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4355号 原告：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莫家桥。 法定代表人：姚建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紫健、柏婷婷，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庆鹏，男，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代理人：刘运中，山东晨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钰祺，山东晨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高庆鹏（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诉来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独任审判。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9）浙0110民初14355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民辖终144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柏婷婷、王紫健，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运中、王钰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18年9月19日签发《聘用邀请函》，被告于2018年9月29日签字确认。《聘用邀请函》中原告聘用被告为总经理，在董事长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日常运行工作，同时到任后接受外派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青岛华瑞泰公司全称青岛华瑞泰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被告年终奖金为每年贰拾肆万元整，聘用期为三年。聘用期间原告为被告提供工作餐，并为被告租住塘栖小区公寓一套。2018年9月30日，原、被告签订《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原告于2018年10月9日按被告要求一次性将三年聘用期的年终奖金共计染拾贰万元提前支付到被告妻子宋丽霞的农业银行账户。被告到原告所在地余杭塘栖报到后不久，因青岛公司刚成立，规章制度都不完善，被告接受短期外派到青岛公司出任总经理。2019年3月27日，因原告业务需要，原告董事长发函要求被告回杭州工作，但被告认为其工作地点在青岛，不同意到杭州工作，同时怠于履行青岛公司总经理的职责。多次沟通未果，原告只好于2019年5月21日向被告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聘用邀请函》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被告2019年5月23日收到原告寄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于2019年6月3日在青岛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并于2019年6月5日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于2019年7月9日开庭审理，后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被告向仲裁委送交《撤诉申请书》，仲裁委当日作出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37号决定书，准予撤诉。原告在与被告的《聘用邀请函》中表述得很清楚，聘用被告同时担任原告及青岛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一条中也有同样表述，同时第六条第2款中写明，被告在杭州工作每个月有4天探亲假。因为被告已经提前一次性领取到了三年的年终奖柒拾贰万元，且依仗《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乙方将不再返还给甲方”规定拒绝到杭州工作逼迫原告解除聘用合同。《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虽然没有写明，但“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排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情形。被告与青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离职手续并以青岛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的一系列行为表明，被告认为其只与青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为被告的违约，致使原、被告之间的《聘用邀请函》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原告有权解除《聘用邀请函》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且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提前领取的三年的年终奖金共计柒拾贰万元。原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要求被告返还柒拾贰万元年终奖的仲裁申请，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不（2019）10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因此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为：一、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向其预先支付的三年的年终奖共计七十二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聘用邀请函、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聘请被告担任原告总经理，同时短期外派被告到青岛公司担任总经理，年终奖每年24万元，聘用期为3年。协议约定总经理在董事长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日常运行工作，直接上司为董事长，工作目标是提升并完善公司各项运行体系，制定年度各项改革目标，运行指标并执行，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系被告起草邮寄给原告董事长的。 2、转账凭据、收款证明、原告公司工资表、卫华达情况说明、银行账户转账回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已提前支付三年年终奖72万元，原告委托卫华达、马桂凤向被告支付了2018年12月工资23023.37元、2019年1月工资23028.37元、2019年2月工资7000元。 