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相安，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旷盈庭，重庆市云阳县永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东元，男，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加成，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蓉，女，197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吴相安因与被上诉人蒲东元、李加成、蒲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5民初2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相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吴相安要求蒲东元、李加成、蒲蓉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蒲东元、李加成、蒲蓉负担；4.吴相安支付的法律服务费8000元由蒲东元、李加成、蒲蓉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蒲东元支付了30000元信誉保证金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仅凭蒲东元在银行取款30000元的事实和利害关系人李加成陈述亲自看到交付300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是每支付一笔款项吴相安就向蒲东元出具收条，如果蒲东元支付了30000元而未要求吴相安出具收条与常理不符；2.蒲东元于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与本案无关。吴相安主张蒲东元在2018年2月24日借了30000元有借条、吴相安的取款记录，且蒲东元的还款日期正好与借条上保证的还款日期相吻合，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该笔30000元也不是欠的利息，否则不会写成借条，而应当写成欠条；3.蒲东元在2018年6月8日向吴相安支付的确是18000元，没有收到另外的27000元。如果吴相安收了蒲东元45000元，何必要写两次，直接写一次就行了。且吴相安并未在该处底部签名使得蒲东元是否支付了该笔款项的事实存疑，故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蒲东元举证证明吴相安已经收到了27000元。蒲东元辩称，1.借款的时候在合同上载明了30000元的保证金，借款当时就取了30000元在银行门口的巷子给了吴相安；2.2017年11月22日还了6000元，2018年3月8日取了住房公积金还了30000元，吴相安让我写条子，说是利息18000元，滞纳金12000元。4月8日还了6000元，6月8日找李忠英借了50000元扣了5000元，就还了45000元给吴相安。吴相安当时只认可18000元的利息，27000元吴相安没有签字，但是是吴相安自己的字迹；3.2018年10月21日还了130000元，是找其他人借来还钱的。李加成、蒲蓉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相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蒲东元、李加成、蒲蓉偿还吴相安借款100000元，并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蒲东元、李加成、蒲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1日，吴相安（甲方）与蒲东元（乙方），李加成、蒲蓉（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数量：甲方出借给乙方人民币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甲方通过银行汇款交付给乙方，乙方收款银行及账号农业银行XXX。二、借款利息：借款之日起按月息3%计算，直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三、借款用途：工程垫资（支付民工工资）。四、借款期限：一年（2017年10月21日-2018年10月21日）。五、信誉保证金：借款数量的15%，即人民币300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诚实守信，清帐返还。六、还款方式：每月结清当月利息，期满一次性还清本金，乙方要续借本金需经甲方同意并与甲方签订好续借协议。七、抵押担保：乙方承诺以自有房子、车、店、厂等价值双倍于借款数量以上的资产作抵押担保，期满没按时付息还本的，甲方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时直接扣押乙方任何资产。八、违约责任：1.甲方要提前收回借款需提前15天告知乙方，甲方免除乙方剩下的不足一个月的利息。2.乙方连续二次（或累计三次）不按时付利息，甲方可提前收回本金，同时乙方每天按本金的3‰支付给甲方滞纳金，剩下不足一个月时间的利息按一个月计算支付。3.造成追讨债务，乙方承担二人追债的工资（县内每人每天伍佰元，县外两倍，差旅费据实另计）。4.造成诉讼纠纷，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和费用（含甲方的律师费）。5.担保人责任：担保人承担与乙方（借款人）相等的上述的债务责任。九、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吴相安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蒲东元在乙方处签名捺印，李加成、蒲蓉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次日，吴相安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向蒲东元账号为XXX的账户转账200000元，随后蒲东元立即从该账户现支30000元。蒲东元分别于2017年11月22日、2018年3月8日、4月8日向吴相安的银行账户存入6000元、30000元和6000元。2018年6月8日，吴相安向蒲东元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蒲东元人民币18000.00元，大写壹万捌仟元整，此款系4、5、6三个月的利息（借款金额为贰拾万元整）。收款人：吴相安2018年6月8日。同时吴相安还在收条下方书写了“收到蒲东元人民币¥27000.00元，大写贰万柒仟元整”。同年10月21日，吴相安再次向蒲东元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蒲东元人民币¥130000.00元，大写壹拾叁万元整，此款系收借款壹拾万元本金（还下欠本金壹拾万元整），另叁万元系收的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22日的利息，此款由黄小云转账给我。另查明，李加成与蒲蓉系夫妻关系。2018年2月24日，蒲东元在其同事邬前炜的办公室向吴相安出具了借条一份，其主要内容为：今借到吴相安人民币（现金叁万元整）小写30000.00元。保证2018年3月7日归还。同日，吴相安从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取现30000元。2018年6月8日，经吴相安介绍，蒲东元向刘忠英借款。刘忠英于该日向蒲东元之女蒲汶圻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随后蒲东元立即分两次从该账户现支了50000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蒲东元是否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在2017年10月22日支付了信誉保证金30000元？