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一段788号。法定代表人：蔡典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燕，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雷，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绍龙，男，汉族，1970年12月28日出生，住上海市金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美娟，女，汉族，1972年6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昆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黎西路淮020091号A-3幢。法定代表人：沈绍龙，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黎西路A-3幢二楼。法定代表人：李存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薇薇，安徽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男，汉族，1970年11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昆山市。上诉人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建工”）与被上诉人沈绍龙、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鸿运公司”）、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集团公司”）、李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初2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湖南建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燕、刘春雷，恒基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薇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恒基鸿运公司、沈绍龙、李美娟、李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建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湖南建工集团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湖南建工对沈绍龙享有合法明确的债权，恒基鸿运公司、李美娟对沈绍龙债务提供了担保，恒基集团公司及李华存在抽逃出资，以上事实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根据（2018）皖06刑终104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刑事裁定书”）认定承诺书、担保书不具有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避而不谈湖南建工与沈绍龙的基础债权债务而做出沈绍龙不应对湖南建工承担清偿责任的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对刑事裁定书错误解读，刑事裁定书内容存在矛盾且认定事实中对伪造的相关材料并未明确，原审法院对伪造证据的范围认定错误；2、谈子林案件中，伪造源于谈子林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但民事诉讼中，欺诈、胁迫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为可撤销，并非无效，故民事行为涉嫌犯罪或认定构成犯罪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不能因来源不合法而排除；3、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错误，未对湖南建工与沈绍龙因案涉项目所产生的纠纷、恒基鸿运公司有无担保责任、恒基集团公司及李华有无股东责任进行审理，对于争议的债权金额亦未启动必要的鉴定程序；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排除湖南建工证据，原审法院错误的将普通债权债务合同纠纷认定涉及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本案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任何关系，不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适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专属管辖，即便排除承诺书，案件也不涉及建设施工合同的专属管辖。恒基集团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对谈子林案件的刑事裁定书理解正确无误，湖南建工置法律和事实不顾，对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内容断章取义；2、湖南建工诉称的损失事实不清，来源不明，无证据证明其工程是否有损失，即使有损失，损失金额无法确定；3、恒基集团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及自行抽逃或协助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不应对恒基鸿运公司的担保行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李华擅自以恒基鸿运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5、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确。沈绍龙、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公司、李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湖南建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绍龙向湖南建工偿还《承诺书（沈2）》中付款期限为2013年6月30日至案涉项目清结审计后的款项20675866.94元（以鉴定结果为准）；2、判令沈绍龙向湖南建工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0675866.9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利息损失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370689.16元；3、判令李美娟对沈绍龙的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恒基鸿运公司对沈绍龙的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判令恒基集团公司以抽逃出资1亿元本息为限对恒基鸿运公司的连带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判令李华以抽逃出资1亿元本息为限对恒基鸿运公司的连带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绍龙在承包湖南建工的合肥妇幼保健院项目、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工程中，因项目亏损与湖南建工产生纠纷，后沈绍龙撤出该工程。