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200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法定代理人：张某2（系张某1之父），男，198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法定代理人：陈某（系张某1之母），女，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系张某1之父），男，198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系张某1之母），女，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春英，女，1936年8月6日出生，汉族，太原市迎新街街道服务站退休员工，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晋平，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系袁春英之女）：女，196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尖草坪区名邦陶瓷行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某1，女，200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法定代理人：牛某2（系牛某1之父），男，197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法定代理人：高某（系牛某1之母），女，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某2（系牛某1之父），男，197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少华，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系牛某1之母），女，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太原市。上诉人张某1、张某2、陈某因与被上诉人牛某1、牛某2、高某、袁春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2、陈某及其上诉人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被上诉人袁春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晋平、刘娟，被上诉人牛某2、高某及其被上诉人牛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1、张某2、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被上诉人牛某2、高某与上诉人张某2、陈某按照1:1的比例承担本案赔偿责任；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第14010712018000007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与依据的材料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不得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人民法院应在调查清楚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认定并划分本案事故责任。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作出第14010712018000007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受案登记表”、“报案材料”、“现场指认张片”及各方“询问笔录”。根据上述调取证据中各方“询问笔录”显示,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脱离了实际情况,根本无法说明本起事故是由上诉人张某1驾驶电动车导致,因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一）张某1是否骑在车上无法确定。(二)事发时电动车系处于运动状态还是静止状态及车辆是否跌倒无法确定。(三)交警部门对证人孙某与被上诉人袁春英进行询问的地点均为“袁春英家”,违反法定程序,且前后相隔仅一刻钟,鉴于二人询问笔录的内容高度一致,其真实性存疑。(四)被上诉人袁春英在笔录中表述,个子小的骑车,个子大的坐在后面,而张某1的个子明显高于牛某1,其陈述真实性存疑,此外,个子高低稍作比对便可得知,一审中上诉人已向法庭陈述,但法庭未作任何举措,也存在明显不当。二、肇事电动车所有权人为牛某2和高某,即被上诉人牛某1的父母,牛某2和高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对车辆负有管理、控制的义务,同时,作为监护人对其未成年女儿牛某1也有相应的管理及教育义务,因牛某2和高某既未对车辆尽到管理义务,也未对未成年的牛某1尽到监护义务,致使牛某1驾驶电动车最终导致此次事故发生,故其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划分及确定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换言之,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除事故认定书外,应按照实际情况及查明的事实对民事责任作出相应划分,故就本案而言,事故认定书的客观性及合法性暂且不论,退一步讲,仅仅依据牛某2和高某对此次事故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袁春英的该主张在判决书中未作任何表述或论述,直接将全部责任归于上诉人,实体及程序上均存在巨大的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袁春英主张的医疗费64529.02元,系已经扣除了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实际上并未扣除,被上诉人提交的“山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显示的金额仅为63109.92元,如扣除,票据金额应为74529.02元,故一审超算10000元,应予以扣减。综上,本案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认定并划分本案事故责任,以维护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袁春英答辩称：一、本案上诉人曾经因对交通责任认定书复核，并经过复核后已经做出重新认定，认定张某1负全责，牛某1与袁春英不承担责任，故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中提出一审法院对医疗费应当为6万余元不予认可，事实上，袁春英的医疗费7万余元，因为被上诉人支付了一万元，在起诉时已经核减。请求法庭核实并驳回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牛某1、牛某2、高某答辩称：一、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认定一审判决的内容也是按照交警部门详细调查事情经过以后作出认定书才做出的结论，本案通过认定书76号可以看出，张某1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牛某1和袁春英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后经反复核查同样作出该认定。一审中袁春英与我方对相关事实和法庭庭审情况认可交通事故结论正确。二、我方认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被上诉人袁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张某1、牛宇形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原告袁春英医疗费64529.0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5950元、护理费19040元、交通费11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97547.02元;2、本案鉴定费及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25日17时40分，被告张某1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后载被告牛字彤在单位小区自建路金刚堰小区双星幼儿园路段由西向东行驶时，将在路边买香蕉的原告袁春英碰撞，致原告袁春英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袁春英由被告张某1父亲张某2陪同去医院救治，无事故现场，后原告袁春英家属在医院报警。