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1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升，男，195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湘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红，女，197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临湘市。上诉人陈东升因与被上诉人刘艳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2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东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艳红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刘艳红欺骗陈东升2014年2月17日出具万元借条，又未按承诺在第二天给陈东升转账，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艳红与陈东升未进行股权转让，也没有股金退还，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刘艳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东升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事实，应当驳回陈东升的上诉请求。刘艳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责令陈东升立即偿还刘艳红欠款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上半年，陈东升与案外人肖岳林开办了东林公司。同年12月24日，刘艳红与陈东升、肖岳林签订《合同书》，约定，陈东升占34%的股份，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岳林与刘艳红各占33%的股份。合同签订后，刘艳红出资60000元，其中，陈东升分得25000元，肖岳林分得35000元用于报销前期的垫付费用。2013年1月19日下午，三人召开会议，案外人汪会计列席。会议决定，刘艳红出任公司出纳；公司当前有二个项目启动，公司须进账40000元，报账由陈总（陈东升）签字负责；工资暂不定，待经营活动稳定后再定。2014年2月17日，陈东升与刘艳红签订《关于终止刘艳红进入临湘桃矿东林公司股东的协议》，约定刘艳红于2012年12月24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从即日起执行终止，自即日起刘艳红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公司的任何事与刘艳红无关。该协议书上盖有东林公司的公章。该协议签订时，肖岳林在场。同日，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刘艳红人民币伍万元整，一年内归还”。肖岳林也以同样的方式向刘赵红出具了一张50000元的借条（后已偿还）。刘艳红在任公司出纳期间，为公司事务支出40000多元，该批支出均有陈东升签字“同意开支”，但因公司财务紧张，刘艳红无法报账。另查明，2012年10月31日，陈东升作为法定代表人与临湘市桃矿街道办事处签订《项目投资意向书》；2012年12月25日与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2015年7月3日，刘艳红与颜菊珍向本院起诉陈东升，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了临湘市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793号判决，发回临湘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过程中，因刘艳红与颜菊珍的诉讼请求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刘艳红撤回了对陈东升的起诉，另行提起了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在此过程中，陈东升也对刘艳红另行提起了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的借条所反映的法律关系。陈东升认为，刘艳红退出公司股东时，同意向自己借款。但借条写好后，刘艳红未提供借款。借款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刘艳红则认为自己在东林公司投入了100000余元，退出公司时，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陈东升和肖岳林均向自己承诺将投入款转为借款。陈东升应当信守承诺，承担给付投入款一半即50000元的义务。双方发生争议的原因在于借条上只有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而无借款事由。因此，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而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判断。刘艳红虽然提供了持有东林公司股权的《合同书》和《关于终止刘艳红进入临湘桃矿东林公司股东的协议》，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东林公司章程，亦未提供东林公司股东名册，刘艳红成为东林公司股东的法律要件并不具备。一审法院对刘艳红是东林公司股东身份不予认可。刘艳红进入东林公司后，先行投入了60000元现金，后又持有陈东升签有“同意报账”字样的发票40000余元。在一般情况下，刘艳红只能向东林公司追索该债务。但是，陈东升在明知刘艳红投入款项和东林公司财务紧张的情况下，仍同意了承担偿还公司欠款的义务并向刘艳红出具了借条。陈东升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该借条所具有的法律后果。该借条并不存在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确认其效力。刘艳红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追偿欠款，但立案案由却为股权转让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案涉借条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但可以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之债。该合同之债与刘艳红的请求并不矛盾。借条虽是证明民间借贷的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从时间和金额上看，刘艳红退出东林公司之日，也是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借条之时，金额也与刘艳红的投入额相一致。因此，刘艳红在借条所约定的清偿期限届满后行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陈东升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借条所载之款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承担清偿义务和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刘艳红请求陈东升从2015年2月26日至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不符合上述规定，陈东升应当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承担逾期贷款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判决如下：一、陈东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艳红50000元承担逾期违约金（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承担逾期违约金）；二、驳回刘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6元，由陈东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陈东升是否应当向刘艳红支付5万元欠款？刘艳红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书、关于终止刘艳红进入临湘桃矿东林公司股东的协议、借条、凭据发票等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能有效证明刘艳红为入股东林公司出资6万元以及为东林公司事务垫付4万余元费用，后刘艳红与东林公司两股东协商由陈东升、肖岳林各向其返还5万元退股。陈东升在刘艳红签订退股协议同日向刘艳红出具5万元借条实际上是基于刘艳红出资退股产生的合同之债，是对刘艳红为入股东林公司出资6万元及为东林公司事务垫付4万余元投入款的补偿，陈东升与刘艳红之间的意思表示明确亦不违反法律规定，陈东升理应按约定向刘艳红偿还5万元欠款。陈东升提出借条系其向刘艳红借款5万元、受刘艳红欺骗出具借条后刘艳红未向其支付借款的上诉主张，明显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悖。陈东升在2014年2月17日向刘艳红出具借条后，至刘艳红2017年起诉至法院主张权利，两年多时间内，陈东升既未向刘艳红索要回借条，又未在有效期内提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判决陈东升向刘艳红支付5万元及逾期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东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由上诉人陈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甘春汉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周闻丽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严贞棠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