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1041号 原告：武保利，男，196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喆仁，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静，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李云砚，男，195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海，天津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莉，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武保利与被告李云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由审判员陈朗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保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喆仁、被告李云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保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云砚偿还借款本金5341600元；2、判令被告李云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有损失；3、判令被告李云砚承担本案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保函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初原告武保利通过天津朋友认识了被告李云砚及其子李某。相识交往一段时间后，李云砚称其子李某在马达加斯加国开公司，买了2000公顷土地种植剑麻，需要大量资金，向原告武保利提出借款用于投资经营。李云砚还向原告武保利提供了一份其子李某2017年5月29日签字并加盖了马达加斯加国公司印章的《剑麻种植项目资金支出明细》。原告武保利见该明细上确实载明了土地购置及相关税费、土地测量及公证、种植许可证、300公顷种植费用等，且载明已实际投入了人民币1700余万元，便决定出借款项给被告李云砚用于其子的投资经营。原告武保利从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陆续向被告李云砚转款5341600元。其中，原告武保利安排指示其妻候军华向被告李云砚转款1134600元，原告武保利自己向被告李云砚转款4207000元。原告经多次向被告李云砚催要偿还前述借款无果，故诉讼来院，请求贵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李云砚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2017年10月14日，被告与原告才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双方没有任何联络，原告诉称2017年初经过天津朋友相识与事实不符合。在天津没有被告李云砚与原告武保利共同朋友。2、原告武保利和被告李云砚之子李某在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有合作的生意。但是他们具体合作方式被告当初并不清楚，被告也没有参与其中，被告与原告相识，是在原告与被告之子李某投资合作之后。3、被告李云砚工商银行账户62×××60，在2019年10月份之前，一直由被告之子李某独自使用。账户中与原告的交易均是合作经营用款，并非借款，且任何转款都与被告无关。4、根据原告所述，其与被告存在数笔借贷交易。但是根据常理，双方应签署借款协议或借条。而且自始至终，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还过借款。现原告与被告之子李某的投资合作已经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提起的诉讼实属恶意。 本院查明，2017年11月9日，侯军华向李云砚（62×××60）银行账户转账230000元，摘要为货款；2017年12月29日，侯军华向李云砚（62×××60）转账383000元，交易摘要为投资款；2018年1月17日侯军华向李云砚（62×××60）转账50××00元，交易摘要为投资款。 原告向李云砚（62×××60）银行账户转账4207000元，其中2018年3月12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200000元，2018年3月26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250××0元。2018年4月2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1400000元，2018年5月6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200000元，2018年5月26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300000元，2018年6月1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50××00元，2018年6月19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300000元，2018年7月7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50××00元，2018年7月18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100000元，2018年7月19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100000元，2018年7月31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100000元，2018年8月29日武保利向李云砚转款257000元。 庭审中，被告李云砚陈述其子李某与原告武保利的儿子武子翔在马达加斯加国合伙种植剑麻和经营矿业两个项目，并提交了李某与武子翔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复印件）。原告武保利出具了被告李云砚所提交的账务流水、申请单、借款单等证据，拟证明武子翔对上述项目的投资款已全部出资到位。在财务流水中显示：2018年3月12日，换200000元人民币；2018年4月2日，换1400000元人民币；2018年6月1日，武总汇款50××00元人民币（还海边地税200000元）；2018年6月20日，武总打款300000元；2018年7月7日，汇人民币50××00元（还200000元）剩300000元；2018年7月31日，武总打款100000元。原告陈述，上述“武总汇款”指的是武子翔汇款，这个投资款是通过武保利和侯军华的银行账户转到马达加斯加国的财务处。在费用明细中显示：2017年7月31日，武总电话费50××0（马币）；2018年1月11日，小武总机票5350××0（马币）。原告陈述：“因为后面这个电子表格是我们财务记得，为了区分武保利和武子翔，会写一个大小武总。原告也是帮自己的儿子把关，钱款也是通过武保利出具。”。 还查明，证人李某陈述：李云砚62×××60的银行卡一直是李某使用，原告武保利向这个银行卡转款用途为合作经营，转款的目的是用于让其去买东西，然后给工人发工资。武子翔没有向其打过投资款，投资款是武保利向其打的。证人戴某陈述：武子翔没有给剑麻公司转款，都是武保利转的。证人莫某陈述：李某使用他父亲的银行卡，李某用李云砚的账户给其转过款。被告李云砚提供了其62×××60账号的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1月14日分别向莫某转账15000元、85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与被告陈述、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费用明细、账务流水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是否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于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对转款的事实虽均不持异议，但被告否认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 原告儿子武子翔与被告儿子李某在马达加斯加国有合作项目，从原告提供的所涉项目的财务流水来看，虽原告陈述该财务流水系李某单方制作，但对账目中标注有“武总汇款”的记载，原告陈述为武子翔汇款，并陈述该投资款系通过武保利和侯军华的银行账户转到马达加斯加国的财务处，而对应“武总汇款”的汇款金额和时间与原告向被告部分转账的金额和时间相互重合，原告亦未另行提供证据证明“武总汇款”的款项并非为原告向被告转账的款项；从原告提供的侯军华转账给被告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侯军华根据原告指示向被告李云砚账户转款时在摘要处均注明“投资款”或“货款”，转账摘要上亦并未标注借款；从证人证言及对应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李某、戴某、莫某均陈述李某使用被告的银行卡，被告的银行交易明细亦显示曾向莫某转账，其证言与银行交易明细能相互印证，被告的银行卡交由其子李某使用具有可能性；从原告与被告的关系而言，原告称与被告在2016年就认识，而被告则陈述与原告于2017年10月之后才认识，原告于2017年10月通过侯军华转账时还将被告李云砚名字误写为“李云硕”，双方是否为熟人之间转账存疑，且本案属于大额借款，原告在出借款项时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亦不符合常理。 综上，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已使原告主张的案涉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被告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后，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告不能继续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保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9192元，由原告武保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朗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韩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