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阿候巫哈，男，1983年7月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甘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果热举莫，女，1979年5月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甘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甘洛县阿嘎乡乃巫村。 法定代表人：贾家银，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华，男，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浩，重庆双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甘洛县石海乡春禾村。 法定代表人：**平，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荣跃，男，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康，四川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洛县吉日波水电站，住所地：四川省甘洛县石海乡。 法定代表人：钟明斌，系该电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男，电站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国，男，厂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因与上诉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棚公司）、上诉人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禾公司）、被上诉人甘洛县吉日波水电站（以下简称吉日波电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甘洛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5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阿候巫哈及其与申果热举莫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上诉人工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华、陶浩，上诉人春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荣跃、罗康，被上诉人吉日波电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郑永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569598.35元，由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酌情认定上诉人为寻找小某1尸体支出的交通、食宿费20000.00元，系认定事实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事故发生过后，上诉人为寻找女儿组织了大量人员在长达上百公里的河道寻找23天，必然会产生大量费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租车的收条和相关车辆的行驶证，还提供了为解决人员伙食问题购买猪、牛的收条及售卖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费用具有合理性，且符合彝族风俗习惯。上诉人已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三被上诉人虽反驳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小某1家庭住房因2018年8月22日遭受水灾被冲毁，全家在农村无房可住，举家搬迁至甘洛县租房居住。该事实有户籍地的基层政府出具证明证实，且从全家搬家至事故发生之日刚好满一年。三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应提交证据反驳。小某1生前为在校学生，无论城镇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都享受义务教育，在生活上都享受统一标准的营养套餐。小某1作为在校学生同城镇学生在学习和生活标准上不存在任何差别，赔偿标准应适用城镇标准。（2019）川34民终703号有类似判例。2.三被上诉人应对小某1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小某1及二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工棚公司在泄洪过程中未按相关规程操作即开始开闸泄洪且未通知下游相关电站，春禾公司所属电站在泄洪过程中也未按相关操作规程，导致河水暴涨，且未在其下游河段设置警示标志。上述两个公司的行为均存在过错，是导致小某1死亡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吉日波电站也存在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对小某1的死亡存在过错。根据《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之规定“水库、水电站要加强库区和上下游之间的协调沟通，建立统一的防洪度汛调度机制，有效防范水淹厂房（值班房）等事故发生，确保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水电站上下游之间有协调沟通的法定义务，不因水电站取水口有别而豁免其在汛情危急时通知下游电站的义务。因此，吉日波电站因未及时通知下游的春禾公司所属电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小某1及二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不应承担责任。首先，小某1在河边洗头无任何违法情形，二上诉人在这一过程中也无任何违法行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被侵权人只有在对损害的发生也具有过错，且过错是构成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之一，才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小某1在河边洗头并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也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作为小某1的法定代理人未尽到监护职责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过度扩大二上诉人作为法定代理人的监护职责，忽视了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系三被上诉人违反相关操作规程和法定义务所致，判决二上诉人承担10%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2019）川34民终703号判决中对此也有相同的认定。 