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连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营，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菊，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树山，男，1947年2月21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高磊，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仁群，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树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港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营、于文菊，被上诉人金树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高磊、曹仁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基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13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金树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金树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一审判决认定“经综合审查原审及重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金树山提交的借据、银行转账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借款已实际交付”系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根据重审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本案借贷关系存在的主要证据为：四份借条、第三人银行流水以及证人证言，但前述证据或不具备真实性，或不具备关联性，亦或者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1、金树山提交的四份借条不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在四份借条中日期为2008年6月17日、2008年7月8日、2008年7月25日的三张借条载明的借款人为王长海个人而非港基公司，且借条上并未有任何体现借款用于工程建设的表述，即该三份借条记载的内容与港基公司无任何关联性，特别是其中标注日期为2008年7月25日的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为“金树荣”并非金树山，更是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其次，标注日期为2008年6月17日的借条上存在日期2007年8月8日被划掉的情形，该处修改非但不能证明借条是于2008年6月17日形成的，反而恰恰反映了金树山提供的借条系为虚构本案借贷关系而伪造的，不具备真实性；此外，标注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金额为720000元的总借条并非与借款行为同时发生，而是由王长海后期补签的，该事实已由金树山在庭审时自认，即该份证据不能证实借款关系的存在。综上，金树山提供的四份借条不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重审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金树山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与证人陈述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关于金树山在重审一审中提交的户名为崔然新的两份银行存单，崔然新在作证人证言时陈述，该两笔业务仅是将银行存款由定期转为活期，以备后期金树山向崔然新借款时崔然新能够方便提取现金，但是崔然新恰恰无法提供后期提取现金凭证的关键证据。仅凭证人陈述与金树山提供的存单，甚至都无法证明证人崔然新曾经提取过现金；其次，金树山在重审一审中提交的户名为“济南天源宏大门窗有限公司”的两份交易流水的真实性关联性都存有巨大缺陷：第一，如果如金树山所述，2008年7月7日以现金支票方式提取现金交易确实发生，此时的账户余额应当由上一笔账户余额335096.27元减去该笔交易金额94824.85元，当期账户余额应为240271.42元，但是该交易流水单显示当期账户余额却是209752.51元，因为正常情况下银行作出的每个月份的交易流水应当是完整且连贯的，而该笔交易发生前后两笔账户余额无法对应，显然是经过人为改动流水数据甚至是伪造数据，港基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金树山伙同证人伪造证据；第二，两笔交易流水户名均为“济南天源宏大门窗有限公司”，对方户名处均为空白。从交易流水内容上看，“济南天源宏大门窗有限公司”看不出与证人马士杰、金树山有任何关联性，从而与整个案件无关；从交易形式上看，极有可能办理的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或银行转账业务，并非证人所述的现金支票提取现金；从交易金额上看，其中一笔交易金额为94824.85元，事实上凡是提取现金的交易都无法提取出精确到分的金额，即如果存在该笔交易，也并非金树山所述的以现金支票提取现金。故金树山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存在巨大矛盾，上述证据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而且恰恰反映了金树山虚构借贷关系的真实意图。3、证人证言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存在明显的虚假陈述，依法不能采信。首先，证人崔然新的陈述含糊其辞，其对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将借款交付给金树山等重要且关键的内容均无法说明，显然其事实上并未作出或参与过交付现金的行为，其证人证言明显属于编造的；其次，证人马士杰陈述其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将现金交付给金树山，但王长海给其出具借条的日期是时值酷暑的七八月份，如此明显的矛盾，显然说明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依法不能采信。二、重审一审判决认定“借条中加盖的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郎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虽未进行备案，但该公章在由监理单位加盖公章的《工程交接记录》中使用，可以认定该公章系港基集团在该项目中的实际用章”系事实认定错误。