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18号原告北京安艺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12号1号楼368-8211。法定代表人张振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金明，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1号。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斌，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郑必东，北京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寇艳敏，女，1984年2月14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委托代理人陈亮，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安艺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保障行政确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寇艳敏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魏金明，被告委托代理人何斌、郑必东，第三人寇艳敏（以下简称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依第三人的申请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3815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鲍某为原告的员工，工作岗位是保安，工作时间分早中晚三个班。2017年8月20日鲍某上中班，当日下午14时10分左右，鲍某在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执勤时，同事发现其不舒服、满身大汗，立即用电台呼叫队长，后由队长先后将其送往丰台区天伦锦城北门附近的一家诊所、西红门医院、北京市仁和医院等检查治疗，后经医院抢救无效，鲍某于2017年8月21日7时15分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广泛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被告经调查核实，2017年8月20日，鲍某在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鲍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诉称，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具体理由是：第一，被告调查的“鲍某在工作中突发疾病”不符合客观事实，鲍某疾病发作时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其死亡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第二，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下午15时入住大兴区的北京市仁和医院，大夫在检查后就及时与其家属联系，建议立即手术，其家属于当日晚23时才到达医院，并且到达后也并未立即手术而是一直商量，直到次日凌晨3时46分才手术，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对于鲍某死亡的后果，其家属有过错；第三，被告的工伤认定程序违法，对于工伤认定申请人资格审核和受理过程均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综上，原告诉请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交接班记录本》、《询问笔录》三份，证明鲍某突发疾病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在岗状态，《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错误；2、鲍某的病历材料及录像，证明鲍某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家属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况；3、《关于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不认可鲍某为工伤的理由，并在工伤认定阶段已经向被告提交；4、微信记录，证明原告在工伤认定阶段已向被告提交了相应证据材料。经本院准许，原告申请其公司职员封某出庭作证，封某陈述在被告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了《交接班记录本》、《情况说明》、录像等材料，被告工作人员收取但未出具书面回执。被告辩称，根据调查，被告认为鲍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第一组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1、《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暨一次性告知单》，证明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2、鲍某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出庭函》、韩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证明鲍某的身份信息、亲属关系情况及委托情况；3、原告企业信息查询，证明原告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4、《案前调解收据》、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0315号《裁决书》、（2018）京0105民初7667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证明原告与鲍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5、北京市仁和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普放诊断报告书》、《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一）》两张、《化验报告粘贴单》十张、《手术记录》、《死亡记录》，证明鲍某的治疗情况；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鲍某的死亡时间及原因；7、2017年8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以下简称兴丰派出所）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发病被同事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进行治疗，后经抢救无效死亡；8、2017年8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新发地派出所（以下简称新发地派出所）对原告队长黄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在工作岗位发病，后被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进行治疗；9、2017年8月31日兴丰派出所对原告项目部经理袁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在工作岗位发病，被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进行治疗，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第二组为被告作出受理决定并送达的证据材料，包括：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第三人予以送达；2、《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邮寄查询单，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第三组为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委托书》及受托人封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委托情况。第四组为被告调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证据材料，包括：1、2019年4月19日被告对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韩某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后被同事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进行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2、2019年5月13日被告对原告经理封某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不认可鲍某受伤属于工伤；3、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送达。（二）规范性文件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2、《工伤认定办法》，3、《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4、《北京市工伤认定办法》，被告以上述规范性文件说明其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权，其认定工伤的执法程序合法，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述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第三人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三份《询问笔录》及证据2具备真实性，能够证明公安机关调查及鲍某治疗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其中录像仅反映出医院与鲍某家属沟通情况，不能证明鲍某家属对鲍某死亡后果发生存在过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提交证据1中《交接班记录本》及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系原告自行书写的材料，证人封某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此部分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曾向被告提交过相应证据材料，亦不具有证明鲍某死亡不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证据效力。