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刑终157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昌华，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户籍地安徽省枞阳县，现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12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0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芮玉华，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汉族，小学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主，住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辩护人赵思源，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则志，男，1969年6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汉族，高中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主，住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辩护人李斌，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德林，男，1969年8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汉族，小学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主，住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辩护人柳怀东，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欢，男，1984年10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大专文化，武汉欢涛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汨罗108号”运砂船船主，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27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辩护人李文专，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正才，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高中文化，武汉市龙才物流有限公司监事、武汉正才物流有限公司监事，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申国华，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初中文化，“京海3199号”运砂船船主，住址湖北省浠水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伦（曾用名高能），男，1986年3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大学文化，“鑫海688号”运砂船船主，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因本案于2018年7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8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辩护人陈志，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广权，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汉族，初中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驾驶员，住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2日被逮捕。2020年1月16日被取保候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正桥，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武汉市正才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2004年4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2年10月17日刑满释放；2017年8月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因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杨保国，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户，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现住湖北省武汉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3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吴正龙，男，1977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武汉市龙才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周后章（曾用名周鸿章），男，1970年12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高中文化，个体经营户，住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崔中猛，男，1981年4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汉族，小学文化，吊机船船主，住址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因本案于2018年9月26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刘宗来，男，1973年1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宣州市，汉族，小学文化，收砂船负责人，住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0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徐于斌，男，1973年1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市，汉族，初中文化，“皖江顺7777号”运砂船船主，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8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刘金，男，1985年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初中文化，“鄂银河1098号”运砂船船主，户籍地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现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2019年11月6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高选辉，男，1973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2日被逮捕。2020年5月16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冯政海，男，1978年7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市，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湖北省大冶市。1997年8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7月4日刑满释放；2015年5月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7年10月29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徐科林，男，1992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址湖北省浠水县。