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民特83号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住所地大韩民国首尔特别市九老区京仁路662号（新道林洞）。法定代表人：金亨泰,执行理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师虹，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定宇，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达路11号。法定代表人：金亨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斌，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笑，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9号楼3楼H区。法定代表人：李臻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上海市科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裕声，上海市科伟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成株式会社）、申请人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广州公司）诉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克斯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名申请人诉称：2012年8月7日，大成株式会社与普莱克斯公司签署《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以下简称《承购协议》）。2013年2月1日，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同时，大成株式会社将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当事人就《承购协议》和《补充协议（一）》的履行发生争议。2016年3月，两名申请人依据《承购协议》第14.2条的仲裁协议就上述两个协议项下的争议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针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以下简称SIAC程序），提出了包括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合同在内的一系列仲裁请求。在SIAC程序中，普莱克斯公司向仲裁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在双方交换书面意见后，仲裁庭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管辖权决定》，认定案涉仲裁条款所约定的开庭地点为中国上海市，仲裁地为新加坡，准据法为新加坡法，案涉仲裁协议在新加坡法下有效；同时裁定对案涉争议具有管辖权。SIAC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决定后，被申请人向新加坡法院启动了管辖权异议程序。2018年6月，新加坡高等法院驳回了普莱克斯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同年8月，普莱克斯公司向新加坡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认定案涉仲裁协议的仲裁地为上海，而非新加坡，并明确仅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支持普莱克斯公司的上诉。但在管辖权二审判决中仅认定新加坡并非仲裁地，其没有也无权审理并决定《承购协议》第14.2条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两个问题。该问题最好留待对仲裁具有司法监督管辖权的相关中国法院去决定，并明确表示新加坡上诉法院“不对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发表任何结论性的意见。”在该管辖权二审判决之后，仲裁庭宣布仲裁程序中止。两名申请人认为，首先，双方约定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为SIAC。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在上海，仲裁规则是SIAC仲裁规则，SIAC受理的仲裁案件中的当事人均为仲裁协议所涉合同的当事人，仲裁协议系合同当事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约定发生争议交由SIAC仲裁是考虑到在韩国和中国之间找到一个第三方中立机构来处理合同争议的意思，又基于方便开庭的考虑因素，故而约定了在上海仲裁，即仲裁地在上海，仲裁裁决籍属中国籍，裁决在执行时要受到中国法律的调整，受中国司法监督。据此两名申请人申请本院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有效。关于争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基于中国的法律规定，应判断其是否满足：1.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承购协议》符合第一项条件，而担保关系和买卖关系的不同不会改变大成株式会社的外国法人涉外因素。被申请人关于我国仲裁法中的“仲裁委员会”解释为仅在中国设立的仲裁机构是没有依据的。依据中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约定由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仲裁的合同是有效的。本案中讨论的是仲裁地为中国的仲裁案件，并不要求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地点进行案件管理。被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在答辩期内首先提出了案件受理异议称：一、本案的受理异议应当先于实体问题予以决定。二、1.两名申请人提出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故应裁定驳回两名申请人的申请。2.中国法院应当严格根据中国的程序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审查。新加坡法院并不了解依据中国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本案两名申请人的申请已经超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期限。两名申请人完全可以在被申请人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之时就向中国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以避免后面长达四年的管辖权争议的发生。新加坡法院在上诉判决理由中的观点，也不能成为本院受理案件的法定理由。3.两名申请人已经接受了SIAC仲裁庭来决定仲裁协议效力的管辖，SIAC仲裁庭已经开庭，并作出《管辖权决定书》，因此两名申请人失去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故此依据中国诉讼程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SIAC仲裁庭已经就系争仲裁协议适用中国法对其效力作出自裁决定后，本院不应再受理本案。