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36号。 代表人：石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系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锐飞，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农资集团北疆农佳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奎屯市南环路翠竹园路50-A区。 法定代表人：雒满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恕维，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冰，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宝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路25号1111室。 法定代表人：卢李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农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恕维，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冰，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新疆农资集团北疆农佳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佳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疆农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资集团）、杭州宝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银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三项，改判农资集团对判决第二项中农佳乐公司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改判农资集团对平安银行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资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上存在瑕疵，造成本案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中平安银行向法院申请调取余战海、李学波、张捷等当事人在乌鲁木齐公安局相关询问笔录，申请调取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银行账户流水、分户账等会计资料，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造成本案事实无法查清。1.浙江汉博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推定诉涉的四方《合作协议书（四方担保提货模式）》（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的公章是他人伪造，四方《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的印章与样本章不一致不能当然地推定四方《合作协议书》不是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农资集团《公司年检报告书（2011年度）》上的公司印章与其他样本不一致，表明农资集团实际使用多颗公章，其印章的使用不具有唯一性。一审判决认为该印章即为农资集团向公安机关注册销毁的印章没有依据。2.四方《合作协议书》是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较大的盖然性。鉴定结论中四方协议上所盖印章与样本章不一致不是四方合作协议不是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充足条件，因而认为“相关询问笔录反映的是有关人员的陈述情况，不能推翻相关印章的鉴定结果”是错误的。余战海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余战海在情况说明中强调，上述供应链融资业务得到了农资集团的同意，农资集团并愿意在该业务中承担担保责任，四方协议中加盖的公章真实。农佳乐公司通过供应链融资业务取得的资金中有5亿余元归还了农资集团欠款，1亿余元用于农佳乐公司的日常经营，其个人并未从中获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查明“2015年4月10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向段跃迪发出立案告知函称：你向我局举报的余战海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经我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已决定立案。2016年5月3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余战海作出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我局于2015年10月25日起对余战海执行取保候审，现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予以解除。2016年5月9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我局办理的熊新平、金荣军、余战海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认为余战海等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没有依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合作开展的供应链融资业务，自2012年开始至2015年历时4年，平安银行为农佳乐公司承兑的汇票金额达14余亿（包括与贝因美公司的合作），日常保持约6亿的余额，农佳乐公司仍然有约3亿没有清偿，如此庞大金额如果系余战海等诈骗，公安机关显然不会撤销案件。如果农资集团公章系伪造，则余战海等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公安部门不应撤销立案。在贝因美案件中涉及的四方《合作协议书》上的公章与样本公章不一致已经有鉴定结论，如果该公章系余战海等伪造，则已经构成伪造印章罪。公安部门也不应认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撤销立案。农佳乐公司系农资集团的独资子公司，农资集团每年对农佳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见原审平安银行提交的补充证据3“审计机构向平安银行发送的询证函”），对农佳乐公司在平安银行进行融资是明知的，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对四方合作不知情是不可思议的。农佳乐公司经办人员余战海、熊新平、金荣军，平安银行员工李学波、张捷等在公安机关均有相关笔录，相关笔录相互印证可以还原事实真相。3.农资集团有能力完成相关举证义务。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的银行账户流水、分户账等会计资料由其占有。农资集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乌鲁木齐公安局对农佳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因而其也应当有能力提供相关的公安询问笔录。4.一审法院既没有按照平安银行的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也没有就相关的证据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是造成本案一审事实没有查清的重要原因。平安银行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余战海、熊新平、金荣军及李学波、张捷等在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及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的银行账户流水、分户账等会计资料。 二、余战海在与平安银行办理四方合作供应链融资业务中的行为已经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特征。