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3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春基，男，194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木生，梧州市卫民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开文，男，196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原审第三人：覃庆勇，男，197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韦春基因与被上诉人刘开文、原审第三人覃庆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春基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解除1999年6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联办山庄合同书》，上诉人经济损失的160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于1990年承包平福乡飞播林场桃花分场电视塔处无林荒山种造八角林，到1999年已挂果。上诉人在1999年与案外人吴某、韦某1、覃某、韦某2、梁某合伙经营涉案林场，上诉人与案外人吴某、韦某1的分成收益占40%，案外人韦某2、梁某占60%，其二人在2008年将属其所有的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接包后对涉案林场失管，导致林场杂物丛生，被上诉人的失管行为表明其已放弃合同。为防止涉案林场遭受破坏，上诉人于2019年8月19日以作价每年5000元承包给原审第三人，并在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中约定，若被上诉人要60%的承包款，要履行除草管理工作，但被上诉人在不履行管理工作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7日从原审第三人手中拿走除草人工款3000元，导致原审第三人不除草，从而无法捡收八角果，对此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给原审第三人，同时退回原审第三人的3000元除草人工款。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除草管理林场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在一审的陈述和主张。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经被上诉人同意私自转包，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20日已知道上诉人转包林地，被上诉人要求原审第三人转账付款，被上诉人拿钱时也写了收据，该收据载明是2019年的承包款，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场林地失管且认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实际是放弃失管林地，所以上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权且不须经被上诉人同意即可转包。一审法官勘验现场发现涉案林地的八角已摘完，这是上诉人找到原审第三人承包而达成的结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一审主办人到现场勘验的情况表明，涉案林地失管多年，被上诉人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林地失管，是错误的。上诉人只是把八角果的收益和分配转让给案外人饶某，除草、施肥管理工作仍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从原审第三人手中拿走的3000元为2019年承包款，是错误的。该3000元是上诉人退还给原审第三人作除草人工费，并非承包款。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违约及对涉案林场失管四年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依法有权解除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五、对于本案经济损失16000元的确定。由于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地长期失管，故造成上诉人在该林地所种植的八角树收益受损。其中，2019年涉案林场八角收益：1400株×30斤/株=42000斤，每斤八角除采摘人工后，最低价按4元/斤计算即42000斤×4元/斤=168000元。上诉人不要被上诉人承担40%的损失，只要被上诉人按照168000元÷12=14000元予以赔偿。其他的2000元损失为上诉人处理相关事宜的交通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刘开文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上诉人在2019年私自将涉案八角山承包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因本案产生的误工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覃庆勇辩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9年8月19日达成的承包合同，承包款为每年5000元，承包期为四年，该承包合同第五条规定了由被上诉人承担涉案林场的除草、施肥、巡山义务。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7日从原审第三人手上拿走3000元，并在出具的收据写明是承包款，但该3000元是上诉人退给原审第三人作除草人工款的，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地不投资不管理，拿这3000元是不合法的。由于涉案林地极荒，除草难度大且产量极低，产生的收益极低，除去请人做工的费用，又被被上诉人拿走3000元，造成原审第三人无法采收八角，无法继续承包涉案林地。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对此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一、一审判决称法官到林地勘验时，当年的八角已采摘完毕，这即是在说，原审第三人收获大量八角，承包价低，这是错误的。涉案林场因有原审第三人的承包和保护，才避免被他人破坏，但因涉案林地极荒，导致原审第三人无法捡收八角果，经济损失严重。二、一审判决称，林地内有杂草，但没有达到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反映的杂草生长程度，是错误的。该事实可以用本案中的照片去到涉案林地现场对比。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失管四年没证据证明，但涉案林地现场就是证据。三、一审判决称被上诉人要求原审第三人在2019年摘八角后于12月31日前除掉山上杂草，不是事实。原审第三人不会为被上诉人做工，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地失管，却要占60%的收益，被上诉人应退还3000元的人工除草费给原审第三人。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自行发包给原审第三人亦有不妥。被上诉人的失管行为表明其已放弃涉案林地，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转包合同后，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地依然失管，却占60%的收益分成，是不合法的。被上诉人于原审第三人处拿取款项，表明其并不拒绝上诉人将涉案林地转包给原审第三人。由于被上诉人失管，迫使原审第三人解除与上诉人签订的转包合同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原审第三人5天400元的误工费、车费100元、巡山损失人工费4800元以及被上诉人从原审第三人手中拿走的3000元。 上诉人韦春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1999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联办山庄合同书》；2.造成原告经济损失16000元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0年，原告和吴某（乙方）与藤县平福国合飞播林场（甲方）签订《联办山庄合同书》，约定从1990年1月1日至2031年，由原告与吴某承包藤县平福国合飞播林场桃花分场的荒山，种植经济林，纯收入由甲、乙方按二八分成。