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6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5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矿，河北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3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银生，河北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某3，女，196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原审被告：张某4，男，196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原审被告：张某5，女，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正定县。 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原审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有赡养义务是错误的。过继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习俗，司法部司法字（82）出台以前按民间习俗已形成事实过继收养的，可予以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的，既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收养法》第23条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1980年3月被上诉人张某2（张鸿义）与谷德亭签订《契约》一份，约定:谷德亭膝下无儿，被上诉人张某2将上诉人张某1过继给谷德亭，养老送终。按当时法律政策规定，该契约有效。随后上诉人随谷德亭生活，给谷德亭养老送终，对谷德亭尽了养子应尽的赡养义务，上诉人与谷德亭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某2有赡养义务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张某2的医疗费1911.24元、养老院费用1450元、2014年至2018年的赡养费22380元、2019年1月1日的赡养费5150元不应由上诉人支付。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某2之间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已因1982年3月签订的过继契约而消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张某2不再有赡养义务，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张某2的医疗费1911.24元、养老院费用1450元、2014年至2018年的赡养费22380元、2019年1月1日的赡养费5150元。被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费据均为收据，没有正规发票，没有住院病历，不能证明实际花费的医疗费7644.96元，而且被上诉人张某2有医疗保险，保险基金报销医疗费用的80％以上，报销后的费用应由对被上诉人张某2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分担;被上诉人张某2子女均有住处，其可以跟随子女居住，养老院费用不是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养老院费用也都是收据，没有正规发票，没有养老服务合同，不能证明确实发生过该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张某2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2014年至2018年赡养费为21784.5元，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张某222380元，超出了被上诉人张某2的诉讼请求范围，支付赡养费也不应按每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应按每年度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2016年每月500元，2017年、2018年为每月550元，由对被上诉人张某2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分担，被上诉人张某2有存款，金元宝，九龙壶等财产，每月还有四五百元的养老金，足够满足其生活需要，且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经包括了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不应重复计算;2019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671元，由对被上诉人张某2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承担。3、一审判决第一项:张某2在正定县府前街××号一楼居住，按照每人照顾10天，依次由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5轮流护理，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上诉人对张某2没有赡养义务，《婚姻法》有关规定，子女对父母有同等的赡养义务。一审判决张某2在上诉人处居住，而且张某3、张某4、张某5还轮流在此护理，按该判决上诉人不但要给张某2提供住处，还要给张某3、张某4、张某5提供住处，加重了上诉人的赡养义务，即使上诉人对张某2有赡养义务，也应判决张某2在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5处轮流居住，一审判决第一项违反婚姻法有关规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仅凭张某5、张某3的陈述即认定被上诉人张某2一直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张某2与史凤娥于1990年4月6日离婚，离婚后张某2与史凤娥分居，张某1以史凤娥名义购买了正定县房产，上诉人一直跟史凤娥一起在府前街××号居住，被上诉人张某2则一直在府前街69号租房居住，经营家电维修、天涯乐器店，附近邻居也能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此居住。