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3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杰，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鄢陵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尹雪丽，女，198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鄢陵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万富，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新城市。上诉人赵文杰、尹雪丽因与被上诉人王万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文杰、尹雪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万富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万富并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首先，王万富提供的对账明细系其自行制作，赵文杰、尹雪丽对该对账明细并不认可。仅凭该对账明细不足以认定王万富向赵文杰、尹雪丽支付款项时扣除了一部分，完全有可能是足额支付。其次，2013年间赵文杰兄弟一起为王万富提供挖机业务，王万富尚欠赵文杰2013年的业务款。赵文杰在收到36000元后，认为王万富付清了2013年业务款，但经与赵文杰的哥哥对账，发现王万富仍有部分款项未付清，故在微信中多次向王万富提出对账，针对的就是除36000元外的欠款。王万富在第一次开庭时称赵文杰在2013年间没有为其提供挖机和板车运输业务，但在第二次开庭时又承认赵文杰在2013年间提供挖机和板车运输业务。双方对涉案4620元不包含2013年业务款并无争议，既然如此，王万富拖欠的2013年业务款如何支付？王万富称是现金支付，却无法提供现金支付凭证。由此可见王万富支付的36000元中包含了2013年业务款。王万富主张赵文杰构成不当得利，还应举证证明赵文杰占有31380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证人孟某是王万富的妻子，孙某是王万富的员工，与王万富有重大利害关系，二人证言中对王万富有利的部分不应采信。（二）赵文杰几经寻找，找到了部分留存的业务凭证单，可以证明赵文杰在2013年间为王万富提供挖机业务，进而证明王万富支付的36000元中包含了2013年业务款。事实上赵文杰多次向王万富催讨2013年业务款，但因电信部门无法长时间保存通话记录而未能提供相关的催讨记录。王万富二审辩称，赵文杰、尹雪丽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其二审提供的票据所盖公章并非王万富工程队的公章，也不是王万富的工程，应该是王万富员工私下接的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万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文杰、尹雪丽返还王万富不当得利313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20年1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万富与赵文杰曾发生挖机租赁业务往来，王万富向赵文杰租赁挖机。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在孙某处进行结算，确认双方2018年发生的业务金额为4620元，赵文杰在结算单据上签字确认，并要求王万富将4620元汇至其妻子尹雪丽账号为62×××5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9年2月4日，王万富妻子孟某通过手机银行向尹雪丽账号为62×××5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款36000元。王万富曾于2019年11月向赵文杰主张要求返还多转的31380元，赵文杰至今未予归还，王万富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本案双方对前三个构成要件事实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第四个要件事实即赵文杰、尹雪丽取得涉案款项有无法律上的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案件，应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对涉案款项的给付行为欠缺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即王万富首先应举证证明其所为之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具体到案件中，王万富提交了结算单据以证明其与赵文杰于2019年1月30日对账，明确双方2018年发生的业务金额为4620元，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与付款清单以证明2019年2月4日王万富妻子孟某根据付款清单向尹雪丽转账36