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良超，男，汉族，1990年2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居孔，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玲玲，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罗韶先，男，汉族，1972年12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韩何金，女，197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必胜，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良超因与被上诉人罗韶先、韩何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良超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5民初7469号判决；2、判令罗韶先返还购车款3335,000.00元；3、判令罗韶先赔偿因其违约给段良超造成的损失（以6％的年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全部购车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9日为384636.67元）；4、判令罗韶先承担段良超为本案支出的诉讼费37582.00元、公证费30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078.00元、证人出庭费、一审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5、判令罗韶先承担本案的律师费80000.00元；5、判令罗韶先承担本案的上诉费；6、判令韩何金对前述五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有三：一是双方系经徐某介绍，罗韶先称徐某是委托其购车，徐某亦出具书面证言，罗韶先还将每台车赚取的5000元转给徐某；二是段良超发现不能提车时，未直接向罗韶先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三是双方在聊天记录中多处提及谢总，反映出段良超知晓谢某某系卖方。段良超认为原审法院论证理由并不成立，主要在于：一、原审判决对本案基础事实认定有误，段良超与罗韶先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一）原审判决基于徐某与罗韶先的委托关系，以及罗韶先将部分款项让利给徐某，类比推断段良超与罗韶先构成委托关系，逻辑有误。首先，原审判决认为，徐某与罗韶先间成立委托关系，段良超经徐某介绍达成交易，进而类比推断段良超与罗韶先间亦构成委托关系。前述论断明显存在逻辑硬伤，徐某与罗韶先间的交易，独立于段良超与罗韶先间的交易，选择何种交易关系，因当事人的利益偏好而各有不同，没有类比推断的基础。其次，即便如原审判决所述，段良超与罗韶先间的交易由徐某介绍达成，罗韶先基于友谊考虑，将部分款项转给徐某，也不能必然得出该款项是委托费用的结论，原审判决论述的理由与结论脱节。相反，有关委托费用的约定应在段良超与罗韶先间达成，但罗韶先未就赚取的款项与段良超有过沟通，己揭示出该笔款项是罗韶先赚取的买卖利润，而非委托费用。在买卖关系中，罗韶先同样可以将每台车的利润，分一部分给帮忙介绍生意的徐某，这样更符合其“不想让徐某认为其赚朋友钱”的主观愿望。最后，本案涉及23台丰田汽车，包含采购、运输、仓储、报税、保险、票务、办理证照等多个复杂环节，数量多，风险大，交易成本高。双方之间未约定委托费用、支付比例、风险划分等事宜前，就把全部购车款交给罗韶先，明显有悖常理。罗韶先原审中当庭陈述，每台车仅赚取3000至5000的费用，如果全转给徐某，无异于倒贴钱为段良超和徐某服务，明显反常。如果成立委托关系，受托人通过付出劳务获取报酬，天经地义，有何必要将自己的血汗钱全部计利给第三人？（二）段良超在无法提车时积极向罗韶先催款，原审判决对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曲解了段良超的催款过程。1、原审判决认为段良超“在发现逾期交车时未及时向罗韶先主张提车或返还购车款”，与微信聊天记录所印证的事实，存在直接冲突。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段良超2017年4月26日向罗韶先下单买车，双方约定2017年7月底交车。到期时，罗韶先一直未通知提车，2017年8月19日段良超便开始联系罗韶先，询问进展。段良超问“罗叔，订的那批荣放暂时还没消息吗”，罗韶先回复“特殊原因3、4、5月车不发了，全部转换利润（利息）给所有人，近期发的车直达交6月份的订单”。段良超同意后，一直在跟进和催告退款。出于对生意考虑段良超没有强烈催促罗韶先立即退款，一再地缓和，给予罗韶先充分的还款时间。2、原审判决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解读有误，曲解了真实的沟通和催款过程。首先，原审判决对微信聊天记录解读有误。在出现逾期交车后，经段良超多次询问，罗韶先告知其上游卖家是谢某某，谢某某可以从德晋集团的特殊渠道购车。等谢某某向罗韶先还款或交车后，罗韶先才能还段良超的钱。段良超考虑到涉案的资金量较大，以及对熟人间的信任，就没有强行要求罗韶先立即还钱。打算等谢某某向罗韶先还钱后，再向罗韶先追款，因此多次向罗韶先打听谢某某对罗韶先的还款进度。其次，从聊天记录显示催款的过程来看，本案明显不符合委托关系的一般特征。第一，如果两人间成立委托关系，那么段良超根本没必要反复催问罗韶先，完全可以直接找谢某某追索购车款。但罗韶先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段良超一直只催促罗韶先还款。第二，罗韶先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现在我身心疲惫，日日追上面付款，上面又追上面”，如果罗韶先是段良超的委托人，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亲自出面去追款？