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吴泰闸路阳光城市花园沿街商业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832244679。负责人：尹军，职务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曲阜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静轩东路29号富良商场6号楼，统一社会代码91370881068711714C。负责人：曹阳，职务区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林富国、张凯，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珊珊，女，汉族，1987年2月28日出生，住曲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某1，男，汉族，2018年7月20日出生，住曲阜市。法定代理人：王珊珊，女，汉族，住曲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凡生，男，汉族，1955年3月4日出生，住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某2，女，汉族，2007年8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法定代理人：丰路路，女，汉族，1983年12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丽、付鑫茹，山东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曲阜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珊珊、孟某1、孟凡生、孟某2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曲阜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1民初1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曲阜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程序严重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一，本案证人随俊的出庭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其证言不应当采信。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申请证人随俊出庭，未通知法庭、未通知上诉人，且证人随俊也明确说明：是原告联系她，进行沟通出庭作证，人民法院未通知其出庭作证。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根据以上规定，法院经审查决定批准证人出庭作证的，会事先通知；未经法院通知，证人不得擅自到庭，当事人也不得擅自将证人带到法院等候出庭作证。本案中，上诉人当庭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出庭程序不合法，提出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不予准许其出庭作证。但是一审法院却不予理会，继续开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明显不公平。第二，本案证人随俊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本人一直对上诉人心存不满，早已经从上诉人处离职，其出庭作证，显示公允，证言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证人随俊证言：她与被上诉人以及孟达是好朋友……同时她也在上诉人处购买了保险产品，后来因为上诉人没有为其办理理赔，心存不满，问上诉人凭什么不给她理赔?可见，该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同时对上诉人未为她办理理赔，心存不满，在庭审时还质问为什么不给她办理理赔，所以，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公平公正性，不应当予以采信。第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律师向证人随俊发问：作为业务员，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该证人竟然斩钉截铁回答：不知道。可见其是在严重作伪证。其做业务员多年，竟然不知道保险业务员的基本职责，明显就是在作伪证，欺骗人民法院。第四，本案中，上诉人也提交了重要证据《对孟达的回访录音》、《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这些证据均是孟达的亲笔签名或本人录音，都是孟达本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属于可以直接采信的直接证据。该证人证言明显与孟达本人的回放录音内容相矛盾，其证明效力偏低。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的效力应当低于书面证据或者录音证据。二、孟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驾驶已经报废的车辆，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也是生活的基本常识。孟达驾驶已经报废机动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也对自己生命的严重不负责任。最终造成了严重交通事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身保险合同保障的是合法公平的正常行为，孟达此次驾驶已经报废的机动车，加大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已经超出了公平对价的范围，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和对价原则，本身就是对上诉人严重的不公平。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孟达此次驾驶已经报废的机动车，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就应当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谴责和惩罚，但是一审判决却继续纵容违反法律的行为，这已经显失公平正义，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上诉人已经在保险合同条款、《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粗加黑处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且孟达本人的电话回访录音清楚显示：孟达对保险合同条款、责任免除条款都清楚理解。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孟达此次驾驶已经报废的车辆也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上诉人只需要尽到提示义务即可，且被保险人孟达均已经确认理解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所以，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免除责任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王珊珊、孟某1、孟凡生、孟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上诉人在与投保人孟达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向孟达提供保险合同条款，更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或说明义务，依照《保险法》17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向答辩人支付保险理赔金。《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订立的保险合同采用的就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因此，在订立合同时，上诉人依法应向投保人孟达提供保险合同条款，并应当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或说明义务，但本案中，上诉人始终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将保险合同提供给了孟达，并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或说明的义务。而通过一审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和辩解，均证实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上诉人根本没有向孟达提供保险合同条款，更不存在让孟达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阅读以及予以提示或说明的情形。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书证《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证实了孟达签署投保单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6日，保险单生效日为2015年10月17日，而该《电子投保确认书中》是没有任何涉及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根据孟达事后收到的《保险合同》证实，保险合同的制单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该证据足以证实，保险合同是孟达签署投保确认书之后，才制作并交付给孟达的。