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522行初10号 原告:杨函余，男，生于1999年3月27日，汉族，四川省合江县人，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朝川，重庆百君（大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住所地：合江县合江镇商业路280号。 法定代表人：刘纲，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利东，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凯蔚，合江县公安局法制室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在平，合江县公安局先滩派出所所长。 原告杨函余不服被告合江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6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函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朝川、被告合江县公安局行政机关负责人王利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凯蔚、彭在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于2020年1月14日对原告杨函余作出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杨函余结伙殴打他人，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原告杨函余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杨函余对处罚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杨函余诉称，2019年10月4日凌晨，原告与冯城等人在合江县先滩镇万州烤鱼店吃烧烤。因开玩笑发生口角，冯城打了陈伟耳光，原告和杨函熹、余敏过来劝解，冯城又殴打了杨函熹，原告和余敏将二人拉开后，冯城又与杨函余扭打在一起。后冯城电话通知王增、王宗兴、**先后到达现场，对原告、余敏等人实施殴打。经余敏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将原告等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并组织调解。原告等人在派出所达成了和解协议，原告与冯城也与烧烤店老板达成赔偿协议，并实际赔偿了烧烤店的物品损失，就此应当案结事了。但是，2020年1月4日，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作出了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一千元的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被告主持调解后又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杨函余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解协议、赔偿协议、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适格，该案情节轻微，涉案人员已在公安局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被告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被告合江县公安局辩称，原告与冯城等人在吃烧烤期间因开玩笑引发口角纠纷，继而冯城打了陈伟耳光，接着原告与余敏、杨函熹、陈伟四人对冯城进行殴打。后冯城邀约王增前来帮忙，王增及王宗兴、**等先后赶到现场，与原告、余敏、杨函熹、陈伟等进行互殴，导致原告、杨函熹、陈伟、余敏、冯城、王增等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事实，有参与斗殴各人员的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现场勘验照片、笔录等予以证实，被告处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认为本案系办案民警主持调解，系原告对办案民警倡导涉案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协商处理的行为的误解，本案并非在办案民警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而是双方当事人在派出所自行达成的和解。原告等人虽将和解协议和赔偿协议提交给了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是否因此对原告等人不予治安管理处罚，需要根据查明事实予以确认。经查明，本案虽系民间纠纷引起，但参与打斗的人员有10余人，且有多人受伤，已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情节较轻”情形，故公安机关根据查明事实，在充分考量了打斗双方过错及达成民事和解的情节下，依法对原告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在处罚前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保障了被处罚人的陈述申辩权，同时，被告也对参与斗殴的其他违法人员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故被告进行处罚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且对同案参与斗殴人员均依法进行了相应行政处罚；2.对陈伟、余敏、杨函余、杨函熹、冯城、王增、王宗兴、**、王忠学的讯问笔录、对证人唐某、罗某、谭某1、谭某2、张某、杜某的询问笔录、王增、陈伟的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冯城、王增、杨函余的人身检查笔录及检查照片、合江县先滩中心卫生院ＤＲ报告单、诊断证明书、视频光盘及制作情况说明、处警人员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等人结伙互相殴打并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事实，被告据以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到案情况说明、原告杨函余的户籍证明及前科材料、和解协议、赔偿协议，拟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量罚适当。被告还提交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经庭审质证，被告合江县公安局对原告杨函余出示的各证据三性无意见，但认为证人徐某证明了和解协商过程是双方当事人自己进行的，只是听见有民警说让他们“好好和解”，和解协议和赔偿协议并非公安机关主持达成调解的格式调解文书，而是双方当事人自己达成和解并自行书写打印的，也无见证人和民警作为调解主持人等进行签字确认，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系由公安机关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的证明目的。原告杨函余对被告合江县公安局出示的证据三性无意见，但认为参与打斗的双方人员均未使用器具，打斗时间较短，仅造成部分人员轻微伤，且原告方责任相对较小，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情节较轻”情形，公安机关已主持调解处理，被告再作出行政处罚明显违法。本院审查认为，原、被告双方出示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并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认定下列事实： 2019年10月4日凌晨，陈伟与冯城在合江县先滩镇万州烤鱼店内因开玩笑引起口角纠纷，冯城打了原告杨函余一耳光，引发原告杨函余和杨函熹、陈伟、余敏对冯城进行殴打。后冯城电话通知王增，王增、王宗兴、**先后赶到现场，与杨函余、杨函熹、陈伟、余敏等人互相抓扯、殴打，造成双方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及烧烤店内财物损失。合江县先滩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出警处置，并将参与打架的人员传唤至派出所。2020年10月4日，冯城、**与杨函余、杨函熹、余敏、陈伟、谭明治签字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各自承担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冯城、杨函余与烧烤店老板唐某签字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烧烤店财物损失2500元。2020年1月14日，被告合江县公安局告知原告杨函余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原告杨函余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于当日作出并向原告杨函余送达了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杨函余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于次日将处罚决定通知原告杨函余的亲属。同时，被告还对同案参与斗殴的冯城、杨函熹、陈伟、余敏等多人分别处以了行政拘留十二日、行政拘留十日等不同的行政处罚。原告杨函余不服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合江县公安局系作出本案行政处罚行为的适格主体。陈伟与冯城因琐事发生纠纷，进一步引起原告杨函余、陈伟、杨函熹、余敏与冯城、王增、王宗兴、**等多人在公共场所进行互殴，并最终造成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及他人财物受损的危害后果，双方的行为均已严重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情节较轻，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的情形。被告合江县公安局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案、依法进行调查、全面收集证据材料、依法传唤当事人接受询问，并根据查明事实，在充分考虑了参与者的过错程度、双方进行民事和解等情节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履行了处罚前的法定告知义务，依法送达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通知其亲属，保障了原告的相关权利，故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量罚得当。原告提交的和解协议和赔偿协议分别是针对医疗费、财物损失问题达成的民事协议，其中并未载明“公安机关组织调解”等内容，也无任何办案民警或者主持调解民警的签字，结合证人徐某的当庭陈述“我接到电话后在凌晨四时许赶到派出所，没有进到门，第二天（同日白天）对方来人提出进行调解，我和陈伟等人与对方一起到了派出所，当时民警喊我们好好调解，偶尔出来招呼一下，后来陈伟他们四个和对方自己说好了，到外面打印了调解协议，签了字，还交了份给派出所”的陈述，原告关于已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下达成和解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综上，原告主张撤销被告作出的合公（先）行罚决字〔202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函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函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玉林 审 判 员  夏建英 人民陪审员  梁明霞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王 茜 书 记 员  陈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