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3民初1324号 原告：徐某1，女，201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徐某1母亲，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法定代理人：徐某2，徐某1父亲，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原告：王某，女，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原告：徐某2，男，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以上三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法定代表人：孙登群，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绩溪路。 法定代表人：梁朝朝，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某1、王某、徐某2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以下简称安徽武警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一附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1、王某、徐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及王某，被告安徽武警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泳梅、张方，被告安医一附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某1、王某、徐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赔偿徐某1、王某、徐某2医疗费77847.54元（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等待司法鉴定后主张）；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承担。本案审理中，徐某1、王某、徐某2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安徽武警医院向徐某1、王某、徐某2赔偿医疗费67427.78元、护理费922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0元、营养费390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1864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等各项费用共计266123.28元的50%，共计133061.64元；2、判令安医一附院向徐某1、王某、徐某2赔偿医疗费和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66123.28元的25%，共计66530.82元；3、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承担。事实与理由：王某于2013年6月10日因身体不适，前往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该院诊断早孕。同年7月23日，王某在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办理《孕产妇保健手册》，该中心对其体检后作出《初诊记录》，记载预产期2014年2月2日，诊断：孕12+4WG5P1，处理意见：1、定期产检；2、建议产前诊断，21-24W排畸B超；3、清单饮食，加强营养。2013年9月25日，王某前往安徽武警医院做初次产前检查，该院主诊医生马某某病例记录：诊断：孕22WG5P1，处理：建议去上级医院行产前诊断。马某某向王某出具孕检单，要求前往安医一附院按孕检单进行孕检。王某将孕检单送至安医一附院后，该院要求其等候通知孕检。安医一附院安排王某于2013年10月23日前往该院产检，该院于7时57分对其做胎儿产前超声检查报告，结论为宫内妊娠，单活胎；随访；建议找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除此再未对王某做任何检查。当日10时，王某将安医一附院超声报告送至安徽武警医院主治医生马某某，该医生告知胎儿一切正常，一个月后随诊。11月22日，王某前往安徽武警医院复诊，主诊医生马某某安排多普勒彩超检查，超声提示：晚期妊娠、单活胎、头位；脐带绕颈一周；羊水偏多。此后，王某均按时前往安徽武警医院产检，数次产检均记录羊水过多。王某于2014年1月19日0时50分在安徽武警医院分娩一女婴，后起名徐某1。安徽武警医院《分娩记录》记载：诊断1、妊娠38周、孕5产2、LOA、正常分娩；2、单活产。徐某1出生后，王某带其到庐阳区保健院体检，发现听力没通过，心脏有杂音。此后，王某、徐某2为徐某1多方求医，查出徐某1患有21-三体综合症、先天性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王某、徐某2在与安徽武警医院维权交涉过程中发现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均违反规定未采取唐氏筛查措施，直接导致王某产下有严重缺陷的患儿。为治疗徐某1所患的21-三体综合症和先天性心脏病，王某、徐某2常年在合肥和北京多家医院求医问药，但收效甚微。唐氏筛查为产前诊断中最重要的检查之一，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未进行此项筛查导致了唐氏综合症患儿徐某1的出生，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给徐某1、王某、徐某2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对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安徽武警医院辩称，1、关于医疗费，与本案无关，安徽武警医院不予认可，具体金额由法院核实；2、关于交通费和住宿费，徐某1、王某、徐某2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这些票据与本案存在关联，关于该项费用，安徽武警医院不予认可；3、关于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用、营养费，计算标准无异议，住院天数由法院核实。关于入托年龄后的护理费，该年龄段即使不患病也需要家人照顾护理，而确认康复护理期限及依赖程度应有医嘱或鉴定意见予以证明，徐某1、王某、徐某2未提供相应证据，要求该部分护理费没有依据；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徐某1、王某、徐某2主张过高，安徽武警医院不予认可。 安医一附院辩称，1、关于诉讼请求的第5项，请求法院依法核实。第6项，精神抚慰金过高；2、对25%的责任比例不认可；3、关于事实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安医一附院的医疗行为实际上就是产前门诊和彩超检查，鉴定认为彩超检查没有过错，但认为门诊有过错，安医一附院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王某、徐某2系夫妻关系。2013年6月10日王某经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早孕。2013年7月23日，王某在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办理《孕产妇保健手册》，该中心对其体检后作出《初诊记录》，记载预产期2014年2月2日，诊断：孕12+4WG5P1，处理意见：1、定期产检；2、建议产前诊断，21-24W排畸B超；3、清淡饮食，加强营养。2013年9月25日，王某至安徽武警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接诊人员建议其去上级医院行产前诊断。