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26层2601B。法定代表人：王宇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伟，男，汉族，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自立，男,197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立娟，女,198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珂，男,198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玉良，男,198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卫辉市。原审第三人：新乡市禾一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高新区向阳路与振中路交叉口新尚国际1号商住楼东1单元16层东户。法定代表人：张成林，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莎，女，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饮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自立、郭立娟、朱珂、庞玉良，原审第三人新乡市禾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2民初6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大饮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伟，被上诉人李自立、郭立娟、朱珂、庞玉良，原审第三人禾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饮品公司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李自立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法院认定恒大饮品公司与李自立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本案中李自立所售卖的恒大冰泉产品全部是向禾一公司购买并进行售卖，恒大饮品公司既未收取过李自立的货款，也未向李自立售卖过产品，完全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构成中的任何构成要件。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自立作为超市经营者，很清楚区域代理模式,李自立向禾一公司购买货物并且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其销售货物及储存货物的行为为自主经营行为，其销售价格的确定完全由其自主控制，恒大饮品公司从未要求李自立进行降价销售，也未要求其租赁仓库进行储存，更未承诺过给予降价补差。同时郭立娟、朱珂的销售行为并非代表恒大饮品公司，而是代表李自立进行销售，从李自立与郭立娟和朱珂之间的转账可以看出，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审法院仅仅根据郭立娟、朱珂二人是恒大饮品公司的员工而不具体分析其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判定恒大饮品公司承担李自立自主经营风险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恒大饮品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自立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是恒大饮品公司工作人员，经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9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2014年起，恒大饮品公司派驻新乡市的员工郭立娟、朱珂为销售恒大冰泉水，多次联系李自立进行分销。2016年6月，恒大冰泉水市场价格发生重大波动，大幅降价，致使李自立遭受重大损失。2017年1月10日，因郭立娟、朱珂离职，在与恒大饮品公司的业务员庞玉良交接后，三人对李自立书写对账单一份。三人与李自立对账的行为，属于代表恒大饮品公司的行为，恒大饮品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郭立娟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恒大饮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12月1日前，郭立娟与朱珂均为恒大饮品公司员工。因为离职，与庞玉良交接工作，郭立娟、朱珂、庞玉良三人与李自立在2017年1月10日对账，郭立娟所做的均是履行职务行为，不违反公司的制度。向李自立出具交接手续，对账产生的4万多元是因为恒大冰泉水的市场价格混乱，双方当时有继续合作意向，差价的补偿双方协商以设立柜台等方式冲抵。被上诉人朱珂答辩称：除同意被上诉人郭立娟的陈述外另补充说明，对账单的内容是朱珂与郭立娟任职期间恒大冰泉水品产生的差价，李自立作为批发商，从禾一公司拿货。因恒大饮品公司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李自立进货价40多元一箱水跌至10元一箱，为了保证客户的利益，经计算产生的差价。作为恒大饮品公司的员工，之所以由我们直接接触批发商，是因为厂家政策，品牌运营、销量推广等工作均由员工进行。被上诉人庞玉良答辩称：恒大饮品公司在新乡并未设立分公司，仅设立了办事处。吴阳是新乡办事处的负责人。与郭立娟、朱珂、李自立交接的目的是明晰李自立的损失，并且从今后的合作中多做倾斜给予优惠。朱珂当时是庞玉良领导，进行交接是听从朱珂安排进行，并未告知主管吴阳。恒大饮品公司现在并不认可庞玉良的签字行为。之所以没有对李自立提供优惠是因为李自立不再与公司合作，没有再进过货。第三人禾一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我方认可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986号民事判决书对事实的认定，我方与本案无关。李自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偿还李自立41506元，并赔偿给李自立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元（后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偿还李自立40221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1月10日起赔偿损失）；2、诉讼费由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禾一公司系恒大饮品公司生产的恒大冰泉水在新乡地区的总经销商，李自立系该产品的分销商。