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初2730号原告：湖南天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358号上河国际商业广场F栋F层1003号。法定代表人：沈名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被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发路8号。法定代表人：林腾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沁，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惠芬，女，194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平，湖南普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华，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津京（曾用名张京京），女，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平，湖南普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华，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天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诉被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公司”）、曾惠芬、张津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天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名武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炀、阳光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和谢沁、曾惠芬以及张津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平和田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阳光城公司、曾惠芬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8000万元。2.判令阳光城公司、曾惠芬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205万元（该违约金以8000万元为本金总额，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其中500万元本金部分暂自2017年5月21日计至2019年5月21日为180万元；7500万元本金部分暂自2017年11月3日计至2019年5月3日为2025万元，前述违约金以后均继续计至各被告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3.判令张津京对上述股权转让对价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张恺(已去世)、曾惠芬以及湖南中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正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以1.5亿元对价将持有的中正公司70％股权转让给张恺、曾惠芬并退出ATT国际中心项目。该1.5亿元款项由张恺、曾惠芬分两笔支付(每笔7500万元)，其中第一笔在股权过户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7000万元，在原告完成相关房屋的拆迁等义务后支付500万元；第二笔在双方完成股权交割之日的十个月届满之日支付6500万元，剩余1000万元作为保证金在原告完成该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后一个月内付清，若张恺、曾惠芬、阳光城公司不能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则由张津京承担保证责任。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及张恺、曾惠芬、阳光城公司又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一》约定：第一笔7500万元由被告阳光城公司依照上述《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向原告支付。此后，各方又就第二笔款项的支付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二》约定：第二笔7500万元款项中的6500万元由被告阳光城公司应在第一笔款项支付给原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之日支付给原告，剩余1000万元作为保证金，由被告阳光城公司在原告处理完中正公司已受到追索或承担经济责任的相关问题并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后支付。另各方还在上述两份委托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若被告阳光城公司未依约付款，则其应当每日按照迟延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折合年利率为18％)。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将约定股权于2016年10月18日过户至了张恺、曾惠芬名下，也完全履行了《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中正公司亦无受到追索或承担经济责任的情形，中正公司也从未向被告阳光城公司出示过任何其垫付费用的凭证或发出过扣款通知，但被告阳光城公司却仅于2016年1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第一笔款项中的7000万元，剩余8000万元中的500万元其并未在原告完成相关合同义务一个月后的2017年5月21日前支付，剩余7500万元亦未依约在其支付第一笔7000万元款项的十二个月届满之日(即2017年11月3日)支付，其他被告也均未履行付款或担保义务。后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阳光城公司发《律师函》催收，但被告阳光城公司却明确回函拒付，故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阳光城公司辩称，原告主张其完全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要求支付8000万元股转款及违约金。但事实上，阳光城公司相关付款义务的前提均未满足，天润公司拖延履行、且至今仍未履行其在《协议书》等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又恶意隐瞒股权交割完成前的巨额负债，给阳光城公司、中正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天润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一》第三条，阳光城公司履行500万元付款义务的前提是天润公司完成《协议书》约定的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且经阳光城公司或曾惠芬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但截至目前，上述两个付款前提均未满足。《委托付款协议一》第三条约定了500万元的付款前提是：第一，“丙方(即天润公司)完成甲(即曾惠芬)丙双方《协议书》中约定地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的所有义务(丙方的拆迁和整合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付清应付拆迁户的拆迁款、房产部门收取的相关税金及滞纳金、已付及未付的拆迁过渡费、安置费、补偿款、违约金、现有土地上居住的住户搬迁等)”；第二，“经甲乙(即曾惠芬和阳光城公司)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甲乙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第一，天润公司不仅拖延履行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且至今仍未履行完毕。《协议书》第4.6条约定天润公司及其股东沈世红、沈名武(以下统称“天润公司”)应在股权交割后两个月内完成第2.3条约定的零星用地整合义务(股权交割于2016年10月18日完成)；天润公司亦曾出具《承诺书》，承诺国土整合手续能按时(2017年1月15日前)整合完毕，不会因国土手续未完善和腾空拆迁影响规划报建进度。但事实上天润公司一直迟迟未能履行，例如零星用地上李小平等30户拆迁过户的税费缴纳拖延至2017年7月方由中正公司代为缴足、国土证房产证一直未销户等。该等违约行为致使零星用地国土证和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大大迟延，严重影响了劳动广场开发进度。截至今日，零星用地上的30户拆迁户仍尚有9本房产证和29本国土证未予注销。甚至，案涉土地上还存在其他未注销的房产证(所有权人为长沙市教育委员会，后更名为长沙市教育局)，但天润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从未披露。其在起诉状中称“原告(在2017年4月21日前)完全履行了《协议书》中约定的各项义务”与事实根本不符；第二，曾惠芬和阳光城公司也从未书面认可天润公司已完成零星用地整合义务并将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因此，无论是基于约定的付款前提尚未成就，还是基于《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在天润公司未履行完《协议书》项下的零星用地整合义务前，阳光城公司有权拒绝支付500万元股转款。二、天润公司主张“房屋拆迁、销户等工作双方实际已变更约定由中正公司办理”依据的理由均不成立；2016年11月15日以中正公司名义申办国土手续仍是天润公司履行零星用地整合义务的体现。而2017年4月20日中正公司接收30户的相关权证则完全是《协议书》的约定，而非双方就此达成新的合意，且并未导致天润公司客观上无法履行义务。第一，中正公司在2016年11月15日递交国土手续申请材料时，系由沈世红代表中正公司授权黄妙、鲍晖前往递交文件，可见此次申请仍是由天润公司在负责零星用地国土手续，而非天润公司所谓的“阳光城公司控制中正公司后即委派其人员自行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土地销户等手续。”天润公司2016年12月28日出具《承诺书》，向中正公司汇报了零星用地整合手续的履行情况，其中就包括了2016年11月15日的国土手续申办事宜，也说明天润公司认可该事宜属于其履行零星用地整合义务的具体表现。第二，《协议书》鉴于第3点中天润公司主张“其管理项目期间…已将所涉的30本国土证房产证收回中正公司管理”；第2.4.1条约定，天润公司应当于《协议书》签订的当日退还有关中正公司的各项资料原件。可见，中正公司持有30户拆迁户相关的国土证、房产证，系各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就已经达成的合意。且尽管天润公司主张权证已收回中正公司管理，但后来中正公司发现该陈述不属实，30本权证在交割后还在天润公司控制下，且其中一本国土证还被遗失了。出于安全保管权证及顺利推进项目的考虑，中正公司在2017年4月20日要求天润公司依约交付权证。天润公司有关在履约过程中双方才合意交付权证，并进而变更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主体的主张，与约定和事实均不相符。第三，《协议书》第2.3条约定了拆迁以及国土手续办理由天润公司负责，中正公司全力配合；第2.4.1条约定了天润公司办理国土手续需要使用中正公司资料的，由天润公司向中正公司办理领用手续并妥善保管。因此，天润公司办理销户手续时，完全可以要求中正公司协助配合提供权证。但事实上，天润公司从未提出过协助配合的要求，其主张不持有权证则无法办理销户事宜与合同约定不符。反之，在交割前系由天润公司负责并促成中正公司与30户拆迁户签订了房屋置换合同、买卖合同，并收回相关权证，可见此前一直是天润公司负责与30户进行沟通。