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21民初259号原告：湖南国茂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乡县三岔河镇三仙咀社区（三仙咀便民服务站南100米）。法定代表人：陈国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勇，男，该公司会计。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红杰，湖南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桂华，男，196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优农，男，住安乡县，由安乡县出口洲司法所推荐。原告湖南国茂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茂公司）诉被告刘桂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由于案件争议较大且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勇、戴红杰、被告刘桂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优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桂华立即偿还货款674126元；2、判令刘桂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国茂公司于2013年开始销售饲料给刘桂华，每年年底双方反复核对无误后，双方确认签字，到2019年5月28日止刘桂华欠国茂公司货款704126元。在国茂公司的多次催讨下，刘桂华于2020年1月23日还款30000元，至今尚欠国茂公司货款674126元，并声称不再偿还。国茂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刘桂华辩称，1、其认可结算单上的总金额704126元，但国茂公司所述不实，刘桂华支付给国茂公司的部分款项国茂公司未入账，在结算单上未体现，包括：2015年5月8日在公司对账时交给王会计50000元，2016年2月5日转账70000元，2016年2月21日转账100000元，2016年5月18日转账200000元，2018年3月9日转账80000元，以上合计500000元；2、国茂公司规定2016年每销售10000元饲料奖1000元，2016年的上述370000元转账没有入账，也没有计奖。2016年交的200000元现金也没有计奖，根据约定，国茂公司应支付给刘桂华奖金57000元；3、国茂公司针对上述570000元饲料款结算是按单价2750元/吨，但实际为2450元/吨，因此国茂公司还应退还上述570000元饲料款的涨价款62181元（570000元÷2750元/吨×300元/吨）；4、2020年1月23日还款30000元；综上，刘桂华实际欠国茂公司54945元（704126元-500000元-57000元-62181元-30000元=54945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国茂公司提交的《刘桂华2016年至2019年的饲料结账明细》，拟证明双方有业务开始的交易账目，以及刘桂华每年拿货提货的依据，且在签字以后还款30000元的事实。刘桂华认为结账单上的签字均系其本人所签，对账面上所记载的数字也是认可的，但是当时结账的时候其还有一些票据没有记录到账面上，历年的结账明细只能反映刘桂华在国茂公司的交易往来，不能体现所有交易的全过程。结账明细中有遗漏，需要进一步结算。当时还款30000元是因为国茂公司逼其还款。本院认为，由于刘桂华也提供了一份《刘桂华2016年至2019年的饲料结账明细》，但刘桂华提供的证据上仅有2019年的结账明细是有双方签字确认的，且2016年的结账明细与国茂公司提供的具有双方签字确认的结账明细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本院对双方签字确认的结账明细单予以认定。2018年的结账明细单虽然双方都没有签字，但双方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故本院予以认定。国茂公司提交的收据2（编号0002059），拟证明2016年2月21日刘桂华转存的100000元已经体现在该票据上，票据上注明了含农行转账100000元，现金200000元。刘桂华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票据与其出示的票据不一致，其出示的编号一致的票据上并没有体现转账100000元。本院认为，国茂公司提供的票据系第一联，与刘桂华提供的编号相同的票据第二联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出现不一致双方才就该笔货款结算产生争议。因此仅凭票据本身不能确认事实的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进行综合评判。国茂公司提供的《杨春莲的证人证言》，主要证实：其是国茂公司的业务员，2016年2月25日收的300000元是现金200000元以及和其与刘桂华一起去农业银行转账的100000元，其是代表公司在外面收账，交给刘桂华的票据是其开的，就是在农业银行开的票，钱是打到陈国明的卡上，然后再取出来一起交给公司，所以票是开的现金300000元。另外，2016年5月18日，刘桂华通过农业银行给陈国明转账200000元，给的是鱼款，不是饲料款。刘桂华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不可信，证人与陈国明是夫妻关系，而且证人作证回答之前看了手机。就算开票是证人工作上的失误，也应该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陈春莲系国茂公司的业务员，也是陈国明的妻子，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其所反映的事实进行综合评判。国茂公司提供的《鲜鱼交易记账单》，拟证明刘桂华与陈国明个人之间有鲜鱼交易，刘桂华转账给陈国明个人的270000元是鲜鱼款。刘桂华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记账单是陈国明个人单方面的记录，其并没有签字确认，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刘桂华与陈国明之间的270000元的鲜鱼交易的结算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刘桂华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拟证明双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往来的事实。