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2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西县桃花工业园创新大道（合肥万利宝铁艺家私有限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577083349Y（1-1）。法定代表人：姚文坤，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攀峰，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益，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惟林，男，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攀峰，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益，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高，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峰，北京尚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英公司”）、姚惟林因与被上诉人胡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4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英公司、姚惟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胡高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胡高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对于胡高实际支付借款本金数额认定不清。胡高为支持诉请，分别提供了2013年4月1日40万元收据一份、2016年10月7日150万元借条一份、2016年12月3日50万元借条一份，为对应其借款支付，又提供了2012年3月30日杜巧云中国银行26万元取现记录、2016年10月8日42.5万元胡高徽商银行汇款记录、2016年12月3日50万元胡高徽商银行汇款记录。显然与2013年4月1日40万元收据记载收款方式为“转账”不一致，且取款时间与收据出具时间相差较远，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第二笔150万元借款实际仅支付42.5万元。胡高称该150万元借款系先前借款结算而来，但是并没有举证证明。2、一审未认定林英公司还款，系事实认定错误。林英公司曾向胡高汇款2247232元，上述汇款均发生在借款日期之后，应当作为林英公司还款的依据。胡高称部分款项为其挂靠林英公司经营流转款，但未提供与林英公司相关的挂靠协议。3、胡高举证的《证明》系其伪造。林英公司、姚惟林在一审前并未见过该份《证明》，其上记载的内容并不是林英公司、姚惟林真实的意思表示，除此之外其表现形式也与前两份借条不同，比如证明的落款为林英公司名称加盖公章及加盖法人章，但是之前借条落款方式均未注林英公司名称加盖公章及姚惟林的个人签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林英公司并非一人公司，其股东姚惟林在否认人格混同时无需对财产独立于公司进行举证，而应当由胡高举证姚惟林与林英公司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人格混同情形。且我国刚刚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法律只做原则性规定，公司法并未列举确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具体标准，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如果一发现此类现象法院即判处涉事股东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且让市场主体对以设置公司为主体进行市场经济活动缺乏信心。胡高二审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英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暂计算利息44900元（自2019年4月2日计算至起诉之日，此后利息按照1185000元本金、18%年利率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姚惟林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林英公司、姚惟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惟林系林英公司的股东，目前占股95%。姚惟林在2019年3月24日前担任林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巧云与胡高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1日，林英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林巧云借款40万元，年息11万元整，年息27.5%。2016年10月7日，林英公司出具《借条》一张给胡高，内容为：“今收到胡高借款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年利率18%”。2016年12月3日，林英公司又出具《借条》一张给胡高，内容为：“今收到胡高借款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年利率18%”。胡高于2016年10月8日转账给姚惟林425000元、胡高于2016年12月3日转账给姚惟林500000元整。林英公司盖章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0日的《证明》载明：林英公司于2016年10月7日借胡高150万元、2016年12月3日借胡高50万元整，年利率18%，以上见借条；如果林英公司无力偿还上述两笔借款，将由林英公司借款时的法人姚惟林个人负责偿还上述两笔借款。该证明落款处法人后加盖了“姚惟林”私人印章。姚惟林于2015年6月27日转账给胡高204535.09元、于2015年8月28日转账255213.53元、于2015年9月15日转账293250元，合计752998.62元；林英公司的会计汪燕于2015年11月20日转账给胡高80423.62元、于2015年11月30日转账400916.43元，合计481340.05元。林英公司的会计黄家梅于2018年6月28日转账给胡高50000元（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于2018年6月29日转账98586元、于2018年7月5日转账43112元（附言：合肥林英付款）、于2018年7月12日转账22089元（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于2018年7月27日转账99903元（附言：合肥林英付款）、于2018年8月10日转账40000元（附言：合肥林英结算款）、于2018年8月31日转账300000元、于2018年8月31日转账269734元、于2018年9月5日转账20909.78元（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于2018年9月12日转账300000元（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于2018年9月27日转账23393.6元、于2018年10月15日转账37579.79元（附言：结算款）、于2018年10月18日转账38548.98元（附言：结算款）、于2018年10月26日转账200000元（附言：林英结算款）、于2018年11月6日转账17121.28元、于2018年11月15日转账50000元（附言：合肥林英结算款）、于2018年11月29日转账364937.05元、于2018年12月6日转账71318.43元、于2018年10月31日转账50000元（附言：代合肥林英还款）、于2019年1月24日转账100000元（附言：代合肥林英还款），合计支付胡高2197232.91元；林英公司于2019年4月1日转账给胡高50000元（摘要：还款）。