2018年9月6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作出第1401071201800000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某1一方承担全部责任，被告牛某1一方不承担责任，原告袁春英不承担责任。张某1父亲张某2向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并公交复字结论[2018]第000119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第1401071201800000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不清，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2018年10月25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作出第14010712018000007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某1一方承担全部责任，被告牛某1一方不承担责任，原告袁春英不承担责任。事发后，原告先后经山西省人民医院、太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接受治疗。原告袁春英于2018年8月26日-2018年9月14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袁春英出院诊断：左股骨干骨折、胸腰椎多发压缩性骨折。出院医嘱：1、隔日换药，术后3周拆除缝线，卧床休息1周，1个月后拄双拐下地不负重活动；2、继续康复治疗，功能锻炼，防止膝、髋关节僵直，口服利伐沙班10mg/次；定期复查D-二聚体；3、一个月门诊复查，不适随诊。一年以后根据骨折愈合情况取出内固定物。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被告张某1、张某2、陈某辩称“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内容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重新划分责任”的理由，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故本院不予采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就应对受害人合理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作出的第14010712018000007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某1一方承担全部责任，被告牛某1一方不承担责任，原告袁春英不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被告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某2、陈某应对原告袁春英遭受的涉案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袁春英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医疗费64529.02元（已扣除被告张某2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有医疗票据为证，经本院核实认可支持64529.02元；2、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1900元，原告住院19天，每天100元，本院认定支持1900元；3、原告主张营养费5950元，结合原告伤情，本院认定支持营养期90天，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本院认定支持营养费4500元；4、原告主张护理费19040元，原告提供了太原市尖草坪区名邦陶瓷行证明，没有提供刘娟劳动合同证明，故应参照山西省2018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6693元计算，本院结合原告伤情，支持原告主张的护理期119天，本院认定支持护理费为15223.2元；5、原告主张交通费1128元，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情认定支持800元；6、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因原告损伤未构成伤残，故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6952.22元，由被告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某2、陈某予以赔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2、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袁春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6952.22元。二、驳回原告袁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19元，由被告张某2、陈某负担。本案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且未提供新的证据，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判对张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正确。本案中，三上诉人认为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与依据存在巨大矛盾，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清楚本案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认定并划分事故责任，所提供的证据为交警队对张某1、牛某1、孙某、袁春英的询问笔录。但从上述笔录中，各方对事故的发生的责任描述，存在各说不一的情况，如张某1陈述“牛某1在车上骑坐的往后倒车，我站在电动车前轮右侧，当时牛某1手把着方向，我的手没有挨着把，电动车就摔倒了，电动车前轮碰撞的老太太”，然而牛某1的陈述：“后我自己回家骑电动车停在修鞋摊前，当时我在车座上坐的，两脚支地，两手在座位上。张某1拿上鞋说要骑电动车，他把鞋放到车前筐里，他的手握着电动车的把手，我往后坐，还没有做到后座时，电动车就摔倒了，老太太也摔倒了”。而袁春英陈述：“小个子女孩骑得电动车、而且后来叫她家长，坐车的那个小孩当时没有叫过她家长”。因此上诉人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经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杏花岭大队通过复议程序，两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做出的结论错误，故上诉人提出重新划分本案事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同理上诉人认为应当由牛某1承担责任、涉案电动车的车主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2、医疗费是否没有扣减。根据被上诉人袁春英提供的医疗费用票据，共计74529.02元，原判扣减张某2垫付10000元，应当支付被上诉人64529.02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上诉人提出不予认可的费用，理据不足，故上诉人提出未予扣减垫付10000元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39元，由上诉人张某2、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金林审判员 曹轶群审判员 张江冰 二O二O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郝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