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海龙，男，1966年6月6日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二桥村748号4幢342室。法定代表人：谭水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一峰，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涛，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海龙、上诉人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仰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5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海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四至七项，维持第一、三项，改判慕仰公司支付杜海龙：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3,854.40元；2、未休年休假工资3,780.50元；3、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20,611.30元；4、2019年3月工资3,276.50元；5、工伤医疗费816.60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4年4月18日到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A公司）工作。其进公司后一直在仓库工作并从事跟车送货，每天早上八点出发，晚上八至十点才能回公司，双休日也要工作，每月休息时间不超过两天。进公司一年后，大约在2015年5、6月份，公司让其签过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但并未将劳动合同给其。其进公司使用的食堂饭票是上海市XX经营部（以下简称XX经营部）的饭票。2018年2月28日其在工作中受伤，要求公司为其办理工伤认定。大约在2018年4月16日、17日，公司让其在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名，劳动合同也未给其一份。2019年公司又要求其签一份空白且未填写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其提出异议，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表示不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3月9日，公司停止其指纹考勤。2019年3月13日，公司通知其不再安排工作。上海A公司与慕仰公司是同一个老板。其认为，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其于2014年4月18日进入慕仰公司的关联公司工作，且认为其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但仅支持其2018年1月之后的诉讼请求，所作判决有误。一审法院以其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70%作为工资、赔偿金计算基数也不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慕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六项，维持第七项，改判驳回杜海龙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中旬，慕仰公司的人事专员告知杜海龙来人事办公室续签劳动合同,杜海龙当天来办公室要求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双方是第二次续签劳动合同,人事告诉其未达到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杜海龙未续签合同即离开。2018年12月底,人事部又以书面形式通知杜海龙来办公室续签劳动合同,杜海龙来办公室后,仍然未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2月初,人事部再次要求杜海龙来办公室续签劳动合同,但杜海龙来办公室后仍未续签劳动合同。由于杜海龙未达到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故未续签劳动合同是杜海龙的责任,慕仰公司无需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13日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慕仰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注册，仅有一位法人股东,与XX经营部没有任何股权、投资和运营关系。慕仰公司在设立后需要招募员工,但不能把招募员工的行为认定为两家企业有关联。慕仰公司核查2018年度全年考勤,杜海龙全年法定节假日加班8天,一倍工资已发,但其工资应按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计算,不认同一审法院的计算基数。2018年2月28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杜海龙共休了6个月的工伤假129天,但期间有病假单的只有14天,年假5天已在4月调休核算,故杜海龙应出勤未出勤110天,公司已发放其工资。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杜海龙未向公司提供劳动,未提供医疗证明需要治疗,也未向公司履行请假手续,且公司已支付该期间的工资,故不应再补工资差额。杜海龙实际工作至2019年2月28日,之后擅自离职没有提交过书面假单或病假单。故公司不应支付此后的工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慕仰公司的上诉请求。杜海龙、慕仰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杜海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慕仰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183.80元；2.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3,917元；3.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5,920元；4.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6,200元；5.慕仰公司支付2015年5月9日至2019年3月单方降低基本工资导致的工资差额24,360元(原工资为3,000元/月,调整后为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6.慕仰公司支付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4,549.70元；7.慕仰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工伤医疗费2,600元；8.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双休日加班工资214,272元；9.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平时延时加班工资165,240元；10.慕仰公司支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高温费4,000元；11.慕仰公司支付工伤期间的交通费850元；12.确认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3月13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3.慕仰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的工资2,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海龙、慕仰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始建立劳动关系，并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期限自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1月2日，工资收入达到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018年2月28日，杜海龙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同年4月18日，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奉贤区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同年6月15日，奉贤区人社局出具奉贤人社认（2018）字第11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8年2月28日杜海龙的伤害事故为工伤。