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行终47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龙朝明，男，苗族。委托代理人龙明伟，男，苗族。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麻江县县府路2号。法定代表人夏景卓，县长。一审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蔡发波，主任。一审第三人李兴贵，男，汉族。上诉人（一审原告）龙朝明因与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一审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李兴贵林业行政确认一案，已由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6行初184号行政判决。龙朝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朝明一审诉请：判决撤销麻江县人民政府向李兴贵颁发的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3-1/2号《林权证》（以下简称被诉《林权证》）中对“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日，第三人李兴贵与麻江县龙山乡共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麻林地家包字［2008］080708035号《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承包的林地包括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面积4.1亩），同年4月10日，李兴贵向麻江县林业部门申请对“贤表大坡”等承包的林地进行林权登记。麻江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27日向李兴贵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3-1／2号《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面积为4.1亩，坐落于麻江县。该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共和村，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均为李兴贵。麻江县档案局保存的1981年8月26日《林地清册》中登记有地名为“青杠山”的林地，面积为8亩，管理者为龙朝明。1998年12月29日麻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0396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有小地名为“贤表冲”的林地，四至为上抵青杠林交界，下抵龙国彬交界，左抵路坎，右抵花冲交界。现原告以上述《林地清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权属依据，主张麻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李兴贵颁发的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3-1/2号《林权证》中“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错误，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该《林权证》中对“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龙朝明主张享有涉案林地权属的主要依据为麻江县档案局保存的1981年8月26日《林地清册》中登记的地名为“青杠山”的林地和NO.00396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地名为“贤表冲”的林地。但《林地清册》中登记的“青杠山”林地的四至、面积、地名等信息不能充分反映与涉案林地具有关联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贤表冲”的林地，各方对当事人对其四至中的“上抵青杠林交界”各执一词，原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龙朝明提供的证据未能全面客观反映与涉案林地的关联性并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二条第二项第2目已进一步明确规定，自留山、责任山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证给自留山、责任山所属农户。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李兴贵于2008年1月1日签订《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4.1亩的“贤表大坡”林地承包给第三人李兴贵，第三人李兴贵已取得了“贤表大坡”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第三人李兴贵是该责任山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的所属农户。麻江县人民政府依据该承包合同，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所规定的确权发证相关流程向第三人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3-1/2号《林权证》，将“贤表大坡”林地的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登记为第三人李兴贵享有，符合法律、法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龙朝明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龙朝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事实及理由为：首先，上诉人与李兴贵不是同一乡镇，更不是同一村组，被上诉人所进行的“颁证程序合法”，上诉人是不知晓的。其次，李兴贵获得被诉《林权证》并没有权属来源，被上诉人提供的“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并不是李兴贵的，李兴贵至今未提供任何被诉《林权证》的权属证。上诉人拥有该林地和权属来源是很清楚的，林业“三定”时期的《林地清册》，土地第二轮家庭承包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综上所述，李兴贵没有任何权属证据，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拥有的林地颁证确认给李兴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特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上诉人麻江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关于颁证程序。2008年林改时期，上诉人与李兴贵同为麻江县不同乡镇的村民，双方都参加了2008年麻江县人民政府安排的林改。李兴贵等16户持有的被诉《林权证》中登记的“贤表大坡”林地，该证是麻江县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有龙山镇共和村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有林权登记的张榜公示、有林权登记的申请表和审批表、有林权证发放登记表等材料佐证。并且从麻江县林改档案资料查实，没有“贤表大坡”林地权属存在纠纷的反映和材料。被诉《林权证》中“贤表大坡”林地的四至界线，并没有超越龙山镇共和村和下司镇新民村的区划界线。二、关于林地权属来源。李兴贵等16户持有的被诉《林权证》登记的“贤表大坡”的权属来源，是1998年12月经麻江县公证处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一审中提交的《贵州省麻江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是李兴贵的，这两份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均已质证。一审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李兴贵未进行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综合经一审庭审质证并采信的证据，本院另查明：2008年1月1日，第三人李兴贵与麻江县龙山乡共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附件《农户承包林地宗地详情表》中，记载承包的林地包括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宗地号1××6，面积4.1亩，四至为东抵“李龙辅山界”、南抵“李龙福土坎”、西抵“李龙金山界”、北抵“贤表山界”。被诉《林权证》登记的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宗地号后四位编号为1××6，面积4.1亩，四至为东抵“李龙辅山界”、南抵“李龙福土坎”、西抵“李龙金山界”、北抵“贤表山界”。本院还查明，2014年9月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将麻江县下司镇、碧波镇行政区域划归凯里市管辖的批复》（黔府函〔2014〕184号），同意将麻江县下司镇碧波镇划归凯里市管辖，原下司镇、碧波镇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凯里市、麻江县行政区域界线做相应变更。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为：麻江县人民政府向李兴贵颁发的被诉《林权证》中对“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是否合法。《林权证》是人民政府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证明，是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改革的举措。因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及林权证的颁发工作应依照森林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享有颁发其行政区域内林权证的职权；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颁发林权证的行为性质系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确认行为；颁发林权证的法律程序，主要是根据承包合同向承包方颁发林权证。此外，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制定了《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范了林权确权发证方法。本案麻江县政府依据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李兴贵于2008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麻江县龙山乡共和村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和审批表、林权证发放登记表、山林权属争议明细表等资料，将4.1亩的“贤表大坡”林地的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登记为第三人李兴贵享有，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主张其不知晓颁证程序的理由与颁发林权证前政府组织了系列颁证公示工作不符，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还主张颁发被诉《林权证》没有权属来源的理由，经查2008年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李兴贵签订的《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贤表大坡”林地承包给第三人李兴贵，权属来源清楚，故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龙朝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龙朝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一铭审判员  龙 雨审判员  肖 瑶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任昱瑾书记员姚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