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9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解放路特52号拉美步行街A4幢2层204室。负责人：陈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豪，男，197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程龙，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黎宗剑，该公司代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艳，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俊豪、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及其与原审被告新华保险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艳、黄鹏，被上诉人刘俊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程龙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967号民事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未予审理，程序不当。对无效合同主动干预是人民法院的职权，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而不受当事人是否对合同效力主张的限制，人民法院在合同解除权争议之诉的审理中，合同效力审查应当是解除行为效力审查的前置程序，只有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才进入解除行为效力的审查。本案中，若系被上诉人刘俊豪本人投保，其在投保之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若非本人投保，其本人是否具有追认的行为能力，决定了本案案涉保险合同的效力，同时，本案所涉保险有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险种，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保险合同关系将长期存续，这也关系到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已就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未进行主动审查，程序不当；且在被上诉人刘俊豪一审的诉讼请求中，除了请求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之外，还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继续履行案涉保险合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未予审理，同样违反相关程序。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变更前为请求撤销解除合同通知书，在2019年9月18日才进行了变更，其变更之时早已超过三个月异议期，撤销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不能等同解除合同无效，一审判决直接将撤销解除合同通知书认定为确认解除合同无效，有失公允。三、上诉人就案涉保险合同的解除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其一，现行法律法规对合同的解除形式并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法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即只要合同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合同即解除，且在合同解除通知书邮寄之前，上诉人也联系告知被上诉人的同住亲属关于合同解除的事宜；其二，上诉人在案涉保险的承保过程中，已向投保人就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询问，而投保人也向上诉人提交了投保人签名的投保确认书，以及投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卡，这足以让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得到了投保人的认可和确认，鉴于投保确认书的签名与本案诉状上被上诉人的签名明确不一致，而被上诉人又多次确诊患有痴呆，因此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要求被上诉人出庭对投保过程进行陈述，这同样涉及到合同的成立及效力，一审法院在未予以查明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对投保人进行了询问，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刘俊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刘俊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的解除合同行为无效；2.判令新华保险公司继续履行与刘俊豪的保险合同（合同编号：887705608189号、887725172992号、887787688869号、887880206738号、887705613130号）；3.本案诉讼费由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以来，刘俊豪多次从新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产品，包括：1.2018年3月31日，刘俊豪购买的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C1款），附加个人（2014）意外伤害保险、（2014）B款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合同号为887705608189；2.2018年3月31日，刘俊豪购买的康健吉顺定期防癌疾病保险、康健华贵A款医疗保险，保险合同号为887705613130；3.2018年5月15日，刘俊豪购买的康爱无忧二代防癌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为887725172992；4.2018年8月31日，刘俊豪购买的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C1款），保险合同号为887787688869；5.2019年1月9日，刘俊豪购买的荣耀世家终身寿险（分红型）、附加特定心血管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为887880206738。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4日，刘俊豪因急性支气管炎、冠心病在邓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接受治疗；2016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12日，刘俊豪因急性支气管炎、冠心病在邓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接受治疗；2017年8月18日至2017年8月26日，刘俊豪因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型心力衰竭3级、肺部感染在邓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接受治疗；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19日，刘俊豪因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Ⅲ-Ⅳ级）、高血压3级（很高危）、高血压性心脏病、2型糖尿病、脂肪肝、胆囊结石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2019年4月30日，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作出理赔号为90014954158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一份及“批单-合同处理批注”三份，并通过圆通速递（快递单号：M00061325819，收件人：刘俊豪，电话：180××××0722，邮寄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国色天香）发往刘俊豪处。经查询快递运输记录，收件人刘俊豪于2019年5月1日签收。快递邮寄地址与2019年3月9日刘俊豪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时登记的现住址一致。《理赔决定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以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通知刘俊豪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解除不退费。“批单-合同处理批注”三份，其中一份主要内容为，对887705608189号保单批注为，解除合同不退费，该批单未注明解除合同原因，仅注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出险人为刘俊豪，无通知对象，未加盖公司印章。另两份批注无解除合同具体内容，仅标注出险人为刘俊豪，实际退费金额合计为0.00，未加盖公司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将《理赔决定通知书》发出，刘俊豪虽主张未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但快递签收人信息、邮寄地址信息与刘俊豪的信息相符，结合刘俊豪自认后来收到887705613130号保险合同《理赔决定通知书》的事实，认定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已于2019年5月1日向刘俊豪送达了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解除通知。关于“批单-合同处理批注”三份，能否表明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已通知投保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批注作为企业内部记载特定信息的一种形式，缺少对世性、执行性，加之该批注上仅对887705608189号保单注明解除合同不退费，且无解除合同理由，无权利告知内容，未加盖公司印章，因此对上述批注向刘俊豪送达，不能认定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向刘俊豪送达案涉另外四份保险合同的解除合同通知。因此，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保单号为887705608189、887725172992、887787688869、887880206738的保险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通知解除合同，须以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的规定，解除行为无效。针对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原因是，刘俊豪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因此，刘俊豪的如实告知义务限于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本案中，双方对案涉五份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签名均认为非系刘俊豪本人所签，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又无证据证实以其他方式对刘俊豪进行过询问，刘俊豪虽然承认2015年以来住院治疗相关疾病的事实，但其没有义务对保险人未经询问和告知的问题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解除合同的条件不成就，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该保险合同的行为亦属无效。关于刘俊豪请求确认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行为无效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于2019年5月1日向刘俊豪送达《理赔决定通知书》，解除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该日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日期。刘俊豪于2019年7月10日向法院提交诉状，请求撤销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2019年9月18日，刘俊豪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刘俊豪无论是请求撤销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还是请求确认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均是对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提出异议，其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诉讼，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新华保险公司关于刘俊豪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就合同解除效力提起诉讼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案涉五份保险合同的效力及履行问题。本案刘俊豪的诉讼主张是对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效力提出异议，本案审理是对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的效力进行审查认定。五份保险合同本身是否有效，并不影响本案对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合同行为效力的认定。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对合同效力如有异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合同履行问题，刘俊豪请求判令新华保险公司继续履行与刘俊豪的保险合同，因继续履行合同仍然涉及合同效力问题，该请求亦应另行主张。故本案对双方间签订的五份保险合同的效力及履行问题，不作审理，双方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判决：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解除与刘俊豪签订的保单号为887705613130、887705608189、887725172992、887787688869、887880206738的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解除权的行使中规定，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刘俊豪对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有异议，其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而合同效力和合同解除之间并不互相矛盾，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本案诉争合同效力进行审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针对诉争五份保险合同，其中只有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系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通过《理赔决定通知书》的形式通知被上诉人刘俊豪该份合同已解除，其余四份保险合同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均以“批单-合同处理批注”的形式向被上诉人刘俊豪进行了送达。本院认为，合同解除通知应当以对方当事人能够清楚知晓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形式向对方当事人进行送达，而对于“批单-合同处理批注”的内容，作为拥有一般性知识的普通人，无法从其中看出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未向被上诉人刘俊豪送达另外四份保险合同的解除合同通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另外，关于保单号为887705613130的保险合同，虽然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向被上诉人刘俊豪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但是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不享有该份合同的解除权，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刘俊豪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针对如实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如实告知义务采取的是询问告知模式，即由保险人进行询问，投保人就询问的问题进行告知，投保人告知的范围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问题。本案中，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就是否患病的相关事项对投保人刘俊豪进行询问，故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以刘俊豪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缺乏依据。上诉人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华保险襄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张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