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6刑终206号一审公诉机关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杨秀林，男，1967年7月29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榕江县人，中专文化，小学教师，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榕江县，现住榕江县。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8年6月25日被榕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7月20日经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榕江县看守所。辩护人吴敬林，湖南沐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人吴子德（又名木灵），男，198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榕江县人，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榕江县，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8年12月24日被榕江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至今。一审被告人朱允德，男，198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榕江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榕江县。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5月15日被榕江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8年6月25日被榕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0日被榕江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至今。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审理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秀林犯滥伐林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吴子德犯滥伐林木罪，被告人朱允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危险驾驶罪一案，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黔2632刑初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一审被告人杨秀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7日，2020年5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梁、戴义梅分别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杨秀林的辩护人吴敬林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㈠被告人杨秀林滥伐“吊颈坳至土地公”坡林木的犯罪事实。2000年2月29日，榕江县的龙代远、钱开荣跟钱进刚、杨胜超等人购买位于榕江县“吊颈坳至土地公”坡的一片杉木。2012年3月26日，钱开荣的妻子罗琴香（钱开荣已于2011年去世）和龙代远以92800元的价格将该片林木出售给杨秀林。之后，杨秀林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雇请民工或自己分多次对该片林木进行采伐，所得木材加工后部分出售和自用，部分存放于家中和村内。2018年6月23日，榕江县森林公安局委托榕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鉴定（资质丙级，四名鉴定人员技术职称均为工程师）：杨秀林采伐的“吊颈坳至土地公”坡的面积为24.6亩，采伐蓄积280.3413立方米。被告人杨秀林不服，于2018年8月14日申请重新鉴定。2018年8月23日，榕江县森林公安局又委托榕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另外换人进行鉴定（二名鉴定人员技术职称均为工程师）：杨秀林采伐的面积为25.43亩，采伐林木蓄积为258.7576立方米。经侦查机关对杨秀林家及杨秀林堆放木材的场所进行搜查，对杨秀林滥伐的“吊颈坳至土地公”坡的木材加工成的杉木板150张、杉木地板139块、棺木材料36块、杉木枋14块、松木条270根、松木板49张予以扣押。在庭审中，被告人杨秀林对鉴定结论不服，再次申请要求鉴定。经审查，榕江县森林公安局的重新鉴定（第二次鉴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2019年4月23日，榕江县森林公安局又委托湖南林科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资质丙级）进行鉴定（两名鉴定人员职称为：工程师一名、高级工程师一名），鉴定结论是：杨秀林采伐面积24.46亩（其中1号小班13.5亩、2号小班2.86亩、3号小班8.1亩），采伐总株数为850株（其中1号小班491株、2号小班95株、3号小班264株），采伐林木蓄积132.2450立方米（其中1号小班80.3790立方米、2号小班12.8674立方米、3号小班38.9986立方米）。