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村，男，汉族，1977年1月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0************212。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其磊，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凌锋，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昌，男，1981年12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身份证号码为V072629（A），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0095048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倩，女，汉族，1986年11月2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住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社区*****************。公民身份号码为610************12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诺盈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U4MR9Q。法定代表人:倪倩。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连带，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健，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村因与被上诉人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诺盈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如下：（1）解除刘村与李德昌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2）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向刘村返还款项1400000元；（3）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向刘村支付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4950元；以上暂合计1434950元。2.判令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案涉协议为非典型合同，合同中既有股权转让的条款，又有借款的条款。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系无权处分，自始无法履行，借款部分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1.协议书中约定的450000元为股权转让价款。通过本案证据可知，协议书中约定的450000元为股权转让价款，刘村支付450000元，持有公司35%的股份。上述款项的收款方为李德昌，李德昌承诺将东莞诺盈公司和诺盈鞋业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香港诺盈公司）的35%的股份转让给刘村。2.协议书中的950000元款项实际为刘村对东莞诺盈公司的借款。根据双方约定，刘村向李德昌支付450000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同时需向公司分期注资950000元，才能够享有公司35%的股份。在签订协议书后，刘村向李德昌支付了450000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且向东莞诺盈公司支付了950000元的借款。该协议是由该两部分组成的，并且该两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本合同是非典型的合同，其中关于股权转让部分，因为李德昌并非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得到东莞诺盈公司的合法授权无法转让相关股权，合同自始无法履行。（二）李德昌并非转让股权的权利人，其无权转让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份，但一审法院却单方认定股权转让方为倪倩，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李德昌并非案涉公司的股东，亦无现有股东的合法授权。刘村与李德昌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公司合作协议书》。通过合同文本可以看出，合同的甲方为李德昌，乙方为刘村，但是在签订协议书后，刘村才得知李德昌并非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李德昌提供的授权书也并非案涉交易的合法授权，无法证明其是合法所有权人，李德昌签订案涉协议主体不适格，故其股权转让行为自始无法履行。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倪倩对李德昌的转让行为进行了追认，但是实际上，倪倩的行为并不构成对案涉股权转让的追认。1.刘村与李德昌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甲方是李德昌，并不是倪倩或者东莞诺盈公司。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李德昌是代表倪倩进行股权转让行为，但是作为代理人，李德昌必须告知刘村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以及相应的转让股权的份额。但是，通过双方之间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根本无法看出转让方和相应的转让股权份额。按照协议，转让的是李德昌的股份，并非是倪倩或者其他人。2.到目前为止，刘村都没有收到倪倩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确认。由始至终，倪倩都没有直接对刘村就股权转让进行追认或者将相关追认决定告知刘村。在一审庭审中，倪倩追认只是为了规避自身的法律责任。从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可知，倪倩本身并不同意刘村参与公司管理，拒绝刘村行使股东权益，其本身是不同意该转让行为的。最后，从协议本身来考虑，协议书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不明确。双方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中转让方为李德昌，并非其他人。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方及该股权转让方的具体转让份额约定不明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股权转让方是倪倩，转让份额是倪倩的35%。该认定明显是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断，与事实不符。另外，对于香港诺盈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股权的转让方及转让的份额。因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部分存在约定不明和无权处分，合同自始无法履行。（三）即使案涉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被认定为有效，但由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严重违反约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转让协议应予以解除，其应返还全部投资款。首先，如上所述，李德昌并非合法的股权持有人，其无权转让诺盈公司的股权。案涉协议对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和转让份额约定不明确，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根本无法履行。其次，刘村并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从签约到现在为止，刘村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1.刘村与倪倩在微信沟通，是因为刘村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与倪倩有业务往来，沟通内容是两个公司之间业务往来事宜，与本案无关。2.