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54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秋燕，女，1981年1月9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新民，男，汉族，1956年9月29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系上诉人廖秋燕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志刚，男，汉族，1963年2月3日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杨，男，汉族，1970年6月30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鼎裕泽惠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食街（二期）酒楼AB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3131546。法定代表人：黄世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丰新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和泰然大道交汇处绿景纪元大厦50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035426。法定代表人：曾繁湘，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廖秋燕因与被上诉人李杨、被上诉人袁志刚、被上诉人深圳市鼎裕泽惠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裕泽惠公司）、被上诉人深圳市丰新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泽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8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廖秋燕上诉请求：一、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李杨应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138万元；二、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李杨应向廖秋燕支付补偿款（补偿款以每月4万为标准，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四、判决李杨按照2012年7月25日合作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廖秋燕38万元（自2012年7月31日起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五、判决袁志刚、鼎裕泽惠公司、丰新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六、判决李杨、袁志刚、鼎裕泽惠公司、丰新泽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2014年1月20日李杨转账支付至彭伟峰账户的30万元，是《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项下的钱款，与《和解协议书》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138万元中予以扣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合同主体是深圳市盐田区鼎裕海鲜酒家（以下简称鼎裕酒家）与李杨，该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12年7月25日，合同约定鼎裕酒家交付合作房时支付合作保证金16.8万元，同时交押60万元。此外，从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3月1日期间每月应向鼎裕酒家交付合作金16.8万元。廖秋燕为经营鼎裕酒家投入了上千万的装修和设备设施，所以双方才会约定李杨应当按期支付合作金。而《和解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是廖秋燕、案外人黄勇强、丰新泽公司及李杨，协议书的签订日期是2013年12月17日，该协议书约定李杨向廖秋燕支付第一期补偿款50万元的时间是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两天内。《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和解协议书》合同主体不一致，所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不一致，所涉收款对象不一致，款项金额及性质也不一致，因此不能仅仅因《和解协议书》签订在后，就认为其全面取代《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李杨依据《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所支付的款项不得认定为履行《和解协议书》项下的款项。且李杨于2014年1月20日转账30万元至彭伟峰账户，李杨、袁志刚出具的《情况说明》日期是2016年2月14日，如果前述30万元对应的是《和解协议书》所涉的138万，则《情况说明》中应当直接扣减30万元，但《情况说明》并没予以扣减，说明李杨、袁志刚均认可前述30万元与《和解协议书》无关。一审法院予以扣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李杨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应向廖秋燕支付的补偿款标准，一审法院对《和解协议书》文义理解明显错误，李杨应按照每月4万元的标准向廖秋燕支付补偿款，而非2万元。《和解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丁方（即李杨）同意每月贰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甲、乙方支付额外补偿”，该条款是指李杨每月向廖秋燕、黄勇新各支付2万元，而非一共支付2万元。因为廖秋燕经营的鼎裕酒家是在盐田海鲜食街（二期）AB座，而黄勇新经营的东港酒吧是在盐田海鲜食街（二期）E座，二者对应的权利义务不可混同。且廖秋燕与黄勇新在前述两处房产投入的装修、设施设备加起来已经超过2000万元，按照八年的期限，如每月仅一共支付2万元，则远远低于廖秋燕与黄勇新投入的成本，根本不符合情理。现黄勇新己经出具《声明书》，将权利让渡给了廖秋燕，故其名下每月应收2万元应支付给廖秋燕，即廖秋燕每月应收取4万元。结合《补充协议（2.)》第六条约定：“……乙方（即李杨）亦须向廖新民、黄勇新一方按每月人民币2万元的补偿标准支付满八年的补偿款”，也可明确是两个收款人分别收取2万元，而非将二者视为同一主体收取一笔2万元补偿款。三、因李杨未按《补充协议（2)》约定履行，故该补充协议作废后，李杨应按照《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从2012年7月3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支付廖秋燕38万元。