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827行初1号 原告王保富，男，1954年8月2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王保华，男，1958年1月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与原告王保富系兄弟关系。 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河西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27000982825Y。 法定代表人许雪峰，职务镇长。 委托代理人刘超，男，1990年7月3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王满，男，河北高立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县行政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27000981996P。 法定代表人张成，职务县长。 委托代理人董凤超，女，198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第三人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缸窑沟门村第八组，住所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 负责人王春，职务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保军，男，1965年11月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系该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王保江，男，1955年9月3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系该组成员。 原告王保富不服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及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宽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15日向宽城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20年1月16日向宽城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通知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缸窑沟门村第八组（以下简称沟门村第八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9日、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保富及委托代理人王保华，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超、王满，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董凤超，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组长王春、委托代理人王保军、王保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宽镇决字〔2019〕72号关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村民王保富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9〕72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的结果如下：双方争议的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厂四至：东至煤矿家属院，西至王保富承包地，南至老四队责任田，北至杨海林承包地，面积3.92亩范围内的土地，王保富购买的房屋下0.5亩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归王保富使用；争议地范围内剩余3.42亩土地使用权归沟门村第八（8）组使用。原告王保富不服，向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宽行复字〔2019〕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9〕005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2019〕72号处理决定》。原告王保富不服上述二个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撤销宽城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宽行复字〔2019〕005号行政复议决定；2、撤销宽城镇人民政府2019年8月13日作出宽镇决字〔2019〕72号关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村民王保富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王保富诉称，原告不服二个决定，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事实和理由：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当撤销。1、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告申请确权同时也就争议土地上附着的林木同时予以确认权属，但是《处理决定》对申请人这一请求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和认定，遗漏了确认事项，系认定事实不清。（2）《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为3.92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是独立第三方有资质测绘机构测绘得出的数据，系认定事实不清。（3）1983年县里派出工作组协调将包括争议土地在内的承包地承包给原告，原告取得了砖瓦窑附近包括争议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早在1983年原告就取得使用权并一直占有使用至2018年10月25日。在此期间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从未提出过异议。原告及再婚妻子刘秀云、继子王海丰与女儿王海燕1982年2月分地时没有参加抽沟分地，没有分得土地。为此原告多次找小组、大队、公社和农村工作部等单位，最后县里派出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为粮食局孙耀文、司法局吴某和公社派出秘书薛义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经过做工作，最后现场办公将砖瓦窑这一块土地分给原告家作为责任田。当时现场有大队副书记徐俊荣、副队长王贵、小组有杨春银和王春等人到场。此后原告一直承包经营这块土地至今，从未和任何人有过争议。一直到2018年10月26日收储时被抢。说明了30多年前县级政府对涉案土地作出了处理决定。因为1982年以后小组只有砖瓦窑这块破地了，其他地方的平地山地都分给各家各户了。