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06行终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志连,女,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应县。委托代理人杨国仁，男，1954年9月25日，汉族，住所地应县，系王志连公公。委托代理人厚子才，山西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县通顺城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址朔州市应县新建西路应县交通局隔壁。法定代表人熊坤芳，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贾时斌，山西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张红家，应县通顺城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应县新建东路19号。法定代表人李培银,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解国成，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中心主任。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志连因行政撤销一案,不服怀仁市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2019)晋0624行初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志连及委托代理人杨国仁、厚子才，被上诉人应县通顺城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贾时斌、张红家,被上诉人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解国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志连上诉称，一、原审被告应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00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杨慧之死视同工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法院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明显严重错误。首先，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工伤事发后,上诉人就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杨慧工资表、当日公司门口监控视频录像等资料,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任何资料,上诉人依法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审被告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通知被上诉人提交有关资料和公司门口监控视频录像(门口监控视频录像最能直观的体现杨慧当日是否去公司上班),在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的情况下,原审被告分别由二人以上执法人员对张利民、杨国仁、王志连、姚志安进行调查询问并拍摄到其门口监控照片4张,结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13组证据和上诉人提交的9组证据进行分析后,依法作出工亡认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其次,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确凿。工伤认定决定书确认:“2018年9月17日,杨慧到单位上班后突发疾病,后经应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的事实有:①原审被告调查上诉人笔录、②原审被告调查杨国仁笔录、③原审被告调查张利民笔录、④原审被告调查姚志安笔录、⑤出租车司机张美荣证明、⑥光盘3张、⑦原审被告调取的通顺公司门口安装有监控照片4张(经庭审核实,事发当日监控仍然正常使用)、⑧移动公司出具的事发当日通话记录单,清楚地载明:2018年9月17日6点53分31秒杨慧用手机给妻子王志连打电话(王志连打车到公司门口),7点06分31秒给杨慧打电话,能推定杨慧不在家而在公司上班,如果在家就不会相互打电话了。⑨应县人民医院诊断建议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在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公司监控录像的情况下,以上9组证据完全可以确认:“2018年9月17日,杨慧到单位上班后突发疾病,后经应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再次,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关于工作时间通常包括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开展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时间,劳动者合理的暂时休息或解决生理需要的时间对司机来说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在车内的时间。司机工作岗位,不局限于只是驾驶车辆的岗位,其到公司后作开车前的准备工作场所或等待开车的暂时休息地点、等待发车的场所均可以视同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只要杨慧当日到了公司,就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此,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审法院在审查认定证据上,全部否定原审被告确认“杨慧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的合法证据。而完全采纳被上诉人违法撤销证据,是严重违法的,实属罕见。