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188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贤木，男，196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斌，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阎莹，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晓良，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丰义，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骆勇，男，196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永红，男，196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英，女，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仙娥，女，196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芳玲，女，196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启龙，男，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莫康明，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秋君，女，196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巍，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凯，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坚，男，196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义乌佳盈织针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工人北路221号。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原审第三人：王婉珍，女，196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王燕婷，女，196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朱爱英，女，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王雪香，女，196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朱效青，男，196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吴娟仙，女，197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第三人：樊鑫文，男，195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龚贤木、吴斌、阎莹、龚晓良、丁丰义、骆勇、王永红、刘英、潘仙娥、李芳玲、吴启龙、莫康明、黄秋君与被上诉人吴坚、原审被告浙江义乌佳盈织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盈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婉珍、王燕婷、朱爱英、王雪香、朱效青、吴娟仙、樊鑫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7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龚贤木、吴斌、阎莹、龚晓良、丁丰义、骆勇、王永红、刘英、潘仙娥、李芳玲、吴启龙、莫康明、黄秋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吴坚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尽管佳盈公司是一家改制的股份制企业，但其企业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另外，一审判决引用的也是《公司法》，本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应当没有疑问。但是，一审判决却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股东资格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则明确规定，该条适用的是“股权归属”纠纷，本案不是被上诉人与其他当事人之间为争夺股权归属，明显不适用该第二十二条。三、一审法院确认了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但却故意回避了被上诉人是原始取得股权还是继受取得股权这个关键问题。(一)从一审判决的思路看，一审法院似乎是认定被上诉人是原始取得股权，即被上诉人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但这种认定存在以下不可解决的错误：1、《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上述规定很明显，原始股东应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出资，即原始股东属于公司设立时登记在公司章程中的出资人。然而，公司章程中没有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即使根据公司属于改制企业这一特点，该公司存在一份与公司章程不一致但却被公司和全体出资人一致认可的股东名册（股东人数超过了50人），被上诉人也不在该股东名册上。因此，被上诉人缺少成为公司原始股东不可缺少的条件。2、佳盈公司于1994年设立时，其注册资本是101.42万元，且当时实行的是注册资本实缴制，上述注册资本全部实缴到位，有相应的验资报告加以证明。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持有公司5300股股权，那么该公司在1994年的注册资本是101.42万元，还是101.95万元？3、不可否认的是，佳盈公司存在公司自行持股64300股。如何认定该部分股权的性质？根据公司法原理，公司一般不得持有自身的股权。在特定情况下，公司持有自身股权的，公司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转让该股权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可以从公司自身持股中取得5300股，恰恰证明被上诉人不是佳盈公司的原始股东，而是需要从公司设立后的注册资本中受让股权的股东。4、根据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无论是在公司设立时，还是在公司设立后，要成为公司的股东，应当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现各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成为佳盈公司的股东，法院不能强制给一家私法自治的公司加上一名股东。四、一审法院错误的将被上诉人可以具备成为改制后公司股东的资格混淆成了现实的公司股东资格。具备成为改制后公司股东的资格，指的是有认购公司股权的权利，属于期待权。现实的公司股东资格，指已经通过认购股权取得行使公司股东权的权利，属于现实的权利。公司设立时，“现实的公司股东资格”应当是一种事实状态，即股东登记在公司章程或者登记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在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或者实缴出资（当时的公司法规定应当只能是实缴出资）。本案中，被上诉人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怎么可能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五、本案完全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从表面看，被上诉人是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是一种确认之诉。但是，真正的确认之诉，是诉讼原告要求对起诉前某种法律状态的确认，这当然不适用诉讼时效，因为某种法律状态在起诉前一直处于存续状态。但是，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佳盈公司设立时就具备了可以成为公司股东的资格。被上诉人如果要将“可以成为公司股东的资格”转化为“现实的公司股东资格”，就应当向公司提出请求，即向公司提出要求认购股权请求，这种请求权当然适用诉讼时效。佳盈公司设立于1994年，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如果要成为公司股东，必须在二年内提出认购公司股权的请求权。但现公司设立已经超过二十年，其提出认购公司股权的请求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吴坚答辩称，原审判决有据，合法合理，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本案中的第三人是一审法院追加进来的，无独立的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是因为吴坚与佳盈公司之间的诉讼可能涉及其利益才参加到诉讼中，作为辅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原一审法院对其承担实体义务的判决时，才有上诉权，否则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因此第三人不具有上诉主体资格，应裁定驳回上诉。二、2020年5月31日佳盈公司经股东决议通过义佳字（2020）01号文件，在决议的股东名单中有吴坚参与表决，登记持股数是5300股，说明公司是认可吴坚是股东的，所以第三人的上诉无实际意义。 原审被告浙江义乌佳盈织针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陈述。 原审第三人王婉珍、王燕婷、朱爱英、王雪香、朱效青、吴娟仙、樊鑫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陈述。 