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鹤鸣，男，汉族，1981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正阳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12************050。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爱玲，女，汉族，1984年1月13日出生，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公民身份号码为612************52X。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广东莞企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凤娇，广东莞企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49LE8N。法定代表人：陈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其友，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玲，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鹤鸣、罗爱玲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碧桂园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1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鹤鸣、罗爱玲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地碧桂园公司将多收取增值税款11543.09元退还给黄鹤鸣、罗爱玲；2.金地碧桂园公司支付黄鹤鸣、罗爱玲逾期付款利息（以11543.0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从起诉之日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地碧桂园公司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鹤鸣、罗爱玲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4.29元，由黄鹤鸣、罗爱玲承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1434号民事判决书。黄鹤鸣、罗爱玲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黄鹤鸣、罗爱玲的诉讼请求；2.金地碧桂园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合同附件十一的第17条明确约定“本补充条款的约定与本合同正文及附件的约定不一致的，则以本补充条款的约定为准”合同第三条约定了单价和总价后，又在合同附件十一对主合同第三条补充约定了不含税总价和适用税率，并约定以最终的不含税总价为准，应将合同附件十一第17条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原审法院对于“双方固定了房屋总价款”的认定错误。合同第五章明确约定了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含3%）的，据实结算房价款，更重要的是合同通篇未出现固定房屋总价的内容。3.原审法院关于增值税税率上调或者下降，双方约定的总价款不变的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黄鹤鸣、罗爱玲与金地碧桂园公司达成的补充条款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法院应当遵循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应优先适用不含税总价。2.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可以转嫁。本案的补充协议条款明确金地碧桂园公司将增值税的缴纳义务转嫁给了购房人，购房人才是增值税额的真正承担人，黄鹤鸣、罗爱玲作为增值税的实际承担人，当然应是国家减税政策的受益人。3.金地碧桂园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将房价进行拆分系为了少交印花税，黄鹤鸣、罗爱玲对此不予认可。本案中，金地碧桂园公司通过不含税总价明确企业利润，非法占有购房人预缴纳的增值税额，金地碧桂园公司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按照法律应当予以退还。金地碧桂园公司通过避税获利，也应该是不利后果的承担方。若因此获得更多企业利润，不仅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同时也纵容了规避税法的人。综上，恳请二审依法支持黄鹤鸣、罗爱玲的诉讼请求。金地碧桂园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关于“双方已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且已实际履行”的认定是正确的。1.在房管局行政审批、备案过程中，金地碧桂园公司都使用套内建筑面积、总价备案的方式，故商品房总价并非通过不含税总价计算所得，行政备案价格不因税率变动而改变。2.金地碧桂园公司与黄鹤鸣、罗爱玲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商品房套内建筑面积，第六条关于计价方式与价款中明确约定了商品房单价、总价款、商品房总价款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即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以含税总价为计价方式，黄鹤鸣、罗爱玲计价逻辑根本性错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商品房价格系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与套内建筑面积乘积计算得出，不含税总价系通过已经确定的合同总价和各税种适用税率计算得出，本案双方当事人亦是按照主合同所约定的计价方式实际履行。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的不含税总价系根据双方主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通过一定公式计算得出，反之，根据不含税总价结合增值税税率并不能倒算出双方主合同所约定的房屋交易总价，故不含税总价并非交易价格。3.《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案涉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合同中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也并未约定房屋总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调整。4.通过开具的发票票面信息不能倒推双方对价格的合意。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案涉税率调整的对象是作为纳税人的金地碧桂园公司，并非作为购房人的黄鹤鸣、罗爱玲，故税率调整与黄鹤鸣、罗爱玲无关。综上，黄鹤鸣、罗爱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鹤鸣、罗爱玲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围绕黄鹤鸣、罗爱玲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总价款是否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调整。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黄鹤鸣、罗爱玲与金地碧桂园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第六条约定商品房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总价款为1409411元，单价为每平方米16495.92元；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条款以价税分离的形式明确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1269739.64元和增值税款139671.36元（税率为：11%），总房价款仍为1409411元。可见，补充协议约定的商品房总价款与主合同一致，双方已经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开发商将增值税纳入商品房的成本中，是正常商业行为，符合常理，黄鹤鸣、罗爱玲亦无表示反对。应认为该商品房总价是双方议定的结果，按该房价买卖案涉商品房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条款虽然将增值税款单独列出来，但该条约定并不具备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在没有降税即降价的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金地碧桂园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商品房总价款没有影响。反过来说，即使增值税税率上调，但在未明确约定房屋总价款随税率的上调而增加的情况下，房屋总价款依然是不变的。金地碧桂园公司收取黄鹤鸣、罗爱玲案涉商品房总价款有合同依据，国家税率调整导致企业少缴税不影响双方已经固定的商品房总价款，该少缴纳的税款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认定黄鹤鸣、罗爱玲要求金地碧桂园公司退还增值税款项及利息于法无据，从而驳回黄鹤鸣、罗爱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鹤鸣、罗爱玲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58元，由黄鹤鸣、罗爱玲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黎淑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