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326行初3号原告：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淅川县九重镇刘沟村。法定代表人：赵玉典，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茂永、曹仕毅，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淅川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淅川县南阳路。法定代表人：赵有法，系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万国锋，系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育，系该局矿产站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山，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淅川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2月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茂永、曹仕毅，被告的出庭负责人万国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育、王青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8月20日，淅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没收违法所得1138040元（违法所得计算依据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并处违法所得50%罚款（计569020元）。两项合计1707060元。2、自觉修复矿山植被和生态环境治理。原告诉称，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于原告《采矿许可证》延续申请在有效期期满后逾期未作决定的，法律规定是视为准予延续，应视为原告已经取得了采矿许可权，原告开采行为已经合法，而不是非法。其次，2017年10月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中明确显示有效期是2015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也说明了颁证机构已经追认了原告的采矿有效期限是自2015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这期间的开采并非是无证开采，更不是未经批准。再次，《决定书》以“该公司在2018年《采矿许可证》（副本）中备注‘有效期内按规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不得动用储量’的情况下……属越界开采行为”错误。二、南阳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开采非法的依据。首先，《情况说明》是具有确认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该行为是对原告公司采矿权予以否定，涉及到原告合法权益却没有向原告送达和告知，也没有给原告行使申辩权的机会，所以，该《情况说明》认定行为不能作为案件事实有效依据；其次，该《情况说明》与其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内容如许可开采的有效期限、开采矿种、生产规模、矿区面积、矿区范围相违背；如果《许可证》需要撤销或者吊销的话，颁证机构应当依据法定程序处理，而不能以《说明》的方式纠正处理；再次，原告申请延续2018年《采矿许可证》一案现正在诉讼期间，如果法院准许延续，即可证明原告至今仍然具有采矿权，所以，在诉讼案件没有结论的情况下，任何机构无权对采矿的合法性予以否定。最后，《情况说明》中提到的“淅川县丹江风景名胜区与孔山钒矿重叠”之事也不能成立。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豫建规【2018】6号）《关于加强推进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淅川县丹江平桥区震雷山……等风景区，批准设立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以来，至今未编制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说明淅川县丹江风景名胜区的具体方位、四至边界等事项至今并没有确定。相反，淅川县人民政府、淅川县丹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2018年8月组织编制的《丹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8-2045年）》绘制平面图显示，孔山钒矿距拟编制的丹江风景名胜区距离相隔3184米。说明，声称淅川县丹江风景名胜区与孔山钒矿重叠不仅没有依据，而且与编制单位的规划相违背。三、政府每年定时对原告采矿量进行动检，原告按照动检结论缴纳矿权收益以取得矿产权，包括2018年政府在动检后，原告公司还依照政府通知足额缴纳了矿权收益，至此，矿区333、334矿产权收益原告公司已经足额缴纳。既然缴纳了出让金，那么即已取得了矿产权。而且，多年来，公司开采行为始终有政府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从没有受到过政府干预和制止，这说明政府对钒业公司采矿行为是认可的、准许的，也说明政府在与钒业公司正常进行着行政征收、有偿许可交易，如果认定原告为属违法开采，实际是对原告财产权的否定。四、《行政处罚决定书》采矿量计算错误。1.2016年至2017年10月既然不是非法采矿，那么，期间的采矿量就不能计入非法开采量；2.2018年10月动检量中包含有2017年11、12两个月的采矿量。这两个月的采矿量在有效期内，同样不能计入“越界开采”的采矿量。五、既然认定事实错误，那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就当然错误。六、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律依据不足、超越职权、程序违法。首先，如果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已经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在司法机关对该违法犯罪行为未作出最后处理之前，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就没有了管辖权，否则构成法律依据不足、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其次，2019年8月20日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程序违法。被告就《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说的违法行为，曾经于2019年7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于2019年7月9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赵玉典送达了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主体是赵玉典，赵玉典以被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和被处罚主体与在先被告知的被处罚主体不一致为由提出复议，被告遂于2019年8月19日以处罚主体错误向行政复议审查机关作出淅自然资撤字【2019】第0302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此，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归于作废，在此情况下，曾经送达的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然同时作废。事后，被告于2019年8月20日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再一次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仍然应当履行告知义务，然而，被告却在该处罚决定书中继续引用2019年7月2日向原告送达的已经作废的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代替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这显然违反程序。再次，被告认为原告于2016年构成非法行为，但是，被告于2019年7月开始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2年的除斥期间，程序违法。故诉请撤销被告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事实。1、2019年8月20日淅自然资罚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组证明涉嫌刑事案件已经交南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立案侦查，淅川县公安局已经在配合调查，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期间。被告行政行为违反程序规定。