吴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为被告的股东，股份数额为5300股。 一审法院查明，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原系国有企业，原告于1980年10月经招工进入该厂工作，1994年，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进行改制，并于1995年1月18日成立了佳盈公司，即本案被告。被告公司设立时经法定程序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但早已任期届满，此后被告公司一直未依法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2004年7月13日起，被告公司实际由股东龚贤木主持工作，公司治理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 1993年，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作出义针器厂字（1993）第19号文件《关于吴坚同志除名的决定》，后义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撤销上述除名决定，但双方此后并未协商终止劳动合同，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也未作出其他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决定。在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改制成被告公司后，原、被告间就原告要求参加企业改制以及享受同期进厂职工的一切合法权益等事宜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作出的义针器厂字（1994）第35号文件《股权设置方案》记载显示，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总股本金设为101.42万元，每股1元，计101.42万股，由企业核心层人员购买40万股（包括董事会成员），由全厂职工购买61.42万元，其中在职正式职工身份人均可认购2300股，另还可按工龄每年200股认购股份，工龄按虚年计算。上述文件实施后，共有170人认购了共计949900股，其余64300股由公司持股。2001年，被告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将公司总股本扩为234.87万股，注册资本增加为234.87万元，但嗣后该增资扩股行为被司法裁决认定无效。 2001年10月26日，原告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公司为其补交养老保险金，经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判决被告公司为原告缴纳1994年至2001年度养老保险金；2003年12月，原告再次因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公司为原告补交2002年和2003年社会统筹费11963元，义乌市人民法院在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处于中止状态的基础上，判决被告公司为原告缴纳2002、2003年度社会统筹费8888.18元；2008年9月22日，原告因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于2008年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与其签订合法有效劳动合同并补发工资、奖金、物价补贴、经济补偿金等，义乌市人民法院在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连续工龄已达10年以上的基础上，判决被告在五日内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义乌市社会保险管理处提供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显示，原告自1996年1月至2018年7月的养老保险已由被告公司缴纳。 期间，原告一直向被告公司要求参加改制，享受同期进厂职工待遇，并向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反映相关问题。被告公司曾于2006年5月15日作出书面答复，认为原告可以认购94年股权1500股，原告对被告公司的答复不认可；2014年12月19日，在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协调时，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义生在被告公司于2006年5月15日出具的书面答复上记载：“吴坚提出5300元股权的要求，符合当年国企改革员工享受股权的要求，本人没有异议。但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下届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和章程的有关程序给予研究解决。”2015年4月2日，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向义乌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原告补办改制安置的请示，请示认为原告系在其与被告之间长期存在的上班问题、社保问题、股权问题等纠纷已基本化解后向该委提出要求补办安置、买断工龄的申请，该委因此对原告的工龄年限计算、工龄安置费、劳动保险费用、安置费来源、支付方式等问题形成了具体安置方案，义乌市政府于2015年4月16日批复同意了该请示。 另查明，龚贤木、吴斌、阎莹、龚晓亮（股东名册登记姓名）、王婉珍、丁丰义、骆勇、王永红、刘英、潘仙娥、王燕婷、朱爱英、李芳玲、王雪香、吴启龙、莫康明、黄秋君、朱效青、吴娟仙、樊兴文（股东名册登记姓名）系被告公司部分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系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股份制企业，成为被告公司股东除了需缴纳相应的出资额，还需具备一定的资格。原告于1980年即为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职工，至该厂1994年改制成立被告公司时仍与该厂存在劳动关系，依照该厂改制文件规定，其具备认购被告公司5300股股份成为被告公司股东的资格；原告自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改制设立被告公司伊始即明确要求参加改制，享受与其他在职职工同等权益，此后亦为该问题数次向被告公司提出要求并向企业主管部门反映，但被告公司始终未给予原告应有的待遇；根据原告提供的审计报告，吴启龙账户系作为被告公司的基本账户使用，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向该账户汇缴5300元出资款，应当认定其已按公司法的规定足额缴纳了出资额。原告要求确认其为被告公司股东并享有5300股股份数额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故第三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第三人述称原告要确认股东身份须经所有原股东的决议，而现各第三人作为股东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的股东，该陈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采信。被告佳盈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原告吴坚为被告佳盈公司的股东，享有的股份数额为5300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佳盈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吴坚是否能成为佳盈公司股东问题，不能脱离改制当时的背景及改制文件的规定对此予以认定。佳盈公司系由国有企业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改组而成的股份制企业，根据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作出的义针器厂字（1994）第35号文件《股权设置方案》记载显示，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总股本金设为101.42万元，每股1元，计101.42万股，由企业核心层人员购买40万股（包括董事会成员），由全厂职工购买61.42万元，其中在职正式职工身份人均可认购2300股，另还可按工龄每年200股认购股份，工龄按虚年计算。吴坚于1980年即为浙江义乌针织器材厂职工，至该厂1994年改制成立佳盈公司时仍与该厂存在劳动关系，依照改制文件的规定，其具备认购佳盈公司5300股股份成为佳盈公司股东的资格。吴坚自改制设立佳盈公司开始即明确要求参加改制，享受与其他在职职工同等权益，此后亦为该问题数次向佳盈公司提出要求并向企业主管部门反映，但佳盈公司始终未给予吴坚应有的待遇。吴启龙账户系作为佳盈公司的基本账户使用，吴坚于2019年4月12日向该账户汇缴5300元出资款，吴坚已按公司法的规定足额缴纳了出资额。上诉人认为吴坚要确认股东身份须经所有原股东的决议，而现各第三人作为股东不同意吴坚成为佳盈公司股东，该主张与改制文件的规定不符，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吴坚要求确认其为佳盈公司股东并享有5300股股份数额的诉讼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另因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故对于上诉人有关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龚贤木、吴斌、阎莹、龚晓良、丁丰义、骆勇、王永红、刘英、潘仙娥、李芳玲、吴启龙、莫康明、黄秋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耐萍 审 判 员 郑林军 审 判 员 韦红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方圆苑 代书记员 徐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