2.蒲东元在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是否系归还的本案借款？3.蒲东元在2018年6月8日向吴相安归还的借款金额是多少？一审法院对争议的焦点问题评判如下：一、蒲东元是否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在2017年10月22日支付了信誉保证金30000元？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第五条中约定了“信誉保证金：借款数量的15%，即人民币300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诚实守信，清帐返还。”虽然该条金额处被划掉，吴相安称系交付借款时，蒲东元未支付，故在2017年10月22日将该条金额处划掉，并由蒲东元捺印确认，蒲东元则称是2019年2月1日，其向吴相安出具关于我与吴相安债务纠纷处理解决方案的说明时在吴相安的要求下划掉的。一审法院认为，蒲东元在第一次开庭时即称其在收到吴相安的200000元转款后立即取出3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后面的院子里交给吴相安，李加成亦称其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交付30000元的过程。第一次开庭后，一审法院要求蒲东元提交其当日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从该交易明细能够看出，转存200000元的下一笔交易即是现支30000元，且两笔交易地点相同，与蒲东元和李加成的陈述基本吻合。加之，吴相安认可其向蒲东元转账200000元时，蒲东元和李加成均在现场，故一审法院对蒲东元在借款当日交付了30000元信誉保证金的事实予以确认。二、蒲东元在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是否系归还的本案借款？庭审中，吴相安称蒲东元在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系归还2018年2月24日向其所借的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而蒲东元则辩称该30000元系归还本案借款的18000元利息和12000元滞纳金，2018年2月24日的借条系因蒲东元未按时归还借款，吴相安强迫蒲东元出具的。首先，结合吴相安与蒲东元之间的交易往来，以及吴相安出具收条载明的收取利息的情况可以看出，吴相安于2017年10月22日向蒲东元交付借款，蒲东元于次月22日支付利息6000元；再于2018年4月8日支付利息6000元；于2018年6月8日支付4、5、6三个月的利息；于2018年10月21日支付2018年7月至12月22日的利息30000元，吴相安亦认可蒲东元已支付了2018年12月21日前的借款利息，若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与本案借款无关，则吴相安在2018年6月8日出具收条时，则不应当是收取的4、5、6月三个月的利息。其次，证人邬前炜的出庭证言证实2018年2月24日，吴相安向蒲东元催要下欠的借款利息，蒲东元在证人办公室出具了借条，证人并未听到当日蒲东元再次向吴相安借款，也未看到吴相安向蒲东元交付款项。第三，吴相安提交的重庆农村银行业务凭证也仅能证明其在当日取现30000元，并不能当然证明其将该30000元交给了蒲东元。故蒲东元辩称的理由更具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即蒲东元支付的该30000元系归还的本案借款。三、蒲东元在2018年6月8日向吴相安归还的借款金额是多少？吴相安称其在该日仅收到利息18000元，是蒲东元称借了一个农民的钱，对方写不来字，蒲东元请吴相安代为书写的收条，故未签字。蒲东元则辩称该27000元系滞纳金，因该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吴相安未签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款合同》中约定了蒲东元连续二次（或累计三次）不按时付利息，吴相安可提前收回本金，同时蒲东元每天按本金的3‰支付滞纳金。蒲东元在第一次开庭时即称经吴相安介绍，其在该日向刘忠英借款50000元用于归还吴相安的借款，刘忠英扣除了其中5000元，故向吴相安支付了45000元。第一次开庭后，一审法院要求蒲东元提交当日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从该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刘忠英确实于该日向蒲东元之女转账了50000元，且随后蒲东元立即取出了50000元，与蒲东元的陈述基本吻合。其次，蒲东元系某小学副校长，其向他人借款，要求同为债权人的吴相安代为书写收条不符合常理，且书写在吴相安出具的收条下方，又未另行书写收条二字，亦不符合日常的书写习惯和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蒲东元在该日向吴相安归还的金额为4500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吴相安在提供借款当日，收取了保证金30000元，故蒲东元实际获得的借款数额为170000元，即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为170000元。虽然吴相安、蒲东元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按月利率3%计息，且若蒲东元连续二次（或累计三次）不按时支付利息，应按本金的3‰/日支付滞纳金，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蒲东元归还的超出按月利率3%计算的部分，应当抵扣借款本金。经一审法院计算，截止2018年10月21日，蒲东元尚欠借款本金7122.91元。吴相安主张下欠借款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吴相安在保证期间内向李加成和蒲蓉主张权利，故李加成和蒲蓉应当对蒲东元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对吴相安的诉讼请求中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蒲东元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吴相安借款7122.91元，并以7122.91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22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付清借款时止；李加成、蒲蓉对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蒲东元追偿；驳回吴相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吴相安负担1125元，蒲东元负担25元。二审审理中,因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款合同》第五条“信誉保证金”处划掉的时间存在争议，吴相安主张是2017年10月22日划掉，蒲东元主张是2019年2月3日划掉，故吴相安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借款合同》第五条“信誉保证金”处是何时划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同意了吴相安的司法鉴定申请，并由本院作出（2020）渝二中法委鉴字第3号与（2020）渝二中法委鉴字第3号之二《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二鉴定机构均向本院回函表示，因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无法对该委托事项实施鉴定，故均对本案的委托不予受理。