同日，王某前往安医一附院妇科就诊，门诊病历记载：孕5个月，要求产诊彩超。产检：拒绝。诊断：孕21+3周G5P1。处理意见：产诊彩超，随诊。2013年10月23日安医一附院对王某行胎儿产前超声检查，超声报告建议其找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2013年11月22日王某在安徽武警医院的多普勒彩超检查提示晚期妊娠，单活胎，头位；脐带绕颈一周；羊水偏多。王某于2013年12月13日在安徽武警医院产前检查，诊断晚期妊娠，羊水过多。处理：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王某在安徽武警医院进行产前检查，超声报告单提示羊水过多。2014年1月19日，王某在安徽武警医院分娩一女婴，后取名徐某1。王某此次生产费用3782元。 徐某1出生后于2014年1月21日在合肥市妇幼保健所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检查结果：未通过。2014年3月3日在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站进行听力复查，检查结果：未通过。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1月27日，徐某1因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4282.14元。2014年4月21日徐某1在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站体检诊断：前卤过大、眼球震颤、特殊面容、不能抬头、不能逗笑。2014年4月23日徐某1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论:先心病：室间隔缺损（膜周部）、房间隔缺损（Ⅱ孔型）、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高压（重度）。2014年6月17日徐某1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确诊：先天愚型。2014年6月18日徐某1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就诊，诊断：21-三体综合征。2015年3月9日在安徽省儿童医院就诊的医疗费为1900元。 2014年7月3日至2014年7月17日徐某1因支气管××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支气管××、21-三体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运动发育迟滞，此次医疗费12562.79元。2014年6月20日、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8月1日徐某1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医疗费合计1273.03元；2014年8月4日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治疗，诊断21-三体综合征，医疗费2708.16元；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1月23日徐某1因支气管××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支气管××、21-三体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医疗费5118.89元；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4月9日徐某1因××合并××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合并××、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医疗费7304.12元；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8月11日徐某1因支气管××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支气管××，医疗费总计2359.1元，其中自付1533.42元；2015年10月12日至2015年11月3日徐某1在安医一附院住院治疗，诊断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高压（中度），医疗费总计64707.94元，自付医疗费33564.01元；2015年9月14日、2016年8月15日和2017年7月31日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治疗，诊断21-三体综合征，医疗费分别为2526.3元、1641.48元和1551.2元。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5月9日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的诊疗行为与徐某1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司鉴院[2018]临鉴字第39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认为：王某本次妊娠系极高龄产妇，其胎儿染色体异常的发病率极高。若王某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做了产前诊断，则可能发现其胎儿为唐氏儿，可以避免本例不良后果的发生。安徽武警医院对王某产前诊断的内容告知不够详细、具体，且在后续多次产前检查过程中始终未关注其是否做了产前诊断、以及产前诊断的结果如何，存在过错。安徽武警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丧失了优生选择权，医疗过错参与度建议为50%左右。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病史询问不够全面、详细，对其极高龄妊娠的特殊情况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建议行产前诊断，存在过错。安医一附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丧失了优生选择权，医疗过错参与度建议为25%左右。安医一附院的超声报告最后“建议找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但王某在做好超声检查后，既没有按照超声报告的建议去找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亦没有返回妇科门诊医师处，仍是回到了安徽武警医院继续产前检查。此外王某的孕产妇保健手册初诊记录处理意见亦可见“定期孕检；建议产前诊断，21-24周排畸B超。”上述记载说明王某的依从性较差，系本例不良后果的患方自身不利因素，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其胎儿为唐氏儿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王某之女徐某1的先天性心脏畸形在产前超声检查时是无法预测或难以诊断的。安医一附院行产前超声检查未检出胎儿先心病不存在过错。安医一附院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的接诊行为不存在过错。2013年10月23日安医一附院对王某行超声检查，结果提示建议找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王某未去安医一附院产诊中心就诊。“鉴定意见”称安医一附院医师在门诊病历中没有记载、没有重视、没有建议的内容，其实不是安医一附院妇科医师的职责，也不是安医一附院医师的职责，是强加给安医一附院的。1、产前检查是保障母儿安全、降低出生缺陷的重要措施，属于孕期保健的内容，由承担孕期保健的医院实施。孕妇王某整个孕期均不在安医一附院进行孕期保健。