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6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伏龙娣，女，195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吴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静，女，196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吴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小平，浙江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浙江百乐源生态农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吴兴区金世纪财富大厦杭长桥北路103–3号。法定代表人：徐伯庆，董事长。申诉人伏龙娣因与被申诉人陈静、一审被告浙江百乐源生态农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5民终110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07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浙民抗5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桂淑娟、检察官助理应旭君出庭。申诉人伏龙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被申诉人陈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小平，一审被告百乐源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有误。1．生效刑事判决确认陈静系担保人的事实。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6）浙0502刑初728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徐伯庆以投资融资等为名，以支付高额利息为承诺，以百乐源公司、陈静名义担保，指使并通过陈静，向伏龙娣借款本金共计20万元，已支付利息2.84万元。陈静对该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服，向该院申诉。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浙0502刑申第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认为徐伯庆向伏龙娣借款的借据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已经陈静及其辩护人质证，陈静及其辩护人对借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法院据此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鉴于上述刑事判决已确认陈静担保人的身份，伏龙娣可以依据该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借据请求陈静承担保证责任。2．陈静主张其仅为案涉借款经办人缺乏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一，根据（2016）浙0502刑初728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徐伯庆指使并通过陈静向伏龙娣等68名被害人借款24756400元。陈静如果仅仅是经办人，理应在所有经手的借据上签名，但事实上，陈静并没有在其经手的其他借据上签名。第二，陈静系百乐源公司出纳，作为专业财务人员理应清楚在借据担保位置处签名的法律效果，据此，陈静如果仅仅作为经办人在借据上签名，应当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或另行注明款项已收到等字样。陈静既非百乐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该公司授权签订担保合同的受托人，根据其在借据担保位置处签名的行为，可以推断其本人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最后，从一审庭审笔录内容看，伏龙娣将现金交给陈静，由陈静交公司财务后再交给徐伯庆，徐伯庆签字盖章时借据上并无陈静的签名。按照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伏龙娣经陈静将现金交付给徐伯庆，徐伯庆收到现金后出具借据给伏龙娣，全程没有陈静签名确认收到款项的环节。事实上，在这种当场交付现金的情形下，也没有必要由公司出纳作为经办人签字。伏龙娣称，陈静之所以会在借据上签字是因为伏龙娣事先不认识徐伯庆，陈静签名作保，其才放心将款项借给徐伯庆，该解释更为合理。伏龙娣认可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另申诉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陈静一审中提交徐伯庆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案涉借款为单位担保，非个人担保。但徐伯庆是陈静所涉刑事案件的共犯，二人有利害关系，且伏龙娣要求陈静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是在拿到借据之后，当时徐伯庆并不在现场，不能证明陈静有无提供担保的事实。二审将该《证明》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认定陈静仅系经办人，适用法律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对陈静一审中提交的借据复印件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该认定与（2016）浙0502刑初728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相符。二审在既未推翻一审上述认定，亦未推翻（2016）浙0502刑初728号刑事判决事实认定的情况下，直接将陈静提交的借据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上述规定。3．陈静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陪同伏龙娣一起到徐伯庆办公室，将钱交给徐伯庆后，由陈静将徐伯庆提前签字盖章的借据填好后交给伏龙娣。按照陈静该陈述，案涉借款是直接交给徐伯庆，并不需要陈静签名确认款项已收到。因此，陈静关于其在借据上签名是作为公司财务人员确认款项已收到的职务行为而非担保的解释，与陈静一审中陈述的借款交付过程不符，也不合理。相反，结合陈静惟独只在涉伏龙娣借据的担保位置处签名的事实，伏龙娣主张陈静是应其要求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更具合理性。4．案涉借款是当天现金交付，还是之前续借形成，均不能否定借款已交付的事实，更不能否定陈静在借据担保位置处签名的事实，二审以伏龙娣未能就续借事实举证证明为由，认定陈静不是担保人，过于牵强。5．借据“担保单位”中的“单位”二字虽然被伏龙娣修改为“个人”，但系伏龙娣当着陈静的面，经其同意担保并签名的情况下修改，且修改后“担保”二字仍在，并不影响陈静在借据“担保”位置签名的客观事实。6．从三方关系来看，伏龙娣与陈静曾系同一单位的同事，与徐伯庆并不认识，案涉借款也是徐伯庆通过陈静向伏龙娣所借。