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主张案外人高艳平是刘村派驻的，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案外人高艳平是东莞诺盈公司聘任的工作人员，负责东莞诺盈公司的财务事宜，和李德昌被聘为公司的总经理一样。高艳平已于2018年11月离职。高艳平作为财务人员，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的沟通行为，不能够视为刘村的行为。再次，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拒绝刘村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根据刘村提供的证据四可知，刘村要求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倪倩却以其大股东身份，一直拒绝刘村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刘村多次催促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为刘村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李德昌一直以各种理由进行推托。直到目前为止，刘村都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最后，东莞诺盈公司现已不存在，案涉协议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虽然东莞诺盈公司尚未注销，但是在一审诉讼期间，李德昌、倪倩等人在没有告知刘村的情况下，将东莞诺盈公司的存款转移到私人名下，将公司的办公设备变卖。目前，东莞诺盈公司已不存在，案涉协议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从双方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七条的约定可知，双方之间存在关于解除合同的约定，现在条件成就，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违反约定，刘村有权解除合同。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目前，案涉协议根本无法履行，依法应予以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村无权解除案涉协议，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四）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应向刘村返还案涉协议中刘村向东莞诺盈公司的借款950000元。签署案涉协议时，李德昌是东莞诺盈公司的总经理，其有权代表东莞诺盈公司进行相关的经营活动，包括向外借款用于自身经营活动。此即，李德昌与刘村签订的案涉协议关于950000元的借款用于东莞诺盈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另外，由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的过错，刘村无法取得股东身份，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无法履行或者被解除，故其应向刘村返还案涉的950000元借款。同时，由于李德昌、倪倩与东莞诺盈公司人格混同，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刘村的合法权益受损。因此，恳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刘村的上诉请求。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辩称，一审法院仅凭收据查明认定刘村已出资450000元并注资950000元事实有误，倪倩仅收到刘村出资款450000元，对于注资款950000元，刘村至今未能提供具体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从李德昌于2018年2月7日向刘村出具的收据可看出，出于对刘村的信任，李德昌是先向刘村出具收据后再陆续收款的。案涉《公司合作协议》签订后，刘村于2018年1月10日向倪倩转账60000元，于2018年1月17日向倪倩转账25000元，于2018年1月19日向倪倩转账30000元，于2018年1月25日向李德昌转账200000元，于2018年2月2日向李德昌转账35000元，于2018年4月27日向李德昌转账100000元，共计出资450000元。但李德昌早于2018年2月7日就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出资款450000元，说明仅凭收据并不能证明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注资款的支付应以刘村提供的转账记录为准，否则应由刘村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提供的刘村所指派的财务高艳平制作的“诺盈2018年6月流水账”来看，截至2018年6月13日东莞诺盈公司收到“刘总总注资金额590000元”，但账单却显示该590000元的注资资金构成包含上述于2018年2月2日、2018年4月27日向李德昌转账的35000元、100000元的出资款，而李德昌也是提前于2018年6月11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注资款590000元。因此，高艳平制作的流水账以及李德昌出具的收款收据，均不能客观反映本案出资款及注资款的实际支付情况。另对于李德昌出具的收到刘村注资款360000元的收据，并未注明任何日期，从高艳平制作的各个月份的流水账上也无法体现该360000元注资款的构成，故该收据也无法证明刘村有实际注资360000元。因此，对于如此混乱的出资款及注资款的支付情况，应由付款方即刘村提供全部转账记录才能更好地说明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在刘村未提供相应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刘村已实际支付出资款450000元及注资款950000元，依据不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二）刘村在上诉状中一方面确认“向李德昌支付450000元股权转让价款，同时需向公司分期注资950000元，才能够享有公司35%的股权”，一方面又主张950000元是借款，并在本案以股权转让纠纷要求返还该“借款950000元”，显然自相矛盾。根据案涉《公司合作协议书》约定，刘村享有公司35%股权的对价为出资450000元及分期注资950000元两部分，正如刘村上诉所确认的“该协议由两部分组成，并且该两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所谓注资，顾名思义，就是向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注入流动资金。从刘村指派的财务高艳平制作的各月份流水账显示，刘村以代付货款、模具款、空运费等方式向诺盈公司注入资金，并载明“以刘总的注入资金对冲”而非“借款”，符合《公司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分期向目标公司注入流动资金的约定，且该长期性、持续性、分期以不特定金额支付款项的方式显然不符合借款的特征。因此，刘村已自行做账确认相关款项为“注资款”，现又主张是借款，明显是恶意捏造事实。且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如刘村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也应另案起诉，而非一方面起诉要求退还投资款，一方面又主张款项为借款非投资款。（三）一审法院认定李德昌签署关于倪倩股权转让给刘村的案涉协议有效正确。在当今网络信息如此发达、企业信息如此公开透明的背景下，要想获知任何一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可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小程序“企查查”或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进行查询，刘村不可能在对东莞诺盈公司股权架构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过百万的股权受让协议，也不可能在参与经营长达一年的时间才清楚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现状。且如李德昌在签订协议时自称是东莞诺盈公司股东，亦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向刘村出具委托书。