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4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红，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金门县。 法定代理人：薛某，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系王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红，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灶辉，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金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红，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藩，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金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红，山东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瑞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凤，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鑫鹏，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春源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省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 法定代表人：蔡锡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稳胜，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台湾省台北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菁菁，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台湾省台北市中山区。 上诉人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因与上诉人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春源公司）、原审第三人春源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春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16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诉讼请求（即由青岛春源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2685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合计650756元（少判650756元）；2、依法撤销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青岛春源公司每月应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供养亲属抚恤金为3296.07元，而非3053.57元（每月少判242.50元）；3、上诉费由青岛春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合法权益。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将王志铺在台湾原工作单位即台湾春源公司所应享受的企业内部福利性待遇，挪作青岛春源公司依法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从青岛春源公司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台湾春源公司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相关赔偿款的性质。台湾春源公司支付给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所有款项，是王志铺在台湾的原工作单位台湾春源公司依据台湾地区的法律应依法享有的待遇，是台湾地区保险部门及台湾春源公司内部，依法依规应给予王志铺家属的保险待遇及台湾春源公司的企业福利性待遇，是王志铺的近亲属在台湾地区依据台湾地区法律依法享有的，均不是青岛春源公司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赔偿的工亡赔偿金。2、一审判决将王志铺的亲属在台湾地区依台湾法律应当获得的台湾春源公司所补偿给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款项，用来抵扣青岛春源公司依法应赔偿的工网待遇，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对王志铺生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错误，王志铺死亡前在青岛春源公司的月平均工资为10986.91元。二、一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导致出现所谓的“款项自愿代付和扣减”的错误结论。综上所述，因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所发生的劳工保险、商业保险赔付及台湾春源公司的企业内部福利性待遇，均与青岛春源公司依法应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无关，台湾春源公司对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做出的补偿，不是“代青岛春源公司支付”，而是“其应依法支付”（台湾法律）的费用及王志铺在台湾春源公司的企业内部福利性待遇。 青岛春源公司答辩称，一、台湾春源公司支付的丧葬费人民币176521元、和解金人民币350000元、抚恤金人民币160000元，共计人民币686521元，系其履行六方签订的《和解书》，并非台湾春源公司依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支付的补偿款，更非台湾春源公司企业福利性待遇。依据台湾《劳动基准法》59条“…四、劳工遭遇职业伤害或罹患职业病而死亡时，雇主除给与五个月平均工资之丧葬费外，并应一次给与其遗属四十个月平均工资之死亡补偿。其遗属受领死亡补偿之顺位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的规定，台湾地区劳工保险局支付的新台币1889500元死亡给付，是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依据台湾地区法律规定享有的工亡待遇，该死亡给付依《劳动基准法》规定的补偿顺位全部支付给了薛某、王某。可见，按照台湾地区的法律，台湾春源公司、青岛春源公司因王志铺职业灾害的死亡赔付义务已完成。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在上诉状中陈述“春源钢铁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系王志铺生前依据台湾地区的法律依法享有的待遇，以及王志铺的亲属在台湾地区依台湾法律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及企业福利性待遇”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应对其主张举证证明。