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81民初443号 原告：杨波，男，汉族，1976年5月31日生，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晓姝，吉林省梅河口市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梅河大街2888号。 法定代表人：孙玲玲，经理。 被告：孙玲玲，女，汉族，1981年9月10日生，系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经理，住吉林省梅河口市福民街五委八组。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相东，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业皓，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波与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公司）、孙玲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晓姝，永信公司、孙玲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相东、周业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撤销《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二、退还购车款22.5万元，修车款4万元及违约金；三、赔偿三倍车价款67.5万元，共合计94万元；四、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13日，原告以22.5万元的价格在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买到一辆二手2011款奔驰S350轿车。购买完该车后没几天，原告就发现奔驰车在行驶中有车辆刹车失灵等很多故障，原告马上开到车辆修理部检修。后原告预将该车上保险，被保险告知2018年该车被水淹。原、被告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被告已保证“无盗抢、无火烧、无水淹”，故被告是以欺诈的手段与原告订立的买卖合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人民法院，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依法判决。 永信公司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被答辩人提交到法院的《机动车交易书》可知，合同落款处的签字为孙玲玲和杨波，并未加盖答辩人的公章；车辆在出售之前未登记在公司名下，不属于公司的财产；同时，被答辩人支付的购车款全部转入孙玲玲的个人账户，而非答辩人的对公账户。所以，《机动车交易书》的合同主体为孙玲玲和杨波，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 孙玲玲辩称，一、被答辩人不能依据其向法院提交的《机动车交易书》主张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1、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机动车交易书》自始不成立，被答辩人不能依据该合同主张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2020年1月13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机动车交易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合同”)，以22.5万元的价格购买一辆二手黑色奔驰S350轿车，合同上未对卖方应对质量作出的保证及违约条款进行任何约定。被答辩人于2020年1月14日将购车款全部付齐，答辩人于被答辩人付款当日向被答辩人交付了涉案汽车。被答辩人于受领汽车当日将涉案车辆登记在其名下。至此，双方间的汽车买卖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2020年3月5日，被答辩人告知答辩人根据其所在的汇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报销要求，需在合同写明:甲方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为向公司申请报销，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与其重新签订一份《机动车交易书》（以下简称“第二份合同”)。答辩人出于帮助被答辩人报销的目的，于2020年3月10日后与被答辩人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并在合同上写明:保证无盗抢，无火烧，无水淹。合同签订日期倒签为2020年1月13日。由此可知，双方签订第二份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买卖涉案车辆，也没有发出对车辆质量进行保证的意思表示，答辩人也不可能将已经被被答辩人过户登记的车辆再一次出售给被答辩人。答辩人未向被答辩人作出买卖车辆的要约，被答辩人也未向答辩人作出买卖车辆的承诺，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合同自始不成立，所以被答辩人也不能依据该合同主张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2、即使认定第二份合同成立，该合同也因被答辩人的欺诈行为而可撤销。根据第1条可知,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与其签订第二份合同的理由是帮助其向公司报销，但被答辩人的真实目的却是利用在其诱导之下答辩人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向答辩人主张“退一赔三”，其起诉的主观状态是恶意讹诈。被答辩人在与答辩人签订第二份合同时，主观上希望用欺诈的行为让答辩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客观上答辩人也因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被答辩人的行为符合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欺诈的双重故意”要件。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第二份合同因被答辩人的欺诈行为而可撤销。二、即使认定第二份合同成立且有效，答辩人也不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1、答辩人并非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为自然人间的买卖合同，不应受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所以也不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规定。2、被答辩人并非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在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买车的过程中，被答辩人一直陈述其购买涉案车辆的目的是用于其所在的汇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营。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所以本案不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规定。3、答辩人在整个销售汽车的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构成法律上的欺诈行为应满足以下三个要件:一是有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即在明知的情况下，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二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三是被欺诈方因错误认识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首先，答辩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的过程中，从未向被答辩人作出涉案汽车无水淹的保证。