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302行初31号原告：邓国礼，男，1988年7月28日生，汉族，曲靖市沾益区人，大专文化，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袁琼飞，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望海路4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3775530808U。法定代表人：卢宁，大队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吴小东，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红斌，云南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邓国礼不服被告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沾益交警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国礼及其委托代理人袁琼飞、被告沾益交警大队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吴小东、委托代理人刘红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沾益交警大队于2020年1月8日作出编号为第5303281911855715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邓国礼于2020年1月8日15时41分，在曲靖市沾益区处实施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四）项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邓国礼罚款200元并计3分的行政处罚。原告邓国礼诉称，其驾驶的云Ａ×××××车辆于2020年1月6日就因未检验被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罚款100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针对原告同一违法行为，被告沾益交警大队对原告罚款200元并计3分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被告沾益交警大队作出的5303281911855715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赔偿原告已缴纳的200元罚款。被告沾益交警大队辩称，原告对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处罚置若罔闻，依然继续违法驾驶脱检车辆上路行驶，主观上具有严重过错，被告在新的时间、新的地点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欲证实其诉讼主张，均向本院提交了相应证据材料，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有争议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提出没有合法性。本院对此认证如下：本院认为，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来源合法以及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而不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被告所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被告依照职权制作，来源合法且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具有合法性。原告对证据合法性的基本涵义理解错误，倘若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有合法性，对原告而言实际也是极其不利的，即不能认定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故本院对被告沾益交警大队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采信，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6日，原告邓国礼驾驶已脱检的云Ａ×××××小型车辆行驶至曲靖市麒麟区南城门广场时，因该车辆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被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罚款100元。原告邓国礼未及时对该违法行为主动予以纠正，又于2020年1月8日违章驾驶该车辆行驶至曲靖市沾益区处时再遭查处，被告沾益交警大队以同样的理由，对原告邓国礼作出编号为第5303281911855715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邓国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四）项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罚款200元并计3分的行政处罚。原告邓国礼认为其违法行为已受过行政处罚，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被告不得再次对其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行政处罚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于2020年1月6日因驾驶未经检验的车辆被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罚款100元，后又于同年1月8日因同样的理由被沾益交警大队罚款200元并记3分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对原告前后两次行政处罚是否居于同一违法行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就成为本案关键所在。本院认为，对于何种情形属于同一违法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从目的解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执法中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时，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当事人处以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是，对于当事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法律当然也要求行为人及时加以纠正，迅速使得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法律精神要旨和应有之义；法律绝不会允许，也不会同意处于持续或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继续存在而危害社会。否则，对于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在行政相对人已经被行政机关予以处罚的情况下，其就可以滥用公民权利不予纠正而不受法律追究，最终导致行政机关对处于持续或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束手无策，社会管理失范无序，这显然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意旨。另外，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时空条件而独立存在。故为了衡平国家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冲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应作限制解释，此中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应是指行为人在同一时间、空间条件下居于同一主观恶性程度（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了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当然，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应当有所克制，如果行政机关对违法者能够自行纠正就能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就不需要随意动用国家强制手段，居于此，考虑到违法者消除持续或者继续状态违法行为需要一定时间，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相对人必要的时间去主动纠正此违法行为，如果在纠正途中遭查处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未实施新的违法行为，不宜再次处罚。结合到本案，原告邓国礼因违章驾驶未经检验的车辆于2020年1月6日被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此时，作为违法者应当更加警醒，及时检验，主动消除违法状态。但原告邓国礼对行政机关的查处不以为然，无视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之存在，能够纠正未及时纠正，居于侥幸心理又违章驾驶未经检验的车辆从麒麟区，该违法行为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实施，且其主观恶性程度有所增加，应视为违法者实施了同种类的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而非实施了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告根据原告邓国礼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了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且违法者主观恶性程度有所增加之情况下，对原告罚款200元并记3分的行政处罚是适当的，该行政行为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故原告邓国礼作为违法者，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综上，被告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原告邓国礼及其委托代理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基本涵义理解和认识错误，不符合立法本意，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国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国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林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李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