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1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孝林，男，197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涛,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华清，男，1950年9月28号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湛,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绪,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世萍，女，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文忠，男，195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洪飞,安徽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8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7908397XT。法定代表人：张世萍,总经理。上诉人王孝林因与被上诉人孙华清、张世萍、潘文忠、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种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3民初3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孝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涛，被上诉人孙华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湛、孙绪，被上诉人潘文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洪飞，被上诉人张世萍并作为被上诉人三丰种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孝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的理由逻辑混乱，认定事实不清且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原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一）被告提供的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4249号案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到庭陈述了案件相关事实。本案开庭质证时，被告提供的证据包括该案其他程序（注：该案曾第一次起诉，案经一审判决，二审发回重审，重审时撤诉，本案属于再次起诉）审理的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其中有一份证据为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4249号案2016年8月4日法官对到庭的上诉人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载明：法官问：“借条是谁给的”，“有无其他人在场”？王（上诉人）答“是潘文忠给我的”，“没有其他人在场”；法官问“借条中为什么名字划掉了”？王答“本来写的是王凯，但后来是按照身份证上的内容写的”；法官问“借条涂改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划的”？王答“当时就划掉了”；法官问“手印是谁按的”？王答“是我按的手印”；法官问“你自己为什么把钱给三丰公司”？王答“因为有高利息的诱惑，我不认识三丰公司的人，我只认识潘文忠，所以我把钱给了潘文忠”；法官问“你转账给潘文忠的转账凭证呢”？王答“我转账给他的明细为：2014年11月转账7万元，11月7日转账5万元，11月10日转账5万元，另外给了3万元现金”；法官问“2014年11月13日转账凭证中确认的你转账给潘文忠的20万元是否转了”？王答“转了，凭证原件找不到了”；法官问“为何两次陈述你付款给潘文忠的说法不一致”？王答“我是通过潘文忠给被告的，我确认的就是今天所认定的三笔转账及3万元现金”；法官问“你们能否确保你们的陈述没有虚假，如果发现虚假陈述，本院将依法给你们处罚”？王答“都确保是真实的，如果虚假，自愿接受处罚”。这份证据足以证明以下事实：1、上诉人为了涉案20万元的诉讼案件，本人曾到法庭接受了法官对涉案事实的询问；2、20万元借条潘文忠转交给上诉人的，原借条中“王凯”改为王孝林是按上诉人身份证的名字改的，改后的手印是上诉人按的；3、上诉人分7万元、5万元、5万元三次转款加上3万元现金如何给潘文忠的，再由潘文转给三丰公司。