二、青岛春源公司与台湾春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但两者是关联公司，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青岛春源公司的两大股东分别是维京春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股95%、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占股5%，维京春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春源公司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在维京群岛设立的子公司，而春源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是台湾春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是因当时受投资政策限制，设立离岸公司进行的转投资路径。台湾春源公司为了行使对青岛春源公司的股东控制权，派遣职工到青岛春源公司担任管理层关键职位。王志铺死亡前虽在青岛春源公司工作，其实质上也是在履行台湾春源公司的工作职责。退一步讲，即便青岛春源公司与台湾春源公司两者不是关联公司，法律也未禁止第三人自愿承担责任的规定，况且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与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签署了六方《和解书》，可见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同意台湾春源公司与青岛春源公司一起对王志铺意外身亡事故承担责任。三、王志铺的工资计算错误，但并非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述月平均应为10986.92元，而是应该为8215.16元。四、王志铺生前是台湾春源公司的员工，由台湾春源公司投缴劳工保险、商业保险，派遣至青岛春源公司任职行政、财务经理工作，意外死亡后又被确认与青岛春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形成王志铺生前与台湾春源公司、青岛春源公司之间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收到伤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王志铺因工死亡后，仅需青岛春源公司或台湾春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可，无需两家公司分别承担工亡赔偿责任。现春源钢铁公司依据法律规定为王志铺申请了职业灾害险赔付即工亡待遇赔付，即便王志铺又被认定为在青岛春源公司发生工亡，青岛春源公司也无需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再赔偿一次，否则会导致上诉人重复获利。至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述的“双重赔偿”，是混淆了法律概念。首先，青岛春源公司不是王志铺死亡的侵权人，侵权人另有他人，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已另案起诉。再次，王志铺的死亡非职业病死亡，更非因安全生产损害死亡，不能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作为法律依据要求双赔。五、《和解书》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应按照协议签订时的意思理解，不能简单的因为《和解书》未出现工伤保险待遇字眼，而否认青岛春源公司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签订协议的本质意思。青岛春源公司不是王志铺死亡的侵权人，自然《和解书》解决的不是王志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和解书》实质解决的是青岛春源公司作为用工主体依法应对王志铺死亡承担的责任的协议。该《和解书》约定的公司赔偿的数额为新台币2000万元，换算成人民币为400万元。除去商业保险赔付的款项，两公司实际赔付的数额为人民币1141309.6元，与《工伤保险条例》、《山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相当，并未显失公平，该《和解书》无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应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青岛春源公司认为无需再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另行支付赔偿款。综上，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改判青岛春源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台湾春源公司辩称，其是台湾所设立的上市公司，指派人员到大陆地区工作，仍享有台湾方面社会保险之保障，本职业灾害案件台湾春源公司第一时间即以自身员工发生公亡致青岛处理，家属后续补偿及赔偿工作，针对台湾地区人员致大陆地区工作，虽未投保社会保险，因为台湾方面依法向台湾社保单位投保，且由台湾公司负担费用，在大陆地区投保商业保险作为员工发生此类意外时增加公司理赔金额的所用，因此本案在事发后台湾公司与青岛公司同时和家属达成高额的和解协议，事后总共支付了400万元和解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另外向加害人之继承人提出损害赔偿诉讼，也已经由青岛中院（2019）鲁02民终8617号作出判决，赔偿金额超过100万元，若台湾春源公司遭不利判决如一审，那么全案的赔偿金额将超过600万元，该金额是否合理希望法院能够审酌。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借此公亡提出数个案件诉讼，有重复得利的问题，一个公亡作两次认定，并且否认台湾方面赔付金额的填补效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鲁0211民初1601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承担一、二审的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签订的《和解书》合法有效，青岛春源公司无需再承担任何给付责任。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的规定，针对王志铺的意外身故事件，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和解书》，达成赔偿合意来解决王志铺意外身故的所有的依法之给付，符合该项法律规定。《和解书》约定的赔偿数额并不低于法定赔偿数额，且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在协议签订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显失公平行使其撤销权。相反在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27日其分别与青岛春源公司签订《切结书》，再次表明愿意遵守并切实履行《和解书》，并就王志铺意外身故事件不再对青岛春源公司进行争议与请求，以利本案和解后续程序之进行。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签订《切结书》的行为是对《和解书》的进一步认可。且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在一审诉状中的陈述也认可《和解书》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和解书》是当事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主要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协议条款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已按照《和解书》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已经基于该《和解书》获得了赔偿。依照《和解书》内容，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在收到青岛春源公司与台湾春源公司共同支付的“新台币”2000万元相关赔偿款项后，死亡赔偿事宜即处理完毕，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不得再向青岛春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一审已查明，《和解书》已得以全部履行，赔偿款已由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分配完结，因此双方之间因王志铺身故事件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青岛春源公司无需再承担任何给付责任。