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成，男，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忠，四川超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蓓蓓，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鸿誉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唐兴中路47-49号。 法定代表人：米文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向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益，四川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学成与被上诉人成都鸿誉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誉公司）、原审被告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泸州七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8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学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鸿誉公司要求李学成支付工程款806474.10元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案涉《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是李学成与鸿誉公司之间签订且该两份合同无效，是认定错误。1.上述两份合同中所涉分包项目系泸州七建作为总承包人的工程项目。从合同文本看，李学成是在该两份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栏处签字，足以表明李学成签订合同时的身份是泸州七建的代理人，而非合同的相对方；且两份合同中加盖的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虽不是泸州七建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但该印章的使用是泸州七建的授权行为，对泸州七建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李学成是在合同尾页的甲方处签字，是事实认定错误。2.鸿誉公司知晓案涉分包工程的发包人是泸州七建，因为鸿誉公司在提起（2017）川0191民初4050号案件时，起诉状中认可前述两份合同是泸州七建指派李学成与鸿誉公司签订，并以此诉请要求泸州七建支付剩余工程款（也是依据鸿誉公司与泸州七建签署的结算单），同时还明确李学成的身份是泸州七建指派的项目负责人。3.2016年10月26日的《泸州七建新怡花园A区一标分包项目结算工程款及已拨工程款、余款确认单》是鸿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米文忠与泸州七建的项目负责人王中林签署，同时加盖了泸州七建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向阳的签字，李学成作为代理人签字也是工程结算的程序需要，而不能就此认定李学成是合同相对方。泸州七建及其法定代表人向阳的签字、盖章虽然注明是证明人，但由于案涉项目的总承包人就是泸州七建，其在该确认单中签章是工程结算的必经程序，并在泸州七建签章后即对其具有约束力，同时也是对李学成代理行为的认可。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简单地把“证明人”和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意思分开，是明显错误的。4.（2017）川0191民初4202号判决及（2018）川01民终16606号判决中均出现了技术专用章的问题，该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明确认定加盖了技术专用章的收据对泸州七建有约束力，是泸州七建对外的授权行为。但一审法院却仅以李学成是泸州七建的实际施工人为由否认案涉两份制作安装合同有效以及认定合同相对人是李学成，该认定明显错误，且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认定的相关规定，应予纠正。5.一审判决对两份转账凭证的认定错误。该两份凭证系鸿誉公司提交的证据，拟证明李学成私人向鸿誉公司法定代表人米文忠支付的款项，从而认定案涉分包合同关系中的相对人是李学成。该证据并非李学成向一审法院提供，且李学成针对该两份凭证提交了米文忠签字的《新怡花园米文忠工程款对账确认单》，以及在2014年4月前除鸿誉公司认可收取的70万元外，还向米文忠支付了30万元的证据，足以证明鸿誉公司在2014年4月前共计收到的案涉工程款数额为100万元而非70万元，相应地，泸州七建及李学成于2017年2月在《泸州七建新怡花园A区一标分包项目结算工程款及已拨工程款、余款确认单》中签署的所欠数额应扣减漏算的30万元，应为506474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发回裁定书载明的事由系一审法院同意鸿誉公司撤回对泸州七建的起诉违反了法定程序。由此推断，二审法院应是认为泸州七建才是案涉安装、制作合同的相对方。同时，李学成在一审答辩时已明确指出，鸿誉公司将李学成作为合同相对方和要求泸州七建承担连带责任的变更诉讼请求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请变更的相关规定，但一审法院对此意见未予采纳，而是变相作出与（2017）川0191民初4050号案件相同的裁判结果，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一审判决以李学成是实际施工人就将案涉制作、安装合同的相对方强加给李学成，明显混淆了实际施工人与合同相对人的两个法律概念。实际施工人是针对违法转、分包或者无资质的单位、自然人挂靠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揽工程的违法转、分包人及挂靠人而言，是以合同承包和违法承包作为区分基础进行的认定，与合同相对性的认定没有任何关联性。李学成虽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其对外的商事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李学成作为泸州七建的代理人且经泸州七建认可而签订的案涉制作、安装合同是有效的合同。此外，《委托付款申请书》是李学成作为实际施工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泸州七建损害李学成利益的情况下向泸州七建出具，该申请书的相对方是李学成与泸州七建，与鸿誉公司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明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案涉制作、安装合同无论是签订、履行以及鸿誉公司在原一审起诉书中关于李学成是泸州七建代理人的自认和另案中就案涉项目查明的相关事实，均能证明李学成的行为是代理行为，李学成签署合同和实际履行以及签署结算单的行为后果均应由泸州七建承担责任。 庭审中，李学成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川0191民初5810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技术专用章是泸州七建专为案涉项目刻制、由李学成在工程施工中代表泸州七建使用。该案与（2017）川0191民初4202号、（2018）川01民终16606号民事案件中均认定加盖泸州七建技术专用章的相关法律文书均是泸州七建的授权行为、后果由泸州七建承担。同理，在本案中李学成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得到泸州七建授权认可的行为，李学成作为代理人签订的安装、制作合同是有效的，且合同相对方应为鸿誉公司与泸州七建。前述案件与本案在同一法院审理，却对同一事实，即使用泸州七建技术专用章的行为作出完全不同的认定，明显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审起诉状中，鸿誉公司已将泸州七建列为共同被告主张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未从案涉工程由泸州七建承包后转包以及委托李学成使用技术专用章签订分包合同的事实认定分包合同的效力。李学成虽是实际施工人，却不能对实际施工人在对外商事活动期间签署的合同简单都认定为无效。李学成作为代理人，合同中加盖泸州七建的技术专用章，之后获得泸州七建的认可及授权，合同即应属有效。对此法律适用意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亦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本案中应由泸州七建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债务，至于李学成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则根据法律及合同约定进行认定。 