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7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曲阜市经济开发区远大路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11695245477。法定代表人：刘德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文强，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松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织金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织金县城关镇新华北路5号。法定代表人：潘发勇，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志忠，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敏，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远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织金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织金县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5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阜远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曲阜远大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织金县政府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一）《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并不具有独立有效的前提和基础。1.该合同是由双方签订的《织金县绮陌工业园贵州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BT模式）投融资建设合同》[以下简称《投融资建设合同》]衍生而来，二者具有补充性、延续性和因果关联性。2.《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和背景是以《投融资建设合同》有效为前提的。3.《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对《投融资建设合同》中建设施工方面问题的补充和延续，不可能独立存在；（二）一审判决依据《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作出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内容来看，可明确如下事实：1.双方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11月19日；2.《投融资建设合同》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间是2017年11月19日。但因《投融资建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并非双方约定的自2017年11月19日起失去法律效力；3.此条款中“自《投融资建设合同》终止并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无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之外的任何权利义务”是具有时间前提的，是自同终止并解除之日即2017年11月19日，但此时间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因《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是无效的，并不是因双方约定而失效。即使《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有效，该合同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也是无效的，更不可能约束曲阜远大公司的权利义务。（三）一审判决未对曲阜远大公司诉请的资金占用损失进行实质审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因织金县政府未履行招标义务致使合同无效，且其未完成项目的建设审批、征地、拆迁、杆线迁移、用水用电、地质勘探、图纸设计等工作，并隐瞒事实真相，导致该项目征地、勘探、设计、施工等同时进行，改变了原约定的工程计划，导致工程延期。在停工后，织金县政府不支付工程款、不提供施工图纸导致无法继续施工，造成曲阜远大公司资金占用损失，应由织金县政府赔偿。2.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兼具投融资和工程施工性质，上诉人垫资施工的目的是赚取融资利息和工程利润，但《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对双方重要合同目的即融资利息未进行约定。依据审计结果，工程利润仅为1.97%，明显不公平。《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但结算条款并不受影响，因双方合同约定“以实际欠款金额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计息时间以开工之日起至本次付款之日止”，故，应按此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并由织金县政府承担。（四）一审判决对《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合同无法履行，工程停工的原因，工程质量和审计，《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签订背景及整个项目进展过程的延续性、连续性、关联性、客观性等主要事实未进行认定，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事实认定错误。1.合同无效是织金县政府未进行招标导致的，其是过错方。2.合同无法履行及项目停工的原因在于织金县政府，曲阜远大公司已经将织金县政府提供的具有地勘和施工图纸的部分全部施工完成。3.涉案项目质量已经鉴定合格，曲阜远大公司并无施工质量过错。4.涉案项目审计资料是在项目停工后三年才出具的，织金县政府有故意拖欠审计的主观恶性，且审计结果的利润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建设工程的利润。曲阜远大公司基于企业面临破产的窘境才被迫接受审计结果。5.《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之前，织金县政府以政府常务会议的形式正式通知曲阜远大公司“企业不主张投资利息必须作为解除合同的必要前提条件”。织金县政府具有乘企业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濒临破产之危的故意，曲阜远大公司存在被迫不主张投资利息的事实，但曲阜远大公司在签订《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时并没有明确放弃利息，只是含糊地放弃权利义务。6.涉案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因织金县政府未履行其付款承诺且长期拖欠工程款导致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本案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在织金县政府，其应当依法赔偿曲阜远大公司经济损失、资金占用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涉案合同关于工程款（垫资）利息结算的约定应作为织金县政府赔偿曲阜远大公司资金占用损失的依据，应按照双方约定的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垫资利息。织金县政府辩称，一、《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是曲阜远大公司和织金县政府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有效的合同。从立法目的来看，《投融资建设合同》因为未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无效。为了规范招投标活动，国家通过禁止性法律规定来否定合同效力，阻却合同履行。《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也有不再履行原合同的意思，且双方就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也达成了合意，所以说解除合同与合同无效在法律规定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冲突。