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鸿春村村西。法定代表人：靳某1，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2，男，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晋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91年3月15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在北京上学，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某，男，1951年10月10日生，汉族，山西沁水县人，晋城市政府协作办退休职工，现住晋城市。上诉人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被上诉人闫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2、王某1，被上诉人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被上诉人闫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两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的合法权益。首先，被上诉人王某2已经丧失了解除权，案涉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被上诉人王某22019年10月17日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时隔三年时间，按照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解除权已经消灭。其次，被上诉人王某2委托闫某全权代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后共向闫某转款161万元，应当视为向王某2转款，加上向王某2母女转款共计80万元，二被上诉人共收到241万元。上诉人应闫某的要求发煤2036.41吨，尚欠665631.55元款项未付清，该欠付货款由闫某从上诉人处拿走发票结算，闫某系被上诉人王某2的全权委托代理人，该发煤也应视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该笔供货拖欠的款项可冲抵剩余59万元，共计300万元，因此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王某2款项。被上诉人王某2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主要事实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认可的三点：1、2016年10月1日王某2和上诉人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2、王某22016年10月13日向农商银行贷款300万元，同月17日将款汇入上诉人账户；3、按照上诉人说法，双方没有购买煤炭的合意，2016年10月18日起就陆续向王某2返还款项。争议事实是：我方认为10月18日起上诉人不再履行合同情况下，向我方返还的款项仅为80万元，上诉人认为的支付给闫某的款项及和案外人发生煤炭购销的款项折抵我方款项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我方曾委托闫某全权代理履行和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协议内的一切条款，此委托是真实的，范围是确定的，而本案中上诉人不再履行购销合同的情况下，我方没有任何授权任何人在合同不履行的情况下代收款项，可见上诉人在上诉中所称此条理由不成立；2、我方和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仅有此笔，我方和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及双方不再履行此协议之后上诉人和受托人之间有长期的煤炭业务往来，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和报表中可见双方有其他业务往来，但其双方的业务往来与我方没有关联；3、上诉人所谓的支付给闫某的160万元款项，闫某在一审说明其从恒煜物流所拿的160万元不是退款，是点装费，恒煜物流和闫某之间的往来没有结过账，与退还我方款项没有关联；4、恒煜物流一二审陈述不一、前后矛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上诉人表示上诉人始终承认上诉方与我方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即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上诉人理解的仅是用于贷款，没有煤炭购销合意，刚才又称王某2丧失了解除权，这是矛盾的，既然认为不是真实买卖合同，何谈解除；5、对方主张的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款，应该是经过上诉人催告，但上诉人并未催告过我方；对方又称解除权消灭的，应该继续履行合同，对方现在又不想继续履行合同。故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擅自扩大了受托人的受托范围，将其与受托人之间其他业务往来与我方业务往来混淆，收款第二天就表示不履行本合同，且退款也表示不再履行，我方有权根据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解除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应驳回上诉。被上诉人闫某辩称：案涉合同是为了从银行获取贷款签订，银行放款后，上诉人当日就和沁水县晋嘉煤炭集运有限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并按期执行，发运煤炭8026.17吨，被上诉人王某2所说未开展业务违背事实。作为王某2的受托人，两年多来，王某2已经从本人手中取走226.5万元，本人还被迫将所住房屋通过违法手段质押给王某2之母王丽霞，一审判决解除案涉合同并退还被上诉人王某2220万元欠妥。但上诉人所指晋城市益家康粮油公司开票一事与本案无关。本人从上诉人处领走161万元是应得的业务费用，包括车站费用、公路运输、点车费等。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并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煤款300万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日原告王某2与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为：“由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精煤10000吨，每吨540元，合计54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0月13日向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300万元，贷款用途为购煤炭，双方签订有《贷款合同》，2016年10月17日，原告将所贷的300万元通过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到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的账户，注明为“购煤款”。2016年10月17日，原告王某2向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委托闫某全权代理我与贵公司签订的供煤合作协议，从煤源的采购、上站、数量、质量、结算、转款及协议内的一切条款。”2016年10月18日起，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陆续向被告闫某转款共计161万元，2016年11月9日向原告母亲王丽霞转款75万元，2016年12月19日向原告转款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但是对签订该份合同的真实用途双方有异议，原告认为是就买卖精煤所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认为签订该份合同的目的是原告为了向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300万元用于支付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作为保证金。