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恒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东四长路998公里处路西。 法定代表人：邢家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传彬，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立彬，女，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绍承，吉林耿绍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金凯，男，196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 上诉人吉林省恒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立彬及原审被告张金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3民初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邱立彬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邱立彬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恒辉公司对原审查明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没有异议，但对原审关于《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效力的认定有异议。原审将合同载明的内容与双方工程款支付割裂处理、不全面查明事实的作法是错误的，对恒辉公司不公平。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所涉及的土地并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也没有取得建筑规划许可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双方合同无效。原审依据无效合同支持邱立彬的请求是错误的。其次，《合同书》和《补充合同》均确认520万元是用来抵顶邱立彬的工程款，既然是抵顶，邱立彬就无需支付恒辉公司该520万元部分的土地转让款，事实上邱立彬亦未支付该款项。《补充合同》签订后，该土地以及地上已完工程转让他人，《补充合同》中关于520万元的表述系对该520万元款项已不能产生抵顶的实际结果的确认，而不是对工程结算后尚欠邱立彬520万元工程款的确认。邱立彬从未向恒辉公司出具收到520万元工程款的收据，工程款总额中也从未扣除该520万元，那么该部分款项的给付仍然包含工程款的总价31775966元当中，一审法院应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及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方能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审判，而一审法院恒辉公司关于2013年11月5日前的举证也不予以接受和评议，造成我方双倍给付的不公结果。一审庭审调查中邱立彬亦确认双方从未进行最终的工程结算，原审判决中以《合同书》约定推定恒辉公司欠邱立彬520万元没有事实基础，完全是主观推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邱立彬已确认双方之间的建筑施工合同是固定包死价合同，合同总价31，775，966元，对应该由其承担的税费3，441，337.11元和税率均没有异议。双方未进行最终的工程结算，但原审法院却认定双方工程款结算完毕、我方还欠邱立彬520万元工程款，违背事实。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方提交了自2010年以来恒辉公司与邱立彬（陈国民）、邱立学等工程的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合同书》及《补充合同》中载明的520万元工程款根本没有从总工程款中扣除，同时证明恒辉公司在2013年11月5日及以后所付款项均是工程款，已付款已经大大超过双方结算的工程款及邱立彬投入的410万元款的总和，恒辉公司已经不欠邱立彬钱款，但一审法院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及证据不予以查明，认定的事实错误，结果不公平。2.一审不允许恒辉公司提出反诉，属程序违法。本案虽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解除合同行为，但该行为不能脱离工程款结算、支付而独立存在，因为在《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中均约定520万元是工程款，后续支付的款项也均注明是工程款，《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是工程款结算和支付的连续行为，恒辉公司有权在本诉中主张返回多支付的工程款，该反诉请求与本诉有关。恒辉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前提出了反诉请求，但原审法院却拒绝接受恒辉公司的反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确定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恒辉公司与邱立彬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合同法律关系，违约金调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原审未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严重违反公平原则，致使恒辉公司重复付出同一笔520万元工程款，多支付工程款的结果，应当撤销并改判。 邱立彬辩称，恒辉公司主张《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无效是错误的，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和建筑规划许可证是恒辉公司造成的。即使《合同书》无效，含有对账及还款计划性质的《补充合同》也是有效的，相应工程款及损失也应该由恒辉公司给付。恒辉公司明知对该地块不具有开发权，仍交给邱立彬进行建设是诈骗行为。关于前期工程尾欠工程款数额及恒辉公司交付给邱立彬无法继续建设的项目损失折价，是双方经过核算、磋商后，在《补充合同》第二项中约定的，即恒辉公司尚欠邱立彬工程款520万元，后期工程因无法继续建设给邱立彬造成的损失双方合价为410万元。恒辉公司理应本着诚信原则，早日给付农民工工资，结算邱立彬垫付的建设材料款。恒辉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才提出反诉，且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当庭没有支持其反诉请求，告知其另行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恒辉公司一审当庭提出反诉是为了达到拖延诉讼的非法目的，不应得到支持。