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西坂社区西亭一里8号楼308F。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0899410686。 法定代表人：王清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汉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大田县鑫城水泥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大田县广平镇下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5757364885M。 法定代表人：黄秀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宏榕，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国民，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范细皇，女，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原审第三人：吴春成，男，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县。 上诉人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大田县鑫城水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城公司）、原审第三人范细皇、吴春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5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辽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汉华、被上诉人鑫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宏榕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范细皇、吴春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闽0425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辽达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均由鑫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个有效的合同，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合同的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合同主体合法。其二，意思表示真实。其三，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以物抵债口头协议有效，不符合一个有效合同必须具备的条件，认定错误。（1）合同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吴春成虽然是辽达公司的业务员，但是，业务员是业务员，公司是公司。业务员的职责是洽谈联系业务，而不是代替公司来签订合同。而公司是法人，业务员的个人意志要上升为公司的意志，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起码要从外观上符合公司意志的要求，即拥有公司明确的授权。但本案中，一审认定吴春成与鑫城公司达成的是口头协议，也就是说，一审判决也确认了吴春成没有得到辽达公司的授权。因此，达成口头协议的主体是不合法的。（2）意思表示真实问题。如果主体不合法，但是，只要有证据证明那确实是公司的意思表示，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证据体现公司同意以物抵债，一审判决所有认定都体现的是一个业务员的口头协议就可以根本改变一个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的书面协议，这违反了正常的商业贸易行为，任意上升个人意志为企业意志，这种行为是很危险，严重损害企业间的正常贸易行为。（3）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该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在辽达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鑫城公司的以物抵债支付方式实属“以私户转账结算”，是当前党中央严厉打击对私转账的金融监管范围，轻则构成偷税漏税违法行为，重则甚至构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的结算业务的犯罪行为，显然是擅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2.一审法院认定鑫城公司已尽必要谨慎义务，缺乏证据予以佐证，况且口头协议无效，显然不应当认定其行为系善意。（1）鑫城公司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尽的附随义务。在重大变更合同履行方式时，应当谨慎审查合同相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授权，所授权的内容是否具体明确。可从判决认定，鑫城公司明显存在恶意。（2）重大变更履行方式后产生的后果，有利于鑫城公司，损害辽达公司的财务制度与财务秩序，鑫城公司应当本着善意，尽到附随告知义务，及时通知辽达公司确认是否存在重大变更事项，但鑫城公司并未尽到告知义务，导致鑫城公司和吴春成获利，而损害了辽达公司的合法权益，存在恶意。（3）鑫城公司要证明其在达成口头协议时无过错，必须证明达成口头协议时有充分理由相信吴春成有代理权。但是，本案中，鑫城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吴春成具有辽达公司的授权，而且辽达公司在《煤炭购销合同》中授权不仅具体，而且明确：针对重大变更要求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该以物抵债的履行方式明显对辽达公司不利，鑫城公司存在过错。因此，吴春成在与鑫城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时是没有代理权的，对鑫城公司而言，吴春成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鑫城公司存在过错，不构成善意第三人。（4）三份收款收据同样能够证实鑫城公司存在恶意：第一、吴春成提供的收款收据加盖的是假公章，是吴春成与鑫城公司对口头协议的履行，出具该加盖假公章的收款收据的行为，不能证明在达成口头协议时吴春成获得了辽达公司的授权。第二、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收到钱款的一方出具收款收据，是要使用己方的收款收据。也就是说，要使用辽达公司到税务部门购买的连号的收款收据，这些收据税务部门有记录的。第三、收款收据是要辽达公司的财务部门出具，从财务经办，会计签字，并加盖公司财务章或者公章。由于双方不在同一地点，通常要从辽达公司邮寄寄出。而本案是在鑫城公司填好，在鑫城公司里让吴春成盖章，明显违反常理，违反基本财务制度。第四、公司设立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在民商事行为中均有重要意义，均在行政监督部门和银行存根备案，可见具备重要性。在公司运营实务中，收款收据均是由收款公司出具并加盖公司财务章予以确认，是各单位应当遵照履行的财务管理习惯。本案中，鑫城公司自行出具收款收据，由吴春成在收款收据上加盖假公章，从而形成确认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财务制度规范，进一步证明系鑫城公司与吴春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辽达公司的行为。3.一审法院认为：鑫城公司对公转账50万元的支付方式，已经对“以承兑汇票支付”的约定变更，是对公司对公收款及结算方式存在严重曲解和错误认知，明显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判决认定。（1）承兑汇票是公司收款的一种结算方式，该种结算方式已经明确系由鑫城公司付至辽达公司的公司账户。（2）承兑汇票支付与鑫城公司直接对公账户转账50万元的支付方式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变更，都是公司的账户收到鑫城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3）承兑汇票是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在会计意义上等同于公对公的转账方式，因为私人无法开具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是公司对公司的支付方式。（4）承兑汇票符合辽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金流转方式，系“三流一致”（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的增值税管理规定。（5）在辽达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鑫城公司变更“以物抵债的支付方式”与合同约定“公司对公司的支付方式”完全不同，也不符合增值税发票三流一致的税法规定，客观上导致损害国家财税减收的结果。4.本案一审判决，不仅将擅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认定合法有效，违背国家税收征收法规、以及严禁“私户转账”的金融监管制度，违反公序良俗，而且违反民法、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有失公正。