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312号原告：上海布雷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180号1幢273-1室。法定代表人：朱清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天璇，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久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5号B楼DX188室。法定代表人：沈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伍健鸿，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毅，该公司员工。原告上海布雷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久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5月26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天璇，被告委托代理人伍健鸿、何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于2019年7月和8月委托原告办理二票共六个集装箱的进口固体废物从上海退运回波兰的报关及物流服务。原告于2019年9月完成全部委托，货物退运流程操作完毕。原告于2019年9月19日和23日按照与被告的约定通知被告结算货运代理服务费及代收代付费用，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尚有人民币8417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未付。鉴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欠款未果，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得不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84171元及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1、费用未经被告确认，包括原告自称向马士基公司垫付的51480元滞箱费，两次删单操作及运输的费用被告仅确认一次；2、由于原告怠于履行货运代理义务，造成的滞箱费损失应该在货运代理费用中扣除。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聊天记录、责令退运通知书、鉴定报告、委托书和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两票货物因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洋山海关要求退运，被告业务员何毅于2019年7月31日以被告公司名义委托原告办理货物退运，货物实际经营单位为上海巴特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特拉公司），巴特拉公司委托被告进行涉案货物的退运，因被告没有能力办理，故才委托原告进行涉案货物退运，被告因箱子无法进港向原告求助，原告告知被告帮其安排了删单和查验，被告委托原告对其货物进行放箱安排，原、被告进行了沟通，相应产生的费用。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由其委托原告进行涉案货物的退运。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2、出口货物报关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已经退运出口。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3、聊天记录、结算清单、代收代付发票，用以证明1、2019年7月3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朱清倚将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向被告业务员何毅报价，告知被告2000元操作费是退运服务费，不包括订舱费，被告回复由客户自己订舱，被告对报价未提出异议并委托原告办理出口退运事宜，说明涉案两票货物的订舱不包含在委托范围内，是由客户自己订舱的，所以由此导致延误和原告无关，收费标准在委托前也向被告进行了报价，就费用已经有了事前约定，被告应该按照约定进行支付；2、涉案货物退运完毕后，原告业务员程慧华于2019年9月19日和9月23日将结算清单和代收代付发票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业务员何毅，要求被告结算涉案费用，包括第一票服务费16550元、代收代付20248元，原告已付20000元，至今未付16798元；第二票服务费20900元、代收代付24993元、原告已付30000元，未付15893元。被告对聊天记录和代收代付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被告对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不确认，认为通关服务费、货物操作费和物流费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结算清单是通过微信发送的，被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其内容的可采性，本院将另作论述。4、聊天记录、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账单、马士基公司开给上海晟荣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荣公司）的发票和船公司滞箱费明细、晟荣公司付款给马士基公司的转账凭证、上海超妍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妍公司）向晟荣公司支付滞箱费的银行交易信息、原告向超妍公司支付滞箱费的付款回单、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9年8月22日原告业务员程慧华告知被告业务员何毅放箱公司为晟荣公司，2019年10月28日至2019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催收滞箱费，及原告为被告垫付滞箱费51480元，当时被告都是以客户没有支付为由拖延付款。被告对聊天记录、原告向超妍公司支付滞箱费的付款回单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被告对马士基公司账单、马士基公司开给晟荣公司的发票和船公司滞箱费明细、晟荣公司付款给马士基公司的转账凭证、超妍公司向晟荣公司支付滞箱费的银行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不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材料未提供原件，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难以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华东地区进口滞箱费率表，用以证明原告的操作失误导致了第二票货（提单尾号0295）的涉案集装箱在上海港延误了三天，没有赶上预定的航期，由此多产生了每个箱子每天660元的滞箱费，共计13860元。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这个只是马士基公布的费率，不能证明原告有过错。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2、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放箱后把信息发给原告，但原告没有审核资料是否正确就直接安排提箱，等原告告知被告提箱点有误箱子不能进港时，海关和港区都已经下班，最终造成被告无法变更，所以晚了一个礼拜船期。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聊天记录反而能证明是由于被告提供的信息错误，导致原告到提箱点提不出箱子，说明导致两次报关和删单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告。