因本案于2018年7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2019年11月10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车雪峰，男，1988年2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汉族，初中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员，住址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因本案于2019年2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张富国，男，1960年12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小学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员，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孙本龙，男，1965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小学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员，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原审被告人王俊宏，男，1969年10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汉族，小学文化，“马货0788”采砂船船员，住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汉区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崔中猛、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刘金、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犯非法采矿罪，被告人徐科林犯包庇罪一案，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鄂0103刑初78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吴正才、申国华、高伦、刘广权、吴正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听取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意见，讯问被告人，并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正才、刘广权自愿申请撤回上诉。本案经报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非法采矿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等人在明知没有获得采砂许可证且长江禁采江某1的情况下，为获取高额非法利润，于20×××8年4月底，策划、组织成立了以被告人杨保国、吴正桥为首要分子，以被告人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崔中猛、申国华、高伦、刘金、高选辉、冯政海为积极参加者的非法采砂团伙，其中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对团伙非法采砂总体负责，并负责外围处理与水务、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事宜。该团伙成立后于20×××8年4月底至5月期间，多次在本市长江武汉段天兴洲水域盗采江某1共计×××2万余吨并销赃获利。具体情况如下：（一）20×××8年5月2日至同年5月×××0日的非法采矿事实经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策划、组织，被告人杨保国、吴正桥、章昌华、张欢、崔中猛、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刘宗来、申国华、高伦等人于20×××8年5月3日凌晨、5月4日凌晨、5月7日凌晨、5月8日凌晨、5月9日凌晨、5月×××0日凌晨分六天，在长江武汉天兴洲洲尾附近水域主航道内，由被告人杨保国、张欢提供采砂船采砂，由被告人吴正桥联系吊机船过驳江某1并连同被告人章昌华负责销售江某1，由被告人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分别出资人民币20万元、×××0万元、×××0万元共同支付吊机船的押金，由被告人张欢的“汨罗×××08号”、被告人申国华的“京海3×××99号”、被告人高伦的“鑫海688号”等运砂船负责将盗采的江某1从采砂点运至过驳处，由被告人崔中猛的吊机船负责将江某1过驳至被告人刘宗来等人的收砂船上予以收购，由被告人吴正龙聘请的被告人高选辉负责记录采砂、过驳吨数等，共同盗采江某1共计63×××00吨（5月3日凌晨×××3000吨、5月4日凌晨7×××00吨、5月7日凌晨×××0000吨、5月8日凌晨×××2000吨、5月9日凌晨9000吨、5月×××0日凌晨×××2000吨）。其中，被告人张欢用其与被告人杨保国共同租用的小型采砂泵采砂2万吨，被告人刘宗来收购一船江某×××13000吨。被告人张欢、申国华、高伦共同参与了上述江某1的转运。所得赃款由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张欢、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等人按事先约定予以分配，其中被告人张欢按每采一吨分0.5元的标准收取采砂利润，被告人吴正桥按每过驳一吨江某×××1元人民币收取提成，再分别将其提成中的×××0%、5%、5%支付给被告人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被告人崔中猛按每吨江某1人民币2.5元收取过驳费用；被告人章昌华按每吨江某1人民币0.5元左右分别向买卖江某1双方收取中介费，被告人申国华、张欢、高伦按每吨江某1人民币3元收取运砂费，被告人高选辉按每吨江某10.×××元人民币提成，余款为被告人杨保国的采砂利润。经鉴定，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为每吨人民币32元。（二）20×××8年5月×××0日至同年5月×××7日的非法采矿事实20×××8年5月9日，为了扩大采砂规模，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经被告人章昌华介绍、联系，决定租用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共同所有的“马货0788”隐形吸砂泵船在长江武汉段二七长江大桥下游、天兴洲等水域禁采区盗采江某1。同日，被告人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即共同出资（三人分别出资人民币75万元、37.5万元、37.5万元）由被告人吴正龙具体负责向被告人戴则志支付了租赁押金人民币×××50万元。双方约定，由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负责“马货0788”吸砂泵日常采砂工作。由被告人吴正桥负责联系吊机船过驳并连同被告人章昌华负责对外销售江某1。由被告人杨保国负责调度运砂船转运江某1及其他对外协调事宜。“马货0788”吸砂泵具体由被告人姚德林聘请的被告人刘广权负责驾驶，吸砂船及采砂设备的维护保养由被告人车雪峰负责，查看江某1质量并确定具体采砂地点由被告人张富国负责，为船上其他设备进行维护由被告人孙本龙负责，抛带缆绳及下起锚等事宜由被告人王俊宏负责。由被告人申国华的“京海3×××99号”船、被告人刘金的“鄂某×××098号”船、被告人张欢的“汨罗×××08号”船、被告人高伦的“鑫海688号”船、被告人徐于斌的“江某27777号”船以及张某1（另案处理）、汪某（另案处理）的两艘运砂船将江某1转运至的长江北岸边处，再由被告人崔中猛的吊机转过驳至被告人刘宗来等人的收砂船上收购转销。另被告人吴正桥、吴正龙还聘请了被告人冯政海在吊机船上记录、估测江某1数量、开快艇接送人员等，聘请了被告人高选辉负责在上述吸砂泵上记录采砂数量、协助调度运砂船等。同时约定，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等按每吨江某×××15至×××8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支付租赁费用，按每吨江某12.5元人民币向被告人崔中猛支付过驳费用，按每吨江某×××1至5元人民币不等、每吨江某10.5元左右向被告人章昌华分别支付“带泵费”（即介绍隐形泵的费用）和介绍江某1买家的费用，按每吨江某13元人民币左右向被告人申国华、高伦、张欢、刘金、徐于斌、张某1、汪某支付江某1转运费用，按每吨江某10.×××元提成支付被告人高选辉、冯政海报酬，余款按照被告人杨保国40%、被告人吴正桥40%、被告人吴正龙×××0%、被告人吴正才5%、被告人周后章5%予以分配。另外，被告人章昌华还向其介绍的江某1买家按每吨0.5元左右收取介绍费。被告人姚德林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外加相关好处费支付被告人刘广权报酬，按每月人民币9000元不等的固定工资外加每盗采××江某1给付人民币0.×××元好处费的方式向被告人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支付报酬。20×××8年5月×××0日至20×××8年5月×××7日，上述被告人分7天累计盗采江某166204吨。其中已由被告人崔中猛过驳江某163900吨。被告人刘宗来收购江某1一船×××0000吨。被告人申国华的“京海3×××99号”运砂船转运江某15船多共×××7304吨;被告人高伦的“鑫海688号”运砂船转运江某14船共×××2000吨；被告人张欢的“汨罗×××08号”运砂船转运江某12船共5600吨；被告人刘金的“银河×××098号”运砂船转运江某1一船3000吨；被告人徐于斌的“皖江某27777号”运砂船转运江某1一船3500吨。经鉴定，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为每吨人民币32元。另经鉴定，被告人申国华的“京海3×××99号”船满载量为3726吨，勘验时实船载货（砂）量约为2304吨。