鸿誉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李学成在庭审中补充的上诉意见，鸿誉公司认为，技术专用章的性质区别于公章、合同专用章，效力不能与公章、合同专用章对等。而李学成主张适用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一条的法律规则，实际上与该条规则的适用情形并不相符，李学成的主张属于偷换概念。此外，（2018）川0191民初5810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该案的处理结果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予以采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泸州七建述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李学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鸿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学成支付工程款806474元及逾期利息48388元（利息自2016年3月27日暂计至2017年3月26日止，最终以付清为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泸州七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8日，李学成作为甲方，鸿誉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新怡花园A区泸州七建项目）（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鸿誉公司承接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的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工程。该协议第四条规定，结算方式及工程款支付为：1.综合单价对应的工程量为：结算时按现场实际收方为准，任何增加或减少不作调整。本合同无工程预付款，乙方必须按质按量按甲方要求安全施工规范完成。2.安装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75%，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剩余5%作为质量保修金。保修期1年，期满后余额无息退还。 2014年6月26日，李学成与鸿誉公司双方签订《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新怡花园A区泸州七建项目），约定鸿誉公司承接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的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合同总款暂定为3480000元。该协议第四条规定，结算方式及工程款支付为：1.在窗框安装完成后甲方支付乙方实际完成工程量的30%；玻璃安装完成后甲方、监理验收合格后支付乙方实际工程款至75%，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乙方至工程总款的95%，剩余5%作为质量保修金。保修期1年，期满后余额无息退还。 在上述两合同尾部甲方签章处，除李学成的签字外，还加盖了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 2016年10月26日，李学成、鸿誉公司双方签署《泸州七建新怡花园A一标分包项目结算工程款及已拨工程款、余款确认单》，载明：塑钢门窗工程完成工程量金额4066794.10元，已付工程款为2860320元，未付余款为1206471.10元。 2017年1月24日，泸州七建向鸿誉公司支付40万元。 2017年2月22日，李学成签字确认：“2017年1月24日由公司对付400000元，现下欠806474.10元”。鸿誉公司法定代表人米文忠签字认可结算数据。泸州七建在证明人处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向阳签字。 2016年10月24日，李学成向泸州七建提交委托付款申请书，载明：李学成为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案涉项目由李学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基于案涉项目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概由李学成享有和承担。 李学成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转款凭证，一份为2012年10月23日李学成向鸿誉公司法定代表人米文忠转款50万元，一份为2013年2月8日转款20万元，陈述为李学成给鸿誉公司转的工程预付款。 一审另查明：1.2017年4月5日，李学成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2017）川0191民初4202号诉讼，该案被告有泸州七建等人，诉请泸州七建向其支付工程款，退还保证金，工程名称为成都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在该案中，法院认定李学成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判决泸州七建向李学成支付工程款，退还保证金。后泸州七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该案二审中，李学成也答辩称自己为案涉工程的唯一施工人，且本院（2018）川01民终16606号判决也驳回了泸州七建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也认定了李学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2.（2017）川0191民初4202号案件中与本案有关的认定： 泸州七建与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施工合同（一标段）》后，再与李学成签订《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从李学成参与的时间节点来看，《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的性质实质上系转包。但是，国家对建设工程领域中相关主体的种类及资质作出了规定，李学成系自然人，不具备相应资质，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李学成和泸州七建就成都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施工一标段项目签订的《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依法应为无效。 3.案涉工程所在的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已经于2015年1月4日整体经竣工验收合格。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双方签订的《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结算书、余款确认单、《民事判决书》、银行业务凭证、庭审笔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鸿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谁；2.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3.尚欠的工程款金额为多少；4.泸州七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一、鸿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谁 鸿誉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其合同相对方为李学成，李学成是实际的施工人，应由其承担责任。而李学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自己仅仅是泸州七建的代理人，不是合同相对方。对此一审法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鸿誉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其合同相对方为李学成。 第二，《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为“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该印章不是泸州七建的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李学成也未举证证明该印章即代表泸州七建与鸿誉公司订立上述合同的意思表示。 