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19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俊，男，1969年3月15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与梅林八路交汇处华南工贸公司办公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叶强，该公司董事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伟，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颖，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云鹏，男，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羁押于山东省临沂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长海，辽宁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长青里万达广场C座公寓6层。 法定代表人：黄国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青，女，该公司法务。 上诉人王文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丛云鹏、原审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伟、李冬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错误。一、原审认为上诉人与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典型的挂靠经营，显属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上诉人在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的《劳动关系证明》，以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系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这是典型的内部承包关系，具有法律效力。2、虽然《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中有“乙方负责组建施工人员”的约定，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施工工程进行全程把控，除上诉人外，公司还在现场配备了其他施工管理人员(李文圣、李伟等)，上诉人在组织施工管理过程中都要严格遵守公司的质量体系要求和项目施工管理规定。3、工程款的支付结算都是由公司掌控的，发包人将工程款支付至公司账户后，再由公司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发放，这与挂靠经营有显著的区别。4、至于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这也是项目经理内部承包关系的常见条款约定，是内部承包关系权利义务的一种表现，这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能作为否定内部承包关系的依据。原审在此前(2018)冀0202民初669号一审及(2018)冀02民终6574号终审认定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文俊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的基础上，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法律定性，无法令人信服。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联络函》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事实，缺乏依据。1、被上诉人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所谓“新证据”就是这份《联络函》。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明确否认出具过这份《联络函》，不仅行文格式、表述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其上的“施工现场管理专用章”也不同于《供货合同》上的印章，尤其《供货合同》也好，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其他《工作联系单》也好，加盖“施工现场管理专用章”的同时均有项目经理李文圣签名确认。原审未经仔细审查，确认该《联络函》的效力，过于草率。2、该《联络函》显示是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函，但是第三人在庭审中对该《联络函》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正规的签收或邮寄凭证。被上诉人就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无法进一步印证该《联络函》的真实性。被上诉人除这份错漏百出的《联络函》之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他参与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无法印证其确系“项目施工总负责人”，原审简单粗暴的仅凭该《联络函》认定被上诉人的身份，显然错误。3、原审认为：二被告提出《联络函》上的施工现场专用章与施工过程中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刻具交由王文俊保管使用的专用章明显不符，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及第三人均对该《联络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一方进一步举证，相应的举证义务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继续苛求上诉人举证，显然是不符合举证规则，也与事实相违背。三、原审认定“该《欠条》系被告王文俊与原告之间核算后就欠付款项出具的，系被告王文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王文俊辩称该欠条系在原告恐吓威逼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愿出具，对原告感谢的费用不是项目的施工费用，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1、上诉人在前案及本案中一再强调，该欠条系上诉人在丛云鹏前来上海纠缠多日、威逼骚扰之下出具的，且260万元并非欠付的工程款，而是丛云鹏自认的介绍工程的好处费。虽然上诉人未在期间报警，无直接证据证明丛云鹏采取了威逼恐吓的手段，但是从被上诉人因涉黑犯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事实来看，丛云鹏一贯有黑社会暴力犯罪行为，上诉人在其本人已经追讨到上海、找到家庭住址、骚扰妻儿的情况下，无奈答应给其一些好处费，符合逻辑。2、上诉人在欠条中并未明确该260万元系项目的施工费用，仅仅写“欠丛云鹏260万元”，被上诉人在起诉时也未明确诉请为“支付工程款”，而是笼统的写“支付款项”，如被上诉人主张该260万元是工程款，应提交工程施工的凭证。原审却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该260万元“不是项目施工的费用”，显然错误的进行了举证责任的分配。而且负面的事实如何通过举证加以证实?原审不顾事实逻辑，强求上诉人的举证义务，显然对上诉人不公。3、如果被上诉人所谓“项目施工总负责人”属实，所谓的260万元工程款属实，那么作为实际施工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理应有相应的签证、施工进度、付款凭证等等，在被上诉人拿不出任何实际施工凭证的情况下，其主张支付工程款显然是空中楼阁。而原审忽而认定上诉人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忽而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涉案装饰装修工程存在合作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方式的合作关系?