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再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城县汐子镇。法定代表人：李槟全，系公司总裁。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城县汐子镇柏林村。法定代表人：闫海，系公司经理。上述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振杰，男，1966年7月11日出生，住宁城县。上述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凤武，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吉军，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城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某，女，196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建伟，男，199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女，2011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法定代理人：高某，女，196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上述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民，内蒙古信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佳鑫，男，1983年4月29日出生，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秀君，宁城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毛兴生，男，197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万起，宁城县天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宝瑞，男，196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城县。再审申请人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飞亚公司）、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李吉军因与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于某、于佳鑫、毛兴生、李宝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内04民终2749号民事判决及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民初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内04民申480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塞飞亚公司、安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振杰、尹凤武，再审申请人李吉军，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及其与于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民，被申请人于佳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秀君，被申请人毛兴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万起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李宝瑞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塞飞亚公司、安泰公司申请再审称，1、撤销宁城县法院(2019)内0429民初554号民事判决和赤峰中院作出的(2019)内04民终274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责令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以“二再审申请人未能全面履行安全监督和管理职责”为由，判令二再审申请人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任何依据，且与《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及《商品鸭运输合同》约定的内容相悖。首先，根据安泰公司与于佳鑫签订的《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于佳鑫系向愿意接受其劳务服务的养殖户提供装车服务，劳务费用由养殖户承担，由养殖户按于佳鑫实际抓捕、装车交售的实际只数直接结算，即被申请人毛兴生作为养殖户，自愿接受于佳鑫及其组织的人员为其提供劳务服务，故即使于佳鑫组织的人员确系于海祥在提供劳务服务过程中发生事故属实，与安泰公司亦无关系，对此该合同第六条及第七条己明确约定，即在为养殖户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则于佳鑫自行承担，与安泰公司无关。合同第九条亦约定，安泰公司与于佳鑫是经济上的合同关系，不是于佳鑫为安泰公司提供劳务服务，双方不具有《劳动法》等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安泰公司只是通过签订合同，对于佳鑫为养殖户提供劳务进行统一定价，并不是于佳鑫为安泰公司提供劳务服务，于佳鑫在养殖户同意自愿接受其劳务服务后，与养殖户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安泰公司与于佳鑫及其组织的人员，不存在劳务关系。另外，安泰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与于佳鑫签订《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10月31日，而高某丈夫于海祥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9年1月9日，此时安泰公司与于佳鑫签订的上述合同早己到期，从事故时间上看，与安泰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安泰公司与于佳鑫和李宝瑞的抓鸭劳务队不是基于投资或签订劳动合同产生的从属、隶属关系，双方均属于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安泰公司既无全面监管于佳鑫和李宝瑞的抓鸭劳务队的权力，亦无全面监管的义务。其次，塞飞亚公司只是与李吉军签订了《商品鸭运输合同》，由李吉军自备车辆负责养殖户出栏商品鸭的运输，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6项约定，车辆在商品鸭回收运输中发生的一切车辆损失和人身伤亡事故，均由李吉军自行负责，塞飞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据上，不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塞飞亚公司与死者于海祥没有任何关系，从运输合同的约定看，塞飞亚公司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塞飞亚公司在养殖阶段，向养殖户有偿提供鸭雏、饲料、兽药，属于卖方，养殖户属于买方，在养殖户出栏的商品鸭在到塞飞亚公司冷冻加工厂屠宰、加工结算之前，出栏商品鸭的所有权属于养殖户，塞飞亚公司与养殖户的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养殖户是卖方，塞飞亚公司是买方和收货人，故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标的物在交付之前，出现的货物损失及运输意外，均与作为收货人和买方的塞飞亚公司无关。同时，《合同法》关于运输合同的第十七章共计三十三条的规定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要求托运人或收货人、买方对承运人负有全面监管义务，也并非是塞飞亚公司与承运人李吉军签订的《商品鸭运输合同》中的随附义务，根据我国民法的基本理论，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法律明文规定和合同约定为限，法律无明文规定和合同当事人无明确约定的事项，对合同当事人无约束力，一、二审判决认定作为收货人的塞飞亚公司未能履行全面监管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超越立法权限，擅自扩大、曲解司法解释和违法要求，另外，《商品鸭运输合同》执行期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而高某丈夫于海祥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9年1月9日，此时塞飞亚公司与李吉军签订的上述合同早已到期，故从事故时间上看，于海祥发生事故与塞飞亚公司亦没有任何关系。