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胜，男，196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山东宇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如玉，男，196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泰安岱岳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广芳，女，196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泰安岱岳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红庙村。 法定代表人：李青松，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赵玉胜因与被上诉人冯如玉、万广芳以及原审第三人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庙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玉胜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90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赵玉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冯如玉、万广芳负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土地补偿最基础的补偿包括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和土地补偿。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应当直接支付给地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涉案土地是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由上诉人种植和管理的。地上附属物的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对于地上附属物是应当补偿给上诉人的。一审法院调查的所谓的“大包干”的方式补偿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事实基础。（2）一审法院到红庙村委了解的情况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经上诉人到村委和镇政府了解情况，涉案土地的补偿是针对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并非是土地补偿款。同时，若如一审法院所认定，则会导致上诉人所享有的地上附属物没有任何补偿，无疑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背法律程序。 冯如玉、万广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收到71500元补偿款是土地补偿款，并不包括上诉人诉求的地上苗木补偿款。一审中被上诉人从红庙村委复印了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冯如玉）一份，该证明列明了包括槐树、龙柏、奇石、白皮松等认定价值为25710元，对该款项被上诉人也未收到，即62400元不包括树木补偿款。一审庭审中同村村民范方利、周桂利证人证言中，证实每亩土地补偿款是2.6万元，至于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村委均已另行给付。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到村委会及镇政府进行调查，是基于村委会作为本案第三人未出庭法院向其了解情况，是村委会对事实的陈述。该陈述无需经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红庙村委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赵玉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苗木补偿款4368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玉胜与被告冯如玉、万广芳均系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红庙村村民，两被告系夫妻关系。 2008年10月1日，原、被告商定，两被告将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口粮田一块，转包给原告。为此，双方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一份，原告为乙方，两被告为甲方，写明：甲方将位于村西、泰新公路北承包的村集体土地2.4亩转让给乙方，种植经济作物和管理；乙方种植甲方土地期限为2008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壹拾年整；乙方向甲方每年交土地管理费为每市亩1300元整，乙方向甲方土地2.4亩×1300元=3120元；乙方在向甲方每年10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下一年的土地种管费用3120元，以后数年以此类推；乙方在种管期限间如遇国家征用该土地面积时，对地上苗木补偿费归甲方30%，乙方70%，房屋、井的补偿归乙方所有等。合同签订后，原、被告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2018年4月，因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的建设项目需要，第三人红庙村委与村民协商，租用部分已承包给村民的土地，每亩给予原土地承包人26000元（含2000元的奖励）的补偿，之后，每年支付原土地承包人每亩1600元的租赁款。红庙村委准备租用的土地包括了两被告的2.75亩土地，原、被告《土地转包合同》中约定转包的2.4亩土地则在该2.75亩土地之内。 