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收到赔偿款后，仍以王志铺近亲属名义再次要求给付工亡赔偿，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行为违背了协议书约定，且与诚实信用的民事行为基本原则相悖，故不应对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关于工亡补助金等各项诉讼请求予支持。二、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为王志铺投缴了“劳工保险”，王志铺死亡后，台湾春源公司基于王志铺意外死亡的工亡待遇，向台湾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为其申请了“劳工职业灾害险”，且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已获得台湾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核定发给的职业伤害死亡给付。青岛春源公司认为台湾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的“职业伤害死亡给付”等同于大陆地区的工亡待遇给付，即使王志铺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其近亲属也不应因同一工亡事件而重复获取两次工亡待遇给付，这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三、根据《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工亡职工父母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应当符合“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及年龄符合“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规定。青岛春源公司认为青岛市黄岛区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有误。按照台湾地区政策，王灶辉、许藩年满65周岁后皆享受政府给付的年金保障，且王灶辉、许藩共生育四子一女，子女对父母皆有赡养的义务，其他子女并未失去劳动能力及赡养能力的情况下，其赡养义务应当合理均摊，否则有规避其他子女法定赡养义务之嫌疑，难以让青岛春源公司信服，如若青岛春源公司需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请依法改判抚恤金数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站在积极维护两岸关系、维护社会信用的角度，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答辩称，青岛春源公司未对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任何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因台湾春源公司所产生的所有款项均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依法应获赔的工伤保险待遇无关，两者并不冲突，不应相互抵扣。一、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收到的来自台湾春源公司的所有款项已明确显示均是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在台湾依台湾法律应由台湾春源公司补偿的王志铺意外身故相关款项，青岛春源公司并未做出任何赔偿。《和解书》不能证明青岛春源公司已经支付了王志铺的工伤保险待遇，且该《和解书》限制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诉权，违反法律关于管辖的强制性规定，明显损害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权益，显失公平。（一）到目前为止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共收到上海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团合盛意外身故保险金210万元人民币，台北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团体保险金140万元人民币，台湾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支付的职业灾害保险金37.8万元人民币，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依法支付给薛某、王某的企业福利性待遇（包括王志铺工资、特休假结清、奖金、企业抚恤金）19.899万元人民币，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支付给王灶辉、许藩的企业福利性待遇企业抚恤金（“和解金”）35万元人民币，上述款项是《和解书》中的所有的补偿款项。此外，案发后台湾春源公司为尽快平息案件，避免该凶杀案件传入台湾，同时也是基于人道救助，台湾春源公司积极自愿支付给了相关单位昂贵却又必需的费用（在青岛购置墓地的费用及用于刑事侦查进行解剖缝合等医院的费用等，共计151847元人民币）。上述所有款项已明确显示均不是青岛春源公司对王志铺近亲属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青岛春源公司与台湾春源公司混淆商业保险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混淆台湾春源公司的企业福利待遇赔偿与被上诉人青岛春源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混淆台湾的职业灾害保险赔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以答辩人在台湾本应依法获得的商业保险金、企业福利待遇及台湾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赔偿充当青岛春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应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以逃避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二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台湾职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发生工亡，家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不能通过当事人协商予以免除，不能由其他单位代为履行，用人单位须依法承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劳动法》虽未禁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决，但协商亦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解书》中的所有款项均不是青岛春源公司应依法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并存的关系。且《和解书》实际并非是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与青岛春源公司所协商签订，并不是针对青岛春源公司应依法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而签订，而仅是由答辩人与台湾春源公司双方之间针对王志铺的意外身故事宜而由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应依台湾法律赔偿的款项所协商签订，整个签订过程青岛春源公司从未出现、从未参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也从未与青岛春源公司或台湾春源公司就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应依法赔偿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过任何协商。