（1）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鑫城公司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签订变更补充协议后，没有签订变更补充协议，不发生补充协议成立及生效的法律效果。（2）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协调好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商事实体法，而且也是民商事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商事交易的始终，贯穿于民事诉讼始终，如在合同义务类型上，先契约义务、诚信义务以及后契约义务均来源于诚信原则；人民法院在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履行内容、决定合同应否解除时，均应考虑诚实信用原则；在确定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时，也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对守法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加大对违法违约行为的制裁与惩罚。”5.吴春成的刑事判决系二审终审，在终审刑事判决并未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也是知道的，但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默许方式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辽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表示异议，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未依据民事审判规则、分配举证责任，却径行作出认定，违反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鑫城公司辩称，1.口头以物抵债协议系辽达公司与鑫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吴春成系辽达公司的股东和业务经理，也是《煤炭购销合同》中乙方辽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春成与鑫城公司进行了签订合同、供货、结算、催讨货款等一系列商业交易行为，表示辽达公司对吴春成的行为是知晓且认可的，吴春成代表辽达公司履行合同。鑫城公司与吴春成达成以水泥抵偿货款的口头协议后，吴春成提供了加盖了“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因此鑫城公司有理由相信吴春成是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公司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产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鑫城公司与吴春成达成的口头协议对辽达公司发生效力，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鑫城公司已经将水泥实际交付辽达公司，且辽达公司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该以物抵债的口头协议成立并生效。2.鑫城公司对辽达公司公章的真伪辨别，已经尽到了谨慎和初步审查义务，是善意相对人，依据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213刑初310号刑事判决书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刑终467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吴春成系经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同意后另外刻制塑料印章用于经营业务。在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辽达公司股东吴某受领水泥销售款后不仅未提出异议，还将该抵债款项用于公司的业务经营，说明辽达公司对吴春成与鑫城公司达成的口头协议是知晓且认可的。辽达公司在当时未对双方的以物抵债协议提出异议，且吴春成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辽达公司与鑫城公司的交易习惯，因此鑫城公司对于吴春成加盖印章已经尽到了谨慎和初步审查义务，是善意且无过失的。 范细皇、吴春成未作陈述。 辽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城公司立即支付货款602,849.44元；2.判令鑫城公司支付违约金180,000元（以违约金额的30%计算）；3.本案受理费和保全费由鑫城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7日，辽达公司（乙方）与鑫城公司（甲方）在大田县下坪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无烟煤；煤炭价格随行就市，暂定每吨585元；付款及结算方式为两票结算，即乙方凭甲方提供的过磅单据和质量检验单据办理结算手续，次月15日至次月25日为结算日；乙方需提供17%有效增值税发票、资源税证明单，甲方在60日后以承兑汇票分期支付货款；本合同未尽事宜及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变更、修改或增减，须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并签订书面协议作为附件；合同有效时间自2015年4月27日至2015年5月27日；该合同还对交货要求、质量验收和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黄绍灼作为鑫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章。吴春成作为辽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辽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上刻有账号：41×××0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钟宅支行。尔后，辽达公司陆续向鑫城公司提供无烟煤，总计货款1102849.44元，并开具866890.4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鑫城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5日、同年6月15日、同年7月27日向辽达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货款计500000元，尚欠货款602849.44元，其中已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366890.44元，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235959元。同年10月8日，鑫城公司与吴春成以口头方式达成水泥抵偿煤款协议。吴春成于同日和次日向鑫城公司出具煤款金额分别为8120元、152230元和442499.44元的三份收款收据，共计金额602849.44元，并在上述三份收款收据上加盖“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时吴春成在上述收款收据的收款人处签字。随后，鑫城公司审批给吴春成三笔水泥计金额602849.44元，其中转入吴春成在鑫城公司设立的水泥户头160350元；转入范细皇在鑫城公司设立的水泥户头442499.44元，范细皇代为销售后，再与吴春成结算水泥销售款。2016年8月，辽达公司向鑫城公司催讨中获悉，吴春成与鑫城公司达成水泥抵煤款一事，并以吴春成将水泥出售所得款占为己有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9月27日，吴春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7月7日，翔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该罪名向翔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5月25日，翔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13刑初310号刑事判决，吴春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责令吴春成退赔被害单位辽达公司经济损失805280.46元；扣押在案的伪造“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塑料公章一枚，予以没收。该判决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吴春成欺瞒公司股东，私自结走鑫城公司货款并予以全部侵吞占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构成职务侵占。后翔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8年12月4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2刑终467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辽达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注册成立，股东章远海、王清鹏、吴春成。