2018年5月10日，经协商，被告冯如玉（甲方，出让方）与第三人红庙村委（乙方，受让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约定：土地面积及坐落位置：甲方冯如玉将2.75亩土地，流转给乙方经营使用；流转期限：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剩余期限；流转方式：承包土地；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在流转期内乙方独立行使支配权、占有使用收益，因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时，要积极配合，无条件服从，2、按时缴纳流转土地承包款；流转价格支付方式：1、乙方按省庄镇工业园补偿土地价格为流转价格，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2、支付方式每年7月1日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等。同日，被告冯如玉向第三人红庙村委出具保证书一份，写明：“我是红庙村村民，我户流转给村委土地2.75亩，我代表本户保证积极处理地面附属物，保证于2018年5月25日前清理干净，如果到时乙方用地范围内的所有附属物甲方处理不及时，视为甲方放弃对其一切处置权和收益权，出现的后果由甲方自负，绝不反悔。”上述合同签订后，两被告向第三人交付了上述2.75亩土地，地上附属物则由原告自行清理。2018年10月，第三人依约向两被告支付了补偿款71500元（2.75亩×26000元/亩）及租赁款4400元，为此被告万广芳向第三人出具了收到条。 上述涉案土地被第三人租用后，原告了解到两被告领取了上述补偿费，认为，该笔补偿费中的62400元（2.4亩×26000元/亩），是对于自己承包原告的2.4亩土地的地上苗木的补偿，按照原、被告《土地转包合同》的约定，其中70%应归原告所有，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处理。 两被告则认为，已收到红庙村委的71500元，是土地补偿款，自己并未收到苗木补偿款。庭审中，两被告并提交其从红庙村委复印的《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冯如玉）一份，该明细表列明的树木包括白皮松、槐树、龙柏、银杏树等以及奇石，认定价值合计25710元。原告对于该明细表的真实性则不予认可。庭审中，两被告还申请同村村民范方利、周桂利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证实红庙村委所支付的每亩26000元是土地补偿费，至于自己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村委均已另行给付。原告认为两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红庙村委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该单位向其主任李青松进行了调查。李青松表示，1、我们村自己理解，与冯如玉等村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并非是征收补偿，而是参照征收补偿的标准，本次补偿的政策标准就是一亩地补偿26000元（含2000元奖励），对于房屋、水井、景观松、奇石，单独进行评估作价补偿，对其他地上附属物、附着物采取“大包干”的补偿方式，即全部包含在26000元一亩的补偿之内，不单独作价补偿；2、冯如玉的地上附属物按上述标准，不属于需要单独进行评估的范围，为什么给他作出《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冯如玉），因当时是镇上找的评估公司现场评估，我们不清楚；3、范方利、周桂利庭审中所述，村里发放给他们两部分补偿，其中土地补偿26000元一亩，地上的树木单独作价补偿，是属实的，其原因在于两人所种植的为景观松，符合单独作价补偿的范围；4、《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冯如玉）中合计价值25170.4元，分文未支付给两被告；5、无论是土地上什么附属物也没有，还是土地上有附属物但不属于单独补偿所列项目，均按照26000元一亩进行补偿。随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又根据李青松的说明，向省庄镇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高伟进行了相关调查。高伟表示，1、关于红庙村本次补偿的政策就是每亩土地补偿26000元（含2000元奖励），至于地上附属物，采取“大包干”的方式，只有房屋、水井、景观松、电缆、电线、奇石类，单独作价补偿，其余附属物均不单独进行补偿，包含在26000元之内，而且即使土地上没有任何附属物，也是按26000元一亩进行补偿；2、所谓附属物的补偿，实际支付的是苗木等附属物的移栽费，地上附属物本身由承包户自己进行移栽等处理，红庙村不管也不要；3、两被告提交的《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冯如玉）是真实的，但表中物品按上述政策本不在单独作价补偿之列，是应土地承包户自己的要求为其进行的评估；4、冯如玉、范方利、周桂利均是红庙村村民，也都与红庙村委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方利、周桂利单独领取的附属物补偿款，均为补偿的房屋、水井、景观松等应单独作价补偿之列的财产；5、冯如玉的《省庄镇红庙村征地地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中，明显属于应单独补偿的“奇石”没有单独补偿，是因为如单独补偿，房、石、树等所占土地面积应予以扣除，可能是土地承包户认为不单独补偿更合算。 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10月1日，原告承包两被告2.4亩土地一宗，并在土地上栽种了树木等。