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一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K。法定代表人：杨敬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志坚，男，197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队。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耀星、黎展雄，广东余黎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开迪，男，198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原审被告：杨敬友，男，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原审被告：林剑豪，男，198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江市一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志坚、黎开迪、原审被告杨敬友、林剑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4民初1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一通公司及原审被告杨敬友、林剑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被上诉人黎开迪、被上诉人梁志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耀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通公司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改判由黎开迪承担本案全部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志坚、黎开迪承担。事实和理由：1、《汽车销售合同》乙方处系张跃基签字，一通公司对买卖合同效力及梁志坚依据《汽车销售合同》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不予认可。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是对企业法人的相关规定，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企业法人，不适用本条规定。2、本案系梁志坚与黎开迪个人之间的转账往来以及事实买卖关系的履行，与一通公司、阳江市一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阳春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春一通公司）无关。2016年3月，阳春一通公司已实际停止经营，一通公司已收回阳春一通公司的公章以及营业执照，黎开迪不得再以阳春一通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业务。因此，案涉合同成立之时黎开迪无权代理阳春一通公司对外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本案中梁志坚主观上知悉真正的卖方系丁国华或者黎开迪个人，其非本案善意第三人，不存在以阳春一通公司为合同卖方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通公司、阳春一通公司对外建立交易有自己的交易习惯和流程，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所列不相同，与梁志坚未达成买卖合意。黎开迪以个人名义对外建立交易，在经销商处盖私章均是代表其个人行为，而非履行职务。一通公司对黎开迪与梁志坚的买卖交易不知情，阳春一通公司也没有接到案涉汽车该笔销售业务，更不存在授权黎开迪用其个人账户替阳春一通公司收取款项的事实，案涉款项最终也未转入阳春一通公司或一通公司的账户，而是直接转到了真正卖方即丁国华的账户。因此一通公司、阳春一通公司不是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不应承担本案退还货款的违约责任。《汽车销售合同》中没有加盖阳春一通公司公章，合同的形式要件不完备。黎开迪于2015年初已经离开阳春一通公司。一通公司于2015年3月从黎开迪处收回阳春一通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阳春一通公司自2015年3月起已经不再对外经营，黎开迪此后亦无权代表阳春一通公司订立合同。且黎开迪一审答辩已构成自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梁志坚没有与阳春一通公司订立销售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其有足够理由相信《汽车销售合同》的卖方是阳春一通公司的表象，因此《汽车销售合同》的甲方系黎开迪个人。梁志坚与丁国华所在的广州乐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拟订立的《车辆销售单》内容与本案《汽车销售合同》中载明内容一致，且根据黎开迪一审答辩称，2016年3月23日，梁志坚的代理人去过广州市番禺区与丁国华见面拟签订《车辆销售单》。后来丁国华于2016年5月4日向梁志坚交付第一台广汽本田缤智轿车，该事实有刑事判决书内容相互印证。在主观上梁志坚知悉真正的卖方系丁国华或其所在的公司，在交易安排上要求黎开迪作为中间方，要求与其订立合同并向其打款。梁志坚或其代理人均是同黎开迪个人协商沟通、向黎开迪个人支付款项、由丁国华向其交付车辆，后续向黎开迪个人主张退款等。从商事交易行为上看，梁志坚主观上也不存在善意且无过失相信黎开迪系以阳春一通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情形。梁志坚在订立合同时未提出加盖阳春一通公司公章的要求，也未对《汽车销售合同》中收款账号为黎开迪的个人账号提出过异议，也没有要求黎开迪提供阳春一通公司或一通公司授权其代为收款的材料，其并未尽到一个善良注意人的合理审慎义务。黄家伟、王昌滔不是阳春一通公司销售顾问，梁志坚在签订合同时未对黄家伟、王昌滔身份予以审查，也未在本案中提交过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系阳春一通公司员工。综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黎开迪买卖行为对外不代表阳春一通公司，属于个人行为，阳春一通公司、一通公司不应为此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一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梁志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一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黎开迪辩称，1、梁志坚委托傅宏达、张跃基与黎开迪签订购车合同，当天黄家伟、王昌滔也在场，但是梁志坚忽略上述两人与黎开迪为合作伙伴的关系，直接将责任全部推到黎开迪身上。