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3刑初305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南区青白江大道111号。 诉讼代表人王立强，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辩护人丁磐，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董汝城，曾用名董夫城，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原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2016年2月2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1月12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2017年1月26日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月19日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1月17日经本院决定逮捕，2019年1月21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袁志，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高峰，男，196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2016年2月2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1月12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贾超，四川银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善睦，男，1958年6月5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太仓市。2016年1月29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2月22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6月1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监视居住；2017年1月3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1月12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周光发，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罗云，四川成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善路，男，197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泰顺县。2016年12月28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1月12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郑子军，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许先晓，曾用名陈继炉，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泰顺县。2016年12月28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1月17日被本院决定逮捕，2018年8月24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钱涵枫，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成青白检公诉刑诉﹝2017﹞2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置业公司）涉嫌骗取贷款罪、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涉嫌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许先晓涉嫌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7）川0113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单位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犯虚开发票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二百万元；二、被告人董汝城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三、被告人张高峰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四、被告人陈善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五、被告人陈善路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六、被告人许先晓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七、追缴被告单位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的违法所得，退赔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不服，分别以无罪或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9年8月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刑终345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楚，裁定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晶、曾茂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立强及辩护人丁磐，被告人陈善睦及其辩护人周光发、罗云，被告人董汝城及其辩护人袁志，被告人张高峰及其辩护人贾超，被告人陈善路及其辩护人郑子军，被告人许先晓及其辩护人钱涵枫到庭参加诉讼。原案审理期间，因被告人许先晓在逃而诉讼中止并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后恢复审理；发回重审期间，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后恢复审理。发回重审期间公诉机关未提出新的犯罪事实、未提起补充起诉。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骗取贷款、职务侵占。2013年年初，为解决大港置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等人召开股东会商议，决定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经多次商谈，双方达成贷款共识，但对放贷方式进行调整。2013年4月30日，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签订《成都银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2013年5月18日，大港置业公司隐瞒该宗土地上商铺、公寓已对外销售5.9万余平方米，销售收入3.1亿余元的事实，在《天府早报》上发布“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09亩商业用地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未对外销售的虚假公告。2013年5月20日，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将3亿元资金委托给国元信托公司，由国元信托公司购买大港置业公司“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特定物业收益权，大港置业公司以上述商业用地和商业用房对该物业收益权的回购提供担保；2013年5月31日，在对大港置业公司用于抵押的商铺和公寓已部分销售事实不知情的情况下，国元信托公司向大港置业公司发放贷款3亿元。2013年6月6日，大港置业公司收到3亿元贷款后，经时任公司股东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等人共同商议，擅自改变与国元信托公司的约定资金用途，决定将其中的1.8亿元资金以股东向公司借款名义按股东在公司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2013年6月24日至2013年7月4日，经张高峰、董汝城审签，大港置业公司分两次按股东所占股份比例向股东转款，其中董汝城分得6300万元、张高峰分得3600万元、陈善睦分得3420万元、陈善路分得2880万元（其中向许先晓转账1000万元）。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等人将所分款项用于归还个人债务、生活支出等，导致大港置业公司资金流失，经营困难，无力按合同约定按期回购收益权和支付溢价款。截至2015年9月21日，国元信托公司决定提前终止合同时，大港置业公司分三次支付2亿元的回购转让价款，按季度支付了合计49894333.33元回购转让价款溢价款，截至案发大港置业公司尚有1亿元转让回购价款及相应溢价款未支付。 二、虚开发票、职务侵占。2010年至2013年期间，大港置业公司在“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修建过程中，将土方回填、土建、道路市政配套、外墙装饰、消防等工程分别发包给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在与上述施工单位签订真实合同后，经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董事、高管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等人共同商议，要求上述施工单位另行与大港置业公司签订虚假合同，提高合同价款。大港置业公司在向上述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过程中，通过出具书面说明和口头告知等方式，指定上述施工单位将所收到的一笔或数笔工程款，在扣除相应的税费和管理费后，全额转入由陈善路提供的山东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许先晓提供的山东淄博齐岑陶瓷有限公司、以及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等10家与大港置业公司及公司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账户，并要求施工单位开具相应金额的虚假发票。上述关联公司在收到施工单位转款后，又按照大港置业公司及公司股东的要求，将所收取款项全额转入大港置业公司员工潘某、张某1、陈某等人以个人名义开设但被大港置业公司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经司法会计鉴定，大港置业公司股东采取上述手段套取公司工程款共计149484403.35元。现查明，上述被套取资金，部分用于大港置业公司日常开支，部分用于支付大港置业公司向股东借款本金和利息；另有5000万元，经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等人商议，按股东持股比例分走，其中董汝城分得1750万，张高峰分得1000万元，陈善睦分得950万元，陈善路分得800万元（其中许先晓分得300万元）。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等人将分得钱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生活支出等。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2010年3月，大港置业公司开始开发建设“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在完成部分商铺和公寓主体建设后，经时任股东、董事、高管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等人商议决定，从2011年6月28日开始，大港置业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聘请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盛公司）对“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商铺和公寓、二期商铺对外销售，并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户外广告牌、车身广告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传，吸引社会不特定公众到大港陶瓷建材城考察投资。在达成购买意向后，由大港置业公司与购房客户签订《商铺购买合同》，将对应商铺产权出让给购房者，后再由大港置业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管理公司）与购房客户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购房客户将所购商铺委托给管理公司统一经营，委托经营期限为十年，前三年不产生收益，第四年至第十年按照市场实际收取租金支付，管理公司确保第四年、第五年每年租金不低于购买总价的9%，第六年、第七年每年租金不低于购买总价的10%，第八年至第十年每年租金不低于购买总价的11%。经统计，截至2014年4月20日，大港置业公司采取上述商铺、公寓产权出让销售方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25816256元。2、2014年4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股权变更后，继续推行前任股东所采取的商铺、公寓产权销售模式（销售金额共计51218916元）。后因销售效果不理想，加之公司经营状况陷入困境，急需回笼资金周转。2014年11月11日，大港置业公司召开董事会，经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被告人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共同商议，决定将大港置业公司销售策略由产权销售调整为经营权销售，聘请由许先晓联系的泰顺厚辉房地产销售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辉公司）代理销售，同意厚辉公司提出的经营权销售方案。后大港置业公司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报规划等职能部门审批同意的情况下，将“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1区18栋和2区3栋未正式对外发售的商铺，擅自划分成为若干个小的摊位对外销售，通过前期广告宣传，吸引社会不特定公众到“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考察投资。后大港置业公司与投资客户签订《经营权出让合同》，将被划分的小摊位经营权转让给投资客户使用，期限40年，后再由大港置业公司实际控制的大港管理公司与投资客户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投资客户将所购买的摊位经营权委托给大港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从《经营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期限共计40年，前10年委托经营期，管理公司按固定比例向投资客户支付委托收益，第一年、第二年固定委托收益为投资客户与大港置业公司所签订的《经营权出让合同》总价款的10%，第三年、第四年为11%，第五年、第六年为12%，第七年、第八年为13%，第九年、第十年为14%，第十一年起至委托经营期满，管理公司按实际收取租金的80%向投资客户支付委托收益，剩余20%作为公司的运营管理费用。现查明，2014年12月6日至2015年3月9日，大港置业公司采取上述经营权出让销售方式，非法吸纳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1361455元。3、2015年3月中旬，大港置业公司股东认为上述经营权出让销售模式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遂决定终止该种销售模式。因公司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迫切需要回笼资金。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2015年3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经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共同商议，决定将“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销售代理公司变更为成都盟赛尔经营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赛尔公司），并同意盟赛尔公司提出的申购权销售方案。后大港置业公司在依旧未取得任何证照和未报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将“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1区18栋未对外正式发售的商铺，擅自划分成若干个小的摊位对外销售，通过前期广告宣传，吸引社会不特定公众到“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申购投资。由投资客户与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管理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商品房申购合同》，约定投资客户向大港置业公司申购摊位，缴纳申购款，申购期限为六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投资客户同意将所申购的摊位委托给大港管理公司进行租赁等经营性管理，大港管理公司每半年向投资人支付固定收益，第一年收益为投资人申购额的13%，第二年为申购额的13.5%，第三年为申购额的14%，第四年为申购额的14.5%，第五年为15%，第六年为16%；在申购期间投资人可以任意改变申购意愿、放弃申购权，大港置业公司必须退还申购款，并按申购期满年限给予申购总额不同增幅退款，申购期满后，投资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大港置业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要求大港置业公司按增幅退还申购权。现查明，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7月12日，大港置业公司采取上述申购权出让销售的方式，非法吸纳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5262250元。 为支持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支持，请求本院以骗取贷款罪、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的刑事责任，以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陈善路、张高峰的刑事责任，以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被告人许先晓的刑事责任。 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的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罪，成都银行系大港置业公司的财务顾问，对大港置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十分了解，当初大港置业公司为贷款而在《天府早报》上发布公告系履行手续，大港置业公司在贷款过程中不存在欺骗行为，且大港置业公司提供了足额的担保，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2、对于虚开发票罪，虚开发票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故不应认定为犯罪；3、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大港置业公司与投资人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不能办证的原因是各方面的，不能认定大港置业公司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不应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告人陈善睦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证据及事实有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虚开发票、职务侵占和2014年4月21日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部分，陈善睦没有参与决策和讨论，不应构成犯罪；2、对于2014年4月21日后收取投资人款项的事情，因为陈善睦是法定代表人，对这部分的收取金额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根据“重审不加刑”原则，被告人陈善睦不应对骗取贷款罪、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承担刑事责任；2、2014年4月21日之前，被告人陈善睦未担任大港置业公司任何职务，亦未参与其经营管理，故不能认定被告人陈善睦系骗取贷款罪、虚开发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直接负责人或其他责任人；3、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善睦犯骗取贷款罪、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不成立；4、被告人陈善睦在担任大港置业公司董事长之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5、被告人陈善睦对其担任大港置业公司董事长期间“十年经营权”及“申购权”两种销售模式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罪认罚，但建议减轻或免除处罚。 被告人董汝城对起诉书指控的大部分证据和事实无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罪，大港置业公司是按照成都银行的建议，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之间不存在贷款关系，故不构成骗取贷款罪；2、对于职务侵占罪，因大港置业公司与各股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董汝城在转让公司股份时已将全部欠款归还，故不存在职务侵占的问题；3、对于虚开发票罪，大港置业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发票管理制度，但主观上并没有逃税的目的，故不应构成虚开发票罪；4、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大港置业公司在销售过程中的确存在手续不全的问题，但所销售房产真实，销售资金也全部用于大港置业公司建设，因此不能认定大港置业公司不以房屋销售为目的，故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董汝城不构成骗取贷款罪。（1）大港置业公司贷款系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而骗取贷款罪的款项需为贷款，故该项指控混淆了信托关系和贷款关系；（2）对于贷款的纠纷问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在民事判决书中对该性质界定为民事关系，故不能再评价为刑事法律关系；（3）虽然成都银行尚有1亿元资金未收回，但依本案具体情况，成都银行实际并不会遭受到损失。2、被告人董汝城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虽然大港公司对1.8亿元和5000万元的财物处理，一个在账内一个在账外，但都未脱离大港公司的控制，仍处于大港公司的实际控制之下；（2）大港置业公司股东从大港置业公司所得资金系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和实施，属单位行为，不能认定股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公司资产；（3）股东借用资金都是通过公开的方式，并未采取侵吞、盗窃、骗取的手段，且有相应的归还行为。3、被告人董汝城不构成虚开发票罪。大港置业公司客观上确实存在虚开发票的行为，被告人董汝城作为时任大港置业公司的董事长，也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但在不能证明大港置业公司有骗取抵扣税款或帮助他人骗取抵扣税款故意，以及大港置业公司的行为未实际导致国家税收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对大港置业公司及被告人董汝城作无罪化处理，依法认定被告人董汝城不构成虚开发票罪。4、被告人董汝城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虽然大港置业公司销售房产行为违反相关房地产销售法律法规，但其具有房屋销售的真实行为和目的，不应认定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2）大港置业公司已为部分房产办理产权的事实可以证明大港置业公司销售房屋的真实目的；（3）大港置业公司的建设是经过相关部门同意和许可的；（4）不能因为大港置业公司销售的部分房产未能交付客户或办理产权，就否认其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和目的。5、本案系被告人上诉后二审发回重审案件，且在本次庭审中公诉机关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故应当遵循上诉不加刑制度，不能加重或变相加重被告人董汝城的刑罚。 被告人张高峰对起诉书指控的大部分证据和事实无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罪，因大港置业公司不存在对国元信托公司的欺骗行为，所以不构成骗取贷款罪；2、对于职务侵占罪，本案股东分配款项系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3、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大港置业公司在2014年4月21日之前，已陆续为一期业主办理产权证，不应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张高峰不构成骗取贷款罪。（1）大港置业公司并未采取欺骗手段；（2）建筑物未对外销售的公告并非单一因为信托需要，因此不能认定为了骗取信托资金的目的而刊登公告；（3）大港置业公司与国元信托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而非银行借贷。2、被告人张高峰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被告人张高峰在获得公司借款时并未采取非法手段；（2）不具有侵占公司资金的主观故意；（3）股东向公司借款的行为即使违反《公司法》规定，但也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4）会计报告显示，被告人张高峰并不欠公司款项。3、被告人张高峰不构成虚开发票罪。（1）本案中被告人虚开发票的行为并不是逃避税收，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2）本案虚开发票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虚开发票罪系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罪名，实施时间为2011年5月1日，故2011年5月1日之前开具的发票不应当计入犯罪数额。