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再2号原审抗诉机关：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诉人）：重庆市朋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693928038U。住所地：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云江大道815号。法定代表人：张同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发东，重庆竞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曼弄枫兴旺建筑器材租赁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800MA6LWBR89N。住所地：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曼弄枫村。经营者：黎涛，男，汉族，1980年12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睿，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第三人：李兴重，男，汉族，1970年4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云阳县。再审第三人：郑新军，男，汉族，1980年6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仁寿县。景洪市人民法院审理原审原告曼弄枫兴旺建筑器材租赁部（以下简称兴旺租赁部）与原审被告重庆市朋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达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云2801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朋达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7）云28民申83号民事裁定驳回朋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后朋达公司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版纳州检察院）申诉，版纳州检察院作出西检民（行）监[2018]5328000001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云28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景洪市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景洪市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追加了李兴重、郑新军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云2801民再1号民事判决。朋达公司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同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发东，被上诉人兴旺租赁部的经营者黎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睿，原审第三人李兴重、郑新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版纳州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原审审判程序错误，未依法向朋达公司送达开庭传票、判决书等诉讼文书。二、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兴旺租赁部与朋达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对账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朋达公司仍继续使用租赁材料，此时双方为不定期租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租赁合同，但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朋达公司不能返还租赁物或租赁物已经被毁损的事实，就直接判决朋达公司向兴旺租赁部支付建筑赔偿款620013元，违反了基本事实的认定，同时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随之错误。三、检察机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兴旺租赁部提交的《租赁合同》《委托书》以及《对账单》等主要证据中加盖的朋达公司印章与该公司登记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公司登记备案的公司印章中有一串数字5002351001390，而经办人郑新军、李兴重在《租赁合同》《委托书》以及《对账单》却没有阿拉伯数字，存在着郑新军、李兴重伪造朋达公司印章、冒充其名义与兴旺租赁部签订《租赁合同》《委托书》以及《对账单》的情形，对朋达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再审申诉人朋达公司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申诉人并没有与被申诉人签订过《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和《函告》上均不是申诉人的公章，被申诉人并没有向申诉人提供租赁材料，而且，《租赁合同》也没有少件、损坏、报废租赁材料，钢管赔偿价为15元/米、钢扣件每个赔偿8元、项托每个赔15元的约定，由此认定兴旺租赁部与朋达公司存在租赁关系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显失公平，裁判结果错误。