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0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溶屿（曾用名高明星），女，197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家锋（系高溶屿之夫），男，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5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3，男，196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公卓，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曾用名高某5），男，195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高某4，女，196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溶屿（系高某4之妹），女，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4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7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7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高溶屿因与被上诉人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原审被告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溶屿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将本案与另案并案审理作出结果；3、依法纠正本案存在的程序逆反逻辑。事实与理由：高溶屿继承该房产七分之一的份额。青年路是由高溶屿父母一家、高某4一家、高溶屿一家、高明碧一家、高某1一家共五户集资修建的。108号房屋在2000年时只有两层，一审提交测绘图，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在一审提交分房书以个人名义分割大家的房屋，侵犯了共有人的权利。分房协议涉及108号房屋第三层及顶上的内容，2005年-2013年期间修建的第三层及顶上，由高溶屿父母及高溶屿修建。青年路21号房产证办理的事情，调取了相关的证据，显示高仕贤以两份说明随意办理，当时的产权情况证明不了今天的房屋所求权人情况，侵犯了共同出资人的权益；高仕贤夫妻双方都在，高仕贤未与其妻子商量，擅自处置，侵犯了其妻子的相关权益，未与共有人商量，把妻子的份额以及自己享有的份额处理是无效的，根据《民法通则解释》第89条的规定。另案的房屋，因为杨某、高某3当时没有房屋居住，所以就住在108号房屋第二层；诉讼期间高溶屿与高某4享有的一层、三层的门窗被被上诉人杨某等弄坏了。青年路21号房屋，高溶屿于2013年与其母亲签订租赁合同用来做生意，证明房屋还是高溶屿母亲的。2000年，五家人集资修建房屋，2005年高溶屿父亲出具一份材料证明争议门面是高仕贤所有，争议门面是高仕贤修建的。毛笔字分房书从来没有其妻子的名字，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该毛笔字分房书是虚假的。当庭提交新的上诉意见，以此份意见的内容为准。被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3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高溶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本案高某1、高某2、高某3、杨某诉请的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青年路21号，高仕贤家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门面”所在楼房，系因油榨街口至青年路口街景整治，1998年10月20日高仕贤与南明区住建局签订《整治协议》后拆除原青年路38号房屋重新修建的，该楼房在2003年11月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楼房一楼和二楼2005年1月取得可房屋产权证，系父母高仕贤和杨子斌生前所拥有的、可区分的合法财产。2000年正月初二（即2000年2月6日），父母高仕贤和杨子斌因年事已高，给七个子女家都写了分房协议书予以明确各自的房子。该分房协议书载明：“坐落于贵阳市面向公路右边的一通间，由高某1、高某5、高某2、高某3四兄弟共同受用。”2000年2月17日，高仕贤以《便条》的形式让高某3将《便条》带给高某2。该《便条》本案以前的庭审中高溶屿是认可其为父亲高仕贤所写的，在高溶屿诉高某1、高某5、高某2、高某3汤家坡寨118号房屋继承案，原一审（2017）黔0102民初7671号案庭审中，高溶屿也明确认可其父亲高仕贤所写，有该案庭审笔录和庭审视频为证，除非高溶屿举出充足的反证，否则不能推翻其自认。同时，《便条》上高仕贤的笔迹与高溶屿提交的2005年8月24日高仕贤手写的《证明》，二者笔迹完全一致。高仕贤在2000年2月6日亲笔书写了毛笔字分房书，高仕贤亲笔书写给高某2的《便条》形成七个证据锁链，确实证明2000年正月初二，给七个子女都写了毛笔字分房书予以明确各自的房子，只是各自的房子不同，分房协议上的内容不一样；且高溶屿2000年正月初二当天就领了自己毛笔字分房书。毛笔字分房书是高某1、高某2、杨某，高某3拿出来的。因为高明碧将房屋卖给高溶屿，于是高明碧家的拿给高溶屿了，所有高溶屿有两份，高某4有一份。高溶屿与高某4有利害关系，所以没有拿出来。本案的毛笔字分房书是父母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高仕贤与杨子斌去世之前，均未再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或者书写新的遗嘱，就说明父母还是一直坚持原有的本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结果也是最符合父母意愿的结果。双方均认可高仕贤与杨子斌一直共同生活，毛笔字协议书虽然是高仕贤代杨子斌签字，但杨子斌对协议书内容是知晓的且并未提出反对。且高仕贤与杨子斌是民国生人，在民国的旧社会长大，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可知分房协议书是高仕贤与杨子斌的一致意见。