梁志坚一直知道一通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但其起诉时却将一通公司列为被告。黎开迪自2015年2月离开阳春一通公司后，早就没有阳春一通公司销售权限，上述两份合同均没有阳春一通公司盖章。黎开迪与梁志坚签订销售合同及要求转账，完全是出于与梁志坚合作共同购车的目的，该过程中黎开迪实际以中间人的角色为主。在2016年7月30日后，丁国华未能退还剩余购车款，2016年12月27日，黎开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7年3月中旬将丁国华抓获。2019年7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刑初56号刑事判决，判决丁国华犯合同诈骗罪、犯诈骗罪。黎开迪在该事件中同样为受害者，梁志坚完全知情，其经过两年多追讨丁国华无望，便起诉黎开迪与其他被告，罔顾黎开迪与其合作的事实，要求黎开迪承担买卖合同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审判决根据汽车销售合同和收据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损害黎开迪的合法权益。2、黎开迪不存在出借银行账号给阳春一通公司使用的事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黎开迪与张跃基、傅宏达是在阳江市江城区签订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当时黎开迪已离开阳春一通公司，但由于梁志坚临时要求与黎开迪就上述合作购车事宜另行签订购车合同和转账给黎开迪，所以黎开迪套用了阳春一通公司的合同样式，将收款账号改为黎开迪的账号，并非黎开迪出借银行账号给阳春一通公司使用和收款。一审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认定为借用银行账户，实为适用法律错误。3、黎开迪支付给梁志坚财务人员黄秀枝10万元，确为本案退给梁志坚的款项，黄秀枝为梁志坚公司的财务人员。2016年5月5日黎开迪应梁志坚的要求，将本案10万元转账给黄秀枝，黄秀枝收款后是否将该款支付给梁志坚等情况，是梁志坚与黄秀枝之间的内部管理问题，该10万元应在本案中扣减。一审判决认定黎开迪与黄秀枝存在其他跨行汇款往来，实际上都是应梁志坚的要求才转账。自2016年2月起黎开迪一直与梁志坚的肇庆泰盈汽车有限公司有业务来往。梁志坚与黎开迪签订汽车购车合同时，合同甲方为阳春一通公司，黎开迪、黄家伟、王昌滔以汽车销售顾问的身份在两份合同上签名，应当将黄家伟、王昌滔共同列为被告。杨敬友、林剑豪述称，与一通公司意见一致。梁志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一通公司立即向梁志坚归还货款本金216000元；2、一通公司向梁志坚支付利息138240元，按月息2%计算自2016年7月30日起暂算至2019年3月29日，即138240元=216000元×月息2%×32个月，但利息应连续计算至一通公司、杨敬友、林剑豪、黎开迪还清货款之日止；3、杨敬友、林剑豪、黎开迪对一通公司偿还货款本息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一通公司、杨敬友、林剑豪、黎开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16日，一通公司经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为杨敬友、林剑豪，其中杨敬友认缴出资5.1万元，林剑豪认缴出资4.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敬友，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汽车用品批发、零售等。2014年11月14日，杨敬友、林剑豪申请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其中杨敬友认缴出资51万元，林剑豪认缴出资49万元。2014年12月5日，一通公司注册成立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为黎开迪，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汽车用品批发、零售等，2017年6月29日，阳春一通公司被注销登记。2016年3月24日，由阳春一通公司为甲方，由张跃基代理梁志坚为乙方，双方签订两份相同表格、填写式《汽车销售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广汽本田缤智CVT1.8L先锋版汽车8台和2016款广汽本田奥德赛2.4L智享版汽车4台，单价分别为128000元/台和20万元/台，合同总金额为182.4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交车时间为2016年4月3日前；以乙方向甲方开具提车证明为实质交车证据；经销商为阳春一通公司；合同备注了户名为黎开迪在中国银行阳江滨海新区支行的621********6273023账号；黎开迪、黄家伟、王昌滔三人以甲方销售顾问名义在两份合同上签名并按捺指模、黎开迪以甲方经销商名义在两份合同上盖私章，张跃基代表梁志坚在合同的乙方处签下“张跃基代表梁志坚”并按捺指模。合同签订当日，梁志坚通过中国银行肇庆鸿景观园支行向黎开迪在中国银行阳江滨海新区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了购车款122.4万元，黎开迪于同日出具一份收据给梁志坚，确认收到了梁志坚支付的购车款122.4万元。黎开迪收取梁志坚的购车款后，于2016年5月4日向梁志坚交付了一台价值128000元的广汽本田缤智汽车，后因无法继续交付车辆，黎开迪从2016年5月27日至同年7月29日共计向梁志坚退款88万元，以上汽车折款和退款共计100.8万元，因剩余购车款216000元一直未退还，梁志坚经催收未果，遂向该院提起诉讼。庭审中，一通公司、杨敬友、林剑豪认为，从合同签订到履行，都是梁志坚与黎开迪之间的行为，其没有收到梁志坚的任何款项，合同没有经过一通公司及阳春一通公司盖章确认，与其公司无关，阳春一通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注销的前二年，一通公司已收回了该公司公章，且2015年2月，黎开迪已离开了阳春一通公司，所以梁志坚与黎开迪签合同时没有盖阳春一通公司公章；因本案与一通公司无关，而两股东的出资行为与本案无任何关系。黎开迪认为，梁志坚除与其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外，还与丁国华签订了合同，其共计转账151万元到丁国华账户，丁国华后来将款退到其账户后，其立即将退款转账到梁志坚的账户，其总共退款110.8万元给梁志坚，包括车辆折款128000元，退到梁志坚账户88万元，根据梁志坚要求退到梁志坚财务黄秀枝账户10万元；其与梁志坚是合作关系，梁志坚出资122.4万元，其出资60万元，其作为中间人，同时也是受害者，梁志坚应向丁国华追收余下尾款，其于2015年2月离开阳春一通公司。