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兰，女，1956年11月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李松柏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燕，女，1981年11月1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华，男，1985年10月1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珏菱，女，1980年8月1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胡志兰侄女。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昌荣，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弘，男，1931年1月2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杨昌荣之父亲。上诉人胡志兰、李燕、李建华因与被上诉人杨昌荣、杨光弘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7民初2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志兰、李燕、李建华上诉请求：1.撤销天柱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7民初2043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因近亲属李松柏被害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46284.8元（损失总数557856元×80%）。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有误，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认定事实中，对李松柏从树上跌落地面的原因没有如实认定，实际上，在李松柏与杨光弘、杨昌荣父子发生争吵过程中，杨昌荣见李松柏用木杆顶其刚搭建好的现浇板盒时，便用一木块从枣子树的上面方向朝李松柏扔下，李松柏因受惊吓而避让，导致从树上跌落地面造成颅脑严重损伤死亡。本案目击证人杨某、谌某的证言均证明看见杨昌荣朝李松柏扔木质物体，只不过两个证人对杨昌荣朝李松柏所扔的东西表述不一致而已，一个说是木枋，一个说的是木柱（木棒）。虽然李松柏不是杨昌荣直接打死的，但李松柏从树上跌落地面与杨昌荣用一木质物体扔向李松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杨昌荣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杨昌荣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明显有失公正。二、一审裁判理由与事实不相符，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李松柏在发现杨昌荣、杨光弘搭建房顶现浇板盒挑出墙面过长，有损自己利益，经协商不成，即采取行动予以制止，避免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害，是合法的自我保护行为，李松柏在爬上枣子树顶现浇板之前，无法预见杨昌荣会采取打击行为，在情急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上树后处于高空存在的危险疏忽大意，但并非导致其本人从树上坠地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杨昌荣用木块扔向李松柏，才是导致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故本案损害赔偿由杨昌荣、杨光弘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松柏自负20%的责任较为公平、合理。三、李松柏坠地是因制止杨光弘、杨昌荣的侵权行为，而遭受杨昌荣投掷木块打击受惊吓躲避造成，一审认定死者自己的行为是造成自己死亡的主要原因，违背事实，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杨昌荣、杨光弘既未提交证据和答辩材料，亦未到庭参加诉讼。胡志兰、李燕、李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金共计5578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1日，被告杨光弘、杨昌荣和民工杨某一起，在天柱县帮被告杨光弘自建房顶搭现浇板盒。被告杨光弘的邻居李松柏认为被告杨光弘、杨昌荣搭建的现浇板挑出墙面过长，现浇板排水会滴到自己的灶台上，就与被告杨光弘交涉并发生争吵，见杨光弘不理会，2017年9月21日12时许，李松柏爬上自家门口的枣子树上用长木杆顶杨光弘家刚搭好的现浇板盒，后李松柏从树上跌落地面致颅脑严重损伤死亡。天柱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21日下午17时06分至2017年9月21日19时16分对尸体的死亡原因及致死方式进行了鉴定，2017年9月25日天柱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天）公（司）鉴（尸）字［2017］60号医法学尸检检验鉴定书。得出的最后鉴定意见为死者李松柏系因高坠致严重脑损伤死亡。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胡志兰之夫李松柏死前系完全民事行为人，其在与被告杨光弘发生争吵而未达到阻止被告的行为后，并未寻求其他合法途径来解决，在明知爬上枣子树进行顶被告的现浇板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为之，是导致其本人从树上坠地死亡的主要原因，李松柏应承担该案的主要即80%的赔偿责任；被告杨光弘搭建现浇板过长，事先没有征得邻居李松柏的同意，在死者为此事与其发生争吵后，仍对李松柏不理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其搭建现浇板的行为与李松柏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本案的次要即20%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杨昌荣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杨昌荣是被告杨光弘雇请的民工，原告称死者李松柏是被杨昌荣丢一根木枋打死的，但证人杨某在公安部门的两次询问笔录上所作的证词不一致，且与另一证人谌某的证词也不一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无法证明死者的死与杨昌荣有关系，所以被告杨昌荣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参照贵州省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本案死者出事死亡时已65岁，其死亡赔偿金为（31592×15）473880元，丧葬费为（67952÷12×6）33976元。两项合计507856元，被告杨光弘应承担（507856×20%）101571元。关于精神损失费，因死者自己的行为是造成自己死亡主要原因，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光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死者李松柏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计101571元给原告胡志兰、李燕、李建华。二、驳回原告胡志兰、李燕、李建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8元，减半收取1544元，由被告杨光弘负担309元，原告自负123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4月8日，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对杨昌荣因涉案纠纷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80%的主要责任以及连带赔偿责任；2、精神抚慰金赔偿5万元，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李松柏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爬树的危险行为，完全是能够预知和判断的，在其与杨光弘发生争吵后，不通过合法途径寻求解决问题，而是采取爬上自家门口枣子树上的危险行为方式，用长木杆进行顶杨光弘家刚搭好的现浇板盒，进行阻止施工，将自己处于高度危险境地完全不顾，李松柏对自己酿成的不幸后果，负有重大过错责任，李松柏从树上摔下身亡，应当自负主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李松柏自负80%的责任，认定杨光弘对涉案事故的造成存在有过错，其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胡志兰、李燕、李建华上诉认为李松柏从树上摔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杨昌荣扔木质物体，李松柏避让才导致其从树上摔下，其主张的事实，虽然在目击证人杨某、谌某的证言中，有提到看见杨昌荣朝李松柏扔木质物体的行为，但是证言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况且，2018年4月8日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对杨昌荣因本案纠纷涉嫌的过失致人死亡问题，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符合犯罪起诉条件，对杨昌荣作出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胡志兰、李燕、李建华上诉认为杨昌荣向李松柏扔木质物体的行为，是造成李松柏不幸身亡的主要原因，要求改判由杨光弘、杨昌荣承担80%的赔偿责任，以及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于法无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抚慰金赔偿5万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李松柏与杨光弘因建房发生争议后，面对其已属于高龄人员，完全不顾爬树的冒险行为以及后果，导致其从树上摔下身亡，应属自己重大过错行为所导致。一审判决不给予精神抚慰金赔偿，并无不当。上诉人胡志兰、李燕、李建华以杨光弘、杨昌荣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改判支持其精神抚慰金赔偿的事实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志兰、李燕、李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8元，由上诉人胡志兰、李燕、李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小平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刘志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谢杰凰书记员龙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