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健秀，女，197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鹏，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斌，山东天宝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健秀因与被上诉人刘玉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健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05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行为无效，驳回被上诉人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3.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出借行为系高利转贷，2014年2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款协议》有效，系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面简称《纪要》)，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纪要》第52条：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按照《纪要》要求：(一)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1.被上诉人证据：刘玉鹏招行622某757账户，2014年2月10日转账记录：矫俊波转入96.5万元、刘玉鹏转入20万元、曲明圣3万元、马键飞4000元，小计119.9万元。2014年2月11日转账记录：向丁健芳转款12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其经营所得及亲友的转款”，系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被上诉人律师陈述，矫俊波系刘玉鹏姨妈，同时也是他们公司的财务。所以，矫俊波向刘玉鹏的转账行为，一审法院不能直接认定为是公司经营所得或亲友的转款，矫俊波的资金来源也可能是公司的银行贷款。被上诉人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矫俊波的资金未源，根据被上诉人律师当庭陈述涉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企查查查询，刘玉鹏系济南搜索在线广告有限公司(Google中国山东总代理)的实际经营者，矫俊波系该公司股东及财务，该公司于2019.12.27注册。被上诉人及矫俊波还有多家公司。若被上诉人利用所经营的公司套取金融机构资金，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第四条，应对被上诉人及其经营企业依法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刑事责任，并阻断其货款通道，引导其回归实体经济。2.上诉人证据：被上诉人2019年3月20日发微信给上诉人，“健秀，好久没联系了，最近怎么样啊?能还点钱吗?”催要本案的借款，上诉人在2019年3月22日12点49分回复微信“不好意思，玉鹏，刚看到，最近还是很紧张，去年业务很难做，还要等些时间。还请多多包涵。您那边业务情况怎么样?”后，被上诉人2019年3月22日13点13分回复微信“健秀，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你得想想办法。哪怕一个月给2、3万，也得一点点的给呀。不能再这样拖着了。”。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3月份，与本案的发生相距5年之久，且丁健秀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的同时刘玉鹏尚欠银行贷款未还，故其主张刘玉鹏出借款项系高利转贷，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述微信足可以证明，刘玉鹏在2014年2月10日出借给丁健秀款项时，刘玉鹏尚欠银行贷款未还。刘玉鹏出借款项的行为系套取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牟利。原因如下：(1)该微信内容为刘玉鹏讨要本案借款的证据，本案借款发生时间为2014年2月11日，协议约定归还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因上诉人经济困难，到期无法归还，刘玉鹏于2016、2017、2018年每年都催要这笔借款。2019年3月20日、3月22日刘玉鹏发微信向上诉人催要本笔借款，并于2019年4月16日约上诉人见面并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庭审中被上诉人律师对真实性也进行了确认。所以，该微信内容为讨要本案借款的证据，虽然相距5年之久，这个微信内容也是对2014.2.10借款的延续。(2)该微信可以证明，刘玉鹏一直在还银行贷款。刘玉鹏自认“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说明刘玉鹏有未偿还的银行贷款。至于上诉人律师当庭抗辩，“微信内容系刘玉鹏在律师处咨询后讨要借款、取证的手段，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纯属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狡辩。既然是刘玉鹏主动提起的讨要借款、取证的手段，就是为了作为证据使用。证据既然能为刘玉鹏所用，当然也可以为我所用。尤其是在律师的指导下，律师让刘玉鹏发微信留证，律师和刘玉鹏都非常明白证据的法律效力，证据有效，证明的内容也当然有效，否则，何谈证据之说。而且，刘玉鹏本着留证的目的发的微信，若不是真实情况，又怎会故意给自己留下高利转贷的证据?所以，该微信能够证明，刘玉鹏一直在还银行贷款。(3)该微信还可以证明，刘玉鹏在2014年2月11日出借给上诉人款项时，其尚欠银行贷款未还。“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这几年”，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并没有排除2014年2月11日这个时点，一审法院不能直接认为“这几年”就不包括2014年2月11日时没有银行贷款，而不予采信。根据《纪要》，若是2014.2.11刘玉鹏没有银行贷款，刘玉鹏可以提出反证予以推翻。刘玉鹏仅需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及其相关公司的征信报告，就可以证明其在2014年2月11日是否有银行贷款未还。个人和与其相关公司的征信报告刘玉鹏可以调取，没有任何取证难度。所以，刘玉鹏应当提供反证予以推翻他自己在微信中承认的长期有银行贷款的事实，相反，若是刘玉鹏不提供反证来证明自己承认的有贷款事实，根据《纪要》规定，应认定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刘玉鹏尚欠银行贷款未还，刘玉鹏系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二)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2014年2月11日《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为15%，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为4.35%，远远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根据《纪要》规定，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所以，刘玉鹏出借款项的行为，系高利转贷。