《租赁合同》约定钢管、扣件、项托的赔偿费，没有明确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赔偿费，价格明显与相同钢管、扣件、项托购置价相价太大，即使判决承租人赔偿，也应当参照相同钢管、扣件、项托购置价来赔偿；对于未归还的钢管、扣件、项托，不应当判决赔偿，而应当判决承租人限期归还，只有出租人证明钢管、扣件、项托丢失且承租人无法购买相同钢管、扣件、项托时，才能判决承租人赔偿出租人损失。被申诉人兴旺租赁部辩称，一、原审判决存在一点笔误，在认定事实部分将2014年3月1日误写成2014年7月9日，将兴旺租赁部误写为“阳光租赁部”，以及诉讼费用承担部分将兴旺租赁部误写成“景洪嘎洒永胜租赁部”，但并不影响全部事实的正确认定。二、申诉人朋达公司与第三人李兴重形成了代理关系，李兴重持有申诉人朋达公司的授权委托并加盖公章，被申诉人也当庭提交新的证据，该协议也是李兴重代表朋达公司签订的，其后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公章是有阿拉伯数字的，说明申诉人对其公司持有两份印章是默许的。第三人李兴重述称，其是2014年才接手万达工程项目部，并任项目经理，公章是前一任项目经理移交给其的，在万达工程项目上一直使用这枚公章。这枚公章是怎么来的，其也不知道。第三人郑新军述称，其是2014年来万达工程项目上班的，之前这枚公章是朋达公司所有的，朋达公司发现公章是假的却不去报警，说明章是朋达公司默许刻制的，不存在伪造公章的情况。其是打工的，其所有的材料都是为公司建设万达工程项目，而万达方面也是认可的，其代表的是朋达公司。兴旺租赁部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支付所欠租金及费用(截至2016年3月31日所欠租金及费用暂计462005.61元，2016年4月1日起后续租金及费用继续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器材归还之日止或支付赔偿款之日止)；2、原审被告立即向原审原告支付赔偿款620013元；3、原审被告立即向原审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4、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50000元律师费；5、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7月9日（应为2014年3月1日），阳光租赁部(甲方)（应为兴旺租赁部）与重庆朋达公司(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乙方自2014年7月9日（应为2014年3月1日）起向甲方租赁钢管、扣件、顶托用于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B-13-1地块工地使用，材料租用时间从乙方在甲方提货当日起计算，到乙方退租材料入库办清手续为止，乙方向甲方租用的钢管按每米每天0.01元；钢扣件按每套每天0.008元；顶套每套每天0.04元。租金结算方式为按月计算，乙方每月15日前一次付清上月所租材料的全部租金。若不按时付款，甲方则按每天5‰滞纳金，超过两个月不付清租金，甲方有权收回材料和有权申请法院抵押乙方的其他财产物资，并要求赔偿或抵扣保证金，材料退租清算后，所有租金及赔偿金必须2个月内付清。乙方退还甲方材料少件、损坏、报废的必须按以下价格赔偿，钢管赔偿价为15元/米，钢扣件赔偿价每个赔偿8元，顶托每个赔偿15元。本合同任何一方违约，需向非违约方承担10万元违约金。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均由败诉方承担。合同的最后1页附委托书，委托书中声明，乙方公司现委托郑新军到兴旺租赁部以其名义办理有关租赁手续，代理人在整个租赁义务中办理有关事项，乙方均认可，并承担相应责任，代理人无权转让委托权。李兴重在代理人处签名并加盖乙方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甲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及乙方的要求向乙方项目部提供了租赁材料。2015年7月17日，甲方以书面《函告》形式告知乙方，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合计欠租金313158.40元，乙方仍租钢管19811.70米，扣件39010套，顶托785套，乙方的委托人郑新军及甲方经营者在该《函告》中签名确认，并加盖了甲乙双方的印章。后乙方仍使用甲方提供的租赁材料，现甲方以乙方未支付全部建材租金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兴旺租赁部要求朋达公司支付建筑材料租金、损失赔偿金、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的问题。朋达公司与兴旺租赁部签订《租赁合同》并加盖公司公章，在该合同中最后一页中写明其委托郑新军到兴旺租赁部办理有关租赁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租赁合同产生的债务应由重庆朋达公司承担。兴旺租赁部自2014年3月1日起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向朋达公司出租了钢管、扣件等建筑材料，经朋达公司的委托人郑新军和兴旺租赁部结算确认，至2015年6月30日，朋达公司欠兴旺租赁部租金313158.40元。再增加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后续期间的租金148847.21元，朋达公司应向兴旺租赁部支付462005.61元租金，兴旺租赁部诉请的2016年4月1日后的租金及租赁材料赔偿款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此对其诉请的材料赔偿款620013元予以支持。对于兴旺租赁部诉请的违约金及律师费，双方在《租赁合同》的第六条中：“被告超过两个月未付清，原告有权收回材料和有权向法院抵押被告的其他财产物资，并要求赔偿或抵扣保证金……”的约定，朋达公司自2015年2月后就未向兴旺租赁部支付过租金，早已超过其约定的两个月，但兴旺租赁部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其租赁给朋达公司的材料收回，以减少自身的损失，其放任朋达公司拖延租金，导致租金日益增长，兴旺租赁部对该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对于其诉请违约金及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朋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旺租赁部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462005.61元及材料赔偿款620013元。