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080号原告：杨泽均，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速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市新路74号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MA59E7Q72W。法定代表人：邓海滔。第三人：广州壹车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西路121号（121号商铺）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WKC51W。法定代表人：李旭。原告杨泽均诉被告广州速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鼎公司）、广州壹车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车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泽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速鼎公司和壹车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泽均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速鼎公司于2019年8月3日签订的订单编号为0000215的《汽车销售订购单》；2、判令被告速鼎公司向原告返还购车款人民币1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000元为本金，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在限期内提走粤ADC6026车辆，并承担其未在限期内走车辆而产生的停车费及全部损失；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以粤ADC6026车辆已由第三人于在2020年3月1日提走为由，申请撤销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事实与理由：被告与壹车网公司系关联企业。原告为了从事“滴滴”网约车业务，在被告销售代表李楠春的推销下，与被告在2019年8月3日签订了订单编号为0000215的《汽车销售订购单》，约定交货的汽车为“白色的传祺祺智EV”，购车首期价款为18000元，其中包含订金5000元。另外，被告就《汽车销售订购单》约定的白色传祺祺智EV汽车，还让原告与壹车网公司在2019年8月8日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约定白色传祺祺智EV汽车的车牌号码为粤ADC6026，租赁该汽车的租期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22年8月7日止，共计36期，每期1月，首期租金o元，从2019年9月起期租金4400元，而且还约定租期届满后原告即可取得该汽车的所有权。《汽车销售订购单》签订后，原告己向被告付清购车首期款18000元。《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签订后，原告也向壹车网公司支付了2019年9月和10月的租金共计8800元。2019年8月8日，原告前往被告处提车，但因汽车的座椅、360度全景行车记录仪等配置均不符合原告的要求，导致交付汽车的时间推迟了将近半个月。即便如此，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汽车车型并非合同约定的“广汽传祺”，而是“广汽三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及租金，但被告始终忽悠原告广汽三菱也可以从事“滴滴”网约车业务，所以原告才予以接受。根据约定，被告须负责为原告及三菱祺智EV汽车（车牌号码：粤ADC6026，下称“案涉车辆”）办理“滴滴”网约车平台注册手续。2019年8月21日，被告销售代表李楠春将注册成功的滴滴账号及密码告知原告。此后，原告在2019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通过登陆“滴滴”网约车平台是可以接到网约车用户的订单。但从2019年10月31日起，“滴滴”网约车平台就提示案涉车辆不能在广州市出车，原告无法再通过该平台从事网约车业务。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予以解决案涉车辆无法在“滴滴”网约车平台上接单的情况，但被告始终无法处理，也对原告提出退车退款的要求始终拖延处理。截至本案起诉之日，原告仍然无法使用“滴滴”平台从事网约车业务。经原告到滴滴车公司了解，滴滴车公司回复是因为壹车网公司未跟滴滴车公司续签合同，才导致案涉车辆不能开展“滴滴”网约车服务。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订购单》是基于从事“滴滴”网约车业务的合同的目。而被告对此知情，且被告也向原告承诺过案涉汽车能够在“滴滴”网约车平台接单。所以，在原告已经按照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之后，被告应当为原告提供入驻“滴滴”网约车平台及正常接单的机会和便利。现因被告自身原因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诉情。被告速鼎公司和壹车网公司均未应诉答辩，亦未举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为了在广州跑网约车业务，看到被告的店门外挂着招聘网约车司机的招牌，遂进入被告店内。被告的销售代表李楠春接待了原告，并推荐原告购买一辆车来跑网约车业务。同时告诉原告可以分期付款买车，首期18000元，供三年，月供4400元，原告觉得可以，遂于2019年8月3日支付了订金5000元，并在李楠春提供的《汽车销售订购单》上签名确认。后又向被告支付了13000元购车尾款。