1、涉案借条上加盖的技术资料专用章为王长海私刻，与港基公司无关。首先，港基公司事实上确实从未刻制、备案、使用过借条中所加盖的“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郎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更未出具过任何加盖该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合同协议，该章为王长海私刻，与港基公司无关；其次，在原审庭审中，金树山自认该技术资料专用章由王长海之女王明燕持有，且标注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的借条的印章是由王长海之女王明燕加盖的，恰恰说明该印章并不在港基公司项目部的使用控制之下，与港基公司无关。2、即便认定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是真实的，但技术资料专用章不能等同于项目部公章，也不能用以签署经济合同或对外借款。3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判决书裁判要旨载明“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仅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项目的资料上。尽管诉争借款用于涉案工程，但借款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对外借款不是对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借款协议》也不属于工程项目资料，故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中太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中太公司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港基公司自始至终未曾刻制、使用过该技术资料专用章，也未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故加盖该印章的借条对港基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三、重审一审判决认定“金树山作为涉案项目的工作人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长海能够代表港基公司，王长海在借据中加盖公章并注明借款用途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14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的形式要件，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王长海个人不具备代表港基公司项目部对外借款的权利外观。王长海并非项目部员工，并非法定代表人，也无对外借款的授权。金树山认定王长海身份的唯一证据为案外第三人邓传代出具给港基公司并授权王长海为项目部副经理的委托书。但该授权委托书记载的授权人是邓传代，被授权人为王长海，授权内容为出具给港基公司联系工作所用，该授权并非由港基公司作出，不构成港基公司对王长海的任何授权，更没有形成授权王长海对外借款的客观表象。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港基公司对王长海作出授权，该授权内容亦仅是“项目部副经理”。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5条规定“建设工程领域，项目部或者项目经理不具有对外借款的职权，其以施工企业名义对外借款的，出借人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还款责任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出借人举证证明项目经理系获得施工企业授权，或具有款项进入施工企业账户、实际用于工程等情形，导致其有理由相信项目部或项目经理有代理权的，出借人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还款责任的，可予支持。”即，项目部经理尚不具备借款职权，项目部副经理当然更不具备，故王长海个人不具备代表港基公司项目部对外借款的权利外观。2、金树山非但不是善意无过失，且具有虚构借贷关系的主观恶意。首先，金树山并非善意无过失。根据金树山单方的陈述，本案全部借款资金均以现金方式交付，且其提供的出借资金来源的银行流水并无法与金树山曾收到款项联系起来，借款事实显为虚构。退一步讲，即使金树山所述为真，其“有理由相信”借款方为港基公司，那么基于一个正常人的一般常识亦应当将所有款项全部转入港基公司的单位账户，而不应当选择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与王长海个人，该事实足以说明金树山并非善意无过失。其次，金树山具有虚构借贷关系的主观恶意。金树山与王长海之间在已经存在三份借条的情形下（2008年6月17日、2008年7月8日、2008年7月25日的三张借条），金树山完全可以依据借条向王长海主张还款，没有必要再于2008年10月8日重新签订将之前借条记载金额包含在内的新借条，其二人签订新借条的行为与正常实践不符，且金树山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其担心王长海无法偿还借款，故要求王长海加盖“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郎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借款事实真实存在，该借款关系也仅发生在金树山与王长海之间，其后，金树山与王长海为将个人借贷转变为公司借贷，将还款责任转嫁于港基公司，相互串通，将之前形成的三张借条更换成一张总借条，并由王长海加盖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意图从港基公司处获得不当利益，主观恶意明显。金树山辩称，一、王长海持有港基公司案涉项目副经理工作牌、案涉项目印章以及授权委托书，以上事实使得金树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长海具有代表港基公司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外观，同时金树山也是案涉项目的工作人员，其在工作过程中也确定王长海既为案涉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金树山已经尽到了作为理性的人发现并核实疑点的注意义务，其出借款项用于案涉项目建设的行为是善意的、无过失的。二、本案为民事纠纷且案件发生时间久远，从金树山及证人马世杰、崔然新提交的证据与陈述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出借的52万元款项均已交付的事实，港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三、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虽未进行过备案，但确曾用于案涉工程项目交接记录表以及与案外人签订设备租赁合同，足以认定该印章系港基公司在案涉项目中的实际用章。