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晋10行终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波，男，汉族，1980年6月13日出生，现住山西省洪洞县。委托代理人冯和岱，男，汉族，1956年10月25日生，现住临汾市。委托代理人郭俊珍，天津禾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洪洞县恒富西大街。法定代表人常智，大队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范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马小刚，法制办主任。上诉人何建波因与被上诉人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洪洞交警队）道路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2020）晋1082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9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建波及其委托代理人冯和岱、郭俊珍，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负责人范伟，委托代理人马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建波诉称，一、被上诉人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缺乏事实依据。2019年9月16日，被上诉人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在该强制措施凭证上书写显示，上诉人不配合呼气检测而又书写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存在前后矛盾，同时该强制凭证最下方又记载了“血液检测值253.51㎎/100ml”，上诉人的血液检测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而制作凭证的时间为9月16日，血液检测尚未出来。二、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所作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酒后驾驶机动车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了“提取血样的实施程序”。《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附件1规定了查处酒后驾驶操作规程。洪洞交警队出具的《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不能证实是按照该规定程序予以办理的，不能证实血样抽取的合法性，且抽取时，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并未通知其家属或要求通知的人员，被上诉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程序明显违法。另外，被上诉人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在现场执法时，没有出示执法证、工作证，在一审庭审始终都没有提供工作人员的执法证、工作证，程序明显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并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辩称，一、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依据正确，定性准确。1、其于2019年9月16日开具的强制措施凭证上之所以记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规定进行的。因何建波拒绝配合呼气检测，现场查处民警依据第三十三条规定：“车辆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四）拒绝配合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第二十二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四）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依法对上诉人何建波采取强制检验体内酒精，并依据第二十四条填写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车辆牌号、车辆类型、违法事实、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和依据、接受处理的具体地点和期限、决定机关名称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其中的违法行为与违法代码为必填项，在填写其中的违法代码时民警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文件（晋公通字【2017】103号）文件规定，必须依据《山西省交通违法处理标准》填写其中全省规范和统一的违法处理代码。强制措施“检测体内酒精”所对应的违法行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及违法处理代码“6032”，该条不仅针对的是呼吸检测达到或超过醉酒临界值80㎎/100ml的违法行为人，而且把拒绝配合呼气检测方法测试的违法行为人也一并纳入，查处民警在现场所有执法过程均据此依法进行，并无不妥之处。2、民警查处何建波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过程是严格按照查处操作规程进行的，为其开具的强制措施凭证为一式三联：附卷联、交当事人联、存档联，三联于2019年9月16日填写时一致，三联在凭证最下方并无“血液检测值253.51㎎/100ml”字样，在2019年9月17日血液检测结果出具之后办案民警才在存档联上补填了该字样，该补填行为系出于案卷档案保存时内部的数据需要，而附卷联、交当事人联两联上并无该字样。二、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1、《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的制作是依据《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酒后驾驶机动车案件程序规定》填写的，无论是提取医疗机构和人员的资格、当事人、办案民警的签名都严格依法进行，并通过该登记表得以体现，整个提取过程全程摄录。至于办案民警口头通知何建波需要通知家属时，处于醉酒状态的何建波当即以其家属无电话为由予以拒绝。2、执法民警在执法之前确实没有出示证件，因为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4条规定：“民警执行盘查任务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未着制式服装的，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流程》第六条规定：“着制式警服执行职务的，可以不出示执法证件。”，民警执法时规范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即视为警察正常执行职务，不需要出示执法证件。现场执法队伍由二名具有执法权的民警李军、田洲锋带领三名协管员连鸿波、张成磊、李红忠组成，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也完全符合《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条规定：“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公路上执勤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或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两名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另因一审庭审时法庭未要求提供执法人员的工作证件（附件4），所以其并未提供执法人员证件。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认定，2019年9月16日20时33分许，洪洞交警队民警在洪洞县广胜寺山焦二厂流动巡逻时，对行经该处的×××号微型面包车驾驶员何建波进行酒精快速筛查，发现何建波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上路行驶。执勤民警随即要求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因其不配合检测。执勤民警遂将其带至洪洞县中医院提取血样，并进行封装后移交洪洞交警队办案中心，以检测体内酒精含量。同时将何建波带至洪洞交警队办案区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期间开具了编号为×××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具体强制措施为：1、扣留机动车驾驶证；2、检查血样），何建波在该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字。2019年9月17日，洪洞交警队委托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提取的何建波血液中乙醇定性定量分析，该鉴定机构于当天作出晋临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毒化（2019）第7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何建波血样经定性分析检出乙醇成分；定量分析乙醇含量为253.51㎎/100ml（乙醇/血）。同时认定，洪洞交警队2019年9月16日在查处何建波酒后驾驶机动车辆时，全程录制执法视频，并在举证期间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有关视频光盘。原判认为，本案为不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措施的争议。洪洞交警队作为洪洞县人民政府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具有管理本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定职权，为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何建波对于被告洪洞交警队采取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检验血液的强制措施不服。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据此，洪洞交警队有权依照该条规定作出暂扣何建波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关于对何建波检验血液的强制措施，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检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对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人，应当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样酒精含量：……（二）当事人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的……”。《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酒后驾驶机动车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对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方法测试的，应当及时提取血样，体验体内酒精”。本案中，洪洞交警队在巡逻路查时，当场查获何建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将其带下去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但其拒不配合检测，依据上述规定，执勤民警有权采取将其带至医疗机构提取血样的强制措施。关于何建波在庭审中称，洪洞交警队行政处罚时未听取其陈述及申辩，因本案为行政强制措施，并非行政处罚，陈述及申辩是作出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而非行政强制措施的必须条件。故认为何建波的该强制措施未经陈述申辩应予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洪洞交警队据以对何建波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有提供的全程执法记录视频、对何建波的询问笔录、何建波签字确认的《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及《洪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在卷佐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措施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何建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建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建波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本案系2019年9月16日，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民警在洪洞县广胜寺山焦二厂流动巡逻时，发现行经该处的驾驶员何建波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执勤民警要求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因其不配合检测，执勤民警强制对其进行提取血样检测，并在办案中对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实施了两项强制措施，即：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检验血液。关于上诉人何建波认为行政强制措施缺乏事实依据的问题，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在执勤中因上诉人何建波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上诉人依法对上诉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因上诉人不予配合呼气式检测，而依法强制血液检验并无不当。至于强制措施凭证上标明的血液检测值系被上诉人在存卷中事后标注，不存在虚假。同时因《山西省交通违法处理标准》将强制措施扣证、检测体内酒精均作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并确定代码为6032，故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的标注符合规定，上诉人认为存在前后矛盾，行政强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何建波认为上诉人在检验血液行政强制中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在诉讼中提交了执法记录视频、对上诉人何建波的询问笔录、何建波签字确认的《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均证实了血液检验系按照程序进行，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附件1中规定，无法通知或者当事人拒绝的，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故被上诉人洪洞交警队未予通知上诉人家属，并不影响检验血液行政强制的效力，未在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仅属于行政执法瑕疵，上诉人认为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何建波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建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柴卫红审判员  梁 荣审判员  靳红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