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0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芳，女，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松，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东升，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嘉欣，四川熙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芳、曾松因与被上诉人杨东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由刘芳一人返还杨东升借款本金409.5万元并以389.5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1.2018年6月27日杨东升向刘芳转款20万元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直至2019年4月10日的借款金额汇总中才包含了该款，但没有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2.关于5份借款协议中2018年3月20日、4月26日的协议分别是续的2017年12月19日和2018年1月26日的借款协议；3.根据协议刘芳应向杨东升支付的利息总额为47.25万元，但刘芳实际支付的金额为57.75万元，超出的10.5万元应当冲抵本金；4.案涉借款不应认定为刘芳与曾松的夫妻共同债务，该款系由刘芳投资被骗而损失，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等。 杨东升答辩称：刘芳与杨东升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8年6月27日的20万元借款也签订了协议且约定了利息，刘芳错误将归还的利息计算为了本金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松认可刘芳的上诉意见。 曾松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杨东升对曾松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曾松对刘芳与杨东升之间债务进行追认与事实不符，曾松与刘芳系重组家庭，经济彼此独立，曾松对刘芳的债务不知情，一审法院采信的两段录音系杨东升在提交诉讼材料后故意诱导曾松承认债务，曾松在录音中的真实意思是不会签字追认债务，一审对录音内容的选取存在明显倾向性等。 杨东升答辩称：曾松对420万元借款知情，对借款用于家庭生活投资也知情，曾松与刘芳共享收益，共同向杨东升支付利息，本案借款系曾松与刘芳的共同意思表示；曾松在电话录音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钱多多少少还是能还你一些”、“现在我郑重承诺，我肯定是会尽一切的努力，尽可能挣钱，……尽可能去还”等，构成对借款的追认等。请求驳回曾松的上诉请求。 刘芳认可曾松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杨东升在本案一审中起诉请求：1.刘芳、曾松向杨东升偿还借款本金420万元；2.刘芳、曾松向杨东升支付利息（以4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刘芳、曾松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东升与刘芳、曾松双方家庭系朋友关系，2017年12月19日，杨东升（甲方）与刘芳（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因乙方在生产经营环节中缺少流动资金，特向甲方借款，甲方将自有资金1000000元借给乙方用于公司工程流动资金周转使用，该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支付。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2018年3月18日止。借款利息以实际天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从资金到位之日起计算，每月结算一次利息，每月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15000元，乙方每月到期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姓名：杨东升，开户行：招商银行，账号：62×××39），借款到期，结清本息。乙方以所拥有的德阳市河东区商业门面（德阳市房产证河东区字第××号）作为保障。当日，杨东升将1000000元打入刘芳账户。同日，刘芳又将该笔款项打入了案外人唐芳的银行账户。 2018年1月26日，杨东升（甲方）与刘芳（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因乙方在生产经营环节中缺少流动资金，特向甲方借款，甲方将自有资金1500000元借给乙方用于公司工程流动资金周转使用，该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支付。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2018年4月26日止。借款利息以实际天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从资金到位之日起计算，每月结算一次利息，每月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22500元，乙方每月到期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姓名：杨东升，开户行：招商银行火车南站东路支行，账号：62×××39），借款到期，结清本息。乙方以所拥有的德阳市河东区商业门面（德阳市房产证河东区字第××号）作为保障。当日，杨东升将1500000元打入刘芳账户。同日，刘芳又将该笔款项打入了案外人唐芳的银行账户。借款到期后，2018年4月26日，杨东升与刘芳再次就该笔款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杨东升将自有资金1500000元借给刘芳用于公司工程流动资金周转使用，该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支付。借款期限六个月，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18年10月26日止。借款利息以实际天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从资金到位之日起计算，每月结算一次利息，每月刘芳向杨东升支付利息22500元，刘芳每月到期打入杨东升指定账户（姓名：杨东升，开户行：招商银行火车南站东路支行，账号：62×××39），借款到期，结清本息。 2018年3月20日，杨东升（甲方）与刘芳（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因乙方在生产经营环节中缺少流动资金，特向甲方借款，甲方将自有资金2000000元借给乙方用于公司工程流动资金周转使用，该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支付。借款期限六个月，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2018年9月20日止。借款利息以实际天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从资金到位之日起计算，每月结算一次利息，每月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30000元，乙方每月到期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姓名：杨东升，开户行：招商银行火车南站东路支行，账号：62×××39），借款到期，结清本息。