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君，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陈强，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思坦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17号1号楼608室。 法定代表人张伟。 委托代理人邵斌，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定逸，公司员工。 上诉人周国君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思坦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利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5日，周国君之子周晨阳、周国君妻子、思坦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定逸等六人新建微信聊天群，群名为“UCLA申请美国大学”，10月26日，周国君被邀加入群聊。微信群的主题为有关周晨阳的美国大学申请事宜。2018年11月1日，周国君和思坦利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服务合同的委托方为：周晨阳，受托方为思坦利公司。内容为：委托人申请本人或子女周晨阳赴美国留学，留学类别属学历教育；委托人向受托人缴付咨询及申请文件写作修改服务费合计为40000美元。受托人为委托人申请进入下列名单内的任何一所学校，入读2019秋季本科课程，同时辅助申请美国排名前50名内的学校。如果受托人未能成功申请进行名单内任何一所学校的，需要退款75%（30000美元）的总费用。学校名单：Bostoncollege、BentleyUniversity、USC、VillanovaUniversity、WakeForestUniversity、TulaneUniversity、UniversityofWisconsin、UCLA、UCI、UCSB、UCD、PepperdineUniversity、Babsoncollege。后案外人为该案涉服务合同向思坦利公司支付人民币274568元。2018年12月19日，周晨阳将其就读高中对他的通知送达思坦利公司，其中一份的通知内容为：你申请了5所学校，还可以申请7所。另一份通知内容为：不好意思，你申请的学校不能超过12所（UC系统记为1个），我们不会发成绩单或者跟学校有关的材料给另外7所学校。同日，周晨阳在微信群聊天中特别提醒思坦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定逸查看，内容为：我就自己选了一下上次的collegelist：BC、USC、BU、NYU、TULANE、NORTHEASTERN（注：美国东北大学），吴定逸回复，你的list没问题的。周国君于2019年7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思坦利公司立即向周国君退还款项人民币205926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思坦利公司承担。另查明：周晨阳申请的学校除UC系统学校外，还申请了11所大学，其中服务合同名单中的学校未申请的有4所，已申请但未包含在服务合同中的学校有5所（包含美国东北大学）。周晨阳在2018年12月19日微信中提到的学校均在申请名单内。后周晨阳被美国东北大学录取。再查明：双方确认申请流程为：由思坦利公司上传相关的材料至申请网站，再由周晨阳或其家人确认付费。一审庭审过程中，周国君提供了署名为“周晨阳”的情况说明，其中表示：对于我父母周国君、鲍亚春与思坦利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的事事前并不知情，签约一段时间后，因父亲要求去过思坦利教育机构，与老师交流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一审庭审中，周国君还陈述，周晨阳所在高中总的报考学校只能有12所，而且要求我们一定要报几所学校的，这些学校不在名单内。 原审法院认为：虽思坦利公司抗辩服务合同的主体系周晨阳和思坦利公司，因周国君在服务合同上签字，且服务合同上也明确可以为子女申请留学事宜而签订合同，思坦利公司也未提供周国君系接受周晨阳的委托来签订合同的证据，原审法院对思坦利公司关于周国君非签约主体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周国君和思坦利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虽周晨阳未能被服务合同约定的大学录取，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在双方得知周晨阳就读的高中将申请学校数量限定为12所之后，双方已经协议变更了申请学校的名单，虽该变更的行为由周晨阳做出，但周国君当时也在群聊中，知道该情况且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行为的同意。且申请大学需经周晨阳或其家人确认并付款也进一步证明了周国君方对申请学校的变更是知情并同意的。现思坦利公司已经按照变更后的名单为周晨阳申请大学提供了服务，且周晨阳也被之后申请的美国东北大学录取，思坦利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无需向周国君退还款项。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国君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89元，由周国君负担。 宣判后，周国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未就名单学校进行变更。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申请的学校必须均为名单学校，若不为名单内的学校即视为对名单学校的变更，显然与常理相悖。常理上，留学申请一般都会兼顾保底学校和冲刺学校，因为报名的名额是限定的，如果把名单学校全部列为冲刺学校，一旦没有被录取，周晨阳连上大学的机会都会失去，故全部选择申请冲刺学校不符合当事人收益最大化原则，更何况被上诉人是专业机构。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服务就是用其专业服务、结合周晨阳的实际情况替周晨阳选择保底学校和冲刺学校，冲刺学校即为《服务合同》中的14所名单学校，保底学校即为《服务合同》中的美国排名前50名的学校。因此周晨阳对学校名单的申请是基于被上诉人对周晨阳的综合评估，填报的保底学校和冲刺学校，周晨阳申报的学校有四所或五所落在14所名单学校之外，并不构成对名单学校的变更。其次，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与服务合同本意相悖。《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40000美金，被上诉人替上诉人申请进入名单学校，就读2019年秋季本科课程，同时辅助申请美国排名前50名学校，若被上诉人未能成功申请进入名单内任何一所学校的，需要退款75%的总费用。也就是说周晨阳报名的学校中必然存在名单外的保底学校，在周晨阳冲刺名单学校未果的情况下，名单外的学校作为保底，保证周晨阳接受美国排名前50名高校的教育，被上诉人也可据此获得10000美金的服务费用。故原审法院的认定强行改变了当事人约定一致的合同条款。被上诉人若认为对名单学校进行了变更，应当进行举证。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变更达成合意，仅依据周晨阳申报的学校来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的名单学校进行了变更是错误的。申报的学校与合同的名单学校之间并无关联性，且《服务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变更需书面形式。二、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替上诉人申请进入名单内学校，应当退款75%（30000美元）总费用。