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11民初1189号 原告：李婉鸿，女，199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强，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敏，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484号。 法定代表人：赵增旭，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仁，福建信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水鑫，福建信集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垵西路海新阳光公寓9-11。 法定代表人：邱丽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国开，男，系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英艽，男，系单位职工。 原告李婉鸿与被告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中海航集团”）、第三人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以下简称“华夏技校”）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婉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强，被告中海航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仁，第三人华夏技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英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婉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婉鸿与中海航集团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无效,同时主张若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则请求解除该协议；2.判令中海航集团立即退还就业安置管理15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15000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海航集团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28日，李婉鸿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李婉鸿在华夏技校接受教育培训，培养方向为“航空服务”，中海航集团承诺在李婉鸿完成协议书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后，将100%保障李婉鸿的实习及就业。协议签订后，李婉鸿按照约定入校报到并按时足额缴纳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在培养期间严格遵守华夏技校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按照教学计划完成学业并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毕业证书。2018年7月12日，中海航集团向华夏技校出具《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方案中再次明确中海航集团应在2018年8月30日前陆续统一各就业方向安排实习及就业。现李婉鸿已毕业，具备就业条件，然而至今，中海航集团也未能如约安排李婉鸿到专业对口的岗位进行实习及就业工作。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中海航集团从事上述职业中介活动应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但中海航集团并未依法取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合同被确定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中海航集团应向申请人返还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中海航集团辩称：一、案涉协议有效，不存在无效的事由。1.《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适用于职业中介机构的设立，该法调整用人单位、劳动者及职业中介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李婉鸿是以学生的身份就读中海航与华夏学校设立的合作办学项目，故中海航与李婉鸿之间为定向培养协议关系，华夏学校与李婉鸿之间为教育服务关系。因此，中海航是校企合作的一方，而非职业中介机构，李婉鸿是学生而非劳动者，本案不存在《就业促进法》的适用空间。2.中海航投资集团是由赵增旭投资控股的多家关联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中海航的具体经营项目都是由各相关关联公司具体执行的，赵增旭控股的“厦门指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因此，即便本案有《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的适用空间，那中海航投资集团也已经取得该条规定的行政许可。3.《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便违反也不导致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7.7）第十六条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针对合同本身，目的并不在于禁止法律行为本身，对其违反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按照《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取得人力资源行政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为“（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三)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与一般企业的设立条件出入不大，违反了也不会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再则，《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也不属于《九民纪要》第三十条明列的无效情形。二、合同签订后，中海航集团一直积极履约。1.中海航集团在李婉鸿就学期间，依约安排了老师到学校为其上课。2.李婉鸿在校就读满三年后，中海航集团及时制定了《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随即对组织李婉鸿到中海航集团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训。3.实训结束后就拟安排实习岗位对李婉鸿等其他学生进行统一宣讲，事先告知实习岗位相关情况，并征得李婉鸿同意后，由专人负责安排李婉鸿到相应岗位实习。4.即便李婉鸿尚未毕业或取得大专学历，但中海航集团也出于化解问题的角度，通过学校代通知及电话等多种方式多次通知李婉鸿到相关岗位进行就业面试。三、中海航集团为李婉鸿安排的岗位符合专业对口要求。1.根据《2015年招生简章》，李婉鸿所学专业“航空服务”记载的就业方向表述为：“面向航空公司、空港机场、从事空乘空保、航班值机、VIP、安全检查、机场要客、询问柜台、礼宾引导、免税店、营业票务等工作”。