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5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桂凤，女，汉族，1965年11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魁贞，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辉，浙江西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道哈，男，汉族，1979年1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建设路321号。法定代表人：田丰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彦明，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桂凤因与被上诉人郑道哈、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桂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魁贞，被上诉人郑道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被上诉人荣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桂凤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郑道哈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保全费用和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郑道哈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黄桂凤与郑道哈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认定错误。《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涉及问题协议书》系郑道哈赖以主张股权代持的唯一证据材料，然而，该份协议书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穗司鉴170100806002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事后伪造，因此原审判决不应将该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而且，原审判决关于“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存在矛盾之处”的认定也显然不符合鉴定结论，具体理由如下：1、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并不矛盾。2、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60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形成程序不合法，不应采纳。首先，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不具有监督之权。其次，该鉴定意见非经合法程序委托。综上，非经法定程序形成的证据必然不具有证据要件的“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原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等其他相关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股权转让款是由原告郑道哈支付而非被告黄桂凤”的认定错误。2008年1月20日至2008年2月1日，黄桂凤通过郑道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而郑道哈称该款项系其向黄桂凤的借款，正如原审判决所言“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郑道哈应当就其所主张的“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原审判决在郑道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黄桂凤存在借款往来的情况下，认定黄桂凤向郑道哈的转账系借款而非购买股权款，该认定难以让人信服。况且，认定上述款项为“借款”存在多处不符合常理之处，比如，在2008年发生的高达400万元的借款往来却未签署任何借据、也未约定利息等。2、关于“黄桂凤本人未在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进行过签名……其从未参与过荣祥公司的经营”的认定错误。黄桂凤受让股权时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手续，均是由黄桂凤的经办人陈剑华代为签署，受托人陈剑华在受托范围内签署相关文件的法律效力当然及于委托人黄桂凤。如郑道哈是实际投资人，上述文件的签署人理应是郑道哈本人或者是郑道哈的受托人，这也充分说明郑道哈并非实际权益人。三、原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和《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等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的判决意味着郑道哈可以不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批准直接获得荣祥公司的股东身份。原审判决无视上述法律规定，且未在判决书中作任何论述。四、原审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认定错误。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是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因此，郑道哈因股权归属提起的诉讼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郑道哈从未向黄桂凤主张过权利，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关于黄桂凤所提供的证据采纳与否未做论述，一审中陈剑华出庭作证，但是一审法院对于该证人证言采纳与否某。郑道哈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郑道哈与黄桂凤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认定正确。一审法院结合证据分别从（1）实质要件：郑道哈支付股权转让款，（2）形式要件：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特征、其他股东均对郑道哈的股东身份予以认可，（3）表象特征：黄桂凤未在法律文件上亲自签字、从未参加过公司任何经营活动等三方面做出股权代持关系的结论。二、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涉及问题协议书》的鉴定意见（以下简称“《广州鉴定意见》”），并非在本案过程中做出，亦未经其他生效判决认定，对于本案不具有证据效力。郑道哈提交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以下简称“《西南鉴定意见》”），系案外人田丰国因《广州鉴定意见》关于“协议中的第4页印刷体文字印刷形成时间在先，前3页印刷体文字形成时间在后”的鉴定过于诡异，而对司法公正存疑而向检察机关实名举报后形成。况且，《广州鉴定意见》并未明确形成时间先后的时间差单位为分秒抑或日年、时间差长度为一天还是若干年，所以，不能凭《广州鉴定意见》得出《协议书》系伪证的结论。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股权转让款支付路径认定正确。郑道哈已证明向黄桂凤和陈剑华各还款200万元，黄桂凤和陈剑华未提出异议。2、案外人陈剑华和黄桂凤、郑道哈均熟识，其未提供黄桂凤对陈剑华的委托手续。3、一审法院支持郑道哈诉求符合外商投资企业相关规定。四、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此外，1、黄桂凤称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十二条的问题，但是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管辖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民事案件。2、黄桂凤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已在2016年修改，法院审理本案不需要外商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根据最新适用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准入。