第三，罗韶先有段良超和谢某某的微信，在长期逾期交车且难以退款的情况下，罗韶先不牵线搭桥，促进段良超与谢某某之间的直接沟通，反而继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明显有违常理。（三）原审判决以双方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谢某某为由，认定段良超与罗韶先成立委托关系，与案外人谢某某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对本案的交易结构认定错误。1、从交易对象来看，段良超与谢某某之间没有任何交易，谢某某组织的"购车投资人会议”从未通知段良超参与，说明其亦未认可其与段良超间存在买卖关系。首先，段良超不认识案外人谢某某，不可能将巨额的资金委托给罗韶先，向无端的第三人购买汽车。罗韶先提交的《控告材料》第2页中讲述了汽车经销的流程，包含卖方、中间车商、下游车商（或车主）三方主体，即罗韶先作为中间车商，向卖方谢某某下单买车，谢某某到货后安排联系人将车拖至中间车商（罗韶先）指定的地点，中间商再卖给下游车商（或车主）。前述过程可以看出，订车方（罗韶先）与谢某某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下游购车方（段良超）再与订车方（罗韶先）成就买卖合同关系，两个买卖合同关系独立。按照前述购车流程，如果段良超和谢某某认识，那么段良超完全可以取代罗韶先，按照流程直接向谢某某购车，这样既能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又能减少购车款和汽车的流通环节，降低税费负担和资金损失风险，低价买到便宜车。其次，罗韶先提交的录音文件和录音内容显示，2017年11月22日谢某某组织召开“购车投资人年会”，受邀参加会议的是向其购车的投资人。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段良超并没有接到谢某某的开会通知。录音内容显示罗韶先在场，充分说明了谢某某将段良超与购车人区分对待，谢某某与段良超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此外，微信聊天记录亦直接证明，2017年7月份谢某某组织的会议，仅通知了罗韶先等购车人，未通知段良超到场。最后，罗韶先提交的语音记录中，谢某某在2017年11月22日的会议上只承诺负责保障订购汽车投资人的本金安全。但罗韶先与段良超的聊天记录则显示，罗韶先于2017年11月24日承诺向段良超支付3、4、5月的利息。承诺的内容不一致，如果属于委托关系，罗韶先有何义务在谢某某承诺“返本”的条件下，额外地承诺支付利息？这反而印证了段良超与罗韶先之间的买卖关系，独立于罗韶先与谢某某之间的交易。2、从资金走向来看，原审判决把案外无关的资金支付过程，臆造为本案的交易环节，错误认定罗韶先对谢某某和林某某的转款是本案的采购款，进而要求段良超另案向谢某某主张权利。首先，本案涉及333.5万元的大额交易，段良超在微信向罗韶先下单后，直接将款项转入了罗韶先指定的收款账户。如果成立委托关系，段良超支付完成后，理应跟进罗韶先向上游的支付进度，罗韶先也应当及时向段良超反馈付款进度。但本案双方间均不存在上述行为，印证了案涉交易关系不属于委托关系。其次，原审判决先入为主地认定段良超与罗韶先成立委托关系，进而认为本案的支付路径为“段良超一一罗韶先一一谢某某或其代理人”，对事实认定有误，与证据相悖。第一，段良超向罗韶先的转款为333.5万元，罗韶先向谢某某的转款金额为100万元，两者数额悬殊，明显证明罗韶先与MingxinXie的转款与本案无关。第二，罗韶先主张林某某是谢某某的委托收款人，但其并未提交谢某某对林某某的授权委托书，而且罗韶先分两次向林某某转款952.82万元，将近段良超转款数额的三倍。罗韶先提供的转账记录无法证实案涉333.5万元资金的真实流向，在罗韶先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针对本案的交易流程认定错误。（四）罗韶先的《控告材料》及附件直接证明了本案不存在委托关系，其与案外人谢某某的交易，独立于本案的交易关系。首先，罗韶先提交的证据5《控告材料》显示，罗韶先以受害者的身份作为“控告人”，讲述了自己与谢某某的交易过程，要求公安机关向谢某某追回31145.72万元的资金损失。附件《补充材料1》中明确表示被骗的资金是其“本人”的资金，且注明的资金来源中包含了其基于买卖关系从段良超处收受的333.5万元。上述证据证明，本案333.5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当是罗韶先基于买卖关系获得的“购车款”，而非是基于委托关系收取的“委托代付款”。其次，在刑事报案附件的《补充材料1》和《补充材料2》中，罗韶先有意将自己与其他受害者区分列举，且其他受害人名单中不包括段良超。如果本案为段良超委托罗韶先向谢某某购车，受托资金被骗，受害人应当是段良超，而非是罗韶先。按照这个逻辑，同为受害者的段良超，至少应当出现在“其他受害人”名单中。但是，罗韶先列举的“其他受害人”名单中并不包括段良超，这也说明罗韶先认可其与段良超间成立买卖关系，而非委托关系。最后，本案涉及333.5万元的大额资金，如果是委托关系，罗韶先应当在第一时间向段良超汇报资金风险，且在获得段良超授权的情况下，以段良超的名义刑事报案。但从罗韶先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整个过程异常突兀，在段良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罗韶先发来《立案告知书》，明显与委托关系中当事人的通常表现相悖。(立案告知书)上的控告主体仅有罗韶先、林某、彭某生三人，没有段良超，说明其认为段良超并不属于合同诈骗的受害人。此外，段良超与谢某某从未有过任何交往，自始至终也没向谢某某主张过任何权利。（五）本案事实明显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首先，委托合同存在两项费用：办理委托事务的实际支出、处理委托事务的报酬（以下简称“委托费用”)，其中委托费用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事先约定的。罗韶先主张双方系有偿委托，且委托费用为每辆车5000元，但从聊天记录可见，双方商定每台车的价格为14.5万，段良超购买23台车，一共支付333.5万元。除车价款外，段良超并未支付其他款项，也从未和罗韶先约定其他费用。至于罗韶先从中赚取多少钱，段良超并不知晓。因此本案不符合委托合同中双方事先约定委托费用的特征。