2、淅自然移【2019】第302号《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3、《案件接受回执》4、关于玉典钒业有限公司涉嫌构成非法采矿罪案件移送情况《案件移送追记》。5、淅川县公安局淅公（治）拒通字【2019】10394号《拘留通知书》证明：玉典公司职工栢湘华为该案被刑事拘留（现在取保候审）、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期间的事实。6、2019年7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7、2019年7月9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赵玉典送达了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8、2019年8月19日自然资撤字【2019】第0302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三组、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认定原告非法采矿事实错误。9、《采矿许可证》3份证明：原告采矿权有效期自2010年2月18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没有中段。10、淅川县国土资源局2019年2月18日《关于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孔山钒矿延续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对原告2018年期间的采矿权是认可的并同意上一级机构对采矿权予以延续。11、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对原告在自2010年2月18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的采矿权是认可的。该判决书对原告在该案中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并采纳。被告辩称，一、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原告在孔山矿区实施采矿，其采矿许可证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2016年1月—2017年9月期间，原告没有采矿许可证，但原告却实施了采矿行为。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有：一、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南阳市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如下“南阳市纪委：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公司孔山钒矿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期间，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在此期间的开采行为视为无证开采，属非法采矿”；二、原告公司历年所作动态检测报告及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备案，报告和备案显示，原告于2016年1月—2017年9月在孔山矿区实施了采矿行为，2016年实际采出矿石量6.4万吨，2017年1月—9月采出矿石量5.85万吨；三、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该报告确定的矿石价款为9.2元/吨。2、原告认为，被告依据2018年《采矿许可证》副本中备注：有效期内按规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不得动用储量’认定原告非法开采。该认为是错误的，被告对原告2018年采出0.12万吨矿石的行为予以处罚，是因为该0.12万吨矿石不在设计开发利用方案中，是未经有偿处置禁止开采的矿产品。处罚决定书提及2018年《采矿许可证》副本中的备注，意在强调原告不但明知不能越界开采，并且被明确告知不能越界开采的情况下，仍然越界开采的主观故意。综上，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了原告非法采矿的事实、期间、数量、价款等事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告缴纳矿业权收益和原告被处罚不矛盾。原告认为，自己补缴矿业权出让收益的行为和认定其违法采矿相矛盾。该认为实属错误，采矿权出让收益征收，是发证机关根据历年动态监测报告和申请人编制开发利用方案，综合技术参数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征收行为；而行政处罚，是对申请人违法行为的追究，两者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没有矛盾。原告补缴矿业权出让收益收不到否认其非法采矿的效果，更不会发生阻碍被告处罚原告的效果。三、处罚决定书计算的采矿量正确1、根据原告诉状，其承认处罚决定书关于2016年1月——2017年9月采矿量的计算，只是根据自己的论述，这个期间的采矿行为不是非法的，所以这个期间的采矿量不能计入非法采矿量。同理，答辩人根据答辩人的论述，原告这个期间的采矿行为是非法的，所以这个期间的采矿量计入非法采矿量也是应有之理。2、被处罚的2018年的0.12万吨采矿量，是根据2018年动态监测报告数据认定的，是原告开采的未经有偿处置禁止开采的矿石量，并不包含2017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采矿量，原告认为包含2017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采矿量，是认识错误。所以，处罚决定书关于处罚的采矿量的计算是正确的。四、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收集了原告确实充分的违法证据后，依据《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河南省实施矿产资源法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对本案原告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0%的罚款处罚，适用法律清楚正确，并无不当。五、被告在处罚决定作出后全案移交公安机关，是符合程序规定；被告存在笔误，把赵玉典改为原告就可以了，之前手续一直是对准原告。综上，被告作出的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一、第一组证据1.1、编号266号的立案呈批表；1.2、编号302号违法线索登记表；证明：该案系县纪委监委交办案件。二、第二组证据2.1、对原告办公室主任马强的调查询问笔录；2.2、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原告非法采矿事宜对南阳市纪委作出的《情况说明》；2.3、原告2016年、2017年的矿山动检报告；2.4、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证明：原告违法采矿的期间、数量、价款等事实。三、第三组证据3.1、编号为淅自然资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告知书；3.2、编号为淅自然资听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3.3、向原告送达淅自然资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告知、淅自然资听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时，拒收现场照片；3.4、向原告送达淅自然资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告知、淅自然资听告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四、第四组证据4.1、违法案件审理笔录；4.2、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4.3、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4.4、向原告送达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拒收现场照片；4.5、向原告送达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五、第五组证据5.1、淅自然资移2019第302号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5.2、案件接受回执；5.3、案件移送追记。证明：被告认为原告非法采矿构成犯罪，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8条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六、第六组证据6.1、淅自然资催字2020第302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6.2、淅自然资催字2020第302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的送达回证；6.3、淅自然申2020第302号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原告未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义务，经催告仍未履行，被告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一、采矿许可证正副本。