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166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国泉，男，196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仙游县，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聪，福建壶兰（仙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傅晓源，男，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木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宝，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陈国泉因与被申请人傅晓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2017）闽03民终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陈国泉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为民间借贷不当。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虽然《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合同名称上带有借款二字，但从协议内容看，场外配资合同不宜按民间借贷纠纷认定和处理。首先，场外配资的出资方实际向需求方出借的并非“资金”，而是以配资出资方名义开设并通过分仓系统二次分仓，或者受配资出资方控制的股票“子账户”使用权，子账户按约定存有杠杆化的资金，同时需求方还需按约存入保证金，也即出资配资方与需求方实际系共同对“子账户”投入资本，而这又不属于民间借贷常见的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与民间借贷的一般形式有较大区别；其次，如前所述，“子账户”属于配资出资方或受其实际控制，需求方虽然有权独立操作证券交易，但对账户并无实际控制权，配资出资方有权要求追加保证金直至强行平仓，与一般民间借贷中借款人对资金享有绝对支配权有根本不同。证券账户属于配资出资方所有或受其控制，因此账户中的股票所有权并不属于需求方，故无法解释配资出资方将自己所有的股票向自己提供质押的逻辑。第三，场外配资之所以复杂敏感，是因为其实际出资往往来源于银行、信托、证券资管及其他金融机构，且层层嵌套，与金融体系密切联系，又存在超高杠杆比，其中以券商收益互换为代表的部分产品还具有金融衍生品属性，如处理不善，极易造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如将场外配资纠纷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形成事实上的“降维”处理，脱离了金融证券法律体系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意见，可能造成不利于金融市场宏观大局的情况。2、一、二审判决认定《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陈国泉应向傅晓源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是错误的。（1）《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应确认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关于为设立科创造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通知第12条：“依法审理股票配资合同纠纷，明确股票违规信用交易的民事责任。股票信用交易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重要业务，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对于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对于配资公司或交易软件运营商利用交易软件实施的变相经纪业务，亦应认定合同无效”之精神，结合各省关于股票配资的判例均明确股票配资合同无效，讼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应为无效。①根据2015年11月深圳中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在莫明华与牛兵的场外股票融资纠纷案［（2016）粤0391民初字第224号］即认定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因违反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股票账户实名制、禁止违法出借证券账户、禁止未经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相关规定，规避了证券市场的监督，放大了市场风险，而且在市场急剧振荡时极易发生纠纷，因此，在当前市场背景下，场外股票融资交易客观上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②本案名为傅晓源个人与申请人签订《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实为福建省鑫龙方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的经营行为，因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确认双方《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无效。陈国泉经朋友介绍认识林建龙并签订《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后经林建龙介绍才与傅晓原签订《股票配资借款协议》，从以下几方面事实可认定涉案股票配资是鑫龙公司的经营行为，是鑫龙公司在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他人的证券账户”之规定：首先，陈国泉与林建龙及傅晓源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均采用鑫龙公司的格式合同；其次，经查询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林建龙、傅晓源及李倩均为鑫龙公司的股东；第三，在陈国泉与林建龙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中资金账户名称用傅晓源的账户，在与傅晓源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中资金账户名称用李倩的账户；第四，在本案当中林建龙没有授权结算及到庭证明同意的情况下，傅晓源在庭审中陈述他有权代表林建龙与陈国泉结算，并将陈国泉在林建龙配资借款协议中尚余款项认定为706164.93元作为本账户追加保证金。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第八十六条规定“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融资融券外，地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签订的场外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42条、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虽然《会议纪要》在本案二审判决书生效后才发布，本案不能依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但在本案一审、二审审理的过程中，相关司法及司法解释已颁布实施，应当认定为无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确认无效的，傅晓源基于《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取得的陈国泉水保证金500.4万元及利息72.8万元应予返还。