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军，男，197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景，男，198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梅，广西灵丰（平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超，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明军因与被上诉人李新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明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被上诉人李新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梅、潘明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明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桂1102民初10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新景要求上诉人杨明军归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新景自行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李新景提交的注明借款用途为“借款”的转账50万元资金及后续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转账14次转账（每次5万元）及现金5万元所涉合计15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李新景主张借款证据不足，相反，本案上诉人杨明军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均证实150万元资金均为被上诉人李新景与案外人唐某、杨某三人投资“富川县富阳至朝东公路建设项目前期投资款”。一审认定上述转账资金系借款不是投资款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认定民间借贷，仅靠转账记录等交付凭证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款项用途等因素。被上诉人李新景以十五次转账记录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50万元依据不足。从本案来看，被上诉人李新景仅依据金融机构15次的转账记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上诉人提交了“证人唐某、杨某、吴某、卢某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词”；还提供了相关银行流水等证据抗辩转账系被上诉人李新景与案外人唐某、杨某三人投资“富川县富阳至朝东公路建设项目前期投资款”证人证言与书证相互印证，因此被上诉人李新景以15次转账记录主张上诉人向其借款150万元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转账凭证的推定效力被推翻后，被上诉人李新景作为出借人需进一步补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如果出借人进一步举证后，仍无法证明借贷合意存在的，应由出借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在一审中李新景除了转账凭证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转账”就是借款。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未认定“李新景并无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借贷合意”是错误。被上诉人李新景单方仅以“借款”的形式转账50万元给上诉人，但是该行为是被上诉人李新景单方意思表示，且在后期又以手机网上银行转账14次后，金额均达到145万元之多，均未要求上诉人书写借条，这与在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李新景转账50万元的同年同月（2016年2月6日）出借8万元给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李新景当即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给被上诉人李新景的交易习惯完全不一致，因此，转账凭证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是借款。三、上诉人提供从2016年至2019年的银行流水也证实双方之间有经济业务往来关系，不能以双方有转账行为就认定有借款。四、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公安机关调查的“唐某、杨某、吴某、卢某”等证人证言足以证实以被上诉人李新景转款的150万元系前期项目投资款，是“出资”而非“借款”，一审未予认定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双方与案外人有“人合性”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来看，对于“李新景、杨某、唐某、吴某支付前期费用200万元”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现只有被上诉人不认可而已，本案四方虽没有合伙合作投资协议，但从出资、转款的一系列行为特征完全可以合理解释，否则被上诉人之前借8万元要上诉人写书面借条，而现转款15次150万元三年不要求上诉人写任何凭证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六、从诉讼程序来看，本案所涉资金涉及虚假诉讼和诈骗犯罪已被裁定驳回，一审法院在该案未审结时再受理属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中止审理或直接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原告在2019年7月24日第一次立案，八步区人民法院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为由，直接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见(2019)桂1102民初1956号民事裁定书]，而一审上诉人提交了本案仍涉嫌刑事犯罪仍在南宁市青秀区法院审理中的事实，上诉人作为受害人代表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该刑事案件至今未审结，根据“刑事优于民事”的原则，一审法院在原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准许被上诉人重新起诉并作出判决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符合客观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李新景主张本案讼争款项系借款，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李新景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是十五次的银行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