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再1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上诉人):杨青志，男，195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宁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作霖，内蒙古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淑英，内蒙古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被上诉人):杨青松，男，197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万起，宁城县天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杨青志因与被申请人杨青松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内04民终2758号民事判决及宁城县人民法院（2018）内0424民初6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内04民申490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杨青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作霖、马淑英，被申请人杨青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万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杨青志申请再审称，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4民终2758号民事判决及宁城县人民法院(2018)内024民初字665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发还重审后的一审时，在被申请人没有完成与申请人共同出资购买交警队楼房及院落的举证责任，没有遵循民诉法所设立的证人保证制度和出庭作证的原则下，错误的将诉讼前再审申请人向宁城县天义街道办事处写的《调解申请书》作为诉讼活动中的自认，利用推理的方式，硬性将申请人提供的合法证据，能证明原交警队楼房及院落不是购买的证据予以排除。主要表现如下：发还后，被申请人一审作为原告的诉讼地位，在诉状中其主张分得近二百余万元的诉讼理由是“2005年12月30日与申请人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出资购买原五间房交警队楼房及院落。”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所确立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申请人应提供与申请人存在共同出资购买宁城县公安局原五间房交警队楼房及院落的证据，以证明案涉财产系通过购买取得的法律关系。而被申请人作为一审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是2018年5月4日，申请再人写给铁西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申请书，该份调解申请书所反映出的“我花80万元”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一、二审审法院判决书对于金额为447000元认定为出资不仅违法，也有悖于常理。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二，是杨某1、杨某2、杨某3在公证处做的证言；其内容是听说被申请人和申请人合伙购买交警队的楼房和院落；杨某1、杨某2、杨某3没有出庭作证。公正处公正的内容仪是证言系本人所述不能证实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依据民诉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杨某2、杨某1、杨某3没出庭，其证言不应当采信。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三，是被申请人于2005年Il月29日汇款20万元的凭条。以上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共同出资购买交警队楼房及院落。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是：一、2005年6月10日宁城县建筑有限公司与宁城县公安局于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宁城县公安局用原五间房交警队楼房及院落抵顶新建交警队楼房的土建工程款；该份证据直接否定了被申请入主张的原五间房交警队楼房及院落是通过购买取得的诉讼理由。二、2005年11月28日拍卖中标通知书，申请人中标，证明了履行《建设施工合同》抵顶工程款的约定，是通过招标形式完成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11月28日，而不是被申请人诉状所称的2005年12月30日。同时证明被申请人汇给申请人20万元时，以五间房交警队旧址抵顶工程款事宜已处于完成状态。被申请人的20万元不是购买原交警队楼房及院落的出资。三、宁城县交警队出具的财务手续及时任交警队大队长姜国有的注明。证明申请人并没有实际缴款。以证明了被申请人所称的是由其和再审申请人共同购买的诉称是编造的。四、宁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档案保存的被申请人的个体户工商登记资料。登记时间是2011年1月4日。其中有被申请人租赁申请人案涉楼房的合同。说明了在被申请人所称的2005年12月30日达成口头协议后的6年后，其仍然以房客的身份租赁申请人的房屋开设宾馆。