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709号71幢502室。法定代表人：李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永刚，上海励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梅，上海励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波，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遥，上海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昊，上海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辉，女，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永刚，上海励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梅，上海励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地公司）与被上诉人鲍波、原审被告李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仕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梅，被上诉人鲍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遥，原审被告李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仕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鲍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仅认定鲍波向仕地公司转账两笔款项这一事实，而就借款用途、各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等基本法律事实未予查明，仅凭推断作出事实判断。1、就借款用途，鲍波称借款系用于归还仕地公司的银行贷款，但仕地公司系用自有资金归还贷款，与涉案资金无涉，仕地公司并无归还银行贷款的借款需求。2、就借条形成过程，系争款项系由金某与吴某操作，各方对此陈述一致。同时鉴定意见显示，借条上的签名和印鉴均不真实。据此可以认定仕地公司、金辉并未出具过借条，借条系由金某伪造并交给吴某。3、吴某系鲍波的代理人，或者吴某、鲍波系共同出借人。仕地公司仅是金某与吴某合意确定的“名义借款人”，吴某具有确定名义借款人和借款金额的权限。吴某作为鲍波的代理人，与金某之间有大量借款关系，由吴某负责联系，款项由鲍波账户出借至不同名义借款人的账户。吴某在一审中曾陈述其与鲍波均是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结合鲍波的一审质证意见，再次印证吴某系鲍波的代理人，或者吴某、鲍波系共同出借人。4、一审判决未认定本案中的虚假意思表示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仕地公司并无借款需求，亦未作出过借款的意思表示。本案系金某向吴某借款，实际系金某本人需拆借资金，吴某提出要找名誉好的“实际借款人”，故金某以仕地公司为“名义借款人”。鲍波、吴某与金某之间存在隐藏的、真实的借贷合意，而鲍波与仕地公司之间系虚假的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鲍波、吴某与金某之间合谋的虚假借贷关系无效。鲍波实际向金某出借资金，金某亦实际使用资金，故应由金某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仕地公司不存在出借账户的行为，并不构成对金某的隐名代理。事实是金某利用职务之便盗用仕地公司账户，仕地公司事后才发现，事前并不知情。仕地公司与鲍波之间素不相识，并未签订任何合同，鲍波向仕地公司转账系其单方行为。双方之间并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鲍波在出借款项时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而仕地公司并不存在任何允许或明知、放任金某利用仕地公司账户拆借资金的行为。一审判决却对上述事实予以错误推定。三、一审判决遗漏第三人，程序违法。仕地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金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仕地公司遂申请金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金某是实际借款人，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拒绝金某参加诉讼系程序违法。鲍波辩称，不同意仕地公司的上诉请求。金某是仕地公司贷款银行的行长，他在得知仕地公司需要一笔过桥资金后联系了鲍波。在款项出借前，金某已向鲍波出示了仕地公司的银行续贷文件。在鲍波向仕地公司放款的当日，金某向鲍波转交了借条。实际上，在本案借款之前，鲍波与仕地公司之间在2016年4月8日已有过一笔200万元的借款，仕地公司已归还该笔借款200万元本金，且利息在借款当日已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就本案借款，仕地公司在收到款项后从未进行询问，故鲍波认为仕地公司已默认借款事实。李辉述称，同意仕地公司的上诉请求。鲍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1、李辉、仕地公司偿还鲍波借款本金250万元；2、李辉、仕地公司支付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化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鲍波于2016年6月30日向仕地公司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7894、开户行：农商行黄楼支行）转账支付1,000,001元；2016年7月1日，鲍波又向前述账户转账支付1,499,999元，并备注为借款。