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9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镇江，男，1959年9月30日生，布依族，望谟县林业局退休干部，住贵州省望谟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焕华，男，1959年12月6日生，布依族，个体户，住贵州省望谟县（天主教堂边兄弟停车场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志金，女，1966年3月23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兴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女，1996年3月13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系赵志金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开祥，男，1948年6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益，曾用名黄鱼，男，1976年4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原审第三人：杨胜如，男，1968年10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望谟县。 上诉人戴镇江、詹焕华因与被上诉人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原审第三人杨胜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戴镇江、詹焕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义务；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出售杉木林给被上诉人后，因案外人邱碧杰、杨顺国等阻止运输，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杉木买卖被迫终止。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杉木买卖终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了结算，已经全部清偿了被上诉人交来的全部杉木林购买款项和其他费用。一审判决对驮马费计算错误，原定是整片杉木林采伐后的驮马费是57,800元，因为仅只采伐了一半的杉木林被迫终止采伐，运输的部分也仅只是采伐的一半，即整个驮马费只是原定采伐的四分之一，费用应当也只是57,800元的四分之一，即只是14,450元左右。上诉人起诉邱碧杰、杨顺国等人的案件，生效的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对上诉人的损失也只是按时间、数额等进行酌情赔偿，但本案却按整片杉木林计算全部的驮马费显失公平。驮马费只按14,450元计算，上诉人不但不欠被上诉人的杉木款，反而多给了被上诉人13,957元，考虑了被上诉人是因为邱碧杰、杨顺国等人的阻碍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上诉人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已经清偿了被上诉人支付的全部杉木款项和其他费用。综上，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义务。 被上诉人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二审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杨胜如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共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戴镇江、詹焕华支付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欠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戴镇江、詹焕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底至1996年间，戴镇江、詹焕华承包大观纳上林场栽种杉木苗，并进行管护。1997年11月，戴镇江、詹焕华与望谟县国营纳上林场补充完善合同手续，签订了《国有非耕地造林承包合同书》。由戴镇江、詹焕华承包纳上林场进行造林，总面积为200亩，承包期限为30年，戴镇江、詹焕华告按每亩6元向纳上林场交纳土地承包费。但在林业部门绘制的《纳上林场非耕地开发规划图》上，戴镇江承包的非耕地面积为250亩。后戴镇江、詹焕华又与杨胜如分别于2001年1月6日、2002年2月16日签订《沙仁种植协议》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杨胜如与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共同合作种植沙仁，并由杨胜如对承包地内的沙仁及杉木进行管护。2014年11月11日，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作为乙方与戴镇江、詹焕华及杨胜如作为甲方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协议中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望谟县大观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乙方，出售价为壹拾玖万捌仟元整（198000.00）。甲方负责向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并办理合法采伐手续即采伐证。办理采伐手续（采伐证、运输证等）中的各种税费由乙方按有关规定缴纳。甲方采伐证办理完毕后交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付甲方预付款壹拾壹万整（110,000.00元），一个月内（以采伐证时间为准）付清全部购买杉树的剩余金额捌万捌仟元整（88,000.00元）。2014年11月16日，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按照约定支付给戴镇江、詹焕华11万元的预付款。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在采伐运输过程中，2014年12月17日，案外人邱碧杰、杨胜国等九户向望谟县林业局提交了《请求给予解决纳上林场非耕地造林分成的请示》，提出邱碧杰等案外人有30%、戴镇江、詹焕华有70%的分成，请求给予协调解决。望谟县林业局于2014年12月30日向戴镇江、詹焕华发出望林责通字［2014］第1号责令停止采伐林木通知书，并于2015年1月9日召集争议双方进行协调，因双方各持异议而调处未果，林业局建议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在此期间，戴镇江、詹焕华向县林业局申请恢复林木采伐运输生产，望谟县林业局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望林复［2015］1号答复，建议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按司法程序进行依法处理，待处理后，及时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采伐或重新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方可继续采伐及运输生产。因无法继续采伐和运输林木，2015年5月2日，经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戴镇江、詹焕华及杨胜如协商，均同意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戴镇江、詹焕华作为甲方与李开祥和赵志金作为乙方进行结算并于2015年5月2日签订《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办理采伐证和已砍伐的（已运出公路边和运到林场场部）的木材退还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理。对此前已出售或加工的木材，另行商议。二、乙方已付木材款11万元，2015年2月2日乙方向甲方借支3万元，实际甲方收到8万元。三、乙方办理采伐证时交林业局木材费用41,292.00元；四、砍工费17,712.00元；五、木材技术裁量费6,000.00元；六、驮运费57,800.00元；七、场地堆放等杂用费8,133.00元；八、办理采伐证费用570.00元；九、看守费18,000.00元；十、付货车放空误工费3,400.00元和上下车费1,700.00元合计5,100.00元。以上共计发生费用234,607.00元。扣除甲方已付的八、九条（实际为第九、第十条）23,100.00元，实际返还乙方现金211,507.00元。2015年5月3日，戴镇江、詹焕华向李开祥、赵志金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开祥、赵志金付木材等费用贰拾叁万肆仟陆佰零柒元整（234,607.00元），待相关事宜解决后付清。按2015年5月2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条款清付。