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民终7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74年10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秦超，男，1996年4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健，男，2000年8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1，男，2004年2月7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子。法定代理人：黄某，自然信息同上，系秦某1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2，女，2006年10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女。法定诉讼代理人：黄某，自然信息同上，系秦某2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3，男，2011年10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死者秦光权之子。法定代理人：黄某，自然信息同上，系秦某3母亲。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85号汉国中心A座七楼A-7-5、A-7-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7798637XA。负责人：赵学武，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屈靖雯，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应胜，男，1972年2月9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杨，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勤俭路89号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7500626140。负责人：周菊芳，系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7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某、秦超及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上诉人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被上诉人刘应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国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在原判主文第一项基础上，增加黄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1700元（计算10年），秦某3第6年至第10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925元，共计114625元；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刘应胜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将黄某认定为本案的被扶养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黄某因七岁时患脑膜炎，导致其听力失聪，语言障碍，经常头疼，需要长期服药控制，无法正常生活。一审中，黄某等人提交了黄某的《残疾证》证明其系听力二级残疾的聋哑人，同时大田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充分证明了黄某无劳动能力的事实。因黄某与秦光权系夫妻关系，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而秦光权的去世导致黄某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故黄某有权主张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黄某应享有二十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基于被扶养人较多，扣减一审判决已经确认的其他被扶养人十年的生活费外，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还应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91700元。二、因黄某系无劳动能力人，故秦某1、秦某2、秦某3的生活费应由秦光权一人负担，一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计算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秦某3第6年至第10年的生活费应为45850元（9170元／年×5年），不应除以2，故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还应赔偿秦某3生活费22925元。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某等人、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对于受害者秦光权在事故发生时的身份认定错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四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由此可见，判断受伤人员系车外人员还是车上人员，须以事故发生瞬间该人员与车辆的空间关系为依据。本案中渝Ｂ×××××号车辆侧翻的瞬间，受害者位于车辆货箱内部，其身份无可非议为车上人员。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时受害者被抛出车外”，但被抛出车外是事故发生的后果及状态，不是事发时的状态，事故发生时受害人位于车内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的身份发生转化没有依据。“车上人员”与“车外人员”的概念有明确界定，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属于“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瞬间这一身份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在车上，仍属于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再次，一审法院认定渝Ｂ×××××号车辆侧翻，受害人被货箱内滚出的木头砸伤等事实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上没有记载，受害者的受伤经过和死因尚不明确。黄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受害人是被摔出车外后被木头砸伤致死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最后，事故发生时，渝Ｂ×××××号车辆存在超载情形，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中加盖公章确认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已经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该条款系有效条款，商业险免赔10%应当成立。二审对此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被保险车辆中的“车上人员”能否转化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给出了明确意见：当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本车人员脱离了被保险车辆，不能视其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应将其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赔偿范围内的理赔对象。最高法院民一庭编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也认为“‘车上人员’与‘车外人员’的区别是比较固定的，因交通事故的撞击等原因导致车上人员脱离本车的，不存在‘转化’为第三人的问题，上述人员仍属于‘车上人员’，不应由交强险予以赔偿”。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辩称，一、黄某等人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对于黄某等人的第一项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二、黄某等人的上诉请求不合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其自行承担。