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2民初3338号原告：东莞市厚街明仕木业经营部，经营场所：东莞市厚街镇河田社区科技工业城科技大道东方兴业城C2A座1层7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900L16991120W。经营者：张居俊，男，汉族，1955年1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李红军，均系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昌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园洲镇土瓜圩，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MA4WJL3M3N。法定代表人：朱少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愈平、刘枚，均系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少梅，女，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曾凡博，男，汉族，1975年6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告：陈河军，男，汉族，1968年2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被告曾凡博、陈河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喜、蔡伟雄，均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厚街明仕木业经营部（以下简称“明仕经营部”）诉被告惠州市昌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运公司”）、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陈河军于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粤1322民初3338号民事裁定，驳回陈河军的管辖权异议。陈河军对此不服，上诉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13民辖终39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仕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被告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少梅，被告曾凡博、陈河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明仕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昌运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66301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3481元（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暂计至2019年7月1日止为3481元）；3.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对被告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一家从事销售木皮的个体工商户，被告昌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产、加工、销售家具、家纺家居产品、五金水暖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木材、木制品等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是被告昌运公司的股东。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被告昌运公司向原告采购木皮，原告按照要求供货给被告昌运公司，供货货款共计76975元，但被告昌运公司至今仍拖欠原告货款共计66301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催促，但被告昌运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尚欠货款66301元未付。原告到被告昌运公司处催要货款，才得知昌运公司因股东内部矛盾原因停止经营，一直未清偿原告等债权人的债务。经原告向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企业内档得知，昌运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被告朱少梅认缴出资1260万元，占42%股份，被告曾凡博认缴出资600万元，占20%股份，被告陈河军认缴出资1140万元，占38%股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昌运公司已停止经营，且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债务。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是昌运公司的股东，未完全履行各自的出资义务，应在未缴出资范围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明仕经营部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送货单、对账单。证明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昌运公司向原告采购木皮，原告向被告供货货款共计76975元，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尚欠原告货款共计66301元。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共同辩称，确认昌运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可原告主张的未付货款，认为各股东应按占股比例承担本案债务。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为其辩称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被告曾凡博、陈河军共同辩称，一、两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两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昌运公司，两被告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不是买卖合同纠纷适格的被告。原告在与昌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中要求昌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又主张两被告对昌运公司买卖合同债务在两人认缴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此纠纷应系民事案由中“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或者是“与破产清算有关纠纷”中“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与本案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处理。本案原告如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坚持要求两被告承担责任，应另行提起诉讼或者按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处理，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起诉。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和昌运公司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实际欠款金额，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和昌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提交了一份《对账单》，对账单为原告单方制作的表格，没有运输合同、收货单、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材料印证，对账单没有昌运公司盖章。原告自认昌运公司付款，并无证据证明，不能以此自认来证明和昌运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所欠货款金额，并要求昌运公司及其股东付款。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原告已将货物交付了昌运公司且昌运公司收了货物，也不能证明昌运公司欠原告货款。朱少梅系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除经营管理昌运公司的业务外，也是案外人深圳市雅筑家具公司（以下简称“雅筑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以及深圳市圣工家具公司（以下简称“圣工公司”）的股东，不能排除原告和朱少梅名下的其他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而将债务转嫁给昌运公司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原告和昌运公司个别股东发生业务关系而将债务转嫁给昌运公司的可能性。