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再7号 原抗诉机关：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刘惠萍，女，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云、谭棋，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吴周云，男，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浩松，浙江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陆国明，男，196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云和县。 上诉人刘惠萍因与被上诉人吴周云、陆国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遂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3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惠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否定本案再审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仍然按照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为实体法审理本案，是完全错误的。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以下简称：最高院《通知》)，也不符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号，以下简称：“浙高院《通知》”)的规定。浙高院《通知》第六条指出：《解释》已于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对《解释》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下发《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明确了正在审理的一、二审案件适用《解释》，对已经终审的案件，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予以提审改判。结合通知精神及当前审判实际，对已经终审的案件，可按不同情形作以下区分：1、法院正在处理的申请再审案件。按照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严格甄别是否符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改判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予以纠正，法律适用上，尽可能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2、法院已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当事人对驳回再审申请的结果不服的，可告知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检察建议。……由此可见，本案再审就是属于浙高院《通知》第六条所列明的应当区分处理的第2种情形，最高院《解释》在本案中应予适用。原判以原一审判决作出时最高院《解释》并未施行为由，而不适用最高院《解释》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没有采纳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不仅违反民事审判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最高院《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和浙高院《通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规则。抗诉机关根据上诉人刘惠萍的申诉，在进行了充分调查研究后依法提出的抗诉意见为：1、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陆国明借取后由其兄魏文华调配用于经营，后由恒通公司按借条约定的利率通过陆国明账户向债权人归还本息。原审法院认为刑事案件非法集资数额不包括本案借款，故不能将本案借款用途认定为用于魏氏集团等企业，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相符。2、由于本案借款并非用于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用途也不能认定为夫妻投资行为。虽然陆国明是魏氏集团下属有限公司的股东，但刘惠萍不是公司股东，相关公司并非是二人共同经营。公司财产独立，且陆国明并非是控股股东，无法自主决定公司收益向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亦没有证据证明公司使用借款后给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生活带来了收益。原审法院认为刘惠萍享有了陆国明投资的收益，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相应的依据。刘惠萍背负了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结果明显不公，应当予以纠正。但原审法院未适用最高院《解释》的规定，而是按照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来否定了抗诉机关的前述意见，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1、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本案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情形下的证明责任分配”情形，浙高院《通知》第三条明确：“《解释》第三条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即：此时应由债权人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但是，一审判决显然是把举证责任加到了上诉人刘惠萍的身上，从头到尾是要求刘惠萍举证证明涉案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忽略了债权人吴周云的举证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吴周云只提供了相应的借据，但对款项交付的具体事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也没有就此要求被上诉人吴周云进行举证，显然有违相关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背离了浙高院《通知》有关正确理解最高院《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范围的判定规则。如前所述，抗诉机关已从共同举债的合意、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借款是否给刘惠萍夫妻共同生活带来了收益等方面，明确指出了案涉借款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对于如何理解《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范围，浙高院《通知》第四条有具体的阐述。抗诉机关的观点，既有事实根据，证据充分，论证也完全符合浙高院《通知》第四条所阐明的认定规则。尤其是浙高院《通知》还进一步指出：“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浙江作为民营企业大省，民间资金活跃，经商文化和投资氛围较为浓厚。对一些案件中，负债用于夫妻一方以单方名义经商办企业，或进行股票、期货、基金、私募等高风险投资的，不宜一律以‘不能排除收益用于共同生活’为由，‘一刀切’地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尤其在夫妻长期分居、矛盾激烈等情况下，如果有独立收入来源的配偶一方抗辩对举债人的经营或投资行为完全不知情，且未分享经营或投资所得的，应谨慎认定债务性质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的判决则恰恰背离了上述精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抗诉机关依职权已经查明，虽然在魏文华与陆国明等人的非吸刑事案件的判决中，未将吴周云列入56名被害人名单之中，但本案刑事案件证据显示陆国明向吴周云的借款确实是以个人名义为其所在公司的借款，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该借款从陆国明的角度，显然具有违法性。对于该事实吴周云应是明知的，只是他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吴周云包庇犯罪的行为，是企图将涉嫌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转化为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获得更多的利益，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且一审法院排除最高院《解释》在本案中的适用不当，其判决结果损害了上诉人的正当权益。