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12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山，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河北俯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1111684360。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井全，男，197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俊超，河北山庄（隆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199410536634。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河北山庄（隆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1911117503。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广军，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万忠，男，195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上诉人王振山因与被上诉人李井全、霍广军、董万忠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5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振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被上诉人李井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夏俊超、被上诉人董万忠、被上诉人霍广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李井全受伤的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井全与上诉人及霍广军之间系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认定：“三人之间系独立的干民房建筑类活的个人”。三人之间并没有达成合伙协议，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各自发生的风险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三方未约定风险、亏损如何承担”，而原判决认为：“个人合伙的特征是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可见一审认定的事实显然不符合合伙特征。上诉人认为三者之间系合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李井全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三者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50条的规定，一审已认定不具备合伙的特征，即不符合合伙相应条件，更没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明，所以，一审认定三者系合伙关系没有证据支持。综上，王振山、李井全、霍广军之间是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类似于“合作社”形式的合作关系，而非合伙法律关系。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纠正。二、李井全没有证据证明其如何受伤，其受伤与盖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首先，李井全称其受伤经过为“在干活途中准备去厕所”，可见李井全不是在干活时发生事故受伤，“途中”与“干活时”明显处于两种状态，是两个不同的地点。其次，李井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如何受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井全应举证证明其受伤原因，受伤与盖房的因果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李井全“在干活途中准备去厕所受伤”，证据不足。三、即使李井全在盖房中受伤，上诉人亦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董万忠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且李井全自身存在重大主要过错，应当自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20%责任明显过轻，而后平均承担责任错误。各方之间系合作关系，风险自担。即便李井全系盖房时受伤，上诉人亦不是侵权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认定“二层楼，当时搭建了组装架”，同时认定“在踩人字梯时因梯子倒地将原告从近2米高摔下来受伤”，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如果搭建了组装架李井全必然通过组装架上下房屋，所以，一审认定其系在踩人字梯时受伤相互矛盾。一审强调“搭建了组装架”，然而并没有进行现场勘验，也没有相关证据，不知认定何来？第三，建房按要求及规范必须搭建组装架，通过组装架上下房屋，被上诉人李井全在没有安装组装架的情况下上下房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没有进行安全防护，显然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侵权人，亦应在80%以上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同时，根据《民通意见》47条规定，一审判决平均承担，适用法律错误。第四，李井全庭审中明确其与董万忠系雇佣关系，而梯子系董万忠家的，可见董万忠作为梯子的所有人，应当对自家的梯子尽到管理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李井全及董万忠没有提供完备的安全措施，亦无证据证明有人扶梯子，所以，董万忠存在重大过错，同时被上诉人董万忠是接受劳务一方，所以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错误。第五，一审没有对梯子进行鉴定，就认定梯子无质量问题。李井全如何受伤也是谜。综上，李井全及董万忠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80%责任，对于剩下的20%，被上诉人也应多承担。四、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井全损失数额明显过高，认定证据不足。1、一审认定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李井全系农民，该事实其身份证能够证实，且在起诉状中已明确列明了身份。其次，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李井全没有固定收入。第三，被上诉人李井全仅仅提供了无法核实真伪的租赁协议，没有其他证据。第四，一审也查明了被上诉人李井全系从事民房建设，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村，而非城镇。换句话说被上诉人李井全显然不能到城镇建民房。所以按一审查明的事实，不能够认定被上诉人李井全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在城镇没有固定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证明，其被扶养人也系农民，也没有居住在城镇、消费在城镇的任何证据，所以，被上诉人李井全不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的法律情形。2、一审认定“误工费酌情按每天100.00元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李井全没有提供任何收入方面及收入减少的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农民标准计算误工损失。3、被上诉人李井全的其他损失也存在证据不足和明显过高情形。