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吴某和时任县办主任郝秀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处理决定》没有采纳。（4）原告与沟门村委会签订《处理房屋契约》能够证实原告取得了争议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1989年11月15日原告与沟门村委会签订《处理房屋契约》，并获得县政府颁发的契纸（宽房字第××号），获得砖瓦窑村属主体房屋，同时获得333.55平方米宅基地。《处理决定》却认为该333.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系原告购买所得而非家庭联产所得。原告认为错误。理由为：签订《处理房屋契约》前原告具有该333.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签订《处理房屋契约》后按照“地随房走”的原则，原告在该土地上权属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宅基地使用权。《处理房屋契约》第四条约定办理住房手续等由我方负责，就是我方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权属登记固定。签订《处理房屋契约》时原告为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盖房子，也因为上述房屋在原告承包地范围内，购买房屋后同时也是为了在承包地上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处理决定》故意忽略《处理房屋契约》第6条的约定，《处理房屋契约》第六条约定的是宅基地面积为333.55平方米，同时约定了四至，在东、南、西和北四至外均约定为“本主承包地”，“本主承包地”毫无疑问即为原告承包地。就是说房屋及其院落外均为原告承包地。通过该条约定，有力地证明了争议土地为原告承包地。因此，《处理房屋契约》足以作为原告具有争议土地承包权有力证据，而非《处理决定》认为内容。（5）1994年5月10日原告与沟门村委会签订《协议》能够证实争议土地原告具有相应权属。1994年5月10日原告与沟门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沟门村委会占用原告承包地和房基地边作排水沟，排水沟可能占用原告的房子，临时占用原告土地。《协议》约定土地就是争议范围内土地。由此说明沟门村委会使用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和我协商而非协商，和我协商沟门村八组不参与不反对，足以说明原告具有争议土地使用权。（6）《处理决定》中查明事实部分依据王春、王秀珍等人的调查笔录和调取的相关台账资料，并未列明调取的相关台账资料清单，属证据不足。（7）1984年砖瓦窑承包合同和1986年县人民法院调解书与本案无关，并未对争议地使用权归属进行认定，《处理决定》由此认定争议土地归集体所有属事实不实不清。（8）沟门村8组提供的证据中砖瓦窑占用8组土地补偿台账、1982年沟门村第××组分地标准及分地情况系原告于1983年分得争议土地之前形成，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9）1997年沟门村第××组打地情况台账非1997年形成，系第8组伪造的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三十三条规定：“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被告采纳了不真实的证据材料认定事实，违法了上述法律规定。2、在事实认定不清乃至错误的情况下，适用法律自然也是错误的。3、程序违法。（1）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受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后，按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由承办人对争议事实进行调查，被告责令相关人员调查，违反法定程序。（2）《处理决定》中认定查明事实依据王春、王秀珍等人的调查笔录和调取的相关台账资料，被告仅对申请土地确权的一方当事人即第8组负责人及第8组村民进行调查询问，形成的笔录予以认定查明的事实，并未对原告进行询问，作为查明事实的依据，程序违法。（3）《处理房屋契约》足以作为原告具有争议土地承包权有力证据，而非《处理决定》认为内容。故《处理决定》因严重违法应当依法撤销。二、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决定书》，维持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程序违法的《处理决定》，自然是错误的，同样应当依法撤销。具体如下：1、《决定书》审理查明部分并未对处理决定认定内容进行查明，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因此错误维持了《处理决定》认定的错误事实。例如原告申请复议同时也就争议土地上附着林木同时予以确认权属，但是《处理决定》对原告这一请求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和认定，遗漏了确认事项，而《决定书》没有对此作出认定。2、《决定书》没有对证据分析说明。未对证据进行认定，没有对证据分析说明，更没有采信证据的论述，可见被申请人未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3、《决定书》未对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4、《决定书》作出的程序违法。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受理案件后原告同时申请召开听证会，但被告对此未予处理。基于以上四点《决定书》应予撤销。 原告王保富庭审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1组证据是刘秀云、王保富的证明（1-2页），证明有三口人；第2组证据是地税、契税和收房钱的收据（共计3页）；第3组证据是粮食补助退耕还林的证明；第4组证据是吴某等证人证言、复印件和笔录（合计20页）；第5组证据是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1页）；第6组是出庭证人吴某的证言、出庭证人梁某的证言、出庭证人翁某的证言。上述证据，原告王保富的证明目的是土地为原告王保富的。 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决定的争议地位于宽城镇沟门村内（四至为东至：煤矿家属院，西至：王保富承包地，南至：老四队责任田，北至：杨海林承包地，面积为3.92亩），答辩人根据争议双方申请及提交的相关证据和答辩人调查情况，认为王保富提供的沟门村委会与王保富签订的《处理房屋协议》及宽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契纸（宽房字第××号）可以确认王保富于1989年在沟门村委会手中购买了争议地中房屋及宅基地0.5亩，对该0.5亩土地享有使用权。但是上述两份证据同时也证明了王保富获得0.5亩土地的方式为购买所得而非家庭联产承包所得。另外1984年的砖瓦窑承包合同和1986年的宽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都证明争议地未发包给个人，一直为集体所有。通过砖瓦窑厂土地分配证明、砖瓦窑厂地形示意图及宽城镇政府勘查、询问笔录证实了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王保富家分得的砖瓦窑厂2.38亩土地不在争议地内（现已经被征占）。对于王保富提供其他证据中华人民保险公司保险单、1994年5月10日沟门村村委会与王保富解决西梁麦用水问题《协议》、王保富与刘秀云结婚证均不能确切证实争议地归王保富使用。