证明2011年时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尚没有共同出资购买案涉财产的事实。五、宁城县房产管理所档案保存的被申请人与其妻子共同与杨海峰和杨海峰的妻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签约时间是2008年6月3日。该证据证明了再审申请人给被申请人买住宅楼房不是2010年，而是在2007年。被申请人谎称2010年的目的是为了呼应2010年第一次拆迁补偿给其买的房，属于其应得的分配份额。二审判决生效后，申请人依法申请调取了天义铁西街道办事处的调解档案材料，被申请人原一审提供的《调解申请书》是由宁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戴秀君非法调取。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被申请人的诉讼案件性质不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而且当时尚未发生诉讼，是戴秀君调取了申请人提供给调解委员会的申请书，而当时调解委员会尚未找被申请人调解。而且，戴秀君调取该证据是没有提供被申请人的委托手续，即调取证据违法，故此再审申请人到的调解档案资料应属新证据；杨某1、杨某2书写的证明，证实被申请人在达成《协议书》时，被申请人也曾主张本案的拆迁补偿款，申请人不同意，并不与其签订《协议书》，是其不在主张补偿款的情形下，才签订的《协议书》，杨某1、用清明出证时间是2019年9月21日。杨某1的录音光盘一份，证明杨某1不再同意将其对再审申请人的债权转让给被申请人，该笔债权不属于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原一、二审法院判决采信的主要证据是《人民调解申请书》，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时无需举证证明。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原一、二审法院却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再审申请人诉讼前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申请确认为自认。尤其是一审法院已查明申请人是在2005年6月10日，宁城县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宁城县公安局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将交警队坐落在五间房社区的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作价74.0072万元抵顶工程款的事实后，仍然还将原五间房交警队的楼房认定为共同出资购买。更严重的违反了民诉法的司法解释规定。同时原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和《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五十条的规定。尤其是原一、二审法院，为了维护被申请人的诉请，将申请再审《人调解申请书》明确写明的双方经济往来情况，不考虑上诉人给被申请人的钱，只依职权将2005年至2017年长达12年的债务转移等均认定为被申请人的出资。一审法院对于再审申请人的个人财产，不顾法律的规定，强行认定为共有财产，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杨青松辩称，一、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正确。一审法院判决采信了再审申请人的自书的《人民调解申请书》及附件的内容和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签订的《2014年补偿收益分配协议书》、宁城县公证处于2018年6月4日作出的(2018)宁证字第360号赵月经公正的书证、(2018)宁证字第318号杨某1经公正的书证、(2018)宁证字第319号杨某3经公正的书证、(2018)宁证字第317号杨某2经公正的书证和以及楼房安置清算明细单等相关证据，属于采信证据正确，因为人民调解申请书及三页附件内容是再审申请人自书出具的证据，除部分内容和时间不真实外，均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现状。收益分配协议书是双方于2017年签订的，约定双方平均分割12套楼房及两个车库的约定。如果不是合伙共同出资购买老交警队的楼房及其他附属物，双方就不会平均分割该财产。另外，四份公证书证，除赵月外均是亲兄弟姊妹关系，兄弟之间因为亲情关系均参与过调解，涉讼前证人奈于无法面对，才到公证处书写的证词。尤其是杨某2的证词中，附有受再审申请人旨意进行抄写双方投资记账的手抄件。因此，该手抄件应该是真实，杨某2不可能偏向哥哥去伤害弟弟，更不可能去偏向弟弟去伤害哥哥，因此，兄弟姊妹之间的证词是有效的证据。证人与双方的利害关系相同，因此，证人居中作证是不会做伪证的。一、二审法院采信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事实是正确的：“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双方按照各50%的比例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地产的意思表示明确，且已经依约出资，双方的自然人合伙民事法律关系已经有效成立；双方的第一次拆迁补偿款已在原、被告之间以近于均等的方式全部分配完毕，第二次拆迁发放的实物安置补偿中除一套商厅以外的12套住宅楼房也已经在两人之间均等分配，由上述行为可以进一步确定，原、被告对于合伙财产享有均等的份额”的认定是正确的。再审申请人实际履约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合伙购买老交警队，并进行平均分配。该行为胜过任何证据。再审申请人杨青志在再审申请中仍然主张杨青松汇给再审申请人杨青志的20万元是杨青松的妻子找杨青志，唯恐杨青松在外因耍钱输掉20万元，才要求再审申请人杨青志将20万元给保管起来。