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120号。 法定代表人张剑青，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晓将，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606号。 法定代表人夏斌杰，局长。 委托代理人潘娴，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国勇，浙江勇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原浙江省国家税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环二路1号。 法定代表人劳晓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战成、钟象金，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因税务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行初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金国税稽罚〔2017〕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处罚决定），认定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浦江印染公司）的行为构成偷税，偷税额为42477834.8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处以所偷税款80%的罚款，计33982267.85元。 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不服，向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浙国税复决〔2017〕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复议决定），维持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的3号处罚决定。 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1号复议决定及3号处罚决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3日，金华税务稽查局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依法进行了突击检查，因存在阻挠检查的情况，无法打开电脑调取其中的涉税资料，检查人员当日将两台电脑主机依法封存带回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检查过程有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录像为证。调取账簿资料清单显示，金华税务稽查局于2014年4月25日调取上述两台电脑主机，于7月22日归还，调取账簿资料清单有恒昌浦江印染公司授权代表张永旗的签字并加盖公章。为提取电脑主机中的涉税资料，2014年5月19日，在金华市正信公证处的公证下，金华税务稽查局将两台电脑主机送往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5月23日，该公司出具了编号为盘石司鉴[2014]物鉴字第57号的《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偷税案”司法鉴定》。金华税务稽查局发现该鉴定报告中遗漏了相应的财务软件数据，要求补充鉴定。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补充鉴定后，于2014年7月10日出具编号为盘石司鉴[2014]物鉴字第57号补充说明的《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显示，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从两台电脑主机中鉴定出“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丝光棉分厂）应收款”、“筒纱厂工作表”、“恒昌毛线厂产品分类统计表”、“恒昌毛线厂结算信息系统”及“hc-jsmxb.xls”等52份涉税资料。2016年10月25日，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向金华税务稽查局出具情况说明，强调补充鉴定是原鉴定的组成部分，补充鉴定和第一次鉴定的委托材料为同一委托材料。金华税务稽查局经检查，确定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在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2016年6月13日，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告知拟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其享有的权利。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于2016年6月16日收到上述告知书后，于2016年6月19日申请听证。金华税务稽查局于2016年7月15日就案涉行政处罚一案举行了听证。经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并作出审理意见，金华税务稽查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并载明分厂分年度情况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上述行为已构成偷税，认定偷税额42477834.82元，决定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处以所偷税款80%的罚款，计33982267.85元。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收到《处罚决定书》。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不服《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3月2日向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经恒昌浦江印染公司补正后，省税务局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受理复议通知书》（浙国税复受〔2017〕1号），决定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3月2日）起予以受理。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恒昌浦江印染公司申请采取听证方式审理复议案件。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浙国税复听字〔2017〕1号），决定于2017年5月5日举行听证。因案情复杂，经批准，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浙国税复延字〔2017〕1号），延长30日行政复议期限，并送达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和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认为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另查明，2017年1月20日，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金国税稽处[2017]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即《关于对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以下简称6号税务处理决定），认定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和《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一致），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作出如下处理：追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对少申报缴纳的税款，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处罚决定书》经金华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但该《处罚决定书》上署名的机关为金华税务稽查局，且该局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故本案原行政行为的适格被告应为金华税务稽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此后该实施细则的历次修订，均有相同规定，本案中，金华税务稽查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恒昌浦江印染公司在收入取得、成本支出、发票开具、纳税申报等业务中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且存在隐匿营业收入不入账的行为，造成了少缴税款的后果，金华税务稽查局认定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为违法主体符合规定。