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3，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4，女，1963年9月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5，男，1951年11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53年3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7，男，1979年1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6，男，1954年9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日，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1，男，1980年10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日，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8，女，195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日，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日，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2，女，200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学生。法定代理人：左某1（左某2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日，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某3、左某4因与被上诉人左某5、王某、左某7、左某6、左某1、左某8、曹某、左某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7）京0112民初15769号民事判决书，左某5、王某、左某7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京03民终4122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2019）京0112民初23181号民事判决，左某3、左某4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某3、左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左某3、左某4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左某5、王某、左某7、左某6、左某1、左某8、曹某、左某2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1995年分家单没有父亲左某9、母亲王某2签字，仅是部分子女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2．左某6提交的遗嘱即使真实有效，也是对房屋本身的处分，左某3、左某4有权对房屋宅基地的区位补偿款予以分割。左某5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左某3、左某4的上诉意见。第一，分家单真实存在。首先，主持分家的人员是原村支书、村长、村会计，三人均健在，只是因年龄问题未出庭作证，但其出具的书面证明和联系电话，均可证明分家单的真实性。其次，左某6在2015年11月27日宋庄法庭开庭笔录、2015年12月15日继续开庭笔录中，均认可分家的事实以及变更分家方案的事实。再次，左某5是70年代在后院西屋结婚居住生活，95年分家前后直至拆迁，一直由左某5居住，左某6将后院宅基地变更在其名下后，左某5也一直居住，2004年左某5才在市里分配房屋。1995年的分家单并非简单的兄弟二人分家，而是赡养分家协议，其法律地位不容随意推翻。最后，政府实施的拆迁方案是基于分家单，2015年8月29日潞城镇古城村委会向拆迁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载明“我村后街54号院，以分家单为准。”第二，关于遗嘱的效力。左某6提交的遗嘱，产生于左某9在左某6家生活期间，左某9的处境受制于左某6，该遗嘱应认定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左某9曾经给左某5、左某4均写过自书遗嘱，内容相互矛盾，说明老人担忧自己的养老问题，遗嘱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愿。自书遗嘱的效力不应高于基层组织参加的分家协议。通过分家单，左某9夫妇的财产已经处理完毕，没有遗产可供继承。王某、左某7的答辩意见同左某5。左某6辩称，不同意左某3、左某4的上诉意见。1．分家事实不存在。根据农村习俗，分家的前提是对家庭共有财产的认定，全部家庭成员将较大的家庭分成较小的家庭，不论如何分家，父母都保留自己的宅基地，以备安享晚年。本案中，左某6、左某5在1978年左右均已成家立业，左某5是工人，在城市里有楼房，而左某6有54号院北院，两兄弟在1995年已经有稳定家庭，不可能再分家。从形式上看，分家单没有父母的签字，见证人签字也非本人签署，故分家单应属无效。根据集体入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记载，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以下简称54号院）南院的使用权人是左某9，54号院北院的使用权人是左某6。2．2010年12月15日左某9自书遗嘱和2015年5月5日张某1的代书遗嘱均为有效遗嘱。2010年遗嘱为左某9自己书写，有证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在场签字确认，该份遗嘱有当时的录像视频予以佐证，左某5提交的证据七庭审笔录中载明，其承认2010年遗嘱的存在。2015年的代书遗嘱，张某1、邹某、李某均签字确认，也可以出庭作证。3．54号院虽然在通胡路改造中被拆，左某9取得相应补偿，此次拆迁是以“还原老宅基地”前提进行，故54号院南院在此次拆迁中取得的相关利益属于左某9的遗产，54号院北院属于左某6财产，不应分配。54号院南院属于左某9和王某2遗产，左某9通过遗嘱方式将遗产留给左某6，其他人只能主张王某2的遗产份额。左某1、左某8、曹某、左某2的答辩意见同左某6。左某3、左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前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7255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93803元、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127688元和后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55575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233630元、合法利用土地奖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105376元属于左某9和王某2的遗产。2、判决上述前院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56987．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406．8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11725．38元、合法利用土地奖125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15961元和后院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56987．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6946．8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29203．