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女，193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寒辉，河北尚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某1，女，196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某2，男，195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某3，男，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伟，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殷某4，女，196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史某因与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原审第三人殷某4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5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寒辉、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伟、原审第三人殷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史某上诉请求：撤销（2019）冀0102民初507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1、判决三被告分别自2019年3月起每月支付上诉人赡养费500元，并各自补齐自2011年6月份至2019年2月份的赡养费27900元；2、判决三被告自2019年3月起与第三人均摊上诉人的医疗费，并分摊2011年4月至2019年2月的医疗费32503.8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存在明显的认定错误。本案系赡养纠纷。一审法院认为“生老病死由第三人殷某4一人承担”的约定，违背风序良俗，属于无效约定，却对赡养费问题不予支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一审法院以含糊的赡养费为实质的生活费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在肯定上诉人年老体弱，退休金不能维持基本生活，被上诉人不赡养上诉人的情况下，不按照法律规定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赡养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赡养费支出至少应按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标准计算。上诉人主张按每人500元／月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2、上诉人自2011年起退休金难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法院应参照上诉人所在地河北省历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并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判决承担赡养费27900元。三、法律规定法院认定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予支持，违反了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2017年之前的医疗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综上所述，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仅包括对父因衣食住行的供给，也包括对父母精神情感的关怀，父母有经济来源并不能免除子女的赡养义务，因此，被上诉人都应履行自己应负担的赡养义务。赡养费应保证被赡养人的生活水平不应低于当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尤其是对于年迈80岁的老人，更应该以不低于该标准。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的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为：驳回史某请求三上诉人承担2017年的医疗费8883.07元的诉讼请求，驳回史某请求三上诉人分摊自2019年3月的医疗费的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史某、原审第三人殷某4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三上诉人均已承担了被上诉人史某相应的2017年的医疗费用8883.07元，且其退休工资足以支付其医疗费，三上诉人不应再承担医疗费。1、史某住院期间产生的2017年医疗费8883.07元，除了医疗保险承担外，自费部分都是三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殷某4共同分担的，只是三上诉人当时向医院缴纳的现金，票据保存在原审第三人殷某4处，三上诉人没有任何关于其付款的凭证。2、史某每月退休金收入1462.3元，80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每月50元，自史某请求的2011年6月至2019年2月总计金额95415元，其家庭生活并未陷入困难。二、史某不具备要求三上诉人分摊2019年3月起医疗费的条件。1、三上诉人对史某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所称对其不闻不问，致其生活困难与事实严重不符。2、一审法院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判令三上诉人分摊自2019年3月的医疗费的理由不能达成。3、三上诉人已在一审开庭过程中申请向法院调取该90814.68元收入的去向，该收入实际上一直为原审第三人殷某4据为己有，并未用作老人日常生活。4、史某提交的2017年6月30日的《河北省医疗收费票据》中显示，史某有石家庄市普通居民医保，其中有相应的大病保险统筹报销比例，医疗费用足够保障其正常就医，不会陷入有病无钱医治的境地。被上诉人史某所请求的医疗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不应承担。 殷某1、殷某2、殷某3针对史某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赡养义务，甚至已经超出了自己应当赡养义务的范围，被答辩人所说对其不闻不问，致其生活困难的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2、被答辩人不具备要求答辩人支付赡养费的条件，被答辩人有社保发放的退休金（每月标准为1462.3元），其生活并未陷入了困难无着的境地。3、三答辩人均承担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在被答辩人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除了医疗保险承担外，自费部分都是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共同分担的，票据保存在原审第三人处，答辩人没有付款凭证。另外被答辩人的工资也足够其医疗费用，对于医疗费用的诉讼请求也无任何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殷某4答辩称，对三上诉人的陈述均不认可，三上诉人从2011年至今一分钱生活费没有给过，对上诉人史某生活不闻不问，未买过东西、也未看过史某，在住院生病时也未出钱。 史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分别自2019年3月起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500元，并各自补齐自2011年6月份至2019年2月的赡养费279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自2019年3月起与第三人均摊原告的医疗费用，并分摊2011年4月至2019年2月的医疗费用32503.85元；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原审认定事实，原告史某与殷风林系原配夫妻关系，婚后生育4个子女即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殷风林已于2004年11月8日因病去世。