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10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吉松，男，196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初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罗开勇，云南天外天（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吉芬，女，195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吉凤，女，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初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陈正勇，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璟，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5321017846362098。法定代表人成泰锷，该办事处主任。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枫园路33号。原审被告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530602C680105365。法定代表人周兆斌，该社区主任。住所地：昭通市昭阳区。原审第三人李吉顺，女，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李吉松与被上诉人李吉芬、李吉凤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5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通知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及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李吉芬、李吉凤与李吉松、李吉顺系兄弟姐妹关系。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户主系父亲李国祥（李吉芬、李吉凤、李吉松、李吉顺之父），土地承包人口包括：父亲李国祥、母亲孔令英、女儿李吉芬、李吉顺、李吉凤、儿子李吉松6个承包人口。李国祥、孔令英已去世，根据昭阳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委员会的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规定，安置对象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已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在编在册人员不属于安置对象，李国祥、孔令英属于安置对象，每个承包人口可分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的住宅。按照政府的现行安置政策，李国祥、孔令英可在各分得90平方米的住宅后，对相差的60平方米住宅，如继续选择住宅的，政府按1:3的比例安置住宅；如果选择商铺，政府按1:1的比例安置商铺，无论选择住宅或者商铺，其建设成本由选择人员自己承担。因李吉芬、李吉凤与李吉松、李吉顺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故承包人口李国祥、孔令英的安置未能最终确定。2010年5月24日，昭通市公安局龙泉派出所发放的户籍簿中，李国祥属于户主李吉凤一户的家庭成员。2019年9月19日，李吉芬、李吉凤诉至法院。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法律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是以户为承包主体。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结合本案，李吉芬、李吉凤、李吉松、李吉顺系李国祥、孔令英所生子女，2010年，李国祥系承包户主李吉凤户下的家庭成员，李国祥作为承包人口所获得的安置补偿利益属于李吉凤全户人员共同共有的财产性利益。李吉凤在获得本户其他家庭成员授权或许可后主张由李吉芬、李吉凤、李吉松、李吉顺平均分配，符合自由处分原则。对承包人口孔令英的户籍情况，李吉芬、李吉凤、李吉松、李吉顺均未举证予以证实。李吉芬、李吉凤主张由其与李吉松和李吉顺平均分配父亲李国祥、母亲孔令英的安置补偿利益，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本院予以支持。李吉芬、李吉凤主张由李吉松支付其父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24000元，因李吉芬、李吉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房屋权属状况，故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李吉芬、李吉凤与李吉松、李吉顺平均享有承包土地人口李国祥、孔令英所获得的政府安置补偿利益；二、驳回李吉芬、李吉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40元，减半收取4420元，由李吉芬、李吉凤与李吉松、李吉顺平四人各负担1105元。一审判决书送达后，被告李吉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602民初55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分摊上诉人为父母安葬事宜所花费用人民币31526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李吉凤户口簿复印件、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认定李吉凤属于官坝社区十一组李国祥一户成员错误。李吉凤虽在1982年承包土地时与李国祥系同一户，但其已出嫁，早已将属于自己的土地分割出去，不再是李国祥户内人员。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根据[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认定安置对象是以1982年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该文件仅是规定以1982年人口数量为标准确定分配，一审忽略了被上诉人已出嫁，不再是该户成员事实将未与父母同户生活的出嫁女认定为一户成员。违背事实和法律。一审根据[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认定的法律事实安置补偿方案，这个安置补偿方案仅是预案，不是最终定论，属于不确定事实，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三、一审遗漏关键事实，即使判决由子女均分补偿，也应当在补偿财产中扣除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和安葬义务子女支出的费用。本案中上诉人长期同父母李国祥、孔令英生活直到老人去世，共计花费315260元。被上诉人未尽照管、赡养义务，未出安葬费用，且近期父母坟墓面临迁埋，将产生高昂费用，被上诉人应分摊。一审判决遗漏了该事实，片面判决均分老人安置利益，违背法律。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理解错误，本案中，李吉凤户籍虽还在案涉集体经济组织中，但其早已外嫁，已不属于上诉人父母户内人员。李吉芬户籍不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其已外嫁既不属于案涉集体经济组织一员，也不属于父母李国祥户内人员。综上，一审判决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或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吉芬、李吉凤二审未作答辩。