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法定代表人：朱燕彤，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府前街北侧（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红卫，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学军，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连兴，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盛世骏豪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二里庄35号楼二层211。法定代表人：张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定寰，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反诉第三人：王旭，女，1983年7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菅秀伟，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反诉第三人：高超，男，1981年6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炜，北京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公司）、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汇源销售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盛世骏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商贸公司），原审反诉第三人高超、王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9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盛世商贸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反诉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高超与盛世商贸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关联关系是否如实披露这一事实认定不清。高超并未向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动披露过其与盛世商贸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关系，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在本案之前对此亦不知情。2．一审法院对高超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未作实质性的审理和认定。3．一审法院对“约定返利率明显过高”的事实未予查清和认定。一审中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了大量的同类产品返利协议，用以证明其约定的返利率过高。4．一审法院对高超与王旭恶意串通的事实未予查明。盛世商贸公司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朱振景，在该公司向汇源公司申请经销商立户并签订经销商协议及高返利率协议后，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旭。二、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显失公平，过分加重了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无可非议，但对反驳事实的一方同样要排除合理怀疑，不应把全部举证责任都由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一方承担。1．经销商协议是否为高超所签或由其决定，并不必然由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举证。高超对属于其明知或者应知的问题，理应负有说明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2．高超为盛世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无需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举证。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在一审中强调了高超与王旭系夫妻关系，而王旭为盛世商贸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以此证明盛世商贸公司为高超、王旭夫妻控制，并未刻意强调高超是否为盛世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一审法院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返还2018年以大日期产品名义核销过期品到账金额757183．02元的反诉请求未予审理。盛世商贸公司套取的该部分费用，系在履行本案诉争的经销商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且核销该笔款项严重违反了合同有关临过期商品处理的约定，更缺乏公司制度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及本院认为部分均未提及，显然未予审理。盛世商贸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上诉请求。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出的理由是其自己主观臆断，曲解一审法院的认定。一审中，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已经承认与盛世商贸公司之间确认的销售业绩以及返利的数额，因此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充分，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王旭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上诉请求。高超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上诉请求。盛世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向盛世商贸公司支付2018年第四季度返利165549．45元及2018年年度返利621825．13元；2．本案诉讼费由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负担。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共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2017年3月8日、2017年12月29日达成的《经销协议书》、《经销商返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盛世商贸公司返还违规核销2017年返利金额1068077．42元，2018年违规核销返利937947．70元，2018年以大日期产品名义核销过期品到账金额757183．02元，以上合计2763208．14元，第三人王旭、高超与盛世商贸公司对此承担连带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8日，汇源销售中心（甲方）与盛世商贸公司（乙方）签订《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约定由乙方作为汇源冷链果汁全品项北京区域经销商，甲方授权乙方于2017年期间经销甲方产品，并就有关销售目标、返利政策及核销政策等合同事宜进行了约定。关于临、过期产品处理，双方约定：乙方销售过程中如产生过期品，必须按甲方要求，由乙方负责销毁，相关损失由乙方承担。关于返利及奖励，双方约定: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金额，完成全年总销售目标并同时完成重点产品销售目标，则甲方将按该年度内乙方进货总金额之相应比例，向乙方支付年度返利；若乙方按本合同约定金额，于某一季度内完成该季度总销售目标，并同时完成重点产品销售目标，则甲方将按该季度内乙方进货总金额之相应比例，向乙方支付季度返利；如果乙方在某一季度或年度的销售目标未100％完成，则甲方无返利；年度返利10％，季度返利5％；上述返利经核算审批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以费用转货款形式兑现；季度返利于下一个季度内支付，年度返利于次年第一个季度内支付。关于费用核销，双方在《经销商返利协议》中约定：甲方按公司流程给予乙方核销费用支持，如乙方在合同期满前终止合作，则乙方需返还甲方已核销费用金额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在与甲方合作期间内，不得再经营“零度果坊”、“汲自然”及其他零售价低于10元的冷链果汁产品，如乙方违反该产品政策，需返还甲方已核销费用金额至甲方指定账户。