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225行初2号 原告梁玉清，女，1957年10月26日出生，侗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梁益球（系原告丈夫），男，194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住所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民族路融城福御二楼。 法定代表人杨飞坚，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振坚，融水苗族自治县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信访及政策法规组副组长。 委托代理人石林荣，融水苗族自治县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信访及政策法规组成员。 第三人蓝富聪，男，1985年11月26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蓝代明，男，195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原告梁玉清诉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融水移民服务中心）关于土地行政征收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玉清及其委托代理人梁益球、被告融水移民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吴振坚和石林荣、第三人蓝富聪及其委托代理人蓝代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玉清诉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确认B34302地块位于原告初始征地走界的B34325地块范围内，B34325地块征地补偿款属原告。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存在行政乱作为。2016年9月12、13日，在落久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征地过程中，对位于大湾屯屋背园底（地名，又称水枧底）大头竹林地进行外业测绘时，原告及本屯李宗永、杨某（李某胞弟）走界测绘的B34325、B34326、B34327号宗地是相邻地块，可是第三人于9月11日在原告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带测绘技术员抢先在其中量了一块地号为B34302，这就形成了B34302与B34325、B34327互相重叠交叉。当时被告派出的外业工作组及聘请的测绘技术员却并没有把这三宗地做重叠交叉处理，而是将本是相连在一起的原告B34325、李宗永B34327及杨某B34326的相邻公共测绘线删掉，把这三宗地人为区隔开，在中间单独插进第三人的B34302（见证据1）这与当时征地时原告走界测绘的实际范围不相符，与B34302、B34325、B34327重叠交叉的实际也不相符，证据1经删改后的测绘成果图就是被告行政乱作为的杰作。被告另一行政乱作为就是行政乱放款，2018年7月下旬，被告在没有认真核实的情况下，将B34302的土地补偿款全额发放给了第三人。二、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2018年8月初，原告梁玉清夫妇因其他土地纠纷到被告内业组查看测绘成果图时，才意外发现了上述被告行政乱作为的事实，于是与李宗永先是口头向测绘组反映，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26日在被告的信访室正式立案（见证据2），并提交了有关证据材料。可是截至原告起诉之时，被告对原告反映的信访事项仍未作出处理意见，这不仅反映了被告行政不作为，被告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信访条例》第三十三条关于法定办结期限的规定。三、被告行政乱作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原告持有的林权证显示，原告对B34302地块拥有使用权，但却得不到征地补偿款，第三人无林权证反而得到了被告发放给其B34302土地补偿款。2010年林改时，经工作组及相邻地块权利人共同走界勾图登记公示后，原告取得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融林证字第0501050009号林权证（见证据3）。该证中16.4号宗地正是征地时原告走界的范围，16.4号宗地四至记载中有与李某（杨某的胞兄）相邻的记录，而被告的测绘成果图（证据1）显示的与杨明刚B34326相邻的却是第三人的B34302，而不是原告的B34325，可见B34302是在原告的林权证16号宗地内。第三人没有经人民政府颁发的对B34302拥有使用权及四至范围的证书，被告却认可其走界的范围并给其发放了土地补偿款，这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犯。2、2010年林改中经公示的申请林权登记发证现场勘界表第4页显示，6户联户登记的屋背园底（小地名）16号宗地全是大湾（安）村民小组的村民，没有插花其他任何村屯村民（见证据4），而测绘成果图（证据1）却在这6户大湾（安）村民使用的林地之间单独插进第三人桥种屯蓝富聪B34302，被告依据什么认可并发放征地补偿款给第三人呢？3、根据“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四荣片区）征收土地青苗现场记录表”的记录，蓝某1（蓝富聪之父）名下B34302地面作物注明是大湾人（见证据5），说明B34302土地使用权权利人是大湾人，这与征地时原告走界的范围是一致的，与原告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16号宗地使用权权利人也是一致的，被告将补偿款发放给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在融水县机构改革后，被告继受了原融水县水库移民管理局的相关职能，故被告的主体适格。综上所述，被告测绘成果图没有按原始坐标如实显示原告B34325真实走界范围，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提供2016年9月12日原告走界的原始坐标数据修正测绘成果图，确认B34302大部分在原告初始征地时走界的B34325范围内，征地补偿款属原告所有。 