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边花，女，195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超，男，198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艳，女，198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中和，曾用名张中活，男，197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小艳，女，198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被告)：边矿杰，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六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涛，河南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俭，女，195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章，男，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向娟，女，1976年8月21日出生。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玉卿，男，195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前营乡店东村219号。上诉人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因与被上诉人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1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涛及边花、蔡超、蔡艳，被上诉人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姬玉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不实无理之诉讼请求,其中:1.边花、蔡艳、蔡小艳不服一审判决赔偿崔俭的数额为17544.95元;2.蔡超、张中和、边矿杰不服一审判决赔偿李新章的数额为34245.52元;3.边花、蔡艳、蔡小艳不服一审判决赔偿陶向娟的数额为19442.29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崔俭、陶向娟、李新章三人伤情轻微,但住院均达三个多月,明显存在住院时间长,而不实际用药治疗的挂床情形，属于恶意扩大损失—但在一审委托鉴定后,其拒不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用,应视为其放弃了对相关异议申请鉴定的权利，其相应异议因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实属错误。首先,上诉人认为“崔俭、陶向娟、李新章三人伤情轻微,但住院均达三个多月,明显存在住院时间长,一属于恶意扩大损失”有事实根据。1.三人的伤情轻重不一样但住院时间却明显基本一致;其中，崔俭、李新章的住院时间都是100天,而陶向娟的住院时间也长达94天,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恶意拖延住院时间。2.崔俭的住院诊断有四项,但只有其中一项“1、多发软组织损伤;”勉强可以说是与双方的纠纷有关。其它三项“2、第二腰椎变扁并第四腰椎滑脱;3、右侧基底节区腔梗;4、胃癌术后”均系崔俭自身所患××的结果,与本案纠纷无任何关系。3.陶向娟被诊断为“1、多发软组织损伤;2、面部挠抓伤。明显伤情极其轻微,就不可能需要住院长达94天。其次,上诉人认为“崔俭、陶向娟、李新章三人伤情轻微,但住院均达三个多月,明显存在住院时间长,一属于恶意扩大损失有法律以及鉴定标准等依据。一审，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国家标准公安部GA/T1193—2014的相关条款。充分证明了李新章的伤情其相应期限为5.4.3上、下颌骨骨折:a)单纯线状骨折:误工60～90日,护理15～30日,营养30～60日;5.4.4颧骨、颧弓骨折:a)单纯线状骨折:误工60日,护理15～30日,营养20～30日;崔俭、陶向娟的损伤相应期限为10.1肢体软组织损伤10.1.1皮肤擦、挫伤:误工7～15日,无需护理，营养1～7日。【附录A判定基准的补充A.4多处损伤，不能将多处损伤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简单累加;一般以“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较长的损伤为主,并结合其他损伤的期限综合考虑,必要时酌情延长】由上述规定，上诉人认可:李新章的误工期为60日，护理期为15日，营养期为30日。崔俭因其住院时年龄就已经65岁且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就不存在误工，也无需护理,认可其营养期为3日。认可陶向娟的误工期为7日，无需护理，营养期3日。第三,上诉人放弃鉴定是因为鉴定费用高达28000元左右,上诉人负担不起,并非随意放弃鉴定。二、一审不应支持李新章残疾赔偿金的诉求。1.李新章的索赔还是基于蔡超故意伤害一案,本质上还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范围。蔡超因故意伤害罪已经被判处一年五个月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法办(2011)159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因此,不应当支持李新章的该项诉求。2.李新章的伤情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标准规定,根本够不上伤残。三、一审中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损失的计算大部分错误。由上述事由:1.李新章的相应损失应该为:误工费60日×95.72元/天=5743.2元、护理费15日×95.72元/天=1435.8元、营养费30日×10元/天=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日×30元/天=1800元、交通费上诉人认可500元、残疾赔偿金0元、医疗费因其住院时间过长,故上诉人认可其医疗费的2/3,即12531.83元×2/3=8396.3元。以上共计为:18175.3元;2.崔俭的相应损失应该为:误工费0元、护理费0元、营养费3日×10元/天=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日×30元/天=90元、交通费上诉人认可60元、医疗费因其住院时间过长加上其主要是治疗自身××所花费，故上诉人认可其医疗费为1000元。以上共计为:1180元;3.陶向娟的相应损失应该为:误工费7日×95.72元/天=670.04元、护理费0元、营养费3日×10元/天=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日×30元/天=210元、交通费上诉人认可140元、医疗费因其住院时间过长属于过度医疗,故上诉人认可其医疗费为1500元。以上共计为:2550.04元;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损失的70%过高,上诉人只认可承担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损失的60%。则根据上述第三项,上诉人应赔偿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损失为:1.李新章18175.3元×60%=10905.18元;2.崔俭1180元×60%=708元;3、陶向娟2550.04元×60%=1530元。五、张中和、边矿杰既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也没有被行政处罚。充分说明二人根本没有参与厮打。因此,根本不应承担对李新章的赔偿责任。请二审明鉴予以支持。崔俭、李新章、陶向娟辩称，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承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这一判决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也不平衡，考虑和谐，才放弃了对自己承担的30%的责任的抗辩。崔俭的诊断有三项，崔俭受伤后在医院的住院时间是医嘱决定，不是本人决定的，应受法律保护。陶向娟、李新章住院时间基本相等，但也是医嘱所定，医生的意见应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以公安部的赔偿标准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对李新章的赔偿有法医作出的合法评定，上诉人赔偿李新章的伤残赔偿金合理合法。综上，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连带赔偿崔俭损失25,553.56元；2．判令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连带赔偿李新章损失92,854元；3．判令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连带赔偿陶向娟损失30,142元；4．