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赔终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济学，男，汉族，1958年5月1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住西安市未央区辛家庙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浐灞生态区分局，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浐河西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元伟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单鹏，该分局民警。 上诉人王济学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浐灞生态区分局（以下简称浐灞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168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5日17时许,原告到北京非信访接待区进行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在原告被劝返至西安后，西安市信访局驻京办工作人员将原告违法的有关材料交由具有管辖权的浐灞分局辖区辛家庙派出所。被告经询问其上访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告知其权利义务等程序后，于2016年3月7日作出了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五日行政拘留。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16年7月19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以被告作出的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陕7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被告作出了《关于撤销浐公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并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仍决定对原告处以五日行政拘留，拘留期限同原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拘留期限，并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交了上述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释明后,原告不申请撤诉,仍坚持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浐灞分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的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原告于2019年3月18日向被告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当日收到。原告于2019年4月8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审理后，该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陕7102行赔初115号行政裁定书，因被告已受理原告申请且尚未作出赔偿决定时，原告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再无证据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存在逾期不予处理的情形时，原告起诉应予以驳回。在上述赔偿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了浐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决定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并于2019年5月15日向原告进行了邮寄送达。原告对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不服，故诉至本院。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是在被告针对其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后，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的行政赔偿诉讼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以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违法，依据（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被告主张行政赔偿。针对被告作出的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本院作出的（2016）陕7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在二审期间，被告因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作出《关于撤销浐公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并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仍决定对原告处以五日行政拘留，拘留期限同原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拘留期限，并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交了上述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释明后,原告不申请撤诉,仍坚持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浐灞分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的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综上，原告在北京非访区上访，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客观存在，被告针对原告上述行为作出的五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济学的起诉。 上诉人王济学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裁定审理不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在一审向法院提交的赔偿档案及行政拘留上诉人的材料，上诉人均不认可。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定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后，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赔偿，于2019年8月7日领回上诉人行政赔偿卷宗，发现有一份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之前并不知晓，更未收到过该处罚决定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违法的。即便上诉人收到该处罚决定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针对上诉人2016年3月5号在北京的上访行为，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27日作出的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7]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已超过10个月，显然违法，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168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浐灞分局辩称，一、上诉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0年6月起，上诉人王济学因反映房屋被强拆问题，多次前往北京上访。2016年3月5日17时许，上诉人王济学再次到北京非信访接待区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后被移交至辛家庙派出所。针对王济学的上述违法行为，答辩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上诉人作出了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其治安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并送至西安市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为2016年3月7日至3月12日，后上诉人王济学不服答辩人对其作出的该《处罚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两级法院审理，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王济学因在北京非访区上访，被答辩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过罚相当。二、上诉人的诉请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受理条件。上诉人在北京非访区上访，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客观存在，针对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一审驳回上诉人王济学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合法合理。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予以维持。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王济学针对被上诉人浐灞分局对其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审查，被上诉人浐灞分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浐公（61019154）行罚决字[2016]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上诉人王济学处以五日行政拘留，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本院（2017）陕71行终11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济学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裁定驳回上诉人王济学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被上诉人浐灞分局的行政行为是否对上诉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上诉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有待法院做出实体审理。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168号行政赔偿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君 审  判  员   辛  晶 审  判  员   左  昆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 官助 理   李小凤 书  记  员   刘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