两名申请人就仲裁协议有效并无争议，亦不能以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请求。4.我国仲裁法中的“仲裁委员会”不包含境外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对境外仲裁机构管理的、以中国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件行使监督审查权，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本院不应受理本案。5.即使司法层面有对“仲裁委员会”一词进行扩大解释的尝试，在立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并不能支持对“仲裁委员会”一词进行扩大解释。6.新加坡上诉法院作出的“该问题最好留待…中国法院去决定”的评论对本院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仲裁庭作出的中止仲裁程序、等待中国法院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行为对本院不具有任何拘束力。本院是否受理本案的决定不应受到SIAC仲裁庭意见的拘束。如果案件得到受理且本院对SIAC管辖权问题进行审理，将导致对被申请人权益的不公平和不合理。被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针对实体审理另答辩称：一、本案仲裁条款效力案件所适用的准据法应当是中国法，而不是新加坡法。二、1.如本院受理本案，则应认定本案仲裁协议无效。否则，在受理与实体审理阶段对于“仲裁委员会”是否包括外国仲裁机构问题将会产生不一致。2.SIAC程序中已经就管辖权和系争仲裁协议效力作出了决定，并同意普莱克斯公司的观点，即如仲裁地为上海，适用中国法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那么案涉仲裁协议无效。SIAC仲裁庭认定若中国法律并未规定由一个外国仲裁机构来管理仲裁地在上海的仲裁是无效的，案涉条款则可能被认为是不存在歧义的，但本案实际上并非如此，并转而认为仲裁协议存在“歧义”，恰说明SIAC仲裁庭认为该条款在中国法是无效的。SIAC认为这一条款存在歧义，进而将其解释成仲裁地在新加坡。SIAC仲裁庭认为SIAC仲裁具有管辖权的前提是仲裁地为新加坡，适用新加坡法管辖仲裁协议效力。仲裁庭得出该结论是通过适用“总体原则”和“有效解释原则”避免了仲裁地为上海、适用中国法决定仲裁协议效力为无效的结果。3.SIAC仲裁庭中止仲裁程序是基于两名申请人向仲裁庭主动提出其将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以求确认《承购协议》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并援引相关案例支持其观点。此系两名申请人“择地行诉”来寻求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结果。4.新加坡上诉法院的判决没有影响SIAC仲裁庭以中国为仲裁地作出的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新加坡上诉法院裁定：“仲裁地在中国而不是新加坡”、“在上述范围内，改判高等法院和仲裁庭的决定…本院不对管辖权问题发表任何进一步意见，也不就该仲裁的下一步进展发表任何意见。”据此，其仅就仲裁地为中国而非新加坡这一点进行了改判，并不影响SIAC仲裁庭就仲裁协议适用中国法律认定其无效的结论。5.案涉争议的标的物在中国境内，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国境内。由于本案实体争议涉及大成广州公司对普莱克斯公司的追偿，与大成株式会社无关，因此系争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基于《承购协议》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涉及担保法律关系，因而大成株式会社不是系争争议的当事人。故此案涉仲裁协议为非涉外争议，法律不允许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纯境内争议提交至境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两名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的受理异议辩称：SIAC仲裁庭未在《管辖权决定书》中就案涉仲裁协议在中国法下的效力作出“决定”，其原文：宣告新加坡为仲裁地，驳回被申请人全部管辖权异议，并立即进入仲裁实体审理程序，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因管辖权异议而产生的法律支出、仲裁费用。并不包括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如果本案仲裁地为上海，则仲裁协议无效”的决定。被申请人关于SIAC仲裁庭作出了“如仲裁地为上海，则本案仲裁协议无效”的决定，此主张具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仲裁庭仅仅是在适用国际通行的“有效解释原则”时，将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在中国法下的不确定性作为一项考量因素，但未就此作出正式的“决定”。仲裁庭在《管辖权决定》指出，指导仲裁庭确定案涉仲裁地以及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大原则是“有效解释原则”，即仲裁庭认为“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却故意适用一套法律使之失效，这在商业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并且仲裁庭指出其会按照尽量使条款有效的原则对仲裁条款进行解释。第二，由于被申请人强烈主张中国法不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进行仲裁程序以及案涉仲裁协议在中国法下无效，仲裁庭认为本案仲裁协议在中国法下可能存在有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根据“有效解释原则”，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本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上海作为开庭地，将新加坡作为仲裁地。仲裁庭在决定新加坡为仲裁地、适用新加坡法来判断仲裁协议效力之后，还在《管辖权决定》表示“仲裁庭已经没有必要对其他争议点作出决定，即外国仲裁机构是否能够管理中国为仲裁地的仲裁以及本案仲裁是否存在涉外因素。然而，鉴于各方当事人均就上述争议点提交了大量意见，仲裁庭将会就此表达自身的观点”而非决定，这种观点并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种“观点”影响了仲裁庭有关新加坡作为仲裁地并适用新加坡法审理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但这种“观点”并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新加坡上诉法院在其二审判决中亦指出案涉仲裁协议效力应由中国法院管辖。目前双方对于仲裁协议条款的效力仍然有争议，而且此争议未解决。SIAC仲裁庭已经中止新加坡仲裁程序，并等待中国法院先行审理案涉仲裁协议效力纠纷。进一步证明仲裁庭此前并未就案涉仲裁协议在中国法下的效力作出“决定”。目前，没有仲裁庭或者法院就案涉仲裁条款在中国法下的效力问题作出任何有既判力的裁定或者判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法院作出判定。