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2200号原告：李富成，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董举，男，1989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李富成与董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富成、董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欠款144000元及相应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富成放弃了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北七家建材城五金城（现搬至建材城外北边一条街）经营五金生意，因出现资金暂时周转困难，因关系不错，在原告处共欠下144000元，并在2010年6月9日拿一张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北七家支行转账支票（号码：27052xxx）给原告做质押（被告并注明支票到账欠条作废，原告将支票号码补了上去），答应原告年底清帐，没清帐之前每月2000元利息。之后，2010年7月至10月，均每月向原告支付了利息2000元，共计8000元。2011年初，原告向被告催要欠款，被告推说：这段时间货款都没收回来，等到阴历年底，东北的货款或者小汤山官牛坊赫然模板厂的货款给了全部给你清了。到了2011年2月2日也没给清帐。过完年后原告再次向被告索要欠款，被告因仍说钱没收回来，暂时给不了。于是原告于2011年2月28日将支票去银行入账，银行说账户没钱给退了回来。原告也没了办法，作为朋友也没有起诉被告，不管怎么说被告还一直在北七家五金城做生意，也不会跑了，就一直慢慢要吧。之后2年内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9000元利息（其中有10000元是赫然模板公司的支票）。到了2013年元旦原告看被告还款实在困难就同被告商量说：北京城建赫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还欠你多少钱？被告说：大概8万多吧。原告说：既然你还款这么困难，就把它转过来吧。被告说：行啊，但是你得想清楚他们公司还钱特别慢。原告说：慢就慢吧，大公司总比个人强，你去跟老孙商量吧。于是，经过被告与赫然公司商量，对方也同意了。于是原被告双方协商核算，将88140元货款欠账同意转给原告。可是到了2013年1月16日，需签字时赫然公司财务部门不同意了，说这样倒账手续太多，太麻烦，也不合规定。于是也就搁下了。之后，原告多次到店里催要，被告分几次给了13000元利息（其中最后一次是微信转的5000元，时间是2016年12月18日），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给予公平裁决。董举辩称，同一天打的两张条是一笔钱，76500元的条打的不对是错误的，后来又重新打了一张67500元的条，这个条我认可，确实向原告借款67500元。原告分多次给我的现金，汇总后是67500元，2010年6月9日打了一张借款总条，欠条就是借款的借条，但是这么多年我早已经还完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富成与董举系朋友关系。董举因资金困难曾多次向李富成借款，截至2010年6月9日共计67500元。2010年6月9日，董举出具一份《欠条》（以下简称67500元《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李富成现金67500元，大写陆万柒仟伍佰元正。庭审中，李富成称，截至2010年6月9日，董举向其借款合计67500元，故董举出具了67500元《欠条》。2010年6月9日前，董举按双方月息2%的口头约定支付了三、四千元利息。董举称，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截至2010年6月9日（含当日），其已向李富成支付了八、九千元借款本金。2010年6月9日即董举出具67500元《欠条》当日，李富成向董举出借现金66500元。董举于当日又出具一张《欠条》（以下简称76500元《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李富成现金76500元，大写柒万陆仟伍佰元正，支票到账作废。后李富成在该《欠条》上注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号27052xxx”等内容。当日，董举还将一张载有“北京北七家永固盛达水暖供应站财务专用章、王争涛印、金额76800元、密码62324xxx”等内容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交付给李富成。2011年2月28日，李富成将其添加了“北京小汤山鑫昌隆建材供应站、贰零壹壹（年）零贰（月）贰拾捌（日）”等内容的该支票存入银行，因支票空头被退票。庭审中，李富成称，董举于2010年6月9日再次向其借款，并提供上述支票做担保，故董举又出具了76500元《欠条》，并在该《欠条》上注明“支票到账作废”。因董举尚有借款利息10000元未支付，故其只给付董举现金66500元。李富成还称，上述支票上载明的数额比76500元《欠条》上载明的数额多300元，是董举承诺给其的好处费。董举注明“支票到账作废”的意思是，在李富成兑现上述支票后，也就是董举偿还该笔借款后，76500元《欠条》作废。经询问，董举承认上述支票是其交付给李富成的，但其无法说清为何在该《欠条》上注明“支票到账作废”等内容。董举称，截至2010年6月9日（含当日），其向李富成支付了八、九千元借款本金，出具了76500元《欠条》，但发现该《欠条》上数额书写有误，故其又出具了67500元《欠条》，但76500元《欠条》并没有收回。上述两份《欠条》出具后，因未能还清借款，董举同意将其享有的北京城建赫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赫然公司）的债权88140元转让给李富成，李富成亦表示同意。2013年1月16日，诉争双方签订一份了《债权转让协议》，后因赫然公司不同意该协议，诉争双方均同意不再将董举该笔债权转让李富成。庭审中，董举提交了2011年12月23日至2014年11月16日期间转账记录，证明其在该期间偿还李富成借款本金21790元。李富成对款项数额无异议，但其认为该款项系借款利息。另，董举称其在2010年6月9日后通过转账、现金等方式已还清李富成借款本金67500元（包括上述款项21790元），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李富成自认在2010年6月9日后董举给付其款项40000元（包括上述款项21790元），但认为该款项均为借款利息。本院认为，诉争双方存在以下焦点问题：一、借款本金数额；二、是否约定借款利息；三、尚欠借款本金数额。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李富成提交了67500元《欠条》、76500元《欠条》，转账支票和《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完成了证明诉争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结合上述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认定借款本金具体数额为134000元，理由如下：一、董举认可截至2010年6月9日尚欠67500元借款本金，为此，本院认定该67500元为借款本金的一部分；二、2010年6月9日，董举承认将涉案转账支票交付给李富成，并在76500元《欠条》上注明“支票到账作废”。庭审中，董举无法对“支票到账作废”作出合理解释，李富成称该支票用于担保，在其兑现上述支票即董举偿还该笔借款后，76500元《欠条》作废，其解释符合常理。经查，上述两张《欠条》形成时间为同一日，诉争双方对此并无异议。董举辩称在出具67500元《欠条》后未能收回76500元《欠条》，该行为和说法都有悖常理。董举无证据证明两张《欠条》存在内在关联；三、2013年1月16日，董举在明知已偿还了李富成部分借款本金，借款本金已不足67500元的情况下，仍于当日将其享有的、远多于尚欠借款本金的债权88140元转让给李富成，其行为明显违背常理。董举称李富成取得债权88140元后，再将多余款项交还给董举的观点，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李富成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四、庭审中，李富成承认董举虽出具了76500元《欠条》，但其仅出借现金66500元，为此，本院认定该66500元为借款本金的另一部分。综上，两部分借款本金合计为134000元。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本案中，李富成称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董举称双方未约定利息。李富成提交的两张《欠条》等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此，对李富成主张诉争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尚欠借款本金问题。本案中，李富成承认董举已支付40000元，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为此，该款项应视为董举偿还的借款本金。董举称其借款已偿还完毕的观点，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李富成现要求董举归还借款144000元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董举合理部分的辩称观点，本院予以采信；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董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李富成借款94000元；二、驳回李富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0元，由李富成负担515元（已交纳），董举负担107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郭建新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盛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