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茜，女，198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朱嘉雯，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睿，女，198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李波涛，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茜因与被上诉人李睿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9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茜代理人朱嘉雯、被上诉人李睿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波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睿的淘宝会员名为sweet251130，其在淘宝平台闲鱼社区创建了“CHANEL香奈儿大mini荔枝皮黑金98新”的商品链接。戴茜对此表示有购买意愿，后双方采用微信方式就该笔交易进行磋商。2019年6月15日，戴茜称，“我买东西除了直爽就是诚心，不过的确看得出你并不是特别想卖”，“你帮我直接寄上海的店的话签收了我就给你确认收货”。2019年6月16日，李睿回复称，“我再考虑下吧”。2016年6月17日，戴茜要求李睿尽快给戴茜一个准信是否还想卖这个包。李睿回复称，“你闲鱼拍，我发顺丰保价好了，然后你收到当着顺丰面检查，没有问题你在顺丰没走的时候确认收货签收”，“如果有问题，你就让顺丰直接退回给我”，“有问题你觉得，你就不要签收，直接退回”，“我发货之前给你发视频照片”，戴茜回复称，“好的，你发到那个店里就可以”，李睿回复称，“好的，那我们在闲鱼上说好”。李睿另称，“我看到你放在闲鱼上的包，有点吓人，你这个包真的有点多的”。戴茜回复称，“我真的假的都用的啦，真的都放在实体店卖的，好几百个包吧，不夸张的说，其实我没什么奢侈品情节的，所以真假都用。如果发顺丰保价的话我到时候直接转给你钱，不要到付好了，你是杭州发对吧？那到上海隔天就到的。”李睿回复称，“好的，不到付，到付我也不放心，隔天就到的，我这边都付了，我也会加防盗带这样你让他别拆了，直接发给你，对你也有保障”。戴茜回复称，“反正第一手也不是我这边，直接放上海实体那里的，那我和她说一声，我尽量这两天就付款，因为周末她家没人”。因戴茜称其银行卡网上交易存在限额问题，故要求李睿将案涉订单的价格进行拆分，故李睿制作三个链接，价格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2500元。戴茜下单前，李睿将实物照片发给戴茜，并告知戴茜“没有发票”。2019年6月17日，戴茜拍下上述三笔订单，并提供了上海某实体店地址，戴茜使用顺丰速运发货，运单号为SF1001593614769。2019年6月18日，上海某实体店签收，后该上海店铺使用顺丰快递将包邮寄给戴茜。2019年6月18日，戴茜确认收货。另查明，戴茜与上海实体店的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9年6月17日，戴茜称，“亲爱的，这两天我会付款一个闲鱼的包，到时候卖家直接杭州寄到你那里，你第一时间帮我看看东西对不对哦，不对就让顺丰寄回去。”对方回复称，“OK”。当日晚上，戴茜向对方提供了李睿发货的顺丰快递单号。2019年6月18日，对方回复戴茜，“师傅要下午到店里来验货哦”。戴茜回复称，“那麻烦师傅先帮我的看一下然后帮我寄过来哦”，戴茜同时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邮寄地址。对方回复，“好的”。当日下午13:42，对方回复戴茜，“亲爱的，包对，给你寄到上面的地址对吧”，戴茜称，“对的”。后戴茜欲将包寄到武汉寄卖。戴茜与武汉实体店的微信聊天记录如下，戴茜告知对方寄卖，提供了包的照片，对方表示好的，并提供了邮寄地址。2019年8月15日，戴茜称，“显示签收了，今天能上架不”，对方称，“你包哪里买的，我不卖哈，寄给你”，戴茜询问原因，对方称，“这个包我看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会卖，亲。我这边鉴定通不过”，戴茜遂要求对方将包寄到上海那家店，提供了上海的店铺地址。2019年8月16日，上海店铺建议送第三方鉴定，戴茜遂自行委托了上海犀真知识产品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犀真公司”）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组织双方对涉案产品实物进行查验，产品实物序列号为26186992，防伪标签处有轻微褶皱。戴茜的一审诉请为：1、判令李睿退还戴茜购物款22500元并赔偿三倍购物款67500元，合计9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李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茜主张为假包的产品是否即李睿在双方网络购物合同中所交付的产品。首先，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如果上海店铺查看包没问题，戴茜就确认收货，根据戴茜自己提交的证据，李睿按照戴茜的指示，将涉案产品寄送至上海店铺，上海店铺经过查看，已经回复戴茜，李睿交付的包没有问题，李睿认为其交付给戴茜的包为正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次，2020年1月2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询问，李睿提出防伪标签处有褶皱。关于该处褶皱，戴茜委托上海店铺在收货、查验时均未提出异议，戴茜在此后与李睿的聊天中亦未提及，在询问时也未对该处褶皱作出合理解释。