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艳芳，女，197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丽璇，韶关市武江区西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萍，女，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涛，广东能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园园，广东能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胡艳芳因与被上诉人黄丽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艳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丽璇、被上诉人黄丽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涛、杜园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艳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胡艳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丽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一、黄丽萍提交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仅反映出黄丽萍支付了50000元入伙款，尚余25000元未付。黄丽萍主张2015年8月14日ATM转账的25000元系其支付的入伙款，应由黄丽萍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而一审法院却认为胡艳芳未提供证据证明黄丽萍未支付入伙款25000元而未予支持胡艳芳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二、胡艳芳主张黄丽萍私自转走7048元及私自挪用备用金16300元，提供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账单及黄丽萍亲自登记的账本中已收备用金的签名页予以佐证。黄丽萍抗辩称其未私自挪用，但其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的是其在2016年1月份在布仙子布艺店经营支出16735.5元，而胡艳芳主张黄丽萍收取备用金的时间是2016年4月13日、15日、18日。从款项发生的时间上来看，黄丽萍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发生款项与备用金明显是性质不同的两笔款。黄丽萍还辩称备用金实际并未交付给其而是放在两人共同经营的胡艳芳账户中，但是胡艳芳提交的该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并没有这三笔备用金存入的记录，应由黄丽萍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一审法院却认为胡艳芳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黄丽萍私自转走7048元及私自挪用备用金16300元明显是错误的。三、胡艳芳主张的黄丽萍私自报销油费共计1200元及领取分红8520元，提供了黄丽萍亲自登记的账本予以佐证，油费也是黄丽萍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而产生的。一审法院不应以黄丽萍不予认可、黄丽萍的一句“我不记得了”就对于黄丽萍自己登记在账本中的费用是否实际支出、是否为黄丽萍支出、是否擅自支出而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黄丽萍辩称，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回90168元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胡艳芳主张黄丽萍未支付入伙款25000元，而要求黄丽萍对该事实提供证据证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且黄丽萍支付入伙款75000元的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证实，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的(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的(2017)粤02民终1947号民事判决，均确认胡艳芳要退还黄丽萍入伙款7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更何况，胡艳芳提交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显示，其尾号为0958的银行卡账户于2015年8月14日、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20日各收到25000元。虽然2015年8月14日的款项未注明户名信息，但黄丽萍提供了名下尾号为0755的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交易清单中显示，黄丽萍于2015年8月14日汇出一笔25000元的款项，与黄丽萍陈述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故胡艳芳称黄丽萍未支付25000元入伙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二、胡艳芳对其主张黄丽萍私自转走7048元及挪用备用金16300元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胡艳芳认为黄丽萍私自转走7048元，胡艳芳仅提供了转账记录，但该转账记录转账的金额是否与涉争款项是同一笔款项，胡艳芳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未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胡艳芳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胡艳芳称被黄丽萍私自转走的7048元共分成三笔，分别是2016年1月7日转账的4500元，2016年1月15日转账的2000元以及2016年1月19日转账的548元。