《补充协议（2）》第六条约定：“……如在约定的时间内该款没有收到，本补充协议及协议书作废，于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执行。”基于李杨没有按期足额向廖秋燕支付《补充协议（2）》项下的补偿款，故该《补充协议（2）》作废，各方权利义务按照2012年7月25日《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并不冲突，反而是互相印证，内在逻辑一致。《和解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同样明确了约定廖秋燕、黄勇新、李杨任何一方不按本条款执行，则本协议全部作废，届时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让步对各方均不具有任何约束力。虽然在该条款前半部分没有涉及丰新泽公司，但后半部分却是针对《和解协议书》各方主体，直接影响《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之所以该条款前部分未提及丰新泽公司，是因为在《和解协议书》中，廖秋燕、黄勇新负有交付案涉房产、设施设备的义务，李杨负有支付补偿款项的义务，丰新泽公司除了撤诉之外并无涉及案设房产权利义务，故而行文作此安排。而李杨同时作为《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的付款义务方，其与廖秋燕（代理人）约定如不按期足额付款则按照《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执行，则是合情合理，各协议之间并无任何冲突之处，各方应依约履行。李杨应按照《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廖秋燕38万元（自2012年7月3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有充分的事实和合同依据。四、袁志刚、鼎裕泽惠公司、丰新泽公司依法应对李杨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首先，袁志刚与李杨共同经营案涉酒楼，且其于2016年2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视为其对李杨对案涉债务的加入，故而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次，鼎裕泽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杨的配偶，依法应当对李杨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最后，丰新泽公司为了将廖秋燕、黄勇新从案涉房产的租赁关系中剥离，其恶意串通李杨、袁志刚，让二人与廖秋燕（代理人）商谈合作经营事宜，使得廖秋燕与李杨签署《合作经营盐田海鲜街二期AB座合同》等一系列协议，并最终能促使各方签署《和解协议书》，从而达到廖秋燕退出租赁关系的目的。在2013年签订《和解协议书》时，丰新泽公司甚至己经将100万元支付给李杨、袁志刚。虽然表面上是李杨代替廖秋燕加入租赁关系，但实际上是丰新泽公司重新取得案涉房产的使用权和控制权。因此，从始至终都是丰新泽公司、李杨、袁志刚三方恶意串通，意在赶走廖秋燕，最终却又不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经侵害廖秋燕的合法权益，故而应当对李杨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上诉人袁志刚、丰新泽公司答辩称：第一、各方在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已经对涉案房产的相应投资及设备作出了相应的处理，也明确了各方相应的义务。该协议生效条款的前提就是各方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经各方确认已经按照协议向盐田区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且盐田法院已经作出了撤诉裁定，因此该协议即刻生效，不存在廖秋燕主张的和解协议书无效的情形。廖秋燕所谓的协议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提到的只是协议履行问题，而且廖秋燕已经要求按照和解协议书的内容主张相应的权利并包括其中的138万元的款项。因此从廖秋燕的意思表示可以看到协议是真实有效的；第二、《补充协议二》是李杨跟其他主体签订的协议，跟廖秋燕没有任何关联性，廖秋燕无权就该补充协议主张相应的权利；第三、廖秋燕主张的合作经营合同是无效的，理由是未经丰新泽公司同意转租，而且该合同早就到期了；第四、丰新泽公司跟袁志刚、李杨均没有廖秋燕所谓的串通情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廖秋燕也参与其中，并且明确要求按照该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廖秋燕也是认可协议的效力。如果廖秋燕认为协议无效，那么依照该协议书主张相应的权利，并且协议未经法院确定无效。所以丰新泽公司、袁志刚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而且丰新泽公司作为涉案房产的权利人，有权决定是否续租或租给谁。上诉人廖秋燕一审诉讼请求：1、李杨返还廖秋燕补偿费138万元；2、李杨返还廖秋燕补偿款每月4万元（从2014年1月1日起计算8年）；3、李杨按照2012年7月25日合作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廖秋燕38万元，自2012年7月31日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4、袁志刚、鼎裕泽惠公司及丰新泽公司承担本案连带偿还责任；5、李杨、袁志刚、丰新泽公司、鼎裕泽惠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23日，廖秋燕与丰新泽公司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丰新泽公司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廖秋燕，租赁期限自200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8月10日止。2011年5月10日，丰新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廖秋燕，要求解除与廖秋燕之间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廖秋燕交还涉案房屋、支付欠缴租金且不予退还租赁保证金。后廖秋燕提起反诉。2011年11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深盐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廖秋燕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案号为（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2012年7月25日，廖秋燕父亲廖新民代表鼎裕酒家与李杨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鼎裕酒家就涉案房屋与丰新泽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鼎裕酒家取得经营权后将涉案房屋交给李杨作商业使用；截至2012年7月31日，涉案房屋所有装修均为鼎裕酒家投资，包括现有的设备，以评估报告为准；合作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1日止，合作期间鼎裕酒家不参与经营；李杨从2012年9月1日起需于每月5日前向鼎裕酒家交付合作月租金，并于合同签订后向鼎裕酒家支付合作保证金。