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1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政柱，男，196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永，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正良，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明，广西千里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政柱因与被上诉人唐正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2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政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永，被上诉人唐正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政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回不当得利款463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1993年以后，双方当事人的两个妹妹出嫁，这两份责任田由双方当事人各承包一份（原告承包小妹妹那份，被告承包大妹妹那份），因此，双方当事人所属整个大家庭承包的七份责任田中，原告家庭占两份，被告家庭户占四份”错误。1.套子口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称“第八组”）在1993年最后一次调整承包田时，上诉人尚未结婚，与父亲唐某1及两个妹妹唐某2、唐英属于同一户内家庭成员，共有四份责任田，而被上诉人家庭户只有三人（唐正良本人、妻子蒋荣荣和女儿唐梅梅），共有三份责任田。这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但是小妹妹唐英在93年调整责任田之后，在上诉人1994年5月结婚前，已经出嫁，大妹唐某2于1995年12月19日也出嫁，1994年12月19日上诉人生育一女，叫唐婷。1996年正月上诉人与父亲唐某1分户时，上诉人家庭成员有三人（唐政柱本人、妻子刘水英、女儿唐婷），被上诉人提出要把父亲的责任田和走亲对象一起分配，为了公平起见，便叫来唐枝桂、唐三贵、父亲唐某1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共五人在一起商量，先由被上诉人把责任田和走亲戚的对象搭配后，采取扯勾方式进行了分配。经扯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三份责任田，父亲的那份责任田每人一半。1997年2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又将父亲的房屋、旱地等财产进行了分配。正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庭户都是承包三份责任田，所以直到1999年土地延包登记发证时，第八组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均分别记载：上诉人家庭人口3人，承包汇总面积是2.31亩，细数面积3.2亩；被上诉人家庭人口是4人，承包汇总面积是2.31亩，细数面积3.4亩。为了少交公购粮，唐某1那份责任田就均分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名下，没有单独登记发证。自1996年起上诉人缴纳公粮和三提五统，都是按照2.31亩（因为第八组都是按照每份责任田0.77亩计算的）责任田履行义务的。如果两个妹妹的责任田每人一份的话，明显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因此，从书面合同来讲，自1999年起，上诉人即取得三份承包田。从其能够证明上诉人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明文件（指粮食定购花名册）和镇财政所出据的证明，1996年上诉人就享有三份责任田。从分户情况看，被上诉人在1990年结婚后即单独分家立户，而上诉人及其父亲唐某1、两个妹妹同属于以唐某1为农户的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共同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共同共有财产，当上诉人（包括妻子、女儿）作为户内成员从唐某1户中分户，需要对承包地分割经营时，在同一承包户成员之间进行分割，正当、合法。因此，被上诉人作为独立的农户没有法律依据到唐某1承包户中去分割承包田，否则，有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户分得1700元（本人）、130元（其小妹妹）各一份，被告户分得1700元（本人及妻子）、1300元（其女儿丛及其大妹妹）各两份”错误。1.2017年第八组第四次发放征地补偿费的依据是以农户承包田份数和第八组成员资格确定的。发放标准是：只要有人在第八组的，土地补偿费每份5000元；青苗补偿费1700元。人不在第八组，但有田由农户承包的，不发放土地补偿费，只按每份田发放青苗补偿费1300元。上诉人有四人在第八组，应分配土地补偿费20000元，青苗补偿费1700×4人=6800元，妹妹唐英出嫁了但其责任田是上诉人承包的，所以上诉人还有一份青苗补偿费1300元。被上诉人只有三人在第八组，应领取土地补偿费15000元，青苗补偿费3人×1700元=5100元，因其女儿唐梅梅出嫁，所以应领取青苗补偿费1300元。然而唐某2那份责任田本来是上诉人承包的，应有1300元青苗补偿费归上诉人，但是第八组在造表时，列在被上诉人名下，导致被上诉人在2017年预先领取了唐某2那份青苗补偿费。上诉人本来可以领取六人（唐政柱、刘水英、唐婷、唐鹏程、唐英、唐某2）的青苗补偿费，第八组却只计算了五人的青苗补偿费。