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宇，男，汉族，1985年12月4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媛，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法，男，汉族，1966年6月26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河南剑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山，男，汉族，1958年8月13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丙元，男，汉族，1951年12月3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增印，男，汉族，1950年10月20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原审第三人：贾艳丽，女，汉族，1958年4月14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心诚，男，汉族，1988年1月10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原审第三人：张绍青，女，汉族，1964年2月16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系李鸿妻子。原审第三人：李海通，男，汉族，1986年4月18日生，住址同上，系李鸿大儿子。原审第三人：李海露，男，汉族，1989年6月18日生，住郑州市金水区，系李鸿小儿子。李海通、李海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青，女，汉族，1964年2月16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原审第三人：赵文明，男，汉族，1951年8月5日生，住河南省长垣县蒲东区。上诉人赵宇因与被上诉人王新法、黄丙元、侯增印、王秀山，原审第三人张绍青、李海通、李海露、赵文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728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书，后赵宇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豫07民终116号民事判决书。赵宇仍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作出（2018）豫07民申304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豫07民再2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1475号案件，依法追加贾艳丽、李鸿、赵文明为本案第三人。因赵宇提出回避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豫07民辖31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审理。赵宇不服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3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媛，被上诉人王新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上诉人黄丙元、侯增印、王秀山，原审第三人张绍青及其作为李海露、李海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第三人贾艳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心诚，原审第三人赵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新法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该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中并没有附条件生效的约定，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公司章程的内容也无任何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上，背离了协议内容，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其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应当紧密结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公司法中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就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与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结合本案的事实及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有效性应当予以肯定。二、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所发表答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新法早已丧失优先购买权，原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违背客观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再审笔录中第6页王新法回复“我是签订完10天以后才知道的”以及在长垣县法院2019年开庭及本次开庭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结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签订的时间推断，足以证明在2016年9月24日王新法就已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转款的事宜，也知道案涉股权已转让给赵宇的事实。故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对于王新法自认在2016年9月24日就已经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转款、转让给赵宇的事实，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在2017年长垣县法院一审及2019年长垣县法院一审中，王新法对于赵宇所提交的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均表示无异议，因此对于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而本次一审中卫滨区人民法院对其真实性回避而不予认定系错误。同时，根据短信记录中2016年11月10日中的“他们三人转让已经两个月了”及2016年11月13日的短信“至于我（王新法）退出企业与否，股权如何转让我会慎重考虑”不仅证明了王新法在2016年11月13日之前未主张过优先购买权的客观事实，也证明在2016年11月13日王新法还在考虑转让自己股权的事实。同时，结合王新法在再审中自认其是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十天就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转款事宜的事实，更加证明了王新法在2016年9月24日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转款事宜后到2016年11月13日并未主张过优先购买权的事实。本案中王新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优先购买权系在2019年长垣一审中，因此不论从2016年9月24日到2016年11月13日，还是到2017年7月18日，或者到2019年长垣一审中，均证明王新法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未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丧失优先购买权。退一步讲，在2017年7月18日王新法起诉时其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说明此时其已经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细节及转款事宜，假设从2017年7月18日到2019年3月27日长垣一审中王新法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优先购买权，其也超过了行使期限而早已丧失了优先购买权。