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628民初517号 原告：鲍志一，男，1961年7月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枞阳县人,户籍住所地：安徽省枞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增贵（一般代理），男，贵州维实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一般代理），女，贵州维实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实习律师。 被告：陈法友，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贵州省锦屏县。 被告：杨从万，男，1978年11月11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户籍住所：贵州省锦屏县，现住锦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伟（一般代理），男，贵州杉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鲍大武，男，198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枞阳县人,户籍住所地：安徽省枞阳县，现住贵州省黎平县。 第三人：杨顺渊，男，1947年9月27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贵州省锦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伟（一般代理），男，贵州杉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鲍志一诉被告陈法友、杨从万及第三人杨顺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被告杨从万于2020年4月3日向本院申请追加鲍大武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后，本院经审查认为，鲍大武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于2020年4月8日同意追加鲍大武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后，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志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增贵、吴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法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从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顺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鲍大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鲍志一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费用共计482534.0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杨从万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第三人杨顺渊系杨从万父亲，被告杨从万拟要采购和安装房屋门窗、栏杆，而将采购安装工程承揽给被告陈法友。由此产生的报酬由被告杨从万支付给被告陈法友，其中房屋栏杆计价为350元。被告陈法友和被告杨从万达成口头协议后，依照约定对房屋门窗安装完毕，剩余房屋栏杆未予以安装。由于被告陈法友没有安装栏杆经验，于是将安装栏杆劳务聘请鲍大武和原告鲍志一完成，口头谈好劳务费用为340元，安装工作结束后由被告陈法友支付。2019年5月28日，鲍大武和原告鲍志一开车到被告陈法友门窗店门口，三人简单交谈后，前往被告杨从万位于钟灵乡的家里提供劳务。涉案房屋管理人第三人杨顺渊告知被告陈法友从指定地点处锯断不锈钢，再搬至被告杨从万家四楼上安装，被告陈法友随后就转告鲍大武和原告鲍志一劳务内容。随后鲍大武开始切割不锈钢栏杆，原告鲍志一负责将切割好的栏杆搬进被告杨从万家四楼楼梯。原告鲍志一未佩戴安全帽来回搬动不锈钢过程中，被告杨从万的房屋管理人第三人杨顺渊、被告陈法友皆在现场，没有要求原告鲍志一佩戴安全帽，也没有对现场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原告鲍志一第二次将锯好的不锈钢材料搬进四楼楼梯门口时从四楼摔下一楼。 事故发生后，原告先后被送到锦屏县人民医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治疗，原告经伤情诊断为：1、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继发椎管狭窄（1度）；2、胸3单纯屈曲压缩性骨折，3、两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4、两侧多发肋骨骨折；5、右肺上叶及左肺肺挫伤；6、左侧额骨骨折；7、双侧少量血气胸；8、骨盆多发骨折；9、骨髓损伤；10、全身多处皮肤擦伤；11、头皮挫裂撕脱伤；12、下唇内侧挫裂伤；13、左耳廓部分断裂伤。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390210.57元，另外在各地医院办理住院产生的医疗费7513.16元，原告垫付医疗费合计181268.73元。出院后，原告委托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伤情进行鉴定，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出具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2019]（临）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鲍志一脊柱损伤伤残程度为八级，胸部损伤伤残程度为八级，误工180日，护理90日，营养90日，后续治疗费约12000元。综上，被告杨从万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将不锈钢栏杆发包给承揽人被告陈法友，对被告陈法友的施工资质、施工经验存在选任过失，未尽到安全监督责任和选聘合格承揽人的注意义务，因此对原告鲍志一在安装栏杆过程中因缺乏安全设施而受到的损害负有相应赔偿责任。被告陈法友作为劳务接受方，对原告鲍志一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自身遭受人身损害负有法定赔偿义务。而事故发生后，经原告鲍志一多次要求被告杨从万、被告陈法友承担医疗费用遭拒，无奈，原告唯有诉请法院维护合法权益。 