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23民初89号 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启阳路4号院1号楼12层1单元1503-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579148。 法定代表人：杨金枚，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诚，河北澜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常明，男，汉族，1983年7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河北悦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丽平，河北悦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常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诚、被告李常明及其诉讼代理人曹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占用的公司资金125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以125000元为基数，2015年12月3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3日，原告根据当时任原告总经理职务的张英顺申请，通过张英顺帐户转帐125000元到被告李常明个人帐户。原告凭证记载：此转帐款用途为“购买李常明股权款”。后期经原告询问核实，张英顺否认有股权交易，李常明回复称不存在上述交易及转帐。上述事实致原告损失125000元，被告李常明无合法依据获得12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原告作为利益受损方有权请求被告返还其不当利益。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李常明辩称，被告从张英顺处获得的125000元是股权转让价款，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行为。2014年6月20日，原、被告及申健、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协议书》，被告以125000元的价款从申健处受让得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75万元出资，且被告按照约定支付了受让价款。2015年12月2日，因被告离职，被告与张英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3.7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顺，张英顺向被告支付了125000元价款，即本案原告所称的“不当得利”。因此，被告从张英顺处得到的125000元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75万元出资的转让款。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不当得利，原告起诉时间也超过诉讼时效。故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1、原告蛙视通信有12.5万元资金通过时任总经理张英顺银行卡账户转入李常明账户，证明蛙视通信利益受损，李常明获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因果关系；1.1、12月3日张英顺请款单，请款单用途记载：张英顺购李常明股权款，金额125000元，证明公司资金12.5万元以“张英顺支付李常明股权款”名义划转到张英顺；1.2、给张英顺银行卡存现的银行回单，蛙视通信保留的原始凭证：存现回单。存款账户户名：张英顺，卡号：62×××13，存现时间：2015年12月3日17时48分54秒，证明公司资金12.5万元存现划转到张英顺账户；1.3张英顺证人证言，张英顺时任蛙视通信总经理，在财务的处理下，公司资金12.5万元先存现到张英顺的银行卡，后通过银行卡进行了资金划转，证明公司资金12.5万元通过张英顺账户转入到李常明账户；1.4、张英顺银行卡流水，2015年12月3日17时48分54秒张英顺银行卡存现12.5万元，当日该笔资金转入到李常明账户，证明公司资金12.5万元通过张英顺账户转入到李常明账户，银行流水与存现回单时间一致；第二组：2、蛙视通信、张英顺等都与李常明没有金额为12.5万元的股权买卖交易，证明李常明从蛙视通信的获益无任何法律依据；2.1、张英顺证人证言，张英顺和李常明之间没有股权交易，也没有做过股权协议，只是从银行卡做了资金划转。资金划转是当时财务处理的，印象里这笔资金是退还了李常明在万泽四达的股权款，证明张英顺和李常明之间没有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2.2、2014年7月20日、2016年10月9日、2017年2月10日万泽四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三次股东会决议都有李常明签字，2014年7月20日李常明取得万泽四达出资3.75万元，2016年10月9日李常明受让马瑞敏万泽四达出资3.75万元，李常明出资增加到7.5万元，期间李常明出资再无其他变动，目前李常明持有万泽四达出资7.5万元，证明2014年7月20日到2017年2月10日，李常明除了与马瑞敏有过一次股权交易外，没有和其他任何人有过股权交易。第三组证据：询问函一份，证明张英顺未经原告公司正常程序情况下，擅自与被告李常明签订转让协议，被告李常明在签订协议后，没有积极履行协议，在张英顺并非万泽四达公司股东的情况下，没有就转让行为书面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李常明没有履行此协议的意愿，综合来看，此协议违法合同法规定，应当属于无效协议，不能作为被告取得原告资金的法律依据。 被告李常明质证称，对第一组中1、2、4项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客观性均不认可。对张英顺所谓的“询问函”并未注明询问人，且张英顺未出庭作证，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张英顺为原告股东，且证言不具备客观性。就询问函的内容，张英顺称与被告之间没有股权交易，亦没有股权转让协议为虚假陈述，事实上双方就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行为，也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因此被告与张英顺之间为正常的交易，不存在不当得利。2014年7月20日、2016年10月9日、2017年2月10日，被告均在原告处工作。被告前后共计两次取得过万泽四达公司股权，且均支付125000元受让价款，只是第一次受让后因为离职，又按照公司要求，将股权原价转让给张英顺。而被告之所以仍持有“7.5万元出资”，是因为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张英顺后，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而2016年2月，被告回到原告处工作，又以125000元购得“3.75万元出资”，两次加起来就是7.5万元出资。对第三组证据，协议的签订被告认可，当时是确认是签订了，但是张英顺陈述的公司内部程序性事宜，被告不知情。当时张英顺是公司的法人兼总经理，被告是有理由信任张英顺交代的该项事宜。张英顺出具的证言第四条，被告在离职的时候按照张英顺的要求签订的协议，关于张英顺的证言提到有没有通知到万泽四达，我作为蛙视的员工，只能尽到配合转让的义务，我无法发起转让事宜，并且万泽四达的实际控股人是蛙视的人，其他就是我只能起到配合的角色。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对于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一组证据中1.3及第二组证据中的2.1张英顺证人证言，因原告又提交了第三组证据，承认与被告签署过《出资转让协议书》，故对原告第一组证据1.3及第二组证据2.1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2.2，因被告认可现持有7.5万元出资的事实，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故对该组证据中张英顺认可签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李常明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起止时间：2010.1——2019.11）证明目的：被告自2010年供职的单位名称，其中2010年5月至2014年2月、2016年2月至2018年1月两个时间段内，被告在原告处工作，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被告在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2、原告在新三板交易系统发布的2014年度报告，该报告第18、71页载明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全资子公司，第31页载明李倚剑为原告董事长、马某为总经理；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李倚剑同为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根据天眼查信息，李倚剑自2014年6月23日至2018年3月6日担任原告处董事长；原告原为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及股东，后于2018年变更为李倚剑。证实被告于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工作于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受时任原告董事长的李倚剑及总经理马某指派。