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499号。法定代表人：周永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邦维，男，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南漳县玉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邦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李曼，被上诉人卢邦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186号民事判决，改判卢邦维偿还正大农牧食品公司货款312416.95元及料肉比赔偿款108937元，合计421353.95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卢邦维承担。事实和理由：1.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与卢邦维签署的《生猪定向养殖合同》及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约定，双方均系独立经营，不存在雇佣、合伙或共同投资等关系。正大农牧食品公司赊销给养殖户仔猪、饲料、药品、疫苗等养殖物料，欠条载明赊销物料价款，以回购养殖户养成的育肥猪款冲抵赊销款。养殖户承担养殖期间生猪死亡、淘汰的风险，并承担饲养发生的水电费、人工费、税费等。合同约定生猪、饲料等所有权归属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是为了确保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债权的实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错误。2.双方当事人在合同附件中明确约定了料肉比的定义、计算公式、适用标准与扣款等内容，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条款无效情形。约定料肉比是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即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养殖户销售饲料、仔猪、疫苗等，同时以高于市场价格回购成品猪，约定料肉比即防止养殖户低价外购饲料，高价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出售生猪。一审法院以“仅以复杂的、权利无限保护的料肉比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不客观、不精准”为由不支持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料肉比赔款请求错误。3.双方结算的方式是先收猪，后付款，且均为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先收猪是因为确定生猪重量后，才能结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是双方的交易习惯。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也没有需要梁旭东等五人集资支付的必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经结算履行完毕错误。卢邦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卢邦维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偿还猪饲料及药品款312416.95元、赔偿料肉比款108937元，合计421353.95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卢邦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31日，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与卢邦维签订《生猪定向养殖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均符合“公司+农户”的合作条件，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卢邦维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以保护价收回。卢邦维到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指定地点领取养殖物料及承担回收生猪发生的必要费用，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提供给卢邦维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财产。合作养殖场位于湖北省××××村，存栏规模为1800头，卢邦维每头猪按照400元标准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本案没有交纳）。卢邦维收到仔猪和饲料时应当签署确认运费及收到仔猪和饲料的数量，卢邦维签收交收单据视为确认饲料、质量无误，生猪未收回前的所有权属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卢邦维擅自处理的视为非法占有或者盗窃，追究刑事责任。生猪死亡或淘汰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扣减死淘数量并记录。卢邦维未按照控料而造成损耗超过《损耗补充协议》，超过部分视为未按照规定控料，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按照《损耗补充协议》执行。卢邦维未按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指定收回时间提供生猪的，每逾期一天每头按照5元赔偿，逾期超过3天的，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有权自行出猪或处置。卢邦维阻止的，除按应交回生猪总核算价赔偿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外，另行赔偿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总核算价15%的违约金。当日，双方还签订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约定，合作流程中生猪与物料交收环节的结算价，双方对仔猪供应、饲料供应、运费、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收回生猪的核算价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向卢邦维交付仔猪1800头，仔猪款1008000元。饲养期间，卢邦维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处领取价值1608795.20元的饲料和价值84250.40元的药品及疫苗款，合计2701045.60元。