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内04行终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宗凯，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代理人马淑梅，内蒙古信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喀喇沁旗公安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锦山镇爱民胡同。法定代表人霍晓东，系局长。委托代理人支东元。委托代理人赵国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公安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66号。法定代表人李志刚，系局长。委托代理人毕建民。原审原告张宗凯与原审被告喀喇沁旗公安局（以下简称喀旗公安局）、原审被告赤峰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案，张宗凯于2019年1月21日向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松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内0404行初1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张宗凯的诉讼请求，张宗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内04行终185号行政裁定，撤销（2019）内0404行初12号行政判决，案件发回重审，松山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经开庭审理，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内0404行初110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张宗凯的诉讼请求，张宗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即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宗凯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淑梅，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支东元、赵国昌,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毕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8月24日，喀喇沁旗纪委将群众实名举报张宗凯涉嫌破坏选举秩序的问题线索移交给喀旗公安局。喀旗公安局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喀（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8月11日下午，刘某开车到张宗凯家向张宗凯索要在8月6日贵宝沟村选举村长时，刘某选张宗凯那一票的钱。在张宗凯家，张宗凯当场拿出200元人民币交给刘某,决定给予张宗凯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送达后，张宗凯不服，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赤公复决字（2019）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喀旗公安局作出对张宗凯的处罚决定。送达后，原告张宗凯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本案中，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贿赂选民成为案件争议焦点，根据被告喀旗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证实本案案外人刘某于2018年8月11日下午到原告张宗凯家中索要200元钱的理由是别人给张宗凯投票得到了200元的投票钱，而刘某为张宗凯投票但未得到钱，原告张宗凯答应给钱并当场按案外人刘某的要求兑现，原告对于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从时间上来讲，正值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之时，原告张宗凯身为被选举人，案外人刘某的身份为选举人，按法律规定，为了确保选举的公平、公正，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间不应存在金钱和物质的往来，原告张宗凯虽然对给付刘某钱的目的作出不同解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给付案外人刘某200元现金是与选举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被告喀旗公安局认定原告张宗凯的上述行为为贿赂选举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被告喀旗公安局在处理该行政处罚案件中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内部审批，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等，其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综上，原告张宗凯要求撤销被告喀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全面审查，履行了相关的复议法律义务，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宗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宗凯负担。宣判后，张宗凯不服，向本院上诉称，松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4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没有详查本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同时被上诉人市公安局作出的赤公复决字[2019]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作出的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重审法院以复制品作为证据来认定本案事实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喀旗公安局、被告市公安局提交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然而，本案最为关键的原始证据“一根影音一体机”一直没有提交到案。被上诉人仅提供的是一张经过剪辑的复制品光盘，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复议时就书面申请调取原始证据“一根影音一体机”，被上诉人没有调取。在提起本诉讼、上诉以及发回重审时上诉人均向一审、二审以及重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申请，调取该证据。法院均已经认定收到上诉人的书面调取证据的申请，却没有依法履行职责调取证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通话单，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的效力，该证据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提交的复制品光盘是经过剪接处理的。这样一个经过剪接处理的复制品一审重审法院竟然认定为“内容真实”。由此可见，一审重审法院认定本案证据存在错误。从案卷中就能充分反映出：首先，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向上诉人以及一审法院提交的光盘是刘某偷拍、偷录的。其次，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提交的光盘是复制品。再次，刘某到上诉人的家中进行偷拍、偷录是受与上诉人竞争村长的竞选对手苑宏图的利诱与指使，并将录制的原件交给了苑宏图（见刘某的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交证据应为原件的规定：（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由此可见，一审重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错误。