同时，本案系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购买者的知情权以及经营者的义务不可能与新车买卖等同。作为二手车出售方，答辩人对车辆在自己管理控制阶段发生的问题有告知义务，但对于答辩人在购得涉案汽车之前该车存在的问题，答辩人客观上只能根据查询到的汽车4S店维修记录保证该车的质量。涉案汽车的查询记录可排除该车存在水淹的情况，也证明了答辩人不存在明知涉案车辆水淹的事实。答辩人已经尽到了一个二手车出售方应尽的义务，答辩人没有欺诈的故意，也未实施欺诈行为;其次，被答辩人系在答辩人没有承诺无水淹的前提下购买的涉案车辆，从未有过错误认识;再次，被答辩人作为一个汽车租赁公司委派购买二手车的员工，其理应具备相关的二手车价值判断经验及检验经验,涉案汽车的价格仅为原车零售价的五分之一左右，意味着二手车存在各种陈旧破损等情况，同时在汽车买卖的过程中，被答辩人也无法分辨出涉案车辆为水淹车，其受领汽车的行为应视为其对于汽车价格及质量的认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4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存在欺诈行为，其应承担证明答辩人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明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常理、逻辑角度来看，根据第一条项下的第1条可知，第二份合同系在完成汽车买卖的两个月后才签订的。按照常理，答辩人在出售涉案汽车前，如果明知涉案汽车存在水淹情况，其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一份合同没有无水淹保证条款且涉案汽车已经售出两个月的情况下，仍与被答辩人签订第二份合同，保证涉案汽车无水淹。根据我国《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按照正常逻辑，本案无法排除答辩人并不知道涉案汽车存在水淹情况的合理怀疑，即无法证明答辩人在明知的前提下实施了欺诈行为，所以本案不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规定。4、答辩人不存在欺诈行为，其也不应因第三人的过错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惩戒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恶意欺诈的行为。假如因第三人未告知涉案车辆水淹的事实导致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违约，对于善意的不存在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的答辩人，也不应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惩戒性规定。5、应谨慎适用“退一赔三”责任。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法领域的支柱制度，通常情况下对最严重的违约行为也莫过是解除合同，判令债务人赔偿债权人的损失。只有在民事特别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对违约人实施惩罚性赔偿的处罚。结合本案，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存在欺诈行为，但根据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及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欺诈一定是建立在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前提之下，过失行为不可能构成欺诈行为。又根据我国《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本案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首先被答辩人需证明涉案车辆为水淹车，其次如果被答辩人所举证据无法排除答辩人系因过失而售出水淹车，被答辩人也无法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向答辩人主张“退一赔三”。所以对于“退一赔三”的适用应慎之再慎。综上所述，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一份、二手车交易税票1张、机动车登记证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交易涉案车辆的事实。证据二，转账记录7张，证明原告付购车款的事实，账号为孙玲玲个人及公司账号。证据三，（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涉案车辆为水泡车辆。证据四，车辆维修费收据四张、修车明细3张以及故障阐述，证明原告所购车辆因水泡导致修车产生的费用及修车明细。这个车被水淹了，多次故障，修的车，要求返还维修款。证据五，车辆价格查询2张，证明涉案车辆的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证据六，网上判例7份，证明同样的水泡车案例法院的判决（退一赔三案例）。证据七，天眼查被告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信息，证明永信二手车成立于2012年，证明这个车以欺诈的形式卖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退一赔三。 永信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系倒签合同，车辆买卖关系早在2个月之前就结清，另外该合同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上面无我公司盖章，系孙玲玲个人行为。对二手车交易税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在登记书第6页可清晰显示在出售之前为孙玲玲个人财产与我公司无关，发票联也显示卖方系孙玲玲个人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二这些付款凭证公司并不清楚，该买卖均为孙玲玲个人账户，原告的车款未支付到公司的对公账户，该买卖与公司没有关系。对证据三应以裁判文书网公示为准，该份判决无法证明是同一个车辆，且判决中没有车架号、发动机号、车牌号也与本案不一致，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四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发票出具时间在起诉之后，原告方扩大了经济损失。维修的项目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相对该项目都与水淹无关。故障阐述真实性有异议，该阐述上未有出具人的签字和盖章，无法证明问题。如果它是真实的，也应当和修理公司一致有公章，那么该阐述是原告的主观臆断，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五真实性均有异议，原因是都是网上截图，不是独立第三方出具的鉴定数据，不具有客观性，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对证据七天眼查信息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孙玲玲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机动车交易书的意见与永信公司的意见一致，对机动车发票没有异议，对证据二转账有异议，因为所有款项均转到我个人账户。对证据三意见与永信公司一致。对证据四意见与永信公司一致。对证据五、六、七意见与永信公司一致。 永信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开户许可证一份，来源我公司，证明我公司账户为076XX61，我公司账户从未收到原告的车款。 杨波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们的转账记录上都是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的记录。 孙玲玲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机动车交易书》两份，证明2020年1月13日孙玲玲与杨波签订《机动车交易书》以22.5万元的价格购买一辆黑色奔驰S。