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静，女，198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文诚路500弄5号109室。法定代表人：王远琴，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荣，男，系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屠芳，女，系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任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贝贝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3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德贝贝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即要求：1、确认德贝贝公司与任静在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德贝贝公司需支付任静2019年3月1日至5月22日病假工资8,897元。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屠芳个人于2018年9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参与的工作均与筹备和经营托育园相关，而被上诉人德贝贝公司的成立也是为了筹备托育园的需要，与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之间具有直接关联，包括申请百度地图、公众号等均以德贝贝公司的名义进行，且发生劳动争议时A托育园尚未正式取得营业执照，所以无论从工作实质、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目的上说，上诉人就是与德贝贝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虽然德贝贝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幼儿教学工作内容，但并不影响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的事实，且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屠芳还是德贝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外上诉人持有的加盖有德贝贝公司公章的各项资料均表明上诉人系德贝贝公司的员工，而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事实推断即否定掉上述证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德贝贝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其与任静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没有与任静签订过劳动合同，任静也没有接受过德贝贝公司的劳动管理，更没有为德贝贝公司提供过劳动，工资也不是德贝贝公司发放的。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德贝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德贝贝公司与任静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德贝贝公司无需支付任静2019年3月1日至5月22日病假工资8,897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1日，屠芳作为甲方（空白）法定代表人，任静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该合同载明合同期从2018年9月8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其中试用期时间从2018年9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7日止，任静的工作岗位为幼儿教师，工作地点为松江区XX路XX弄XX号。同时，屠芳与任静在XX托育园薪资确认表中签字确认，任静的薪资为试用期5,000元，转正后6,000元。合同签订后，任静即至上述工作地点提供劳动，该地址店铺招牌名称为“A托育园”。任静的工作内容包括：制作托育园教师出勤记录表、核算教师工资、面试和培训幼儿教师、策划招生活动、组织亲子推广活动、采购托育园相关用品等。屠芳每月根据任静核算的教师工资单（包括任静在内），将所有教师的工资通过支付宝或微信转给任静，再由任静分发给其他教师。任静自2019年2月28日开始未再至上述地址正常工作。2018年10月19日，德贝贝公司成立，住所地为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法定代表人屠芳，经营范围为教育科技领域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健康咨询，会展服务，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具用品、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销售。2018年12月24日，德贝贝公司在《百度地图商户类POI认领确认书》上加盖公章，该确认书内容为：授权委托德贝贝公司员工任静办理百度地图商户类POI免费认领、免费标记、POI标记日常维护管理等事务。百度地图APP中显示：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XX商铺名称为“A托育园”。2019年6月25日，上海松江区A托育园（以下简称A托育园）登记设立，住所地为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XX室，法定代表人屠芳，业务范围：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一审又查明，上海松江区XX幼儿园为任静缴纳了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任静曾在该幼儿园担任校长一职。上海松江XX幼儿园为任静缴纳了2019年1月至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屠芳系上海松江XX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22日，任静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任静与德贝贝公司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5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2、德贝贝公司支付任静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病假工资10,800元；3、德贝贝公司支付任静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5月22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8,000元。2019年6月21日，该仲裁委员会以松劳人仲（2019）办字第1940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一、德贝贝公司与任静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德贝贝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任静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病假工资8,897元。三、对任静其他请求不予支持。裁决后，德贝贝公司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首先要有双方的合意。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德贝贝公司设立之前，即2018年9月1日屠芳个人与任静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合同中未载明用人单位名称，但当时屠芳已经在办理托育园的申请手续，且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任静从事的岗位为幼儿教师，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任静参与的工作均与托育园相关，日常工作接受屠芳安排，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也由屠芳个人支付，因此，可以认定任静对屠芳系为筹备托育园需要而与其签订上述合同的情况是清楚的，且屠芳本人也表示其有意在设立托育园后与任静建立劳动关系。