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科培，男，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法定代理人郑伟珠，女，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系蔡科培妻子。 委托代理人张逸君、裘栋，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卫忠，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濮江英，女，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霖、吴亦彬，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御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钟山乡吴宅。 法定代表人叶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伟平，男，198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岳华，浙江文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科培、邵卫忠、濮江英因与被上诉人桐庐御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园公司）、叶伟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载明：乙方为杭州翰丰玖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丰公司）。合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制作安装位于桐庐县钟山乡包家山的单层户型木屋1套，单价16万元，以上价格包括木屋所有的材料、生产、运输、现场安装及其他一切费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预付款到位生效；总工期：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20日完工。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叶伟平和邵卫忠分别在合同的甲方与乙方处签名。该工程施工过程中，蔡科培受雇佣从事木工工作，约定报酬为350元／天。邵卫忠、濮江英交代过蔡科培等施工人员，下雨天不要在室外施工。2018年11月16日上午有小雨，蔡科培与蔡某、翁小康当天上午到工地做工约一小时停工，上午十时三十分左右，蔡科培中饭时喝了一定量的白酒，中午12点左右未下雨，蔡科培等三人又到工地做工，12时20分左右，蔡科培未系工地准备的安全带在毛竹搭建的脚手架上做工时坠落地面受伤。事故发生后，蔡科培被送至桐庐县中医院急诊，当晚转送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抢救，留抢诊断：颈椎骨折。当月18日入院治疗，至同年12月6日出院。入院查体：患者清醒，右额头可见一长约5ｃｍ的伤口，已缝合。躯干及四肢感觉正常，双上肢近端肌力3级，远端肌力2级，下肢肌力0级。于2018年11月21日行“颈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出院诊断：（1）、颈椎骨折（颈4-5），颈髓损伤（Ｃ3-5），截瘫；（2）、左侧基底节区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3）、分布性休克（已纠正）；（4）、肺部感染；（5）、肝功能异常。同日，蔡科培入住浙江医院三墩院区并于2019年1月4日出院，住院期间，蔡科培根据该院医师的处方向杭州欣益药房有限公司购买注射用药品75999元；2019年1月30日再次到该院住院至次月2日出院；同日又到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至2月4日出院。出院当日又转到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并分别于2月4日、6日、11日预交住院费共21000元，同年5月26日办理出院手续后又入住该院。治疗期间，邵卫忠、濮江英直接支付蔡科培的医疗费为13292.84元，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5000元，另濮江英通过现金、微信转账支付郑伟珠58000元。蔡科培自行支付的医疗费为685897.17元，其中包括2019年5月30日、7月7日、8月17日分别向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交纳的住院预缴款30000元、30000元、20000元。蔡科培于2019年2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判令邵卫忠、濮江英共同承担以下费用共计2801290.84元：（一）医药费：685897.17元，（二）残疾赔偿金：55574元／年×20年×82%＝911413.6元，（三）误工费：350元／天×235天＝82250元，（四）护理费：66432元／年÷365天÷235天＝42771.29元，后续护理费66432元／年×10年＝664320元，（五）营养费50元／天×235天＝11750元，（六）被扶养人生活费：34598元／年×6年÷2×82%＋34598元／年×15年÷2×82%＝297888.78元，（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八）交通费：5000元；二、御园公司、叶伟平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邵卫忠、濮江英、御园公司、叶伟平共同承担。一审审理中，根据蔡科培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蔡科培的伤残等级等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0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蔡科培因高坠致伤的情况属实，且伤后已达6月余，现伤情基本稳定，评定时机适宜。鉴定意见1、伤残等级评定：（1）被鉴定人颈椎多发骨折，经手术治疗，评定为十级伤残；（2）颈椎多发骨折伴颈髓损伤等，后遗双腕关节肌力约1级等，评定为三级伤残。2、建议评定其误工期、护理期及营养期为受伤之日至本次评残前一日止。后又对护理依赖程度进行评定，鉴定意见：本例具备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程度的基础。蔡科培共支付鉴定费5300元。