平安银行在签订、履行四方合作协议过程中，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1.基于以下事实，余战海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特征,平安银行在合同鉴订、履行过程中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余战海身份特点余战海作为农资集团副总经理、董事，农佳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农资集团与农佳乐公司间身份关系农佳乐公司是农资集团的独资子公司，具有共同利益，其为自己的独资子公司担保顺理成章。农资集团向平安银行提交了一系列身份证明文件在2012年四方开始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时，农资集团向平安银行提供了盖有农资集团公章的孙景太身份证复印件、孙景太签字样本、公司章程、公司财务报告等文件，该等文件均盖有农资集团认可的真实公章。农资集团与平安银行2012年8月10日及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二份“四方合作协议”均盖有农资集团认可真实的公章。平安银行与农资集团、农佳乐公司的供应链融资合作业务是系列的、不间断的、连续的业务过程，农资集团从未向平安银行提出终止合作的要求，平安银行基于善意与诚信，有理由相信连续的合作业务是出于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列、连续的合作业务中的绝大多数票据已经正常履行。从2012年至2015年间，本案当事人合作供应链融资业务，先后开立93份汇票，金额达11亿余元，已经正常履行的10亿元，没有正常履行的仅1亿元。农资集团每年对农佳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见平安银行提交的补充证据3“审计机构向平安银行发送的询证函”），其对农佳乐公司在平安银行进行融资是明知的。按照农佳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对农佳乐公司享有的权利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等，农资集团作为依照国资企业管理的公司，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对四方合作不知情是不可思议的。诉争合同签订的地点为农资集团的办公场所，农资集团法人公章由余战海安排在农资集团的办公场所农资大厦盖章。据平安银行客户经理李学波、张捷回忆，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孙景太曾经出面接待吃饭，在农资集团办公室（农资大厦）余战海带他们到一个专门管理印章的办公室加盖了农资集团的公章，孙景太的签字（印章）因孙景太在开会由余战海拿去交孙景太盖章（签字）后拿回来交给平安银行客户经理。2.平安银行善意且无过错。平安银行为支持宝盈公司等人开展业务合作提供供应链融资，完全是出于善意。为了防止购买方宝盈公司挪用承兑汇票资金，保护销售方农佳乐公司的收款安全，在四方合作协议中特意约定将汇票直接交付给农佳乐公司。在长达四年的合作过程中，余战海不仅代表农佳乐公司负责办理相关业务，也一直代表农资集团办理相关业务，平安银行有理由相信余战海可以代表农资集团办理相关业务，这是合理的信赖。更重要的是，农资集团的公章系平安银行工作人员赶赴新疆由其副总经理安排在其办公场所内加盖，平安银行不可能怀疑其为假章，一审判决驳回平安银行对农资集团的诉讼请求对平安银行过于苛求。 三、即使四方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的公章系余战海伪造，农资集团也应当对平安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农资集团存在重大过错。在本案所涉的供应链融资业务中，农资集团是核心企业，正是由于农资集团的担保增信行为，才让平安银行同意供应链融资业务。余战海是农资集团副总经理、董事，农佳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农佳乐公司是农资集团的独资子公司，农资集团向平安银行提供了盖有农资集团真实公章的孙景太身份证复印件、孙景太签字样本、公司章程、公司财务报告等文件；2012年、2013年相关的业务合作均基于农资集团的真实签章；农资集团法人公章由余战海安排在农资集团的办公场所农资大厦盖章。正是由于农资集团及其高管余战海、独资公司农佳乐的行为，平安银行才同意供应链融资业务，对此农资集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对于平安银行的损失，农资集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四、农资集团、农佳乐公司恶意逃废银行债务。2018年12月5日，农资集团向新疆乌鲁木齐中院申请对农佳乐公司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着手恶意逃告废银行债务。 综上，一审法院既驳回了平安银行提出的调取证据的申请，又没有依法对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造成本案事实不清。同时，平安银行与农资集团、农佳乐公司的供应链融资合作业务是系列的、不间断的、连续的过程，在整个业务合作过程中农资集团从未向平安银行提出终止合作的要求，平安银行基于善意与诚信，有理由相信连续的合作业务是出于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农资集团副总经理在本案四方合作中相关的业务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构成对农资集团的表见代理，农资集团应当对四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责任。 农佳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驳回平安银行对农佳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平安银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令农佳乐公司对宝盈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原审法院依据涉案《票据承兑合同》认定宝盈公司对平安银行垫付票据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则本案应当属于票据纠纷，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平安银行无权向农佳乐公司主张权利。其次，如法院依据《合作协议书》处理本案，认为农佳乐公司未依约发货应当将票据或票据资金返还给平安银行，则依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农佳乐公司属于直接的债务人，如何对人民法院依据《票据承兑合同》认定的宝盈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原审法院判决宝盈公司支付平安银行垫款本金为19874221.55元，而判令农佳乐公司在退款本金2860万元及滞纳金2800896元内对宝盈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属不当。本案平安银行所主张款项均基于涉案的票据而产生，平安银行为票据承兑人、宝盈公司为出票人，即使人民法院认为农佳乐公司对宝盈公司所负票据债务承担责任，亦应当在宝盈公司负债本金范围认定农佳乐公司退款本金数额；而关于退款时间依据《合作协议书》农佳乐公司退款责任是接到平安银行退款通知之日起15日内，而农佳乐公司并未接到过平安银行的退款通知；同时原审中，平安银行并未就其主张罚息、滞纳金提供证据，亦未说明罚息、滞纳金的计算方式及依据，故此，平安银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判令农佳乐公司在退款本金2860万元及以2800896元为基数计算滞纳金显然无事实依据。 二、原审中，平安银行提供了一份2013年12月19日由平安银行与宝盈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2014年12月9日、10日签订的2份《汇票承兑合同》，本案票据均系宝盈公司依据上述合同取得。同时，该《汇票承兑合同》系宝盈公司与平安银行依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签订，而不是依据《合作协议书》签订，原审认定本案《授信合同》、《汇票承兑合同》系依据《合作协议书》签订无事实依据。因此，如宝盈公司未按《汇票承兑合同》偿还平安银行已兑付的资金，很显然属于票据纠纷，平安银行应当依据《汇票承兑合同》及涉案票据向宝盈公司主张权利，平安银行对作为后手的农佳乐公司无追索权。 