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黄鹤山路99号景天花园S01幢119号。法定代表人：汤政，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来文，江苏江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盼，江苏江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1号大街60号。法定代表人：张少波，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阳，系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绵，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中路95号。法定代表人：汤政。原审被告：汤政，男，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来文，江苏江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盼，江苏江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90号。负责人：刘永平，系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恒，系该银行员工。上诉人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辉房地产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公司）、原审被告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辉投资公司）、汤政、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及原审被告汤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来文、张盼，被上诉人三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阳、吴正绵，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恒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嘉辉投资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辉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之不合理诉请；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关键证据“企业信用报告（银行专业版）”，该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在出借案涉款项时尚有金融机构2.35亿元信贷资金尚未偿还。但原审法院既未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质证，也未对不予采信该证据进行说理释眀，而是直接在判决书中对该份证据不予体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行为属于明显的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系列银行回单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因该份证据存在相同账号的户名前后不同的情况，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原审法院既未就上诉人指出的矛盾之处要求被上诉人进行说明，也未能在判决书中予以说理，反而直接采信了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程序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对同一证据即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有选择性地摘取其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条款，而否认对上诉人不利的部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证据采纳的标准，有失公允。2019年3月18日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明确借款本金尚欠8000万元，借款利息为405万元，但是原审法院采信了该证据的利息计算标准，但未采信本金计算标准。（四）本案中被上诉人就利息收入仅向上诉人开具过一次600万元的发票，可能涉嫌偷税漏税，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多次要求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并向有关单位及税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但原审法院未能给予回应、也未做任何说明。二、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属于民间借贷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案中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是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二）被上诉人的出借资金系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当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对上述条款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8日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中做了进一步的明确，“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专业版）”可以直接证明被上诉人之出借资金系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上诉人亦无足够自有资金出借。（三）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案涉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精神，“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上诉人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被上诉人在短期内多次作为股权质押人，且向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借1.7亿资金，收益巨大，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三、原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一）被上诉人涉嫌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1、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专业版）”显示：截止2017年5月27日，被上诉人在4家金融机构尚有四笔共计2.35亿元信贷资金未偿还且都尚未到期（分别是授信机构为B2032的9000万元，到期日2017年12月6日；授信机构为B2032的4500万元，到期日2017年12月6日；授信机构为B2254的5000万元，到期日2018年2月5日；授信机构为B3180的5000万元，到期日2018年1月9日）。因上述信贷资金的到期还款日均在案涉资金出借之日即2017年9月22日之后，上诉人认为已经能够通过该证据高度盖然地推断出，在2017年9月22日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案涉款项时，尚有大量的银行贷款未偿还，而原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查实。2、被上诉人提交了31份银行回单，试图证明向上诉人提供的案涉2亿元借款是被上诉人在中信银行购买的7.3亿左右的银行理财产品中的一部分，系自有资金。因该份证据存在相同账号的户名前后不同的情况，上诉人明确表示对其真实性存疑，对此原审法院既未能要求被上诉人进行说明，也未能自行查明案件事实后在判决书中给出合理解释，径行认定，属查明事实错误。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回单仅能反映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16日和2017年9月1日共计购买了中信银行7.3亿元的理财产品。因货币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在被上诉人未能合理说明7.3亿元合法来源的前提下，也不能排除该7.3亿元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是通过金融机构信贷而来。而且，上诉人认为即便被上诉人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7.3亿元确属自有资金，拥有合法来源，也不能当然地推断出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出借2亿元案涉款项时就没有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二）被上诉人系以高息放贷为主业的“职业放贷人”。