（三）被告人徐于斌在南京的非法采矿事实被告人徐于斌明知长江禁采江某1的情况下，经与魏某1、魏某2等人（均另案处理）共谋，于20×××8年5月3×××日晚至6月×××日凌晨，在江苏省南京市乌江2号浮附近水域，以人民币×××4元每吨的价格收购了魏某1、魏某2等人非法盗采的江某1一船3300吨并销赃。同年6月×××3日凌晨，被告人徐于斌经事先共谋后，又在江苏省南京市子母洲靠南江面水域，以人民币×××6元每吨的价格收购了魏某1、魏某2等人非法盗采的江某1一船3450吨并销赃。经鉴定，上述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每吨人民币22元。综上，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高选辉非法采砂共计×××29304吨，价值人民币4×××37728元；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非法采砂共计66204吨，价值人民币2×××18528元；被告人张欢非法采砂共计25600吨，价值人民币8×××9200元；被告人崔中猛非法采砂共计×××27000吨，价值人民币4064000元;被告人刘宗来非法采砂共计23000吨，价值人民币736000元;被告人申国华非法采砂共计×××7304吨，价值人民币553728元；被告人高伦非法采砂共计×××2000吨，价值人民币384000元;被告人徐于斌非法采砂共计×××0250吨，价值人民币260500元；被告人刘金非法采砂共计3000吨，价值人民币96000元。公安机关分别于20×××8年5月×××7日、5月×××7日、5月×××7日、5月×××7日、5月29日、6月7日、7月×××1日、7月×××1日、7月30日、8月6日、8月9日、8月9日、8月27日、9月7日、9月26日、×××0月×××7日将被告人高选辉、申国华、刘广权、吴正龙、吴正才、刘金、高伦、徐科林、杨保国、戴则志、芮玉华、吴正桥、张欢、章昌华、崔中猛、冯政海抓获归案。被告人周后章、姚德林、徐于斌于20×××8年5月29日、6月×××1日、×××0月22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刘宗来于20×××8年9月8日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20×××9年2月23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车雪峰抓获归案。20×××9年4月×××6日，被告人张富国到公安机关投案。20×××9年4月23日，被告人王俊宏、孙本龙投案。另查明，在案发后被告人戴则志等人将收取的×××50万元押金退还给了被告人吴正桥。在本案一审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金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0000元，被告人崔中猛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6000元，被告人徐于斌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400元，被告人高伦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6000元，被告人申国华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0元，被告人张欢的家属代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6800元，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的家属代其三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770000元。二、包庇被告人徐科林为帮助被告人高伦掩盖上述参与非法采矿的事实以逃避法律制裁，接受被告人高伦的指使，伪造了租船合同、收条等证据后，于20×××8年7月×××1日与被告人高伦共同前往公安机关，谎称自己在案发时租赁了被告人高伦的“鑫海688号”船且系其本人而非被告人高伦在为被告人杨保国等人转运江某1。公安机关于当日以被告人徐科林涉嫌非法采矿罪对其刑事拘留。后经公安机关多次讯问，被告人徐科林供认了上述包庇被告人高伦的事实。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崔中猛、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刘金、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禁采区非法采砂，其中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崔中猛、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刘金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徐科林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证明予以包庇，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被告人周后章、徐于斌、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章昌华、张欢、崔中猛、申国华、高伦、刘金、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正桥当庭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刘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轻，对被告人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刘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正桥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冯政海曾因故意犯罪被判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故意犯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刘金、崔中猛、徐于斌、高伦、申国华、张欢退出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案发后戴则志等人退还给被告人吴正桥的人民币×××50万元的押金系供犯罪使用的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吴正桥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杨保国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三、被告人吴正龙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吴正才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被告人周后章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六、被告人章昌华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被告人芮玉华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被告人戴则志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九、被告人姚德林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被告人张欢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一、被告人崔中猛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二、被告人刘宗来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三、被告人申国华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四、被告人高伦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五、被告人徐于斌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六、被告人刘金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七、被告人高选辉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八、被告人冯政海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九、被告人刘广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二十、被告人徐科林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二十一、被告人车雪峰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二、被告人张富国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三、被告人孙本龙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四、被告人王俊宏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