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46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350号1-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670622650Q。 法定代表人：陈国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若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平川路2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094274310。 法定代表人：赵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卢国跃，男，196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国公司）、上诉人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立公司）及一审被告卢国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国公司、金立公司均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05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5月14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双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若阳和陈鹏、上诉人金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国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金立公司向双国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以1968.031吨为基数，按照每吨每天4元的标准计付加价款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判令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金立公司和卢国跃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案涉《买卖合同》明确约定“加价款”系货款的组成部分，双方并针对“加价款”并无其他约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加价款”系货款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2017年1月1日之后“加价款”性质变更为违约金，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首先，根据《买卖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案涉货款的计价方式为以九江“西本网”的价格为基本价，并自供货当天起按每天每吨3.5元的标准计算加价款，故“基本价”以及“加价款”均为货款的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分割，并且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在对账过程中均按该约定内容计算应付货款，并最终由金立公司根据对账单向双国公司出具了《付款承诺书》。其次，《买卖合同》并未约定“加价款”的性质存在变更的情形，双方也未重新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加价款”的性质在何种情形之下会由货款转变成违约金。相反，双方在《买卖合同》第六条中针对违约条款进行了特别约定，该特别约定并不涉及“加价款”内容，由此反映“加价款”并非违约金，而是货款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书认定在2017年1月1日之后“加价款”的性质从货款变更为违约金，与《买卖合同》约定不符，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鉴于“加价款”的性质为货款，该款项不应当适用违约金调整的规则由法官自由裁量，一审判决将“加价款”的计算标准降低至年利率12%，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故双国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 对双国公司的上诉，金立公司答辩称：《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每单货物包括垫资在内，超出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的，最终以每天每吨加价4元结算，直到所有款项付清止。该条款约定每天每吨4元的加价款是货款逾期支付的情况下的计算方法，系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一审判决将加价款的性质认定为违约金，金立公司没有异议，在双国公司未明确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酌情调整按年利率12%计算违约金，处理正确。 金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判令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双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案涉款项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双国公司无权要求金立公司支付货款，更无权向金立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双方于2014年3月5日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五条第8款明确约定：“甲方（金立公司）在支付任何款项前，乙方（双国公司）必须向甲方提供同金额的有效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款项”，该条款未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条款约定了需同时具备的两个付款条件：1.《买卖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的付款期限；2.双国公司提供与应付款项等额的发票。截至金立公司上诉之日，双国公司仅向金立公司开具了合计金额为5981527.88元的增值税发票，而金立公司已经支付该发票金额对应的货款，对于剩余未开票部分的货款，在双国公司开具发票之前，付款条件并未成就，金立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拒绝支付，该拒付行为属于正当行使合同权利，并不构成逾期付款之违约行为。