(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刘玉鹏就给上诉人说过，他的资金是银行贷款的资金，同时根据《纪要》规定，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上面已经陈述，刘玉鹏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事实，所以满足本条规定。综上所述，刘玉鹏出借款项的行为，系套取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借款协议》无效。二、根据《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6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刘玉鹏高利转贷，主张利息100多万元，即违法所得数额高达100万元，已经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刘玉鹏涉嫌高利转贷，并达到立案标准，申请法院裁定驳回刘玉鹏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刘玉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纯属其个人臆想，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系上诉人为逃避债务而进行的诡辩，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玉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暂计1000000元（利息以12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1日起按照月息1.5%计算至本息付清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鹏与丁健秀系朋友关系。刘玉鹏经营谷歌山东总代理、阿里巴巴广告代理、青岛E信通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2月11日刘玉鹏（甲方、出借人）与丁健秀（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将人民币120万元借给乙方使用，使用期限为2014年2月11日至2015年2月10日，年利率为15%，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若到期未能还本付息，则按月息1.5%付息。本借款协议产生的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负责处理。同日刘玉鹏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622某757转入丁健秀账户6226***2109人民币120万元。丁健秀在《借款协议》下方书写“收条”，载明“今收到刘玉鹏借款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账号6226***2109?户名：丁健秀?招商银行济南华龙路支行?丁健秀?2014年2月11日”。另在该收条左下方还写有“此借款延期至2015.12.31?丁健秀?2015.2.10”字样。2019年4月16日刘玉鹏与丁健秀签署《还款协议书》，载明：鉴于乙方暂时经济困难，无法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还款协议如下：1、乙方因为经济困难，在借款到期后无法归还甲方借款本息，后经乙方请求甲方同意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延期期限届满后，乙方仍无法按期归还，期间甲方于2016、2017、2018年数次向乙方催要，但乙方仍然无法偿还，考虑到乙方确实经济困难，甲方同意乙方继续使用借款。2、乙方承诺，签订本协议后尽快筹集资金，拓展收入来源，在最短时间内偿还甲方借款本息。刘玉鹏提交的其招商银行（账号622某757）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记载，2014年2月11日该账户转入丁健秀账户的120万元的来源为：2014年2月10日自刘玉鹏955****9941账户转入20万、曲明圣转入谷歌续费预付款3万元、2014年2月11日矫俊波（刘玉鹏姨妈）转入96.5万元。借款后，丁健秀通过其银行账户6226***2109向刘玉鹏账户622某757转款4笔共计55.5万元，其中2014年11月28日两笔合计20.5万元、2015年2月10日18万元、2015年8月19日17万元。庭审中，丁健秀称刘玉鹏向其出借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并提交其与刘玉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刘玉鹏自认“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刘玉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则主张，在2019年3月份，刘玉鹏找到代理律师询问向丁健秀主张欠款并起诉的相关事宜，其建议刘玉鹏向丁健秀发送短信以证明其催要借款的事实。同时建议刘玉鹏与丁健秀见面，并让丁健秀签署还款协议书。因此，原被告在此期间的一切微信聊天、通话均是刘玉鹏向丁健秀讨要借款、取证的手段。丁健秀认为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违反法律规定，所以约定利息无效，其向刘玉鹏的转款55.5万元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刘玉鹏则主张2015年2月10日之前的丁健秀的转款与本案无关。在丁健秀出具的收条中记载的日期即为2015年2月10日。在该日期之前丁健秀并没有偿还任何涉及该借款的款项。对于2015年8月19日转入的17万元系刘玉鹏委托丁健秀多笔投资的理财收益。并提交案外人矫俊波与丁建阳（丁健秀弟弟）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复印件两份。经质证，丁健秀认为其与刘玉鹏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故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丁健秀对刘玉鹏提交的借款协议、收条、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无异议，并认可收到刘玉鹏转账支付的款项，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刘玉鹏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可以认定其向丁健秀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其经营所得及亲友的转款，而丁健秀所主张的刘玉鹏在微信中的关于“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2019年3月份，与本案的发生相距五年之久，且丁健秀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的同时刘玉鹏尚欠银行贷款未还，故其主张刘玉鹏出借款项系高利转贷，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刘玉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称丁健秀签署还款协议书系刘玉鹏向丁健秀讨要借款、取证的手段，同时刘玉鹏亦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存在除本案以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丁健秀自借款后向刘玉鹏的转款应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息，但本金与利息的数额应予以分段计算。