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7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建锋，男，197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祥月，（邱建锋妻子），女，198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丽，广东能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友安，男，198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广东三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娟，女，198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根群，女，196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友平，女，198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广东三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建锋、徐友安因与被上诉人林娟、谢根群、徐友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建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返还邱建锋门店押金20000元、房屋押金3000元及承包款4800元，共计27800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徐友安的个人财产，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徐友安一审主张涉案租赁房屋为其个人出资所建，但对建设房屋的所有收据、凭证，均无法提供，理由是其在外务工多年，早已丢失。但实际上，徐友安一直在始兴租赁房屋的附近居住和生活，并未外出务工。所以徐友安并非是涉案租赁房屋的出资建设人。2.林娟、谢根群、徐友平提供的电费缴纳账户，也是在徐建雄病重和去世期间2个月的缴费凭证，而并非租赁以来所有的电费是由徐友安缴纳。3.始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核查《拆除违法建筑登记表》过程中，仅是对涉案房屋所属的户主进行登记，而非对房屋的所有权所属个人进行登记。此时是在徐建雄病重和去世期间，徐友安肯定以自己是户主的名义，确定并领取涉案租赁房屋的搬迁补偿款及其他为徐建雄所有的搬迁补偿款。故《拆除违法建筑登记表》并非涉案房屋的权属依据。4.邱建锋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与徐建雄签订《房屋承包合同》和《门店承包合同》，自一审开庭前，徐友安从未向邱建锋主张过涉案房屋为其个人出资所建。甚至对邱建锋多次请求返还押金时，也从未陈述过涉案房屋为其个人所建，系其个人财产。且从徐友安一审庭审的陈述来看，徐友安所称建设涉案房屋时已经结婚，假设是其出资建设的房屋，其所建是其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家族共同财产，也还有待查实。5.在邱建锋租赁期间，徐建雄提供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给邱建锋，该合同的承租方是徐建雄的妻子谢根群，而非徐友安。故徐友安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可能是徐建雄去世后，徐友安与村委会重新签订的。假使是徐友安承租的土地，也不必然就可以认定该土地上的房屋为其个人所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徐友安对其主张的涉案房屋为其个人所建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的证据是林娟、谢根群、徐友平提供，而非徐友安提供。徐友安不仅未提交建设房屋的相关凭证，或者房屋权属的有效凭证，也未提交任何的证据证实其主张。而邱建锋已经提供两份租赁合同，可以证实涉案房屋是徐建雄个人所有的财产。故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房屋为徐友安所建的证据不足，徐友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徐友安、谢根群、徐友平未继承徐建雄遗产，无需返还邱建锋的租金和押金，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如前所述，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徐友安主张的涉案房屋为其所建，是其个人财产。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房屋的搬迁补偿款属于徐友安个人财产，也是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的。且徐友安、谢根群和徐友平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是否继承了徐建雄的财产，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本案的证据，涉案房屋应为徐建雄个人财产，据此获得的搬迁补偿款也属于徐建雄的遗产，作为继承人的徐友安、谢根群和徐友平应在遗产继承的份额内，对本案徐建雄应返还的租金和押金共计27800元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三、一审法院未认定林娟和徐友安也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以后，因为徐建雄病重故其未再亲自找邱建锋收租，均是林娟上门收取租金和电费，并将徐建雄签好字的收据交付给邱建锋。甚者，在2019年2、3月的租金和电费收据是林娟所出具。