现实中，即使中正公司希望自己完成30户销户事宜，也因无法寻得30户当事人而不满足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办事要求，一直不能完成。三、《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明确约定了阳光城公司支付6500万元股转款的两项前提：1.支付第一笔款项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2.不存在约定的除外情形。但履行期限至今尚未届满，而除外情形已经发生且并未消除，阳光城公司尚无需履行6500万元的付款义务。《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约定：自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支付第一笔款项给丙方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以下称结算日)，除以下情形外，乙方应当依据本协议径行向丙方解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的6500万元…：(1)如中正公司因发生于丙方与甲方完成股权交割之日前的任何事项受到追索或者承担其他经济责任的(除项目公司资产负债表披露的负债外)，乙方有实质证据证明项目公司存在或有负债的，或甲方在结算日前向乙方出示相应的凭证或证据的……；(2)截止结算日，如丙方仍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其依《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一）《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二条中的“第一笔款项”应指向《委托付款协议一》的第一笔股转款7500万元。故在第一笔股转款尚有500万元未支付完毕的情况下，十二个月付款期限尚未起算，更谈不上届满：首先，交易各方系将1.5亿元股转款切割为两笔7500万元，并就第一笔股转款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一》，就第二笔股转款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二》。按照一般的商业逻辑，第一笔股转款的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后，才会履行第二笔股转款的支付义务。且在本案中，每笔股转款的支付均以天润公司完成相应合同义务为前提，如第一笔股转款未按时支付完毕，必然是因为天润公司违反对应的在先合同义务，阳光城公司当然有权不予支付当期及下一期款项。其次，从合同的目的解释出发，完成《协议书》第2.3条的零星用地整合义务、确保中正公司得以无负担地开发劳动广场项目，是天润公司的主要义务之一。这也是《协议书》、《委托付款协议一、二》将天润公司是否完全履约与付款挂钩的原因。天润公司在未完成义务给劳动广场开发带来巨大阻碍、存在未披露债务给中正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就要求支付该等义务和保证所对应的款项，显然既不符合双方约定，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再次，原告在起诉状中也已明确认可1.5亿元股转款系分为两笔支付，第一笔款项包括全部7500万元：“但被告阳光城公司却仅于2016年11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第一笔款项中的7000万元”。综上，《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中的“第一笔款项”应指向《委托付款协议一》的第一笔股转款7500万元。在第一笔股转款尚有500万元未支付完毕的情况下，十二个月付款期限无从起算，更谈不上届满。(二)《委托付款协议二》明确，只有在“除以下情形外”，阳光城公司才应解付6500万元。但事实上，一方面中正公司受到中盛公司和李艳辉的另案追索，金额合计超过1亿，还因李艳辉查封土地遭受了巨额损失。二者均是交割之前发生的、未被披露的或有负债，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天润公司不仅拖延履行，且至今尚未完成《协议书》约定的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从合同体系解释出发，天润公司是基于《协议书》收取1.5亿元股转款，而《委托付款协议》系三方为方便资金划转所做的委托付款安排。《协议书》第2.4.4条约定：“甲乙双方完成股权交割之日起的十个月期限届满之日，若丙方确实不存在未在附件五中披露的现有、或有负债，并且乙方完成了本协议2.3条约定的所有义务，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可见，双方的真意系：6500万元股转款须(1)在天润公司完成了2.3条约定的所有义务(即土地整合义务)、且(2)不存在未披露的负债的情况下，方才支付。两项前提即为《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明确的“除以下情形外”的两项情形。从合同目的解释出发，天润公司在签约时完全知晓阳光城公司系中正公司的最终买方。天润公司作为劳动广场项目的原运营管理方和股权卖方，对标的物负有瑕疵担保责任。买方最关注标的物的两点，就是“劳动广场项目能否顺利开发”以及“是否有或有负债”，这是《协议书》和两份《委托付款协议》的合同目的。具体化到条款中，即为《协议书》第2.4.4条及《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约定的，只有在(1)天润公司履行完土地整合义务，且(2)确实不存在未披露的或有负债的情形下，天润公司才有权收取6500万元部分的股转款。但是，事实上在天润公司主张的6500万元付款期限之日(2017年11月3日)，中正公司已被未予披露的李艳辉保证债务追索，被查封价值超过7亿的劳动广场主地块，还面临一审败诉被判决承担超过1亿元赔偿责任的情形。天润公司也未在其承诺的2017年1月15日办理完零星用地国土证。而直至今日，中正公司还面临与李艳辉案同一事由的刘金才或有负债，零星用地的销户事宜也未完成。天润公司未履行自身主要义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却还要求取得与之对应的股转款，既不符合约定，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四、即使《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的履行期限已届满，因天润公司违反或有负债的披露义务、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中正公司受到李艳辉案、中盛公司案等追索，且至今仍存在刘金才的或有负债，金额远超6500万元。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阳光城公司有权暂扣被追索及或有负债金额至事项解决之日。依据《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第(1)项约定，中正公司因发生于股权交割之日前的任何事项受到追索或者承担其他经济责任的(除项目公司资产负债表披露的负债外)，项目公司存在或有负债的，或曾惠芬在结算日前向阳光城公司出示相应的凭证或证据的，阳光城公司有权从6500万元中暂扣相关款项数额。如上所述，在2017年11月3日(天润公司主张6500万元应付之日)前，中正公司就已因权交割之前的事项受到第三方追索或者遭受其他损失：1.长沙中盛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起诉中正公司追索128.85万元(下称“中盛案”)。该案属于交割之前发生的、未被披露的债务；2.李艳辉于2017年2月7日起诉中正公司追索105，354，880元(下称“李艳辉案”)。此案的缘由是：此前曾惠芬夫妇与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合作开发劳动广场项目，双沈引入华宇公司、刘金才作为投资者。2013年，因双沈违反与曾惠芬夫妇的协议约定，为规避曾惠芬夫妇向其追究责任，双沈与华宇公司、刘金才签署了《股权变动保障协议》，使天润公司的“隐名投资人”华宇公司、刘金才投入的7500万元款项在特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对双沈的借款债权，年息30％。后各方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在其中华宇公司将权利义务转让给李艳辉，同时双沈利用其当时控制中正公司的便利，操纵中正公司，为李艳辉、刘金才对双沈享有的债权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李艳辉于2017年3月3日查封了价值超过7亿的劳动广场项目主地块，同年10月24日一审判决判令中正公司承担超过1亿元的赔偿责任。3.李艳辉案查封项目土地导致中正公司无法办理土地抵押而遭受融资损失，亦导致主地块的国土证无法更名，从而无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正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在当时难以估量。由于上述被追索事项总额已超过1亿元，即使6500万元的付款前提在2017年11月3日已满足，阳光城公司也有权予以暂扣。中正公司存在被刘金才基于与李艳辉相同事实和基础追索保证责任及被查封土地的风险。刘金才可能主张的本金为2700万元，截至李艳辉案终结之日利息超过3997万元，截至2019年11月超过4500万元(下称“刘金才或有负债”)。此外，中正公司因天润公司未履行土地整合义务而承担的额外成本和损失目前超过4268万元，天润公司基于《协议书》第4.6条同意在股转款中抵扣；因李艳辉案多承担的费用、遭受的融资损失超过555万元。因此，即使在李艳辉案终结后(2019年1月17日中正公司收到再审裁定)，阳光城公司也有权暂扣全部6500万元款项直至天润公司彻底解决刘金才或有负债及赔偿中正公司其他相关成本、损失。五、根据《委托付款协议》第二条，1000万元余款作为保证金，在：1.天润公司处理完毕第一条的两种付款除外情形；2.天润公司解决《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并与曾惠芬签订书面结算书确认其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且结算完扣款后，阳光城公司根据《结算书》确认的余额支付。但如上所述，天润公司至今未处理完毕第一条列明的两项除外情形，亦未履行完毕《协议书》项下的土地整合义务，曾惠芬也未与其签订任何结算文件，阳光城公司尚无需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六、即使阳光城公司目前需支付全部或部分股转款，由于天润公司违反土地整合义务、如实披露债务等约定，导致中正公司实际代为履行而承担了费用、劳动广场项目开发迟延而承担额外成本和损失、以及受到交割之前未经披露的债权人追索而受损失，阳光城公司有权根据《协议书》《委托付款协议》和天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函》进行抵扣。抵扣后无须再支付任何款项。(一)中正公司代为履行土地整合义务的成本《协议书》第4.6条约定，如天润公司超过谅解期(2016年2月18日)仍未完成土地整合义务，则交由中正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代为纠正处置，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及实际发生的费用，天润公司同意从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委托付款协议一》第三条及《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第(2)款亦均约定了天润公司未及时全面履行《协议书》的义务，阳光城公司可相应从股转款中扣除；2016年12月18日天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国土整合手续及主地块腾空拆违能按时完成，否则中正公司代为纠正处置发生的成本、费用由天润公司承担。1、中正公司在2017年5月初代为完成主地块的房屋腾空补偿并实际支付了补偿款90万元；2、在2017年7月初代为完成30户拆迁过户相关税款缴纳，实际支付了1，255，415.21元。这些费用应在股转款中扣除。(二)中正公司因交割前发生的、未披露事项受到追索而遭受的损失《协议书》第4.4条明确，天润公司是中正公司及劳动广场项目或有负债的第一责任人，对该等或有负债承担清偿责任。