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5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来某，女，1963年5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王某1，男，1983年2月20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王某2，男，1990年11月11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山西省泽州。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王某3，女，1994年2月26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山西博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牛某，男，1948年5月20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5、刘某，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王某6，男，1960年2月18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山西省泽州。上诉人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因与被上诉人牛某、王某6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2、王某3及其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被上诉人牛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5、刘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某6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牛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牛某没有证据证明其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属于被上诉人王某6。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又以该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进行实质审理，明显错误。2、上诉人2009年6月3日将280万元汇至郭某中国银行账户的汇款凭证完全能够证明案涉300万元股权及增值部分系上诉人来某等四人所有。郭某本人亦认可。3、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都对汇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坚持采信不了解情况的第三人岳某的询问笔录为定案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岳某本人并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和当事人质证，其言词证据无法判断真伪。4、原审判决书仅将开庭过程中当事人所述内容进行了简单的堆叠记载，并未以释法说理的方式指明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事实及理由，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判决书制作规范的要求。被上诉人牛某辩称，本案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中被强制执行的标的属于王某6所有。《协议书》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议都可以看出王某6是投资人及股东。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汇款凭证备注为“往来款”而不是“投资款”，不能证明本案的执行标的属于四上诉人所有。3、一审判决书已充分进行了释明，符合判决书制作规范。4、上诉人所提供的《协议》就是为了对抗法院强制执行而签订的。被上诉人王某6未到庭进行答辩。上诉人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不得执行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所列的王某6交由郭某处的300万元及权益，归四原告所有（共有）。事实和理由：关于被告牛某与第三人王某6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已经判决并生效，2019年8月20日，贵院以（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王某6交由原山西泽州鲁西煤业有限公司股东郭某以隐名股东身份入股股份300万元股权及增值部分。”2019年9月16日，原告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贵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晋0502执异7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来某等人的异议。事实上，王某6于2007年交由郭某投资款300万元，来某交由郭某投资款300万元，家庭合计投入郭某处600万元。该600万元为王某6、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五人共同所有。2014年7月4日，王某6与来某离婚，由于该600万元为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财产，因此在双方的离婚协议里并未对此财产进行分割。2014年8月，王某6与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将家庭投入郭某处的600万元资金份额进行了分割，分别为王某6享有200万元本金及权益，其余四人每人享有100万元本金及权益。并约定如果投资款不足600万元的，由王某6补齐。在协议签订后来某等人已经及时通知了郭某本人，所以在后来郭某召开的投资人会议里也是由来某本人亲自参加并在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署其自己的名字。该协议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成立并已经生效，且该协议成立并生效于2014年，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制作于2019年，该协议的生效时间远远早于案涉的《执行裁定书》。且在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前往郭某处查询该笔投资款时，郭某已经明确告知了执行人员：王某6的投资款早已经取回，现在的300万元系来某等人的投资款。在如此明确的答复下，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仍对该笔款项进行了查封并要求履行，该行为已经侵犯了来某等人的财产权，明显属于执行标的严重错误，贵院应当依法纠正。2010年，在来某等其余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某6已经私自从郭某处取走投资款本金300万元。后来在来某等四原告得知该情况后，立即向晋城市泽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6返还多取走的份额，在高都镇人民法庭主持调解下，泽州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下发（2019）晋0525民初212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王某6与来某等四申请人的《协议》合法有效，依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合法有效的合同的效力始于合同成立之日，因此，案涉执行财产系来某等人所有，与王某6无关，贵院不得强制执行。