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8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峰，男，198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场所上海市中山西路1600号1层01-03室、6、7层01-09室。负责人：王宏，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轶群，女，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女，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员工。上诉人沈伟峰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伟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沈伟峰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2.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3.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车辆补贴99,000元；4.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工资39,852.38元。事实和理由：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克扣沈伟峰工资，且未足额给予沈伟峰交通综合补贴及车辆补贴；根据法律规定，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还应当支付沈伟峰未休年休假工资。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沈伟峰的上诉理由，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向沈伟峰足额发放薪酬与交通综合补贴；按规定，沈伟峰并不享受车辆补贴；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部分已过诉讼时效，未过诉讼时效的年休假因沈伟峰未申请休假，故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安排。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不支付沈伟峰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同意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58,911.16元。沈伟峰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1.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2.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3.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4.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车辆补贴99,000元；5.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工资39,852.3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21日，稠州银行（总行）浙稠银﹝2015﹞59号，相关内容显示：“第七条、新设综合型支行取消配置公车，采用货币补贴的方式发予支行负责人，按每月5500元的标准进行现金发放。”“第八条、新设简易型、社区支行不配置行政车辆，也不享受费用补贴。”2016年3月21日，稠州银行（总行）浙稠银﹝2017﹞7号《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相关内容显示：“总行调整了新设机构建设标准……一、现金柜：分行3-5个（原4-5个），简易型支行2-3个（原2-4个）”在附件“新设机构建设标准”中“简易型支行”列显示租赁面积为500平方。2016年5月25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与个人张某签订《上海新场支行房屋租赁合同》，相关内容显示：“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建筑面积200平方米。”2016年6月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6﹞85号《关于沈伟峰的任职通知》显示沈伟峰任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医学园区支行小微金融部经理职务。2016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发出沪银监复﹝2016﹞453号《上海银监局关于同意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新场支行筹建的批复》，同意设立稠州银行上海新场支行并开展筹建工作。2017年1月1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7号，相关内容显示：“第八条期薪执行对象（一）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分行班子成员、支行班子成员……”“第十条期薪预留标准……年度期薪由分行在年终奖兑现日根据一定比例实行预留和管理。”“第十二条期薪视考核情况于扣缴期后三年均等支付，支付时间原则上为每年年末与年终奖统一核发。”“第十六条延期支付周期中，责任人异地交流、系统外调出、离职、退（休）养等，期薪均不能提前支付。”2017年1月17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9号《关于沈伟峰的任职通知》显示沈伟峰任稠州银行上海新场支行（筹）支行行长助理（主持工作）职务。2017年3月6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45号，相关内容：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本办法中营销序列人员包括专职客户经理（含公司业务客户经理和小微业务客户经理）……支行班子等人员。”第三章客户经理薪酬管理“第八条客户经理标准产能对应目标基础薪酬对照表”中“资深客户经理六档”对应的“目标基础薪酬”为9,600元/月；第四章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管理：“第十四条各公司银行部负责人、小微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下挂营销团队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统称营销部门负责人。”“第十五条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组成：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包含实际目标年薪、绩效薪酬和福利，其中实际目标年薪划分为目标年薪和部门考核年薪。实际目标年薪=目标年薪X不良系数。”该款同时规定“基础薪酬按实际目标年薪的35%按月进行发放……保护期内的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总额=35%实际目标年薪+65%部门考核年薪/绩效考核薪酬（孰高）。非保护期内的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总额=35%实际目标年薪+绩效考核薪酬。”“第十六条目标年薪”中“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定级与标准产能对应表”第二档营销部门标准产能“0.5（含）—0.75亿”对应的目标年薪为“15万元/年”。另该条还规定“各档级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为分行最高限价，分行可根据经营状况适当下浮。”“（三）新设或开业起3个月内应对营销部门负责人进行至少一次评定与考核，若部门标准产能完成情况较差的（原则上不低于目标年薪对应部门标准产能的35%），目标年薪应进行下调。新设团队负责人可参照执行。”第五章支行班子薪酬管理：“第十九条支行行长目标年薪定级与标准产能对应表：档级：一档；支行标准产能0-3亿；目标年薪：35万元/年”“（二）各档级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为分行最高限价，分行可根据经营状况适当下浮。”该第十九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与上述第四章第十五条的内容相一致。“（五）支行其他班子成员按如下系数确定实际目标年薪……行长助理为行长实际目标年薪的60%。”庭审中，双方确认一致前述规定中的“不良系数”与沈伟峰从事的业务无涉，该系数就是1，即沈伟峰的实际目标年薪等于目标年薪。2018年8月13日，稠州银行（总行）出具浙稠银审﹝2018﹞31号《上海新场支行原行长沈伟峰离任审计的报告》，相关内容显示沈伟峰于2017年1月17日调任新场支行任行长助理（主持工作），于2018年6月21日免职。在责任认定情况中，显示截至2018年7月10日，沈伟峰期薪余额73,577.83元，无风险责任金需扣缴。在处罚情况中，显示截止2018年6月10日，新场支行及行长沈伟峰均无相关处罚，无未缴纳的罚款。2019年7月25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浙稠银沪﹝2019﹞104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关于沈伟峰违规行为的通报》，相关内容显示，总行稽查部在对沈伟峰开展离任审计时以及分行在对新场支行开展检查时发现沈伟峰在任支行行长助理时存在内控管理不到位、未严格落实监管规定；会计管理不到位，存在操作风险；以及无视劳动纪律、多次旷工等违规行为，决定对沈伟峰处以9,500元的经济处罚，并从其预留期薪中扣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管理平台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显示：沈伟峰名下剩余年休假情况为：2016年3.5天、2017年5天。