为此，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吴周云辩称：原判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均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适用问题，二是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对此，答辩人认为：一、法律适用方面。被提起再审的原一审判决于2016年10月15日作出，而当时最高院《解释》并没有实施，故原一审判决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理本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最高院《解释》审理本案，其主要理由是依据浙高院《通知》第六条第二点的规定。但前述通知第六条第二点非常清楚地规定对法院已经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告知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该规定仅仅是告知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而不是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故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当。即使如上诉人所称在本案中应适用最高院《解释》，也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对实体问题进行认定，而不是说必定要依据该解释的规定，推翻原生效判决。二、对于上诉人在上诉中所提出的实体问题，也就是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1、抗诉机关提出抗诉所依据的（2014）丽云刑初字第101号刑事案件的部分案卷材料并不属于新证据。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专程向相关法院调取了刑事案件的案卷材料，已经明确陆国明非吸案件中的56名社会不特定人员并不包括答辩人吴周云在内，该事实在上诉人刘惠萍自己的申请书中也已经认可。故可以肯定案涉借款与陆国明的非吸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在该案刑事判决当中，还明确了陆国明向56名不特定人员的借款，到后期已经陆续将借款人改为了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而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则从未改变，这也证实了案涉借款的借款人自始至终都是陆国明个人，而非公司。2、刑事案件当中所形成的《魏董调配资金流程说明》、《借入资金明细表》，其内容所体现的是陆国明与魏文华等人之间的内部事项，该材料如何形成答辩人一无所知，况且该材料在刑事案件中早已存在，根本不符合本案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要求，也无法作为对抗答辩人的新证据使用。3、借款发生后，陆国明用于收取借款的尾号为63778的工行银行卡，如何使用、保管答辩人不仅一无所知，也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如果抗诉机关的该抗诉理由成立，则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只要债务人随便陈述银行卡实际并不是自己在使用的理由，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还款责任了，这明显不切实际，更与法律规定相悖。4、本案最关键的事实是要看陆国明在借款前后时间段是否将借款用于过共同生产经营、投资购置固定资产或者进行过高消费。在本案中，我们只要仔细看一下陆国明及上诉人在借款用途方面所存在的几个事实问题，就不难看出原审判决的认定是非常正确的。案涉的四笔借款（还不包括已经归还的另一笔100万元）借款时间相近，具有连续性。而上诉人夫妻在该时段前后购置了位于云和的三处面积高达770平方米的不动产、位于杭州的不动产一处，出资1500万元取得了魏氏集团及关联企业的相应股权，同时上诉人夫妻还需支付其女儿高中至大学阶段留学加拿大的每年费用约50万元。另外，在2012年，陆国明还由上诉人与答辩人夫妻等人作为共同担保人向银行贷款300万元用于遂昌县华通汽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使用。前述仅仅答辩人能够查实的同阶段上诉人夫妻名下的共同资产、投资、贷款及高消费的金额就已经达到2000万元以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答辩人出借给陆国明的280万元款项。对于形成上述巨额财产的来源，上诉人说完全不知情根本就不现实，也不是其每个月几千元工资所能够承受的。基于前述铁一般的事实，答辩人认为无论是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还是最高院《解释》的规定，案涉借款均应认定为是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5、从借款后收益的角度看，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及抗诉机关所提出的理由同样也是完全不能成立。（1）陆国明借款后如何使用，答辩人并不知情，也不应作为对抗答辩人的理由。（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的投资，不能说有投资盈利了才属共同对外投资，亏损了就属配偶一方的责任，此种抗辩理由明显是在规避法律责任。（3）上诉人及抗诉机关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实答辩人对于陆国明在借款后将款项无偿转借给魏文华等人的事实是知情而且是认可的，上诉人对此完全是主观推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陆国明辩称：我向吴周云借钱确实用于了企业的经营，跟家庭是没有关系的，刘惠平对借款的事情也是不清楚的。至于说56人没有包含进去，是因为吴周云在遂昌申报了债权，在公安的时候我们也是讲清楚了的，只是公安漏掉了。 原审原告吴周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陆国明、刘惠萍归还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截止起诉日2016年10月18日止的利息2689715.52元，之后利息按月2%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2、由陆国明、刘惠萍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陆国明、刘惠萍系夫妻关系，于1990年结婚。陆国明于2009年10月29日向吴周云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于2009年12月28日前归还。借款后，陆国明未按约还款，仅支付利息。就该借款，陆国明于2012年2月29日重新出具借条，约定向吴周云借款10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30‰计算，于2012年5月28日前归还，由遂昌县华通汽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提供担保。出具借条后，陆国明又未按约还款，仅支付部分利息。陆国明于2010年3月23日向吴周云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于2010年6月22日前归还。借款后，陆国明未按约还款，仅支付利息。就该借款，陆国明于2012年2月23日重新出具借条，约定向吴周云借款10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于2012年5月22日前归还，由华通公司、恒通公司提供担保。出具借条后，陆国明又未按约还款，仅支付部分利息。 陆国明于2010年4月7日向吴周云借款3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于2010年7月6日前归还。借款后，陆国明未按约还款，仅支付利息。就该借款，陆国明于2012年6月7日重新出具借条，约定向吴周云借款3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于2012年9月6日前归还，由华通公司、恒通公司提供担保。出具借条后，陆国明又未按约还款，仅支付部分利息。 陆国明于2011年1月4日向吴周云借款5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于2011年4月3日前归还。借款后，陆国明未按约还款，仅支付利息。就该借款，陆国明于2012年6月4日重新出具借条，约定向吴周云借款5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于2012年9月3日前归还，由华通公司、恒通公司提供担保。出具借条后，陆国明又未按约还款，仅支付部分利息。 上述借款逾期后，吴周云于2014年4月28日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陆国明、刘惠萍及案外人华通公司、恒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法院于同日作出（2014）丽遂立调第1号诉前材料接受确认单，给予预登记处理。 华通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重整。