当日，杨东升将1000000元打入刘芳账户。同日，刘芳又将该笔款项打入了案外人唐芳的银行账户。 2018年4月12日，杨东升（甲方）与刘芳（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因乙方在生产经营环节中缺少流动资金，特向甲方借款，甲方将自有资金500000元借给乙方用于公司工程流动资金周转使用，该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支付。借款期限六个月，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止。借款利息以实际天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从资金到位之日起计算，每月结算一次利息，每月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7500元，乙方每月到期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姓名：杨东升，开户行：招商银行火车南站东路支行，账号：62×××39），借款到期，结清本息。当日，杨东升将500000元打入刘芳账户。同日，刘芳又将该笔款项打入了案外人唐芳的银行账户。 2018年6月27日，杨东升向刘芳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当日，刘芳将189000元转入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娟智贸易账户。 刘芳于2018年1月19日向杨东升转款15000元，于2018年2月22日向杨东升转款15000元，于2018年2月26日向杨东升转款22500元，于2018年3月19日向杨东升转款15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向杨东升转款22500元，于2018年4月20日向杨东升转款30000元，于2018年4月27日向杨东升转款22500元，于2018年6月20日向杨东升转款52500元，于2018年5月13日向杨东升转款7500元，于2018年5月21日向杨东升转款30000元，于2018年5月26日向杨东升转款22500元，于2018年6月12日向杨东升转款7500元，2018年7月16日向杨东升转款63000元，于2018年8月16日向杨东升转款63000元，于2018年10月16日向杨东升转款63000元，于2018年12月24日向杨东升转款63000元，2018年9月11日，向杨东升分别转款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 刘芳将杨东升的借款转给案外人唐芳用于项目投资，后刘芳发现被骗，上述借款均未能收回，刘芳已作为德阳市经济犯罪侦查队在侦案件“11.26诈骗案”的受害人之一，该案正在办理之中。为了确认借款相关事宜，2019年4月10日，杨东升、案外人唐瑗梅作为出借人、刘芳作为借款人签订了《借款金额汇总》，确认从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9年4月10日，杨东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芳多次出借资金共计420万元，借款明细为：2017年12月19日100万元，2018年1月26日150万元，2018年3月20日100万元，2018年4月12日50万元，2018年6月27日20万元。截止2019年4月10日所发生借款金额以上述金额为准，原《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一律作废，同时刘芳、曾松对其所欠借款，逐步偿还杨东升、唐瑗梅。曾松未在上述《借款金额汇总》协议上签字。 一审另查明，杨东升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录音资料，其中，2019年4月11日，在签署《借款金额汇总》的第二天，电话录音中，曾松称：“我个人的意见哈，我是不想签。”“现在我郑重承诺，我肯定会尽一切努力，尽可能挣钱，尽可能帮你推广项目，就当把刘芳给你欠这个东西尽可能帮她把这个东西全部补上，反正必须这样一直补上……包括我这边也尽一切可能去挣，能还好多还好多，尽可能去还嘛。”“反正我确确实实，说老实话哈，这个责任肯定必须要撑起，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还你。”“杨总我给你说嘛，这个事情我给你表个态，我肯定会让刘芳尽一切可能，包括我，尽一切可能帮你把钱还上。”“我绝对不是那种不尽力挣钱来还给你的人……我希望杨总能够理解，也希望杨总同意我以这种方式支撑起来，来还钱，来帮刘芳赎她这些所有的过错。”2019年4月13日的电话录音中，曾松向杨东升打电话解释不在《借款金额汇总》上签字的原因称：“我不签字并不等于我不负这个责任了。”杨东升对曾松确认称：“反正你主要还是说，账认，而且这个事情也愿意慢慢地还”，曾松回答：“对，这个肯定是。”曾松还称：“并不说等于我就是想，我给你说嘛，第一个我没得这个意愿就是说好像想设法把这个事情免掉，我要是想设法免掉，去年子我晓得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先跟刘芳两个撇开再说，你看我现在这么长时间我没这么做嘛。” 一审再查明，刘芳与曾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3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德阳市商业综合楼1栋2-2号房屋系双方共同所有，该房屋并未抵押给杨东升。 一审还查明，四川挚信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成立，经营范围为计算机技术、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法定代表人为曾松，刘芳与曾松系公司股东，2016年12月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芳，2017年2月22日，股东变更为刘芳一人，2019年5月9日，股东由刘芳变更为曾坚。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有：《借款协议》、《借款金额汇总》、银行交易明细、银行转账凭证、房屋信息摘要委托书、录音资料、转账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告、德阳经侦证明等。 一审法院认为，就案涉借款的性质而言，虽然民间借贷与委托投资理财都是一方当事人将财产交付给另一方当事人，但二者的法律关系内容以及产生法律的后果均不相同。民间借贷的出借人能够收回本金，获取固定利息，无需承担风险。而投资理财的委托人一般不得随意收回本金，投资收益不确定，需要承担投资风险。并且，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款项后，资金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借款人，并从而取得了对借款人的债权，而委托投资理财的委托人在投资理财后，其仍然是资产的所有权人，只是资产的形式变成了股权、股票、基金。本案中，杨东升与刘芳之间签订了格式规范的《借款协议》后，杨东升通过转账方式向刘芳指定的账户转款400万元，刘芳定期向杨东升指定的账户转入固定的利息收益。另杨东升还向刘芳转账20万元，并无《借款协议》，但杨东升与刘芳签订了《借款金额汇总》进行了全部借款金额的确定。不论是《借款协议》对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息、还款方式的约定，还是《借款金额汇总》对借款明细的约定均可以看出，双方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在杨东升与刘芳的聊天记录中，有对相关投资项目情况的沟通，但是否说明杨东升意在委托投资不能有效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刘芳就案涉款项性质系投资理财款的主张不予认可。