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夏妃，女，196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梦蛟，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总指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浙玲，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伟祥，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俞夏妃与被上诉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樊伟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12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以下简称征迁指挥部）系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08年3月10日以江委［2008］18号《关于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的通知》设立，负责具体实施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建设的征迁工作。征迁指挥部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无组织机构代码。钱江新城管委会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系同一事业法人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于2001年2月申请建房，申请人为樊伟祥、其妻俞夏妃、其女樊潇雨、其父樊纪林。主房占地面积93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279平方米。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樊伟祥。 2008年4月29日，征迁指挥部（甲方）与樊伟祥户（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经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和动迁单位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授权，负责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弄口区块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乙方同意拆迁位于房屋，审批建筑面积为279平方米；乙方房屋拆迁后，由甲方负责安置（安置协议另签）；房屋拆除后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为二年半，甲方先支付二年内的过渡费，每人每月350元，乙方在册常住人口4人，两次搬家费用1400元，小计35000元；乙方应在本协议书签订十五日内腾空房屋并交房，甲方一次性奖励乙方每人4000元，小计16000元。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1240000元，待乙方搬迁完毕并交出钥匙后到弄口社区领取，以上费用由社区预留每人7万元作为乙方回迁时的安置房购买款（该预留款统一按户存入银行，产生利息归乙方），预留款与乙方在最终购房时实行多还少补结算；该协议由樊伟祥代表乙方签订。案涉房屋现已被拆除。 另查明，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13年8月向樊伟祥户提供位于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俞夏妃主张其户与征迁指挥部于2008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关于俞夏妃主张征迁指挥部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签订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与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下文设立，虽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也无组织机构代码，但其作为其他组织，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第二，俞夏妃主张征迁指挥部不具备拆迁或征迁资格的问题。征迁指挥部是拆迁人钱江新城管委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与地方党委、地方人民政府为具体实施征迁工作而成立的组织，其有权办理拆迁事宜，且《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亦载明其系受拆迁人及动迁单位授权实施相应拆迁工作，钱江新城管委会对此亦无异议。俞夏妃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第三，俞夏妃主张其可获得迁建安置及其房屋实际面积约为680平方米，但补偿协议仅对279平方米进行补偿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俞夏妃并未就该节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相关协议内容是协议双方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基础上协商确定而成，俞夏妃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俞夏妃主张房屋属樊伟祥户共有，樊伟祥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权处分。原审法院认为，樊伟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樊伟祥，家庭重大事务由樊伟祥作为户主处理符合社会通常认知。案涉地块拆迁属于重大事项，各拆迁户成员对该情况亦为知晓以及根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现实情况，征迁指挥部在与樊伟祥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其签约行为是代表户内全体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俞夏妃以樊伟祥无权代表家庭户签订案涉协议为由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不予支持。第五，俞夏妃主张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认定案涉地块征收违法及征迁指挥部未给协议原件，拆除房屋因当时协议尚未生效而属于违法行为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裁决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Ａ（2006）-0014号批复违法并责令依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以及俞夏妃诉称的拆除行为违法问题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故对俞夏妃该节诉称不予支持。