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宇华，女，1989年1月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向池龙，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梅仙，女，1968年4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彪，重庆市秀山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金万，重庆市秀山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田兵，男，1989年4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因与被上诉人杨田兵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1民初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1日对上诉人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彪、伍金万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上诉请求：1.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1民初4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将2019年农历8月17日按农村风俗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2000元用于上诉人向宇华出嫁时为被上诉人杨田兵家迎亲队伍准备的早宴认定为彩礼错误。其次，上诉人向宇华与被上诉人杨田兵如约在被上诉人的家中举行了婚礼，被上诉人送了彩礼，有现金88000元，但被上诉人所给的彩礼，上诉人大部分用于购买双方婚后所需的物品(包含有被褥套、鞋子若干及多种生活用品、家电等)和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生活开支，其彩礼已归于消灭。一审法院将此款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权利认定为法律性质不同实属错误。最后，上诉人向宇华与被上诉人杨田兵都是以结婚为目的在一起生活的，并举行了相应的结婚仪式。被上诉人虽然根据当地习俗向上诉人向宇华家送去彩礼，但被上诉人所给的彩礼上诉人大部分用于购买双方婚后所需的物品，而剩余的部分也用于了婚后的日常开销。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举办了结婚仪式之后便开始了同居生活，但在准备结婚的过程中和婚后生活中已将彩礼消耗殆尽。由此可见，上诉人是以结婚为目的才去购买上述嫁妆。如果两者性质不同，不是为了结婚为目的，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什么会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呢?如果不是为了结婚为目的，那么在被上诉人给付彩礼后，上诉人为什么会购买与彩礼相当金额的嫁妆作为陪嫁礼给被上诉人呢?法院作出的判决仅单方面考虑被上诉人的彩礼，没有考虑上诉人也因此遭受的损失，即使按照法院判决结果说的另行诉讼返还了嫁妆财物，嫁妆财物大部分被使用过，已经无法出卖变现，上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又该如何主张权利呢?彩礼与嫁妆本来就是我国婚嫁习俗中的不可分割部分，分开诉讼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可以看出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需满足以上规定。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未领取合法的结婚手续，但双方都是真正为了以结婚为主要目的，举行了相应的仪式且婚后在一起生活，名义上已经是事实夫妻。其次，被上诉人家境殷实，在石耶新街有3楼1底房屋1栋，而且被上诉人的父母在外务工多年有存款，被上诉人也是修车技术工，每月工资都上万元，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向宇华与被上诉人杨田兵未能办理结婚证为由判决上诉人返还彩礼属适用法律错误。杨田兵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上诉人主张撤销原判并改判的理由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判认定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足以证明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共计102400元，原判酌情返还65000元，符合立法精神。二、上诉人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2000元礼金属于彩礼范畴。根据当地风俗，女方出嫁当天给接亲的客人准备早宴的食物应由男方提供，但因送肉不方便，故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以2000元礼金充当男方提供的肉。故此2000元礼金属于彩礼范畴。上诉人主张彩礼已用于购买嫁妆和共同生活开销不符合事实。从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购物票据来看，均是在彩礼给付之前形成的。上诉人主张以嫁妆冲抵彩礼的理由不成立，二者的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抵销。上诉人主张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杨田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共同返还杨田兵因婚姻聘礼礼金93000元（诉讼过程中明确为90800元），订婚礼金11600元，合计1024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杨田兵与向宇华经人介绍认识。2019年农历1月10日（即2019年2月14日），杨田兵与向宇华按照风俗进行“看人户”，双方互取同意，期间杨田兵共准备大小红包15个，合计11600元，交付给媒人张兴芝向向宇华一方给付，其中给付向宇华1个大红包含礼金8800元，另外14个小红包合计2800元，其中13个红包计2600元给付到场其他亲戚朋友，1个红包计200元由媒人张兴芝自己获得。2019年农历7月6日（即2019年8月6日），杨田兵将88800元通过杨武钧、田永祥二人转交给向宇华一方安排的“押礼先生”，“押礼先生”将此款转交向池龙、杨梅仙。2019年农历8月17日（即2019年9月15日），杨田兵将2000元交给向池龙用于置办向宇华出嫁宴席所需的肉。2019年农历8月18日（即2019年9月16日），杨田兵与向宇华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举行婚礼后，杨田兵与向宇华共同生活在杨田兵家中，后杨田兵先前往浙江金华务工，向宇华于2019年11月份前往浙江金华与杨田兵生活在一起。2020年农历1月初，杨田兵与向宇华因生活矛盾，分开生活至今。2019年8月、9月期间，向宇华购买床上用品、金银饰品、家电、生活物品等花费近7万元。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未生育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彩礼范畴问题；2.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是否应当向杨田兵返还彩礼及数额问题。关于涉案彩礼范畴问题。按民间习俗，彩礼系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通常指男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在婚前赠送给另一方（通常指女方）的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本案中，杨田兵在2019年农历1月10日给付向宇华及其亲戚朋友、媒人张兴芝的15个红包合计11600元不属于彩礼范畴。理由如下：第一，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一方婚前给付另一方财物的情形比较普遍，目的多样，财物价值不一，除非其给付财物时的直接目的是结婚，且男女双方应当明确知道给付或者接受该款时，目的就是缔结婚姻关系，否则不应认定为彩礼。向宇华提出杨田兵给付红包是表示男方心意，取悦女方，由于双方从经人介绍认识到“看人户”时间太短，该说法更符合当时特定情形。现杨田兵也没有证据证实在给付红包的当时是为了与向宇华结婚，且向宇华也明知接受该红包就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第二，一般情况下，男女双方在“订婚”“看人户”“取同意”的时候有互赠礼物或礼金的民间习俗。