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大迪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十里南街。法定代表人：闫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海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黄海南路72号。法定代表人：王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燕，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源，女，198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燕，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永春，女，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现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成市大迪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荣成海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王源、王永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6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大迪公司与海滨公司均认可双方签订《材料采购合同》的目的系为了从齐商银行进行贷款，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但该笔1400万元贷款性质及用途属于大迪公司、海滨公司、王源、王永春之间民间借贷款项中用于还款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判令大迪公司承担返还合同价款的责任，有失偏颇。一审法院应综合查明本案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及事实，正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二、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即大迪公司与海滨公司盖章确认形成的）是否有效成立。《协议》有效成立，而公司股东会决议表决与否及公司股东签字与否，与该协议效力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债权转让有效，进而证明协议事实的有效性。一审判决第10-11页明确表述：“。张英霞出庭作证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绐王永春时，经法庭询问，签订该协议时其不在场”。一是张英霞在场与否不影响协议的效力，二是债权转让的事实存在，进而证明协议事实的有效性。债权转让的要件要求：债权具有可让与性，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我国法律对债权转让的通知形式未作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认为，根据法理及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债权转让中的通知只要达到了让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事宜的效果，就可认定为有效。虽然《协议》系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但通过法院依法向海滨公司及王源送达该证据材料及质证的过程，王源已知晓张英霞与王永春之间的债权转让的事实，此时达到了债权转让通知的效果，且海滨公司盖章确认的行为，亦证明海滨公司自愿代王源偿还其个人与王永春之间的借款。海滨公司亦认可其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与法人签章的真实性，故本案中王永春与张英霞的债权转让对海滨公司及王源均具有效力。本案系因1400万元返还引发的纠纷，在银行就该1400万元放款前，双方就对款项的使用进行了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就不会出现银行放款前王永春支付王源两笔款项的情况（合计400万元，海滨公司也认可系返还1400万元的款项），该行为可以确认双方对1400万元的使用达成一致，结合10月17日王永春、王源、王斌、张某进行对账的视频，证实该债权确认书系对之前协商结果的确认。海滨公司无证据证明在订立协议时，其公章和法人章在大迪公司处，张某系海滨公司会计，与海滨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单凭其证言缺乏证明力，且一个公司将公章及法人章存放他人处不符合逻辑。2.本案所涉海滨公司债务的加入，根据民法理论，系并存的债务承担。王源与王永春、大迪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中，王源并不免除还款的义务，海滨公司加入债务的关系，与其股东王源一起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以海滨公司的债务加入未经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确认、王伟并未参与协商及确认等理由，认定该协议无效，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协议系王源交给王永春的，大迪公司和王永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知道公章和正文形成时间差异，但海滨公司庭审中认可《协议》上其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与法人签章的真实性，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清楚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该协议的内容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不能由于海滨公司造成的公章和正文形成时间不一致就否定该协议的效力。