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7民再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辉，女，197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业植，湖南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雷立东，男，194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军，湖南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张辉因与被申请人雷立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7民终1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湘07民申4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业植，被申请人雷立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辉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8）湘07民终1710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7）湘0781民初784号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张辉与雷立东之间的合伙关系并确认出资份额；3.改判解除张辉与雷立东之间的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4.由雷立东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错误。2004年11月8日郭某出具的收条载明是“恒通幼稚园入股金”（恒通幼稚园也称恒通幼儿园，下同），能证明8.5万元是恒通幼儿园的入股金。张辉到长沙找郭某作证时，郭某承认收条是其所写，是入股金。因张辉与陈克彪以为该收条遗失，遂找雷立东出具证明，即2004年9月11日付款凭据，其中载明的8.5万元与2004年11月8日收条中载明的8.5万元是同一笔钱。付款凭据载明“证明今（收）到……证明人雷立东”，可证明恒通幼儿园收了张辉8.5万元入股金。2.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已有证据证明8.5万元是入股金，即使没有合伙协议和工商登记表，也不需要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的规定。3.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张辉是合伙人。通过调取津市市民政局档案资料，津市恒通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申请表》载明张辉是合伙人，《津市市恒通幼儿园办园章程》载明张辉是合伙人。在恒通幼儿园多份年检报告中，张辉为恒通幼儿园的董事和监事。《津市市恒通幼儿园办园章程》规定，章程修改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决议通过，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中载明张辉为董事会成员，且确定了董事会成员所占股份。 雷立东答辩称：1.张辉与雷立东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张辉的8.5万元并非雷立东收取，而是郭某收取的。2.张辉将付款凭证上的“证明人”改成“缴款人”，并对落款时间进行涂改，在原审中陈述2004年9月11日交付雷立东8.5万元现金后由雷立东出具付款凭证，而在再审中又陈述2004年9月11日的付款凭据与2004年11月8日收条中载明的8.5万元是同一笔钱，张辉前后陈述矛盾，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3.张辉提交的津市恒通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申请表》等证据来源于2015年至2016年的档案资料，在当时是可以提供的，不属于新的证据，且该组证据仅是办幼儿园的申报材料，不能证明张辉的合伙人身份。 张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辉与雷立东个人合伙中的出资份额；2.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3.由雷立东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4年，雷立东称购买包括恒通幼儿园的设施、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等全部资产约需90万元，因当时没有足额资金购买，邀请张辉出资共同购买，共同经营。双方约定由张辉出资8.5万元，占共同购买恒通幼儿园及其设施、土地与地上附着物10%的份额。2004年11月8日，张辉、雷立东、郭某共同协商购买事宜，并将8.5万元现金交付案外人郭某。次日，雷立东给张辉出具收款证明。此后，张辉、雷立东按约合伙经营恒通幼儿园。合伙经营中，雷立东利用其大股东的身份，不让张辉了解合伙账目，擅自将合伙财产中的土地转让，不按出资额分配合伙盈余，损害了张辉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辉与陈克彪原系夫妻，双方于2002年离婚。2006年张辉进入恒通幼稚园工作，负责后勤管理，2017年5月离开恒通幼稚园。郭某原系恒通幼稚园产权人。2004年7月12日，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津市恒通幼稚园部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郭某将恒通幼稚园股权出让75%作价65万元转让给雷立东；郭某保留25%的股权。同年11月8日，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约定：幼稚园以30万元转让给雷立东。郭某认可收到恒通幼稚园全部转让款。2004年11月8日，郭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恒通幼稚园退股金捌万伍仟元整，¥85000，此款属陈克彪与雷立东合伙经营入股金，郭某。关于该收条的形成，郭某在一审法院另案中形成的《调查笔录》陈述：郭某不认识陈克彪，但收条由郭某亲笔书写；至于收条书写的地点、时间及在场人，郭某均记不清楚了；恒通幼稚园的转让事宜一直由郭某与雷立东协商，雷立东没有告知郭某还有另一名股东受让恒通幼稚园。