上述款项中，2000元为黄丽萍当月工资，548元、4500元系黄丽萍垫付的货款，胡艳芳再定期将款项汇总后转给黄丽萍。而对于胡艳芳称黄丽萍挪用备用金16300元的主张，仅提供了有黄丽萍签字的手写单，无法证明黄丽萍收取并私自占有了该备用金16300元。退一步讲，即便16300元款项是由黄丽萍收取，黄丽萍在与胡艳芳共同经营的过程中，也先行垫付了16855元款项，且胡艳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自认在黄丽萍支出款项前未支付任何款项给黄丽萍，故黄丽萍在收取款项的同时，亦有支出，可予以冲抵。三、胡艳芳主张黄丽萍在合伙期间承接业务时收取了客户刘金勇6200元、郭总9600元、海曼琴行2300元，共计18100元款项，但胡艳芳仅提供了安装单予以证明。而该安装单仅证明客户有下单的行为，并不能证明黄丽萍收取了该笔业务款项，胡艳芳应提供相应的收款记录证实黄丽萍收取款项的事实。四、胡艳芳主张黄丽萍私自报销的油费1200元，但胡艳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油费的支出是否系黄丽萍支出，是否实际支出。退一步讲，即便胡艳芳向黄丽萍支付了油费，也是黄丽萍为了共同经营（送货订货）的必要支出，理应由店铺的实际经营者即胡艳芳负担；胡艳芳主张黄丽萍领取了分红8520元，但胡艳芳提交的账本系胡艳芳单方制作，无黄丽萍的签字，无法达到胡艳芳的证明目的，应由胡艳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对于一审判决，黄丽萍予以认可，并同意在抵扣支出仍有剩余的前提下向胡艳芳归还14312元。胡艳芳也应实事求是，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艳芳的上诉请求。胡艳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丽萍返还合伙利益90168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丽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9月22日作出）查明，2015年7月18日，胡艳芳与案外人林毅、谢斐签订了一份《合同协议书》，约定三方合伙经营摩尔登窗帘项目，第三人入伙，须经合作各方同意，并办理增加出资额的手续和订立补充协议，重新调整合伙出资比例及债务、利润分配比例。合同签订后，三方共同注册成立“布仙子布艺店”，经营者为胡艳芳。2015年8月13日，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合伙经营布仙子布艺店，地址为韶关市工业西前进建材城B6座28-32号，总投资450000元，由胡艳芳、林毅、谢斐共同经营，三方各付150000元，由于胡艳芳资金不足，需要黄丽萍出资75000元，各占投资总额的二分之一。本合伙经营期限为2015年7月20日至2019年12月30日。2016年3月20号，胡艳芳与黄丽萍共同出具《证明》，内容为：“于2016年2月起韶关武江区布仙子布艺店，分成三个小组，胡艳芳和黄丽萍设立为一组，设立一个共同账号（工行：622********01133796）。户名是（胡艳芳），今后一组所有款项均入此账户，此账户所有金额属胡艳芳和黄丽萍两人共同拥有”。林毅表示不清楚黄丽萍与胡艳芳签订的《合伙协议》。黄丽萍自认在合伙期间取走合伙利润14000元。（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布仙子布艺店”为胡艳芳、林毅、谢斐共同经营的合伙企业，黄丽萍的入伙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并判决胡艳芳返还收取的黄丽萍入伙款75000元。一审庭审中，对于黄丽萍支付的入伙款75000元，胡艳芳认为黄丽萍仅支付了50000元，剩余25000元未实际支付。胡艳芳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8月14日ATM转账25000元，未显示对方户名，黄丽萍表示上述款项为其本人支付，胡艳芳则不清楚系何人转账。胡艳芳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同时显示2016年1月7日转账黄丽萍4500元，2016年1月15日转账黄丽萍2000元，2016年1月18日转账黄丽萍548元，2016年3月10日转账黄丽萍171元，2016年4月11日转账黄丽萍200元。胡艳芳主张上述转账中2016年1月份转账的7048元为黄丽萍私自转走，要求黄丽萍返还，黄丽萍不予认可。对于胡艳芳主张的分红8520元，胡艳芳提交了账本，账本记载“2015年-2016年1月份为止共12122元以（一审法院注：应为“已”）清”、“2016.4.21……收入20290-支出19666＝624÷2＝312，以上提成从3796出，已收胡艳芳、黄丽萍”、“13000-8705＝4295÷2＝2147.5”。胡艳芳表示12122元系利润，该笔款项胡艳芳、黄丽萍各分红6061元。账本显示黄丽萍收取平台备用金情况如下：2016年4月13日11000元，2016年4月15日4000元，2016年4月18日1300元，2016年4月28日（日期有涂改）2300元。胡艳芳陈述上述备用金其现金交付黄丽萍收取，已被黄丽萍私自挪用，要求黄丽萍返还2016年4月13日11000元，2016年4月15日4000元，2016年4月18日1300元的三笔共16300元。黄丽萍表示上述备用金是存入胡艳芳名下用于双方共同经营的账户，其未收到过现金。胡艳芳提交摩尔登窗帘安装单拟证明黄丽萍私自接业务收取费用，安装单的客户姓名有刘金勇、郭生、君姐、陈小明、谢辉，载明信息有客户地址、电话、房号、规格、轨道、安装位置，其中客户姓名刘金勇、郭生的安装单下单员为胡艳芳，客户姓名君姐、陈小明、谢辉的安装单下单员为黄丽萍。胡艳芳提交的账本众多账目中间或有“支付汽油200元”、“汽油150元”、“加汽油200元”、“陈同学汽油50元”等关于汽油的字样共1200元，胡艳芳称上述均为黄丽萍私自挪用油费，黄丽萍不予认可。黄丽萍提交微信转账显示：2016年1月3日，转账2000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转账；转账2224元给案外人田明春，转账说明：韶关摩尔登货款。2016年1月4日，转账432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邓姐姐女儿纱紫红色；转账482.5元给案外人廖新旺，转账说明：梁壁纸；转账435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胡艳红壁纸；转账367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奥雅特货款，六和海；转账1868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摩尔登补充货款。