㈡被告人杨秀林和吴子德滥伐“龙家榜”坡林木的犯罪事实。2011年，杨秀林邀约吴永富一起跟潘朝权购买位于榕江县“龙家榜”坡的一片林木，因吴永富没有资金，就介绍其弟吴子德跟杨秀林合伙购买。之后，吴子德拿了12000元给杨秀林的妻子吴某2叫其转交给了杨秀林作为入伙资金。经过协商，潘朝权以36000元价格将“龙家榜”坡林木出售给杨秀林和吴子德。之后，吴子德外出打工，并嘱咐其嫂子杨正菊在他外出期间如需砍伐该片林木就帮忙管理。2011年6月份，杨秀林以潘昌茂（潘朝权的父亲）的名义办理了一张采伐许可证，批准的采伐蓄积为14.2立方米。之后，吴某2、杨正菊根据杨秀林、吴子德的安排（杨秀林上班，没有时间），雇请民工对“龙家榜”坡的林木进行砍伐。砍伐期间，主要由吴某2和杨正菊进行管理。期间杨秀林曾联系龙某、姜某等人砍伐、搬运木材。木材出售后，杨正菊将分得的15000元交给吴子德，吴子德拿了1000元给杨正菊作为管理费用。经榕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鉴定，“龙家榜”坡采伐面积6.88亩，采伐蓄积71.8994立方米，扣除已办有证的14.2立方米后，实际采伐林木蓄积为57.6994立方米。在庭审中，杨秀林、吴子德提出鉴定结论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要求重新鉴定。2019年4月25日，榕江县森林公安局委托湖南林科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资质丙级，两名鉴定人员职称为：工程师一名、高级工程师一名），结论是：采伐面积6.2亩，采伐株数143株，林木蓄积65.7048立方米，扣除已办证的14.2立方米后，实际采伐林木蓄积51.5048立方米。案发后，吴子德与侦查机关签订了生态恢复协议，缴纳了660元生态补偿金，并退缴5000元违法所得。㈢被告人杨秀林和朱允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实1984年6月至11月，榕江县寨蒿镇万亩林场（以下简称万亩林场）与榕江县（当时为敦仁大队）签订了四份承包荒山造林合同（即寨林造字第014、015、016、017号），合同约定获益后按1：9比例分成（即敦仁村占1成、万亩林场占9成）。合同签订后，万亩林场即组织造林。成林后，万亩林场对林木进行间伐时，双方对林木分成达成了协议，由万亩林场分400余亩给敦仁村作为收益。2012年10月28日，万亩林场与榕江县华宏木业公司（以下简称华宏木业）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将万亩林场位于敦仁村内的“猫形界、达连冲”（面积753亩，上抵达连、下抵猫形界、左抵大刚溪、右抵田子龙）、“马家铺一带”（面积978亩，上抵茶地头、下抵小桥大冲、左抵溪边、右抵正界）、“杉树坳”（面积1134亩，上抵平岭接罗秀宽场接头、下抵平龙下子溪、左抵平野猪冲小溪、右抵平马板场小溪）、“马板场坡”（面积550亩，上抵界、下抵冲、左抵岑、右抵路）四片林木作价1560万元出售90%权益给华宏木业，华宏木业实际支付1404万元给万亩林场；华宏木业享有90%的权益，同时约定了债权债务及经营费用由万亩林场负责清偿等等条款。2017年11月18日，华宏木业在取得了采伐许可证后对购买的“野猪冲”山场的林木进行砍伐。当天，遭到敦仁村以石庆福（敦仁村原村干部，不起诉处理）为首的敦仁村群众100余人到现场进行制止，经政府工作人员劝阻，敦仁村群众撤离了山场，华宏木业也停止砍伐。2017年11月19日，以石庆福为首的敦仁村群众100余人到“野猪冲”将华宏木业砍伐的杉木断筒下山，拉了五车木材到敦仁村堆放。事后，该批木材被华宏木业拉回，经检尺，材积为31.9736立方米。2017年12月18日，敦仁村群众趁送过世老人上山安葬之机，一起商量将“野猪冲”剩下的木材全部拉到村里。第二天，石庆福、杨秀林与敦仁村群众200余人一起到“野猪冲”将华宏木业砍伐的木材全部拉到敦仁村堆放。朱允德在敦仁村微信群里得知后，于当晚赶到村里。当天晚上20时许，有群众提议将拉来的木材出售得款用于开支车辆拉运油钱、误工费、伙食费，经过群众商议，决定将当天拉来的8车木材以35000元价格出售。杨秀林、朱允德决定购买，期间朱守元（另案处理）提出也要购买一车木材加工板子用于装修房屋。于是，杨秀林出资15000元、朱允德出资15500元、朱守元出资4500元，共计35000元购买了拉来的八车杉木（35000元钱交给石庆福），其中朱守元购买的一车木材有5.2立方米，用于加工板子，获利1276元（已退缴）；杨秀林、朱允德于当晚安排驾驶员将六车木材拉到寨蒿镇麻栗坳堆放，另外一车于次日杨秀林安排驾驶员拉到龙某山场堆放。2017年12月21日，杨秀林将砍伐的龙某山场木材掺杂进这车木材共得10.035立方米拉到榕江县福林福木材加工厂出售。之后，杨秀林、朱允德将堆放在麻栗坳的六车共计44.3立方米木材拉到榕江县福林福木材加工厂出售，扣除费用后，共获利13070元。事后，石庆福在接受侦查机关调查期间，杨秀林拿得2000元给石庆福（石庆福已退缴）。经榕江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杨秀林、朱允德、朱守元购买的八车木材（杉木）价值人民币55733元。案发后，朱允德向侦查机关退缴犯罪所得6500元。㈣被告人朱允德危险驾驶的犯罪事实2018年4月25日下午，朱允德与朋友一起在饭店吃饭，期间朱允德喝了一些啤酒和米酒。饭后，朱允德驾驶吴艳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吴艳一起从古州镇车江往县城方向行驶。当晚21时43分，车辆行驶至广成线953km+100m处时（榕江一桥头），被榕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勤民警查获，经现场呼吸式酒精测试，结果为99mg/100ml，遂将朱允德带至榕江县人民医院静脉抽取血液。后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朱允德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3mg/100ml。