2008年1月，恒通幼稚园卫生保健合格证记载法定代表人为雷立东。2008年4月，湖南省城乡各类幼儿园登记注册表记载恒通幼稚园园长雷立东，津市市社会力量办学审批备案登记表记载恒通幼稚园所有制为个人，法人代表雷立东。发证日期为2017年5月23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记载恒通幼稚园法定代表人为雷立东。有效期限为2014年9月22日-2019年9月22日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记载恒通幼稚园举办者为雷立东。一审庭审中，关于雷立东向张辉出具的8.5万元收条的形成经过，张辉陈述为：2004年9月11日张辉向雷立东交付8.5万元恒通幼稚园入股金，同日雷立东出具收条，与2004年11月8日陈克彪向郭某交付8.5万元没有关联；张辉向雷立东交付8.5万元入股金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本案审理中，雷立东申请对其出具的8.5万元收条中二处改动字迹进行笔迹鉴定，后因雷立东不能提供与收条落款时间（2004年9月11日）一致的笔迹原件作为鉴定检材而撤回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辉主张与雷立东存在合伙关系，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张辉与雷立东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既无书面合伙协议又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形下，张辉主张存在合伙关系，还需举证证实合伙人各自为合伙事务提供资金、实物或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盈余，共担风险等与合伙行为相关的其他法律条件，并应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事实，但张辉仅提供了一张重要内容有改动痕迹的雷立东出具的收条、均系传来证据的三名证人证言、郭某与雷立东签订的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津市市社会力量办学审批备案登记表，尚不能证明张辉主张的其与雷立东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据不足，张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辉在起诉状中自认的事实，应当适用禁止反言规定，即自认方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自认事实的，其撤回自认无效。本案中，关于8.5万元交付及雷立东出具的收条形成，张辉诉状中的陈述为，2004年11月8日张辉、雷立东、郭某共同协商购买事宜，并将8.5万元现金交付案外人郭某，次日雷立东给张辉出具收款证明。庭审中的陈述为，2004年9月11日张辉向雷立东交付8.5万元恒通幼稚园入股金，同日雷立东出具收条，没有其他人在场。诉状中的陈述与庭审中的陈述在时间、地点及在场人内容方面有重大出入，针对本案争议的该案件事实，张辉前后陈述不一，又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起诉状的自认事实，故张辉庭审中撤回对起诉状自认事实的行为无效。综上，张辉要求确认与雷立东个人合伙的出资份额及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张辉负担。 张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其与雷立东之间个人合伙的出资份额；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雷立东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张辉提交的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人刘某、王某的调查笔录及出庭证言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津市市社会力量办学审批备案登记表》的举证目的不予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张辉与雷立东不构成合伙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已构成事实合伙关系。 本院原二审认定事实：1.陈克彪诉雷立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湘0781民初41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陈克彪的诉讼请求。陈克彪在该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陈克彪与雷立东个人合伙中的出资份额；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2.张辉与陈克彪于2002年离婚，2016年复婚，双方自2002年起仍共同居住在同一房屋至今；本案诉讼前，张辉已知晓陈克彪就合伙协议纠纷提起上述诉讼。3.张辉提起本案诉讼的证据之一为《收条》一份，载明：“证明今（收）到恒通收到张辉入股费人民币捌万五千元；XXX（注：此处笔迹有改动）雷立东；2004年9月11日。”张辉认为改动笔迹处为“缴款人雷立东”，而雷立东则认为改动笔迹处为“证明人雷立东”。 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原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原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辉与雷立东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按照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民事法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张辉主张其与雷立东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并共同合伙经营恒通幼稚园，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则应审查双方是否具备了合伙的其他条件，且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合伙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规定，张辉应对其主张的双方口头合伙关系成立的事实，按照前述法律规定的口头合伙成立的要件内容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张辉提起本案诉讼的证据之一为《收条》一份，落款处笔迹有改动，不能确认为“缴款人雷立东”还是“证明人雷立东”，加之该收条抬头内容为“证明今（收）到”，并且张辉诉状中的陈述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在时间、地点及在场人内容方面有重大出入，在无其他充足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就此认定雷立东已实际收取张辉的合伙资金。