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州智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谭坊镇时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1MA3C92LM16。法定代表人：刘兴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李，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05整层、06整层、11至14整层、23至26整层、35至38整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4557663795。负责人：王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坚，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孟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青州智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智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为：（1）确认建行深圳分行对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房产拍卖价款10384731.52元和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保留价3496500元）没有优先受偿权，建行深圳分行无权申请参与分配并优先受偿12081603.74元；（2）确认在智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范围内，以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以物抵债，剩余部分以执行拍卖所得价款10384731.52元，清偿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智运公司债权；（3）建行深圳分行向智运公司赔偿律师费7500元，以及实际产生的诉讼代理人差旅费等诉讼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邮寄费、打印复印费、差旅补贴等，自2018年3月12日分配方案异议开始，至本案审理终结之时止）；（4）本案诉讼费由建行深圳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当前我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仅有仲裁当事人才有权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向执行法院申请不予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因此，智运公司无意要求法院审查仲裁裁决，且起诉时该仲裁裁决并不存在，并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智运公司请求法院予以查明的是：1.最高额担保限额以及债权确定时间；2.所担保的主债权是否存在，以及发生在本案所涉房产被查封以前还是查封以后；3.建行深圳分行在案涉债权转让给智运公司的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欺诈智运公司，在保证债务人的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上设定最高额抵押权，使智运公司受让的债权得不到清偿。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智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建行深圳分行有无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及其最高限额，以及建行深圳分行以损害智运公司利益所取得的最高额抵押权对智运公司无效，不应支持建行深圳分行通过违法行为获利，案涉智运公司债权应优先于建行深圳分行的债权就执行标的受偿。建行深圳分行在一审开庭前才取得(2017)深仲裁字第2371号《裁决书》，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交，智运公司在质证时对该裁决书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不予认可。该仲裁裁决审理的是建行深圳分行与本案被执行人之间的其他借款合同关系，不涉及本案所涉债权，也不涉及建行深圳分行对智运公司违约、侵权，在涉案执行标的上设立最高额抵押权的关键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该仲裁裁决审查的证据不全、事实不清，所认定的建行深圳分行主债权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因此该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建行深圳分行与本案被执行人串通，通过仲裁对被执行财产的最高额抵押权予以确权，该证据的取得缺乏合法性，应不予认可。进一步言之，首先，建行深圳分行与深圳市凯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之间就最高额抵押权的最高债权限额这一关键问题没有任何争议，诉辩明显不合常理。就如智运公司对建行深圳分行超过最高额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主张优先受偿权这一明显不合法的问题，提出了有依据的异议，作为担保债务人的曹永红，正常情况下必然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也委托了律师进行代理，完全有能力提出同样的抗辩，但是曹永红及其代理律师完全放弃此种抗辩，反而在《仲裁答辩书》中积极配合建行深圳分行主张，放弃实体权利，主张抵押财产扣除仲裁费用后，优先偿还凯翔公司所欠建行深圳分行的债务，诉辩双方的行为不合理。而且，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之间在仲裁程序上相互配合，与智运公司和凯翔公司、曹永红等之间在（2016)粤0304民初17912号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对抗完全不同。在与智运公司的案件中，凯翔公司、曹永红不但在事实上极力狡辩，而且通过一名被告应诉来全力抗辩，其他几名被告不应诉、不接受法院送达的方式，来极力拖延诉讼。而在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之间的仲裁案件中，三名被申请人积极接受送达并委托律师应诉，力图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仲裁目的。被申请人递交书面答辩意见，却在委托了代理律师的情况下缺席仲裁审理，不但通过书面答辩意见放弃了实体权利，还极不合理地全体放弃了程序权利。被申请人轮番快速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也在进一步夯实仲裁的基础，其目的还是在追求仲裁结果。此外，该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担保范围，却忽略关键的最高债权额这一事实，单就“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名称，以及合同约定了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最高额抵押权本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件，智运公司并没有参与，不是案件的当事人，（2017）深仲裁字第2371号《裁决书》对智运公司没有约束力。仲裁裁决书不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裁决主文对人民法院没有既判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建行深圳分行无权依据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参与执行分配，相关争议建行深圳分行应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解决。