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再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二段182号成都华能综合利用公司肆楼办公室1-4号（上楼右侧）。 法定代表人：赵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昔，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枝，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99号1栋1楼101、103、105号2楼201、202号。 负责人：高峰，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锦蕴，女，该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鸿彬，男，该分行员工。 一审第三人：四川中天诚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三河段106号。 法定代表人：黄永忠，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及一审第三人四川中天诚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川01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川民申445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昔、陈艳枝，被申请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锦蕴、黄鸿彬到庭参加诉讼，中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中集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主要证据系伪造，送达程序严重违法，现有新证据并足以推翻原判。1.原审仅对中集公司工商登记地址进行现场送达，未果后没有邮寄送达即径行公告送达，且对中天公司亦采取同样方式送达，原审仍错误使用公告送达方式，造成中集公司无法及时参加诉讼并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导致原审错误判决。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是非常清楚中集公司实际办公地点的，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公证送达《退款通知书》时，就直接到达了中集公司的实际办公地点。2.经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原审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即2份2013年《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印章系伪造；本案仅能调取到的6张案涉承兑汇票上显示的背书人均为中集公司，但加盖的却是被公司早已注销的前任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签章及公司财务专用章，案涉承兑汇票背书相关签章也系伪造。由于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不存在所谓《购销合同》约定的买卖关系，涉案票据据以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亦不成立，故中集公司不应负任何银行承兑汇票义务与民事责任。请求撤销（2016）川01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书。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提交意见称，中集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涉案的10张承兑汇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已经全部承兑，现汇票原件留存于银行。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原审中的起诉请求为：1.判令中集公司公司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退款人民币34501310.29元；2.判令中集公司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支付滞纳金，（暂计至2016年9月6日共计人民币6607690.95元，最终金额以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具体金额为准）；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以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中集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2012年5月12日，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深发展成都分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天公司、作为丙方的中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第一条，中天公司（乙方）、中集公司（丙方）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深发展成都分行（甲方）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乙方同意由甲方负责将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送达给丙方。第二条，乙方申请甲方承兑汇票或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时应当向甲方交存初始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的30%。第三条，贸易合同项下货物由乙方自行提取，乙方提货按下列方式进行：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乙方每次向丙方提货均应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乙方提取货物的，应先向甲方提交《提货申请书》，并按照《提货申请书》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提前还款手续。甲方审核同意后，签发《提货通知书》。丙方收到《提货通知书》后应核对《提货通知书》的有效签章，核对无误后立即签发《提货通知书回执》给予甲方。丙方违反上述规定给乙方提货的，应当在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乙方一起向甲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四条，若乙丙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丙方实际未发货，或丙方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规定，或乙方出现本协议第五条所述的逾期未提完货物的，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未发货部分等额的款项直接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或者将原银行承兑汇票、原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直接退还甲方，乙方对此没有异议。丙方将原银行承兑汇票退回的，丙方已发货部分的款项由乙丙双方另行结算。第五条，乙方应在甲方授信发放后3个月内将授信项下货物提取完毕，逾期乙方仍未提完货物的，甲方有权主张授信提前到期，同时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履行退款责任……第八条，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规定的退款责任的，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2012年7月20日，中国银监会下达银监复（2012）397号文，同意深圳发展银行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业务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承接。 2012年11月19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天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甲方同意授予乙方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012年11月19日起至2013年9月9日。额度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但额度内各种授信品种余额合计不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额度期满后，未使用的额度自动失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拆借、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 2013年7月2日，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中天公司向中集公司购买100辆自卸车、25辆牵引车、25辆LNG半挂运输车，价款共计6290万元。中天公司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集公司支付购车定金壹万元/台，提车时抵付购车款；中天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集公司支付车款，在收到全额银行承兑汇票的前提下中集公司于定金到账后30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交付中天公司。2013年7月10日，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中天公司向中集公司购买50辆自卸车（LNG）、40辆自卸车（柴油），价款共计3602万元。中天公司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集公司支付购车定金壹万元/台，提车时抵付购车款；中天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集公司支付车款，在收到全额银行承兑汇票的前提下中集公司于定金到账后30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交付中天公司。 2013年7月29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甲方，中天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汇票承兑合同》，约定甲方为乙方签发的总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合同项下银行承兑汇票主要内容见附件一“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双方对于承兑的担保与承兑手续费的约定为：乙方向甲方交存保证金壹仟柒佰伍拾万元整，保证金汇入账号为18×××13的账户。交存的保证金转移为甲方占有，保证金本息作为向甲方申请承兑的质押担保。自划转或交存之日起，保证金按照交存期限对应的同期同档次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乙方按照汇票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在承兑时向甲方支付承兑手续费。承兑汇票清单中列明，2013年7月29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出具8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天公司，出票人账号为11×××01，收款人为中集公司，收款人账号为12×××01，8张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500万元。