第三，结算款确认单中加盖泸州七建的印章并由泸州七建法定代表人向阳签字，但是盖章签字处注明是“证明人”，不能证明泸州七建与鸿誉公司是合同相对方。相反，上述合同中李学成是在尾页甲方处签字，确认单中也有李学成对未付款金额的签字确认。 第四，《委托付款申请书》中载明的内容是：李学成为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案涉项目由李学成独立核算。 第五，通过一审法院及本院针对李学成起诉泸州七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认定以及李学成在两案中自己的陈述，均可以认定李学成为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而非在本案中所称的代理人，那么，其将工程中的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工程以及塑钢门窗工程分包给鸿誉公司，亦符合常理。 第六，泸州七建不认可李学成为其代理人，李学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其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双方可以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可以认定李学成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承受者。合同是李学成与鸿誉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泸州七建与鸿誉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于泸州七建答辩称案涉的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为案外人徐荣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二、案涉合同效力问题 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工程系李学成从泸州七建处转包而来，因李学成不具有相应的资质，故法院认定李学成和泸州七建就成都高新区中和片区新怡花园A区（新华1期）安置房工程施工一标段项目签订的《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为无效。因此本案李学成与鸿誉公司的《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应属无效。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一审庭审查明事实，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故鸿誉公司有权主张工程款。 三、案涉合同欠付的具体金额 在一审庭审中，李学成抗辩实际工程款为506474元。一审法院认为，在2017年2月22日，李学成在工程款确认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1月24日由公司对付400000元，现下欠806474.10元”。也即是，在2017年2月，尚欠付806474.10元，现李学成抗辩欠付金额为506474元，但是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结算存在错误或在2017年2月之后还向鸿誉公司进行过支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学成尚欠鸿誉公司工程款806474.10元。 故鸿誉公司要求李学成支付工程款806474.1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李学成逾期付款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鸿誉公司的经济损失，关于工程款的利息，因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作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确定李学成以欠付的工程款806474.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鸿誉公司支付利息。因李学成签字确认欠付工程款806474.10元的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故一审法院认定利息的起算时间以此为准，利息应当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关于泸州七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是李学成与鸿誉公司，李学成系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案涉项目由李学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基于案涉项目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应当由李学成享有和承担。因此鸿誉公司要求泸州七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泸州七建申请将徐荣清、王玉地、李道洲、王中林、邓学强、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关于以上人员的身份、诉讼地位以及相应的责任问题，在一审法院（2017）川0191民初4202号案件以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川01民终16606号案件的判决中均进行了处理，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泸州七建的追加申请不予同意。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学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誉公司支付工程款806474.1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806474.1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鸿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7）川0191民初4050号案件受理费6174元，保全费4794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174元，合计17142元，由李学成负担。 二审中，李学成提交以下新证据： 1.（2018）川0191民初5810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10月25日资中县鑫勇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提交的《报告》、2014年2月28日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与资中县鑫勇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是泸州七建授予项目部使用的印章，该技术专用章在案涉项目中大量使用，使用的相应后果是认定由泸州七建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且合同效力为有效； 2.《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及《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拟证明：案涉项目在“施工单位”处加盖了泸州七建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向阳的私章，李学成是取得泸州七建授权的案涉项目的代理人； 3.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17日徐荣清向李学成出具的《收据》、《收条》，拟证明：该两份收据、收条系在（2017）川0191民初4202号民事案件中涉及的证据，其上均加盖了“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相应的法律后果均是由泸州七建承担。 经质证，鸿誉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另案中的处理结果是依据案件具体事实做出，并不能直接作为本案中的认定依据；证据3未出示原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便证据属实，也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泸州七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系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尚不确定，能否达到李学成的待证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认定；证据3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泸州七建对此不予质证。 