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3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建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学院路郭大里小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杨运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彬菡，河北冀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忍，男，1947年6月6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丙山，男，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杰，河北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建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庆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3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科公司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彬菡，被上诉人王庆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丙山、于志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庆忍的诉讼请求；2、由王庆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王庆忍为实际施工人，从而认定其具备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与事实不符，违反了法律规定。（1）建科公司与王庆忍之间不存在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关系，双方不产生权利义务。首先，建科公司与唐山安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建筑公司）是合法的分包关系，合同的相对方是安达建筑公司。建科公司虽然直接给付过王庆忍部分费用，但是根据安达建筑公司的请求代为给付以及在该公司注销后，按照公司股东的指示直接向王庆忍进行的付款。直接支付的部分费用，在安达建筑公司与建科公司的结算中已经直接予以扣除。所以，建科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并不代表该公司与王庆忍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更不能据此推定建科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王庆忍对涉案工程并不享有诉权。其次，王庆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施工承包合同、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图纸汇审记录等证据均显示其是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的负责人，是施工承包单位安达建筑公司的内部分支机构第六工程处的工作人员，其并不是独立于承包人主体之外的法人或者组织结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王庆忍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认定王庆忍为实际施工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18、《解释》中‘实际施工人’的范围如何确定？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最终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人合伙、包工头等民事主体。法院应当严格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标准，不得随意扩大《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从王庆忍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凡是涉及到工程材料购买、机械设备租赁、施工人员雇佣等施工支出等费用的部分，全部是由安达建筑公司负责，甚至有些甲供材料是由建科公司直接购买的，王庆忍作为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的负责人，仅是履行了一些材料的支领和人员管理等工作，完全是安达建筑公司的内部管理工作，故不能认定王庆忍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建科公司已经向安达建筑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不应再行支付，王庆忍要求建科公司给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并未完成结算，王庆忍与该公司也并未进行结算，具体的工程款数额尚未确定。（2）因涉案工程时间久远，证据收集困难，王庆忍在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12月15日对账单，只是建科公司与安建筑达公司的部分对账明细，是就双方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进行了确认，且该证据已被王庆忍涂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经建科公司核算，除了该公司与王庆忍确认的款项外，其还向安达建筑公司支付了工程款4403465元，并于2014年12月26日以房产抵账1905192元，共计6308657元，已经远超出王庆忍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建科公司有权要求安达建筑公司及王庆忍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3、一审法院判决所援引的法律条款有待商榷。（1）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而该司法解释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所修改，将“可以追加”变更为“应当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在建科公司申请追加安达建筑公司（注销时的股东）为本案第三人以便查明实际付款的情况下未予准许，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因该条是实际施工人的代位诉讼权利，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代位权的相关规定，即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不应予以支持。其次，王庆忍在一审法院并未提交能够明确债权债务的证据，即其与安达建筑公司进行结算的证据，也未提交安达建筑公司与建科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情况证据，即结算协议或结算文件。同时，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之间，王庆忍与安达建筑公司之间均未进行结算，则具体的工程款数额尚未确定，涉及不到债权已经到期的问题。最后，本案中，按照现有的证据，建科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远超过王庆忍主张的工程款，不存在该公司拖欠安达建筑公司工程款问题。（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是法律赋予实际施工人的两项权利，王庆忍即便是实际施工人，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与代位权诉讼对证据采纳和程序的要求不尽相同，为了查明欠付工程款的真实情况，应当追加安达建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二审过程中，建科公司提出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安达将工程转包给第六工程处、第六工程处因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签订的合同均无效，上诉人直接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工程结算，故被上诉人系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事实错误，于法无据。