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4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男，198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从某1，男，196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某，女，196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姜梦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从某2，男，192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琳、孙淼淼，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从某1、詹某因与被上诉人从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2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三上诉人黄某、从某1、詹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梦迪、被上诉人从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琳、孙淼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从京玲系从某2女儿，黄某系从京玲儿子，从某1系从某2儿子，从某1与詹某系夫妻关系。 从京玲于2017年1月4日因受伤在杭州詹氏中医骨伤医院（以下简称詹氏医院）接受治疗过程中，产生医疗损害后果。经杭州市医学会鉴定，詹氏医院在对从京玲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损害后果经鉴定为一级乙等（一级伤残）。2017年10月16日，黄某作为从京玲的法定代理人，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向拱墅法院起诉詹氏医院，要求詹氏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含抚养费、赡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639039元，其中残疾赔偿金（不含抚养费、赡养费）973959元、对黄某的抚养费为319240元、对从某2的赡养费为79810元，案号为（2017）浙0105民初11194号。经拱墅法院调解，从京玲与詹氏医院于2018年9月12日达成民事调解书，詹氏医院同意于2018年9月25日前一次性赔偿从京玲各项损失200万元。2018年9月24日，黄某向詹氏医院出具《打款说明》，要求詹氏医院直接向从某1支付该笔赔偿款。同年9月26日，詹氏医院向从某1支付200万元。因该案产生的费用有：案件受理费11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财产保全费（支付给保险公司）2911.23元、律师代理费33万元，合计349311.23元。 2019年1月11日，从京玲去世，其去世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从某2及黄某。从京玲去世后，其生前的退休单位杭州侨光化工有限公司支付一次性丧葬补助金4000元、一次性抚恤金20000元、个人账户余额6173.23元，共计30173.23元。另，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支付至从京玲银行卡内的丧葬费为30446.23元。 从京玲生前产生的门诊费为2624.01元；经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后，产生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即自费部分）为289135.16元。但是住院医疗费中由詹氏医院支付的部分为7万元，扣除该笔费用后，实际由从京玲负担的门诊及住院医疗费为221759.17元。另，从京玲还于2018年10月16日产生会诊费、运费各500元。从京玲去世后，产生遗照费用340元、购买墓地、墓碑刻字等费用35850元、其他丧葬费用7246元，合计43436元。 从京玲在申万宏源证券开户的证券账户，于2018年10月8日转出1000元，于2018年10月23日转出50万元，于2019年2月26日转出56747.03元，共计557747.03元，现该账户尚有余额1.56元。故证券账户金额共计557748.59元。庭审中，从某1自认，从京玲的证券账户系由其操作。 从某1代为保管的款项有：1、詹氏医院于2018年9月26日赔偿的200万元；2、从京玲账户于2018年10月23日转账的50万元；3、从京玲账户于2018年10月24日转账的14万元；4、从京玲账户于2019年1月15日分三笔转账的69680.10元；5、黄某账户于2019年2月27日转账的56000元。上述款项共计2765680.10元。从某1支出的费用有：2018年9月26日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另，从某1于2019年3月27日取款14万元、于2019年3月28日取款200万元。詹某收到的款项有：从京玲账户于2019年1月16日转账的12345元。 另查明，从京玲的银行卡原先由从某2保管。2017年6月7日，黄某出具书面材料，载明其从从某2处取得其母亲即从京玲的8张银行卡。经统计，自黄某、从某1、詹某保管从京玲的银行卡之日（2017年6月7日）起，从从京玲银行卡转出的款项共计709680.10元。其中，从京玲尾号为6834的杭州银行的银行账户每月转入养老金（各个月份的金额不同）后，均立马将部分转至黄某账户。黄某陈述，因其无经济收入来源，该转入其账户的款项系其每月的生活费。从某2主张，该期间转出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从京玲的遗产予以分割，黄某、从某1、詹某仅对其中的56万元予以确认。 还查明，黄某为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残疾；黄某无生活来源，在从京玲去世前以从京玲的退休工资作为生活来源，经杭州市民政局验证，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并持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另经查询，黄某在杭州市区范围内无住房。 