3、杭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用以证明原告按照聘用函约定为被告租住塘栖房屋一套，租期从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4、工作调动函（2019年3月27日签发）、寄送工作调动函的快递单、2019年3月29日被告通过微信向董事长发送的《针对工作调动的回复函》及微信截图，2019年4月22日原告董事长姚建华向被告邮寄背景文件、致总经理的函【2019004】以及寄送快递面单及寄送情况照片，2019年4月29日被告通过微信发送的《针对背景文件的回复》、《针对致总经理的函的回复》及微信截图，2019年5月6日，原告董事长向被告邮寄至总经理的函，以及寄送快递的面单，2019年5月9日被告通过微信发送的《致总经理的函的答复》及微信截图，2019年5月10日被告通过微信发送《关于不同意调回杭州的说明》及微信截图，用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发函要求被告2019年4月1日回杭州工作，但被告微信回复原告董事长姚建华称其工作地点仅为青岛，不同意到杭州工作的事实；2019年4月22日原告董事长在被告不愿意到杭州工作也不愿意面谈的情况下，亲自发函与其沟通，并对双方争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即被告意见只在青岛工作，但工资进行相应的调整，原告不再发工资，只按照青岛公司固定月薪7000元支付，绩效工资根据实际劳动贡献而定，但被告在2019年4月29日的回复中表示不同意董事长姚建华提出的解决方案，其仍旧坚持只在青岛一地工作，同时还要求原告正常支付其工资；2019年5月6日原告董事长姚建华再次发函，函中要求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前到杭州任职，并希望对存在分歧双方面对面通过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在2019年5月9日的回复中仍然反复强调其工作地点只在青岛，不同意到杭州工作，并要求原告和青岛公司同时支付工资、毫无解决问题的态度。 5、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单及送达截图，用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21日向被告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与被告解除聘用邀请函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 6、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用以证明被告已于2019年6月3日在青岛公司办理离职。 7、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37号决定书、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2001号裁决书，用以证明被告以青岛公司为被申请人有提起劳动仲裁又撤诉的事实，第二次仲裁裁决确认被告在青岛公司的工资为7000元每月，且已经足额支付。 8、浙杭余杭劳人仲不（2019）10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要求被告返还72万元年终奖的仲裁申请，仲裁委不予受理。 9、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微信记录截图都是真实的，是被告和原告董事长发送的内容。 被告辩称：一、被告的工作地点。1、被告在接受原告的聘用邀请前与原告公司董事长姚建华的沟通中，姚董事长明确表示被告如果接受原告的聘用邀请，被告的主要工作地点为青岛，在微信聊天中，姚董事长明确指出，杭州公司发展比较稳定，青岛的子公司需要被告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希望被告以后在青岛安家。被告为山东淄博人，原告明确表示被告以后的主要工作地点为青岛，基于这一点综合考量后答应了原告的邀请，到原告公司任职并接受外派到青岛。2、被告于2018年9月29日签字确认《聘用邀请函》，该函中明确约定，被告接受原告的邀请担任原告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并同时兼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当天签订的《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六条第3款中的约定也明确表示了被告到青岛公司任总经理并不是原告所说的接受短期外派。首先，总经理一职系公司的重要领导职务企业高管，《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中第四条明确约定，被告在董事长的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经营、研发、市场营销等工作，若如原告所说的短期外派至青岛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实际。其次，被告的社会保险关系是由青岛的子公司缴纳且被告的工资也由青岛的子公司发放。3、原告为被告在杭州塘栖租赁了公寓作为被告在杭州工作期间的住所，但因被告主要工作地点为青岛，原告又在青岛市租赁了房屋作为被告的住所，原告只提交了杭州公寓的租赁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被告在青岛工作期间，杭州公司因新招聘了一位技术副总，让被告将杭州公寓的钥匙交回公司，被告接到通知后通过快递将钥匙寄回杭州，即该公寓的实际使用人并非被告，该公寓的租赁及使用情况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被告的工作地点为杭州。由此可以看出，被告在接受原告的聘用邀请后，虽同时兼任杭州青岛两地公司的总经理，但被告的主要工作地点为青岛的子公司。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原因为原告违法解除。1、被告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一直向原告公司董事长进行日常工作的交流汇报，在姚董事长希望被告付出大量精力、规章制度不完善的青岛公司，被告入职后制定和完善了相关制度和流程、规范管理降低采购成本、对接和拓展了终端市场等工作，且被告在任期间向公司提交的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中明确了被告为公司劳心劳力、尽忠职守的工作成果和工作计划，原告所称的怠于履行青岛公司总经理的职责属于无中生有。2、原被告双方关于被告的工资待遇明确约定为月薪三万元，在与姚董事长的微信聊天中，姚董事长表示因青岛公司承担被告的月薪有困难，因此青岛公司承担两万元，杭州公司承担一万元，但自被告入职后，被告一直拖欠该工资的发放，在此情况下，被告也没有因此耽误本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为公司工作。3、被告在入职原告公司前已在某上市公司工作多年，基于姚董事长的再三邀请，被告辞去之前的优越工作入职原告公司。2019年4月13日，原告委托方广利在被告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取消被告的打卡记录、擅自清理被告的私人物品、更换公寓锁具（青岛公安有记录）给被告造成了不良影响，2019年6月3日公司违法单方面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针对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事宜，被告已于2019年7月19日以原告和青岛公司为共同被申请人，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案号为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2001号，仲裁裁决结果明确了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因被告其他诉求未得到全部支持，目前被告已起诉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等待法院判决。三、被告无需返还年终奖。1、首先《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为促成协议的有效性，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聘用期叁年的年终奖金（税后）”，而非原告所称被告要求一次性支付叁年的奖金。该款项是原告挖走被告的对价。2、《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乙方将不再返还给甲方”，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可以证明原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而被告无需返还三年的年终奖共计72万元。