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俊棋，男，2000年5月28日出生，侗族，户籍地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蓉，上海顶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海健，上海顶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299号4幢305室。法定代表人：周卫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俊棋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上置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俊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黄俊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黄俊棋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虽然招聘黄俊棋的罗某并非中上置业公司的当然代表，但黄俊棋有理由相信罗某有权招聘，且罗某事实上亦得到了中上置业公司的授权或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罗某通知黄俊棋继续从事建瓯市XX花苑地产项目（以下简称建瓯房产代理项目）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黄俊棋没有从事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建瓯项目的情况，黄俊棋亦不知情。罗某以中上置业公司的名义招聘黄俊棋重新入职，2019年3月1日黄俊棋开始在中上置业公司的办公场所办公，并以中上置业公司的名义对外接洽项目；2019年3月18日,黄俊棋进入中上置业公司的钉钉考勤系统，并进行考勤打卡。这一系列事实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全部条件，且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罗某与中上置业公司董事长的聊天记录，罗某确实得到了中上置业公司的授权而招用人员。即便罗某没有得到授权，黄俊棋基于其入职场所、罗某原有的身份以及钉钉考勤(显示公司名称为中上置业公司)，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罗某有权招用其入职，根据表见代理的原理，中上置业公司亦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中上置业公司辩称，不同意黄俊棋的上诉请求，中上置业公司与黄俊棋自2018年12月底解除劳动关系后，未再与黄俊棋建立过劳动关系，也没有授权或者委托罗某去招聘另案的当事人，故不同意黄俊棋的全部诉讼请求。黄俊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中上置业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10日工资人民币10,942.53元（以下币种相同）（按月工资8,000元计算）、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42.53元、替代提前通知期工资8,000元、经济补偿金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系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XX花苑项目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即承接了本案所涉建瓯房产代理项目。2018年5月7日，黄俊棋入职中上置业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2月24日，中上置业公司（甲方）与黄俊棋（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其中载明：1.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20日终止；2.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妥善完成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10,332.81元整，以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甲方代为交付的费用及解约金等；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劳动合同纠纷等。黄俊棋在协议后声明部分手写确认“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协议书内容、与公司之间“已无任何劳动争议及经济纠纷”。2018年12月26日，中上置业公司与另案原告罗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26日终止；2018年12月27日，另案原告罗某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Y公司（乙方受让方）与Z公司（甲方转让方）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其中载明：2018年11月20日，甲方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XX花苑】项目（又名“XX”）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甲、乙双方依法遵循自由、平等、诚信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转让协议》；甲方同意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并全面承担甲方按原合同约定对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享有的合同权利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乙方有义务将本协议报送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案，并需取得该公司许可，若因该公司未同意本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等。该协议落款处甲乙双方均加盖用章，另备案方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签收人处手写签名“潘某”；诉讼中，另案原告罗某称Y公司系其朋友注册成立的企业，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签订后，其将协议交给了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营销负责人潘某，潘某在备案方一栏签字。2019年3月1日起，黄俊棋与另案原告庄某等人至本市XX路XX号XX园区4号楼三楼部分区域办公；2019年3月18日，黄俊棋等人进入中上置业公司钉钉系统，中上置业公司工作人员根据另案原告曾某提交的《中上置业公司组织架构图》《中上人员信息表》设置了黄俊棋等人的钉钉系统权限。诉讼中，中上置业公司认可其承租了本市XX路XX号XX园区4号楼三楼的办公场所。2019年4月3日，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Z公司出具了《关于终止XX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的函》，其中载明：“我司与贵方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XX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协议执行以来，虽经贵司多方努力，但始终无法实现我方要求。因此决定解除该协议……”2019年4月15日，另案原告罗某向中上置业公司提交了一份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内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要求该司加盖公章以便结佣，另案原告罗某在2019年4月18日发出的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中称“这个授权应该没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项目已经转给Y公司，现在XX需要结佣及项目后续处理事宜，甲方现在就是要高置一个授权书，我想应该不是太难……”2019年4月19日，Z公司向另案原告罗某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罗某代表本企业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的代理人，负责办理相关事宜。代理权限：代表本企业参加协商、调解、和解；代为提交各项文书；签署相关协议以本企业公章为准”。同日，Z公司还向另案罗某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委托罗某代表我司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我公司承诺，若因终止合同后从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佣金等补偿款项的，我公司同意在最终获得并实际到账后将人民币26,833元作为运营支持予以扣除，剩余部分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罗某指定的收款账户。……如我公司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不足人民币26,833元的，则本承诺书作废”，而另案原告罗某亦在同日书面承诺“本人在处理上述善后事宜过程中将尽力维护公司权益，如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则由本人全部承担。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诉讼中，中上置业公司及另案原告罗某均认可上述26,883元系Z公司支付给福建当地员工2019年1月的工资总额。2019年4月27日，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8,443元至Z公司账户，Z公司以“经纪代理服务、服务费”名义向建瓯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诉讼中，中上置业公司及另案原告罗某均认可上述28,443元系前述26,883元的含税金额。2019年5月28日,黄俊棋就本案所涉事项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2019年7月29日,仲裁委做出“对申请人黄俊棋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的裁决。黄俊棋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俊棋与中上置业公司2018年12月24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之后，是否又于2019年3月1日重新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而黄俊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19年3月1日起继续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已查明的事实表明，黄俊棋与中上置业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的协议，中上置业公司为此也向黄俊棋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而另案原告罗某自行联系了Y公司，并在离职后即2018年12月27日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Y公司与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Z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自此Z公司将其在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Y公司，因此另案原告罗某得以在2019年4月15日及之后以Y公司向开发商结佣所需为由，要求Z公司向其出具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换言之另案原告罗某主张由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带来的佣金等款项均应由其收取，也正是基于此事实，另案原告罗某才会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因此无论另案原告罗某在2019年1月1日起是否继续在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不能以此证明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而通知黄俊棋继续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工作的人员是另案原告罗某，另案原告罗某不是中上置业公司的当然代表，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另案原告罗某获得了中上置业公司代为招聘员工的授权，何况另案原告罗某已书面承诺在处理建瓯房产代理项目费用时、一切与该项目有关的工资等均由其承担。据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黄俊棋于2019年3月1日之后仍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的事实，那么黄俊棋在本案中提出的所有诉请即没有成立的基础，因此也难获一审法院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作出判决：驳回黄俊棋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俊棋与中上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是否又与中上置业公司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查，黄俊棋与中上置业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的协议，中上置业公司为此也向黄俊棋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而另案原告罗某在与中上置业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后，于2018年12月27日手持Y公司公章代表Y公司与中上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Z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自此Z公司将其在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Y公司，因此另案原告罗某得以在2019年4月15日及之后以Y公司向开发商结佣所需为由，要求Z公司向其出具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换言之另案原告罗某主张由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带来的佣金等款项均应由其收取，也正是基于此事实，另案原告罗某才会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因此无论另案原告罗某在2019年1月1日起是否继续在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不能以此证明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而通知黄俊棋继续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工作的人员是另案原告罗某，他不是中上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中上置业公司的人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获得了中上置业公司代为招聘员工的授权。虽然黄俊棋主张罗某与中上置业公司董事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罗某确实得到了中上置业公司的授权而招用人员，但是中上置业公司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难以认定。即便根据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亦难以证明罗某系得到了中上置业公司的授权而招用人员。现黄俊棋虽然主张其与中上置业公司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黄俊棋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于2019年3月1日起继续在为中上置业公司工作。故黄俊棋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出本案所有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俊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俊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