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煜，男，197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春，山西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杰，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常春藤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泰欣街香港城新街花园20-1-3004室。法定代表人：习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勇，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文煜、袁杰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常春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春藤贸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文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春，上诉人袁杰，被上诉人常春藤贸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文煜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常春藤贸易公司向孙文煜返还1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常春藤贸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孙文煜于2010年10月20日将101万元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意图作为投资，与常春藤贸易公司合伙出资购买光大金控PE产品，9年过去，以常春藤贸易公司名义投资的产品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其却未向孙文煜支付分文，孙文煜主张退还，也遭到拒绝。孙文煜诉至法院，并将投资介绍人袁杰作为第三人一并起诉，意在让第三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但一审法院却非但没有支持孙文煜对常春藤贸易公司的诉求，反而将退款责任判在袁杰头上。孙文煜认为即使常春藤贸易公司否认合伙出资，但至少应该将本金返还给孙文煜，袁杰无履行能力，而且袁杰纵有过错，也不应该免除常春藤贸易公司责任。一、一审判决认定孙文煜，常春藤贸易公司与袁杰之间法律关系的事实错误。1、孙文煜将101万元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意图是与其共同出资光大金控公司，由孙文煜自己收取投资回报。但一审判决最终被以“解释”的方式认定为孙文煜代袁杰出资，为代袁杰履行与常春藤贸易公司的《合伙出资协议》的垫款行为。一审庭审中孙文煜与袁杰均未认可双方有代为出资或借款垫款出资的关系，常春藤贸易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孙文煜有过代袁杰出资的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认定孙文煜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之间未就合伙出资光大金控公司达成合意，从而双方之间不成立合同关系。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已查明孙文煜将101万元对光大金控出资款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在此情形下，常春藤贸易公司对孙文煜资金的占有、使用，显然构成不当得利，孙文煜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之间成立且仅成立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在无证据证明孙文煜同意为袁杰与习娅的《合伙出资协议》代为出资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不构成不当得利错误。3、常春藤贸易公司提供的《合伙出资协议》是袁杰与习娅之间的独立真实意思表示，是袁杰与习娅分别为其自身个人和自己公司设立的权利义务，孙文煜对此事先毫不知情，就该协议而言，完全是袁杰与习娅的个人行为而非任何代理行为，所以袁杰的行为根本不是履行代理行为不当，也不应按代理行为定性判定其责任。二、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三方的法律关系，忽视了孙文煜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之间的不当得利债务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置孙文煜的诉讼请求对象于不顾，强行让袁杰承担法律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也错判了无辜，放纵了本应承担责任的常春藤贸易公司。常春藤贸易公司辩称，一、孙文煜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没有任何直接法律关系，该款是2010年打到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到2019年孙文煜才起诉，孙文煜不认识常春藤贸易公司内的任何人，故双方不存在合伙投资的行为。但是是袁杰以自己的名义与习娅签订的投资协议，用常春藤贸易公司的名义入股光大金控。涉案的101万元虽然从孙文煜的账户打过来，并不能证明就是孙文煜投资的，袁杰是光大银行支行的行长，习娅等是其客户经常有业务往来，所以和袁杰认识，基于对袁杰的信任才有了之后合作投资的意向。当时101万元打到常春藤贸易公司，也可能是袁杰借用别人的账户打过来的，钱先到的账，之后才签的协议，故常春藤贸易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正确。二、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并非有转款凭证就构成不当得利。因袁杰和习娅共同投资，且双方签了协议，故该笔款项是袁杰的投资项目。同时，涉案投资项目一共是1100万元，到现在为止一共回来一半资金，亏损谁承担，因袁杰和习娅的父亲是有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没有把回来的钱分给袁杰，常春藤贸易公司认为是正常的债权债务抵销，孙文煜称对此债权债务关系不知情，但袁杰本人对此事认可的。故本案不存在错误的认定三方的法律关系。孙文煜起诉常春藤贸易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袁杰没有履行能力。袁杰辩称，无意见。袁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常春藤贸易公司向孙文煜支付100万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常春藤贸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定责任不顾及案件事实，不以事实为依据。1、案涉101万元投资款并没有支付至袁杰个人账户。本案所涉100万元投资款由孙文煜直接支付至常春藤贸易公司，袁杰作为中间介绍人并没有实际占有款项。