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0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内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栋3楼。法定代表人：胡伟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尚野，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映洋，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段395号。法定代表人：熊创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鹰，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易蔚明，男，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彦飞，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文，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定业，男，195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金星，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建新，男，汉族，1958年1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文成县。袁定业与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蔚都公司）、易蔚明、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亚公司）、第三人杨建新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原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08年10月17日作出（2008）雨民初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蔚都公司、鸿亚公司、易蔚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长中民一终字第0075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易蔚明、鸿亚公司对二审结果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7日作出（2010）湘高法民申字第007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易蔚明、鸿亚公司的再审申请。后鸿亚公司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1月15日作出（2010）湘检民抗109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1年6月21日作出（2011）湘高法民抗字第100号民事判决，驳回袁定业的诉讼请求。袁定业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民提字第39号裁定书，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及再审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2013）雨民重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蔚都公司、鸿亚公司、易蔚明、第三人杨建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长中民再重终字第0012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蔚都公司、鸿亚公司、易蔚明、第三人杨建新均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日作出（2016）湘民申687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4月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一审法院更换合议庭成员后审理和合议程序违法为由，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蔚都公司、鸿亚公司、易蔚明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蔚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驳回袁定业全部诉讼请求，由袁定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无视蔚都公司与袁定业对涉案房屋建筑面积的明确约定，以被替代的约定南到北D-H轴，西到东2-29轴四至范围推定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2007年4月10日约定的建筑面积替代了2004年1月5日约定的建筑面积，双方非常明确的就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568平方米达成了真实合意。原审法院认定2007年4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的真实合意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仅根据都市阳光第一幢1层竣工后的几次测绘结果片面认定该层建筑面积未减少，认定事实与查明事实前后矛盾。二、蔚都公司完全是因为整层面积减少的原因自主调整1层各户的建筑面积，并非与他人恶意串通减少袁定业所购门面面积。原审法院认定蔚都公司与易蔚明恶意串通损害袁定业权益的事实错误。三、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重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无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鸿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请求贵院判决确认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房屋（面积为367.04平方米）产权归一审第三人杨建新所有；3、请求由袁定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办理的该房屋产权证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先且实际经营管理在上诉人鸿亚公司之前的事实是错误的。二、袁定业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享有的对蔚都公司的债权，不能对抗上诉人的物权，袁定业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所谓的损害赔偿。基于物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原理，被上诉人袁定业无权要求上诉人鸿亚公司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易蔚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驳回袁定业全部诉讼请求，由袁定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易蔚明与蔚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蔚都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将被上诉人购房合同进行了备案，一审法院认为蔚都公司未将被上诉人的购房合同进行备案，无任何依据。