最后，从在案证据来看，李睿按照双方约定寄出该包之后，该包至少又经过上海店铺、戴茜、武汉店铺、鉴定机构多处流转的情况，在流转过程中掉包具有高度盖然性，而结合戴茜自称自己有好几百个包，平时真假混用，李睿抗辩称戴茜主张为假包的产品并非李睿交付的产品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予以采信。戴茜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涉案产品就是李睿交付的产品，故其以涉案产品为假货为由，要求退一赔三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戴茜提交的产品实物，由戴茜于判决生效后自行至原审法院领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戴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戴茜负担。 宣判后，戴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该包不是原包，是错误的。1、2019年7月22日，上诉人曾将包的内里瑕疵拍给被上诉人反映（此时包还未寄给武汉方、上海方、犀真），现上诉人交给法院的包该内里瑕疵仍旧存在。2、武汉方、上海方、犀真持有包的时间十分短暂，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寄出连细节都一模一样的包，具体时间如下：（1）2019年6月17日，上诉人将包拍下，被上诉人将包寄出（20:59），此时寄出的包有防盗扣；（2）2019年6月18日，上海方收到被上诉人寄出的包（10:14），上海方告知上诉人包没问题后（13:42）将包寄给上诉人（16:15），此时寄出的包仍有防盗扣，而上海方收包到发出仅间隔6个小时左右；（3）2019年8月15日，武汉方收到包（9:26）告知上诉人包有问题（11:37），上诉人随即向被上诉人提出疑问（11:41），之后武汉方将包寄到上海方（13:33），武汉方收包到发出仅间隔4个小时左右；（4）2019年8月16日，上海方收到包（10:50），建议上诉人将该包拿去犀真鉴定（11:51）然后将包寄出（15:33），为防止调包寄出时有手写纸条吊在包上，此时上海方收包到发出仅间隔4个小时；（5）2019年8月17日周六，犀真签收包（11:08），8月19日周一犀真拆包（13:52），8月20日告知上诉人包的鉴定结果为不通过（11:33），之后犀真将包寄出（11:47），寄出时有手写纸条以及犀真鉴定结果吊在包上。3、肉眼可以明显看到上诉人所交之包与被上诉人发货图片的细节相一致，例如在卖家的发货图片中，包的蓝色贴膜的轮廓、包的背面右边可以看到明显的线头、包的菱格纹线条歪歪扭扭，并不呈一条直线等，同时也表明包的质量有明显问题。此外，上诉人在收到该包后即对该包拥有所有权，对该包享有占有、适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以该包经过流转、防伪标签处出现褶皱为由，认定该包不是原包，是对上诉人在购买该包后出现的状态的严苛要求。在一审时上诉人也告知法庭，防伪标签处出现的褶皱是由于上海犀真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在鉴定时翻折所致。2、上诉人拥有的包的数量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能以此认定该包非原包，且每个包都拥有单独包装，款式型号不同，双方聊天记录亦表明，由于该包的款式稀缺且已经停产，上诉人求购已久，并未拥有同款包。3、一审法院对香奈儿包的认识与了解不足。由于香奈儿包价格昂贵，与普通的包不同，有其独特的专业属性，属于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每一个包的编码都是唯一的。同时，由于其手工缝合的特性，也不存在两只一模一样的包。实际上，上诉人所提交的包的整体外观，包的纹路、蓝色贴膜的痕迹、针脚数量、线头、长短、走势、LOGO烫金、使用痕迹等细节均与被上诉人所发的图片视频一致。4、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既然否认上诉人持有的包系从被上诉人处购买，对此，上诉人理应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该包为专柜正品包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个人陈述，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包在专柜购买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所售之包为专柜出售。首先，香奈儿正品包的销售渠道只有专柜，每个包在出售时亦会登记购买者的信息，被上诉人声称该包是正品，是在专柜购买的，但是上诉人再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专柜正品购买记录（包括但不限于销售记录单、消费小票、签购单等消费记录）时，这些十分重要的凭证却提供不出，一审法院也忽略了购买记录对该包正品认定的重要性。而按照举证责任，上诉人坚称所卖之包是正品，被上诉人应经常出售单价较高的商品，为了能卖出更高的价格，证明商品的真实性，会在商品出售时出示消费凭证，说明购买时间、购买地点，甚至保存吊牌，连贴膜也不会撕。上诉人所诉之包，被上诉人在发货时也未撕蓝色贴膜，却对所诉之包的购买时间、购买专柜、购买价格无法提供以及说明，甚至声称在专柜购买正品后却拿去鉴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多此一举，不符合常理，所说的话也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故被上诉人寄给上诉人的包并非在专柜购买，寄给上诉人的包也不可能是真包。2、一审法院错误的以该包在签收时无异议而认定上诉人所收之包为正品包。由于我国在该领域还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香奈儿包在交易市场，专柜并不支持个人鉴定真假的服务。