询问笔录是被告孙华清提供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首先是不否认的；而且该证据当庭经过了当庭质证，具有证据效力。但是，原审判决却故意忽略了这份证据的存在、效力及证明的事实，明显失当。（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证明三丰公司收到潘文忠转账20万元。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一份ＰＯＳ随行付凭证，显示潘文忠工商银行尾号5518的帐户向三丰公司83636059981421帐户转款17万元，一份户名潘文忠卡号62×××18《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支出17万元，这俩份证据互相印证。（2）另一份ＰＯＳ随行付凭证，显示潘文忠工商银行尾号0052的帐户向三丰公司83636059981421帐户转款3万元，一份户名潘文忠卡号55×××52《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载明转款3万元，“交易场所”一栏记载“合肥市瑶海区三丰公司商品批发”字样，这俩份证据也是相互印证。2、被告三丰公司、孙华清提供的证据，证明三丰公司收到款项是70万元，而不仅是黄丽的50万元，也包括上诉人的20万元。三丰公司是按70万元支付7万元的利息，包括上诉人20万元借款的利息。3、本案证据如此确凿，原审判决仍以“潘文忠转账170000流水仅有手写‘三丰种子公司’字样，不能反映对方户名、账号信息，信用卡交易明细中也不能反映30000元款项交易的对方信息”为由，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向本案被告出借20万元，令人费解。二、原审判决把无法查清本案主要事实的原因，归错为上诉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也不接受电话询问，这个理由不能成立，且调查取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其一，民间借货纠纷案件，法律没有当事人必须到庭接受调查询问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上诉人不论什么理由未到庭，均不是影响原审能否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理由。其二，当事人举证、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其程序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法官采用电话方式调查取证，并依电话调查结果作为认定事实根据的行为，违反了法定取证、质证程序；以当事人不接受电话调查为由，带恼怒情绪审案判案的行为，更是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其三，上诉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也不接受电话询问的行为，不是法定诉讼过错行为；且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上诉人因母亲患癌症住院一直在医院伺候，诸多烦心事焦头烂额，心情忧闷，有忧郁症倾向，不到庭接受询问、不接受电话调查，是在情理之中。孙华清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1、本案中所有借条均为无效且经变造。王孝林诉讼前后共拿出过三个版本的借条，其最先拿出的借条即“王凯”处未被涂改的，下简称借条1；其第二次拿出的借条即首次起诉时提交的，经彩色复制并变造，王孝林和潘文忠均向法庭确认了变造的事实，其代理人刘和涛并亲笔书写了变造的过程，此借条以下简称借条2；首次诉讼首次开庭时，王孝林方拿出了借条2的原件，后经法庭调查及法官审查查明所谓的原件上很多内容系复制上去的，并不是书写的原件，王孝林方被迫拿出了第三个版本的借条，第三个版本的借条经鉴定仍然存在涂改、添加等问题，明显是故意变造，以下简称借条3。而在经历过一审二审等多次庭审、谈话后，王孝林坚持撤诉。现王孝林本次提起诉讼，所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诉请的借条仍是借条2，即彩色复印部分内容后将“王凯”涂改为“王孝林”，并添加了“合肥三丰种子公司2014年11.16日”、加盖了三丰种子公司新公章，且借条2涂改的内容和增加的内容均与答辩人举证的经鉴定的借条3不一致，这充分说明借条3在首次诉讼前“王凯”处尚未被涂改；且对于“王孝林”涂改处的手印是谁按的，王孝林和潘文忠一直说法不一，王孝林在以前诉讼中向法庭承认过是自己按的，但潘文忠一审中再次确认是自己按的，而王孝林本案上诉状中又确认是自己按的，王孝林、潘文忠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说法不一、前后矛盾，且一再反口，很明显本案是两人为获取非法利益而进行的又一次虚假诉讼。本案王凯20万元借条和另案黄丽50万元借条为同时形成的过程性材料，且因当事人协商内容改变而予以作废，当时并未完成落款形成有效借条，且当事人未履行，只是事后被人另行添加涂改并加盖了三丰公司公章用作虚假诉讼所用。