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4民终1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王树国，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奎，内蒙古峰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某，男，195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丽丽，内蒙古峰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杜晨辉，女，1972年12月28日出生，满族，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井福（系杜晨辉的丈夫），男，197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址同上。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权利继受人）：祁凤玲，女，196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老西店村四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巩海峰，男，198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权利继受人）：巩海峰，男，198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上诉人王树国、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杜晨辉、原审被告祁凤玲、巩海峰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树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王树国是以案外人的身份向敖汉旗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针对敖汉旗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的（2019）内0430执异13号执行裁定而提出。杜晨辉以祁风玲的丈夫巩**欠其60000元为理由起诉巩**，法院经过审理后作出了民事判决书。判令巩**偿还其欠款60000元。诉讼过程中，杜晨辉认为王树国耕种的土地属于巩**承包，因此向法院申请扣押了王树国承包李某的139亩土地收获的全部玉米。法院对王树国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予以驳回。为此，王树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王树国提交了于2018年3月1日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交承包费的收款收据、购买种子化肥和支付工人工资的各种支据，证明王树国承包土地后的投入情况等，用以证明该宗土地2018年是王树国承包耕种，与巩**无关。诉讼过程中，李某不仅认可2018年王树国与其签订合同真实有效，又同时提交了2016年其与巩**签订的协议书，承包期限是2016年至2017年两年。也进一步证明王树国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巩**的承包合同履行完毕之后。诉讼过程中，根据杜晨辉的申请，法庭自木头营子乡前井村调取一份2015年12月1日李某与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至2022年。对该份合同，王树国及李某均不认可，更主要的是，2018年王树国确实己经投入大量资金承包经营了一年。在对该份承包合同争议时，王树国及李某要求提供原件。复印件在未与原件核对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据。就在对证据真实性争论不下的情况下，杜晨辉提出对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上是否“李某签字”及对2018年3月1日李某与王树国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2016年3月5日李某与巩**签订的《协议书》时间是否形成于2018年8月14日以后，两份鉴定意见在一审过程中已经质证，鉴定意见已经证明，该两份合同形成时间并非2018年8月14日之后。而2015年12月1日这份合同上的“李某签字”是李某所签。根据以上情况，一审法院仅依据“2015年12月份李某与巩**签订的这份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据”，即驳回了王树国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巩海峰的说法，确认不了本案的事实。判决书认为：巩海峰在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时称：土地是李某的，不是巩**的。这个说法没有错误，土地确实是李某从前井村承包所得。法院裁定书认定土地属于巩**所有并予以查封是不正确的。既然土地是李某从前井村承包，因此他有权对外发包。2016年至2017年承包给了巩**也属于客观事实，到2018年3月，王树国经与李某协商，承包了上述139亩土地，应当属于正常。且王树国承包后向李某交清了41700元承包费，又投入种子化肥、人工等对该宗土地耕种的证据己经在卷证明。如果王树国没有承包该宗上地，就不可能发生上述费用。王志峰认为2018年3月1日王树国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形成时间是2018年8月14日之后，但是，鉴定意见否认了王志峰的说法。既然没有证据证明2018年3月1日王树国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虚假，就能够证明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一审判决同时认为：2015年12月1日李某与巩**签订的合同在先，且该份合同是在无利害关系的村委会保存，用于领取玉米补贴。