相反，段良超不知晓罗韶先赚取多少利润，只看车辆价款与之订立合同，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其次，委托合同是典型的劳务合同，其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因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委托事务未完成的，委托人应支付委托费用。如将段良超、罗韶先认定为委托关系，则不符合上述特征。本案中，罗韶先主张系谢某某合同诈骗导致其不能交车，并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按此逻辑其只用从总价款中扣减11.5万元后，退还余额即可。但事实上，段良超向罗韶先主张退还全部款项时，罗韶先亦认可退全款，并同意支付利息，这显然与委托合同不符。二、段良超与罗韶先在合同订立和合同解除阶段的沟通记录，均直接证明本案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段良超与罗韶先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间关于买卖合同的要约、承诺已达成一致，段良超已依约支付了购车款。首先，罗韶先当庭出示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26日段良超发出“2016款丰田RAV4荣放2.OLCVT两驱风尚版；数量23台，下单价14.5万，总价333.5万，下单时间2017.4.26",罗韶先当天即回复“好”。段良超随后强调“以后订车打款有时间和其他要求提前说一声。刚开始不是很懂，多关照”，罗韶先回复“好的”。前述聊天记录可以直接证明，段良超向罗韶先发出了合法有效的购车要约，罗韶先及时作出承诺，双方要约承诺达成一致，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其次，段良超在微信下单后即向罗韶先银行账户转入333.5万元，并明确备注为“采购款”，罗韶先收款后，于当日16:52回复“收到333.5万”，足以印证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后，段良超已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罗韶先接收了段良超支付的购车款。(2018）赣08民终1758号左某华诉罗韶先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查明罗韶先用招商银行（尾号8××8）账户收取了左某华、古某锋的购车款，该账号正是本案的收款账号，说明了罗韶先主要通过此账户开展汽车经销业务，进一步印证了段良超转入此账户的钱为购车款。?（二）合同解除后，罗韶先多次承诺“还本付息”，能够印证双方间成立买卖关系。首先，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19日13:59段良超询问“罗叔，订的那批荣放暂时还没消息吗”，罗韶先回复“特殊原因，3、4、5月的车不发了，全部转换利润给所有人，近期发的车直达交6月份的订单”（后续罗韶先将“利润”解释为“本金加利息”)，“本息全部还给你，你们再订”。此段记录足以证明，合同解除时罗韶先以自己名义承诺返本付息，印证了双方间存在买卖关系。按照原审判决采信证据的逻辑和标准，此时双方矛盾暂未激化，表达真实意思的盖然性高，前述信息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的交易情况。其次，2017年9月28日,段良超在催款时询问“那笔车款今天结算对吗”，罗韶先回复“预计够呛，等我的埃尔法来了，给点利息你们先对付着”。这里明确显示，罗韶先要用自己的钱支付利息。自始至终，段良超和罗韶先均是本案交易中互相认可的独立的交易主体，罗韶先在未从谢某某处取得回款的情况下，以自己作为独立的交易方承诺支付利息，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如果双方间成立委托关系，罗韶先有何义务要用自己的钱支付利息？纵观整个微信聊天记录，罗韶先从未推脱过让段良超找谢某某追索本金和利息，反而多次承诺还本付息，足以证明双方间系属买卖关系。段良超通过徐某介绍，向罗韶先购买低价车，其双方在下单订车期间的微信完全没有提及谢某某，对于双方而言，买卖的交易对象和意思是明确的。段良超既未向罗韶先指定交易对象，也不介入罗韶先与其上家谢某某之间的交易。原审判决以段良超知道罗韶先存在交易上家为由，认定委托关系，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三、原审判决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逻辑谬误，且违反了民事证据规则。1、徐某未亲历本案交易，其臆测性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徐某并未亲历本案磋商、履行等全部过程，且其未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徐某的证言与罗韶先当庭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书面证言中徐某说罗韶先将收到的钱全部转给了谢某某，但罗韶先却说把其中11.5万转给了徐某，两者互相矛盾。原审判决既将该证言作为认定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之一，又忽视其中与认定事实矛盾的部分，证据采信不当。2、原审判决违反民事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认定有误。原审判决第9页摘引的聊天记录“谢总何时回来处理款项的利息问题”，以此论证段良超对谢某某事先知情，并印证段良超委托罗韶先向谢某某订车。首先，此份证据并未出现在聊天记录中，原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中均未出现本条记录，双方当庭亦未对此份证据举证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以此定案依据，录夺了当事人的质证权利，违反了民事证据规则。其次，如前所述，2017年8月罗韶先告知因上游车商逾期发货，导致交易链条断裂。罗韶先作为中间商，涉及的资金量较大，只有在上游卖家退款的情况下才有钱向下游买家还本付息。