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瞿文郁，男，汉族，生于1941年5月15日，住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水成，陕西兴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伯苗，男，汉族，生于1948年12月27日，住勉县。上诉人瞿文郁与被上诉人李伯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5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瞿文郁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李伯苗赔偿上诉人因解除合同所遭受的损失322865元。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距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2017年11月16日止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的效力，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和案外人2006年10月23日给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后的十年来，从未停止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2011年2月8日签订《转股付款协议》并公证后，上诉人经常到被上诉人的办公室让其算账。2015年2月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公证文书，被上诉人通过执行庭领取了近25万元，2016年12月又想通过执行庭领取30万元，上诉人不答应，告诉法官只同意给被上诉人20万元，若给被上诉人30万元，将满足不了给上诉人的承诺金额。但是被上诉人还是划走了30万元。上诉人于2017年11月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扣留被上诉人的一切执行款，提出被上诉人承诺书给上诉人承诺的322865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进行了书面申辩，均有书证为证，后执行庭告诉上诉人应当向法院起诉解决此纠纷。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2月起算，上诉人于2019年7月3日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原审法院认定杨某甲和李伯苗向上诉人做出的承诺是两份内容、时间、承诺人不同的承诺书，对李伯苗不具有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伯苗在汉中销售部上班，与杨某甲离的不远，其时常与杨某甲商量，后来才形成了给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美程公司是杨某甲介绍的，因美程公司收购的价格较高，李伯苗为了从美程公司得到点好处，才催促杨某甲出具的承诺书，李伯苗签字表明他愿意承担此责任。上诉人后来也承诺给杨某甲100万元中介费的好处，这事情李伯苗也是知道。后来也是由李伯苗亲自将该承诺书送到法院，才最终促成了与台湾郝总解除；3.原审法院也认定杨某甲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伯苗也签了自己的名字，那么李伯苗就应当赔偿上诉人因解除合同所遭受的损失322865元。被上诉人李伯苗辩称，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从一、二审开庭过程看，上诉人没有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我该赔偿他损失322865元。2006年10月，上诉人因解除与台湾商人的兼并重组协议受到损失，但这和我无关。2006年10月23日我出具的所谓承诺仅是碍于杨某甲的情面才勉强签的我的名字，仅是为了朋友之间表明心意，不会泄露上诉人与美程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这个事情，事实证明答辩人也确实没有泄露，因此，不存在答辩人应向上诉人承担责任的问题。其次，我向法院的提交的2010年9月16日的《董事会决议》已经清楚的证明了双方手续已经理清，除去各项费用，8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我应得的。2011年2月，因瞿文郁没有按时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我们双方在勉县公证处做了《执行证书》，我正式申请勉县法院强制执行，但在这个过程中，瞿文郁从来没有提出我还要给他赔偿损失的事情，而是在2017年11月16日正在勉县法院执行的过程中，瞿文郁突然提出了申请，要求中止执行，显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此，瞿文郁的诉请可以说是无中生有，没有根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所能够请求。瞿文郁向一审法院诉请：1.请依据被告与案外人杨某甲2006年10月22日给我出具的承诺书，判令被告赔偿我解除与郝某甲、付某某之间陕西省勉县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兼并重组协议所遭受的经济损失322865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2006年前原告和其妻儿共同投资开办了陕西省勉县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在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矿山有370000元的投资。2006年5月14日原告以陕西省勉县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之名与台湾商人郝某甲、付某某之间签订了一份《兼并重组协议》和定金合同，并收取台湾商人郝某甲、付某某所交定金600000元。之后在履约过程中，双方产生矛盾协商无果遂诉讼至汉中中院。案件在汉中中院审理中，原告又与另一家公司美程公司就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与之签订了一份框架协议，为防止该协议泄露，同年10月22日，案外人杨某甲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为了解决天泽公司目前的困难，我向翟文郁承诺：若天泽公司与台湾郝总解除合同，将由我负责解决翟文郁的赔偿款项问题，并负责处理好矿山转让事宜，若我未能及时解决资金，造成损失，将由我负责承担翟文郁的经济损失。特此承诺！承诺人：杨某甲2006年10月22日”。同月23日，案外人杨某甲在上述承诺书下面空白处，由杨某甲亲笔书写了“10月22日与美程公司的框架协议若作为台湾郝总的法律依据，发生的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杨某甲、李伯苗2006.10.23.”杨某甲、被告李伯苗均在该承诺后面签了名。此后，原告便与台湾老板郝某甲、付某某在汉中中院主持调下，达成了解除兼并重组协议、返还所收定金并赔偿台湾商人郝某甲、付某某经济损失600000元、承担诉讼费用35930元之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早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与美程公司就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所签订的框架协议，未作为台湾商人郝某甲、付某某解除合同的证据。2009年8月4日、2011年2月8日原、被告先后达成了二份转股付款协议和一份转股付款补充协议。协议均约定：被告在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白云寺铅锌矿股权作价10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扣除被告其他一切费用后，原告应付被告股权转让款850000元，双方手续已倒清，转让款原告应于2011年2月18日前一次性向被告付清。