2016年3月被上诉人张某5为达到霸占上诉人府前街××号房产的目的，搬到府前街××号居住并和张某3、张某4、张某5一起与上诉人就府前街××号房产产权产生纠纷诉讼。直至2018年9月法院判决张某5、张某4、张某3败诉后，张某5搬出府前街××号。张某5搬出后，张某5、张某4、张某3三人将被上诉人张某2强行送到府前街××号，双方为此经常发生冲突，后经派出所介入，张某2在府前街××号住了两个月后搬出，因此，一审判决仅凭张某5、张某3的陈述，无凭无证即认定被上诉人张某2一直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是错误的 三、本案诉讼并非被上诉人张某2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张某3、张某5、张某4三人与上诉人因府前街××号房产产权归属发生纠纷败诉，为达到报复上诉人的目的，恶意怂恿被上诉人张某2起诉。在之前张某3、张某5、张某4还怂恿被上诉人张某2签订财产赡养协议，约定张某2将府前街××号房产赠与张某3、张某5、张某4，实际上府前街××号房产为张某2与史凤娥离婚后，上诉人以母亲史凤娥的名义购买，房屋产权与张某2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该财产赡养协议也未显示上诉人不签该协议方面的内容，说明被上诉人张某2认可上诉人已经过继给谷德亭的事实，上诉人对张某2不再有赡养义务。期间还发生过张某5、张某3、张某2三人殴打上诉人、恶意撬上诉人房门的情况，上诉人多次报110报警，派出所多次出警协调未能解决。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没有赡养义务，被上诉人张某2的医疗费1911.24元、养老院费用1450元、2014年至2018年的赡养费22380元、2019年1月1日的赡养费5150元不应由上诉人支付。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某2对上诉人的起诉。 被上诉人张某2答辩称，我今年已经82周岁了，年老体病，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我与史凤娥育有4个亲生子女，张某1系长子。我把张某1从小抚养长大，到20多岁又为其娶妻，使其成家立业能独立生活。为张某1带女儿张某6到张某1和李梅岭离婚，儿子张良到30岁，次子张森，三子张志雄。并出资购买府前街××号房产。作为老人，我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现在我丧失了劳动能力，张某1应当尽赡养义务。自从我丧失劳动能力不能自理后，张某1以种种理由不尽赡养义务，真是没有良心。当年，为了张某1有一个好的工作，为能达到接替谷德亭的班成为正式工的目的，在张某1与谷德亨之间搞了一个手续，其实相当于接班的介绍信，这怎么能成为过继的手续呢？再说，当时张某1已经有了妻儿，也不符合当时的过继条件。张某1结婚，都是由我具体操办的。张某1你好好想一想，你和谷德亭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吗？自从1982年以后，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正规收养程序的，国家是不承认过继的。正定县的房屋，是我妻史凤娥买的，在到养老院之前，我一直在此居住。正定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请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驳回张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述称，首先我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这些事实予以纠正。1、父亲张某2，母亲史凤娥在府前街××号抚养我们兄弟4人长大，我们兄弟除了张某1是在结婚以外，我们三个张某5、张某4、张某3都是在府前街××号结婚成家的，所以说府前街××号是我们的祖居，不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自从父亲张某2为他购买府前街××号，他就把自己的户口以及他家人的户口落户到了府前街××号，之前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居住。2、我的奶奶叫刘玉珍，爷爷叫谷德亭，只有我父亲张某2一个子女，据我父亲张某2和史凤娥跟我说，张某1为到化肥厂接谷德亭的班之间有一个手续，具体是什么之前不知道，到现在才知道，也就是说这一次赡养庭审才知道有一个过继手续，原因是我爷爷谷德亭退休接班，只能是我父亲张某2接班，不能由孙子张某1接班，为了让张某1接班才有这个手续，也是为了让张某1农转非，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据我记忆中我的奶奶刘玉珍、爷爷谷德亭生病都是由我父亲张某2和我母亲史凤娥照顾，直到身故办理后事、丧葬事宜都是二人办理，张某1结婚之后生育有女儿张某6，帮他养育到与前妻李梅岺离婚，长子张良自八岁起养育到30岁，次子张森，中间还有一个夭折的孩子，三子张志雄，这三个孩子老人都帮忙照顾，事实证明张某1只是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对于父母还是认同的。上诉人提到的养老院有正规的合同，并且有养老院出具的真实发票，医院住院期间提供的都是医院的正式发票，病历也都是医院提供的正规复印件，有医院的印章。府前街××号房产是我父亲张某2出资3000元给我母亲史凤娥购买，史凤娥为了私利，写上了她自己的名字，在她生前这件事予以认同是父亲出资给她的，一审所判决的各项费用以及赡养费用都是依据国家标准执行的，准确无误。张某1一直说府前街××号是他个人私有财产，但却没有出示任何相关手续，如果有手续请当庭出示。一审判决的老人在府前街××号居住，其实居住的是他的个人房屋、个人财产，并非张某1的财产，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无论张某2与史凤娥婚姻关系是否续存，但二人与四人的血缘关系是不可否定的，四人拥有同等的赡养义务，四人轮流照顾赡养父亲张某2是正确的，并非张某1为其他人提供住所。上诉人在上诉书中提到张某5为霸占府前街××号财产，在21号强行居住不是事实，张某5自小在府前街××号居住长大，母亲史凤娥患病后为方便照顾母亲，在府前街××号居住有4、5年了，父亲张某2并非是自愿搬出府前街××号，而是张某1将房门反锁、大门插住，老人进不去，老人的衣物、药物、生活物品都在房中，经街道办、派出所多次协调、劝告张某1让父亲张某2进去居住，遭到拒绝，无奈去了映山红养老院，对于父亲张某1没有看望过一次，没有照顾过一次，没有出过一分钱费用，张某1也抚养了四五个儿女，如果想他自己的儿女如此对待他，他就可以倒行逆施。对于赡养义务作为父亲张某2有权利向子女提出，并非受任何人指使、怂恿，都是张某2个人意愿。 原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原告在正定县居住，由四人轮流护理。2、要求判令被告张某1支付原告居住养老院费用4150元，住院医疗费用1911.24元。3、判令被告张某1给付原告2014年至2018年赡养费21784.5元。