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3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军,男，198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重庆智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智勇，重庆智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00000902834995C。负责人:周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寅，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16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邓智勇，被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陈军支付593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承担。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通过电话的方式投保，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向陈军就免责事项进行过提示说明。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于2018年12月12日，在2018年12月14日收到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邮寄的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在这个过程中，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未通过任何方式向陈军提示过保险条款中有免责条款，也未提醒陈军阅读保险单后面的保险条款，实际上，陈军也根本不知道有免责条款的存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应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对于提示义务的理解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本案中，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仅将保险单等邮寄给陈军，未提示陈军对保险条款进行阅读，且保险条款在保险单的背面，不能认定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提示和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订立时的义务，具有法定性、先合同性和主动性，如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对饮酒驾驶、肇事后逃逸等商业险的免责条款未在合同签订前或合同签订时进行提示，将产生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后果。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上诉人在投保时对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法定的提示义务，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电话沟通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21点30分左右，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但此时为下班时间无法通过电话录音等形式对此过程进行记录，也无法寄送保险单，而被上诉人于12月13日寄出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上诉人14日签收的保险单上有提示投保人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加粗的字体，保险条款中对免责事由进行了加黑加粗，上诉人称不清楚条款内容于法无据。陈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陈军支付保险金11347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陈军支付保险金593500元；2.案件受理费10870元，由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2日，陈军通过电话投保的方式在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同日，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予以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陈军，被保险机动车渝X，保险期间自2018年12月27日16：50时起至2019年12月27日16：50时止，被保险人有责时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在“重要提示”一栏载明“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背后附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交强险保险条款），其中第九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在本条（一）至（四）之一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对于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人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保险人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二）驾驶人醉酒的；（三）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四）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陈军，被保险机动车渝X，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日00时00分起至2019年12月31日24时00分止，在“明示告知”一栏载明“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加粗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背后附有《中国保险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商业险保险条款），其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用加黑加粗的字体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在该保险条款“释义”部分载明：“【饮酒】指驾驶人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mg/100ml的。”2018年12月13日，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向陈军邮寄了《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并在托寄物信息栏注明“保单、标志”，在备注栏备注“渝X”，后上述快递被投递到丰巢快递柜。2018年12月14日，陈军通过取件验证码收取上述快递。2019年1月17日00时9分许，陈军驾驶渝X号车，由两路口方向往大坪方向行驶至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鹅岭隧道上行出口路段时，与横过道路的行人代必兴相撞，致使该车受损、代必兴受伤并于2019年1月17日1时9分许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后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军血液酒精含量为24.9mg/100ml，其饮酒后驾车通过事发路段时缺乏观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行人代必兴横过道路时未按规定通过人行横道设施，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陈军与死者家属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并于2019年4月15日与代必兴儿子代杨、代必兴妻子向晓琴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确认医疗费3470元、死亡赔偿金643860元、丧葬费3663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897.5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5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并约定陈军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除去交强险限额承担90%，死者方承担10%，确认陈军已支付110000元，剩余483500元，陈军于2019年4月15日支付470000元，余下13500元于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同日，代杨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赔偿金470000元。因陈军涉嫌交通肇事罪，代杨、向晓琴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谅解书》，其中确认陈军与代必兴的家属达成“交通事故民事赔偿协议书”，陈军支付经济损失73万元，“其中由保险公司支付交强险11万元，陈军已经支付的11万，合同签订之日支付人民币47万元，剩余人民币4万元于2020年1月20日之前支付完毕。”2019年6月27日，一审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9年4月，被告陈军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除保险公司理赔人民币11万元外，被告人陈军已赔付人民币58万元，尚余人民币4万元于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完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军明确诉讼请求中交强险部分主张的113470元，包含已经支付的医疗费3470元和未实际支付的110000元，但并未举示支付医疗费的证据；商业三者险部分主张的593500元，系根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确认的赔偿总金额773363.5元，扣除交强险110000元、医疗费3470元后剩余659893.5元，再按照约定的90%的赔偿比例计算得出593904.15元，并取整主张其中的593500元。