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03民初1520号 原告林昱君，女，1974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代理人王传金，广西传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彬彬，广西传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付鸣柳，女，1974年7月5日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代理人卢华昌，广西和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昱君与被告付鸣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20年5月26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曾光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廖培英、彭彩云组成的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黄雅婕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林昱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传金、罗彬彬，被告付鸣柳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华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昱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书》； 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委托代办款120000元； 三、判令被告支付占用原告资金的按年浮动贷款利息计算的30360元； 四、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29日被告向原告以其所在公司广西睡宝床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睡宝公司）正在办理民间融资业务，且需公司员工介绍方可办理为由，向原告推荐。原告即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同日原告将款汇至被告100000元（分二次各50000元及其指定的帐户汇入20000元，共计120000元）。付款一个多月后，原告催被告办理与睡宝公司的借款事宜，被告才拿出睡宝公司巳盖好章的《借款合同》，原告在“乙方签字：”栏签名。2017年8月8日（2016）桂020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下达，原告被列入该案的受害人。2019年5月20日（2017）桂02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以原告未与睡宝公司发生实际资金交往（含被告亦未有与公司资金交往）为由，删除原告的债权人身份。经与睡宝公司协商（被告是睡宝公司的资产管理代表）及查帐，均无从查到资金交往记录（含被告与睡宝公司的）。据此，被告收到原告汇款后并未办理原告的委托代办事项，占用了原告的资金。经与被告追索，未果。为此，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原告林昱君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三张、《声明书》一份，该银行回单证明2014年8月29日，原告向被告分别支付各50000元和向卢翠萍支付了20000元，该20000元是被告要求原告并提供账号给原告而指定支付的；《声明书》证实声明人卢翠萍收到原告付款后将该笔款项转入被告的账上，转款时间是2014年8月28日。 2、《借款合同》合同编号：SB2014-08-001(改签)一份，证明该合同形成时间注明是2014年8月28日，但实际签订的时间是9月或者10月份，这份借款合同是由被告拿给原告签订的，该借款合同经2017桂02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该借款合同中所指向的款项在睡宝公司的财务凭证中没有反映，没有记录。证实被告收到原告汇入的款项后并没有转入睡宝公司。 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桂0202刑初1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桂02刑终360号各一份，证明：（1）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刑事判决书确定了原告是受害人；（2）刑事判决书上的确认并不是破产程序的确认；在判决书中没有出现过被告所称母亲的名字及被告所称的500000元。 4、《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桂02破2号之二、《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桂02破2号之三各一份，证明：（1）在睡宝公司破产程序中，裁定书并不认可没有实际转入行为的债权债务关系；（2）原告汇入被告的款已被被告占有；被告接受原告委托以后并没有将款项汇入睡宝公司，导致上述裁定书对原告与破产公司的借款合同实际发生的交易额没有认定，也没有认定所谓被告的付款。而委托事项就是由被告与睡宝公司将原告出借的款项转入睡宝公司，没有其他的委托，但是被告在上述裁定书形成之前及形成之后都没有以原告的名义或者是以被告的名义将款转入睡宝公司。 5、2014年8月26日的《委托书》一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向睡宝公司办理民间借贷事宜，同时将原告转入给被告的120000元汇入睡宝公司账上。同时该委托书所给予的权限只是指向睡宝公司，任何人员或公司均不在委托范围内，被告没有转委托权。 6、林民嘉的《说明》及《公民身份证》、户主为林民嘉的《户口簿》各一份，证明林民嘉付给被告50000元的情况以及原告是林民嘉的女儿，林民嘉的行为是其女儿指派所为。 