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1046号 原告：梁小春，男，196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原告：张克申，男，194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洪江市。 原告：杨志梅，女，195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洪江市。 原告：梁倩倩，女，199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书凡，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377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军，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西北街4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翀，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小春、张克申、杨志梅、梁倩倩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以下简称九〇六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以下简称华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小春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书凡，被告九〇六医院委托代理人张帅军，被告华美医院委托代理人张翀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庭外和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二被告赔偿医疗费69487.43元、误工费9044.11元、护理费9044.11元、死亡赔偿金1202680元、被扶养人原告杨志梅生活费195797.33元、被扶养人原告张克申生活费146848元、丧葬费353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5898.33元、住宿费3000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8500元共计1690989.31元的40%计676395.72元，其中被告九〇六医院赔偿676395.72元的60%计405837.43元，被告华美医院赔偿676395.72元的40%计270558.29元；2.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80000元，其中被告九〇六医院承担60%计48000元；被告华美医院承担40%计3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梁小春的妻子张星顺于2012年6月在被告华美医院（原宁波市第二医院，以下同）处因肺癌接受手术治疗，术后遵医嘱定期去被告处复查，2013年12月23日再次去被告华美医院处复查时颅脑MR平扫报告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占位征象，建议必要时MRI增强复查。附见：左侧上颌窦少许炎症。”被告华美医院医务人员没有建议进一步检查，在其后的几次复查过程中也没有建议张星顺再做颅脑MR检查，直至2014年6月17日复查建议做颅脑MR检查时报告为“左侧枕叶占位，结合病史，考虑转移瘤，建议MR增强进一步检查。”被告华美医院医务人员立即为张星顺联系被告九〇六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以下同）相关科室做伽马刀治疗。经被告九〇六医院经治医师复读张星顺2013年12月23日在被告华美医院处做的MR平扫胶片发现当时病灶虽微小，但在胶片上已能体现，第一时间应确诊积极治疗。至此，由于被告华美医院的误诊等行为，致使张星顺在时隔6个月后才发现早就存在的颅内肿瘤，肿瘤已增长了数十倍，已无法用手术方式治疗，只能用伽马刀的方式保守治疗。后张星顺在被告九〇六医院医治时，原告多次要求请脑外科医生会诊，均被经治医师拒绝。张星顺于2014年10月17日病情危急，但被告九〇六医院的经治医师在护士向其反映病情后未及时处理，导致张星顺终因抢救不及时死亡。经司法鉴定，确认两被告在本起医疗损害纠纷中存在过错。望判如所请。 被告九〇六医院辩称：答辩人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变更为当前名称。首先，因四原告不同意对死者张星顺进行尸检，致使死亡原因无法查明，故原告要求对死亡结果进行赔偿依据不足。其次，张星顺死于肺癌，以当前治疗手段和医疗水平，肺癌一般是不可治愈的，即癌症系死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张星顺的死亡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因果关系。第三，答辩人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过错。同时，本案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了两次鉴定，一次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以未作尸检为由退回鉴定。后一次是法院指定浙江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以上两家均有鉴定资质，浙江省医学会必须解释其为何在未作尸检的情况下能够作出鉴定结论。答辩人对浙江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第四，所有治疗费用是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发生的，并非答辩人弥补医疗过错而进行的治疗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案无关。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答辩人出于治病救人而实施的诊疗行为，其本身并无过错。第五，即使法院采信浙江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也应注意答辩人的第一、二点答辩意见，在答辩人承担次要责任的前提下考虑10%的责任。 被告华美医院辩称：答辩人已由宁波市第二医院变更为当前名称。答辩人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张星顺入院治疗右肺肿瘤，手术方案符合诊疗规范。在施行手术和化疗后多次脑部MR检查，符合诊疗规范，答辩人已尽谨慎治疗义务。鉴定书认为，2013年12月23日头颅平扫会发现问题，过于苛责。2014年6月颅脑MRI检测发现头颅肿瘤后，立即告知各种治疗方案，患方自主选择伽马刀治疗。因答辩人并非伽马刀手术的实施单位，故无义务就该治疗方案的优劣向患方详细阐述。鉴于患方的上述选择，答辩人立即给予出院并嘱咐尽早进行下一步治疗。综上，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并无过错。原告主张的损失合理部分，恳请法院认定两被告的赔偿比例以20%-30%为宜，然后再在两被告之间按比例分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6月11日，张星顺因“咳嗽3月余加重1月”入住被告华美医院，初步诊断为右肺肿瘤。