五、继续追缴被告人吴正桥保管的供犯罪使用的人民币×××50万元押金，上缴国库；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70000元，被告人刘金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0000元，被告人崔中猛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6000元，被告人申国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0元，被告人高伦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000元，被告人徐于斌退出的违法所得8×××400元，被告人张欢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800元，均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公安机关扣押的作案工具“马货0788”采砂船一艘予以没收；被扣押的“京海3×××99”号由公安机关依法发还；公安机关从“京海3×××99”扣押的江某12304吨由公安机关依法变卖，所得款项上缴国库；公安机关扣押的其他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章昌华的上诉理由：其不是组织者，应认定为从犯。上诉人芮玉华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其系“马货0788”采砂船股东错误，认定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为每吨32元不当，量刑畸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还提出芮玉华系从犯，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戴则志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戴则志系“马货0788”采砂船股东的证据不足，其系从犯、初犯，已缴纳全部罚金并退还全部赃款，应从轻处罚，原审量刑过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上诉人姚德林的上诉理由：其系自首、从犯，原判量刑过重，应减轻处罚；原判没收“马货0788”采砂船不当。上诉人姚德林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姚德林开采江某1的数量及价值不准确，姚德林系自首、从犯、初犯、偶犯，主动退赃交纳罚金，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原审判决没收“马货0788”采砂船不当。上诉人张欢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张欢20×××8年5月2日至5月×××0日的采砂数量为2万吨不当，张欢应当认定为从犯，一审判决对张欢量刑畸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上诉人申国华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高伦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高伦非法采砂×××2000吨证据不足，没有认定高伦的自首情节，量刑过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上诉人吴正桥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其收取×××50万元错误，对认定40%的报酬比例不认可。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发表书面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有:（×××）公安机关抓获和破案经过，证明20×××8年5月×××7日，武汉市水务局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了盗采江某1的船只，并现场抓获高选辉、申国华、刘广权，同日抓获吴正龙。20×××8年5月29日抓获吴正才，同日，周后章到公安机关投案，20×××8年6月7日，公安机关抓获刘金。20×××8年7月30日，公安机关抓获杨保国。20×××8年6月×××1日，姚德林向公安机关投案。20×××8年7月×××1日，高伦、徐科林到案。20×××8年8月27日，公安机关抓获张欢。20×××8年8月6日，公安机关抓获戴则志。20×××8年8月9日，公安机关抓获吴正桥、芮玉华。20×××8年9月7日，公安机关将章昌华抓获。20×××8年9月8日，刘宗来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投案。20×××8年9月26日，崔中猛被抓获归案。20×××8年×××0月×××7日，冯政海被抓获归案。20×××8年×××0月22日，徐于斌接公安机关的通知到公安机关投案。20×××9年2月23日，公安机关将车雪峰抓获归案。20×××9年4月×××6日，张富国到公安机关投案。4月23日，王俊宏、孙本龙投案。（2）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搜查和扣押周后章两本账本，高选辉两本账本，申国华的“京海3×××99号”运砂船及该船装载的江某1，“马货0788”采砂船，吴正龙使用的华为P9手机一部，徐科林提供的收条、租赁合同等物品，扣押吴正桥妻子上交的三本账本、吴正桥使用手机。（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刘金的堂哥，“鄂某×××098号”运输船是其出资×××30万，刘金出资30万共计×××60万从安徽芜湖购买，船的过户在制作笔录时仍在办理之中，该船正常吨位为2800吨，满载可以达到3500吨，平常该船由刘金进行管理。刘金帮杨保国运了一船砂，3500吨，收了杨保国×××0000元的运费，其愿意帮忙退还这×××0000元的违法所得。（4）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鄂某×××098号”运输船的轮机，20×××8年5月×××0日晚上九点多，其听老板刘金的吩咐与其他船员一起将船开到一条非法采砂船旁边，非法采砂船将长江里面采的砂子直接吸到了“鄂某×××098号”运输船上，然后“鄂某×××098号”运输船将砂子运到离北岸不远处的一个吊机船上面，然后吊机船将船上的砂过驳到另外一条大运砂船上卖掉。（5）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申国华3×××99号船上负责开船的，其记得该船运了六船砂，每次都是先把船靠近采砂船，采砂船把砂吸到船上，装满后其将船开到天兴洲尾过驳到大货船上面，大货船的上面写着“南京港”，应该是江苏的船。（6）证人秦某的证言，证明其在一艘有吸砂设备的船上做饭，顺便做做卫生，有个姓高的在接待告知其待遇的时候让其不能过问船上看到的事情，这艘船晚上在采砂。（7）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其爱人申国华是3×××99号船的股东之一，也负责该船的日常管理和使用，3×××99号一共运了6趟砂，砂都是从高选辉的采砂船上拉的，高选辉是通过船上的高频电台联系上的。（8）技术状况鉴定报告，证明“京海3×××99”满载载重量约为3726吨，勘验时该船实船载货量（砂）约为2304吨。（9）指认定位照片及长江武汉航道处航道科回复，证明刘广权指认了两处采砂处，该两处的WGS84坐标（×××、东经×××14度28.383分，北纬30度4×××.056分；2、东经×××14度20.930分，北纬30度37.96×××分），×××号坐标位于青山夹下白浮、青山长江大桥施工专设#×××、#2白某线确定的航道左侧界限内80米，2号坐标点位于青山夹上白浮、二七长江大桥桥区#×××、#2白某线确定的航道左侧界限外62.9×××米。杨保国指认了20×××8年5月初采砂的坐标（东经×××14度29.227分，北纬30度4×××.223分），该坐标在主航道内。（×××0）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本案江某1的江某3装车价为人民币×××2元每吨。（×××1）检测报告，证明本案涉案江某1的成分。（×××2）微信群聊天记录及账簿，证明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三人微信聊砂石采挖和资金支出的相关情况，群聊中周后章提出亏空2700吨，倒贴钱。周后章自己制作了一份账簿，记载了5月×××2日-5月×××5日期间挖砂收入、支出的相关情况。5月×××2日共挖砂×××3000吨，5月×××3日挖砂×××0000吨，5月×××4日挖砂9400吨，5月×××5日挖砂9500吨，5月×××5日挖砂×××0000吨。支出情况中付采砂船77万元，付崔中猛吊机费8.6万元。（×××3）微信转账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记账簿，证明刘金在本案中运了一船砂，收取了杨保国给付的人民币一万元。（×××4）高选辉账簿复印件，证明5月2日至5月×××5日之间的采砂情况。本案中申国华的3×××99号是按照3000吨每船计算的，刘金的×××098号是按照3000吨每船计算的，高伦的鑫海688号是按照3000吨每船计算的，张欢的×××08号是按照2800吨每船计算的，徐于斌的江某27777号是按每船3500吨计算的。根据明细，20×××8年5月×××0日共计采砂四船（2068一船、3×××99一船、远洋一号一船、×××098一船），一共是×××2200吨，5月×××1日共计采砂×××2200吨（2068一船，3×××99一船，远洋一号一船、688号一船），5月×××2日共计采砂×××2200吨（3×××99号两船，远洋×××号一船、2068号一船），5月×××3日三船共计9200吨（2068一船，鑫海688一船、远洋×××号一船），5月×××4日三船共计8800吨（3×××99号一船、鑫海688号一船、×××08号一船），5月×××5日三船共计9300吨（江某27777号一船、鑫海688号一船、×××08号一船）一共9300吨，5月×××0日至5月×××5日期间一共采砂63900吨。