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民终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光友，男，197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87619238。 法定代表人：郑杰，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臻华，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中洁，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斯裕，男，199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博白县。 上诉人赵光友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工建三建公司）、邓斯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赵光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臻华到庭参加质证并接受询问。邓斯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光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邓斯裕共同向上诉人赵光友支付拖欠劳务费195520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18512.79元（从2019年4月25日起开始分阶段暂计算至2019年10月1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后另计至还清为止）；二、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邓斯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防城港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周转房项目”工程系湖北三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施工。我国《建筑法》明确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个人是不能进行承包施工的。二、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湖北三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防城港财政学院内工地工程协议》（以下简称工程协议）并进行结算的行为，系代表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职务行为。涉案工程协议和《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防城港财政学院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周转房项目人工劳务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单）虽然是由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但邓斯裕则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派驻项目现场的负责人，邓斯裕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和施工管理。邓斯裕作为具体的经办人，其与赵光友签订《工程协议》、《结算单》是职务行为。三、本案系因赵光友提供劳务后，未能得到相应劳务款纠纷，而并非一般简单的合同纠纷，不应当简单地依据合同相对性作出判决。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简单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为由判决驳回赵光友要求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共同承担支付拖欠劳务费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赵光友的上诉请求。 湖北工建三建公司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赵光友主张邓斯裕签订涉案工程协议是职务行为，那么邓斯裕便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赵光友主张邓斯裕与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在此情形下不存在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本案中无论邓斯裕与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存在何种关系，是否具有代理权限，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的工程协议或结算单均未使用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名义。二、本案并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是劳务合同纠纷，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赵光友在一、二审中均自认其所主张的劳务并非其一个人完成，是组织其他农民工进行作业，赵光友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用工的主体，其所主张的款项并不适用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邓斯裕既未到庭，亦未作书面答辩，视为放弃其依法享有的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 赵光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邓斯裕、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共同向赵光友支付劳务费1955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分段计算：以39104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5月25日止，按年利率按24%计付；以19552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按24%计付。）；二、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邓斯裕、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涉案项目为《防城港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周转房》。2019年3月25日，赵光友与邓斯裕双方签订工程协议，工程协议约定了施工的具体细节、邓斯裕的付款方式、违约金等事项。2019年5月22日，赵光友与邓斯裕进行结算，并签订结算单，双方均在结算单上签字按手印。结算单涉及五个小项：1、路面人工费总计139150元；2、车库按路面计算人工费总计13800元；3、车库人工费总计42570元；4、代买混凝土甲方没拿钱（路面：139150元，车库按路面算13800元，车库21930元）总计174880元；5、用超混凝土48㎡、打井盖板㎡总计17500元，合计总劳务费387900元（其中注：混凝土打完时间是2019年4月18日完工）。混凝土的供应商广西防城港柏娇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索要混凝土货款192380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向广西防城港柏娇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混凝土货款192380元及利息。时至今日，邓斯裕及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未向赵光友支付任何款项，赵光友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处理。 综合诉辩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本案案由应是什么？二、赵光友提出的劳务费195520元有否事实法律依据？三、赵光友主张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四、本案被告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第一个焦点：案由的确立是为了方便民事审判工作及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是法院立案时决定，但案由仅起到辅助审判作用，其案由不影响法院判定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一般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承包人应为具有从事勘察、设计、施工业务资质的单位，自然人不能成为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也不能成为承包人。本案中，工程协议的甲方为邓斯裕，乙方为赵光友，系两个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故不应适用审理建设工程纠纷的有关规定，故对邓斯裕陈述本案中整体是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另外，本案赵光友据以起诉的证据也是结算单中的“人工费”，因此，本案立案时案由定为劳务合同纠纷是正确的，并无不妥。 针对第二个焦点：邓斯裕承认尚欠赵光友劳务费195520元，且对邓斯裕出具的事实理由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本案适用合同法承揽合同相关法律，根据合同相对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本案合同当事人系邓斯裕，而非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对湖北工建三建公司辩称其不是合同当事人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赵光友要求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与邓斯裕共同支付劳务费195520元及违约金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三个焦点：赵光友主张违约金，有《工程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赵光友主张分段计算，以39104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25日，按年利率24%计付，以19552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6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赵光友要求的利息比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低，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湖北工建三建公司辩称根据“九民纪要”司法政策规定，提出违约金主张的应当就其损失进行举证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针对第四个焦点：由于本案适用合同法承揽合同相关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依法应驳回赵光友对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邓斯裕向赵光友支付劳务费1955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分段计算：以39104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5月25日止，按年利率按24%计付；以19552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按24%计付）；二、驳回赵光友对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邓斯裕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赵光友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确认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共同证明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公司在涉案项目的现场负责人；2、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书，证明赵光友代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购买混凝土。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经质证，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项证据中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对邓斯裕所授权的权限已经明确了具体的事宜及所受的金额，并未授权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任何的合同和协议。同时该项授权于2020年1月17日向防城港市劳动监察提交，2020年的1月17日距武汉封城不到5天，当时武汉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故公司相关人员不宜到防城港来处理相关事宜，才出具了该委托书，该项委托书不能证明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授权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案涉工程协议，即便认定该项委托手续使邓斯裕取得了一定的代理权限，也不能证明邓斯裕使用了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名义，与赵光友签订任何合同或任何结算，故该项证据与本案无关。在劳动监察调查的笔录中，均未涉及任何一方欠付赵光友或其班主的任何款项。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项证据涉及原防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3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判决中的原告广西防城港柏娇混泥土有限公司依据本案证据2，向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主张买卖纠纷。该案件因未向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有效送达，现已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已获得受理。而该项证据中，所加盖的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印章，经核对属伪造。同时该项证据中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从未委托过赵光友进行签订合同，赵光友所提供的工程协议均未涉及混泥土由哪一方承担，故该项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确认书、授权委托书虽然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出具，但该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委托期限也仅为5天，委托事宜仅为涉案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且在65万以内事项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以上授权事项无法证实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负责涉案项目的负责人。两份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系邓斯裕、马卫光在湖北工建三建公司授权权限内处理涉案项目拖欠工人工资事项向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接受询问，其二人单方陈述亦不能达到赵光友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赵光友为涉案工程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涉案《工程协议》为上诉人赵光友与被上诉人邓斯裕签订，赵光友对《工程协议》约定的工程进行施工后，双方就工程劳务费进行了结算，邓斯裕亦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可见赵光友提供的劳务已完成并得到认可，一审判决邓斯裕向赵光友支付劳务费1955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正确，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工程协议》及进行结算的行为是否代表被上诉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赵光友请求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与邓斯裕共同支付劳务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涉案《工程协议》和《结算单》均为邓斯裕与赵光友所签订，赵光友主张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在涉案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但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邓斯裕与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或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无法证明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职工。从其提供的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亦不能表明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在涉案项目的现场负责人。赵光友与邓斯裕签订《工程协议》时，并无证据表明邓斯裕为湖北工建三建公司在涉案项目的现场负责人,邓斯裕亦未提供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的授权证明,涉案《工程协议》和《结算单》均未经湖北工建三建公司盖章确认,邓斯裕与赵光友签订涉案《工程协议》的行为客观上并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在此情形下,赵光友与邓斯裕签订《工程协议》和《结算单》,主观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涉案《工程协议》和《结算单》对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赵光友请求湖北工建三建公司与邓斯裕共同支付其劳务费1955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光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0元（上诉人赵光友已预交），由上诉人赵光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志相 审 判 员 黄玉霞 审 判 员 李丽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 颖 书 记 员 胡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