上诉人倒签购房合同系为降低税费，同样被上诉人也通过倒签合同的方式少缴税费，因此，上诉人倒签合同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利害关系。上诉人与蔚都公司没有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二、原审法院认定蔚都公司与鸿亚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却认定蔚都公司与易蔚明存在恶意串通，不符合基本逻辑。三、本案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无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4、5、6、7、8、9完全可以证明蔚都公司于2006年6月20日将103号门面出售给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易蔚明是从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得103号门面，为减少税费，易蔚明与蔚都公司直接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合法取得103号门面的所有权。袁定业答辩称：一、袁定业购房事实清楚，所购房屋面积四至范围明晰，购房合同应全面实际履行；二、蔚都公司与易蔚明之间恶意串通，侵占袁定业所购房屋产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一审判决未认定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但袁定业仍认为鸿亚公司作为蔚都公司的下属开办企业与易蔚明有同等的恶意串通的条件，而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法院应当在认定事实时再次予以确认恶意串通。三、关于鸿亚公司在诉讼期间将争议房屋转让给杨建新名下，该过户转让行为涉及本案的部分无效，鸿亚公司将本案争议房屋过户转移到杨建新名下，是为了逃避诉讼义务的虚假转让行为。四、袁定业已经依据生效判决依法取得了本案争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任何判决都不应当与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与结果相冲突。综上所述，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蔚都公司与易蔚明恶意串通损害袁定业的权益，原审判决结果恰当，依法应当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杨建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袁定业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蔚都公司与易蔚明买卖长沙市雨花区房屋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房屋套内面积16.47平方米（建筑面积20.39平方米）的部分无效，并判令易蔚明返还上述房屋套内16.47平方米（建筑面积20.39平方米）的产权面积给袁定业；2、判令确认蔚都公司与鸿亚公司买卖长沙市雨花区房屋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房屋套内面积19.565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的部分无效，并判令鸿亚公司返还上述房屋套内19.565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的产权面积给袁定业。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如下：一、2004年1月5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001，约定：袁定业购买蔚都公司开发的都市阳光第1幢1层南到北向D轴—H轴、西到东向2轴-29轴门面（测绘后该门面编号为102），房屋平面图见合同附件一图纸（即都市阳光1幢1层工程设计图），该图纸显示102号门面南到北向D轴—H轴宽度为13.9米，西到东向H轴上2轴-29轴长度为38.1米、D轴上的2-28轴长度为36.6米；面积约为580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约为494平方米，公摊面积约为86平方米；房款按套计算，总价款为708万元；合同第五条约定了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的处理，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的，据实结算房价，超出3%的，买受人有权退房。同时该条还约定，当事人选择按套计价的，不适用本条约定；第二十四条约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由出卖人（即蔚都公司）向长沙市房产局申请对该合同登记备案，但蔚都公司未按约定将合同在房产局进行备案。一审法院（2007）雨民初字第1461号判决认定，袁定业通过直接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方式付清了全部房款。二、都市阳光项目一层门面即1栋1单元1楼规划建筑面积为2101.78平方米。蔚都公司虽然在本案原重审以及本次审理中提交了都市阳光项目的变更资料，但该材料的真实性存疑，该院依法对其不予认定。除此之外，在本案原审及重审以及本次审理中，蔚都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袁定业所购买的南到北向D轴—H轴、西到东向2轴-29轴门面在施工过程中对规划设计进行过变更。该院调取的证据材料显示：2004年10月25日，蔚都公司向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出具《承诺》一份，载明“现我司拟按我司提供的平面图进行分户，如有变动，一切责任由我司自行负责”。测绘部门根据蔚都公司提供的资料，制作了涉案门面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该份分户图上标号为02号门面(即袁定业购买的南到北向D-H轴、西到东向2-29轴范围)宽度为12.8米，比袁定业《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图中的宽度减少了1.1米，而相邻的101号门面（鸿亚公司购买）和103号门面（易蔚明购买）宽度分别增加了0.65米和0.45米。蔚都公司在该份图纸上面签署“同意按照此平面图进行分户”，并加盖了蔚都公司的公章。都市阳光项目建成后，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按照上述分层分户图对涉案门面进行了测绘，经测绘后于2005年4月5日作出了测绘宗号为200412070005的测绘报告，勘测结论为将都市阳光1楼涉案门面分为101、102、103、104四户。在该测绘结果中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上面显示，袁定业购买的门面南到北D轴到H轴宽度为12.8米，比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宽度减少了1.1米，长度与袁定业签订合同所附图纸中一致。四户的面积分别为：101号门面建筑面积367.04平方米，套内面积296.44平方米；102号门面建筑面积568.00平方米，套内面积458.75平方米；103号门面建筑面积722.76平方米，套内面积583.75平方米；104号门面建筑面积357.30平方米，套内面积288.58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2015.10平方米，合计套内面积1627.52平方米。上述四户合计建筑面积为2015.10平方米，比预计建筑面积减少了86.68平方米。依据该测绘结果，蔚都公司申请对涉案一楼门面进行分户析产，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局于2005年4月6日向蔚都公司颁发了涉案一楼门面栋证，其中登记的户型与面积及所附的房屋分层分户图与上述测绘结果一致。2005年6月9日，101号门面产权证办理完毕，登记所有权人为鸿亚公司。