违法事实方面，案涉司法鉴定及补充说明构成一个完整的鉴定结论，结合现场提取的《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收款笔记本、《丝光棉厂应收（付）账款明细表》、外调取证资料、相关人员笔录、银行账户信息及相关情况说明等，能够证明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偷税额42477834.82元的违法事实。金华税务稽查局据此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程序方面，本案经立案检查、调查询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在作出处罚前向恒昌浦江印染公司送达《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并进行听证，并无不妥。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主张，金华税务稽查局对两台电脑主机扣押、鉴定过程存在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认为，因存在阻挠检查的情况，无法打开电脑调取其中的涉税资料，故金华税务稽查局检查人员当日将两台电脑主机依法封存带回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修订前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请求进行补充鉴定：（一）委托人增加新的鉴定要求的；（二）委托人发现委托的鉴定事项有遗漏的；（三）委托人在鉴定过程中又提供或者补充了新的鉴定材料的；（四）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故此，对恒昌浦江印染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行政复议方面，省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作出《复议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要求。综上，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复议决定书》合法，恒昌浦江印染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恒昌浦江印染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恒昌浦江印染公司负担。 上诉人恒昌浦江印染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被诉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一、检查上诉人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违反法定程序。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向上诉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并实施调取财务账簿等检查措施。上述《税务检查通知书》证实税务稽查所属期间为税务检查通知书的重要内容，且该《税务检查通知书》载明稽查所属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此后，金华稽查局局长于2014年7月23日批准变更稽查所属期间为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据此，金华稽查局决定对上诉人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应和此前对上诉人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一样，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告知上诉人并向上诉人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但金华稽查局未作上述告知及发出通知书，其在复议和一审提供的证据中也均没有上述告知或曾发出通知的证据，应视为没有依据。因此，本案可认定金华稽查局检查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未按规定履行告知及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的程序。且金华稽查局在2014年4月3日已实际调取了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资料，但却是在2014年7月23日才决定对上述期间进行税务检查，颠倒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未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的，上诉人有权拒绝检查。故金华稽查局在检查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前未履行上述告知及出示税务通知书程序亦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正当权益。二、没有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由法定主体处理，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省级以下各级税务局设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二）审理重大税务案件”;“本办法所称重大税务案件包括：（一）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制定”。根据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5年第7号关于发布《浙江国税系统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金华市国税局审理的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为80万元。被诉处罚决定涉税金额四千多万元,处罚金额三千多万元，远超上述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故案涉行政处罚应适用上述办法规定程序审理。但金华稽查局在复议和一审中均未辩称案涉处罚已经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其在复议和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中也没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十四条、十五条、三十四条规定的案卷交接单、审理提请书、税务稽查报告、审理报告等已提交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材料，以及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后作出的审理意见书等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视为没有证据。