1、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企业基础信用报告”中“股权出质信息”的记载情况，被上诉人在2017-2018年期间，存在向其他社会主体，如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上坤欣鼎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三盛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先后近10次出借款项的情况，且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也已经证实其曾向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借1.7亿元人民币的事实。2、结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对“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非是经批准、依法设立的有权向社会发放贷款之金融机构，其向上诉人等诸多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且所涉金额特别巨大、利息数额巨大。根据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仅本案中被上诉人就非法获取近3700万元利息收入。被上诉人的行为已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系以高息放贷为主业的“职业放贷人”，案涉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3、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质疑，原审法院未就事实做进一步查明，既未要求被上诉人说明股权质押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未同意上诉人要求开具调查令之申请，造成事实查明错误。（三）原审法院怠于查明案件事实也妨碍上诉人查明案件事实。1、上诉人多次强调，被上诉人案涉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高息转贷之行为、是否存在“职业放贷人”的情形，是案涉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也是本案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询问被上诉人在出借案涉款项时，是否有尚未偿还的银行信贷资金，但被上诉人均未明确回复没有，原审法院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做出明确回复。2、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全面、精准地查明被上诉人的企业信贷记录及股权质押的基础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在提交相关证据初步证明被上诉人涉嫌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及职业放贷的情况下，又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开具调查令的书面申请以及查清该事实的重要性，但原审法院拒绝了上诉人之请求。后上诉人在庭审中又多次请求原审法院依职权查明被上诉人截止资金出借之时是否仍有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及股权质押的基础法律关系，但原审法院也未能依职权调查取证。3、综上，原审法院既未能同意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亦未能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案涉合同定性错误。四、原审法院对本案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法院在错误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也未能正确认定结欠的本金及利息。1、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优先顺序，具体理由如下：因“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签订于2018年12月21日，形成时间晚于2018年9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和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故“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应当优先于上述两份补充协议优先适用。因“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第一页第一条中约定：“各方同意：展期期间为原委托贷款到期日次日到展期到期日的期间。本协议系原委托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展期期间委托贷款的其他条件同原委托贷款合同。展期后更新的《还款计划》（若有）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展期约定的到期日为2019年3月21日，而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形成于展期到期日之前，根据上述约定，不应当视为是对原“委托贷款合同”和“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的补充约定，故其并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2019年4月4日签订的“还款计划”和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都形成于展期到期日之后，应当视为是对“委托贷款合同”和“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述两份协议中各自对效力优先性的约定，最终应当以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作为各方当事人履行的依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确认，截止2018年12月21日，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本金9000万元，此前及当日利息已全部结清。如前所述，因“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效力优先于2018年9月20日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和2018年12月20日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故自2018年12月22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的利息应当依据“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约定的12%的利率标准计算。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产生了405万的利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无任何合同依据。而且庭审中经本案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确认，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即2019年3月29日其对上诉人划扣的297万款项也是按照12%的利率结算的。3、对于2019年3月21日之后的利息计算标准，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中约定自2019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30%计息，但因该份补充协议形成于展期期间，并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而各方在2019年4月4日签订的“还款计划”和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多次表达的都是对本金偿还的要求，均未明确约定利息及利率的计算方式。根据效力的优先性及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应当依据最后签订的“还款计划”和“还款协议”依法认定各方针对9000万元本金未约定利息，故原审法院认为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和2019年7月5日代为偿还给被上诉人的3000万元款项均应认定为本金，上诉人仅尚欠6000万元本金未偿还。（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70万元律师费。案涉“委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等系列合同当属无效，上诉人及保证人不应当承担被上诉人主张的70万元律师费。即便在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因案涉“委托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中均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由上诉人承担，仅在汤政、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1.2条保证范围中提及，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能大于主债务。