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3民初3557号原告：罗成巧，男，199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令，重庆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明波，男，197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梁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鹏，重庆市巴南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罗成巧诉被告李明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成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令，被告李明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成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押金1000元和剩余租金21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2日，李明波与罗成巧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李明波将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的房屋（以下简称丽都锦城房屋）出租给罗成巧，双方约定租期为5年，月租金500元。罗成巧一次性支付了4年租金24000元和押金1000元，共计25000元。在合同履行中，李明波为达到收回房屋的目的，以断水断电方式赶走了罗成巧和租客。李明波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双方经协商未果，罗成巧诉至来院。被告李明波辩称：罗成巧的陈述并不属实，本案的真实情况应该是：2018年5月，李明波在案外人重庆市两江新区长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借款40万元，并用其名下丽都锦城房屋作为抵押。后因李明波无力偿还长运公司的借款，案外人杨惟杰主动找到李明波称可以帮忙卖掉丽都锦城的房屋用于偿还长运公司的借款，卖房的溢价款由双方按比例分。2019年6月12日，李明波在杨惟杰的指示下，向其签订了一份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委托杨惟杰出卖丽都锦城的房屋，杨惟杰当天即向李明波转账支付了9200元的卖房定金。嗣后，李明波基于对杨惟杰的信任，一直委托杨惟杰代为卖房以及处理长远公司的借款事宜。但杨惟杰并未妥善处理，导致长运公司向巴南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丽都锦城的房屋。杨惟杰称可以签订一个租赁合同规避法院的执行，即使法院要强制拍卖房屋，也只能出卖给承租户。在杨惟杰的指示下，2019年11月28日，李明波又向其签订了一个空白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条，为了做成李明波已经收取了租金的假象，合同和收据的时间均落成了2019年6月12日杨惟杰向李明波支付卖房定金的时间，实际上杨惟杰并未向李明波支付任何租金。后杨惟杰和罗成巧将空白合同的承租人填写成罗成巧，并转租给他人收取租金。李明波发现被骗后多次报警，并要求现有承租人搬离了丽都锦城的房屋。综上所述，李明波并未与罗成巧签订过租赁合同，也未收取过任何租金，双方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罗成巧要求李明波退还租金于法无据，要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是杨惟杰和罗成巧为骗取租金预谋的一个合同骗局，要求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以及反驳理由提交了证据，原告罗成巧提交了证据：房屋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招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表、房产证复印件、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被告李明波提交了证据：告知书、收条、报警回执、立案申请书、售房委托书、重庆房地产买卖合同、租赁协议书、收据和通话录音。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调取了本院(2019)渝0113执4973号长运公司申请执行李明波案中的借款合同、公证书、执行证书以及执行裁定书。以上证据，本院均在卷佐证。本院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罗成巧向本院提交的租赁合同载明：李明波将丽都锦城的房屋出租给罗成巧，租期为5年，每月租金500元，罗成巧先一次性支付4年租金24000元和押金1000元，共计25000元。该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9年6月12日，合同尾部为出租方“李明波”的手写签名和捺印，承租方“罗成巧”的手写签名和捺印。