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印，男，194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逢，泰安岱岳创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焕成，男，196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宁，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玉印因与被上诉人刘焕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玉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焕成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焕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刘焕成与高玉印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1、2012年左右，刘焕成经朋友孙兆东介绍，向高玉印表示想同孙兆东一样，在山东威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亚公司）入股，经高玉印同意后，刘焕成于2012年4月13日向威亚公司指定的账户转款520000元，威亚公司收取520000元后，向刘焕成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收据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高玉印的印章。2、高玉印出具收据及借条系职务行为，应由威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高玉印为威亚公司经理及负责人，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公司对外活动、贸易往来、契约签订均是由高玉印进行的，所谓的借条实际也是一种代表公司行为的收到条，而非是高玉印与刘焕成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高玉印对外经营签署的协议，系公司行为，高玉印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二、刘焕成的出资款属于投资款，不应当认定为借贷关系。刘焕成最初将款项转入公司指定的账户，系刘焕成及高玉印所在公司达成了“入股”合意。刘焕成投入钱款给公司，公司经营获利，按每月2.5%的标准向刘焕成支付红利。刘焕成“入股”后，威亚公司开始按约定按月给其分红，大约一年后，公司财务紧张，无法依约支付红利，遂自2013年6月13日起，每隔大约三个月，根据欠付红利的数额向刘焕成出具一份借据，如此直至2014年11月12日，所出具的借据即为高玉印在一审中提交的10份借据。该十份借据及2012年4月13日收款收据一份能够证实刘焕成在高玉印处系入股行为。刘焕成的出资款属于投资款，不应当认定为借贷关系。三、刘焕成隐瞒事实，向一审法院虚假陈述。刘焕成作为泰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曾为了在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隐瞒其身份，让岱岳区某村委会出具虚假证明。案件移送到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其又不到庭参加诉讼，其庭后于2019年3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对借款过程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高玉印仅给刘焕成出具过2012年4月13日收款收据一份、后来计算股利的借据十份，其他借条从未出具过，这些手续也是刘焕成来高玉印处换条而留下来的，刘焕成既不承认上述证据的真实存在，还虚假陈述“高玉印收款后向刘焕成出具的是一张高玉印书写的借条”。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定高玉印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高玉印所在公司与刘焕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系投资关系。第二、刘焕成没有证据证实所投资款项由高玉印个人使用。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可将企业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列为共同被告，由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是，一审据此判决高玉印承担还款责任显然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高玉印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刘焕成辩称，刘焕成与高玉印之间借贷关系成立，高玉印应当依法向刘焕成支付借款本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焕成与威亚公司之间不存在投资关系，双方不存在任何书面投资协议，刘焕成也不是威亚公司的股东，高玉印提交的2012年4月13日威亚公司的收据是其单方制作的，没有刘焕成的签字，不能证明投资关系成立。高玉印在一审时提交的10份借据中，均有高玉印的签名，借据中均载明“今借到”、“今借”、“月息”等文字，而不是写的“投资款”、“分红”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焕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玉印偿还刘焕成借款520000元及利息470000元，共计9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玉印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玉印系威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13日，刘焕成由自己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067）以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入高玉印的账户（尾号0171）520000元。