欠款人：戴镇江詹焕华二0一五年五月三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签订后，2015年5月3日，李开祥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30,000.00元；2015年5月4日，李开祥向詹焕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詹焕华现金58,900.00元；2015年6月16日，李开祥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等三人木材款37,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15,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杨胜如现金35,600.00元；2019年5月21日，李开祥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收到木材运输台班费、木材看守费共计6,600.00元。 本案在审理中，李开祥对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的收条均予以认可。 再查明，2014年11月12日县业林局向原告核发的采伐林木许可证载明的采伐许可面积为8.22公顷，采伐蓄积578.31立方米，商品材出材量为404.82立方米。2016年7月22日，戴镇江、詹焕华委托黔西南州鲲波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已采伐的木材进行核查评估，该公司于2016年8月8日出具评估报告，认定已采伐的杉木林面积为4.09公顷，总蓄积为287.73立方米，出规格材201.41立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1月11日，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作为乙方与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作为甲方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与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达成《杉木买卖协议》，将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位于望谟县大观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双方均按照协议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出卖人的甲方，根据法律规定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在砍伐树木过程中，遭到了案外人即部分村民主张权利，致使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至今无法正常砍伐和运输树木，双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居于此，2015年5月2日，经双方协商，均同意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签订《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并对因此造成赵志金、黄益、李开祥的损失进行了清理和结算。戴镇江、詹焕华自愿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上同意扣除已付的八、九条（实际为第九、第十条）23,100.00元，实际返还乙方（赵志金、黄益、李开祥）现金211,507.00元。该承诺属于戴镇江、詹焕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戴镇江、詹焕华应履行承诺作出结算条款的支付责任。关于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已向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支付结算损失的问题。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签订后，2015年5月3日，李开祥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30,000.00元；2015年5月4日，李开祥向詹焕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詹焕华现金58,900.00元；2015年6月16日，李开祥向戴镇江等三人（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等三人木材款37,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15,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杨胜如现金35,600.00元；2019年5月21日，李开祥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收到木材运输台班费、木材看守费共计6,600.00元。上述共计已支付183,100.00元。李开祥均予以认可出具的收条，按照双方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约定：“实际返还乙方（三原告）现金211,507.00元”，扣除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已支付的部分即183,100.00元，应当尚支付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损失28,407.00元。关于戴镇江、詹焕华抗辩称《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用来打另一场官司用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案件审理中，戴镇江、詹焕华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为打官司所用的相关证据。从双方签订的《杉木林承包合同书》在卷佐证，如戴镇江、詹焕华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结算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对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如何支付或支付多少另有约定的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从双方签订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和欠条足以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切实履行《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约定。合同的相对方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因此，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诉请戴镇江、詹焕华支付尚欠的部分欠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尚欠款项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甲方即戴镇江、詹焕华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无杨胜如的签字认可，杨胜如对该协议也未进行追认，故该协议并不能约束杨胜如，且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仅要求签订结算协议的戴镇江、詹焕华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因此，《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支付责任应由戴镇江、詹焕华承担。关于原告称向被告出具的3万元的收据实际是向被告借支的3万元的借支款转换为借款的诉称能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李开祥向被告出具的3万元收条并未注明系李开祥向被告借支款，且在庭审中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认可收到17万多（包含出具的3万元收条在内）的事实。因此对原告的诉称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对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已运输走的木材折价37,000.00元应否扣减赵志金、黄益、李开祥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造成赵志金、黄益、李开祥的损失已进行结算，对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已运输走的木材使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产生获利，双方庭审中确认运走部分折价37,000.00元，该部分应视为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获利部分，在计算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损失时考虑相应扣减符合客观实际。对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要求支付的其他请求，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杉木买卖协议》和《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切实履行协议约定。