2019年8月8日，李楠春又拿出一份《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给其签，并向其解释该合同是贷款合同。其基于对李楠春的信任，没有看合同内容，到被告交付的车辆不能跑网约车业务后，才知道是一份融租合同。付完款试车，却发现被告提供的车（车牌号为粤ADC6026）不是广汽传祺，而是广汽三菱。但由于李楠春解释说广汽三菱也可以跑网约车业务，原告遂同意接受。后又发现被告承诺安装的360度影像设备不行，要整改。且因为被告还要办理好车辆的网约车服务登记后车辆才能用来开展网约车业务。故被告直至8月底才将注册登记好网约车业务的车辆（车牌号为粤ADC6026）交付给原告使用。原告接受车辆后至2019年10月31日前，能正常使用涉案车辆开展“滴滴”网约车服务。但2019年10月31日，原告就收到一条内容为“车辆粤ADC6026，不能在广州市出车”的信息。次日，就不能接单了。原告遂立即与李楠春反映，要求其解决该问题。李楠春这时就要求原告去找壹车网公司的李旭解决。但一直未能解决该问题。2020年3月23日，原告与壹车网公司协商签订了《车辆交接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双方解除了上述《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原告将涉案车辆、车钥匙及相关证件交还给了壹车网公司，双方互不追责。但被告一直不同意退还原告已付的购车款18000元。原告为证实以上陈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落款处有原告签名和被告盖章的《汽车销售订购单》。《汽车销售订购单》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一辆白色的传祺祺智EV汽车，购车总价18000元，购车订金5000元；原告委托被告代办汽车上牌手续。第7条还约定“购买方提车前需将本单之车款缴清后方得凭提车单提车”。“上牌”处特别备注“粤A网约车”。原告陈述，因为购车时还不知具体车牌号，但在购车前已告知被告的销售代表李楠春，原告买车是用来跑“滴滴”网约车业务的，要求李楠春一定要选一辆能在广州跑网约车业务的车，所以就在《汽车销售订购单》“上牌”处备注“粤A网约车”。另外，原告还陈述，订购单内容中的手写部分均由李楠春手写，李楠春也有在“销售代表人签字”处签名。经法庭核对《汽车销售订购单》原件，“销售代表人签字”处“李楠春”的签名隐约可见，但已开始出现淡化。二、《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首部载明出租方为壹车网公司，承租方为原告。主要内容约定：原告向壹车网公司承租一辆车牌号为粤ADC6026的传祺祺智EV汽车，租期三年，2019年8月8日起至2022年8月7日止；首月租金0元，以后每月租金4400元，于每月8日支付；如原告在本协议项下没有发生任何违约行为，且租期正常届满，所承租车辆可由原告购买。三、《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3份、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凭证一份、《收据》一份。3份《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分别显示原告于2019年8月3日向被告转款5000元，8月7日向微信账户名为“汽车租赁客服”微信账户转账13000元，10月9日向壹车网汽车供应链李旭转款4400元。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向账号62×××41的银行账号转账4400元。《收据》载明“今收到杨泽均订金5000元”。《收据》下方盖有被告财务专用章。四、“滴滴”网约车平台账户内容。其中账户名显示为“杨泽均”，“我的车辆”显示是一辆粤ADC6026三菱祺智EV白色汽车，“我的流水”显示9月总接单490单，10月总接单583单，11月接单0单。并有一条内容为“车辆粤ADC6026，不能在广州市出车。请联系你的车辆所属企业，注册[小桔有车?商家通]后，为您做车辆的租赁、绑定等管理操作。”的信息。五、原告与微信号为×××的使用者之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号×××的微信账号个人信息截屏打印件。微信账号个人信息截屏打印件显示微信号×××的昵称为“广州速鼎汽车李楠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于2019年7月28日互加为微信好友。8月2日，×××跟原告说，“我调车回来了，可以过来试驾了”。原告回复“明天去”。8月13日，原告问：那个车的360度影像设备跟我联系的怎样了？接下来几天双方就该问题相互沟通。8月16日，原告说：车放在你那里，一天车本150元，要不把合同改一下，什么时候取车，什么时候开始算。×××回复：贷款是影响你自己的征信。接下来的几天双方仍然因360度影像设备没整改好而不断沟通并产生争议。8月17日，原告跟×××说：我去你那里看车，你说车是高配的，有电动座椅。我说要有行车记录仪和360度影像我才买，你说若我确定买，你就包安装传祺原装的行车记录仪和360度影像设备，并要求我交订金5000元后就安装，不然若装了不买就不好另卖，我就交了5000，第二天我把剩下的13000全交你，我相信你们是有诚信的。没想到叫我试车，和我要的完全不一样。车价首付18000元，月供4400元，供36个月，我付款没差半分，我希望按承诺做事。搞好了，我取车，搞不好退款。×××回复：牌是你自己选的，提车的时候也和你讲好了。之前是4500，给你减了100。8月18日，原告跟×××说：我的网约车搞好没有，这么久没有信息。×××回复：明天可以搞好，车也明天可以搞好。8月20日，原告又问×××：我这个滴滴你们是不是没有车，是不是没有跟我绑定，怎么都十多天了没有反应。×××立即向原告发送了一昵称为“壹车网汽车供应链李旭”的微信名片。8月21日，原告又问×××：那个车的滴滴是不是没有递交，怎么这么久还搞不定。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在办？×××回复：我们公司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这个事情。我已经打电话找他了，由他直接绑定。8月22日，×××跟原告说：车已经办好了，可以跑滴滴了。