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敢明，男，1971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嘉敏、陈子颖，均为广东明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淑玲，女，1987年9月6日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队。上诉人朱敢明因与被上诉人周淑玲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20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敢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嘉敏、陈子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敢明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朱敢明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周淑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致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适用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认定朱敢明与周淑玲不存在基础关系，而朱敢明没有支付对价取得案涉支票系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朱敢明是合法取得案涉票据。周淑玲在一审开庭时同时确认案涉支票系由其本人向案外人伍东和出具作为预付货款，而朱敢明也确认该支票是因交易关系从案外人伍东和处取得，朱敢明的票据取得合法，但与周淑玲不存在直接的基础交易关系。2.周淑玲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对朱敢明进行抗辩，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朱敢明与周淑玲并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周淑玲不得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朱敢明行使出票人的抗辩权。二、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并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认定周淑玲对朱敢明不享有抗辩权。根据上述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法第十条及十三条第二款适用的情形仅只适用于直接前后手的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情形，即在持票人与出票人属直接前后手的情形下，票据债务人才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否则，应从票据的无因性出发，依法保护合法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结合本案分析，如上所述，朱敢明作为持票人与周淑玲作为出票人之间没有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且案涉票据也已背书转让给朱敢明，其不得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为由行使抗辩权。三、一审判决适用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认为本案属于票据无因性的例外，属于滥用规定，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侵害合法持票人的权益。朱敢明是合法取得案涉票据的，周淑玲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朱敢明是通过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手段非法取得案涉票据。周淑玲在一审庭审中也并没有对朱敢明从案外人伍东和处取得票据的来源提出任何异议，其只是认定自己与案外人伍东和存在纠纷，已对票据进行登报作废为由拒绝付款。而周淑玲基于交易关系将案涉票据签发给案外人伍东和，案外人伍东和基于交易关系将案涉票据转让给朱敢明，朱敢明与周淑玲之间的陈述是能够相互印证的，朱敢明取得案涉票据的行为也是合法的。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即以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属于票据无因性的例外来否定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严重侵害了持票人朱敢明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违反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四、周淑玲在开具案涉支票时收款人一栏留空，应视为周淑玲授权他人补记该事项而无需再征得其书面授权补记，一审判决认定周淑玲未授权补记，违反票据法规定属认定事实有误。1.案涉支票系在周淑玲可控状态下交付给案外人伍东和，后案外人伍东和因拖欠朱敢明货款遂将案涉支票交付给朱敢明，并由朱敢明在案涉支票收款人一栏补记朱敢明的名字。周淑玲在开具案涉支票时收款人一栏留空，应视为周淑玲授权他人补记该事项而无需再征得其书面授权补记。朱敢明补记其为案涉支票收款人后，案涉支票的形式要件已完备，依法完整记载了必须记载的事项，故案涉支票属有效票据。在案涉支票到期被拒绝付款后，作为持票人的朱敢明向作为出票人的周淑玲主张票据权利符合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朱敢明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周淑玲未授权补记，违反票据法规定，但并没有指出到底违反了票据法具体哪一条规定。相反，票据法对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收款人的行为并未明确加以禁止或认定无效。五、周淑玲在《西江日报》登报声称案涉支票不慎遗失并做作废声明，周淑玲该行为属于恶意挂失票据、恶意逃避作为出票人的付款义务的不诚信行为。1.周淑玲在其答辩状及庭审中，确认其为案涉支票的出票人，在案涉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之前，周淑玲就已将案涉支票出具给高要区金利镇成尔五金加工厂的经营者伍东和。由此可见，案涉支票并非如周淑玲在西江日报中所述系不慎遗失，案涉支票系在周淑玲可控之下由其本人亲自交付给案外人伍东和，后案外人伍东和将案涉支票交付到朱敢明，并由朱敢明在案涉支票“收款人”栏签名，即由朱敢明作为案涉支票的合法持有人、收款人、权利人。