从合同的独立性来讲，尽管《投融资建设合同》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有所关联，但两份合同并不是主从合同的关系，《投融资建设合同》是就合同的履行进行权利义务的约定，《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是为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是当事人不同的民事行为，双方之间形成不同的债，相互具有独立性，不能简单地因前者无效就直接否定后者的效力。二、《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以后，织金县政府已经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所有的款项均已支付完毕，不存在欠款的情况。三、曲阜远大公司在《投融资建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当中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工程停工。《投融资建设合同》未经招投标不仅是织金县政府存在过错，而且曲阜远大公司对此是明知且全程参与的。曲阜远大公司作为一个专业的建筑施工单位，其对招投标程序是完全熟知的。本案工程之所以停工，也是因为曲阜远大公司并不具备本案工程所需的专业人员，所以其才将工程层层转包，从而导致工程管理过程混乱。曲阜远大公司资金能力欠缺也是导致工程停工的一个原因。根据《投融资建设合同》的约定，曲阜远大公司应当具备融资能力完成工程施工，而事实上曲阜远大公司一开始资金能力就欠缺，整个过程都是以政府预支的工程款维持。在不具备付款条件的情况下，织金县政府基于推进项目的目的，依据曲阜远大公司的申请，共计向其预付了工程款7000余万元。即使在织金县政府预支工程款的情况下，在施工不到1年的时间里，曲阜远大公司已经欠薪欠款达到6000多万元，导致农民工讨薪上访，引发社会动荡，工程最终停工。四、曲阜远大公司主张赔偿损失，不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与事实不相符。根据《投融资建设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节点来看，本案工程从始至终都不具备回购条件，所以织金县政府没有义务支付曲阜远大公司垫资的工程款。根据《投融资建设合同》约定，曲阜远大公司获得垫资利息的前提条件是本案工程全部完工，但是本案工程并没有完工。即使合同有效，曲阜远大公司主张垫资利息也没有合同依据。况且，《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合同条款对于合同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故曲阜远大公司主张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五、曲阜远大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织金县政府在应当支付完毕曲阜远大公司欠薪欠款之后，剩余款项才支付给付曲阜远大公司潍坊分公司。而且，本案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3月23日，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织金县政府应该在审计报告出具当天就支付款项，所以曲阜远大公司主张的时间节点以及金额均没有事实依据。六、本案工程已经停工，成为一个烂尾工程，织金县政府因此也遭受巨大损失。工程腐蚀情况非常严重，已经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织金县政府依然按照实际发生的价格支付了曲阜远大公司1.9亿余元的对价。因为本案工程未能完工，织金县政府为此赔偿了案外人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高达1249万元。综上，曲阜远大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曲阜远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第一条第1款中关于免除被告责任的显失公平条款；2.判令被告依据《投融资建设合同》的约定赔偿原告误工损失686万元，赔偿原告迟延付款违约金156.7万元，支付原告垫资利息6766.25万元，共计7608.9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调整为：1.撤销双方《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第一条第1款；2.判令被告依据《投融资建设合同》的约定赔偿原告误工损失686万元，赔偿原告迟延付款违约金156.7万元，支付原告垫资利息6766.2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之后，原告最终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63511215.91元；2.判令被告补偿原告经济损失17819665.45元；3.判令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8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在未经招投标的情况下就贵州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签订《投融资建设合同》，约定由原告总承包施工该项目。合同约定工程采用BT模式实施，乙方负责筹集本工程所需资金和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和管理。甲方负责办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勘察、设计及监理单位的委托及管理。工程建成后按约定程序由乙方移交给甲方，并由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回购价款支付乙方回购款项。甲方在2013年4月1日前完成本项目工程范围的施工图设计及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达到正式开工条件。乙方确保合同内的工程于2014年7月30日前全部完工，但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时开工或延误工期，完工时间相应顺延。其中第四条约定：“回购价款及支付，回购价款：由甲方委托中介审计机构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审计，同时对乙方提交的《工程结算报告》进行审计，以审计部门审核结果作为回购价款。甲方在本合同建设期向乙方分四次支付工程总价款的40%，第一次为土石方工程全部完工支付工程总价款的10%（支付金额3500万元）；钢构架及土建主体工程完成一半支付工程总价款的10%（支付金额为3500万元）；钢构架主体安装完毕支付工程总价款的10%（本次及之后的进度款支付金额，如审定造价已经明确，以审定造价支付，并结算建设期的40%，如没有审定造价，则以本合同约定造价为准）；剩余60%工程款，在项目竣工验收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总工程款的30%。竣工验收满一年后的7日内一次性支付总工程款的20%，竣工验收满两年后的7日内一次性支付总工程款的10%。”第六条6.2约定：“甲方所欠乙方工程款的利息，以实际欠款金额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建设期按进度支付的40%的工程款不计利息，项目竣工后一次性支付的30%的工程款的利息，以开工之日起至本次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后的50%支付，验收满一年支付的20%工程款的利息，以开工之日起至本次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支付；验收满两年支付的10%工程款的利息支付，以开工之日起至本次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进场施工，2014年6月后工程停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存在提供的工程施工资料不及时、不完善，部分拆迁工作未完成的问题；原告存在大量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工程停工后，双方（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经协商，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合同书序言为：“鉴于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投融资建设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此，甲乙双方就终止合同并解除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及其他后续事宜，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协议。”合同书第一条约定：“合同终止与解除。