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峰,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亮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君,男,1971年6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诗延,女,1976年2月2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名越,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瞿涛,男,1971年1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宝峰、徐君因与被上诉人戴诗延、原审被告瞿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9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宝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戴诗延对王宝峰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涉案的XX俱乐部在未登记备案的情况下，本案的实质应当为个人合伙清算纠纷，退一步讲也应属于共有权人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纠纷。故应当由全体出资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与诉讼，共同进行清算，原审未追加全体出资人为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王宝峰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存在错误。王宝峰仅是受托进行投资理财，该出资款及收益均不处于王宝峰名下或由王宝峰实际控制，在其宣布终止受托理财并为戴诗延等出资人接受以及XX俱乐部退还出资本金后，其对出资人亦不负有法律责任。况且王宝峰原与戴诗延等人并不认识，未拿过收益，还承担了出资本金亏损的风险，故在终止委托理财、戴诗延已取回出资本金的情况下，还要求王宝峰承担返还出资款投资收益的责任，显失公平。三、“风险金测算方案”并未得到全部出资人的认可，一审依据此方案进行判决势必将严重损害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戴诗延就所谓“投资收益款”签署过“XX协议”，明确表示过放弃权利和主张。会员家庭在出资时都明确出资目的在于支持和发展公益事业并同时促进子女健康成长，事实上戴诗延的孩子也通过参加了数十次的会员活动而得到了成长。投资收益款只能用于公益事业，王宝峰接受委托理财完全是处于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原审不应无视该事实。徐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戴诗延对徐君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风险金测算方案”并未得到全部出资人的认可，一审依据此方案进行判决势必将严重损害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得到全部出资人认可的清算分配方案才能作为向戴诗延返还所谓投资收益的依据。三、戴诗延就所谓投资收益款签署过“XX协议”，明确表示过放弃权利和主张。戴诗延辩称，其与王宝峰是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王宝峰在声明中也明确告知戴诗延与王宝峰是委托理财关系，因此双方结束委托关系后，王宝峰将委托事务中取得的财产交还给委托人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瞿涛未行答辩。戴诗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三份《XX协议》;2.判令王宝峰和徐君退还戴诗延784,324.08元（人民币，下同）;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宝峰、徐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戴诗延(乙方,后注明：“陈某1”)与XX俱乐部(甲方)的代表即瞿涛签订《XX协议》,约定:“爱心人士组建XX俱乐部,意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未来培养中国社会年轻的精英阶层。乙方作为孩子父母愿意孩子加入俱乐部成为其会员。遵循公平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1、XX俱乐部培训理念和培训模式。俱乐部利用孩子学校教育之外时间,按照设定的培训计划要求,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教育资源,采用小班化和走出去的培训模式,以培养孩子健全人格为目标,为社会输送年轻精英人才。乙方承诺:当签订本协议并成为俱乐部理事会会员时,完全明了并认同俱乐部的理念和愿景,并自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开放、积极、正面的心态,付出自己可能付出的时间、专业经验、精力和建设性的建议,共享资源,共创针对不同个体的发展计划和活动模式;同时拥抱和欣赏认可其他成员的努力和付出,避免抱怨和指责他人,为建设一个中国自己的精英人群不遗余力,全力奉献!2、乙方签订本协议并生效后,乙方孩子成为俱乐部会员,有权参加俱乐部正常开展的所有活动,乙方同意其孩子接受俱乐部的统一管理。…5、乙方孩子在俱乐部参加活动期间的所有费用由俱乐部承担,俱乐部不得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费用。