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秀林单独或伙同吴子德违反国家森林管理法规，滥伐林木数量巨大（其中杨秀林单独滥伐林木蓄积132.2450立方米、杨秀林和吴子德共同滥伐林木蓄积51.5048立方米），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杨秀林、吴子德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杨秀林、朱允德明知是群众哄抢来的木材而购买、出售牟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杨秀林、吴子德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朱允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危险驾驶罪。在杨秀林、吴子德共同滥伐林木犯罪和杨秀林与朱允德共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各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案发后，被告人杨秀林有一般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子德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自首条件，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或免除处罚，同时退缴了非法所得，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朱允德在归案后，能够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并退缴了非法所得，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朱允德所犯的危险驾驶罪，因其体内血液所含乙醇仅为90mg/100ml，且未产生严重后果，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决定对杨秀林、朱允德、吴子德从轻处罚；对一人犯数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罚；经社区调查，对被告人吴子德、朱允德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对吴子德、朱允德适用缓刑。关于被告人杨秀林及其辩护人、朱允德及其辩护人、吴子德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㈠关于“吊颈坳至土地公”坡滥伐的林木不应当连续计算问题。被告人杨秀林无证采伐该片林木从2012年开始至2016年，虽然每次采伐的数量不同，但属于连续作案，其数量依法应当累计计算为数量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从犯罪实施终了之日计算，并未超过追诉时效。该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㈡关于“吊颈坳至土地公”坡滥伐的林木已被处罚的问题。因被告人杨秀林及其辩护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滥伐林木行为已被处罚的事实，不予采纳。㈢关于杨秀林、吴子德辩解“龙家榜坡的林木不是自己砍伐，而是吴某2和杨正菊砍伐”的意见。经查，杨秀林与其妻子吴某2和睦相处，吴子德与其兄嫂又没有矛盾，虽然杨秀林因工作、吴子德外出打工，没有时间具体组织实施砍伐，但作为农村妇女的吴某2、杨正菊（吴子德嫂子）不可能在未得到杨秀林、吴子德同意的情况下组织人员任意砍伐林木出售，且另有证人龙某、石某、姜某、吴某1、吴某2的证言证实杨秀林在砍伐后叫人剔树枝、削树皮、拉运等事务，出售林木收益归杨秀林家庭、吴子德所有。由此，杨秀林、吴子德应对滥伐林木行为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该辩解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㈣关于鉴定问题。正因为被告人杨秀林、吴子德对鉴定结论有意见，经二被告人的申请，榕江县人民法院在审查之前的鉴定存在问题且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后，才同意重新鉴定，再说重新鉴定机构是在二被告人的委托人选定后才由公安机关委托有资质的湖南林科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的，鉴定过程公开、程序符合技术规范、鉴定人员技术职称符合法律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客观的。㈤关于被告人杨秀林、朱允德、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且也不明知的意见。经查，以石庆福为首的敦仁村群众哄抢他人价值55,733元木材的事实已经查证属实，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组织者石庆福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犯罪，但因其主动投案自首、积极协助侦查，犯罪情节轻微而不需要判处刑罚，公诉机关遂对石庆福作出不予起诉决定。被告人杨秀林亲自参与哄抢又参与购买转移，显然属于明知；朱允德虽然未参与哄抢，但是当晚其在人员众多、议论纷纷的言语氛围之中，对自己所购木材的来源系哄抢而来是明知的，其并在出资购买后即行转移出售，进一步印证了其主观明知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5号）第四条的规定，二被告人的行为在主客观方面均具备了《刑法》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罪的全部构成要件。