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34年9月26日出生，住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雯，江苏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70年8月17日出生，住上海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住扬州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桂林，江苏江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住扬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5，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住扬州市。上诉人刘某1因与上诉人刘某2、刘某3、被上诉人刘某4、刘某5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1012民初6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房屋来源于上诉人刘某1与顾某某1984年所建的老房屋，1991年，顾某某将老住址南一片七间老房分给刘某2。但后来，刘某2顶替刘某1的职到上海工作，并将户口迁往上海安家落户。1997年，顾某某作为户主和土地使用者，办理了该七间老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1998年，原告刘某1出资给刘某2购买上海市某村×号××室的房屋）。2010年左右，顾某某与刘某1对案涉房屋进行危房改建，改建后一直由刘某1和顾某某居住。2016年顾某某去世，刘某1一人居住，直至2019年该房屋拆迁；2、原案涉被拆迁房屋是由登记在顾某某名下的房产翻建而成，原审将“分给刘某2的老住宅”与“登记在顾某某名下住宅”的关系认定错误。“分家时分给刘某2的老住宅”与“登记在顾某某名下住宅”是同一房产。1991年分家时，老住宅并未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1997年，老住宅是以顾某某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进行登记。分家在前，登记在后，且房屋的所有权应当以登记为准，因此，老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顾某某与刘某1所有；3、原审酌定份额偏离事实。上诉人刘某1与已故配偶顾某某为安度晚年，在案涉房屋的翻建中辛劳付出。建成后，也确实只有刘某1与顾某某居住。原审认定刘某1与顾某某占案涉房屋1/4的份额，刘某2与刘某3占3/4的份额明显有失公允。刘某2、刘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早在1991年就分家析产，讼争的拆迁利益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刘某2、刘某3在户口迁入上海前就已对讼争房屋实际控制且享有分家户书上明确的权利，当时对父母的赡养都已经明确约定，不存在父母对讼争房屋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对翻建后的房屋没有所有权，上诉人早在1991年就已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及宅基地的使用权，尽管上诉人后来户口迁移到上海，但不能改变上诉人实际拥有房屋的事实。讼争房屋是上诉人自己出资翻建，与被上诉人无关。在翻建前，顾某某和刘某1先到上海，从上诉人处取了5万元，后房屋上梁上诉人又拿出5万元，建好后上诉人又拿出了3-4万元购置了动产等，以上有上诉人的庭审陈述、证人的出庭作证足以证实。且己故顾某某对以前拥有的不动产权利已经处分且进行了分配，故已故顾某某和刘某1对现存在的利益不可以进行反复处分，被上诉人刘某1的每月退休金5000元左右，不存在生活困难问题。针对刘某1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刘某2、刘某3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最终拆迁利益刘某1无权享有；刘某4答辩称，应当按照分家协议执行；刘某5答辩称，拆迁的房子是刘某1的财产，刘某1目前无住所。针对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刘某1答辩称，不认可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某2、刘某3所称分家时的房屋并非案涉被拆迁房屋，被拆迁房屋是由刘某1出资所建。一审认定案涉被拆迁房屋是刘某1以及刘某2、刘某3作为共建人，那么依据一审认定的事实也应当由刘某1以及顾某某、刘某2、刘某3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进行分配；刘某4答辩称：我认为应当按照分家书分配，我的家产是拿9000元买的，刘某5的家产都是我们出资所建。刘某1没有地方居住，分家书上写的很清楚，刘某1的居住问题由刘某5安排，否则，刘某5的财产也应当拿出来分；刘某5答辩称，刘某4上述陈述不是事实，各家都有家产，争议房屋是刘某1建的，我还贴了砖的钱，因为是我父亲建的，所以我就没有要钱。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原告位于扬州市某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0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刘某1及其妻子顾某某（已在2016年8月25日去世）生育四子，除本案三个儿子即刘某4、刘某5、刘某2外，另一个儿子由亲戚收养；刘某2与刘某3系夫妻关系。