4、被告人张高峰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售后包租”销售模式中销售和返租并非同一主体所为；（2）案涉“售后包租”模式是以真实销售为目的且具有真实内容；（3）大港置业公司将销售商铺、租赁商铺的款项均用于公司经营活动而未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因此应当免于刑事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 被告人陈善路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证据和事实有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虚开发票部分，陈善路不知情，不构成此罪；2、对于职务侵占罪，陈善路已将资金打到公司账上，借款全部还清，不存在职务侵占的事实；3、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申购权”和“十年经营权”部分，陈善路认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对于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虚开发票罪，因被告人陈善路主观上并不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并未参与三个指控犯罪的事实，指控认定事实不清，且对于起诉书指控侵占事实系集体决策，不存在单位侵占单位资金，故上述指控不能成立；2、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陈善路仅参与了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十年经营权”和“申购权”销售模式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其犯罪数额应当认定为662万余元。3、被告人陈善路具有自首、认罪悔罪、犯罪中止、初犯、从犯等从宽情节，再犯可能性小，对追赃挽损能发挥积极作用。综上，建议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免除罚金刑。 被告人许先晓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证据和事实有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对于虚开发票部分，许先晓不知情，不应构成此罪；2、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指控金额存在异议，对于罪名不持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许先晓不构成虚开发票罪；2、许先晓仅对经手的“十年经营权”和“申购权”两种销售模式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负责，且请求从轻减轻、从宽量刑。 经审理查明，2010年，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蔡某经考察，预备共计出资2亿元（其中，陈善睦占19%、董汝城占35%、张高峰占20%、陈善路占10%、许先晓占6%、蔡某占10%）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投资建设“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并为此先后注册成立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管理公司、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控股公司）等数家公司。 2010年3月11日，大港置业公司注册成立。设立时，陈善睦认缴1900万元占股19%、董汝城以浙江思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公司）名义认缴3500万元占股35%（董汝城时任思科公司董事长，在思科公司占股70%）、张高峰认缴2000万元占股20%、陈善路认缴1600万元占股16%（其中含许先晓600万元）、蔡某认缴1000万元占股10%。董汝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善睦、陈善路、蔡某任董事，张高峰任总经理，许先晓任监事。2010年4月15日，上述股东全部足额实缴股金。大港置业公司主要负责“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 2010年5月18日，大港管理公司注册成立。设立时，大港置业公司认缴600万元占股60%、董汝城以其妹夫吴志刚名义认缴140万元占股14%、张高峰以其姐夫蔡相祈名义认缴80万元占股8%、陈善睦以其外孙邓光良名义认缴76万元占股7.6%、陈善路以其姐夫童贤赵名义认缴64万元占股6.4%、蔡某以陈志宾名义认缴40万元占股4%。工商登记载明，吴志刚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邓光良、童贤赵、陈志宾任董事，蔡相祈任总经理，包新娃任监事。2010年5月14日，股东全部足额实缴股金。2010年5月21日，大港管理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吴志刚出资350万元占股35%、蔡相祈出资200万元占股20%、邓光良出资190万元占股19%、童贤赵出资160万元占股16%、陈志宾出资100万元占股10%；大港置业公司退出对大港管理公司的持股。大港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的后期招商和运营。 2010年10月19日，成都大港控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设立时，董汝城以思科公司名义认缴3780万元占股35%（董汝城时任思科公司董事长，在思科公司占股70%）、陈善睦认缴2052万元占股19%、张高峰认缴2160万元占股20%、陈善路认缴1728万元占股16%、蔡某认缴1080万元占股10%。董汝城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善睦、陈善路、蔡某任董事，张高峰任总经理，包继仲任监事。2010年11月5日，上述股东全部足额实缴股金。2010年12月6日，成都大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登记为：大港控股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股90%、董汝城出资350万元占股3.5%、张高峰出资200万元占股2%、陈善睦出资190万元占股1.9%、陈善路出资160万元占股1.6%、蔡某出资100万元占股1%。 2014年4月，董汝城、张高峰、蔡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对大港控股公司（含大港置业公司及旗下所有子公司，除四川环福置地有限公司及四川瑞川置地有限公司外）的全部持股，退出时经内部竞价确定上述公司总股权价值共计2.9亿元，由陈善路、陈善睦、许先晓收购董汝城、张高峰、蔡某三人的股份，收购后陈善睦占股39%、陈善路占股33%、许先晓占股28%。在股权转让时，董汝城、张高峰、蔡某与大港置业公司及大港控股公司之间的债务，通过股份受让人先从上述公司借钱出来支付给股份转让人，再由股份转让人向上述公司还款的方式，最终将债务全部转移至股份受让人名下。依据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4年3月3日至5日期间，陈善路实际支付董汝城股权转让定金2030万元、支付张高峰股权转让定金1160万元、支付蔡某股权转让定金580万元；2014年4月16日至18日期间，陈善路实际转给董汝城股份价款5072.8万元、转给蔡某股份价款1304万元、转给张高峰股份价款161.2万元，陈善睦实际转给张高峰股金价款2603万元；其余股份价款，现有送检资料未发现有支付余款的资金交易。 2014年4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登记为：大港控股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股90%、陈善睦出资390万元占股3.9%、许先晓出资280万元占股2.8%、陈善路出资330万元占股3.3%；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陈善睦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善睦、吴三荣（陈善路之妻，实由陈善路担任）、许先晓任董事，吴三荣任总经理，包继仲任监事。 2014年4月23日，大港管理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缪德辉（许先晓以缪德辉名义）出资280万元占股28%、童贤赵出资330万元占股33%、邓光良出资390万元占股39%；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邓光良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邓光良、童贤赵、谬德辉任董事，童贤赵任总经理，包新娃任监事。 2014年4月21日，大港控股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陈善睦出资3564万元占股33%、陈善路出资4212万元占股39%、许先晓出资3024万元占股28%（其中代陈善路持股2.5%）；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陈善睦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许先晓、吴三荣任董事，吴三荣任总经理，包继仲任监事。 2015年7月，陈善路、许先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出大港控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份，退出时确定总股权价值共计1.45亿元，由新股东王尤德（后由陈善睦、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陈继品继受履行）收购陈善路、许先晓二人所占股份共计61%。依据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现有送检资料未发现该次股权变更有其他资金往来交易，即大港置业公司2015年7月22日股权变更前后原股东未收到新股东的89714300元股权购买余款；另基于该次股权转让的协议约定内容，陈善路、许先晓两人退出时按相关股东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以房款抵股权款实际带走了合同金额为92922548元的商铺，截止2015年10月31日，大港置业公司已收诚意金1621936元，尚未收到余款91300612元。 2015年7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登记为：大港控股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股90%、陈善睦出资390万元占股3.9%、何文芳（原陈善睦隐名股东倪天星的前妻，倪天星以其名义出资）出资305万元占股3.05%、包伟华出资153万元占股1.53%、张来滨（原陈善睦的隐名股东）出资152万元占股1.52%；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陈善睦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来滨任总经理，陈继品（陈善睦的侄子）任监事，公司不再设立董事会。 2015年7月6日，大港管理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邓光良出资390万元占股39%、张来滨出资610万元占股61%；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邓光良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来滨、倪天星任董事，张来滨任总经理，姚峰任监事。 2015年7月6日，大港控股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陈善睦出资4212万元占股39%、王尤德（陈善睦初中同学）出资6588万元占股61%；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陈善睦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尤德、包伟华任董事，王尤德任总经理，汤可擎任监事。2015年8月25日，大港控股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陈善睦出资3747.6万元占股34.7%、何文芳出资3758.4万元占股34.8%、包伟华出资1652.4万元占股15.3%、张来滨出资1641.6万元占股15.2%；管理层变更登记为：陈善睦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任董事，张来滨任总经理，陈继品任监事。 依据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大港置业公司成立至2011年4月末，原始股东投入资本金已使用完毕，期间连同收取的工程保证金、关联单位转入往来款等，主要用于“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的建设开发及公司经营支出。大港置业公司账面净资产余额于2010年12月末达到最高值164061546.41元，至2014年6月末，账面净资产余额累计减少166066160.96元，变动为-2004614.55元，此后账面净资产余额持续减少，至2015年10月末，账面净资产余额为-91434447.18元。 依据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大港控股公司成立至2011年2月末，原始股东投入资本金已使用完毕，主要用于对外投资及关联单位往来。 大港置业公司、大港控股公司与其股东、高管及部分财务人员之间长期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依据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截至2015年10月31日，大港置业公司应收陈善睦余款4112.3万元、大港控股公司应收陈善睦余款2800万元，合计6912.3万元；大港置业公司应收董汝城余款2732052元；大港置业公司应收张高峰余额100万元；大港置业公司应收陈善路余款178803元、大港控股公司应收陈善路余款1980万元，合计19978803元；大港置业公司应收许先晓余款11647578.75元、大港控股公司应收许先晓余款11348542.62元，合计22996121.37元。 “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南区，项目净用地1210余亩。其中一期工程占地941.23亩，建筑面积共计443347.5㎡。二期工程占地271.25亩，建筑面积共计171419.9㎡。一期工程用地分为6个地块，一期1号地块（约109亩）为商业用地，于2012年9月27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2号地块（约140.23亩），于2012年9月12日取得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2016年6月17日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并重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3号地块（约189.25亩）为仓储用地，于2014年4月25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4号地块（约162亩）为仓储用地，于2013年10月25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5号地块（约160.75亩）为仓储用地，于2013年10月25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6号地块（约180亩）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期工程建设项目有：市场一区1-18幢（现63-46幢）、市场二区1-18幢（现45-28幢）、市场三区1-12幢（现27-16幢）、市场四区3-9幢（现70-64幢）、综合区1-12幢（现111-100幢）、沿街5-15幢（现5-15幢）、同心路沿街1-3幢（现99-97幢）、仓储五区1-12幢（现96-85幢）、仓储六区1-9幢（现84-76幢）、仓储七区1-5幢（现75-71幢）。大港置业公司仅于2012年12月16日办理一期1号地块11-14栋、16-27栋预售许可证。二期工程土地全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期工程建筑项目有：精品区1-20幢、品牌馆1-18幢。截止案发时，大港置业公司已对“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工程1号、2号、6号地块上部分商铺及二期工程中部分商铺对外销售。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供述 （1）陈善睦的供述 我是2010年以前在长江三角洲那边发展，2010年的时候我和几个自然人相约到成都来发展，准备做建材市场的运作，于是我就和董汝城、张高峰、蔡某、陈善路约定共同出资，到西南来运作专业建材市场项目，通过考察我们决定落户青白江区建设大港陶瓷建材城。我们来投资的时候约好按照2个亿的资金筹备，我占19%，我就出了3800万元。我的股份里面我自己出了一部分，另外有其他人出资搭在我的股份里面，由我出面参与公司经营。 大港管理公司和大港置业公司从工商注册手续上两家公司没有关系，实际上都是我们几个大港置业的股东依托置业公司成立的，我们几个股东找各自的亲戚挂名大港管理公司的股东，我们按照自己在大港置业公司的股份比例，安排自己的亲戚挂名在大港管理公司占股，实际的管理还是我们几个大港置业公司的股东。大港管理公司具体哪些股东我不清楚，我是以我外孙邓光良的名义担任的大港管理公司股东，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的亲戚挂名，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邓光良没有具体参与过大港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他就是把身份证给我用了。2014年4月份后我担任大港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管理公司相应的也把邓光良变更为法人代表了。我们公司安排财务去刻了一个“邓光良”的私章。邓光良知道他在大港管理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事情，我让他把身份证给我用的时候给他说过，他也同意，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管理也没领过一分工资。 2014年4月的时候，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张高峰、董汝城、蔡某三人退出股份离开公司时，我们新接任的三个股东（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时公司重组时，大家都争着接手，董汝城先报的2.6亿元，陈善路报2.7亿元，通过几次竞标，最终以陈善路报的2.9亿元中标，之后陈善路邀约我和许先晓留下共同经营公司。所以当时议定的公司股权总价值是2.9亿元。 2014年春节的时候，大港公司遇到工程款等资金问题，我还把名下的隐名股东倪天星、包伟华、张来滨叫来，和陈善路、许先晓一起商量，解决大港的问题。到2015年3、4月份，我们就讨论公司经营困难，需要找有实力的来入股大港，然后我碰到我初中同学王尤德，我知道他在其他地方做市场，就请他来大港，王尤德看了后，觉得大港有发展前景，就愿意来入股大港，另外许先晓、陈善路两人因为个人在外面借款的问题。需要钱去解决，就提出他们要转让股份退出大港。于是我们就商量，王尤德提出他要经营大港，钱在公司里用，就购买公司房产再抵给陈善路、许先晓，陈善路、许先晓只拿900万左右现金，再除去他们两人在公司的借款，实际拿610万现金，于是在2015年7月4日，我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把许先晓、陈善路两人共计61%的股份转让给王尤德，并进行工商资料变更。 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会遇到资金困难，就需要融资或筹钱，我们就采取股东和公司高管借钱给公司，由公司支付3%的月息。我们大港公司大概从2012年开始向股东和高管借钱的，支付利息，一直到2014年4月份。2010年公司成立的时候我投了3800万占公司19%的股份，2014年第一次转股的时候我又投了1160万元。从公司成立至今共借给公司2800万现金，没有包括利息。我从公司借走的钱有一个5000万元的19%，有950万元，1.8亿中借走3400万元左右。 当时我们接手公司时，通过财务得知他们（董汝城、张高峰、蔡某）的借款都挂在了我们几个新任股东的名下。他们通过“走账”的方式来还这笔钱（对公司的欠款）的，也就是先由公司新接手的股东从财务借一笔钱分别打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打回公司账上作为还款，经过几次循环倒账，财务上就显示他们已经将借款还清了，但实际上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还给公司。 （2）董汝城的供述 我是浙江思科公司的董事长，浙江思科公司是做投资的，没有实体企业，也没有固定资产。大港置业公司成立时我以浙江思科公司的名义投资占35%的股份，张高峰占20%的股份，陈善睦占19%的股份，蔡某占10%的股份，我记得我们陆陆续续投了2个亿。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亿元，剩下的1亿元当时是股东按照比例借给公司运营。2014年4月份大港置业公司的股东发生变化，我和张高峰、蔡某退出大港。 大港置业公司和大港管理公司从法律上两家公司没有关系，实际上都是我们几个股东依托置业公司成立的，我们几个股东找各自的亲戚挂名大港管理公司的股东，我们按照自己在置业公司的股份比例，安排自己的亲戚挂名在管理公司的占股比例。大港管理公司具体有哪些股东我不清楚，我是以我妹夫吴志刚的名义担任大港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刚并没有具体参与过大港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他只是把身份证给我用了。“吴志刚”的私章是我们公司安排财务去刻的，吴志刚知道他在大港置业公司任职的事情，我让他把身份证给我用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也同意，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大港管理公司的管理。 2014年3月份，我退出大港公司时，我将我的股份承债以转让的方式给了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三人，我的35%股份按当时公司2.9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共计1.015亿元，他们已支付给了我70%的资金，有7105万元，还有30%共3045万元没有付给我。 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会遇到资金困难，就需要融资或筹钱，我们就按照公司资金缺口大小，借钱给公司，主要是我和张高峰先借给公司，其他股东也按比例筹钱借给公司，公司有钱后再还，由公司支付3%的月息，资金不紧张的时候，月息就调为2%，我们大港公司大概从2011年开始向股东借钱的，支付利息，一直到2014年4月份都是这样执行的。 我记得我们陆陆续续投了2个亿。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亿元，剩下的1亿元当时股东按照比例借给公司运营。我在大港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3500万、借给公司的有4000到6000多万，共计将近1亿元。 （从公司的借款）我个人没有拿钱还公司，但是在2014年4月份，我要退出大港公司的时候，我、张高峰和蔡某在股权转让的时候，陈善睦、许先晓、陈善路出钱购买我们的股份，我们就把借钱还了。我股权转让的时候，大港溢价到2.9亿，我股份35%，就有1个亿左右，但我们只拿到了70%，实际只收了7000多万元，但是以前从公司借出来的几千万元（财务核实为准），他们购买股份的时候就谈好他们出钱把借款还了。 （3）张高峰的供述 2009年许先晓和陈善路在成都考察，想在青白江建一个专业建材市场。于是找到陈善睦，陈善睦又找了我、董汝城、蔡某一起来青白江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商量投资2个亿，出资不足10%的不进董事会。于是我出资4000万，占20%；董汝城以浙江思科公司名义出资7000万，占35%；陈善睦出资3800万，占19%；陈善路出资3200万，占16%，其中有6%是许先晓的出资，挂在陈善路名下；蔡某出资2000万，占10%。 大港管理公司与大港置业公司形式上是两个独立法人公司，实质上都是一家公司。因为按照规定大港置业公司和大港管理公司不能是同一股东，所以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就找自己的亲戚来挂名，我以姐夫蔡祥祁的名义入股，董汝城以亲戚吴志刚名义入股。我们只是借用亲戚的名义成立大港管理公司，亲戚并没有参与大港管理公司的实际管理。 2014年3月份，我退出大港置业公司时，我将我的股份转让给了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我的20%股份按当时公司2.9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共计5800万元，他们支付给了我70%的资金，有4060万元，还有30%共1740万元没有付给我。 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会遇上资金困难，就需要融资或筹钱，我们就按照公司资金缺口大小，由股东按比例筹钱借给公司，公司有钱后再还，由公司支付3%的月息，如果股东筹不到钱，可以由其他股东借钱进来。我们大港公司大概从2011年开始向股东和高管借钱的，支付利息，一直到2014年4月份。当时我们定的是公司中层管理以上的才能借钱进公司，后来财务人员也可以借进来，我们把它当作公司员工的福利。 （从公司的借款）我个人没有拿钱来还公司，但是在2014年4月份，我要退出大港公司的时候，我、董汝城和蔡某在股权转让的时候，陈善睦、许先晓、陈善路出钱购买我们的股份，我们就把借款还了。股权转让时我实际只收了3000万，但是以前从公司借出的几千万元（财务核实为准），相当于又转到了购买股权的股东身上，当时他们虽然是转了款给我，但后来又是从公司里面把钱借了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把钱还给公司又借出来，程序上必须要这样，才能证明是我自己在公司还了以前的借款。 （4）陈善路的供述 我和表弟许先晓以前在山东淄博做瓷砖，2010年到成都准备找瓷砖库房，发现成都做专业建材市场的空间很大，于是找到陈善睦，请陈善睦出面联系人投资。陈善睦找到董汝城、张高峰、蔡某，约定共同出资。通过考察最终决定落户青白江修建大港陶瓷建材城。当时觉得董事会人太多不太好，加之许先晓是我的表弟，所以没有让许先晓进董事会，许先晓6%的股份就记在我的名下。董汝城以浙江思科公司的名义占股35%，张高峰占股20%，陈善睦占股19%，蔡某占股10%，陈善路占股16%。大港前后投资了大概2个亿，陈善路出10%的钱，出了2000万。 大港置业公司与大港管理公司实际是一家，只是成立大港管理公司的时候董汝城和张高峰他们说大港置业公司股东按照比例各自找人在大港管理公司担任股东，于是董汝城让妹夫吴志刚担任大港管理公司法人，我让姐夫童贤赵在大港管理公司任股东，大港管理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是大港置业公司股东找的人担任，但实际上这些人从来没有到大港来上过班。至于为什么这样操作就不清楚了。 吴三荣是我妻子，当时大港置业公司进行登记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有一家公司没有注销被列为黑名单，我就做不了大港公司的董事和经理，然后我就用我老婆吴三荣进行挂名。吴三荣从来没有到公司参与经营，全部都是我在公司经营。 2015年7月份，我退出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时，我和许先晓共占61%的股份，我们将这61%股份转让给了新的股东，按当时公司1.45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我们应得共计8845万元，冲抵了我和许先晓两人在公司的借款约300万元，另外约定只领取现金610万元，当时因为大港公司资金断缺，经营非常困难，为了救大港，其余的钱我和许先晓就没有拿走，购买了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的商铺，我和许先晓共购买了16000多平方米，这些房产现在已转账转给我们的债权人了。 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会遇上资金困难，就需要融资或筹钱，公司董事会就开会决定由我们股东借钱给公司，公司到时候支付3%的月息。后来执行的时候，公司财务人员也有借钱给公司的情况，只要张高峰同意。我们大港公司大概从2013年开始向股东和财务人员借钱的，支付利息，一直到2014年4月份。 （本人借给公司的钱）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有1000万元左右，收到多少利息我记不清楚了。我的钱也是我找周围的人那里出的，后来公司把利息改成2%的月息，我就把钱拿出来了。 我购买股权时出的6600多万和帮老股东清偿的债务不是一笔。他们（老股东）让财务人员重新开了几张银行卡，然后把我们购买他们股权的那部分钱还到公司，然后让财务人员以我们借款的方式把钱给我们打到银行卡，然后再从我们的银行卡转到他们的卡上，从形式上面看起来他们是还给公司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债务转到了我们的身上。 （5）许先晓的供述 2010年我和表哥陈善路到成都来发现可以做建材市场运作，于是找到陈善睦，请陈善睦出面联系人投资。陈善睦找到董汝城、张高峰、蔡某，约定共同出资。经过考察，我们决定落户青白江建设大港陶瓷建材城。当时准备投资2个亿，但在设立股东的时候约定投资10%以下的不进董事会，我钱不够，于是就借钱给陈善路，由陈善路进董事会，我只在大港工作。董汝城占股35%，张高峰占股20%，陈善睦占股19%，陈善路占股16%，蔡某占股10%。刚开始计划投入2亿，但具体每人真实投入多少资金不清楚，我当时只是借钱给陈善路。 2014年4月，公司进行第一次转股，我拿出5655万元增持了19.5%的股份，加上我原有的6%，我实际占有25.5%的股份，但是工商资料上我有28%的股份，多出来的2.5%是陈善路让我代持的。2015年7月份，我和陈善路因为自身资金出现问题，陈善睦就劝我们退出大港公司，并找一个叫王尤德的来收购我们的股份。我和陈善路当时没有办法，就同意退出公司。2015年7月份，我退出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时，我和陈善路共占61%的股份，我们将这61%股份转让给了新的股东，按当时公司1.45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我们应得共计8845万元，冲抵了我和陈善路两人在公司的借款约300万元，另外约定只领取现金610万元，当时因为大港公司资金断缺，经营非常困难，为了救大港，其余的钱我和陈善路就没有拿走，购买了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的商铺，我和陈善路共购买了16000多平方米，这些房产现在已还账转给我们的债权人了。 大港集团的构成有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物流公司、大港装饰公司、大港商务公司、大港运输公司等。实质运作的就只有大港置业公司。 公司缺钱的时候，公司会让我们找钱借给公司，时间长短不固定，给董事长和总经理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交到财务那里，财务开一张收据。我本人借过多少钱给公司，我记不清楚了，每年都有。公司缺钱的时候，我们就借钱到公司，公司支付2%-3%的月息，公司有钱了，就把我们的借款还了，这样不间断的，总的利息大概收取了几百万，具体的只能查账。借钱给公司的人我知道的有股东、公司高管，还有一些公司员工。 可能我们在（第一次）股权转让的时候，前任股东在公司的借款，我买股份的时候，就一起承接下来了，这样造成现在我还欠公司2000多万元。 2、证人蔡某的证言 董汝城、陈善睦和我都是老乡，给我推荐并带我到成都考察，想建一个专业建材市场。后来可能资金不足，他们就找到我，还有张高峰一起去成都市青白江投资，在2010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置业公司成立时股东包括我、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我占公司10%的股份，他们其他股东具体所占股份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我们陆陆续续投了2个多亿进去，我按比例投了2000万。公司成立后，我只作为公司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在最后股权变更的时候，分别和他们在成都和杭州召开了股东会议。我知道董汝城任董事长，张高峰任总经理，陈善睦的儿子陈某也在公司参与经营，其他的股东做什么我不清楚。 2014年4月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变化，我和张高峰、董汝城退出公司，公司股东就只有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到后来听说他们股东又发生了变化，但具体怎么变化的我就不清楚了。 大港置业公司是负责销售和修建，大港管理公司负责后期招商和运营。虽然是两个公司，但都是为建材市场而成立的，只是分工不同。 3、相关书证 （1）大港置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2010年3月11日大港置业公司设立工商登记资料，证实大港置业公司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构成、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董事长任职、监事任职情况； 2010年4月15日大港置业公司资本缴纳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置业公司注册资本足额实缴情况； 2010年10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变更情况； 2014年4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置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2015年7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置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董事、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2）大港管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2010年5月18日大港管理公司设立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管理公司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构成、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董事长任职、监事任职情况； 2010年5月21日大港管理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管理公司股东构成、股东出资及股东占股比例变更情况； 2014年4月23日大港管理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管理公司股东构成、股东出资、股东占股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2015年7月6日大港管理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管理公司股东构成、股东出资、股东占股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3）大港控股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2010年10月19日大港控股公司设立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控股公司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构成、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董事长任职、监事任职情况； 2010年12月6日大港控股公司名称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控股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2014年4月21日大港控股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控股公司股东构成、股东出资、股东占股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2015年7月6日大港控股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大港控股公司股东构成、股东出资、股东占股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监事变更情况。 （4）2014年2月27日张高峰、蔡某、浙江思科股份有限公司（董汝城）分别与陈善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份，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浙江思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张高峰、蔡某与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之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015年7月4日陈善路、许先晓与王尤德、陈善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7月20日王尤德与陈善睦、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陈继品及陈善路、许先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2015年7月20日陈善睦、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陈继品与陈善路、许先晓签订的《协议书》；证明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蔡某等人在2014年4月及2015年7月对所持大港置业公司、大港控股公司、大港管理公司等大港系列公司股权转让情况。 （5）关于大港陶瓷建材城开发和管理的情况说明、大港建材城项目简介，证实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基本情况。大港置业公司土地证取得情况一览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5份、关于变更土地用途的批复，证实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土地获取情况。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通知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关于“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建设工程有关消防安全情况的函、大港陶瓷建材城门楼牌号名称变更对应表、关于经营权及消防地址变更说明等证据，证实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工程建设项目情况。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份，证实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许可销售情况。“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销售数据统计表，证实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建筑实际销售情况。 4、“川鼎会审字〔2016〕027号”、“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实大港置业公司、大港控股公司原始股东投入资本金使用情况；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蔡某2014年4月和2015年7月股权转让情况及新旧股东之间的股权交易款支付情况、2015年7月22日股权变更的资金往来情况；大港置业公司、大港控股公司与股东及关联单位往来款情况。 （一）2013年，大港置业公司为补充其流动资金，在报纸上刊登与事实不符公告，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3亿元，后经股东会决议将其中1.8亿元按股东占股比例向股东分配。具体行为如下： 1、2013年2月1日，大港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时任股东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蔡某）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1号地块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的商业用房的收益权转让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由其设立特定物业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大港置业公司按照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的规定回购上述特定物业收益权，并按期支付回购转让价款溢价款；大港置业公司将上述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抵押给国元信托公司，作为大港置业公司回购义务的担保；大港置业公司在成都银行开立定期存单质押，作为上述回购责任的担保。同日，大港管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大港管理公司自愿为大港置业公司对国元信托公司所负支付回购“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号地块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的商业用房收益权价款及溢价款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3年4月30日，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签订《成都银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约定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为大港置业公司提供3亿元结构性融资解决方案设计、咨询及实施渠道。 2013年5月18日，大港置业公司在《天府早报》发布大港置业公司“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号地块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特定物业未对外销售的公告，隐瞒该宗地上的商铺、公寓已对外销售约5.9万余平方米、销售收入约达3.1亿余元的事实。 2013年5月20日，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将3亿元资金委托给国元信托公司，由国元信托公司按照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意愿，以国元信托公司名义向大港置业公司购买“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的特定物业收益权；大港置业公司以上述商业用地和商业用房为该特定物业收益权的回购提供担保。同日，国元信托公司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与大港置业公司签订《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国元信托公司以3亿元购买大港置业公司所有的“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特定物业收益权，用于大港置业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大港置业公司需按期回购上述特定物收益权，并向国元信托公司支付回购转让溢价款；大港置业公司以上述商业用地和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并保证对特定物业收益权拥有完整、合法的处分权。 此后，大港置业公司与国元信托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0日、2014年1月21日签订《信托资金抵押合同》，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质押合同》。 2013年6月19日，大港置业公司收到国元信托公司支付的3亿元款项。 2015年5月28日，大港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以大港置业公司名义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亿元，期限不超过壹年的结构性融资调整期限（信贷业务品种）；上述信贷业务由大港置业公司以抵押方式提供担保。同日大港管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大港管理公司自愿为大港置业公司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的信贷业务无条件提供担保。为信贷业务申请人提供担保的内容如下：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2015年5月20日，大港管理公司、张高峰和邱碧霞（张高峰之妻）、蔡某和蔡英芝（蔡详庆之妻）分别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5月29日，大港置业公司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同日，大港管理公司、陈善睦和邱晓小（陈善睦之妻）、许先晓和张某1（许先晓之妻）、陈善路和吴三荣（陈善路之妻）分别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之补充协议》为《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5年5月29日，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国元信托公司签订《成都银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015年11月17日，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信托提前终止协议》，载明：大港置业公司截止2015年6月23日已分三次支付了2亿元回购转让价款并按季支付了合计49898333.33元的回购转让价款溢价款；鉴于大港置业公司未能按期支付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9月21日回购转让价款溢价款400万元，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国元信托公司之间的单一资金信托于2015年9月21日提前终止；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享有国元信托公司与大港置业公司签订的《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的一切权益，信托财产应享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均由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承担。 截至案发，大港置业公司针对上述3亿元贷款尚有1亿元本金及800余万元溢价款未偿还。2016年1月19日，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管理公司、陈善睦等人履行回购义务，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支付回购转让价款108044444.44元、承担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确认优先受偿权等诉讼请求。2017年11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大港置业公司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支付回购转让价款及回购转让溢价款共108044444.44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2、2013年6月6日，经大港置业公司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共同商议，决定将上述3亿元贷款中的1.8亿元资金，按股东在公司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根据“川鼎会审字〔2016〕027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2013年6月24日至2013年7月8日，经张高峰、董汝城审签，大港置业公司分两次向董汝城支付6300万元、向张高峰支付5400万元、向陈善睦支付3420万元、向陈善路支付1880万元、向许先晓支付1000万元。上述各笔款项在大港置业公司记账凭证中“摘要”内容均显示为“支付借款”、银行电汇凭证中“用途”内容均显示为“还借款”、在大港置业公司付款凭单中“款项内容”均显示为“还借款”。依据“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张高峰于2013年7月2日向蔡某转款800万元。对上述资金，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均主张是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借款，许先晓主张是大港置业公司对股东的分红。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陈善睦的供述与辩解 我知道2013年5月大港公司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3亿元，但我只是公司的股东，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对于这笔贷款的起因、细节和过程我都不清楚，只是公司在与银行签合同时，公司通知我们过来，要求我们在贷款合同上签字，同时要求我们股东和股东家属都签了连带责任书。此笔贷款的担保是大港置业公司一期1号地块109亩土地证和土地上10万平方米商业用铺的产权证，还有我们股东和股东家属都要承担连带责任。谁提出申请贷款、提出贷款原因以及贷款用途等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我想是当时公司的经营需要所以决定贷的款，具体是谁提出的我不清楚，但肯定是公司高层做出的决定。 我知道当时一期1号地块上的商铺已经向外出售了一部分，但具体卖出了多少我不清楚，具体以公司财务为准。贷款的抵押物已部分向外销售这一情况当时是否向贷款银行说明我不清楚。当时大港置业公司在《天府早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大港置业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青国用（2012）第3904号”地块及其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未对外销售的公告，我也不清楚。 3亿元贷款发放下来后具体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我不清楚，但是其中的1.8亿元我们几个股东自己分红了。我们所分的1.8亿元的款项来源，我自己认为，有部分是大港置业公司的销售款，还有部分是成都银行贷款的3亿元内的，具体以公司财务为准。 我不清楚当时是谁提出私分1.8亿元的，肯定不是我提出的，我只是同意了这种做法，只有公司高层领导和大股东能够决定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辛苦这么久了，分点钱回去，说的是公司准备拿出1.8亿元出来给各位股东分红，各位股东也都同意了，方案是按照每位股东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这次分红的事情当时开了股东会议，公司的全体股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觉得是没有会议记录。 每位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我知道，但是具体分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反正总共分了1.8亿元。董汝城占35%的股份，蔡某占10%的股份，张高峰占20%的股份，陈善路占16%的股份（其中含有许先晓6%的股份），我占19%的股份分了3420万元。这笔钱是财务打到我们每个人的账户上。大港置业公司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打到我个人账户上的，分两次打在我中行江苏太仓新区支行的账户内，账号为62×××87，第一次是2013年6月27日打的1600万元，第二次是2013年7月8日打的1820万元。收到这笔钱后我将大部分钱归还给了其他人在我身上的投资款，剩下的都是自己用了，具体数额我都记不清了。大港公司的财务资料，2013年6月第0086号记账凭证、2013年6月第0117号记账凭证是我当时收取3420万元的记录凭证。 因为我没有担任职务，平时只有召开股东会的时候有发言权，所以其中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们从2010年开始开发大港陶瓷建材城，各位股东投入的资金共2亿元，至2013年的时候，按照民间的说法，投资应该得到回报，特别是部分股东的一些投资款是向民间融资的，再者当时市场的前景也很好，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所以股东都同意拿出公司的1.8亿元资金按股份比例分红给各位股东。 2014年4月张高峰、董汝城、蔡某三人退出股份离开公司时，我们对董汝城在公司的借款6300万元、张高峰的3600万元、蔡某的1800万元，共计11700万元的借款，也就是2013年6、7月份公司拿出1.8亿元以借款方式分给各位股东的资金，是如何处理的，当时我不清楚，后来通过财务得知他们的借款都挂在了我们几个新任股东的名下了。 董汝城、张高峰、蔡某他们是通过“走账”的方式来还这笔钱的，也就是先由公司新接手的股东从财务借了一笔钱分别打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打回公司账上作为还款，经过几次循环倒账，财务上就显示他们已经将借款还清了，但实际上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还给公司。我们新股东在接手公司时，没有和老股东之间约定债务的承载关系，但是最后这样处理下来我自身的债务（欠大港置业公司的借款）大幅度地增加了。 （2）董汝城的供述与辩解 2013年初的时候，大港置业公司经股东会讨论决定，用公司的资产向成都银行高新区支行申请3亿元贷款，期间我和公司总经理张高峰多次与该银行进行协商、洽谈，达成协议，之后我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办理相关事宜。办理贷款是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的，具体是谁提出的我不记得了。当时公司的建设经营需要资金，所以大家都同意了。 当时公司取得了一期1号地块109亩土地证和土地上10万平方米商业用铺的产权证，就是以这两个产权证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我们申请贷款的用途是用于公司的经营和建设。 当时一期1号地块上的商业用铺有向外出售，但具体销售了多少我不清楚，具体以公司财务资料为准。这个情况没有向贷款银行说明过。当时大港公司在《天府早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大港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青国用（2012）第3904号”地块及其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未对外销售的公告，这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是公司财务部门办理的。公司刊登这则公告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贷款。当时办理这笔贷款的具体经办人是谁我记不得了，应该是公司财务部的人员。 这3亿元贷款发放下来后，有一部分用于公司工程款的支付和公司经营，但是其中的1.8亿元陈善睦提出我们几个股东按比例借走。因为当时公司资金有富余，而且我们几个股东在投资大港建材城时，有些资金是向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筹集的，公司组建3年了，就想将部分资金返还给投资人。所以经股东会决定，我们就将这1.8亿元按比例借给了股东。借走1.8亿元的事情是召开的股东会议，应该有会议记录。 我们是按照每个股东在大港置业公司所占的股份比例进行借款的。我占35%的股份，借走了6300万元；陈善睦占19%的股份，借走了3420万元；陈善路占16%的股份（其中含有许先晓的股份），共借走了2880万元，蔡某占10%股份，借走了1800万元；张高峰占20%的股份，借走了3600万元，共计1.8亿元，具体以财务为准。我们是以每人向公司借款的方式从公司支取的。公司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打到我个人账户上的，是分两次打在我的农行浙江温州支行的账户内的，账号是62×××18，第一次打钱的时间是2013年6月27日，打了3000万元，第二次打钱是2013年7月4日，打了3300万元，共计6300万元。我收到钱后，我归还了一些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都是自己用了，具体数额我都记不清了。大港置业公司2013年6月第0117号财务记账凭证、2013年7月第0003号财务记账凭证，是我当时收取6300万元的记录凭证。 当时大港公司的经营情况属于正常经营，形势很好。