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再45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周锡强，男，195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宪玉，女，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巨龙，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家勤，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周锡强因与被申诉人孔宪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6）川0104民初4094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成检民（行）监[2019]5101000055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川01民抗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建峰、检察员助理曹霞出庭。申诉人周锡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被申诉人孔宪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巨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6）川0104民初409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新证据足以证明孔宪玉的转款系其个人投资款,而非借款；即便不认定为投资款，亦至少能反映出案涉借款事实真伪不明，依法应认定该借款事实不存在，故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首先，根据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9刑初379号刑事判决书、案外人童国强、王某的《询问笔录》、孔宪玉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周锡强提交的案外人罗国成和王某的《证明》《代为偿还〈委托项目经营合同〉本金协议书》《关于孔宪玉委托罗国成签订〈代为偿还委托项目经营合同本金协议书〉的情况说明》、周锡强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王某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等证据可以证实孔宪玉与周锡强系共同投资相识，孔宪玉于2014年8月29日通过王某向华慧兴龙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慧公司）投资10万元，并于9月初专门办理农业银行储蓄卡账户，用于华慧公司投资业务使用，并于20ｌ4年9月9日收到华慧公司第一笔周回报1520元。其后，孔宪玉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分别于2014年9月11日和9月13日分两次向周锡强转款20万元、30万元,共计50万元，周锡强同时分两次将该50万元转入王某账户，由王某将款项转入华慧公司指定财务人员孙涛账户，并通过华慧公司网站电子积分抵扣方式增加孔宪玉投资；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分两次收到华慧公司奖励人民币22000元和39200元，并两次收到华慧公司按照60万元投资额度计算投资周分红回报9120元（1520元×6）。2014年11月8日，在华慧公司关闭网站,相关投资人成立义邑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邑公司）后，义邑公司确认孔宪玉在华慧公司剩余投资本金为人民币517520元，并在之后由义邑公司通过王某分三次向孔宪玉转入代还华慧公司投资部分本金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孔宪玉向周锡强转款50万元，系其个人向华慧公司投资款，而非借款。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根据上述新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系孔宪玉个人投资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即便仍无法确定该笔款项是否为个人投资款，但至少反映出该笔款项尚处于是投资款或借款或其他性质款项真伪不明的状态，而孔宪玉辩称其农业银行账户分两次收到华慧公司奖励人民币22000元和39200元，并两次收到华慧公司按照60万元投资额度计算投资周分红回报9120元系华慧公司打款错误或系第一笔10万元投资款的投资回报，明显与事实不符，亦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依法应认定借款事实不存在。（二）原审判决仅以转款凭证及孔宪玉的单方陈述即认定周锡强与孔宪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以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实施，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的规定，本案中，首先，孔宪玉在无借款合同或相关借据的前提下，对该笔款项通过王某将该款项投入华慧公司,华慧公司收到该款项并确认孔宪玉的投资，并以此为标准对孔宪玉进行奖励和计算发放分红的事实以及孔宪玉向周锡强转款处于其向华慧公司投资期间，孔宪玉与周锡强之间并无借款合意，而孔宪玉与周锡强相识仅一年多时间，出借50万元大额借款不出具借款凭据亦无利息约定等明显有悖生活常理的问题，仍未依法完成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其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孔宪玉关于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进行严格审查，确定孔宪玉承担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双方当事人金融机构转账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真实达成借贷之合意。原审判决未依法严格审查周锡强、孔宪玉之间的转款性质，而仅凭孔宪玉提交的转账凭据，在孔宪玉未完成其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即认定当事人之间转款行为为借款法律关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2016）川0104民初4094号民事判决，亦足以证明该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提出抗诉。 