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3101行初12号原告龙黎秋，男，1953年6月23日出生，苗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住湖南省凤凰县。原告龙期斌，男，1962年12月16日出生，苗族，湖南省张家界市人，住张家界市永定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罗运刚，凤凰县德隆法律服务所律师。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址：凤凰县民俗园政务服务综合大楼。法定代表人江春，系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龙星宇，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欢，男，1991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吉首市人，系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田胜勇，湖南延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龙静，男，1980年6月18日出生，苗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住凤凰县。委托代理人杨昌生，湖南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龙黎秋、龙期斌与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龙静行政登记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黎秋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罗运刚，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庭负责人龙星宇及委托代理人陈欢、田胜勇、第三人龙静及其委托代理杨昌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9月27日，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第三人龙静的申请，以原告龙黎秋2004年持有虚假的公证书到县房产局，办理了“凤沱私房字第××号”房产证为由，作出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决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00007380号”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原告诉称，80年代，原告的父亲龙晓春同其胞弟龙学昭、龙锦章共有凤凰县沱江镇城隍庙1号祖产房屋，建筑面积为53㎡。1988年8月颁发凤私字第3335号《房屋所有权证》；1990年5月颁发凤沱国用（90）字第311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61.35㎡。1991年龙学昭、龙锦章将共有份额赠予给龙晓春，这样原告的父母（父龙晓春于1998年病故，母田景英于2018年8月份病故）拥有自己的城隍庙4号和受赠的城隍庙1号房屋。原告父母共生育四子一女，大儿龙黎明（1994年去世），女儿龙黎华（1990年病故），三儿为原告，四儿龙力文（又名龙黎文，系第三人龙静之父，2004年5月27日去世），五儿龙期斌。2000年12月15日由母亲田景英主持签订继承分家析产协议书，城隍庙4号房屋归龙黎明和龙黎华两家所有，城隍庙1号房屋归原告、龙力文、龙期斌共同所有，协议并经凤凰县公证处（2000）凤证字第190号公证书公证。2004年5月6日龙力文鉴于自己身体不好，无力赡养母亲就放弃继承权则立下遗嘱，由田贞洪代写遗嘱，在场人邹兴品、吴红波、田茂及龙力文均在代书遗嘱上签名，2004年5月14日经凤凰县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书为（2004）凤证字第29号。2004年6月24日母亲田景英到房产登记机关书写《分家析产的说明》，证明分家析产的情况及龙力文放弃继承、赠予行为的事实。后经凤凰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及凤凰县房地产交易中心予以房地产赠与转让鉴证。同年8月11日城隍庙1号房地产产权进行登记，颁发了凤国用（2004）字第28001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为二原告共有。原告共有城隍庙1号房屋自产权登记时起至2018年8月份原告母亲去世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2019年4月第三人到县公证处搞得一张“没有于2004年5月14日出具龙黎文相关遗嘱公证书，也没有相关龙黎文申请遗嘱公证收案记录”的《答复》。以此称原告当年提供虚假遗嘱、公证书等材料办理的房屋产权证，遂向被告递交《关于撤销龙黎秋风沱私房字第6600738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申请》。6月被告向公证处去函查询，公证处回复函：“经调阅公证档案文书，我处登记存档的（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内容为补偿协议公证，与贵局查询的公证文书不符，我处也未曾办理过龙力文的遗嘱公证，故此查询的公证书为虚假公证文书”。7月16日被告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81条规定，作出了凤住建函（2019）3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第××号’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第三人为了追究原告涉嫌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进行报案，后经凤凰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2日出具的凤公（治）鉴通字［2019】009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该遗嘱公证书的真实性，才避免原告不受刑事追究。公证处收到公安局009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9月2日向被告作出《告知函》告知鉴定结论，进行纠正说明。而被告仍不顾事实，虽然撤销（2019）3号决定书，但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36条规定，就同一事件又以同样的方式，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了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第××号’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的决定书。综上，被告作出的凤住建函（2019）5号撤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理由是：1、被告主体不适格，其无权实施不动作上的疏忽、编制同号文书而出具不真实的证明，但涉案的（2004）凤证字第29号遗嘱公证书是千真万确的，凤公（治）鉴通字［2019］009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已证实该遗嘱公证书的真实性，9月2日向被告作出纠正说明，告知鉴定结论。且原经凤凰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及凤凰县房地产交易中心予以房地产赠与转让鉴证办证时，都已体现交有该公证书，但被告对真实的公证书、告知函、真实的事实不予采纳，却对虚构事实的回复函进行采纳，严重违背事实，明显不当，证据不足。5、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本案原告于2004年8月11日取得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龙黎秋、龙期斌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两原告主体资格信息。