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1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维，男，汉族，1963年1月7日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甘肃英之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湾1号。法定代表人：金梅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军，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光伟，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某维因与被上诉人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某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兰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维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137332.88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不予支付杨某维劳动报酬137332.88元有违事实且于法无据。首先，上诉人年薪的计算依据来自于《薪酬管理办法》、《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关于下发的通知》以及《劳动合同》中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年薪合法有据，应依法予以保护。其次，《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审议并表决同意的决议》明确了拖欠职工的工资为11848754元，其中就包括拖欠上诉人的年薪。上述安置方案经过被上诉人职代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且被上诉人也认为“该安置方案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和保护了职工在公司破产重整中的利益，有利于职工债权的清偿和以后的岗位安置，方案操作性强”，可见对于欠付上诉人年薪的事实被上诉人是毫无异议的，也不存在任何支付不能的情况。第三，《年薪核定表》经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已具备强有力的法律效力，且其作为书面证据的效力大于言辞证据的效力，但一审判决仅凭一家之言就武断认定年薪核定表系“补签”，进而认定做法不妥，显然有失公允。而且即使如此，也是欠薪这一客观事实的书面补强，并不影响其真实性。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欠付年薪的书面凭证，也是上诉人依法维权的表现，被上诉人既然确认了拖欠上诉人年薪的事实，理应向上诉人支付拖欠未付年薪。最后，一审混淆事实，多次提到被上诉人已达到资不抵债的情况，故不支持上诉人的主张，该判决显然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主张的年薪起算点为2013年至2017年，这期间被上诉人的经营状况并非一成不变，不能以进入破产就否定之前的全部时期。《年薪核定表》是经过各个时期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及相关核算人员依据公司规章、经过详细核算得出的结果，一审判决仅凭臆测作出判决不当。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年薪的请求未超过劳动仲裁的时效时间，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必然错误。首先，上诉人对于拖欠年薪的问题是否存在争议、上诉人是否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害，不能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的告知为准，此时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直至作出（2017）甘01民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没有将上诉人拖欠的年薪予以确认，此时上诉人的权利确实受到侵害，故上诉人的仲裁请求并未超出仲裁时效。其次，被上诉人在答辩期间并未提出仲裁时效已过的抗辩请求，且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实体裁决，视为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放弃了仲裁时效的程序性抗辩权利，此种放弃在诉讼阶段仍然有效，一审判决却判决已过仲裁时效，显然有悖于法。最后，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4款的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年薪属劳动报酬的范畴，不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兰通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答辩人不予支付被答辩人年薪符合本案的基础事实。首先，破产程序启动之前拖欠被答辩人的劳动报酬经破产管理人计算公示，并经被答辩人签字确认，拖欠其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的劳动报酬，职工债权（含被答辩人上述职工债权）已于2018年5月31日经（2017）甘01民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确认后，在2018年8月8日进行集中清偿，被答辩人已经实际领取并签字确认。因此，兰通公司拖欠被答辩人的劳动报酬已经其两次签字确认，并经法院裁定确认，拖欠被答辩人劳动报酬情况已经在破产案件中解决完毕。其次，被答辩人主张的年薪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仅有兰通公司高管层签字的年薪核定表用以证明年薪的事实，其他证据包括一届四次职代会安置方案、年薪制考核办法等证据均不能与年薪核定表互相印证。依据常理，年薪制建立在运营情况良好的基础之上，与企业的业绩与盈利情况紧密挂钩，尤其是在完善的薪酬制度之外设立的年薪制度更要以企业的业绩与利润为基础。而被答辩人主张的基础薪酬之外的年薪根本没有跟兰通公司的业绩或目标利润挂钩。被答辩人提交了年薪制的相关文件，但被答辩人主张的年薪根本不是按照年薪制文件计算、履行审批手续的基础上得来，因此被答辩人据以证明年薪成立的唯一证据毫无客观性可言。被答辩人主张的年薪是基本薪酬之外的劳动报酬，而根据破产程序中查明的被答辩人的基本薪酬已经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标准。《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的平均工资计算。”结合本案，对破产企业的高管层，除基本工资外，无权再主张其他劳动报酬。二、本案仲裁时效已经届满，被答辩人上诉主张认为仲裁时效并未届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被答辩人主张的年薪是自2012年开始的，因此，就年薪部分被答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应当自2012年底2013年初起算，破产管理人于2017年8月份进场核算职工债权过程中，被答辩人在内的所有职工对拖欠工资情况进行签字确认，管理人制作职工债权表（不含年薪）于2018年1月5日报告债权人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未确认、会后未补充申报或提起诉讼的债权不得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至迟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被答辩人就已明确知道年薪部分未被确认的情形，被答辩人主张自终结破产裁定作出之日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一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仲裁庭开庭时，兰通公司是缺席的，并未放弃仲裁时效抗辩，且兰通公司是重整后交给现在的管理层的，对方当事人掌握了证据的绝对优势。一审中，经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兰通公司才掌握了破产重整期间的有关证据并据此提出时效抗辩。该抗辩是依据新证据提起时效抗辩的，依然可以适用时效的规定。