因此，本案可认定被诉处罚决定没有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由法定的主体行使行政职责处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直接称本案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亦明显不当。三、未按《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完成检查，违反法定程序。《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检查应当自实施检查之日起60日内完成；确需延长检查时间的，应当经稽查局局长批准”；第四十条规定“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应当制作《税务稽查工作底稿》，记录案件事实，归集相关证据材料，并签字、注明日期”；第四十一条规定“检查结束前，检查人员可以将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和依据告知被查对象”。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向上诉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于同日实施检查措施。后经金华稽查局局长批准延长检查时间至2015年9月10日。2015年10月27日，金华稽查局依据上述《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向上诉人告知其查明的违法事实，要求上诉人对稽查工作底稿发表意见。2016年1月28日，金华稽查局还向上诉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四份，通知要求上诉人进一步核对账簿资料、要求吴伟娟接受调查询问等。根据上述事实，金华稽查局的检查时间已明显超出经批准延长后的2015年9月10日，但金华稽查局未提供2015年9月10日后再次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延长检查时间的证据，应视为没有依据。据此，金华稽查局未按《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时间完成检查，违反法定程序。其次，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毛线厂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713183054.9元，主要证据不足。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上述事实的直接依据有两项，一是2014年4月3日扣押封存的两台电脑主机内的数据（含提取该数据的鉴定报告、补充鉴定报告及数据打印件），根据该数据认定毛线厂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应计染费收入708701839.5元；二是2014年现金结报单、收款凭证等，以该现金结报单、收款凭证等认定2014年1-2月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4481215.4元。(一）被诉处罚决定以两台电脑主机内数据认定毛线厂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应计染费收入708701839.5元不成立。其一，两台电脑主机内的数据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取得，该数据不能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依据。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扣押封存了上诉人的两台电脑主机，后通过司法鉴定获得电脑主机中的数据，并以该数据作为认定染费的依据。扣押封存属于法律上的强制措施，该措施针对的是上诉人的财产-电脑，而不是电子信息系统。且可以由税务部门带回检查的只有《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账簿资料，《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三规定，对于电子系统的检查措施只能是提取、复制电子数据，未授权税务部门采取扣押封存系统设备的检查措施。因此，金华稽查局扣押封存上诉人电脑应属于《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的税务保全措施，而非税务检查措施。金华稽查局扣押上述两台电脑主机未经所属税务局长批准，未向上诉人送达《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没有告知救济权利和途径，没有出具《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专用收据》，其在复议和一审中也未提供任何扣押上述两台电脑主机的合法证据，应视为没有证据。而且，金华稽查局称扣押两台电脑主机是因为无法打开电脑，这显然也不是采取税务保全措施的法定理由。据此，两台电脑硬盘内的数据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税收保全规定收集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上述数据不能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依据。更何况，正如前所述，金华稽查局扣押两台电脑主机所获得硬盘数据中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数据，还存在未经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颠倒先后顺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问题。其二，即使两台电脑主机内数据可以采信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证据，该数据本身亦不能证明毛线厂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计染费收入708701839.5元。一方面，数据的真实性有待金华稽查局调查核实取得其他证据佐证。但金华稽查局仅调查核实了部分数据，且正如其一审证据目录提及，其中只有亚泰斯公司2006年至2012年的财务数据，以及爱德织物公司2010年至2013年的数据能够与电脑内数据一一对应。那么，两台电脑内数据只有上述经核实可以一一对应的两项可以采信，其他没有外调核实，或者与外调核实的证据无法一一对应的数据不应采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经调查核实的两项销售数据，金华稽查局的外调材料均表明上诉人已申报纳税。另一方面，若金华稽查局主张成立，调查核实的两项证据和两台电脑内部分数据对应即可证实电脑内全部数据真实，即可采信两台电脑内数据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则应采信两台电脑内的全部数据，即两台电脑内数据中有上诉人交易中的质量赔款。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看，印染有色差、色花、残次、报废等情形，每年都会发生较大的质量赔偿；按金华稽查局主张两台电脑内数据既然是账外账，则上诉人亦根本没有预先作假的理由，上诉人也不可能预见到他日被查处而预先在所谓的账外账中作假。故要采信两台电脑内数据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必须同样采信其中质量赔款数据，相应扣减赔款35134804.97元。再者，被诉处罚决定系根据两台电脑数据中总金额一列认定毛线厂在2006年至2013年的应计染费收入，但根据表格自动统计功能得出毛线厂2006年至2013年该列合计数额为708328291.55元，并非金华稽查局认定的染费收入数额708701839.5元。金华稽查局根据电脑数据认定的染费收入数额本身亦有计算错误。(二）被诉处罚决定以现金结报单、收款凭证认定2014年1-2月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4481215.4元主要证据不足。其一，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账簿资料，包括2014年1-2月的账簿资料均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当期染费收入的依据。