工棚公司辩称，1.关于寻找小某1尸体支出费用的问题。按照举证规则，阿候巫哈一方应当对支出费用尽到充分举证责任。但其没有尽到举证义务，举出的证据多为复印件，且相互矛盾，其主张的开支标准系凭空捏造。从证据能否证明的角度，寻找小某1尸体的花销金额得不到任何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不能成为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尽管如此，一审法院尽可能做到了以人为本的关怀，考虑到寻找尸体必然有花销的客观事实，予以酌情支持。2.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阿候巫哈一方主张适用城镇标准，至少要证明其已经连续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但本案不具备该两个条件。从居住地点来看，阿候巫哈一方居住在新市，属于乡镇所辖范围，不是甘洛县城。小某1生前就读的波波乡挖古井小学是村小。小某1死亡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其居住证明上明确记载搬家至新市坝镇租房的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尚未满一年，并未构成经常居住地。并无工作单位或其他任何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家的收入来源是城镇。（2019）川34民终703号判决与本案无关。3.关于阿候巫哈一方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损害责任的问题。答辩人在提交的上诉状中按照直接因果的法则，已经陈述过的理由不再重复。答辩人认为除了春禾公司之外的其他所有水电站对本案事故都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责任。答辩人的瓦古脚水电站大坝在2019年8月22日泄洪之前的真实蓄水位是海拔1615.2米。而瓦古脚水电站大坝的最高蓄水水位是海拔1616米，故大坝当时必须开闸泄洪。无论上报防洪办还是通知下游水电站的形式是否规范，都必须开闸泄洪，否则大坝本身就有危险，绝对不可能上报或者通知后还要等上2、3小时才能泄洪，甚至必须要等到下游水电站回复说收到通知后才能开闸泄洪。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洪水是自然力量形成的灾害，不是答辩人造成的，让不具备防洪功能的径流式水电站承担下游十多公里外且已经经过数个水电站后的洪水淹死人的法律责任，答辩人断然不能接受。强人所难，不是法律精神。阿候巫哈一方提出死者下河洗澡洗头不违法故不承担责任的说法，答辩人不认同。死者一家常年居住在甘洛河边，在本次事故前一年的2018年8月，其全家因甘洛河洪水冲垮房屋才搬家租房居住。故死者一家对甘洛河及可能出现的洪水具有危险性应非常清楚。即便甘洛河没有水电站，下河洗头洗澡的危险性是正常人应当具备的基本常识。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作为死者的监护人，阿候巫哈一方有义务教育并监督子女的行为，保护子女安全，但其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事故的发生应考虑事故形成的多种因果关系，而不是以违法作为判决事故成因的唯一因素。法律没有规定不违法就不承担赔偿责任。下河洗澡洗头虽不违法，但却是构成事故成因的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害人有过错即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春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寻找尸体的费用认定并无不当。是否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一审法院已查明死者的居住及学习情况，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费用。阿候巫哈一方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应承担责任。 工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遗漏了涉及“补充责任”的相关重要事实没有进行调查,漏列了被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2019年8月22日当日下河洗澡的一共是四个人,除了死者小某1以外,还有另外三名同伴,分别是小某2、阿某、申某。无论是否涉及水电站侵权,即使四人处于没有水电站的河流,下河洗澡的行为本身即可能危害生命安全。当时倡议并组织下河洗澡的组织者,也应当对死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四人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故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当依法追加小某2、阿某、申某及三位的监护人为共同被告,待查明组织者等相关事实后再确定补充责任的承担问题。二、确定侵权赔偿的因果法则是“直接因果关系”,而不是“全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将“直接因果”和“间接因果”全部作为认定侵害事实发生的原因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水电站运作的基本原理。除了水电站运作的基本原理之外,还应当注意到甘洛河的基本情况,甘洛河全长82公里,最终汇入尼日河,尼日河最终汇入大渡河,大渡河最终汇入岷江,岷江最终汇入长江。从“全部因果”关系来看,甘洛河水量的任何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长江的水量大小。如果长江涨大水淹死了人,与甘洛河的水电站开闸发水之间有客观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在法律上,由于不是近因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任何一个人因长江涨大水被淹死都无法追究甘洛河上任何一家水电站的法律责任。本案之所以不要求追加春禾尾水电站的上游其他最少6家水电站(甘洛河支流还有其他水电站未完全统计)为本案的被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侵权法律关系上,除了春禾尾水电站外,小某1的死亡根本无法与其他任何水电站成立“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理由为：1.向县防洪办报告不规范;2.未按照县防洪办要求执行;3.对下游电站只进行了微信通知,而没有电话通知并取得回复;4.工棚公司水电站有库容,有一定防洪能力,而春禾公司的水电站没有库容,只能被动泄洪。