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雯，女，196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令，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银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玉古路138号杭州玉泉饭店73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大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超，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北京合广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外亮甲店1号恩济西园产业园12号楼12-2-2。 法定代表人：孙兆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银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外亮甲店1号产业园12号楼12-2-1。 法定代表人：孙兆华。 原审被告：孙兆华，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双城市。 原审被告：北京椅子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外亮甲店1号恩济西园产业园12号楼12-2-3。 法定代表人：孙兆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银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雯、王令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原审被告北京合广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合广众公司）、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目标公司）、孙兆华、北京椅子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称椅子中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秦雯、王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内容；2.依法改判秦雯、王令无需对孙兆华的应付股权回购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承担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股权回购条件并未满足，且一审法院对该等争议焦点未进行任何实质审查，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股东协议》第5.6条第〔2〉款约定的回购条件既有“重大违约”的实质性构成条件，也包括“30日内未有效纠正”的程序性构成条件，均未获满足。《股东协议》第5.6条第款约定：“…〔2〉目标公司或创始股东（回购义务方）于合格上市前，在本协议、增资协议或新公司章程项下出现重大违约行为，且经投资方通知在30日内仍未有效纠正…”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本未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主张的违约行为进行实质认定，亦未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违约”的实质标准，也未审查回购触发的程序性构成条件是否履行，仅仅通过孙兆华签署《股权回购协议》确认“回购情形触发”这一事实认定孙兆华回购义务产生，并继而判断秦雯、王令连带承担上述回购价款的支付义务，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以秦雯、王令投资目标公司前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认定目标公司违反《增资协议》“陈述和保证”事项，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且显失公平。首先，目标公司的财务不规范情形，是因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不专业所引起的客观历史情况，系目标公司自行提供材料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完整披露，不具备任何主观误导、虚假陈述的故意；其次，尽职调查发生在前，《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签订在后，该等财务不规范情形不应属于《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履行过程中判断违约的事实；再次，以《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签署前的尽职调查事实判决目标公司、孙兆华构成违约，则意味着《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签署时即己构成违约，秦雯、王令即己产生连带责任，对秦雯、王令显失公平，且与秦雯、王令的投资行为性质、目的明显不符，与法院保护商事交易安全的司法裁判精神背道而驰。3.未经董事会决议提供50万元借款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己得到有效纠正，且根本不符合“重大违约”的标准。事实上，上述借款于借出当月即己获清偿，未给目标公司或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或重大不利影响，并且在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未进行书面通知的情形下目标公司即自行予以纠正。《股东协议》并未明确界定“重大违约”的违约金额标准，即使参照《增资协议》定义中“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标准，借款金额仅为人民币50万元，金额较小，也未对目标公司的公司运营、经营成果、财务状况、资产或负债相关的事件、情况、事实、条件、变化或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没有造成目标公司履行《增资协议》、《股东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严重受损，上述借款行为均构不成“重大违约”的标准。4.业绩对赌是附条件的合同约定，业绩对赌目标未完成不构成违约，并且自始至终补偿义务未实际发生，因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起诉要求股权回购己丧失补偿的客观前提。从对赌条款的起源来看，业绩对赌是上诉双方在签署《股东协议》时对未来业绩不确定情况下的一种附条件约定，业绩对赌目标未完成并不构成违约；如约定条件成就时，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可行使估值调整的权利。从权利性质来看，约定条件成就即业绩目标未达成时，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享有的估值调整权利是一种形成权，即由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更投资估值的权利以及决定选择股权调整还是现金补偿的估值调整方式的权利。纵览《股东协议》第5.8条以及全文，各方并不存在违反对赌条款即构成违约的意思表示，且约定了业绩补偿后续的解决方案和救济措施，如已经构成违约，则不应存在后续义务的问题，而只有违约责任的问题，因此未完成上述业绩对赌不构成违约。并且，自2018年3月2日北京永恩力合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目标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至一审起诉时，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未向孙兆华、秦雯、王令发出要求履行补偿义务的通知，亦未明确选择股权补偿还是现金补偿，补偿义务始终未实际发生，遑论违约。事实上，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己经通过一审起诉明确要求孙兆华履行对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回购义务，在此情形下，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已经丧失要求被孙兆华、秦雯、王令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条件，再要求孙兆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于法无据。二、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依据《增资协议》第6.1.1条、《股东协议》第13.1条，判决秦雯、王令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单独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回购协议》不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投资目标公司的交易文件，而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双方单独决定终止投资的股权回购安排，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对秦雯、王令不具有法律效力。《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系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目标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签订于2017年4月24日，《股权回购协议》系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单独签订于2018年9月10日，并且对股权回购价款的金额、支付期限、违约责任均进行了变更。