2007年4月19日，103号涉案门面产权证办理完毕，登记所有权人为易蔚明，该两证登记的户型与面积及所附的房屋分层分户图与上述测绘结果相同。三、易蔚明从蔚都公司成立后担任法定代表人至2014年9月。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蔚都公司于2014年9月3日将法定代表人由易蔚明变更为胡伟峰。该院从长沙市房产档案馆调取的证据材料显示，易蔚明与蔚都公司在房产管理部门有一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5月1日，出卖人为蔚都公司、买受人为易蔚明，该合同约定：易蔚明购买蔚都公司开发的都市阳光1幢1单元103号门面，建筑面积722.76平方米，套内面积583.75平方米，该合同所附房屋分户图中显示102号门面的宽度亦为12.8米，与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局于2005年4月的测绘结果完全一致。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易蔚明认可该份合同系倒签（即事后签订，再把签约日期提前），但认为属正常行为。四、鸿亚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24日，成立时蔚都公司系其股东，占鸿亚公司78%的股份，后鸿亚公司股东熊创亚等三人于2005年12月通过股权转让受让了蔚都公司所占鸿亚公司的全部股权份额。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鸿亚公司提交了两份出卖人均为蔚都公司、日期同为2003年7月10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买受人为鸿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创亚，一份买受人为鸿亚公司，两份合同主要内容一致，均约定蔚都公司出售都市阳光1幢1单元101号门面给买受人，且该两份合同所附的房屋平面图与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2004年测绘结果中完全一致，但以熊创亚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鸿亚公司在本案原审中没有提交。鸿亚公司提交的发票显示，蔚都公司于2007年1月向鸿亚公司出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项目为都市阳光101号门面，面积为367.04平方米，金额为367万。鸿亚公司辩称：以熊创亚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系真实合同，鸿亚公司提交的购房首付款凭证能够证明鸿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创亚早在2003年9月16日已经缴纳了购买101号门面的首付款90万元，余款至鸿亚公司成立后全部付清。以鸿亚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系替代合同，目的在于合理避税。另查明：一、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蔚都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办理房屋产权证，袁定业经催告后于2007年6月向该院对蔚都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蔚都公司按合同约定协助袁定业办理所购买房屋的所有权证。该院经审理后，于2007年9月5日作出（2007）雨民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蔚都公司协助袁定业办理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出售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该判决生效后，蔚都公司未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袁定业遂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08年4月20日作出（2008）雨执字第31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涉案的都市阳光1栋1单元南到北向D轴-H轴、西到东向2轴-29轴门面产权过户至袁定业名下。在执行程序中，袁定业发现已经办理产权证的101、103号门面（登记所有权人分别为鸿亚公司、易蔚明）房屋平面图中登记的宽度与袁定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设计图纸的宽度分别增加了0.65米和0.45米，而袁定业所购门面的宽度由13.9米变为了12.8米，导致无法办理袁定业购买的102号门面的房屋产权证，遂产生纠纷。经袁定业申请，该院于2008年8月6日作出（2008）雨执字第31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院的（2007）雨民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本案原审判决二审被维持后（进入再审前），袁定业于2010年1月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房屋产权登记部门认为袁定业要先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原产权登记后才能办理过户，故该院于2010年7月19日作出（2010）雨执字第20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院（2008）雨民初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二、2011年7月，经袁定业申请，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根据该院（2008）雨执字第314-1号执行裁定书及（2010）雨执字第2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涉案的都市阳光1栋1单元1楼门面进行了变更测绘，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了勘测成果表，结论为：102号门面原面积为568.00平方米，现根据原合同附图和实际墙界，实勘102号门面建筑面积为612.60平方米，套内面积为494.78平方米；原101号门面建筑面积由367.04平方米变更为342.82平方米，套内面积由296.44变更为276.88平方米；原103号门面建筑面积由722.76平方米变更为702.38平方米，套内面积由583.75平方米变更为567.28平方米。101、102、103号门面总建筑面积、总套内面积均未发生变化。101、102、103、104四户面积合计建筑面积仍为2015.10平方米，与2005年测绘结果总建筑面积一致。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就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对都市阳光1栋1单元1楼门面两次测绘结果中分户面积（2005年和2011年）不一致的情况，该院于2014年1月6日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书面发函，要求其对两次测绘结果的依据及产生差异的原因作出书面说明。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对此于2012年1月16日进行复函，主要内容为：一、两次测绘依据：2005年测绘结果依据为蔚都公司分户析产申请，2011年测绘结果依据为该院的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二、面积产生差异原因：2005年涉案门面分户析产的户室号码及面积是依据蔚都公司的申请进行测绘的；2011年涉案门面的面积是依据蔚都公司与袁定业于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图和实际墙界进行测绘的。