但该四条理由无一条与小某1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假设上诉人当天完全按照一审法院认为的泄洪规范进行泄洪,甚至假设在甘洛河上根本没有上诉人的三个水电站存在,在本案其他案情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小某1的死亡同样会发生。春禾公司自己都不通知自己公司下游的春禾尾水电站,泄洪开闸不拉警报,不在减脱水河段设立警示标识,也不做其他安全预防工作，是小某1死亡的直接原因。上诉人与小某1的死亡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只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四点理由均不成立：1.一审判决书第31页最后一行明确了吉日波电站无责任的原因之一包括“洪水流量未达到需要向县防洪办上报汛情的要求”,吉日波电站位于上诉人和春禾公司中间,既然当时的洪水没有达到需要向县防洪办上报的标准,上诉人与吉日波电站同样无责。2.应急管理局对本次事故的调查结论是上诉人操作符合规范,并无责任。人民法院有资格作出裁判认定的事务仅限于法律问题,就其他非法律方面的水利工程和防洪防汛的专业性问题不具备认定资质。3.并无相应规范要求通知下游水电站必须通过电话并取得对方回复。上诉人以微信群进行通知符合川安委（2013）36号文件规定的形式。4.春禾公司的两个水电站是否有库容,应当以水电站原始设计和竣工的建设资料作为判断依据,而不是用肉眼看照片判断。一审阶段,法院责令春禾公司提交关于水电站的建设资料,但春禾公司拒绝提交,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明,春禾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便春禾公司的水电站是零库容，也未接到泄洪通知，在发现洪水后需要被动泄洪，开闸泄洪必须先拉响警报。上诉人的案涉两个水电站均不具备防洪功能，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水电站具有一定防洪功能错误。川安委（2013）36号文件要求提前2至3小时通知相关部门，但该规定不能执行于上诉人不具备防洪功能的“径流式水电站”。三、小某1的死亡与春和公司泄洪不按规范操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春禾公司没有取得电力部门的发电许可，属于违法经营。本案发生事故的春禾尾水电站的上一级水电站是春禾公司自己的春禾水电站，按两个电站的间距和当天洪水的流速，从春禾水电站开闸洪水到春禾尾水电站大约需30分钟，春禾公司的水电站开闸泄洪却不通知自己的下游水电站，应当承担责任。春禾公司在其春禾尾水电站的安全事故责任区域内没有设立警示标志，没有安排巡逻人员，开闸泄洪没有拉响警报，是导致小某1死亡的直接原因。四、上诉人对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无责任。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水坝工作原理，错误认定同样有拦河坝的上诉人和春禾公司对小某1的死亡承担共同侵权的同等责任。上诉人的水电站在事故当天已经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了报备义务。从四川省水情信息平台官网查询的信息得知，8月21日至22日的雨量较大，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小雨，上诉人并非人为制造洪峰，而是正常泄洪。五、小某1从小生活在甘洛河边，对河道安全具备基本常识，且事发时小某1已年满14周岁，能判断到水电站的河道洗澡的危险性。小某1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一审法院未分别对小某1和其监护人的过错责任进行认定，由其承担20%责任比例更为公平合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证据材料副本，庭审结束后非法拒绝上诉人对庭审笔录和证据进行拍照，诉讼程序半公开半透明，导致上诉人书写上诉状缺乏完整的一审材料供查阅。二审庭审中，工棚公司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并补充上诉理由：1.四个游泳的小孩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当天发现水流很大，说明春禾公司已经开闸泄洪而不是突然开闸。2.小某1的死亡原因和时间不清楚，是否死于溺水不清楚。3.小某1是游泳的组织者。4.上诉人并未承认过对小某1的死亡存在过错，上诉人对小某1的死亡具有间接因果关系，但侵权责任法规定不应追究间接因果关系的责任。 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辩称，1.上诉人认为一审漏列被告不能成立，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来看，小某1等四人到河边洗澡，并无任何人邀约、组织，事故并非发生在洗澡过程中，而是小某1在河边洗头时发生事故，不存在补充责任的主体。2.小某1的死亡系多因一果的共同侵权案件，造成该损害后果的原因是上诉人、春禾公司、吉日波电站不规范泄洪以及通知、警示不作为造成。认可上诉人关于春禾公司对小某1的死亡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上诉人也对小某1的死亡具有责任。其所属的电站未按操作规范泄洪且先斩后奏，向县防洪办报告不及时、不规范，未按防洪办指示通知下游电站。上诉人及春禾公司、吉日波电站非常清楚甘洛河流域河道的情况，上游泄洪的作用力会直接影响下游的电站，影响范围达数十公里，春禾公司仓促泄洪正是上诉人公司过错行为所致。因上诉人公司不规范泄洪、不及时报告、未采用合理的方式通知下游电站，加之春禾公司和吉日波电站的过错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3.小某1及其监护人在本案中不应担责。小某1的洗头行为并不违法，对损害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过度扩大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而忽视、减轻侵权人的过错责任。二审庭审中，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补充答辩意见：公安机关对四个小孩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洗澡上岸后水位都没有明显变化，只有一个小孩可能说了水比较大，其余几人都未提到。小某1在岸边洗头因上游泄洪突然被冲走是公安机关调查后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小某1死因不明明显不当。游泳没有组织者，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未提到由谁组织邀约游泳，上诉人认为有组织邀约者应承担举证责任。洪水进入上诉人的电站之前属于不可抗的，但进入上诉人电站后就不具备不可抗性。鉴于甘洛河流域两岸地势狭窄，上游对下游具有直接影响力，不能因为上游距事发现场远就认为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在通知方面存在过错。 