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2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光，男，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 委托代理人王佳伊，女，199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系上诉人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青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许宏，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宇阳，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傅建峰，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77号金汇大厦北门。 法定代表人章根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建强，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曹报村标准厂房辅楼2号楼。 法定代表人孙新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三民、马平山，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春光因诉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监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因机构改革，相关职责现由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于2018年10月16日对王春光作出《情况说明》，告知其举报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销售存在质量问题的起重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并说明了理由和依据。王春光不服，向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行政复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复议过程中，因机构改革，相关职责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于2019年2月2日作出浙复集27〔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王春光涉案举报事项所作的处理行为。 原审原告王春光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撤销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王春光涉案举报事项所做出的处理行为《情况说明》；2.撤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浙复集27〔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3.责令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王春光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营业范围为工程机械类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等，公司地址位于浙江省××××报村标准厂房辅楼2号楼，公司前身为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设在湖州的制造基地。 2015年4月23日，王春光从沈阳三益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了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履带起重机一台。2018年3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1民终1309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起重机铁制标牌标明的产品型号为SCC2600A，主机编号15CC02600090，随附产品零部件图册标明的产品型号为SCC2600A－1③07，发动机为东风康明斯QSL8.9电控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为242kW，额定转速为2100rpm，最大输出扭矩1385N.m/1500rpm,液压系统为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自制。2018年8月6日，王春光向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举报，举报请求为依法查处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降低成本生产销售未经型式试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2018年8月16日，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上述举报案件交由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理。2018年8月22日，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决定对涉案举报案件予以立案。2018年8月24日，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到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实际运营地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2018年8月27日，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对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研究院所长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还一并提取了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型式试验合格证、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起重机械制造许可证、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发动机的说明。上述证据显示：1．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3日获得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型式试验合格证，2012年9月14日获得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2．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成立，2013年9月2日获得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发证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因此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具有生产SCC2600A型260t起重机械产品的资质；3．涉案起重机与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中的履带起重机的主要参数和主要结构型式对比，型号规格均为SCC2600A型260t，额定功率均为242kw，额定转速均为2100r／min，涉案起重机最大扭矩／转速为1385N．m／1500rpm，型式试验报告中的起重机最大扭矩／转速为1424N..m／1500r／min，涉案起重机的发动机为东风康明斯QSL8．9电控柴油发动机，型式试验报告中的起重机发动机为进口康明斯QSL9六缸直列、水冷、电喷、涡轮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4．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应用工程部某工程师认为，美国进口原装康明斯QSL9－C325242KwTier3CumminsPTO发动机与东风康明斯QSL8.9－C325242KwTier3东康PTO发动机功率均为242kw，排量均为8.91，性能基本相同，元件有90％通用，仅扭矩相差39Nm，各项参数均符合使用标准。2018年10月16日，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销售的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相关违法事实不成立，并决定予以销案。2018年10月19日，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邮寄方式向王春光交付了《情况说明》，告知调查结论。王春光不服，向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行政复议。因机构改革，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职责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0月29日收到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11月5日向王春光发出补正通知，于2018年11月19日收到补正申请，同日向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于2018年11月29日收到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于2019年1月4日向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发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同日向各方发送听证通知并主持召开了听证会，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的通知并送达各方。2019年2月2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浙复集27〔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王春光涉案举报事项所作的处理行为，并送达各方。