所以，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井全的损失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五、被上诉人李井全提供认定受伤事实的证据和认定合伙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一审判决中对证据的采信与认定存在明显错误。1、董万忠的书面证明，董万忠系本案被告之一，该证明显然证实了被上诉人与董万忠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不具有合法性。董万忠系当事人之一，不具备证人身份，该证明不具有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其出具的证明意在免除其自身责任，不具有客观性。该证明不属于证据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然而一审法院竟然予以认定并采信，该证据的认定严重违法。2、董财的书面证明，董财当时不在事故现场，其证言不具有客观可信性。所以，一审判决仅仅通过上述证据认定了受伤经过和“合伙关系”，以上两个关键性事实的认定证据不足，认定明显错误。六、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程序严重违法。李井全诉讼请求为：“按照75%的责任比例”主张，而原判直接对总损失分配责任，超出了李井全主张75%的范围。同时原判认定“原告李井全在劳务过程中未尽到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可见，一审认定了李井全系在提供“劳务”时受伤的事实，但却做出了“合伙责任”的判决。该责任承担与事实依据相互矛盾。所以，原审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责任分配与法律关系认定也相互矛盾。综上事实，驳回被上诉人李井全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李井全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一、李井全与上诉人之间确为合伙关系。合作，是生活概念，外延与内涵广于“合伙”，是普通百姓搭伙干活的基础。本案中，诸多事实表明李井全与王振山之间是合伙关系，比如董万忠找人干活的时候只找到王振山本人，由王振山本人代其他合伙的伙伴揽活；还有一审庭审中有证人证言表示被上诉人李井全与上诉人王振山长期合伙干活，并且还共同投资买了干活用的梯子。至于，他们之间是否签署合伙协议，并不是合伙关系构成的充分必要条件。签署协议，要根据不同百姓的认识水平而不同，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都是老实的民工群体，对于一起干活潜在的法律风险并无过高的预见能力，他们都是通过百姓之间朴素的信任与“合得来”就在一起搭伴干活，由上诉人王振山全权代表揽活，他们一起出力、一起买梯子等，在外观上，他们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即完全符合合伙的“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的特征。不能因为没有签一纸合伙协议就否定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如果要求普通百姓无论搭伴合作干什么都以“签署”合伙协议，并到登记部门登记为形成有效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那么，普通群众之间的合作增加成本，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案中另一合伙人没有上诉也印证了合伙关系。二、上诉状中提到“李井全受伤与盖房之间因果关系证据不足”，不能成为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的依据。李井全在“干活途中准备去厕所”而受伤，如果不是去干活，怎么会到董万忠家？怎么会上厕所？三、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合法合理，并无不当之处。四、一审认定的赔偿标准为城镇标准，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证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证据为房屋出租人出具的证人证言，房屋租赁合同书，房租缴费收据等，该项证据我们已在一审提交。综上，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霍广军答辩称，我们的工具都是私人工具不是合伙买的。保险是自己上自己的。李井全摔伤谁也没看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他自己说的，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董万忠答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没有其它意见。 李井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286854元。其中：医疗费7897元、伙食补助费800元（16天×每天50元）、营养费1800元（90天×每天20元）、护理费6000元（60天×每天100元）、误工费18963.6元（120天×建筑业158.03元）、交通费1000元、伤残赔偿金197982元（32997元×20年×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3031元，合计：382473元，按照75%的责任比例计算为28685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井全、被告霍广军、被告王振山原是独立干民房建筑类活的个人。2019年6月，被告董万忠欲对自家进行外墙保温工程，与被告王振山取得联系，二人商定好工程款为每平米50元。被告王振山又联系了原告李井全、被告霍广军，三人均为大工，口头约定共同承包此项工程，个人有的工具自带，没有的工具、材料可租赁可购买，结算工程款后扣除另行雇佣的小工钱、材料款、租赁费等，剩余利润三人平分。三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明确约定合伙期间的风险、亏损额等如何承担。三人未与被告董万忠签订书面合同，只口头约定了付款方式，原告及霍广军三人包工包料进行建设。总工程款为17500元，被告董万忠已结清。2019年6月25日三人共同到被告董万忠家干活，第二天即2019年6月26日，原告在干活途中准备去厕所，从被告董万忠家小房（二层楼，当时搭建了组装架）下来时，在踩人字梯（董万忠所有，梯子本身无质量问题）时因梯子倒地将原告从近2米高摔下来受伤。原告到隆化县医院住院治疗16天，伤情经诊断为1、脾破裂2、肠梗阻术后。住院期间行脾切除术。原告的伤情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原告李井全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7897元、伙食补助费800元（16天×每天50元）、营养费1200元（60天×每天20元）、护理费4600元（46天×每天100元）、误工费7300元（73天×100元）、交通费500元、伤残赔偿金197982元（32997元×20年×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2890.55元【22127×14年×30%+22127×3年×30%÷2人】，合计338079.55元。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董万忠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2、原告与被告霍广军、王振山是否是合伙关系，被告霍广军、王振山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什么性质的责任；3、原告受伤的损失情况。本案中，被告董万忠与被告王振山、霍广军及原告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虽然承揽协议是被告董万忠与被告王振山达成的，但王振山同时代表了合伙的伙伴，而不应认为被告董万忠与原告李井全之间是雇佣关系，否则与三人合伙的性质冲突，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既然是承揽合同关系，原被告均承认干活时董万忠未在一旁指导，即作为定作人的被告董万忠在定作、指示、选任上并无过失，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李井全、被告霍广军、被告王振山各自以自己的劳务或者技术进行出资，共同承包工程进行施工，利润由三人平分，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原告是在执行合伙任务时不慎摔伤，毋庸置疑。