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13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鸿友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正安分公司，住所地：正安县凤仪镇桐都大道正安印象13-9-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4MA6GQ4UB65。法定代表人姚贤东，公司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2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560919015T。法定代表人王长林，局长。一审第三人彭富德，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正安县。上诉人贵州鸿友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正安分公司（以下简称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遵义市人社局），以及一审第三人彭富德工伤认定纠纷一案，不服凤冈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7行初1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1日，彭富德因右手无名指受伤在正安县佳运医院住院治疗，医院入院诊断为：1.右手无名指末节皮肤裂伤；2.右手无名指末节开放性骨折。经治疗后于当日又转入正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于2018年10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环指外伤术后。彭富德认为其于2018年10月10日晚在正安四小综合大楼三层吊上下水泥时所受之伤应当认定为工伤，遂于2018年11月30日向遵义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彭富德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单位意见栏签署有“此工人系给我单位发包给杨泽洪班组工人”意见，落款加盖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印章。2018年12月4日，遵义市人社局受理彭富德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当日向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在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回执上记载“送达人为蔡伦、郑小彬，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地点为鸿友城公司正安分公司项目办公室，受送达单位（或个人）签名（盖章）栏有罗有良签名”。2019年1月10日，遵义市人社局作出遵市人社工认字〔2019〕13-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彭富德右手无名指所受之伤为工伤。当日，遵义市人社局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彭富德和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其中在上述送达回执上“受送达单位（或个人）签名（盖章）栏有彭富德、陈松的签名”。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遵义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另查明，彭富德右手手指所受之伤经遵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鉴定为伤残十级。彭富德因本案事故与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发生工伤待遇争议，曾向正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正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7日作出正劳人仲案字〔2019〕第41号《仲裁裁决书》。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向正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正安县人民法院中止了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遵义市人社局就彭富德发生在本市辖区内的工伤事故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各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为遵义市人社局将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列为涉案用工责任主体是否正确，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认为其将涉案工程中的瓷砖安装工作分包给了杨泽洪，彭富德系受雇于杨泽洪，受杨泽洪管理支配，与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不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建单位，要使该抗辩主张成立，其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然而，庭审中，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安装工作分包给杨泽洪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分包工作的具体内容，分包工作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等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即便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辩称的其将安装工作分包给杨泽洪，彭富德受雇杨泽洪工作期间受伤的事实成立，因其不能举证证明分包事项的合法性，加之杨泽洪为自然人，明显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为此，遵义市人社局认定鸿友诚正安公司与杨泽洪之间的工程转包关系系违法转包并无不当，据此认定由鸿友诚正安分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亦无不妥。遵义市人社局受理彭富德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收集了证据，对彭富德在遵义市人社局承建的正安四小综合大楼建设工地上使用吊机作业时受伤的事实，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市人社局双方无异议，且彭富德提供了到庭证人郑某、彭某的到庭证言佐证。据此，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认定彭富德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成立。根据上述评述，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应承担彭富德受伤的工伤保险责任。因此，遵义市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系工伤并无不当。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认为遵义市人社局送达举证通知及工伤认定书程序违法，遵义市人社局称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均系直接送达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分别由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罗有良、陈松签收，同时提供了送达回证证明。庭审中，遵义市人社局、彭富德及到庭证人均表示罗友良系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鸿友诚正安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出庭，亦无其他工作人员出庭，其到庭的委托代理律师对罗有良、陈松是否为公司员工不清楚，故此，应认定遵义市人社局的送达程序合法。对鸿友诚正安分公司提出的即便签收人为公司员工，亦需要有授权才发生效力的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认为送达人系正安县人社局而非遵义市人社局，送达主体不适格，正安县人社局作为送达人并不影响送达的完成，亦不会损害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此理由不予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鸿友诚正安分公司负担。宣判后，鸿友诚正安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本案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是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的《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备案表》《送达回证》的主体却是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且《送达回证》没有送达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收件人是上诉人员工。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没有提供是谁收集的证据，收集人是否具有执法资格，系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遵义市人社局辩称:1.彭富德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加盖了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印章，对申请书上载明的受伤经过进行了认可。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由鸿友诚正安分公司工作人员罗有良、陈松签收，一审中，第三人及到场证人均表示罗有良系鸿友诚正安分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遵市人社通〔2013〕152号文件的规定，遵义市人社局依法享有对本案进行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工伤认定工作分站，接受遵义市人社局的委托派员在其辖区内送达《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备案表》《送达回证》，程序合法。一审第三人彭富德未作书面陈述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将其承包的正安四小综合大楼建设项目部分工程转包给案外人杨泽洪，杨泽洪招用第三人在案涉工地做工，2018年10月10日，第三人在正安四小综合大楼三层吊台上下水泥时造成右手无名指受伤。前述事实，有正安县佳运医院诊断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基于前述事实，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关于“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应对第三人所受工伤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结论正确。对于上诉人所持举证通知书等文书并非由被上诉人送达这一主张，被上诉人作为正安县人社局的上级部门，委托正安县人社局在其辖区内送达相关文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于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举证通知书签收人并非上诉人员工这一问题，一方面由于工地人员流动性大，工伤案件送达较为困难，一审庭审中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均陈述案涉举证通知书的签收人员为上诉人公司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上诉人直至本院审理过程仍未提出足以否定工伤认定结论的实体证据，为避免程序空转，及时救济工伤员工的合法权益，对于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工伤认定决定书的签收人是否为上诉人公司员工未能明晰，但上诉人已知晓工伤认定内容并对工伤认定决定书提起了本案诉讼，签收人是否为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对上诉人的权利未产生实质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贵州鸿友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正安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袁瑾书记员张枝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