2、孙文煜投资款的收益常春藤贸易公司没有向袁杰支付。孙文煜的投资款支付至常春藤贸易公司后，常春藤贸易公司将包含有孙文煜投资款的1100万元向光大金控完成投资。光大金控公司自2014年3月起陆续向常春藤贸易公司进行分红或返还投资本金，但常春藤贸易公司收到款项后并未向袁杰支付分文，所以实际占有该款项的主体是常春藤贸易公司，相应的支付义务主体也应该是常春藤贸易公司，而不是袁杰。3、袁杰只是孙文煜向常春藤贸易公司出资的介绍人而不是代理人。如果非要将袁杰认定为代理人，那袁杰的代理行为就是向常春藤贸易公司出资并投资光大金控，但截止目前这个代理行为是赚钱的而不是赔钱的，孙文煜拿不到投资回报的原因不是袁杰的代理错了，而是常春藤贸易公司拒不返还。二、一审法院依据代理关系认定袁杰对孙文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首先，袁杰在为孙文煜投资选择“资金大户”过程中无任何损害孙文煜利益的行为，造成现在分红无法取得的后果，直接原因是常春藤贸易公司私自分割处分了孙文煜的钱。其次，袁杰一直在配合孙文煜找常春藤贸易公司法人习娅询问基金分红事宜，即使认定袁杰有代理孙文煜的事实，孙文煜的损失与袁杰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认定由袁杰赔偿100万元损失明显错误。三、袁杰作为中间介绍人，事先未收取任何费用，事后更没有收到投资款或分红，庭审中仅是以了解案情的第三人身份出现，一审法院就判决由袁杰向孙文煜承担100万的赔偿责任错误，应依法改判。孙文煜辩称，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袁杰为第三人并追究责任显失公平，本案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常春藤贸易公司。常春藤贸易公司辩称，袁杰自称是中间人但从未起到过中间人的作用，袁杰并未居间介绍过常春藤贸易公司与孙文煜合作，孙文煜也不认识常春藤贸易公司的任何人。常春藤贸易公司认为袁杰是代表的是他自己，常春藤贸易公司根本不知道袁杰是孙文煜的代理人。关键问题不是钱是否进账，关键是以谁的名义与习娅签订的合作协议，且袁杰欠习娅父亲钱，这期间常春藤贸易公司根本找不到袁杰，故袁杰从未因为孙文煜的事来找过常春藤贸易公司。孙文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常春藤贸易公司返还孙文煜1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0年10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常春藤贸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9日，孙文煜将101万元款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并州路路支行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款项来源载明“孙文煜资金用于PE产品”；同时，案外人习振峰将1010万元款项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该账户，款项来源载明“习振峰资金用于光大金控PE产品”。同日，常春藤贸易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将上述1100万元汇至光大金控山西投资有限公司账户，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向光大金控山西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将11万元汇至光大金控（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户，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向光大金控（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基金募集费”。2010年10月20日，常春藤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习娅与袁杰达成《合伙出资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1100万元整以常春藤贸易公司名义入股光大金控公司，习娅出资1000万元，袁杰出资100万元，双方按约定享有出资本金及收益权。2010年10月28日，山西光大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控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常春藤贸易公司于2010年10月19日向其支付1100万元出资款（占公司股权比例为2.12%），依法享有光大金控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益。经孙文煜申请调取常春藤贸易公司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并州路路支行银行账号为×××的对公账户对账单显示，2014年3月7日和3月10日，光大金控公司分别以一般划款和分配减资为由，两次向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转账911602.21元，共计1823204.42元；2014年5月27日，常春藤贸易公司两次向习振峰转账共计1823470.81元。2015年2月3日，光大金控公司以返还投资款为由向常春藤贸易公司转账5168397.79元；2015年2月12日和3月2日，常春藤贸易公司六次还款转付习振峰共计4856506.92元，2015年2月16日，常春藤贸易公司还款转付案外人孙艳霞313200元。2015年12月22日，光大金控公司以一般划款为由向常春藤贸易公司转账708397.79元；2016年1月12日，该账户显示销户转入371252.89元，同日，常春藤贸易公司两次还款转付案外人耿青云共计1081040元。庭审中，常春藤贸易公司认可光大金控公司以一般划款、分配减资、返还投资款为由向其多次转账返还本金及收益，并认可未向袁杰返还本金及收益，理由为袁杰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父亲习振峰有170万元的借款往来，袁杰至今未全部偿还借款。袁杰认可其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习娅达成合伙投资协议，未经孙文煜授权且签署协议后未将该协议内容告知孙文煜。孙文煜在庭审中称，其主张与常春藤贸易公司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孙文煜按照袁杰指引向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支付101万元，目的为取得投资回报；如常春藤贸易公司否认与孙文煜达成委托投资合意，孙文煜实际已将款项支付常春藤贸易公司，常春藤贸易公司亦实际使用收益，其取得该笔款项无法律依据，常春藤贸易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全部返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三方法律关系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孙文煜虽然陈述称是其委托袁杰寻找合伙购买光大PE产品的合伙人并与之协商达成合伙事宜，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文煜就投资光大PE产品事宜的具体投资项目、出资比例、收益取得及分配期限等内容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或袁杰达成一致，事后也未对常春藤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袁杰签订的《合伙出资协议》予以追认，故该院对孙文煜主张其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关于孙文煜有关其实际已将款项支付常春藤贸易公司，常春藤贸易公司亦实际使用收益，其取得该笔款项无法律依据，常春藤贸易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全部返还的主张。