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渝01行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义洪，男，194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代理人秦云芳，女，194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系江义洪之妻，住重庆市渝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西进街98号。法定代表人杜远，镇长。委托代理人包福洪，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江义洪因诉被申请人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土场镇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本院（2018）渝01行终463号行政裁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渝行申96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江义洪及其委托代理人秦云芳，土场镇政府副镇长杨汉林、委托代理人包洪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义洪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是土场镇白雀村13社（现杨柳村2社）的社员，有两处房屋石混161.16平方米已出售。留有猪舍一间（有证，建筑面积20.07平方米），无证建筑面积20.13平方米，《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编号11-02-08-436。2013年11月土场镇政府伪造江义洪的签名与土场镇政府签订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而后违法拆除了江义洪的房屋，江义洪毫不知情。江义洪事后得知房屋被拆除，多次找土场镇政府解决，土场镇政府一直不认可复垦违法拆除江义洪房屋的事实。请求：1.确认土场镇政府于2013年11月将江义洪位于合川区3社（现杨柳村2社）房屋拆除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土场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江义洪系土场镇政府所属杨柳村2社村民，其所持有由原合川县人民政府1991年7月4日颁发的编号为11-02-08-436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产权人江义洪；房屋状况：石混住宅164.16㎡（已出售）；土瓦猪舍20.07㎡。2017年11月14日，由与江义洪同村的村民袁某荣、王某某、张某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2013年11月土场镇政府宅基复垦时，江义洪的猪舍由包工的袁某应组织袁某福社长、湛某某、周某某等人拆除。证人张某在该院开庭时出庭作证的证言：“当时是我负责1、2、3社的复垦工作，是由袁某应找到村委会承包的，是人工拆除的。”江义洪陈述，2016年7月其回去因修公路需签字知道自己的猪舍被拆除。现江义洪于2017年11月15日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江义洪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土场镇政府于2013年11月将其位于合川区3社（现杨柳村2社）房屋拆除的行为违法。本案中，就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江义洪的猪舍是由袁某应包工后组织相关人员实施的拆除行为，没有证据表明拆除江义洪的猪舍系土场镇政府实施的行为，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因此，江义洪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了江义洪的起诉。诉讼费50元退还江义洪。江义洪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江义洪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土场镇政府于2013年11月将其位于重庆市合川区3社（现杨柳村2社）房屋拆除的行为违法。但根据一审中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以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仅能证明江义洪的房屋是由案外人袁代应组织相关人员拆除，没有证据表明袁代应系受土场镇政府指派或委托实施了该行为。故江义洪提起的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对于江义洪在二审中提出对《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因超过举证期限，且该鉴定事项并不能达到证明江义洪的房屋系土场镇政府拆除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江义洪申请再审称，1.江义洪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房屋因土场镇政府组织实施复垦而被强制拆除。土场镇政府对于其房屋系因复垦被强制拆除的事实予以认可。2.江义洪在举证期限届满后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方式新发现的土场府发[2011]183号《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能够证明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杨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柳村委会）按照土场镇政府实施土地复垦工程的安排，与重庆市合川区土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场建筑公司）签订《合川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施工合同》的事实。土场建筑公司在土场镇政府的委托下强制拆除了江义洪的房屋，其违法责任应由土场镇政府承担。3.江义洪未与土场镇政府签订《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江义洪签名不是江义洪所签。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土场镇政府在再审中辩称，1.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江义洪的房屋是袁代应拆除的，土场镇政府未对其房屋实施强拆行为，也未组织他人对其房屋进行强拆。2.土场镇政府虽是土场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实施方案的制定者，但不是实施者，实施是由各村委会进行的。3.土场镇政府与江义洪从未签订过《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复垦的补偿款是各村委会支付的，镇政府只是监管各村并代为发放。4.江义洪在2013年10月就知道房屋被拆除，并且领取了补偿款，都一直未提出异议，直到2017年才向法院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请求驳回江义洪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其中“事实根据”应包括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初步证据。本案中，根据江义洪在一审中举示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情况说明、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所作证言，以及双方的陈述，可以证明江义洪所有的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且属于复垦范围并已被拆除。而江义洪在再审中举示的土场府发[2011]183号《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合川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施工合同》等证据，亦可以证明土场镇政府系土场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其具有对复垦范围内的房屋组织进行拆迁的职责。因此，对复垦范围内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上述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存在。其次，虽然土场镇政府在一审中举示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5日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上江义洪的签名经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鉴定，“与江义洪样本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且土场镇政府在再审中称其从未与江义洪签订该份协议书。但该份协议书亦系土场镇政府在一审中举示，且土场镇政府对该份协议书上加盖的政府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而从该份协议书的内容看，亦有关于江义洪将案涉房屋所在的农村宅基地交付土场镇政府用于实施复垦，土场镇政府给予江义洪5788.8元补偿费的约定，并且土场镇政府一直称江义洪已经领取了前述补偿费。据此，本院认为，该份协议及土场镇政府的前述陈述可一步证明江义洪的案涉房屋被拆除系行政强制行为。最后，至于强制拆除主体的确认，在行政机关自行组织或委托、责令其他主体强制拆除案涉房屋前，未作出并依法向当事人送达限期拆除决定等法律文书，强制拆除时又未通知当事人当场，强制拆除后又无任何主体主动承担强制拆除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客观上很难举证证明谁是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本案中，根据土场府发[2011]183号文件及土场镇政府加盖有公章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可以初步认定土场镇政府组织实施了针对江义洪房屋的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江义洪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二审裁定关于江义洪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江义洪的再审理由成立，根据再审中的新证据，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错误，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渝01行终463号行政裁定和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行初5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判长  包颖审判员  曹亮审判员  但斌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