胡高称林英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还款50000元，并认可林英公司举证的上述2018年10月31日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24日转账100000元、2019年4月1日转账50000元系归还本案的借款，另外还认可林英公司于2017年10月至11月还款27万元，结清2017年10月6日之前150万元的利息。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还款9万元，结清2017年12月2日之前50万元的利息。胡高认可的上述还款在起诉时已经扣除。林英公司认可收到胡高借款1325000元，分别为胡高于2016年10月8日转账给姚惟林425000元、于2016年12月3日转账给姚惟林500000元整以及收据中的400000元。胡高存在通过林英公司账户接收货款情况。林英公司与姚惟林之间存在频繁的转账，且林英公司自2016年1月1日以来转账支付至姚惟林名下款项高达千万元。2018年12月份以及2019年4月份，胡高与姚惟林的聊天记录中，胡高称姚惟林欠款200万元，可以协商打折还160万元，姚惟林只愿意给胡高90万元，且要分期支付，后协商未果。一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林英公司出具给胡高的两张《借条》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出借的款项数额，胡高称本案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林英公司仅认可为1325000元，根据胡高举证的转账记录和取款明细等，对林英公司认可的借款本金为1325000元予以确认，胡高主张的本金超过部分不予认可；关于利息，因2016年10月7日借条中的150万元系825000元本金和40万元本金对应计算的利息构成，其中包含的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按照年利率24%计算40万元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10月7日的利息为337600元，再加上2016年10月8日起以825000元（40万元+42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2017年10月7日的利息，胡高称林英公司于2017年10月至11月还款27万元，结清2017年10月6日之前150万元的利息，予以确认，此后以82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2019年4月23日的利息为229350元；50万元借款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自2016年12月3日至2017年12月3日的利息为9万元与胡高所述林英公司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还款9万元还清该笔借款至2017年12月3日的利息相吻合，对此予以确认，此后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计算至2019年4月23日的利息为125000元。上述两笔借款截止2019年4月23日的利息之和354350（229350元+125000元）扣除林英公司于2018年10月底归还的两笔款项计10万元、2019年1月24日还款10万元、2019年4月1日还款5万元后，林英公司尚欠利息104350元，故胡高要求林英公司偿还胡高借款本金1325000元、利息44900元以及以118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款清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林英公司称林英公司已经累计支付胡高款项3940000元，因有证据证实胡高通过林英公司账户走账多笔货款，林英公司举证的上述转账中发生于两份借条出具之日前的转账不能视为与本案有关，根据胡高举证和认可情况，再考虑林英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姚惟林与胡高的聊天记录等，发生于两份借条出具之后的转账，除上述2018年10月31日转账5万元、2019年1月24日转账10万元、2019年4月1日转账5万元外其他不能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款本息，林英公司抗辩已经还清借款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姚惟林是否要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因胡高的出借款项中至少925000元系直接转账支付给姚惟林名下账户，且姚惟林系林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英公司自2016年至今与姚惟林之间存在频繁多笔转账，且金额高达千万元，因此姚惟林与林英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情形，因此胡高要求姚惟林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林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高支付借款本金1325000元、截至2019年4月22日的利息44900元以及以1185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姚惟林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向胡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胡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5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为28159元，由胡高负担6029元，林英公司、姚惟林负担22130元。二审期间，林英公司、姚惟林提供证据如下：姚惟林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518账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为了维护林英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姚惟林作为公司大股东，陆续向公司出借资金，仅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累计出借15665000元，远超林英公司注册资金，且林英公司目前对外仍然有偿债能力。胡高对林英公司、姚惟林二审提供证据质证如下：1、转账记录无法反映对手方信息，看不出是转给林英公司账户。2、对方提供的是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款项，且无法看出是转给林英公司，我方提供的是2016-2019年期间姚惟林从林英公司转出的款项明细，林英公司本身开展的业务主要是承兑，承兑是私下找公司贴的，对公账户无法显现，据我方了解，2012-2019年预计私下贴现有4000多万元。