三、即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非票据纠纷，但本案《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应属无效协议，原审法院依据无效协议判令农佳乐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显属不当，且宝盈公司对农佳乐公司负有巨额债务未偿还，无论农佳乐公司是否收到宝盈公司的汇票资金，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均不负有退款义务。首先，本案《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应属无效协议。本案《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署（应由其有权签字人签字或加盖印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而经鉴定该协议落款处所加盖的农资集团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孙景太的私章均系伪造，故该合同系伪造合同属无效合同；同时，平安银行提供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载明，本案汇票系支付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之间的《棉花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但庭审中，平安银行并未提供该《棉花购销合同》，无证据证实本案汇票系因履行《合作协议书》及该《棉花购销合同》而开具、承兑；且在2013年11月以后，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再未进行过棉花交易，故涉案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所载内容所反映的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在2014年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并非客观事实，均为虚假事实，而且平安银行对该虚假事实是明知的。其次，农佳乐公司未取得票据资金。依据农佳乐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由新疆宏昌田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委托而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本案票据均由宝盈公司贴现，并非由农佳乐公司贴现使用。平安银行要求农佳乐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无事实依据。同时，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认定，至今宝盈公司尚欠农佳乐公司货款252287233.59元，宝盈公司对该款项本身即负有偿付义务。 四、经鉴定，农资集团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为伪造。一审法院不同意农佳乐公司的鉴定申请未给予任何解释，其行为显属不当，故此，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合作协议书》中所加盖的农佳乐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委托鉴定。 五、本案平安银行所诉承兑汇票，系宝盈公司基于伪造的《合作协议书》虚构棉花交易自平安银行获取，其目的即为骗取银行资金，该行为涉嫌犯罪，故应当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处理。首先，本案平安银行向农佳乐公司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为《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落款处所加盖的农资集团的公章及农资集团原法定代表人孙景太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均为伪造，伪造企业印章的行为本身既涉嫌犯罪。其次，《合作协议书》约定，宝盈公司获取汇票的前提系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之间的贸易系以承兑汇票为付款方式，而本案中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之间在2014年并无棉花交易关系，故其虚构棉花交易的目的即为了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该行为符合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罪的构成要件。再次，本案汇票系农佳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战海、宝盈公司的工作人员金荣军利用伪造的《合作协议书》取得，其目的为取得平安银行承兑汇票套取银行资金，乌市公安机关已以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立案侦查，并且公安机关已就余战海涉嫌犯罪相关事实函告人民法院。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同一案件中依据《票据承兑合同》即票据关系判令宝盈公司偿还平安银行已兑付的票据资金，而同时又依据《合作协议书》判令农佳乐公司在超出宝盈公司负债金额内承担责任，显然未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判令农佳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亦无合同依据；同时，本案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余战海、熊新平等涉嫌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罪系同一事实，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农佳乐公司辩称：平安银行陈述其在交易过程中属于善意，尽到了合理的这个注意义务，该陈述缺乏依据。本案所涉汇票系支付棉花购销款，但其签发汇票时并未审查农佳乐公司与平安银行之间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而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平安银行也未就宝盈公司与农佳乐公司之间的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进行举证。因此，平安银行在本案汇票签发过程中存在过错。 平安银行辩称：第一，农佳乐公司对宝盈公司所负的并不是基于票据协议承担的连带责任，而是依据四方合作协议当中的退款义务承担的责任，因为农佳乐公司拿到资金以后没有交付棉花，所以有义务退款给银行。第二，农佳乐公司认为宝盈公司是依据综合授信协议及票据承兑协议取得票据，因此本案是票据纠纷，平安银行对农佳乐公司没有追诉权，但平安银行不是基于票据承兑协议和综合授信协议对农佳乐公司主张权利，而是基于四方合作协议的约定主张权利。四方合作协议约定，农佳乐公司在没有交付棉花的情况下，必须就未交付部分的款项退还给平安银行，所以农佳乐公司所谓平安银行根据票据承兑协议和综合授信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是农佳乐公司的理解错误。第三，农佳乐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余战海的签字都是真实的，这个四方协议对于农佳乐公司来说，就是一个已经生效的协议。平安银行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第四，是否应当移交公安处理的问题，平安银行认为本案在农佳乐公司和贝因美公司诉讼过程当中，已经就余战海是否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进行过侦查，公安机构已经撤销相关案件。平安银行提起本案诉讼后，余战海又被相关公安采取了刑事措施。余战海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相关的刑事侦查材料，农佳乐公司和农资集团对相关证据是掌握的，但是他没有提交，所以平安银行要求法院进行调查。案子不一定要通过中止审理的方式来处理，应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由农佳乐公司或者农资集团提供公安侦查的相关证据。 宝盈公司辩称：农佳乐公司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宝盈公司贷款之后直接打到了农资集团账户，农资集团应当对本案承担还款责任。 