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春雷，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文钊，男，194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原审被告：刘建波，男，195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黎明西区。原审被告：陈海滨，男，196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肖春雷因与被上诉人丁文钊，原审被告刘建波、陈海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5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春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丁文钊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肖春雷欠丁文钊3000元事实错误。一审时丁文钊提交了有保管员夏君之签名的入库单一张和签有保管员“宋”的入库单五张作为欠款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夏君之签名的入库单货款肖春雷已经结清正确，但认定签有保管员“宋”的五张入库单属实，肖春雷仍欠丁文钊3000元货款错误。1.肖春雷与丁文钊之间的交易习惯是：肖春雷自己收货时由本人给丁文钊开具收条，如果肖春雷不在场，就委托保管员夏君之代收(代收时临时采用供应商单据)，这一事实在一审时已作过说明，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肖春雷从未给丁文钊出具过有保管员“宋”签名字样的入库单，该五张入库单均系丁文钊自己伪造，不应予以认定。2.丁文钊提供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入库单上签名的“宋”系肖春雷的保管员宋丽霞，但证人刘某从未到肖春雷处送过货，出具单据时其根本不在现场，如何证明入库单是由谁出具、签名的“宋”究竟是谁。再者，证人刘某收购丁文钊的设备，且丁文钊现在在证人公司上班，两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五张签有保管员“宋”的入库单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3.丁文钊提交的单据及价格表所计算出的货款数额13000元，与其主张的8000元数额不符；诉状所述的供货总额为5万元，庭审中法官询问时其又称是20万元。证人刘某出具的单据中，有的单据是原审被告刘建波的签名，刘建波当庭否认系其本人签名，证人也没有否认。以上事实足见丁文钊及证人所述事实前后矛盾，错漏百出，不能予以认定。4.经肖春雷查找之前与丁文钊的银行转账记录，肖春雷与丁文钊之间的货款早已付清，不存在任何欠款。2018年7月6日，夏君之开具的入库单，是最后一次送货也是最后一笔账，该张单据的货款在2018年12月17日已经给付，证明最后一笔货款已经付清，但单据没有收回。因为肖春雷是通过网银转账，可以不收回。签有保管员“宋”的五张入库单在2018年的交易记录中已经付款，有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另外，2017年7月10日，丁文钊本人要求从丁文钊账户转款3000元给万辉机械厂的李成钊，肖春雷已经按照要求办理完毕。通过仔细核对，2017年到2018年丁文钊总共供货金额为47056元，肖春雷付款总额为47000元，所以货款早已付清，不存在欠款。综上，丁文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丁文钊辩称，2016年、2017年李成钊承包了丁文钊的厂子，该期间肖春雷给李成钊多少款与丁文钊没有关系。证人刘某从银行退休后，在其丈夫开办的工厂负责管账，送货基本上都不是刘某，但是去送货都是由肖春雷这边姓宋的保管给开具单据。如果姓宋的不在，就由夏君之给开单据。夏君之主要是负责检查，平时不负责开单据，“宋”不在的时候夏君之才开单据。“宋”是肖春雷的舅子媳妇，名字叫宋丽霞，在肖春雷处干保管。肖春雷否认宋丽娜在其处担任保管，不符合事实。刘建波述称，对肖春雷与丁文钊之间的事不清楚。陈海滨未陈述意见。丁文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肖春雷、刘建波、陈海滨给付丁文钊货款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文钊从事三轮车配件加工制作，肖春雷系从事三轮车组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于2019年3月被注销。大约2017年至2018年间，肖春雷购买丁文钊的三轮车配件。丁文钊主张肖春雷共欠8000元货款未付，对所欠货款的依据丁文钊提供了有保管员夏君之签名的入库单一张和签有保管员“宋”的入库单五张。对有保管员夏君之签名的一张入库单，肖春雷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该笔货款已于2018年12月通过网银支付给丁文钊5000元，只是丁文钊当时说这张单据找不到了，所以虽然货款付清单据还在丁文钊手中。