（三）该《和解书》中约定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放弃追究青岛春源公司及台湾春源公司责任的权利，同时约定争议法院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为管辖法院，故该约定无效。该约定目的是限制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诉权，而诉权是国家赋予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不能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排除诉权。同时该约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关于法院管辖的强制性规定。二、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地区为王志铺投缴的“劳工保险”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不冲突。王志铺作为台湾公民，依台湾地区法律而享有台湾地区社会保险待遇，同时，因其在青岛合法工作又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保险权益。其在两地享有的保险权益均为合法享有，依据的法律不同，且依据法律的法域不同。因此“台湾的劳工保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伤保险待遇虽基于同一事实，但依据法律不同，法律适用范围不同，赔偿主体不同，各自独立，没有冲突，并不存在重复得利的情况。（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台湾地区为两个独立的法域，台湾地区实行的法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对工伤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工伤保险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不能互免，应参加营业地所在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资的外商企业应依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本案中，青岛春源公司作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的外商企业，应依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不能以台湾春源公司已在台湾为王志铺投缴了劳工保险、台湾劳工保险局已在台湾依台湾法律赔偿了职业灾害保险给付为由，免除青岛春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为王志铺缴纳工伤保险费、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责任，也不能将台湾的职业灾害保险给付抵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台湾地区法律中的职业灾害保险不能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的工伤保险。台湾地区的法律并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王志铺在青岛工作，因此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保险待遇，但是该待遇并不排斥王志铺原本在另一法域台湾所享有的权利。王志铺在台湾地区享受的“劳工保险”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是来源于不同法域、不同法律、完全独立互不关联的两项权利，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二）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禁止劳动者的家属在获得工亡待遇的同时，另行主张尚可获得的赔偿权利。法律及司法解释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或其家属获得双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由此可见，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三条都分别规定为：“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请求”。“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上述两部法律对于职工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责任都规定了双重标准，都反应了立法者对于工伤待遇与民事责任竞合的情形下，支持工伤职工及职工家属获得双重赔偿的立法意图。何况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得的台湾春源公司的补偿是来源于不同的主体，全是来源于台湾春源公司的意外身故补偿，全是王志铺在台湾春源公司应依法获得的待遇。青岛春源公司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是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应获得的权益，与台湾春源公司在台湾所发生的所有款项，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互抵扣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三、王志铺供养亲属范围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查明确认，且其供养亲属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认定条件，青岛春源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对王志铺供养亲属范围的确定，青黄劳人仲案字【2016】第20845号裁决书中已明确王志铺的供养亲属范围包括儿子王某、父亲王灶辉、母亲许藩，该裁决书已经依法生效。青岛春源公司也从未对该裁决书的裁决内容提出过任何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事实；。”，该事实无需再次审理。（二）已经确认的王志铺供养亲属完全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供养亲属的条件规定。其中王灶辉、许藩均年满60周岁，生前主要依靠王志铺的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其儿子王某年仅4岁，更是依靠王志铺来抚养，以上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上条规定的人员，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二）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四)工亡职工子女未满18周岁的）。；”综上所述，青岛春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青岛春源公司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丧葬补助金2685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2、依法判令青岛春源公司向王某、王灶辉、许藩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王某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按照3270元每月至年满18周岁止，王灶辉、许藩按照3270元标准支付抚恤金至失去供养条件止）；3、本案诉讼费由青岛春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8日，王志铺在青岛春源公司工作中受暴力伤害死亡。 