曾惠芬有权从股转款中直接扣除相应款项；《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亦明确，中正公司因股权交割之日前任何事项受到追索或承担经济责任、或有实质证据证明中正公司存在或有负债的，都可从6500万元股转款中扣除；2017年4月21日天润公司出具《承诺函》，认可李艳辉案系其未披露的或有债务，承诺承担因此产生的损失、诉讼费用和律师费，可直接在股转款中扣除。3.如上所述，中盛案系交割前发生的未披露或有负债。2018年7月，中正公司收到中盛案的二审判决，因该案导致赔偿款、律师费、诉讼费损失合计损失441，332.37元；4、如上所述，李艳辉案系交割前发生的未披露或有负债。中正公司因李艳辉案共支出律师费合计1501.28万元；5、在李艳辉案中，劳动广场项目主地块从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10月9日被查封。中正公司曾就解封土地提出执行异议，但未获法院同意。因土地被查封无法办理抵押登记，中正公司无法使用土地进行融资，承担了巨额的融资损失。根据当时的第三方评估，主地块价值为719，750，000元，损失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自查封之日2017年3月3日计算至解封之日2018年10月9日，合计55，555，703.13元。除前述对未披露或有负债的约定外，《协议书》第4.10条专门强调“乙方明确，若因天润公司现有、过往以及潜在代持股东之间权属不清导致纠纷或时间延误或对丙方业务有重大影响，均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由此给甲方、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此条即专门针对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与刘全才、李艳辉的过往隐名投资人权属不清导致的纠纷，天润公司应承担由此给中正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综上，天润公司应承担中盛案的赔偿责任、诉讼费和律师费；承担李艳辉案的律师费和因此造成的融资损失。该等款项根据约定可直接从股转款中扣除。(三)天润公司迟延履行或未履行土地整合义务导致的额外成本和损失。《协议书》第3.4条约定，因天润公司原因造成合同义务履行延迟，曾惠芬、中正公司有权追究相应损失；第4.6条亦明确因天润公司迟延履行土地整合义务产生的额外成本及实际发生的费用，天润公司同意从应付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一方面，在2017年5月，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间融资机构规范发展的意见》，中正公司的名称不得含有“投资”字样，故公司将“投资”更改为“房地产开发”，并同时申请办理主地块国土证的更名事宜。但由于在李艳辉案中主地块于2017年3月3日被查封，致使国土证更名无法办理，导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更名亦无法办理。直至2018年10月9日查封被解除后，主地块国土证更名方才完成。另一方面，因天润公司未能依约在2017年1月15日前完成零星用地整合义务，主要包括未缴清30户拆迁过户相关税款及未办理销户，致中正公司直到2018年1月才取得零星用地国土证，大大晚于《协议书》约定的时间(2016年12月18日)及天润公司承诺的时间(2017年1月15日)。6.上述两个因素导致劳动广场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迟迟无法办理，劳动广场项目开发进度大大拖延，最终导致原总包施工方退场，中正公司因此承担了巨额赔偿责任(赔偿款10，116，862.16元)，以及重新招标后产生的额外成本(合同差额损失30，416，079.14元)，属于《协议书》第4.6条约定的“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及实际发生的费用”。综上，即使阳光城公司目前应支付全部或部分股转款，依据约定可予扣除的金额已经超过天润公司主张的数额，阳光城公司无需向天润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七、天润公司主张2205万元的违约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天润公司所主张的股转款本金的各项付款前提未满足，阳光城公司本就无须付款，更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即使付款前提已满足，因天润公司的违约行为，阳光城公司有权对股权转让款予以暂扣，直至暂扣事由解决或双方达成结算合意。阳光城公司对款项的暂扣行为符合约定，不应因此支付违约金。尤为重要的是，本案中系由于天润公司先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包括未履行土地整合义务导致劳动广场项目开发严重迟延，以及故意隐瞒其操纵中正公司对外为其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的事实，致使中正公司承担额外成本、遭受追索及损失。如果在交易签约之时曾惠芬、阳光城公司就获知中正公司对外还存在如此巨额的保证债务，且很可能随时爆发(事实上在股权交割之日后不到四个月，李艳辉就起诉了中正公司并查封了土地)，或知晓零星用地会比天润公司的承诺迟延一年多才拿到国土证，《协议书》和《委托付款协议》中的股转款对价、支付条件和期限绝不会如目前所约定。天润公司实际在签约时就欺瞒阳光城公司和曾惠芬，其行为具有过错，恶意明显，无权要求支付违约金。综上，天润公司主张的三笔款项付款前提均未满足，即使当时满足，亦因天润公司违反合同义务，阳光城公司有权予以暂扣。就股转款本金部分，阳光城公司有权扣减天润公司因违约行为和交割前未披露事项给中正公司造成的损失，扣减后无须支付股转款。中正公司保留就剩余部分损失继续向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追偿的权利。就违约金部分，则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天润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曾惠芬辩称，一、曾惠芬不是付款义务人。天润公司登记在中正公司70％股权应取得的价款1.5亿元，应由股权受让第三方即本案被告阳光城公司承担给付义务。理由如下：1、对曾惠芬与天润公司及中正公司三方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关键条款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出的结论：(1)《协议书》第2.4.3条约定：“甲方(曾惠芬)与股权受让第三方签订正式的协议后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股权转让款7500万元至乙方与股权受让第三方的双控账户上，于双控前就该笔款项订立三方委托付款协议，且协议中明确股权受让第三方应当在该款的解付条件成就时无条件付款；乙方(天润公司)收到该三方委托付款协议后，才履行2.5.2条约定的股权过户义务”；《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本协议项下甲方、乙方之间的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生效”。以上条款可以看出：第一，合同生效必须股权交割；股权交割必须三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因此，委托付款协议中阳光城公司对天润公司的付款责任和义务是《协议书》生效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阳光城公司并不只是简单的受曾惠芬之委托付款，其所承担的付款义务完全是独立的，且应付的款项除了天润公司外，还应当按约定支付给曾惠芬；第二，无论该付款账户称之为双控账户或共管账户，均在受让第三方名下，法律上应当归第三方阳光城公司所有，即付款义务人应当为阳光城公司，而非曾惠芬。(2)《协议书》第4.9条约定:“甲方(曾惠芬)签订本协议的目的是在乙方(天润公司)确保土地能够开发的前提下，寻求第三方接手项目完成开发”；该条款可以看出，第三方接手完成开发是《协议书》签订的根本目的，没有第三方的加入，天润公司明知曾惠芬不可能有资金来支付转让款；没有第三方加入，曾惠芬即便有支付能力也不可能以现金支付方式去收购违约合作方天润公司的股权，而是会选择按湖南省高院关于与天润公司的解除合作纠纷一案的判决结果通过申请执行来解决股权问题。因此，第三方阳光城公司才是曾惠芬与天润公司实际意义上的付款义务人。(3)《协议书》第一条“定义与释义”中对“股权受让第三方界定为：指本协议之外、从甲方处受让湖南中正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第三方经济实体”。从《协议书》中大量的、多次提及的有关股权受让第三方条款可知，尽管股权受让第三方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具有确定性，也不是合同中的相对方，却在该《协议书》为其预设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以及明确、详尽的权利与义务。阳光城公司作为最终的股权受让第三方不仅按照《协议书》的约定签署了两份委托付款协议，且按照协议实际履行了《协议书》中各项关于股权受让第三方约定的条款，不仅履行支付义务，同时还享有协议体系约定的权利，再次证明阳光城公司与天润公司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委托付款关系。2、从协议履行情况看，2016年10月，曾惠芬、天润公司、阳光城公司三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2016年11月2日，阳光城公司从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天润公司解付了7000万元(天润公司起诉状自认陈述部分)。这从事实上进一步证明，天润公司与阳光城公司双方都认可：天润公司的股权转让对价应当由阳光城公司支付。综上所述，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天润公司将股权变更到曾惠芬名下，曾惠芬再将目标公司整体出让给受让第三人阳光城公司，阳光城公司收购目标公司前需签订三方协议，按约向曾惠芬、天润公司分别支付股权对价款。这一交易架构是各方在开始交易前即签订协议时就知情且认可的，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与两份《委托付款协议》组成了一个完整交易契约，不可或缺，只有各项条件成就，天润公司和曾惠芬获得对价款的这一合同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天润公司与曾惠芬的合同目的得到实现的前提是第三方阳光城公司按约付款，即阳光城公司才是天润公司的付款义务人，也是曾惠芬的付款义务人。因此，曾惠芬在本案中并非适格的被告。二、即使曾惠芬为付款义务人，该付款义务已经按约定合法转移给股权最终受让第三方阳光城公司。《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根据该规定，债务转移成立的基本要件有二：一是受让人同意受让；二是取得债权人同意。就本案而言，曾惠芬与天润公司及阳光城公司的约定及实际履行行为符合该法律规定，已构成债务转移。理由如下:1、《委托付款协议一》第一条约定：“乙方(阳光城公司)在与甲方(曾惠芬)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生效且《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并购前提条件成就后向该共管账户支付7500万元。在7500万元款项进入共管账户之前，丙方(天润公司)有权拒绝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湖南中正投资有限公司的70％的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第三条约定：“丙方完成甲丙双方《协议书》中约定的整合义务后，经甲乙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甲乙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内，解付余款500万元”；《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约“除以下情形外，乙方应当依据本协议径行向丙方解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的6500万元而无须甲方另行出具《委托付款函》(如出现以下情形，可扣除相应款项)”。从《协议书》以及两份《委托付款协议》的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天润公司是否履约转让股权，取决于阳光城公司是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付款；而阳光城公司是否支付，并不取决于曾惠芬，而是取决于天润公司是否对中正公司造成了违约。