毛笔字分房书，上面杨子斌的签名依然是高仕贤代签的。高溶屿、高某4“既然接受了2000年正月初二高仕贤亲笔书写的属于高溶屿的那份毛笔字分房书上分得的房屋，并且没有提出异议”，也就“接受认可了高仕贤代杨子斌签字的事实”，同时“也是对高仕贤给其他子女的分房书上，高仕贤代杨子斌签字的事实的接受和认可”。高溶屿不能自作聪明，以为不把自己的分房书拿出来就能随便乱否认。高溶屿提交的1998年5月31日高仕贤钢笔字书写的，将未拆除前原青年路38号部分房屋分配给高明碧、高某4的钢笔字分房书，以及高某1、高某2、高某3提交的1998年10月20日南明区建设局与高仕贤签订的《街景整治协议书》都是高仕贤一人签名，说明当家主事的是高仕贤，所有子女都是知晓并予以认可的。同时也反映出高仕贤与杨子斌夫妻之间有由高仕贤代为处理涉及家庭财产事务的习惯，因夫妻之间相互具有家事代理权，若杨子斌无相反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同意高仕贤作出的处分。被上诉人杨某答辩称，以高某1、高某2、高某3的答辩意见为准。高某4答辩称，同意高溶屿的上诉意见。刘某1、刘某2、刘某3未作答辩。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贵阳市南明区右边的门面（价值暂估20万）归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所有；2、请求判令高溶屿、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继将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右边的门面归还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并从2017年4月13日起每月按4000元计算向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支付租金，直至将门面归还之日止；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高溶屿、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高某1、高某2、高某3的居民身份证，杨某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高溶屿户籍信息，杨子斌户口簿，高仕贤户籍注销证明，杨子斌死亡证明，《关于油榨街口至青年路口街景整治协议》，南国用（2003）字第19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贵阳市南明区建设局出具的《证明》，房屋产权信息查询单，房屋照片，《评估报告书》等，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查明如下：一、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提交的由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用毛笔书写的分房书四份、便条一份，拟证明父母于2000年2月6日立下分房书，将青年路21号楼房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一通间门面分给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四人共用；七名子女均各自有一份分房书，高溶屿也已领取。高溶屿认为从四份分房书的内容和形式上看不是同一天书写。高仕贤从单位到生活的书写文书，均为钢笔或圆珠笔书写，且经过反复对比，分房书上“高仕贤”的签名与其他的签名不相同，故对四份分房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请法院依法核实。对于便条，其内容记载不清楚，不能证明就是通知某人领取分房书。经审查，该四份分房书均为毛笔书写，其中“受用人”为高某1的分房书的内容为：“立分房人高仕贤年老愿将房产分与子女受用说明如下：弟壹，座落地名贵阳市油榨街青年路门牌贰拾壹号房屋壹幢共叁层楼房，坐西向东后底十五中围墙前底公路，其中弟叁的层楼面向公路左边中间共计叁格分与高某1受用永远管业。（说明从一楼至三楼的楼梯是共用，厕所共用）弟贰，下面壹楼通间面向公路右边间（高某1高某5高明刚高某3共同受用）。弟叁，座落地名贵阳市汤家坡房屋壹幢共贰层楼，坐北向南，右边和中间共叁间，正房对面厨房贰间（中间过道公用路）分与高某1受用永远管业。（说明弟叁层楼顶未分，由高某1高某5高明刚高某3共研究解决。楼梯路共用）分房人：父高仕贤，母杨子斌亲笔。受用人高某1俭字。公元贰零零零年贰月陆号。农历庚辰年正月初二日立字据。”另外三份“受用人”为杨某、高明刚、高某3的分房书中，对贵阳市青年路21号1楼面向公路右边间房屋均写明为：“高某1高某5高明刚高某3四兄弟共同受用”。一审认为，由于高溶屿不能举证证明上述四份分房书不是高仕贤本人所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述四份分房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提交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拟证明案涉争议房屋一直作为门面使用，每月租金4000元。在母亲去世后，高溶屿赶走租户肖慎华占着门面，造成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无法使用，也无法出租，高溶屿应支付租金损失。高溶屿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经审查，上述证据系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单方提交，既没有肖慎华的身份证明，也没有租金收据加以佐证，故对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高溶屿提交的1998年5月31日由高仕贤写的《房屋分配》三份，拟证明分房是所有子女都是有的，其中2楼的左边是分配给高明碧管理使用，1楼的左边分给高某4，右边分给杨某和高某3。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1998年10月青年路38号房屋已被拆除整改，不复存在。同时，该《房屋分配》上只有高仕贤的签名，而高溶屿对此认可，由此可以表明高仕贤具备家事代理权。经审查，上述三份《房屋分配》的内容均为对“贵阳市油榨街青年路38号”房屋的分配处置。