海滨公司和大迪公司出具的《协议》，从形式上看，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的要件；从内容来看，海滨公司亦没有作出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属于担保。现行公司法律法规对公司债务加入没有进行条件限制，首先，海滨公司在《协议》上盖章后，该协议就成立并生效，对海滨公司及王源均产生约束力。其次，协议上海滨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的盖章更是对海滨公司进行债务加入的进一步确认。而作为善意的大迪公司，应该说已经尽到审查义务，况且王伟的股东股份已经占到全部股份的近80%，且股东的签名与否并不影响承诺书本身的效力。3.关于涉案《协议》中“先盖章、后打印”的鉴定意见问题。“先盖章，后打印”属一般的商业交易习惯，也无明确的法律禁止规定，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三、本案通过相关协议、聊天记录、录音录像文件、银行对账单，综合证明双方进行了对账行为，并最终形成了债权确认文件，之后，各方在长时间内对债权确认文件并未有争议，且各方均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债权确认文件所确定的平账义务；通过资金往来流水统计、微信记录、借款凭证，综合固定双方的借款性质及借款利率，依据资金过桥的特点及微信或口头利率证明，证实实际借款利率远高于法定利率水平；通过2018年1月30日协议、资金往来流水统计、微信记录、借款凭证，双方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利息，按照实际发生的数额形成真实的对账单进行债务数额抵销。首先，双方于2018年1月30日，就双方之间之前形成的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原则性的确认，即同意由海滨公司就涉案贷款对王永春与王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抵销处理。其次，2018年10月17日，海滨公司王源、张某及大迪公司王永春及会计在大迪公司办公室内进行往来账目对账，最终形成了债权债务确认文件，并就对账结果的后期处理进行了协商。再次，在双方对账完成后，双方依据达成的处理方案，进行了平账处理，大迪公司分别向王源进行转账及现金平账，此后各方对于债权确认及平账后的处理均没有任何异议。依据《资金流水统计表》，在王永春按照36%的年化利率计算下，双方资金往来账为持平状态。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为：出借资金均系王源主动提出借款请求；相关利息均为王源主动提出利率标准（该利率标准远高于法定标准，因此会出现本金为负数现象）；相关借款资金均用于海滨公司。因此，王永春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在双方已经进行确认并平账后，依法应当予以追认。对于先行扣息的相关情况，王永春就与王源之间的借款及还款数额亦如实按照实际转账金额进行了计算。实际计算结果与双方于2018年10月17日的对账结果能够做到基本对应。双方之间通过公司、第三人及其他转款形式所出借的款项及还款事宜，于资金流水明细表中已就最终数额的承担予以明确，双方对账结果为：王永春出借王源共计115,490,381.33元。因此，大迪公司与海滨公司及王永春、王源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清楚，借款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应査明全案事实及证据，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公正的裁判。四、王源与海滨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对于王源向王永春的借款，海滨公司有偿还义务。首先，一审中海滨公司承认大迪公司返还海滨公司的562.65万元，但该款项均是通过王永春账户分多次转给王源的，而海滨公司对于个人之间款项往来承认系公司之间的行为，本身就证明王源与海滨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其次，对于海滨公司一审中主张的王永春与王源之间的平账行为，均有海滨公司会计张某或者王源丈夫、海滨公司股东盛超军参加，个人行为而单位会计参加，同样可以证实王源与海滨公司人格混同。最后，一审中张某证实其参与与大迪公司对账、平账，均是王源授意，王源是海滨公司实际控制人。海滨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系王源父亲，持有71.4%股份，王源丈夫盛超军持有海滨公司11.5%的股份，故王源对海滨公司存在实质控制及账目混同的便利。五、王永春将对海滨公司、王源的债权转让给大迪公司，故大迪公司主张的双方债务抵销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均认可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争议实质为从银行贷款额1400万元返还多少的问题，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双方债务产生于民间借贷和买卖合同两个法律关系，但最终均属于金钱债务，不影响抵销。对于涉案的872.4万元债权（包括2016年8月12日借款600万元及利息172.4万元、2017年4月16日借款50万元、从张英霞处受让的债权50万元），王永春在一审诉讼结束后转让给了大迪公司，现大迪公司和海滨公司互负债务，该债务均属于金钱债务，大迪公司主张抵销，自通知到达海滨公司之日起生效。本案庭审中，大迪公司告知债权转让事宜并主张抵销，该行为应视为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的通知，故对大迪公司与海滨公司之间债务应当在同等数额上进行抵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海滨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正确。虽然双方系为银行贷款而签订《材料采购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买卖行为无效，并不能否认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为了偿还欠付案外人的过桥资金而贷款，其与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未有效成立且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予采信正确。