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03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临港工业区科技孵化中心五楼。法定代表人：时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云，山东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惠珍，女，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惠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1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惠珍要求支付2019年6月5日之后劳务报酬19391元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第二项，具体理由：上诉人已经于2019年6月5日通知销售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包括劳务关系)，解除效力自通知下发之日起生效。且被上诉人自公司改制以后就不再为单位提供任何劳务，双方已经于2019年6月5日在法律和实际层面解除劳务合同。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有权依照公司的经营情况适时适当调整公司的运作。受销售业绩不良、融资环境差等原因公司发生经营困难，进而上诉人股东代表时密克先生于2019年5月28日提议《劳动关系改制确认书》，其中建议公司解除与销售部门等部门的劳动关系(包括劳务关系)，公司销售调整为自然人承包、自负盈亏并自己承担相应运营风险的模式。2019年6月5日公司上承前述提议发出《2019年6月公司劳动关系调整后现公司人员薪酬调整通知》，通知载明“根据2019年5月28日起草劳动关系确认书改制进行顺利……经过劳动关系调整后，劳动关系不解除的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根据改制方案作出以下调整……销售所有人员基本工资3500+提成…….”。根据这两份文件的内容可知，公司明确表明解除与销售部门所有人员(包括被上诉人王惠珍)的劳动关系(包括劳务关系)，只有不愿意解除又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销售人员其工资调整为“基本工资3500+提成”。而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不愿接受这种改制，并且以其实际行为进行了离职(不再提供任何劳务)，所以到2019年6月5日通知正式下发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正式解除。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上诉人认为作为劳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一方，有权在订立劳务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的劳务合同难以履行的情况下，依法解除劳务合同关系，解除时间应自解除通知下发之日起生效。这种解除并不以对方是否认可为转移，何况被上诉人也早已在实际行为中认可了这种解除。另外，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28日公司改制之前从未提起过工资之事，已说明其放弃工资的事实存在。作为共同创业者，在公司设立之初放弃部分待遇期待公司挺过难关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这是正常的，并不是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因被上诉人未有书面放弃工资的材料，仅有微信记录不足以认定其放弃工资的事实，但被上诉人要求主张解除劳务合同之后的劳务报酬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惠珍要求支付2019年6月5日之后劳务报酬19391元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惠珍未作答辩。一审原告王惠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欠付的劳务报酬141140元；2、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务聘用合同；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04月办理退休手续，2018年1月1日与被告签订《劳务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到被告处工作，担任营销总监一职，劳务报酬每月25000元，合同期限2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自2018年11月起被告开始拖欠原告的劳务报酬，截止到2019年6月被告累计欠付原告劳务报酬141140元。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未向其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7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201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工作内容：原告同意被告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在营销岗位从事营销总监工作。工作时间：原告的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劳动报酬：1、被告于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原告工资。2、原告试用期的工资标准为25000元/月。3、原告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25000元/月。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按照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要求，根据本单位每年经济效益增长情况和本地区、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形式，适时增加原告工资。4、被告原因造成企业停产，停产期间的工资支付，按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执行。本合同的解除或终止，应当按照法定的条件、程序和经济补偿规定标准执行。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退休证一份，证明原告王惠珍于2017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证据二、《劳动合同书》份，证明王惠珍于2018年1月1日与被告签订劳务聘用合同，被返聘到被告处工作，担任营销总监一职，基本劳务报酬每月25000元，合同期限2年。