春禾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事实不能成立。案发当天是晴天，河水上涨是因上诉人的瓦古脚电站泄洪，准确表述应为泄洪冲沙，瓦古脚电站在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是泄洪冲沙，与开闸泄洪性质不同，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是上诉人的瓦古脚电站泄洪冲沙导致答辩人无法及时调整。答辩人的两个电站都是径流式电站，没有库容只能被动泄洪。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对主张答辩人为非法经营承担举证责任。本次事故是上诉人未按照相关规程泄洪冲沙导致河水突然上涨。上诉人称因河水上涨必须被动泄洪不是事实，事发头天晚上虽下雨但白天并未下雨，上诉人对其开闸泄洪的操作无记录，对雨量和流量的陈述也没有记录，均无证据。答辩人达到一定警戒线必须开闸泄洪，才导致小某1来不及躲避。 春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比例过高。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了本次事故是由于工棚公司严重违反泄洪操作规范造成的，因此，工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二、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承担责任的比例过低。小某1系未成年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作为小某1的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监管义务，系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一审判决认定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承担10%责任，比例过低。二审庭审中，春禾公司补偿上诉理由：工棚公司的瓦古脚电站不是泄洪而是泄洪冲沙，工棚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 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辩称，1.一审判决关于工棚公司和春禾公司过错行为认定并无不当。两家公司对损害的发生都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吉日波电站对损害后果也有过错，三个主体共同对小某1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2.小某1及其监护人不应担责。 工棚公司辩称，对阿候巫哈一方应当分担的责任问题，在上诉状中已详细陈述。对春禾公司认为答辩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1.春禾公司辩称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对于答辩人同样适用。春禾公司主张答辩人是事发地最上游与事实不符，答辩人的上游还有其他水电站。洪水是自然现象，答辩人在没有接到上游水电站通知的情况下，按规程报备并通知了下游电站才开闸泄洪。2.本案依据答辩人上报防洪办是否规范对答辩人进行规则无道理。根本不存在通知防洪办1个小时前就已经泄洪的情况。3.根据川安委（2013）36号《关于加强水电站泄洪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答辩人的瓦古脚水电站比阿呷水电站先通知防洪办，并不存在不规范的问题。4.答辩人报防洪办后，防洪办要求按照“常规泄洪程序”执行，即按照答辩人给水务局备案的《水库调度运行规程》执行。且防洪办的指示不属于行政指令，不约束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以答辩人是否完成防洪办的指示判断答辩人对事故存在过错。5.无论电站库容多少，答辩人的阿呷电站和瓦古脚电站从电站设计时就是不具备防洪功能和调节功能的径流式电站。从实际情况考虑，任何时候，只要洪水到来，这两个电站只能立刻开闸泄洪，否则大坝有危险。洪水到来之前的实际库容数据时真实可查的。在洪水到来前一天，答辩人的这两个电站的水接近爆满。故以水坝设计库容指责答辩人没有做到先通知防洪办2、3小时后提闸、也没有通知下游并收到回复就提闸毫无道理。6.春禾公司将“没有通知”作为推卸责任的主要理由不成立。春禾公司一级电站大坝到二级电站大坝大约有3、4公里，即使春禾公司没有接到洪水到来的通知，但洪水经过他们公司的一级电站大坝时，一级电站大坝却没有通知自己的二级电站大坝，导致二级电站大坝被迫紧急提闸泄洪，责任在自身。答辩人是否通知春禾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不产生影响。春禾公司的二级水电站大坝没有发电资质，长期非法经营，不设置警示标识、泄洪不拉警报、日常操作不规范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春禾公司的非法经营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请人民法院将本案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提请公安机关对春禾公司立案侦查。二审庭审中，工棚公司补偿答辩意见：答辩人的电站泄洪是否规范与小某1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只要春禾公司规范泄洪，也不会发生本案事故。即便答辩人规范泄洪，春禾公司不规范泄洪也会发生本案事故。本案是因为春禾公司泄洪不规范导致的事故，不存在其他原因。 吉日波电站针对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工棚公司、春禾公司的上诉，综合辩称，一、工棚公司和春禾公司先后开闸泄洪，按照相关规范，开闸泄洪前应当由泄洪电站通知下游各方。没有任何法律和规范要求不是答辩人开展泄洪，而答辩人负有通知义务。二、工棚公司所属瓦古脚电站在开闸泄洪前，在内有答辩人及答辩人上下游电站的“甘洛河防洪流域群”中发布了泄洪预警信息，答辩人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他电站进一步通知。三、事发当天上游最大流量只有每秒70立方米，答辩人于2019年向甘洛县防洪办提交的应急预案明确规定，流量超过412立方米每秒才需向县防洪办报告，事发当天实际流量远未达到需要报告的标准，不存在未履行报告义务的问题。四、工棚公司民事上诉状第5页第1点理由不成立。根据答辩人2019年提交给县防洪办的应急预案规定，流经答辩人水电站的洪水流量超过412立方米每秒时需向县防洪办报告，而当日流量远未达到这个标准，不存在过错。按照规范，工棚公司开闸放水属于必须向县防洪办报告的事项。两种事项的性质完全不同。综上，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为：1.请求三被告连带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06679.