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根据被上诉人与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签订的《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1.1条约定国浩律师事务所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为本案的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在原审法院作出裁判时本案是否有二审和执行程序尚未可知。第1.6条“支付”又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支付第一期律师费人民币35万元，余款人民币35万元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付清，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律师费支付凭证也证明目前只支付了35万元律师费。因本案被上诉人追偿本案债务行为尚未终结，被上诉人所主张的70万元律师费也尚未实际发生，且律师费不属于因违约而产生的必然损失。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请，上诉人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三）原审法院对汤政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认定错误。1、汤政不应当承担利息部分的保证责任。案涉“委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故汤政不应当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在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上诉人已在本诉状第四条第（一）项中对本金及利息的计算进行了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因效力优先的2019年4月4日“还款计划”和2019年6月28日“还款协议”中都没有约定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及具体的利息数额，因此汤政作为担保人只对剩余6000万元本金承担保证责任，不应当对利息部分承担保证责任。2、汤政不应当承担律师费部分的保证责任。如前所述律师费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而汤政作为保证人的责任承担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人，故汤政对被上诉人主张的70万元律师费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因被上诉人存在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又高息转贷及职业放贷人的情形，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等都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共计支付的170477731.42元款项应当全部认定为本金，仅尚欠被上诉人29522268.58元未归还。被上诉人三花公司辩称：一、2017年9月19日三花公司与嘉辉房地产公司、浦发银行签订的编号为93132017280130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及有关保证合同、2018年12月21日签订的《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及有关补充协议、2019年4月4日的《还款计划》、2019年6月20日的《还款协议》均基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合法、有效。2017年9月19日，三花公司与第三人浦发银行、嘉辉房地产公司签订编号为93132017280130号的《委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三花公司委托浦发银行向嘉辉房地产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委贷金额为20,000万元（货币单位为人民币，以下同）；贷款用途：经营（镇江市润州区何家湾棚户区改造）；贷款期限：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21日；贷款利率：12%；贷款计息方式：按季付息；逾期罚息利率：13%（注：合计利率为25%）。同日，浦发银行与汤政、南京嘉辉分别签订《保证合同》，汤政和南京嘉辉同意为嘉辉房地产公司向浦发银行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及差旅费等），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委托贷款合同》到期后，嘉辉房地产公司未按时、足额归还全部借款20,000万元及其利息。2018年9月，三花公司与严陆根签订编号为SHLN-BZHT-2018-9-17-1号的《保证合同》，严陆根同意为嘉辉房地产公司在《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三花公司与嘉辉房地产公司和汤政分别于2018年9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对于委托贷款的展期及分期归还事宜作出约定，同时对利率作出一定调整，并约定新昌县人民法院为本案的管辖法院。2018年12月21日，三花公司与浦发银行、嘉辉房地产公司、南京嘉辉、香港嘉辉贸易有限公司、汤政、吴俊签订《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同意贷款展期至2019年3月21日，展期期间利率为12%。《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签订后，经沟通并多次签订有关补充协议（还款计划），嘉辉房地产公司除于2019年3月21日归还利息4,398.09元、2019年3月29日归还利息6,610.8元、2019年4月1日归还利息2,963,389.2元外，嘉辉房地产公司及各担保方均未按约定向三花公司或浦发银行归还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2019年6月28日，三花公司、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南京嘉辉、严陆根、南京百家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还款计划》（以下简称“还款计划”），确认截至2019年6月26日，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本金0.9亿元及相关利息，汤政、吴俊及嘉辉房地产公司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归还所有借款本金并结清所有借款利息；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首先应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各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地浙江省新昌县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庭审过程中，嘉辉房地产公司及汤政认为上述有关协议无效，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1）《委托贷款合同》及《还款协议》的效力，已经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辖终29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主协议《委托贷款合同》及《还款协议》应为合法有效，保证合同等从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也应当合法有效。（2）在公安机关未对三花公司涉嫌高利转贷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并由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该事实的情况下，汤政及嘉辉房地产公司随意诬陷三花公司存在高利转贷情况，其主张不应当予以支持。（3）本案系委托贷款，浦发银行作为取得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正规金融机构，其正常开展委托贷款业务过程中委托贷款人和借款人签订的有关协议，其合法效力应当得到认定。（4）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嘉辉房地产公司向三花公司历次付款中，在付款用途一栏均写明“利息”字样，可以证明借款人和出借人对于《委托贷款合同》效力不存在争议，汤政及嘉辉房地产公司本次提出合同无效主张，明显属于诡辩的行为。二、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1）案涉借款的发生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而嘉辉房地产公司提供的所有“企业信用报告”的截止时间不是2017年9月19日，而是截止到每年的年末（12月31日）。一审中，三花公司已经就本次借款的资金来源进行了充分举证，可以证明案涉借款的资金属于三花公司在银行理财赎回后的自有资金，原审法院也于（2019）浙06民初415号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中对款项来源作出了准确的认定（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1页）并对各个证据予以认定（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一审的做法不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况。