3、原告称“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排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是不合理的。首先，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排除，原被告双方也没有达成书面协议予以排除；其次，原告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4、原告提交的《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与被告提交的该协议虽然内容相同，但原告提交的协议中被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这种做法明显违背相关法律法规，是对法律的蔑视。综上所述，被告入职原告公司后，被告认为原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无需返还年终奖72万元，导致原被告双方之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过错方在原告，而非被告。原告在利用被告帮助其青岛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公司相关制度和流程、规范现场管理，降低采购成本、对接并拓展了终端市场后，完成了青岛公司9000质量体系认证，使青岛公司正式成为海信的合格供应商。压榨完被告后，将被告一脚踢开，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是不仁义、不道德的，属于过河拆桥，是对被告极大的不尊重、侮辱。望贵院能够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青黄劳人仲案字〔2019〕第12001号仲裁裁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在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被告与原告及青岛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青岛公司卫华达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卫华达接受原告的委托代原告向被告发放工资的事实，青岛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 2、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用以证明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同时担任原告及青岛公司总经理，在董事长的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经营、研发、市场营销等工作，而非原告主张的被告系短期外派，且该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三年的年终奖乙方将不再返还甲方，原告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无需返还年终奖。 3、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在接受原告的聘用邀请前与原告公司董事长姚建华的沟通中，姚董事长明确表示被告如果接受原告的聘用邀请，被告的主要工作地点为青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姚董事长明确指出，杭州公司发展比较稳定，青岛的子公司需要被告付给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希望被告以后在青岛安家，被告入职原告处工作后，按公司要求经营青岛公司，定时向董事长姚建华汇报相关工作进展，并非原告所说懈怠行使青岛公司总经理的职责。 4、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录音光盘，用以证明被告没有主动离职，系原告让人驱赶被告离开，青岛公司2019年6月3日以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邀请函上是到任后接受外派任青岛公司总经理，合同期为3年，看不出原告想要证明的短期外派。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内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和本案无关，原告作为专业的公司，相对于被告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更有优势。证据2，真实性均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被告没有使用该房屋，且证据和本案无关。证据4，被告没有收到工作调动函及快递单，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据此解除被告的劳动合同，恰恰证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35条，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聘用邀请函和《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被告的工作地点是在青岛，原告未与被告协商径直发工作调动函要求被告3日内到职，严重违法劳动合同法；其余证据因无原件，不予质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违法解除合同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违法解除合同的事实。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且仲裁裁决书还在青岛黄岛区法院审理，未生效。证据8，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工作主要在青岛不是杭州，杭州只是过渡暂时的，并且证明了被告未按照合同支付工资，被告违反协议在先。在证据的7分41秒，阐述了青岛公司的规划；在8分18秒，姚建华阐述了青岛公司的规划；在11分36秒，姚建华给被告发了青岛公司的报表材料；在15分时，被告根据协议明确沟通了3万元的发放原则，姚建华回复青岛公司支付2万，杭州公司未按照协议规定定时定量发放。在17分19秒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汇总，都是青岛公司的计划，而没有涉及杭州公司的计划。19分23秒，关于公寓的事情，我（高庆鹏）这正想跟您（姚建华）确认一下，如果回杭州很少的话，准备建议您把它退掉吧，那现在有人来住就好了，说明被告今后就在青岛工作，杭州只有回去开会才去杭州，建议公司为了避免浪费把杭州的公寓退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中卫华达是青岛公司不予认可，青岛公司为被告缴纳保险是认可。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引用的“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乙方将不再返还给甲方”不予认可。证据3，该证据不完整的，无法质证，原告主张3月27日发送工作调动通知，被告3月29日收到回复一个word文档，但是被告提交的手机中只有一个姚总请查收，但是没有查收内容，手机微信中全部的word的文档全部删除了，微信聊天对象是被告和原告的董事长。