㈥关于朱允德对危险驾驶犯罪已经超过时效的意见。经查，2018年4月25日下午，被告人朱允德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被查获，公安机关于2018年5月15日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该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对犯罪所得，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关于杨秀林、吴子德滥伐林木犯罪所得的认定。①因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杨秀林滥伐“吊颈坳至土地公”坡的林木是否有犯罪所得，故不予明确；②杨秀林、吴子德共同滥伐林木非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吴子德在归案后，主动退缴了5,000元犯罪所得，由于二人是共同出资，共同受益，平均分配。因此，认定被告人杨秀林此次犯罪所得为5,000元。关于杨秀林、朱允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数额的认定。因二人是共同出资、出力，共同受益，平均分配。从朱允德已经主动退缴了犯罪所得6,500元。因此，认定被告人杨秀林、朱允德此次犯罪所得各为6,500元。综上，考虑各被告人的所犯罪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归案后的表现、认罪态度等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杨秀林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五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7,000元。二、被告人吴子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元（已缴纳）。三、被告人朱允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罚金2,000元（已缴纳）。四、对查获并扣押杨秀林滥伐林木杉木板子150张、杉木地板材料139块，杉木棺材料36块、杉木方条9块、松木条270根、松木板49张以及从朱允德木棚内搜出杉木站方5块，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榕江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处理，上缴国库。五、对被告人吴子德退缴的犯罪所得5,000元、朱允德退缴的犯罪所得6,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六、对被告人杨秀林的犯罪所得11,500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一审被告人杨秀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杨秀林的上诉理由是：一、作为上游犯罪的石庆福聚众哄抢罪未经法院判决确定，上诉人购买石庆福等拉回的木材不能认定是对犯罪所得的收购，上诉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采伐“龙家榜”的林木时，上诉人办有50根14立方米的采伐许可证，而该山的林木一根的蓄积就超过1立方米，按批准的50根采伐量，其蓄积远远超过采伐许可的14立方米，批准的采伐证本来就存在批准根数与批准蓄积不匹配的问题，不应定罪处罚。三、司法鉴定的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无权作出滥伐林木数量的鉴定意见，且鉴定意见采用的计算方法错误，得出的吊颈坳采伐的林木蓄积量比实际蓄积量多了近50%，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审按2012年至2016年的累计采伐量定罪处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一年内多次滥伐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滥伐林木的数量”的规定。四、上诉人因砍伐林木已被行政处罚，并向一审提出，但公诉机关并未收集该证据提交法庭，一审将已被行政处罚的林木蓄积数量的累计计算，属重复定罪。请求本院改判，宣告上诉人无罪。上诉人杨秀林的辩护人吴敬林提出的辩护意见：一、上诉人收购的木材是村民与万亩林场的纠纷财物，群众上山拉木不是聚众哄抢，石庆福不起诉决定书也证明群众上山拉木材不构成犯罪，上游行为不构成犯罪，故杨秀林的下游收购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鉴定意见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⒈鉴定机构林科公司以及鉴定人均不具备鉴定资质，不符合法定规定。⒉鉴定意见计算方法：蓄积=单株木材乘以不同径级的数量累计，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立木蓄积=原木材积÷出材率（68.20%）不相符，导致鉴定意见与实际砍伐数量存在很大差距；⒊同时鉴定把许多被他人盗伐的树桩计入上诉人砍伐数量，与事实不符；⒋以2012年至2016年累计采伐量定罪处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一年内多次滥伐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滥伐林木的数量”的规定；⒌鉴定面积24亩多是怎么测量出的，没有根据。