段良超仅仅是在跟进罗韶先与谢某某之间的退款过程，不能以此歪曲事实，认为段良超与谢某某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四、双方间的合同于2017年8月19日解除，罗韶先应当返还本金、支付利息，并赔偿给段良超造成的损失。（一）本案合同已经解除，罗韶先应当返还本金和利息。聊天记录显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已由双方协商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九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罗韶先已明确承诺返还价款并支付利息，故应当返还段良超支付的333.5万元购车款，并赔偿损失。关于违约利息的计算标准及起算时间。首先，2017年8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罗韶先承诺“每月按4分息算”“4分息算你是划算的”，段良超回复“是的，可没说不划算，银行年息才4分”。罗韶先当庭答辩时，亦多次承认利息的标准为每月4分息，即每月利率为百分之四。段良超起诉时，考虑到罗韶先的支付能力，主动将利息降为年利率6%，已经极大地降低了罗韶先的损害赔偿责任，也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基本要求。最后，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2017年8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罗韶先对段良超明确承诺“比如你4月订的，我9月给你钱，我就是要付你5个月的息”。所以，本案利息应当自段良超支付购车款之日起算。（二）段良超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为其维权的必要费用，属于违约损失的一部分，应当由罗韶先承担。关于受理费、保全费和保全保险费。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章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规定”，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统称为“诉讼费”。保全保险费是基于诉讼保险行业的惯例和标准，必须支付的费用，与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关联，均为段良超维权的必要费用，属于违约损失的一部分，应当由罗韶先承担。关于律师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首先，关于段良超支出律师费的必要性。本案中罗韶先、韩何金存在利用无关的刑事案件干扰诉讼、当庭虚假陈述、以“委托关系”抗辩不承担返还价款及赔偿责任等误导法庭的不当行为，上述诉讼情景，段良超若无专业法律人士介入，在缺乏诉讼技能、法律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亦难以正确应对罗韶先、韩何金诉讼代珲人及罗韶先的抗辩，最终难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以罗韶先、韩何金亦聘请专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视角来观察，亦可反证段良超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合理性。其次，关于律师费数额的合理性。根据粤价[2006]298号《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本案本金333.5万元，八万元的费用属于合理支出。本案中，律师除了起诉应诉外，还处理调取当事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调查取证，办理诉讼保全等事务，收取八万元基本费和工作量相匹配。五、韩何金与罗韶先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汽车销售业务，案涉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同之债，韩何金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2018)赣08民终1758号判决书查明，罗韶先的账户在2017年3月至9月期间，与韩何金的账户存在大额资金往来，该事实与段良超原审证据相互印证，韩何金实际参与汽车经销业务，且对于车辆经销业务作为家庭共同经营活动是同意且支持的。此外，罗韶先当庭答辩时亦承认，韩何金主管家庭财务，注册深圳市宏×汽车有限公司后，以该公司的仓库为本案的汽车提供仓储服务。所以，本案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裁判结果不当，段良超与罗韶先之间成立买卖关系。现买卖合同已因罗韶先违约而解除，罗韶先应返还购车款、支付利息，并赔偿给段良超造成的损失。韩何金与罗韶先存在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汽车销售业务，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恳请贵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罗韶先、韩何金答辩如下：一、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段良超与罗韶先之间到底是委托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关系。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进行了公平、公正的精辟论述，认定本案当事人双方属于委托合同关系，罗韶先、韩何金表示完全赞同。同时，针对段良超在上诉状的主张，罗韶先、韩何金可以依据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实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一）徐某带着段良超从江西吉安到深圳找罗韶先的目的，就是请求罗韶先接受段良超的委托为其向谢某某定购车辆，委托关系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二）罗韶先及其他几个向谢某某订车的人，都是以委托合同关系的方式处理订车事务，这是谢某某给他们规定的处理模式。