从《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约定可知，阳光城公司无须曾惠芬同意即可径行向天润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即便出现了除外情形，该条款也约定了阳光城“可扣除相应款项”的权利，而没有重新给予曾惠芬出具委托付款函的权利。2、《委托付款协议一》第四条约定：“乙方(阳光城公司)依据本协议受托向丙方(天润公司)付款的，视为乙方已按《股权收购协议》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甲方(曾惠芬)依据《股权收购协议》可向乙方主张的债权相应核减。”《委托付款协议ニ》第三条约定：“乙方(阳光城公司)依据本协议受托向丙方(天润公司)支付的款项，视为乙方按照《股权收购协议》中约定地对甲方(曾惠芬)的支付；甲方依据《股权收购协议》可向乙方主张的债权相应核减。”上述约定明确了阳光城公司在支付天润公司的款项后，该款项抵偿应付曾惠芬的转让款，即阳光城公司自愿以受让债务的方式抵销应付曾惠芬的等额债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债务转移的第一要件。3、对于天润公司应收取的1.5亿元价款，按《协议书》约定，其中7500万元(按《协议书》约定细分为7000万与500万元两笔分别支付)在《委托付款协议一》已明确由第三方阳光城公司支付，且已由阳光城公司实际支付了7000万元。剩余的500万元，至今仍在苏南阳光城公司(阳光城公司指定的执行实施主体)的名下账户中，如认为该款应当由曾惠芬作为债务人承担给付义务，根据《协议书》第2.4.3(2)条之约定，应视为债权人天润公司根据该条款约定同意将该债务转让给受让的第三方，只是此时未能有明确的第三方而已，而在各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一》后，则已明确将该债务转让给第三方阳光城公司。对于天润公司按约收取的另7500万元价款(按《协议书》约定细分为6500万元与1000万元两笔分别支付)，虽然《协议书》的2.4条约定曾惠芬承担6500万的付款义务，但在《协议书》的4.5条及在其后曾惠芬与天润公司及阳光城公司三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二》中该7500万元的支付方式变更为由阳光城公司直接支付而无须曾惠芬认可，天润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行为，即天润公司与曾惠芬达成了新的合意，应视为天润公司已同意该债务转让给阳光城公司承担。因此，案涉8000万元价款的给付义务，天润公司均已同意转让给阳光城公司符合法律规定债务转移的第二要件。4、其后，天润公司出具的各类承诺函均表述“同意受托付款人阳光城公司直接从受托应付天润公司的款项中扣除相应款项，用以支付中正公司的损失费用。天润公司以及沈世红、沈名武一致认可，阳光城公司将前述款项支付给中正公司的行为，视为张恺、曾惠芬已经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合同价款”。再次证实了作为债权人的天润公司是完全同意债务转移的。三、曾惠芬已经按照前述协议履行了约定义务，对天润公司、阳光城公司皆不存在违约行为。具体为：1、曾惠芬已经按照协议于2016年11月14日，将从天润公司处受让的目标公司的70%股权再次转让给阳光城公司并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曾惠芬已经按约定，于2016年11月2日配合阳光城公司将其共管银行账户中的7000万元人民币解付给了天润公司。3、曾惠芬已经多次函告或会商天润公司、阳光城公司，其应当及时、合理履行义务。具体有：《告知函》(天润公司未披露的水费)《工作联系函》(三份)(土地使用税滞纳金、过渡费、目标公司土地被查封、双方结算事宜)等证据给予佐证。4、李艳辉案案发后，天润公司对中正公司出具书面的承诺与声明，强调是天润公司未能披露或者虚假陈述，曾惠芬并不知情。李艳辉向中正公司主张责任的《股权变动保障协议》的补充协议，加盖的是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私自刻制的编码为4301000100871的印章，该印章由天润公司在与曾惠芬股权诉讼期间刻制，由天润公司一方掌握，天润公司使用私刻公章在保证人一栏签章为自身进行担保的事宜，曾惠芬无从知晓。天润公司对曾惠芬、中正公司、股权受让第三方阳光城公司的各类协议、文件中对该枚印章的使用均进行了承诺，以上事实阳光城公司方均已知晓，且天润公司方销毁公章等均有阳光城公司参与，曾惠芬没有任何隐瞒以及违约的行为。综上，在曾惠芬既没有付款义务、又没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天润公司对曾惠芬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根据。四、天润公司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对价解付是分阶段、有前提条件的，天润公司至今未获得完全支付，系其自身未履行零星用地整合义务、未履行目标公司应当披露而未披露事件的义务导致付款条件不成就。对此，因天润公司的行为给曾惠芬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依法应当由天润公司承担，曾惠芬对其保留进一步追索的权利。其理由是：根据前述的系列协议，天润公司应取得的价款总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分两个阶段每阶段各解付7500万元。其中，第一个阶段先依约解付7000万元(此金额已经履行，各方无争议)，剩余500万元在约定条件成就后解付；第二个阶段先依约解付6500万元，剩余1000万元作为保证金待约定条件成就时付清。1、关于天润公司所主张的500万元价款。相关约定为：①《协议书》2.4.3(2)约定：天润公司完成协议中2.3条义务当日解付(2.3条义务主要指“零星用地”上的拆近、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等义务。)；②《委托付款协议》第三条约定：丙方(天润公司)完成甲(曾惠芬)丙双方《协议书》中约定地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的所有义务(丙方的拆迁和整合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付清应付拆迁户的拆迁款、房产部门收取的相关税金及滞纳金、已付及未付的拆迁过渡费、安置费、补偿款、违约金、现有土地上居住的住户搬迁等)，经甲乙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甲乙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甲方和乙方应向丙方解付500万元。但因丙方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前述义务，而给甲方造成损失或者由甲方垫付了费用的，甲方给乙方出示相应的财务凭证并发出扣款通知后，乙方应当以500万元为基数扣除甲方书面通知的扣款金额对应的款项数额后向丙方付款。综上可见，余款500万元的解付是有约定前提的。前提一：天润公司完成曾惠芬与其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的所有义务；前提二：在扣除相关垫付款项后，经阳光城公司或曾惠芬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至今为止，其前提条件并未成就，理由如下：首先，至今为止天润公司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的所有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应由阳光城公司举证证明。曾惠芬并无权利以及义务参与中正公司经营事务，对项目零星用地的整合进度以及天润公司的2.3条义务的履行情况，曾惠芬并不知情。但从天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函》来看，至少天润公司已明确表示不能完成约定的零星土地整合义务，即付款前提条件一不成就。其次，根据付款前提二“在扣除相关垫付款项后，经阳光城公司或曾惠芬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之约定，对曾惠芬而言，至今未能向阳光城公司送达书面认可通知书是天润公司自身的原因造成的，理由是：2017年5月27日，曾惠芬给天润公司发《工作联系函》，要求协商处理费用承担问题，其中，第2条为《委托付款协议一》中两方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前述义务，由甲方垫付了费用的情况，即天润公司控制中正公司期间，中正公司名下主地块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从2010年起因未能如期缴纳以致产生协议书未披露的滞纳金734144.11元。因税务部门多次催缴，曾惠芬多次与天润公司协商滞纳金一事，天润公司承诺妥善解决，但一直未能真正解决。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曾惠芬已全额垫付了相应滞纳金，因此曾惠芬发函请天润公司协商处理该等滞纳金的承担问题。第3条为协议书中2.3条约定的2016年6月30日之后的拆迁过渡费的承担问题，属于零星用地拆迁整合费用。2017年6月8日，天润公司法人沈名武收到函件后回复：“……有关第二点所涉的滞纳金问题及第三点所涉的拆迁过渡费问题，拟在等待李艳辉在娄底提起诉讼终结后再与贵方友好协商。”之后，曾惠芬方还有其他垫付费用的情况，但因李艳辉案诉讼未终结而双方并未协商一致。2019年3月12日，李艳辉案诉讼终结后，曾惠芬就上述事宜再向天润公司寄送《关于要求尽快与我方协商费用承担问题的工作联系函》。由上述情形可知：1、天润公司认可存在前述付款前提二中因其自身未履行零星土地的整合义务导致形成的垫付；2、关于因垫付款项应扣除额度，天润公司认为应当在李艳辉案诉讼终结后再协商确定；3、该笔500万元价款至今尚未能确定支付金额。未能确定的原因是天润公司未及时与曾惠芬协商一致造成，并非是曾惠芬怠于履行义务。此外，从日常经验法则可以推断，天润公司对该笔款项未能满足付款条件也是明知的。这500万款项一直存放于天润公司、阳光城公司、曾惠芬三方控制的账户中，如果天润公司认为该笔款项应当支付只需向阳光城公司和曾惠芬提出解付要求即可。但至起诉之日止二年多时间，天润公司从未就该笔款项提出过解付要求，就是因为其明知有相关扣款未能明确，即明知付款条件未成就。2.关于天润公司所主张的6500万元价款。根据约定：①《协议书》2.4.4中：天润公司与曾惠芬完成股权交割后的十个月期限届满之日，且完成2.3条约定义务、不存在或有负债时支付；②《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则变更为：支付第一笔款项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之日，若无或有负债或其他损失承担，阳光城公司应径行向天润公司解付第二笔中的6500万元。可见，第二笔6500万元的解付也是有约定前提的。根据中正公司各类函件告知，从2017年2月7日李艳辉诉天润公司、目标公司纠纷案立案，2017年8月11日长沙中盛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诉目标公司纠纷案立案，以及天润公司就李艳辉案出具的《承诺函》等，证明天润公司未完全履行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义务。曾惠芬认为，不论该笔6500万元是否付款条件成就，按照《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一条，除外情形也有相应的扣款约定，而无须曾惠芬另行出具委托付款函或认可，因此曾惠芬对该笔款项的支付并无责任；3、天润公司所主张的1000万元价款。根据约定：①《协议书》2.4.5中：余款0.1亿元作为保证金，在天润公司完成协议约定各项义务后的一个月内付清；②《委托付款协议二》第二条：第二笔中的余款0.1亿元作为保证金，在天润公司处理完上述第一条(1)、(2)问题，同时解决《协议书》中各项义务并经天润公司与曾惠芬签订书面《结算书》且送到阳光城公司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结算书》中确认的余款。可见，最后的余款也是有付款的约定前提，因前述问题尚未解决，其亦未与曾惠芬签订《结算书》，在前述两笔价款尚存争议未能支付的前提下，最后一笔对价款显然不具备付款条件。五、天润公司所主张的价款中应当扣减按协议约定应当扣除的款项。