4、判令四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每人每年给付原告赡养费5150元；住院医疗费用、日常药费各自承担四分之一。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今年82岁，从小跟随父母在府前街××号居住，与老伴史凤娥婚后育有四个婚生儿女，分别是：长子张某1、次子张某4、长女张某3、次女张某5，四个儿女均已成家。原告2011年丧失劳动能力，2014年生活不能自理。原告与老伴史凤娥商量养老事宜。被告长子张某1拒绝赡养父母。由被告人张某3、张某4、张某5共同赡养父母。原告老伴与次女张某5共同居住在府前街××号病重时多次让原告回老宅居住。老伴病故后，在老宅办理了丧葬事宜后，原告搬回老宅时遭到被告百般阻挠，不得已到张某4家居住，由张某4、张某3、张某5三人照顾原告生活起居，包括吃饭、穿衣、日常医药费、住院医疗费。2018年原告回到老宅居住。遭到被告恶意驱赶，现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一个栖身之地，判令原告到府前街××号居住，直到百年之后，并在老宅办理丧葬事宜。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张某1未尽赡养义务，未支付赡养费。故此被告张某1应承担四分之一赡养费用，应给付原告2014年至2018年赡养费21784.5元。原告在2017年至2018年共住院三次，医疗费用为7644.96元，被告张某1应承担1911.24元。出院后去正定县安康老年公寓费用和药费仍由被告外的三个子女负担，费用共计12000元，被告张某1应承担3000元。原告到府前街××号居住遭到被告驱赶后，住映山红敬老院，即正定县蓬升恒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张某1仍拒不承担赡养费。费用共计4600元，被告张某1应承担1150元。判令四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每年给付原告赡养费5150元，参照标准为2018年标准。住院医疗费、日常药费各自承担全额四分之一。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综上所述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权利，并且尊老敬老是民族传统，故被告应当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张某1向原审法院辩称，原告系其亲生父亲，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但在1980年3月，经中人赵积德、赵积礼说和，原告已将被告张某1过继给了谷德亭，根据《中华人民收养法》第23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权力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的规定，被告张某1与原告已不存在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的规定，故原告诉讼请求的第2、3项不应支持。因其他被告也是原告的亲生子女，故原告的第4项诉讼请求应由其他被告履行。如其他被告无赡养能力，被告张某1可尽自己最大能力履行相应义务。从原告以前与其他子女签订的赡养协议也可证明。正定县（房产证号：正定县房权正定镇字第××）是被告张某1以母亲史凤娥名义于1990年9月购买，并由被告张某1出资进行了翻建，现登记在被告张某1名下，但原告在1990年4月6日已与史凤娥离婚，故该房产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但被告张某1曾以给原告租占正定县府前街李岭奇的房屋居住，缴纳了水电费，但原告被其他子女领走，不在此居住。故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张某1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某3向原审法院辩称，1969年被告张某3下放到新安，当时还没有张某5，被告张某1、张某3、张某4共同随父母下乡，当时其爷爷奶奶在城里居住，下乡的时候都姓谷，当时现在的原告叫谷四义，原告将被告都供到了18岁高中毕业，在农村就开始参加劳动，当时张某1体力不好，老人通过各种关系让被告张某1接其爷爷谷德亭的班，成为正式工。当时为了办成此事走了个的手续，才让接其爷爷的班。被告张某1跟谷德亭之间的手续只是表面上的介绍信。 被告张某4向原审法院辩称，其亲爷爷是红军，被日本人杀死，如果是红军家属都要被杀死，当时其母亲带着孩子改嫁了，改嫁给了谷德亭。 被告张某5向原审法院辩称，自己应该赡养老人，但被告张某1不能逃避养老人，既然被告张某1承认是其母亲买的房子，不能说因为过继就不赡养父母，因为父母把他养大，把他的子女养大，他不能不养父母。 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原告张某2与史凤娥系夫妻关系,双方有四个子女,大儿子系被告张某1、大女儿系被告张某3、二儿子系被告张某4、二女儿系被告张某5。原告认为被告张某1对其有赡养义务，原告将被告张某1抚养成人，养到20多岁，尽到了抚养教育的义务，被告称其已过继给了谷德亭，原告认为过继指的是未成年人。被告张某1提供了1980年3月份的过继协议及2003年12月份正定县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证明自己已经过继给了谷德亭，自己对原告没有赡养义务。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均认为当时为了让被告张某1接谷德亭的班，表面形式办了一个过继协议，当时被告张某1已经20多岁了，且结婚及其子女都是其父母操办及照顾的，被告张某1对原告有赡养义务。 被告张某1为了证明自己对原告没有赡养义务向原审法院提供三份赡养协议：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1月30日、2014年12月1日的协议书，也就是除了被告张某1以外的其他子女分别签订了财产赡养协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协议发表质证意见称，签订此协议时通知了被告张某1，被告张某1明确表示不赡养老人，也不参加此协议的签订。以上三份协议也证明了被告张某1自2014年从未对原告尽过赡养义务。为此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提供了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公证书、其母亲史凤娥的遗嘱为证。 原审庭审中原告主张：1、自2014至2018年期间，被告张某1未支付过赡养费，赡养费按照城镇居民消费水平，5年计算总数为21784.5元。2、2017年12月29日原告入住正定县安康老年公寓，由其出具了收据12张，从2018年9月28日原告入住映山红养老院，由其出具了票据8张，一共支付了4150＊4元。