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0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石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藁城市三联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藁城区通安街北段。 法定代表人：曹建坡，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楚云、曹建霞，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师红霞，女，1965年7月10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静文，男，1989年1月18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静，女，198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路旺角国际26楼。 法定代表人：张海燕，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该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北石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石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桥西城管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师红霞、孙静文及其与孙文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河北石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争涉及的35万元是否已被孙同平支取是本案判决给付责任义务的基本事实基础，一审法院在现有证据状态下自行相反逻辑推定否定支取凭证的主观认为，不仅违反证据指向证明规则，更是违反了司法公开、公平及透明的法律原则，且存在程序严重违法。通过事实及证据，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证据分析认定的正确结论为被上诉人未支取诉争35万元款项的主张应不予采信。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内部管理责任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义务，与本案事实行为法律性质不符，且管理责任直接承担支付义务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辩称，被上诉人从未收到过争议的35万元，且在本案一审起诉时仍不知道原审被告桥西城管局向被上诉人支付过35万元，上诉人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争议的35万元，一审法院的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事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原审被告桥西城管局述称，一审判决关于原桥东城管局已支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与事实相符，一审判决关于我方应支付师红霞工程款金额的认定应予维持。 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桥西城管局及被告河北石廉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662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被告桥西城管局尚欠工程款456622元，提交被告桥西城管局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的《证明》及繁华大道办公室于2018年1月31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石家庄市中山路繁华大道改造升级工程中原桥东区中山东路四栋居民楼整治工程后续工程款事宜的函》（以下简称函件）。《证明》载明：“原桥东城管局支付给孙同平第一笔工程款20万元，打入三联开发区分公司。繁华大道办公室在2015年12月29日将第二笔工程款513548元打入被告河北石廉公司。”函件载明：“（2017）冀01民终6631号民事判决明确工程款513548元归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所有，目前该项工程尚有尾款456622元未支付。该判决未能明确后期工程款的归属，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多次前来我办催要剩余工程款，故咨询后期工程款456622元是否可以按照该判决直接向三人支付。”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无异议，但认为《证明》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在出具该《证明》时相关人员未查阅档案，根据在档案馆保留的证据显示除上述两笔付款外，原桥东城管局还于2010年2月9日向三联开发区分公司付款35万元；原桥东城管局与原告及繁华大道办公室的账目较为混乱，因此函件载明的尾款并不是被告桥西城管局未付的金额，因为2010年2月9日的35万元系原桥东城管局垫付。另原、被告认可案涉工程审定金额为1186566元，原桥东城管局于2010年1月8日付款20万元、繁华大道办公室付款513548元。对35万元，本案被告桥西城管局提交2010年2月5日的记账凭证及转账付款申请书、2010年2月4日三联开发区分公司开具的发票、2010年2月5日的原石家庄市桥东区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向三联开发区分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5万元的转账支票及余额发生明细表，证明35万元于2010年2月9日汇入三联开发区分公司的账户。记账凭证载明的会计科目为专款支出／裕华路中山路景观整治；转账付款申请书记载为工程款；原桥东城管局相关人员在发票上备注“中山路景观整治预付款孙同平”。本案重审过程中，被告河北石廉公司对收到该35万元予以认可，故被告桥西城管局共计付款金额为1063548元，尚欠工程款123018元。本案重审过程中，河北石廉公司主张所收到的35万元已由原开发区分公司经理倪某以现金方式给付了孙同平，并申请倪某到庭作证。倪某提供2010年1月8日及2010年2月10日有孙同平签字的20万元及35万元的支款条及相对应的银行进账单、发票（记账联）、完税证明，并出庭作证称：城市管理局（原桥东城管局）转了两笔钱，2010年1月7日转了一笔20万元，2010年2月5日转了一笔35万元，孙同平都已支取了。我和孙同平是一个村的，他当时找不到公司，我是开发区分公司经理，我的办公室在宋营，工程是孙同平承揽的，他当时去我办公室找我说没法转钱，让我给他开张发票，从我这转一笔钱，后来开了发票就把钱转走了，当时说他承揽的是城市管理局的亮化工程，具体工程我们当时没有参与，只是一个转钱的作用，共转了两笔，我开了发票以后，他把发票给甲方。2010年2月4日给他出具了一张35万元的发票，是在桥东地税局开的，2010年1月5日还开了一张20万元的，也是在桥东地税局开的。当时开了发票后，把支票拿过来由孙同平交到了对公账户。