一审法院认为无论签订该份合同的用途是什么，原告最终将这300万元的贷款转到了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名下，原告已履行义务。现原告以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不履行提供精煤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从2016年10月18日起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向原告及其母亲转款8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是对未履行义务的退款，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称该退款是退还保证金，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退款就是保证金的性质，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返还购煤款300万元的诉请，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转给原告5万元及其原告母亲75万元，原告方是认可的。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依据委托书转给被告闫某的161万元，被告闫某认可，但原告对该161万元不认可，认为被告闫某接受退款不属于授权范围，根据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提供的委托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原告的授权范围是对煤源的结算、转款、及协议内的一切条款，因此被告闫某接受的161万元的退款不属于原告的授权范围，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应当将161万元退还给原告。对于剩余的59万元，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称这是折抵剩余保证金，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300万元是保证金的性质，因此该剩余的59万元应当返还给原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依法解除原告王某2与被告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二、被告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2购煤款220万元。三、驳回原告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由被告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承担11293元，由原告王某2承担4107元。二审中，上诉人西南恒煜物流公司新提交证据：1、2019年11月7日、11月11日王俊霞与闫某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2019年12月5日祁灵琳与闫某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闫某受王某2全权委托，本案合同系王某2签订用于银行贷款，贷款后高利提供给闫某，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本案应移送相关部门并中止审理。闫某与上诉人在本案之前就有煤炭交易，一直是先款后货，闫某拿走空白合同，具体联系谁签是闫某决定。2、闫某与上诉人的往来明细。3、2016年山西金斗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往来情况、2017年3月1日山西金斗与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2017年4月29日收条及增值税发票。4、2016年益家康往来情况、2016年12月5日益家康和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16年12月22日收条及增值税专用发票。5、2016年益阳市大通湖益鑫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湖）往来情况、2016年11月25日大通湖与上诉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2016年11月29日收条、2016年12月7日收条、2017年2月27日收条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6、2016年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晋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能源）往来情况、2016年9月1日山西能源与上诉人签订的《铁路煤炭买卖合同》、2016年9月30日山西能源与上诉人、王丽霞签订的《合同补充三方协议》、2016年10月18日收条、2016年11月10日收条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7、2016年山西赫斯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斯设备）往来情况、2016年9月10日赫斯设备与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16年10月19日收条及增值税专用发票。8、2016年沁水县晋嘉煤炭集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嘉煤运）往来情况、2016年10月17日和2016年11月1日晋嘉煤运与上诉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2016年11月18日《补充协议》、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资金汇划补充凭证、2016年12月22日收条、2016年11月18日收条、2016年11月21日收条及增值税专用发票。9、2016年王丽霞个人往来情况及银行回单，金额为590000元。10、2016年山西金斗往来情况及银行回单2支，金额为279000元。11、王某2结算业务委托书，金额为3000000元。12、2016年山西宏丰源能源有限公司往来情况及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金额为500000元。13、2017年山西兴晋湘能源有限公司往来情况及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金额为200000元。证据2-13，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通过结算闫某经手的往来，上诉人对闫某还有638634.21元未收款。本案王某2将300万汇入上诉人账户是让闫某使用，具体使用方式就是闫某和上诉人联系煤炭买卖，上诉人和闫某之间结算情况清楚，就和王某2之间的账清楚了，上诉人向王某2母女汇款是在闫某的指示下汇款。被上诉人闫某新提交证据：1、上诉人与沁水县晋嘉煤炭集运有限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证明本案合同是为了贷款，具体履行方式是再和公司签订真实买卖合同，案涉合同到款当天就和沁水县晋嘉煤炭集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2、煤炭发运清单，证明发运煤炭情况。3、上诉人制作的清单表，证明本人不欠上诉人59万元，益家康粮油的交易已经结清了。4、沁水铁路局预付款抵用凭证，证明益家康粮油的煤已经发运了。5、2016年9月29日的税票一张，证明在王某2的合同之前，益家康的煤已经发过了。6、闫某制作的上诉人公路上站煤明细表一份，证明本人在上诉人处发煤的事实。被上诉人王某2质证认为，案涉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是为了购煤。