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2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江，男，1985年7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龚昌华，贵州省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贵林，男，198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系上诉人余江胞弟。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三甲乡木嘎村（车管所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45907591122。法定代表人：高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厚军，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李玉春，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住所地：织金县文腾街道黔中国际商贸城C栋负一层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4MA6E8TKK4Y。经营者：党书红，该经营部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亚，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县文贵建材厂，住所地：织金县三甲街道木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4MA6GXCWRX8。经营者：杨文贵，该建材厂负责人。上诉人余江因与上诉人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山水商贸公司）、上诉人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书红五金）、被上诉人织金县文贵建材厂（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文贵建材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4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江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余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无过失，不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余江不应承担40%的责任，请求判决山水商贸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余江的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适用标准不准确，应重新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由山水商贸公司和书红五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考虑杨某与山水商贸公司有利害关系，认定了杨某的证言。2、一审援引的赔偿标准和计算均有误。余江已花去的医疗费应当由赔偿义务人赔偿，但一审判决书上未载明。护理费、误工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2018年的标准，一审法院按照2017年的标准计算有误。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3、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有失公正。余江不是书红五金的雇员，与书红五金不存在雇佣关系，从来没有按书红五金的意思和安排为他人干活，余江是与山水商贸公司的管理人员杨某商谈劳务报酬。书红五金出具给山水商贸公司的收据中载明的接头费用600元，不排除书红五金作为介绍人帮山水商贸公司代收劳务费并开具正规发票后换回收据的可能性。4、山水商贸公司应为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余江是在完成安装砂机输送带的劳务后，应山水商贸公司的请求额外为山水商贸公司焊接砂机时受伤，雇主是山水商贸公司，山水商贸公司应当作为赔偿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山水商贸公司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山水商贸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江、书红五金、文贵建材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山水商贸公司与书红五金系承揽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1、一审认定“杨某以山水商贸公司名义向被上诉人书红五金购买输送带尼龙”错误。2、一审认定“山水商贸公司与书红五金部系承揽关系”错误。3、一审认定山水商贸公司选书红五金安装输送带存在选任过错，无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山水商贸公司承担10%的责任，于法无据。上诉人书红五金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书红五金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费用由山水商贸公司和余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2018年1月13日山水商贸公司管理人员杨文书和机修人员杨某到书红五金购买尼龙、胶水错误。2、认定山水商贸公司员工杨文书、杨某要求书红五金提供安装业务，且双方协商安装费为600元纯属子虚乌有。3、认定余江系书红五金为完成给山水商贸公司安装任务而受到书红五金的指派进而认定余江是书红五金的雇员错误。4、认定书红五金与山水商贸公司形成承揽关系错误。（二）一审适用、理解司法解释错误，理解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传来证据错误。（三）一审法院关于余江为谁提供劳务的事实认定，在证据的采纳方面明显不公平，且存在严重不合理，倾向特别明显。1、未采纳余江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采纳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杨某的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明显是想做出有利于山水商贸公司的判决。3、未采纳余贵林、马某、王某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明显是想作出有利于山水商贸公司的判决。4、在庭审过程中余江明确表态放弃要求书红五金的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反复的引导余江把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所有被告承担责任，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的庭审视频。（四）山水商贸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一系列行为均表明其为了规避余江受伤所产生的损失，通过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一步说明山水商贸公司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不能采信。被上诉人文贵建材厂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余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因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68,022.