（三）罗韶先等三人只能接受委托，不参与买卖的订车模式，在圈子里已经形成惯例，只要参与进来的人，谁都知道，无需另行约定委托费用，直接接受3000-5000元的中介费扣除。（四）段良超违背事实真相，提出退还本金加利润是罗韶先的承诺，而以此来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这是完全错误的。（五）段良超自始至终知道车辆卖家是谢某某，也知道罗韶先说的还本付利润是按照谢某某的承诺进行转达，因此直到起诉之前，从来没有向罗韶先主张提车或返还购车款。（六）罗韶先多年来，一直是深圳市润丰千里科技有限公司的在职司机，从财力上不具备经营汽车买卖业务的能力，从时间上所在公司也不允许其离开公司去从事该公司职责以外的事务。二、罗韶先收到段良超转来的购车款后，按照段良超委托的订购车型、数量，两天内连同其他委托人的款项一起全部转账给谢某某及其委托在大陆收款订车的林某某。罗韶先没有占有、使用、处分段良超的购车款项，更没有将该款用于家庭支出，因此，没有承担赔偿或返还段良超购车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假设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但段良超的诉讼请求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请求法院判令返还购车款时没有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违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也应当被驳回诉讼请求。1.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93条规定的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形。段良超在上诉状中主张双方合同于2017年8月19日解除，这是段良超的代理人之主观臆想。2.本案段良超最重要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购车款人民币333.5万元”，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返还货款的前提条件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合同无效，依法有权请求返还货款；二是合同有效，请求返还货款，则必须以依法解除合同为前提条件。合同没有解除，依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没有解除的合同必须严格履行，因此，如果段良超请求返还购车款，则必须以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为前提条件，但段良超在一审时没有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则返还购车款的请求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假设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但段良超的诉讼请求在一审也应当被驳回。综上所述，不管本案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驳回段良超的诉讼请求都是正确的。四、本案属于涉案人员众多的系列案件，光委托罗韶先向谢某某订车的就有好几十人，涉案金额合计三个多亿，如果加上委托林某、彭某生的，涉案人员一两百人，涉案金额5个多亿。裁判稍有不慎，将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深圳中院及各区法院对于此类案件高度重视，对案件事实的审查，法律的适用，合同关系的定性，判决结果的作出都非常慎重，并非主审法官个人单独作出决定，而是法院审判机构集体研判的结果。五、目前已有同类案件的大量判例，可以佐证本案一审的判决是正确的。六、本案段良超为了赢得上诉，不惜在上诉状中多处进行违背案件事实的陈述，涉嫌虚假诉讼，请求贵院予以处罚。七、关于段良超在上诉状提出的其他问题。1.关于谢某某只收到100万元，及未能证明333.5万资金流向的问题。因为谢某某收款后发车给购车人，是在中国大陆进行，他的车辆绝大部分是从国内的4S店提车，所以，他在国内委托了专门为其收款并发车的林某某等人。虽然当天只向谢转款100万，但也将林某某收款900多万的短信截图给谢某某，这是成交6000多辆车的订车惯例，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交易而改变。当天，向谢某某订车58辆，其中有30辆宝马，28辆荣放，如果林某某的收款不能代表谢某某，谢某某能接受这么大订车数量吗？这其中也包括段良超的23辆。在段良超付款后的两天内，从罗韶先提交法庭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没有其他人打款向谢某某订购荣放车，只有段良超的，28辆还不足以证实23辆包括其中吗？1000多万还不能够包含333.5万吗？难道为段良超向谢某某订车不用交钱吗？2.关于刑事《立案告知书》上没有段良超的名字的问题。罗韶先在发现谢某某涉嫌诈骗如果不主动报警，则会被指责为不尽委托责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受托人报警符合法律规定。我国法律规定，知晓违法犯罪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举报。而罗韶先作为受托人报警，既是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也是履行受托人的相应责任。在报警材料上，有受害人段良超的名字和损失金额，因为他没有来到报警现场，告知书当然没有写上他的名字。用这一点做文章，既显得费尽心思，也还是于事无补。3.在判决书的第9页，判决书表述的原意是，段良超追问罗韶先，谢总何时回来处理款项的利息问题等。无非是打错了个引号，出现了“谢总何时回来处理款项的利息问题”一句。段良超的代理人如获至宝，大做文章。