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1民初17200号 原告：毛玲玲，女，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铁明,浙江信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体育场路487号1-3楼，5-6楼。 负责人：赵卫舟。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宝金，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丽，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玲玲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毛玲玲、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均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及财产损失鉴定。本院准许双方的申请，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玲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铁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宝金、姚明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玲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公司赔偿存货保险金9484140.68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按重新评估价值赔付房屋建筑和机器设备损失保险金（以重新鉴定为准）；3.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清理费用2万元（暂计，以实际发生为准）。诉讼过程中，毛玲玲根据鉴定结论及部分标的物系重复保险的情况明确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保险赔偿款1458732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458732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458732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又后以本案不存在重复保险为由明确诉讼请求为：1.判令人寿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15168207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鉴定费用162754元；3.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棉布清理费及处理费用50万元。 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9日，毛玲玲与人寿保险公司订立《财产保险综合保险单》一份。保单号为801022018330107000083，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是毛玲玲，保险标的坐落地址在浙江省绍兴诸暨市，保险期限自2018年3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9日二十四时止；主险：1.机器设备保险金额1725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重置价值，2.存货保险金额12700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账面余额，3.建筑物保险金额6200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重置价值，保险单总保险金额为20625000元。毛玲玲依约支付保险费36093.75元。 2018年4月17日2时45分许，诸暨市厂房发生火灾。在火灾扑灭后，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经过调查询问及现场勘验后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诸公消火认字（2018）第0008号火灾事故认定书一份。认定书认定：诸暨市发生火灾，火灾导致毛玲玲使用的仓库及其南侧相连建筑物内部原料和产品烧损；诸暨市顺霞家纺厂内生产设备及原料、产品等烧损；起火时间点：2018年4月17日2时45分许；起火部位：毛玲玲使用的仓库一层；起火点：毛玲玲使用的仓库一层距北墙约10米、距西墙约13米，相较地面高度约0.05米处；起火原因：电气故障引起的火灾。2018年4月25日，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受人寿保险公司委托，即派员前往火灾现场查勘。2018年10月20日出具公估报告一份。现毛玲玲对于该份公估报告的意见有异议（对房屋建筑物部分中应当重建等部分仅公估了修复价值，与实际损失不符，另对机器设备未作公估），而且人寿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毛玲玲向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但人寿保险公司仅支付300万元。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人寿保险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答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存货保险金9484140.68元、按照重新公估价值赔偿房屋建筑和机器设备损失保险金没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1、火灾事故认定书明确起火点位于原告使用的仓库一层距离北墙约10米,距西墙约13米,相较地面约0.05米处,起火原因为电气故障引起的火灾。原告作为起火仓库的使用人,没有尽到对电气线路的安全管理义务,对本案火灾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按照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一款约定,被告对原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纠纷中，被告无需对原告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2、按照《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保险单第三条、第七条特别约定以及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约定内容,被告赔偿保险金具体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损失金额一残值)×投保比例×(1-免赔率)，其中投保比例为保险金额/保险价值。具体来讲:首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包括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依法成立后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出险后,保险赔偿金具体数额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内容确定。其次,保险单第三条内容明确,保险标的机器设备、存货以及建筑物保险金额分别为1725000元、12700000元、6200000元,保险价值分别按照出险时重置价值、出险时账面余额、出险时重置价值确定。再者,保险单第七条第二项约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30%,两者以高者为准”。同时,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约定应当在扣除残值的基础上计算损失金额。最后,保险单第七条特别约定第四项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如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乘以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项也作出相同法律规定。因此,本案纠纷中应计算投保比例,即保险金额/保险价值。综上,被告赔偿保险金具体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损失金额-残值)×投保比例×(1-免赔率),其中投保比例为保险金额/保险价值。原告所谓的按照公估价值进行赔偿以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存货保险金9484140.68元都不符合保险赔偿金按照上述公式确定的保险合同约定内容和法律规定。3、按照《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在本案火灾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并非保险标的机器设备所有权人,原告对保险标的机器设备不具有保险利益,原告无权就机器设备的损失要求被告赔偿保险金,本案无需对机器设备进行鉴定。 二、按照《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及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约定内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纠纷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无法就具体保险赔偿金数额达成一致产生,而本案保险赔偿金具体数额以及支付时间只有经过法庭审理后才能确定,在法庭审理确定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被告迟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说法,更不存在迟延支付造成原告利息损失的情况,被告无须赔偿利息损失。