实际上，案涉协议的协商及签署，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已经明确告知了刘村关于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现状，并向其出具了授权书，刘村支付的出资款450000元中亦有115000元是转到倪倩账户，协议的签署也得到了东莞诺盈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认可，因此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并不影响刘村通过签订案涉协议以取得公司35%股权的目的。（四）案涉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并不存在任何法定或约定解除事由，刘村要求解除案涉协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一审提供的李德昌与刘村微信聊天记录，李德昌、刘村、高艳平的微信聊天记录、高艳平制作的各月份的东莞诺盈公司流水账等证据可充分证明，案涉协议从始至终均有实际履行，刘村一直有参与东莞诺盈公司的管理，刘村主张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不让其参与公司管理显然与事实不符。且东莞诺盈公司的银行账户及机器设备、办公设备，李德昌、倪倩的个人银行账户已被刘村恶意申请查封，并不存在刘村上诉主张的李德昌、倪倩在未告知刘村的情况下将东莞诺盈公司存款转至私人账户并将东莞诺盈公司设备变卖，刘村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综上，案涉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刘村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刘村全部的上诉请求。刘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村与李德昌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公司合作协议书》；2.判令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向刘村返还款项1400000元;3.判令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向刘村支付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4950元;以上合计143495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共同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日，东莞诺盈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授权李德昌作为东莞诺盈公司代理人，全权代理东莞诺盈公司的日常营运、签署文件等事务，授权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同日，李德昌（甲方）与刘村（乙方）签订了一份《公司合作协议书》，内容如下：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香港诺盈公司以及东莞诺盈公司，乙方以人民币方式出资450000元，以及分期注资950000元，占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第二条，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第三条，企业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甲方65%、乙方35%。第四条，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公司股份。第五条，争议处理，1.对于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2.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第六条，违约处理，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害。第七条，协议解除，1.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合作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2.双方同意终止协议的；3.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企业有损害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合同签订后，刘村于2018年2月7日向李德昌支付了450000元；于2018年6月11日向李德昌支付了590000元；于2018年6月13日向李德昌支付了360000元，合计1400000元。李德昌与刘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18年1月至10月期间，关于东莞诺盈公司的业务往来、人员招聘、办公室的装修、产品设计、资金安排、货款回收等日常经营活动，刘村均有参与管理。李德昌、刘村、高艳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艳平代理刘村参与管理诺盈公司的财务。另查明，东莞诺盈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成立，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股东为倪倩、倪枭，倪倩持股比例为90%，倪枭持股比例为10%，法定代表人为倪倩。2019年1月22日，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倪枭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其对东莞诺盈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倪倩于2018年1月1日向李德昌出具的上述《授权书》的内容完全知悉并确认，其对李德昌与刘村于2018年1月1日签署的上述《公司合作协议书》中倪倩向刘村转让其持有诺盈公司35%的股权以及其他内容均予以认可。以上事实，有经举证、质证的《公司合作协议书》、诺盈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信息、收据、《授权书》、李德昌与刘村微信聊天记录、李德昌、刘村、高艳平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说明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李德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是涉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具体是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及履行的纠纷，各方没有约定解决争议的法律适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因本案合同履行地是中国内地，故本案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合同是否有效；二、如果合同有效，刘村主张合同解除以及要求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返还相关款项是否应予支持。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因该合同是非典型的合同，从合同的文本内容来看，既有关于东莞诺盈公司股份的转让约定，也有关于刘村与东莞诺盈公司合伙的约定，该合同既似股权转让合同，又似合伙协议，因此，应先判断案涉合同的性质。从刘村的诉请和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的答辩来看，双方均认为案涉合同是关于东莞诺盈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的约定，均不认为是合伙协议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本意是关于东莞诺盈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故案涉合同应认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或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因此，出让方必须是股东。案涉合同上出让方（甲方）的签名是李德昌，而李德昌并非是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但能否因此而认定李德昌签订的合同无效，需要审查李德昌是否得到东莞诺盈公司股东的授权或者追认。