由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俭及其丈夫陶金斗、女儿陶向娟、女婿李新章，边花及其丈夫蔡振国、儿子蔡超、女儿蔡小艳均住在宝丰县××××村。两家系东西近邻，因邻里纠纷，素有积怨。2014年8月3日上午，边花、蔡艳（边花之女）、蔡小艳三人到崔俭家门前，与崔俭、陶向娟相互指责，继而发生厮打。几分钟后，蔡振国与蔡超、张中和（蔡艳之夫）、边矿杰（边花侄子）也到了崔俭家门口，随后蔡振国与陶金斗也发生厮打，蔡超、张中和、边矿杰与李新章在崔俭家院子内、厨房内也发生厮打，后被在场群众劝解、阻拦，双方停止厮打，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厮打过程中，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不同程度受伤，后均于当天到宝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崔俭于2014年11月10日出院，共住院100天，支付住院医疗费8,728.4元，其伤情被诊断为：1．多发软组织损伤；2．第二腰椎变扁并第四腰椎滑脱；3．右侧基底节区腔梗；4．胃癌术后。崔俭住院期间医嘱留陪护。李新章于2014年11月10日出院，共住院100天，支付住院医疗费11,202.82元，其伤情被诊断为：1．头皮挫裂伤；2．左耳部软组织挫裂伤；3．多发软组织挫伤；4．左侧上颌骨及颧弓骨折并上颌窦积液。李新章住院期间医嘱留陪护。李新章住院期间在宝丰县人民医院、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分别支付门诊医疗费1,116.5元、208.5元。李新章出院后为复印住院病历，以支付门诊医疗费方式支付病历资料复印费7.6元。经李新章申请，平顶山全信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的全信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2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致残等级》中“身体各部位骨折愈合后无功能障碍”的规定，认为李新章构成十级伤残两处，并晋升为九级伤残，鉴定意见为李新章评定为九级伤残。陶向娟于2014年11月4日出院，共住院94天，支付住院医疗费8,383.94元、门诊医疗费81.5元，其伤情被诊断为：1．多发软组织损伤；2．面部挠抓伤。陶向娟住院期间医嘱留陪护。陶向娟出院后为复印住院病历，以支付门诊医疗费方式支付病历资料复印费18.8元。崔俭、陶向娟的伤情分别被鉴定为轻微伤，李新章的伤情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宝丰县公安局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宝公（赵）行罚决字﹝2015﹞03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8月3日上午10时许，在宝丰县××××村李新章家门口，蔡超（已判刑）与母亲边花等人与李新章及其家人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后双方家人引发打架。打架过程中，边花与其女儿蔡小艳等人将陶向娟、崔俭打伤。经鉴定，陶向娟、崔俭的伤情为轻微伤”，决定对边花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后边花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6）豫0411号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了“2014年8月3日上午10时许，在宝丰县××××村李新章（崔俭女婿）家门口，边花与儿子蔡超（已判刑）等人与李新章（陶向娟丈夫）、陶金斗（崔俭丈夫）及其家人因琐事发生争吵，后引发双方家人打架。打架过程中，边花及其女儿蔡小艳等人将陶向娟、崔俭打伤”“经鉴定，崔俭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的事实，判决驳回了边花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边花不服提起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豫04行终16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宝丰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宝公（赵）行罚决字﹝2017﹞107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8月3日上午10时许，违法行为人蔡小艳与边花、蔡艳一起在宝丰县××××村李新章家门口，因琐事与李新章家人发生争吵，后双方家人发生打架。打架过程中，蔡小艳与边花、蔡艳一起将陶向娟打伤。经鉴定，陶向娟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决定对蔡小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于2018年2月6日作出宝公（赵）行罚决字﹝2018﹞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8月3日上午10时许，违法行为人蔡小艳（蔡艳）与边花、蔡艳（蔡小艳）一起在宝丰县××××村李新章家门口，因琐事与李新章家人发生争吵，后双方家人发生打架。打架过程中，蔡小艳与边花、蔡艳一起将陶向娟打伤。经鉴定，陶向娟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决定对蔡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蔡超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4）宝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蔡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宣判后，蔡超不服提起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5）平刑终字第7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宝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经重审，于2015年6月8日作出（2015）宝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蔡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其申请事项为：1．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对李新章进行伤残等级评定；2．分别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三人的“医疗费用合理性，住院时长合理性以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合理性”进行评定。关于第1项鉴定，一审法院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认为该鉴定事项超出其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并将该鉴定事项退回，后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拒不交纳鉴定费用，该鉴定事项被退回。关于第2项鉴定，一审法院仍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拒不交纳鉴定费用，该鉴定事项亦被退回。后一审法院终结本案司法鉴定程序。另查明，因本案纠纷，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作为共同原告，以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蔡振国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健康权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登记立案，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于2016年3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当天作出（2015）宝民初字第15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撤诉。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再次以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蔡振国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健康权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8日登记立案，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于2018年9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当天作出（2017）豫0421民初29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崔俭、李新章、陶向娟撤诉。