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9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爱红，女，1964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齐，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婷婷，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城区拥军南路西侧22号景海花园B3楼。 法定代表人：史志峰，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仕力，男，1967年1月24日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人，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现住四川省苍溪县。 上诉人周爱红因与被上诉人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五建）、张仕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爱红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黔2326民初529号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大同五建承担支付上诉人租金100,000.00元的责任、张仕力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由原审被告张仕力承担支付上诉人租金100,000.00元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张仕力以大同五建名义与原告达成挖掘机租赁协议，并与上诉人进行结算租金。签订合同时原审被告张仕力出具了被上诉人大同五建授权的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分包该工程的施工合同原件，上诉人认在充分相信原审被告张仕力具有代理权的情况下才签订该租赁协议。上诉人认为：原审被告张仕力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和结算中已明示其为大同五建项目负责人且已向上诉人出示了被上诉人大同五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上诉人之所以与其订立合同是基于对原审被告张仕力具有大同五建代理权的信赖，张仕力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本案所有工程款均经中铁十八局打入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关于工程款仅为走账的辩称不成立。从上诉人提供的中铁十八局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足以证明本被上诉人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事实是清楚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将该工程再次分包或转包给他人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否定其为该案涉工程的承包人系与原审被告张仕力恶意串通损失上诉入合法权益，以的达到拒付租金的目的，其辩称不应采信。 大同五建、张仕力二审未作答辩。 周爱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租赁款10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6日，被告张仕力（甲方）与本案原告周爱红（乙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张仕力租用周爱红的挖掘机一台，用于望谟县乐元片区农村公路建养一体化项目施工，设备型号为日立210，另带破碎锤一套，月租金为3万元，打锤子月租金为3.3万元，挖掘机操作人员的工资由乙方负责支付；另外，双方还对设备的维修、保养等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8年1月10日，张仕力与周爱红进行结算并出具了《日立挖机210结算单》，确认租赁费共计216,300.00元。结算后，张仕力支付了部分租金，于2018年1月30日向周爱红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尚欠周爱红挖掘机台班费168,300.00元；2018年2月13日，张仕力向周爱红支付了68,300.00元，并在上述2018年1月30日向周爱红出具的欠条上记载“2018年2月13日付68,300.00元，下欠壹拾万元整。张仕力2018.2.13日”等内容。 另查明，因张仕力未付原告租赁款，原告周爱红于2018年5月15日诉至一审法院，后因遗漏诉讼请求为由申请撤诉。2019年3月22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周爱红与被告张仕力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原告周爱红已按照约定履行向张仕力交付一台挖掘机的义务，被告张仕力也实际使用了原告的挖掘机进行施工。双方对所欠租赁费已进行了结算，应按照约定支付原告机械租赁款100,000.00元。然而，被告张仕力不诚实守信，未给付租赁费，原告周爱红向张仕力催要无果，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周爱红要求被告张仕力支付挖掘机租赁款10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周爱红诉称被告张仕力系被告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其在本案所涉工程中订立的合同和结算租赁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支付原告租赁款的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理由为：张仕力在与周爱红达成挖掘机租赁合同时系以其个人名义实施，签订合同时并未向周爱红出示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周爱红是基于对张仕力本人的信赖而达成的租赁合同，其并无证据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张仕力是代表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张仕力系代表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故周爱红诉称张仕力与其签订合同是代表大同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务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对张仕力以其个人名义实施的租赁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应由张仕力本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张仕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爱红挖掘机租赁款100,0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爱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00元，由被告张仕力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大同五建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尚欠租赁费用100,000.00元的给付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二审争议焦点。周爱红上诉主张大同五建应对本案中的挖掘机租赁费100,000.00元承担支付责任，张仕力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理由为签订合同时张仕力出具了大同五建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及分包该工程的施工合同原件，故其有理由相信张仕力是得到了大同五建的授权而与周爱红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张仕力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同时，大同五建未举证证明将案涉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他人承建，应为该工程的承包人。本院经审查，从委托代理方面分析，周爱红上诉主张签订合同时张仕力出具了大同五建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及分包该工程的施工合同原件，张仕力签订合同及进行租赁费结算是履行职务行为，其代理行为应由大同五建承担责任。一审中，周爱红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为复印件。周爱红原一审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张仕力是以个人名义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并未出示授权委托书。周爱红的前后陈述均不一致，也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张仕力向其提交了大同五建的授权委托书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结合结算过程中均是张仕力以个人名义进行结算并支付部分租赁费，故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仕力与周爱红签订租赁合同以及结算租赁费用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从表见代理方面分析，本案中周爱红亦无证据证明张仕力以个人名义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及结算过程中，其行为足以让周爱红有充分理由相信张仕力的行为系代表大同五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周爱红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本案的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分析，周爱红与张仕力签订租赁合同后，张仕力均是以个人名义与周爱红进行结算，并向周爱红支付了部分租赁费用，故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张仕力向周爱红支付尚欠挖掘机租赁款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周爱红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周爱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