《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能够反应案件真实情况、与待定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在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事发当日门口监控视频录像的情况下,依据原审被告的证据本应认定:“2018年9月17日,杨慧到单位上班后突发疾病,后经应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的事实。而原审判决并不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全面、客观、审查核实,也未说明不采纳的理由,却以:“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慧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能证明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以认定。”全部否定其证据,严重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杨慧驾驶车辆内视频照片4张,该照片是被上诉人自己拍摄、自己制作的且车辆内视频在车辆不启动时是不工作的,无法取得。但该照片并不能证明杨慧当日未有去单位上班,本案原审被告的调查张利民、姚志安的笔录,出租车司机张美荣都证明杨慧事发当日在单位门口见到杨慧。杨慧到单位后,(6点52分前)突然难受严重,6点52分18秒给寇某打电话(称身体不舒服,有点难受,请假一天),6点53分31秒杨慧给王志连打电话要去医院,应从单位院内到公交公司大门口等媳妇接,怎么可能在6时41分钟在自己驾驶的车内。而且杨慧当日是第二班车,7点25分发车,也没有必要提前44分钟坐在车内等待到7点25分发车。证人郭某和寇某的证言,其二人均为被上诉人单位职工，现在仍然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被上诉人没有给杨慧缴纳保险,只能由单位承担责任),属于其二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和其他密切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二人证言不能认定杨慧当日没有去单位上班的事实。原审判决却以:“两位证人陈述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特别是郭某出庭陈述,自己当日6点50分到的公司,那怎么能在6点41分挪车呢,问其怎么知道杨慧当日没去上班?其又讲当天没看见杨慧是问的别人,但讲不出具体是问的谁。其陈述前后矛盾,原审法院却以:“照片显示的时间与郭某当庭陈述其到岗时间虽有差异,但该证据(照片)能够证明2019年9月17日(实际事发是2018年9月17日)6时41分,杨慧不在该车内,本院予以认定,”是严重错误和违法的,这种认定明显的倒向了被上诉人一方,已谈不上公正、公平,即便郭某没见到杨慧和挪车,但并不等于当日杨慧没有到公司上班。需要说明的是公司停车场特别大,司机下班停放车辆时是按照发车先后顺序停放,第二班车根本不会挡住第一班车。证人寇某出庭作证陈述:“2018年9月17日早晨6点52分,杨慧打电话以身体不舒服请假一天,去医院。”但寇某又讲道:“并不知道杨慧在什么地点打电话,杨慧也没有说在什么地点打电话。每个司机上班也不必和其本人报到。”客观事实是杨慧当日6点多到公司上班后,突发身体不适给寇某打电话请假,并非没有去公司在家打电话请假,如果在家和王志连在一起,杨慧就不会在6点53分31秒给王志连打电话。原审判决(不考虑其是被上诉人单位职工)怎么能以:“两证人陈述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定,”。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8、10、以:“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而对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1-5，原审法院却以:“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慧突发疾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予认定。”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意遗漏关键性的事实,对行政机关依法调查取证笔录有选择性的摘录。1、原审判决查明:“杨慧大约于2018年9月17日早上6时至7时突发疾病,于6时52分给其队长打电话请假。”是错误的,并非是在6时就突发疾病(不能上班),而是:“患者1小时前(按7时12分计算)无明显的痛。”见应县人民医院急诊病历。说明杨慧是到公司上班后,6时52分18秒给寇某打电话前突发的疾病。2、原审判决查明:“第三人王志连于2018年12月20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在2018年9月17日事发后不久,便口头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为被上诉人不提供劳动关系的证明和任何资料,只能通过仲裁确认劳动关系。3、原审判决查明:“被告2019年1月25日向王志连做了调查笔录,其陈述......”记录并不全面,而是有选择性的摘录,对上诉人在调查中讲到的:“2018年9月17日杨慧早上5:50-6:00左右去单位,”删除了。4、原审判决故意遗漏的关键事实有:①原审被告调取的通顺公司门口安装有监控照片4张(庭审中经核实,事发当时该监控在使用),原审被告答辩状指出:“关于通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证实杨慧2018年9月17日未到过单位,且在答辩人走访调查过程中,答辩人发现在通顺公司门口及停车场多处装有视频监控设备,杨慧在死亡当日早上是否到过公司,监控视频最能直观的体现，答辩人令通顺公司提供视频资料,其不能提供。”②出租车司机张美荣证明:“2018年9月17日早,在公交门口拉2名客人去人民医院,租车费10元。”③杨国仁与通顺公司门房值班人段某录音光盘,证明事发当日从监控录像中可看到杨慧进入公司(对整理的书面录音当庭宣读,庭上旁听在坐的(三明、张队长)全部认可录音对话内容,只是说不是同一天,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是同一天。④移动公司的通话时间记录(推定杨慧与妻子通话不在家,在家就不会打电话,而在单位)。四、原审法院的认为是错误的。1、原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证明杨慧大约在2018年9月17日早6时一7时突发疾病，但无证据证明这段时间杨慧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错误的。杨慧并非在早6时就突发疾病,在6时无明显的疼痛,突发疾病是在去单位上班后6时52分18秒给寇某打电话前。