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45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海龙，男，1980年2月2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吉林储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万良，男，1973年9月1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镇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星媛，吉林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海龙因与被上诉人高万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镇赉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海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被上诉人高万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星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龙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镇赉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超诉讼请求裁判，程序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起诉状第二项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投入的经济损失262万元（此损失为扣除2019年没支付的38万元承包费）”，且一审法院按照262万元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但一审判决中却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数额300万元，超出了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其中第（十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请求赔偿262万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0万元，超出诉讼请求裁判，属于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二、本案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根据《民事诉讼》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本案不仅涉及合同解除而且涉及300万元损失赔偿，并且案件复杂争议较大，应当根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应撤销一审判决。三、《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效力，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和《防洪法》第二十三条及《物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河道内滩涂地使用权系属国家，如开发利用应当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土地管理等相关部门制定规划，并报省级以上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被上诉人在一审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有镇赉县东屏镇政府于2019年8月25日、2019年9月2日下发的两份《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从整改通知书内容看，案涉承包地在河道内，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案涉地的使用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故从现有证据看《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未对《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即判决解除上述合同、协议，并根据补充协议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另外，如按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那么本纠纷解决后，上诉人必然会将土地发包方即镇赉县东屏镇政府诉至法院。如上诉人与东屏镇政府的承包合同被认定为无效，那么也必然会影响上诉人与被诉人间的合同效力，所以从这方面考虑，一审法院也应当主动依职权审查《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效力。可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四、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按《补充协议》约定的经济损失3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因《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以不应按《补充协议》约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如被上诉人确有投入，数额应通过评估确定，损失也应按双方过错程度来分担，不应由上诉人一方承担。第二，被上诉人主张其投入300万元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调查询问被上诉人主张的300万元投入是如何产生的。被上诉人一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300万损失数额存在，没完成其必负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第三，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王海龙与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泡塘承包合同》的转包未经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同意及私自围堤行为，王海龙未告知高万良”，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包合同已履行4年，东屏镇政府对此知情、同意，没有任何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就向其提供了上诉人与屏镇政府签订的《泡塘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了转包须经甲方同意。一审庭审，被上诉人也将该合同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所以被上诉人对于东屏镇政府没有出具“书面”同意转包手续是明知的，也没有异议的。上诉人围堤是响应政府开垦未利用地的号召，但当时政府对围堤也认可，否则堤坝也不可能持续存在这么多年。被上诉人是镇赉县东屏镇本地人，对于案涉地是河道地、上诉人围堤也是知情的。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理由是认为堤坝拆除后不能继续种植，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上诉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与合同解除损失赔偿没有关系。第四，并非上诉人原因导致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堤坝拆除不是约定或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被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不应支持。