又查明，2019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30.74元/年，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44,314元/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45,677元/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分别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合并审理，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2．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主张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3．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是否应当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应当承担，应当如何承担。关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分别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合并审理，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案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就各自的损失，以边花等六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诉讼标的，而非同一个诉讼标的，显然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但边花、蔡超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并未提出该答辩意见，而且与其他被告共同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参与了鉴定的相关过程，在第二次庭审的法庭调查阶段也未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起诉方式提出异议，而本案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委托司法鉴定，已历时一年有余，结合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拒收法庭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其明显存在拖延诉讼的嫌疑，综合以上情况，对边花、蔡超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应驳回崔俭、李新章、陶向娟起诉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发生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在其出院后一年内即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后申请撤诉，再次提起诉讼，后又申请撤诉，再次提起诉讼，特别是宝丰县公安局于2018年2月6日才对蔡艳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确定了六被告之一蔡艳的违法行为，说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一直在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且按照民刑、民行交叉案件“先刑（行）后民”的一般处理原则，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关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主张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根据该规定，计算本案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的相应标准应当为2019年度的相关标准，而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主张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均低于2019年度的相关标准，应视为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对其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按照其主张的标准计算本案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按照规定的标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崔俭所诉损失应当计算为医疗费8,72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100天×30元/天）、营养费1,000元（100天×10元/天）、误工费3,789.24元（100天×13,830.74元/年）、护理费9,270元（100天×92.7元/天）、交通费288元，共计26,075.64元；李新章所诉损失应当计算为医疗费12,531.8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100天×30元/天）、营养费1,000元（100天×10元/天）、误工费9,572元（100天×95.72元/天）、护理费9,275元（100天×92.75元/天）、交通费1,050元、残疾赔偿金28,072.18元（20年×11,696.74元/年×12%），共计64,501.01元；陶向娟所诉损失应当计算为医疗费8,484.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20元（94天×30元/天）、营养费940元（94天×10元/天）、误工费8,997.68元（94天×95.72元/天）、护理费8,718.5元（94天×92.75元/天），共计29,960.42元。崔俭在住院时已年满60周岁，其主张按照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明显不当，但其为农村居民，按照当地农村居民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参照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其误工费，对其超过该标准主张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李新章的伤残程度经鉴定为十级伤残两处，其主张按照晋升为九级伤残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司法实践，一审法院以附加伤残等级十级伤残对应附加比例2%，即累计按照12%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数额，对其超过该标准主张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崔俭、李新章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但参照一般交通费的计算标准（20元/天），根据其住院天数，其分别主张交通费损失288元、1,080元未超过一般标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李新章主张的伤残鉴定费700元，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本案中，蔡超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本质上也是对李新章的一种精神抚慰，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李新章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侵权行为人应当予以赔偿。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关于不应当支持李新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不应当支持李新章残疾赔偿金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是否应当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问题。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存在侵权行为。经查，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边花及其女儿蔡小艳等人将崔俭、陶向娟打伤”的事实，一审法院（2015）宝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中蔡超的供述能够证实“崔俭、陶向娟与边花、蔡小艳对舞抓”，边矿杰的证言能够证实“边花、蔡艳、蔡小艳几个人在陶斗家门口与对方的几个女的舞抓在一起”，且崔俭、陶向娟认可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并未动手殴打崔俭、陶向娟。