2017年4月12日，高玉印向刘焕成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到（2016年4月13日至17年4月12日）2%（月）刘焕成人民币1553968.00元壹佰伍拾伍万叁仟玖佰陆拾捌元正借期至17年10月12日归还。威亚公司高玉印2017年4月12日”。刘焕成持上述2012年4月13日的转账凭证和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诉至一审法院，称高玉印于2012年4月13日向刘焕成借款520000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2017年4月12日，双方对账后，高玉印将之前向刘焕成出具的借条收回，按当时所欠本息的总额，重新向刘焕成出具了借条，并约定月息为2%，借期至2017年10月12日。现借期已满，高玉印未能还款，要求处理。针对刘焕成的诉讼主张，高玉印提交收款收据1份和借据10份。其中收款收据系表格式单据，所提交为第二联（收据联），“填开时间”栏写作：2012年4月13日；“缴款单位或个人”栏写作：刘焕成；“款项内容”栏写作：股金期壹年；“人民币大写”栏写作：伍拾贰万元正；“备注”栏写作：……红利率2.5%月。该收据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高玉印的印章。10份借据均为高玉印手书，具体为：1、2013年6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伍万贰仟元正”，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签名、盖章的下面，又写明“从6月13日始，月息4%，（原伍拾贰万）”，在“原伍拾贰万”上也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2013年8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肆万壹仟陆拾元正”，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大写数字上也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3、2013年11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陆万贰仟肆佰元正”，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4、2014年2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13年11月13日至14年2月13日）陆万贰仟肆佰元正”，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5、2014年5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2月12日至5月12日”，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公章；6、2014年8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5月12日至8月12日”，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公章；7、2014年11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8月12-11月12日）”，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公章；8、2015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现金肆拾捌万叁仟陆佰元正借期壹年按0.4分”，高玉印在下方书写“高玉印威亚公司”（未加盖公章）；9、2015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伍拾贰万元正（月息4%）借期壹年”，高玉印在下方书写“威亚公司高玉印”（未加盖公章）；10、2016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叁仟贰佰元正”，高玉印在下方书写“威亚公司高玉印”，在“威亚公司”上加盖了威亚公司的公章，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高玉印的印章，在落款日期之下还写有“身份号370902194906211810”。高玉印称，2012年左右，刘焕成经朋友孙兆东介绍，向高玉印表示想同孙兆东一样，在威亚公司入股，高玉印同意后，刘焕成于2012年4月13日向高玉印转款520000元，威亚公司收取了该520000元，并向刘焕成出具了上述高玉印提交的收款收据。庭审中高玉印表示，所谓“入股”，就是刘焕成投入钱款给公司，公司经营获利，按每月2.5%的标准向刘焕成支付红利。刘焕成“入股”后，威亚公司开始按约定按月给刘焕成分红，大约一年后，公司财务紧张，无法依约支付刘焕成红利，遂自2013年6月13日起，每隔大约三个月，根据欠付红利的数额向刘焕成出具一份借据，如此直至2014年11月12日，所出具的借据即为上述高玉印提交的10份手书的借据中的第1、2、3、4、5、6、7份借据，此期间利息改为按月息4%计算。2015年4月13日，高玉印汇总至此时欠付刘焕成的红利之和，向刘焕成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高玉印提交的第8份借据（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4月13日期间的利息，实际是按月息2.5%计算的），同日，高玉印还就520000元本金又向刘焕成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高玉印提交的第9份借据。2016年4月13日，高玉印汇总至此时欠付刘焕成的本金和全部红利之和，向刘焕成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高玉印提交的第10份借据。2017年4月12日，高玉印又汇总至此时欠付刘焕成的本金和全部红利之和，向刘焕成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刘焕成起诉时提交的借据（2016年4月13日至2015年4月12日期间的利息，实际是按月息2%计算的），高玉印出具此份借据后，收回了此前向刘焕成出具的上述收款收据1份和借据10份。