有无书面协议约定?合作的内容究竟为何?原审却嘎然而止，不要求原告方进一步举证，逻辑混乱，难以令人信服。四、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在原审(2018)冀0202民初669号一审判决及(2018)冀02民终6574号终审判决的基础上，另行提起诉讼，应不予受理立案或驳回起诉，但原审却以“原告本次提起诉讼，提交了新的证据主张权利，本院依法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本次诉讼提交的所谓“新证据”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在怠于收集全部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起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这是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原审突破“一案不二审”的原则，允许当事人以所谓的遗漏证据、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重复起诉，无异于纵容当事人浪费司法资源、视法律诉讼为儿戏，显然是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如此既维护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又赋予当事人救济途径。显然，原审直接予以审理并判决的做法，属程序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不管是在事实的查明方面，还是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错误，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造成了明显的不公正。 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错误。一、原审认为上诉人与王文俊非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典型的挂靠经营，显属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提交《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的同时，还提交了王文俊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证明》，以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足以证明王文俊系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将涉案工程交由王文俊负责，是典型的项目经理内部承包关系，不违反法律的规定。2、虽然《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中有“乙方负责组建施工人员”的约定，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上诉人对施工工程进行全程把控，不仅为王文俊开展工作配备了其他施工管理人员(李文圣、李伟等)，要求王文俊遵守上诉人公司的质量体系要求和项目施工管理规定，而且严格管控工程款的支付，工程款都是直接支付到上诉人账户后，由上诉人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发放给王文俊，这与挂靠经营有显著的区别。3、至于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这也是项目经理内部承包关系的常见条款约定，是内部承包关系权利义务的一种表现，允许项目经理独立核算，就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员工，促进施工企业更好的运营管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内部承包关系的依据。原审在此前(2018)冀0202民初669号一审及(2018)冀02民终6574号终审认定上诉人与王文俊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的基础上，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法律定性，无法令人信服。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联络函》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事实，缺乏依据。1、被上诉人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所谓“新证据”就是这份《联络函》。上诉人明确否认出具过这份《联络函》，不仅行文格式、表述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其上的“施工现场管理专用章”也不同于《供货合同》上的印章，尤其《供货合同》也好，上诉人提交的其他《工作联系单》也好，加盖“施工现场管理专用 章”的同时均有项目经理李文圣签名确认。原审未经仔细审查，确认该《联络函》的效力，过于草率。2、该《联络函》显示是上诉人致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函，但是第三人在庭审中对该《联络函》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正规的签收或邮寄凭证。被上诉人就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无法进一步印证该《联络函》的真实性。被上诉人除这份错漏百出的《联络函》之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他参与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无法印证其确系项目施工总负责人的事实，原审缺简单粗暴的仅凭该《联络函》认定被上诉人的身份，显然错误。3、原审认为：二被告提出《联络函》上的施工现场专用章与施工过程中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刻具交由王文俊保管使用的专用章明显不符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及第三人均对该《联络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一方进一步举证，相应的举证义务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继续苛求上诉人举证，显然是不符合举证规则，也与事实相违背。三、原审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与王文俊之间已经结算并给付全部工程款，因此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王文俊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原审既然认定王文俊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周某班组、黄某班组实际参与施工且王文俊并未主张欠付工程款周某、黄某也在庭审中确认已结清工程款，因此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原审认为周某、黄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王文俊之间就涉案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存在合作关系，且不论这三个证人证言是否能成立，但该“合作关系”是否就是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施工人？显然不是。《联络函》称被上诉人丛云鹏系“项目总负责人”，该“项目总负责人”既不是上诉人的员工或项目经理，也从未组织参与涉案工程施工的全过程，更没有参与过工程款项的决算和支付，“项目总负责人”体现在何处？简直荒唐。3、从《欠条》的文义看，王文俊称“欠丛云鹏260万元”，该款项是否就是涉案工程款，显然难以确认。