一审中，金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明确提出了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抗辩意见，但一审法院对此只字未提，反而判决金立公司支付未开票部分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是错误的。二、即使一审法院认为金立公司应当支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其对货款金额的认定也存在错误。首先，《买卖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的“加价款”的性质不属于货款，不应包括在货款内进行结算，具体理由如下：1.从《买卖合同》第五条“供货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内容来看：第1款明确双国公司是垫资供货，垫资1000吨钢材货物（约400万元人民币〉；第2款约定供货基本价为九江“西本网”当天的价格，钢材价格应以此为依据，可以看出双国公司将该条款最前面包括“垫资”在内的4个字划掉了，可见第2款除了约定货款价格外，还约定了垫资款部分，也就是“供货当天起按每天每吨3.5元计算加价款”中的“加价款”实际上系垫资的资金占用费，这才是符合钢材买卖合同的交易惯例；第6款约定付款抵扣顺序为“运费、加价款、违约金，最后为货款本金”，明确加价款与货款是分开的，实际上是利息与本金的区别；第7款约定延迟加价款或利息部分款项及运费每月结算后当即支付，而案涉合同中并无利息约定，且迟延加价款与利息之间用的是“或”，两者的概念相当，如果加价款属于货款的组成部分，则约定迟延“加价款”，而不是迟延“货款”，不符合逻辑。其次，2016年11月15日，双国公司公司财务工作人员（邮箱账号：302×××＠ｑｑ.ｃｏｍ，发件人名称：乐乐）向金立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楼阳春（邮箱账号：783×××＠ｑｑ.ｃｏｍ，收件人名称：Ｙｖｅｓ）发送邮件一封，并附有附件一个，附件名称为“江西金立2016.11.14”，附件内容名称为《浙江省金立建设有限公司江西共青城湖滨工程项目部同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钢材结算单》，该结算单结算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合计款项总额11343263.24元，日期、金额均与卢国跃出具的《付款承诺函》完全一致。而该份结算单中的11343263.24元款项由“垫资部分”、“迟延付款”、“货款”三部分组成，没有“加价款”的概念，由此可见，所谓“加价款”其实就是垫资部分的资金占用损失，不应包含在货款中。再次，双国公司垫资供货，金立公司收货后付款，货款结算依据理应当是供货数量与单价。单价问题不再赘述。关于供货数量，双国公司从始至终没有提供送货单，可想而知真实供货货款金额肯定远远低于双国公司主张的金额。在金立公司提交了双国公司的所有送货单且双国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计算真实供货金额，而是径直以《付款承诺函》上的金额认定货款金额，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仅凭没有加盖金立公司公司印章的《付款承诺函》认定应付货款金额，属于事实不清。金立公司在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均无将加价款包含在货款内的意思表示。首先,2016年11月15日双国公司通过邮箱向金立公司发送结算单时，金立公司当即提出异议，表示不予认可，所以双国公司才会于2016年11月16日要求卢国跃出具《付款承诺函》。无论卢国跃出于什么目的出具该份《付款承诺函》，其都不能代表金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卢国跃在一审中关于“承诺书是本人所签，但应盖上公司公章，金额没有10000000元多，大概4000000元多。本人愿意承担付款责任”的陈述意见，可以看出：在承认签署《付款承诺函》的情况下，卢国跃也不认可11343263.24元的货款金额，所以其在出具《承诺函》时很可能被双国公司诱导或者存在重大误解，但一审法院对此均未查实；卢国跃认为《付款承诺函》应该加盖公司公章同时表示个人愿意承担付款责任，也反映出该《付款承诺函》只是其个人意思表示，不代表金立公司。其次，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783刑初628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卢国跃在2014年9月21日和2015年9月24日、10月1日挪用金立公司资金50万元，构成挪用资金罪。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调查卢国跃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付款承诺函》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也未核查该《付款承诺函》内容是否真实合法，而是径直以“因为卢国跃系买卖合同代表签字人”便认定其有权代表金立公司出具《付款承诺函》，严重损害了金立公司的合法权益。四、即便要计算违约金、垫资占用费或者利息，也应当要根据双国公司真实供货总金额，结合金立公司的付款时间确定应付未付款项，并按照双国公司的合理损失来确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一审中，因卢国跃涉及刑事诉讼，经双国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裁定中止审理。该中止原因并不是由金立公司导致，对于金立公司来说是不可抗力，所以一审案件中止审理期间产生的违约金、垫资占用费或者利息，不应由金立公司承担。综上，金立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对金立公司的上诉，双国公司答辩称：一、金立公司关于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根据案涉《付款承诺书》第一条，金立公司明确表示在2017年1月1日前将结欠的货款支付给双国公司。即使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先开票后付款，后面形成的《付款承诺书》也对此约定进行了变更。其次，《买卖合同》第五条第8款之约定在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变更，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金立公司先付款，双国公司根据金立公司的要求逐步开具发票。双国公司第一次开票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而此前金立公司已经支付了1009万货款。另根据该条款约定和交易惯例，只有金立公司通知双国公司付款具体数额情况下，双国公司才可能开具发票，否则双国公司无从得知开具发票的金额、明细和开票信息；另外，开具发票的义务属于附随义务，附随义务的履行不影响合同主要付款义务的履行，因此金立公司主张的后履行抗辩权并不存在。再次，双国公司自始至终同意开具发票，并表示只要金立公司确定付款数额和开票明细并提供准确的开票资料，双国公司即可开具发票。