三、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对涉案门面2011年的测绘结果，易蔚明在2014年4月28日的庭审中提出，上述2011年对涉案门面的测绘结果所依据的（2008）雨执字第314-1号裁定是在该院（2008）雨执字第314号执行案件中止后、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做出的，该院经核实相应执行卷宗后确认该意见属实，遂对2011年测绘结果不予采信。后袁定业申请对涉案门面依据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图进行重新测绘，该院准许后依法委托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对涉案门面进行重新测绘。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测绘宗号201408050027的勘测成果表，该测绘结果中101、102、103三个门面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与2011年的测绘结果一致。还查明：一、2003年7月25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共同作为出租人（甲方）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乙方，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蔚都公司、袁定业将其都市阳光一楼门面出租给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袁定业所购门面部分占总面积的30.66%，租金比例亦按此比例结算。合同签订后，袁定业、蔚都公司、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鸿亚公司在取得101号门面所有权证后，于2010年2月11日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至2016年11月30日止，合同还对租金标准、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二、2007年4月，袁定业为了将其购买的102号门面分为三部分，将产权证分别办在其子女名下，袁定业代理其三个子女袁伟胜、袁永胜、袁赢，以子女名义与蔚都公司签订了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上面注明“该三份合同只作办理产权证使用，其他用途均无效，原件存蔚都公司”。三、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鸿亚公司于2014年8月10日向该院书面报告称，鸿亚公司已于2014年6月将涉案的101号门面有偿转让给第三人杨建新，该院随即对该交易过程进行了相应的调查。根据该院从长沙市房产档案馆调取的资料显示，鸿亚公司与第三人杨建新于2014年3月3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鸿亚公司出售101号门面给杨建新，价格为420万元，合同还对产权过户登记等事项进行了约定。101号门面在2014年5月5日已经过户到杨建新名下。鸿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创亚在该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鸿亚公司与杨建新就101号门面实际成交价格为1000万元，杨建新已经分六次支付了全部价款；熊创亚还陈述，杨建新对101号门面涉诉的情况不知情，他也没有告诉杨建新门面涉诉的事实；熊创亚还表态，若101号门面在本案审理结果中应当返还相应面积，鸿亚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熊创亚为证明其陈述内容，向该院提交了杨建新支付价款的转账凭证。对于鸿亚公司出售101号门面的行为，袁定业质疑其交易行为的真实性，认为成交价格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并申请该院向涉案门面的承租人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调取了101号门面2014年租金支付情况及鸿亚公司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经该院向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书》，该公司对此出具了回函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回函中载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对鸿亚公司转让101号门面不知情，鸿亚公司在转让101号门面之前亦未通知该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鸿亚公司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在101号门面转让后仍在继续履行，第三人杨建新未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签订新的租赁合同；101号门面2014年1月至6月的租金支付到了鸿亚公司的账户，2014年7月至12月的租金，按照鸿亚公司2014年6月16日出具的商务函，支付给了熊创亚的个人账户。但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杨建新提交了2016年6月1日与熊创亚签订的委托书以及浙江省温州市中信公证处的（2016）浙温证内字第4345号公证书、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的北京银行电子回单及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争议的是袁定业购买的蔚都公司开发的都市阳光第1幢1层102号门面面积多少问题，而非102号门面的权属问题，该门面的范围在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袁定业认为蔚都公司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面积相同或者四至一致的门面，因蔚都公司交付的门面面积不符合合同约定，故袁定业向蔚都公司、鸿亚公司、易蔚明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并无不当。因此，蔚都公司以其与袁定业因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纠纷应该属于合同纠纷，袁定业与蔚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债权债务关系的辩解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及相关条款解释的问题。该院认为，袁定业与蔚都公司于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就购买蔚都公司开发的都市阳光1栋1单元南到北D-H轴、西到东2-29轴门面达成的真实合意，其效力应予认定。该合同明确约定了所购门面的四至，该四至不能随意改变，且双方对所购门面的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的约定使用的是约数。鉴于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因门面面积的约定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故需对本合同条款作出解释：即袁定业购买的102号门面面积以合同约定的四至面积为准，还是以合同约定的约数面积为准。结合本案多次审理查明的事实，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合同时，涉案门面尚未进行分户析产测绘，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均系约数，但合同对所购门面约定了清晰的四至范围，故袁定业所购门面面积应以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内的面积为准。