双方在《补充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按时不付，按民间借贷月息3分计算。双方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该约定确实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因违约产生损失的计算方法，即违约金约定。邱立彬的主张未明显超过因对方违约而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本应支持邱立彬关于利息损失按月息3分计算的主张。但考虑到诉讼成本及恒辉公司不守诚信的情形，邱立彬没有提出上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立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辉公司、张金凯共同给付工程款本金6，378，622.78元，支付利息5，865，291.22元，共计12，243，914元；2.恒辉公司、张金凯按本金6，378，622.78元从2018年6月28日起继续按月息3分计息，至恒辉公司、张金凯结清工程款及利息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等由恒辉公司、张金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立彬、邱立学、邱立国、陈国明四人合伙承包恒辉公司开发的双辽“辽河”第一城北区5号楼、8号楼、12号楼、南区23号楼、31号楼的施工建设。因恒辉公司欠付工程款，2013年11月5日，恒辉公司工程负责人张金凯与邱立彬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恒辉公司）以位于辽河第一城20#-31#楼道南一块净地抵工程款的一部分给予乙方（邱立彬）开发建设，价格为人民币520万元。合同签订后，邱立彬开始开发建设，后因恒辉公司将该地块转让他人，双方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从即日起乙方不再开发建设该地块，由甲方收回；乙方在此地块上发生的所有工程量经双方合价410万元，前合同土地抵工程款金额520万元，共计930万元甲方支付给乙方；付款方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先付400万元，余款在2014年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如按时不付，按民间借贷月息3分计算。2013年11月5日之后，恒辉公司向邱立彬及其合伙人支付工程款共计21笔，合计5，783，424元，其中2014年7月31日之前偿还了997，444元，2014年9月30日之前偿还了3，997，444元。另查明：张金凯系恒辉公司工程现场负责人，恒辉公司承认张金凯有权与邱立彬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恒辉公司与邱立彬结算的欠付工程款数额问题。邱立彬与张金凯代表的恒辉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又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该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一份合同中已经明确恒辉公司用位于辽河第一城20#-31#楼道南一块净地给予邱立彬开发建设抵顶520万元的工程价款，因此可以认定双方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合同书》时恒辉公司欠付邱立彬工程价款520万元是确定的。因用该地块抵顶工程款的合同履行不能，双方通过签订《补充合同》解除了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合同》约定邱立彬将该地块退还，恒辉公司恢复向邱立彬偿还52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同时，对邱立彬在该地块上作出的投入另行折价为410万元，最终确定恒辉公司欠付邱立彬的工程价款为930万元。该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具体，恒辉公司虽然否认该930万元是经双方结算得出的结果，但却提供不出足以推翻该两份合同内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恒辉公司因提供不出足以推翻两份合同的相关证据，其欠付工程款的反驳主张不能成立。鉴于恒辉公司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7月21日之间向邱立彬及其合伙人已经支付工程款、物共计980，916元，故应当在520万元工程欠款中予以扣除，即5，200，000元-980，916元=4，219，084元。双方在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时的实际工程欠款数额应为4，219，084元+4，100，000元=8，319，084元。 关于恒辉公司尚欠工程款本金及利息计算问题。恒辉公司与邱立彬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工程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处理，但因工程欠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双方约定的利率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可知受司法解释保护的金融债务迟延履行的利息不应超过年利率24%，故恒辉公司与邱立彬约定的“月息3分”超出保护范围。因双方对欠付工程款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恒辉公司的还款应按先抵利息后抵本金的顺序履行。截止2014年7月31日，恒辉公司支付了997，444元，尚欠本金8，302，556元，恒辉公司尚未偿还的欠款应当按照《补充合同》约定的不同时间节点分批次计算利息，且以还款日次日为计息日，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利息。2014年7月31日之后，恒辉公司还款17笔，共计4，785，990元，按照先抵充利息后抵充本金的方法计算。截止到2018年6月27日，恒辉公司尚欠邱立彬本金5，368，420元，利息3，103，136元。自2018年6月28日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恒辉公司应当以本金5，368，4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不能一次性偿还的，所还款项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顺序抵充。 关于张金凯是否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问题。恒辉公司授权张金凯与邱立彬签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双方是恒辉公司与邱立彬，工程欠款的主体是恒辉公司，张金凯系恒辉公司工程现场负责人，邱立彬应当知道张金凯系代表恒辉公司与其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故该合同直接约束恒辉公司及邱立彬。