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民终1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乐，男，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明，安徽谯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静，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龙山路001号。 法定代表人：李云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浩，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经植，男，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原审被告：周俊英，女，195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上诉人杨乐因与被上诉人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润公司”)及原审被告陈经植、周俊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6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乐及其诉讼委托代理人孙明明、张晓静，被上诉人兴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王晓浩，原审被告周俊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经植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兴润公司及陈经植、周俊英共同偿还杨乐借款本金1528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2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兴润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能进一步查明陈经植与兴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兴润公司建设案涉工程资金的来源。1.陈经植、周俊英与兴润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挂靠关系。兴润公司举证的相关生效判决书已认定陈经植系代表兴润公司与项目工程材料商、施工班组之间进行经济往来。结合陈经植、周俊英原审所称“二被告向原告借款时确实挂靠兴润公司，正在承建亳州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工程”，可见陈经植、周俊英与兴润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挂靠关系。2.原审法院认定陈经植系案涉项目部管理人员，但并未进一步查明陈经植系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项目部所谓“项目经理、负责人”等均是陈经植聘用人员，接受陈经植管理，只有陈经植及周俊英于案涉工程对外代表兴润公司从事各种经济活动。3.在兴润公司无法举证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结合陈经植及项目部向杨乐提供的借款支付凭证，能够证明项目建设资金是陈经植、周俊英通过项目部借款的方式筹措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兴润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应当与陈经植、周俊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兴润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主体。兴润公司不仅是案涉工程的被挂靠单位，而且是共同借款人，系本案适格被告。陈经植、周俊英代表兴润公司向杨乐借款的事实，已经兴润公司确认。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兴润公司前身）亳州市药都银行（以下简称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部以借款全部用于项目工程建设为由，于2015年5月15日、6月1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三份，委托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向杨乐及石淑芳(杨乐的妻子)、杨辉(杨乐的女儿)付款1800万元。2015年12月3日，陈经植再次向兴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要求将涉案项目部下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杨乐，兴润公司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于财务室备案。同日，兴润公司要求杨乐出具承诺书，承诺不得起诉兴润公司，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故兴润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应依法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即便陈经植、周俊英的借款行为未获得兴润公司授权，该行为对兴润公司也构成了表见代理。挂靠法律关系中，挂靠行为的外观必然要达到足以令社会公众相信挂靠人(借用资质方)有权以被挂靠人(出借资质方)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程度，可以推定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兴润公司于2013年3月20日出具授权书，授权陈经植有权在案涉工程中，以其单位的名义与总单位协商、签订分包合同协议书以及处理一切与此有关的全部事项。而且兴润公司自认其未派人参加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由陈经植负责工程的施工，排除了兴润公司另派人员参与案涉工程施工、代表兴润公司处理外部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了陈经植有权代理的外观，其与兴润公司之间形成表见代理，案涉借条上是否加盖兴润公司印章，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构成。 兴润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适用法律正确。一、兴润公司与杨乐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不能成立借贷关系。1.杨乐举证的借条系陈经植、周俊英个人出具，兴润公司没有出具借条。2.杨乐举证的银行流水显示，钱款系由杨乐向周俊英个人账户转账交付，没有证据显示兴润公司有向杨乐借款并要求钱款转入他人银行账户的约定。显然杨乐认为借款的主体是周俊英、陈经植个人。3.涉案利息系由周俊英账户转入杨乐账户，这表明履行还款义务的主体是周俊英、陈经植，而不是兴润公司。结合周俊英、陈经植一审自认，应认定陈经植、周俊英为借款主体。4.杨乐的上诉诉求与其所陈述的内容以及法律规定相悖，如果杨乐认为兴润公司是借款主体，陈经植、周俊英只是代表兴润公司向其借款，那么其仅应要求改判兴润公司承担责任。5.周俊英的当庭陈述已自认借款系其个人借款且说明了绝大部分借款是用于还自己的借款。6.杨乐提交的授权杨辉、石淑芳、杨乐的三份授权委托书显示的款项内容均为材料款，与杨乐的借款主张相悖，且兴润公司名称于2013年已由“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变更为“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上述三份形成于2015年授权委托书仍使用“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名称，显然与兴润公司无关。授权委托书上财务章是虚假的，其内容也不能证明兴润公司与杨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兴润公司认同借款事实。二、陈经植、周俊英的个人借款不具备由兴润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条件。1.兴润公司没有授权陈经植、周俊英代表公司对外融资借款。杨乐所举的授权书系伪造，上面所加盖的印章并非兴润公司公章，“李云岱”也非兴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云岱所签，授权委托书内容与合肥市同创建设公司有限公司向兴润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内容完全一致，疑点明显。内容上，该授权书系“致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而非其他个人；其上载明的“尚随旺交来陈经植交张玉松”显示该授权书的接收人为张玉松，而非杨乐；该授权书的权限内容没有对外融资借款的明确授权。且关于该授权书，杨乐二审陈述与一审陈述自相矛盾，其提交的授权书复印件没有“尚随旺交来陈经植交张玉松”字样，而授权书原件有上述字样，因此杨乐在向陈经植、周俊英出借款项时并未见到其所举证的授权书。