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1，男，195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2，男，196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某，北京京师（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某，女，195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系邓孚洛的配偶。原审第三人：邓某1，男，197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系邓孚洛的大儿子。原审第三人：邓某2，男，198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系邓孚洛的二儿子。原审第三人：邓某3，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系邓孚洛的三儿子。原审第三人：邓某4，女，197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系邓孚洛的女儿。以上五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某，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某1与被上诉人林某2及原审第三人邓孚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民初3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讼中，原审第三人邓孚洛于2019年12月5日死亡，其第一顺位继承人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追加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作为原审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7民初355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林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林某2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之间出卖土地的行为应属委托销售行为,一审判决基于《协定书》认定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之间对涉案土地的出卖是合作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2004年4月1日,林某1在与张玉光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依约分别于2004年10月19日支付土地款10万元、2004年12月12日支付土地款100万元、2005年2月2日支付土地款15万元、2005年8月13日支付50万元,林某1全额向张光玉支付了共计195万元土地款,并已实际取得了位于××道宗地编号为3-22-133土地中的3256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2005年4月3日,林某1与陈金真等14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林某1持有的海口市国有(籍)字第Q1072号项下2589.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陈金真等14人,剩余619.72平方米作为公共道路。林某1将土地转让给陈金真等14人系通过林某2、邓孚洛的介绍,将3256亩土地中的2589.87亩分割成14块出卖给林某2、邓孚洛的亲友,并代为收取购地款。2005年7月25日,陈金真等14人按2589.87平方米土地面积缴清相关费用,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至此案涉土地的买卖行为已全部完成。直至2005年11月8日,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才签订《协定书》,三方虽对土地买卖事务获得的利益及亏损份额进行约定,但三方早已在该协议签订之前已完成了所有的利益分配,即三方已履行完全部土地出卖相关事务,该《协定书》至始未予履行。故一审法院基于未履行的《协定书》认定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之间对涉案土地的出卖是合作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之间签订的《协定书》仅对三方的土地买卖事务获得的利益及亏损份额进行约定,并不涉及林某2与邓孚洛需要向林某1支付合作款或购地款的认定存在错误,且林某2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三方基于该《协定书》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协定书》中明确约定的是“三人共同买卖”,也即是先有“共同买”后有“共同卖”,林某2与邓孚洛先履行购买义务,方是该《协定书》存在的基础。而在该《协定书》签订之前,林某1已单方完成了案涉土地的购买行为,如林某2与邓孚洛需按《协定书》约定的股份分配利润,则理应先完成向林某1支付购地成本的支付义务,方可享受后续按股份分红的权利,因此《协定书》中包含了林某2与邓孚洛应向林某1支付购地款的约定,且林某2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三方基于该协定书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三、一审法院认定林某2依据《协定书》针对14个生效判决确定的林某1享有的对619.72平方米土地在14个案中包括林某2在内的土地购买人所对应分摊的相应面积土地的征收补偿款50%份额中的25%应属事实认定错误且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协定书》中约定的土地出卖事务已在《协定书》签订之前以委托销售的方式完成,14个买受人已在《协定书》签订之前完成了土地购买的全部流程，林某1与林某2、邓孚洛在此之后所签订的《协定书》已不具有对案涉土地权属处置进行约定的权利,且《协定书》当中除了买卖行为之外也并无任何关于土地权属分配的约定及对应公摊面积分配问题的约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在转让给14个买受人之前始终归属于林某1所有,案涉土地在转让之前并未登记在林某2及邓孚洛名下,林某1所享有的619.72平方米征收补偿款50%的份额是基于林某1仍为619.72平方米公共道路用地使用权人。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协定书》确定林某2享有林某1作为案涉土地原使用权人所享有的补偿款份额应属事实认定错误且林某2及邓孚洛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可享有619.72平方米征收补偿款50%份额中的任何份额。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的情形,侵害了林某1的合法权益。故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依法予以撤销,改判驳回林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林某2辩称，一、林某2、邓孚洛、林某1就涉案土地系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判定正确。