巩**确实领取了两年的玉米补贴，既然该份合同先于后两份合同，所以，证据效力具有相对优势。王树国提交的证据亦与被保全的标的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其对保全的标的物享有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如上认定，完全属于主观推断，客观事实是，巩**2015年并没有承包李某的土地，因此，不可能签订合同。2016年巩**又与李某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协议书，协议书内容是：巩**负责在该地块中打机电井一眼，建机井房一幢，安装变压器一台，耕种两年，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巩**安照合同要求，打了机电井，安装了变压器，建了井屋子。两年后将上述设备交付李某。相关证据也已经证明，2016年巩**的玉米补贴是乡政府直接打到村会计的账户。但是，巩**依据协议书就承包了两年，2017年末到期。所以到2018年3月，李某才与王树国签订了一年的承包合同。这就是事实。不能认为2015年的合同真实存在，更不能认为该份合同时间先于2016年或2018年的两份合同，就认定后来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存在。请求查明事实，改判或发回重审。杜晨辉答辩称，第一，王树国称其在2018年承包了李某的139亩土地经营耕种，根本就不存在。事实是，2018年春，巩**因承包经营李某的100余亩土地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故其拿着与李某所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向杜晨辉借款6万元，因为双方原来认识，且其确实持有土地承包合同，杜晨辉便认可了巩**的借款理由，故出借给其6万元。2018年8月14日，因为杜晨辉急需用钱，而巩**生病住院，不能及时还款，所以杜晨辉向敖汉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给付借款。并申请法院对其从李某家承包经营土地的玉米及收割权进行保全。法院对该处玉米及时进行保全。2018年8月23日巩**（脑出血不能说话）的儿子巩海峰代巩**向敖汉旗人民法院提出了复议申请，称该地玉米是李某承包经营的，不是巩**承包经营的，敖汉旗人民法院驳回了其复议申请。2018年10月6日夜晚，巩海峰雇用两台收割机偷着将该处玉米收割后，偷运到通辽市××旗委会院内，因为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树国是巩海峰妻子的亲叔叔，同时巩海峰还将他们家承包本村民组其他人的近400亩土地的玉米收割后也一并运到农场村委会院内，堆放在一起。10月7日，涉案当事人王志峰在该耕地处碰到了巩海峰，质问其将该地玉米运到哪去了，他说他是替李某收割的，不知李某运到哪里去了，杜晨辉及时将巩海峰转移法院保全物的行为报告了敖汉旗人民法院。后经多方打探才知巩海峰将保全的玉米偷运到王树国所任职的村委会院内，主审法官找到了王树国，并告知该玉米已被保全，不允许其变卖。而后不久，巩海峰与王树国串通将该保全的玉米进行了变卖，在变卖一部分后，主审法官到现场进行了制止。该起民间借贷案件在进行执行的过程中，王树国才向敖汉旗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被法院予以驳回，而后王树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该执行异议之诉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王树国诉称，涉案地块是他从李某处承包来的，有土地承包合同，整个春种秋收都是其雇用巩海峰为其经营的，每个月给巩海峰3000工资，共给9000的工资，而根据本地区的气候特征，种植玉米从春种到秋收大概需要140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5个月。那么王树国给巩海峰的工资应该在15000元左右，不可能才给他三个月的工资，可见其说法自相矛盾。其说词及提供的虚假证据被杜晨辉全部质证驳斥。庭审结束后，为便于法庭查明事实，确认涉案土地的玉米是巩**经营的事实，杜晨辉申请法院到××旗民委员会调取存放备案于该处的李某与巩**所签土地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是巩**与李某于2015年12月1日签定的，承包期为十年，是2016年李某与巩**共同交到前井村民委员会备案的，且李某帮巩**在2016年和2017年共同为巩**申请了国家发放的种植玉米补贴款，2018年的玉米补贴款在李某帮巩海峰（巩**病了不能说话）向前井村申报后，巩海峰知道了该处玉米被法院保全，为了规避涉案地块不是他家承包的，后又向前井村委会申请说2018年不在前井村申报领取玉米补贴了。王树国和巩海峰在知晓这一情况后，再次开庭时，又将李某带到法庭作假证。李某称现存于前井村委会的合同不存在，合同上的李某三个字不是他写的，李某从来未帮巩**到前井村委会为巩**申请过玉米补贴。那是巩**与村委会会计合谋的。2018年李某与巩海峰去申请玉米补贴是为自己申请的。当时是村会计没有给往乡政府报被遗漏，所以2018年就没有领取，村委会答应2019年给补上。为了证明此事实，申请对该合同上的李某三个字进行鉴定，用以证明这签字不是本人所为，而最后的鉴定结论为其所写。可见李某的一切证言皆为假证。最后一次开庭时杜晨辉向法庭出示了前井村委会负责办理玉米补贴的村干部和村委会负责人共同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证据，证明了2016年李某与巩**共同持承包期七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送到前井村委会备案存档。并且李某在2016年和2017年陪同巩**到前井村委会申请并领取玉米补贴款。2018年因巩**生病不能说话，故李某陪同巩**的儿子巩海峰到前井村委会继续申报国家发放的玉米补贴款。且李某也当庭承认了陪同巩**到前井村委会申报过玉米补贴款，由此敖汉旗人民法院在查明此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第二，其实该案是巩海峰一手操作的虚假诉讼。巩海峰的父亲巩**生前为村民委员会干部，此人诚实守信、勤劳，承包了近五百亩耕地，拥有十多台变压器、机电井、农机设备齐全，大小车辆等，但也有近四百多万的外债。