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06行初185号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曾礼文,社长。委托代理人李杰升，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游剑锋，镇长。委托代理人魏露权，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麦超莹，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容建恒，男，199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39。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沥府行决〔2019〕6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20年2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容建恒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杰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魏露权、麦超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容建恒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8月5日作出沥府行决〔2019〕6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以下事实：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是佛山市南海区**********民，也是原告的成员股东，其户口一直保留在大沥镇河东建和三村。第三人于1997年8月1日出生，其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于2003年1月13日新生入户到原告所在地，户口至今未曾迁出。另外，原告于1993年4月1日起实施《建和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章程》（以下简称《1993年章程》），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河东村农村股份合作社章程》（以下简称《2004年章程》），于2016年12月15日起实施《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6年章程》）。2019年6月3日，经被告询问，第三人同意按照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成员股东所生子女的购股价格（60000元）进行出资，购买10股股权。被告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并结合《2016年章程》的规定，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是原告的原始村民股东，出生入户原告所在地，户口至今未曾迁出。因此在第三人履行完法律规定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后，依法享有原告的股东成员资格。另外，根据《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并结合《1993年章程》《2004年章程》及《2016年章程》的有关规定，因第三人于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原告处，是2016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入户的人员，具有出资购股的资格，且当年交纳入股金后，下一年才能享受股份分红。经询问第三人同意按照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股东所生子女的购股价格进行购股。该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权利处分的体现，应予以支持。原告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十五条（七）的规定与上述法律、规章存在冲突，不予适用。综上，被告作出如下决定：一、确认第三人在履行完出资购股的义务后（购股金额为60000元，购10股）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第三人购股次年按照10股享受该社成员同等待遇。原告诉称，一、第三人的申请事项是“请求确认其具有被申请人（即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的处理决定，除了确认第三人具有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外，还让第三人出资购股，显然是被告擅自对第三人的申请事项超范围处理，这不仅超过了法律所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更是违背了行政行为的严谨性以及合法性。二、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有权在没有违反当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章程对成员资格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章程中关于成员资格的确认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是第三人依法自治的行为。第三人属于政策外生育人员，原告不确认其按五倍购股资格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父亲容加南签名的《申请书》，明确载明：“本人两个孩子都属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如能同意其中一个入股，当致以万分感谢！如实在不可，只入本人股份亦无意见，二个孩子也不得追究此事。”根据2003年5月23日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填写的《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显示，当时的建和村民小组及河东村民委员会经过调查，意见为：第三人及容静敏均不符合计划生育条例，不同意配股。故第三人明显属于政策外生育人员。另外，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和成员资格的认定，根据1990年6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施行至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七条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集体收益问题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确定。原告于2004年实行股权固化，对于包括第三人在内的超生子女不确定为股东，不给予配股不违法。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92年修正）第二条、第十四条及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可见，超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是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对本组织集体资产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对其成员（股东）资格和集体收益分配可以自行确定。原告实行股权固化，必须先对本村村民的股东资格进行确定，然后核定股本（资产）总值并对股东进行配股，之后根据股东享有的股份进行集体收益分配。在某一时点，原告的资产总额是固定的，股东人数、股权份额直接影响着每一个股东的收益分配。如果在股东资格确定时，超生子女与计划内生育子女无差别待遇，那么，对已经实行计划生育人员的收益分配就会相对减少，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原告只是不确定第三人等超生子女成为按五倍出资购股的股东，但没有完全剥夺超生子女按照40倍出资购股成为原告股东的资格，《2016年章程》规定第三人等超生子女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的40倍出资购股成为股东，并不违反相关的法理精神或平等原则。如果给予第三人按5倍出资购股，反而是侵犯了其他村民的平等权利。三、同时，在没有成员大会表决的情况下，第三人能否成为原告成员，应按照组织章程的规定进行判断。2003年10月30日通过的《河东村农村股份合作社章程》第十一条规定：“配股资格：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原在册的符合条件的经济合作社社员均可配股。”但何为“原在册的符合条件的经济合作社社员”，应当按照当时有效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2006年10月1日废止）进行判定。《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根据上述规定，第三人能否成为原告的社员，应符合相关条件并经社委会同意，但原告的社委会并未就第三人的情况进行确认。即第三人不符合《2004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的可以配股的条件。此外，第三人亦不符合《2004年章程》规定的可以配股的其他情形。