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15民初28546号原告：朱佳，男，198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风涛，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飞飞，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朱士增，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淑申，女，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魁，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佳与被告朱士增、被告王淑申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朱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朱佳与朱士增、王淑申于2019年1月4日签署的赠与合同，即《房屋分配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士增、王淑申承担。事实与理由：朱佳与朱士增系父子关系，朱士增与王淑申系夫妻关系；因瀛海镇搬迁腾退还绿项目的开发建设，搬迁方要求朱佳腾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19号的1套宅院（以下简称19号院），并与朱佳签署了相关腾退安置协议及购房协议；2019年1月4日，在进行具体腾退时，朱佳与朱士增、王淑申签署《房屋分配协议》，协议约定安置房将由朱佳分别赠与朱士增1套、王淑申1套；截至目前，朱佳并未将赠与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朱士增、王淑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朱佳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朱士增、王淑申共同辩称，不同意朱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争协议是分家析产协议，不是赠与合同；19号院宅基地上的房屋多数是朱士增、王淑申出资建设的，因为朱佳是户主，所以以以朱佳的名义办理的拆迁协议等手续；在拆迁时是以家庭户为单位拆迁，朱士增、王淑申也是被拆迁人，也是19号院的被安置人口；据此，朱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佳系朱士增之子；朱士增、王淑申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3年1月29日登记结婚；朱宝玉、滕玉芹（亦写作滕玉琴）夫妇共生育长子朱士增、次子朱士永、长女朱士玲、次女朱士臣、三女朱宏丽5名子女；朱宝玉于2009年4月6日死亡；滕玉芹于2004年7月8日死亡；朱佳、朱士增、王淑申的户籍住址均为19号院，3人同在一个居民户口簿内，朱佳系户主，3人均系非农业家庭户。19号院原系祖宅；针对19号院颁发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使用证载明户主姓名为滕玉芹，占地时间为1980年4月，宅基地长17.5米，宽18.54米，面积为0.47亩，占地类别为非耕地316.5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316.58平方米，其中正房5间105平方米。关于19号院内房屋建设情况，朱士增、王淑申陈述称19号院内北房5间（实际为5间房屋的地，只建设了4间房屋）老房系朱宝玉、滕玉芹所建，在2003年由朱士增、王淑申出资建设9间房屋，在2006年由朱士增、王淑申出资建设6间房屋；就其主张，朱士增、王淑申提交大兴区瀛海镇规划建设管理科于2013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朱士增、王淑申及儿子朱佳、儿媳于淼长期居住在19号院，该院落属于朱士增的自有住房）、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笃庆堂村委会）于2013年3月11日出具的《共同居住证明》（载明朱士增于2003年1月29日与王淑申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居住在19号院）、建房户朱士增与笃庆堂村委会等签订的《村委会与建房户管理协议》、加盖笃庆堂村委会公章的《大兴区个人建房申请审批表》（审批时间为2006年7月20日，申请人为朱士增，人口为4人，建房原因为院内建房）、《北京市房屋租赁许可证》（即《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载明出租人为朱士增，房屋坐落为19号院，租赁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出租面积为30平方米，加盖大兴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等印章）、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土地管理科于2003年5月10日审批的建房证（载明申请人为朱士增，有涂改痕迹，原姓名无法辨认，人口为5人，现有房屋面积为105平方米，建房原因为院内建房，建房用途为居住，建房面积为204.21平方米，图中显示原有房屋为北房，新建房屋为西厢房与南房连为一体的“L”形房屋）、杨宝发等11位村民联合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19号院内除朱宝玉、滕玉芹原有的4间北房以外，其他院内外所有房屋均由朱士增于2003年、2006年建造）、李得新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李得新自2000年至2013年居住在笃庆堂做建筑行业，19号院除原有老房外都是李得新给建的，在2003年和2006年院内和院外建房都是朱士增找李得新建造的，建房款也都是朱士增支付）、朱士增自行制作的建房支出记录等；朱佳陈述称其系基于朱宝玉、滕玉芹的遗嘱、房产继承协议而获得19号院全部拆迁利益，2006年19号院内只有5间老房，至拆迁时，院内的房屋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除了拆迁档案中的1号、2号、6号房屋属于朱佳继承的5间房外，其余房屋系非法建筑。2018年，19号院被搬迁腾退；针对19号院搬迁，朱佳（被搬迁人、乙方）与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搬迁人、甲方）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4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根据上述协议约定，19号院宅基地面积为324.45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316.58平方米，因搬迁获得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1306137元（其中区位补偿价60783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86460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465373元、其他补偿费46470元）、搬迁腾退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130459元（其中搬家补助费4749元、提前搬家奖励费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51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其他费用24710元），合计1436596元，同时，因朱佳选购4套安置房，以上述款项扣除选购4套安置房的购房价款合计843305.80元，再加上乙方应取得周转费75979元，剩余金额为669269.20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剩余补偿款由朱佳持有，未向朱士增、王淑申分配；上述4套安置房分别为南海家园二里25号楼3单元15层1501号房屋（房屋建筑实测面积为89.82平方米，系二居室）、南海家园四里17号楼2单元17层1702号房屋（房屋建筑实测面积89.46平方米，系二居室）、南海家园四里8号楼1单元2层202号房屋（房屋建筑实测面积为89.77平方米，系二居室）、南海家园六里30号楼4单元9层901号（房屋建筑实测面积为66.19平方米，系一居室）；针对上诉4套安置房屋，现尚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朱士增、王淑申目前居住在上述1501号房屋内，剩余3套房屋由朱佳占有使用。