二、从刘某偷拍、偷录的时间上以及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对本案来源问题上，能够反映出上诉人是被苑宏图与刘某共同设计诬陷。案卷材料（第5页、第59页）有两页“案件来源”，第一份“案件来源”内容：2018年8月24日龙山派出所接到喀喇沁旗纪委转来的材料（喀纪信转[2018]200号），要求龙山派出所调查锦山镇贵宝沟张宗凯在选举前向部分村民承诺只要在2018年8月6日正式选举时投他的票，他就要每票兑现200元一事。接到材料后，龙山派出所即对此案立案调查。有办案人签字，时间为：2018年8月24日。第二份“案件来源”的内容：2018年8月24日龙山派出所接到喀喇沁旗纪委转来的材料（喀纪信转[2018]200号），要求龙山派出所调查锦山镇贵宝沟张宗凯在2018年8月6日正式选举当日，指使周永利、乔志强跳墙进入乔秀伍家，使用暴力、威胁、欺骗的手段将乔秀伍挟持走，不让乔秀伍参加投票，妨害村民行驶选举权，破坏选举秩序。接到材料后，龙山派出所即对此案立案调查。有办案人签字，时间为：2018年8月24日。然而在卷宗材料始终没有看到（喀纪信转[2018]200号）的材料。案卷中的两份“受案登记表”（第6页、第60页）的报案人一栏里所填的报案人为“匿名”。在公安案卷中有一份“受案回执”，时间2018年8月24日，是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向报案人、控告人苑宏图出具的回执，但案卷中却没有苑宏图的报案材料。而苑宏图其人恰恰是与上诉人张宗凯共同竞选村长之人，即与上诉人互为竞争对手。再从刘某的笔录中记载：其是用“一根影音一体机”录制，录制时间是在上诉人被竞选上村长之后的第五天（2018年8月6日竞选，8月11日到上诉人家录制）并向派出所讲明其将影音一体机交给了苑宏图。卷宗材料中，除了举报人刘某的笔录及传来的复制品光盘外，被告喀旗公安局调查其余五人的询问笔录均证明原告张宗凯没有贿赂选举的行为。这些客观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是被其竞争对手苑宏图陷害。三、一审重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多次非常严重违法情形不但不纠正，反而对违法行为予以纵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第一个违法事实：案卷中的两份“受案登记表”，明确记载受案时间为2018年8月24日。然而，被告喀旗公安局在2018年8月15日就对张宗明进行询问，并进行辨认（见94页询问笔录及98页辨认笔录）。这充分证明被告喀旗公安局在没有报案材料、没有立案的情况下就进行调查，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第二个违法事实：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询问证人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在2018年9月6日调查刘井顺的笔录和调查于海艳的笔录，询问人相同，记录人相同，而地点不同，时间却出现重合。其中刘井顺的笔录的时间为：2018年9月6日10时19分至2018年9月6日10时53分。于海艳的笔录的时间为：2018年9月6日9时40分至2018年9月6日10时30分。该两份询问笔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调查程序违法，这么非常明显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一审法院与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均置若罔闻。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第三个违法事实：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违反法律规定，在复议程序中仍然进行调查。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写明：“对于行政复议申请事项的意见：申请人称对其处罚主要事实不清，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受案后，我局依法展开调查，通过查看视频资料及对相关人员询问，张宗凯确有贿选行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多次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已经向一审重审法院提出了事实及证据，然而，一审重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如此多次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不予以认定，这是将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违法行为合法化，也就是支持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公然违法。四、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存在程序违法之处。首先，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规定，被告市公安局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没有进行听证的程序，延长复议期限。其次，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复议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书面申请听证，并申请调取刘某录制的“影音一体机”的原始证据，作为复议机关的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对上诉人合理、合法的请求置之不理。再次，在复议期间，上诉人的代理人已向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提交了书面的《行政复议代理意见》，明确指出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程序违法之处，但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程序违法之处不但不予以纠正，反而维持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的错误决定，这是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违法行为的纵容。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重审法院判决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重审法院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对证据进行认定，一审重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中存在程序违法，对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同时具有多处违法的情形赋予“合法化”。上诉人请求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4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市公安局作出的赤公复决字(2019)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做出的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请求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补充意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行政拘留唯一的证据是复制品光盘，而光盘来源不明。