盛丰钢厂租地款发放表、沟门村8组各户卖地面积清单同样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问题。吴某和郝秀岐出具的《证明》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与之相互印证，且与其提供的契纸（宽房字第××号）内容（其通过购买方式获得了争议地0.5亩宅基地使用权，而不是其个人承包地）相矛盾，也与1984年的砖瓦窑承包合同和1986年的宽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内容相矛盾，不能作为确认争议地权属的证明。王保富未能提供获得另外3.42亩土地使用权的相关合法证据。宽城镇沟门村第××组提供的砖瓦窑占用8组土地补偿台账、1982年沟门村第××组分地标准及分地情况台账、1997年沟门村第××组打地情况台账及调取的农业税征管台账均属于原始证据，清楚记载了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厂占地及1982年、1997年沟门村第××组土地情况，结合相关调查笔录，均能够证实争议地未分配到各户当中，争议地的使用权仍属于沟门村第××组，王保富仅用购买方式获得了砖瓦窑厂的地上附着物（包括瓦房、坯房、大窑、小窑）和0.5亩土地，其余争议范围内土地仍归沟门村8组所有。综上，答辩人作出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答辩人作出的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12月26日和2018年12月31日答辩人分别收到复议申请人与沟门村八组递交的《土地确认申请书》和《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答辩人依据职权组成了调查组对争议地权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取得了充分证据并查清了事实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依法作出了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并依法送达了受送达人，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三、答辩人作出的宽镇决字【2019】72号处理决定结果得当。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归村、组所有，个人仅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或其他方式的承包取得使用权。本案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通过家庭联产承包或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沟门村八组提供了1982年沟门村砖瓦窑占用8组土地补偿台账、1982年沟门村8组分地标准及分地情况台账、1997年沟门村8组打地情况台账及答辩人调取的农业税征管台账和王春、张秀珍等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实了争议地中0.5亩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归王保富使用；争议地范围内剩余3.42亩土地使用权归沟门村第××组使用，结果得当。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沟门村第八组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1-2页）、2、王保富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3-4页），证明被告确权决定是依申请作出，符合法定程序；3、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地块示意图一张（5页），证明争议土地所在位置，证实了被告裁决的土地与双方争议的土地是同一个；4、1989年11月15日沟门村委会和王保富签订的《处理房屋契约》、1989年11月16日宽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契纸【宽房字第××号】（6-7页），证实了王保富通过购买方式获得争议地内0.5亩宅基地及房屋，从而还证实了王保富获得争议地方的方式是购买而非承包所得，王保富的1994年2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据及城镇家庭财产保险单（8-9页）、1994年5月10日沟门村委会和王保富签订的解决西梁种麦用水问题的《协议》（10页）、盛丰钢厂租地款发放表（11-12页）、吴某和郝秀岐出具的《证明》（13页）、王保富和刘秀云的结婚证书（14页），证明王保富拟证明争议土地权属问题，但不能证明争议土地归其使用；5、沟门村8组各户卖地面积及补偿情况台账（15-18页）、2018年10月25日的砖瓦窑土地分配证明（19页），证实争议地一直为组所有，不存在王保富陈述要求情况；6、八组各户证明材料（20-21页），证实争议地为八组所有；7、宽城满族自治县土地收储确认表（22页），证实王保富家有承包地，已收储2.62亩；8、沟门村八组分地标准（23-24页），9、沟门村八组打地情况（25-26页），证明土地台账作为证明土地权属的最基本依据，台账上记录与王保富陈述、要求不一致；10、王春（八组组长）王保江（原八组组长）王秀珍、梁某等人询问笔录（27-59页），证实争议土地应为组所有、使用，与王保富无关；11、王保富家常住人口登记表（60-66页），证实王保富家户籍信息，人口情况；12、沟门村八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现金发放明细表（67页）；不具有证实争议地权属的效力；13、沟门村八组农业税征收管理台账（68页），证实是行政机关对土地承包人承包人数、面积的确认；14、砖瓦窑承包合同（69-70页）、15、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解书（71-77页），证实争议地不是王保富所陈述的承包地，而是一直由集体所有、使用；16、送达回证（78-79页），证明被告所做出的确权决定已经在法定期限内通过法定程序送达给了当事人。 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1、答辩人行政复议受理符合法定行政复议范围。原告向答辩人提出复议申请，经审查原告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故答辩人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2、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向答辩人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答辩人于同年10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将受理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送达给了当事人。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后，答辩人向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送达了提出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了行政复议答辩状。由于案件复杂答辩人于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送达了延期审理通知书。