三、上诉人杨秀林无证砍伐的林木虽然系其向他人购买，但并未办理过户登记，不能算作其本人财产，其无证采伐尚未过户到自己名下的林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不能认定为滥伐林木；其2012年砍伐“龙家榜”林木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诉。四、上诉人的滥伐林木行为已被行政处罚，因公诉机关未提交证据给法庭，导致重复定罪。综上，上诉人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不能成立；滥伐林木罪因鉴定意见不合法，本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上诉人有罪，请求法院判决上诉人无罪。检察机关的检察意见是：关于上游犯罪，村民对林木权属有争议，可以采取司法途径救济，不能上山哄抢，村民哄抢林木的事实已经查实，上诉人收购村民哄抢的全部大量木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关于鉴定意见，其一，林业鉴定不属于纳入国家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制度的类型，只要鉴定人具备相应专业职称并且所从业的鉴定机构具备开展相关鉴定的行政批准即可，林科公司是获得从事林业鉴定行政审批的机构，其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其二，林业鉴定依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案中原木已经不存在，根据伐桩鉴定是符合规定的。关于追诉时效和累计计算林木数量，上诉人滥伐林木是连续犯罪，应当以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诉期限并对滥伐林木数量进行累计计算。关于是否构成滥伐林木罪，上诉人购买林木过后，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其滥伐行为对国家林政管理制度造成了侵害，应当以滥伐林木罪定罪量刑。关于行政处罚，一是没有行政处罚的证据，二是即使受过行政处罚，也不影响对其犯罪行为进行追诉。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证据已形成证明锁链，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秀林、一审被告人吴子德，违反国家森林管理法规，无证采伐或者超越采伐证许可数量滥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上诉人杨秀林、一审被告人朱允德明知是群众哄抢而来的木材，仍然共同出资购买销售，妨害司法活动，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审被告人朱允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构成危险驾驶罪。上诉人杨秀林和一审被告人朱允德收购群众哄抢的木材，虽然聚众哄抢的首要分子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本案上游聚众哄抢犯罪事实已经查证属实，首要分子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对下游上诉人杨秀林和一审被告人朱允德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故上诉人杨秀林及其辩护人所提杨秀林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根据办案需要可以聘请具有行业鉴定资质和相应鉴定能力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鉴定，上诉人杨秀林及其辩护人所提鉴定意见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对此已进行充分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杨秀林的滥伐林木行为具有连续性，对其滥伐林木数量以其犯罪行为开始时起至犯罪行为终了之日止累计计算，并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年内多次滥伐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滥伐林木的数量”的司法解释的内在精神，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超过追诉时效及滥伐林木数量不能累计计算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检察机关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检察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杨秀林所提“办有50根14立方米的采伐许可证，而该山的林木一根的蓄积就超过1立方米，按批准的50根采伐量，其蓄积远远超过采伐许可的14立方米，批准的采伐证本来就存在批准根数与批准蓄积不匹配的问题，不应定罪处罚”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所提因砍伐林木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上诉理由，在一审期间已经提出，对此一审判决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龙世红审判员  陈治安审判员  郭荣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陈吉勇书记员龙金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