原审被告调查张利民、姚志安、王志连、杨国仁笔录内容以及出租车司机张美荣证明均都能证实,事发当日去公司上班,只要杨慧去了公司就证明杨慧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2、原审法院认为:“杨慧于当天6时52分打电话向其队长请假,于7时12分在应县人民医院就诊,客观证据证明杨慧突发疾病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错误的。杨慧到公司后感觉难受,6时52分18秒给寇某打电话,从公司门口打车,7点12分到应县人民医院,时间足够充分。只要杨慧事发当日去单位上班,就属于突发疾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3、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主张杨慧一般提前到岗,要做发车准备工作,但原告提供的车内视频照片显示6时41分杨慧并不在其驾驶的车内,”是错误的。杨慧当天7点25分发车,不可能提前40多分钟,在6点41分就坐在自己驾驶的车内,杨慧没在车内,不等于其没去单位上班。4、原审法院认为:“证人郭某和寇某陈述,早上在原告公司未看见杨慧,且第三人向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被告向证人做的调查笔录,均证明,证人是在原告大门口见到的杨慧,在案证据均不能证明杨慧突发疾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错误的。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三人向被告提供的出租车司机张美荣证明、张利民、姚志安证明及原审被告的调查笔录均都能证明杨慧事发当日己去公司上班，否则,其就不会在公司门口看见杨慧和发病后就不会从公司门口打车。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延伸的,并不是只有在车内才算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延伸。五、由于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做出错误的判决。六、原审被告作出的应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00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判决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缺少有效合法的证据和法律、法规的依据。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晋0624行初34号行政判决;2、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00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应县通顺城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本案杨慧病发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理由如下:1、答辩人提供的公司规章制度、郭某的证言和车载视频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8年9月17日,杨慧的正常工作时间应为7:25分,工作岗位为2号线路公交车司机。郭某为第一班公交车司机,发车时间为7:05分。然而由于杨慧的车挡住郭某的车,车载视频显示6:41分郭某将杨慧的车挪开,也就是说在郭某到达公司、挪动车辆的这个时间点杨慧并未在其工作岗位,否则车辆肯定是由杨慧自行挪开,而不是由郭某代为挪开。另,郭某7:05分的发车时间,其在6:40分左右到达工作岗位,是因为事发当天恰逢车胎坏了,需要将车开出补胎,其并非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杨慧7:25分的发车时间,其正常情况应该在7点15分到达工作岗位,而其在郭某挪车的6:41分时间点未在工作岗位,结合其6:52分打电话请假的时间,这期间如果其在工作岗位,则应由其本人挪动车辆,而非郭某代为挪动车辆,如果其在工作岗位的话更应该直接和停车场院内当日值班的队长寇某请假,而非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跟队长请假,更何况郭某和寇某当天均未见过杨慧,可见事发时其本人并未在工作岗位。杨慧到岗时间是提前十分钟,即7:15分到岗,事发当天杨慧的车并无异常,无需其提前到岗位。即便是退一步讲,哪怕当天杨慧提前半小时到岗,也应该在6:55分到7:25分之间到岗,而其6:52分已请假,且这个时间点前是郭某帮其挪车,请假后直接去了医院,这个时间点前后其均未在工作岗位,况且结合其到达医院的时间,7:12分已入院急诊,说明当天事发并不是在工作时间。从另一角度分析,作为一名上班人员,尤其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司机,每天从早工作到晚已是疲惫不堪,巴不得多休息上几分钟,多些和妻儿相处的时间,多些孝顺老人的时间。每个月四千元的工资,不足以让其每天提前半小时到达工作岗位,况且公司里检查车辆的有安全员,打扫车辆卫生的有清洁工,司机的职责仅仅是驾车,到点出发而已,完全没必要提前半小时到达工作岗位。而且作为拥有应县5条线路、54辆车、36名驾驶员的唯--家城内公交公司,如此多的人和车,如果没有正常规范的管理制度,用什么来约束36名驾驶员的工作言行?又如何使得企业有序运营这么多年？2、寇某的通话记录单、证言和王志连的通话记录单和其证明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杨慧于2018年9月17日事发当天6:52分,已向寇某请假,且并没有上班的事实。该部分证据已充分说明在杨慧正常的到岗时间范围内,杨慧并没有到达工作岗位,这个时间节点前如果其本人在岗的话,应由其自行挪车,而非郭某代为挪动车辆;这个时间节点,如果其本人在岗的话,应该直接在停车场院内和队长请假,而不是打电话向队长寇某请假;这个时间节点后,杨慧已到达医院,更不可能在岗。因此杨慧的病发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3、应县人民医院急诊病历显示:①急诊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7时12分;②杨慧主诉:胸及上腹部痛1小时。可见,杨慧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已有发病症状,并非如上诉人陈述的突发身体不适。就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杨慧没有必要提前44分钟坐在车内,那么说明其是在未到岗时已感觉到身体不适,而不是后来1小时后的突发疾病。综上,杨慧作为答辩人处一名公交车司机,按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其正常到岗时间应为7:15分,但其已于当天早上6:52分向当日值班队长寇某请假一天,因此无论当天发生什么情况,首先不属于杨慧的工作时间。