本院将《司法鉴定退案函》《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不予受理函》交当事人质证，吴相安质证后认为，划掉部分确系蒲东元自行划掉而没有给付30000元；蒲东元质证后认为，吴相安的确是2019年2月3日逼蒲东元划掉的30000元保证金。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蒲东元在2017年10月22日取款的30000元是否支付给了吴相安；2.蒲东元在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是否系归还本案的借款；3.蒲东元在2018年6月8日向吴相安偿还的案涉借款金额为多少。本院针对前述焦点问题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蒲东元在2017年10月22日取款的30000元是否支付给了吴相安的问题。吴相安上诉主张该笔信誉保证金并未由蒲东元支付，并在蒲东元未能支付的情况下于2017年10月22日将该约定划掉。蒲东元对此不予认可，辩称该处是在吴相安的要求下于2019年2月3日划掉。本院对此经审理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信誉保证金划掉处存在争议，且无法进行司法鉴定，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本院需审查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合理性。蒲东元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陈述其已在吴相安转款200000元当日，于同一银行取款30000元交付吴相安。在一审法官要求蒲东元举示银行交易明细时，蒲东元举示的交易明细反映出在其收款200000元后，随即支取了30000元，且交易地点代码一致。吴相安也认可在转账支付200000元时李加成在场，李加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尚未看到蒲东元银行交易明细时也作出了前后一致的陈述，即保证金30000元是在打款当天于农业银行后面院子里交付的。而根据吴相安与蒲东元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来看，该合同约定细致，明确载明了借款金额、利息标准、借款用途、还款方式、滞纳金等内容，且合同的主要内容处均有捺印予以确认，足以表明出借人对其在出借款项中存在的风险尽到了较高的注意义务并予以规避。现吴相安仅陈述信誉保证金处是蒲东元声称200000元有急用，便同意不再支付信誉保证金，遂于2017年10月22日划掉，但并未进行相应的批注，与其在签署《借款合同》时表现出来所尽到的高度注意义务不符。而在蒲东元举示了相应的证据佐证该信誉保证金已经支付了的情况下，蒲东元的陈述具有更高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蒲东元于2017年10月22日取款30000元，是向吴相安支付的与案涉借款有关的款项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吴相安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蒲东元在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是否系归还本案的借款的问题。本案借贷发生后，蒲东元于2017年11月22日向吴相安支付6000元，于2018年3月8日向吴相安支付的30000元，于2018年4月8日向吴相安支付6000元，在2018年6月8日蒲东元向吴相安支付45000元后，吴相安在出具的《收条》上备注此款系4、5、6三个月的利息。而在案涉《借款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每月结清当月利息，吴相安在前述《收条》中备注的内容，表明吴相安认可已经收取了2018年6月前的利息，且在吴相安提起本案诉讼时，亦自认至2018年12月21日前的案涉借款利息已付清，吴相安在一、二审诉讼中，没有陈述过或举证证明蒲东元另行支付过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的三个月利息，若蒲东元于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与本案无关，则吴相安已收取利息的金额就与蒲东元支付的款项金额不符。蒲东元主张该笔30000元是由18000元的利息与12000元的滞纳金组成，经核算，与蒲东元应按约支付的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三个月）的利息和滞纳金金额一致，蒲东元于2018年2月24日向吴相安出具无利息约定的30000元借条，应当是对欠付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的利息和滞纳金出具，否则，作为高利贷发放者，吴相安另行向蒲东元出借的借款，不会不约定利息。故本院认定吴相安为掩盖其收取高额利息而作虚假陈述，蒲东元于2018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元应属支付案涉借款的款项。三、关于蒲东元在2018年6月8日向吴相安偿还的案涉借款金额为多少的问题。吴相安主张其在当日只收取了18000元的利息，其余27000元是帮案外人向蒲东元出具的收条。首先，18000元与27000元书写在同一张收条上，且27000元部分并无另外的收条抬头，吴相安主张是两张独立的收条与常理不符；其次，吴相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与蒲东元存在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当知道其向蒲东元出具收条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其是代案外人书写收到27000元的内容，其不要求案外人作为收款人在收条上签字确认亦不符合常理；另外，蒲东元主张该笔款项是经吴相安介绍在刘忠英处借款，扣除5000元后将剩余的45000元全部用于还款的陈述与蒲东元举示的其女儿蒲汶圻的银行交易明细相符，故蒲东元的陈述更具有高度可能性，吴相安的该上诉请求及对27000元收条作出的说明也是为了掩盖其收取高额利息而作的虚假陈述，本院亦不予支持。经本院核算，一审法院以200000元扣除借款当日蒲东元支付的30000元后，以借款本金170000元为基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将蒲东元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用以抵扣本金后，认定截止2018年10月21日蒲东元尚欠吴相安借款本金7122.91元是正确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外，吴相安在二审期间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蒲东元支付吴相安因案涉借款产生的律师服务费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本院对吴相安的该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吴相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6元，由吴相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学文审 判 员 何 洪审 判 员 李 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俊颖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