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终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圆圆，女，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杰，浙江嘉韵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梁，浙江嘉韵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笠中，男，196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跃君，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小川，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波，男，198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诉人吕圆圆因与被上诉人章笠中、王荣波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撤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圆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以“吕圆圆明知原诉存在，未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认定属于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情形，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吕圆圆的起诉是错误的。二、原案判决错误。1.章笠中无权越过公司指定直接作为股权接收人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故无权起诉。2.不论章笠中有无权利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其在2018年8月23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如果认定王荣波与公司已解除劳动关系，那么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第一次社保变更，即2015年2月王荣波就已经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而股权回购请求权作为基于合同约定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应当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应在回购事宜发生之日起三年内行使回购请求权，也就是在2018年2月之前向法院起诉行使回购请求权。如果不将2015年2月认定为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王荣波从杭州医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科技公司）转到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又从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转到医惠科技公司，又从医惠科技公司转到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情况，证明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与医惠科技公司系关联企业。因此，不能认定2016年12月13日系王荣波与医惠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3.退一万步讲，即使2016年12月13日系王荣波与医惠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但劳动关系解除后，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实业公司）至今也没有按照2014年8月4日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的约定指定股权接收人，属惰于行使权利。医惠集团公司在2017年12月14日、2018年3月1日两次股权变更时，也均没有向王荣波主张股权回购，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如王荣波在庭审答辩时陈述：“2016年12月13日后并没有向医惠科技申请辞职，当时是公司的安排，由被告去苏州智康公司担任总经理，被告当时理解，这两家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如果王荣波真的离开了医惠科技公司，为什么医惠科技公司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行使回购权，原因就是吕圆圆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王荣波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股权，章笠中为了不让医惠集团公司股权变更为吕圆圆才向法院起诉行使回购权。4.医惠集团公司2018年3月1日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王荣波所持有的医惠公司股权从1.53%变更为1.18%，出资变为11.8万元。王荣波的股权已经发生了变更，按照章笠中的说法王荣波已经离开了医惠科技公司，但是医惠集团公司在当时并没有行使回购权，而是仍然将王荣波作为医惠集团公司股东在章程中列名，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在新变更的公司章程中签字确认。回购股权本身就是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的决议，而之后医惠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在新章程中仍然确认所谓“离职人员”王荣波的股东身份，该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已经否定了之前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现在章笠中时隔三年在没有公司指定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王荣波转让股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案二审判决是错误的。章笠中辩称，1.吕圆圆未提出申请参加原案诉讼，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2.吕圆圆不是章笠中与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案的第三人；3.根据案涉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第3项和第6项，章笠中有权以40000元收购王荣波股权。请求驳回上诉。王荣波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23日，章笠中因与王荣波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价值4万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7653民事判决，判决查明：章笠中持有医惠集团公司53.63%股权，系医惠集团公司控股股东。2014年8月4日，医惠实业公司为对医惠科技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经股东会决议，对医惠实业公司进行增资，同意吸收医惠科技公司员工王荣波等为医惠实业公司股东。王荣波于2019年6月10日缴纳注册资本金4万元，占医惠实业公司1.53%股权。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第三款同时约定，被激励员工解除与医惠科技公司劳动关系或因自身原因导致其不能为公司提供服务时，本次增资的公司全部股权（含送、转增股权）将以原增资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激励对象。2015年9月8日，医惠实业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投资公司）。2017年12月13日，医惠投资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增资后，王荣波认缴出资4万元，出资额11.8万元，占公司股权为1.18%。2018年3月1日，医惠投资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集团公司，并通过新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确认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27名股东组成，其中包括王荣波；王荣波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4万元，已足额缴纳，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方式认缴出资7.8万元，将于2018年12月31日前到位，共计认缴出资11.80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1.18%，王荣波在该公司章程中签名；公司章程中未列入2014年8月4日股东会决议“被激励员工解除与医惠科技公司劳动关系或因自身原因导致其不能为公司提供服务时，本次增资的公司全部股权（含送、转增股权）将以原增资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激励对象”。2016年12月13日，王荣波向医惠科技公司申请辞职，解除了与医惠科技公司的劳动关系。另，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王荣波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王荣波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王荣波社保由医惠科技公司缴纳；2017年1月之后，王荣波社保由苏州智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缴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2018年3月1日，原公司更名为现公司并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王荣波作为股东在该公司章程签名且被列入股东名册，从而确认王荣波为公司股东。