即投保人孟达在订立合同时，上诉人是没有提供保险合同的，孟达是不可能阅读到保险合同中的任何保险条款的，更不存在对合同条款免责条款进行提示的情形。而对于先签投保确认书，后送达保险合同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是予以认可的(在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第5页)“投保人首先进行电子投保申请，阅读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随后由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后，寄送保险合同”；(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第7页)“购买保险通过电销方式随后寄送合同是保险行业惯例”。通过上诉人的自认，足以证明，上诉人在与投保人孟达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向孟达提供保险合同，没有保险合同，又谈何阅读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以及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说明。证人随俊的证言与投保单、保险合同等书证以及上诉人的自认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了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上诉人没有向孟达交付保险合同条款以及进行阅读和提示的事实，随俊作为上诉人的业务员办理了孟达投保的业务，本案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应该对其在订立合同中是否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进行举证，而证人随俊是上诉人办理该笔业务的业务员，上诉人应该支持随俊出庭作证证实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为查清案件事实，上诉人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本案一审开庭前在答辩人找到业务员随俊，随俊答应出庭作证后，开庭前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证人随俊作证的请求，在得到法庭允许后，传唤随俊出庭做证，随俊作为办理该笔业务的经办人如实陈述了孟达投保的过程，以及孟达是先签署《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后，保险公司才向其邮寄保险合同的这一客观事实，证实当时随俊和孟达都没有见到保险合同，都不知道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内容，更不存在阅读免责条款以及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说明的情形。该证人证言与书证等证据以及上诉人的自认是一致的，是相互印证的，而上诉人却第随俊的出庭作证极为不满，在证人随俊出庭作证时上诉人代理人对证人进行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例如在一审庭审笔录的第10页上诉人代理人向证人使用了“以你个人原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均应由你个人承担”等威胁性语言，而且事后在开庭后的当日下午14时16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随俊，威胁阻止其作证，对此，代理人向一审法院进行了反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现在民事审判工作，越来越重视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调查和举证，作为上诉人面临保险客户提出的理赔事件，而且该客户不幸死亡，上诉人应积极查清事实真相，应鼓励和支持业务员出庭作证，以便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是隐瞒逃避事实，阻止业务员作证，而且本案证人随俊出庭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其证言与《投保确认书》《保险合同》托书证以及上诉人自认的事实相一致，法庭应予以采信。综上，本案投保人孟达在订立合同时，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孟达提供保险合同条款，更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二、上诉人主张投保人孟达驾驶的是报废车辆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根据曲阜市交警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实孟达驾驶的车辆所有人为孟达本人，车辆识别代码与发动机号不清晰，车辆并非报废车辆，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车主是孔凡水的报废车辆的行驶证，与孟达驾驶的车辆并不是一个型号的车，车主也不是一个人，曲阜市交警队认定的事故车的车主是孟达不是孔凡水，更没有认定事故车为报废车，而且根据该事故责任的认定：孟达系因未谨慎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所驾驶的车辆并无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主观臆断的认为是报废车辆毫无事实依据。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仍负有向投保人进行提示的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同样是不产生效力的。而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向孟达提供或交付了保险合同条款，更没有证据证明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或说明的义务，另外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回访录音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首先该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具体制作时间不详，亦未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而且电话回访是发生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后，这与《保险法》17条规定的，保险人应当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提供合同条款以及履行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的义务相违背。而不是在订立合同后，用电话回访的形式在去询问投保人，你对保险公司工作满意吗，你知道保险内容吗、你的保费清楚吗等等，因此该电话回访与待证事实无关，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向孟达提供了保险合同条款以及尽到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珊珊、孟某1、孟凡生、孟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孟达的身故保险金217万元（其中包括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100万元，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100万元，阳光人寿金祥裕终身寿险（万能型）12万，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B款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6日，投保人孟达随被告业务员随俊在曲阜贵宾楼参加了被告保险公司的宣传会，会后经业务员随俊与其沟通后，在会议举办地曲阜贵宾楼现场，投保人孟达在业务员给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及个险健康告知上按照其格式要求填写，后投保人孟达缴纳保险费，孟达分别投保《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及《阳光人寿金祥裕终身寿险（万能型）》、《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B款》。保险合同制单后，被告业务员将孟达投保的涉案保险合同交给孟达，该两份保险合同均记载，保险单生效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被保险人为孟达；保单提交日期为2015年10月23日，制单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投保人孟达投保的《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是保险单号为8026000055099738号的一份保险合同中的两款保险，该两款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均为10万；且该保险合同中第2.3.2条约定：“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含）内，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孟达投保的另一份保险单号为8026000055099518号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也是一份保险合同中包含两款保险，其中的《阳光人寿金祥裕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为12万；《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B款》的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该保险合同第2.3.