本案中，金立公司对所欠货款数额存在异议，双方无法确定开票数量、单价，双国公司目前无法开具发票，因此没有开具发票的责任不在于双国公司，金立公司以此为由不支付货款及加价款缺乏基本诚信。最后，加价款系货款的组成部分，其性质不是违约金，即使没有开具发票，金立公司也不能援引合同约定不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一审判决对加价款性质系货款的认定正确。首先，加价款主要约定在《买卖合同》第五条，该条标题为“供货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可见该条款主要内容在约定供货价格形成机制，第五条第2款明确约定双方确定的供货基本价以当天九江西本网公布的第一次价格为准，三级钢二级钢一级钢以九江西本网的价格为基础，供货当天按每天每吨3.5元计算加价款。该约定表明货款价格系由西本网基本价加每天每吨3.5元。该条款前面四个字划去的原因，是因为双方协商的加价款不仅仅限于垫资部分，全部供货均适用加价款的规则，为减少双方异议而划去。金立公司认为该部分加价款就是垫资资金占用费的说法不能成立。其次，金立公司在其出具的《付款承诺书》中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尚欠付双国公司货款本金11343263.24元，该款项与金立公司的代表人卢国跃签字确认的钢材结算单相印证，而结算单上载明的计算方式与卢国跃签署的作为已付款部分的钢材结算单载明的计算方式相一致，已付款部分的钢材结算单结算金额与金立公司付款金额完全吻合，证明双方均是按钢材结算单载明的情况来计算相关款项。说明不论是在合同履行中，还是在货款确认时，双方对加价款系货款的意思表示一致，不存在异议。再次，加价款性质为货款是钢材行业的交易惯例，在钢材交易过程中一般约定参照西本网确定一个基础价，根据付款时间再约定一定的加价幅度。从事钢材或钢材供货的贸易商基本需要从总代理处调货使用，这也是行业惯例。金立公司作为专业的建筑施工企业，经常采购建筑材料，对此交易模式应该是心知肚明。因此，双方约定的钢材货款价格形成机制符合行业交易惯例。最后，金立公司关于加价款性质系违约金的说法不成立。在日常交易中，因付款方式不同而导致价格不同的情形很多。案涉《买卖合同》中，如果加价款系违约金，那应当约定在第六条违约责任中。至于金立公司出具给双国公司的《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付款顺序不影响加价款为货款本金的性质。因双方当事人均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应作如此严格要求，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形成的资料表述部分不规范问题，并不妨碍对加价款系货款的性质认定。三、卢国跃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系职务行为，可以约束金立公司，且该承诺书中载明的付款数额与实际情况相符。首先，《付款承诺函》载明的金额有钢材结算单加以印证。钢材结算单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件。金立公司自始至终未对钢材结算单提出过任何异议，且还按钢材结算单上载明的金额支付了1009万款项。因此，即使不存在《付款承诺书》，金立公司拖欠双国公司货款11343263.24元未付的事实也是可明确认定的。《买卖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结算单必须由卢国跃签字，其他人签字均不予认可。卢国跃系案涉《买卖合同》签约时金立公司的代表，同时系涉案项目的内部承包人，其代表金立公司与双国公司结算货款并出具《付款承诺函》，并未超越权限，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次，卢国跃挪用金立公司资金的行为涉嫌犯罪，该情况与本案无关。双国公司不可能知道卢国跃在出具《付款承诺函》之前存在挪用金立公司资金的事实，该事实也不影响卢国跃代表金立公司所为行为之效力。相反，在双国公司起诉后，金立公司试图通过刑事报案来逃避承担责任，致使一审案件中止审理，在此期间计算的加价款应当由其承担。再次，卢国跃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就给双国公司出具过担保函，自愿对《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付款承诺函》中再次强调了卢国跃的保证义务。因此，不存在双国公司误导使卢国跃在出具《付款承诺函》时存在重大误解之情形，金立公司也未对此举证。金立公司违约付款给双国公司造成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开展正常经营活动，失去了众多商业机会，可谓损失巨大。金立公司采取各种措施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缺乏基本诚信，主观过错明显，且违约时间长达三年多。即使2017年1月1日之后的加价款性质系违约金，金立公司提出调整违约金的请求，也不应该得到法院支持。综上，双国公司请求驳回金立公司的上诉。 卢国跃在二审中未答辩。 双国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金立公司向双国公司支付货款11343263.24元、加价款464455.31元（自2017年1月1日计算至2017年2月28日，以1968.031吨为基数，按每吨每天4元的标准计算，共59天）、律师费403154元。2017年3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加价款按每天每吨4元继续计算；二、卢国跃对金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金立公司、卢国跃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5日，双国公司（乙方）与金立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约定：“兹因甲方江西共青城湖滨工程项目部向乙方购买钢筋货物。一、供货期限：甲方从该工程开始至工程结束的所有钢筋约5000吨均由乙方提供，最终数量以乙方实际收料签字单及结算单为准。二、交货地点及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交货地点为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江西共青城湖滨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甲方委派徐小虎或吴益民为收料、签字人员。作为结算单结算时的依据，结算单必须由卢国跃的签字，其他人签字甲方不予以认可。……五、供货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前期出卖方给予甲方累计垫资1000吨货款（约4000000元人民币），垫资满后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垫资款项。双方确定的供货基本价以当天九江“西本网”公布的第一次价格为准，三级钢、二级钢以九江“西本网”的价格为基本价。供货当天起按每天每吨3.5元计算加价款。垫资满1000吨以后的货款为每月结算一次（即每月1号一30号结算一次），结算后次月15日前付清上月货款。