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赔终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明利，男，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265号市民之家7楼。 法定代表人陈勇，局长。 上诉人张明利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张明利认为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余杭人社局）作出的余人社监处字[2018]00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已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但张明利因不服该处理决定书提起诉讼产生了误工费、请假全勤奖、交通费、快递费、打印费、饭票等损失共计2056.20元。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余杭人社局赔偿人民币2056.2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日，张明利到余杭人社局处填写《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进行投诉，被投诉人单位名称为华鼎西服公司，地址为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区新丝路153号；投诉内容为“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克扣加班加点费严重、变相强迫加班、违法延长工时、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提供劳动条件、招工信息与事实不符，以饭票名义收取现金”；投诉请求事项为“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基本工资及加班加点工资，2、补缴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3、支付经济补偿金，4、退还饭票100元”；同时提交身份证明一份及劳动合同一份。余杭人社局收到张明利的投诉后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立案，指派工作人员依法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余杭人社局经调查后认定“张明利于2017年4月8日入职华鼎西服公司，双方于同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张明利从事车位工，月工资不低于1860元。2017年5月31日，张明利停止在华鼎西服公司的工作。2017年6月16日，华鼎西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通告一份，解除与张明利的劳动合同，该文书已送达张明利。张明利在职期间，华鼎西服公司未为张明利办理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登记。华鼎西服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行为”。余杭人社局于2018年3月6日作出余人社监处字[2018]00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于同年3月12日送达给张明利。张明利不服，认为余杭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未支持张明利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请求，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余杭人社局于2018年3月6日作出不予支持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之请求违法。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浙0110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张明利的诉讼请求。张明利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浙01行终99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行初67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余杭人社局于2018年3月6日作出余人社监处字[2018]00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的对张明利要求经济补偿的诉求不予支持的行为；三、责令余杭人社局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张明利要求经济补偿的诉求重新作出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行终991号行政判决书后，张明利收到杭州华鼎西服时装有限公司的经济补偿金3900元。2019年4月9日，张明利向余杭人社局提出赔偿申请，要求赔偿5天误工费1423.70元、一审期间两次请假全勤奖400元、8次交通费70元、快递费22.50元、打印费90元、饭票50元，合计人民币2056.20元。余杭人社局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余人社赔决字[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张明利的申请不予赔偿。张明利不服，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因此，本案应当围绕张明利所主张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明利请求赔偿项目中的误工费1423.70元、一审期间两次请假全勤奖400元、交通费70元、快递费22.50元、打印费90元，均系因其主张余杭人社局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而提出诉讼法律救济程序而产生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以及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七）项对财产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等予以了明确列举。张明利所主张的为参与诉讼程序而产生的费用明显不在上述规定所明确列举的范围之中，对此无需详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进一步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是受害人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而直接遭受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至于受害人因对致害行为不服，而通过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以及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并在此类救济程序中所产生的费用，已经超出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赔偿责任的基本范畴。张明利所主张的损失系其作为司法救济程序中的当事人为救济程序所支出、产生的费用，其支出、产生费用的承担方式、项目和标准等，均应由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予以规范。虽然受害人往往需要通过复议或者诉讼等途径确认致害行为的违法性，但当事人在法律救济程序中支出、产生费用的负担与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行政赔偿责任，在法律性质、承担方式和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此类费用不应通过对国家赔偿法中相关兜底条款的解释，而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之中。因此，在上述救济程序中产生的费用既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明确列举的赔偿范围之中，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及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等兜底条款所规定的赔偿范畴。本案张明利所请求赔偿的事项，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且张明利亦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上述损失均已实际产生。张明利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明利的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明利负担。 上诉人张明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在先，决定书违法代表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而提起诉讼法律救济程序产生的损失不是财产吗？余杭区人民法院在（2018）浙0110行初51号、（2018）浙0110行初67号、（2019）浙0110行赔初2号三个案件中出现故意违法裁判、徇私舞弊的行为加重财产损失和维权成本，应该替被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原审判决书中还不应有诉讼费的负担内容，赔偿案件不需要负担受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不能与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一条相对抗。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楚，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余杭人社局在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上诉人张明利要求被上诉人余杭人社局赔偿的损失，是其在针对该局所作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为参加诉讼程序而产生的费用，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赔偿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人民法院不收取费用。故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张明利负担案件受理费50元，显属不当，依法应予退还，本院对此亦予以严肃指正。 综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