其实这句话对本案一审的判决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在证据中有段良超所说的意思与本句相同或相近的句子，如“谢总还没定什么时候回来处理吗，有啥消息吗”？这句在判决书第7页进行了引用，如果上句话要证明什么问题，那么，第7页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证实，根本不会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八、段良超要求罗韶先承担诉讼费、公证费、保全费、证人出庭费、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九、段良超请求判令韩何金承担全案的连带责任，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段良超的各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段良超的上诉，维持原判。段良超一审起诉请求：1、罗韶先返还段良超购车款3335000元；2、罗韶先赔偿因其违约给段良超造成的损失（以6%年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全部购车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9日为384636.67元）；3、罗韶先承担段良超为本案支出的诉讼费37582元、公证费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039.7元、证人出庭等实现债权的费用；4、罗韶先承担本案的律师费8万元；5、韩何金对上述四项诉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4月26日，段良超向罗韶先转账333.5万元。罗韶先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当日收到段良超的333.5万元后，于2017年4月28日9时18分由罗韶先账户向户名为Mingxinxie、尾号为6658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9时19分向户名为林华荣、尾号为0560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9时20分向户名为林华荣、尾号为7215的银行账户转账4528200元，9时28分向户名为徐某、尾号为3350的银行账户转账115000元。段良超与罗韶先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双方系通过案外人徐某介绍认识。双方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段良超问：“罗叔，定的那批荣放暂时还没消息吗？”，罗韶先回复称：“特殊原因，3、4、5月车不发了，全部转换利润给所有人。近期发的车直达交6月订单”、“所有本金加利润，按每月4分息算”、“4分息你是划算的”。段良超回复称：“哈哈，是的，可没说不划算，银行年息才4分，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算”，罗韶先回复：“比如你4月订的，我9月给你钱，我就是要付你5个月的利息”。段良超又问“公司的意思是截止到9月底算吗”、“算完再重新定车，那就到9月底再重新定，不出特殊原因还是到车更好，让这个生意有个开端，不管朋友还是经销商都能看到现车，因为上批车定了没几天，朋友介绍了一个经销商过来一壶茶的功夫就说全打包了”，罗韶先回复“是的，这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2017年11月24日，段良超在微信中问罗韶先“还没消息吗，罗叔，谢总怎么说”，罗韶先回复“会开完了，下周开始发车，所有3、4、5月的利息最晚在今年过年前全部结清，如果这段时间有富余的钱也拿出来计算3、4、5月的利息”。2018年1月15日，段良超又问“谢总最近怎么说，钱还没到位吗”，罗韶先回复“现在在没收到钱之前，不敢乱保证，到时候又害死人，说是年前解决大部分，这个星期开始支付，收到钱会通知你们，没有收到说了也没有用，现在我身心疲惫，日日追上面付款，上面又追上面”，段良超称“这个星期开始支付那钱基本陆续到位了，敬候佳音，谢总不是到了大货产业的顶端吗还要追谁”。2018年5月15日，罗韶先告诉段良超今天中午二点开会，徐某刚到深圳了，段良超称其没接到开会通知，但徐某告知其今天去深圳开会，自己就不过去开会了，会议结束后让徐某传达就行了。2018年6月1日，段良超问：“谢总还没定什么时候回来处理吗，有啥消息吗”，罗韶先回复：“目前吵着要去报警的人也有，我家族这么多钱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再等的”。2018年9月6日，段良超称“恩，我想大家还是愿意等的，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心情焦虑。不说谢总经常开会公布什么进度，偶尔开个会跟大家聊聊还是可以有的”。2018年10月26日，罗韶先通过微信向段良超发送受案回执，该回执显示罗韶先于2018年10月25日报称谢某某涉嫌合同诈骗案由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七大队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深公（经）受案字{2018}00304号。段良超提交了深圳市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等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韩何金，韩何金还担任该公司总经理，且为唯一股东，罗韶先任职监事。段良超提交了其与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处理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3月12日向该所转账支付8万元律师费，该所于同日出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段良超还提交了金额为3039.71元的“保险服务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发票。