事故发生后，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另查明，御园公司系一人公司，股东为叶伟平，成立于2017年9月18日；杭州翰丰玖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系一人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8日，股东为邵卫忠，监事为濮江英；公司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工程等。据濮江英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公司无工作人员、未经营过。一审审理过程中，御园公司申请追加翰丰公司为一审被告，蔡科培不同意追加。又查明：蔡科培、郑伟珠婚后于2006年7月24日生育女儿蔡瑶妮；户籍于2008年8月27日从象山县西周镇蔡家田村5组33号迁入象山县西周镇滨港小区123幢3号。蔡科培母亲夏根彩生于1953年1月12日，婚后生育蔡科培姐弟三人。 原审法院认为：《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载明的乙方为翰丰公司，合同上虽仅有叶伟平与邵卫忠的签名，而未加盖公司印章，但邵卫忠系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认定其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故认定《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的乙方为翰丰公司。根据蔡科培的起诉、御园公司及叶伟平的自认，认定该合同的甲方为御园公司。翰丰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工程”，故御园公司将木屋工程发包给该公司施工，不存在选任过失，对蔡科培所造成的损失，御园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叶伟平因此也不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对蔡科培要求御园公司、叶伟平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翰丰公司系一人公司，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该公司未经营，案涉工程实际由邵卫忠、濮江英在组织管理，故原审法院认定邵卫忠、濮江英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对雇工蔡科培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损害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施工当天为阴雨天，蔡科培不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在湿滑的毛竹搭建的脚手架从事高空作业，且又未按要求系安全带，不慎坠落受伤，故蔡科培对自身所造成的损害存在较大过错，可依法减轻雇主的侵权责任。原审法院由此确定由雇主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蔡科培因伤所造成的损失的确定：一、关于医疗费：对从杭州欣益药房有限公司购买的注射用药，原审法院认为，该注射用药有医院经治医师开具的处方与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相印证，邵卫忠、濮江英、御园公司、叶伟平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医疗费的合理性进行鉴定，故对该费用依法予以认定。蔡科培向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交纳的住院预缴款80000元，经核实实际结算支出的医疗费为67138.21元，故认定实际花费医疗费为67138.21元。据此，认定医疗费为673035.38元，加上邵卫忠支付的13292.84元，合计为686328.22元；二、关于残疾赔偿金。蔡科培户籍在城镇且在外务工，故原审法院认定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其残疾赔偿金为911413.6元（55574元/年×20年×82%）；现无证据证实蔡科培母亲夏根彩有其他收入来源，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夏根彩141851.8元（34598元/年×15年÷3×82%），女儿蔡瑶妮为85111.08元（34598元/年×6年÷2×82%），合计残疾赔偿金为1138376.48元；三、误工费。蔡科培虽在该工地工作时按每日350元计算工资，但其未提供有固定收入的证据，故参照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32元计算，误工费为42770元（66432元÷365天×235天）；四、护理费：定残前的护理费为42770元（66432元÷365天×235天）；后续护理费，根据护理依赖程度，结合本案实际，确定先支付五年，故本案中后续护理费确定为332160元（66432元/年×5年），护理费合计为374930元；五年期满后，蔡科培可另行继续主张；五、营养费按每天30元计算为7050元（30元/天×235天）；六、交通费。根据就诊情况，酌情确定为4000元。综上，蔡科培的损失为2253454.7元（686328.22元+1138376.48元+42770元+374930元+7050元+4000元），由邵卫忠、濮江英赔偿1352072.82元（2253454.7元×60%）；同时邵卫忠、濮江英还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支付鉴定费5300元。扣除已支付的86292.94元，邵卫忠、濮江英还应赔偿蔡科培1301079.88元。综上，蔡科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邵卫忠、濮江英尚应赔偿蔡科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301079.8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蔡科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210元（缓交），减半收取1460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蔡科培负担6351元；由邵卫忠、濮江英负担8254元及保全费5000元。 