1.上诉人及王永春出庭陈述的协议形成过程相互矛盾，双方未就该协议进行过任何协商，被上诉人此前从未见过该协议。2.从上诉人对该协议的陈述看，既然协议中载明已经抵顶、还清了双方债务，上诉人不可能在该协议签订之后又向被上诉人返还款项。3.该协议经鉴定系“先有章后有字”，根本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也进一步说明该协议的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上诉人擅自利用被上诉人的公章伪造的协议。4.该协议内容记载的是被上诉人自愿替王源还清个人债务，但并没有被上诉人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或应当由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东签字，不符合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规定和程序。三、王源与王永春的个人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王源应王永春的要求，来回转账、取现，系为虚假走银行流水。上诉人与王永春将涉案款项与王源的个人债权债务混为一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王源根本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根本不存在与被上诉人人格混同的情形。张某与上诉人的会计具体操作平账行为，其均是按照王永春、王源个人的指示进行，与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款项纠纷无关。五、上诉人陈述王永春将个人的债权转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是错误的。债权转让的前提，首先该债权应该是明确清楚的，双方没有争议，现王永春和王源究竟是谁欠谁都不明确，根本不存在债权转让之说。显然是上诉人为了达到不返还被上诉人款项的目而单方实施的行为，不应予以认定。原审第三人王源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意见。原审第三人王永春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同时补充以下意见：根据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信息，2018年8月15日，王源将股权转移登记至其丈夫盛军超名下，转让股权的比例为11.2%，转让的认缴出资额为57.5万元，本案中王永春的债权系2016年、2017年产生，根据上诉人之前的主张，该债务可以相互抵销。海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迪公司返还海滨公司款项795.35万元及利息。诉讼中，海滨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大迪公司返还海滨公司款项895.35万元以及利息（自2018年2月2日至大迪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法定代表人王伟出资357万元，海滨公司工会委员会出资65.5万元，盛军超出资57.5万元，王远昌出资20万元。王源系王伟的女儿，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王源系该公司董事。大迪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王永春出资334.8万元，法定代表人闫伟出资165.2万元。闫伟与王永春系夫妻。2017年7月25日，海滨公司（受信人）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荣成支行（授信人，以下简称齐商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海滨公司在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齐商银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2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可用于下列一种或多种业务种类：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开立信用证、打包贷款、进口押汇、出口押汇、开立担保函或乙方认可的其他授信业务种类。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2018年7月4日止。2018年1月8日，海滨公司（买方）与大迪公司（卖方）签订《材料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海滨公司从大迪公司处购买装饰装修材料一宗，总价款为2171万元。2018年2月2日，海滨公司与齐商银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一份，约定齐商银行同意就海滨公司签发的汇票1400万元进行承兑。当日海滨公司将齐商银行承兑汇票1400万元支付给大迪公司。之后大迪公司向海滨公司账户返还部分款项。现海滨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大迪公司返还剩余款项。庭审中，大迪公司和海滨公司双方均认可2018年1月8日虽然签订《材料采购合同》，但双方间并非真实的买卖关系，签订该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从齐商银行获得贷款。另查，海滨公司已于2018年8月在授信额度到期后，向齐商银行偿还了涉案1400万元承兑。诉讼中，大迪公司、海滨公司对下列主要事实及证据存在争议：一、对涉案1400万元承兑汇票，大迪公司已返还海滨公司的款项数额。大迪公司提交2018年1月27日至2018年11月16日王永春向王源账户的12笔汇款记录，以证明双方约定的1400万元进入大迪公司账户后，大迪公司通过王永春的账户退还给了海滨公司的股东王源7826500元，该款包含大迪公司认可的4笔504.65万元（2018年1月27日20万元、2018年2月2日380万元、2018年2月5日100万元、2018年2月5日46500元），另外8笔为2018年10月17日5万元、2018年10月19日20万元、2018年10月19日23万元、2018年10月23日41万元、2018年10月23日9万元、2018年11月16日60万元、2018年11月16日100万元、2018年11月16日20万元。