转账付款行为，但基于何种原因行为或者基础法律关系发生的转账付款行为，转账支票上并无明确记载，即使有一次写了“汇款用途为借款”也是其单方行为，也就是说，转账付款行为是合同履行行为，而非合同成立行为，被上诉人李新景仅凭该转账凭证无法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同时被上诉人李新景也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加以印证和补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等规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新景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新景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本案纠纷属于没有借条的借款纠纷，客观现实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借款没有打借条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没有借条，但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与其存在借款事实已向一审法院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举证，一审法院对于借款关系成立的认定准确无误。本案的借款虽然没有借条等书面材料予以明确，但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就出借一事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即其对上诉人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认识，知道上诉人是做工程的，具备还款能力，更是希望通过借款能给自己借机争取一些工程，事实上在本案的借款前后上诉人也确实给过被上诉人做了两三个小工程，处于讨好的姿态被上诉人没有主张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但在被上诉人转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该款属于借款，被上诉人通过柜台转账将款项备注为“借款”，可以反映出款项在转移至上诉人时，被上诉人的汇款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借款，上诉人在收到这一笔款项时若不认可是借款，为何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这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在收款时知道也是认可该笔款项是借款。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以及二审上诉中坚称涉案款项系投资款，然上诉人在一审两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词以及上诉人自身的陈述具有多处不切实际和严重冲突的地方，上诉人对此无法进行合理举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流水，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系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其分包给被上诉人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四、一审诉讼不存在违反程序情形，依法有效。被上诉人一审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向贺州市公安局报案称案外人魏博对其存在诈骗违法行为，首先，该案至今未刑事立案；其次，该案与本案无关，本案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魏博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与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不存在“先刑后民”的程序要求，因此，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通过举证以及庭审中对于案情的陈述就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完成了较为充分的举证，上诉人作出的答辩事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举证要求，不能由此发生动摇被上诉人主张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结果，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6年2月被告向原告提出借款1500000元用于被告与案外人魏博、赵青学就其三方在贺州市富川县富阳至朝东公路K0＋000＋k32＋41.322建设项目投资中。2016年2月27日原告通过活期支取柜台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一次性转账借出500000元，用途注明是借款。2016年2月29日原告通过手机银行分5次向被告转账合计借出500000元，2016年3月5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分4次向被告转账合计借出200000元，2016年3月7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分5次向被告转账合计借出250000元，同日，原告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向被告借出500000元。至此，原告向被告总共借出1500000元。被告将其与案外人魏博、赵青学之间就贺州市富川县富阳至朝东公路K0＋000＋k32＋41.322建设项目签订的《协议书》及被告为履行合同内容的转账凭证交由原告保管。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了解项目的招投标进度希望被告能尽快归还借款，被告未予还款。2017年至2019年，原告与被告合作建设富川县富阳镇北浪村污水处理项目和富川县富阳镇大坝村路面硬化项目。魏博涉嫌其他犯罪先期被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山分局刑侦大队抓获，并于2019年9月已被逮捕。南湖派出所已将杨明军被诈骗案移送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山分局刑侦大队，由青秀山分局刑侦大队并案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还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是合伙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告辩称其与原告存在的是六方的个人合伙关系，1500000元资金均为原告与案外人唐某、杨某三人投资“富川县富阳至朝东公路建设项目前期投资款”。