2004年，林某2、邓孚洛、林某1共同买卖海口市龙昆南路道客村的5283.58平方米土地中的3256平方米土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未避免麻烦，经三人协商一致将3256平方米土地登记在被告林某1名下。随后，林某2等三人将上述3256平方米土地分割成14小块进行出售，林某2也为此出资27万元购买了其中一块面积为213.0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因当时三人买卖涉案土地时资金不足，于是三人便商量先找到买家，收取定金后，再支付涉案土地的土地款，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先开定金收据，之后再补签合同的原因。2005年11月8日，林某2、邓孚洛、林某1办理完上述14户的土地转让后，为明确各自的份额和防止今后的纠纷，三人签订《协定书》，约定“由林某2、邓孚洛、林某1三人共同买卖位于××道土地一块，三人按股份分配，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林某21股，共为4股。买卖盈亏按股份负担，按股份分红，今后如有什么纠纷或款项问题，都有三人共同负责。”以上事实已经得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的确认，该生效判决书也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故林某2、邓孚洛、林某1系合作关系是本案确定的事实。二、林某2、邓孚洛、林某1签订的《协定书》合法有效。在本案中，林某2、邓孚洛和林某1均在《协定书》上签名并按手印，该《协定书》中约定的内容清楚，标的清晰，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虽然涉案土地曾登记在林某1名下，但这不能说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因为三人当时在合作买卖涉案土地时，就已经约定共同合作，并且分工明确，即以林某1的名义购买并办理相关手续，由邓孚洛去操办土地出售和土地变更过户事宜，由林某2规划分割土地并寻找买家，而且三人当时并没有打算用自己的钱出资，而是先对外进行宣传出售土地，然后再拿买主的钱向张玉光缴纳土地款，类似于“做个中间人，转一手赚个差价”，所以，当时实际出资的人只有林某2，因为林某2同时作为土地的买主，当时已向林某1和邓孚洛出资27万元，用做向张玉光缴纳的第一笔土地款。直至2005年11月8日，三人将涉案土地全部转移给14户买主后，为了防止今后的纠纷，才决定将当时的口头约定形成书面的协议，于是便有了《协定书》。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可知，虽然《协定书》签订的时间靠后，但三人已经根据《协定书》对当时的收益进行分配，且林某1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完全清楚在《协定书》上签字按手印意味着对合作行为的追认，其现在又完全不承认《协定书》的效力，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是不诚信诉讼的体现。既然林某1不认可《协定书》的效力，一会主张林某2和邓孚洛是受其委托，为其打工，一会又说协议因我方未付款而履行，说法前后矛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林某1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即使林某2和邓孚洛虽然没有进行登记，但不意味着其放弃土地的权属，且不论从事实还是从法律规定来说，《协定书》均是合法有效的，林某2有权依据《协定书》享有涉案土地补偿款的相应份额，一审法院对此判定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以保障林某2的合法权益。三、林某1在上诉状中提到因涉案土地产生纠纷都是林某1一人来面对，邓孚洛和林某2都没有共同参与，这个说法是不属实的，因为这619平方米一开始与相关国土部门产生纠纷的时候林某2和邓孚洛两人都曾到拆迁部门及国土部门反馈情况。但是后来没有跟林某1达成一致共同向法院起诉，就是因为林某1不认可《协定书》当中的合伙事实，自己想要一个人独吞619平方米的补偿款，在这种情况下林某2和邓孚洛两个人只能单独提起诉讼。最早的一次起诉就是林某12017年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案号是（2017）琼0107行初2号。在这个案件中，邓孚洛和林某2都是积极参与诉讼的。从这个事实可以说明邓孚洛和林某2从来没有放弃对涉案土地的权益，并且已经积极地表态其对涉案土地享有相应的份额和权益，因此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林某1的上诉请求。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述称，一、林某1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1、涉案土地在购买与出让过程中虽然使用林某1个人名义，但土地来源于林某1、邓孚洛、林某2三方合作所得。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属于对外行为，合作属于三方内部行为，即三方以林某1名义对外购买与出让土地。现林某1脱离三方合作的基本事实，主张单独享有土地权益的事由不能成立。2、林某1陈述单独支付土地价款给陈玉光不是事实。涉案土地向陈玉光购买时，其土地价款均是收取14位购买方支付的价款后才转付给陈玉光。3、涉案土地与14位购买方发生争议时，均是三方一起共同讨论对策，后来，林某1想独占权益，不同意将相关材料交出（因为是以其名义，材料在其手上），避开邓孚洛、林某2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直到林某1诉14位购买方，法院通知邓孚洛、林某2参与诉讼后，邓孚洛、林某2才得知相关的诉讼事项。但林某1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不承认三方有合作行为，故林某1在上诉状中以邓孚洛未承担原案诉讼费为由，主张土地权益单独所有的诉求，明显不能成立。至于林某1与14位购买方诉讼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属于三方结算盈亏的范围，但不能作为权益争议的抗辩理由。二、三方签订的《协定书》属有效合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判决维持原判。1、2005年11月8日，邓孚洛、林某1、林某2签订《协定书》约定：“由林某1、邓孚洛、林某2三人共同买卖位于××道土地一块，三人按股份分配，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林某21股，共4股。买卖盈亏按股份负担，按股份分红，今后如有什么纠纷或款项问题，都有三人共同负责”。协定书签订的前提为在于涉案土地出让全部事务处理完毕后，由于三方合作事项均以林某1名义对外实施，林某1担心日后与14位购买方发生纠纷，要求三方签订协议，以确认三方合作、共同享有权益、共负盈亏的事实。该协定书也是对合作事务进行事后确认，若今后发生争议，则以协定书约定执行，涉案土地权益归三方按份共有。