被上诉人本来领取四人（唐正良、蒋荣荣、女儿、儿子）的青苗补偿费，第八组却计算了五人的青苗补偿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小妹妹各一份青苗补偿费”，“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其女儿和大妹妹各两份”明显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遗漏了上诉人妻子和子女三人的青苗补偿费，遗漏了被上诉人儿子一份青苗补偿费，多认定了大妹妹一份青苗补偿费给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理由不成立。1.生效法律文书虽然没有直接认定被上诉人领取的四份补偿款中有一份是不当得利，但是第八组和上诉人对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份额和补偿金额是一致认可的。对于上诉人承包三份田是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唐某1的《调查笔录》进行确认的，而且排除了唐某1那份责任田登记在上诉人家庭户内，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是三份承包田，在第八组已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大家庭发放七份补偿费的情况下，除了唐某1那份补偿款，被上诉人本应领取三份补偿款却领取了四份补偿款，上诉人本应领取三份补偿款却只领取两份补偿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并没有排除对案外人的约束力，如果被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依照法定程序推翻原判决的情况下，上诉人无需举证。3.所谓证人证言证实第八组发放的分额和金额符合原大家庭户内部分配方案，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四个证人没有一个证明原大家庭户有“内部分配方案”。因为唐某1除了自己的田“每人一半”是正确的外，其他内容均与法院的《调查笔录》相互矛盾。唐某2出嫁后，根本没有参与1996年的责任田分配，不可能知道分配情况，且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唐勇和,王玉云只是证明第八组分钱的事实，并未证明分配方案的内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唐正良辩称：一、被上诉人于1990年与蒋荣荣结婚，1990年10月生育女儿唐梅梅，1993年被上诉人所在福坪村委第八村民小组（即套子口村）进行最后一次土地承包调整，被上诉人妻子蒋荣荣分得被上诉人母亲王孔秀责任田一份，女儿唐梅梅分得被上诉人祖母涂士秀责任田一份（该责任田由唐某1半份、唐枝贵半份组成），唐某1、被上诉人、上诉人及妹妹唐英、唐某2共计七人享有承包田份额。后来被上诉人两个妹妹出嫁，两个妹妹的责任田经父亲唐某1等人内部分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每人占一个妹妹的责任田，此后，妹妹唐某2的责任田一直都是被上诉人耕种，一审中，证人唐某1、唐某2出庭对此事实予以了证实。1999年3月25日，被上诉人作为户主与第八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合同记载被上诉人承包户为4人，承包第八村民小组四份责任田，即被上诉人一份、蒋荣荣一份、唐梅梅一份、妹妹唐某2一份，合计面积为3.4亩。据此以后，被上诉人户都是按照承包责任田四份缴纳公粮和统筹款。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福坪村委生产八队《粮食定购花名册》证实了被上诉人是按照承包责任田四份缴纳公粮和统筹款，因此，被上诉人并未占取上诉人的责任田。二、上诉人在上诉中反复强调原来的判决、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是告知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而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应以相关证据为准。本案中，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多领取土地补偿分配款，领取的土地补偿分配款属于自己的，并不存在侵占上诉人的土地补偿分配款46300元。2016年，被上诉人所在村土地被全州县工业园区征收，在对土地补偿款进行分配，村民多次开会讨论，以各户承包责任田份额亩为标准，每承包一份责任田分配45000元，田亩份额以交纳“三提五统”确定的承包责任田份额或者按照0.8亩一份为计算标准确定。被上诉人承包以来缴纳公粮及三提五统都是按照四份计算，即使按照0.8亩的计算标准，被上诉人承包田亩为3.4亩，也是四份责任田，被上诉人领取了180000元的土地补偿分配款以及领取青苗补偿费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权益。三、上诉人一直主张其占有三份土地补偿分配款，系当时其与父亲唐某1分户时，名义上进行了分户，实际上，上诉人将父亲唐某1的承包田据为己有。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户主处有明显涂改，经辨认为父亲唐某1，划掉后改为上诉人，结果造成原来的案件中无法查实唐某1有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上，父亲唐某1的承包田（大四方丘田）一直都是唐某1自己耕种，该责任田一直都登记在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户主应为唐某1及唐政柱，上诉人的责任田三份为上诉人、父亲唐某1及妹妹唐英。