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2866号原告：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兴泰路154-174号(双)、盛泰路266-286（双）首、二层（部位：兴泰路16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3Ｙ。法定代表人：何丽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婷，系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厚街镇白濠村世纪路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Ｔ75。法定代表人：汪谦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系广东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东路281号125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46。法定代表人：韩永茵。原告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科公司)诉被告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奕公司）、第三人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连天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政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婷，被告三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第三人喜连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永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424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42468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起诉日约为17856.1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69599.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9599.7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现暂计算至起诉日约为17153.56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项目技术服务费346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4650元为本金，自2018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现暂计算至起诉日约为7466.17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20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高企认定项目申报3万元服务费及违约金（以3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42468元及违约金（以42468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69599.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9599.7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项目技术服务费346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6850.6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799.4元为本金，自2018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20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高企认定项目申报服务费逾期违约金（以3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7268《技术服务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甲方（即被告）委托乙方（即原告）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和出库及相关奖励和补贴项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相关补贴和奖励、广东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专项资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的申报提供专项技术服务；乙方成功协助甲方申请并取得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后，甲方以企业自有资金按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到账额的30%计付乙方技术服务费。甲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结清款项的，则按应付未付金额的1%/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费用、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依法应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涉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认真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在原告的服务支持下，被告成功取得了2016年度及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税收优惠款项，那么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112067.7元。另被告在原告的服务下成功取得了2017年企业开发研宄补助资金款项115500元，那么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4650元服务费。然而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未支付服务费给原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三奕公司辩称，2017年初韩永茵以原告政科公司业务员身份多次带钟爱民到被告处洽谈“高新技术企业”业务。2017年3月17日韩永茵和钟爱民携带盖有原告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技术服务合同》再次来到被告公司，被告审核后，签订上述合同。被告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取得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141559.55元，2018年6月29日取得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231999.64元，2018年7月3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补助89502元，2018年12月14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省级财政补助25998元。2019年3月18日被告收到韩永茵邮寄的盖有原告政科公司公章的《收款委托书》及盖有喜连天公司公章的《请款申请书》。2019年3月19日被告按《收款委托书》和《请款申请书》的要求将案涉服务费146717.7元转给喜连天公司。另据了解喜连天公司与政科公司是业务合作关系，韩永茵为喜连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以上事实，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律师费等无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被告确认已在2019年12月25日收到10万元高企认定奖励款。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先向被告发出请款单后并开具相关的增值税发票后，被告方就予以支付。针对增加诉讼请求中违约金部分，请予以驳回，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第三人喜连天公司辩称，对于原告说的违约金，当时我方与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口头约定，是被告获取高企认定后才付清全部款项，所以被告无需支付违约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政科公司与第三人喜连天公司之间订立有《业务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喜连天公司向政科公司推荐客户，促成客户与政科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政科公司则按照从客户处收取的服务费多少按与喜连天公司之间的约定比例向喜连天公司支付合作费用。2017年3月16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和出库及相关奖励和补贴项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相关补贴和奖励、广东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专项资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乙方提供该项目的认定管理办法、申报通知、申报指南等政策咨询；协助甲方撰写该项目认定相关申报材料和准备相关附件，并提供申报过程的全程跟踪服务；对甲方提供的该项目认定所需的相关申报材料进行甄别，进行形式审查。技术服务方式为指导、策划、辅导、协助撰写材料、形式审查、提供合理建议。在该项目申报通过后，乙方协助甲方申请并取得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以企业自有资金按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到账额的30%支付乙方技术服务费，或直接支付支票，乙方在收到相应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的税务发票。甲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结清款项的，则每天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费用、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上述《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理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喜连天公司和三奕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由于通过高企认证才是三奕公司最关注的事项，故为了敦促政科公司能积极跟进高企认证项目，帮助三奕公司顺利通过高企认证，双方在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时，喜连天公司口头承诺，即使三奕公司已经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和出库及相关奖励和补贴项目等其他几个项目并获得政府相应奖励费，也要待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定后再支付相应项目服务费，若政府奖励费在三奕公司通过高企认定后才支付，则在三奕公司收到政府奖励费后支付相应服务费。