王孝林、潘文忠对于“王凯”涂改为“王孝林”所给出的解释为王凯是小时候曾用名，而王孝林是正式用名，但是王孝林和潘文忠对此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说辞本身即不符合常识，如潘文忠明确向法庭陈述其是在2013年时在驾校认识王孝林的，这种认识方式是不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正式用名的，且其时王孝林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也不可能提及自己小时候用过的曾用名，如果依王孝林和潘文忠的说法，二人之间有转账等资金往来，潘文忠更不可能不知道王孝林的正式姓名，20万元不是个小数字，王孝林不可能将这么一大笔钱以现金形式交给一个认识不久的人也不向对方索要借条吧，可见二人的解释明显违反常识，是虚假的。2、王孝林和答辩人及一审其他被告之间无任何资金往来，不存在借贷事实。对于王孝林和潘文忠之间20万元的往来，两人前后变换了很多次说法，首次起诉时王孝林称20万元借款一次性转账给潘文忠并由潘文忠转账给孙华清，举出了无银行印章的转账单据为证，后被戳穿谎言，王孝林又改口分别于2014年11月6日、11月7日、11月10日转账支付7万元、5万元、5万元，另支付现金3万元；发回重审后王孝林变更诉请只起诉孙华清一人，又主张20万元借款分数次现金交给潘文忠由潘文忠转账到三丰公司；本案中又主张潘文忠处一直有王孝林的钱，是王孝林放在潘文忠那里帮忙炒股的；王孝林举证的潘文忠的刷卡消费记录是否真实且不论，但明显是消费而不是借款，且收款人不能认定即是三丰公司，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消费记录与本案有关，可见答辩人与王孝林之间并无借贷事实，所谓的王孝林20万元借款明显不存在，是王孝林、潘文忠为达非法目的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二、王孝林虚假诉讼未得到一审法院支持，竞提起上诉一再缠诉，情节恶劣。孙华清与王孝林之间从未发生过借贷事实，本案源起于三丰公司与黄丽（实际出借人为潘文忠，名义出借人为黄丽，本案中为陈述便利，暂称为三丰公司与黄丽之间70万元借贷）之间的70万元借款，孙华清向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三丰公司向黄丽借款70万元、支付利息7万元，后三丰公司以稻种抵还借款本息的事实。潘文忠系黄丽的公公，同时是三丰公司的股东，三丰公司因经营需要而让股东筹集借款，潘文忠找其儿媳黄丽借得70万元，孙华清找张靓借得100万元，黄丽所有的意思表示均由潘文忠作出，其中51万元转入孙华清账户（该账户开户即是为三丰公司需要，一直为三丰公司使用），19万元转入张世萍卡，三丰公司根据借款事实和出借方的要求出具给黄丽70万元借款收据，潘文忠、张世萍、孙华清三人作为三丰公司股东在借贷事实发生后均在留档的收据上和孙华清农行卡银行流水上签字确认，三丰公司并据此向黄丽支付了7万元利息，潘文忠将黄丽出具的利息收条提交给公司财务入账。至此，借贷法律关系主体为三丰公司和黄丽、借款金额70万元，这一事实非常清楚明确，有三丰公司收据及相关财务凭证、银行流水等予以证明，由黄丽案首次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向法院提交的借条背面的备注内容（备注：70万元借款构成为51万元加19万元）更清楚地印证。后在对公司资产—稻种分配时，三丰公司股东均同意潘文忠、黄丽提出的以稻种一次性抵偿70万元借款本息要求，各方据此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实际履行，可见黄丽的借款已得到实际清偿，债权消灭。后期潘文忠全面掌控出售稻种等事宜，事实上也取得了黄丽分得稻种出售后的款项。而为什么会有王孝林的诉讼呢，可能起因于潘文忠出售稻种后没能及时收回全部款项（潘文忠取走的稻种为黄丽、潘文忠、孙华清、张靓四人根据股东决议而拥有所有权的全部），且潘文忠等非常需要钱（听说潘文忠对外负有很多债务），所以王孝林、黄丽、潘文忠就想推翻70万元借款本息已用稻种抵偿、债权消灭的事实，从孙华清处获取非法利益。三丰公司抵债的全部稻种已被潘文忠取走出售，张世萍个人尚欠潘文忠高额债务，只有从孙华清处有取得非法利益的可能性。这一点从王孝林首次起诉孙华清和三丰公司，而在二审发回重审后变更被告为孙华清一人这一事实即可印证。王孝林、黄丽、潘文忠首次诉讼时直到二审，一直坚称有两个70万元诉讼，黄丽与三丰公司之间的70万元借款与起诉孙华清的两个案件无关，即该三人初始的目的是想获得两个70万元的借款本息的，并为此制造了一系列虚假证据，经多次法庭调查，该三人发现此方案行不通，于是就撤诉后再起诉，改变策略为现在承认只有一个70万元借款，但要想推翻70万元借款已清偿的事实，就不能承认三丰公司出具的收据更不能承认抵偿，所以王孝林、黄丽、潘文忠三人只能一再制造虚假材料，否定出借人为黄丽一人的客观事实，而变出借人为王孝林和黄丽两人，为配合假借条混淆视听，而将三丰公司和张世萍也列为被告，并改变以前潘文忠为经手人的自认将潘文忠也列为被告，让潘文忠从证人变成了被告，而潘文忠坐在被告的位置上更好地完成了原告的角色，帮助原告编造了本不存在的借款关系并将伪造、变造证据的责任也完美地承认为自己责任，让王孝林和黄丽更大胆地进行虚假诉讼。