海滨公司质证认为，对前面4笔加在一起即诉状中所述的504.65万元无异议，对于后面8笔：2018年10月17日5万元，2019年10月19日23万元，2018年11月16日的20万元，均没有异议。2018年10月19日转账的20万元有异议，这笔钱是王永春为了让其公司配合她作虚假的账目逼迫其故意走的银行流水，实际上该款到了王源的账户后，王源又取现还给了王永春。2018年10月23日两笔41万元、9万元，对41万元有异议，其中有40万元是王永春为了让其公司配合她作虚假的账目逼迫其故意走的银行流水，该款到了王源的账户后，王源当天取现还给了王永春。2018年11月16日60万元、100万元均与上述款项情况一样，也是取现还给王永春。另外认可的几笔款项共计58万元。海滨公司为证实220万元系王源配合王永春走流水，款项到王源账户后，当天取出现金交还王永春，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8年10月19日王永春的姓王的会计和大迪公司处的出纳张某在建设银行的谈话录音一份、录音书面内容一份及张某取现20万元的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一份，共同证明王永春将20万元转给王源后，王源于当日转到张某名下，由张某取现20万元又还给了王永春；证据2、视频一份、录音整理书面内容及王源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两张、王源丈夫盛军超在农村商业银行取现的现金支取凭证2张，共同证实2018年10月23日王永春汇款41万元给王源后，王源于当日让其丈夫盛军超立即分两笔取现29万元、11万元，共计40万元，留下了1万元，取出的40万元也交给了王永春的会计；证据3、2018年11月16日60万元的视频一份及王源建行卡交易明细一份及张某现金取款客户回单一份，共同证明2018年11月16日，王永春将60万元汇给王源，王源于同日将60万元汇给张某，由张某马上取现交给了王永春的姓董的会计；证据4、2018年11月16日100万元的录音、书面整理内容、王源账户交易明细一份及农商行发送给王源的取款短信通知一份，共同证明2018年11月16日王永春转账100万元给王源，王源分四笔分别取现29万元、29万元、29万元、13万元，共计100万元，取出现金直接交给了王永春本人，当时是张某从王源的账户取的钱。大迪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录音及视频中的人是否是海滨公司所称的人员无法确定，汇款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取出款项后将款交给了王永春或王永春的会计。在一审法院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且证人张某出庭陈述其在2018年10月及11月曾与王永春的会计将款转到王源卡上再支出现金交给王永春或其会计之后，王永春陈述，因为王源说其利息收高了，而且外面传的她放高利贷很难听，其与王源商谈再返给王源128万元利息，所以产生了后期的平账，并称海滨公司提交的上述视频、取款记录等证据是走流水平账的事是事实。但其认为平账的是175万元，另外103万元系返还的高收利息。对103万元系返还的高收利息，王永春未提交证据证实。大迪公司提交银行对账单一组，综合证明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9年2月3日，王永春通过乔志鹏、大迪公司、博隆公司、王亚、张春荣累计向王源、海滨公司转账115990138元。该对账单中第86-100号，共计11984100元，系大迪公司通过王永春账户向海滨公司返还的款项。海滨公司质证认为，这是王源与王永春之间的个人账目，其二人之间的账目很乱，备注中还有代王源还张英霞款，明显可以看出与本案没有关系，且其提交的流水在庭审中已经审理查明，其中有504.65万元及58万元是涉案贷款返还的款项，剩下的款项是王永春要求王源平账走的虚假流水账目。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及证据的审查意见为，对涉案1400万元已返还的款项，海滨公司认可的4笔计504.65万元予以确认。大迪公司提交的另外2018年10月17日至2018年11月16日其通过王永春账户汇入王源账户的8笔款项共计278万元，称也系大迪公司返还给海滨公司的款项，其中58万元，海滨公司经质证，认可是大迪公司返还的款项，亦予以确认。另外220万元，海滨公司提交了上述证据1-证据4视频录音、录音整理资料及取款记录，共同证实王永春将上述220万元款项汇入王源账户后，王源或其安排人员将款项取出现金直接还给王永春或其会计。大迪公司质证时虽对上述证据均予以否认，但王永春之后的陈述认可了海滨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走流水平账是事实。其虽称103万元系返还的高收利息，仅175万元系平账，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海滨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可以证实220万元并非大迪公司返还给海滨公司的款项，而系王源配合王永春走流水。大迪公司提交银行对账单一组，实际系其自行整理的王永春与王源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该明细中86-100号记录除海滨公司认可的记录外，另外系海滨公司已提交证据且王永春本人已认可的走流水平账记录，其余4笔，两笔明确注明系代王源还张英霞款，两笔系案外人乔志鹏所汇款项，大迪公司在2019年7月22日庭审中陈述乔志鹏的转账明细系王永春将钱转给乔志鹏，乔志鹏再将钱转给王源，均是王源个人借王永春的款项。因此按大迪公司所述乔志鹏汇给王源的款项是王源与王永春之间的个人借款，故该款与大迪公司返还海滨公司的款项并无关联。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大迪公司已返还海滨公司的款项为562.65万元（504.65万元+58万元）。二、大迪公司提交《协议》一份，以证实2018年1月30日海滨公司和大迪公司及海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盖章了《协议》，海滨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汇入大迪公司的1400万元电子承兑，双方商量扣除王源欠王永春的欠款外，大迪公司将剩余款项退还给海滨公司及其股东。