证据二，《交易明细清单》2张，共计21.5万元，手机微信支付孙玲玲1万元，证明原告支付的购车款全部转入孙玲玲的个人账户。证据三，孙玲玲与杨波的微信聊天记录11页，证明杨波以无法报销为由请求孙玲玲与其重新签订一份自始不成立且无法履行的合同。杨波为汇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员工，购买涉案汽车的目的为公司经营。证据四，“查博士”车况查询记录，在出售涉案汽车前，孙玲玲通过手机APP软件“查博士”查询涉案车辆车况信息，根据查询结果可排除涉案车辆为水淹车，所以孙玲玲在出售汽车时不存在欺诈行为。 杨波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无水淹、无盗抢、无火烧上面时间明显改动，不知什么原因，不管哪个先签哪个后签都是孙玲玲本人签的。而且1月13日我提供的合同还有孙玲玲、杨波的手印，更真实。证据二转账记录其中账户对账单后面明显被注释我提供转账的PS机，而且钱数能对上，我转账记录上能看到账户是二手车经销公司账户，如果说孙玲玲认定这个账号是个人账号，就显示孙玲玲协助公司欺诈原告，PS机上显示的就是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他只是说把这个票据邮到这个公司，他只有这个地址可以联系到他，证明不了这个车是公司买的，说报销我没看见这个聊天记录。对证据四，“查博士”查询记录是2018年8月18日，而泡水时间是2018年8月20日，这个证明不了查询记录没有责任，逃避不了责任。 孙玲玲申请证人李赛男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卖给孙玲玲的案涉车辆泡没泡水，是否被水淹不清楚，其是从长春当地市场个人手里买的。 经杨波申请，本院调取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卷宗。 根据庭审查明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18日，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孙玲玲，经营范围为二手车经销、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代办车辆转籍、保险业务、汽车租赁。2020年1月13日，杨波与孙玲玲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书》，双方约定孙玲玲将黑色奔驰S350轿车以225,000元价格出售给杨波。2020年1月14日，杨波通过转账和POS机刷卡，支付给孙玲玲车款225,000元，孙玲玲将案涉车辆交付给杨波。同日，办理了过户登记，现该车登记在杨波名下，保管在杨波处。2020年1月17日至20日，杨波在大连峻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处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该公司在《故障阐述》中载明：“以上该车因水淹后导致的发动机，变速箱，车内安全系统，刹车ABS系统，空气减震系统，全车电路系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2020年3月9日，杨波通过微信聊天要求孙玲玲在2020年1月13日双方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中甲方（卖方）处“盖公章”，在甲方（卖方）签名处“盖章”，在备注一栏处添加“甲方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后杨波与孙玲玲以原日期重新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书》，在备注一栏处手写“保证无盗抢、无火烧、无水淹。”2020年4月22日，大连峻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为杨波开具修车费发票，票据载明案涉车辆维修费40,555元。 另查明，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认定：2018年7月，李少伟为豫J×××05号车辆在被告处投保有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565,800元）及发动机涉水损失险（保险金额为565,800元）、不计免赔率特约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7月25日止。2018年8月18日20时49分，李少伟允许的驾驶员驾驶豫J×××05号轿车在濮阳市长庆路，因遇暴雨天气，车辆被水淹，造成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少伟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派员出险。李少伟委托濮阳市忠托评估有限公司对投保车辆损失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濮车损鉴（2018）9110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豫J×××05车辆损失为450,794元。因本次事故，原告支付评估费10,000元、施救费60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对李少伟单方提供的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提出对豫J×××05号车辆损失进行重新鉴定。李少伟、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共同选择濮阳市环球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投保车辆损失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濮阳环球鉴（2019）损第01106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豫J×××05车辆损失价值为299,58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支付该次鉴定费。濮阳市气象局资料室出具气象资料证明，2018年8月18日8时至8月19日8时濮阳本站降雨量为98.1毫米。（气象学上24小时内降水量50毫米至99.9毫米为暴雨标准）。遂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赔付李少伟保险金306,825元。该案中的案涉车辆与本案案涉车辆为同一车辆，该案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出险经过载明：“水淹车，告知二次发动车辆”。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对案涉车辆是否为水淹车申请司法鉴定。以上事实，有杨波提供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一份、二手车交易税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转账记录、（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车辆维修费收据、修车明细以及故障阐述、车辆价格查询单、天眼查信息单，被告永信公司提供的开户许可证，孙玲玲提供的《机动车交易书》两份、《交易明细清单》、手机微信支付记录、孙玲玲与杨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查博士”车况查询记录及杨波、永信公司、孙玲玲当庭陈述经庭审质证认证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杨波与永信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永信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孙玲玲一人，法定代表人也为孙玲玲。杨波与孙玲玲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买卖合同是否为孙玲玲代表公司行为，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必须属于法人的经营活动；二、行为在客观上必须被认为是职务行为；三、该行为与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职务有联系。”