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1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东港北路31号（1层、17层、19层、26-28层、30-31层）。 法定代表人：王晓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琦，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东升，男，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原审被告：林东阳，男，196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林东升、原审被告林东阳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4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厦门农商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厦门农商行。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林东升、林东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林东升进行电话调查的追记、厦门农商行员工杜志刚两次到庭作证的笔录及杜志刚与林东升、林东阳的通话记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高度盖然证明厦门农商行在保证期间内有向林东升进行催收。同时，厦门农商行在二审提交的林东升已结清案涉贷记卡外的其他欠款的证据，可以证明厦门农商行在保证期间与林东升的通话往来系对案涉欠款的催收。一审法院对通话证据的认定和适用，违反日常经验法则、严重割裂相关证据之间的关系，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贷记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2016年10月11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11日。林东升、林东阳在一审开庭均未到庭，厦门农商行委托催收的记录丢失，一审法院书记员向林东升电话调查，林东升自认厦门农商行员工向其催收过，杜志刚两次到庭作证表明其多次电话及到林东升、林东阳经营的门店催收，但具体时间无法确认。结合杜志刚2018年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出，杜志刚与林东升于2018年3-7月、9月有多次通话记录，可以认定厦门农商行已在保证期间内向林东升主张权利。二、根据厦门农商行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供的智能信用卡管理系统查询信息截图证据显示，案涉贷记卡于2013年9月10日开户，2013年9月13日为卡片生效日，2016年9月16日为卡片到期日，卡片设置到期不续卡。根据厦门农商提供的最新交易明细，林东阳在卡片到期日后一直按月归还利息，并没有发生最低还款额未还情况，因此案涉卡片项下债务履行期就未届满，至2017年10月21日这一期账单的到期还款日2017年11月15日，林东阳未能偿还最低应还款项，厦门农商行因此于2017年11月21日收取了违约金，因此2017年11月15日应视为案涉贷记卡项下债务履行期的届满日。根据不可撤销担保函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2017年11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为保证人林东升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厦门农商行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保证期间，林东升应承担保证责任。同时，综上，请求本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林东升未到庭答辩，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一、一审判决关于免除林东升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1.林东升未接到有关本案保证责任的催收电话，也无任何人向其主张权利，在接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之前厦门农商行并未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杜志刚为厦门农商行的员工，与厦门农商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林东升与杜志刚的通话内容与性质无法体现，无法体现是对本案保证责任的催收；林东升并未向一审法院自认被催收。2.厦门农商行应直接举证证明其催收事实，本案证据并不存在高度盖然性。3.杜志刚与林东升的通话可能涉及许多内容，无法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得出是催收的内容。4.本案不存在举证倒置的情形，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应由厦门农商行举证。二、案涉贷记卡债务实际履行期限届满日至厦门农商行起诉日不满两年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根据领用合约第三条的约定，林东阳的每笔债务应分别计算其“到期还款日”，并据此计算每笔债务担保人的保证期间。结合案涉贷记卡章程，林东阳最后一笔月结账单日为2014年12月31日，到期还款日为2015年1月25日，林东升对最后一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2年至2017年1月25日，厦门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 原审被告林东阳未到庭发表意见。 厦门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东阳立即向厦门农商行偿还卡号为62×××09贷记卡项下截至2019年11月21日所欠本金233538.42元、利息75946.82元、违约金41049.23元；2.判令林东阳支付厦门农商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基本律师费1500元；3.判令林东升对林东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贷记卡种类：福万通贷记专项卡（灵活金）； 二、申请人：林东阳； 三、申请时间：2013年9月2日； 四、审核通过时间：2013年9月6日； 五、卡号：62×××09； 六、信用额度：2013年9月6日确定为200000元；2014年4月14日林东阳申请调整为300000元，2014年6月23日总行审批同意并备注由林东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七、透支利率：按日利率0.05%计算； 八、违约金（滞纳金）标准：每月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计算（最低5元），最低还款额指贷款人规定的借款人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违约金、利息、超过信用额度的欠款金额以及以前月份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 九、最新欠款截止时间：2019年11月21日； 十、欠款本金：233538.42元； 十一、应付利息：75946.82元； 十二、应付违约金：41049.23元； 十三、实现债权费用负担的约定：乙方（农商银行）因向持 卡人催收欠款所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以及本行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甲方（持卡人）承担； 十四、保证合同名称：《不可撤销担保函》； 十五、保证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6月14日； 十六、保证人：林东升； 十七、保证期间：为申领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八、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十九、保证范围：为贷记卡申领人“灵活金”福万通贷记卡 项下透支本金、利息（包括复利、罚息）、超限费、滞纳金、追索费用等； 二十、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1500元； 二十一、其他：卡片到期日为2016年9月16日，到期不续卡；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杜志刚的通话记录显示其于2018年3月13日、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7月7日等日期多次向号码138××××2199呼出电话，杜志刚确认林东阳、林东升均办理了农商行贷记卡，二人互相担保，均有逾期，杜志刚均有进行催收。 