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8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屯留区渔泽镇南渔泽村3组47号。法定代表人：林智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树祥，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向国强，男，汉族，现住山西省襄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邢红卫，女，汉族，现住山西省襄垣县，系向国强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芳，襄垣县古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5民初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正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树祥通过网络参加庭审、被上诉人向国强、被上诉人邢红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正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长治市屯留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5民初76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2.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向国强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委托养殖承诺书等文件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被上诉人邢红卫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为夫妻关系，养殖猪只为其家庭共同经营，在婚姻存续期间，委托养殖合同名下的债权债务为向国强、邢红卫夫妻共同债务，邢红卫应承担连带责任。二、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陈述217头猪只己陆续自然全部死亡，一审法院有义务查明217头肉猪的现状或存亡，也是完全可以查明的，而不应以无法证明为由不予处理，退一步讲，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未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汇报并经确认，提供的证据又无法证实剩余217头已全部为自然死亡，一审法院完全可以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三、向国强、邢红卫未按照合同约定配合公司销售，拒不交出肉猪，严重违约。一审庭审中，向国强明确承认上诉人工作人员向其要求过回收肉猪，但向国强拒不让公司管理人员看猪且漫天要价，拒不交出肉猪。四、向国强、邢红卫主张诉请不符合合同约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猪只的生长情况符合规定才上市，但绝非一律在145-150天出栏，向国强、邢红卫主张145-150天必须出栏既无合同约定，也不符合猪只养殖生长实际情况。上诉人总共向向国强提供过689780元饲料、疫苗及药品22377.1元，猪仔446400元，并提供了相关的出库单、领用单等证据。根据合同约定，结算时养户需携带合同、身份证、物料领料单、保证金收据、磅码单、饲养登记本到公司财务部结算。要等到该批次肉猪全部处理完后统一结算，按照结算方案计算，结算时须扣除猪仔款和饲料款、疫苗及药品款等全部物料款，包括上诉人提供及养户垫付的，一审计算错误，且未到结算时间。被上诉人向国强、邢红卫辩称，一、上诉人称：“双方签订委托肉猪养殖合同等文书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严格履行，被上诉人邢红卫应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明显错误的，上诉人妻子邢红卫并非本案权利义务对象。被上诉人与邢红卫虽为夫妻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原则，合同关系只能发生特定主体之间，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故邢红卫不应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上诉人违反“同进同出”约定，拉走456头肉猪，对剩余未达标肉猪没有拉走，也未提供技术、兽药、疫苗、饲料等，无奈被上诉人只能自己购买饲料进行代养。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配合上诉人按时销售，按照合同约定，每次罚款5000元；私自变卖一头，赔偿10000元”，明显与法相悖。罚款是行政处罚手段之一，上诉人不具备罚款的主体资格。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养殖剩余217头猪陆续自然全部死亡，因无法证明肉猪现状或存亡情况，不应以无法证明为由不予处理”，所述明显与事实不符。肉猪应该145-150天出栏，上诉人因肉猪市场行情低迷，未积极履行合同约定收购猪只义务。随着时间推移，猪只陆续死亡；原告在一审中也认可猪只饲养过程中死亡属正常现象。被上诉人代养剩余肉猪陆续自然死亡后，进行无害化处理、拍照留存资料，并主动向襄垣县夏店畜牧兽医站登记备案，有死亡日期、存栏数等信息。三、上诉人称：“向国强、邢红卫未按照合同约定配合公司销售，拒不交出肉猪，严重违约”明显错误，造成合同根本违约的过错方是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因肉猪市场行情突然暴跌，上诉人找各种理由推诿收回剩余肉猪，也未继续提供物资，不给被上诉人清栏，给被上诉人造成养殖成本上的损失。四、上诉人称：“向国强、邢红卫主张诉请不符合合同约定，向国强委托宋宜林代为领取养殖物资，视为个人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饲料、疫苗、药品的相关单据，不能依他人代为领取养殖物资行为视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应当以被上诉人实际签字、上诉人签字双方确认为准。正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财产肉猪217头；2、判令二被告承担拒不交付猪只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罚款）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向国强、邢红卫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养殖委托保证金72000元；3、请依法判令被反诉人依约给付反诉人已拉456头肉猪利润共计230121元（按照每斤8.5元回收），并支付迟延利息24958.54元，迟延支付利润违约金69036.3元；4、请求判令被反诉人给付反诉人养猪取暖费18000元、新建猪宿补贴费36000元；5、请求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延迟回收肉猪支出必要成本454005.86元及影响下批肉猪养殖损失109802元，小计563807.86元；6、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未按照约定回收肉猪违约金48825元，以上费用共计1062748.7元；7、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2月20日，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合同中为甲方）与向国强（合同中为乙方）签订《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合同附件《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双方就肉猪委托养殖事宜订立合同。该合同第七项第六款约定，按照甲方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应在12小时内向甲方汇报，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经甲方的现场确认，否则视乙方所报猪只死亡和淘汰无效，按乙方私自变卖处理。《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第六项就肉猪回收价作出约定，（1）正品：猪只全程180日龄达平均重110Kg以上，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平均销售均重230斤（含）以下部分，按8.5元/斤回收，超过230斤以上部分，按照7.5元/斤回收。（2）次品:体重在110-170斤/头，或稍有残缺7元/斤。（3）体重在110斤/头以下，公司概不负责回购，养户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该合同签订后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将猪苗720头交付给向国强养殖，向国强以每头100元的标准向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交付了72000元的保证金。