而丁文钊则称2018年从没有收到过肖春雷的任何一笔5000元银行汇款。对此肖春雷提供了2018年12月17日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一份，证明其向丁文钊支付5000元货款的事实，丁文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承认；对签有保管员“宋”的五张入库单肖春雷称均系丁文钊自己伪造，因为肖春雷在收到丁文钊货物时均是由其自己为丁文钊出具欠条，并没有开具入库单。丁文钊主张姓宋的保管员系肖春雷的保管员宋丽霞，并提供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证明：其亦向肖春雷供应和采购三轮车配件，每次送货或者采购时，肖春雷均由其保管员宋丽霞出具入库单和出库单，再凭单据同肖春雷结算货款，并当庭提供了签有保管员“宋”的入库单和出库单一宗。肖春雷承认证人同其有业务往来，但对证人提供的单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并称证人与丁文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肖春雷并没有提供账目等证据来证明其与证人及丁文钊的业务往来及货款支付情况。另查，为证明案涉各种配件的价格，丁文钊提供了配件价格明细表一张，肖春雷称该价格大体差不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丁文钊提供的签有保管员“宋”的入库单是否属实。首先，按照相关生产企业的惯例，在收货时应当入库，并为供应商出具入库单等单据以作为供应商结算货款的依据，丁文钊所述符合常理；其次，肖春雷一面称每次收到货物均是由其本人开具欠条而非入库单，另一面却又承认由保管员夏君之开具的入库单属实，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证人刘某亦能证明肖春雷在收货时也是由保管员宋丽霞为其出具了入库单，且肖春雷没有提供相应的账目等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综上足以认定丁文钊提供的入库单属实，可以作为肖春雷欠付货款的依据。根据丁文钊提供的入库单及价格表所计算出的货款数额明显大于丁文钊所主张的8000元，系丁文钊主动放弃部分权利，对该部分货款数额予以照准。对双方争议的关于夏君之签名的那笔货款是否已经结清的问题，由于丁文钊予以否认，在肖春雷提供证据证明付款事实的情况下，丁文钊无法提供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来推翻该事实，且该笔数额与5000元比较接近，因此肖春雷主张该笔货款已付予以支持。扣除该笔货款，欠付丁文钊货款应为3000元。关于丁文钊主张肖春雷、刘建波与陈海滨系合伙关系的事实，由于肖春雷、刘建波与陈海滨予以否认，而丁文钊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事实，应认定丁文钊与肖春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肖春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文钊货款3000元。二、驳回丁文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肖春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肖春雷提交如下证据：1.丁文钊出具的证明及银行转账流水，证明2017年7月10日，从丁文钊账户转走3000元给了万辉机械厂的李成钊。2.肖春雷自行整理的其与丁文钊之间2017年至2018年的往来明细，在一审时其认为没有必要出具账目，在该份往来明细中记载了丁文钊所供的每一笔货和肖春雷支付的每一笔货款，证明2017年至2018年，丁文钊供货总额47056元，肖春雷支付货款47000，表明肖春雷不欠付丁文钊货款。而且2018年有五笔交易，在往来明细中全部都能体现出来。2018年丁文钊共供货11笔，扣除丁文钊在一审中出具的六笔货物以外，剩下的五笔丁文钊没有提供单据。2018年丁文钊供货金额13800元，而其一审出具的单据为13000元，肖春雷分别于2018年1月30日付款5000元，4月29日付款4000元，9月12日付款7000元，12月17日付款5000元，共计21000多元，都是通过银行转账，都有流水记录。按照丁文钊的说法，2018年肖春雷只付款800多元，其余的都没付。经质证，丁文钊对其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其他证据均不认可。刘建波对肖春雷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肖春雷提交证据的效力，本院将在说理部分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阐述分析。从肖春雷二审提交的其自行整理的其与丁文钊之间2017年至2018年的往来明细显示，其中有五笔供货时间、货物品类、数量等与丁文钊一审提交的由“宋”签名的五张单据中的内容一致，二审中肖春雷认可宋丽霞曾在其处担任过保管，但已离职，同时陈述签有保管员“宋”的五张入库单在2018年的交易记录中已经付款，有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关于双方业务往来时间，丁文钊称双方自2016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其他款项均已付清，只有案涉单据中载明的货款未支付。