2013年12月17日，廖秋燕与案外人黄勇新、丰新泽公司、李杨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就（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案，丰新泽公司同意撤回对廖秋燕和黄勇新的起诉，廖秋燕及黄勇新同意撤回对丰新泽公司的反诉，各方同意放弃全部争端，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面了结就涉案房屋的租赁纠纷；各方同意自盐田区人民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之日起，涉案房屋使用权归李杨，具体租赁合同由丰新泽公司及李杨自行协商；廖秋燕就涉案房产中的投资及设施、设备一次性转让给李杨，由李杨向廖秋燕及黄勇新给予138万元补偿费，该补偿费分三期支付：第一期在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书时两天内支付50万元，第二期在廖秋燕与黄勇新将涉案房屋移交给李杨时三天内支付50万元，第三期于李杨正常营业一个月内支付38万元；廖秋燕、黄勇新及丰新泽公司均不得就涉案房屋的租赁关系及由该关系而引发的任何纠纷再行向另一方提起任何诉讼；李杨与丰新泽公司约定使用涉案房屋期间，为弥补廖秋燕与黄勇新在原租赁关系存续期间的投资及经营损失，李杨同意按每月2万元的标准向廖秋燕及黄勇新支付额外补偿，该补偿款的支付与丰新泽公司无关；廖秋燕、黄勇新及丰新泽公司任何一方不按本条款执行，则本协议全部作废。同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廖秋燕、黄勇新及丰新泽公司撤回对对方的起诉。上述《和解协议书》签订同日，鼎裕酒家、案外人杜凤强、代表廖秋燕的廖新民与李杨签订《补充协议（2）》，约定：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鼎裕酒家与李杨于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及2012年8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1）》终止履行；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各方一致同意按《和解协议书》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李杨承诺其与丰新泽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租赁合同时，租赁期限最低不少于八年，装修期不少于八个月，少于八个月则由李杨支付租金；如果低于八年或因客观原因导致实际租赁不能延续八年，李杨需向廖新民、黄勇新一方按每月2万元的补偿标准支付八年补偿款；由2014年1月起计算，每月5日支付至合同期满；李杨按协议支付给廖秋燕、黄勇新的138万元，由廖秋燕及黄勇新指定账户收款；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未收到该款，本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书》作废，按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执行；本补充协议自廖秋燕、黄勇新与丰新泽公司就（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案、（2013）深盐法房重字第××号案和解所签《和解协议书》生效之日起生效。2013年12月19日，丰新泽公司作为出租方、李杨作为承租方、袁志刚作为担保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丰新泽公司将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海鲜食街（二期）A、B、E座房屋出租给李杨，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合同附页载明：本合同系为履行《和解协议书》而签订。2015年12月18日，丰新泽公司就该《房屋租赁合同》争议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终局裁决，裁决确认该《房屋租赁合同》自裁决生效之日起解除，李杨应迁离并返还租赁房屋，并支付自2014年6月26日之后的A、B座租金及自2014年9月1日起的E座租金，还应按合同约定的月租金的双倍向丰新泽公司支付逾期迁离、返还期间的占用费。2014年1月20日，李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的指定的彭伟峰账户转入30万元。2016年4月2日，李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的指定账户转入2万元。2018年8月2日，朱新涛、尹兰妹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二人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多次前往鼎裕泽惠公司处向李杨追讨《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杨需向廖秋燕支付的款项。2017年9月4日，廖秋燕针对涉案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廖秋燕在诉讼费用预交期内向一审法院提出缓交诉讼费用的申请未被准许后仍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2017年9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308民初1344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按廖秋燕撤回起诉处理。2018年7月26日，黄勇新出具《声明书》，载明：“关于《和解协议书》第三项、第五项，我自愿放弃第三项与第五项约定，由廖秋燕拥有该款。”另查明，廖秋燕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为2016年2月14日，由李杨、袁志刚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本人李杨、袁志刚今天与廖新民商量关于二期海鲜食街A、B、E座欠鼎裕海鲜酒店廖新民、廖秋燕的合作金。《和解协议书》确认的138万元，我李杨、袁志刚尽快还款，保证金也会按月交清给廖新民和廖秋燕……请廖新民照顾，给点时间。”李杨、袁志刚及丰新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廖秋燕、李杨、丰新泽公司及案外人黄勇新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黄勇新向一审法院出具《声明书》，载明其自愿放弃《和解协议书》第三条及第五条约定的权益，并认为该权益应由廖秋燕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廖秋燕主张的李杨应按照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廖秋燕38万元的问题。