梁志坚则认为，其起诉前不清楚阳春一通公司已注销，其与黎开迪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虽然没有盖章，但黎开迪是阳春一通公司的负责人，其在合同上签名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合同是有效的；其与黎开迪只有买卖车辆关系，没有其他关系，其也没有委托黄秀枝向黎开迪收款。另查明，根据黎开迪提供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于2016年3月20日和3月21日分别收到黄秀枝跨行汇款的20430元和15万元，其也于2016年5月5日向黄秀枝的账户跨行汇款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买卖车辆而引发的纠纷，属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应退购车款金额是多少；二是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退购车款责任；三是应否支付应退购车款利息。关于应退购车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梁志坚与黎开迪对双方签订合同后梁志坚共计支付购车款122.4万元以及事后以车辆折款128000元和退款到梁志坚账户88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该院予以确认。黎开迪认为除了上述以车辆折款和退款外，其还根据梁志坚的指示将10万元退到梁志坚财务黄秀枝的账户，梁志坚予以否认，认为其没有委托黄秀枝收款，也没有收到黄秀枝转交的10万元，对此，黎开迪对其主张应提供证据证实，现黎开迪未能提供梁志坚委托黄秀枝向其收款的证据，且其与黄秀枝之间还有其他跨行汇款往来，黎开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其主张转账给黄秀枝的10万元也属于退款范围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此本案剩余应退购车款金额为216000元（122.4万元-128000元-88万元）。关于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退购车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梁志坚与黎开迪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合同甲方为阳春一通公司，黎开迪、黄家伟、王昌滔三人以甲方销售顾问名义、黎开迪以甲方经销商名义在两份合同上签名、盖私章；其次，阳春一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黎开迪为该分公司负责人；再次，黎开迪在答辩中确认其与梁志坚签订的合同是暂用其公司合同样板但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虽然其庭审中主张其已将公司合同样本中的收款人由公司改为其个人，并且其已于2015年2月离开公司，但这只有其个人陈述，并没有证据证实，更不能否认至2017年6月29日阳春一通公司注销前其仍是该分公司负责人、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的事实，因此黎开迪以阳春一通公司名义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的行为，符合公司经营特征，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并非黎开迪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其行为应由阳春一通公司承担，而阳春一通公司作为一通公司的分公司，依法不具备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本案退还梁志坚购车货款的民事责任应由一通公司承担。黎开迪作为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未按约定将车辆交付给梁志坚，一通公司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梁志坚请求一通公司返还剩余购车款216000元，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黎开迪作为阳春一通公司的负责人，以个人银行账户从事该分公司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其作为共同诉讼人应对阳春一通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杨敬友、林剑豪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梁志坚认为杨敬友、林剑豪未履行足额出资义务，但一通公司尚在经营中，现有证据未能证实杨敬友、林剑豪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对梁志坚认为杨敬友、林剑豪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应否支付应退购车款利息问题。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对此并未约定，因此梁志坚主张按月息2%自2016年7月30日起计算应退购车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黎开迪作为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未按约定将车辆交付给梁志坚，已构成违约，经梁志坚起诉催告后仍不将剩余购车款退还给梁志坚，梁志坚依法可从其起诉之日起要求一通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应退购车款利息。综上所述，对梁志坚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一通公司、杨敬友、林剑豪、黎开迪合理部分的辩解，该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一通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剩余购车款216000元返还给梁志坚；二、一通公司从2019年4月24日起以应退购车款21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应退购车款利息给梁志坚，该利息与第一项应退款项同时付清；三、黎开迪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一通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梁志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6614元，由梁志坚负担1323元，一通公司、黎开迪负担5291元。