政府组织拆除了堤坝，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拆除堤坝导致不能继续种植，那么原因也在东屏镇政府，而不在上诉人。上诉人不是东屏镇人，不知道案涉地在行洪区内（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有体现）。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如堤坝拆除，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堤坝拆除后不能继续种植也仅是被上诉人单方预测，没有证据支持，最起码要等到2020年收获季节过后才能评断是否影响种植且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所以目前看，拆除堤坝也没有达到法定解除的条件。如本案一审判决生效，但经过以后数年实际种植的事实证明，拆除堤坝并未影响案涉地的种植，上诉人也必然会申请再审。第五，双方已口头变更《补充协议》中300万投入如何处理。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内容可见，被上诉人提出赔偿事宜时，上诉人提出“王海龙的地一下给补偿了一千万，我还得找大哥给你个二三百万”，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该录音一是说明被上诉人的投入根本达不到300万而且200万也没有达到，二是双方已口头变更了《补充协议》中300万投入问题，即如国家给上诉人补偿一千万，上诉给被上诉人二、三百万。因国家现未给上诉人补偿一千万，故给付被上诉人二三百万的条件没有成就，被上诉人也就无权主张损失。第六，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期20年，假设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投入300万属实，那么这300万也是对这20年的投入，分担到每一年应为15万元，被上诉人已种植4年并受益，对这4年的费用应扣除，何况被上诉人的投入根本不是300万元。第七，东屏镇人民政府拆除了河道内建房和围堤，但河道内地上建房和围堤的拆除并没有影响到被上诉人土地耕种，也没有必然导致被上诉人土地不能耕种，更何况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在《补充合同》中第四条明确约定，如遇洪水土地被淹浸泡，土地无法耕种期间，上诉人免除被上诉人承包费。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对其在河道内种地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明知的，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补充协议》第一条中约定除国家征用、占用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所以一审法院判处解除合同错误。五、本案遗漏了诉讼主体。因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加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公正判决，依法撤销镇赉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高万良辩称，一、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并未超请求裁判。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时，第二项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投入的经济损失262万元（此损失为扣除2019年没支付的38万元承包费）”，从诉讼请求内容来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的总损失数额仍为300万元，但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审查了拖欠承包费的情况，因2019年承包费涉及到减免问题，双方对此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王海龙亦未提出反诉主张拖欠承包费，故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保留了王海龙主张承包费的诉权，直接按照高万良实际主张数额300万元进行裁判，未违反处分原则，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是针对可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在本案中并不适用。二、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不属于程序违法。本案虽涉及标的额为300万元，但属于基层法院可以审理的标的范围以内，另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亦同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争议不大，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尽到了审查义务，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的，且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镇赉县东屏镇政府下发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主要是针对违法围堤和建房的行为，并不涉及合同效力的问题。从上诉人与镇赉县东屏镇政府签订的《泡塘承包合同》来看，当时东屏镇政府是受县政府委托将国有泡塘对外发包，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并无不当。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与镇赉县东屏镇政府签订《泡塘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泡塘使用用途为未利用地农业开发。后上诉人将其承包的泡塘转包给被上诉人时，明确要求答辩人将泡塘进行改良成水田，从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可见，当时双方约定地内的井、房、电等设施和道路均由甲方即上诉人负责，保证被上诉人正常生产经营。承包时现状是泡塘内都是芦苇，但是四周上诉人已经围好了堤坝，该堤坝是改良水田所需要的重要设施，为此答辩人同意承包。答辩人承包后，用了两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改良水田，为此2017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对被上诉人投入金额300万元进行了确定，因此对双方认可的投入数额是无须进行鉴定的。第二，被上诉人的户籍所在地是镇赉县，但并非东屏镇人，且离开镇赉县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于承包地是河道并不知情。被上诉人虽知道围堤是上诉人围的，但并不清楚该行为是否合法，为其围堤已经这么多年了，直到2019年才被认为是违法的。现在因为上诉人违法围堤的行为导致围堤被拆除，已经不具备耕种的条件，这是生活常识所能判断出来的。上诉人围堤高度有二米余，每年到雨季水的高度距离围堤最高点也就10余公分，期间因为围堤高度不够，上诉人还进行了增高。合同约定的“如遇洪水土地被淹浸泡，无法耕种，免除承包费”是在有围堤的情况下，而且是自然灾害。现在围堤被拆除，按照往年情况，即使不遇到洪水，土地也会被淹，先让不具备种植条件。另外水田投资较大，135垧的投资也需要100万元左右，一旦进水，即使不交纳承包费用，投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是谁也无法承受的，也不符合被上诉人承包土地以此获取利益的目的。在东屏地段不是被上诉人承包这一地块，在东屏多处围堤被拆除后的土地今年均没有进行耕种，这足以说明，围堤被拆除后根本已不具备耕种条件。