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40民初440号原告：杜辉安，男，1961年4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建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1栋10层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87918028W。法定代表人：向光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忠旭，该公司职工。被告：余洋业，男，1973年1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告：谭杰，男，1984年1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福，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辉安与被告四川建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建基公司）、余洋业、谭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辉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被告四川建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忠旭，被告余洋业，被告谭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辉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75878.00元、误工费32100.00元、护理费141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80.00元、营养费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元、后续医疗费8000.00元，共计13641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杜辉安先后在高速公路桥梁建设工地和本地建筑工地从事打（挖）孔桩作业约有五六年时间，自行配备有提升机、安全帽和防坠器等设备。2019年5月，原告杜辉安受被告余洋业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在其承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柱县）七星桥龙河景观桥项目中先后做了18﹟、21﹟、20﹟、19﹟四个孔桩的打孔桩工作。该项目是由被告谭杰挂靠被告四川建基公司承包后再转包给被告余洋业的。在案涉项目打孔桩过程中，原告自行携带了安全帽和防坠器（防坠器和安全绳是一套的，但安全绳不太滑刷了），但被告从未向原告提供过任何相关劳动安全保护措施。2019年9月9日下午3时许，原告杜辉安和妻子郎友兰一起在七星桥龙河景观桥项目19﹟孔桩水磨挖井施工，杜辉安带着安全帽（没有系安全绳）下井去负责水磨，郎友兰在地面操作提升机。在将井里磨出的筒子（石头）用提升机从井里提出来时，原告站在拉石头的提升机绳子上，因石头系风化石头，不是正规石头，当提升机升至约五米高时，不慎掉入五米深的孔桩井内，导致原告腰部受伤。当日，原告被送入石柱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右肘部皮肤裂伤。治疗期间，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医疗费，原告所主张的护工费、误工费、护理费等都没有得到赔偿。因难以承担各项费用，原告不得已在2019年10月7日出院。2019年12月20日，原告向重庆市石柱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经鉴定原告伤残程度为十级，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理，出院后需要一人护理60-70天，今后行内固定取出术期间需要一人护理15-20天;后续医疗费需要6000.00-8000.00元。四川建基公司辩称：1.案涉项目为四川建基公司自行承建，谭杰是四川建基公司现场负责人。原告认定四川建基公司和谭杰转包给余洋业是错误的。四川建基公司不知道谭杰与余洋业的关系，也不知道谭杰与余洋业的个人约定行为。2.原告是与余洋业产生劳务关系，应该由余洋业承担赔偿责任，谭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川建基公司不承担责任。3.原告杜辉安作为多年从事孔桩作业的劳务人员，在案涉事故现场佩戴了安全帽的情形下应该知道其他的安全措施，在向余洋业要求提供其他安全措施未果的情形下私自施工，与其妻子存在重大过错。事故发生时石头为风化石头，原告作为多年施工人员，应该知晓所挖的石头的物理性质，原告在没有完全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施工操作，存在重大过错，应依法按过错责任的比例承担责任。余洋业辩称：1.余洋业与原告杜辉安是劳务关系。谭杰是项目负责人，谭杰将四川建基公司承建的案涉项目的6个桥墩孔桩基础桩（深度22.5米、直径1.8米）包给余洋业施工。挖孔桩程序是先挖土方，再挖石方（包含水磨）。余洋业将孔桩的土方挖完后，再请原告杜辉安夫妻两人负责挖18﹟、21﹟、20﹟、19﹟四个孔桩的石方（包含水磨）。2.原告在工地施工过程中，被告多次给原告说明需要佩戴防坠器，原告自己不佩戴。原告所受伤害系其违规操作所致，应承担过错责任。3.原告及其妻郎友兰两个人在余洋业处做工约130-140天，做了18﹟、21﹟、20﹟三个孔桩，共计领取了二三万元，每人每天工资约100.00余元。谭杰辩称：1.案涉工程项目是由四川建基公司承包的，谭杰在该工程项目部进行管理工作，将具体打孔桩的部分劳务包给了余洋业，余洋业又请原告杜辉安打孔桩。2.既然原告在工地受伤，工地是四川建基公司承包修建，也设立了项目部，四川建基公司是有资质的，应该认定为工伤，责任主体是四川建基公司。原告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与法律不合，应该走工伤程序，按照工伤的标准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3.即使属于健康权纠纷，本案原告在受伤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打井后把石头提出井外，是需要人先上来再提石头，而原告是站在石头上一起上来，石头断裂才导致受伤，原告自己有重大过失，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应该减轻被告方的民事责任。4.即使按人身损害赔偿，赔偿项目标准过高，误工费300.00元/天不合理合不合法，虽然这次误工，但不是长期的，是无固定收入，只能按照100.00元/天计算；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可以按120.00元/天计算，但出院以后的部分护理只能按照60.00元/天计算；后续医疗费应按6000.00计算；原告需要提供房产证和缴纳水电的票据证明其是城镇户口；伤残十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认定为2000.00元。5.事故发生后，被告积极配合原告治疗，医疗费是付清了的。6.本案被告给原告投了商业保险，原告应该积极配合被告在保险公司理赔，但原告不配合。另外，保险公司也赔付了原告5200.00元。7.谭杰只是项目部的一个员工，是代表四川建基公司的，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四川建基公司承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要求谭杰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原告杜辉安受被告余洋业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在其承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柱县）七星桥龙河景观桥项目中先后做了18﹟、21﹟、20﹟、19﹟四个孔桩的打孔桩工作。