一审法院认为，因林东升在厦门农商行办理了贷记卡且亦存在逾期情形，后者员工杜志刚的通话记录仅体现其通话的具体时间，无法体现相关通话系针对本案债务的催收。除杜志刚的陈述外，无其他证据与该通话记录相互印证。案涉保证期间为林东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厦门农商行未能证明其已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林东升承担保证责任，故林东升的保证责任免除。一审法院判决：一、林东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贷记卡截至2019年11月21日的欠款本金233538.42元、利息75946.82元、违约金41049.23元；二、林东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500元；三、驳回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厦门农商行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新证据：1.厦门农商行贷记卡系统账户信息截图；2.林东升名下卡号为62×××00的贷记卡交易明细；3.林东升名下卡号为62×××09的贷记卡交易明细，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林东升在厦门农商行办理的两张贷记卡已在2014年5月17日和2017年1月21日结清，2018年厦门农商行与林东升的通话系催收担保债务。被上诉人林东升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不认可该组证据关联性，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厦门农商行提交的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林东升名下厦门农商行贷记卡并无欠款的事实。 上诉人厦门农商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林东升、原审被告林东阳未到庭陈述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异议，亦未提交书面异议，本院视为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林东升为案涉贷记卡提供担保的保证期间的认定；二、厦门农商行是否已在保证期间内向林东升主张保证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林东阳向厦门农商行提交《福万通贷记专项卡（“灵活金”）申请表》、签署信用卡《领用合约》，双方形成信用卡合同关系，案涉贷记卡开户日为2013年9月10日，到期日为2016年9月16日。林东升于2014年6月14日向厦门农商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为林东阳在案涉贷记卡项下所欠厦门农商行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林东阳案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厦门农商行上诉称，应以林东阳最低还款额未归还的到期还款日（2017年11月15日）作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林东升辩称应以林东阳最后一笔交易到期还款日（2015年1月25日）作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本院认为，信用卡有效期内持卡人所欠银行方面的债务处于动态变化中，但在卡片到期日后，持卡人已无法再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转账和取现，持卡人在卡片有效期内所欠的债务本金已固定、不再变动，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费用亦有明确的计算标准和方式，持卡人所欠的债务已明确；同时，持卡人与银行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仅剩持卡人应归还所欠银行债务，因此，信用卡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应为卡片到期日。本案中，案涉贷记卡开户日即为信用卡合同关系成立之日，厦门农商行已依约履行了提供授信额度，林东阳因此享有使用案涉贷记卡消费、转账和取现的权利；卡片到期日后，持卡人林东阳无法再使用案涉贷记卡，彼时林东阳所欠厦门农商行的债务已明确确定，故本案案涉贷记卡卡片到期日2016年9月16日应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保证期间亦应从该日起算，林东升为案涉贷记卡提供担保的保证期间应为2016年9月16日至2018年9月16日。厦门农商行上诉主张，卡片到期日后林东阳均归还了最低应还款项，至2017年11月25日未能偿还当期应还最低还款额才导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本院认为，林东阳在卡片到期日后无论以全额或部分偿还的方式向厦门农商行归还款项，不影响债务履行期限已于卡片到期日届满，林东阳按最低应还款项还款的行为亦证明了案涉债务已确定后，其履行归还欠款的事实，故厦门农商行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厦门农商行于2019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东升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2016年9月16日至2018年9月16日的两年保证期间。厦门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比普通个人金融消费者在合同履行、权利主张等方面更具备专业知识和水平，但厦门农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以函件等书面方式、可以固定、保存的电子送达或其他明示方式，在保证期间内向已保证人林东升主张过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林东升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厦门农商行员工杜志刚与林东升的多次通话记录无法直接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林东升履行保证责任，也无法与厦门农商行提供的其他证据形成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链，故厦门农商行关于其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并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厦门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6581元，由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欣欣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孔 晨 代书记员 洪德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