原告梁玉清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测绘成果图》《信访来访登记表》《林权证》《申请林权登记发证现场勘表》《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四荣片区）征收土地青苗现场记录表》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辩称：一、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属融水县水利局下辖的水库移民安置服务机构，不是征地管理机关，不具有确认征地对象、征地地类、征地范围的行政职权。被告是为水库被征地移民提供符合政策规定的补偿补助，为被征地移民的生产生活安置提供服务。征地机关与当事人经现场勘查，协商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后，被告只是依据协议及相关结算凭证进行付款，原告的起诉与被告无关。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是权属争议，原告与第三人分属两个自然屯，是两个农村集体单位，两个屯的村民用地分属两个屯集体所有，不能由村民个人独自主张。权利当事人应当要求有职权的机关处理权属争议后，才能对征地款进行重新处理。农村村民个人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应该以权属证书和经营事实来认定，不能以“初始征地时走界”的范围来认定，凭曾经的走界来主张其权利，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原告的主张含混不清：“请求判令被告确认B34302大部份在原告初始征地时走界的B34325范围内，征地补偿款属原告。”大部分……范围内，怎么就能“征地补偿款属原告”，可见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起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融水移民服务中心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组织机构代码》《关于调整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和各工作组驻办人员分工的通知》等证据。 第三人述称：一、关于B34302宗地号土地的使用过程，历史以来一直是桥种队的林地，1983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加快落实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乡村抽调了工作组，负责各村屯的土地申报工作，桥种队于1983年6月13日与村签订了责任承包合同书。1983年下半年，桥种队将统称大湾屯龙景漕竹林地（包含水枧底）承包给了蓝某1、蓝代明、蓝某3、蓝某4、蓝某1（第三人蓝富聪之父）经营管理。1988年12月24日，桥种队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调整后B34302宗地号仍然由蓝某1承包。1989年4月，蓝某1对该宗地号内的毛竹进行承包后的第二次砍伐。1994年蓝某1再次去砍竹时，发现B34302内已无毛竹，全部被原告和几户村民盗伐并种上了大头竹，当时的大湾屯是盗伐的高峰期，凡是各村在大湾屯的竹林都被盗伐。蓝某1经调查发现在其地上的大头竹的有5户农户，当时蓝某1找到了当事人，让他们必须把大头竹砍掉，归还土地。当时原告和几户农户口头上也答应砍除。1998年蓝某1再次到大湾屯，看原告是否砍伐了种在B34302宗地内的大头竹时，到了竹山发现依旧还是一片大头竹林。2003年，蓝某1又一次到大湾屯找几户农户，这时的他们说该林地不是蓝某1的，而是大湾屯的土地。2004年5月蓝某1反映到村委要求组织调解，保合村委于2004年6月组织了双方到村委楼进行调解，因原告梁玉清未到场而无法调解。2009年某月蓝某1再次找到村委要求四荣乡调处办下来协同调解，于是四荣乡调处办贾某下来进行协调，因大湾屯几户当事人到场不齐，又一次无法进行调解。 2010年，蓝某1凭着一直管理和依据对B34302进行了林权登记勾图。2016年9月11日，落久库区征地，蓝某1对B34302进行了测量。2016年9月12日，原告梁玉清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背着第三人，叫测绘员对B34302宗地又进行重复测绘。测绘时，是四荣乡人民政府调处组的贾某同志担任测绘组长，因贾某与原告是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对B34302宗地进行了弄虚作假，从宗地中横线切开测量，这样B34302就多出了一个宗地号，即B34325的出现。2016年9月11日测绘后，第三人也不知B34302宗地是多少亩，几个月后第三人前往测绘组查询亩数，贾某打开电脑才发现第三人的宗地面积是1.18亩，当时第三人就有怀疑自己的土地面积不止1.18亩。由于对B34302宗地面积的怀疑，蓝某1要求贾某对B34302宗地重新测量，贾某当时说重新测量要第三人自己出人工钱，第三人当即对贾某说要求另一组去测量，贾某说你的面积就是这么点，另一组去量也是一样的面积（贾某去世已无法对证）。第三人认为原告利用与贾某的亲戚关系，在B34302宗地上做手脚，把B34302人为的划线分开，缩小B34302的面积，从而把剩余亩数划到了原告添加的B34325宗地内，这样原告就坐享其成，达到了他霸占他人土地的野心。假如B34302宗地的面积是1.18亩，那么原告的B34325宗地的重复测量是想套取国家资金，如果不是1.18亩就是原告套取了第三人土地的亩数。 原告出具的融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融林字（2010）年050105009号林权证，从林业局2010年11月打印的图纸上看，原告的16号宗地根本不在第三人B34302的宗地内，而是在B34302宗地的对面，原告提供的《申请林权登记发证现场勘表》中登记原告的林权勘界图号是Z050105，而第三人登记的是050110，这是两个宗地号，故二地块不存在重叠情形。第三人的证据2明确了B34302、B34304是第三人所有，与1988年分给蓝某1的两宗地号相符；证据6清楚的记载桥种屯5户和桥种屯集体的联户编号，B34301为桥种屯集体编号，接下蓝某1B34302，蓝代明B34303，又到蓝某1B34304，蓝某3B34305，蓝某4B34306、蓝某5B34307，根本不存在大湾屯的参杂编号。