连被上诉人在诉请中也不敢主张支付“工程款”，而只是笼统的称“款项”，原审何以认为该款项就是欠付的工程款，另外，双方究竟是如何结算得出260万元这一数字的，在王文俊对该款项及数字作出否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仅未进一步举证，而且连计算依据、计算方式等也无法作出解释和说明。如果是实际施工人主张欠付工程款的结算支付，应提交相应的施工凭证，很显然本案中所谓260万元欠款毫无事实依据。本案实际参与施工的班组均确认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原审却仍然判令上诉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四、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在原审（2018）冀0202民初669号一审判决及（2018）冀02民终6574号终审判决的基础上，另行提起诉讼，应不予受理立案或驳回起诉，但原审却以“原告本次提起诉讼，提交了新的证据主张权利，本院依法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本次诉讼提交的所谓“新证据”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在怠于收集全部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起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这是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原审突破“一案不二审”的原则，允许当事人以所谓的遗漏证据、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重复起诉，无异于纵容当事人浪费司法资源，视法律诉讼为儿戏，显然是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如此既维护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又赋予当事人救济途径。显然，原审直接予以审理并判决的做法，属程序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不管是在事实的查明方面，还是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错误，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造成了明显的不公正。 丛云鹏当庭未作答辩，庭后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意见同一审意见一致，二审无新证据提交。上诉人在本案原一、二审及本次一审中，均拿出丛云鹏涉刑事案件一事作为抗辩理由，企图影响法官判断，实际上丛云鹏所涉刑事案件与本案没有一丝关联。丛云鹏在江苏连云港注册公司从事养殖业(与山东日照交界)，因日照渔民频繁偷盗其海产品、破坏养殖设施，丛云鹏公司保安与山东渔民发生赔偿纠纷，日照警方将这些保安向偷盗渔民索赔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作为公司法人(从来没到过案发现场)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丛云鹏系由连云港从大连招商引资而来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主，却被两省之间由来已久的恶性区域争斗所害，丛云鹏为此必定申诉到底。本案上诉人的目的无非是混淆视听，将两个毫不相干的案件联系到一起，完全是无理搅三分的表现。上诉人还多次提出王文俊书写的“欠条”是在丛云鹏威逼之下形成的，但在法官追问下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该行为涉嫌虚假陈述。另外，王文俊与丛云鹏在案涉工程结算时要求丛云鹏交出工程资料，作为向丛云鹏出示“欠条”(结算单)的条件，否则不予结算，诉讼中王文俊隐瞒这些涉案工程资料不予出示，给法院审理工作制造难点，浪费大量司法资源。王文俊及其代理人的前述行为有违诚实诉讼原则和律师职业道德。 丛云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文俊支付丛云鹏款项2600000元；2.判令王文俊支付利息208000元（自2018年2月5日起至2019年6月5日止，利息以2600000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暂计为208000元，实际按此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3.判令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王文俊上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原一审、二审及本诉诉讼费由王文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方、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分包商、唐山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业主签订了《唐山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精装修工程（二标段）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位于唐山市路南区精装修工程（二标段）。2011年4月9日，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出具联络函一份，写明项目总负责人为丛云鹏，项目联络人为王文俊，项目经理李文圣，项目施工负责人为丁爱民，档案资料员为李伟，财务负责人为张某，施工一组负责人为周某，施工二组负责人为黄某。2011年4月12日，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王文俊作为乙方签订《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约定涉诉工程“由乙方负责施工管理，甲方按合同总价的25%作为乙方前期借款周转金，乙方向甲方交纳工程最终结算价的3%作为甲方管理费”；乙方责任约定“乙方负责协议项目施工人员组建，负责施工人员资料、岗位安排并报送甲方同意。乙方负责人必须每天到现场主持施工、协调工地工作，服从甲方统一管理、指挥及进度等工作调整，对施工全过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质量控制等进行跟踪监管。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质量体系要求和项目施工管理规定执行，并提供以下资料：合同文本壹份；施工组织设计、工程预算书和工程结算书各一份、消防审核意见、本工程的消防验收证书、建设单位验收的隐蔽工程验收证明、竣工工程验收证明原件各一份；施工图纸和竣工图纸各一套等工程竣工资料。如乙方该工程的手续资料在验收后未及时提供给甲方存档，甲方将视情况有权暂停支付工程款给乙方，待资料补齐后支付工程尾款。乙方须确保施工安全、办理工伤保险，如果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周某班组、黄某班组实际参与涉诉工程的施工。案涉工程于2011年12月27日竣工验收，经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确认工程造价为33937128.85元。2016年2月25日，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2016年3月15日，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和解协议有效，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已履行付款义务。2016年9月26日，王文俊向丛云鹏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唐山万达项目结算完毕，欠丛云鹏2600000.00（贰佰陆拾万元整），济南万达已结清。唐山万达两套小户型由周某转王文俊。”王文俊在落款处签名。另查明，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9月25日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华南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17日名称变更为现名称。