同年6月12日修正诊断为右肺癌。经术前告知后，6月13日行右肺中下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常规病理报告示：（右肺中页）浸润性肺癌，临床诊断：T2NOMOⅠb期。经治疗于6月23日出院。之后7月至12月共行6次化疗。住院及2013年门诊期间曾行多次颅脑MR，2013年12月23日颅脑MR报告提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占位征象，必要时MRI增强复查。2014年5月下旬，张星顺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头痛，6月17日被告华美医院颅脑MR影像所见：左侧枕叶可见类球形混杂信号影，大小约11*15mm，其内信号欠均。提示：左枕叶占位，结合病史，考虑转移瘤。 2014年6月23日张星顺以“右肺癌术后2年，头痛1月”入住被告九〇六医院，诊断为“右肺癌术后脑转移”，予行脑部转移灶伽马刀治疗，7月12日出院。同年8月25日因“右肺癌术后2年，头痛及四肢抽搐1周”再次入住被告九〇六医院，考虑脑转移瘤、并发癫病。入院后予抗肿瘤、脱水、抗癫痫治疗，并行脑ＭＲＩ检查：左枕叶囊状占位××变，性质考虑为脑转移瘤。经治疗癫痫发作逐渐好转，于9月1日出院。9月27日张星顺因“右肺癌术后2年，头痛3天”第三次入住被告九〇六医院。入院后予甘露醇＋地塞米松脱水及丙戊酸钠抗癫痫治疗，并辅助抗肿瘤、免疫等治疗。10月13日张星顺出现意识不清，呼之不醒，查体见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血压187／140ｍｍｌｌｇ，予降颅压、抗癫痫等处理，张星顺意识恢复。10月17日下午14时05分左右，张星顺出现血氧饱和度持续性下降，呼吸心跳停止，血压下降，急行心肺复苏、插管，血压维持在130／90ｍｍＨｇ，心率170次／分左右，但自主呼吸消失。当日张星顺死亡，被告九〇六医院向其家属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2015年2月6日，宁波市医院学会根据原告梁小春和被告华美医院的共同委托，对死者张星顺的医疗损害进行鉴定并作出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宁波市第二医院在医疗活动中不存在医疗过错。该次鉴定鉴定费2000元由原告方支付。 2015年5月20日，四原告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2015）立预收字第11号予以登记。后根据四原告的申请，该院依法确定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两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5年12月18日，该中心以张星顺未行尸体解剖难以确定死因、无法完成委托为由，对鉴定不予受理。 2019年2月11日，根据四原告的申请，经本院的指定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两被告对死者张星顺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了鉴定。鉴定专家组认为，死者张星顺“右肺中叶漫润性肺癌”诊断明确，在医方一施行手术和化疗后，嘱患者在门诊进行常规复查，进行多次脑部MR检查，符合诊疗常规。后因患者“右肺癌术后脑转移”入住九〇六医院治疗，予伽马刀放疗可行。但两医方在诊疗中有以下过错：被告华美医院：1.专家组复读2013年12月23日患者头颅MR平扫（编号EY293998）医方未能检出左枕叶约3-4mm小病灶，虽有建议必要时行MR增强，但也未及时行MR增强检查，导致肺癌脑转移不能及时确诊，延误诊疗；2.在明确脑转移瘤后，根据患方陈述，该院胸外科医生马上联系九〇六医院行伽马刀放疗，而未请该院神经外科、神经内科专科会诊，也未提供其他可选择的治疗方案。被告九〇六医院：1.入院时未提供除伽马刀放疗外其他治疗方案，告知不到位，使患者失去了选择机会；2.在行伽马刀治疗中，患者出现颅内压增高、脑疝时，也未请神经外科会诊指导治疗抢救及正确使用脱水剂，治疗措施欠规范，也未考虑到有否开顺减压的可能。本例因未行尸检，确切的死因难以明确，据现有资料分析，患者因肺癌术后脑转移经伽马刀治疗后出现颅内压增高、脑疝形成而死亡，是本例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鉴定结论：1.被告华美医院在对患者张星顺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在造成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的40%。2.被告九〇六医院在对患者张星顺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在造成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的60%。该鉴定鉴定费6500元由原告方支付。 另查明，原告张克申、杨志梅系夫妻关系，育有张共国、张有放、张星顺。死者张星顺系原告梁小春妻子、原告梁倩倩母亲。 又查明，宁波市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60134元、36712元、70780元。 上述证据有当事人提交的病历材料、诊疗记录，宁波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书、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函，以及当事人双方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双方对两被告对死者张星顺实施了诊疗行为以及张星顺在被告九〇六医院住院期间死亡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在于：一、两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各自的过错行为与张星顺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二、原告的损失范围、金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因该争议涉及专门性问题，应当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原告方曾与被告华美医院共同委托宁波市医学会对死者张星顺的医疗损害进行鉴定并由宁波市医学会作出报告。因该报告系原告与被告华美医院共同委托，仅就被告华美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故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两被告责任划分的依据。本案在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预立案登记期间，经该院摇号确定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案鉴定机构，后该中心以未作尸检为由退回鉴定委托。后原告再次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以书面方式征询两被告意见。被告九〇六医院明确表示，死者未作尸检，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同意再行委托鉴定。