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0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丹，女，198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敏，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振平，女，198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琳、张素霞，浙江卓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丹因与被上诉人阮振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丹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阮振平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阮振平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根据双方认可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徐丹支付阮振平的款项总计3563754元，阮振平支付给徐丹的款项为2838289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阮振平应该举证其已经支付了全部借款。本案中，无直接证据证明徐丹已经收到阮振平提供的借款本金1000000元，且从本案频繁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双方支付款项不可能以现金的形式，原审法院仅以打印完毕的借款合同载明“在签订本合同时，表示乙方（徐丹）已经收到所借款项”断定徐丹已经收到案涉1000000元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徐丹主张的案涉借款合同在签订时借款本金仅剩430000元的问题，原审法院对徐丹的解释理由未予采纳是错误的。截止2016年12月31日，徐丹对阮振平依然有欠款未还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徐丹不论是归还利息还是本金，有一定规律地向阮振平支付款项是合情合理的现象，并不能以此来推断支付的就一定是利息，从而推断本金的数额。根据双方认可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截至2016年12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徐丹实际欠款本金仅剩470000元。三、徐丹在双方微信中并未确认仍存在500000元欠款本金，转账金额也无法明确计算出15000元的利息，故无法证明仍存在500000元欠款。四、阮振平借款给徐丹存在“砍头息”、“高利放贷”、“利滚利”的行为，实际上徐丹支付给阮振平的款项已经远远超出实际借款本息。五、双方之间的流水频繁，虽然存在少数、小金额除借款外的其他款项，但是借款数额大，只要认真核对，一定会查明案件事实。 被上诉人阮振平在二审期间辩称：一、双方从2014年开始互有借款，2016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是对之前借款往来的结算，该借款合同文本系由徐丹拟定并打印的，合同内容特别是合同中手写内容均是由徐丹完成，该相关内容均能体现出该借款合同系对此前双方款项往来的结算，阮振平已经完成全部合同借款的交付。二、借款合同中对于利息支付的金额、时间均作出了约定，从2017年1月28日开始每个月的28日左右，徐丹都会按照1000000元本金、月息3分的标准支付利息，并且随着部分本金的归还，利息也随之调整。三、截至阮振平起诉，徐丹尚有500000元到期本金未归还，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丹也自认欠阮振平到期500000元本金，以及继续在支付500000元本金的逾期利息。四、2016年12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双方之间还有短期的拆借往来，阮振平对每一笔都能解释清楚。五、双方之间转账虽然频繁，但结合在案证据，1000000元借款事实清楚，徐丹支付利息和尚欠本金500000元的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可以分为三部分，发生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的经结算为借款合同约定的1000000元本金，发生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后的，一部分为徐丹支付借款合同利息和归还部分本金，另一部分是双方之间的其他短期拆借（与本案无关）。徐丹随上诉状提交的利息本金表格，将所有款项糅合在一起，是其为了逃避债务断章取义而作出的单方面臆断，既不符合其自身已经发生的行为、不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违背事实和诚信，也不符合常理。六、签订借款合同时结算的本金983000元，为了凑足1000000元方便计算，存在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形，原审判决已经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徐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阮振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丹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2、判令徐丹支付逾期还款利息26333元（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5月7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止，日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丹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阮振平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徐丹支付借款本金468401.02元；2、判令徐丹支付逾期还款利息24669.08元（以468401.0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5月7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止，日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丹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阮振平曾自营一家超市，徐丹则在该超市附近经营美容院，两人因此相识，并从2014年开始因为经营需要互有资金拆借。 （一）2016年12月29日，阮振平与徐丹对此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并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合同打印件由徐丹提供。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徐丹）向甲方（阮振平）借款，借款本金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从2016年12月28日至2017年12月28日止。借款合同约定逾期未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乙方如发生逾期未归还，另需支付借款金额的百分之十作为违约金给予甲方，并以借款金额为基础每日支付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作为利息，直至甲方实现全部权利为止，这当中包括法院的诉讼期间和执行期间。借款合同第三条以打印方式中特别约定，在签订本合同时，表示乙方已经收到所借款项。借款合同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以手写方式特别约定，“每月利息3分，利息后付，从2017年1月28日开始（第一次），30000-17000=13000（第一个月），2016年所有合同作废”。 庭审中，阮振平陈述，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实际为本金983000元。差额17000元为第一期利息30000元（以借款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计算）的一部分，另13000元由徐丹在签署借款合同当时支付。庭审中，徐丹陈述，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实际为本金430000元，另本金570000元为其向阮振平追加借款570000元，而阮振平尚未交付部分。 （二）2018年3月28日，阮振平与徐丹签署合作合同一份。合作合同打印件亦由徐丹提供。合作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投资车位项目，甲方（阮振平）以投资人的方式出资投资乙方（徐丹）壹佰万元整，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至2019年3月28日止；乙方给予甲方以固定分红年化36%的红利，利息每月支付。 阮振平起诉称，合作合同实质为借款合同的展期。而徐丹在庭审中陈述，合作合同与借款合同系两份不同的合同，阮振平没有按照合作合同约定支付投资款。 （三）根据阮振平、徐丹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包括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记录），徐丹向阮振平支付金额为30000元的时间如下：2017年2月28日、2017年3月27日、2017年10月28日、2017年11月28日、2018年1月2日、2018年1月28日、2018年3月28日（包含3月29日支付宝转账的10000元）、2018年5月28日。另2017年5月28日徐丹向阮振平支付60000元（其中10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 根据阮振平徐丹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包括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记录），2018年8月16日后徐丹向阮振平支付金额为15000元的时间如下：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8日、2019年3月28日。 （四）徐丹最后一次支付款项是2019年5月16日，金额为20000元。此后，徐丹未再支付利息，也未归还本金。经催讨，徐丹于2019年7月5日微信回复，“周一50加逾期利息、问一个朋友借了55万”、“晚了10天的利息5000、还有上次付了一部分的利息、剩8000好像”。阮振平收到后表示利息不对。对此，徐丹强调，“利息还是每月15000。5月付了你2万，上次说扣，6月28还没付，要付的话就是再付1万，到周一就是多了10天，500一天，10天5千”、“加起来15000”。阮振平提出，“四月到六月才付了两万，还差利息两万五、加上十天应该是总的给50万本金+利息3万”。徐丹查账后表示认可，“刚才查了一下也没转账记录、估计是没转、4月4号付的是之前的5万元加利息、4月28日的利息是5月16日给了2万元、那就是5月付还要给1万、6月28号给15000加上这10天的5000元，一共3万”。 原审法院认为，阮振平、徐丹作为借贷双方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并无争议，争议的是徐丹是否已经还清借款。徐丹辩解根据双方认可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徐丹支付阮振平的款项总计3563754元，而阮振平支付徐丹的款项为2838289元，借款已经归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借贷双方从2014年开始互有借款，除阮振平、徐丹本人外，两人的家属也参与到款项的交付中。因此，本案所涉资金往来频繁，并且双方在交易当时对于每笔款项的性质未予明确，存在诸多争议。在此情况下，借款合同作为对账凭证，对于出借人享有债权，以及债权金额，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1000000元，徐丹有异议，辩解对账后实际借款本金仅剩430000元，其余570000元系阮振平承诺之后追加出借的款项。但从借款合同的约定看，借款合同系徐丹事先拟定并打印，徐丹对借款合同的约定完全有主动权。但恰恰相反，打印完毕的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在签订本合同时，表示乙方（徐丹）已经收到所借款项”。再结合借款合同签署后徐丹的履行情况，从2017年2月起在当月的28号左右，徐丹向阮振平支付款项，金额为30000元。该笔款项恰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金额（借款本金1000000元*月息3分）吻合。因此，徐丹关于借款合同签署时实际的借款本金应为430000元的辩解意见，既与双方约定相悖，也与实际履行不符，不足为信。 借款合同签订后至本案诉讼，除阮振平认可的徐丹已经归还的本金和支付的利息外，阮振平与徐丹之间另有多笔款项往来。徐丹辩解应在本案借款中抵扣。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此外的款项，阮振平均做出了说明。其次，阮振平关于往来款项性质的说明，不仅与徐丹尚在支付的利息金额（借款本金500000元*月息3分）15000元相吻合，而且与徐丹在微信中自认的欠款本金金额一致。 综上，原审法院对徐丹的辩解不予采信。但鉴于阮振平自认借款合同签署时对账确定的本金为983000元，另于当日收到了徐丹13000元利息。因此，阮振平关于本金的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纠正。经重新核算后，原审法院确定借款本金为440842.63元。综述，原审法院对阮振平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徐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阮振平借款本金440842.63元；二、徐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阮振平逾期利息24669.08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此后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阮振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63元，根据阮振平减少诉讼请求后的金额计算为869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152元，两项合计11848元，由阮振平负担662元，徐丹负担11186元。阮振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款1000000元是否客观真实。从审理查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双方从2014年开始即存在资金相互拆借的情形，阮振平认为案涉借款合同系双方对之前款项往来的结算，徐丹在诉讼过程中就借款合同系对双方之前往来款项的结算这一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借款合同签订当时其实际仅欠阮振平借款本金430000元，剩余570000元款项系阮振平承诺事后追加的借款。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从双方陈述及借款合同中“2016年所有合同作废”的约定内容来看，该借款合同系双方对之前款项往来的结算这一事实应是可以认定的。现经审理查明，合同内容系徐丹草拟或书写，该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了“在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已经收到所借款项”，而在借款合同签订后的较长时间内，徐丹亦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及利息标准，有规律的向阮振平支付款项。同时在后续阮振平向徐丹催讨过程中形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丹对尚欠阮振平500000元本金及利息予以确认，虽然徐丹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对该相关微信记录作出了“帮助阮振平欺骗其丈夫”的解释，但其解释既缺乏证据证明，也与其他微信记录内容及徐丹实际在支付的利息金额这一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事实及分析认定，徐丹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所载借款金额实际应为430000元的抗辩及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据借款合同所载明的1000000元借款本金，结合后续双方之间的本金归还及利息支付情况，确定徐丹尚欠阮振平借款本金440842.63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83元，由上诉人徐丹负担（徐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至本院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