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2民初5836号 原告：熊丽萍，女，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先兰，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代立，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殷海峰，男，199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先兰，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代立，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殷举文，男，196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先兰，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代立，重庆博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碧湖路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J9QP1X。 法定代表人：唐云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沙，女，汉族，1984年10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系公司员工。 原告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与被告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雷元亮独任审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先兰、陶代立，被告盛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税款169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修建的房屋，房屋总价款941148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所有房屋价款。2019年10月，被告通知原告接房，被告给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与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内容不相符。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2点约定，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外，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均包含税金，税金由买受人承担，且明确房屋不含税价款为847881.08元，税金93266.92元。原告认为，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将税率变动的风险已转移给原告，现因政策变动而减少的费用，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起诉来院。 被告盛牧公司辩称，1、从合同约定看，案涉房屋成交价系固定总价，并无降税及降价的意思，依据双方最开始的置业预算表、认购协议到中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至交付时签字的结算清单，均能得出案涉房屋成交价是固定含税总价的意思，相应的具体计算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乘以面积，从始至终都没有成交价随增值税调整的意思，该含税总价不应因被告的工程成本、税费成本等经营成本变动而变动。该总价也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原告办理按揭、被告代收费用的基础，维持着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交易标的是一方支付房款一方交付房屋，补充协议13.2条约定合同价款系含税价款，税金买受人承担，是指买受人应支付的房款是含税的，跟房款由买受人承担意思等同，并无冲突，并不存在将增值税纳税义务由被告转为原告的意思表示，更得不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被告交付房屋开具的发票也为该含税总价。2、从交易惯例看，固定总价是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商品销售市场的惯例，也是维护交易稳定性的必然做法，因为销售在前，纳税在后，如税调则价调，则交易永无稳定，市场秩序将被严重破坏。3、从法律关系看，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是开发商，是税法法定的，增税减税是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于开发商与税务局之间，是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这与原告被告之间民事买卖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性质，相互无涉，故而减税仅是政府对开发商的让利，与原告无关。实际被告是否缴纳增值税、缴纳了多少，也只关乎被告经营成本，均与原告无关。4、从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看，应纳税额等于销项税减进项税，税率下降销项税、进项税均存在下降，开发商实际获得的税收优惠并不大，而案涉合同仅能体现销项税。销项税税率减低一个点或两个点，不代表被告就享受了一个点或两个点的优惠。原告诉请与实际不符。5、从国家税改降税的政策目的看，降税系为作为纳税义务人的企业减负，激发经济活力，并不意味已签订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需要重新核算合同交易总价，如真引发此结果，则不但没达到给企业减负的目的，还破坏了交易稳定性，制造纷争，违背国家的政策初衷。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置业预算表》、《商品房认购协议》、商品房房屋结算清单、税收完税证明、2016年3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因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双方举示的其他证据，或真实性无法核实，或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25日，盛牧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殷海峰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了《楼宇买卖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主要约定乙方认购住宅，套内面积约73.15平方米（面积最终以房管部门核定为准）。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认购单价，即12866元/平方米，最终总价款以房管部门核定的套内面积计算为准。同日，双方签订的《置业预算表》中载明：X号房套内面积77.27平方米，套内成交单价12180元，房款总价941148元。代收费合计35469.94元（具体为：契税、按揭印花税、大修基金）。 2018年3月28日，盛牧公司作为甲方（卖方），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作为乙方（买方）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商品房建筑面积为90.04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73.15平方米。第四条载明：本商品房总成交金额为941148元，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为12866元/平方米。第六条载明了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的具体约定。 合同附件五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税、费的约定载明：1、本商品房买卖所产生的规费和税费应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在本合同签订时或办理产权登记前由乙方自行到相关部门交纳相关税、费后，将相关凭证复印件交存甲方（如乙方需要委托甲方代为交纳的，甲方收取后代交）……。如政府相关部门在实际收取时，已对上述税、费相关标准和数额进行调整和变更，双方则按政府相关部门调整和变更的标准和数额结算，多退少补。2、合同价款补充约定：（1）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4）本协议中载明的面积补差款、违约金、赔偿/补偿金等其他所有款项，均为包含增值税金额，或以包含增值税金额的款项为基数进行计算。