据上，即使2019年1月9日于海祥在为养殖户提供劳务时发生事故属实，但从事故发生时间及《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及《商品鸭运输合同》的约定来看，均与二再审申请人没有任何关系，一、二审判决二再审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不但从事故发生时间上看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与合同约定的内容相悖。二、一、二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死者于海祥死因的情况下，认定再审申请人对于海祥的死亡负有责任，并按40%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在装卸成品鸭过程中，因运输的车辆上有冰，于海祥滑倒不幸死亡，该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审庭审中法庭调查，于海祥并不是因车上有冰滑倒，而是在装卸过程中不知原因的突然晕倒，且在晕倒后并没有死亡，而是事后在由救护车运送至医院抢救的路上死亡的。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于海祥的死因错误。另外，退言之，即使于海祥在装卸过程中不慎摔倒，按照常识来讲，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不可能因为摔一跤而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再审申请人有理由相信，于海祥的死亡是由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一、二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死者于海祥死因的情况下，认定再审申请人对于海祥的死亡负有责任，并按40%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包括二审另一上诉人李吉军）对于海祥的死因有异议，但就死者是何原因死亡未能举证证实，不但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再审申请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死者于海祥的遗体通过司法证据保全。以伺在二审阶段通过司法鉴定进行解剖，查明于海祥的真正死因，明确各方的责任，但并未得到一审法院准许，故一、二审判决程序错误，现又要求再审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实属“强人所难”。且一审判决送达后，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于2019年4月23日迅速将死者于海祥遗体火化，导致证据彻底灭失、不可逆转的后果，属于证据不足和举证不能。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法律关系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被申请人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李吉军申请再审称，1、撤销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4民终2749号民事判决；2、撤销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民初554号民事判决；3、驳回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未予查明案件事实，在死者于海祥的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死者于海祥在装卸成品鸭的过程中，因车上有冰滑倒不幸死亡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没有人看到其滑倒，该认定实属主观臆断。无论于海祥是因什么原因导致死亡，都应由证据证实，而不能靠推断认定。且按常理分析，健康之人不可能因滑倒而导致死亡。事实上于海祥是在装卸过程中不知原因的突然晕倒，且晕倒后并没有死亡，而是事后在由救护车运往医院途中死亡的。第二，二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虽然对于海祥的死因提出异议，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死因。对此，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显然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该举证责任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一审中再审申请人（包括一审被告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均申请对死者于海祥遗体进行证据保全，以便通过司法鉴定查明死因。然而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二审期间被申请人又擅自将于海祥遗体火化，导致永远无法查明死因结果。被申请人应当承担案件事实不能查明的法律责任及后果。二、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对车上的安全隐患未尽到提示义务，判令承担10%的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不论不能证明死者是因滑倒而导致死亡，即使按被申请人诉求而言，其所述亦不符合常理。第一，死者作为装卸成品鸭人员，很清楚车上会有些许鸭便，再审申请人没有时时提醒的义务。第二，装成品鸭时车辆处于停止状态，并非处于行驶中，因此，再审申请人也没有保障死者安全的责任。三、我的车有国家承认的运输资质。在2020年4月9日，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李宝瑞的抓鸭队在抓鸭过程中，突然晕倒了，死了一人，这个工作的重体力工作，非常累，一般人顶不下来。综上，原审判决未予查明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故依法申请再审，请求如前，请依法裁判。高某、于建伟、于某辩称，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确定相关各方的责任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一、二审对焦点问题均进行了查证和正确的确认。一、本案中于海祥死因问题。答辩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明于海祥因外伤于2019年1月9日死亡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实了于海祥死亡的原因，且该证明书系有资质的宁城县医院出具，具备真实性、合法性。结合公安机关对当时与于海祥一起抓鸭的工作人员高玉山、于文贵进行的询问，两人均证实事故发生在车上，另外李吉军也认可存在用开水冲洗车厢的情形，故车厢结冰变滑，容易摔倒系客观事实。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于海祥确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摔伤致死。故再审申请人提出的于海祥死因不明的观点不能成立。二、关于各方的责任承担比例。1、李吉军作为车辆承运人，未能及时有效排除车上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存有过错，法院判定由其承担l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2、于佳鑫作为装鸭的召集人，在装鸭过程中未对装鸭人员进行安全提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相应的过错，法院判令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3、作为本案劳务成果的享有者，塞飞亚公司及安泰公司称与李吉军、于佳鑫均签有合同，无论合同是否真实、是否有效，其系合同双方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对答辩人并无约束力。而塞飞亚公司及安泰公司但未能全面履行抓鸭、装鸭过程中的安全监督和管理职责，且选任的李吉军提供的运输车辆无运输资质，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中存有过错。故一审判定由其共同承担40%的责任比例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请再审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于佳鑫辩称，原审法院案件定性错误，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认定于海祥为谁提供劳务，工资由谁支付。于海祥和于佳鑫都是抓鸭子队成员，于海祥提供的是劳务，于佳鑫提供的是捕捉工具，他们工资是由养殖户统一给抓鸭子队，再由抓鸭子队平分给每个成员，于佳鑫并没有多余的收益。