上诉人提供的设施已无法保证被上诉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故因上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且上诉人同意解除，那么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投入损失300万元的责任。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口头变更《补充协议》中关于赔偿300万元的约定，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只是上诉人单方的陈述，只能说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投入损失有300万元，并且也认可补偿，这不能说明口头变更了《补充协议》中关于赔偿300万元投入损失的约定。第四，被上诉人投入300万元对土地进行改良，改良以后上诉人收取承包费，现是每年每公顷4,000元，而上诉人向东屏镇政府交纳的承包费才每年每公顷45元。也就是说土地改良后，最大的受益人是上诉人，所以上诉人才认可在因其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时，同意将上诉人的投入损失予以返还给被上诉人。五、本案并未遗漏诉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要求解除的是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要求赔偿损失，镇赉县东屏镇政府并非本案合同的相对人，无须追加参加诉讼。至于上诉人最终是否需要与镇赉县东屏镇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高万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投入的经济损失2,620,000元（此损失为扣除2019年没支付的380,000元承包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4月12日与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将自己承包的160公顷土地转包给原告（实际地数为135公顷），转包期限为20年，即2016年4月12日至2035年12月1日。原告承包土地后，对土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仅2016年和2017年就投入了300万元进行改良土地，对原本是芦苇的泡塘改良成了可耕种的良田。双方在2017年12月1日对实际地数和原告的投入进行了确认，经双方确认地数为135公顷，原告投入为人民币300万元，双方并于当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予以确认。原告承包时，此地块四周都有护地的土壕，用于保护土地不受水灾侵害。然而原告耕种到2018年时原告才得知被告转包给原告的土地属于二龙涛河的河道，然而到了2019年8月下旬和9月初，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以在河道内建房和围堤为由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原告在2018年和2019年也多次找到被告，被告刚开始也承诺该堤坝不会被扒除。然而东屏镇人民政府在2019年11月10日将此堤坝扒除，地里的房屋完全是生产用房，堤坝又是保护这块土地不受水灾的必要防护措施，二龙涛河每年都有河水从此流过，堤坝被扒除后，导致此地块完全处在二龙涛河河水的范围内，今后也经无法在继续耕种，根本无法实现最初签订合同用于种植水田的目的，被告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相关重要事实，根本无法保证最初签订合同的目的得以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投入款人民币300万元，因原告尚有2019年38万元的承包费没有给付，故原告要求从被告返还的投入款300万元中予以扣除，因此要求被告返还投入损失人民币262万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诉至贵院，望贵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8日，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与王海龙签订《泡塘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承包面积及承包年限，合同中第三条：双方约定了权利义务关系，第5项、乙方在合同到期后享有优先承包权，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有转包权，但须征得甲方同意。2016年4月12日王海龙与高万良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2017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在履行期间2019年8月25日，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对王海龙下发一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你在承包地内所建房屋位置，经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勘测认定位于二龙涛河管理范围内，你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房的行为，违反了《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有关规定，责令你于2019年8月28日前（3天期限）自行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者，本级河湖长将依法进行强行拆除，所发生的费用依法由你承担。2019年9月2日，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对王海龙下发一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你在二龙涛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私自围堤的行为，违反了《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有关规定，责令你于2019年9月5日前（3天期限）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者，本级河湖长将依法进行强行拆除，所发生的费用依法由你承担。在规定的期限内王海龙没有自行拆除，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王海龙自行修建的围堤。 一审法院认为，王海龙与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泡塘承包合同》合同中第三条：双方权利义务：第5项、乙方在合同到期后享有优先承包权，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有转包权，但须征得甲方同意，该条款明确约定转包必须经过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同意，王海龙对此未提供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明；高万良与王海龙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甲方：（王海龙）乙方：（高万良）第一条、甲方现将东屏镇东升村南泡塘荒地（甲方承包东屏镇政府的泡塘）160公顷，转包给乙方从事农业种植具体协商如下：第二条、甲方将自己享有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给乙方由乙方经营，并享有独立的经营权。王海龙同意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协商解除是双方解除，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高万良要求赔偿损失问题，高万良与王海龙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甲乙双方必须信守合同。