二、案涉仲裁协议属于涉外仲裁协议，申请人有权将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争议提交中国法院审查和解决，中国法院也有权受理此类案件。首先，本案各方当事人有权选择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该达成的仲裁协议属于涉外仲裁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了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管辖法院。因此，本院对本案仲裁条款效力纠纷司法审查享有管辖权。实践中，我国法院也受理了大量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规定，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准据法：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审理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三、两名申请人系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有效，而非作为异议方提出无效申请，因此不受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一方”及“仲裁庭首次开庭前”的对象及时间方面的约束。随着新加坡上诉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出来，《管辖权决定》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对于本案仲裁协议效力依据中国法是否有效，目前不存在任何有既判力的裁定或决定，在此情况下，本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就案涉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不可能存在所谓“重复”问题。四、1.仲裁庭的《管辖权决定书》已被新加坡法院部分撤销，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在仲裁机构就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后，又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本案。仲裁庭在《管辖权决定书》中表达的观点仅为仲裁庭适用“有效解释原则”认定仲裁地为新加坡、且依据新加坡法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时所考虑的一个因素，并不构成《管辖权决定》中具有既判力的“决定”。2.新加坡上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第102段表述：仲裁庭的多数意见认为其拥有管辖权，但该决定是建立在新加坡是仲裁地、且新加坡作为准据法可以使仲裁协议有效的这一错误前提之上的。既然上海被确定为仲裁地，且中国法是准据法，那么上述结论可能不再成立。而如果被申请人坚持认为仲裁协议无效，那么这一争议必须由中国法院解决。即当前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非被申请人所述已经有确定性的决定。3.两名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也可以从仲裁庭的中止仲裁程序中得到验证。从法律角度讲，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与马瑞尼克船务公司确认之诉仲裁条款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神华案”）中，最高院明确表明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并不适用于外国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认定的情形。五、两名申请人不存在所谓“择地行诉”的行为，而且申请人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只能向中国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自然有权利申请中国法院对案涉仲裁协议效力行使审查权并作出权威性的认定。如果中国法院不受理本案并就仲裁协议效力作出认定，两名申请人将会面临“无地行诉”的尴尬局面。如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不在当前阶段予以解决的话，而仲裁继续进行，被申请人极有可能会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再次以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为由要求拒绝裁决的执行，为仲裁程序本身增添巨大的不确定性。六、在2006年之后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各项司法解释中，不再出现“仲裁委员会”的表述，而是代之以“仲裁机构”的表述。否则，如将中国仲裁法中规定的“仲裁委员会”仅理解为中国的仲裁委员会，不包括外国仲裁机构的话，则中国合同法中关于涉外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规定即变为形同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两名申请人依据《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中第14.2条的争议解决条款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违约并裁决被申请人履行其有关工业气体款项的支付义务等。2012年8月7日，大成株式会社和被申请人签署的《承购协议》中约定：大成株式会社在广州建立空气分离厂，在十五年的合同期间内，向被申请人提供系列液态及气态产品等。其中，第14条约定：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尝试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3年2月1日，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同时，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补充协议构成《承购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补充协议与《承购协议》有任何冲突或者矛盾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承购协议》在未修改或者补正的范围内继续有效。2016年3月24日，被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在收到《仲裁通知书》后，向SIAC提交《对仲裁通知书的答复》，向仲裁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2016年8月25日SIAC仲裁庭组庭完毕。2016年9月30日，SIAC仲裁庭电话召开程序性会议。2017年7月18日，经各方当事人多次向仲裁庭提交对管辖权的意见后，仲裁庭以多数意见出具《管辖权决定书》。其中，D.