3、一份住院病历，住院费用1911.24元。被告对以上费用不认可，对收据药费的单据有异议，认为养老院是养老的地方，不是看病的地方，对正定县燕赵医院的单据有异议，称没有医院的化验单，对老人住养老院的事情不知情。 原告要求四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要求四被告每年支付赡养费5150元。 原审庭审中原告提供一组照片，证明被告张某1不让其回正定县居住。庭后通过对被告张某5、张某3的询问，二被告称原告一直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后被被告张某1赶了出来，且被告张某4的房子也拆迁了，只能让老人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且正定县府前街××号格局适合老人居住，按照中国习惯老人去世后需要停灵，综合考虑，希望将老人安排在正定县府前街××号一楼居住。 原审法院认为,过继是中国民间的习俗，司法部司法字（82）71号出台以前，按民间习俗已形成事实收养的，可予承认。1982年以后，民间的过继不具备法律效力。所谓过继，被收养人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本案中被告张某1主张自己于1980年3月份过继给了谷德亭，不符合过继的条件。且赡养老人是法律规定子女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故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张某1应当对原告承担赡养义务。当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时,子女应当给付生活费、医药费。原告在开庭前生病住院医药费按四被告每人四分之一计算为1911.24元,养老院费用为4150元，以上费用有原告提供的河北省社会保险基金统一收据、出院病人费用账、河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正定县安康老年公寓出具的收据12张，映山红养老院出具的票据8张为证，被告张某1作为原告的儿子有义务支付其应负担的份额,被告张某1分摊原告的医药费四分之一为1911.24元。居住养老院费用为4150元，原审法院对以上费用予以支持。关于2014年度至2018年度赡养费问题,根据每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经计算四被告每人应支付原告赡养费22380元，原告仅主张2014年至2018年度的赡养费为21784.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四被告2019年1月1日以后的赡养费，原告主张每人每年给付原告赡养费5150元，原告的主张未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故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居住问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为宜，生活由四被告轮流护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原告张某2在正定县居住，按照每人照顾10天，依次由被告张某1、被告张某3、被告张某4、被告张某5轮流护理；二、被告张某1支付给原告已发生的医药费1911.24元;三、被告张某1支付原告养老院费用1450元；四、被告张某1支付原告2014至2018年赡养费22380元；五、被告张某1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以后赡养费四被告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5每年按5150元支付，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第二、三、四项内容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四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某1主张自己于1980年3月份过继给了谷德亭，对被上诉人张某2不再有赡养的义务。经审查，上诉人于1958年10月27日出生，在1980年3月份已成年，此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系由亲生父母抚养至成年，现其生父张某2需要赡养，不论过继（即收养）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均应依法对其生父张某2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关于被上诉人张某2主张的各项费用，原审已做明确认定，具体理由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但张某2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2014年至2018年的赡养费为21784.5元，一审法院虽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应支持张某2主张的21784.5元，但在判决主文第四项中却将该项费用的数额确定为22380元，应属笔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对于一审法院支持的其他费用，上诉人虽仍不认可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故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张某2的居住问题，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张某2在正定县府前街××号居住为宜，生活由四子女轮流护理，该认定较为切合实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若日后双方情势变更致使上述居住情况无法继续履行，当事人可就实际情况另行协商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1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18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上诉人张某1支付被上诉人张某22014至2018年赡养费21784.5元。 以上判决事项中除“2019年1月1日以后的赡养费”之外的其他付款内容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5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张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