据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8）皖刑终104号刑事裁定书查明：在沈绍龙撤出后，湖南建工华东局副局长谈子林负责该公司在安徽省合肥市工程的善后工作，谈子林在获悉沈绍龙因伪造公司印章罪被长沙公安刑事拘留于长沙市看守所后，起草了一份沈绍龙承诺自愿对合肥妇幼保健院分院工程及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工程项目亏损承担清偿责任的承诺书，交给沈绍龙案件的办案民警带进看守所，以办理取保候审为条件要求沈绍龙按照起草的承诺书抄写签字后捺印，并将落款日期提前至沈绍龙被抓捕前的2011年11月17日；谈子林拿到上述承诺后，携该承诺书找到李华，以湖南建工给予谅解并为沈绍龙办理取保候审为条件，要求李华在承诺书下部以恒基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书写恒基鸿运公司对沈绍龙上述承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加盖恒基鸿运公司印章，并将落款日期提前至2011年11月18日，李华照办。随后，谈子林又制作承诺书一份交给办案民警，2011年12月9日办案民警在提审沈绍龙之际将承诺书交给沈绍龙，让沈绍龙在其上签字。该承诺书约定，沈绍龙给湖南建工造成的损失暂定为3500万元，由沈绍龙分期偿还，并由沈绍龙个人持股或参股的公司负责偿还等内容。2011年12月6日，李美娟亦出具承诺书，愿为沈绍龙给湖南建工造成的亏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1年12月8日，谈子林等人在淮北市李华办公室内以同样理由要挟李华签署谈子林事先制作的担保书，李华按谈子林的要求在担保书正文起始处手写“淮北恒基置业有限”字样，在“担保人”处手写“淮北恒基置业公司”，并加盖淮北鸿运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8日。后谈子林将上述相关材料交给湖南建工法律专员曾海燕。2012年至2015年期间，湖南建工以谈子林获取的二份承诺书及担保书等材料作为证据陆续向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依据湖南建工提交的证据及诉请作出：1、（2012）天民初字第2108号民事判决，原审法院作出（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对该判决予以维持；2、（2014）天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3、（2015）天民初字第02712号民事判决、（2015）天民初字第02713号民事判决，上述二份判决已由原审法院作出（2017）湘01民终8931号、（2017）湘01民终89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该案由原审法院进行一审。2018年6月6日，湖南建工以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湖南建工起诉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湖南建工在庭审时提交了沈绍龙于2011年11月17日出具的《承诺函》、2011年12月9日出具的《承诺函》、李美娟2011年12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恒基鸿运公司2011年11月18日出具的《书面承诺》、2011年12月8日恒基鸿运公司出具的《担保书》以及湖南建工委托湖南天平正大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湖天专审字（2018）第075号】《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工程局合肥妇幼项目及C3C4项目的收入、成本及债权债务情况的审核报告》等证据，拟证明湖南建工在合肥妇幼保健院分院工程及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工程项目中实际亏损40675866.94元，而沈绍龙承诺对上述项目亏损承担清偿责任，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公司承诺应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湖南建工另提交了相关证据拟证明恒基集团公司、李华作为淮北恒基鸿运公司的股东出资不实，应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淮北恒基鸿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恒基集团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在庭审中提交了刑事裁定书等证据，该生效裁定书确认了湖南建工工作人员谈子林在沈绍龙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以为沈绍龙办理取保候审为条件，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诱使沈绍龙及淮北恒基鸿运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承诺书及担保书的事实，认定了上述二份承诺书及担保书系伪造的证据，故沈绍龙出具的二份承诺书及恒基鸿运公司出具的担保书不具有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作为案件证据予以采信，而湖南建工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湖南建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湖南建工提出沈绍龙应对本案工程项目损失承担清偿责任及恒基鸿运公司应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沈绍龙不应在案件中承担清偿责任，相应的，李美娟作为沈绍龙的担保人亦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恒基集团公司、李华亦无需承担股东责任。至于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因合肥妇幼保健院项目及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所产生的纠纷，系另外的法律关系，且涉及二个合同关系，还涉及建筑施工合同的专属管辖问题，不宜审理，湖南建工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湖南建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03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62033元，由湖南建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湖南建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项目承包合同》2份，拟证明沈绍龙应承担涉案工程的所有风险及责任，即便案涉工程项目给湖南建工造成损失的数额不确定，不能否认沈绍龙对湖南建工负有债务，而案涉项目虽有两个，但合同主体相同，合并审理不违反法定程序，反而可以减少诉累。2、（2017）湘01民终8927号、893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对于案涉项目可以合并审理，原审法院不能以另案处理为由驳回湖南建工在一审中的诉请。3、（2016）最高法民申205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审法院即便对《承诺书》效力质疑，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客观存在，且案涉项目涉及的2份《项目承包合同》主体、性质均相同，合并审理不违反程序，长沙中院应先向湖南建工释明、允许湖南建工变更诉讼，并考虑启动鉴定程序确定债权债务金额，不能简单驳回湖南建工公司的诉讼请求。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拟证明湖南建工与沈绍龙的承包关系已转换为债权债务关系，不适用专属管辖。经当庭质证，恒基集团公司认为湖南建工提交的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合同是无效的，不具备合法性，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是建设工程关系，且未经结算，从管辖上来说应当是专属管辖。认为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认为该两份裁定书是一审法院作出的，即使有异议，应当向一审法院复议。