2019年4月初，正大农牧食品公司驻场技术员张某考核后通知卢邦维要回收该批生猪，卢邦维要求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先支付养殖费后再回收，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不同意，双方为此发生争议。遂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指派该公司时任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与卢邦维协商生猪交回事宜并达成口头协议，即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回收生猪1358头，在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回收生猪期间向卢邦维支付了全部养殖费136500元（该笔款项是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家庭农场部主管梁旭东、生产主管刘道荣、现任襄阳市片区经理孙白冰、原任襄阳市片区经理柯常燕、工程监理常枫啸垫付）。遂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以其合法权益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8月和2018年4月，双方当事人之间分别签订两批次《生猪养殖合同》，养猪数额基本相同。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向卢邦维支付第一批生猪养殖费117760元，2018年11月30日支付第二批生猪养殖费130640元，加上本案已支付的养殖费136500元，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支付生猪养殖费合计384900元。一审法院还查明，本案所称的“料肉比”是指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料肉比=饲料总消耗量/（生猪交回时总重-仔猪总重），即饲养过程中饲料总消耗量与生猪在养殖期间新增总量的比值。“核算价”是指定向合作养殖中仅仅适用于合作双方物资转移交收时用于记账的价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生猪定向养殖合同》以及《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卢邦维是否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偿还猪饲料、疫苗及药品款312416.45元。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主张卢邦维赊购猪饲料、药品和疫苗等物料；卢邦维辩称是领取物料而非赊购，其在“欠条”上签字是确认收货数量和质量，而不存在偿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是合作关系，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卢邦维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以保护价收回，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提供给卢邦维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财产，卢邦维以每头猪400元的标准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卢邦维未交纳履约保证金）。双方还约定卢邦维收到仔猪和饲料时应当签署确认运费及收到仔猪和饲料的数量，卢邦维签收交收单据视为确认饲料、质量无误。因此，卢邦维在签收交收单据（当事人之间称为“欠条”）上签字行为是确认收到饲料的数量和质量，并非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主张的赊购以及结算差额的依据。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上述请求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是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主张卢邦维赔偿料肉比异常款108937.50元（饲料总消耗量4660.24吨-约定消耗饲料393.42吨=72.604吨×1500元/吨）的问题。“料肉比”是指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料肉比”与仔猪成长为生猪的过程有着必然联系，如仔猪生长20公斤或者100公斤时死亡，消耗的饲料量必然不同，本案死猪442头，仔猪长到多少公斤时死亡，期间消耗饲料是多少吨，是计算“料肉比”关键条件。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不考虑主、客观因素，仅以复杂的、权利无限保护的“料肉比”公式计算出的数据不客观、不精准，不能作为认定“料肉比”赔偿金额的事实依据，故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主张“料肉比”赔偿款108937.50元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卢邦维辩称的不予赔偿108937.5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三是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方工作人员孙白冰与卢邦维之间的结算行为能否认定为养殖合同履行完毕且无争议。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派往卢邦维农场时任驻场技术人员张某和时任襄阳市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的陈述可以证明双方发生争议后，时任南漳县片区经理孙白冰与卢邦维协商养殖费和生猪回收事宜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回收生猪1358头。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孙白冰与卢邦维的结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民事责任应当由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承担。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称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属孙白冰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与卢邦维结算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在履行合同中，若卢邦维确实存在异常消耗饲料72.604吨的情形，即使驻场技术人员未及时发现处理，原南漳县片区负责人孙白冰在合同相对方确实存在损害公司权益并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也应与卢邦维协商回收生猪事宜时行使抗辩权来解决纠纷，争议未解决就支付全部养殖费的情形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卢邦维辩称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支付养殖费即表示合同履行完毕且双方无争议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0元，减半收取3810元，由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卢邦维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一审提交的《猪只过磅单》上“卢邦维”的签名不是卢邦维本人所签。