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51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文芳，男，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坤，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西路46号。 法定代表人：刘顺年，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炜林，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梅，女，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薛江花，女，197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王德忠，男，196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王立军，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姜英，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侯永校，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王福平，女，198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薛成刚，男，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苗增春，女，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薛清元，男，194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刘光福，男，1967年8月6日出硅.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郑宏伟，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吕明义，男，195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顾清华，女，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王暖美，女，197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毛文芳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公司），原审第三人薛成刚、刘光福、薛清元、郑宏伟、王福平、王立军、顾清华、侯永校、吕明义、薛江花、王德忠、苗增春、姜英、王暖美、王梅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9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文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坤、张鹏，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炜林、刘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薛成刚、刘光福、薛清元、郑宏伟、王福平、王立军、顾清华、侯永校、吕明义、薛江花、王德忠、苗增春、姜英、王暖美、王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文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错误定性，应予纠正。一审法院仅以本案涉及股权转让就认定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明显错误。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转让方、受让方及公司三方之间的关系。转让方、受让方之间转移股权，公司负责作出相应决议并进行变更登记。其中，发生于转让方、受让方之间的纠纷存在股权转让行为，系股权转让纠纷，应以转让方、受让方为原、被告；而发生在转让方（即上诉人）与公司之间，因为公司做出冒用签名的虚假决议产生的纠纷，因基于公司决议，系公司决议纠纷，根据公司法解释四，应以转让方为原告、公司为被告。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也明确写明“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进行股权转让，双方没有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何来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上诉人一审中选择以被上诉人作为被告、受让方作为第三人，追究的是公司做出虚假决议的责任，明显属于公司决议纠纷。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在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下要求恢复公司登记，也符合公司决议纠纷的处理法则。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两种纠纷对应的被上诉人主体及法律关系作出区分，仅以本案涉及股权转让就认定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明显错误，应予纠正。至于本案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涉及上诉人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是基于对第一项诉求的补充，因上诉人在第一次起诉（2019鲁0211民初8148号）后，主审法官经领导研究后认为上诉人在内的原告10人应分成10个案件，故诉求写为“涉及原告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确认部分无效，而认可其他部分的效力。二、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系挂名股东，并非公司股东，系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未实际出资，无事实依据。根据工商查询资料，上诉人在公司成立时签署了公司章程，作出设立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足以认定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且根据公司成立时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账凭证、农行进账单），上诉人履行了出资义务，被上诉人也已经实收全部注册资本，并将上诉人列入股东名册，完成了公司登记，确认了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一审判决认定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却对验资报告记载（记账凭证、农行进账单）上诉人履行了出资义务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系挂名股东，未出资，在公司成立后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本案不涉及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问题，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没有上诉人之外的权利人主张股东身份，被上诉人亦没有主张涉案股权归其所有或由其完成出资。换言之，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就涉案股权存在上诉人之外的其他权利人，却主张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一审法院既没有查出有上诉人之外的其他出资人，也没有查出存在隐名股东，却对被上诉人的辩解予以采纳，认定上诉人为挂名股东，如果上诉人是挂名股东，真实股东是谁？同时，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际出资的资金来源与庭前说法不一致，上诉人认为对于股东的出资形式和资金来源，不能否定验资报告（记账凭证、农行进账单）记载的上诉人作为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3、公司成立后，上诉人积极参加公司的管理决策、也参加股东会议，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具有股东身份。上诉人在庭审中从未说过没有参加公司的管理决策、没参加股东会议。事实上，上诉人在公司担任常务副厂长。提交的公司登记查询资料上，上诉人在1999年3月15日章程修正案的股东会决议上也签了字。一审将上诉人没有参加公司的管理决策、没参加股东会议，作为上诉人的陈述，写入判决书第9页及11页，与庭审笔录及案件事实均不相符。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未参加公司治理，从而否定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明显错误，应当纠正。4、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股权证为由，否定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无事实根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可以确认。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及公司章程，出具出资证明书、股权证等系被上诉人的义务，被上诉人自己未尽上述义务，一审却以此为由否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明显本末倒置。三、即使在上诉人要求下，一审亦未对涉案的股东会决议进行法庭调查，而以上诉人未申请鉴定为由，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导致案件错判。