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9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静，女，196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世明，男，196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波，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柯桥恒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畈里金村五洋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彬，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青，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静、蒋世明因与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静、蒋世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欠条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3月22日一审第二次庭审开庭前，双方就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提供的“欠条”进行了比对，肉眼可见该“欠条”上的印章与上诉人提供的备案印章存在明显的巨大的差异，且上诉人在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威海日月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日月公司）真实印章“印样”的证据，并明文请求法庭查明欠条及印章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未向上诉人释明须申请鉴定印章的情况下，主观臆断认定“二被告对欠条上印章效力的认可”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一审庭审中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提交的双方对账单看，双方最后一笔业务的供货日期为2015年11月12日，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供货后50天内凭增值税全额发票被告付清货款的期限为2016年1月1日前。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书写起诉状的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在此期间其从未向威海日月公司主张过涉案购销合同中权利，在认定“欠条”中印章虚假且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出具欠条的金某为威海日月公司职工或授权业务代表的情况下，其向金某主张案涉款项不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吴静、蒋世明未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法律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是为了促使债权人行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应受法律保护。绍兴柯桥恒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吴静、蒋世明的诉讼请求。一、吴静、蒋世明在一审中提交的印鉴不足以证实威海日月公司的印章具有唯一性，此情况下吴静、蒋世明应申请鉴定而不申请，应视为其认可该印章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释明的十种情形，吴静、蒋世明在上诉状中主张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必须申请鉴定的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释明的情形。申请鉴定是当事人举证的过程，不在法院应当释明的范围内。本案亦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吴静、蒋世明主张案涉欠条中的印章虚假证据不足，并非事实认定错误，吴静、蒋世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对合同等由威海日月公司提供的加盖印章的材料只有形式审查义务，至于其是否具有多枚印章以及印章是否有效无法审查。同时，吴静、蒋世明已承认威海日月公司收到了案涉的货物、发票的事实，而货物、发票及欠条的经办人又为同一人。在威海日月公司欠款的情况下，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有理由相信欠条载明的内容以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威海日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欠条载明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5月前，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5月1日起算，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即便欠条上的印章是虚假的，也不能否认威海日月公司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吴静、蒋世明滥用股东权利，致使公司债权人收到损失，此情况下，即使欠条无法证明时效问题，根据侵权责任，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作为被侵权一方，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事实发生后的一年内提起诉讼，也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静、蒋世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货款589945.6元；2.二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1日，原告与威海日月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向威海日月公司提供纺织产品，原告于2015年12月11日与威海日月公司对账，双方确认威海日月公司尚欠货款589945.6元。原告于2015年12月22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进行邮寄，威海日月公司确认收悉，但未支付相应货款。威海日月公司成立清算组并于2018年11月9日决议注销并在齐鲁晚报刊登清算公告，但其未依法履行书面通知债权人义务，二被告作为威海日月公司股东、清算组成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威海日月公司出具的欠条上的印章效力问题；二、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作为与威海日月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已经履行了《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且二被告作为威海日月公司的股东，承认收到货物且确认债权债务存在，在威海日月公司欠款的情况下，威海日月公司出具加盖有印章的欠条，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欠条上加盖的印章系威海日月公司所使用的印章。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被告主张欠条与《购销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既未提供更有利的证据证明欠条上的印章为虚假的，又未申请对欠条上的印章进行鉴定，应视为二被告对欠条上印章效力的认可。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欠条上的印章系威海日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欠条合法有效。关于焦点二，2017年5月15日，威海日月公司出具的欠条，承诺于2018年5月前结清货款，因此诉讼时效应当自2018年6月1日起算，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三、威海日月公司在注销前，明知对原告的债务尚未清偿，但二被告作为清算组成员却在公司解散时未尽书面通知义务，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通知债权人和公告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清算组对任何已知的债权人都应单独通知。就本案而言，无论是2015年12月11日原告与威海日月公司对账，还是2017年5月15日威海日月公司出具欠条，均能证明原告即属于已经特定了的、已知的债权人；债的内容、债的数量都是明确具体的，显然不属于或有债权，清算组应当通知原告。二被告作为清算组成员及威海日月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对公司进行清算注销，导致原告未能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故二被告应对威海日月公司造成的原告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性质实为威海日月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购销合同》虽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二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损失亦属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应由二被告与威海日月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被告蒋世明、被告吴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绍兴柯桥恒聚纺织有限公司货款589945.6元；二、被告蒋世明、被告吴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绍兴柯桥恒聚纺织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以589945.6元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吴静、蒋世明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证人金某称，其系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与威海日月公司的中间介绍人，其经上海的朋友介绍接收了侯伟东的订单，又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威海日月公司，将侯伟东提供的面料交给威海日月公司加工服装后出口韩国。