《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可见,只有在被告没有按照与原告达成的赔偿保险金协议约定内容,迟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下,才可能因该迟延履行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利息损失。但是,本案在火灾保险事故发生后至今,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赔偿协议,被告也根本不存在违反赔偿协议迟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行为,本案不存在适用《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前提条件,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利息。 三、按照《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被告无须赔偿原告清理费用。原告所主张的清理费用不属于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财产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不属于《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应由被告承担的费用。 四、原告提供的民太安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实际损失的依据民太安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由原告单方委托制作,该公估报告所依据的附件材料也是原告单方提供的,也没有经过法庭举证质证程序进行核实认定。因此,该公估报告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保险标的财产实际受损情况的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人寿保险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答辩称：一、原告自身过错导致火灾发生，被告无须承担责任。1、原告在仓库中堆放物品没有经过消防许可及审批。根据原告丈夫方飞勇的笔录，原告从案外人高利中转让厂房时是从汽配行业改为轻纺行业，方飞勇在笔录中明确其是知道汽配行业与轻纺行业消防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原告仍未对厂房消防进行重新审批即投入使用。方飞勇在笔录中也认可自己有一定的责任；2、火灾发生前，相关部门多次要求对违章建筑等进行整改，但原告拒不整改，对火灾的发生及损失扩大有重大过错；3、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原因是电气故障，根据《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十四条及《消防法》等相应规定，原告在消防设施配置、日常管理、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都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二、本案存在重复保险情形。保险法关于重复保险规定，被告即使需承担责任，也应当按照相应比例承担。三、原告所主张的保险金额是远远高于其实际损失金额。1、机器设备不属于原告所有，而是由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所有。消防调查材料也明确认定相关机器设备是由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生产凉席使用的，而原告也是不进行布料的生产和制作的。2、钢棚已经消防部门认定属于违章建筑，不属于保险范围。3、针对受损的存货，鉴定机构出具的损失金额是不具有真实性。四、原告只有两台模布机，其他都是属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所有，对该机器设备原告没有保险利益，不属于理赔范围；按照投保单、保险单的约定，钢棚、临时建筑不属于保险标的范围。一号厂房从现有材料看，已远远超出该房屋实际损失。按照财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哪怕房屋推翻重建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关于存货，评估报告只有评估结果，至于过程如何评估，被告是不认可的。根据公估报告对存货的评估，法院委托的评估金额已远远超过实际损失。 毛玲玲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并经庭审质证如下： 一、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增值税各1份，以证明：1.原告于2018年3月9日在被告处投保，投保标的物是机器设备、存货、建筑物，保险金额是20625000元；2.打印时间2018年3月12日，保险时间是2018年3月10日；3.从中可以看到保险单出具时间比保险期间的计算时间还要后面；4.原告已依约支付保险费等事实。经质证，被告提出以下意见：1.对保险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保险合同组成不是单有保险单，还包括投保单、保险条款，所以只有一份保险单是不完整的；2.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保险单的打印时间与保险期间不一致不能说明原告没有在被告处投保，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3.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原告向被告递交投保单，保险公司核保通过，双方合同即成立。保险单只是一份证明。 二、火灾事故认定书1份，以证明起火原因是电气故障引起，进一步证明原告没有过错。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主要有以下三点：1.该事故认定书中火灾事故基本情况中明确了火灾造成的结果。损害后果是诸暨市顺霞家纺厂内生产设备及原料、产品等烧损，原告损失的是仓库及原料、存货的烧毁，没有生产设备；2.起火点是仓库一层，说明是原告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因为电气故障导致，而原告又自认在仓库中堆放棉布等易燃产品，故其对火灾的扩大有过错。 三、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公估报告复印件1份（报告写明委托日期为2018年4月25日），以证明：1.在原告向被告报告事故发生后，由被告委托该公司进行评估。因为该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原告不可能知道该公估公司的；2.报告中列明了具体保险标的物，机器设备及钢结构厂房都在其列等事实。经质证，被告提出以下异议：1.其没有委托该公司进行评估，该第三方评估对其没有约束力；2.对表格中的保险项目予以认可，但对其他内容不予认可；3.原告受损厂房造价每平方米1100元，砖木结构900元每平方米，据此计算，房屋损失远远超过重置价值。 四、毛玲玲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签订的协议1份，以证明原告承担机器（除原告所有的两台模布机之外的其余机器设备）损坏的赔偿责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这恰恰说明原告对案涉机器设备不具有保险利益。按照保险法规定，原告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才能要求赔偿保险金。并且对原告和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租赁关系不予认可。 五、不动产登记证复印件1份，以证明涉案厂房、土地登记在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名下，毛玲玲是公司股东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提出以下意见：1.需要法院核实不动产登记的时间。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18年4月11日，在火灾事故发生后才作的房屋权属变更，故原告对房屋不存在保险利益。即使原告是公司股东，但股东并不等同于经营者，与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也不当然等同；2.原告将房屋出租给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没有事实依据。按照目前材料看，房屋所有权人是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对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机器设备，原告没有相应保险利益。 六、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的财产综合险保险单1份，以证明案涉房屋有重复保险，合同相对方是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与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在该保险单载明房屋评估价为655.3万元，投保时间是2017年底，而火灾发生在2018年4月份，因此房屋损失的评估价不可能为本案中评估出来的这么高的金额。 七、照片5张（从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调取），以证明1号厂房东南侧有三层钢结构厂房，现为倒塌后的现状，现场有不少棉布及木梁等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照片没有拍摄时间，也无法体现出是从消防部门调取，钢结构是两层还是三层无法确定，也无法确定钢棚大小。 人寿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材料，并经质证如下： 八、财产保险投保单、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毛玲玲-投保清单、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财产综合险条款，以证明：1.保险财产标的项目及特别约定内容，毛玲玲在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及毛玲玲-投保清单上签字，说明被告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2.