仲裁庭的决定载明：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大成株式会社是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具备申请仲裁的资格；本仲裁案件无论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亦或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本仲裁案均满足涉外因素判断标准；本仲裁案的仲裁地为新加坡；管辖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是新加坡法律，据此，仲裁庭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全部管辖权异议。SIAC仲裁庭遂在中国上海市对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2017年8月17日，被申请人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SIAC仲裁庭对案件无管辖权。2018年6月27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就该案开庭审理，当庭决定驳回被申请人的请求。同年8月30日，被申请人向新加坡上诉法院提交上诉。2019年10月15日，新加坡上诉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决定：1.《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的仲裁地是上海，不是新加坡；2.新加坡上诉法院仅就仲裁地这一问题，改判新加坡高等法院和仲裁庭的决定；3.由于新加坡不是仲裁地，新加坡上诉法院不就任何其他争议的问题提出意见。2019年12月27日，新加坡上诉法院作出了书面判决。2018年7月31日至同年8月2日，SIAC仲裁庭就实体法律责任问题在中国上海开庭。2019年2月22日，SIAC仲裁庭就本案实体法律责任问题作出部分裁决。此后，各方当事人就定损问题发表意见。2019年10月15日，被申请人向SIAC仲裁庭提出终止仲裁程序申请。2019年10月30日，SIAC仲裁庭作出《中止仲裁决定》，中止了本案仲裁程序。2020年1月20日，两名申请人向本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案涉申请事项。本案系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纠纷，鉴于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该争议适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因此，本案纠纷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本院对两名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应否予以受理？二、案涉仲裁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案涉《承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的合同主体均包含大成株式会社，而大成株式会社系一家注册在韩国的公司法人，故案涉两份协议均具有涉外因素，系涉外民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仲裁协议或者仲裁裁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情形的，为涉外仲裁协议或者涉外仲裁裁决。据此，被申请人关于《承购协议》、《补充协议（一）》不具有涉外因素、案涉仲裁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院作为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有权受理当事人之间的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争议，不论是确认仲裁协议有效，还是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案涉合同中约定由SIAC仲裁系由一家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但约定的仲裁地点为中国上海市。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就涉外民事合同中的涉外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发生了严重分歧，无论是SIAC仲裁庭、新加坡高等法院，还是新加坡上诉法院均未能对此适用中国法律给予明确且有效的决断，被申请人最终系以SIAC仲裁庭对本案无管辖权为由要求SIAC仲裁庭终止仲裁程序，两名申请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鉴于双方各执一词，仲裁程序无法继续进行，仲裁庭为此出具《中止仲裁决定》，待有管辖权的中国法院确认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对于两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案涉仲裁协议效力存在的严重分歧和争议，其中任何一方对仲裁条款的理解或者意见，均系各自所持观点，不能凌驾于他方之上。其中，被申请人所持的仲裁庭已经确认了如适用中国法案涉仲裁协议系无效的意见，经本院审查，SIAC仲裁庭出具管辖权最终决定的内容中无此明确意思表示，仲裁庭的结论是适用新加坡法认定案涉仲裁协议有效。在新加坡上诉法院就案件管辖权不予表态，仅明确案涉争议的仲裁地为中国上海市后，被申请人作为对案涉仲裁条款效力持有异议，且对SIAC仲裁庭《管辖权决定书》、新加坡初审法院裁定始终持有异议的一方，却未就此未了争议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出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鉴于案件管辖权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其根本原因为当事人各方对案涉仲裁条款的效力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议，该争议在新加坡上诉法院最终明确仲裁地为中国上海市后，为推进案件审理进程，两名申请人无奈向本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申请。被申请人此时援引我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申请人未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异议”、申请人对仲裁协议有效并无异议等为由，要求本院不予受理本案，不符合本案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两名申请人作为认可仲裁协议有效的一方，向SIAC主动提交了仲裁申请并已获SIAC受理，是不可能出现在仲裁庭开庭前向仲裁庭提出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情形的，并且本案中两名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也不是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故此，该条规定中设置的程序性事项、条件及其后果明显不能用于约束本案两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对于被申请人在仲裁阶段是向SIAC仲裁庭提交管辖权异议并将该争议交由SIAC决定的行为，如援引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程序设置，再结合被申请人的观点，在SIAC已经就此作出了仲裁庭有管辖权的《管辖权决定》的情形下，则被申请人应接受SIAC对本案有管辖权的结论，也就不存在被申请人再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和上诉的权利设置配套程序，仲裁实体审理程序应在《管辖权决定》作出后继续。