2、王某于孕21+3周前来安医一附院妇科门诊，在本次门诊过程中，接诊医师明确表示自己是妇科，要求王某前往产科或者产诊等产科相关门诊进行检查，孕妇拒绝，并表示其不在安医一附院定点进行产检，只是因为安徽武警医院不能进行“产前诊断超声”，来安医一附院目的就是进行“产前诊断超声”检查。因为产科等门诊号难挂，故不愿意换号，仅要求医生开超声申请单。证据：门诊记录主诉为“要求产诊彩超”；查体为“产检：拒绝。”安医一附院医师对王某提出了“产前检查”，不是“鉴定意见”所称的“没有建议做产前诊断、胎儿染色体检查。”3、王某来安医一附院挂的是妇科专家号，接诊的是妇科副主任医生，该医生并不具备产前诊断的资质，即不具备《母婴保健技术证书》（产前诊断），也就是说该医生不能在门诊进行“产前诊断”相关内容的咨询与诊疗活动，也不是其职责。4、本次门诊活动，主诉明确（仅要求开超声申请单）。病人前来安医一附院的目的不是产检以及产科相关检查，仅要求做“产诊彩超”。门诊记录中主诉、查体、初步诊断、医嘱以及签名等要素俱全，符合门诊病历的基本要求。5、妇科门诊医生医嘱中要求其做完“产诊彩超”后进行产科相关门诊随访。王某并未遵守，整个诊疗过程中，王某并未前往安医一附院高危产科、普通产科、产前诊断门诊等任何一个与产前检查相关的门诊，并拒绝接诊的妇科医生要求其前往产科门诊产检的要求。超声单中提示其“请产前诊断中心门诊咨询”，王某未遵守。王某的不依从性因素是未能发现唐氏婴儿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鉴定意见”应当充分估计到王某的不依从性因素对未能发现唐氏婴儿的作用，并应当改写、增加患方的参与度。2019年3月20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针对异议书面回复：产前诊断是孕期保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产前检查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王某本次妊娠时年龄为45岁，为极高龄产妇，需行产前诊断，以便对胎儿细胞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排除染色体异常。王某本次妊娠后的孕期保健主要是在安徽武警医院进行的，该医院不具备产前诊断的资质，建议王某去有“产前诊断资质”的上级医院—安医一附院做产前诊断。根据安医一附院复核申请所述，当时的接诊医师是妇科副主任医师，不具备产前诊断的资质，但是该接诊医师在接诊时首先应该明确患者本次就诊的目的，并在问清楚患者的年龄、妊娠史等情况之后，了解到该孕妇系极高龄妊娠的特殊情况时，明确告知患者“产前诊断”不是其职责范围，应该将孕妇转诊到该院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科室、在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师处进行诊疗，而不是仅按照患者的要求予以“产诊彩超”的处理。若当时该接诊医师及时予以转科诊疗，则王某应该可以经产前诊断发现其胎儿为唐氏儿。故分析认为，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优生选择权（医疗过错系次要原因，建议参与程度为25%左右）。王某、徐某2缴纳本次鉴定费6450元、安徽武警医院缴纳本次鉴定费3225元，安医一附院缴纳本次鉴定费3225元。 安医一附院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依法通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派鉴定人员出庭，对此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回复：因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无法正常出庭，要求就申请人的问题进行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质证。庭审中，安医一附院未提出要求鉴定人员进行质证的问题。 本案审理中，徐某1、王某、徐某2申请对徐某1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期、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期和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对徐某1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期、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期和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均不予受理。徐某1、王某、徐某2于2020年1月17日撤回对徐某1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期、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期和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 另，2014年7月5日，经合肥市庐阳区矛盾化解领导小组协调，徐某1得到相关部门8万元前期手术救助款。2016年5月12日，合肥市庐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向徐某1发放残疾人证。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徐某1、王某、徐某2提交的公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王某病历手册、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孕产妇保健手册、安徽武警医院多普勒彩超检查报告单、安医一附院胎儿产前检查B超报告单、出院小结及分娩记录、住院费收据、合肥市妇幼保健所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新生儿听力筛查报告及合肥市庐阳区妇幼保健站听力复查报告、合肥市儿童心理保健转诊单、合肥市妇幼保健所听觉脑干诱发电位报告单、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听性脑干反应报告单、儿童体检报告、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出院小结、病人费用清单、安徽省儿童医院出院小结及住院病案、徐某1的安医一附院住院病案及费用结算单、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病历及处方笺、301医院病历、就诊卡、阜外心血管医院门诊收费票据、病人费用分类汇总清单、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医疗费发票、居民医疗结算单、合肥市庐阳区矛盾化解领导小组协调备忘录、徐某1的残疾人证、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鉴院[2018]临鉴字第39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王某在安徽武警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及在安医一附院进行产前门诊彩超检查双方形成医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基于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医疗活动的专业性等特性，医疗纠纷中医疗单位有无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需借助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是处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当事人没有足以推翻鉴定部门所做出鉴定意见的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力。