最后，本案不适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4款的规定。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但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关系虽然形式上延续，但内容已经完全变更，被答辩人的岗位职责发生变化，工资标准变化为破产合议庭核定的留守人员的工资标准，双方的劳动关系并非完整顺延。从法律规定本身来说，本案被答辩人不存在不能正常行使追索劳动报酬权利的情形，因此，本案不适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4款规定的除外情形，应当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兰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劳动报酬137332.8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杨某维1982年入职原兰州通用机器厂工作。2007年12月28日，兰州通用机器厂破产改制后，该厂固定资产、债权由本案原告兰通公司接管。2009年7月1日，杨某维与兰通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杨某维在兰通公司任财务部副经理岗位，工作地点为甘肃省内；兰通公司于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上月工资，并以公司有关的薪酬制度计发；同时该合同中对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解除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7日，兰通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该院受理后，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甘01民破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宣告申请人兰通公司破产重整；二、指定甘肃重振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8年5月31日，该院再次作出（2017）甘01民破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该裁定的“本院查明”部分，载明：“截止2017年9月，兰通公司拖欠职工工资4301255.47元，经济补偿金424848.52元、职工集资款32万元，截止2018年2月，拖欠职工养老保险本金34107698.43元、利息31.39万元、滞纳金287.14万元，自2017年10月破产重整期间，每月留守人员与待岗人员报酬为245459元。”“本院认为”载明：“破产管理人提出的兰通公司债权清偿方案，内容包括了对抵押担保债权人、职工债权、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的处置，在表决中，抵押担保债权人已与投资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一致，职工债权和税收债权予以全额清偿，其表决组予以全票通过；”等。裁定：“一、批准债务人兰通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债务人兰通公司重整程序。”在该裁定中职工申报的债权4301255.47元，兰通公司称系拖欠公司157名职工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的工资。2018年8月8日，兰通公司对上述职工债权全部进行了清偿发放，杨某维领取了54251.46元。审理中，杨某维认可其工资兰通公司已付清。其申诉主张的劳动报酬实际为拖欠的2013-2017年期间的年薪。2019年4月17日，包括杨某维、张立华等在内的19名申请人向兰州市七里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兰通公司）支付各申请人2012年至2017年的劳动报酬共计8290903.10元。”2019年6月23日，该委作出七劳人仲裁字［2019］第081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应在收到本裁决之日的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张立华2012年的劳动报酬302227.47元（含个人所得税），2013年至2017年劳动报酬1010262.95元；…支付申请人杨某维劳动报酬129968.75元（等共计19名申请人的劳动报酬）。该《裁决书》向兰通公司与杨某维、张立华等19人送达后，兰通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中，杨某维向本院提交了由兰通公司总经理张立华（另案被告）和曾任法定代表人的“杨毅”、“阎洪平”“金梅央”等签名的2013年-2017年期间《年薪核定表》5份，该表显示共计欠付杨某维年薪为39988.00元。作为兰通公司总经理张立华在审理中陈述：“腾中接管了以后就没有注入资金，都是生产经营层维持经营，年薪没有发放过。2016年公司确实经营不下去了，准备二次破产，所以我们才先将之前中高层的年薪清算，补了手续，做破产准备。2012年-2016年的年薪表，有我，金梅央和阎洪平签字的表都是16年1月18日、19日集中补签的,17年的年薪是17年12月31日签的，但是签的时候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并陈述公司欠发高管及中层人员的年薪达700余万元，2018年1月5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其作为职工代表，就提出中高层欠付年薪的问题，被告知在仲裁后解决。对于被告提交的5份《年薪核定表》，兰通公司认为均是由“同为另案被告19人中的某一人或者某几人制作完成，不具备证据效力”，并认为其对公司高管及中层人员拖欠的工资薪酬其已付清，对于年薪认为公司在未宣告破产重整前，企业经营困难，其资产负债率已经接近200%，连年亏损的企业何谈业绩，不存在支付年薪的条件，且杨某维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又查,杨某维等提交的《薪酬管理办法》和《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中显示：兰通公司对高管及中层人员的年薪发放，是根据岗位（职务）确定年薪标准后，每月给年薪制管理人员支付部分工资后，待每个年度末，根据公司年度产值、营业收入，经营性现金流入等生产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公司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结合考核结果核发剩余工资。对考核及相关人员的奖金合法性，也需提交董事会的讨论后，进行核发。以上两份管理办法，均出自于杨某维、张立华等被告提供的兰通公司《管理制度》（试行版）中；同时，提供兰通公司2013年1月17日制造公司人字（2013）第03号关于下发《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制度的通知》文件，称：“公司所属各单位，现将《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制度》下发给你们，本制度经第一届四次职代会第二次团(组)长联系会审议通过，现办公会研究决定，自2013年2月1日起执行。”但审理中，兰通公司虽以未加盖公司公章，不予认可，但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未提供反驳上述证据的相应证据。另，本案在审理中，张立华作为兰通公司总经理及当时职工申报债权的代表，其陈述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申报会议时，对中、高层年薪在申报时，被明确告知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确认，所以公司19名高管及中层于2019年4月17日向兰州市七里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兰通公司与被告杨某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兰通公司是否应向杨某维支付年薪；二、杨某维申诉主张是否已超过法定时效。关于是否应支付杨某维年薪。首先，杨某维在向本院提供的《薪酬管理办法》和《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的同时，亦向本院提供了兰通公司2013年1月17日制造公司人字（2013）第03号关于下发《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制度的通知》文件，从该文件可看出，包括上述两份文件的《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制度》，经兰通公司第一届四次职代会第二次团(组)长联系会审议通过，已于2013年2月1日起执行。