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6行初9号 原告厦门市同安区汇得利鲟鱼养殖场，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隘头村（同南路）。 负责人胡爱民，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傅永涛，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银湖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高润，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善建，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世坤，男，厦门市同安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路岭113号。 法定代表人林志城，镇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马铭飘，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委托代理人张善建，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小娟，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市同安区汇得利鲟鱼养殖场诉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同安区政府）、被告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汀溪镇政府）发放退养拆除补偿款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厦门市同安区汇得利鲟鱼养殖场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自本案判决之日起30日内对原告位于隘头村隘头51号属于纪学文、陈建军承包部分的鳗鱼养殖场(农用地20亩、山地18亩)发放公平合理的退养拆除补偿款9670320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主要理由是:1、本案争议问题最初源起于2000年左右，福建省同黑龙江省开展跨省域的招商合作。2002年，在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的大力倡导主持下，为响应厦门市招商引资政策并扩大合作，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与厦门市同安区政府于2002年9月24日签订了《黑龙江史氏鲟鱼厦门养殖基地建设合作合同书》，嗣后，合约乙方即黑龙江省农星总局建三江分局本着对厦门市同安区政府大力创造优惠条件进行招商的诚意及信赖利益，及时上报此招商合作项目，取得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黑垦局文[2002]205号就此合作项目的批复文件，并且特指派勤得利农场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鲟龙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同安区汀溪镇政府、隘头村委会等有关部门签订了《承租土地合同书》，并在原招商合作基础上办理了相关扩建手续，双方为此还专门由乙方派鲟龙公司总经理胡爱民注册了原告养殖场名，以便长期合法规范经营。2、原告基于被告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信赖利益，独自在2002年到2032年长达30年的招商合作期内先期大量投资前后约1000万元人民币，大搞诉争养殖基地的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不断扩大水产养殖合作项目，为被告所在同安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8年起，厦门市同安区各级政府为落实环保新政，三番五次通知并责令原告停业、退养、拆除、撤离，并在双方交涉补偿方案过程中，被告单方组织人力强令停水、停电，造成原告无法正常营业、不得不退养停业、损失惨重!为免损失再扩大，原告做了养殖场现状证据保全公证，并协同汀溪镇其他几家养殖户经多次上访、异议，被告方面才勉强同意按每平方米90-180元的标准给予各养殖户搬迁补偿和奖励(但不补配套建筑物、附属物及设备设施、水产品处置损失)，但原告处纪学文、陈建军内部承包部分的该项政府补偿主要是打算发放给承租户的，原告未获任何补偿费用，这明显不合理合法且有失公平。3、如今原告也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并愿配合退养停业、拆除、撤离，积板响应国家禁养政策，但因此而导致的水产品处置损失补偿、搬迁补偿、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停产停业损失、清退员工补偿和预期利润损失补偿、奖励等各项费用补偿，无论是依法还是依据合约，皆应由地方政府按公平合理的价格补偿到位。参照【2019】34号文《关于转发福清市鳗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方案的通知》，原告曾委托律师发送《关于申请同安区政府依法合理补偿退养损失的律师函》，意图进一步协调解决，虽然被告方也在原来补偿标准基础上另做了适当增补，但相比同类地区同类养殖(比如福清保守按每平方米280+350+42+8％补偿，则每平方米补偿总价约为726元)，则本案诉求参照价达到20X666X726=9670320元（此价尚未含18亩山地的补偿)，远不足以弥补当初原告方面投入的巨额损失。综上所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有义务积极协商、妥善处理本案，而不应以财政困难或其他理由力劝原告去司法诉讼，既然被告已经与其他几家水产养殖户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我们相信被告有这个智慧和能力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与原告在法院主持下协调解决。为此，原告特具此行政补偿之诉，期望能在贵院努力协调下与被告方面商谈和解，以期合理补偿，公平合理合法解决诉讼和纷争。 被告同安区政府答辩称：1、原告没有从事鳗鱼养殖，不是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对象，无权要求答辩人发放退养补助款，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注册成立于2006年10月18日，为个体经营户，经营者为胡爱民，与其诉状中提到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鲟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勤得利农场、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水产公司之间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根据原告诉称，其自身并没有从事鳗鱼养殖，而是将养殖场承包给他人经营。案涉养殖场位于，2014年1月5日，原告与陈培荣签订《水产养殖合作协议》，将该养殖场承包给陈培荣经营，并不存在纪学文、陈建军承包经营该养殖场问题。根据中央环保督察意见及上级部门的部署要求，2018年7月，汀溪镇政府对同安区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鳗鱼养殖场实施退养工作，陈培荣承包经营的鳗鱼养殖场为退养对象。2019年3月28日，经汀溪镇政府与养殖户陈培荣协商一致，签订《同安区鳗鱼养殖退养搬迁奖励协议》，约定陈培荣应于2019年3月28日前主动退养，自行清退所有鳗鱼，汀溪镇政府予以陈培荣退养搬迁补助计1003926.6元。2019年4月1日，养殖户陈培荣经汀溪镇政府退养验收合格，完成退养工作。可见，原告并非案涉养殖场的实际养殖户，不是案涉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实际养殖户陈培荣积极响应中央环保新政，与汀溪镇政府自愿协商达成退养协议，主动退出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鳗鱼养殖，完成退养工作，汀溪镇政府予以合理的补助奖励符合规定。