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1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李宁川，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斌，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金怡，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效琪（刘强之子），男，汉族，1991年8月28日出生，住山西省清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啜素花（刘强之妻），女，汉族，1967年12月14日出生，住山西省清徐县。被上诉人刘效琪、啜素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男，汉族，1966年10月28日出生，无业，住山西省清徐县。原审被告：刘强，男，汉族，1966年10月28日出生，无业，住山西省清徐县。上诉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晋城银行）与被上诉人刘效琪、啜素花及原审被告刘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5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晋城银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苏国斌、齐金怡，以及被上诉人刘效琪、啜素花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强及原审被告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晋城银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6民初5450号判决第三项；二、改判被上诉人一、二对原审被告的全部债务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一、二、三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快递邮寄单显示由单位收发章曹丽萍签收，认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对方，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据此驳回上诉人对保证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9月22日，依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间为涉案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内，即2015年9月23日至2017年9月23日，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及相应快递邮寄单显示，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即2016年9月5日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催收，快递内容为“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提供了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查询单，已经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主张过权利，无需另行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民二他字第6号）的规定，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保证期间内向被上诉人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邮单存根，内容明确。且被上诉人均未提出相反证据，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被上诉人应对原审被告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效琪、啜素花以及原审被告刘强共同辩称，晋城银行起诉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在保证期间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从未电话通知或书面邮寄通知过答辩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一审提供的证据，其2016年9月5日邮寄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签收人是“单位收发章曹丽萍”，而答辩人根本不认识此人，更没有收到过任何文件，《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未有效送达给答辩人，对答辩人不产生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二他字第6号），并非只要晋城银行太原分行邮寄过《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就能认定其向答辩人主张了权利，而需要结合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一审中，答辩人也是提交了清徐县东于镇高白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张焕有的《证明》、清徐县安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说明答辩人并不在晋城股份太原分行邮寄的地方居住，不能证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向答辩人主张过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30日，被告刘强作为借款人（甲方）与原告作为贷款人（乙方）签订了《个人授信合同》，约定甲方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30日，甲方在乙方可使用最高额授信额度100万元。同日，原告作为债权人（乙方）分别与被告刘效琪、啜素花作为保证人（甲方）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以上保证合同均约定：为确保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刘强在人民币100万元整最高限额内与乙方签订的所有业务合同项下债务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各保证人愿意向乙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仲裁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自每笔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对于因甲方联系方式变更造成乙方无法电话或信函通知的，乙方可在公告送达等各种法律认可的方式履行告知义务。2014年9月30日，被告刘强作为借款人（甲方）与原告作为贷款人（乙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11个月23天，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借款凭证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月利率7‰，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偿还的贷款，乙方有权按罚息利率按日计收逾期利息，罚息利率在约定利率基础上加50%确定，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还约定了甲方的违约责任，甲方违约情形包括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甲方违约的，乙方有权采取包括要求甲方赔偿因其违约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等措施。原告提交的借款凭证和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刘强发放了100万元贷款。2016年8月3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刘强、刘效琪和啜素花作出《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以邮政快递方式于2016年9月5日寄出，快递查询单显示上述邮寄单于2016年9月6日妥投，由单位收发章曹丽萍签收。被告刘强认可2017年12月22日其签收了原告作出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通知回执部分载明刘强承诺自收到通知书的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还款责任，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截止2019年6月24日被告刘强欠付原告借款本金979500元、利息109238.96元、罚息378920.33元、复利132044.72元。原告提交的付款回单和发票显示其向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支付刘强第一阶段律师费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与被告刘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未发现存在明显形式上的瑕疵，且尚无证据显示该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依约发放了借款，被告刘强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其借款本息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刘强辩称原告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javascript:SLC(291593,0)?)〉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javascript:SLC(291593,0)?)施行前，民法通则(?javascript:SLC(167199,0)?)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javascript:SLC(291593,0)?)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javascript:SLC(291593,0)?)》的相关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9月22日，本案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应为自2015年9月23日起至2017年9月22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刘强明确承认其于2017年12月22日在原告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回执中签字捺印，故其行为可以认定为在即诉讼期间届满后向原告作出履行还款责任的表示，故对被告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中列明的金额表示认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贷款借款本金979500元、计算至2019年6月24日利息109238.96元、罚息378920.33元、复利132044.7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自2019年6月2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明确，借款到期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偿还的及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原告有权按照罚息利率分别计收逾期利息和复利，罚息利率为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据此约定，利息应在正常借款期限内计收，涉案借款合同于2015年9月22日到期后，利息即应该停止计收，原告应自贷款到期后的次日起，按罚息利率对未归还的全部借款本金计收逾期利息。复利部分，原告并未明确复利的计算基数及计算节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下对复利计算的约定也并不明确，故复利本院无法确认。所以，对原告要求的自2019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复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以借款本金979500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7‰基础上加收50%计算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刘强支付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原告已向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6000元，故对原告主张律师费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刘效琪、啜素花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权利人主张权利是指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要求履行义务，作为一种请求权，其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要件，一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要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二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要传达到该特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原告向刘效琪和啜素花以邮政快递方式发出《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显示由单位收发章曹丽萍签收，且无其他证据能证明邮件已送达或应当送达担保人。根据合同约定无法电话或信函通告的，可以公告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原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告知。因此，原告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对方的，不能认定产生原告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刘效琪、啜素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借款本金979500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6月24日利息109238.96元、罚息378920.33元、复利132044.72元；自2019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7‰基础上加收50%计算）；二、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律师费6000元；三、驳回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99元由被告刘强负担。二审时，上诉人晋城银行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申请清徐县中高白村保管任福海、承租其身份证地址房屋的张焕有作为证人并到庭作证，用以证明2014年后被上诉人不在身份证地址居住。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晋城银行于2017年8月12日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给二被上诉人位于清徐县御水湾小区8号楼3单元102的地址快递《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快递查询单显示上述邮寄单被退回。原判查明的事实存在。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晋城银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进行了有效催收和通知。本案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借款期间为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30日，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涉案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上诉人晋城银行于2016年9月5日和2017年8月12日两次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二被上诉人邮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均没有有效送达二被上诉人。首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但双方《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同时还约定对于因借款方联系方式变更造成银行无法电话或信函通知的，银行可以公告送达等各种法律认可的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在两次邮寄均未实际送达的情况下，上诉人晋城银行并没有按合同的约定，采用公告送达等其他各种法律认可的方式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其次，双方的合同中虽然约定借款人联系地址变更应通知银行，但没有约定因担保人提供的地址变更导致无法送达的后果由担保人承担；再次，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清徐县东于镇高白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张焕有的《证明》、清徐县安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二审时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在晋城银行邮寄的地址居住，因此，上诉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对方，不产生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最后，在未形成有效送达的情况下，上诉人晋城银行于超过本案借款诉讼时效后的2017年12月，也仅是给刘强送达了《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而没有给二被上诉人送达催收和通知手续。综上，上诉人晋城银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民二他字第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9198元由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李国虎审判员 武 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