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飞琴，女，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卫东，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洁，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天福，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泮慧琴，曾用名潘伟琴，女，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文涛，男，199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锐，浙江精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因与被上诉人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仙居县人民法院（2020）浙1024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飞琴、郑卫东上诉请求：1、撤销仙居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1024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程序错误。 1、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了鉴定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却未进行鉴定，显属程序错误。本案中，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死者戴雪云的住院病案显示，主要诊断为左侧基底节脑出血，基底节脑出血系内部出血，多因高血压所导致。也就是讲事发当天，戴雪云因自身高血压原因致先晕后摔倒。为了查明这一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戴雪云的死因以及摔倒受伤与死亡之间的参与度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未予鉴定即作出判决，明显系程序错误，且由于没有鉴定也无法查明戴雪云的真正死因。 2、一审法院未追加本案的相关利害关系人郑梅兰参与诉讼明显存在程序错误。本案中与上诉人发生承揽关系的系郑梅兰，而且本案中死者戴雪云系郑梅兰擅自联系叫来，戴雪云与上诉人从未曾有过意思联络，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上诉人与戴雪云之间系承揽关系，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仅与郑梅兰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而与戴雪云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即使赔偿也应当由承揽人郑梅兰进行赔偿，但一审法院却未依法追加本案重要利害关系人郑梅兰参与诉讼，显属程序错误。 3、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并未完全调取，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存在程序性错误。由于本案死者戴雪云存在自身疾病，且根据住院病案显示戴雪云的死亡系因自身原因所致，病历中明确第一诊断为基底节脑出血，基底节脑出血是戴雪云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戴雪云的死亡系其原发性脑出血而非外伤性脑出血引起。故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调取证据进行因果关系鉴定申请，申请调取的证据共有6项，但是一审法院仅调取其中1项即小区监控及派出所笔录，剩余5项申请并未进行调取，上诉人申请取证系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及戴雪云的死因，对于案件的审理必不可少，但一审法院却未调取也未说明不予鉴定的理由，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即作出判决，不但存在程序错误且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 4、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上诉人宣判时间。一审法院在向上诉人寄送民事判决之前，从未向上诉人告知宣判的时间及地点，存在审判程序错误。 5、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并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所定案由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0%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上诉人与郑梅兰之间约定的报酬是150元/天，并非150元/人/天。2019年9月21日上诉人与郑梅兰联系打扫卫生，并告知郑梅兰系跃层房屋，当时约定做一天报酬150元，但是郑梅兰提出跃层一天不够要二天，故而上诉人同意按两天的工时计酬，但是并没有约定是150元每人每天，一审裁判的表述容易引起歧义，让当事人误解为上诉人邀请戴雪云来工作。 2、一审法院认定误工费按182元/天计算系认定错误，按城镇标准计算也不合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戴雪云工作时的报酬不会超过150元/天，但是在判决时对于误工费却按182元/天计算，这与一审认定的事实明显存在矛盾。戴雪云的户籍在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 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房屋内未安装楼梯踏板和楼梯护栏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房屋不存在安全隐患，法律不能强人所难！