第三，综观本案的事实及原一审、二审庭审、再审和本次庭审情况，王新法在2016年9月24日就已经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转款及转让给赵宇。对于该事实，赵宇所提交的证据均足以证明。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以2009年公司章程为准，违背客观事实，未查清案件事实。纵观整个案件，本案中出现两份公司章程即“2004年公司章程”和“2009年公司章程”。在2017年长垣县人民法院开庭中王新法所提交的是“2004年公司章程”，其对于“2009年公司章程”是不认可并否认是其本人签字。而在本次庭审中王新法反过来又提交“2009年公司章程”。结合本次庭审中王秀山、侯增印、黄丙元庭审中明确表示“2009年公司章程”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及在2017年长垣法院一审中王新法不认可“2009年公司章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2009年公司章程”为认定依据，存在错误。结合本次开庭中，原股东均认可“2004年公司章程”，因此对于公司章程的确认应当以当事人（原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即应当以2004年公司章程为准。第四，一审法院对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第二十一条的适用存在错误。该法条强调的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未强调“书面通知”。本案中，赵宇所提交的证据及王新法再审中的自认均证明了，王新法在2016年9月24日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转款事宜后，并未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内主张优先购买权，其早已丧失优先购买权。而一审法院以赵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为由，判决王新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存在错误。综上所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协议。在整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王新法在2016年9月24日就已经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转款及转让给赵宇。依据该客观事实并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规定，王新法在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转款及转让给赵宇后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主张确认优先购买权并主张按照转让给赵宇股权的同等条件购买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王新法辩称：一、尽管我方认为本案涉及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但对于一审法院所确认的效力待定这一观点现在不持异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只有协议中明文约定的条件，转让协议的生效首先不应违反公司章程的约定，股权受让人也就是赵宇受让股权的前提应该是同意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已经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条件，所以转让股东和受让人应该知晓和遵守。在2009年公司章程里，约定了两个条件，第一个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二个是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其同意，这是公司章程的第七章第二条中约定的，这两个条件当然应作为股权转让的条件，在该两个条件成就之前，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当是待定的状态。二、关于王新法是否具有优先购买权。首先，应当确认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是目前最近的公司章程，效力最为优先，该章程第7章第2条明确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必须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这其中涵盖了刚才所述两个条件，但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这两个条件均未达到，所以王新法拥有优先购买权。事实上，王新法也确实主张了优先购买权，购买了侯增印等三人的股权。侯增印辩称：同意王新法的意见。王秀山辩称：同意王新法的意见。黄丙元辩称：股权转让应当开股东会但没有开。与赵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赵宇替我们承担债务，但现在欠了很多债，坚决不卖给赵宇。赵文明述称：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和证据。1、错误认定2009年公司章程为效力章程。王新法提交的2009年公司章程在工商局查不到备案登记存档的原件，没在工商局备案的章程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没有合法性。2、错误认定股东会未对股权转让价格做出表决，股权转让未经股东会同意；错误认定两个股东会决议文件不具有真实性。股权转让前，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4日和7月31日召开了两次股东会议，王新法全程参加了会议。7月24日对股权价格进行了讨论，初步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40万元。7月31日对股权转让价格再次进行表决，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仍为每股40万元。2016年9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落实2016年7月31日股东会议决议的继续，因为找到了股权购买人赵宇，需要召开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占股权76%的股东参加了会议，一致同意股权转让给赵宇，并证明其他股东（王新法）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同意股东由赵文明、王新法、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贾艳丽、李鸿变更为赵文明、王新法、贾艳丽、李鸿、赵宇。二、本案存在足以证明王新法不购买股权和放弃丧失优先购买权的三个事实和三组关键证据，均是王新法自认的。事实1、王新法同意向外转让股权、未在法定30天内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证据。事实2、王新法的股权也要对外转让，并劝赵文明独立收购企业的证据。事实3、王新法放弃、丧失优先购买权的证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应予以改判。1、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对股权转让的通知方式已规定为“……以书面或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显然对召开会议、短信、微信、电话、口头等其他通知方法纳入了合理的通知方式，本次股权转让就是以召开股东会议的方式征求同意的，一审法院单一强调书面通知已背离《公司法解释四》的立法宗旨。2、为了保护交易的稳定性，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害后，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进行了规定。王新法自认在2016年9月24日知道股权转让协议转款的事，到2019年3月27日向长垣法院提交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过去了914天，不能再享有优先购买权。四、同一公司、同样案由，判决结果应相同。对赵文明的判决与对李鸿的判决相同。王新法自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10天知道，判决结果应和李鸿、赵文明相同。李海通、李海露、张绍青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错误。1、2009年公司章程是一个股东不认可、未在工商局备案的假章程，一审法院认定此章程为效力章程是错误的。