75元、合法利用土地奖12500元和宅基地少建房奖13172元，共计619390．89元归左某3所有；3、判决上述前院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56987．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406．8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11725．38元、合法利用土地奖125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15961元和后院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56987．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6946．8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29203．75元、合法利用土地奖12500元和宅基地少建房奖13172元，共计619390．89元归左某3所有；4、诉讼费由左某5、王某、左某7、左某6、左某1、左某8、曹某、左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某9和王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名子女，即长子左某5、次子左某6、长女左某3、次女左某4。左某9于2015年5月9日去世，王某2于2006年12月15日去世。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左某9。1973年11月7日，左某9作为申请人申请修建房屋，《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修建房屋使用土地申请书》上载明：全家人口情况为全家六口人，共三代：母亲、爱人和三个孩子。现有房屋及基地情况：现有房子三间，因年长需要翻盖，此房又是厢房准备扒旧房改盖正房，基地在一审法院内。1974年，左某9、王某2在原有宅基地上盖正房。1995年5月4日，左某5及左某6签署分家协议，载明：“立文约人：左某5、左某6，给兄弟二人商定自愿分居，各立门户，父母共养，房产分清，后院北房西屋两间永归增先所有，增进不得平分，东屋两间归增进所有，增先不得平分，院南当走道五尺，兄弟二人共同使用，前院北房三间归父母所有，兄弟二人不得平分，待双亲去世后，兄弟二人方可平分，父母有生之年兄弟二人要尽心尽力赡养。立文约人：左某5、左某6，中人、代笔均签名。此外，该分家还对左某5、左某6赡养父母的方式和赡养费用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此院落内房屋为东、西分配。2001年9月3日，左某9（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内容：“一、拆迁依据。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房通字（2001）第11号，甲方因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居住的房屋。二、被拆除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非成套正式住宅房屋3间，建筑面积36．34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三、补偿金额。1、所有权补偿。经评估机构对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评估，甲方应当给予所有权补偿款合计15887元。2、使用权补偿。经有关部门批准，被拆除房屋所在地拆迁补偿价为1600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价格为1600元／平方米，补偿系数为0．2，甲方应支付乙方房屋拆迁补偿款82144元。3、甲方应补偿乙方补偿款总计103331元。”同日，左某9（乙方）与通州区胡各庄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预约购房及入住周转房协议》，约定：自建房建成后甲方按限额标准出售给乙方两居室一套。2005年，村委会出具《购楼房结算清单》，内容为：“购房人左某9自愿认购村委会提供的古城—杨庄村民自住楼：3号楼（以下简称632号）”。632号房屋系小产权房屋，登记在左某7名下。诉争院落至拆迁时，左某9、王某2始终居住于该诉争院落。至此，房屋拆迁系按南、北两个院单独办理。2010年12月15日，左某9立下遗嘱，内容为：“我，左某9自老伴死后一直与二儿子左某6二儿媳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们一家四世同堂儿孙孝顺，使我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立遗嘱如下：我永远与二儿子左某6生活在一起一直到百年。百年之后，我所有的资本财产股份现金及所有的按政策应得福利待遇等全部由二儿子左某6继承与其他子女无关，所有房产包括古城老房地产都是左某6的永久财产，现有楼房也是左某6所有的。我百年后一切事由左某6办理。我生前只立一份遗嘱别无其他。”庭审中，左某5申请证人邹某、李某出庭作证，邹某表示，该份遗嘱是左某8找到她让她签字，且签字的时候，其并不在书写遗嘱的现场，因为是邻居关系，在没有看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就帮忙签字了。李某表示该份遗嘱上的签字是其到左某6家串门签的字，未注意看遗嘱内容，也没有看到左某9书写遗嘱的过程。对此，左某6不予认可。左某3、左某4对分家协议及遗嘱均不予认可。2015年8月29日，左某9（被拆迁人、乙方、已故）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为：“第一条、被拆迁房屋情况。甲方因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拆迁项目建设需要，对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古城后街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乙方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195．95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首层正式房屋建筑面积36．34平方米。第二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明细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支付乙方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27255元。装修及附属物93803元。2、移机费935元。3、拆迁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4）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545元。（5）安家补助费75000元。（6）独生子女补助费100000元。（7）合法利用土地奖100000元。（8）宅基地少建房奖127688元。（10）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4、本条款上述各项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共计1653176元。”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5年9月6日，左某9（被拆迁人、乙方、已故）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安置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依据《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方案》及其他相关法规政策，经平等、友好协商，就安置房购买事宜达成本协议，以资信守。第二条、购买安置房屋概况及其价款。1、杨坨三号地块1号楼2单元4层A2二居，87平米。2、杨坨三号地块2号楼2单元3层A2二居，87平米。