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通过仲裁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抵押权和对涉案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是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建行深圳分行以优先权人身份申请参与执行分配，并对智运公司对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异议提出了反对意见，智运公司依法有权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二、智运公司和建行深圳分行之间关于分配数额、分配顺位、建行深圳分行最高额担保是否有效、建行深圳分行主债权是否存在、是否已经履行或消灭等实体性争议，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实质上涉及多个申请人的多个基础法律关系，这是各申请人据以申请参与分配的权利基础，这些基础权利都在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之内，建行深圳分行与被执行人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其申请参与分配、实现其优先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涉及主债权、担保范围、最高限额、担保是否有效是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必须审理查明的。建行深圳分行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因此还需确定参与分配的债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序，这也是在执行分配中予以解决的，而智运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决定了建行深圳分行不得妨碍所转让债权的实现，不得损害智运公司能够从债务人及其保证人的财产得到受偿的权益。在债权转让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建行深圳分行对智运公司实施了欺诈，使得本可以得到清偿的债权失去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智运公司对建行深圳分行享有要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权利，此项权利可排除建行深圳分行债权优先受偿，这涉及到本次参与分配申请人的各债权的优先受偿的顺位，也是本案应当查明的基础权利。三、福田法院执行局是在2019年5月17日作出《执行笔录》，该笔录确认了分配方案和智运公司提出异议、建行深圳分行反对的事实，没有书面的分配方案，口头告知的分配方案实际上在2019年2月底。建行深圳分行提交了《债权情况说明》主张优先受偿，执行局拟按建行深圳分行申请确认分配方案，但未送达书面分配方案，仅电话通知。智运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向执行局提交了《对〈债权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提出异议，2019年4月23日向执行局提交《以物抵债申请书》，建行深圳分行反对，于是执行局作了该笔录。仲裁裁决书落款是2019年5月24日，并未向执行局提交过，实际上是在2019年9月13日才作为证据提交给原审法院。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建行深圳分行对涉案房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由生效的裁决书确认，本院据此作出执行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建行深圳分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6月15日对曹永红名下的两套不动产，即深圳市龙岗中心城10区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以及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民田路交界处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房产办理了最高额抵押权首次登记，作为抵押权人，建行深圳分行依法对处置两涉案房产所得价优先受偿，福田法院作出的执行分配方案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其次，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3271号裁定书，裁定建行深圳分行优先受偿的范围包括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仲裁费本金9996589.18元及计至所有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建行深圳分行就上述两涉案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处分上述抵押房产所得款项优先受偿上述债权。因此，智运公司主张建行深圳分行就处置涉案房产所得1000万元以上财产部分无优先受偿权并主张以曹永红名下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房产以物抵债，于法无据。二、智运公司的诉讼请求非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本案是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审理的范围应该是分配方案的金额、比例和顺位等内容，智运公司以确认建行深圳分行主债权是否合法、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深仲裁2371号裁决书是否有效、建行深圳分行是否构成欺诈为由提起诉讼，均不属于本案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智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建行深圳分行对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房产拍卖价款10384731.52元和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保留价3496500元）没有优先受偿权，建行深圳分行无权申请参与分配并优先受偿12081603.74元；2.在智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范围内，以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以物抵债，剩余部分以执行拍卖所得价款10384731.52元，清偿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智运公司债权；3.建行深圳分行向智运公司赔偿律师费5000元，以及实际产生的诉讼代理人差旅费17898.06元和后续必要支出的差旅费14040元；4.案件诉讼费由建行深圳分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5月17日，福田法院作出（2016）粤0304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建行深圳分行与凯宇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建行深圳分行于2015年11月10日向其发放贷款14999997.89元，凯宇公司提供了质押担保，凯翔公司、曹永红、曹裕涛承担连带责任担保。2016年7月29日，建行深圳分行诉至福田法院。2016年9月27日，建行深圳福田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智运公司。福田法院判决凯宇公司向智运公司偿还贷款12093632.9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凯翔公司、曹永红、曹裕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凯宇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6342号《民事判决书》，变更了部分判项，但维持了福田法院判决关于凯宇公司向智运公司偿还贷款，凯翔公司、曹永红、曹裕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部分。