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6721号原告：王锦明，男，196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李士芳，女，195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斌，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清，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锦明与被告李士芳姓名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锦明，被告李士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斌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锦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为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的民警，被告系上海禄富门酒家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的妻子系被告的外甥女。2017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民警不得经商办企业的有关规定，对全市民警进行普查，经查发现原告为上海禄富门酒家的股东，占股5%。为此，原告单位领导对原告涉嫌经商办企业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训诫，并要求原告上交身份证，停职接受调查；因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参与酒家的经营和分红，故单位领导仅责令原告尽快撤销股东身份。2018年3月，原告聘请律师到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市场监管局)调查发现，上海禄富门酒家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王锦明”的签名均非原告本人所签。2019年3月，原告聘请律师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原告的股东身份，该案达成调解，经调解书确认登记在原告名下的上海禄富门酒家5%股份归被告所有。但该调解书至今未得到执行，原告目前仍是虹口公安系统内唯一一名具有股东身份的在职民警。公安机关明确规定，公安民警不得经商办企业，原告也签署过“不得经商办企业”的承诺书。被告在明知原告是公安民警的情况下，为一己私利，采取不正当的手法获取原告的身份证，并伪造原告的签名，使原告成为股东，给原告的姓名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李士芳辩称，对原告所述的身份关系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原告对于被告使用其名义进行工商登记是明知的。2002年上海禄富门酒家进行企业股份制改制时，被告找到原告等7位股东，告知他们需要名义上担任股东，无需出资，在征得原告等7位股东同意下，拿着7位股东提供的身份证，至工商局(现静安市场监管局)办理企业改制所要求的手续，尽管被告提交材料中原告的签名是被告代签的，但手续系经工商局审查的。2、原告2019年起诉超过诉讼时效。2002年12月24日，上海禄富门酒家正式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系股东之一，占股5%，距今已逾18年。3、被告一直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积极消除对原告的影响。被告不但至公安机关制作了相应的笔录，也配合静安市场监管局的调查，还在原告至静安法院起诉后积极与原告进行调解，并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局告知被告静安市场监管局不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原告虽被登记为名义股东，但未给原告造成姓名损害和精神损害，无须对原告进行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4日，被告在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制作的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1、上海禄富门酒家最早是1995年注册成立，2002年12月该酒家进行改制，改制后的股东为被告、原告、于锦静等八人，原告的配偶系于锦静，于锦静系被告的外甥女。酒家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都是被告出资的，但在工商登记中被告占股65%，其余七个股东各占股5%。2、当时公司转制需要8个人，所以原告当时让于锦静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于锦静就将自己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起给被告，用于工商登记。于锦静和原告不知道有工商登记这件事情，工商注册中原告的签名都是让他人代签的。3、原告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活动，从未领取过酒家的工资、奖金及分红。酒家实际经营至2005年5月停业，因酒家无法结算所以被告无法办理工商注销。2019年3月18日，原告至静安法院起诉被告、上海禄富门酒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名下上海禄富门酒家股权归被告，被告及上海禄富门酒家向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姓名从股东名册中移除；2、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及上海禄富门酒家承担。被告及上海禄富门酒家辩称，上海禄富门酒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使用了原告的名义，原告确实没有出资，同意股权变更的诉请；律师费诉请不同意；愿意调解解决纠纷。该案于2019年4月11日在静安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1、登记在原告名下的上海禄富门酒家5%股份归被告所有；2、原告协助被告在2019年4月16日前将原告持有的被告5%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上述协议，静安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该案中，原告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并支出律师费8,000元。2019年4月9日，静安市场监管局对上海禄富门酒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查明，酒家于2002年改制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了《上海禄富门酒家股东大会决议》及《承诺书》等材料，上述材料中均有“王锦明”的签名，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材料中“王锦明”的签名字迹不是原告书写。被告自述酒家营业执照已遗失，其于2002年提交的登记材料中所有股东签名系自己代签。经调查确认，酒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登记材料中股东身份信息为被告冒用，其他7名股东签名为被告伪造；酒家的改制过程由被告一人完成，成立及改制均与原告无关。另查明，原告系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的民警。上海禄富门酒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主管部门(出资人)信息有被告、原告、于锦静等八人。审理中，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陈述：1、原告对其被登记成为股东一事不知情，直至2017年6月领导找原告谈话时才知晓，所以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在本案中有关原告是否知情的陈述，与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3、关于经济损失的主张，系因原告在静安法院的案件中聘请律师，花费律师费8,000元，该款在该案中未处理；此外，自2017年起至今原告为此事多次至行政部门询问、至法院诉讼，造成不少经济损失。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系因2017年6月原告因此事被停职调查引起同事议论；原告至今仍被登记为股东，系全上海唯一一位对外持股的民警；原本有机会晋级晋升，但受股东身份影响丧失机会。对此，被告表示：1、被告一直积极消除此事对原告的影响，所以在公安机关制作笔录时才会说原告不知情，但真实情况以本案中陈述为准。2、目前酒家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原告虽然是名义的股东，但按照生效调解书的内容，原告名下的股份已经变更至被告名下，原告实际已经没有股份。3、原告主张经济损失应当举证证明，原告所述的8,000元系另案的律师费，不是本案姓名权纠纷的直接损失；且原告另案起诉时要求被告支付该笔律师费，被告答辩不同意支付，后调解书中未涵盖该笔律师费的负担，可见，达成调解协议的前提就是被告不支付律师费，所以该笔律师费已在他案中处理。4、原告关于精神损害后果的陈述未提供证据，且即便有相关证据，被告认为是公安机关的处理不合理，对此原告可以申诉。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在企业改制登记时将原告登记成为股东是否侵害原告姓名权；3、原告的各项赔偿请求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为财产性权利，而非人身性权利。本案系姓名权纠纷，而姓名权属于人身性权利，不属于债权，故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何况，原告就系争纠纷相关事宜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要求处理，亦提起过相关民事诉讼，而其被登记为股东的状态仍持续存在，系争侵权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现经静安市场监管局查明，酒家于2002年改制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王锦明”的签名不是原告书写，系被告代签，登记材料中股东身份信息为被告冒用，酒家的改制过程由被告一人完成，成立及改制均与原告无关；加之被告亦在公安机关陈述“原告不知道有工商登记”，由此本院认定被告作为上海禄富门酒家的法定代表人，未征得原告同意或授权，在企业改制登记时冒签原告姓名，冒用原告姓名作为股东，该行为显属侵害原告姓名权，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辩称该行为系征得原告同意，对此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补充证明，且该辩称意见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矛盾，亦与静安市场监管局查明的事实相悖，故本院对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原告在他案中支出的律师费，系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抗辩该律师费已在他案中处理没有事实依据；但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数额应当按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在合理范围内主张为宜，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为5,000元；关于原告提出的其他经济损失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无法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原告的职业性质以及该职业的禁止性规定本院认为股东身份确实给原告工作带来影响，造成了一定的精神负担，被告应赔偿抚慰金；具体金额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情况，本院酌定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士芳赔偿原告王锦明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士芳赔偿原告王锦明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50元，由被告李士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卫 洁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耀湘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