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六项规定违章建筑不属于保险标的，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由于投保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被告不承担责任。经质证，原告提出以下意见：1.对如何确定保险价值、损失如何计算予以认可；2.对免赔条款不予认可，没有尽到明确提示义务；3.对财产综合险条款，原告也没有收到。即使收到了，根据保险条款第二条，只要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益的财产均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不一定要是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违章建筑也是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保险条款第二条与第四条第六项是相互矛盾，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且被告也没有对第四条第六项进行加黑、加粗处理，说明其未尽到提示义务。关于第八条责任免除，被告也没有尽到提示说明。 九、保险合同签收回执1份，以证明原告确认已收到保险单、保险条款，并以此证明被告就免责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提出以下异议：1.原告没有在上面签过字，且回执上没有具体签收时间，故免责条款是无效的；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说明送达的是保险单正本，而正本打印时间是2018年3月12日，但保险期间是2018年3月10日，结合免赔条款，即使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的字是原告本人所签，也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前或投保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被告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提出以下意见：1.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原告向被告提交投保单，被告审核通过投保单，双方保险合同即成立；2.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中涉及免赔责任范围有约定，投保单上特别约定不仅有相应约定，而且加黑处理。故保险单免赔及保险合同约定是合法有效的。 十、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出具的公估报告1份（报告写明委托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以证明案涉火灾造成原告实际损失8716992.34元，其中存货损失6708387元、房屋建筑损失2008605.34元；如被告需向原告承担责任，被告应当赔偿6021528.66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评估在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是被告单方委托作出。 十一、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对方飞勇的询问笔录、照片，以证明：1.原告未经消防审批，擅自将案涉厂房作为仓库堆放物品，在使用中没有安装消防防火材料，对本次火灾发生及火灾损失有重大损失（具体见笔录第六页）；2.火灾受损的机器都是属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所有（笔录第五页）；3.一号仓库楼主要用途是堆放布料，同时一楼只有两台模布机的事实（笔录第三页）；4.2017年12月份一号仓库楼钢棚已拆除，在火灾时根本不存在（笔录第六页）；5.方飞勇陈述损失情况是上百万元（笔录第四页）。经质证，原告认为对方飞勇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举证目的提出以下不同意见：1.关于布的损失，有相片为证，以评估为准；2.火灾原因是电气故障，与未经消防审批没有因果关系，对损失扩大没有重大过错。原来该厂房内堆放的是汽车配件，有橡胶等易燃物品，棉布的堆放不会造成损失扩大。3.被告认为原告在消防方面有过错，但原告有无过错，与被告承担保险责任没有因果关系；4.投保时，被告作为专业保险人，也有义务察看投保标的物情况，如消防有无达到要求，而原告第一次投保，对消防要求不知情；5.事故发生至今已超过两年，之前被告也没有提出解除合同。 十二、一号棉布仓库后侧现场照片（与杭州鉴定机构人员）、钢结构房屋报告一部分内容，以证明一号仓库后侧现场没有残留布件，结合方飞勇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说明火灾时根本不存在钢棚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火灾发生是2018年，而照片是2019年年底拍摄，相差一年多，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十三、房产证复印件、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对高利中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案涉钢结构的违章建筑厂房是由案外人诸暨市顺霞家纺厂使用的事实，是不属于房产证规划范围内的建筑，被告无须对该钢结构违章建筑及存放在该违章建筑中的机器设备、存货等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在其提供的证据目录中已自认该钢结构简易厂房由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承租和使用的事实。被告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其提供的证据目录不等同于自认，作为被告不清楚原告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关系，关于本案事实以本次庭审为准。 十四、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企业信用查询信息、原告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协议，以证明：1.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是单独个体，与原告及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之间是独立的法律主体；2.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系案涉机器设备的所有权人和实际使用人；3.火灾发生时原告对机器设备不具有保险利益。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机器设备（除两台码布机之外）确实是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所有。 十五、银行电子回单，以证明被告已向原告先行支付保险赔偿金30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 十六、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9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记录》上被保险人（代表）签章处一枚红色指印与《查勘记录》上被保险人代表签字处一枚红色指印是同一手指捺印形成。上述两处毛玲玲的“毛”运笔不同却为毛玲玲亲自形成的笔迹，现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参考“毛”字运笔不同，倾向认定不是毛玲玲所写，因此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结论有误，要求重新鉴定。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两处的签字、捺印均为毛玲玲所为，且该材料已在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时已作为检材使用。 本院因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相关鉴定结论经庭审出示，现由双方质证如下： 十七、原告方申请对《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毛玲玲”三字是否为毛玲玲本人所写进行鉴定；被告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28日的民事诉状上具状人处的“毛玲玲”签名、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签名处的“毛玲玲”、查勘记录上“毛玲玲”的签字与财产保险投保单中的“毛玲玲”、《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的“毛玲玲”、及《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中的“毛玲玲”是否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杭州明皓（2019）文鉴定字第3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根据现有资料，检材1《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中投保人（签章）及签章处“毛玲玲”签名字迹、检材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投保人签章处“毛玲玲”签名字迹，倾向认为不是毛玲玲书写形成；2.根据现有资料，检材1《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检材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与检材3《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记录》、检材4《查勘记录》、检材5《民事诉状》、检材6《授权委托书》中九处待检“毛玲玲”签名字迹，难以认定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对鉴定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2.