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067993。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公司董事长。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涛，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天明，男，1968年6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刘斌，男，1970年12月8日生，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上诉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环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天明、原审被告刘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对上诉人的判决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对劳务费达成任何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证据看，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信访材料与付款情况（银行交易明细）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建立了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就信访材料而言，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同时，银行交易明细虽然载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付款记录，但该笔付款系刘斌向上诉人借款后代为支付的（该事实从信访材料也能予以印证）。在一审中，上诉人亦举示刘斌在上诉人处的借款单以证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系代刘斌支付的借款，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置若罔闻、颠倒黑白。此外，原审法院在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同时又认定与刘斌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1109874.08元系事实认定错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等农民工工资的证据。且被上诉人又岂能代其他农民工向上诉人主张取得不应属于被上诉人应得部分的工资呢？那么，一审法院是否仍应该查明被上诉人实际应得的工资呢？显然，若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该等事实就直接要求上诉人将其他农民工的工资均支付与张天明缺乏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关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劳务费系刘斌根据工程完成的情况与之签字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亦未对劳务费进行过确认，所以，上诉人不可能持有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上诉人等农民工工资的证据，且上诉人未对劳务费的结算金额与被上诉人达成过任何约定。此外，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要求上诉人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就劳务费未达成过任何结算。为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11997408元缺乏任何事实依据。另外，上诉人对案涉工程的总承包时间为2013年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一审法院根本未对该部分事实予以查明。二、上诉人不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且上诉人与刘斌之间不具有连带责任关系，一审法院系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责任的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在未存在任间可据证明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等农民工工资的证据而拒不提供的情况下就直接要永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属于法律的适用错误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刘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不仅未查明上诉人与刘斌之间就被上诉人应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达成约定外，亦未明确成都环境公司与刘斌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仅仅基于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就要求与刘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缺乏任何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张天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关于刘斌的身份问题，刘斌是涉案煤矿的工程负责人，一直是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开展工作，前期支付劳务费是刘斌到上诉人处办理相应的手续后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所以我方认为刘斌就是上诉人的项目经理，裁判文书网上上诉人与云南凯迪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有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有个执行裁定，涉及到工程款的纠纷，现场负责人是刘斌，云南凯迪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兴盛煤矿项目的发包方。刘斌是项目经理，所有责任都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但由于一审刘斌未到庭，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对刘斌的身份不明，二审确定刘斌的身份就不用刘斌承担连带责任就只要上诉人承担责任。张天明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劳务费欠款484874.08元及利息（从2019年7月30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偿还之日止）。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工程保证金6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即现在的成都环境公司）承建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兴成煤矿的井巷开采工程，该工程交由被告刘斌负责。2015年6月30日，原告张天明与刘斌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对施工的工程内容、工程质量、工程量及工程款等内容作了约定。2015年6月—8月，原告张天明带领班组成员及其农民工在兴成煤矿做工程3个月后，该工程项目停工。截至停工时，被告成都环境公司及刘斌应支付原告劳务工资1109874.08元。之后，在原告的催收下，被告成都环境公司于2015年支付95000元，2016年支付180000元，2017年支付200000元，2018年支付150000元，共计625000元。现被告下欠原告劳务工资484874.08元，故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成都环境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2、原告劳务工资的总额及下欠数额具体是多少；3、被告成都环境公司是否应承担给付责任；4、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应当支持。对此，该院作如下评判。虽然原告与被告成都环境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结合信访材料、被告成都环境公司的付款情况，能够认定原告与被告成都环境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工资表虽有瑕疵，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原告提交的工资表应予采信。因此，原告的工资总额依法应认定为1109874.08元，扣除已支付的625000元，尚欠484874.08元。被告成都环境公司基于付款事实及与被告刘斌的账务来往，应属工程总承包人，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成都环境公司应与被告刘斌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被告刘斌向被告成都环境公司的借款，应另行处理，不能作为被告成都环境公司抵扣劳务工资的理由。对于原告提出的利息主张，具有明确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刘斌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张天明劳务工资人民币484874.08元。二、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刘斌自2019年7月30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向原告张天明支付利息。三、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刘斌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的保证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48元，减半收取计4624元，由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刘斌承担。本院二审经询问，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对案涉工程系由其承包建设及刘斌系其在案涉兴城煤矿项目部的负责人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对张天明系实际施工人的事实也予以认可。本院二审经通知，刘斌承诺到庭接受询问，但最终并未到庭。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张天明提交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兴城项目部2015年度工资结算表。证明刘斌就是上诉人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该结算表有刘斌的签字还有兴成项目部的签章。且统计当时所有工人的工资包含两被上诉人。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质证后认为，被上诉人张天明提交的工资结算表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结算表签字人是刘斌和张瑛，同时项目经理部的印章也并非上诉人刻制，此外即便工资表真实，该工资表记载了刘斌的工资，从基本常识看被上诉人起诉刘斌，刘斌不可能将对自己不利的材料提供出来作为信访的资料。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工资结算表中有刘斌的签字及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兴成项目部印章，能够印证案涉项目系由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进行承包施工并设立项目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案涉工程款项的支付责任及款项如何确定？案涉《兴城煤矿1＃回风斜井、101采区材料斜井掘进施工目标管理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管理责任书）及《兴城煤矿1＃回风斜井、101采区材料斜井掘进施工目标管理责任书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系上诉人公司兴城煤矿井巷工程项目部刘斌与张天明签订，该《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的内容，具有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性质，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因刘斌系该项目部的负责人，且案涉已付工程款项均系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向张天明进行支付，因此，前述《目标管理责任书》及《补充说明》对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依照《目标管理责任书》及《补充说明》的约定，张天明对案涉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现案涉煤矿项目已未能继续建设开采，双方合同已实际终止履行。成都环境公司应向张天明支付已完工部分下欠工程款项。对款项的确定，刘斌向张天明出具了2015年6-8月工资表，上诉人成都环境公司虽认为该工资表属于被上诉人张天明单方出具，但依照该工资表记载的内容，项目较为细化，且相关掘进工程费用单价与前述《目标管理责任书》及《补充说明》约定的一致，因此，上诉人虽对此工资表提出抗辩，但在其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主张的情况下，一审依照该工资表中所载金额确定其应付张天明款项为1109874.08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二审询问中，成都环境公司及张天明均对已付款项625000元没有异议，因此，成都环境公司应支付张天明工程款为484874.08元。因本案《目标管理责任书》《补充说明》及工资结算单系由刘斌进行签字确认，且保证金亦系向刘斌进行支付，在刘斌缺席审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由刘斌与成都环境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判决后，刘斌并未提起上诉，二审亦未参与诉讼，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二审对前述一审判决内容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48元，由上诉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刘招银审判员 廖 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雪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