农资集团辩称：第一，本案四方协议中农资集团的印鉴以及法定代表人孙景太的签名经鉴定均系伪造，该协议不是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成立也不生效，至于该协议中的公章和签名究竟由谁伪造，有待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本案的大量事实仍然有待于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余战海涉嫌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刑事案件，仍在侦查过程中，并不像平安银行所说的已经撤案。2017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就曾向一审法院致函说明了案件正在侦查的相关情况，本案仍然在刑事侦查中。第二，平安银行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平安银行一再要求农资集团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第三，平安银行在上诉状中首先认为余战海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继而又认为余战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自相矛盾。由此也可以表明平安银行要求农资集团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农资集团在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中没有参与，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平安银行指责答辩人恶意逃废债务，违背客观事实。综上，平安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同时说明一点，平安银行也提到还提到一审法院有大量的事实没有查清，如果二审法院认为确实涉及本案的重要事实没有查清，农资集团也同意将本案发回重审。 平安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盈公司立即偿还平安银行债务本金19874221.55元及其罚息4654040.65元，合计人民币24528262.2元，暂计至2016年9月19日，此后，罚息以债务本金19874221.55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农资集团、农佳乐公司在退还本金2860万元及其相应的滞纳金（按约定计算至退还本金还清日止）对宝盈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公告登记费等由宝盈公司等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9日，平安银行与宝盈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杭城西综字20131126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平安银行给予宝盈公司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4年12月18日止；授信方式包括票据承兑和贴现等，具体以单项授信合同及借款借据或其他授信凭证为准；等等。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的《合作协议书》记载：平安银行（甲方）与宝盈公司（乙方）、农佳乐公司（丙万）、农资集团（丁方）签订，编号为平银杭城西合担字20131126第001号，约定：甲方愿意为乙方与丙方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授信融资支持；乙、丙双方同意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平安银行作为汇票承兑银行（第一条）；乙方应当向甲方交存不低于票面金额30％的保证金（第二条）；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乙方每次向丙方提货均应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丙方违反上述规定给乙方提货的，应当在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乙方一起向甲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三条）；如乙丙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丙方实际未发货、或丙方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规定、或乙方出现本协议第五条所述的逾期未提完货物（根据合同第五条，乙方应在甲方授信发放后五个月内将授信项下的货物提取完毕），丙方应在收到甲方发出的退款通知后15日内将丙方已收到的货款金额与按照本协议约定办理的累计提货价值（金额）间的差额款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或将己收到的原银行承兑汇票直接退还给甲方（第四条）；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规定的退款责任的，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第七条）；丁方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甲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丙方、丁方主张权利，而无须先行向丙方主张权利（第八条）；乙丙丁三方不得以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纠纷为由迟延或拒绝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第十条）；等等。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合作协议项下，平安银行（承兑人，甲方）与宝盈公司（承兑申请人、出票人、乙方）先后签订了二份《汇票承兑合同》，均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乙方如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甲方垫款的，甲方将对垫款从垫款之日起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罚息每季度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罚息未及时支付的，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具体的签订时间、合同编号、保证金比例及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期限、编号、金额、到期日，出票人均为宝盈公司，收款人均为农佳乐公司）和垫款情况，简述如下：1．《汇票承兑合同》：平银杭城西承字20141209第001号，2014年12月9日，保证金比例30％，对应的银票于2014年12月9日开具，编号为3070005130039684，金额为1000万元，2015年6月9日到期；银票到期后，因宝盈公司未足额交付票款导致平安银行垫款本金6945621.55元。2．《汇票承兑合同》：平银杭城西承字20141209第002号，2014年12月10日，保证金比例30％，对应的两笔银票于2014年12月10日开具，均于2015年6月10日到期：1.编号为3070005130039709，金额为1000万元；2.编号为3070005130039710，金额为860万元。银票到期后，因宝盈公司未足额交付票款导致平安银行垫款本金1292.86万元。上述银票到期后，平安银行在扣除保证金本息后实际发生垫款，而农佳乐公司也未实际发货。 该院另查明，经鉴定，《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落款处的公司印章与所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栏“孙景太”签名字迹不是孙景太所写。农资集团支付鉴定费10万元。 此外，该院对平安银行要求调取余战海、李学波、张捷等人在乌鲁木齐公安局有关《合作协议书》（四方担保提货模式）的询问笔录不予准许。