二、驳回兴旺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0元、公告费2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兴旺租赁部负担1964元；朋达公司负担14796元。兴旺租赁部预交的受理费不另行清退，由朋达公司迳付兴旺租赁部。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再审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日，持有“重庆市朋达劳务有限公司”但未印刻有阿拉伯数字印章的第三人李兴重作为承租方，与作为出租方的兴旺租赁部签订《租赁合同》，书面约定：由承租方租赁出租方的建筑器材，钢管：日租金为0.01元/m，清洗费0.15元/m，赔偿费15元/m；扣件：日租金为0.008元/m，清洗费0.2元/m，赔偿费8元/套，丢失配件螺丝0.80元/套；顶托：0.04元/个，清洗费0.50元/个，赔偿费15元/个，丢失配件顶帽5.00元/个；租金结算，从乙方提货之日起计算至归还材料入库当天为止，租金按月支付，每月15日前支付上个月租金；承租方未按时缴纳租金，出租方有权收取滞纳金，超过两个月未付清，出租方有权收回材料，并要求赔偿或抵扣保证金。在该合同落款前面，有李兴重作为委托人签字并盖有“重庆市朋达劳务有限公司”但未印刻有阿拉伯数字印章的“委托书”，内容为：朋达公司授权郑新军为我的代理人，以我的名义在兴旺租赁部办理租赁业务，代理人在整个租赁义务中有关事项我均以承认，并承担相应责任，代理人无权转让委托权。在该合同落款的“承租方（乙方）”处，有李兴重作为代理人签字并盖有“重庆市朋达劳务有限公司”但未印刻有阿拉伯数字的印章。2015年7月17日，李兴重、郑新军签字并用盖有“重庆市朋达劳务有限公司”但未印刻有阿拉伯数字的印章，与兴旺租赁部共同确认“重庆市朋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账单”：到2015年6月30日止，朋达公司未付租金为313158.40元，尚租钢管19811.70米，扣件39010套，顶托785个。李兴重在结算时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景洪市兴旺建筑器材租赁部租赁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本期应收租金、其他费用、装卸费金额合计82869.61元，承租材料汇总：钢管19757.6米、扣件38988个，顶托783个。另有一份结算时期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景洪市兴旺建筑器材租赁部租赁结算单”，内容为：本期应收租金65977.6元，承租材料汇总：钢管19757.6米、扣件38988个，顶托783个；该结算单下方，尚有手写内容：租金合计未付313158.4元+82869.61+65977.6元=462005.61元，赔偿：钢19757.6米×15=296364元，扣38988个×8=311904元，顶783×15=11745元，合计未付金额为1082018.61元。李兴重未在该结算单上签字。因申诉人朋达公司未付款，被申诉人兴旺租赁部便于2016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再审中，兴旺租赁部提供了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就请款朋达公司在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分包工程中间计量产值报表等材料。一审法院在向朋达公司邮寄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后，进行了公告送达。另，在本案一审的再审过程中，申诉人朋达公司提供了云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的《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重庆市朋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样模上有5002351001390编码数字。在庭审中，第三人李兴重则提供了其持有的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与朋达公司订立《综合治理责任书》《消防责任书》、协议书落款等合同文书文件中，朋达公司落款的印章也有5002351001390编码数字。一审法院再审认为，第三人李兴重、郑新军在与被申诉人兴旺租赁部订立租赁合同以及从事与此相关的民事活动中，所使用的朋达公司印章，与朋达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印章，虽然不是同一枚印章，但从李兴重另外也持有用朋达公司备案印章落款、且与工程项目相关的文书文件原件，以及兴旺租赁部在原一审时提供证据能够证明所租赁的建筑材料用于朋达公司分包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工程等事实来看，李兴重、郑新军的行为，是以朋达公司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兴旺租赁部也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李兴重、郑新军有代理权，李兴重、郑新军行为后果的效力及于朋达公司，朋达公司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对朋达公司的再审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维持景洪市人民法院（2016）云2801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朋达公司不服再审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并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云2801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兴旺租赁部对朋达公司的诉讼请求；3、由兴旺租赁部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第三人李兴重、郑新军的行为是否是朋达公司行为的相关事实的认定和认为错误。