证据三、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打印件一份3页，证明2018年1月1日劳务聘用合同签订后，王惠珍依约到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公司依照合同约定为其发放劳务报酬，自2018年11月开始，被告开始拖欠原告的劳务报酬。针对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我解释一下工资是如何发放的，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原告每月的工资每次分3笔打入银行卡，一笔是通过被告的公司账户，另外两笔是公司的财务人员通过北京的ATM机，进行存款到原告账户。证据四、王惠珍与巩丽楠微信聊天截图，及原告与被告公司人事经理于国英电子邮件截图打印件、王惠珍报酬汇总表打印件各一份，聊天截图证明，截止到2019年4月份，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共欠王惠珍劳务报酬94600元，2019年5月份劳务报酬为23270元。该表证明，截止到2019年7月份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共欠王惠珍劳务报酬141140.3元。微信聊天截图，来源于原告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巩丽楠，于2019年5月30日，核对截止到2019年4月份，公司欠发原告的工资金额的微信聊天。电子邮件截图，来源于原告与被告公司人事经理于国英的往来邮件，该邮件是于国英发给原告的。王惠珍报酬汇总表，是原告根据与巩丽楠的聊天记录和于国英的邮件记录，及被告的工资发放政策，由原告制作。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系退休人员，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为劳务合同关系。解除关系，不需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法律规定执行，原告和被告都可以提出解除双方的劳务关系。对证据二、对劳动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发放工资，具体由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核算之后，再发放。对证据三、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明细清单是否与我公司财务发放的工资明细一致，我方庭后回去跟公司落实。对证据四、对巩丽楠的微信截图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巩丽楠的回复，不代表公司对王惠珍的工资计算金额确认，只代表她个人，而且原告在2019年4月4日，已经放弃其发放工资，所以这个统计没有什么异议。对于国英邮件截图打印件，抬头不清晰，我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且即使这份打印件属实，于国英并不是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不了解公司人员工资发放的情况，我方对其所记载的内容不认可。对于王惠珍报酬汇总表，因其汇总表为原告个人单方制作，所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而且在2019年6月5日之后，原告已经明确不认可公司的改制方案，也用实际行动进行了离职，具体情况我方庭后落实。诉讼中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9年4月4日，公司组织的管理层召开的，微信语音会议文字记录“华荣例会”一份，该记录由巩丽楠整理记录。当时参会人员为，王惠珍、于国英、王静、郭建英、巩丽楠、梁露芳。语音会议的内容，就是就公司发展的困境，及销售部门的问题，提出了问题和一些解决方案。在其中，原告作为销售部门的总监，自认业绩很差，体谅公司难处，自愿提出放弃在会议之前和之后未发放的工资。2019年4月4日会议纪要，发放在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截图一张，以及当时该群包含人员，其中有原告的群内成员截图。以上证据证实，原告在2019年4月4日，主动放弃所有欠发的工资，所以我方不欠发原告的工资，如果需要，我方可申请参会人员出庭，当庭作证。证据二、2018年9月11日，原告向公司工作人员巩丽楠发放的其预销售计划表，及当天巩丽楠的手机聊天截图一份，该证据证明，原告向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预销售额度为39900000元，但是实际原告的销售业绩，远远低于该计划表，造成公司经营困难和无法发放工资，跟原告的业务能力和虚夸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我方提交的证据一、二的聊天记录，仍在我方工作人员巩丽楠的手机当中可以查询，鉴于巩丽楠现在人不在烟台，庭后我们可以再提供原始聊天记录载体，以便查询。对于原告对证据一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的这种说辞，原告只要搜查自己的手机记录就可以查到。证据三、2019年5月28日，公司向内部公告的劳动关系改制确认书，及2019年6月5日公司劳动关系调整后，公司人员薪酬调整通知两份文件扫描件各一份共一张。证明从2019年6月5日，公司所有人员薪酬制度改革，其中销售人员的工资发放方式为，基本工资3500元加提成，也正因为该薪酬调整，原告与被告产生分歧，之后再未上班。证据四、视频光盘一张，证明上次庭审所提交的证据一中，微信语音会议，在我方工作人员巩丽楠手机中存有的记录，及将文字整理记录发放在原告所在的微信股东群里的事实。另外，该会议文字整理记录，还发到被告公司的另外一个微信群当中。同时证明证据二，原告将销售计划表，以微信方式，发给被告的工作人员巩丽楠手机当中的记录的相关事实。因该视频光盘当庭播放不出相关内容，对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解释，我方刻的光盘，在代理人办公室里可以播放，在此无法播放的原因不清楚。我方现在当庭提交巩丽楠通过手机微信，发送给被告代理人的视频，该视频与光盘中的内容一致。光盘内容，系巩丽楠通过微信，将其手中的视频发送到我的手机中，然后我通过笔记本电脑刻成光盘。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刚才被告称，该会议为微信语音视频会议，但是被告只提供了文字版的会议记录，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会议记录中没有参会各方的签字，所以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的目的更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提交该证据的时间为2019年4月4日，但是在2019年5月30日，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巩丽楠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5月30日，原告曾与被告公司针对欠付工资的金额进行了核对，因此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退一步讲，该证据是真实的，但是通过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巩丽楠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放弃工资的事情都没有当真，如果真的放弃工资，就没有必要再去核对欠付报酬的金额，公司也不会花费很大精力，核查好多表格，去核查欠付报酬金额，因此，被告的主张不成立。