加之，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相关办法也没有对第三人的情形予以特别规定，故对第三人提出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应不予支持。四、退一步说，第三人虽然在2003年1月13日入户，但从未按原告《2004年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向原告申请按五倍出资购股，成为原告的成员。第三人出生及入户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不主张成员资格，而在实行确权到户后才超期主张确认其成员资格，早已超过相关诉讼时效，理应自行承担已经丧失按五倍购股资格的后果。五、2016年，原告对原章程进行修订，制订了《2016年章程》，规定了出资购股的时间及逾期购股的后果。第三人没有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按40倍出资购股，应视为自动放弃购股资格，不得再要求购股。从《2004年章程》固化股权后，原告的所有成员合法生育的子女均要出资购股，且全部人员均是按章程规定的时点期限履行出资购股义务，超期未购股的人员也没有特殊照顾。本案由于第三人一直不申请确认原告的成员身份，法律法规和股份社章程没有规定第三人拥有无限期购股的权利，第三人客观上没有在章程规定的购股时间出资购股，该过错并不应归责于原告，是第三人主动放弃购股权利，故第三人的出资购股权利已经丧失。第三人要求特权，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被告仅凭户籍资料认定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不符合客观实际。根据《2016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二)符合本条第(一)项且未享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人员，须在2017年2月28日24时前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自然村，由本人申请经本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会议审核通过，且必须在2017年3月31日24时前按表决通过的配(购)股办法配(购)满股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截止时点前没有一次性配(购)满股的，视为放弃配(购)股资格。”六、退一万步说，即使第三人有权购股，由于其属于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前登记为原告所在自然村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也必须按照40倍（即¥480000元）的价格购买。根据《2016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一)除原章程规定的配(购)股条件外，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经成员大会表决通过后，按表决通过的配(购)股办法配置股权：1.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前登记为本社所在自然村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2.在2017年2月28日24时前将户口迁入本社所在自然村的人员。下列人员不纳入本次股权确权到户解决范围:(1)“挂靠户”人员；(2)“空挂户”人员；(3)寄居人员；(4)购房购地入户本社的外来人员。……(三)符合本条第(一)项且未享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人员，如经表决需购股的，按照以下价格进行购股[40周岁(含40周岁)以下配10股，41岁(含41周岁)以上配12股]:¥12000.00元×40倍(即¥480000.00元，占10股；即576000.00元，占12股)。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被告对第三人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河东村农村股份合作社章程》（即《2004年章程》），证明原告颁布的章程均符合被告的要求，也接受了被告的监督，并经被告备案，合法有效，对原告属下的所有村民应具有约束力。根据该章程的内容，第三人不符合该章程第十一条规定的可以配股的条件。而且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相关办法也没有对第三人的情形予以特别规定，故对第三人提出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应不予支持。退一步说，第三人从未按原告《2004年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向原告申请按五倍出资购股，成为原告的成员。第三人出生及入户后一直不主张成员资格，而在实行确权到户后才超期主张确认其成员资格，早已超过相关诉讼时效，理应自行承担已经丧失按五倍购股资格的后果。2.《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即《2016年章程》），证明原告在2016年对原章程进行修订，制订了《2016年章程》，规定了出资购股的时间及逾期购股的后果。但第三人没有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按40倍出资购股，应视为自动放弃购股资格，不得再要求购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第三人有权购股，由于第三人属于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前登记为原告所在自然村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也必须按照40倍（即480000元）的价格购买。3.《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且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处理决定第二项与第三人的申请前后矛盾，直接影响到原告的实体权益，属于根本性的原则错误，理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同时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在调查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符合原告的《2004年章程》要求，所作决定也与第三人的申请请求不一致，违反法律规定，理应撤销。4.申请书、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证明根据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父亲容加南签名的申请书，明确载明：“本人两个孩子都属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如能同意其中一个入股，当致以万分感谢！如实在不可，只入本人股份亦无意见，二个孩子也不得追究此事”。另根据2003年5月23日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填写的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显示，当时的建和村民小组及河东村民委员会经过调查，意见为：第三人及容静敏均不符合计划生育条例，不同意配股。故第三人明显属于政策外生育人员，原告不确认其按5倍购股资格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5.《关于河东管理区外嫁女情况调查及处理意见》，证明按照当时的政策，外嫁女需放弃其违反计划生育的子女的配股要求，才可按规定给予外嫁女本人配股。6.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草案)表决票，证明原告在2016年12月对原章程进行修订，制订了《2016年章程》，规定了出资购股的时间及逾期购股的后果。当时第三人的母亲（亦是原告的股民）在“同意修订”上签名，表明第三人清楚知道其不符合五倍出资购股的条件。另外，第三人亦清楚知道章程规定40倍出资购股的时间，但其逾期没有购买，视为自动放弃购股资格，不得再要求购股。即使第三人有权购股，由于是属于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前登记为本社所在自然村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也必须按照40倍（即480000元）的价格购买。被告辩称，一、被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第三人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对第三人提出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于2019年6月3日向被告提交了《申请书》，要求确认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被告于2019年8月5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后，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经调查核实，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是佛山市南海区**********民，亦是原告的股东，其户口一直保留在大沥镇河东建和三村。第三人于1997年8月1日出生，于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到原告所在地，户口至今未曾迁出。