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8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贺菊，女，195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石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杰（王贺菊丈夫），住辽宁省大石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盛辛，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省杨树研究所。住所地：辽宁省盖州市团山镇任屯村头。 法定代表人：梁德军，该所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梅，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男，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辽宁省杨树研究所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盖州市红旗大街。 再审申请人王贺菊、再审申请人辽宁省杨树研究所（以下简称杨树研究所）因与被申请人辽宁省杨树研究所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杨树开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贺菊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没有对王贺菊的利息损失进行认定错误。王贺菊在一审审理中对利息进行了主张，应予认定。杨树研究所在二审上诉中也未提出对利息的抗辩，二审法院主动对利息问题进行审理并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属于程序违法。王贺菊同意利息损失自2014年10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二审判决认定王贺菊的杨树损失依据不准确。二审判决所适用的评估结论是按两个杨树品种成材标准进行计算，但这两个品种在当地的树木几乎全部死亡，没有死亡的也不具有成材价值，故评估结论按照成材标准计算已经没有事实依据。评估单位也承认按该标准进行计算存在瑕疵，评估结论与本案所争议的两个杨树品种没有关系，应当按当时当地每亩地的租赁价格来计算损失。（三）二审判决仅判决了杨树损失，而对其他关联损失没有予以认定。清理树根、租赁土地、平整荒地是王贺菊所种植的杨树死亡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和成本，应当予以认定。 杨树研究所提交意见称，（一）王贺菊所述购买案涉树苗的苗圃实际为案外人承包经营。（二）王贺菊主张系从杨树研究所购买树苗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审两份鉴定意见存在严重违法情形。（四）杨树研究所原审已经提出利息抗辩，王贺菊关于租赁土地、平整土地、清理树根等主张均包含在树木成才价格范围内。 杨树研究所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杨树研究所已取得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关于杨树研究所是案涉树苗的生产者、经营者的认定。（二）原审认定的杨树研究所是王贺菊所栽植杨树的生产者、经营者缺乏证据证明。杨树研究所从未向王贺菊出售过案涉杨树苗，原审判决推定双方买卖关系存在不能成立。1.原审判决根据杨树研究所网站上存在对外出售树苗的内容，推定王贺菊栽种的树苗为杨树研究所生产、出售的树苗系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依据赵某、潘某的证人证言及林场的证明认定杨树研究所为王贺菊栽种的树苗的销售者系认定错误。3.原审判决依据未经质证的录音证据推定杨树研究所向王贺菊出售案涉树苗系认定错误。4.原审判决认为王贺菊为农民，认定其未索要发票或任何票据符合常理系认定错误。5.杨树研究所生产能力与繁育树苗场地均与王贺菊所述不符。6.王贺菊二审曾明确表示销售案涉树苗的是杨树开发公司，但二审法院直接认定为杨树研究所生产并销售案涉树苗，并判决与杨树开发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证据证明。（三）二审判决认定“承德科技事务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和营口财务价格评估中心的评估结论均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且鉴定人员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证，鉴定程序合法”，缺乏证据证明。1.鉴定中心关于杨树死亡原因的鉴定结论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1）该鉴定中心及鉴定人员欠缺鉴定资质，鉴定报告无效。（2）鉴定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鉴定报告不应采纳。（3）鉴定程序违法，一审审理期间，杨树研究所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一审法院也要求鉴定结构派员出庭，但鉴定机构拒绝出庭，该鉴定报告不应予以采信。（4）杨树研究所原审申请专家出庭作证，专家在法庭上已对杨树树苗培育、销售、死亡原因、案涉事件发生时间、所处地域气候变化以及杨树品种、死亡的辨别，出具了专业性的意见。2.评估中心关于王贺菊损失的鉴定结论与实际不符，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1）评估人员作为非林木专业人员，仅凭肉眼无能力认定杨树品种是否为辽育1号、辽育2号，杨树理论存货总株数及现实际存货株数亦非通过肉眼可以确定，足见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缺乏专业及事实依据。（2）王贺菊亲自书写的上访信件显示，其自认购买树苗的总数4.2万株，但评估结论显示为19万余株，相互矛盾。（3）王贺菊对于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均举证不能。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评估报告确定损失的计算方式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应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 王贺菊提交意见称，（一）杨树研究所已向二审法院申请再审，本次申请再审属于重复申请。（二）杨树研究所提交新的证据，不符合法定新证据要求，亦不能否定其在争议区域有苗圃的事实。（三）王贺菊已提交大量证据，能够证明王贺菊系从杨树研究所处购买了树苗，杨树研究所自行出版书籍亦自认其在辽宁省盖州市有苗圃。（四）杨树研究所应担负起社会责任。 本院再审审查过程中，杨树研究所提交了辽宁省盖州市太阳升管理区新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7日出具的《证明》、辽宁省盖州市太阳升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8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案外人姜天佑于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姜天佑与白汝春于2001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复印件）、白汝春与辽宁省盖州市太阳升管理区合作村民委员会于2001年3月1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以及姜天佑、白汝春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王贺菊所称案涉树苗的购买区域内并无杨树研究所苗圃，王贺菊所购树苗并非杨树研究所生产销售。 王贺菊的质证意见为：（一）以上证据均非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要求。（二）以上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否定杨树研究所在辽宁省盖州市区域有苗圃基地的事实，不能证明杨树研究所未销售给王贺菊树苗。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法院认定杨树研究所对王贺菊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不当；（二）二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是否不当。 （一）关于原审法院认定杨树研究所对王贺菊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不当的问题 经查，杨树研究所的网站上存在对外出售案涉“辽育1号、辽育2号”独有树苗的内容，并留有其电话号码；在二审法院开庭中，杨树研究所曾经自认出售过案涉树苗；证人赵某、潘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树苗系从杨树研究所处购买，林场证明王贺菊系从杨树研究所购买；王贺菊提供了电话录音等证据。原审法院结合以上事实及证据，认定王贺菊所购案涉树苗系从杨树研究所处购买存在高度可能性，进而认定杨树研究所是王贺菊所栽植杨树的生产者、经营者，有事实依据。杨树研究所虽在申请再审中提交新证据，但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机构就树苗死因出具的鉴定意见，结合杨树研究所对“辽育1号、辽育2号”存活气温至零下四十度的承诺、案发时气温状况，综合认定杨树研究所提供树苗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王贺菊损失，并无不当。杨树研究所虽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其抗辩主张，并无不当。 （二）关于二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是否不当的问题 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杨树死亡的损失数额进行了鉴定，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及鉴定机构对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证。经鉴定，王贺菊的损失2735176元系直接损失，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认定该笔损失数额，较为客观合理。杨树研究所关于评估报告不应作为法院确定损失依据的申请再审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王贺菊关于应当按当时当地每亩地的租赁价格来计算损失的申请再审理由，亦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利息问题，由于利息损失亦已包括在前述王贺菊全部损失范围内，杨树研究所原审已对王贺菊全部诉请提出抗辩，二审法院未支持王贺菊关于利息的主张，亦无不妥。 综上，王贺菊、杨树研究所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王贺菊的再审申请； 二、驳回辽宁省杨树研究所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宋春雨 审判员  丁俊峰 审判员  季伟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汤化冰 书记员刘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