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勇，男，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正清，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琪，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中润大厦16层2、3、4、5、6号。负责人：陶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丽琼，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定，男，194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桂花，女，194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襄阳市襄州区。刘德定、廖菊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俭，系刘德定、廖菊花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梅，女，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湖北省枣阳市杨垱镇朝阳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倩倩，女，1990年1月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湖北省枣阳市杨垱镇朝阳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冉冉，女，199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湖北省枣阳市杨垱镇朝阳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雨，女，199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湖北省枣阳市杨垱镇朝阳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红，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诉人刘国勇因与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被上诉人刘德定、被上诉人廖桂花、被上诉人张忠梅、被上诉人刘倩倩、被上诉人刘冉冉、被上诉人刘红雨、被上诉人赵志红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649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刘国勇承担146073.5元民事赔偿责任的部分，改判刘国勇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其他当事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在十字路交口处，由于刘国勇驾驶的电动三轮的速度远低于赵志红驾驶的小汽车行驶速度，可以断定是刘国勇最先到达事故发生的交叉路口，本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赵志红未依法让右道车通行且车速过快撞击刘国勇正常行使车辆所致，由于刘国勇右侧道路空旷且无车辆通行，所以刘国勇通过十字路口是合法通行，依法不应对事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查明道路实际状况和相关法律规定，简单依据错误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国勇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显失公平。二、一审判决据以认定刘国勇承担次要责任的证据是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襄州（交）认字（2019）第B0004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对刘国勇责任的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不具有合法性。道路安全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根据道路的不同情况对车辆、行人的通行进行规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地点为两条道路的交叉口，应当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有关交叉路口通行的规范，划定机动车通行责任。而襄州交通警察大队在认定刘国勇责任时却背离事故发生在交叉路口这一客观事实，错误的适用并非约束交叉路口通行的道交法条款，从而错误地划定刘国勇承担次要责任。一审判决违背证据的“三性”规定，采信不合法的证据认定刘国勇责任，损害了刘国勇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认定刘国勇的电动三轮车应购买交强险，无法律依据。刘国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应该购买交强险，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交警认定刘国勇的电动三轮车属机动车，对刘国勇明显不公。这是因为，法律要求公民作为，一般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应该让行为人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行为。电动三轮车如果是机动车，应该在购买人购买时清楚告知，这样才有利于购买人明知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国勇购买的电动三轮车，国家没有采用任何公示的方式告知刘国勇是机动车，刘国勇自然不知道自己应否购买交强险。事故发生后，就连交警部门也无法判定三轮车是否属机动车。所以才采用外聘鉴定机构使用公众并不知道的所谓机动车鉴定技术标准，鉴定出涉案电动三轮车属机动车，将购买交强险的责任强加给刘国勇。一审不顾法律的公示生效原则，依职权认定刘国勇应承担购买交强险责任，明显对刘国勇不公。综上，一审判决判令刘国勇承担20%交通事故损失错误，恳请二审法院纠正。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上诉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我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80%的责任即584294元予以撤销，改判我司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承担70%的责任即511257.25元（730367.5×70%）；上诉费由其他当事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依据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故我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只应当按照70%责任赔付511257.25元，且被告刘国勇驾驶的车辆经鉴定为机动车，经交警部门划分责任为次要责任，理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30%责任。被上诉人刘德定、被上诉人廖桂花二审中口头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能多判决就多判决。被上诉人刘冉冉二审中口头答辩称，要求维持原判。针对刘国勇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二审中口头答辩称，刘国勇应该承担30%的赔偿责任。针对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刘国勇二审中口头答辩称，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主张按照70%承担责任的，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赵志红二审中未答辩。刘德定、廖桂花、张忠梅、刘倩倩、刘冉冉、刘红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赵志红按照80%、刘国勇按照20%份额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52967.5元；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2日9时许，被告赵志红驾驶鄂Ｆ×××××“哈佛”小型普通客车行至程河镇路段时，与被告刘国勇驾驶的“广益”牌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致刘国勇、刘某受伤，车辆受损。当日上午，六原告亲属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为抢救刘某花抢救费1600元（庭审中，原告只主张100元，放弃1500元）。该事故经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襄州（交）认字【2019】第B0004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志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国勇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刘某无责任。另外，鄂Ｆ×××××“哈佛”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金额122000元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0000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期限内。因被告刘国勇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也受伤。