从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从某1、詹某返还被继承人从京玲遗产2778025.10元，从某2对该遗产享有二分之一的继承份额；2、从某2对被继承人从京玲的银行存款、股票账户变现金额共计730559.39元享有二分之一的继承份额；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黄某、从某1、詹某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继承人从京玲死亡时可以作为遗产分配的财产金额及各继承人享有的份额；二、从某1、詹某是否为存有遗产的人及其代为保管的遗产金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根据从某2主张的期间，从京玲死亡前取得财产有：1、詹氏医院支付的赔偿款200万元；2、杭州侨光化工有限公司支付一次性丧葬补助金4000元、一次性抚恤金20000元、个人账户余额6173.23元；3、证券账户金额557748.59元；4、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支付至从京玲银行卡内的丧葬费为30446.23元；5、自黄某、从某1、詹某保管从京玲银行卡后从银行卡内转账的709680.10元。上述财产共计3328048.15元。但是，詹氏医院支付的赔偿款200万元中，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院根据从京玲在（2017）浙0105民初11194号案件中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金额及调解金额与起诉金额的比例，确定其中属于从某2的生活费为43863.23元（该案主张的从某2的生活费79810元×调解金额2000000元÷起诉金额3639039元），黄某的生活费为175452.91元（计算方式同上），该部分费用分别属于从某2及黄某个人所有；杭州侨光化工有限公司支付的丧葬补助金、一次性抚恤金及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支付的丧葬费系从京玲死亡后产生。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故上述属于从某2及黄某所有的生活费、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丧葬费，该部分共计273762.37元应当予以扣除，扣除后的金额为3054285.78元。黄某主张，被继承人的银行卡生前每月收入养老金后，会转出部分款项给其作为生活费。该院认为，詹氏医院赔偿给从京玲的款项中，已经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且该院亦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各被扶养人的个人财产在该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故黄某主张该部分从从京玲银行账户转出的款项系其生活费，属于重复主张权利，不予确认。从某1主张，从京玲证券账户盈利部分的一半归其所有，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从京玲支出的费用有：1、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222759.17元（自费部分，且已扣除詹氏医院支付的7万元）；2、因（2017）浙0105民初11194号案件产生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费（支付给保险公司）、律师代理费，共计349311.23元；3、丧葬费（含遗照、墓地、墓碑等）43436元；4、黄某、从某1、詹某主张因从京玲治疗期间产生的护理费、尿不湿、棉签等费用14万元，该院综合考虑从京玲住院至死亡的期间、病情等因素，认为该费用尚属合理，予以确认。上述支出的费用共计755506.40元。 综上，被继承人从京玲死亡前取得财产扣除支出的费用，尚余的款项为：1、可作为遗产分割的款项为2342215.38元（3054285.78元-支出中的第1、2、4项）；2、丧葬费结余11010.23元（丧葬补助金4000元+抚恤金20000元+丧葬费为30446.23元-支出的丧葬费43436元）。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予以照顾；且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黄某系残疾人，缺乏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来源，并取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在被继承人从京玲死亡前与从京玲共同生活。且经查询，黄某在杭州市区范围内并无住房，从现有证据及从某2主张分割的遗产来看，从京玲生前亦无遗留房屋供黄某居住。而从某2尚有退休金及其他财产，且下有子女可以赡养，在从京玲在世时双方亦未共同生活。故综合考虑上述情形，并兼顾从某2与黄某的年龄因素，酌情确定从京玲生前取得并可以作为已产生分割的款项2342215.38元，由从某2享有30%，即702664.61元，由黄某享有70%，即1639550.77元。至于丧葬费结余的11010.23元，在从京玲死亡后属于其近亲属所有，可能涉及案外第三人权利，且不属于遗产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本案中，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由从某1保管的遗产有：1、詹氏医院赔偿的200万元；2、从2017年6月7日起从京玲银行卡转出的709680.10元；3、从黄某银行卡转账的56000元，共计2765680.10元。由从某1处支出的款项有：1、因（2017）浙0105民初11194号案件产生的费用349311.23元（其中律师代理费30万元有转账记录，其余费用虽无转账记录，但确已实际产生）；2、虽然无充分证据证明，但是经该院认定在从京玲住院至死亡期间支出的尚属合理的护理费、尿不湿、棉签等其他费用14万元，共计489311.23元。上述保管的款项扣除支出的款项，尚余2276368.87元。此外，虽然从某1于2019年3月27日取款14万元、于2019年3月28日取款200万元，但是除此之外，黄某、从某1、詹某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从某1将由其保管的上述款项实际返还给黄某，且经该院庭审释明，黄某、从某1、詹某拒不交代款项的去向，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从某1未再保管上述款项。经庭审查明，从某2与黄某、从某1、詹某之间的矛盾较深，无法排除黄某、从某1、詹某为规避将来的执行措施，在将214万元款项取出后仍由从某1另行保管的可能性。故从证据的盖然性角度来讲，该院认为，从某1尚保管的遗产金额为2276368.87元，且其作为存有遗产的人，具有妥善保管遗产的义务，在继承人主张分割遗产时，应当及时将保管的遗产支付给各继承人。 詹某主张，其于2019年1月16日收到从京玲银行卡转账的12345元，系其垫付的从京玲的丧葬费用。该院认为，从某2年事已高，黄某系残疾人，故詹某主张从京玲的丧葬事宜主要由其操办并支付丧葬费12345元，且其取得该笔款项的时间在从京玲死亡之后。故其主张尚属合理，予以确认。故詹某并非存有遗产的人，从某2要求詹某承担返还遗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被继承人从京玲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分割的款项共计2342215.38元，并由从某2分得702664.61元、由黄某分得1639550.77元。