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0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程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财经大学，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赵忠秀，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谟伟，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友，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章丘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财经大学（以下简称山财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6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丘城建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山财大向章丘城建公司支付配套工程款18532584.33元或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山财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民事诉讼法第49、108条规定。本案一审经过审理认定山财大不是涉案合同的主体，如果适用主体不适格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起诉，应当用裁定驳回，而不应当用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出了错误判决。一、一审法院推定山财大与章丘城建公司签订的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的附件四事实存在，在山财大没有举证的情况下认定山财大不是2009年6月22日章丘城建公司与山财大签订《补充协议》的当事人，显然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2009年6月22日章丘城建公司与山财大签订的《补充协议》对配套工程的建设进行了约定：山财大委托章丘城建公司建设教职工宿舍配套工程；结算方式为配套工程按山东省建筑定额按实结算；付款方式为配套工程开工五日内一次性支付总价款的50%，竣工后付总价款的48%，余2%保修金一年内付清。该协议是章丘城建公司与山财大对建设教职工宿舍配套工程单独约定。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的内容是对章丘城建公司建设山财大的教职员工宿舍的单价进行了单独约定，该单价包括征地费用、建筑安装费、监理、材料和设备供应安装、设计费、验收、营业税、办理项目的相关税费等。以上《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的内容完全不一致，是约定的两个不同的事项。并且《补充协议》是由山财大签署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事项应由山财大履行。一审法院在没有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的附件四这项证据的前提下，强行推断认定《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不是山财大，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在协议书附件三中约定为教职工建房的费用不包括补充协议的内容，从协议的页码看，第9页就是附件三，附件三专门约定了开发费用，在附件三之后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独立的协议。二、一审法院依据山财大提交的山财大的职工与章丘城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的约定认定山财大并非2009年6月22日章丘城建公司与山财大签订《补充协议》的当事人，是错误的，没有逻辑性。章丘城建公司在与山财大代表职工签订的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对宿舍的价格所包括的内容有了明确约定，配套工程的结算以及房屋价格差价山财大在2009年6月22日《补充协议书》中已经做出了承诺，差价每平方30元追加到配套工程中结算，配套工程由山财大结算工程款，以上内容明确了配套工程结算的主体为山财大。一审法院视此事实于不顾，错误认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以上法律规定仅是对当事人举证的规定。本案中，章丘城建公司对案件事实举证足以证实山财大应当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对工程款的数额章丘城建公司申请了司法鉴定，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的附件四章丘城建公司的确没有，山财大也没有该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山财大主张2009年6月22日章丘城建公司与山财大签订《补充协议》是山财大代理职工签订的，理应由山财大负举证义务，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却将该责任强压于章丘城建公司，违反了民诉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适用该法律规定判决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实属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不当，作出了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章丘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山财大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章丘城建公司的上诉，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主体是购房教职工与章丘城建公司，山财大只是一种代理行为。协议书等文件应为购房教职工与章丘城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全部购房教职工共同委托单位建设领导小组代理签订。《协议书》的甲方明确记载为“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名单附后）”，无论从字面意思理解还是从事实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看，《协议书》的甲方主体都不是山财大，而是山财大购房教职工。章丘城建公司在上诉状中也自认“章丘城建公司在与山财大代表职工签订的2009年6月22日《协议书》中…”，既然章丘城建公司已经认可《协议书》中山财大系代理人，那么《补充协议》是依附于《协议书》的补充内容，其主体自然是与《协议书》的主体一致。因此，《协议书》与《补充协议》是基于同一事项而签订的，签订主体均为购房教职工与章丘城建公司，山财大只是一种代理行为。再者，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单位，从经费来源来讲属于财政全额拨款，支出的每一分钱都必须列入财政支出。因此，学校不可能也没有义务为学校以外的购房主体支付任何费用。《协议书》的附件四为《山东财政学院教工宿舍建设购房职工授权委托书》，在《协议书》的正文最后部分明确记载了附件四，因山财大不是协议的主体，故附件四中的具体内容应由章丘城建公司提供，从附件四名称也可以直观的看出，山财大建设领导小组只是购房教职工的受托代理人，并非协议的履约主体。无论是《协议书》还是《补充协议》，没有任何条款约定配套工程款的付款主体为山财大。