购房款总计793760元。”上述拆迁利益已由左某5一家占有。2015年8月21日，左某6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为：“第一条、被拆迁房屋情况。甲方因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拆迁项目建设需要，对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古城后街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乙方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205．82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首层正式房屋建筑面积74．1平方米。第二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明细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支付乙方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55575元。装修及附属物233630元。2、移机费4435元。3、拆迁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4）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1112元。（5）安家补助费250000元。（6）独生子女补助费150000元。（7）合法利用土地奖100000元。（8）宅基地少建房奖105376元。（10）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4、本条款上述各项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共计2028078元。”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7年5月10日，左某6、左某8、曹某、曹某代左某2、左某1签订申请书，决定安置房按照如下方案登记：楼号8，单元2，房号1层B2，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左某6、左某8、左某2；楼号6，单元2，房号20层A2，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曹某、左某2；楼号6，单元2，房号20层B2，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左某1、左某2；”上述拆迁利益已由左某6一家占有。2017年11月20日，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院落及房屋登记在左某9名下，院内房屋系左某9与王某2共同建设，系左某9与王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1995年，左某9与王某2主持分家，本案中分家协议虽没有左某9与王某2的签字，但其内容对诉争院落内房产及左某5、左某6赡养父母的形式进行了约定，并由代笔人签字、中人见证。2001年对于涉案院落及房屋拆迁时，左某9与王某2夫妇将1995年分家协议的东、西分配方案变更为南、北分配方案，并得到实际履行。在此期间，均未有人提出异议。结合2001年拆迁及1995年分家事实，能够认定诉争院落及房屋已经过分家处理。对于左某92010年12月15日所立遗嘱的内容与1995年分家协议内容冲突，且2001年拆迁时，各方对于诉争院落及房屋的分配方案并未提出异议。而证人邹某出庭作证，表示该份遗嘱是左某8找到她让她签字，且签字的时候，其并不在书写遗嘱的现场，因为是街坊邻居关系，在没有看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就帮忙签字了。证人李某表示该份遗嘱上的签字是其到左某6家串门时签的字，未注意看遗嘱内容，也没有看到左某9书写遗嘱的过程。综上，左某9所立遗嘱，既不符合1995年分家的事实，亦与2001年拆迁确认的分配方案相悖，该遗嘱不能约束涉案拆迁利益的分配。2015年诉争院落及房屋的再次拆迁，其拆迁利益应系原有院落及房屋的拆迁利益，故现诉争的拆迁利益已经因分家及原有拆迁的事实所确认。左某6与左某5分别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属于对已分家的自己的财产的处置。综上所述，本案诉争的拆迁利益不属于左某9与王某2的遗产,故左某3、左某4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4日判决：驳回左某3、左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左某6向本院提交录像视频，证明左某9所立遗嘱的真实性。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左某3、左某4认可视频中左某9以及三位见证人的身份，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视频中左某9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愿。左某5、左某7、王某认可视频中左某9以及三位见证人的身份，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通过录像可以看出整个过程都是张某1在指导左某9陈述，不能证明是左某9自愿书写的全部内容。对左某6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进行论证。左某3、左某4、左某5、王某、左某7、左某1、左某8、曹某、左某2未提交二审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分家单的效力以及分家事实的认定。分家单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形式不一。分家行为不是要式法律行为，分家单亦无法定形式要件，故分家单的真实性及效力认定应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具体案情分析。首先，本案分家单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由村委或家族长辈主持分家较为普遍。分家析产的家庭各方当事人在分家单上签字或捺印并不是分家行为生效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并实际履行。本案分家单根据当地风俗，由本村村民作为中人，张某代笔，分家所涉兄弟二人左某6、左某5在分家单上签名。分家单具有客观真实性。权利人左某9、王某2虽未在分家单上签字，但分家单并非具有严格形式要件的法律行为，故并不必然影响分家单的效力。其次，2001年涉案院落及房屋拆迁时，左某9与王某2夫妇将1995年分家协议的东、西分配方案变更为南、北分配方案，南院拆迁所得632号房屋登记在左某7名下，并由左某7实际居住，而北院拆迁利益由左某6享有。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左某6、左某5已按变更后的分家约定实际履行，且较长一段时期内各方对于诉争院落及房屋的分配方案并未提出异议。综上，涉案分家单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内容真实合法，其效力应予以确认，可以认定诉争院落存在分家的事实。权利人左某9、王某2对涉案房屋的权属已经进行了处分，即由左某6、左某5分别所有，该处分行为直接产生物权效力。左某9在已通过分家形式将房屋权属进行处分的情况下，又对诉争院落的拆迁利益通过遗嘱作出处分，属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故诉争院落的拆迁利益不属于左某9的遗产，左某3、左某4无权主张继承诉争院落的拆迁利益。综上所述，左某3、左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左某3、左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娜审 判 员 沈 放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向 玗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