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20）晋08刑申13号 雷颖博：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雷颖博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董朝军、闫光辉、林世钦犯敲诈勒索罪一案，本院2020年4月8日作出的（2020）晋08刑终103号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不服该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申诉，你的申诉理由为：一、两级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明显错误，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矛盾。两级法院认定申请人雷颖博系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查明申请人雷颖博“2016年进入车前程运城公司，随后担任该公司实际负责人至案发”，认定申请人雷颖博“通过组织、领导、控制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全面业务，决定是否扣走被害人的车辆以敲诈高额手续费及扣车费”，没有确凿的证据予以支持。1、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雷颖博系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缺乏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支持。本案中，除了涉案业务员的供述外，没有客观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雷颖博在车前程公司任职（经理或者实际负责人）。根据证据1卷第19－20页中“车前程公司的员工花名册”，该份花名册中没有申请人雷颖博的名字。且纵观全案，也没有任何申请人雷颖博在公司领取工资、福利及分红的证据。2、原审判决及裁定认定申请人雷颖博为车前程运城公司实际负责人的主要证据间存在重大矛盾。依据本案中的相关证人证言及公司其他员工（前台人员黄晶、裴沙，评估师高小康，业务员兰层层、高月翔、冯果雅、董晓丹、杨冰、杨丽丽、徐杰、郭朝伟、徐雄飞、张瑜及业务组长冉金中、马海仙等人）的供述，运城公司负责人为樊帅东，且公司每个员工，无论是否在案，均供述称公司老板为王孙强，而非雷颖博。而本案无论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原审审理中，都没有对公司老板王孙强在本案中的行为进行相关调查、认定，全程忽略公司老板王孙强在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决策作用。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雷颖博系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仅依据公司员工李帅、董一波、李昱博三人的相关供述。然而，该三人的供述与公司其他员工“运城公司负责人樊帅东，公司老板为王孙强”的供述均不相同，与记录在案的证人证言中关于公司老板及负责人的相关证言存在巨大矛盾。原审判决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不应仅依据同案被告人的相互指控来确定本案的事实。原审判决无视案卷中所有车前程公司员工关于王孙强系公司老板的证人证言，反而依据同案被告人的相关供述认定申请人为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属认定事实错误。3、认定申请人雷颖博在公司成立初期，对公司员工进行培训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所有被害人都是业务员以雷颖博传授的方法引导被害人签订合同，骗取被害人贷款。但这一事实，也仅有李帅、董一波、李昱三人的供述。车前程运城公司其他员工，例如负责人樊帅东、业务组长马海仙、冉金中、业务员徐杰等人均供述称，公司的业务培训并非由雷颖博培训，而是以老人带新人或组长带组员的方式进行。樊帅东2018年5月11日的供述中提到“2016年10月份公司开业时，老板王孙强派人来培训过，之后就是老人带新人或者业务组长带新加入的成员。”业务员马海仙、冉金中、徐杰、黄英杰等人均供述，公司组织构架中并没有雷颖博，对其进行业务培训的是时任或者前任的业务组长。而原审认定的第18起（被害人王峰）、第20起（被害人王飞）、第21起（被害人傅红军）、第42起（被害人张园）、第43起（被害人郑凯欣）、第44起（被害人曹慧荣）、第45起（被害人王卫平）犯罪事实，没有上述行为人任何“雷颖博系公司实际负责人及犯罪方法系雷颖博所教授”的供述，也没有被害人对雷颖博的任何指控。故该部分犯罪事实中对雷颖博的指控所依据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据此，原审雷颖博负责对车前程运城公司业务员进行培训，业务员以雷颖博教授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的认定，所依据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该认定证据依据不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系运城车前程公司实际负责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该部分证据所依据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4、原审判决、裁定认定雷颖博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证据不足。根据原审判决，敲诈勒索罪是对客户逾期以后，通过扣车行为迫使客户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及拖车费而认定的。依据本案被告人董朝军、闫光辉、林世钦及另案处理的门店经理樊帅东等人的供述，车前程运城分公司的业务部门和后勤部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后勤部门负责催收业务，由董朝军负责，而董朝军则听命于法人吴正疆。本案中催收是由后勤部门负责的，根据后勤部门林世钦、闫光辉的供述，除了后勤部经理董朝军以外，其二人均未和申请人雷颖博接触。