一审判决未查明股东会决议及股权协议转让书中上诉人签字的真实性，也未查明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真实性，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均未查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导致案件错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却未对此进行任何调查。一审庭审中经上诉人代理人提出后，亦不审查也不向上诉人释明，严重偏袒一方，上诉人因此无法提出鉴定。但签名不真实系客观事实，庭审中，第三人明确表示不知道股权转让一事，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第三条第5项中，也承认1997年章程中的签名与2000年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中的签名均不一致。且股东会是否召开、如何签字、表决情况等记录均保存在被上诉人处。其应当出示相关股东会实际召开，或者未召开但书面签字同意的证据以反驳上诉人。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任何审查，而做出错误判决，显属不当。四、一审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案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非债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判断其是否成立，系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审查的范畴，如果不成立，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也不能变为成立。且上诉人要求的撤销公司变更登记，恢复股权，是基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根据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形而提出的诉讼请求，并非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行为，当然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假设适用，也应当自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假冒股东签名形成公司决议，即自公司股东薛风密2018年7月9日起诉之日起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导致该案错判。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金马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事诉讼的诉讼案由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案由的确认应当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主。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看，三个诉讼请求都与股权转让有关，前两个诉讼请求也没有全部否认股东会决议的意思，只是要求确认股权转让部分不成立或无效，加诸第三项诉讼请求恢复股东资格等，诉讼请求系股权转让纠纷与公司决议纠纷的混合，但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主诉为股权转让争议，即使要求认定公司决议不成立、确认公司决议效力或撤销公司决议，要求主体也应为公司的股东，故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与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事实上直接关联的法律关系）纠纷。二、上诉人是否具有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是其能否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前提，无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股东会决议纠纷，均以上诉人系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的股东为前提，而结合一审查明事实，上诉人并无被上诉人之股东资格。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未向其发放股权证等证明股东真实权益的相关证据。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不具备被上诉人金马公司合法有效股东身份。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产生争议的，一方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另一方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为股东姓名并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法定要件，还应当结合股东实际出资、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记载在股东名册、股权证等实质性要件来判断。 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证据体系为被上诉人金马公司1997年6月25日的工商登记信息中曾记载其为股东，并且提交了工商登记中《记账凭证》、《验资报告》等相关材料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其依据的仅是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事项，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具体出资额是如何缴纳的。结合上述理由以及本案一审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可以综合认定上诉人认为其为股东资格的证据并不充分：1、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金马公司提交1997年4月10日，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青黄薛街发（1997）第7号文件。用于证明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由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金马鞋业总厂改制而来；改制时已经确认公司的净资产为1157万元，其余304.4万元，由职工购买，股份以股权证形式确认。该申请书的形成时间为1997年4月10日，该事件点早于上诉人提交的《记账凭证》与《验资报告》。可以证明公司的净资产在1997年4月10日已经确认。该申请文件证明要想成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其职工股需出资购买，公司发放股权证才能证明其股东身份。公司的章程中亦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两份文件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成为股东的前提为在1997年4月10日前出资购买公司的股份，且有公司发放股权证，上诉人显然不具备该条件。2、庭审中被上诉人金马公司提交上诉人毛文芳的股权证、退股申请书、入股款收据等材料，证明公司为实际出资的股东开具收据、出具股权证的事实。毛文芳已经于2002年申请股权转让，丧失股东资格。3、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出资的事实。4、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并未实际出资，而是以在公司中“奖金”作为入股款。该事实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实际上，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过奖金，也不存在将上诉人奖金转为入股款的情况，上诉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并未履行出资义务。5、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其没有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及上诉人自身陈述，上诉人仅以公司员工身份参与公司经营，在1997年企业进行改制开始至其离开金马公司，再到2000年金马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整个过程中，上诉人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存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行使表决权、参与股东会并签署决议、分取红利等情形，应履行按期、足额出资、遵守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等义务，这些是证明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本案中，根据前述论述可知，上诉人本人实际上从未行使过任何金马公司股东权利，履行其股东义务。因此，上诉人也不符合享有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 上述事实已经经过法庭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结合公司与公司改制的文件，股东需出资购买才能具备股东资格，公司为实际出资的股东出具收据、股权证等文件，上诉人并未实际出资、未实际以股东的资格参与公司管理。结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综合确认，本案上诉人无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的股东资格。