3、姚惟林主张其向公司出借款项，但未提供借款合同等手续材料，不能认定为借款。4、假设姚惟林主张的向林英公司转账均属实，但其未提供2014年、2016年前林英公司向姚惟林个人账户反向转账的情况。5、一审开庭时我方申请调取2016年后林英公司与姚惟林个人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但未调取2016年之前的款项往来情况，从现有证据看，发生在借款后即2016年10月7日及2016年12月30日之后的姚惟林向林英公司的转账很少。胡高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林英公司、姚惟林二审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查明：林英公司、姚惟林二审提供了姚惟林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518账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交易清单一份，称：“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姚惟林向林英公司累计转款15665000元，均系林英公司向姚惟林的借款”。二审期间，胡高针对林英公司、姚惟林主张的还款，反驳如下：1、2015年6月27日204535.09元，发生于借条之前，系业务往来款，不是还款。2、2015年8月28日255213.53元，发生于借条之前，系华东公司往来业务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九组林英公司会计汪燕说明两份）。3、2015年9月15日293250元，发生于借条之前，系华东公司业务往来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三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记录、收据）。4、2015年11月20日80423.62元，发生于借条之前，系常州顶丰、合肥信恒、合肥丹盛三公司业务往来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十四组林英公司工行账号2015年11月4日、11月10日、11月18日银行交易记录）。5、2015年11月30日400916.43元，发生于借条之前，是业务往来款，不是还款。6、2018年6月28日5万元，系返还胡高的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五组胡高与林英公司会计黄家梅微信聊天记录）。7、2018年6月29日98586元，系返还胡高的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五组胡高与林英公司会计黄家梅微信聊天记录）。8、2018年7月5日43112元。系返还胡高的华浩制版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款”（见一审证据第十六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收据、增值税专用发票）。9、2018年7月12日22089元，系返还的合信包装、晶鸿两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七组收据、银行承兑汇票26410133）。10、2018年7月27日99903元，系龙发公司货款20万元，冲减佰特公司付款100097元，余款99903元，即是返还的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款”（见一审证据第十八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30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2份）。11、2018年8月10日4万元，系返还的合信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九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68份、收据、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记录）。12、2018年8月31日30万元。13、2018年8月31日269734元。上述两笔合计569734元，系华东公司60万元汇票，贴现2.35个点，并扣16166元费用后余额，是返还的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组林英公司送货单147份、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记录）。14、2018年9月5日20909.78元。系返还的众泰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一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8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15、2018年9月12日30万元，系龙发公司返还的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付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二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99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16、2018年9月27日23393.6元，系皖兴公司付货款43393.6元，冲减上海曹氏化工公司材料款2万元余额，是返还的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三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份、工行业务凭证、支付系统凭证）。17、2018年10月15日37579.79元，系返还的南京拓奥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四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工行业务凭证）。18、2018年10月18日38548.98元，系返还的力山纸业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五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1份、发货快递单11份、工行业务凭证2份）。19、2018年10月26日20万元，系返还的龙发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林英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二十六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00份、工行业务凭证2份）。20、2018年11月6日17121.28元，系返还的河南明鑫兴业纸业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七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19份、发货快递单17份、工行业务凭证）。21、2018年11月15日5万元，系返还的合信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转账凭证附言：“合肥林英结算款”（见一审证据第十九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68份、收据、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记录）。