该招生简章为李婉鸿提供，且其已经于入学时知悉，即其在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协议前就已明确知悉上述就业方向，故中海航集团为李婉鸿安置的实习、就业岗位均符合上述就业方向，专业对口。2.根据李婉鸿的毕业证书可见，其所学专业为“航空服务”，因此中海航集团为其提供与航空服务相关的工作岗位，符合专业对口的要求。3.中海航集团根据《2015招生简章》、《校企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8款）的就业方向制定《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第4部分实习就业岗位），依据该方案为李婉鸿提供相关岗位，不存在专业不对口的说法。四、合同业经中海航集团履行而终止。李婉鸿已经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中海航集团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及时李婉鸿未被正式录用，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或《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的规定，也应视为李婉鸿已经被录用，即中海航集团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中海航集团为李婉鸿安排的岗位是实习+就业模式，用人单位在接受李婉鸿实习时明确告知并出具书面材料，承诺李婉鸿实习期满待考核或取得毕业证等将正式录用李婉鸿，与李婉鸿建立劳动关系，即用人单位系附条件录用李婉鸿。因此，李婉鸿在实习期间擅自离职，导致未能被用人单位录用，应认定李婉鸿恶意阻止录用条件的成就，相应不利后果应由李婉鸿自行承担。五、若合同无效或解除需退费，那么退费也应考虑如下因素：1.中海航集团在李婉鸿就学期间，依约安排了老师到学校为李婉鸿等学生上课。2.李婉鸿在校就读满三年后，中海航集团及时制定了《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随即组织李婉鸿等学生到中海航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训。3.实训结束后中海航集团就拟安排实习岗位对李婉鸿等学生进行统一宣讲，事先告知实习岗位相关情况，并征得李婉鸿同意后，由专人负责安排李婉鸿到相应岗位实习。4.虽李婉鸿一再拒绝配合，但中海航集团也出于化解问题的角度，多次通知李婉鸿到相关岗位进行面试。5.15000元的费用，并非全部由中海航集团受益，华夏技校亦实际参与分成1500元，且中海航集团代华夏技校支付了1700元的招生费。如需要退费，华夏技校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李婉鸿不向第三人华夏技校主张，应视为在第三人华夏技校应承担范围内对中海航集团免责。6.华夏技校未能依照招生简章或招生宣传，在李婉鸿毕业时为李婉鸿办理大专学历证书，导致学生不满且客观上影响华夏技校就业推荐，第三人华夏技校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李婉鸿的诉讼请求。 华夏技校述称：1.中海航集团与华夏技校联合制作的招生简章明确记载了中海航集团向学生收取的15000元的款项性质实际系就业安置管理费，而非中海航集团出具的收款票据中单方记载的技能培训费。2.我们认可中海航集团向李婉鸿等学生提供的服务实质为职业中介服务，而中海航集团并未取得开展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许可，其开展职业中介活动已违反《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3.中海航集团于协议签署后并未实际安排李婉鸿等学生进行对口专业的实习及就业，从合同无效的返还、协议的履约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析，我们认为原告李婉鸿主张全额返还15000元就业安置管理费的诉求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4.根据校企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中海航集团应向第三人支付特色专业管理费以及部分招生劳务费，我方至今未收到被告中海航集团的任何费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有李婉鸿依法提交《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2015年秋季新生入学须知》、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收款专用票据、《毕业证书》、《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福建华夏高级技校2014级中海航委培学生就业安排处理情况统计表》、《2015年招生简章》、中海航集团的工商登记档案、厦门市人力资源机构主体名录库（截止2020年2月）作为证据，中海航集团依法提交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企业信息、课程表、《校企合作协议书》、《招生协议书》、《合作协议书》5份、《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华夏学校网站的招生计划、去向跟踪表、用人单位岗位报到表、《关于2015级委培学生就业面试事宜的复函》、《通知函》、离职审批表、《委培/培养就业协议书》、感谢信、用人单位用工证明，面试申请表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8月28日，李婉鸿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李婉鸿在华夏技校接受教育培训，培养方向为“航空服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即李婉鸿）入校后应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后取得国家承认的中专或大专专科文凭”，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乙方（即李婉鸿）完成《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后，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对乙方（即李婉鸿）100%保障实习和就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乙方……按照学校教学计划圆满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并考取就业所需各种资格证书”。中海航集团于当日收取李婉鸿15000元并出具收款票据，收费项目载明“技能培训费”。2015年8月13日，中海航集团与华夏技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约定三年制学生前两年、四年制学生前三年由乙方（即华夏技校）安排学习和负责管理，并对学生承担相应的校方责任，三年制学生第三年、四年制学生第四年由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安排实习或顶岗实习和负责管理，并对学生承担相应的企业方责任。另外，《校企合作协议书》还约定，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应在新生开学后30天内按1500元/生标准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即华夏技校）作为特色专业管理费用。 此后，李婉鸿在华夏技校处修完课程后，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专业为航空服务。期间，中海航集团派老师到华夏技校为学生授课，课酬由中海航集团承担，授课课时双方说法不一。 2018年7月12日，中海航集团印发《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组织学生到厦门安防职业技术学院进行集训，方案载明“在（2018年）8月30日前，陆续统一按各就业方向安排实习及就业”，并列出航空服务方向的实习就业岗包括“机场（要客部VIP、航空公司VIP）休息室服务人员、航空公司票务、机场安检员”等岗位。