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预计划表属于被告单方提供，且没有原告及被告公司的签名和印章，为非正式文件。退一步讲，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的依据是合同书，合同书第一页第四条劳动报酬已经明确约定，月标准工资为25000元，所以说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再补充一点，被告在答辩意见中已经陈述，其也是按照合同书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再补充一点，再退一步讲，该证据只是一份预销售计划，销售计划的达成有许多的因素，因为自2018年开始，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全球以及国内经济均处于下行状态。公司经营不善，一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二是企业的经营战略有误，被告以此非规范性预销售计划，来贬低原告工作能力的行为，是不客观、不诚信的。对证据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劳动关系改制确认书里面提到，要和相关部门解除劳动关系，并且该确认书的最后一行写到，望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对如上建议尽快予以确认。从以上可知，该两份文件，均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审议研究确认，并且因为该两份文件牵涉员工劳动关系解除和工资调整，应该与原告进行充分民主协商，但是该两份文件没有履行协商程序，并且是以公司总经办的名义发布的，属于公司总经理时晨的个人意愿，并不能代表公司。再补充一点，建议人时密克为公司总经理时晨的父亲，但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时密克的签名更进一步验证了，该两份文件为时晨个人的意思表示，非公司的真实意思，并且被告也陈述，原告对该两份文件效力持有异议。被告声称，因原告对该两份文件的效力，与被告产生分歧，自2019年6月5日起不再到被告处上班，这个问题我予以澄清一下，因为原告的工作性质是营销总监，劳动合同签署时，约定的是不定时工作制，作为营销总监，不可能每天在公司坐班，所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被告说原告自2019年6月5日起，已经以个人行为和公司解除了劳务合同，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2019年6月5日起解除了劳务合同。对证据四、被告代理人的手机，并非视频中录制画面的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视频中的内容为被告方单方面制作，其内容已在第一次庭审中，以纸质版的方式向法庭提交过，原告已经发表过质证意见，首先，对光盘及被告上次庭审纸质版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该证据的内容只是被告方单方面发布的通知，并未经由原告确认，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即原告曾经放弃过被告所欠的工资。对原告是否参加过被告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召开的例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我不知道。关于双方是否已解除劳动合同问题。诉讼中，原告主张，从2019年7月份，因为公司股东纷争，原告无法正常履职，但是双方的劳务合同至今没有解除。被告则主张，从2019年6月5日，原告已经不再向被告提供任何的劳动和劳务，双方的劳务关系已经解除，是口头解除，应该是原告提出的，我方同意。原告也以其行为明确了解除劳务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声称其因公司股东纷争，无法正常履职，这种说法不存在，从始至终，公司不存在股东纷争，只存在销售困难造成的经营状况恶化，所以公司改制，引起了一定的劳资纠纷。原告主张，自己没有口头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双方的劳务合同。关于被告欠发原告工资数额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欠付报酬共计141140元，欠付的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8年11月、12月欠付33440元，2019年2月欠付14091.24元，2019年3月欠付23799.1元，2019年4月欠付23270元。以上欠发工资证据，就是我方提交的证据四中原告与巩丽楠的微信聊天截图，及原告与于国英的电子邮件截图。2019年5月欠付23270元，证据是我方提交的证据四中，原告与于国英的电子邮件截图。2019年6月欠付23270元。说明一下，因为被告公司的工资，是在每月15日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工资的真正核算期是每月1日-15日之间，因为这个期间，原告已经无法联系到被告公司的人事及财务人员，根据公司的工资政策和考勤情况，自己计算了6月份欠发工资是23270元，相关情况在我方提交的报酬汇总表中都有备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我们代理人需要庭后跟公司落实，每月工资发放的方式和金额。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已自愿放弃被告公司所欠劳务报酬问题。被告主张，原告在被告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召开的微信语音例会上，已明确表示原告因体谅公司难处，提出自己的工资不再发放，包括之前欠的和未发放的。故认为，被告公司所欠发原告的工资，已经因为原告的主动放弃而不存在。对此，原告认为，原告从未放弃过被告所欠的工资。被告解释，原告主动放弃被告所欠工资的理由是，因为原告是被告公司高薪聘请的销售总监，原告本人即已经退休享受社会保险的退休人员，其接受被告的聘请，也是为了想要开拓自己的事业第二春。但是被告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原告所在的销售部门，与原告自己所期待的销售业绩差距较大。当时在2018年年底，因销售困难，发生公司工作人员难以发放工资的状况，所以在2019年4月4日，公司管理层召开相关例会时，原告对她所在的销售部门做了相关总结，并作出了放弃在此之前和之后工资的决定。被告当时对原告的做法非常的感激，但是之后原告可能存在觉得吃亏的想法，所以反悔，被告也能理解，只是双方是劳务合同关系，其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对其工资报酬的合法、合理处置。