原告并非鳗鱼养殖退养补偿对象，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对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其无权要求发放退养补助款，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2、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并不涉及养殖场的拆除，原告起诉请求发放养殖场退养拆除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只针对养殖户的养殖行为，养殖户只需完成退养，清退所养殖的鳗鱼，即可验收合格，完成退养工作，并未涉及养殖户拆除建筑物、设备等，实际承包经营该养殖场的养殖户完成鳗鱼养殖退养工作后，该养殖场并未因退养工作被拆除，相关建筑物、设备等依然存在，原告的财产权益并未因此受损，其请求发放养殖场退养拆除补偿款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3、答辩人并非《限期拆除通知书》的主体，亦没有具体实施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也无向原告发放退养补助的义务和职责。2018年7月，市国土局同安分局、同安区农林局、环保局、城管局、汀溪镇政府虽就养殖场的违法行为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但实际并未对案涉养殖场的违法建筑物予以拆除。而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系由汀溪镇政府具体实施，答辩人并未实施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当然没有向原告发放退养补助的义务和职责。正如前述，汀溪镇政府的退养工作只针对养殖户的鳗鱼养殖行为，而原告并未在案涉养殖场进行鳗鱼养殖，并非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且案涉养殖场并未因退养工作被拆除，原告合法的财产权益并未因此受损，无权要求鳗鱼退养补助，更无权要求养殖场拆除补偿。当然也就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应向其支付“水产品处置损失补偿、搬迁补偿、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停产停业损失、清退员工补偿和预期利润损失补偿、奖励”等各项费用补偿的情形。综上，原告并非案涉鳗鱼养殖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其起诉请求发放退养拆除补偿款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汀溪镇政府答辩称：1、原告没有从事鳗鱼养殖，不是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对象，无权要求答辩人发放退养补助款，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注册成立于2006年10月18日，为个体经营户，经营者为胡爱民，与其诉状中提到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鲟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勤得利农场、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水产公司之间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根据原告诉称，其自身并没有从事鳗鱼养殖，而是将养殖场承包给他人经营。案涉养殖场位于，2014年1月5日，原告与陈培荣签订《水产养殖合作协议》，将该养殖场承包给陈培荣经营，并不存在纪学文、陈建军承包经营该养殖场问题。根据中央环保督察意见及上级部门的部署要求，2018年7月，答辩人对同安区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鳗鱼养殖场实施退养工作，陈培荣承包经营的鳗鱼养殖场为退养对象。2019年3月28日，经答辩人与养殖户陈培荣协商一致，签订《同安区鳗鱼养殖退养搬迁奖励协议》，约定陈培荣应于2019年3月28日前主动退养，自行清退所有鳗鱼，答辩人予以陈培荣退养搬迁补助计1003926.6元。2019年4月1日，养殖户陈培荣经答辩人退养验收合格，完成退养工作。可见，原告并非案涉养殖场的实际养殖户，不是案涉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实际养殖户陈培荣积极响应中央环保新政，与答辩人自愿协商达成退养协议，主动退出汀溪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鳗鱼养殖，完成退养工作，答辩人予以合理的补助奖励符合规定。原告并非鳗鱼养殖退养补偿对象，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对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其无权要求答辩人发放退养补助款，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2、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并不涉及养殖场的拆除，原告起诉请求答辩人发放养殖场退养拆除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鳗鱼养殖场的退养工作只针对养殖户的养殖行为，养殖户只需完成退养，清退所养殖的鳗鱼，即可验收合格，完成退养工作。答辩人并未要求养殖户拆除建筑物、设备等，实际承包经营该养殖场的鳗鱼养殖户完成鳗鱼养殖退养工作后，该养殖场并未因退养工作被拆除，相关建筑物、设备等依然存在，原告的财产权益并未因此受损，其请求答辩人发放养殖场退养拆除补偿款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3、答辩人并没有向原告发放退养补助的义务和职责。如前所述，案涉退养工作只针对养殖户的鳗鱼养殖行为，而原告并未在案涉养殖场进行鳗鱼养殖，并非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且案涉养殖场并未因退养工作被拆除，原告合法的财产权益并未因此受损，无权要求鳗鱼退养补助，更无权要求养殖场拆除补偿。原告既然不是鳗鱼养殖退养对象，其当然无权得到鳗鱼退养补助，答辩人亦无向其发放鳗鱼退养补助款的义务和职责，当然也就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应向其支付“水产品处置损失补偿、搬迁补偿、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拆除补偿、停产停业损失、清退员工补偿和预期利润损失补偿、奖励”等各项费用补偿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并非案涉鳗鱼养殖退养工作的退养对象，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其起诉请求答辩人发放退养拆除补偿款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法定条件，原告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原告起诉请求二被告对其位于隘头村51号属于纪学文、陈建军承包部分的鳗鱼养殖场(农用地20亩、山地18亩)发放公平合理的退养拆除补偿款9670320元。经审查，本案原告并未提供有关属于纪学文、陈建军承包的部分鳗鱼养殖场的证据材料，也未能提供被告同安区政府及被告汀溪镇政府有对属于纪学文、陈建军承包的鳗鱼养殖场实施拆除和退养行为的证据材料。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市同安区汇得利鲟鱼养殖场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月新 审 判 员 陈妙红 审 判 员 王炜强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杰河 书 记 员 陈雪贞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