虽然廖秋燕认为根据2013年12月17日案外人鼎裕酒家、案外人杜凤强、李杨及代表廖秋燕的廖新民签订的《补充协议（2）》第六条约定：“李杨承诺其与丰新泽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租赁合同时，租赁期限最低不少于八年，装修期不少于八个月，少于八个月则由李杨支付租金；如果低于八年或因客观原因导致实际租赁不能延续八年，李杨需向廖新民、黄勇新一方按每月2万元的补偿标准支付八年补偿款；由2014年1月起计算，每月5日支付至合同期满；李杨按协议支付给廖秋燕、黄勇新的138万元，由廖秋燕及黄勇新指定账户收款；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未收到该款，本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书》作废，按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执行。”但该《补充协议（2）》无出租人即丰新泽公司参与签订，且关于“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未收到该款，本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书》作废”的约定与生效的《和解协议书》相冲突，不能据此否定《和解协议书》的效力。而从《和解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合作经营合同》已经被《和解协议书》全面取代，故廖秋燕不能再依照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要求李杨履行相关支付义务。关于廖秋燕主张补偿费138万元的问题。《和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各方同意自一审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之日起，涉案房屋使用权归李杨，具体租赁合同由丰新泽公司及李杨自行协商；廖秋燕就涉案房屋中的投资及设施、设备一次性转让给李杨，由李杨向廖秋燕及黄勇新给予138万元补偿费，该补偿费分三期支付：第一期在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书时两天内支付50万元，第二期在廖秋燕与黄勇新将涉案房屋移交给李杨时三天内支付50万元，第三期于李杨正常营业一个月内支付38万元。”因廖秋燕在2012年7月就已将涉案房屋交由李杨使用，直至2016年仍由李杨使用，故廖秋燕要求李杨按《和解协议书》约定支付补偿费138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杨出具《声明书》，主张其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向廖秋燕分别支付补偿费10万元、30万元。对于李杨主张已支付的现金10万元，廖秋燕对此不予认可，李杨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李杨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李杨主张已转账30万元，廖秋燕确认已于2014年1月20日收到30万元，但称该款项系支付2012年7月25日协议的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文所述，《合作经营合同》已经被《和解协议书》全面取代，廖秋燕不能再就《合作经营合同》主张权利，且即便2016年2月14日《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认可，也不能证明李杨系履行2012年7月25日《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款项，故一审法院确认李杨已向廖秋燕支付《和解协议书》约定138万元中的30万元。另外，袁志刚还主张其于2013年12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30万元，廖秋燕对此不予认可，袁志刚亦未提交证明收款人、用途等，故一审法院对袁志刚的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李杨应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108万元（138万元-30万元）。关于廖秋燕主张每月补偿款4万元问题。《和解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李杨根据与丰新泽公司的约定使用涉案房屋期间，为弥补廖秋燕与黄勇新在原租赁关系存续期间的投资及经营损失，李杨同意按每月2万元的标准向廖秋燕及黄勇新支付额外补偿，该补偿款的支付与丰新泽公司无关。”可见，李杨同意补偿廖秋燕与黄勇新的补偿款为每月2万元，并非廖秋燕主张的4万元。关于补偿时间，李杨与丰新泽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系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即八年，故廖秋燕主张李杨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八年的补偿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廖秋燕认可2016年4月2日李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的指定账户转入2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予以确认，扣除前述款项后，李杨还应支付的款项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关于袁志刚的责任承担问题。廖秋燕主张袁志刚与李杨合作经营酒楼，应当对李杨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廖秋燕并未举证证明李杨与袁志刚存在合作经营酒楼的事实；其次，即便二者存在合作关系，与廖秋燕签订合同并约定承担义务的是李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廖秋燕主张袁志刚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亦不足，故对廖秋燕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鼎裕泽惠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廖秋燕主张鼎裕泽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杨的妻子，故鼎裕泽惠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廖秋燕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丰新泽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廖秋燕主张因丰新泽公司与李杨、袁志刚恶意串通，致使廖秋燕退出经营，故丰新泽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但廖秋燕并未举证证明丰新泽公司与李杨、袁志刚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且廖秋燕认可《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并未基于恶意串通主张撤销《和解协议书》，故廖秋燕的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李杨、袁志刚及丰新泽公司抗辩称该款项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廖秋燕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多次委托他人向李杨追讨相关款项，李杨也于2016年4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的指定账户转入2万元。