（×××5）转账记录、收条、身份证照片打印件，证明吴正龙转账20万元支付吊机费用；吴正龙转账给戴则志采砂船的押金的情况；20×××8年5月9日，戴则志向吴正龙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吴正龙人民币计壹佰伍拾万元正（×××50.0000.00）。此款用于租用戴则志吸砂泵船的押金。收款人：戴则志。身份证号。手机：151××××1006。20×××8年5月9日”，戴则志出具收条时，吴正龙拍摄戴则志的身份证的情况。（×××6）租赁合同、收条，证明徐科林准备帮高伦顶罪包庇高伦时向公安机关提交的租赁合同、收条的相关情况。（×××7）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身份情况。（×××8）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杨保国是其父亲杨清雄的弟弟，其家中有两条运砂船，运的砂是其叔叔杨保国的采砂泵船上盗采和一个叫张欢的人采砂泵船上盗采的江某1。（×××9）证人高某1、高某2的证言，证明20×××8年5月24日上午八点多，其二人到江汉区看守所准备给高选辉打钱，后二人被叫进湖北宝开律师事务所看到了吴正桥，并用手机偷拍了两段视频，视频中吴正桥埋怨高选辉不该记账。（20）辨认笔录，证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相互辨认的情况。（2×××）宾客退房结账单，证明刘宗来、吴正桥、章昌华20×××8年5月在尚客优选湖北武汉黄陂区武湖百隆东方城店开退房的情况。（22）收条，证明崔中猛20×××8年5月×××2日至5月×××5日期间一共收到吴正龙支付的吊机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86000元。（23）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证明吴正桥、冯政海的前科情况。（24）证人徐某1的证言、调取证据清单、账本复印件、证明，证明徐于斌在20×××8年6月×××日左右购买的江某13300吨，6月2日到达其父亲自己的码头上，6月×××3日左右购买江某13450吨，6月×××4日卸到其父亲自己的码头上，这两船江某1都是黑细砂，也叫“黑老漂”，只能从长江上盗采，其他地方无法采挖，听徐于斌自己说这两船砂都是从一对姓魏的兄弟那里买来的，这对兄弟与其是一个小区。（25）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江某1在20×××8年5月3日至×××7日期间市场零售价为32元每吨，徐于斌购买的江某1价格为人民币22元每吨。（26）船舶国籍证书、内河船舶吨位证书、船舶交接证明，船舶交易合同，证明“马货0788”的相关情况，该船由当涂县棒禹船舶中介所的易某作为中介人，最后由姚德林以人民币2668000元加油款×××00800元共计2768800元购得。（27）证人易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经营了一家当涂县棒禹船舶中介所，在其介绍下，姚德林向刘某3购买了货船“马货0788”，交易所登记价格为300万，但是最后的成交价是2768800元，最后过户的时候南京海事局以老船图纸和船体不符不办理过户，姚德林想买船，于是最后以其本人的身份办理了船舶的注销手续，该船现在为黑户，三无船只。后来因为姚德林把船改成了隐形吸砂泵，所以其没有给姚德林办理船舶登记手续。姚德林到当涂购买改装的配件时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戴某，是姚德林的姐夫，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但是看到照片可以认识，这人个子很高很魁梧，是姚德林他们的老板。其辨认出姚德林，还有与姚德林一起去的不知姓名的人为芮玉华，与姚德林一起去购买配件的姚德林的姐夫为戴则志。（28）证人刘某3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原为“马货0788”的船主，刘广权系其侄子，之前“马货0788”没有卖掉时刘广权就帮其驾驶该船。在易某的介绍下，其把“马货0788”卖给一个叫姚德林的南京人。买卖船只谈判的时候姚德林还带了一个南京人一起，听说此人为姚德林的亲戚，姚德林付尾款的时候也带了此人。刘广权之前帮其开船的时候，其给的工资是一年×××2万左右。其“马货0788”出卖了之后大概半年，其又购买了一条货船，其给刘广权打电话要刘广权帮其做事，刘广权说在姚德林的船上干活工资高，刘广权不想回到其船上做事。其辨认出姚德林为购买其船只的买主，还有戴则志是陪同姚德林的亲戚。（29）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章昌华在本案案发时托他人打听案情，并告知其帮挖砂的介绍采砂泵，介绍采砂泵是有介绍费的。（30）银行流水，证明吴正龙20×××8年4月30日给崔中猛转账20万，之后在5月9日转账99万给戴则志的情况。（3×××）上诉人吴正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吴正桥、吴正龙二人是其堂哥，周后章系吴正龙的生意伙伴。20×××8年5月×××日左右，吴正龙给其打电话称准备与吴正桥采砂，让其投资并分红，最后吴正桥和杨光头各占40%，吴正龙占×××0%，其与周后章各占5%。其本人共投资47.5万元，其与吴正龙、周后章一共出资人民币×××50万元从南京来的戴老板处租了一条隐形泵，戴老板按照每吨×××6至×××8元收取费用。具体分工是吴正桥负责联系销售，吴正龙管账和钱，吴正龙请了高选辉在船上负责采砂记账，戴某和姚船主就负责吸砂船采砂。其与吴正龙、周后章还有一个单独的股东群，叫“大浪淘沙”，三人在群里沟通账目的情况。戴老板的大采砂船是在20×××8年5月×××0日晚上八点左右开始采砂的。在20×××8年5月×××0日之前，吴正桥和杨保国因为有采砂的业务，让其与吴正龙、周后章出资40万承包吊机过驳砂子，吴正桥每吨砂子可以提成×××块钱，然后给吴正才、吴正龙、周后章20%的提成，5月3日过驳×××3000吨，5月4日过驳7×××00吨，5月7日过驳×××0000吨，5月8日过驳×××2000吨，5月9日过驳9000吨，5月×××0日过驳×××2000吨，提成尚未分到其手中。之所以租用隐形泵是因为过驳砂子提成太少，赚钱太慢。（32）原审被告人周后章的供述，证明20×××8年5月2、3号的样子，周正龙给其电话说有项目投资，吴正龙让其与吴正才各出资×××0万，吴正龙本人出资20万租用崔老三的吊机，然后三人拿吴正桥盈利的20%。杨保国把青山长江大桥附近的水域都垄断了，只有他能采砂，杨保国给吴正桥过驳每吨提成×××元。吊砂大概吊了一周左右，杨光头、吴正桥召集三人讨论说这样赚钱慢，提出要租用一个隐形泵，杨光头占40%的股份，吴正桥占40%的股份，吴正龙占×××0%的股份，其与吴正才一人占5%的股份。隐形泵的船主其知道一个姓姚的，还有一个姓戴的。吴正龙每天都告诉其采砂的收支情况，其作了记录，该记录得到了吴正龙、吴正才二人的认可。其本人的记录中只有卖砂的吨数，采砂的吨数是高选辉负责。20×××8年5月×××4日下午，隐形泵的股东芮某和戴某来武汉拿报酬，吴正龙在武湖尚客优宾馆给他们开了套间，其记得是三楼，吴正龙先上去和他们谈判，谈好之后吴正龙打电话让其与吴正才把钱送上去，其就和吴正才一起把钱送上去，去了看到吴正桥、杨保国、章昌华、戴某、芮某都在，吴正龙把钱放在了芮某的床上，芮某叫戴某点钱，并打了一个收条给吴正龙。隐形泵有三个股东，一个姓姚，在隐形泵上负责，一个姓戴，负责收钱签字和打条子，还有一个姓芮，是大股东，每次谈判都是姓芮的点头同意后，姓戴的签字和收钱。（33）原审被告人高选辉的供述，证明20×××8年4月30日其与吴正龙、吴正桥、吴正才、刘宗来一起到黄冈把崔中猛的吊机船押回武汉，回武汉的时候其与刘某4二人在吊机船上。其20×××8年5月2日开始参与长江采砂，吴正龙让其5月2日在吊机上熟悉吊机流程。5月3、4、5日在徐某2的采砂船上负责熟悉采砂船的流程和吨位计算的方法顺便望风；5月6日、7日、9日在吊机上打杂、抛缆绳、做饭、看吊机、记账。5月×××0日后其在隐形泵上面负责记账和调配运砂船，姚老板组织船上的人负责采砂，其工钱是一直按照0.×××元每吨计算，5月×××0日晚至×××1日凌晨期间，隐形泵采了大概×××2300吨，吴正龙给其现金人民币×××200元，在第一船装满后，吴正龙、吴正桥与戴某他们都上了船的；5月×××1日晚至×××2日凌晨期间，隐形泵采了大概×××2200吨，吴正龙给其现金人民币×××200元；5月×××2日晚至×××3日凌晨，隐形泵采了大概×××2200吨，吴正龙给其现金人民币×××200元；5月×××3日晚至×××4日凌晨期间，隐形泵采了9200吨，吴正龙给其现金人民币900元；5月×××4日晚至×××5日凌晨期间，隐形泵采了8800吨，吴正龙给其现金人民币800元；5月×××5日晚至×××6日凌晨期间，隐形泵采了9300吨，吴正龙还没有与其结账；5月×××6日晚至×××7日凌晨正在采砂的时候被查获，3×××99号船还没有装满。其他人在非法采砂中分工为：吴正龙负责投资、卖砂以及在隐形泵上指挥督促，杨光头有公安艇和海事艇的定位，调配采砂的时间和协调水务、公安的关系，张某2主要负责联系业务卖砂，刘某4是收砂的老板，姚某1是隐形泵的老板负责指挥泵船上的人采砂。其被抓当日，杨光头还与其说要其把采砂的事情都承担下来。非法采砂过程中有个老沙贩子，替老板吴正龙、吴正桥、杨保国他们卖砂子，找销路，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黄某党”，每卖出一吨砂子就提成0.5元。（34）上诉人申国华的供述，证明其系“3×××99”号船的船主，但该船船尾部分有用白字写“3×××88”，该船有三个股东，各占三分之一股份，具体是其本人在经营。杨保国让其运砂，也是杨保国与其结账，但具体是高选辉通知其到隐形泵上装砂，然后其将砂子运到吊机船旁边过驳到买砂船上。