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3日，山水商贸公司制砖管理人员杨文书和机修管理人员杨某以山水商贸公司名义向书红五金购买输送带尼龙、胶水，用于更换山水商贸公司位于织金县三甲街道木嘎村公司场地内安装的制砖机器已经损坏的输送带尼龙，因该输送带尼龙系用胶水粘接，山水商贸公司不会粘接，杨文书、杨某要求书红五金提供安装业务，书红五金认为山水商贸公司购买的输送带尼龙价款未包含安装费，安装费要另行支付，后双方协商安装费为600元后，书红五金经营将安装费以接头名称载明于其出具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上，该收据上载明“输送带尼龙，单位米，数量17.5，单价：90元，金额1575元；胶水，单价80元，数量1，金额80元；接头，单位：次，数量1，金额600元，合计2255元。开票人：谈”，之后，书红五金将余江的电话号码告知山水商贸公司员工杨某，让其自行联系余江确定安装时间。当天下午4时许，山水商贸公司员工杨某电话通知余江于当天下午6时在制砖工人下班后到山水商贸公司场地内安装输送带尼龙。当天下午5时许，书红五金谈子强将输送带尼龙、胶水送到山水商贸公司后，一并将开好的收据一式二份交公司管理人员杨文书签字，并将其中一份交杨文书收执。杨文书要求谈子强开具发票后再支付价款及安装费。余江接杨某电话后，邀约其弟余贵林一起于当天下午6点半许到达山水商贸公司制砖场地，因停电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后于7点左右开始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余江和余贵林先将接头两端削成斜口，因输送带尼龙较沉重，又请了五六个制砖工人帮忙将输送带尼龙用夹子固定在砖机的输送架上，接头斜口拼接处位于输送架的中间位置，距离地面约2米高，最后在斜口上重复三次糊上胶水，每次大约十五分钟，在第二次糊胶水的时候，余江用氧气捍机点燃烘烤刷在接头处的胶水，便于胶水能快速烘干，在烘烤过程中焊机火焰惹上接头上糊的胶水，导致迅速起火，余江受到惊吓，从作业的输送架中间摔下头部着地受伤。余江受伤后，因伤势严重，被立即送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金阳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是在山水商贸公司场地内受伤，余江亲属要求山水商贸公司先行支付医疗费用，山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康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杨某向哈瓦轴承经营部谭支强购买输送带一事，余江在山水商贸公司场地内砖厂安装期间受伤。因目前尚无法明确事件责任方，经山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康与伤者家属协商，出于人道主义原则，高康承诺该伤者在医院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暂由高康本人垫付。家属承诺积极配合高康处理该事件后续相关司法责任的追究事宜。”高康及伤者部分家属代表在承诺书上签字。余江受伤后，于2018年1月14日至4月8日在金阳医院住院治疗84天，同年4月8日至4月13日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5天，同年4月24日至5月20日，在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27天，同年7月27日9月18日，在贵阳金阳医院住院治疗53天。余江之伤经诊断为：一、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1、脑疝；2、脑挫裂伤（颞枕左）；3、脑膜下血肿（额颞顶枕左）；4、颅骨骨折（枕左）；5、头皮血肿（枕部）；二、右眼玻璃体浑浊；三、右眼玻璃体后脱离；四、右眼视神经挫伤。余江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67,562.2元，其中山水商贸公司垫付105,000元。因与山水商贸公司、书红五金未协商处理好赔偿事宜，余江将山水商贸公司作为被告、书红五金作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余江申请将书红五金诉讼地位变更为被告，山水汽贸申请追加文贵建材厂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诉讼过程中，余江申请对其伤残等级、三期、后续治疗、护理依赖程度等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余江诊断：脑外伤所致的轻度器质性智能损害；2、被鉴定人余江颅脑损伤导致的智力缺损评定为Ⅶ级伤残；3、被鉴定人余江开放性颅脑损伤后误工期为480日、护理期为480日、营养期为300日；4、被鉴定人余江护理依赖程序为部分护理依赖；5、被鉴定人余江护理人数建议为一人；6、被鉴定人余江颅脑损伤后的后续医疗费约需68,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山水商贸公司员工杨文贵于2018年4月18日注册成立织金县文贵建材厂，该建材厂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是：1、余江系为谁提供劳务，三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余江因伤造成哪些损失，原、被告有无过错，三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余江系为谁提供劳务，三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余江在山水商贸公司制砖场地内安装输送带尼龙时受伤，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审查，其系为完成书红五金指派的安装任务而为书红五金提供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劳务。书红五金系雇主，余江系书红五金的雇员。书红五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被告。对书红五金辩称余江系为山水商贸公司提供劳务的主张，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人证言来看，书红五金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申请证人余贵林、马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余江系为山水商贸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该三人的证言均为证人证言，而山水商贸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为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的规定，山水商贸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系书证、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书红五金提供的余贵林、马某、王某的证言，该三人证言所证实的内容均为听到余江使用免提接听电话并与来电人讨价还价达成提供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劳务的事实，该证据材料为证人证言、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且按社会生活常理，接听、拨打电话属于个人的生活隐私，一般人在拨打、接听电话通常不愿让其他人知悉通话内容，除通话内容与在场人员有关，有必要让在场人知道通话内容外，一般情况下拨打、接听电话都不会使用免提。即使三人证实接听电话前余江与三人正在帮助同村邻居砍伐芭蕉树属实，但余江在接听电话前并不知道该来电与在场的马某、王某和余贵林是否有关，通常不会开免提进行接听，该三人的证言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非常高，反观山水商贸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该书证系书红五金提供，其明确载明“接头，单位：次，数量1，金额600元，”，书红五金虽解释系应山水商贸公司电话要求开具，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解主张，且结合一审法院调查证人杨某的证言，其证言内容与《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共同证明安装费用系山水商贸公司与书红五金协商达成，余江系为书红五金提供劳务的事实。