潘文忠转到孙华清名下银行卡的金额明明是51万元，为什么非要说50万元是借款，另1万元是其他钱，是因为51万元是黄丽和三丰公司之间借款70万元中的一笔，是虚假诉讼所不能认可的，潘文忠为了圆谎，对于1万元到底是什么钱为什么转也一直没能自圆其说；同时为虚假诉讼的需要，将黄丽提供的经鉴定的那份借条背面51万元加19万元的备注也涂改为50万元加20万元，且对于黄丽收到的一笔7万元利息也生硬地分解为5万元和2万元，但是这些仍然掩盖不了本案和黄丽案借贷事实不存在的真相，如有王孝林的借款，为什么三丰公司入账的收据、凭证、利息收条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王孝林或是王凯的名字，如不是作废借条为什么三丰公司还要再出具70万元黄丽的借据？为什么三丰公司出具借据的金额是70万元而不是51万元或是50万元？如借条真实为什么王孝林、黄丽会各自前后拿出三个版本的借条？为什么要涂改变造借条、收据等材料？如有借贷事实发生，只可能有一个事实，为什么王孝林、黄丽、潘文忠前后制造出多个版本？且已是第三次诉讼了王孝林仍是提供了自己此前明确承认变造的借条呢，这只能说明所有借条都不是真实有效的，所以就连王孝林和潘文忠自己也会混淆。综上所述，王孝林所谓的借款事实纯属编造，如此明目张胆地欺骗法庭、虚假诉讼，不仅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对法庭对法律的极度藐视，且情节恶劣，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王孝林、潘文忠等人刑事责任。张世萍、三丰种子公司二审辩称：我公司从未收到王孝林或王凯的20万元，一审判决其提供的是POS机记录，只能证明消费事实而非借款事实。王孝林提供的记录上显示的是合肥市瑶海区三丰商品批发市场，我公司从未在瑶海区注册过，从未收到过该笔款项。至于黄丽的借款，我公司已经以稻种抵偿借款，本案借款不属实。潘文忠二审辩称：王孝林所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借条原件经过司法鉴定，一审开庭时所有参与人认可以司法鉴定的借条为准，一审诸被告均未对借条上的签字盖章提出异议。即使是孙华清申请司法鉴定，也未对借条上本人签名申请鉴定，诉讼中孙华清也认可了该签名。潘文忠陈述其刷卡消费转款20万元给三丰公司，也提供了刷卡记录，也有借条为证，三丰公司自认收到黄丽70万，但黄丽自述仅出借50万，剩余20万由王孝林出借。本案除孙华清外均认可王孝林所述的20万打到了三丰公司账户。借条上的王凯是误写，修改是修正错误，根据潘文忠陈述，王孝林小名是王凯，当时是误写，且王孝林持有该借条。除孙华清外的一审被告均认可王孝林就是王凯，可以认定王孝林系20万的债权人，所以三丰公司的凭证中70万的出借人是黄丽和王孝林，要求添加王孝林的名字符合客观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20万已经偿还，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孝林同意以稻种抵扣借款，故该20万债务依法未偿还。从孙华清提供证据可以看出，三丰公司的财务资料均在孙华清和其妻子处，潘文忠申请证据保全并举证证据充分证明孙华清所做账目精细。如案涉稻种用于抵偿债务，财务资料中应有王孝林或潘文忠的明确签字。孙华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孝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华清、张世萍、潘文忠、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连带偿还王孝林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193968元（已给付利息20000元，可算作按年利率36%支付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2月10日的利息；余欠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2月11日起算至2019年3月8日，应当算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华清、张世萍、潘文忠、三丰种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张ＰＯＳ机随行付凭证显示，2014年11月10日潘文忠工商银行62×××18账户在商户名称为安徽省合肥市丰种子公司处消费金额为170000元，潘文忠工商银行62×××18账户借记卡明细单记载，2014年11月10日消费支出170000元，“对方户名”处人为手写添加“三丰种子公司”字样。潘文忠工商银行信用卡55×××52账户在商户名称为安徽省合肥市丰种子公司处消费金额为30000元，潘文忠工商银行信用卡55×××52账户信用卡交易明细记载，2014年11月10日在交易场所为合肥市瑶海区三丰商品批发处支出金额为30000元、50000元、50000元。