钱入了我公司的对公账户后，我提出来现金，孙同平就把钱支走了。支走钱后我写了条，他（孙同平）在上面签字。我们的账就是钱到了后扣除部分管理费，剩余的钱他支走。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朋友管理费就是1个点，不是朋友是2个点。每次钱到了以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就提了现金给他了，具体第几天我记不清楚了，都是开现金支票支取现金。我本身是搞建筑的，好多没有资质的都是挂靠我。结算的时候我去了，用的是藁城三联新宇公司，因为开发区分公司注销了，大概时间是在孙同平去世前一年。结算的时候孙同平在场，孙同平和甲方确定多少钱后，我去盖章。每次给孙同平钱都是在我办公室宋营花园给钱，钱到了两三天他就催，我看到了就去银行取现金给他，日期以银行现金支票日期为准，我不可能在办公室放这么多现金，都是开车去取。开现金支票、收管理费这些事项不用向总公司汇报，分公司是独立核算的，每年向公司交年费。这些收款付款凭证一直都在我手里保存，分公司也没有账目。孙同平的支款凭证是用的办公室打印纸的废边，除了孙同平的签字外，其他内容都是我写的，我都是写好后，他（孙同平）去了签名就行。当时支款的具体时间因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了，可以到银行查支款记录，如果是上午从银行支的一般都是下午给他，都是当天给他（孙同平），因为办公室没人我不可能放那么多现金在办公室。1月8日支桥东转款20万元也是当天给的孙同平，35万元是2月10日给的孙同平。当时给他这钱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场。除了这两笔钱，当时公司与原桥东城管局还有其他的资金或者财务往来，具体金额应该也是几十万元，还是这个项目，收钱的人应该是和孙同平是合伙关系。原告对两份支款条及倪某证言均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支款条涉嫌伪造，支款条均没有签写时间，仅有孙同平的签字，也没有孙同平按手印，整个支款条不完整，仅是从Ａ4纸裁剪了最下边的部分，可以明显看出Ａ4纸还有其他的内容，但被人为地裁剪了，孙同平生前挂靠石廉公司对外施工，有其签字的文件留存在石廉公司，孙同平已经去世，原告有理由相信支款条系伪造了孙同平的签字或是从孙同平之前签订的文件中裁剪出孙同平的签字，在空白处加上了支取款项的内容，孙同平从未收到该笔35万元，20万元虽然认可收到，但应该也不是以该形式支取的款项，支款条不能证实倪某或者是石廉公司已经履行了向孙同平付款的义务，并对35万元支款条中的孙同平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以及该签字和支款条中其他文字内容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被告桥西城管局则称对原开发区分公司是否实际将款项给付孙同平的事情不知情。就鉴定事宜，原审法院经向技术部门咨询，因该支款条中孙同平签名为签字笔书写，签名左侧的“2010年2月10（日）支桥东转款350000元管理费3500元余款346500元支款人”内容则为倪某以圆珠笔书写，系不同材质，形成时间现无法进行鉴定。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据倪某提供的该支款条，即使孙同平签字真实，因该支款条系从Ａ4纸裁剪的下方废边，上方边缘处可见表格边线痕迹，孙同平签字位于该支款条右侧、原Ａ4纸的右下角，左侧为倪某用圆珠笔书写，包括“支款人”三字，从支款条的整体布局上看，无法认定孙同平签名系对左侧支款内容的确认。该部分支款手续均未入原开发区分公司账目，款项支取过程倪某称仅其与孙同平两个人，无其他人员在场，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如该款系原告师红霞的丈夫孙同平于2010年即已支取，原告多年来就相关工程款主张权利，石廉公司均未提出该主张，且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审审理过程中石廉公司还主张35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综上，对该支款条及倪某对该部分内容的陈述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三联开发区分公司于2010年2月9日收到的35万工程款与（2017）冀01民终663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513,548元工程款性质相同，应归三原告所有。三联开发区分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营业，属于被告河北石廉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故三联开发区分公司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而三联开发区分公司已注销，该责任应由被告河北石廉公司承担。被告桥西城管局尚欠工程款123,018元，应向合同相对人被告河北石廉公司支付，但该款项最终亦应归三原告所有，故为履行方便，由被告桥西城管局直接向三原告支付为宜。原告诉请金额为456,622元，扣除应由被告桥西城管局支付的123,018元，剩余333,604元应由被告河北石廉公司支付原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工程款123,018元；二、被告河北石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师红霞、孙静文、孙文静工程款333,604元。如果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河北石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50元，由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担1,600元，被告河北石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5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给付工程款，上诉人主张已经给付，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支款条及证人倪某的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支款条涉嫌伪造。上诉人提交的支款条的主要内容是倪某书写，虽然签有孙同平的名字，但没有其手印，没有支取时间，综合支款条上的文字内容、纸张情况及整体布局，被上诉人对支款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具有合理性。经原审法院向技术部门咨询，支款条上的文字的形成时间现无法进行鉴定。本案所涉支款手续没有入原开发区分公司账目，倪某所称款项支取过程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此前主张工程款时，上诉人均未主张已经给付，且上诉人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还主张35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审判决对该支款条及倪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爱民 审判员  宋广道 审判员  张 洁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