2、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定要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所认定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与鲍某于2011年12月2日登记结婚。2019年1月28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766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原告与鲍某于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4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8月20日14时10分许，原告在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处突发身体不适，经由同事发现后，由队长黄某送往医院救治。经由诊所及西红门医院治疗后，鲍某于当日17时左右被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救治，后于8月21日3时46分至5时3分期间进行手术。鲍某于2017年8月21日7时15分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广泛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2017年8月24日，第三人报警称怀疑鲍某非正常死亡。同日，兴丰派出所对第三人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三人陈述报警目的是为调查现场监控录像，鲍某系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保安，单位提供监控录像显示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13时37分许从宿舍出来，黄某告知第三人鲍某于2017年8月24日14时10分左右发病等内容。新发地派出所对原告队长黄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黄某陈述鲍某负责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口秩序维护，2017年8月20日14时10分左右，正在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附近执勤的保安员杨某用电台叫黄某，说鲍某有些不舒服，到达现场后将鲍某送往医院治疗，3号门有三个人值守，每人八小时轮班，早班是杨某，中班是鲍某等内容。2017年8月31日，兴丰派出所对原告项目部经理袁某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袁某陈述鲍某发病当天不在单位，后来保安队长通知，鲍某上班时间为14时30分上班等内容。2019年4月19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认定鲍某为工伤，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暨一次性告知单》、鲍某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出庭函》、韩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原告企业信息查询、《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北京市仁和医院的住院病案及诊断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询问笔录》等材料。同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京朝人社工受字[2019]第0317376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提交的鲍某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当日，被告对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韩某制作了《调查笔录》，韩某陈述其是工伤认定案件的代理人，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下午14时许在岗位上发病，后于2017年8月21日7时1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共经历17个小时，鲍某是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医治无效死亡。2019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予以邮寄送达，告知原告如认为受伤职工不属于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并于收到通知书起5日内提交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材料并由相关人员接受调查。2019年5月13日，被告对原告代理人封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封某陈述鲍某负责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3号门维护秩序，鲍某上中班从14时30分到22时30分，2017年8月20日鲍某上班，鲍某从在市场发病到死亡共经历17个小时，原告不认可鲍某属于工伤，鲍某家属对鲍某死亡后果有过错等内容。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予以送达。另查，第三人曾于2018年9月30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因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的民事诉讼，申请撤销了工伤认定申请。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中规定，市和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鲍某因突发疾病死亡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相应行政处理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为视同工伤。本案中，鲍某于2017年8月20日14时10分许突发疾病，后于2017年8月21日7时15分死亡，属于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案件争议焦点在于鲍某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根据现有证据和已查明事实，鲍某发病地点在其正常的工作地点处，发病时间与原告所述上班时间相近，原告委托代理人在行政程序中也陈述鲍某当天上班，鲍某当天突发疾病后由同事发现并被送往医院救治，综合判断上述情况并结合其工作职责和岗位的灵活性，可以认定鲍某突发疾病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虽不认可鲍某属工伤，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调查询问情况并结合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分配等因素，作出第三人属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属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出鲍某家属对鲍某死亡存在过错的主张，因鲍某系突发疾病，其家属在经商量考虑后确定治疗方案当属合理，原告以此主张鲍某家属存在过错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被告接到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受案、收集材料、询问调查、告知、送达等步骤，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其履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关于原告提出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授权委托书》中授权内容空白、委托时间与申请时间不对应的问题，被告在向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韩某进行调查时对于委托代理关系予以确认并记载于《调查笔录》，第三人对此亦予以认可，故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关于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文号与《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中文号及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上述情况确因被告存在笔误所致，但此情况未影响当事人的合法程序权利，也不足以导致被告程序违法。但上述问题反映出被告审核工作规范性和行政文书制作严谨性存在缺失，本院予以指出，被告应对此引起必要重视。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安艺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安艺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郑瑞涛审判员  唐伟伟审判员  窦京京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