……每单货物包括垫资在内超出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的，最终以每天每吨加价4元结算，直到所有款项付清止。付款抵扣顺序为：运费、加价款、违约金，最后为货款本金。……六、违约责任：……”。落款处甲方金立公司盖合同专用章，代表卢国跃签字，乙方双国公司盖公章，代表法定代表人陈国卫签字。合同签订后，双国公司自2014年3月3日向金立公司供货，于2014年11月13日供货结束，供货数量约4500多吨。金立公司于2014年6月6日、2014年8月8日、2014年9月7日、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9日向双国公司支付货款4000000元、500000元、4000000元、1500000元、90000元，合计10090000元。双国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2016年1月26日开具了金额为1590000元和4391527.88元的增值税发票，合计5981527.88元。另，卢国跃系江西共青城湖滨工程项目部的项目负责人。卢国跃向双国公司出具的二份结算单（已付款部分和未付款部分），其中已付款部分显示：截止2014年6月6日货款为4000000.69元，已于2014年6月6日付货款4000000元整；截止2014年8月8日货款为500000.84元，已于2014年8月8日付款500000元整。截止2014年9月7日货款为4000002.3元，已于2014年9月7日付货款4000000元整。截止2015年9月23日货款为1499756.31元，已于2015年9月23日付货款1500000元整，少结算243.69元。截止2015年10月9日货款为90251.9元，已于2015年10月9日付货款90000元。未付款部分显示：除本钢材结算单以外的运费、加价款及钢材款等已经全部结清，双方无争议。截止2016年12月31日，以上共1968.031吨，合计欠货款11343263.24元。2016年11月16日，卢国跃向双国公司出具一份付款承诺书，载明：“……我公司确认结算截止2016年12月31日，尚欠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钢材货款本金人民币11343263.24元，对于上述款项，承诺在2017年1月1日前支付给甲方。我公司同意上述钢材货款本金从2017年1月1日起以1968.031吨为基数按每天每吨4元支付甲方加价款……如我公司不按照本承诺支付款项的，没有到期的款项视同全部到期，并由我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费用。为了表示履行诚意和确保本承诺书的履行，代表人卢国跃同意对欠付贵公司的货款本金及利息等所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代表人及担保人：卢国跃。”一审庭审中，金立公司不认可加价款，对尚欠的货款金额有异议，经其计算，尚欠货款为4222918.5元，退一步，加价款按每天每吨3.5元计算，欠货款也是10552575.5元。同时，对2017年1月1日后的加价款不认可。另，双国公司为一审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1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国公司与金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双国公司作为出卖方已按约交付钢材，金立公司作为买方应按约支付包括加价款在内的货款，否则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关于加价款，在《买卖合同》第五条“供货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中作了明确约定，约定钢材的结算价格由市场行情所确定的价格与加价款共同组成，加价款是本案合同价款的组成部分，该约定符合钢材买卖合同的交易惯例，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案涉货款应由市场行情所确定的价格与加价款共同组成。卢国跃作为金立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亦为合同约定的“结算单必须由卢国跃的签字”的人员，同时，卢国跃亦作为金立公司的代表在合同中签字，故卢国跃有权代表金立公司与双国公司进行结算，形成了已付款部分和未付款部分的结算单，结算单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欠货款11343263.24元。卢国跃于2016年11月16日向双国公司作出付款承诺，再进一步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尚欠双国公司货款本金11343263.24元，承诺在2017年1月1日前全部支付清，据此，应当认定卢国跃在结算单及付款承诺书上的签字的行为系代表金立公司，双方就案涉合同项下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13日的货款及加价款金额及付款达成一致，上述结算单和付款承诺书载明的金额系市场行情确定的价格与加价款组成，与合同约定相一致，故双国公司诉请金立公司支付上述货款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有关律师费的承担在《付款承诺书》中有明确约定，但应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故律师费150000元该院予以支持。双国公司在2017年1月1日之后计算的加价款，金立公司认为不应承担，该院认为，之后的加价款系违约金性质，按每天每吨4元计算已过分高于双国公司因金立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而受到的损失，应予降低，该院酌情调整违约金按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卢国跃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金立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金立公司的部分辩称意见，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该院于2019年10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金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双国公司支付货款11343263.24元。二、金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双国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1343263.24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三、卢国跃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双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0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0065元，由双国公司负担6755元；金立公司、卢国跃共同负担93310元（含一审诉讼费88310元，一审保全费5000元）。 