我方认为，当时双方因为原告的这一决定，劳务合同关于报酬这一项作出了变更。原告之所以放弃工资，除了我方上述所讲的原因，也是因为原告本人有退休工资，我方公司给她发放的工资，只是其继续奋斗的一种追求，并不是必需，具体原因可能只有原告自己最清楚。因为公司经营困难，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所以在开会之后，公司对销售及其各部门的工资报酬作出了调整，对原告个人公司没有做相应的处罚。原告认为，被告代理人的上述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属一面之词，并且明显违背常理。因为即便被告公司经营困难，作为正常人的原告，也不会放弃自己数额较大的劳务报酬。即便是被告公司需要员工放弃部分工资，支持公司渡过难关，也应该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时晨，带头首先做出表率，没有必要也轮不到原告作出该种放弃自己工资的行为，因此被告代理人的上述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双方均认可，参加被告公司2019年4月4日例会的其他参会人员，及公司里没有参加例会的其他人员，均未因为公司经营困难，而自愿放弃被告公司所欠发的工资。关于参加被告公司2019年4月4日例会的巩丽楠、于国英、王静、郭建英、梁露芳的身份和职务问题。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巩丽楠任总经理助理，负责与公司中各个部门都有接触，协助总经理开展工作。于国英和郭建英共同负责人事，郭建英是公司起初聘请的人事资源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招聘人员的安排和公司的搬家。后期因为郭建英人不在烟台本地，所以公司又聘请了于国英配合郭建英的工作。另外巩丽楠告知代理人，原告与巩丽楠个人就工资金额的那个聊天记录，是巩丽楠出于友谊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总经理，也不代表公司。原告和王静负责产品销售，梁露芳负责软件。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据我向原告了解，除了巩丽楠、于国英和原告是被告公司员工，其余三人均不是公司员工，应该是总经理时晨的另一家公司的员工。关于被告公司平时的财务管理和员工工资发放问题。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经落实被告公司巩丽楠，会计之前一直是公司外聘的会计，定期去公司对财务进行核算。在2019年4、5月份左右，公司把相关财务工作外包给了外面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没有单独的会计，也没有分管财务的领导。就被告公司巩丽楠提供的信息，说是于国英负责公司人员的考勤，将考勤信息做成表格，然后再交由相关的会计人员，经领导审核后，核发工资，具体细节代理人不清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被告刚才所述，巩丽楠和原告的聊天记录纯属个人友谊关系，发表如下意见，据原告代理人了解，被告公司的工资，经人力资源总监于国英根据考勤初步核算后，交财务，然后经总经理或者总经理助理审核后，予以发放。于国英核算的数额不是最终金额，会在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审核时，作出相应的调整。通过巩丽楠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可知，巩丽楠查询2019年5月30日之前欠发原告的工资，查阅了好多表格，这说明巩丽楠具有财务管理的职能和权限，否则外包会计事务所不会接收其如此繁多查询。另外，根据被告代理人提供的证据一到证据四可知，巩丽楠在被告公司，权限比较大，仅次于总经理时晨，可以组织人力资源总监、销售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召开相关会议，讨论包括公司销售事务在内的重大管理事项，并且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将相关事项，在公司的管理群、股东群进行发布，并且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也有原告将其销售计划发送给巩丽楠的记载。由此可见，巩丽楠作为总经理助理，在被告公司，处于仅次于总经理时晨的地位。其为原告查询工资并告知的行为，绝非个人行为，否则原告不会向巩丽楠查询工资，而会向人力资源总监于国英，或者其他财务人员查询工资。通过原告提交的巩丽楠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该聊天记录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到证据四，所要证明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假如说被告所称的原告曾经有放弃工资的行为，并且该会议和会议记录是巩丽楠组织和发布的，那么巩丽楠就没有理由为原告查询未发放工资的数额。所以，该聊天记录从侧面有力的佐证了，原告从未有放弃过被告所欠工资的行为。被告没有向原告及时发放工资，属于消极事实，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消极事实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对欠付原告工资的金额，有予以举证的责任。对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巩丽楠作为总经理助理，对各个部门的事务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但并不代表其所做的任何行为，属于公司的行为。巩丽楠也明确告知，其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仅仅是个人行为。原告代理人刚才的陈述，是对巩丽楠行为的揣测，没有任何依据。原告代理人刚才已经承认，原告当时收到巩丽楠所发的会议文字记录，但是其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否认。另外巩丽楠仅仅是总经理的助理，其行为应得到总经理的授权，才能得到公司的认可。但是，巩丽楠明确，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仅仅是个人友情的行为。而且，公司有统计原告等人的工资情况，也不能代表公司就发放工资。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201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因该合同系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双方是否已解除劳动合同问题。诉讼中，原告主张，双方的劳务合同至今没有解除。被告则主张，从2019年6月5日，原告已经不再向被告提供任何的劳动和劳务，双方的劳务关系已经解除，是口头解除，应该是原告提出的，我方同意。原告主张，自己没有口头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双方的劳务合同。