秦雯、王令未参与《股权回购协议》的协商、签订，且自始至终未对《股权回购协议》予以确认，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股权回购协议》仅对孙兆华具有约束力，对秦雯、王令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一方面判决孙兆华应依据《股权回购协议》承担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同时又依据《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判决秦雯、王令连带承担孙兆华在《股权回购协议》项下的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及违约责任，明显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背了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2.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不属于《增资协议》第6.1.1条约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损害赔偿是《民法通则》确立的违约责任方式之一，损害包括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和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实际得到的利益。《增资协议》第6.1条名为“赔偿”,第6.1.1条明确约定了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以及赔偿范围。如一审法院认定孙兆华存在上述违约事件，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应该依据《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约定及合同法规定证明其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及间接损失。例如，如孙兆华、目标公司违反了承诺和保证事项，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应证明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秦雯、王令也仅仅对上述损害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起的诉讼案由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合同损害赔偿纠纷，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不属于《增资协议》第6.1.1条约定“损害赔偿”的范围。3.秦雯、王令系连带债务人，对《股东协议》第13.3条享有同等独立的抗辩权，孙兆华对“回购情形触发”的自认，不应对秦雯、王令产生法律效力。《股东协议》第13.3条系对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的违约责任的连带责任的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目标公司和/或现有股东违反在本协议、增资协议或新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和/或现有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赔偿损失〈本协议明确规定由目标公司承担特定责任的除外〕。”我国法律对连带责任没有系统明确的法律规定，多散见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秦雯、王令对《股东协议》第13.3条享有与孙兆华同等且相互独立的抗辩权，孙兆华对“回购情形触发”的自认，不应对秦雯、王令产生法律效力，秦雯、王令仍独立享有对“回购情形触发”的抗辩权。根据《股东协议》第5.6.3条之约定，秦雯、王令无论是作为连带责任人还是连带义务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均未向秦雯、王令发出过要求回购或连带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书面通知，也根本未按上述回购期限、回购宽限期、逾期利率履行回购安排。本案中，对秦雯、王令而言，“回购情形触发”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情况，不以孙兆华的主观自认为转移。诚如本上诉状第一部分所述，一审法院未实质认定本案中“重大违约”这一股权回购条件是否满足，迳行依据孙兆华自认“回购情形触发”，直接判决作为连带债务人的秦雯、王令连带清偿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及在《股权回购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严重侵害了秦雯、王令的合法抗辩权利。综上所述，股权回购条件并未满足，且一审法院对该等争议焦点未进行任何实质审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枉顾客观事实，依据《增资协议》第6.1.1条、《股东协议》第13.1条，判决秦雯、王令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单独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不仅违反了合同法相对性这一基本原则，而且严重侵害了秦雯、王令的合法抗辩权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辩称，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股东协议》第5.6条第2款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已经全部满足。（一）股东回购的程序性要件已经满足。《股东协议》第5.6条第2款约定“经投资方通知在30日内仍未有效纠正”的通知要求，该条款并未对投资方通知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要求，未约定必须是书面通知，也包括口头、微信、现场等其他通知方式。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的主要违约行为有：业绩目标没有完成且没有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补偿、财务数据造假、重大支出未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委派的董事同意等等。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已经通过现场、微信、书面等方式多次向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创始股东、法定代表人孙兆华以及其他的义务人发出通知，要求其履行业务目标未完成的补偿义务和回购义务，具体有：1.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多次在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投后回访等现场方式向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提出，因业绩对赌没有完成而要求补偿和股权回购。2.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董事许维，他在2017年的11月、2018年的3月、2018年的8月和2018年的9月，分别与孙兆华进行了微信沟通，要求其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进行补偿、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股权。2017年的11月23日，许维向孙兆华发送消息“如果年内回购，名义上是大股东原价回购股权，然后是分几次付款的首笔款。”2018年3月7日，许维向孙兆华发消息“已经到3月了，该开始着手准备回购的事情了。”2018年的8月27日，许维向孙兆华发消息“近期再来杭州，商议一下补偿的具体方案”，并约时间9月4日在北京做现场沟通。在2018年的9月4日和9月7日许维和孙兆华约好时间，9月10号在杭州现场沟通。前述微信记录可以反映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已经与孙兆华就业绩补偿和股权回购事宜进行了多次的沟通，明确要求其履行现金补偿和回购义务。3.在2018年的9月10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和孙兆华进行现场沟通达成一致以后，孙兆华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孙兆华在该协议“鉴于4”条款中确认《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约定的回购情形触发，说明《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所载明的全部的回购要件（包括投资方要求通知要求纠正违约行为的程序要件）已经满足。4.在多次要求孙兆华履行回购义务未果的情况下，2019年9月24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向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寄送了《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要求包括秦雯、王令在内的补偿义务人，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全部股权款股权全部补偿款，即返还本基金支付的全部投资本金2200万元，并以本基金支付的投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化8%的复利，向本基金支付利息补偿。