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女，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璐，江苏今宜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仑，江苏尚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80年5月3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上海市奉贤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曾用名王万艮），男，1956年6月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某，女，195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登峰，淮安市清江浦区胜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严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4、葛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严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璐、张昆仑，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4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登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拆迁安置补偿款158344.59元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家庭共有财产；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结婚直至离婚时，一直与被上诉人王某1及其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且没有分家，上诉人已经成为被上诉人家庭成员，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4、葛某不是家庭共同成员错误。被拆迁的房屋系在2007年翻建改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均有出资，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出资不实。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的离婚案件中，被上诉人王某1在庭审中明确认可“拆迁的房子是老家的房子改建的，其实是父母的房子，改建我们出了一点钱，出了一部分”，其在本案中对此又不予认可，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上诉人于2019年3月6日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在无任何法定延期审理情形且未进行任何告知的情形下，直至2020年3月6日才作出一审判决，于2020年3月10日送达给上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4、葛某辩称，上诉人所说不是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土地承包问题所陈述不实，被上诉人多年承包他人土地10亩，王某4一直从事木工手艺、装修业务。上诉人与王某1婚后一直未与王某4、葛某一起生活，严某夫妻二人一直在上海打工，户籍与王某4、葛某不在一起。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严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拆迁安置补偿款158344.59元为原、被告四人家庭共有财产，并依法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某4、葛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王某1（1980年出生）、一女王小青（1988年出生）。原告严某与被告王某1于2001年经人介绍相识，××××年××月××日生育一女王某2，××××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子王某3。2017年12月8日，严某、王某1经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对淮安市清浦工业园区拆迁安置利益（即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镇xx村xx号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因涉及案外人权益，该案未予处理。对被拆迁房屋情况，一审查明：1985年，被告王某4、葛某在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镇xx村x组xx号自有宅基上建房：坐北朝南三间瓦房（约100平方米）、瓦房东面三间厨房、瓦房西面三间库房，共计约200平方米。2007年，被告王某4、葛某拆建上述部分房屋：拆除三间瓦房，原地新建三层楼房，上下共六间（约三百平方米，以下简称“1号房”）；拆除三间库房，在1号房西面新建一间机房（以下简称“2号房屋”），保留1985年自建的三间厨房（以下简称“3号房屋”）。2012年，被告王某4、葛某用水泥压力板及旧楼板搭建、封闭房屋院落（以下简称“4号房屋”）。翻建房屋时，无建筑执照等准建手续。2015年1月4日，淮安工业园区清浦工业园管委会（拆迁人，甲方）与被告王某4（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淮安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位于和平镇xx村六组的房屋，认定被拆迁房屋面积：1#房334.28平方米、2#房35.67平方米、3#房62.84平方米、4#房48.46平方米，拆迁补偿费总计465567.09元。被告王某4选择安置方案是安置房五套（总价307222.5元，尚未交付）及补偿款158344.59元（2015年已领取）。原告严某主张，被拆迁房屋系原、被告四人共同出资所建，2007年翻建房屋共花费12-13万元，房屋是其与被告王某1共同设计，两人工作放假时会从上海回去查看建房情况，其出资情况如下：其于2006年底给付被告王某4现金3万元、2007年给付被告王某4现金7500元、2007年6月左右给付被告王某4现金15000元（其从娘家所借）、2009年左右帮葛某偿还欠案外人葛少洪债务5000元（所借5000元用于建房）、案外人葛少成欠其2000元后偿还给葛某用于建房，其出资共59500元，被告王某1亦给付王某4款项用于建房，具体金额其不清楚。2012年搭建房屋院子时，其给付被告王某4现金1000-2000元。原告严某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出资情况：1、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7）沪0120民初12777号（王某1与严某第一次离婚诉讼一案）庭审笔录，王某1庭审中陈述“拆迁的房子是老家的房子改建的，其实是父母的房子，改建我们出了一点钱，出了一部分”；2、原告严某自书日记片段，记录“2007年6月从妈妈拿15000……11月1日生活好过了，家里的房子有在建……”。三被告对原告严某陈述及提交证据均不予认可，被告王某1辩称被拆迁房屋为其父母房屋，其与严某自2003年起至上海打工，父母在家帮其照顾两子女，建房时两人未出资，其在离婚一案庭审中陈述本意为“父母在家建房时，又帮我带两孩子，经济紧张，我补贴父母一些钱用于孩子的花费”，书记员记录时未完整记录，其在与严某第二次离婚诉讼庭审中明确陈述房屋是父母出资翻建的；被告王某4、葛某辩称，2007年建房花费12万余元，2012年搭建院子花费约1万元，全部由两人出资，两人自己操办建房，两人耕种二十余亩田地，王某4还在外做木工活。2003年，王某1、严某在上海打工，子女王某2、王某3留在老家由其两人照顾，王某1、严某过年过节期间回家看望子女，王某1、严某未出资建房，也未参与建房。对原、被告居住生活情况，查明：2015年房屋拆迁前，被告王某4、葛某一直居住在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镇xx村x组xx号。2003年，被告王某1在上海大盛磨具公司工作，月收入1000余元。2007年，被告王某1在上海国豪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月收入1000元-2000元。2005年前后，原告严某在淮安、上海打零工，月收入1000元左右。2005年至2008年，原告严某在上海国豪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月收入1200元-1800元。王某1、严某务工期间，两子女随王某4、葛某生活，2014年左右，两子女随王某1、严某至上海入学就读。一审庭审中，原告严某陈述自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其支付被告王某4、葛某3000元/月作为两子女生活费用。