《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确认无效系由于傅晓源的过错造成，因此傅晓源应自行承担损失，陈国泉无须偿还傅晓源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首先，傅晓源确认收到了陈国泉的保证金500.4万元，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向其确认是否将陈国泉支付的保证金500.4万元投入6566账户时，傅晓源却表示与本案无关，说明其收取了陈国泉的保证金后，从未将保证金投入至本案证券账户，且根据原审庭审调查可以明确证券账户里的部分款项亦并非来源于陈国泉支付的保证金，因此，傅晓源应全额返还陈国泉水保证金500.4万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无效，傅晓源基于此取得的陈国泉保证金及利息应全额返还陈国泉。（3）二审法院存在的其他问题。傅晓源存在涉嫌合同诈骗、伪造公章、伪造主要证据影响法院公正审理案件、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二审法院却仅予以训诫，并未移交司法机关。二审法院无视案件审限，纵容傅晓源在二年多时间里多次提交证据（二审第一次开庭在2017年4月12日），在2019年仍允许傅晓源提交材料要求陈国泉质证，二审法院几次三番同意傅晓源在开庭后还不停提交证据，并每次都要求陈国泉对超过举证期限的材料进行质证，陈国泉认为本案后几次提供的证据材料均已违反了法律规定。（4）股票配资属于其他证券业务，未经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没有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构成非法经营罪，鑫龙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因此本案中傅晓源、林建龙、李倩等股东涉嫌非法经营罪。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支持陈国泉反诉请求、驳回傅晓源的诉讼请求。 傅晓源答辩称：1、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种资金借贷活动，曾一度作为“金融创新”而被市场默认。现基于当前新的经济形势，国家为维护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金融稳定的需要，于2019年11月颁布施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才统一裁判思路认定场外配资无效。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原判决根据当时施行的法律及主流审判观点认定案涉协议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原判决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法律性质认定正确。本案中，傅晓源出借资金，由陈国泉在合同期限内操作账户所有的交易，无论盈亏均保证傅晓源获得固定本息回报，其余超额投资收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均由陈国泉自行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本质上与还本付息的借贷关系并无区别。（2）案涉场外配资发生时，曾一度作为“金融创新”而被市场默认。原判决根据当时施行的法律及主流审判观点认定案涉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场外股票融资最初是伴随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我国证券立法尚不完善、国家鼓励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场外股票融资客观上满足了部分盈利能力强却受制于资金有限的投资者的融资需求，一度被市场默认。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后，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解释为“包括场外配资在内的股票信用交易在我国亦属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认定包括个人在内的场外配资合同无效。而本案中，傅晓源与陈国泉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股票配资借款协议》，二审生效判决作出时间为2019年8月13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不能适用2019年11月8日颁布施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并且该会议纪要也明确仅能作为“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的参考。此外，陈国泉再审申请中所引用的《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解决的是上交所注册制改革试点期间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与科创板相关案件等问题，并且该解释第12条关于认定股票配资合同无效的主体仅限于“对于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也仅是地方司法文件，并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相反，在会议纪要颁布施行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就场外配资效力问题认为：“对于被认定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的合同效力，应根据人民法院审理借款合同纠纷的一贯原则认定。对于被认定为有保底条款的委托合同的效力，除受托方为证券公司外，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委托人请求受托人按照约定返还本金及约定回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样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闽民终字第1041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合同中关于风险控制的条款，系出自缔约各方自愿，未违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属有效。至于在资金账户下挂他人证券账户是否违法，这属于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处理的行政法律范畴的问题，不影响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不属于本案考虑的问题”。此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鄂民终1087号民事判决中持同样观点，认为场外配资合同有效。综上，原判决根据当时施行的法律及主流审判观点认定案涉协议有效，并无不当。（3）陈国泉申请再审提交的3份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案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系傅晓源与陈国泉签订、并实际履行的，与鑫龙公司无关。第一，陈国泉申请再审提交的3份证据，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也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可以采纳的情形。第二，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是错误的。案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是傅晓源与陈国泉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提盈、付息、追加保证金、平仓等，均是在傅晓源与陈国泉之间发生。且案涉协议是在2015年5月19日签订，而傅晓源是2015年6月30日才入股鑫龙公司，明显与公司无关。2、案涉协议有效，陈国泉无权主张返还利息。且保证金已被其亏空，依法、依约陈国泉应自行承担该投资损失。第一，前已论述，案涉协议有效，傅晓源有权收取利息。第二，2015年5月19日，案涉账户初始总资产2000万元（其中傅晓源1600万元本金，陈国泉400万元保证金）。此后陈国泉又陆续追加100.4万元保证金，二审法院调取的恒生公司出具的账户资金流水显示，案涉账户增加资金合计1449758.75元，即已包含陈国泉追加的100.4万元保证金。2015年11月6日，案涉账户因触及平仓线被平仓后，账户总资产为13458340.22元。即陈国泉在操作该账户期间不仅亏空了其全部保证金500.4万元，还穿仓了傅晓源的本金1659494.85元（1600万元本金-砍头息17.6万元-划扣保证金706164.93元-平仓后资金13458340.22元）。