二审中，梁志坚、黎开迪没有提交新证据，一通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1、一通公司的《商品车代销（代购）协议》，拟证明一通公司及阳春一通公司对外订立的合同版本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不同，且不存在授权个人账户收取购车款的条款。2、黎开迪所在的阳江市江城区鸿升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拟证明2015年3月黎开迪成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3、签收单，拟证明2015年3月，一通公司已从黎开迪手中收回阳春一通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阳春一通公司不再经营，黎开迪此后无权代表阳春一通公司对外订立合同。4、梁志坚与丁国华的《车辆销售单》、广州乐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2016年3月23日，梁志坚与丁国华所在的公司拟订立8台广汽本田缤智汽车的买卖合同。5、刑事判决书，拟证明黎开迪2016年3月23日向丁国华预定8辆缤智和4辆奥德赛（即本案梁志坚购买的车辆），以及2016年5月3日丁国华交付1辆缤智车辆。经质证，黎开迪对一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梁志坚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时一通公司与黎开迪都确认梁志坚举证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其公司的格式合同。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梁志坚不清楚该情况，汽车销售合同是在阳春市春城区签订。对签收单不予确认，证明内容也不予确认。证据4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梁志坚没有签订这种合同。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刑事判决书虽然不清楚真实性，但该刑事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6行，丁国华的自述，梁志坚推测汽车销售单的购买方是写梁志坚，应该是黎开迪冒用梁志坚签名，梁志坚是没有与丁国华有直接往来，梁志坚只是与阳春一通公司有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涉案退还购车款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梁志坚与黎开迪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黎开迪仍是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内容与阳春一通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相同，并使用该公司合同样板，合同甲方为阳春一通公司，黎开迪以甲方经销商名义在两份合同上签名并加盖私章。即使黎开迪于2015年初已经离开阳春一通公司，一通公司于2015年3月从黎开迪处收回阳春一通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但阳春一通公司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的负责人仍是黎开迪，该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梁志坚也是基于对工商部门登记事项的合理信赖，认为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黎开迪是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盖章与签字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公司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当时黎开迪仍是阳春一通公司负责人，其以阳春一通公司名义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认定为是阳春一通公司行为，由阳春一通公司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阳春一通公司与梁志坚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所形成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阳春一通公司收取梁志坚的购车款后，未按合同约定将车辆交付给梁志坚，并返还大部分购车款给梁志坚，应承担违约责任，阳春一通公司应返还剩余购车款216000元给梁志坚。而阳春一通公司是一通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依法不具备法人资格，已于2017年6月29日注销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本案退还购车款216000元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应由一通公司承担。一通公司上诉认为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属于黎开迪个人行为，阳春一通公司、一通公司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诉讼中，黎开迪主张其根据梁志坚的指示将10万元退汇到梁志坚公司财务黄秀枝的账户，但梁志坚对此予以否认，黎开迪对其主张又未能提供梁志坚委托黄秀枝向其收款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与黄秀枝之间还有其他跨行汇款往来，本院不予确认。黎开迪对于其转账给黄秀枝的10万元问题可另行解决。黎开迪对于本案没有提出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本院对其于答辩中提出的问题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14元，由上诉人阳江市一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强审 判 员  何 桑审 判 员  陈卓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铭华书 记 员  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