首先，上诉人房屋本身就是未装修完毕的房屋，楼梯护栏及踏板只能在卫生打扫完毕、大件家具搬进去后才能安装，否则像床等大件家具无法搬运。其次，未安装楼梯护栏及踏板的现状在郑梅兰、戴雪云走进房屋后就能一目了然，其理应尽到注意义务。再者，郑梅兰与戴雪云是常年从事家政打扫的，对于各种各样环境下的打扫需要注意哪方面应当明知。最后，戴雪云并未在上下楼梯的过程中摔倒，谈何安全隐患。打个比方说，要是在擦窗户玻璃的时候摔下受伤或者死亡，难道也是因为上诉人未在地面铺安全气垫、未安装防护栏板等安全隐患造成的吗？这显然应当不是，而且本案中很明显死者戴雪云已经到达跃层二楼，没有安装踏板对戴雪云不构成危险，那么到了跃层二楼，当时戴雪云已经将工具袋放在窗口边了，说明戴雪云系在窗户边搞卫生，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戴雪云是在刚开始干活不久就掉下来的，而当时未安装护栏的部位并不是打扫的位置，故未安装护栏并不是安全隐患。本案戴雪云摔下楼系因其自身高血压等疾病引起基底节脑出血，导致晕倒后摔伤所致。同时上诉人的房屋处于装修整理阶段，戴雪云是基于郑梅兰的要求过来打扫卫生，而不是上诉人邀请过来作客的。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0%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所存在的法律关系属于承揽关系，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上诉人作为定作人是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人有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在上诉人未进入房屋时郑梅兰与死者戴雪云已经到达房屋开始卫生打扫，而且在上诉人刚开门进入时戴雪云就已经摔下楼，可以说明上诉人不存在指示郑梅兰或者戴雪云的具体工作，而是由该两人自行安排。一审查明死者戴雪云系郑梅兰擅自叫来，那么本案根本不存在上诉人选任戴雪云的问题，而是郑梅兰存在选任过错，其与戴雪云系朋友常年一起帮人打扫卫生，郑梅兰应当了解戴雪云的身体状况，由于郑梅兰选人不妥，身患高血压的戴雪云在打扫卫生过程中因自身疾病突发脑基底节出血先晕后摔倒导致死亡，该赔偿责任应当由郑梅兰予以承担，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明显错误。 综上，上诉人因自身房屋卫生打扫需要与郑梅兰建立了承揽合同关系，报酬也是直接支付给郑梅兰，也不会向戴雪云支付报酬。郑梅兰擅自叫死者戴雪云参与打扫，戴雪云与郑梅兰之间形成一种法律关系，上诉人与死者戴雪云不发生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定作人仅是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存在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指示、选任的过错，而且所要打扫的房屋是郑梅兰及死者戴雪云明知的未装修完的现状，戴雪云的受伤也未发生在上下楼梯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一审所认定的安全隐患。另外，一审认定的损害赔偿费用计算也不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辩称，蒋飞琴、郑卫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给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82994.32元，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死者戴雪云系原告潘天福的妻子，原告泮慧琴、潘文涛的母亲。两被告系夫妻，有位于仙居县跃层房屋一套。戴雪云与郑梅兰经常互相联系，一起在外做家政保洁工作。 2019年9月21日，因上述房屋新装修后准备入住，被告蒋飞琴电话联系郑梅兰为其房屋打扫卫生，约定报酬为每人每天150元。9月22日上午7时20分左右，郑梅兰与戴雪云一起自带部分工具到两被告家打扫卫生，比被告蒋飞琴早到了十几分钟，先在跃层中的上面一楼干活，刚开始干活不久戴雪云就从楼梯口掉落到下一楼。被告蒋飞琴发现戴雪云摔倒即电话联系救护车，将其送到仙居县人民医院治疗。事发时，两被告家房屋内底楼通往上楼的楼梯踏板尚未安装，楼梯口没有安装护栏。 戴雪云被送到仙居县人民医院治疗后，诊断为左侧基底节出血伴破入脑室、右额叶脑挫伤、左侧硬膜下血肿、左顶部硬膜外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血肿、脑疝、颅底骨折、右额骨骨折、头皮裂伤、C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高血压病、糖尿病等，住院治疗至2019年10月8日，因医治无效死亡。 戴雪云的户籍在大战乡桐员村，其丈夫（原告潘天福）于2010年8月10日在仙居县购买了房屋，全家在城镇居住生活。 戴雪云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60182元/年×20年）、误工费2912元（16天×182元/天）、护理费2912元（16天×182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16天×30元/天）、医疗费72349.63元、交通费酌情确定为160元、丧葬费33216元，合计1315669.13元。精神抚慰金酌情确定为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戴雪云经郑梅兰联系一起到两被告家打扫卫生，并已经在两被告的房屋内工作，系为两被告提供保洁服务，应予认定。该打扫卫生行为以完成房屋的保洁工作量为目的，交付的标的不仅仅是劳动，而是劳动成果，完成工作量后不受其他管理，双方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戴雪云不慎从楼梯口掉落到下一楼，造成身体受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事实清楚。