2.陈经植、周俊英并非兴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案涉借款不符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为公司借款，并且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的情形。3.陈经植、周俊英的案涉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陈经植的行为在客观上不存在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杨乐所举证的授权书疑点众多，杨乐如据此相信陈经植有代理权也与其作为药都银行股东所应具有的认知能力、大额借款人应有的谨慎态度不符，其也从未向兴润公司核实过陈经植、周俊英是否有借款授权，杨乐主观上存在明显的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案不能构成表见代理。4.陈经植不是实际施工人，且项目部本身也不具有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权利，钱款更没有用于案涉工程;即便陈经植是实际施工人，钱款用于工程，借款的主体也是陈经植，还款义务也应由陈经植自行承担。三、杨乐属于职业放贷人，其借款合同无效，陈经植、周俊英已还款项应抵扣借款本金。杨乐出借的款项并非自有资金，大部分来自其他人的拆借，杨乐关于其资金来源的解释没有证据支持且不符合常理。 陈经植陈述意见称，兴润公司口头聘用其管理涉案项目，出具的书面材料为本案落款为2013年3月20日，“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其取得该授权委托书后不久即交张玉松，其上“尚随旺交来陈经植交张玉松”系其加签。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由兴润公司派驻项目部人员管理，为及时用印，其经兴润公司同意，仿制项目印章一枚，加盖于涉案落款为2015年5月15日、6月10日授权委托书上。兴润公司就涉案项目划拨了工程款，由兴润公司派驻涉案项目部人员管理。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其自筹，兴润公司知情，本案所借款项主要用于涉案工地，一审时所称大部分案涉借款用于归还其他借款本息及用于其他公司是按兴润公司安徽公司负责人尚随旺授意陈述的，与真实情况不符。 周俊英陈述意见称，本案借款应为1500万元左右，有一部分交了电费，一部分买了材料，一部分还了利息。 杨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兴润公司、陈经植、周俊英共同偿还杨乐借款本金1700万元及利息1446万元（利息暂按借款时间分笔计算至2018年4月，下余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年3月7日至2014年7月2日，陈经植、周俊英共计7次向杨乐借款1528万元并出具借条，分别为：1.2014年3月7日，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9月7日；2.2014年3月20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9月20日；3.2014年3月28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9月28日；4.2014年4月2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10月2日；5.2014年4月22日，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10月22日；6.2014年6月13日，借款本金64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11月3日；7.2014年7月2日，借款本金64万元，利息已付至2014年11月22日；利息均约定月息3%。2015年1月14日，周俊英偿还杨乐款项50万元；2015年2月12日，陈经植从亳州市建总有限公司转款偿还杨乐120万元。 另查明，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中标亳州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并与亳州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期为2013年2月24日至2015年1月24日，该工程不存在转包、分包情况。2013年12月19日，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变更为兴润公司，陈经植系涉案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陈经植于2015年5月15日、6月1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三份，委托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向杨乐及石淑芳（杨乐的妻子）、杨辉（杨乐的女儿）付材料款共计1800万元，并加盖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部印章。2015年12月3日，陈经植向兴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要求将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剩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杨乐，兴润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表示财务已备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借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2.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如有偿还，应如何认定；3.涉案借款应否偿还利息；4.兴润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杨乐主张本案借款本金共计八笔1700万元，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2日借条虽记载借款100万元，但两笔借款相对应的转账记录各只有64万元；2014年10月2日借条记载借款100万元，但无相关的转账凭证相印证，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对无转账凭证相印证的款项不予支持。该三笔借款借条记载300万元，故认定借款本金为128万元，分别是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2日借款各64万元。其余五笔借款合计1400万元，均有借条及转款凭证相互印证，予以支持，故本案借款本金为1528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回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每笔借款均约定利率为月利率3%，2015年1月14日，周俊英偿还杨乐款项50万元；2015年2月12日，陈经植从亳州市建总有限公司转款偿还杨乐120万元。该170万元，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应先扣除涉案借款的利息，再抵扣涉案借款的本金。涉案七笔借款共计1528万元，每笔均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5年2月12日，利息合计为2039275.5元；杨乐自认，该170万元，是偿还七笔借款1528万元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5年2月12日的利息，杨乐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属于杨乐对其诉讼权利的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涉案借款约定月利率为3%，超出法律规定，2015年2月13日之后的利息，应以1528万元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4。兴润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中标并承建亳州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陈经植为该工程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杨乐提供的2013年3月20日授权书与原件不符，且即使该授权书有效，也是对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出具，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向自己出具授权书，与常理不符。另外，该授权书并无对陈经植借款的授权，根据杨乐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部”印章最迟在2013年12月10日即投入使用，而本案借条出具期间为2014年3月7日至2014年7月2日，杨乐主张兴润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借条上只有陈经植、周俊英签名，却无兴润公司或其案涉项目部的印章，亦无兴润公司或案涉工程项目部负责人签字，不予采信。