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渔港路37-1A-101。法定代表人：徐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家凯,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杰,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成，男，1974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祥，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鞠成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4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现行威海出租汽车管理费是政府定价，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等主体间协商而定，因管理费引起的纠纷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原审一方面要认定公司要像学校、医院之类的事业单位一样严格遵守政府的定价要求，另一方面又认为公司是市场自由主体，要自负盈亏，逻辑上是矛盾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属于合同之债，应当依据相关合同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判。公司既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自然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即“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条文规定的是不当得利之债的裁判依据，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合同之债与不当得利之债属于债法中两大并列关系的债，各自有严格的法律关系构成要件、裁判依据、举证责任等，不能混为一谈。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之债的法律关系中适用不当得利的裁判依据，显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1998年3月6日出租公司负责人参加的相关会议明确同意在原有200元管理费的基础上再加收37元管理费，不是作为公司收入的一项补充，不是语焉不详地说“明确收取37元费用的问题”，该部分事实有1997年12月25日威海市物价局政府发放的《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威交发【1997】203号）文件和交通局领导接访的现场录音为证。2.从上诉人出具的收款凭证可以看出，从1998年4月份起，每个月向车主收取的管理费是237元，原审将这237元整体一并收取的管理费，拆解为两部分，主观认为“同时还收取37元费用”，将整体上交的一笔管理费拆分为两部份，变成了“随同……一起交给公司”错误。3.2017年12月上诉人与车主重新签订合同时，减少了37元管理费，部分车主对此提出疑问，公司已经明确解释了管理费的构成，仅是车主不认可，认为之前收取的37元管理费没有依据、不合理，并非“公司未能出示”。车主在向主管部门询问原因后认为公司增加收取的37元管理费没有依据，而并非“不清楚这37元的收费性质”。2018年起，因车主集体信访等原因，公司为减少社会矛盾不得不减少37元管理费，而不是“停止收取上述37元费用”。4.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为上诉人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依据政府指令；但在“法院认为”部分又做出相反的结论，认定上诉人没有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的依据，前后矛盾。①管理费金额本身是依据行政指令制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管理费突然大幅下降为200元是行政行为，每月在合同之外再收取37元管理费依然是行政行为，两次行政行为的唯一不同是：1997年底政府下发《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管理费突然大幅下降为200元；而1998年3月行政指令每车每月再收取37元管理费没有书面文件。时过境迁，虽然没有书面文件，但不能否认政府做出了该行政行为的事实。一审法院在事实部分也认定，1998年3月政府在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司机未签订下一轮挂靠经营合同前，做出了每车每月再收取37元管理费的行政行为。②政府行为是因为执行国家政策而做出，还是因为出于行业管理、平衡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而做出，都改变不了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政府行为的事实，不能得出一审法院“并不是被告的上级部门因执行国家政策而向被告下达行政指令…因此被告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用以弥补经营损失，于法无据”的结论。③政府有权对管理费金额进行调整同样是毋庸置疑的。挂靠经营合同里管理费金额规定为200元，合同之外再收取37元，两次政府指令都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2007年挂靠经营合同之前做出的，两次行政行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在合同之外每月再向被上诉人收取37元管理费是行政部门对管理费金额的调整，之所以没有将管理费金额调整为237元写到后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中，是行政部门考虑到行政行为不能朝令夕改，但不能改变行政部门对管理费金额进行了调整的事实。④既然上诉人是依据行政行为调整后收取管理费金额，那么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应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而无权直接向上诉人要求返还，上诉人依据行政行为调整收取管理费金额，完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遗漏法律事实。涉案出租车营运牌证使用资格权归属公司所有，车主是自行购买的车辆来挂靠经营。1997年年底政府发放的《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威交发【1997】203号）文件，将出租车收取管理费的主动权收归政府，公司收取多少管理费变成了政府的“指定价”，公司没有任何主动的权利。因最初的200元每车每月的“指定价”太低，公司无法经营，多部门最后才决定对“指定价”予以修改，对“指定价”在原来200元的基础上增加37元，“指定价”合计就是237元。虽然运管、物价、税务三个政府行政部门确认费用不是由其收取，但也同时确认并同意公司收取的该37元管理费。公司并非完全自由化的市场主体，当初书面合同约定每月只收取200元/车，不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与车主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将情况反映到政府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并通过决定，可以合同之外增加收取37元管理费之后，才与车主签订合同，每月收到237元的管理费才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是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价格受到政府的管控，不完全是通过市场自主决定，将价格下降到200元依据政府相关书面文件，是行政政策强制性要求，公司不能违背。运管处召集会议并经集体讨论后，同意公司将管理费价格每月增加37元，也是行政行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行政行为的存在，增加收取的37元是执行政府的行政指令。