两被告的房屋内未安装楼梯踏板和楼梯口护栏，明显存在安全隐患，两被告却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也没有向承揽人指示预防，存在过错，依法应对戴雪云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戴雪云平时专门从事保洁工作，会经常面对不同的工作环境，应当具备比一般人更强的安全防范意识，而其却在工作中不注意自身安全造成损伤，有较大的过错，应负主要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戴雪云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认定为1315669.13元，酌情确定由两被告赔偿20%，计263133.83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由两被告赔偿。两项合计269133.83元。根据仙居县人民医院的死亡记录，戴雪云的死亡诊断有十几项，两被告以其中一项“基底节脑出血”为由，认为戴雪云的人身损害系自身疾病引起而进行抗辩，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蒋飞琴、郑卫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因戴雪云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269133.83元；二、驳回原告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8元，减半收取1789元，由被告蒋飞琴、郑卫东负担789元，由原告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负担1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本案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分担？ 对于争议焦点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主张，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戴雪云的死因以及摔倒受伤与死亡之间的参与度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却未予鉴定即作出判决，明显系程序错误，且由于没有鉴定也无法查明戴雪云的真正死因。上诉人是与郑梅兰发生承揽关系的，戴雪云与上诉人从未曾有过意思联络。一审法院未追加本案的相关利害关系人郑梅兰参与诉讼，明显存在程序错误。本院认为，经案外人郑梅兰洽谈好业务后，受害人戴雪云随同郑梅兰为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提供保洁服务（打扫新房屋卫生）。在工作过程中戴雪云从楼梯口摔下致颅脑损伤，经开颅术住院治疗8天后出院转至脑外科进一步治疗，戴雪云在仙居县人民医院又住院治疗8天后不治身亡。本案事故发生时郑梅兰和蒋飞琴就在现场附近，事发后仙居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询问了郑梅兰和蒋飞琴，排除了戴雪云遭受故意伤害的可能性。本案戴雪云在打扫卫生过程中摔伤经住院治疗16天后死亡，事实清楚。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基于“戴雪云先晕后摔倒”的猜测，要求对戴雪云的摔伤与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相应的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案事故与受害人戴雪云自身过失和工作环境安全保障差等有关联，而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却以其仅与郑梅兰洽谈过保洁事宜为由要求追加郑梅兰参与诉讼，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对于争议焦点2，本案事故责任如何分担？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主张，楼梯护栏及踏板只能在卫生打扫完毕、大件家具搬进去后才能安装。上诉人房屋本身就是未装修完毕的，不存在安全隐患。未安装楼梯护栏及踏板的现状在郑梅兰、戴雪云走进房屋时就能一目了然，郑梅兰、戴雪云理应尽到注意义务，上诉人无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事故现场为一处刚装修待入住的新房屋，楼上的楼梯口未安装护栏也未设置警示标志，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让戴雪云在工作环境存有安全隐患的跃层二楼打扫卫生，存在指示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由其对被上诉人潘天福、泮慧琴、潘文涛的合理损失承担2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另外，对于误工费，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主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戴雪云工作时的报酬不会超过150元/天，但是在判决时对于误工费却按182元/天计算，这与一审认定的事实明显存在矛盾。本院认为，戴雪云生前无固定工作，其工资报酬并不固定，一审法院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基本得当。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主张，戴雪云的户籍在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本院认为，受害人戴雪云居住生活在城镇，并在城镇承揽临时性工作，其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其生活消费与城镇紧密关联。故一审法院将戴雪云的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蒋飞琴、郑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78元，由上诉人蒋飞琴、郑卫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陈 茜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张 跃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