2、2016年7月31日股东会决议内容是真实的。2016年7月24日、7月31日召开了两次股权转让会议，7月24日股东讨论的是40万元一股，7月31日定的是40万元一股不能少，7月31日当天没签股东会决议，赵文明找到股权购买人赵宇后，通知我们补签了7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补签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真实的。3、2016年9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9月11日的股东会议是7月31日股东会的延续，股东会决议上没有王新法的签字，其他股东指的是王新法。二、王新法放弃、丧失了优先购买权。法律规定的在知道其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30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而王新法过去900多天才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王新法自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10天知情，对王新法的判决应和李鸿、赵文明的判决相同，应判王新法放弃或丧失优先购买权。同样案由，判决结果应一致。赵宇与黄丙元、侯增印、王秀山自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贾艳丽述称：支持王新法的主张。王新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与赵宇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按照转让给赵宇股权的同等条件购买侯增印转让的两股股权，及王秀山转让的四股股权和黄丙元转让的8％的股权；3、本案诉讼费由赵宇、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8日，注册资金8200万元，股东有7人，其中赵文明出资28％、王新法出资24％、王秀山出资16％、黄丙元出资8％、候增印出资8％、贾艳丽出资8％、李鸿出资8％。2016年7月31日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7名股东或其代理人全部参加，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讨论，当日未形成书面决议。2016年8月29日，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出台以下股东会决议：2016年7月31日上午8：30在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会议决议如下：1、由于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公司经营困难。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以外的人收购股东全部或部分股权，股权价值由双方协商，转让手续由双方自行办理。2、全体股东都积极寻找股权购买人，股权转让时间最好在2016年8月9日完成。股东赵文明、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贾艳丽、李鸿在此决议上签名，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2016年8月29日黄丙元与赵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股价。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公平、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确定每股价值为人民币：肆拾万元。2、转让人黄丙元在公司持两股，现转让给受让人赵宇两股。受让人在2016年8月29日付给转让人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打入黄晓明工行卡号62×××34，转让人向受让人开具收款凭证。”当日黄丙元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赵宇打入黄晓明卡号：62×××88黄丙元的股权转让金（大写）捌拾万元整，小写￥800000元。赵宇与黄丙元的转让协议生效。”收到条上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复印件一张。2016年8月29日侯增印与赵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股价。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公平、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确定每股价值为人民币：肆拾万元。2、转让人侯增印在公司持两股，现转让给受让人赵宇两股。受让人在2016年8月29日付给转让人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转让人侯增印2013年12月31日在公司借款444500元，应付利息142240元，本息合计586740元，此款从股权转让金中扣除后，由受让人承担，应付转让人贰拾壹万叁仟贰佰陆拾元，打入中行长垣支行陈中芳卡号62×××66，转让人向受让人开具收款凭证。”当日侯增印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赵宇付给侯增印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金捌拾万元整（￥800000元）。（于2016年8月29日打入中行陈中芳卡号62×××66贰拾壹万叁仟贰佰陆拾元整，2016年9月30日替侯增印偿还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肆拾肆万肆仟伍佰元，利息壹拾肆万贰仟贰佰肆拾元）。侯增印与赵宇的转让协议生效。”收到条上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复印件一张。2016年9月14日王秀山与赵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股价。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公平、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确定每股价值为人民币：肆拾万元。2、转让人王秀山在公司持4股，现转让给受让人赵宇4股。受让人在2016年9月14日付给转让人人民币（大写）壹佰陆拾万元人民币。转让人王秀山2016年元月30日在公司借款壹拾万元人民币，应付利息捌仟元，本息合计壹拾万另捌仟元人民币，此款从股权转让金中扣除后，由受让人承担，应付转让人王秀山壹佰肆拾玖万贰仟元人民币，打入农业银行长垣县红旗支行李凤娟卡号62×××70，转让人向受让人开具收款凭证。”当日王秀山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赵宇付给王秀山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金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元）。（于2016年9月13日打入农行李凤娟卡号62×××70壹佰万元整，2016年9月14日打入农行李凤娟卡号62×××70肆拾玖万贰仟元整，2016年9月14日替王秀山偿还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壹拾万元，利息捌仟元）。王秀山与赵宇的转让协议生效。”收到条上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复印件二张。协议签订后，赵宇依照协议约定，将其三人在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中的借条抽出换成了自己的名字。