针对光盘内的内容，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公安机关对上诉人进行询问的笔录中向上诉人播放光盘时，上诉人就已经提出视频的内容不对，视频是经过处理的，这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笔录过程中的原话，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示的光盘提出异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对光盘进行复核，但是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没有复核的证据，并且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和复议机关市公安局、二审法院和发回重审法院均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调取原始载体，要求对原始载体与光盘进行复核，但是原始载体没有在卷宗中。我方仍然要求被上诉人出示原始载体，如果没有，要求法庭确认被上诉人没有复核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是合法、有效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8月11日下午，刘某开车到张宗凯家向张宗凯索要在8月6日贵宝沟村选举村长时，刘某选张宗凯那一票的钱。在张宗凯家，张宗凯当场拿出200元人民币交给刘某。2018年9月18日喀旗公安局作出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第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张宗凯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无不当。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关于记录张宗凯贿选的光盘。1、该录像手段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项“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的规定，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该段视频前后连接紧密，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剪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报人到喀喇沁旗纪委举报时向纪委提交了录像光盘，可喀喇沁旗纪委并没有向举报人索要录像载体，当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时，该录像已被删除，举报人提供不了原始载体理由正当；公安机关在对上诉人处罚前进行告知时，上诉人对该录像内容认可。4、没有证据证明苑宏图利诱、指使刘某去录像。上诉人如有证据证明苑宏图、刘某设计陷害上诉人，可以去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二）受案登记表中报案人匿名是为了保护检举人。（三）受案回执是应纪委的要求由公安机关向检举人反馈。（四）张宗明的询问笔录是“乔志强、周永利破坏选举秩序案”中的证据材料。（五）刘井顺、于志艳的询问笔录中的时间问题，是民警记笔录的笔误。（六）喀旗公安局在复议程序中仍然进行调查，纯属凭空想象，没有证据。恳请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补充意见：刚才上诉人对光盘提出异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其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是相呼应的。卷内有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前的告知，在告知笔录中有上诉人的亲笔签名和申辩意见，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答辩称,同意喀旗公安局的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喀旗公安局受理本案后，于2018年8月29日对上诉人张宗凯进行了询问，询问中反复播放案涉光盘内容由张宗凯观看，《询问笔录》载明张宗凯当时明确提出视频内容是错误的，怀疑被处理过。对此申辩事由，喀旗公安局始终没有回应和答复。本案庭审中，喀旗公安局表示对此光盘内容曾组织法制部门、办案单位、信通部门、网安部门共同看过，认为视频内容比较连续，没有经过剪辑，故此作为定案依据。还表示在对张宗凯处罚前进行告知时，张宗凯对该录像内容认可。对上述庭审中主张表示的内容，喀旗公安局没有提供明确有效证据证实。又查明，据喀旗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喀旗公安局持有2018年8月29日对张宗凯、刘某二人进行询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光盘，证据载明的询问时间是2018年8月29日11:00-19:00时，地点是龙山派出所询问室，询问人是赵国昌、徐英凯，该询问时间、询问人与对张宗凯的《询问笔录》记载的信息一致，但与对刘某的《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2018年8月28日10:09-10:41时不一致。诉讼中喀旗公安局未向法院提交此光盘，也未对上述不一致情况作出说明。本案中，喀旗公安局对2018年8月28日10:09-10:41时对刘某的询问过程提交了《询问笔录》，但未提交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从司法审查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行政行为应当撤销的六种情形也是行政行为合法应当遵循的标准。本案所审查的事项是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行为，司法实践中，因行政处罚是侵益性行政行为，存在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较大风险（特别是行政拘留执行后具有不可逆转性），依法应当以更为严格的标准进行审查。因本案各方争议较大，对相关问题分述如下：一、关于被诉行政处罚行为采用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本案被诉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是:“2018年8月11日下午，刘某开车到张宗凯家要8月6日选举张宗凯当村长的选票钱。在张宗凯家，张宗凯当场拿出200元交于刘某，张宗凯的贿赂选举行为构成破坏选举秩序。以上事实有张宗凯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刘某提供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经审核全案证据，仅有案内的录像光盘内容（本案唯一光盘，按内容真实审查）能证实“在张宗凯家，张宗凯当场拿出200元交于刘某”的事实，诉讼中经核实张宗凯对此也明确认可。但该光盘内容中，“200元”是否确为“选票钱”一事，张宗凯既未明确承认也未直接否认。在公安机关调查和本案诉讼中，张宗凯否认“200元”即为“选票钱”。依照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在相对人对违法事实既未承认也未否认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行政机关直接推定其承认了违法事实并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而本案中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实张宗凯有贿赂选举行为。由于公安机关对张宗凯作出的是行政拘留7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较重治安处罚并已执行完毕，按照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较高证明标准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而本案没有直接和确切的证据能够达到和满足证明喀旗公安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所确认之事实的程度及范围，更难以明确得出处罚决定依据的认定结论。本案中的录像光盘内容没有原始载体能够核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本案案涉证据光盘录像内容，显然不具备上述规定的认定条件。二、关于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执法程序问题。