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2日上午，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之女小某1与小某2、阿某、申某四人在甘洛河普昌镇河段上游案涉三被告所属电站最下游的春禾公司所属春禾尾水电站大坝下方约300米处河坝洗澡。其余三人上岸后小某1继续在岸边洗头时，因上游工棚公司所属的阿呷电站、瓦古脚电站、春禾公司所属的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开闸放水，导致河水突然暴涨，小某1被河水冲走。事发后，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组织亲属寻找小某1，2019年9月14日在甘洛河下游的大渡河乐山市金口河区河段当地人员发现一具女尸，甘洛县公安局通知二原告做DNA比对，确认系本案死者小某1。事发当天，三被告所属电站上游甘洛河流域涉及的甘洛辖区各乡镇自上而下降雨量为：阿嘎乡2时-12时雨量为9.6mm（9-11时雨量为0）、吉米镇3时-5时雨量为1.6mm、波波乡5-8时雨量为7.6mm、石海乡4-8时雨量为3.3mm，均为小雨。被告工棚公司电话记录显示：“6:20分腾达闸首（即阿呷电站）上游已涨水，冲沙闸门开度增加30cm”，“7:00分告知瓦古脚运行，上游已涨水”，“8:00分瓦古脚运行询问水情，闸门开度30cm”；县防洪办值班电话记录显示，7：22分瓦古脚电站向县防洪办报告上游阿呷电站泄洪，流量为50m3/s，7:26分，位于瓦古脚电站上游的阿呷电站向县防洪办报告大坝泄洪，流量为70m3/s。其中，7：22分瓦古脚电站向县防洪办报告过程中，防洪办值班人员要求其“按常规泄洪程序执行，并通知下游沿岸老百姓、企业、施工单位等”。工棚公司电话通知了其电站下游至吉日波电站厂房上游的村组，并拉响了警报但未电话告知位于其下游的被告吉日波电站、春禾公司二电站。8:29分工棚公司瓦古脚电站闸守王某在本案中三被告公司均有工作人员加入的“甘洛河防洪流域群”中发布“上游已涨水，请下游电站注意！”的信息，8:41分被告吉日波电站员工冷宪回复“吉日波收到谢谢”，未有其他群成员回复信息。被告春禾公司所属的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在未上报县防洪办，也未通知下游沿河村组及群众电站泄洪的情况下，之后也相继开闸泄洪。在事发地，即春禾尾水电站下游河道未见警示标志，也无证据显示其在泄洪前通知过下游村组、拉响过警报。 另查明，本案中三被告各自所属电站位置按所在河流即甘洛河走向至上而下依次为：工棚公司所属工棚电站、阿呷电站、瓦古脚电站，吉日波电站，春禾公司所属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上述各电站进水口取水坝情况为：工棚电站、吉日波电站为溢流坝，即不具有可开启闸门；阿呷电站、瓦古脚电站、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均为混凝土重力拦河坝取水，其中，阿呷电站库容为28万m3、瓦古脚电站库容为8万m3，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设计为无调节库容，工棚电站、吉日波电站为溢流坝取水口无库容。事发河流上游及支流上还建有其他电站，但经一审法院在庭前于2019年11月14日组织原、被告质证时，告知各方是否申请追加其他电站为本案被告后，原、被告各方均未申请追加，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 又查明，死者小某1出生于2005年3月7日，户籍所在地为甘洛县附1号，父母户籍为同村村民，其事发前就读于甘洛县波波乡挖古井小学（村完小），非寄宿制学生，为通校生，2019年7月从该校小学毕业。其户籍所在村与该小学隔河相对，距离约350米，该校距甘洛县县城约20公里，无公交车线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责任承担问题；2.关于小某1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问题；3.关于原告主张的为寻找小某1尸体而支出的包车费、人工费等共计164500.00元的认定问题。 1.关于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本案中，位于事发地最上游的被告工棚公司所属的阿呷电站、瓦古脚电站开闸放水过程中，位于最下游的瓦古脚电站于7：22分向县防洪办报告因上游阿呷电站泄洪，瓦古脚电站要开闸泄洪，流量50m3/s，而位于其上游的阿呷电站于7:26分才向甘洛县防洪办报告准备开闸泄洪，流量为70m3/s，但被告工棚公司电话记录中，“6:20分腾达闸首（即阿呷电站）上游已涨水，冲沙闸门开度增加30cm”的记录表述中可见，其在上报县防洪办准备开闸泄洪前1个多小时就已经开闸泄洪，且其处于上游而向县防洪办上报的时间却晚于位于下游的瓦古脚电站，其行为不符合泄洪操作规范，存在过错。瓦古脚电站虽然在上报防洪办后，在泄洪前电话通知了其电站下游至吉日波电站厂房上游的乡村，并拉响了警报，并在“甘洛河防洪流域群”中发布“上游已涨水，请下游电站注意”的信息，但在未收到下游的春禾公司电站明确回复的情况下，未按在电话上报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县防洪办时，防洪办值班人员明确指示的“按常规泄洪程序执行，并通知下游沿岸老百姓、企业、施工单位等”的要求执行，未有效通知位于其下游筑有拦河取水坝的被告春禾公司所属的二电站。且工棚公司《电话记录单》中显示，在2019年8月20日泄洪过程中，其在通知县防洪办一分钟后即电话通知春禾电站闸首库区泄洪，但在此次泄洪过程中在接到县防洪办明确指示后未按要求执行，明显存在过错。而阿呷电站在其已经开闸泄洪1个多小时后才报告县防洪办准备开闸泄洪，亦违反规定，故被告工棚公司二电站的行为存在过错。 其次，被告工棚公司所属的阿呷电站库容为28万立方米、瓦古脚电站库容为8万立方米，而春禾电站、春禾尾水电站无调节库容，仅筑有低闸坝而存在较小坝前水池，无洪水拦蓄能力，其作为位于同一条河流上，且相距仅10余公里的同流域电站，应当知道下游两电站的这一情况。其在没有告知下游春禾公司电站的情况下，开闸泄洪，虽安全通过其减水河段，但势必造成下游无调节库容的被告春禾公司二电站在当天上午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反应不及，为确保其大坝安全也开闸泄洪，故被告工棚公司的这一行为亦存在过错。 再次，被告春禾公司所属的二电站，虽在被告工棚公司电站未通知的情况下开闸泄洪，造成其也相继开闸泄洪，但其公司所属的电站系同处于甘洛河上的上下游关系，其上游春禾电站闸守应首先发现洪水的到来，而春禾尾水电站拦河大坝即设在春禾电站厂区，春禾电站也未通知位于其下游的春禾尾水电站，且二电站在泄洪前均未报告县防洪办，未通知下游村组、未拉响泄洪警报，其行为不符合泄洪操作规范，存在过错。而事发地位于春禾尾水电站大坝下游仅300米左右，沿河两岸未设置警示标志，亦不符合相关要求，亦存在过错。另，被告吉日波电站取水口系无可开启闸门的溢流坝取水口，对流经该河段河流水量无法进行人工调节控制，无法改变过水流量，亦无可开启闸门造成人为洪峰，且事发当天天气晴好，洪水流量也未达到应向县防洪办上报汛情的要求，其不存在过错，且与小某1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故对小某1的死亡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工棚公司所属二电站，在泄洪过程中未按相关规程操作即开始开闸泄洪，且未通知下游被告春禾公司所属电站，造成下游无调节库容的被告春禾公司二电站也相继开闸泄洪。