原告于1993年4月1日起实施的《1993年章程》，第七条、第十一条；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2016年12月15日实施的《2016年章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对成员资格的界定、购股条件等均有明确规定。此外，2019年6月3日，经被告询问，第三人同意按照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成员股东所生子女的购股价格（60000元）进行出资，购买10股股权。被告认为，首先，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并结合《2016年章程》的有关规定，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是原告的原始村民股东，第三人的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出生入户原告处，户口至今未曾迁出。因此，在第三人履行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后，依法享有原告的股东成员资格。其次，根据《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结合《1993年章程》《2004年章程》及《2016年章程》的有关规定，因第三人于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原告处，系2016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入户的人员，具有出资购股的资格，且当年交纳入股金后，下一年才能享受股份分红。此外，经被告询问，第三人同意按照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股东所生子女的购股价格进行出资购股，该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权利处分的体现，应当予以支持。至于原告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十五条（七）的规定因与上述法律、规章存在冲突，被告依法不予以适用。因此，原告拒不承认第三人的股东成员资格，不允许其出资购股的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最后，第三人的母亲虽然在《申请书》上写“如实在不可，只入本人股份，两个孩子也不得追究此事”，但根据第三人出生入户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目前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原告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的母亲所作的承诺是为维护第三人的权益。因此，第三人的母亲作出的承诺属于无效行为，在第三人履行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后，依法享有原告的股东成员资格。综上所述，被告处理本案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申请书、调解申请书、第三人及其父母身份证、户口本、父母的结婚证、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曾婉仪的股权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3日收到第三人提出的申请和材料。2.第三人的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表、《建和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章程》（即《1993年章程》）、《河东村农村股份合作社章程》（即《2004年章程》）、《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即《2016年章程》）、谈话笔录、资本分类账，证明被告受理第三人申请之后，依法调查本案相关事实及收集相关证据材料。3.《行政处理决定书》及EMS邮单（1089398116331、1089398111531）、投递记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人在诉讼中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5，被告提交的证据2、3，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其中的申请书和调解申请书有申请人的签名确认，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的其他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的母亲曾婉仪是佛山市南海区**********民，亦是原告的股东，其户口一直保留在大沥镇河东建和三村。第三人于1997年8月1日出生，其出生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并于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到原告所在地，户口至今未曾迁出。另外，第三人的父母已缴清社会抚养费。第三人于2019年6月3日向被告提交了《申请书》，请求被告确认其具有原告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被告经调查于2019年8月5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确认第三人在履行完出资购股的义务后（购股金额为60000元，购10股）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第三人购股次年按照10股享受该社成员同等待遇。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邮寄送达各方当事人。另查，原告于1993年4月1日起实施的《1993年章程》第七条规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凡是本社社员（除嫁出、死亡、违反计划生育、违法被判刑和劳动教养等另作规定外）都有权享受本章程规定的股权。”第十一条规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新生婴儿参加本社分红基础的，其父母可在当年12月31日前，按分红基础股每股金额的50%（即500元）以现金一次性交给经济社其所属生产组，第二年起享受本社同龄人的股权分红。”原告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配股资格：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原在册的符合条件的经济合作社社员均可配股。”第十二条规定：“入股金的设置：（一）在二○○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的入股金按原章程执行；（二）在二○○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后入股的要出资购股，入股金按入股时上年股份分红的五倍金额交纳（如五倍金额总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交纳入股金）；（三）当年交纳入股金后，下一年参加股份分红。”第十三条规定：“配股办法：40周岁（含40周岁）以下的每人配10股，41岁以上的每人配12股。”第十五条第（七）项规定：“关于‘外嫁女’子女的待遇问题：根据过去的省计生条例的规定，农村妇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因夫妻双方均有抚养子女的义务，故在落实‘外嫁女’合法权益时，应允许其符合计划生育的一个子女随母享受本村村民同等待遇。”第十八条规定：“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违反政策生育的子女，经济处罚按《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处罚期内，不得享受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他集体福利……”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实施的《2016年章程》第八条规定：“本社以2016年12月15日24时为确权到户时点，以每户户口簿人口登记为基础，核定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把其股权数合计确权到户……确权到户后……本社的总股数长久不变……。”第九条规定：“核定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原登记在册的股东人数及每人的股权数，该部分股东自然过渡至各自户内……”第十条规定：“按法律规定和原章程符合出资购（配）置股权的对象：（一）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按原章程符合出资购股条件，但尚未办理配（购）股的人员（为了与原章程顺利衔接，原登记在册的股东新娶入或新出生的人员，如果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结婚登记日期或出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24时前的，则按原章程办理配（购）股手续）。（二）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精神应具有购股资格的人员。（三）上述人员一次性办理配（购）股手续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月31日24时前。当事人逾期没有办理配（购）股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购）股资格。