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初2360号原告：骆杨，男,1991年5月21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告：天津通源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道和盛广场2008号。法定代表人：张李珍。职务：经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该公司职员。被告：朱国明，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被告：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武清支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泉兴路28号增9号。负责人：韩国亮。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贵红，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琳，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骆杨与被告天津通源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源公司），被告朱国明，被告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武清支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杨，被告通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被告朱国明，被告中银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贵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骆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朱国明、天津通源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运营损失费5073元；2.请求依法判令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武清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优先赔偿；3.案件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2日19时38分许，在天津市红桥区海河东路停车场，第二被告由南向北行驶，原告也由南向北行驶，第二被告驾驶的津Ａ×××××号汽车与原告驾驶的津Ｅ×××××号小客车接触，造成双方车辆损失的交通事故。原告车辆所有人登记在天津市海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该车市纪委原告所有，由原告与朋友共同驾驶从事出租车运营事宜。第二被告驾驶的津Ａ×××××号汽车所有权人登记在第一被告名下，该车在第三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之时正在保险期限之内。原告由于车辆损坏，需要修理，自2020年4月23日至2020年5月11日未能驾车运营，产生运营费5073元。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通源公司辩称，车都是朱国明自己买的，我们平时给他提供一些活，我和朱国明有一个协议证明车是他的，我们是挂靠关系，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内的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如果出租车司机要的不合理由法院进行判决。被告朱国明辩称，我本人没有赔付能力，听从法院判决。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主张的运营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并且其数额过高。通过审查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22日19时38分，被告朱国明驾驶牌照号为津Ａ×××××号小型客车与原告骆杨驾驶牌照号为津Ｅ×××××号出租汽车沿海河东路由南向北行驶，被告朱国明所驾车辆超车过程中与原告骆杨所驾出租车发生接触，造成双方车损无人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天津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服务中心鑫兴分中心处理，双方签署自行协商处理协议，被告朱国明认可承担全部责任。朱国明所驾车辆系被告通源公司名下车辆，双方系挂靠关系，该车辆在被告中银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15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为被告通源公司。原告骆杨所驾车辆登记权利人为天津市海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该公司出具证明载明该出租车系驾驶人个人出资购买，其运营收入归个人所有，骆杨及案外人骆胜坤系公司运营驾驶员，日平均工资534元，原告提交的客运资格证显示骆杨居左侧，骆胜坤居右侧。经快速处理中心处理后，原告骆杨于2020年4月23日下午将其所驾车辆送至天津市捷世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维修，并告知中银保险公司保险员穆闯联系方式，该修理厂保险理赔顾问李亮于当日下午18时23分左右，通过微信告知穆闯车辆维修内容并发送任务委托书图片，任务委托书载明进厂日期为2020年4月23日15:56，约定交车为2020年4月25日15:56，李亮对于交车时间解释为因维修标的在1500元以下，按照公司规定需24小时以内结算，故系统出示时间为4月25日，对于保险公司定损金额，李亮陈述于24、25日确定定损金额为1450元。在车辆维修完毕后，李亮曾多次询问保险公司穆闯钱款何时到修理厂，穆闯起初陈述会打至修理厂，后陈述因朱国明原因未能支付钱款，李亮亦曾告知原告骆杨车辆及钱款问题，并要求骆杨进行催促，李亮也曾于2020年5月8日建议原告骆杨自行垫付维修款然后再通过诉讼主张。