根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关于油榨街口至青年路口街景整治协议》，青年路38号房屋已于1998年10月因整改拆除，因此，上述《房屋分配》所作出的房屋分配处置已经无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的质证意见成立，予以采信。四、高溶屿提交的《集资建房证明》及《协议书》，拟证明案涉房屋实际是由5家人共同出资修建，不是高仕贤一人出资修建，不属于高仕贤的个人财产，因此，高仕贤将案涉房屋予以分割，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认为《集资建房证明》注明一楼右边门面由高仕贤出资修建，且取得了产权证，因此，高仕贤对门面的处置是合法有效的。经审查，南国用（2003）字第19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登记的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21号1层1号、2层2号的权利人均为“高仕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为高仕贤。至于案涉房屋是5家人集资修建还是由高仕贤一人出资修建，与房屋所有权人最后确定是谁并不矛盾。在第19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的情况下，高仕贤作为房产的所有权人，依法对房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故本高溶屿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五、高溶屿提交的由高仕贤于2005年8月24日书写的《证明》两份，拟证明诉争门面为高仕贤所有，与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提交的分房书的内容是相反的。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分房书具有遗嘱性质，与毛笔书写的分房书并不矛盾。同时，其中打印的《证明》上“高仕贤亲笔”的字迹与其方提交的便条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而在高溶屿起诉的案件的审理中，高溶屿认可便条的真实性，由此可以推定毛笔书写的分房书是真实的。经审查，该两份《证明》均明确案涉房屋为高仕贤“所有”和“管”，再结合《国有土地使用证》，可以确认高仕贤对本案争议房屋享有所有权。且该组证据与高溶屿自己提交的前一组证据相互矛盾，故不予认定。六、高溶屿提交的伏纸两份及毛主席语录抄件一份，拟证明其父亲高仕贤从1971年至今都没有用毛笔书写的习惯，故不认可毛笔书写的分房书。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对真实性无异议，伏纸上的字与毛笔书写的分房书的字迹是相一致的。父亲那个年代的人是读私塾出来的，当时没有钢笔、圆珠笔，都是用毛笔书写，所以，毛笔书写才是父亲的正规书写方式。父亲之所以用毛笔和绵纸来书写分房书，说明父亲对此非常重视。经审查，上述书写材料确系高仕贤亲笔书写，但仅凭该三份书写材料就认定高仕贤从1971年至今都没有用毛笔书写的习惯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对高溶屿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仕贤、杨子斌夫妇共生育有高明碧（女）、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高某4（女）、高溶屿（女）子女七人，其中高明碧于1999年2月去世，生前与其夫刘某1生育有一子刘某2、一女刘某3。上世纪60年代，高仕贤、杨子斌夫妇在贵阳市青年路原38号修建有二层房屋一栋。由于贵阳市政府对本市油榨街路至青年路口的街景进行整治，需拆除38号房屋，为此，贵阳市南明区建设局与高仕贤于1998年10月20日签订了《关于油榨街口至青年路口街景整治协议》。38号房屋拆除后，高仕贤及其子女翻建了新房。为明确翻建新房各自的出资情况，高仕贤、刘某1、高明碧、高明星、高溶屿五人于2000年2月28日签署了《集资建房证明》，内容为：“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21号（原青年路38号）于1998年10月份，响应贵阳市有关部门进行街景治理的号召，拆除原旧房翻建成两楼一底（局部三层）1999年2月完工。经家人共同协商，兄弟姐妹共同出资修建，特此证明如下：一、一层门面。1、右侧（面向街道下同）约60㎡，由高仕贤出资贰万肆仟元。2、左侧，约50㎡由高某4出资，贰万元整。二、二层住房。1、右侧，约60㎡，由高溶屿出资贰万肆仟元整。2、左侧，约50㎡，由高明碧出资贰万元整。三、局部三层。1、右侧，约40㎡，由高溶屿出资，壹万陆仟元整。2、左侧，约40㎡，由高某1出资，壹万陆仟元整。四、另外。1、一楼至三楼，楼梯由高明碧、高某1、高溶屿共用。2、二楼卫生间，由高明碧、高溶屿共用。3、二楼至三楼，过道及楼梯，由高某1与高溶屿共用。4、三楼卫生间由高某1、高溶屿共用。”此前，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分别给子女写具分房契约，对贵阳市青年路21号房屋及汤家坡房屋作了分配，其中本案争议房屋，即贵阳市青年路21号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门面明确“由高某1、高某5、高某2、高某3四兄弟共同受用”。2003年11月10日，贵阳市青年路21号1层1号、2层2号房屋取得南国用（2003）字第19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登记为高仕贤。2011年6月3日，高仕贤病故。2017年4月12日，杨子斌病故。由于对本案争议房屋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曾于2017年6月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高溶屿于2017年8月16日递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鉴定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提交的四份证据“高仕贤分房书”上分房人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7年10月30日复函，决定不予受理此次鉴定委托。