货款的支付时间并非当年支付，而是拖延很长时间，如2017年支付2016的货款，2018年支付2017的货款。肖春雷支付货款后，丁文钊就将手中持有的单据交回肖春雷。肖春雷认可之前的货款已经付清。关于双方业务发生时间，肖春雷称“2016年我有点记不住了”“在一审当中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可能还要往前推。但是具体的我应该是记不得。应该是有吧。”对于能否提供2016的账目，肖春雷称“现在是2016年没有异议。2016年之前的都没有异议。”“2016年之前都结清了，他也知道，他也说结清了。”对于2016年的货款何时结清，肖春雷称“在2016年之前就结清了”“不超过2017年”。对于当年的货款是否都是当年结清，肖春雷称“当年结清了。”对于是否存在丁文钊主张的2016年的货款拖到2017年才支付，2017年的货款2018年才支付的情形，肖春雷称“这个不存在。”之后又称“我们两个的争议是2017年-2018年的款，我记得是2017年、2018年的都付清了，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2018年的款也包含着2017年的款”，不是当年付当年度的款。对于双方业务如何操作，肖春雷称“正常的他就给我送货，我给他打的收条。我没有的话，夏君之给他打单子，我们关系不错，我委托夏君之打单子。”夏君之“负责货物这一块”，并认可其付款后，丁文钊将单据都交回给肖春雷。之所以丁文钊手中还持有单据，肖春雷认为是丁文钊伪造，但对此没有证据证实。关于证人证言，肖春雷称，其是与证人刘某丈夫的厂子有交易，没有与刘某打交道，刘某也未到其处送货，刘某出庭作证有瑕疵，不应采信，“如果是她丈夫到庭陈述，我对证人的瑕疵就不提异议了”。同时认可证人刘某一审时提交的单据在其流水账中均有记载。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肖春雷是否欠付丁文钊货款3000元。肖春雷对丁文钊提交的有保管员“宋”签字的五份入库单不予认可，认为系丁文钊伪造的单据。为证实款项已付清，肖春雷二审提交了丁文钊于2017年出具的证明、肖春雷自行整理的其与丁文钊之间2017年至2018年业务往来明细及银行转账记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肖春雷虽否认丁文钊提交的由保管员“宋”签署的五份入库单，但二审中认可宋丽霞曾在其处担任过保管，并陈述由保管员“宋”签署的五份入库单中载明的货物，其在2018的交易记录中已经付款。而且，从肖春雷二审提交的其自行整理的与丁文钊之间的交易明细内容看，诉争的五份入库单中记载的收货时间、货物的品类、数量等与其提交的交易明细中载明的内容一致。同时证人刘某一审亦出庭作证，证实证人向肖春雷供货时，肖春雷同样向证人出具有保管员“宋”出具的入库单。肖春雷虽对证人证言予以否认，但同时又认可证人刘某提供的单据在其账目中均有记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由保管员“宋”签字的五份入库单能够作为丁文钊向肖春雷供货的依据并无不当。肖春雷以其系与证人刘某丈夫的工厂存在交易，刘某未到其处送货，不了解请况等为由否认证人证言的效力，理由不当，不予采信。肖春雷主张丁文钊持有的由保管员“宋”签字的五份入库单系丁文钊伪造，对此未提交证据证实，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肖春雷与丁文钊之间自2016年开始发生业务关系，对于货款的支付时间，丁文钊主张肖春雷拖延支付货款，甚至在下一年度支付上一年度的货款，并非当年支付当年的货款。肖春雷最初予以否认，称当年货款均系当年付清，不存在下年度支付上年度货款的情形。但从肖春雷提交的交易明细看，其在2018年支付的货款远远超出丁文钊2018年的供货金额，肖春雷之后又称并非当年货款当年支付，前后陈述不一。双方之间的业务关系自2016年即开始，肖春雷仅提供其自行整理的与丁文钊之间2017年至2018年业务往来的交易明细及2017年至2018年付款明细，不足以证明其该期间支付的货款即为2017年和2018年度发生业务的全部金额，而且丁文钊仍持有供货单据，与双方陈述的付款之后将单据收回的交易习惯不符，肖春雷亦未提供其与丁文钊之间全部业务往来账目证实案涉款项已全部支付，丁文钊亦不予认可，因此对肖春雷主张已经付清案涉货款的事实不予认定。至于肖春雷提交的2017年丁文钊出具的证明，丁文钊同意从其账户中转款3000元给案外人，但该转款时间发生在2017年，而丁文钊本案中主张的货款发生在2018年，该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肖春雷已支付了全部货款。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丁文钊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认定案涉由保管员“宋”签字的五份入库单记载的货物货款未支付，肖春雷应当予以支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肖春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肖春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