1、双方同意于2017年11月19日终止并解除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自2017年11月19日起，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自投融资建设合同终止并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无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之外的任何权利义务。2、甲方同时终止并解除与本项目的中标公司（乙方借用资质用于本项目招投标）一切权利义务。”第二条约定：“履约情况。合同履约情况如下：甲方已经支付乙方工程款共计82425777.59元。”第三条约定，项目审定金额为191927874元，甲乙双方同意该审定金额。乙方已经向甲方园区管委会财政局开具上述正式结算发票。第四条约定:“根据本合同第二条履约情况及第三条审计结果，甲方同意支付欠款为审定金额191927874元—甲方已经支付乙方的所有款项82425777.59元=109502096.41元。”第五条约定，乙方所欠债务在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申报，甲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对乙方申报债务进行公示，公示方式为在工程所在地、织金县电视台及《贵州都市报》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5天。第六条约定，债务公示届满7个工作日内，以欠款总额减去暂扣原告的债权人争议金额（如有争议金额）的剩余全部款项，直接由甲方将债务金额划转到乙方指定账户。第七条约定撤场移交。第八条约定：“如甲方违约，自愿承担乙方资金占用损失；如乙方构成违约，自愿承担甲方的相关损失。”第九条约定：“与本工程有关的一切合同、往来资料、政府文件、审计文件资料均构成本合同附件。”《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原告申报的对外债务进行公示，对外债务公示内容载明债权人于2018年1月13日之前到织金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登记债主。公示结束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的109502096.41元，除其中的3万元外，其余部分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原告，原告撤场并将工地移交给了被告。一审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被告未支付的3万元及利息包含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经济损失费中。除了该3万元对应利息，其余诉讼请求没有涉及到《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款项的利息。除了该3万元对应利息，其他的诉讼请求是根据《投融资建设合同》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效力如何认定；二、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及经济损失如何认定。对于焦点一：第一、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内容不难看出，该协议书是双方终止履行《投融资建设合同》后，双方就《投融资建设合同》已经履行部分的清理和后续问题的处理，可见，《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不是对《投融资建设合同》的延续和补充，故《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与《投融资建设合同》相对独立。据此，《投融资建设合同》的无效（已经在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释明因未经招投标而无效）不影响《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效力。第二、不论《投融资建设合同》是否有效，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均需要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以及后续问题进行处理，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愿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协商清理，对后续问题协商处理。故《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本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无效情形。综合前述两点，应当认定《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焦点二：前述已经论述《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双方均受《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束，依照《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之约定，双方均不得主张《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之外的其他任何权利，除原告主张的3万元及该3万元的利息外，原告基于《投融资建设合同》提出的其他诉讼主张，违背了《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之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原告主张的该3万元及3万元的利息，被告予以否定的理由是该3万元已经用作原告与北京棕塬旺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案中原告应当承担的诉讼费，依据是原告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该情况说明内容未记载被告主张的内容，故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结合《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五条、第六条的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该3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29日（在此之前，原告债务已经公示完毕，除符合代扣条件的款项外，其余部分被告在此之前即应当支付原告，故原告主张自该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4月25日（原告主张的截止日期）的利息。原告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无有效的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仅支持被告支付原告3万元，并支付该3万元自2018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4月25日的利息，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织金县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3万元及该3万元自2018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4月25日的利息。二、驳回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8454.5元由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47654.5元，织金县人民政府负担800元。二审中，曲阜远大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第一组：曲阜远大公司和北京远东珠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作协议》，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的利息收据及2014年8月2日签订的《延期还款协议书》，证明：曲阜远大公司因垫资建设织金县绮陌工业园区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产生巨大债务及资金损失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二组：2014年7月22日曲阜远大公司下属贵州凯马汽车项目部（甲方）和北京棕塬旺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终审及分期付款协议书》，证明：曲阜远大公司为织金县绮陌工业园区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土建部分施工垫付巨额资金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三组：2014年12月18日，曲阜远大公司与爆破施工队签订的《石方爆破停工补偿协议》，证明：因织金县政府无法按时提供图纸导致项目停工，造成巨大资金损失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并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达到曲阜远大公司的证明目的。