2016年1月6日，转账1081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转账。2016年1月7日，转账2250元给胡艳芳，转账说明：芳折旧费；转账1000元给案外人朱晓霞，转账说明：转账；转账45元给案外人茅慧芳，转账说明：墙布。……。共计转出16735.5元。黄丽萍表示上述转账均系因“布仙子布艺店”的支出，且在款项支出前胡艳芳未支付相应款项。胡艳芳表示认可，但认为上述支出均在黄丽萍领取备用金前，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定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考虑到（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布仙子布艺店”为胡艳芳、林毅、谢斐共同经营的合伙企业，黄丽萍的入伙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黄丽萍、胡艳芳并非合伙关系，故本案原定案由有误，胡艳芳主张黄丽萍返还没有根据而取得的利益，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对于胡艳芳的诉讼主体资格。胡艳芳与黄丽萍共同出具《证明》明确“布仙子布艺店”分为三个小组，胡艳芳和黄丽萍设立为一组。根据“布仙子布艺店”的合伙人林毅表示不清楚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可知，黄丽萍与胡艳芳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布仙子布艺店”胡艳芳、林毅、谢斐三人合伙无关，故黄丽萍对于胡艳芳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对于胡艳芳主张黄丽萍返还款项的问题。（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丽萍的入伙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黄丽萍由于合伙取得的财产因合伙无效而成为无法律依据取得的财产，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胡艳芳。对于胡艳芳主张黄丽萍返还的90168元款项问题，该院分析如下：1.胡艳芳主张黄丽萍未支付的入伙款25000元。除有显示黄丽萍姓名的转账50000元外，黄丽萍表示2015年8月14日ATM转账的25000元同样系其支付的入伙款，对于该笔转账胡艳芳明确不清楚系何人支付，且胡艳芳于（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案件中未就黄丽萍出资问题提出异议，故该院对黄丽萍的陈述予以采信。胡艳芳陈述黄丽萍仅支付入伙款50000元，尚余25000元未支付应继续支付的主张，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2.胡艳芳主张黄丽萍于合伙期间承接的业务取得的财产即刘金勇6200元，郭总9600元，海曼琴行2300元，共计18100元。胡艳芳因上述主张提交了摩尔登窗帘安装单，安装单上仅显示了客户地址、电话、房号、规格、轨道、安装位置，对于业务实际是否有开展，有无收取款项及收取款项的金额均未显示，且客户姓名为刘金勇、郭生的安装单下单员为胡艳芳本人，故胡艳芳提交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18100元，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3.胡艳芳主张黄丽萍私自转走的7048元及私自挪用的备用金16300元。胡艳芳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1月份胡艳芳共转入黄丽萍账号7048元。账本显示黄丽萍已收2016年4月13日11000元，2016年4月15日4000元，2016年4月18日1300元。黄丽萍辩称账本中已收备用金实际并未交付至黄丽萍本人而是存放于胡艳芳名下用于两人共同经营的账号中。对于备用金有无实际交付黄丽萍，胡艳芳未提交证据证明。即便上述款项均由黄丽萍实际收取，由黄丽萍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其于2016年1月因“布仙子布艺店”经营支出16735.5元，胡艳芳亦表示在黄丽萍支出款项前未支付相应款项给黄丽萍，黄丽萍在收取款项的同时有支出款项，胡艳芳主张黄丽萍系私自转走、私自挪用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4.胡艳芳主张黄丽萍私自报销的油费1200元。胡艳芳提交的账本中有“支付汽油200元”、“汽油150元”、“加汽油200元”、“陈同学汽油50元”等关于汽油的字样，对于上述费用实际是否有支出、是否为黄丽萍支出，是否擅自支出，胡艳芳均未提交证据证实，且黄丽萍不予认可，故该院不予确认。5.胡艳芳主张黄丽萍获得的分红8520元。胡艳芳提交的账本记载“12122”、“2147.5”均无黄丽萍签名确认，故胡艳芳主张黄丽萍领取上述分红无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账本记载2016年4月21日“收入20290-支出19666＝624÷2＝312，以上提成从3796出，已收胡艳芳、黄丽萍”，有黄丽萍签名确认，故对于该分红312元该院予以确认，黄丽萍应返还给胡艳芳。6.胡艳芳主张黄丽萍自认取走的利润14000元。黄丽萍辩称上述款项已复投入合伙经营中未提交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信。（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黄丽萍自认在合伙期间取走合伙利润14000元，该款项黄丽萍应返还给胡艳芳。综上，黄丽萍应返还胡艳芳14312元。对于黄丽萍提出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对于黄丽萍私自取走、挪用款项，因取走账号为胡艳芳账号，挪用款项亦为胡艳芳交付或双方共同经营账号取得，故诉讼时效应从款项取走或挪用之日起算。