但公司账面上谈不上有盈利。因为当时公司运作也正常，发展前景也还好，公司的流动资金也有富余，所以在陈善睦的提议下，在这个期间各位股东将这1.8亿元贷款按照比例暂借回去做周转。1.8亿元按股份比例以借款方式给各股东是大家商定的。我们从公司借款走，没有支付利息给公司。 2014年3月份我退出大港公司时，我的35%股份按当时公司2.9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共计1.015亿元。他们已支付给了我70%的资金，有7105万元，还有30%共3045万元没有付给我。这7105万元是公司转账到我银行账户内的。没有扣除我2013年5月向公司借款6300万元。我那6300万元是另外归还的，是2014年4月的时候，我转款到公司账户内的，公司凭证能查。我不知道其他股东的借款是否归还给公司了。 （3）张高峰的供述与辩解 在2013年初的时候，大港置业公司有一次拿了1.8亿出来，以股东按占股比例借款的形式，借走这部分钱。这是股东会讨论决定的，因为按我们老家的传统，我们股东投资钱，有一部分是其他人出的，我们要拿回去还，所以我们就借了钱。公司应该有会议纪要。我们向公司借款没有支付利息。因为当时很多我们股东名下的投资人要拿回投资，所以才开会决定股东按比例借款。 借款可以讲也是分红，当时就是想公司有钱的时候大家按比例先拿回去，如果公司需要钱的时候再借进来。公司应该没有盈利，只是公司资金有点结余，加上我们股东名下的一些小股东需要钱，所以我们股东就以借钱的名义把钱拿走了。 我个人没有拿钱来还公司的借款，但是在2014年4月份，我要退出大港公司的时候，我、董汝城和蔡某在股权转让的时候，陈善睦、许先晓、陈善路出钱购买我们的股份，我们就把借款还了。2014年股权转让我退出大港公司时，我实际只收了3000多万元，但是以前从公司借出的几千万元（财务核实为准），相当于又转到了购买股权的股东身上，当时他们虽然是转了款给我，但后来又是从公司里面把钱借了出去。 当时我们要对大港的股权进行重组的时候，就谈好收购股权的要把之前股东的欠款还清。我在转让股权的时候，是收购股权的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他们先支付我们一笔钱，我们把钱打入大港公司归还借款，然后他们又把钱从公司借出来，再按照大港公司2.9亿的价格收购股权。我们前任股东的借款就变成了新任股东的借款了。 2013年的4、5月份，我们公司股东有我、董汝城、陈善睦、陈善路、蔡某以及许先晓（隐名股东）也列席了召开股东会的，公司应该有会议纪要的，在会的股东都同意了的。 （4）陈善路的供述与辩解 2013年5月份大港置业公司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3亿元贷款，我知道这件事，但是中间的具体事情是由董事长董汝城和总经理张高峰负责协调，公司财务人员负责经办。这件事情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当时公司让我们股东到成都银行去签了保证书，所以我知道有贷款这件事情，为什么事情办的贷款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在负责招商运营，也就是大港建材管理公司的相关事情。我不太清楚申请贷款的用途。 贷款就是以一期1号地块109亩土地证和土地上10万平方米商业用铺的产权证，还有我们股东和股东家属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当时一期1号地块上的商业用铺我知道已经向外出售了，卖了一部分，但具体卖出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销售方面的工作是总经理张高峰在负责，具体以公司财务为准。贷款的抵押物已部分向外销售这一情况我不知道当时是否向贷款银行说明，具体操作情况我不清楚。 这3亿元贷款发放下来后具体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我不清楚。在我记忆中，当时应该是董汝城董事长和张高峰总经理提出来将这1.8亿元分了的。当时他们说大家都辛苦这么久了，分点钱回去，说的是公司准备拿出1.8亿元出来给各位股东分红，方案是按照每位股东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这1.8亿元分红有无会议记录或决议记录，我现在确实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当时肯定是董汝城和张高峰决定了才算数。我不是很清楚我们所分的1.8亿元是什么款项，公司财务知道是什么款项。每位股东占的股份比例我知道，反正总共分了1.8亿元。董汝城占35%的股份，陈善睦占19%的股份，蔡某占10%股份，张高峰占20%的股份，我占16%的股份（其中含有许先晓6%的股份）分了2880万元。分的钱是财务打到我们每个人的账户上，是以还借款的方式取出的。 公司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打到我个人账户上的，在这里我要说明，我的股份当中有许先晓的6%，当时公司分两次共打了1880万元到我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账户内，账号为62×××67，第一次打钱的时间是2013年6月24日，公司记账凭证为2013年6月0086号，金额是1200万元；第二次打钱时间是2013年7月4日，记账凭证是2013年7月006号，金额是680万元。还有1000万元，公司直接打在许先晓的账户内。我在公司占10%的股份，应该分1800万元，多出来的80万元是许先晓的，收到钱后我就还给他了，其余的钱我归还了一些他人的投资款，剩下的都是自己用了。 大港置业公司2013年6月第0086号财务记账凭证、2013年7月第006号财务记账凭证，是我收取1880万元的记录凭证。 2015年7月份，我退出大港公司时，我和许先晓共占61%的股份，我们将这61%股份转让给了新的股东，按当时公司1.45亿元的总股权价值计算，我们应得共计8845万元。冲抵我和许先晓两人在公司的借款约300万元，另外约定领取现金610万元，当时因为大港公司资金断缺，经营非常困难，为了救大港，其余的钱我和许先晓就没有拿走，购买了大港公司的商铺，我和许先晓共购买了16000多平方米，这些房产现在已转账转给我们的债权人了。 当时（2014年4月）我们在股权转让的时候，我们第二任股东支付股权款给董汝城、蔡某，然后他们将我们支付的股权款打回公司归还他们在公司的借款挂账，之后我们新股东又以自己名义将钱从公司借出支付给他们，这样他们的借款挂账转移到我们新股东头上了，实际他们应得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变。张高峰在公司的借款，我听潘某说的是工程走账款以张高峰的名义转回公司冲抵了张高峰的借款挂账。这样他们第一任股东的借款就平账了。 （5）许先晓的供述与辩解 我知道2013年5月份大港置业公司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3亿元贷款一事，但是申请贷款是谁提出的、提出贷款原因、申请贷款用途等我不清楚，中间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提出贷款应该是公司的股东大会决定出来的。贷款就是以1号地块109亩土地证和土地上10万平方米商业用铺的产权证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的。当时1号地块上的商业用铺已经向外出售了一部分，但是总共卖出了多少平方米的商铺我不清楚，具体以公司财务为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向贷款银行说明过，具体操作情况我都不清楚。 这3亿元贷款发放下来后他们是怎么使用的我不知道，但是在2013年6月27日，我收到了大港公司打给我账户内的1000万元，陈善路说是我投资的6%的股份支付的利息钱。 当时大港公司股东私分1.8亿元的事情，我不是公司的股东，我不清楚中间的事情，我只是投资钱在陈善路名下，然后由他支付回报给我。 2、证人证言 （1）杜某的证言 2010年5月至2016年6月期间，我在大港置业公司工作，先就职于财务主管，后为财务经理，最后是公司副总分管财务。 2010年大港置业公司成立以后，通过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到2013年初时候，公司获得了一期1号地块109亩的商业土地证，并取得了该土地上10.5万平方米的房产证。于是公司决定以这两个产权向银行申请贷款。通过多次协商，2013年5月20日与成都银行达成协议，通过安徽国元信托公司向大港公司发放3亿元的贷款，贷款到位的时间是2013年5月31日。这3亿元的贷款大港公司是以一期1号地块109亩的土地证和土地上10.5万平方米的房产证作为抵押的。这10.5万平方米上建筑都是商业用铺。在申请贷款时，商铺建成后，是从2012年就开始对外销售，至贷款的期间，大概销售了3万平方米的商业用铺，具体数据以财务数据为准。贷款的时候，贷款银行应该是不知道这10.5万平方米的商铺已销售了3万平方米这件事。当时公司资金短缺，许多工程款需要支付，也是为了公司的后续发展经营，所以向银行进行贷款。当时是否约定了这笔资金的用途我不清楚。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总的来说是亏损，没有盈利，并且还欠有大量的工程款。 这3亿元贷款到公司账上后公司的股东就将其中的1.8亿元以借款的方式分了，剩下的1.2亿元留在公司经营，如支付工程款、日常开支等项目。这1.8亿元股东们是按股东在公司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的。我们公司股东有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蔡某五人。董汝城的股份占35%，分了6300万元；张高峰的股份占20%，分了3600万元；陈善睦的股份占19%，分了3420万元；陈善路的股份占16%（含许先晓的股份），分了2880万元；蔡某的股份占10%，分了1800万元。这些钱全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是公司在南充商业银行青白江支行的银行账户内支出的，公司的该银行账号为65×××46。由于蔡某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他在公司没有挂账情况，所以当时公司就将他的1800万元连同张高峰3600万元一期转给张高峰的卡上，再由张高峰将蔡某的1800万元转给蔡某。据我所知道张高峰也将1800万元转给了蔡某。 董汝城分2次给他付款，一笔3000万的收款时间为2013年6月27日，他使用的银行账户为农行浙江温州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18，公司记账的凭证号为2013年6月第117号，另一笔3300万元的收款时间为2013年7月4日，使用的银行账户为农行浙江温州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18，公司记账的凭证号为2013年7月第0003号，共计6300万元；张高峰和蔡某的钱是都打在张高峰的账户上，也是分2次打的，第1次是2016年6月27日，也是农行浙江温州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18，这次打了1600万元，公司记账的凭证号为2013年6月第117号，第2次是2013年7月4日，也是农行浙江温州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18，这次打了3800万元，公司记账的凭证号为2013年7月第0004号，共计5400万元；陈善睦也分2次打钱，第一次是2013年6月27日，公司凭证号2013年6月第117号，打了1600万元，打在他中行江苏太仓支行账户内，账号为62×××87，第2次是2013年7月8日，公司凭证号为2013年7月第0005号，还是中行江苏太仓支行账户内，账号为62×××87，这次打钱1820万元，共计3420万元；陈善路也分2次打钱，第1次是2013年6月24日，公司凭证号2013年6月第86号，打钱的账户是浙江泰隆银行杭州分行，账号为62×××67，打了1200万元，第2次是2013年7月4日，公司凭证号2013年7月第006号，也是浙江泰隆银行杭州分行，账号为62×××67，这次打了680万元，小计1880万元，还有1000万元是打在许先晓的账户内，时间是2013年6月27日，公司凭证号2013年6月第117号，银行账户是浙江泰隆银行杭州分行，账号为62×××57，他们两人共计2880万元。在公司账面上挂的是其他应收款。 受公司领导的安排，2013年5月，大港置业公司在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时，是我们财务部在具体经办，贷款所需相关资料由我们财务部提供。 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大港公司通过报纸发布过关于公司一期1号地块商铺未对外销售的公告，时间是2013年5月18日，在《天府早报》上发布的，内容是“我公司取得的商业用地，土地证号青国用（2012）第3904号，该块地及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款未对外销售，将用于他项权利设定”。广告中所说的“青国用（2012）第3904号”商业用地，土地证指的是我们公司名下的一期1号地块109亩的商业用地，当时我们公司只取得这块商业用地。发布这则广告的目的我不清楚，是公司行为。 有些股东已归还，也就是离开的股东，他们在股份退出时，将其名下的这笔借款，归还给公司了，但老股东与新股东在转让股份时，都是采取的承债式转让，所以新股东在公司又借了部分还款资金，因此在公司账面上显示，老股东是还清了其借款。 公司股东将1.8亿元贷款借走，具体召开股东会不清楚，股东就是拿借款支付凭证到公司财务，然后公司财务就给各个股东转款，公司账目上就做到股东借款。 股东转让股权的时候公司确实是收到了他们转过来抵消借款的资金，但具体金额还是要以财务为准。公司第一任股东转股的时候，第二任股东把钱打给第一任股东，第一任股东再把钱打给公司，第一任股东在公司的借款就消除了，最后第二任股东再从公司把钱借出来。总的来说第一任股东的借款就记在了第二任股东的名下。 （2）王某的证言 2012年11月我应聘到大港公司担任财务会计。公司于2013年用一期商业用地抵押在成都银行贷款3亿元，已还款2亿元；2014年7月公司在农商银行青白江支行用一期物流用地抵押贷款1.8亿元，已还1000万的样子；2014年7月公司在瀚华担保公司又用一期商业用地进行二次抵押贷款1亿元，这个还没有还。现在公司还欠贷款3.7亿元没有还。这些钱有些用于修建二期工程，有些被公司股东借走了，还有就是用于公司经营开销了。 （3）黄某的证言 我现在是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业务客户经理。大港公司是我们的客户，与我支行有贷款业务。 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公司业务部，大港公司的杜某来我们银行说他们大港公司的市场一期1号地块已经修好马上要办理产权，大港公司现在需要融资，想向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经过几次协商我行提出要办理贷款，首先公司要经营正常，然后公司的抵押物必须足值，价值评估要属实，无瑕疵，即抵押物没有被查封、销售、冻结。后来大港公司的总经理张高峰、法定代表人董汝城与我们银行进行了见面协商，达成大港公司以一期1号地块商业用房特定物业收益权作标的办理3个亿的贷款，以一期1号地块109亩商业用地及10.4万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做抵押。因为这种财产信托贷款为信托公司经营范围，于是我们成都银行总行的投资银行部就指定了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来办理此业务。于是在2013年5月20日，成都银行和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同日，安徽国元公司与大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汝城签订了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信托资金抵押合同，并与大港公司股东及家属签订了保证合同，在2013年5月29日安徽国元公司与大港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于2013年5月31日由我们银行将3亿元委托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由安徽国元公司将钱发放给成都大港公司，贷款期限为2年。 大港公司没有按期归还贷款，到2015年5月30日，成都大港公司只归还了2个亿的钱，还有1亿元本金就没还上。于是成都大港公司就找我们银行和国元信托公司谈将1亿元本金调整贷款期限，经过协商，我们三方谈成延期1年，又签订了相关手续后，就将1亿元的贷款本金延期到2016年5月30日。后来到2015年9月份左右，大港公司无法如期支付利息，发生欠息，这种情况发生后安徽国元信托公司就提出终止信托，在2015年11月17日，与我们成都银行签订信托提前终止协议后，安徽国元信托公司对大港公司的债权就转移到成都银行，现在大港公司还欠我们成都银行贷款本金1个亿本金，另外有利息加罚息约3000万元。 客户申请贷款后，由我行受理业务部门先开展贷前调查，然后上支行的审贷会进行审批，审批通过以后，由受理的业务部门签字，审贷会各成员签字后报行长审批。超过2000万元的业务还要报总行审批。 当时成都大港公司的财务杜某、总经理张高峰都给我行介绍大港公司的抵押物没有查封、销售、冻结的情况，我行也到青白江区国土局、房管局进行查证、都没有查封、销售、冻结的情况，我行就要求他们登报公告，大港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在天府早报登报公告，内容是大港公司取得的商业用地、土地证号青国用2012第3904号，该块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未对外销售，将用于他项权利设定。 （4）刁某的证言 我是在2012年11月到安徽国元信托有限公司工作，一直在公司信托业务一部工作，担任业务经理。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主要是经营信托业务，法人代表是张彦。 因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业务是面向全国的，在四川成都，我们公司也做了些业务，与成都当地的一些中介公司也是比较熟悉，在2013年初，通过上海证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介绍，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业务人员黄某找到我，与我洽谈了关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准备贷款3亿元给大港公司，要求我们公司配合，以单一资金信托的方式做这笔业务，期间，我们多次协商，洽谈，确定了交易结构和合同文本。2013年5月20日，在成都我们双方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涉及到放款的条件，都是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大港公司进行洽谈，因为是他们的资金，由他们承担主要风险，我们是根据成都银行提供的条件，拟定好合同条款，再由成都银行审核，之后，准备好各种合同文本，分别与成都银行，大港公司签订合同。 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只签订了一个《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与大港公司签了《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信托资金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有六份，涉及到大港公司的五个股东及家属，另外就是大港管理公司。 大港公司是以其公司名下的大港建材城一期109亩商业用地及地上10.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作为抵押物的。 我们没有与大港公司的人具体洽谈过，只是在签订合同时，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会议室见过大港公司的董事长董汝城、总经理张高峰及股东、股东家属。 （资金）没有按期归还。到2015年5月30日，成都大港公司只归还了2个亿的钱，还有1亿元本金没还上，于是大港公司就找银行洽谈将1亿元本金调整贷款期限，后来银行通知我们延期一年，所以后来，我们三方签订了延期协议。到2015年9月份，大港公司无法如期支付利息，发生欠息，于是我们公司感到有风险，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提出提前终止信托，经过洽谈，在2015年11月17日，我们公司与成都银行签订了信托提前终止协议，我们公司将所有的资料和相关的权益转给了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情况就是这样。 （5）潘某的证言 2014年4月份，董汝城他们转让股份时，他和张高峰专门找到我、杜某等人开会说要将他们的“挂账”清零。会后，我们财务人员就整理了一个办法，即新股东将收购老股东的股份对应的价款先借给老股东，老股东还回公司将“挂账”清零，然后新股东将这笔钱借出来再以股份对价的名义支付给老股东，这样“挂账”就转移到新股东身上了。新股东是以其所收购老股东相应的股份比例背负“挂账”的。这一次处理的主要是董汝城的7000多万和蔡某的700多万“挂账”；2015年7月，陈善路和许先晓将股份转让给王尤德时，因为王尤德没有钱拿出来，所以就没有清理“挂账”，造成他们现在都在公司有“挂账”。 3、相关书证 （1）大港置业公司2013年2月1日股东会决议、大港管理公司2013年2月1日股东会决议。证实设立特定物业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以及提供担保经股东会决议。 （2）2013年4月30日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签订的《成都银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证实成都银行与大港置业公司约定，成都银行为大港置业公司提供3亿元结构性融资解决方案。 （3）2013年5月18日《天府早报》公告。证实大港置业公司登报公告称用于抵押的地块及其地面建筑物、附着物未对外销售的事实。 （4）《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补充协议、《特定物业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信托资金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成都银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等。证实2013年5月20日大港置业公司与国元信托公司、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与国元信托公司之间签订系列合同的事实。 （5）大港置业公司关联的大港管理公司、大港置业公司股东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蔡某、许先晓（变更股东后签订）及其家属与国元信托公司间签订的《保证合同》。 （6）“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2013年5月30日前一期1号地块销售情况统计表。证实2013年5月30日前一期1号地块上房屋已销售面积5.9万平方米，销售金额3.1亿余元。 （7）大港置业公司支付1.8亿元资金的大港置业公司《付款凭单》和《记账凭证》、银行《电汇凭证》以及董汝城等人（含股东提供他人账户帮助收款）的银行收款明细。证实付款凭单由杜某审核、张高峰审批、董汝城签字同意，付款凭单“项目内容”为“还借款”；记账凭证由董汝城审批签字，“摘要”为“支付借款”；电汇凭证由杜某、张高峰、董汝城审批签字。 （8）大港置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大港置业公司没有股东分配1.8亿元资金的股东会会议纪要。 （9）国元信托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实国元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范围等。 4、“川鼎会审字〔2016〕027号”、“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实2013年6月19日大港置业公司收到国元信托公司3亿元资金后于2013年6月24日至7月8日期间将其中1.8亿元陆续转给股东，以及各股东的收款账户和金额；张高峰与蔡某之间资金往来情况。 5、被告人董汝城的辩护人提供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大港公司与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的民事诉讼情况。 （二）2010年至2013年，大港置业公司通过与七家建筑公司签订大小合同虚增合同价款的方式，套取大港置业公司工程款共计149484403.35元以建立账外资金，在此过程中让七家建筑公司为其虚开普通发票；此后将上述套取款项中的5000万元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具体行为如下： 1、2010年至2013年期间，在“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大港置业公司作为发包方分别要求承建方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四川鑫常乐建筑公司以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名义承包工程）、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后，又签订虚增工程价款合同；工程结算按正式合同结算，支付工程款按虚增工程价款支付；承建方收到大港置业公司多支付的工程价款后，按要求向大港置业公司开具普通发票，同时在按比例扣除相应税费和手续费后，将余款按大港置业公司要求支付到大港置业公司指定的走账公司账户上。 2011年7月26日至2013年8月16日，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指定走账公司：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由陈善路提供的走账公司）、温州市立信贸易有限公司（由董汝城提供的走账公司）、常州市瑞城建材商行（由董汝城提供的走账公司）、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大港置业公司当时为了走账专门安排成立的公司）转款37957808.35元，以上款项经上述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陈善路、陈善岁、董夫吉、张某1（时任大港置业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陈某（陈善睦之子，时任大港置业公司策划部副经理）、潘某（陈善睦连襟，时任大港置业公司财务负责人）账户。2012年5月11日，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关联公司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转账141万元，以上款项经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陈某账户。2011年1月21日至2012年1月16日，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闽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淄博齐岑陶瓷有限公司（许先晓提供的走账公司）、上海潭万物资有限公司、常州市瑞城建筑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上海顺欢贸易公司、北京亚星科能科贸有限公司转款62026895元；以上款项经上述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许先晓、张某1、陈某等人账户。2013年9月24日，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潘某账户转款277.5万元。2013年7月23日，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关联公司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转款1492.8万元，以上款项经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潘某账户。2011年7月26日至2013年2月1日，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关联公司：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温州市立信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市瑞城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转款1886.16万元，以上款项经上述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陈善路、陈善岁、董夫吉、张某1、陈某账户。2011年9月15日至2013年9月27日，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向大港置业公司的关联公司：温州市立信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市瑞城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转款1152.51万元，以上款项经上述关联公司账户后转至董夫吉、张某1、陈某、潘某账户。 