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22号。 负责人：李卫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华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秀丽，女，汉族，1989年8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与被上诉人何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3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任文磊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华江、被上诉人何秀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何秀丽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身份证办理了尾号为8013的建设银行卡（下称建行卡）”是错误的。聂霞的陈情书、罗雷的信件以及询问笔录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何秀丽对建行卡以及案涉贷款的办理不知情，被上诉人名下建行卡挂失时应当知晓该卡及案涉贷款的存在，但其并未立即报案有悖常理；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参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即使借款合同系罗雷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罗雷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应当受到借款合同的约束，承担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何秀丽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恢复被上诉人名誉。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秀丽归还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贷款本金52000元；2.判令何秀丽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支付欠付的贷款期内利息（自利息欠付之日2016年8月28日起，以贷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7.395%计算至贷款到期日2017年4月28日）、罚息（自利息欠付之日起，以尚欠本息总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复利（自利息欠付之日起，以尚欠利息、罚息总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截止2018年10月16日，利息、罚息、复利暂计为12703.73元；3.判令何秀丽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1200元及其他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8日案外人聂霞使用何秀丽的身份证在中国建设银行自贡龙汇支行申请办理了62×××13的银行卡一张，且有办理当日由建设银行拍摄的有案外人聂霞头像的照片为证。一审庭审中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陈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网络关联上述建设银行卡相关信息的方式审核验证了何秀丽的身份，通过网络签订了《个人“点即贷”借款合同》，此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了何秀丽的贷款申请，于2016年4月28日将52000元贷款发放至何秀丽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账户，在贷款到账后该款项随即转入尾号为8013的建设银行账户。2016年12月13日何秀丽在建设银行为尾号为8013的银行卡办理了挂失业务。2017年7月15日何秀丽前夫罗雷因诈骗罪被逮捕后给何秀丽写下一封信，信中提到其曾经未经何秀丽同意以何秀丽名义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贷款五万元，让何秀丽想办法还款，若何秀丽不知道如何还，可以问聂霞和小军。为核实该信内容，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于2019年11月5日前往罗雷所服刑的重庆市永川监狱找罗雷本人核实具体情况并制作笔录，笔录中罗雷表示何秀丽是其前妻，聂霞是曾经公司的员工和朋友，对信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承认信中提到的借款确实是自己用何秀丽的身份信息通过网络贷款五万元，但记不清楚是否曾经和何秀丽提及此事，罗雷和聂霞办理银行卡是为了日常开销和装修房屋，办理何秀丽名下银行卡具体的操作流程也记不清楚了，且不愿意回答贷款具体过程。 2019年6月10日自贡市公安局大安分局大山铺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称何秀丽于2017年9月5日来此报案，称案外人罗雷利用2016年恋爱期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任用其身份证、房屋信用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52000元。2019年8月22日，何秀丽通过微信与案外人聂霞进行了视频通话，通话过程中案外人聂霞承认何秀丽前夫罗雷让其用何秀丽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电话卡又再到银行开设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办理是聂霞以何秀丽的名字签字办理的，办理完后电话卡和银行卡全部交给罗雷，电话卡和银行卡的号码已记不清楚。视频通话过程有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及双方当事人见证。2019年8月23日案外人聂霞写下一封陈情书并邮寄提交一审法院，内容为聂霞受罗雷委托帮何秀丽代办一张建设银行卡的事件经过。陈述2016年4月28日，在聂霞男友张新和罗雷合开的“何二妹羊肉汤”店内，罗雷以店内存公款为由，让聂霞帮忙为何秀丽代办一张银行卡，当时罗雷说何秀丽不在自贡，并称何秀丽是知道的，作为同事就帮忙去店铺对面的移动公司办理了一张何秀丽名下的电话卡，又在旁边的建设银行办理了一张何秀丽名下的存储卡，之后就将办理好的卡交予罗雷，后续一概不知。何秀丽与罗雷于2016年5月9日在自贡市大安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3月13日经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个人“点即贷”借款合同》、陈情书、询问笔录、工作记录、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流水查询、建设银行查询资料、情况说明、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8）川032民初731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陈述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案外人聂霞、罗雷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调取的由建设银行出具的办理当日信息审核的本人照片以及自贡市公安局大安分局大山铺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证明，何秀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盗用身份证办理了建设银行卡，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网络贷款审核系依据建设银行的关联信息即认可了何秀丽身份，未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且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与何秀丽在网络上签署的《个人“点即贷”借款合同》系通过建设银行关联账户审核确认，未经进一步核实是否是何秀丽本人。因此该合同并非系何秀丽本人操作所签，此后亦未得到何秀丽本人认可，故该合同不对何秀丽产生约束力，何秀丽亦无需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故对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请求的贷款损失，可另案向实际贷款人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8元，减半收取724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1.案涉贷款是否为被上诉人何秀丽本人办理，何秀丽是否对案涉贷款进行了追认；2.罗雷使用何秀丽身份证办理贷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关于案涉贷款是否为被上诉人何秀丽本人办理，何秀丽是否对案涉贷款进行了追认的问题，根据罗雷的信件、建设银行拍摄的银行卡办理当日案外人聂霞头像的照片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建设银行卡为案外人聂霞使用何秀丽身份证办理，何秀丽对此并不知情，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与客户在线签订《个人“点即贷”借款合同》系通过网络关联第三方银行资料，即上述案涉建设银行卡相关信息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在线审核，未现场核实办理贷款是否为何秀丽本人办理，并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外人罗雷承认自己用被上诉人何秀丽的身份信息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网络贷款五万元，因此，根据本案证据显示，案涉贷款非何秀丽本人办理。关于何秀丽是否对案涉贷款进行了追认的问题，经法庭调查，何秀丽于2016年12月23日因政府购房补贴需办理建设银行卡故在建设银行进行了案涉银行卡挂失，系因错以为挂失的为十多年前的建设银行卡且并不知案涉建设银行卡中存在贷款，2017年7月收到罗雷的信后才知道贷款的存在，且何秀丽未作出过归还贷款的行为，并未履行过合同义务，故何秀丽的挂失行为并不符合民法意义上的追认。 关于罗雷使用何秀丽身份证办理贷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何秀丽授权过罗雷或聂霞代理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何秀丽与罗雷、聂霞之间根本不构成代理关系，更不存在表见代理，而是罗雷在未取得何秀丽同意的情形下，授意聂霞冒用何秀丽的身份办理本案贷款。 综上所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任文磊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