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302行初10号原告：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细心组，住所地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细心组。负责人：周建，系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娟，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湘潭县易俗河镇贵竹北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321006230069K。负责人：王铁钢，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运，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细心组（以下简称“细心组”）不服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山林权登记，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20年1月17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放明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罗朝晖、刘永林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唐璧担任记录。原告细心组的负责人周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娟，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林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1年4月7日，湘潭县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原告细心组与案外人新塘组就原河口公社林场土地权属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2012年4月22日湘潭县人民政府向细心组颁发了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原告细心组诉称：原告所有的集体林权范围、面积经湘潭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证予以确认，一直以来，原告也是以该次划界为其行使权利的依据，该权属证明也一直保存在湘潭县档案馆。直到2018年的下半年，原告组民在听闻原告所有的林地可能会被用于变电站建设时才发现，本来属本组所有的部分林地不知何故竟在2012年被划到邻组新塘组名下了。经向相关行政机关查询才得知，在原告组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的新旧组长刘白军和周宜华与新塘组签订了2011年4月7日的《人民调解协议》，擅自否定原证效力，随意划界，并另颁发涉案新证。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向湘潭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为被告，请求湘潭县人民法院撤销湘潭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22号向新塘组颁发的“4300176998”号林权证以及向原告细心组颁发的“4300176999”号林权证。在起诉过程中，经湘潭县人民法院口头释明，一证一撤原则，暂时撤回了对本案所诉林权证的起诉。经湘潭县人民法院和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均判令被告颁证行为违法，应撤销于2012年4月22日向第三人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新塘组颁发的湘林权证字第××号《林权证》。原告认为：同理可证，基于同一事由向原告所颁发的新证，当然也是违法的。现鉴于被告未主动履行其行政职责，撤销错误的颁证行为，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湘林权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细心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信息，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湘潭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发的两份《山权证》，拟证明原告的集体林权于1982年6月22日进行了完整的登记，证明永久有效，并保存在湘潭县档案馆。同时也清晰的记载了邻组新塘组的林权面积。3、湘潭县人民政府2012年颁发的两份林权证：湘林证字（2012）第××号、4300176998号林权证，拟证明湘潭县人民政府2012年4月22日颁发的两份林权证，将原告85亩林地所有权无故划到了邻组新塘组名下。4、湘潭县人民法院（2019）湘032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行终18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湘潭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22日颁发的两本林权证，其中向新塘组颁发的林权证已经两级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并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细心组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个山林权证因为原告和利害关系人新塘组就林权争议在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且之后经湘潭县人民政府重新发证而发生了变化；证据3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非是无故将部分林地划到新塘组名下，而是当初的颁证机关根据原告与新塘组的意思表示所进行的；对证据4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无权作出证明目的中的推论，抛开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实体是否合法不说，因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甚至原告都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本案已过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8日施行】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于2012年4月22日颁发，且颁发之时该证由时任组长领取，故本案早已过起诉期限。二、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新塘组、湘潭县林业局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所诉林权证颁发的重要依据系原告与相邻的新塘组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本案的实质争议点为原告与新塘组之间的林权争议，显而易见新塘组系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此外，本案所诉行政行为实际由湘潭县林业局以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名义作出，湘潭县林业局对本案的具体情况更为了解。《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又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依据该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新塘组及湘潭具林业局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湘潭县人民政府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为原告颁发本案所诉林权证，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细心组与利害关系人新塘组就本案所涉的林权争议已经由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最终于2011年4月7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已经双方协商解决或经基层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处理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其协议书或调解书、处理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等一律有效;第二十条规定，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后，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协议书、调解书、处理决定书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核发林木、林地权属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立卷归档，长久保存。由此不难看出，湘潭县人民政府有权也应当依据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林权证。