再审申请人对此观点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而恰恰再审申请人的人民调解申请书附页中明确注明“杨汇给买交警队用20万元”的内容，足以否定再审申请入主张。也充分证明共同合伙投资共同购买的老交警队房屋及院落。再审申请人又主张2007年用杨青松汇款20万元，又添18万元为杨青松购买建筑大厦楼房一套。再审申请人的观点仍然不符合常理，且时间错误。假如杨青松家需要买楼，也没有必要由再审申请人用保管杨青松的钱为杨青松购买，杨青松是成年人，自己完全能够决定或者选择是否购买楼房，购买哪的楼房均无需他人决定。再审申请人为杨青松购买的楼房的交款时间是2010年4月25日，2010年5月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这一点事实，在人民调解申请书附页中记载“给杨青松买楼38万，用拆迁款支付”一致。再审申请人主张协议书是在胁迫的情况下所签，人民调解申请书是为有效阻止杨青松耍钱谎称，“我花80万元买交警队的院落，你给我40万元我给你一半”。但是在人民调解协议第一条：“05年我花80万元买交警队，我说你出40万元我给你一半”。这是再审申请人寻求调解时的调解内容之一。并非是有效阻止杨青松耍钱。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再审申请人以多个理由主张权利，前后说法不一，又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只有一个符合常规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是共同合伙购买交警队的楼房及院落。故一审法院判决依据自认的证据认定合伙关系成立正确。二、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在申请中主张：“该份调解书反映出我花80万元的内容不真实。理由，一是交警队的房屋及院落是用工程款抵付的，不是花钱买的，二是2007年买的杨海峰的楼房，有杨海峰的收据为证”。而恰恰杨青松有2010年4月25日杨海峰为其出具的收据及2010年5月5日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足以否定再审申请人的观点。可见，再审申请人提供的2007年杨海峰出具的收据是伪造的，不是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为杨青松购买的楼房不是用拆迁款购买。相反，再审申请人在人民调解申请书中已经明确注明是“给杨青松买楼38万元用拆迁款支付”。如今反言称2007年用保管的20万元钱，又添18万元购买，理由何在。前面已经说明该问题不在赘述。再审申请人以2004年至2017年的金钱往来，认定为合伙投资实属荒唐。2005年度杨青松包括汇款和前期为再审申请人垫付其他款，已经完成32万元。资金往来抵顶投资款属于正常交易，也是双方的约定，当时再审申请人只要求付20万元即可，余款另行结算。人民调解申请书及附件属于再审申请人的自认事实。再审申请人在2018年7月9日第一次庭审中已经认可对“人民调解申请书及附页全部是我出具的，内容属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由此可见，杨青松无需再举证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及投资的其他证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及在法庭上的辩解理由不能对抗自认证据。自认证据足以否定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故请求再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一、二审判决。杨青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分割拆迁补偿款3668030元，杨青松分得1834015元；2、分割天义镇新宁家园9号楼连体门面房，价值251685元，杨青松分得125842.50元；3、分割天义镇新宁家园9号楼地下室，杨青松分得差价款41694元；4、分割新宁家园2号楼2单元地下室，杨青松分得16236元。开庭审理过程中，杨青松表示放弃第四项诉讼请求，即关于新宁家园2号楼2单元地下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杨青松、杨青志系同胞兄弟关系。2005年6月10日，宁城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宁城县公安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包人宁城县公安局将交警大队坐落在五间房社区的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作价74.0072万元折抵土建工程款，承包人宁城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得拒绝，相关工程由杨青志具体施工。2、2005年11月28日，在内蒙古广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宁城分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杨青志以80.6820万元（含拍卖佣金15820元）的价款，竞得宁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旧址的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2005年12月8日，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杨青志出具交款79.1万元的单据。3、在竞买交警大队办公旧址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前，杨青志与杨青松约定双方各出资40万元。