根据同案被告人董朝军的供述称“雷颖博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是听雷颖博的指挥，我是自己安排”，“我联系不到王孙强了，让她（雷颖博）帮我联系下，他俩关系好”，也可以证实被告人雷颖博不参与后勤部的工作，同案被告人董朝军在安排其后勤部门逾期借款的催收工作时，并不听申请人雷颖博指挥。后勤部门员工闫光辉、林世钦均供述称“吴正疆交代我们如何扣车，扣完车以后如何跟客户谈”“他（吴正疆）来看运城业务做得怎么样，他跟樊帅东交代的什么我不知道，他来后勤部是告诉我们扣车的手续要带全，不要和客户冲突，扣车时趁客户不在场时候扣”，也就是说，催收业务是由公司法人吴正疆为其培训并安排工作，具体工作听从后勤部门负责人董朝军调遣。因此，在本案中，相关行为人关于车前程运城公司后勤部门的敲诈勒索行为的供述，并没有其是依据雷颖博决定、受雷颖博指使，去扣押车辆、索取高额手续费和扣车费的供述。原审判决、裁定认定雷颖博犯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的主犯的证据依据不足。二、本案中办案过程中存在重大程序瑕疵，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案件的公正审判。1、本案侦察机关的不作为，致使本案相关事实未能查清。本案各被告人及相关证人，在提及车前程运城公司时，均提出该公司老板为王孙强，公司法人为吴正疆，且同案被告人董朝军、闫光辉、林世钦均供述公司“后勤部”的催款、扣车行为均听命于公司法人吴正疆。但本案侦查人员并未对该公司老板王孙强，公司法人吴正疆在本案中的参与程度进行任何调查。更严重的是，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曾经两次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查清本案是否存在漏罪和漏犯”在第二次补充侦查时，查清涉案资金来源和去向，进一步深挖彻查。而在本案中，侦查人员未对该补充侦查提纲进行任何调查，案卷中并无对公司老板王孙强、公司法人吴正疆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询问和调查，致使本案中公司负责人的认定上产生重大错误。2、办案机关对本案进行分案审理，剥夺了申请人的相关诉讼权利，不利于本案事实的查清。本案属车前程运城分公司涉嫌“套路贷”犯罪，涉嫌的犯罪嫌疑人包括申请人雷颖博、董朝军、闫光辉、林世钦，以及车前程运城分公司另案处理的樊帅东、李帅、李昱博、董一波、马海仙。原审认定申请人雷颖博为车前程运城分公司实际负责人，依据仅为另案处理的嫌疑人樊帅东、李帅、李昱博和董一波的指证，并无其他相关证人证言及书证予以证明。因此，对本案进行分案审理，造成了申请人雷颖博在庭审时无法就另案处理的犯罪嫌疑人的指证进行当庭对质，辩护人无法就同案嫌疑人的不利供述进行发问和全面质证，无法对申请人和同案嫌疑人的矛盾供述进行交叉询问，严重影响了本案案件事实的查清和裁判的公正。三、申请人雷颖博在本案中的作用和地位。申请人雷颖博于2016年在车前程运城公司短暂任职，因其与车前程公司老板王孙强系男女朋友关系，又是运城本地人的缘故，会与车前程运城公司部分员工有所往来，但该公司的决策者并非申请人雷颖博。依据申请人雷颖博提交的相关证据，雷颖博自2017年初开始，绝大部分时间均不在运城本地，并不参与车前程运城公司的经营。本案所有被告人的供述及案卷材料中车前程运城公司所有员工的证言，均提到公司老板为王孙强。结合申请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线索和车前程股东分红情况，公司决策者为王孙强，公司受益人为公司的相关股东王孙强、林修安、杨增。且车前程所谓的“后勤部”的催款、收车行为，负责人直接请求公司法人吴正疆，申请人雷颖博并未参与。原审判决无视本案中各被告人及车前程运城公司其他所有员工的供述，未对公司老板王孙强、公司法人吴正疆等公司实际负责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评价。为此，申请人雷颖博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了一份谈话录音和车前程运城公司股东分红情况作为证据线索，以此帮助人民法院查清车前程运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经营的受益人。依据本案各被告人及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其他员工的证言，以及案卷中关于车前程运城公司的组织结构的侦查情况，该公司实际负责人为老板王孙强，公司的法人为吴正疆，为公司员工发放工资是由林修安负责，公司门店经理为樊帅东，公司股东为王孙强、林修安、杨增。而申请人雷颖博，仅是2016年进入运城公司工作，并在短时间内离职，并未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且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巨大矛盾，且未能依据本案中相关证据，查明车前程运城公司老板王孙强等人的相关犯罪事实，造成对申请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错误的认定。因此，申请人特依法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一、二审判决、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对申请人的行为重新认定并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 经审查，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雷颖博提供的三组证据均在本院二审中提供过，该三组证据均不能否定其他同案犯的供述，不能否定雷颖博系车前程运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雷颖博应对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原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雷颖博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你申诉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你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审条件，你的申诉应依法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