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3行初141号 原告周震宇，男，198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大队，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德胜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徐巍勇，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吕斌，该大队民警。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刘忻，市长。 委托代理人尹琰茗、喻文，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周震宇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大队（下称机动大队）、杭州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震宇诉称，2019年8月8日，机动大队作出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周震宇于2019年5月17日在湖墅南路-湖墅南路潮王路口（南口），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规定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罚款100元，记3分。周震宇不服，于2019年8月30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28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9〕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周震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要理由如下：一、机动大队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错误引用条款，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机动大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认定原告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规定的违法行为。经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该条款是对交警部门的赋权条款，并非当事人违反的法律禁止性条款。《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该条款是法律责任条款，是交警部门的处罚依据。上述两个条款均不是认定违法的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应当贯彻依法原则，行政机关有义务向行政相对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本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告知原告违反的法定义务，属程序违法。二、机动大队未明列记分依据，不符合法律精神。按照依法行政一般要求，对公民权利的处分应当遵循公开原则，履行告知程序。本案中，无论记分是否作为行政处罚，均不应免除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机动大队在处罚中，并未明确告知记分所依据的法规，而《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办法》均有相应规定，且公安部第123号令《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已对记分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因此机动大队理应告知相对人做出记分决定所依据的法条，以证明记分行为系依法做出。三、机动大队在复议过程中，擅自修改行政处罚决定书，且不向原告送达，属程序违法。杭政复〔2019〕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机动大队向市政府提交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与2019年8月8日送达给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不一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已修改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并补充载明“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本次违法记3分”。但未向原告再次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最终处罚决定，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机动大队于2019年8月8日做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已送达被告，被告亦履行了处罚决定。机动大队在未撤或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向原告送达的情况下，再次出具同样编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法也不受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约束。四、市政府对机动大队的违反法定程序行为处理不当。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虽然指出机动大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为依据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认定，使用依据上存在不当，但仅认为存在不当，显然忽视了机动大队行为的严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对行政相对人构成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应当遵循公开原则，向相对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否则即构成程序违法。构成程序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应当撤销。故请求判令：1、撤销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9〕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经审理查明，2019年05月17日17时42分许，周震宇驾驶车号为浙Ａ×××××的小型汽车，在湖墅南路潮王路口（南口）处，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被依法拍摄，并录入交通技术监控系统。2019年8月8日，周震宇通过使用浙江政务网车辆违法处理功能对该起涉案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系统自动生成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载明“周震宇于2019年5月17日17时42分47秒，在湖墅南路-湖墅南路潮王路口（南口），违反了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规定，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对您处以100元的罚款，记3分”。周震宇认为处罚决定书中未载明认定违法的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杭政复〔2019〕41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机动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周震宇不服，诉来我院。 开庭审理前，周震宇提交变更诉请申请书，要求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机动大队在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错误引用条款、未明列记分依据、出具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违法。其要求变更的理由为“经查询原告周震宇交通违章记录，已无编号为3301331569350692的处罚记录。原告并不要求返还罚款，被告已在一定程度改变原行政行为，故不再要求撤销原行政行为”。因周震宇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且无正当理由，故本院未予准许。但鉴于其所述理由，本院调取了案涉处罚的处理记录，确认该处罚信息于2019年10月29日已删除。 本院认为，周震宇在本案中提起的是撤销之诉，撤销诉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存在就是撤销诉讼的前提。但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周震宇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1日，但其主张撤销的编号为330199156935069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0月29日已撤销，即周震宇起诉前，其要求撤销的处罚决定已不存在，周震宇不具有诉的利益，其起诉不具备合法的诉讼要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震宇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周震宇。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晓阳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冯 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代书 记员  金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