香奈儿包的使用者、收购者甚至香奈儿的店员，均无鉴定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而上海方前后两次给出的结论也不同。上诉人从非专业的角度，加上对被上诉人的信仁，以及对被上诉人“收货之后会尽快确认收货”的允诺，错误的、主观的、急切的作出决策判断，并很快应允确认收货，但这并不能改变被上诉人售卖的包为假包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包不是原包的情况下主观臆断，错误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定案的依据没有达到确信的程度，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四、被上诉人应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营者，对上诉人有欺诈行为。经营者的认定并不以拥有营业执照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本案中，被上诉人系通过电商平台闲鱼网向上诉人出售香奈儿包，也即其系通过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的活动，而对于香奈儿的购入价格，被上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亦拒绝回答，可见被上诉人卖给上诉人的价格是高于买入时的价格，并且被上诉人在闲鱼平台发布过上百条出售商品的信息，其行为具有经常性和营利性，因此应该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睿答辩称：一、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产品不是购物合同中交付的产品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所称的防伪标签褶皱处是上海熙正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在鉴定时翻折所致，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求购已久，与上诉人并未拥有同款包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也仅仅是上诉人声称有足够依据，并没有相关的事实依据。即使在购买被上诉人手提包之前上诉人并未拥有相同款式的手提包，但取得被上诉人手提包之后的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上诉人完全有时间仿制，或者从其他渠道购买同款的手提包。3、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产品不是购物合同中交付的产品，不是单独依据某一点做出的，而是根据整个案件事实情况做出认定的，包括但不限于标签褶皱、签收的时间、整个流转的过程，因此被上诉人主张为假包的产品并非被上诉人交付产品具有高度的盖然性。4、特定物有两种，一种是因其自身的特性独特，而不能被其他物进行替代的。比如土地房产、古董字画、饲养的宠物等，另一种则是经过当事人指定被特定化的种类物。例如，从一批新生产出的电视中，挑选出一台予以购买，则该台电视构成了特定物。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求购手提包时买的就是一个特定物，而非该包与众不同，有独特专业属性，才成为特定物。同时上诉人所交之包在核验时，上诉人并未提出该包的纹路增加，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组织的当庭核验中也并未提出该包的纹路、衬脚、数量、线头、走势等细节与被上诉人所发图片、视频一致。再者，在工业化生产的现代社会，即使再昂贵的商品，也是会出现相同或类似的特征。众所周知，我国的仿制能力十分强悍。5、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应由上诉人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手提包是被上诉人交付的产品，才能进一步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上诉人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交付的手提包是正品，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错误事实。一审法院结合整个交付情况，一定程度上采信了被上诉人主张，并未作出被上诉人交付的手提包是假冒的结论。同时，整个判决的依据是被上诉人交付的手提包与上诉人主张的假包不是同一只包，与上诉人交付的手提包是否是正品没有关系。三、一审法院正确的运用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二条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本身不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为反驳上诉人主张涉案手提包为上诉人交付的产品提供了聊天记录证明手提包有多处流转，现场核对意见、提出手提包关键位置与交付产品不一致等证据和意见。一审法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涉案手提包不是被上诉人交付的产品是正确的，是具有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结果。四、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个人卖家，在咸鱼上出售闲置的物品和口罩（口罩的标价仅为0.1元，远低于市场价）的行为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且不以出卖商品或提供服务为职业，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经营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五十五条。