审理中，高溶屿陈述，案涉门面自2013年11月1日起便由其从母亲那里租来作经营使用，租期15年。后因发生纠纷就锁起来没有再用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争议焦点为：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持有的由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毛笔书写的分房书是否真实且合法有效？首先，关于毛笔书写分房书的真实性。由于高溶屿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未被受理，以致其主张的“毛笔书写的分房书不真实”这一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高溶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高溶屿在庭审中认可了父亲高仕贤写给高明刚便条的真实性，而该便条中有分房契约于正月初二已发给高溶屿的表述，由此可以推定2000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的分房契约确有其事，故对高仕贤毛笔书写分房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次，关于毛笔书写分房书的效力问题。一审认为，夫妻双方均有家事代理权。本案被继承人高仕贤、杨子斌夫妇系民国生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丈夫高仕贤代理家事的习惯。虽然毛笔书写的分房书上“杨子斌”三字不是杨子斌本人所写，但根据旧时妻子皆顺从丈夫或夫妻统一意见后由丈夫发布的习俗，以及杨子斌在高仕贤去世后一直未对该分房书提出异议这一事实，可以认定该分房书是高仕贤与杨子斌的一致意见。同时，根据被告高溶屿提交的《集资建房证明》，案涉房屋系由高仕贤出资修建，即便被告高溶屿对青年路21号整栋房屋的产权证登记在高仕贤名下持有异议，但对案涉房屋属于高仕贤所有这一事实，其自己也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高仕贤对案涉房屋的处分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合法有效。综上，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毛笔书写的分房书真实、合法、有效。该分房书具有遗嘱性质，在被继承人高仕贤、杨子斌去世后，其遗产应按照遗嘱办理。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根据父亲的分房书要求确认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21号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门面归其所有，并要求高溶屿予以归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至于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要求高溶屿从2017年4月13日起按每月4000元计付租金的诉请，因在继承发生后双方未就遗产进行实际分割，且高溶屿系获得母亲杨子斌同意后租用该门面，故对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的该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高溶屿的辩解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市南明区青年路21号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房屋归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所有；二、高溶屿将上述房屋归还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三、驳回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7元，由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负担1800元，高溶屿负担450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高溶屿提交证据二组。第一组证据为贵州省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2页）、青年路社区居委会证明一份、贵阳市南明区建设局证明一份、高仕贤书写报告一份、高仕贤书写的申请书。贵州省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人高仕贤，不动产单元号520100999999ＧＷ99997Ｆ19133100，坐落南明区青年路21号1层1号，不动产权证号010036445，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12.33，登记时间2005年1月24日，抵押信息、预告信息、查封信息均显示无；权利人高仕贤，不动产单元号520100999999ＧＷ99997Ｆ19133101，坐落南明区青年路21号2层1号，不动产权证号010036445，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8.80，登记时间2005年1月24日，抵押信息、预告信息、查封信息均显示无。青年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的主要内容为高仕贤，男，80岁，家住青年路21号，按照市政府创卫工作安排于1998年时将原建房217平方米（两层）拆除统一修建正规门面（层高二层，局部三层房屋）。贵阳市南明区建设局于2000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的主要内容为：1998年，建设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对贵阳青年路断进行整治，整治中，涉及沿路中段高仕贤住房一套（建筑面积217.5平方米）需拆除，并签订整治协议。高仕贤报告的主要内容为贵阳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办事处居委会：我是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38号居民高仕贤，我现在的住房是解放前杨家（当事人已故）修建的茅草房，后杨家将该房转卖给余家，余家于1963年将该房卖给我。