2011年10月26日，原告史某、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达成《房屋协议》原告史某为立字人，约定“史某现有住房，在棉2号楼4门302号房，建筑面积61.57平米，我把我所有份额的房屋归大女儿殷某4所有，父亲段风林名下的产权归殷某4所有，大女儿殷某4自愿付给每人四万元整，每月生活费不用给，生老病死由大女儿殷某4一人承担，不会因赡养问题起诉子女。”2011年10月26日，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达成《协议》第三人殷某4为立字人，约定“父亲段风林名下的产权归殷某4所有，大女儿殷某4自愿付给每人四万元整，每月生活费不用给，生老病死由第三人殷某4一人承担，不会因赡养问题起诉各位。”2011年10月26日，原告史某、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达成《房屋继承及赠与文书》约定被继承人殷风林名下有房屋一套，坐落在长安区（产权证号石房权证长字××号，建筑面积：61.57平方米），属于殷风林与原告史某夫妻共有财产，继承人史某、殷某3、殷某2、殷某1明确表示对以上房屋中殷风林的遗产自愿放弃继承权，以上房屋中有30.785平方米的产权是殷风林的遗产，继承人殷某4明确表示接受继承此部分产权；其余30.785平方米的产权是史某个人所有的财产，现史某明确表示自愿将此部分产权赠与殷某4。该文书原告史某、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签字并委托河北佳诚律师事务的律师见证。 原审认为，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作为原告史某的子女，对原告负有赡养扶助义务。三被告人以曾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为由主张尽到了赡养义务，原审法院查明三被告人主张的遗赠抚养协议共涉及三份相关协议，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扶养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民或集体组织，而本案当事人签订协议约定的扶养主体系法定继承人，因此该三份协议不应是遗赠抚养协议，也不适用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该三份协议虽不是遗赠抚养协议，但是根据该三份协议的内容以及社会风俗习惯，该三份协议中包含了原告及被告三位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殷风林的房屋份额放弃继承，第三人作为继承人取得上述继承人放弃的房产份额并分别支付给被告三位继承人4万元，原告将自己的房屋份额赠予第三人，第三人接受该赠予并承诺独自承担原告的生活费，上述权利义务的安排符合我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分家协议的安排习惯，且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因此，上述协议中关于生活费的约定可以视为就履行赡养义务达成的协议。但赡养义务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三被告人答辩状中亦称“虽然签订了该协议，但是三答辩人并没有放弃赡养母亲而是积极的赡养老人”，原审法院肯定三被告人作出的该意思表示。对于“生老病死由第三人殷某4一人承担，不会因赡养问题起诉”的约定，原审法院认为该约定有悖风序良俗，约定无效。另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义务包括了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三种，本案三份协议中仅是对生活费做了约定，因此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三被告人仍需要履行，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原告主张的赡养费实质上为每月的生活费，因此原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赡养费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第三人殷某4已履行了与其取得赠与相当的赡养义务，且明显没有能力独自赡养好原告史某，那么原告史某可以向法院提供证据再次主张。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原告提交了2014年3月26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夕阳红（住院）登记表优惠后费用11779.26元，2011年8月22日石家庄心脑血管病医院住院费用收据自付1688.6元。2017年5月20日市三院收费票据个人自付8681.07元，个人自费202元，原告主张的2011年、2014年的费用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2017年的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三被告虽然辩称退休金足以支付其医疗费用，但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已是超过80岁的老人，虽然原告有退休金，但是显然不能石家庄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原告的生活支出相比较，因此对于原告史某主张的三被告自2019年3月起与第三人均摊原告的医疗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017年的医疗费8883.07元原审法院支持由三被告与第三人平均负担。判决：一、判令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第三人殷某4自2019年3月起均摊原告的医疗费用，2017年的医疗费8883.07元由三被告与第三人平均负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殷某3、殷某1、殷某2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三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与原审第三人殷某4作为上诉人史某的子女均对史某负有赡养扶助义务。一审认定本案涉及的三份相关协议，不是遗赠抚养协议，但三份协议的内容中关于权利义务的安排及关于生活费的约定，一审视为就履行赡养义务达成的协议。故对上诉人史某主张三上诉人支付其赡养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史某主张的医疗费，2011年、2014年的费用因已超过一审诉讼时效，一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于法有据。上诉人史某上述意见本院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责任”之规定，史某为80多岁老人，已无劳动能力且多病，作为其子女的各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应当承担赡养义务。对于史某主张的2017年医疗费用、自2019年3月起与原审第三人均摊的医疗费用，一审判决由三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摊并无不妥。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上诉主张上诉人史某有工资足以支付其医疗费不应再承担医疗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史某；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史某负担80元，上诉人殷某1、殷某2、殷某3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立虹 审判员  赵 林 审判员  岳桂恒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