王灶辉系王志铺之父，许藩系王志铺之母，薛某系王志铺之妻，王某系王志铺与薛某之子。 2016年1月22日，薛某及王志强（王灶辉、许藩之子）向青岛春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青岛春源公司用于王志铺经理伤亡赔偿金抚恤金人民币50000元。2016年1月29日，薛某作为甲方、王某作为乙方（薛某代理）、王灶辉作为丙方、许藩作为丁方、春源钢铁公司作为戊方、青岛春源公司作为己方，六方签署了《和解书》，协议书载明：上述六方针对2016年1月18日王志铺先生意外身故事件，经和谐研商，以及相互理解，六方达成共识如下，特约定此协议，藉兹信守。一、戊己方共同支付甲乙丙丁方“新台币”2000万元整（支付过程产生之汇率风险由甲乙丙丁方负担），所有款项皆汇入附件一（薛某、王某共同指定帐号中国建设银行62xx16、中国银行62xx23）所示之指定帐户；二、上开款项包括所有依法之给付，包括且不限于劳工保险给付、企业退休金、企业抚恤金、企业福利金、工资及特休假结清、奖金、团体保险金以及其他补偿金。但不含已支付之丧葬费用（“新台币”882605元）、家属旅费（“新台币”103083元）、代垫款（“新台币”30640元）、2016年1月22日交付之紧急慰助金(“新台币”250000元)以及劳工退休金专户之结清金额。三、甲乙丙丁之间针对上开款项之分配及支用，另依继承人以及一等亲亲属于2016年1月22日签订之四方协议进行，各款项支付申领方式以及期程，统一由戊方进行调控。四、乙方年满十八岁后，若欲进入己方公司工作，己方不得拒绝并须尽全力安排适当职务，并依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受有保护。五、除本和解书规定之权利外，甲乙丙丁方抛弃其他一切对戊己方含负责人、受雇员工（除赵奇志以外）之民刑事法律权利，对于本案发生前后之一切事实，不再对任何政府机关单位提出任何申诉。六、甲乙丙丁四方对于本和解书之内容负有保密义务，若有违反且经查证属实，需对戊己方赔偿人民币40万元。七、双方同意第一审法院所在地法为本和解书之准据法。八、本和解书若遇争议，双方同意若由台湾地区台北地区法院作为本案民事第一审管辖法院。九、本和解书一式六份，六方签订后，供签约六方各自存查一份。 2016年3月31日，薛某（甲方）、王某（乙方，原告薛某代理）为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签署切结书，载明：甲、乙双方有关王志铺先生意外身故事件补偿乙案，愿意遵守并确实履行和解书与抚恤金分配及遗产分割协议书（如附件一、附件二），并就本案相关事件不再对贵公司进行任何争执与请求，以利本案和解后续程序之进行，甲、乙双方并表示善意，特立此书面。2016年4月27日，王灶辉、许藩亦为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签署了切结书。 2016年4月27日，王灶辉向台湾春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本人王灶辉兹收到春源钢铁公司（台湾）、青岛春源公司依据2016年1月29日之和解书与2016年1月22日抚恤金分配及遗产分割协议书之内容，所给付之部分和解金，支票乙纸（如附件所示，号码：KN7043229、金额：“新台币”捌拾柒万伍仟元整），特立此书面为证。此致台湾春源公司、青岛春源公司。同日，许藩亦向台湾春源公司、青岛春源公司出具了同样的收据（号码：KN7043230、金额：“新台币”捌拾柒万伍仟元整）。 2016年4月28日，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王志铺身亡向王某支付了（实际支付至原告薛某账户）身故保险金、丧葬费用保险金合计“新台币”350万元，向薛某支付了身故保险金、丧葬费用保险金合计“新台币”350万元。2016年5月3日，因王志铺死亡，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10万元。 薛某、王某（薛某代理）在台湾春源公司的《从业人员抚恤申请书》的受益人处签字，确认了王志铺因公死亡抚恤金“新台币”80万元，2016年5月3日，台湾春源公司向薛某汇款“新台币”994950元（含抚恤金“新台币”80万元，其余为王志铺薪资等）。 2016年10月27日，台湾地区劳动主管部门“劳工保险局”发函，函件主旨：薛某申请王志铺君本人死亡给付案，本局核定发给职业伤害死亡给付45个月计“新台币”1890000元，依规定扣除汇款手续费“新台币”500元，实发“新台币”1889500元，请查照。该款项已汇至薛某的中国银行账户。 2017年1月18日，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青黄人社伤认决字[2016]第QH001109-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王志铺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青岛春源公司不服该决定书，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青黄政复决字[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后青岛春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鲁0211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青岛春源公司的诉讼请求。青岛春源公司不服该判决结果，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1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2行终59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青岛春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作为申请人，以青岛春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青岛春源公司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丧葬补助金26857.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青岛春源公司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支付王某、王灶辉、许藩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3400元至丧失供养条件止，共计1489200元。2017年11月14日，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青黄劳人仲案字[2016]第20845号裁决书，裁决：一、青岛春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丧葬补助金2685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两项合计650756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0元后，实际还应支付600756元；二、青岛春源公司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支付王某供养亲属抚恤金3027.08元至年满18周岁止；其中，申请人王某2016年1月18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68544.11元，由青岛春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王某（若遇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调整，如王志铺因工死亡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时，则以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计算基数）；三、青岛春源公司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支付王灶辉、许藩供养亲属抚恤金各为3027.08元至失去供养条件止；其中，王灶辉、许藩2016年1月18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各为68544.11元，共计137088.22元，由青岛春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王灶辉、许藩（若遇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调整，如王志铺因工死亡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时，则以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计算基数）。