2004年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内容为：“七、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2009年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内容为：“第七章、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2017年7月18日王新法因与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赵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豫0728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书，后赵宇上诉至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民终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8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书；二、王新法对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向赵宇转让的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王新法应当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王新法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内容、条件，与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同；三、驳回王新法要求确认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赵宇仍不服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民申3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豫07民再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豫07民终116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8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重新立案，案号为（2019）豫0728民初1475号民事案件，依法追加贾艳丽、李鸿、贾艳丽为本案第三人。因赵宇提出回避申请，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豫07民辖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受理该案。赵宇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公司于2016年9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本公司的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已于日前以电话和口头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代表公司表决权76％的股东参见了会议，会议由法定代表人赵文明主持。经代表公司表决权76％的股东同意（代表公司表决权％的股东反对、％的股东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1、股东侯增印同意将其股权以伍佰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赵宇，股东王秀山同意将其股权以壹仟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赵宇，股东黄丙元同意将其股权以50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赵宇，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股东由赵文明、王新法、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贾艳丽、李鸿变为赵文明、王新法、贾艳丽、李鸿、赵宇。3、公司其他组织机构不变。以上决议事项，符合法定程序，同意根据决议内容修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该股东会决议上有赵文明、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贾艳丽、李鸿的签字和指印。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未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东股权变更手续。另，第三人李鸿于2019年9月8日死亡，由其法定继承人张绍青（李鸿妻子）、李海通（李鸿大儿子）、李海露（李鸿小儿子）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一为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为王新法主张按照转让给赵宇的同等条件购买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的股权是否应予支持。围绕焦点一，王新法提出观点分别为：1、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2、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属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为逃避债务，侵害了包括王新法在内的其他股东及奔宇公司债权人的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赵宇辩称与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有效合同。综合本案当事人意见，一审法院首先对王新法所提供的2009年奔宇公司章程予以确认，该章程于原一审时由赵宇提供，应视为赵宇认可其章程效力，又生效于2004年奔宇公司章程之后，与2004年奔宇公司章程不一致的，应以该章程为准。结合章程内容第七章第2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必须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即转让股权应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为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二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与赵宇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附条件生效协议，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向赵宇转让股权及转让协议价格、条件等未召开股东会议进行表决，二未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且赵宇作为购买股权，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作为股东，均应当明知并同意遵守公司章程约定，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尚有待达成，故应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对于王新法主张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围绕焦点二，尽管奔宇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7名股东或其代理人全部参加，并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讨论，但当日未形成书面决议，之后也未就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转让价款等具体事宜作出决议。另根据2009年奔宇公司章程七章第2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必须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故侯增印、王秀山、黄丙元转让股权时应先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即通知王新法，而且应当告知王新法所转让股权的价格和转让对象，在王新法明确表示不购买或者自接到书面通知三十日内未答复的情况下，才有权将股权转让赵宇，否则应视为侵犯了王新法的优先购买权。在涉案股权转让时，转让协议签订后赵宇立即支付了部分转让费用。侯增印、王秀山在奔宇公司的借款及利息由赵宇从其应付股金中扣除，由其偿还奔宇公司；赵宇对该部分债务重新向奔宇公司出具了借据而未清偿，该事宜并未经过股东会表决。其次2016年9月11日股东会决议所涉及股权转让价格与转让协议不一致。侯增印、黄丙元、王秀山对涉及股东会签名均称是在空白处签名，内容是后补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赵宇、第三人赵文明、第三人张绍青、李海通、李海露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新法接到侯增印、黄丙元、王秀山的书面通知；王新法完全知晓在股权转让时对转让股东在公司债务的处置等具体交易细节，且涉案股权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赵宇、第三人赵文明、第三人张绍青、李海通、李海露以此主张王新法丧失优先购买权，理由不能成立，也不符合2009年奔宇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新法同等条件下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新法对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向赵宇转让的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王新法应当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二、驳回王新法要求确认黄丙元、王秀山、侯增印与赵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宇、王秀山、侯增印、黄丙元承担。