二、1、凤沱私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2、申请表三张3、龙小春房屋所有权证；4、龙小春土地使用权证；5、（2000）凤证字第190号公证书；6、分家析产协议书；7、第29号公证书；8、代书遗嘱；9、分家析产的说明；10、申请人身份证；11、鉴证书；12龙学昭书信；13、龙锦章书信，拟证明①原告办理产权登记前的产权属于龙小春；②分家析产经过公证，龙黎文遗嘱经过公证；③田景英证实龙黎文放弃继承遗嘱真实并将自己的份额赠给两原告；④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并经凤凰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及交易中心进行赠与与转让鉴证，且提交有（2004）29号公证书等事实情况。代书遗嘱已经让管理所及交易中核对过，证实其真实性。三、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所有权证、凤国用（2004）字第ＺＢ0019土地使用证，拟证明①城隍庙1号房屋产权属原告与龙期斌共同共有；②土地使用权属原告与龙期斌共同使用。四、龙静的撤销申请书，拟证明龙静撤销凤沱私房字第6600738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五、答复、回复函，拟证明撤销决定书依照凤凰县公证处的虚假说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文书为依据。六、（2019）3号撤销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人依据公证处作出的虚假说明作出凤住建函（2019）3号撤销房屋所有权证的决定。七、鉴定意见通知书，拟证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文书是真实的，被告依照回复函为依据作出决定书是错误的，证据不足，事实错误。八、朋友圈图片，拟证明第三人依据被告作出的凤建函（2019）3号撤销决定进行公开，在朋友圈发进行人身攻击。九、告知函，拟证明凤凰县公证处收到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后向被告作出纠正说明。十、（2019）5号撤销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收到公证处作出的纠正告知函后，又依据公证处原作出的虚假回复函作出凤住建函（2019）5号撤销房屋所有权证的决定。十一、（2019）4号撤销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以适应法律不当住处凤住建函（2019）4号撤销了（2019）3号撤销决定书。十二、黑龙江佳木斯向阳区法院行政判决书，拟证明2004年8月11日，原告取得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告适用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且该办法已废止，被告实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十三、照片一张，证明龙力文又名龙黎文，均系同一人的事实。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一、本案不适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故答辩人凤凰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为作出撤销决定的适格主体。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不动产登记，悬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本案中答辩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为“撤销”，并非两被答辩人所诉的登记、变更、注销行为，故答辩人为该撤销行为的适格主体。二、答辩人所作出的撤销决定与第三人所申请的事项是一致的。第三人龙静的撤销申请书中所提及的“凤沱私房字第66007380号”房屋所有权证与答辩人撤销的“凤沱私房字第00007380号”房屋所有权证为同一标的，申请书中的记述为第三人的笔误，第三人已通过《更正申请书》提出更正申请。三、答辩人作出《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时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而本案中答辩人并未作出以上行为，而是对之前房屋权属证书的撤销并收回，故不属于应当告知听证的范围。四、《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凤公【治】鉴通字[2019]0091号）不能证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的内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并不能因此而被证实，故我单位据此《公证书》所作出的撤销决定证据充分。1、凤凰县公证处在给予答辩人昀回复函中明确说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内容为补偿协议，与答辩人查询的公证文书不符且公证处未曾办理过龙力文的遗嘱公证，故此查询的公证文书为虚假公证文书。2、《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就(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上的公证处公章及公证员私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两用章均为真实的，但并未涉及到文书内容的真假鉴定。3、凤凰县公证处在2019年9月2日向答辩人作出的告知函中，仅告知了凤凰县公安局对(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作出了凤公（治）鉴通字[2019]009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并于8月23日送达了公证处这一事实，并没有俩被答辩人所诉的纠正说明等内容。五、答辩人在本案中对于法律的适用没有问题，并未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而是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所作出的决定。本案中答辩人所撤销并收回的“凤沱私房字第00007380号”房屋权属证书所作出的时间为2004年，而答辩人作出撤销决定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施行的时间正是2001年8月15日至2008年7月1日，虽然该办法已在2008年被《房屋登记办法》所取代，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答辩人所作出的撤销决定还是应该依据2004年正在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洼》，故答辩人在作出撤销决定时所适用的法律没有问题。综上所诉，答辩人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凤住建函[2019]5号程序合法、证据充分、行政主体适格、申请事项与决定事项相一致、法律适用并无不当，故应予维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俩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和依据：一、凤沱私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第三人所申请撤销产权的事实。二、龙静的撤销申请书、《更正申请书》，拟证明第三人已向被告提出撤销产权证申请及产权证号系笔误的事实。三、（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撤销行为是基于该公证书的事实。四、（2019）凤答证第2号答复、回复函、告知函，拟证明被告作出撤销行为是基于凤凰县公证处所答复认定原告提交的（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为虚假公证文书的事实。第三人龙静诉称，一、两被答辩人所诉称与事实不符。1、答辩人父亲不曾有又名“龙黎文”，其书面名及身份户籍信息登记中均为“龙力文”。2、《口述记录草稿》上部分签名为假，主要知下：(1)2004年5月6日，答辩人父亲仍因病住院中，根据其病例显示，该段时间内其一致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神智处于“欠清晰”状态，故其当时不具有口述及亲笔签字的能力；(2)经查实，邹新品、吴红波二人对《口述记录草稿》上的“邹兴品”“吴红波”签字均已否认为其二人所签。