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与青岛春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书均不服，分别诉至一审法院。 青岛市2015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476元。2015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 为便于人民币和台湾地区货币“新台币”的换算，各方当事人均同意人民币兑“新台币”按1:5的比例进行换算，具体换算详见文后附件。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因青岛春源公司对王灶辉、许藩的供养亲属资格有异议，申请一审法院进行委托认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市黄岛区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进行认定，2018年7月10日，青岛市黄岛区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认定王灶辉、许藩可列为王志铺的因工死亡供养亲属。经一审法院到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实，港澳台及外籍人员在大陆办理就业证合法就业的，可以正常缴纳工伤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 2008年3月6日，王志铺由台湾春源公司派驻到青岛春源公司工作。2008年12月1日，王志铺与青岛春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青岛春源公司为王志铺申请办理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王志铺在青岛春源公司工作期间，青岛春源公司未为王志铺缴纳社会保险费。台湾春源公司自2001年起为王志铺在台湾地区缴纳“劳工保险”至王志铺死亡时止。 王志铺生前在青岛春源公司工作期间，除青岛春源公司支付的工资外，青岛春源公司的经理吴孟峰利用其个人账户在2015年2月15日向王志铺转账支付1327元、2015年4月5日支付1356元、2015年4月18日支付1566元。青岛春源公司的经理刘茂名利用其个人账户在2015年6月6日向王志铺转账支付100元、2015年6月8日支付1850元、2015年7月15日支付2350元、2015年8月14日支付1680元、2015年9月15日支付1880元、2015年10月9日支付1870元、2015年11月8日支付2180元、2015年12月8日支付2220元、2016年1月7日支付2230元。吴孟峰、刘茂名均系青岛春源公司的职工，其按月持续向王志铺转账付款的行为应视为代表青岛春源公司的职务行为，在计算王志铺死亡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时，应将吴孟峰、刘茂名的付款计入在内。结合青岛春源公司为王志铺支付工资、奖金情况，经计算，王志铺死亡前在青岛春源公司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178.5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青岛春源公司是否应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王志铺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审法院认为，王志铺作为台湾春源公司的职工到青岛春源公司工作，青岛春源公司依法应当为其办理就业审批手续，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以保障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的合法权益。虽然其受台湾春源公司指派到青岛春源公司工作，但其与青岛春源公司之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的规定签订了劳动合同，办理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并实际提供了劳动，故已形成合法的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等相关规定的保护。本案中，王志铺是在为青岛春源公司工作期间遭受暴力伤害，并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在青岛春源公司未为王志铺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王志铺因工死亡后，青岛春源公司应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负有法定的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该义务系强制性民事义务，非经法定程序及法定事由不得免除。青岛春源公司及台湾春源公司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签署的《和解书》，处理的是王志铺意外身故事宜，不能免除青岛春源公司应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但台湾春源公司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相关赔偿款，可视为其自愿代青岛春源公司支付。青岛春源公司已经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的相关赔偿款，可在计算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时予以扣减。青岛春源公司及台湾春源公司支付的其他费用，不应在本案中扣减，如若认为不应当支付，青岛春源公司及台湾春源公司可以另行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青岛春源公司依法应向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支付丧葬补助金26856元(4476元/月×6个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31195元×20倍）。青岛春源公司应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向王某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10178.58元×30%）至年满18周岁止。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向王灶辉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至失去供养条件止。自2016年1月18日起按月向许藩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至失去供养条件止。为便于计算和扣减，暂计算王某、王灶辉、许藩应获得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至2019年1月17日。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可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合计为980541.56元（26856元+623900元+3053.57元×36个月×3人）。