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7民终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 法定代表人:章池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恩,安徽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健雄,男,1992年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诤,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章池林,男,1971年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池州市。 上诉人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健雄、原审被告章池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20)皖1702民初2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润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恩、被上诉人倪健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王诤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章池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20)皖1702民初2575号案件；2、本案的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对一审被告章池林与被上诉人间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1、一审被告章池林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被上诉人是明知的,故该代表行为无效。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章池林股权转让时都是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知道还有其他股东存在,被上诉人也知道一审被告章池林代表上诉人承诺对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利息承担责任是没有经过股东决议的,是超越他的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范围的。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应认定上诉人的担保行为无效。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实质是一种抽逃出资,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相抽回其已缴纳的出资,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属无效。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股权转让时,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的境地,被上诉人通过股权转让,不但全额拿回自己当初的出资,还让公司对股权转让款和利息进行担保,这是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倪健雄辩称：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法并不禁止公司对外担保，也没有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即便公司章程对此有特殊的规定，也不影响法人代表为法人代表的行为的对外效力，不能因此否认担保合同的效力。其次，实践中很多的公司虽然在章程中约定了需要股东会决议，但是实践中都是通过各个股东电话商量后直接执行。并未有纸质材料。本案中上诉人提供担保可以推知。另一股东张卫平是知情的，理由如下，一、本案章池林收购被答辩人股权，按照法定程序是必须告知其他股东的。二、股东变更文件办理工商登记也需要其他股东提供资料。第三，本案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有两个人，为章池林和张卫东。章池林与张卫东是夫妻关系，而公司的另一股东张卫平是章池林妻子张卫东的亲弟弟。即便是章池林为了个人利益向刻意的向张卫平隐瞒。张卫平的姐姐张卫东也不会隐瞒。第四，本案股权转让发生于2016年10月9日，距今已有数年时间。无论是润成公司还是张卫平都未提出过任何的异议。这就表明张卫平对于公司的担保行为没有异议，否则其早就应当申请撤销或者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张志林作为大股东，滥用权力，侵犯公司及小股东利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故被上诉人认为张卫平对该事实是清楚的，也是默许的。第五、公司其他股东不知情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不再被上诉人。上诉人及至截止二审开庭前只是一直陈述说公司不知情，其他股东不知情，但是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的证据。本案的另一股东张卫平在公司的两次担保以及长达数年的时间中，也均未提出过任何的异议。而公司和章池林却以自己实施的行为损害了从未提出异议的第三人的利益为由，在主张自己的担保行为无效，这是明显的推卸责任。最后，在2019年1月18日润城公司再次就欠款及利息出具担保承诺书。再次对上述债权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此时被上诉人早已不是股东，也不可能就其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进行了解，更不可能知道其行为超越法定职权。被上诉人此时与公司已经完全脱离关系，自然是民法上的善意第三人。即便法庭认为第一次担保时，答辩人知道了章池林超越权限权限，那么第二次担保答辩人是不可能知道章池林超越法定职权的。此时上诉人所称的可能导致担保行为无效的情况都已不存在。即便不存在2016年股权转让时的担保行为，仅仅依据2019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就足以认定上诉人应承但担保责任。上诉人第二个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实质是一种抽逃出资行为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抽逃出资情况是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及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请求该股东抽逃出资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是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是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是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是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是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存在上述情况的任何一种，只是单纯的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的行为，没有制作过任何的虚假材料。自然不能称之为抽逃出资，其所进行的是正当的合法的股权转让行为。其次，担保责任是不真正的连带责任。章池林是最终的债务承担人而非公司，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它并不是直接的债务人，也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如果章池林按期还款公司的利益就不可能受到任何的损害，换而言之上诉人所称的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原因，是章池林违约而产生的保证责任而非股权转让行为本身。转让股权的时候，所谓公司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的情况并不存在，在上诉人退出时，公司的经营情况非常的良好，只是因为后来牵涉到2017年政府撤销采砂许可等问题才导致了公司难以持续经营。被上诉人退出是因为经营理念与其他股东无法达成统一意见。退一步说，即便当时公司经营困难，在公司经营困难的时候，将股权出卖给其他股东，也是正当合法的市场经济交易行为而非抽逃出资。法律并不禁止公司股东在公司经营困难下的股权转让行为。最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转让行为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应属无效，更是没有道理可言。合同法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况，仅仅是针对双方以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目的，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或虚增债权债务的情况，双方串通的目的是以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目的，但是本案并非如此，本案中有着实际的股权转让，也有实际的出资，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也实际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章池林，且退出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享受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该种情形自然不能称之为恶意串通，章池林代表公司为该笔债权转让股权转让提供担保，是为了取得股权，其购买股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损害公司利益，故该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陈述恶意串通，指的是章池林和被上诉人一起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但是被上诉人认为大股东滥用权力，损害小股东及公司的利益的救济途径，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公司它并不是能主张该权利的利益主体，其主张该权利的利益主体在于另一股东张卫平，而并非是公司和章池林本人。