退一步讲，章丘城建公司主张的配套工程款及利息，系城建公司单方面计算的数额，城建公司提供的结算汇总表系其单方面制作，工程量及价款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山财大不是付款主体，因此也从未进行过任何签字盖章确认。故章丘城建公司对山财大的主张，缺少客观事实与法律依据。购房教职工分别与章丘城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对商品房进行了重新定价，已经将配套设施工程费用涵盖在了购房款中，合同中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均作了相关约定。因此，教职工的购房行为属于市场化的购房行为，且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章丘城建公司无权向山财大主张任何权益。山财大并非《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协议书》被认定为预约合同，相关的《补充协议》也不能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章丘城建公司依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要求山财大支付涉案房屋的配套工程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章丘城建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章丘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章丘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山财大的合法权益。章丘城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财大支付配套工程款15052922.62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山财大负担。诉讼过程中，章丘城建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山财大支付配套工程款18532584.33元及利息（自2013年5月2日起至起诉前一日，以7526461.31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前一日；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8532584.33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2日，以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为甲方委托山东财政学院教工宿舍建设领导小组（注明负责人为董维杰）与以章丘城建公司（原名称为章丘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由甲方购买乙方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开工时间2009年6月30日前，该协议在落款甲方、甲方代理单位代表签章处加盖了山东财政学院公章，并由董维杰签名。同日，以山东财政学院为甲方委托山东财政学院教职工宿舍建设领导小组（注明负责人为董维杰）与以章丘城建公司为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建设的山东财政学院教职工宿舍原定2330元/㎡，实际协议签定为2300元/㎡，差价30元/㎡，追加到配套工程结算中。”“二、教职工宿舍范围内的配套工程：道路、绿化、水、电、暖气、排水管网、弱电管网、院墙、大门、安保系统、路灯、停车位等由乙方施工。”《补充协议》在落款甲方、甲方代理单位代表签章处加盖了山东财政学院公章，并由董维杰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章丘城建公司并未按期开工建设。2011年6月2日，章丘城建公司在章丘市国土局的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本案所涉土地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2011年11月22日，章丘城建公司办理了本案所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手续，用途为居住。因为章丘城建公司迟迟不能开工，许多教职工退了房子，最后确定盖七栋楼，并进行了二次选房。2012年11月份，章丘城建公司就本案所涉工程开始施工，并作出“财大花园工程形象进度计划承诺”，系对所建7栋楼进度的承诺：2013年元月31日完成一层主体，2013年12月31日前竣工验收交钥匙。但所建楼房实际系于2014年9月28日通过竣工验收。2014年2月28日，章丘城建公司取得本案所涉楼房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部分教职工因房屋单价与《协议书》不符，未与章丘城建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并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章丘城建公司交付房屋并承担相应违约金。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书》为预约合同，因此判决驳回了教职工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章丘城建公司与部分教职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房产的产权登记。章丘城建公司与教职工签订的合同中有关于水、电、暖气、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的约定。山东财经学院与山东财政学院合并为山财大后，章丘城建公司向山财大主张《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差价30元/㎡，山财大拒绝支付，章丘城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山财大部分教职工起诉章丘城建公司的案件判决生效后，部分教职工分别与章丘城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的相关约定，双方办理了相关房产的产权登记，购房教职工与章丘城建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山财大并非《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协议书》被认定为预约合同，相关的《补充协议》也不能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章丘城建公司依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要求山财大支付涉案房产的配套工程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章丘城建公司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要求对山财大教职工宿舍配套工程决算价款进行评估鉴定，对本案无意义，不需进行评估。判决：驳回原告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831元，由原告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章丘城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9年4月12日、2017年9月20日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函两份，证明章丘城建公司已经向山财大释明了补充协议主体问题以及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山财大并未提出相反的意见；证据2.EMS及顺丰的回执单各一份，证明证据1中律师函山财大均已经收到，并未提出异议。