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66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瑞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21幢。 法定代表人：刘志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郭，四川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贤金，四川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汉清，男，196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嗣康，四川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文群，女，197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嗣康，四川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志福，男，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上诉人四川瑞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汉清、被上诉人俞文群、原审第三人王志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瑞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柳汉清、俞文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王志福向瑞通公司提交的946张票据与柳汉清有关”，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而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瑞通公司并无足够证据证实王志福所提交的320余万元的票据与柳汉清无关。而王志福所提交的320余万元的票据与柳汉清无关属于消极事实，瑞通公司无法举证。一审法院仅以柳汉清自己陈述“其从王志福处收款，支出后将相应票据交给王志福，再由王志福统一凭票结算”就认定王志福提交给瑞通公司的946张票据其中就有柳汉清交给王志福的票据错误，理由如下：柳汉清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把这么多票据交给王志福不可能不要王志福出具收据；柳汉清自己在前两次案件中，先说没有票据，后又提交了部分票据，这说明柳汉清并没有把自己经手的票据交给王志福；柳汉清与王志福之间没有对过账，又怎么会把票据交给王志福；柳汉清在2007年9月离开案涉工地，不再参与管理工地，但2008年1月21日康定县公路段向崇州市世蛟铸造厂转款500000元，2008年1月29日瑞通公司向崇州市世蛟铸造厂转款1539151.04元，崇州市世蛟铸造厂为柳汉清亲戚开办的厂，是柳汉清认可的收款方，而上述转款交给柳汉清是为了年底解决民工工资。故一审法院将柳汉清是否将其经手的票据交给王志福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瑞通公司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在瑞通公司与王志福之间的款项未结算之前，案涉工程款的权利人应为瑞通公司，而不应为王志福。案涉工程系王志福借用瑞通公司资质承建，虽已竣工且业主方与瑞通公司之间的相关款项已结算完毕，瑞通公司与王志福之间的款项并未结算，因此，案涉工程款的权利人应为瑞通公司，瑞通公司有权向柳汉清主张返还其尚未支付出去的款项。三、瑞通公司与王志福之间、王志福与柳汉清之间对账结算问题为本案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四、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项目部账目管理混乱”的认定错误。柳汉清在2008年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崇州当地民工，崇州当地民工找到瑞通公司和王志福时，瑞通公司和王志福才知道上述款项和之前委托柳汉清代为支付的相关款项，柳汉清都未支付完，之后瑞通公司和王志福找柳汉清来结算柳汉清经手的相关款项，但柳汉清迟迟不予对账结算，才会导致项目支出的款项票据不全。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项目部账目管理混乱错误。五、一审法院认为“在原审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瑞通公司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仅凭2014年7月24日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回复内容就认定瑞通公司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错误，实际上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公安机关询问了瑞通公司几个简单问题就结案了。六、一审法院存在判超所请问题。瑞通公司的诉讼逻辑是瑞通公司给了柳汉清多少款项，品迭柳汉清开支出去多少款项，剩余的款项就应返还瑞通公司。而一审法院将瑞通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总支出金额（包括给王志福的款项），减去王志福和柳汉清支出的有票金额后进行认定。七、案涉946张票据中包括了业主方代扣款、生效判决确定支付的劳务费、民工工资、项目部工资等款项，而这些款项不可能是王志福或柳汉清支付的，柳汉清陈述其中仅有74447元油票为其开支，因此一审法院驳回瑞通公司诉请，实质就是将上述款项利益全部归属为柳汉清所有，故该认定错误。