于海祥在运输鸭子的车上摔倒，到底是不是其死亡的原因原审并未查明。是由于摔倒死亡还是由于疾病死亡，原审判决并没有给出准确责任。2、于佳鑫没有承担赔偿的义务。根据原审判决，于佳鑫是因为没有尽到安保义务而承担责任。在抓鸭子过程中，于佳鑫没有安保义务，从法律上讲，安保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或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场所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进行的保障义务。于佳鑫作为抓鸭子队的成员为养殖户抓鸭子，场所并不是于佳鑫的经营场所，抓鸭子队的成员并不受于佳鑫的指挥，于佳鑫也不为其支付劳动报酬。总之，于佳鑫没有法律上的安保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毛兴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毛兴生在本次案件中没有责任。毛兴生仅为再审申请人二公司养殖成品鸭，鸭子长成后由赛飞亚公司回收。在回收过程中，虽然由毛兴生支付抓鸭费，但是在抓鸭子之后也是由赛飞亚公司支付给毛兴生抓鸭费，毛兴生只是垫付行为，运输及抓鸭费与毛兴生无关。2、再审申请人称赔偿比例过高及毛兴生向养殖户提供劳务，再审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整个抓鸭捕捉的过程与毛兴生无关。于佳鑫与安泰公司签订了合同，足以证明于佳鑫与安泰公司负责抓鸭，并不是由毛兴生负责抓鸭。再审申请人认为受害人于海祥是为毛兴生抓鸭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从成立，请求再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对答辩人的部分请求予以驳回。李宝瑞未到庭，未发表答辩意见。高某、于建伟、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高某已故丈夫于海祥死亡赔偿金713400元，丧葬补助金3384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137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96862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佳鑫于2017年11月1日与被告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2015年12月1日，被告李吉军与被告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鸭运输合同》。2019年1月9日，原告高某丈夫于海祥（已去世）等人，依据被告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商品鸭出栏计划表，前往建平县太平庄乡毛家窝铺村被告毛兴生家装商品鸭，在装卸成品鸭过程中，因车上有冰，原告滑倒不幸死亡。于海祥死亡损害赔偿金额为：死亡赔偿金251680元、丧葬费33846、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于海祥长女于某2011年4月7日出生，其抚养费为50336元（12584元×8年÷2人）；于海祥母亲张桂花1939年6月9日出生，名下有四名子女，其扶养费为15730元（12584元×5年÷4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总计为401592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四原告与死者于海祥均系农村居民。一审判决：一、被告于佳鑫赔偿原告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401592元的30%即120477.60元；二、被告李吉军赔偿原告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401592元的10%即40159.20元；三、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高某、于建伟、于某、张桂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401592元的40%即160636.80元；四、驳回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1-3项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付清。塞飞亚公司、安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李吉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于佳鑫与安泰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其进行商品鸭的捕捉、装车劳务工作，现其所召集的人员在从事该劳务过程中身亡，于佳鑫作为召集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相应过错，一审法院判定由其承担3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当时一起参与抓鸭的工作人员高玉山、于文贵进行了询问，两人均证实事故发生在车上，另外上诉人李吉军亦认可存在用开水冲洗车厢的情形，故上诉人李吉军作为车辆承运人，未能及时有效排除车上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一审法院判定由其承担1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上诉人塞飞亚公司及安泰公司虽与李吉军、于佳鑫均签有合同，但未能全面履行安全监督和管理职责，一审判定由其共同承担40%的责任比例亦无不当；死者于海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作过程中对自身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对此应由其自己承担20%的责任比例。三上诉人对于海祥的死因有异议，但就死者是何原因死亡未能举证证实，现通过当时一起抓鸭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死亡证明书能够证实上诉人因外伤死亡，因此三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塞飞亚公司、安泰公司、李吉军向法庭递交新证据如下：证据名称：营业执照一份。予以证明：李吉军不但有营运证还有营业执照，可以证实李吉军具备合法的运输资质。营运证应该由李吉军提供。高某、于建伟、于某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这份证据显示的经营者是李素花，并非李吉军。于佳鑫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毛兴生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营业执照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上述新证据认证如下：因营业执照的营运人并非李吉军，故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张桂花已于2020年1月28日死亡，其合法继承人于海红、于海英、于海河均书面表示放弃遗产继承份额，同意由高某、于建伟、于某继承。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直接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于佳鑫于2017年11月1日与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鸭出栏捕捉、装车劳务服务管理合同》，2015年12月1日，李吉军与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鸭运输合同》。李吉军作为车辆承运人，未能及时有效排除车上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存在着过错，原审法院要求其承担1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赤峰安泰清洁肉鸭养殖有限公司与李吉军、于佳鑫均签有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其未尽到安全监督和管理职责，一审判定其共同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虽对于海祥的死因持有异议，但是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此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内04民终274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霞审判员 乌 江审判员 高海霞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马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