王清鹏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春成系公司业务经理，林某、吴某系公司销售、采购人员。 再查明，2019年8月9日，辽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付保全费3,534元。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吴春成系辽达公司的股东和业务经理，也是本案《煤炭购销合同》中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从吴春成作为辽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鑫城公司签订合同、供货、结算和催讨货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吴春成均系代表辽达公司履行合同，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即以水泥抵偿货款口头协议后，吴春成亦提供加盖“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使得鑫城公司有理由相信吴春成是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公司职责，该以物抵债口头协议对外有效，同时对辽达公司亦发生效力。其次，从商业交易行为来看，对辽达公司公章的真伪辨别，鑫城公司已经尽了谨慎和初步审查义务，符合一般交易认识，现辽达公司举不出鑫城公司明知吴春成加盖的公章是假的，而与其达成口头以物抵债协议侵犯辽达公司合法权益的相关证据，故可以认定鑫城公司已尽到注意义务，主观上是善意和无过失的。再者，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213刑初310号刑事判决书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刑终467号刑事裁定书，可以证实吴春成系经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同意后再刻制一枚塑料印章用于经营业务，吴春成将鑫城公司拖欠的煤款置换成水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及工作人员吴某、林某也是知道的，但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默许方式予以认可。最后，虽然《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及结算方式为：“两票结算，乙方凭甲方提供的过磅单据和质量检验单据办理结算手续，……甲方在60日后以承兑汇票分期支付货款”。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鑫城公司以转账方式共支付给辽达公司货款500000元，实际上双方已改变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对此也未按合同约定另签订书面协议作为附件。故辽达公司主张鑫城公司擅自变更支付方式，未按约将货款汇至合同指定的账户，致其收款不能，鑫城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继续支付货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因此，吴春成在其职权范围内，以辽达公司的名义与鑫城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口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辽达公司与鑫城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以及吴春成以辽达公司的名义与鑫城公司达成以物抵债的口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鑫城公司因买卖关系对辽达公司所负的债务，已经通过以物抵债方式予以清偿，双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因此，辽达公司主张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要求鑫城公司支付货款602849.44元及其违约金180000元，同时要求鑫城公司支付保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辽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28元，由辽达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辽达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遗漏查明辽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开票人为王清鹏。鑫城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案涉以物抵债口头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鑫城公司与吴春成达成以物抵债口头协议是否善意的问题。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刑终467号生效刑事裁定书查明：“首先，原审被告人吴春成关于其在2015年已将鑫城公司所欠煤炭货款置换成水泥销售回款一事告知辽达公司其他股东的相关供述，得到证人吴某在2016年10月19日、11月22日、12月2日、2017年5月5日所作的多份证言、证人林某在2017年10月17日所作的证言及证人涂某、范细皇证言的印证，……第三，原审被告人吴春成到案后始终辩称，其系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同意后，另刻一枚塑料印章用于经营业务，并非为侵占公司货款而私刻公章，而该节供述与证人王清鹏在2016年8月29日所作的证言可以印证。”由此可知，辽达公司对以物抵债口头协议系明知的，吴春成在三张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印章是经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清鹏同意后刻制用于经营业务的，并非私刻的。对于鑫城公司而言，收款收据上的公章真伪其根本无法鉴别，若将此责任归属于鑫城公司的审查义务范围，不符合交易规则，也没有法律依据。公章在民事活动中具有确认法律行为，识别行为主体的作用，在记载意思内容的书面载体上加盖公章，应视为公章所属单位对该书面内容的确认。虽然辽达公司没有向鑫城公司出具授权吴春成的书面委托书，但吴春成参与了《煤炭购销合同》的磋商、签订和履行等事宜,其还负责向鑫城公司催款，鑫城公司基于对吴春成身份的真实信赖，吴春成提供三份加盖辽达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的行为已足以使鑫城公司相信吴春成系代表辽达公司与鑫城公司达成以物抵债的口头协议，鑫城公司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辽达公司关于鑫城公司存在恶意，鑫城公司与吴春成获利而损害了辽达公司的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关于达成以物抵债口头协议主体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判决虽有表述“鑫城公司与吴春成以口头方式达成水泥抵偿煤款协议。”但在其后明确表述为“吴春成在其职权范围内，以辽达公司的名义与鑫城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口头协议”。如前所述再结合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吴春成是辽达公司的员工，其在与鑫城公司的此次交易中代表的是辽达公司，因此，达成以物抵债口头协议的当事人是鑫城公司和辽达公司，不存在主体不合法、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最后，关于付款方式是否已实际变更的问题。《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以承兑汇票分期支付货款”，而鑫城公司已经支付的50万元货款是直接向辽达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支付方式已经发生变更，双方当事人没有重新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且辽达公司对变更支付方式没有异议。而关于辽达公司主张其已开具增值税发票，鑫城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货款的行为违反税法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综合前述分析，鑫城公司与辽达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口头协议，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案涉以物抵债口头协议已履行完毕，鑫城公司已付清全部货款，双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 综上所述，辽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范细皇、吴春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28元，由厦门辽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文绣 审判员  彭贵良 审判员  廖 春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王晓清 书记员吴珺伊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