被告陈法友辩称，被告陈法友是得打电话给鲍大武喊他来做活路，但是当时也是和主人家讲好了价格，且价格是直接由主人家支付给原告和鲍大武，陈法友只是一个介绍的作用，其不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 被告杨从万辩称：一、被告杨从万与原告鲍志一未建立任何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2018年经被告杨从万同意，杨顺渊将位于钟灵村的房屋门窗的采购以及栏杆的安装，发包给锦屏县钟灵乡法友门窗店（经营人员：本案另一被告陈法友），其中，房屋栏杆安装费350元，2019年5月前，陈法友对房屋门窗安装完毕，剩余房屋栏杆未予安装，被告陈法友于2019年5月28日带领被告鲍大武（又名鲍强）至杨从万家中安装栏杆。二、本案存在并列的三方法律关系，分别为不同法律关系，2018年，杨从万在将栏杆承包给锦屏县钟灵乡法友门窗店安装时，房屋栏杆安装单独结算价为350元，双方建立的是安装承揽法律关系。三、被告杨从万对鲍志一摔伤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鲍志一在2019年5月28日安装承揽中摔伤的过程，被告杨从万及第三人杨顺渊均无过错，不应当对鲍志一受伤承担法律后果。四、安全防范属鲍志一安装承揽的技能性范畴，被告杨从万不应被强加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鲍大武辩称，其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第三人杨顺渊述称，其意见与被告杨从万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案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被告陈法友与被告鲍大武因同在钟灵乡干活而相识，并互留联系方式。2018年，被告陈法友为被告杨从万新修建的房屋安装门和窗，在门窗安装快结束时，被告杨从万的父亲杨顺渊想到杨从万房屋的楼梯栏杆（扶手）需要安装，而杨从万的哥哥家楼顶刚好有部分栏杆扶手，杨顺渊便和陈法友协商，要求陈法友将杨从万哥哥家的栏杆扶手移过杨从万家进行安装，陈法友答应以后双方对价格进行了商谈（庭审中，陈法友陈述二人当时商谈的价格为340元包干，而第三人杨顺渊陈述二人当时商谈的价格为350元，双方对此均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由于被告陈法友对栏杆扶手的安装不熟悉，其便想到了专门从事栏杆扶手安装的鲍大武（又名鲍强），并电话联系鲍大武，问其是否愿意来安装，价格为340元包干，鲍大武允诺同意。2019年5月28日上午，被告鲍大武和原告鲍志一在锦屏县钟灵乡小官舟村的吴松姨家安装了栏杆扶手后便来到被告陈法友家，陈法友随后带鲍大武和鲍志一到杨从万家查看所要安装的栏杆扶手情况。三人看了现场情况以后，被告鲍大武和鲍志一便开始按照现场测量的尺寸割据和搬运栏杆，原告鲍志一在搬运栏杆的过程中，因没有注意到栏杆长度（栏杆长度在3米到4米左右），而导致栏杆碰到墙壁，加之其不注意脚下，不慎踩空，从被告杨从万家四楼坠落至一楼。 事故发生发后，原告鲍志一由钟灵乡卫生院出诊进行救治，产生救治费用680元，后被送至锦屏县人民医院骨科进行救治，住院1天，门诊费用1713.56元，住院治疗费2084.33元，产生救护车费1965元，共计5762.89元。因病情严重，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转院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综合ICU进行住院治疗，住院治疗19天，门诊费1381元，治疗费145712.32元，产生救护车费1500元，共计148593.32元。原告于2019年6月17日转院至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A区进行治疗，共住院24天，治疗费213117.16元，门诊挂号等费用105元，共计213222.16元。2019年7月11日，原告转至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进行治疗，2019年7月19日出院，治疗8天，治疗费共计17200.43元。2019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9日，原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七医院介入科进行住院治疗，共住院4天，治疗费共计12096.33元。原告从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11月7日期间，多次到铜陵市医院购买药物，产生费用共计为3633.6元。以上医疗费共计为401188.73元，原告已通过医疗保险已报销医疗费216455元，对已经报销部分，本案中原告不再请求。 2019年12月12日，原告申请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临）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脊柱损伤程度为八级，胸部损伤伤残程度为八级，误工180日，护理90日，营养90日，后续治疗费约12000元。本次鉴定产生鉴定费为1900元。 另查明，原告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A区进行治疗期间，因需要专门人员进行护理，因此产生特殊陪护费用3250元。同时，因原告伤情严重，进行各项检查时也相应的产生了担架费用380元。原告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以及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期间，由鲍大武、鲍润生、施利霞轮流进行护理，轮流更换护理人员来回产生了交通费用1543.5元，原告出院回家时，其和必要的陪护人员产生了交通费用3807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一、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一)陈法友和鲍大武、鲍志一之间是介绍法律关系。理由如下：首先，被告陈法友在安装杨从万家的门窗期间，曾和杨从万的父亲杨顺渊谈到安装楼梯扶手的事情，双方也对价格进行了协商，只是双方在庭审中对价格的陈述不一致，杨顺渊陈述的价格为350元包干，陈法友陈述的价格340元包干，之后陈法友又喊被告鲍大武来安装，双方明确约定价格为340元包干，杨顺渊的陈述和陈法友的陈述只相差10元，如陈法友真是350元从杨顺渊那里承包来过后又以340元转给鲍大武施工，中间的利润只有10元，从常理来说，安装扶手栏杆的作业并不轻松，其作为商人，如真要赚取中间的差价，不可能只赚取10元的差价，这与常理不符，因此，杨顺渊和陈法友当时商谈的价格应该是按340元包干。其次，从锦屏县公安局钟灵乡派出所对杨顺渊的笔录内容可知，鲍大武在问杨顺渊包给陈法友的价格是多少？