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3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安锋，男，汉族，1946年5月28日出生，住西安市长安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代理人贾小桃，女，汉族，1973年11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址同上，系原告之女。   委托代理人郭峰，西安市莲湖区148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   负责人闫小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婧，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涛，陕西端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安锋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高桥街办)行政征收补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68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27日，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西沣东办函【2014】13号《关于印发红光大道项目高桥街道严家渠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及搬迁奖励期安置补偿优惠政策的通知》,印发给被告，要求被告遵照执行。《通知》中确定：拆迁人是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土地储备中心，具体工作委托给被告负责实施；被拆迁人是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XX大道XX街道原告所在的严家渠村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的所有权人；集体土地合法有效宅基地上的严家渠村被拆迁人，由所在XX组XX村庄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用途另行划定宅基地进行安置，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之后原告的房屋按照规定被拆除。2017年2月28日，被告向包含原告在内的拆迁户作出《关于红光桥严家渠局部拆迁户庄基地安置问题的承诺》表明街办在2017年3月27日前，XX基地XX户给予划拨。因被告一直未划拨庄基地，严家渠村村民代表前往被告处进行协商，被告于2017年6月13日向原告在内的严家渠村村民作出书面《承诺》，内容为“…政府承诺划拨庄基地，庄基地未能安置，这些拆迁户的空院奖励约为每户25.6万元（含搬迁回迁补助费、高龄人员补贴费，学生交通补贴费等，平均每户合计约25.6万元）属于整村拆迁中的空院奖励…”，并向村民代表送达。2017年6月22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了220000元，剩余的36000元未支付。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余款被拒。后原告多次通过向被告上级机关上访也未能解决问题，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告支付。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之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而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规定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规定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对于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较长的情形下，本案也应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的角度，亦应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后从施行日起重新计算1年起诉期限。本案中，被告高桥街办于2017年6月13日向原告在内的严家渠村民作出书面《承诺》，后于2017年6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款项，则原告至迟应在2018年2月8日起计算一年的起诉期限，即原告最迟应于2019年2月8日前寻求法律救济，但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出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期限，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虽然已经立案，但只能裁定驳回起诉。另须向原告指出，行政诉讼仅为合法救济途径的其中一种，本案驳回起诉并不妨碍原告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寻求救济。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孙安锋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孙安锋。   一审裁定送达后，孙安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该围绕上诉人一审诉求审理被上诉人是否应该支付下欠的3.6万元，上诉人一直通过信访处理该争议，2018年12月12日信访事项复核终结时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可以进行行政诉讼，因此诉讼时效应该从2018年12月12日起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高桥街办答辩称：一、一审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查明涉案《承诺》制作于2017年6月13日，此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22万元。即使这22万元是履行该《承诺》，那么上诉人至迟应在2018年2月8日起一年内起诉，但上诉人于2019年7月2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过起诉期限。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2万元并不是履行涉案《承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剩余3.6万元未支付属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首先，《承诺》并不构成被上诉人法律上的给付义务；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支付22万元是履行双方的安置补偿协议；最后，一审依据《承诺》认定被上诉人剩余3.6万元未支付，既不符合常理，还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应当予以纠正。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行政机关2017年6月13日针对不特定主体出具书面《承诺》、2017年6月22日行政机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22万元、2017年11月双方签订《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XX街道XX村XX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货币化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补偿费用结算明细表”第一项即为“宅基地房屋补偿费”，数额为22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对先打款、后签协议的事实无争议。其余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标的依然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属于行政争议，应当遵守行政诉讼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属于公示公知信息，无需受制于信访行为的终结，故上诉人所称其于2018年12月12日信访事项复核终结时才被告知可以进行行政诉讼，故诉讼时效应该从2018年12年12日起计算的上诉理由系混淆了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从何时起算，即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关于宅基地拆迁补偿的自身权益被侵犯应当从何时起算。本案上诉人提交人民法院的2017年5月23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2018年10月29日《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对应补偿征迁安置款25.6万元包括空院奖励、搬迁奖励费、高龄人员补贴费、学生交通补贴费等项目的表述与《承诺》一致，该数额为户均应得补偿款、为约数，是否应该发放取决于每户是否具有上述费用针对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形，上诉人于行政机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22万元之后、最迟应当自拆迁安置协议载明款项转账之后就应知道权益是否受到侵犯，但其怠于行使诉讼权利，通过信访等方式反映情况维权，迟至2019年7月2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其起诉的理由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孙安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衡飞玲         审判员   蒲晨         审判员   柴苗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