三、昌运公司人格与其法定代表人朱少梅的股东人格存在混同关系，即使如原告主张债务成立，也应由昌运公司股东朱少梅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昌运公司由大股东朱少梅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其以个人账户收取包括两被告在内的股东的投资款以及昌运公司业务收入、支付费用。朱少梅收取了股东的投资款以及昌运公司的货款后，没有按照规范公司财务的要求处理，而是通过将股东投资款或昌运公司货款转入其控制的理财账户进行投资理财获取收益、支付生活费用，或者支付至其个人名下或者实际由其控制的其他账户。据统计，朱少梅个人账户收取陈河军支付给昌运公司投资款金额不少于136.80万元，收取曾凡博支付给昌运公司投资款金额92万元。朱少梅在其个人账户与昌运公司对公账户间频繁、反复划转资金，其中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以“备用金”等名义从昌运公司工行尾号2957的账户支取总计250余万元款项至其个人账户，用来进行投资理财并获取相关收益、支付个人消费、支付工资、货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朱少梅作为昌运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是昌运公司的实际运营人和控制人，其在经营管理昌运公司过程中，导致公司账务与股东账务不分，昌运公司已经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朱少梅的工具或躯壳。朱少梅的行为不仅损害昌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依法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朱少梅对昌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原告要求两被告对昌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请。（一）两被告对昌运公司认缴出资依法具有期限利益，在认缴注册资本期限未至时，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二）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及表决权”之“6.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昌运公司章程约定，陈河军认缴出资1140万元，应在2025年12月31日前缴足，现出资期限尚未届至，且陈河军现已向公司出资总计530余万元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曾凡博已向昌运公司出资、代昌运公司垫付费用总计101万元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在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未至之前，两被告认缴出资具有期限利益，不负加速出资的法律义务，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但昌运公司未进入法律规定解散清算程序，原告主张被告现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曾凡博、陈河军为其辩称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昌运公司章程。证明昌运公司股东陈河军、曾凡博认缴出资金额、出资期限为2025年12月31日。2.企业信用信息报告，证明朱少梅系昌运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等一切事务。3.昌运公司对公账户历史明细单。证明朱少梅以备用金等名义从昌运公司支取款项至个人账户，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证明被告曾凡博、陈河军已支付的出资款项金额。4.朱少梅光大银行尾号6063的账户对账单，证明朱少梅以个人账户收取昌运公司股东的投资款200余万元，以个人账户支付昌运公司的运营费用及个人开支，朱少梅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5.商事主体登记备案信息查询单。证明昌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朱少梅同业经营雅筑公司，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6.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证明昌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朱少梅同业经营圣工公司，系该公司的股东、总经理。7.陈河军出资交易明细单。证明陈河军已向昌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额2348000元（其中136万元直接支付至朱少梅个人账户），陈河军为昌运公司生产经营垫付的金额280万元，总计5310950.29元（其中包括代付昌运公司借款利息）；朱少梅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股东出资款，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混同。8.曾凡博出资交易明细单。证明曾凡博向昌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额92万元（直接支付给朱少梅），曾凡博为昌运公司生产经营垫付金额9万元，共计101万元；朱少梅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股东出资款，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混同。9.资料交接单。证明2019年1月25日起，昌运公司印章及债权债务审核由债务清算组负责，朱少梅无权单独对外确认债务。经开庭质证，原告明仕经营部对被告曾凡博、陈河军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也说明了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认缴了注册资本。截至庭审之日仍存在注册资本未到位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仅是昌运公司的登记信息资料。曾凡博、陈河军并不能推卸其未缴足注册资本应承担的股东责任。对证据3、4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该两份证据的银行流水当中能够清楚地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送货单上签名的“饶品炎”是昌运公司的员工，朱少梅的个人账户有向饶品炎转账的记录。对证据5、6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7、8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该两组证据仅是曾凡博、陈河军与朱少梅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其向昌运公司投入了资金，并没有通过财务的正常程序进入到公司，在有关部门确认其注册认缴资金到位的事实，即没有进行验资。对证据9的真实性确认，这说明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三个股东已经对昌运公司进行清算，昌运公司自2019年1月份已经停止经营，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认缴的注册资本没有出资到位，应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对被告曾凡博、陈河军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朱少梅仅负责生产、经营、管理，被告曾凡博、陈河军虽无直接参与公司经营，但均有派人参与昌运公司的经营。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曾凡博、陈河军知晓并同意在昌运公司成立初期使用朱少梅个人账户支付租金，被告朱少梅支取备用金是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对被告曾凡博、陈河军已支付的出资款项金额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朱少梅从未用于个人开支，朱少梅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朱少梅确以个人账户收取股东投资款。因公司成立初期没有对公账户，故使用朱少梅个人账户支付公司成立初期的支出费用。对证据5、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8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不认可。三股东共出资460万元，其中被告曾凡博出资174.8万元，被告陈河军出资92万元，朱少梅出资193.2万元。垫资问题确实存在，但只有朱少梅与陈河军垫资，其中陈河军以借款的形式借资60万元，昌运公司每月支付2%的利息给陈河军，至于朱少梅具体垫资多少钱不清楚，需核实。对证据9的三性认可。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曾凡博、陈河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送货单、对账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送货单不能证明原告已将货物实际交付昌运公司，因朱少梅除经营昌运公司外，仍另行经营雅筑公司、圣工公司，不排除原告与朱少梅名下的其他公司发生交易而将债务转嫁给昌运公司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原告与昌运公司其他股东发生交易而将债务转嫁给昌运公司的可能性。对账单未原告单方制作的表格，未经昌运公司签章确认，原告自认昌运公司已付部分款项，并无证据佐证，不能以此证明原告与昌运公司发生交易以及昌运公司欠付原告货款。