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34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李振球，男，汉族，1954年11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xxxxxx，系张家莲(已死亡)之夫。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李春阳，男，汉族，1979年3月4日出生，住安徽省xxxxxx，系张家莲之子。 委托代理人：王蒙，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健，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 复议机关：安徽省公安厅。 申诉人李振球、李春阳因申请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滁州市公安局）虐待致死赔偿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皖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李振球、李春阳于2018年3月26日以滁州市看守所没有采取救治措施，延误最佳抢救时间，导致张家莲不幸死亡为由申请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滁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滁公赔决字[2018]1号不予赔偿决定。李振球、李春阳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安徽省公安厅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皖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滁州市公安局滁公赔决字[2018]1号国家赔偿决定。李振球、李春阳不服，向安微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赔偿请求为：要求滁州市公安局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50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共计200万元。 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9日，张家莲因涉嫌犯罪被安徽省来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滁州市看守所。入所体检报告显示，张家莲的身体状况符合收押条件。同年9月11日，医生检查发现张家莲血压165/95mmHg，要求张家莲口服降压药，张家莲自称生病从来不需要吃药，多次拒绝服药。管教民警反复做其思想教育工作，并安排监室内其他人员对其多加关注、劝导，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经管教民警和医生、同监人员反复劝说，张家莲同意服药，服药后张家莲血压趋于平稳。2018年1月26日，张家莲血压达180/102mmHg，管教民警提醒张家莲不能停药，张家莲自认为不会生病。2018年2月1日、2月2日6时许，张家莲起床后突感身体不适，出现暂时性意识模糊等情况。经同监室人员报告，巡控民警均及时赶到并带其到医务室检查，经驻所医生诊断及测量血压，要求其按时服用降压药，并叮嘱其起床后不要过快起身。张家莲返回监室后，民警嘱咐其卧床休息，并安排同监室人员予以照顾，同时通过监室内监控视频观察张家莲的生活、饮食、睡眠等情况，均未发现异常。同年2月3日6时19分，张家莲在监室内起床后身体出现不适。6时27分，值班民警带领医生、护士对张家莲的血压、心跳、瞳孔进行常规检查，发现其病情严重，随即提出出所救治。6时33分，值班民警和医生将张家莲送往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途中张家莲有自主呼吸、心跳。6时59分抵达医院后，医院随即进行抢救。10时01分，医院宣布张家莲抢救无效死亡，并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注明张家莲的死亡原因系心脏、呼吸骤停等内容。2018年4月10日，滁州市看守所在与张家莲家属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死者张家莲尸体进行解剖检验鉴定，以查明张家莲身体的损伤部位及具体死亡原因。同年6月26日，滁州市公安局收到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张家莲尸体鉴定意见书（2018年6月19日作出），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张家莲符合在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基础上，肺动脉血栓栓塞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未检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的尸体征象，毒物检验结果示死者血液和胃内容物中均未检出常见毒（药）物成分等内容。张家莲家属对此鉴定意见未表示异议。 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李振球、李春阳因张家莲在滁州市看守所羁押期间死亡向滁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属于刑事赔偿的范围，而刑事赔偿实行严格的法定赔偿原则，只有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滁州市公安局不能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其监管行为与张家莲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滁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看守所视频资料、在押人员谈话记录、在押人员所内就医记录、驻所医务人员交接班记录、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张家莲病例及死亡证明、询问笔录、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张家莲尸体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张家莲死亡原因系因病死亡，排除了暴力等外力作用。在张家莲发病时，滁州市看守所均及时采取了检查、治疗措施，履行了积极及时的救治义务，故张家莲因病死亡的结果与滁州市看守所的监管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滁州市公安局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李振球、李春阳提出的滁州市看守所未给予有效的检查和治疗，有病不给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综上，李振球、李春阳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滁州市公安局滁公赔决字［2018］1号国家赔偿决定、安徽省公安厅皖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据此，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皖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如下：维持安徽省公安厅皖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李振球、李春阳对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皖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其申诉事项为：由滁州市公安局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50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共计200万元。其主要理由为：1.原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依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急性肺栓塞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5)》，肺动脉造影是诊断肺动脉血栓栓塞的“金标准”，除此之外尚有动脉血气分析、血浆D-二聚体、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胸部X线平片、CT肺动脉造影、放射性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磁共振肺动脉造影、下肢深静脉检查等检查手段，上述检查手段普通医院均可实施。滁州市看守所在张家莲连续出现昏迷症状后，只是带至监所内的医务室，由驻所医生给受害人测量血压，未采取有效的检查措施，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第二，医学教科书载明，“未经治疗的肺栓塞病死率达60%以上，而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者，病死率可以降至2%-8%”。滁州市看守所在张家莲连续出现昏迷症状后未采取肺动脉造影、溶栓治疗、血液动力学和呼吸支持等有效的诊疗措施，最终导致张家莲死亡的后果。第三，体位性晕厥是转换体位过程中发生缺血出现的短暂晕厥，如突然站立。而张家莲昏迷都是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发生的，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在相对静止状态且在同一时间段不可能连续发生体位性晕厥。滁州市看守所医务人员认定“体位性晕厥”，违背了基本医学常识，明显属于重大误诊。第四，滁州市看守所医务人员在张家莲出现小便失禁、瞳孔放大严重昏迷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未尽救死扶伤的义务和责任。第五，即使张家莲患高血压且有拒绝服降压药的事实成立，滁州市看守所医务人员明知张家莲出现连续昏迷症状，更应当加以重视，不能草率认为是“体位性晕厥”而不加以检查和治疗，更不能以此作为免除自身责任的理由和借口。2.原决定载明的“滁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看守所视频资料、在押人员谈话记录、在押人员所内就医记录、驻所医务人员交接班记录、滁州市中医院结合医院出具的张家莲病例及死亡证明、询问笔录、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张家莲尸体鉴定意见书等”均未经过质证。滁州市公安局所采取的检查、治疗措施仅为伤口处理、测量血压、服用降压药，有张家莲同室友的谈话笔录为证。滁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张家莲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滁州市看守所的消极不作为剥夺了张家莲获得救治的权利，其行为构成虐待，该虐待行为与张家莲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张家莲被滁州市看守所羁押期间，于2018年2月3日死亡。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张家莲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为“张家莲符合在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基础上，肺动脉血栓栓塞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未检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的尸体征象，未检出常见毒（药）物成分”。该鉴定意见张家莲家属未提出异议，应当予以采信。原决定认定张家莲因病死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家莲因病死亡前，滁州市看守所为其检查身体，给张家莲做工作，要求其坚持服药。在张家莲身体不适、出现暂时性意识模糊等情况时，为张家莲进行诊断及测量血压，叮嘱其起床后不要过快起身，嘱咐其卧床休息，安排同监室人员予以照顾，通过监控观察其生活、饮食、睡眠情况。在2018年2月3日发现张家莲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为其办理出所救治手续。由此可见，滁州市看守所不存在对张家莲有病不治的情形。李振球、李春阳所述滁州市看守所未针对张家莲病情采取肺动脉造影等有效治疗手段等，属于医疗技术的问题，不能证明滁州市看守所对张家莲的监管行为存在过错或者重大过失。李振球、李春阳主张滁州市看守所的行为构成虐待，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听取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并可以进行质证”。张家莲家属对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死亡原因鉴定意见未提出异议，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对滁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视频资料、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未组织质证，不违反法律规定。李振球、李春阳主张滁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滁州市看守所的行为与张家莲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理由不成立。本案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滁州市看守所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对李振球、李春阳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综上，安徽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皖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正确。李振球、李春阳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本案重新审理，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李振球、李春阳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