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富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秦念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磊，山东惠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洪良，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住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新，山东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富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洪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1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雅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顾洪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中顾洪良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本案系富雅公司与顾洪良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顾洪良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仅仅有书写有“苏”“韩”“闫江”、“孙丰禄”“苏崇禄”签字确认的供货单，富雅公司没有这些人员，更未授权这些人进行蔬菜交易的行为。其次，富雅公司提交了其公司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动车段（以下简称青岛动车段）以及济南丰禄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禄源公司）签订的仅仅是三方协议，并不能印证富雅公司与顾洪良之间存在蔬菜业务往来，恰恰证实证人“苏崇禄”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证人证言的效力大大缩减，苏崇禄应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三方协议的明确载明，签订的是“青岛动车段与富雅公司关于终止青岛动车所食堂餐饮业务服务合同的协议书”，其中包含甲方青岛动车段，乙方富雅公司和丙方丰禄源公司(实际经营者苏崇禄)，在签订的协议的正文的第四行明确载明“因乙、丙两方在承包经营期内出现管理上问题，三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于2019年8月31日终止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另据一审中顾洪良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丰禄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19日，法定代表人系苏崇禄，更进一步证实苏崇禄系案涉动车所食堂的实际经营者。一审中顾洪良所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在庭审中陈述事实自相矛盾，应不予采信。在一审庭审中，顾洪良向法庭申请三名证人出庭，分别为周正强、苏健以及苏崇禄。本案的证人苏崇禄是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的实际经营人和管理人，富雅公司提交的三方协议中已经载明了苏崇禄系实际经营人，且在协议中约定承包期间的收益均由苏崇禄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丰禄源公司享有，且苏崇禄在庭审中自认该动车所食堂是由其本人出资七八十万经营的，富雅公司并未出资经营和管理，苏崇禄承担了买菜、买肉和工人工资等所有的费用。其次，顾洪良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苏崇禄在提交的出具于2019年7月17日的书面的证人证言中叙述说“我叫苏崇禄，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住济南市，系富雅公司在济南东动车所食堂工作人员，负责蔬菜的采购工作，经我与顾洪良对账，自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3月7日共欠顾洪良蔬菜款84394元”，但是在庭审中经法官及双方代理人发问，苏崇禄的主要证言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在苏崇禄自相矛盾的证言中竟然采信苏崇禄的证人证言，显然有失公允，没有尊重事实。证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明中没有书写时间，其在书面证言中说“我能证明顾洪良与济南动车所食堂富雅公司存在蔬菜生意往来，在顾洪良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顾洪良向济南动车所食堂的富雅公司运送过好多次蔬菜”，经庭审发问，周正强在书面证言与在庭审中的叙述存在多处矛盾，庭审中其只认可向济南动车所食堂送过菜，具体菜送给谁，是由谁接收均未表述清楚，并且庭审中又陈述是和顾洪良一起去济南动车所食堂送菜更与其在书面证人证言的表述自相矛盾；对于证人苏健的证人证言，其在书面的证明中叙述“顾洪良是我同事的朋友，我能证明顾洪良与济南东动车所的食堂及富雅公司存在蔬菜生意往来，我介绍顾洪良给济南东动车所的食堂及富雅公司供应蔬菜业务。”在庭审中，经法庭质证苏健只认可介绍过顾洪良向济南东动车所送菜，其他的未证实，庭审中富雅公司的代理人发问为什么要那样写证明证实是去富雅公司送菜，苏健庭审中说为了顾洪良打官司用，其庭审中的证言与书面证明自相矛盾。综上，富雅公司依据以上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顾洪良辩称，一审中顾洪良提供有“苏”“韩”“闫江”“曹之胜”“孙丰禄”签字确认的送货单，证实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3月7日向富雅公司供货84394元。一审庭审中，证人苏崇禄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说明济南东动车所食堂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的经营情况，但从富雅公司提供的与青岛动车段、丰禄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足以证明顾洪良向济南东动车所食堂供应蔬菜期间由富雅公司承包经营。综上，可以认定顾洪良与富雅公司之间存在蔬菜买卖合同关系，富雅公司应支付给顾洪良蔬菜款84394元，故富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富雅公司的上诉请求。顾洪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雅公司支付顾洪良蔬菜款843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富雅公司承担；3.本案律师费由富雅公司承担，共计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顾洪良于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3月7日在富雅公司承包济南东动车所食堂餐饮业务期间提供蔬菜，总计84394元。一审另查明，2019年11月27日，济南东动车所食堂与富雅公司、丰禄源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济南东动车所食堂，富雅公司同意于2019年8月31日终止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济南东动车所食堂餐饮业务服务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顾洪良与富雅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蔬菜关系。顾洪良提供有“苏”、“韩”、“闫江”、“曹之胜”、“孙丰禄”的签字确认的送货单，证实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3月7日向富雅公司供货84394元。一审庭审中，证人苏崇禄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说明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的自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5月份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经营情况。富雅公司辩称，富雅公司与顾洪良不存在蔬菜往来业务，但从富雅公司提供的与济南东动车所食堂、丰禄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足以印证顾洪良向济南东动车所食堂提供蔬菜期间由富雅公司承包经营。综上，一审法院对顾洪良与富雅公司之间买卖蔬菜的事实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据此，一审法院对顾洪良主张蔬菜款84394元的诉求予以支持。顾洪良主张律师费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顾洪良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济南富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顾洪良蔬菜款84394元；二、驳回顾洪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元，减半收取1055元，由顾洪良负担145元，由济南富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10元。本院二审期间，顾洪良为证实其向富雅公司承包的济南东动车所食堂送菜申请证人曹之胜出庭作证，曹之胜陈述：“我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在济南东动车所食堂后厨工作。一直都是由顾洪良给我们送菜，一直是我们签收，但是我们只负责过秤收货，之后送到富雅公司。我签收过一部分，还有韩勇、闫江、孙丰禄负责在供货单上签字，我们就是谁有空过秤谁就签字。”富雅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曹之胜提交一份由富雅公司加盖公章的《证明》一份，主张入职查体时为办理健康证由富雅公司出具了员工证明。富雅公司对上述《证明》不予认可，并陈述因食堂招标需要有公司资质才可入驻经营，故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富雅公司按照济南东动力所食堂的要求对苏崇禄所雇佣人员出具了《证明》以方便办理健康证。另，二审中，富雅公司陈述在顾洪良主张的供货期间，富雅公司与苏崇禄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富雅公司上诉主张其与顾洪良之间不存在蔬菜买卖合同，富雅公司与案外人苏崇禄之间就承包的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系借用资质关系，苏崇禄系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的实际经营者，但富雅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且即使富雅公司主张的其与案外人之间就案涉济南东动车所食堂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成立，也不能由此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顾洪良，因对于顾洪良而言其完全有理由相信济南东动车所食堂系由富雅公司承包经营，自己是在和富雅公司进行交易，富雅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以及有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均无法对抗善意的第三人，顾洪良的权利应受到保护。即使富雅公司主张的借用资质法律关系存在，富雅公司对此出借公司资质产生的相应的风险亦应由富雅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富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济南富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孙 鹏书 记 员  赖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