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男，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枞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宁，江苏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园缘，江苏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男，1989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南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原审第三人：浙江科宁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同心村综园路1188号。 法定代表人：宁慧敏。 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原审第三人浙江科宁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3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某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店铺转让协议签订的对价包括可以持续经营及潜在客户。周某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经营汽车维修，其所支付的230000元，除去“剩余租金、水电费”10000元以及机器设备数万元外，剩余近200000元，是该处可持续经营汽车维修业务以及潜在客户的价值，该200000元的对价无法实现，对周某显示公平。2.涉案店铺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已成客观事实。房东以房屋拆迁为由，要求周某搬离，一审法庭调查发现该处房屋产业升级，由第二产业改为第三产业，不论何种原因，都导致周某无法继续在涉案房屋中经营汽车维修。3.涉案协议签订过程中，梁某存在诸多欺诈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不存在欺诈情形，明显认定事实不清。4.梁某不存在代理案外人赫某与周某签订涉案合同的情形。如果梁某是赫某的代理人，其完全没有必要与赫某倒签《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5.涉案店铺转让协议符合可撤销的条件，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予以撤销。 梁某辩称，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中梁某提交了追加当事人申请，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同意。其没有拿230000元，不同意周某的上诉请求。周某已经经营了八个月，按照经营收益一个月30000元计算，已赢利240000元，这样也不应该退230000元。店铺转给周某的时候，店铺里的机器设备、租房押金、剩余房租约120000元。 科宁公司未陈述意见。 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周某、梁某之间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2.梁某返还周某23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4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10月13日为69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赫某曾向科宁公司承租了位于湖州市南浔区间朝风顺路店面由用于经营汽车修理店铺，租期至2019年7月30日，年租金70000元。后赫某、梁某与科宁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赫某将湖州市南浔镇风顺路18号8间朝风顺路店面租赁期限内的使用权以21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梁某，该补充协议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3日，梁某与周某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梁某将自己位于间店铺（原为：宇辉汽车服务）转让给周某使用；梁某已签订了租赁合同，租期到2019年8月7日止，年租金为70000元，租金为每年交付一次，并于约定日期提前一个月交至房东。店铺转让给周某后，周某同意代替梁某向房东履行原有店铺租赁合同中所规定的条款，并且每年定期交纳租金及该合同所约定的应由梁某交纳的水电费及其他各项费用；转让后店铺现有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周某所有，租赁期满后房屋装修、营业设备等均归周某所有；周某在2019年4月15日前一次性向梁某支付转让费共计230000元，上述费用已包括前述的装修、装饰、设备及其他相关费用（剩余租金，预付水电费10000元），此外梁某不得再向周某索取任何其他费用。 在与周某签订该《店铺转让协议》之前，梁某曾叫来一位据说是房东的人与周某见面，但双方未作具体协商，亦未签订书面协议，后梁某与周某确认，该人并非房东。 科宁公司位于褚家漾区域企业土地收储范围，在该区域土地收储过程中，科宁公司申请俗称“退二进三”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至2019年10月24日，已经过相关前期工作，划定规划蓝线，科宁公司已做出设计方案，正等待南浔规划分局进行初审。 周某在协议签订后发现案涉店铺需要拆迁（实际为“退二进三”），店铺后续无法长期经营，且认为在签订时梁某存在欺诈行为，协议显失公平，故要求梁某返还转让费，双方协商未果，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梁某在与周某签订《店铺转让协议》时是否欺诈行为。梁某陈述其系受赫某委托代赫某转让案涉店铺，与赫某、科宁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受赫某胁迫后签订，且签订时间在与周某签订之后，该补充协议上的2019年4月1日系倒签的陈述，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作出撤销该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而赫某、科宁公司的工作人员均表示补充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倒签时间，故可以认定该补充协议的效力。由此，可以认定梁某与周某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代理问题。退一步讲，即便补充协议系倒签的，梁某在与周某签订协议时为隐名代理，则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可知，在前期的协商过程中，梁某已向周某披露了相关信息，现周某选择起诉梁某，亦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无法据此认定梁某隐埋店铺的真实所有者与周某签订《店铺转让协议》存在欺诈。 关于梁某是否明知店面要“拆迁”这一情况，案涉店铺所在位置处于褚家漾区域企业土地收储范围，科宁公司申请“退二进三”等情况系在该院依职权向褚家漾区域企业土地收储指挥调查取证后才明确，事实上在此之前，双方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周某亦无确切证据证明梁某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科宁公司的情况而存在欺诈行为，但梁某在未向房东了解具体情况的时候，即在微信中告知周某不会拆迁，对周某后续选择签订《店铺转让协议》具有一定影响，存在一定过错。 其次，关于周某在签订案涉《店铺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所谓重大误解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周某签订协议时虽对案涉店铺即将拆迁或“退二进三”并不知情，但其在协议签订前，周某曾向梁某问起过相关问题，虽可能受梁某关于“店铺不会拆迁”承诺的误导，但其签订转让协议后即取得了店铺的经营权，并未与其意思相悖，且未有证据表明，其因此造成了较大损失，故周某主张案涉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不予支持。 