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将上诉人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账簿资料带回该局，后上诉人代理人张永旗于2014年4月23日应金华稽查局要求确认并补签调取账簿资料清单，明显违反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上述账簿资料不得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依据。其二，仅有上诉人的账簿资料不足以认定销售收入的事实。税务部门认定销售和收入的事实，应当通过核查账簿、记账凭证、报表等资料，采取调查询问、检查存款帐户等方式，锁定资金流向、货物交付等环节，根据账簿资料、银行存款记录、物流交付凭证等证据综合认定，仅凭上诉人的现金结报单、收款凭证等账簿资料，没有资金流入以及货物交付和账簿资料一一对应，显然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销售收入。二、被诉处罚决定以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账簿资料认定筒纱厂在上述期间应收染费价税合计53888555.48元，主要证据不足。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该期间内的账簿资料，包括应收染费汇总表、明细表、现金结报单。(一)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所有账簿资料均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筒纱厂染费收入的依据，理由在上诉理由第二部分第一点第（二）节“其一”中已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二）仅有上诉人的账簿资料不足以认定染费收入的事实，理由如同上诉理由第二部分第一点第（二）节“其二”部分。三、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丝光棉厂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主要证据不足。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其中2010-2012年期间销售收入的依据包括上述期间的应收账款明细等账簿资料、外调单位证明、银行存款记录三类，2013年销售收入的依据为账簿资料和电脑内数据，2014年销售收入的依据为账簿资料和外调单位证明。(一)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账簿资料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如前所述，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账簿资料系未经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颠倒先后顺序情形下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且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检查当时，检查对象是上诉人2012年1月1日-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纳税情况，根据金华稽查局的执法审批表和调取账簿通知书，金华市国税局局长批准并通知上诉人调取的当年、往年账簿资料也是上述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资料，事后补签的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中还是上述期间的资料。据此，金华稽查局于2014年4月3日检查中调取的2006年1月2011年12月期间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既没有按规定经所属设区市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也没有向上诉人发出过调取通知，更没有填写《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交上诉人核对确认，收集取得上述证据违反《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五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所有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均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二)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所有账簿资料均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理由在上诉理由第二部分第一点第（二）节“其一”部分已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三）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对账单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金华稽查局在复议和一审中未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三十三条规定查询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存款已获得金华市税务局局长批准的任何证据，应视为没有证据。据此，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对账单系金华稽查局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项，不能作为认定丝光棉厂销售收入的依据。(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华市稽查局一审证据目录中未提及2014年1-2月期间有关丝光棉厂的账簿资料，应视为金华稽查局没有提供2014年1-2月期间丝光棉厂的账簿资料，另外，2014年外调单位证明销售收入仅178720元。四、被诉处罚决定以2010年账簿资料、2014年账簿资料认定上诉人热水、煤渣、废线等账外收入价税主要证据不足。同样的理由，据以认定账外收入的2010年、2014年账簿资料系金华稽查局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热水等收入的依据，不再赘述。综上，金华稽查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省税务局做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上述处罚决定也属不当，同样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错误。故请求：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行初75号行政判决；2.撤销金华税务稽查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的3号处罚决定；3.撤销省税务局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3号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一）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检查其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在2014年4月3日送达上诉人的《税务检查通知书》（金国税稽通一[2014]15号）上载明“自2014年4月2日起对你（单位）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由此可见，答辩人有对上诉人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税收情况检查权限，实则已经事先告知。答辩人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上诉人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税收违法线索，对该期间上诉人的税收违法行为有权进行检查。