宣判后，蔡科培及邵卫忠、濮江英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蔡科培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的乙方为瀚丰公司，理由过于片面且无视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该合同虽在乙方处载明为瀚丰公司，但并未加盖公司印章，根据邵卫忠、濮江英一审庭审陈述，该公司从未实际经营过，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御园公司虽在一审庭审中认为合同签订主体为瀚丰公司，但工程款项却并未支付至公司账户，而是向邵卫忠、濮江英个人支付的，其也未按法律规定开具公司抬头的相应发票。且邵卫忠、濮江英陈述涉案工程是由其二人实际进行施工管理，故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应当为邵卫忠、濮江英两自然人，其二人一审中也予以认可。其次，原审法院以瀚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建筑装修工程”即认为御园公司将木屋工程发包给瀚丰公司施工不存在选任过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我国工商登记部门对于设立建设工程经营范围的公司并不进行前置审批，因此瀚丰公司在桐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经营范围内虽包含“建筑装饰工程”，但也明确列示“涉及资质的凭资质经营”。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15年制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如需从事建筑工程，应当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瀚丰公司并未取得任何建筑业企业资质，并不具备从事建筑业的合法资格，认为该公司具备建筑业资质，原审法院显然混淆了工商登记部门与建筑业资质审批部门的行政职责。况且涉案工程也非建筑装饰工程，而是房屋建筑工程，从《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中可体现，而瀚丰公司既无建筑工程的经营范围，也无建筑工程的合法资质。综上，无论是邵卫忠、濮江英个人，或是瀚丰公司，均不具有涉案工程施工资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故御园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叶伟平作为御园公司的唯一股东，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蔡科培对自身所造成的损害存在较大过错，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结合蔡科培在一审提交的现场照片及证人蔡某的证言可以看出，涉案工程位于包家山半山腰处，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大危险性，但是邵卫忠、濮江英在工地未提供防护网、安全帽等安全防护措施，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且疏于管理，应当就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邵卫忠、濮江英是否曾交代施工人员下雨天不要在室外施工，证人蔡某在笔录中以及一审当庭陈述中均表示并未告知过他，当天中午的天气为阴天，在中午开工前并未下雨，因此邵卫忠、濮江英陈述的蔡科培不听劝阻在雨天工作并不属实。对于是否符合开工条件，邵卫忠、濮江英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管理责任，如其认为当天不符合开工条件，应当明确向上诉人及其工友进行告知，但其疏于管理存在明显过错，最终导致了本案严重后果的发生，应对蔡科培所受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邵卫忠、濮江英承担60%的赔偿责任过低，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邵卫忠、濮江英上诉称：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蔡科培在本案中的损失金额1301079.88元及其自行承担的责任比例没有异议，但对原审判决中关于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定和是否存在选任过失的认定上有异议。1、涉案《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在叶伟平和邵卫忠之间，虽然合同上写有御园公司和翰丰公司的名称，但合同上仅有叶伟平和邵卫忠两人签字，两公司均未盖章确认，原审认定上述合同签订和履行的主体系两公司之间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包括涉案工程款支付在内的所有合同履行行为均发生在两自然人之间。2、既然原审判决认定邵卫忠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为何其依合同履行的组织管理行为就不是职务行为与公司经营行为，原审对实际施工人的认定缺乏依据；原审判决对合同主体既认定是公司又认定为个人，前后矛盾，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合同履行和签订分开，导致主体认定错误。3、濮江英既没有参与涉案合同的签订，也不是合同的主体，也没有承包或共同承包案涉项目施工，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在项目施工中组织管理。濮江英仅系翰丰公司的监事，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仅在案涉事故发生后协助处理事故，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濮江英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错误，应判决驳回蔡科培对濮江英的诉请。二、叶伟平和御园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对蔡科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无论发包方是叶伟平还是御园公司，涉案工程实际上是发包给邵卫忠个人的，从合同的签订过程、案涉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组织管理、工程款的支付等情况均可确认这一点，而邵卫忠个人没有任何建筑施工资质，发包方明显存在选任过失。