张某证实：销售生猪出栏时，通常在养殖场先过小磅，由养殖户、销售员、技术员和司机签字，生猪运至屠宰场后，再过大磅，之后开出单据，由张某签字确认头数和重量；为养殖费的给付，双方发生纠纷，生猪出栏时，通知卢邦维，卢邦维未参加过小磅。经质证，卢邦维对张某关于出栏前付款还是出栏后付款的证言有异议外，对证人的其他证言均予认可；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对张某关于死猪确认单、过磅单、生猪出栏流程的证言予以认可。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张某关于生猪出栏的流程及过磅单的证言均予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案涉出栏生猪重量的认定。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主张按其一审提交的12张《猪只过磅单》载明的重量认定出栏生猪重量；卢邦维对《猪只过磅单》不认可，认为其没有参加猪只过磅，过磅单上亦非其本人签名，出栏生猪重量不清。本院认为，证人张某系卢邦维申请出庭作证，且双方当事人对张某关于生猪出栏时由双方人员先过小磅，并办理过小磅相关手续的证言均予认可。参与过小磅是卢邦维作为养殖户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享有权利，不参加过小磅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卢邦维否定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提供的过磅单载明的信息，应当以过小磅的相关凭据作为其抗辩的依据，但卢邦维未能提供过小磅的相关凭据。仅凭过磅单上非卢邦维本人签名不足以否认案涉出栏生猪过磅信息，且卢邦维一审庭审中对正大农牧食品公司提供的12张《猪只过磅单》的真实性和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证明目的无异议，二审中其提出异议系对一审中认可的证据反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卢邦维对其一审中认可的证据反悔，经本院责令其说明理由，卢邦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案涉出栏生猪的重量，应当按照案涉12张《猪只过磅单》载明的重量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涉《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载明，仔猪基础价为每头560元，户均基础重为6-7公斤；收回生猪户均体重在110-130公斤之间的生猪，以110公斤核算价为每公斤15.47元为基础价，每增多1公斤，回收价每公斤下调0.02元。本案中，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向卢邦维交付仔猪均按每头560元计价；死亡猪442头，死亡猪总重量为13707公斤；淘汰猪50头，淘汰猪总重量为2752公斤；扣除淘汰猪后出栏生猪1308头，总重量为154485公斤。本院认为，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作养殖合同关系；2.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等向卢邦维支付养殖费136500元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能否认定为双方的结算行为。3.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本院结合案涉证据分别作如下评判：一、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作养殖合同关系。根据《生猪定向养殖合同》约定，“养殖户合法利用自有养殖场从事养殖，承担养殖环节的风险；公司承担生猪收回时市价变动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农户’的合作条件。公司向养殖户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养殖户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公司以保护价收回”；“合作期间，公司提供给养殖户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公司的财产”；“核算价：是指定向合作养殖中仅仅适用于合作双方物资转移交收时用于记账的价格”。根据上述约定，仔猪、养猪所需物料及成品猪均为公司所有，并非养殖户向公司购买，养殖户向公司出具的物料、仔猪等价款凭证，仅为双方记账凭证，系双方结算的依据，并非欠款凭证，养殖户的义务仅限于提供养殖场和劳务（含运输）。因此可以认定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合作养殖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料肉比的相关约定与双方合同原则不一致外，其余部分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关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等向卢邦维支付养殖费136500元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能否认定为双方的结算行为。孙白冰等均系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员工，且负责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家庭农场片区管理等事务，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直接相关，孙白冰等为防止或减少公司损失，自筹资金向养殖户垫付养殖费的行为，对外应当视为孙白冰等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卢邦维一审提交的张某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养户卢邦维的生猪需要出栏，因养户要求需结算养殖费用才出栏……具体给付养殖户养殖费用由孙白冰经理结算给付，我没参加……”；孙白冰一审接受法院询问时陈述“因前两次支付补贴款猪款时间较长，卢邦维个人原因遇到经济困难，要求公司先支付猪款，后拉猪，与公司协议未达成一致意见，卢邦维拒绝放猪，双方发生争议，而公司要求卢邦维放猪未果。为了防止公司财产受损，我与分管领导垫付136500元。”“因公司以前没遇到过养殖户要求先付款后回收猪的先例，所以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垫付上述款项。”“主要是卢邦维扣猪被迫个人垫付。”