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17915号原告：胡晨辉，男，197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治国，系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思雨，系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武汉和平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昌区和平大道余家头村特8-6号。法定代表人：黄崇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秉寰，系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一凡，系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249号武汉天地御江苑三期4栋5层2室。法定代表人：王茹菲。原告胡晨辉与被告武汉和平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广告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被告和平广告公司的申请，本院追加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格尔传媒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发现案情复杂，遂于2020年1月9日作出裁定变更简易程序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周征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勇、李凌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治国、沈思雨，被告和平广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秉寰、汪一凡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希格尔传媒公司经本院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晨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7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人介绍认识和平广告公司李姓副总，欲合作和平大世界外墙面户外广告位租赁经营事宜。双方表示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但李总要求原告支付一个季度的租金作为预付款，如未达成合作，可退还。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向和平广告公司支付75,000元。但和平广告公司多次拖延双方签署正式合同，也未将广告位交与原告使用或者退还原告款项。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原告胡晨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一张，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向被告转款75000元的事实。被告和平广告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我公司返还的75000元是原告代本案第三人希格尔传媒公司向我公司清偿此前差欠的广告发布费，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我公司没有返还的义务。我公司与第三人希格尔传媒公司于2017年签订《广告位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7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且按季支付广告发布费。后因希格尔传媒公司未及时支付广告发布费，在我公司的催促下，希格尔传媒公司的代表人柴东亚找到原告代其清偿差欠的广告发布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在付款前曾来到我公司公司对我公司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以及第三人差欠我公司广告发布费的事宜进行了确认。我公司从未向原告表达过欲与其就和平大世界外墙面户外广告位租事宜进行合作的意向，也从未要求原告支付预付款。被告和平广告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广告位租赁合同》，拟证明2017年5月1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广告租赁合同，第三人租赁被告的广告位，租赁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且约定自2018年开始按季度支付广告发布费。证据二、被告公司李总与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柴东亚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柴东亚与原告胡晨辉微信聊天截图共9张、胡晨辉（48秒）、柴东亚（20秒+14秒）的录音光盘一张，拟证明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柴东亚为了能够继续使用广告位而找到原告帮忙原告按照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柴东亚的指示，代为向被告清偿差欠的广告发布费。被告自始至终都是在向本案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催要欠付的广告发布费，与原告胡晨辉并未有任何联系，也从未与原告或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提及过原告在诉状中所称贷的广告位合作事宜。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九张（来源于银行），拟证明第三人委托不同的人包含原告代其向我公司支付广告发布费。原告支付的只是其中的一笔。我公司与第三人有第三人委托他人向我公司付款的惯例。第三人希格尔传媒公司未到庭答辩及举证质证。因第三人希格尔传媒公司的股东武汉希格尔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柴东亚庭前明确表示第三人不到庭，本院通过电话就本案相关情况对柴东亚进行询问并制作了录音光盘供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这笔款确实是收到了，但该款项是原告为第三人湖北希格尔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的代付款项。对本院提供的录音，被告表示该录音反映了微信聊天中第三人认可是其要求原告代付款的；三方见面，是因为原告想和第三人合作，所以原告需在我公司了解第三人在我公司欠多少钱；我方与原告虽然见过面，但并未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我公司收到了原告代第三方代付款后，也对该款项进行了核销，扣除了该款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第三人未到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48秒的录音，确实有人说了此事，录音中的人是不是原告本人不清楚，在该段录音中原告也未表示是代第三人支付广告款项的，说的仅是合作事宜，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未申请柴东亚作为证人出庭，无法核实聊天记录中的人是否柴东亚本人；对于微信打印截图中2018年11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一张与我提供的回单一致，没有异议；微信截图打印照片是原告本人；对于胡晨辉与柴东亚的微信聊天记录，因为原告手机更换，所以无法确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原告表示支付75000元没有疑问，但该回单上没有注明用途，并没有说是帮助第三人还款，而其他回单中有注明用途是场租；这仅是银行回单，并不能证明是第三人委托原告付款；即使是受第三人委托，应该是第三人委托原告付款，但我们没收到相关指令。对本院提供的录音，原告表示录音中第三人没有明确说是帮其还钱；第三人确认了三方是准备合作且见过面的；目前为止，对诉争的这笔钱，三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到底是何钱。庭后原告本人到庭就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发表质证意见：我不确定（录音）是我本人的声音，从录音来源于微信记录，也无法确定。微信记录与我无关。我认为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存疑。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希格尔传媒公司与和平广告公司之间为广告位租赁合同关系。柴东亚作为希格尔传媒公司的代表与和平广告公司接洽广告位租赁事宜。胡晨辉与和平广告公司经柴东亚介绍认识。2018年11月13日，胡晨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和平广告公司转款75,000元。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9张中有6张在用途处注明了“希格尔场租”、“场租”、“广告发布费”等字样，胡晨辉所付75,000元的回单上用途处注明了“电子汇入”。根据本院制作的录音光盘，柴东亚自述：其与原告、被告公司三方曾见过面，其与原告、被告公司均有通过微信联系，也是其让原告转款75,000元至被告公司的，原告在付款前已知晓希格尔传媒公司差欠被告公司广告发布费的事实，当时是合作，现在这笔钱款说不清楚什么性质。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方没有向我方提供联系方式；我方通过柴东亚与被告联系，不直接与被告联系。另查明，柴东亚系武汉希格尔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汉希格尔广告公司为希格尔传媒公司的股东。现原告胡晨辉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获利没有合法根据、造成他人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系由其给付被告,则其应对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现原告已举证其向被告转款75,000元，被告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主张被告占有诉争的75,000元系不当得利，则其应就被告占有诉争款项无合法依据进行举证。原告诉称该笔款项系其向被告支付的合作意向金，因双方未能达成合作故被告应予返还，但原告未就双方曾协商合作的事实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被告亦否认双方曾协商合作，此外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被告方不曾向其提供联系方式且双方从不直接联系，这也不符合一般商业合作的情形。因此，原告未能就被告占有诉争款项无合法依据完成举证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不当得利款7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晨辉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原告胡晨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征人民陪审员 赵 勇人民陪审员 李凌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徐桦书记员吴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