2.答辩人对上诉人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进行税收检查，已依法进行书面告知。答辩人提供的《税务事项通知书》（金国税稽通[2016]01号）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可以证明答辩人于2016年1月8日已将对上诉人的稽查所属期间变更为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向上诉人进行了通知。3.原审中上诉人对答辩人的《税务稽查案件稽查所属期间变更审批表》质证时，三性均无异议，其对检查期限变更的程序合法性并无异议。该《税务稽查案件稽查所属期间变更审批表》证明，2014年7月23日答辩人对上诉人的原定稽查所属期间“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变更为“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现上诉人对此提出上诉质疑，显然前后矛盾。（二）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没有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由法定主体处理，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提交的金国税稽重审提字（2015）11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及《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金国税稽重审提字（2016）8801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足以证明，答辩人已报请当时的金华市国税局进行集体审理。由于相应审理记录及审理结果属于内部材料，存于答辩人副卷中，不便于公开，但答辩人已经按照重大税务案件报请金华市国税局集体审理，不容置疑。另外，上诉人向浙江省国税局复议的事实，也充分说明其明知答辩人已按重大税务事项审理，否则其应向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复议，且在复议及起诉时，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直到2017年12月22日《变更后的事实及理由》中才书面提出，对此，答辩人已于2017年12月27日进行了补充答辩，并指出相应证据存于已提交法庭的证据光盘中。（三）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未按《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完成检查，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5条的规定，答辩人查处税收违法案件时，存在不同部门不同程序的处理。关于答辩人检查超期限违反程序问题，答辩人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光盘中有该方面的反驳证据，由于上诉人是首次在上诉状中才提出，其在听证、复议及原审程序中对答辩人的检查期限并无异议，故答辩人未针对进行进一步的举证说明。答辩人原审提交的2015年6月24日编号005的《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时限审批表》可以证明经稽查局长批准，检查期限延长至2015年8月31日；该组证据中的《延长税收违法案件审理时限审批表》可以证明，答辩人检查部门已于2015年7月27日移交给案件审理部门，2015年8月7日经稽查局长批准延长至2015年9月10日的是审理期限。也即自2015年7月27日起，本案已进入审理阶段。之后，答辩人审理部门及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金华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期间，先后三次退回检查部门补正或补充调查，故2015年10月27日检查部门向上诉人告知违法事实，要求上诉人对稽查工作底稿发表意见，以及2016年1月28日通知上诉人进一步核对账簿资料、要求吴伟娟接受调查询问等，均符合《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41条、第48条的规定。二、答辩人作出的3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上诉人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毛线厂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713183054.9元，主要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从封存电脑中取得电子数据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依据，答辩人获取该电子数据，程序合法。（1）答辩人是依法调取电子设备有形载体中的“账”进行检查,而非上诉人所谓的“税收保全措施”。根据《征管法实施细则》第86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印发〈信息化管理企业税务稽查工作指南（试行）〉》（税总稽便函[2013]31号）的规定，答辩人在上诉人不配合的情况下，将财务账本数据有形载体的电脑主机调回税务机关检查，于法有据。（2）2014年4月3日，答辩人依法定程序通知上诉人，调取上诉人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到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经局长批准，该日检查人员要求上诉人打开电脑配合检查，采集电脑中的电子数据，但上诉人拒不配合。对此，2014年4月3日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证明、张元庭自我检查，2014年4月3日现场笔录两份均可证明。由于上诉人拒不配合检查，电脑无法打开，答辩人无法将电子数据复制到存储介质上，更无法对电子数据进行打印，为防止证据灭失，基于迫切性和必要性，答辩人只能依法调取对存有财务电子数据的两台电脑主机，一并封存于同一纸箱中，上诉人也对封存的纸箱盖章确认。因此，答辩人封存电脑主机方式调取财务账，于法有据，且事出有因，方式合理。（3）答辩人提交的（2014）浙金正证民字第2025号公证书的照片及录像反映，公证处工作人员从一个有上诉人盖章的密封纸箱中取出两台电脑主机，2014年5月19日，答辩人通过公证证据保全方式将2台封存的电脑主机送至上海鉴定机构委托司法鉴定，提取硬盘中的相关数据，该数据的取得方式并无任何不当，程序合法，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毛线厂染费收入的依据。2.鉴定机构从硬盘中获取的电子数据可以证明毛线厂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计染费收入708701839.5元。（1）硬盘中的电子数据是直接证据。电脑主机中的数据是上诉人自己制作的，直接证明了毛线厂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计染费收入金额就是708701839.5元（原一审中698701839.5元系笔误）。（2）毛线厂外调资料与其相互印证。原审中相关外调证据显示，与毛线厂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浦江新天地工艺品厂等十家企业，其往来明细与硬盘中获取的明细证据对应，尤其是金华亚泰斯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2006年-2012年的财务数据，以及浙江金华爱德织物有限公司2010年-2013年之间的财务数据，与硬盘中的电子数据丝毫不差。因此，完全可以确认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至于该两家公司已申报纳税额，可进一步印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由于答辩人在计算未缴增值税应纳税额收入时已扣除申报数，因此并不会影响少缴增值税金额的准确性。3.答辩人认定应计染费收入未扣除质量赔款，于法有据。（1）答辩人未能认定毛线厂质量赔款金额系上诉人不配合造成。