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曼，女，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鸽，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曼因与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信托”)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曼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中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华澳信托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吴曼认购《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基金项目，并非出于对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的信任，而是出于对华澳信托的信任，如果没有信托产品作为支撑，投资者不会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因此，华澳信托在基金销售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华澳信托项目负责人杜玉琳做的询问笔录中显示，曾有投资者向华澳信托电话询问，是否存在“浙江联众信托产品”，该负责人未曾否认。上述材料说明华澳信托对信托产品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的事实应属明知，但其还是放任上海寅浔进行基金销售，也未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导致投资者误以为所投资金系用于华澳信托的信托产品。2.华澳信托作为信托的受托人，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认真审查，也未对信托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未对信托财产进行有效监管，最终导致犯罪分子陈某某等将委托人的资金进行转移和占有，最终使投资者资金受到损失。华澳信托在信托产品经营过程中还出具《项目风险排查报告》，内称“多个政府建设项目均在建设开发中，建设进度顺利，无重大异常情况，上述项目施工合同预计总金额达38-40亿元”，这一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误导了投资者。3.原审判决认定华澳信托承担20%补充赔偿责任，该赔偿比例显失公平，认定过低，华澳信托的过错与上诉人吴曼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主文内容不明确，属于附条件的给付，需要在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判决主文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华澳信托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吴曼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吴曼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华澳信托已充分履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经营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存在过错。本案信托产品是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属于被动管理型信托。首先，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上诉人华澳信托公司无义务审查委托人的资金来源，本案信托资金系从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户划至信托资金账户，华澳信托有理由基于对商业银行强大的反洗钱系统的信任认可资金系客户自有资金，华澳信托无法穿透银行账户审查资金来源。其次，上诉人华澳信托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委托人的指示划付资金、分配财产，对贷款资金的最终流向无义务进行审查，也无义务对资金进行监管。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华澳信托不对借款人和信托资金运用的项目做实质性尽职调查和审核，只提供事务管理服务，华澳信托依约提前终止信托并将信托财产向受益人原状分配，华澳信托根据合同约定，无义务保证全部收回信托贷款或刚性兑付。华澳单一信托资金贷款是流动资金贷款而非项目贷款，上诉人吴曼所投资的项目是“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而华澳信托参与的信托贷款资金用途为用于借款人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联众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周转。因此，华澳信托无义务出具浙江联众保障房项目的排查报告。即便华澳信托工作人员在信托计划中期曾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出具过类似报告，也是向委托人工作人员王某出具，并非向投资者出具。该报告被王某等犯罪分子非法利用，与华澳信托无关。再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沪银监访复[2016]443号)》不应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该份现场检查意见是在2016年作出，该意见从审慎监管的角度对监管对象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依据的是2016年的监管规定，与2013年相比，监管规定发生了很大变化。2.华澳信托的行为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投资者损失系因犯罪分子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将吸收的存款肆意挥霍造成的，投资者签订相关投资协议时应知晓签约相对方是上海寅浔等融资平台，而与华澳信托无任何关系。原审认定部分投资者曾向华澳信托电话求证信托产品存在的事实，该事实仅为上诉人吴曼的单方陈述，未有证据证实，属认定错误。华澳信托从未参与基金销售和集资的过程，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有陈某某等人的集资行为，后有华澳信托单一信托产品的成立，华澳信托并未帮助陈某某等人做宣传。通道业务是信托公司常见的业务，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信托公司向委托人、受益人等信托利害关系之外不特定的对象承担义务的先例，华澳信托不可能预见到委托人的资金系来源于非法集资行为。3.上诉人吴曼遭受的损害结果并未最终确定，目前追赃程序尚在进行中，原审判决华澳信托在通过刑事程序追索不成后承担不超过20万元的赔偿责任有所不当。4.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标准有失公允，根据刑事判决书，预计总共有157名投资者可能提出类似诉讼，损失总额高达2.3亿元，参照20%的标准，华澳信托可能面临4,600万元的赔偿。而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的信托报酬系按照信托资金总额的1%计算，共计560万元。华澳信托所收取的对价显著低于其付出的代价。双方的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原审中，上诉人吴曼提出诉讼请求：1.华澳信托赔偿吴曼100万元，并支付2013年8月3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华澳信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华澳信托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吴曼提供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吴曼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吴曼又在《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填写了“新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基本信息”，该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2013年8月1日，吴曼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00万元，后该100万元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案外人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8月3日，“杭州保障房项目”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吴曼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吴曼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8月2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壹佰万元正。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某某)。