但对内容上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鉴定报告作为书证所描述的“不是毛玲玲本人写”的内容有异议,是不真实的；3.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有异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第9.3.4条明确规定作出倾向否定同一的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差异点的质量较高,其总体价值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b)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总体上没有本质性符合；c)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符合或相似的笔迹特征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本案的笔迹鉴定意见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内容。第一，笔迹鉴定报告直接得出不同一的结论,没有差异点质量较高的依据,违反上述9.3.4.a规定；第二，笔迹鉴定报告中存在符合点,而且在符合点数量与差异点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根本不符合上述9.3.4.b关于检材与样本总体上没有本质性符合规定内容,不能得出非同一的鉴定结论；第三，笔迹鉴定存在符合点,笔迹鉴定报告没有任何依据就直接忽视符合点得出不同一的鉴定结论，明显违反上述9.3.4.c要求对不采纳符合点作出合理解释的规定内容。因此,笔迹鉴定报告不具有合法性。4.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按照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的规定,得出不同一性或者同一性有四种程度,分别是肯定、极可能、很可能(倾向)、可能。本案中鉴定报告是倾向意见，即属于第三程度。如果本案有其他证据出现或者佐证，极有可能推翻现笔迹鉴定意见结论。因此,笔迹鉴定意见关联性有问题，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5.鉴于上述质证意见，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6.同时，要求法院重新进行笔迹鉴定。 十八、被告申请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马启鹏出庭接受质询。马启鹏陈述的主要内容：鉴定意见倾向于不是毛玲玲书写不是肯定性结论；“毛”字是本次鉴定的其中一个依据；笔迹特征具有多样性，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写法。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通过质询，可以得出本次鉴定结论并不是确定性的意见。毛玲玲现场采样的字迹中，对于同一偏旁都有不同的写法；毛玲玲的“毛”字运笔方向是本次鉴定结论的重要参考依据，不能排除毛玲玲对于“毛”字的起笔会有不同写法；如果有其他证据，新的比对样本或者指纹会对本次鉴定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被告申请对投保单等上的笔迹进行重新鉴定，同时申请对原告的指纹与现场查勘笔录中的指纹及相应笔迹进行鉴定。庭审中，原告不同意被告要求进行重新笔迹鉴定的申请，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告陈述的内容均不是四个可以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鉴定结论依据是否不足的，需要有该领域的技术人员运用技术手段分析判断。而被告代理人并非专门技术的鉴定人员，根本不具备判断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能力；虽然鉴定意见中用了“倾向性”，但并不等同于鉴定依据明显不足。鉴定人员对鉴定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提到差异点的质量高于符合点的质量，是综合评判后出具的鉴定意见。本案不存在重新鉴定的依据，也不存在反驳上述鉴定结论的有效证据。 十九、出示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诸暨市钢结构房屋火灾后检测鉴定报告和修复方案）2份。经质证，原告无异议，但认为第一份修复报告中没有提到一号棉布仓库东侧有钢棚。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具体分述如下：首先，对真实性有异议。一是Ｊ2019-115-Ｂ的司法鉴定报告中列明的1号棉布仓库东面的钢棚根本不存在，但是，加固和修复方案却进行鉴定，明显不具有真实性。结合消防部门调取的方飞勇询问笔录内容,1号棉布仓库东面的钢棚早在投保本案保险前，就已按照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进行了拆除，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投保本案保险；二是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材料,无法确定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其次，对合法性有异议。一是按照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属于工矿用地／厂房,根本不属于住宅范围。但是,报告鉴定依据部分明确载明依据《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作出，可见，鉴定报告合法性有问题。二是报告未附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员资质证书，无法确定报告出具单位和鉴定人员具有相关资质。三是案涉Ｊ2019-115-Ｂ司法鉴定报告属于未告知被告就直接进行鉴定的事项，被告对该鉴定事项根本不知情，也没有收到关于该修复方案所涉及鉴定财产进行现场查勘的通知。也就是说在被告完全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出具了Ｊ2019-115-Ｂ司法鉴定报告。最后，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报告鉴定结论表示,对损伤等级评为Ⅱ级的构件采取外观粉刷或抹灰修复或重做方式进行处理。可见，针对Ⅱｂ级的构件,出具了三种修复方案,而三种修复方案相关造价当然是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合理。同时,在报告中明确Ⅲ级属于中度烧灼尚未破坏,应采取加固或局部更换措施，但是，鉴定结论直接对Ⅲ级地坪、楼面出具重做的结论，明显错误。按照财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理赔范围仅限于损失补偿。报告中第15页，混凝土蕊样抗压强度实验结果，只是对数据取样，是否达标、如何处理都没有涉及。同一家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同时肩负两项任务（火灾后结构检测鉴定、加固设计），有违司法客观性、公正性。 二十、原告申请对位于诸暨市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厂房）的保险价值和实际损失进行鉴定。被告申请位于诸暨市受损的棉布仓库、平板机车间、宿舍楼的保险赔偿理算金额及存放于棉布仓库、平板机车间、宿舍楼的保险标的的存货的保险赔偿理算金额进行鉴定。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本院委托进行鉴定后，出具《单项资产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书》2份［绍平准估字（2020）第134号、第135号）］。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对两份评估报告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134号评估报告书的质证意见，具体如下：首先，对真实性有异议。一是134号报告所依据的修复方案中没有134号房屋建筑物清查评估明细表中的三层钢结构仓库。134号评估报告鉴定项目内容错误，导致鉴定结论错误，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是按照（2019）诸法委鉴字第351号内容,鉴定要求为对仓库、办公楼、宿舍、厂房的保险价值、实际损失进行鉴定，但是，134号报告遗漏对办公楼的鉴定,而且鉴定范围与鉴定要求范围严重不符，无法确定具体鉴定对象，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对合法性有异议。一是134号评估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材料,无法确定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二是134号评估报告书依据未经质证的材料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依据不足。134号评估报告第7页依据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出具的Ｊ2019-115号和Ｊ2019-115-Ｂ两份《诸暨市房屋火灾后结构检测鉴定报告和修复加固方案》,都是没有经过质证的材料。三是134号评估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材料，无法确定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最后，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一是134号评估报告书没有按照法院委托鉴定范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134号评估报告鉴定项目内容错误，鉴定结论错误，与本案争议事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135号评估报告书的质证意见，具体如下：首先，对真实性有异议。一是135号评估报告书没有按照法院委托鉴定事项进行鉴定，鉴定结论错误。135号评估报告书只对损失金额进行鉴定，在扣除30%免赔后得出的金额当然不是保险赔偿理算金额。三是135号评估报告书没有按照法院委托鉴定范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案涉钢结构简易仓库不属于鉴定范围，存放在钢结构钢棚中的存货也不属于鉴定范围。