上诉人同意在书面合同上只约定管理费200元/月，而继续与车主签订合同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政府同意上诉人在合同之外每月增加收取37元，否则上诉人不能在明知扣除代车主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后实际收到的管理费不足200元的情况下，仍然亏本继续经营。因为双方是挂靠合同关系，市场经济习惯上是将挂靠业务产生的税全部由挂靠人来独自承担，行政部门在定价时，因考虑了限制公司每月收取管理费数额，没有考虑到公司税费负担问题，指定的200元价格变更不含税价格，所以在1998年指定价格时明显过低，如果执行就导致上诉人等无法继续经营，所以相关行政部门计算出37元税费，同意上诉人每月增收37元管理费来实现。同样在2007年政府部门也是按照以前的惯例，建议380元/月的管理费价格也是不含税价格，惯性地认可相关的税继续由车主承担，所以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的书面合同明确约定管费为380元。2013年到2017年期间的合同则又惯性地要求合同上只写管理费380元/月，同时允许公司按惯例实际收取417元。合同基本是分三次签订：第一次合同1998年到2007年10月期间，书面合同填写的是200元，实际收取为237元，收款收据注明237元，此时合同的价格是由政府直接定价为237元，公司没有任何自主权；第二次合同是2007年11月到2012年12月期间，合同约定的价格是658.5元（后来变更成638.5元），减去其他代扣代缴的费用后，剩余的417元即是管理费，收款收据的管理费为417元；第三次合同是2013年至2017年期间，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是380元，实际收取的417元，收款收据为417元。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约定挂靠的是车辆，而不是车主本人。第一次合同均明确约定了履行期、挂靠车辆的型号及车牌号。根据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双方之间不同时期签订的书面合同，因挂靠车辆型号和车牌号、履行期限、费用金额等合同要素不同，特别是因车辆和车牌的更换，即使签约主体一致，仍是完全不同的几个不同合同，相互之间为独立的合同关系，并不是同一个合同关系的延续。原审法院将几个独立的合同关系，当作一个合同关系一个案件来审理并判决，是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也是法律适用的错误。且本案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存在不连续的情况，在未签订书面合同的空档期间，双方之间如果存在合同关系，应属于事实上的挂靠合同关系，权利义务及合同金额应以双方实际履行的为准。四、退一万步讲，即使该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收取管理费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交费明细，而该交费明细中明确标明管理费比合同中约定的金额多37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始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被上诉人在时隔二十年之后才提起法律诉讼，依据法律规定，超过了诉讼时效。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对于实际履行的合同金额是明知的，每月的费用均是由车主主动支付给公司，并非公司进行划扣，对于每月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比书面合同金额增加37元，车主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以实际行动对履行金额进行了变更及确认，并且已经形成了惯例。按照一个普通的理性人标准，车主如果对合同金额有异议，肯定会及时提出异议，甚至是拒绝支付相关的金额，但近20年的时间里，至少涉及200次的支付行为，车主均是自愿的每月增加支付37元，双方多次循环，已经形成了惯例，双方对实际的合同金额是同意且明知的。各个车主的合同签订变化过程，分多次签订合同，合同的车型品牌、车牌号均有变化。每一份合同是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之前的合同履行完毕后两年内车主没有提出过异议，诉讼时效已过。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有明确的约定，《民法通则》规定为二年，即使是最长的保护期间为二十年，涉案的民事权利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显属遗漏重要事实，剥夺了公司的抗辩权，侵害了公司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五、针对具体情况，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9年11月成立挂靠合同关系，但事实上鞠成系从案外人李健处购买捷达鲁Ｋ×××××号出租车，上诉人对这类私下买卖经营权的行为不予认可。鞠成从李健手中接手的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间为2007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约定管理费为661元。鞠成购买该车辆后也没有与上诉人重新签订合同。鞠成系2013年11月1日才与上诉人正式成立合同关系，第一次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2013年1月，合同约定经营车型为桑塔纳牌号为鲁Ｋ×××××，管理费380元，第二次签订合同约定的经营车型为奇瑞，牌号为鲁Ｋ×××××，管理费380元。这期间经历了换车型的过程，并且证明换人经营之后合同发生变更，第三人代收代付不能等同于上诉人认可合同主体的变更。鞠成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双方均认可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于1997年联合发布的的《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仅对挂靠管理费的上限作出限定，即自1998年1月起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该规定只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性原则，并非政府定价。挂靠管理费具体收取的金额以及如何收取，政府主管部门并不干预，而是由挂靠合同的双方协商确定。上诉人认为管理费系政府定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二、一审法院并不存在逻辑错误，一审法院准确查明了事实，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如上所述，政府主管部门仅对挂靠管理费的上限做出规定，但并未就具体金额和支付方式作出规定，而是由合同双方协商。案涉挂靠管理费的上限由两个政府主管部门联合作出的文件规定，案涉37元在上述文件出台和挂靠合同前后，并未告知被上诉人，更无明确的文件出台并公布。即使上诉人的陈述属实，不难发现，作出该37元收费决定的主体为上诉人等出租公司和威海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下属的运管处，而上述通知的作出主体为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两者主体不一致。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挂靠合同已经签订的情况下，即使合同内容需要调整，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具体到本案，在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1997年对管理费上限作出指导原则的前提下，运管处和上诉人等出租公司无权通过单方面会议为案涉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即被上诉人设定合同义务。迄今为止，上诉人不能提供政府主管部门关于上述37元收费的相关文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述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关于该37元形成过程的说明并不意味着认可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且在判决说理部分已经进行准确的分析和说明。