2、即使认定工程承包方系翰丰公司，御园公司也存在选任过失。翰丰公司“建筑装饰工程”的经营范围不等于其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或建筑装饰施工的资质，翰丰公司不具有上述任何施工资质。涉案木屋工程系房屋建筑而非建筑装饰，且无论“房屋建筑”还是“建筑装饰”都需要相应的施工资质。涉案工程发包方除了未审查承包人的施工资质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尽安全监管义务。首先，根据合同第六条第1项约定，工程施工中，甲方没有提供任何施工图纸，完全系叶伟平和邵卫忠两自然人商量的无图施工，显然违反安全施工规定。根据合同第八条第2项，施工中发包方没有履行任何的安全监督管理义务，工程项目在叶伟平经营的园区内，蔡科培跌落的位置离地6-7米，现场缺乏相应的安全措施；事故发生当日，虽邵卫忠多次嘱咐雨天不得施工，但在蔡科培雨后施工过程中，发包人也未有任何监管行为。发包人将施工发包给既无任何施工资质又缺乏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主体，存在选任过失，同时没有履行对安全施工的安全监督的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3、叶伟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御园公司系一人公司，股东系叶伟平，本案中证据不能证明御园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叶伟平的个人资产，故即使合同主体为御园公司，其也应当对御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上诉人邵卫忠在1301079.88元的损失赔偿中承担60%即780647.93元的赔偿责任，由被上诉人御园公司、叶伟平在1301079.88元的损失赔偿中承担40%即520431.95元的赔偿责任（其中不服原审判决的金额为520431.95元）；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上诉人和各被上诉人依法承担。 上诉人邵卫忠、濮江英对上诉人蔡科培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一、对于蔡科培的第一点上诉理由，关于御园公司及叶伟平存在选任过失及其未尽到安全监督管理义务的问题，予以认可，邵卫忠、濮江英在上诉中也持同样观点。二、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关于蔡科培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存在较大过错的问题。原审判决在该部分事实认定上有明确的事实依据，蔡科培承担40%、其他过错方承担60%的责任比例分担是合理的。蔡科培在饮酒后作业、未系安全带作业的事实是确定的，施工现场准备了安全带等保护设备，蔡科培又是当时施工的管理负责人员，其对应系安全带作业是明知的，且还应督促其他人使用安全措施，如其按规定使用了安全带，仅仅只要是使用了，即使雨天湿滑也没有安全网，其也不可能发生本案这么重大的损害后果。关于一审中证人蔡某“关于邵卫忠是否交待雨天不要施工”的当庭陈述，与其在事故发生当时在司法所陈述形成的笔录相互矛盾，应以其在司法所陈述形成的笔录为准，这也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依据。另，濮江英当时未参与项目工程，未在上述施工问题上与施工人员沟通过。综上，请求二审依法判决。 上诉人蔡科培对上诉人邵卫忠、濮江英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对于邵卫忠、濮江英提出的“叶伟平和御园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对蔡科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持异议。蔡科培在一审庭审及上诉事实理由中充分阐述了观点。对于邵卫忠、濮江英主张的“濮江英并非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没有承包或共同承包涉案项目施工，故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该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濮江英一审中提交的钟山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作调查笔录中曾明确承认涉案工程系其承包，蔡科培系其雇佣的工人，并对参与工程管理等事宜进行了陈述，且在一审中也对于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故濮江英二审中所作抗辩系虚假陈述，不应被采信。 被上诉人御园公司、叶伟平对三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并答辩称：一、原审认定《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签订的主体系翰丰公司及御园公司完全符合认定依据，合同双方就是与御园公司与翰丰公司，虽然合同上没有公司盖章，但是均系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在甲方、乙方中已经明确双方都是公司。二、翰丰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工程”，涉案木屋安装工程不适用建筑法对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要求，涉案木屋为一层定制加工及安装，依据建筑法第八十三条，临时房屋及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之规定（二层以下视为低层建筑），涉案木屋为低层建筑，没有对公司建筑资质的相关要求。故原审法院认定御园公司不存在选任与指示过错，翰丰公司具有经营资质，认定事实清楚。三、原审法院认定蔡科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对事实认定清楚。一审中与蔡科培一起作业的人员及蔡科培自身陈述，蔡科培事发当天是酒后作业，根据其他作业人员陈述他们清楚地收到阴雨天气不能作业的告知，且作业时载有安全带的情况下未使用安全带。故蔡科培本身确实存在重大过错。原审法院认定蔡科培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合情合理，已经站在伤者角度考虑责任的承担比例，原审法院对事故发生事实的责任认定也完全清楚。