黄某等人辩称，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应胜针对黄某等人上诉理由辩称，一、黄某等人在二审中申请鉴定，我方未看到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新证据。二、关于秦某3等人生活费计算问题，我方同意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答辩意见。刘应胜针对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上诉理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中受害人是第三人还是车上人员，我方认为是车辆停驶过程中因车辆滑动导致受害人死亡，目前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该怎么认定。其次，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在一审中也明确说明受害人不在车上。最后，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车辆超载，当时并不存在车辆超载的情况。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二审中未作答辩。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应胜和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赔偿黄某等人各项损失合计649857.79元；2.判令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黄某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日11时许，刘应胜驾驶渝Ｂ×××××号货车停放到沿河县陈军房屋前道路斜坡处装运木头，田维富雇佣田茂生、秦光权、杨加清等人将堆放在陈军院坝内的木头装到渝Ｂ×××××号货车货箱内。当日晚上19时30分许，田茂生、秦光权和田维富在渝Ｂ×××××号货车货箱内整理木头，刘应胜也在货箱内拉绳钩，渝Ｂ×××××号货车突然向坡下移动，当时在车下的杨加清发现货车在移动，连忙大声呼喊提醒车上人员，田维富和刘应胜听见喊声后，立即从货箱中跳下，田维富摔倒在公路上，刘应胜滚到路边的沟渠里，货车继续滑行倾翻至道路坎下崔中国的房屋处，货箱内的田茂生和秦光权被抛到车外摔到土坎下，货车上已经装好的木头滚落下来，散落四周。田维富从地上爬起来后，看见田茂生和秦光权躺在土坎下的土地上，秦光权当时呼叫无应答，田茂生在痛苦地吼叫。田维富连忙打电话喊人来帮忙救人，附近的住户也赶来帮忙。本次事故造成秦光权、田茂生、刘应胜和田维富共4人受伤，渝Ｂ×××××号货车损坏、崔中国房屋损坏。秦光权和田茂生当即被送往重庆市彭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秦光权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3日23时45分死亡；田茂生因伤情严重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22日死亡。本次事故经沿河县交警队认定，渝Ｂ×××××号货车经检测，车辆右三轴制动鼓内圈工作面有沟槽、龟裂现象，在驻车制动装置工作状态下，制动鼓内圈工作面与制动蹄摩擦片工作面间隙逾限，制动失效，导致整车驻车制动力不足，渝Ｂ×××××号货车驻车制动不合格。交警队还认定，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当事人均无责任。双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一审法院另查明，肇事车辆渝Ｂ×××××号货车挂靠在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车辆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实际所有人为刘应胜，刘应胜对车辆自主经营，刘应胜每年交纳三万元左右的挂靠费给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在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给渝Ｂ×××××号货车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122000元）和不计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0000元）以及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乘人员，每座10000元），本案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限内。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崔中国房屋受损，刘应胜已和崔中国达成和解协议。一审法院还查明，案发当天，死者田茂生、秦光权是受田维富的雇佣，为其搬运木头。秦光权终年55岁，黄某系秦光权妻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系其子女。黄某属于听力二级残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本案是否应追加雇主田维富为共同被告；二是本案民事侵权责任的分配；三是本案死者是否应当转化为第三人。关于焦点一，黄某等人提起赔偿的请求是基于秦光权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黄某等人有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关系来主张。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况作了特别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雇员受害赔偿诉讼，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由于雇主责任与第三人侵权责任，两者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一是基于雇佣合同关系，一是基于侵权责任关系，雇员对第三人和雇主分别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因雇员本身过错程度的大小不一，导致第三人侵权责任与雇主责任的给付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雇主、加害人及提供劳务者的责任范围很难按比例确定，不能混淆在同案处理。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为了简化司法程序和节约司法资源，雇员应先向作为终极责任人的侵权第三人直接求偿，在第三人不能满足其全部请求、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终极责任无法确认甚至第三人不能归案时，可再转向雇主提出请求。法律已对接受劳务的雇主设定了追偿权，如果把劳务接受者与加害人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审理判决，从法理上剥夺了雇主的追偿权，也违反侵权法关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应当分开处理从而使案件结果明了简单。因此，本案不应追加雇主田维富为共同被告，黄某等人的合理损失若在本案中未得到全额赔偿，可以就其未补偿完全的部分向雇主另案提起诉讼。关于焦点二，本案交通事故虽然经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当事人均无责任，但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意义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也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而应结合案情，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刘应胜作为驾驶员，系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和所有人，其停车装载货物，必须确保车辆本身处于安全状态和环境中，不致发生危险。刘应胜将车辆停放在斜坡处装载木头，最终因驻车制动装置制动失效，导致车辆移动发生事故。刘应胜作为从事道路运输的专业驾驶员，其将车辆停放在斜坡处装载重物，应当预见随着整车重量的逐渐增加，可能会发生驻车制动效果减弱导致车辆滑动的危险，但其未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如在车轮下垫枕木防止车辆移动，或将车辆停放在平缓路段再进行装载，而田茂生、秦光权等人有理由相信刘应胜的车辆已经停放稳定不会突然移动。