罗韶先提交了其与微信名为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4年4月27日，徐某问“对了，他们下单了吧？23台荣放”，罗韶先回复称“是，明天下”，徐某随后发送了尾号为3350的银行账户信息。2018年4月28日9:29分，徐某发送消息“收到”。段良超对此不予认可。罗韶先庭审中称段良超的荣放车每台车赚取5000元的费用，23台共计115000元，因为段良超是徐某介绍过来的，其不想让徐某认为赚取朋友的款项，这些款项就全部转给徐某了，至于徐某有无返还给段良超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段良超主张段良超、罗韶先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罗韶先主张段良超、罗韶先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系段良超、罗韶先之间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段良超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其向罗韶先转账的银行支付凭证、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罗韶先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其向案外人Mingxinxie、林华荣、徐某的银行转账记录、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予以佐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段良超、罗韶先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分析如下：首先，一审庭审中段良超、罗韶先双方均确认系通过案外人徐某介绍认识，结合罗韶先所称徐某亦是委托其向案外人谢某某购车的情况及徐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因段良超的涉案购车业务系徐某介绍，罗韶先称不想让徐某认为其赚朋友的钱，故罗韶先在收到段良超款项后两日内即向徐某转账115000元，时间上较为吻合，金额亦符合罗韶先所称的每台荣放车赚取5000元的说法。其次，在段良超发现其不能按时提车时，段良超并未向罗韶先直接主张要求提车或返还购车款，不符合常理。再次，段良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说到徐某到深圳参加谢某某举行关于解决未能提车问题的会议时，段良超还称自己去不了，让徐某会后转达会议内容。同时，段良超、罗韶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谢总”，段良超还问：“罗叔，定的那批荣放暂时还没消息吗？”，罗韶先回复称：“特殊原因，3、4、5月车不发了，全部转换利润给所有人。近期发的车直达交6月订单”、“所有本金加利润，按每月4分息算”、“4分息你是划算的”。段良超回复称：“哈哈，是的，可没说不划算，银行年息才4分，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算”，罗韶先回复：“比如你4月订的，我9月给你钱，我就是要付你5个月的利息”。在后面的聊天记录中，段良超追问罗韶先“谢总何时回来处理款项的利息问题”等，对于罗韶先所称的“我身心疲惫，日日追上面付款，上面又追上面”，段良超的回复是“谢总不是到了大货产业的顶端吗还要追谁”，这些均显示段良超对于谢某某是知情的，在罗韶先称“吵着要去报警的人很多，自己家族的钱在里面还是想等等”时，段良超的回复是“我想大家还是愿意等的，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心情焦虑。不说谢总经常开会公布什么进度，偶尔开个会跟大家聊聊还是可以有的”，综合上述聊天内容，可明显反映段良超明知涉案车辆交易的相对方并非罗韶先，追讨相关款项亦应向案外人“谢总”追讨，同时，聊天发生的时间，双方矛盾尚未激化，上述信息能较为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情况。综上，双方的沟通中反映出的细节均与正常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相去甚远，罗韶先提供的证据相较段良超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依法采信罗韶先的主张，即段良超、罗韶先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尚无证据显示罗韶先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过错，故段良超主张罗韶先返还购车款及利息的证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段良超可另循法律途径向案外第三人主张权利。由于段良超与罗韶先并不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故段良超要求韩何金承担返还购车款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段良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793.19元、保全费5000元，由段良超负担。二审期间，段良超提交一聊天记录，系罗韶先一审当庭演示时段良超进行拍照所得，段良超主张该聊天记录系双方订立及合同解除阶段的磋商过程，欲证明：1、该证据涉及双方在合同解除和合同订立阶段的磋商过程，直接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2、在一审时法官要求罗韶先出示手机上的证据来核对，让双方确定一下哪些需要庭后补交的，我当时一张张拍照，罗韶先也在一张张截图，确定好后要提交给一审法官，但罗韶先未在法官要求的期限内提交。故我方在二审阶段提交，以便查明本案事实。罗韶先、韩何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其内容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段良超与罗韶先成立何种法律关系。