但未就其与原告的出资比例、经营方式、收益分配等个人合伙的关键事项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个人合伙关系的基础为“人合性”，但根据唐某、杨某、吴某、卢某4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词显示李新景未与杨某、唐某、吴某、卢某、杨明军等五人就合伙事宜进行开会协商，不能认定原告与杨明军等五人之间存在以“人合性”为基础的法律关系，故被告应就其辩驳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院对本案属个人合伙关系的辩驳主张不予支持。唐某、杨某向李卫东借款500000元是另一法律关系。被告将投资款转给魏博不能证明是原告投资，被告被诈骗一案与本案无关。被告以本案所涉资金涉及虚假诉讼和诈骗犯罪、被告重复起诉为由请求驳回起诉无事实依据。被告辩称2016年至2019年，被告转给原告的银行流水有七笔共计396000元，是否也可以认定为借款的问题，庭审中已查明属于原、被告合作建设富川县富阳镇北浪村污水处理项目和富川县富阳镇大坝村路面硬化项目的经济往来。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供转账凭证予以佐证1500000元资金的给付情况，被告亦对该款项金额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之规定，原告所给付被告的多笔资金之间具有关联性，应整体看待，2016年2月27日原告通过活期支取柜台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一次性转账500000元，该款用途注明是借款，故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原告对事实的陈述与其所提供的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本案原告给付被告共计1500000元款项应认定为借款，该院认可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被告杨明军应偿还原告李新景借款本金15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应以借款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7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令被告杨明军偿还原告李新景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杨明军负担9150元。 二审询问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于2020年4月16日对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①杨某、唐某、李新景、杨明军合伙投资富川县公路项目，其中涉案150万元是由杨某、唐某、李新景三人共同出资；②2017年11月杨某与李新景在南宁向魏博追讨被骗的200万元投资款，魏博通过其本人及李海英账户返还了305000元，其中14万元杨某给了李新景。2.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于2020年4月22日对李海英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①2017年11月及2018年12月，李海英案魏博交代分两次合计将25万元通过转账至杨某指定账户，并备注退回广西富川县一个公路项目的钱；②因广西富川县一个公路项目找魏博退钱的人有杨某、杨明军及一个叫小李的人，结合杨某的询问笔录，李海英所指的这个小李就应当是李新景。经质证，被上诉人李新景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以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2019年9月26日，杨某在贺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受询问的时候并没有就该部分内容进行陈述，而该内容与上诉人杨明军向贺州公安局报案所称案外人对其存在诈骗行为一事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联，但杨某在之前接受询问时只字未提。且该份笔录是一审开庭后杨某主动向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作出的陈述，没有其他相应证据辅助证明，而被上诉人李新景未收到这14万元，故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李新景认为，笔录中李海英所说“因广西富川一个公路项目找魏博退钱的人，有杨某、杨明军及一个叫小李的人”，这个小李并不能认定是李新景，且该份笔录是一审开庭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作出的陈述，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非常可疑，故不予认可。另，上诉人杨明军向本院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到庭陈述：其在本案项目（即富阳至朝东三级改二级路项目）中投资了50万元，实际出资人有其和杨某、李新景、唐某四人，其他三人共同出资150万元。上诉人杨明军认为，证人吴某的陈述是事实，杨某、唐某、李新景、吴某先行出资投资的合意是清晰的，本案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合作投资关系。被上诉人李新景认为，证人吴某在一审、二审中均出庭作证，但其对被上诉人李新景是否参与合作项目前后陈述严重矛盾，如南宁签约时李新景是否到场、各合伙人是否协商过出资、利润分配等合作事宜的陈述均存在矛盾，且与魏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是杨明军、卢某，而非实际出资人，与现实常规的商业合作、交易习惯不吻合，对证人吴某的证言应不予采信。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明军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卢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到庭陈述：2016年2月27日上午，其和唐某向李新景的父亲李卫东借款50万元用于投资富阳到朝东三级改二级路项目，这50万元是通过李新景汇款给杨明军的，属于本案争议的150万元中的一部分。证人卢某到庭陈述：李新景、杨某、唐某均是富阳到朝东三级改二级路项目的投资人，其他内容与2019年8月20日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的证言一致。上诉人杨明军认为，上述两位证人的陈述属实，虽然一些细节上存下一定矛盾，但总体上与一审及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相符，能够证实李新景是富阳到朝东三级改二级路项目的投资人。被上诉人李新景认为，两位证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与其之前的陈述也不一致，请求不予采纳。另，被上诉人李新景向本院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证人余某到庭陈述，本案争议的150万元中有50万元是其借给李新景的，利息按月息3%计算，李新景借款时提到借款用途是借给杨明军做工程项目。证人余某当庭向本院提交了李新景于2016年2月29日书写的借条及微信还款记录予以证明。上诉人杨明军认为，证人余某与被上诉人李新景之间借款50万元的利息为月息3%，但转借给上诉人杨明军却不收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因而本案15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被上诉人李新景认为，证人余某的陈述属实，可以证明本案争议的150万元中有50万元是李新景向余某所借，与杨某所讲的向余某借款80万元不一致，而50万元借款月息3%属于其可以接受的范围，转借给杨明军是想从杨明军处分包工程，所以没有要求杨明军支付利息。