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9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红沙路宏财汽车服务中心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3087946011。法定代表人：张俊林，系该公司董事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渐晗，系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21098528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东新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红果街道舍勒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MA6DKK3K61。法定代表人：张永才，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林开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东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牧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8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林开投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黔0222民初8658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出售的种羊死亡产生的损失9707000元；三、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用30000元；四、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赔付种羊470只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10份种羊赔付单是案件庭审结束后，且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合理的说明和解释，其庭审结束后提交证据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不得采信。种羊赔付单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字和盖章，未经被上诉人确认和追认，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合作社直接赔付是履行种羊购销合同与事实不符，且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种羊赔付单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赔付的种羊究竟是否属于赔偿死亡数量的种羊还是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种羊进行更换、调换，也不能显示赔付对应的批次究竟是否属于被上诉人服务期内还是服务期外。其次，原审判决认定不能确认上诉人主张的3171只种羊死亡是非人为因素造成系认定事实错误。种羊出现大批量死亡后，根据动物防疫法及主管农业部门的要求，要对死亡种羊及时扑灭处理，以免出现疫情，因此，上诉人根本不具备对种羊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取证的条件。根据“法不强人所难”的原则，原审判决简单以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种羊死亡原因继而认定不是非人为因素造成过于苛责。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种羊合计7377只，死亡种羊3171只，死亡部分占总购买数量将近一半，死亡比例畸高，不符合正常的种羊饲养减损比例，另外，结合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免费补偿部分种羊的陈述及主张，根据民法“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足以推定本案涉及的种羊死亡原因是非人为因素。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购销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负有“包种羊的成活”的义务，但其提供的种羊大批死亡，被上诉人违反了包种羊成活的合同义务，依法应承担赔偿死亡部分损失的违约责任。在种羊出现大批死亡后，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出售的种羊不存在质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依法应对死亡部分的种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支持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东新牧业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农林开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种羊死亡造成的损失9707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对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原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购销合同书》，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努比亚山羊种羊。种羊的标准为：母羊月龄为5月龄以上，体重在25公斤以上，毛色纯正，符合本品种的重用特征，单价为3000元/只。公羊月龄为6月龄以上，体重在30公斤以上，毛色纯正，符合本品种的种用特征，单价为5000元/只。合同约定被告的权利义务：1.甲方（被告）必须严格执行“三包”、“六统一”的相关规定，“三包”即“包种羊的成活，包常年的技术服务，包保价回收”；“六统一”即“统一种羊饲养品种、统一免疫程序、统一饲养管理模式、统一繁育和选育标准、统一回收销售、统一用药标准。……6.当批种羊在达到乙方（原告）养殖场后45日内，乙方购买的种羊如果出现非人为因素死亡时，甲方（被告）负责按实际死亡数量免费补偿相同数量的种羊，乙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当批种羊在达到乙方养殖场后六个月内，乙方购买的种羊如果出现非人为因素死亡时，乙方需要补充种羊数量时，甲方可按种羊价值的50%金额收取乙方种羊款。……此外，该合同还就交货地点、货款支付方式等事项进行约定。签订合同后，被告根据约定向原告提供努比亚山羊种羊，在经原告、盘州市辖区内多家合作社、盘州市农业局多部门组织验收，被告共向原告出售了种羊7377只，所交付的种羊均由合作社认购后进行饲养。被告交付种羊后，原告向被告足额支付了货款。被告向原告出售种羊后，根据合同约定向实际养殖种羊的合作社提供养殖技术服务，在约定的45日和特别约定的养殖服务周期内，被告提供的种羊死亡1104只，其中公羊死亡12只，母羊死亡1092只。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被告是否对服务周期内死亡的种羊进行赔偿的问题。被告提供了10份东新牧业公司种羊赔付单，用以证明在服务周期内被告已根据合同约定向各合作社赔付了死亡的种羊。赔付单当中有各个养殖合作社的签字确认，由于被告供应的种羊最终由合作社养殖，原告主张种羊死亡数量也是由合作社统计形成，故被告直接向各合作社直接赔付种羊是履行原被告签订的《种羊购销合同》，原告称被告的赔付行为与《种羊购销合同》无关与事实不符。根据赔付单可以认定合作社养殖的种羊出现死亡的情况后，被告分别对继续需要养殖种羊的合作社免费提供了种羊470只，其中公羊27只，母羊443只。2、关于原告所述的3171只种羊死亡是否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问题。