1991年2月在顾某某的主持下，刘某4、刘某5、刘某2三兄弟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分家书，对三兄弟各人应得的家产作了分割，其中“长子刘某4得前面三间新房，负担陆仟元建房所借债务，但必须在91年至93年还清，每年不能少余（应为“于”）还贰仟元。另外在这三年内，负担兄弟刘某2叁仟元取（应为“娶”）亲费，从立分家书即日起，刘某2在未建新房前先住刘某4一间（西房间），三年内刘某4总计负担玖仟元。”“次子刘某5应得后面三间房，一切债务不负担，这（应为只）负担兄弟刘某2叁仟元取亲费，但必须在91年至93年分期交清，父母住次子刘某5东首一间房，房前猪圈以后产权归刘某5所有。”“三子刘某2应得老住址东西南北一片，但在以后建房必须让给刘某5壹米，（南）一片包括前后柒间老房，现有家前后的树木归父母所有权，以后一切属于刘某2，（让出壹米给刘某5是一线齐）前首未动前不好拆除让地。另外母亲顾某某叁子每人负担生活费每年壹佰贰拾元，从94年负担起。以后所立希共同遵守。”协议达成后，原告夫妇按协议居住在刘某5分家的房屋，后刘某5的房屋有危险原告夫妇至老住宅即刘某2分得的房屋中居住。而刘某4对分家后自己应贴补的9000元费用有异议，与顾某某发生争议，1992年8月22日在某法律服务所的调解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刘某4应给的9000元减为8000元，并确定了给付方式和日期。后在1994年1月28日又将刘某4给刘某2的婚费由3000元改为1500元。1995年3月刘某2因顶替其父刘某1的工作将户口从原扬州市某村迁入上海某路××号，而刘某1因退休将户口从上海某路××号迁入扬州市，落户在扬州市某村×8号，2010年5月刘某3因夫妻投靠将户口从原扬州市某组×号迁入上海市某村×号××室。1997年7月5日，刘某2分得的房产即坐落于扬州市某村的房屋以顾某某的名义进行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和土地登记申请，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在宗地人口情况调查表中列明常住人口4人，即户主顾某某、其夫刘某1、儿子刘某2及媳妇刘某3。2011年，因刘某2分得的老住宅成了危房，此时刘某2夫妇人在上海，该房由刘某1、顾某某居住，顾某某找村干部查看并确认房屋是危房后，未有正式审批手续，由原告和顾某某在家组织进行了翻建，后原告夫妇一直居住在翻建的房屋中，刘某2夫妇回家亦居住在翻建后房屋中。2016年8月25日顾某某去世，刘某1仍居住在上述房屋中，直至2019年因拆迁搬离。2019年1月1日，因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刘某2、刘某3与某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扬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坐落于扬州市某村的房屋即上述翻建的房屋进行拆迁，面积208.44平方米，拆迁补偿方式是货币安置，其中1、房屋补偿款（含装修及附属物补偿）802743元，2、固定设施移装费2298元，3、搬迁安置补助费2084元（208.44平方米×10元/平方米），4、临时安置补助费12506元（208.44平方米×10元/平方米×6个月），5、选择货币补偿增加的补偿款160549元（802743元×20%），6、奖励费30000元，合计1010180元。2019年4月25日刘某2领取了拆迁产生的拆迁利益1020000元，现原告为拆迁利益应归谁所有与刘某2、刘某3发生争议而引发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对翻建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产生争议,首先要确定翻建后房屋的归属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被拆迁的房屋是自己与其妻顾某某所建，而被告刘某2、刘某3认为是其夫妻的房产。一、1991年2月在顾某某的主持下，刘某4、刘某5、刘某2三兄弟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分家书，对三兄弟各人应得的家产作了分割，分家书签订后，被告三兄弟按分家书的内容分开各自生活。尽管原告认为分家时自己在上海不在家，不知道分家的事情，分家书无自己的签字，不认可分家书，但其在庭审中也认可其自上海回家后也发现了原先的大家庭已分开生活的情况，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且自己与其妻顾某某亦是按分家协议的约定居住在刘某5家，故可视为原告认可了分家的事实，该分家协议已执行多年，应予以维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原、被告均确认涉案被拆迁房屋是2011年将分给刘某2的老房屋拆除后进行翻建后的房屋，已非分家时刘某2所分得的房屋。