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2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海百川（北京）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上苑村170号北房01室。法定代表人：赵凤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述娟，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猛，河北兴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临港管理服务中心A楼428室。法定代表人：黄小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海世富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九经路祥云名苑2-1-901。法定代表人：刘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中海百川（北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天津海世富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猛，被上诉人中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到庭参加诉讼。富通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本案的托运人和责任承担人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中远公司、富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百川公司不是本案的托运人，百川公司与中远公司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错误。百川公司未委托天津祥龙瀚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龙公司）作为货运代理，故该公司向富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对百川公司无效。百川公司不是一审的适格被告，只是作为中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公司）的供货方，报关是在履行正常的出口流程，且报关单上未记载百川公司系托运人。中远公司提交的原始提单、更改收货人后的提单均可证实托运人为中美公司。百川公司对于更改提单一事不知情，均系中美公司一方所为，一审判决将作为供货方的百川公司认定为托运人，严重不公。（二）中远公司的损失应由中美公司承担。涉案合同的托运人系中美公司，中美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换单保函，承诺承担因换单给中远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中美公司更改提单后造成无人提取货物，提单记载的通知方否认与货物存在任何关系，导致货物滞留目的港产生费用、造成损失。富通公司提交的往来邮件证据可以证实，中美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弃货表示。（三）一审法院对百川公司和中美公司股东、董事认定的证据形式、来源不合法。（四）百川公司没有出具过订舱委托书，报关单没有记载百川公司是托运人，百川公司并未以订舱单位的身份向中远公司出具保函。（五）一审法院认定的中远公司的损失没有依据。中远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百川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百川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卖方和出口方，也是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与中远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1.百川公司提交的合同证实，其向买方中美公司出售货物，货物的运输方式为经海运从中国新港到阿联酋的吉拜阿里港。货物的交易条款为CIF吉拜阿里港,即以成本+保费+运费的价格成交并到吉拜阿里港交货。在该贸易条款下，应由卖方负责向承运人订舱并发运货物。涉案货物的报关单与该买卖合同相印证，记载货物的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为百川公司。2.百川公司是通过多家货运代理公司向中远公司就涉案货物委托出运订舱的人，即托运人。在祥龙公司发给富通公司的《货物托运委托书》中，记载的托运人是百川公司。富通公司发给中远公司在天津的代理天津富景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景公司）的《委托书》中，记载的托运人也是百川公司。百川公司发给中远公司在天津的船舶代理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远公司）的《装箱加固保函》，也可以证明百川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3.涉案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是中美公司，原因在于提单信息是为了满足托运人的国际贸易单证结算的需要、由托运人自行提供并确认的，不能以此认定中远公司与中美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为提单是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达成后履行合同的单证，并非运输合同本身。4.中美公司是百川公司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二）百川公司关于应由中美公司承担中远公司损失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百川公司作为托运人有义务保证在目的港有人提取货物，否则应赔偿无人提货而给承运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集装箱的堆存费、滞期费等。2.相关邮件证据可以证明，CAMELWORLDWIDECARGOL.L.C（以下简称骆驼公司）从未知悉其是修改后提单的通知方，其与涉案货物没有任何关系。进而，目的港无人提货与是否修改提单以及中美公司出具的改单保函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百川公司要求中美公司承担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富通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中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川公司向中远公司赔偿因目的港无人提货造成的损失207291美元以及上述款额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百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案外人祥龙公司向富通公司发送货物托运委托书，富通公司向富景公司发送订舱委托书。上述委托书均记载，发货人百川公司，货物是装有钢管的3个20英尺普通箱和3个40英尺高箱。百川公司向天津中远公司出具的《装箱加固保函》记载，“我司配贵司上述货物，自行装箱加固”。2018年5月18日，天津中远公司作为中远公司的代理，签发了抬头是中远公司编号为COSU6182620970的提单。上述提单记载，托运人中美公司、收货人BARONEMPEROR国际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通知方同收货人，船舶航次CMACGMLYRA0GE0DW1MA，启运港中国新港，卸货港迪拜阿里港，货物是装有钢管的3个20英尺普通箱和3个40英尺高箱。6月13日，上述货物运抵卸货港。9月10日，中美公司向中远公司出具改单申请，申请将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和通知方予以更改。9月18日，天津中远公司对其签发的上述提单予以更改。更改后的提单记载，收货人凭指示，通知方骆驼公司。9月18日，中远公司通知骆驼公司。同日，骆驼公司回复邮件记载，“关于改单事宜，我们并未收到任何电话、邮件。你们改单前应当与我们进行联络，以确认我司是否同意做出修改。