一审判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恰当。张辉上诉所持“对上诉人提交的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属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张辉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刘某、王某的调查笔录及出庭证言，经审查，王某、刘某均非张辉与雷立东口头协议合伙时的直接现场证人，并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口头合伙协议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不予确认正确。张辉在一审中提交的《津市市社会力量办学审批备案登记表》，仅能够证明张辉时任恒通幼稚园副园长职务，但副园长的职务不能直接等同于合伙人身份，故不能达到证明张辉系恒通幼稚园合伙人身份的待证目的，一审判决对此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张辉与陈克彪于2002年离婚，2016年复婚，双方自2002年起仍共同居住在同一房屋至今；本案诉讼前，张辉已知晓陈克彪就合伙协议纠纷提起相关诉讼的事实，但其未就此申请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该诉讼，亦可认定张辉自知并不具备合伙人身份的事实。因张辉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且两名证人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合伙协议，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张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口头合伙协议不成立。本院原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张辉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张辉提交的津市市恒通幼儿园的档案资料，包含《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申请表》、《津市市恒通幼儿园办园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4年、2015年）、《关于恒通幼稚园法人变更的承诺》和《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拟证明张辉是恒通幼儿园的股东，且占1/10的股份。该组证据是恒通幼儿园制作的年检材料，保存在津市市民政局。其中，《章程》记载恒通幼儿园开办资金868万元，除张辉出资86.8万元，还记载了雷立东出资260.4万元、严敏出资173.6万元、胡小洪出资173.6万元、雷宏出资173.6万元，并在出资情况后备注“所有出资金额均以收款收据为准”。张辉不能提供合伙协议、出资收款收据，亦没有提供利润分配收款收据等证据加以佐证，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张辉是恒通幼儿园合伙人的证明目的。证人傅某、喻某、任某虽出具了书面证言，但未到庭接受询问，且该证言并不能证明张辉与雷立东之间有口头合伙协议，亦不能达到张辉是恒通幼儿园合伙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张辉与陈克彪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2年离婚，于2016年复婚。2006年，张辉进入恒通幼稚园工作，负责后勤管理。2017年5月，张辉离开恒通幼稚园。恒通幼稚园原由郭某独资创办，2004年7月12日，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津市恒通幼稚园部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郭某将该幼稚园总资产股权出让75%至雷立东，作价65万元，郭某保留25%股权；第四条约定，在该幼稚园股权出让协议签字生效前所有债权、债务等与雷立东无关；第五条约定，在合股经营有效期间，双方可自由转让、馈赠；第六条约定，该幼稚园股权出让后为股份制经营单位。卜茂海作为见证人在转让协议上签字。2004年11月8日，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约定幼稚园以30万元转让给雷立东，转让前的一切经济往来由郭某承担，雷立东对转让前的经济往来不承担经济、法律责任。郭某当日向雷立东出具30万元的收条，并注明“系原股份25%后栋的转让部分”。郭某认可收到雷立东恒通幼稚园全部转让款95万元。 2004年11月8日，郭某出具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恒通幼稚园退股金捌万伍仟元整，¥85000，此款属陈克彪与雷立东合伙经营入股金，郭某”的收据。2007年9月11日，张辉以为郭某出具的收据丢失，遂找雷立东出具证明。雷立东出具内容为“证明今（收）到，恒通收到张辉入股费捌万伍千元，证明人雷立东，2007年9月11日”的证明。2017年6月，陈克彪以郭某2004年11月8日出具的入股金收据为主要证据，以雷立东为被告，向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请求确认陈克彪与雷立东个人合伙的出资份额，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2017年9月15日，该院作出（2017）湘0781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以陈克彪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基础为由，判决驳回陈克彪的诉讼请求。