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身故时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以上保险金累计，如孟达意外身故，被告应赔付保险金额共计为217万元。2019年1月4日，孟达驾驶鲁Ｈ×××××号小型轿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孟达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报案，被告阳光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保险人本次出险属于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根据约定合同效力终止，并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合计10233.86元等内容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另查，原告孟凡生是投保人孟达的父亲。2004年孟达与丰路路登记结婚，2007年8月份生育一女孩，取名孟某2。2012年1月份，孟达与丰路路在曲阜市民政局协议离婚，约定孟某2由丰路路抚养，现孟某2由丰路路抚养。后原告王珊珊于2017年6月13日与孟达登记结婚，2018年生育一男孩，取名孟某1。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保险人孟达在被告处投保涉案保险，该事实原、被无异议，故投保人孟达与被告之间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当在其承保的保险范围内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关于被告所持的免责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对价均衡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损失补偿原则，被视为保险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该原则系从合同法对价规则中引申而来。合同法中的对价是指当事人一方在获得某种利益时，应当给付对方相应的代价。保险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合同关系，其中也存在着对价因素。对被保险人而言，其需要向保险人支付对价—保险费，保险人对待给付被保险人的，则是承担保险期间内承保对象所发生的特定危险的保险赔偿义务。本案中，投保人孟达向被告投保了涉案保险，被告予以承保，被保险人投保保险已符合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自驾汽车意外身故的保险范畴，该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且投保人投保的是人寿保险，因此，从对价关系角度出发，涉案保险属于保险险种赔偿范围符合公平原则。虽然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于责任免除的情形，同时被保险人驾驶已经报废的车辆也是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被告办理涉案保险合同的业务员证实，在投保人孟达签订保险合同时仅向投保人孟达提供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投保人孟达按照其格式进行填写，其上并未附相关保险条款，也没有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且保险合同记载，保险单生效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保单提交日期为2015年10月23日，制单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由此可见，该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孟达投保涉案保险后才制单形成，且其办理涉案保险的业务员证明，其也不知道保险合同内容，没有对投保人解释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因此，被告主张的免责情形对被保险人孟达不产生效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保险理赔金额认定的问题。投保人孟达投保的《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该两款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均为10万；且该两款保险合同中第2.3.2条约定：“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含）内，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故该两款的保险理赔金为200万元。投保人孟达投保的《阳光人寿金祥裕终身寿险（万能型）》的基本保险金额为12万；《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B款》的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该两款保险合同第2.3.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身故时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以上保险人应理赔原告保险理赔金共计217万元，但阳光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已退还原告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合计10233.86元的，该款项应予以扣除，故应理赔保险理赔金为2159766.14元。原告孟某2系投保人孟达之女，其是本案必须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明确表示不参与诉讼，但不放弃其的权利，故应保护其的权益，其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关于被告阳光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曲阜支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问题，涉案保险是阳光人寿曲阜支公司业务员办理，但是拒赔通知是被告阳光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作出，且阳光人寿济宁支公司对其主体资格无异议，故应由被告阳光人寿济宁中心支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被告阳光人寿曲阜支公司不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珊珊、孟某1、孟凡生、孟某2保险理赔金共计2159766.14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60元，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孟达是否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孟达签订了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并支付了足额保险费，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予以承保，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为有效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在其承保的保险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记载，保险单生效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保单提交日期为2015年10月23日，制单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且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一审庭审时也陈述“投保人首先进行电子投保申请，阅读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知晓保险范围之后，签字确认支付保费，随后由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后，寄送保险合同，待客户收到保险合同后，保险公司电话回访，再次与客户对于合同内容及权利义务再次核实。”投保人孟达在签字确认支付保费进行投保时，因未收到保险合同，且其办理涉案保险的业务员证明自己也不知保险合同的内容，保险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亦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曾向投保人孟达就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出明确说明，导致投保人孟达无法知晓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内容。据此，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孟达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78.13元，由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