对于黄丽萍获得的分红，黄丽萍、胡艳芳在（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作出前自认双方属于合伙，分红款系黄丽萍应当获得权益，至（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黄丽萍入伙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胡艳芳始知权益受到侵害、分红款应予返还，故分红款诉讼时效应从（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之日起算，至胡艳芳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7日，未超过三年，故黄丽萍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黄丽萍自认取走利润亦属于分红，如上所述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粤0203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一、黄丽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艳芳支付14312元；二、驳回胡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4.2元，减半收取计1027.1元，由胡艳芳负担948.2元，由黄丽萍负担78.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丽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黄丽萍名下尾号为0755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8月14日存在一笔ATM转账25000元，拟证明黄丽萍在2015年8月14日曾经转款25000元入伙款给胡艳芳。胡艳芳质证称：黄丽萍提供的25000元转账记录没有显示目标账户，与本案争议的入伙款25000元没有关系。对于黄丽萍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黄丽萍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进行论述。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胡艳芳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3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胡艳芳与林毅、谢斐签订《合同协议书》，三方各出资150000元成立武江区布仙子布艺店。胡艳芳因资金不足，经与黄丽萍协商一致，由黄丽萍出资75000元，占胡艳芳投资总额的一半，双方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合伙协议》。虽然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黄丽萍出资的75000元是用于胡艳芳履行胡艳芳与林毅、谢斐签订《合同协议书》的出资义务，而不是投入到胡艳芳、黄丽萍按《合伙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成立的合伙企业，且胡艳芳未能按约办理两人合伙企业工商登记，导致没有合伙企业可供胡艳芳、黄丽萍合伙经营，加之《合伙协议》对胡艳芳应履行的出资、或出实物、或出技术等义务无作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的规定，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黄丽萍请求胡艳芳返还投资款75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应予以支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7）粤02民终19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胡艳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尚未支付的入伙款25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二、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收取的业务款项181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三、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私自转走的7048元及私自挪用的备用金163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四、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私自报销的油费12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五、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已领取的分红852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一、关于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尚未支付的入伙款25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在黄丽萍与胡艳芳、林毅、谢斐、方妙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一审案号：（2017）粤0203民初1128号；二审案号：（2017）粤02民终1947号），法院生效裁判已经认定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后，黄丽萍支付了75000的入伙款，并在确认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后，判决胡艳芳向黄丽萍返还已收取的入伙款75000元。现胡艳芳称黄丽萍实际只支付了50000元入伙款，还有25000元的入伙款尚未支付的主张，与法院生效裁判所查明认定事实存在矛盾。