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1号凯旋名苑3栋。 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军，该局政策工伤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刘倩，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华本，男，196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玉竹，女，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平，女，198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婧怡，女，201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2015年8月28日出生，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婧怡的法定代理人罗春平，身份情况同上。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郑周、刘治安，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陈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华昌杰、段志兰，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因袁本华等四被上诉人诉其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行初1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焰系第三人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集团公司）职工，从事配套工作。原告袁华本及柯玉竹系袁焰的父亲及母亲，原告罗春平及袁婧怡系袁焰的妻子及女儿。2017年9月19日，袁焰随船到上海出差参与7XX-4（A400J）的交船工作。2018年1月23日晚乘坐由上海开往武汉的火车，于2018年1月24日8时左右回到家中。下午17时左右离家后与家人失去联系。2018年1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袁焰被发现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华锦花园619栋后的停车场的私家车内去世，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刑侦大队法医现场勘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南湖街派出所为此出具了《证明》。2018年1月26日，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载明袁焰的死亡原因系猝死，引发原因系心脏病。2018年2月11日，袁焰所在单位即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报告》、《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个人申请书》、袁焰及其亲属的身份材料、公司出具的《证明》、备品备件交接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南湖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材料，申请袁焰的死亡为工伤。被告市人社局于当日受理后，于同年2月27日向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中间产品部主任华畅杰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制作了笔录。经审查相关材料，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008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袁焰申报情形不符合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条件，对其不予认定工伤。同年3月28日，被告市人社局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进行了送达。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原告袁华本等四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市人社局认定袁焰申请的情况不符合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继而不予认定工伤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鄂0102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008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市人社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经被告市人社局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鄂01行终85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被告市人社局到该局下属的武昌社会保险管理处调取了《武汉市工伤事故（职业病）登记表》、《伤残职工工伤认定初审表》以及据此核实了袁焰从火车站下车后的路线路径。经再次调查后，被告市人社局认为袁焰系突发疾病死亡，其从外地出差返汉后回到烽胜路家中，且在当日从此地外出到达建安路的亲属住所，后在建安路居所停车场私家车内突发心脏病，期间来往路线并无工作联系。申请中虽称袁焰出差返回后需要向单位送还材料，但其返汉到达的武昌火车站距其工作单位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在的紫阳路距离仅3公里，而袁焰当日从武昌站到烽胜路家中然后到建安街死亡现场的路线距离已经达到20公里，如其再去单位，其总距离已经超过25公里，显然超过常理。袁焰出差于上午8时回家后，最后外出时间为下午17时，在长达10小时内并未从事任何工作，也未就在此时间交接材料和其上级领导进行联系，不能认定其当日死亡系在从事工作岗位工作。综上，袁焰死亡不能认定尚属于因工外出期间，也不能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其工伤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条件。2019年2月11日，被告市人社局再次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9）第00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袁焰的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9）第00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原告袁华本等四人诉至原审法院，诉请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9）第00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作为本市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袁焰系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职工，从事配套工作，2017年9月在单位随船出差，参与7XX-4舰的交船工作。虽袁焰于2018年1月23日晚乘坐由上海开往武汉的火车回到家中，但因还未履行销假手续，故应当认定还仍处于因工外出期间，其死亡时间属于工作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的，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袁焰虽被发现死于其私家车内，但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袁焰系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故原告袁焰的死亡符合因工作原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及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被告市人社局受理第三人武船集团公司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认为袁焰申报的情况不符合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继而不予认定工伤的行为，属事实依据不充分。综上，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9）第00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依据不充分，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9）第00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袁焰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是否履行销假手续作为是否仍在因工外出期间的标准错误，袁焰系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并非死因不明，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证明袁焰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举证责任。综上，袁焰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不应认定为工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四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具有作出本案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袁焰2017年9月因公出差，于2018年1月24日回家，未履行销假手续，袁焰当日下午五点左右离家准备开车前往单位，后被发现死于车中。袁焰家属及用人单位均声称袁焰当日离家是为单位送材料，则袁焰死亡时处于工作时间并且在从事与其岗位有关的工作，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视同工伤情形。上诉人再次认定其不属于工伤，明显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平 审判员  俞震 审判员  沈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王瀚 书记员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