青岛春源公司及台湾春源公司已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736521元（丧葬费176521元+紧急慰助金50000元+和解金350000元+抚恤金160000元），青岛春源公司还应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工伤保险待遇差额244020.56元（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7日）。对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请求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青岛春源公司主张不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7日）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244020.56元；二、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自2019年1月18日起按月向王某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至其年满18周岁止；自2019年1月18日起按月向王灶辉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至失去供养条件止；自2019年1月18日起按月向许藩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3053.57元/月至失去供养条件止；以上若遇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调整，如王志铺因工死亡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时，则以青岛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计算基数；三、驳回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负担，（2017）鲁0211民初16014号案件受理费10元，由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证明青岛春源公司是由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维京春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的伊藤忠丸钢铁株式会社两公司共同出资的外商合资企业，不是台湾春源公司的分公司或母公司；提交上海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团险赔付清单》，证明商业保险210万的团合盛意外险是由上海国泰人寿保险公司赔偿的意外身故保险金，不是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提交台湾春源公司在青岛购置墓地的收据、因刑事案件进行法医解剖缝合等医院费用的收据、台湾春源公司支付丧葬用品费用的收据，证明青岛春源公司主张的“台湾春源公司支付了176521元人民币的丧葬费”与事实不符，实际台湾春源公司支付给相关单位的费用仅是151847元人民币，且该费用是已实际发生且又必需的费用，证据显示该费用并不是青岛春源公司应依法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不能抵扣青岛春源公司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其他赔偿款项。青岛春源公司质证称，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不予质证。台湾春源公司质证称，质证意见同青岛春源公司，此外，所有的费用在和解书上已经确认，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提交的单据无法证明花费总额，如果对相关各费用有异议在签订和解书时应该提出，况且400万和解金不包括丧葬费和抚慰金，一审之所以扣除是因为台湾春源公司确实支付了丧葬费，抚慰金5万元人民币由青岛春源公司支付的。本院认为，对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青岛春源公司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亲属王志铺签订了劳动合同，办理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王志铺实际为其提供了劳动并领取工资，双方劳动关系依法成立，王志铺的权益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的保护。王志铺生前在青岛春源公司工作期间发生伤害事故致死被认定为工伤，因青岛春源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其依法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相关工亡待遇，即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所主张的丧葬补助金2685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应当予以支持，但青岛春源公司已经支付了伤亡赔偿抚恤金5万元，故对此应当予以扣减，即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还应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差额为930541.56元（丧葬补助金2685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伤亡赔偿抚恤金5万元+3053.57元×36个月×3人）。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所支付的墓地款、法师费等属于其在王志铺死亡后处理善后事宜及购买丧葬用品所支付的费用，并非支付给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的工亡待遇，故如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认为该部分费用不应由其负担，则可以另案进行救济，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对于一审判决予以扣减的丧葬费176521元、和解金35万元以及抚恤金16万元，因其系在适用台湾法律的框架下所确定，名目虽与大陆相同或相近，但其内涵、计算标准等并不完全一致，故不应简单机械地予以直接抵扣，本案后，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如认为该部分依照台湾法律应当予以返还，可自行至当地进行救济。此外，对于王志铺生前的工资标准问题，一审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主张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已获巨额赔偿的问题，其大部分系源自保险公司基于保险关系支付，并未在青岛春源公司、台湾春源公司与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之间形成显著的利益失衡，故其据此主张不应支持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160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项； 二、变更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160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薛某、王某、王灶辉、许藩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7日）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930541.56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共计50元，由青岛春源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琦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吴迪 书记员王冉冉 书记员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