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春娥，女，196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延峰，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凤兰，女，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亚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凤琴，女，196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亚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乔思春，男，196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介休市。原审被告：乔登峰，男，198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原审第三人：程守贤，男，193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上诉人霍春娥与被上诉人程凤兰、程凤琴，原审被告乔思春、乔登峰，原审第三人程守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霍春娥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原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有误；2、双方并无借款利息约定。被上诉人程凤兰、程凤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程守贤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被告乔思春、乔登峰未作陈述。程凤兰、程凤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霍春娥、乔思春、乔登峰偿还程凤兰、程凤琴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偿还截至2019年3月10日止的利息328400元以及自2019年3月11日起按年利率21.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由乔思春、霍春娥、乔登峰承担；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霍春娥、乔思春、乔登峰就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程守贤系程凤兰、程凤琴之父。霍春娥、乔思春曾系夫妻，二人于1987年8月13日结婚，于2018年2月6日离婚，乔登峰系二人之子。乔思春与程守贤系亲属。自2010年至2012年期间，霍春娥陆续向程守贤借款1000000元。2013年至2019年期间，霍春娥通过其子乔登峰账户向程守贤账户转账33笔，分别为：2013年5月21日70000元、2014年4月1日50000元、2014年9月17日40000元、2015年2月17日50000元、2015年4月14日50000元、2015年12月13日20000元、2016年4月10日20000元、2016年5月8日21000元、2016年9月9日20000元、2016年10月29日50000元、2016年12月31日20000元、2017年1月2日30000元、2017年2月15日50000元、2017年3月15日22000元、2017年4月5日50000元、2017年5月9日20000元、2017年5月26日20000元、2017年6月27日20000元、2017年8月1日20000元、2017年8月29日20000元、2017年10月1日20000元、2017年10月27日30000元、2017年12月12日20000元、2018年1月17日20000元、2018年2月10日30000元、2018年5月7日30000元、2018年7月6日10000元、2018年7月29日10000元、2018年8月21日20000元、2018年10月16日11000元、2018年11月20日10000元、2019年1月25日20000元。此外，霍春娥于2014年1月19日支付给程守贤15000元现金；于2013年10月2日通过案外人刘颖洲账户向程守贤账户转账80000元；于2014年5月10日按程守贤指示向案外人郭伶丹支付了5000元现金；于2015年6月19日通过乔登峰账户向案外人张坤账户转账两笔共计140000元。2015年7月20日，霍春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程守贤：因叔叔急用钱，我只能将原抵押房房本拿回抵押贷款，尽快将剩余65万还清。贰拾壹万陆的利息款绝对给。霍春娥2015.7.20”。2018年6月6日，霍春娥先书写《借款凭证》一份，内容为：“霍春娥.乔思聪自2010年陆续从程风兰，程凤琴手中共借100万元整，月息1分8厘，每月及时付息，但从2013年1月停止付息，所以2013年全年共欠利息21.6万。从2014年1月至今未付利息，欠本金捌万元整。保证至春节前付清。原先本金全部偿还，利息暂返。当前本金是捌万元整。霍春娥乔思聪”。同日，在上述《借款凭证》出具之后，霍春娥又书写《借款凭证》一份，内容为：“霍春娥，乔思聪自2010年陆续从程风兰.程风琴手中共借100万元整，月息1分8厘每月及时付息，但从2013年1月停止付息，所以2013年全年共欠利息21.6万。从2014年1月至今未付利息，利息暂缓。霍春娥乔思聪”。原审庭审中，程凤兰、程凤琴表示，其认可支付给郭伶丹及张坤的款项系偿还本案的借款。另，程凤兰、程凤琴提交一份对账单，内容为：2013年以前贷115万，2013年5月22日付70000元，2013年10月9日付80000元，2014年1月18日付15000元，2014年3月28日付50000元，2014年5月10日付5000给灵丹，2014年9月17日付40000元，2015年2月18日付50000元，2015年4月14日付50000元，2015年6月12日付140000元（付给张坤），现共欠650000元。霍春娥认可该对账单系其所写，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在一审法院对程守贤本人所做的询问中，程守贤表示：2013年之前的借款本金是1150000元，在2013年偿还150000元之后变成了1000000元本金。2018年6月6日的《借款凭证》是霍春娥写的，乔思春没有在上面签字。从霍春娥开始借钱到本案起诉前，程守贤就因催账到乔登峰家找霍春娥时见过乔登峰一次，除此之外，没有见过乔登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其一,关于2013年150000元的问题。首先，霍春娥辩称其在2015年、2018年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借款凭证》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尤其是在书写第二张《借款凭证》时，霍春娥故意将程凤兰、程凤琴名字中的“凤”均写成了“风”，以此表明《借款凭证》并非真实。一审法院经分析认为，即使《借款凭证》中程凤兰、程凤琴的姓名存在一定的笔误，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该笔误并不影响本案债权指向程凤兰、程凤琴。同时，《借款凭证》亦证明霍春娥在此时已经知道债权从程守贤转移至了程凤兰、程凤琴，债权转让此时已经对霍春娥产生效力。除了上述笔误之外，霍春娥并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其辩称予以佐证。霍春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出具上述债权凭证的含义，故对霍春娥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同样，程凤兰、程凤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霍春娥出具的2015年《情况说明》及2018年两张《借款凭证》上记载内容的含义，现程凤兰、程凤琴将《情况说明》及《借款凭证》作为其主张依据，表明程凤兰、程凤琴对上述债权凭证的内容是认可的，故应认定2015年的《情况说明》及2018年的两份《借款凭证》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程凤兰、程凤琴主张本案借款本金初始金额共计1150000元，本案的1000000元系霍春娥在2013年偿还完150000元后剩余的本金数额，并提交霍春娥书写的一张对账单草稿作为证据。