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8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林波，男，汉族，1982年3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松，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源，女，汉族，1973年7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平，系洪源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康平，男，汉族，1969年11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佳琦，男，汉族，1993年11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西省灵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华控瑞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沙路君临天下名苑3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23。法定代表人：陈佳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玉，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柘宁，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杰夫瑞尔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环路29号留学生创业大厦7楼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99。法定代表人：王帅，总经理。原审第三人：王帅，男，汉族，1990年10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上诉人袁林波因与被上诉人洪源、王康平、陈佳琦、深圳市华控瑞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公司）、深圳市杰夫瑞尔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夫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6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袁林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袁林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但未明确股权转让价格的具体计算方式，且在有偿的股权转让中，转让价格受多种因素，除了公司净资产这一价格“基础”外，还包括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等等，决议中对转让价格的约定不明确、不具体”属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事实认定错误。(一）以股权的真实价值作为转让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以股权的真实价值为依据是股权转让的核心和根本。股权的真实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际是由公司的全部股权所构成，故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应等同于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这是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最常用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股权具有财产权和社员权的双重属性，故股权中所包含的某些权利如分红权、资产分配权等，虽然与股东的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但其权利的基础是股东的社员身份，故其权利价值无法以货币方式来衡量，在各方当事人没有相应约定的情况下，上述权利不应计入股权转让的价值范围。(二）以净资产为转让价款是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据。根据自愿平等的合同原则，当事人自行确定转让价格是其享有的民事权利，故在没有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情况下，即使转让各方当事人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与股权真实价值不符，只要此种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可以作为认定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结合到本案，“转让价格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的约定就说明了净资产数额存在的情况下转让价格的计算方式和数额就已确定。本案中所采用的净资产法即按公司某一时点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有限公司由于缺乏二级市场价格的参照，采用会计账面价值显然更为公允和稳妥，也更能反映出企业至某一节点时的真实财务情况，依据净资产予以转让也更符合公平的原则。(三）《股东会决议》的签订方已经依照约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并出具了审计报告，足以说明“净资产”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唯一约定依据及标准。本案中《股东会决议》对于洪源及王康平分别受让杰夫公司10%及20%的股权予以约定，另对于所需支付对价明确约定，外聘审计机构不迟于2016年7月31日进场，以2016年7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上述决议事项是明确具体的，且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函件中也确认了袁林波退出公司的事实，对于决议需审计事项也委托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于2012年3月2日至2016年7月31日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2016年8月30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上述事实说明本案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四）原审法院无权任意对股东协商的真实约定条款进行扩大解释，原审法院以“除了公司净资产这一价格“基础”外，还包括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等等。”为由认定未能就股权转让的价款达成一致是错误的。1.净资产法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原审法院不应任意扩大范围。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从2012年至2016年期间为杰夫公司共同股东，三方在长达四年的合作当中，对于公司情况非常清楚，并对企业经营状况、企业未来发展带来的预期利益估值也有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注明“转让价格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并未约定还需考虑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等等，就是因为以净资产为准是股东之间的最真实的意愿，且在几方均认同的情况下委托了会计师进行了审计，净资产作为基础就说明了全部股东对于以净资产作为转让价款的认同。实务中股权转让会采取多种定价形式，如协商定价法、出资额法、净资产法、评估定价法、市盈率法，其中“出资额法”反映了企业资产原有的价格，“净资产法”与“评估价法”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现有价格，“市盈率法”则考虑企业的动态盈利能力，主要体现企业的未来收益，反应了企业资产的将来预期价格。因此，并不能说净资产法没有考虑企业经营状况，也不能说转让价格在协商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根据民法理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在协商定价之时有考虑到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等等因素之时，就应当以净资产作为股价确定的依据。2.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即在约定了净资产的确定方式，就说明被上诉人对于净资产法确定转让价格是明知的，且此方法也是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为被上诉人能够知晓的交易习惯。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第十四条的规定，税务部门的征收也是依据净资产法，原审法院不应任意改变原有的约定。(五）审计报告的结论就是《股东会决议》签订方对于价格达成的一致意见。1.从审计报告的委托方来看，委托方为杰夫公司，并非袁林波，足以说明系洪源、华控公司对于《股东会决议》转让价格的实际履行及落地。2.从审计的截止时间来看，审计时间为2012年3月2日至2016年7月31日，与《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净资产”的基准日是相吻合，说明审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截止2016年7月31日的净资产。(六)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价款应从合同约定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方面予以判断，对真实股权转让价格作出正确的认定。1.根据字面理解是可以确定的。如双方无法就股权转让价款约定通过补充协议予以明确的情况下，首先应通过整体解释补充，即按照合同有关条款内容补充欠缺的有关利息条款。之所以首选通过合同整体解释补充欠缺条款，主要是因为合同条款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本意，表达和传递当事人合同意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合同的整个内容中是有组织的，可从这种有组织的排列中找出欠缺的条款或洞察当事人关于价款的真实本意。2.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协议补充属于当事人行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不属此处所言漏洞补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了《股东会决议》对于标的和数量达成一致，并对价格进行了约定。