陈法友包给鲍大武是340元时，杨顺渊的回答是“嗯”，杨顺渊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是350元包干，而是一种默认340元的态度，说明其也认可和陈法友谈的价格是340元包干。综上所述，陈法友在给鲍大武介绍杨从万家的楼梯扶手安装工程时，没有收取中间的任何费用，与鲍大武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纯属好意施惠的介绍行为，鲍志一的损害与其没有因果关系，对于鲍志一的损失，其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二）杨从万和鲍大武、鲍志一系承揽关系。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承揽工作，承揽人付出的主要是一定技术成果，其报酬也主要是技术成果的体现。结合本案，被告杨从万家安装楼梯栏杆（扶手）工作不仅仅依靠单纯付出劳动力,而更多的是需要熟练的运用自身掌握的切割电焊技能进行工作，且还得自带切割机、电焊机等工具,按照主人家意思按时完成安装的内容，对于杨从万而言，其只需看到栏杆扶手安装好以后的成品，至于鲍大武、鲍志一如何切割、焊接和安装，其均不予干涉，二人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特点，双方构成承揽合同。 二、关于责任如何承担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鲍志一在楼层高、空间小且没有任何围栏的危险场所搬运较长的栏杆时，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设备和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在搬运栏杆的过程中，未能增强责任心，忽视栏杆的长度，没有熟练的技术，使用不当的搬运方法，在栏杆碰到墙壁时未能正确处理，以致于脚下踩空而失足掉下楼梯，导致事故发生，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本应由其自己承担。但被告杨从万作为定作人,对在定做相应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时，没有对鲍志一、鲍大武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技术能力是否成熟以及工作的责任心强不强加以了解，只是经过被告陈法友的简单介绍后,即将安装栏杆（扶手）工作交付给了原告鲍志一与被告鲍大武进行操作,被告杨从万在选任承揽人上具有选任不当的过失。另外，根据现场查看杨从万家的安装楼梯扶手的房屋，楼梯窄且楼层高，鲍志一和鲍大武施工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防护，在较为危险的场所施工，杨从万未能提供相应的安全装备和时刻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安全，同样具有一定的过失。结合杨从万的实际过失情况，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较为适宜。 三、关于原告各项损失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结合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原告的损失如下： （一）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原告鲍志一在钟灵乡卫生院治疗费680元，在锦屏县人民医院产生医疗费共计为5762.89元，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48593.32元，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和康复治疗产生医疗费分别为213222.16元、17200.43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O七医院进行治疗产生医疗费12096.33元，多次购买药物共计产生费用3633.6元，以上共计401188.73元，均有正式票据凭证，本院予以认定。由于原告已经通过医疗保险报销216455元，本案中原告只请求未报销的181268.73元，这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尊重原告的意思自治原则，对原告请求的181268.73元，符合上述法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结合本案，原告没有固定收入，也未能提供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其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可参照相同或相近的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收入进行计算，由于原告是以安装扶手为主要收入来源，须自己寻找工作源点，多劳多得，其工作性质与农、林、牧、渔业相近，因此可按照上一年度贵州省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52067元/年予以计算。对于原告请求按照建筑行业进行计算的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从事的扶手安装不是以靠在建筑工地提供存劳动力的行为，不符合建筑行业的标准，对原告请求以该标准进行计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误工期限为180天，再结合原告的实际伤情情况，可以认定原告的误工天数为180天，故原告的误工费计算为：52067元/年÷365天×180天=25676.8元。 （三）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结合本案，在原告提交的住院疾病证明中均未明确原告住院期间需几人护理，结合原告的伤情，可以认定其住院期间由一人进行护理，因护理人员没有固定收入，护理费计算标准可参照护理行业43654元/年进行计算，按照《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再结合原告的实际伤情情况，本院认定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护理期限为90天，则护理费计算为：43654元/年÷365天×90天=10764元。对于原告在ICU进行治疗期间，因专门的护理而产生的陪护费用3250元，是原告的实际支出，对该费用，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共计14014元。 （四）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结合本案，按照锦屏县当地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出差县级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出差州级伙食补助标准为80元/天、出差省级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进行计算，原告在锦屏县人民医院住院1天，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住院19天，在贵州大学附属医院ICU区和康复科共计住院32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O七医院住院4天，则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为50元/天×1天+80元/天×19天+100元/天×32天+80元/天×4天=5090元。 （五）伤残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结合本案，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脊柱损伤程度为八级，胸部损伤伤残程度为八级，原告请求伤残系数按32%进行计算，未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同时，原告请求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31592元/年进行计算，同样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因此，原告伤残赔偿金计算为：31592元/年×20年×32%=202188.8元。 （六）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结合本案，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脊椎、腰部、胸部等部位严重受伤，出现两个损伤程度为八级伤残等级，确实需要加强营养，现原告请求每天按照40元计算营养费，本院予以认定。按照《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再结合原告的实际伤情情况，本院认定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害的营养期限为90天，则营养费为：40元/天×90天＝3600元。 （七）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结合本案，原告请求的交通费依据主要是鲍大武、鲍祥生、施利霞乘坐车辆的票据，这些人员是原告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护理的人员，三人轮流到医院护理原告，对于轮流更换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用属于护理人员的合理损失，因此产生的交通费用共计1543.5元应予支持。另外，对于原告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出院回到老家，原告和必要护理人员产生的交通费用共计3807元也是原告的实际支出，应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请求的有三张交通票据（2019年8月26日至27日，从铜陵到桂林北、贵阳北）的乘车时间、地点与就医没有关联，因此产生的交通费用372元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共计为5350.5元。 （八）鉴定费。2019年12月12日，原告向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2019年12月20日，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铜陵市人民医院安徽铜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票据，本次鉴定产生的费用为1900元，本院予以认定。 （九）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结合本案，原告因事故造成多部位骨折，并进行了内固定手术，须进行必要的康复治疗以及取出内固定手术，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治疗费用，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及结合原告的伤情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原告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对原告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给出的后续治疗费用12000元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十）担架费。原告在ICU住院期间，因伤情严重，在进行各项检查时需要借助担架，因此产生的费用380元，是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予以认定。 （十一）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脊椎、腰部、胸部等部位严重受伤，出现两个损伤程度为八级伤残等级，这给原告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因本次事故共产生损失为451468.83元{只是计算第（一）项至第（十）项的金额}，被告杨从万应承担10%的责任,则其承担的金额计算为:45146.9元。由于上述第（十一）项的损失是根据原告的伤情情况酌情予以支持的，该项的数额不宜在进行责任的划分，应直接由被告杨从万进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杨从万本案中应向原告承担的赔偿金额共计为51146.9元（45146.9元+6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从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鲍志一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后续治疗费、交通费、担架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1146.9元； 二、驳回原告鲍志一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38元，减半收取4269元，由原告鲍志一负担3730元，被告杨从万负担539元，原告鲍志一负担的3730元受理费，本院予以免交。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本院不再执行。 审判员  吴才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柳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