在其生病不能说话后，巩海峰考虑到其父会很快不久人世，且己经不能说话，故以不知道为由拒不承认他家借贷事实，曾有徐姓的债权人为他的亲属，诚恳地与巩海峰协商，要求巩海峰将其家所承包的土地、变压器、机电井等转包给自己，由其负责偿还巩海峰家的所有债务，但巩海峰拒不同意，以不知道其父借款为由拒不偿还，即使是法院传唤也拒不出庭。由此纷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涉案土地被法院保全后，巩海峰代其父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说该地是李某承包经营的，在该申请被驳回后，为了非法转移占有法院保全物品，找到其近亲属王树国，二人串通，将保全的玉米偷着收割运到王树国之处，在其变卖的过程中被法院强行制止。而后王树国所提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巩海峰又代王树国雇请律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前两次开庭时巩海峰都在庭参加了旁听，在其看到杜晨辉申请法院到前井村调取巩**与李某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后，不知其用什么非正常的手段又将李某请到了法庭，李某做出了虚假证言，因为李某说的话是假的，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漏洞百出。巩海峰看到这种情况后，又替李某聘请了律师，由律师代为出庭。因为李某是案外人，此案与李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证人他有必要聘请律师出庭吗？这是没必要的。在王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被驳回后，巩海峰为了拖延执行，又代王树国提起上诉，这一系列过程都是由巩海峰一手操作的。第三、1、王树国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3月1日与李某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支付工人工资的各种支据等，以此证明该宗土地2018年始王树国承包耕种的，诉讼过程中李某又提交了2016年其与巩**签定的《协议书》，证明王树国与李某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巩**的承包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王树国纯属欲盖弥彰，其所提交2018年3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巩海峰操作下双方签定的虚假合同，用此虚假合同来掩盖该地实际经营者为巩**的事实，以此来达到巩海峰非法转移占有法院保全物的目的。否则在法院保全该地块玉米后，巩海峰代其父向法院提复议申请时，就会说该地是王树国承包经营的，不会说是李某承包经营的，且在一审庭审时，王树国明确表示2018年其雇用巩海峰代其经营的，那么巩海峰在申请复议时为什么不说是王树国承包耕地的呢？在复议申请被驳回后，巩海峰为达到转移占有法院保全物品，才与王树国等相互勾结，炮制了这份土地承包合同。另外上诉中提到的2016年李某与巩**签定的协议书，承包期为2016年至2017年。其实该协议是在庭审过程中参加旁听的巩海峰提供给李某，李某转交提供给法庭的。他所补写的该份协议与其和王树国2018年所补写签合同的真伪也没有任何关联，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补写提交一份不能证明李某与王树国所签合同真假的协议书呢？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掩盖2018年涉案地块是巩**继续按合同经营耕种的事实罢了。2、王树国、李某均不认可一审从前井村委会调取的2015年12月1日李某与巩**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该份合同是2016年李某与巩**共同交到前井村委会备案存档的，王树国并不知晓此事，王树国怎么会不认可呢？如果王树国不知晓此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王树国既没理由也没证据否认此事实。可见王树国是在替巩海峰否认一切事实。证人李某也否认该合同上的名字是其所写，并说从未与巩**到前井村委会备案此合同，也未帮巩**申报过玉米补贴，巩**领取的玉米补贴款是村会计与巩**合谋，由此申请对该份备案合同的签字进行鉴定，来证明“李某”三字不是其所签，但鉴定的结果确为其所签无异。而对王树国及李某所提交合同的书写时间的鉴定，因为检材不一样，未能鉴定出结果，但王树国在上诉书中却歪曲为该两份合同形成时间并非2018年8月14日之后。王树国认为一审判决基于此事实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是：1、王树国认为：“首先巩海峰的说法，确认不了本案的事实，且如果王树国没有承包该案土地，就不可能发生投入的费用”等，纯属强词夺理，偷换概念。因为从2016年始巩海峰家就经营此地块，2018年也是巩海峰耕种经营，巩海峰对一切都清楚，在复议申请时巩海峰都没说该地是王树国承包经营的，哪有后来的王树国承包并对该地的投入呢？且在王树国提出执行异议之时也未能提交相关投入的费用等证据，可见王树国的谎言不攻自破。2、王树国认为鉴定意见不能确定合同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就能够证明2018年3月1日王树国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真实有效。王树国的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鉴定意见并未否认杜晨辉的说法，更不能证明2018年3月1日王树国与李某所签《土地承包合同》是真实有效的。退一万步讲，假设王树国与李某所签合同是真实的，且该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2018年的玉米补贴款归李某所有。那么，李某为什么未向前井村委会申报领取该地块玉米补贴款。此款近一万五千余元，对农户来说也属于巨款，李某不可能放弃，且2018年秋收前，李某为什么陪同巩海峰到前井村委会，替巩**申请玉米补贴款。