因此，伏龙娣拿到借据时发现没有陈静签名担保，出于能够安全收回借款起见，要求陈静签名提供担保，更为合情合理。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陈静辩称，1．伏龙娣二审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先是借给陈静，后又续借给徐伯庆，但并未就续借事实举证证明，其对案涉借款形成的陈述前后矛盾。2．伏龙娣将案涉借据落款处“担保单位”中的“单位”改为“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修改行为已征得陈静的同意，二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认定陈静为案涉借据提供担保的事实不存在，正确。伏龙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百乐源公司和陈静连带承担向伏龙娣返还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9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止为133200元，次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14日，徐伯庆向伏龙娣借款4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因本人业务需要今向伏龙娣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正，自2013年9月14日至2014年5月14日，应付利息月息2%，每月利息800元。2013年10月8日，徐伯庆向伏龙娣借款4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因本人业务需要今向伏龙娣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正，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4年5月8日，应付利息月息2%，每月利息800元。2013年10月23日，徐伯庆又向伏龙娣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因本人业务需要今向伏龙娣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正，自2013年10月23日至2014年5月23日，应付利息月息2%，每月利息2000元。上述三份借据均由徐伯庆在借款人一栏中签名，百乐源公司及陈静在担保单位一栏中盖章及签名。借款到期后，徐伯庆仅分别支付至2014年4月14日、5月8日、4月23日止的利息，借款本金及其余利息未能归还，百乐源公司、陈静也未承担担保责任。为此，伏龙娣于2014年11月7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百乐源公司、陈静承担担保责任，后于同年11月24日撤回起诉。2016年11月17日，伏龙娣再次向该院起诉要求百乐源公司、陈静承担担保责任。该院于2016年11月22日以案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伏龙娣的起诉。现伏龙娣以百乐源公司、陈静对案涉借款本息未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诉至该院，以致纠纷成讼。一审法院判决：百乐源公司、陈静应归还伏龙娣借款本金180000元，支付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133200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止，自次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付），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案件受理费5998元，减半收取2999元，由百乐源公司、陈静负担。陈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民初5408号民事判决；2．驳回伏龙娣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是陈静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伏龙娣曾就案涉借款于2014年11月7日向吴兴区人民法院起诉，后于同年11月24日撤回起诉。2016年11月17日伏龙娣向吴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以案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现伏龙娣再次于2017年8月3日向吴兴区人民法院起诉。三次起诉均系伏龙娣向百乐源公司、陈静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是保证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陈静所称本案合同是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016年11月伏龙娣的起诉在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内，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据此，保证条款是否成立，应以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为准。若无其他证据证明合同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则不应认定第三人的保证人地位。而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伏龙娣主张其与陈静之间存在保证关系，其应承担陈静签名行为具有建立保证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的证明责任。根据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本案不足以证明伏龙娣与陈静之间就陈静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达成合意，陈静作为保证人在借据上签字的理由不充分，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对于借据的形成过程，伏龙娣的陈述前后矛盾。伏龙娣在起诉状及一审中均未提及案涉借据系续借后形成，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时，伏龙娣的代理人陈述借款系借据出具当时现金交付给徐伯庆，之后伏龙娣又提出案涉借款原本的借款人是陈静，陈静曾向其出具借条，续借时才将借款人变更为徐伯庆，但伏龙娣未能就所谓续借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第二，从陈静的身份看，陈静系百乐源公司的出纳，案涉借款由陈静经手，陈静称其作为百乐源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借款已收到，其行为仅是职务行为，并非提供担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从案涉借据的修改情况看，伏龙娣认可其将借据中“担保单位”更改为“担保人”，且伏龙娣关于更改时间及陈静是否知情的陈述极为反复。本案的18万元借款系徐伯庆分别于2013年9月14日、10月8日、10月23日向伏龙娣所借，分别出具了三份借据。