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福田法院于2016年9月9日查封了曹永红名下位于福华三路与民田路交界处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号等多套房产。2019年5月17日，福田法院作出(2018)粤0304执34620号《执行笔录》，载明星河国际花园的房产已经于2019年1月15日拍出，拍卖成交价格10384731.52元，此款支付了评估费28076元；城市花园商铺经过一拍、二拍，变卖，至2019年4月12日变卖失败，保留价3496500元。建行深圳分行向福田法院提交债权申报，称截至2019年1月16日，抵押债权本金共计11968184.74元，另加上仲裁相关费用，合计12081603.74元。申请执行人智运公司认为建行深圳分行没有提供在2016年9月9日之前的有效的主债权证据，其对优先权是否实际存在表示不认可，不同意建行参与本案的分配。法院现在明确，本案作出的分配方案为按照建行深圳分行申报的抵押债权金额予以确认抵押权，就涉案两套房产变现值优先清偿建行的债权，申请执行人智运公司如要求对104商铺申请以物抵债，需要首先支付相应对价弥补建行优先债权差额。申请执行人智运公司对此有异议，福田法院通知其应在即日起十五日内向福田法院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2019年5月24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2371号《裁决书》，查明2016年6月12日，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签订《云快贷借款合同》，由建行深圳分行向其二人提供循环支用的借款额度1000万元，额度有效期从2016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12日；同日，建行深圳分行与曹永红签订《云快贷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曹永红将其名下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房产抵押给建行深圳分行。双方2016年6月15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截止2017年10月11日，借款人拖欠本金9996589.18元及利息。仲裁庭裁决凯翔公司、曹中福偿还本金9996589.18元及暂计至2017年10月11日的利息291899.68元，本息合计10288488.86元，之后利息等继续计算，凯翔公司、曹中福、曹永红支付律师费82308元、保全费5000元，并承担仲裁费108981元，建行深圳分行对星河国际花园B2座29D、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25栋商铺104房产享有抵押权。该裁决书于2019年5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另查，建行深圳分行与曹永红签订《云快贷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最高额抵押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一切费用等，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智运公司据此主张，建行深圳分行享有的抵押权应当以1000万元为限。再查，2019年5月18日，智运公司因本案与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19年5月21日，智运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元，同日，律所开出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智运公司提交2019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收派服务费发票、火车票、的士票、地铁发票、住宿费发票等各种发票，主张其产生差旅费损失17898.06元。智运公司提交网页截屏，显示北京至深圳火车票动卧价格为1290元，智运公司据此主张后续必要支出的差旅费1404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人参与分配过程中产生纠纷时的一种补救性程序。建行深圳分行对涉案房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由生效的裁决书确认，福田法院据此作出执行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智运公司请求确认建行深圳分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确认智运公司以物抵债，该请求不能成立。对智运公司的各项主张，一审法院评析如下：1.关于抵押限额是否为1000万元、抵押是否无效的问题。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已经明确了建行深圳分行的抵押权及优先受偿范围。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无权就裁决书已经审理的事项继续进行审理。智运公司认为裁决书违反法律规定，抵押无效，没有确认抵押限额。智运公司该项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关于建行深圳分行转让债权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智运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存在债权转让合同的关系，该合同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当撤销，均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由此，智运公司请求赔偿律师费、赔偿差旅费用均属于债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3.关于建行深圳分行主债权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同样由裁决书进行了审理。本案中，无需也不应当如同智运公司陈述，要求建行深圳分行提交贷款本金支付的情况，提交贷款期内经公证的、贷款期间内连续的贷款账户余额变动的账户明细。智运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对本案审理范围的正确认识，混淆了建行深圳分行与案外人的借款合同关系、智运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间的债权转让关系、智运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因参与分配形成的法律关系，智运公司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智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智运公司预交），由智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该异议之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中所确定的债权是否存在、应当分配的债权数额多少、分配顺序、分配份额等问题有异议时，可以采取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深仲字第2371号生效裁决书已认定建行深圳分行与凯翔公司、曹中福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并确认建行深圳分行对曹永红名下的涉案房产享有抵押权及优先受偿的范围。原审法院据此作出执行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智运公司请求确认建行深圳分行对涉案房产不享有优先权以及确认其以物抵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智运公司上诉提出之抵押无效、抵押限额、建行深圳分行转让债权构成欺诈以及请求赔偿律师费、差旅费用等问题，均是针对生效仲裁裁决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原审对此论述详细充分，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智运公司的上诉并无新的理由和证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智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