2、邓孚洛、林某1、林某2共同购买涉案土地并转让的事实，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7民初3766-3779号《民事判决书》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民终862-873、1212、201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确认：2004年12月14日，邓孚洛、林某2将上述3256平方米的土地分割成14小块，共同转让给吴启新等14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本案应予以采纳，并确认林某1名义取得的争议土地征收补偿款权益归三方按份所有。综上，邓孚洛、林某1、林某2三方签订的《协定书》内容，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合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林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林某2与林某1、邓孚洛签订的《协定书》合法有效；2、判令林某1所享有的位于海口市××道的D1-D14征收编号范围内619.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林某2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林敬勇和黄丽珍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梁其七所对应分摊的25.848平方米土地、王桂兰所对应分摊的50.987平方米土地、梁进程所对应分摊的25.747平方米土地、梁桂琼所对应分摊的48.274平方米土地、李桂珍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杜海漫所对应分摊的52.475平方米土地、何丽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梁卫富所对应分摊的29.322平方米土地、吴启新所对应分摊的29.526平方米土地、王贤新所对应分摊的51.193平方米土地、陈金真、陈崇山和陈崇兴所对应分摊的51.406平方米土地、梁其兴所对应分摊的50.987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中的四分之一股（共为四股，四分之一股即为25%）征地补偿款为林某2所有（价值约为人民币100万元，最终以海口市琼山区棚改区改造指挥部确定的金额为准）；3、诉讼费用全部由林某1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涉案的土地位于海口市××道，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经二审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民终862-873号、1212、2010号共14个生效判决认定以下主要事实：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30日作出（2004）美执字第6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位于海口市××道的5283.58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给张玉光、林某1，所得款项用于抵偿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所欠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甸支行的相应债务。2004年4月1日，林某1与张玉光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林某1拥有5283.58平方米中的325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张玉光拥有2027.5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所有建筑物。2005年7月19日，张玉光、林某1在海南省海口市税务局按5283.58平方米土地面积缴清相关费用。2005年11月8日，林某1、邓孚洛、林某2签订《协定书》，约定“由林某1、邓孚洛、林某2三人共同买卖位于××道土地一块，三人按股份分配，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林某21股，共为4股。买卖盈亏按股份负担，按股份分红，今后如有什么纠纷或款项问题，都有三人共同负责。”2004年，林某1、邓孚洛、林某2将上述3256平方米的土地分割成14小块地，林某2出资27万元购买了其中一块面积为213.0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005年4月3日，为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林某1与包括林某2在内的14位土地买受人共同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同日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受让申请书》，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2005年3月28日，林某1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主要内容为“现我已将该3209.59平方米土地中的2589.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王贤新等十四人，所剩余的619.72平方米我同意作为大家的道路等公共用地，并不再主张该619.72平方米土地的权属登记发证。”2005年7月25日，包括林某2在内的14位土地买受人按2589.87平方米土地面积缴清相关费用，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向林某2核发了海口市国用（2005）第0027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证登记的使用权面积为3209.59平方米，其中分摊面积为213.09平方米，另外，该证“记事”栏载明“本宗地总面积3209.59平方米，其中王贤新分摊213.94平方米，梁进程分摊107.6平方米，梁其七分摊108.02平方米，梁卫富分摊122.54平方米，吴启新分摊123.39平方米，梁桂琼分摊201.74平方米，林某2分摊213.09平方米，李桂珍分摊213.09平方米，刘光良分摊213.08平方米，王开茂分摊219.3平方米，王桂兰分摊213.08平方米，林敬勇分摊213.08平方米，何丽分摊213.09平方米，陈金真分摊214.83平方米。剩余619.72平方米作为公共道路分摊部分。”政府决定征收涉案619.72平方米土地之前，林某1对林某2等14户土地使用权人使用619.72平方米土地，未曾提出异议。2015年12月，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上述3209.59平方米土地属征收范围。2016年5月31日，针对琼山区改造指挥部的《关于土地权属有关问题咨询意见函》，琼山国土分局向该指挥部作出琼山土资字[2016]148号《关于土地权属有关问题的复函》，认定619.72平方米的公共道路用地使用权人仍为林某1。2016年6月13日，梁卫富等人向琼山区改造指挥部提交《关于不同意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对619.72平方米公共道路部分土地使用权归属所作处理意见的函》，其称“作为土地权益人，不同意国土局对619.72平方米公共道路部分土地使用权权属所作的处理意见，在争议解决之前，贵指挥部不能按照国土局的处理意见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支付给林某1”。