其一共帮忙运了五船砂子，最后一次还没有装满就被抓获了。（35）原审被告人刘金的供述，证明“银河×××098”号系其与刘某1共同购买的。20×××8年5月×××0日，其接到杨保国的电话去帮忙运砂，运了一船砂，每吨运费人民币3元，其船的载重量为3500吨，但是杨保国只给了×××0000元运费的事实经过。（36）上诉人刘广权的供述，证明其在“马货0788”采砂船上面负责开船。与其一起非法采砂的有吴正龙，高选辉、杨光头、吴正桥、戴老板、船长姚德林和轮机长车雪峰等人。20×××8年5月×××0日在天兴洲洲尾采了4船，大概一万多吨；5月×××1日在天兴洲洲尾采了4船，大概一万多吨；5月×××2日在天兴洲洲尾采了4船，大概一万多吨；5月×××3日在天兴洲洲尾采了3船，大概9000吨左右；5月×××4日在天兴洲洲尾采了3船，大概8000吨的样子；5月×××6日凌晨在二七长江大桥那里采了3船，大概9000多吨的样子；5月×××6日晚出去采砂，但凌晨就被抓了，大概采了千把吨的样子。戴老板是和老板吴正龙一起做采砂生意的合伙人，股东之一，是姚德林的舅哥。20×××8年5月×××0日隐形吸砂泵刚到武汉天兴洲洲尾的时候，有高选辉、姚德林、吴正龙、杨保国、戴则志、吴正龙的哥哥等人都登上了隐形泵并且与其一起出发去采砂。（37）原审被告人杨保国的供述，证明与其一起非法采砂的人有吴正桥、吴正龙、吴正才、周老板（周后章）、高选辉、崔中猛、章昌华、姚德林、戴则志、芮玉华等人，章昌华是卖江某1的人，其一行人都叫他“黄某”，专门炒砂子卖的，其一行人盗采的江某1很多都是通过这人介绍的收砂老板卖出去的，章昌华销售江某1每吨吴正桥、吴正龙给提成0.5元；姚德林、戴则志、芮玉华则是隐形泵采砂船的股东，是这三人一起出资购买后改造的，芮玉华是隐形泵的大股东，隐形泵来武汉采砂是章昌华介绍的，具体是吴正桥、吴正龙与戴则志、芮玉华两个人谈的，姚德林负责隐形泵的日常采砂工作，吴正桥和吴正龙承诺每采一吨江某1就给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三人×××8元的好处费，后来这个数额还协商变动了，因为章昌华介绍他们来武汉，所以他们每采一吨给章昌华×××到2元的提成；其本人与吴正桥不出资，二人负责外围关系疏通，联系运砂船现场运砂，销售江某1，黄冈浠水人的申国华3×××99号，刘金的×××098号，高伦的鑫海688号，张欢的×××08号四条运砂船都是其联系来现场运砂的，运砂船的费用也是由其结账，每吨付3元运费，其一共结了有×××1万，还有江某27777号，2068号，远洋×××号不是其联系的；高选辉是吴正龙请来在隐形泵采砂船上负责的，负责记录采砂的吨数，其将采砂船老板的联系方式交给高选辉，高选辉还负责联系运砂船；冯政海是吴正桥请来在崔中猛吊机船上核算具体出卖砂子吨数的，还负责管理快艇；最后采砂利益是其本人与吴正桥各占四成，吴正龙占两成。在隐形泵来武汉之前，张欢负责泵船采砂子，每吨2元，吴正桥要吴正龙租了吊机船过驳转运，吴正桥收了过驳转运费用每吨×××元就与吴正龙分红，崔中猛过驳江某1每吨2.5元，其本人每月×××6000元分红，章昌华因为负责联系买砂人和万吨运砂船，每卖一吨江某1就提成×××元至5元之间，保底也是×××元每吨。姚德林在向公安机关投案之前，其见过姚德林，一起的还有吴正桥和吴正桥在外面的一个老婆叫姚姚的，是吴正桥电话邀请其去吃饭的，吴正桥称要与姚德林一起去投案，要其请吴正桥、姚德林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吴正桥要姚德林投案后不要瞎说，不要说芮某、戴某的事情，之所以要姚德林去自首，是因为之前隐形泵采砂船没有一个船老板归案，芮某、戴某、姚德林和吴正桥商量了一下，要姚德林一个顶罪，让公安好快点结案，他们在外面好把隐形泵拿出来，三个股东都怕公安机关把隐形泵没收了。其要投案自首，吴正桥不让其去投案自首，称吴正桥与姚德林会保其不坐牢，说其采砂的事情很大，情节严重会判得很重，吴正桥还要求其在吴正桥、姚德林自首后每月往江汉看守所打几千元的生活费。20×××8年5月3日左右，其与吴正桥卖了一船大概是×××3000吨江某1给刘宗来，大概是7、8元一吨，吴正桥大概收了9万元左右。（38）原审被告人吴正龙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4月底，其哥哥吴正桥打电话要其投资做江里采砂的生意，要其投资30万元采购采砂设备，吴正桥称以大桥局疏通江道的名义，打点擦边球，被查到了也就罚几万元，于是其就将该情况告知吴正才、周后章，要吴正才、周后章也投资，三人各投了×××0万一共30万。再过了两天，吴正桥要其再投资20万元，其就又投了20万元包了崔中猛的吊机船，之后吴正桥向其退了×××0万元。4月30日，吴正桥带着其、高选辉、刘某4、吴正才五人开车到黄石的江某3去将崔中猛的吊机押回青山江某3，最后高选辉和刘某4上了崔中猛的吊机船，其与吴正桥、吴正才开车回的武汉。吴正桥承包吊机过驳江某1是每吨提成×××元，吴正桥答应给其20%的提成，然后其再分红给周后章、吴正才。20×××8年5月3日一切准备就绪后，其就给周后章、吴正才报收入，其要周后章记了账的。5月5日，杨保国等人就商量要弄一个隐形泵，最后其与吴正桥、杨保国达成一致，吴正桥、杨保国各占40%，其占20%，其手上钱不够，于是又找了吴正才和周后章，吴正才和周后章就各出资37.5万元。5月9日，在尚客优酒店（黄陂武湖店）里，其与周后章、吴正才、吴正桥、戴则志、姚德林、章昌华等人在酒店，芮某也在场，其将×××50万元分四次转给了戴则志，之所以把钱转给戴则志是因为章昌华说戴则志是隐形泵的船老板。5月×××0日，隐形泵到武汉后，其与周后章、吴正才、吴正桥、杨保国、戴则志、张某2、高选辉都上了隐形泵。之后，姚德林与其称姚德林本人为隐形泵上具体的负责人，他们两个老板谈完事后回南京了，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姚德林。其本人因为投资太大，其5月×××1、×××2日都在隐形泵上监督。20×××8年5月×××4日，芮某、戴则志又到了武汉，找其要钱，其当时把钱放在芮某的床上，芮某要姚德林清点的钱数，当时给钱的时候周后章、吴正才也在场。5月×××4日卖给刘宗来×××0000吨砂子，价格是23万元。（39）上诉人姚德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马货0788”是其花了268万购得，相关合法手续已经注销，其还花了700多万将该船改装成采砂船，无法在国家相关机关获得登记注册手续，“马货0788”属于“三无”船只。其姐夫戴则志负责在武汉谈判采砂的具体细节，包括隐形泵采砂的价格、具体操作和收押金等，具体是戴则志与吴正龙谈的，谈好后吴正龙用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了戴则志×××50万，戴则志手写了×××50万元的收条，×××50万元之前一直都在戴则志处，出事后，吴正桥找其一方要押金，然后戴则志开车将×××50万现金就给了其本人，其将×××50万元还给吴正桥，吴正桥还向其出具收条，收条在戴则志的手中。刚开始采砂的时候谈好每吨起水×××8元，吴正龙分别在5月×××3日、×××4日、×××5日给了三笔钱，一共是77万元。在其去派出所自首前，其与杨保国、吴正桥等人一起在青山一个酒店吃了一顿饭。（40）上诉人高伦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5月×××0日至5月×××7日期间，杨保国与其联系要其去运砂，其就叫鑫海688号船的驾驶员将船开到指定领域，一共装了四船砂，每船3000吨，一共是×××20000吨。在案发后，公安机关多次电话通知其去投案，其害怕被处罚，于是提前与徐科林说好要徐科林帮忙顶鑫海688的罪行。（4×××）上诉人张欢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5月×××0日至5月×××7日期间，其受杨保国的邀约用“汨罗机×××08”运砂，该船可以载2800吨，但杨保国说按照2500吨计算，赚其300吨的差价，其一共运了两船，一共是5600吨。另在20×××8年4月底的时候，杨保国叫其一起合伙搞一艘采砂船，一人投资7万元，杨保国还说每吨给采砂船×××元的利润，其与杨保国每人0.5元，后杨保国给了其7万元现金，其到安徽花×××4万租了一个小型采砂泵，20×××8年5月初一共在天兴洲洲尾盗采江某1大概2万多吨，杨保国一共给了其×××万元现金。这艘小型吸砂船被水务部门查获后被割掉了吸砂管，但是其花钱把管子焊好了以后退给船老板了，船老板退了其×××0万元现金。（42）原审被告人徐科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受到高伦的指使，与高伦一起伪造了收条、合同之后到公安机关投案，称自己是鑫海688号的承租人，意图帮高伦顶罪。（43）上诉人吴正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安徽的“章某”是专门介绍江某1、采砂泵、运砂船、吊机船的黄某，“马货0788”隐形泵就是章某介绍的，章某介绍的好处是每吨收0.5元好处费。在姚德林到公安机关投案之前，其与杨保国、姚德林还有其小老婆姚姚某2吃了饭。隐形泵的押金是其找杨保国跟隐形泵的三个股东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打电话，要他们三个股东退×××50万的押金钱，其要杨保国与三个南京老板说，要他们三个股东站出来一个将泵船采砂的事情顶了算了，好让公安机关把案件程序快点走完，其疏通关系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把隐形泵放出来还给芮玉华、戴则志他们，三个人退的×××50万元，其用于疏通关系打点费用，后来杨保国回话说泵船的三个股东同意了由姚德林一个人回来武汉把泵船的事情扛下来，姚德林按照其要求来了武汉并且给了其×××50万元的现金。（44）上诉人芮玉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在20×××8年5月份来武汉两次，两次都是与戴则志一起。（45）上诉人戴则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5月初时，章昌华与其打电话联系称需要一艘隐形泵在武汉采砂，后其与姚德林商量，二人都同意隐形泵到武汉采砂，章昌华就让其几个隐形泵的老板到武汉谈租赁隐形泵的事情。