经审理后答辩人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宽行复字[2019]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9年12月26日分别送达给了原告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答辩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参加行政复议、延期审理及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送达均符合法定期限和法定程序，故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行政复议结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后，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经答辩人审查后认为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宽镇决字[2019]72号《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故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请依法支持答辩人的复议决定。 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复议申请书（1），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3、送达回证（3），1-3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予以了受理；4、提出答辩通知书（4），5、送达回证（5），6、行政复议答辩状（6），4-6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并要求局按照规定期限提出答复，该局也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期限作出了答复；7、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7），8、送达回证（8-9），7-8证明被告依法通知本案延期审理期限30天；9、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10-12），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复议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也证明了被告行政复议决定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第三人辩称，不同意撤销宽城镇人民政府和宽城县人民政府的两个处理决定。第三人未提交其它证据。 本院依法对证人吴某、梁某、翁某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保富对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1组-2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对3组证据我认为是为了解决排水沟的问题制作的示意图，不是为了这个案子制作的，图是正确的，但是内容我不认可。对4组、11组-12组、16组证据认可；对5组证据的卖地证明的台账的真实性认可，对土地分配证明不认可；对6组、9组证据不认可；对7组证据土地收储确认表的真实性认可；对8组证据23页是1982年以前的我不认可，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1983年得的地，对24页的账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对10组证据王春询问笔录说我两口人我不认可，我们是三口人地；对王保江的笔录不认可，但是说我们家边上有地我认可；对王秀珍笔录不认可，但是认可王保江没有当小组长；对刘贺的笔录不认可；对王兴的笔录、王海云的笔录、梁某的笔录、吴某的笔录认可；对杨春树、徐清满的笔录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对13组证据68页的台账不认可；对14组证据砖瓦窑承包合同认可我出场地，用的我们的场地，其他不认可；对15组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对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出示的1-9组证据均不认可。认可法院对吴某、梁某、翁某所作笔录中内容。 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王保富出示的证据的1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2组-5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吴某与郝秀岐的证明、徐清满、翁春元的证明不认可，对王保华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因王保华与王保富是亲属关系，又作为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证明不应作为本案的认定的依据；对翁某、张会宽、田永存、刘英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王保华、唐素云、王凤兰的证明、梁某的笔录关联性不认可；对6组三位出庭证人证言均不认可。法院对吴某、梁某、翁某所作笔录中内容，宽城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同上述。 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王保富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法院对吴某、梁某、翁某所作笔录中内容，宽城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同宽城镇人民政府意见。 第三人对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1组-3组、5-9组、11-13组、16组证据认可；对4组证据房屋契约有异议，属于沟门村委会偷卖偷买，契纸、用水协议、吴某和郝秀岐出具的《证明》、保险单真实性不认可，对盛丰钢厂租地款发放表关联性不认可；对王保富与刘秀云的结婚证认可；对10组证据王春、王保江、王秀珍、刘贺、王兴、王海云、徐清满的笔录认可；对梁某、杨春树的笔录我知道只承包，内容我不清楚，对吴某的笔录不认可；对14-15组证据我不知道。第三人对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出示的1-9组证据均认可。