原告以被告提供的种羊存在非人为因素死亡为由要求被告进行赔付，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应当提交证据证明种羊的死亡原因，用以确定种羊死亡是否因人为因素造成，但原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不能确认原告主张的3171只种羊死亡是因非人为因素造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购买的种羊死亡进行赔偿；2、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多少。原被告经协商签订的《购销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向原告供应的种羊在养殖过程中发生死亡，根据合同约定，如非因人为因素死亡，在45日的服务周期内死亡的，被告免费给予相应数量的补充，而在45日服务周期至6个月内，被告向原告提供相应数量的补充，按照种羊50%的价值收取种羊款。故原告认为死亡的3171只种羊需要被告进行赔偿，首先应证明该3171只种羊的死亡是非人为因素造成。但在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死亡的3171只种羊系被告提供的种羊自身原因导致，或者并非养殖人员人为因素导致的死亡，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诉讼中，被告同意对45日服务周期内死亡的种羊进行赔偿，因被告自愿承担该部分损失的赔偿，可以免除原告相应的举证责任，故被告应对原告购买种羊后45日服务周期内死亡的种羊进行赔偿。关于被告应赔偿金额为多少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在45日服务周期内共死亡种羊价值3336000元（12只×5000元/只+1092只×3000元/只=3336000元）。在服务周期内，被告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免费提供了部分种羊，则被告已提供的种羊对应的价值不应再计入原告的损失，应从原告的损失中予以扣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该部分种羊价值为1464000元（27只×5000元/只+443只×3000元/只=1464000元），故被告还应赔偿原告损失1872000元（3336000元-1464000元=1872000元），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中高于该金额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双方未约定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东新牧业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农林开投公司因种羊死亡造成的损失1872000元；二、驳回原告农林开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980元，由原告农林开投公司负担32294元，由被告东新牧业公司负担768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赔付单是属实的，但数量有误，被上诉人实际赔付的种羊为公羊10只、母羊443只，请求对此予以改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购买的45日服务周期内的种羊出现死亡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付了10只公羊，443只母羊。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请求由被上诉人赔偿损失9707000元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二、对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用是否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种羊死亡数量无异议，但对于种羊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应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查认定。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种羊出现非人为因素死亡时，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或补充种羊后按50%收取种羊款，同时约定在合同规定的赔偿时间内，种羊出现非正常死亡时，上诉人须用手机或相机拍照死亡种羊图像，并用采信方式发送至被上诉人售后服务部登记，同时保留死亡种羊的防伪耳牌作为补偿凭证，并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售后服务人员部到现场进行登记处理并双方签字后方可有效。但上诉人在种羊死亡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上述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种羊死亡原因，再结合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及本案种羊死亡后农业局组织双方及其他部门召开会议，针对种羊死亡倾向于疾病原因或者气候不适应的原因，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种羊死亡属于合同约定应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的情形，上诉人要求由被上诉人对其种羊死亡损失予以赔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本案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同意对45日服务期内死亡的种羊进行赔偿，被上诉人对此未提出上诉，故对该部分损失可由上诉人进行赔偿。因被上诉人同时提出已经对上诉人进行了部分种羊的赔付，并提交了赔付单，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经本院二审核实，被上诉人赔付的公羊仅为10只，并非27只，一审认定为27只有误，故对该部分予以更正。死亡种羊1104只应赔偿金额为3336000元，扣减已经赔付的10只公羊及443只母羊金额，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种羊死亡损失应为1957000元[3336000元-（10只公羊×5000元+1092只母羊×3000元]。针对争议焦点二。因本案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种羊死亡属于应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的情形，一审判决予以赔偿的部分仅是基于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自愿予以赔偿，且双方在合同中也未对律师费进行约定，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赔付公羊的数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8658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贵州省东新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羊死亡损失款1957000元；三、驳回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9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960元，合计119940元，由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180元，由被上诉人贵州省东新牧业有限公司负担95760元。(以上费用系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由被上诉人贵州省东新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并返还上诉人贵州省盘州农林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957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敏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徐严书记员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