所谓显失公平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店铺转让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期间，未有证据证明周某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且周某在庭上亦认可，如店铺能长期经营，该转让价格是合理的。目前其主张价格显失公平，系因店铺无法继续承租，但周某转让店铺系用于继续经营，经营必然存在一定商业风险，长期经营也可能带来亏损，且协议明确该店铺的租期至2019年8月7日到期，梁某虽带来了所谓的房东，可能对周某的决定产生一定影响，但周某在协议明确约定“同意代替梁某向房东履行原有店铺租赁合同中所规定的条款”的情况下，未查看梁某与房东之间的“原有店铺租赁合同”，未与房东签订书面续租合同，未考虑相关风险，即草率与梁某签订该合同，亦存在一定过失，应自行承担相应投资风险，故周某关于案涉协议显失公平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周某签订《店铺转让协议》的目的即为取得案涉店铺的经营权，协议签订后周某支付了全部价款，并立即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并取得了店铺的经营权，至于合同目的还应包括长期经营的问题，双方并未就合同长期经营的时间作具体约定，实际上，目前周某经营店铺已经八个月，应认定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周某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 综上，周某要求撤销案涉《店铺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但《店铺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店铺转让价格230000元包含装修、装饰、设备及其他相关费用，双方只明确了剩余租金，预付水电费30000元，其余并未逐项明确，双方在庭审中也未能给出一致陈述，根据同一门市房前、后手承租人之间转让门市房收取转让费的民间交易习惯，转让费不仅包括原承租房屋装修及添附、设备等可见的费用，还包括获取该门面客流、经营环境、经营期限等无形资产的费用，是对门市房所附着的潜在商业价值的补偿。周某承担转让费用的前提是享有该费用所带来的一定的价值，现案涉店铺已明确将进行“退二进三”，周某面临即将搬迁店铺的情况，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综合考量《店铺转让协议》的性质、转让费的金额及构成、周某已经实际取得的设备、实际使用的期限、梁某在双方签订《店铺转让协议》时存在诸如不知情的情况下保证“不会拆迁”等过错，酌定梁某向周某返还转让费30000元。 综上，周某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依法驳回。双方各自主张的其他意见与一审法院认定不一致的，均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梁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周某转让费30000元；二、驳回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54元，减半收取2427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合计诉讼费4197元，由周某负担3488元，由梁某负担709元。 本院二审期间，周某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材料谈话笔录一份，拟证明案外人赫某早就知道涉案房屋要拆迁，恶意转让店铺，梁某对此明显知情，对周某隐瞒相关拆迁情况，并通过找假房东、倒签协议等方式来欺诈周某。经质证，梁某认为并不存在欺诈行为，谈话笔录系周某引诱其陈述，当时说好谈话笔录不做为诉讼证据使用，不会向法庭提交；科宁公司未质证。经审查，在制作该谈话笔录时，周某确实有“本谈话笔录不做定案依据”的承诺，本院认为该证据为一审判决后形成，其内容显示双方有明显的调解意愿，系双方为达成调解方案形成的记录，且周某也承诺该谈话笔录不做定案依据，现周某在二审中又将该笔录向法庭提交也违背了诉讼诚信原则，故本院不予采信。 梁某、科宁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一、涉案店铺转让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二、梁某应返还周某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周某上诉主张梁某存在欺诈行为，涉案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涉案协议显失公平，对价无法实现，故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关于梁某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周某主张梁某存在以下欺诈行为：一是找人冒充房东，二是冒充店铺承租人，三是倒签《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本院认为梁某无论是否倒签《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其既然已得到涉案店铺原承租人赫某的转让权利，便表明其系涉案店铺的有权转租人，即无论该节事实是否成立，均不能构成欺诈；至于找人冒充假房东一节，本院认为，转租合同的签订，按常理应查看原承租合同，周某既未查看原承租合同，也未与该“房东”签订续租合同，该节事实虽系梁某的过错，尚不足以导致周某贸然签订涉案协议，虽对周某有一定影响，但达不到欺诈周某签订协议的程度。综上，周某上诉主张梁某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协议是否无法继续履行。周某与梁某签订涉案协议后，周某立即接受了机器设备，并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涉案店铺的经营权，就该店铺是否能长期经营的事项双方并无约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无不当，周某上诉主张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周某提出该项上诉主张，系基于涉案店铺无法继续经营，但事实上周某已经经营了八个月，且签订协议时，双方明确约定该店铺的租期至2019年8月7日，其应当预见到承租该店铺必然存在一定风险，故周某提出的该项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周某要求撤销涉案协议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约定店铺转让费230000元，并约定该费用包含装饰装修、机器设备、剩余租金、预付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一审中，双方已明确剩余租金和预付水电费计10000元，二审中，周某也确认店铺中留有机器设备价值数万元。周某又实际经营了八个月后，涉案店铺现已经被出租人科宁公司收回。鉴于店铺转让费不仅包含双方约定的各项费用，还应当包含长期经营利益的商业价值，造成周某无法长期经营的结果与梁某曾保证涉案房屋“不会拆迁”具有一定关系，一审酌定梁某返还周某转让费30000元与230000元的总转让费相较，显然过低。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涉案协议时，梁某的过错行为确实对周某无法长期经营造成影响，综合考虑梁某的过错程度以及周某的实际经营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平衡双方利益，本院调整为梁某返还周某转让费70000元。 综上所述，周某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3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 二、梁某返还周某转让费7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854元（已减半），减半收取2427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合计诉讼费4197元，由周某负担2957元，梁某负担1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03元，由周某负担3552元，梁某负担8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丽琴 审判员  徐 晶 审判员  沈筱婕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管福生 书记员谢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