刘玉鹏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同意丁健秀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丁健秀偿还款项应按如下方式计算：2014年2月11日至2014年11月28日丁健秀第一次还款共计291天，借款利息为120万×（15%÷365天×291天）=143507元，丁健秀共还款20.5万元，故该次还款为偿还本金61493元、利息143507元；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2月10日丁健秀第二次还款共计74天，借款利息为（120万-61493元）×（15%÷365天×74天）=34623元，丁健秀共还款18万元，故该次还款为偿还本金145377元、利息34623元；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8月19日丁健秀第三次还款共计190天，借款利息为（120万-61493元-145377元）×（15%÷365天×190天）=77546元，丁健秀共还款17万元，故该次还款为偿还本金92454元、利息77546元。综上，截止2015年8月19日丁健秀尚欠刘玉鹏借款900676元及2015年8月19日以后的相应利息。现刘玉鹏诉求丁健秀偿还120万元及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1日起按照月息1.5%计算至本息付清日止的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丁健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刘玉鹏借款900676元。二、丁健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玉鹏借款利息（以900676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按年利率15%计算；以900676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按月利率1.5%计算）。三、驳回刘玉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200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17200元，由刘玉鹏负担5000元，丁健秀负担12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丁健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刘玉鹏持股资金一览表及企业简况、股权出质情况原件及复印件。证明刘玉鹏借助企业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同时证明矫俊波系刘玉鹏多家相关公司的股东。证据二、借款协议及相关银行流水打印件，是从国家工商局的信用网站及企查查所下载打印。证明刘玉鹏多次高利转贷，2010年6月11日刘玉鹏曾高利转贷给丁健秀60万元，丁健秀合计归还84.19万元，刘玉鹏非法获利24.19万元。证据三、丁健秀父亲患癌症相关医疗证据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证明刘玉鹏涉嫌刑事犯罪，通过法院诉讼查封丁健秀名下房产，由于房产老人居住，导致老人着急，受不了，引发癌症，对丁健秀及其家人造成巨大伤害。刘玉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北京弈天锐新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其余提供的公司有部分是被上诉人投资的或参股的，但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投资了或持有了相关企业的股权，且进行了经营，不能证明其借助企业套取资金的行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实双方于2010年6月发生过借贷关系，根据丁健秀提供的还款流水可以证实借款期限自2010年6月11日至2013年9月26日，借款本金为60万元，其利息也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的高利转贷行为的存在。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济南市中心医院西院检验报告单记载上诉人的父亲丁志卿于2019年10月17日已经做了癌症报告，本案诉讼于2019年11月才进行，明显的是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寻找牵强的理由，且即使其父亲有任何病，也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上诉人应当为其欠款行为承担还款责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丁健秀主张刘玉鹏涉嫌高利转贷罪，但其就此提供的证据，仅有刘玉鹏2019年3月20日的微信，没有其他证据。刘玉鹏微信中陈述“这几年我光还贷款利息就快100万了呀”，仅依此陈述不足以认定涉案借款120万元是刘玉鹏“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且一审中刘玉鹏提交了其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该账户2014年2月8日的账户余额为1854元，2014年2月10日自刘玉鹏账户转入20万、曲明圣转入谷歌续费预付款3万元，2014年2月11日矫俊波转入96.5万元。2014年2月11日该账户转至丁健秀账户120万元。根据上述银行明细，亦不足以认定刘玉鹏具有“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的嫌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涉及的是高利转贷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而不是高利转贷罪的定罪标准，且丁健秀提供的证实不足以证实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刘玉鹏尚欠银行贷款未还。因此，依现有证据，丁健秀主张刘玉鹏涉嫌高利转贷罪、本案应裁定驳回刘玉鹏起诉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丁健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丁健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