其次，对合法性有异议。一是135号评估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材料，无法确定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二是135号评估报告书的鉴定单位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有鉴定资质,也不具有鉴定能力。保险公估与资产评估分别属于不同种类的鉴定人员类别。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有对案涉保险标的财产进行保险理算鉴定的资质。三是135号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错误。按照《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方法》第4.5条关于其他财产损失计算的规定,明确半成品、成品等按成本价格扣除残值方法计算。但是，135评估报告对存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属于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合同约定的残值也没有明确。四是135号评估报告书依据未经质证的材料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依据不足，鉴定程序不合法。Ｊ219-115号和Ｊ2019-115-Ｂ两份《诸暨市房屋火灾后结构检测鉴定报告和修复加固方案》（以下简称修复方案）,都是没有经过质证的材料。最后，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135号报告没有按照法院司法委托书内容和范围进行鉴定，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鉴定，也鉴定机构不具有相应保险理算鉴定资质，该鉴定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二十一、原告申请对位于诸暨市内的41台提花剑杆机、20台平板机、2台纤经车、2台网络丝机、2台模布机和2台冷风机的保险价值和实际损失进行鉴定。本院出示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的绍平准估字（2020）第191号单项资产追溯性资产评估项目报告书。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对真实性有异议。一是按照（2019）诸法委鉴字第351号内容，鉴定要求对机械设备的保险价值、实际损失进行鉴定。但是,按照消防部门查明事实，191号评估报告中列明的机械设备不属于原告所有和使用，191号评估报告鉴定范围与鉴定要求范围严重不符，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191号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错误，导致其鉴定结论不具有真实性。按照《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方法》第4.3条规定，设备财产损失额＝重置价值（元）×［1-1／折旧年限×已使用时间（年）］×烧损率（%）。可见，案涉受损机器设备应当按照该规定确定具体损失数额，但是，191号评估报告按照市场比较法确定案涉机器设备具体损失金额，评估方法明显错误。其次，对合法性有异议。一是191号评估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材料,无法确定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二是鉴定程序不合法。191号评估报告是在2020年4月委托鉴定的,是在案涉火灾事故发生3年后进行的鉴定,案涉机器设备鉴定事项属于从未告知被告就直接进行鉴定，被告对该鉴定事项根本不知情，也没有收到关于该191号评估报告所涉及鉴定财产进行现场查勘的通知。也就是说191号评估报告是被告在完全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鉴定。同时，关于该191号评估报告所附的司法鉴定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0日,但是,编号竟然为（2019）诸委鉴字第351号,与本案2019年7月2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委托书编号一样，明显违反委托鉴定程序。第三，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191号鉴定报告鉴定范围和事项错误，鉴定方法错误，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结论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最后，鉴定机构主体有问题。当时选鉴定机构时，被告提出保险理赔应当选择专业的保险公估机构，负责鉴定机构的人员强行要求必须在绍兴市范围内注册的机构才可以。故现申请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王江海作为专家辅助人对鉴定人员朱某进行质询。 鉴定人朱某主要陈述：1、办公楼没有确定保险价值，是因办公楼没有损失，故没有鉴定。存货是按绍兴轻纺城同类布的行业中间价加权平均确定，存货的保险价值是同质价确定；2、箭杆机是根据公估报告的数量和实际情况评估的。现场勘察过的，在修复方案出来后，也去过现场。机器损失是170多万元，已扣除残值。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鉴定人明某复没有对办公楼进行鉴定，其没有按法院委托鉴定的内容进行鉴定，说明该鉴定机构是不具有鉴定能力的；2.135号鉴定结论是错误的，其明细表中的项目与法院出具的委托书列明的项目是不一致。135号评估报告中，鉴定机构没有对办公楼进行鉴定，也没有对房屋的保险价值、存货的保险价值进行鉴定。不鉴定则是无法得出保险理算金额的。按照保险法及合同约定，保险理算金额计算公式为损失金额减去残值×投保比例；3.火灾损失鉴定明确存货按照重置法进行的鉴定，但鉴定人表示本次鉴定按市场中间价进行确定，数量通过现场残骸查勘。鉴定机构关于存货的单价及具体损失数量鉴定是没有依据的。所以，被告申请对房屋及存货进行重新委托评估。 二十二、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补充报告2份。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具体如下：1.该鉴定机构不具有保险理算资质，也不具有保险理算及实际鉴定的能力，连保险价值、保险范围等基本概念都没有，故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本案也不能通过补充鉴定予以完善，本案已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有关重新鉴定的条件，应当重新选定评估机构进行重新鉴定；3.从该补充报告中写到“经过本公司评估人员的调查和对多家保险公司的咨询”，这可以看出该鉴定机构没有评估能力。对于数字是怎么来的都没有依据。被告对存货金额进行了核对，评估报告中的数据都是抄写来的。 二十三、原告要求法院出示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对本次火灾拍摄的现场照片资料第六份，结合民太安公估公司拍摄的11组照片，可以确认一号厂房东南侧的钢结构烧毁倒塌的情况。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黑白照片无法分辨现场状况。 二十四、本院依职权出示从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调取的火灾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50张。经质证，原告认为不是彩色照片，无法证明究竟有无损失。如果能够确定其没有损失，或者有残值的，也可以补充鉴定进去。即使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报告有瑕疵，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也是有证明力的，报告中第22页认定存货损失15351870元，也能作为依据。被告认为图片22、36、37、38、39明显显示很大一部分存货没有过火，原告认为的全损没有依据。因此对评估报告对损失的确定确实是有问题的，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单方委托，被告认可的是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存货的鉴定。 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现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现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一、二、四、五、六，经质证，被告无异议或无实质性异议，故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材料七，经本院核实，确系从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调取，且与证据材料二十四中的部分现场照片相符，故其证明力应予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经质证，原告无异议或无实质性异议，故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三，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十，双方各持异议，均不认可对方所举证据。对此，本院作如下认定：证据材料三中明确记载“承贵司2018年4月25日委托，我司作为题述事故的保险公估人，即派员……”，在证据材料十中的《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也记载“4月17日上午10时许，我司理赔人员赶到现场……”。被告虽否认其曾委托过，根据上述证据内容，在事实上都不可否认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公估人到现场进行查勘的事实。同样的道理，原告对证据材料十予以否认，也不可否认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派员对现场进行过查勘。本院经审查核对上述两份证据材料，发现有以下相同点：一是所描绘的现场查勘平面图中在1号厂房中东南侧均标注有钢棚；二是关于存货的现场查勘明细表记载的存货的种类、数量、堆放位置均为一致；三是存货中提花布布匹的核损单价按照7元/米计算。