根据《协议书》第3.2条之约定：“乙方(天润公司)承诺，除附件五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外，中正公司面临债权人追索的，由乙方对该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基于上述约定和承诺，已由曾惠芬垫付的款项共计1579858.42元应在天润公司主张的价款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在目标公司股权最终受让方阳光城公司加入并承继天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债务的情况下，在曾惠芬积极履约且无违约行为的基础上，在天润公司自身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前提下，天润公司对曾惠芬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对曾惠芬的诉讼请求。张津京辩称，一、张津京的保证责任是附条件的，在约定条件未成就时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天润公司与曾惠芬及中正公司三方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张津京的保证条款如下：1、第2.4.3条第(2)点，500万元解付条件成就后，甲方(曾惠芬)、股权受让第三方(阳光城集团)不能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由张津京承担保证责任；2、第4.5条，股权交割时，乙方(天润公司)只收到了7500万元，甲方对余款7500万元的付款义务由张津京承担附带条件的连带担保责任；3、第4.4条，乙方(天润公司)是两方(中正公司)、ATT项目的或有负债第一责任人，为保证甲方(曾惠芬)、丙方(中正公司)权利，由乙方对丙方、ATT项目或有负债承担清偿责任，并由乙方以其自身资产(见附件六)为该等或有负债提供抵押、质押；4、第六条担保条款，张津京在本协议中所提供的保证自乙方按照本协议第4.4条的约定设定有效的抵押权、质押权时生效。上述约定清晰无误地界定了：1、张津京对500万元的保证责任是基于甲方以及股权受让第三方不能履行付款义务，而该500万一直在天润公司预留印鉴进行了三控措施的账户内，且天润从未主张支付或者解付，故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况，只存在何时履行的情况；2、张津京承诺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即天润公司按协议附件六的资产清单提供抵押或质押。而本案的事实是，天润公司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有效的反担保，张津京的附带条件的连带担保责任因条件未成就而未成立，故应当依法驳回天润公司对张津京的诉讼请求。二、即使张津京的保证责任有效成立，因其后债务转移的行为发生，张津京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即便张津京在天润公司与曾惠芬及中正公司三方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自愿签字担保，假设天润公司已按约提供反担保的前提下张津京的保证责任成立，但因2016年9月28日天润公司与被告阳光城公司、曾惠芬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一》、《委托付款协议二》及其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了曾惠芬对天润公司所负债务已经转移给阳光城公司的法律后果，这一债务转让行为未获得张津京的书面同意，依照《担保法》第二十三条“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移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张津京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三、即使张津京的保证责任有效成立，但天润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张津京的保证责任依法已经免除。在由张津京作为连带保证人签字的三方《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张津京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六个月。根据天润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其主张股权转让对价剩余款项应当在2017年11月3日前支付完毕，即其主张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但在2017年11月3日起后的6个月内，天润公司并没有向张津京主张过保证责任。因此，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或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张津京的“保证责任”早已过了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已经依法免除。综上所述，在本案保证责任生效条件未成就，即使成就，主债权债务转移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期间早已届满的事实下，张津京依法不用承担所谓的“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天润公司对张津京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湖南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湖南中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公司），系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2月30日，为合作开发中正公司名下的ＡＴＴ国际中心项目，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与张恺（已去世）、曾惠芬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天润公司从张恺、曾惠芬处受让了中正公司7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的实缴出资额为7000万元。之后，天润公司与张恺、曾惠芬因ＡＴＴ国际中心项目的开发等事宜发生分歧并酿成纠纷。2016年6月15日，甲方（张恺、曾惠芬）与乙方（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以及丙方（中正公司）签订了一份包括股权转让在内的一揽子《协议书》。该协议甲方以及担保人处由张津京进行了签名，乙方以及丙方进行了签名或盖章。《协议书》确认：ＡＴＴ国际中心项目用地包括长沙市天心区的主地块以及待整合的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李小平等30户（783.86平方米）、长沙市新兴服装厂（859.23平方米）、燕子岭棚户区（470.056平方米）、劳动广场用地（88平方米四块零星用地），待整合的四块零星用地由中正公司通过协议方式受让，出让手续已经审批通过，土地出让金仍未支付。乙方在《协议书》中主张：其管理中正公司期间，需整合的零星用地仅李小平等30户以及劳动广场用地88平方，随时可以重新办理零星用地整合补征手续；且乙方管理项目期间，促成中正公司与李小平等30户业主签订了多份房屋置换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将所涉的22户的房产过户至中正公司名下，并对李小平等30户土地上的建筑物进行了拆除；主地块上的建筑物虽未推平，但实际已销户。《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了退出方案。其中第2.1条约定：甲乙双方解除原合作协议，乙方同意以1.5亿元的价款作为退出ＡＴＴ国际中心项目的对价。第2.2约定；乙方将其名下的中正公司70%的股权过户给甲方，不再就原合作协议主张任何合同权益。第2.3约定：劳动广场漏征的88平方土地和主地块内未推平的建筑物已经销户并由乙方随时腾空，在不影响甲、丙向第三方交割的情况下，甲方不得以主地块范围内有未推平建筑物为由拒付乙方款项；在1.5亿元范围之外，丙方另行斥资2300万元，由乙方完成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腾空、补征、房屋销户等；乙方的拆迁整合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付清应付拆迁户的拆迁款、房产部门收取的相关税金及滞纳金、已付及未付的拆迁过渡费（若甲方不能在2016年6月30日前部分解付该拆迁款项，则乙方垫付的该时间之后至解付之前的拆迁过渡费由双方另行协商）、安置费、补偿费、违约金、现有土地上居住的住户搬迁、乙方报建及拆迁人员工资等，及时办妥零星用地的所有出让手续（已审批零星用地土地出让金及对应税、费由丙方另行支付至国土局，此款不在2300万元之内），彻底解决开发项目的土地完整性问题，最终由乙方实现ＡＴＴ国际中心项目开发所须整合的零星用地无任何权利负担的腾空后交割给丙方，确保丙方能按照已审批的总图实现项目建设；上述2300万元款项由乙方使用，超支不补，结余归乙方所有，拆迁以及国土手续办理由乙方负责，甲方和丙方全力配合乙方工作。《协议书》第2.4条约定了付款方式。其中第2.4.1和2.4.2约定：甲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协议签订后的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对丙方的尽职调查，在尽职调查结果和乙方披露信息一致，且丙方不存在协议附件五披露之外的重大负债、或有负债、第三方主张权益及风险事宜的前提下，尽职调查完成且甲方就丙方的股权转让事宜与股权受让第三方签订正式协议后的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2300万元的款项支付至双控账户内；本协议项下的股权交割完成之后，该款解付至丙方账户，定向支付国土补征手续、拆迁补偿等相关费用；前述资金不足以完全支付拆迁整合费用时，甲、丙有权直接从应付乙方的款项中直接扣除。第2.4.3约定：在尽职调查结果和乙方披露信息一致，且丙方不存在协议附件五披露之外的重大负债、或有负债、第三方主张权益及风险事宜的前提下，甲方与股权受让第三方签订正式协议后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股权受让款7500万元至乙方与股权受让第三方的双控账户上（于双控前就该笔款项签订三方委托付款协议，且协议中明确股权受让第三方应当在该款的解付条件成就时无条件付款；乙方收到该三方委托付款协议后，才履行股权过户义务）；乙方将70%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十个工作日内解付7000万元给乙方；乙方完成约定2.3条合同义务的当日解付500万元给乙方；解付条件成就后，甲方、股权受让第三方不能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由张津京承担保证责任。第2.4.4约定：甲乙双方在完成股权交割之日起十个月期限届满之日，若丙方确实不存在未在附件五中披露现有、或有负债，并且乙方完成了本协议第2.3条约定的所有义务，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0.65亿元；第2.4.5条约定：余款0.1亿元作为保证金，在乙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后的一个月内付清。《协议书》第三条对相关的承诺与保证进行了约定。其中第3.1约定：乙方承诺，合作期间没有以中正公司名下资产设立任何质押、抵押，或以中正公司名义为其他主体提供保证担保，承诺土地无第三方主张权益；若有该等质押、抵押、保证，甲方、丙方因承担前述责任而蒙受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丙方承担了前述责任的，有权从依据本合同应付乙方的款项中直接抵扣；第3.2约定：乙方承诺，《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存续期间，中正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真实、全面地体现在附件五上；乙方承诺，除附件五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外，中正公司面临债权人追索的，由乙方对该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第3.4约定：乙方承诺，本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应及时积极履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时间延误，甲方、丙方有权向乙方追究相应损失。