因此，书红五金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辩解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书红五金出售输送带尼龙并不必然包括安装义务，但其与山水商贸公司就安装输送带尼龙达成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书红五金为承揽人，山水商贸公司为定作人，余江作为书红五金的雇员在安装中受伤，山水商贸公司作为定作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如果山水商贸公司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被告。对山水商贸公司辩称存在买卖输送带尼龙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其与书红五金没有买卖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与其于2018年起诉书红五金要求返还垫付余江医药费的（2018）黔0524民初143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的自认及本案查证的实际情况不符，山水商贸公司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余江受伤时，文贵建材厂尚未成立，且经一审法院审理查实，余江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制砖机器系山水商贸公司所有，因此，余江受伤与文贵建材厂没有事实及法律关系，文贵建材厂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关于余江因伤造成哪些损失，原、被告有无过错，三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依据余江的主张，经一审法院核实，余江受伤造成如下损失：１、医疗费，依据余江提供的医疗发票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费用清单，余江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67,562.2元，其中山水商贸公司垫付105,000元。２、住院伙食补助费，结合余江提供的病历资料，余江住院169天，其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生活补助标准100元/天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6,900元；３、误工费，余江户口为农村居民，其主张按58,198元/年计算，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林牧渔业收入标准为52,067元/年，结合鉴定意见误工期为480日，其误工费为68,471.67元（52,067元/年÷365天×480天）；４、护理费，余江主张按38,568元/年标准计算未超过贵州省2018年居民服务业收入标准，结合鉴定意见护理期为480日，护理费为50,719.56元（38,568元/年÷365天×480天）；５、营养费，余江主张按100元/天计算未超过贵州省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生活补助标准，结合鉴定意见营养期为300日，营养费为30,000元；６、残疾赔偿金，余江主张按31,592元/年标准计算，余江虽系农村居民，但自2015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以来，我省已经不再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均统一为家庭户，余江要求按31,592元标准计算未超过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其伤残等级为七级，残疾赔偿金为252,736元（31,592元/年×20年×40%）；７、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余江提供的户口簿，其长子余兴杰生于2009年9月3日，次子余兴华、三子余兴旺（次子与三子系双胞胎）生于2013年5月6日，自其评残日2019年6月3日开始，法定扶养年限至三个孩子分别年满18周岁时，长子余兴华尚需抚养8年3个月，次子、三子尚需抚养11年11个月。该三人的扶养义务人为余江及其妻易中敏，余江应承担每个孩子抚养费的一半，参照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0,788元/年，余江主张按8,299元/年标准计算未超过该标准，对余江因伤致残产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分段计算为：第一个阶段，至长子余兴杰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余江扶养人数为3人，扶养系数为1.5超过其支出扶养费的最大比例1，按最大比例1计算，此阶段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7,386.7元（8,299元/年×8年×40%＋8,299元/年÷12月×3月×40%）；第二阶段至次子、三子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余江扶养人数为2人，扶养系数为1，此阶段为3年8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171.76元（8,299元/年×3年×40%＋8,299元/年÷12月×8月×40%），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9,558.37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余江主张50,000元，结合其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为20,000元；９、后续治疗费，依据鉴定意见，一审法院支持为68,000元；10、定残后护理费，依据鉴定意见，余江的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为1人，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和《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A/T800-2008）的规定，护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部分护理依赖程度所需护理费的比例为50%，余江主张按20年计算符合规定，其主张按38,568元/年计算未超过2018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标准43,654元/年，其定残后的护理费为385,680元（38,568元/年×20年×50%）；11、交通费，余江主张交通费8,000元，结合余江受伤两次到贵阳住院、到重庆鉴定及提供的相关发票等实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400元；12、鉴定费，结合余江提供的鉴定费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为4,400元。前述损失共计1,037,427.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余江作为从事相关安装劳务施工多年的成年人，对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安全隐患应有一定的认识，其在提供劳务中未注意施工安全，未加强安全注意义务、未佩戴安全帽且违反施工常识用明火烘烤易燃物胶水而导致受伤，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山水商贸公司作为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定作人，其在选任书红五金为承揽人时，未了解施工人员有无相应施工技术，也未审查施工人余江是否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其在选任上有一定的过失，山水商贸公司制砖机器安装地点为水泥浇灌地面，地面硬度大，余江施工时在离地高度2米以上的输送架上施工，其作为定作人未加强安全注意义务，未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对余江的受伤，山水商贸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余江系为书红五金提供劳务，其造成的损失应由书红五金承担赔偿责任，余江和山水商贸公司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减轻书红五金的赔偿责任。