包括秦雯、王令和孙兆华在内的补偿义务人都确认已经收到了该函，但是他们“贵企业行使估值调整权利的前提是贵企业继续持有股权，在已经要求本人履行回购义务的情况下，贵企业要求本人支付现金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一次明确的拒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在回购义务人没有完全履行回购义务的情况下，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仍然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仍然享有要求补偿义务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权利，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再次拒绝履行补偿义务，属于违反股东协议的重大违约行为。5.本案的起诉书已经将目标公司业绩未达标和创始股东没有进行补偿作为重大的违约事实，而且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2019年10月10日就本案的一审开庭的时，也多次表达过要求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进行现金补偿，相应的计算出了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相应需要补偿的金额。即使是按照该时点来起算30日，孙兆华和其他补偿义务人也应该在一审判决前就履行完毕现金补偿义务，但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至今没有收到全部的补偿款。所以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的重大违约的事实是持续存在的。二、股权回购的实质性的构成要件已经满足。1.（1）目标公司没有完成承诺的业绩目标，且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没有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补偿。按照协议约定的公式来计算，如果是暂算到一审起诉日2019年的4月24日，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应当支付的补偿款合计已经超过了2455万元。但是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到现在都还没有补偿，严重违反了这个条款的规定。（2）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未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补偿，严重违反了业绩对赌条款的约定。如前所述，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收到北京永恩力合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后，以现场、微信、书面发函等方式与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进行了多次沟通，要求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按照《股东协议》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现金补偿，即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并未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补偿，且其未支付的补偿金额巨大，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已构成回购条款项下的“重大”违约标准。2.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提供的财务数据造假，违反了关于账簿和财务记录的陈述保证。（1）《增资协议》5.1.2条和附件中，目标公司与创始股东作出了附件四里面的陈述和保证，除了披露清单里面披露的以外，目标公司的所有账簿和财务记录，都是按照法律和有关财务规定正确记录的，并能够准确反映目标公司的相关交易情况，该等账簿和财务记录中没有任何的重大错误或者遗漏。（2）目标公司在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投资前提供的《2016年度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显示，目标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总计为442.05万元，《目标公司2017年4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显示：目标公司截至2017年4月30日应收账款余额总计373.636万元。（3）目标公司2016年应收账款数据系造假，且《增资协议》里未对财务虚假做出披露。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核查及目标公司确认，目标公司在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投资时提供的应收账款数据中由369.0360万元系虚假数据，不应作为应收账款确认收入。投资方在《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里约定，若创始股东/目标公司陈述和保证事项有例外情形，应当在“附件5披露清单”中做披露，“披露清单”是投资方唯一认可的披露方式。而《增资协议》的附件5披露清单实际为空白，无任何内容。创始股东在一审中提供的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关于目标公司的尽调报告未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盖章确认、无证据原件可供核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并且尽调报告不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认可的披露方式。因此，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违反了其在《增资协议》中做出的关于账簿和财务记录的陈述和保证。3.目标公司重大支出不符合《股东协议》约定程序。《股东协议》第7.4条对重大支出进行了约定，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核查，目标公司于2017年6月向北京讯融科技有限公司出借50万元人民币，构成《股东协议》第7.4条约定的“公司在正常经营活动之外出售、抵押、质押、租赁、转让或处置账面金额达到或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情形，但该项对外借款未根据《股东协议》第7.4条约定，召开董事会进行决议，未取得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委派董事的同意，与其他违约行为共同构成了交易文件项下的重大违约。综上，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未完成《股东协议》第5.8条约定的业绩目标，且未根据《股东协议》给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补偿；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中存在虚假数据，违反了《增资协议》中做出的关于账簿和财务数据的陈述和保证；目标公司的重大支出，未根据《股东协议》取得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委派的董事的同意，三项重大违约行为共同构成了其在《股东协议》项下的重大违约，且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多次通知未在30内纠正，严重损害了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利益，导致回购情形触发。二、秦雯、王令应对孙兆华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已经约定，创始股东之间就其在交易文件项下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创始股东范围包括了王令和秦雯。《增资协议》第6.1.1条和《股东协议》第13.3条对此有具体的约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两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要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是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者全体，同时或者先后请求全部或者部分给付的一种债务形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有权要求连带责任中的其中一个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全部的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可以先要求其中一个承担责任，然后再要求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序文部分约定了创始股东的范围，均包括“王令和秦雯”，王令和秦雯都是连带责任人，他们应当就回购价款承担连带支付的责任。（二）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是《股东协议》如何履行的细化约定，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从未豁免过其他连带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股权回购协议》的签署背景是孙兆华是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要求回购，首先与孙兆华进行了多次沟通，孙兆华同意根据《股东协议》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全部股权，但是提出希望可以分期支付，综合考虑了孙兆华的经济状况和支付能力，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同意给予其分期，故与孙兆华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但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并不同意豁免其他回购义务人的义务。