高玉印称其提交的2015年4月13日的两张借据和刘焕成提交的2017年4月12日的借据，自己均在借据上写明了“威亚公司”，但都是在自己准备加盖威亚公司的公章时，刘焕成不等加盖直接拿走，并表示没有必要，2017年4月12日那次，高玉印甚至为了想加盖上公章而追赶刘焕成到了威亚公司的办公楼下。针对高玉印以上关于借据形成经过的陈述，因刘焕成本人未参加2019年3月4日的庭审，一审法院要求其本人就相关事实予以回复。2019年3月6日刘焕成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1、关于52万元借款过程。2012年4月10日之前，刘焕成经朋友孙兆东介绍，与高玉印认识，高玉印向刘焕成借款52万元，用途是用于高玉印对威亚公司的投资，并承诺每月给刘焕成2.5%的利息。刘焕成遂于2012年4月13日将52万元打到高玉印的个人账户，高玉印和威亚公司向刘焕成打了借条（但是这个借条高玉印收回了，且在庭审时未向法庭提交）。之后高玉印每两个月给刘焕成打一次利息，一共打了五次十个月的，后来高玉印停止付息，为此找过高玉印多次，高玉印没钱支付利息，就给刘焕成打了借据。2、关于2012年4月13日的收款收据。对于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刘焕成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收据，这是威亚公司和高玉印自己出的，刘焕成没有在收据上签字，而且刘焕成和威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投资或者入股的关系，刘焕成也没有和威亚公司签订过书面的投资协议。至于高玉印借刘焕成的钱干什么用了，这是高玉印自己的事，与刘焕成无关。3、关于10份借据，这十份借据是真的，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11月12日的这七张借据，是这期间的利息。关于这几张借据上的公章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刘焕成是把钱借给了高玉印，也应该让高玉印个人给刘焕成出具借条，但是高玉印说公司也是他自己的公司，就给刘焕成盖上了公章。2015年4月13日的时候，为了表明是个人借款，高玉印个人给刘焕成打了两张借条，一张是利息的483600元，一张是本金的52万元。2016年4月13日，高玉印又重新给刘焕成打了借条，本金加利息一共1253200元，这张条子上高玉印又盖了公司的章，刘焕成主张这是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要把公司扯进来，所以高玉印又在借条上写上了他的身份证号，以表示是高玉印个人的借款。所以在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上仅有高玉印自己的签字，用以证明是个人的借款。另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借条中所有写的有关利息的表述，都是月息而不是红利，如果是对威亚公司投资的话，那么当公司没钱给红利时，应当给刘焕成打“欠条”，而不是“借据”。2019年8月27日，刘焕成本人到庭接受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的调查，其陈述与上述《情况说明》中所写基本一致，但又称：1、高玉印出具的其向自己出具的10张借条中，原本只有2016年4月13日的借条加盖了威亚公司的公章，其余9份在出具时都未加盖公章，是高玉印收回借条后自行加盖的；2、最初孙兆东是介绍自己准备购买高玉印在盖的别墅，后未成，转而劝自己借款给高玉印，孙兆东向高玉印索要了账户，自己转款给高玉印后，孙兆东领着自己到高玉印在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的房屋内打的借条，因为是个人借款，所以借条上并没有公司的章；3、高玉印庭审中称其给自己出具2017年4月12日的借据时，为加盖公章追自己到楼下，不是事实，当时他在县医院附近的一处房屋的二楼办公，打完条后把自己送到一楼，还指挥自己倒车离开等。本案2019年3月4日庭审时，高玉印在最初曾表示：刘焕成转入高玉印账户的520000元，是威亚公司收到了520000元，因为高玉印收款的账户实际是该公司使用，当时是刘焕成投入威亚公司520000元的股，后公司分月支付刘焕成股金，也用物品抵顶了部分钱，具体数额说不清了，总之，偿还了刘焕成520000元，所以在2017年4月12日将威亚公司向刘焕成开具的收到股金的收据收回了，与此同时，刘焕成承诺再借给威亚公司1550000元，高玉印就给刘焕成出具了上述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为证实高玉印收到刘焕成520000元转款的个人账户（前述尾号0171的账户）实际是由威亚公司使用，高玉印提交尾号0171的账户在“商户名称”为威亚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消费的凭条两张（每次刷卡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4月13日，刘焕成以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入高玉印账户（尾号0171）520000元，后经对账、汇总、更换借条，最终高玉印于2017年4月12日向刘焕成出具了“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1553968元”（其中本金520000元）的借条。双方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但对于最初转款时是如何约定，双方则各说不一。高玉印称是刘焕成向高玉印经营的威亚公司入股，520000元转入的高玉印个人账户实际归威亚公司使用，高玉印与刘焕成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为证实该主张，高玉印提交了2012年4月13日威亚公司出具的缴款人为“刘焕成”的收取股金520000元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称这是威亚公司因收取刘焕成的520000元而向刘焕成出具，后在双方对账的过程中由高玉印收回。而刘焕成则称自己从未见过该表格式收款收据，主张自己2012年4月13日是借款给高玉印本人520000元，高玉印收款后向刘焕成出具的是一张高玉印书写的“借条”，上面并无威亚公司的公章，该借条在双方后来对账时由高玉印收回，现高玉印不予提供。鉴于刘焕成所称2012年4月13日由高玉印个人向刘焕成出具了“借条”，并无证据证实，而高玉印所出示的威亚公司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刘焕成则不予认可，再考虑到刘焕成与威亚公司之间也并无所谓入股（或借贷等）的协议，故双方对此问题的陈述，均证据不足，亦即均不足为信。