余江的受伤与文贵建材厂没有事实法律关系，文贵建材厂不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余江和山水商贸公司的过错程度，对余江因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由山水商贸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由书红五金承担50%的赔偿责任较为恰当。余江在提供劳务中受伤造成的损失1,037,427.8元，由余江自行承担414,971.12元的赔偿责任，由山水商贸公司承担103,742.87元的赔偿责任，由书红五金承担518,713.9元的赔偿责任。山水商贸公司在余江治疗过程中垫付医疗费105,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103,742.87元后，尚余1,257.13元，余江应予以返还。山水商贸公司可自行向余江主张返还责任。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余江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518,713.9元；二、由被告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余江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3,742.87元（从其垫付的医疗费105,000元中扣减）；三、驳回原告余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12元，由原告余江负担12,672元，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负担6,24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分担；2、余江的损失如何确定。关于本案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书红五金提交的收款收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陈述和自认的事实，山水商贸公司曾多次向书红五金购买制砖机器材料，书红五金亦多次向山水商贸公司开具了增值税销售发票，书红五金提交的案涉收款收据上有山水商贸公司工作人员杨文书的签名，一审法院认定山水商贸公司与书红五金存在买卖输送带尼龙、胶水的合同关系正确。一审未认定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已经在一审中充分阐明，本院不再赘述。书红五金提交的收款收据表明书红五金向山水商贸公司收取了600元的接头费，而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600元的接头费即为安装费，书红五金辩称并未实际收取山水商贸公司支付的600元接头费，与其向山水商贸公司出具600元接头费的客观事实不符，且因余江的联系方式是书红五金向山水商贸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当天提供给山水商贸公司的，山水商贸公司有理由相信余江是书红五金安排安装输送带尼龙的人员，山水商贸公司工作人员与余江协商具体的安装事宜符合情理，一审法院认定书红五金与余江存在雇佣关系正确。书红五金向山水商贸公司出具了安装费的收款收据，一审法院认定书红五金与山水商贸公司之间就安装案涉输送带尼龙存在承揽关系并无不当。余江系在完成书红五金安排的工作过程中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书红五金应当对余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余江在一、二审中提交的书面意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所作的陈述，余江的安装工作包括对制砖机器的调试，余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在离地两米多高的皮带上从事工作，且明知用电焊机焊接机器时可能点燃未干结的胶水又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或者调整工序，对自身遭受的损失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对于余江因本案遭受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书红五金承担50%赔偿责任，山水商贸工程承担10%赔偿责任，余江自行承担40%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不再赘述。关于余江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余江的医疗费，一审法院依据余江提交的医疗发票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费用清单，余江住院期间花费的医疗费为167,562.2元，已经全部计入余江因本案遭受的总损失，一审法院已经判决当事人根据其各自责任比例对余江各项损失承担责任，余江称一审判决书中未载明其所支付的医疗用的承担与事实不符。关于余江的误工费，因余江为农村居民，根据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贵州省统计局官网于2019年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2018年度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为52,067元，余江主张其误工费应按照58,198元/年计算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按照该标准计算余江的误工费并无不当。关于余江的的护理费，根据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贵州省统计局官网于2019年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为43,654元，余江主张按照38,568元/计算，一审判决已经支持了余江主张的金额。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一审判决书已经载明本应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788元的标准计算，但鉴于余江仅主张按照8,299元/年计算，一审已经支持了余江主张的计算标准，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时间，余江定残时，余江的长子余兴杰还需要抚养8年3个月，次子余兴华和三子余兴旺（次子三子为双胞胎）还需要抚养11年11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余江的被扶养人有余兴杰、余兴华和余兴旺三人，若余兴杰、余兴华和余兴旺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计算，则在余兴杰成年前，根据余江伤残程度每年应负担的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根据余江的伤残等级按照一年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计算确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正确。余江称其损失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余江、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4,626元，由上诉人余江负担13,355元，上诉人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82元，上诉人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负担8,8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代 珊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