第三人唐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唐山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欠条》、《联络函》、收据、被告提交的《施工合同》等书证与路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2民初6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周某、黄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佐证，证明原告与被告王文俊之间就案涉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存在合作关系。被告王文俊书写的《欠条》显示唐山万达项目结算完毕、被告王文俊认可欠原告2600000元，被告王文俊在（2018）冀0202民初669号审理过程中到庭认可欠条系其本人书写，该《欠条》系被告王文俊与原告之间核算后就欠付款项出具的，系被告王文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王文俊支付260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被告王文俊辩称该《欠条》系在原告恐吓威逼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愿出具、对原告感谢的费用不是项目的施工费用，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辩解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诉请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王文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签订的《项目经理责任协议书》中约定，被告王文俊负责施工管理、负责协议项目的施工人员组建、主持施工、协调工地工作，如果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被告王文俊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约定被告王文俊向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纳工程最终结算价的3%作为管理费，足以证明二被告非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典型的挂靠经营，被告王文俊系挂靠方、为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王文俊之间已经结算并给付全部工程款，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被告王文俊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原告该项诉请法院予以支持。二被告提出《联络函》出现的施工现场专用章与施工过程中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刻具交由王文俊保管使用的专用章明显不符，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该《联系函》加盖的印章与二被告认可的证据《供货合同》上的印章形式上一致，故对二被告的异议不予采纳。原告于2018年2月5日向路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路南区人民法院做出（2018）冀0202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冀02民终65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终65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亦表述“丛云鹏如有新证据，可另行主张”，原告本次提起诉讼，提交了新的证据主张权利，法院依法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审理，符合法定程序，故对二被告关于本案属于“一案二诉”、应提起再审程序的辩解，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王文俊之间就利息的给付并无约定，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按照原告向路南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文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丛云鹏工程款项2600000元，并自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以2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付利息。二、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被告王文俊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64元，由被告王文俊负担，被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丛云鹏一审主张案涉260万元计算依据，系丛云鹏与王文俊经过计算工程利润之后，按原来双方口头约定的五五分成计算得出的。且丛云鹏及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文俊均认可案涉工程由周某班组及黄某班组实际组织施工，在（2018）冀0202民初669号案件一审过程中，周某及黄某均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均陈述系接受丛云鹏安排对案涉工程进行的施工，但材料款的拨付及工程结算事宜与丛云鹏及二上诉人进行，证人周某亦陈述，案涉工程项目部中有丛云鹏派驻的人员，亦有二上诉人派驻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丛云鹏提交的《欠条》、《联络函》、收据及二上诉人提交的《施工合同》等书证，结合路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2民初6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周某、黄某、张某的证人证言，认定丛云鹏与王文俊之间系合作关系，并无不当。王文俊为丛 云鹏出具欠条，写明“唐山万达项目结算完毕欠丛云鹏2600000元”，王文俊对欠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依据该欠条，判令王文俊给付丛云鹏26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王文俊主张欠条系在丛云鹏胁迫下出具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王文俊就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亦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对二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丛云鹏与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王文俊出具欠条亦不予认可，丛云鹏基于与王文俊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内部结算形成的欠款凭证，对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没有约束力，其要求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文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丛云鹏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64元，由王文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528元，由王文俊负担29264元，丛云鹏负担292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健 审判员 孙乾辉 审判员 康永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