综上，在郭某持有的剩余300万元投资款中，系原告来某等四人所有，与第三人王某6无关，且王某6仍欠四原告每人25万元。贵院裁定强制执行的该300万元投资款及相关权益所有权不属于王某6，依法不得执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审理，判如所请。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来某与第三人王某6于1982年8月23日登记结婚，二人有子女三人，分别为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2014年7月4日二人协议离婚，签订有《离婚协议书》，对共同财产房产、车辆进行了分割。2019年5月23日，该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对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岳某进行询问，岳某陈述，其负责登记郭某名下入股人名单，郭某告知其第三人王某6共投资入股300万元。2019年8月9日，案外人郭某作为甲方、在郭某名下投资的所有投资人及其代表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1.甲方系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朝阳煤业公司）的股东，持有天安朝阳煤业公司21%的股权，天安朝阳煤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万元，甲方出资额为人民币4830万元。2.乙方委托甲方代其持有天安朝阳煤业公司的股权（甲方原代乙方持有的对原鲁西煤矿的投资权益，后该煤矿煤炭资源被天安朝阳煤业公司整合，甲方原代乙方持有的原鲁西煤矿的投资权益转化为天安朝阳煤业公司的股权）。因历史原因，乙方各投资人委托甲方对天安朝阳煤业公司进行投资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现各方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为明晰甲方、乙方各投资人各自的出资数额和在总投资额的占比等情况，特签订此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各投资人投资额及占比情况：投资人姓名王某6、原始投资额300万元……对应的对天安朝阳煤业公司的出资额339.498356万元……三、股权代持……2.如乙方某一投资人拟转让其投资，则其应在投资转让协议中约定受让人应遵守本协议的各项约定，包括但不限于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代受让人持有股权。该转让投资的乙方投资人应通知甲方其投资转让事项并向甲方提供一份投资转让协议的复印件……”该协议书乙方签字部分第三人王某6未签字，原告来某签字捺印。2019年9月5日，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与王某6在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调解协议载明：“一、被告王某6应当在5日内让泽州县高都镇泊村村民郭某将原告来某、被告王某6投资于鲁西煤矿的300万元投资款转让至四原告名下；二、余款100万元由被告王某6在其债权得到清偿后优先支付四原告各25万元；三、其他互不纠缠……”被告牛某与第三人王某6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生效的（2019）晋0502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某6归还牛某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108万，并自2017年11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1.5%向牛某支付利息至借款清偿之日；另支付借款本金83500元。进入执行程序后，该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晋0502执663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冻结王某6作为隐名股东以股东郭某入股原山西泽州鲁西煤业有限公司（现整合为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的股金300万元。以上文书2019年5月30日送达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2019年8月20日，该院作出（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郭某将代持王某6的股金300万元及增值部分180725元于裁定送达后15日内交付该院，如逾期不交付，该院将依法处置等额股权。以上文书2019年9月4日送达郭某。2019年8月26日，该院作出（2019）晋0502执663-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协助公示通知书，裁定将郭某在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持有21%股权中的7%（1.47%）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三年，并通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裁定内容协助公示。以上文书2019年8月26日送达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9月19日，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晋0502执异7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异议请求。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不服，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关于四原告对涉案300万元股权及收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四原告即案外人主张共向郭某投资600万元股权，2014年7月4日夫妻双方签署离婚协议时未对此财产进行分割，2014年8月家庭所有成员签订《协议》一份，确定向郭某共投资有600万元股权，其中第三人王某6享有200万元股金及权益，其余四人每人享有100万元股金及权益，之后第三人王某6私自取走300万元，故剩余300万元股权应当属四原告所有。但四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来某与第三人王某6婚姻存续期间向郭某处共投资600万元；所举2010年4月19日第三人王某6与郭某的转账往来未加盖银行公章，不足以证明该往来与本案投资款有关并且是取回的投资款；所举2009年6月3日来某与郭某的汇款回单、汇款收费清单，附加信息填写“往来款”，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投资入股款；所举2014年8月份家庭内部签订的《协议》系复印件，协议中载明：“……这么多年做生意，积攒了现金600万元，这600万元是全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归全家人所有，经全家人同意已经于2007年、2008年、2012年分次投入到了鲁西煤矿处……”协议中载明的投资时间与来某汇款时间2009年存在出入，自相矛盾。并且原被告均提交的2019年8月9日郭某与其名下所有投资人及代表签订的《协议书》中，投资人名单中列明第三人王某6投资金额为300万元，而非本案四原告。虽然来某在《协议书》乙方处签字捺印，但在2014年8月份对股权进行分割后多年，来某等人未到郭某处变更股权持有人名称，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不能证明其系300万元股权所有人。结合本院执行法官2019年5月23日对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岳某的询问笔录，四原告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涉案300万元股权及收益属于其四人所有。