因此，刘应胜的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应胜具有重大过错；田茂生、秦光权等人正常搬运木头，主观上无过错。刘应胜应对黄某等人合理合法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系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应胜辩称本案系交通意外事故，刘应胜不承担责任，是对民法上“过错”含义的片面理解，对其辩解观点，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提出本案两名死者在发生事故时为身处货箱内的车上人员，不属于第三者，不是交强险和三者险的赔付对象，也不是驾乘险的赔付对象，保险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虽然事故发生前受害人为车上人员，但这一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事故发生时，车辆侧翻，将田茂生和秦光权抛出车外，货箱内装载的木头滚出，致使二人受伤，田茂生和秦光权的受伤和死亡均发生在车外，其受伤和死亡为案涉事故车辆所致，故其身份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付对象。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某等人的合理损失，首先应由事故车辆的承保公司即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总额范围内进行赔偿，若有超出保险限额部分，再由刘应胜和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连带赔偿。经依法核对和具体计算，黄某等人请求的并能够计入其损失范围的项目及其金额如下：护理费：黄某等人主张204元，查明秦光权于2019年6月3日凌晨入院抢救，当天晚上抢救无效死亡，黄某等人主张护理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黄某等人主张200元，理由同上，对该项费用不予认定。死亡赔偿金：黄某等人主张194320元（9716元×20年），死者秦光权系农村户口，其主要生活和收入来源都在农村，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716元／年，黄某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194320元的计算方法和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丧葬费：黄某等人主张39158元（78316元÷2），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贵州省201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铜仁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5615元／年，死者的丧葬费应为32807.50元（65615元÷2），超过部分不予认定。交通费和其他费用：黄某等人主张3500元。对于该部分费用，黄某等人仅提供一张署名为“张仲兰”的自书收条作为证据，该自书收条的真实性存疑，但考虑死者亲属为办理丧事确会产生相应支出，扣减应被丧葬费所包含的“寿衣、穿衣、尸体停放”等费用，酌定1500元，超出部分不予认定。精神抚慰金：黄某等人主张50000元，秦光权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其亲属的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且秦光权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黄某等人主张50000元精神抚慰金，予以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黄某等人主张4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其中有黄某183400元（9170元×20年）、秦川91×××××元（9170元×10年）、秦某245850元（9170元×5年）、秦某127510元（9170元×3年）。黄某系受害人秦光权的妻子，未满60周岁，黄某虽然是听力二级残疾，但没有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评定其丧失劳动能力，黄某持有的残疾证（听力二级残疾）只是残联颁发的证明文件，仅凭残疾证不能认定其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不能作为受害人秦光权的被扶养人主张生活费。秦某3、秦某2和秦某1三人系受害人秦光权的未成年子女，三名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人为秦光权和黄某二人，其生活费亦应由秦光权和黄某二人分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结合三名未成年子女的扶养年限和贵州省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170元／年的标准，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和秦某1第1至3年的生活费为27510元（9170元×3年）；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第4至5年的生活费为18340元（9170元×2年）；被扶养人秦某3第6至10年的生活费为22925元（9170元×5年÷2人）。故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和秦某1生活费共计68802元（27510元＋18340元＋22925元），超出部分不予认定。医疗费：黄某等人主张14015.79元，有黄某等人提供的医药费专用收据和住院费用清单为证，予以认定。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辩称医疗费应扣除20%的非医保用药，但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不予采纳。上述认定的黄某等人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合计金额361445.29元，黄某等人主张的赔偿费用与另案处理的该次事故中另外一名死者田茂生的赔偿费用（（2019）黔0627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书）合计总额未超过事故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黄某等人的损失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总额内，赔偿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各项损失共计361445.29元；二、驳回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负担2863元，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共同负担2287元。二审中，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劳动能力鉴定意见书。证明黄某没有劳动能力的事实。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证据系一审后作出的，且系单方委托，程序不合法，不予认可；刘应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除了鉴定结论书之外，应有鉴定机构相关人员的证书。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该劳动能力鉴定意见书是由铜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应予采信。二审中，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光盘一张、询问笔录、投保人声明。证明：1、事故发生时的现场情况；2、投保人投保时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已经向投保人告知投保范围及义务。黄某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投保人声明系重庆正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盖的章，不是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盖的章，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未尽告知义务，询问笔录系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代理律师制作的，按照法律规定两位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应以一审查明的证人证言为准；刘应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询问笔录中对陈艺华的询问笔录与其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内容矛盾，客观性存在问题，达不到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证明目的，投保人声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询问笔录涉及的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以采信；投保人声明系重庆正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也不清楚重庆正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的关系，不予采信。