原告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土地登记申请书、宗地人口情况调查表、宗地草图）、《某村镇房屋所有权材料》（某县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某村镇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某县村镇房屋产权现场查勘记录、某市村镇房产分户平面图、房屋所有权登具结书）和刘某2提交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书、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均是以顾某某的名义办理，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均在1997年申请办理，显然登记在册的并非是本案中所涉及的被拆迁房屋，涉案被拆迁房屋无审批手续及产权证书；三、刘某2因顶替刘某1上海的工作于1995年将户口迁入上海，刘某3也因夫妻投靠于2010年将户口迁入上海，而成为城市户口，刘某1因退休将户口迁回老家扬州市落户，尽管刘某1的户口是落在扬州市某村×8号，但不是说刘某1的户口性质就成了农村户口仍是非农户口，此三人均无权享有该村宅基地的权利，是顾某某的家庭成员。且依照法律规定，宅基地不能继承；四、在家庭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出力建造的房屋应当属于共同所有。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有的共有财产；家庭财产主体不一定包括每一个家庭成员，而是对家庭财产形成作出过贡献的家庭成员；涉案被拆迁房屋虽是拆除了分给刘某2的老住宅后翻建，翻建时刘某2、刘某3不在家，是刘某1夫妇组织翻建，但并不能说涉案被拆迁房刘某2、刘某3就不是共建人，因为毕竟老住宅已分给刘某2，属于刘某2的房产，现要拆除翻建，按常理肯定要告知刘某2，与刘某2商量翻建事宜，另从刘某2、刘某3提交的2011年部分购买装修材料的单据等证据亦可认定刘某2夫妇对涉案被拆迁房亦是出资的；五、对于2013年10月10日由刘某3的父亲刘某6代书的涉案房屋是刘某2所有的证明，因刘某6是刘某2的岳父，且因顾某某已去世，刘某1不认可证明上的签字和印章是自己本人所为，刘某2夫妇亦未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刘某1、顾某某在证明上的签名和印章是刘某1、顾某某的真实签名和印章，故对该份证据无法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顾某某、刘某2、刘某3系被拆迁房屋的共建人。又因涉案房屋确实是在刘某2分家所得的老住宅基础上拆建而形成，庭审中，原告亦认可对外有称被拆迁房屋是刘某2的说法，只不过刘某2夫妇认为这表示被拆迁房屋就是自己所有，原告认为是为了防止以后兄弟之间就被拆迁房屋上再产生纠纷而言，涉案房屋应是原告夫妇所建。故一审法院从被拆迁房屋的演变过程、目前原、被告各家之间的实际状况及案件起因综合分析后，依法酌定由原告及顾某某占涉案房屋1／4的份额，被告刘某2、刘某3占3/4的份额。本案所涉及的原告要求分家析产的财产为拆迁补偿款，被拆迁房屋安置补偿款实为1020000元,由房屋补偿款（含装修及附属物补偿）802743元、固定设施移装费2298元、搬迁补助费2084元、临时安置补助费12506元、选择货币补偿增加的补偿160549元及奖励费30000元合计1010180元及在实际收取款项时多付款项9820元构成，确定合法房屋建筑面积208.44㎡，至于原告就上述拆迁房屋的补偿款要求析产，一审法院认为：1、房屋补偿款（含装修及附属物补偿）802743元，实际是按照合法面积230㎡内面积208.44㎡的分成五处房屋面积的补偿款加上装修价值34943元和附属物价值31395元组合而来，而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安置款的计算公式为安置房价格3735元/㎡-（安置房重置价格700元/㎡-被拆迁房屋重置价格即五处分别为104.25㎡、48.59㎡、15.81㎡、17.69㎡、22.1㎡房屋面积的相对应的被拆迁房屋重置价格592.2元/㎡、414.54元/㎡、497.45元/㎡、424.18元/㎡、296元/㎡）×被拆迁房屋的合法面积即分别为104.25㎡、48.59㎡、15.81㎡、17.69㎡、22.1㎡；此款以被拆迁房屋的合法面积为基准得出，并非宅基地面积的区位价；2、搬迁补助费2084元是按合法面积208.44㎡×10元/㎡计算得来；3、临时安置补助费12506元是按合法面积208.44㎡×10元/㎡×6个月计算得来。2、3两项费用合计14590元，虽以被拆迁房屋的合法面积为基准按拆迁安置实施意见确定的标准计算而来，但这二项款项应是对居住人员及物搬迁的安置补偿，应由进行搬迁、安置的人员来分享，本案中涉及搬迁、安置的人员是原告、被告刘某2、刘某3计3人，则3人各享有1/3的份额约计4863.33元；4、固定设施移装费2298元，是拆迁电话补助费208元/户、拆迁有线电视补助费150元/户、拆移空调补助费300元/台、拆移太阳能热水器补助费1000元/台、拆移电表补助费280元/户、拆迁网络补助费为360元/户，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设施是谁安装各执一辞，但对各自的主张均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按上述设施的使用人即原告、顾某某、刘某2、刘某3来分享，则4人各享有1/4的份额计574.5元；5、选择货币补偿增加的补偿款160549元，经原、被告确认均认可是以房屋补偿款（含装修及附属物补偿）802743元×20%计算而来，1、5两笔款项合计963292元，是与房屋本身有关的款项，按一审法院确认的分配方式，原告、顾某某享有1/4的份额计240823元，则原告、顾某某分别享有120411.5元，被告刘某2、刘某3享有3/4的份额计722469元；6、奖励费30000元，是对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并完成搬迁给予的奖励，本案的拆迁、搬迁是原告、刘某2、刘某3共同协调完成，故该款项应由3人享有，各得10000元；7、实得的拆迁补偿款中另有多付款项9820元，双方未能提供证据说明款项的名目，一审法院走访拆迁部门亦未能得到明确答复，故将该笔款项认定为额外奖励费，仍由原告、刘某2、刘某33人享有，各约得3273.33元。