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50年2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杏林，北京大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女，1992年3月22日出生，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谢某1之夫），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某2，男，1964年8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淳，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某2，男，1972年9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6年9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谢某1、谢某2，原审被告张某2、张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4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淑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杏林，被上诉人谢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被上诉人谢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淳，原审被告张某2、张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某1对北京市通州区×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内的房屋等财产享有所有权；二、张某1增加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张某1与谢某1、谢某2、张某2、张某3，5人签订的《协议书》，依法撤销张某1与谢某1、谢某2、张某2、张某35人签订的《赡养协议书》中张某1与谢某2、谢某1之间的权利义务条款，判令谢某2将×1号院落1/3的财产份额返还给张某1；判令谢某1将×1号院落7/24的财产份额返还给张某1，恢复张某1对×1号院落内5/8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谢某1、谢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庭后给付的2000元不应作为事实依据。2017年10月17日张某4去世，继承开始，谢某2对张某4未尽赡养义务，谢某2对张某4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及其他任何权利。协议签订后，谢某2从来没有履行过任何赡养义务，从来没有过问过张某1的生活，张某1要求撤销上述协议，收回房屋所有权等相关财产权利。一审庭审当晚，谢某2趁张某1不备，强行塞给张某12000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张某1签订协议的行为属于放弃继承权是错误的，理由是：放弃继承权，不得附条件。张某1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放弃继承权，而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履行行使“释明权”之法定义务。一审判决变相限制、剥夺张某1的发言权。一审判决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对谢某2遗弃行为应当予以惩处。谢某2辩称，不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关于×1号房屋，本案所有诉讼参与人已经达成协议，互相放弃对方所使用的房屋，关于×2号房屋的权益在2018年签订的协议中有明确的约定。不同意张某1增加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如果张某1有其他的主张应该另行起诉，不应二审中增加请求。合同各方在协议中约定的×2号和×1号房屋继承权和财产权与赡养协议是两个独立的协议，不应因赡养而取消谢某2对房屋的所有权，谢某2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支付了赡养费，而且张某1在诉讼期间也收到了赡养费，赡养与本案没有关联。谢某1辩称，不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某2述称，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张某3述称，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号院内北房5间归张某1继承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4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二子即张某5、张某2、张某3，张某4于2017年10月17日去世。谢某2与张某5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女谢某1，张某5于2001年2月去世。在张某4去世后的2018年3月29日，谢某2（甲方）与张某1（乙方）、谢某1（丙方）及张某2、张某3（共同作为丁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谢某2一直居住在×1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号，2010年经村委会协调，一致同意×1号院由甲方居住，遇国家拆迁所得拆迁利益由甲乙丙三方均分；现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以下事项：一、甲方自愿放弃对位于北京市通州区×2号房屋的财产权利及遗产继承权。乙方、丁方自愿放弃对×1号院房屋的遗产继承权及财产权，其名下份额均归丙方。该院落归甲方、丙方共同所有，甲方三分之一，丙方三分之二。甲方再婚后在前院另建房屋归甲方所有。二、遇国家拆迁征占，由甲方支付至少二十万给乙方用于改善乙方晚年生活。三、本协议各方对上述事实及约定不持异议。张某1、张某2、张某3、谢某1、谢某2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并加摁手印。在签订上述协议的同时，张某2（甲方）、张某1（乙方）、谢某1（丙方）、张某3（丁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北京市通州区×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院）的协议，一致同意乙方、丙方、丁方自愿放弃对×2号房屋的财产权利及遗产继承权。该院落归甲方所有。另，同日张某1（甲方）、谢某2和谢某1（乙方）、张某2（丙方）、张某3（丁方）还签订了一份赡养协议书，各方一致同意乙方谢某2、丙方、丁方一致同意每月10日前支付给甲方200元赡养费。若乙方谢某2身故，则由乙方谢某1承继该项义务每月10日前支付给甲方200元赡养费；乙方、丙方、丁方应同等履行赡养义务，照顾好甲方的生活起居，若任何一方虐待老人、不尽赡养义务，甲方有权收回房产。庭审中，张某1、张某2、张某3均表示签订过上述三份协议，认可系本人签字，但均表示谢某2、谢某1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张某1主张按照法定继承来确认其对×1号院的权利，理由系谢某2没有向其支付赡养费。谢某2表示因经济困难，之前给过一次，后来没钱就确实没有按时给付，但明确表示愿意继续按照赡养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赡养义务。在本案庭审完毕后，谢某2电话告知法院，其于庭审完毕的当天晚上向张某1支付了赡养费2000元，张某1收取了该2000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做出。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本案中，根据张某1、张某2、张某3、谢某1、谢某2于2018年3月29日签订的关于×1号院内房屋处理的协议书，张某1、张某2、张某3自愿放弃对×1号院内房屋的遗产继承权及财产权。张某1、张某2、张某3明确表示认可签订了该份协议书，则该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协议，系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处理协议，各方应当遵守履行。关于赡养的问题，各方按照赡养协议书来履行，如不履行张某1可以依据赡养协议书来主张权利，而不能在放弃对×1号继承权利后又来主张法定继承，且据谢某2陈述在本案庭审后向张某1支付了2000元，同意继续履行赡养义务，即使谢某2不履行，张某1可以依据赡养协议来要求谢某2履行。故法院认为，张某1在本案中以法定继承为由主张对×1号院的继承权，与协议约定不符，与其自愿放弃×1号院继承权的书面意思表示相违背，且张某1的反悔没有任何法定事由，只是认为谢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张某1在本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第51条规定，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认可各方当事人于2018年3月29日签订的关于×1号院内房屋处理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属合法有效。根据上述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张某1、张某2、张某3自愿放弃对×1号院内房屋的遗产继承权及财产权。张某1以法定继承为由主张对×1号院的继承权，与上述案涉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在案涉协议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张某1起诉要求对案涉×1号院内的房屋及财产进行继承，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关于张某1主张的谢某2、谢某1未尽到赡养义务一节，关于赡养问题应当按照赡养协议书来履行，如谢某2、谢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张某1可以依据赡养协议书主张权利。现张某1迳行要求对案涉×1号院内的房屋及财产进行继承，于法无据。关于张某1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谢某2及谢某1均表示不同意张某1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对此无法达成调解，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对张某1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张某1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淑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石艳明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