2018年10月29日，奉贤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初次（复查）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未达到因工致残程度等级。2019年3月13日，慕仰公司单方未安排杜海龙工作，为此，杜海龙于2019年4月2日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奉贤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慕仰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奉贤区仲裁委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裁决：1.慕仰公司支付杜海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477.57元；2.慕仰公司支付杜海龙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671.72元；3.慕仰公司支付杜海龙工伤医药费816.63元；4.确认杜海龙与慕仰公司于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5.慕仰公司支付杜海龙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的工资1,001.38元；6.对杜海龙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因杜海龙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讼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慕仰公司自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发放工资依次为2,278.10元、2,350元、2,420元、1,779.60元、1,725元、1,725元。一审法院再查明，慕仰公司为杜海龙缴纳自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社会保险，XX经营部为杜海龙缴纳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社会保险。慕仰公司投资人为东莞市B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关于杜海龙的工资标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劳动合同中约定保证杜海龙实际收入达到上海市工资最低标准，但杜海龙提供的2015年8月工资条基本工资一栏中载明为3,000元，2018年相关月份工资条虽载明基本工资为2,420元，在绩效奖金及提成中亦载明了相应的数额，但慕仰公司无法对绩效奖金、提成作出合理的解释，结合双方在庭审中对工资构成的相关陈述，不排除慕仰公司对工资构成存在拆分之嫌。故一审法院以杜海龙2018年1月及2月的应发工资数额平均数乘以70%作为杜海龙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较为合理。经核算，杜海龙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3,517.14元【（4,756.98元/月+5,292元/月）÷2X70%】。对杜海龙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杜海龙、慕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2日期满，故至2019年2月2日止双方应续签劳动合同。虽慕仰公司认为，于2018年12月15日通知杜海龙续签劳动合同，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根据慕仰公司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显示，杜海龙自认2019年1月慕仰公司口头通知杜海龙续签劳动合同，在本案诉讼庭审中，杜海龙亦陈述已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慕仰公司仍要求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拒绝，慕仰公司则认为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双方应于2019年2月2日之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现慕仰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才邮寄杜海龙落款日期为2月28日的以拒签劳动合同等为由的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而双方的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3月13日终止。故慕仰公司应承担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止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为4,972.51元（3,517.14元/月+3,517.14元/月÷21.75天X9天）。对杜海龙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慕仰公司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显示，慕仰公司陈述，杜海龙于2015年5月进入XX经营部，后于2018年1月3日转入慕仰公司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未变动等内容，结合杜海龙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第一笔转入杜海龙账户的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金额为4,070元，转出账号与慕仰公司陈述的杜海龙在XX经营部工作期间的工资发放账号一致，故一审法院采信杜海龙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进入慕仰公司关联企业。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海龙劳动关系转入慕仰公司处是慕仰公司的要求所为，故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现慕仰公司对仲裁裁决确认其违法解除与杜海龙的劳动关系未提起诉讼，视为其接受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经核算，慕仰公司应支付杜海龙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28,137.12元（3,517.14元/月X4X2）。对杜海龙的第三至第五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3日杜海龙、慕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之前的相关权利杜海龙应向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主张。对2018年1月3日起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仲裁确认的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11天且未支付加班工资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核算，慕仰公司应支付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止节假日加班工资为5,336.35元（3,517.14元/月÷21.75天X11天X3）。对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海龙于2018年2月28日发生伤害事故，后认定该事故伤害为工伤，经劳动能力鉴定未构成伤残等级，2018年9月1日始杜海龙再回到慕仰公司处上班。虽慕仰公司认为，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杜海龙只提交了14天病假单，2018年5月安排杜海龙休年假，但杜海龙对已安排年休假不予认可，慕仰公司亦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慕仰公司应支付2018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经核算为1,617.08元（3,517.14元/月÷21.75天X2）。