海滨公司质证认为，该协议是大迪公司为达到本案的诉讼目的而伪造的，其公司从未与大迪公司签订过该协议，海滨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但其从未知晓也从未看过该协议，协议中提到的张英霞款项与本案无关，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也需要通知债务人才发生效力，王源早已还清了王永春个人的款项，根本不存在欠付的情形，显然也不会存在海滨公司与大迪公司达成自愿替王源个人偿还款项的情形。大迪公司提交的《协议》内容为，“现有海滨公司在齐商银行申请贷款，需借用大迪公司的账户作为其贷款发放账户进行资金转账。双方特约定如下：一、大迪公司代收海滨公司在齐商银行贷款，银行电子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1400万元）。二、大迪公司承诺自愿代王源还清欠王永春所有借款（包括张英霞转让给王永春的债权本金50万元），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纠纷及相关责任由海滨公司自行承担。三、此贷款业务借用账户并非真实发生的业务，仅限于海滨公司进行齐商银行贷款发放转账用，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纠纷及相关责任由海滨公司自行承担。2018年1月30日”该《协议》尾部乙方处盖有海滨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王伟个人印章，甲方盖有大迪公司公章。诉讼中对该《协议》的形成过程，大迪公司代理人陈述，王源外面借了很多钱还不上，以公司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必须有承兑，银行在双方有合同后才能把款项打到售货的单位，这个协议与贷款和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差不多，是2018年1月30日，海滨公司的王源和会计张某到大迪公司与王永春及公司姓王的会计在大迪公司签订的，在人力资源的8楼，王伟没有参加，是王源和张某拿着公司公章和王伟的章去盖的，2018年1月30日具体什么时间不清楚。在法庭询问大迪公司，张英霞将对王源的债权50万元转让给王永春是否通知王源，大迪公司代理人陈述，王源和张某拿着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章与张英霞在场共同签订的协议，但张英霞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在海滨公司提交鉴定申请后，一审法院追加王源及王永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询问王永春涉案协议的签订过程，王永春陈述（系摘录），“放款之前我就和王源商量欠我的钱，当时欠我的借款600万元，再加两张50万元的借条（一张王永春50万元、一张张英霞50万元），这1400万元银行承兑需要贴息，我给她的是现金，贴息的利率是2.55，这个我俩微信记录上有，这是在齐商银行没有放款之前2018年1月20日左右商量的。这个协议是2018年10月17日王源去我公司给我的，盖着公章、法人章的协议给我的，她都签好了，我把会计王斌叫上来把协议给王斌让他盖个公章存档，当时王源和她的会计张某去的，是10月17日晚上5点钟去我公司对账的时候拿着协议去的，因为我们放贷款是2月2日，1月份一直在联系这个钱怎么办，这个协议给完了我们就对账……。”张英霞出庭作证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给王永春时，经法庭询问，张英霞称其从未见过该协议，签订该协议时其不在场。海滨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出庭，张某陈述，其在海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大迪公司与海滨公司之间有业务，有一次贷款到期，在王永春处弄（借）的钱，王永春担心款放下后钱不（还）给她，就要求把公章、法人章、网银都放在了大迪公司，时间不长，大概几天记不住了，是2018年2月2日1400万元贷款之前的事。诉讼中，海滨公司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事项为：1、申请对大迪公司提交的《协议》上海滨公司公章形成时间与海滨公司在齐商银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海滨公司2018年2月2日加盖的公章）上海滨公司加盖公章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2、对《协议》正文的形成时间与公章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1、不能确定送检《协议》原件上“荣成海滨实业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齐商银行银行承兑协议》原件上“荣成海滨实业有限公司”红色印文形成的先后顺序。2、送检《协议》原件上“荣成海滨实业有限公司”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打印字迹之前。海滨公司、大迪公司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对该《协议》的形成双方是否进行协商，大迪公司提交王源与王永春从2018年10月7日-10月17日之间的微信记录一份、2018年10月17日王永春与王斌的微信记录（视频）一份，共同证明对账的过程及对账的结果，对账的结果就是形成了10月17日的债权确认文件及确定了平账方案。大迪公司所述的10月17日的债权确认文件，系王永春会计王斌发给王源、王源转发给王永春的一份文件，内容为“1、本金600万元；2、600万元借款止18年2月2日利息172.4万元；3、900万元贴息900万元×2.55%=22.95万元，共计793.35万元，已付款20万元+380万元=400万元，欠付款1400万元-795.35万元-400万元=204.65万元。”海滨公司质证认为，对王源与王永春及王斌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微信并不能证明涉案协议的形成过程，该微信的内容说的是王源与王永春个人借款的事与本案没有关系。大迪公司所称的10月17日的债权确认文件是其会计王斌发给王源的，当时王源就询问王斌是什么意思，也没有确认，后来又发给王永春是因为王永春让王源发给她看看，就把王斌发的文件发给她了，双方没有进行确认，也没有按照这个来履行。