而周淑玲明知该支票是可以背书转让的，而支票的性质是具备流通性的票据，一旦交付给第三人即丧失了所有权，其在周淑玲明知在其将案涉支票向他人出具并交付他人后，周淑玲即已失去作为支票持有人的地位，周淑玲无权将他人已合法持有的案涉支票挂失，周淑玲明知支票未遗失而以遗失为由进行挂失的行为属于恶意挂失行为，是恶意逃避作为支票出票人的付款义务。2.周淑玲与案外人伍东和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作为票据债务人的周淑玲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朱敢明，其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而不应直接挂失其已丧失所有权的案涉支票。周淑玲在庭审中，声称其于2019年6月将案涉支票交付给案外人伍东和后，因周淑玲得知案外人伍东和其本人所经营的高要区金利镇成尔五金加工厂陷入经营困境且案外人伍东和下落不明情况下，周淑玲即于2019年7月20日在案涉支票即将到期前向《西江日报》声称案涉支票不慎遗失并做作废声明。周淑玲对其抗辩事由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没有证据证明周淑玲与案外人伍东和之间存在纠纷，更不能排除周淑玲与案外人伍东和恶意串通以逃避履行债务，相反，其抗辩事由进一步佐证周淑玲系借挂失之举，拖延、逃避履行其应向票据持有人付款的义务。六、本案不存在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存在非法票据行为的情形，朱敢明无需就案涉支票的取得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朱敢明在起诉时已向一审法院提供诉争的案涉支票，即朱敢明已完成举证责任。此外，周淑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支票的票据行为存在非法行为的情形，若周淑玲有证据证明案涉支票的票据行为存在非法行为的情形，朱敢明作为持票人才进而有责任针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七、周淑玲不是案涉支票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不符合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可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没有挂失支票的权利。失票人系指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案涉支票的收款人记载为朱敢明，案涉支票现由朱敢明合法持有，朱敢明系案涉支票现时合法持有人。在案涉支票由朱敢明合法持有的前提下，案涉支票不存在遗失状态，而周淑玲作为案涉支票的出票人，案涉支票已由周淑玲签发并出具给他人，周淑玲已失去对案涉支票持有，且周淑玲在庭审中也确认已将案涉支票出具给了案外人伍东和，周淑玲既没有遗失案涉支票的事实，更不是法定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依法不享有挂失支票的权利。周淑玲在不享有挂失案涉支票的权利的前提下实施了挂失支票的行为，该行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真正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朱敢明。八、周淑玲自行刊登遗失票据的公告的行为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案涉支票的挂失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完成公示催告程序或提起诉讼，周淑玲作为出票人的票据责任不得免除。如果合法持票人遗失票据的，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完成相关手续，才能宣告票据无效。结合本案分析，周淑玲除了自行在《西江日报》刊登遗失票据的公告外，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完成遗失票据应走的法律程序，其行为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不得对抗作为案涉票据的最后合法持有人的朱敢明，且剥夺了法律赋予朱敢明作为利害关系人的申报权利，依法不对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周淑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付款人即付款行通知挂失支付并办理挂失止付手续；没有证据证明付款行收到过人民法院发出的止付通知；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法定时间内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故仅凭其公告挂失行为不能否定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案涉支票没有产生最终的止付效果。此外，从朱敢明提供的《退票理由书》可知，案涉支票之所以被付款行拒绝承兑是“书写不符合规定”，并非以“已经办理挂失止付手续或法院通知止付”为由拒绝承兑，不能证明周淑玲已履行办理挂失止付手续或付款行已收到法院作出的止付通知。九、朱敢明是案涉支票的合法持有人，应享有案涉支票记载的票据权利，在案涉支票不能承兑的情况下，朱敢明有权向作为出票人的周淑玲行使追索权和付款请求权。朱敢明作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周淑玲作为出票人应当依法承担向朱敢明保证付款的责任。现该支票已被退票，朱敢明有权向周淑玲行使追索权、有权要求周淑玲向朱敢明履行支付案涉支票记载的票据款30000元，并有权依据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周淑玲向朱敢明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改判支持朱敢明全部上诉请求。周淑玲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朱敢明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周淑玲立即向朱敢明支付票据款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19年7月29日起计算至周淑玲实际付清票据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淑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敢明手持支票一张，出票日期2019年7月25日，但书写不规范，收款人为朱敢明，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为周淑玲（盖私章），付款行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蛟塘支行。该支票被背书人为朱敢明签名。支票上的日期为周淑玲书写。2019年7月29日，朱敢明陈述向付款银行要求承兑，但该支票因书写不符合规定被退票，为此，朱敢明要求周淑玲支付票据金额无果，并向法院以票据付款请求权提起诉讼，要求周淑玲按票面金额付款并支付利息。