本院二审期间，赵文明提交证明王新法知晓股权转让事实的证据，因上述证据不属于民事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王新法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71条第2、3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1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法》第71条第2、3款的规范目的是在保护股权可转让性的前提下，维护其他股东的“封闭持有利益”。该条并未规定违反该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即使承认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成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无害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该条第4款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作规定，这表明股东在股权转让事项上可以依法形成意思自治，即第71条第2、3款应为任意性规范。且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通常会在合同中作出特别约定，以防范可能产生的合同履行上的不确定性，如果法院以违反第71条第2、3款规范为由宣告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则当事人协商建立起来的利益和风险分配机制就丧失其约束力，从而提高交易成本，破坏交易安全。本案中，赵宇分别与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签署的《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的约定仅对原公司的股东、高管等具有约束力，即使王秀山、黄丙元、侯增印未履行股东准许程序和通知王新法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为有效协议。二、王新法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是指股东享有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其他股东拟转让股权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第71条第2、3、4款的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对外转让股权，必须履行两道手续：首先，出让人要通知并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其次，如转让获得半数同意，则进入第二阶段，即其他股东可以对拟转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放弃优先购买权。即《公司法》在限制股权对外转让方面设置了股东准许程序和先买权双层架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根据该条司法解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对其他股东的通知并不仅限于一次。在不同的交易模式中，转让股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需要作出一次或者多次通知以及每次通知的具体内容，但是转让股东的不同通知行为、通知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多次通知的情形，就第一次通知来讲，此阶段转让股东主要是要告知其他股东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至于具体的受让人和转让价格，并不要求一定在该次通知中列明。因为此时股东的对外转让可能仅仅是一种战略考虑，还没有形成具体方案，强制性地要求转让股东在通知中同时披露受让人和转让价格，并不现实。第一次通知后，如果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对外转让，则转让股东就可与外部人进行谈判，但是其最终达成的股权转让条件、内容，还需要告知其他股东，以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该通知必须包括受让人、转让价格、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即，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价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内的完整对价。在实践中，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可能会简化《公司法》第71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的规定，如由其他股东直接表示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此情形下，先买权规则事实上吸收了股东准许程序。本案中，根据此前庭审笔录，王新法自述其参加了2016年7月31日的股东会，但该次股东会只决议“全体股东都积极寻找股权购买人……”，并未就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作出决议，可以视为是转让股东对其他股东的第一次通知，即履行的是股东准许的通知程序。再审笔录中王新法陈述“我是签订完10天以后才知道的”以及赵宇所提交的短信记录，仅证明王新法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完后知晓了股权转让一事，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知晓了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同等条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虽然王新法表示“我是在签订完10天后才知道的”以及有多次短信等内容，但均不足以认定其已经知道了股权转让的交易详情，包括交易的款项支付如换借条及利息计算等，结合股权转让人王秀山等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告知详细的交易细节，因此不足以认定王新法优先购买权行使期限的计算起点。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行使期限起算应以有效通知为前提。本案的公司章程并未约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故应以30日作为行使期间。在长垣县人民法院2017年8月24日的庭审笔录中“王新法当庭愿意以同等价格收购股权”，可以视为王新法在庭审辩论终结前知晓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后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上诉人赵宇关于王新法优先购买权已超过行使期限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新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后，虽然赵宇不能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但不影响其依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赵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有瑕疵，但结果正确，故仍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赵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砚斌审判员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秦亭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