涉案租赁合同虽然是邱建锋与徐建雄签订，但徐友安和林娟从2017年开始收取租金和电费，即视为徐友安和林娟为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和受益人。徐友安和林娟享受收取租金和收电费的合同权利，却不承担返还租金和押金的合同义务，明显违反“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一审判决认定林娟是代为收取租金，不应承担本案租金和押金的返还义务，明显是显失公平的认定。林娟和徐友安作为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也应当对租金和押金承担返还的责任。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口头答辩称，1.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都不是本案涉案合同的适格主体。邱建锋提供的《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出租人都是徐建雄，相关的收据都是徐建雄出具，徐建雄已于2019年5月去世，此合同因出租方徐建雄的去世已不存任何的相关利益。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房屋承包合同》和《门店承包合同》均没有物业产权登记资料，故依法属于无效合同。再根据徐友安提交的《荒山地租赁合同》证明涉案房屋和门店均在徐友安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合同明确徐友安是可以在承包的土地上建厂房，证明邱建锋所租赁的房屋属于徐友安，因此邱建锋所承租的房屋不属于徐建雄所有。邱建锋要求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返还相关的房屋租赁押金以及租金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邱建锋要求支付23000元的拆违补偿费用更是没事实和法律依据。徐友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驳回邱建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无须向邱建锋支付搬迁补偿款23000元及相应利息。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邱建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徐友安与邱建锋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徐友安对案涉地块享有用益物权，对案涉地块所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涉案地块系徐友安于2011年5月30日通过与始兴县************(以下简称高椅坑村)签订的《荒山地租赁合同》所得，与徐建雄无关，涉案建筑物也系徐友安个人出资所建，不属于徐建雄的遗产范围，虽然徐建雄将涉案房屋租赁给邱建锋，但产权并不属于徐建雄。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和铁皮瓦均由徐友安搭建，与邱建锋无关。邱建锋仅凭其自制、捏造的两份《收据》不足以证明该铁皮瓦的违建系由邱建锋加盖的，原审判决认定邱建锋自费18400元雇请他人对租赁房屋加盖了230平方米铁皮瓦完全与事实不相符合。这与该判决所认定“2019年4月26日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国道G323线汽车站至韶赣铁路段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对违建房屋进行处理，并采取以下方式作适当的搬迁补贴：（1)……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给予搬迁补贴……”前后矛盾。换而言之，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即使存在邱建锋在租赁期间加盖铁皮瓦一说，邱建锋已从实际占用的租赁房屋或者是门店中获取了使用价值，并产生的收益，而政府的搬迁补偿方案中，是按照涉案建筑物的占地实际面积进行计算的，这与邱建锋提交的《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中第八条约定正好相符合，邱建锋在未经徐建雄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租赁房屋或者门店进行改建，已实施的房屋或门店改建部分，在合同终止后无偿归徐建雄所有。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徐友安的合法权益。邱建锋与徐建雄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不能约束徐友安，徐友安与邱建锋之间无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徐友安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邱建锋主体不适格，其无权向徐友安主张任何款项的返还和补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死亡的，应视为合同自然终止，合同的终止时间仍以出租人死亡之日为准。邱建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地块是徐友安个人出资所建，其自建的房屋所领取的搬迁款当然不能用于偿还本案的债务，按照《国道G323线汽车站至韶赣铁路段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涉及的搬迁补偿方案可知，涉案建筑物（包括房屋与门店）不因邱建锋加盖与否而产生了补偿费用的增值效应，政府部门均按照涉案地块的涉案建筑物占地面积进行计算和补偿搬迁费用，而非按照涉案房屋和门店的实际价值计算搬迁补偿款。再依据徐友安与高椅坑村签订的《荒山地租赁合同》约定，对国家征收的征地款归始兴县******高椅坑***所有，青苗赔偿归徐友安，换而言之，其占用面积的涉案建筑物的赔偿归徐友安所有。