四、港基公司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案例中的观点，认为2008年10月8日的借条中借款人处加盖的是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郎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认为该专用章超越了公章的使用范围，对港基公司不产生借款的效力，对此金树山认为港基公司的此种观点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既曲解了该案例的观点，也脱离了本案的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中对于该案例中的观点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说明，指出该案例中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反之，如果盖章之人确有代理权的，即便超出公章的使用范围，也不应认定为合同无效，因此公章与文书种类相匹配的要求并非绝对，即便考虑此种要求，实务中仍要考虑交易习惯，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具体到本案中，在案证据足以认定王长海作为港基公司涉案项目的项目副经理，有权代表或代理港基公司实施了向金树山借款的行为，金树山同时作为项目上的工作人员，也有足够的理由对此产生合理信赖，借款双方均是项目相关人员，涉案借条上盖有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也属于建设工程领域项目中的惯常做法，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本案二审调查时，港基公司根据原审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6页金树山的陈述认为2008年10月8日总的借条上加盖了港基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是金树山要求加盖的，担心王长海还不了钱，所以才打了总条，并据此认为实际借款人是王长海，不构成表见代理港基公司，这是对金树山本意的断章取义，结合金树山笔录中的前后陈述可知，金树山要求加盖公章的行为与其前述主张王长海作为港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向其借款用于工地购买材料的事实相一致，金树山始终相信王长海是代表港基公司借款，金树山的原话是怕借款还不上，并非港基公司所曲解的担心王长海还不了钱，所以才打了总条，总的借条上加盖港基公司公章，既是对王长海代表港基公司实施之前借款行为的确认，也是在借款不能偿还时向真正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凭据，前三份借条虽然未加盖港基公司公章，但是不能以此否认王长海表见代理港基公司借款的事实。金树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港基公司偿还借款72万元的本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由港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的“朗茂山住宅组团项目”工程系由济南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包，港基集团承包，双方于2008年5月12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工程开工时间为2008年5月12日。合同签订后，港基公司将工程内部分包给其项目经理邓传代，邓传代又将工程的具体施工交由王长海负责，并于2008年7月15日向港基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授权王长海为朗茂山住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全权处理本项目部一切相关事宜。”同时金树山提交的王长海的工作牌也显示，王长海为港基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副经理。王长海与金树山系朋友关系，王长海接手涉案工程后又雇佣金树山在项目部办公室工作。在此期间，王长海以项目部工程资金紧张为由先后多次向金树山借款并出具借据三份，分别为：2007年8月8日借款20万元、2008年7月8日交付10万元、2008年7月25日借款20万元以及2008年10月8日借款22万元。其中2008年7月25日的借据载明：“今借到金树荣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未扣息）借款人：王长海”。关于该借条，金树山解释称：金树荣是其妹妹，该笔借款是金树荣的钱，由金树山交付给王长海。2008年10月8日金树山要求王长海对所借款项进行结算，王长海遂向金树山又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金树山现金柒拾贰万元整，￥720000元，用于朗茂山居住组团1#、2#、3#楼建设材料款，王长海2008年10月8日”，同时该借据在借款人处加盖有“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后金树山就涉案借款催要未果，遂于2011年6月22日将王长海和港基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王长海在原审诉讼中于2013年11月19日去世。另查明，根据金树山提供的《工程交接记录》显示，“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曾用于涉案项目工程交接记录表中，工程移交单位负责人、接收单位负责人、监理人等都在该工程交接记录表中签字或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借款是否实际交付；二、港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关于焦点问题一，经综合审查原审及重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金树山提交的借据、银行转账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借款已实际交付，金树山与王长海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关于焦点问题二，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加盖的“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虽未进行备案，但该公章在由监理单位加盖公章的《工程交接记录》中使用，可以认定该公章系港基集团在该项目中的实际用章，其对外效力应当予以认定；其次，王长海持港基公司项目经理邓传代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工作证，足以证实王长海系涉案工程项目副经理，且王长海当时事实上也负责涉案项目的施工，金树山作为涉案项目的工作人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长海能够代表港基公司，王长海在借据中加盖公章并注明借款用途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此种情况下，即便港基公司与金树山不存在借贷合意或者借款没有实际用于涉案工程，但基于表见代理行为中对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港基公司也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至于邓传代授权王长海作为涉案项目副经理是否经过了港基公司同意及公章是否备案等问题，系港基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致，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其对外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更不能对抗外部的善意相对人。