蔚都公司、易蔚明认为本案涉案门面不涉及四至问题，袁定业购买门面面积应以合同约定的约数为准，与客观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易蔚明、蔚都公司还以袁定业以其三个子女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作为认定102号门面的依据，该院认为袁定业以其三个子女名义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合同目的非常明确，系为了将其已经购买的102号门面分为三部分将产权证分别办在其三个子女名下，该目的已经在合同上面明确注明，故该合同不是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就购买102号门面而达成的真实合意，故易蔚明、蔚都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易蔚明、蔚都公司、鸿亚公司还辩称，蔚都公司与袁定业签订的合同第五条已经约定了面积误差的处理方式，本案纠纷应当据此解决，该院认为袁定业合同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当事人选择按套计价的，不适用本条约定，而本案中袁定业与蔚都公司明确约定袁定业购买102号门面为按套计价，故本案面积误差不适用第五条约定的处理方式，易蔚明、蔚都公司、鸿亚公司的抗辩意见与合同约定不符，该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对本案涉案门面测绘结果的采信问题。蔚都公司在与袁定业签订合同后，未依据合同约定向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导致袁定业所签合同无法得到保护。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的复函说明，导致2005年和2011年两次对涉案门面测绘结果不同的原因系测绘依据不同。结合前述分析和最高院的指导意见，对袁定业所购门面面积应以合同约定的南到北D-H轴、西到东2-29轴四至内的面积为准，而不应以合同约定的约数面积为准。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在复函中已经明确说明，2005年系依据蔚都公司提供的分层分户图进行测绘，2011年系依据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图和实际墙界进行测绘。在2011年测绘结果因测绘程序存在瑕疵不予采信后，经袁定业申请该院依法组织对涉案门面按照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图进行了重新测绘，测绘结果与2011年测绘结果一致。该院认为，该测绘结果系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依法启动，测绘程序合法、测绘结果客观真实，反映了袁定业所购102号门面四至范围内的真实面积，应予采信。蔚都公司、易蔚明辩称2005年测绘结果应予采信，但该测绘结果系依据蔚都公司提供的材料所测，而蔚都公司未将与袁定业签订的合同备案，导致该测绘结果中袁定业所购门面宽度被减少，损害了袁定业的合法权益，故该测绘结果不能反映袁定业所购门面的真实面积，对蔚都公司、易蔚明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四、关于袁定业所购102号门面面积减少的原因问题。结合查明的事实及上述分析，都市阳光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对设计图纸及规划进行过变更，蔚都公司虽然在本案原重审以及本次审理中提交了都市阳光项目的变更资料，但该材料的真实性存疑，该院对其不予认定。袁定业所购102号门面的四至南到北D-H轴、西到东2-29轴的位置和长度至今均未发生变化。比较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2004年和本案原重审中两次对涉案门面的测绘结果可以得出，都市阳光1栋1层101、102、103号门面的实际总建筑面积均为1657.80平方米，实际总套内面积均为1338.94平方米。因104号门面面积未发生变化，故都市阳光1栋1层门面实际总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在两次测绘结果中均一致。该院认为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2005年测绘依据的是蔚都公司提供的分户资料进行测绘，该资料标示袁定业所购门面D-H轴的宽度为12.8米，比袁定业合同附图中约定的宽度减少了1.1米，而相邻101、103号门面的宽度比合同附图中的宽度分别增加了0.65米和0.45米。结合该院调取的蔚都公司于2004年10月25日向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出具的《承诺》及分层分户图可以看出，袁定业所购门面面积的减少并非由于涉案门面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总建筑面积比设计总建筑面积减少而导致，而系因蔚都公司在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析产测绘时提供的分层分户图中擅自将袁定业所购门面宽度减少所致。蔚都公司、易蔚明辩称，导致袁定业门面面积减少系因涉案门面实际建筑面积比设计建筑面积减少而导致，与客观事实不符，亦与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相违背，该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易蔚明认为本案原重审中对涉案门面进行重新测绘程序不合法且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没有相应的测绘资质，该院认为对涉案门面进行测绘是根据案情审理需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测绘过程公开透明，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具有房地产测绘资质，易蔚明上述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五、都市阳光第一栋第一层设计建筑面积比实际勘测建筑面积是否减少约86平方米的问题。蔚都公司认为在整层建筑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平原则将减少的面积分摊到一层各户符合法律的规定，故认为可以将袁定业的购房四至予以调整。该院认为，根据2005年、2011年、2014年长沙市房地局测绘报告显示，101至104号房屋总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均没有发生变化，即建筑面积均为2015.1平方米，且根据蔚都公司提供的竣工图，一层平面长度57.1米、宽度36.6米和38.1米，因此，不存在蔚都公司所称的建筑面积减少的问题。且根据蔚都公司提供的竣工图，蔚都公司与袁定业约定的四至至今均没有发生变化，即袁定业所购的102房D轴-H轴宽度为13.9米，长度为36.6米、38.1米。因此，袁定业要求蔚都公司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四至面积交付房屋符合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六、关于能否认定易蔚明、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1、对于蔚都公司和易蔚明之间，该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二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理由如下：首先，从二者的身份关系来看，易蔚明原系蔚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至重审过程中才变更），此身份关系使得易蔚明能够控制与蔚都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以及内容。其次，蔚都公司未按约定将其与袁定业签订的合同进行备案，导致房屋管理部门2005年的测绘结果中袁定业所购门面南到北D-H轴宽度减少了1.1米，遂产生本案纠纷。