王春光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18年1月，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受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委托，对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制造的型号规格为SCC2600A型260T发动机为东风康明斯QSL8.9－C325242KwTier3型六缸直列、水冷、电喷涡轮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的履带起重机作出《履带起重机试验报告》（报告编号：GGJ3.2018.MYO2.03.078），试验结论为“样机所检项目符合DG02.LQWTSY.03－2017《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委托试验大纲》及GB／T14560－2016《履带起重机》的要求”。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五条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湖州市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有权对湖州市范围内包括起重机械在内的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具有处理王春光案涉举报的主体资格。本案的主要争议是：一、案涉起重机的型式试验应逐台进行，还是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试验？二、备案的型式试验报告样机与案涉起重机是否属于同型号同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制定。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3年9月18日发布实施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国质检锅[2003]305号）第二条及附件1《起重机械型式试验目录》的规定，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是260吨履带式起重机，属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应逐台型式试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2005年11月11日对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的答复意见为“相同类型、型式、型号和参数的超大型起重机械仅需首台做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合格报总局批准备案后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之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6年12月29日发布了《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起重机械产品、部件或者试制起重机械新产品、新部件，必须进行整机或者部件的型式试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对该条进行解释时，明确“超大型起重机械的型式试验是按照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进行的，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但是参数不向下覆盖，而是按照同型号同规格的首台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从上述规定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对案涉起重机的型式试验要求是“逐台进行”，答复意见和《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对案涉起重机的型式试验要求是“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相比《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之后的答复意见和《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属于新的规定，且《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是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效力等级高于规范性文件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故案涉起重机按照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型式试验符合规定。王春光关于案涉起重机必须逐台进行型式试验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第七条及其释义，产品型号是指机型，规格是指主参数。《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型式试验以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为基本单位进行，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相同型号的系列产品按照规格从高向低覆盖。注：型号是指主要结构、主要受力结构材料和关键工艺相同，主要机构符合系列配置要求的一种机型，其代号由产品品种（型式）、结构型式、主要参数组成，并且用字母、数字或者其他组合表示。”本案中，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与型式试验的样机，均为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在主要结构、材料、关键工艺、安全保护装置等方面均没有改变，有变化的是发动机产地和油泵、马达等液压系统组件品牌、产地；型式试验样机采用了进口康明斯发动机和力士乐油泵，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改成了国产东风康明斯发动机和其他国产品牌的油泵、马达等液压系统组件；根据调查，两款发动机性能、功率等均无变化，仅扭矩相差39Ns，属于基本无差异。据此，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案涉起重机与型式试验样机为同规格同型号产品，有相应的证据和依据支持。综上，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具有生产SCC2600A260t履带起重机的资质，且同型号规格的起重机经型式试验合格。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8年8月16日收到原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交办的涉案举报案件，于2018年8月22日决定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后认定王春光举报的违法事实不成立，于2018年10月16日撤销立案决定，并向王春光送达《情况说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亦合法。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王春光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送达、延期告知等法定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王春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春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春光负担。 王春光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和被上诉人原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处理行为《关于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涉嫌违法生产3002600A型260吨履带起重机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一致，认定涉案产品型号为3002600A型，规格为260吨履带式起重机，属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应逐台进行型式试验。但原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同样用两个虚假的、没有任何效力的法律依据将逐台型式试验变更为首台，从而帮助违法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致使上诉人遭受巨额经济损失。二、首先判决书中引用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许可办公室对杭州华新机电公司《关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请示答复意见》，这个《请示答复意见》是湖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做为执法依据递交给法庭的，这个《请示答复意见》为复印件，没有相关文号，无法查询和证明是真实存在的，根据《档案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请示答复意见》属于国家公文，必须要有文号，并且备案，很明显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虚假的，假设是真实存在的，该《请示答复意见》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更不属于规章，法律位阶低于《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如果两者的规定（或者观点）有冲突，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应适用《规程》的规定。