三被告不予认可，被告王某1陈述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其和严某工资收入均为1000余元，没有能力正常给付子女的生活费用，因其父母帮忙照顾两子女，其逢年过节时会给父母1000余元。一审另查明，2016年3月，原告严某与被告王某1购买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被告王某4、葛某主张给付王某1173000元（含本案所涉拆迁补偿款）用于支付上述房屋首付款，被告王某1予以认可，陈述上述款项交予原告严某用于购买上述房屋。原告严某认可收到王某117万元，其不清楚款项来源，但17万元未用于购房，用于偿还购车债务。上述房屋在严某、王某1离婚案件中未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拆迁补偿款158344.59元系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镇xx村x组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村xx号房屋”）拆迁安置所得补偿款，确认上述拆迁补偿款是否为原、被告四人家庭共同财产关键在于上述被拆迁房屋是否为原、被告四人家庭共有财产。确认上述房屋是否属于原、被告四人家庭共有财产，应从有无共同建房的合意、建房出资、建房时原告严某、被告王某1与王某1父母有无共同生活、建房时有无提供劳务等方面进行认定。本案中，原告严某主张其和王某1婚后与王某4、葛某共同居住房屋内，2007年翻建房屋时其与王某1设计房屋，并出资59500元，2012年搭建房屋院落时其出资1000元至2000元，三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自2005年起，严某与王某1长期在上海务工，两人的子女随王某1父母王某4、葛某生活在淮安市，原告严某、被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4、葛某并未共同居住生活。原告严某主张被告王某1在与其第一次离婚诉讼庭审中陈述对翻建房屋有出资，被告王某4、葛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严某并无证据证明王某1在翻建房屋时有出资及出资数额，且无证据证明其和王某1与王某4、葛某有共同翻建房屋的合意，亦无证据证明其和王某1在翻建房屋时提供劳务等，即使王某1对其父母有补贴，从王某1父母长期帮助王某1、严某照顾两人子女及在王某1、严某婚后给付两人大额款项等来看，也应属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互助行为。原告严某主张2007年、2012年翻建房屋时共出资6万余元，三被告否认，原告严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翻建房屋时有出资，且与其及王某1在2007年左右的收入情况不符，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定。综上，xx村xx号房屋系被告王某4、葛某所建，应属其两人财产，原告严某要求确认xx村xx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58344.59元属于原、被告四人共同财产并予以分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调解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严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67元，由原告严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严某提供如下证据：1、清江浦区和平镇崔葛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王某4并无20多亩土地耕种，只有11亩责任地，被上诉人王某4、葛某无法自行出资建房。2、土地流转款费、土地溢出款项分配明细表，证明上诉人严某因结婚落户到和平镇崔葛村6组，其本人有1.95亩土地，直到2017年与王某1离婚后，才独立出来自行领取自己的土地款项，即在严某嫁到王某1家直至离婚期间，严某的土地收益都由王某4家领取，证实了严某有出资。3、被拆迁房屋之前的照片2张，证明涉案房屋中的楼梯设计是由严某、王某1共同商量决定，在施工过程中，严某回家指导瓦工施工。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然被上诉人的责任田有11亩，但从1995年起，被上诉人王某4夫妻在本村耕种了他人约10亩的土地。上诉人严某平时没有回家，未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对上述情况不了解。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所分得的土地系经过被上诉人协调所得，上诉人严某的土地虽然由被上诉人王某4夫妇耕种，但被上诉人同时还代上诉人抚养两个孩子。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经查，上诉人于2019年3月6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开庭，2019年5月6日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到上海调取相关不动登记材料及诉讼案件证据材料，于2019年9月4日组成合议庭进行第二次开庭，此后一审法院以“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为由，先后于2019年9月6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2月6日、2020年1月6日、2020年2月3日六次经批准扣除审限，后于2020年3月5日裁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之内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一审法院在将案件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进行第二次开庭后，虽然先后以“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为由数次扣除审理，但卷宗并无上述情形相印证的证据材料，其审限扣除违反程序规定。虽然一审法院审限扣除违反程序规定，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故对上诉人以一审法院超审限为由主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是否应当分割案涉拆迁款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拆迁的房屋建造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对改造的房屋进行了出资，上诉人作为家庭共同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份额。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被拆迁房屋宅基地系被上诉人王某4所有，2015年拆迁时也由被上诉人王某4作为拆迁人实施拆迁，上诉人虽然主张上述房屋在2007年修建时曾有出资，但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上诉人亦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以其系家庭成员为由主张分割该房屋，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出资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基于不同的意思表示，一个出资事实可能存在赠与关系、所有关系、债权关系、好意施惠等法律关系。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虽然曾向被上诉人王某4夫妇打款，但在双方对该款项没有约定且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照顾子女的情况下，不能仅以存在打款的事实就主张享有房屋的份额。退一步讲，如上诉人严某主张其作为被上诉人王某4、葛某家庭共有成员成立，那么在其与被上诉人王某1于2017年9月离婚前，曾在上海购买了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房屋，按照上诉人的逻辑，该房屋也应作为家庭财产分割，但上诉人严某显然不同意该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严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7元，由上诉人严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瑞新审判员  田 庚审判员  王琳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