认为证据3、4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二审中恒基集团公司、沈绍龙、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公司、李华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湖南建工提交的证据1不能证明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具体数额，更不能达到两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相同即可以合并审理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2，该两份裁定书案由为合同纠纷，其审查内容为一般合同之债，原审法院将两案裁定提审并未涉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的专属管辖问题，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审法院对涉案的两个建设工程项目引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具有管辖权，且可以进行合并审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3、4，分别为另案民事裁定书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不属于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关于湖南建工提交的《承诺书》《担保书》等证据的认定是否有误；2、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一、关于证据认定的问题。湖南建工证明其与沈绍龙、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为：沈绍龙于2011年11月17日出具的《承诺函》、2011年12月9日出具的《承诺函》、李美娟2011年12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淮北恒基鸿运公司2011年11月18日出具的《书面承诺》及2011年12月8日出具的《担保书》。因恒基集团公司提交了生效刑事裁定书，刑事裁定书对承诺书、担保书等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予以了否定，一审法院由此否定了湖南建工对沈绍龙享有合法债权。湖南建工二审主张，刑事裁定书认定承诺书、担保书等系采取欺诈、胁迫手段出具，而欺诈、胁迫属合同撤销事由，现以上承诺书、担保书并未被撤销，仍为有效，故法院对该证据应当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行审查，对于来源和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具体案件中，审判人员还应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故人民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查，并不完全以合同的效力作为必要前提，有效的合同，法院仍应对其来源和形式是否合法，其证明力大小予以判断，若形式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明力，法院应不以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反，无效的、效力待定的合同，若形式和来源符合法律规定，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法院可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已经对湖南建工提交的《承诺书》、《担保书》认定为系伪造的证据，并将谈子林促成以上证据形成的行为定性为“帮助他人伪造证据，并将伪造的相关材料供给他人作为证据对沈绍龙、李华等人及公司提起诉讼，且相关证据被人民法院作为判决依据采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故即便恒基集团公司未对《承诺书》、《担保书》申请撤销，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亦已对《承诺书》、《担保书》的来源的合法性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故该证据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据此对《承诺书》、《担保书》来源的合法性予以否定,并驳回湖南建工关于其对沈绍龙享有债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二、关于程序问题。湖南建工二审中提出：1、原审法院未做实体审理，法院应当对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理，包含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管辖移送问题；2、原审法院错误将本案普通债权债务合同纠纷认定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错误；3、原审法院若对湖南建工提交的《审核报告》不予采信，应启动鉴定程序。本院认为，湖南建工二审中提出的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为：1、原审法院系以证据不足驳回湖南建工的诉讼请求，对案件进行了实体审理。2、湖南建工一方面主张本案已经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合同关系，一方面要求原审法院应当对其与沈绍龙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管辖移送等问题进行审理，该主张存在前后矛盾。因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法院审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具体的债权金额，管辖的原则为原告就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律关系包括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与分包人、转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可能存在的内部承包、挂靠关系的总和，有时可能出现突破合同相对性追加当事人情形，法院所审查的内容包含确定工程造价、已付工程款、违约责任、工程结算等，且管辖也属不动产所在地的专属管辖。故该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在诉讼主体、审查范围、管辖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一审中湖南建工系以债权债务关系起诉，原审法院在对湖南建工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否定的基础上，以湖南建工与沈绍龙之间关于涉案项目的纠纷可能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属专属管辖，未予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3、湖南建工为证明其在合肥妇幼保健院分院工程及合肥大学科技园工程项目中存在亏损，向法院提交了审核报告。但该审核报告系湖南建工单方出具，恒基集团公司不予认可，本案涉案工程并未进行结算，而对于涉案工程盈亏涉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事实及法律关系的实体审理，该单方出具的审核报告不足以证明涉案两项目的实际盈亏情况，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未对涉案项目进行审计、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综上，湖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33元，由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元清审判员  唐雨松审判员  陈盎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樊航书记员刘思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