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1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春艳，女，198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萌，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治勇，男，198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唐春艳因与被上诉人王治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2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春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变更双方2018年11月8日《刑事和解协议》第一条的赔偿金额为20000元，并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230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因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未审查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否显失公平，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由唐春艳向王治勇赔礼道歉并一次性赔偿王治勇因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00)”。该条明确约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的款项为“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也未予查明，属认定事实不清，而显失公平是当事人申请法院变更合同内容的法定事由。二、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声称其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50000元，但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应认定被上诉人构成欺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也存在重大误解，故因受到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签订的协议，依法可以请求变更。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在双方签订和解协议时，被上诉人声称其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50000元，当时为了尽快促成离婚调解，上诉人及其亲友均认为其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故同意了被上诉人提出的赔偿数额。事后，被上诉人没有其因伤遭受了250000元经济损失的凭证，甚至无法说明其损失的具体明细和构成。对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三、上诉人在悲伤过度、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且未参与支付赔偿款的办理过程，赔偿给被上诉人25万元与其实际损失相差巨大，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愿。虽然双方签订协议时在派出所签订的，也有部分亲友在场，但并非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其在场其他亲友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不能代表上诉人本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亲友协助办理支付赔偿款项事宜，是履行基于上诉人因遭受欺诈和重大误解等所签协议的行为。一审法院以签订协议的场所、在场人员等理由，认定协议未违背上诉人本人意思，理由不成立。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视频及证人，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一直在嚎啕大哭，没有看协议就直接签字，情绪处于失控状态，之后因悲伤过度去医院检查（有相关的病历证实），也没有去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事后才得知，有关赔偿款项是其亲友筹借并存入上诉人账户后，其亲友代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所以，上诉人对于资金的来源以及转账过程并不清楚。事后上诉人发现赔偿给被上诉人的250000元是由亲友帮忙筹借的，现需还款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困难和压力。因此，从签订协议到支付赔偿款过程足以证明不能充分体现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因伤产生的经济损失实际上不足20000元，对于合理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同意赔偿，但明显超过实际损失的部分，不应予以赔偿，故上诉人请求予以变更赔偿金额，应予支持。另外，上诉人在此次冲突中也遭受被上诉人的伤害，构成了轻微伤，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对此上诉人将保留追究的权利。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王治勇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得撤销。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的家庭纠纷对被上诉人实施人身侵害行为，造成被上诉人二级轻伤的严重后果，己构成刑事犯罪。为了免于刑事处罚，上诉人想通过赔偿损失的方式力争与被上诉人达成和解，《刑事和解协议》就是在上诉人诚心悔过，愿意通过赔偿被上诉人损失而取得被上诉人谅解的情形下签订的。一审判决是基于对事实全面了解下做出的，程序合法，实体判决得当。二、赔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情合理合法，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系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故意伤害后在城南派出所的主持下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调解协议。上诉人一再强调被上诉人实际的经济损失没有达到250000元，赔偿金额应以医疗单据为准，以上说辞是因上诉人不肯履行约定，刻意回避了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被上诉人的谅解，让被上诉人出具《刑事谅解书》，承诺不予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而不单纯只是民事赔偿。被上诉人收到款项后履行了自己承诺，出具《刑事谅解书》，承诺不予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而今上诉人反悔称协议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签订《刑事和解协议》是出于当事人真实意愿。上诉人强调自己在签订协议时嚎啕大哭，情绪失控，并没有看协议。正因为上诉人意识到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知道这份协议所涉及的问题严重性，才导致情绪无法自抑，上诉人十分清楚这份协议的签订内容与目的。当时签订的场所是在派出所，随行的人员既有亲友，也有公职人员，不存在欺诈、逼迫的行为，上诉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签订了协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变更原、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第一条的“一次性赔偿王治勇因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元）”为“一次性赔偿王治勇因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230000元），并从2018年11月8日起按照年息6%的标准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直至返还全部款项为止（截至起诉之日为138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春艳与被告王治勇原为夫妻关系。2017年10月，被告王治勇向该院起诉要求与原告离婚，经该院判决不准予离婚，2018年5月24日，被告王治勇再次向该院提起离婚诉讼。2018年9月7日23时许，在全州县出租屋内，原告唐春艳与亲友唐荣华等人将被告王治勇打伤，被告王治勇伤后在全州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8年9月13日向全州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案，2018年9月18日，王治勇的人体损伤程度经公安机关法医学鉴定为轻伤二级，2018年9月21日，全州县公安局对王治勇被故意伤害一案立案侦察。2018年11月8日，被告王治勇与原告唐春艳经该院调解离婚。同时，原告唐春艳及其离婚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既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与被告王治勇就公安机关已立案的故意伤害案进行协商，双方在全州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接待大厅内达成和解协议并共同商定起草了《刑事和解协议》，唐春艳与王治勇当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约定：“唐春艳向王治勇赔礼道歉并一次性赔偿王治勇因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50000元整，该款在2018年11月8日一次性支付给王治勇；王治勇在2018年11月8日向全州县公安机关撤回对唐春艳、唐荣华等人的刑事指控，不再追究唐春艳、唐荣华等人的刑事责任……”。该协议签订后，唐春艳的委托代理人王荣以及唐春艳的姨妈王清银一同到银行办理了从唐春艳的账户将协议赔偿款250000元转至王治勇账户的事项；当天下午，王治勇与唐春艳来到全州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双方在该派出所内再次签订《和解协议》,王治勇同时向公安机关出具《刑事谅解书》及《撤案申请书》，申请撤回对唐春艳、唐荣华等人的刑事指控。2019年11月8日，原告唐春艳向该院提起本诉，要求变更双方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数额为20000元、由被告退还赔偿款230000元并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原告唐春艳及其亲友将被告王治勇致伤，公安机关已对其故意伤害刑事案件立案侦察，2018年11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刑事和解协议》，该协议实为自然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在签订刑事和解协议时，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原告亲友均参与了和解协议的商定和起草，协议签订地点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内，从该协议的内容、签订协议时的参与人、签订地点可以看出，原告及其亲友已权衡利弊并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协议的后果，且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该《刑事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协议约定的各自义务。而在该协议签订的当天，双方对协议约定的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即原告按约给付了被告协议的赔偿款，被告也撤回了对原告及其亲友的刑事指控。原告对其主张“遭受被告逼迫、情绪失控，精神几近崩溃，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诉称意见，并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诉称理由不成立。综上，原告要求变更《刑事和解协议》及由被告退还赔偿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春艳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受理费262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的《刑事和解协议》是否应予变更。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上诉人认为自己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且协议显示公平，应予变更。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民事赔偿应以填平损失为基本原则，但涉案协议并非单纯的健康权纠纷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而是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上诉人为取得被上诉人的谅解而签订的和解协议，250000元的赔偿款赔偿的不仅仅是被上诉人因受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上诉人为了达到刑事和解目的从而免于刑事处罚而愿意支付被上诉人的相应对价，涉案协议并没有显失公平，签订协议时上诉人的亲友及诉讼代理人均在场，是双方充分协商考虑后的一致意见，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被上诉人已经根据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即向公安机关出具《刑事谅解书》和《撤案申请书》，上诉人也应该相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支付250000元赔偿金，其主张变更赔偿金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春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春弟 审 判 员 张 鹏 审 判 员 李文练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毛雪梅 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