申诉人周锡强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孔宪玉的诉讼请求。 孔宪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孔宪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锡强归还孔宪玉借款5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本息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周锡强承担。事实与理由：孔宪玉经朋友介绍，于2013年8月与周锡强相识。相识后，因双方均生活在成都市，便经常被周锡强邀请去参加聚会，逐渐熟悉起来。2014年8月，周锡强称有项目投资需要资金，向孔宪玉开口借款50万元，周转一段时间就归还。孔宪玉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觉得周锡强的经济实力不差，且只是周转一段时间就归还。基于当时参加聚会，相互熟悉，不好拒绝。孔宪玉于2014年9月11日和9月13日通过农业银行华阳分理处两次分别给周锡强转账20万元和30万元，共计50万元。周锡强借款后，并未按照当时借款时承诺的周转一段时间便归还。而且经孔宪玉多次催收后仍不予归还，为了维护孔宪玉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与孔宪玉诉称事实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周锡强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答辩的权利。该院对孔宪玉提交的证据原件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确认。孔宪玉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周锡强的借款行为有银行转款凭证及孔宪玉陈述为证，该借款行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行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该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双方对借款未约定期限，孔宪玉可以随时要求周锡强返还借款，故以2016年5月24日孔宪玉起诉之日视为借款到期之日，周锡强应当按孔宪玉的要求返还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孔宪玉主张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周锡强实际还清本息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周锡强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孔宪玉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6年5月2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周锡强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公告费300元及公告送达该判决的费用，由周锡强负担。 再审中，孔宪玉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周锡强向本院举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委托项目经营合同》，拟证明周锡强与孔宪玉均系华慧公司的投资人，并签订了《委托项目经营合同》。 2.周锡强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明细清单，拟证明2014年9月11日孔宪玉向周锡强转账20万元，当日周锡强立即向王某转账40万元（含孔宪玉投资款20万元），2014年9月13日孔宪玉向周锡强转账30万元，次日周锡强将该笔30万元转入王某的账户。 3.孔宪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拟证明孔宪玉总共收到其投资款60万元的周分红共计82480元。 4.王某银行转账明细清单及其银行个人客户信息，拟证明王某分别于2014年9月12日、9月15日向孔宪玉支付20万元追加投资分红22000元、支付30万元追加投资分红39200元。 5.《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拟证明2014年11月8日，罗国成受孔宪玉委托代其签订《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同意由义邑公司成立自救组织，代为清偿投资者款项，而孔宪玉按517520元＝60万元－82480元的投资金额申报债权，并提供了其在银行查询打印的明细对账单作为申请依据。 6.义邑公司出具的《关于孔宪玉委托罗国成签订〈代为偿还委托项目经营合同本金协议书〉的情况说明》，拟证明《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的签订背景和经过。 7.童国强、王某出具的说明以及王某农业银行转账明细单，拟证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义邑公司按协议约定通过王某向孔宪玉分别转款9000元、4000元、5000元，共计18000元作为履行《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的清偿款。 8.（2018）沪0109刑初379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华慧公司的股东郭某某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承担刑事责任。 孔宪玉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委托项目经营合同》的“三性”（即指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下同）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周锡强的证明目的；对周锡强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明细清单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周锡强将50万元转给谁与孔宪玉无关；关于孔宪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王某银行转账明细清单及其银行个人客户信息，认为仅能证明孔宪玉通过王某向华慧公司投资10万元的事实以及孔宪玉通过王某收到华慧公司转回的投资收益；对《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以及童国强、王某出具说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孔宪玉并未在《代为偿还本金协议书》中签字，该协议书也未经孔宪玉追认，义邑公司、王某、童国强出具的说明不具有客观性；对（2018）沪0109刑初379号刑事判决书，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可。 