朋达公司已经证明兴旺租赁部提供的《租赁合同》上所盖的公章不是本公司的备案公章，且该合同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按照相关审判实践就不能认定双方签订了前述合同。按照证据举证分配规则，在朋达公司举证证明兴旺租赁部提供的《租赁合同》上所盖的公章不是朋达公司备案公章的情况下，如果被上诉人仍然认为是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就应当举证证明，在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第三人签订合同时所持公章系上诉人所刻，而不是由上诉人来证明第三人私刻或者伪造了印章。被上诉人再审时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有代理权。首先，是二者签订合同的时间存在先后；其次，二份《租赁合同》的印章是否同一，没有进行确认；第三，上诉人与洪红租赁达成和解协议，是在法院的主持下，是对行为的追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使是无权代理，也是可以追认的，但该追认行为并不是对所有行为的追认，也不代表是对本案争议的行为的追认。被上诉人更不能以上诉人事隔几年之后对单个行为的追认，来推定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有代理权。有无代理权应当以签订合同时的证据来认定，不能以时隔几年之后的证据来推定。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没有第三人李兴重的授权委托书，李兴重是自己在合同中表明系代理人，按相关规定，非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应当持授权委托书，但本案并没有。事实上，本案就是李兴重持印章签订的合同，且李兴重自己认为系代理人，然后其又持印章且自己签名又授权给第三人郑新军，从整个经过来看，并没有谁给第三人李兴重授权。从一般常识来判断，某公司给某个人授权，其授权委托书的形式要件，是一定有公司和法定代表人同时签名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符合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因此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依据当时的情况被上诉人更无法推定第三人李兴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第三人在再审时的陈述，是一己之言，没有相关证据来证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因此第三人在再审时的认为及陈述不能采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该院认定上诉人未付款，故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上诉人认为再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再审法院的该认定，已经确认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那还需要再来判吗？该院还认定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中间计量产值报表等材料，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上诉人查阅了原审庭审笔录，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出示该院认定的前述证据。该院还认定无法向上诉人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后，进行了公告送达，上诉人认为该院对此认定错误。上诉人系法人，其住所地一直没有变更，法院即使不能邮寄送达也可以委托送达，该院适用公告送达不当，也不符合公告送达条件。三、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部分错误。上诉人认为，该院以第三人李兴重持有相关文书文件原件，推定第三人的行为，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原审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租赁的建筑材料已经用于上诉人分包的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工程，该院以前述缺乏证据且未经质证的认为来推定第三人的行为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更是错误的。该院认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有代理权更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李兴重的行为缺乏基本的形式要件，不足以让他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对此上诉人在前面已经详述。该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更是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及抗诉机关已经充分论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但再审法院对上诉人及抗诉机关的前述意见不予评价，更不予说理和分析，实难让人信服。该院在事实部分是认定李兴重（持有“重庆市朋达劳务公司”印章，这与上诉人的全称也不一致）作为的承租方，并非认定上诉人作为的承租方，但却判决书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错误。四、一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如下错误没有进行评判：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9日，原告阳光租赁部（甲方）与被告重庆市朋达公司（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自2014年7月9日起向兴旺租赁部租赁钢管、扣件、顶托用于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Ｂ-13-1地块使用……”。