邱立彬未能提供出张金凯应当给付工程款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故张金凯不负有给付工程款的义务。 邱立彬与恒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扣除已还部分后，邱立彬要求给付欠款的请求应予支持。判决：（一）恒辉应当自收到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邱立彬偿还欠付工程款本金5，368，420元，利息3，103，136元。并以本金5，368，4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8年6月28日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邱立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263.48元，由恒辉公司负担71，100.89元；由邱立彬负担24，162.59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案涉《合同书》及《补充合同》的效力；（二）一审是否应当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进行审查；（三）一审法院是否不允许恒辉公司提出反诉；（四）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结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书》及《补充合同》的效力问题 恒辉公司与邱立彬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书》虽涉及双方合作开发建设的内容，但主要是就恒辉公司如何抵顶邱立彬520万元工程款达成的协议，且此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由恒辉公司将该地块收回，邱立彬不再开发建设，恒辉公司恢复向邱立彬给付520万元工程款，并将邱立彬在此地块上作出的投入另行折价410万元。两份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明确，内容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又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恒辉公司关于双方《合同书》及《补充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是否应当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进行审查的问题 邱立彬虽以请求恒辉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但其起诉的依据是双方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从约定的内容看，《合同书》是双方就如何抵顶工程款达成的协议，《补充合同》是双方关于《合同书》的协议解除及后续权利义务的约定，两份合同均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是上述两份合同的效力和履行问题，仅因该两份合同涉及到抵顶工程款事项，且邱立彬以主张工程款名义起诉，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列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本案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不涉及双方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发生的工程造价、结算或质量等争议。故《合同书》签订之日即2013年11月5日以前的付款事实与本案争议无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即《合同书》及《补充合同》的效力及如何履行问题进行审理，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未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恒辉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2013年11月5日之前的付款事实不予审查导致本案事实不清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恒辉公司提出双方未进行最终工程结算的主张。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得出邱立彬、邱立学、邱立国、陈国明四人合伙承包恒辉公司开发的双辽“辽河”第一城北区5号楼、8号楼、12号楼、南区23号楼、31号楼的工程款已进行最终结算的结论，因此不能确定工程结算后恒辉公司是否尚欠520万元，但本案判决后，该笔款项可在恒辉公司在与邱立彬对上述工程款进行最终结算时予以扣除，恒辉公司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损失。故即使在恒辉公司与邱立彬没有对北区5号楼、8号楼、12号楼、南区23号楼、31号楼进行最终结算情况下，一审判决亦无不当。 三、关于一审法院是否不允许恒辉公司提出反诉的问题 恒辉公司虽主张一审法院不允许其提出反诉，程序违法，但根据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记载恒辉公司关于“我方已经当庭提交反诉状，鉴于法庭建议另行起诉，我方将另行起诉要求解除土地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的陈述，恒辉公司是在听取一审法院建议后自行决定另行起诉的，故恒辉公司此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当事人约定的利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保护，本案虽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认定恒辉公司与邱立彬签订的《补充合同》中“按民间借贷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约定超出保护范围，并调整为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恒辉公司关于一审适用该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263.48元，由吉林省恒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彦峰 审判员  李世秀 审判员  周 婧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吕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