后张辉变造雷立东2007年9月11日出具的8.5万元证明，将“证明人”改为“缴款人”，将“2007年”改为“2004年”，并以雷立东为被告，于2017年11月7日向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合伙协议纠纷之诉，请求确认张辉与雷立东个人合伙的出资份额，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出资份额分配合伙盈余。 关于雷立东向张辉出具的8.5万元证明的形成经过，张辉在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为：2004年11月8日，张辉、雷立东、郭某共同协商购买事宜，并将8.5万元现金交付案外人郭某，次日雷立东给张辉出具收款证明。张辉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为：2004年9月11日，张辉向雷立东交付8.5万元恒通幼稚园入股金，同日雷立东出具收条，与2004年11月8日陈克彪向郭某交付8.5万元没有关联；张辉向雷立东交付8.5万元入股金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在再审开庭审理时张辉陈述，陈克彪向郭某支付的8.5万元和雷立东向张辉出具证明的8.5万元为同一笔钱。 本案其他事实与原二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张辉与雷立东是否存在合伙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中，张辉主张其与雷立东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应举证证明其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并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张辉在再审中推翻其在民事起诉状和原审庭审中的陈述，自认案外人郭某2004年11月8日出具的收据中涉及的案外人陈克彪支付的8.5万元和雷立东2007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中涉及的张辉支付的8.5万元是同一笔钱。陈克彪曾以郭某出具的入股金收据为主要证据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因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克彪与雷立东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张辉与陈克彪于2002年离婚，2016年复婚，郭某2004年11月8日向陈克彪出具入股金收据时，张辉与陈克彪并无夫妻关系，张辉无权依据同一事实以自己的名义主张离婚期间属于陈克彪个人的权益。郭某向陈克彪出具入股金收据的同日，郭某与雷立东签订的《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前的一切经济往来由郭某承担，雷立东对转让前的经济往来不承担经济、法律责任。雷立东本人并没有收取陈克彪的8.5万元入股金，如果郭某向陈克彪出具入股金收据的时间在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之前，则转让前的经济往来由郭某承担，雷立东不承担责任；如果郭某向陈克彪出具入股金收据的时间在郭某与雷立东签订《恒通幼稚园转让协议》之后，则郭某无权处分已转让给雷立东的资产、一物二卖，亦应由郭某承担责任；陈克彪应向郭某主张权利。张辉提交的《章程》等恒通幼儿园的档案资料，《章程》记载恒通幼儿园开办资金868万元，除张辉出资86.8万元，还记载了雷立东出资260.4万元、严敏出资173.6万元、胡小洪出资173.6万元、雷宏出资173.6万元，并在出资情况后备注“所有出资金额均以收款收据为准”。《章程》于2012年8月16日经全体合伙人决议通过，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恒通幼儿园已分别于2004年7月12日、2004年11月8日由郭某分两次全部转让给雷立东（第一次75%、第二次25%），分别作价65万元、30万元。张辉提交了郭某2004年11月8日向陈克彪出具的合伙经营恒通幼儿园的入股金收据，但不能提供郭某与陈克彪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且郭某第二次转让其持有的恒通幼儿园25%的份额后，与雷立东不再存在合伙关系，郭某无权以第三人身份决定雷立东与陈克彪是否合伙的事项；即使郭某收取陈克彪入股金在其向雷立东转让余下25%的份额之前，即郭某与雷立东合伙期间，郭某同意陈克彪加入合伙，也因未经雷立东同意而无效，因此，郭某在给陈克彪的收条上“此款属陈克彪与雷立东合伙经营入股金”的批注，对雷立东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雷立东与陈克彪合伙的认定依据。张辉提交了《章程》等档案资料，但不能提供合伙协议、出资收款收据、利润分配收款收据等证据加以佐证，也未合理解释其为何在《章程》中记载出资86.8万元却仅主张陈克彪入股金8.5万元的原因。因此，张辉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张辉是恒通幼儿园合伙人的证明目的，《章程》等档案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更符合雷立东提出的该《章程》是恒通幼儿园为应对教育局年检而制作的资料的说法。张辉提供了证人傅某、喻某、任某的书面证言，但傅某、喻某、任某均非张辉与雷立东口头协议合伙时的直接现场证人，且该证言内容并不能证明张辉与雷立东之间有口头合伙协议，不能达到张辉是恒通幼儿园合伙人的证明目的。因张辉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且证人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合伙协议，故不能认定其与雷立东之间成立口头合伙协议。 综上所述，张辉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湘07民终171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国银 审 判 员 李 雪 审 判 员 金春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代辉 书 记 员 谭桃丽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