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再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梅华，女，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耀，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垒，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向丽，女，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奕强，男，196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梅华因与被申请人刘向丽、原审被告张奕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3299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鄂民申437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梅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耀、刘超垒、被申请人刘向丽、原审被告张奕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梅华再审请求，撤销（2019）鄂01民终329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梅华的全部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向丽承担。事实与理由：1.二审法院仅依据当事人的陈述，没有结合整个案件事实就认定案涉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缺乏证据证明，属认定事实错误。案涉70000元应当认定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张奕强于2013年7月11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张梅华转账130000元，通过汉口银行账户向张梅华转账140000元，共计270000元。张梅华以为张奕强委托其将上述270000元分别转给他人，此后张梅华于2013年7月31日通过银行账户向刘向丽转账40000元，又于2013年8月15日转账30000元，共计70000元，剩余200000元张梅华也按照张奕强的要求转账给他人。但根据一、二审法院的认定，上述270000元系偿还之前张梅华的借款，不属于委托转款，由此可知，张梅华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向刘向丽转账70000元。二审中，刘向丽称案涉70000元系各方处理合伙事务中的往来款，二审法院认为刘向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张梅华与张奕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与刘向丽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由此可知，案涉70000元并非处理合伙事务中的往来款，即刘向丽获得张梅华70000元没有合理原因和法律依据。2.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梅华的全部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刘向丽答辩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张梅华混淆了“认知错误”的构成要件与对基础法律关系“误解”之间的区别。2.借贷关系与不当得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合伙关系。3.全案依据的证据材料是撤诉案件的庭审笔录，张奕强陈述虽然前后自相矛盾，但是他是针对张梅华的抗辩，应当归为笼统的书证，而不能当然作为证据认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张梅华承担，不当得利难以举证，不当失利很好举证，张梅华应当就不当失利进行举证。不当失利是事实状态，不能因为张梅华主观意识而变化。张梅华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70000元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既然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就不是认知错误。张梅华和张奕强如何结算属于内部关系，与刘向丽无关。张奕强答辩称，同意刘向丽的答辩意见。张梅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张奕强、刘向丽向张梅华返还7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从付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按年息6%暂计占用费为21158.33元，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二、张奕强、刘向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诉讼费由张奕强、刘向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梅华与张奕强系亲戚关系，张奕强、刘向丽系夫妻关系。2012年4月28日张梅华向张奕强账户转款100000元，2013年6月4日张梅华向张奕强账户转款170000元。2013年7月11日，张奕强从自己建设银行名下账户向张梅华转款130000元，从汉口银行名下账户向张梅华转款140000元。嗣后张梅华又于2013年7月31日向刘向丽给付了40000元，8月15日向刘向丽给付了30000元。2015年张梅华以张奕强差欠其借款270000元起诉至一审法院。在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张奕强认可双方系借款关系，对向张梅华借款270000元无异议，但是认为2013年7月11日的两次汇款行为已经还清了全部借款，且该次庭审中张奕强否认妻子刘向丽收到张梅华的70000元款项。张梅华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该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8日作出（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142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张梅华撤回起诉。本案一审诉讼中，张奕强为证明张梅华、张奕强系合伙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2年4月13日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载明张梅华现金出资270000元，张梅华对该会议记录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且上面签名并非自己所签。张奕强、刘向丽还提交了发货单一组（复印件），载明收货单位为盛龙顶新公司，部分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张梅华，张梅华对发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且盛龙公司与张奕强无关，不能证明双方曾合伙开办企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向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梅华70000元，并向张梅华支付资金占用费（以年利率6%为标准，以4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张梅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一审案件受理费1039元，由刘向丽负担（该款张梅华已预付一审法院，刘向丽随上述应付款项一并给付张梅华）。刘向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梅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张梅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二审中，刘向丽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证据一、《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原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案外人王恩滔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张奕强与张梅华等人存在合伙关系。证据二、《送货单》原件27张，证明张梅华执行了合伙事务，系合伙人之一。证据三、《送货单》原件1张，证明刘向丽系合伙体员工，与张梅华有被管理和管理的关系。证据二《送货单》27张与证据三《送货单》1张，部分来源于盛龙公司的供货商，部分是刘向丽手上找到的。