3、凤凰县公证处并未为答辩人父亲进行过公证。原凤凰县房地产业管理局主要以《口述记录草稿》和(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为依据，为两被答辩人办理了房产登记，但是，(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上载明的是“龙黎文”，并非答辩人父亲龙力文；同时，凤凰县公证处给被告的二、本案不适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被告主体适格。理由如下：1、被告的行为是“撤销”，而非两被答辩人所主张该行为属于2015年3月1日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的“不动产的登记、变更、注销的行政决定权归国土资源部门”，另外，该《暂行条例》已于2019年3月24日修订，修订后的《暂行条例》也并未规定不动产的撤销权归国土资源部门，故被告有权作出撤销两被答辩人房产权属讧明的权力。三、《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凤公[治]鉴通字[2019]0091号）不能证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的内容。1、就凤凰县公证处给被告的《回复函》来看，首先仅就说明了该处存档的(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的内容为补偿协议；其次，该处并未为答辩人父亲办理过遗嘱公证业务。2、《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就(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上的公章及公证员的私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两用章均为真实，但并未涉及到文书内容的真假鉴定。综上所述，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决定》（凤住建函［2019］3号）应予维持，依法驳回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龙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表。二、第三人奶奶田景英墓碑照片。两组证据拟证明第三人父亲不曾有又名“龙黎文”，其书面名及身份户籍信息登记中均为“龙力文”三、调查取证笔录（两份），拟证明邹新品、吴红波二人对《口述记录草稿》上的签字否认是其二人所签。四、（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拟证明此《公证书》上载明的是“龙黎文”，并非第三人父亲龙力文。五、凤凰县公证处《回复函》，拟证明该处并未给第三人父亲办理过遗嘱公证业务。六、29号公证书，拟证明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是虚假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3、4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中1-6号证据、第四组证据、第六组证据、第十组证据、第十一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中7-13号证据、第三组证据、第五组证据、第七组证据、第八组证据、第九组证据、第十二组证据、第十三组证据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1、2、3、4、5号证据、被告提交的1、3、4号证据、及第三人提交的3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龙黎秋、龙期斌父母龙晓春（1998年去世）、田景英共生育五名子女，龙黎秋、龙期斌、龙黎文（2004年去世，第三人龙静父亲）、龙黎明（1994年去世）、龙黎华（1990年去世）。2000年12月，在母亲田景英组织下，将本案争议房屋（凤凰县沱江镇城隍庙1号房屋，凤私字第3335号）分给了原告龙黎秋、龙期斌和龙力文。2004年5月凤凰县公证处出具【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证实龙黎文因病无力抚养母亲田景文自愿放弃争议房产继承权。原告持该公证书等手续将争议房屋办理了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争议房产为两原告共有。2019年4月12日，凤凰县公证处向龙静出具（2019）凤答证字第2号答复，内容为：根据我处受案登记和档案记载，我处没有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出具龙黎文相关遗嘱公证书，也无相关龙黎文申请遗嘱公证收案记录。被告向凤凰县公证处发函，要求确认公证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2019年7月14日，凤凰县公证处向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龙黎秋在房产部门办证时提交的【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为虚假公证文书。2019年7月16日，被告依申请人龙静的申请以原告以提交虚假材料获取房屋登记，作出凤住建函【2019】3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00007380号”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2019年8月2日凤凰县公安局就原告提交的存放于凤凰县房地产业管理局【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与在凤凰县公证处调取的【2004】凤证字第99号公证书进行司法鉴定，两份公证书加盖的凤凰县公证处的印章及糜红武的私章均是同一枚印章盖章形成。凤凰县公证处收到凤凰县公安局鉴定意见后，于2019年9月2日向被告发出告知函，将鉴定结果告知了被告。2019年9月27日，被告作出凤住建函[2019]4号《关于撤销凤住建函[2019]3号文件的决定》以凤住建函[2019]3号文件适用法律不当，撤销了凤住建函[2019]3号文件。同日，被告作出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认定原告提交虚假公证书办理了凤房权证沱私字第××号房产证，依照《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00007380号”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原告为此诉讼至法院。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作出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撤销并收回“凤沱私房字00007380号”房屋权属证书的理由为原告提交的【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是虚假公证书，而凤凰县公安局对该公证书的公章与糜红武的私章与其他生效公证书上的印章均是同一枚印章盖章形成，该鉴定意见已经推翻了凤凰县公证处关于【2004】凤证字第29号公证书是虚假公证书的认定，故而被告认定原告提交虚假公证书办理房产登记的依据不能成立。同时被告在撤销决定中适用法律错误，其引用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在2008年7月1日已经废止。故被告作出的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对原告的诉请，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凤住建函［2019］5号《关于撤销凤凰县房屋登记并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的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洪人民陪审员  唐小平人民陪审员  黄德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陈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