二审中，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在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调取沿河县公安交警大队对案涉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材料，本院同意其申请，前往沿河县公安交警大队调取了案涉事故的相关材料，主要包括鉴定文书、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等。黄某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明了案涉车辆制动系统存在问题才导致案涉事故的发生，关于询问笔录，几位证人主要说明了当天如何去装车，一审中我方申请的证人冯某所作证言，证明了其到达现场后看到秦光权被木头砸到头上躺在地上；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没有显示秦光权是如何受伤的；刘应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秦光权系因被木头砸中身亡没有直接目击人员，与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二审提交的询问笔录是矛盾的。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该组证据反映出沿河县公安交警大队关于案涉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情况，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黄某经铜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委托鉴定结论书》（铜仁市劳鉴编号202000003），其鉴定结论为：黄某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受害人秦光权的身份是否可以转化为第三者；二、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以案涉车辆超载为由主张10%的商业险免赔率是否应当支持；三、受害人秦光权之妻黄某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其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由秦光权全部负担。关于焦点一，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在一审中称秦光权既不属于车上人员，也不属于第三者，在二审中又主张秦光权属于车上人员。沿河县交警大队向陈芝华、田维富调查时，两人均陈述车辆翻倒后刘应胜被木棒压在下面，秦光权被甩到公路下面的泥巴地，证人冯某在一审中陈述秦光权卧在地上，背上有个木料砸在其身上，秦光权后脑上有伤口，能够证明车辆翻倒后木棒滚下，将秦光权砸伤的事实。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的规定，事故发生前受害人秦光权在车辆上装木料，确为车上人员，但事故发生时，车辆翻倒，将秦光权抛出车外落到马路下的泥巴地内，货箱内装载的木头滚出，致使秦光权头部受伤，医治无效死亡，其受伤发生在车外，属于保险合同所规定在发生意外事故瞬间，在车体外的人员，故秦光权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付对象。关于焦点二，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据此以案涉车辆超载为由主张商业险10%的免赔率，经二审开庭核实，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就其主张案涉车辆超载并无证据证明，且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虽有“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但投保人系重庆正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而案涉渝Ｂ×××××号货车的所有人系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重庆正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重庆鸣通汽运万盛分公司之间关系不能作出解释，故对该投保人声明不予认定，对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黄某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作为妻子应属秦光权的被扶养人，因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与秦光权共同生育的子女黄某不应作为扶养人，应由秦光权一人负担。故秦光权有被扶养人四人，分别为黄某（年限20年）、秦某3（年限10年）、秦某2（年限5年）、秦某1（年限3年）。一审法院对于四被扶养人扶养年限重合的3年和三被扶养人扶养年限重合的2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认定正确，对黄某和秦某3扶养年限重合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认定错误，应为9170元×5年＝45850元，黄某有两位成年子女秦超、秦健，应对其母承担赡养责任，故黄某单独的10年扶养年限的生活费应为9170元×10年÷3人＝30567元。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22267元。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194320元、丧葬费32807.50元、交通费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正确，应予确认。连同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共计400894.50元。本案损失赔偿费用与另案处理的该次事故中另外一名死者田茂生的赔偿费用合计未超出事故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安诚财险两江新区支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黄某等人的损失予以赔偿。综上所述，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的上诉理由除黄某单独抚养年限内的扶养费金额不能得到完全支持外，其余上诉理由能够成立，予以支持；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错误，应予纠正。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7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二、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总额内，赔偿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各项损失共计400894.50元；三、驳回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由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共同负担2863元，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共同负担22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22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负担，应由黄某、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93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静审判员 王永生审判员 倪庆飚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覃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