第四组：2014年11月11日，曲阜远大公司（转让人）与寿光市赛澳车辆有限公司（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及授权结算通知书》，证明：曲阜远大公司因垫资建设织金县绮陌工业园区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产生巨大债务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证据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五组：2015年12月29日，曲阜远大公司向织金县政府出具的《关于贵州凯马汽车制造基地基础设施项目有关事宜的回复函》，证明：由于设计院概算不准确、地质勘测报告和全部施工图纸一直没有完善、施工过程中几次大型观摩会突击争抢工期、项目付款不及时等原因，导致预定的整体施工节点被打乱，给曲阜远大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第六组：2016年9月30日，曲阜远大公司（甲方）和北京棕塬旺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在织金县管理委员会见证下签订的《关于贵州凯马汽车制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土建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协议书》，证明：曲阜远大公司工程款被拖欠，导致无法及时支付分包方，并因此产生资金损失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证据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七组：2017年3月24日的《关于贵州凯马汽车项目工程付款及利息索赔问题的沟通回复函》，证明：织金县政府违反承诺及合同约定，一再拖欠曲阜远大公司合理工程款项及垫资利息，给曲阜远大公司造成重大资金损失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第八组：2017年9月14日《贵州都市报》刊登的《欠薪11家黑企业报道》，证明：因织金县政府拖欠曲阜远大公司工程款，引发欠薪纠纷，给曲阜远大公司企业信誉带来巨大损害，造成曲阜远大公司经营困难的事实。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九组：国家关于支持和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3篇文章，证明：织金县政府不诚信履约给曲阜远大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行为与国家支持和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相违背，其应当进行赔偿。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第十组：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判决书即（2017）最高法民终1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织金县政府未依法招标导致合同无效，其应该为过错较多的一方，且其延迟支付工程款，客观上造成曲阜远大公司的资金投入被长期占用，其应当按照月利率1%向曲阜远大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织金县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曲阜远大公司提交的第一组到第八组证据，拟证实曲阜远大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等事实，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即合同效力问题缺乏关联性，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曲阜远大公司提交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材料，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结构和内容主要包括：合同终止与解除、履约情况、审计结果、甲方应支付乙方欠款、乙方债务申报及债务公示、乙方优先清偿的债务及余款支付、撤场移交、违约责任、合同附件、合同生效等。《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徐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签字后即生效，一式10份双方各执5份。”《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落款处加盖双方公章，且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落款日期均为2017年12月21日。除一审查明的“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存在提供的工程施工资料不及时、不完善，部分拆迁工作未完成的问题；原告存在大量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部分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外，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未依法履行招投标程序而签订《投融资建设合同》，违反了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认定《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一审判决认定织金县政府应向曲阜远大公司支付3万元及该3万元自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的利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性质问题。本案中，《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合同终止与解除、履约情况、审计结果、甲方应支付乙方欠款、乙方债务申报及债务公示、乙方优先清偿的债务及余款支付、撤场移交、违约责任、合同附件、合同生效等内容。《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序言部分约定：“鉴于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投融资建设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此，甲乙双方就终止合同并解除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及其他后续事宜，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协议。”根据《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合同结构和内容可知，双方是在《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通过签订《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形式，对双方此前合同的履约情况、涉案工程的审计结果、织金县政府应付欠款数额、曲阜远大公司撤场移交等问题进行结算和处理。因此，《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对《投融资建设合同》而言具有清理和结算性质，其并非是对《投融资建设合同》继续履行的变更和补充，也并非是《投融资建设合同》的从合同，故一审据此认定《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与《投融资建设合同》相对独立，并无不当。关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其一，从事件发生过程来看，双方是因为无法继续履行《投融资建设合同》才签订《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二者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如前所述，《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与《投融资建设合同》相对独立，《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非《投融资建设合同》的从合同，故《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因此，曲阜远大公司主张因《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而导致《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二，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即可认定为有效。