侯伟东是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韩国方面没有付款，因此钱没有收回来，就没办法支付侯伟东货款。差不多是2017年5月份，侯伟东与上海的朋友到威海找金某处理案涉货款，当时拿了一个对账单，即本案中的对账单，问金某能否加盖公章。因为金某介绍完业务后，威海日月公司有相关的业务负责人，金某无权加盖威海日月公司印章。侯伟东等与金某协商案涉欠款如何处理，金某表示因是特别好的朋友介绍的，就在道义上承诺由其来承担，因为不知道欠款何时能还，就写了欠条，欠条上写了2018年5月付款，若威海日月公司欠款到期还不了，由金某来承担，金某是以之后做订单时每批次加钱的方式来承担。关于金额，当时提供的对账单是58万多，金某说少写一些，就写了58万。欠款单位是威海日月公司，金某摁了手印。之后侯伟东等与其商量，能否加盖威海日月公司印章。金某表示其无法联系蒋总，无法盖章。侯伟东等表示其自己回去想办法，后期蒋总跟金某说这个欠条盖了章了，但金某告诉蒋总当时写欠条的时候根本没有章。金某称记得很清楚，这个欠条是其在一个叫朴江的美容院一楼复印机中取出的白纸上写完后交给侯伟东的，欠条上的印章也不可能是金某加盖的。上诉人吴静、蒋世明主张上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案涉欠条上的印章并非威海日月公司所盖，应为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加盖的假章，故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以该欠条主张诉讼时效未经过的理由不能成立，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债权不应予以保护。经质证，绍兴柯桥恒聚公司认为，第一，结合证人所述事实及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提问，证人金某的证言可能存在虚假；第二，证人证言属于当事人的举证，上诉人吴静、蒋世明在一审时不申请证人作证，而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进行合理说明；第三，金某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涉欠条上的印章并非威海日月公司的印章。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金某的证言仅能证明案涉欠条是由金某书写的，其出具欠条以及交付给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工作人员时并未加盖威海日月公司印章，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条中威海日月公司印章系虚假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关于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与上诉人吴静、蒋世明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与威海日月公司之间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由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向威海日月公司提供纺织产品，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威海日月公司供货，双方于2015年12月11日进行了对账，确认了货款总额。后威海日月公司成立清算组并于2018年11月9日决议注销。绍兴柯桥恒聚公司起诉吴静、蒋世明是基于其作为威海日月公司清算组成员，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致使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未申报债权而遭受损失，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清算责任纠纷是指清算组成员在清算期间，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故本案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其次，关于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上诉人吴静、蒋世明主张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一审提交2017年5月15日的欠条上加盖的印章虚假，一审法院在未向吴静、蒋世明释明须对印章真伪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主观认定吴静、蒋世明认可欠条上印章的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合同约定，威海日月公司应付清货款的期限为2016年1月1日前，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起诉，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一审提交上述欠条主张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应对该证据中印章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吴静、蒋世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印章虚假为由认定其认可该印章效力，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证据采信有误，据此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依据不足。但即使该欠条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吴静、蒋世明认可的付款期限为2016年1月1日，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若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向威海日月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应截至2018年1月1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施行，此时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向威海日月公司主张案涉货款的诉讼时效尚未满两年，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截止2019年初。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威海日月公司成立清算组并于2018年11月9日决议注销，即威海日月公司决议注销时，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基于其与威海日月公司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主张吴静、蒋世明作为公司股东、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债权人行使该项权利，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威海日月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决议注销，并于2018年12月29日出具清算报告，载明“公司无债权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系在威海日月公司清算后得知权利受到侵害，并于2019年4月29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吴静、蒋世明承担赔偿案涉货款的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其本案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再次，关于上诉人吴静、蒋世明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向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的问题。威海日月公司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进行了对账，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故威海日月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决议注销时，其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的债权已经明确具体，且已届付款期限。本案审理过程中，吴静、蒋世明亦认可威海日月公司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关于案涉货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欠付货款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吴静、蒋世明作为威海日月公司清算组成员，依法应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在威海日月公司与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吴静、蒋世明应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通知债权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申报债权，但其仅于2018年11月13日在齐鲁晚报上发出公告，并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威海日月公司清算组在明知绍兴柯桥恒聚公司债权的情况下，却未对该债务进行清算而申请注销威海日月公司，吴静、蒋世明作为清算组成员依法未履行清算义务，给债权人绍兴柯桥恒聚公司造成损失，其应向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绍兴柯桥恒聚公司主张吴静、蒋世明应承担赔偿责任，向绍兴柯桥恒聚公司支付本案诉争货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吴静、蒋世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正确，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吴静、蒋世明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上诉人吴静、蒋世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