而被告春禾公司所属电站，在泄洪过程中也未按相关规程操作，导致河水暴涨，且在其下游河段未设置警示标志。二被告的行为均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与小某1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告工棚公司、被告春禾公司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另，本案中，小某1系未成年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以及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二原告作为小某1的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监管义务，系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死者小某1发生事故前已年满14周岁，应该能够预见到下河洗澡的危险性而为之，也系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工棚公司承担45%的责任、被告春禾公司承担45%的责任、二原告自行承担10%的责任较为适宜。 2.关于小某1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小某1身份信息显示系农村居民，生前也就读于其户籍所在村辖区小学，其父母也均为同村村民，原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不能证明已经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其作为农村居民，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城镇居民的计算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3.关于原告主张的为寻找小某1尸体而支出的包车费、人工费等共计164500.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二原告作为小某1的父母，其在事发后，寻找其女儿尸体的行为，系正常而为之，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支出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酌情认定二原告为寻找小某1尸体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为20000.00元。 本案中，因小某1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3331.00元×20年＝266620.00元；2.丧葬费64717.00元/年÷12个月×6个月＝32358.50元；3.寻找尸体的支出，酌定20000.00元；以上合计：318978.50元，由被告工棚公司、被告春禾公司分别承担45%，即318978.50元×45%＝143540.33元，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工棚公司、春禾公司共应支付二原告赔偿金337080.65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支付赔偿金168540.33元，合计337080.65，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33.00元，由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负担3162.00元，由被告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各自负担936.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提交以下证据：甘洛县吉米镇人民政府和瓦古觉村村民委员会联合出具的证明一份、光盘一张、照片二张，拟证明：阿候巫哈在户籍所在地的房屋于2018年8月22日受灾后不具备居住条件，房屋受灾后一直在甘洛县城租房居住，收入来源于务工，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本院组织质证，工棚公司质证意见：对照片和光盘载明的视频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明的受灾情况与本案是否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没有关联性；对村委会加盖公章的证明不予认可，据了解该房屋现在仍有人居住。春禾公司质证意见：光盘和照片不是新证据，证明与阿候巫哈一方一审提交证据载明的出具证明的单位不相符，小某1生前就读于波波乡挖古井小学，主张的经常居住地距离小某1的学校有20公里。吉日波电站的质证意见与工棚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工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凉山州发改委分别针对阿呷电站和瓦古脚电站的立项文件各一份，拟证明：工棚公司下属的阿呷电站和瓦古脚电站从工程项目立项时即确定为不具备防洪功能的径流式电站；2.阿呷电站和瓦古脚电站完工后的鉴定书各一份，拟证明：阿呷电站最高蓄水位是1830.90米，瓦古脚电站最高蓄水位是1616米，瓦古脚电站的鉴定书中特别注明该电站不具备防洪功能；3.四川省电网水情数据上报系统拍摄图片，拟证明：结合证据2，阿呷（腾达）电站的平均蓄水位大约在1828米左右，而瓦古脚电站的平均蓄水位大约在1615米左右，两个电站常年蓄水基本处于接近满库的状态，在面临突然到来的洪水时，无论是否规范通知防洪办和下游，都必须立刻开闸泄洪，否则一旦超过最高蓄水位，大坝就会垮塌。春禾公司质证意见：不属于新证据，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工棚公司所述的阿呷电站和瓦古脚电站具有防洪功能，认定是工棚公司的代理人自认电站有库容，一审查明了两个电站的库容，水情上报的电子数据无法保证完整性和真实性，提交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本院组织质证，阿候巫哈质证意见：同意春禾公司的质证意见。工棚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法庭到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工棚公司两个电站均有库容，证据是相互印证的符合客观事实，无论是否具有防洪功能都不能免除工棚公司通知下游的义务，既然有库容并开闸泄洪，工棚公司就有义务保障危险不发生。吉日波没有质证意见。 对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工棚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春禾公司、吉日波电站在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工棚公司下属的阿呷（腾达）水电站和瓦古脚水电站的水库调度运用方案中对泄洪、冲砂报告（通知）单位均规定为“向公司防汛领导小组办公室、中控室报告……同时通知下一级电站水工值班人员”。