法院对梁某所作笔录中内容，第三人认可，法院对吴某、翁某所作笔录中内容，第三人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王保富出示的地税、契税和收房钱的收据、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原宽城县缸窑沟满族乡沟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沟门村委会）和王保富签订的《处理房屋契约》、宽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契【宽房字第××号】，证实了原告王保富与原沟门村委会协议购买砖瓦窑厂房屋及地皮上附着物的事实，同时原告王保富给付购房款、宽城县人民政府为原告王保富颁发了房契；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地块示意图证实了争议土地大概所在位置；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1994年5月10日原沟门村委会和原告王保富签订的解决西梁种麦用水问题的《协议》，证实了原沟门村委会因解决西梁种麦用水问题需占用原告王保富承包地和房基地边做排水沟；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第三人沟门村八（8）组各户卖地面积及补偿情况台账所载内容，证实了1975年原宽城县缸窑沟公社、原沟门村委会、沟门村第八组决定原沟门村委会占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西梁7.5亩土地建砖瓦窑厂并给予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粮食补偿的事实；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沟门村八组分地标准，证实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分地标准；王保富与刘秀云结婚证书、王保富家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王保富家人口情况；沟门村第八组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王保富土地确权申请书，证实了原告王保富与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申请对争议土地进行确权的事实；送达回证，证实了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向原告王保富及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送达处理决定的事实。原告王保富出示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村民委会证明证实了王保富与王保付系同一人、刘秀云与刘素云系同一人的事实。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吴某的调查笔录、证人吴某的证言、本院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证实了1983年县工作组、原宽城县缸窑沟公社、原沟门村委会、沟门村第八组商量决定在原沟门村委会砖瓦窑厂处为原告王保富分得土地的事实；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王保富出示梁某的调查笔录、证人梁某的证言、本院对梁某的询问笔录，证实了梁某在承包砖瓦窑厂时曾给付原告王保富占地补偿款的事实；证人翁某的证言、本院对翁某的询问笔录、原告王保富出示的翁某证明，证实了原告王保富对砖瓦窑厂处土地进行管理的事实；宽城满族自治县土地收储确认表，证明宽城县人民政府曾征占原告王保富砖瓦窑厂处土地2.62亩，并给付土地补偿款情况；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对王春、王保江、王秀珍等人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砖瓦窑承包合同，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解书，证明1984年原沟门村委会作为甲方对外签定砖瓦窑承包合同，产生纠纷后，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制作调解书，其中一方当事人是原沟门村委会。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出示的1-9组证据证实了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议的事实。以上证据经审查认证，应予以确认。 原告王保富出示的除本院上述采信的部分，其余书面证人证言、笔录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粮食补助退耕还林的证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不能达到原告王保富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王保富与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吴某和郝秀岐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2018年10月25日的土地分配证明、沟门村八组共十二户证明、砖瓦窑8组的土地上面的树木社员同意砍伐证明，上述三份证明中签名的10人是本案第三人沟门村八组成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同时，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出示的原告王保富的1994年2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据及城镇家庭财产保险单、盛丰钢厂租地款发放表、沟门村八组打地情况、沟门村八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现金发放明细表、沟门村八组农业税征收管理台账均不能证实争议土地的权属，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宽城满族自治县建宽城第六小学，需占用原沟门村委会砖瓦窑厂处土地，从而引发原告王保富与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争议。原告王保富是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的组民。2018年12月份，原告王保富向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书，请求宽城镇人民政府依法将砖瓦窑家庭责任田确权给原告。2018年12月份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也向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递交了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要求宽城镇人民政府对沟门村八（8）组砖瓦窑土地和附着物进行确权登记，并写明土地地点：沟门村八（8）组砖瓦窑厂所在的3.92亩土地，土地四至：东至煤矿家属院，西至王保富承包地，南至老四队责任田，北至杨海林承包地。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经宽城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双方争议的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厂面积3.92亩范围内的土地，王保富购买的房屋下0.5亩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归王保富使用；争议地范围内剩余3.42亩土地使用权归沟门村第八（8）组使用。原告王保富不服《〔2019〕72号处理决定》，向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005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2019〕72号处理决定》。 