按照合同的文意解释，被上诉人应当以申请名单内学校为主，申请美国排名前50名内的学校为辅，若未申请进入名单内的学校，需要退款75%（30000美元）的总费用，余下25%的费用作为被上诉人的服务报酬。在申请学校过程中，被上诉人作为留学机构应当综合考量周晨阳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学校进行申请。但由于被上诉人系2018年成立，经营范围中写明教育信息咨询（除留学中介）服务，直至2019年1月3日进行经营范围变更，变更为教育信息咨询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其留学中介服务的经验不足，导致在周晨阳就读的高中有留学政策的限制情况出现后，被上诉人无法运用其有限的专业水准帮助周晨阳选择最优方案，直接导致周晨阳无法进入名单学校就读。三、周晨阳最后就读东北大学的NUbound项目，上诉人需额外承担英国留学的生活支出、学杂费用，周晨阳也要额外增加一年的宝贵时间，这些系由于被上诉人的不专业造成。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思坦利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儿子周晨阳去美国留学，委托被上诉人留学的相关事宜。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周晨阳的学校已经对学生的申请外国留学有限制条件，签订合同时，上诉人是明知的，但未明确告知。直到2018年12月，周晨阳及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周晨阳高中发给周晨阳的通知。后来高中将申请限制的材料都寄给了周晨阳，周晨阳才按照自己的意愿，认为原定的几所学校的申请可能存在风险，主动提出要求将东北大学提到名单里。因为上诉人及其妻子也是在群里的，周晨阳在群里提出时，上诉人及其妻子是知晓的，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双方已经达成变更名单的一致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被上诉人所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决定交学费及上学是上诉人及周晨阳自己所做的决定。周晨阳目前已在东北大学入学。合同的变更原本就是上诉人及其儿子根据周晨阳高中对外留学的限制所做出的调整，对于将东北大学加入名单，双方一致同意，在微信群中未有人提出异议。上诉人方缴纳了学费、在网上提交材料时也点击了同意。变更合同系周晨阳提出的，并将增加的名单提交给被上诉人方的负责人。上诉人所述的“书面形式”、微信属于电子数据的交换，各方已在微信中对合同做了变更。关于资质问题，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第一单留学服务，被上诉人有专业的留学辅导人员。2019年被上诉人变更经营范围。国家至2017年12月发布了2017年7号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决定明确取消了230项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39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其中就包括取消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的规定。根据2017年7号决定，虽然被上诉人到2019年1月份才取得了经营留学中介的经营范围变更，但是也没有违反国家的强制性、禁止性经营规定。退一万步讲，可能签订合同的时候，被上诉人经营范围没有变更，但到2019年1月合同履行不久，被上诉人就已经变更经营范围，不存在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周晨阳最后入读东北大学，是其自主自愿决定的结果。选择这个学校入读，交费、材料的提交都是上诉人自己认可的，但入学后学校里面采取的教学模式不是被上诉人能掌控的。 上诉人周国君与被上诉人思坦利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本案中，双方所签涉案服务合同中载明，“学校名单：BostonCollege、BostonUniversity、BentleyUniversity、USC、VillanovaUniversity、WakeForestUniversity、TulaneUniversity、UniversityofWisconsin、UCLA、UCI、UCSB、UCD、PepperdineUniversity、Babsoncollege”。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系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服务合同，其中约定，如果被上诉人未能成功申请进入合同名单内任何一所学校的，需要退款75%的总费用。现上诉人认为，根据该份服务合同内容，上诉人之子周晨阳最终成功申请的美国东北大学并未包含在合同所载“学校名单”中列明的十四所大学之内，故被上诉人应当按约返还相应款项。对此，被上诉人表示双方已就美国东北大学变更列入申请学校名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涉案服务合同载明，被上诉人需为上诉人申请合同所列名单内学校，并同时辅助申请美国排名前50名内的学校，但对两类学校之间的区别、申请比例、申请总数等具体事项均未在合同中予以明确，作为合同版本的提供方与留学服务的提供者，被上诉人应当在后续的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上诉人的需求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关于合同中所列“学校名单”后续是否进行了变更这一问题。本案中，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后就学校的申请选择上进行过相应磋商与调整。其中，根据一审中上诉人自认，其方在2018年12月19日即合同签订一个月有余之后得知周晨阳所读高中对申请学校提出数量不超过十二所以及需固定申请几所学校的条件限制，并于当日告知被上诉人。该限制条件与双方之间最初在合同“学校名单”中约定的学校数目以及具体学校名录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方若继续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学校名单进行申请确系存在客观上的履行障碍，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这一限制条件的行为应当视为上诉人对申请学校名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2018年12月19日同日，周晨阳在微信群聊天中特别提醒被上诉人方，“我就自己选了一下上次的collegelist：BC、USC、BU、NYU、TULANE、NORTHEASTERN（注：美国东北大学）”，系主动向被上诉人表示将美国东北大学加入collegelist的意愿。结合被上诉人方之后的回复“你的list没问题的”，以及微信群中上诉人及其妻子未提出异议并也进行了后续的申请行为，综合以上事实，有理由认定双方在之后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已一致作出更改申请学校名单的意思表示。另，在之后的申请过程中，被上诉人也确系按照更改后的申请名单为周晨阳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最终周晨阳被美国东北大学录取。故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无需向上诉人退还款项，当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周国君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89元，由周国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巧薇 审判员  姚炜强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翟羽佳 书记员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