1999年，吴某（含原告）、韦某1为甲方，覃某、韦某2、梁某等为乙方，双方签订《联办山庄合同书》，约定双方联办包括藤县平福飞播林场桃花分场等范围的山林和荒山（含电视塔位置部分）。纯收入按甲方占40%,乙方占60%分配。合同第十条约定：如林场方不终止合同，甲方单方终止合同，甲方必须赔偿乙方经济损失数倍，若乙方签字以后失管一年，当时宣布本合同无效，所有的作物归甲方所有。2010年6月5日，韦某1将其电视塔、电厂冲林场部分和电厂冲部分属韦某1承包部分的八角林等全部转让给原告。2011年8月18日，吴某将其承包平福林场桃花村分场，位于电视塔处的八角林全部转让给原告。2010年，梁某向被告出具转让书，将其本人所有与原告、韦春基、韦某1等联办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原告亦知道被告受让的事实，但是没有异议，并予以默认。2012年至2018年，原告将承包的位于电视塔位置的八角林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由饶某，原告没有参与管理、收益和分配。2018年期满后，原告将转让给饶某的合同权利义务全部收回。2019年5月至7月期间，原、被告曾就八角山的经营管理问题电话联系过，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8月19日，原告没有经被告同意将电视塔位置的八角林以每年5000元的价格承包给第三人，期限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订立合同时交承包金5000元，以后在每年5月前交5000元；在承包期内，第三人在每年5月前除草一遍，施肥一次。原告收取第三人的承包金5000元后，又将3000元交给第三人作为2019年的八角林除草的费用。被告知道原告将电视塔位置的八角林承包给第三人后，于2019年9月7日找到第三人，在第三人手中拿走了3000元，并向第三人出具收条，注明是收到第三人2019年度承包款被告60%部分。2019年10月24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以被告失管4年，没有除草影响收益为由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达成《联办山庄合同书》后，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自2012年至2018年，一直将其合同的权利义务转包给饶某经营管理，原告并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原告认为被告自2016年以后一直失管四年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2019年收回其转包给饶某经营管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后，虽然被告没有进行今年的除草工作，但是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具体的除草时间，2019年也还没有过去，被告也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失管一年的时间，且原、被告之间因为经营管理和2019年采摘八角的发包问题意见未能达到一致的情况下，未经被告同意自行发包给第三人，亦有不妥。综上，原告主张解除与被告的合同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要求原告赔偿因本案造成的误工损失960元，交通费1600元，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八角山承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失12000元，不属本案的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韦春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韦春基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在1999年所签订的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是否符合解除的条件；2.被上诉人刘开文是否应当赔偿上诉人韦春基的经济损失16000元。 一、关于在1999年间所签订的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上诉人韦春基、案外人吴某、韦某1与案外人覃某、韦某2、梁某在1999年间签订的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约定，上诉人韦春基、案外人吴某、韦某1与案外人覃某、韦某2、梁某对藤县平福飞播林场桃花分场等山地进行合作经营。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案外人吴某、韦某1、覃某、韦某2、梁某先后退出了合作经营，而被上诉人刘开文则承接了案外人覃某、韦某2、梁某在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的份额加入到合作经营之中，与上诉人韦春基继续履行上述《联办山庄合同书》,该《联办山庄合同书》对上诉人韦春基与被上诉人刘开文均具有约束力。现上诉人韦春基以被上诉人刘开文在2016年至2019年间没有对涉案林地进行除草、施肥，导致该林地失管并造成其所种植的八角树收益受损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在1999年间所签订的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上诉人韦春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涉案林地的照片等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刘开文则抗辩认为其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间，对涉案林地进行了除草、巡山等经营管理事务，其中，每年除一次草。本院认为，从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合同第十条虽然约定：“如林场方不终止合同，甲方单方终止合同，甲方必须赔偿乙方经济损失数倍，若乙方签字以后失管一年，当时宣布本合同无效，所有的作物无偿归甲方所有。”但对于被上诉人刘开文一方需要对涉案林地如何进行管理以及何谓“失管”并未作出具体明确的约定，从而导致认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不明确。其次，上诉人韦春基所提供的照片仅是反映出涉案林地部分区域内草、木的生长情况，并不能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刘开文在2016年至2019年间没有对涉案林地进行经营管理。且根据一审法院到现场勘验的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林地收成的陈述表明，涉案林地上的八角树除2018年度外，基本上每年有收益。因此，上诉人韦春基主张被上诉人刘开文在2016年至2019年间没有对涉案林地进行管理，并以此为由要求解除涉案《联办山庄合同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上诉人刘开文是否应当赔偿上诉人韦春基经济损失16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韦春基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刘开文在2016年至2019年间，未对涉案林地进行经营管理，且上诉人韦春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八角树减产的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刘开文的原因所致，以及八角树减产的实际损失情况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韦春基未能就其所主张的上述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韦春基提出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上诉人韦春基已预交），由上诉人韦春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黄 俊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覃楚楚 书 记 员 刘 莉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