证据四、《费用报销清单》原件，证明刘向丽与张梅华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张梅华诉称分次给付刘向丽的70000元系合伙的正常财务往来，不属于不当得利。张梅华经质证认为，一、对于证据一中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其上张梅华的签名。《询问笔录》系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证据二和证据三的《送货单》全部是复写件，没有原件且字迹模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考虑到张奕强不诚信的行为，认为复写件有被篡改的可能。《送货单》中的主体反复变化，认为刘向丽很有可能用其他的单据修改以后冒充盛龙鼎新公司的单据。不能证明刘向丽获得70000元有合法依据。三、对于证据四《报销单》上张梅华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但《报销单》上明显有涂改痕迹，张奕强的字体和刘向丽的字体应该是后期加上去的。张梅华原来帮张奕强买过东西，所以张奕强手上留存有张梅华签字的一些单据，《报销单》有可能是张奕强通过手上留存的一些采购单据伪造。该证据并不能说明张梅华与刘向丽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张奕强对刘向丽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二审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中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虽提交了原件，但张梅华对其上本人的签名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无法直接予以采信。从刘向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案外人王恩滔的陈述所制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应为证人证言，而案外人王恩滔一、二审均未到庭作证，对《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不能予以采信。证据二与证据三的《送货单》均为复写件，无法直接证明张梅华与张奕强系合伙关系，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梅华对证据四《报销单》上本人的签名虽无异议，但仅凭该《报销单》亦无法证明刘向丽与张梅华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梅华及张奕强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刘向丽收款70000元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张梅华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张梅华主张其向刘向丽的转款70000元系不当得利，要求刘向丽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其应当首先就主动向刘向丽转账70000元款项的原因和目的承担举证责任。二审中，张梅华陈述涉案70000元与另一笔200000元款项均是受张奕强的委托要其帮忙向刘向丽与案外人分别转款，该陈述已明确涉案70000元应系委托付款的性质，并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也即张梅华并非基于错误认识向刘向丽转款，故张梅华主张涉案70000元款项系不当得利没有事实依据。刘向丽一审中并未就诉讼时效提出过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四条的“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刘向丽二审中提出张梅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刘向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有误。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106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梅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39元，由张梅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8元，由张梅华负担。再审庭审中，张梅华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1.在2013年7月17日向符建业转款200000元的转款凭证和张梅华诉符建业诉状。拟证明张梅华基于错误认识将张奕强支付的270000元，其中200000元转给了符建业，70000元转给了刘向丽。证据2.张梅华提交（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142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70000元张奕强承认是偿还张梅华的欠款后，该案张梅华撤诉。刘向丽和张奕强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与本案是两笔不同的款项，指向的当事人也不一样，只不过法律关系与本案有雷同，不认可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反证明本案不是基于认知错误，而是基于受托汇款行为。对证据2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完全相同，向刘向丽支付70000元事实没有出现在案件中，该案撤诉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属于民诉法八种证据形式之一，可笼统归为“书证”。在书证中关于款项的性质双方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刘向丽没有参与该案诉讼，对刘向丽没有法律效力。本院审查认为，此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讼争焦点为：1.刘向丽收到张梅华付款70000元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2015年张梅华以张奕强差欠其借款270000元起诉至一审法院。张奕强在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与张梅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称自己汇款的270000元系偿还张梅华全部的借款，该事实属于其在法院已经明确承认的事实。基于其自认，该案张梅华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撤诉，法院下达（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1421号民事裁定书后，双方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趋于结束。本案中，张梅华认为自己按照张奕强的要求代其向刘向丽转款70000元的行为，系基于对张奕强向自己转款270000元是委托自己转款的错误认识，故要求刘向丽向其返还不当得利。刘向丽于二审期间提交的四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张梅华与张奕强等人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明目的。张奕强在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其与张梅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称其向张梅华汇款的270000元系偿还张梅华的借款，本案中又反悔称上述270000元系双方合伙投资款，其中200000元系委托张梅华偿还他人款项，剩余70000元系委托张梅华给刘向丽。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梅华与张奕强存在合伙关系，且张奕强曾在庭审中自认270000元均系还款，而非张梅华以为的委托付款，故张梅华基于错误的认识向刘向丽支付的70000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刘向丽取得了上述款项应予以返还。综上，张梅华的再审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应予以维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鄂01民终329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10675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39元，由刘向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8元，由刘向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军审判员 杨元新审判员 谢 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中玉书记员卢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