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1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安市城区东春天服饰商场，地址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 经营者：郝秘英，女，汉族，1974年6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旭军，男，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武安市人，住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安市城关供销合作社，住所地：武安市武安镇石化路5号。 法定代表人：李成友，该供销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春平，河北李海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郝秘英，女，汉族，1974年6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芳，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安市城区东春天服饰商场（以下简称春天商场）、柳旭军因与被上诉人武安市城关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城关供销社）、原审被告郝秘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9）冀0481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春天商场、柳旭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81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致使本案主体资格不明，理应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中，春天商场和小北京市场本身是相互独立的法律责任主体。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者关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小北京市场由春天商场承包，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春天商场早在2012年12月就被吊销营业执照，且在其后也未有任何的经营活动。即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春天商场承担责任明显违法，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早在2012年3月15日，被上诉人城关供销社及其上级单位武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分别与嘉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南关商业步行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从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再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也不再具有提起要求上诉人支付承包租赁费诉讼的主体资格。且涉案商业用房大部分的面积是上诉人柳旭军出资建设，在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其具有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其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依然缺乏证据支撑，一审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证据不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本案涉案房屋的商业用房也有上诉人柳旭军出资建设的部分，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也具有相应的所有权及其他权益。另外，从2012年合同解除至2019年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使用的超市仅是原《承包经营合同书》中涉案房屋的一部分，上诉人从未占用超市两边的楼房，但一审人民法院却判决要求上诉人按照原《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承担包括超市及其两侧楼房的租赁费用，明显与事实不符，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被上诉人于2012年2月16日向春天商场发出清场通知时，被上诉人与春天商场之间的承包合同已经解除，春天商场也因拆迁而倒闭，一直未恢复经营。虽然其后上诉人柳旭军出资重新装修涉案房屋并经营超市，但这并不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租金或承包费及其利息的法律依据。最后，在《南关商业步行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载明：“乙方负责清退租户，小北京市场于2012年8月31日前将房屋腾空，移交给甲方”、第四条载明：“补充协议签订后，甲方将装修补偿费补偿给乙方，由乙方负责补偿给房屋装修人”。本案中，无论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上述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都应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安置补偿费用，但上诉人至今未享受安置补偿利益，这是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撤销。首先，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诉讼费承担计算错误。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即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原、被告双方的过错比例认定双方承担的诉讼费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提起诉讼时的诉讼请求是承包费169万及利息38万元，共计207万元，一审判决仅要求上诉人承担支付69万承包费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按照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的过错责任比例仅为约33%，但上诉人承担诉讼费比例却是约为46%，明显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责任承担比例不同。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依照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是租赁合同纠纷。本案既不属于追索赡养费、劳动报酬以及情况紧急等特殊情况，也不能满足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条件，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给上诉人的权益造成了极大损害。最后，被上诉人怠于行使其自身权利，其追索租赁费的诉讼时效已过。本案中，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要求支付从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0日的租金自然并无不当。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即起诉要求支付租赁费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一年，而被上诉人从2012年1月1日到提起本案之诉的期间内，从未向上诉人提过任何支付租赁费的主张。因此从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1日间的租赁费用，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时已经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在本案一审程序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也曾多次向一审人民法院强调诉讼时效已过的事实，在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能够证明其要求上诉人履行义务的证据情况下，一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一审人民法院仍在没有证据支撑、事实查明不清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履行支付义务，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为此，上诉人提出上诉，恳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城关供销社口头辩称，第一，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虽与开发商签订拆迁协议，但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有负责腾清房屋的义务，且协议中没有约定房屋及土地相关权利自拆迁协议签订时间发生转移，因此，被上诉人是相关权利人，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案涉房屋出租时用房已经齐备，上诉人没有修建，出租是整体出租，上诉人是否使用与租赁合同没有关系。第三，一审判决诉讼费的承担是正确的，在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到诉讼时效的问题，但一审法院主动审查，免除了前四年的承包费，基于这种情况做出了比例承担。第四，先予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当时因市政府统一规划，情况紧急。第五，关于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不是一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城关供销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腾清非法占据原告的经营场地即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承包费共计169万元及应付利息约38万元（利息要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执行完毕）；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城关供销社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春天商场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7年5月24日，登记经营者系郝秘英，柳旭军系春天商场的实际经营者。该商场于2012年12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注销。