7、乙方将出资5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委托专业理财团队进行投资运作,乙方承诺投资收益全部由俱乐部接收,归俱乐部所有,甲方保证投资收益全部用于孩子教育培训和俱乐部运营。8、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出资款汇至专业理财团队指定的人民币或外币账户,由王宝峰先生负责对账户资金具体投资运作,并定期向乙方书面报告。9、乙方有权在孩子完成培训计划后或中途与俱乐部终止本协议,鉴于资金投资期间可能引发中途撤回损失,因此俱乐部商定以春节前为申请退出的期限,资金在春节后7个工作日内可以退还申请退出的父母,父母应当向俱乐部提出书面要求解除委托投资。提出解除委托投资的时间为每年春节前30日内,乙方承诺除收回原出资本金外,不再向俱乐部、专业理财团队和其他人主张任何权利。10、王宝峰先生对乙方收回出资款的本金提供担保。…12、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造成俱乐部无法正常运营,俱乐部将自动解散,乙方除收回出资款本金外,不再向俱乐部或其他人主张任何索赔要求。……1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成立,待甲方收到乙方规定的出资款后生效。”2014年,戴诗延(乙方,后注明：“张某1”)与XX俱乐部(甲方)的代表即瞿涛签订《XX协议》,约定同上。2014年,戴诗延(乙方,后注明:“陈某2”)与精英摇俱乐部(甲方)的代表即瞿涛签订《XX协议》,约定同两列两份协议。2014年2月17日,戴诗延将150万元汇入徐君账户。会员家庭将钱款汇入徐君账户后,徐君以自己名义开设账户,由王宝峰进行期货操作,增值部分用于孩子教育、捐赠、公益以及XX俱乐部租用房屋、支付服务人员工资等。截至俱乐部停止运行前,共计有36个家庭,43个孩子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XX俱乐部并未在我国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后于2014年下半年更改名称为XX基金会。2015年7月31日,XX基金会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创办股东为瞿涛、王宝峰及案外人沈某。该基金会有限公司的章程中注明该机构的设立目的为:“本慈善机构的设立目的,是以非营利的性质促进教育,包括但不限于:(i)作为平台、桥梁和推动者为香港社会培育和孕育未来年轻的领导人……”(2016)沪0115民初48123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香港的XX基金会有限公司与原告等人无关,该公司针对的是香港居民,与原告等人设立基金会的日的不一致。被告瞿涛称2015年其与王宝峰等人至香港注册公司,目的是为了慈善捐赠,由被告瞿涛等三人作为捐赠代理人,这与原先成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是不一致的,香港的XX基金会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成功,但是因为账户问题,手续还没有全部办完。被告王宝峰、第三人徐君称为了规范管理故被告瞿涛、王宝峰等于2015年7月去香港注册了公司,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必须要加有限公司的名字,实际上香港的XX基金会有限公司承继了XX俱乐部的全部权利和义务。”2016年4月7日,徐君将现金形式的感恩金24万元转入戴诗延账户,戴诗延确认收到徐君汇入戴诗延账户1笔24万元。对于该笔费用,戴诗延称该分红金是投资收益的分红部分,瞿涛对该陈述表示认可,王宝峰则称该笔钱款是俱乐部发给小朋友用于游学的费用,徐君是根据瞿涛的指令制作财务账册,瞿涛才是俱乐部的负责人,徐君则称该笔钱款是游学费用,是根据俱乐部的指令由徐君账户转出。2016年1月26日,王宝峰发布《声明》,内容为:“最近两周来,很抱歉让大家受到很多的微信干扰。为了能让大家尽快摆脱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干扰,外部指导专家及很多会员家长建议我尽早做出一个决定。根据律师的法律意见,我与大家签订的协议实质一份委托投资协议,而投资收益捐赠到基金会的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各个会员家庭其实并未和已经注册的基金会发生任何捐赠关系。这使得大家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根据协议约定,本人王宝峰决定,协议履行到2015年理财年度结束,不再与全部委托人家庭续签合约,所有头寸均在2016年春节前国内最后一个交易日即2月5日前平仓,得到最后权益数字,交由徐君先生清算。清算报告将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每一位会员家长。收到报告后有任何问题请以邮件形式或微信文字形式私信向徐君先生提出。王宝峰理财团队的投资表现费,未来将在指导董事团队和徐君的共同监督下,全部用于未来捐赠。按照协议约定,投资本金退回各位会员家长,各位会员家长可自行决定将分配获得的投资收益捐赠给XX或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由徐君代为办理捐赠。待新的理财年度开始,本人愿与各位在全人格教育理念上重新协商签订新的协议。最后,再次真诚感谢这段时间给予大量帮助的家长和导师们,感谢你们始终的鼓励!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春节愉快!”基金会秘书黄亮蕾还发送给各会员家庭一份《确认书》,要求会员家庭确认本金退还的账户及名下利润的处置方式:1.根据协议约定,捐赠给XX基金会(投资团队表现费按照30%收取);2.不根据约定捐赠,要求捐赠给(投资团队表现费按照30%收取);3.不根据约定捐赠,要求拿回名下利润(投资团队表现费按照50%收取)。邮件中还附有《资产负债表》(清算)、《损益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资产负债表》(清算)的编制单位为:XX基金会,《财务情况说明书》中应付捐赠包括“随会员捐赠的投资表现费”、“沈某捐赠工资”、“徐君捐赠工资”及“捐赠的律师费”。