中天公司在承兑汇票清单尾部盖章确认。该8张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29日，现已全部承兑完毕。2013年8月1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甲方，中天公司作为乙方，再次签订《汇票承兑合同》，承兑汇票清单中列明，2013年8月1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出具2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天公司，出票人账号为11×××01，收款人为中集公司，收款人账号为12×××01，2张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500万元。中天公司在承兑汇票清单尾部盖章确认。该2张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2月1日，现已全部承兑完毕。 2014年3月3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委托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对向中集公司邮寄送达《退款通知书》的行为进行公证。蜀都公证处出具（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3735号公证书，描述了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向中集公司邮寄送达《退款通知书》的过程。《退款通知书》载明“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贵公司和我行、四川中天诚健事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预付类贸易融资业务，并签订了编号为……如贵公司不能立即履行退款义务，我行将随时采取一切法律措施，以保障我行权益。特此通知。” 2015年2月5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就向中集公司送达《退款通知书》的过程向蜀都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1921号公证书，载明“本公证员与本处工作人员陈妍斐及申请人的代理人李浩、王嘉于二○一五年二月五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一起来到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找到了一位被李浩、王嘉称为‘赵峰’（读音）的男性，李浩、王嘉当我们面将申请人向四川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出具的《退款通知书》原件交给赵峰，赵峰看完后留下了一份，但拒绝在上述通知上签字。”公证书后附《退款通知书》一份。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庭审中陈述，中天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交纳了3500万元保证金。 原审认为，《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综合授信额度合同》、2份《购销合同》、2份《汇票承兑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按照《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中集公司承兑了7000万元，而因中天公司在交纳保证金3500万元后未补足敞口，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亦未出具提货通知书，根据各方在《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第四条“若乙丙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丙方实际未发货，或丙方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规定，或乙方出现本协议第五条所述的逾期未提完货物的，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未发货部分等额的款项直接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或者将原银行承兑汇票、原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直接退还甲方，乙方对此没有异议。丙方将原银行承兑汇票退回的，丙方已发货部分的款项由乙丙双方另行结算。”的约定，中集公司有义务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进行退款。关于退款的金额，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实际向中集公司兑付7000万元。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在扣除中天公司支付的3500万元保证金及保证金结息498689.71元以后，按照实际垫付的34501310.29元进行退款，因该主张符合各方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的滞纳金，根据各方在《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八条“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规定的退款责任的，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按照《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四条“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未发货部分等额款项直接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之约定，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向中集公司在合同中载明的通讯地址邮寄退款通知书后5日内未进行退款，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从2014年3月10日起，以未给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滞纳金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中集公司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退还34501310.29元及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为：以34501310.29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0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滞纳金应计算至本金全部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247905元，由中集公司负担。 再审中，中集公司举出了一份成都市公安局出具的《销毁印章证明》，载明备案于公安机关的、时任中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三强”的法定代表人私章于2012年10月15日销毁。中集公司还举出一份成都蓉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成蓉[2018]文鉴383号鉴定意见书，载明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上中集公司的印章系伪造。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举出两份中集公司出具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拟证明中集公司收到了案涉10张承兑汇票。中集公司质证认为《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的印章系伪造。因双方均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共同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 中集公司要求鉴定以下事项：1.2013年7月2日、10日中天公司与中集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中，公章与中集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2.鉴定涉案的10张承兑汇票背书上中集公司财务印章与中集公司实际所用财务章是否一致。3.本案中两份《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中所盖印章与《合同协议书》及公安机关备案章是否一致。上述鉴定申请拟证明，《购销合同》上的公章及《承兑汇票》背书上的财务章均系伪造，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中集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票据义务。经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成联（2019）文鉴字第2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两份《购销合同》中集公司的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章不一致。2.10张承兑汇票的背书上中集公司的财务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章不一致。3.《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印章与《合同协议书》或公安机关备案章均不一致。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要求鉴定：1.中集公司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留存的非本案所涉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中集公司公章与《合作协议书》及公安备案章的一致性。2.中集公司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处留存的非本案所涉的、编号为30700051/20525949的承兑汇票背书上的财务专用章与案涉10张承兑汇票背书上的财务专用章是否一致。上述鉴定申请拟证明，《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所加盖的公司印章及案涉10张承兑汇票所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可能与公安机关备案章不一致，但系中集公司日常所用印章。经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成联（2019）文鉴字第2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中集公司公章与《合作协议书》上印章一致。2.编号为30700051/20525949的承兑汇票背书上的财务专用章与案涉10张承兑汇票背书上的财务专用章不一致。 