……现林某1认为其享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记事栏记载的619.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包括林某2在内的14位土地买受人则认为619.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14位土地买受人共同共有，双方由此产生争议，林某1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林某2和邓孚洛在一审庭审中均表示其与林某1的纠纷，其再另案主张。以上该14个案一审法院均判决驳回林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2019）琼01民终862-873号、1212、2010号判决均按14个案土地购买人对应分摊的土地面积的不同作出类似的判决。如（2019）琼01民终862判决认为,现因情势发生变更，作为公共道路的619.72平方米土地已经被政府征收，该不动产物权已经转化为征收补偿款，从公平原则出发，并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对该公共道路用地的取得及使用情况等相关因素，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酌定将位于海口市××道的D1-D14征收编号范围内619.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林某2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50%归林某2所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为:位于海口市××道的D1-D14征收编号范围内619.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林某2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其他13个案判决的判项相对应的内容为：……林敬勇、黄丽珍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梁其七所对应分摊的25.848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王桂兰所对应分摊的50.987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梁进程所对应分摊的25.747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梁桂琼所对应分摊的48.274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李桂珍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杜海漫所对应分摊的52.475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何丽所对应分摊的50.989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梁卫富所对应分摊的29.322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吴启新所对应分摊的29.526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王贤新所对应分摊的51.193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陈金真、陈崇山、陈崇兴所对应分摊的51.406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梁其兴所对应分摊的50.987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50%归林某1所有。上述生效判决，对于涉案土地，关于邓孚洛、林某1、林某2共同参与的事实认定了：1、2004年，林某1、林某2、邓孚洛将上述3256平方米的土地分割成14小块地，林某2出资27万元购买了其中一块面积为213.0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2005年4月3日，为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林某1与包括林某2在内的14位土地买受人共同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3、2005年11月8日，林某1、邓孚洛、林某2签订《协定书》，约定“由林某1、邓孚洛、林某2三人共同买卖位于××道土地一块，三人按股份分配，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林某21股，共为4股。买卖盈亏按股份负担，按股份分红，今后如有什么纠纷或款项问题，都有三人共同负责”。本案一审进一步查明：在林某2、林某1、邓孚洛签订上述《协定书》前，2004年12月13日，林某2作为出让人，与上述土地购买人中的王桂兰、吴启新分别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将位于××道土地的一小块土地出卖给王桂兰、吴启新。一审庭审中，林某1主张与林某2、邓孚洛签订上述《协定书》的背景是：林某1通过向张玉光购买了涉案土地在内的3256㎡土地，所支付的全部购地款195万元是由林某1一人支付，该土地是林某1个人享有的权益。林某1后来委托林某2、邓孚洛对外卖给上述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而这些土地购买人多半是林某2、邓孚洛的朋友及亲戚，林某2才与这些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代林某1收取购地款。在林某2和邓孚洛主动提出与林某1合作的情况下，林某2和邓孚洛应该按照《协定书》当中所约定的股份比例即林某2需向林某1支付48.75万元，邓孚洛应向林某1支付73.125万元，才能基于《协定书》取得相应的权利。《协定书》虽然签订了，但是林某2、邓孚洛并没有按照《协定书》约定的比例向林某1支付过合作款，该协议从未履行。林某2、邓孚洛却认为2005年7月25日前，涉案的土地已全部过户给上述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林某1也收到了全部土地款，否则不会过户给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因此在2005年7月25日，林某2、林某1、邓孚洛三方合作的事项已履行完毕，协定书是对三方前面合作的事项确定下来，不存在履行义务，仅是对合作买卖土地确定利益的分配和亏损的负担。另，涉案的土地征收补偿工作至今尚未完成，前述14个案的征收补偿款数额尚未确定。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林某2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9）琼0107民初35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林某1所应分得的征收补偿款（道客村五里56号，征收编号为D1-D14，合计619.72㎡，林某1享有50%份额）中的110万元。后因征收工作尚未完成,征收补偿款数额未能确定,无法实际查封。