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12行再6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士界，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阳大道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0316043—Ｘ。 法定代表人刘玉建，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鹏：阜阳市颍州区京九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宪生，该管委会法律顾问。 申诉人刘士界因诉被申诉人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皖12行终190号行政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诉。2019年12月20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2019）34000000563号行政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皖行抗8号行政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晓龙、检察官助理杨双彦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刘士界，被申诉人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鹏、韩宪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本院（2018）皖12行终190号行政裁定认定“刘士界家三处养猪场均已经在其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予以补偿”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建议法院依法再审。 申诉人刘士界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本院（2018）皖12行终190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建议法院维持该裁定。 刘士界向一审法院诉称：刘士界于1995年在阜阳市××区××办事处××18户开办养猪场，并办理工商登记，经营面积达700平方米。2009年，刘士界与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阜阳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相关的三份《阜阳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均是房屋补偿。对于两份《拆迁丈量摸底表》的房屋情况及材料的补偿没有达成协议，致其合法财产权受到损害，其多次请求相关机关解决，未果。2017年7月27日、11月1日，其书面请求阜阳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至诉讼之日未答复。刘士界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是涉案拆迁地块的拆迁补偿主管部门，应当对涉案纠纷依法履行裁决义务。因阜阳开发区管委会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其权益不能实现。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履行与刘士界签订583.69平方米的养猪场厂房的拆迁补偿协议的职责，并当庭明确请求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拿出对其本人的养猪场拆迁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生效的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2015）州行初字第00045号行政裁定书以及本院（2015）阜行终字第00159号行政裁定书，已经认定刘士界与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达成拆迁安置协议，并获得拆迁补偿款后，其房屋及养猪场被拆除。现刘士界起诉阜阳开发区管委会，要求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拿出对其本人的养猪场拆迁协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裁定驳回刘士界的起诉。 刘士界上诉称，刘士界签订的三份相关《阜阳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共涉及房屋补偿面积1497.41平方米，但对于两份《拆迁丈量摸底表》中约583.69平方米的养猪场，是在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强行拆除。刘士界家共有三处养猪场，其中一处被拆迁人是其母亲余东荣，此处房屋及养猪场的拆迁款已经结清。另外两处被拆迁人是其一家三口（刘士界、邢桂荣、刘勇）的房屋拆迁款已结清，但是养猪场的拆迁款没有赔偿。本案中，刘士界诉的就是这两处养猪场未跟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责令阜阳开发区管委会与其签订583.69平方米养猪场的拆迁补偿协议。 本院二审认为，本院作出的（2015）阜行终字第00159号行政裁定书已经生效，该生效裁定中查明：“刘士界家庭在阜阳市××区××办事处××村所建房屋及养猪场在拆迁范围内。其中涉及养猪场共三处，一处被拆迁人为刘士界母亲余东荣。经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丈量评估，猪圈、厕所面积152.26平方米，归属在附属物栏内，拆迁补偿金额6090元。刘士界代其母亲与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另外两处被拆迁人为刘士界、邢桂荣、刘勇，其中一处猪圈、厕所面积87.91平方米，归属在附属物栏中，拆迁补偿金额3516元，另一处作为住房补偿。刘士界、邢桂荣、刘勇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拆迁补偿款均已全额领取。上述房屋被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拆除后向刘士界支付了旧房回收款。”据此，刘士界家的三处养猪场均已经在其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予以补偿，拆迁补偿款其也已经领取。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在本案中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刘士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再审期间，针对安徽省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被申诉人当庭举证以下证据：1、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地（2008）167号批复、阜阳市人民政府阜政秘（2009）117号征地通告、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勘测定界图、储备地拆迁个户人口明细。证明刘士界房屋所在地为集体土地，其地上附着物，补偿应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政策规定执行，而不是按照国有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规定补偿，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适用法律不当。 2、阜阳市国土资源局《沙颍河近期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阜阳市人民政府阜政发（2000）18号文件，证明按照市政府文件及原阜阳市国土局的补偿标准，对集体土地上的经营性用房无补偿营业损失的规定，因而京九路街道办事处和刘士界签订的《阜阳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无经营损失的约定符合法律政策规定。 刘士界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均不予以认可，认为，检察机关抗诉适用法律正确，阜阳经济开发区依法应当履行与其签订补偿协议的职责。 本院认证意见为，上述文件均为阜阳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制作，京九路街道办事处和刘士界签订的《阜阳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因此，对上述证据依法应予采纳。 本院再审认为，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的（2015）阜行终字第00159号行政裁定书已经生效，该生效裁定中明确查明：“刘士界家庭在阜阳市××区××办事处××村所建房屋及养猪场在拆迁范围内。其中涉及养猪场共三处，一处被拆迁人为刘士界母亲余东荣。经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丈量评估，猪圈、厕所面积152.26平方米，归属在附属物栏内，拆迁补偿金额6090元。刘士界代其母亲与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另外两处被拆迁人为刘士界、邢桂荣、刘勇，其中一处猪圈、厕所面积87.91平方米，归属在附属物栏中，拆迁补偿金额3516元，另一处作为住房补偿。刘士界、邢桂荣、刘勇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拆迁补偿款均已全额领取。上述房屋被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拆除后向刘士界支付了旧房回收款。据此，刘士界家的三处养猪场均已经在其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予以补偿，拆迁补偿款其也已经领取。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在本案中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正确。”据此，刘士界的合理诉求已经实现。现在，其就拆迁补偿协议再次起诉安徽省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安徽省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与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2018）皖12行终190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九十二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的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8）皖12行终190号行政裁定。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申诉人刘士界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廷华 审判员  吕 洁 审判员  褚颍芬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东宝 书记员郑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包括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