因此，能够认定对崔俭、陶向娟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边花、蔡艳、蔡小艳。边花、蔡艳、蔡小艳关于崔俭是自己摔倒受伤，其并未与崔俭有肢体接触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了“蔡超用砖头将李新章头部打伤”的事实，且该判决书已经采信的证人常某的证言、证人李某的证言、证人陈某的证言均已证实蔡超、张中和、边矿杰三人冲进李新章家院内、厨房内与李新章厮打的事实，故能够认定对李新章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同时，因张中和、边矿杰与蔡超之间有特殊的身份关系，故双方在厮打过程中，张中和、边矿杰是否动手殴打了李新章，是否打中了李新章，均不影响对张中和、边矿杰、蔡超与李新章发生厮打的事实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规定，边花、蔡艳、蔡小艳应当连带分别对崔俭、陶向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应当连带对李新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关于系边花纠集其子侄预谋共同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实施殴打行为，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应当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并无证据证实，特别是并无证据证明边花授意、指示其他被告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进行殴打；崔俭、陶向娟亦认可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并未对其进行殴打，故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主张由边花、蔡超、蔡艳、张中和、蔡小艳、边矿杰连带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中和、边矿杰以其并未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为由辩称其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在审理蔡超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一案的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本案的性质进行了评判，即“本案的发生系邻里矛盾引起，当事人双方素有积怨，且对本案的发生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双方为邻居关系，处理邻里矛盾不理性，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更是仗人多之势，主动到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家门前，甚至院子内，与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发生争执、厮打，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故由边花、蔡艳、蔡小艳，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分别承担崔俭、陶向娟，李新章损失中7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当。崔俭、李新章、陶向娟主张由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承担其损失全额的赔偿责任，对其中超过70%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边花、蔡艳、蔡小艳应连带赔偿崔俭损失18,252.95元（26,075.64元×70%），连带赔偿陶向娟损失20,972.29元（29,960.42元×70%）；蔡超、张中和、边矿杰应连带赔偿李新章损失45,150.7元（64,501.01元×70%）。综上，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边花、蔡艳、蔡小艳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连带赔偿崔俭损失18,252.95元；二、蔡超、张中和、边矿杰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连带赔偿李新章损失45,150.7元；三、边花、蔡艳、蔡小艳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连带赔偿陶向娟损失20,972.29元；四、驳回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1元，由崔俭、李新章、陶向娟负担1,362元，由边花、蔡艳、蔡小艳连带负担887元，由蔡超、张中和、边矿杰连带负担1,022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侵害发生的地点在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家门口及家中，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一方的主动挑衅行为使得双方纠纷和矛盾进一步加深，也造成了侵害的进一步发生。一审根据双方的纠纷起因、过错程度，结合本案实际和损害后果，考虑涉案刑事判决对本案性质的评判因素，酌定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对崔俭、陶向娟、李新章的损失分别承担相应的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认为一审责任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申请对崔俭、李新章、陶向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合理性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但未交纳鉴定费用，导致终结司法鉴定程序，其也未提供存在挂床情形的其他充分证据，其应承担不利后果，而本案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住院期间由相应病历、治疗清单及医嘱单等证明，结合崔俭、李新章、陶向娟的损伤情况，一审按照崔俭、李新章、陶向娟实际住院天数确定相应的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并计算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本院亦予以确认，故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认为一审关于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的认定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新章的损伤经司法鉴定机构评定为两处十级伤残，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尽管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由于未交纳鉴定费，导致鉴定程序终结，其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采信该鉴定结论，以十级伤残附加比例2%，即累计按照12%赔偿系数计算李新章的残疾赔偿金数额，符合司法实践的处理规定，且伤残赔偿金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赔偿项目，故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认为不应支持李新章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诉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纠纷发生时张中和、边矿杰进入到崔俭、陶向娟、李新章家中，在蔡超殴打李新章的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张中和、边矿杰是在劝架和调停，相反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张中和、边矿杰参与了对李新章追逐，结合李新章的陈述等证据，一审认定张中和、边矿杰对李新章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1元，由边花、蔡超、蔡艳、蔡小艳、张中和、边矿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华平审判员  朱海波审判员  石天旭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丹阳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1原判、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1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