山财大质证称，对证据1有异议，两份律师函没有收到，不予认可；对证据2不能证明我方已经收到，若该回执单系真实的，只能证明寄出过文件，不能证明是寄出的律师函，也不能证明山财大收到该寄出的文件。山财大认为不应该由学校承担任何责任，学校不是购房的主体。山财大向本院提交本院（2017）鲁01民终3760号案件法庭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在该调查笔录中章丘城建公司认可教职工城建公司最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价为2700元，该价格系城建公司为教职工重新协商，双方自愿确认的购买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该价格已经包括所有配套设施，教职工购买的房屋系配套齐全具有正常使用功能的合法住宅，而协议书最初属于预约合同，当时的价格均价为2300元，只是预估价格。章丘城建公司质证称，对证据有异议，山财大提交的该证据标注的均价为2700元，山财大以此欲证明城建公司与教职工重新签约涵盖了配套工程的费用，显然系山财大自己假想的，是断章取义的，城建公司为山财大建设教职工宿舍签订的附件三中明确了十项开发费用，十项费用不包括配套工程的建设费用，才与山财大签订了补充协议，由山财大支付配套工程的相关费用。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虽然城建公司与山财大签订的协议书约计了2300元的均价，开发过程中土地成本有增加，在该证据的案件中以及教职工与城建公司的诉讼案件中均已经查明了这些事实，最终签订的合同中涉及的房屋价款与补充协议中配套工程的工程款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关于章丘城建公司提交的证据1.律师函两份、证据2.EMS及顺丰回执单各一份，上述两份证据涉及的是章丘城建公司是否向山财大主张工程款的问题，与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山财大是否需要向章丘城建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关于山财大提交的本院（2017）鲁01民终3760号案件法庭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来源于本院（2017）鲁01民终3760号案件卷宗材料，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调查笔录中，章丘城建公司自述涉案教职工宿舍的均价为2700元，系其自认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2017）鲁01民终3760号案件法庭调查过程中，章丘城建公司自述与其签约的一百四五十户的教职工宿舍房屋均价约为2700元。二审中，章丘城建公司认可上述2700元的均价是由其公司确定的价格，但认为价格上调系因土地价格上调导致的。山财大主张协议书最初确定的单价2300元系估算价，地价的变化系由于章丘城建公司的原因导致，与教职工无关，2700元的单价系商品化的价格，山财大并未参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章丘城建公司要求山财大支付配套工程款及相应利息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从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章丘城建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补充协议》虽载明甲方为山财大的前身即山东财政学院，并在落款处加盖公章，但从该协议名称及协议内容来看，其性质应为补充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上述规定，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的从属合同，补充合同依附于原合同而成立，当然，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亦应与原合同保持一致。从《补充协议》指向的原合同即案涉《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抬头明确载明甲方系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名单附后），且载有“甲方委托代理单位山东财政学院教工宿舍建设领导小组”“附件四山东财政学院教工宿舍建设购房职工授权委托书”等内容。虽然从现有证据来看该附件四并不存在，但从之后的实际履行行为来看，章丘城建公司确系与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签订的购房合同，且已履行完毕。由此足以印证案涉《协议书》的签约甲方即为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而山东财政学院在《协议书》落款处加盖印章的行为仅系代理行为。同理，作为该《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案涉《补充协议》的签约甲方亦应为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而山东财政学院在《补充协议》落款处加盖公章的行为亦应认定为代理行为。其次，从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两份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一致性，即由甲方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委托章丘城建公司建设教工宿舍，房屋建成之后，双方以签订购房合同的形式，章丘城建公司收取购房款作为委托建房以及相关工程费用的相应对价，并由章丘城建公司向山东财政学院购房教职工交付合格的房屋。对此，《协议书》第二项“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教工宿舍交付使用前的所有事宜，如征地、勘察、规划、设计、报建、招投标、施工、监理、材料和设备供应，以及安装、验收等，均由乙方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并办理相关手续”，附件二《山东财政学院教工宿舍建设标准》，以及章丘城建公司与购房职工签订的购房合同中有关交房标准、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中均有明确约定。故无论是《协议书》附件三中约定的费用清单项目，还是《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价差及配套工程费用，均应包含在购房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之中。章丘城建公司主张《协议书》约定的房屋价款由购房职工支付，而《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价差及配套工程费用由山财大支付，该主张既有违双方合同的约定，亦与常理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最后，根据查明事实，章丘城建公司与购房职工已经签订购房合同，并已履行完毕，且章丘城建公司亦认可相关合同价款系由其确定。在此情况下，章丘城建公司又起诉要求山财大支付房屋差价款及配套工程费用，既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亦与其之前的实际履行行为相违背，一审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章丘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31元，由上诉人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