（1）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是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本案不存在安达建筑公司转包工程该公司第六工程处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发包给他人”，且原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而《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也规定了转包的情形包括：“1、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2、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3、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或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不履行管理义务，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4、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不履行管理义务，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费用，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的采购由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的；5、劳务分包单位承包的范围是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劳务分包单位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6、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的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行为”。本案中，发包人建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为安达建筑公司，该公司将部分施工合同的劳务施工内容交给自己内部的工程处施工不属于转包，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施工的是该公司从建科公司处承包的部分工程，不是全部工程，涉及不到转包。以205楼为例，结合王庆忍提交的证据，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关于郭大里的施工合同中208号、106号、203号、205号、207号楼的总计建设面积为29658平方米，每平方米均价为680元，安达建筑公司与该公司第六工程处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施工205号楼，建筑面积为6461.1平方米，包干价为700元／平方米。第二，转包人与转承包人必须是两个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承包人承包工程后，以内部承包方式授予自己的分公司或内部机构（不包括子公司）施工，则不构成转包。另外，承包人必须是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才构成转包。本案中，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是该公司的内部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只施工安达建筑公司承包的部分工程不构成转包。第三，关于施工管理、工程质量问题。按照安达建筑公司与该公司第六工程处所签合同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是按照甲方工程指挥部的统一安排进场施工，参加安达建筑公司组织的质量检查及评定。该工程处只进行部分劳务施工，整体管理、质量均接受安达建筑公司的统一指挥。第四，关于人、材、机的组织。安达建筑公司与王庆忍所签合同第六条约定材料由该公司提供。通过王庆忍提交的支领凭证，结合建科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显示，凡是涉及到工程材料的购买、机械设备的租赁、施工人员的雇佣等施工支出，均是安达建筑公司负责或甲供材。第五，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具体负责的就是劳务作业，结算金额高于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所签合同约定的平方米数。本案施工结构完全不具备转包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安达建筑公司将全部工程转包给该公司第六工程处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建科公司与王庆忍直接结算工程款，并依据王庆忍代为接收款项就认定其为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不存在建科公司与王庆忍结算工程款的证据，王庆忍提交的决算表中其本人或张丙山的签字均是代表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与安达建筑公司进行的内部核算，与建科公司无关。其次，王庆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人、材、机的投入及具体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证据，不能仅凭收款即认定王庆忍为实际施工人。代为收款仅是王庆忍作为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负责人的履职行为，其一方面代表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与安达建筑公司进行内部对账、支领款项，另一方又代表安达建筑公司进行部分施工的管理，如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图纸会审、技术变更证明书上的签字等。同样作为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工作人员的张丙山也是代表安达建筑公司进行了部分图纸会审及技术变更的确认等工作（如：原审卷二第207页中王庆忍提交的图纸交底上张丙山代表安达建筑公司签字确认安达建筑公司、张丙山“加盖安达公章”）。其次，一审法院并未明确王庆忍和张丙山之间的关系。从王庆忍提交的证据看，其与张丙山均代表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在决算表和项目变更证明等文件上签字，均受领款项（如：原审卷二第202页中王庆忍证提交的据三张各庄906#、910#、507#、508#决算表、张各庄、祥富里决算表中，“乙方代表”的签字处为“张炳山”，工程变更技术核定证明书和工程洽商施工单位代表处签名多是张丙山）。则一审法院仅认定王庆忍为实际施工人，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3）分支机构虽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但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签订的合同均无效存在错误。建科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的司法认定条件的建议的答复》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是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致合同无效情况下，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要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提是施工合同无效。但本案中，不存在转包施工的情况，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的施工合同有效，安达建筑公司与该公司第六工程处内部施工合同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一审法院突破两个合同的相对性，在王庆忍不具备实际施工人身份，且未查明是否存在多名权利人的情况下，认定发包人直接对其承担付款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遗漏了案件的当事人，势必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1999年11月3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包括郭大里205楼在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1年3月2日，建科公司与唐山市华厦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厦建设公司）签订包括507楼、508楼在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1年6月6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张各庄包括906楼、910楼在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4年1月6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包括610、611在内的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王庆忍诉请的工程范围均是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华厦建设公司签订合同范围内的部分施工内容，工程承包人分别为安达建筑公司和华厦建设公司。