5月9日，其开着芮玉华的奥迪A6带着芮玉华和姚德林一起来到了武汉黄陂武湖尚客优宾馆，最开始其所在一方要200万的押金，后来在章昌华的撮合下，隐形泵的押金为×××50万元，采砂每吨×××8元，后吴正龙给其转账，2次50万转账，×××次49万转账，×××次微信×××万元，其用宾馆的便签纸给吴正龙打了一个×××50万元隐形泵的押金收条。章昌华介绍泵到武汉的好处是其所在一方给章昌华每吨砂3元的提成，事实上隐形泵每吨砂子只得×××5元。20×××8年5月×××5日，其与芮玉华再次到了武汉，在尚客优宾馆的房间里的时候，有两个人送来36万，放在了芮玉华躺的床上，后来是姚德林负责清点的，后来姚德林把钱拿走了。×××50万元的押金其退给姚德林了，由姚德林推给吴正桥，×××50万元的退款收条姚德林后来也交给了其本人，芮玉华也知道并且同意退×××50万元。之所以退×××50万元押金是因为姚德林说隐形泵被公安机关扣押了，要花钱疏通关系将采砂泵早点搞出来，本来这×××50万元按照约定是不退的。（46）上诉人章昌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自20×××8年5月2日开始在长江武汉段参与了非法采砂，其主要是帮忙介绍隐形泵拿好处费和帮忙销售江某1拿提成，销售江某1吴正桥答应每吨给5毛提成。20×××8年5月初，吴正桥与其打电话要其帮忙介绍租用一台隐形泵，吴正桥答应给带泵费。隐形泵是南京3个股东花了一千多万改装的，芮某是最大的股东，出的钱最多，戴某是二股东，负责谈判和收押金，姚某1是小股东，主要负责在隐形泵上现场负责，其之所以得知股东投资情况是因为大家一起谈的时候，戴某和姚某1自己亲口说的，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和几个采砂的股东在场都听到了。其直接联系的是戴某，之后其将戴某的联系方式给了吴正桥，戴某与吴正桥电话联系好双方股东5月9日在武汉谈租隐形泵采砂的事情。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谈隐形泵出租的问题，隐形泵上的人提出要200万的风险押金，但是双方没有谈拢，吃饭的时候双方接着谈，吴正桥提出风险金为×××50万行不行，然后戴则志看着芮某，芮某点头同意了。第二天晚上大概九点左右，隐形泵到了青山大桥的码头下游水域开始采砂，第一天采砂其与吴正桥、杨保国、高选辉、戴则志、姚德林、刘宗来都到了隐形泵上。20×××8年5月3日左右，刘宗来通过其介绍找吴正桥购买了一船江某1大概×××3000吨左右，其提取了6500现金的介绍费。（47）原审被告人刘宗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章某”是黄某，沙贩子，专门给别人介绍砂子生意。20×××8年4月，章某带着其去找杨保国、吴正桥买砂，但是吊机老出问题，吴正桥和杨保国就商量着去黄石搞一台大一点的吊机，然后吴正桥他们开车带着其，一行五人去黄石找姓崔的租了一台吊机船，姓崔的不熟悉航道，是其帮忙一起开到武汉的青山大桥码头，之后在20×××8年5月3日左右，其找吴正桥、杨保国购买了一船江某1，大概是×××3000吨左右，给了章某6500元的现金作为介绍费。（48）原审被告人崔中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4月底的时候，武汉的吴某通过微信与其联系，要租用其吊机，其与吴某电话谈好了价格，吴某答应每吨给2.5元的过驳费及20万元押金。4月30日，吴某带了几个人开车到了武穴长江某3看了吊机，然后吴某弟弟将20万押金转到了其银行卡中，之后吴某带的两个人帮其一起把吊机开到了青山江某3的天兴洲汽渡。冯政海是吴正桥派到吊机上负责的。其分两个阶段过驳江某1及每个阶段过驳江某1的情况。（49）原审被告人冯政海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与吴正桥系狱友。20×××8年5月×××0日，吴正桥给其打电话要其帮忙打砂，其具体负责在吊机上盯着吊机过驳江某1且用汽艇接送人员。5月×××0日其在吊机上熟悉了一下情况，×××1号就开始干活。其报酬是每吨砂子×××毛钱的提成。（50）原审被告人车雪峰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6年姚德林在安徽六安其上班的砂石厂看到其干活很卖力就要了其电话。20×××7年其老婆生孩子其就在老家做零工顺便照顾老婆小孩，到了20×××7年4月，姚德林要其去南京他刚买的一艘散货船上干活，愿意每月给其8000元，其同意并且第二天就赶去了。“马货0788”隐形泵是20×××7年5月开始改装的。“马货0788”隐形泵股东有芮玉华、戴则志和姚德林。“马货0788隐形泵”是在南京江某3的冯老三船厂改装的，改装用时四、五个月，当时芮玉华、戴则志隔两天就到船厂看该船改装的进度。其是受聘于姚德林在“马货0788”号上负责采砂泵设备操作和维保工作的，负责保证采砂船每天的采砂量，其年薪十万元左右，每月工资8000元还加上每天采砂每吨×××毛的提成。姚德林一年给刘广权×××5万，再加上每天有每吨一角钱的提成。刘广权、孙某负责驾驶，张富国负责带缆绳等杂活，孙本龙负责机舱内机器加油加水，其本人负责操作隐形泵采砂设备采砂。姚德林通过律师给姚德林的儿子带话，姚德林的儿子告诉其一行人如果有人问隐形泵采砂船的股东，就说隐形泵只有一个股东，不要交代其他两个人。后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其辨认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的情况。（5×××）原审被告人张富国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在“马货0788”号采砂船上面负责观察吸沙管出不出沙和砂子颗粒的大小，如果没有出沙或者砂子颗粒太小，其就通知驾驶室换位置采砂，其还负责看抽水孔。姚德林许诺给其每月9000元的工资。船上王俊宏负责抛带缆绳、下锚起锚和一些杂事；孙本龙负责给船上的设备加油加水，保障机器设备的正常运作；车雪峰负责船上机器设备的维护和修理，保证船上设备正常运作和采砂设备能正常采砂；刘广权负责驾驶船舶。除了工资以外，每次采砂还有香烟费和辛苦钱，车雪峰负责找对方要然后分给船上的每个员工，车雪峰称这钱是按照每吨江某1一毛钱的提成找运砂船的老板要的。（52）原审被告人王俊宏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接受姚德林的聘请在“马货0788”号上干活，20×××7年3月姚德林让其去干活的，之前是7000元每月，后来到了武汉段之后，姚德林就给其加工资到9000元每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辛苦费，即采砂泵从长江里每采一吨江某1，就可以提成×××交钱的辛苦费然后分给船上所有打工的人。（53）原审被告人孙本龙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其受姚德林的聘请到隐形泵采砂船上打工，刚开始姚德林说给其每月4000元的工资，后来开始采砂的时候给其工资涨到了每月8000多元，除此之外，还有每吨一角钱的香烟费和辛苦费，这个费用由车雪峰分给船上的人。（54）原审被告人徐于斌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8年5月底，其找魏某2、魏某1购买了一船，大概是3300吨砂子，用了50000元现金，去掉水分3×××00吨，后来按照30元一吨卖出去了；6月×××3日，又找魏某2、魏某1买了一船，大概是3400吨的样子，最后用了57600元，去水为3200吨，还是按照30元一吨卖出去了。关于上诉人章昌华认为其不是组织者，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章昌华及多名同案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章昌华积极参与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介绍采砂泵、销售非法盗采江某1从中牟利，其行为不符合从犯的特征。故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芮玉华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芮玉华系“马货0788”采砂船股东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易某的证言及同案被告人车雪峰、吴正桥、杨保国、章昌华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芮玉华系“马货0788”采砂船的股东。故前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芮玉华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为每吨32元不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的销赃金额难以查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依据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认定采矿价值。原审据此对涉案江某1市场价格作出认定，并无不当。故前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芮玉华的辩护人提出芮玉华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芮玉华系“马货0788”采砂船的股东，同案被告人章昌华、周后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还证实在采砂船出租的谈判中均是芮玉华做最后决定，芮玉华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着次要或者辅助的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故上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戴则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戴则志系采砂船股东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同案被告人吴正桥、杨保国、章昌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均证明戴则志系“马货0788”采砂船的股东，戴则志还以自己的名义出具“马货0788”采砂船押金的收条，综合前述证据可以确认戴则志的股东身份。