2018年应休年休假为10天，已休4天。沈伟峰名下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工资明细显示：2017年1月“工资类发放”9,600元、“员工考核奖”17,817.32元；2月“工资类发放”9,600元、“员工考核奖”15,300.09元；3月“工资类它发”4,958元、“绩效奖金预发”2,833元、“员工考核奖”13,899.61元；4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4,766.27元；5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5,144.15元；6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4,596.50元；7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23,552.58元；8月“工资类它发”8,709元、“员工考核奖”13,058.75元；9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4,489.84元；10月“工资类它发”8,500元、“员工考核奖”4,450.93元；11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941.99元；12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655.76元。2018年1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712.76元；2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4,254.71元；3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5,104.60元；4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5,430.07元；5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4,447.75元；6月“工资类发放”5,250元、“员工考核奖”4,612.10元。另，上述工资明细中显示，2017年1月至2月车房贴每月700元、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交通综合补贴每月850元。2019年6月25日，沈伟峰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因申请仲裁于2019年7月2日撤回调解，并于当日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1、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2、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3、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4、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车辆补贴99,000元；5、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的折算工资39,852.41元。2019年8月15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2310号仲裁裁决：一、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伟峰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二、对沈伟峰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持。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沈伟峰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沈伟峰系于2018年6月30日主动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不支付沈伟峰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以及沈伟峰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双方一致确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已发放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12,893.43元、2018年并不存在预留期薪、尚未支付的剩余预留期薪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73,577.83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从2017年度预留期薪中扣除经济处罚9,500元，按照三年均等支付的规定，同意支付58,911.16元，预留5,166.67元在2020年年底前支付。双方一致的陈述表明，沈伟峰于2018年6月30日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之后根据稠州银行（总行）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的沈伟峰的离职审计报告可见，沈伟峰在离职时，稠州银行（总行）已对其进行离职审计，结果显示截止2018年7月10日，沈伟峰剩余期薪余额73,577.83元、无风险责任金需扣缴；截止2018年6月10日，沈伟峰无相关处罚，无未缴纳的罚款。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沈伟峰离职一年后以沈伟峰在职期间存在违规事实为由发出《违规行为的通报》，并据此主张在其预留期薪中扣除9,500元的经济处罚，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为何自己和总行出具的两份结论明显不同的报告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后一份报告具有足以推翻前一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有效性，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在预留期薪中扣除经济处罚9,500元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支付沈伟峰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剩余预留期薪共计73,577.83元。关于支付的具体方式，现双方一致确认，根据相关规定，预留期薪应于扣缴后三年均等支付，且离职人员不能提前支付。因沈伟峰已于2018年6月离职，其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一次性全部支付预留期限的诉请，无合同、规章制度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同意支付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的前两年的预留期薪，要求2017年最后一期的预留期薪留在2020年年底发放，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一致确认2017年全部未发放预留期薪为25,000元，故其中8,333.33元（25,000元/3年）可于2020年年底前支付。综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一次性支付沈伟峰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65,244.50元（73,577.83元-8,333.33元）。沈伟峰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预留期薪的全额73,577.83元，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伟峰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沈伟峰主张其工资组成为目标年薪加绩效考核薪酬再加各类福利补贴，确认本项诉请的工资差额系其工资组成中的目标年薪差额，具体计算方法为以实得目标年薪15万元的标准扣除工资明细上显示的“工资类发放”（或“工资类它发”、“绩效奖金预发”）一栏上显示的金额后得到的差额，坚持工资明细中的“员工考核奖”不包含在目标年薪中。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则主张目标年薪分35%和65%两部分发放，前者按月固定发放，后者则作为考核薪酬与绩效薪酬相结合发放，区分保护期和非保护期，故“员工考核奖”一栏的工资均包含在目标年薪中，认为已按目标年薪税前17万元（2017年3月至6月）或税前18万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的标准足额支付沈伟峰目标年薪。首先，关于沈伟峰每年应取得目标年薪的标准，沈伟峰主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曹某曾在2016年年底以口头方式告知其任命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之后年薪为税后实得15万元，因沈伟峰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根据双方确认一致的《绩效考核办法》规定，不论是第四章“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管理”或第五章“支行班子薪酬管理”均规定了每月固定发放的基础薪酬为目标年薪的35%，其余65%则需经考核发放，而该部分需经考核发放的目标年薪若在保护期内还须与员工的考核薪酬相比较取较高值；保护期外，除每月固定发放35%的目标年薪之外，另直接发放考核薪酬。