（2）2016年4月22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浙江三花钱江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三花公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新旧公司更名过程中，三花公司部分账户沿用老户名，故而一审时三花公司提供的理财账户户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从根本上看也不影响二者属于同一主体的实际情况。一审时，三花公司也就该情况向绍兴中院进行说明，企查查、天眼查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信息均能印证账户主体的同一性，上诉状中的理由不能成立。（3）对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三花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明确说明之所以当初在该补充协议中写明本金尚欠8,000万元，是因为双方假设当天或者第二天将归还1,000万元的情况，但实际上三花公司未收到嘉辉房地产公司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归还的1,000万元，故而本金金额仍然应该为9,000万元。而且，从一审法庭调查来看，各方对于三花公司实际收到的款项均没有任何争议，三花公司也确实没有收到原来预期可以收到的1,000万元。后来，在2019年4月4日的《还款计划》、2019年6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中各方予以明确，尚欠的本金金额为9,000万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截至2019年3月18日，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9,000万元的事实，与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认定错误的情况。（4）关于上诉状中提到的税务问题，不属于原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如上诉人坚持认为三花公司存在偷漏税的情况，可依照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未发出司法建议书，不存在程序错误的情况。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正如浦发银行代理人在一审中发表的意见，浦发银行系正规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系其一项正常的业务，上诉状中认为委托贷款等同于民间借贷，其主张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采信。（2）根据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三花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3,427,112,955.85元，营业收入为1,567,698,308.93元，其经济实力雄厚，完全具有提供本次借款的能力。嘉辉房地产公司及汤政认为三花公司存在高利转贷的事实，但是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嘉辉房地产公司及汤政自行承担。（3）嘉辉房地产公司在一审中多次提出三花公司属于职业放贷人，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该臆测行为无非就是为了拖延诉讼进程，其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嘉辉房地产公司承担。四、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九民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高利转贷认定的前提是“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但本案中，嘉辉房地产公司未能尽到该举证责任，反而三花公司通过提供银行资金流水证明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为赎回理财，因此不管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均可以证明涉案借款的合法合规性。嘉辉房地产公司怠于履行举证责任，却希望浪费国家有限司法资源，在案件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单凭其主观臆测要求原审法院协助其调取证据，该主张不应当予以支持。五、关于尚欠本息。1.《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利率为25%，三花公司主张年息24%应当予以支持。《委托贷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为12%，逾期罚息利率为13%，以上合计嘉辉房地产公司在逾期付款情况下，应当向三花公司按照年利率25%计算逾期付款利率。《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除了贷款到期日外，展期期间委托贷款的其他条件同《委托贷款合同》。综上，根据《委托贷款合同》及《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在委托贷款期间及展期期间内，嘉辉房地产公司应当承担的年利率为25%。本案中，三花公司主张年利率24%应当得到支持。2.根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嘉辉房地产公司应当按年利率30%计息，三花公司主张年息24%应当予以支持。根据《补充协议（一）》，如果在2018年11月21日嘉辉房地产公司未还借款，则从2018年11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0%计息。根据《补充协议（二）》，如果在2019年3月21日嘉辉房地产公司未还借款，则从2018年12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0%计息。根据《补充协议（三）》，如果在2019年6月30日嘉辉房地产公司未还借款，则从2019年3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0%计息。本案中，各方对嘉辉房地产公司及各担保方逾期还款的事实均无异议，因此三花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向嘉辉房地产公司收取利息应当得到支持。3.关于尚欠本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1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嘉辉房地产公司及各担保人未清偿全部债务，并且《委托贷款合同》及有关补充协议均未就抵充顺序作出约定，理应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抵充，即先行抵充利息，再抵充主债务，三花公司诉状中的尚欠本息计算方法应当得到支持，因此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68,768,390.18元（最终，一审判决书认定为尚欠67,414,790.18元）。4.汤政应当对剩余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在汤政签署的《保证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还款计划》等协议中均约定，“丙方（注：即汤政）、丁方作为该笔借款担保人继续为该笔借款承担无限责任连带保证，直至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清偿完毕”。《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中虽然没有明确写明利率的计算方式，但是原《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中的有关利率计算条款不存在与《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不一致的情况，原利率条款应当继续适用，上诉状的理由不能成立。六、关于律师费。本案中，虽然《委托贷款合同》中未就律师费负担问题作出约定，但是南京嘉辉、汤政等主体签署的各份保证合同中对于律师费均作出明确约定。由于本案中主债务人嘉辉房地产公司逾期还款，各保证人也未承担保证责任，三花公司聘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提起本次诉讼，签订诉讼代理协议并约定律师费70万元，目前该律师费已经支付完毕（并已经收到70万元律师费发票）。本案诉讼标的逾7,000万元，前后涉及多份协议，案情复杂，70万元律师费不违反浙江省律师收费标准。作为三花公司主张债权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三花公司应当有权向诸位被告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汤政述称：坚持一审陈述过的意见。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述称：坚持一审陈述过的意见。