鲍波所提交的《借条》的内容为：“本人李辉，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向鲍波借款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正，用于归还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农商行的贷款，借款期限15天。于月日前归还鲍波。借款人：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辉2016年7月1日担保人：”。仕地公司与上海农商银行浦东分行分别于2015年7月2日、2016年6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300万元、25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7月1日、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7月4日；约定资金回笼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7894，户名为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为农商行黄楼支行。2018年12月6日，金某向鲍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金某，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本人自2005年至2017年9月期间担任上海XX银行XX支行（XX支行为分管银行）行长一职。2016年6月底，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XX行XX支行有一笔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仕地公司希望本人协助找一笔过桥资金，归还300万贷款后，仍能在原行续贷。本人经吴某女士介绍认识鲍波，希望能提供250万元的过桥资金，替仕地公司归还贷款并成功续贷后立即归还此笔过桥资金。2016年6月30日、7月1日，鲍波分两笔共计250万元款项汇入仕地公司还款专户。两年多来，鲍波通过介绍人吴某无数次向本人要求催促仕地公司归还，但据本人所知该笔过桥资金至今未还款。以上情况全部属实，若与之前情况说明有不同之处，以本情况说明书为准。”2019年1月26日，金某又向仕地公司提供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金某，原担任上海XX银行XX支行行长……2016年6月底，仕地公司在上海XX银行XX支行的人民币300万元贷款将到期，仕地公司希望自行归还上述300万元贷款后，还能续贷，因此与本人联系沟通，提出续贷申请。在为仕地公司办理贷款期间，由于本人当时正急着从朋友处借款进行资金周转，因此为了便于操作，本人就想利用仕地公司的贷款账户走下账，周转个10多天，其后本人就会把借款还掉。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中，本人借入的资金总计267.2万元（其中：鲍波分两笔共出借250万元、上海XX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借17.2万元）按本人要求陆续划入了仕地公司的贷款专户，其后，本人要求仕地公司和下属柜面人员将该267.2万元分102.2万元、165万元两笔分别划转给了本人客户上海XX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沈某2（收款账号均系本人指定）。同时，为了让出借方鲍波放心，本人向出借方鲍波写了份借条又擅自在借条上加盖仕地公司公章，仕地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借条内容是：李辉及仕地公司共同向鲍波借款250万元，用于归还公司在XX行的贷款，借款期限15天。其后，由于本人从XX行离职，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因此暂时未向鲍波还款，借条也没有要回。以上借款事宜自始至终都是本人与出借方有关人员联系处理的，仕地公司并不知情，因此，本人确认，鲍波向仕地公司贷款专户转入的250万元资金是本人对鲍波的借款，该款项也都划转给了本人客户，最终也应该由本人向鲍波归还，而与仕地公司无关；本人将尽快向鲍波归还上述借款250万元，以免纠纷……”一审庭审后，鲍波向法院提交书面补充质证意见，主要内容有：“一、对于案外人顾某的银行流水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为复印件，且为案外人顾某的银行流水，原告（鲍波）认为该笔流水与本案无关。顾某的招商银行账户流水中的部分资金往来的确与金某有关，用于金某借贷。被告（仕地公司、李辉）当庭提交的2016年10月8日从顾某账户转给鲍波的300万，系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经金某介绍借给案外人施某的300万元借款。施某也是金某介绍的借款人，借款周期为40天。2016年10月8日施某通过顾某账户将300万元的款项归还给鲍波。事实上原告及关联方因金某介绍的借款业务有多笔，每一笔都能一一对应，然而涉案的仕地的250万以及其余的另外多笔均未归还，累计未归还款项达到3,000余万。原告可以配合法院一一匹对，以达到证明被告仕地250万元未归还之证明目的。本案中被告的借款目的是为偿还农商行的300万贷款、还款来源为续贷放款250万元，原告的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借款均转入仕地贷款专用账户，且转款用途均备注‘借款’，转账完成后，由银行行长转交的借条。借款逾期后，原告财务及律师上门去催讨该欠款，被告对于该笔借款毫无还款意愿的态度才促使原告诉至贵院。