八、瑞通公司委托王志福支付给柳汉清的420000元是否包含在瑞通公司支付给王志福的1539974.03元中，是财务审计问题，不应由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请求依法支持瑞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俞文群、柳汉清均辩称，瑞通公司认为其是权利人，一审判决对此有详细的评判和阐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王志福述称，2008年1月21日，柳汉清借支了500000元，同月28日，王志福拨付了160万余元。春节期间，委托柳汉清支付工人工资，其中转款给王志福750000元，柳汉清到底支付了多少，到目前都不能确定。柳汉清一直没有和王志福对账，也没有提交相应的票据给王志福。柳汉清在本案中拿出的票据是2007年8月底前发生的工地支出。其他意见与瑞通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 瑞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柳汉清和俞文群共同返还1628671.47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8年5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康定县公路段为建设康定县北门至木格措旅游公路改建工程第三合同段项目，经过招标后，确定瑞通公司为施工中标单位，双方于2006年12月28日签订施工合同。2007年5月17日，瑞通公司（甲方）与王志福（乙方）签订《康定县北门至木格措旅游公路改建工程第三合同段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管理责任书》），其中第二条约定：“甲方任命乙方为四川瑞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康定县北门至木格措旅游公路改建工程第三合同段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实际负责人；乙方进场后负责按照业主监理的要求组建项目经理部，对项目部进行具体经营和管理，在严格执行甲方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的前提下，项目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亏损由乙方承担、盈余由乙方享有”。第六条约定：“乙方权利义务1.按照合同总价的2%上交公司管理费；支付方式为2007年10月以前全部上缴。……3.基于甲方的任命，乙方作为项目经理履行的是公职行为，不得因其职务的便利，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对于工程建设投入的有关资金（无论是甲方投入，还是乙方自行投入的部分、以及对外借入的资金）以及业主拨付的预付款、借款、计量支付款，均属瑞通公司的公司资产，必须严格按照公司关于银行账户和工程资金管理的规定进行使用，并接受公司监管。项目部仅代表瑞通公司实施经营，仅享有工程经营利润的分配权，其权利受到严格的制约，并且需要履行本责任书规定的全部职责……”。 因第三合同段项目工程施工需要，王志福找到柳汉清，并于2007年5月17日以瑞通公司的名义任命柳汉清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王志福为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该项目施工合同履行和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瑞通公司于2007年3月20日开始施工修建该工程，柳汉清于2007年9月因与藏人纠纷离开工地，之后王志福对案涉项目继续负责，主体工程于2007年年底竣工，2008年5月13日完善了工程的收尾工作。 二、瑞通公司在2010年2月4日对柳汉清、俞文群、张姣以返还财产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当日批准立案，案号为（2010）崇州民初字第70号，起诉金额为900000元。该次诉讼第二次开庭笔录第4页载明，瑞通公司陈述“诉求900000元，本意是借助法院与被告对账，但是对账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2010年5月4日瑞通公司的特别授权人王志福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当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2010年4月28日一审法院以案件移送函将（2010）崇州民初字第70号案件移送至成都市金牛区，2014年7月24日成都市金牛区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崇州市人民法院：你院于2010年4月28日以案件移送函移送我局的（2010）崇州民初字第70号案，现将情况回复如下：我大队已多次通知当事人瑞通公司杨主任，要求其公司到我大队说明案件情况，并提供该公司在本案相关人员的员工资料及相关证据。该公司只派了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大队了解初步情况后，至今未向我大队提供任何本案相关的人员资料和证据，也未按我大队要求，将涉及本案的相关人员通知到我大队进行调查。我大队已多次通知瑞通公司，但该公司不配合我大队调查取证。我大队认为现有证据不具备立案条件”。 三、2015年7月2日瑞通公司再次以柳汉清、俞文群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当日批准立案，案号为（2015）崇州民初字第52号，起诉金额为2075809.97元。2015年7月28日该案进行第一次庭审中王志福作为证人出庭参加诉讼。在2015年9月18日进行的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据瑞通公司、柳汉清、俞文群的申请当庭准予追加王志福为该案第三人出庭参加诉讼。该案历经四次开庭审理、一次组织调解，审理过程中，瑞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工程支出票据共计946张，金额为3206468.97元。2016年12月6日瑞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做出裁定准予撤诉。 