在此情况下，只能依照2012年4月13日的转款凭证、2017年4月12日高玉印向刘焕成出具的借条等作为确定本案法律事实的依据。因最终系高玉印向刘焕成出具的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故现刘焕成要求高玉印偿还借款52000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均认可最初有利息（或称红利）为月利率2.5%的约定，且向刘焕成支付利息不超过一年即未再付息，因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保护的民间借贷利息不高于年利率24%，而若以52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今，利息额约计已超过800000元，故现刘焕成主张的利息为470000元，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即便2012年4月13日刘焕成转款520000元是因其与威亚公司商定，用于刘焕成向威亚公司入股，根据高玉印提交的威亚公司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也可看出，所谓入股实为借贷。而该520000元却进入了高玉印个人的账户，虽然高玉印称该款实际由威亚公司使用且该收款账户也是威亚公司使用的账户，但除“POS机”外，并无证据证实，而单凭POS机显然不足以证实高玉印的以上主张，在此情况下，进入高玉印账户的款项应认为由其本人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刘焕成要求高玉印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也应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高玉印欠刘焕成借款520000元及利息470000元，共计99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高玉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玉印提交如下新证据：一、威亚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2年4月13日刘焕成卡转威亚公司制定账户投资款52万元，该款由公司使用，月红利2.5%，每月支付给刘焕成13000元，已经支付了13万元；二、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威亚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支付给刘焕成26000元及两个月的红利，以上两份证据均能证实刘焕成所转款52万元系投资款，该款项已经由威亚公司使用，而且该公司后期也向刘焕成支付红利，本案的投资款与高玉印无关。刘焕成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威亚公司单方面出具，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威亚公司的大股东是高玉印，法定代表人也是高玉印，其可以利用威亚公司的公章出具任何的证明，该公司与高玉印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刘焕成将52万元借款直接打到了高玉印的个人账户，是高玉印个人借款，至于高玉印将该借款给谁使用，与刘焕成和高玉印之间的借款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实高玉印的主张。刘焕成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威亚公司的证明不予采信，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凭证系POS机刷卡单，POS机的商户名称为威亚公司，但该笔资金的转出账号系高玉印的个人账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52万元款项属于借款还是投资款；二、如果该笔款项属于借款，那么应由高玉印还是威亚公司来履行还款义务。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高玉印主张涉案52万元款项系刘焕成对威亚公司的投资款，并在一审时提交了一份收据和十份借据，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威亚公司出具的证明和银行转款凭证，从上述证据看，仅有一份收据记载了该款系股金，其他十份借据均未记载该款项是投资款，而威亚公司与高玉印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能采信，银行转账凭证记载的款项是从高玉印的个人账户转入刘焕成的账户，并非威亚公司支付的款项。刘焕成与高玉印或威亚公司之间没有关于投资或入股公司的协议，2012年4月13日的收据上记载红利率为2.5%/月，并未约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相关内容。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涉案52万元款项系投资款。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虽然高玉印提交的十份借据中，有八份借据中不仅有高玉印的签名，还加盖有威亚公司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但该笔款项在最初支付时，是由刘焕成的账户支付至高玉印的个人账户，高玉印收到该笔款项后并未将其在威亚公司的财务账目中入账，且从高玉印二审期间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看，其支付的利息也是从高玉印的个人账户支付给刘焕成的，故该笔借款应认定为高玉印个人使用，刘焕成要求高玉印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案情，本院予以支持。高玉印关于接受该笔借款的账户是由威亚公司使用的、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的主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高玉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高玉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