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旭东，男，汉族，1985年3月26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耀民，河北牛聚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志，男，汉族，1963年5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系董旭东叔叔。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进英，男，汉族，1972年1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宁之，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萌，男，汉族，1985年6月11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冲，河北浩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晋州市育英中学，住所地晋州市世纪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1301835869446738。 法定代表人：杨进英。 上诉人董旭东因与上诉人杨进英、赵萌及原审第三人晋州市育英中学（以下简称育英中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旭东上诉请求：具体明确且以可履行的判决主文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进英向赵萌出售的育英中学93.33%股份按16053332元的同等条件购买。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了杨进英与赵萌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确认了上诉人对杨进英出售给赵萌的育英中学股权在同等条件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没有任何理由不判决支持上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该判决含含糊糊的没有具体明确的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进英向赵萌出售的育英中学93.33%股份按16053332元的同等条件购买，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享有依照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协议的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即应判决上诉人以16053332元取得杨进英出售的93.33%的育英中学股份。被上诉人杨进英庭审中主张如判决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其股份不再对外出售，原告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就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属于对公司法解释四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公司法解释四条文制定是一个整体，理解适用条文应前后对应。公司法解释四第17条至第20条规定的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在转让股份前，依法正常通知其他股东的情况下，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在出让股东的股份尚未出让前，出让股东可收回出让股份的决定，其他股东也便没有了优先购买权。而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专门针对出让股东未依法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就擅自出售股份，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对于其他股东主张按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三款还规定了股东以外的受让人（赵萌）、因其他股东（原告）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救济途径就是可要求转让股东（杨进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如转让股东擅自转让股份，侵害其他股东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事后得知股权转让事宜，坚持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依法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出让股份的股东无权再主张不再出售股份；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也不能因履行了协议，给付了股权转让款而主张实际取得了股份，该股权转让无论又进行了几次，都是无效的，无效的法律后果即是恢复原状，股权还是杨进英所有，其他买受人法律规定了救济途径，即向杨进英主张赔偿责任。本案杨进英转让股份根本未通知原告，更没有取得上诉人的同意就径行与赵萌签订协议转让股份，毫无疑问的是侵害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也予以了确认。故本案应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而不是适用第20条所规定的被上诉人可以收回出售股份的决定。同时，公司法解释四于2017年9月1日施行，21条规定了30日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之前的法律法规没有相关规定，上诉人积极主张权利，在该解释施行后的十几天即2017年9月18日就曾提起过要求确认本案合同无效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只是因法院通知不到赵萌而被驳回，后2018年又曾提起相同诉讼，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本案权利，故本案也不存在时效问题。 杨进英针对董旭东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程序错误。被答辩人董旭东与赵萌没有合同关系，赵萌在本案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原审列赵萌为被告属于程序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育英中校没有办学资质，学校是出资人的债务人抵顶欠款而受让的财产。答辩人等自然人持有育英中学不是为了办学或经营，完全是为了再次转让收回投资。因此，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三、原判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答辩人有证据证明已就转让事宜通知实际控制人董建辉和名义股东董旭东，以及董建辉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原判对此不认可属于错误的认定事实。四、董旭东无权主张优先购买权。董旭东股权的实际控制人董建辉分三次转让其股权时，均没有通知其他人行使优先权，形成在先交易习惯，故现在董旭东主张优先权没有根据，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其优先购买权。五、原判驳回董旭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正确。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的规定，被答辩人不具有强制缔约的权利。因此，被答辩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毫无法律依据。故原判驳回董旭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正确适用法律。六、本案同等条件不是16053332元。最高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本案中，答辩人与赵萌签署的意向书第第五条约定，“本意向自甲方收到乙方首期转让款之日起生效。生效之日起前推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的学校债务归甲方负责承担，2016年6月20日以前的债务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这说明解决育英中学2016年6月20日以前的债务是转让所附条件。