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桂06委赔1号 赔偿请求人：何多权，男，1943年7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 委托代理人叶青新（系赔偿请求人何多权的表弟），男，1958年8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 赔偿义务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建政路1号。 法定代表人：钟健，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燕、杨训杰，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干警。 何多权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港口区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一案，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6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决定，以不存在错误执行及执行违法等情形为由，驳回何多权的国家赔偿申请。何多权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4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赔偿请求人何多权及委托代理人叶青新，赔偿义务机关港口区法院的委托代理人陈燕、杨训杰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何多权以港口区法院故意拖延执行又不按规定执行致其权益受损为由，向赔偿义务机关港口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请求赔偿经济损失1100万元。 赔偿义务机关港口区法院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具体到本案，国家赔偿的前提要件是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并造成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损失。本案中，港口区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高宇公司与被执行人政海公司土石方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过程中无任何违法行为。此外，在（1997）港民初字第112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港口区法院已依高宇公司的申请进行财产保全裁定冻结政海公司的工程款60万元，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政海公司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才裁定中止执行。而何多权以防城港中院作出（2004）防中法执字第7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继而中兴公司协助查封政海公司在中兴公司的140万的债权并将该款转到防城港中院账户为由，认为港口区法院立案执行在先却分文未执行到，相反防城港中院立案执行在后却能从中兴公司执行到被执行人政海公司的钱款，由此推定港口区法院存在故意拖延执行、执行违法等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目前证据来看，暂无法确认防城港中院最终是否从中兴公司处执行到政海公司的140万债权。即便中兴公司真的协助防城港中院执行了也无可厚非，亦不能以此推定港口区法院的执行是违法的。因为需重申中兴公司并非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而是协助执行的义务人，在无充分证据政海公司在中兴公司处确有可供执行的债权的前提下，法院不能去强制执行中兴公司的任何财物。因此，港口区法院不存在错误执行及执行违法等情形，不应承担任何国家赔偿责任。既然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提不存在，港口区法院对其提出的损害赔偿数额不予审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六）项之规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何多权的国家赔偿申请。 何多权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请求：1、帮其追讨防城港市、政海有限责任公司所拖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60万元；2、根据港口区人民法院所作出判决书中有关约定追讨违约金补偿给其；3、对其追讨所花车费、误工费、精神损失作相应补偿。在本院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时，何多权变更赔偿请求为：1、追讨广西港口区政海有效责任公司拖欠其工人工资和工程款60万元；2、追讨港口区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工作失职所造成其往返追讨欠款支付的车费、住宿费、误工费约计118680元；3、赔偿因港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失职所导致其银行利息和违约补偿款2187.689602万元。事实与理由：一、根据（1997年）港民初字112号和112-1号案中判决书和裁定书中充分体现港口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是按民事诉讼法依法依理的，在1997年4月9日法院采取保全，冻结了政海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兴公司滞留的工程款，协助执行中兴公司已声明没有法院通知不得支付该款，在1996年至1999年间政海公司继续与中兴公司大量承建工程项目，约300多万工程款支取给政海公司；期间，港口区法院未尽到执行以义务。二、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发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其于2016年2月2日收到。但又在同年5月28日又叫其签收一份《赔偿决定书》的送达回证，随后会寄正式的赔偿决定书给其。当时其认为与“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意义上是同等的，所以就签了送达回证。后所收到又是一份“受理案件通知书”正版，亦即系前后就有2份受理通知书正版都盖红印的，不是“赔偿决定书”。一直到2019年11月11日终于收到一份“赔偿决定书”。其对“赔偿决定书”有异议，可在收到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三、港口区法院执行局执行本案存在很多次执行失职责任，以没有财产执行为由找借口开脱责任，在2016年5月28日作出的决定书，到2019年11月10日再寄给其,误导其错过三十日内不向中级法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何多权提交如下证据：1、港口区法院于1997年4月9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港口区法院于1997年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3、港口法院执行局在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询问笔录。4、港口区法院在2016年1月28日作出的（2016）桂0602法赔2号受理通知书。5、（2004）执字第7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赔偿义务机关港口区法院答辩称，一、何多权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其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2015年8月10日，何多权以港口区法院执行行为违法为由，向港口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驳回何多权的赔偿申请。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28日将《赔偿决定书》送达申请人何多权，何多权在送达回证上写明“何多权已收到”并按手印。2019年11月，何多权打电话给港口区法院工作人员，述称其手上的《赔偿决定书》已丢失，请求港口区法院重新寄送《赔偿决定书》。港口区法院遂于2019年11月8日向何多权寄送《赔偿决定书》。何多权于2019年11月11日收到该《赔偿决定书》后，辩称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28日送达的文书并非《赔偿决定书》，而是重复送达了《受理通知书》。