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62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女，197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娜，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泽，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溪，女，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在兴，男，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鹿竞超，济南市中明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红因与被上诉人于溪、杨在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被上诉人于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红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诉责险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判决驳回刘红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即认定双方之间非借贷关系属于对事实的主观臆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到：“于溪、杨在兴提交的证据虽略有瑕疵，但结合本院调取的证据，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于溪、杨在兴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于溪、杨在兴所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但纵观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完整的证据链在何处？证据之间是如何印证的？判决中的“瑕疵”具体指什么？一审法院均未作出解释。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委托协议》及《借款（欠条）协议》并非刘红本人所签，亦未经刘红事后追认，刘红对此事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于溪在一审开庭时也认可《委托协议》并非刘红所签，是于溪本人签订。但即便如此，一审法院在未对上述证据进行法律分析的情况下却对于溪、杨在兴提交的所有证据包括该份《委托协议》及《借款（欠条）协议》予以采信，存在严重的主观臆定，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误。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与刘红无直接关联性，证据之间不能互相印证。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也是在陈述于溪与金手指之间的联系，并无刘红与金手指存在直接关系的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金手指工作人员马慧与于溪聊天记录不能被采纳，首先马慧的身份无法查明，单从于溪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聊天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询问，但该聊天记录中的马慧并未在一审出庭作证，故该份证据不应被采纳。一审法院在未调查核实该份证据关联性、真实性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属于对事实的认定错误。第三、一审法院将杨在兴转给王建龙的70万元款项认定为是刘红的投资款属于主观臆定，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提交的杨在兴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实杨在兴在2018年4月3日收到了刘红转账的70万元借款。在2018年4月4日杨在兴的账户余额一栏中显示余额为1206047.36元，不能证明杨在兴后期向户名为“王建龙”的账户里转账70万元，就是刘红的“70万元投资款”，因为通过杨在兴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杨在兴与多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述为：“于溪、杨在兴没有占有使用涉案款项”，违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直接将杨在兴转给王建龙的70万元款项认定为是刘红的投资款属于主观臆定，没有证据支持。二、刘红主张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抗辩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抗辩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却提供的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一些证据，并无与刘红直接相关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非民间借贷关系，故刘红主张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抗辩不能成立。三、刘红主张由被上诉人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险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8号)规定，刘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刘红将款项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至今未归还刘红涉案款项，故其应承担刘红的相关损失。综上，刘红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结合刘红质证意见的基础上，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采信，存在对事实严重的主观臆定，违背了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刘红的合法权益。于溪、杨在兴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以及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溪、杨在兴系夫妻关系。2018年4月3日，刘红向杨在兴分别转账50万元、20万元。2018年4月4日，杨在兴向案外人王建龙转账70万元，王建龙系金手指财务（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委托的收款业务员。当日，于溪以刘红的名义购买了金手指公司的70万元（20万元五号基金、50万元金产品）的理财产品，之后，刘红多次获得由金手指公司工作人员支付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刘红持有银行转账记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于溪、杨在兴抗辩转账系刘红向金手指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于溪仅为经办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且于溪、杨在兴没有占有使用涉案款项，刘红提交的聊天记录亦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未能形成证据优势，刘红未能继续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刘红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于溪、杨在兴偿还借款本息，不予支持。刘红诉请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于法无据，于理不服，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刘红负担。保全费4020元，由刘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红提交了出版合同书、版权证明及授权书、印刷委托证明、刘红孩子的学习成绩单，拟共同证明刘红系基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加之于溪系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副社长，故被上诉人向刘红提出借款时，刘红碍于朋友情面，将借款借给被上诉人。孩子的成绩单可以证明孩子在外国留学，成绩优异，加之刘红有自己的公司，完全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学，根本不需要被上诉人进行资助，被上诉人称刘红的孩子由其进行资助不实。于溪、杨在兴质证认为，关于出版合同书，版权证明及授权书，印刷委托证明与本案没有关系。关于刘红孩子的学习成绩单没有翻译件，被上诉人看不懂，对其真实性也不认可，且对其资助的并非被上诉人，而是金手指公司。被上诉人提交了（2019）鲁0103民初4924号民事裁定书、（2020）鲁01民终1015号民事判决书。两份法律文书证明有相同或类似案件，均由案外人向被刘红以民间借贷的名义提起诉讼，一起案件由法院调取证据后，原告进行撤诉，另一起案件案经两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拟证明两起案件的原告均与本案刘红一样，系金手指公司投资客户。刘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个案件与本案并不相同，在判决书所指的案件中，吕洪英与金手指公司曾经签订过合同，而在本案中，刘红并没有与金手指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也不知道金手指公司的存在。只是在到了还款期限之后，被上诉人才告知金手指公司的存在，（2020）鲁01民终1015号案件与本案并不是同类型的案件，该案件与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红以7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主张于溪、杨在兴偿还借款7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溪、杨在兴抗辩涉案70万元是刘红为购买金手指公司的理财产品向杨在兴转账、于溪是刘红向金手指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办人，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红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刘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审中，刘红提供的出版合同书、版权证明及授权书、印刷委托证明、刘红孩子的学习成绩单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依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70万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并驳回刘红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