杨东升与刘芳签订的《借款协议》、杨东升、案外人唐瑗梅与刘芳签订《借款金额汇总》，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拘束力。刘芳未按约定向杨东升返还欠款本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故杨东升要求刘芳支付借款本金4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杨东升主张按月利率1.5%计算2018年10月27日以后的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实质上是资金的使用成本，是资金使用人支付给资金所有人的资金使用报酬，基于资金筹措的不同来源，其成本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就本案而言，实际上体现为刘芳的逾期还款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杨东升以刘芳多笔借款中的还款期最迟的一笔借款的到期时间的次日作为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案涉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借款虽发生在刘芳、曾松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曾松在案涉《借款协议》、《借款金额汇总》上均无其签字，系刘芳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借款，并无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而本案案涉的借款金额高达420万元，与正常生活所需明显不符。故杨东升应承担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就本案杨东升提交的证据来看，杨东升并未举证证明上述借款的资金流向用于了刘芳与曾松的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仅证明了刘芳、曾松的资产状况以及持股公司份额的情况。对于杨东升提供的两份录音资料证明曾松对案涉债务进行了追认，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足以证明曾松已经知晓了案涉借款事宜，并多次作出愿意与刘芳共同偿还该借款的承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乙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曾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刘芳借款行为的追认，故曾松与刘芳对案涉借款应当负有共同还款义务。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芳、曾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东升返还借款本金4200000元；二、刘芳、曾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东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600元，由刘芳、曾松负担。 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曾松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以下及证据：1.2019年6月2日下午曾松、刘芳与杨东升夫妇当面谈判时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意图证明曾松在与杨东升当面谈判过程中与之前在电话中一样拒绝签字认同共同债务，曾松明确表示不是曾松还他们损失，而是曾松支持刘芳还等；2.曾松与刘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意图证明曾松对杨东升通过刘芳投资之事完全不知情；3.刘芳与诈骗案受害人、犯罪嫌疑人等的合影；4.杨东升让刘芳帮助其倒资金流水以增加资金出入账的记录，意图证明杨东升有高额转贷行为；5.杨东升及其妻子与刘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意图证明案涉款项为投资而非借贷关系。 杨东升质证认为，对于曾松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曾松的证明目的，录音中双方协商还款事宜，刘芳与曾松也陈述愿意积极还款，曾松一直在谈不签字的原因，刘芳也在录音中劝曾松签字，可见二人对借款口头上是认可的，只是不想通过书面形式确认；证据2的内容不清楚；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形成时间在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之后，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曾松的证明目的。 刘芳对曾松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杨东升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一份取自（2020）川0191民初2016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刘芳、曾松出具的《承诺书》，意图证明杨东升对借款用途不知情，且结合本案中的笔录，该《承诺书》可以证明曾松对刘芳借款行为知情且用抵押商铺偿还借款利息的行为对借款表示追认。刘芳、曾松质证认为，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抵押商铺所得贷款直接向案外人唐芳支付，并未用于归还杨东升所谓利息，该《承诺书》仅系刘芳、曾松向案外人姜军出具，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曾松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其证明力本院阐述在后；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杨东升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杨东升根据本院的要求提交了其个人信用报告，其中载明杨东升在2016年8月31日向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贷款270万元个人经营性贷款，于2019年6月结清。杨东升另提交了其于2016年8月26日与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403000）浙商银个循电字（2016）第00523号《个人循环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电子银行）》，载明其向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贷款270万元用于购买石油井站附属设施等，期限为2016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止，该贷款以杨东升与唐瑗梅在成华区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担保，意图证明其在2016年8月26日向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的贷款目的不是用于高利转贷，且该贷款并非为信用贷款，本案所涉借款不应认定为高利转贷。