署期为2014年11月16日的借条中载明“今借到王凯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伍分利（自2014年11月16日至2015年3月16日止）。此据”，借条中张世萍、孙华清在借款人处签字，潘文忠在经手人处签字，三丰种子公司在下方盖章。潘文忠庭审中认可其将借条中“王凯”涂去，并添加“王孝林”字样捺下自己的手印。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受理的（2017）皖0103民初6292号王孝林诉孙华清、三丰种子公司民间借贷案件中，对王孝林提交的借条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署期为“2014.11.16”借条落款处“经手人”与借条其他主体内容黑色手写字迹不是由同一支笔一次书写形成。潘文忠庭审中认可本案案涉借条“经手人”字样也为其另外添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王孝林主张其与孙华清、张世萍、潘文忠、三丰种子公司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本金为200000元；孙华清答辩主要观点为其与王孝林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借条系伪造，付款凭证等证据难以判断真假且与本案无关；潘文忠答辩主要观点为其本案借贷真实发生，但其为借款的经手人不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本案证据与当事人陈述，对王孝林主张不予采信，主要理由在于：一、王孝林提供的借条中“王凯”被涂去并添加“王孝林”字样，虽潘文忠认可是其涂改并按下手印，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涂改孙华清、张世萍知情并同意，且王孝林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中的“王凯”与王孝林的关系，不能证明案涉借条的出借人即为王孝林。二、对于借款出借情况，王孝林称其从银行取款后现金交付潘文忠，再由潘文忠转至三丰种子公司账户。首先，王孝林未提交相关取款并向潘文忠交付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将款项交付给潘文忠；其次，关于潘文忠向三丰种子公司转账200000元，其中潘文忠转账170000元工商银行流水仅有手写“三丰种子公司”字样，不能反映对方户名、账号信息，信用卡交易明细中也不能反映30000元款项交易的对方信息，不能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至三丰种子公司。综上，王孝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孙华清、张世萍、潘文忠、三丰种子公司出借款项20万元。三、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一审法院多次通知王孝林到庭接受询问，但王孝林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不接受电话询问。民事诉讼法据此，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孝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10元，由王孝林负担。二审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王孝林二审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孙华清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被上诉人孙华清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说明和收条一份，证据二：（2017）皖0103民初5862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1、三丰公司与黄丽之间70万元借款本息已由三丰公司6.2万斤稻种抵偿、债权消灭；2、潘文忠取走了抵偿给黄丽的6.2万斤、抵偿张靓借款的8.4万斤、抵偿孙华清入股投资的6.5万斤、抵偿潘文忠入股投资的6.5万斤合计27.6万斤的稻种的事实；3、潘文忠在本案一审及王孝林与孙华清、潘文忠、张世萍、三丰公司民间借贷案件3月25日主审法官主持谈话时否认拿走了抵偿黄丽的6.2万斤稻种，为不实陈述。王孝林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无原件，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是潘文忠出具的字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调解书无法证明王孝林和本案的关系。