被告付鸣柳辩称，一、原告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2014年8月28日当天并不相互认识，原告及周剑（案外人）是通过卢翠萍（案外人）说要放款500000元给睡宝公司，而被告当天只收到400000元，后来卢翠萍说第二天肯定给够500000元，所以被告当天才垫付了100000元并汇给睡宝公司500000元。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委托书》是后来补签的，但补签的时候委托事项实际上已经完成，而且《借款合同》作了更改，将贷款人改签为原告，原告也凭此合同领取了睡宝公司返还的部分本金及利息，被告作为受委托人已经完成了代理事务；睡宝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向睡宝公司破产管理人提出债权确认的行为，也佐证了委托代理事项已经完成，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73条的规定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终止，对于已经终止的法律关系原告现在提出解除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投入的款项没有得到睡宝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完全确认是因为这500000元破产债权并不是原告一个人的，而原告又想独吞这500000元的债权，周剑向睡宝公司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后该管理人要求包含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协商处理，在原告不愿意协商的情况下该管理人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这500000元债权存在异议不能予以确认，因此在该法院相关裁定书当中无异议债权登记表就没有原告的名字。但并不是被告没有实际投入该款而占有该款，导致原告无法确认债权。二、原告委托的事项已经完成，诉请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委托事项已经处理完毕，原告后来与睡宝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及领取部分还本付息款都表明原告认可了其委托被告投资的款项已经全部投入了睡宝公司，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占有原告的款项，原告要求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也正因为被告没有占用原告的款项，因此就不存在利息的支付问题。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因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合同履行完毕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付鸣柳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2019年6月11日的《通知》一份，证明原告向睡宝公司申请确认债权后，是因为周剑等人提出异议等原因，破产管理人因此对原告的债权暂时不予确认；同时证明原告在破产案件中申请确认的本金是496000元，加上返本付息的11440元一共50多万元（含利息在内），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事项。 2、户主为付经伦的《户口簿》、董丽蓉的《公民身份证》各一份，证明董丽蓉是被告之母亲。 3、《农业银行转款凭证》一份，证明2014年8月28日，从被告的账户上转款300000元到董丽蓉的账户，然后加上董丽蓉原有的存款，共计500000元以董丽蓉的名义转款给睡宝公司。 4、《借款合同》合同编号：SB2014-08-001、2014年8月28日的《收款收据》、2014年8月28日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各一份，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收到上述500000元后以其母亲董丽蓉的名义支付给了睡宝公司，委托事项已经完成；此外，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与被告提供的《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是一致的，实质上就是一份合同，是为了确保包含原告在内的投资人的利益才改签合同，合同改签为原告的名字这一事实也佐证了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原告的认可。 5、《债权申报书》一份，证明原告向睡宝公司申报破产债权，在债权申报的事实与理由当中承认了在2016年1月5日得到偿还的本金4000元，在2016年1月8日和2月3日分别收到了利息。原告申报债权这一行为证实了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代理的事项。 6、2020年5月15日睡宝公司管理人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被告提供的第1项证据《通知》上盖的公章是睡宝公司管理人盖的公章。 7、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桂02破2号之三一份，证明睡宝公司等23家关联企业都是同一个管理人。 8、2014年11月27日的《记账凭证》一份，证明《借款合同》由董丽蓉的名字变更为原告林昱君名字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7日，并将更改合同以及董丽蓉汇款收据作为附件，原告在更改合同上签字已确认投资款已投入睡宝公司的事实，委托代理行为已经完成。 10、周剑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二份，证明本案涉及的总共500000元资金的构成情况，原告只占有其中的120000元。 