关于港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数额问题，因发生于2007年8月8日的20万元借款，此时，涉案工程尚未承包，项目部尚未成立，王长海亦不可能将借款用于工程建设，金树山作为项目部工作人员对此亦明知，故该笔款项应为王长海个人借款，不应计入港基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出借人为金树荣的20万元借款，该借条原件由金树山持有，视为金树山接受金树荣的授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故该20万元应计入港基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借款利息，因借据中均未约定，起诉之前的利息不予支持，逾期利息应自金树山原审起诉之日起即2011年6月2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判决：一、由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金树山借款本金520000元；二、由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52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6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金树山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三、驳回金树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鉴定费1000元，由金树山负担4000元，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港基公司提交项目承包合同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据来源于当事人提供，是当事人自己持有的。证明港基公司自业主处承包涉案工程后，经内部承包给了邓传代，邓传代承包工程后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邓传代又雇佣了王长海，王长海并非山东港基的员工，对此金树山已经在上次调查中自认港基公司不给王长海发工资，故王长海的对外借款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与港基公司无关。金树山质证称，根据港基公司自认该证据由港基公司持有，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及重审一审，港基公司均未提交该证据，若按照旧的证据规定，该证据已经失权，若按照新的证据规定，请求法庭责令港基公司说明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对港基公司采取训诫、罚款等司法措施。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同主体显示甲方是港基公司，乙方为邓传代，但在合同签署页，甲方系个人签字，且签字内容无法识别，我方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根据港基公司原审中的自认，邓传代系港基公司的项目经理，也自认港基公司将涉案项目发包给了邓传代，即便该证据为真，所体现的也仅仅是港基公司与案外人邓传代的内部承包关系，不能以此对抗金树山，港基公司称邓传代雇佣了王长海，结合2008年7月15日邓传代向港基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可以说明邓传代从港基公司内部承包涉案项目后，又授权王长海作为涉案项目部副经理，全权处理项目部一切相关事宜，港基公司明知邓传代雇佣了王长海并任命王长海为项目负责人，港基公司在收到授权委托书之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并未通过任何方式撤销该授权委托书，再结合王长海持有该授权委托书并持有港基公司工作牌，加之金树山也在项目上工作，因此金树山是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信赖王长海能够代表港基公司实施借款行为。另外，王长海在涉案项目上负责从2008年5月份项目开工至2011年3月份，该事实一直存续，港基公司若对王长海的授权职务有异议，其早应处理解决，直至2011年3月份，因港基公司与邓传代或王长海内部分包产生纠纷，港基公司强行接管了工地，对此原审时向法庭提交了涉案项目现场的视频以及申请法庭向派出所调取相关报警记录及执法视频的证据可以证实。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王长海无权代表港基公司实施借款行为的目的。经本院审查，港基公司提交的《项目承包合同》未加盖公司印章，邓传代的签字是否真实亦无法审查，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在本案所涉原一审（2011）长商初字第990号的审理过程中，2011年10月14日的庭审笔录记载，金树山陈述称“我是山东港基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是王长海雇用的我”、“王长海与邓传代是老乡，王长海给邓传代提成2个点”、“在项目部时这个章由王明燕拿着”、“王长海与女儿王明燕经手借款，当时他说买材料缺钱花，我的本意是借给项目部用于工地买材料了”。2.金树山在本案二审2020年4月27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称“邓传代是港基公司的项目经理，港基公司有活时邓传代就承揽下来，具体是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也不是很了解”、“港基公司不给王长海发工资”。3.关于本案涉争借款，金树山提交了3张借条原件。第一张借条为2008年7月8日，借款10万元，由王长海个人签名。第二张借条为2008年7月25日，借款20万元，由王长海个人签名。第三张借条为2008年10月8日，由王长海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在签名上方加盖了“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4.