第3.5约定：乙方认可，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均有权作为乙方独立受领本协议下的款项。《协议书》第四条系特别约定条款。第4.2约定：乙方完成本协议2.3条约定的义务之前的主地块的闲置，产生的土地闲置费（包括相应滞纳金），相应损失由乙方承担70%；乙方完成本协议2.3条约定的义务之后，闲置土地发生的土地闲置费由丙方承担。第4.4约定：由乙方对丙方、ATT国际中心项目或有负债承担清偿责任，并由乙方以其自身资产为该等或有负债提供抵押、质押；甲方有权从应付乙方的合同价款中直接扣除相应款项用以清偿前述债务。第4.5约定：余款7500万元的付款义务由张津京承担附带条件的连带担保责任；该款也签订三方委托付款协议；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无正当理由迟延付款的，迟延支付的款项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第4.6约定：乙方同意在股权交割后两个月内完成2.3条约定的合同义务，两个月未能完成，甲方同意给予乙方两个月的谅解期；乙方仍未能完成的，则交由甲方、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代为纠正处置，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及费用，乙方同意从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确因国土手续未能完善影响丙方规划报建的，由乙方按照0.93亿元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4.10约定：若因天润公司现有、过往以及潜在代持股东之间权属不清导致纠纷或时间延误或对丙方业务有重大影响，均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由此给甲方、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张津京在本协议中所提供的保证自乙方按照本协议第4.4条的约定设定有效抵押权、质押权时生效。该《协议书》附件五（天润公司、沈名武于2016年11月11日向张恺、曾惠芬等出具）载明：截至2016年9月30日，中正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表：梁连成、沈名武、张津京合计1020717.6元；王超、黄妙、龚爱、湖南天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计15403.8元。《协议书》签订后，张恺、曾惠芬、阳光城公司、天润公司分别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一》和《委托付款协议二》，其中张恺、曾惠芬（甲方）为委托付款人，阳光城公司（乙方）为受托付款人，天润公司（丙方）为收款方，各当事人均在上述委托付款协议中进行了签名或盖章。《委托付款协议一》约定：根据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7500万元的期限和条件约定，应当就该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签订三方委托付款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以乙方名义开设共管账户，乙方在与甲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生效且《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并购前提条件成就后向该共管账户支付7500万元。第二条约定：自丙方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中正公司的70%的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十个工作日内，张恺和乙方应无条件的配合解付7000万元给付到丙方账户上。第三条约定：丙方完成甲丙双方《协议书》中约定地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补征、房屋销户等所有义务（丙方的拆迁和整合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付清拆迁户的拆迁款、房产部门收取的相关税金及滞纳金、已付及未付的拆迁过渡费、补缴款、违约金，现有土地上居住的住户搬迁等），经甲乙其中任何一方书面认可且甲乙任何一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张恺和乙方应向丙方解付余款500万元。但因丙方未能及时、全面的履行前述义务，而给甲方造成损失或者由甲方垫付了费用的，甲方给乙方出示相应的财务凭证并发出扣款通知后，乙方应当以500万元为基数扣除甲方书面通知的扣款金额，对应的款项数额后向丙方付款。第五条约定：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按照上述第二、三条款向丙方解付款项，应当按照迟延支付的款项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丙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承担了违约责任，则不能再向甲方重复主张违约责任。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丙方将中正公司的70%的股权交割给甲方之日起生效。《委托付款协议二》约定：根据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7500万元的期限和约定条件，应当就该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签订三方委托付款协议。第一条约定：自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支付第一笔款项给丙方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之日（以下简称结算日），乙方应当根据本协议向丙方解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的6500万元。出现以下情形，可扣除相应款项：（1）如中正公司因发生于丙方与甲方完成股权交割之前的任何事项受到追索或者承担其他经济责任的（除项目公司资产负债表披露的负债外），乙方有实质证据证明项目公司存在或有负债的，或甲方在结算日前向乙方出示相应的凭证或证据的；乙方应当根据甲方提供的合法的凭证和证据，从本条所涉的6500万元中暂扣除中正公司被追索的款项数额。（2）截止结算日，如丙方仍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其依《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甲方代替丙方履行其前述义务而另行承担了费用、垫付了款项的，甲方将相应的凭证出示给乙方并发出扣款通知后，乙方应从本条所涉6500万元中扣除前述通知的金额。第二条约定：余款0.1亿元作为保证金，在丙方处理完上述第一条的问题，同时解决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后，甲、丙两方签订的书面《结算书》对甲方应付丙方的余款进行最终结算，乙方收到《结算书》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结算书》确认的余款数额。第四条约定：因乙方违反本协议或《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约定向丙方付款的，应当按照迟延支付的款项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丙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承担了违约责任，则不能再向甲方重复主张违约责任。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丙方将中正公司的70%的股权交割给甲方之日起生效。2016年8月16日，天润公司、沈名武、沈世红向中正公司、张恺、曾惠芬出具了一系列《承诺函》。其中一份《承诺函》承诺：截至交割日，中正公司的所有合同、负债、纠纷、诉讼、对外担保、其他第三方权益、或有负债等任何事项均已在《协议书》中明确并作出全面披露。因承诺人的前述承诺失实，给张恺、曾惠芬以及中正公司造成损失的，承诺人负责赔偿。张恺、曾惠芬有权从应付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的任何一笔款项中扣除赔偿款。2016年9月28日，张恺、曾惠芬与阳光城公司签订《关于中正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其后阳光城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受让阳光城公司所享有的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一切权利，任何基于本授权而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和责任由阳光城公司与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0月11日，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出具《关于中正公司基本情况的陈述与确认》载明：中正公司未偿还梁连成、沈世武、张津京的借款共计1020457.6元；中正公司除与零星用地14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外，已签署合同文件的应付未付款总额为26.6万元；中正公司涉及与员工龚爱、王超、李柯、黄妙、邹彤、龚鑫、毛定军、沈名武、刘金才之间的劳动争议仲裁事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未履行的合同、应付未付款、债务、担保或任何或有负债，且未向任何第三方出具可能使中正公司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的任何文件，对于任何或有负债或超出前述总额以外的任何债务，与目标公司无涉；对目标公司在股权交割之日前发生的未经披露的事件导致的任何违约、损失及相关赔偿由陈述方予以承担。2016年10月18日，天润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正公司70%的股权于过户至张恺、曾惠芬名下。2016年11月2日，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向天润公司支付股权受让款7000万元。2016年11月14日，张恺、曾惠芬将案涉7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名下。2016年11月15日，黄妙向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申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和协议出让）事务，该局答复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2016年12月28日，天润公司向中正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零星用地手续已于2016年11月15日报长沙市国土局，正在审核中，腾空拆违也正在协商中。天润公司承诺国土整合手续能按时整合完毕，如果未能在2017年1月15日前完成零星用地的国土手续、腾空拆违，天润公司同意中正公司有权随时代为纠正处置，代为纠正处置发生的成本、费用由天润公司承担。2017年4月20日，沈名武代表天润公司向中正公司移交原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李小平等30户国土证原件29本、房产证原件30本。2017年4月，中正公司向天润公司发送《代为纠正处置告知函》载明：至函告日，天润公司未能完成主地块范围内推平建筑物的腾空拆违事宜，该建筑物共有4户占有人，提出的腾空补偿金额共计90万元，如天润公司在收到函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无法完成上述事宜，中正公司将按照房屋占用人的主张支付房屋腾空补偿款以实现房屋腾空，因此支付的前述费用由天润公司负担，中正公司有权抵扣。2017年5月5日，沈名武在中正公司出具的《通知函》中载明：请张恺、曾惠芬配合向中正公司支付人民币90万元，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2017年5月10日，中正公司为完成主地块范围内推平建筑物的腾空拆违事宜，向案涉征拆户成卫明等4人支付了90万元补偿款。