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29民终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进仁，男，汉族，1967年6月1日出生，个体经营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莹，女，汉族，1970年12月8日出生，个体经营者。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冰，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澎，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佟乌恩白乙拉，男，蒙古族，1957年12月14日出生，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振华，内蒙古君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进仁、刘莹因与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1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进仁、刘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冰、胡澎，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进仁、刘莹上诉请求：1、撤销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921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系合作合同纠纷,一审将本案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在一审起诉的合同依据是2015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和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将2015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和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一审查明,被上诉人和刘进仁在2015年9月18日只签订过一份《股权收购合作协议》,没有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将《股权收购合作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进行股权收购的主体是刘进仁,佟乌恩白乙拉是协助收购人,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一审将本案合作合同纠纷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系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由此确定的案由也是错误的,二审应当改正。二、一审作出由上诉人刘莹退还被上诉人64%的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归还公司印章及财务印章的判决结果系违法判决。上诉人刘进仁和刘莹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3月份离婚。二人在本案中属于不同的合同主体。根据阿拉善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阿拉善盟军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备案材料证实:军友公司在2015年12月26日之前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为佟乌恩白乙拉一人,占股比100%。2015年12月26日股东佟乌恩白乙拉与上诉人刘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佟乌恩白乙拉将军友公司100%股权中的64%的股份共计64万元,以64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刘莹。2015年12月29日,军友公司向阿拉善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了股东佟乌恩白乙拉与上诉人刘莹签订的转让64%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提供了该公司在2015年12月26日作出的《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和新修改的公司《章程》,对军友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权登记为:刘莹出资6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4%;佟乌恩白乙拉出资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产的35%;魏建春出资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同日,军友公司召开股东决议,表决通过同意刘莹担任公司经理的职务，免去佟乌恩白乙拉经理职务,同意选举成国珍担任公司监事的职务,同时免去宏坤公司监事职务;同意变更后的公司章程。根据上述一审查明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刘莹自2015年12月29日军友公司变更登记开始依法取得该公司64%股权,该64%股权、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公司印章取得依据是股东佟乌恩白乙拉与上诉人刘莹在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转让64%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军友公司《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不是依据2015年9月18日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进仁签订《股权收购合作协议》而取得的。《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在没有解除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莹在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径行判决由上诉人刘莹退还被上诉人64%的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身份、交回公司印章,该判决结果系严重的违法判决。三、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一审判决解除该协议后，被上诉人应当退还上诉人多支出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和刘进仁签订了《股权收购合作协议》,按照该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协助刘进仁收购军友公司股权。“乙方曾给鑫骉实业集团出让的军友经济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的股权”;“从目前军友公司65%的股权还在鑫骉集团手里,法定代表人还是鑫骉集团法人代表的实际。乙方佟乌恩白乙拉将持有的35%个股权的30%出让给甲方。甲方现支付230万给乙方,退给鑫骉集团的100万定金和曾支付给高秀珍130万股金”;“乙方不能做到给甲方出让军友公司65%的股权,乙方必须退出军友公司30%的股权,将股权转让给甲方刘进仁”。经查,阿拉善盟军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25日,在2015年9月18日被告刘进仁与佟乌恩白乙拉签订《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前,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股东马亚春占股65%,股东佟乌恩白乙拉占股36%。不存在“甲方收购乙方曾给鑫骉实业集团出让的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的基本事实。合作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没有帮助刘进仁收购到军友公司65%股权,也没有按照约定将自己30%的股权转让给刘进仁。自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进仁签订《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前后,上诉人刘莹在2014年10月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取款20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2015年9月18日刘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巴彦浩特城西支行转款100万给被上诉人，2015年9月1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将220000元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2015年9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卡卡转账41900元给被上诉人指定某帅账户;2015年9月底佟乌恩白乙拉收到刘莹现金100万元，2015年12月16日刘莹通过中国银行向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转款136万元，2016年2月29日刘莹通过中国银行向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转款5万元，2016年3月1日刘莹通过中国银行向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转款5000元，以上刘莹向被上诉人共计付款达369.69万元,不是被上诉人一审认可的236万元。该款项在被上诉人和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解除后,依法应当返还给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四、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与上诉人刘莹的股权转让价款应当确定为64万元。根据军友公司在工商备案的2014年8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证实:佟乌恩白乙拉收购的欧阳军等11人的股权分别为37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2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共计为65万元(含魏建春1万元)。根据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与上诉人刘莹在2015年12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可以证实，佟乌恩白乙拉转让给刘莹64%的股权转让价格为64万元(不含魏建春1万元)。