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01行终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宝萍，男，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太原市。委托代理人李永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尖草坪区钢园路73号。负责人杜小灵，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晓军，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徐小岳，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阳曲村。负责人张七只，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安显盛，该镇办公室科员。委托代理人张梦迪，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皇后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皇后园村。法定代表人史春红，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宁旭杰，山西锋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宝萍因土地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宝萍上诉称：一、本案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其中包括公开开庭审理的程序，但是一审法院以存在类似案情的案件为借口，在上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此前审理曾经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理由错误的前提下，也尽管向上诉人短信通知了开庭时间，却仍然没有开庭而径行作出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应予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书所涉及证人到庭作证、质证以及皇后园村委会庭后提交证明证据的内容，在本案中均没有任何施行，仅有另外类似案件进行过有关程序，就抄袭到本案中，但是彼案不能替代本案，所以一审判决违反了一案一诉一审的基本原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本案各方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是：①上诉人是阳曲镇皇后园村村民，②登记有上诉人父亲名下的家庭承包地3亩，上诉人父亲已经去世，③涉案土地上的枣树及大棚、看护房在2018年6月2日被损毁。有争议的地方是：上诉人认为该3亩承包地为涉案土地，一审判决认为无法确定被损毁的土地四至是否与承包土地四至一致，并且承包地是上诉人父亲承包的土地，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对此认为：既然案涉土地与上诉人父亲承包地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决定着当事人谁胜谁败，当然可以依照职权通知各方当事人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验，这都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而正确执行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但是一审法院却不做却直接分析得出结论；既然皇后园村委会能够说明上诉人父亲的承包地已经被征用，当然也能够说清楚哪一块土地是案涉土地，哪一块土地是3亩承包地，并且也可以说清楚上诉人父亲去世之后的土地承包权是不是由上诉人继承和继续承包经营，但是皇后园村委会却没有明确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继续要求皇后园村委会予以明确证明。所以，在上诉人提供了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基础上，是完全能够查清并确定案涉土地与上诉人父亲承包地四至是否一致、上诉人父亲与上诉人之间土地承包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事实的，只不过一审法院没有调查审查既作出判决而已。2、阳曲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指派民警到达案发现场，根据周围群众述说强行损毁的主体是被上诉人，但是未找被上诉人核实，就填写了《接处警、值班登记表》，所以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主张。上诉人对此认为：在枣树被强行毁损的现场群众说法，除了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依据，也是可以作为本案诉讼认定事实的依据的（在郭宁波诉被上诉人的案件中，有两位村民出庭作证）；假设民警找到被上诉人核实并且被上诉人像本案诉讼中的那样否认，难道公安机关就作出不是被上诉人实施的认定？如果不能确认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那么就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公安机关是否予以立案查处呢？所以，一审判决以公安机关没有向被上诉人核实为由，否定被上诉人实施损毁枣树行为，既牵强，有失公允，也缺乏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3、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被上诉人阳曲镇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母亲发出的《拆除通知书》（另外两个同一时期诉讼的案件没有这个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书面通知上诉人母亲限期拆除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但是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证据及事实时却没有涉及对该证据的认定意见，属于关键内容遗漏，直接影响本案结果的发生错误。三、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1、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是否与本案情况相符合，还要综合考虑第二款“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也就是说与皇后园村委会建立土地承包关系的登记人是上诉人父亲，那是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关系，上诉人也是家庭成员之一，那么当时登记的户主承包人去世后，其家庭成员自然继承和延续原来的土地承包权利义务关系，这既是常识也符合法律规定，所以上诉人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起诉主体是适格的，可是一审判决却只注意第一款而忽略第二款，难道不是适用法律错误吗？2、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指的是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否则不符合受理条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原告提供被告的名称等信息足以使被告与其他行政机关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的情形，所以上诉人起诉两个被上诉人的行政机关身份，既明确又具体，不存在模糊或歧义，而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款法律规定驳回起诉，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即使《接处警、值班登记表》证明力不充分或者不成立，还有在场群众可以证明，即使因为没有提供在场群众的证人证言证据而不成立，还有被上诉人不能逃避的举证责任，但是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包括不能提供在其辖区内是其他人员或者机关实施损毁行为的证据，则依法应当按照被上诉人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待。4、根据行政诉讼司法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40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02号）的认定案件事实原理，就是本行政辖区内行政机关负有收回土地职权，原告只需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事实行为存在且极有可能系所诉被告实施，即应视为已经完成了证明强拆损毁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据此认定是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并且被告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是其他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则首先推定为是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总而言之，一审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是错误的，故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查清事实后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辩称：第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第二，目前为止，上诉人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损毁的承包地行为系二被告共同实施。第三，上诉人没有客观有效证据证明其承包的果树所在承包地的四至。第四，原告不适格。被上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人民政府辩称，答辩意见同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被上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皇后园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不是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与第三人无关，请求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人民政府均辩称其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拒绝提交证据。此时，原审第三人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皇后园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上诉人案涉土地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但原审未开庭举证、质证，致认定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8号行政判决；二、发回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高保民审判员 刘 栋审判员 陈 聪 二0二0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侯圣娜书记员 班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