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4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志强，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向红，女，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松阳县水南街道要津南路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472762499XF。 法定代表人：廖青，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阙祥忠、宋金梅，浙江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莉，女，198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原审被告：施志昌，男，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因与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周莉、施志昌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松阳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4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上诉请求：一、改判原判第一项“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5873.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为“被告施志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5873.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二、撤销原判第二项“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71750元。”三、撤销原判第三项“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138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判决上诉人黄向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错误，该借款虽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没有分文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黄向红原系浙江中药厂职工(浙江康恩贝前身)，改制后得到一笔工龄补贴，又打工维持生活足足有余，是在上诉人施志强的要求下作为反担保人签了字，而不是以夫妻关系共同借款的签字，因此作为反担保保证期限应自2017年10月11日之次日起计算，在《个人保证担保协议》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况下，反担保保证期间依法按6个月即计算至2018年4月12日止。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债务明显不用于家庭日常生活。1、上诉人黄向红自己父母离退休20多年，护理有护理费，有生活来源。2、上诉人施志强投资有“松强木制品厂”，贷款完全用于松阳四都千亩香榧林基地，而该基地施志强已投资上千万元，上诉人黄向红从未参与该香榧基地。后遭野猪侵害，依法提起诉讼的也仅是施志强一人，上诉人黄向红并未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提出主张，该案也是由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一旦得到松阳县政府赔偿，施志强也有能力偿还贷款。因此，本案强拉上诉人黄向红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和判决错误。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中，双方约定了担保费，但并未约定被上诉人拖延担保代偿期间的担保费，现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诉求的担保费就包括了拖延代偿期间担保费，诉讼过程中变更的担保费即为拖延期间的担保费，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该担保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认定错误。而且一审所运用的《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都没有法文规定应承担拖延期间的担保费。故该条判决与《合同法》第107条的含义也不符合。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该诉求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故该项一审判决错误。三、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虽然在《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中有过约定，但是在至今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律文本中对于一方的律师费用要由另一方承担的法律还没有这种规定。《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虽然作出了“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但是律师费的约定，从约定起就因该《担保法》条文中没有相应的包括律师费在内，而且在众多的代偿追偿案件中也并没有主张律师费的，因此该约定从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提出具体的法条来，“法无规定不可为”，如此违反先例的判决，上诉人认为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完全可以在法院全民大调解平台协商解决的，上诉人并非是欠账不还的“老赖”，而是一个留职停薪、勇于创新、事业心极强的投资人，由于受到野生动物侵害未能得到政府及时补偿而致拖欠贷款所造成，被上诉人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折肆意诉讼增加上诉人经济压力。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能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主张。 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判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对基本事实认定正确，判决结果也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的第一项上诉请求。答辩人认为，两上诉人系夫妻关系，2008年8月21日上诉人施志强以投资香榧基地为由，在答辩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下向银行借款100万元，而之前一天，上诉人黄向红等人与答辩人签订协议，约定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由此，可以说明上诉人黄向红对该发生在两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该银行借款和投资行为既明知，又是自愿承担的。上诉人黄向红虽以反担保人身份签字，但基于其与上诉人施志强系夫妻关系的特殊情形，应当认定其对该借款具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故该借款应当认定为两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另外，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庭投资的行为，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一种，产生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由此产生的债务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三、关于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请求。答辩人认为，依据上诉人施志强与答辩人签订的《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中第四条的约定，担保费是从甲方即上诉人取得担保贷款之日起每月按贷款总额的1.5%计算收取的，若上诉人在合同期满后未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导致答辩人偿还时，答辩人有权收取担保费至上诉人归还之日止。所以，该担保费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2017年8月14日答辩人已代主债务人也就是上诉人施志强偿还了贷款，因此答辩人将担保费计算至该日止。四、关于上诉人的第三项上诉请求。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上诉人各方签订的《提供贷款担保协议》、《抵押合同》中均对违约方应承担律师费损失作出了约定，该律师费承担是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本案律师费损失是依据《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三折优惠计收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周莉、施志昌未作书面陈述。 原审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施志强归还原告担保代偿款1095873.6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8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并由被告方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二、施志强、松强木制品厂支付原告担保费用161750元（从2008年8月21日起按贷款总额的月利率1.5‰计算至2017年8月14日止）；三、施志强、松强木制品厂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3800元；四、松强木制品厂提供的反担保抵押物（企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处置价款优先由原告受偿第一、二、三项请求；五、黄向红、周莉、施志昌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过程中，查明原松强木制品厂已依法注销，保证金100000元尚在担保公司，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施志强、黄向红归还原告担保代偿款995873.6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并由被告方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二、施志强、黄向红支付原告担保费用71750元；三、施志强、黄向红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3800元；四、原松强木制品厂名下的反担保抵押物（企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后的处置价款优先由原告受偿第一、二、三项请求；五、周莉、施志昌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21日，施志强向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浙江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000000元，期限为2008年8月21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止，由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此，2008年8月19日，原告与施志强、松强木制品厂签订《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为施志强向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壹佰万元本息提供担保；从施志强取得担保贷款之日起原告收取担保费每月按贷款总额的1.5‰计算，一次性付清给原告本协议担保期限内的担保费。若施志强在合同期满后未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导致由原告偿还时，原告有权收取担保费至施志强归还之日止；施志强、松强木制品厂在签订本协议时，需要提供财物抵押担保和法定代表人、保证人保证担保，当抵押担保财物不足偿还时，由法定代表人、保证人的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造成损失包括诉讼而导致的一切费用（含律师代理费）由违约方承担。 