庭审中，其自愿放弃对被告赵志红所有的鄂Ｆ×××××“哈佛”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的交强险范围内的份额进行分割，即本案六原告就刘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在交强险范围内足额获得赔付，剩余部分用于赔付被告刘国勇。其损失可以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不足部分按责任承担。2019年9月16日，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被告刘国勇驾驶的广益牌电动三轮车属机动车范畴。另查明，原告刘德定、廖桂花共生育包括刘某在内三个子女。刘某生前与其妻子即原告张忠梅生育三个女儿，长女刘倩倩、次女刘冉冉、幺女刘红雨均已成年。刘某生前的户籍登记地系城镇居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到保护。本案中，被告刘国勇驾驶电动三轮车，车载刘某，与被告赵志红驾驶的机动车相撞，导致刘某死亡的后果。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赵志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刘国勇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刘某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划分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刘国勇辩称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划分不正确，刘国勇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此项辩称的意见。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刘国勇该项辩称的理由不予采纳。六原告因其亲属刘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遭受的各项损失中医疗费100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9987元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2000元，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以上合计800467.5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本案具体案情，酌情支持4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就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或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赵志红的车辆在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刘国勇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应当由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全额赔付，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80%的赔付责任。对于被告刘国勇在未投保交强险部分应当负担的赔偿份额，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可另案追偿。即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六原告赔付1101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剩余损失730367.5元，由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584294元，由被告刘国勇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6073.5元。被告刘国勇辩称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不能购买交强险的理由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其辩称的理由不予以采纳。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要求被告刘国勇在未购买交强险范围内应当承担的责任，对渤海财保免责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辩称的理由不予采纳。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还辩称死者刘某生前不是城镇居民的理由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辩称的理由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德定、廖桂花、张忠梅、刘倩倩、刘冉冉、刘红雨因其请示刘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00467.5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以上合计840467.5元，由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直接赔付1101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剩余损失730367.5元，由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584294元，由被告刘国勇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6073.5元。上述赔偿款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六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82.5元，由被告赵志红负担1826元，由被告刘国勇负担456.5元。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其它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襄州（交）认字【2019】第B0004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现场位于襄州区××××路段，道路十字路口路段，水泥路面”“赵志红驾车未让右方来车先行且未保持安全车速，此过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刘国勇上诉提示的路况、赵志红的过错，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作出认定时已注意，刘国勇上诉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误。一审判决采信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正确，据此判决刘国勇担20%的责任、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担70%的责任，在责任比例的划分上无明显不当。刘国勇在涉案事故中驾驶的三轮电动车经交警大队委托鉴定,被鉴定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从而被交警大队在处理事故时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进行处理,因该车在现实中无法投保交强险,不能苛求该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一审判决认为“对于被告刘国勇在未投保交强险部分应当负担的赔偿份额，被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可另案追偿”，适用法律有误。除刘国勇关于其不应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的上诉主张成立外，其他上诉理由及渤海财保襄阳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1元，由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331元，上诉人刘国勇负担8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晶晶审判员  江 涛审判员  柳 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汪玉杰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民终1289-1号本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对上诉人刘国勇与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被上诉人刘德定、被上诉人廖桂花、被上诉人张忠梅、被上诉人刘倩倩、被上诉人刘冉冉、被上诉人刘红雨、被上诉人赵志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作出的（2020）鄂06民终1289号民事判决书中第8页第17行所列“70%的责任”有误，应予补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2020）鄂06民终1289号民事判决书中第8页第17行“70%的责任”补正为“在交强险范围内全部赔付，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80%的赔付责任”。审判长涂晶晶审判员柳莉审判员江涛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汪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