本院依职权分别向林民嘉、董丽蓉（含付鸣柳）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其中：在对林民嘉的《询问笔录》中林民嘉称：“是我代林昱君支付给付鸣柳的，实际上也就是林昱君支付给付鸣柳，是林昱君与付鸣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向睡宝公司出借款项，我不是睡宝公司的债权人，我与睡宝公司无关。我现在顺便向法院提供一份《说明》予以证实这些情况。”在对董丽蓉的《询问笔录》中董丽蓉称：“当时是我女儿付鸣柳拿来这份《借款合同》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我女儿也没跟我讲清楚，叫我签字我就签了。其实与睡宝公司签订这份合同不是我的真实意思，是我女儿以我的名义签订的，实际上我没有与睡宝公司发生这500000元借款的合同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向睡宝公司出借款项。” 经过开庭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分别是： 一、关于原告林昱君提供的证据。 对第1项证据，被告对于三张银行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从原告直接转给被告的仅仅是50000元，原告转给卢翠萍的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对于卢翠萍的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由法院来查明。被告承认从卢翠萍、周剑、原告等人处一共收到500000元，并以其母亲董丽蓉的名义完全投入了睡保公司，至于这500000元中原告等人各占多少，被告是不清楚的。 对第2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了被告已经完成了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因为当时是以被告的母亲的名义投入500000元到睡宝公司的，所以被告的母亲有一份相同编号的《借款合同》，而原告持有的该份《借款合同》中合同编号注明了“改签”就是这个原因。 对第3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判决书所附表二就有原告的名字，记载借款本金500000元，返本付息11440元；原告在睡宝公司领了该款11440元，证实被告已把包含原告在内的合计500000元交付给了睡宝公司，否则不可能返本付息11440元，证明被告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 对第4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是无异议的债权，债权人之所以没有原告的名字是因为涉案的500000元债权并不全部属于原告，且其他债权人对此也提出了异议，所以破产管理人没有确认原告有500000元债权，但并不是破产管理人否认这500000元债权的存在。 对第5项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委托书》并不是2014年8月26日签订的，而是在当年10月或11月补签的，委托书的内容是借给睡宝公司法人覃仕平的，而上述《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就是覃仕平，证明被告已经完成了委托的事项。 对第6项证据，被告认为：1、对于林民嘉与原告的身份关系由法院予以查明；2、当时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认识，被告的账号应该是卢翠萍给原告的。 二、关于被告付鸣柳提供的证据。 对第1项证据，原告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也不同意被告的证明观点。因为《通知》落款所写的是睡宝公司等23家关联企业管理人，而加盖的公章是睡宝公司管理人，两者的名称不一致。再者，根据最高法有关公章效力问题的司法解释，公章必须经承办人签字，但这份《通知》没有承办人签字，无法确认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有该公章。 对第2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从该户口本顺序来看，董丽蓉是最后一页出现的，在董丽蓉的前页是户主的孙子，所以不能证实董丽蓉和被告是母女关系。 对第3项证据，因为被告没有提供原件，所以被告不予质证。 对第4项证据，原告认为该《借款合同》是夹在2014年度8月份财务凭证内的，故该份合同至今是有效的，但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在该份合同注明作废，因此该份合同是董丽蓉与睡宝公司之间形成的借款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对第5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观点。认为被告当时是睡宝公司的管理人员，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要求原告书写了这份《债权申报书》，但该债权申报书与上述（2017）桂02破2号之二、之三《民事裁定书》相抵触，法院以原告和睡宝公司没有实际的转账凭证为由将原告从债权人名单中删除，该债权申报书与本案的相关证据形成了截然的冲突。 对第6项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被告的证明观点。作为资产管理人应该明确23家关联企业的委托分别有23份裁定，所以原告对上述第1项证据的质证观点是正确的。 对第7项证据，原告认为23家关联企业作为睡宝公司的裁定书所使用的名称是不对的，睡宝公司有单独的破产案件的案号，该裁定书没有睡宝公司的破产案件的案号。 对第8项证据，原告认为真实性由法院来认定，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观点，因为董丽蓉的付款凭证和借款合同仍然在公司的财务凭证上，而且没有加注任何字样（如已转或者该合同注销），那么一笔财务往来出现了两笔账只能说明睡宝公司的财务管理极为混乱，该记账凭证不为真。 