2014年，恒大饮品公司派驻新乡市的业务员郭立娟、朱珂为销售恒大冰泉水，联系李自立进行分销。同年6月28日，李自立以其经营的自立粮油名义向禾一公司支付预付款100000元。后禾一公司按照恒大饮品公司的销售模式向李自立供应恒大冰泉水，至当年年底尚余90元预付款未供货。2015年，李自立再次向禾一公司支付100000元预付款，禾一公司继续向李自立供应了100090元恒大冰泉水。李自立分销期间，因恒大冰泉水价格产生较大波动，时任业务员的郭立娟、朱珂按恒大饮品公司销售政策，同意给李自立补贴货物差价损失35306元。2016年6月，因恒大饮品公司销货业绩压力，仓库存在爆仓情况，朱珂要求李自立将其580件货物提出另行存储，并同意对产生的仓储费想办法补贴。李自立提出货物后，因存放产生房租660元。此外，在李自立分销期间，郭立娟、朱珂帮助其将恒大冰泉水销售至新乡各个小商户，尚有5200元货款未收回。另外，在2015年6月，与恒大饮品公司同属恒大集团的恒大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尤晋阳自李自立处取走10件恒大冰泉水，货款340元未付。2017年1月10日，因郭立娟、朱珂离职，在与恒大饮品公司业务员庞玉良交接时，三人对李自立分销情况书写对账单一份，载明余额57720.95元，共计1536.75件，收回22415元，差价35306元+房租660元+欠条5200元+15.6月恒大物业尤晋阳10件货（340元）=41506元。2019年2月15日，李自立以该单据作为主要证据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禾一公司给付41506元及损失2000元。一审法院（2019）豫0702民初100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98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均认为禾一公司不是付款义务人，驳回李自立的诉讼请求。李自立于2019年10月23日以郭立娟、朱珂、庞玉良及恒大饮品公司为被告再次起诉。另查明，总公司生产的水先分给每个地市总经销，由总经销根据与厂家约定的价格支付对价；总经销再将货物销售给市场分销商或者商户时,由二者根据之间约定的价格支付对价。签过对账单后，郭立娟通过微信向李自立支付“正阳烟酒”、“前成”、“喜洋洋”的钱765元，支付“左邻右舍”的钱520元。与郭立娟、朱珂、庞玉良签订劳动合同的是恒大饮品公司河南分公司，郭立娟曾为销售业务员，朱珂曾为销售业务主管；恒大饮品公司河南分公司已于2017年11月7日注销，庭审过程中，恒大饮品公司认可郭立娟、朱珂曾是其公司员工，庞玉良现为其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法人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李自立通过恒大饮品公司业务员郭立娟、朱珂购买该公司产品，与恒大饮品公司订立事实买卖合同。合同订立后，李自立支付200000元货款，恒大饮品公司在新乡的经销商于2014年交付价值99910元的水，2015年向李自立交付价值100090元的水卡，未实际交付同等价值的产品，因此，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完毕。之后，郭立娟、朱珂以代李自立销售水的方式履行合同，其间因恒大饮品公司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及仓储压力，至2017年1月10日对账时，造成李自立差价损失35306元，郭立娟、朱珂同意根据公司政策补偿李自立，故应由恒大饮品公司向李自立支付该笔差价。恒大饮品公司辩称其补差价的销售政策只针对新乡地区的总经销商禾一公司，而不针对李自立，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李自立释明政策适用范围，且郭立娟、朱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后，恒大饮品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批准，并未对郭立娟、朱珂遗留的关于李自立的问题作出明确处理，而是指示郭立娟、朱珂与在任的工作人员庞玉良交接，即说明恒大饮品公司接受郭立娟、朱珂、庞玉良对李自立补偿差价的承诺。李自立要求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支付对账单上的仓库租赁费660元，该费用系恒大饮品公司的产品在新乡仓储压力增加后，李自立为解决恒大饮品公司产品仓储问题而产生，恒大饮品公司系受益人，故该费用应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郭立娟、朱珂辩称，买卖合同成立后，其交付水卡的行为即表示完成交付货物，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李自立作为货物所有人，负有储存货物的义务，仓库租赁费应由李自立自行承担，但一审法院认为，交付水卡的行为应理解为预交付货物行为，是对买卖合同的确认，而非货物的交付，按照一般的商业惯例，水卡交付后，水仍然由交付货物一方储存，故李自立在领取水卡后，仅负有保管水卡和凭卡提货的义务，并不当然负有储存货物的义务，且双方合作前期，均由卖方仓库储存水，并未要求李自立自行储存，故一审法院对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李自立还要求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偿还对账单上显示的“欠条5200元”，但该费用系郭立娟、朱珂替李自立销售产品时未收回的货款，而替李自立销售货物并非恒大饮品公司业务范围，且郭立娟于对账后向李自立偿还1285元，故剩余3915元系郭立娟、朱珂的个人行为给李自立造成的损失，应由郭立娟、朱珂偿还。关于对账单上显示的恒大物业公司尤晋阳到李自立处提取10件货物（价值340元）的费用，庭审过程中，朱珂认可尤晋阳提货是受其指示，该指示行为也系其个人行为，故该笔费用应由朱珂向李自立偿还。郭立娟、朱珂偿还李自立相应费用后，可向实际欠款人追偿。