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三奕公司应按《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服务费。合同签订后，政科公司按约为三奕公司提供了上述《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协助被告于2017年11月2日取得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141559.55元，2018年6月29日取得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231999.64元，2018年7月3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补助89502元，2018年12月14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省级财政补助25998元，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其中就三奕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时间，原、被告和第三人均确认，政府相关部门于2018年11月28日在相关网站公布了高新技术企业拟认定名单，最终确认通过高新企业认定并获得高企认定证书的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2019年3月，喜连天公司持盖有政科公司印章的《收款授权书》和盖有喜连天公司公印章的《请款申请书》向三奕公司申请支付上述《技术服务合同》。其中，《收款授权书》内容为：因为公司2018年度发票额度超限，无法开具发票，特委托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若干信息咨询收费项目发票，进行款项收取，款项总额为14.67177万元，喜连天付款账号为：36×××97，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广州市正佳支行。《收款授权书》和《请款申请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19日，三奕公司向喜连天公司上述账号为36×××97的银行账户转账146717.7元。喜连天公司确认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三奕公司支付的146717.7元服务费。喜连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永茵称是政科公司跟他讲政科公司无发票额度，要喜连天公司代收，然后给了张盖有政科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给他，让他制作好《收款授权书》向三奕公司收取服务费。政科公司称，其司从未授权喜连天公司向三奕公司收取案涉《技术服务合同》服务费。三奕公司只是代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其无权收取服务费。《技术服务合同》签订后，都是政科公司的人员与三奕公司接洽，跟进合同的履行，三奕公司收到喜连天公司发出的《收款授权书》后应向政科公司核实真伪，而三奕公司在完全未向政科公司核实真伪的情况下即向喜连天公司支付服务费，不能视为善意。政科公司并坚持申请对《收款授权书》上政科公司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喜连天公司称其司已经于2020年5月14日将向三奕公司收取的146700元服务费转给了政科公司，并提交了相关的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转款凭证上备注：本案服务合同服务费。政科公司确认确认收到喜连天公司支付的146700元，但认为其司与喜连天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未结，不能仅凭转款凭证备注内容就确认喜连天公司支付的该款与本案有关联，即便有关联，本案原告主张的款项除服务费外，还包含了违约金、律师费等，应由原告自行决定该笔款项用于抵扣何款。无论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款项来往关系，第三人在转款凭证上备注的款项性质为本案服务合同服务费，且金额与第三人向被告收取的服务费基本一致，足以证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该146700元即为被告支付的本案《技术服务合同》服务费。故本院对政科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关于喜连天公司为何在三奕公司获得高企认定证书、确定通过高企资格认证前就向三奕公司请款，喜连天公司称虽然双方口头约定待三奕公司确定通过高企认证后才支付服务费，但政府此前已经公布了拟通过名单，双方均认为最终通过应无意外，所以就提出了请款申请，三奕也同意支付。三奕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于2020年6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3万元高企认定服务费。对于被告逾期付款对其司造成的损失，原告自认主要为利息损失。另，原告委托了律师代理其公司完成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20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现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被告确认已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取得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141559.55元，2018年6月29日取得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231999.64元，2018年7月3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补助89502元，2018年12月14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省级财政补助25998元，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按照《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三奕公司应该支付相当于以上各种奖励费总和的30%也即176717元的服务费给政科公司。现三奕公司已于2019年3月19日将146717.7元服务费支付给喜连天公司，并于2020年6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3万元高企认定服务费。喜连天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将向三奕公司收取的146717元服务费转付给政科公司，政科公司已经收齐全部服务费176717元，政科公司仍请求三奕公司支付服务费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三奕公司应否向政科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技术服务合同》虽约定在项目申报通过后，三奕公司协助政科公司申请并取得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三奕公司以企业自有资金按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到账额的30%支付技术服务费。但该《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喜连天公司就该《技术服务合同》的有关事项与三奕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约定，应视为系代表政科公司做出，对政科公司依法有效。现喜连天公司和三奕公司均确认双方口头约定服务费在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证后支付，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均确认政府部门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相关网站公布拟通过名单，最终确认通过高企认证并获得高企认证证书是2019年4月25日。三奕公司在收到喜连天公司发出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的《收款授权书》和《请款申请书》后，于2019年3月19日即已支付相应的服务款146717.7元。虽然政科公司否认其司有授权喜连天公司收取服务费，但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而喜连天公司发出的《收款授权书》上又盖有政科公司的印章，三奕公司有理由相信喜连天公司获得了政科公司的授权代收服务费，故三奕公司支付146717.7元服务款不存在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政科公司申请对《收款授权书》上加盖的政科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由于喜连天公司已经将收取的服务费转付给政科公司，且即使该印章为假，三奕公司因误以为真而向喜连天公司支付服务费也属于善意，故该印章的真伪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本院对政科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三奕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三奕公司应按约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对应的3万元服务款，但三奕公司至2020年6月15日才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三奕公司逾期付款的，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原告请求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对于被告逾期付款对其司造成的损失，原告自认主要为利息损失。因此，无论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还是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均明显过分高于其实际所受损失。且三奕公司前三笔服务费是按约支付，最后的高企认定服务费也已于本案诉讼过程中支付，主观拖延的故意不大，故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因此，三奕公司应支付的高企认证服务费逾期支付利息为以3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为止。虽然《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费用、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但原告最初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主张高企认定服务费，该服务费是诉讼过程中增加的请求，即本案诉讼并非因被告迟延支付高企认定服务费而引发，而是因其余服务费146717元被喜连天公司代收而引发。但在三奕公司向喜连天公司支付146717元服务费这件事上，三奕公司并无过错。且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律师费并非必要支出。因此，对原告要求三奕公司支付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高新企业认定服务费的违约金（违约金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二、驳回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24元，由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73元，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李会兰人民陪审员  冼洁丽人民陪审员  罗超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