本院经审查核实，证据3系（2017）川0191民初4202号民事案件中的涉案证据材料，该案已经二审审理并作出（2018）川01民终1660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证据3的真实性能够确认；各方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基于此，本院对李学成提交的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各方未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现评判如下： 一、案涉《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中与鸿誉公司建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如何认定，以及该两份合同的效力认定。 本院认为，从案涉《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的载明内容看，合同首部未注明甲方、乙方的具体内容，而是直接在合同尾页处由李学成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并加盖“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由米文忠在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并加盖鸿誉公司公章。因此，案涉两份合同并非是李学成以“泸州七建”的名义与鸿誉公司签订。本案中，鸿誉公司明确选择李学成作为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且李学成与泸州七建之间就案涉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已经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91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本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6606号民事判决，认定李学成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再结合2016年10月26日的《泸州七建新怡花园A一标分包项目结算工程款及已拨工程款、余款确认单》中泸州七建加盖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向阳的签字均是在“证明人”处而非在“泸州七建新怡花园A一标段”处，表明泸州七建并未对其是案涉《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的相对方作出确认，而其以“证明人”身份对经李学成确认的分包项目结算情况予以认可，亦符合作为发包方的泸州七建与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李学成就该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办理结算的常理。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项目中与鸿誉公司建立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李学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由于李学成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其与泸州七建就案涉项目签订的《泸州七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为无效合同，相应地，李学成将其通过违法转包承接的案涉工程分包给鸿誉公司施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关于“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禁止性规定，亦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屋面爬梯及栏杆制作、安装合同》、《塑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为无效合同，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李学成以其系泸州七建授权代理人为由，上诉主张其签订合同及实际履行的行为后果均应由泸州七建承担，对此，李学成并未提交泸州七建出具的任何授权材料；而李学成与泸州七建之间基于所签《泸州七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由泸州七建授权李学成使用“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事实，虽然赋予合同相对方可选择主张李学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这一维权路径，但并不能当然证明李学成是有权代理泸州七建。故，李学成以另案中其使用“泸州七建成都高新区新怡花园A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并经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主张认定应由泸州七建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上诉认为本案中亦应由泸州七建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李学成尚欠鸿誉公司的工程款数额的认定，进而一审判决李学成应向鸿誉公司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及利息是否正确。 庭审已查明，李学成与鸿誉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对案涉分包工程进行结算，确认了应付、已付及剩余工程款的数额。此后，泸州七建于2017年1月24日向鸿誉公司支付40万元，李学成亦于2017年2月22日在确认单中进行认可，并重新确认了截止此时尚欠鸿誉公司的案涉工程款数额。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学成应向鸿誉公司支付806474.1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李学成上诉认为，其在2014年4月前向鸿誉公司支付70万元，另向鸿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米文忠支付30万元，而双方在结算时漏算了向米文忠支付的30万元，故尚欠的工程款数额中还应扣减该漏算的已付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李学成与鸿誉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对案涉分包工程进行结算的时间，发生在李学成所述其向米文忠支付30万元之后，根据常理，双方在办理结算时，理应对此之前的所有已付工程款进行核对，而李学成对其主张的漏算事实，仅有其单方陈述，并未举示任何有效证据佐证。加之二审中对于确认单中载明的“已拨付工程款2860320元”，李学成明确表示因其会计人员离职等内部管理原因，无法提供已拨付工程款的明细，在此情况下，无法对双方已办理结算时确认一致的已拨付工程款数额中是否包含李学成主张漏算的30万元予以核实。基于此，本院对李学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李学成应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李学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主文的利率表述予以相应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82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82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学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鸿誉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06474.1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806474.10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法院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5元，由上诉人李学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耘 审判员 白福群 审判员 冯 璐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