除国家征用、占用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直至履行完毕。如果因为甲方原因导致解除此合同，须退还乙方承包该地块所投入付出的全部价款3,000,000元”。据此，王海龙与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泡塘承包合同》的转包未经镇赉县东屏镇人民政府同意及私自围堤的行为，王海龙并未告知高万良。因此，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关于承包费双方后期口头协商，具体数额无法确定，王海龙未提出反诉，因此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双方应当自行协商或者另行告诉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王海龙与高万良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王海龙赔偿高万良按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的经济损失3,000,000元，此款于2020年5月1日前给付。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3,880元，由王海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王海龙提供其自行委托的测绘技术报告书一份、镇赉县东屏镇东升南泡塘水田改造拟核实价值项目报告书一份，证明案涉土地时间面积为149垧，进行改良水田实际投入价格为270,229.74元，被上诉人主张300万元的投入损失与事实不符。高万良质证后有异议，认为测绘技术报告书无测绘机构营业执照，无测绘机构资质，报告人员无资格证书，且为单方委托，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泡塘水田改造核实价值项目报告书系王海龙单方委托，无高万良参与，评估漏项，高万良不予认可。该评估报告书不真实、评估机构不严谨，委托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出具报告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评估项目设计土地平整数量及工作时间、单价都需要评估部门现场测量及工程量计算。且上诉人违反自认原则，一审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投入300万元，且没有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王海龙提供的测绘技术报告书中并没有该测绘机构及测绘人员的资格、资质的相关证明，无法判断该证据的真实、科学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王海龙提供的水田改造拟核实价值项目报告书，其中“权属依据”中依据了王海龙提供的测绘技术报告书，故该项目报告书得出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王海龙提供其拍摄的案涉土地现状照片十一张，证明围堤的拆除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土地上基础设施都在可以继续耕种。高万良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基础设施虽有，但是最主要的围堤已经拆除，土地在河道内，没有围堤无法耕种。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三，高万良提供其土地平整时拍摄的照片四张，证明土地承包时的状况；非雨季水距围堤一尺的照片一张，证明水的高度；视频光盘一份，证明围堤拆除影响合同履行。王海龙质证后有异议，认为高万良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没有参照物，无法证明拍摄的是案涉土地。视频无法证明围堤拆除会影响合同履行。本院认为高万良提供的照片没有相关参照物进行对比，无法判定该照片及视频上的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且王海龙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争议焦点为：一、高万良与王海龙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高万良、王海龙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应否予以解除？若解除，王海龙应否赔偿高万良投入损失？若需要赔偿，依据什么标准进行赔偿？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案涉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庭审查明，双方签订合同时高万良对承包地的状况有具体了解，双方基于当时土地的状况对改良水田作出了具体的可行性规划，王海龙明知在河道内私自筑堤不是合法的，为了利用自己的承包土地增加效益仍对外发包；高万良作为本地居民理应清楚知道自己所承包土地的性质，亦能对该地存在的风险进行预判（在《补充协议》中对土地可能会被洪水淹、浸泡的情况进行了约定），仍然承包该地。双方合意将案涉地改良成水田，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现围堤的拆除改变了土地的状况，加大了双方收益的风险，基于该风险的加大高万良、王海龙没有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高万良要求解除合同，王海龙同意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高万良、王海龙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高万良主张按照《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由于王海龙私自围堤被强制拆除，造成合同目的（种植水田）无法实现，故王海龙应赔偿投入损失300万元。王海龙与高万良在2016年4月12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高万良在2016年和2017年将承包的土地整改成水田，投入由高万良负责，地内的井、房、电等设施和道路均由王海龙负责，以保证高万良正常生产经营。在该合同书中并未体现关于“围堤”的相关约定，高万良亦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围堤被强制拆除的情况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双方对于在河道内围堤违反《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是明知的，故无法认定王海龙存在违约行为。因此，高万良要求王海龙按照《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则、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高万良可以要求王海龙赔偿损失，但因高万良未提交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亦未请求对实际损失金额进行评估鉴定，故因实际损失金额无法确定，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王海龙认为一审程序违法及缺少必要诉讼主体，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海龙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吉林省镇赉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吉林省镇赉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高万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0元，由高万良负担13,830元，王海龙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760元，由高万良负担27,660元，王海龙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刘 昕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