该债务所指的是答辩人受让学校之前的所有权人以学校名义的负债。该部分负债为1800万元。因此，本案同等条件还包括解决学校之前的负债，不仅仅是16053332元。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应驳回。 赵萌针对董旭东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公司法》第71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应将其作为认定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条规定，“[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以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准确理解该条规定，既要注意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要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其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除非出现该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述会议纪要己经对我国《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的理解与适用进行了明确说明，由该纪要内容可知，即使没有履行《公司法》第71条第2款的义务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无效事由，也是有效的。二、上诉人董旭东在上诉状中主张的同等购买条件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杨进英向赵萌转让的股权，赵萌除了支付转让款外，还负有替晋州市育英中学偿还赵村村民1000多万元借款的条件。因此，上诉人董旭东要求按照上诉状中所主张的同等条件购买杨进英股权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三、董旭东的上诉请求超出了一审诉求。董旭东一审诉求第二项仅是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没有明确的内容，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其享有优先购买权，符合其诉求。但董旭东的上诉请求是对杨进英出售的育英中学99.33%的股份按照16053332元的条件进行购买，一审法院并没有对同等条件进行审理，董旭东在上诉状中也未明确购买条件，因此，其二审上诉请求明显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 杨进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错误。被上诉人董旭东与原审被告赵萌没有合同关系，赵萌在本案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原审列赵萌为被告属于程序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育英中校没有办学资质，学校是出资人的债务人抵顶欠款而受让的财产。上诉人等自然人持有育英中学不是为了办学或经营，完全是为了再次转让收回投资。因此，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原判不考虑本案没有办学资格的实际情况，适用上述法律法规是错误的适用法律。三、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已就转让事宜通知实际控制人董建辉和名义股东董旭东，以及董建辉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原判对此不认可属于错误的认定事实。四、原判驳回董旭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正确。被上诉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毫无法律依据。因此，原判驳回董旭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正确适用法律。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部分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理应纠正。 董旭东针对杨进英的上诉答辩称，一、赵萌系股权转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赵萌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是正确的，至于被上诉人所称育英中学是否在办学，不影响育英中学股权转让适用公司法。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认定二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对上诉人进行通知是正确的，同时被上诉人亦无任何证据证实其依据公司法要求，对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通知了上诉人。四、原判确认了上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没有具体明确的判决上诉人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故上诉人依法上诉。 赵萌针对杨进英的上诉答辩称，同意杨进英的上诉意见。 赵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上诉人赵萌与被上诉人董旭东没有合同关系，董旭东与杨进英之间的纠纷不应将上诉人赵萌列为被告。原审将赵萌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程序违法。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原育英中学所有权人向原审被告杨进英等人借款，到期无法偿还，遂用学校抵顶，学校出资人暂时由原出资人变更为杨进英和董旭东（实际控制人董建辉)，事实上并不是杨进英和董旭东购买了学校股份用于经营办学。上诉人赵萌与杨进英签订的转让意向书是附条件的协议，约定上诉人除了支付转让价款，还需要清偿原育英中学欠晋州市赵村村民的欠款。上诉人将价款全部支付给了杨进英并清偿了育英中学债务。之后，上诉人赵葫于2017年2月17日将学校转让给第三人王俊杰，第三人支付了全部价款。原审判决不提学校没有办学资质，且转让近3年之事，认定上诉人赵萌与杨进英的协议无效，是错误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际上，上诉人购买学校所有权时，已经告知董旭东的实际控制人董建辉(晋州市某单位领导)，告知其愿意收购其出资部分，但董建辉没有同意。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应该综合全面查清案件，作出正确的判决。学校转让给第三人已近3年，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覆行合同，也承担不起不履行合同的责任。故此上诉人提出上诉，请依法处理。 董旭东针对赵萌的上诉答辩称，一、赵萌为涉案无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作为被告没有任何问题。二、股权转让是否有效与是否经营办学是两个概念。三、二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故涉案股权仍然属于杨进英所有，同时民政部门登记备案也是杨进英所有，此后无论股权经过几次转让，其他人均没有股权转让的所有权基础，故此后所有权转让均为无效转让。四、被上诉人赵萌与杨进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能取得育英中学股权，其可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第三款向杨进英主张赔偿。 杨进英针对赵萌的上诉答辩称，完全同意赵萌的上诉意见。 育英中学述称，同意杨进英和赵萌的上诉意见，驳回董旭东的诉讼请求。 董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撤销二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2.要求对被告杨进英出售的晋州市育英中学合法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供如下证据：1.晋州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3民初3398号和（2018）冀0183民初3643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2.2017年9月18日原告曾提起诉讼的民事诉状，证明原告自2017年9月18日一直在主张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3.