曾松质证认为，对个人信用报告及《个人循环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电子银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个人信用报告能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于杨东升对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贷款期间，应当认定为高利转贷，而《个人循环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电子银行）》不能证明杨东升的观点。 本院认为，杨东升的个人信用报告及《个人循环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电子银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6年8月26日，杨东升与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403000）浙商银个循电字（2016）第00523号《个人循环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电子银行）》，载明其向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贷款270万元用于购买石油井站附属设施等，期限为2016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止，该贷款以杨东升与唐瑗梅在成华区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担保。该笔贷款杨东升于2019年6月已清偿。 在刘芳于2018年9月11日向杨东升转款30万元后，杨东升于2018年9月12日即向刘芳转款23.7万元。 2019年4月11日曾松在与杨东升的电话沟通中明确表示其不愿意在前一日的《借款金额汇总》上签字，但同时曾松除一审查明的陈述外，还陈述：“至少我自己的钱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就是说还你一些嘛。……” 2019年6月2日，刘芳、曾松与杨东升夫妇见面就本案所涉争议进行协商，曾松拒绝在杨东升草拟的协议上签字，并在协商末尾明确表示：“不是我二天还你，我支持刘芳还你”。 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借款是否为高利转贷的问题，虽然杨东升在向刘芳出借本案所涉借款时，其在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尚有贷款未结清，但该贷款发生于2016年8月，早于案涉借款发生一年多以前，不能认定杨东升在向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贷款时目的是将贷款用于高利转贷，且杨东升的该笔贷款为以房产作为担保的贷款而非信用贷款，杨东升亦在借款期限内即履行了清偿义务。综上所述，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杨东升尚有银行贷款未结清，但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借款并非高利转贷，故刘芳、曾松提出案涉借款涉嫌高利转贷、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刘芳所欠借款本息金额的认定问题，刘芳主张2018年6月27日的20万元未约定利息，但根据刘芳自2018年7月起连续以每月6.3万元的金额持续性、有规律地向杨东升付款，而6.3万元符合以全部本金42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5%的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故虽然双方对于2018年6月27日的20万元借款利率未做书面约定，但实际履行中一致确认按照月息1.5%的标准计息，故刘芳主张该20万元不应计收利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刘芳已经支付了截止2018年11月27日的借款利息，故所欠借款本金应当从2018年11月28日起按照月1.5%的标准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对刘芳尚欠借款本金的计算无误，但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认定有误，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案涉借款是否应当认定为刘芳与曾松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曾松在2019年4月11日与杨东升的电话沟通中明确表示：“现在我郑重承诺，我肯定会尽一切努力，尽可能挣钱，尽可能帮你推广项目，就当把刘芳给你欠这个东西尽可能帮她把这个东西全部补上，反正必须这样一直补上……包括我这边也尽一切可能去挣，能还好多还好多，尽可能去还嘛。”“至少我自己的钱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就是说还你一些嘛。……”“反正我确确实实，说老实话哈，这个责任肯定必须要撑起，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还你。”“杨总我给你说嘛，这个事情我给你表个态，我肯定会让刘芳尽一切可能，包括我，尽一切可能帮你把钱还上。”等，以及在2019年4月13日与杨东升的电话沟通中明确表示“我不签字并不等于我不负这个责任了。”当杨东升对曾松确认称：“反正你主要还是说，账认，而且这个事情也愿意慢慢地还”时曾松回答：“对，这个肯定是。”等，均可以表明曾松虽然明确表示不愿意在案涉《借款金额汇总》上签字，但同时在电话中承诺除刘芳外，其个人也愿意努力偿还刘芳对杨东升所负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曾松在电话中的承诺构成对刘芳所负债务的事后追认，故从曾松在电话沟通中做出相关承诺时起，刘芳对杨东升所负之案涉债务成为刘芳与曾松之夫妻共同债务。虽然曾松在2019年6月2日的当面沟通中再次拒绝在杨东升所草拟的协议上签字，并且在沟通的末尾表示其仅仅是支持刘芳偿还债务而非自己偿还债务，但该意思表示发生在案涉债务已成为夫妻共同债务之后，且未得到杨东升的认可，故不能据此改变案涉债务为刘芳与曾松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故曾松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借款利息的计算时间有误，裁判结果应当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之第一项即“被告刘芳、曾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东升返还借款本金4200000元”； 二、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之第二项； 三、刘芳、曾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东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42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杨东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600元由上诉人刘芳、曾松负担20000元，被上诉人杨东升负担6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上诉人刘芳负担2400元，上诉人曾松负担37400元，被上诉人杨东升负担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寅 审判员 魏云霞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曹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