因此，可以认定因卢邦维拒绝放猪，孙白冰等为防止公司财产受损，被迫个人向卢邦维垫付136500元，该垫款应为预付款性质，并非双方结算行为。卢邦维主张双方已按出栏头数结算，但未能提供双方达成一致结算意见的相关协议等证据，且与案涉合同约定的核算方式不一致，其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孙白冰与养殖户协商一致后支付养殖费136500元系结算行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首先，关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关于赔偿料肉比款108937元的主张，虽然案涉《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约定了饲料消耗控制标准，及对料肉比超过标准向公司赔偿的约定，但是双方当事人同时约定了风险负担、核算标准和结算，而根据合同约定的核算标准和结算条款，养殖户的利润来源于其对生猪有效管理和对物料的高效利益，即以有效的控制物料支出，追求生猪的高效产出，追求最高利润。当物料消耗超出控制标准时，养殖户的利润势必会下降，公司亦会因此导致饲养成本增长；当养殖户对物料消耗有效控制时，养殖户会因此增加利润，公司亦会降低饲养成本，此为合作共赢中关于“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合作原则”的体现。案涉合同中关于超过料肉比赔偿的约定，与双方的合作原则和核算方式相悖，即在料肉比超过控制标准时，养殖户不仅需要承担因此导致利润下降的后果，还要向公司赔偿，公司显然将其应当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了养殖户，与双方约定的合同原则相矛盾，故对料肉比的问题，应当结合合同全部内容综合分析认定，对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关于料肉比赔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依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卢邦维向其公司出具的物料欠条等为欠款，因其该主张与本院认定的双方系合作养殖合同关系不符，与合同中关于所有物料等属公司财产及仅仅适用于合作双方物资转移交收时用于记账的约定不符，故卢邦维向公司出具的欠条，不能视为欠款，仅为结算凭证，双方当事人可依合同约定据此进行结算。故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关于欠条等为欠款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其关于依据欠条等结算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关于死淘猪及死淘猪消耗物料的负担问题。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合作期间，公司提供给养殖户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公司的财产”；“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情况应及时通知公司；生猪死亡或淘汰须经公司和养殖户共同确认，扣减死淘数量并做记录，否则养殖户申报猪死淘数量无效，按照生猪数量短缺赔偿处理”；“养殖户承担生猪、饲料、药品、疫苗自领取后至公司收回前生猪死淘或物料短缺的风险与损失”；“养殖户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述约定，应当认定仔猪、物料均由公司提供，育成猪亦由公司所有，养殖户仅提供养殖场和人工，经过公司确认的死淘猪系公司所有的生猪，死淘猪所消耗的物料亦为公司所有的饲料，理应由公司自行承担，除非因养殖户养殖的原因导致生猪死亡或淘汰，公司不予确认，前述关于养殖户负担死淘猪风险与损失的约定，应当理解为因养殖户原因导致生猪死亡或淘汰，公司不予确认的部分。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流程核算标准，对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应当向养殖户支付的结算款，计算如下：1.死淘猪的数量为492头，16459公斤。其中：死亡猪442头，13707公斤；淘汰猪50头，2752公斤。死淘猪增重13261公斤：仔猪每头6-7公斤，按平均每头6.5公斤计算，仔猪重量为3198公斤（492头×每头6.5公斤＝3198公斤）；死淘猪重量16459公斤－仔猪重量为3198公斤＝13261公斤。2.出栏生猪1308头（不含淘汰猪50头），154485公斤。出栏生猪平均体重为每头118.11公斤：154485公斤÷1308头＝每头118.11公斤；核算回收单价为每公斤15.31元：每公斤15.47元－〔（每头118.11公斤－每头110公斤＝8.11公斤）×每公斤0.02元＝0.16元〕＝15.31元；出栏生猪核算回收价款为2365165.35元：出栏猪重量154485公斤×每公斤15.31元＝2365165.35元；出栏猪增重145983公斤：出栏猪重量154485公斤－仔猪重量为8502公斤（1308头×每头6.5公斤＝8502公斤）＝145983公斤。3.死淘猪增重占比为8.33%：死淘猪增重13261公斤÷（死淘猪增重13261公斤＋出栏猪增重145983公斤＝159244公斤）＝8.33%。4.仔猪核算价款为732480元：1800头－死淘猪492头＝1308头×每头560元＝732480元。5.物料核算价款为1552014.90元：卢邦维从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处领取价值1608795.20元的饲料和价值84250.40元的药品及疫苗款，合计1693045.60元；按死淘猪增重占比为8.33%扣除死淘猪物料占比后，用于核算的物料价款为1552014.90元（1693045.60元－1693045.60元×8.33%＝1552014.90元）。6.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应当向卢邦维支付的结算款为80670.45元：出栏生猪核算回收价款2365165.35元－仔猪核算价款732480元－物料核算价款1552014.90元＝80670.45元。综上，孙白冰等代公司向卢邦维垫付136500元，扣减正大农牧食品公司应当向卢邦维支付的结算款为80670.45元后，卢邦维应当向正大农牧食品公司返还55829.55元（136500元－80670.45元＝55829.55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正大农牧食品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186号民事判决；二、卢邦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返还55829.55元；三、驳回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20元，减半收取3810元，由卢邦维负担505元，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3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20元，由卢邦维负担1010元，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66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