穆闯陈述对于已定损的金额通过电话的形式告知朱国明于4月24日去交钱，朱国明拒绝了，因被保险人为公司，关于赔付款项需要盖章，最晚于4月25日告知了朱国明，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朱国明进行了回复，但章盖错了，后又重新盖，又过了一个星期，最终盖完章的时间为5月10日，5月11日保险公司将1450元支付给朱国明。在前述过程中，保险公司穆闯曾多次要求修理厂先行开具发票，欲走直赔程序，修理厂李亮明确告知无法提前开具发票。2020年5月11日朱国明添加了李亮的微信，并于当日12时04分通过微信将1450元转账给李亮，李亮将该款项转至修理厂并打印了增值税发票，后将发票照片发送给朱国明和穆闯，现该发票仍然在修理厂处，骆杨于当日中午将该出租车取走。朱国明对于定损金额无异议，但忘记了保险公司告知办理盖章事宜的时间，认可盖错了一次章，但认为时间并不长，认可5月10日将盖完章的材料发送给穆闯，并于5月11日取得保险公司支付的1450元。原告骆杨陈述此前在快速处理中心保险公司穆闯曾承诺支付车辆维修费，在车辆维修并停放在修理厂期间亦曾多次与穆闯沟通，双方亦曾提到由原告预先垫付维修款事宜。现原告骆杨诉至法院主张4月23日至5月11日共计19天的停运损失，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认为期限过长且认为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被告朱国明认为没有赔付能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案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告骆杨作为出租客运车辆的合法运营人有权主张运营损失即停运损失。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所主张的停运损失范围及责任主体。对于停运损失范围，原告所驾出租车因交通事故发生车损后，因维修事项及维修费用问题致使2020年5月11日才从修理厂取走车辆，故针对涉案出租车确实存在19日的停运天数，本院对该停运天数予以认定。关于责任主体，车辆维修期间产生的停运损失应优先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进行赔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虽提出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付范围之抗辩，但其未举证证明对于免责的赔偿项目逐项、充分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本院不予采纳，前述19天停运天数中共有5天系事故发生后至确定维修完毕的期间，故被告中银保险公司对该期间产生的停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对于剩余14天停运损失，超出了合理停运损失范畴，应由产生该停运损失的过错方来承担，对于停运损失存在扩大损失的，应由导致损失扩大一方自行承担。结合通话记录能够证实，朱国明对于维修费用明确表明无钱支付，故保险公司、骆杨初步达成的合意应为优先直接赔付修理厂，但修理厂拒绝提前出具维修费用发票，不符合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至修理厂的条件，故按照保险理赔的程序，上述维修费用可由原告骆杨或事故责任方朱国明优先垫付，亦可在保险公司定损金额无异议的情况下由保险公司赔付被保险人后支付。在明确无法直接赔付修理厂的情况下，关于维修费，各方达成的合意为由保险公司赔付至朱国明，然后由朱国明支付至修理厂的方式进行支付，而在此过程中，各方并无合意要求原告骆杨优先予以支付。结合最终维修费用确系由朱国明所交可以推断，朱国明亦认可上述支付方式，但期间因朱国明所驾车辆及投保的被保险人为被告通源公司，按照保险公司要求需要提供被告通源公司相关授权才可直接支付至朱国明处，而因朱国明的过错盖错了印章，理赔的期限相应延长，最终直至5月11日才理赔完成。作为事故全责方的朱国明，其亦为挂靠被告通源公司处的营运人，其理应知道支付车辆维修费用是其责任范围，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交通事故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会产生停运损失，但其依然选择直至保险公司理赔款项到账才去修理厂支付维修费用，且因其原因致使理赔期间予以延长，对于车辆维修完毕后的停运损失的产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骆杨作为出租车营运人员，理应知晓车辆维修完毕后车辆继续停放修理厂必然产生停运损失的扩大，其亦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停运损失的扩大，但鉴于原告骆杨在此过程中曾多次沟通保险公司和修理厂，在此期间保险公司和修理厂才建议原告骆杨先行垫付维修费用，故本院酌定原告骆杨自行承担3天停运损失。对于车辆维修完毕后的停运损失，并无证据证明被告中银保险公司亦存在过错，故中银保险公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朱国明应当赔偿原告骆杨11天停运损失。关于停运损失标准，本院按照天津市上一年度交通运输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支持。故被告中银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原告骆杨停运损失1339.7元（5*97799/365）；被告朱国明应当赔偿原告骆杨停运损失2947.4元（11*97799/365）。鉴于被告朱国明与被告通源公司系挂靠关系，故被告通源公司对于朱国明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武清支公司一次性赔偿原告骆杨停运损失1339.7元；二、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朱国明一次性赔偿原告骆杨停运损失2947.4元；三、被告天津通源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针对被告朱国明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骆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朱国明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万岱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红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