对2019年度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经核算不足一天，故慕仰公司无需支付。对工资差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杜海龙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1月、2月、9月至12月及2019年1月及2月杜海龙的实发工资均在4,000元以上，一审法院已认定杜海龙的月工资标准为3,517.14元，据此判断，慕仰公司已足额发放了上述期间的工资。对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工资是否已足额发放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期间杜海龙发生工伤，系停工留薪期间，慕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要求杜海龙伤愈后上班，故上述期间慕仰公司应按杜海龙工资标准3,517.14元/月予以支付。现慕仰公司自2018年3月始依次发放工资为2,278.10元、2,350.60元、2,420元、1,779.60元、1,725.60元、1,725.60元，故慕仰公司应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依次为584.14元（3,517.14元-2,278.10元-409.90元-245元）、472.14元（3,517.14元-2,350.60元-449.40元-245元）、402.74元（3,517.14元-2,420元-449.40元-245元）、1,043.14元（3,517.14元-1,779.60元-449.40元-245元）、1,097.14元（3,517.14元-1,725.60元-449.40元-245元）、1,097.14元（3,517.14元-1,725.60元-245元）共计4,696.44元。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696.44元。该数额亦为杜海龙的第六项诉讼请求系重复请求。故对杜海龙的第六项诉讼请求不再处理。对杜海龙的第七项诉讼请求，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用于工伤发生的医疗费用为816.63元，慕仰公司亦同意予以支付，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816.63元。对杜海龙的第八项、第九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3日，杜海龙、慕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之前的相关权利杜海龙应向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主张。对2018年1月3日起的双休日加班工资及平时延时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海龙自2018年2月28日始由于工伤，至2018年9月起才回慕仰公司处上班，上述期间不存在加班的事实。杜海龙在其余期间虽存在加班，但根据慕仰公司提供的考勤显示，有存在调休的情形，杜海龙亦确认对2018年9月始的考勤记录无异议，再结合杜海龙的应发工资每月均接近5,0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确认慕仰公司已足额支付上述期间的双休日及平时延时加班工资，对上述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杜海龙的第十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同上所述，2018年1月3日之前的相关权利，杜海龙应向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主张。对2018年度的高温费，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相关文件，要求每年6月至9月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以及未能采取措施降温至33℃以下（不含33℃），应当发放员工高温费每月200元。现杜海龙于2018年6月至8月系停工留薪期，未至慕仰公司处上班，不具备发放高温费的条件，故对上述3个月的高温费不予支持。对2018年9月的高温费，经核查该月存在多天高温天气，故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100元。对杜海龙的第十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慕仰公司已为杜海龙缴纳了社会保险，根据《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从工伤保险基金中予以支付，该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杜海龙的第十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海龙、慕仰公司于2018年1月3日起建立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自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杜海龙的第十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海龙最后工作至3月13日，据此核算，慕仰公司应支付2019年3月工资为1,455.37元（3,517.14元/月÷21.75天X9天），扣除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449.40元及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245元，仲裁裁决确认的数额已高于慕仰公司应支付的数额，鉴于慕仰公司对该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接受，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01.3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日作出判决：一、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4,972.51元；二、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28,137.12元；三、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5,336.35元；四、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1,617.08元；五、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人民币4,696.44元；六、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2019年3月工资人民币1,001.38元；七、驳回杜海龙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杜海龙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4年5月15日、5月21日饭票，上面打印有上海A公司的名称并加盖了XX经营部的印章，证明XX经营部与上海A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2、高德地图打印件，证明上海A公司与慕仰公司的经营地址均在XX路XX号。慕仰公司对杜海龙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饭票上的时间是2014年5月，而双方的争议在2018年1月之后，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XX路XX号注册了很多公司，不排除上海A公司曾注册在该地址，但不能认定杜海龙与上海A公司有任何关系。本院对杜海龙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XX经营部曾为杜海龙缴纳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社会保险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反映上海A公司及慕仰公司的经营地均在XX路XX号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亦予认定。根据杜海龙补充的上述证据，本院另查明：XX经营部在打印有上海A公司名称，日期为2014年5月15日、5月21日的饭票上盖章。上海A公司及慕仰公司的经营地均在上海市嘉定区XX路XX号。本院还查明如下事实：1、慕仰公司与上海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XX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均为潭水利。2、杜海龙与慕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一页甲方一栏打印有慕仰公司的名称。