再次，从易蔚明与蔚都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看，易蔚明以2005年测绘出来的面积和分户倒签合同，且把签约时间提前到袁定业签订合同之前，并在房屋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并据此办理了103号门面的房屋所有权证。蔚都公司与易蔚明的上述行为，使得袁定业所购买的102号门面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办理权证，故蔚都公司与易蔚明恶意串通的主观意图明显，且实施了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袁定业依据合同依法享有的权益。2、对于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之间，该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及各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能确认两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鸿亚公司也好，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创亚也好均实际出资购买了101房产，没有必要与被告蔚都公司进行恶意串通。所谓恶意串通行为是指在买卖合同中，双方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恶意串通首先要有双方损害第三人的恶意，即故意为之，如果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的损害后果，不构成恶意。其次恶意串通需要双方事先通谋并共同或配合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本案在原审以及重审过程中，鸿亚公司提交了其作为买受人于2003年7月10日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提交了一份买受人为熊创亚、签订日期同为2003年7月10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鸿亚公司2005年1月才成立，因此，可以肯定鸿亚公司于2003年7月10日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倒签，鸿亚公司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但认为其法定代表人熊创亚个人签订的合同系真实合同，以鸿亚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目的为减少税费而签订。该院从长沙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的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备案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1月28日，即在鸿亚公司成立4天后进行了备案、101号门面的产权证于2005年6月份办理到鸿亚公司名下的事实可以认定，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签订合同的日期为2005年1月28日。鸿亚公司在上述时间与蔚都公司签订合同时，蔚都公司此前已经在2004年10月办理栋证时变动了袁定业的门面轴线，作为购买方的鸿亚公司没有必要或应当知道被告蔚都公司侵犯了袁定业的合法利益并与蔚都公司合谋来损害袁定业的合法利益。虽然鸿亚公司成立时，蔚都公司占其78%的股份，二者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但蔚都公司并没有参与鸿亚公司的经营，且蔚都公司在2003年与袁定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鸿亚公司没有必要知道。因此，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但在该合同中与蔚都公司约定的实际损害了袁定业的面积问题，责任在蔚都公司，鉴于袁定业与被告蔚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在先，且实际经营管理在鸿亚公司之前，因此，鸿亚公司应退还该部分面积给袁定业，至于退还袁定业房屋面积给鸿亚公司造成的损失，鸿亚公司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蔚都公司予以赔偿。鸿亚公司在本案原重审过程中，将涉案的101号门面转让给第三人杨建新，如双方就买卖合同发生争议，可通过另案处理。综上，袁定业与蔚都公司于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四至范围确定袁定业所购门面的面积。易蔚明与蔚都公司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袁定业的合法权益，其购买的103号门面中涉及袁定业的部分应属无效，并应返还给袁定业。比较原重审中对涉案门面的重新测绘结果和2005年测绘结果，易蔚明购买103号门面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的部分为：套内面积16.47平方米，建筑面积20.38平方米。鸿亚公司购买101号门面涉及袁定业部分为：套内面积19.56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因第三人杨建新系101号门面新所有权人，故鸿亚公司应当与第三人杨建新一起将上述面积返还给袁定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易蔚明买卖长沙市雨花区房屋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房屋套内面积16.47平方米（建筑面积20.38平方米）的部分无效，并由易蔚明在本判决生效后15天内将登记于其房屋所有权证的上述房屋套内面积16.47平方米（建筑面积20.38平方米）返还给袁定业；二、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杨建新在本判决生效后15天内将登记于第三人杨建新名下的长沙市雨花区房屋所有权证上的套内面积19.56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返还给袁定业；三、驳回袁定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705元，由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易蔚明共同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一、关于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合同签订情况。自2002年10月30日开始，袁定业陆续向蔚都公司交纳购房预付款。2003年3月10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商品房建筑面积共约580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约494平方米，总价款为708万元人民币。该合同原件由袁定业提交，但内容不完整，蔚都公司称该合同已经作废。2003年7月25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共同作为出租人（甲方）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乙方，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蔚都公司、袁定业将其都市阳光一楼门面出租给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袁定业所购门面部分占总面积的30.66%，租金比例亦按此比例结算。2004年1月5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重新签订了购买案涉房屋的编号为00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蔚都公司与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06年6月20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案涉103号门面，总价款722.76万元。