因此在《股权回购协议》第8.2条强调“甲乙双方一致认可，原交易文件的全部条款继续有效，甲方（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可随时根据原交易文件的约定，要求乙方及其他回购义务人履行回购责任，甲方行使该权利并不因本协议的签署而受到任何不利影响。”《股东协议》第14.5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只有经本协议各方签署书面文件后方可生效”，而各方从未共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修改和变更《股东协议》项下回购情形、回购义务人、连带责任等条款，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也从未放弃《股东协议》项下要求秦雯、王令履行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权利。因此，《股东协议》的条款仍对秦雯、王令具有法律约束力。《股权回购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乙方同意按照《股东协议》第5.6条的约定回购”，因此《股权回购协议》系对《股东协议》项下回购义务如何履行的细化约定，并且《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的履行方式（包括回购价款的计算、回购价款的支付时间）均未超过《股东协议》，反而相对而言有所减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保证期间，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主合同的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出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了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秦雯、王令应该继续根据《股东协议》来承担孙兆华所负回购义务的连带支付责任。(三)秦雯除了是目标公司的创始股东之外，还与孙兆华是夫妻关系。孙兆华所负回购义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基于股东协议，秦雯应承担创始股东的连带责任，基于夫妻关系，秦雯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连带责任。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2019年5月出具的证明，秦雯与孙兆华于2019年6月8日办理结婚登记，系孙兆华的配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由于秦雯系目标公司的股东并且在目标公司担任董事，孙兆华在《股东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债务，而且该债务产生于孙兆华和秦雯共同参与签署的《股东协议》，系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所以孙兆华所负的回购义务系孙兆华和秦雯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基于股东协议，秦雯应当承担创始股东的连带责任。基于夫妻关系，秦雯也应该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连带责任。据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孙兆华述称，1.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投资前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明确获悉目标公司“提前确认收入”等财务不规范情形，并且事实上也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未违反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孙兆华未构成违约。首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系在投资前对目标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目标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董事许维于2017年5月3日即向孙兆华提供了长达33页的全面尽调报告，头头是道企业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5月24日分两笔向目标公司合计支付增资款人民币2000万元。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是在全面尽职调查后才作出投资决策，并按照《增资协议》约定支付增资款。其次，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目标公司全面提供了财务信息、凭证及资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明确获悉目标公司有关收入、应收账款提前确认的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尽调报告第七部分“财务基本情况”载明三年一期财务信息，即已经包括了截至2016年12月30日的全部财务数据，这也是与一般财务会计准则的记账要求吻合；（2）尽调报告第八部分“财务分析重点关注的问题”第3项载明“利润中收入全年收入1768万元，而仅12月份就确认了816万元；全年净利润515万元，而仅12月份就贡献了698万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财务记账不规范，未按照实际业务发生时间记账所致”，第4项载明“应收账款从2016年初的41万元增加到期末的442万元，其他应收款从年初108万元增加到499.7万元”，第九部分“投资风险”第（3）项载明“在尽调过程中发现财务管理较为粗放，应收账款数额较大，需要给予警示，”均充分说明了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早已明确知悉该等收入、应收账款提前确认的情形；（3）更重要的是，尽调报告第八部分列明的《2016年应收账款明细》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作为证据10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及账龄分析表》（2018年7月31日）中备注为“16年确认收入，实际服务尚未完成，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全部财务数据，无论是应收账款对象名称，还是应收账款金额、时间、账期均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作为证据9提交的《记账凭证及发票》均是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由目标公司自行提供，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也根本不需要通过17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在证明16年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其举证目的在于误导合议庭认定目标公司和孙兆华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隐瞒的情形，企图混淆视听捏造违约事实，达到其强制触发回购的证明目的。再次，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于交割日事实上也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未违法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实质上排除了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的可能。《增资协议》第3.1条约定：“在下列条件（“交割条件”）已经全部实现或被投资方书面同意豁免之前，投资方无义务缴付认缴增资款：（1）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履行并遵守本协议规定的所有应在交割日或之前完成或遵守的各项约定、承诺和义务……（9）截至交割日，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在本协议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在任何方面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完整和不误导的……”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完全认可交割条件满足，故此于交割日实际支付了增资款，这也就说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事实上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在此前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均已完成/遵守，实质上排除了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的可能。因此，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主张目标公司投资前已向其披露的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明显与事实不符。2.目标公司对外借款50万元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并且款项已经全额偿还。