提交的租金收据原件载明：“本人李明波(手写捺印)今收到承租人罗成巧（手写）人民币转账和现金共计大写贰万伍仟（手写捺印）元整，小写25000（手写捺印）元，收款人：李明波（手写捺印），2019年6月12日（手写）”。提交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表显示：2019年6月12日杨惟杰向李明波转账9200元，并备注交易摘要为“丽都锦城定金李明波”，该明细表的打印时间是2019年11月28日。罗成巧陈述李明波在2019年6月12日将丽都锦城的房屋出租给了罗成巧，罗成巧委托杨惟杰向李明波支付了租金9200元，另支付了现金15800元，合计25000元，李明波当日即向罗成巧出具了25000元的租金收据，但在合同履行中李明波擅自收回了房屋，为此罗成巧要求李明波退还剩余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李明波向本院提交的一份手机拍摄的重庆房地产买卖合同显示：卖方李明波将丽都锦城的房屋以40万元的价格出卖，买方在2019年6月12日支付定金1万元，并备注了“由于该房屋未满两年，上户由买方指定上户，双方协商以合同为准，扣除所有费用后，利润分配比例为卖方30%，买方70%”，合同上只有卖方李明波一人的签字捺印，买方处信息均为空白。李明波还提交了2019年7月1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的多段录音资料，李明波称该录音系其本人与案外人杨惟杰等人之间的对话。其中2019年8月27日的录音显示：李明波说：“万一跟他扯(长运公司)，把我弄到法院上面顶起，烦撒”，罗小飞说：“长运不松口，最多就是拍卖这个房子，拍卖房子，我们就出个租赁，只有我们找客户才敢买这个房子，其它人不敢买这个房子”，杨惟杰说：“来买嘛，喊赔十万租赁，赔不赔嘛？”2019年9月5日的录音显示：李明波说：“还有你们给我签了合同，我手上一份都没得”，“你们第一次，给我定金那个合同，我拍照了的合同，还是要份原件给我撒”，“你把合同带过来，给我一份”，杨惟杰说：“要得要得”，“李哥，我们是给了钱的哟，我们不是骗哟”。2019年11月28日的录音显示，李明波说：“6月12号是吧？”杨惟杰说：“你看嘛，我给你转账耶。”李明波说：“我说我担心我又没有收到嫩个多钱，到时候嫩个…”，杨惟杰说：“这肯定不得开玩笑，金额要按，这个要大写，写一张就够了”，李明波说：“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做，做的假的”“反正我又没收他的钱，他只是做个材料用”，杨惟杰说：“对头”，“我们的聊天记录要删了，我是承租方…我们聊的长运的那些东西”“你做租赁要做像撒…5年，一个月500快，给了四年的租金，还有一年没给，签的是五年的合同，你要记到这些信息哦，李哥。”另查明，2019年6月28日，杨惟杰作为李明波的代理人将丽都锦城的房屋以每月1200元出租给案外人杜邻锟居住，双方约定租期从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杨惟杰代李明波收取了杜邻锟支付的租金3600元和押金1000元。2020年3月27日，李明波发现丽都锦城的房屋被杜邻锟租住后向其发出了告知书，要求杜邻锟三日内搬离并支付租金，双方为此发生纠纷。2020年3月30日，杜邻锟向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李家沱派出所报警，称：李明波与贷款公司约定出卖丽都锦城的房屋，但贷款公司又将房屋承租给了杜邻锟，现李明波要求杜邻锟搬走，但杜邻锟无法将房中的东西搬离，要求李明波协助开具出门条等内容。因庭审中原、被告本人均未出庭，为查明事实，本院对原、被告本人进行了询问。罗成巧称，与案外人杨惟杰系一起从事二手房买卖租赁的同行，李明波的业务是杨惟杰承接的，租赁合同是与李明波当面签订，当时案外人杨惟杰也在场，合同签订后委托杨惟杰向李明波支付了部分租金，并当场用现金支付了剩余租金。李明波称并未与罗成巧签订过合同，只向杨惟杰出具过空白租金合同和租金收据，目的是为了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李明波并不认识罗成巧。还查明，2018年5月23日，李明波与长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约定李明波向长运公司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8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21日，借款月利率1.98%，李明波提供了丽都锦城的房屋作为抵押。双方为此在大渡口区公证处办理了(2018)渝渡证字802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年8月15日，长运公司向大渡口区公证处申请就李明波（2018）渝渡证字802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出具了执行证书。2019年10月12日，长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李明波进行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罗成巧是否与李明波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支付了李明波25000元的租金和押金。