由此可见，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目标年薪发放方式的主张与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相符合，该规定于法无悖，应为有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沈伟峰的目标年薪的65%即考核薪酬，与绩效薪酬并列，两者择其一发放，并体现在工资明细的“员工考核奖”一栏内，故在考量沈伟峰目标年薪时，应将“员工考核奖”计入，沈伟峰主张自己的目标年薪应剔除“员工考核奖”，既缺乏合同、规章制度依据，亦于理不合。经一审法院核算，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沈伟峰名下工资明细中“工资类发放”或“工资类它发”部分发放的金额与该期间每月“员工考核奖”发放的金额总计为311,546.78元。沈伟峰诉请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按税后实得15万元的标准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无事实、合同、规章制度依据，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伟峰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沈伟峰确认已按每月700元或850元的标准收到交通综合补贴共计15,000元，但主张其作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应享受副行长每月1,350元待遇，为此提供并未盖章或签字确认的其他人员的车房贴统计表，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不予认可。显然，该证据并不能作为沈伟峰应享受副行长待遇的依据，因沈伟峰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难以支持。关于沈伟峰的第4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车辆补贴99,000元。沈伟峰主张新场支行属于新设综合型支行，根据规定应享受每月5,500元的车辆补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新场支行属于简易型支行。现双方一致确认，新场支行有现金柜2个、租赁面积为200平米。而根据稠州银行（总行）关于《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规定，新场支行符合简易型支行的标准，沈伟峰对该通知并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沈伟峰主张根据银监会的相关通知，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不再区分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而新场支行存在筹建和开业阶段，故反推新场支行应属于综合型支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沈伟峰的该项反推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沈伟峰据此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车辆补贴99,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伟峰的第5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的折算工资39,852.41元。因沈伟峰系于2019年6月25日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其未休年休假可自申请调解之日往前追溯一年，故其要求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因已超过追溯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双方一致陈述，沈伟峰系于2018年6月30日主动辞职，故其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责任并不在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沈伟峰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1月1日至7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判决：一、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伟峰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预留期薪65,244.50元；二、驳回沈伟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沈伟峰提交一份《关于重新印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支行班子成员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旨在证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2017年的工资考核管理办法有漏洞，不应作为本案依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质证认为，沈伟峰提交的考核办法于2018年7月1日起实施，此时沈伟峰已经离职，不适用该考核办法。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考核管理办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实现沈伟峰的举证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是否欠付沈伟峰工资81,386元；2、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是否欠付沈伟峰交通综合补贴9,300元；3、沈伟峰是否应当享受车辆补贴；4、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应当支付沈伟峰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沈伟峰认为目标考核年薪应按100%全额发放，并与个人绩效奖金分开计算。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认为目标年薪由银行根据产能确定，对于保护期内的人员，目标年薪的35%作为基础薪酬按月固定发放，目标年薪的65%作为考核薪酬与绩效薪酬相比取较高者发放，对于非保护期内的人员，薪酬总额即为基础薪酬与绩效考核薪酬。根据绩效考核办法，沈伟峰已过保护期，其年薪总额应为35%的目标年薪加绩效考核薪酬。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每月另以目标年薪的20%作为绩效奖金预发，年底根据绩效考核情况多退少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按目标年薪税前17万元（2017年3月至6月）及税前18万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的标准足额支付沈伟峰目标年薪。本院认为，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营销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保护期内，65%的目标年薪与绩效考核薪酬为二选一择高发放，保护期外，则直接按照绩效考核薪酬发放。此种工资计算模式亦符合对保护期的理解。沈伟峰提出其岗位职级上升后工资待遇下降，与常理不符。但根据绩效考核办法，沈伟峰任职客户经理时适用月薪制，任职行长助理时适用年薪制，薪资变化系因为发放标准发生变化。根据沈伟峰的工资明细，经本院核算，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确已按照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足额发放了目标年薪,对于沈伟峰主张还应当额外发放65%的目标年薪，补发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沈伟峰主张其应当按照副行长级别，享受每月1,350元的交通综合补贴，但未能提供相应规章依据，故对于沈伟峰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沈伟峰认为新场支行属于新设综合型支行，其应享受每月5,500元的车辆补贴。但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新场支行的设置符合简易型支行的建设标准，故新场支行应属于简易型支行，沈伟峰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车辆补贴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鉴于沈伟峰系于2019年6月25日提出劳动仲裁，其对2016年、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关于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鉴于本案中沈伟峰系主动辞职，一审驳回其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沈伟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沈伟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鲁彦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