故上述相同点，本院在本案中予以采用。其余部分，本院仅收集在案，综合全案予以参考。 本院出示的证据材料十七及鉴定人出庭接受的质询笔录即证据十八，被告虽提出异议，但经本院审查，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也无明显依据不足之处，鉴定人的质询意见也无不当之处，现被告未能提供充足有力证据的前提下，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对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同时，对被告提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也不予准许。鉴于对证据材料十七证明力的确认，故对被告主张证据材料八、九中“毛玲玲”三字系由毛玲玲所签的主张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十二，系事发一年后拍摄，火灾现场已予清理，该照片明显不能实际反映火灾现场，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出示的证据材料十九，对此，本院认为，保险标的建筑物因火灾受损，评估其损失应先行鉴定其损失程度。因此，对建筑物受损程度的安全鉴定属于必须的鉴定事项。经双方当事人在场，为法院便于鉴定工作的开展，依法决定具备工程质量检测资质的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检测鉴定，合法合规。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鉴定报告和修复加固方案，程序合法，结论得当，本院依法应予采用。 本院出示的证据材料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是否具有证明效力。本院现作如下分析：首先，《保险法》第129条第1款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依据该规定当事人是“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进行评估，而不是“必须”、“唯一”。其他法律、法规也未强制性规定保险理赔必须由保险公估机构完成。对于保险损失的鉴定只要鉴定机构是依法设立的独立的专业机构，受聘进行评估和鉴定的个人必须具有法定资格的专家，都有资格进行。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进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的鉴定机构，具有房地产资产评估、工程预算、结算、竣工结（决）算、包括机器设备、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单项评估等等资质，故其具有对涉案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等损失进行鉴定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被告在本案中一直抗辩只有保险公估机构才有资格进行保险理算鉴定，对此，本院认为，保险理算是核赔过程中，保险人确定赔付保险金数额的过程。只要能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保险损失、保险金额，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都能计算得出，无须一定得由保险公估机构来确定保险金的理赔。专业鉴定机构的检验鉴定仅对事故发生的损失进行估算，而不会对是否属于保险事故作出评判，更不会按保险条款的规定来评定保险赔偿的具体数额。而保险公估机构往往对保险的赔偿作出评价。其次，本案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虽对建筑物的保险价值评定上有遗漏，但这仅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鉴定意见有瑕疵，并不属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或其他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故可以通过补正鉴定的方法完善，无须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综上两点，本院认为该三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效力。 本院出示的证据材料二十三、二十四，系公安消防部门依职权取得的证据，程序合法，本院作为有效证据在本案中采用，综合认定与本案相关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毛玲玲与方飞勇系夫妻。2018年7月，方飞勇与高利中达成由方飞勇买受高利中经营的坐落地址在诸暨市的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名下的房地产。2018年4月11日，毛玲玲与方飞勇投资设立了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地址即在诸暨市。2018年6月，为办理权证所需，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与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签订上述房地产转让协议。 2018年3月12日，人寿保险公司向毛玲玲出具《财产保险综合保险单》一份（保单号为801022018330107000083），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是毛玲玲，保险标的坐落地址在诸暨市。保险单载明：收付确认时间及投保确认时间均为2018年3月9日，保险期限自2018年3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9日二十四时止；主险：1.机器设备保险金额1725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重置价值，2.存货保险金额12700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账面余额，3.建筑物保险金额6200000元，保险价值按出险时重置价值，总保险金额为20625000元。毛玲玲依约支付保险费36093.75元。《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记载：1、本保单标的地址为诸暨市；2、本保单每次事故绝对免赔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30%，两者以高者为准；3、离地面15ＣＭ高度以下的存货，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暴雨、积水、洪水导致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4、本保单按投保人自行估价承保，保险财产详见估价清单。发生保险事故时，如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乘以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5、铁皮房、简易建筑、临时建筑、广告牌、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上的铁皮房及简易棚以及放置于上术建筑物中的保险标的，不在本保单保险责任范围之内。《财产综合险条款》保险标的部分第三条记载，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第三条记载，下列财产不属于保险标的：……（六）违章建筑、危险建筑、非法占有的财产；……。保险责任部分第五条第一款记载，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火灾；（二）爆炸；……。”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记载，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与免赔额（率）部分第十三条记载，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中的“毛玲玲-投保清单”上载明：固定资产的保险金额：仓库100000元，办公楼、宿舍100000元，厂房6000000元；机器设备的保险金额：41台提花剑杆1435000元，20台平板机200000元，2台纤经车30000元，2台网络丝机40000元，2台模布机10000元，2台冷风机10000元；存货即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保险金额12700000元。 2018年4月17日2时45分许，诸暨市厂房发生火灾。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经过调查询问及现场勘验后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诸公消火认字（2018）第0008号火灾事故认定书一份。认定书认定：诸暨市发生火灾，火灾导致毛玲玲使用的仓库及其南侧相连建筑物内部原料和产品烧损；诸暨市顺霞家纺厂内生产设备及原料、产品等烧损；起火时间点：2018年4月17日2时45分许；起火部位：毛玲玲使用的仓库一层；起火点：毛玲玲使用的仓库一层距北墙约10米、距西墙约13米，相较地面高度约0.05米处；起火原因：电气故障引起的火灾。 2018年9月27日，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估报告》一份。在该《公估报告》中载明“承贵司2018年4月25日委托，我司作为题述事故的保险公估人，即派员前往出险现场查勘……”。同时，在该《公估报告》中关于现场查勘情况图示中标注1号厂房东南侧为钢棚。 2018年12月13日，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公估报告》一份。《公估报告》上图示毛玲玲厂区平面图上棉布仓库东南侧有钢棚。另在《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也记载“4月17日上午10时许，我司理赔人员赶到现场……。上述钢混结构的东南而有一条约4米的通道，该通道建有钢构厂房二层……”。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与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中关于“存货”种类、数量、堆放位置较为一致，提花布布匹核损单价亦均按7元/米计算。