关于该部分费用收取的论述，不但没有逻辑错误，而是完全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充分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内容。三、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2017年知悉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的情况后，即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并在2018年12月运管部门建议后按照案涉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一条、第二条，被上诉人在2017年底知悉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害后，即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和反映，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四、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合同的履行的期限，车辆的型号、牌照更换等问题，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补充，其安全性年限有强制要求，因此存在着变更车辆甚至变更牌照号码的问题，即上诉人所提出的多份合同甚至多个车牌的原因所在。鞠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每月向原告多收取的37元，共计3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事故周转金共计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出租车主，挂靠被告从事出租车经营，双方签订过挂靠经营合同，合同中约定了原告每月向被告交管理费以及由被告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还约定了原告向被告预付交通事故周转金，合同期满无遗留问题，被告向原告退还交通事故周转金（不计息）。1998年以前，威海市区各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400元至1000元不等。除挂靠管理费外，出租车主每月需要缴纳的养路费、铁路道口费、车船使用税、价格调节基金、工商管理费、营业税、城建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各种税费通过出租公司缴纳，即由出租公司代收代缴，出租车主将其随挂靠管理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1997年年底，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自1998年1月起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该通知下发后，各出租公司纷纷向其主管部门原交通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反映，因为管理费数额的下调，扣除各种税费，出租公司的经营将难以维持。经多次交涉，原运管处、物价、税务部门有关负责人共同沟通协商，结合当时各出租公司代征代缴的税费情况，测算出每月每车37元的收费基数，由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作为出租公司收入的一项补充。因此，1998年3月6日，原运管处召集了由出租公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明确了收取37元费用的问题。会后，各出租公司开始与出租车主重新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在合同中均约定了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200元。从4月份起，出租公司按这一数额向出租车主收取管理费（当月收取下月的费用），同时每月还收取37元费用，出租车主将这两部分费用随代征代缴的税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2007年起，出租车主与出租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合同时对管理费数额又上调到每月380元。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收取37元费用系如此产生。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近些年，出租车主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项目逐渐减少，到2017年时，已没有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出租公司不用再代出租车主缴纳税费，被告每月向原告收取510元费用。2017年12月，出租车主和出租公司续签挂靠经营合同时，要求出租公司出示收费明细，出租公司未能出示，但在当月收取次月即2018年1月的费用时减少了37元，只收取了473元。出租车主经核算发现，扣除应交的管理费、座套换洗费、GPS通讯费外，此前每月所交费用中均剩余37元。因不清楚这37元的收费性质，出租车主向出租公司质疑，后向主管部门以及税务、物价部门询问，税务部门答复没有收取该37元税费，这37元收费不属于税，物价部门答复该37元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2018年12月，原运管处就此问题给出租车主答复：出租公司收取费用方式和标准是合作经营双方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建议按双方合同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原告因此提起诉讼。自2018年起，出租公司停止向出租车主收取上述37元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在不同时期的挂靠经营合同中均明确约定原告每月向被告交管理费以及由被告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对于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原告已足额交纳。对于涉案的37元费用，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是在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之外的费用，对此，双方无争议，本案争点在于被告是否可以向原告收取该费用。虽然从程序上看，被告经其主管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同意后才收取，但是，该费用收取的主体是被告，并非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且从收费的原因看，仅是为了弥补因管理费大幅下调给被告带来的经营损失，并不是被告的上级部门因执行国家政策而向被告下达行政指令，要求被告向出租车主收取或必须由出租车主承担相关费用，被告作为营利性企业，应自负经营中的风险，不能随意转嫁他人。因此，被告通过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以弥补经营损失，于法无据，理应向原告退还。关于退费期间，从原告提供的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看，2009年11月，原告即向被告缴纳相关费用，被告抗辩非原告缴纳，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可以认定此时双方已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因原告未再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双方的挂靠经营关系还早于此时，故以此时作为被告退还费用的起点，庭审中，原告仅主张300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被告一直拒绝向原告返还，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在原告主张利息的情况，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事故周转资金，由于双方在挂靠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事故周转资金的收取以及退还条件、时间，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有拘束力。