邱建锋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徐友安返还拆迁补偿款23000元给邱建锋，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租赁合同虽然无效，但租赁事实存在，邱建锋也按约支付了相应的租金、押金给徐建雄。涉案房屋是徐建雄同意，并由邱建锋出资加盖230平方米铁皮瓦，由此在拆迁补偿中按照每平方米100元补偿了23000元给徐友安。徐友安也主张，其非《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不享有合同的权利。则因承包合同所产生的23000元的拆迁补偿款，徐友安是不当得利人或者获益人，故应当如数返还给邱建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徐友安主张涉案租赁房屋为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邱建锋二审补充提交了从始兴县**监督管理局调取的邱建锋开的始兴县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资料：《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门店承包合同》、《证明》材料中，有始兴县*******民委员会于2016年10月8日盖章证明，涉案租赁的房屋权属于谢根群。谢根群也与邱建锋签订《门店承包合同》，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租赁给邱建锋使用，故谢根群也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2.谢根群是涉案房屋的共同所有人，与徐建雄又是夫妻关系，租金和押金均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故谢根群应当返还涉案房屋押金和租金给邱建锋。3.涉案土地是由谢根群跟始兴县*******民委员会高椅坑村小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所以在邱建锋进行工商登记时，村委会才要求只能盖章证明涉案房屋是谢根群所有。徐友安提交的《荒山地租赁合同》很可能是补签或者伪造的。假使涉案房屋所占的土地是真实为徐友安承包的，土地权属也不等同于房屋权属。徐友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房屋的所有人，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退一万步来说，如无法查实涉案房屋是徐建雄和谢根群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徐友安个人财产，综合本案的证据，也应认定涉案房屋为家庭共同所有的财产。那作为涉案租赁房屋的共同受益人的家庭成员：徐友安、谢根群、林娟，均应负有返还涉案房屋租金和押金的义务。邱建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邱建锋与徐建雄、徐友安、林娟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2、判令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返还邱建锋门店押金20000元、房屋押金3000元及承包款4800元，共计278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5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3、判令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偿还邱建锋补偿款23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5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3日，徐建雄（已于2019年5月24日去世，系徐友安、徐友平的父亲，林娟的家公、谢根群的丈夫）与邱建锋签订《房屋承包合同》，将位于始兴县*******高椅坑组九呈坑面积为200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邱建锋销售农机，双方约定，租赁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35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月1600元，上半年租金于当年的1月1日付清，下半年的租金则于当年的7月1日付清，并由邱建锋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保证金3000元给徐建雄；《房屋承包合同》第七条及第八条还分别约定，租赁期内，如因政府拆迁、整体改造等政策引起产权变动时，徐建雄应提前三个月通知邱建锋，并终止合同的履行，邱建锋在未经徐建雄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租赁房屋进行改建，已实施的房屋改建部分，在合同终止后无偿归徐建雄所有。《房屋承包合同》履行期内，邱建锋向徐建雄支付了保证金3000元，并将租金支付至2019年6月份。2016年5月2日，徐建雄又与邱建锋签订《门店承包合同》，将同样位于九呈坑的六间门店（面积合计为240平方米）租赁给邱建锋使用，双方约定，租赁期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29年6月30日止，租金为每月4166元，由邱建锋于上一月前缴清下一月的租金，并由邱建锋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保证金20000元给徐建雄，《门店承包合同》同时于第七、八条还作了与《房屋承包合同》第七、八条内容一致的约定。《门店承包合同》履行期内，邱建锋向徐建雄支付了保证金20000元，并将租金支付至2019年3月份。2016年6月20日，邱建锋自费18400元雇请他人对租赁房屋加盖了230平方米铁皮瓦。