被告应按合同约定赔偿原告未赔偿完毕的经济损失。赵志金、黄益、李开祥的请求部分应当予以支持。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戴镇江、詹焕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赵志金、李开祥、黄益损失人民币28,407.00元。二、驳回赵志金、李开祥、黄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承担1,161元；被告戴镇江、詹焕华承担639元。 二审中，上诉人戴镇江、詹焕华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贵州省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兴民终字第64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本案的起因是由于第三方以“纠纷”为幌子，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恶意阻挠赵志金、李开祥、黄益与戴镇江、詹焕华之间的正常交易，不该发生而发生的费用损失。第二组证据：李开祥借条复印件一张（金额500元），此借条所借金额应当在戴镇江、詹焕华所偿还的金额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并非二审中产生的新证据，且上诉人所主张的“第三方”与戴镇江、詹焕华之间的劳务法律关系、李开祥借款500元的借款关系，并非本案审理的买卖合同范围，故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2014年11月11日，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作为乙方与戴镇江、詹焕华及杨胜如作为甲方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协议中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望谟县大观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乙方，出售价为壹拾玖万捌仟元整（198000.00）。甲方负责向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并办理合法采伐手续即采伐证。办理采伐手续（采伐证、运输证等）中的各种税费由乙方按有关规定缴纳。甲方采伐证办理完毕后交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付甲方预付款壹拾壹万整（110,000.00元），一个月内（以采伐证时间为准）付清全部购买杉树的剩余金额捌万捌仟元整（88,000.00元）。2014年11月16日，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按照约定支付给戴镇江、詹焕华11万元的预付款。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在采伐运输过程中，案外人邱碧杰、杨胜国等九户有30%分成。因无法继续采伐和运输林木，2015年5月2日，经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戴镇江、詹焕华及杨胜如协商，均同意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戴镇江、詹焕华作为甲方与李开祥和赵志金作为乙方进行结算并于2015年5月2日签订《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办理采伐证和已砍伐的（已运出公路边和运到林场场部）的木材退还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理。对此前已出售或加工的木材，另行商议。二、乙方已付木材款11万元，2015年2月2日乙方向甲方借支3万元，实际甲方收到8万元。三、乙方办理采伐证时交林业局木材费用41,292.00元；四、砍工费17,712.00元；五、木材技术裁量费6,000.00元；六、驮运费57,800.00元；七、场地堆放等杂用费8,133.00元；八、办理采伐证费用570.00元；九、看守费18,000.00元；十、付货车放空误工费3,400.00元和上下车费1,700.00元合计5,100.00元。以上共计发生费用234,607.00元。扣除甲方已付的八、九条（实际为第九、第十条）23,100.00元，实际返还乙方现金211,507.00元。2015年5月3日，戴镇江、詹焕华向李开祥、赵志金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开祥、赵志金付木材等费用贰拾叁万肆仟陆佰零柒元整（234,607.00元），待相关事宜解决后付清。按2015年5月2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条款清付。欠款人：戴镇江詹焕华二0一五年五月三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签订后，2015年5月3日，李开祥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30,000.00元；2015年5月4日，李开祥向詹焕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詹焕华现金58,900.00元；2015年6月16日，李开祥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等三人木材款37,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戴镇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镇江现金15,000.00元；2015年7月2日，赵志金向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杨胜如现金35,600.00元；2019年5月21日，李开祥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收条收到木材运输台班费、木材看守费共计6,600.00元。本案在审理中，李开祥对向戴镇江、詹焕华、杨胜如出具的收条均予以认可。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戴镇江、詹焕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戴镇江、詹焕华是否应按照《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履行协议，原审判决戴镇江、詹焕华支付28,407元是否恰当？ 本院认为，本案《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为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而达成的协议。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内容约定来看，双方对于前期已支付金额、砍工费、木材裁量费、驼运费等分项费用均进行具体的数额确定，在一审法庭询问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双方协商的结果。因此，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双方已经结算，并全部清偿了被上诉人的全部杉木购买款项和其他的费用的理由为一审对驮马费计算错误，因为只砍伐及运输了了一半的杉木，驮马费应当按照全部驮马费57,800元的四分之一计算（14,450元）。但根据《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约定“驮运费干包整个（片）树林运费57,800元，虽未驮运完毕（仅完成整片树林的一半）但按合同协议已付57,800元”可知，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即已了解杉木驮运情况，57,800元的驮运费也纳入了应当返还的金额之中，该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现上诉人对驮马费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按照14,450元计算，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达成《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后又对相关费用进行了变更约定，2015年5月3日戴镇江、詹焕华出具的《欠条》也载明了尚欠金额为234,607元，同时约定“待相关事宜解决后付清，按照2015年5月2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条款付清。”因此，上诉人的该请求因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约定不符，不能成立。原审根据《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欠条》及戴镇江、詹焕华已支付金额，认定尚欠金额为28,407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戴镇江、詹焕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戴镇江、詹焕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娟 审 判 员  查必林 审 判 员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唐 鹏 书 记 员  岑周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