人民币500元，到1977年因该房年久失修，倒塌，无法居住，重新翻修成二层楼的瓦房，后1985年又翻成二层楼平房。高仕贤申请书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办理的房产证不是争议房屋，现在的房产证只代表2000年以前的房屋。之前房屋已经被拆迁了，现在的房屋没有办理产权证。高某1、高某2、高某3不予不认可，登记的房屋房号是青年路21号，登记时间是2005年；老房屋是青年路38号。所以高某1、高某2、高某3不认可。住建局的证明是2004年出具的，原房屋是98年拆除的，并签订整治协议。21号房屋1999年2月完工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的。杨某认可高某1、高某2、高某3的质证意见。高某4认可高溶屿的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提交两份材料，一份是贵阳市南明区个体劳动协会会员证，姓名杨子斌，女，籍贯贵阳，所属地区油榨街，行业收购废品；一份是个体工商户纳税手册，贵阳市南明区税务局市南税务所，个体工商业户纳税手册，业户名称南明废旧回收分公司，经营范围收购废旧。拟证明杨子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处理家事，高仕贤无需代表她处理。高某1、高某2、高某3不予不认可，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杨某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高某4认可高溶屿的质证意见。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毛笔书写分房书问题。本案中，被继承人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通过毛笔书写分房书将涉案房屋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房屋归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所有。高溶屿认为毛笔书写的分房书不真实，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由于高溶屿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未被受理，以致其主张的“毛笔书写的分房书不真实”这一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高溶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高溶屿在庭审中认可了父亲高仕贤写给高某2便条的真实性，而该便条中有分房契约于正月初二已发给高溶屿的表述，由此可以推定2000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的分房契约确有其事，故原判对高仕贤毛笔书写分房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毛笔书写分房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高溶屿在二审中提供的贵阳市南明区建设局的证明和高仕贤的报告，载明涉案房屋原系高仕贤于1963年从余家购买，于1985年翻修成二楼平房，于1998年整治拆除后统一规划修建。虽然于1998年至1999年2月修建涉案房屋时高明碧、高溶屿、高某4、高某1也有出资，根据高溶屿提交的《集资建房证明》能够证明涉案房屋一层门面右侧约60㎡由高仕贤出资24000元修建。被继承人高仕贤于2000年2月6日通过毛笔书写分房书将自己出资修建的部分即涉案房屋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房屋明确归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并所有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且涉案房屋后于2003年登记被继承人高仕贤名下，属于高仕贤、杨子斌夫妻共同财产，高仕贤、杨子斌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理，毛笔书写的分房书应合法有效。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均有家事代理权。本案被继承人高仕贤、杨子斌夫妇系民国生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丈夫高仕贤代理家事的习惯。虽然毛笔书写的分房书上“杨子斌”三字不是杨子斌本人所写，但根据旧时妻子皆顺从丈夫或夫妻统一意见后由丈夫发布的习俗，以及杨子斌在高仕贤去世后一直未对该分房书提出异议这一事实，原判认定该分房书是高仕贤与杨子斌的一致意见并无不当。被继承人高仕贤在生前于2000年2月6日通过毛笔书写分房书将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房屋归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所有，杨子斌在高仕贤生前直至去世后均未对该分房书提出异议，该分房书具有遗嘱性质。在被继承人高仕贤、杨子斌去世后，其遗产应按照遗嘱办理。高某1、杨某、高某2、高某3根据被继承人高仕贤的分房书要求确认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21号一楼面向青年路右边的门面归其所有，并要求高溶屿予以归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判依法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双方当事人就原判关于涉案房屋租金的处理未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高溶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7元，由上诉人高溶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邢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