晋州市育英中学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档案共16页，证实原告具有主体资格。4.晋州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3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5.石家庄中院（2018）冀01民终134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6.原告与赵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 被告杨进英、赵萌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裁定真实性无异议，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协议30日内主张权利。对证据2诉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登记的文件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对实际内容有异议，登记的不是真实情况，出资额和出资人都不是真实情况，董旭东就是化名，真正出资人是董建辉，生效判决确认的董建辉是董旭东所持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案件遗漏了很多与本案有关的事实，转让的背景和条件。赵萌未参加诉讼，对该判决不知情，对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杨进英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供如下证据：1.石家庄中院（2018）冀01民终1141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石家庄中院（2019）冀01民终64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3.2016年5月16日董建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甲方是董旭东（董建辉），乙方李战辉，证明人杨进英、庞某。4.律师调查笔录一份；5.会议通知书及快递一份，因通知董建辉后期不到场，故在2017年2月15日晋州市育英中学给董旭东发了一个函内容是会议通知，通知董旭东晋州市育英中学定于召开出资会议，由杨进英主持。该通知寄出后董旭东拒收并退回，证明董旭东知道转让的事。 原告董旭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现有原告认可的6.67%的股权也无异议，但是石家庄中院（2018）冀01民终11411号民事判决书虽然生效，但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告董旭东现正在对该案件进行申请再审过程中，结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对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有异议，原告自始至终没有认可，其他人无权处分董旭东的股份，即使生效判决确认实际控制人是董建辉也不影响董旭东作为合法公示登记的育英中学股东而提起诉讼。对证据4律师调查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5会议通知书及快递，原告没有收到，上面显示退回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已经合法有效的通知了董旭东股权转让事宜，另快递通知书上面并未表明任何关于召开会议及股权转让的标注。 被告赵萌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无异议。 被告赵萌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供如下证据：电子转账记录和协议一份，证明2017年1月24日杨进英与赵萌签订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赵萌购买的杨进英的股权已经转让给王俊杰同时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原告董旭东的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请法庭核实；该协议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赵萌已经将其与杨进英的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同时也不能证明王俊杰将其与赵萌的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赵萌是否又将股权转让均不影响原告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 被告杨进英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诉辩意见，合议庭归纳以下争议焦点：1.原告董旭东主体是否适格；2.2017年1月24日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是否有效。3.原告董旭东对被告杨进英出售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同等条件下是否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是否应当依法对被告杨进英出售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院（2019）冀01民终64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董旭东享有晋州市育英中学6.67%股权（出资份额），石家庄市中院（2018）冀01民终13453号民事判决书并不否认原告董旭东享有晋州市育英中学6.67%股权，原告提起股权转让诉讼主体适格。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结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2017年1月24日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就股权转让不但达成意向，而且约定了生效时间是收到首期转让款，付款方式中约定了“本意向在签订之日起，乙方（赵萌）向甲方（杨进英）指定账户支付首期转让款500万元，剩余转让款11053332元转让款到2017年3月31日无条件付清，否则视为违约，则首期转让款不退，本意向解除…”被告赵萌庭审中明确认可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杨进英及第三人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被告杨进英主张“会议通知书及快递一份，因通知董建辉后期不到场，故在2017年2月15日晋州市育英中学给董旭东发了一个函内容是会议通知，通知董旭东晋州市育英中学定于召开出资会议，由杨进英主持。该通知寄出后董旭东拒收并退回，证明董旭东知道转让的事。”首先从时间上看，通知的时间是2017年2月15日，其次内容是‘审议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转让事宜’而并非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况且原告并未受到而是退回，其三、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是2017年1月24日而且当日履行了首付款，也就是说已经达成了转让协议并部分履行后，才通知其他股东（原告），而并非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其同意股份转让，由此说明，该意向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通知义务，也未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故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应认定无效。