在该段本院认定事实中，原审法院在合同约定具体内容中，一会儿表述为兴旺租赁部，一会儿又表述为阳光租赁部，但总的原审法院认定的是阳光租赁部与重庆朋达公司（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9日，原告阳光租赁部（甲方）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错误，原审原告被法院简称为阳光租赁部，而且原审原告主张的是2014年3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然前述认定错误，当然上诉人也没有与阳光租赁部签订过《租赁合同》。上诉人认为，即使原审法院没有前述错误，如果原审法院是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那么原审法院的该认定仍然错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2017年7月31日，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签收（2017）云2801执175号执行通知书时，上诉人才知道（2016）云2801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经上诉人复制本案相关证据才知道，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中的上诉人的公章与上诉人的公章完全不同，此时上诉人才知道，上诉人的公章被他人私刻。原审法院还认定，合同约定被告退还兴旺租赁部材料少件、损坏、报废的必须按以下价格赔偿，钢管赔偿价15元／米，钢扣件赔偿价每个赔偿8元，顶托每个赔偿15元。但是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来看，并没有前述约定，所以原审法院认定的前述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还认定，合同签订后，兴旺租赁部按照合同的约定及被告的要求向被告项目部提供了租赁材料，原、被告双方在《函告》上加盖了双方的印章。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提供租赁材料，经上诉人核实，《函告》中以上诉人名义加盖的印章同《租赁合同》中的印章一致，均不是上诉人的公章，均系他人私刻的印章。2、原审法院的判决理由错误。原审法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朋达公司应当向兴旺租赁部支付建筑材料租金、损失赔偿金错误。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的“本院认为”当然也是错误的，原审法院用认定的阳光租赁部（甲方）与朋达公司（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2014年7月9日）的约定来判决兴旺租赁部与朋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还存在如下错误：即使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那么原审判决仍然存在如下错误：该《租赁合同》中约定的钢管、扣件、顶托的赔偿费，没有明确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赔偿费，同时该赔偿费的价格明显与相同的钢管、扣件、顶托的购置价悬殊太大，属于显失公平，对此法院应当主动予以审查。即使判决承租人赔偿，也应当参照原审判决时相同的钢管、扣件、顶托的购置价来赔偿。对于未归还的钢管、扣件、顶托，原审法院不应当判决赔偿，而是应当判决承租人限期归还钢管、扣件、顶托，因为从被上诉人的举证来看，其并没有举证证明赔偿费的请求是符合条件的，法院也没有对此进行评述，而是直接支持了该赔偿费请求，显然这是不合法的，同时从被上诉人举示的对账单（假设该证据是真实的）来看，双方均同意未归还的钢管、扣件、顶托是继续租赁的（原文为：尚租钢管19811.7米，扣件39010套，顶托785个），另外《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届满，乙方未归还租赁物，视同乙方仍承租租赁物，本租赁合同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事后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变更。上诉人认为，只有出租人证明钢管、扣件、顶托丢失且承租人又无法购买相同的钢管、扣件、顶托时，法院才能判决承租人赔偿出租人的损失。从原审判决来看，出租人并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承租人将钢管、扣件、顶托丢失且承租人又无法购买相同的钢管、扣件、顶托来顶替的事实，所以原审法院判决对未归还的钢管、扣件、顶托进行赔偿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对抗诉机关抗诉理由不予评判错误，抗诉机关的理由有理有据，应当足以认定。再审二审庭审后，上诉人书面补充如下意见：1、上诉人没有给李兴重出具授权委托书，原审及再审一审时，兴旺租赁部也没有举示李兴重持有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根据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的规定，本案中李兴重若要以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就应该取得合法授权，但本案中无相关证据证明李兴重已经取得合法授权；因李兴重本身就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而以他的签名及加盖私刻的公章给郑新军的授权更不能成立。从该条规定来看，李兴重并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如果他要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就应当持有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而不是只持有公章，因为公章有可能是假的，而本案中李兴重既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因此李兴重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2、从租金的支付来看，上诉人也没有与兴旺租赁部签订过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过租金，原审及再审一审时，被上诉人也没有向法院举示上诉人向其支付过租金，也没有举证证明其租金是谁支付的。