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726行赔初1号原告：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地址：延津县高寨庆涛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6MA45E47W29。法定代表人：孟庆涛。委托代理人：欧阳伟建，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范传美，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住所地延津县北环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41072641725513XY。法定代表人，李志魁，任局长。出庭负责人：李志魁，该单位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珲，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重武，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延津县东安大道，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14107260055546786。法定代表人：秦峰，任局长。出庭负责人：随广恩，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晓禹，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畅公司）因与被告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延津县运管局）、延津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延津县交通运输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行政首长出庭建议书等材料，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运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欧阳伟建、范传美，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出庭负责人李志魁、委托代理人李珲、郑重武，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出庭负责人随广恩、委托代理人陈晓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运畅公司诉称，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停业整顿期间的损失10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于2019年9月13日作出《延津县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原告进行整改，召回所有车辆，停止营运。原告在接到该通知书后立即按要求停止营运进行整顿。2019年9月26日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又将原告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暂扣。原告认为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不具备作出“停业整顿”以及暂扣运输证的主体资格；在作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及行政强制措施时，也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告知原告“停业整顿”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享有听证的权利。被告延津县运管局的行为致使原告长时间处于停业状态，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作为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的下设机构，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应对被告延津县运管局的违法行为负责，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延津县运管局辩称：1、答辩人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属于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2、原告向答辩人承诺“自觉接受交通运输部门管理，若公司出现违规经营，整改不到位等情形，愿意接受交通主管部门的任何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整改要求与其承诺一致；3、答辩人对原告下达的整改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是一种作为通知，并非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本身的纠偏；4、原告将《车辆道路运输证》交至答辩人处属于停业整顿的附属义务，答辩人多次通知原告来领取，但原告置之不理，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负。综上，答辩人不存在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辩称：原告不应将答辩人列为被告。1、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对原告下达的整改通知书不属于答辩人的行政行为；2、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具有法人资格，具有实施道路运输企业的管理工作，依法行使其管理职责，答辩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3、原告请求确认违法未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8-12月份工资以及相应的银行回单、折旧记账凭证、河南铭太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一张，以上共计33张；2、租赁合同及收据各1份；3、2019年8-9月份利润表2张。以上证据证明因被告延津县运管局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损失100万元。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提交的证据有：1、《延津县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复印件一份；2、运畅公司承诺书复印件一份；3、运畅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安全隐患，被告延津县运管局通知其限期整改，若整改不到位，自愿停止运营；4、录音一份，证明曾电话通知过原告领取《车辆道路运输证》。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延津县运管局、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均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对证据3，认为不在赔偿范围之内。原告对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从该证据能够看出原告仅在制度上存在不完善的情形，并不存在会影响道路安全，危害人民财产安全的危险隐患，原告完全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因此被告延津县运管局的停业整顿的处罚显然过重。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承诺书是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书写，对于承诺书的“隐患整改不彻底，自愿停止营运”这句话与本处罚并没有关系，更不是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并没有加盖原告的公章，不能证明该文件是由原告所出具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录音能够证明原告的运输证是在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处扣押，同时该份录音的内容并没有显示通知原告经理来领取运输证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运畅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能作为本案的主张依据。对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虽未加盖原告公章，但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被告延津县运管局认为原告运畅公司存在安全隐患，于2019年9月13日向原告运畅公司送达了《延津县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该通知书整改要求栏载明：请你单位按照以上问题进行整改，限15日内整改完毕并写出书面报告。在整改期间召回所有车辆，停止营运。2019年9月26日原告将其公司的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交至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处。原告运畅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向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作了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并提出验收申请，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分别于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22日对原告运畅公司进行验收，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关于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隐患整改验收的报告》，该报告虽未加盖公章，但在验收人员签名处有“范志方、李珲、李广”的签名，同时该报告下方注明“请运管局积极协调上级有关部门进行复核，以便运畅企业进行整改到位”。2019年10月28日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安全专家再次对原告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意见，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再次提交整改报告。另查明，原告在2020年1月24日将所属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从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处领走。被告延津县运管局系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的二级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本案中，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扣留原告运畅公司的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造成原告运畅公司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运畅公司有提出行政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现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扣留原告运畅公司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的行政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原告运畅公司要求被告延津县运管局赔偿扣留车辆期间的相关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于2019年9月26日扣留原告运畅公司11部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于2020年1月24日返还给原告运畅公司，共计121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运畅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该具体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必要的、经常性开支损失，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100万元，举证不足。当事人不能充分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案件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故关于停运期间的费用损失，本院酌定参照2019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业年平均工资61455元/年计算为：61455元/年÷365天×121天×11辆=224100.29元。被告延津县运管局作为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的二级机构，系独立的法人单位，被告延津县运管局在本案中是作出违法行为的主体，上述损失由被告延津县运管局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主体，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延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损失224100.29元。驳回原告新乡运畅运输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延津县交通运输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文植人民陪审员  李建伟人民陪审员  李灿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