李杨、袁志刚及丰新泽公司虽对上述情况予以否认，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故本案诉讼时效已发生中断，廖秋燕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李杨、袁志刚及丰新泽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李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108万元；二、李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秋燕支付补偿款（补偿款以每月2万元为标准，从2014年2月1日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驳回廖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673.4元，由廖秋燕负担101967.24元，由李杨负担21706.16元。案件受理费廖秋燕已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李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负担的21706.16元迳付廖秋燕。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廖秋燕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李杨、袁志刚今晚与廖新民商量关于海鲜食街A、B、E座深圳市鼎裕海鲜酒家廖新民、廖秋燕的合作金。A、B座每月贰万元正，E座每月贰万元正。我们两人一定按合同约定还上。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138万元不是一次性转让给丁方的房产及所有设备，大家需明确一下。A、B、E座房产1-4按加建全部楼系廖新民所建成的。现有的装修所有设备已交给你们二人价值评估2000多万元，报告也给你李杨了。房产及设备价值不低于12000万元不可能138万元卖给你的。我们三人商量过，李杨为了把丰新泽公司的房屋继续租下来二人使用。A、B座你二人经营。袁志刚E座尽快与丰新泽签订合同办理工商执照。我们二人与丰新泽公司法人商量，他们为了不给你经营酒家，一定要你出局，当时又是诉讼阶段，所以我和李杨与丰新泽商议，丰新泽已经给我们二人壹佰万还协议约定的138万元。我们需要用钱暂时不给你，但是我们一定还上138万元。大家要说清楚138万元是使用设备费而不是所有权，不是买卖酒家的所有设备及房产。如没有按和解协议约定执行，我和李杨愿意按2012年7月25日的合同约定执行和补充协议（2）执行”。李杨、袁志刚签名确认，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4日。袁志刚和丰新泽公司主张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也不认可袁志刚的签名：第一、该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李杨、袁志刚、丰新泽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文字内容得不到任何体现，且廖秋燕已经认可协议书的效力，李杨、袁志刚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也从不认可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第二、该证据提到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主体不是廖秋燕，是无效的；第三、该证据前后矛盾，投资设备款138万元、2000多万元、1.2个亿都有提及，明显是虚假的；第四、根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廖秋燕已经确定收到138万元当中的30万元，且李杨一直主张支付了该款项，不存在说支付了30万元款项之后又再支付138万元，可以说是伪造的；第五、和解协议书已经将合作经营书替代了，且各方按和解协议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只是说履行不彻底，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第六、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跟廖秋燕的请求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该证据逻辑混乱，不能明白其中的真实意思，“我们”、“你们”、“我”、“你”究竟是指谁。又查，袁志刚在二审期间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4日的《情况说明》中的签名笔迹和指纹进行鉴定，廖秋燕、李杨、丰新泽公司、鼎裕泽惠公司均同意鉴定，经各方同意，摇珠确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粤南[2019]痕鉴字第27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于2020年5月7日出具粤南[2020]文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2016年2月14日《情况说明》中的签名处指印是样本捺印人袁志刚右拇指捺印形成，签名字迹与袁志刚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各方均未对上述鉴定意见提交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和解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合同》的效力。《和解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签字后三日内，丙方（丰新泽公司）须向盐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书面撤回上述两个案件诉求的申请，同时甲、乙方（廖秋燕、黄勇新）也须向盐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书面撤回上述两个案件诉求的申请，同时甲、乙方也须向盐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书面撤回上述两个案件反诉请求的申请。自盐田区人民法院下达同意撤诉裁定之日起，甲、乙方与丙方就盐田食街（二期）A、B、E座房产引发的上述两个租赁纠纷案件中争议的全部债权债务全面清结。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不按本条款执行，则本协议全部作废。届时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让步对各方均不具任何约束力”。据此，《和解协议书》生效的条件为廖秋燕、黄勇新及丰新泽公司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撤诉，上述三方均已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撤诉，盐田区人民法院也据此作出了裁定书，《和解协议书》已经生效。