出资购股后，从2017年度开始享受股份分红（违计生育的成员及违计生育的子女按本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第十一条规定：“（一）除原章程规定的配（购）股条件外，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经成员大会表决后，按表决通过的配（购）股办法配置股权：1.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前登记为本社所在自然村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2.在2017年2月28日24时前将户口迁入本社所在自然村的人员……（三）符合本条第（一）项且未享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人员，如经表决需购股的，按照以下价格进行购股[40周岁（含40周岁）以下配10股，41岁（含41周岁）以上配12股]：¥12000.00元×40倍(即¥480000.00元，占10股；即576000.00元，占12股)……”第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股权确权到户时点户内有成员正处于违计停股制约期的，在制约期限内，继续停止该户违计成员在确权时点时持有原始股权分红（不含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或转让款）。制约期满恢复其股份分红（从制约期满次日开始计算）。根据《2004年章程》第十八条规定的户内正处于违计停股制约期成员子女，必须在2017年1月31日24时前，按原章程办理配（购）股手续，待父母违计停股制约期满并交清社会抚养费后，恢复股权分配（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或转让款从出资购股后享受），当事人逾期没有办理购股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购股资格。”经被告调查，原告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成员股东所生育的子女的购买10股股权的金额为60000元。第三人同意按照上述购股金额出资购买10股股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镇一级人民政府，具有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以及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的法定职责。被告收到第三人的申请后，经调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亦告知了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行政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三人的母亲是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三人出生后于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到原告所在地，自入户后一直没有迁出。根据上述规定，第三人作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育的子女，在履行章程规定的出资购股手续后可取得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2004年章程》第十五条第（七）项规定了仅允许女性成员合法生育的一名子女可获得购股资格，但由于该章程未对男性成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子女作出资购股的限制，仅是限制了其在经济处罚期内享有分红及其他集体福利的权利。为此《2004年章程》的规定是对男女成员的子女进行了区别对待，违反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依法应予纠正。再者,根据《2016年章程》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精神应具有购股资格的人员，属于可购股对象。故被告确认第三人在履行完出资购股的义务后具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支持。另外，虽然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核查事实部分记载“第三人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笔误，但从《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已清楚反映第三人属于违反计划生育出生人员，且被告对于第三人成员资格的认定结果正确，该笔误未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故本院在此予以直接指正即可。对于股权的配置及购股金的确定问题。由于第三人申请股权确认时并未满40周岁，根据《2004年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40周岁以下成员配股10股，而后来实施的《2016年章程》亦未对配股数进行调整，故第三人对应的股权数为10股。另外，经被告调查，原告2016年确权到户前男性成员股东所生育的子女的购买10股股权的金额为60000元，被告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征求第三人的意见后，决定第三人的购股10股的金额为60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外，由于《1993年章程》《2004年章程》都规定了出资购股后的次年其享受股份分红，为此被告决定第三人购股次年按照10股享受该社成员同等待遇，符合章程的规定，处理正确，本院亦予以支持。原告认为，第三人仅是要求被告确认其成员资格，但被告在确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外还让第三人出资购股，超出了第三人请求处理的范围。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子女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条件。第三人在2003年1月13日出生入户原告所在地，根据《1993年章程》的规定，1994年1月1日起，新生儿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需要出资购股，并于第二年开始享受同龄人的股权分红。此后的《2004年章程》《2016年章程》也规定了成员的出资购股义务，为此被告在确认第三人具有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同时，认定第三人需履行出资购股的义务，符合法律及章程的规定，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另外，原告认为第三人的父母曾在2003年的申请中表示放弃其子女的成员资格，故被告仍确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是错误的。本院认为，2003年第三人母亲申请确认成员资格时，已经表达出希望其子女也可以出资购股的意愿，由于此前原告仅是有条件地承认“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成员资格，第三人母亲为保障其最基本的权益，才无奈作出了放弃其子女成员资格的承诺。但是无论是根据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还是2017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为此第三人母亲作出放弃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承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再者2006年《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出台后，已经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育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为此原告不能以此认为第三人已放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还主张第三人未在《2004年章程》及《2016年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购股，可视为放弃购股的权利；而即使第三人可以购股，亦应按照《2016年章程》第十一条的规定按照40倍的价格出资购股。本院认为，从《1993年章程》第七条、《2004年章程》第十五条第（七）项以及原告提供的《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可以反映，原告一直不承认第三人的购股资格，导致第三人客观上不具有按照男性成员子女购股标准出资购股的可能，故不能以第三人未在《2004年章程》及《2016年章程》规定的时间履行出资购股义务为由而视为其自愿放弃购股权利，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请求本院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针对第三人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建和三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嘉莹人民陪审员  张玉琴人民陪审员  甘剑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陆可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