国茂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银行流水中，2016年2月5日的转账70000元及2016年5月18日的转账200000元，陈国明都已经收到，但是这两笔钱都是刘桂华应该支付给陈国明个人的购鱼款，与国茂公司的饲料款没有关系。另外，2016年2月21日转账的100000元，国茂公司收到了，也已经入账了，是记账在2016年2月21日开具的300000元的票据（编号002059）上。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刘桂华给陈国明转账，双方有资金往来的事实，但由于刘桂华支付给国茂公司的饲料款很大部分是通过农行账户支付给陈国明的个人账户，且刘桂华与陈国明个人之间还有鲜鱼交易资金往来，因此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刘桂华转给陈国明的是饲料款，对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刘桂华提供的《莫春林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当事人调鱼是以现金结账，当场结清的事实。国茂公司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仅能证明刘桂华偿还了30000元的事实，不能达到其他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仅反映证人自己调鱼使用现金结算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的结算方式，不能达到刘桂华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定。刘桂华提供的《张振贤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国茂公司收款无专用账户，无专人的事实。国茂公司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证人陈述的是其本人与国茂公司的交易的相关事实，并不能反映国茂公司与刘桂华之间的交易方式，与本案无关联，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至2019年，刘桂华一直销售国茂公司的饲料，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每年对双方的饲料交易往来进行了结转。2017年4月20日，双方就2016年的交易往来进行了结算，形成了《刘桂华2016年度饲料结账明细》，结算确认刘桂华欠国茂公司483879元。由于双方结算确认时间是在2017年，双方结算时就部分饲料单价以及计奖措施进行了调整，但国茂公司会计已经于2016年做好当年的账目，不便调整会计账目，因此将调整后实际应当补给刘桂华的差价16566元（2016年原欠款500445元-2016年协商调整后结算欠款483879元）以及15000元的工资款合计31566元计入了《刘桂华2017年度饲料结账明细》的本年度交款明细4月20日的交款金额中，以达到平账的目的。另外，刘桂华2016年12月21日交现金200000元，由于年底关账，国茂公司未计入2016年的结账单中，而是在2017年的结转金额里直接扣减了200000元，最后确认结转金额为300445元（2016年原欠款500445元-200000元）。2017年7月13日，双方就2017年的交易往来进行了结算，形成了《2017年度饲料结账明细》，结算确认刘桂华欠国茂公司856340元，另外双方约定补部分差价和奖金合计45000元，国茂公司计入了2018年的交款明细中。《刘桂华2018年度饲料结账明细》中显示刘桂华欠国茂公司1025726元，双方未签字确认，该笔欠款结转到2019年的对账明细中。2019年5月28日，刘桂华与国茂公司进行了总结算，双方在《2019年国茂饲料销售分户对账明细》上签字确认刘桂华欠国茂公司704126元，刘桂华对该结算单载明的欠款总数予以认可。但刘桂华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三笔转账未计算到国茂公司的饲料款结算单中，双方因此产生争议。有争议的三笔转账分别是：第一笔，2016年2月5日，刘桂华通过农业银行给陈国明转账70000元，未注明用途，国茂公司未出具收据，也未入账。第二笔，2016年5月18日，刘桂华通过农业银行给陈国明转账200000元，未注明用途，国茂公司未出具收据，也未入账。国茂公司否认收到上述两笔饲料款。第三笔，2016年2月21日，刘桂华通过农业银行给陈国明转账100000元，未注明用途，国茂公司认可已经收到，但是该笔转账已经开具收据，即包含在编号为0002059的收据中，且已经入账。2016年2月21日，国茂公司出具给刘桂华《湖南国茂饲料有限公司预收销售货款专用收据（编号为0002059）》一张，此收据一式两联，第二联由刘桂华持有，上面载明：“经销商姓名：刘桂华，交款人姓名：本人，交款方式：现金，说明：1、此收据作为经销商核对预收销售货款的唯一法律凭据，必须加盖收款单位的财务公章和收款人私章，交款人务必妥善保存不得遗失。2、2016年饲料预付款（每万奖800元不计息），人民币（大写）叁拾万整，￥300000，收款人：杨春莲”。第一联由国茂公司持有，国茂公司在票据交款方式一栏“现金”后添注了“+转账”，并且在票据空白处备注了“现金20万转账10万”，因此第一联与第二联出现了记载不一致的情形。国茂公司出具的《刘桂华2016年度饲料结账明细》中记载：第2项拖货金额，其中182品种按2.45价格结算金额为376046元，按2.75价格结算金额为483879元；第3项本年交款明细中有2月21日，票号002059#，金额300000元；第5项其他约定事项：全年182按2450元/吨计价，差款的182按2750元/吨；第6项结账最后往来1005073元-521194元=483879元。根据上述记载以及一式两联的编号为0002059号的收据两联记载一致的内容能够确认国茂公司于2016年2月21日收到了刘桂华的300000元，并且已经入账。另查明，2020年1月23日，国茂公司收到刘桂华偿还的货款30000元。再查明，刘桂华与国贸公司发生饲料交易期间，刘桂华曾向国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明采购鲜鱼，购鱼款的支付方式主要为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支付两种。刘桂华与国茂公司的饲料款的支付方式主要也是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支付，且国茂公司未使用公司专用账户收取刘桂华的饲料款，而是使用的陈国明的个人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刘桂华分别于2016年2月5日、2016年2月21日、2016年5月18日转账给陈国明的合计370000元是否应认定为支付给国茂公司的饲料款；2、刘桂华交给国茂公司的570000元是否应计奖；3、刘桂华交给国茂公司的570000元是否应该补差价；4、国茂公司与刘桂华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及国茂公司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1。