故前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戴则志及其辩护人提出戴则志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戴则志系“马货0788”采砂船股东，且采砂船出租的押金、租金等细节的谈判确定主要由戴则志进行，戴则志还负责保管和退还租船押金，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着次要或者辅助的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故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姚德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姚德林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姚德林在向公安机关投案前与原审被告人吴正桥等人见面且共谋保护本案被告人芮玉华、戴则志，对“马货0788”采砂船具有其他股东、采砂船船员除固定工资之外还有每吨0.×××元提成等共同犯罪的主要事实拒不供认，故其虽自动投案，但未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其到案后对其主要犯罪事实及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均没有如实供述，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故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姚德林的辩护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姚德林开采江某1的数量及价值提出的异议。经查，原审被告人高选辉的记账记载了江某1采挖转运情况，原审法院采用江某1采挖转运记录认定姚德林开采江某1数量并无不当；原审据此依据价格认定结论，对姚德林非法采矿的价值作出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前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姚德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姚德林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姚德林直接在“马货0788”采砂船上负责现场监督、管理采砂，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着次要或者辅助的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姚德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处没收“马货0788”采砂船不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姚德林、芮玉华、戴则志等被告人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马货0788”采砂船为改装隐形吸砂泵船，系用于非法采矿的专门工具，原审判决没收“马货0788”采砂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张欢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20×××8年5月2日至5月×××0日的采砂数量为2万吨不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明该案发区域20×××8年5月2日至5月×××0日的盗采江某1数量共计63×××00吨的事实，有原审被告人高选辉的记账证明及多名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予以印证。原公诉机关指控张欢盗采江某1共计63×××00吨，上诉人张欢在侦查阶段供述其实际盗采江某12万余吨。原审根据相关书证和各被告人的供述，综合采信张欢自己的供述，选择较低的数额即2万吨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且张欢推翻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未能说明合理理由。故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张欢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张欢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张欢提供采砂船、运砂船，在非法采矿过程中共同参与、共同分赃，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地位不符合从犯的认定条件。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高伦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高伦非法采砂×××2000吨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高选辉的采砂转运记账清楚地记录了上诉人高伦转运×××2000吨江某1的事实，且上诉人高伦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也印证了高伦非法采砂×××2000吨的事实。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高伦及其辩护人提出高伦应认定为自首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高伦为掩盖其参与非法采矿的事实，指使原审被告人徐科林与其共同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谎称徐科林租赁高伦的“鑫海688号”船为原审被告人杨保国等人转运江某1，在公安机关多次讯问下才供述其指使徐科林顶包的事实，故高伦的投案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吴正桥认为原审认定其收取×××50万元错误、对认定40%的报酬比例不认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吴正桥、戴则志在公安机关均供述吴正桥收取×××50万元退还押金;同案被告人吴正才、周后章、杨保国、吴正龙在公安机关均供述隐形泵采砂船利益中吴正桥占40%。故吴正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吴正才、申国华、高伦、刘广权、吴正桥及原审被告人杨保国、吴正龙、周后章、崔中猛、刘宗来、徐于斌、刘金、高选辉、冯政海、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禁采区非法采砂，其中吴正桥、杨保国、吴正龙、吴正才、周后章、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崔中猛、刘宗来、申国华、高伦、徐于斌、高选辉、冯政海、刘广权、车雪峰、张富国、孙本龙、王俊宏情节特别严重，刘金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徐科林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证明予以包庇，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社会危害程度，已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分别所具有的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出违法所得等量刑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适当。故上诉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申国华、高伦及上诉人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高伦辩护人所提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正才、刘广权自愿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和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准许上诉人吴正才、刘广权撤回上诉。二、驳回章昌华、芮玉华、戴则志、姚德林、张欢、申国华、高伦、吴正桥的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徐子岑审判员  赵文莉审判员  褚金丽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郭锐敏书记员范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