因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不予认可，且被告无证据证实原告曾口头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故双方的劳动合同实际并未解除。现原告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被告在答辩中表示同意，法院予以准许。但双方解除合同，依法并不影响原告劳务报酬的清算和支付。关于被告欠发原告工资数额认定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欠付报酬共计141140元，其中2018年11月、12月欠付33440元，2019年2月欠付14091.24元，2019年3月欠付23799.1元，2019年4月欠付23270元，2019年5月欠付23270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巩丽楠的微信聊天截图，及原告与被告公司人事资源管理人员于国英的电子邮件截图。以上欠款数额，系巩丽楠和于国英经落实后，分别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告知原告，二人告知的数额分毫无差。而被告主张，原告与巩丽楠的该聊天记录，是巩丽楠出于友谊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总经理，也不代表公司。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的巩丽楠和于国英在被告公司的职务，及被告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财务管理状况和公司员工工资核发流程，法院对巩丽楠和于国英证实的被告公司欠发原告上述工资数额，予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原告2019年6月报酬23270元，为此原告提交了核算说明，对此，被告并未提出异议，法院予以认定。以上被告应支付原告报酬总额为141140.34元，原告只主张141140元，法院予以准许。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已自愿放弃被告公司所欠劳务报酬如何认定问题。诉讼中被告主张，原告在被告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召开的微信语音例会上，已明确表示原告因体谅公司难处，提出自己的工资不再发放，包括之前欠的和未发放的，且原告在微信群中对巩丽楠发送的会议文字记录，没有反应，故被告认为，其所欠原告的工资，已经因为原告的主动放弃而不存在。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语音会议文字记录并不认可，同时原告主张，原告从未放弃过被告所欠的工资。法院认为，诉讼中被告未向法院提交微信语音会议中原告的原始语音话语，原告在本次会议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调查和认定。但原告在微信群中对巩丽楠发送的会议文字记录，没有反应，法院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已经做出了自愿放弃被告所欠报酬的意思表示。从原告提交的此次会议后，其与巩丽楠的微信聊天截图，及原告与于国英的电子邮件截图，可以看出，该微信聊天和电子邮件内容，系原告为了核实被告所欠报酬数额，这充分说明，原告实际并未真正自愿放弃被告所欠报酬。故被告的原告已自愿放弃被告公司所欠劳务报酬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解释的原告主动放弃被告所欠工资的理由，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常理，该理由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所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诉请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判决：一、解除原告王惠珍与被告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二、被告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惠珍劳务报酬1411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22元，减半收取计1561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20年4月27日的上诉人代理人刘洪芸及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证实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5日已经收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务合同关系的通知，即《2015年6月公司劳动关系调整后现公司人员薪酬调整通知》，被上诉人主张2019年6月5日之后的工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被上诉人由上诉人返聘到上诉人处工作，并约定了合同期限、被上诉人的劳务报酬及支付方式。该部分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主张自2018年11月起上诉人开始拖欠劳务报酬，至2019年6月累计欠付被上诉人报酬共计141140元，为此提交了《劳动合同书》、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抗辩称其于2019年6月5日调整了公司所有人员的薪酬，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并自2019年6月5日之后便再未上班，应视为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劳动合同，故上诉人不应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6月5日之后的工资。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称其虽对上诉人的薪酬制度改革不满，但并未停止上班，也未实际表明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对其抗辩理由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劳务报酬141140元，证据充分，于法有据。现上诉人上诉主张其已于2019年6月5日通知销售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包括劳务关系），且被上诉人2019年6月5日起已不再为上诉人提供劳务。但上诉人对其提出的上述理由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据此主张其不应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6月5日以后的劳动报酬，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元，由上诉人烟台华荣机器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