在德贝贝公司设立后，虽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屠芳，但德贝贝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并不包含幼儿教学工作范围，屠芳亦未终止申请A托育园的营业执照，在此期间，任静的工作内容也并未有根本变化，任静亦从未要求与德贝贝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要求屠芳在上述合同上加盖德贝贝公司的公章；因此，任静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德贝贝公司之间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在劳动关系发生期间，劳动者应是从属于用人单位，两者形成一种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服从劳动分工和工作安排，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督，并从用人单位处获得劳动报酬和有关福利待遇。本案任静虽提供有加盖德贝贝公司公章的资料，其用途有为A托育园申请百度地图的，还有为A托育园申请微信公众号的，另有为任静向银行证明工资收入情况的，上述资料中虽有载明任静系德贝贝公司员工的内容，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任静从事的工作实质还是围绕托育园的工作展开，因此任静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在德贝贝公司成立后，其系接受德贝贝公司的管理、为德贝贝公司提供劳动，并由德贝贝公司发放劳动报酬等事实。据此，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任静与德贝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采信德贝贝公司的主张，德贝贝公司与任静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由此，德贝贝公司要求不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和不支付任静病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任静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支付任静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病假工资8,897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付）。二审期间，上诉人任静提供了一份面试通知短信，旨在证明阿德莱德教育集团通知其到XX路XX弄XX号XX室进行面试，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德贝贝公司提供了一份街道意见反馈表，旨在证明托育园当时正在申办过程中，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托育园申办过程中没有提供劳动。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对于案件基本事实的直接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足，故均不予采纳。除此以外，当事人均未提交其他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在2018年底已经对外开展托育活动，并对外进行托育招生宣传，同时由屠芳对工作人员进行考勤管理和发放工资。2、任静曾经在2018年12月通过微信向屠芳提出：“试用期11月份结束了，想把社保交金转到德贝贝”，屠芳回复：“可以的，没问题！”，任静并于2019年1月10日再次通过微信向屠芳提出：“把我的社保及公积金转到我们这边”。3、任静采购托育物品时会要求开具“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抬头的发票，亦会以“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0342尾号工商银行对公账户对外收取托育费用并会以“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4、屠芳在2019年3月份和4月份期间仍与任静保持较为频繁的微信往来，并要求任静参加德贝贝评估验收和到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支援托育工作；任静则仍然通过微信向屠芳继续请假和表示若身体允许仍会回去上班。5、德贝贝公司曾在《收入证明书》上盖章确认任静系公司员工，月收入为6,000元，单位地址为XX路XX弄XX号XX-XX室。6、德贝贝公司曾在《百度地图商户类POI认领确认书》上盖章确认任静系公司员工，并在《微信认证申请公函》上盖章确认指定任静作为账号指定联系人，申请百度地图和微信认证均是为了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开展经营活动。7、任静的工资均由屠芳发放，其采购托育物品的钱款也是屠芳转账给的。8、德贝贝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19日，公司成立时屠芳系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住所为XX路XX弄XX号XX室。9、任静自2019年2月28日起病假，其提供的病假单显示病假期间为：2019年2月28日至3月13日及2019年3月21日至6月11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任静与德贝贝公司在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首先，任静和德贝贝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在案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收付款及转账记录、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活动和宣传照片、购物记录、收入证明书、百度地图商户类POI认领确认书、微信认证申请公函等）以及当事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1、任静系由屠芳招录，约定月收入为6,000元，其工作内容与教育、托育相关，工作地点位于XX路XX弄XX号XX-XX室，日常接受屠芳的工作管理，并由屠芳发放工资；2、屠芳系德贝贝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德贝贝公司住所为XX路XX弄XX号XX室，而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在2018年底已经对外开展托育活动，并对外进行托育招生宣传；3、任静以“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名义采购托育物品，亦以“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0342尾号工商银行对公账户收取托育费用，并以“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4、德贝贝公司曾在《收入证明书》和《百度地图商户类POI认领确认书》上盖章确认任静系公司员工，申请百度地图是为了在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开展托育经营活动；5、任静在德贝贝公司成立后即要求将社保和公积金转入，屠芳在2019年3-4月期间仍与任静保持微信往来，并要求任静参加德贝贝评估验收和到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支援托育工作。综合以上事实，足以使任静相信其系以劳动者身份为德贝贝公司提供劳动，该等基础性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故德贝贝公司与任静在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当，应于纠正。本院还注意到，任静在向德贝贝公司请病假期间，德贝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芳仍要求任静参加德贝贝评估验收和到XX路XX弄XX号XX-XX室场地支援托育工作。因此，德贝贝公司关于任静已经于2019年2月28日离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任静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病假单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的陈述能够证明其病假事实，故德贝贝公司应当向任静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的病假工资8,897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任静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373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任静与被上诉人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被上诉人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任静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病假工资人民币8,89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德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叶 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