2019年4月26日，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国道G323线汽车站至韶赣铁路段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决定对违建房屋进行处理，并采取以下方式作适当的搬迁补贴：“（1）自接到交运、住管、太平镇等职能部门下发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或其它责令改正的法律文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拆除搬迁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给予搬迁补贴；……。”徐友安于2019年5月18日至24日期间，自行将位于九呈坑（五里山K300+700左）总建面积为1251.3平方米的违建房屋予以拆除，拆除的违建房屋包含了邱建锋承租的涉案房屋及邱建锋加盖的230平方米铁皮瓦。2019年8月14日，徐友安收取了搬迁补偿款125130元。另查实，涉案租赁房屋坐落的九呈坑地块系由徐友安于2011年5月30日从高椅坑村民小组处承包所得，租赁房屋的电费缴纳账户也系由徐友安以其名义所开户，徐友安于庭审时承认，其妻子即林娟收取了2019年2、3月份的租金。邱建锋于庭审时明确，因其于2019年3月份搬离了涉案租赁房屋，故其主张返还的4800元租金是指其已缴交的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的三个月租金。再查实，徐建雄生前与谢根群育有一子徐友安一女徐友平。该院经向始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核实，政府支付的搬迁补偿款包含了邱建锋所加盖的230平方米铁皮瓦违建面积。现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以涉案两份租赁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订，且涉案租赁房屋系徐友安个人出资所建，而非徐建雄的遗产为由，拒绝退还邱建锋诉请的租金、保证金及搬迁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对于邱建锋的第一项诉请，是否予以解除涉案两份租赁合同，首先要对两份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从查明的事实可知，徐建雄出租给邱建锋的涉案房屋均属违建物，且被政府部门责令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徐建雄与邱建锋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及《门店承包合同》均属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而合同的解除必须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故邱建锋诉请解除上述两份租赁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此不予支持。对于邱建锋的第二、三项诉请，因徐建雄与邱建锋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及《门店承包合同》无效，徐建雄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租金及保证金应予返还邱建锋，但由于邱建锋已实际占用租赁房屋并从中获得使用价值，该使用价值又无法返还给徐建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邱建锋对其占用租赁房屋期间的使用费，也应支付给徐建雄，虽然租赁合同无效，但对租金数额的约定属双方的合意表示，故邱建锋应支付的使用费数额，该院亦认定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数额为准，结合邱建锋的第二项诉请，涉及返还的款项仅为《房屋承包合同》中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的租金4800元及保证金23000元，对该两笔款项，本应由徐建雄来承担返还义务，但因其已过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的规定，应由徐建雄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徐友安、谢根群、徐友平以徐建雄的遗产实际价值来进行偿还，基于此，应先认定涉案租赁房屋的所有人是徐建雄还是徐友安，如涉案租赁房屋的所有人是徐建雄，则房屋属于徐建雄的遗产，那么政府支付的搬迁补偿款亦应作为徐建雄的遗产用于偿还上述债务，如涉案租赁房屋的所有人是徐友安，则房屋属于徐友安的个人财产，徐友安基于其自建房屋所领取的搬迁补偿款部分则不应用于偿还本案债务。从查明的事实可知，租赁房屋坐落地块系由徐友安承包使用，且租赁房屋的电费缴纳账户也系由徐友安以其个人名义所开户，再结合邱建锋调取的《拆除违法建筑登记表》，违建房屋登记的当事人也是徐友安，搬迁补偿款亦是由徐友安直接领取，综合上述事实，应可认定涉案租赁房屋系由徐友安个人出资所建，故徐友安因其自建房屋部分所领取的搬迁补偿款属其个人财产，不应用于清偿本案债务，且根据邱建锋提交的租金收费票据显示，租金的实际收取人是徐建雄，与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无关，而徐友安自认的其妻子林娟所收取的2019年2、3月份的租金，基于上述分析，也用于了抵扣邱建锋的租赁房屋使用费，而无需进行返还，在本案无法查实徐建雄留有个人遗产的情况下，徐友安、谢根群、徐友平无需对邱建锋第二项诉请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于林娟，则更无法律依据来判定由其来偿还本案债务，故对邱建锋的第二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于房屋搬迁补偿款23000元应否返还的问题，根据邱建锋提交的票据可证实，邱建锋于租赁期内在涉案租赁房屋加盖了230平方米铁皮瓦，该房屋铁皮瓦的搬迁补偿款23000元已由徐友安收取，对该款项