2008年8月20日，原告与施志强、黄向红、周莉、施志昌签订《个人保证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未约定反担保期间。 2008年8月19日，原告与施志强、松强木制品厂签订编号为2008年松担合字第032号《抵押合同》一份，约定施志强交纳风险保证金100000元，及以松强木制品厂的厂房、土地使用权【松国用（2000）字第00241号、松房权证西屏字第××号】作为上述贷款本息及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等的抵押物。抵押效力持续到借款人偿清全部债务为止。2008年8月20日，原告与松强木制品厂、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贷款担保余值抵押协议》，约定松强木制品厂的上述厂房、土地使用权经资产评估价为1340600元，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施志强提供1670000元贷款，其中670000元为抵押贷款，另1000000元贷款由原告提供担保。三方协商同意上述松强木制品厂的抵押物由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第一抵押收益人登记，余值由原告作为第二抵押受益人进行抵押登记。2008年8月20日，原告与松强木制品厂办理了抵押登记【松房2008他字第××号】。另，施志强向原告交纳了保证金100000元，支付担保费90000元。 到期后，施志强未能归还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借款本息。2013年6月25日，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法院起诉施志强还本付息、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法院调解，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施志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施志强于2013年7月31日前归还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并赔偿实现债权的费用2500元；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该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施志强追偿等内容。 2017年8月11日、2017年8月14日、2017年10月11日，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代为偿还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991765.38元、19300元、84808.25元，共计1095873.63元。即施志强向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该笔借款本息已还清，相应的抵押登记也已涂销。扣减保证金100000元后，尚余代偿款995873.63元未还，故原告诉至法院，并为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13800元。 另，施志强与黄向红系夫妻关系，1990年2月10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周莉、施志昌的反担保责任。反担保的保证期间应自原告实际履行了担保责任之次日起算。原告至2017年10月11日实际为债务人施志强承担了1095873.63元保证责任，因此取得就相应债权数额向债务人追偿和要求反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权利，反担保保证期间应自2017年10月11日之次日起计算。当事人签订的《个人保证担保协议》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本案反担保保证期间依法按6个月计算，即计算至2018年4月12日止。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该保证责任期间内已要求周莉、施志昌承担保证责任，周莉、施志昌的反担保责任依法免除。 二、关于松强木制品厂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存续期间。被告辩称《贷款担保余值抵押协议》约定抵押登记期限为五年，与借款期限相同，故原告应自代偿后的6个月内主张，未主张的免除抵押责任。对此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物权法定原则要求当事人不能在《物权法》之外设定物权，也不能以《物权法》之外的方式消灭物权。且法律并没有规定抵押权可以因当事人的约定期间或登记时强制登记的期间而消灭，因此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抵押权的存续期间，对抵押权的存续应当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即原告行使抵押权期限至2020年10月12日届满。现原告在期限届满前诉至法院，未超过法定期间，抵押权依法成立并有效，予以认定。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收回相应借款本息，其对案涉抵押物的抵押权登记也已涂销。在此情况下，原告作为原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主张就案涉抵押物的处置价款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三、关于黄向红的共同还款责任。债务人施志强与黄向红系夫妻关系，案涉借款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为施志强提供担保的债务，系施志强以投资香榧基地为由所借，黄向红为该借款的反担保人，即黄向红对施志强的借款和投资行为均是知情且认可的。而黄向红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并无长期、固定收入来源，施志强的经营行为为家庭主要经济活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庭投资经营的行为，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一种，产生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由此产生的债务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原告已经代偿了案涉借款，有权向施志强、黄向红行使追偿权。 四、关于担保费与利息损失及律师代理费是否合理。原告与施志强在《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中约定了担保费及违约方的损失赔偿责任，包含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等。原告主张担保费、律师代理费以及代偿款项的合理利息损失，符合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5873.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8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71750元。三、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13800元。四、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有权就抵押物原松阳县松强木制工艺品厂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松房2008他字第××号）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第一至三项债务。五、驳回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266.41元，由被告施志强、黄向红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除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松阳县松强木制工艺品厂，系上诉人施志强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在向原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于2020年4月2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变更上诉请求事项申请书，撤回了其要求改判原判第一项“被告施志强、黄向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5873.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为“被告施志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5873.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并按变更后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了案件受理费。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向红又当庭增加了其原已撤回的前述上诉请求，但其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补交该部分上诉请求的案件受理费。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在向原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以书面形式撤回了其针对原判第一项内容的上诉请求；而上诉人黄向红虽在二审中当庭又增加了其原已撤回的前述上诉请求，但因其未能在本院指定期间内补交案件受理费，故可认定上诉人黄向红再次自行撤回了该增加部分的上诉请求。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应视为两上诉人对原判第一项也即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认定服判，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进行审理。 关于案涉担保费数额的问题。在案涉提供贷款担保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担保费的收取明确约定为“从甲方（上诉人施志强）取得担保贷款之日起乙方（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担保费每月按贷款总额的1.5‰计算，一次性付清本协议担保期限内的担保费。若甲方在合同期满后未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导致由乙方偿还时，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担保费至甲方归还之日止。”从该约定文本内容可以看出，如果出现上诉人施志强逾期未能偿还贷款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为清偿贷款时，除担保期内的担保费外，上诉人施志强还应当支付担保期限届满后至代偿债务清偿完毕时所产生的担保费。而在本案中，上诉人施志强逾期未能清偿的贷款系由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为清偿，事实清楚。故，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主张原判认定其应当支付2008年8月21日取得银行贷款时起至2017年8月14日款项代为清偿日止的未付担保费71750元有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代理费承担问题。案涉提供贷款担保协议明确约定了违约方的损失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诉讼而导致的一切费用(含律师代理费)。前述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内容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同时，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明显远低于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并有相应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予以佐证。在此情形下，原判支持被上诉人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关于案涉律师代理费的主张，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38.75元，由上诉人施志强、黄向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张 玲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