2010年1月25日，城关供销社与春天商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如下内容：城关供销社将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以承包经营方式发包给春天商场；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共三年；春天商场在承包经营期内的承包费共计69万元；承包费一年一交，一次交清，每年在上年的11月底前交清下年的承包费；违约责任：在合同履行期间，如一方违约或违法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负责赔偿对方全部损失。但因政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确实影响本合同履行的，解除合同时，按乙方承包期内年应缴款项所涉期间履行，其比例是：1—2月份25%，3—6月份20%，7—10月份30%，11—12月份25%。合同期满（不再续定），应交清财产，按时离店，全部商品自行处理，如不按时离店，按合同顺延对待，同时负责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应遵照履行。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协商续定或终止合同，如合同届满，并未按时续定合同，视为原合同顺延。另外，双方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自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春天商场每年分别按照约定数额向城关供销社交纳当年承包费23万元，两年共计46万元。因春天商场所承包的小北京市场被列入武安市南关商业步行街建设工程拆迁范围，2012年2月16日，城关供销社向春天商场发出通知，通知春天商场做好商品处理，务于2012年3月30日前全部退场，2012年1—3月份不再收取市场承包租赁费，商户个人装修和搬迁补助按有关政策处理。但春天商场在接到通知后一直拒不搬迁，2012年以来的承包费或占地使用费也未曾交纳。2019年5月18日，城关供销社给柳旭军发出通知，通知柳旭军小北京市场的装修补偿、拆迁补助和临时安置补助都已核实，望于2019年5月18日下午18时前完成搬迁，对小北京市场予以拆除，逾期未搬迁，引起一切后果由柳旭军承担全部责任，但柳旭军仍拒不搬迁。2019年5月20日，城关供销社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申请春天商场、柳旭军、郝秘英立即腾清非法占据的小北京市场。本院于当日依法作出（2019）冀0481民初14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春天商场、郝秘英、柳旭军收到裁定书后立即腾清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2019年5月21日，本院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将小北京市场内的物品腾清至他处存放。春天商场所承包的小北京市场于当晚被拆除。2019年5月22日，柳旭军对本院所作（2019）冀0481民初1499号民事裁定书提出复议申请。本院审查后作出（2019）冀0481民初149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柳旭军的复议申请。 另查明，2012年3月15日，武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城关供销社分别与武安市嘉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小北京市场拆迁签订了一份《南关商业步行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分别为NO:002－1和NO:002－2。该两份协议中载明的拆迁补偿费总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13298266元，均约定由供销社一方负责清退租房户，小北京市场于2012年8月31日前将房屋腾空并移交。2019年5月16日，城关供销社与武安市嘉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小北京市场拆迁又签订了编号为NO:002－2－1补的《南关商业步行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了装修补偿、临时安置补助和扣除费用共计913218元，并约定2019年5月18日前，城关供销社将房屋腾空。 再查明，郝秘英与柳旭军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3月22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城关供销社与春天商场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性质属于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一）诉讼主体问题。本案中租赁合同的签订双方是城关供销社和春天商场。关于原告主体，虽城关供销社未提交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鉴于本次诉讼之前当事人对城关供销社系案涉房产的适格出租人并无异议，结合本案租赁合同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城关供销社系案涉房产的权利人。虽城关供销社与武安市嘉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双方明确约定由城关供销社负责清退租房户及腾空房屋，并未约定房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发生转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城关供销社系本案适格原告。关于被告主体，春天商场系租赁合同的签订者，虽然春天商场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不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故春天商场系本案适格被告，郝秘英系登记经营者应当注明。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柳旭军作为实际经营者，应与春天商场共同作为被告来承担义务，而郝秘英不是适格被告但应注明其登记经营者的身份。（二）关于租赁合同的解除问题。租赁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约定了应政策因素解除合同时，承包费（租金性质）按实际期间按比例缴纳；合同期满（不再续定），应交清财产，按时离店，全部商品自行处理，如不按时离店，按合同顺延对待，同时负责赔偿给城关供销社造成的损失。2012年2月16日，城关供销社向春天商场发出通知，因南关商业步行街改造拆迁，限春天商场商户务于2012年3月30日前全部退场。该通知还明确载明，2012年1—3月份不再收取市场承包租赁费，商户个人装修和搬迁补助按有关政策处理。该通知的性质属于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符合合同约定，且被告对该通知的解除性质予以认可。鉴于租赁合同已经通知程序协议解除，城关供销社主张依法判令解除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已无必要，本院对该解除合同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腾清经营场地的诉讼请求。春天商场、柳旭军在接到退场通知后至2019年5月21日，未腾清、搬离其承租的小北京市场，显属违约。鉴于春天商场、柳旭军不当占用时间已经超过七年，早应做好搬迁准备，城关供销社主张被告立即腾清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已经依法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关于先予执行问题，因本院已作出详细裁定驳回柳旭军复议申请，此处不予赘述。（四）关于费用问题。春天商场、柳旭军在接到城关供销社退场通知后，本应在合理期限内腾清场地并搬离，却无正当理由一直占用小北京市场直至被拆迁，理应赔偿城关供销社的损失即支付占用期间的占用使用费，标准可参照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费（租金）标准，每年23万元。鉴于小北京市场所在区域附近陆续拆迁，柳旭军自认近年来仅实际经营两三年时间，经营状况不佳；城关供销社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自2012年起向春天商场、柳旭军催要租金，故虽被告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结合本案特殊案情，本院酌定占用使用费的支付期间为三年。故城关供销社主张被告立即支付承包费共计169万元及应付利息约38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仅予以支持三年的占用使用费69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武安市城区东春天服饰商场、柳旭军立即腾清其承租的武安市南关街北小北京市场（已先予执行）；二、武安市城区东春天服饰商场、柳旭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武安市城关供销合作社占用使用费69万元；三、驳回武安市城关供销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所提城关供销社和春天商场的主体资格问题。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双方是城关供销社与春天商场，虽城关供销社与武安市嘉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双方明确约定由城关供销社负责清退租房户及腾空房屋，故城关供销社系本案适格原告。春天商场的营业执照虽被吊销，但未注销，上诉人称春天商场不是适格被告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春天商场、柳旭军是否应支付占有使用费的问题。春天商场、柳旭军在接到城关供销社退场通知后，应在合理期限内腾清场地并搬离，其无正当理由占用小北京市场直至被拆迁，理应支付占有使用费。城关供销社起诉主张2012年1月1日起的租金169万元及利息，一审中春天商场和柳旭军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参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每年23万元的租金标准，结合本案特殊案情，酌定占有使用费的支付期间为三年共69万元并无不当，春天商场、柳旭军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城关供销社支付安置补偿费用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春天商场、柳旭军上诉称一审先予执行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武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柳旭军不服，向该院申请复议。该院已于2019年5月31日裁定驳回柳旭军的复议请求，故上诉人对此提出上诉于法无据。 关于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春天商场、柳旭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上诉人武安市城区东春天服饰商场、柳旭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艳芬 审判员  米秉华 审判员  王双振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黄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