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再18号抗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开茂，男，1975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凌，女，1975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开茂之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国军，男，1968年2月13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宋学良，男，1974年7月1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江梅，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申诉人王开茂因与被申诉人杨国军、宋学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9民终26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云检民（行）监【2017】5300000006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9）云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廷梅、检察官助理谭赟出庭。申诉人王开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凌、被申诉人杨国军、宋学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江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9民终26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杨国军、宋学良认为本案羊的出售价格是19元/公斤，因宁伟中未到案，且与双方如何约定不清，三方交易过程均是口头约定，就价格一项王开茂不认可，经审查，本案也无其他可证明羊的出售价格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国军、宋学良并没有提供足以证明本案羊的出售价格19元/公斤的充分证据，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9民终268号民事判决以19元/公斤认定本案羊的价格，明显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申诉人王开茂同意抗诉意见，同时坚持其在一、二审中所主张的羊是向宁伟中买，不是向被申诉人买的。请求撤销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9民终268号民事判决。杨国军、宋学良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双方为买卖关系，并判令对方支付剩余货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我们通过中间人与对方口头约定的买羊价格为19元/公斤，该价格是合情、合理的，请求维持原判。杨国军、宋学良向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开茂向二原告支付买羊余款1737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被告之间在此事发生前互不认识亦未见过面。杨国军、宋学良、王开茂分别与宁伟中认识。2015年10月11日前，杨国军、宋学良的手机号码和王开茂的手机号码无通话记录，宋学良、王开茂的手机号码和宁伟中分别有多次通话记录。现原被告三人均不清楚宁伟中下落。2015年10月9日，杨国军、宋学良在甘肃省玛曲县向当地人马岩华、铁尕西木以15元／公斤的价格买了净重13.12吨的241只藏绵羊，购羊款由杨国军在玛曲县农村信用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铁尕西木18万元，剩余16800元由宋学良以现金方式支付。2015年10月9日，江西高安欣信物流公司受原告委托后指派**飞驾驶赣Ｃ×××××号货车将241只羊运往云南省巍山县大仓镇，2015年10月11日，宋学良将羊运到巍山县大仓镇后，赣Ｃ×××××号货车在李国忠处过磅，过磅后羊净重12.25吨。2015年10月11日上午7时7分，宋学良打电话给王开茂，后将净重12.25吨的241只藏绵羊交给王开茂。2015年10月11日，王开茂支付了拉羊的运费9000元，2015年10月16日，王开茂向宁伟中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羊款50000元。2016年1月6日，杨国军、宋学良以与王开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王开茂支付购买藏绵羊的剩余款项17375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杨国军、宋学良要求王开茂支付购买藏绵羊的剩余羊款人民币173750元，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被告王开茂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原被告三人均不知宁伟中下落，导致本案主要事实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无相应证据证明，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国军、宋学良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杨国军、宋学良不服，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2015年10月二上诉人通过中间人宁伟中介绍认识了王开茂，并得知王开茂在购买羊，跟王开茂谈好买卖羊事宜后，从甘肃玛曲购得241只藏绵羊后，运往云南巍山大仓交付王开茂，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马岩华、铁尕西木出具的《证明》《玛曲县农村信用社的交易明细单》《杨国军的银行交易流水》《江西高安欣信物流协议书》《过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也予以采纳。并认定二上诉人即为本案241只藏绵羊的所有权人。2、在日常交易习惯中，羊的买卖只要双方达成意向后，由卖羊方将羊运到买羊方所在地过磅后以实际重量进行交易，过磅单便是交易的凭证。2015年10月11日，上诉人在大仓镇李国忠处过磅后将241只藏绵羊交给了王开茂，双方间的买卖已经达成。3、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买卖合同为非要式合同，买卖双方一方交付货物，一方支付货款即形成买卖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证据已经认定上诉人为涉案241只藏绵羊的所有人、押运人和交付人。且在241只藏绵羊交付后，上诉人多次通过电话向王开茂催要卖羊款的事实，但认为因中间人宁伟中下落不明，无法查清本案主要事实，进而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驳回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中间人宁伟中下落不明对本案买卖双方间的交易没有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王开茂辩称，涉案的241只藏绵羊是向宁伟中所买，当时双方是通过电话联系达成的买卖事宜，约定的价格是15元/公斤，且须按羯羊数占总数的30%、公羊数占总数的30%来交付。买卖事宜达成后宁伟中派宋学良押车，将241只藏绵羊送到巍山大仓，因为当时运到大仓的藏绵羊与双方达成的约定不同，其当场就与宁伟中联系，宁伟中同意把不合格的羊退回，并要求先处理合格的羊只，同时让其支付9000元的运费给驾驶员折抵羊款，后面又支付了50000元羊款给宁伟中。故其与二上诉人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恰当，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宋学良于2015年10月11日将其与杨国军在甘肃省玛曲县向当地人马岩华、铁尕西木买到的241只藏绵羊运到云南省巍山县大仓镇，并在李国忠处过磅后交给了王开茂，双方间的买卖关系成立。王开茂应在接收241只藏绵羊后，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货款，但其在支付了59000元货款后，就未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现二上诉人根据双方口头约定以19元／公斤的价格，要求王开茂支付货款17375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一审认定涉案的241只藏绵羊的所有权人为二上诉人，并认定由宋学良将该241只藏绵羊交付给王开茂，但又认为二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与王开茂间存在买卖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2927民初1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王开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杨国军、宋学良货款人民币1737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8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75元均由被上诉人王开茂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述称是通过中间人宁伟中电话联系，未订立书面合同。根据原审举证情况，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杨国军、宋学良于2015年10月11日在甘肃省玛曲县0元的价格向当地人马岩华、铁尕西木购买241只藏绵羊后，委托江西高安欣信物流公司由**飞驾驶赣Ｃ×××××号货车将241只羊运往大理州巍山县大仓镇，2015年10月11日，宋学良将羊运到大理州巍山县大仓镇后，在李国忠处过磅。宋学良与王开茂电话联系后，双方对241只羊进行了交接，之后王开茂还支付了拉羊的运费9000元。申诉人王开茂对过磅单不持异议，其主张是与宁伟中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但其在诉讼中并未举证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王开茂于2015年10月16日向宁伟中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的羊款50000元，杨国军对此进行了合理说明，二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认定王开茂与杨国军、宋学良之间形成买卖关系并无不当。王开茂虽然主张对方交付的羊不符合约定，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的约定，且交付241只羊已被王开茂全部处理完毕，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羊的价格问题，抗诉意见认为二审认定的价格缺乏证据证明，庭审中抗诉机关主张应以实际销售的价格认定，但王开茂又不能举证其实际销售的价格是多少。反之，在扣除运输成本、运输途中的损耗、途中发生的费用，再计算适当的利润后，二审判决以19元／公斤来认定羊的价格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抗诉机关抗诉意见不能成立。申诉人王开茂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9民终26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云审判员 吴立宏审判员 唐美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