上诉人除对原审认定的案涉安置补偿方案及原审采信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及第十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等事实有异议外，还提出原审未认定其为父母生养死葬花费315260元及未判决在补偿财产中先行扣除该费用属遗漏关键事实，对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李吉松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吉松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李吉松的身份信息。2、署名为李吉祥和陈科文的证明各一份、李吉松的说明一份、卖墓地协议一份、收据一份、买地合同一份。欲证明李吉松为父母安葬事宜共花立碑费92600元、坟地费79200元、棺木费19460元、办理丧事费124000元，共计315260元。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李吉芬、李吉凤对证据1未提出异议，对证据2认为，对署名为李吉祥和陈科文的证明不认可，父亲的棺木是李吉凤和李吉芬共同购买的，母亲的棺木是父母亲自己拿钱买的。对李吉松的说明，三性不认可，父母亲没有住过一天医院，不存在护理费用的问题。对卖墓地协议三性不认可，上诉人确实跟父亲买了墓地，但父亲的墓地是4600元，母亲的墓地是队上的地，没有出钱。对收据的三性不认可，认可为父亲打碑花费15800元，因为老人的征地补偿款被李吉松领了，因此，这15800元的打碑钱确实是李吉松出的。对买地合同的三性不认可，上诉人的爷爷奶奶迁坟相关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爹和三叔的事。李吉顺对陈科文和李吉祥的证明认为是真实的，对李吉松的说明认为隔得远，情况不清楚。对卖墓地协议认为李吉松跟吴家买墓地，最开始是3000多元买，后来吴家不答应又添钱，具体添了多少不清楚。对收据认为打碑是事实，但是具体花费多少不清楚。对卖地合同认为该卖地合同确实是迁爷爷奶奶坟的事情，但是李吉松与大爹家的儿子一起共同承担该笔费用。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被上诉人李吉芬、李吉凤不认可，李吉顺质证中对具体花费的金额又表示不清楚，加之，上诉人所称父母安葬产生的费用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政府拆迁补偿利益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审对案涉安置补偿方案的认定是否恰当。2、原审对证据的采信是否恰当。3、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结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原审对案涉安置补偿方案的认定是否恰当的问题。首先，案涉的安置补偿方案[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李吉松在原审质证中明确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审中经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质证，均对该份文件的三性无异议，表明该份文件目前生效并实际适用。其次，上诉人所称该份文件仅是预案，具有不确定性，不能采用，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涉及的安置补偿方案恰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原审对证据的采信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采信李吉凤户口簿复印件、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认定李吉凤属于官坝社区十一组李国祥一户成员错误，因李吉凤虽在1982年土地承包时与李国祥是同一户口，但现已出嫁，不再是同一户内人员。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吉凤户口簿复印件与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证实内容不同，李吉凤户口簿复印件是居民户口簿，仅能证明2010年李国祥与李吉凤系在同一户内进行了居民户口登记，而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官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是以李国祥为户主进行承包土地，承包土地人口李国祥、孔令英、李吉芬、李吉凤、李吉顺、李吉松。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1982年是以其父亲李国祥为户主进行承包土地的事实也未提出异议，故此后双方的户口登记情况发生变化，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规定，并不会必然导致1982年土地承包情况的变化，原审采信上述两组证据并不矛盾，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原审判决在理由部分认定2010年李国祥系承包户主李吉凤户下的家庭成员与上述证据记载承包土地的户主为李国祥的事实不相吻合，本院对原审认定的该部份事实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三，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恰当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的规定，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决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与一般的继承不同，承包期内部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并不导致家庭承包户的消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也未终止，故承包地也不发生继承。征地补偿利益属于对承包人口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不属于承包收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公民个人遗产范围。故案涉的李国祥、孔令英的征地补偿利益不属于遗产，应由承包该土地的承包人口平等享有。基于本案涉及的征地补偿利益不属于遗产范围，也就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的问题。其次，根据案涉的安置补偿方案[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本案中征地拆迁补偿是以1982年土地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结合原审查明的事实，即1982年李国祥户共有土地承包人口六人，分别是父亲李国祥、母亲孔令英、女儿李吉芬、李吉顺、李吉凤、儿子李吉松，现李国祥、孔令英已去世。可知李国祥一户的承包地现在的承包人应是李吉芬、李吉顺、李吉凤、李吉松四人。案涉的征地安置补偿利益也应由李吉芬、李吉顺、李吉凤、李吉松四人平等享有。至于上诉人所称父母安葬产生的费用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政府拆迁补偿利益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案解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原审判决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有误，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本案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40元，由李吉松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王正云审判员  肖荣蓉审判员  杨稳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蔡国灯书记员文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