另查明，1975年经原宽城县缸窑沟公社、原沟门村委会、沟门村第八组共同决定，原沟门村委会占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西梁7.5亩土地建砖瓦窑厂，原沟门村委会给付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7.35亩（包含7.5亩中）三年长产，每亩850斤粮食补偿。 另查明，1989年11月15日原沟门村委会为甲方、原告王保富为乙方，订立【处理房屋契约】。双方约定中其中部门有，原沟门村委会将村属砖瓦窑厂的主体房屋，正房三间，坯房二间处理给王保富，王保富已在订立契约当日交清现款。自订立契约之后,砖厂地皮的一切附着物，统归王保富所有。另写明宅基地总面积为333.55平方米,四至为:东山墙外0米,是本主承包地，西山墙外0米，是本主承包地，南前地基外13.6,米（房宽5.5米）以外是本主承包地，北后墙外0米,本主承包地，宅基地面积图：（折0.5亩，东西长17.5米，南北长19.06米）。双方另约定，承包者梁某需在农历的1989年12月30日前将坯子烧完，如到期烧不完，需继续占用场地，可以与原告王保富协商付占地款等等。该契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从订立之日起生效。甲方代表人签字，并盖有原宽城县缸窑沟满族乡沟门村民委员会章，乙方王保富签字。另1989年11月16日宽城县人民政府为原告王保富颁发上述购房房契。1994年5月10日原沟门村委会与原告王保富签订协议，协议约定为解决西梁种麦用水问题，需占用王保富（王保付）的承包地和房基地边做排水沟，该协议盖有原宽城县缸窑沟满族乡沟门村民委员会公章。 另查明，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为原告王保富家分得一口人土地。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再无其它土地。1982年7月份原告王保富与刘秀云结婚，当时带有长子王志军（王海丰），1983年2月生长女王志梅，原告家增加人口，曾多次找相关部门要求分配土地。1983年经当时县工作组、原宽城县缸窑沟公社、原沟门村委会、沟门村第八组商量决定在原沟门村委会砖瓦窑厂处为原告王保富分得土地。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部分家庭人口变化，土地进行过小调整。 另查明，砖瓦窑厂为原沟门村委会集体企业，先后分别承包给梁某、杨春树。1986年原沟门村委会向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杨春树给付承包款，后经法院调解。1987年-1989年梁某承包砖瓦窑厂，梁某曾将占地补偿款给付原告王保富。原宽城县缸窑沟满族乡沟门村民委员会即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村民委员会。 再查明，在发生此争议之前，宽城县人民政府曾征占原告王保富砖瓦窑厂处土地2.62亩，并给付原告王保富2.62亩土地补偿款，对此原告王保富和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没有争议。 本院认为，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对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下列证据材料：（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收、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五）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第二十一条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三十三条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本案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对当事人提供的【处理房屋契约】，宽城县人民政府为原告王保富颁发房契，1975年原沟门村委会占第三人沟门村第八组西梁7.5亩土地建砖瓦窑，并对占用的土地进行补偿，1994年5月10日原沟门村委会与原告王保富签订协议，砖瓦窑承包合同和宽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的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以上证据中都涉及原沟门村委会（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村民委员会），但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未向现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沟门村村民委员会进行查证，另外，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也未向原告王保富进行询问调查及查明原告王保富要求确权的土地面积和四至，另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宽城镇沟门村砖瓦窑地块示意图”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予以证明争议土地所在位置，现无证据证明争议土地具体面积，致使本案在认定事实上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另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在认为所述“另外1984年的砖瓦窑承包合同和1986年的宽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都证明争议地未发包给个人，一直为集体所有”与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在查明中所述“1983年至1984年期间王保富家新增人口，沟门村第八（8）组在沟门砖瓦窑处补给王保富家3口人土地”相互矛盾。另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所作决定，现查明《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意见》该依据文件名称不规范，适用不当。因此被告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综上宽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宽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依法亦应当同时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的宽镇决字〔2019〕72号关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与宽城镇沟门村第八组村民王保富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宽行复字〔2019〕0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韩    淑    彬 审判员 刘志生人民陪审员何晓宝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郝         妍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第八十五条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提起上诉的，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发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