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王某本次妊娠系极高龄产妇，其胎儿染色体异常的发病率极高。若王某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做了产前诊断，则可能发现其胎儿为唐氏儿，可以避免本例不良后果的发生。安徽武警医院对王某产前诊断的内容告知不够详细、具体，且在后续多次产前检查过程中始终未关注其是否做了产前诊断、以及产前诊断的结果如何，存在过错。安徽武警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丧失了优生选择权，医疗过错参与度建议为50%左右。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病史询问不够全面、详细，对其极高龄妊娠的特殊情况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建议行产前诊断，存在过错。安医一附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丧失了优生选择权，医疗过错参与度建议为25%左右。安医一附院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产前检查属于孕期保健的内容，应由承担孕期保健的医院实施。安医一附院非王某孕期保健医院，王某未按门诊建议找安医一附院产前诊断中心医师咨询。鉴定意见认为安医一附院医师在门诊病历中没有记载、没有重视、没有建议的内容，不是安医一附院医师的职责，是强加给安医一附院的，该鉴定意见应当充分估计到王某的不依从性因素对未能发现唐氏婴儿的作用，应当改写、增加患方的参与度。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复函认为：产前诊断是孕期保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产前检查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王某本次妊娠时年龄为45岁，为极高龄产妇，需行产前诊断，以便对胎儿细胞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排除染色体异常。安医一附院接诊的是妇科医师，不具备产前诊断资质，在接诊时首先应该明确患者本次就诊的目的，并在问清楚患者的年龄、妊娠史等情况之后，了解到该孕妇系极高龄妊娠的特殊情况时，明确告知患者产前诊断不是其职责范围，应该将孕妇转诊到该院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科室、在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师处进行诊疗，而不是仅按照患者的要求予以产诊彩超的处理。若当时该接诊医师及时予以转科诊疗，则王某应可以经产前诊断发现其胎儿为唐氏儿。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王某胎儿为唐氏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使得王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优生选择权。鉴于安徽武警医院和安医一附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故本院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原卫生部发布的《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治医师应当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一)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二)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疑畸形的；(三)孕早期时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物质的；(四)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五)年龄超过35周岁的。”医学既是一门复杂、深奥的科学，更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非相关学科从业人员在就医前不能也不可能了解到正确的诊疗方式，这种知识的不对称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使得医院及医生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诊疗过程成为应有之义。在面对患者时，医院及医生要秉承高度的注意义务和详尽的告知义务，使患者能够在科学、全面地了解自身身体状况的情形下作出选择，同时也要严守职业底线和专业精神，不能对患者的要求听之任之。综合本案具体案情，王某出生于1968年，在2013年9月25日至安徽武警医院产前检查时已超过45周岁，系极高龄产妇，存在胎儿发育异常的高危因素，虽安徽武警医院在初诊时建议王某去上级医院行产前诊断的处理是正确的，但未告知王某去有资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产前诊断排除胎儿发育异常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后续多次产前检查中发现王某“羊水过多”，并且在孕产妇保健手册中亦记载“年龄≥44+羊水过多”、“高危评分为20分”等情况下，安徽武警医院未能关注王某是否做了产前诊断，以及产前诊断结果如何，存在过错。安医一附院对王某病史询问不够全面、详细，对其极高龄妊娠的特殊情况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建议行产前诊断，存在过错。生育健康的孩子是父母的愿望，如果父母发现胎儿存在严重缺陷，可以选择是否终止妊娠。由于医疗机构的过错使父母的生育选择权被剥夺，导致存在严重缺陷的子女出生，安徽武警医院和安医一附院应当对造成王某、徐某2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本案中，徐某1患有先心病并非安徽武警医院和安医一附院错误的诊疗行为所致，故治疗先心病的相关支出，本案不作处理。安徽武警医院和安医一附院在诊疗过程中均未履行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导致王某、徐某2未能发现徐某1患有21-三体综合征，剥夺了王某、徐某2的优生选择权，而非侵犯子女的生命健康权，故徐某1要求安徽武警医院和安医一附院赔偿其损失，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王某和徐某2的各项损失赔偿数额，本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王某2014年1月18日至2014年1月22日在安徽武警医院分娩、住院治疗，支付治疗费3782元，该笔费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王某和徐某2称徐某12015年3月9日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当日的医疗费票据显示的收款方为安徽省儿童医院，鉴于合肥与北京的距离较远，一天之内前往两地医院诊疗的可能性较低，本次就诊的医院应为安徽省儿童医院，对当事人陈述与事实不符的部分本院予以纠正，当日医疗费票据的金额为1900元，本院予以确认。2014年8月4日、2015年9月14日、2016年8月15日和2017年7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疗并支付医疗费2708.16元、2526.3元、1641.48元及1551.2元，有病历、处方笺医疗费票据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与徐某1治疗21-三体综合症有关，本院予以确认。