三、判决书中引用的另一法律依据为《起重机安全监察规定》“解释”，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根据《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章的解释与规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章的解释由规章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参照规章送审稿提出意见，报请制定机关批准后公布。但判决书中引用所谓的“解释”并不是以法律文件的方式公布的,且上诉人也未能在任何法律应当公布的载体上找寻到该判决书中引用的“解释”条文。事实上判决书中引用的“解释”，就是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6日对上诉人作出《情况说明》中引用的执法依据《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释义》。此“解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只是用于学习的材料。《释义》并非规章解释，与《规定》没有同等法律地位，当法律完备的情况下，学理解释与正式法律根本含义有冲突时，法院应当适用正式的法律。后经过上诉人调查，《起重机安全监察规定释义》是非法书商出版的一本假书，书的号码在国家出版总署查询不到。而《规定》的第七条（附条文：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起重机械产品、部件或者试制起重机械新产品、新部件，必须进行整机或者部件的型式试验)，该条款是确定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法律地位，即确定《规程》的法律地位，并非是规定起重机械应该如何进行型式试验的法律条文。四、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给上诉人的产品没有制造许可证，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特种设备分类实施许可的原则，《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规则》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3年6月7日发布并实施，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第二条及附件1《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目录》明确规定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许可证覆盖原则为“单台实施”许可的方式为“型式试验”，《规则》第十一条第一项是制造许可的程序，超大型起重机的制造许可的程序为申请、受理、型式试验、备案、公布。完成规定程序中的备案后才可以销售取得制造许可证的产品，型式试验是制造许可的重要程序，也是制造许可证取得的前置条件。可以确定，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销售给上诉人的产品未经过型式试验就没有生产许可证，系非法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特种设备出厂时要随附相关资料、合格证明。第二十七条，禁止销售未取得许可生产的特种设备。第三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涉案产品禁止使用，又根据前文的《规定》第十一条起重机械出厂时，应当附有型式试验合格证明等文件。假设判决书中的“释义”具有法律效力，涉案产品也应该完成规定程序的备案，否则涉案产品就无法注册、年检，就如走私车一样无法使用。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最后部分认为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具有SCC2600A型260吨履带起重机的生产资质是基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编号为TS2410311-2005B制造许可证，该许可证没有有效期，发证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根据《规则》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制造许可证分为两种方式，单位许可（审批制）和型式试验许可（备案制），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且要在产品上标明许可证有效期，原审法院将备案制的产品转换成审批制，即使这样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的制造许可证已经远远超过了有效期，无法覆盖涉案产品。根据2018年11月30日发布并生效的国市监特[2018]233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1.自2018年11月30日起超大型起重机不再要求逐台型式试验，2.单台申领制造许可的规定也同时优化。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销售给上诉人的产品时间为2015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上诉人购买的涉案产品必须要有单独的型式试验合格证和特种设备单独的制造许可证。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辩论过程中当庭宣读（有笔录和庭审直播视频为证据〕，但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五、判决书中上诉人的起诉理由被原审人民法院所篡改，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是以邮寄的方式立案，在邮寄以后发现起诉理由错误，在一审开庭前与法官沟通，在得到法官批准的情况下变更了起诉理由，未变更诉讼请求，并且在法庭上当庭宣读，有庭审笔录和庭审直播视频证明。上诉人作废的起诉理由为“备案的型式试验报告样机与涉案起重机是否属于同型号同规格”，变更后的理由为“被上诉人利用虚假的、自己杜撰出来的法律依据《起重机安全监察规定释义》废止了《规程》、《规则》两部法规”，前后两个理由大相径庭，原审法院竟然将上诉人作废的起诉理由记录在判决书，并由此更改了庭审笔录的第二个争议焦点。综上，特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行初47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撤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集复27〔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撤销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王春光涉案举报事项所做出的处理行为《关于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涉嫌违法生产SCC2600A型260吨履带起重机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4.请求法院责令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王春光举报事项重新做出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一、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五条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原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湖州市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有权对湖州市范围内包括起重机械在内的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具有处理上诉人王春光案涉举报的主体资格。二、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作为案涉型号规格为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的制造商，持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起重机械），发证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变更日期为2013年9月2日，后经多次增项备案登记，持续有效，具有生产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的资质。上诉人王春光陈述的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没有制造许可证、制造许可证已超过有效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案涉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与型式试验报告样机属于同型号同规格，按照《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的答复意见，应按照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型式试验。（一）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3年9月18日发布实施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国质检锅[2003]305号）第二条及附件1《起重机械型式试验目录》的规定，上诉人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属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应逐台进行型式试验。