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01行初90号原告丁国民，女，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法定代表人赵克志，部长。委托代理人李逸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干部。委托代理人许璟，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亓延军，局长。委托代理人董亚明，北京市公安局干部。原告丁国民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及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以下简称公安部）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分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国民诉称，2019年10月16日，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市公安局（2019）第260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260号告知书）不服，向被告公安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1月15日，被告公安部作出公复决字〔2020〕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6号决定书）。2020年1月18日，原告收到16号决定书。从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1月18日，共用时83日，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60日内作出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的期限。被告公安部已经放弃了对本案作出决定书的权力。为此，其超期作出的16号决定书无效，应当撤销。被告公安部作出的16号决定书中记载的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被诉答复书，原告没有收到。被告公安部没有告知原告阅卷，提交的其他证据也是在复议程序中搜集的证据。被告公安部为了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告知书的正确，事后搜集告知书中没有记载的证据，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的规定，公开相关政府信息是被告市公安局的法定职责。被告公安部维持被告市公安局的答复告知书错误，其依据是适用法律错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规定，该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被告公安部维持涉案的答复告知书没有依据，依法应该撤销。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60号告知书，认为不属于应公开的范围，是拒绝公开涉案的政府信息，告知原告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咨询，没有依据。故原告起诉，请求：1、被告公安部作出的16号决定书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法定期限，被告公安部已经放弃了对本案作出决定书的权力，超期作出的16号决定书无效，应当撤销，并判令其重新作出决定书；2、确认被告公安部作出的16号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是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为此16号决定书无效，应当撤销，并判令其重新作出决定书；3、判令被告市公安局公开原告所申请的260号告知书中的政府信息；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8月13日，被告市公安局收到原告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提出要求获取“1、2017年4月26日，丁国民用手机号：156XXXXXXXX拨打北京市110报警信息，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等相关政府信息。2、2017年4月26日10点56分36秒，丁国民用手机号：135XXXXXXXX拨打北京市110报警信息，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等相关政府信息。3、2017年4月26日10点54分26秒、12点57分36秒、12点58分4秒，丁国民用手机号：156XXXXXXXX拨打北京市110报警信息，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等相关政府信息”的申请。2019年8月28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260号告知书，告知原告：“经查，你申请的第一、三项内容：2017年4月26日，10时53分、10时55分、12时57分，丁国民用手机号156XXXXXXXX先后3次拨打110，接警员接通后均无人应答，故不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特此告知。2017年4月26日，12时58分，丁国民用手机号156XXXXXXXX拨打的110报警信息是110报警服务台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110报警信息、通话录音属于政府信息，但不属于应公开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此告知。该次报警的“处警信息、处理结果”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属于处警单位东城公安分局负责。东城公安分局设立有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请你向东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咨询、了解（地址：东城区幸福大街34号，邮编：100061，电话：6718293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特此告知。你申请的第二项内容：经北京市公安局110接警中心检索，无呼入110记录，故不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特此告知。”并于2019年9月2日邮寄送达原告。被告市公安局认为，原告要求获取拨打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信息，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等相关政府信息。被告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分别告知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存在（未制作）和属于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对于“处警信息，处理结果”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属于处警单位东城公安分局负责。东城公安分局设立有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原告应向东城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咨询、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特此告知。原告不服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向被告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公安部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16号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60号告知书。被告市公安局向原告作出的260号告知书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公安部辩称，2019年10月27日，被告公安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60号告知书无效并撤销，责令被告市公安局公开相关政府信息。被告公安部受理后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有关材料送达给被告市公安局。被告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证据材料。行政复议期间，被告公安部收到原告邮寄的补充证据材料。2019年12月25日，被告公安部作出公复延字〔2019〕30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并邮寄给原告，该邮件于2019年12月26日妥投。2020年1月15日，被告公安部作出16号决定书，并于2020年1月17日邮寄给原告。2020年1月18日，该邮件妥投。被告公安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该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该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该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该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该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第1项、第3项信息中，申请内容涉及的有的报警电话接通后无应答，北京市公安局未制作信息，相关信息不存在；申请内容涉及的其他一项报警信息，是开展后续处警工作的重要依据，需要通过处警工作进一步调查核实，具有明显的内部工作流程和过程性信息的特征，依法可以不予公开；关于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由于处警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负责，相关信息由该分局制作，依法不属于被告市公安局公开范围。申请公开的第2项信息，经检索未检获，相关信息不存在。被告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所作答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公安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经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公开的内容为不同时间段内其用两部手机5次拨打“110”的报警信息、处警信息、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原告的申请实际上系以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向市公安局咨询其报警事项的处理情况，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市公安局针对该申请事项所作处理对原告获取政府信息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不服市公安局及及公安部所作行政行为而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对于原告的起诉，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丁国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书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丁国民。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钧强审 判 员 刘 晓审 判 员 胡 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薛莎莎书 记 员 贺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