对此，论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罗成巧主张与李明波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支付了租金，对此，罗成巧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李明波反驳与罗成巧之间并未签订租赁合同，也未收取过罗成巧的租金，就其反驳的理由，李明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为证明各自的主张和反驳的理由，罗成巧提交了租赁合同、租金收据以及银行的转账凭等作为主要证据，李明波亦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录音材料等作为证据。本院结合原告的诉讼以及被告的反驳理由，在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后认为，应当着重还原2019年6月12日和2019年11月28日两天发生的真实情况。关于2019年6月12日发生的事情，罗成巧认为是与李明波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支付了25000元的租金和押金，李明波则认为是向杨惟杰出具了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收取了杨惟杰支付的9200元卖房定金。本院认为李明波的陈述更接近事实，理由是：第一，根据罗成巧举示的转款记录显示，杨惟杰在2019年6月12日向李明波转款支付了9200元，罗成巧认为该笔款项是租金，但款项备注的用途却是“丽都锦城定金”，并非罗成巧称的租金。第二，罗成巧称还向李明波支付了15800元的现金，但其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罗成巧称签订租赁合同和支付租金时杨惟杰也在场，本院要求罗成巧通知杨惟杰出庭作证，但罗成巧并未通知杨惟杰到庭。第三，罗成巧提交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是500元，但杨惟杰将该房屋转租给案外人杜邻锟的月租金却是1200元，本院通过房屋中介软件查询，丽都锦城的同类型房屋月租金远高于500元，本院合理怀疑罗成巧提交的租赁合同内容的真实性。第四，李明波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7月1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的多段录音资料，罗成巧认可是杨惟杰与李明波之间的对话。在2019年9月5日的录音中，李明波称“你们第一次，给我定金那个合同，我拍照了的合同，还是要份原件给我撒”，杨惟杰表示同意，在李明波的抱怨下，杨惟杰向李明波称“李哥(指李明波)，我们是给了钱的哟，我们不是骗哟”。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李明波曾向杨惟杰签订过一个合同，但并未得到合同原件，只用手机拍了照片，杨惟杰向其支付过定金。李明波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使用手机拍摄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中也对卖房定金进行了约定，并且备注了“由于该房屋未满两年，上户由买方指定上户，双方协商以合同为准，扣除所有费用后，利润分配比例为卖方30%，买方70%”，该备注内容正好与李明波陈述的委托杨惟杰卖房偿还长运公司借款，借款偿还完毕后的溢价款由双方分配的说法相吻合。根据录音材料和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内容，结合杨惟杰在2019年6月12日向李明波转款9200元，并备注了“丽都锦城定金”的客观情况，可以认定2019年6月12日当日，李明波向杨惟杰出具了一份买方信息均为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杨惟杰当天向李明波支付了卖房定金9200元的事实。关于2019年11月28日发生的事情，李明波称是在得知长运公司已向法院申请执行丽都锦城的房屋后，为了规避法院的执行，在杨惟杰的指示下，向出具了一份承租人为空白的租赁合同和付款人为空白的租金收据。本院认为李明波的陈述属实，理由如下：第一，在李明波提交的2019年11月28日的录音中，李明波对杨惟杰说：“6月12号是吧？”杨惟杰说：“你看嘛，我给你转账耶。”李明波说：“我说我担心我又没有收到嫩个多钱，到时候嫩个…”，杨惟杰说：“这肯定不得开玩笑，金额要按，这个要大写，写一张就够了”，李明波又说：“反正我又没收他的钱，他只是做个材料用”，杨惟杰说：“对头”，“我们的聊天记录要删了，我是承租方…我们聊的长运的那些东西”“你做租赁要做像撒…5年，一个月500快，给了四年的租金，还有一年没给，签的是五年的合同，你要记到这些信息哦，李哥。”从上述对话的内容可以看出，是李明波和杨惟杰签订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时所发生的场景，杨惟杰要求李明波把合同和收据的落款时间写成6月12日，并且向其出示了转款记录，李明波担心写了收据但是并没有收到钱，杨惟杰承认只是用于做材料并非真正的租赁。