对第9项证据，原告认为真实性由法院来认定，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观点，所谓卢翠萍邀约原告和周剑共同出资500000元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董丽蓉注资给睡宝公司是2014年8月28日，而此时原告并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董丽蓉都没有承认其转给睡宝公司的款项是别人的，也没有向睡宝公司提出将自己的债权转移给别人。 对本院向林民嘉的《询问笔录》，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对本院向董丽蓉、付鸣柳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不论董丽蓉在事后如何去辩解、去否认，但是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是2014年8月28日的付款人及合同签订人是董丽蓉；董丽蓉在签订合同之后也没有向睡宝公司提出过任何申请和要求，但是睡宝公司的财务凭证却出现了一笔汇款两笔账，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被告对该《询问笔录》没有意见。 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和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综合分析并认定如下： 1、对于原告提供的第1项和第6项证据（即《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声明书》、《说明》等）。结合本院向林民嘉的《询问笔录》，可证实林民嘉是代其女儿即原告林昱君付款50000元给被告，故应认定实为原告付给被告的该50000元，至于原告与其父亲林民嘉之间对该款是借贷或赠送属于内部关系，对此在本案不作认定。根据被告提供的第10项证据（即周剑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及本院向董丽蓉、付鸣柳的《询问笔录》的全部内容，可证实支付给被告的涉案500000元中包含有原告的120000元及周剑的380000元，而且是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9日相互转款给付完成。被告于2014年8月28日从自己的账户转账支付300000元至其母亲董丽蓉的账户，然后再从其母亲董丽蓉的账户转账支付给睡宝公司财务人员罗丹500000元。同日，其母亲董丽蓉与睡宝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 2、对于原告提供的第2项和第5项证据即《借款合同》合同编号：SB2014-08-001(改签)以及2014年8月26日的《委托书》。在庭审中，原告认为该《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2014年9月或者10月份签订的，被告则认为实际上是在2014年10月或者11月份签订的。而对于《委托书》原、被告都认为是在2014年10月或者11月份补签订的。证实该《借款合同》以及《委托书》都是原、被告双方在事后的2014年10月份左右补签订的。而根据被告提供的第8项证据（即2014年11月27日的《记账凭证》，其中记载“董丽蓉变更林昱君”，与从原告提供的上述《借款合同》上记载的“（改签）”字样，以及从《委托书》中记载的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500000元（此款已于2014年8月交付给被告）用于借给睡宝公司法人覃仕平，作为睡宝公司与原告的借款事宜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借款合同》上的贷款人已由董丽蓉变更为原告林昱君。 3、对于被告提供的第1项、第5项、第6项证据，即《通知》、《债权申报书》、《说明》。因原告对《债权申报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证实原告确实已向睡宝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其中申请的债权数额与《通知》中所述基本一致，故作为接受申报一方的睡宝公司管理人在该《通知》盖章确认，本院应予认定。 4、对于原告提供的第3项和第4项证据，即（2016）桂020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2017）桂02刑终360号刑事裁定书、（2017）桂02破2号之二、之三民事裁定书。虽然在（2016）桂020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原告被非法吸收500000元的事实，但是，经法院审理睡宝公司等二十三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一案之后，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7）桂02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共有林柱兰等604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3249989749.72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成立的有568位债权人，债权总额为2461850072.52元。”但是在该裁定书裁定确认的林柱兰等568位债权人的债权是无异议债权，而原告未被列入债权人名单。结合被告提供的第1项、第5项证据即《通知》、《债权申报书》，可以证实原告当时申报的债权本金为500000元，因有周剑等其他债权人对此提出异议，经上述管理人审查后并未确认原告所申报的债权成立，因此，该裁定书依法作出了上述确认。因此，该裁定书应当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林昱君通过案外人卢翠萍的介绍，由被告付鸣柳代为办理原告林昱君与广西睡宝床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睡宝公司）之间款项借贷事宜。