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丽遂破（预）字第3-1号民事裁定，受理华通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于2015年8月8日发出公告，要求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4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吴周云在指定期间内向华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经审查确认债权数额为4832193.55元（其中本金280万元，利息计算至受理破产申请之日止）。法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5）丽遂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批准华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依照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吴周云的债权的清偿比率为3.39%，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照债权调整方案的规定一次性清偿完毕。根据重整计划草案，华通公司已支付给吴周云16×××××.36元，且以后不再清偿。 原审庭审中，陆国明自认其在魏氏集团下属企业中享有股权，如恒通公司、华通公司等，且借款时担任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在陆国明、刘惠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陆国明借款后，如何使用借款，系其自由处分权，不是吴周云可控制范围。即使陆国明将借款用于华通公司、恒通公司、魏氏集团等企业，也是陆国明的对外投资行为，投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家庭共享。刘惠萍享有了陆国明投资的收益，就应当承担投资的风险。故，即使陆国明将借款用于华通公司、恒通公司、魏氏集团等企业，刘惠萍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云和县人民法院（2014）丽云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认定陆国明向56名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集资，但本案吴周云不在该56名人员名单内，非法集资数额也不包括本案借款；还认定“……上述借款（指陆国明向56名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集资的款项）期限到后，借款协议陆续改成由恒通公司向各被害人借款”，但本案借款的借条由陆国明出具，未改成由恒通公司借款。故陆国明、刘惠萍辩称借款用于魏氏集团等企业，不予采纳。陆国明向吴周云借款后，未按约还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约定借款按月利率25‰或30‰计算利息，对已经支付的利息，不予干预；对未付的利息，依法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法院2015年7月29日受理华通公司重整一案时止，本案四次借款本息共计4832193.55元，其中借款本金280万元，利息2032193.55元。在华通公司重整一案中清偿的163811.36元，视为支付借款利息。故截止2015年7月29日，陆国明尚欠吴周云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其中截至当日止的利息为1868382.19元，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判决：陆国明、刘惠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周云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5年7月29日止的利息为1868382.19元，从2015年7月30日起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51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30114元由陆国明、刘惠萍负担。 原抗诉机关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陆国明借取后由其兄魏文华调配用于经营，后由恒通公司按借条约定的利率通过陆国明账户向债权人归还本息。原审法院认为刑事案件非法集资数额不包括本案借款，故不能将本案借款用途认定为用于魏氏集团等企业，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相符。2、由于本案借款并非用于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用途也不能认定为夫妻投资行为。虽然陆国明是魏氏集团下属有限公司的股东，但刘惠萍不是公司股东，相关公司并非是二人共同经营。公司财产独立，且陆国明并非是控股股东，无法自主决定公司收益向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亦没有证据证明公司使用借款后给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生活带来了收益。原审法院认为刘惠萍享有了陆国明投资的收益，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相应的依据。刘惠萍背负了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结果明显不公，应当予以纠正。 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刘惠萍提出再审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施行。本案原审判决日期2016年12月15日，本案发生和判决时该解释并未施行，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案涉借款发生在陆国明与刘惠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以一方名义所借债务，原则上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本案中，刘惠萍既没有证据证明陆国明与吴周云明确约定借款为陆国明的个人债务，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的情形，本案借款应认定为陆国明与刘惠萍的夫妻债务。即使该借款由陆国明交由魏文华用于恒通公司、华通公司等公司经营，陆国明借款时担任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魏氏集团下属企业中享有股权，陆国明在公司产生的财产权益形成夫妻共同财产，其借款不仅为了公司经营，也为个人利益，上述公司的经营状况与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财产有直接关联，本案债务应由陆国明与刘惠萍共同承担。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维持该院（2016）浙1123民初3332号民事判决。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判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前，即已生效。从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陆国明自九十年代初停薪留职后即长期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其名下持有魏氏集团下属企业的众多股权，而陆国明、刘惠萍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属亦未约定归各自所有；同时，案涉借款虽被实际用于魏氏集团下属的恒通公司、华通公司等公司的经营活动，但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吴周云对此明知，且在本案中，刘惠萍也存在着为陆国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通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陆国明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故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陆国明在公司产生的财产权益形成夫妻共同财产，其借款不仅为了公司经营，也为个人利益，上述公司的经营状况与陆国明、刘惠萍的夫妻共同财产有直接关联，本案债务应由陆国明与刘惠萍共同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及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刘惠萍称其未享受案涉款项收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了案涉巨额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惠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不存在明显不公的情形，可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228.01元，由上诉人刘惠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张 玲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