国茂公司与刘桂华在《2019年国茂饲料销售分户对账明细》中签字确认刘桂华共欠国茂公司货款704126元，但刘桂华辩称其认可上述结算结果，但其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国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明的三笔饲料款合计370000元，国茂公司未给其开收据也未入账。由于刘桂华与国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明个人之间还存在有鲜鱼交易往来，鲜鱼款和饲料款通过陈国明的同一个账户进行交易，刘桂华虽然提供了2016年2月5日转账给陈国明70000元、2016年2月21日转账给陈国明100000元及2016年5月18日转账给陈国明200000元的银行流水，但其并不能单独证明两笔转账是支付给国茂公司的饲料款。一方面，刘桂华应当进一步举证，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刘桂华与国茂公司分别于2016年、2017年、2019年进行了三次结算，但这三次结算过程中，刘桂华均未对该三笔转账未开收据且未入账提出异议，从三张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上可以看出，双方在结算过程中有就人员工资、记奖、补差价等涉及金额比较小的事项有过详细的结算，但对于涉及370000元这么巨大金额的交款未开具收据且未入账结算，刘桂华没有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另外，针对刘桂华2016年2月21日转账给陈国明的100000元，刘桂华辩称，2016年2月21日当天，其一共支付给国茂公司两笔饲料款，一笔现金300000元，国茂公司已经给其开收据并且入账，另一笔是刘桂华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陈国明的100000元，国茂公司未给其开票也未入账。根据刘桂华与国茂公司的交易习惯来看，2016年至2019年，除了上述三笔转账外，双方所有的饲料交易均有开具收据，刘桂华如果同一天向国茂公司交现金300000元，再转账100000元，合计400000元，国茂公司却只为其出具300000元的收据，按照常理刘桂华也应该提出异议，但刘桂华未提出异议，并且在以后的三次结算中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刘桂华仅凭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能推翻已经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刘桂华称结算时存在遗漏记账一事不成立，故对刘桂华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2。刘桂华辩称，针对2016年12月21日交的两笔现金饲料款合计200000元，国茂公司2017年才记账结算，没有给其按1000元/万计奖。该笔款项应计奖20000元；2016年刘桂华支付给国茂公司的未入账的370000元也未计奖，应计奖37000元。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刘桂华2016年度饲料结账明细》中第4项，本年度计奖明细一栏并没有就计奖事项进行约定，刘桂华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就其2016年12月21日交的200000元现金有关于计奖的约定。另外的370000元，本院在焦点1中已经依法认定不属于饲料款，也就不存在计奖一说。因此，对刘桂华要求给570000元计奖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3。刘桂华辩称，针对其认为没有入账的370000元饲料款和2016年12月21日支付的200000元饲料款合计570000元，国茂公司是按每吨2750元计价，实际应按每吨2450元计价，因此国茂公司还应返还其每吨300元的溢价款合计62181元（570000元÷2750元/吨×300元/吨）。根据《刘桂华2016年度饲料结账明细》中第5项“其他约定事项：全年182按2450元/吨计价，差款的182按2750元/吨”之规定，国茂公司应该按照该约定给刘桂华结算价款。《刘桂华2016年度饲料结账明细》第2项拖货金额显示：182品种按2.45价格结算金额为376046元，按2.75价格结金额为483879元，即是按照上述约定进行的结算，结算之后补的差价连同补的人工工资15000元合计31566元一起计入到了2017年的交款明细中。据此，国茂公司已经按约定的价格给刘桂华进行了结算。因此刘桂华要求补差价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故对刘桂华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4。国茂公司与刘桂华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一直有事实上的饲料交易行为，并且就饲料交易往来进行了逐年转存结算，最终形成了《2019年国茂饲料销售分户对账明细》结算单。该结算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规定，本院认定国茂公司与刘桂华之间已形成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等。本案中，现国茂公司按约履行了交货等义务，刘桂华应当按照最后形成的结算单向国茂公司履行支付货款704126元的义务。抵扣刘桂华结算后已支付的30000元后，刘桂华还应向国茂公司支付货款674126元。因此，国茂公司主张刘桂华偿还货款674126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国茂公司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刘桂华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刘桂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湖南国茂饲料有限公司货款67412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42元，由刘桂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松人民陪审员  杨兴霞人民陪审员  李文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熊斌书记员陈爽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