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审查意见为，首先，大迪公司答辩时称“原告贷款之前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是1400万元到原告公司后必须转入被告公司，然后扣除原告股东王源向被告股东王永春的相关借款700多万元后全部退还给原告”，对该协议的形成过程，大迪公司称是2018年1月30日，海滨公司的王源和会计张某到大迪公司与王永春及公司姓王的会计在大迪公司签订的，是王源和张某拿着公司的公章和王伟的章去盖的，并称当时张英霞也在场，但是未在协议上签字。但之后王永春又陈述，该协议系2018年10月17日王源和张某去大迪公司对账时给她的，且协议上公章、法人章已盖好了，她把会计王斌叫上来把协议给王斌让他盖个公章存档。涉案《协议》中公章及法人章虽然是真实的，但根据双方均无异议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涉案协议中“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打印字迹之前”，而大迪公司及王永春对该协议所形成时间、在场人及形成过程的陈述均相互矛盾，对此大迪公司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无法证明该协议系海滨公司、大迪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大迪公司提交的王源与王永春从2018年10月7日-10月17日之间的微信记录及2018年10月17日王永春与王斌之间的微信记录，王源虽将王斌汇总的文件转发王永春，仅能证明王永春会计单方计算的账目明细，并不能证明王源代表海滨公司确认了该文件，也不能证明双方对《协议》形成进行过协商确认；另外，该《协议》中的内容实际系海滨公司自愿代王源偿还欠王永春的个人借款，该内容系债务加入，而公司承诺债务加入，如果该约定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则应当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确认，而涉案《协议》，王伟并未参与协商，且协议中并没有王伟的签字确认，因此该协议无法证明海滨公司承诺其愿意偿还王源的个人债务；最后，按大迪公司所述2018年10月17日双方已达成协议，其公司所应返还的款项扣除王源所欠王永春个人借款，双方账目已结清，无需再返还。但2018年10月18日、10月19日、10月23日、11月16日大迪公司仍然通过王永春的账户向海滨公司王源账户返还款项，该行为与大迪公司所述自相矛盾，且与常理不符。综上，大迪公司提交的打印日期为2018年1月30日的《协议》，无法证实系海滨公司与大迪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双方协商后签订，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应予采信，大迪公司是否应返还海滨公司款项。海滨公司与大迪公司之间虽然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但双方均认可签订该合同的目的系为了从齐商银行进行贷款。因此该材料采购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该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涉案材料采购合同系无效合同，且海滨公司已于2018年8月向齐商银行偿还了涉案1400万元贷款，因此大迪公司基于该采购合同获得的海滨公司的款项1400万元，应当返还给海滨公司。大迪公司提交2018年1月30日《协议》以证明，海滨公司同意代王源偿还欠王永春的个人欠款外，将剩余款项退还给海滨公司。因海滨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该协议不予采信，即该协议未有效成立，故大迪公司不应按该协议扣除王源欠王永春的个人借款，应当将全部款项返还给海滨公司。根据查明的事实，大迪公司已返还海滨公司562.65万元，另外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银行承兑的贴息费用为2.55%，因此涉案1400万元贴息费用35.7万元，应当从大迪公司应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综上，大迪公司应返还海滨公司8016500元。对海滨公司主张的利息，涉案材料采购合同系无效合同，故大迪公司应自收到款项的同时向海滨公司予以返还，因双方在签订时均明知该合同并非真实履行的合同，目的为从银行取得贷款。因此双方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对海滨公司主张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损失，双方应当各自承担一半。综上所述，海滨公司部分诉请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大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滨公司返还款项8016500元及50%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总额计算方式为，以8016500为基数，自2018年2月2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海滨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475元，由海滨公司负担6559元，由大迪公司负担67916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4100元，由大迪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6年8月12日协议形成的借款合同、收条、银行交易明细原件，证明王源多次向王永春提出借款，相关借款资金多数用于海滨公司（借款用途还农行贷款），王源的资金往来与海滨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存在诸多债务往来，2018年10月17日王源与其公司会计张某到上诉人公司办公室进行对账，对账内容涵盖本协议项下借款，该对账行为充分说明王源与海滨公司财产处于混同状态，后期会计张某的实际“平账”更能充分证明财产混同；证据2.2016年9月5日的借款合同、收条、银行交易明细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借款用途为购买材料；证据3.2017年8月5日的借款合同、收条、银行交易明细原件，证明该证据中借据写明借款人系王源和海滨公司，借款用途为了给海滨公司偿还贷款，而借款合同却注明借款人是海滨公司，保证人是王源，款项是王永春转给齐东小额贷款替海滨公司还贷款，还款时却是王源将款项支付给了王永春，通过该往来的资金走向，及王源在借据和借款合同中的矛盾身份，可以证实王源与海滨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该笔借款的支付方式及还款方式与其它借款的交易习惯完全相符，即由王永春进行出借，王源进行还款。