虽然胡艳芳提供其尾号为095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黄丽萍仅在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20日向该账户转入共计50000元款项，但黄丽萍抗辩称2015年8月14日经ATM转入该账户而未显示交易户名的25000元款项亦是其支付的，也提供了其名下尾号为0755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其在2015年8月14日确实发生了一笔25000元的ATM转账支出，而同日胡艳芳借记卡也记载收入25000元且胡艳芳未能陈述该款的具体来源及用途。结合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合伙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8月13日与该笔ATM转账时间相近的情况来考虑，本院认为，黄丽萍称2015年8月14日经ATM转入胡艳芳账户的25000元款项亦是其支付的可信度较高。在胡艳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对于胡艳芳称黄丽萍还有25000元入伙款尚未支付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尚未支付的入伙款25000元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收取的业务款项181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胡艳芳主张黄丽萍收取了客户刘金勇6200元、郭总9600元、海曼琴行2300元，共计18100元的业务款项，并提供了《摩尔登窗帘安装单》以及账本予以佐证。但胡艳芳提供的《摩尔登窗帘安装单》上仅显示了客户地址、电话、房号、规格、轨道、安装位置，并未显示业务实际是否有开展、业务款项是多少、谁收取了业务款项等内容。且胡艳芳提供的刘金勇、郭生的安装单上签字的下单员为胡艳芳本人而并非黄丽萍，胡艳芳提供的账本上所显示海曼琴行的业务款项也与胡艳芳所主张的不一致。因此，在胡艳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丽萍收取了客户刘金勇6200元、郭总9600元、海曼琴行2300元，共计18100元业务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业务款项18100元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私自转走的7048元及私自挪用的备用金163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虽然胡艳芳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在2016年1月份从胡艳芳名下尾号为0958的银行账户确实向黄丽萍的银行账户转入7048元，提供的账本也显示黄丽萍收到了给平台的备用金16300元，但考虑到胡艳芳与黄丽萍确实共同经营“布仙子布艺店”一段时间，黄丽萍也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其因“布仙子布艺店”经营需要也支出了款项的情况下，胡艳芳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黄丽萍收到的上述款项系黄丽萍私自转走、私自挪用而非用于“布仙子布艺店”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由于胡艳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丽萍存在私自转走7048元及私自挪用备用金16300元的行为，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上述23348元款项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私自报销的油费12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胡艳芳提供了账本用于证明黄丽萍私自报销了油费1200元，但从账本中登记的内容为“支付汽油200元”、“汽油150元”、“加汽油200元”、“陈同学汽油50元”来看，并不能显示账本中登记的油费就是支出给黄丽萍的。且退一步来说，即使账本中所登记的油费1200元确实是黄丽萍支出的，在胡艳芳与黄丽萍确实共同经营“布仙子布艺店”一段时间的情况下，黄丽萍抗辩称为了共同经营（送货订货）的必要支出了油费，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不能说明上述油费就是黄丽萍私自报销的。因此，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私自报销的油费1200元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关于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已领取的分红852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胡艳芳提供的账本仅反映黄丽萍收取了2016年4月21日的分红312元，而对于剩余胡艳芳主张黄丽萍已领取的分红8208元，胡艳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黄丽萍实际收取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胡艳芳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在胡艳芳与黄丽萍签订的《合伙协议》已被法院生效裁判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确认黄丽萍应返还给胡艳芳312元分红，而未支持胡艳芳要求黄丽萍返还其余8208元分红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胡艳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40元，由胡艳芳负担。胡艳芳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4.20元，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57.8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斌审 判 员  邓小华审 判 员  刘 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瑜书 记 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