陈军已经实际分两次合计支付其中的58万元。同时，陈军确认通过快递柜收取了交强险保险条款和商业险保险条款，但未明确收到的准确时间。一审另查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GB19522-2010）系强制性国家标准，其第4.1条载明车辆驾驶人员饮酒后驾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阈值（mg/100ml）为“≥20，＜80”，醉酒后驾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阈值（mg/100ml）为“≥80”。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陈军向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投保保险并支付保险费，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双方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保险期间内，陈军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对第三人造成损失，其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申请赔偿。虽然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对《道路交通事故谅解书》《收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系陈军与案外人私下达成，且该证据上对于赔款的金额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上的金额不一致，但《道路交通事故谅解书》系为获取死者家属刑事谅解所重新达成的调解协议，其金额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不一致亦属正常，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谅解书》《收条》所载明的事实与《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载明的内容予以采信。至于陈军举示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火化证》《死亡医学证明》《物管证明》《房地证》《证明》、户口页，因其对本案的审理结果没有影响，故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军的酒驾行为，是否足以构成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的免赔事由。针对商业三者险的赔付问题。陈军的主要理由是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投保时未就商业险免责条款尽到明确提示说明义务，而是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用邮寄的方式送达保单、保险条款，故而其中饮酒驾驶免除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对陈军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饮酒驾驶是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禁止饮酒驾驶应当是公民的一项基本常识，故在设立保险合同时，保险机构将其作为免责事由的，仅仅需要作出提示即可。同时，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涉案保险合同系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投保，与传统的线下业务相比，投保人和保险人并非面对面交易，具有时空上的非接触性，故而在认定是否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时，应当考虑电话投保业务的特殊性。涉案保险合同成立于2017年12月12日，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通过快递向陈军邮寄送达了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且在保险条款中对酒驾免责的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的提示，陈军于2017年12月14日实际收到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并且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并未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方式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合理期间内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陈军产生约束力。陈军饮酒驾驶并发生交通事故，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有权依据商业险保险条款对商业三者险部分免除保险赔偿责任。针对交强险的赔付问题。陈军的主要理由在于其在事发生时，并未达到交强险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醉酒”标准，而仅仅是“饮酒”，故而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不能免除赔偿责任，应当按照交强险保险条款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GB19522-2010）系强制性国家标准，其规定的醉酒后驾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阈值为大于等于80mg/100ml，应当得到遵守。陈军在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4.9mg/100ml,未达到交强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的驾驶人“醉酒”。同时，交强险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并未就“饮酒”“醉酒”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就行规定，仅仅是在第九条约定当驾驶人醉酒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医疗费用项下进行垫付，并有权就垫付的抢救费用向致害人追偿。故而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不能依据交强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的规定免除赔偿责任。但同时，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中，陈军当庭确认其诉讼请求中交强险部分中的110000元并未实际支付给代必兴家属，仅仅在交强险项下支付了医疗费3740元，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医疗费，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陈军并未在交强险项下向第三者进行赔偿。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陈军并未向第三者进行赔偿的情况下，不能向陈军进行赔偿。综上所述，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后的合理期间内，就饮酒驾驶免除保险赔偿责任条款向陈军进行了提示，该免责条款对陈军具有约束力。陈军饮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有权依据商业险条款免除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同时，陈军并未在交强险项下向第三者进行赔偿，故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不能向陈军进行赔偿。对于陈军请求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陈军支付保险金11347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陈军支付593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70元，由陈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饮酒驾驶是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保险机构将其作为免责事由的，仅仅需要作出提示即可。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对饮酒驾驶免责的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应当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成立于2017年12月12日，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通过快递向陈军邮寄送达了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保险单上“明示告知”一栏载明“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加粗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条款中对酒驾免责的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的提示，陈军于2017年12月14日实际收到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应当视为太平洋财险重庆分公司在合理期间内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陈军产生约束力。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35元，由上诉人陈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永鸿审 判 员 赵 克审 判 员 邓筱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黎黎书 记 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