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供的《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毛玲玲”三字是否为毛玲玲本人所写进行鉴定；被告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28日的民事诉状上具状人处的“毛玲玲”签名、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签名处的“毛玲玲”、查勘记录上“毛玲玲”的签字与财产保险投保单中的“毛玲玲”、《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的“毛玲玲”、及《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中的“毛玲玲”是否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杭州明皓（2019）文鉴定字第3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检材1《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检材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与检材3《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记录》、检材4《查勘记录》、检材5《民事诉状》、检材6《授权委托书》中共九处待检“毛玲玲”签名字迹，一一对应的两者所表现出来的笔迹一般特征及细节特征，既有符合点，也有差异点，且差异点的质量相对高于符合点的质量，故根据现有资料，经综合评断后认为：笔迹特征总和基本上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检材1、2中三处待检“毛玲玲”签名字迹与样本1、2中毛玲玲的书写字迹，两者所表现出来的笔迹一般特征及细节特征，既有符合点，也有差异点，且差异点的质量相对高于符合点的质量，故根据现有资料，经综合评断后认为：笔迹特征总和基本上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鉴定意见为：1.根据现有资料，检材1《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中投保人（签章）及签章处“毛玲玲”签名字迹、检材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中投保人签章处“毛玲玲”签名字迹，倾向认为不是毛玲玲书写形成；2.根据现有资料，检材1《财产保险附加条款投保清单》、检材2《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与检材3《财产综合险现场查勘记录》、检材4《查勘记录》、检材5《民事诉状》、检材6《授权委托书》中九处待检“毛玲玲”签名字迹，难以认定是同一人书写形成。 为确定火灾损失，原告申请对诸暨市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厂房）的保险价值和实际损失进行鉴定。被告申请位于诸暨市受损的棉布仓库、平板机车间、宿舍楼的保险赔偿理算金额及存放于棉布仓库、平板机车间、宿舍楼的保险标的存货的保险赔偿理算金额进行鉴定。2019年11月，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本院委托对火灾现场进行查勘后出具《诸暨市房屋火灾后结构检测鉴定报告和修复加固方案》。后本院又委托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双方当事人的相关申请鉴定项目进行鉴定。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单项资产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书》3份［绍平准估字（2020）第134号、第135号、第191号］及补充报告2份。鉴定结论为：房屋建筑物保险价值共计14998159元，实际损失8241543元。具体为：一、1号棉布三层厂房保险价值为5868375元，实际损失4031956元；二、1号与4号厂房之间二层钢结构仓库（拆除重建）保险价值319607元，实际损失319607元；三、4号平板机单层厂房保险价值917326元，实际损失638596元；四、三层钢结构仓库（位于1号厂房东面）保险价值2151434元，实际损失2151434元；五、1号厂房与宿舍楼之间二层钢结构仓库（拆除重建）保险价值568552元，实际损失568552元；六、二层宿舍楼保险价值1303638元（由原91376元更正而来），实际损失91376元；七、3号钢结构二层厂房（1号厂房西南）保险价值1293493元，实际损失440022元。八、办公楼保险价值2575734元，实际损失为0元。存货的实际损失为14403690元。机器设备的保险价值为3347000元，实际损失1708650元。 另查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于2017年11月份从毛玲玲（其丈夫方飞勇）处租用了部分钢结构厂房及宿舍楼。火灾中受损的机器除了2台模布机属毛玲玲所有之外，其余均为诸暨市顺霞家纺厂所有。 再查明，2017年12月，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对其名下的建筑物在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投保。保险金额为6553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12月20日0时至2018年12月19日24时止，保险价值按出险时的重置价确定，保险为不足额投保，出险时按比例赔付。 还查明，原告毛玲玲为本次诉讼支付文书鉴定费4800元，房屋评估鉴定费共计157954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次诉讼中支付文书鉴定费9600元，房屋评估鉴定费45522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7月12日支付给毛玲玲款项100万元、200万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保险单，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保险费，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 关于钢结构厂房是否属于保险标的。本院认为，钢结构厂房应在投保范围内。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中，约定保险标的项目为机器设备、存货、建筑物。关于建筑物并没有明确排除钢结构的建筑物，也没有排除违章建筑。因本案是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依据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被告保险公司是从事保险的专业机构，经验丰富，签订合同中处于优势地位，且又是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在双方对合同内容产生两种不同理解时，依据上述合同法的规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本院认定原告对保险范围所作的理解。至于被告提出涉案火灾中钢结构及简易建筑属违章建筑，认为违章建筑不属于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且提出在承保时就保险合同条款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故不予理赔。对此，本院认为，虽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的财产综合险条款中有违章建筑不属于保险标的的规定，但该条款内容应认定为免除及限制其责任的规定，被告保险公司应对该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或说明，而本案被告缺乏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该提示或者说明。况且，本案中相关部门对原告附属房结构是否存在违章并未作出认定，在未作出认定前该财产属原告合法占有的财产并具有经济上的利益，故该保险标的在出险时存在的物权瑕疵不影响双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 二、原告毛玲玲对火灾房屋等建筑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本案原告丈夫方飞勇于2017年8月份从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投资人为高利中）将涉案房屋买受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就为方飞勇与毛玲玲。2018年3月，毛玲玲对涉案火灾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等进行投保，此时，方飞勇与毛玲玲未设立诸暨市立挺纺织有限公司，故毛玲玲对火灾房屋等建筑物具有保险利益。退一步讲，毛玲玲作为股东，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依据保险单所附《财产综合险条款》第2条第（3）项之约定“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也可以认定毛玲玲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经济利害关系。 三、原告对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机器设备是否有保险利益。首先，《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对保险标的范围的约定，第（一）项明确了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属保险范围，故被保险人所有的房屋无疑属于保险的范围；第（二）项约定了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属保险范围；第（三）项约定了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属兜底条款，概括性约定了只要法律上承认该财产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均属于保险标的范围。