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3民初7399号原告：王丽辰，女，199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山东波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鑫（系原告王丽辰的丈夫），男，山东波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山东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建国小经三路2号。法定代表人：张运利，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军，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丽辰与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鑫、梁明，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法定代表人张运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军、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丽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54613.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交通费13402元、住宿费4776元、翻译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共计198951.35元（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待鉴定结果作出后再明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泰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2019年3月12日因停经41天、阴道流血1+小时入住被告处治疗，入院诊断为：1、先兆流产，2、早孕，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住院7天后出院，出院诊断为：1、先兆流产，2、早孕，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4、左侧卵巢囊肿。后遵医嘱，于2019年3月26日前往被告处门诊复查并入住被告处，入院诊断为：1、妊娠剧吐，2、早孕。住院11天后，于2019年4月6日B超提示稽留流产，给予药物流产，并于4月9日在B超引导下进行无痛清宫手术，术后当天出院。出院诊断为：1、稽留流产，2、妊娠剧吐，3、左卵巢囊肿。双胎流产给原告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目前原告仍在调理身体，缓解情绪。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在患者二次入院后未对患者进行适当的保胎措施，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流产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辩称，被告医疗行为符合诊疗操作常规，治疗措施得当，不存在过错，与其损害不具有因果关系，其损害是由于其自身身体原因导致，与被告医疗行为无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另，被告认为本案遗漏一个原告即王丽辰的丈夫，原因是流产损害的是夫妻双方的生育权，本案王丽辰主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王丽辰夫妻双方均应为原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2日，原告王丽辰因“停经41天，阴道流血1+小时”到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就诊，门诊以“先兆流产”收入院，入院初步诊断为“1.先兆流产2.早孕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原告王丽辰于2019年3月1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先兆流产，2、早孕，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4、左侧卵巢囊肿”，出院医嘱为“1、注意休息，适度活动。2、孕期禁同房。3、如腹痛、阴道流血流水，随诊。4、定期产前检查，1周后门诊复查。”2019年3月26日，原告王丽辰因“停经56天，恶心、呕吐2周，加重1周”到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就诊，门诊以“妊娠剧吐早孕”收入院，入院初步诊断为“1.妊娠剧吐2.早孕”，2019年4月6日复查B超提示稽留流产，进行药物流产，2019年4月9日行“B超引导下无痛清宫术”，原告王丽辰于2019年4月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稽留流产，2、妊娠剧吐，3、左卵巢囊肿”。案件审理期间，原告王丽辰申请对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原告王丽辰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8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842号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贵院委托的原告王丽辰与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医疗纠纷鉴定案件，经审查送检材料，鉴于患方对被告医院两次住院病历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且患者最终出现流产的损害结果原因复杂，其在国外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因素难以评价。依据现有送检材料，我中心难以完成贵院委托鉴定工作。因此，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我中心对本案不予受理。……”原告王丽辰再次申请对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原告王丽辰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后原告王丽辰又撤回了该司法鉴定申请。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在对其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依据如下：从病历形式上看，原告出院后打印并向法院提交的两次病历中首次病程记录无主治医师签名，查房记录无查房医师签名，被告提交的病历原件与封存复印件不一致，病历原件存在事故发生后医师后补签名的情况，且补签时间均超过了24小时，违反了2010年卫生部颁布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应推定被告全责。从病历内容上看，原告因试管婴儿、先兆流产的情况于2019年3月12日前往被告处保胎，被告处第一次住院病历清楚记载了原告在泰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移植两个受精卵的情况，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保胎治疗，2019年3月19日B超显示胎儿可见心管搏动。2019年3月26日原告遵医嘱入院后，被告住院病历中并未记载原告胎儿为试管婴儿的情况，也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在原告于2019年3月26日入院至2019年4月6日B超显示胎停前未积极了解原告情况，对症进行保胎治疗，也未及时对原告进行B超检查以确认胎儿发育情况，原告第二次入院后的质控医师为秦立贞，但秦立贞从未对原告采取过任何治疗措施或提供诊疗意见，原告出院后从被告处打印的住院病历以及封存病历中都未有秦立贞签名，也未有秦立贞的查房记录。另外，住院病历中签名的医师姚卫卫没有医师执业证。原告提交其打印的两次住院病案及医师执业注册查询打印件为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认为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不完整，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原告打印的住院病案及双方封存的住院病案与被告提交的住院病案原件的不一致之处，被告认为原、被告提交的住院病案在病历内容上没有改变或修改，只是科室为将病历移交档案室归档而需要医生进行签名，该签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要求，被告处的住院病历符合法律规定，无任何违法行为，被告的诊疗行为合规合法，不存在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姚卫卫的医师执业证问题，被告提交姚卫卫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姚卫卫处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的相关文件及表格，以证明姚卫卫的执业是合法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姚卫卫的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格证书真实性有异议，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文件及表格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从该文件可以看出姚卫卫系2018年被告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培训期为3年，故而2019年原告住院时姚卫卫尚未取得住院医师培训的合格证。庭审中，原告主张医疗费154613.35元，并提交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发票16张、住院费用清单2份、在泰国医院治疗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14张为证，其中住院费用清单载明的费用共计9493.89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门诊发票及住院费用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门诊发票没有病历予以佐证，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住院费用清单没有相应发票，不能证明其已花费的实际损失，被告认为无法核实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与本案的关联性。庭审中，原告主张交通费13402元、住宿费4776元、翻译费4000元，并提交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微信转账记录截图等为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该宗证据与本案无关。以上事实，有住院病案、（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842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对其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其流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首次申请的鉴定被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退鉴，该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鉴于患方对被告医院两次住院病历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且患者最终出现流产的损害结果原因复杂，其在国外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因素难以评价。……”，原告再次申请鉴定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综上，原告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并导致其流产的损害后果。但根据原、被告提交的原告两次住院病历比对，该两次住院病历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说明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之处，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损失9493.89元，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丽辰医疗费损失9493.89元。二、驳回原告王丽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原告王丽辰负担4075元，由被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负担2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芳人民陪审员  宋锡翠人民陪审员  陈秀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宫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