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9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瑛，女，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陈鸿，浙江君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昭庆寺里街22号。 法定代表人张云雷，党委书记、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王玮，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瑛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以下简称活动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亮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瑛及委托代理人陈伟，被上诉人活动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陈罡、王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4年7月5日，共青团杭州市委文件团市委（84）52号《关于同意成立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的批复》言明经常委会研究决定，并请示市委、制政府领导同意，批准成立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盛瑛曾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签订《杭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一份，约定招用盛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期限为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止，试用期为三个月等事项。1985年8月31日，共青团杭州市委文件团市委（85）38号《关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划归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通知》言明根据市委文件精神，经市有关部门同意，团市委党组研究决定，将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自9月1日起划归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司划归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后，其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公司的一切经营和财务活动受中心指导和监督等。1985年12月，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1986年11月3日，盛瑛（作为被借人）与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西湖照相馆签订《关于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十名合同制工人借用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的协议书》一份，约定盛瑛自1986年9月至1987年11月30日止被借用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工资由西湖区照相馆代发，保险基金从借用期限开始到借用期满由西湖区照相馆支付等。2019年8月22日，盛瑛为与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诉至原审法院，案号为（2019）浙0102民初4440号。后盛瑛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裁定书，准予撤诉。2019年12月，盛瑛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要求补缴三年（1984年11月11日至1987年12月1日）的社会保险费50000元及一次性赔偿损失187000元。2019年12月24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浙杭劳人仲不（2019）6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上述仲裁请求已仲裁时效，决定不予受理。另查明，盛瑛的职工退休证载明其发证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参加工作时间为1991年12月，缴费年限为26年6个月，退休时间为2018年5月。盛瑛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活动中心为其补缴三年（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的社会保险费50000元；二、活动中心一次性赔偿其损失18700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活动中心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二、本案是否已过仲裁时效。关于争点一，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盛瑛主张其在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期间与活动中心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盛瑛的《杭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系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签订，该公司自1985年9月1日起划归活动中心后，公司的经营、财务仅受被告指导和监督，该公司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后，《关于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十名合同制工人借用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的协议书》虽由活动中心签字，但亦载明工资由西湖区照相馆代发、保险基金由西湖区照相馆支付。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劳动关系。关于争点二，原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盛瑛自认合同期满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应早已明知其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期间社保未予交纳的情况，其于2019年12月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显然已过仲裁时效。综上，盛瑛的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盛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盛瑛负担。 宣判后，盛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本案双方未成立劳动关系，系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上诉人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后因国家政策调整，该公司划归活动中心。1984年11月1日，上诉人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系共青团杭州市委于1984年7月5日下文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签订《杭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约定招用上诉人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期限为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有1日，试用期三个月等。1985年8月31日，因党政机关不得经办企业，故共青团杭州市委下发通知明确将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自9月1日起划归活动中心。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后，由被上诉人负责该公司职工安排及人事管理，承接相关权利和义务，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将上诉人派遣至用工单位并负责调整上诉人工资。1986年1月30日，被上诉人在《一九八六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区类增资审批表》中对上诉人工资区类别从五类3级调整为六类3级，标准工资额从50元调整为51元予以审批同意。1986年11月3日，本案双方及杭州市西湖照相馆签订《关于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士名合同制工人借调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的协议书》，时间为1986年9月至1987年11月30日，该借用即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务派遣。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在十名合同制工人的原合同未解除前，活动中心必须有专人负责办理。合同制工人劳动手册由活动中心填发。第六条约定，合同期内和期满后的辞退和解除合同手续，由活动中心负责办理。第八条约定，十名合同制工人受借后，必须遵守西湖照相馆的一切规章制度，如有违反者，则终止借用，退回活动中心处理。这些均表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人事安排及管理权，也明确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后由被上诉人承接相关权利和义务。1986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也对上诉人工资调整盖章确认。因此，上诉人系由被上诉人派遣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有工资审批权，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的主张超过仲裁时效不当。2018年6月，上诉人办理退休手续时，经多方查询才得知案涉三年劳动合同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并多次向被上诉人和共青团杭州市委反映要求补交养老保险均未果，故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为2018年6月，第一次仲裁时间为2019年4月，未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对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未缴纳社保的情况在退休前无法知晓。根据杭总工[84]63号、杭劳薪[84]238号、杭财税二[84]511号和杭保[84]44号关于贯彻市政府[1984]195号文件的补充通知第一条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招用的合同制职工，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企业承担，故缴纳社保系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和被上诉人的单方义务，劳动者没有缴费义务。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注册登记时未进行资产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集体企业终止时应进行企业财产清算。因此，上诉人当时不知道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和被上诉人未缴纳社保的事实。三、一审主动审查诉讼时效、程序违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综上，上诉人盛瑛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活动中心负担。二审庭审中，盛瑛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本案当中所涉及的焦点问题与杭州市青少年实业开发公司是否撤销有很大的影响，一审对杭州市青少年实业开发公司是否撤销并没有书面文件证实。 被上诉人活动中心答辩称：一、本案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上诉人系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关于创办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的请示报告》，该公司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综合经济实体。根据《关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划归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通知》，该公司划归后仍系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公司，上诉人仅就经营和财务活动进行指导。故被上诉人与该公司系独立民事主体，该公司与上诉人订立的劳动合同与被上诉人无关。《关于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十名合同制工人借用到杭州西湖照相馆工作的协议书》也约定上诉人的工资由杭州西湖照相馆代发，保险由杭州西湖照相馆支付，上诉人受杭州西湖照相馆管理，上诉人提供的劳动是杭州西湖照相馆的组成部分，故本案双方无劳动关系。二、本案已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一审中自认合同期满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应明知其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期间社保未缴纳的情况，故本案应自1987年12月2日起算一年仲裁时效，非从上诉人退休之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上诉人损害已经超20年的最长保护期。此外，任何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杭州市青少年实业开发公司是否撤销是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被上诉人活动中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盛瑛在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申请本院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设立和注销的情况。 被上诉人活动中心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盛瑛二审提交的申请，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的设立的材料一审证据中已经存在，注销材料亦系盛瑛举证义务，且对于该公司注销的情况因盛瑛二审中自述其已经查询但没有相关材料，故本院对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1985年12月，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注销”的事实不予确认，其他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盛瑛系主张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月的社保补缴及损失赔偿的劳动争议之诉。因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系盛瑛与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签订《杭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虽自1985年9月1日划归活动中心，但仅公司经营和财务受活动中心指导和监督，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不变，故《杭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的相对方系盛瑛和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盛瑛向合同相对方以外的活动中心提起诉讼，应当提交合同主体变更以及活动中心承继杭州市青年实业开发公司权利义务的证据。并且，盛瑛二审自述其结束在杭州西湖照相馆的借用工作后，也即上述合同期满后，自行去其他单位工作，并根据其退休证记载，其参加工作和缴费年限自1991年12月起算，故其应早已明知1984年11月1日至1987年12月1日期间社保未予缴纳的情况，其于2019年申请劳动仲裁明显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综上，盛瑛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盛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