3、关于工资，杜海龙表示其工资组成为每月底薪3,000元，其余为提成，提成系根据送货量来计算，但具体计算方式其不清楚。慕仰公司则表示杜海龙的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费、岗位补贴工资、绩效KPI奖金、提成等项目组成，基本工资为最低工资，奖金和提成系根据不同的产品、货物来计算，杜海龙只有在送货的状态下才有提成，绩效KPI奖金是根据考核来计算的，实行打分制，但无法提供具体提成、奖金计算依据。4、一审审理中，杜海龙提供了其2019年3月9日指纹考勤打卡失败的照片，慕仰公司对该照片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无法证明是杜海龙打卡时形成，同时认可如果不是指纹考勤系统内的人员打卡，确实会显示该界面。仲裁审理中，杜海龙还提供了2019年3月13日的报警通话记录照片，证明慕仰公司不让其上班后其曾报警。5、2019年4月22日，慕仰公司向杜海龙邮寄送达《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大致内容为双方劳动合同已到期，慕仰公司于2018年12月15日提前一个月通知杜海龙续签劳动合同，因杜海龙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提出不合理要求，但仍要求保持劳动关系，且至今未上岗，根据相关规定，单位可以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因杜海龙未及时办理有关交接手续，按相关规定，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以上事实，有双方在一审时提供的档案机读材料、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及双方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杜海龙与慕仰公司的劳动关系从何时建立，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杜海龙与慕仰公司系于2018年1月3日才建立劳动关系。杜海龙虽主张当时公司给其签的是一份空白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第一页上打印有慕仰公司的名称，故杜海龙在签订该合同时应当知晓劳动合同的相对方是何单位。杜海龙在与慕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与哪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也并不影响杜海龙与慕仰公司劳动关系起始时间的认定。故杜海龙要求确认2018年1月3日前与慕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杜海龙与慕仰公司于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海A公司、慕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XX经营部的经营者系同一人，上海A公司、慕仰公司经营地也在同一地址，XX经营部还曾为杜海龙缴纳了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社会保险，并曾在打印有上海A公司名称的2014年5月的饭票上盖章，故应当认定三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该关联关系仅是在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时，考量劳动者之前所在单位的工作年限是否应当合并计算入后一家单位工作年限的因素，而不能认为劳动者在之前单位的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均已转由后一家单位来承担，无论是杜海龙主张的其2014年4月入职的上海A公司，还是慕仰公司主张的之前与杜海龙建立劳动关系的XX经营部，均与慕仰公司系各自独立的不同用工主体，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分立、合并或变更企业名称等可承继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故杜海龙要求慕仰公司支付2018年1月3日之前的加班工资、工资差额、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高温费等相关诉请，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杜海龙仲裁时的陈述，慕仰公司曾于2019年1月口头通知杜海龙续签劳动合同，双方为是否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发生争议，致最终未能续签劳动合同。鉴于杜海龙与慕仰公司只签订过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其与上海A公司或XX经营部签订劳动合同的次数并不能和其与慕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次数累加，故慕仰公司认为双方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并无不当。本案系杜海龙对法律理解有误而导致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故慕仰公司不应承担支付杜海龙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决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杜海龙2019年3月9日曾指纹考勤打卡失败及2019年3月13日因无法进入慕仰公司而报警之事实，一审认定慕仰公司已于2019年3月13日无正当理由违法解除了杜海龙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此后慕仰公司虽又向杜海龙邮寄《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但已不产生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慕仰公司应当支付杜海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鉴于慕仰公司与上海A公司、XX经营部系关联企业，杜海龙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始终未发生改变，慕仰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系因杜海龙自身原因从之前的用人单位转到慕仰公司工作，且前用人单位已支付杜海龙经济补偿，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时，杜海龙在前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入在慕仰公司的工作年限。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正确。关于杜海龙的工资标准，鉴于杜海龙的工资组成包含有基本工资及提成等，提成系根据送货量来计算，每月不固定，其中可能包含加班时间内的送货提成，而双方又对基本工资的金额陈述不一、对提成的计算方式亦无法说清。一审法院酌情按杜海龙工伤前的2018年1月、2月应发工资平均数的70%作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并无明显不妥。以此工资标准作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诉请的计算基数，亦无不当。仲裁裁决慕仰公司应支付杜海龙工伤医疗费816.63元，慕仰公司未提起诉讼，应视为服从仲裁裁决，本院在判决中对该项仲裁裁决内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慕仰公司应支付杜海龙2018年9月高温费100元，亦无不当，本院亦在判决中予以确认。另关于双方的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已阐述了相关的判决理由，本院经审核，并无不当，不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5785号民事判决第二至六项；二、撤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57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七项；三、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海龙工伤医疗费816.63元、2018年9月高温费100元；四、确认杜海龙与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五、驳回杜海龙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诉人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杜海龙、上诉人慕仰寝具（上海）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