经质证，中集公司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予以认可，认为鉴定意见书能够证明《购销合同》并非中集公司签订，且案涉10张承兑汇票并非为中集公司提供并使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亦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未尽到对承兑汇票审慎的审查义务，承兑银行仅需审查票据本身的真实性和背书的连续性，因此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中集公司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对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均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认定如下： 一、《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签订后，中集公司未与中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2日与7月10日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经鉴定，该两份《购销合同》上加盖的中集公司公章均非公安机关备案章，且也与中集公司在其他业务中留存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业务单据上的印章不一致。故对中集公司主张两份《购销合同》中印章系伪造，其并未签订上述《购销合同》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中集公司未在《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盖章，未收到本案所涉10张承兑汇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再审中举出的2张由中集公司加盖公章、确认收到本案所涉10张承兑汇票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但《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的公章经鉴定并非中集公司在公安机关的备案章，亦与中集公司在其他业务中留存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业务单据上的印章不一致。同时，《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有权签字人”栏并无签字。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系拟制人格，需通过特定自然人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只有当该自然人的行为系具有代表权的职务行为时，其代表公司的签章行为才能对公司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无法证明当时盖章的人员为具有签收此类汇票权限的中集公司财务人员，同时《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上的公章亦为虚假，故《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既无有权代表人的签名，亦未加盖有效的公章，故本院采纳了中集公司其并未收到案涉10张承兑汇票的抗辩意见。 三、本案所涉10张承兑汇票，并非由中集公司背书转让。本案所涉10张承兑汇票，均系出票人为中天公司，收款人为中集公司，承兑人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票面所载信息显示中集公司将所有汇票背书转让，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均已全部承兑。但背书转让处加盖的中集公司财务专用章并非公安机关备案章，也与中集公司在其他业务中留存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业务单据上的印章不一致。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主张该汇票上“吴三强印”系真实的，经审查，因上述“吴三强印”已于2012年10月15日交成都市公安局销毁，销毁时间早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发放案涉承兑汇票的时间。综上，本院认为承兑汇票上留有的“财务专用章”及“吴三强印”均系虚假，故本院对中集公司主张承兑汇票背书中的印章系伪造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一）2012年5月12日，深发展成都分行与中天公司、中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三方以担保提货模式进行贸易活动。中天公司作为买方，中集公司作为卖方签订贸易合同，深发展成都分行为中天公司、中集公司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授信融资支持。中天公司、中集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深发展成都分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协议约定，由深发展成都分行负责将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送达给中集公司。该合同第四条关于中集公司的退款责任约定为：若中天公司与中集公司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中集公司实际未发货，或实际发货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约定，或中天公司逾期未提完货物的，中集公司应在收到深发展成都分行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中天公司已收到的货款金额（授信金额）与累计提货价值间的差额款项直接退还给深发展成都分行。2012年7月20日上述业务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承接。为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中天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同意授予中天公司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012年11月19日起至2013年9月9日。2013年7月29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中天公司签订《汇票承兑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为中天公司签发的总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此后，中天公司按照《汇票承兑合同》的约定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交纳了3500万元的保证金。 （二）2013年7月29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发放了8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天公司，收款人为中集公司，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500万元。该8张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29日，现已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全部承兑完毕。2013年8月1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与中天公司再次签订《汇票承兑合同》，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又发放2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中天公司，收款人为中集公司，2张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500万元。该2张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2月1日，现已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全部承兑完毕。据上述10张承兑汇票的背书记载，收款人“中集公司”收到票据后已背书转让，但中集公司并未收到过上述承兑汇票。 （三）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承兑了上述10张承兑汇票后，因中天公司超出提货期限未打款提货，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向中集公司申请退款。2014年3月3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委托蜀都公证处对向中集公司邮寄送达《退款通知书》的行为进行公证。《退款通知书》载明：截至2014年1月26日，中天公司尚有价值7000万元的货物超出提货期限未打款提货，故根据担保提货协议约定，要求中集公司将7000万元及相应滞纳金退回平安银行成都分行。2015年3月10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再次委托蜀都公证处对向中集公司直接送达《退款通知书》的行为进行公证，送达地址为中集公司实际办公地，即成都市新都区龙虎大道2499号成都中集工业园中集车辆总经理办公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深发展成都分行、中天公司、中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三方协议。该协议由各方当事人盖章确认，系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中集公司与中天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另签订贸易合同，进行相应的贸易活动。但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仍依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与中天公司另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汇票承兑合同》，并据此发放了10张以中集公司为收款人的承兑汇票。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应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将发放的承兑汇票送达中集公司，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已将案涉10张承兑汇票送达中集公司，因此中集公司在尚未收到承兑汇票的情况下，不应承担票据款项的返还责任。故本院对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要求中集公司退款及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本案中仅向中集公司主张返还相应款项，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仍可向中天公司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川01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7345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承担，再审案件受理费247345元由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承担。再审中，四川中集车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支付的鉴定费79000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承担，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经支付的鉴定费63200元，由其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案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 洋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杨 桓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菁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