9月9日，原告问李楠春：贷款的是哪家银行，钱打到哪个卡上，本来说的是8号交款，现在都9号了，但我不知是哪家银行?×××就将壹车网法定代表人李旭的银行账户信息发给了原告，告诉原告往该账户转款即可。11月1日，原告问×××：车的滴滴你们还能不能搞定，搞不定我就要去搞其他东西了。×××回复说：滴滴平台升级，我也没办法。接着×××告诉原告，要去找壹车网公司解决车辆跑滴滴业务的问题。六、壹车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车辆交接协议书》。签订时间2020年3月23日。主要内容为：双方解除2019年8月8日签订的《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壹车网公司收回涉案车辆。双方同意互不追责，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主张赔偿。原告陈述，微信号×××的使用者为被告的销售代表李楠春。本院认为，从该微信号曾将自己的昵称设置为“广州速鼎汽车李楠春”，且与原告的聊天内容基本都是围绕涉案车辆的各种问题而进行，可以确定该微信号使用者即为被告的销售人员李楠春。从《汽车销售订购单》“上牌”处特别注明“粤A网约车”，以及李楠春与原告的微信对话内容中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办理好涉案车辆滴滴网约车业务功能。以及车辆不能跑网约车业务后，原、被告多次为解决该问题协商等情形，可以确定李楠春事先知悉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目的是开展网约车业务，并对车辆能跑网约车做出过承诺。另查明，涉案车辆的登记权属人为壹车网公司。本院认为，从原告与李楠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尤其是当原告催促整改360度影像，并要求被告按150元一天承担逾期交车的费用时，李楠春回复“贷款是影响你自己的征信”。以及原告在2019年8月17日因为360度影像设备整改问题产生矛盾后，原告跟李楠春说“车价首付18000元，月供4400元，供36个月，我付款没差半分,我希望按承诺做事……”，李楠春并未对原告陈述的该内容提出异议，可以证实原告关于被告销售人员李楠春一直告知其是通过贷款分期付款买车的陈述属实。另外，《汽车销售订购单》约定涉案车辆车价款仅18000元，显然该价款并非涉案车辆的真实购车价。根据以上事实和原告的陈述可以看出，被告实际是利用原告不懂法律，诱导原告与其签订《汽车销售订购单》，但由于被告明知要交付给原告的车辆并不是被告自己拥有处分权的车辆，而是壹车网公司的车辆，所以又诱导原告与壹车网公司签订融租合同，还故意将融资租车说成是贷款购车，以让原告误信该车是向被告分期购买。因涉案车辆并非被告所有被告并没有对涉案车辆的处分权，且涉案车辆不能开展网约车业务，原告的购车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订购单》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的购车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实际已交付的购车款，原告提交了其交纳5000元订金的微信转账明细和《收据》，以及8月7日向微信账户名为“汽车租赁客服”微信账户转账13000元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予以证实。虽13000元的支付对象账户名为“汽车租赁客服”，但结合原告在2019年8月17日因360度影像设备整改问题产生矛盾后，跟李楠春说“……要求我交订金5000元后就安装，不然若装了不买就不好另卖，我就交了5000，第二天我把剩下的13000全交你。……”而李楠春并未对此内容提出异议。以及《汽车销售订购单》第7条明确约定“购买方提车前需将本单之车款缴清后方得凭提车单提车”。而且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原告都很信守合同，认真履约。在约定的月供款（实为月租）付款期限到来时，原告也是主动询问转款账号，积极主动履行支付月租的义务。再则，直至双方因涉案车辆因不能跑滴滴网约车业务而出现矛盾，被告的销售代表李楠春都从未催促过原告支付购车尾款13000元等情况综合判断，可以确认原告上述支付的13000元，为《汽车销售订购单》约定的购车尾款。综上，本院对原告关于其已经实际支付18000元购车款的陈述予以采信。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收取的18000元购车款。被告占用原告交付的购车款，给原告造成了利息损失。而《汽车销售订购单》的解除，是被告的过错导致，故应向原告赔偿该损失。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以18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车辆的实际权属人是壹车网公司，壹车网公司已因涉案车辆无法开展网约车业务而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壹车网出行融租合同》，收回涉案车辆，故被告不能再要求原告将涉案车辆交回给其公司。被告速鼎公司和第三人壹车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泽均与被告广州速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日签订的《汽车销售订购单》；二、被告广州速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泽均返还购车款18000元，并支付以18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2月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250元，由广州速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会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本书记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