000元，转账明细显示2019年2月4日当天孟某通过其建行账户共转账15笔，均能与付款清单上的人名及款项相对应，且经比对转账明细与付款清单，转账明细中除案外人刘彦涛17500元系足额支付外，其余人均为扣掉大小不一的金额后凑整转账，其中案外人张土旺31480元扣掉10080元转账21400元，案外人洪永金20370元扣掉7370元转账13000元，案外人陈峰43300元扣掉20000元转账23300元，案外人孙云松12600元扣掉600元转账12000元，剩余10人除尹雪丽外均扣除了几十元的零头数额，现孟某陈述其在转账给尹雪丽时由于疏忽将“4620元”错看成“46200元”，付款时扣下10000元并去掉零头故转款36000元，结合付款清单上其转款给几位案外人时的类似操作，确有可能系因孟某看错款项导致错误汇款的行为，王万富亦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在发现转错款项后即向赵文杰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故可认定王万富已对涉案款项的给付行为欠缺法律根据进行了初步的举证。王万富就构成要件事实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且错误给付确实存在一定盖然性的，受益人赵文杰、尹雪丽则对其抗辩的原因事实，即涉案款项的受领原因负有真实、完全和具体的陈述义务。但赵文杰、尹雪丽关于受领涉案款项原因的陈述多处自相矛盾且与常理不符，具体分析如下：第一，赵文杰对与王万富2018年发生业务金额4620元无异议，提出双方2013年还发生业务金额32000元未结清故王万富转款36000元，回答法庭询问时其称对该32000元是如何组成的因“时间长了已记不清楚”，之后又称2013年的款项是“2019年农历春节前，跟2018年的款项一起结算的”，按照王万富提交的结算单据，2019年双方结算时对挖机规格、数量、单价、总额等均予以明确并固定，如按其所说款项是在2019年春节前一起结算，为何对2018年款项如何组成能准确表述而对2013年款项却称记不清楚，另，2013年的款项数额较大，到2019年才结算也不合常理；第二，赵文杰称王万富于2019年2月4日支付36000元后双方账已结清，但在双方2019年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赵文杰几次提到双方应“算算清楚把账对一下”“算算清楚，一码归一码”“该算的算好，该付的付掉”等，庭审中赵文杰称该“对账”是指案外人赵宏伟处还有部分单子未对账，赵宏伟系与其合伙和王万富发生业务，但聊天记录中赵文杰又提到“你该付我的就不付了”“那你该给我的你还得给我”“我们弟兄两个的，那你欠他的就不欠我的了”等等，其回答法庭询问时亦称款项王万富是与其结算而不是与赵宏伟结算，关于“对账”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致且自相矛盾，按其所述王万富系与其结算，则双方结算后王万富已付清款项，为何还要求继续对账，如双方对之前金额未结算清楚，又是如何得出的涉案款项金额，赵文杰对此未给出合理解释；第三，微信聊天记录中赵文杰几次提到“你知道那个账几年了我给我哥打电话，三年的时间，你到现在还没付呢”“已经几年了，你都没付呢”“那板车费我们弟兄两个的，你给我拖了几年了你给我叫什么叫”，庭审中赵文杰称赵宏伟手里未结清的单子是2018年的款项，2019年11月的聊天记录中提到该款项却说了“三年”和“几年”，且双方对2018年的款项是在2019年1月30日结算的，当时是赵文杰本人去孙某处结算，双方对2018年发生的业务金额4620元均无异议，庭上赵文杰却称“是结算的时候漏掉了”，上述陈述显然自相矛盾；第四，赵文杰、尹雪丽陈述涉案款项系赵文杰与王万富结算后王万富给付的款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14日王万富加赵文杰微信并将转账36000元的截图发给赵文杰，2019年11月15日王万富语音询问赵文杰“昨天回来跟你老婆说了没有，去查了没有”“这个肯定是多了三万多块钱，你弄得差不多你把这个钱转给我一下，打给你们的时候打错了”，赵文杰语音回复“她上班，明天礼拜天休息，她去查一下”，之后到2019年11月17日王万富又询问赵文杰问其妻子有无去查时赵文杰称“我哥那里还有那个板车费，大家算算清楚把账对一下”，之后又几次重复“你该给我的还得给我”“算算清楚，一码归一码”“大家该算的账算一下对不对”，却从头至尾没有提到王万富转账的36000元就是王万富结欠其的款项，赵文杰庭上也陈述没有跟王万富说过这一情况，亦不合常理；最后，庭审中王万富及证人孙某均陈述结算单据系一式两份，结算后将红色客户联交给了赵文杰，这一陈述符合正常交易习惯，赵文杰却称未收到过红色客户联，又称其在结算的时候即把2013年的条子和2018年的结算单据都给了王万富，之后王万富才向其转账付款，赵文杰、尹雪丽代理人称赵文杰、尹雪丽系为了从王万富处获得价款，事先将自己手中的结算单据全部给了王万富，自己未保留任何单据，赵文杰、尹雪丽就是否拿到结算单据的说法前后矛盾，关于先给单据后拿到钱的这一陈述也与一般认知不符，在对方付款前就将结算单据交给对方，在交易中显然会增加其自身无法获取款项的风险，并且，如按赵文杰所说赵宏伟与王万富还有账未对清楚，其称与赵宏伟系合伙关系，则相应的业务单据也应在赵文杰与赵宏伟处保管，现赵文杰、尹雪丽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除2018年业务金额4620元外的任何业务往来款项，按其所述2013年的业务款项双方至2019年春节前一直未结清，且2013年的数额相较2018年更大，但其也未提交任何曾向王万富催讨的证据，故综上所述，赵文杰、尹雪丽关于其取得涉案款项具有法律根据的陈述存疑。