关于借条的形成过程，对于前两张借条中为何没有加盖印章，金树山在本次二审中陈述称“借款时可能还没有章，后来我知道有了章才加盖的”。关于第一张借条形成时，金树山称当时没见过相关的书面授权材料，但表述“但是一开始邓传代就许诺把港基工地的工程给王长海干，王长海也跟我提过补授权委托书”。5.金树山于一审中提交2008年7月15日的授权书内容为“授权书，致：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授权书宣告：授权王长海为朗茂山住宅组团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全权处理本项目部一切相关事宜。”授权书由邓传代签字并加盖人名章，王长海在被授权人处签名。以上事实，由一审卷宗材料及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港基公司应否对涉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一、关于借款人主体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因此，借据系认定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依据。借据中载明的出借人和借款人系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本案涉争借款涉及到三张借条。第一张借条为2008年7月8日，借款10万元，第二张借条为2008年7月25日，借款20万元，均由王长海个人在借款人处签名，系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借款人。关于第三张借条为2008年10月8日，由王长海在借款人处签名，据此，王长海仍应当认定为借款人。王长海签名上方加盖了“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朗茂山西区居住组团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关于对该印章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通常情况下，项目部的技术资料专用章仅用于工程施工过程中，由项目部在施工技术资料上加盖的专用印章。技术资料专用章不同于项目部印章亦不能替代项目部印章，不能用于对外签订合同。金树山受雇于王长海在工地从事相关工作，应当知晓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用途及使用范围。第二，根据金树山的陈述内容，能够反映出金树山知道邓传代转包港基公司工程后，邓传代又将工程以“提成2个点”的约定转包给王长海，王长海雇佣金树山在项目部从事后勤工作。即使王长海系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在没有港基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亦无权以港基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因此，王长海在第三张借条上加盖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王长海个人行为，而非港基公司的行为，对港基公司不产生法律后果。综上，港基公司不是涉争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二、关于王长海借款行为是否构成对港基公司的表见代理。金树山在一审起诉状中表述称“该项目部副经理王长海因工程建设资金紧张，多次提出向原告借款，并出示了项目部经理邓传代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在确信王长海的确是朗茂山住宅组团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之后，原告于2008年10月8日借给朗茂山住宅组团项目部现金72万元”。金树山的以上表述内容反映了其相信王长海出示的“项目部经理邓传代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出借给项目部72万元，实质上主张王长海的借款行为系代理行为。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应当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民事法律行为。金树山提交的第三张借条形成于2008年10月8日，其主张借条记载的72万元借款金额包括了前两次借条中的30万元，而前两次借款均系王长海以个人名义借款，显然不是王长海实施的代理行为。其次，金树山主张“原告于2008年10月8日借给朗茂山住宅组团项目部现金72万元”，显然与其主张的72万元系三次借款汇总金额的事实不符。第三次借条72万元包括了前两次借条中的借款30万元，亦不能改变王长海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前两次借款的客观事实。再者，对于第三张2008年10月8日的借条，王长海仍然在借款人处签名，未记载代理人身份，仍系借款人。基于以上分析，王长海以个人名义借款，系个人行为而非代理行为。关于对金树山主张王长海代理行为的分析。金树山提交的授权书内容显示，该授权书系邓传代作为授权人与王长海作为被授权人共同向港基公司出具，体现了邓传代对王长海的授权，港基公司仅系被告知人。授权书的效力仅在王长海以项目部副经理的地位“全权处理本项目部一切相关事宜”时，对港基公司有效。因此，金树山见到王长海出示的“项目部经理邓传代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时，应当清楚地知道王长海代理邓传代处理项目部的相关事实，对港基公司并无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以上系法律关于代理人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本案中，金树山明知王长海基于邓传代个人的授权处理项目部相关事宜的情况下，其没有理由相信王长海对港基公司有代理权。因此，王长海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行为，对港基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港基公司不产生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以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港基公司承担借款清偿责任，系严重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港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金树山对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鉴定费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均由金树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褚 飞审 判 员  尹逊航审 判 员  李莎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