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40民初1785号原告：陈世梅,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柳，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清明，男，1973年5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张邦权，男，1967年4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梁平县。上列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明，重庆市渝北区回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列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露，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世梅诉被告何清明、张邦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世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柳与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世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通过《解除合同通知》解除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无效，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石柱县新开路1#一楼（房产证号，面积53.56㎡）、二楼（房产证号，面积36.78㎡，房产证号，面积457.9㎡）、三楼（房产证号，面积904.37㎡）房屋租给二被告，期限从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租金每年45万元，从第6年开始每年按总租金上浮递增5%计算，租金前5年每半年缴纳一次，5年后每年提前一个月一次性交清租金”。2020年5月6日，被告何清明通过微信（微信名：何老板）突然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其上载明“因疫情经营亏损，无力支撑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该通知上有二被告的签名。原告收到通知后立即与二被告紧急核实了前述通知确系二被告所发，原告因不同意而被告解除合同及其解除理由，原告通过微信给二被告送达了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回函。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二被告既无合同约定解除权，也无法定解除权，二被告提出的“疫情事由”不足以让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现在疫情已经完全解除，饮食消费呈井喷、爆发式增长，其疫情事由不能成为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疫情不属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自然存在的，疫情是人类不正当使用造成病毒传播，所以不像地震一样不可控制。我们认为被告没有法定解除权，通知对原告不具有效力。合同未约定解除权，租赁时间、租赁价格我们是一口价约定。疫情不会影响十多年的租赁合同。因为疫情，我们还给被告减免了15万元的租金。为确保合同交易安全，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提起本确认之诉。何清明、张邦权辩称，第一，被告享有行使法定解除权。疫情的发生属于众所周知的实事，无需各方举证，也是不可抗力，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租赁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疫情发生导致被告店铺长时间关闭，停止经营，即使在复工复产后也因为疫情影响导致消费减少，导致被告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第二，即使被告解除合同不符合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被告也行使违约解除权，也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疫情影响，双方多次就合同是否解除进行协商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合作信任完全丧失，如果不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损失将进一步扩大，店面闲置未产生商业价值，根据合同法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能履行非金钱债务，对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但有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不适宜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基于前述理由，如果不解除合同，损失将一直存在，会进一步损害原、被告利益。基于此，如果法院认为被告不符合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被告也行使违约解除权。第三，法院如果不支持被告行使法定解除权和违约解除，根据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可以变更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价格，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是否支持，其实质就是情势变更原则。本案中因疫情影响，导致被告发生严重困难，被告请求对租赁期限和租金进行减少。要么驳回，要么对租金、租期予以调整。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陈世梅与被告何清明、张邦权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陈世梅将位于石柱县新开路1#一楼（房产证号，面积53.56㎡）、二楼（房产证号，面积36.78㎡，房产证号，面积457.9㎡）、三楼（房产证号，面积904.37㎡）房屋租给二被告，期限从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租金每年45万元，从第6年开始每年按总租金上浮递增5%计算，租金前5年每半年缴纳一次，5年后每年提前一个月一次性交清租金”。2020年5月6日，被告何清明通过微信（微信名：何老板）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载明“因疫情经营亏损，无力支撑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该通知上有二被告的签名。原告收到通知后与二被告核实前述通知确系二被告所发，原告不同意而被告解除合同及其解除理由，原告通过微信给二被告送达了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回函。2020年6月24日，原告电话通知二被告愿意减免三个月房租共计1500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遂起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商铺租赁合同》、《解除合同通知》、《解除合同通知》回函、（2020）渝0240民初2328号民事起诉状、（2020）渝0240民初2328号应诉通知书、（2020）渝0240民初2328号举证通知书、（2020）渝0240民初2328号传票、原告同意减免三月房租的录音光盘等证据在卷证实并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结合证据及庭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第二，是否符合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合同效力如何。本院认为，第一，客观上讲，新冠肺炎对于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构成不可抗力；对于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则不构成不可抗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的发生与防疫措施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对于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则不构成不可抗力。第二，由于案涉租赁合同能够继续履行，本案不符合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案涉租赁合同当事人不能够行使法定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由于新冠疫情以及疫情防控措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案涉商铺所在地段的人流量大幅下滑，商铺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但是，原、被告就案涉商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为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租赁时间长达12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在合同履行的第6年，目前合同履行尚未过半，疫情的出现及疫情防控措施只能够短暂的影响商铺经营，不足以影响合同约定的案涉商铺长达12年的经营，不足以阻碍合同目的的实现。就目前来看，国内疫情逐渐好转，防控措施有序放开，防疫工作向着常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涉案商铺所处地段的人流量逐渐上升。案涉商铺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经营正常，合同正常履行。在国内疫情逐渐好转之后，案涉商铺所在地段社会秩序、人流量逐渐恢复，商铺开展经营活动的客观条件基本恢复至疫情发生前的正常水平，后续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困难，被告就涉案商铺的经营是可以继续的，且原告与被告协商也愿意主动减少租金150000.00元，可见租赁合同是可以继续履行的。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措施在本案当中不够成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不可抗力，不符合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当事人不能就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措施主张法定解除权。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不能依据《解除合同通知》载明内容行使法定解除权。原告陈世梅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三条，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何清明、张邦权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00元，由被告何清明、张邦权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 琴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