2019年9月9日下午，原告杜辉安和妻子郎友兰一起在七星桥龙河景观桥项目19﹟孔桩水磨挖井施工时，不慎掉入五米深的孔桩井内，导致原告腰部受伤。原告杜辉安受伤后，当即被送入石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8天，于2019年10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1.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2.上肢皮肤裂伤（右肘）。原告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由被告支付。2019年12月25日，重庆市石柱司法鉴定所作出石司鉴[2019]临鉴字第220号《关于杜辉安的伤残程度等鉴定意见》载明：1.杜辉安的伤残程度为十级；2.杜辉安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理，出院后需要一人护理60-70天，今后行内固定取出术期间需要一人护理15-20天；3.杜辉安约需后续医疗费6000.00-8000.00元。庭审中，四川建基公司陈述：石柱县七星桥龙河景观桥项目是四川建公司总承包，负责整个桥的全部建设；谭杰是四川建基公司现场负责人。余洋业陈述：谭杰是项目负责人，谭杰将四川建基公司承建的案涉项目的6个桥墩孔桩基础桩（深度22.5米、直径1.8米）包给余洋业施工。余洋业将孔桩的土方挖完后，再请原告杜辉安夫妻两人负责挖其中的18﹟、21﹟、20﹟、19﹟四个孔桩的石方（包含水磨）。谭杰陈述：谭杰在案涉工程项目部进行管理工作，是代表四川建基公司的；谭杰将案涉项目的部分打孔桩劳务包给了余洋业，余洋业又请原告杜辉安打孔桩。另查明：杜辉安系城镇居民。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杜辉安受被告余洋业聘用为其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对原告的损失，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川建基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余洋业，对原告的损失，四川建基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不考虑垫付费用的情况下，原告因此次事故产生的赔偿项目及金额问题，本院评析如下：1.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关于误工标准，杜辉安要求按提供劳务时的300元/天计算，但其既未提供此前一年的收入证据，也未提供自己连续务工的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且其妻郎友兰对其连续务工也予以否认，故该院对其要求按300元/天计算的意见不予采信，但作为具有一定技能的成年男子，误工影响其收入是必然的，结合本案中杜辉安所从事的工种，按城镇私营单位中的建筑业57289.00元/年的标准计算较为恰当；关于误工时限，原告杜辉安于2019年9月9日受伤入院，于2019年12月25日被鉴定为构成伤残等级，其因伤致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其误工时间为107天。故，原告杜辉安的误工费为16794.31元（57289元/年÷365天/年×107天）。2.护理费。根据重庆市石柱司法鉴定所“杜辉安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理，出院后需要一人护理60-70天，今后行内固定取出术期间需要一人护理15-20天”的鉴定意见，本院认定原告伤后需一人护理103天（其中住院28天），其合理的护理费为：60元/天×（103天-28天）＋120元/天×28天=7860.00元，但原告主张14160.00元，对其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本案中原告因受伤住院治疗28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680.00元（60元/天×28天）。4.营养费。结合医嘱，本院酌情予以支持500.00元。5.残疾赔偿金。原告杜辉安受伤时系城镇户口，在本次事故中所受之伤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伤残等级系数为1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原告杜辉安的残疾赔偿金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37939元/年×20年×伤残等级系数10%＝75878元；6.后续医疗费。参照鉴定意见，本院予以支持6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原告伤残等级，本院酌情予以支持2000元。综上，在不考虑责任比例及垫付金额的情况下，原告杜辉安因此次受伤产生的赔偿项目及金额为：误工费16794.31元、护理费78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80.00元、营养费500.00元、残疾赔偿金75878.00元、后续治疗费6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合计110712.31元。关于民事责任划分及费用承担问题。原告受余洋业雇佣从事工程劳务时受伤。余洋业未能提供相应的劳动安全保障，是原告受伤的主要原因，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川建基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方，未能选任适当的施工人且未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杜辉安从事多年打孔桩作业，是熟悉打孔桩流程的人员，应当知道如何安全作业，其不小心致自己受伤，存在过失，应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程度及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对原告因此次受伤产生的赔偿，本院确定余洋业应当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66427.39元（110712.31元×60%）；被告四川建基公司承担本次事故20%的赔偿责任，即22142.46元（110712.31元×20%）；原告杜辉安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为宜。被告谭杰系四川建基公司现场负责人，对原告本次受伤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洋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杜辉安66427.39元；二、被告四川建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杜辉安22142.46元；三、驳回原告杜辉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被告余洋业负担630.00元，由被告四川建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10.00元，由原告杜辉安负担2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文华人民陪审员  熊成蓉人民陪审员  李清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黎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