由此可见，该财产综合保险所涉保险利益并不限于财产所有权利益，同时也包括了被保险人基于经营管理、保管或基于法律上认可的与被保险人有其他经济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合同利益、责任利益等保险利益；其次，原告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租原告的部分厂房用于生产，并由原告统一向其供水、电、气，统一负责厂区安全保卫和消防、卫生等管理工作，原告对诸暨市顺霞家纺厂存放于厂区内的机器设备、存货等财产具有合同利益和责任利益；同时，因租赁房屋本身原因或出租人提供的水、电、气等原因，或租赁房屋范围以外的原因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出租人毛玲玲可能存在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属于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第三，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对机器设备的投保情况是明知的，保险人仍同意承保，且事后也未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第四，毛玲玲在本次诉讼前已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签订协议，表示对全部损失索赔后与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结算，符合损失补偿性的保险原则，并避免了道德风险。综上分析，原告对诸暨市顺霞家纺厂的机器设备具有保险利益。 四、关于1号厂房东南侧是否有钢棚及层数为几层的问题。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中明确火灾导致毛玲玲使用的仓库及其南侧相连建筑物内部原料和产品烧损，说明仓库南侧（也即东南侧）有建筑物；诸暨市公安消防大队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中显示有钢棚残骸，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关于现场查勘情况的图示中标注1号厂房东南侧为钢棚，被告提供的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中图示毛玲玲厂区平面图上棉布仓库东南侧也有钢棚，根据上述证据完全可以认定1号厂房东南侧建有钢棚。至于二层还是三层，应以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确认的三层为准。 五、关于存货保险价值的确定。本院认为，涉案保险标的系流动资产（存货），原告与被告在保险单中约定存货的保险价值确定方式为出险时的账面余额，但原告财务资料不健全，其未能提供证实保险标的账面余额的相应财务资料。根据火灾事故现场查勘及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核损《公估报告》，火灾现场存货毁损严重，基本未有完好的存货。该种情况下，无论是原告的报损和被告的核定，均系根据现场情况予以估算得出，而无法估到精确统计。而本案又无法通过鉴定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绍兴市平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据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与福建新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所作出的评估报告，可以作为相对客观的确定损失的依据。在构成全损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即为保险价值。 六、关于涉案保险标的保险金额的确定。在被告提供的投保清单已明确固定资产（仓库、办公楼宿舍、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的保险金额。原告虽对其在该投保清单上的签名予以否认，但对投保清单上记载的各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予以认可，且该投保清单也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故对投保清单列明的各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予以确认。 七、被告对免责条款是否已履行明确提示、说明义务。首先，被告虽主张原告在《保险合同签收回执》及投保单、投保清单上签字，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现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上述资料签收人难以认定为毛玲玲书写，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主张《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及《财产保险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已予明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告未能举证证实将投保单交付给原告的事实；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条款的内容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在本案中，保险单及投保单中的“特别约定”的文字本身还是具体条款，其打印的文字的字体、大小及颜色均与保险单上其他绝大部分文字分别一致，并未用特别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识对免责条款加以标注，不足以此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产生不了提示的效果。综上两点，应认定被告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未能履行提示义务，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投保人毛玲玲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八、涉案火灾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的问题。首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五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火灾；（二）爆炸；……。”由上可见，由于火灾造成的财产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其次，被告辩称火灾原因系由电气故障引起，从而认为原告对火灾的发生负有责任，且根据保险条款第八条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约定的内容主张免责，但对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火灾系原告毛玲玲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的情形。综上两点，涉案火灾应属保险事故。在财产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就财产损失的金额进行赔偿。 九、赔偿范围及金额的确定。 1、关于房屋部分。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建筑物的保险金额为6200000元，诸暨市东神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对该建筑物在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6553000元，两项合计保险金额12753000元。而涉案建筑物的保险价值为14998159元，保险价值已超过保险金额，根据《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案不属重复保险，故原告可在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向被告主张保险赔偿。现查明，1号棉布三层厂房、1号与4号厂房之间二层钢结构、1号东面三层钢结构仓库、1号与宿舍楼之间二层钢结构仓库、3号钢结构二层厂房（1号厂房西南）、4号平板机单层厂房，上述六处总称为厂房的保险价值为11118787元，保险金额为8150167元。该部分房屋赔偿额为8150167元×（6000000元÷11118787元）＝4397830元；二层宿舍楼的赔偿额为91376元×（10000元÷1303638元）＝7008元；办公楼未有损失。上述房屋赔偿额为4404838元；2、关于机器设备部分。机器设备实际损失为1708650元，保险价值为3347000元，保险金额为1725000元。机器设备部分赔偿额为1708650元×（1725000元÷3347000元）＝880615元。3、关于存货部分。存货的保险价值与实际损失均为14403690元，故应按保险金额上限12700000元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向原告毛玲玲支付保险理赔金额为17985453元，减去已支付的3000000元，尚应支付14985453元。被告在本案涉讼的火灾事故发生后曾派保险公估机构进行核损，但未能及时积极地向原告进行理赔，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因本案评估所支出鉴定费、评估费等合计162754元，属于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应由被告承担。但原告请求支付棉布清理费及处理费用，于事实与法律均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六款、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应支付原告毛玲玲保险理赔款14985453元及该款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毛玲玲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329元，鉴定费、评估费共计217876元（其中由毛玲玲缴纳162754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缴纳55122元），均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启杰 人民陪审员  郦 彬 人民陪审员  柳 叶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海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