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1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8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曲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从越，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英，女，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曲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鹤，河北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启吟，河北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英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曲周县人民法院（2020）冀0435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从越，被上诉人张某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鹤、赵启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张某英按照2016年2月29日协议书约定，支付自2019年6月以来应当支付上诉人张某每月曲周县兴国学校经营收益额14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张某英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其一，根据《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只缴杂费。但本案所涉学校不是义务教育学校，也并不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各项标准，该校实质为收取学费、生活费等费用的盈利性民办学校，每人每年平均需缴纳学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7000元，长期分配收入。因张某的丈夫李某壮（该学校原董事长）去世，家里未成年的三个小孩需要抚养成人，张某英为了让张某不参与学校事宜，便与张某签订此协议。其二，张某英同意签订协议，并在2019年6月以前实际履行的事实说明其从兴国学校的经营中获取了办学收益。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协议不受2017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应受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该法及实施条例规定，民办学校的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其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立民与赵淑华因离婚诉讼涉及民办私立学校校产分割一案的复函》，张某对因丈夫去世而丧失的财产权益以及由此丧失的期待利益有权得到补偿。其三，张某不是兴国学校的举办者和投资人，协议系针对家庭内部财产权益分配和抚养费支付的受私法调整的民事合同，不涉及投资经营行为，故不应受规范公共事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其四，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家庭伦理和善良风俗，一审判决忽视了弱势一方的张某及其子女生存权益的优先保护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其五，协议合法有效，不符合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且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还请来了三位见证人进行见证并签名、按手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规定，本案是对学校财务收支的管理性规定，且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并未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取得办学收益为无效行为，该行为是行政可处罚行为。 张某英答辩称：1、张某适用《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暂行办法不适用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举办的初中、小学或其他形式民办初中、小学。”曲周县兴国小学是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小学，不是义务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学校是利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开办的，因此免收学费只缴杂费，而民办小学是举办者出资开办，可以根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2、张某英对曲周县兴国小学仅享有法人财产权，无权分割学校财产，因此2016年2月29日的协议第2条属于无效条款。即便有办学结余，也不能作为利润向出资者或者组织成员进行分配，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张某认为本案是对学校财务收支的管理性规定，显然理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是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的法律，根据2019年11月1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的审理精神，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协议中有关财产处理事项，张某英属于无权处分。其一，张某英虽为兴国小学的法定代表人，但该校涉及多个投资人，张某英无权代表其他人的意志；其二，《曲周县兴国小学章程》中并无约定出资人可以从民办学校的办学结余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报；其三，即便从继承的角度考虑，李某文2017年去世，其尚有其他法定继承人李某慧、李某1、李某2三人，三人的合法权益张某英也无权做主。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2016年2月29日协议书约定，支付自2019年6月以来应当支付原告每月曲周县兴国学校经营收益额1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婆媳关系，原、被告丈夫均已去世。原告丈夫李状状生前系曲周县兴国小学学校董事长，被告张某英是该学校法定代表人。原告丈夫去世后，2016年2月29日，原、被告达成协议，协议第2条约定，被告认可原告的三个子女拥有曲周县兴国学校所占用的15亩土地及其地上房产的1/4继承份额，被告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3日以前向原告支付曲周县兴国学校经营收益额14000元，支付方式：按月打卡。原告保证把李某壮的三个子女抚养成人至年满18周岁。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定每月向原告履行支付14000元，2019年6月被告不再支付该款，致使原告及三个子女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原告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曲周县兴国学校系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小学，学校结余应全部用于办学。原、被告于2016年2月29日达成的协议，协议第2条约定：“被告张某英每月3日以前向原告张某支付曲周县兴国学校经营收益额14000元，支付方式：按月打卡”，该条款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系无效条款。故原告据该约定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张某负担。 二审期间，张某提交两份新证据：1、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一份，为了证明张某英从2016年3月至2019年5月每月向张某银行卡转账14000元，2016年2月29日的协议属于家庭抚养协议；2、证人陈某、宋某当庭证明二人是张某丈夫李某壮生前好友，也是协议的见证人，协议上说的14000元是李某壮去世后，张某抚养三个子女的抚养费。张某英质证认为，1、其所付款项是张某的不当得利，保留追究的权利；2、二证人均是张某丈夫生前好友，系利害关系人，证言系传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张某英亦不认可二证人陈述事实的客观性，且协议约定内容系如何分配兴国小学财产，与二证人陈述的支付抚养费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1、双方对转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2、二证人是协议的见证人，其陈述了协议签订的背景和目的，但对协议的性质还需结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2月29日协议的甲方为张某英、李某文，乙方为张某，见证人为李某军、陈某、宋某，张某英、张某、李某军、陈某、宋某在协议上签字、捺印，李某文未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张某英与李某文系夫妻关系，张某与李某壮系夫妻关系，李某文系李某壮的父亲，张某英系李某壮的继母。签订协议时，李某壮已去世，李某文因车祸处于植物人状态，2017年李某文也去世。从2016年3月至2019年5月，张某英每月转账给付张某14000元。 又查明，曲周县兴国学校原举办人为李某文，出资额450万元，2017年12月26日，曲周县行政审批局准予将兴国小学举办人变更为张某英。 再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03年9月1日施行，后分别于2013年6月29日、2016年11月7日、2018年12月29日进行了三次修正。2016年第二次修正时，将原第十八条“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登记，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即时予以办理”修改为第十九条“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进行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并删去了原第五十一条“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本院认为，原则上我国对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采用“从旧兼有利”原则，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法律规定。本案当事人于2016年2月29日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即2013年6月29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就盈余分配而言，该法规定出资人可以进行有限的分配，这也符合当时的国情，为了吸引和奖励投资者办学。本案中，曲周县兴国小学属于非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其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依据当时的法律、政策，出资人可以要求有限的盈余回报。2016年2月29日签订的协议第2条中涉及的给付义务应为有效约定，原因有四点：其一，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其二，现实中民办学校存在一定的可得利益空间，如教学功能与非教学功能分别运营、盈利等，并非完全无利可图，这从张某英已经履行协议近三年可知；其三，民办学校对举办人投入的资产、办学结余等虽然仅享有法人财产权，但举办人因出资行为在学校享有一定的财产权益，该财产权益是可以分配的；其四，协议实际上是在张某的丈夫去世后，对兴国学校产生的财产权益在家族间进行的重新分配，也是对张某丧失的财产权益及独自抚养三个子女的补偿，并非简单的对民办学校经营收益的分配。故张某英应继续履行协议第2条的给付义务，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张某英一次性给付张某182000元（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自2020年7月起张某英每月3日以前向张某支付14000元。 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曲周县人民法院（2019）冀0435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张某英一次性给付张某182000元（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自2020年7月起张某英每月3日以前向张某支付140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由张某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张某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曙辉 审 判 员 江志刚 审 判 员 白 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梦佳 书 记 员 曹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