基于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原告计得139123元（取整），顾某某计得120986元，刘某2和刘某3合计得759891元（取整）。其中，顾某某计得款项，因顾某某已去世，其财产应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原告、被告刘某4、刘某5、刘某2依法继承，则4人各得30246.5元；因刘某2和刘某3是夫妻，依照法律规定，刘某2继承的财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庭审中，刘某4明确表示其应享有的份额归刘某2和刘某3所有，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故，原告享有拆迁房屋补偿款为169369.5元，刘某5享有30246.5元，刘某2和刘某3共同享有820384元。因拆迁补偿款已全部由刘某2和刘某3领取，原告和刘某5应享有的款项由刘某2、刘某3予以给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刘某1享有拆迁房屋补偿款169369.5元,被告刘某5享有30246.5元，刘某1、刘某5应得款项由刘某2和刘某3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予以支付；二、被告刘某2和刘某3共同享有820384元。案件受理费139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80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14680元，被告刘某5负担500元，被告刘某2、刘某3负担3800元。被告刘某5、刘某2和刘某3负担的部分已由原告垫付，三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某1提请证人汪某某出庭，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系刘某1、顾某某出资翻建。就此，上诉人刘某2、刘某3质证称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刘某4依旧坚持按照分家协议履行；刘某5认可出庭证人的证言。上诉人刘某2、刘某3出具1997年7月28日家书1封，拟证明刘某1无经济实力替刘某2、刘某3翻建房屋，刘某2、刘某3在上海购买均系其二人自己出资。就此，上诉人刘某1质证称不认可信件的真实性，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刘某4则认可该信件及其证明目的；刘某5不认可信件的真实性。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的相同，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终因各方对调解方案持不同意见，导致本案调解未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案涉拆迁房屋的权属如何认定、其拆迁利益如何分配？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现有证据能证实1991年2月在顾某某的主持下，刘某4、刘某5、刘某2三兄弟签订了《分家书》，该分家书对三兄弟各人应得的家产作了明确约定，且对日后父母的居住、赡养作出了安排。前述《分家书》签订后，刘某1、顾某某夫妇协议居住在刘某5分家的房屋，后因刘某5的房屋有危险，刘某1、顾某某夫妇遂至刘某2分得的房屋中居住。现上诉人刘某1否认《分家书》的效力，并认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顾某某与其享有的理由不能成立，尽管签订《分家书》时，上诉人刘某1在上海工作，《分家书》亦无其个人签名，但刘某1在一、二审庭审中均陈述其自上海回家后也发现了原先的大家庭已分开生活的情况，对此其未提出异议，且其与顾某某也是按分家协议的约定居住在刘某5家，由此可视为刘某1认可了分家的事实，《分家书》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被拆迁房屋系为在2011年将分给刘某2的老房屋拆除后进行翻建的房屋，已非分家时刘某2所分得房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交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权属证书，案涉被拆迁房屋实无审批手续及产权证书。鉴于刘某1系为在城市工作返乡落户的退休人员，而刘某2因顶替刘某1上海的工作于1995年将户口迁入上海、刘某3也因工作随夫于2010年将户口迁入上海而成为城市户口，故刘某1与刘某2、刘某3均已无权享有该村宅基地的权利，三人同属于顾某某的家庭成员。目前，上诉人刘某1与上诉人刘某2、刘某3对于该房屋实际由谁出资翻建各执一词，一审法院综合被拆迁房屋的演变过程、目前刘某1与刘某2、刘某3生活的实际状况及案件起因综合分析后，认定该房屋系刘某1、顾某某与刘某2、刘某3共同所建，并酌定由刘某1及顾某某占案涉房屋1／4的份额，刘某2、刘某3占3/4的份额，并不失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与上诉人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刘某1负担10485元、刘某2、刘某3负担3495元（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小川审判员  祁若冰审判员  方 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