《经销商返利协议》为《经销协议书》之有效组成部分，本协议约定与《经销协议书》约定不符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以《经销协议书》约定为准。《经销协议书》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8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经销商返利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2017年12月31日止失效。2017年12月29日，双方重新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甲方授权乙方于2018年期间经销甲方产品，并提高了有关销售目标，返利政策及核销政策同前述协议约定；《经销协议书》有效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经销商返利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2018年12月31日止失效。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1．根据2017年3月8日签订的《经销商返利协议》，汇源销售中心已按照该协议约定实际支付给盛世商贸公司返利1232396．80元；2．根据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经销商返利协议》，汇源销售中心已实际支付给盛世商贸公司返利1078100．80元，此外以大日期产品名义核销过期品汇源销售中心给盛世商贸公司返款757183．02元；3．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季度及年度返利比例，汇源销售中心尚未支付的2018年度第四季度返利金额为165549．45元、2018年度返利金额为621825．13元。盛世商贸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成立。2017年7月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朱振景变更为反诉第三人王旭。2019年5月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旭变更为张勇。反诉第三人高超与王旭系夫妻。高超自2015年2月11日入职汇源公司，岗位为策划部门高级管理人员-项目总监（负责冷链产品），2019年2月26日以公司拖欠其劳动报酬为由，书面通知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后双方因劳动争议诉至法院。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高超作为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盛世商贸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使得盛世商贸公司成为汇源公司产品经销商，约定了明显高于同类经销商多倍返利率并违规核销给予高额返利，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及《经销商返利协议》是在合同主体的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之下所签订，侵害了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上述协议应为无效，盛世商贸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返还因无效合同而多核销的返利款项，高超和王旭作为恶意串通的直接责任人和高额返利的实际获利者，应与盛世商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汇源公司就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经销商市场支持率操作指引》（2015年1月11日）、《经销商市场临过期产品处理及问责规定》（2015年1月31日）、《关于销售费用管理规定》（2018年8月13日），证明高超为涉案经销商返利核销费用的最终审批人，违反公司规定核销返利。2．《关于2017年度经销商激励方案的通知》、《关于2018年度经销商激励方案的通知》、《关于2019年度经销商激励方案的通知》、《2018年冷链经销商合同目标台账》及与其他销售地区冷链产品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及《经销返利协议》，证明高超违反公司规定，在与盛世商贸公司所签的经销商返利协议中，约定了年度返利5％，季度返利10％的超高返利率。3．盛世商贸公司《经销商立户申请表》、盛世商贸公司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2017年3月6日盛世商贸公司在申请经销商立户时，提交的营业执照上所载法定代表人为朱振景与真实情况不符，系恶意回避法定代表人实为王旭的事实，隐瞒王旭与高超的夫妻关系，高超作为总经理在明知与申请人有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仍作出同意的批示。4．北京瑞民科技有限公司经销商立户申请表及返利费用签呈，证明北京瑞民科技有限公司的经销商协议、返利协议及费用核销，均为高超审批通过，与盛世商贸公司获利模式一致，除了这两个经高超经办的北京区域的经销商享受高返利率外，再无其他类似情况，反诉原告有理由怀疑其与盛世商贸公司一样恶意串通，侵害公司利益。5．宋作文的证人证言，证明高超作为项目部总经理处于费用核销审批权限的最高端，财务部门的复审及中心总监的审批均为程序性审查，高超对费用核销起决定性作用，其在经办涉案协议及有关费用核销签呈过程中与王旭恶意套取公司款项。6．展示了其公司内部审批及办公平台OA系统，证明高超作为冷链部门的总经理，对公司包括返利及经销商立户流程在内的相关规章制度是清楚的。盛世商贸公司对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上述证据的意见如下：1．王旭自2017年7月至2019今年4月期间担任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自公司成立之时即为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29日与汇源销售中心签订涉案协议时已经按照约定提交了王旭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2．对于汇源公司提交的其公司内部规定，盛世商贸公司并不知情，与本案无关，不能以此否定合同的效力。对于合同的返利，双方在涉案协议中有明确的约定；关于费用核销，汇源公司已经通过公司内部流程审批报结并已支付。涉案协议系双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3．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经销返利协议除了提高销售目标外，其他内容与2017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且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涉案协议均已履行完毕，2018年前三个季度也已实际履行。对于汇源销售中心、汇源公司提交的其他区域经销商返利协议与本案无关，其他经销商经销的产品与盛世商贸公司不同，销售群体等亦不同，不能以返利率过高主张与原告的协议无效。4．对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与北京瑞民科技有限公司经销返利协议，正好可以证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为了保证北京市场的占有率，给予与原告类似的北京经销商高返利率具有合理性。5．证人明确费用核销需要经过冷链部门以上的副总审批，已经超出了第三人高超的权限，在公司更高层面的领导已确认且涉案协议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按经销返利协议履行。高超对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上述证据的意见如下：1．对于《经销商市场临过期产品处理及问责规定》，高超并不知情，盛世商贸公司费用核销均是按照相关规定审批下发的，在此期间高超不可能影响及决定是否对临过期产品退换及核销，是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其他公司合作时也有费用核销，并非高超的个人行为。2．高超并未代表公司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及《经销商返利协议》，也无权使用公司公章，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涉案协议是公司行为，即使涉案协议未按照通常标准进行约定，也是公司之间协商的结果，与高超个人无关。3．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2018年冷链经销商合同目标台账》恰好可以证明，汇源销售中心从涉案协议成立之初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均知悉并认可其对盛世商贸公司的返利政策。4．