《和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了李杨应向廖秋燕、黄勇新支付补偿费138万元，但并没有约定以该款项的支付作为《和解协议书》生效的条件。《补充协议（2）》系基于《和解协议书》作出的约定，虽然《补充协议（2）》第六条约定，李杨按协议支付给廖秋燕、黄勇新的138万元款，由廖秋燕及黄勇新指定账户收款，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未收到该款项，“本补充协议及协议书作废，于2012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执行”，但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系鼎裕酒家、杜凤强、廖新民及李杨，杜凤强系鼎裕酒家的经营者，廖新民系鼎裕酒家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补充协议（2）》实际系廖新民与李杨签订的合同，而《和解协议书》系廖秋燕、黄勇新、丰新泽公司、李杨共同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了四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补充协议（2）》无法决定《和解协议书》的效力。综上所述，《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合作经营合同》系廖新民代表鼎裕酒家与李杨签订，对涉案房屋的租赁使用作出了约定，该《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于2012年7月25日，处于廖秋燕、黄勇新与丰新泽公司就案涉房屋争议期间。而经2013年12月17日的《和解协议书》确认，廖秋燕、黄勇新、丰新泽公司、李杨均同意放弃全部争端，自协议书签订之日全面了解就涉案房屋的租赁纠纷，涉案房屋自盐田区人民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之日起，使用权归李杨。而《和解协议书》已经生效，其已经取代《合作经营合同》，廖秋燕再主张按照《合作经营合同书》履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廖秋燕主张李杨于2014年1月20日支付的30万元，系支付2012年7月25日《合作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合作经营合同》已经被《和解协议书》取代，廖秋燕在一审时提交的李杨、袁志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李杨、袁志刚仅承诺支付《和解协议书》约定的138万元，李杨、袁志刚也未陈述按照《合作经营合同书》履行，该《情况说明》也不能证明李杨转账的30万元系为履行《合作经营合同》，廖秋燕主张李杨系履行《合作经营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按照《和解协议书》，扣减李杨已经支付的30万元，李杨应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108万元。《和解协议书》中约定，“丁方（李杨）同意按每月贰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甲、乙方（廖秋燕、黄勇新）支付额外补偿，该补偿款的支付与丙方（丰新泽公司）无关”。《补充协议（2）》中亦约定“如果低于八年或客观原因导致实际租赁不能延续八年，乙方（李杨）亦须向廖新民、黄勇新一方按每月人民币2万元的补偿标准支付满八年的补偿款”，在两份协议中，均未表明系向廖秋燕、黄勇新分别各支付2万元。廖秋燕在二审调查期间提交了《情况说明》，但该说明的内容与《和解协议》相矛盾，而且称谓不一，前后矛盾，袁志刚也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廖秋燕主张每月应支付4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廖秋燕主张李杨按照《合作经营合同》每月支付38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廖秋燕主张袁志刚对李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袁志刚在一审时主张其于2013年12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廖秋燕支付补偿费30万元。廖秋燕在一审时也提交了《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明确表明“和解协议书确认的138万元，我李杨、袁志刚尽快还款”，袁志刚、李杨均在《情况说明》中签名确认，虽然袁志刚、李杨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而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已经证明袁志刚在该《情况说明》中签名捺印，同时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也与袁志刚在一审时的主张相印证。本院认为，虽然袁志刚不是《和解协议书》的签订人，但袁志刚在《情况说明》中表明其与李杨一同支付138万元，同时在一审中也表示曾支付补偿费，上述情况表明袁志刚承诺与李杨共同支付138万元，构成债务加入，袁志刚应当与李杨共同支付上述108万元债务。对于其余的债务，袁志刚并未表明同意支付，袁志刚无需为李杨的其他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廖秋燕主张鼎裕泽惠公司对李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廖秋燕主张丰新泽公司与李杨、袁志刚恶意串通，致使廖秋燕退出经营，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要求丰新泽公司对李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其他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廖秋燕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李杨、被上诉人袁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廖秋燕支付补偿费108万元；四、驳回上诉人廖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673.4元，由上诉人廖秋燕负担101967.24元，由被上诉人李杨、袁志刚负担21706.16元。上诉人廖秋燕已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不予退回，被上诉人李杨、袁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负担的21706.16元迳付上诉人廖秋燕。二审案件受理费20640元，由上诉人廖秋燕负担17000元，由被上诉人李杨、袁志刚负担3640元，上诉人廖秋燕预交上诉费用，本院不予退回，被上诉人李杨、袁志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负担的3640元迳付上诉人廖秋燕。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温岛(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