吴曼并未被登记为上海寅浔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华澳信托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7年11月8日，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包括：“……2.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已对华澳信托违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的举报，并在当年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对该信托计划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被申请人已查实华澳信托在管理上述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某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浙江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某某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某某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某某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辽阳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国华，被告人陈某某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辽阳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某某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辽阳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洪。2013年初，被告人陈某某因辽阳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某等人，在王某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浙江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某某自行伪造浙江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某某伪造浙江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某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某某控制的杭州中楚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某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某某、林某某等人与华澳信托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辽阳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浙江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某使用上海寅浔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某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贷款给浙江联众公司。浙江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辽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某某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某某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吴曼在本案中主张华澳信托因怠于履行《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责任而应对吴曼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华澳信托应否对吴曼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认定如下：首先，从损害后果来看，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因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的犯罪行为已经造成了吴曼等投资者231,875,200元的实际损失，其中吴曼投入的100万元尚未追回，因此，吴曼存在经济损失的事实应予认定。其次，从华澳信托的过错来看，应当综合考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陈某某等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浙江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七家有限合伙企业，与华澳信托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在信托项目进行过程中，根据华澳信托自行出具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华澳信托作为信托受托人，并没有发现、排除涉案信托项目的各种风险，反而出具报告认为“项目保障营收稳定……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由此可见华澳信托对信托项目管理流于形式，存在信托失责的情况。第二，根据中国银监会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华澳信托在管理涉案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具体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是华澳信托作为专业信托机构所不应当存在的行为，因此华澳信托在进行涉案信托业务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第三，华澳信托辩称，其作为事务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不对信托资金的来源和性质进行穿透性核查。原审法院认为，华澳信托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即使本案的信托履行属于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华澳信托也应当审慎尽职地履行受托业务的法定责任，把控业务准入标准，完善项目尽职调查，同时认真做好事中事后管理，严格资金支付，严格贷(投)后管理，还应特别关注信托项目背景以及委托资金和项目用途合规性审查，不得向委托人转移信托计划合规风险管理责任，而华澳信托在签订及履行涉案《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尽到上述责任，故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对华澳信托该项辩称，难以采信。再次，从华澳信托行为的违法性来看，华澳信托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应当遵守《信托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华澳信托作为“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的受托人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自己的信托义务。从前述华澳信托的过错行为来看，华澳信托违反了《信托法》所要求的受托人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存在违法行为。最后，从华澳信托违法行为和吴曼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其一，根据吴曼等投资者陈述，吴曼等投资者在投资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时，因案外人宣某某与华澳信托产品有关，所以吴曼等投资者有理由充分信赖华澳信托作为专业信托机构而作出的投资决策。吴曼等投资者还陈述其专门与华澳信托客户服务人员进行了电话求证，可见若没有华澳信托的信托产品作为信赖依撑，吴曼等众多投资者可能不会轻易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其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虽为单一资金信托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华澳信托是信托受托人，吴曼等投资者是作为有限合伙投资人进行出资，但是在信托项目的实际运营中，若华澳信托能够按照相关信托法律和规定，谨慎严格地按照《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认真审查，对信托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对信托贷款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户进行发放，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就无法将信托委托人的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转移和占有，吴曼等投资者的资金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失。