2014年8月4日“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被新变更的公司章程吸收，对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且原公司医惠实业公司在2015年9月8日更名为医惠投资公司，更名后又在2017年12月13日进行了增资扩股，王荣波也参加了增资扩股，而王荣波在2016年12月13日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章笠中当时既未行使“回购”权，也未将王荣波排除在增资扩股股东之列，从而证明即使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影响其作为股东的权利。2018年3月1日公司再次更名为现在的医惠集团公司，虽然公司有沿革，但已经不是从前的公司，不仅公司名称变更，股东、注册资本也已变更，而变更后的公司，王荣波仍作为股东在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中签名，行使股东权力。因此，章笠中不能利用2014年8月4日医惠实业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王荣波起诉要求回购股权。如果可以行使，章笠中应该在王荣波2015年2月至3月与原公司脱离劳动关系时行使，但当时章笠中并没有行使该权利。综上，章笠中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笠中的诉讼请求。章笠中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浙01民终2515号民事判决，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认为，一、关于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对医惠集团公司及王荣波是否具有拘束力的问题。2015年9月8日，医惠实业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投资公司，后又于2018年3月1日，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医惠集团公司，并通过新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确认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27名股东组成，其中包括王荣波。公司名称的变更依法不影响之前所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且目前医惠集团公司的新章程中并没有与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冲突的新规定，新章程确认王荣波的股东身份也是延续之前医惠实业公司的股权结构。因此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股权回购条款对医惠集团公司及王荣波仍具有拘束力，原审法院以该股东会决议未被新章程吸收而否定其效力，缺乏法律依据。二、关于章笠中能否行使回购权的问题。按照2014年8月4日的《上海医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的约定，自2016年12月13日即王荣波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章笠中即享有回购请求权。截至起诉之日，章笠中没有明示放弃该权利，而且该请求权也未过诉讼时效，故章笠中要求根据该股权回购条款回购王荣波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综上，章笠中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二、王荣波将其持有的医惠集团公司1.18%股权以40000元转让给章笠中，并协助章笠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明，吕圆圆、王荣波于2009年1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8月21日登记离婚。双方于2017年8月21日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其中第三条第3款约定，截至2017年8月20日，王荣波名下拥有医惠投资公司股权1.53%、润康公司股权19%，通过代持拥有伯仲公司股权0.375%，吕圆圆对于王荣波股权的价值充分了解知情，该部分股权离婚后为王荣波所有，吕圆圆权益后续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2017年9月20日，双方签订一份《离婚补充协议》，对原离婚协议第三条第3款变更为：在王荣波名下拥有医惠投资公司股权1.53%、润康公司股权19%、通过代持拥有伯仲公司股权0.375%，三家公司全部股份双方各占50%，其中分给吕圆圆的50%要求王荣波及时办理过户给吕圆圆，如不能办理过户的股份，继续由王荣波代管，但每年的分红、送配股、转增股份等情况需全部告知并返还收益给吕圆圆，若送配和转增股份无法办理过户，由王荣波继续代管……吕圆圆因与王荣波离婚后财产纠纷，于2018年4月18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王荣波名下医惠集团公司1.53%股权的50%属于吕圆圆所有，王荣波依约配合吕圆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裁定，因该案必须以（2018）浙0106民初7653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中止诉讼。后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驳回吕圆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系给予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提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程序条件。案外第三人在原案诉讼进程中，知道或应当知道原案诉讼存在，但未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参加诉讼申请的，除客观上有妨碍其提起诉讼的正当事由存在外，属于对未参加诉讼存在过错，应视为放弃事前救济程序，系其行使处分权的结果，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情形，依法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吕圆圆在其与王荣波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已明确知晓原诉正在审理之中，吕圆圆如果认为原诉处理结果与自己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应当在该案一审诉讼期间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吕圆圆现称其曾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但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提出这一申请，其这一主张，无法采信。吕圆圆明知原诉存在，未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认定属于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情形，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吕圆圆的起诉。二审期间，吕圆圆提交了一份微信聊天截屏页面作为新的证据，用以证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其作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未获准许。章笠中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即使真实，“我们这边申请他也不会批准”的内容反映吕圆圆并没有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载明内容的真实性仅据此均无法确认，故尚不足以证明吕圆圆曾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圆圆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主体条件，即原告属于该条规定的第三人；2.程序条件，即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3.时间条件，即第三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益被侵害的6个月内起诉；4.结果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部分或者全部错误，且该生效裁判损害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关于吕圆圆是否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的问题，吕圆圆确认其对原案情况是知道的，并主张曾在原案一审时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故其未参加原案诉讼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二审期间，吕圆圆提供的所谓二位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屏页面，尚不足以证明吕圆圆已向法院申请作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而，一审鉴于吕圆圆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原案诉讼期间已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认定其未参加原案诉讼属于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程序条件，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吕圆圆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黎明审判员  谢静华审判员  赵恩勰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程丽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