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学良，男，197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亚创新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上邵村西区12号2幢。 法定代表人：王亚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夏通，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学良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亚创新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创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4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学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亚创公司支付其工资报酬54000元。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5月，张学良与王亚歌签订宁波市镇海森一电子厂（以下简称森一厂）的企业并购协议，并成立新公司。新公司原本用名宁波市镇海森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但因工商登记名称审核未通过，故最后名称为亚创公司，公司登记注册由王亚歌办理，亚创公司登记注册时，公司股东为王亚歌占股65%，张峰盛占股35%。按照并购协议，张学良把森一厂所有机器设备材料全部搬到亚创公司的注册地，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上邵村西区12号2栋内，并把森一厂的业务订单也转到亚创公司。但亚创公司的工商登记却未出现张学良的名字。亚创公司成立后张学良主要负责采购、技术、品质等业务，工资每月7000元。二、在厂房租赁案件的庭审中，王亚歌已承认与张学良系劳动关系的事实，企业并购协议经法院认定为真实有效。三、一审法院调查的人员均为亚创公司的内部人员及亲属人员，故该调查结果存在严重瑕疵。 亚创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亚创公司支付张学良一倍工资54000元（自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每月7000元）；2.亚创公司向张学良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元； 3.亚创公司向张学良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扣发工资 54000元；4.亚创公司赔偿张学良因未办理社会保险及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经济损失7956元（以每月884元为基数计算）；5.亚创公司向张学良支付失业金4590元（以510元每月计算9个月）；6.亚创公司承担证人出庭作证的交通费和误工费300元。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张学良认为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三项诉讼请求重复，故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一厂投资人为冯成玲与张学良，两人系夫妻关系，张学良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该厂经营范围为感应器、定时器、灯具、电子元件、塑料制品制造、加工、铜材加工。 2018年，王亚歌与张学良签订了《企业并购协议》，约定张学良将森一厂的生产设备、流水线、技术开发、管理以及商务平台、销售渠道归于王亚歌经营管理，王亚歌提供生产场地、经营场所、流动资金等，主管经营财务等企业活动，在双方并购合作期间即2018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1日止……王亚歌拥有新成立公司森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60%、张学良拥有40%股份……。该协议加盖了森一厂公章。但森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注册成立，森一厂亦未经工商注销。 亚创公司于2018年7月6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亚歌，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的研发，电子产品、纸制品、塑料制品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提供包装服务，日用品、五金产品、办公用品的批发和零售。 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间，张学良与王亚歌有多次资金往来。 2019年7月9日，张学良以亚创公司未发放工资、未缴纳社保为由向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亚创公司支付拖欠工资54000元。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张学良陈述其在2018年6月为亚创公司工作，但亚创公司在2018年7月才成立，且入职后张学良未签订入职登记表或订有劳动合同，亚创公司没有给张学良发放工作证或者提供以亚创公司名义印发的名片等相关身份证明，也未给张学良缴纳社会保险；张学良陈述其在亚创公司处未规定具体职务，负责公司采购、订单、品质管控和运输样品等工作，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张学良在亚创公司无考勤记录，也无安排工作的证据，故双方未形成严格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另，张学良称工作仅10个月，从未获取报酬且未向亚创公司提出异议或要求，与常理不符，故张学良认为与亚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支付54000元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另王亚歌与森一厂尚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尚在诉讼过程中，所涉的厂房租赁区域即为亚创公司现注册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学良与亚创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学良认为，首先，其确实为亚创公司提供劳动，在森一厂并购前所接的订单都交给亚创公司在做。其次，亚创公司也承认支付其工资。自2018年9月起，张学良每月向亚创公司支取5000元工资用于归还案外人张腾塑料厂的欠款。第三，亚创公司的部分对外款项由王亚歌交付其支付。如亚创公司雇佣的临时工徐祥贵发放的款项，也是王亚歌转账给其、再由其转账支付；部分设备如电脑主板等购买，由王亚歌委托其购买。为证明上述主张，张学良提供购销合同、转账记录、支付宝订单、借条、情况说明、收款收据及照片一组。亚创公司认为，首先，张学良提供的购销合同与亚创公司无关，上述合同上均无亚创公司公章。其次，对转账记录无异议，但是王亚歌个人与张学良的款项往来不能证明张学良与亚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亚歌自己与张学良存在经济往来，且森一厂租赁亚创公司厂房经营，双方纠纷仍在处理中，张学良自己的对外转账与亚创公司无关。至于张学良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张学良为亚创公司提供劳动。 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向陈瑞瑞进行了调查。 陈瑞瑞称，其老板是王亚歌，如果王亚歌有活时会叫人过来干活，但是活不是经常有的，有活干的时候要我去叫人过来干几天，这里干活的全是临时工。冯成玲自己厂（指森一厂）做的是电子产品，叫的应该也是临时工，王亚歌做的是香水。 经质证，张学良认为陈瑞瑞陈述不属实。亚创公司认为陈瑞瑞陈述是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不论陈瑞瑞陈述是否属实，但是从张学良提供的证据来看，张学良提供的业务合同并未加盖亚创公司公章，故这些合同不能反映张学良为亚创公司提供了劳动；张学良提供的借条，虽然载明从亚创公司支取款项，但因张学良自称与亚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亚歌存在并购事宜，并购款没有支付，因此借条不能说明亚创公司确认向张学良支付工资；张学良提供的与王亚歌之间的转账也仅能说明张学良与王亚歌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且根据张学良自称与亚创公司的王亚歌存在并购事宜，因此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证明系执行公司工作任务中的支出；张学良购买物品的凭证以及提供的照片，不能反映张学良为亚创公司购买物品或工作，也不能证明张学良与亚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假设张学良陈述属实，其为亚创公司提供劳动达10个月，但从未在亚创公司处获得任何报酬，也未提供证据其已向亚创公司要求支付工资或者亚创公司未支付工资而表达过相关意见，这显然与通常状态下劳动关系不符合。现张学良不能举证证明亚创公司与其存在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接受公司的管理或者指派工作任务）。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5〕12号}，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学良与亚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张学良要求亚创公司支付工资的依据不足；对张学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张学良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张学良向本院提供了录音视频光盘、录音书面文档各一份，拟证明其与亚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亚创公司质证认为，录音光盘及书面文档均不能证明张学良与亚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亚创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对张学良提供的证据，因其与本案讼争事实之间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学良上诉请求亚创公司支付其工资，其诉请成立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通常包括管理标准、生产条件标准、报酬标准、劳动内容标准，即劳动者是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基本的劳动条件，包括劳动场所、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并且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了劳动报酬。此外，判定双方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还应查明双方在用工过程中是否存有建立和维持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否基于用工行为产生了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张学良自述以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张学良无须考勤，也无固定收入支付记录，是否提供劳动，工作时间是否固定，均为存疑，因此无法证实双方间曾有建立和维持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无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对于张学良提出其与亚创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由于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张学良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亚创公司支付工资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学良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周 娜 审 判 员  樊瑞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代书记员  贺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