因此，虽然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本案中吴曼等投资者损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但是华澳信托的过错行为无疑也为前述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具有“源头性作用”，故华澳信托的侵权行为和吴曼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关于华澳信托的侵权行为对吴曼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需要综合考量涉案各方的行为对吴曼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力。第一，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来看，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吴曼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并非华澳信托工作人员，其行为亦非执行华澳信托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因此，华澳信托并不是吴曼损失的直接侵权人。第二，本案所涉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华澳信托作为受托人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接受委托人的指定发放贷款，此类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信托业务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根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何况，吴曼只是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涉案合伙协议上签名，并且向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00万元，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成为有限合伙人，更遑论是本案信托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因此吴曼与华澳信托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或信托等合同法律关系，华澳信托相关行为并不是造成吴曼损失的主要原因。第三，吴曼作为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对手和交易风险，并不能片面追求收益(无论是稳定或者激进)而漠视投资风险。本案中，根据吴曼等投资者陈述，其是经案外人介绍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但是由于涉案信托产品属于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吴曼并非本案所涉信托合同关系的直接委托人，也不是涉案信托产品的投资人，没有直接投资华澳信托发行的涉案信托产品，吴曼在进行投资时并没有甄别清楚其投资标的，过于轻信他人的推荐，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不能将由此产生的损失均要求由华澳信托承担，吴曼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案外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吴曼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吴曼自身对其损害发生亦具有过错，故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但华澳信托在管理涉案信托业务的过程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原审法院认定华澳信托应对吴曼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吴曼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在吴曼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华澳信托向吴曼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吴曼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华澳信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吴曼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吴曼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84元，由吴曼负担11,484元，华澳信托负担4,3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受托人依据委托人的指令履行后续管理义务，不对借款人和信托资金运用的项目做实质性尽职调查和审核，只提供事务管理服务。第十二条约定，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将信托资金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借款人逾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本信托并以信托财产原状形式向受益人进行分配，其损失均由委托人/受益人自行承担。2.2016年2月24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王某询问笔录记载，王某称“华澳信托在整个过程中是发放贷款方。华澳信托没有参与向大众筹款的行为，但是华澳信托应该是知道我们这边有向大众筹款的动作，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小插曲，有客户拿到我们的宣传资料，就像红星美凯龙公司求证，红星美凯龙公司发律师函给华澳信托，意思禁止这些单位对外宣传辽阳红美是红星美凯龙的母子公司关系，进行对外募集资金……”2015年10月公安机关对项目经手人杜玉琳询问笔录记载，杜玉琳称“做单一通道，华澳信托根据银监会的相关规定，要求委托资金确实存在，并且是自有资金，我当时询问过，也查过，并且对方也出具过自有资金的证明，实际资金情况不清楚。”在被问及“是否有具体的客户来你华澳信托电话询问是否有浙江联众信托这样一个产品”时，杜玉琳回答：“这个情况是有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王某，并且向王某说明过必须自有资金，并且王某给我公司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的证明。”3.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华澳信托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二、本信托为支持浙江联众补充流动资金缺口，…多个政府建设项目均在建设开发中，建设进度顺利，无重大异常情况，上述项目施工合同预计总金额达38-40亿元，公司运用流动资金安排材料采购、支付设备租赁费用、人员薪资报酬等。项目的资金用途经运营部确认无异常，用款符合合同约定。企业还款意愿良好，还未到本息兑付时间。三、交易对手整体情况检查：浙江联众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工程建设进展顺利，财务状况稳定。……辽阳红美置业作为本项目担保方，目前运营情况正常。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融资人的主营业务正常运营，第一还款来源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且担保人还款能力也较强，也能较好的保障信托计划本息的安全。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吴曼系“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的投资人，该项目的法律形式是由杭州中楚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上海寅浔有限合伙企业，吴曼虽非该合伙企业登记的有限合伙人，但实际投入资金100万元。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华澳信托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将前述项目募集资金交付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浙江联众公司。由于上海寅浔和浙江联众公司均受案外犯罪分子陈某某等人的控制，上诉人吴曼所投资金被犯罪分子转移而无法收回。上诉人吴曼与上诉人华澳信托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接的合同关系，上诉人吴曼原审中起诉要求华澳信托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华澳信托是否应对上诉人吴曼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损害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出发一一进行了分析，二审中，双方的主要争议仍集中在华澳信托开展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业务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侵害上诉人吴曼利益的行为。