此外，从某2享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3863.23元，黄某享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5452.91元，该笔费用虽然不属于遗产，但款项权利并不涉及案外第三人，故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该笔款项一并予以处理，即从某2最终可以分得的款项为746527.84元，且该款项少于从某1保管的款项2276368.87元，应当由从某1径直支付给从某2。黄某自愿由从某1继续保管其应当享有的遗产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系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不予干涉。综上，从某2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从某1作为存有遗产的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从某2支付应由从某2享有的遗产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746527.84元。二、驳回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3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8038元，由从某2负担7738元，由黄某、从某1负担10300元。 宣判后，黄某、从某1、詹某不服，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从某1、詹某已将案涉被继承人从京玲所留款项全数返还给黄某，一审法院判定从某1向从某2支付遗产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有误。被继承人从京玲生前所留的200万元赔偿款及其他部分款项，最初确实保存在从某1、詹某处，但这实际上是应黄某所要求的。当从某2提起本案诉讼后，应黄某要求，从某1、詹某已将所有款项返还给他。对此，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从某1、詹某出示了相应的取款银行流水证明，黄某也在庭上承认其已收到从某1、詹某向其交付的全部款项。据此，根据现有证据及黄某的自认，完全能够确认从某1、詹某已向黄某返还被继承人从京玲全部款项之事实。 二、在詹氏医院支付的200万元赔偿款中，从某2仅对赔偿给其的赡养费79810元具有继承权，赔偿款中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黄某的抚养费等，均不属于被继承人遗产，从某2无权分割。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立法原则，残疾赔偿金具有严格的人身专属性和依附性，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其性质已转化为死亡赔偿金，而死亡赔偿金亦是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的。此时如近亲属请求财产分割，在同一顺序中，原则上应综合考虑近亲属与被继承人在生活中的远近和紧密程度、抚养关系及生活来源等因素合理分配，决定各自的应得份额。本案中，黄某与从某2虽为被继承人从京玲的同一顺位继承人，但两人与被继承人的共同生活远近和紧密程度、抚养关系及生活来源完全不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对此亦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认定。因此，属于残疾赔偿金部分的赔偿款应完全由黄某享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与被继承人密切生活的共同家庭人员的精神抚慰，黄某作为与被继承人相依为命的孩子，所受打击远大于从某2，故该笔费用亦应全部由黄某继承。抚养费319240元在调解书中明确专属于黄某，当然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 三、除上述应专属于黄某的款项外，其余被继承人所留款项可作为遗产由黄某及从某2继承，考虑到该两人的实际情况，黄某应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90%的份额，从某2享有10%的份额。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予以照顾；且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时可以多分。本案中，黄某系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无劳动能力且无任何经济来源，被继承人生前与母亲共同生活。母亲去世后，其名下无任何房产，仅靠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生活，生活极为拮据。而从某2现年96岁，住在养老院，每月有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共计10000多元，名下还有房产一套，并有其他子女赡养，生活无忧。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黄某应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90%的份额，从某2享有10%的份额。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对被继承人从京玲的遗产，黄某享有90%的份额，从某2享有10%的份额，且从某2享有的10%份额应由黄某向其支付，与从某1、詹某无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从某2承担。 被上诉人从某2答辩称：一、从某1作为遗产保管人，负有向从某2返还所保管遗产的义务。1、原审查明从某1共保管有被继承人从京玲的遗产合计2765680.10元，扣除由其支出的费用合计489311.23元后，从某1保管的遗产尚余2276368.87元。对于该等事实各方均无异议。2、从某1一审提交的取款凭证仅证明其从自己账户分别取款14万和200万元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将该款项交付给了被继承人从京玲的任何一个法定继承人。3、黄某在一审庭审中的自认行为系两上诉人为刻意隐匿遗产而互相配合所作出的虚假陈述。从原审庭审笔录中可以发现，黄某的自认存在诸多疑点，包括在回答法庭提问时前后矛盾，一会儿陈述是分几次给的，一会儿陈述是一次性给的。当法官提问200余万现金有多大体积时，黄某更是不知所措，胡乱笔划，根本无法准确作出回答。