该院认为，孙文煜案涉100万元虽然从资金流转形式上体现为从孙文煜账户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并注明“孙文煜资金用于PE产品”，但这既不能够证明孙文煜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常春藤贸易公司取得该款是无法律依据的。依合同法规定，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需要双方就合作意向达成一致，一方邀约、一方承诺，合同关系方能成立。结合本案《合伙出资协议》另一投资方的资金流转形式，同样是以案外人习振峰将1010万元款项汇入常春藤贸易公司该账户，款项来源亦载明“习振峰资金用于光大金控PE产品”。上述孙文煜资金流转形式与案外人资金流转形式相同，资金都注明是“用于PE产品”，但由于缺乏资金转出方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之间有关转账资金权益的意思表示一致，又没有在此后达成合意，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是该两笔资金共同在《合伙出资协议》中体现为袁杰和常春藤贸易公司的出资，而未体现孙文煜或是案外人的任何权益。因此，综合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孙文煜案涉100万元解释为袁杰作为其与常春藤贸易公司签署《合伙出资协议》的出资更为接近客观事实，常春藤贸易公司基于与袁杰签订的《合伙出资协议》对案涉资金的使用具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孙文煜主张案涉款项系常春藤贸易公司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主张，缺乏基本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孙文煜与袁杰的法律关系。孙文煜陈述认为“经袁杰介绍，孙文煜向常春藤贸易公司汇款100万元用于合伙购买PE产品”；袁杰则陈述“合伙协议是我与常春藤贸易公司签署的，因为孙文煜不在，虽未经孙文煜授权，但我想签了协议，钱回来就给了孙文煜，签署协议后，我也忘记告诉孙文煜了。”由此可见，袁杰并不否认接受孙文煜委托的事实，但袁杰在处理孙文煜委托事项过程中，未能完整转达孙文煜意愿，也未在与常春藤贸易公司签订《合伙出资协议》时表明孙文煜在合同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致使常春藤贸易公司自始至终将袁杰作为合同相对方，并与其就《合伙出资协议》达成共识，签了协议。对此，袁杰存在明显过错，袁杰的行为超越孙文煜的委托范围、违背孙文煜授权意图，没有完全履行代理人职责，致使孙文煜形成错误意识，即认为其与常春藤贸易公司一直存在合伙投资关系，造成孙文煜长期未取得分红、未收回投资本金，孙文煜权益受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袁杰应对孙文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常春藤贸易公司提出的因袁杰与常春藤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父亲习振峰有170万元借款往来，袁杰至今尚未全部还款，其所欠借款本金与本案投资款、红利收益可进行抵偿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孙文煜所涉投资款与袁杰、习振峰的借款纠纷非同一主体、同一法律关系，不符合法定抵销条件，故不能进行抵销，对常春藤贸易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孙文煜与袁杰在案涉101万元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明确的合约，权责不明。孙文煜自2010年10月至今长达近九年时间，对转账款长期放任权利不主张，存在过错。孙文煜通过转账至常春藤贸易公司账户的100万元，并非由常春藤贸易公司实际使用收益，而是通过《合伙出资协议》已转化为袁杰的投资款，相关收益由《合伙出资协议》约束，孙文煜无权向常春藤贸易公司主张返还该款。袁杰在履行孙文煜委托事项过程中尽责不到位，依法应对孙文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孙文煜对被告晋城市常春藤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第三人袁杰赔偿原告孙文煜100万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孙文煜仅持有现金存款凭证称与常春藤贸易公司形成合伙关系，常春藤贸易公司认可收到涉案款项，但抗辩涉案款项是袁杰履行合伙协议的款项，并提供了其与袁杰签订的合伙出资协议，在此情况下，孙文煜应对双方存在合伙事实、合伙发生的原因及合伙合意的形成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现孙文煜仅提供现金存款凭证，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故孙文煜称与常春藤贸易公司形成合伙关系同时要求其返还合伙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孙文煜二审称与常春藤贸易公司形成不当得利关系，但现金存款凭证载明：“孙文煜资金用于PE产品”，该内容的表述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袁杰在与常春藤贸易公司签订合伙出资协议后，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合伙款，其作为支付款项的主体，上诉称涉案款项未支付到其个人账户，与协议约定的义务相悖，其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常春藤贸易公司是否支付袁杰投资款收益，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袁杰据此理由称其不应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袁杰称其仅是介绍人身份，与合伙出资协议中其所签名字的事实不符，袁杰该项请求有悖与合同的相对性，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孙文煜负担13800元，袁杰负担1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段雪丽审 判 员 任 峥审 判 员 赵耀功 二Ｏ二Ｏ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艳书 记 员 李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