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20行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刘永生，男，汉族，生于1974年1月17日，户籍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现于四川邑州监狱8监区服刑。 委托代理人：刘敏，女，汉族，生于1990年6月22日，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诉状所列被告）：资阳市房屋征收局。 负责人：刘军，副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诉状所列被告）：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杰，镇长。 上诉人刘永生因诉资阳市房屋征收局、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雁江镇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征收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2002行初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当事人、阅卷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人刘永生向原审法院邮寄行政起诉状，其提出的诉讼请求：1．确认资阳市房屋征收局房屋征收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资阳市房屋征收局房屋征收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3．撤销已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4．判定雁江镇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单位超越职责范围，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5．判定资阳市房屋征收局赔付因违法征收原告房屋造成的经济损失、财物损失和营业损失；6．判定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在原址上恢复原告房屋原状；7．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依据的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资阳市政府以实施九曲河综合整治工程统一建设，将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周祠社区15组筏子桥桥头十余住户和清泉医院纳入征收拆迁范围，原告及其家人共同拥有的一幢共计1000多平方米住房及门面、营业房位于拆迁范围。2013年12月2日，资阳市征收局九曲河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九指办），雁江镇政府、资阳市盛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裕公司）等相关部门、单位，对拆迁范围内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进行了调查登记，在未经原告（被征收人）签字确认，调查结果也未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的情况下，资阳市房屋征收局草拟了《资阳市雁江镇周祠十五社筏子桥头房屋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13年12月30日公布执行，并向被征收人分发了该征收补偿方案。该方案不知何因于2014年1月4日由资阳市房屋征收局无故变更为《资阳市车城大道延长线筏子桥头改造地块房屋预征收补偿方案》，资阳市征收局从未向被征收人公布此征收补偿方案。2014年1月10日资阳市房屋征收局指派雁江镇政府、盛裕公司在九指办同原告及其兄刘利松、其妹刘敏、其母蒋素君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4年2月9日资阳市住建局才向市政府呈报《关于报送的请示》（资住建【2014】47号），请求市政府按照《国有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十条之规定，组织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资阳市政府仅于2014年2月10日由毛绍白副市长签署同意，但并未按规定进行公示、征求意见。此后2014年2月25日资阳市征收局、九指办、雁江镇政府、盛裕公司采取欺骗、隐瞒（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应以市场评估为标准）手段以资阳市政府指定的价格同原告及其兄刘利松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2014年3月11日资阳市政府作出了资阳市房屋征收决定【2014】2号，载明的征收补偿方案却为《资阳市车城大道延长线筏子桥头改造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收目的、征收范围与签约期限均与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和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征收目的、征收范围、签约时间不相同，不一致。且该征收决定并未按相关规定在规定时间在征收范围内依法公示，非法剥夺了被征收人行政复议权和行政司法救济权。2014年3月11日，九指办拆迁安置组向九指办关于拨付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报告，要求及时支付原告及其兄刘利松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款。同日，相关领导在资金拨付审批表上签署同意支付，毛绍白指挥长于3月12日签署同意。3月13日，企业代付明细清单载明由工商银行向原告及其兄刘利松账户拨款。2014年3月24日、26日，资阳市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相继向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发函。资阳市政府又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资阳市房屋征收决定[2014]2号。2016年3月18日，资阳市本级项目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决定房屋拆迁安置主体变更为土地竞得业主。2016年9月26日，雁江镇政府向市住建局请示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及时解决安置房源和过渡费。2018年3月，原告凭刘敏带来的一次纪要向中央巡视组反映资阳市政府和资阳市房屋征收局违法征收行为，雁江镇政府和市住建局进行回复。2018年12月中旬，刘敏无意发现资阳市政府征收决定，原告据此向省政府举报资阳市政府及其资阳市房屋征收局违法征收行为，市九指办于2019年3月5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同月中旬，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和雁江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到监狱征询原告意见，原告发现其出示的征收补偿方案与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向原告公布的方案不一致，随即向市中院起诉市政府，该案已移交省高院审理。2019年7月16日，盛裕公司通知原告及家人及时到九指办选择确定产权调换安置房。 原审裁定认为，2013年12月，资阳市房屋征收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对拆迁范围内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进行了调查登记，并向原告公布了落款为2013年12月30日的《资阳市雁江镇周祠十五社筏子桥头房屋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2014年1月10日，雁江镇政府、盛裕公司与被征收人（乙方）刘永生、刘利松、刘敏、蒋素君就乙方150.30㎡的营业用房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4年2月25日，资阳市房屋征收局、九指办、雁江镇政府、盛裕公司与原告刘永生及其兄弟刘利松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2014年3月13日，工商银行向原告及其兄刘利松分别支付货币补偿款1,247,348元、998,154.5元。