赵文杰、尹雪丽未如实陈述其受领涉案款项的原因，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王万富之间2013年发生业务往来款项32000元，对其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本案王万富提交的证据，结合双方及证人的相关陈述，一审认为王万富向赵文杰、尹雪丽支付31380元缺乏法律根据这一事实确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案赵文杰、尹雪丽取得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向王万富返还款项31380元。王万富主张赵文杰、尹雪丽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3日起以3138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相应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赵文杰、尹雪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万富不当得利313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20年1月3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4元，减半收取计292元，保全费370元，合计662元，由赵文杰、尹雪丽负担。二审中，赵文杰、尹雪丽提交了施工单证一组，包含六张送（销）货单和一张抬头为“海昌富升土石方工程队”的票据，证明赵文杰与其哥哥在2013年期间为王万富提供挖机和板车运输业务。王万富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2013年左右王万富生意规模很小，没有聘请管理人员，都是王万富本人或其妻子签字结算，一年一结。其中“海昌富升土石方工程队”的票据上加盖的公章不是王万富工程队的公章。本院认证意见：送（销）货单无法看出与王万富有关，亦无王万富签字或王万富经营的工程队盖章确认，而且赵文杰在一审中自认已将2018年之前的结算单据全部交给王万富，自己未保留任何单据，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有“海昌富升土石方工程队”字样的票据时间是2018年，但双方认可已结清2018年的业务款，且票据上加盖的印章为“海宁市斜桥富良土石方服务队”，并非王万富经营的海昌富升土石方工程队的印章，故该证据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王万富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是控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由请求人就争议款项的给付欠缺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即请求人王万富应就汇款时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欠缺给付的原因进行举证。为证明在汇款时存在金额错误，多汇了31380元至赵文杰之妻尹雪丽账上的事实，王万富提交了结算单、银行转账明细、付款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其妻子也即实际汇款人孟某的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王万富与包含赵文杰在内的多人就2018年业务款进行结算后，由孟某向赵文杰等人支付结算款，孟某将36000元打入赵文杰之妻账户的事实。而在案证据赵文杰与王万富的结算单表明，王万富仅需向赵文杰支付4620元。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至赵文杰、尹雪丽一方，两人应举证证明争议的31380元并非错误给付，亦即：在王万富已就其主张完成初步举证，证明系错误给付的情况下，赵文杰、尹雪丽就其抗辩的原因事实，负有真实、完全和具体的陈述义务。赵文杰、尹雪丽抗辩称争议的31380元系2013年王万富所欠业务款，但并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陈述自相矛盾、有悖常理，对此一审已作详尽阐述，说理充分，本院二审予以认同，不再赘述。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赵文杰、尹雪丽协力证明义务的完成情况，并依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认定王万富主张的不当得利成立，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赵文杰、尹雪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4元，由上诉人赵文杰、尹雪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帅国珍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沈文潇书记员陈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