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许可证中被告声称证明方向有异议：首先，2017年10月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中明确显示有效期是2015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也说明了颁证机构已经追认了原告自2015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的采矿有效期限，这期间的开采并非是无证开采，更不是未经批准。其次，2015年的采矿许可证延续申请是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出，延续申请虽然是2017年10月批准颁发，但是，依据法律规定不影响许可证的有效性（见前述）。再次，2018年《采矿许可证》（副本）中备注的‘有效期内按规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不得动用储量’不能认定为属越界开采行为”。将许可证副本上小字批注的“不得动用储量”理解为禁止开采与《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大字内容相矛盾，与采矿许可的行政许可行为相违背；许可证（副本）中批注的小字效力低于大字、不能对抗大字的内容，如果不得开采储量的话，违背《采矿许可证》本意；在证件内容存在理解争议的情况下，原告公司有权执行有利于原告公司利益的许可行为，原告公司依据行政许可发生的采矿行为，其法律后果不能归责于原告，不能以许可证批注的小字内容作为处罚原告的依据；原告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权利，不能撤销和限制。被告声称的备注小字内容实际是变相撤销许可，该撤销行为未经法定程序没有法律效力，并且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所以说，2018年《采矿许可证》已经颁发，原告即取得开采权，《采矿许可证》（副本）中‘有效期内按规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不得动用储量’的备注是无效的。2、南阳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开采非法的依据。首先，该《情况说明》与其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内容如许可开采的有效期限、开采矿种、生产规模、矿区面积、矿区范围相违背；其次，该《情况说明》是对原告公司采矿权的撤销，涉及到原告合法权益却没有向原告送达和告知，也没有给原告行使申辩权的机会，如果《许可证》需要撤销或者吊销的话，颁证机构应当依据法定程序处理，而不能以《说明》的方式纠正处理；再次，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行初53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判决责令南阳市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对钒业公司采矿许可证申请延续限期做出，即可证明原告至今仍然具有采矿权。最后，《情况说明》中提到的“淅川县丹江风景名胜区与孔山钒矿重叠”之事也不能成立。以上《判决书》也已经说明。3、对证据3《储量核实报告》、4《采矿权收益评估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两个证据与本案焦点没有关联性。他们是对矿产出让收益的评估问题，是涉及原告要交纳出让收益多少的问题，与有没有采矿权没有关系。二、原告对被告2019年8月20日淅自然资罚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外使用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2019年7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2019年7月9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赵玉典送达了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作废无效。见2019年8月19日自然资撤字【2019】第0302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淅国土罚听告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听证告知书》、《处罚决定书》拒收现场照片不能显示是被告在送达文书、送达什么文书、是否存在拒收的事实，而且时间是打印的，不能反映照片原本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同时也不能证明被告有效送达的事实。3、《送达回执》不真实。既然拒收不能证实，回执记载的内容当然不实。4、犯罪案件移送书、移送案件回执、案件移送追记、催告书、催告书送达回证、强制执行申请书与本案没有联系。5、在2019年8月20日淅自然资罚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有的证据是该案行政行为的依据，除此之外被告《证据目录》中其他证据均不能作为被告处罚依据使用。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2、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行政处罚相对人是公司，我们移送的犯罪行为是实际采矿人个人，是不同的行政处罚主体；3、第三组证据三份采矿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2月18日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我们处罚是没有持证开采，而不是因风景名胜区开采，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身不否认采矿许可证记载的有效期，处罚的是有效期间没有持证开采的行为。本院认为，鉴于原告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正在司法程序中，本案中不宜对涉案事实性证据作出过多认定，故对本案证据的效力暂不作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因淅川县纪委监委交办，2019年6月30日，被告淅川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涉嫌违法采矿立案调查。2019年7月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9年8月20日，被告作出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17日，被告向淅川县公安局移送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开采矾土矿案。另查明，2019年5月30日，淅川县公安局作出淅公（治）立字[2019]11007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目前正处于侦查阶段。本院认为：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1]8号）第一部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的第（三）项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交案件的全部材料，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且移送时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淅川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30日对淅川县玉典钒业有限责任公司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淅川县公安局立案后案件已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淅川县公安局移送案件。被告应等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决定是否作出行政处罚，才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在公安机关对涉案违法行为刑事立案后，刑事案件尚未结案的情况下，对被告作出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对该处罚决定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淅川县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的淅自然资罚决字[2019]第302号行政处罚决定。诉讼费50元，由被告淅川县自然资源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文彬审判员  靳晓英审判员  谢蕊娜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王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