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某2母亲与闫某之间的事情与王某2无关，录音证据的来源、是否完整都无法判断，且不属于新出现的证据，对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而其他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认定，上诉人称案涉合同是为了贷款，不是为了履行，也没有履行，那就存在退款问题，上诉人的款项明细与本案诉求没有关联，与闫某的往来与被上诉人王某2无关，上诉人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闫某质证认为，上诉人与王某2之间的合同是为了贷款，录音证据认可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财务人员的对话，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流程是，本人先在上诉人处预付款购煤，然后联系好客户，上诉人向客户发煤，客户向上诉人付款包括煤款、点装费、运费等等，上诉人每吨扣5元，剩下的算好再退给本人。本案的300万元，还有220万元在上诉人处。王某2母子收到上诉人80万，本人付给王某2母亲220多万了。上诉人付给本人的161万元不是对预付款的退款，而是我应得的利润。本案合同的300万预付以后。我联系的是晋嘉煤运这家购煤，晋嘉煤运已经和上诉人结算了，上诉人还没有和本人结算。庭审后，上诉人提交2020年4月22日其与闫某之间的对账函以及当日闫某书写的情况说明，对账函中闫某签字认可双方自2016年8月25日开始至2016年12月30日之间的采购煤炭数量。情况说明中闫某称被上诉人王某2全权委托其代理和上诉人购煤买卖的一切业务，闫某给王某2以个人名义出具了300万元收条，案涉300万元汇入上诉人公司。汇款次日起到2016年底，闫某与上诉人发生多笔煤炭购销业务，期间闫某指示上诉人向王某2母女转款共计80万元，闫某个人自9月开始陆续转过款给王某2母女226.5万元，银行有转账记录。被上诉人闫某提交一份证明，称本案与上诉人之间进行结算，应该以案涉300万元入账之日起截止2016年11月25日之间的业务为准，该时间内只发生了晋嘉煤运一笔业务。被上诉人王某2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案涉合同从未履行，上诉人和闫某均陈述该合同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闫某与上诉人之间的煤炭购销业务往来与被上诉人王某2没有关联，上诉人本身也无法确定那些业务是对应于案涉合同的，闫某收款也与被上诉人王某2无关，闫某对晋嘉煤运的陈述，我方也不认可。案涉合同没有履行，签订后不久上诉人就向王某2母女退款80万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维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经询问王某2本人，王某2认可经闫某与上诉人公司联系，全权委托了闫某，其对于买卖合同的具体情况、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煤炭购销的交易模式均不清楚。本院认为，从案涉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被上诉人王某2系案涉煤炭购销合同载明的买受人，但其对于煤炭购销的基本情况、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煤炭购销的交易模式等煤炭购销关键信息全不知情。案涉合同标的物多达10000吨精煤，买受人王某2仅为个人，合同中没有收货人信息、煤炭运输方式、交货方式，煤炭质量标准等煤炭购销的关键条款约定。单凭该合同内容本身，并不足以完成煤炭购销交易活动，诉争的煤炭购销合同内容不符合交易常理。从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本案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和闫某均认可案涉合同并不具有真实的煤炭买卖合意，而是为获取银行贷款所签。从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举证可以看出，自合同约定的300万元款项进入西南恒煜物流公司账户次日起，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就开始向闫某的账户付款，显然双方实际也不具有履行该合同的意思。被上诉人王某2主张其与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之间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作为买受人，被上诉人王某2应当获取的是煤炭，而在合同签订后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王某2就收到来自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的款项也并未提出异议。王某2称闫某告知该款项系走煤利润，买受人从出卖人处收取煤款利润同样不符合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综上，对于被上诉人王某2称案涉合同是为了建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上诉人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某2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不存在真实的煤炭购销意思表示，名为煤炭购销，实为双方明知的套取银行贷款，煤炭购销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为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合同签订后，西南恒煜物流公司收到王某2支付的300万元款项，现已向王某2母女退还80万元，王某2予以认可，可以确认。王某2对闫某在案涉合同上全权委托，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在案涉合同及委托书签订后向闫某转款161万元。闫某不认可收到的款项与诉争合同有关，主张系其与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其他往来应得的点装费等费用，但闫某作为王某2为诉争合同履行全权委托的受托人，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包含了“从煤源的采购、上站、数量、质量、结算、转款及协议内的一切条款”，对于受托期间内从西南恒煜物流公司获取的款项，闫某主张并非以代理人身份收款，而是收取自己应得款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闫某对此未能举证证明，对闫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王某2认为其对闫某的委托范围不包含合同不履行时的退款，因而不认可收到161万元。但委托书载明包含结算、转款事宜，被上诉人王某2的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因此，闫某收到西南恒煜物流公司支付161万元款项应视为代王某2收取。对于剩余59万元，西南恒煜物流公司主张以益家康煤炭购销的未付货款抵账，但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益家康货款与案涉合同相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已经通过向王某2母女及其委托人闫某共计支付了241万元，剩余应付金额为59万元。本案闫某经原审被告西南恒煜物流公司申请追加成为本案原审被告，原审原告王某2并未对其提出诉请，对于闫某与王某2之间的款项结算，可另诉解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依法解除原告王某2与被告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三、驳回原告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某259万元；三、驳回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给付义务人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由王某2负担12320元，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0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王某2负担19520元，晋城市西南恒煜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