从保障交易安全的角度，若约定存在瑕疵，可以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予以补充，且第六十二条也体现了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的保障交易安全的原则，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三、王康平及陈佳琦依法应当分别对于洪源及华控公司的案涉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1.洪源与王康平为夫妻关系，且王康平也在公司的相应函件中予以签名确认，其参与公司经营行为，本案股权转让价款应认定为夫妻共事债务，王康平对洪源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华控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陈佳琦为华控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陈佳琦应当对于华控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且伪造袁林波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转让给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应无效。股东会决议本属于公司股东自治内容，但在股东会决议及章程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受到司法的规制。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在股东袁林波未参加且庭审确认也未召开，也未委托他人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由他人冒用袁林波签字做出的。该股东会决议在没有完成袁林波和洪源、华控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和相关价款支付的情况下，剥夺了袁林波的股东身份和相关职务，干涉了袁林波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其他表决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侵害了袁林波的股东权益，该股东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五、原审判决对袁林波提出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章程等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处理，程序违法。袁林波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的多个诉讼请求一案审理属于诉的标的的合并，为普通共同诉讼，只要具备当事人同意、法院准许、且能减少诉累，可以一并审理。洪源、王康平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中缺少合同的必要条款，不能形成双方股权转让的一致意思表示，合同不成立是正确的。（一）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条件。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一致意见，《股东会决议》只是一份意向性文书，亦约定“三方应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具体协商转让价款时，因存在很大分歧，故并未达成《股东会决议》中所约定的“三方应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未对如何履行、履行时间等进行约定，袁林波至今仍为杰夫公司的合法股东，其可以与第三人王帅具体协商股东权益事宜，而不是向洪源、王康平主张权利。（二）三方应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并未成就。合同双方对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时合同才成立。《股东会决议》仅仅对股权转让标的、数量达成一致意向，虽对转让价格约定“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但也约定“三方应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审计专项报告出具后，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亦未能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意见。（三）根据一审开庭调查的事实可知，本案当事人之间曾就股权转让的价款进行过多次磋商，只是由于双方分歧意见过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四）关于袁林波提及的《股东会决议》约定的问题。该决议约定“同意股东袁林波所持公司30%的股权，转让20%给深圳市华控瑞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让10%给洪源，转让价格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三方应另行协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该份文件上有陈苡筱、王康平、袁林波三个人的签名。从形式上看，当时杰夫公司的工商注册股东为洪源持股30%、袁林波持股30%、华控公司持股40%，并无陈苡筱、王康平二人。袁林波在一审并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签名人与工商注册股东的法律关系，实质上该份决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如果工商注册股东不确认签字人的意见，该股东会决议处于无效状态。从实体来看，该份决议约定了“三方应另行协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但至今并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从程序上讲，工商注册股东是否同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尚不明确，是否由本人签署或者委托其他人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也并不确定。（五）审计报告并未具体提出转让价款，且审计报告本身不具有执行性，不能成为执行的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履行义务,袁林波诉请将其持有的股权过户给洪源10%,华控公司20%，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洪源及华控公司并未提出过户申请，袁林波无权为他人设定权利或义务。（六）袁林波诉求的股权转让不具备工商变更登记的形式要件，没有以股东会决议直接进行变更登记的先例，也无相关的法律依据。（七）本案并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部门公告。洪源、王康平只是一个普通民事主体，并非国家行政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行政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税收。本案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不适用部门行政规章。二、关于袁林波诉请的确认2018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任职书、经理任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问题。（一）2016年7月25日，袁林波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要求转让其持有的杰夫公司的股份，明确不愿意再履行股东职责。在此前提下，洪源、华控公司将自己名下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王帅，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签署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事宜，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体上，上述行为都是有效法律行为。而且上述股东的股份份额，超过了三分之二，无需袁林波的同意即可产生法律效力。（二）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系争的法律关系是2016年7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袁林波诉请的2018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二份股东会决议所涉内容及参会主体也不同，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三）无论袁林波诉求2018年5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因为该项决议所涉内容与袁林波没有关联，该决议合法有效。即使无效，也是洪源、王康平与第三人王帅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袁林波的任何权益。且在2018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事项己经完成工商变更的前提下，必将产生新的法律纠纷。华控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洪源、王康平一致。被上诉人陈佳琦、杰夫公司未应诉答辩。原审第三人王帅未参加诉讼陈述意见。袁林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8年5月16日杰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变更决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任职书、经理任职书及洪源、华控公司与王帅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洪源、王康平连带向袁林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58058.33元及逾期利息30666.61元（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18日暂计为30666.61元，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3.华控公司、陈佳琦连带向袁林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716116.65元及逾期利息61333.24元（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18日暂计为61333.24元，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4.洪源、华控公司立即配合袁林波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将杰夫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洪源，将杰夫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华控公司；5.