该条款下方以表格的形式载明：房屋的总房价款：价款（不含税）847881.08元，税率11%，税金93266.92元，价税总额（含税）941148元。 盛牧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向原告开具的案涉房屋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载明：购买方为殷海峰，XX郡X号楼X,90.04平方米，单价9589.499445，金额为863438.53元，税率9%，税额77709.47元，价税合计941148元。销售方：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原、被告就案涉房屋签订《商品房房屋结算清单》，上主要载明，客户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购买的X号房已交房款941148元，需补交（退）房款0元；应退契税差额：已退；……，结算款项合计0元。 原告认为，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中明确约定合同价款均包含税金，税金由买受人承担，且明确房屋不含税价款为847881.08元，税率11%，税金93266.92元，故根据上述约定被告已经将税率上升或降低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原告。从被告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看出，税率为9%，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847881.08元乘以9%缴纳税款，应当将差额2%的税款16958元返还给原告。 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载明,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 2016年5月1日施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第十一条载明：应预缴税款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预缴税款=预收款÷（1+适用税率或征收率）×3%，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按照11%的适用税率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于2018年10月18日向纳税人即被告盛牧公司出具的《税收完税证明》载明：征收项目增值税，征收品目构筑物（11%、10%、5%）-增量房。被告盛牧公司陈述，其增值税在2018年已经开始按照11%或10%预缴。 再查明，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明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盛牧公司向其退还税差。 首先，从原、被告订立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过程看，双方签订的《认购书》、《置业预算表》上均显示案涉房屋系根据面积与相应面积单价确定案涉房屋的总价款为941148元，《置业预算表》还载明案涉房屋被告盛牧公司代收费用为契税、按揭印花税、大修基金，而并未包含增值税税款。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也载明了案涉房屋的总成交金额941148元系根据房屋面积与相应的单价确定得出，房屋总价款除因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未有其他变动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此外，双方签字确认的《商品房房屋结算清单》也载明案涉房屋的房款为941148元。从以上合同履行过程可以看出，双方已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即案涉房屋的固定总价款为941148元，且结合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的约定可以看出，该总价款系包含增值税金额的总价款。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载明“总房价款：价款（不含税）847881.08元，税率11%，税金93266.92元，价税总额（含税）941148元”，结合整个合同的约定及商品房交易惯例可以看出，该条款中载明的价款（不含税）847881.08元、税率11%和税金93266.92元是在《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941148元的基础上适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11%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在固定总价款的前提下，对适用税率的一种列明方式，并非对房款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即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并未将房屋总价款或房款的计价方式变为房屋不含税价款加上增值税税款。 其次，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中“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的约定，从字面上理解仅为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包含税金，税金的具体金额是按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的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确定，由买受人承担。即买受人应支付的房屋总价款中已包含了其应承担的税金，且该税金的金额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计算确定，这也可印证双方在条款中约定的“税率11%，税金93266.92元”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款941148元为基础，适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11%计算确定。该条款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亦没有明确约定降税可降价或者房屋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更，更不能推论出原告所主张的“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已将税率上升或降低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原告”的意见。 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本案中，被告盛牧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商，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缴纳相应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被告盛牧公司，而非原告。增值税发票上税率的增减以及税额的变化，均是被告盛牧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改变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的事实，对于增值税被告盛牧公司与原告之间也并非代扣代缴关系，双方签订的《置业预算表》载明被告盛牧公司代收费用为契税、按揭印花税、大修基金而并未包含增值税税款也可印证这一点。既然原告并非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故增值税税率的降低也并不会影响原告购买涉案房屋的税费承担以及房屋总价款。原告主张“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已将税率上升或降低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原告”的意见，与商品房交易惯例不符，且如前所述，从补充协议第十三条本身也不能推断出原告所主张的意思。原告根据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载明的不含税房屋价款反推增值税率由11%调整为9%的税金差额应退还买受人的意见无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盛牧公司向其退还税款16958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2元，已减半收取111元，由原告殷海峰、熊丽萍、殷举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雷元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陈 源 书 记 员 龙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