在此前提下，其无权起诉要求确认被上诉人金马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更无权要求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三、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保护，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答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确认失效或者由其他法律文件来代替效力，应当作为案件审判的依据。首先、《答复》中明确了涉股权纠纷类案件适用时效的条件与范围，与本案的适用条件与范围相一致。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称：“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应及早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具体到本案来说，上诉人请求确认上诉人与第三人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诉讼请求属股权转让纠纷。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已经经过了19年，在19年的时间里面，公司形成了稳定得股东会且对债权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符合《答复》的适用的条件与适用范围。其次，自《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作出至今，并未有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废止该答复，也并未有其他文件对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的诉讼时效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答复截至目前为止合法有效。最后，本案是发生在公司改制这一背景下的股权转让纠纷，金马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在2000年已经完成，金马公司也于2003年3月13日改制完毕，工商登记的变更具有公示效力，上诉人自公司变更登记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股权发生转让变更，但是各上诉人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从未以任何形式向公司主张过权利，未请求公司分红、参与公司决策等。上诉人以默示的方式放弃了对相应权利的主张。 综合上述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毛文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毛文芳将股权转给第三人的决议不成立；2.确认《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毛文芳将股权10万元转让给第三人的约定无效；3.判令金马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恢复毛文芳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股权数额10万元，股比0.8643%)；4.本案诉讼费用由金马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文芳曾经是金马公司的职工，后因故离职。 金马公司原名称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金马鞋业总厂”。1997年4月10日，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以青黄薛街发(1997)第7号文件同意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金马鞋业总厂”进行改制，改制时净资产为1157万元，薛家岛街道办事处持股73.69%，即852.6万元，其余304.4万元，由职工购买，每股面值100元，共计115700股，股份以股权证形式确认，薛家岛街道办事处持股85260股，职工持股30440股，同股同利，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1997年6月25日，金马公司向登记机关提交设立申请申请设立“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有限公司”后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现名称。毛文芳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1、毛文芳系金马公司股东之一，出资额10万元，股权占比0.8643%；2、金马公司章程记载：(第五条)：股东应在章程签字后一个月内将认缴的出资额转让自公司的临时账户。(第六条)：公司依法设立后，由公司向各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名称、公司设立日期、注册资本、出资者名称及出资额、出资日期、出资证明的核发日期和编号等，股东转让其出资额，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股东会讨论通过；3、毛文芳在公司章程上签了字；4、青岛保税区审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等记载截至1997年7月21日，金马公司已经收到全部出资1157万元，职工入股3044000元；5、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具体落款时间)，该协议书记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将包括毛文芳在内的10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股份127万元全部转让给王梅等18名第三人。转让方处有毛文芳等10名自然人签字，受让方处有王梅等18名第三人签字。毛文芳认为该转让方处毛文芳名字不是毛文芳本人所签。但毛文芳对协议上签字的真实性未申请鉴定。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没有具体落款时间)，该决议记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将公司法人股东薛家岛办事处所持股份852.6万元全部转让给本企业刘顺年等27名职工，将毛文芳在内的10名职工所持股份127万元全部转让给王梅等18位第三人，薛家岛办事处及毛文芳等10名自然人不再参与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全体股东签字处有薛家岛办事处(盖章)、刘顺年等以及本案毛文芳名字。毛文芳认为该全体股东签字处毛文芳名字不是毛文芳本人所签，但毛文芳对决议上签字的真实性未申请鉴定本案庭审前主审法官组织相关案件原告进行指导举证、交代参加民事诉讼程序、问询相关案件各个原告是否实际交付了出资款项以及如何交付出资款项、款项来源、证据等。毛文芳等信誓旦旦地称实际交付了出资款项，是现金出资，来源是自有资金和亲朋好友处借款。本案庭审时，毛文芳改称实际进行了出资，出资为现金，来源为金马公司奖励的企业贡献奖励股。但毛文芳没有举证证明其所称的金马公司奖励款项转为出资。金马公司不予认可毛文芳的说法。毛文芳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说。 庭审时，毛文芳称只是在公司章程上签过字，之后没有参加金马公司作为企业的管理决策等活动，也没有参加金马公司的任何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等会议和会议文件签字等。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诉讼的案由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案由的确定应当以毛文芳的诉讼请求为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公司决议纠纷(又分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50)、股权转让纠纷(249)由。公司决议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引起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毛文芳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毛文芳将股权转给第三人的决议不成立；2.确认《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毛文芳将股权10万元转让给第三人的约定无效；3、判令金马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恢复毛文芳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股权数额10万元，股比0.8643%)。从毛文芳诉讼请求看，三个诉讼请求都与股权转让有关，前两个诉讼请求也没有全部否认股东会议决议的意思，只是要求确认涉及股权转让部分不成立或无效，加诸第三项诉讼请求恢复股东资格等，诉讼请求系股权转让纠纷与公司决议纠纷的混合，但毛文芳诉讼请求的主诉为股权转让争议，即使是要求认定公司决议不成立、确认公司决议效力或撤销公司决议，要求的主体也应为公司的股东，故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与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事实上直接关联的法律关系)纠纷。 本案金马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毛文芳的三项诉讼请求都与股权转让有关，股权转让是否成立、有效与否与股东资格息息相关。即股东资格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先决条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或股权证)、工商登记材料等多种因素结合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综合审查确定。