其次,事发当天在6:52分这个时间点前,第一班公交车司机郭某代为挪动杨慧的第二班车辆,且杨慧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队长请假,而不是走几步就直接面对面地和停车场院内的队长请假,后杨慧是于当天7:12分入应县人民医院急诊,可见其在6:52分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均不在工作岗位。再者,杨慧在入院时称其已疼痛1小时,可见其并不是在后来的时间内突发疾病。因此,杨慧的病发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显然也不是在6:52分以后的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二、工伤认定书认定“视同工亡”,属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2018年9月17日,杨慧到单位上班后突发疾病,后经应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是: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杨慧父亲杨国仁的调查笔录、对张利明的调查笔录(看到大约7时在公交公司门口电线杆靠着)、姚志安的调查笔录(6点半步走,到达汽车南站往北十字路口约百十米处与杨慧说话)、出租车司机张美荣的笔录(打车地点是公交公司门口)、杨国仁私自录有门房值班人员的录音光盘,上述证据中所有人员均称在公交公司大门口见到过杨慧,但并未证实杨慧的确是在工作岗位,况且上述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询问,其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而上诉人王志连系死者杨慧的妻子,其所做笔录并不属实,其在调查笔录中称杨慧是当天早上5:50-6:00便开始去往单位,但杨慧实际发车是在7:25分,其意思是杨慧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单位上班,这并不符合常理,况且公交车并不需要加班,显然王志连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又在上诉状中称:杨慧7:25分发车,没有必要提前44分钟坐在车内等待到7:25分发车,那么期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杨慧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可见上诉人王志连的证据材料只是其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据此推断杨慧到单位上班后突发疾病,显然属于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2、工伤认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杨慧之死视同工亡”,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根据该规定,职工死亡若能认定为视同工伤应当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其一,职工突发疾病的时间和地点为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其二,发生职工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结果。显然,第一个条件是视同工伤的前置条件,在此前置条件下,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结果,即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而本案中,根据上述所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慧的死亡符合前置条件中的工作时问及工作岗位。从另一角度分析,假设杨慧是在上班途中突发疾病从而请假一天去看病,那么也并不能因此而延伸为工作时间,毕竟杨慧的死亡原因经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是自身疾病,并不是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因此若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话,“上班途中”并不能就此延伸为工作时间。上诉人还在上诉状中引用两个案例将工作岗位作了延伸,对此,答辩人认为,如果是将工作岗位延伸到工作场所范围内或者是因工外出等情形,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五款的规定,就必须符合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意外伤害或下落不明,而并非针对自身疾病。本案中,杨慧的死亡原因均不符合以上情形,因此无法将法律限定的前置条件中的工作岗位进行无限延伸。《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的意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针对不属于工伤的特殊情形,同时必须满足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条件下,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视同工伤,以使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而不是针对因工受伤之外如自身疾病身亡的特殊情形任意地作无限制的扩大或延伸,以损害企业乃至国家的利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伤认定没有问题。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证据，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应县通顺城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杨慧发病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怀仁市人民法院(2019)晋0624行初34号行政判决；发回山西省怀仁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周玉宝审判员 智秀兰审判员 李中祥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曹晋阳书记员 杨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