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杨进英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原告意见，原告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是法律规定享有的权利，应当认定原告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原告主张要求作为育英中学股东依法行使对被告杨进英出售的股权优先购买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进英与赵萌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二、确认原告董旭东对被告杨进英出售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同等条件下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三、驳回原告董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杨进英、赵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1月24日，杨进英（甲方）与赵萌（乙方）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载明：“一、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杨进英实际投资比例为93.33%），转让给乙方。二、晋州市育英中学所含内容：晋州市育英中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上全部附着物、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学校所需手续。三、转让价款：转让价款为现金人民币16053332元大写：壹仟陆佰零伍万叁仟叁佰叁拾贰元。四、付款方式：本意向在签订之日起，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首期转让款500万元，剩余11053332元转让款到2017年3月31日前无条件付清，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则首期转让款不退，本意向解除。（其中10053332元转入杨进英中行账户62×××12另外100万转让杨军账户，此100万最迟2017年6月10号甲方支取）如果乙方已付清全部转让款，则甲方名下的育英学校股权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支配。五、本意向自甲方收到乙方首期转让款之日起生效。生效之日起前推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的学校债务归甲方负责承担，2016年6月20日以前的债务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六、产权转移：自甲方收到乙方全部转让款后，即行配合乙方办理法人变更等过户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不承担变更过户等手续的责任。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由晋州市人民法院管辖。八、本意向一式三份，由甲乙方各执一份，证明人一份。” 二审中，赵萌提交了赵村村民杨秀文、郑庆堂、张寸娟、郑英建、赵艳强、张义彬等六人（甲方）与育英中学（乙方）、司占强（丙方）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拟证明育英中学在股权转让前存在巨额债务，赵萌负责清偿了该债务。董旭东质证称，《借款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协议上方明确写明“权利人均认可此借款协议无效，不再履行金额1137万元”，权利人均予以签字。杨进英质证称，对《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事项也认可，原借款时间是2015年12月28日，上面注明的“权利人均认可此借款协议无效，不再履行金额1137万元”，并不是说协议无效了，而是说借款协议由赵萌按照股权转让书第五条约定履行，育英中学2016年6月20日之前的债务已经由赵萌付清。育英中学的质证意见同杨进英的质证意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股权转让时杨进英是否向董旭东履行了通知义务；2.董旭东要求对涉案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张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杨进英称其在向赵萌转让涉案股权时，自己和案外人庞某到董建辉（董旭东在育英中学出资的实际控制人）家里跟董建辉谈了出让涉案股权的事情，董建辉称他自己不买也不卖，有一审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为证；另外，杨进英以育英中学的名义通过邮寄方式向董旭东发了一个函，通知董旭东参加关于育英中学出资转让的事宜。杨进英依据上述《律师调查笔录》和向董旭东发送的快递函件，主张自己已经向董旭东履行了出让涉案股权的通知义务。但上述《律师调查笔录》属于证言形式，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庞某向董建辉履行了出卖涉案股权的通知义务。关于杨进英通过快递方式向董旭东发送的函件，该快递并未妥投，而是被退回，故杨进英称其以快递方式向董旭东发函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基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杨进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涉案转让股权向董旭东履行了通知义务。 一审法院以意向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通知义务，也未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认定杨进英与赵萌所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但杨建英是否向董旭东履行了通知义务、转让的涉案股份是否办理了相关登记，并不影响涉案意向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中，董旭东就本案起诉的第二项诉求是，要求对杨进英出售的晋州中学合法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二审中，董旭东的上诉请求是，对杨进英向赵萌出售的育英中学93.33%股份按16053332元的同等条件购买。而根据杨进英与赵萌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约定内容，除第三条约定涉案股权转让价款为16053332元外，第四条还对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尤其是第五条约定“本意向自甲方收到乙方首期转让款之日起生效。生效之日起前推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的学校债务归甲方负责承担，2016年6月20日以前的债务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也就是说，杨进英向赵萌转让的育英中学93.33%的股份，除约定了股份转让款16053332元外，还就付款方式以及育英中学的相关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二审庭审中，本院要求董旭东明确其主张优先购买涉案股权的条件，其代理人称按照杨进英与赵萌签订的意向书第三条约定的转让价款16053332元进行购买；并称其是一般代理，关于意向书中第五条涉及的相关债务，回去与当事人商量后五日内书面回复法庭。但董旭东庭后一直未向法庭回复其意见。二审中，赵萌提交的证据虽然不足以证实其实际履行的债务数额是1800万元，但结合其与杨进英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第五条约定内容，能够证明涉案转让的股权附带有受让方偿还相关债务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综合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现董旭东仅以16053332元价格对涉案股份主张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董旭东的该购买条件与赵萌、杨进英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意向书》所约定的股份转让条件，不属于“同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董旭东要求对涉案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董旭东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杨进英、赵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董旭东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共计280元，由上诉人董旭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永奇 审判员  刘瑞英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田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