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莹只签订过这一次股权转让协议,再无签订过其他股权转让协议,而且该64%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通过军友公司作出《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等进行确认过,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具有了公示效力。所以,佟乌恩白乙拉转让给刘莹64%的股权转让价格只能确定为64万元。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刘莹向被上诉人共计付款达369.69万元,扣除股权转让款64万元,被上诉人实际应当向刘莹返还款项为305.69万元。 佟乌恩白乙拉辩称，一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是正确的。2015年9月18日，刘进仁与我签订了《股权收购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甲方收购乙方曾给鑫骉实业集团出让的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的股权（包括欧阳军、罗明生等11个股东）。只保留佟乌恩白乙拉35%的股权和佟乌恩白乙拉一个股东。按照《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的约定,我收购了军友公司股东所持的全部股份,并将64%的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一方。《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第三条明确:甲方收购65%的股权后，军友公司名称不变，只变更法人代表和股权结构。同时受让后的股权由甲方绝对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甲方刘进仁。协议签订后，刘进仁要求将军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65%的股权变更到了其妻刘莹名下,经我同意,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均变更到了刘莹名下。本案涉及的就是股权变更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莹将军友公司64%的股权退还我,并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在我名下，将军友公司印章及财务印章移交我是正确的。1、我履行了《股权收购合作协议》。我按照《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收购了曾给鑫骉实业集团出让的军友公司65%的股权（包括欧阳军、罗明生等11个股东)。只保留佟乌恩白乙拉35%的股权和佟乌恩白乙拉一个股东。协议签订后,刘进仁要求将军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65%的股权变更到了其妻刘莹名下,经我同意,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均变更到了刘莹名下。2、上诉人拒不履行《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已经构成违约。按照《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股金按1个股本金10万元,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入股时间2004年5月份记起,退出股金的日期计算支付。收购股金的支付方式,乙方办理完11个股东65个股权的转让手续后付30%的股金,剩余70%,从股东办理完出让手续后一个月支付完毕。3、上诉人理应支付股权转让金650万元，上诉人刘莹仅仅支付230万元即退给鑫骉集团的100万元定金和曾支付给高秀珍130万元股金。对于股权转让金640万元（包括魏建春的1%应当是650万元）一直拖延支付，我多次催要未果。二上诉人的行为违法了《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的约定,构成根本违约是客观事实。我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内容。上诉人刘莹在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获得公司65%的股权后,拒不履行出资义务，只是多次带领其他企业老板到现场查看，说要融资。由二上诉人带到现场考察的企业老板都认为是好项目，也答应投资,但始终未能代替二上诉人履行协议。刘莹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发展置之不理，从未开过股东会，也未带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导致公司发展受困，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给公司和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为此我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我与上诉人刘进仁达成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判令上诉人刘莹将军友公司64%股权,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到我名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军友公司印章及财务印章移交我是正确的。三、上诉人要求我返还多支出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理应支付股权转让金650万元,上诉人刘莹仅仅支付230万元即退给鑫骉集团的100万元定金和曾支付给高秀珍130万元股金。何来多支付股权转让金一审法院判决依据《合同法》第97条作出判决。如果上诉人要求返还,我要求二上诉人承担利息损失。上诉人要求我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股权转让金应当是640万元，而非64万元。1、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是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刘进仁签订协议，刘莹支付了236万元。而2015年12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履行工商登记备案而签订的。因为在2015年12月26日之后刘莹从未支付过我一分钱。2、按照《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股金按1个股本金10万元,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入股时间2004年5月份记起，退出股金的日期计算支付。股权转让金应当是640万元。综上,二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本案的发生，上诉人刘莹不出资却获得了股权,取得了法人代表资格,获得股权后却不经营。导致军友公司多年未能从事经营,军友公司损失惨重,我损失惨重。在一审期间我还依照《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主张二上诉人应支付我利息损失934万元。一审法院并未支持，我为了息事宁人未提出上诉。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据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佟乌恩白乙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2015年9月18日原告和被告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刘莹将其持有的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变更在原告名下，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依法判令被告刘莹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变更为原告；4、依法判令被告刘莹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及公司财务印章移交给原告；5、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934万元（利息自2004年5月计算至2019年5月，之后的利息按照年息12%计算至给付之日）；6、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离婚。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原告于2002年成立，截止2014年8月28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股东12人。2014年8月28日，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股东会决议，公司全部股东均同意将股权转让给佟乌恩白乙拉，佟乌恩白乙拉获得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9月22日，佟乌恩白乙拉将公司65%的股份以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马亚亮，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马亚亮。2015年2月2日，马亚亮将所持有的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65%的股份转让给马亚春，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马亚春。2015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刘进仁签订《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一，甲方（被告刘进仁）收购乙方（原告佟乌恩白乙拉）曾给鑫骉实业集团出让的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的股权。其中收购欧阳军37%股权；罗明生的10%股权；张培金5%股权；高秀珍的5%股权；何莉君的2%股权；李林举的1%股权；包剑的1%股权；朱兴兰的1%股权；魏连春的1%股权；郭丽的1%股权；姜淑珍1%的股权。只保留佟乌恩白乙拉35%的股权和佟乌恩白乙拉一个股东。股东的股金按1个股本金10万，利息按月息1分计息，从入股时间2004年5月份计起，退出股金的日期结算支付。收购股金的支付方式，乙方办理完11个股东65个股权的转让手续后付30%的股金，剩余70%，从股东办理完出让手续后一年内支付完毕。二，甲方收购的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1个股东所持的全部股份，该退股转让事宜由佟乌恩白乙拉负责协商办理。三，甲方收购65%的股权后，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不变，只变更法人代表和股权结构。同时受让后的股权由甲方绝对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甲方刘进仁。