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嘉盛装饰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洮西镇新河村五里庙。法定代表人：万建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平，江苏东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琨琪，江苏东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楼区五星伟辰箱包厂，住所地五星街道新新村委工业路南。经营者：张晔，该厂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晔，女，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银，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市嘉盛装饰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楼区五星伟辰箱包厂（以下简称伟辰箱包厂）、张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伟辰箱包厂、张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送货单位的问题。由于系统错误导致编号为2018070001、2018070002的两张送货单上标注的单位为“片”。如果送货的物品是印花，则会在送货单上标明“印花”字样，而无理由标明“大工具包”。伟辰箱包厂、张晔在送货单上签字时理应注意货品名称，其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其认可收到了大工具包。一审以物品单位为“片”认定嘉盛公司所送货物为印花片没有法律依据。伟辰箱包厂、张晔抗辩称签收时只看单位，不看物品名称，也与常理不符。2、关于印花片的交易数量和货款未一并主张问题。由于嘉盛公司与张晔的丈夫刘正平素有印花片交易往来，且刘正平协助张晔管理伟辰箱包厂，而嘉盛公司与伟辰箱包厂、张晔的主要业务是工具包，印花片只是附带业务，且价格低，所以双方一开始并未具体明确约定印花片的价格。另嘉盛公司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诉讼标的，一审法院以嘉盛公司不主张印花片的价格，只就箱包提起诉讼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工具包往来的事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箱包价格差异的问题。买卖双方协商的价格有时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有时会根据其他交易利润来定。本案中伟辰箱包厂、张晔从嘉盛公司进货的箱包价格为每只7.2元，而伟辰箱包厂、张晔卖给合力电器的价格为每只7.2、6.2、6.15元不等，一方面是市场因素导致，另一方面是伟辰箱包厂、张晔与合力电器是亲戚关系。进货价虽与出货价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唯一因素，不能以此为由而否认双方之间的实际交易往来。4、关于嘉盛公司营业执照上箱包业务范围的问题。上诉人从2009年就开始从事经营箱包业务，即便嘉盛公司没有生产资质，也不能单凭营业执照范围来认定双方不具有箱包往来的事实，超范围经营并不是法律所禁止的。5、关于三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时间均非7月24日的问题。嘉盛公司送货的实际时间和送货单开票时间并非一致，有时几次送完货，合并开具送货单并无不妥。二、伟辰箱包厂、张晔提交的证据不足。1、伟辰箱包厂、张晔在一审中声称双方无箱包交易往来，只是委托嘉盛公司代开发票的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2、嘉盛公司是受张晔的指示，送货给案外人刘正平，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因此送货单上面有刘正平的签名完全符合常理。一审以刘正平单方不认可由其签名、微信备注名不一致为由不采信嘉盛公司的证据，明显缺乏合理性。三、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案外人刘正平对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嘉盛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对刘正平的签名鉴定，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伟辰箱包厂、张晔答辩称，双方未发生过相应的交易往来，坚持一审庭审意见。嘉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要求伟辰箱包厂、张晔支付工具包货款228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6075元，合计234675元，并按年息6%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伟辰箱包厂、张晔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3月1日，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向伟辰箱包厂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内容为：你单位于2018年3月1日提出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申请收悉，予以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自2018年3月起生效。2018年8月25日，嘉盛公司向伟辰箱包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纺织产品*工具包，单位只，数量9375，单价6.2068965571，税率16%，价税合计67500元，上述发票已抵扣。嘉盛公司经营范围原为塑料装饰制品、服装的制造、加工；旅游用品加工；丝网印刷。2019年7月1日在前述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箱包的制造、加工和销售。