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男，汉族，1985年1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无为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琴，女，汉族，1982年6月29日出生，住安徽省无为市，系张伟姐姐。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保童，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陈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琰，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张伟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银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2019）皖0225民初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混淆了专柜租赁和独立商铺租赁之间的区别，导致主体资格认定错误。1、外人很难区分花鹂服饰专柜并非浙江银泰商场经营；2、两者的员工同在一个商场，外人无法区分花鹂服饰专柜员工并非商场员工；3、案渉货款由浙江银泰商场统一收取，张伟有理由相信系与商场发生交易；4、花鹂服饰专柜与商场柜台混为一体，外人无法区分，构成共同交易主体。二、一审判决认定实际收款人是花鹂服饰专柜，属认定事实错误。1、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收款人为浙江银泰公司；2、案渉货款虽系专柜员工领着张伟去交，但不能据此认定实际收款人为花鹂服饰专柜；3、张伟并不知晓商场与专柜的《联营专柜合同》；4、花鹂服饰专柜虽认可商场向其支付了案渉货款，但张伟并不认可。三、一审判决根据《联营专柜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认定专柜经营者为花鹂服饰公司，而非浙江银泰公司，系主体认定错误。1、外人无法辨识王菲菲系花鹂服饰专柜员工而非商场员工；2、《联营专柜合同》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3、微信淘宝关于服装款式、交货时间、货物接收人的约定，仅是合同由谁履行，并不能据此否定浙江银泰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四、一审判决将浙江银泰公司商场与花鹂服饰专柜之间的联营关系认定为租赁关系，并不影响浙江银泰公司为合同主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花鹂服饰专柜撤柜后，张伟可以向浙江银泰公司要求赔偿。五、一审判决根据张伟向浙江银泰公司的投诉来排除浙江银泰公司为合同相对方，显属错误。浙江银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浙江银泰公司与张伟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伟与花鹂服饰专柜订立的买卖合同与浙江银泰公司无关。二、张伟完全知晓花鹂服饰租赁浙江银泰公司专柜进行经营。张伟多次陈述花鹂服饰租赁浙江银泰公司专柜进行经营。三、张伟一直与花鹂服饰通过微信、淘宝等渠道进行沟通，期间并通过浙江银泰公司作为媒介进行合作。不能仅依据货款通过浙江银泰公司pos机进行支付，就认定浙江银泰公司为合同相对方，且案渉货款已全部支付给花鹂服饰公司。四、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五、张伟诉请解除买卖合同，浙江银泰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且也未发生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而花鹂服饰公司多次表示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供货，张伟均予以拒绝，实际违约方是张伟。张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伟、浙江银泰公司解除买卖合同；2、判令浙江银泰公司向张伟返还预付款76323元；3、判令浙江银泰公司向张伟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632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法院判令合同解除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诉讼费用由浙江银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6日，在浙江银泰公司武林商场举办促销打折活动期间，张伟和其姐姐张晓琴与商场内的花鹂服饰E-world品牌专柜的员工王菲菲（聊天记录中称王飞飞）口头协商购买E-world品牌服装，双方约定通过微信联系选择E-world品牌服装的款式、供货的数量、供货时间，并确定货物接收人为盛德菊。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后，张伟根据王菲菲的要求在浙江银泰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支付货款50万元。“银联商户签购单”小票上载明：商户“浙江银泰百货”，卡号62×××73，卡行为工商银行，交易类型为销售，交易日期是“1116”，交易时间是“205839”，交易金额为50万元；浙江银泰公司武林商场收银凭证（小票号为54334010459）的顾客联显示：日期2014-11-16，时间20：58：42，商品品牌E-world,总折扣50万元，总金额50万元，信用卡62×××73，支付50万元。此后，双方通过微信和花鹂服饰E-world旗舰店的淘宝网商谈服装款式的选择、发货数量和发货方式，花鹂服饰公司按照张伟选择的服装和要求供货，后因张伟的服装选择与花鹂服饰公司提供的货源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花鹂服饰公司就余欠的货款未能履行供货义务。另查，浙江银泰公司系一家提供柜台租赁的综合性商场，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日用杂品、针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等；花鹂服饰公司主要经营服饰设计、批发、零售等。浙江银泰公司与花鹂服饰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联营专柜合同》，合同约定浙江银泰公司同意花鹂服饰公司在其商场内设立专柜用于经营E-world品牌女装，提供相关服务，收取分配的收益和服务费用；合同还约定花鹂服饰公司服从商场的统一管理，实行统一交款，专柜销售商品一律交由浙江银泰公司收银台点收，销售收入全部进入浙江银泰公司统一帐户，由其统一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同时约定专柜销售商品的所有权归花鹂服饰公司所有，遇打折及其它方式的促销活动折扣部分由花鹂服饰公司自行承担；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花鹂服饰公司的收件人为“王飞飞”；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2016年3月份，张晓琴向浙江银泰公司投诉花鹂服饰E-world品牌专柜，要求继续发货或退款。