根据合同约定，现尚未到达退还的条件，故原告要求退还事故周转资金及支付利息的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对于违约金，原、被告仅在最后一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但对于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退还费用3000元及利息（以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负担17元，被告负担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证据1、2000年9月30日《威海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牌证使用续标协议书》5份、2000年9月16日《关于客运车辆营运牌证使用资格期满续标的通知》、2005年9月29日《威海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牌证使用续标协议书》、2006年11月27日《关于市区出租客运车辆经营期满续标的通知》、《威海市出租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营运路线资质使用权人是公司，不是车主，双方挂靠关系中，车主挂靠的标的物是车辆，证明车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更换车辆型号、牌照、车主的行为均应认定为之前合同履行完毕，更换后成立新的、独立的合同关系，证明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证据2、《威租公司历年来收取车主钱款项目表》，证明历年来出租车公司收取车主的费用除去其他费用后，剩余的就是管理费，管理费本案诉争的37元。证据3、案外人李健以及鞠成分别与上诉人签订的《威海市区出租客运经营合同书》各一份，证明2007年11月1日李健就其鲁Ｋ×××××号捷达车在上诉人的资质范围内从事出租客运，经营期间为2007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鞠成就其鲁Ｋ×××××号桑塔纳车在上诉人资质范围内从事出租客运的经营期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结合鞠成一审提交的合同，这些合同中关于车辆的类型、牌照不同，每签订一次合同，就意味着前一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且每份合同约定的管理费也不同，每份合同履行完毕签订新的合同，前后的合同并没有连续性。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未予查清。证据4、威海交通局和物价局于2005年8月31日发布的威价费发（2005）99号《关于调整市区出租车规费征收标准通知》，来源于威海市交通局，证明在2005年之前管理费由政府定价，到2005年该文件下发后，管理费等费用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证据5、收款收据、通用发票一宗，系上诉人收取相关费用的凭证，系上诉人收取相关费用的凭证，证明上诉人对实际履行的合同金额明知，每月费用都由车主主动交付，并非上诉人扣划，对于每月实际需要支付的管理费比合同约定的金额多37元，被上诉人等车主从未提出异议，可以看出车主对履行金额的变更进行了确认。车主按月缴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多收取的37元为不当得利，则被上诉人等车主只能追诉自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前三年的损失，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成立挂靠关系之日起的损失。证据6、《威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出租汽车经营者与所属公司诉讼纠纷涉及37元收费调查情况的说明》，该说明系威海市交通运输局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的，该情况说明能够体现1998年时相关费用由政府强制定价的，另外也强调统一收费的合理性，威海市交通运输局认为不宜认定为额外收取37元系上诉人等企业的自主行为，且上诉人向税务部门也是按照该金额缴纳税款。证据7、威租公司于1998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向另案车主段英岐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发票一宗，证明1999年2月至2001年4月，威租公司每月为车主出具两张收款凭证（一份收款收据、一份通用发票），在2007年前虽合同约定管理费为200元，但上述收据明确载明金额为237元，被上诉人等车主在交税费时明知每月交纳管理费237元，但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等车主以其行为表明对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且被上诉人等车主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并非新证据，不应采信。对于证据1，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均复印件，不予认可。且即使内容属实，也与本案诉争的挂靠管理合同无关。对证据2，被上诉人认为系上诉人自行测算、自行整理的单方陈述，未经被上诉人认可。且上诉人提供的历年收款收据载明的金额、收费项目等前后均不一致，收费项目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公开、手续完备。对证据3，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主张该证据能够证明2005年以后管理费用等由为双方定价，以前为政府定价，但是1997年的文件只是明确了管理规费的上限，该99号文件能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为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对证据5，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认为该宗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取了管理费用，被上诉人也实际缴纳了管理费用。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挂靠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九项，收费项目标准公开，收据手续正规完备，上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本合同以外的收费项目。因此被上诉人应缴纳的费用应以双方之间合同约定为准。对证据6，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1997年、2005年由威海市交通局和物价局联合发布的两份文件中，均明确收费为企业的经营行为。该情况说明的效力明显低于威海市交通局和物价局联合发布的文件。对证据7，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并称通过核对原始凭证，1999年7月至2001年3月，上诉人每月将规费和管理费分别收取，管理费收款凭证载明金额237元，规费收款凭证中载明的金额不等。