荣祥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黄桂凤在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费用对价的情况下，企图享有股东权。二、荣祥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原股东很清晰的清楚部分员工转让股权时很明确转让给郑道哈。郑道哈也多次到荣祥公司实地考察，查看相关报表数据以及和股东进行见面商谈，了解公司的情况，经多次协商后，其他股东放弃受让股权的优先权，同意郑道哈作为受让人受让员工转让的荣祥公司的股份。所以在2007年12月16日郑道哈和荣祥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郑道哈是实际出资人。该协议书在当时打印制作三份，打印制作文件的电脑硬盘还在。三、股权转让的资金款项是由郑道哈并通过郑道哈的个人账户向公司会计汇付并由会计支爱香将该款支付给转让的员工，郑道哈是实际投资人。四、荣祥公司非常清楚股权转让的245万元款项是郑道哈支付和投资，黄桂凤只是一个挂名股东。对黄桂凤提到的其他包括程序在内的问题均是非实质性问题，且所提上诉意见不能成立。郑道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郑道哈为荣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桂凤为荣祥公司的名义股东；2、依法判令荣祥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荣祥公司股东由黄桂凤变更为郑道哈；3、依法判令该案诉讼费由黄桂凤、荣向公司承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郑道哈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撤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祥公司前身系新乡市灯芯绒厂，改制为荣祥公司，后因经营困难为引进新项目改善经营状况及部分股东要求出让股份，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进行股权转让，2007年12月16日田丰国代表荣祥公司与郑道哈签订该转让部分股权涉及问题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股权转让方式为1、由郑道哈先生购买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以及部分职工拥有的公司共计79.09％的股权；田丰国先生购买其余职工拥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完成后田丰国先生的股权比例达到20.91％。2、股权转让价格原则上为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比例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乘积。3、购买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暂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郑道哈先生购买部分职工持有的47.83％的股权以浙江客商黄桂凤女士的名义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名义上为田丰国先生拥有20.91％的股权、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拥有31.26％的股权，浙江黄桂凤女士拥有47.83％的股权。实际股权结构为田丰国拥有20.91％的股权，郑道哈先生拥有79.09％的股权。股权结构待合适的时机过渡到真正股东的名下，涉及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所需出具的手续由田丰国先生负责，浙江黄桂凤女士所需出具的手续由郑道哈先生负责。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荣祥公司于2008年1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陈铀、高建军等24名荣祥公司股东所拥有的47.83％荣祥公司股权转让给浙江客商黄桂凤。同日，郑道哈以黄桂凤名义分别与陈铀、高建军等24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1月22日郑道哈以黄桂凤名义与田丰国、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荣祥公司的合同，并制定公司章程。2008年1月27日，郑道哈向荣祥公司的会计支爱香转款2450000元，支爱香于2008年元月29日向上述24位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8年2月3日河南省商务厅出具豫商资管（2008）27号关于同意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2008年3月11日荣祥公司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申请。现荣祥公司登记的股东分别为黄桂凤、香港汉恒投资有限公司、田丰国。黄桂凤称于2008年1月20日至2月1日向郑道哈转款4000000元（其中通过其个人账户于2008年1月25日转款2000000元），郑道哈于2008年2月14日向陈剑华转款2000000元，于2009年3月27日向黄桂凤转款2000000元。另查明，黄桂凤本人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进行过签名，其与荣祥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也并不相识，其从未参与荣祥公司的经营。另查明，2012年7月28日郑道哈以黄桂凤的名义与田丰国签订1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田丰国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黄桂凤受让目标股权。2012年8月7日郑道哈向田丰国出具股权转让款收到证明，该证明载明：兹于2010年7月和2011年7月及2012年7月分别收到田丰国付给黄桂凤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45万元。后因黄桂凤对上述协议不予认可，郑道哈将上述款项返还给了田丰国。再查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郑道哈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交纳了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工商登记材料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一个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在一般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的资料来确认，但是如果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情况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做出相反认定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综合审查确定，其中签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股东资格的表象特征。上述要件或特征必须综合起来分析判断股东资格具备与否，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结合本案实际案情，黄桂凤只是荣祥公司的挂名股东，郑道哈为荣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两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理由如下：一、从实质要件来看，黄桂凤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从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及现金收到条上显示黄桂凤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根据郑道哈、黄桂凤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及庭审陈述可知，案涉股权转让款是郑道哈支付给了荣祥公司的会计支爱香，再由支爱香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24名转让股权的股东，黄桂凤称郑道哈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其委托，且其于2008年1月20日至2月1日向郑道哈转款4000000元用于购买荣祥公司的股权，但郑道哈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曾向黄桂凤及陈剑华分别借款2000000元，且上述款项已经归还。