张某1、陈某、潘某用于收款的个人银行账户（潘某南充商业银行卡62×××00，张某1邮政储蓄银行卡62×××45，陈某邮政储蓄卡62×××37、农商银行卡62×××57），时为按大港置业公司安排办理的用于大港置业公司走账的账户。 依据“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大港置业公司通过虚列工程款，先将多付的工程款转到施工单位账户上，再由施工单位转回置业公司指定的走账公司账户，从大港置业公司套取资金共计149484403.35元。结合在案证据，确认施工单位为大港置业公司出具虚假发票票面金额共计32220万元（该金额为真实金额与虚开金额混同开具），其中虚开发票金额扣除对应税费以及施工单位手续费后为149484403.35元，开具发票时间均在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后。 2、经大港置业公司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等人商议或同意，大港置业公司将通过与“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七家施工单位签订大小合同方式套取的149484403.35元账外资金中的5000万元，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董汝城占股35%分得1750万元，张高峰占股20%分得1000万元，陈善睦占股19%分得950万元，陈善路占股16%分得800万元（含许先晓300万元），蔡某占股10%分得500万元。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陈善睦的供述与辩解 在2014年4月份以前，公司都是董汝城和张高峰在具体经营，我不知道有哪些建筑公司参与大港建材城修建。 通过虚假合同从公司套出的钱，最后到我和我亲属的账户有几千万，是因为我个人不止只有这个投资（大港市场），所以我账户上有几百万的进账，也很正常，钱可能是我或者我家里人收到了，但具体收的是什么钱，我真的就不是那么清楚。 2010年至2014年我印象中大港公司的股东会没有商量过通过签订大小合同走账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走账肯定也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不清楚走账的税管费、金额、决定人、帮助走账的建筑公司，我没有提供过其他公司的账户用于走账。我也没有安排过其他股东或其他人提供账户用于公司走账。 陈某和潘某进入公司，是总经理张高峰提议的。至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也没有给我说过。我儿子陈某和连襟潘某没有向我汇报过走账这个事情。 我当时不清楚走账款是如何支出安排的。后来我听说过，走账款总额有1.5亿元左右，有5000万是我们大港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分了，其他的去向我不清楚。我当时分得950万元。股东分这5000万，我们股东会商量过，但当时说如果公司有需要要拿回。 我按照股份比例分了950万，我分得的钱大部分用于归还我的私人借款，因我们老家江浙一带家家户户都有一些民间借款。 （2）董汝城的供述与辩解 我们公司在对市场修建的时候，为了支付股东借钱给公司的利息，公司股东会开会讨论通过，就是与施工方签订结算金额不同的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然后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时候就按照大合同转款，以小合同结算，让施工方把多收到的钱转到公司指定的账户，再由这个账户打回我们公司指定的人账户里面。通过这种走账的形式回来的钱由公司的财务和潘某管理。后来应该陈善睦的儿子陈某也收过。通过这种走账的形式回来的钱，应该有一部分用在支付公司借款的利息了。另一部分用于公司的运营了，具体以财务为准。 我知道的有新诚实、鹏程建筑公司参与修建，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要求这些建筑公司签订大小合同，并为大港置业公司走账是公司董事会定的，我没有提供过其他公司的账户为大港公司走账。大港公司要求这些建筑公司将多余的款项转到哪些，账是潘某在负责。 当时要走账的时候，潘某问过我有没有熟悉的人，我就给他介绍了亿丰公司这个老板，然后老潘就到杭州去办了这个账户。 我是提供了“温州立信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市瑞城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筑商行”（这个公司是当时为了走账专门安排成立的）这几个公司用于走账。另外“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淄博齐岑陶瓷公司”这些公司是陈善路他们提供的。 这些走账款回到公司指定的账户后，一部分是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一部分是支付利息了，还有5000万是股东按持股比例借走了。5000万的支出是我们股东会安排决定的，其他的是按正常支出流程审核支出的。 投资大港公司期间，我从公司收到大额的款项有两笔，一笔是前面说的5000万中我“借了”35%，有1750万，时间大概是2012年左右；另外有一笔是我们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将公司的1.8亿从公司借走，我“借了”有6300万，时间大概是2013年左右。具体的以公司财务记录为准。 我借的这些钱在2014年股权转让的时候，已经和公司结清了。 （3）张高峰的供述与辩解 我知道公司利用与各建筑公司签订大、小合同，虚增工程量，向建筑公司多支付工程款，再利用走账公司走账，最后回到公司指定的私人银行卡上，具体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事情肯定是经过我们股东开会商量过的。具体细节我记不清楚了，但应该在2011年左右，在公司内股东商量的时候提出来的，有没有形成会议记录我不清楚。我没有最先提出来，至于谁最先提出来我记不清楚了，但这个事情肯定股东商量决定的。我们股东会的成员有董汝城、陈善睦、陈善路、蔡某和我，在那个时间段我们一般一两个月左右会在一起商量公司的事情。 每笔走账款的具体流程我不清楚，大概流程我知道，就是大港公司和建筑公司签订大小合同，向建筑公司多支付工程款，再由建筑公司将多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税管费）打到大港公司指定的走账公司账户内，最后走账公司再打到大港公司指定的个人账户或其他账户上。 走账过程我不清楚具体细节，但应该是有的电话通知，有的出具了书面通知，这个要具体经办人才清楚，以大港公司和建筑公司保存的相关资料为准。走账金额多少的方案应该是大港公司的工程部和建筑公司提出，先由分管领导许先晓签字，最后由我签字，合同额超过50万以上的还需要董事长董汝城签字。税管费的扣除应该在签订大小合同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我记得的有成都三河建筑公司，新都十二建，新诚实建筑公司，阿科普消防公司。其他的我记不清楚了，走账的金额我也记不清楚了，以财务和工程部的记录为准。走账款是打到部分股东提供的账户上，至于有哪些公司的账户我记不清楚了，我没有提供过账户。我好像让许先晓说过，让他提供一个其他公司账户用于走账，至于有没有安排其他股东提供账户走账，我记不清楚了。 这些走账款通过走账公司，回到了大港公司指定的私人的账户上。有陈某，张某1，潘某。陈某是股东陈善睦的儿子，当时他担任策划部副经理，陈善睦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他安排儿子掌控这些走账款他比较放心。张某1是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现在是许先晓的妻子。潘某是陈善睦的连襟，是大港控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这些走账款回到公司指定的账户后，一部分是用于公司日常开支，一部分是支付利息了，还有5000万是股东按持股比例借走了。走账款的使用应该是我们股东会安排决定的。上述三部分开支在公司账上可能有一部分没有反映，以公司财务记录为准。 我投资大港公司期间，从公司收到大额的有两笔，一笔是前面说的5000万中我借了20%，有1000万，时间大概是2012年左右；另外有一笔是公司资金富裕的时候，我从公司借了3600万，时间大概是2013年左右。以公司财务记录为准。3600万那笔有反映出来，另外那笔我不清楚。按照股份比例我借走了1000万元。我把这1000万元用于归还我的私人借款了。 在退出公司的时候我归还了借款。当时我退出大港公司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卡将借款打入公司账目的。归还的资金有一部分是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给我的股份转让款，通过公司财务结算后，他们还有30%的股份转让款没付给我。 （4）陈善路的供述与辩解 我是2014年公司股权变更我接手管理公司之后，才知道有大小合同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只负责管理招商运营，所以不知道。这种走账方式，我不清楚是谁提出来的，我只记得2011年至2013年之间公司总经理张高峰让我提供一个公司的账户，用来帮大港公司走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走账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参加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没有商议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其他股东有没有商量过，或者有没有会议记录。走账的决定最终由谁作出决定的，我不清楚，但是应该是董事长董汝城或者总经理张高峰决定的。走账的具体流程我不清楚，公司都有财务记录，以记录为准。我不清楚大港是否给建筑公司出具了书面通知，我不清楚这些走账的金额由谁决定，扣除的税管费的多少由谁决定，也不清楚为大港公司走账的建筑公司有哪些，走账的金额是多少。我只知道我提供的山东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是我哥陈善桥。其他的我不清楚。当时我并不知道走的是什么账，应该是总经理张高峰安排我提供的账号。我记不清楚了我提供的公司收到大港公司的走账款金额和走账次数，以财务记录为准。山东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收到走账款后，资金的去向，这些钱又如数回到了大港公司指定的账户（有些是公司账户，有些是个人账户）。具体是哪个的账户我不清楚，以公司财务记录为准。我不清楚这些走账款回到公司指定的账户后，是如何支出安排的。怎样支出的，以财务记录为准。我作为第二任股东接手公司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公司存在利用签订大小合同走账的情况，具体操作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对这个事，我印象中没有开过股东会议。具体谁签的合同我不知道，当时张高峰负责工程方面的事，公司如果要签合同，都是董汝城、张高峰签字。支付工程款的来源主要是我们的资本金和销售商铺的钱。我提供过一个“走账”公司账户，当时是张高峰叫我提供一个公司账户，说是“走账”，我就提供一家山东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我当时不清楚，只是说有5000万元公司账目以外的钱要分，所以我们当时股东按照在公司所占股份比例分了。我按照股份比例分走了500万元，我记不清楚用到哪里了。 （5）许先晓的供述与辩解 我知道2011年左右，大港公司通过与施工方签订大小合同套取工程款，并通过指定公司转账回公司的事情。当时我是淄博齐岑陶瓷有限公司的法人，我还帮助转了大约有一千多万的款项。具体的就是施工方将多余的工程款打到我的公司，我再转给其他个人，再通过个人转到公司指定的人员（陈某、张某1）的个人账户内。当时是公司的总经理张高峰让我提供一个公司的账号来走账，但具体怎样走账，以及走账走的是哪些钱，我当时并不知道。 庭审中许先晓认可5000万元中许先晓按占股比例分得300万元。 2、证人证言 （1）潘某的证言 公司在修建市场的时候我们给施工方按照工程进度打款时候，我们公司就多打款给施工方，然后公司叫施工方将多的钱款打入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然后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恩琼建材商行将这些钱款又打在我的这张南商银行的银行卡上。我们一般把这样的过程叫做“走账”。 在每次向我卡里打款的时候，杜总（杜某）会提前告诉我有钱要打进来，事后钱进入我银行卡后，我就去问杜某这笔钱是什么钱，然后杜某就会告诉我是什么钱。 公司谁安排这样走账具体记不起了，我不清楚公司为什么进行走账，也记不清楚是谁叫我办银行卡走账。 我之前说过以我名义开了一张南充商业银行的卡为大港公司转账有6500多万元，这些钱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建筑公司“走账”多出来的钱；还有美国城的往来结算的钱。这6500多万走账的情况，最开始是董汝城和张高峰让我做的，他们离开公司后，也是继续由我做的。 关于虚增工程量，套取公司工程款这件事，我不清楚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是否有股东会决议或相关的会议记录。也不清楚是谁作出的决定。因为有几笔工程款最后是回到了我的私人卡上，所以我知道这件事。 另外公司财务部做年终财务股东报表上（开股东会时要用，是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真实地反映了走账的工程款回来的情况，但在公司的对外账上没有反映。做这些报表，我们财务部工作人员一起参加，所以我知道情况。 我的那张卡，是董汝城董事长让我去开的。而且给我明确说了开的这张卡是由大港公司用，因此，卡和Ｕ盾是由公司的财务部经理杜某保管着的，是锁在保险柜里的，密码是由我保管着的，我记得当时公司的董事长董汝城还将我们财务部的杜某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明确了我的这张卡的密码和卡、Ｕ盾分开保管的事。这张卡最后用得不剩钱后，我就拿回来作为自己的工资卡了。 公司虚增工程量，与施工方签订大、小合同来套取公司的工程款，我认为原因是会少缴税费。据我所知，很多民营公司都这样操作。 公司是如何通过虚增工程量，与施工方签订大、小合同从而套取公司工程款，他们的操作流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当有一笔钱进我的银行账户时，我就要收到银行通知短信，我就要去问财务经理杜总这是什么钱，杜某就会告诉我，我就会将这笔钱的来源在电子表格上作一个记录。我这张卡上支出的每一笔钱，我除了要在电子表格上作记录外，我还保管着支出的审批单和银行回单，并装订成册的。 通过我的上述卡收到的钱不完全是走账款，我记得我的卡上收到的钱除了走账款外，还有几笔美国城项目转来的钱，共计4040万元，另外还有保险费，利息等。我看了一下我的电子表格，收到成都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走账款三笔，我们公司支付了1600万元，三河公司扣除税管费后，我们公司实际收到走账款1492.8万元；收到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走账款二笔，我们公司支付了一笔250万，还有一笔150万，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扣除税管费后，我们公司实际收到走账款234.25万元+140.55万元=374.8万元；收到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走账款一笔，我们公司支付了250万，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扣除税管费后，我们公司实际收到走账款233.75万元；收到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走账款一笔，我们公司支付了300万，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扣除税管费后，我们公司实际收到走账款277.5万元。以上合计走账款为2378.85万元。以银行卡真实收支为准。 我卡上收到的走账款是和其收入一起用的，这些钱，大部分是支付股东借款利息以及股东代公司借款的利息和员工、相关关系人的利息。另外还有部分用于还借款本金。公司除了用我的私人银行卡走账外，我记得，还有张某1、陈某两人相继分别以私人的名义开了叁张卡（张某1一张，邮政储蓄卡；陈某两张，一张是邮政储蓄卡，另一张农商银行卡）。 我不清楚张某1和陈某的私人银行卡通过哪些建筑公司走了账，也不清楚走账的金额。当时我还没有到大港来上班。走账的金额我也不清楚。我的这张卡，都是当时陈某离开或将要离开公司后，公司安排新办一张走账的卡。每次走账的金额最先应该还是由公司的管理层来决定。后来就按常规流程操作。 （2）杜某的证言 大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利用与建筑公司签订大、小合同，虚增工程量，套取公司工程款的情况。据我所知，他们股东没有召开过正式的股东会，也没有形成正式的股东会决议，也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至于他们股东是否私下有约定，我不清楚。 大港公司在修建的时候与施工方存在走账的情况。这也是公司股东他们在谈合同的时候说好的，具体如何谈的不清楚。为我们公司搞修建的工程承包方较大工程的百分之九十都为我们公司走过账，只有一些小工程的没有走过账。在我印象中新都十二建、新都三河、新城实、鹏程、鹏达等建筑公司都走过账。走账的目的从财务角度看有一点避税的行为，我觉得避税的意义不大，但大量的资金具体通过施工项目方又把钱转到哪儿就不好说了。据我了解转入的有许先晓的老婆（张某1）、陈善睦的儿子陈某（邮政卡或农商银行卡）、潘某的个人账户，至于还有哪些就不清楚了，转到其他公司账户的情况可能还有，具体哪些也不太清楚了。 目前从我们公司财务反映出的是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3个人在公司还挂有欠款，总共1.13亿左右。这些账我知道大概是公司在修建过程中利用大小合同走账，套取了约1.1亿资金，其中有5000万他们股东按比例借走了，剩下的6000多万就打回公司账上（借给公司未收利息）。 2013年的时候，他们股东自己又决定拿1.8亿出来按比例由股东借走。我们财务上做账就做成挂账，另外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时，有5000多万也是以挂账的形式支付，然后在2014年4月股权变更时有5000多万股权对价款没有支付，刚好就冲抵了利息的挂账，抵去原来打回公司的6000多万，公司现在挂账就有1.13亿。2014年4月他们股东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公司挂账就与股权一起转让到他们个人名下了，具体可能还是要问他们本人才最清楚。 从工程款中套出的1.2亿的工程款，其中5000多万被当时的股东按比例分走，另外6000多万通过股东借回公司，时间估计是从2010年10月份至2012年3月左右，当时的六个股东中可能就蔡某不清楚，其余的五人都是清楚的，因为他们或者安排了亲戚在公司参与这个事情。 （3）王某的证言 2012年11月我应聘到大港公司担任财务会计。当时公司的股东有董汝城（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张高峰（董事兼总裁）、陈善睦、陈善路（董事兼副总裁）、蔡某；陈善睦和蔡某没有在公司参与管理。2014年4月份公司的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股东就只有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陈善路（董事兼总裁）、许先晓（董事兼常务副总裁）。 我们财务平时记账是这样的，比如说公司要向我们搞修建的施工方付工程款时，我们就有一张工程合同款签批表，上面有工程名称、施工单位、合同总价、已支付款额、账户信息、及我们公司相关领导的签批意见等内容。完成签批表，我们财务就按照上面的金额及账户进行打款。如果其他公司向我们公司打款，我们会有银行回单，我们就将银行回单作为我们入账的依据存档。我印象中大港公司打款的单位有新城实、新都十二建、鑫常乐、北龙等建筑工程公司。 （4）张某1的证言 我是2010年到2012年底在成都大港上班，我当时就是收银。客户来买商铺交钱的时候我负责收钱。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置业公司的账。 我提供过一个账户用于大港公司转款，是公司安排我开的户，在邮政储蓄银行，具体账号我忘了，后来公司又叫我销户了。是公司财务经理杜某安排我去开户的。开户以后，卡是放在杜某那里，密码是我保管，需要转账的时候，杜某和我，还有公司出纳蒲春梅一起到银行去转账。我不知道卡上的钱是怎么来的，又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这个账户的卡是公司在用，我自己都不清楚。我不知道我的账户上收到过多少钱，只是在转账出去的时候，我看到账上的金额蛮大的。 （5）陈某的证言 我有两个账户用于大港公司转款，大概是2012年底的时候是公司安排我开的户，一个在中国工商银行，另外一个我确实记不住了，工商银行的卡号62×××24，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交到公司财务的，后来公司的钱转完了，卡上也没钱了，我就拿回来了，另外一张卡和Ｕ盾我都交回公司去了。公司财务经理杜某给我说是张总张高峰安排我去开户的。他就说张总让我去开个户，公司要用来转账，我就去开户了。开户以后，工商银行这张卡和Ｕ盾是放在杜某那里，密码是我保管，需要转账的时候，杜某和我，还有公司出纳蒲春梅一起去转账。另外一张卡我就在直接交给杜某了，具体用来怎么转账了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卡上的钱是怎么来的，又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是知道我工商银行这张卡有钱转进来会提前给我说有一笔钱要打进来，至于是什么款我不知道。转出去是董汝城和张高峰安排过我把钱转出去，杜某也安排我转过，具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记不清了，公司财务应该都有记录。我知道工商银行这张卡收到过有1000多万元。这些钱都转出去了。 （6）卜某的证言 我是从2010年5月4日应聘到大港公司的工程部的，直到现在还在大港公司工程部上班。我平时在公司主要就是整理和收集资料，岗位就是工程内业。工程部负责人是董步善，50多岁，浙江泰顺人，董步善在2014年就离开公司了。 工程部是张高峰总经理在分管。大港公司由张高峰、董步善与工程建筑公司进行商谈，工程确定后由我们大港公司制作合同，由工程建筑公司先签字盖章后返回大港公司，公司董步善、财务杜某、张高峰、董汝城再签订内部审批流程单，正式合同上是董汝城签字。 据我所知，部分工程大港公司还与工程建筑公司签订一份同样工程量，合同金额更大的合同，所谓“大合同”。大合同的签订是这样的，我们大港公司把大合同制作完成后交给工程建筑公司签字盖章，其中一部分工程建筑公司签好后交给我，我再转交给董步善，有些是工程建筑公司直接交给董步善的。最后这些大合同是谁签的字，我就不清楚了。是董步善安排我这样做的，具体公司是谁决定的就不清楚了。 我知道的是公司用大合同到建设局备案。大港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会按照大合同多支付工程款，超出实际合同金额部分会通过走账的形式返回公司。具体如何走账，我不清楚，走账回来的钱到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 我知道的有成都市新都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负责人董步善告知我向工程建筑公司付款，我会按照他的要求填写工程款审批单，由大港公司审批完毕后，我就把审批单交到公司财务室，由财务负责支付。 大港公司通过走账的形式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我所记载的只是董步善告诉我走账的具体金额，实际是否走账走没有走完，我不清楚。流程都是正常支付工程款流程一样的，但有些走账款与实际工程款一起审批，然后工程部董步善就会告诉我其中有哪些是走账款，还让我自己备注。于是我自己做了一份统计表，将走账款用星号标注了的，我打印一份提交给你们公安机关。 这些走账款和实际工程款，工程建筑公司提供了发票，有些发票是直接交给大港公司财务，有些交给我，我也转交财务了，具体提供了多少发票，我不清楚。 后附卜某提供的大港陶瓷建材城综合区工程款付款明细 （7）薛某的证言 我是成都阿科普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部经理。该公司以前的名字叫“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11年与大港公司签订合同，为大港公司做了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项目的消防和通风工程。我当时作为公司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在做这件事。真实的合同价款是1008万元，后来与大港公司补签了一份合同，补签的那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比真实执行的第一份合同的区别就只有合同的价款不一样。补签的那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是2016万元，比第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高一倍。其他内容都是一样。我听我们法定代表人陈薇说，是大港公司的张高峰与陈薇谈的，要求我们双方补签一份合同，大港公司工程部的卜某经办的此事，他们将合同打印好并签名盖章后，再交给我们公司拿回去签字盖章。与第一份合同的顺序是反的。我们公司还是法定代表人陈薇签的名字。 工程已结算，结算价格是11471505元。结算的时间是2013年11月份。我们公司应大港公司的要求，于2012年5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转款141万元给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没有扣税费和管理费。我们公司在收大港公司的这笔工程款时，发票已开给了大港公司，并已向税务机关交纳了税款，后来大港公司才来了一份款项支付说明，我们才按大港公司的要求转到了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之后也没有大港公司补税款给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转给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的这141万元所对应的业务肯定不是真实。我们公司没有与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发生过这141万元的业务，大港公司也没有与我们公司发生过这141万元的业务。只是大港公司利用我们公司为其走账。 （8）何某的证言 我现在在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上班，担任公司会计工作。我们公司在2011年9月8日与大港公司签订了一份大港陶瓷建材城一期项目消防、通风工程合同。合同价格为1008万元。工程地点是成都市青白江区青白江大道111号。工程于2013年1月份完工。 大港公司向我们付工程款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公司将收到的工程款转入他们公司提供的指定账户，2012年5月11日，大港公司将150万元汇入我公司账户（4402070309000000313）先说是付工程款，但后来要求我们公司将这141万元转入他们提供的指定账户，如果我们不转，他们公司不付我们余下的工程款。最后我们就按照大港公司的要求进行了转款。大港公司指定的账户是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账号是19×××73。 （9）谭某的证言 我是四川鑫常乐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收工程款当中，大港公司是按照合同实际支付，没有要求返钱的情况。 但是我以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大港做工程时大港公司有增大工程款后，要求转款这种情况。就是我在签订施工合同后，他们又要求我重新签一份一模一样的合同，只是合同金额大于我本身的合同，然后工程部的人就要求我把收到的多余部分钱返到他们指定的账户。 我们当时谈的时候，我做的工程有个总价，现在我手上的合同总金额174006861元，结算金额183542505.47元，但实际我做的工程总价只有1.2亿多元，我多收到的工程款6000多万元都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打入指定账户。我让公司财务统计了一下，总共有62026895元，指定账户有淄博齐岑陶瓷公司、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等单位，我把付款凭证统计一下，把复印件都提交给你们。每次要转款之前，工程部会提前通知我，转入的账号也是工程部的人告诉我们公司的。 是大港公司提出的签两份合同，是工程部的董步善说公司要求我们建筑公司走账，要将合同的价款增高。所以要重新签订一份大合同。之后还将之前的真实合同收走了。要走账时，董步善就要告诉我，这次向你们公司支付了多少工程款，其中支付你们公司多少工程款，其余的走账到哪家公司，他都要给我说明。 我们公司一共给大港公司走账的金额是62066193元，这些走账款的去向主要是以下几个公司：上海闽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淄博市齐岑陶瓷公司、淄博市齐陶瓷有限公司、淄博市陶瓷有限公司、山东淄博陶瓷公司、常州市瑞诚建材商行、上海潭万物资有限公司、上海顺欢贸易公司、北京亚星科能科贸公司等。 我们公司收取大港公司的走账款，收取了大港公司的税款和1%的管理费。收取的走账款都为大港公司开具了发票的。 （10）袁某的证言 我是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公司于2013年起先后与大港公司签订了几份合同，分别为大港陶瓷建材城二期项目精品区11-20幢工程（这是主合同）；另外还有大港陶瓷建材城二期项目精品区11-20幢幕墙工程；大港陶瓷建材城二期项目精品区11-20幢门窗工程；大港陶瓷建材城二期项目精品区加盖工程；土方回填工程（该工程实际上不是我公司做的，是成都当地的某个人做的，与我公司签订合同，只是为了走账）。 真实的合同价款是5500万元，大约是两个月之后，大港公司要求我公司再补签一份主合同，将合同价款从5500万元提增至8009.37万元。补签的那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比真实执行的第一份合同的区别就只有合同的价款不一样。补签的那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比第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高2500万左右。其他内容都是一样。 走账的金额是300万元，我公司收到大港公司300万元，之后按大港公司的要求，转了277.5万元到他们指定的账户上，从财务资料上看，是转到一个名叫潘某的人的个人账户上，账号是62×××00（南充商业银行青白江支行）。少转22.5万元这是我们扣除的税款。因为我们要开发票，要向税务局交纳税款，各项税款的税率加起来是7.5%，所以就扣了22.5万元。 走账的300万元应大港公司的要求开具了发票。 （11）田某的证言 我是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现在经营部负责。我们公司于2013年6月7日与大港公司签订了大港陶瓷建材城二期项目精品区11-20幢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然后我们公司进行了修建，现在工程已经做完。我们公司和大港签订的合同一共有五个，合同总价大概8700多万元。 我们在工程完工时，财务做了统计，工程总量和保证金一共有9000万元左右，当时只收到6000万元多点，大概还欠我们公司2900多万元（双方已确认），另外还有742万余元的工程价差，总共欠我们应该有3600余万元。 我去问一下我们公司的董事长袁某，当时大港的付款情况很好，在打工程款的时候，大港多支付了300万元，后来要求将其中的277.5万元转款至潘某账户，另外的25万元用来支付税款。我听董事长袁某说是我们公司签订合同后，大港公司负责人董汝城、张高峰又把我们公司叫到大港去，又重新签订了一份一模一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就从5500万元变成8000万元，这份合同我们公司只有一份复印件，我们公司结算价是5500万元，但大港内部成本价和建设局备案都是8000万元，这样我们公司收到的工程进度款就会超出实际结算价。所以大港公司要求我们把指定超出的款打到潘某账户。 （12）邹某1的证言 我是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公司承建了成都大港城精品区1至10栋、品牌馆21至38栋的土建工程和外墙装饰工程和部分内部装饰工程。大港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18日和7月25日向我公司转账了两笔装修工程款，每笔800万元，两笔共计1600万元。我公司按照协商的税管费每笔收取了53.6万后，分别于2013年7月23日和7月26日将剩余款项（每笔746.4万元），按照大港公司指定的账户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通过电汇将款汇入。 我们公司与大港公司的每一个工程项目都签有两份合同，但这两份合同不是同时签的，都是后来大港公司要求加入装修工程部分，因此就增高了合同的价款。 签两份合同，是大港公司提出来的，我记得是许先晓和大港公司的一个“马总”给我谈的签大合同的事。我印象中没有大港公司的其他人与我谈过签大合同的事。 我记得大港公司向我公司转了1600万元的走账款，我们公司收到这1600万元的走账款后，按大港公司的要求，分两次转给了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当时大港公司还给我们发了两份“款项支付说明”。 我们公司收取大港公司的走账款，向大港公司除了正该缴纳的税款外，我们公司还收取了0.24%的管理费。 我们公司收取大港公司的走账款，为大港公司开具发票，是我们公司找青白江区地方税务局开的，我记得开了两张发票，金额都是800万元。这些资料的复印件我公司原来就已经提供给你们公安机关的了。 （13）刘某的证言 我是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管理人之一。我公司于2011年与大港公司先后签订了三个项目的施工合同，一是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沿街5-11幢工程，二是同心路沿街1、2、3幢工程，三是市场四区、24米道路市政配套工程。这三个工程项目均已完工，并已做了工程结算。到现在为止，上述三个工程项目大港公司还欠我公司工程款350万元，另外我公司还承建了临时搅拌站，工程款23万没有支付给我们，所以大港公司总的还欠我们公司373万元左右。合同价款是4700多万元，后来又补签了一份合同，现在看来补签的那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比真实执行的第一份合同的区别就只有合同的价款不一样。补签的那份合同的合同价款是7300多万元，比第一份合同的合同价款多了2000多万元。其他内容都是一样。 工程已结算，结算价格是50224773元。结算的时间是2013年11月份。公司与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思琼建材商行、淄博辉乐商贸有限公司、温州市立信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市瑞城建材商行等没有业务往来。公司先后向上述几家公司转过款，而且是大港公司向我们公司出具了款项支付说明，要求我们公司转款到上述几家公司，先后转款金额达37957808.35元。 （14）蔡某的证言 我在任股东的时候，只记得从公司收回了500万，另外好像投资美国城600万，后来收回了1800万。从公司收回的500万元好像是杜某打电话给我，让我报账号然后就把钱打给我了，但是具体什么钱没给我说，我也没有多想，我当时就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回报。 3、书证 （1）大港置业公司分别与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真实施工合同、虚增工程价款后的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工程款结算审核报告； （2）大港置业公司向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新诚实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三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鹏达建筑有限公司、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阿科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记账凭证附件等； （3）对应的银行付款统计表、记账凭证、工程合同款签批单、记账凭证、普通发票； （4）潘某银行卡收支记录； （5）走账款转入大港置业公司指定走账公司账户的银行记录，大港置业公司指定走账公司将走账款转回大港置业公司控制的工作人员账户的银行转账记录； （6）大港置业公司卜某提供的“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综合区工程款明细； 4、“川鼎会审字〔2016〕027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实经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鉴定，大港置业公司股东通过虚列工程款，从公司套取资金149484403.35元。套取的工程款转回潘某62×××00南充商业银行卡2568.85万元；根据经侦部门侦察材料，其余套取工资款资金转回以下三张个人银行卡：陈某62×××37邮政储蓄银行卡、陈某62×××57农商银行卡、张某162×××45邮政储蓄银行卡。 “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实通过潘某62×××00南充商业银行卡、陈某62×××57农商银行卡、陈某62×××37邮政储蓄银行卡，张某162×××45邮政储蓄银行卡与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转账的交易明细。 （四）2011年至2015年，大港置业公司采取“售后包租”、“十年经营权”、“申购权”等销售方式，吸纳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共计505274227元。具体行为如下： 1、“售后包租”模式。2011年6月28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蔡某）在“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2号仓储用地、3号仓储用地、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6号地块、二期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上修建商铺、公寓；并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情况下，聘请基盛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销售（前期为期房销售，后期为现房销售）；且在销售时同时以大港置业公司名义与购房人签订《买卖合同》（合同中无土地使用权证和预售许可权证相关信息）、以大港管理公司名义与购房人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购房人以一次性付款方式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屋（期房、现房），后将房屋交由大港管理公司办理房屋交接及十年经营管理，自购房人付清全部购房款后第二日起，大港管理公司开始向购房人支付房屋租金，商铺前三年零租金，第四、第五年年租金按不低于购房款9%比例支付，第六、第七年年租金按不低于购房款10%比例支付，第八至第十年年租金按不低于购房款11%比例支付；购房人对该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具有保密义务。依据“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及“川鼎会审字〔2019〕164-1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2014年4月21日前，大港置业公司以上述方式销售上述商铺、公寓，获取资金共计749590875元，其中，销售时既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又有预售许可证的商铺销售金额为302288808元；销售时既无商业用地使用权证也无预售许可证的商铺销售金额为447302067元（含事后经政府规划调整补办房产证的商铺销售金额71407980元）。 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期间，大港置业公司股东变更后（时任股东变更为陈善睦、许先晓、陈善路），在未变更土地用途、未获取商品房销售许可的情况下，继续以上述方式对外销售上述商铺、公寓。依据“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及“川鼎会审字〔2019〕164-1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通过销售上述商铺、公寓，获取资金共计86303397.19元，其中，销售时既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又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铺销售金额为31360562.19元；销售时仅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而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铺销售金额为3594420元；销售时既无商业用地使用权证也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铺销售金额为51348415元（含事后经政府规划调整补办房产证的商铺销售金额5185927元）。 另查明，直至2016年6月17日一期2号地块土地用途才由仓储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并重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十年经营权”销售模式。2014年下半年，大港置业公司经营状况陷入困境（经成都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鉴定，大港置业公司于2014年6月末出现资不抵债，公司净资产为-2004614.55元），急需回笼资金周转。 2014年11月11日，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董事、高管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召开董事会，决定将大港置业公司销售策略由产权销售调整为“经营权”销售，聘请由许先晓联系的泰顺厚辉房地产销售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辉公司）代理销售，并且同意厚辉公司提出的“十年经营权”销售方案。 “十年经营权”销售模式具体为：大港置业公司以“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无商业用地使用权证、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1区18栋”商铺和“2区3栋”商铺的“40年经营权”为销售对象，将上述商铺拆分成为若干个小摊位进行“经营权”销售；通过前期广告宣传，吸引社会不特定公众到大港陶瓷建材城考察投资；同时由大港置业公司与投资人签订《经营权出让合同》、由大港管理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经营权出让合同》约定大港置业公司将上述被划分的商铺小摊位40年经营权出让给投资人；《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投资人将所购上述商铺小摊位40年经营权委托给大港管理公司经营，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大港管理公司前十年按照投资人购买商铺小摊位经营权的总价款固定比例支付收益（第一年、第二年为总价款的10%，第三年、第四年为总价款的11%，第五年、第六年为总价款的12%，第七年、第八年为总价款的13%，第九年、第十年为总价款的14%），自第十一年起至委托经营期满，大港管理公司按实际收取租金的80%向投资客户支付委托收益，剩余20%作为公司的运营管理费用。 经成都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鉴定，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采取上述经营权出让销售方式，非法吸纳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1361495元。 另查明，“1区18栋”为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2号地块上市场一区18幢，现建筑编号为46幢；“2区3栋”为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2号地块上市场二区3幢，现建筑编号为43幢。 3、“申购权”销售模式。2015年3月中旬，大港置业公司股东（时任股东、董事、高管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认为上述“十年经营权”销售模式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遂决定终止该种销售模式。因公司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迫切需要回笼资金。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2015年3月22日，大港置业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经时任公司股东、董事、高管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共同商议，决定将大港陶瓷建材城销售代理公司变更为成都盟赛尔经营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赛尔公司），并同意盟赛尔公司提出的“申购权”销售方案。 “申购权”销售模式具体为：大港置业公司以“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无商业用地使用权证、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1区18栋”商铺的“预期购买权”为对象对外销售；通过前期广告宣传，吸引社会不特定公众到大港陶瓷建材城申购投资；由申购人与大港置业公司、大港管理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商品房申购合同》，约定：申购人向大港置业公司申购1区18幢商品房，并于合同签订后1日内缴纳全部申购款，申购最长期限为6年；申购人知晓所申购商业物业已由大港置业公司委托大港管理公司进行招租、招商经营管理，并同意继续由大港管理公司经营管理，自申购后所申购物业产生的经营性收益由大港管理公司向申购人支付；收益按年支付，标准为：第一年为总申购款的13%、第二年为总申购款的13.5%、第三年为总申购款的14%、第四年为总申购款的14.5%，第五年为总申购款的15%，第六年为总申购款的16%；在申购期间申购人可以任意改变申购意愿、放弃申购权，大港置业公司必须退还申购款，并按申购期满年限给予申购总额不同增幅退款，申购期满后，申购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大港置业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要求大港置业公司按增幅退还申购款。 经成都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鉴定，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大港置业公司采取上述“申购权”销售方式，非法吸纳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5262250元。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陈善睦的供述与辩解 大港公司开始销售商铺是董汝城介绍一家上海的销售公司负责销售，公司销售的是特约经营权，销售后返还租金，还有就是买20年经营权再送20年经营权的方式。是股东在一起提出来用这些方式，大家都同意，于是就实施了。 第二任股东的时候，公司推出一种出售商铺申购权，这种也要返租金。特约经营权是20年的经营权，就是公司将商铺出租给商户，一次性收20年的房租，但是产权是公司的。20年后如果商户想继续租或是购买，就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价。申购权具体怎么销售的我不清楚，只是当时我身边有人称之为“卖空气”。申购权是公司第二任股东提出的，销售了大概几百万，后来因为不合法，我们公司就停下来没有继续销售了。特约经营权销售多少我不清楚，反正比申购权多。申购权最后是我们第二任股东包括我、陈善路、许先晓一致同意的。我们当时卖的都是修好的商铺，但是一间商铺太大了不好卖，我们就把它分割成几间来卖（申购权）。能否办理产权证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公司就是通过电视、报刊、路边广告牌等宣传方式，还有销售公司通过“搞活动”等方式吸引群众来我们这里投资。 当时我们第二任股东我、陈善路、许先晓在公司期间采用“申购权”销售模式销售出去的商铺位于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的一期2号或3号地块。销售出去的这些商铺当时都没有办理土地证和预售许可证。这些商铺都是修建完成了的。 公司采用这种销售模式，因为当时公司销售商铺不好，然后许先晓就说长三角地区就采用了这种“申购权”销售模式，效果还比较好。再加上当时公司资金出现问题，需要付工程款，最后我们股东就一致同意了这种销售模式。 因当时是陈善路任公司总裁，他具体负责。所以我不太清楚具体含义和内容。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把大间的商铺分割成小面积的商铺进行出售，而且还要返租金。 这种“申购权”销售模式当时是许先晓提出的，后来我们在任的股东就开会确定了这种销售模式来销售商铺。我不记得是否有决议，当时我和陈善路、许先晓都参加了，另外我还记得我们公司法务部的李金平也参加了。 （2）董汝城的供述与辩解 我们召开股东会大部分都有会议纪要，有一部分没有。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在修建和销售过程中，到政府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我知道是和政府沟通了的，应该办理了手续的，但具体的经营我不清楚。 我在大港置业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市场销售是陈善路在负责，他还负责大港管理公司那边商铺的招租工作。在商铺销售后，是否实际交付购房者我不清楚。我们当时是请了一家上海基盛的销售代理公司负责销售。具体的销售模式我不清楚，应该是销售公司提出销售方案，然后分管的陈善路提交到公司，公司的股东应该讨论过后做出的决定。 我知道商铺销售包租的事。这是大事情应该股东开会讨论过的，这个肯定是有会议纪要的。 20年特约经营权合同，补充协议上有5—8年办理产权的事我不清楚。 我们公司在销售商铺期间，有通过电视、媒体、报刊等形式对外宣传，但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的就是公司在销售市场商铺，销售以后为了便于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又由成都大港管理公司统一返租回来，给客户签订返租合同，约定前三年市场培育期不返租金，从第四年开始返租金，但具体返多少我真不清楚。另外有什么销售模式我就不清楚了。该销售模式是大家股东集体决定的。我想肯定有（会议纪要），如果没有，也是股东讨论通过了的。 我在大港公司期间大港销售的房产有些有相关手续，有些没有，具体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我不清楚，没办手续的也是得到政府部门许可的。 我任职期间公司销售商铺时有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销售商铺返租，另一种是销售经营权。公司对于这些大的事都要召开股东会议的，都应该有会议记录。这两种销售模式共销售了大概有8、9个亿。这些商铺都已经修建完成，有部分取得预售许可证，有部分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3）张高峰的供述与辩解 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初，我作为大港公司的股东，任职总经理。 我们和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后，就和政府商量，各部门出函件，我们公司先开建，手续后补的方式，对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开始建设。所以后来我们市场，土地指标是全覆盖，但是2014年的时候，商业用地的挂牌权限从区级收归市里，造成里面有一部分的土地办理了手续，有一部分土地手续不齐。销售的时候也是，市场一期的房产证办了本来该给购房户办理产权，但是当时公司资金出现困难，就又拿一期的产权证去抵押贷款了。二期的销售手续到我离开大港的时候还没有办理。 我在大港置业担任总经理的时候，市场销售是陈善路在负责。 销售模式就是固定销售商铺，后来招商的时候，为了拉拢大的商户，招商部就对市场里面的钢结构那部分商铺，以一次性出租20年特约经营权，送20年经营权的方式，租赁了一部分商铺，我理解那就是一个租赁合同。其他就没什么销售模式了。 商铺销售后没有实际交付购房者，我们公司销售商铺，都是签订买卖合同后，又以建材城管理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返租回来，支付客户租金。这是我们股东会决定的，我记得是在2011年下半年召开的，这个肯定是有会议纪要的，公司里面应该能查到。 为了留住大的经营户，才办理的20年特约经营权，后来客户问产权出来了能不能办理产权，于是才签的补充协议，承诺5—8年办理产权。开过董事会的（所有股东都参与了会议），有会议纪要，至于有没有文件我记不清了。 我是2010年3月成都大港公司成立开始，我就在大港公司上班，担任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全面工作。 当时大港公司通过报刊、户外广告、公交车车身广告、传单等宣传大港市场，吸引广大客户来大港经商或购买商铺投资，提升大港美誉度。 当时大港公司的销售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销售商铺，客户购买以后，由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公司进行返租10年回来，统一经营管理，前三年没有租金，从第四年开始至第十年，对购房客户进行返租金，每年租金大概是总房款的9%左右，合同上都写好的。第二种是为了吸引重要的经营户，他更安心在大港经营，我们推出了20年特约经营权，就是客户缴纳20年的租金，大港公司送20年，总共40年。我理解这就是一种租赁合同。销售模式是销售公司上海基盛公司提出销售方案，大港公司决定的。 大港公司和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公司表面上是两家公司，实际是一套人员，管理公司由我们股东的亲属挂名，也是我们自己在控制。 大港公司在推出销售模式是经过股东会讨论的。我们股东应该都参加了，就是蔡某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他表示过关于公司的决定我们大多数股东同意，他就同意。 我任职大港公司期间，当时大港公司修的房产大概有60多万平方米。土地证办了的是一期1至5号地块，1号地块是商业用地，2、3、4、5号地块是办理的仓储、物流用地。我们是在1、2、3号地块上修建的商业，4、5号地块修的仓储。公司销售的房产办理了预售许可的就只有一期1号地块。可销售的房产在一期的1号地块，2号地块有一部分，二期有一部分。 公司对没有办理商业用地手续，又无预售许可的房产进行销售有当时地震灾后重建的历史原因，另外对商业房产的要求不规范，公司考虑是先办理物流用地，以后转变土地性质以后在办理房产手续。 （4）陈善路的供述与辩解 大港公司商铺的销售模式有正常的销售实体铺面，还有20年特约经营权、申购权。 20年特约经营权是董汝城、张高峰在公司时提出来的，我们股东讨论后确认的。这种模式就是客户一次性租20年铺面，公司再赠送20年的经营权，5至8年办理产权。申购权是2014年我和陈善睦、许先晓接手公司后，因为公司资金很困难，为了尽快收回资金，我们三个人经过商量，推出了申购权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把铺面划分成若干小的铺位，客户先交一部分钱给公司认购相应的铺位，在商铺正式销售时享有优先购买权，并且根据交钱的比例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我记得申购权大约销售了有三、四百万的样子。申购权合同，有对应的商铺，要返租金。 20年特约经营权我记不清有没有，但是申购权我知道是有董事会的决议。 我在2010年公司成立至2014年4月间，我是大港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招商、运营。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间，我是大港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 大港公司宣传方式通过电视、报纸、户外广告，公交车车身广告、传单等方式让各地的群众了解大港公司以及建材城的情况，促使广大群众来我们这里购买商铺。 在大港公司成立开始，公司的销售都是销售公司提出，由全体股东讨论决定。刚开始是一家叫上海基盛的销售公司对建材城的商铺进行销售，模式是销售以后由大港管理公司进行10年返租，前三年不支付租金，从第四年开始支付租金，还有一种20年特约经营权，主要是拉大商户进来经营，一次性交20年租金，公司再送20年经营权，一共就是40年的经营权，这种特约经营权的销售方式是不用返回租金。后来在2014年4月份股权转让以后，我们请了一家叫泰顺厚辉的销售公司，又推出了一种特约经营权的销售模式，这种模式是要返租金。后来我们觉得这种方式不合理，就重新请了一家叫盟赛尔的销售公司，又提出了6年申购权的销售模式，就是客户买了申购权后，随时可以退，不退的话每年都要返租金，然后等申购的商铺开盘（正常销售）了，客户可以优先选购。 申购权商铺开盘的意思是商铺还没有正式对外销售，只是购买了申购权以后不仅可以及时返利，还可以在我们要卖对应商铺的时候优先购买。 大港公司从成立至今都采取了4种销售方式，最先是采取销售（商铺）10年7年返租的模式，然后是卖20年经营权送20年经营权的模式，（这两种是第一任股东采取的模式），第三种是销售10年经营权然后采用返租的方式，具体是怎样写的合同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这种合同是陈某（陈善睦之子）和厚辉公司一起弄出来的，我知道这个事情。