该规程第三十条规定：本规程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2005年11月11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对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的答复意见为“相同类型、型式、型号和参数的超大型起重机械仅需首台做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合格报总局批准备案后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根据《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第三十条的规定，该答复意见为授权解释，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对于相同类型、型式、型号和参数的超大型起重机械仅需首台做型式试验，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2006年12月29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起重机械产品、部件或者试制起重机械新产品、新部件，必须进行整机或者部件的型式试验；第四十五条规定：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对该条进行解释时，明确“超大型起重机械的型式试验是按照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进行的，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但是参数不向下覆盖，而是按照同型号同规格的首台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根据《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解释为授权解释，且《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性质上为部门规章，效力等级高于规范性文件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其发布时间在后，亦应优于《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适用。故超大型起重机应按照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型式试验。（二）2008年4月30日施行的《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型式试验以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为基本单位进行，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相同型号的系列产品按照规格从高向低覆盖。注：型号是指主要结构、主要受力结构材料和关键工艺相同，主要机构符合系列配置要求的一种机型，其代号由产品品种（型式）、结构型式、主要参数组成，并且用字母、数字或者其他组合表示。”本案中，上诉人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与型式试验的样机，均为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两者在主要结构、材料、关键工艺、安全保护装置等方面并没有发生改变，有变化的是发动机产地和油泵、马达等液压系统组件品牌、产地；但根据答辩人的调查，两款发动机性能、功率等均无变化，仅扭矩相差39Nm，属于基本无差异；在案的对案涉起重机的《履带起重机试验报告》（2018年1月，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试验结论为“样机所检项目符合DG02.LQWTSY.03-2017《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委托试验大纲》及GB/T14560-2016《履带起重机》的要求”。因此，案涉起重机与型式试验样机为同型号同规格产品。综上，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与该机型型式试验样机属同型号同规格产品，应按照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型式试验，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上诉人王春光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起重机的型式试验应逐台进行，还是同型号同规格产品首台进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3年9月18日发布实施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国质检锅[2003]305号）第二条及附件1《起重机械型式试验目录》的规定，上诉人王春光购买的案涉起重机属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应逐台进行型式试验。该规程第三十条规定：“本规程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2005年11月11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对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的答复意见：“相同类型、型式、型号和参数的超大型起重机械仅需首台做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合格报总局批准备案后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该答复实际上已对超大型起诉机械的型式试验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认为首台型式试验合格报总局批准备案后不需逐台做型式试验。被上诉人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总局获取该答复，上诉人关于答复系虚假材料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规定：“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起重机械产品、部件或者试制起重机械新产品、新部件，必须进行整机或者部件的型式试。”该规定属于规章，并未规定超大型起诉机械的型式试验需逐台型式试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编写的《起诉机械安全监察规定释义》明确“超大型起重机械的型式试验是按照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进行的，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但是参数不向下覆盖，而是按照同型号同规格的首台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该释义虽然不属于法定解释，但释义的相关内容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2005年所作《答复》的精神相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为超大型起诉机械应进行首台型式试验而非逐台型式试验。2008年4月30日施行的《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型式试验以产品型号规格（主参数）为基本单位进行，不同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型式试验，相同型号的系列产品按照规格从高向低覆盖。注：型号是指主要结构、主要受力结构材料和关键工艺相同，主要机构符合系列配置要求的一种机型，其代号由产品品种（型式）、结构型式、主要参数组成，并且用字母、数字或者其他组合表示。”该细则亦未明确规定超大型起重机需逐台进行型式试验。国市监特设[2018]233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工作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就进一步优化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根据《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国质检锅[2003]305号）的实施情况，针对超大型起重机械技术特点，将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的有关要求，优化并调整为对同品种、同型号、同规格（即额定起重量或额定起重力矩）的超大型起重机械实施首台型式试验。制造单位首台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备案后，制造单位即可按照型式试验备案许可的范围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不再要求后续制造的产品逐台进行型式试验。……”综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对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超大型起重机械制造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的答复意见，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第七条及释义，2008年4月30日《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第十一条规定以及国市监特设[2018]233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超大型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工作的意见》等内容，原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案涉产品不需要重新进行型式试验的观点具有相应依据，能够成立。 案涉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与型式试验报告样机属于同型号同规格，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在行政程序中提供了SCC2600A型260T超大型起重机型式试验报告，上诉人关于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未经型式试验产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持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超重机械），经多次增项备案登记，持续有效，具有生产SCC2600A型260T履带起重机的资质。上诉人关于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没有制造许可证、制造许可证已超过有效期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春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毛艺斐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