孙玲玲与杨波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书》，该行为属于永信公司的经营范围；在永信公司内孙玲玲与杨波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书》，客观上也应当认为是职务行为；该行为是二手车交易与永信公司的经营活动有直接联系，故孙玲玲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该《机动车交易合同书》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永信公司承受。而且从孙玲玲提供的永信公司的对公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永信公司的账户除了公共缴费外几乎没有业务往来，这与永信公司成立近十年而没有业务往来实际情况不符，永信公司对外的业务往来均通过孙玲玲个人账户进行。永信公司认为没有加盖公章、车辆在出售之前未登记在公司名下不属于公司的财产、杨波支付的购车款全部转入孙玲玲的个人账户、而非公司的对公账户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杨波与永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双方是否应当撤销《机动车交易合同书》？庭审中，孙玲玲与杨波均同意撤销《机动车交易合同书》，该意思表示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本案争议焦点三：永信公司、孙玲玲是否应当退还杨波案涉车辆购车款22.5万元、维修车辆费用4万元、支付违约金20万元？庭审中，杨波同意返还案涉车辆，孙玲玲同意退还案涉车辆购车款22.5万元、承担案涉车辆维修费用4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但双方当事人对永信公司、孙玲玲是否承担20万元违约金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主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永信公司和孙玲玲作为卖方，应该向杨波提供质量合格的车辆，现依据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可以认定，永信公司和孙玲玲提供的车辆存在水淹情况，且杨波维修后仍然不能正常使用其同意退车，永信公司、孙玲玲的违约行为导致杨波遭受相应的损失，永信公司、孙玲玲应当赔偿杨波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虽然双方未对违约金进行约定，杨波也未提供相关的损失费用票据，但案涉车辆从本市运输到大连市，无论是自行驾驶亦或是托运，进而到大连峻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客观上必然造成杨波的实际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院综合考虑杨波实际损失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认为永信公司、孙玲玲支付杨波购车款10%的违约赔偿金，即2.25万元较为合适。因此杨波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四：永信公司、孙玲玲是否应当赔偿杨波三倍购车款67.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即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且其告知的虚假信息或隐瞒的真实情况会直接影响消费者作出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此时才构成欺诈。具体到本案，首先，永信公司、孙玲玲系从案外人于浩处收购案涉车辆，而于浩系从案外人李少伟处购买的案涉车辆，从杨波提供的证据、孙玲玲庭审陈述以及本院调取的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来看，案涉车辆发生水淹事故时间在2018年8月18日，2019年3月25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涉案车辆损失，案涉车辆水淹事故系发生于案外人李少伟占有使用期间，永信公司、孙玲玲在向于浩收购案涉车辆时仅能就于浩占用使用车辆期间所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查询，其无法了解于浩交易前手的身份信息，即使于浩对前手身份信息知悉，其亦无权利及义务向永信公司、孙玲玲告知，故永信公司、孙玲玲不了解李少伟在河南省濮阳市占用使用期间事故情况符合常理。其次，孙玲玲通过“查博士”APP对案涉车辆进行了初步检测，杨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该车时应该对该车的整体性能有所了解，交付车辆时杨波也对车辆进行过检验且已过户，购买该车亦系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其与孙玲玲的微信交流中，也未对案涉车辆是否为水淹车进行过协商和认证，而是杨波在2020年1月17日至20日在大连峻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处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后，已知案涉车辆为水淹车的情况下，杨波通过微信聊天要求孙玲玲在2020年1月13日双方已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中补充添加甲方（卖方）处“盖公章”，甲方（卖方）签名处“盖章”，备注一栏处添加“甲方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杨波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孙玲玲明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车辆为水淹车的情况下，继而在双方交易后两个月向杨波出具“甲方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的承诺系孙玲玲对案涉车辆存在水淹、重大事故知情而将该事实故意隐瞒，从而误导杨波上当受骗而签订案涉《机动车交易合同书》。“一赔三”系惩罚性赔偿标准，只有在消费者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经营者存在故意隐瞒或故意告知虚假信息的情况下，才能要求经营者承担三倍赔偿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孙玲玲确对案涉车辆未尽到进行全面的监测和整备，未能全面地了解车辆以往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等情况，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考虑，本案系二手车买卖合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实际损失以及经营者的义务等均与新车买卖不尽相同，杨波请求永信公司、孙玲玲赔偿67.5万元，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杨波与被告孙玲玲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 二、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波返还购车款22.5万元、支付案涉车辆维修款4万元，共计26.5万元； 三、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波支付违约赔偿金2.25万元； 四、原告杨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返还涉案车辆（车牌号辽B××××E5、车辆识别代码WDDNG8HB0BA373418），并配合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办理过户等相关手续，费用由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负担； 五、驳回原告杨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30元（已减半）、保全费3,685元，共计11,215元由被告梅河口市永信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孙玲玲负担，给付时间同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忠武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靳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