显然，被申请人对此也是不予认可和接受的。事实上，被申请人对该决定采取了依据新加坡法律提出了诉讼及上诉的诉讼策略，此亦违背了我国仲裁法的相关程序性配套规定。据此，被申请人提出的案件受理异议，其立论自相矛盾，有悖逻辑常理，本院不予采纳。两名申请人系提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一方，而非作为异议方向人民法院提出仲裁协议无效，因此也不受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一方”及“仲裁庭首次开庭前”的对象及时间方面的约束。根据新加坡上诉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结果，SIAC仲裁庭出具的《管辖权决定书》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关于此，从SIAC此后中止了仲裁程序的事实亦得到了印证。故对于本案仲裁协议效力依据中国法是否有效，目前不存在任何有既判力的裁定或决定。在此情况下，本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就案涉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不存在所谓“重复处理”问题。综上所述，本院应予受理本案，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判定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本案申请人大成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在《承购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尝试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两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又在《补充协议（一）》中约定：本补充协议是根据《承购协议》制定，《承购协议》应在未修改或补正的范围内继续有效。据此，《承购协议》第14.2条争议解决条款系本案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案三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约束力。从《承购协议》第14.2条仲裁协议上下文及各方当事人对此的解读分析，关于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当事人各方并无分歧。关于准据法，各方当事人又均确认为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案涉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SIAC，应认定有效。对于被申请人有关我国仲裁法并未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的观点，首先，仲裁是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就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实质而言，它不涉及我国仲裁市场是否开放的问题。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主要指外国仲裁机构适用其仲裁规则将仲裁地点设在我国的情况。由此进行的仲裁是机构仲裁，而非我国在《纽约公约》中声明予以保留的临时仲裁。其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在（2013）民四他字第13号《关于申请人安徽省XX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Agnati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的请示的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仲裁条款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有效的规定，应认定有效。该复函确认了涉外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由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如其约定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则为有效。第三，被申请人有关外国仲裁机构不得管理仲裁地点在国内的仲裁的观点，欠缺我国明令禁止性法律规定，且与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相悖。第四，对于具体案件，司法不能以立法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我国仲裁法在立法之初欠缺国际化视野，可以将之理解为在规范国内仲裁的同时附带对涉外仲裁作了部分特别规定。显然，当时我国的仲裁立法并不全面，且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着脱节。然立法与司法应系相辅相成关系，被申请人有关我国仲裁法所指“仲裁委员会”的理解问题系立法层面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被申请人有关我国仲裁法在立法层面没有解决外国仲裁机构能否在我国进行仲裁的问题，并不能改变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的有效意思。被申请人的相关辩称意见过于局限于强调我国仲裁立法存在的不足，而忽视了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及我国司法在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弥补仲裁立法不足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综上所述，应确认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申请人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依据《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第14.2条、《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补充协议（一）》形成的仲裁协议有效，当事人为此发生争议，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仲裁地中国上海仲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确认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申请人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依据《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第14.2条形成的仲裁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