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所主张的50万元借款，已在借出三个月后全额偿还，未给目标公司或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造成损失，并且借款金额仅为人民币50万元，金额较小，也未因此对目标公司的公司运营、现金流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遑论构成重大违约。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据此主张孙兆华及目标公司存在重大违约，并触发股权回购条件，没有事实依据。3.《回购协议》是孙兆华临时拜访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当天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签署的，仅由孙兆华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双方签署，且未与其他股东进行过事先沟通。2018年9月10日，孙兆华自行前往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公司高层协商股权回购事宜，在与孙兆华谈妥新的回购款项支付安排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工作人员即当场拿出《回购协议》要求孙兆华当场签署，并未留给孙兆华充分时间阅读《回购协议》全文及理解的时间。仓促情形下，孙兆华签署了该协议，只代表答辩人同意回购公司股权，但并不代表孙兆华认可“投资款的实际支出不符合交易文件约定的资金用途，重大支出未履行董事会表决程序等”表述。更重要的是，由于时间紧迫，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给予孙兆华与其他股东沟通的时间，孙兆华签署《回购协议》前未与其他任何股东进行沟通，其他股东对于《回购协议》的签署也并不知情。即使《回购协议》有效，也只在孙兆华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双方之间有效，对其他股东不具有约束力。 原审被告目标公司述称，1.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投资前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明确获悉目标公司“提前确认收入”等财务不规范情形，并且事实上也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未违反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目标公司未构成违约。首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系在投资前对目标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目标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董事许维于2017年5月3日即向目标公司的法人孙兆华提供了长达33页的全面尽调报告，头头是道企业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5月24日分两笔向目标公司合计支付增资款人民币2000万元。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是在全面尽职调查后才作出投资决策，并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其次，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目标公司全面提供了财务信息、凭证及资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明确获悉目标公司有关收入、应收账款提前确认的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尽调报告第七部分“财务基本情况”载明三年一期财务信息，即已经包括了截至2016年12月30日的全部财务数据，这也是与一般财务会计准则的记账要求吻合；（2）尽调报告第八部分“财务分析重点关注的问题”第3项载明“利润中收入全年收入1768万元，而仅12月份就确认了816万元；全年净利润515万元，而仅12月份就贡献了698万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财务记账不规范，未按照实际业务发生时间记账所致”，第4项载明“应收账款从2016年初的41万元增加到期末的442万元，其他应收款从年初108万元增加到499.7万元”，第九部分“投资风险”第（3）项载明“在尽调过程中发现财务管理较为粗放，应收账款数额较大，需要给予警示，”均充分说明了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早已明确知悉该等收入、应收账款提前确认的情形；（3）更重要的是，尽调报告第八部分列明的《2016年应收账款明细》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作为证据10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及账龄分析表》（2018年7月31日）中备注为“16年确认收入，实际服务尚未完成，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全部财务数据，无论是应收账款对象名称，还是应收账款金额、时间、账期均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作为证据9提交的《记账凭证及发票》均是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由目标公司自行提供，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也根本不需要通过17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来证明16年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其举证目的在于误导合议庭认定目标公司和孙兆华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隐瞒的情形，企图混淆视听捏造违约事实，达到其回购义务触发的证明目的。再次，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于交割日事实上也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未违反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实质上排除了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的可能。《增资协议》第3.1条约定：“在下列条件（“交割条件”）已经全部实现或被投资方书面同意豁免之前，投资方无义务缴付认缴增资额：（1）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履行并遵守本协议规定的所有应在交割日或之前完成或遵守的各项约定、承诺和义务……（9）截至交割日，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在本协议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在任何方面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完整和不误导的……”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完全认可交割条件全部满足，故此于交割日实际支付了增资款，这也就说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事实上已确认孙兆华和目标公司在此前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均已完成/遵守，实质上将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情形中明确排除。因此，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主张目标公司投资前已向其披露的财务记账不规范情形构成违约，明显与事实不符。2.目标公司对外借款50万元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并且款项已经全额偿还。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所主张的50万元借款，已在借出三个月后全额偿还，未给目标公司或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造成损失，并且借款金额仅为人民币50万元，金额较小，也未因此对目标公司的公司运营、现金流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遑论构成重大违约。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据此主张孙兆华及目标公司存在重大违约，并触发股权回购条件，没有事实依据。 原审被告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的答辩意见与秦雯和王令的上诉意见一致。 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目标公司、孙兆华、椅子中心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暂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的股权回购款24977086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诉讼保全担保费11989元由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目标公司、孙兆华、椅子中心承担；诉讼费由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目标公司、孙兆华、椅子中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目标公司增资前的股东为秦雯、王令、乔迁、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北京达内金桥科技有限公司、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4月24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目标公司、北京达内金桥科技有限公司、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以2200万元认缴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取得目标公司增资后10%的股权。