综上所述，本案已过起诉期限、遗漏重要当事人，且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有鉴于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关于建设河口11万伏变电站镇指挥部与河口村细心组的协议》、笔录2份，拟证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河口村细心组与新塘组就原河口公社林场土地权属争议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法律依据：《湖南省林木林地登记管理办法》原告细心组对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对第一份协议书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协议并不是原告集体意志的表示，也达不到被告要证明原告诉讼已过起诉期限的证明目的，因为2012年的颁证行为现在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证明被告是何时向原告下发的林权证，是否有向原告明示对于该颁证行为原告所应享有的相关权利，更无法证明原告是何时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详细内容。据了解，该协议签订之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并且从该协议的签订时间来看，并不能证明原告是何时知道的。对于该组证据中的笔录的证据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该谈话笔录从形式来看，应当属于证人证言类的证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另外从该两位被询问人的身份来看，刘白军和唐顺山均与原告目前正在诉讼过程中的所要撤销的人民调解书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证人的证言效力不予采纳，即使刘白军作为原告的代表接收了涉案的林权证，也不能代表原告接收并认可林权证的内容和效力，因为原告是在2019年3月才获知林权证的全部内容，对于这种涉及集体利益的权利的处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当经过全体组民代表开会表决同意；对证据3，对该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证形式不合法，根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两个集体之间的权属争议，应当由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同样对于涉及集体利益的林权利益的处分应该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全体组民代表会议决定，另外对于林权三定之后所产生的林权争议，镇政府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权进行调处，内容上该调解协议也缺乏必要的生效条件，没有相关权利限定的林木林地位置图。本院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情况，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综合分析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对案涉事实作了基本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不能凭此证明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系原告与邻组新塘组在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在没有被权威部门否定之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上述采信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查明以下事实：1982年湘潭县人民政府向原告细心组、新塘组颁发了《山林权证》。到上世纪90年代时，因原河口公社林场砍伐林木分红一事，两组之间发生纠纷，河口村新塘组要求政府重新确权。2011年4月7日，湘潭县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原告细心组与新塘组就原河口公社林场土地权属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一、河口公社林场土地权属划分以两组代表人、林业站、村共同放样的标识界线为准（新修路）。界线以北，归细心组所有，界线以南归新塘组所有。二、原山林权证作废，按划分的界线土地权属重新发证。三、公社林场，林权归镇林业站所有，土地按划分界线归两组所有。”根据上述调解协议内容，湘潭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22日分别向细心组、新塘组颁发了湘林证字（2012）第××号、第4300176998号《林权证》。2018年下半年因建设河口11万伏变电站，需要征收湘潭县河口镇沿江村（原河口村）土地，包括原告及第三人新塘组的土地。为此,原告与第三人新塘组发生纠纷,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诉至湘潭县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被告向第三人新塘组颁发的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湘潭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湘032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湘潭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22日向第三人湘潭县河口镇沿江村（原河口村）新塘组颁发的湘林证字第××号《林权证》；二、责令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29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3行终18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被告至今未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中共湘潭县委办公室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潭县办法〔2019〕1号关于印发《湘潭县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年3月1日，组建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将湘潭县国土资源局职责，湘潭县城乡规划局职责，湘潭县发展和改革局的组织编制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湘潭县水务局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以及湘潭县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不再保留湘潭县国土资源局、湘潭县城乡规划局。2、湘潭县人民政府1982年为细心生产队颁发的林权证总面积为264.5亩，为新塘生产队颁发的林权证总面积为51亩。2011年4月7日，湘潭县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新塘组与细心组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新塘组时任负责人刘宇希、唐顺山，细心组时任负责人周宜华、刘白军在协议上签字。湘潭县人民政府根据该调解协议于2012年4月22日分别为细心组和新塘组重新颁发林权证，细心组的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记载林权面积为158亩，由组长刘白军2012年5月领取；新塘组的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载明林权面积为85亩，由组长刘宇希领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细心组与新塘组于2011年4月7日在湘潭县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细心组组长刘白军于2012年5月领取了新的林权证。刘白军作为当时细心组的负责人，代表细心组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并领取新的林权证，是依法行使集体赋予的权利，而非个人行为，其行为效力及于全组成员。细心组自领取新的林权证之日起，即已实际知晓本组林权证的内容。故细心组应当自2012年5月已知晓（2012）第4300176999号《林权证》的具体内容，其在2019年3月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过起诉期限。被告认为本案遗漏当事人，因原湘潭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细心组的湘林证字（2012）第××号《林权证》这一行政行为只涉及到行政行为主体湘潭县人民政府及行政行为相对人细心组，被告系林权登记管理职能的承受主体，颁证行为也没有涉及到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被告认为应追加当事人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起诉已过起诉期限，并无耽误起诉期限的法定情形，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湘潭县河口镇河口村细心组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本院依法予以免收。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放明人民陪审员  罗朝晖人民陪审员  刘永林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彭旭妍书记员唐璧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