2007年1月29日，蔚都公司向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具722.76万元的不动产统一发票。2007年3月31日，易蔚明与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出让协议》，约定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案涉103号门面转让给易蔚明，由于案涉103号门面尚未过户至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方同意由易蔚明直接与蔚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代替原购房合同。2007年4月19日，103号房屋过户至易蔚明名下。另，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15日，于2016年11月2日更名为湖南泉笙道茶业有限公司，易蔚明是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75%。三、关于本案执行情况。2016年3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湘0111执389号执行裁定，按照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的测绘宗号201408050027勘测表进行了析产，将杨建新名下101房（权证号：71××12）原面积367.04平方米变更为342.82平方米，将蔚都公司名下102号房（权证号00××51）原面积568.00平方米变更为612.60平方米并登记于袁定业名下，将易蔚明名下103号房（权证号00××48）原面积722.76平方米变更为702.38平方米。次日，一审法院向长沙市住建委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长沙市住建委依一审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6年3月26日在长沙晚报刊登公告，将杨建新名下101房（权证号：71××12）、蔚都公司名下102号房（权证号00××51）、易蔚明名下103号房（权证号00××48）的产权证作废。长沙市住建委于2016年4月14日为袁定业办理了产权证，产权证记载面积为612.6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494.78平方米。蔚都公司、易蔚明、杨建新对一审法院（2016）湘0111执389号执行裁定均提出了执行异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了蔚都公司、易蔚明、杨建新的执行异议。2016年8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案件执行结案通知书。本案执行结束。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案由的认定；二、袁定业所购买102号房屋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三、易蔚明与蔚都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四、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和当事人诉讼请求来确定。本案中，袁定业的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蔚都公司与易蔚明、鸿亚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部分无效，并请求易蔚明、鸿亚公司返还涉及袁定业购买102号门面的套内面积。而袁定业据以主张权利的基础是基于与蔚都公司签订的合法有效《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享有的占有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财产损害纠纷属于物权纠纷，而袁定业在起诉时尚未取得对102号门面的物权，故一审法院将案由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应当属于占有物损害纠纷。由于袁定业诉讼请求实质是排除易蔚明、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不只是与蔚都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故上诉人主张本案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先于2003年3月10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已经被双方于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取代。2007年4月，袁定业为了将其购买的102号房屋分为三个部分登记在三个子女名下，又以其子女名义与蔚都公司签订了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蔚都公司在该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盖章确认，该三份买卖合同“只作办理产权证使用，其他使用均无效”。从上述情况来看，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实际履行的是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易蔚明、蔚都公司称应当以2007年4月签订的三份合同作为认定102号门面的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双方于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袁定业购买的商品房是第一幢1层102号门面南到北向D轴-H轴，西到东2轴-29轴，双方约定是按套计算商品房总价，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和套内面积（约494平方米）均只是约数。因此，认定袁定业所购买的102号房屋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的事实基础就在于该房屋的四至位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该变化是否是依合法变更程序作出。虽然蔚都公司在原审法院第一次重审时提供了有关设计变更的证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袁定业购买的102号房屋轴线位置发生过变化。虽然案涉房屋一层的整体建筑面积与规划面积相比减少了86.68㎡，但从2005年、2011年、2014年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的三次测绘报告显示，102号房屋所在的第一幢第一层四户房屋整体建筑面积均未发生变化，且后两次测绘是依据蔚都公司与袁定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图和实际墙界作出，最符合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蔚都公司在对101、102、103号房屋进行分户登记并对外出售时，惟独将袁定业所购102号房屋的宽度比合同附图约定的宽度减少了1.1米，而与之相邻的101、103号房屋宽度分别增加0.65米和0.45米，该行为客观上损害了袁定业对案涉102房屋面积享有的合法权益。蔚都公司上诉称导致袁定业门面面积减少系因涉案门面实际建筑面积比设计建筑面积减少而导致，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蔚都公司与易蔚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易蔚明是蔚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直到2014年9月3日才发生变更，该身份关系使得易蔚明有能力且便于控制与蔚都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及内容。