四、案涉工程于2009年12月30日已竣工结算完成。竣工结算说明主要记载“我合同段施工的康定县城北至木格措旅游公路改建工程第三合同段现已结算完毕，结算结果如下：1.总则原合同金额为58683.64元，工程变更金额为0元，变更后合计金额为58683.64元；2.路基工程原合同金额为1963604.44元，工程变更金额为+478495.73元，变更后合计金额为2442100.17元；3.路面工程原合同金额为2045562.60元，工程变更金额为+74097.17元，变更后合计金额为2119659.77元；4.桥梁、涵洞工程原合同金额为198815.65元，工程变更金额为+53810.94元，变更后合计金额为252626.59元；5.不可预见费用原合同金额为213333.70元，工程变更金额为-213333.70元，变更后合计金额为0元；6.新增变更项目金额119549.15元。本合同段原合同总价为4480000.03元，工程变更总金额（增加）+512619.29元，变更后合计总金额为4992619.32元”。落款为四川瑞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木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加盖四川瑞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康定（北木）旅游公路改建工程项目部印章。 五、2019年3月25日，瑞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关问题说明，其向王志福支付的费用为1539974.03元，其在项目中已开支情况为：1.王志福向公司交回票据946张，共计3206468.97元；2.柳汉清支付劳务费464152.5元；3.柳汉清提供的原始票据372198元。2019年3月26日，王志福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其收到瑞通公司直接支付款项1530000元，收到柳汉清转款757000元，共计收款2287000余元。收到款项中，用于工程开支已出示票据部分2200000元左右（包含在已交瑞通公司946张票据中），其余费用用于差旅、接待等。在收到瑞通公司款项外，垫付约900000元（其中包含向柳汉清转款400000元）。2019年5月29日，王志福在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目前其没有垫付款项，只是还有未付的工程款。审判人员询问“你垫付的900000用在何处”，其称用于900多张票据中的支出，后又改口以情况说明为准。 六、柳汉清共收到款项共计3296468.97元。包括2007年6月26日康定县公路段通过崇州市世蛟铸造厂向柳汉清转款400000元；2007年7月24日康定县公路段通过崇州市世蛟铸造厂向柳汉清转款250000元；2008年1月21日康定县公路段通过崇州市世蛟铸造厂向柳汉清转款500000元；2008年1月29日瑞通公司通过崇州市世蛟铸造厂向柳汉清转款1539151.04元；2007年9月24日柳汉清从瑞通公司处领款135935.19元；2007年9月24日柳汉清从瑞通公司领款51382.74元；瑞通公司委托王志福转款400000元给柳汉清；瑞通公司委托王志福代柳汉清归还20000元。 七、瑞通公司认可柳汉清支出1667797.5元为工程开支，包括分七次向王志福支付转款757000元；代瑞通公司支付劳务费等费用共计464152.5元；柳汉清提供的原始票据372198元；柳汉清提供的74447元油票。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2006年12月28日签订的案涉项目施工合同、转款回单、领据、庭审笔录、情况说明、《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工程结算资料、调解笔录、他案民事起诉状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瑞通公司主张柳汉清、俞文群返还未支出工程款项是否支持。 一、关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于2009年12月30日竣工结算完成，瑞通公司于2010年2月4日对柳汉清、俞文群以返还财产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0年5月4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2010年4月28日，一审法院以案件移送函的形式将该案移送至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局，2014年7月24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一审法院出具不具备立案条件的情况说明。2015年7月2日，瑞通公司再次对柳汉清、俞文群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2018年11月12日瑞通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材料，对柳汉清、俞文群以合同纠纷为由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诉讼时效有中断情形的，期间应当重新计算。从本案相应时间节点分析，本案诉讼时效于2010年2月4日、2015年7月2日中断，并分别于2014年7月24日、2016年12月8日重新计算，之后瑞通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再次向一审法院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柳汉清、俞文群抗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瑞通公司主张其委托柳汉清代为支出工程款，因柳汉清未完成委托事项需要返还未支出款项。对此，一审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瑞通公司是否是案涉工程款项的实际权利人；二是柳汉清经手款项未实际支出的依据是否充分。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志福通过与瑞通公司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形式，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实际责任人身份实施经营和管理。