可见王树国的理由根本不成立。3、王树国认为巩**2015年并没有承包李某的土地，因此不可能签订合同，所以不能认为2015年的合同真实存在。王树国此说更是强词夺理，难道说2015年年末就不能签订2016年承包经营合同吗？如果2015年的合同不存在，那么现在前井村委会存档备案的此份合同是怎么形成的呢？而事实上是李某与巩**共同送到前井村委会的，可见是事实存在的。由此也证明了巩**与李某2016年签的合同，以及2018年李某与王树国所签的合同是假的，是不存在的。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李某于2016年与巩**签订了《协议书》，承包期限为2016年至2017年两年。协议的内容是：巩**负责在该地块中打机电井一眼，建机井房一栋，安装变压器一台，耕种两年，把旱地变成水浇地，两年后将上述设备交给李某。在合同到期后，2018年3月1日李某将土地承包给了王树国，签订了承包合同，王树国给付了李某承包费41700元。王树国在耕种土地时购买了种子化肥等费用。后该土地收益被杜晨辉予以保全。后王树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李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在诉讼过程中李某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法庭出示了一份自前井村村民委员会调取的2015年12月1日李某与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李某将涉案的地承包给巩**耕种7年，期限为2016年春季至2022年秋季，李某从前井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的土地为139亩，但是该合同却书写了李某于2015年将144亩土地承包给了巩**。李某对自身从前井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土地的数量非常清楚，如果李某与巩**2015年签订了承包合同，那么李某是不会出现连自己土地亩数都不清楚的错误。本案的事实是，李某只与巩**在2016年签订了两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存于前井村的合同并非李某签订。且该合同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诉讼过程中，王树国提交了李某与王树国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是李某与王树国共同协商所签订的，并且也已经实际履行，结合王树国提交的购买种子、化肥、雇佣人工等投入的支据，也可证明李某与王树国签订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存于前井村村民委员的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合同，李某并没有签订过，而2016年与巩**签订的合同和2018年与王树国签订的合同才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才是真实的合同。并且一审法院把从前井村调取的合同的复印件作为检材是明显对李某不公正的，首先复印件是不能作为检材的，其次即使作为检材，那么检材的内容也是不能证明合同的真实性的。一审法院判决仅为主观推断，违背了案件的真实事实，侵犯了李某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案件的客观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杜晨辉答辩称，一、李某上诉称于2016年与巩**签订了承包期为二年的协议书。2018年3月1日又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王树国，李某此说法根本不存在。2018年敖汉旗人民法院保全的涉案地块玉米与李某也没有关联及利害关系，王树国之所以参与此案，只是受巩海峰的唆使，替巩海峰非法转移占用法院保全物品而推脱法律责任，掩盖事实真相。而事实上，涉案土地是2003年1月1日李某从前井村民委员会承包的。承包合同规定，若李某流转他人必须经前井村委会同意。2015年年末李某将该地块流转给了巩**，承包期限为七年。按原承包协议约定，2016年李某与巩**共同持转包合同到前井村委会将二人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交到村委会，前井村委会将合同的复印件存档备案。2016年和2017年李某据此凭证，陪同并帮助巩**到前井村委会申报并领取了玉米补贴。2018年秋收前，统一申报玉米补贴时，因为巩**患脑出血病，而不能行走和说话，于是李某又陪同巩海峰到前井村委会申报2018年玉米补贴，后因该玉米被法院保全，巩海峰为了规避该地玉米不是自己耕种的，又去前井村委会说2018年不在前井村申报该地的玉米补贴了。同时向敖汉旗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说该地不是他家承包的，是李某承包的。该申请被敖汉旗人民法院驳回后，巩海峰利用夜间偷着将该处玉米收割并转移到通辽市奈曼旗王树国所在的村委会院内。巩海峰为了逃避非法转移法院保全物品的罪责，便找到李某及王树国，一致主张该地玉米是李某承包给王树国耕种的。在执行的过程中王树国又提出了执行异议，仍被法院驳回，由此王树国又提起执行异议虚假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巩海峰看到王树国提供的虚假证据，被驳斥后，又找到李某让其出庭做假证，并拒不认可其与巩**于2015年年末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申请对现存于前井村委会存档备案的该合同的签名进行鉴定，而鉴定结果为其所写，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二、关于该地亩数问题，亩数的多少并不影响合同的真假，因为该地是李某于2003年承包时受当时丈量工具的限制，亩数为大约数，并不准确。且在李某经营的过程中也会拓边展沿，肯定会多于139亩。所以2015年年末李某与巩**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中将土地亩数书写为144亩。而现实该地己经被李某拓展到155亩。