2018年5月10日，两被告根据第三人红庙村委的提议，与其签订合同，将包括上述2.4亩在内的共2.75亩土地出租给红庙村委，为此，红庙村委给予被告冯如玉、万广芳补偿款71500元（其中2.4亩的补偿款为62400元），该事实有《土地转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对此也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原告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乙方在种管期限间如遇国家征用该土地面积时，对地上苗木补偿费归甲方30%，乙方70%，房屋、井的补偿归乙方所有”的约定，主张两被告应将62400元补偿款（2.4亩的补偿）中的70%支付给原告。但是，经一审法院向第三人红庙村委负责人和省庄镇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上述62400元补偿款首先是土地补偿款，这一结论从李青松、高伟均表示“即使土地上没有任何附属物，也是按26000元一亩进行补偿”中，即可得出。同时，虽然李青松、高伟还表示，“除房屋、景观松、奇石等单独作价补偿，其他地上附属物均不单独进行补偿，包含在26000元（/亩）之内”，但其并未讲明此种情况下，26000元/亩中土地补偿款是多少、附属物补偿款是多少，也未解释，为何在此种情况下（假如从26000元/亩分出一部分，作为附属物补偿款，则土地补偿款必定少于26000元/亩），土地使用权人要比地上没有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人少得到土地补偿款（或者说得到少于26000元/亩的土地补偿款），经此分析即可明晰，所谓“其他地上附属物均不单独进行补偿，包含在26000元/亩之内”的实质，是不给予房屋、景观松、奇石等单独作价的附属物之外的其他附属物经济补偿。综上，两被告于2018年10月收到的第三人红庙村委2.4亩土地的62400元的补偿款，属土地补偿款，不是地上附属物（含苗木）的补偿款。既然不是苗木的补偿款，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对地上苗木补偿费归甲方30%，乙方70%”的约定，则显然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取得62400元补偿款中的43680元（70%）的依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原告赵玉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6元，由原告赵玉胜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赵玉胜提交如下证据：1.通话录音一份，赵玉胜称系2020年6月8日其与镇政府工作人员高伟的通话录音，证明：本案争议补偿款属于地面附属物及青苗补偿款费用而非土地补偿款。2.（2020）鲁0902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案所涉土地与本案争议土地属同一片区，同一时间被国家征收，该案中宋疃村答辩称2.4万元属于地面附属物的补偿，该数额与本案争议的补偿款数额相同，结合证据1能够证实本案争议的2.6万每亩补偿款属于地面附属物的补偿。3.通话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高伟的电话是134××××5488，这与李青松在调查笔录中所称的高伟电话是相同的。 冯如玉、万广芳质证称，证据1通话录音很不清晰，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政府人员，所谓的镇政府人员也没有清晰给出2.6万元里面有多少是苗木补偿款，而清晰说出了2.6万元是政策性的给农民的每亩地的补偿款。证据2与本案没有可比性，不是同一地段，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对证据3通话记录不予认可，从通话时间无法看出上诉人与高伟通话内容是关于补偿款的补偿情况。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冯如玉、万广芳取得每亩26000元的补偿款，是基于冯如玉与红庙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赵玉胜与冯如玉、万广芳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虽约定“乙方在种管期限间如遇国家征用该土地面积时，对地上苗木补偿费归甲方30%，乙方70%……”，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实质上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中流转，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征用。同时，在一审法院调查时，李青松称是以租代征，高伟称土地采用的是流转方式；二审中赵玉胜亦称是提前以租代征的形式将土地流转到村委会手中。根据以上情况，目前赵玉胜以国家征用为由向冯如玉、万广芳主张苗木补偿费，合同依据不足。其次，一审法院在向李青松、高伟调查时，二人均表示除特定附属物外，其余地上附属物采取“大包干”的方式全部包含在26000元一亩的补偿之内；即使土地上没有任何附属物，也是按26000元一亩进行补偿。从以上表述来看，目前尚不足以认定26000元/亩全部为地上附属物补偿款。赵玉胜虽在二审中提交相关证据欲证实26000元/亩是对地上附属物的补偿，但在赵玉胜提交的证据与前述陈述存在部分不一致的情况下，赵玉胜的举证达不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再次，即便赵玉胜主张的苗木补偿费包含在26000元/亩的款项中，目前亦不足以认定26000元/亩中有多少款项是苗木补偿款，无法计算赵玉胜主张的苗木补偿款的具体数额。赵玉胜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经查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向李青松、高伟调查后，未组织当事人对相关调查笔录进行质证，该做法存有不当，本院予以指出。二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对前述笔录进行了质证。综上所述，赵玉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2元，由赵玉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毕经纶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