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卞继州，男，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卞嫣斐，女，198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枫梧，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易雄鹰，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A座。 法定代表人刘忻，市长。 委托代理人尹琰茗，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江旭，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卞继州、卞嫣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19）浙01行初64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30日，丁桥镇赵家村与杭州天龙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约定赵家村将坐落在新临丁公路以北，原砖瓦厂北地块的场地（面积51.4亩）出租给杭州天龙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其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与丁桥镇赵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因实施丁桥上塘河区块政府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项目，需征收赵家村的集体所有土地。2010年12月12日，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与杭州中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重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将赵家村临丁路部分场地转租给杭州中重公司使用，面积16.5亩。 2015年11月2日，杭州市丁桥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丁桥指挥部）为甲方（补偿人）、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赵家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赵家居委会）为乙方（被补偿人）、杭州中重公司为丙方（被补偿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丁兰街道办事处为鉴证方，签订了《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对杭州中重公司在杭土资拆许字（2009）第06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补偿，总计非住宅建筑面积14089.54平方米，经罚没面积7564平方米房屋不作补偿。各方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杭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房屋腾空验收表》显示，2018年2月11日，杭州中重公司将案涉房屋交由丁桥指挥部，并派代表在该验收表上签字确认。其后，案涉厂房、房屋等被拆除。卞继州、卞嫣斐不服，于2019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杭州市人民政府对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赵家社区临丁路以北生产场地中东南部分场地及房屋、钢架结构厂房等附属设施、围墙等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因上述强制拆除造成的各类损失合计2080008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确认，案涉强制拆除的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其在厂房拆除时就知晓了该事实，也知晓实施拆除的主体是丁桥指挥部。同日，兼任杭州天龙集团公司、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法务的工作人员周以海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另查明，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8日，自然人股东为卞继州、卞嫣斐。2019年7月18日，该公司经股东决议解散，并进行了注销登记。本案审理过程中，杭州天龙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确认，由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注销之前的股东及权利义务承受人卞继州、卞嫣斐主张本案全部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对其租赁土地上厂房、房屋等进行了违法强制拆除并要求赔偿，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强制拆除行为。相反，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提供了《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书》、收款凭证、《房屋腾空验收表》等证据，以证明案涉房屋系签订补偿协议后交付拆除。故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系经强制拆除，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此外，即使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强制拆除行为，因该拆除行为发生于2018年5月，原告确认其在拆除当日即知晓了行为的存在和具体实施主体，其迟于2019年1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亦已超过了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事由。综上，原告所提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一并提出的赔偿申请亦于法无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卞继州、卞嫣斐的起诉。 卞继州、卞嫣斐上诉称：一、原审对本案认定事实存在以下错误。一是对本案强制拆迁过程中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没作出认定。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场地及房屋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移交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杭州中重公司与丁桥指挥部之间为实施强制拆迁，涉嫌伪造“房屋腾空验收表”，尤其是杭州中重公司为骗取本不属于其的拆迁补偿款，提供虚假“建筑工程结算书”，将场地中上诉人建造的建筑物欺骗虚报为其建造的（从刑事法律构成要件看已构成诈骗罪），其行为属于明显的重大违法行为，可原审法院却对此没作认定。二是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场地中有许多属于上诉人建设的建筑物，丁桥指挥部明知这一事实，可各方瞒着上主诉人恶意串通，签订了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及利益的《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原审法院对这种重大且明显的事实没作出认定。三是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行政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案涉场地是2000年5月从丁桥镇赵家村承租而来，承租主体为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可原审裁定书第9页“经审理查明”部分对案涉场地表述为“2006年12月30日……出租给杭州天龙集团有限公司”。二、对证据的认定违反证据认定规则及通常的法律逻辑。原审裁定书载明：“本院认为，被告市政府的证据1-10具备证据三性要件，予以采信。原告证据1-10亦具备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诉人对这样的认定不服，理由：（一）认可原审被告证据1过期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具备证据三性，违反国务院令第78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二款关于“实施房屋拆迁不得超越经批准的拆迁范围和规定的拆迁期限”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规定。（二）原审原告的证据1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笕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625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9结案通知书，足以共同证明案涉场地法院已于2016年9月6日判决“腾空并交还杭州市政管业有限公司”。由此证明原审被告证据10房屋腾空验收表是伪证。既然认可了原告的证据，那么便必然排除了被告证据10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双方的证据不可能同时合法有效，否则法理上、逻辑上都说不通。（三）认可了原审原告的证据8工程决算总价书的三性，便排斥了原审被告证据5建筑工程结算书的三性；（四）认可了原审原告证据2确认书及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便证明了被告证据6、7、9中涉及补偿给杭州中重公司的房屋建筑面积是错误的，便排除了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既然真实性都不具备，又怎么具有合法性呢？三、原审裁定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时效分为一般诉讼时效与特殊诉讼时效两种，本案诉请涉及不动产房屋拆迁，故应适用特殊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进一步作出了界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是指因行政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而提起的诉讼”。本案中根据《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进行违法强制拆迁已直接造成了上诉人房屋的灭失、物权消失，这难道不属于不动产的变动吗？场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不属于不动产吗？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区笕丁路××（××），为赵家村集体土地上企业，非住宅建筑面积14089.64平方米，其中罚没面积7564平方米。2009年11月11日，经杭土资拆许字（2009）第06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由第三人丁桥指挥部作为补偿人具体实施丁桥上塘河区块政府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项目建设。同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后，征地单位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与丁桥镇赵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杭征协字（2009）第60号《征地补偿协议》，并支付了征地补偿款项。《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经确认，案涉房屋系杭州中重公司出资建造。故，2015年11月2日，补偿人与被补偿人赵家居委会及杭州中重公司就案涉房屋补偿事宜签订《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书》。二、原丁桥指挥部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补偿人原丁桥指挥部与被补偿人赵家居委会及杭州中重公司就案涉房屋补偿事宜签订《征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补偿协议书》后，杭州中重公司将房屋移交给补偿人。故，原丁桥指挥部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系履行生效协议的行为，该拆除行为合法，并非两上诉人所称的强制拆除。三、原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的起诉已超合理起诉期限，并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两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确认，案涉厂房的拆除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且在拆除当时便知晓拆除主体为原丁桥指挥部。两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的补充证据《受案回执》进一步证明两上诉人在厂房拆除时就已经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两上诉人于2019年1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驳回两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丁桥指挥部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且本案已超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期间案件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卞继州、卞嫣斐主张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丁桥指挥部对其租赁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赵家社区临丁路以北生产场地中东南部分场地及房屋、钢架结构厂房等附属设施、围墙等实施了强制拆除，诉请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在案证据证明，丁桥指挥部是在与案涉土地所有权人赵家居委会及实际使用人杭州中重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杭州中重公司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后，实施拆除行为。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即使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由于上诉人确认其在拆除行为发生当日，即2018年5月29日已知晓行为存在及具体实施主体，其迟至2019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提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一并提出的赔偿申请亦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许勤 审判员  惠忆 审判员  黄寒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