三花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依照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约定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8768390.18元并承担自2019年7月5日起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依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7月10日，利息金额为229227.97元）；2.判令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承担原告因本案开支的律师费70万元；3.判令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汤政对第1项和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9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原告三花公司委托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向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贷款2亿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21日，贷款利率为12%，逾期罚息利率为13%，付息方式为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并约定：借款人未按时支付贷款本息等违约的，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由此给委托人和贷款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日，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与被告嘉辉投资公司、与被告汤政和案外人吴俊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对上述《委托贷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除主债务外，还包括利息（包括利息、复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同时约定保证期限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9月21日，原告三花公司从中信银行赎回理财产品。同日，原告将2亿元款项分四笔（每笔5000万元）从中信银行账户转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账户。同日，原告将2亿元款项分四笔（每笔5000万元）从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账户转入浦发银行南京江宁支行账户。2017年9月22日，原告三花公司通过其在浦发银行南京江宁支行的账户向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汇款2亿元。2018年9月20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约定：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2018年9月21日前归还借款本金0.5亿元，并结清所有借款利息；在2018年9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1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在2018年11月21日前归还借款本金0.5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就借款利息，各方同意在借款展期内按年率18%支付利息，但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承诺的还款期限内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或利息的全部或部分的，各方同意之后借款利率调整至年利率30%。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约定：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2019年3月21日前归还借款本金0.9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经各方同意在借款展期内按年率24%支付利息，但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承诺的还款期限内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或利息的全部或部分的，各方同意之后借款利率调整至年利率30%。2018年12月21日，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签订《展期协议书》，约定就《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9000万元进行展期，展期到2019年3月21日，展期期间利率为12%，并由被告汤政、嘉辉投资公司等作为担保人盖章确认。2019年3月18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等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约定：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2019年4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不少于0.1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在2019年5月31日前归还借款本金不少于0.2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在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不少于0.3亿元，并结清相应借款利息。就借款利息，前次展期因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违约，按补充协议预定借款利息为年率30%，截止2019年3月21日，除委贷银行应计利息外，还应支付利息405万元，并经各方同意在借款展期内按年率24%支付利息，但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承诺的还款期限内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或利息的全部或部分的，各方同意之后借款利率调整至年利率30%。同时约定，本协议与《委托贷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委托贷款合同》其他条款继续有效。2019年4月4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等签订《还款计划》，载明：截止2019年4月4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原告三花公司本金0.9亿元。同时约定：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所有借款本金，并结清所有借款利息。2019年6月28日，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嘉辉投资公司、案外人南京利源公司等签订《还款协议》，载明：截止2019年6月26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原告三花公司本金0.9亿元及相关利息。并对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代偿3000万元款项等事宜进行约定。庭审中，原告三花公司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均认可2018年12月21日前的涉案借款利息已付清。另查明，2019年3月21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向原告三花公司支付4398.09元；2019年3月29日、4月1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向原告三花公司支付共计297万元；2019年7月1日，案外人南京利源公司代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向原告三花公司支付1500万元；2019年7月5日，案外人南京利源公司代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向原告三花公司支付1500万元。原告三花公司为实现涉案债权，与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签订《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律师费70万元，并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支付第一期的律师费35万元，余款35万元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付清。截止庭审时，已付35万元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四：一、涉案《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应《保证合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如该些协议有效，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结欠原告三花公司的本金和利息之确定；三、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汤政承担保证责任范围之认定；四、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70万元有无相应依据。