2017年2月13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根据张伟的撤诉申请，作出（2016）浙0103民初81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张伟撤回起诉，此案的被告是浙江银泰公司和花鹂服饰公司，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张伟的请求是：1、判令浙江银泰公司立即退还货款152646元；2、判令花鹂服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此案的庭审中，张伟将第一项请求变更为判令浙江银泰公司立即退还货款76323元，浙江银泰公司和花鹂服饰公司共同确认花鹂服饰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从浙江银泰公司商场撤柜，花鹂服饰公司认可浙江银泰公司已给付案涉货款50万元，并确认自2014年11月至2016年5月已向张伟交付价值847354元的货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张伟主张与浙江银泰公司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请求与其解除买卖合同，返还剩余货款。浙江银泰公司抗辩认为，双方之间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张伟在商场购买服装时没有签订合同，只能通过相关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第一、实际收款人是花鹂服饰公司。一是张伟陈述是按照花鹂服饰公司专柜员工王菲菲的要求到浙江银泰公司商场的POS机上交款；二是《联营专柜合同》中约定专柜服从商场的统一管理，销售商品一律交由浙江银泰公司收银台点收，销售收入全部进入其统一帐户；三是花鹂服饰公司认可浙江银泰公司已给付案涉货款50万元。由此可以证实，浙江银泰公司通过商场POS机收取购买者的货款，只是代收款行为，实际收款人是花鹂服饰公司。第二、专柜的实际经营者是花鹂服饰公司。一是张伟陈述与花鹂服饰公司专柜员工王菲菲口头约定了服装的选择方式和交货方式；二是《联营专柜合同》约定专柜销售商品的所有权归花鹂服饰公司所有，遇打折及其它方式的促销活动折扣部分由花鹂服饰公司自行承担；三是张伟确认是通过微信和淘宝网与花鹂服饰公司商谈服装款式的选择、交货时间和货物的接受人；四是花鹂服饰公司已按与张伟商谈的意见交付了价值847354元的服装。由此可以证实，专柜的实际经营者是花鹂服饰公司，花鹂服饰公司是履行供货义务的主体。第三、浙江银泰公司与花鹂服饰公司是专柜租赁关系。虽然浙江银泰公司与花鹂服饰公司签订了《联营专柜合同》，但就其内容来说，浙江银泰公司为花鹂服饰公司在其商场内销售E-world品牌女装提供经营场地，并要求花鹂服饰公司服从商场统一管理，且按约定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可以认定双方并非联营合同关系，而是专柜租赁关系。第四、张伟陈述找浙江银泰公司是为了投诉花鹂服饰公司，要求浙江银泰公司解决其与花鹂服饰公司之间的选货、发货以及退款问题，张伟在与花鹂服饰公司发生纠纷后向浙江银泰公司投诉，可以推定张伟应当知道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花鹂服饰公司而不是浙江银泰公司。综合上述，花鹂服饰公司是E-world品牌女装专柜的实际经营者，张伟与花鹂服饰公司口头约定付款方式和供货方式后，花鹂服饰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供货义务，花鹂服饰公司是E-world品牌女装的出卖人，张伟购买E-world品牌女装的合同相对方应为花鹂服饰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张伟仅凭浙江银泰公司商场POS机的收银凭证和其与第三方花鹂服饰公司签订的《联营专柜合同》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浙江银泰公司是服装商品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浙江银泰公司主张与张伟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信。综上，根据举证责任的证据规则，张伟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因张伟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浙江银泰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张伟要求与浙江银泰公司解除买卖合同，返还剩余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张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8元，由张伟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伟提交了通话录音两份，证明浙江银泰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专柜购买的服装可以退货。浙江银泰公司质证认为，该通话人员的答复不能代表浙江银泰公司的意见，故达不到张伟的举证目的。由于该通话录音的通话人身份、权限等不明，不能达到张伟的举证目的，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张伟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张伟仅凭浙江银泰公司商场POS机的收银凭证和浙江银泰公司与第三方花鹂服饰公司签订的《联营专柜合同》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浙江银泰公司是案渉服装商品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且张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能够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定事由，故张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据此判决驳回张伟要求与浙江银泰公司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张伟上诉认为花鹂服饰专柜在浙江银泰公司商场内经营，且案渉货款支付到浙江银泰公司账户，主张浙江银泰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由于张伟一审陈述其与花鹂服饰公司专柜员工王菲菲口头约定了服装的选择方式和交货方式，并通过微信和淘宝网与花鹂服饰公司商谈服装款式的选择、交货时间和货物的接受人，且花鹂服饰公司已按其与张伟商谈的意见交付了价值847354元的服装，实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由此可认定张伟对其与花鹂服饰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关系是明知的。张伟虽到浙江银泰公司商场的POS机上交款50万元，但张伟交款是在与花鹂服饰公司专柜员工王菲菲商谈服装买卖后，按照王菲菲的要求通过浙江银泰公司商场的POS机交款，加之从《联营专柜合同》约定的内容可确定花鹂服饰公司租赁浙江银泰公司商场专柜经营，故由此可认定专柜的实际经营者是花鹂服饰公司，浙江银泰公司商场仅是代收货款，花鹂服饰公司是履行供货义务的主体，系案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而非浙江银泰公司。对张伟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8元，由上诉人张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 勇审判员 戴玉海审判员 徐红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玉美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