综上，案涉2008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俞夏妃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重新签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判决：驳回俞夏妃的全部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俞夏妃负担。 宣判后，俞夏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8)浙0104民初1202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本案征迁指挥部既没有相关的资质,也没有依法注册登记,根据民事法律规定,不具有民事法律上的资质,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协议、即便是征迁指挥部系江干区人民政府设立,在法律上征迁指挥部也无权与樊伟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行政法上江干区政府属于行政授权行为,被授权者在法律上也无权替代授权者与樊伟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法律上能够签订的责任主体应当是江干区人民政府。其次,案涉房屋属于家庭共有,俞夏妃提供建房申请书,证明俞夏妃房屋并非樊伟祥个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樊伟祥在未征求家庭其他成员的前提下无权处置家庭他人成员的资产,而且俞夏妃等未领取拆迁补偿款,证明俞夏妃不同意樊伟祥私自处置家庭共有人财产的行为。虽然农村户口本记载樊伟祥系户主,这是户籍管理制度的要求,但在法律上不是说樊伟祥就可以未征求家人同意擅自处置家产,这违背《物权法》、《婚姻法》规定的家庭共有人和夫妻之间的共有关系。按照原审法院的认为方式,户主可以决定家庭一切行为,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制度,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民事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合法性必须进行追认,本案并没有征求认同,钱江新城管委会在法庭上也多次表述未征求家庭成员同意,根据物权处置原则,以及民事行为上需超过家庭三分之二以上家庭共有人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追认原则,本案缺失以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法院作出不予支持认定明显违法。再其次,俞夏妃合法房屋面积680平方米,安置补偿279平方米,在补偿行为上严重违背事实依据,违背国务院规定的不能使被拆迁人现有生活水平下降,俞夏妃680平方米房屋均未被认定违章,合法的房屋面积已经建造多年,民法规定,物权等价交换原则,俞夏妃户独立别墅,按照市场价值已远超两千万元。樊伟祥违背生活常识与指挥部签订本协议,估计遭受到指挥部人员的生命威胁,因在本地块拆迁夜半暴力砸玻璃,堵路,附电、暴力殴打等行为时有发生。国务院出台诸多制止暴力逼签的法律条款。一审法院对如此比例失调的补偿协议未详细审理,违反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及审理案件基本要求。案涉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拆迁补偿方案中,涉及补偿安置系迁建安置,钱江新城管委会违反行政许可的规定,将迁建安置方式擅自更改为调产安置,其行为违反《行政许可法》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钱江新城管委会隐瞒其他的经批准的安置方式,故意欺骗，损害俞夏妃迁建安置权利。根据先征收后拆迁原则,案涉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已被国务院否定,也就说明案涉土地依旧属于集体所有,钱江新城管委会在拆迁阶段依然需要征用手续才能拆迁,其利用被拆迁户的无知,蒙骗、欺骗被拆迁户,实行强行拆迁,损害国家、集体、和被拆迁户的利益,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全部款项规定。一户一宅,俞夏妃迁建安置补偿被改成调产安置补偿,钱江新城管委会存在故意欺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俞夏妃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钱江新城管委会承担。 钱江新城管委会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征迁指挥部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首先,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与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设立,负责具体实施征迁工作,作为其他组织,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能对外签订合同。其次,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已经明确了征迁指挥部系经钱江新城管委会和相关机构的授权,负责俞夏妃房屋所在区块的拆迁工作。可见,钱江新城管委会已经有效授权了由征迁指挥部来进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也已经对此进行了明确书面的披露。2、户主樊伟祥有权代表其家庭成员签订案涉协议。首先,樊伟祥作为户主,由户主为代表来处理家庭重大事项,系社会通识;其次,案涉房屋拆迁安置事宜,是全村集体、每户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重大利益事项,政府部门、相关拆迁补偿工作机构从拆迁公告、拆迁方案、补偿标准、通知签订协议等等工作内容、操作流程上,均已通过各种形式广而告知,拆迁补偿事宜,工作时间跨度大、工作内容涉入深,被拆迁安置人员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对涉及自身重大经济利益的行为,漠不关心。因此,俞夏妃现以樊伟祥当时未向其释明、擅自处置家产为理由来证明其不知,实属无理。最后,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以户为单位,是政策要求、工作惯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中,涉及到家庭成员安置资格问题,比如独生子女预留一个安置资格涉及到的领取安置房屋之时一户家庭总体安置面积不可分割的扩面问题、以户为单位的领取提前腾退奖励问题、将过渡用房提供给一户所有成员共同使用问题等等,均是以户为单位来安排和计算的。