由此可见整个借款的过程原告尽到了审慎的义务，反倒是被告3年来从未对该笔借款有任何异议，却在庭审中百般狡辩……二、被告提供的仕地公司2016年6月30日-7月1日的银行回单存在重大隐瞒……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单张回单余额显示倒推仕地公司2016年6月30日-7月1日的银行流水（附图，图表内容为8笔交易流水依次为：1.2016年6月30日收入3,000,000元、余额3,040,743.76元、对方账户为上海博生实业；2.2016年6月30日收入1,000,001元、余额4,040,744.76元、对方账户为鲍波；3.2016年6月30日支出1,022,000元、余额3,018,744.76元、对方账户为上海XX；4.2016年7月1日收入1,499,999元、余额4,518,743.76元、对方账户为鲍波；5.2016年7月1日支出3,005,254.17元、余额1,513,489.59元、对方账户为归还贷款本息；6.2016年7月1日收入22,000元、余额1,535,489.59元、对方账户为上海XX；7.2016年7月1日收入150,000元、余额1,685,489.59元、对方账户为上海XX；8.2016年7月1日支出1,650,000元、余额35,489.59元、对方账户为沈某1），上图中第三行6月30日支出给XX的102.2万元大于鲍波转入仕地账户的100w，这怎么可能是证人所述的‘走账’呢？怎么可能是金某对XX的借款呢？哪有一笔大额借款是有零头的呢？？只有一种可能：即仕地与XX本身有业务往来！从上图第6、第7行显示，XX与仕地确实有频繁业务往来。上图最后一行的支出显示，转出给沈某1的款项发生在农商银行300万本息扣款后，故鲍波借给仕地的款项的确用于仕地归还农商行借款。三、关于证人金某的效力问题原告认为证人金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理由有三：一是证人证言前后严重矛盾，证人出庭前分别出具给徐汇法院的情况说明中写明借条中的盖章系其盗盖、且250万元未归还，但是当庭却陈述忘了盖章是怎么来的，且250万元已归还；二是证人掩盖重要事实，如本说明第二点所述，证人故意混淆仕地公司6月30日、7月1日的流水顺序，其目的就是为了‘圆’他自己编出来的‘走账’的谎言；三是证人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仅凭自己单口相声否认借款的事实”。仕地公司、李辉亦于庭后向法院提交了仕地公司XXXXXXXXXXXXX7894号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30日的交易明细清单，根据该清单，其中记账日期自2016年6月30日起按顺序算至2016年7月1日的8笔流水与鲍波上述书面质证意见中图表所列8笔流水的时间及收支金额一致，但顺序有所不同，具体为第4、5、6笔的排序，该清单所列第4笔为归还银行贷款本息3,005,254.17元、第5笔为收入22,000元、第6笔为鲍波汇入的1,499,999元。仕地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收到本案诉状副本。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鲍波与李辉、仕地公司间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鲍波与李辉、仕地公司之间就系争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鲍波为证明其关于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因《借条》中“李辉”的签名字样经鉴定非李辉本人所写，且系争款项也未转至李辉个人，因此鲍波关于其与李辉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李辉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仕地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印文虽经鉴定与仕地公司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的公章印文非同一枚，但鲍波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其实际向仕地公司支付系争款项的事实，仕地公司若否认该笔款项为借款，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仕地公司辩称该笔款项系金某利用仕地公司银行账户所为，其主要证据即为金某的证人证言，而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金某在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之前，曾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出具过书面情况说明，两份情况说明及其在一审法院所述证人证言的内容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严重影响其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另根据金某所述，鲍波与仕地公司就系争款项的往来系由金某和吴某所操作，这与鲍波及李辉、仕地公司的所述也一致，且金某在解释为何利用仕地公司银行账户时也提到“是吴某提出的名誉好的借款人好借款，实际借款人出现频率太高也不好，为此正好利用仕地公司贷款到期做个过桥”，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便金某关于其个人利用仕地公司银行账户进行资金拆借的所述属实且吴某也知晓，但并无证据证明鲍波系明知，对于鲍波来说，其将款项直接付至仕地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并收取了借条，已尽到了作为出借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其并没有能力辨别借条上印章的真实性；再者，仕地公司自称其于2016年7月底即已知晓系争款项的支付，即便如其所称系金某个人擅自利用仕地公司账户所为，仕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排除其存在允许或明知、放任金某利用仕地公司账户进行资金拆借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即便仕地公司未出具借条，其向金某“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也事实上构成对金某的隐名代理，再结合前述关于无证据证明鲍波为明知的情况下，鲍波选择向仕地公司主张权利亦于法有据。