上诉人认为，租金的支付更能够体现租赁合同关系的成立。3、如果上诉人真的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则原审及再审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不管是从租赁合同第六条的约定还是结算单的约定来看，对于未归还的租赁物，双方存在不定期的租赁合同，那么不管是归还租赁物还是不能归还租赁物，均应当先解除租赁合同，然后请求返还租赁物，只有当租赁物不能返还时，法院才能判决上诉人赔偿租赁物，而本案原审时，被上诉人并没有请求解除租赁合同，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上诉人不能归还租赁物，就直接请求上诉人赔偿，而原审及再审一审法院也不管租赁合同、结算单的约定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就直接判决上诉人赔偿，这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法院直接判决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程序。被上诉人兴旺租赁部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再审一审时的答辩意见一致，认为原审判决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整体认定，一审判决维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朋达公司与第三人李兴重确实形成了代理关系，本案的相关证据均能够说明上诉人对其公司持有两份印章是默许的，故要求上诉人承担租赁材料相关费用的支付责任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再审一审判决。再审第三人李兴重述称，朋达公司从中建四局处承包了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工程项目，朋达公司为此专门设立了项目部，这个项目具体由姚长云负责，其是该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当时其还和姚长云约定了薪资待遇，工资是现金方式支取，然后签工资单，但其只是在朋达公司打工，与朋达公司之间也不存在挂靠关系。其到万达项目部工作之后使用的朋达公司公章是项目部的前工作人员李树明在2013年底其离职之前交于其的，之后在项目部工作其也一直使用这枚公章，这枚公章是属于朋达公司的，至于这枚公章具体是如何来的并不清楚。另外对于有部分租赁物遗失、无法归还的情况，其是清楚以及认可的。对于租赁物的租金之前双方进行过结算，之前还协商过要用房屋进行抵扣租金的提议，但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共未支付462005.61元租金是认可的。再审第三人郑新军述称，2014年，李兴重叫其到朋达公司上班，其就过去了。其到万达项目部工作时项目已经开工，其在该项目部大概工作了七八个月就离开了，离开之时工程还没有结束，因此对于其入职之前以及离职之后的事情也不清楚；其在项目部只负责制作材料，具体公司的公章什么时候刻的、是什么样子其都不清楚，其也没有见过公章；其根据在职时的情况认为朋达公司与兴旺租赁部之间的租赁关系是存在的，但只清楚其在职期间的租赁物情况，对于公章的问题及之后租赁物遗失的问题均不清楚。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再审一审对于相关证据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均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关于《租赁合同》的效力以及产生的租金等如何承担的问题。首先，原审第三人李兴重使用有朋达公司字样的印章（未印刻阿拉伯数字）以朋达公司的名义与兴旺租赁部签订了《租赁合同》，原审第三人郑新军也持有加盖了朋达公司字样印章（未印刻阿拉伯数字）的授权委托书，所以兴旺租赁部有理由相信李兴重、郑新军是以朋达公司的名义签订租赁合同并具有代理权，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再者，涉案的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工程系朋达公司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包的项目，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项目部，由朋达公司的股东姚长云负责，且兴旺租赁部提交的证据亦可证实租赁部提供的建材租赁物以及劳务均是用于上述工程。综上，李兴重、郑新军签订合同、租赁和管理建材以及结算租金等行为后果的效力均及于朋达公司，朋达公司对此应承担民事责任。涉案的租金和赔偿金的问题。关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租金及租赁物归还情况，兴旺租赁部已和李兴重、郑新军核算完毕；再审庭审中，李兴重亦认可尚欠租金合计为462005.61元，该租金应由朋达公司承担，原审处理正确。对于兴旺租赁部主张的赔偿款620013元（涉及钢管19757.6米、扣件38988个、顶托783个），李兴重认可相关的租赁物已经遗失且无法归还，该赔偿金额亦符合《租赁合同》的约定，所以朋达公司应向兴旺租赁部支付赔偿款620013元，原审处理正确。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重庆市朋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如果未按原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郭建地审判员  喻 莉审判员  裴 锫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杨荣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