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9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纪娥，女，194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立新，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系陈纪娥长子，户籍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现居意大利共和国。以上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伟，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洪殿北路128号。法定代表人：邹林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章华，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节，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纪娥、朱立新因与被申请人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民终5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纪娥、朱立新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认定案涉房屋由陈纪娥、朱立新居住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除陈纪娥、朱立新之外，移民证上记载的全部成员及他们子女也均有居住使用。二、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无论是B8-4房屋还是C7-2、3号房屋均是温州市移民办安置给陈纪娥一家的房屋，除陈纪娥、朱立新之外还涉及到朱淑娟、朱靖、夏旭丽、朱隆正四人，案涉房屋的认定与朱淑娟、朱靖、夏旭丽等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三、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从物权登记看，案涉房产B8-4号的物权人系陈纪娥，家庭共有成员有朱淑娟、朱靖、夏旭丽、朱隆正和朱立新。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并非案涉房产的物权人，其没有资格诉请陈纪娥、朱立新腾空该房产。如果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认为确权登记非法，应该先提起确权之诉。四、案涉移民安置房适用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温政办（1996）47号（以下简称47号文件）还是温州市移民安置办公室文件温移办（96）39号（以下简称39号文件）问题。本案移民安置到底适用哪份文件标准安置，移民安置房屋清单是最好的证明。陈纪娥、朱立新在一、二审程序中申请法院调取该移民安置房屋清单，只要该清单证明移民都是按照39号文件安置的，则陈纪娥、朱立新愿搬离案涉房产。五、本案诉争房产安置涉及移民共6人，朱立新既非户主又未得到其他家庭成员授权，朱立新的承诺对其他移民没有约束力。六、本裁决具有不可执行性，程序上有问题。本案判决陈纪娥、朱立新停止侵权、搬离案涉房屋，除二人之外的其他人依据政府颁发的移民证居住，合法合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八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陈纪娥、朱立新于一审庭审自认两套房屋由其二人居住。涉案B8-4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登记陈纪娥一人。其他成员及子女居住或临时居住的权利，依附于陈纪娥对其不动产权利，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二、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已参加。朱淑娟、朱靖、夏旭丽、朱隆正等人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相关安置事宜一直是由陈纪娥与朱立新二人办理，该二人于一审庭审中均陈述两套房屋由其二人居住，且未在一审申请追加其他当事人。三、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在本案中主体适格。根据案涉B8-4号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划拨土地使用协议，该房屋属于国有资产。虽然该房屋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陈纪娥，但其权源来自国有资产的划拨，因陈纪娥户的安置房屋已调换，其应当返还案涉B8-4号房屋并变更登记。根据温州市移民安置办公室【2007】68号文件，B8-4号房屋交由温州市鹿城区移民安置办公室管理，后该办公室并入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四、移民安置符合文件规定。39号文件与47号文件不存在冲突。案涉B8-4号房屋的权益已包含于调换后的C7-2、3号房屋权益之内。若陈纪娥、朱立新同时拥有两套房屋、享受双倍的权益，则不仅违反了39号文件的规定，亦违背47号文件精神。所谓移民安置房的分配清单与本案无关。五、朱立新的承诺具有约束力。陈纪娥提出调换B8-4号房屋的申请，获批后陈纪娥、朱立新搬迁入住C7-2、3号房屋，朱立新出具《保证书》，与调换申请、搬迁入住的行为、意思表示一致。六、生效的司法判决具有执行力。