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系上诉人单方制作的项目表，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从上诉人提交的原始收费凭证来看，并非所有收费凭证对收费的项目予以列明，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3系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被上诉人对此并未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5，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系威海市交通运输局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证据7即上诉人提交的段英岐的缴费凭证显示1998年4月-1999年6月每月收款凭证只有一张，收费名称为规费，金额并非237元。1999年7月-2001年3月份每月有两张收款凭证，其中一张记载管理费237元，另一张记载代扣税212元。2001年4月-2017年8月收款凭证一张，凭证中只有缴费总额并备注各项费用名称，但并未标注各项费用的具体金额。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经本院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日，上诉人与案外人李健订《威海市区出租客运经营合同书》，约定李健自备规定的车型捷达鲁Ｋ×××××号轿车在上诉人的资质范围内从事出租客运。经营期限自2007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止。李健应在经营期限内每月30日向上诉人缴纳管理服务费及代缴的营业税、城建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价格调节基金、工商管理费等共计人民币陆佰伍拾捌元伍角正等。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称鞠成系从李健手中购买车辆，并于2013年1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了挂靠经营合同。上诉人主张案涉挂靠经营合同基本分三次签订，第一次合同是1998年到2007年10月期间，书面合同中载明管理费金额200元，上诉人实际收取237元，公司没有任何自主权；第二次合同是2007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合同约定的价格为658.5元（之后变更为638.5元），减去其他代扣代缴的费用后，剩余417元是管理费；第三次合同是2013年至2017年期间，合同约定的管理费380元，实际收取的为417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每月多收取的37元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主张威海出租汽车的管理费是政府定价，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确定，因管理费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政府定价是指依照该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关于案涉1998年4月份之后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上诉人主张经主管部门及联合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同意后才收取，但相关行政部门对此并未形成书面文件或作出行政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政府定价。上诉人主张系政府定价的依据不足，其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该37元费用系双方履行挂靠经营合同期间产生的，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合同中对管理费的数额有明确约定，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的管理费数额多于合同约定的数额，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行为明知，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提交的缴费凭证来看，除了短时期的缴费记录中上诉人将管理费部分与其他费用部分分开收取外，其余大部分期间其将管理费与其他税费等一并收取。上诉人主张其为被上诉人开具的收款凭证中明确载明管理费237元，自此被上诉人应当知道起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但上诉人提交的缴费凭证显示仅是短期内上诉人将管理费部分单独收取，该月份同时还收取其他费用。且大部分期间相关税费体现在同一张收款凭证中，有的虽然备注了费用名称，但具体每项费用的金额并未标注，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告知了收取费用的明细，且每年开会时会对费用的增减问题进行说明，对此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上诉人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已向被上诉人说明各项费用构成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直至2017年12月，上诉人等停止收费，被上诉人等向相关部门反映时才得知上诉人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上诉人从他人手中购买了在上诉人处挂靠经营的车辆，虽未直接与上诉人签订挂靠合同关系，但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由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看，2009年11月被上诉人即向上诉人缴纳相关费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此时双方已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且案涉挂靠经营合同具有持续性，虽然此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挂靠经营合同时更换过车辆的牌照和车型，但因为出租行业经营的特点，出租车辆经过一定年限、行驶一定里程必须强制报废。原审法院虽然未予列明挂靠经营合同期间每辆车更换车辆牌照和车型等情况，但根据挂靠经营合同的主体为被上诉人，一直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履行挂靠经营合同。上诉人对自1998年4月起每月多收取37元费用的事实并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虽然对该部分事实未逐一查明，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案涉管理费。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每月多收取的37元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挂靠经营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如上所述，上诉人自1998年4月起超过合同约定的标准，每月向被上诉人等车主多收取的37元费用，超出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数额，上诉人理应退还。上诉人主张该收费行为系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同意后额外收取的费用，具有行政收费的属性，对此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回被上诉人多收取的管理费，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适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每月多收取被上诉人的37元没有合同依据，并判决返还。在适用法律上，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不当得利相关规定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