二审中，双国公司、金立公司、卢国跃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双国公司与金立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结合双国公司、金立公司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卢国跃出具的《付款承诺函》对金立公司是否发生效力；如何认定加价款的性质；金立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一审案件中止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关于货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金立公司上诉主张双国公司未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可以拒付货款。虽然合同对此拒付情形有约定，但是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为先付款后开票，且鉴于双国公司需根据金立公司提供的信息进行开票，而双方对货款金额存在争议，金立公司未及时提供开票信息，致使双国公司无法提前开票。在此情况下，金立公司以双国公司未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随附义务为由主张拒付货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开具发票并依法纳税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在金立公司向双国公司支付货款后，如双国公司未及时履行交付增值税发票的义务，金立公司可向税务机关投诉或另行向双国公司主张。 关于《付款承诺函》的效力。《买卖合同》约定“作为结算单结算时的依据，结算单必须由卢国跃的签字，其他人签字甲方不予以认可”。根据合同约定，金立公司认可卢国跃在案涉《买卖合同》项下具有结算的权限。同时卢国跃系案涉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并代表金立公司签署了案涉《买卖合同》。卢国跃出具《付款承诺函》的行为具有代表金立公司的外观表征，即使其对双国公司承诺付款的行为未获得金立公司的明确授权，其出具《付款承诺书》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对金立公司发生效力。金立公司主张《付款承诺书》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加价款的性质。本案应当以《买卖合同》约定内容为基础，来分析合同中约定的加价款性质。《买卖合同》关于“加价款”的具体约定分别为合同第五条“供货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中第2款和第5款，其中第2款约定“双方确定的供货基本价以当天九江西本网公布的第一次价格为准，三级钢、二级钢以九江西本网的价格为基本价。供货当天起按每天每吨3.5元计算加价款”，第5款约定“每单货物包括垫资在内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的，最终以每天每吨加价4元结算，直到所有款项付清止”。在《买卖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项下，双方并未对“加价款”作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违约金产生的前提条件应当系合同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结合前述合同约定来看，在付款期限届满前，双方正常合同履行过程产生的“每天每吨加价款3.5元”并非以合同一方存在违约行为为前提条件，该部分加价款应当认定为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买方获得货款支付账期应支付的对价，本质上系确定钢材价格的价格条款；在付款期限届满后的“每天每吨加价4元”，即在原有加价基础上再每天每吨加价0.5元，该部分加价款则具有迟延付款违约金的性质。案涉《付款承诺书》出具时，双国公司已经完成供货，且货款金额及付款期限已经结算确定。《付款承诺书》中，金立公司承诺在2017年1月1日前付清全部结欠货款，并同意从2017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期间按照每天每吨4元的标准支付加价款。该承诺书确定的加价款应当认定为迟延付款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双国公司并未就金立公司逾期付款产生的实际损失提供证据，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对《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酌情调低为年利率12%,并无不当。对双国公司要求按照每天每吨4元的标准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加价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案件中止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双国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后，金立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货款，其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案件中止审理期间，金立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持续存在，应当支付该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金立公司关于一审案件中止审理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不应当计算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85元，由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负担37853元，由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83032元，杭州双国物资有限公司、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自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向本院申请退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中的余额部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银芝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