庭审中，朱敢明、周淑玲均表示双方没有经济往来，双方并明确朱敢明在取得支票时支票上的收款人未有记载。朱敢明陈述其从案外人伍东和处取得支票，但没有举证证实。周淑玲认可其将该支票给了案外人伍东和，用以支付货款定金，实际支票是书写日期前出具给伍东和。周淑玲于2019年7月20日对案涉支票在西江日报上进行了登报挂失，声明作废。以上事实有起诉状、身份证复印件、支票、退票理由书、西江日报、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在案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第十条“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履行了约定义务”等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明确了票据无因性的例外。本案中由于周淑玲以票据丢失，并已经登报挂失作为抗辩理由，朱敢明应对其所持票据的合法性提供证据在案证实，即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对价或其与出票人之间存在基础关系，庭审中双方确认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另外朱敢明取得支票时付款人未有记载，事后未经出票人授权补记，违反票据法规定。现朱敢明既不能证实其与周淑玲之间存在基础关系，亦不能证明其为取得案涉票据而支付了相应对价，据此朱敢明要求出票人周淑玲承担付款责任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朱敢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5元，由朱敢明（一审法院误写为朱敢华，本院予以纠正）负担。二审中，朱敢明向本院提交两份新证据并向本院申请证人朱光明出庭作证：1.《送货单》若干（部分经手人为伍东和），拟证明朱敢明与高要区金利镇成尔五金加工厂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朱光明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朱敢明取得案涉支票的来源；3.证人朱光明出庭作证确认以下事实：朱光明和朱敢明是堂兄弟关系，朱敢明将生意交由其经营，2016年与伍东和做生意，2019年时伍东和交给朱光明一张30000元的支票，之后到银行无法承兑。朱光明与伍东和直接交易，送货单上送货人是其本人。周淑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送货单》已经提交原件予以核对，并与证人朱光明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且周淑玲并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对朱敢明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朱敢明于2020年1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周淑玲应否向朱敢明支付票面金额的款项及利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支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出票日期；（六）出票人签章”以及第八十六条“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的规定，周淑玲将未填写收款人的支票交付案外人伍东和，即以行为方式授权他人补记。现朱敢明从伍东和处取得案涉支票，并将其名称补记至收款人处，支票记载事项已完备，为合法有效票据，且朱敢明二审期间提供了其与伍东和存在交易的相关证据，证实其取得案涉票据合法，朱敢明陈述其从伍东和处取得票据，与周淑玲陈述将票据交给了伍东和，能够相对应。因此，朱敢明为合法的持票人。其次，关于周淑玲于2019年7月20日对案涉支票在西江日报上进行了登报挂失、声明作废的行为，因周淑玲一审陈述其将支票给了案外人伍东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的规定，周淑玲因交易关系将案涉支票交给伍东和，其挂失时并非合法持票人，依法没有挂失止付的权利，周淑玲在报纸登报挂失案涉票据，并不影响案涉票据的效力。而且，周淑玲在与伍东和存在交易关系并将案涉票据交付的情况下，私自登报挂失，其行为有违诚信原则。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结合本案另查明的事实，至本案起诉时，持票人朱敢明对支票人周淑玲的权利并未消灭。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因票据的无因性，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票据持有人。故本案中，周淑玲以其与朱敢明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为由进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现案涉支票因书写日期不规范而被拒绝承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的规定，朱敢明上诉请求周淑玲支付支票的金额30000元，并以3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19年7月29日起计算至周淑玲实际付清票据款之日止，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由于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自2019年7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78元（30000×4.35%÷365天×22天≈7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朱敢明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二、周淑玲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朱敢明支付支票金额30000元及利息78元（暂计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3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合计825元（朱敢明已预交），由周淑玲负担。案件受理费由周淑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天内迳付朱敢明，法院不作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秀丽审 判 员 任喜跃审 判 员 黄春歌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范小敏书 记 员 彭娟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