结合杨田兵举示的张兴芝证人证言、向宇华的陈述，2019年农历1月10日，杨田兵与向宇华一方进行“看人户”，按照农村习俗，“看人户”目的主要是取得对方、家人及亲戚朋友对男女双方的认可。结合杨田兵准备15个红包交由媒人张兴芝向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及第三人分发的行为，更进一步证实，给付此款目的是取得对方、家人及亲戚朋友对男女双方的认可，体现男方的友好善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进一步明确男女双方关系。综上，该款不属于按照习俗给付的以结婚为目的彩礼。2019年农历7月6日，杨田兵给付的88800元，属于彩礼范畴。理由如下：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对此款属于彩礼范畴无异议，但提出只收到88000元，该答辩意见与出庭作证的证人证实内容不一致，也未举示相反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杨田兵举示多名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庭作证，证词之间已经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杨田兵在2019年农历7月6日给付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的彩礼应当是88800元。2019年农历8月17日，即杨田兵与向宇华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杨田兵给付2000元礼金，用于置办向宇华出嫁宴席所需的肉，给付该款符合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要件，属于彩礼范畴。综上，杨田兵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的彩礼合计为90800元。关于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是否应当向杨田兵返还彩礼及数额的问题。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男女双方缔结婚约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彩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男女婚姻关系的缔结，而这里婚姻关系缔结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结婚登记，故给付彩礼行为属于一种附结婚登记条件的民事行为，当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不能实现时，当事人应将相应的财产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杨田兵与向宇华最终未办理法定结婚登记手续，未建立合法的夫妻关系，根据前述规定，杨田兵要求向宇华返还彩礼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婚约虽在杨田兵与向宇华之间订立，但按照一般习俗，出面接受彩礼的都是女方的家庭成员，向池龙、杨梅仙是向宇华的父母，系家庭成员，向池龙、杨梅仙接受彩礼属于向宇华的家庭行为，故对于杨田兵主张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共同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关于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问题。杨田兵与向宇华在共同居住期间产生了一些生活分歧，未能有效沟通、解决，导致双方分开至今，现无证据证实杨田兵或向宇华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存在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过错，考虑到杨田兵与向宇华确已共同生活，但总体时间不长，酌定由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向杨田兵返还彩礼65000元。关于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提出彩礼已用于购买床上用品、金银饰品、家电、生活物品及共同生活期间支出问题，其实质目的是想抵销杨田兵主张的事实权利，但二者法律性质不同，双方可另行协商、诉讼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杨田兵返还彩礼65000元；二、驳回杨田兵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2元，减半收取1196元，由杨田兵承担359元，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承担837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原判认定的彩礼范围是否正确；二、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彩礼及返还金额。一、原判认定的彩礼范围是否正确。彩礼是一种民间习俗，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在婚前赠送给另一方的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本案中，上诉人未对原判认定的“红包”性质提出异议，被上诉人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本院对原判认定“红包”不属于彩礼的性质予以确认。2019年农历7月6日，被上诉人通过“押礼先生”向上诉人交付88800元，一审庭审中有多位出庭证人予以证实，上诉人主张只有88000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但对该款属于彩礼性质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男方迎娶女方时的早宴应由男方承担。本案中，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改为被上诉人代上诉人购置食物而产生的2000元款项，应为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消费，不属于彩礼范畴，原判将该款认定为彩礼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按当地风俗向上诉人给付的彩礼为88800元。二、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彩礼及返还金额。被上诉人按照当地农村风俗向上诉人给付的彩礼，其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属于附结婚登记为条件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杨田兵与向宇华虽然按当地风俗举行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条件，故上诉人按当地风俗收取被上诉人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虽然被上诉人于婚礼前一天给上诉人的2000元未能认定为彩礼，但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彩礼为88800元，原判考虑到双方实际共同生活的事实，酌情返还6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供的购买物品的单据发生于杨田兵与向宇华举行婚礼之前，即使是使用88800元的彩礼购置的物品，其性质仍属于个人陪嫁物品范围，原判告知其另行主张权利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收取的彩礼购置物品后已归于消灭，因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不能相互混同，故其理由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然彩礼金额认定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未影响判决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向宇华、向池龙、杨梅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贺   少   锋审 判 员 张泽端审判员王勐视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雷   书   彦书 记 员 高   红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