后徐君将本金150万元退还戴诗延,戴诗延确认收到。本案审理过程中,戴诗延提供日期为2016年4月10日的《XX共同基金(原XX俱乐部)理事会会议纪要》,内容为:“XX共同基金(原XX俱乐部,以下简称XX)于2016年4月10日在XX路XX号XX广场XX号楼XX室召开会议,会议是在理财团队王宝峰2016年1月26日宣布不再接受XX的委托后,召开的首次会(议),会议就XX今后发展方向,王宝峰不再接受委托后,理财账户中的资金的处理达成如下共识:1、按今天会议的共识,由徐君对理财账户中的资金的分配方案进行重新编制会计报表,供大家讨论(按2014年5月5日EIC字20140505会议纪要第四条计算);2、今天参会的所有成员对基金会自成立之初至2016年2月投资停止之时所有管理团队及会员家长作出的贡献和付出表示肯定和感谢”。该会议纪要尾部有包括戴诗延在内共计八人签名(含徐君),徐君同时书写“我对共同基金的主体不确认,但我会根据会议纪要讨论方案制定分配方案讨论稿”。瞿涛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宝峰认为确实开过会,签过这份会议纪要,徐君在纪要的右下角注明了不确认共同基金的主体等内容,后徐君制作了《XX基金会风险金测算方案》,该表格显示会员名字为陈某1、陈某2、张某2(原文即为“署”）的风险金为784,324.08元,戴诗延以此数字主张投资收益款。调整栏中注明:沈某工资26万元,徐君工资26万元,律师费15万元。王宝峰认为这不是最终确认的分配方案。徐君则称该测算方案是徐君应戴诗延等人的要求制作的,徐君在签字时就已经注明了“不确认”,会议纪要未经过其他人开会决策通过,所以是非正式的,不能作为计算依据,在法律上应属无效。王宝峰还提交了一份徐君制作的《XX基金会投资情况明细表》,统计出的会员名字为陈某1、陈某2、张某2(原文即为“署”)的暂存为331,244.95元。戴诗延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系单方制作;瞿涛认为没有见过这张明细表,对内容也不认可。徐君称是其制作,对真实性无异议。在(2016)沪0115民初47940号案件中,徐君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杨维律师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称与徐君核实,“目前剩余款项仍在徐君名下的一个账户上”。2018年6月1日,徐君通过个人账户向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转账452,516.68元;2018年6月4日,徐君通过个人账户向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转账10万元;2018年9月21日,徐君通过个人账户向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转账266万元。王宝峰称XX基金会的剩余款项已经捐献至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徐君认为戴诗延主张徐君返还的钱款实际已经捐赠给上海XX教育发展基金会,要求徐君向戴诗延返还钱款,不具备法律上的可能性。2016年10月9日,上海东洲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沪东洲政信会所验字[2016]第6023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章程的规定,贵基金会(筹)(即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申请登记的原始基金数额为266万元,来源于自然人徐君(即本案徐君)的捐赠资产,占原始基金数额的100%。经我们审验,截至2016年9月20日止,贵基金会(筹)已收到自然人徐君(即本案徐君)的捐赠款266万元,全部系货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XX协议》由作为甲方XX销售部代表的瞿涛、乙方会员的出资人戴诗延签署,并注明专业理财团队负责人为王宝峰,协议并无其他出资人签署,因XX俱乐部至今未合法成立,该协议尚不能认定已生效,且审理中王宝峰、瞿涛均表示同意解除协议,戴诗延要求解除该协议无明显不当,予以准许。戴诗延现主张王宝峰返还投资收益款,虽然王宝峰未在三份《XX协议》上签名,但从后期王宝峰确实如协议约定管理戴诗延交付的资金、从事投资理财来看,王宝峰即协议上的专业理财团队负责人,戴诗延与王宝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关系,故王宝峰主张其并非适格被告,不予采纳。戴诗延基于《XX协议》而作出的承诺“乙方投资收益全部由俱乐部接收,归俱乐部所有”、“乙方除收回原出资本金外,不再向俱乐部、专业理财团队和其他人主张任何权利”、“王宝峰先生对乙方收回出资款的本金提供担保”等均不产生相应法律上的拘束力。王宝峰、徐君在诉讼中主张XX基金会有限公司承继了XX俱乐部的权利义务,但XX俱乐部、XX基金会均未在我国相关部门进行登记,瞿涛、王宝峰及案外人沈某虽在香港成立了XX基金会有限公司,但该公司的股东仅为上述三人,设立目的为“作为平台、桥梁和推动者为香港社会培训和孕育未来年轻的领导人”等,显然与戴诗延等家庭成立XX俱乐部的宗旨不符,故本案中难以认定XX基金会有限公司承继了原“XX俱乐部”的全部权利义务,王宝峰、徐君辩称所有收益应归于XX基金会有限公司的辩称意见难以采纳。至于王宝峰、徐君所述的之后成立的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更是缺乏依据认定与XX俱乐部存在权利义务的关联性。虽然《XX协议》未生效,但客观上以此协议为基础,戴诗延向徐君账户交付了出资款、王宝峰对该账户内的出资款进行了投资理财。