目标公司增资后的股东为增资前七名股东加上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孙兆华与秦雯系夫妻关系，孙兆华系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 《增资协议》第6.1.1条规定，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中任何一方如发生下述任一事项，应对投资方作出赔偿，在此种情况下，目标公司及现有股东应共同及连带赔偿投资方因该损害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成本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诉讼费、律师费，使投资方的权益恢复至违约事件未发生时的状态：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任何一方在交易文件、披露清单或根据本协议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所作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或存在重大遗漏；违反其在交易文件、根据本协议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承诺和保证事项；未能按照交易文件的约定履行其义务；目标公司与税务、社保相关债务、责任和义务，不论本协议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也不论该等债务、责任和义务是否已向投资方披露。《增资协议》附件四第7条第（2）项规定，创始股东及目标公司特此连带和分别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作出下列陈述与保证：目标公司所有账簿和财务记录都按中国法律和有关财务规定正确记录的，并能够准确反映目标公司参与的相关交易情况，该等账簿和财务记录中没有任何重大错误或遗漏。 2017年4月24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目标公司、北京达内金桥科技有限公司、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协议》。其中第5.6条约定，若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在《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公司章程项下出现重大违约行为，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通知在30日内未有效纠正，或其他股东要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回购价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认缴增资款加上年8%（复利）计算利息，加上未分配利润；回购义务方在收到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书面回购通知3个月内支付对价；若期限届满未付款，可给予3个月宽限期，期限届满按每日万分之五收取延期利息。第5.8条约定，目标公司、创始股东确保目标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不少于4500万元、净利润不少于1500万元，否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有权要求进行估值调整。第7.4条约定，目标公司在正常经营活动之外处置金额达到50万元的资产，须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委派的董事同意。第13.3条规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目标公司、现有股东违反其在本协议、《增资协议》或新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承担连带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201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目标公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应收款余额4420500元；2017年4月《资产负债表》显示，目标公司截止2017年4月30日应收款余额3736360元，其中3690360元应收款存在“实际服务尚未完成、未达收入确认条件”情形。2017年5月10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向目标公司支付投资款700万元。2017年5月24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向目标公司支付投资款1500万元。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目前系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10%股权。2017年6月7日，目标公司向讯融公司提供借款50万。该借款已作归还。 2018年3月2日，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目标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目标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10079645元、净利润-20829724元。2018年9月10日，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鉴于，1、目标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和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孙兆华系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2017年4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孙兆华、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了《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合称“交易文件”；根据交易文件，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以2200万元认缴目标公司144.5156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取得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后10%的股权；《股东协议》第5.6条约定了回购权、《股东协议》第5.8条约定对赌条款、《增资协议》第4.1条约定资金用途、《股东协议》第7.4条约定董事会表决等事项。3、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已于2017年5月10日向目标公司支付投资款700万，于2017年5月24日向目标公司支付投资款1500万元。4、经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双方确认，目标公司实际未完成《股东协议》第5.8条承诺的业绩目标，即“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不少于人民币4500万元，且2017年度经审计年度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1500万元”，投资款的实际支出不符合交易文件约定的资金用途，重大支出未履行董事会表决程序等，导致各方在《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约定的回购情形触发。为推进双方后续合作发展，经协商一致，孙兆华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双方签订以下协议，供共同遵守：第一条、回购方式：孙兆华同意以股权转让方式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即孙兆华同意按《股东协议》第5.6条的约定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持有的目标公司10%股权。第二条、回购价格：孙兆华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价格为投资款2200万元加每一笔投资款自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收回之日止按8%(复利)计算的利息。第三条、回购价款的支付安排及担保：3.1、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同意，孙兆华根据本协议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的回购价款分4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1)于2018年10月15日前，孙兆华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本金50万元及该笔本金对应的利息：(2)于2019年1月31日前，孙兆华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本金610万元及该笔本金对应的利息；(3)于2019年7月31日前，孙兆华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本金660万元及该笔本金对应的利息；(4)于2020年1月31日前，孙兆华应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本金880万元及该笔本金对应的利息。