综上所述，案涉征收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前，起诉人刘永生于2020年1月向本院邮寄行政起诉状提起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裁定对刘永生的起诉不予立案。 上诉人刘永生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是二十年，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上诉人因触犯刑律，于2014年7月25日被羁押至看守所，上诉人知道资阳市房屋征收局的行政行为是2019年6月6日。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开始计算起诉期限，且在没有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起诉期限是计算两年。同时，上诉人人身自由受限期间无法从外界获知任何相关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起诉期限应扣除和延长。上诉人是2019年11月向原审法院邮寄了行政诉状，而非原审裁定载明的2020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综上，上诉人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立案审理。 本院查明，2014年3月28日，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2014）2号《资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周祠十五社筏子桥头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的房屋；2014年1月10日，征收实施单位盛裕公司与上诉人及上诉人母亲蒋素君、兄弟刘利松、妹妹刘敏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此份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是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2014年2月25日，征收实施单位盛裕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此份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是以货币进行补偿，即给予上诉人营业房、住宅、视为合法面积的住宅补偿价款，搬迁过渡费、搬迁奖励等各项补偿安置费用共计1247348元，该款已于2014年3月向上诉人全额支付；2014年7月25日，上诉人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30日被提起公诉。2015年12月18日，被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2019年3月24日、26日，上诉人曾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院立案庭寄送行政起诉状和相关证据材料，因其起诉被告、诉讼请求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本院释明后上诉人最终确定以资阳市人民政府为被告，请求确认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2号《资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决定》违法。本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川20行初11号行政裁定，以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上诉人已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等为由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对此裁定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本院认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由包括市县一级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决定、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与被征收人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市县一级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程序组成。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笼统的要求确认征收程序违法，该请求不具体、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从上诉人提交的行政诉状所载明的事实理由看，其本质仍是确定征收决定不合法，其所述的不具有合法性的补偿方案的变更，补偿方案、房屋调查结果、评估结果没有进行公示等行为属于不具有征收法定职责的资阳市人民政府的下属相关行政机关作出，该些行为只是最终作出征收决定的过程性行为，该过程性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单独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评价，应该是在对征收决定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时一并进行评判。上诉人已在2019年3月向本院提起了要求确认案涉征收决定违法的诉讼，该诉讼仍在二审中，现又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六）重复起诉的”的规定，对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不予立案；上诉人所述的相关征收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以前，上诉人一同与家人以及单独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1月10日、2014年2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即使按上诉人所称的于2019年11月即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仍超过了前述法律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限。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前述征收行为违法以及要求撤销签订的补偿协议，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对本案不予立案；市县一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法规《征补条例》的规定实施征收，所作的相关行政行为虽涉及不动产，但并非是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行政行为，因此针对征收行政行为诉讼权利的保护期限最长为5年，并非上诉人所称的20年。同时，上诉人因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相应的一些政治等权利受到限制，但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其行使正常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因犯罪从刑事拘留至服刑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的应扣除期限的情形。因此，对上诉人主张的本案行政诉讼诉权的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上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应计入起诉期限的观点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系重复起诉，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法规作支撑，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阳 勇 审 判 员  黄 海 审 判 员  戴劲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李红婷 书 记 员  凌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