集训期满后，中海航集团安排李婉鸿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T3航站楼内外任职VIP要客服务人员岗位。用人单位北京银燕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向中海航集团出具一份《用人单位岗位报到表》，载明：“经你方推荐，学生曾燕虹等10人（见下附表）符合我司面试录用要求，于2018年9月3日已安排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T3航站楼内外任职VIP要客服务人员岗位，实习期为一年。先行实习待考核或取得毕业证等条件后转正。”原告李婉鸿的名字及身份证号在该报到表的附表中。2019年9月9日，李婉鸿向北京银燕有限公司签署一份《离职审批表》，从该用人单位离开。 原、被告诉称、辩称及第三人陈述的其他事实，于本案审理无涉，不再一一查明。 本院认为，围绕诉辩要点，本案应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一、关于涉案《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李婉鸿认为，中海航集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但其并未取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中海航集团认为，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便违反也不导致合同无效；另，中海航投资集团是由赵增旭投资控股的多家关联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中海航的具体经营项目都是由各相关关联公司具体执行的，赵增旭控股的“厦门指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华夏技校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可知，中海航集团为李婉鸿提供的服务实质为职业中介服务，而被告未取得开展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许可，其开展职业中介活动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从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及相关证据内容上来看，中海航集团为学生提供的不纯粹是职业介绍，还包含了技能培训、考证等，本案双方之间为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不是职业中介机构与劳动者的关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本案李婉鸿主张中海航集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既使中海航集团未取得相应许可，并不能否认案涉合同的效力，故《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诚信履行合同义务。 二、中海航集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当退还收取的费用。 李婉鸿认为，若合同有效，则主张合同解除，解除的事由是中海航集团根本违约，没有为李婉鸿安排专业对口的实习及就业，要求退还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其也未与用人单位北京银燕公司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中海航集团实际并未履行为李婉鸿安置就业的义务。 中海航集团认为，其已经履行完毕所有的合同义务，合同因履行而终止，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李婉鸿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华夏技校称认同李婉鸿的意见。 本院认为，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的“培养方向”选择的是“航空服务”，根据该协议，中海航集团应为李婉鸿提供专业对口的工作实习及就业。该协议中并未明确中海航集团向选择航空服务业方向的学生提供的工作实习及就业岗位的具体范围。直至李婉鸿等学生毕业后，2018年7月12日中海航集团才发布《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在其中列明航空服务方向的实习就业岗包括“机场（要客部VIP、航空公司VIP）休息室服务人员、航空公司票务、机场安检员”等岗位。之后中海航集团将李婉鸿安排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T3航站楼内外任职VIP要客服务人员岗位，李婉鸿因认为该岗位与“航空服务”不对口，自行离开。中海航集团仅提供《离职审批表》不足以证明李婉鸿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未明确中海航集团向选择航空服务业方向的学生提供的工作实习及就业岗位的具体范围，李婉鸿签订协议时对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约定的中海航集团提供实习及就业岗位的心理预期与中海航集团在其毕业后发布的岗位情况不符，故其自行离开，现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我院对李婉鸿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海航集团作为案涉合同的提供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应向李婉鸿明确在其毕业后可提供的实习及就业岗位的具体范围，其直至李婉鸿等学生毕业后才发布《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在其中列明航空服务方向的实习就业岗的具体范围，在导致案涉合同解除这一结果上存在一定过错，应返还部分培训费。思及中海航集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付出了一定成本，用人单位也已承诺在李婉鸿实习期满考核合格或取得毕业证书将会为其转正，相比此系列案件中其他用人单位未在实习期便承诺将转正的案件，中海航集团合同履行程度更高；上述其他案件经本院调解，由中海航集团向学生返还7500元的培训费，若本案照此标准裁决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之要义，对中海航集团和其他学生均不公平，故本院酌情认定中海航集团向李婉鸿返还培训费5000元。关于李婉鸿主张的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李婉鸿超出上述范围的诉请，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李婉鸿返还培训费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5000元及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20年2月12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李婉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88元，由原告李婉鸿负担58元，由被告中海航集团负担30元。双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玉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洪一帆 书记员张茵茵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面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