杨青松于拍卖涉案房地产成交次日即2005年11月29日汇给杨青志20万元，其余出资以双方往来款抵顶，合计出资44.70万元。4、竞买涉案房地产成交后，杨青松、杨青志共同出资对涉案院落房屋进行后续建设，增添了部分临时建筑，其中杨青松出资约107880元（不含清单中列出的麻将机款、电视机款），杨青志出资约107170元。5、2010年度，因修路所需对涉案部分房地产进行拆迁，共给付拆迁补偿费78万元，杨青志收取补偿款后支付38万元为杨青松购买住宅楼一套，其余补偿款留归自己所有。2014年度，因宁城县天义城区城中村及城市棚户区改造所需征收涉案房地产，共给付拆迁补偿费7898628元，杨青志选择回迁楼房1200平方米，折抵补偿费420万元，其余补偿费3698628元以现金方式结算。对于第二次拆迁给付的回迁安置住宅楼，杨青松、杨青志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协商后各分得6套楼房，但对宁城县天义镇新宁家园9号楼连体商厅、住宅楼地下室差价（一方比另一方多分得地下室产生的补偿费差额）及现金补偿部分的分配产生争议，争议部分房屋由杨青志占有，争议款项已由杨青志支取。认定上述事实的具体理由如下：（一）购买涉案房地产的基本情况。2005年6月10日，宁城县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宁城县公安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包人宁城县公安局将交警大队坐落在五间房社区的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作价74.0072万元折抵土建工程款，承包人宁城县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得拒绝，相关工程由杨青志具体施工。2005年11月28日，在内蒙古广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宁城分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杨青志以80.6820万元的价款，竞买宁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旧址办公楼及附属物房地产（含拍卖佣金15820元）成交，2005年12月8日，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杨青志出具交款79.1万元的单据。（二）杨青松、杨青志之间的投资争议和补偿费分配争议。杨青松主张，杨青松与杨青志合伙出资购买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旧址房地产，其中杨青松出资44.70万元，其余部分由杨青志出资，因拆迁获得的补偿款物，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的各50%的比例进行分配。杨青志主张，双方没有合伙出资的行为，与杨青松签订协议系受胁迫所为，无偿给付杨青松补偿款物的行为侵犯杨青志配偶的财产共有权。（三）杨青松、杨青志的同胞兄弟、妹妹作为证人出具证言，证明杨青松、杨青志各出资一半共同购买涉案房地产的事实。证人杨某1是杨青志的五弟、杨青松的五哥，证人杨某3是杨青志、杨青松的妹妹，证人杨某2是杨青志的三弟、杨青松的三哥，上述证人作为杨青松、杨青志的近亲属向本院出具公证证言，证明杨青松、杨青志各出资一半购买涉案房地产的事实。（四）从杨青松、杨青志实施的相关行为对争议事实进行分析、认定。1、对于与杨青松约定共同出资购买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旧址办公设施的行为，杨青志明确予以确认。在杨青松提供的《人民调解申请书》中，杨青志在“纠纷简要情况”栏中表述：“05年我花80万元买的老交警队，我说：‘你出40万元我给你一半’，但他只出20万元”，该段文字证明杨青松、杨青志确有合伙出资购买老交警队设施的约定，但二人对实际出资情况存在争议。2、对于杨青志提出的共同购买涉案办公设施的意思，杨青松即时以行为作出承诺。杨青志向杨青松提出共同购买的意思表示后，于2005年11月28日在内蒙古广厦拍卖有限公司宁城分公司举办的第26期拍卖会上，以79.13万元竞买宁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旧址房地产成交，次日即2005年11月29日，杨青松通过转账方式向杨青志支付20万元，杨青志确认已收取该款，证明杨青松、杨青志之间关于共同购买涉案房地产的协议已经成立。3、对于杨青松转账交付20万元之外的出资，杨青松主张已经以其他方式交付，杨青志主张未交付，通过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应当认定杨青松已经足额交付出资。（1）杨青志出具的《借款明细（附页1）》记载，在杨青松汇给杨青志的20万元之外，杨青志确认欠杨青松借款24.70万元，杨青松主张欠款折抵出资款，共计出资44.70万元，已经超出约定的出资份额，杨青志主张欠款已经偿还，但无相应证据证明。（2）从第一次拆迁补偿所得收益的分配的方式判断，杨青志以其行为确认杨青松已经足额出资。2010年第一次拆迁共给付补偿费78万元，杨青松分得38万元，杨青志分得40万元。杨青志出具的《借款明细（附页2）》记载：“给杨青松买楼”、“用拆迁款支付”，支付金额为38万元。对于支付38万元为杨青松购买杨海峰的楼房一事，杨青志抗辩主张买房时间是2007年并非2010年，因第一次拆迁时间是2010年，所以给杨青松购买楼房的款项并非拆迁补偿款，对此，本院审核发现，杨青志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显示，卖房人杨海峰与杨青松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08年6月9日，成交价款为23万元，杨海峰出具的收据则证明收款38万元，收款时间是早于签约时间的2007年10月5日，而杨海峰为杨青松出具的收据又显示收款时间为2010年4月25日，金额为38万元，因上述书证之间存在诸多冲突，不能相互印证，故不能予以采信。