高超在入职时已经披露了与王旭的夫妻关系，在盛世商贸公司提交立户申请时，公司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充分审核，高超与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无任何情况隐瞒。5．高超并非费用核销部和经销商服务部人员，并非费用核销最终审批人，仅涉及其中一个环节，不存在高超与王旭恶意串通的情况，属于反诉原告的无端猜测。提交了核销流程图、汇源签呈系统截图、《员工登记表》、北京瑞民科技有限公司的《经销协议书》及《关于与汇源冷链果汁合作的说明》予以佐证。王旭对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上述证据的意见如下：1．王旭在2017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担任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3月8日盛世商贸公司与汇源销售中心签订涉案协议时王旭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12月29日签订涉案协议时，盛世商贸公司也已经披露了王旭身份信息，且高超在入职时也已经披露了与王旭的夫妻关系，并不存在隐瞒情况。2．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内部管理规定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涉案协议是公司行为，并非高超与王旭签订，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所有流程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反诉原告的相关制度进行操作的，反诉原告主观臆断但并没有提交王旭与高超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证据，涉案协议的签订、履行与王旭个人均无关。3．费用核销政策是经过反诉原告高层决定并审核下发的，王旭与高超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关联交易的情况。提交了盛世商贸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8日及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坏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对此，主张合同因此无效的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本案中，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高超与王旭恶意串通，致使盛世商贸公司成为汇源公司经销商并从汇源公司处获得高额返利和费用核销返利，损害汇源公司和汇源销售中心合法权益，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故一审法院认为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汇源公司主张高超与王旭恶意串通理由之一，高超未披露王旭系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人系夫妻关系，存在关联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高超在入职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时已经披露了与王旭系夫妻；王旭在担任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前，盛世商贸公司已经成为汇源公司的经销商，在王旭成为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汇源公司与盛世商贸公司约定的经销商返利率并未提高；高超未在盛世商贸公司任职，汇源公司也未提交高超系盛世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证据。虽然高超作为汇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并未代表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涉案协议，涉案协议加盖有汇源销售中心的公章，上述协议的签订系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的合意，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虽然高超在其妻子王旭成为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未向汇源公司披露这一情况，但是在2017年12月29日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再次签订涉案协议时，盛世商贸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提供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王旭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汇源销售中心对此是知情的，并且法律并不禁止关联交易，禁止的是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故存在关联关系并不能够直接导致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无效，其还应当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构成要件。第二，关于汇源公司主张高超与王旭恶意串通理由之二，高超违反公司规定给予盛世商贸公司高于其他公司的销售返利率并给予费用核销返利，损害了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返利率问题：根据《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的约定，作为经销商需利用自身优势，按照开展业务的实际需要，具备独立的财务资金、办公场所、仓库、配送车辆、人员等，并不得销售与汇源销售中心产品形成竞争的相同或类似产品，同时对经销区域、渠道、产品各有约定，销售目标、销售返利及奖励亦有不同约定，并且若经销商在某一季度或年度的销售目标未100％完成时，经销商无权要求返利。关于费用核销返利问题，系根据汇源公司流程给予经销商核销费用支持且盛世商贸公司需遵守相关的产品政策，否则也无权获得相关费用核销支持。以上协议约定说明，成为汇源销售中心或汇源公司的经销商需具备一定的条件，销售返利率的高低及返利能否获得与很多因素有关，并非一定取得，返利率的高低、费用核销的多少取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合同自由范畴。盛世商贸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销售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为汇源公司产品销售收入、拓展市场、寻找潜在客户群、保持产品竞争力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汇源公司不能以给予的返利率和费用核销返利高于其他经销商为由主张侵害了其公司利益。况且，汇源销售中心与其他经销商亦有与盛世商贸公司相同返利率的约定。综上，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关于返利率的约定及给予的费用核销返利侵害了其公司利益。第三，至于高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属于汇源公司与高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合同相对方，高超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公司名义开展的经营活动应由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以高超违反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盛世商贸公司应当返还超额取得的返利，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在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高超系盛世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超亦未代表公司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情况下，高超在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审批是履行职务行为，高超与王旭的家庭关系，并不当然构成关联交易，即使构成关联交易也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协议无效。