根据双方签订责任书第二条载明的内容，该工程项目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盈余皆由王志福享有，第六条载明的内容王志福按照合同总价的2%上交瑞通公司管理费等，能够认定王志福实质是借用瑞通公司资质承建案涉工程，对案涉工程收益享有实际权利的人应为王志福。虽然《目标管理责任书》中亦约定有“对于工程建设投入的有关资金（无论是甲方投入，还是乙方自行投入的部分、以及对外借入的资金）以及业主拨付的预付款、借款、计量支付款，均属瑞通公司的公司资产，必须严格按照公司关于银行账户和工程资金管理的规定进行使用，并接受公司监管。”等内容，但该条款是为了解决对外责任承担、如何结算等问题，并不能推翻王志福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地位。2009年12月30日，案涉工程已竣工，与业主方的相关款项均已经结算完毕，故本案实质仅涉及瑞通公司、王志福、柳汉清之间内部结算问题。 关于柳汉清经手款项是否已经实际支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从瑞通公司向王志福、柳汉清总的支出与二人实际支出情况是否大体平衡予以分析。本案中，王志福向瑞通公司交回的946张票据，共计3206468.97元，瑞通公司主张前述票据均为王志福提交，与柳汉清并无太大关联。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柳汉清名义上虽为瑞通公司案涉工程项目经理，但结合各方当事人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瑞通公司主张其委托柳汉清支出的款项或是由业主方、瑞通公司预付到第三方账户，或是瑞通公司委托王志福向柳汉清支付，仅有两笔计180000余元系柳汉清从瑞通公司处直接领取的事实，能够证实柳汉清是受王志福邀约担任项目经理，实质是帮助王志福管理案涉工程，其与瑞通公司并无直接关系。相关工程款项往来亦是在柳汉清与王志福之间进行，故柳汉清关于其从王志福处收款，支出后将相应票据交给王志福，再由王志福向瑞通公司统一凭票结算的答辩符合情理，瑞通公司并无足够证据证实王志福所提交的320余万元的票据与柳汉清无关。 根据瑞通公司的主张，其向柳汉清支出的款项包括：1.从业主方借支1150000元；2.2008年1月29日，瑞通公司银行转账支付1539151.04元；3.2007年9月24日，柳汉清支票领取135935.19元；4.2007年9月24日，柳汉清支票领取51382.74元；5.委托王志福转款400000元；6.委托王志福代还20000元，金额共计3296468.97元。瑞通公司向王志福支出的款项共计1539974.03元。一审法院认为，王志福先是提交《情况说明》陈述其在案涉工程中垫付900000元，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时其又表示并未垫付过款项，而对垫付900000元的用途，其时而陈述用于900张票据的支出，时而陈述其中400000元转给柳汉清。陈述前后矛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同时缺乏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其在案涉工程中垫付过款项，故瑞通公司主张委托王志福向柳汉清支付的420000元款项，应当包含在其向王志福支付的1539974.03元中。故瑞通公司共计支出的总款项为3296468.97元+1539974.03元-420000元=4416443元。同时，瑞通公司认可具有票据的工程开支包括：1.王志福向瑞通公司交回票据946张，金额为3206468.97元；2.柳汉清垫付劳务费464152.50元；3.2016年1月14日，柳汉清提供的原始票据金额372198.00元。前述款项共计4042819.47元，与瑞通公司实际支出的金额4416443元相比，仅相差370000余元无票据印证。一审法院认为，总价为4992619.32元的工程项目，并不能当然说明370000余元没有票据进行对账，就没有实际支出，只能说明该工程项目部账目管理混乱所致,而账目管理混乱恰恰从2010年崇州民初字第70号案件，第二次开庭笔录第4页，瑞通公司所述的“诉求900000元，本意是借助法院与被告对账，但是对账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等内容中明确体现。故考虑建设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存在少部分无票据而支出的情形符合常理，瑞通公司总支出与王志福、柳汉清二人实际支出金额大体一致，其主张柳汉清还有1600000余元未支出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瑞通公司针对本次纠纷于2010年、2015年分别提起诉讼，起诉金额分别为900000元、2000000余元，后瑞通公司又撤回起诉。虽然起诉、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但作为主张权利一方，其有义务提交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成立。瑞通公司针对同一起事由在三次诉讼中起诉金额完全不同，对此瑞通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情形成立。同时，在一审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瑞通公司亦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故结合前述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瑞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瑞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29元，由瑞通公司负担。 