第四种就是销售申购权（将已经规划好的商铺，再私自把它划分成若干小商铺再进行销售）。 我们销售申购权只是想让这些投资商铺的人来占个号，如果他们以后想买，我们就卖给他们，这些卖给他们的商铺，不一定就是划的这些小商铺。其实当时公司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社会上的高利贷我又不敢去借，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的销售模式就是为了吸收一些流动资金到公司，缓和公司资金的压力，收的这些钱按合同在6个月以后，他们就可以要求我们退，我们当时想到6个月以后等公司资金压力过去以后再退给他们，或者他们投资商铺，我们也给他们办，谁知道经济环境不景气，就造成现在的结果。 2014年4月股权变更以后，我和陈善睦、许先晓在担任股东期间，公司刚开始还是沿用以前的那两种销售模式，后来又陆续推出了销售10年经营权和6年申购权的模式。后面这两种模式都是由销售公司（厚辉、盟赛尔）提出来，我们开会讨论然后通过实施的。参会人员有陈某、潘某、舒某、许先晓以及销售公司的人。陈某和潘某都是陈善睦的代表，他们会跟他讲会议的相关情况，另外董事会的决议也是我和许先晓下来给陈善睦把事情讲清楚，他同意以后才签的决议。关于销售这方面的董事会决议可以复印给公安机关。 当时公司资金出现问题，陈某负责销售，然后他和销售公司提出申购权这种销售模式，后来我们觉得这种销售申购权存在法律风险，所以就没有继续销售了，现在合同也不能履行。 （5）许先晓的供述与辩解 2014年4月份的时候，大港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我才担任大港公司的股东，到2015年7月份，我们又进行股权转让，我就没当股东了。 大港公司在修建和销售大港陶瓷建材城的具体过程我不清楚，我没有管销售。 在修建的时候，能办的手续我都办了，有些没办的手续，当时政府都是默认了的，包括建设局、质监站等部门，不然房子也修不起来。我知道是在销售1号地块的时候办了手续的，包括预售证、房产证，其他的地块没有办手续，因为只有商业用地才办预售，物流用地不需要办预售。物流用地不能建房销售，至少我在任股东期间没有这种情况。 2014年4月份以前是总经理张高峰在负责销售，4月份以后是董事长陈善睦的儿子陈某在负责销售。 大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怎么提出对市场商铺实行售后包租的情况我不知道，我2014年以前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当时是董汝城和张高峰在具体负责。 大港公司在销售商铺时，有三种方式进行销售，第一种是商品房买卖，主要涉及1号和7号地块；第二种是特约经营权销售，主要涉及2号地块；第三种是客户申请优先购买权销售，简称申购权，这种涉及的人员只有很少一部分客户，还是涉及2号地块。 第一种商品房买卖，商铺已经修建好了，土地性质是已经规划为商业用地，这是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的，这类销售时间在2011年至2012年间，这类商铺全部由大港公司统一经营管理；第二种特约经营权，商铺已经修建好了，客户按5000元左右每平方米购买，这些都是实际在市场做生意的客户，5年至8年后我们公司再给客户办理房屋产权，这种不委托返租金，这类销售时间在2011年至2012年间，这类销售只有少部分，也有部分客户委托公司代租；第三种客户申请优先购买权销售，简称申购权，当时我们公司急需要资金回笼，按客户提出的申请，把商铺划分成若干小份，由客户认购。同时我们就告诉客户这类商铺没有预售许可的，如果要购买就有一定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在合同上注明的，具体以合同为准。这种销售主要在2015年的3，4月份进行的，这是要返租金的，合同时间只有6年。这种申购权的合同，有对应的商铺。 这三种销售形式都是公司股东及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过研究开会后决定的，在我成为股东之前有没有会议纪要和股东决议我不清楚，后来我们自己经营公司的时候有会议纪要或股东决议。当时我们公司的商铺要按照原来的价格销售已经不好卖了，有客户这样提出，加上我们的商铺怎么分割手续还没有确定，我们就自己把商铺划分了。 承包我们大港公司销售的公司一共有三家。第一家的公司名称记不清了，公司老板姓李，是董汝城、张高峰介绍来的，他们这家公司主要是做商品房买卖和特许经营权销售，大概做了7、8亿元；第二家销售公司是浙江泰顺厚辉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做特许经营权销售的，大概做了200万元；第三家是盟赛尔公司，这家公司主要做客户申请优先购买权销售，大概做了400多万元。 我们接手大港公司以后，陈善睦是董事长，陈善路是总裁，对公司总负责，但具体负责销售的是陈善睦的儿子陈某负责。 首先公司在市场建设期间就开始做宣传，方式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户外广告等，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从公司开始销售的时候，场面都是很火爆的，卖得很好。 在2010年至2014年4月之间，公司请的是一家叫上海基盛的销售公司负责销售，具体的方式就是销售商铺和经营权。销售商铺是采用售后包租的方式，就是销售商铺后由大港管理公司对购买商铺的客户进行10返租，前面三年的租金是直接在购房款里扣除的，从第四年开始每年返购房款9%的现金作为租金。经营权的销售是20年的，即卖20年的经营权给客户，并赠送20年的经营权。客户就可以使用40年，但是产权是属于公司的。这部分销售出去的大部分都是客户自己在经营，只有极少部分是委托管理公司出租，这部分的客户每年管理公司是会按照实际出租情况进行返租的，比例是客户占9成，管理公司占1成作为管理费用。 2010年至2014年4月这期间关于销售方面的股东会议我是没有参与的，所以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销售公司是请来的，如果没有股东同意，他们是不敢这样销售的，所以我认为他们股东是应该商量并同意了的。 2014年4月转股后，我们又请了一家叫泰顺厚辉的销售公司，推出的销售模式也是20年经营权销售，并且要返租。卖了大约不到200万元后，我们股东觉得这种方式不怎么符合国家政策，就停止了。后来重新请了一家叫盟赛尔的销售公司，该公司提出了一种叫申购权的销售模式，就是客户缴纳一定申购款，从几个月后就开始返还租金，比例是所交款项的10-12%，另外对合同中指定的商铺客户在我们正常销售时是可以优先购买的，如果我们没有按时返还租金违约的话，还会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商铺卖给客户。这个申购权在签合同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后，客户是可以反悔要求退款的，没退款的就按我前面讲的履行合同了。这种模式卖了大约400多万后，就停止了。 不能直接卖是因为当时这些商铺所在地块的土地款还没有付清，这些商铺还不能正常销售。我们当时卖申购权的目的其实也想筹一笔钱将土地款付清，因为当时我们也确实缺资金。 在2014年4月后我当股东期间这些销售模式都是销售公司提出方案，经过我们三个股东商量后同意实施的。我们开会是有股东会议决议的，是公司集体行为。参与会议的人员有我、陈善路、陈某、潘某、销售公司负责人、财务经理杜某等等。陈善睦参加会议的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开会之前都会通知他，他来不了，我们开了会后形成的决定都是会告诉他，他同意了才会实施。最后他会补签股东会会议决议。 2、证人证言 （1）蔡某的证言 我不知道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在修建和销售过程中，是否到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我没有参与经营。我也不清楚大港市场的销售模式。 我认为在我任股东的时期，大港公司以销售商铺，并以9%比例返租的销售模式在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是不合理的，因为返租的比率太高了，我现在的市场都是采取随行就市，我租多少就按比例给客户多少。 （2）潘某的证言 我是于2012年2月由陈善睦介绍来大港职业有限公司上班的。2014年4月份公司的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股东就只有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陈善路（董事兼总裁）许先晓（董事兼常务副总裁）；2015年7月份公司股东再次发生变化，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王尤德，在7月下旬公司又进行股东变更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 大港公司在2014年4月变更股东后，商铺销售是采取经营权和申购权这些方式。 我记得经营权的销售时我是参加了大会讨论的，当时参加的人有具体人员有陈善路、许先晓、陈某、杜某、我、销售经理舒某以及厚辉的销售公司人员，我记得陈善睦是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销售公司提出的经营权销售模式也是卖20年，送20年，公司拥有产权，并且实行返租。会上大家对年限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他就没什么了。会议开了不久后，销售公司就以这种方式实施了销售的。 另外一种申购权的销售我是听过的，这是另一个叫“盟赛尔”的销售公司弄的，具体的方式我不大清楚，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类似理财产品的东西。就是客户交一笔钱给公司，公司按比例定期支付返利，但客户是没有买到具体的商铺的。我知道这两种方式销售了共600万、700万的样子。 经营权销售的工作原来是陈善路管到的，后来陈某任大港公司副总经理后就是他分管销售，这两种销售方式他都是负责过的。 陈善睦肯定知道这两种销售模式，我也听他说过。而且这些销售模式如果他们股东不同意的话，销售公司是不敢进行销售的。我估计是陈善路和许先晓两个股东给他沟通，或是陈某和他沟通。因为这些事情股东和分管销售的副总都是最清楚的。 （3）杜某的证言 我是2010年5月份由大港公司招聘来到公司上班的，之前财务助理，现任公司财务副总。2014年4月份公司的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股东就只有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陈善路（董事兼总裁）许先晓（董事兼常务副总裁）；2015年7月份公司股东变更为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王尤德；在7月下旬公司股东又进行变更为陈善睦（董事长兼法人代表）何文芳、包伟华、张来滨。 我知道大港原来销售商铺和特许经营权，到去年（2014年）8、9月份的时候，公司又增加销售申购权的方式。其中前两种买卖都有对应的铺面，但申购权有点类似金融产品。 大港公司成立开始是销售市场的商铺、20年特许经营权的销售模式。当时公司负责营运的是张高峰，请的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责销售，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用市场经营管理公司约定返租，但20年特许经营权的销售是当时负责招商运营的陈善路操作的，到2014年4月份，公司股权变更后还是由上海基盛销售到当年的8、9月份，之后陈善路、许先晓找了一家叫泰顺厚辉的房产营销公司来负责大港的销售，就推出了6年申购权。 申购权就是当时铺面不是很好卖了，公司就把一间铺面划分成几份，由客户自愿申购几份，认购后定期年回报率10%-15%。特许经营权是2010年开始当时吸引大商户入驻，锁定日后商户租赁成本，就可以租赁20年，一次性缴纳租金然后公司送20年经营权，公司承诺5-8年办理产权。 公司将商铺划分，据我所知并没有去相关政府部门报备，更没有获得许可。至于能不能够保证购买者的承诺可能就只有问他们股东本人。 大港公司在2010年成立到2014年4月第一次股权变更（董汝城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在销售商铺上采用方式有销售包租（承诺管理10年，第四年起按比例返租），和买20送20年经营权两种模式，其中销售包租的返租主体是大港建材管理公司。销售包租模式是由上海基盛公司在负责营销，20年经营权是公司直接营销，具体负责人是陈善路。 浙江那边都是这种操作模式（售后包租），一个公司负责销售，另一个有关联的公司负责包租、返租。我们公司这两种销售模式是谁提出来的还不好说，但股东里面都是浙江人他们的经营模式就是这种，所以公司采取的这两种销售模式应该是他们股东都同意了的。所以后来才有让销售公司和个别股东来具体实施销售工作。 2014年4月公司股东变更为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后，增加了10年经营权和6年经营权，都是不办理产权的，只是按期返租，我知道6年经营权连对应的商铺都没有，10年经营权有没有对应商铺，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两种销售模式是谁提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这两种模式肯定是当时的三位股东都同意后才能实施下来的。具体的实施包括厚辉公司（销售公司）、蒙赛尔公司（销售公司），以及公司股东陈善路、许先晓、陈某（陈善睦儿子）等人。 在2014年4月股权第一次变更之前，陈某来公司是负责广告和策划，中途他有来有走。2014年4月陈善睦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陈某主动提出来负责公司的销售。在他任职负责销售期间他最初沿用以前的售后包租模式帮公司又销售了3000万~4000万的商铺，后来找厚辉公司和蒙赛尔公司实施销售后，陈某就负责对接销售代理公司和大港公司之间相关事务。比如后勤服务、提成（核对审批）组织公司相关部门与销售代理公司配合等工作。 大港公司通过电视、报纸、电台等形式进行宣传，然后销售人员还在周边去设点进行宣传，这样就使很多人知道了这个项目。 （4）舒某的证言 我是2013年10月份到大港公司来上班的，直到现在。我们销售部的职责就是对接营销的销售公司，帮客户办理返租手续，办理产权手续。 我2013年10月份到大港来上班时，是一家叫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负责销售，到2014年4月份，股东变更后，上海基盛就撤走了，公司没有销售公司，我们销售部就做了一段时间销售，到2014年8、9月份，一家叫泰顺厚辉的房地产销售公司来负责销售，直到2015年1月份，又更换成厚辉分销的一家叫盟赛尔的房地产销售公司又来销售，到2015年7月份，新股东进来就停止销售，然后到现在我们公司就没有销售了。 销售部在亲自销售商铺时，我们还是沿用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前的销售模式，就是销售商铺、售后包租。我们前后卖了100余套商铺出去，当时我们的部门主管是陈善睦的儿子陈某，但公司的其他重大事项都是由当时的三位股东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共同商议决定。 我到公司的时候上海基盛已经在这边负责销售了，所以它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后来的泰顺厚辉公司能帮大港公司销售商铺，我知道是因为曹舍平和陈善路、许先晓是老乡，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们才可以到我们这边干销售，另外盟赛尔公司是泰顺厚辉公司的分销公司，所以后来他们能凭这个关系来找到陈善路和许先晓，做到销售的工作。 大港销售模式：在2014年4月份以前，上海基盛都是销售市场的商铺，然后大港建材城管理公司那边在销售20年特许经营权，就是一次性缴纳20年租金，管理公司再送20年经营权，公司承诺5-8年办理产权，这种特许经营权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出租，或者委托管理公司租。到泰顺厚辉来了后，除了继续销售商铺，又提出了6年经营权的销售方式就是买了之后就开始退租金。后来盟赛尔公司做的时候，除了卖商铺，又提出了申购权的销售方式，也是买了之后就返租金。 6年经营权和申购权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销售公司在销售商铺时，所采用的名称不一样而已，意思就是把一个商铺划分成几份，根据客户需要购买，买了之后就开始返租金，但这种办不了产权的。这种6年的经营权和申购权都不是购买者实际在经营，是委托大港建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这边出租出去。 销售公司提出销售方案，提交给置业公司，由置业公司决定，销售公司才能执行，但具体是不是这样的只有问管理层（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他们才清楚。上海基盛公司在的时候，应该是张高峰在负责销售，2014年4月股东变更过后陈善路和许先晓都在负责公司的销售。 公司将商铺划分来销售，应该是公司董事会同意的但我知道这些都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公司将商铺划分为一块一块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出租，这只是一种营销模式。 大港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大港建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两边的老板都一样，都是陈善路和许先晓在实际管理。 （5）王某的证言 在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任公司股东期间，当时陈善路作为总经理，主要负责销售，陈善睦的儿子陈某作为公司副总，也分管过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公司的销售模式有我知道的就是有一种公司卖商铺返租回来，一种是经营权，还有一种是申购权这几种模式。 大港陶瓷建材城的l区18栋是在公司的一期2号地块上。大港公司的大港陶瓷建材城在2012年9月开业的时候，市场都修建完成了的。一期2号地块在2016年6月之前办理的是物流用地手续，在2016年6月土地变性为商业用地，没有办理预售手续。购买申购权的客户是否能办理产权，因为申购权是理论上的面积，没有从具体的商铺中独立出来。 采用申购权模式销售时，当时公司资金比较困难，我可以打印当时的公司的资金余额表给你们。 （6）邹某2的证言 我现在是大港公司的员工，在公司销售部工作。我是从2011年3月21日应聘到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上班，当时上海基盛在做大港公司的销售代理业务，我就在销售成都大港公司的房子。后来在2014年上海基盛退出大港的时候，我就转到大港公司销售部做销售。到2014年9、10月份一家叫泰顺厚辉的房产销售公司来继续销售大港公司的房子，我又到泰顺厚辉公司上了一个月左右的班，后来我就辞职离开了。到2015年3月份厚辉公司离开后大港公司要自己组建销售团队，我又回到大港公司销售部上班一直到现在。 当时我知道厚辉公司除了卖商铺外还推出了一种叫经营权的销售模式，市场环境不太好，房子不是很好销，厚辉公司不给我们买社保，我就辞职了。 厚辉公司的经营权模式是以客户购买经营权，然后大港公司实行返租金的形式，不能办理产权。我知道的就是刚开始大港公司是上海基盛在做销售代理，后来是泰顺厚辉，到2015年3月份又有一家叫盟赛尔的代理公司来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原来泰顺厚辉公司在的时候，盟赛尔公司就是厚辉公司下面的一个分销商，泰顺厚辉离开后，盟赛尔公司怎么成为大港公司的代理商的我不清楚。 我知道盟赛尔公司在做销售代理的时候，除了卖商铺，又推出了一种叫6年申购权的销售模式。我知道是客户购买申购权后，以后房子开盘了客户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大港公司而且要返租金，到期了客户也可以退房。申购权对应的房号都在1区18栋，没有对应的商铺，都是虚拟的商铺，就是我们销售人员去找也找不到，也无法办理产权。因为没有具体的商铺，我只知道销售了三、四百万元。这些商铺都是修建完成了的。申购权销售出去的商铺都没有土地证、预售许可证。大港公司推出申购权销售模式时，公司的当时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具体只有公司财务才清楚，这种申购权销售模式是谁提出的我就不清楚了，都是公司定的。针对这种申购权销售，大港公司没有特意地对外宣传，都是有客户来看房的时候，由销售人员向客户推荐。 当时大港公司从公司层面是陈善路在管理销售，当时陈某在公司的时候也分管过销售，后来主要分管接待问题客户。 （6）张某2的证言 我于2010年4月份就到成都大港公司来上班，2013年3月份就到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公司运营部来上班，我是副经理，主持工作。 据我了解我们市场商铺销售模式有10年包租和自购自营两种，另外还有20年特约经营权的合同。 自购自营就是客户自己购买商铺自己经营。10年包租是在置业公司销售部卖的商铺，由管理公司负责返租10年，约定支付购买商铺客户租金。20年经营权是大概2011年10月份之后，大港公司实行的20年特约经营权合同，就是客户一次性缴纳20年的租金，公司送20年的经营权，总共可以经营40年，5--8年办理产权，特约经营权可以自己做生意，也可以委托管理公司出租，实际租出去了再支付租金。 我不清楚申购权和6年经营权的销售模式。 （7）陈某的证言 我是2010年大港刚成立的时候我就来大港上班了，到大概2015年4、5月份离开的。2010年大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我爸陈善睦来大港投资，我就到大港来上班了。刚开始的时候在大港招商部上班，后来转到公司企划部，大概2013年2、3月份，我回去结婚，就离开大港公司了，到2014年2、3月份，我爸当大港的法人代表，他又让我回来，于是我又回大港公司来上班。回来后我先在大港管理公司当副总，当时负责电商和广告，到2014年底的时候，我就离开管理公司，然后分管销售。到今年4、5月份，因为买房客户来退房的比较多，都找我解决，我觉得压力大，就辞职离开大港公司了。 我在大港公司担任副总，负责销售，我就是负责处理问题客户，也就是退房客户。公司的销售主要是陈善路负责。我也没什么实际权力，就是了解客户的诉求，做工作尽量不让他们退房。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说他直管销售，我处理不好的他就出面解决。所以平时我都接待退房的客户，销售实际还是他在管。 大港公司的销售模式，2014年我在大港分管销售之前的我不清楚，后来的销售我知道大港是请的一家叫盟赛尔的销售公司在销售，我知道销售公司在卖商铺的同时又推出了申购权的销售模式。盟赛尔是陈善路叫来的。具体的销售模式怎么定的我不清楚，我每天就是接待来退房的客户，我也没参加股东会讨论。 2014年4月份左右，我爸（陈善睦）给我说他当大港的法人代表，我又回大港公司来上班。2014年底的时候，我又被任命分管销售的副总，就分管大港的销售。后来到公司来退房的买房客户多了，我觉得压力太大，到2015年7月左右，我就辞职离开大港公司了。我分管销售的职责是公司的商铺产权销售和经营权销售，另一方面是安抚、协商退房的客户。 我分管销售的时候公司的销售代理已经是泰顺厚辉公司了，公司有产权销售和经营权销售两种模式，当时应该是公司觉得产权销售不好卖，才进行经营权销售。 我知道大港以前的20年特约经营权，那种是能办产权的，后来泰顺厚辉提出的20年经营权是不能办理产权的，而且买了以后就开始返租金。 大港公司的销售代理更换为成都盟赛尔营销策划公司时我在公司的职务还是分管销售的副总，由成都盟赛尔营销策划公司提出“申购模式”，我们公司由陈善路主持开会讨论，参加的人有我、许先晓、杜某、苏轶、公司法务李全平等人，最后讨论通过了“申购模式”。即客户缴纳申购款以后，连续6年按照总申购款的一定比例返还租金给客户。 这种经营权（泰顺厚辉提出的20年经营权）和申购权，都是对应的将实际的商铺划分成若干小份，每一份比实际的商铺小，由客户认购，和商铺不能一一对应，客户交款认购以后，大港公司统一返租回来，返还客户租金。因为当时大港公司资金困难，需要资金办证。 （8）张某3的证言 我是2011年7月30日到大港公司请的销售公司上海基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到成都大港来做销售员。在2014年4月份大港公司股权变更了之后。我就到大港公司销售部上班，销售公司又变更为泰顺厚辉公司后，我又到厚辉公司上班，后来厚辉公司离开了，我就到大港公司营销部上班一直到现在。 上海基盛在的时候，由销售代理公司销售商铺。然后由大港管理公司和购房客户签订返租合同。约定返租10年，从第四年开始退租。另外招商的还推出有20年特许经营权的，不返租。然后在2014年股权变更之后，泰顺厚辉延续了上海基盛的销售模式。后又推出了10经营权，这种要返租。厚辉公司离开后盟赛尔公司来又推出了6年申购权。 2014年4月股权变更前，公司的销售是由张高峰负责，2014年4月以后，公司的销售由陈善路负责，另外副总陈某分管。销售应该是陈善路负责，我们在销售方面都是找陈善路签字，陈某负责处理客户的纠纷。 我不清楚在销售方案上，股东是否召开了专门的会议来讨论或决定，但我想公司出方案，作为大事肯定公司要开会讨论的。 大港公司通过电视、报纸、电台等形式进行宣传，然后销售人员还在周边去设点进行宣传。这样就使很多人知道了这个项目（大港公司销售商铺）。 （9）万某的证言 我是成都盟赛尔房地产营销策划营销公司的法人代表。2014年年底，当时大港公司在网上发布他们公司要销售商铺并在寻找销售的渠道公司。然后我们就和大港公司谈，当时为大港公司做销售的是一家叫“厚辉”的销售公司，具体名字记不清了。我们当时只是做的分销，意思就是为大港公司寻找购买商铺的客户。我们在做分销的时候做得不好，因为当时大港公司的销售人员不积极，销售情况不好。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厚辉”公司就离开大港公司了，他们就找我们公司继续销售商铺。我们在2015年3月16日双方签定了一份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是他们公司总裁陈善路签的字。我会将这份合同的复印件提供一份给你们。 我们当时进入大港公司做分销的时候是看到大港公司发布的信息自己去找他们公司谈的。后来“厚辉”公司离开了，我们就听大港公司的销售人员说他们公司要更换销售公司，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就与公司的陈善路、许先晓联系，最后确定由我们公司代理销售。我记得当时我们谈的地点就在陈善路、许先晓居住地附近的一家皇冠假日酒店内，当时他们两个就住在新都区的。 销售方案是甲方，也就是大港置业公司。因为当时制定方案的时候大港置业公司召开了几次会议才确定的，当时公司召集了大港置业公司的几个部分主管和我们公司人员，还有就是陈善路、许先晓参会。我记得开会的时候，陈善路、许先晓他们对我们销售公司说，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销售商铺就行了。 销售模式是“申购权”销售。当时每次开会的时候，陈善路、许先晓都在，他们可能是开会时决定的。现在我还留存了一份合同会签表，我也会提供给你们公安机关。大港公司里具体谁分管销售这一块，我不太清楚。我们公司平时接触的就是陈善路和许先晓。 “申购权”销售是由客户与大港公司签订商品房申购合同，缴纳申购费用，申购期限6年，约定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的连续6年以固定金额返还租金，每6个月结算一次。另外客户还要签定两份担保函。 采用“申购权”模式为大港公司销售商铺金额大概有四、五百万元的样子，面积记不清楚了。采用“申购权”这种销售模式的商铺我只知道是大港公司的一期，具体几号地块不清楚。 大港公司当时给我们说的是这些商铺是有预售许可证和土地证的，我们一直让大港公司提供，但大港公司一直没有给我们。这些商铺是修建完成了的，有对应的图纸。 没有进行对外宣传，因为大港公司前期的销售都比较好，如果有客户来买商铺，我们就直接向客户介绍这种销售模式，如果客户愿意购买，然后就签订合同。 我们当时采用“申购权”模式销售的时候，大港公司经营还可以，但是公司财务上的状况就不清楚了。 后附合同会签表，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名称为意向申购协议，有销售部舒某、法务部李金平、陈浩，财务部杜某，以及集团领导许先晓和陈善路的审核签字；销售代理合同，2015年3月16日盟赛尔公司与大港公司签订。 3、集资人报案陈述及提供的相关书证 （1）易承勇的陈述 2015年5月的一天，我想投资，看见青白江区街上到处都有大港建材城在卖铺面的广告，广告上介绍的在大港建材城申购铺面，6年回报率达100﹪，我和老婆看了下觉得可以就准备去买一个。过了几天我就和我老婆一起去了青白江区大港建材城，我和妻子来到大港建材城售楼部后，售楼小姐就主动给我们介绍说现在推荐我们进行申购铺面，申购不仅收益稳当，且回报率很高，我和妻子听后觉得还可以就在大港建材城申购了4个铺面。 4个铺面签了一个合同，户名都是写的我老婆黄英的名字，合同编号：DG-0295，每个铺面面积是8.35平方米，4个共计33.4平方米，铺面号是一期一区18栋232号，177-179号，总价209034元。 售楼小姐主动向我们提出现在推荐申购铺面，申购的优点是：回报率高，签订合同并交完全款在之后的6年内，每半年（共计12次）支付的利息分别为：13587元、13587元、14110元、14110元、14632元、15155元、15155元、15678元、15678元、16723元，共计179770元。如果我在6年后不正式购买铺面的话，大港建材城就无条件返还本金（209034元）的120%的金额（250840.8元）后合同终止。6年合同终止后，我能优先按照当时市场最优惠的价格来正式购买铺面。6年到期后如果我不正式购买铺面，加上6年中返的12次利息179770元，加上返还本金的120﹪，250840.8元，我共计能获得430610.8元。6年后我的纯收益就是221576.8元，收益率就在100﹪以上。 是售楼小姐主动提出让我们申购铺面的，听了她的申购介绍后我觉得很划算，才决定申购铺面的。 2015年5月底的一天（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我收到大港建材城打到我银行卡上的第一次租金，13587元，按照合同签订的时间大港建材城应该在2015年11月8日前把第二次租金打给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收到利息。