原告举证的《测绘成果图》第三人根本看不懂，B34302宗地号没有像图中那么复杂，原告认为B34302宗地的地面作物登记为大湾屯所有，土地也应是大湾屯农户是不合情理的。第三人认为，原告在第三人的土地上砍伐竹子并种上大头竹，是对第三人的财产侵犯，蓝某1多次责令原告砍伐非法种植的大头竹，归还土地，而原告始终无动于衷，口出狂言，说土地是原告所有。这次落久库区征地，第三人出于团结友好的角度考虑，答应把B34302的地面作物归原告，这是对原告的最大尊重，而原告得寸进尺，反咬一口，连土地也千方百计想占为己有，真是用心恶毒。 综上所述，第三人列举的证据充足，而原告列举的依据不足，有胡言乱举和弄虚作假之行为，请求人民法院到现场察看地形就一目了然，最后作出公证判决，确认B34325宗地归第三人所有。 第三人蓝富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承包合同书》《1988年12月24日分竹山落实应得亩数》《证明》《申请林权登记表》《林权证附图》《证明材料》《落久水利枢纽项目工程征地数据统计表》《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四荣片区）项目征收土地补偿汇总表》《测绘图》《自绘草图》《关于B34302桥种蓝富聪与B34325大湾梁玉清、B34327大湾李宗永情况说明》《土地权属纠纷调解申请书》《保合村落实山界林权证的决议》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按初始征地时走界情况确认编号为B34302的宗地大部分位于编号为B34325宗地范围内，该征地补偿款归原告所有。从该诉请分析，首先原告对需要确认的土地面积并不明确，经本院庭审再次询问后仍不能明确，构成诉请不明确；其次要求被告作出某种行为，即要求被告履行特定职责，且履行内容存在前后逻辑关系，需先确认已被征收的案涉土地大部分属于原告经营，即确认B34302宗地中的一部分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告，后再确认对应地块的征地补偿款归属于原告。根据各方当事人意见及庭审调查可查明，编号为B34302的宗地已被依法征收，征地机关与本案第三人及相应集体组织已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第三人已按协议领取了相关补偿款项。且原告及第三人的庭审意见及所举证据均欲证明已被征收的涉案土地经营权属于各自所有，双方实质上对被征收宗地的使用权归属存在争议。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确认已被依法征收编号为B34302宗地大部分面积位于其经营的编号为B34325的宗地范围内，该诉请实质是要求对被征收的宗地权属进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同时，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告是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利局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职责包含协助县水利局对全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水库淹没处理合移民安置工作，负责全县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资金的管理等。由此可知，被告并不具备解决土地权属争议的职能，无权对案涉土地权属进行确认。另外，被告认可其是依据相关征收土地补偿协议而发放对应补偿款，原告现要求被告确认被征收的征地补偿款属于原告所有，实质是要求对案涉土地涉及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内容作变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被告职能配置规定，被告不是征收土地的实施主体，无权对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内容进行变更，无权确定征地补偿款归属。同时，征地初始勘查情况与最终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情况不能等同，案涉土地已被征收，原告并未与土地征收机关就案涉土地签订过相关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无权要求被告对他人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内容进行变更。综上，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事项明显不属于被诉行政机关职责范围，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内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应予驳回原告起诉。需要说明的是，如原告认为本案第三人与征地机关签署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侵犯到了其合法权益，可就征地行为向征地机关主张权利。如原告认为被征收宗地权属存在争议，可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不管是就征收土地行为主张权利或申请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均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作另案处理，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仍然坚持起诉，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梁玉清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在立案时已预交50元，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志金 人民陪审员  冯 清 人民陪审员  韦美莲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吴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