2014年8月28日，被告付鸣柳从自己的账户转账支付300000元至其母亲董丽蓉的账户，然后于当日再从其母亲董丽蓉的账户转账支付给睡宝公司财务人员罗丹500000元，同日，其母亲董丽蓉与睡宝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9日，原告林昱君（含其父亲）、卢翠萍、周剑（案外人）通过相互转款向被告付鸣柳支付合计500000元。同年10月份左右，原、被告双方补签订了一份《委托书》，其中记载：原告林昱君委托被告付鸣柳代为办理500000元（此款已于2014年8月交付给被告付鸣柳）用于借给睡宝公司法人覃仕平，作为睡宝公司与原告林昱君的借款事宜。同时，被告付鸣柳也为原告林昱君办理了董丽蓉与睡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变更手续，并由原告林昱君与睡宝公司补签订了一份编号及内容与上述《借款合同》相同的《借款合同》，并在合同右上角注明“（改签）”字样，即上述《借款合同》的贷款人已由董丽蓉变更为原告林昱君。期间，原告林昱君向睡宝公司领取了返本付息金额合计11440元。因睡宝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覃仕平等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处罚以及法院审理睡宝公司等二十三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案件，原告林昱君向睡宝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中申报债权的本金为500000元，但因周剑等其他债权人对此提出异议，经睡宝公司管理人审查后未确认原告林昱君所申报的债权成立，因此，法院在依法作出的裁定书中并未确认原告林昱君为无异议债权人。2020年3月2日，原告林昱君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 1、原告林昱君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书》，并要求被告付鸣柳返还委托出借的款项12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理由是否成立？ 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原告林昱君及董丽蓉分别与睡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非两个独立的合同。其理由为：一、虽然是用董丽蓉的账户首先于2014年8月28日向睡宝公司转款500000元，并于同日与睡宝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是在被告付鸣柳受卢翠萍的介绍及收到其与周剑的部分款项之后，并从自己的账户转入其母亲董丽蓉账户300000元之后才从其母亲董丽蓉账户向睡宝公司转款的，相互之间存在保密切联系。二、原告林昱君（含其父亲）、卢翠萍、周剑也是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9日通过相互转款完成向被告付鸣柳给付涉案的500000元，在时间上具有连接性且相距只有一天。三、原、被告双方在事后的2014年10月份左右补签订了《委托书》以及由原告林昱君与睡宝公司补签订了《借款合同》。从《委托书》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委托代为办理出借的500000元就是指原告林昱君（含其父亲）、卢翠萍、周剑在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9日通过相互转款完成向被告付鸣柳给付的500000元；从补签订的《借款合同》可以看出，该《借款合同》与董丽蓉与睡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编号及内容相同，并在合同右上角注明“（改签）”字样，这与睡宝公司2014年11月27日财务的《记账凭证》中记载的“董丽蓉变更林昱君”完全一致。而改签合同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是将合同中原来的贷款人（出借人）董丽蓉变更为原告林昱君，另一方面是从董丽蓉账号向睡宝公司转款的500000元，通过被告付鸣柳与其在上述所取得的500000元进行置换，替代了从董丽蓉账号向睡宝公司转款的500000元，睡宝公司原收取的500000元借款已不再是董丽蓉的。四、在上述《询问笔录》中，董丽蓉自己也承认其不是睡宝公司的债权人，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其是睡宝公司的债权人。五、在借款期间，原告林昱君已向睡宝公司领取了返本付息金额合计11440元，证明睡宝公司当时是认可其与原告林昱君之间的借贷关系的。 通过上述分析认定，被告付鸣柳所取得的500000元已经替代从董丽蓉账号向睡宝公司转款的500000元。而在被告付鸣柳所取得的500000元中已包含了原告林昱君支付的120000元在内，因此，被告付鸣柳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为原告林昱君办理向睡宝公司出借款项的义务。为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书》因委托事务已经完成而终止，故没有解除的理由和必要；原告林昱君诉称被告付鸣柳未按《委托书》的要求将相关款项出借给睡宝公司，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因此，对原告林昱君的诉讼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昱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7元（原告林昱君已向本院预交），由原告林昱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光明 人民陪审员  廖培英 人民陪审员  彭彩云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雅婕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