答辩人提交法庭的《关于提供质赔客户名单及基本情况的通知》（金国税稽通[2015]01号）可以证明，答辩人要求上诉人于2015年4月7日之前提供毛线分厂关于质量赔款的情况说明（核算方式、赔款性质、主要组成内容等），以及毛线分厂关于质量赔款客户的基本情况（单位名称、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然而上诉人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的《关于金国税稽通[2015]01号的公司回复》中却称毛线分厂质量赔款“因时间长久每笔赔付的事实需要由经办人员或相应客户回忆确认，现无法提供详细的历史记录和客户名称等相应资料”。故答辩人无法认定毛线厂的质量赔款金额。（2）即使毛线厂的质量赔款金额可以认定，在认定上诉人少缴增值税金额时依法也不能从销售收入中扣除。由于本案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基于上诉人存在少缴增值税的违法事实，由于毛线厂质量赔款属于营业外支出，不属于毛线厂收入的范围，其赔偿金额与应缴所得税有关，而与应缴增值税无关，因此，质量赔款在计算毛线厂增值税应税收入时，并不能扣除。4.两台电脑数据中毛线厂2006年-2013年应计的染费收入总额708701839.50元是正确的。从两台电脑主机获取的电子数据打印附件可以看出，数据除了以“ZJE”（总金额）形式记载外，还有一小部分以“SRJE”（收入金额）的形式记载。根据原审证据八杨小红的询问调查笔录，可知两者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故“ZJE”统计得出的毛线厂2006年-2013年收入641118080.15元，还需加上“SRJE”（收入金额）67583759.35元，故毛线厂2006年-2013年应计的染费收入总额708701839.50元是准确的，也是正确的。5.答辩人调取上诉人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证等账簿资料，未超过法定期限，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4年4月3日检查时因上诉人阻挠检查，导致无法在现场填制调取账簿清单，之后多次与上诉人电话联系，要求其前往答辩人处接受询问并对调取账簿资料进行核对，但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并未在规定时间前往。答辩人提供的《关于接受税务稽查询问的通知》反映，直到2014年4月23日再次通知（送达）上诉人前往稽查局就涉税事宜接受询问，上诉人才授权工作人员张永旗前往进行资料清点，张永旗对答辩人2014年4月3日从上诉人生产经营场所检查中取得的装箱资料清点并确认无异议后，在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上签字并加盖上诉人公章。从2014年4月23日填制调取账簿清单起至归还所有账簿资料止，并未超出法定期限，程序合法。6.答辩人以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证认定2014年1月-2月应计染费收入4481215.4元，并无不当。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证是答辩人从上诉人处获取的，而且系上诉人自己制作的原始书证，上诉人在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该原始书证依法具有直接的证明力，无需通过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上诉人认为“被诉处罚决定以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账簿资料认定筒纱厂在上述期间应收染费价税合计53888555.48元，主要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取得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账簿资料，程序合法，具体理由如上所述，不再赘述。2.答辩人的相关证据与鉴定报告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筒纱厂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染费收入53888555.48元的事实。答辩人提供的筒纱厂的应收染费汇总表、应收染费明细表、业务加工报表、染色加工费、筒纱厂现金结报单、收款收据、产品月结表、材料月结表，这些原始书证足以证明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筒纱厂应收染费价税合计53888555.48元的事实。而且上述原始书证得出的其中2012年8月-12月价税合计13037714.40元及2013年1月至8月应收染费价税合计26144071.08元，与鉴定报告上筒纱厂2012年8月至12月及2013年1月至8月的数据完全一致。（三）上诉人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丝光棉厂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主要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取得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账簿资料，程序合法，具体理由如上所述，不再赘述。2.答辩人提交的查询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存款获批的证据，取得程序合法。答辩人提交的2015年9月2日《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可以证明，答辩人因检查需要，已申请对徐涌泉、张佳园等个人储蓄账户资金往来进行检查，2015年9月6日经金华市国税局局长批准同意，2015年9月7日答辩人分别向相关银行出具《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并送达。该组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查询徐涌泉等人银行存款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未提供查询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存款已获得金华市税务局局长批准的任何证据，应视为没有证据”的说法，不能成立。3.2014年1-2月丝光棉厂账簿资料未在证据目录中列明是因上诉人已自认，且证据已提交原审法院及上诉人。（1）2014年1-2月丝光棉厂的账簿资料答辩人在原审中已提交法庭，且已转交上诉人。（2）答辩人之所以未在证据目录中列明2014年1-2月丝光棉厂的账簿资料，是因为在上诉人于2017年2月28日在向浙江省国税局提交的《停止执行申请书》中自认“3号处罚决定关于……丝光棉厂2013年度及2014年1-2月份经营情况……的认定，具有相对完备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愿在复议机关纠正处罚决定后，依法、及时补缴相应税款”，也即对2014年1-2月份丝光棉厂的销售收入及应补缴的税款其并无异议，故答辩人未在举证目录中列明。4.答辩人认定丝光棉厂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证据充分。答辩人提交的2010年《应收付账款明细表》、2011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笔记本复印件、2011年1月至12月23日《丝光棉厂收款》、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已收款》、外调资料、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应收款》，以及2013年《恒昌丝光棉厂应收账款明细账（手工账）》、2013年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应收账款明细表》、2013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复印件（笔记本）、丝光棉厂外调资料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2010年至2014年2月丝光棉厂账外销售涤纶线等产品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且其中2013年30797003.53元与鉴定报告中2013年的电子数据完全一致。另外，其在给浙江省国税局的《停止执行申请书》中已自认处罚决定对丝光棉厂2013年及2014年1-2月份的经营情况的认定具有相对完备的证据材料，愿意补缴税款。