另，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邵卫忠、濮江英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桐庐妙怡针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8年（项目施工期间）濮江英是在另外在正常上班的，不参与项目的相关工作，其只是作为邵卫忠的配偶在事后协助邵卫忠。濮江英在事故发生前只是根据邵卫忠的要求去送过一次香烟。虽然邵卫忠确实让濮江英在营业执照监理处签过字，但濮江英对包家山的业务一无所知。 经质证，上诉人蔡科培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盖章是第三方的，无法核实真实性。若存在劳动关系则应当提供社保证明，即便濮江英在此期间是另外在上班也不能证明未参与涉案工程。对于其是否是项目的实际参与人应当以一审庭审笔录和司法局相关调查笔录为准。被上诉人御园公司、叶伟平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若濮江英是另外在上班则应当提供相应的社保，且在调查笔录中，其本人充分表明参与涉案工地的工作。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材料所载内容系关于濮江英在桐庐妙怡针纺有限公司的工作情况，与濮江英是否参与涉案工程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故不予采信。 上诉人蔡科培与被上诉人御园公司、叶伟平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御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叶伟平，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邵卫忠。 本院认为，本案中，蔡科培系在从事木工活动过程中不慎坠地受伤，现各方围绕相关责任承担问题产生争议。 一、关于叶伟平与御园公司是否存在选任过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抬头处“乙方”为翰丰公司，落款处“甲方”与“乙方”虽仅有叶伟平和邵卫忠签名，并未加盖两公司公章，但叶伟平与邵卫忠分别作为御园公司与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涉案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属于代表御园公司与翰丰公司的行为，据此应当认定御园公司选任的项目承包人为翰丰公司，而非邵卫忠个人，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认定案涉《包家山木屋制安合同》系御园公司与翰丰公司之间所签合理有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该份合同约定，案涉木屋施工项目的工程规模较小、工程总价金额较少、建筑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故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的规定，蔡科培、邵卫忠、濮江英主张御园公司将案涉木屋施工项目发包给翰丰公司存在选任过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御园公司、叶伟平无需就蔡科培之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当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二、关于案涉施工项目实际履行义务人的认定问题。事发当日，案外人蔡某、翁小康与蔡科培一同做工，本案事故发生后钟山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该二人及濮江英做了调查笔录，一审中蔡某也作为证人出庭发表证言。本院认为，虽然案涉木屋施工项目系以翰丰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承包，但邵卫忠、濮江英分别为翰丰公司的唯一股东与监事，一审中濮江英也自认翰丰公司没有工作人员、没有经营过，且根据蔡某、翁小康、对有关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内容的陈述，以及濮江英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作调查笔录中关于“其承包工程、告知工人安全事项、为工人购买保险”等陈述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出邵卫忠与濮江英二人对案涉工程实际组织施工，蔡科培系其二人所雇的事实。邵卫忠与濮江英虽提出濮江英未曾参与涉案工程，但该主张与濮江英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作调查时陈述不符，故其二人所提异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责任承担比例问题。本院认为，事发当日，蔡科培做工时从毛竹搭建的脚手架上坠地受伤，邵卫忠、濮江英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者，对蔡科培从事雇佣工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负有管理与保护职责，有义务对阴雨天施工现场进行必要的警示监管与安全防护。同时蔡科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从事木工工作的经验，理应对自身行为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尽到合理判断与注意义务，其在阴雨天气且饮酒的状态下，未系现场备有的安全带径自从事高空作业，对事故发生亦存在过错。结合各方过错程度，原审确定由邵卫忠、濮江英承担60%赔偿责任，蔡科培自负40%责任当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蔡科培、邵卫忠、濮江英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10元，由蔡科培负担9906元（已准予免交），邵卫忠、濮江英负担6604元，邵卫忠、濮江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交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巧薇 审判员  姚炜强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翟羽佳 书记员楼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