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21民初309号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住所地：随州市沿河大道139号。法定代表人：董自先，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常凤（代理权限：代为出庭，代签法律文书），该所职工。被告：罗芬，女，198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军威（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男，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系被告罗芬之妹夫。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与被告罗芬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常凤、被告罗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军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4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罗芬与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为一审代理，代理费10000元。原告指派本所工作人员董自先、刘常凤作为被告罗芬的代理人代理诉讼，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出庭，参加调解，代签法律文书。该案经随州市曾都区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鄂1303民初2148号判决结案，原告已依约履行合同代理义务，但被告仅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5000元，剩余5000元拒不支付，原告遂诉至法院。被告罗芬辩称：原告起诉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无效的；罗芬诉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作为代理人没有在起诉状中明确写明被告罗芬的损失，及诉讼费、律师费。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是随州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从事法律服务行业的机构，被告罗芬系个体工商户，在随县柳林镇××号经营服装加工、定制及销售生意。2019年1月3日，被告罗芬找到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原告方的工作人员董自先、刘常凤与其接谈，并形成书面的《谈话笔录》，被告罗芬声称其与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需要法律帮助，详细陈述了案情经过，并在笔录的落款处写明“以上没有记错，和我讲的一样，罗芬，2019.1.3”，被告罗芬在签名上加按手印。2019年1月14日，被告罗芬再次找到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协商委托代理事宜，并形成书面的《接谈笔录》，载明：“问：任何案件的结果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希望你仔细阅读一下本所的《风险告知书》……对本案的特别告知对于你要求侵权人赔偿给你造成的损失须是提供证据的……答：我已全面阅读了《风险告知书》及本案的特别告知……我委托你担任我的诉讼代理人。问：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以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准，同时你应按委托代理合同确定的数额缴纳代理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在合同中体现。订立委托合同、缴纳代理费后，不管以何种方式结案，费用将不予退还。你考虑一下是否现在就决定与我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答：好的”，被告罗芬在落款处签名确认。同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罗芬因与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为一审诉讼（含非诉讼）代理，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款项，共同遵照履行：……五、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六、根据《法律服务收费标准》被告应向原告缴纳代理费约定：10000元（待结案后换票）……”，被告罗芬在该合同上签名并按捺，原告方亦加盖公章。同时，被告罗芬签订《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权限如下：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出庭，参加调解，代签法律文书”，被告罗芬签名按印后交付给原告。2019年4月23日，被告罗芬的妹妹罗小希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方的工作人员刘常凤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元，尚欠5000元未付。2020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法律意见函，要求被告支付下欠的5000元法律服务费，但被告拒不支付，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罗芬诉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于2019年10月28日结案。根据（2019）鄂130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关于罗芬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诉请，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中已经写明，但因为没有证据而未获支持。此案审结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一、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提交的诉争《委托代理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对被告罗芬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能否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被告罗芬主张法律服务费。关于争议焦点一,诉争《委托代理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庭审中，被告罗芬拒不回答合同上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并辩称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般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依据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罗芬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被告罗芬委托原告处理诉讼活动,协议“甲方”落款处有被告罗芬的签名及手印，虽然被告罗芬本人拒不回答签名的真实性，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军威在庭审质证时对此证无异议，明确认可合同签名的真实性，仅对合同内容有异议,故在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对被告罗芬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辩称自己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所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但被告当庭提交的2份2012-2014年期间的病历既无明确的证据来源，也未加盖任何医疗机构的公章，而且字迹潦草，纸张破烂，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军威自己都认可病历上的内容无法看清，也不能证明此病历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另外，庭审中，被告罗芬本人当庭认可自己曾经患有精神疾病，但已经“差不多好了”，且被告罗芬还于2017年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从事服装生意，再结合庭审中被告罗芬的表现，本院认为其自己陈述的“差不多好了”比较具有可信度。被告方不仅无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认为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仅不向有权机关申请撤销，反而还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元，积极地履行合同，只是在诉讼服务活动完成之后才以自己有病为由拒绝支付剩余服务费，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方辩称合同无效的理由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对被告罗芬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被告罗芬与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能否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被告罗芬主张下欠的法律服务费5000元。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法律服务合同是指律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被告罗芬因保证合同纠纷委托原告代理诉讼，原告方指派董自先、刘常凤为罗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双方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经依合同约定为被告罗芬诉富登小额贷款（湖北）有限公司、段先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提供法律服务。被告罗芬应按合同约定的数额10000元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但其仅支付服务费500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下欠的法律服务费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罗芬主张的对方赔偿其损失的诉请，原告方指派的刘常凤已经在诉状中写明,故原告方的刘常凤已经履行了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职责。至于原告方在该案的诉讼活动是否有过错，是否侵害了被告的权益，属另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处理。但被告罗芬以此为由拒不支付下欠的法律服务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罗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随州市忠信法律服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罗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先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江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