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本院查明：2019年7月31日，被告业务员何毅将涉案货物的退运资料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业务员程慧华，委托原告办理涉案货物的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为LDPE再生塑胶颗粒，由巴特拉公司分两票进口，每票3个集装箱，被海关认定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责令直接退运。同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朱清倚将收费标准通过微信发送给何毅：“服务费包括：换单服务费200元/次,舱单更改费1000元/票，海关查验费服务费300元/次/箱，通关服务费3000元/票，CCIC服务费1000元/票，货物操作费2000元/票，物流费1500元/车，封志费50元/个，放箱费300元/票，减免单审批费300元/票，代收代付费用全部实报实销。”何毅询问：“你里面的操作费2000元，就是包括帮忙订舱的服务代理对吧”，朱清倚回复：“2000元是退运服务费，订舱出口的费用我另外报”，之后何毅回复：“客户说自己订舱”。8月22日，程慧华通过微信询问何毅：“那这票的进港预录也是你这里预录吗？进港信息的预录。”，何毅回复：“对的”，程慧华又告知：“那好，我这里放箱的公司是叫晟荣。”，何毅回复：“哦哦哦，好的”。2019年9月11日，涉案第一票货物报关出口，数量为3个集装箱，箱号分别为：MRSU3364764，MRKU5656000，MSKU1504059。9月19日，程慧华将涉案第一票货物的费用结算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何毅，清单显示：“舱单更改费1000元，海关查验费服务费300元，通关服务费6000元（3000*2两次报关），货物操作费4000元（2000*2两次报关），物流费4500元（1500*3车），封志费150元（50*3个），放箱服务费300元，减免单审批费300元，共计16550元；代收代付费用20248元；合计36798元；已结20000元；未结16798元。”，何毅回复：“好的，我先看下”。2019年9月19日，涉案第二票货物报关出口，数量为3个集装箱，箱号分别为：MRSU3825824，TLLU5883877，MRKU3458428。9月23日，程慧华将涉案第二票货物的费用结算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何毅，清单显示：“舱单更改费1000元，海关查验费服务费300元，通关服务费6000元（3000*2两次报关），货物操作费4000元（2000*2两次报关），物流费9000元（1500*6车），封志费300元（50*6个），减免单审批费300元，共计20900元；代收代付费用24993元；合计45893元；已结30000元；未结15893元。”，何毅回复：“好的，我这两天尽快对好回复你哦，谢谢！”。2019年10月29日，程慧华通过微信询问何毅：“昨天那个5万多的滞箱费有什么消息了么？放箱公司来催钱了”，何毅回复：“哦哦哦，我知道了，我们公司也有十万多超期费要付”。11月2日，原告向超妍公司支付了51480元滞箱费。2020年4月24日，晟荣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箱号MRSU3364764，MSKU1504059，MRKU5656000，该票货物于2019年5月15日运抵上海，截止至2019年8月20日的滞箱费已由上海港利物流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8月21日至9月15日的滞箱费51480元已由我司向马士基支付后，再向超妍公司收取完毕。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货运代理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原告已完成委托事项而被告却拖欠代理费用未付，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拖欠代理费的金额。原告主张第一票货物服务费16550元，代收代付费用20248元，合计36798元，已结20000元，未结16798元；第二票货物服务费20900元，代收代付费用24993元，合计45893元，已结30000元，未结15893元。被告对代收代付费用金额无异议，但认为两票货物的服务费中通关服务费、货物操作费和物流费均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原告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被告录入信息错误，造成原告之前报关失效，只好申请删单重新报关，两次报关所以收取两次费用；物流费也是由于被告录入信息错误，造成拖车无法进港，所以产生了两次拖车费用。本院认为，原告在向被告报价时按“票”为单位收取通关服务费和货物操作费，所谓一“票”应当是同一份提单项下的所有货物及由此而产生的业务量，涉案货物即便如原告所称进行了两次报关，但报关次数多少并不影响其是同一票货物的本质，故对于原告所谓两次报关就要收取两笔通关服务费和货物操作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关于物流费，原告报价时是按“车”为单位收取，由于被告录入信息错误，造成第一次拖车无法进港提箱，空车返回，第二次再派车提箱，产生了两次拖车费用，故对于原告关于拖车费用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二、滞箱费是否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其没有委托原告垫付该笔滞箱费，并称被告曾经在2019年8月23日和26日支付过两笔滞箱费，且认为滞箱费的金额不合理应当要求返还。从原被告双方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对于原告的放箱公司晟荣公司操作涉案其中一票货物的放箱事宜是确认的，原告为此向被告收取300元的放箱服务费被告也未表示异议，而船公司在放箱时与放箱公司结算滞箱费也是操作惯例；原告垫付的是2019年8月21日至9月15日的滞箱费，与被告在2019年8月份支付的两笔滞箱费无关，不存在重复支付的问题；至于滞箱费金额是否合理，能否要求船公司返还并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笔滞箱费。原告主张自2019年9月24日起计算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并未就付款期限作出约定，2019年9月24日是原告向被告发送结算清单的后一日，但原、被告双方并未就费用确认达成一致，并且原告在2019年11月2日才向超妍公司支付涉案滞箱费，故自2019年9月24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若合同当事人就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在给对方以必要的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原告提起诉讼之日应视为其要求履行之日，且其时距涉案业务开展之时已逾数月，此间被告有充分的付款准备时间。因此，被告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应自本案起诉之日的次日，即2020年3月10日起计算。原告主张前述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该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久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布雷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人民币74171元及利息损失（自2020年3月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对原告上海布雷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被告上海久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4.2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952.14元，由原告上海布雷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12.35元，被告上海久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39.7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磊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王冰书 记 员 傅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