杨惟杰还要求李明波删除双方的聊天记录，要求李明波记住租赁合同签的是租期5年，每月租金500元，已经收了四年的租金等信息，而这些信息正好与罗成巧提交的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中的信息相吻合，为此，可以认定2019年11月28日李明波向杨惟杰出具的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条就是罗成巧向本院提交合同和收据。第二，罗成巧提交的9200元银行转款明细表的打印时间是2019年11月28日，而李明波和杨惟杰实际上签订租赁合同和收据的时间也是2019年11月28日，根据李明波在录音中的陈述“6月12号是吧？”杨惟杰说：“你看嘛，我给你转账耶。”可以看出是在2019年11月28日当天，杨惟杰打印了2019年6月12日的转账明细，要求李明波将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的落款时间写成2019年6月12日，以此伪造李明波已经收取了部分租金的假象。第三，在2019年8月27日的录音中，李明波说：“万一跟他扯(长运公司)，把我弄到法院上面顶起，烦撒”，罗小飞说：“长运不松口，最多就是拍卖这个房子，拍卖房子，我们就出个租赁，只有我们找客户才敢买这个房子，其它人不敢买这个房子”，杨惟杰说：“来买嘛，喊赔十万租赁，赔不赔嘛？”从该段对话可以看出，杨惟杰与李明波等人曾就长运公司执行丽都锦城的房屋进行过协商，双方早就拟定好用签订长租合同的方式规避长运公司的执行。第四，在罗成巧提交的租金收据原件中，承租人“罗成巧”三个字的字迹与罗成巧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签名基本一致，可以认定租金收据原件中的“罗成巧”三个字系罗成巧本人签订，但“罗成巧”三个字的字迹又与收据中其它手写字迹明显不一致，按照日常交易习惯，收据一般是由收款方出具，如李明波收取了罗成巧支付的款项属实，收据中的全部内容理应由李明波一人填写，在收据中的其它内容均为李明波填写的情况下，仅有付款方的信息为是罗成巧自己填写，这明显与常理不符，而且李明波也称当时签订的是空白收据，也吻合了李明波的说法。第五，李明波在得知丽都锦城的房屋被转租给案外人杜邻锟后，要求其搬离并支付租金，杜邻锟为此报警求助。如果罗成巧与李明波签订了租赁合同且支付了租金属实，那么丽都锦城的房屋应当是被合法转租，作为出租人的李明波不应该与次承租人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罗成巧的说法与本案的事实明显不符。而且在本院对罗成巧和李明波进行询问的当天，二人在法庭外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李明波坚持认为罗成巧和杨惟杰联合骗取丽都锦城的房屋用于出租，后二人到公安机关进行了处理。如果罗成巧所述的租赁和租金均是事实，李明波在收到了租金的情况下不可能与其产生如此大的矛盾。综上，根据对证据的分析，并结合原、被告二人在庭审中的表现和庭后的行为，本院认定2019年11月28日当日发生的事实应当是：李明波为了规避长运公司的执行，按照杨惟杰的要求签订了承租人为空白的租赁合同和收据，但李明波并未收取租金。如上所述，本院根据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结合本案的庭审情况，认为本案事实的经过应当是：李明波因无力偿还长运公司的借款，故在2019年6月12日向杨惟杰出具了一份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委托杨惟杰代为卖房抵债，双方约定了卖房的溢价款按照三七比例分配，杨惟杰当天即向李明波支付了9200元的卖房定金。后因长运公司要求执行李明波丽都锦城的房屋，为规避法院的执行，2019年11月28日，李明波在杨惟杰的指示下出具了承租人为空白的租赁合同和收据，并将时间落成2019年6月12日，以此做成李明波已经收取了租金的假象。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罗成巧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与李明波之间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和支付了租金的事实，故对罗成巧要求李明波退还租金、押金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罗成巧以填写空白合同和租金收据的方式，伪造租赁和收取租金的事实向本院提起虚假诉讼，其行为性质恶劣，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明波出于规避法院强制执行的不正当目的向杨惟杰出具空白的租赁合同和收据，李明波本身对事件的发生也存在严重过错。对二人的行为，本院均持否定态度，待本判决生效后另行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成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2元，本院减半收取306元，保全费335元，由原告罗成巧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谭 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林书 记 员  赵正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