父亲唐某1在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情形下领取了一份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政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款46300元（含第四次分配的青苗补偿费13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0年，被告唐正良与蒋荣荣（公民身份号码为）结婚，同年11月生育女儿唐梅梅（公民身份号码为）。1993年，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民小组（全州县全州镇福坪村委第八村民小组）进行最后一次承包土地调整，当时原、被告整个大家庭七人共承包了七份责任田，其中蒋荣荣承包双方当事人之母王孔秀那份责任田，唐梅梅承包双方当事人之祖母涂士秀那份责任田[该份责任田由双方当事人之父唐某1（公民身份号码为）与唐枝贵各半份组成]，唐某1及其二子二女各承包一份责任田。后来，唐某1两个女儿即双方当事人的两个妹妹出嫁，该两份责任田由双方当事人各承包一份（原告承包小妹妹那份，被告承包大妹妹那份）。如此，双方当事人所属整个大家庭承包的七份责任田中，原告家庭户分占两份，被告家庭户分占四份，另一份由唐某1拥有。2016年，原、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被政府征收，村民小组决定以各户承包责任田份额为标准，每份发放土地补偿款45000元，故向原告家庭户发放两份共90000元，向被告家庭户发放四份共180000元。2017年，该集体经济组织又进行了青苗补偿费的发放，标准以最后一次承包土地调整结果为依据，尚在该集体组织的成员每份1700元，不在或脱离者即已去世或出嫁等情形者每份1300元，原告户分得1700元（本人）、1300元（其小妹妹）各一份，被告户分得1700元（本人及妻子）、1300元（其女儿及其大妹妹）各两份。同年4月24日，原告唐政柱以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即全州县全州镇福坪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为被告，向该院提起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诉讼[该院（2017）桂0324民初172号案]，该案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土地补偿费45000元。后被告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终2485号案]，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唐政柱的诉讼请求。之后（一审）原告唐政柱不服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桂民申1363号案]，该案裁定驳回唐政柱的再审申请。该案民事裁定书“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载明：唐政柱及其父亲唐某1、胞兄唐正良原系同一家庭户，唐政柱、福坪八组对土地补偿款发放次数、发放金额、发放标准和发放份数均无异议，在福坪八组已按照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明细表发放了足额土地补偿费给原家庭户的情况下，唐政柱若主张唐正良多领取了一份应属于其的土地补偿费，属原大家庭户内部分配纠纷，二审判决认定唐政柱可直接向唐正良主张返还，已释明权利救济途径，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应同时具备有事实依据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这两方面条件。本案系不当得利之诉，原告对其判决被告返还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款463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提供的生效法律文书并未认定被告唐正良领取的四份征地补偿费中有一份是不当得利，应向原告返还，并且生效法律文书约束的是案件当事人而非案外人；证人证言证实本案原、被告双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向原、被告及其父发放征地补偿费份额及金额符合其原大家庭户内部分配方案。原告诉讼请求无充分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谐，弘扬社会诚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政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8元，减半收取计47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结婚证和户口本，拟证明上诉人与妻子刘水英于1994年5月14日结婚，女儿唐婷于1994年12月19日出生；2.1997年2月3日的分房、分地、分亲戚办法，拟证实1997年2月唐正柱与唐正良两兄弟对父亲唐某1家庭的房屋、旱地及走亲戚对象进行了抽勾分配，可以推定两兄弟对承包田也进行了分配；3.《收款收据》，拟证实上诉人在1997年交纳了统筹款，1999年交纳了三人的三提五统款；4.2019年12月12日财政所《证明》，拟证实1996年至199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庭户的计税水田面积均是2.31亩；5.1999年《粮食定购花名册》，拟证实上诉人家庭与被上诉人家庭的计税面积均是2.31亩；6.2002年《粮食定购花名册》，拟证实1999年登记发证后被上诉人家庭4人，计税面积依然是2.31亩；7.2003年《农业税征收登记册》，拟证实2003年被上诉人的计税水田面积是2.39亩；8.2017年6月8日法院对唐某1的《调查笔录》，拟证实唐某1这个大家庭原来共承包七份田，1993年第八组调整责任田时，唐正良是三份田，唐某1和唐政柱及两个妹妹共承包四份田。1996年初唐某1这份田归两个儿子，一人一半，两个妹妹的田一起给了唐政柱，所以唐正良与唐政柱都是3.5份田。1999年发证时，唐某1那份承包田没有发证，也没有登记在唐政柱家庭户内；9.