工棚公司办公室主任高某在回答公安机关询问电站放水操作过程时陈述“2019年8月22日早上6点20分阿呷电站闸首张某打电话给瓦古脚电站闸首王某报上游来水量大要做泄洪准备，接报后王某又给瓦古脚电站中控室值班人员刘某通报，刘某接报后报告瓦古脚电站站长李远华，接下来李远华就按照泄洪流程安排泄洪”，工棚公司员工王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瓦古脚电站于事发当天早上7点40分开闸放水。二审庭审中，工棚公司、春禾公司、吉日波电站均认可哪个公司进行泄洪则由该公司负责通知位于其下游的电站泄洪情况。还查明：春禾公司下属春禾水电站大坝到春禾尾水电站大坝河道长度为3.5km。小某1被水冲走的地方位于春禾公司下属的春禾尾水电站大坝至春禾尾水电站厂房之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小某1的死亡原因是什么，一审判决对本案的责任认定及划分是否正确？2.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3.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主张的为寻找小某1尸体所支出的费用合计164500.00元是否应支持？4.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及甘洛县应急管理局对小某1下落不明信访事项的调查处理相关情况，能够确认小某1系在春禾尾水电站大坝到春禾尾水电站厂房之间的河边洗头时，因河水暴涨被冲走后下落不明。虽然小某1尸体被发现时距离事故发生已有二十余日，但从期间小某1的亲属曾多次找到工棚公司、吉日波电站、春禾公司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能够确定小某1系被河水冲走后溺水身亡。工棚公司上诉称小某1的死亡原因并不清楚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小某1系因河水暴涨被冲走后身亡，而河水暴涨的原因是位于事发地上游的工棚公司所属电站泄洪后，导致位于其下游的春禾公司所属电站也必然开闸放水。事发当天，工棚公司员工于6时20分发现上游涨水，并通知公司下一级电站做好泄洪准备，接报人员又向电站中控室进行了通报，按照工棚公司提交的阿呷（腾达）水电站和瓦古脚水电站的水库调度运用方案的相关规定，泄洪时报告中控室的同时，则应通知下一级电站水工值班人员。但工棚公司员工事发当天8时29分才在本案三家公司均有工作人员加入的“甘洛防洪流域群”微信群中发布“上游已涨水，请下游电站注意！”的信息，未达到在其报告中控室的同时通知下级电站的时间要求。该通知行为也发生在工棚公司电站开闸泄洪之后，不符合甘洛县防洪办事发当天7时22分接到报告后对其作出的“按常规泄洪程序执行，并通知下游沿岸老百姓、企业、施工单位等”的泄洪要求，且工棚公司以微信群发布信息形式通知下游电站并未达到有效通知的标准，并不能当然明确地让下游电站知悉该信息。工棚公司上诉称并无相应规范要求必须以电话的形式来通知下游电站并取得对方回复，但工棚公司位于事发地最上游，应当清楚其泄洪必然导致同一河道下游的电站也开闸泄洪，会造成防汛压力且影响较大，故通知下游电站的方式应以充分、有效为限，能确保下游电站及时知悉泄洪事宜，此为履行通知义务的基本注意要求，即便无相关规范明确要求通知的形式，工棚公司也应充分、有效履行其应尽的通知义务。因此，无论工棚公司电站的库容和运作模式如何，工棚公司在泄洪时未以及时有效能确保下游电站知悉的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其存在一定过错。 另一方面，本案事发地位于春禾公司下属电站范围内，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春禾公司在事发地河道未设置警示标志，事发时正处雨季防汛期，春禾公司本应对其辖区河道做好安全巡护工作，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但小某1等人在电站辖区内河道洗澡，春禾公司却未有人员加以制止，故春禾公司未尽到川安委〔2013〕36号《关于加强水电站泄洪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水电站业主要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摸清水电站泄洪影响河段的基本情况，完善泄洪影响范围内的安全防护设施、报警及广播通信设施和警示标志标识等”要求的管理和防护职责。且春禾公司下属电站在开闸放水时未拉响警报、未通知下游村组进行避险，导致身处河边的小某1来不及避让暴涨的河水而被冲走。因此，春禾公司对小某1的死亡存在过错。 对于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上诉主张吉日波电站也存在过错的问题，因吉日波电站位于工棚公司和春禾公司之间，并非事发当天的泄洪单位，吉日波电站并没有通知其下游电站的义务，小某1也并非在吉日波电站辖区范围内被水冲走，故吉日波电站对小某1也没有泄洪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吉日波电站对小某1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也不具备因果关系，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主张吉日波电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位于上游的工棚公司进行泄洪是造成事发当天河水暴涨的直接原因，工棚公司泄洪时未以充分有效的方式通知下游电站，而位于下游的春禾公司对辖区河道未设置警示标志、未充分履行管理和防护职责，在开闸泄洪时未拉响警报及通知辖区村民避险，导致小某1因河水暴涨来不及避让被冲走，工棚公司和春禾公司均存在过错，二者间接结合造成小某1被水冲走死亡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工棚公司和春禾公司都应当对小某1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工棚公司上诉称其泄洪行为与小某1死亡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应承担责任大小的问题，工棚公司因未充分有效履行通知下游电站泄洪的义务而存在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事发地在春禾公司所属电站辖区内，春禾公司具有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防护保障的职责，以避免发生任何事故，但春禾公司对其电站下游河道疏于管理巡护，未有效避免小某1等未成年人进入其内，导致发生小某1被河水冲走的事故。虽然河水暴涨系工棚公司泄洪所致，但事发地位于的春禾尾水电站的上游是同属于春禾公司的春禾电站，春禾电站已早于春禾尾水电站发现上游泄洪，却未通知春禾尾水电站，春禾公司在其内部调度上也存在过错。即便如春禾公司所述是突然发现上游涨水必须马上开闸泄洪，处于上游的春禾电站在发现涨水后也应立刻通知其下游的春禾尾水电站，电站开闸泄洪的同时也应拉响警报，以警示周边群众紧急避让，但春禾公司也未尽到该基本注意义务。