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提供的《授权书》内容来看，这是东莞诺盈公司授权李德昌作为代理人代办东莞诺盈公司的日常事务及签署文件，而不是倪倩个人授权李德昌作为其代理人代办倪倩的个人事务，虽然倪倩在《授权书》上签名，但因倪倩是东莞诺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授权的内容来看，倪倩的签名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该《授权书》不能认定是倪倩授权了李德昌代办倪倩的股权转让事宜，李德昌签署关于倪倩转让股权给刘村的案涉合同的行为属于没有代理权而实施代理行为或者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如果被代理人倪倩追认的，代理人李德昌签署的案涉合同有效。从答辩和庭审意见来看，倪倩对李德昌的行为是追认的，因此，李德昌签署关于倪倩股权转让给刘村的案涉合同有效。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倪倩是东莞诺盈公司的股东，其股权比例占90%，已经超过半数，且东莞诺盈公司的另一股东倪枭亦同意倪倩的股权转让行为，故倪倩将股权转让给刘村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合同上约定转让后刘村占公司35%的股份，即倪倩转让了35%的股份给刘村。综上，案涉合同是李德昌代理倪倩转让35%的东莞诺盈公司股份给刘村，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案涉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刘村主张合同解除以及要求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返还相关款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经查，合同约定协议解除的事由并没有发生，亦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刘村主张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不让其参与公司管理，但根据刘村与李德昌的聊天记录以及刘村、高艳平、李德昌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刘村一直有参与东莞诺盈公司的管理，高艳平就是代理刘村负责管理诺盈公司的财务，因此，刘村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村主张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不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工商登记变更问题，刘村可以与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协商，协商不成，刘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刘村主张合同解除以及要求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返还相关款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村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7714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村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中查明的“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2月7日向李德昌支付了人民币45万元；于2018年6月11日向李德昌支付了人民币59万元；于2018年6月13日向李德昌支付了人民币36万元，合计人民币140万元”，对此表述不当，本院查明为刘村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三张收据，李德昌确认三张收据的真实性。编号为8905252的收据中载明李德昌于2018年2月7日收到刘村450000元出资款；编号为8905562的收据中载明李德昌于2018年6月11日收到刘村590000元注资款；编号为8905253的收据中载明李德昌收到刘村360000元注资款，该收据未记载日期。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德昌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股权转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各方均未约定本案选择适用的法律，而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内地，根据最密切联系地原则，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刘村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协议是否有效合同；二、刘村诉请解除案涉协议及要求返还相关款项，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刘村上诉主张李德昌并非东莞诺盈公司股东，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系其无权处分行为，950000元的借款部分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协议从文义上看，包括股权转让及合伙协议的内容，但未有任何与借款合同相关的条款体现。李德昌向刘村出具的两张收据，注明590000元及360000元（合计950000元）为“注资款”，与案涉协议中的“分期注资95万元”相印证。故对于刘村主张950000元为刘村对东莞诺盈公司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结合东莞诺盈公司股东倪倩的《授权书》，股东倪枭的《情况说明》及倪倩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可以认定李德昌的代理行为得到东莞诺盈公司两股东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本院认定李德昌的代理行为有效，案涉协议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关于焦点二。刘村以东莞诺盈公司已不存在，东莞诺盈公司、倪倩拒绝其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案涉协议对股权转让方及转让份额约定不明，东莞诺盈公司未配合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为由，请求解除案涉协议。本院认为，首先，东莞诺盈公司尚未注销，本案一审期间，法院已实施财产保全措施，刘村主张东莞诺盈公司的存款已转移到私人名下，公司设备变卖，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一审期间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明刘村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再次，案涉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股权份额，股权转让方的“乙方”承上所述，亦已追认。案涉协议中并没有约定东莞诺盈公司负有刘村如果在履行完毕出资和注资义务后，须配合刘村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的义务。双方可以在刘村履行完毕出资和注资义务后，对此另作协商，但刘村以东莞诺盈公司未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依据。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刘村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刘村主张合同解除及要求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返还相关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本院依据刘村的诉讼请求，仅审查与其行使解除权及后果的相关问题，至于刘村是否已经履行完毕案涉协议的出资和注资义务，李德昌向刘村出具的三张收据中所载款项，李德昌、倪倩、东莞诺盈公司是否已经实际收取，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刘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依照或参照上述援引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15元，由刘村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胡运科黎小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参照）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