公司股东有缴纳出资的义务(本案金马公司章程第五条记载，股东应在章程签字后一个月内将认缴的出资额转让自公司的临时账户)，而且这个义务是股东其它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实际出资的客观事实应是股东资格原始取得的基本条件。本案中毛文芳主张自己是金马公司的原始股东，且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但其依据的仅是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事项，毛文芳没有举证证明其具体出资额是如何缴纳的，相反，毛文芳在诉状中称1997年6月25日，毛文芳与其他股东发起成立金马公司，并以现金形式缴清出资，在一审法院组织的庭前会议中称实际交付的出资款项是现金出资，来源是自有资金和亲朋好友处借款，而本案庭审时，毛文芳改称实际出资为现金，来源为金马公司奖励的企业贡献奖励股(金马公司不予认可毛文芳的说法，毛文芳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说)。根据禁反言的原则，一审法院对毛文芳飘忽不定的出资说法不予采信；金马公司章程上明确记载(第六条)，公司依法设立后，由公司向各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名称、公司设立日期、注册资本、出资者名称及出资额、出资日期、出资证明的核发日期和编号等。毛文芳出资500元，金马公司为其发放了股权证，本案毛文芳如果实际出资十万元，没有股权证明与常理不通；庭审时，毛文芳称只是在公司章程上签过字，之后没有参加金马公司作为企业的管理决策等活动，也没有参加金马公司的任何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等会议和会议文件签字等。综合以上，可以认定本案毛文芳在金马公司改制成立时只是金马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出资，其后也没有承担过股东的任何义务或享有过股东的任何权利，因此，本案毛文芳并不享有金马公司的股东权利。进而毛文芳要求确认金马公司决议中涉及股权转让部分不成立、无效并在工商登记部门撤销变更登记、恢复毛文芳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毛文芳系金马公司的股东，根据2002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9号)：“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应及早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毛文芳的诉讼请求系股权转让纠纷，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金马公司称毛文芳的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毛文芳称直至最近在查询资料时才得知其名下股权已被转让，但毛文芳对协议、决议上签字的真实性未申请鉴定，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推翻，本案毛文芳系时效利益的享有者，毛文芳未能举证证明时效中止、中断情况，毛文芳的诉讼请求也因经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毛文芳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经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金马公司的辩解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毛文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毛文芳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1997年4月10日，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以青黄薛街发(1997)第7号文件同意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金马鞋业总厂”进行改制，载明股份构成：企业净资产1157万元。办事处按净资产73.69%持股，即852.6万元。其余304.4万元，占总股本26.31%，由企业职工购买。……股份以股权证形式确认，同股同利、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根据金马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等内容查明：1997年6月1日的公司章程案主要内容为：第三条，公司以全体股东的出资额1157万元人民币，做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动。第四条，股东的名称和出资额。薛家岛办事处占73.69%，852.6万元，企业职工出资304.4万元，占26.31%，合人民币1157万元。企业职工出资额名单如下：……第五条，股东应在本章程签字后一个月内，将认缴的出资额转让自公司的临时账户，各方缴付出资额后，经有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验资报告。第六条……股东转让其出资额，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股东会讨论通过。第九条，本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10）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 1997年7月21日，青岛保税区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青保审事验字（1997）第51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1997年7月21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鞋业有限公司收到投入的资本1157万元，其中实收资本1157万元。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1218万元，其中货币资金3044000元，净资产转增资本8526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中，上诉人的诉请主要包括三项内容：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毛文芳的约定无效及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其本意是通过前两项确认之诉达到最终撤销变更登记的目的。故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撤销变更登记，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金马公司系经批准进行股份合作制改制而于1997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过程中由职工进行参股合作，上诉人等人正是基于职工身份才作为金马公司的股东被记载于公司章程，登记于工商部门。上诉人认可1997年6月1日改制后公司章程的真实性。该公司章程第五条规定，“股东应在本章程签字后一个月内，将认缴的出资额转至公司的临时账户，各方缴付出资额后，经有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验资报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即依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主张其作为股东，依法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依据公司章程履行了出资义务。上诉人主张其系以现金实缴出资，该现金系金马公司以奖金的方式折抵出资。对该主张，除其陈述外，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该陈述与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相悖，不能证实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判决认定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自1997年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至今，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上诉人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诉争的工商变更登记发生在2000年2月25日，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2019年5月14日，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金马公司曾数次召开股东会，上诉人均未曾参与，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要求行使股东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即使金马公司在变更公司登记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情形，但导致上诉人败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长期未履行法定的出资义务，又长期怠于行使权利。现上诉人诉请变更公司登记，恢复其股东资格，确认其股权份额，欠缺法律依据。一审未支持上诉人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毛文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晋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费晓宇 书记员 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