该三份协议于2011年2月11日在勉县公证处办了（2011）勉证经字第2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7年被告依据该公证书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向原审法院执行庭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自己与台湾商人郝某甲、付某某解除《兼并重组协议》所遭受的经济损失645930元一半即322865元，应由被告负担，扣减应付被告股权转让款。在此之前，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该项权利。原审法院认为，2006年10月23日被告与案外人杨某甲向原告作出的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同年10月22日案外人杨某甲对原告所作的承诺，与被告和杨某甲共同向原告所作的承诺，是两份内容、时间、承诺人不同的承诺书，该份承诺书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与台湾商人在履行《兼并重组协议》中产生矛盾协商无果，通过诉讼解决所存在问题并在法院主持下自愿与台湾商人达成解除《兼并重组协议》、返还定金、赔偿损失之调解协议的，并不是因其与美程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由被告泄密导致的赔偿，所以原告因解除《兼并重组协议》所受经济损失，与被告没有关联；同时，2009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将在天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白云寺铅锌矿股权作价10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扣除被告应承担的一切费用后，还向被告支付850000元转让款，这足以证明自原、被告达成转股付款协议之日止，之前原、被告之间一切经济手续均结清；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为三年，自2006年10月23日被告作出的承诺或自原告向台湾商人赔偿损失之日起，距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2017年11月16日止，期间早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已过，其民事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告主张的民事权利，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且已过诉讼时效，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瞿文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40元，减半收取3070元，由原告瞿文郁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瞿文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勉县法院执行案卷材料（1—3页），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涉案权利；2.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汉中民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50万元定金的事情；3.证人杨某甲2019年12月27日证明材料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有约定。被上诉人李伯苗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的执行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系，2017年的申请书是对方为了阻止执行，2008年判决的事情也和本案没有关系。第二组杨某甲的证明是不真实的，怀疑杨某甲是在推卸他自己的责任，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李伯苗向本院提交董事会决议一份，拟证瞿文郁给我85万元转股款的时候，已经股东会决议，已经扣除了之前的相关费用，这其中也包含之前打官司的费用，扣完后李伯苗就跟他们再没纠纷了。瞿文郁对该证据当庭未发表明确意见，仅表明如果回去找到了自己手中的文件，跟李伯苗提供的一样就不来了，如果不一样就给法院补交一份。本院认为，杨某甲书写的证明实为其证言，因杨某甲本人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且其并未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李伯苗对该证明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除以上证据外，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从案涉承诺书看，该承诺书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是承诺人负责解决瞿文郁解除与台湾郝总之间的合同产生的赔偿款，第二部分是负责处理好矿山转让事宜。如果未能及时解决资金，造成损失由承诺人赔偿。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瞿文郁主张的就是其与台湾郝某乙解除合作协议产生的赔偿款。那么在瞿文郁与郝某乙2006年12月27日达成解除合作协议的调解书，并向郝某乙支付60万元违约金的时候其已经知道了遭受的损失额，且瞿文郁在本案主张的也是此时已经确定的赔偿数额。即便李伯苗和杨某甲应当向其承担该笔赔款款项责任，那么其应当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即至迟在2008年12月27日之前主张。但瞿文郁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通过诉讼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向李伯苗主张过案涉债权。显然，本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虽然2017年瞿文郁因与李伯苗股权转让款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提出申请，主张与李伯苗就本案争议赔偿款予以抵销。但就该执行案件，勉县法院已于2015年2月12日就下达了执行通知书，而瞿文郁提出抵扣案涉赔偿款的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也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至于瞿文郁与李某某、胡文芳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的结果如何，与本案因解除与郝某乙之间合作协议产生的赔偿款并无直接关系，也即该股权转让侵权纠纷的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本案争议款的数额变化。因被上诉人李伯苗在一审中已就本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对上诉人瞿文郁超过诉讼时效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诉讼费维持不变，二审诉讼费6140元，由瞿文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俊霞审  判  员  曹建祥                       审  判  员  王永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法 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陈  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