一审法院又作出（2019）琼0107民初355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解除对上述征收补偿款110万元的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林某2、林某1、邓孚洛合作的过程是：林某1享有涉案的海口市××道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后，欲出售该块地，林某2也购买其中的一小块地。林某1为了顺利将该整块地出售，经林某2、林某1、邓孚洛共同协商，将涉案土地分成为14小块，由林某2、邓孚洛负责卖地给其二人的亲友即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并由其二人收取购地款。涉案土地出卖并办理土地权属登记过户给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后，2005年11月8日，林某2、林某1、邓孚洛对上述三人合作卖地所付出的劳动成果进行分配，签订了《协定书》，该协定书针对土地约定了其三人各自的份额，即林某21股，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三人按份额承担买卖盈亏。而后，因涉案土地面临被政府征收，对3256平方米的土地中的619.72平方米公共道路的权属及其征收补偿款，林某1以其名义对14个案的土地购买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一审诉讼。在一审的14个案诉讼中，林某2和邓孚洛均有参与诉讼并主张自己对涉案土地的权益。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林某2、林某1、邓孚洛签订的《协定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林某1对该协定书的合法、有效性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林某2、林某1、邓孚洛三方对涉案土地的出卖是合作关系。从该协定书的内容来看，该协定书仅对三方的土地买卖事务获得的利益及亏损份额进行约定，并不涉及林某2与邓孚洛需支付林某1合作款或购地款，故林某1主张林某2和邓孚洛需向其履行支付相应份额的合作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林某2现依据《协定书》针对14个生效判决确认的林某1享有的对619.72平方米土地在14个案中包括林某2在内的土地购买人所对应分摊的相应面积土地的征收补偿款50%份额，请求确认林某2享有其中的25%（1÷4），符合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又因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工作尚未完成，619.72平方米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数额尚未确定，故一审法院对林某2享有的征收补偿款数额亦无法确认，故对林某2请求确认征收补偿款价值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林某2与林某1、邓孚洛于2005年11月8日签订的《协定书》合法有效；二、林某1所有的、位于海口市××道的D1-D14征收编号范围内619.72平方米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的50%之中的25%的征收补偿款归林某2所有；三、驳回林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林某1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收取。二审期间，林某1、林某2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提交一份《交付土地出让金证明》，证明：当时向14个购地人中的梁进程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所出具的证明，本案三方当事人是合作关系。林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林某2认可该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无法确认真实性，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另，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向本院提交（2020）琼州证字第659号《公证书》，载明邓孚洛于2019年12月5日因心跳呼吸骤停在龙桥镇美任村死亡，其配偶梁某，大儿子邓某1、二儿子邓某2、三儿子邓某3、女儿邓某4，无其他子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据此查明梁某、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为邓孚洛的全部第一顺位继承人。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林某1认为其与林某2、邓孚洛系在销售完涉案土地后才签订《协定书》，故三方之间应是委托销售关系的意见。三方在《协定书》中约定的是“共同买卖”“按股份分配”，并未有委托销售的意思表示，林某1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有委托销售的事实，故林某1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林某1主张林某2、邓孚洛未提供证据证明按《协定书》约定向林某1支付购地成本，无权按股份分配利润的意见。林某1认可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是通过林某2、邓孚洛与14位土地买受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收取了土地款，而在此之后，林某1才与张玉光在海南省海口市税务局按5283.58平方米土地面积缴清相关费用。因此，林某2、邓孚洛称三方是在收取了土地买受人的土地款之后，才用该土地款以林某1的名义支付了5283.58平方米土地相关费用的意见，与前述事实经过相符，也与《协定书》的内容相符，本院予以认可。《协定书》仅约定林某1、林某2、邓孚洛共同买卖涉案土地，并未约定购买涉案土地的成本需由林某2和邓孚洛向林某1支付，而事实上，购地成本已通过收取14位土地买受人支付的土地款而实现，因此，林某1的上述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林某1主张涉案土地使用权在转让给14位土地买受人之前始终归其所有，转让后林某2、邓孚洛不再享有权利的意见。《协定书》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三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林某2、林某1和邓孚洛三方对涉案土地的买卖是合作关系，故应按照《协定书》约定的份额认定在涉案土地被出售给14位买受人之前，三人分别对涉案土地享有的权益，即林某21股，林某11.5股，邓孚洛1.5股。因此，林某1主张涉案土地仅归其一人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38.00元，由林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志勇审判员 廖端明审判员 范 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 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