相关询问笔录反映的是有关人员的陈述情况，不能推翻相关印章的鉴定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宝盈公司债务的认定、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担保责任的认定及本案是否因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首先，《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对应汇票承兑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各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本案中，根据现有票据及相关垫付凭证，结合宝盈公司的认可，该院对平安银行垫付款19874221.55元予以认可，宝盈公司对未按约交付票款导致平安银行的垫款及产生的相应罚息应承担付款责任。因此，该院对平安银行要求宝盈公司还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次，《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所盖印章经鉴定，与包括备案登记在内的印章及其他银行留存的公章均不符，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名也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均不一致，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作协议书的印章在其他场合使用且得到农资集团认可或实际履行，即平安银行不能证明《合作协议书》的订立系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余战海并非农资集团法定代表人，不能当然代表农资集团，亦不能以余战海事后陈述来认定农资集团是否做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述合作协议书对农资集团不具有约束力。除此之外，其他合同主体的签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名真实性不能推翻，应认定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亦是平安银行愿意为宝盈公司和农佳乐公司交易提供授信融资支持的依据，平安银行也确支付了垫付款，宝盈公司、农佳乐公司享受了相应利益，上述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上述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对平安银行、宝盈公司及农佳乐公司具有约束力。农佳乐公司就案涉合同未履行发货义务，亦未退款，应按照包括滞纳金在内的约定就宝盈公司对平安银行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再次，关于本案是否因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现自公安机关以熊新平、金荣军、余战海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至今达近两年，未收到公安机关对于平安银行和宝盈公司、农资集团、农佳乐公司之间的该民事案件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明确函告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本案目前尚不符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形，依据现有证据可对本案当事人相应民事责任予以认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宝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平安银行垫款本金合计19874221.55元及罚息4654040.65元（罚息暂计算至2016年9月19日，此后以19874221.55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农佳乐公司在退款本金28600000元及滞纳金2800896元（滞纳金暂计算至2016年9月19日，此后以28600000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退款本金还清日止）范围内对上述宝盈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平安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44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69441元，由宝盈公司负担，农佳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司法鉴定费100000元，由平安银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平安银行提出如下申请：1.调取余战海、李学波、张捷等当事人在乌鲁木齐公安局有关2013年12月19日及2015年2月9日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宝盈公司、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签订的二份《合作协议书》事实经过的询问笔录；2.依法传唤余战海、李学波、张捷等当事人出庭作证；3.调取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的银行账户流水、分户账等会计资料，并依法传唤农佳乐公司、农资集团部门负责人到庭作证。该申请对其上诉请求并无意义，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平安银行和宝盈公司订立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对应的相对应的《汇票承兑合同》合法有效，宝盈公司对平安银行的票据垫款及产生的相应罚息应承担付款责任。经鉴定，《合作协议书》上农资集团的印章与样本不符，法定代表人孙景太的签名亦不是其本人所签；平安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主张余战海代表经办农资集团订立《合作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并非农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农资集团不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平安银行起诉请求农资集团对农佳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平安银行在二审中请求农资集团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二审中独立增加的诉讼请求，鉴于双方对此存在根本分歧，故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不予处理。《合作协议书》中农佳乐公司一方由时任法定代表人余战海的签名，可以认定该协议书系农佳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农佳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农佳乐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鉴定其公章的真实性并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于法有据。基于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和《合作协议书》，平安银行和宝盈公司订立了《汇票承兑合同》，农佳乐公司既是本案所涉票据的当事人，亦为《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平安银行有权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农佳乐公司主张权利。农佳乐公司主张本案应按票据纠纷审理，本院不予采纳。农佳乐公司未履行发货义务，亦未退款，应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民事行为涉嫌犯罪，农佳乐公司认为应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平安银行和农佳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8882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164441元，新疆农资集团北疆农佳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644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