4、事实上，自从某2妻子去世后，从某1与从某2及其他兄弟之间即已出现不和，而黄某在其母亲从京玲出事后与从某2、包括其生父之间关系突然疏远甚至恶化，两上诉人在处理从京玲的身后事、以及遗产的事情上从不跟其他亲人商量，从某1将被继承人从京玲的赔偿款及部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的事情，从某2也是在半年之后才得知的。因此，两上诉人在庭上的一唱一和，互相配合确认214万赔偿款已交由黄某，而黄某又当庭表示拒绝交出该遗产的种种表现，无法排除从某1为规避从某2顺利取得继承份额，而将214万元取出后另行保管的可能。5、鉴于从某1与黄某的庭审陈述违背常理，原审就从某1主张的其保管的214余万元现金已交付给黄某的问题再次向其释明，要求其在限期内提交相应交付证据，但从某1并未提交，也拒不交代款项去向，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从某1自行承担。因此，原审判令由从某1向从某2支付遗产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判决完全正确。 二、关于遗产分配的份额问题。1、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从某2与黄某均为被继承人从京玲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各自对被继承人从京玲的遗产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2、原审庭审过程中，黄某与从某1有刻意隐匿遗产拒不交代款项去向的行为，足以证明两人企图将遗产占为己有，该等行为已侵犯了从某2的合法权益。即便如此，从某2仍对于原审判决以考虑黄某系肢体残疾为由，在分配遗产时对其给予照顾，由其分得70%的遗产的判决表示认可并接受，究其原因也无非是考虑到毕竟双方系祖孙关系，都是一家人，相互之间互谅互让，和睦团结才是最重要的。但如今，黄某对该判决结果仍不服，甚至认为其应分得90%的份额，其主张完全偏离客观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按此逻辑法律的公正、公平将不复存在，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事实上，虽然黄某为残疾人，但并非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在被继承人从京玲出事之前，黄某本人就在天天好大药房正常上班，每月收入有两千五百余元，此外，其现居住的政府直管公房每月租金低廉，且可一直居住，因此，黄某的基本生活保障并无任何问题。4、从某2是普通退休工人，年事已高，身边时刻需要有人照顾，为减轻子女负担，一直自费居住在养老院，现在每月退休金尚不足以支付养老院每月的费用，再加上日常的一些医疗费用，每月收不抵支，因此，上诉人所述从某2每月收入万元完全与事实不相符。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二审中，被上诉人从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三上诉人提交上收条一份，拟证明从某1于2019年3月28日以现金方式将银行取出的214万元交付给黄某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从某2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不认可，首先，本案一审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如黄某真是在3月28日收到该笔款项，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是从某1刻意通过现金提取的方式来规避本案诉讼的不利后果；其次，本案一审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黄某没有出示过该收条，可见该收条只是为了应付本次二审而出具；再次，从收条内容看，黄某收到214万元现金，与其在一审当庭陈述自相矛盾，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案涉214万元系大额款项，三上诉人主张系现金交付与常理不符，而黄某也未能说明款项的存放地点和方式，故仅凭收据不足以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继承人从京玲的遗产范围问题，在从京玲与詹氏医院的医疗纠纷案件中，从京玲系获得该案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人。从京玲死亡后，该相关款项属于从京玲的合法遗产，原审将该款项在本案中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完全正确。三上诉人主张该两笔款项不是遗产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从京玲生前未立遗嘱，黄某和从某2作为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依法对从京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原审根据本案实际，判定由黄某继承70%的份额，从某2继承30%的份额，该判处已经充分考虑了黄某的特殊情况，从某2也未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黄某上诉要求继承90%遗产份额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从某1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立案前，从京玲的绝大部分遗产一直由从某1负责管理和支配，一审审理中，从某1现金提取了属于从京玲遗产的214万元款项，尽管黄某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明确表示已经收到了从某1交付的该款项，但对于交付过程、钱款存放地点等均未能予以合理说明，该两人主张款项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的意见也与常情不符，且无充分有效的客观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黄某在二审中主张其已收到款项，并要求由其本人承担向从某2支付款项的责任，本院据此要求其向本院预付一审判决确定的款项数额，待本案判决生效后再行结算，但其又明确表示不同意。基于以上事实，结合从某1和黄某的诉讼利益高度一致，两人存在恶意串通以逃避款项支付责任的可能，一审判定由从某1作为遗产管理人承担款项支付责任的判处，具有相当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待从某1履行支付义务后，可另行与黄某进行结算。三上诉人主张应由黄某付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三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7元，由上诉人黄某、从某1、詹某共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