2017年5月27日，曾惠芬向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出具《工作联系函》载明：张恺于当年病逝，其名下的股权已于当日变更至曾惠芬名下，张恺在案涉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均由曾惠芬承继；天润公司控制中正公司期间的主地块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从2010年起产生的滞纳金734144.11元，曾惠芬已垫付了该费用，该费用的负担应由双方协商；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2016年6月30日之前的拆迁过渡费由天润公司负担，之后由双方协商。沈名武在《工作联系函》载明：上述事项等待李艳辉案在娄底诉讼终结后再行协商。2017年7月，中正公司向天润公司发送《代为纠正处置告知函（二）》载明：至函告日，天润公司未能完成地块上30户拆迁过户完税手续，未取得由长沙市地税局直属局出具的完税证明，中正公司将按照税务主管部门的要求代为缴纳上述30户拆迁过户手续中的相关税款，具体纳税金额以税务部门出具的票据为准（票据抬头不限于中正公司，还包括拆迁户）。因此支付的前述费用由天润公司负担，中正公司有权抵扣。中正公司于当月缴纳了零星用地的30户拆迁过户税款1255415.21元。因权利人不予配合，中正公司无法办理相关权利人的销户事宜。之后，中正公司通过“已拆迁未销户”的方式申请办理国土证，2018年1月2日，中正公司获得零星用地国土证。至今，零星用地上的原30户拆迁户仍有房产证和国土证未被注销。涉案建设项目已实际建设开发并进行预售。2018年11月1日，天润公司委托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向阳光城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阳光城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之前将余欠款项8000万元支付至天润公司指定账户。2018年12月3日，阳光城公司向天润公司回函：天润公司尚有三十户的房产证未注销完毕，天润公司未能及时完成零星用地的房屋腾空拆迁事宜，中正公司已根据2016年12月28日的《承诺书》代为纠正处置，造成的损失应由天润公司承担；各方利害关系方均未书面确认天润公司已完成《协议书》约定义务，《委托付款协议一》中的500万元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天润公司在持有中正公司股权期间，为实际控制人沈世红、沈名武与李艳辉之间的债务以及其他债务提供了担保，导致2017年2月以来，中正公司陷入持久的诉讼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损失也无法确定，当事人也尚未就余款进行确认及签署《结算书》，《委托付款协议二》中的付款条件尚不成就。2019年3月2日，曾惠芬就中正公司垫付的滞纳金、拆迁过渡费、拆迁违约金等向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发送《关于要求尽快与我方协商费用承担问题的工作联系函》，要求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在收到该函告后7日内尽快协商垫付费用的承担问题。另查明，2017年2月，李艳辉向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沈世红、沈名武、天润公司、中正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并申请法院于2017年3月3日查封了中正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主地块。一审法院的（2017年）湘13民初4号民事判决确认中正公司承担2560万元的债务本金、利息7563.2429万元及后续利息的连带责任。2018年6月28日，二审法院的（2018）湘民终25号民事判决确定撤销（2017年）湘13民初4号民事判决，驳回李艳辉的诉讼请求。2018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2018）最高法民申5762号民事裁定驳回李艳辉的再审申请。案涉主地块于2018年10月9日被解除查封。2017年4月21日，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出具《承诺函》载明：李艳辉案系未披露的或有债务，该债务可能导致中正公司产生损失。天润公司同意支付中正公司因该案而承担的损失以及一审阶段的律师费50万元（含差旅费），天润公司同意阳光城公司直接扣除该笔款项。并承诺该案任何一方上诉或中正公司为解决与该案有关的争议另案起诉，中正公司在二审阶段及另案中发生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也由承诺人承担。阳光城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土地查封导致中正公司损失55555703.13元，律师费1501.28万元（包括一审律师费50万元，二审律师费339.38万元，再审律师费1111.9万元）。还查明，长沙中盛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设计合同纠纷起诉中正公司，该案的起诉标的额达1288500元，历经一审、二审，中正公司最终支付设计费359538.37元、一审受理费5397元、二审受理费16397元，合计381332.37元。以上费用均已由中正公司支付。中正公司还为该案支付一审律师费5万元，二审律师费1万元。再查明，2019年12月5日，天润公司在《原告关于与中正公司对账结果的意见》中载明：1.关于垫付土地滞纳金及税金737891.51元，与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但原告已披露了1389824.14元滞纳金及税金，协议书系2016年6月签订，但中正公司主张的税金及滞纳金系自2010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期间的滞纳金，显然新产生了半年的滞纳金包含在上述滞纳金范围内，该部分不在披露的范围之内，且该费用并未确定承担主体。2.代天润公司支付的自来水费20872.22元经对账与相关的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3.关于黄妙、李珂、邹彤、龚爱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工资及经济补偿款共计255126.09元与相关的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但该费用不应由原告负担，原告已经在《协议书》附件五中进行了披露，该四人均系张津京、曾惠芬自行委派的公司职员，上述金额涉及的劳动仲裁调解书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从时间上具有恶意性。4.关于邹彤2014年11月至2016年1月工资、黄妙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工资共计150307.28元与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但该费用不应由原告负担，理由同上述第3点，仲裁调解书已确认该两人与中正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4年11月1日解除，再计算该时间段之后的工资不合常理。5.付毛定军仲裁工资45718.02元、代沈名武支付毛定军款15817.95元，合计61535.95元与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但该费用不应由原告负担。6.付沈名武劳动仲裁工资289292.96经对账金额无误。7.付沈名武、黄妙、王超、毛定军、龚爱等人社保费用210810.39元与付款凭证金额一致。但仅有2017年1月11日缴纳社保费用的凭证，不能证明中正公司缴纳的原告持股期间的前述人员的社保费用。8.王超工资及补偿金170062元与付款凭证上的金额一致，该款项中15万元的付款凭证上均注明系由中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津京从中正公司领取，无法证明已由王超实际取得，另外20062元付款凭证系中正公司代王超支付律师费，不应由原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阳光城公司是否应支付天润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应支付的具体数额；二、阳光城公司应否支付天润公司违约金；三、曾惠芬对上述款项是否承担支付义务；四、张津京对上述款项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一。（一）阳光城公司应否向天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本案中，天润公司按约定将中正公司70%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阳光城公司已实际控制中正公司并对案涉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及预售，故天润公司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天润公司有权要求阳光城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阳光城公司对此提出抗辩，认为无须支付或有权暂扣剩余股权转让款，主要理由有二：1.付款的条件不成就。2.李艳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李艳辉申请法院对案涉主地块进行保全，导致相关权证无法办理，造成巨额损失。刘金才的或有负债远超6500万元，阳光城公司有权暂扣。关于理由一。经审查，阳光城公司主张的付款条件来源于其与天润公司、张恺、曾慧芬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一》和《委托付款协议二》，现根据上述协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情况，就阳光城公司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评述如下：1.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一》第2.3条之约定，第一笔款项中500万元股权受让款的付款条件为“天润公司完成《协议书》中约定地对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补征、房屋销户等所有义务（天润公司的拆迁和整合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付清拆迁户的拆迁款、房产部门收取的相关税金及滞纳金、已付及未付的拆迁过渡费、补缴款、违约金，现有土地上居住的住户搬迁等），经付款方或委托付款方的书面认可送达给对方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由阳光城公司支付”。同时协议书中约定完成上述零星用地的拆迁、整合、搬迁、补征、房屋销户等所有义务目的在于“彻底解决开发项目的土地完整性问题，最终由乙方实现ATT国际中心项目开发所须整合的零星用地无任何权利负担的腾空后交割给丙方，确保丙方能按照已审批的总图实现项目建设”。鉴于上述规定，合同当事人约定的零星用地的整合义务旨在对案涉土地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天润公司已履行了零星用地整合的大部分义务，剩余的4户房屋的腾空拆违事宜、零星用地30户拆迁过户完税及滞纳金事宜、零星用地国土证先后由中正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2017年7月、2018年1月2日办理完毕。案涉土地国土证办理完成后，未销户的房屋已不影响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及项目盈利,故阳光城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二》之约定，第二笔款项6500万元及保证金1000万元的付款条件为：“自阳光城公司根据张恺、曾惠芬的委托支付第一笔款项给天润公司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之日，阳光城公司应当根据本协议向丙方解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的6500万元；余款0.1亿元作为保证金，在天润公司解决《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后，曾惠芬与天润公司签订的书面《结算书》对应付余款进行最终结算，阳光城公司收到《结算书》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结算书》确认的余款数额”。