从证据内容上看，参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议决议纪要的内容可以推断以稻种抵偿债务的事实不存在：决议上有仓库库存稻种27.6万，决议内容有抵偿张靓8.4万，有抵偿黄丽6.2万元，孙华清、潘文忠股本各130万，实际抵偿稻种的事实是抵偿张靓的8.4万，由孙华清处理。按9.7元计算，价值81.48万；实际有潘文忠出借的稻种19.41万，按9.7元价值185万。185万的货款对方支付80万，其中50万给了孙华清，共计130万。抵偿债务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王孝林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无原件，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是潘文忠出具的字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调解书无法证明王孝林和本案的关系。从证据内容上看，参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议决议纪要的内容可以推断以稻种抵偿债务的事实不存在：决议上有仓库库存稻种27.6万，决议内容有抵偿张靓8.4万，有抵偿黄丽6.2万元，孙华清、潘文忠股本各130万，实际抵偿稻种的事实是抵偿张靓的8.4万，由孙华清处理。按9.7元计算，价值81.48万；实际有潘文忠出借的稻种19.41万，按9.7元价值185万。185万的货款对方支付80万，其中50万给了孙华清，共计130万。抵偿债务的事实不存在。张世萍、三丰种子公司对被上诉人孙华清所举证据无异议。张世萍、三丰种子公司对被上诉人孙华清所举证据无异议。潘文忠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具备证明力。从该说明内容上看，张世萍出具收条属于公司行为而非潘文忠个人行为，从收条内容上看，也是张世萍行为，与潘文忠无关，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无论说明还是收条都是张世萍的行为，与潘文忠无关。证据二并不能证明用稻种抵偿债务，且潘文忠一审时已对此进行了反驳举证，作出了合理说明，该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张世萍、三丰种子公司二审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录音光盘一张；证据二：三丰种子公司的上诉状一份；证明；黄丽与我公司的借贷关系不存在，王孝林与我公司的借贷已经用稻种抵偿。王孝林质证意见为：录音光盘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为所谓公司股东决议或纪要称黄丽70万债务以稻种抵偿的说法与黄丽、王孝林没有关联。作为黄丽50万债权、王孝林20万债权，债务人转移该债权，或抵偿该债权都应经债权人同意，该录音内容不可能证明以稻种抵偿债务的事实成立。上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三丰公司曾经在另案中上诉，其内容需要证明，不具备证明效力，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潘文忠质证意见为：我和张世萍有过通话，但该录音光盘的内容断章取义，与真实情况不符，我没有表述过以稻种抵偿借款的事实。孙华清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潘文忠二审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孝林有无实际履行案涉20万借款交付义务？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作为债权人主张债权，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法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2014年11月，三丰种子公司因经营资金不足，由股东张世萍、潘文忠、孙华清分别对外筹集借款，其中由潘文忠经手借款70万元，潘文忠述称其经手的70万元借款包含黄丽出借50万元和王孝林出借20万元。王孝林在本案诉讼前后提交了三个版本的借条，签署日期均为2014年11月16日，但三份借条书写不完全一致，其中王孝林认为原件的借条中王凯的“凯”字涂改为“孝林”，并印有“手印”，另外加盖了“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的印章，另外一份借条仅“孝林”字样、手印和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印章及该部分的手写部分不一致，其余内容均一致，还有一份借条中“王凯”处未被涂改的。显然，王孝林提供的借条存在涂改、添加、变造情形，且对于“王孝林”涂改处的手印是谁按的，王孝林和潘文忠前后说法不一，虽然潘文忠认可是其涂改并按下手印，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涂改孙华清、张世萍知情并同意，且王孝林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中的“王凯”与王孝林的关系，不足以证明出借人即为王孝林。