依法、依约，陈国泉应自行承担因其使用配资导致的全部投资损失，并向傅晓源返还剩余本金1659494.85元。第三，陈国泉对其于2015年5月27日从账户提取盈利160万元只字未提，却将因其使用配资导致的投资损失归咎于傅晓源，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3、原判决程序正当、合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真实、有效。第一，傅晓源一审证据《情况说明》已被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并未作为定案证据。二审法院是根据其向恒生公司、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的证据，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认定傅晓源与陈国泉场外配资的相关事实。此外，《情况说明》虽存在印章真实性问题，但傅晓源并不知情，且该《情况说明》内容与二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吻合，傅晓源不存在虚构事实行为。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一百零二条之规定，逾期提供的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本案中，傅晓源虽逾期提供证据，但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傅晓源与陈国泉场外配资的相关事实，二审法院依法采纳并对傅晓源予以训诫，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场外配资的效力问题，各地法院裁判素来不一，只是基于不同的经济形势而作出的不同法律评价，不存在对错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是于2019年11月颁布施行会议纪要后才统一裁判思路，并明确会议纪要仅能作为“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的参考。如本案根据会议纪要被提起再审，将导致成千上万的同类已决案件被提起再审，无疑否定了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破坏了交易的稳定性。故，原判决根据当时施行的法律及主流审判观点认定案涉协议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陈国泉再审申请。 再审期间，陈国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鑫龙公司企业信息，拟证明：鑫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林建龙，股东有林建龙、傅晓源、李倩等；2、陈国泉分别与案外人林建龙及傅晓源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拟证明：林建龙与陈国泉签订的合同里资金账户名称为傅晓源，傅晓源与陈国泉签订的合同里资金账户名称为李倩，印证林建龙、傅晓源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实为鑫龙公司经营行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3、林建龙与案外人陈少斌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拟证明：鑫龙公司的股东在同一时期共同或分别向社会不特定人进行股票配资，形成经营事业，存在大量的配资规模，确有可能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冲击，危及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陈国泉再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傅晓源质证认为：对公司企业信息及陈国泉与傅晓源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余证据，因傅晓源非当事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相关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陈国泉申请再审提交的3份证据，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也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可以采纳的情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对关联性有异议。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是错误的。案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是傅晓源与陈国泉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提盈、付息、追加保证金、平仓等，均是在傅晓源与陈国泉之间发生。且案涉合同是在2015年5月19日签订，而傅晓源是2015年6月30日才入股公司，明显与公司无关。陈国泉主张案涉协议系公司的经营行为，无任何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性质及其效力。近年来，股票信用交易在我国发展迅速，司法实务中对非证券经营机构向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的场外配资合同的性质属于借款合同不持异议，但对股票配资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度存在争议。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会议纪要》，明确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对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但应用范围为《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本案二审法院已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二审判决，不属于《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况且，从讼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约定内容分析，傅晓源除享有借款本金及月利率1.1%收益外，不参与股票投资盈余的分配，不承担股票交易风险。陈国泉承担交易的全部风险，享受投资收益。讼争协议中关于账户监管及强制平仓的约定，是双方关于款项风险控制的约定。讼争《股票配资借款协议》是傅晓源与陈国泉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傅晓源在与陈国泉签订协议时并非鑫龙公司股东，陈国泉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是名为傅晓源个人与申请人签订《股票配资借款协议》，实为鑫龙公司的经营行为。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陈国泉偿还傅晓源尚欠借款本金及按月利率1.1%标准计付的利息，符合《股票配资借款协议》约定，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陈国泉要求傅晓源应全额返还保证金500.4万元既缺乏合同依据，又有违诚信原则。至于傅晓源逾期提供证据及提供的部分证据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等情形，二审法院认为傅晓源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所涉数据具备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及案件处理结果，且已经对傅晓源的相关行为予以训诫。陈国泉再审申请书中关于二审法院审理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综上，陈国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国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吴春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