即使按照王庆忍的主张认定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的司法认定条件的建议的答复》的精神，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的诉讼，也要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并且要严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再次强调要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只有在欠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导致无法支付劳务分包关系中农民工工资时，才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不能随意扩大发包人责任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于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的案件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案件的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按上述司法文件，只有在欠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导致无法支付劳务分包关系中农民工工资时，才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转包或违法分包人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案件第三人，若一审法院认定安达建筑公司将工程转包给第三人，则公司虽然已经注销，仍应追加其股东为第三人，并且项目的承包人还涉及华厦建设公司。而一审法院未予追加，造成当事人的遗漏，势必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且程序错误，故本案应发回重审。3、王庆忍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是依据王庆忍提交的所谓对账单、协商纪要及审核统计表计算等证据作出的认定，但前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没有洽谈证据佐证，也未加盖建科公司印章。王庆忍对于结算款的主张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1）王庆忍主张507、508楼是对钱广和进行施工内容的继续施工，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人之间的施工界面划分，在没有对王庆忍的施工内容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单凭其单方提交的预决算单不能证明该部分的施工工程量。（2）王庆忍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第3页中，魏兴华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且其本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调价的证据使用。关于价格的调整，涉及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按照合同约定及工程规范，双方应当办理签证并由有权签字的人员进行确认，否则不能作为工程价款调整的依据。而从魏兴华的证明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并未明确准确的价格调整数额。王庆忍主张507楼、508楼的包干价从650元／平方米调整为680元／平方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王庆忍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关于结算数额的计算没有证据支持。如其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中，祥富南里西小区大门工程731832.3元，祥富南里北山墙临建工程（祥富里二层商铺工程）86200元两项，共计应付818032.3元，但一审中又变更主张为8725877.44元（一审判决书第5页）。其提交的证据六第1小组证据中《第六工程处王庆忍项目部决算表》中祥富里大门结算款为601500元，数值存在10倍级的变化，证据却没有变化，判决明显证据不足。（4）王庆忍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六中有一张工程项决算单，此处已经确认610号、61l号的工程总量为8639677.44元，但在证据五《王庆忍项目部张各庄小区610、611楼、车库、会所审核统计表》中又单方面增加了2307123.48元的工程量变更，该部分变更没有建科公司确认，魏宁无权进行签字确认。该审计单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王庆忍提交的结算表均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部分资料上虽然由建科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但签字人员没有结算授权。结算应在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之间进行，二公司并未进行最终结算。建科公司也从未与王庆忍进行过对账或结算，对于其主张的合同外增项工程款也不予认可。因本案用以证明工程款结算情况的证据不足，应当由人民法院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4、王庆忍主张的已付工程款数额存在错误。建科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证明其少计算了已经支付给安达建筑公司的工程款9159026.89元。5、关于在二审中提交证据的说明。从建科公司提交的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逮捕通知书可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4月4日因另案被唐山市路北区公安分局执行逮捕。建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羁押已导致公司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客观上也无法提交财务会计凭证，作为证据反驳王庆忍的主张。该部分证据与本案事实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予以采信。 王庆忍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建科公司将案涉的郭大里平改楼和张各庄部分项目发包给安达建筑公司，安达建筑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该公司第六工程处，而该工程处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亦不是王庆忍的分支机构，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且根据建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3份《房产抵顶协议》和《收据》，均是对王庆忍施工工程支付的工程款，《收据》中明确记载为工程款，收款人为王庆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的司法认定条件的建议的答复》，实际施工人的主体包括了依照法律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施工合同中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包括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分支机构、工头等法人、非法人团体、公民、个人等。而建科公司又是直接与王庆忍进行工程结算，通过上述事实能够认定其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3、转包人安达建筑公司在2017年已经注销，其作为转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建科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并无不妥之处。4、建科公司在一审及《民事上诉状》中均主张已经向安达建筑公司支付了施工费用。但不论是一审审理阶段、还是二审上诉期间，均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应的已经实际结清工程款的证据。且王庆忍主张的涉案工程已经竣工多年，并投入使用，其提交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一次性包死不做调整条款、与建科公司财务人员的对账以及协商纪要、审核统计表等证据均能够证实该公司尚欠被王庆忍工程款4030072.92元（其中未包含管理费和税金）的事实。 王庆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建科公司支付工程款4030072.92元，并以4030072.9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6%支付自2014年12月27日起至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由建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建科公司作为唐山市路北区郭大里村平改和张各庄平改工程的开发人，将上述项目发包给了安达建筑公司。1999年1月15日，王庆忍与安达建筑公司、安达建筑公司第六工程处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其实际承建郭大里平改205楼的框架结构六层的全部土建、上下水、采暖、煤气、电气、弱电安装工程（不含外网），建筑面积6461.1平方米（地下室不计算建筑面积），工程采取平方米包干形式700元／每平方米，工程总造价4522770元，施工完毕后经双方审核工程总价款为4927131元。