对此，一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辩称原告存在高利转贷及职业放贷行为，故涉案合同均系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一种正常经营业务，涉案借款通过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委托贷款，并无不当。同时，原告三花公司所提交的一系列银行回单能够初步证明涉案借款的款项来源。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认为原告系职业放贷人，但未能提供有效依据。其提交的原告总体资产情况等公示材料，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高利转贷行为和职业放贷行为。故涉案《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应《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等，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未按约足额归还借款本金、利息，各担保人未承担担保责任，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结欠原告三花公司的本金及利息之确定。2019年6月28日的《还款协议》对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原告三花公司0.9亿元有明确记载。类似记载也体现于2018年12月20日的《补充协议二》、2018年12月21日的《展期协议书》及2019年4月4日的《还款计划》。故对原告三花公司主张截止2018年12月21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其本金为0.9亿元，应予确认。原告三花公司、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对于涉案借款在2018年12月21日前的利息已付清，无争议。争议在于：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被告汤政认为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于2019年3月支付的4398.09元、297万元，以及案外人南京利源公司于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5日支付的两笔各1500万元，均系归还本金。原告则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9年4月4日《还款计划》“截止2019年4月4日，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有本金0.9亿元未归还三花公司”记载，可见，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对于2019年3月支付的4398.09元、297万元系归还利息，应属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务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故案外人南京利源公司支付的两笔各1500万元款项，应在扣除相应利息后，才作为对涉案借款本金的偿还。2019年3月18日的《补充协议三》“截止2019年3月21日，除委贷银行应计利息外，嘉辉房地产公司应支付三花公司利息405万元”之约定，应视为三花公司、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对该时间节点之前结欠的利息数额予以确认。该利息数额虽与根据2018年12月21日签订的《展期协议书》约定的展期期间利率计算的利息不一致，但《补充协议三》签订在后，应以《补充协议三》之约定为准。而鉴于案外人偿还的两笔各1500万元，涉及部分本金的偿还，故2019年3月21日之后的利息应分段计算。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认为2019年4月4日的《还款计划》及2019年6月28日的《还款协议》对于利率未作约定，故2019年4月4日之后的借款属于无息贷款，但涉案《委托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于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有明确约定，被告的该项抗辩显然不能成立。根据2019年3月18日《补充协议三》“如果嘉辉房地产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未归还借款，则从2019年3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0%计息”之约定，对原告主张的此后利率为年利率24%，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9000万本金自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7月1日产生的利息为612万。该利息加上双方确认的截止2019年3月21日结欠的利息405万，扣除2019年3月支付的4398.09元、297万元，可以得出2019年7月1日偿还1500万元中，有7195601.91元用于归还利息，有7804398.09元用于归还本金。故截止2019年7月1日，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本金82195601.91元。该本金自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5日产生的利息为219188.27元。故2019年7月5日偿还的1500万元，有14780811.73元用于归还本金。即截止2019年7月5日，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原告三花公司本金67414790.18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汤政对涉案债务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本案中，在《保证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展期协议书》及两份《还款计划》，被告汤政均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予以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其对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未在《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及《还款计划》上盖章签字，虽然汤政作为嘉辉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些协议内容知情，但上述协议各方未涉及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故不能仅以汤政以其自然人身份作为担保人的签字，认定该签字行为可代表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关于部分利息的结算及逾期利率的约定，系加重债务人的债务，对被告嘉辉投资公司无约束力。故被告嘉辉投资公司对逾期利息应承担的范围，应以《委托贷款合同》及《展期协议书》对利率的约定为计算依据。2018年12月21日的《展期协议书》约定涉案借款展期至2019年3月21日，展期期间利率为年利率12%。根据该利率约定，经计算，得出9000万本金自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3月21日产生的利息为270万。其次，根据《委托贷款合同》关于“逾期罚息利率为年利率13%”的约定，经计算，9000万本金自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7月1日，产生的利息为3315000元。该利息加上之前的270万利息，扣除2019年3月支付的4398.09元、297万元，可以得出2019年7月1日偿还1500万元中，有3040601.91元用于归还利息，有11959398.09元用于归还本金。故截止2019年7月1日，嘉辉投资公司对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本金中的78040601.91元承担连带责任。该款项自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5日产生的利息为112725.31元。故2019年7月5日偿还的1500万元，有14887274.69元用于归还本金。即截止2019年7月5日，嘉辉投资公司对嘉辉房地产公司尚欠三花公司本金中的63153327.22元承担连带责任，此后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利息以年利率13%计算。