1、关于案涉录像内容原始载体和证据形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此处指2014年修正前）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即：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证据向法院提供视听资料，必须提供原始载体,也是行政诉讼举证程序的常规和首选，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系例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解读，此处的“原始载体”是指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等信息载体的正本。此处的“确有困难”是指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被毁损或遗失，或是不能通过正当程序取得。同时,当事人在提供声音资料的同时，必须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本案中，上诉人对案涉录像光盘中的内容、顺序等不认可，并对案涉“原始载体”多次向复议机关市公安局和审理法院申请调取，诉讼中还要求传唤刘某出庭对质。根据本案诉讼中喀旗公安局龙山派出所2019年2月26日出具的《办案说明》，公安机关在本案立案后调查刘某时（2018年8月28日），刘某说有刻录光盘的原始载体，民警当时要求其提供，但其迟迟未提供给派出所，后期亦借故未提供。说明当时公安机关有条件和能力取得该原始载体而未能主动及时取得。本院在（2019）内04行终185号《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中曾指出，“本案中，用以作为定案主要依据的录像光盘因无证据可以佐证其内容与原始载体记载内容一致，且原审法院未将录像光盘与原审卷宗一并移送本院，本院无法对该证据进行核查，故原审判决应视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发回重审后,此次二审庭审中，喀旗公安局表示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时，该录像已被删除（此与上述《办案说明》不符），不可能再提交。对此问题，本院认为，喀旗公安局在本案中将纪委机关移交的光盘内容以及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为举报人苑宏图整理）作为定案主要依据，但在行政行为中未对该光盘内容原始载体依职责及时提取并作出相关文字整理和注明，故该光盘作为行政诉讼证据提交不符合上述《规定》第十二条（一）项对证据载体的要求，也不符合（二）、（三）项对证据形式的要求。2、关于案涉录像光盘内容的来源问题。对此问题，被诉处罚决定中表述为：“刘某提供的视频资料”；对刘某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我让苑宏图交到你们派出所的”；喀旗公安局主张该录像内容是刘某交给了苑宏图，苑宏图交给纪委，纪委机关随苑宏图举报等材料一并移送给公安机关的，并在诉讼中将该光盘直接提交给法院。对此情况，本院只能以案卷中喀旗公安局提交的带有“纪委转视频”标签的光盘作为案涉证据进行审理。鉴于案情实际情况，本院在二审庭审中对该光盘组织了观看、质证。3、关于张宗凯提出申辩的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2018年11月25日修改前）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听取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核查。”即：公安机关对询问中违法嫌疑人的提出的陈述和申辩事由进行核查，是其法定义务。本案，喀旗公安局受理本案后，于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对上诉人张宗凯进行询问时，张宗凯即明确提出了对案涉光盘中录像内容真实性的申辩，但因诉讼中喀旗公安局未能提交对该申辩经过核查的证据，故难以认定对该申辩事项进行过核查及答复。本案中，虽然张宗凯在2018年9月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天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回答：“（对上述告知事项）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诉讼中喀旗公安局也以此进行抗辩并主张张宗凯已对录像内容认可，但因该主张并无明确事实依据，也不足以认定喀旗公安局已经对张宗凯于2018年8月29日提出的申辩事项进行过核查。另经核对，在张宗凯上述回答完毕后，喀旗公安局在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尾部另行注明：“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表明对张宗凯提出的未作处理的申辩事项仍将进行复核,但无证据证明。据此，喀旗公安局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内容的精神。4、关于行政处罚集体讨论问题。本案涉及地方党委政府打击把持和侵害基层政权黑恶势力和破坏影响基层选举行为的形势大局，当地纪委机关接到实名举报线索后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应属于重大公安行政执法事项。本案在情节复杂、证据短缺、查证艰难的情况下，作出实体处理更需谨慎。本案对上诉人张宗凯行政拘留7日，属于较重的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依照相关规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是指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本案卷中喀旗公安局提交的2018年9月18日的《集体通案记录》，从参加人员范围看，不符合以上规定。因此，本案的行政处罚行为亦不能认定系经过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后作出。除以上案涉问题以外，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时间上有重叠、开始调查时间在立案时间之前、行政复议程序中未进行听证等涉及行政执法、行政复议程序的其他问题，因不影响本案的综合认定，本院在本案中不再作逐项审查及回应。三、原审法院审理中的问题。1、本案一审庭审中没有当庭播放案内的录像光盘内容。虽然各方当事人对此未明确提出异议，但鉴于该光盘内容系本案中的主要争点，一审庭审中不播放光盘内容，审理程序不当。2、本案二审审理中发现，原审卷宗中装订的喀旗公安局对上诉人张宗凯所作的《询问笔录》缺少其中第4页内容（已补交）。上诉人虽未提出其他异议，但其代理人在庭审中也当庭指出了此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本院予以指正。综上，本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全部在卷证据，综合梳理案件过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11月25日修改前）第六十五条等规定的立法精神和适用原则，认定本案被诉喀旗公安局作出的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鉴于对上诉人张宗凯的行政拘留已经执行完毕，该被诉行政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依法应确认违法。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复议维持所作出的赤公复决字[2019]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亦应一并撤销。本案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瑕疵，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二）（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9）内0404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二、确认喀喇沁旗公安局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的喀公（龙）行罚决字[2018]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三、撤销赤峰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赤公复决字[2019]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喀旗公安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海波审判员 刘淑波审判员 姜 静 二○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