3.2、孙兆华按本协议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应向孙兆华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并配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在内的所有文件，并配合孙兆华和目标公司办理相应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3.3、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各自负责缴付有关法律要求该方缴纳的与本协议项下股权回购有关的税款。3.4、孙兆华同意如其有任何资产转让行为，转让所得应在3个工作日内用于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支付回购价款。第四条、声明、陈述和保证4.2、本协议之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第五条、违约责任5.1、任何一方违约，需承担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诉讼费等与依法维权相关的全部费用。第八条、其他8.2、原交易文件的全部条款继续有效，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可随时根据原交易文件的约定，要求孙兆华及其他回购义务人履行回购责任，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行使该权利并不因本协议的签署而受到任何不利影响。2018年11月29日、2019年4月12日，孙兆华支付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回购款90万元，余款至今未支付。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起本案诉讼时申请财产保全，并为此支出财产保全担保费11989元。 一审法院认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是基于其与孙兆华在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要求孙兆华回购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目标公司10%股权并支付回购价款。孙兆华的主要抗辩意见是《股东协议》第5.6条约定的回购条件未满足，其系基于重大误解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签署《股权回购协议》。然而，孙兆华在《股权回购协议》中自认其系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确认目标公司未完成《股东协议》第5.8条承诺的业绩目标；确认投资款的实际支出不符合交易文件约定的资金用途、重大支出未履行董事会表决程序等，导致《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约定的回购情形触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现有证据也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的存在，孙兆华认为其系基于认知错误而签署《股权回购协议》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回购协议》本质上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它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将目标公司10%的股权让与给孙兆华、孙兆华支付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相应价款的合同，孙兆华应按《股权回购协议》的约定支付给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价款。依照约定，孙兆华应支付的价款为2200万元投资款加每一笔投资款自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收回之日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分别于2018年10月15日前支付本金50万元及对应利息、2019年1月31日前支付本金610万元及对应利息、2019年7月31日前支付本金660万元及对应利息、2020年1月31日前支付本金880万元及对应利息。上述有关股权价款计算方式及付款期限的规定与《股东协议》第5.6.3条头头是道合伙企业通过行使形成权形成的回购权利义务关系有别。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主张的是股权回购款，应按该嗣后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的约定计算回购价款。虽然《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价款880万元及对应利息的支付期限为2020年1月31日，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在《股权回购协议》达成后，孙兆华仅支付90万元回购款，其未支付到期价款远超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法院依《股权回购协议》之约定，按年利率8%，计算至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起诉状上主张的2019年4月24日的回购价款为本金2200万元及利息344.4万元（以7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加上，以1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4日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即2544.4万元。扣除孙兆华已支付的90万元，余款2454.4万元应继续给付。依《股权回购协议》第5.1条之规定，任何一方违约，需承担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诉讼费等与依法维权相关的全部费用。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要求孙兆华承担11989元诉讼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有合同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是基于《增资协议》第6.1.1条、《股东协议》第13.3条为依据，要求其他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目标公司、孙兆华、椅子中心承担付款责任。《增资协议》第6.1.1条规定，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中任何一方如发生下述任一事项，应对投资方作出赔偿，在此种情况下，目标公司及现有股东应共同及连带赔偿投资方因该损害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成本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诉讼费、律师费，使投资方的权益恢复至违约事件未发生时的状态：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任何一方在交易文件、披露清单或根据本协议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所作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或存在重大遗漏；违反其在交易文件、根据本协议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承诺和保证事项；未能按照交易文件的约定履行其义务；目标公司与税务、社保相关债务、责任和义务，不论本协议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也不论该等债务、责任和义务是否已向投资方披露。《股东协议》第13.3条规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目标公司、现有股东违反其在本协议、《增资协议》或新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承担连带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秦雯、王令、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目标公司均是上述《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的当事人，且孙兆华是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法定代表人，是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兆华与秦雯是夫妻关系，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要求上述当事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孙兆华支付给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回购款2454.4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孙兆华赔偿给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讼保全担保费1198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秦雯、王令、北京合广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椅子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孙兆华上述应付