此后，在2013年12月21日，徐伯庆又向伏龙娣借款6万元并出具借据。本案的三份借据及6万元的借据均系徐伯庆提供的格式合同，而陈静留底保存并提交的上述四份借据复印件落款处的“担保单位”均尚未被更改成“担保人”。依常理，如果伏龙娣修改借据已征得陈静同意，则其应当在陈静签字前或陈静复印借据前进行修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该规定，结合陈静提交的借据复印件及已查明事实，伏龙娣主张陈静作为保证人签署借据的事实真伪不明，本案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后，根据借款人徐伯庆的陈述，其先后向伏龙娣借款24万元，四份借据均为单位担保，非个人担保，陈静仅为经办人。据此，伏龙娣未能充分举证证明陈静具有保证的意思表示、其与陈静就陈静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达成合意。一审认定陈静为本案借款保证人，确有不当，予以纠正。陈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民初5408号民事判决；二、百乐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伏龙娣借款本金180000元，以及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133200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止，自次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付），合计3132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三、驳回伏龙娣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98元，减半收取2999元，由百乐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998元，由伏龙娣负担。本案再审过程中，伏龙娣提交徐伯庆于2014年3月8日向其出具的金额1万元的借据，用以证明除本案所涉18万元及另案所涉6万元借款外，还有该借据所涉借款1万元，徐伯庆共向伏龙娣借款25万元。如果陈静仅作为出纳和借款的经办人，其也应该在该1万元的借据上签字，而事实上，该借据上并无陈静签字，其原因是伏龙娣当时亦要求陈静签名担保，但陈静因当时有事未签，在徐伯庆资金链断裂后，即不再愿意签名担保。这也可以反证，陈静在本案及另案所涉24万元借款的借据上并非作为经办人签名。陈静质证认为，对2014年3月8日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陈静是作为经办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字。百乐源公司对该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陈静是作为经办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字。陈静提交以下四组证据材料：1．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吴检公诉刑诉（2016）698号起诉书，用以证明公诉机关指控百乐源生态农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徐伯庆、姚丽霞、陈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时，并没有指控陈静系案涉借款担保人；2．湖州市公安局湖公（经）鉴通字（2015）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湖州汇丰创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徐伯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专项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徐伯庆借款的整个过程，案涉借款也包含其中，公诉机关是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和审计报告概括举证，并未提及借据涂改的问题；3．徐伯庆2014年3月8日向伏龙娣出具的金额1万元的借据，用以证明该借据与本案所涉三份借据及另案所涉借据均在案卷中，而陈静并未在该借据上签名，刑事判决认定陈静系担保人原因不清。4．公安机关在徐伯庆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对徐伯庆、陈静、姚丽霞的讯问笔录和对伏龙娣的询问笔录共5份，用以证明伏龙娣报案时并没有陈述先将款项借给陈静，后又借给徐伯庆的事实，案涉借款系百乐源公司担保，不是陈静个人担保。伏龙娣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吴检公诉刑诉（2016）698号起诉书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起诉书未表述陈静担保人的身份与事实不符，陈静担保人的身份已为之后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刑事判决认定。对证据材料2《鉴定意见通知书》《徐伯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材料3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可以证明陈静并非作为经办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字。证据材料4中徐伯庆2015年9月24日的讯问笔录不完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徐伯庆2015年7月1日讯问笔录及陈静、姚丽霞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伏龙娣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伏龙娣在笔录中陈述了借款的过程，2013年的借据是为双方之前借款归还后再行借款而出具，所以伏龙娣才称之为续借。百乐源公司对陈静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予认可。百乐源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伏龙娣再审提交的2014年3月8日借据亦由陈静作为再审新的证据材料3提交，该借据虽然真实性、合法性双方均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故不予采纳。陈静提交的证据材料1、4的真实性、合法性，伏龙娣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明力结合在案证据认定。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合法性，伏龙娣虽无异议，但其内容主要是徐伯庆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涉款项的往来情况，与本案争议缺乏实质的关联性，不予采纳。