我申购的时候交了209034元，返了一次租金13587元，我损失金额就是195447元。 售楼小姐带我去看过，我所申购的铺面是一个大间，已经有人在经营了，之后售楼小姐就指给我看我所申购的商铺是大间的其中一部分位置。我主要是想到这样投资的回报高，买商铺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先申购，6年以后想买的话再说。 后附报案人提供的商品房申购合同、申购商铺位置示意图、担保函等材料。其他投资人的报案陈述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4、大港置业公司四中销售模式对应的合同书证 （1）《商铺购买合同》《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证实大港置业公司销售商铺及按照固定比例支付收益模式返租。 （2）《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特约经营权合同》。证实大港公司出让特约经营的期限为40年，由商铺经营者支付40年特约经营权金额的事实。 （3）《经营权出让合同（摊位）》《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证实大港置业公司以商铺经营权对外销售，同时又由大港管理公司以固定比例支付收益模式取得前十年经营权。 （4）《商品房申购合同》。证实大港置业公司以商铺预期购买权对外销售，并按固定比例向购买人支付收益。 5、“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川鼎会审字〔2019〕164-1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经四川鼎恒永宏会计师事务所鉴定，大港置业公司资不抵债的时间点为2014年6月末，净资产余额为-2004614.55元；各种销售模式下各时间段内“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的销售金额。 6、大港置业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及大港控股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 （1）大港置业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2次会议决议（2014年11月11日召开），决议一、同意公司销售策略由产权销售模式调整为经营权销售模式；二、同意委托泰顺厚辉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代理销售，通过拟与其签订的《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销售代理合同》；三、同意泰顺厚辉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提出的初步卖20年送20年的经营权销售方案。该次会议有董事陈善路、许先晓的签字，陈善睦特别授权陈某出席会议并签字。 （2）大港置业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1次会议记录（2015年3月22日召开），决议一、同意将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的销售代理公司更换为成都盟赛尔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二、同意新代销售代理公司提出的以“申购模式”销售一期商铺的方式，并同意采用其提交的合同模板。该次会议记录上有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签字（或代签）。 （3）大港控股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2014年11月23日召开），决议一、市场一期2号、3号地块转性问题，由于资金等问题，决定先转2号地块共计140亩；二、市场一期3号地块决定用出让经营权方式推向市场进行销售。 （4）大港置业公司股东会2015年第1次会议记录（2015年3月27日召开），决议：同意在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实行的“申购模式”中，为合作方成都大港陶程建材城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担保形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商品房申购合同》约定申购期内的租赁等经营性收益，具体担保条款以本决议附件《担保函》内容为准。该会议记录上有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签字。 7、投资人提供的合同及收据等在案记录。 8、被告单位大港公司提供的规划、预售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等证据部分。证实大港公司取得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权和办理产权的情况。 再查明，2015年10月30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安分局对大港置业公司立案侦查；2017年1月2日，因涉嫌职务侵占，公安机关对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等人立案侦查。 2015年11月18日，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大港置业公司记账凭证861本，收款收据85本。2015年11月18日，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大港置业公司机动车11辆。2015年12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大港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4份，房产1834套，204752.11平方米。2017年4月14日至4月18日，公安机关依法查封董汝城房产2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权证号：杭房权证之移字第××号；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权证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车位1处（位于成都市高新区锦辉西二街77号20栋负一层76号，权证号：权3329119）轿车2辆（牌照号浙Ｃ×××××、浙Ａ×××××）；依法查封张高峰房产2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权证号：743155；位于温州市泰顺县，权证号：温房权证泰顺字第××号）轿车1辆（牌照号浙Ｃ×××××）；依法查封陈善睦房产2处（位于江苏省太仓市，权证号0100072023；位于温州市泰顺县，权证号01004191号）；依法查封陈善路房产1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权证号：0326783）；依法查封许先晓房产1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权证号：0311643）。 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于2016年2月2日经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被告人陈善路于2016年12月28日经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被告人陈善睦于2016年1月29日经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被告人许先晓于2016年12月28日经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取保候审期间在逃，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决定对其逮捕，2018年8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将许先晓挡获并羁押。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受理案件登记表和立案决定书，拘留证、监视居住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及逮捕证等，被告人基本情况。证实公安机关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立案侦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被告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 2、查封大港置业公司财务资料的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查封大港置业公司车辆的调取证据通知书、查封决定书、查封清单、车辆信息列表，查封大港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决定书，查封大港置业公司房产的查封决定书、查封清单。证实查封被告单位财务资料、车辆、房屋的事实。 查封董汝城房产、车位、车辆的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张高峰房产、车辆的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陈善睦房产的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陈善路房产的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许先晓房产的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证实查封被告人房屋、车辆、车位的事实。 3、办案民警出具的陈善路和许先晓的《到案经过》、董汝城和张高峰的《到案经过》、陈善睦的《到案经过》。证实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的到案情况。 本案其他相关书证等均收集在案。对各辩护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指控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合议庭评议，评议及判决意见如下： 1、骗取贷款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采取隐瞒抵押商铺和部分公寓已销售的事实，骗取贷款3亿元，造成成都银行高新支行1亿元无法归还，故构成骗取贷款罪。 辩护人认为，成都银行系大港置业公司的财务顾问，对大港置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十分了解，在《天府早报》上发布公告系履行手续，大港置业公司在贷款过程中不存在欺骗行为，且提供了足额的担保，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其次，大港置业公司是按照成都银行的建议，与安徽国元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大港置业公司与成都银行不存在贷款关系。最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将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和大港置业公司之间的行为性质明确为民事法律关系，不应再予以刑事评价。综上，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合议庭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因真实的工程项目建设而借款，虽在贷款过程中，隐瞒了部分房产已销售的事实，但大港置业公司在贷款过程中已经提供足额担保，债权人可以通过抵押担保来实现其债权，不能认定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对大港置业公司的借款行为性质界定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且已判决大港置业公司等主体向债权人偿还资金，故不宜再认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综上，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不成立。 2、虚开发票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为套取公司资金，违反国家票据管理制度，让施工单位为自己虚开普通发票，累计虚开发票金额在扣除相应税费和手续费后共计1.49亿余元，其行为构成虚开发票罪。 辩护人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家发票管理制度，主观上没有逃税的目的，不应构成虚开发票罪。 合议庭认为，虚开发票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票据管制制度，自己开具虚假或让他人为自己开具虚假票据的行为。行为人以其他目的虚开普通发票的，也构成此罪。该罪名并不以逃避税收作为目的。本案有鉴定意见和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大港置业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套取工程款设立“账外资金”，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符合虚开发票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构成虚开发票罪。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系对大港置业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构成虚开发票罪。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大港置业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系经全体股东集体决策，不能认定被告人陈善睦、陈善路参与了虚开发票的组织决策，不能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故此二人不应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许先晓并不是工商登记的股东，无决策权，不能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也不是直接责任人员，不应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3、职务侵占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共同商议决定，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大港置业公司未盈利的情况下，利用担任公司股东、董事和高管的职务便利，按股权比例侵吞公司财产共计2.3亿元（1.8亿元+5000万元），构成职务侵占罪。 辩护人认为，因大港公司与各股东存在借款关系，且部分被告人在转让公司股份时已经归还该借款，故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合议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按股东占股比例对1.8亿元资金进行分配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不成立，理由如下：职务侵占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财产的故意。本案各被告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明确。首先，在案证据只能证明各被告人按照比例分得了起诉书指控的款项，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各被告人想占为己有。其次，通过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鉴定补充说明，各被告人在分得款项后，部分被告人向大港公司账户有大额转款行为，虽不能认定该转款的性质，但也不能排除股东向大港公司还款的可能性；同时董汝城、张高峰在2014年4月21日股权转让时也对公司的欠账进行了偿还，故对股东按比例分配1.8亿元资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针对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等人按持股比例分配大港置业公司5000万元账外资金的行为，虽然构成职务侵占，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在本案中不得加重原审对被告人的刑罚。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分配大港置业公司账外资金所获款项系违法所得，应予退赔。 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公司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不以房产销售为真实目的，通过公开宣传，以高额固定收益为诱饵，变相吸收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数额巨大，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辩护人认为，大港置业公司的商铺已建成并已实际交付，完善手续后可以办理过户，具有房屋销售的真实内容，不应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合议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第（一）项“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针对“售后包租”销售行为，大港置业公司以销售时既不具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也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产对外销售，在销售合同中不注明所售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及预售许可信息，且采取由其关联公司（大港管理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所售房产，对购房人按照购房款固定比例返还租金的形式对外销售。该行为明显属于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固定利率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针对“十年经营权”销售行为，大港置业公司对既不具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也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铺，以转让经营权并由其关联公司（大港管理公司）代为实际经营管理的方式，吸纳购买人款项后按照固定比例返还收益。明显属于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固定利率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针对“申购权”销售行为，大港置业公司以销售时即不具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也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产预期购买权对外销售，按照所交购房款固定比例向购房人返还租金。该行为明显属于不具有房产销售真实内容，而是以固定利率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结合大港置业公司通过散发宣传材料、召开招商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以按照购房款固定比例支付回报，所涉投资人遍及四川及省外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等事实。大港置业公司的“售后包租”、“十年经营权”、“申购权”销售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特征。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大港置业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 针对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售后返租”模式销售金额共计447302067元），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作为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对大港置业公司的重大行为具有决策实施的权利，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前长达4年时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经过股东商议同意，故被告人董汝城、张高峰、陈善睦、陈善路系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针对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售后返租”模式销售金额共计51348415元，“十年经营权”模式销售金额共计1361495元，“申购权”模式销售金额共计5262250元，合计57972160元），被告人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作为大港置业公司时任股东、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对大港置业公司的重大行为具有决策实施的权利，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经过股东商议同意，故被告人陈善睦、陈善路、许先晓系大港置业公司2014年4月21日之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综上，董汝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447302067元，张高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447302067元，陈善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505274227元，陈善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505274227元，许先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57972160元。 5、量刑情节 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许先晓经民警电话通知后到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系二审发回重审案件，在发回重审期间公诉机关未提出新的犯罪事实、未提起补充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犯虚开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董汝城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2024年1月5日止，先行羁押的15日已折抵；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张高峰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22年1月11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陈善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21年2月14日止，先行羁押的25日已折抵；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被告人陈善路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21年3月11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被告人许先晓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2020年8月20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七、责令被告人陈善睦、董汝城、张高峰、陈善路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分别退赔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950万元、175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 八、本案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系违法所得，应当继续予以追缴并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查封、扣押的资产应依法统一进行处置并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责令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退赔。（退赔名单及金额详见附件2）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德荣 审 判 员 袁伟博 审 判 员 李 耿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何 宇 法官助理 孙电青 书 记 员 张 楠 书 记 员 夏娜娜 附件1：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中国刑事辩护网提供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附件2：退赔名单及金额 1、“售后包租”销售模式 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一期：葛勇329390元；周容324915元；杨业有334716元；龙胜春、沈序波323500元；文忠、文婷、文彩虹341341元；蒋雪辉、魏好男328419元；付克珍315608元；薛建波671839元；郑国清、韦青蓉324966元；李春虎、李秀琼328582元；石爱民、王泉艺324966元；张洪辉、李秀琼317609元；王明利、彭贵英698690元；曹进泉、张必红328582元；苏文旭341306元；杨芳312000元；黄杰323523元；李翠华544421元；**、陈英、王长城328914元；刘先俊317089元；陈建寿833375元；谢树芹332380元；曾祥才、廖金容351425元；蒋治文、邓常珍358927元；聂紫月649334元；罗泽远358475元；徐春霞355175元；蒋勇1211466元；张力353334元；李玉明1331842元；袁正伟668704元；孙浩352678元；叶国泉、郑云1722902元；曾鹏程654401元；邓宽、代芳、邓常斌355175元；邓常君357018元；罗玉贵、廖全方614807元；龙杰353334元；胡强、胡梦瑶345407元；徐瑛、花锐峰、花江（徐瑛、花锐峰、钱睿琦）1365797元；邓旭东、黄敏688945元；杨开超602285元；胡仕周402963元；严志安1298229元；杨家鹏283000元。 大港陶瓷建材城项目二期：详见“川鼎会审字〔2019〕16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附表2《大港建材城二期售后返租房款明细汇总表》。 2、“十年经营权”销售模式 邓中玉400000元；田文珍57749元；何英、缪世君59151元；赵强、张学琼59151元；秦小东60000元；陈洋115772元；李勤芬57634元；岳炳强128590元；胡刚234036元；吕丽61080元；纪方华128332元。 3、“申购权”销售模式 夏愈捷108289元；邓明蓉108823元；谢东、黄仁菊624870元；彭发伦104807元；吴定芬313505元；白明然216792元；黄永114860元；黄英209034元；周国新104705元；刘永杰264121元；杨启俊300000元；傅承鑫323110元；苏光有216361元；陈勇任211136元；余俊蓉218715元；安文中107862元；汪金材206049元；谭中服106542元；高盼芝100000元；高翠珠700000元；刘培树300000元；王素泉99669元；唐达列20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