，徐友安同样是基于两份无效租赁合同所得，在徐建雄已去世的情况下，徐友安作为直接获益人及不当得利人，应将搬迁补偿款23000元返还给邱建锋；至于该款项的利息支付问题，邱建锋实际上主张的是逾期付款利息，对此应予支持，但从徐友安提交的银行收款记录来看，徐友安收取搬迁补偿款的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故邱建锋应从2019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利息，对邱建锋主张超出部分，则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友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邱建锋搬迁补偿款23000元，并自2019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邱建锋支付逾期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邱建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邱建锋、徐友安的上诉意见，对本案争议焦点分述并评析如下：一、邱建锋是否为本案合格原告。邱建锋在履行与徐建雄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过程中，因承包的涉案房屋、门店是违法建筑被拆除，邱建锋认为徐友安领取的相关补偿款中有一部分应属于其所有，及要求徐友安返还履行上述两份合同交的保证金和多付的承包费而提起本案诉讼，即邱建锋与徐友安发生争议，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邱建锋是本案的合格原告。二、邱建锋请求徐友安、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返还邱建锋门店押金20000元、房屋押金3000元及承包款4800元，共计27800元及利息应否支持。邱建锋为了承包经营涉案房屋、门店，与徐建雄签订《房屋承包合同》和《门店承包合同》，支付了门店押金20000元、房屋押金3000元给徐建雄。因当地政府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将涉案房屋、门店被列入拆除范围，导致邱建锋于2019年3月份搬离涉案房屋、门店，双方不能继续履行上述两份合同，徐建雄应退还押金23000元和多收取的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的承包费4800元给邱建锋，但徐建雄生前未退还押金和承包费合计27800元给邱建锋。鉴于徐建雄是发包涉案房屋、门店给邱建锋承包经营而收取邱建锋的押金和承包费，而徐友安是基于徐建雄已经去世而领取了当地政府给予的涉案房屋、门店相关搬迁补贴。故对于徐建雄未退还押金和承包费合计27800元，应由徐友安在领取的涉案房屋、门店搬迁补贴中支付给邱建锋。徐友安拒绝返还该款项给邱建锋没有法律根据，故应从邱建锋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9年10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给邱建锋。至于涉案房屋、门店是属于徐友安或徐建雄个人所有，或属于徐友安、徐建雄共同所有，并不影响邱建锋请求徐友安在领取的涉案房屋、门店搬迁补贴中支付徐建雄应退还的押金和承包费。林娟、谢根群、徐友平不是上述相关搬迁补贴的领取人，邱建锋请求林娟、谢根群、徐友平共同返还房屋、门店押金和承包费及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徐友安主张无须向邱建锋支付搬迁补偿款23000元及相应利息理由是否成立。根据始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的《拆除违法建筑登记表》显示，在徐友安领取的搬迁补偿款中包括铁皮瓦的搬迁补偿款23000元。徐友安主张铁皮瓦是其建的，提供其与高椅坑村签订的《荒山地租赁合同》加以证明；邱建锋主张是其建的，提交了承建人出具的票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结合徐建雄将涉案房屋、门店发包给邱建锋经营，签订的《房屋承包合同》《门店承包合同》约定的发包标的没有铁皮瓦，而加建铁皮瓦是为了扩大邱建锋经营场地、方便经营，以及在邱建锋承包经营后徐友安还会为了邱建锋的经营收益而加建铁皮瓦的可能性极小的实际情况，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铁皮瓦是邱建锋建的，予以认同。据此，徐友安占有该款项没有法律根据。徐友安主张无须向邱建锋支付搬迁补偿款23000元及相应利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邱建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限徐友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房屋、门店押金及承包款合计27800元及利息（利息以27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邱建锋；四、驳回邱建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5元，财产保全费528元，合计1063元，由徐友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0元，由邱建锋负担495元，由徐友安负担375元。邱建锋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106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限徐友安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10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庄少山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