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要求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承担其因本案开支的律师费70万元，并由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涉案《委托贷款合同》关于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由其违约造成的损失之约定，以及两份《保证合同》关于保证范围及于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之约定，对原告的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其在庭审时虽仅提供了部分律师费的支付凭证，但根据《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律师费余款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付清，故对被告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关于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归还原告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欠款本金67414790.1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被告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开支的律师费70万元；三、被告汤政对被告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63153327.22元本金及该款自2019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13%计算的利息，以及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02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5288元，由原告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507元，由被告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85781元，被告汤政、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连带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向本院申请责令被上诉人三花公司提供贷前审查的“企业信用报告”，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的代理律师事务所还向本院申请签发调查令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9家单位调取被上诉人三花公司涉嫌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及属于“职业放贷人”的证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三花公司通过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向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而银行委托贷款系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的属于银行的正常经营范围，故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其上述两项申请均不予准许。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三花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律师费发票；2、三花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原审被告汤政、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鉴于对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该证据可作为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银行委托贷款系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的属于银行的正常经营范围，对于通过银行委托贷款通道发放的款项，不应纳入职业放贷人规范的范畴。因被上诉人三花公司通过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向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发放本案贷款，故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提出被上诉人三花公司在本案中属于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三花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系来源于其从银行赎回的理财产品款项的情况下，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提出被上诉人三花公司存在高利转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如果认为被上诉人三花公司在其它案件中存在高利转贷或属于职业放贷人，可依法向有关部门请求查处，但反映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判利息计算错误问题，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产生了405万的利息，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认为2018年12月22日—2019年3月21日作为展期期间，应当依据2018年12月21日签订的《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书》中约定的年利率12%作为利息计算依据，即90000000*12%*90/360=2700000（元），而该405万元利息原审法院所采用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18%（90000000*18%*90/360=4050000）。经本院审查，2019年3月18日，三花公司与嘉辉房地产公司、汤政等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就借款利息，前次展期因嘉辉房地产公司违约，按补充协议预定借款利息为年率30%，截止2019年3月21日，除委贷银行应计利息外，还应支付利息405万元，并经各方同意在借款展期内按年率24%支付利息。”根据上述约定，该405万元利息已经过双方结算并由双方确认，且适用的18%年利率已经有利于上诉人而低于双方在补充协议约定的年利率。上诉人提出原判计算利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判程序问题，对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经质证的证据，在本院二审开庭时，已经让上诉人质证并发表质证意见，且该证据也不是本案的定案依据。关于律师代理费问题，由于原判第一项中确认的借款中的部分时间段的年利率为24%，原审法院又判决上诉人承担70万元律师费，该判决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保护利率上限为年利率24%不符，上诉人嘉辉房地产公司提出不承担70万元律师费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至于汤政的民事责任问题，因汤政并未提起上诉，在原判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对原审法院判决汤政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本院二审不予审查。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除判决70万元律师费不当外，其他判项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二、变更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汤政对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变更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为：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63153327.22元本金及该款自2019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13%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五项；五、驳回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02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5288元，由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307元，由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74981元，汤政、南京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连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0288元，由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800元，由镇江嘉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794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启其审判员  梅 冰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