证据4，报告书认可，录音三性不予认可，经核实，原告董事长姚建华确实派方广利与被告进行协商，但协商的日期仅为2019年4月13日，被告提供的录音中有2019年4月12日的录音，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提供的录音不完整，存在中断，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被告提供的录音系私下偷录，并不合法；被告提供的14日、15日的录音与本案无关，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录音1不是原始录音，系被告后期合成的，在录音1中27分11秒之后的谈话内容是双方刚开始进入沟通协商时的对话，本该在录音的开头；被告提供的录音文字稿不完整，有意删除了部分内容，如：删除了录音1中16分32秒至18分38秒的内容、20分14秒至27分11秒的内容、32分24秒至39分31秒的内容；删除了2019年4月12日14-37-17录音中0分0秒至9分51秒的内容、25分57秒至43分00秒的内容；删除了2019年4月13日14-41-00录音中9分05秒至15分05秒的内容；删除了2019年4月13日15-00-14录音中00分00秒至10分15秒的内容。以上被删除内容大多涉及方广利代表原告董事长要求被告回杭州工作或者到杭州就相关工作问题与董事长进行协商沟通，被告均予以拒绝。对于原告董事长提出的绩效考核方案被告作为总经理本应积极支持，却坚决不同意，摆明了是要混固定工资，根本没想把公司业绩做上去，有违原告聘用被告的初衷。在被告的工作态度严重影响青岛公司开展的情况，原告董事长才多次发函派方广利去青岛与被告进行沟通，希望高庆鹏能回杭州与原告董事长好好商谈，被告甚至到杭州见原告董事长都不同意。被告提供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不应当予以认可，请法庭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及其他证据认定本案事实。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1、2及证据4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3，结合原告提交的公证书9，存在删除，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证据4中的录音，能够证明双方沟通过程。 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 2018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聘用邀请函》，约定“职位是总经理，同时到任后接受外派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薪资为两部分：固定工资每月工资发放税后叁万元，年终奖金（绩效公司）贰拾肆万元整。”，“合同期为叁年”。2018年9月30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如下内容：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签订“聘用邀请函”基础上补充本协议，共同遵守以下条款：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担任甲方总经理。同时到任后接受甲方青岛子公司—青岛华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二条甲方为促成协议的有效性，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聘用期叁年的年终奖金（税后）。即每年24万*3年=72万人民币（税后），作为双方的履行协议定金，以上款项收到之日起，本协议即生效，乙方向原单位提交辞呈。固定工资薪酬可根据公司规定每下个月发放上个月工资。第三条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金乙方将不再返还给甲方；乙方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根据乙方在甲方实际的工作期限按比例进行固定工资及年终绩效工资的结算，乙方需退回未工作期限的年终奖金（例如实际工作了1年，乙方单方面提前2年解除合同，那么乙方应退回给甲方2年的聘用金，即肆拾捌万元整，以此类推）。第四条乙方在甲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期间内，在董事长的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经营、研发、市场营销等工作。同时乙方按照甲方公司章程及本合同约定行使职权，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第五条乙方担任甲方青岛子公司总经理，青岛公司年终绩效奖励为：设定青岛公司年度利润基数为200万元，基数利润内享受5%计提，超出部分按10%计提。2018年10月9日，被告收到叁年聘用期的年终奖金72万元。2019年3月27日，原告通知被告“现由于工作需要，请你于2019年4月1日前正式回到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工作”。被告收到通知后认为其工作地点为青岛，原告单方无权变更工作地点等内容。后双方多次发函沟通，被告表示不同意去杭州任职。2019年5月2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双方签订的《聘用邀请函》以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终止，要求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前退还已支付的两年半的年终奖金60万元，要求被告与2019年5月31日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2019年7月17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返还三年年终奖金720000元。同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不（2019）10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不予受理。 另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聘用邀请函》、《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中的“青岛华瑞泰公司”、“青岛华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青岛公司。被告与青岛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期间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黄岛区”，工资标准为“7000元”。2019年6月3日，青岛公司为被告办理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解除原因为“企业解除劳动合同”。青岛公司为被告办理了就业登记备案手续，自2018年12月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5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需要返还原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中的聘用期叁年的年终奖金（税后）柒拾贰万元整。本院认为，《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遵守。该协议中约定原告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被告将不再返还给原告。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方面通知原告终止聘用合同，故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被告无须返还原告叁年的年终奖。原告主张系因被告不同意到杭州工作才解除聘用协议，被告应当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并未将此情形约定为被告应予以返还的情形，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亚飞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陶奕宸 16-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