2017年7月26日、7月30日向国强按照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要求，分二次出栏共计456头，同时在此期间双方共同确认死亡47头。2017年7月26日出栏150头，上市重量为16840Kg,均重112.27Kg；2017年7月30日出栏306头，上市重量为32940Kg，均重107.65Kg。此后，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未支付向国强456头猪只的回收费用，向国强陈述称剩余的217头猪只已陆续自然死亡。向国强在庭审中提供了720头猪只花费的饲料款、用药的单据，并提供了赔偿计算明细，主张毛收入以合同约定该类净重猪只的单价为一斤8.5元计算，456头猪总净重为49780Kg，向国强提供了经其签字确认的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屯留服务部养户物料出库单，主张扣除的456头猪饲料款为507655元÷720头×456头≈321480元，主张扣除的用药为18849.65元÷720头×456头≈11938.08元，猪苗费以一头620元计算，故向国强主张456头肉猪利润为230121元。一审法院认为，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与向国强签订的《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因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与向国强签订了《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合同附件《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且关于公司的承诺书、保证书等均是由向国强签订，故向国强妻子邢红卫非本案权利义务对象，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要求向国强、邢红卫返还肉猪217头，因无法证明217头肉猪的现状或存亡情况，故对此不予处理，向国强要求解除委托养殖合同的反诉请求亦不予处理。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要求向国强承担的拒不交付猪只的迟延履行违约金15000元，因其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利润或是代养费，且对于剩余217头猪只暂停了兽药、疫苗、饲料等的供给，导致了养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故其要求向国强承担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向国强支付的72000元保证金，因已完成交付的猪只及双方确认死亡的猪只共503头，以双方当初约定的每头100元保证金的计算方式，双方已完成履行、交付及双方确认死亡的部分总计为503头，故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应返还向国强保证金50300元。关于向国强主张的取暖费、猪宿补贴费、迟延回收猪只的必要成本及养殖损失、未按约回收肉猪的违约金，因剩余的217头猪只双方未履行交付，且向国强提供的单据等均非正规票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鉴于456头猪只已完成委托养殖且已实际交付，故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该批次猪只的代养费，向国强主张的赔偿标准经核实符合实际支出，故对其主张的456头猪只的利润230121元予以支持，关于其主张的该笔款项的利息及违约金，由于在合同中未就作为甲方的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若迟延交付猪只回收费用的情形作出明确约定，故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向国强代养费及部分保证金共计280421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向国强、邢红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18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承担189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向国强、邢红卫承担5287元。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是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本院审理中，针对向国强提供的“第（）周生产记录（约40多页）”上加盖“襄垣县夏店畜牧兽医中心站”公章的真伪，本院到该中心站进行核实，该中心站站长赵雪亭称所加盖公章是真实的，其本人出具了书面的“情况证明”，载明：盖章人：赵雪亭、段东东。本院经电话询问正邦公司的代理人熊树祥律师，熊律师称该“第（）周生产记录”向国强在原审并未提供，且向国强在给正邦公司代养猪只的同时，还给其他公司代养猪只，襄垣县夏店畜牧兽医中心站并不能证明死亡的猪只是哪家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正邦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向国强、邢红卫返还正邦公司财产肉猪217头；判令向国强、邢红卫承担拒不交付猪只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罚款）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2019年5月，正邦公司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向国强、邢红卫赔偿代养猪只损失，向国强称其代养猪只仍在其猪场，因此，正邦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得准许。双方签订的《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第6项载明“按照甲方（正邦公司）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在12小时内向甲方汇报；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经甲方的现场确认，否则视乙方（向国强）所报猪只死亡和淘汰无效，按乙方私自变卖猪只处理”。本院审理中，从向国强提供的证据来看，诉争217头猪只从2017年8月28日到2018年5月31日已陆续死亡。双方对217头猪只的存亡意见分歧较大。上述诉辩意见表明，向国强对猪只的死亡时间之陈述前后矛盾，但是向国强提供的“第（）周生产记录”可以佐证诉争217头猪只现在已不复存在。正邦公司请求返还肉猪217头已不可能，其可另行主张相关损失。关于原审法院判决的代养费及部分保证金280421元，该费用中的代养费计算依据和方法是向国强单方提供的，正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在《7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第六条约定“肉猪回收价（分两个等级）：（1）正品：猪只全程180日龄达平均重110kg以上，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平均销售均重230斤（含）以下部分，按8.5元/斤回收；超过230斤以上部分，按照7.5元/斤回收。（2）次品：体重在110-170斤/头，或稍有残缺：7元/斤。（3）级外品：体重在110斤/头以下，公司不负责回购，养户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审理中，向国强称其是以8.5元/斤回收的价格计算代养费用，正邦公司称结算时间是要等到该批次肉猪全部销售完之后统一结算，而且被上诉人要按照合同约定拿上相关材料去财务部门才能结算，扣除所有猪只款和饲料款、疫苗、药品等之后的全部物料款，若剩下还有多的才是被上诉人的利润。因此，本院对原审法院判决的该代养费和保证金不予认可。正邦公司和向国强可根据双方的养殖合同和结算方案，结合所养猪只的回购和死亡情况以及投资和物料的消耗等因素进行结算。综上，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5民初7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向国强、邢红卫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8元，共计3103元，由长治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7182元，由向国强、邢红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明先审 判 员 张建兵审 判 员 郝志芳 二0二0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郭荣蓉书 记 员 张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