故答辩人的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充分的，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上诉人认为“被诉处罚决定以2010年账簿资料、2014年账簿资料认定上诉人热水、煤渣、废线等账外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主要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取得2010年、2014年账簿资料，程序均合法理由同上，对此不再赘述。2.答辩人相应证据也可直接证明账外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答辩人提交的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单是书证，可以直接证明2010年、2014年2月原告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取得现金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3.上诉人对处罚决定中关于2010年及2014年2月上诉人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收入认定，在复议期间向浙江省国税局提交的《停止执行申请书》上已自认：“2010年及2014年2月公司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收入情况的认定，具有相对完备的证据材料，愿意在复议后依法及时补缴相应税款”。由此可见，其对处罚决定上该部分收入的认定并无异议，足以认定。综上所述，答辩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省国税局答辩称，一、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具体理由与金华税务稽查局二审答辩状中理由相同，此处不予重复。二、我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不服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的3号处罚决定，于2017年3月2日向我局提起税务行政复议。经审查，我局认为需要补正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及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联系电话、《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于2017年3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浙国税复补字〔2017〕1号）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邮寄送达，上诉人于2017年3月6日签收。上诉人补正材料后，我局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受理复议通知书》（浙国税复受〔2017〕1号），决定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3月2日）起予以受理，当日直接送达并由上诉人代理律师签收。同日，我局向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浙国税复提答〔2017〕1号）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邮寄送达，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于2017年3月10日签收并于3月16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金国税复答〔2017〕1号）、相关证据以及证据材料清单。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代理律师递交《关于依法采取听证方式审理复议案件的紧急申请》。我局认为该复议案件案情重大、复杂，争议焦点较多，上诉人也多次要求采用听证的方式予以审理，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浙国税复听字〔2017〕1号），决定于2017年5月5日下午举行听证，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上诉人和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听证中，双方围绕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及证明力大小、年度销售金额汇总表是否能够作为定案证据、外调证据的证明力以及纳税主体是否适格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辩论和总结陈述。因案情复杂，经批准，我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浙国税复延字〔2017〕1号），延长30日行政复议期限，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上诉人和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我局经审理认为，金华税务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故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3号处罚决定。2017年5月31日，我局作出1号复议决定，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上诉人和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经EMS快递查询，上诉人于2017年6月5日签收，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同日签收。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6号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应当对上诉人恒昌浦江印染公司追缴增值税税款42477834.82元并加收相应的滞纳金。上诉人对该6号税务处理决定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在税务机关所作纳税决定已经生效，且不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情况下，上诉人对纳税决定中认定的少缴增值税税额提出异议并据此主张3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3号处罚决定，对上诉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处以少缴税款80%的罚款，与其少缴增值税的数额、违法情节等相符，并无不当。 关于行政程序。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含光盘4张，上诉人亦已通过证据交换取得。根据在案证据所示，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收到涉案税务违法案件线索后，经选案、检查、审理及报请金华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向上诉人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根据上诉人的申请组织听证后，再次将案件报请金华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并据此作出3号处罚决定，不存在怠于履行调查处理职责的情形。被上诉人省国税局受理上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1号复议决定，行政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被上诉人金华税务稽查局作出3号处罚决定，具备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省国税局作出1号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