本院经审理认为，段良超与罗韶先就涉案车辆形成买卖关系，具体理由分述如下：首先，段良超系基于对罗韶先的信任而向其购买汽车，双方虽未签订合同，但2017年4月26日段良超发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款丰田RAV4荣放2.OLCVT两驱风尚版；数量23台，下单价14.5万，总价333.5万，下单时间2017.4.26",罗韶先当天即回复“好”。段良超依约向罗韶先支付了购车款。上述内容显示双方已就汽车购买事宜达成一致，罗韶先应按约定将涉案车辆交付段良超，以实现合同的目的。罗韶先主张其是受段良超的委托向谢某某订购车辆，但并无证据证明段良超与谢某某曾认识或双方之间有信赖关系。二审调查时，罗韶先也确认段良超与谢某某并无直接联系。其次，罗韶先收到购车款后并未按约定的单价全额向案外人付款购车，而是留下了一部分，并无证据显示双方曾约定购车款的一部分作为罗韶先的报酬。该事实表明，涉案车辆的单价是段良超与罗韶先商定的；而罗韶先与案外人约定的购车价格则是罗韶先与案外人另行约定。段良超与罗韶先所订合同的交易目的是交付车辆，取得车辆所有权，并非约定委托事项。第三，罗韶先向案外人打款，数额巨大，无法分辩是谁支付的款项。罗韶先购车均系以自身的名义，并自行决定，并未经过段良超，相关往来手续中也无受托买车的内容。第四，根据罗韶先的报案记录，谢某某并非车辆的制造商或经销商，谢某某也是收款后单线联系上家，进行订车、打款。并无证据显示罗韶先曾告知段良超该事实或段良超曾知晓该事实。段良超与谢某某并不认识，双方之间未建立信赖关系，罗韶先主张段良超与谢某某直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明显不合常理。第五，罗韶先自认：谢某某只接受罗韶先等几人的购车，不接受段良超的打款及购车，该事实表明谢某某并不接受与段良超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不可能有买卖合同的合意，谢某某与罗韶先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只能约束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谢某某、罗韶先，并不能约束段良超。罗韶先主张段良超应承担罗韶先与谢某某所订的购车合同的法律责任，理由不成立。根据本案事实，应认定罗韶先与谢某某所订的购车合同是为实现段良超与罗韶先订立的购车合同的目的，二个合同及所涉事务有重大联系。段良超与罗韶先的微信沟通记录中虽有显示谢某某未能履行与罗韶先所订的购车合同的后续事项的处理，但凭此不足以认定段良超与罗韶先是委托关系。罗韶先主张其仅是与段良超成立委托关系，本院不予采纳。段良超与罗韶先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已进行不能交车的后续事务的协调，罗韶先也明确表示不继续履行交车的义务。罗韶先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交车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段良超在诉讼中有明确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解除合同的主张合符法律规定。段良超以买卖合同已解除为由主张罗韶先退回购车款3335000元及自2017年4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赔偿损失理由成立。罗韶先以段良超未首先诉请解除买卖合同为由上诉主张应驳回段良超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所涉购车业务、购车款的收取均系罗韶先，并无证据显显示韩何金有参与；也无证据显示相关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韩何金有共同承担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段良超主张韩何金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段良超主张判令罗韶先承担段良超为本案支出的公证费30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078.00元、律师费80000.00元、证人出庭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段良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与罗韶先就上述费用的承担有过约定，且上述费用并非必须发生的费用，段良超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段良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469号民事判决；二、解除上诉人段良超与被上诉人罗韶先关于2016款丰田RAV4荣放2.OLCVT两驱风尚版的23台车的买卖合同；三、被上诉人罗韶先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上诉人段良超购车款3335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3335000.00元为基数按6％的年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全部购车款之日止）；四、驳回段良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18793.19元、保全费5000元，由段良超承担5000元，由罗韶先承担18793.19元。本案二审诉讼费37586.37元（段良超已预交），由段良超承担8500元，由罗韶先承担29086.37元。段良超已预交的29086.37元，由本院予以退回。罗韶先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29086.37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丁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晓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