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于2017年5月2日订立《惠州市昌运实业有限公司章程》，其中约定三人作为股东设立被告昌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朱少梅认缴出资1260万元（占股42%），曾凡博认缴出资600万元（占股20%），陈河军认缴出资1140万元（占股38%），均以货币出资方式在2025年12月31日前缴足。后昌运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家具、家纺家居产品、五金水暖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木材、木制品；批发、零售装修材料；广告装潢及工程装修；网站和电脑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朱少梅出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曾凡博出任监事一职。2019年1月25日，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受昌运公司委托对其进行清算审核，并进行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等物资交接。原告明仕经营部主张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向被告昌运公司供应价值76975元的木皮，昌运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尚欠66301元货款未支付。原告为此提供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的送货单及对账单佐证。送货单为回单联，客户名称为“昌运”，单据分列载明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及备注等事项，其中2018年4月28日含税货款9638元、2018年8月22日含税货款1036元、2018年10月4日含税货款27502元、2018年10月23日含税货款13933元、2018年10月27日不含税货款5256元、2018年11月2日含税货款4479元、2018年11月4日含税货款12341元、2018年11月6日含税货款938元、2018年11月27日货款含税1532元，共计76655元。“收货单位经手人（签章）”处均为“饶品炎”的手写体签名。对账单由原告单方制作，无相关人员签章，显示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含税总货款76975元，瑞兴木业于2018年9月29日开票收款10674元，截止2019年6月22日昌运公司尚欠货款66301元。四被告对此当庭质证，发表如上质证意见。被告曾凡博、陈河军辩称两人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在两人对昌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期限未届满前，债权人无权要求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朱少梅以个人账户收取投资款以及昌运公司业务收入、支付费用等行为，侵害昌运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昌运公司人格与朱少梅的股东人格存在混同关系，即使原告主张的债务成立，也应由朱少梅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曾凡博、陈河军为此提供在案证据佐证，并经其他当事人当庭质证，意见如上。庭审中，原告明仕经营部陈述昌运公司通过公账向原告指定的收款公司嘉善瑞兴木业有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收款公司代收款项并向昌运公司开具发票；未付货款66301元包含6%税款，不含税货款为62322元。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陈述饶品炎、朱建辉为昌运公司员工，饶品炎负责采购，朱建辉是仓管，认可未付货款为66301元（含税），认为应按不含税货款金额62322元支付，昌运公司从2019年1月30日后停止生产经营。被告曾凡博、陈河军陈述支付税费的义务应由出售方承担，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单方将税费加入货款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剔除税费，昌运公司从2019年1月成立理账小组后停止生产经营。另查明，经原告明仕经营部申请，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粤1322民初3338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昌运公司、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价值66301元的财产。该裁定已执行。原告明仕经营部预交了申请费683元。本院认为，原告明仕经营部主张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向被告昌运公司供应木皮等货物，被告昌运公司尚拖欠原告明仕经营部货款66301元未支付，并提供了在案证据，业经本院当庭审核。被告昌运公司、朱少梅对原告提交的在案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确认被告昌运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可原告主张的未付货款66301元，但认为应按不含税货款62322元支付。被告曾凡博、陈河军辩称案涉货款与昌运公司无关，朱少梅不仅是昌运公司的股东，还是雅筑公司和圣工公司的股东，不排除案涉货款是与该两公司建立的业务关系，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送货单以采信，并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据此认定原告明仕经营部与被告昌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昌运公司拖欠原告明仕经营部货款66301元的事实。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明仕经营部已依约向被告昌运公司供应货物，被告昌运公司收货后，未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计算方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另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日3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酌定被告昌运公司以66301元为基数，自起诉日即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原告明仕经营部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责任承担问题。原告请求被告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对被告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昌运公司的《章程》记载,其股东为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三人分别认缴出资1260万元、600万元、114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方式在2025年12月31日前缴足。第一，曾凡博、陈河军称两人将部分出资款交给了昌运公司或朱少梅，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其仅提供银行交易记录，未提供由法定的验资机构出具的相应验资报告，仅能证明两人与昌运公司和朱少梅存在资金往来关系，不能证明所涉款项为出资款。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般而言，未至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需符合如下情形：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原告未举证证明昌运公司具备上述情形之一，股东朱少梅、曾凡博、陈河军无需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更无需承担原告主张的连带清偿责任。第三，曾凡博、陈河军辩称昌运公司人格与其法定代表人朱少梅的股东人格存在混同关系，即使如原告主张债务成立，也应由朱少梅对昌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该项辩称属于其股东内部事务，与本案无关，曾凡博、陈河军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昌运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厚街明仕木业经营部一次性支付货款66301元及利息（以66301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日止）。二、驳回原告东莞市厚街明仕木业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3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诉讼财产保全费683元，共计1456元，由被告惠州市昌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利仁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曾淑仪书记员叶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