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1999年上诉人家庭人口3人，缴纳公购粮和三提五统的承包田面积是2.31亩，实际登记面积3.2亩；10.结婚证，拟证明唐某2于199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11.王济生、王素英《证明》，拟证明大四方丘的水田不是唐某1耕种，而是上诉人耕种；12.征地补偿款分配表，拟证明第一、二次分配款与1999年承包田亩面积相对应。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提到责任田的分配方案；证据三在一审已经提交过，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四、五、六、七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八真实性不认可，唐某1出庭作证证实两个女儿的田，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分一份；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登记水田面积与实际面积是有出入的；证据十没有原件，对结婚日期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唐某2在一审庭审说假话；证据十一没有证人出庭，且证人名字与身份证的名字对不上，不予认可；证据十二是打印件，没有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 结合双方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结合全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 本院另查明，唐某1与王孔秀系夫妻，二人共生育自个子女，分别是被上诉人唐正良、上诉人唐政柱、大女儿唐某2和小女儿唐英，最开始的户主是父亲唐某1，唐正良于1990年与蒋荣荣结婚生育唐梅梅（1990年11月出生）和唐佳明（1995年出生），唐政柱于1994年与刘水英结婚生育唐婷（1994年出生）和唐鹏程（2006年出生）。王孔秀于1990年以前离家出走。唐某2于1995年12月结婚，唐英于1992年结婚，两人户口在婚后迁出，具体时间不详。唐梅梅于1995年4月8日结婚。1993年，全州县全州镇福坪村委第八村民小组进行最后一次承包土地调整，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整个大家庭有七个人，分别是唐某1、唐正良、蒋荣荣、唐梅梅、唐政柱、唐某2和唐英，共承包了七份责任田。 2016年全州县全州镇福坪村委第八村民小组的土地被政府征收，村民小组对征地补偿款进行了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时，凡是在1993年以前有承包地或者目前户口仍在村集体的，均可以分到每人40000元补偿款，此次分配中，唐某1、唐正良、蒋荣荣、唐梅梅、唐佳明、唐政柱、刘水英、唐婷、唐鹏程、唐某2和唐英每人均分得40000元；第二次分配时，凡是在1993年以前有承包地且户口仍在村集体的可以分得45000元，1993年以前有承包地但户口已迁出的可以分得5000元，1993年以前没有承包地不参与分配，因此，此次分配中，唐某1、唐正良、蒋荣荣、唐政柱每人分得45000元，唐某2、唐梅梅、唐英每人分得5000元。唐某2与唐英在这两次分配中每人分得45000元，未参与第三次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唐某2的45000元由唐正良领取，唐英的45000元由唐政柱领取。2017年村民小组对青苗补偿费进行了分配，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唐政柱主张由唐正良领取的分配给唐某2的45000元土地补偿费和1300元青苗补偿费合计463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属于唐政柱。 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唐正良是否侵占上诉人唐政柱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46300元，是否应予返还？ 本院认为，土地补偿费的具体分配方案，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决定，即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决定将政府发放的土地补偿费如何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最终对象是集体组织成员。根据一审和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唐某2和唐英在1993年以前在该村民小组是有承包地的，虽然其户口于婚后迁出，但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仍将其作为村集体组织成员对待，是公平且合法的。村民小组将唐某2的土地补偿款发放至唐正良户，由唐正良代为领取，将唐英的土地补偿款发放至唐政柱户，由唐政柱代为领取，唐政柱本人已经享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费，其仍主张由唐正良领取的分配给唐某2的46300元侵犯了自己的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政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8元，由上诉人唐政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春弟 审 判 员 王裕松 审 判 员 李文练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毛雪梅 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