本案的诉讼费用和相关的司法鉴定费用由洪源、王康平、陈佳琦、华控公司、杰夫公司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杰夫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2日，股东为袁林波、洪源及华控公司，分别持股30%、30%、40%。2016年7月25日，杰夫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达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袁林波将所持公司30%的股权转让20%给华控公司，转让10%给洪源，转让价格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三方应另行协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外聘审计机构不迟于2016年7月31日进场，以2016年7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2016年8月11日，袁林波将其任职期间控制的杰夫公司合同、账册、公章、存货等公司资产移交给陈苡筱。2016年8月30日，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深鹏盛专审字[2016]第376号《关于深圳市杰夫瑞尔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专项报告》，对杰夫公司2012年3月2日至2016年7月31日（以下简称审计期间）经营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审计情况汇总为：1.审计期间公司已收到款项金额为8775669.70元；2.审计期间应收账款金额为2605512.22元，其他应收账款金额为207963.34元；3.审计期间对公银行账户成本费用支出金额为8293656.99元；4.审计期间应付账款金额为北京卓奥阀业有限公司采购辅料款及德国采购合计298567.03元；5.截止到2016年7月31日银行账上余额274049.37元。2018年5月16日，杰夫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同意洪源、华控公司分别将持有杰夫公司的30%、40%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帅。同日，公司通过《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任职书》，选举王帅为杰夫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案外人何彦为公司监事。杰夫公司还就上述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后进行备案。上述文件上，均有“袁林波”签名。同日，杰夫公司出具《经理任职书》聘任王帅担任公司经理。2018年5月16日，洪源、华控公司与王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洪源、华控公司分别将持有杰夫公司的30%、40%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帅。另查，杰夫公司将袁林波、案外人刘佳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7）粤0305民初124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杰夫公司提交了深鹏盛专审字[2016]第376号《关于深圳市杰夫瑞尔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专项报告》，法院认定专项报告中“德国采购&出货数量&库存统计”存在部分签收单未入审计报告的情形，且企业销售货物发货与签收单回单之间存在时间差属正常现象，故法院对专项报告“德国采购&出货数量&库存统计”部分的内容不予采信。庭审中，王康平确认与洪源系夫妻关系。又查，华控公司系陈佳琦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上事实有股东会决议、专项报告、工商内档查询、材料移交协议、网页截图、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配协议书、通知函、民事判决书、净资产核算表、固定资产交接表、库存交接表、固定资产交接表价格计算、库存交接表价格计算、专项审计相关问题回复、通知函、微信聊天记录、袁林波与王康平微信聊天记录、变更通知书、股东会决议、许丽华与刘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袁林波提交了2016年7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主张上述决议中对转让的比例、转让价款的核实方式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对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时合同才成立。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仅对股权转让标的、数量达成一致，股东会决议中虽然对于转让价格约定“以外聘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但未明确股权转让价格的具体计算方式，且在有偿的股权转让中，转让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公司净资产这一价格“基础”外，还包括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的估值等等，决议中对转让价格的约定不明确、不具体。而在审计专项报告出具后，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亦未能就股权转让的价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未能对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意见，上述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内容缺少合同的必要条款，不能形成双方股权转让的一致意思表示，故合同不成立。袁林波依据2016年7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要求洪源、华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洪源、华控公司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王康平、陈佳琦的连带责任，也同样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袁林波诉请确认2018年5月16日杰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变更决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任职书、经理任职书及洪源、华控公司与王帅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袁林波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林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489元（已由袁林波预交），由袁林波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仍是上诉人袁林波与被上诉人洪源、华控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一方面，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有偿转让合同，转让标的的对价即股权转让价格是该类合同的必备条款。本案中，虽然2016年7月25日杰夫公司《股东会决议》中作出了有关公司股权转让的决议，约定袁林波将其持有杰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洪源、华控公司，转让比例分别为10%和20%，但该决议未明确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格，仅是约定转让价格以外聘审计机构确认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确定，且双方应另行协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之间就股权转让价格这一合同的主要条款并未达成合意，《股东会决议》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的意向性文件，双方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虽然规定了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交易价格履行。但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权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除了公司净资产这一价格基础外，还包括企业经营状况、知识产权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因而公司的净资产额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公司股权的价值亦不可能按照交易习惯和订立合同时履行时的市场价格来确定。本案中，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深圳市杰夫瑞尔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专项报告》后，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仍未能就股权转让的价格达成合意，亦未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袁林波依据该专项报告以及《库存交接表》《固定资产交接表》主张杰夫公司的净资产额为3580583.25元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案涉股权转让价格，洪源、华控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袁林波的该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袁林波向洪源、华控公司转让股权的约定因欠缺股权转让协议的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原审认定袁林波与洪源、华控公司之间并未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并据此驳回袁林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袁林波基于2018年5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提出确认相关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变更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等无效的诉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袁林波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袁林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9元（袁林波已预交），由袁林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