本案在审理中，兰通公司虽对该《薪酬管理办法》和《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证据不予认可，但其作为管理者的用人单位在与杨某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曾就劳动报酬约定“以公司有关的薪酬制度执行”。在庭审中，本院就举证责任分配予兰通公司，但兰通公司未在限定的限期内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责任。根据《薪酬管理办法》和《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兰通公司对高管及中层人员的年薪发放，是根据岗位（职务）确定年薪标准后，每月给年薪制管理人员支付部分工资后，待每个年度末，根据公司年度产值、营业收入，经营性现金流入等生产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公司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结合考核结果核发剩余工资。对考核及相关人员的奖金合法性，也需提交董事会的讨论后，进行核发。据此，杨某维的当年年薪也应至少在次年考核完成，并履行相应的确认程序；而兰通公司总经理张立华（另案被告）认可2012年至2016年的年薪均系集中补签，并称“腾中接管了以后就没有注入资金，都是生产经营层维持经营，年薪没有发放过。2016年公司确实经营不下去了，准备二次破产，所以我们才先将之前中高层的年薪清算，补了手续，做破产准备”，综合以上证据和张立华陈述，兰通公司对2012年至2016年期间涉及高、中层管理人员年薪未及时考核发放，在企业面临破产前，在没有履行相应的考核程序和指标完成的情况下予以补签，缺乏真实性；且根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民破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中，兰通公司在进入破产重整时，已实际拖欠职工工资达4301255.47元；本案在审理中，兰通公司也证实欠付工资系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职工工资（包括高、中层管理人员工资），综上，兰通公司至少在2016年就已经营困难，公司已经对职工工资存在欠付，在此种状况下，企业连职工正常工资已无力支付，对于公司中、高管年薪实际更是无力承担。对于2017年年薪，兰通公司当年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企业已资不抵债，公司高、中层管理人更无权利在此种状况下获得工资以外其他福利待遇或绩效工资，故本院对杨某维要求支付年薪的辩称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张立华作为兰通公司总经理及当时职工申报债权的代表，其同时作为另案的被告，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申报会议时，当时申报的高、中层年薪未获申报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明确告知包括杨某维、张立华等19名中、高层人员申报的债权（年薪）须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确认，此时其应当知道双方就已存在劳动争议，也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其并未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直至2019年4月17日才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了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且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中断情形，对此杨某维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兰通公司无需向杨某维支付劳动报酬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不予支付杨某维劳动报酬137332.88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某维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年薪。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一、上诉人与兰通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根据公司有关薪酬制度执行。根据上诉人所提交《薪酬管理办法》及《年度绩效工资制（年薪制考核分配办法）》可知，年度薪酬标准以单位的销售收入、资产收益上缴、社会保险缴纳、职工年工资平均水平、内部考核效益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考核效益依据，经综合分析、平衡后经公司董事会研究确定。上诉人所主张年薪虽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发，但并未提交该薪酬计算数额系按薪酬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所得出，亦未按薪酬发放程序层报至公司董事会研究确定，仅有《年薪核定表》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薪酬的数额是根据各项薪酬规定计算标准核算及审批程序确定。另外，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9日被宣告破产重整后，破产管理人对公司职工债权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职工债权统计表，该债权统计中对上诉人主张的年薪未予确认。上诉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对管理人确认并制作的职工债权表签字确认，对享有的职工债权未持异议。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定书认定，截止2017年9月，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拖欠职工工资4301255.47元，经济补偿金424848.52元、职工集资款32万元，该职工债权已全额清偿，已生效裁定并未确认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拖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由上所述，上诉人所主张年薪非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按薪酬管理办法考核认定，且在破产重整期间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时提出后，并未确认为上诉人对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故上诉人所主张的年薪数额并无事实依据。二、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重整后，职工所享有债权及债权受偿均应当依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执行，上诉人主张应按照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审议并表决同意的《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执行无法律依据。三、关于上诉人述称其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本案上诉人并不享有其所主张年薪的实体权利，故上诉人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已无审查之必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杨某维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某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新宇审判员李志勇审判员张惠东审判员邢定君审判员谢格浊二○二○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雷婧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