原告上组装架是为了完成合伙事务，即为了合伙人的共同利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47条之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李井全既是合伙人，也是劳务者，原告李井全在干活过程中从梯子上摔下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认定为全体合伙人的共同亏损,作为合伙人的霍广军、王振山应按收益分配比例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原告李井全在劳务过程中未尽到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案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其自身应首先承担20%的责任，剩余80%的损失由原告、被告霍广军、王振山三人按照合伙利润分配方案即每人三分之一承担责任，即被告霍广军、王振山各自承担本次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26.66%。关于原告方主张的经济损失：隆化县医院病历中记载“切除标本经家属过目后送检病理，病理结果回报：脾脏病变符合外伤性脾破裂”，可证实原告的损失属于外伤，因是自身不慎造成，非第三人致害，故医疗费属于医疗保险报销范畴，原告虽进行了医疗费的报销，但不能因此行为否认原告对合伙人的索赔权利。故对于剩余的医疗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予以支持；根据原告的治疗情况及伤残鉴定意见书，确定原告的营养期为60天、护理期为住院期间再加一个月即46天、误工期至评残前一日为73天，原告虽偶尔从事建筑行业，但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收入不具有稳定性，误工费酌情按每天100元计算；交通费酌定为50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其收入来源又不仅限于农业收入，还包括务工等收入，故其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计算准确，予以支持；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原告的被扶养人情况，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02890.55元。综上所述，被告霍广军、王振山各自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338079.55元×26.66%=9013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第47条、第4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振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井全因摔伤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90132.00元。二、被告霍广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井全因摔伤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90132.00元。三、驳回原告李井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602.00元，减半收取2801.00元，由被告霍广军负担746.70元，被告王振山负担746.70元，原告负担1307.6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振山与被上诉人李井全、霍广军之间是较为松散的、单纯以提供劳务为主要形式的普通合伙关系，合伙人按各自干活的天数，平均分配收益。既为合伙关系，就应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伙期间，李井全在从事合伙人所承揽的外墙保温工作时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合伙人应共同负担。被上诉人李井全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干活过程中对自身安全应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事发当日，王振山、李井全、霍广军三人均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外墙保温工作，相互之间没有谁指挥谁、谁管理谁的行为，李井全在干活途中打算上厕所，在踩梯子下到地面的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未用安全绳等对身体进行保护，亦未确保梯子稳固性的情况下，自行踩梯子下来，梯子倾倒造成李井全受伤。李井全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其自身存在较大过错。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合伙的形式、收益的情况及受伤的时间、过程，本院确定李井全先自担40%的责任，剩余60%的责任，由李井全、王振山、霍广军平均分担，即各承担20%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上诉人提出李井全并非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而是在上厕所的途中摔伤，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李井全在工作时打算上厕所，此过程中受伤，应视为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董万忠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董万忠将自家房屋的外墙保温工程承包给王振山等三人，双方系承揽关系，董万忠作为定作人在定作、指示、选任方面不存在过错，故对于李井全的损害，董万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对李井全的伤残赔偿标准提出异议。经审查，李井全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其在城镇居住生活多年，故一审确认的赔偿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李井全各项损失的认定准确，即338079.55元。王振山、霍广军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67615.91元（338079.55×20%）。 综上所述，王振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对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47条、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5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上诉人王振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井全各项经济损失67615.91元； 三、被上诉人霍广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井全各项经济损失67615.91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李井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01.00元，由被上诉人李井全负担1680.60元，由上诉人王振山负担560.20元，由被上诉人霍广军负担56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02.00元，由上诉人王振山负担4200.00元，由被上诉人李井全负担701.00元，由被上诉人霍广军负担70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立敏 审判员  聂国智 审判员  王 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鑫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