案涉B8-4号房屋已调换为C7-2、3号房屋，且C7-2、3号房屋已由陈纪娥、朱立新及家庭成员入住，陈纪娥、朱立新应当腾空、返还B8-4号房屋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为此，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已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请求驳回陈纪娥、朱立新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因安置房腾退而引发的纠纷。因建设温州珊溪水利枢纽工程需要，温州市人民政府在珊溪水库屿头、仰义移民安置区项目立项后，印发了47号文件，对该工程的水库移民、工程施工场地和建设用地的移民，确定了“以户为单位计算面积”“实行最高限额”等原则分配宅基地，并要求各县（市、区）“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移民安置的实际情况，制定移民宅基地分配实施细则。”此后，温州市鹿城区移民安置办公室根据47号文件制定了实施办法，经温州市移民安置办公室审核同意并印发了39号文件，该文件第一条载明“本办法适用于温州珊溪水利枢纽工程自谋职业落户在鹿城区屿头安置点的原水库移民。”第四条载明“宅基地分配以户为单位。凡二至四人户每户分配一间宅基地，五至六人户每户分配一间半宅基地，七人以上（含七人）户每户分配二间宅基地。”第六条还载明“按上述规定分配每户的宅基地面积如与47号文件规定所得分配面积有差额的，其差额部分由市移民办按150元／ｍ2予以找补。”根据上述两份文件内容可见，47号文件属于框架性的指导文件，而39号文件显然属于根据47号文件要求而细化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本案陈纪娥户原为文成县东龙乡支坑村人，属于案涉工程移民安置对象，陈纪娥户于1999年9月22日与移民办公室签订《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移民自谋职业合同》，约定“甲方（陈纪娥）结合本人和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经全家商议，自愿要求作自谋职业移民安置，以户为单位一次性迁移到鹿城区屿头村安家落户，并自行解决生产安置”等。可见，陈纪娥户系“自谋职业落户在鹿城区屿头安置点的原水库移民”，属于39号文件的安置对象。根据陈纪娥户的原户籍证明、移民补偿预审表等材料，陈纪娥户原安置人口为4人，分配到一间宅基地，即案涉Ｂ8-4号房屋，陈纪娥户交纳了相应房款，并依据39号文件规定领取了宅基地面积差额退款。后因陈纪娥申请增加其女朱淑娟为移民安置人口，经温州市移民安置办公室反复核定，调查取证，最终确认了朱淑娟的移民身份，并以移民新增人口予以补登。陈纪娥户移民安置人口由4人增加至5人，根据39号文件规定的安置标准，陈纪娥户可分配的宅基地由一间增加为一间半。但根据当时政策已安置的移民户新增人口原则上只能给予经济补偿，在文成县移民办公室的努力下，考虑到陈纪娥户侨眷身份才给予特殊照顾，增加了半间宅基地。移民安置办公室据此将双屿镇新屿居民区Ｃ7-2、3号房屋调换给陈纪娥户，并与陈纪娥户办理了Ｂ8-4转Ｃ7-2、3房款补差手续。虽然原Ｂ8-4号房屋已经于2001年3月6日登记为陈纪娥所有，但该登记系依据陈纪娥户原为四人户进行分配的结果。在陈纪娥户增加人口并调整安置房后，陈纪娥、朱立新应主动腾退Ｂ8-4号房屋。本案中，并无任何文件规定五至六人户可以分配安置房宅基地两间半，陈立新于2002年6月26日出具的《保证书》，保证其限期腾空Ｂ8-4号房屋，以及陈纪娥于2003年7月12日提出申请要求协调解决原Ｂ8-4号房屋装修费用问题等行为，均可印证其完全知悉并了解一移民户不应占有两处房屋的安置政策，但陈纪娥、朱立新在享受政府特殊照顾搬入Ｃ7-2、3号房屋后，仍长期占有Ｂ8-4号房屋，不仅无任何依据和理由，也违背基本的诚实守信原则。至于陈纪娥、朱立新提出原判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未追加必要共同当事人以及未调查收集本案主要证据等申请再审理由。首先，案涉移民安置房系以户为单位分配，案涉B8-4号房屋原系分配给包括夏旭丽、朱靖在内的陈纪娥户4名家庭成员，原判对此已予以认定，并不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其次，案涉安置房一直由陈纪娥、朱立新代表其家庭成员办理申请安置手续，夏旭丽、朱靖等家庭成员从未对该二人的行为提出异议，作为陈纪娥户的家庭成员对案涉安置房的利益与陈纪娥、朱立新并无矛盾，故其他家庭成员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被告，况且，陈纪娥、朱立新在一审中亦未提出申请增加夏旭丽、朱靖等人为被告。故本案并不存在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的当事人。第三，本案证据充分，并不存在审理案件所需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陈纪娥、朱立新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的移民安置房屋清单并非本案必要证据，原审法院未予调取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且该清单与陈纪娥、朱立新无关，其无权要求调取。此外，陈纪娥、朱立新以案涉移民安置依据为47号文件而非39号文件为由，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系其对法律的不当理解。综上，陈纪娥、朱立新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八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纪娥、朱立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