因此，春禾公司的过错明显大于工棚公司，应对小某1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春禾公司上诉称工棚公司是泄洪冲沙责任更大，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小某1发生事故时已年满十四周岁，对事物和行为具有一定辨别能力，应当预见到在电站下游的河道洗澡或河边洗头具有高度危险性，但小某1忽略自身安全，在汛期与其他几名未成年人到位于水电站下游的河道洗澡或河边洗头，属于危险行为，其自身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上诉称小某1在河边洗头无任何违法情形故不应承担责任，但不具备违法情形并不等同于不具有过错，本院对该项理由不予支持。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作为小某1的父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之规定，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对小某1具有监护职责，应教育和保护小某1远离河道等危险区域，时刻保障子女在安全的环境下生活、成长，但本案事故系小某1脱离监护的情况下，自行到危险区域而发生，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监管义务，也对小某1的死亡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应承担一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本案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由春禾公司承担50%责任，工棚公司承担30%责任，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一方自行承担20%责任更为适宜。 关于争议焦点2，小某1及其父母均为农村居民，虽然发生事故时小某1是学生，其生活完全依赖于父母，但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且阿候巫哈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其基本情况陈述为在家务农，陈述申果热举莫也是在家务农，故不能认定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收入来源于城镇。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出租协议所载明的租赁房屋属于甘洛县，也不属于城镇，故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不属于城镇，不能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小某1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3，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主张为寻找小某1尸体所支出的164500.00元中，大部分为购买猪和牛的费用，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上诉称买猪、买牛是为了解决寻找人员的伙食问题也符合彝族风俗，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所针对的费用是以合理为限度，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主张买猪和牛的费用明显超出了伙食费的合理支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小某1于2019年8月22日被水冲走后，直至同年9月14日才在大渡河乐山市发现其尸体，鉴于寻找尸体的时间跨度大、区域范围广，且沿河道进行寻找必然需要较多人力，客观存在一定支出，故应当考虑为寻找尸体所产生的合理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一审判决酌情认定费用为20000.00元，即每天不足1000.00元，明显偏低，本院认为酌情认定为40000.00元更为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4，本案系小某1和另外三名未成年人一起到河道洗澡时发生的事故，不属于工棚公司上诉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补充责任的情形，故对工棚公司主张本案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小某1死亡产生的丧葬费和精神抚慰金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小某1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66620.00元、丧葬费32358.50元、寻找尸体支出费用400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以上合计388978.50元，由春禾公司赔偿194489.25元（388978.50元×50%），工棚公司赔偿116693.55元（388978.50元×30%），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自行承担77795.70元（388978.50元×20%）。 综上所述，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工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春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甘洛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5民初5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四川省甘洛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5民初5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赔偿款116693.55元，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其十日内支付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赔偿款194489.25元； 三、驳回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033.00元，由阿候巫哈、申果热举莫负担2033.00元，由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00.00元，由甘洛县春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亚莉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冯文婷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田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