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4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伟，男，1974年9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户籍地西安市高陵区，现住西安市高陵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西安市高陵区、水景公园西门斜对面。   负责人辛文杰，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永刚，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乔敏娜，陕西宽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军胜，男，1955年8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高陵区。   上诉人闫伟因诉被上诉人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原审第三人张军胜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304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依据第三人张军胜的申请于2014年3月18日向第三人颁发西安市房产证高陵字第20140304434号《不动产权属证书》。原告闫伟不服，诉至该院，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被告2014年3月18日核发的西安市房权证高陵字第20140304434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本案中，被告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依据第三人张军胜的申请于2014年3月18日向第三人颁发西安市房产证高陵字第20140304434号《不动产权属证书》。如原告闫伟与第三人张军胜之妻侯某某于2001年12月28日签订《购房合同》的事实成立,但并未实际办理房屋产权的权属登记，原告闫伟并未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仅仅存在“合同”关系，又因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所指是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包含民事法律规范上的利害关系或者间接的利害关系，故对于被告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向第三人张军胜颁发的涉案房屋的西安市房产证高陵字第20140304434号《不动产权属证书》，原告既非行政相对人，也没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如第三人张军胜所述成立，即第三人（妻子）与闫伟之间不存在涉案原告所称的《购房合同》，原告便更无权利提起本案的诉讼。原告闫伟就本案涉及的事项应先行通过民事路径解决，后依法向被告申请转移、变更或注销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闫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闫伟。   上诉人闫伟上诉称，2001年12月28日，其购买了其妻子亲姨侯某某（2011年8月7日病故）、姨夫张军胜位于高陵区县XX街XX小区XX单元XX楼XX户涉案房屋，双方房款两清签字画押购房合同各自执有。上诉人一家经过搬家入宅和举行乔迁喜贺后定居在涉案房屋。从2002年春节开始亲戚们每年给上诉人夫妻出门拜年和来往走动都是在涉案房屋，对上诉人夫妻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众所周知。2014年2月25日，第三人张军胜置涉案房屋已经卖给上诉人十多年且上诉人已经在涉案房屋定居生活十多年的事实于不顾，采用欺骗手段欺骗了房产登记部门，通过其在高陵区房管所工作的儿子办理了涉案房屋房产证，直接把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为第三人张军胜单独所有。2019年6月12日第三人张军胜持房产证将上诉人夫妻诉至高陵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上诉人为其腾退房屋。第三人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3046号行政裁定书，公开审理上诉人闫伟诉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房屋产权登记一案。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既没有履行法定程序（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又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并且是在第三人张军胜提交申请材料当日（2014年2月25日）就作出的20140304334号房产证。3.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利用职务违法作证的一系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请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4.对一审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予以道德谴责和良知拷问并依法追责。5.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西安市高陵区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一、涉案房屋系第三人于1992年向原高陵县广播电视局购买的房屋，属于单位福利房，第三人于1992年支付了购房款，一直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经第三人申请，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办理涉案房屋权属证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闫伟与第三人之间仅仅存在“合同”关系，既非行政相对人，也没有行政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的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其诉求。二、上诉人与第三人的争议应通过民事程序解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张军胜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闫伟提交了被上诉人2019年8月18日为其颁发的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明》（陕（2019）高陵区不动产证明第0014784号），证明权利或事项为异议登记。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利害关系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能否证明上诉人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在下文中予以评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诉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某某提起诉讼，才具有原告资格。上诉人为证明其具有利害关系向法院提供了其与侯某某签订的购房合同以及异议登记证明。首先，关于购房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据此，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只能在登记时生效。登记并不是针对合同行为，而是针对物权的变动所采取的一种公示方法，如果当事人之间仅就物权的变动达成合意，而没有办理登记，合同仍然有效，但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因此，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应当加以区分。本案中，如果上诉人闫伟与侯某某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但上诉人没有办理涉案房屋登记系客观事实，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不动产物权，只享有合同法上的利益，而合同法上的利益与被诉登记行为只存在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   其次，关于异议登记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此处的利害关系人是基于对异议不动产的物权请求权，从而产生与不动产登记的直接相关性，还是包括基于对异议不动产的债权请求权，从而产生与不动产登记的间接相关性，现行立法并未对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的利害关系人范围予以明确。但从异议登记后申请人须在法定时限内起诉的制度设计来判断，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于异议登记申请行使的只是形式审查，利害关系人申请异议登记，只要能够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与不动产登记有直接或间接相关性、不动产登记可能存在错误即可。至于所提供材料是否能够实现利害关系人更正不动产登记的目的，还有赖于诉讼程序的审查。由此可知，申请异议登记的利害关系人范围与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人范围并不一致，上诉人进行了异议登记不能当然证明其与被诉登记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实现其合同法上的利益。   综上，上诉人闫伟与被诉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应予维持。闫伟的第一、二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闫伟的第三、四项上诉请求因超出一审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爽      审 判 员  左昆       审 判 员  王方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一婷   书 记 员  张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