何多权的上述说法不准确，其签收(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的时间确为2016年5月28日，有送达回证可以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曰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第三款“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规定，何多权于2019年12月9日才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已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二、何多权认为港口区法院执行行为违法而申请国家赔偿，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申请执行人广东高州市高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公司）与防城港市政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海公司）土石方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高宇公司的申请，港口区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政海公司对防城港市中兴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享有的60万元债权。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被执行人政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无财产可供执行，根据法律规定，港口区法院于2002年8月23日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何多权反映，2004年防城港市中兴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协助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将政海公司对中兴公司享有的债权140万元转到法院账户。港口区法院对此并不知情，若其上述说法是真实的，港口区法院亦不存在过错。中兴公司作为协助执行义务人，应协助港口区法院和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但如果中兴公司仅协助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而未协助港口区法院执行，责任在于中兴公司，而不应将未能执行到财物的责任归咎于港口区法院。中兴公司不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港口区法院无权强制执行中兴公司的财产。申请人何多权认为港口区法院拖延执行造成其遭受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港口区法院不存在错误执行及违法执行等情形，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何多权的申请。 赔偿义务机关港口区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2、何多权于2016年5月28日签收赔偿决定书的送达回证。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1996年3月22日，高宇公司与政海公司签订防城港市中心区大道两旁2号山头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之后政海公司未按高宇公司施工完成的工程量付清工程款，高宇公司将政海公司诉至港口区法院。港口区法院于1997年10月30日作出（1997）港民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判决终止承包合同，政海公司支付工程款466776.8元及利息56461.32元给高宇公司。在该案诉讼期间，港口区法院依高宇公司申请于1997年4月9日作出（1997）港民初字第112-1号民事裁定，冻结政海公司工程款60万元，并于同年4月16日向中兴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1998年3月9日，高宇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港口区法院立案执行，但未能查找到政海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政海公司于2000年8月16日被防城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港口区法院遂于2002年8月23日作出（2002）港执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中止执行（1997）港民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书。2007年12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桂法协调字第85号文，对本案调卷执行，仍未能执行到财产，并于2009年9月11日出具（2007）桂法执字第59-1号《退卷函》，载明“申请人广东高州市高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防城港市政海有限责任公司土石方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申请人广东高州市高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何多权反映该案久执不结，请求指定执行。经查，政海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已不存在，无财产可供执行。现将卷宗材料退回处理。” 另查明，1996年4月23日，高宇公司和何多权签订《协议书》，同年10月1日，高宇公司向何多权出具《委托书》。广东高州市高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已于1997年11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目前状态：吊销。2015年10月15日，高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文（身份证号：）出具《证明书》，高宇公司将其对政海公司所享有的土石方工程款债权已转让给何多权。 2015年8月10日，何多权以港口法院执行违法致其权益受损为由，向港口法院申请国家赔偿1100万元。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6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决定，以不存在错误执行及执行违法等情形为由，驳回何多权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何多权在港口区法院送达（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受签名或盖章栏目”中签名“何多权已收到”，签收时间为“2016年5月28日”。2019年12月9日，何多权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赔偿请求人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是否已超过法定期限；2.赔偿请求人请求港口区法院因违法执行导致其经济损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第三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经审查，本案中，何多权以港口法院执行违法致其权益受损为由，向港口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港口区法院于2016年5月6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决定，何多权在港口区法院送达（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受签名或盖章栏目”中签名“何多权已收到”，签收时间为“2016年5月28日”。其在质证中否认2016年5月28日已经签收到港口区法院（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并与经查的事实不符。据此，何多权在收到港口区法院（2016）桂0602法赔2号《赔偿决定书》最迟应于2016年8月28日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而何多权于2019年12月9日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明显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港口区法院没有违法执行或执行错误而导致何多权因债权无法实现带来损失的事实。何多权债权无法实现是债务人无力偿还或者协助执行义务人未尽协助义务等原因，均不属于港口区法院违法执行或执行错误造成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其一，何多权主张港口区法院赔偿其1100万元等经济损失，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存在损失的事实；其二，何多权主张赔偿其损失，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这些损失与港口区法院的执行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赔偿请求人何多权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已超过了法定的期限，且其申请赔偿事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不予支持。港口区法院作出（2016）桂0602法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6）桂0602法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