原审查明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2016年5月16日，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检公诉刑诉（2016）698号起诉书、吴检公诉刑追诉（2016）3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向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百乐源公司、被告人徐伯庆、姚丽霞、陈静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浙0502刑初728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被告人徐伯庆以投资融资等为名，以支付高额利息为承诺，以百乐源公司、被告人陈静名义担保，指使并通过被告人陈静，向被害人伏龙娣借款本金共计20万元，已支付利息2.84万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陈静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本院再审认为，案涉借据落款“担保单位”（后由伏龙娣修改为“担保人”）处有“陈静”字样签名并加盖百乐源公司印章，陈静亦认可上述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据此，除非有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本案应认定陈静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在案事实和证据分析，陈静主张其在案涉借据上仅作为经办人签名，并无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难以采信。伏龙娣主张陈静作为担保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名，与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具有合理性，予以支持。首先，单纯就词语的解释而言，“担保单位”和“担保人”的概念的确不同，二者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具体到本案，案涉借据系出借方提供的格式文本，在文本本身未对“担保单位”和“担保人”作明确区分的情况下，陈静在借据“担保单位”处签名，应认为其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以陈静系自然人为由即否定其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况且，陈静系百乐源公司的出纳，作为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专业人士，其应当知道在借据“担保单位”处签名的法律效果。陈静辩称其仅作为经办人签名，难以让人信服。相反，结合伏龙娣与陈静曾经系同一单位的同事、案涉借款系徐伯庆通过陈静向伏龙娣所借等事实，伏龙娣主张其是基于陈静担保才将案涉款项出借给徐伯庆，陈静系作为担保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名，更符合情理。其次，徐伯庆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的担保事实。徐伯庆原审中出具《证明》，证明案涉借款系单位担保，并非个人担保，陈静仅系案涉借款的经办人。但从案涉借据出具过程看，各方均确认，案涉借据由徐伯庆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在“担保单位”处加盖百乐源公司印章后交给陈静，再由陈静应伏龙娣的要求在借据“担保单位”处签名。可见，徐伯庆在陈静应伏龙娣要求在借据“担保单位”处签名时并不在场，既不知道伏龙娣当时因何要求陈静在案涉借据上签名，也不知道陈静当时系以何种身份在案涉借据上签名。徐伯庆再审中就出具上述《证明》的缘由陈述，在得知陈静在案涉借据上签名后，其认为案涉借款已由百乐源公司担保，故陈静不应该在担保单位处签名。徐伯庆该证言更多属于其个人主观上的认识，充其量也只是传来证据，不能完整、客观地反映本案争议的担保事实，不足以证明陈静在案涉借据上仅系作为经办人签名。第三，陈静再审中提交徐伯庆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制作的吴检公诉刑诉（2016）698号起诉书，以及公安机关在该案中对徐伯庆、陈静、姚丽霞三人制作的讯问笔录，用以证明陈静并非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但本案系民事案件保证合同纠纷，陈静是否案涉借款的担保人应当根据合同法、担保法等民事法律、司法解释予以审查认定。吴检公诉刑诉（2016）698号起诉书主要内容是公诉机关指控徐伯庆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事实，仅以该起诉书未指控陈静系案涉借款的担保人并不足以证明陈静即非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何况，该起诉书相关指控事实与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内容也不符。徐伯庆、陈静、姚丽霞三人在讯问中主要供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基本事实，并未就本案所涉伏龙娣借款中陈静的身份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陈述，由此，该三人的讯问笔录亦不能证明陈静并非案涉借款的担保人。最后，伏龙娣关于借款由来不一致的陈述及修改案涉借据的行为，尚不足以否定其与陈静已就案涉借款达成担保合意的事实。关于案涉借款的由来，一审中伏龙娣的代理人主张为现金交付；二审中伏龙娣主张系之前出借陈静款项到期后直接续借给徐伯庆；再审中伏龙娣先称案涉借据为现金交付后陈静当场出具，后又陈述系为之前出借陈静款项到期后又续借给徐伯庆而出具。伏龙娣关于借款由来的陈述虽有反复，在询问笔录中对此亦未提及，但案涉借款系出具借据时当场现金交付，还是之前出借陈静款项到期后又续借给徐伯庆，仅仅涉及伏龙娣出借徐伯庆款项的交付方式问题，并不影响借款实际交付，以及伏龙娣与陈静之间就案涉借款成立担保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伏龙娣认可其将案涉借据落款“担保单位”中的“单位”修改为“人”，并解释称，其之所以作如上修改，是因为案涉借款有陈静担保其才会出借。伏龙娣基于其对担保单位和担保人的理解所作的上述解释尚属合理。据此，伏龙娣对案涉借据的上述修改行为、修改的时间，以及修改是否征得陈静同意等问题均不影响陈静作为担保人在案涉借据上签名，以及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认定。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伏龙娣的申诉理由成立，再审请求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不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5民终11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民初5408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998元，减半收取2999元，由浙江百乐源生态农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陈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998元，由陈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恩勰审判员  谢静华审判员  沈 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