综合以上所述，仕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鲍波关于双方借贷关系的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仕地公司与鲍波间就系争款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综上，鲍波要求仕地公司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并要求仕地公司按年化6%的利率标准支付自其收到本案诉状副本之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判决：一、仕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鲍波借款本金250万元；二、仕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鲍波以上述借款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三、驳回鲍波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1,400元，合计54,400元，由仕地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4月8日，鲍波转账200万元至仕地公司账户。2016年4月19日，仕地公司转账160万元至鲍波账户，转账40万元至上海B有限公司账户，上海B有限公司于同日转账40万元至鲍波账户。就上述转账，鲍波认为系在本案借款之前鲍波向仕地公司出借的款项，且仕地公司已予归还；仕地公司认为系金某帮助提供的过桥资金，仕地公司与鲍波并无接触，且借款已全部归还。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仕地公司认可出借人为鲍波，但双方对借款人存在分歧。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仕地公司是否为系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以及一审未追加金某参加诉讼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关于本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仕地公司主张金某才是实际借款人，而鲍波主张借款人系仕地公司。综合在案证据，本院认为实际借款人系仕地公司，理由如下：第一，就本案款项交付而言，系争款项分两笔由鲍波账户转入仕地公司账户，而非进入金某账户。因此，即便确如仕地公司所称其未与鲍波进行直接联系，鲍波作为出借方有理由相信款项系向仕地公司出借。第二，就鲍波与仕地公司的前期款项往来，在本案系争借款之前即2016年4月8日，仕地公司即经由金某联系由鲍波提供过过桥借款。仕地公司虽称从未与鲍波本人联系，但该200万元借款系由鲍波直接汇入仕地公司账户，其中160万元还款系由仕地公司直接归还至鲍波账户，仕地公司对于鲍波系该笔借款的出借人、金某仅系该笔过桥资金的联络人而非出借人是明知的。仕地公司已实际使用借款归还银行贷款，仅以未与实际借款人联系为由否认与鲍波之间曾经存在借款关系，本院不予采纳。相反，鲍波陈述因曾由金某联系向仕地公司出借款项，故再次通过金某联系向仕地公司出借本案系争款项的陈述，符合双方之间的借款习惯，更具合理性。第三，本案中，仕地公司陈述对款项转入、转出并不知情，其中款项转出系金某利用仕地公司已盖有公章的空白贷记凭证进行操作。仕地公司明知金某持有可将仕地公司账户款项转出的盖章空白贷记凭证，又明知金某曾为其联系过桥借贷资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不足以排除仕地公司允许或明知、放任金某利用仕地公司账户进行资金拆借的情况，本院予以认同。第四，仕地公司主张本案中借款方是金某，但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金某系实际借款人，尤其是系争款项并未进入金某账户。本案中，金某向鲍波和仕地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就借款情况给出前后矛盾的陈述，在给鲍波的情况说明陈述仕地公司系借款人，给仕地公司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其本人是借款人，而在对法院的询问中又称未见过鲍波或仕地公司的人。因金某对基本事实多次作出相反陈述，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所作陈述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实际借款人的依据，已无必要再为查明事实而将其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根据各方陈述，金某仅系借款的联系人和经办人。在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金某系实际借款人的情况下，一审中未将其追加为当事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鲍波认为仕地公司系借款人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仕地公司已向鲍波归还系争借款，一审判决仕地公司归还全部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据此，仕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上海仕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徐燕华审判员 庞建新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俞泊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