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孙兆华、秦雯、王令、北京合广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椅子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745元，加上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71745元，由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2977元，由孙兆华负担168768元；秦雯、王令、北京合广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椅子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卧虎藏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孙兆华负担的168768元诉讼费负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期间，对于被上诉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交的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创始股东、法定代表人孙兆华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前，已经多次以现场、口头和微信方式向其提出回购和补偿的要求；2.《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欲证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于2019年9月向孙兆华、秦雯、王令书面发函催讨现金补偿款；3.《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之回函，欲证明孙兆华与秦雯、王令于2019年9月书面回函拒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上诉人秦雯、王令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1.对于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在一审起诉之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应不予采纳。而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对象也有异议。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仅向原审被告孙兆华提出回购股权的要求，从未与秦雯、王令沟通股权回购事宜。秦雯、王令与原审被告孙兆华只是约定就补偿方案展开协商，但未向孙兆华明确提出选择何种补偿方案，且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是与原审被告孙兆华协商股权回购事宜，而非以目标公司或创始股东存在重大违约为由，根据合同约定来行使回购权。聊天记录中根本未提及目标公司50万元借款和虚假陈述财务数据的问题，至于业绩不达标则是在2018年3月公布《目标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后才作为理由，而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早在2017年11月就与孙兆华协商以原价回购股权。2.对于《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与《之回函》,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对象有异议。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明确要求现金补偿的时间在《股权回购协议》签订后，甚至在一审起诉之后；《股东协议》约定补偿的前提是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继续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通过补偿保持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股权的价值，而头头是道合伙企业与孙兆华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将股权转让孙兆华退出，此后已丧失了补偿的前提条件，不能再要求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 原审被告合广众公司、椅子中心的质证意见与秦雯、王令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孙兆华和目标公司未发表书面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对被上诉人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与《关于要求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通知函》之回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系要求孙兆华、秦雯和王令履行现金补偿义务，与本案中的股权回购关联性较小。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目标公司与创始股东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股东协议》第5.6条约定的回购条件，足以导致触发回购情形？2.上诉人秦雯、王令是否应该就股权回购价款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孙兆华本人是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创始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本人对于经营企业和投资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故对其以时间仓促未能详细阅读《股权回购协议》全文即签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2018年9月10日，在孙兆华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中，孙兆华本人确认了目标公司未完成《股东协议》第5.8条承诺的业绩目标、投资款的实际支出不符合交易文件约定的资金用途、重大支出未履行董事会表决程序等事实，导致《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约定的回购情形触发。孙兆华的自认行为对于证明《股东协议》第5.6条约定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进而导致《股东协议》第5.6条第（2）项约定的回购情形触发具有直接的证明力。故原审法院确认《股东协议》第5.6条约定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因目标公司的重大违约行为导致回购情形触发，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有权依据《股东协议》第5.6.1条要求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的股权。秦雯与王令作为目标公司的创始股东，即便没有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仍然需要依据《股东协议》第5.6.1条在回购情形条件成就时，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因此，头头是道合伙企业要求秦雯与王令承担股权回购的连带付款责任具有合同依据。上诉人秦雯与王令以未与头头是道合伙企业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为由，认为其不需要承担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义务，本院不予支持。第二，秦雯与王令上诉认为股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不属于《增资协议》第6.1.1条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因而不需要承担股权回购款义务。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中秦雯与王令作为目标公司的创始股东签署了《股东协议》，该协议第5.6条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是一项独立的合同义务。头头是道合伙企业有权依据《股东协议》第5.6条在回购情形触发时要求秦雯与王令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亦有权就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其他的违约行为，基于《增资协议》第6.1.1条、《股东协议》第13.3条要求秦雯与王令等创始股东承担赔偿损害的违约责任。履行合同义务与承担民事责任可并行不悖。头头是道合伙企业在一审中仅要求秦雯与王令承担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义务，一审法院判决秦雯与王令就股权回购价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秦雯与王令以股权回购价款不属于损害赔偿而拒不支付的上诉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秦雯与王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580元，由上诉人秦雯、王令负担（上诉人秦雯、王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来本院申请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吴桐 书记员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