2016年农户在申报玉米补贴后，按敖政办发（2016)97号文件规定，村委会在农户申报亩数后，必须实地测量核查。现在都是GPS进行测量，比较精准，经村委会测量该地实为155亩，巩**也正是按照155亩的数量支取的玉米补贴，巩**从前井村委会支取补贴的支据能证明这一事实。当时巩**去村委会支取补贴时，李某也在支据的边上签名了。可见李某也清楚当时前井村委会用GPS实地勘测该地得出的具体亩数为155亩。如果该地在2018年李某果真流转给了王树国，在土地流转协议书上的承包亩数肯定是155亩。而不是王树国向一审法院提交的139亩土地承包合同。可见，李某的欲盖弥彰伎俩不攻自破。三、李某认为：“存于前井村的合同并非李某所签，且该合同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李某此说不能成立。一审时李某因不认可存于前井村合同的签名为其所签，故主张申请进行鉴定，而鉴定结果确为其所签。虽然鉴定结果出来了，但李某仍然不承认，且认为该合同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现实却是现存于前井村委会该份合同虽为复印件，却是在李某与巩**共同持原件到前井村复印后，留存于前井村委会的，所留存的复印件符合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敖政办发（2016)97号的文件的要求规定。可见该证据是真实有效的。四、对现存于前井村委会合同签名进行鉴定，是李某自行主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庭审时，李某不承认和巩**向前井村委会呈交过此存档备案的合同，更不承认曾陪同巩**向前井村申报并领取过玉米补贴，李某说巩**所领取的玉米补贴是巩**与前井村会计合谋，李某不清楚。不仅前井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己说明了李某上交备案存档合同及其帮巩**、巩海峰申报领取玉米补贴的事实，且在一份巩**支取一万元的玉米补贴支据上有在场人李某的亲笔签字。可见上诉人的谎言昭然若揭。综上，请求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王树国、李某均答辩支持对方上诉请求。祁凤玲、巩海峰针对上诉请求综合答辩认为，上诉人上诉请求成立。王树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停止对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执异13号执行裁定查封财产的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巩海峰系巩**之子，祁凤玲系巩**之妻，王树国系巩海峰妻子的叔叔。2018年5月25日，巩**向杜晨辉借款60000元，并为杜晨辉出具借据一枚。2018年8月15日，杜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巩**，并提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8）内0430民初5226号民事裁定书，将巩**位于木头营子乡老西店村套拉盖处180亩承包地种植的玉米予以扣押，轮候于（2018）内0430民初5225号民事裁定书执行。2018年9月4日，巩海峰代巩**向一审法院提交复议申请，称扣押土地是李某承包的，请求撤销保全裁定，后一审法院作出（2018）内0430执异68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复议请求。2018年10月7日前后，巩海峰开收割机将涉案被保全的玉米收割，玉米被运至王树国家中存放。2018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内0430民初52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巩**偿还杜晨辉借款6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王树国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被保全玉米是其经营的，承包土地是其2018年3月1日从李某处承包的。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9）内0430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王树国的异议请求。王树国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王树国提交2018年3月1日与李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费收据及购买农资单据等用以证明其主张。第三人李某提交2016年3月5日与巩**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其只将涉案土地承包给巩**两年，用水井、变压器、井房抵顶承包费用。杜晨辉认为上述证据不真实，经杜晨辉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存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双井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两份，其中一份2003年1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是第三人李某等5人承包位于该村套拉盖139亩土地签订的；另一份2015年12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是第三人李某与巩**签订的，该协议内容是李某将涉案土地139亩承包给巩**耕种7年，期限自2016年春季至2022年秋季，该合同是巩**为领取玉米补贴提交至村委会备案的。