同时，杨青志关于无偿代管杨青松20万元款项并于2007年添加18万元为杨青松购买楼房的抗辩意见，与杨青志填写的《人民调解申请书》所附《借款明细》记载的内容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3）从第二次拆迁所得补偿的分配的方式判断，杨青志以其行为确认杨青松已经足额出资。2014年第二次拆迁共给付实物补偿住宅楼12套及与新宁家园9号楼连体的商厅一个。2015年2月2日，杨青志将其中一套楼房即新宁家园2号楼2单元1楼东户出售，将所得价款20万元给付杨青松，该楼房分割给杨青松。杨青松、杨青志确认，另一套拆迁安置房新宁家园2号楼1单元1楼东户分给杨青志，由杨青志交给亲属居住使用。针对其余10套拆迁安置楼房，杨青松、杨青志签订《协议书》，约定杨青松分得天义镇新宁家园9号楼1单元4楼、5楼东西户和6楼东户共5套楼房，杨青志分得9号楼1单元2楼、3楼东西户及6楼西户共5套楼房，9号楼的车库二人各分得1个。与安置楼房相配套的地下室与该楼房同向分配。针对新宁家园9号楼连体商厅，杨青松、杨青志起初在协议中约定该商厅归双方共有，二人各享50%产权，如果一方想要的话，需按底价即政府补偿价格计算，但在签订协议前杨青志反悔并将该项内容划掉，不同意将该商厅部分产权分配给杨青松。对于以上协议内容，杨青志抗辩称杨青松当时在老交警队院内开宾馆，拆迁时不搬走，政府要强拆，不拆就要抓人，杨青松发短信威胁杨青志，杨青志在双重压力下违心的签下了这份协议。（五）对其他争议问题的分析。杨青松、杨青志的同胞兄弟杨某2证实，竞买涉案房地产成交后，杨青松、杨青志共同出资对涉案院落房屋进行后续建设，增添了部分临时建筑，针对临时建筑，杨青松、杨青志各有账目，从杨某2抄写的双方记账情况来看，杨青松出资约107880元（不含清单中列出的麻将机款、电视机款），杨青志出资约107170元，双方出资近于均等。一审判决：一、杨青志给付杨青松拆迁安置现金补偿款1834015元，给付杨青松商厅实物补偿价款125842.5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杨青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杨青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青松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关于双方之间对涉案财产是否存在共同共有关系的认定，上诉人杨青志主张与杨青松之间不存在合伙购买交警队旧址的事实，对此上诉理由，因双方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杨青志提供的人民调解申请书中杨青志记载的内容、第一次拆迁补偿所得收益的分配方式，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有合伙出资购买交警队旧址办公设施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杨青志主张为杨青松代管20万元没有证据支持，杨青志主张其出具的调解申请书因未有结论不属于自认，该调解申请书系杨青志自述内容，是否有结论与其自认没有关系，所以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对于涉案财产形成共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正确；因双方无书面协议，结合双方提供证据及多年来双方对涉案财产的分配使用情况，杨青松的证据效力优于杨青志的证据效力，虽然杨青志对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存在异议，但对于其自认及第一次拆迁补偿情况的分配不能自圆其说，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法庭递交新证据。再审期间，被申请人杨青松对原审提交的人民调解申请书附页中的第3页（借款明细），最后一项已经注明了，20万元是汇给申请人买交警队楼房的款项，这份证据在庭审中申请人已经承认是其自己书写并承认了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本次的原一审中庭审笔录第3页，被告的陈述是“附页都是我出具的，内容真实，附页和申请书都是我出具的”，这是申请人在庭审中自认人民调解书及附页是真实的。代理人辩论称人民调解书是编造的，我们不予认可。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交警队楼房及院落肯定是共同购买，20万元也是购买楼房款项。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直接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取的焦点为杨青松与杨青志之间对涉案财产是否存在共同共有关系。杨青松主张与杨青志共同出资购买了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旧址房地厂，其中出资44.7万元，在杨青松提交的由杨青志出具的人民调解申请书中载明“05年我花80万元买的老交警队，我说：‘你出40万元我给你一半’，但他只出20万元”，杨青志虽然对该调解申请书持有异议，称是受到胁迫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但是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受胁迫而为之，故从申请书的记载内容可以看出双方确实存在着共同出资行为。从申请书的附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杨青松的出资方式、数额及第一次拆迁收益的分配方式，在杨青志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不存在共同出资的情况下，一、二审认定双方之间共同出资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内04民终275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霞审判员 乌 江审判员 高海霞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