其次，蔚都公司在2004年向长沙市房地产测绘队出具《承诺》时，易蔚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案涉房屋南到北向D轴-H轴，西到东2轴-29轴已经出售给袁定业的事实。再次，易蔚明在与蔚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把签约时间提前到袁定业签订合同之前，以2005年测绘面积和分户在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并据此办理了103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从而使得袁定业所购买的102号房屋无法按照约定的四至范围办理所有权证。故易蔚明与蔚都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袁定业合法权益的主观意图明显。至于易蔚明在原审法院重审时抗辩称其是从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手上购买案涉房屋，经查，易蔚明是湖南新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无论该交易真实与否，都不能否认其与蔚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蔚都公司与鸿亚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的行为，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鸿亚公司在2005年1月成立时，蔚都公司是控股股东（持股78%），出资形式是房产，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第二，鸿亚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提交了其与蔚都公司于2003年7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涉案101号门面所有权。因鸿亚公司成立在后，且合同内容是以2005年的测绘面积为依据，该合同明显倒签。第三，鸿亚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一次重审时又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熊创亚作为买受人、签订日期同为2003年7月10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主张熊创亚个人签订的合同系真实合同，以鸿亚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将股东熊创亚的个人购买的101号房的产权直接办理至鸿亚公司名下而减少税费。本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与鸿亚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的主张相矛盾，鸿亚公司对上述故意隐瞒并迟延提交证据的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且该合同约定购买的房屋房号为101房，而当时案涉门面并未登记分户，同时袁定业与蔚都公司共同作为出租人于2003年7月25日与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蔚都公司并未提及该合同的存在，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也均未提交二者之间关于租金收益分配的证据，故鸿亚公司重审提交以熊创业个人名义签订该合同也存在倒签的高度可能性，不排除为达诉讼目的而后来进行补充。第四，从长沙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的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备案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1月28日，仅在鸿亚公司成立4天后，而鸿亚公司在审理过程中并未提及该份备案合同。第五，鸿亚公司在诉讼期间（2014年3月31日）将争议的101号门面转让给案外第三人杨建新，并称未将该门面涉诉事实告知杨建新。但第三人杨建新在有偿受让该门面后，既未与承租人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又未收取租金，与常理不符。且杨建新本人一直未出庭应诉，直至一审法院第二次重审时才提交了委托熊创亚代为出租101号门面的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的授权时间为2016年6月1日，不能对此前的交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综上，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之间一系列不合常理的行为足以认定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由于易蔚明与蔚都公司、鸿亚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无效，物权变动的结果也因此无效，袁定业基于合法有效商品房买卖合同所享有的占有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易蔚明、鸿亚公司与蔚都公司签订的101号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部分无效，易蔚明、鸿亚公司应当将涉及袁定业购买部分的面积返还给袁定业。虽然鸿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杨建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故杨建新和鸿亚公司应当一同将涉及袁定业购买部分的面积返还给袁定业。原审判决对蔚都公司与鸿亚公司之间房屋买卖行为的效力认定错误，并且以袁定业与蔚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在先且实际经营管理在前为由，判决鸿亚公司和杨建新返还部分产权面积给袁定业，理由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易蔚明、蔚都公司、鸿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部分错误导致处理结果部分错误，对错误部分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确认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长沙市雨花区房屋中涉及袁定业已经购买房屋套内面积19.56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的部分无效，并由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杨建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登记于第三人杨建新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的上述房屋套内面积19.56平方米（建筑面积24.22平方米）返还给袁定业。本案一审受理费6705元，二审受理费6705元，共计13410元，由长沙蔚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易蔚明、湖南鸿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衡辉审判员  瞿武贵审判员  龙显雄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聪书记员姜眉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