另查明，2017年9月，张晔与刘正平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在争议：一、关于嘉盛公司是否向伟辰箱包厂供货问题，嘉盛公司提供了送货单三张，其中编号为2018070001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6000、300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7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张晔签字；编号为2018070002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4800、1000、150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张晔签字，该份送货单第二栏数量1000后面手写“+500”，备注栏载明“小圆角”；编号为2018080001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195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15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未有签字，该送货单全部内容均为打印，且上述三份送货单客户名称处均注明“西新桥刘总”。嘉盛公司称上述三份送货单对应的货物即为2018年8月25日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送货单上注明数量为片，系嘉盛公司笔误；嘉盛公司与伟辰箱包厂、张晔的箱包往来没有签定书面合同，伟辰箱包厂、张晔需要箱包，或者需要送货就跟万建华讲，万建华送货过去，上述内容均是刘正平在操作，嘉盛公司与伟辰箱包厂、张晔箱包往来只有一种规格，伟辰箱包厂、张晔均是供给合力电器的，嘉盛公司送货单均会找人签字，或者张晔或者刘正平。伟辰箱包厂、张晔对两份有张晔签字的送货单质证意见为：该两份送货单系嘉盛公司为伟辰箱包厂、张晔加工印花所对应的供货，因嘉盛公司未向伟辰箱包厂、张晔开具发票，故伟辰箱包厂、张晔尚未付款，印花单位为片，双方约定的印花片单价为0.25元，伟辰箱包厂、张晔在签字时看到单位为片，就签字了；对编号为2018080001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送货单显示的编号与送货日期7月不一致，伟辰箱包厂、张晔认为该送货单系嘉盛公司为了凑足两份发票载明的数量而刻意伪造。伟辰箱包厂、张晔另称嘉盛公司为其开具的两份增值税发票并不存在真实的箱包交易，因为2018年3月伟辰箱包厂、张晔依据税务部门要求升级为一般纳税人，不能再开具小额纳税人3%税率的发票，故伟辰箱包厂、张晔在2018年8月接到客户合力电器发出的采购单后，因没有进项税票进项抵扣，故找到万建华帮忙，嘉盛公司负责人万建华表示可以帮伟辰箱包厂、张晔开具17%的进项税发票抵扣税款。伟辰箱包厂、张晔提供了伟辰箱包厂与合力电器2018年箱包往来记账凭证、发票、检验入库单等证据，其中2018年8月6日及21日发票均载明税率为16%，数量为13544及6376只，含税单价为7.2。证明2018年伟辰箱包厂向合力电器销售的箱包价格低于嘉盛公司发票上载明的价格，故伟辰箱包厂、张晔不可能以高于自身销售价格对外进行采购。嘉盛公司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嘉盛公司提供万建华与刘正平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显示如下内容：2018年7月24日，万建华：上黄83包*60只+20只=5000只；导士36包*60=2160只。刘正平：好的。万建华：已全装车，我走了。万建华对刘正平微信名称备注为“（常州戚墅堰刘）”；嘉盛公司另提供万建华与张晔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显示如下内容：2018年6月8日，万建华：名字，什么厂呢？张晔：伟辰箱包厂。万建华：收件人。张晔：刘正平。2018年7月10日下午，万建华向张晔转账5000元。张晔：谢谢及时帮忙，我在配料给你。万建华对张晔微信名称备注为“箱包（西新桥.张晔）”。关于上述聊天内容，嘉盛公司称7月24日聊天内容所涉的箱包即为本案嘉盛公司向伟辰箱包厂、张晔交付的工具包；伟辰箱包厂、张晔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聊天记录所显示的发货时间与嘉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不一致，恰好证明嘉盛公司起诉不实；伟辰箱包厂、张晔对万建华与张晔聊天记载真实性无异议，并称聊天内容“我在配料给你”指的是双方印花加工业务，伟辰箱包厂、张晔需要为嘉盛公司配送印花片以供嘉盛公司为伟辰箱包厂、张晔加工印花，当时张晔经刘正平介绍刚刚认识万建华，所以为了方便就称收件人为刘正平；嘉盛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嘉盛公司对刘正平及张晔的备注为不同地点，反映了嘉盛公司对于张晔与刘正平代表的并非同一主体是明知的。二、关于双方之间印花片往来，嘉盛公司代理人称嘉盛公司与伟辰箱包厂之间2018年亦存在关于印花片的往来，也有送货单，送货单上伟辰箱包厂、张晔有的签字，有的没签字。嘉盛公司负责人万建华称：从2018年8月伟辰箱包厂、张晔的印花片都是在嘉盛公司处做的，具体数量记不清，关于价格，双方口头约定大的工具包是0.27元，小布袋是0.1元多，都没结账，总价款也不清楚；小圆角、大圆角是包的形状，大弧度小弧度的区别，印花形状大小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针对双方之间的印花片往来，法院要求嘉盛公司提供相关送货单，嘉盛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8090002的送货单一份，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印花，724片，备注小圆角，小布袋印花，6000片，备注2500+3500，客户名称为西新桥（刘总），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未显示签字。该送货下方手写注明“已送，刘总签收”，该部分内容系万建华书写。伟辰箱包厂、张晔对上述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伟辰箱包厂、张晔代理人向万建华询问嘉盛公司何时开始从事箱包生产业务及嘉盛公司送货单是从系统里面打印出来的还是从外面采购的纸质的载明了编号和抬头的送货单，万建华拒绝回答。双方均认可双方印花片往来即为伟辰箱包厂、张晔提供印花片，嘉盛公司为其印制印花。审理中，法院向刘正平进行调查，刘正平称：“2018年9月12日送货单上的签名不是我签的。我与万建华认识七八年了，去年我有个客户要做印花片，万建华就要求给他做，他给我做了大约13000片左右，约定每片0.25元，后来调高到每片0.27元，这笔款项我还没付，因为我们之间还有车子的纠纷，他还欠我钱，我与张晔离婚后，没有住在一起，我偶尔去看一下孩子，离婚之后伟辰箱包厂归张晔，离婚后我与张晔基本上没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介绍过张晔向万建华购买印花片；离婚后箱包厂虽然归张晔，但她不太懂经营，有些事情会问我，考虑到孩子，我也尽量帮她，箱包厂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后，需要进项税抵扣，否则要承受高额税率，我就介绍了万建华给张晔”。