四原告所举的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2019年9月5日的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基于2014年8月份四原告及第三人王某6签订的《协议》作出，《协议》系其内部处分，在郭某处也未变更投资人姓名，对外不具有公示力。并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即作出（2019）晋0502执663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9年5月30日向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送达。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9年9月4日送达郭某。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晋0502执663-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协助公示通知书，于2019年8月26日送达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上文书制作及送达时间均早于泽州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四原告对涉案300万元股权及收益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四人要求判决不得执行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执663-1号《执行裁定书》所列的王某6交由郭某处的300万元及权益且归四人其所有（共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牛某于二审另提交以下证据：1、（2019）晋0525民初212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于证明上诉人所提供的民事调解书，该案的立案时间是2019年8月27日。2、（2019）晋0525民初220号案件庭审笔录两份，用于证明在该案件审理中，审判人员要求王某6、来某提供财产分割协议，王某6、来某当时并未提供2014年8月签订的《协议》，这份协议根本不存在，就是为了对抗执行才签订的。3、被上诉人从郭某处了解到的关于对王某6股权款的情况说明：2007年筹建鲁西煤业收到王某6投资款200万元，2009年6月进行第二次集资收到王某6300万元（来某卡转入280万元，现金20万元），后因政策变动第二次集资没有用，于2010年4月对第二次集资款进行了退款，4月19日退还了王某6300万元，2012年收到王某6投资款80万元（其中30万元来某卡转入），2013年收到王某6投资款20万元，至今，王某6在本人名下共持有300万元股权投资款。四上诉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没有任何人签字不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2虽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但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且上诉人对真实性均认可，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没有郭某的签字，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牛某提供的生效法律文书，裁定执行王某6交由原山西泽鲁西煤业有限公司股东郭某以隐名股东身份入股股份300万元股权以及增值部分。四上诉人提出涉案300万元股权及增值部分归四上诉人共同所有，法院不得强制执行的本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关于四上诉人提出来某、王某6在郭某处共投入600万元，2010年王某6取走300万元投资款，剩余的就是来某2009年6月3日将280万元汇至郭某账户的投资款。本院认为，来某汇款时王某6、来某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家庭共投资600万元，后王某6退回300万元，四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家庭出资给郭某处投资600万元的资金汇入交易凭证，而金钱货币在性质上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换，四上诉人主张王某6取走300万元，剩余的300万元就是来某的280万元汇款，本院不予支持。另，2019年8月9日郭某与在郭某名下投资的所有投资人及其代表签署的协议书中列表载明的是“投资人姓名王某6、原始投资额300万元……”，该书面协议是来某签字确认过的事项，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协议书内容结合岳某的询问笔录认定四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300万元股权及收益归四人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四上诉人提出的王某6与四上诉人签订《协议》对600万元股金进行了分割，且该协议已经泽州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合法有效，故四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2014年7月4日王某6与来某协议离婚，2014年8月王某6与四上诉人签订《协议》对共同投资于鲁西煤矿处的600万元进行分割，2019年8月27日泽州县人民法院对四上诉人提起的共有物分割诉讼立案受理，于2019年9月5日下达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首先，王某6与四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及民事调解书仅限于协议及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具有相对性，确认款项归谁所有，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申请执行人牛某不是家庭共有物分割协议及诉讼的当事人，案外人不能以此对抗申请执行人。其次，调解书是当事人就诉讼上争议互相让步而达成的合意，是当事人双方意思一致的结果，极易出现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四上诉人向泽州县人民法院提起共有物分割诉讼时，案涉股权已于2019年5月24日被城区人民法院冻结，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冻结的时间明显早于该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9条和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的规定，四上诉人对已经被法院冻结的财产主张确权，只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能另行提起确权之诉。一审法院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从有效证据、客观事实以及相关法条进行了论证分析，说理清晰明确，本院予以支持。四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牛某提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专门为对抗执行签订协议并进行虚假诉讼获得调解书的主张，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牛某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行使对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再审或者撤销的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来某、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婷楠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