首先，本案缔约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故缔约主体资格适格。其次，意思表示真实是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意思存乎于心，当其表达于外时，方能为人所确知，而仅有可为外界知悉的表达才能构成法律约束力的直接依据。涉案的《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落款处加盖曲阜远大公司与织金县政府的公章，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且事后双方已经按照该合同进行了实际履行，故该合同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但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对后续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在《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对后续问题进行协商处理而签订《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三，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双方同意于2017年11月19日终止并解除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自2017年11月19日起，2013年3月28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融资建设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自投融资建设合同终止并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无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之外的任何权利义务。”根据合同条款的文意及合同目的来理解，双方前述约定包含以下三层内容：一、双方同意于2017年11月19日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二、自2017年11月19日起，《投融资建设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自2017年11月19日起，甲乙双方无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之外的任何权利义务。其中：第一、二层内容是双方关于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及该合同失效时间的约定，第三层内容是双方对《投融资建设合同》终止后权利义务的处理和安排。对合同部分无效及合同结算条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本案中，由于《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其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就不存在约定解除合同等问题，故双方关于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及该合同失效时间的约定，是双方对《投融资建设合同》的效力认识存在偏差所致，该约定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的法律规定相冲突，故该约定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文意及合同目的理解，双方约定的第三层内容是双方对《投融资建设合同》终止后权利义务的处理和安排，该约定是双方合同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应属合法有效的约定，并不因双方约定的第一、二层内容无效而无效。因此，曲阜远大公司主张《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内容全部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四，从合同无效的情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除前文所述“双方同意于2017年11月19日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自2017年11月19日起，《投融资建设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无效外，曲阜远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其他部分内容存在前述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曲阜远大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曲阜远大公司主张《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全部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总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该合同中约定的“双方同意于2017年11月19日终止并解除《投融资建设合同》；自2017年11月19日起，《投融资建设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外，其他部分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故《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其他部分内容已经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有效约定切实履行。本案中，从《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来看，双方是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扣除已经履行的款项后，织金县政府应付给曲阜远大公司的余款超过1亿元。除一审判决认定织金县政府尚未履行的3万元及利息外，其余款项织金县政府已经全部履行，曲阜远大公司在接受付款过程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现曲阜远大公司主张《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并诉请织金县政府应向其赔偿因《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导致的资金占用损失和经济损失，与双方签订的《终止并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双方无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之外的任何权利义务）不符，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故一审对曲阜远大公司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在曲阜远大公司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请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其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经济损失以及《投融资建设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工程停工原因、工程质量等事实进行审理查明，并无不当。曲阜远大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曲阜远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虽然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及合同效力存在瑕疵，但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8454.50元，由上诉人曲阜远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朝国审判员  罗 二审判员  潘育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天才书记员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