因郑道哈与黄桂凤、陈剑华之间多笔高额资金往来并未以人们通常习惯的方式留下建立法律关系性质的凭证，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黄桂凤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仅凭其汇入郑道哈账户款项在数额和时间上与郑道哈支付股权转让款相近的事实，难以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推定黄桂凤委托郑道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综上，案涉股权转让款是由郑道哈支付而非黄桂凤；二、从形式要件来看，签署公司章程反映出行为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优于其他形式要件，而2008年1月22日荣祥公司的章程上黄桂凤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征，而黄桂凤与荣祥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并不相识，另外两名股东对黄桂凤的股东身份也不予认可，其认可的股权受让人为郑道哈而非黄桂凤，因而，虽然公司章程上记载的股东为黄桂凤，但黄桂凤应为荣祥公司的挂名股东；三、从表象特征上看，荣祥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及转让协议上的黄桂凤签名均非黄桂凤本人所签，且黄桂凤从未参加过公司的任何经营决策活动，并未行使过股东权利。综合以上分析，黄桂凤只是荣祥公司的挂名股东，郑道哈为荣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郑道哈与黄桂凤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关于黄桂凤辩称郑道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类别为确认之诉，需要解决的是郑道哈、黄桂凤、荣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诉讼时效是针对请求权的抗辩，而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而是形成权，因此本案并不适用时效制度。综上，对于郑道哈主张确认其为荣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桂凤为荣祥公司的名义股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郑道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申请财产保全而交纳了保全费5000元，此为郑道哈因本案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此费用应由黄桂凤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郑道哈为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桂凤为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二、黄桂凤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郑道哈支付保全费5000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桂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中除了2007年12月16日的转让部分股权涉及问题的协议书以外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在以黄桂凤名义与荣祥公司的原来股东高建军等24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黄桂凤的签名由陈剑华所签。现该上述股权转让时的合同以及向荣祥公司的转让款收据等原始手续均由郑道哈持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郑道哈是否为荣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桂凤是否是荣祥公司的名义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要求代持法律关系的成立须以书面形式为前提，代持合意既包括书面合意或者口头合意，亦包括事实合意等其他形式。双方在无书面股权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否认代持法律关系的存在。在具体判断是否存在口头或事实代持合意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证据综合审查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各证据的证明力等进行综合审查、交叉印证，如实际出资人一方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名义股东的，或者能够确信代持合意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则可能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代持法律关系，以法律之客观真实推定为案件之客观真实。通常考虑以下因素综合认定是否成立代持法律关系：（1）是否对目标公司实际出资；（2）是否有第三方知悉代持事宜；（3）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4）其他佐证因素。结合一审笔录可知，郑道哈的身份是娃哈哈集团在新乡的负责人，黄桂凤系承办娃哈哈集团运输业务德公司的总经理及股东，二人具有一定业务联系，从现有的银行转账情况来看，在郑道哈向荣祥公司的会计支爱香转款245万元之前，黄桂凤曾向郑道哈通过银行转账200万以及陈剑华转款200万共计400万元，在郑道哈未对其收到黄桂凤的转款400万元做出合理的说明如借款、其他正常经营来往等理由时，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但在郑道哈收到该款项的一个月后2008年2月以及一年多以后2009年3月分两次又将该款共计400万元重新转回给黄桂凤以及陈剑华，黄桂凤办理工商登记的时间为2008年3月11日，即在黄桂凤已经收到部分款项后仍登记为公司股东；在收到该二笔款项后，因该二笔款项与黄桂凤所主张收购股份的出资数额完全相同，在此情况下，黄桂凤一方同样没有对该收款的理由进行合理说明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结合陈剑华在一审出庭中陈述“如果合作不成功了，就把这个钱退了，因为和娃哈哈合作未成功所以钱退了”，根据银行转账往来明细，综上可以认定，向荣祥公司的会计所支付的款项实际上由郑道哈实际出资。另外关于原股权交易时的原股东的收款收据等原始凭证问题，陈剑华曾陈述原来股权交易的原件均由其保管，但后来因办理工商手续等原因又重新交给了郑道哈，但其并未证明其曾经持有过股权交易的原始凭证，该持有事实无法查明，从现有的原始凭证由郑道哈一方持有情况看，一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持有，也与其实际出资相互印证。从第三方知悉代持事宜，在股权交易前的洽谈均是由郑道哈进行，黄桂凤并未参与实际洽谈，对股权的价格、交易等细节并不知情，陈剑华也是在郑道哈的安排下在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上代替黄桂凤进行签字，该签字行为并不能必然推出黄桂凤是实际股东，代持股份与实际持有股份在签字表现上并无二致，另荣祥公司以及其股东田丰国等也仅认可郑道哈是实际股东且由黄桂凤代持股份，田丰国系荣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也是该次股权交易的亲历者，其陈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该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上，郑道哈与黄桂凤均无实际行使股权权利的有力证据，陈剑华代替黄桂凤在股东会议上签名不足以认定黄桂凤参与了荣祥公司的实际经营，且郑道哈主张黄桂凤代持股份的情况下该签名也符合情理。结合一审的分析论述，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分析，郑道哈主张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关于《河南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涉及问题协议书》的二份司法鉴定意见结果不一，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并不属于请求权范畴，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综上，黄桂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桂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审判员  倪文怡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秦亭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