22、2018年11月29日364937.05元，系返还的龙发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六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00份、工行业务凭证2份）。23、2018年12月6日71318.43元，系返还的力山纸业公司货款，不是还款（见一审证据第二十五组林英公司产品送货单21份、发货快递单11份、工行业务凭证2份）。24、2018年10月31日5万元，系偿还借款。转账凭证附言：“代合肥林英还款”。25、2019年1月24日10万元，系偿还借款。转账凭证附言：“代合肥林英还款”。26、2019年4月1日5万元，系偿还借款。转账凭证摘要：“还款”。综上，第1-5笔发生于借条之前，与借款无关；第6-23笔是胡高挂靠于林英公司期间，林英公司支付胡高的业务货款，与借款无关；第24-26笔是偿还借款。因胡高的车辆曾挂户在林英公司名下，双方之间因此可能存在经济往来，而姚惟林、林英公司对胡高的上述反驳意见不认可，仍然主张上述26笔均为偿还本案借款，故本院要求林英公司提供经办会计黄家梅出庭接受询问。姚惟林答复：“黄家梅现已辞职，不在林英公司上班了，我电话联系了她，但她怕得罪人，不愿意出庭”。另，姚惟林、林英公司对2018年10月10日《证明》上加盖的林英公司印章及姚惟林私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明》的合法性不认可，称：“胡高的车辆挂户在林英公司名下，后胡高为了办理该车辆过户，借用了林英公司的印章及姚惟林的私章，该份《证明》上的两枚章印是胡高私自加盖的”。胡高称：“车辆过户的时间在2018年12月，且办理车辆过户仅需要林英公司的印章，我从未拿过姚惟林的私章”。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案涉借款的金额。2、林英公司向胡高的转款是否为偿还案涉借款。3、姚惟林是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的金额。胡高提供了2013年4月1日40万元的《收据》、2016年10月7日150万元的《借条》、2016年12月3日50万元的《借条》、2018年10月10日的《证明》及胡高于2016年10月8日向姚惟林转账425000元、于2016年12月3日向姚惟林转账50万元的转款凭证等证据，主张案涉借款为200万元，林英公司仅认可1325000元，一审由此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1325000元，并无不当。姚惟林、林英公司二审期间对此又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林英公司向胡高的转款是否均为偿还案涉借款。林英公司主张其向胡高共26笔转款，其中第1-5笔发生于案涉借条之前，林英公司主张系偿还案涉借款，有悖常理，一审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第24-26笔，胡高认可系偿还案涉借款，一审予以确认。第6-23笔，胡高称：“该部分转款系胡高的车辆挂户在林英公司名下经营期间，林英公司代收的货款，然后转给胡高”。首先，胡高的车辆确曾挂户在林英公司名下，双方之间因此可能存在经济往来，胡高对自己的主张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且初步提供了相关证据进行佐证，林英公司并未对此提供反驳证据。其次，本院要求林英公司提供经办会计黄家梅出庭接受询问，但林英公司未能提供。故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林英公司仅提供转款凭证，不具有明确指向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一审对第6-23笔还款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姚惟林是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胡高提供的2018年10月10日的《证明》载明：“林英公司于2016年10月7日借胡高150万元、2016年12月3日借胡高50万元整，年利率18%，以上见借条；如果林英公司无力偿还上述两笔借款，将由林英公司借款时的法人姚惟林个人负责偿还上述两笔借款”。该《证明》上加盖了林英公司的印章及姚惟林的私章。林英公司、姚惟林称：“林英公司的印章及姚惟林的私章均是胡高私自加盖的”。首先，按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姚惟林的私章应该由姚惟林自行保管或者委托林英公司的会计代为保管，故两枚印章同时由胡高持有，不符合常理，故林英公司、姚惟林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姚惟林作为林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占有林英公司95%的股权，该《证明》上同时加盖了林英公司印章及姚惟林私章的事实，说明姚惟林及林英公司对该《证明》的内容均是认可的，本院对该《证明》予以认定。其次，案涉借款1325000元中有925000元直接转入姚惟林的银行账户，且从一审、二审双方的举证反映，姚惟林作为林英公司控股股东，与林英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高达几千万，而姚惟林与林英公司未能对其主张的“资金往来均系借贷关系”提供公司账簿及相关证据佐证，亦说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区分不明，姚惟林因案涉借款而受益等等。再次，从《证明》的内容来看，姚惟林个人对公司借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胡高接受该份《证明》的行为说明其对此保证责任是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姚惟林仅在债务人林英公司不能清偿时承担补充责任，即在对债务人林英公司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姚惟林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一审认定姚惟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林英公司、姚惟林要求驳回胡高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491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高偿还借款本金1325000元、截至2019年4月22日的利息44900元以及以1185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491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三、在对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时，由姚惟林承担还款责任；四、驳回胡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159元，由胡高负担6029元，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71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129元，由姚惟林、合肥林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镜审判员 王养俊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崔 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