具体包括如下方面：一、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核查信托资金来源，进一步而言，对于委托人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的情况，华澳信托是否有充分注意，并需要对犯罪分子误导吴曼等投资者的行为负责。二、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对信托产品所涉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其出具《项目风险排查报告》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吴曼的利益。三、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对信托财产进行监管，是否需要对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的后果负责。本院认为，华澳信托与上海寅浔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担信托资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相应风险损失，受托人仅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故该业务应当认定为通道业务。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但由于上述业务开展于2013年，根据“新老划断”原则，系争单一资金信托合约非属违规业务，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一、关于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核查信托资金来源，是否构成误导投资者的问题，上诉人吴曼认为，吴曼系基于对华澳信托的信赖而进行投资，其误以为所投基金是华澳信托的信托产品，华澳信托明知系争信托的委托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却在电话回应投资者询问时做了误导性回应。上诉人华澳信托则认为，犯罪分子的募集行为与华澳信托无关，华澳信托无义务核查信托资金来源。本院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表明，虽然犯罪分子在募集资金时利用华澳信托产品进行宣传招揽，但华澳信托本身并未参与资金募集。同时，按照当时2013年的法律法规，信托公司对委托人提供的信托资金来源并无核查的义务，但信托公司内部从审慎管理的角度出发，确有审查委托人资金为自有资金的规范要求。本案还存在如下特殊情况：首先，华澳信托参与系争单一信托项目的负责人员已了解到资金来源于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募集的事实，公安机关对各方人员的询问笔录均证实曾有私募投资者向华澳信托致电征询。由于委托人本身为有限合伙企业，符合合伙型私募基金的法律特征，华澳信托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此资金募集形式应有充分认识。其次，华澳信托在掌握较多资金与项目信息、知晓自身与项目投资风险关联度的情况下，未对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的行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也未对社会投资者作相应警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况且，行政监管部门也曾认定华澳信托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了审慎经营规则。由此，本院认为，华澳信托在信托业务开展时对委托资金来源的审核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对吴曼等投资者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二、关于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对信托产品所涉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其出具《项目风险排查报告》的行为是否侵害到上诉人吴曼的利益。根据本案信托合同约定，华澳信托依据委托人的指令履行后续管理义务，不对借款人和信托资金运用的项目做实质性尽职调查和审核，只提供事务管理服务。因此，华澳信托在系争信托产品运行过程中确实无义务对项目开展尽职调查。但是本案特殊之处在于，信托存续期间，华澳信托在不负有尽职调查之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应委托人要求向犯罪分子王某等人出具了《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该报告称“流动资金项目的资金用途经运营部确认无异常，用款符合合同约定……浙江联众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工程建设进展顺利，财务状况稳定。……辽阳红美置业作为本项目担保方运营正常，还款能力也较强，也能较好的保障信托计划本息的安全。”从事后查实的结果看，《项目风险排查报告》内容明显虚假。本院认为，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虽主要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其在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信托管理事务时，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虽然华澳信托系依据委托人指令履行后续管理义务，自身并无主动调查的义务，但并不代表其可以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出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华澳信托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明知委托资金系属私募募集资金的情况下，更应当审慎回应委托人提出的明显不合理的要求。华澳信托出具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虽为内部资料，但被犯罪分子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在信托设立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投项目的尽职调查、信托存续期间的事务管理等负有全面管理的责任，因此吴曼等投资者从上海寅浔处看到《项目风险排查报告》，有理由相信系争产品受到了信托公司的监管和核查。因此，华澳信托出具虚假调查报告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蒙骗投资者的作用，应对吴曼等投资者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三、关于华澳信托是否有义务对信托财产进行监管，并对流动资金贷款无法收回的结果负责。本院认为，信托通道业务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本案中，《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将信托资金向浙江联众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借款人逾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本信托并以信托财产原状形式向受益人进行分配，损失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该约定表明，华澳信托作为受托人，仅负有根据指定发放贷款并最终收回贷款的义务，华澳信托并不负有主动管理的职责，也不承担贷款风险。事实上，华澳信托根据单一信托委托人的指令将款项发放给浙江联众公司后，对后续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也无法进行监管。因此，上诉人吴曼认为华澳信托对信托财产缺乏监管，导致款项被犯罪分子转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华澳信托在开展单一资金信托业务中存在违反审慎经营原则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上诉人吴曼的利益。至于上诉人华澳信托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和比例，原审法院综合考虑认为，犯罪分子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集资诈骗行为是本案中吴曼等投资者损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吴曼自身对其损害发生亦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华澳信托在管理涉案信托业务过程中的过错行为一定程度造成了吴曼等投资者损失，酌情认定其对吴曼的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上述责任认定主次分明，比例合理，应予认可。上诉人吴曼同时系(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的被害人，其民事权利可先通过刑事追赃、退赔方式得以保障，原审判决上诉人华澳信托就投资者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属明确可行，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曼、上诉人华澳信托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84元，由上诉人吴曼负担人民币11,484元，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素华审判员  朱颖琦审判员  张 聪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