上诉人提供的三倍赔偿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即使被上诉人被认定为经营者，但被上诉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欺诈的行为。被上诉人是一名普通的自然人，不具备鉴定商品的真伪的专业知识的能力，被上诉人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手提包并认为是正品，因此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主观上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其次，上诉人是在交易完成后接近2个月的时间才询问是否是专柜购买，亦不构成交易之前的欺诈行为，况且被上诉人出售的手提包确实是专柜出售的，被上诉人亦明确告知相应的发票丢失的情况。上诉人主张没有发票就不是正品，但其在被上诉人告知发票丢失后仍继续购买，恰好能证明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最后，影响上诉人交易决策的是上诉人指定的商家的对上诉人出售的手提包是否是正品的判断。在双方交易过程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均多次表示可交由第三方验收后在确认收货。因此，被上诉人出售的手提包的购买渠道不构成影响上诉人交易决策的关键因素。同时，三倍赔偿已经具有惩罚性质的违约金，再请求相应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中，上诉人戴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和犀真公司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针对防伪标签处的褶皱，犀真公司客服给出了说明；2、被上诉人在闲鱼平台的售卖情况，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在闲鱼平台出售商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被上诉人李睿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被上诉人不是聊天当事人不了解犀真王小姐的真实身份，且该聊天记录有拼接痕迹，不能反映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于8月16日拍摄手提包照片给微信相对方，对方是8月19日拆包，8月20日告知结果，中间相差4天，且聊天记录显示对方要求上诉人做好防调换牌，但上诉人只是简单手写了张纸，故过程中存在掉包可能，且犀真公司没有对包防伪标签褶皱处进行解释；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根据该价格是不可能营利的，且现在该商品已经下架，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无法证明案涉包防伪标签处的褶皱是上海犀真知识产品代理有限公司在鉴定时形成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亦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李睿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戴茜另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及鉴定申请各一份，要求调取案涉香奈儿手提包专柜销售的记录单以证实案涉包是否为专柜购买的正品，以及要求就案涉香奈儿包的实物与图片、视频中香奈儿包的同一性及真伪进行鉴定。对其上述申请是否予以准许，本院将在论理部分一并阐述。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戴茜提交给原审法院的产品实物是否即为被上诉人李睿交付的案涉产品。从戴茜与李睿交易的过程来看，双方约定由戴茜指定的上海店铺对案涉产品进行验货。双方均认可在寄出案涉产品时，李睿在包上加装了防盗扣，其后上海店铺告知戴茜李睿交付的包为正品并将附有防盗扣的案涉产品寄送给戴茜，戴茜签收后并未就案涉产品存在瑕疵向李睿提出异议，且随即确认收货。现戴茜在上诉中主张从李睿发货图片中包的蓝色贴膜轮廓、背面线头、菱格纹线条走向等即可证明包存在质量问题非正品包，但其在收货前后均未就上述问题提出过异议。且经原审法院组织双方查验产品实物，发现实物包的防伪标签处存在轻微褶皱，戴茜虽主张系犀真公司在鉴定时所形成，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原审法院结合戴茜持有案涉产品的时间长达近两个月，在此期间未就防伪标签处存有褶皱等瑕疵向李睿进行过主张，且产品经过多次流转，在流转过程中存在未加挂防盗装置等情形，据此认定戴茜所提交的产品实物非李睿向其交付的案涉产品，对戴茜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此，对戴茜二审中要求对实物包与图片、视频进行同一性及真假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其要求向香奈儿专柜调取销售记录单的申请，因戴茜与李睿在交易过程中，李睿即告知案涉香奈儿包无发票，戴茜对此并无异议，主张上海店铺验货通过即可，故其二审再行要求本院调取香奈儿专柜关于案涉包的销售记录单，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戴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