李自立还要求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自2017年1月10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但对账单上并没有注明支付时间，故一审法院仅支持自起诉之日（2019年10月23日）起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恒大饮品公司各自以自己承担数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李自立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恒大饮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自立35966元，并以35966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损失；二、郭立娟、朱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自立3915元，并以39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损失；三、朱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李自立340元，并以34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损失；四、驳回李自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恒大饮品公司、郭立娟、朱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元，退还李自立67元，剩余821元，由恒大饮品公司承担734元，郭立娟、朱珂承担87元。本院二审期间，恒大饮品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1、关于下发《恒大矿泉水集团市场费用管理系统（TFM）管理办法》的通知；2、关于下发恒大冰泉TFM市场费用管理系统使用培训的通知；3、关于严格规范矿泉水板块市场推广费用管理的通知。证明公司有完善的市场费用使用管理规范，并且多次开展培训。公司多次强调要求严格按照市场费用管理办法投入市场费用，所用线下推广计划必须先审批后执行，严禁业务人员未经申请私自投放市场费用。证据二，1、朱珂使用我司TFM市场管理系统申请费用记录；2、朱珂使用我司TFM市场管理系统核销费用记录。证明朱珂、郭立娟二人是知道公司的市场费用管理系统的事实。证据三，1、关于严禁我司人员与经销商产生现金往来的通知；2、关于重申《严禁我司人员与经销商产生现金往来》的通知；3、关于明确市公司经销商管理八项禁令的通知。证明公司多次通过公司公告形式明确公司员工不得未经批准先斩后奏以公司核销为由要求经销商代垫费用，不得经手经销商的现金或其他可能获利的业务。证据四，1、朱珂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2、郭立娟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证明朱珂、郭立娟二人已于2016年12月31日从公司离职，其二人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对账单并非在我公司任职期间，不能认定为代表我公司的职务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经庭审质证，李自立对恒大饮品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庭审前从未见过上述证据。被上诉人郭立娟对前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恒大饮品公司发布，员工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查阅，但是本人是否看过并不清楚。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对账单的账目产生在其任职期间，对账单确实是离职后签署的，但郭立娟仍认为属于职务行为。被上诉人朱珂的质证意见同郭立娟。被上诉人庞玉良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人之所以签字是因为朱珂称这是一个证明材料，证明李自立在批发过程中受到了损失，以后可以得到一些优惠政策，如果是对账单或者是欠条肯定不会签。庭审后，恒大饮品公司又提交了《关于重申8月份经销商库存及带点余额不差处理流程的通知》，证明公司已经于2015年6月25日对产品进行了调价处理并要求2015年9月15日前完成经销商库存补差工作。朱珂、郭立娟二人很清楚此次补差的对象，二人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公司利益，私自要求李自立降价销售，故意违反公司规定，行为明显超越职责范围，应当认定为个人行为，不应认定职务行为。上述证据均属于恒大饮品公司内部文件，仅对其员工产生约束力。恒大饮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文件传达到李自立等经销商或李自立等经销商同意按照上述文件内容执行。由于郭立娟、朱珂、庞玉良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李自立分销恒大饮品公司的产品均是由郭立娟、朱珂进行联系。郭立娟、朱珂系恒大饮品公司派驻新乡市的业务员，对恒大饮品公司享有代理权，有权以恒大饮品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虽然郭立娟、朱珂于2016年12月31日从恒大饮品公司离职，已经不具有恒大饮品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失去代理恒大饮品公司的代理权。但对账单的账目产生在郭立娟、朱珂任职期间，均是由郭立娟、朱珂经手，故李自立有理由相信郭立娟、朱珂有权代表恒大饮品公司进行对账处理相关遗留问题。同时，庞玉良在2017年1月10日，与李自立、郭立娟、朱珂对账进行交接时，系恒大饮品公司派驻新乡市的工作人员，截止庭审时依然是恒大饮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对账交接时庞玉良有权代表恒大饮品公司签字确认。由于恒大饮品公司对于其销售产品价格的重大调整，造成了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产生了李自立等经销商的差价损失。案涉的对账单形成即是郭立娟、朱珂、庞玉良等业务员代表恒大饮品公司对李自立等经销商损失补偿的承诺内容清晰、数额明确，故无论是郭立娟、朱珂的表见代理行为还是庞玉良的职务行为，恒大饮品公司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恒大饮品公司虽然主张郭立娟、朱珂、庞玉良未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通知，但公司的规章制度与通知均属于恒大饮品公司的内部文件，对外不产生效力，不能约束李自立等经销商，故恒大饮品公司上诉郭立娟、朱珂、庞玉良严重超越职权范围，不是履行职务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大饮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恒大饮品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民审判员  李 立审判员  张金帅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谢子杨书记员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