公司法149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或公司规章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股权转让发生迄今已经将近4年，甚至连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都已经过，不管是公司还是股东张卫平均没有提出过任何的异议，反而于2019年1月18日再次向答辩人出具担保承诺函，重申上诉人的担保责任。上诉人之所以现在提出，不过是因为牵扯到政府补偿款，希望免除担保责任。据被上诉人了解，上诉人系家族控股企业，章池林持股85%，其妻弟张卫平持股15%。换而言之，上诉人是受股东章池林的实际控制，章池林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上诉人的利益受损自然会极大的影响其控股股东章池林。上诉人现在以各种理由否认担保责任，其原因是担心上诉人润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进而导致章池林的利益受损。现上诉人按照控股股东章池林的意思，通过指控章池林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方式，为了公司利益为由，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保护章池林，但是被上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自毁承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章池林作为控股股东，一方面通过让上诉人担保的方式，让被上诉人相信其具有充分的还款能力，进而受让被上诉人的股权取得了控股地位。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让公司指控自己与外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来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法律不能允许，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被上诉人认为这是公司与章池林在恶意串通，其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损害被上诉人合法债权的实现，现章池林本人债台高筑，如果解除了公司担保责任的话，被上诉人的合法债权就不可能实现。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倪健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章池林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30万元,截止2016年10月24日出具欠条约定到2017年10月的利息50万元。以上180万元的利息21.6万元(从2017年11月1日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利率按照6%计算),合计201.6万元;2、被告润成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款以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9日,倪健雄与章池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倪健雄将其持有的润成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章池林,转让价格为2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首付款70万元,余款130万元分四次付清,2016年11月30日前付4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人民币40万元;2017年1月31日前付40万元;2017年2月28日前付最后10万元。张卫东与润成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担保上述债务履行。2016年10月23日,章池林作为欠款人,张卫东作为担保人,向倪健雄出具欠条,载明欠倪健雄50万元,此款是章池林回购倪健雄投资润成公司200万元的利息,此款约定在2017年10月份之前还清。2016年10月24日,章池林再次向倪健雄出具欠条,陈述其欠倪建雄投资润成公司建厂费用130万元,并备注此款是2016年10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余款。2019年1月18日,润成公司分别就1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利息出具《担保承诺书》,对该两笔债权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协议签订后,章池林支付倪健雄股权转让款共计79万元。另查明,2015年,倪健雄向润成公司支付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10月9日,倪健雄与章池林签订一份在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载明倪建雄将持有润成公司30%的股权共60万元出资额,以60万元转让给章池林。 一审法院认为,倪健雄与章池林就案涉股权转让于同一日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的合同,且该份合同的内容与倪健雄的实际投资款相符。倪健雄与章池林实际履行的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章池林在2016年10月24日就其回购倪健雄的200万元投资款自愿出具50万元利息欠条,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倪健雄要求章池林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共计171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润成公司对倪健雄的上述两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的担保行为进行了规定,该规定未明确其法律后果为担保行为无效,故该规定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所指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对润成公司关于其担保行为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而无效的辩称不予采纳。倪健雄请求润成公司对上述两笔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倪健雄与章池林就付款违约责任未做出明确约定,且润成公司在2019年1月18日出具担保承书时,倪健雄仍未提出违约责任的要求。故对倪健雄请求章池林、润成公司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章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倪健雄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共计171万元;二、被告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倪健雄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倪健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92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928元,由原告倪健雄负担2510元,被告章池林、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5418元。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该对被上诉人与章池林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 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规定，本案中，通过二审庭审调查得知，上诉人公司股权是有变化的，成立时有两股东，章池林的股权是80%，张卫平是20%。倪建雄加入时，倪建雄是30%，章池林股份是55%，张卫平15%。本案股权转让变更之后，章池林是85%，张卫平是15%。2016年10月9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上有倪建雄在甲方签名，有章池林在乙方签名，上诉人在担保单位处签章，且2019年元月18日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担保承诺书中亦有章池林的签名，故本案中上诉人的担保行为有效，上诉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0元，由上诉人池州市润成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包亚平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