本案争议焦点为：嘉盛公司与伟辰箱包厂是否存在真实的工具包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嘉盛公司主张伟辰箱包厂、张晔结欠嘉盛公司箱包货款228600元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嘉盛公司提交的编号为2018070001、2018070002的送货单虽然有张晔签字，但该两份送货单上单位注明了“片”，且送货单均未注明单价及总价，嘉盛公司仅依据该两份送货单上注明了大工具包而主张所涉货物系工具包依据不足；2、依据嘉盛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数份送货单中载明的编号及送货日期分析，送货单载明的编号系按照年、月来进行编号，且第六位数字应为送货月份，而嘉盛公司提供的2018080001送货单上注明了送货日期为7月，嘉盛公司负责人万建华拒绝回答其送货单来源，故法院认为伟辰箱包厂、张晔主张上述送货单系嘉盛公司为了补足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而制作，该主张具有合理性。3、双方均认可2018年双方存在印花加工的交易，万建华称双方往来送货单都会有人签字，无论刘正平或者张晔，但嘉盛公司并未能提供经张晔或者刘正平签字的关于印花片的送货单，嘉盛公司另表示对于双方之间印花片往来数量不清楚，亦缺乏合理性；且嘉盛公司若与伟辰箱包厂、张晔之间既存在箱包往来又存在印花片往来，且货款均未支付，则嘉盛公司理应在本案中一并向伟辰箱包厂、张晔进行主张，但嘉盛公司仅就箱包提起诉讼，不具有合理性。故伟辰箱包厂、张晔主张张晔签字的两份送货单所涉交易为印花片应与事实相符。4、万建华称其向伟辰箱包厂、张晔供应的箱包仅有一种规格，且伟辰箱包厂、张晔都是出售给合力电器的，但依据伟辰箱包厂向合力电器开具的发票分析，伟辰箱包厂、张晔向合力电器出售的箱包价格并不高于嘉盛公司发票载明的价格，故嘉盛公司主张伟辰箱包厂、张晔采购嘉盛公司箱包后向合力电器出售有悖常理。5、嘉盛公司于2019年7月方具有箱包生产资产，在此之前嘉盛公司经营范围为饰品制作，印花属于箱包饰品，故伟辰箱包厂、张晔主张2018年7月两份送货单所涉交易为印花片往来符合嘉盛公司经营范围。6、嘉盛公司提供的2018年7月24日与刘正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嘉盛公司发货7000多只，嘉盛公司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所涉货物即为本案嘉盛公司向伟辰箱包厂、张晔供应的工具包，但嘉盛公司提供的案涉工具包三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时候均非7月24日，嘉盛公司关于案涉工具包所对应的送货时间在本案中陈述自相矛盾。另嘉盛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12日送货单，未显示有张晔签字，虽显示有刘正平签字，但刘正平与张晔已于2017年9月离婚，且刘正平对上述签名不予认可，嘉盛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反映嘉盛公司对刘正平及张晔备注的微信名称地点不一致，故嘉盛公司主张其与伟辰箱包厂、张晔存在该送货单所涉的箱包交易缺乏依据。因嘉盛公司明确其坚持主张与伟辰箱包厂、张晔之间的工具包交易所产生的货款，法院对嘉盛公司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嘉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821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6591元（嘉盛公司已预交），由嘉盛公司负担。二审中，嘉盛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嘉盛公司委托袁荷花的证明，证明嘉盛公司在2018年多次从袁荷花处采购箱包，转而销售给伟辰箱包厂、张晔。2、嘉盛公司与金坛吉安公司供应工具包的合同书和发票，证明嘉盛公司虽然2019年7月1日在营业执照上增加箱包的制造加工和销售的业务范围，但在2009年就开始箱包业务。3、案外人刘正平采购工具包的送货单及欠条，证明伟辰箱包厂、张晔的箱包业务并非都是其生产，且送货单和欠条上面刘正平的签名，与一审中嘉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编号为2018090001的送货单上面刘正平的签名对比是一样的。伟辰箱包厂、张晔经质证认为，袁荷花转加工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即使嘉盛公司有生产加工箱包的事宜，但也不能证明其生产加工的箱包是供给伟辰箱包厂、张晔。案外人刘正平采购工具包的送货单和欠条的事宜，时间均在2014年、2015年，包括所打的欠条都是在2015年左右，此时伟辰箱包厂未成立。嘉盛公司如认为刘正平签收了相关货单，采购了相关的箱包，应当起诉刘正平本人。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家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嘉盛公司提供了二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现伟辰箱包厂、张晔否认收到案涉货物，嘉盛公司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审理中，万建华陈述双方往来的送货单均会签字确认，且2018年双方存在印花加工业务。张晔签名的二张送货单上注明了“片”，送货单未注明单价及总价，在双方存在印花加工业务的情形下，嘉盛公司仅依据该两份送货单上注明了大工具包而主张所涉货物系工具包依据不足。另2018年9月12日送货单上未有张晔签字，嘉盛公司陈述为刘正平签字，因刘正平对上述签名不予认可，且嘉盛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正平属职务行为，故要求伟辰箱包厂、张晔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嘉盛公司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就其判决的依据和理由作了充分详尽的阐述，本院予以认同，故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嘉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1元，由上诉人嘉盛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秋云审 判 员 姜旭阳审 判 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姚 远书 记 员 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