因本案死者死因判断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未能就本案委托鉴定形成鉴定结论，属“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故本院依据有关规定指定具备相应鉴定能力的浙江省医学会为本案鉴定机构。浙江省医学会在鉴定中组织本案各方代表共同选取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并就回避事项征询了当事人意见。专家组根据鉴定材料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合议后形成鉴定结论。被告九〇六医院当庭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因鉴定报告向双方送达后，本院已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故该申请本院不再予以准许，告知其可以书面方式进行质询。浙江省医学会对被告九〇六医院的质询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综上，浙江省医学会具备鉴定资质，其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无法律规定的不应当采信的情形，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鉴定意见，被告华美医院专家组复读2013年12月23日张星顺头颅MR平扫未能检出左枕叶约3-4mm小病灶，虽有建议必要时行MR增强，但也未及时行MR增强检查，直至2014年6月17日方才通过MR影像检测结果提示“左枕叶占位，结合病史，考虑转移瘤”。被告华美医院未能及时检测出左枕叶约3-4mm小病灶，导致肺癌脑转移不能及时确诊，延误诊疗，该节鉴定意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鉴定意见另指出，被告华美医院在明确脑转移瘤后未组织专家会诊，也未提供其他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具有过错。关于九〇六医院的过错部分，鉴定意见认为该院在张星顺入院时未提供除伽马刀以外的诊疗方案，未保障患者及其家属的诊疗方案选择权，以及在行伽马刀手术治疗中措失欠规范，未考虑开颅减压，均与张星顺伽马刀手术治疗后出现颅内压增高、脑疝形成而死亡的后果均有因果关系。然张星顺“右肺中叶浸润性肺癌”早于2012年6月即已确诊，被告华美医院施行手术和化疗后，进行多次脑部MR检查，均符合诊疗常规，被告九〇六医院予伽马刀放疗可行。张星顺死亡主要原因仍在于其自身罹患肺癌，而非医源性疾病或其他不当诊疗行为的直接后果，故两被告以上过错行为仅为其死亡后果的次要原因。被告抗辩四原告不同意对死者张星顺进行尸检，致使死亡原因无法查明，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因其未能就其已向原告方履行尸检告知义务以及原告方拒绝配合尸检进行有效举证，故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鉴定结论被告华美医院对张星顺的死亡承担16%（40%×40%）的责任，被告九〇六医院承担24%（40%×60%）的责任，与两被告过错程度以及过错程度与张星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大小基本适应，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如前所述，患者张星顺死亡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疾病因素，而非被被告过错所致的医源性疾病等其他损害后果所致。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均为其治疗肺癌的必要支出，与本院认定的两被告的过错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被告九〇六医院针对该部分损失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1202680元（60134元/年×20年）、丧葬费35390元（70780元/年÷12×6个月）、被扶养人原告杨志梅（1950年6月16日出生）生活费195797.33元（36712元/年×16年÷3人）、被扶养人原告张克申生活费146848元（36712元/年×12年÷3人）均于法有据，且金额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费用支出，本院结合本案实际并参考司法实践现状，酌情确定8000元。原告主张的鉴定费8500元，其中宁波市医学会收取的鉴定费2000元，因该鉴定系原告方与被告华美医院共同委托，鉴定结论为本院委托形成的鉴定结论所否定，故原告该笔鉴定费支出由被告华美医院承担。浙江省医学会收取的鉴定费，本院将在诉讼费分担部分予以处理。 综上，四原告主张的损失合理部分1588715.33元（不含宁波市医学会鉴定费2000元），由被告华美医院承担254194.50元，被告九〇六医院承担381291.70元。两被告在诊疗过程中的过失行为，客观上加重了四原告因张星顺死亡而遭受的精神痛苦，应予适当慰藉。综合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各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被告华美医院支付8000元，被告九〇六医院支付12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赔偿原告梁小春、张克申、杨志梅、梁倩倩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及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费用支出381291.70元，精神抚慰金12000元，共计393291.7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被告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赔偿原告梁小春、张克申、杨志梅、梁倩倩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及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费用支出254194.50元，精神抚慰金8000元，鉴定费2000元，以上共计264194.5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原告梁小春、张克申、杨志梅、梁倩倩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延迟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1364元，减半收取计5682元，鉴定费65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负担6792元，被告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负担4647元，原告梁小春、张克申、杨志梅、梁倩倩负担7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熊兴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朱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