根据本院所调取19号院搬迁腾退档案，其中估价结果通知单及对应的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显示，19号院的合法宅基地面积为324.4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316.58平方米，区位补偿价为60783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86460元（编号1至7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284.12平方米），19号院分为9处房屋，编号1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02.41平方米（系院内最北侧北房，东西长14.95米，南北长6.85米，对应金额位70296元），编号2房屋的建筑面积为9.60平方米（位于1号房屋的西侧南面，东西长3.4米，南北长4米，对应金额为6357元），编号3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01.66平方米（位于2号房屋南侧，东西长14.95米，南北长6.8米，对应金额为67096元），编号4房屋的建筑面积为27.81平方米（在2号房屋东侧，在1号、3号房屋之间，东西长11.35米，南北长2.45米，对应金额17056元），编号5房屋的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在3号房屋的南侧，东西长14.95米，南北长2.35米，对应金额为8222元），编号6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4.41平方米（在1号房屋的东侧，东西长3米，南北长5.65米，对应金额为9544元），编号7房屋的建筑面积14.92平方米（位于院落东部，在6号房屋南侧，与6号房屋间隔2.6米，东西长1.9米，南北长12.05米，对应金额为7889元）；未给予房屋重置成新补偿，但给予院外房补偿款46470元的房屋为8号房、9号房，上述两处房屋均位于院落的东侧南部，8号房位于9号房东侧，两处房屋的面积合计154.90平方米，再加上编号1至7号房屋面积合计284.12平方米，全部房屋面积合计439.02平方米。在搬迁腾退档案中还存档有笃庆堂村委会和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根据宅基地证及遗嘱确定19号院的房屋产权人为朱佳，合法建筑面积以宅基地证载面积为准，不存在任何产权争议和权属不明的情况）、入户清登明细表（载明户主姓名为朱佳，家庭成员为朱士增、王淑申）、朱佳所书写的申请（关于申领停产停业补助等）。2014年，朱士永将朱士增、朱佳以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确认9号院中北房西数4间归朱士永所有；朱士增、朱佳在该案中抗辩称北房4间应该是朱宝玉、滕玉芹所有，朱宝玉留有遗嘱且有继承协议为证，根据协议，诉争房产应该过户至朱佳名下，诉争房屋应归朱佳所有；本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82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19号院中北房西数四间归原告朱士永所有”；朱士增、朱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民终28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经重审，本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6）京0115民初126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十九号院内北房四间（系自北向南数第一排北正房五间中的西侧四间）归原告朱士永所有”；朱士增、朱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16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士永的诉讼请求。2018年，朱宏丽、朱士臣、朱士玲将朱士永、朱士增、朱佳以法定继承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要求按份继承19号院内北房5间；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6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朱宏丽、朱士臣、朱士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朱宏丽、朱士臣、朱士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86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对于朱士增、朱宏丽、朱士臣、朱士玲对19号院内老北房的权利主张，均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在事实查明及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朱宝玉、滕玉芹所留老北房归朱佳所有。在搬迁腾退过程中，2019年1月4日，在案外人张志会的见证下，朱佳与朱士增、王淑申签订《房屋分配协议》；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四套房屋分配如下：朱士增一套二居，王淑申一套二居，朱佳一套二居，另外一套写朱士增名下，待合适的时候卖掉，朱士增、朱佳各得50%”。对该《房屋分配协议》的法律性质，经本院释明，朱士增、王淑申主张为分家析产协议，朱佳主张为赠与合同，并要求本案按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经释明，朱佳主张《房产分配协议》系赠与合同，系其将拆迁所得4套安置房的1套二居室赠与朱士增，1套二居室赠与王淑申，1套二居室在未来的卖房款中的50%赠与朱士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要求撤销赠与，要求按照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本案；而朱士增、王淑申则提出法律关系抗辩，认为《房产分配协议》为分家析产协议，朱佳所提起诉讼案由错误。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对诉争《房产分配协议》的措辞进行文义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而《房产分配协议》载明：“四套房屋分配如下：朱士增一套二居，王淑申一套二居，朱佳，一套二居”等，其中并未出现“赠与”、“赠送”、“无偿给予”、“接受赠与”、“受赠”等措辞，而是出现了“分配”等措辞，不符合赠与合同的通常表述，一般应理解为本案当事人3人对4套回迁安置房之分配约定，更符合分家析产协议的表述习惯。第二，根据生效裁判所认定事实，19号院内老北房归朱佳所有，即使朱佳的老北房系指1、2、6号房屋的主张成立，19号院内3、4、5、7号房屋亦被认定为合法建筑，获得了相应房屋重置成新价等补偿，虽然8、9号房屋被认定为院外房，但也获得了46470元补偿；据此，朱佳的除了1、2、6号房屋外其他房屋均系违法建筑，未获得补偿的主张不能成立，且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朱士增、王淑申参与了19号院内房屋的建设，应系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因搬迁腾退，19号院内房屋等转化为4套安置房及剩余拆迁款，朱士增、王淑申亦系拆迁利益的共有人。综上所述，因全部拆迁利益并非均归朱佳所有，其通过签订《房屋分配协议》将部分房屋赠与朱士增、王淑申的主张不能成立，《房屋分配协议》并非赠与合同；经释明，朱佳坚持要求按照赠与合同纠纷的案由审理本院，对其起诉，应予驳回。对《房屋分配协议》所涉争议，当事人可在确定适合的法律关系后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佳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