组织孙福林及各被告共计9人（其中有1人，各被告不告知身份信息），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河街与北海路交汇处的“开饭酒店”405包房喝酒聚餐，孙福明是最后一个赶到包房喝酒的。餐后醉酒的孙福明被一个不认识的人送回家中不到一个小时后，原告发现其已经不省人事，立即拨打120急救，经中日联谊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原告认为：因共同饮酒的先前行为，致使共同饮酒的孙福明处于危险状况时，其他共同饮酒人被告负有使其不受到损害的注意和关照义务，对其给予必要的劝阻、提醒和照顾。在明知孙福明达到醉酒、不省人事、无法自行回家，随时就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共饮者应亲自将其就近送到医院救治到醒酒后，在安全送回家中，而不是安排不认识的人，放任结果的发生，随便送到无任何抢救措施的家中，共饮者的行为，视为没有将醉酒者安全送达，违反了安全注意义务，尤其是此次喝酒聚餐的组织者栾玉林，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同时，孙福明的突然死亡，给原告及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据此，可认定各被告的行为具有过错，由此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的，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原告依法诉至贵院判如所请。 栾玉林、王求实、李戈、钱瑜、宿明、魏子奇、杜丽影辩称，原告刘丽、孙士婷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在聚餐过程中并未对死者孙福明实施劝酒、拼酒、斗酒等行为，且已在聚餐中及聚餐后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与照看义务，不存在侵权行为。2019年1月12日中午，答辩人与各被告及孙福明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河街与北海路交汇处的“开饭酒店”405包房聚餐，孙福明是当日下午3点左右最后一个到场的。孙福明到场后，只饮用了已启封酒瓶中所剩的约2两白酒。2两白酒饮罢，孙福明表示尚未尽兴，又启1瓶要求与大家共饮，答辩人及各被告均进行劝阻未饮。答辩人见状便提议聚餐到此结束，孙福明要求将其已开启未喝的白酒和尚未启开的白酒送给他，大家同意让其带回家日后再饮，聚餐遂即结束。在聚餐结束后，答辩人及被告魏子奇让其外甥送孙福明回家。在上车时答辩人和被告魏子奇问孙福明用不用陪送，孙福明说不用，有车送就行了，没问题。在回家过程中，孙福明能够一直为司机指引路线，其神志清醒，并未陷入醉酒状态。在到达孙福明指定的地点后，司机将孙福明交给其爱人，即本案的原告刘丽，孙福明拎着两瓶白酒和刘丽上楼回家。在聚餐过程中，答辩人及各被告非但未对孙福明实施劝酒、拼酒、斗酒等行为，反而拒绝了其继续饮酒的要求；在聚餐结束后，答辩人及被告魏子奇又安排车辆将孙福明送到其指定地点并交给其爱人，由此可见，答辩人及各被告在聚餐中及聚餐后已对孙福明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与照看义务，不存在侵权行为。若孙福明当时真像刘丽所述状态已不省人事，随时有生命危险，试问，做为懂医学常识又是专业护士的刘丽当时为什么不实施救护行为？显然，当时孙福明当时的状态是正常的，并非已不省人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孙福明的死亡与聚餐饮酒存在因果关系。在答辩人去吊唁慰问时，刘丽讲在聚餐结束到家后，孙福明回到家中又吃了晚饭，饭后在卧室休息过程中才发生病危。而孙福明死亡的时间是在晚上9点多钟，距聚餐结束已过去4个多小时。尤为重要的是，在孙福明死亡后，并未对其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死亡与聚餐饮酒存在因果关系。综上，鉴于答辩人及各被告在聚餐过程中并未对案外人孙福明实施劝酒、拼酒、斗酒等行为，且已在聚餐中及聚餐后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与照看义务，不存在侵权行为；现有证据又无法证明孙福明的死亡与饮酒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2日12时栾玉林组织孙福明、王求实、李戈、钱瑜、宿明、魏子奇、杜丽影到开饭酒店吃饭。孙福明于当日下午两点左右到场，喝了三两左右白酒及几杯啤酒，后经栾玉林、魏子奇委托案外人关一鸣（系魏子奇外甥）开车将孙福明送至家中，交到孙福明妻子刘丽手中。孙福明于到家后一小时左右经抢救无效，因呼吸心脏骤停死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被告作为共同饮酒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对孙福明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共饮者对于孙福明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我国既是酒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一个情谊大国。现实生活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情感交流、人际交往的场合，请客喝酒成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然而“小酌怡情，大饮伤身”。作为共同饮酒人，单就一起正常饮酒的行为而言，不能认定为存在过错。但因饮酒客观上会导致饮酒者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降低。当共同饮酒行为致使他人可能发生特定的危险时，同饮者因实施了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负有安全保护的注意义务，包括劝阻、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该注意义务为法律规定的因先行行为而产生的附随义务。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有拼酒、斗酒的行为，同时结合各被告均陈述共饮者系自愿饮酒的情况，部分共饮者在孙福明到来后亦未饮酒，本院无法认定本案存在拼酒、斗酒的行为。饮酒完毕后，组织者栾玉林及共饮者魏子奇也指派了专人将其护送回家，交至孙福明妻子的手中。故共饮者尽到了安全保护的注意义务。其次，孙福明的死亡是否与饮酒有关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原告仅提供了孙福明的死亡证明。死因为呼吸心跳骤停，且无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经本院释明原告，是否对饮酒与孙福明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原告未提出鉴定申请。故本院无法确认孙福明的死亡与饮酒存在因果关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丽、刘士婷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82元，由原告刘丽、刘士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天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迟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