根据上述分析，第一笔款项应予支付，故第二笔款项中的6500万元亦应支付。关于保证金1000万元。经审查，即便经多轮协商沟通，双方因对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争议较大，故实际已无法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二》之约定完成结算合意，签订书面结算书，鉴于案涉零星用地整合义务已由天润公司或中正公司基本履行完毕，已不影响案涉建设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在股权交割之前的中正公司的应有债务和或有债务或其他事项也已披露或暴露，应当扣除的损失也基本确定，故阳光城公司应向天润公司支付保证金1000万元。关于理由二。李艳辉与沈世红、沈名武、天润公司、中正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两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驳回李艳辉的诉讼请求，确认中正公司不承担责任，故阳光城公司主张暂扣款项没有依据。关于阳光城公司主张因案涉住地块查封对其造成的损失问题，经审查，案涉主地块确因李艳辉在另案中的申请于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被查封，对其相关证件办理、建设开发可能客观上存在一定影响，但该损失难以直接归因于天润公司且损失数额在本案中难以证明，阳光城公司亦未提出反诉，故阳光城公司主张该损失由天润公司承担依据不足。关于阳光城公司主张天润公司未披露的刘金才的或有负债超过4500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对刘金才负债之事实，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已面临刘金才主张权利的事实。阳光城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二）阳光城公司可主张抵扣的款项及抵扣后应向天润公司支付的具体数额问题。根据《协议书》、《委托付款协议一、二》、天润公司出具的相关《承诺函》及《关于中正公司基本情况的陈述与确认》等协议或函件的约定，中正公司、曾惠芬、张恺垫付的应由天润公司承担的费用可直接在应付股权转让款项中抵扣；天润公司应当披露的应有债务和或有债务或其他事项而未披露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天润公司承担，该损失也可直接抵扣。经本院核实及组织双方对账，本案中可予以抵扣的款项如下：1.中正公司代为纠正处置4户房屋腾空支付的补偿款90万元。天润公司的代表沈名武于2017年5月5日在中正公司出具的《通知函》中载明：“请张恺、曾惠芬配合向中正公司支付人民币90万元，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故该款应由天润公司承担并可直接抵扣。2.自来水费20872.22元、沈名武劳动仲裁工资289292.96元，合计310165.18元。上述费用因天润公司未提出异议，故应由天润公司承担，可根据案涉协议直接抵扣。3.主地块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737891.51元。天润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在《协议书》附件五中披露的应交税费金额为1389824.14元，中正公司实际支付了主地块使用税及滞纳金2127715.65元，中正公司多支付的主地块使用税及滞纳金737891.51元未披露，根据协议约定，该款应由天润公司承担，可根据协议约定直接抵扣。4.李艳辉案中律师费3000000元。该案一审律师费500000元，已由天润公司的代表沈名武于2017年4月21日的《承诺函》中确认支付。虽然阳光城公司提交了代理合同及增值税发票拟证明二审、再审的律师费共计14512800元，但针对大额的律师费，其提供的发票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零散发票，不能完全证明其实际支出数额。综合考虑该案件二审及再审的复杂程度、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承诺函的承诺事项，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相关标准，本院酌定该案二审和再审的诉讼费用合计2500000元，该律师费用可直接抵扣。5.长沙中盛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合同纠纷案各项费用441332.37元。中正公司支付设计费359538.37元、一审受理费5397元、二审受理费16397元，小计381332.37元。中正公司为该案支付一审律师费50000元，二审律师费10000元，以上费用合计441332.37元。依据协议，该部分款项可在本款项中进行抵扣。上述1-5项可抵扣款项数额合计5389389.06元，根据协议进行抵扣后，阳光城公司还需向天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4610610.94元。（三）不宜进行抵扣的款项问题。1．阳光城公司、曾惠芬主张中正公司的支付黄妙、沈名武、毛定军等人的工资、经济补偿、社保等款项，因天润公司在2016年10月11日的《关于中正公司基本情况的陈述与确认》中披露了相关的劳动仲裁事项，该事项的披露发生在股权交割之前，且天润公司亦对该款项提出异议，阳光城公司、曾惠芬亦不能证实社保费用实际发生于股权交割之后，故本院对阳光城公司要求抵扣该部分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中正公司支付王超170062元款项的时间为2019年2月，天润公司不认可该债务发生在未披露之前，阳光城公司、曾惠芬也无证据证实该款项系未经披露的已有或者或有债务，故本院对该笔款项的抵扣主张不予采信。2.阳光城公司提出中正公司为天润公司垫付了30户拆迁过户税款1255415.21元以及过渡安置费要求天润公司承担。因天润公司已与中正公司、曾惠芬、张恺在《协议书》第2.3中约定与零星用地整合相关的税金及滞纳金、拆迁过渡费、安置费等通过设立在中正公司账户中的2300万元的专项资金中扣除，现双方未就该2300万元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核算，故以上事项宜当事人另案解决。3.阳光城公司提出主地块被查封导致中正公司融资损失55555703.13元，天润公司没有按约定时间完成零星用地整合及取得零星用地国土证导致承包方退场，中正公司赔偿损失10116862.16元，因新承包方进场合同价款上涨30416079.14元，上述损失应由天润公司承担并进行抵扣。上述费用阳光城公司认为系因天润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阳光城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故不在本案中处理。关于焦点二。阳光城公司应否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天润公司要求阳光城公司以8000万元为本金总额，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合年利率18%）计算违约金。阳光城公司认为天润公司本身存在严重违约情况，造成了中正公司巨额损失，天润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天润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来源于《委托付款协议一》、《委托付款协议二》中的约定，《委托付款协议一》第五条、《委托付款协议二》第四条均约定阳光城公司违反约定付款，应当按照迟延支付的款项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丙方支付违约金。但本案中，因案涉主地块在李艳辉案中于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被查封，查封行为对其相关证件办理、建设开发客观上存在影响，阳光城公司也由此主张给其造成的损失。故阳光城公司与天润公司对案涉股权转让款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支付时间及数额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双方也一直在对账、协商的过程中，故本院对天润公司认为阳光城公司违约并要求阳光城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协议书》中甲方张恺、曾惠芬的签名虽由张津京签署，但张恺、曾惠芬自始未对《协议书》的内容提出异议，且张恺、曾惠芬就其在《协议书》中应当履行的付款义务在其后的两份委托付款协议中进行了确认与安排，张恺、曾惠芬亦受让了《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故《协议书》对张恺、曾惠芬具有约束力。张恺、曾惠芬与天润公司在《协议书》第2.4.3、第4.5确定了张恺、曾惠芬的付款义务以及签订三方委托付款协议意向的条款，之后，张恺、曾惠芬、阳光城公司、天润公司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一》、《委托付款协议二》虽对《协议书》第2.4.3、2.4.4、2.4.5中约定的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但根据协议名称及协议内容，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仍为张恺、曾慧芬及天润公司，付款义务主体亦为张恺、曾慧芬，阳光城公司受张恺、曾慧芬的委托进行付款，未约定免除张恺、曾惠芬向天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其仍负有向天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张恺逝世后，曾惠芬通过向天润公司、沈世红、沈名武发送《工作联系函》的形式确认并认可其承继了张恺在《协议书》中的权利及义务。故天润公司主张曾惠芬应就涉案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协议书》中有关张津京保证责任约定为：第2.4.3约定：……解付条件成就后，张恺、曾惠芬、股权受让第三方不能履行前述付款义务的，由张津京承担保证责任。第4.4约定：由天润公司对中正公司、ATT国际中心项目或有负债承担清偿责任，并由乙方以其自身资产为该等或有负债提供抵押、质押……。第4.5约定：余款7500万元的付款义务由张津京承担附带条件的连带担保责任。第五条约定：张津京在本协议中所提供的保证自天润公司按照本协议第4.4条的约定设定有效抵押权、质押权时生效。综上，张津京的保证附带了约定的生效条件，即天润公司应当以其自身资产为中正公司、ATT国际中心项目的或有负债提供抵押、质押。本案中，中正公司因李艳辉诉讼而面临或有负债的情形下，ATT国际中心项目下的主地块一度被查封，但天润公司未曾采取以其自身资产提供抵押、质押等措施置换中正公司被查封的土地。故按照《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本案的保证并未生效。因此，本院对天润公司要求张津京对案涉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南天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74610610.94元，曾惠芬对上述款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湖南天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52050元，保全费5000元，由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慧芬负担460000元，由湖南天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负担970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尹华东书记员李能峰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国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二十九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