2015年12月20日，马亚春又将所持有的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65%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并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12月22日，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2015年12月28日，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莹。2015年9月18日，被告刘莹向原告转款800000元；2015年9月19日，被告委托刘飞向原告转款200000元；2015年12月16日，被告刘莹向原告转款1360000元。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根据工商部门登记信息载明：2015年12月26日，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原告将1%的股份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魏建春，将64%的股份以6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刘莹，并且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决议》。庭后，案外人魏建春向本院提交《退出股权申请书》一份，请求将1%的股权退还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告与被告刘进仁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法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现原告作为转让方已经将6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刘进仁，被告刘进仁及被告刘莹在受让后也参与公司经营，但被告作为受让方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期限给付转让款，并且从合同履行情况以及被告当庭答辩意见来看足以说明被告亦无给付剩余款项的意思表示，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刘莹在解除合同后应依法将64%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并将法人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同时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及公司财务印章返还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魏建春的1%的股权问题，虽然魏建春也向本院出具了书面退股申请书，但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故对其的股份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对于尚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按约定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双方之间是以65万元的价款转让的股权，对刘进仁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书未实际履行也未生效，并且被告存在超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案中就涉案股权转让存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从两份股权转让的内容及履行来看，在2015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刘进仁签订《股收购合作协议》后，被告遂即就给原告转款1000000元，并于同年12月16日被告刘莹又向原告转款1360000元，相反在2015年12月26日原告与刘莹签订完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被告称用之前款项抵顶了股权转让款，但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根据原告与被告刘进仁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在原告向被告刘进仁转让股权时，原告并不完全持有公司股权，同时约定由原告负责处理收购股权事宜，否则原告将丧失股东资格，根据上述合同内容及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与原告陈述的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与刘进仁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系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双方于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决议》系履行工商登记备案而签订的，故综合以上，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佟乌恩白乙拉与被告刘进仁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二、被告刘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4%的股权退还原告佟乌恩白乙拉，并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被告刘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佟乌恩白乙拉；四、被告刘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将阿拉善盟军友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及财务印章移交于原告佟乌恩白乙拉；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90元，由原告佟乌恩白乙拉负担38190元，由被告刘进仁、刘莹负担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二上诉人提交中国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2016年3月1日刘莹向被上诉人转账5.5万元的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是否正确？2、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佟乌恩白乙拉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多少？3、一审判决解除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移交公司印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本案案由是否正确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合同主体为佟乌恩白乙拉和刘进仁，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标的及价款，从协议履行方式来看，也是将股权从由佟乌恩白乙拉名下变更至刘进仁妻子刘莹名下，属于典型的股权转让合同，故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问题。本案中就同一转让标的，存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为2015年9月18日刘进仁与佟乌恩白乙拉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2015年12月26日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价款应当依据2015年12月26日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为64万元。被上诉人对此辩称2015年12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为工商登记备案而签订，2015年9月18日《股权收购合作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在2015年9月18日《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签订后随即开始付款，且付款金额远超2015年12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2015年9月18日《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系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双方于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为履行工商登记备案而签订，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判决解除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移交公司印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刘莹取得64%的股权系依据其与佟乌恩白乙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而非依据2015年9月18日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取得。对该上诉意见，由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指向同一标的，且刘莹与刘进仁系夫妻关系，前述内容已对两份协议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进行阐述，并最终认定2015年9月18日佟乌恩白乙拉与刘进仁签订的《股权收购合作协议》系本案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上诉人不按约定支付股权对价款，不履行合同内容，原审法院依法判决解除《股权收购合作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移交印章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关于上诉人主张应当退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就该诉讼请求提出反诉，依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上诉人刘进仁、刘莹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进仁、刘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温美蓉 审判员  丁 楠 审判员  张佰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