证据4.王源与海滨公司资金往来统计表，证明王源与海滨公司存在大量大金额资金往来，同证据3证明内容。证据5.王永春与海滨公司资金往来统计表（该银行转账流水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明王永春与王源相关借款，王永春实际支付至海滨公司，王永春与王源相关借款，海滨公司实际进行还款，同证据3证明内容。证据6.鞠春丽证人证言，证明王源和海滨实业存在人格混同。证据7.海滨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证明王源曾为海滨公司股东，后将其持有海滨公司股份转让到其丈夫盛军超名下，王源父亲王伟是海滨公司控股股东。证据8.王永春与上诉人债权转让协议，证明2020年1月23日，王永春将其对海滨公司、王源的债权转让给了大迪公司，大迪公司对于海滨公司主张的债权有权要求抵销。另外，申请法院调取王源中国建设银行帐户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的银行流水，证明海滨公司与王源之间存在人格混同。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7，并不是法律上规定的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不发表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公司法规定人格混同是为了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追究相应混同股东的责任。也就是说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滥用人格的股东需要对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责任。而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公司之间的纠纷，显然不能要求公司对股东个人的债务承担责任，上诉人引用该法律规定，系对该规定理解错误和适用错误。何况王源和王永春个人之间的债务也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同时双方的债权债务数额根本没有查清，所以也不存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8所谓的债权转让。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表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涉案2018年1月30日的《协议》应否采信；三、原审第三人王源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虽然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该合同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订立合同仅为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审理本案仍应以该合同为事实基础，超出该合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即使上诉人主张的涉案1400万元贷款性质及用途属于大迪公司、海滨公司、王源、王永春之间民间借贷款项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成立，上诉人可依据借贷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分别规定了债务法定抵销和约定抵销的情形，如前所述，本案系基于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审理，双方互负的债务不同，且主体不同，只有协商一致才可以抵销，单方通知并不能产生抵销的效力。一审判决后，虽然王永春与大迪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永春将对王源、海滨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大迪公司，并在二审中主张抵销，因双方互负的债务不同，不属于法定抵销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关于该协议的陈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微信记录等证据对该协议的认证意见进行了全面分析论述，亦无不当，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关于争议焦点三。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责令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公司股东对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承担责任，否认的对象是债务人的法人人格，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系债权人；且即使被上诉人系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债务人，如同焦点一所述，上诉人关于原审第三人王源与被上诉人存在人格混同的主张，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关于调取证据的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大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916元，由上诉人荣成市大迪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