霍春娥认可对账单草稿确系其书写，但认为该对账单与本案无关，可能涉及到其他的借贷关系。就整张对账单内容来看，其所记载的账目均系双方认可的涉及本案的还款，结余数额亦与2015年的《情况说明》相对应。现霍春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对账单涉及其他借贷关系，故对该对账单予以确认，应认定本案借款的初始金额应为1150000元。再次，霍春娥辩称2013年的150000元系对本案借款1000000元的还款。在2015年出具的《情况说明》中，霍春娥确认截至2015年7月20日尚欠本金650000元；在2018年出具的第一份《借款凭证》中，霍春娥确认尚欠本金80000元。结合双方认可的银行流水计算，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7月20日期间，霍春娥偿还的本金为350000元，此时尚欠借款本金应为650000元（1000000元-350000元），该金额与2015年《情况说明》中记载的剩余本金金额相对应；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6日期间，霍春娥偿还的本金为933000元，此时尚欠借款本金为67000元，该金额与2018年第一张《借款凭证》中记载的尚欠本金数额相近。如果霍春娥称其在2013年支付的150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属实，则截至2015年7月20日，霍春娥尚欠的借款本金应为500000元；截至2018年6月6日，霍春娥早已还清借款本金，这与霍春娥在2015年及2018年出具的债权凭证所记载的金额差距过大，也与其书写的账目草稿不符，霍春娥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霍春娥称其在2013年偿还150000元本金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程凤兰、程凤琴主张的本案借款本金系在偿还2013年150000元后产生的意见，予以采信。其二，关于2013年之后双方是否约定了利息的问题。霍春娥辩称双方仅约定了2013年的利息，但在其于2018年出具的两张《借款凭证》中，霍春娥写明2014年之后的利息“暂返”、“暂缓”，按照上述两词的意思，2014年之后的利息应是“暂停支付”而非取消，故霍春娥的抗辩意见与其所出具的《借款凭证》相矛盾，现霍春娥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本案借款自2014年后取消利息，且程凤兰、程凤琴及程守贤对霍春娥该抗辩意见不予认可，故对霍春娥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借款的利息应以当时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8%的标准自2013年1月1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现程凤兰、程凤琴主张2013年利息为216000元（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6%计算），不超过约定及法律限制性规定，予以支持。其三，关于乔思春、乔登峰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就乔思春而言，程凤兰、程凤琴主张乔思春在《借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鉴于《借款凭证》的签订时间在霍春娥、乔思春离婚之后，且程守贤、霍春娥及乔思春均否认《借款凭证》上“乔思聪”系乔思春所写，故对于程凤兰、程凤琴该部分主张，不予采信；程凤兰、程凤琴主张本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现程凤兰、程凤琴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用于霍春娥、乔思春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且乔思春予以否认，故程凤兰、程凤琴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法院对程凤兰、程凤琴主张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就乔登峰而言，程凤兰、程凤琴主张乔登峰账户还款的行为应视为债务加入，且借款用于乔登峰开设的公司，但程守贤在法院所做的询问中表示，借款时未见过乔登峰，其也从未向乔登峰主张过借款。乔登峰亦辩称通过其账户还款是因为霍春娥及乔思春不会网银，而非加入到本案的债务中。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无论借款是否用于乔登峰的公司，均系借款用途，不能证明乔登峰具有向程守贤借贷的合意。现程凤兰、程凤琴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乔登峰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且结合乔登峰与霍春娥、乔思春的亲属关系，对乔登峰的该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对程凤兰、程凤琴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乔登峰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程守贤与霍春娥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程守贤已出借借款，霍春娥应负偿还义务。程守贤将本案的债权转让给程凤兰、程凤琴后，霍春娥再次对讼争借款进行了确认，故霍春娥应按约向程凤兰、程凤琴进行偿还。自2014年起至本案起诉时，霍春娥已偿还程凤兰、程凤琴及程守贤共计1014000元，现双方均认可借款本金1000000元已经偿还完毕，予以确认，故霍春娥应向程凤兰、程凤琴偿还尚欠的借款利息773038元（计算方式详见附件二）。现程凤兰、程凤琴对于尚欠的借款利息仅主张773029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霍春娥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程凤兰、程凤琴支付借款本金1000000元的利息773029元；二、驳回程凤兰、程凤琴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霍春娥、乔思春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标准是否正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后出具的《情况说明》、《借款凭证》、《对账单》，均系上诉人书写、签字，其中记载了2013年以前借款本金为1150000元、欠息数额为216000元及月利率为1.8%等事实。二审期间，上诉人虽称上述证据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无相反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认定。一审判决根据上述证据，以及上诉人分期付清本金的情况，分段计算出共计欠付利息773029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0.29元，由上诉人霍春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维娜审判员  刘爱民审判员  苏美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姬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