李某否认备案合同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在（2019）内0430民初1917号民事案件中申请对该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作出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67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同时，在该案中王哲伟申请对李某与王树国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李某提交的2016年3月5日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签名墨迹形成时间是否在2018年8月14日之后进行鉴定，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作出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68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不能确定检材一、二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否同一时间书写形成。诉讼过程中，王树国陈述其与李某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在巩**家签订的，签订合同后雇巩海峰耕种和管理承包土地，巩海峰对此予以认可。2016年和2017年涉案土地的玉米补贴均被巩**领取。2018年9月，巩**因脑出血住院治疗，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瘫痪在床，2019年11月18日，巩**因病去世。第三人李某庭审后又申请对2015年12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另查明，敖政办发【2016】97号文件中要求对全旗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外的地块种植玉米或种植玉米面积50亩以上的户，要核实是否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租赁或流转合同，合同复印件村主任签字加盖公章后，上报乡镇苏木办事、街道办。一审法院认为，从王树国与巩海峰的陈述内容可知，巩海峰实际参与涉案承包地玉米的耕种和收割，故其应该明确知晓涉案土地由谁承包经营。但巩海峰在代巩**向一审法院提出保全异议时声称被扣押土地是李某的，而在本案中又称是为王树国耕种收割的，其表述前后矛盾且与常理相悖，不足以采信；本案中，王树国提交的2018年3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李某提交的2016年3月5日土地承包协议与巩**在前井村备案的2015年12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三份土地承包合同真实性存疑。李某为此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相关司法鉴定部门已作出鉴定意见，申请人应对鉴定意见和风险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李某又申请对备案的2015年12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因敖汉旗玉米生产者补贴申报审核中并未明确要求必须提供土地承包、租赁、流转合同的原件备案，故该鉴定申请已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分析比较当事人的证据情况，2015年12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成立在先，同时该合同是备案在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前井村委会处用于领取玉米补贴的，巩**也实际领取了两年的玉米补贴，其证据效力具有相对优势，王树国的其它证据与被保全标的均缺乏直接的关联性。综上，王树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保全标的物享有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树国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2018年8月15日，一审法院根据王志峰的申请，作出（2018）内0430民初5224号民事裁定，将案涉玉米进行首次查封，至今未解除查封。同日，一审法院根据杜晨辉的申请，作出（2018）内0430民初5226号民事裁定，将案涉玉米轮候查封，至今未解除查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28条规定：“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财产进行处分后，该财产上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轮候查封在性质上不属于正式查封，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仅是一种效力待定的执行行为，案外人针对轮候查封提起执行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受理范围，案外人针对轮候查封提起异议之诉的，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王树国应当针对正式查封主张权利，轮候查封待正式查封解除，轮候查封变为生效查封后，再行提起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依据杜晨辉的申请作出的（2018）内0430民初5226号民事裁定现属轮候查封，王树国对轮候查封提出执行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受理范围，应驳回其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树国的起诉。王树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陆广华审 判 员 李国辉审 判 员 牛占龙 二○二○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 邹海庚书 记 员 范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