本案再审中，周锡强还申请了证人王某、罗国成出庭作证，其中王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孔宪玉是经过罗国成的推荐参加了华慧公司在成都的项目投资说明会，于2014年8月29日投资了10万元，随后孔宪玉于同年9月9日收到了华慧公司的周分红1520元；此后孔宪玉追加投资，在9月11日投入了20万元，通过周锡强账户转到我的账户上，让我帮孔宪玉注册电子账户，后孔宪玉于9月13日收到了第一笔奖金22000元，又于当日投入了30万元，于15日收到了电子奖励积分币39200元。前述两笔奖金均是我帮孔宪玉兑换转至孔宪玉本人账户中的；孔宪玉于9月20日、9月30日分别收到其投资60万元的周分红两个9120元，后10月8日华慧公司的账户网站无法登录，停止停报任何现金；2014年11月11日，华慧公司负责人跑路后，上海成立了义邑公司与投资人签订了代偿款协议，让投资人将银行明细、收到分红款的明细交给义邑公司后，清算小组清算出来孔宪玉的代偿还款为50余万元。随后，孔宪玉收到了义邑公司支付的9000元、4000元、5000元偿还款。” 罗国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孔宪玉均是华慧公司项目的投资人，孔宪玉第一次投资10万元是经我推荐参加的，此后孔宪玉还要追加投资，我曾劝阻过，后来华慧公司负责人跑路，由义邑公司代偿投资款，孔宪玉通过电话让我帮签代偿协议。” 孔宪玉对上述证言质证认为，对王某、罗国成证言“三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审核认为，对周锡强举出的上述证据1-8，因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孔宪玉虽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对王某、罗国成证言，因其二人证言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6月11日，周锡强与华慧公司签订《委托项目经营合同》，参与华慧公司相关经营项目投资。 2014年8月29日，孔宪玉向王某工商银行账户转入10万元，用于参加华慧公司经营项目投资。同年9月9日，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收到1520元，孔宪玉认可该款系投资华慧公司10万元第一周返还积分分红收益。 2014年9月11日，孔宪玉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向周锡强银行账户转入20万元。同日，周锡强通过农业银行向王某转账40万元。王某通过操作华慧公司网站电子积分冲抵孔宪玉投资20万元。 2014年9月12日，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收到王某农业银行账户转入22000元（摘要显示为“华慧”）。同日，孔宪玉该账户还收到1520元。 2014年9月13日，孔宪玉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向周锡强银行账户转入30万元。同日，周锡强通过农业银行向王某转账30万元。同月14日，王某通过农业银行向孙涛转账20万元，并通过操作华慧公司网站电子积分冲抵孔宪玉投资10万元。 2014年9月15日，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收到王某农业银行账户转入39200元（摘要显示为“华慧”）。 2014年9月20日，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收到9120元（摘要显示为“转存”）。 2014年9月30日，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收到9120元（摘要显示为“转存”）。 另查明，1.2014年10月，华慧公司网站关闭，公司负责人失踪，相关华慧公司项目投资人成立“投资人自救应急处理小组”，决定注册新公司，负责代为偿还投资者投资本金。同月24日，注册成立义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童国强。同年11月8日，罗国成以孔宪玉名义与义邑公司签订《代为偿还〈委托项目经营合同〉本金协议书》，义邑公司确认孔宪玉投资本金为517520元，该协议书甲方落款为“罗国成代孔宪玉”。此后，孔宪玉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79）分别于2014年11月11日、2014年12月11日、2015年1月12日收到王某农业银行转账9000元、4000元、5000元，摘要显示为“微众”、“微众”、“代还华慧”。 2.2018年9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09刑初379号刑事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华慧公司发起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院再审认为，孔宪玉与周锡强之间就案涉50万元转款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孔宪玉依据案涉50万元转款凭证主张与周锡强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周锡强则予以反驳，主张案涉50万元系投资款，并举出孔宪玉农业银行流水及其与王某相关经济往来凭证、华慧公司相关项目投资资料及确认孔宪玉投资情况的说明等证据，其中王某证言中关于孔宪玉投资及分红情况与孔宪玉农业银行流水及王某向其转款的相关凭证相吻合，亦与罗国成证言及义邑公司确认孔宪玉投资情况的说明相印证，上述证据所表明的事实，足以动摇孔宪玉关于案涉50万元转款系借款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孔宪玉应当对其与周锡强之间就案涉转款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孔宪玉在原审及本案再审中，均未举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故依法应当认定孔宪玉的主张不能成立，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40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孔宪玉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公告费300元，均由孔宪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浩 审 判 员  邱家德 审 判 员  何云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谢 欢 书 记 员  刘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