二审中，柳汉清、俞文群、王志福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瑞通公司提交了946张票据，拟证明因该946张票据中绝大部分是在柳汉清离开案涉工地后形成，且其中有部分票据显示结算人为王志福而非柳汉清，同时在2015年的案件庭审中，柳汉清陈述946张票据中只有74447元由其交给王志福，故该组票据不可能是柳汉清交给王志福，王志福再交给瑞通公司。 柳汉清、俞文群质证认为，对946张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大部分票据是柳汉清交给王志福，王志福交给瑞通公司，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权利人为王志福。 王志福质证认为，946张票据不是柳汉清交给王志福，而是王志福开支后交给瑞通公司，对票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946张票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946张票据本身不能反映由谁交给瑞通公司，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阐释。 瑞通公司、王志福对一审查明的“因第三合同段项目工程施工需要，王志福找到柳汉清，并于2007年5月17日以瑞通公司的名义任命柳汉清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事实有异议，认为柳汉清为瑞通公司直接任命的项目经理与王志福无关，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柳汉清、俞文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直接予以确认，对各方有异议的部分将在下文中予以认定。 二审中，瑞通公司陈述其基于与柳汉清的劳务合同关系要求柳汉清返还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瑞通公司与柳汉清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第一，所谓的劳务合同是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协议，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务报酬的合同。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方瑞通公司举证证明其与柳汉清就建立劳务合同关系达成一致，简而言之，瑞通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柳汉清提供何种劳务活动、瑞通公司按何种标准支付劳务报酬等事宜。现瑞通公司仅举出了瑞通公司任命柳汉清为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的文件和查明柳汉清为瑞通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的他案生效民事判决，但未能举出证明柳汉清劳务报酬标准以及瑞通公司向柳汉清发放劳务报酬的证据。 第二，而从瑞通公司与王志福签订的案涉《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内容和性质来看，瑞通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王志福，由王志福自行组建案涉工程项目部，相应亏损和收益由王志福承担和享有。按照通常理解，所谓的负责组建案涉工程项目部，也就是由负责组建项目部的人员，聘请项目部的具体工作人员并确定相应职责。而项目经理属于项目部组成人员，依约应由王志福予以聘请。显然瑞通公司主张由其聘请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与案涉《目标管理责任书》的约定不一致，应当由瑞通公司举证证明王志福同意将组建案涉工程项目部的权利交由瑞通公司行使或证明王志福同意由瑞通公司指派项目经理，但瑞通公司未能举出相应证据。 第三，按照建筑业转包惯例来看，如转包人负责提供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往往会收取实际施工人相应费用即所谓的“锁人费”或“锁证费”，而瑞通公司与王志福签订的案涉《目标管理责任书》中并无相应约定，瑞通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王志福向瑞通公司支付了项目经理的“锁人费”或工资费用。 综上，在瑞通公司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与柳汉清就案涉工程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也未提交瑞通公司向柳汉清支付相应劳务报酬或就劳务报酬标准达成一致的证据的情况下，结合瑞通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王志福、王志福有权自行组建项目部、瑞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向柳汉清发放劳务报酬、瑞通公司未举证证明王志福向瑞通公司支付项目经理“锁人费”的事实，不能仅凭认定柳汉清为案涉工程项目经理的生效民事判决来认定瑞通公司与柳汉清之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因此，瑞通公司关于其与柳汉清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进而要求柳汉清基于劳务合同关系返还相应款项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如瑞通公司认为其基于转包超付了工程款，可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瑞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58元，由上诉人四川瑞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笛 审判员 何广智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曹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