2000年12月，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该公司承建了郭大里小区中心花园水冲厕所的土建、上下水、采暖等，经双方当事人核算工程总价款为45778元。2001年8月8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唐山市中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施工处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王庆忍承建了建科公司开发的张各庄小区906＃和910＃住宅楼的土建、室内外装修、安装（上下水、采暖、电、煤气）工程。工程总价款为9372752.25元。在施工过程中王庆忍又对外网零活予以了施工，经双方核算，工程总价款为9698865.25元。2003年3月，钱广和承包建科公司承建的张各庄507楼、508楼，因仅进行了部分施工，王庆忍对剩余的工程予以了施工，按照双方约定，剩余的工程价款为4049737.6元，在施工过程中，王庆忍又承建了507＃和508＃的外网、水电等零活，经双方确认工程总价款为4104636.6元。王庆忍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从安达建筑公司实际承建了郭大里205楼工程；郭大里外网及零活工程和郭大里小区公厕工程，上述工程款合计4972909元。2003年4月25日，王庆忍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其承包了建科公司承建的张各庄小区内裕华嘉苑610＃和611＃住宅楼土建、室内外装修及安装等工程，工程总造价为8639677.44元。施工过程中，王庆忍对上述工程的增项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价款为2307123.48元。2005年5月，王庆忍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其承包了建科公司承建的裕华嘉苑3＃车库工程，工程造价95083.2元，上述工程的总价款为11041884.12元。2005年，王庆忍施工完成了建科公司承建的祥富南里小区大门工程和祥富南里北山墙临建工程（即祥富里二层商铺工程），工程总价款为8725877.44元。2006年4月15日，王庆忍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合同》，其承包了建科公司承建的张各庄小区内的地下车库及会所的全部土建工程、室内外装修及安装工程，王庆忍的施工总工程价款为6860800元。2009年，王庆忍承包了建科公司承建的张各庄小区外网及维修的零活，经双方共同确认工程价款为132446.98元。综上，王庆忍承包建科公司工程，共产生工程款38686224.75元。2014年12月15日，双方经核对后，确认王庆忍承包建科公司开发的张各庄平改（祥富南里、裕华嘉苑）和郭大里平改项目对方及安达建筑公司拨款及供材情况，金额为30070527.19元；2014年12月26日，双方经对账后，将坐落于唐山市路北区产以1905192元的价格抵顶给王庆忍。王庆忍主张在此次诉讼的工程款中扣除工程管理费2541978.02元、外网工程管理费138454.62元，建科公司尚欠王庆忍工程款4030072.92元。一审法院认为，建科公司将案涉的郭大里平改楼和张各庄部分项目发包给安达建筑公司，安达建筑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该公司第六工程处，该工程处并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签订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且建科公司又直接与王庆忍进行了工程结算，综上，应能够认定王庆忍为本案的实际施工人。转包人安达建筑公司在2017年已经注销，其作为转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王庆忍为实际施工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无不妥之处。对借款公司的无法准确核对王庆忍实际施工工程量，无法确认是否欠付工程款的辩称，考虑到上述工程已竣工交付并投入使用多年，且通过王庆忍提交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一次性包死不作调整条款、王庆忍与建科公司单位财会人员的对账单以及协商纪要、审核统计表等证据可以确认该公司尚欠王庆忍工程款4030072.92元。结合建科公司的当庭陈述及王庆忍一直在向建科公司主张工程款的事实，该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不成立。判决：一、被告唐山建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王庆忍拖欠工程款4030072.92元；二、驳回原告王庆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78元，由被告唐山建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建科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即证据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共计四份，证明1999年11月３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包括郭大里205楼在内的施工合同，2001年３月２日建科公司与华厦建设公司签订包括507楼、508楼在内的施工合同，2001年6月6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张各庄包括906楼、910楼在内的施工合同，2004年1月6日建科公司与安达建筑公司签订了包括610楼、611楼在内的施工合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的案件明确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案件的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遗漏当事人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程序违法，本案应当发回重审。证据二《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2018年10月31日安达建筑公司因决议解散申请注销，公司登记信息显示的股东为杨运钢、张建一、卜恒波、运华雨、杨运军，应当追加各名股东为案件被告。证据三、付款凭证及支领材料款凭证共计79页，证明王庆忍少计算了已收到的工程款及支领的材料款共计9159026.89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欠付工程款数额存在错误。证据四、唐公北（刑）捕通字[2019]第0036号《逮捕通知书》，证明建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运军于2019年4月4日被刑事逮捕，该公司经营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无法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事出有因，5月底法定代表人刚出来，才着手整理上述材料。被上诉人王庆忍质证认为，建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杨运军于2019年4月被执行逮捕，但建科公司作为一家有限公司，没有理由主张其法定代表人被逮捕就导致公司处于停滞状态。上述证据的原件在一审中就应当向法庭提交，但未能提交。一审时也就证据的复印件进行了核实，对于票据中记载的费用，王庆忍早于建科公司半年左右已经下账。因其系个人，不需要纳税，故在建科公司要求王庆忍提供所有下账的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其处于帮助建科公司抵税的初衷，才按照行业惯例，提供的发票。如果按照建科公司的主张，王庆忍系安达建筑公司雇佣的人员，则没有必要为其开具发票。如果建科公司支付了其主张的费用，应当提供付款的证据加以佐证。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三记载的付款情况的发生实际为1999年至2008年间，且部分款项系直接向王庆忍进行的付款，但双方进行核算的时间为2014年，则缺乏相关证据证明进行核实时是否将上述款项计算在内；2、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王庆忍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建科公司主张工程款而引起的纠纷。尽管建科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为安达建筑公司，但因安达建筑公司已经注销，无法再向建科公司主张权利，且工程施工进行的结算以及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也是在王庆忍与建科公司之间进行的。则王庆忍作为本案原告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款项进行过多次结算，建科公司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建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41元，由上诉人唐山建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蒙蒙 审判员  孙乾辉 审判员  康永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