3、2014年6月20日，原、被告及申健、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协议书》，证实被告受让了申健此前持有的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3.75万元出资，受让价款为125000元，支付方式为分两次支付（最后一次于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4、张英顺与李常明于2015年12月2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证实自2015年12月1日起，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75万元出资以125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张英顺。5、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证实2016年1月27日，原、被告再次达成协议，被告回到原告处工作。6、2016年10月9日，原、被告及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马瑞敏四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被告与马瑞敏签订的《转让协议》，证实被告受让了马瑞敏此前持有的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3.75万元出资，受让价款为125000元，支付方式为2016年12月7日一次性付清。7、被告在招商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其中2014年7月11日被告分两笔（每笔50000元）向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账10万元，2014年12月11日、被告向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账5000元、2016年12月7日被告向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账125000元，证实被告两次到原告公司工作，均支付了“3.75万元出资”的受让款。8、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与李英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行为。9、法人变更公告，证明被告与张英顺股权转让时，张英顺为原告处总经理。 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证据1：对被告的供职单位无异议。但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系不同的两个公司。证据2：由于“天眼查”并非国家官方确认网站，其信息内容也未经原告核实，对来源于“天眼查”网站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信息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供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原告公司内部文件等相关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证实其受时任原告董事长的李倚剑及总经理马某指派而工作于北京蓝海世业科技有限公司。证据3：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提供的协议显示为2015年12月2日签订，但协议中约定2015年12月1日起股权正式转让，时间上前后矛盾。而且经原告多次询问张英顺，张英顺均明确表示没有与被告签订过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提供的张英顺证言中也有明确记载）。被告提供的协议书过于简单，与正常股权转让协议常规形式有很大差异。建议法院向张英顺本人核实协议的真实性。证据5：对劳动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劳动合同签署日期处有涂改痕迹，不认可其真实性。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7：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受让申健的股权应当支付的转让款为125000元，分两次支付完毕，按被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分三次支付了105000元。与协议约定的数额及次数均不符。因此被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不能证明其支付了“3.75万元出资”的受让款。且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8：证人证言不认可真实性。证人现在已不再担任原告公司管理人员，不了解原告公司制度。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已于2018年1月从原告处离职，现在被告仍持有公司股权，证人所称的“员工离职股权不能带走，公司收回”与公司真实情况不符。证人提供的邮件截图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邮件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25000元为2015年12月3日，相隔长达1年半，此邮件不能证实2015年原告公司仍存在此制度，退一步讲，公司2015年即使存在此制度，当时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张英顺，是否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以张英顺本人意见为准，证人没有参与协议签订过程，不能证实协议真实存在。证据9：原告无异议，认可张英顺2015年12月时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原告对证据1、3、6、9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采纳原告质证意见，不予确认；证据4、5、7结合庭审调查，对上述证据确认有效；证据8证人没有出庭，故不做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原系原告公司员工，2014年6月20日，原、被告及申健、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协议书》，被告以125000元的价款从申健处受让得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75万元出资，且被告按照约定支付了受让价款。2015年12月2日，因被告离职，被告与张英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3.7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顺，张英顺向被告支付了125000元价款，但并未办理3.75万元出资的转让手续；后被告又回到原告处工作，于2016年10月9日从马瑞敏手中受让取得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3.75万元，被告支付125000元，故现被告手中持有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7.5万元的出资，现被告已从原告处离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被告李常明取得125000元是否有法律根据构成本案争议焦点。2014年6月20日，原、被告及申健、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协议书》，被告以125000元的价款从申健处受让得北京万泽四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75万元出资，被告按照约定支付了受让价款。2015年12月2日，因被告离职，被告与时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英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3.7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顺。2015年12月3日，原告根据张英顺的申请，通过张英顺帐户转帐125000元到被告李常明个人帐户，原告凭证记载：此转帐款用途为“购买李常明股权款”。张英顺与李常明完成转让交易后股权未予变更。张英顺时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被告有理由相信其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系原告行为，原告支付受让价款后迨于变更股权，系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归责于被告。综合以上事实，被告因将3.7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顺而取得价款125000元，具有法律根据。原告主张被告取得125000元存在不当利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原告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玲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申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