综上,钱江新城管委会在与户主樊伟祥签订案涉协议之时,有理由相信其签约行为已代表户内全体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樊伟祥有权代表其户签订案涉协议。3、案涉协议确定的合法补偿面积正确无误。《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拆迁用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临时建筑和暂保使用的房屋,应无条件自行拆除,不予补偿,不作为安置依据”。因此,以俞夏妃户房屋的合法审批建筑面积279平方米进行补偿,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4、钱江新城管委会并未隐瞒安置方式。《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拆迁私有住宅用房,根据城市规划不能新建农居点的,由拆迁人以统一建造的多层成套住宅用房安置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可见,实行迁建安置还是产权调换,需要符合城市规划;而且案涉补偿协议第二条,也已明确写明了是由钱江新城管委会负责安置,可见已经释明了选取的方式是产权调换。因此,并不存在俞夏妃所述的隐瞒安置方式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上述条款中所规定的任一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樊伟祥未对俞夏妃的上诉发表意见。 二审中，俞夏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两张，以证明案涉的拆迁房屋系独立式别墅，建筑层数为五层，建筑面积为680平方；2、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的答复一页、房屋拆迁申请表一页、申请书及拆迁基本情况表一页、集体工业商业综合用房拆迁计划及农村私人住宅用房拆迁计划一页（均为复印件），以证明钱江新城管委会未依法取得拆迁许可证，其所述建设项目与拆迁许可证的描述内容不符。 钱江新城管委会、樊伟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以上证据，钱江新城管委会质证认为：首先，上述证据均不属二审新证据的范畴；其次，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房屋面积应以建设用地审批表批建的面积为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俞夏妃所要证明的内容，拆迁行为不存在和拆迁许可证不符的情况。樊伟祥未发表意见。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能够显示房屋部分外观，但无法证明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证据2内容零散不全，显示的标的和内容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以上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原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诉讼，审理的是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根据真实性无异议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案涉合同，订立案涉合同的甲方为征迁指挥部，乙方为樊伟祥户。首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钱江新城管委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举办、有相应的开办资金、经依法登记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证书载明的开办宗旨和业务范围，与其工作职能及案涉合同所涉事项相符。征迁指挥部虽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也无组织机构代码证，但其系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设立，负责具体实施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建设的征迁工作，征迁指挥部签订案涉合同与钱江新城管委会的业务范围、开办宗旨及江委【2008】18号成立文件中确定的工作职责相一致，钱江新城管委会确认其授权。故征迁指挥部有权办理相应的授权事宜，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依法应由钱江新城管委会承担，对此钱江新城管委会亦无异议。同时，案涉合同标的房屋的建造审批资料、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亦证明，该房屋系樊伟祥以户主身份申请翻建，户内在册人员包括其本人和俞夏妃共四人，建筑占地面积93平方米、三层、总建筑面积279平方米。即应当认定标的房屋系该户所有、樊伟祥系户主。因此，案涉合同双方主体适格，合同所载的批建面积与建房时的一致。其次，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案涉合同标的房屋系樊伟祥户4人共有，俞夏妃系共有人之一，鉴于该房屋系集体土地上所建，没有相应的不动产所有权证，且批建时以户主樊伟祥作出意思表示；而订立案涉合同时亦以樊伟祥户为主体、由户主樊伟祥作出意思表示。钱江新城管委会据此认为，对案涉地块进行动迁是该区域的重大事件，作为共同居住人和共有权人之一的俞夏妃应当明知，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征迁指挥部有理由相信户主樊伟祥的签约行为是代表户内全体成员的意思表示，该种以户为主体、户主代表全体成员的签约方式亦是本地的通常方式的主张，符合实际，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第三，俞夏妃对其所主张的案涉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暴力逼签等事实，未举证证明，不能认定；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裁决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06）-0014号批复违法并责令依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等问题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亦不能据此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及判决正确，程序合法，俞夏妃的上诉事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俞夏妃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骏 审判员 金瑞芳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徐森燕 书记员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