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12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华俭，男，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迪君，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颖，女，199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应华，男，汉族，1967年10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系王颖之父。原审第三人：李安邦，男，195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上诉人杨华俭因与被上诉人王颖、原审第三人李安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4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华俭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停止执行上诉人持有的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的股权；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一、虽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当时李安邦在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的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杨华俭代持5%。但该判决书只是对2015年11月16日《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载明事实真实性的一个认定，而对此后是否履行该份协议书内容没有作出实质性认定，因此无法认定实际上的股权持有情况与该协议书内容相一致。故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错误。二、上诉人杨华俭与李安邦并非亲属关系，该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错误。三、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的证据足以证明2016年5月18日后的代持股权已发生变化。四、上诉人杨华俭与李安邦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须到工商部门备案。五、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递交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杨华俭诉李安邦的起诉状及证据清单，并明确本案相关事实需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予以认定。为加快审理进程，审判长明确先就有关证据进行法庭辩论，待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判决后继续审理，故本案中止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未作出判决认定且未恢复审理程序下径行判决，显然程序违法。王颖、李安邦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颖与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发出（2016）湘0603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湖南安邦公司偿还王颖21，476，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办法：自2016年6月29日算至此款清偿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二、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对湖南安邦公司欠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王颖的其他诉讼请求；王颖、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不服，提起上诉。经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已经查明了当时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冻结时邹伟锋已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登记股权为15%），杨华俭代持5%。判决生效后，王颖于2017年8月11日向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17）湘0603执303号。该案在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因湖南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多起其他案件执行，且执行标的物位于湖南省湘阴县，为便于所涉案件的执行及矛盾的化解，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2018）湘06执监3号执行裁定书，将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17）湘0603执30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指定湘阴县人民法院执行。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以（2018）湘0624执293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王颖，被执行人为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在执行过程中，因经过财产调查，已发现的财产均采取了强制性措施，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据此，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裁定将（2018）湘0624执293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11月16日，因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湘阴县人民法院于当日依职权以（2018）湘0624执恢114号恢复对申请执行人王颖于被执行人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又查明，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王颖于2017年2月20日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已提供担保。请求对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予以冻结，因该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原告杨华俭代持5%，故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9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予以冻结，其股权不得转让和处分，所产生收益不得分配给邹伟锋、杨华俭。2017年5月9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民事裁定书向贵州省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并且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时，邹伟锋已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为15%），冻结期限为两年。同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贵州安邦公司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时，该公司股东邹伟锋、杨华俭、黄海军均在场并推脱签收，但均未对该民事裁定书提出异议，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留置送达，也没有人申请复议。后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办理了上述股权的续冻手续，续冻期限为两年。原告杨华俭于2019年4月16日向湘阴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发出（2019）湘062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杨华俭的异议请求，并已经送达当事人双方。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向湘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9月3日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对李安邦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2019）赣1123民初3088号］，要求法院确认李安邦与原告之间签订的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协议合法有效，并请求判令李安邦偿还原告多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李安邦（甲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受让方为杨华俭（乙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4日），该协议约定李安邦将其名下的安邦房产公司及安邦发展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华俭，转让价款为2000万。甲方同意乙方以股权转让总价款代其对外偿还欠款。2017年7月4日，袁文才、李安邦、杨华俭三方达成还款协议，以履行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民初1758/1759号两份民事判决书，杨华俭也系两个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8月16日杨华俭、黄田华、黄海军三人签订了股权确认书，对工商部门登记的安邦房产公司股份与实际持有的股份进行重新确认。杨华俭提供的代李安邦向袁文才还款1,750万元明细中，除2017年4月10日一笔200万汇款外，其余交易均发生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杨华俭代持李安邦的5%股份所采取的保全措施（2017年5月7日）之后。以上事实，有原告杨华俭提供的证据：2015年11月15日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一份、企业信息、2017年4月20日确认书、股权转让协议书、2018年8月16日股权确认书、还款协议书、收条、李安邦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明细及凭证、湘阴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被告王颖提供的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还款协议书》、《承诺书》、《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变更股东及法人代表的决议》、《贵州安邦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本院庭审记录等佐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判决书，系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可以作为案件的执行依据。该判决书已经查明了当时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杨华俭代持5%。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杨华俭与被告王颖分别提供了证据，但是原告杨华俭没有提供能够足以推翻该判决书所认定事实的充分的证据。而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王颖申请，已经于2017年5月9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予以冻结，其股权不得转让和处分，所产生的收益不得分配给邹伟锋、杨华俭（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时，邹伟锋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登记股权为15%）。上述法律文书已经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及原告杨华俭送达，已经向贵州省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并且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当事人双方及杨华俭均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复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2017年7月4日袁文才、李安邦、杨华俭三方达成还款协议，2018年8月16日杨华俭、黄田华、黄海军三人签订了股权确认书，代李安邦向袁文才还款1,750万元明细（除2017年4月10日一笔200万元汇款外，杨华俭也是案件的袁文才案件的被执行人）均是发生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原告杨华俭代持立板棒5%股份之后，以上证据和事由均不能对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及采取的执行措施。原告杨华俭提供的股转让协议中合同一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另一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4日。被告王颖在一审提起对李安邦等人的诉讼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该案的审理中涉及到李安邦以贵州安邦房地产公司邹伟锋代持股份25%和杨华俭代持股份5%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的认定。二审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对于李安邦用其隐名股份出资的事实予以认可，且对李安邦在贵州安邦房产公司持有的30%的股份，由邹伟锋代持25%和杨华俭代持股份5%的事实予以认定，但由于未办理质押合同和进行质押登记，而对质押行为的效力未予以认可。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登记在杨华俭名下股份采取冻结措施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杨华俭及李安邦均未在相应期间内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也未就其实体权利提出异议。李安邦与杨华俭系亲属关系，鉴于双方的特殊关系，引起股权变动没有特定的事由，在王颖起诉李安邦等人的民间借贷案件尚在审理中，杨华俭变更所持股份，而该股份的变动对案件的执行和责任承担存在影响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双方存在串通逃避债务的可能。该股权转让协议也未能到工商部门进行过备案，且原告杨华俭并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该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主张“以李安邦的股权转让价款代其清偿袁文才执行案件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原告杨华俭为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代持5%的股权，属于李安邦的个人财产，并且应当作为李安邦所涉案件的执行标的物以履行义务。故原告杨华俭对于上述代持的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的股权，不能排除本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即原告杨华俭名下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强制执行。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发出的（2019）湘0624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杨华俭向本院提出的“停止执行原告持有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华俭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原告杨华俭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湘阴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是本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生效判决；本院于2017年5月9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予以冻结，其股权不得转让和处分，所产生的收益不得分配给邹伟锋、杨华俭。上述法律文书已经向双方当事人和杨华俭及贵州省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并且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当事人双方及杨华俭均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复议。因此，杨华俭对于其代持的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的股权，不能排除湘阴县人民法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即杨华俭名下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强制执行。即使对该案存在重大异议，亦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主张其权利。故杨华俭提出的“停止执行上诉人所持有的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查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并无程序违法，杨华俭所提出的“原审法院为加快审理进度，审判长明确先就有关证据进行法庭辩论，待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判决后继续审理，故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说法不成立，故对杨华俭所认为的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认定。另查，原判决结果“驳回原告杨华俭的诉讼请求”是实体处分，应适用“判决”，原判适用“裁定”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杨华俭承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丰审判员 卢安林审判员 万久恩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邢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