杨乐主张陈经植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名义借款，且借款全部用于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工程，但其提供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陈经植授权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向杨乐、石淑芳、杨辉付材料款共计1800万元，并加盖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部印章；陈经植授权兴润公司将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剩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杨乐，兴润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表示财务已备案，均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系兴润公司所借。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兴润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不应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综上，对杨乐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陈经植、周俊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乐借款本金1528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2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杨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4100元，由陈经植、周俊英负担150000元，由杨乐负担541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乐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6民终1080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16民终13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经植实际负责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工程项目施工的事实已为该两份生效判决所认定，且兴润公司向陈经植出具了授权委托书，陈经植能够代表兴润公司进行民事活动，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兴润公司承担。第二组证据为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64号民事判决书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申266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在与本案具有相同事实的其他民事案件中，生效判决认定兴润公司自认未派人参加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由借款人负责工程施工，这一自认排除了公司另派人员参与涉案工程施工、代表公司处理外部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了借款人有权代理的外观。即便陈经植的借款行为未获得兴润公司授权，其与出借人之间也形成了表见代理，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兴润公司承担。 兴润公司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在先案件判决结果对本案并无约束力。二是两组证据所对应案件案情与本案均不相同，第一组证据中(2019)皖16民终1080号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所持有的借条上盖有兴润公司项目部印章，(2019)皖16民终1379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陈经植采购的案涉建筑材料确认送至兴润公司项目部。 陈经植、周俊英对该二组证据无异议。 兴润公司、陈经植、周俊英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查认为，杨乐所举第一、二组证据所涉案情均与本案不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兴润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兴润公司是否为案涉借款共同借款人的问题。首先，案涉借款借条均由陈经植、周俊英共同签署，其上既无兴润公司签章，款项也没有进入兴润公司账户，还款及利息亦未从兴润公司账户支出，杨乐关于兴润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其次，陈经植于2015年5月15日、6月10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虽委托“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向杨乐及石淑芳（杨乐之妻）、杨辉（杨乐之女）付材料款，并加盖了“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部印章”，但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更名为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印章与其时公司名称不一致，陈经植自认加盖于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为其仿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仿制印章行为得到兴润公司认可。且该授权委托书载明所欠款项为材料款，与杨乐于本案索偿借款的诉请不符。陈经植于2015年12月3日向兴润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将药都银行综合楼项目剩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杨乐，兴润公司虽加盖财务专用章表示财务已备案，但从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不能得出兴润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的结论。上述授权委托书即便属实，也仅能说明陈经植与兴润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不能认定兴润公司与杨乐之间形成借款关系，兴润公司并非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 关于陈经植、周俊英案涉借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杨乐提交的借条系陈经植、周俊英个人出具，并以周俊英个人账户为收款账户，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杨乐提出其曾见到由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盖章出具给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授权陈经植有权在涉案工程中以其单位的名义与总承包单位协商、签订分包合同协议书以及处理一切与此有关的全部事项；其据以确认陈经植系有权代理。但陈经植、杨乐关于授权委托书上“尚随旺交来陈经植交张玉松”字样出现时间陈述不一致，且从该授权委托书本身内容来看，也不涉及授权陈经植对外借款事项，杨乐关于陈经植借款行为具备表见代理客观表象的证据不充分。其次，本案涉及大额款项，相关授权委托书既非向出借人杨乐出具、也未载明陈经植有对外借款权限，杨乐作为药都银行股东，理应具备一定金融商业常识，在相关授权委托书内容不足以支撑杨乐对陈经植借款权限善意信赖的情况下，杨乐既未要求在借条上加盖兴润公司或涉案项目部印章，也未要求兴润公司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向兴润公司核实情况，显然与其认知能力、应尽的注意义务不符，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因此，陈经植、周俊英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杨乐要求兴润公司就案涉案件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100元，由杨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 楠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李亚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