徐某1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1月27日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小结记载的诊断结论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徐某12014年7月3日至7月17日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中记载的主要诊断为支气管××，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徐某12014年6月20日、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8月1日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门诊及住院并非治疗21-三体综合症，与本案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徐某1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1月23日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中记载的主要诊断为支气管××，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徐某1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4月9日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中记载的主要诊断为××合并××，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徐某1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8月11日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住院病案中记载的主要诊断为支气管××，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联性，由此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至于王某和徐某2提交的其它医药费票据，因未提供就诊记录、处方笺等证据相互佐证，相应部分的医疗费，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确定王某和徐某2实际支付与本案关联的医疗费为14109元（3782元+1900元+1641.48元+1551.2元+2708.16元+2526.3元）。 2.护理费。王某和徐某2主张徐某1住院78天的护理费9594元及入托后的护理费82656元，共计9225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某1多次住院均为治疗呼吸道疾病或先心病，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故对其住院78天护理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徐某1所患21-三体综合症及目前健康状况，其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王某和徐某2依据2018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070元的标准主张入托后即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的护理费82656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3.住宿费。王某和徐某2提供的两张住宿费发票，没有与之对应的诊疗记录相印证，且金额过高，本院不予认定。但考虑到王某、徐某2携徐某1多次前往北京的医院进行21-三体综诊疗必要的住宿费开支，本院酌定住宿费为3000元。 4.交通费。徐某2、王某多次携徐某1前往北京治疗21-三体综合症，交通费票据中乘车人为徐某2、王某且能够与诊疗记录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其他人员及未能证明与诊疗有关联的交通费票据，本院不予认定。结合王某、徐某2携徐某1在北京医院诊疗情况，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0元。 5.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某和徐某2主张徐某1住院78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某1多次住院均为治疗呼吸道疾病或先心病，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6.营养费。王某和徐某2主张徐某1住院78天的营养费，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某1多次住院均为治疗呼吸道疾病或先心病，与治疗21-三体综合症无关，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考虑医方的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确定安徽武警医院对王某、徐某2丧失优生选择权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安医一附院对王某、徐某2丧失优生选择权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20%的赔偿责任。故安徽武警医院应向王某、徐某2赔偿医疗费、住宿费、交通费共计52382.5元[（14109元+3000元+5000元+82656元）×50%]，安医一附院应按20%责任比例向王某、徐某2丧赔付医疗费、住宿费、交通费20953元[（14109元+3000元+5000元+82656元）×2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唐氏儿的出生使王某、徐某2需面对缺陷子女的现实，在精神上需要承受较大痛苦，结合安徽武警医院、安医一附院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本院酌定安徽武警医院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安医一附院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关于鉴定费，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比例，本院酌定王某和徐某2承担鉴定费3870元，安徽武警医院承担6450元，安医一附院承担2580元。 综上所述，扣除安徽武警医院预交的鉴定费3225元，安徽武警医院应向王某和徐某2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5607.5元（52382.5元+10000元+6450元-3225元）；扣除安医一附院已经预交的鉴定费3225元，安医一附院应向王某和徐某2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598元（20953元+4000元+3225元-258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某、徐某265607.5元； 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某、徐某225598元； 三、驳回徐某1、王某、徐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146元，王某、徐某2共同负担1146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医院负担800元、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 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柳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