故戴诗延与王宝峰成就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在双方结束委托关系后,受托人应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现戴诗延要求王宝峰返还投资收益款,有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徐君虽非戴诗延与王宝峰委托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但考虑到徐君是戴诗延投资理财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并实际协助王宝峰进行理财账户的管理清算工作,故徐君一并负返还义务,予以准许。王宝峰和徐君还称,本案涉及的戴诗延的资金已经捐献给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徐君作为戴诗延投资理财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即使将尚未完成清算的资金以徐君名义捐赠给上海市XX教育发展基金会,也系其个人行为,不能免除其在本案中的返还义务。对于戴诗延主张的返还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王宝峰在本案中又提交了徐君制作的《XX基金会投资情况明细表》,戴诗延对于该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瞿涛也称没有见过,从内容上看是各会员家庭投入基金款的退款,捐献和暂存等情况进行的数据罗列,对应戴诗延应付表现费和应捐赠金额的比例未经过戴诗延确认,故难以据此作为认定王宝峰应返还金额的依据。戴诗延所主张的784,324.08元系根据徐君制作的“风险金测算方案”得出,徐君系XX俱乐部中负责财务账目制作的人员,XX俱乐部的所有款项及期货交易均使用其账户进行操作,其理应对XX俱乐部的相关财务状况最为清楚,“投资测算方案”因对投资的先后不作区分而一并进行收益分配,不尽合理,同时在未获相关投资人认同的情况下即确定投资理财参与人及其他人员的报酬,实属剥夺了协议一方当事人对收益款的协商处置权利。而“风险金测算方案”根据出资的先后、按每月的理财盈亏、扣除投资家庭参与集体活动的成本开支后所作的结论金额,更具有合理性。但该方案中未考虑受托人王宝峰的合理报酬,即当事人所称的“表现费”,有欠公平。虽然双方在成就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时并未言明王宝峰是有偿受托,但事实上若非基于共同组建并能正常运营XX俱乐部的意愿、若非有共同“未来培养中国社会年轻的精英阶层”之理念,戴诗延与王宝峰实缺乏无偿受托理财的基础。在本案中,戴诗延表示愿意参照生效判决的比例(约为22.95%)将18万元作为向王宝峰支付的表现费;王宝峰坚持认为应当按照《确认书》中的50%的比例计算表现费,即使参考生效判决,应当按照每个会员6万元计算,三个孩子应扣除18万元;瞿涛认为参照生效判决计算后由王宝峰和徐君返还;徐君认为王宝峰应当获取表现费,但对具体金额未进行明确。一审法院认为王宝峰所述的50%的扣除比例缺乏依据,在各方认可可以参考生效判决的比例的情况下,酌定将18万元作为王宝峰的表现费,并在本案中作为解除合同的后果予以一并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戴诗延与瞿涛于2014年签订的(注明王宝峰为专业理财团队负责人)三份《XX协议》;二、王宝峰、徐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戴诗延投资收益款604,324.08元。案件受理费11,643元,由戴诗延负担3,900元,由王宝峰、徐君共同负担7,743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戴诗延作为合同乙方，与合同甲方即XX销售部代表的瞿涛签署了三份《XX协议》，并注明了王宝峰为专业理财团队负责人。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系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纠纷。现各方均表示同意解除协议，各项诉请亦涉及合同解除的后果处理，故上诉人王宝峰、徐君再以个人合伙清算、共有权人分割共有财产等为由，提出应追加全体投资人为本案当事人，并以此主张原审程序错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系争《XX协议》并未生效，但戴诗延客观上确已依照协议向徐君账户转入出资款，王宝峰亦对该账户内的出资款进行了投资理财。故原审认定戴诗延与王宝峰成就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有其事实依据。现因双方协议解除、委托关系结束，王宝峰作为受托人自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据此，原审对于戴诗延要求返还投资收益款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至于就投资收益款金额的确定，两上诉人主张投资收益款应由全体投资XX俱乐部的出资人共同清算，其理由有欠充分，对此原审已作了详细阐释，本院亦予认同，故不再赘述。原审基于戴诗延与王宝峰之间，虽无有偿受托之约定，但亦缺乏无偿受托之基础，故在双方就受托人是否应取得报酬、及具体报酬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酌定由戴诗延支付王宝峰“表现费”180,000元，亦属合理；而徐君作为戴诗延投资理财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协助对理财账户的管理清算等运作，为避免讼累，原审法院判令徐君与王宝峰共同返还戴诗延投资收益款，亦属可行，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宝峰、徐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686元，由上诉人王宝峰负担人民币9,843元，由上诉人徐君负担人民币9,8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岑佳欣审判员  王韶婧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曹 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