另，王孝林提供了一张编号为“N00035847’’的红色《借据》（系“收据”改为“借据”），票据的持有人是黄丽，载明：“交款单位：黄丽、王孝林；人民币：柒拾万元整；记账：陈贵琳”，王孝林称：“黄丽系另一民间借贷案件的原告，该借据中的70万元包括本案20万元，陈贵琳系孙华清之妻”。孙华清也提供了一张编号为“N00035847”的黄色《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黄丽；人民币：柒拾万元整”，记账栏为空白。孙华清还提供了这张票据所附的《合肥三丰种子公司记账凭证》，载明：“摘要：公司借款一黄丽；会计科目：银行存款一张世萍卡1900000.00，银行存款一孙华清卡510000.00，合计700000.00”。该《记账凭证》还载明：“已审核，情况属实。潘文忠12.2”、“同意付款。孙华清12.4”、情况属实，同意入账。张世萍12.4”。从上述两张票据均备注“①存根（白）②收据（红）③记账（黄）’’的内容来看，两张票据系同一票据的两联，王孝林持有的红联存在明显改动，其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孙华清持有的黄联是公司入账所用。可见，对潘文忠经手的借款，三丰种子公司及其他股东确认的是向黄丽借款70万元，其中51万元汇入孙华清银行卡，另19万元支付给张世萍，借款构成为51万元加19万元，与案涉收据背面潘文忠备注的“共计70万元借款时51万元和19万元”内容相吻合，现潘文忠主张其经手的70万元借款包含黄丽出借50万元和王孝林出借20万元，借款构成20万元加50万元，没有相对应的付款凭证，且黄丽出借50万元，但转款51万元，不符合常理。综上，仅凭王孝林提供的存在瑕疵的案涉借条，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案涉款项的交付。王孝林明确其履行给付借款的方式是潘文忠以POS及消费方式向三丰种子公司支付20万元，但对其如何将款项交付潘文忠，王孝林陈述前后不一致。王孝林在2016年第一次起诉时的诉状中陈述借款是通过潘文忠转入孙华清账户，并为此提供了2014年11月13日汇款申请书复印件及2014年11月16日潘文忠汇款给孙华清（尾号2878的账户）的个人业务凭证复印件。但是王孝林并未就此转账凭证提供原件且孙华清的尾号2878的账户开户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由此可以认定王孝林的陈述根本无法成立。王孝林第一次庭审后又改变其说法为：王孝林于2014年11月6日转账给潘文忠70000元、2014年11月7日转账给潘文忠50000元、2014年11月10日转账给潘文忠50000元，另外30000元系现金交付给潘文忠，潘文忠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给三丰种子公司的。王孝林另提供了收条中明确：“今收到王凯（又名王孝林）人民币20万元，转借给合肥三丰种子公司急用，月息五分利，由三丰种子公司出具的正式借条之后，本收条自动作废，经手人：潘文忠，2014年11月10日”。王孝林就具体付款的经过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陈述，但其并不能解释理由。另外，王孝林陈述的“2014年11月6日转账给潘文忠70000元、2014年11月7日转账给潘文忠50000元”，通过王孝林提供的潘文忠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该两笔注释为“银证”，由此可以反映出该两笔款项并非王孝林转账支付给潘文忠，而是潘文忠通过证券账户转入银行账户的，另外银行交易记录中多笔记录均显示了相同的“银证”交易。由此可以认定王孝林所说已经完成付款义务不能成立。本案发回重审后，王孝林又主张20万元借款分数次现金交给潘文忠，由潘文忠转账到三丰种子公司，但王孝林未提交相关取款记录并向潘文忠交付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将款项交付给潘文忠；其后又主张潘文忠处一直有王孝林的钱，是王孝林放在潘文忠那里帮忙炒股的。王孝林关于支付潘文忠20万元的事实前后变换了多次说法，且本人在一、二审均不到庭做出合理解释，本院难以认定其款项交付的事实。即使潘文忠以POS机消费方式向三丰种子公司支付20万元，但不足以证明与王孝林存在关联。综上，王孝林所举证据不足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孝林没有实际履行20万元出借义务，故其诉请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孝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09.52元，由上诉人王孝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刘松柏审判员  钱 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席 娅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