发票写的是我公司的名称，我们仅仅是核实费用”。10月8日，骆驼公司发送的邮件记载，“此货物不属于我们，请不要再向我们发送更多的信息”。2018年12月9日，目的港港口当局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中远公司，“您下述集装箱将被转移至拍卖库房”。2019年4月19日，富景公司发送的邮件记载，“客户无法支付延期费用并放弃货物”。5月13日，涉案六个集装箱空箱返回。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阿联酋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阿联酋公司）已向目的港港口当局实际支付61575阿联酋迪拉姆。6月4日，中远阿联酋公司发送给富景公司电子邮件记载的目的港费用清单显示，进口THC费、交付指示费等费用18561美元、滞箱费188730美元，合计207291美元。另查明：关于涉案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收发货人百川公司，生产销售单位百川公司，合同协议号ZHBCMLL180412。天津中远公司签发的涉案提单正本，交给富通公司，富通公司将提单交给祥龙公司，祥龙公司将提单交给百川公司。百川公司股东为刘杰斐和尚晓明，中美公司董事是刘杰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根据提单记载，中远公司是承运人。百川公司既是订舱委托书记载的发货人，又是报关单记载的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并且百川公司以订舱单位的身份向天津中远公司出具了《装箱加固保函》，一审法院认定百川公司是涉案海上货运的托运人。货物运抵目的港后，长期无人提取货物，承运人由此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和承运人应当收取的相关费用，应由托运人承担给付责任。其一，中远阿联酋公司已代中远公司向目的港港口当局实际支付61575阿联酋迪拉姆。上述费用构成中远公司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百川公司对此应当予以支付。按1阿联酋迪拉姆=0.27220美元计算，上述款额折合为16760.72美元。其二，进口THC费1533美元、交付指示费123美元和集装箱监视费82美元，构成中远公司应当收取的费用，应由百川公司予以支付。其三，关于中远公司诉请的滞箱费，中远公司按日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按照中远公司提供的其在网上公布的集装箱全损赔偿标准计算滞箱费，即一个20英尺普通箱3000美元，一个40英尺高箱5100美元。本案中3个20英尺普通箱和3个40英尺高箱，滞箱费共计3000×3+5100×3=24300美元。上述费用共计42798.72美元，上述费用的利息损失自立案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起算。综上所述，中远公司和百川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远公司是承运人，百川公司是托运人，百川公司应对目的港无人提货导致的相关费用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百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远公司支付垫付费用16760.72美元，支付进口THC费1533美元、交付指示费123美元、集装箱监视费82美元和滞箱费24300美元，共计42798.72美元；二、百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远公司支付上述款额利息（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美元存款利率计算）；三、驳回中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606元，由中远公司负担13971元，百川公司负担363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百川公司补充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为中美公司与百川公司的《合同》，证据二为《国际结算贷记通知》。上述证据拟证明百川公司与中美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百川公司仅仅是货物的销售单位而非托运人。中远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记载贸易术语为CIF，百川公司作为卖方负有订舱并向承运人托运货物的义务，百川公司在托运货物之后也需要取得提单；对于证据二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记载的数额与总价不相符。本院审查了百川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合同》《国际结算贷记通知》均不能体现托运人为谁，《合同》记载按CIF术语（吉拜阿里到岸价）成交，应由卖方安排货物运输，百川公司又承认其为货物的销售方，因而，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中远公司、富通公司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中远公司和百川公司是否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百川公司是否为托运人；2.百川公司应否对中远公司主张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祥龙公司发给富通公司的《货物托运委托书》记载的发货人是百川公司。富通公司向富景公司发送的订舱委托书记载托运人为百川公司。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收发货人、生产销售单位为百川公司。百川公司向中远公司出具的《装箱加固保函》记载，百川公司自行负责将货物装箱加固。根据以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百川公司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中远公司是承运人。百川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合同》记载，交易价格为CIF吉拜阿里到岸价。在CIF术语下，卖方负责安排货物运输和货运保险，CIF属于装运交货术语，该证据能够佐证百川公司系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中美公司，但提单本身并非合同，提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明，但其并非唯一的证明依据。中美公司基于提单记载作出的改单指示，不影响对海上货物运输托运人的识别。一审法院综合审查在案证据之间的联系，对托运人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长期无人提取货物，承运人由此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和承运人应当收取的相关费用，应由托运人承担给付责任。目的港无人提货，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主张滞箱费。在没有对滞箱费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中远公司在网上公布的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集装箱全损赔偿标准计算损失并未超过合理限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可合理预见规则。一审判决对于承运人实际支付必要费用的具体数额以及承运人实际损失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百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4元，由中海百川（北京）钢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彤审判员 赵清泉审判员 李 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孙超书记员闫玮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