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高超、王旭恶意串通损害其公司利益，汇源销售中心与盛世商贸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亦无其他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上述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盛世商贸公司已按照双方协议内容履行了相关义务，汇源销售中心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盛世商贸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故一审法院对盛世商贸公司要求汇源销售中心支付2018年第四季度返利及年度返利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盛世商贸公司要求汇源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北京盛世骏豪商贸有限公司季度返利165549．45元、年度返利621825．13元；二、驳回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围绕上诉请求共同提交了新证据：与案外人签订的经销协议封面及签约审批表，用以证明本案的《经销商协议》并非汇源公司的制式合同，应为无效。盛世商贸公司、高超、王旭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盛世商贸公司针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中，对案外人协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所有的合同均为制式合同，且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制式版本与涉案合同是一致的，不管《经销商协议》是否为上诉人的制式合同文本均不影响合同效力。对审批表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中《经销商协议》并非只经过OA系统审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均加盖了公章且基本履行完毕，有争议的只是第二份合同返利的问题。高超针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根据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OA审批记录可以看到，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审批过程中存在合同修改的可能，故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全部采用制式合同是不成立的。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证据不能涵盖合同全部的审批流程，即使审批记录是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规范的审批流程，但高超仅是审批的一环，且其也没有用印、签字，不存在恶意串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王旭针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销商协议》是否属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的制式版本均不影响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与汇源商贸公司签署的《经销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有效性。对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一审中称，核销费用最终经过最高层审批，最高层就是形式上的审查。2．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在反诉状以及一审法院2019年9月11日、2019年10月22日的庭审中，均明确表示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主张合同无效。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只是在一审的代理词中提出，王旭、高超二人以合法合同的形式掩盖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故涉案协议应无效。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3月8日及12月29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及附件《经销商返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反诉要求的款项是否应予退还。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的认定。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因上述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之规定而无效，即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上述协议无效，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一，关于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汇源公司主张恶意串通的事实依据为高超与盛世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旭为夫妻关系，高超违反公司规定给予盛世商贸公司过高销售返利率。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涉案协议初次签订于2017年3月8日，此时王旭并非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12月29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时，尽管王旭已经成为盛世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比较而言，该协议在返利比例方面并未提高；第二，高超在入职时向汇源公司披露其与王旭为夫妻关系，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其对于夫妻关系进行了刻意隐瞒；第三，虽然涉案协议约定了较高的销售返利率，但根据协议约定可以看出销售返利率高低以及是否能获得返利与很多因素有关，且根据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一审中自认，费用核销需要经过公司领导审批，故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涉案协议约定的返利标准过高，损害了自身利益，该主张缺乏证据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无法证明高超与王旭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了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利益，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以此为由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上诉主张，王旭、高超二人以合法合同的形式掩盖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涉案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协议约定的返利率畸高，故亦不足以证明高超、王旭二人谋取了非法利益，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二、关于反诉中各款项能否予以支持的认定。对于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提出的2017年、2018年违规核销返利应予返还的反诉请求，因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其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2018年以大日期产品名义违规核销过期品的金额，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主张上述款项涉及的金额已经其审批并支付盛世商贸公司，但在支付后其发现该核销违反规定及合同约定，故要求返还，但二审中汇源公司、汇源销售中心对该主张亦未提交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27元，由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销售中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李 坤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苗振跃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