至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否证实拟证明内容，因涉及到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下文一并分析认定。 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不予认可是借款外，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综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因涉及到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下文一并分析。另查明，上诉人杨明军与被上诉人李新景因借款事宜于2015年农历年底（约2016年2月左右）经杨某介绍认识，杨明军于2016年2月6日向李新景借款8万元并写下书面借条交李新景收执，双方均认可该8万元已还清。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涉及的150万元能否认定为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李新景提供了其向杨明军转账145万元的相关凭证及支付现金5万元，上诉人杨明军对其收到150万元没有异议，但上诉人杨明军抗辩称该150万元为合作投资款而非借款，并申请了吴某、杨某、卢某到庭作证及提交了吴某、杨某、唐某、卢某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且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情况来看，若认定该150万元为借款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具体如下：一、本案涉及金额高达150万元，若是借款而不写借条不符合常理。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双方认识时间为2016年2月6日左右即上诉人杨明军向被上诉人李新景借款8万元时。双方认识约20天后，李新景向杨明军账户汇款、转账合计145万元以及通过现金支付5万元共计150万元，但李新景却未要求杨明军出具借条，杨明军也未主动出具借条给李新景，明显不符合常理。二、李新景陈述其未要求杨明军出具借条的原因是为了讨好杨明军，以便杨明军拿到工程项目后将一些小工程分包给其，不符合常理。首先，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借款合意，李新景借款给杨明军也算是给予了帮助，杨明军也不会因为李新景要求其出具借条就不分包其工程，借款后出具借条交给借款人收执符合普通人的预期，也符合目前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其次，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富阳到朝东三级改二级路的项目除李新景和杨明军以外还有杨某、唐某、吴某、卢某、赵青学五名合伙人，重大事项也需要商量决定，而不全是由杨明军一人决定的。三、本案150万元中有50万元是李新景从余某处借来的，月息为3%即每月15000元，但其转借给杨明军却未要求支付利息，不符合常理。从一般生活逻辑分析，借款给他人不一定要求高额利息回报，但不会自己贴息，若本案150万元为借款，李新景亦可要求杨明军支付每月15000元的利息，其他100万元可不支付利息。对于李新景陈述其为了从杨明军处分包小工程而自己贴息的做法，不符合常理。四、2016年2月25日，杨明军、卢某与魏博在南宁签订《合作协议书》时，李新景、杨某、唐某三人一起赶到南宁并查看《合伙协议书》。若本案150元为借款，则不符合常理。2016年2月25日，李新景尚未开始借款给杨明军，其与杨某、唐某一起去南宁找杨明军、卢某等人，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杨某、唐某为该项目的合伙人，李新景辩称与二人上南宁玩顺便看看杨明军等人的项目不符合常理。五、杨明军、卢某与魏博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16年下半年后一直由李新景收持，且在杨某、唐某、吴某报警后仍未交出，不符合常理。虽然李新景辩称，其向杨明军追讨借款时，由于杨明军没有钱归还，遂将《合作协议书》交给其，以作还钱的担保。但富阳到朝东的三级改二级路项目2016年6月份已出中标结果，李新景于2016年下半年持有《合作协议书》已经无实质用处，不能作为还款担保。六、唐某、杨某、吴某三人在公安机关报案时均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李新景为富阳到朝东的三级改二级路项目的合伙投资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陈述，李新景与杨明军于2018年关系闹僵。吴某、卢某于2017年12月25日在贺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时陈述李新景为案涉项目的合伙投资人，此时杨明军尚无联合吴某、卢某作虚假陈述的必要，这两份笔录较为真实可信。七、李新景主张本案150万元是借给杨明军投资富阳到朝东的三级改二级路项目的款项，该项目于2016年6月就已出中标结果，那么在杨明军等人未中标的情况下，李新景就应向杨明军追要借款，但其虽然辩称催要过借款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是在2019年7月2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不符合常理。八、在案涉项目未中标的情况下，李新景与杨明军还于2017年至2019年合作建设了富川县富阳镇北浪村污水处理项目和富川县富阳镇大坝村路面硬化项目，也未从项目利润中要求归还借款。同时，上述两个项目的合作，双方也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约定出资及利润分配情况。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李新景仍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150万元已达成借款的合意，在其无法证明借款成立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本案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案涉150万元为借款，被上诉人主张借款的诉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150万元为借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明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民初1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新景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被上诉人李新景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上诉人杨明军已预交），合计27450元，由被上诉人李新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永林 审 判 员 周成才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傅 媛 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