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7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九九九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仪征市大仪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阮加兆，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江苏江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振东，男，197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雩，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扬州市九九九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九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振东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服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9）苏1081民初3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九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振东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振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九九九公司按时为徐振东发放工资、依法为其缴纳社保。九九九公司单位有数十名劳动者，九九九公司与其他劳动者均签订劳动合同，唯独不与徐振东及其亲属郑学意签订，没有合理理由和动机。2.九九九公司未拖欠徐振东2018年7、8月份工资。3.徐振东是因九九九公司工厂要从仪征市大仪镇搬迁至邗江区甘泉镇而自行离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徐振东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也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因一审法院以上事实认定错误，所以相应的法律适用当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徐振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九九九公司的上诉请求。徐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振东与九九九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判决九九九公司支付2018年7月、8月工资共计4182.50元；3.判决九九九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的生活费13176元（仪征市最低工资标准1830元/月×80%×9月）；4.判决九九九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8750元（6250元/月×11月）；5.判决九九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5625元（6250元/月×2.5月）。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徐振东入职九九九公司从事钣金和焊接工作，2017年6月，九九九公司为徐振东缴纳社会保险，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8月底，九九九公司突然开会通知搬迁，要求徐振东工作至该月30日并等其复工通知。九九九公司未按期发放2018年7月、8月工资，也未按其承诺发放停工期间的生活费，并欠付2018年6月以后的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1月和2019年6月，徐振东分别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九九九公司给付工资、生活费、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现徐振东依法起诉。九九九公司一审辩称，九九九公司已结清徐振东至2018年8月30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徐振东拒绝与九九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九九九公司不应给付徐振东第三至五项诉求的款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起，九九九公司为徐振东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仪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4日就徐振东“工资、双倍工资差额”争议（受理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作出仪劳人仲案字（2019）第1472号案件终结审理决定书，于同日就徐振东诉九九九公司“经济补偿金”争议案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备而作出仪劳人仲不字（2019）第5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徐振东进入九九九公司工作，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徐振东、九九九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问题，九九九公司主张其已在公司大门等处张贴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九九九公司因徐振东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于2018年8月30日辞退徐振东，九九九公司已结清徐振东至该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徐振东主张因九九九公司通知搬迁，其提供劳动至2018年8月底，之后九九九公司一直未通知徐振东复工，徐振东因九九九公司拖欠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等于2019年5月30日邮寄通知与九九九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九九九公司提供的张贴签订劳动合同通知的照片和辞退通知书均系九九九公司自行制作，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自2018年8月30日起，徐振东未向九九九公司提供劳动，九九九公司也未向徐振东提供劳动报酬待遇，徐振东、九九九公司均未再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从该日起徐振东、九九九公司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解除劳动关系。徐振东提供银行流水证明上述期间九九九公司曾转账发放10个月工资共计57367.73元，主张其他工资以现金发放，徐振东提供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缴费明细清单中显示徐振东个人应缴金额自2017年8月起为224元/月,九九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振东工资发放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徐振东应发工资为5960.77元（57367.73元÷10月+224元）。九九九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九九九公司应给付徐振东11个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5568.47元（5960.77元/月×11月）。关于徐振东主张2018年7月、8月工资4182.50元（7月4337.50元+8月4925元-九九九公司已发5080元），九九九公司主张此期间徐振东在存在旷工，其已足额给付工资5080元和社会保险费用547.5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九九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振东存在旷工，亦未举证证明徐振东应发工资情况，徐振东主张两月工资并不高于转账平均工资标准，故对于徐振东主张九九九公司欠付徐振东2018年7月、8月工资4182.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8年8月30日视为徐振东、九九九公司已达成一致意见解除劳动关系，故对于徐振东主张的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的生活费13176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九九九公司应给付徐振东经济补偿金8941.16元（5960.77元/月×1.5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徐振东与九九九公司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30日解除；二、九九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振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5568.47元、2018年7月、8月工资4182.50元、经济补偿金8941.16元，共计78692.13元；三、驳回徐振东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九九九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九九九公司提交阮衍红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2019年2月1日九九九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的女儿阮衍红的银行账户向徐振东支付了其离职后未结清的工资，九九九公司并不拖欠徐振东的7、8月工资。一审中徐振东隐瞒收取该款项，对法庭作虚假陈述。徐振东经质证认为该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同时我方在一审时也认可该证据的三性，并当庭变更了关于工资的诉请，不存在隐瞒收取相应款项的事实，因为我方仲裁是在2019年1月提交，但因仲裁委过年的要求，所以仲裁委是在2月18日立案的。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九九九公司提出其不应向徐振东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以及2018年7月、8月工资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九九九公司上诉提出不应向徐振东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8年8月30日视为已达成一致意见解除劳动关系。对此，徐振东未提出上诉。九九九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其于2018年8月30日辞退徐振东，在二审中主张徐振东自行离职，其主张相互矛盾且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九九九公司向徐振东支付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关于九九九公司上诉提出不应向徐振东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未有证据表明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九九九公司主张徐振东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仅陈述公司的管理粗放不规范、没有保留相应证据，故九九九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至于九九九公司提出的时效问题，由于九九九公司认可其自2017年6月起为徐振东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徐振东工作至2018年8月30日，也即工作已满一年，而徐振东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案件立案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故并未超过时效。因此，九九九公司应向徐振东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关于九九九公司上诉提出其已经足额支付徐振东2018年7月、8月工资的主张，本院认为，在九九九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徐振东应发工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徐振东提交的、九九九公司认可的银行流水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缴费明细清单对徐振东应发月工资数额认定为5960.77元并无不当。鉴于九九九公司在2019年2月向徐振东补发的7月、8月工资数额远低于两月应发工资总额，而徐振东主张的2018年7月、8月工资额并未超过上述应发月工资数额，且九九九公司主张2018年7月、8月徐振东存在旷工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徐振东的补发工资请求予以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九九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扬州市九九九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毅审判员叶露审判员 韩     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施  亚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