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03民初1035号原告：吴政明,男,1970年8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学，系贵州贵安新区高峰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顺市平坝区安平街道办事处环宇小区B幢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211801542882。法定代表人:王能武，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春林，男，1955年1月15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系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吴政明诉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客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夏小惠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政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次退还原告购车款46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为规范行业市场统一管理,在平坝区政府的指导下,成立客运公司,原合法个体经营的农村客运车辆,收编为客运公司统一业务与服务管理,公司与车辆所有权人签订相关挂靠合同,原告经营车辆系与他人转购,原告履行原转售车辆人与客运公司所签合同(该合同原告未持有)。凡由被告挂靠客运公司的车辆向公司缴纳各项管理费用,但营运车辆仍系个体经营、自负盈亏。2014年期中,根据车辆状况,被告规定,农村客运中巴车辆统一更新,统一车型,因此,被告指定挂靠车主向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中巴车销售单位购买,购车款交给被告,由被告直接与售车单位经办购车手续,再由购车人直接在购车方提车。2014年8月5日,原告向被告交购车定金2万元,同年8月16日又向被告交购车款8万元,时隔两天,又再交3万元,9月15日最后一次交了1.5万元,合计交购车款14.5万元,一一由被告开具收条。销售中巴车的云南汽车有限公司通知原告提车,9月26日原告在提起车辆时,销售公司出具的正式购车税务发票显示售车款为78000元,另无其他附加费用。过了一段时间,当原告看到购车价与交给被告的购车款数据相差接近一半,原告当即产生异议,事后与被告为此购车款产生争议,几年来为此争议,原告提出要求退还多收部分金额,协商无果,向区交通运输机关信访,引为重视,平坝区交通运输局召开专题会议,2019年12月6日作出平交纪（2019）22号文件,即协调会议纪要,第五条会议决定,．．．．．.....“今后需要购置新车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由承包经营者自行购买,不再由公司指定厂家”。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系业务与服务管理关系,被告未有合法的经营销售汽车的资质,其行为实质上将自己的服务职责变为汽车经营销售,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从会议决定内容不难看出,政策法规不予允许。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车款46000元并无不当。注:扣除由被告为原告合理支付保险费与购置税外,实应退还原告46000元。综上事由,说明原告诉求理由正当,予法有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如前诉请。被告平安客运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其在2014年9月26日到销售厂家提车时，就已经知道发票金额与实际交纳的购车金额并不一致，故可推算，如原告的权利真的被侵害，其在2014年9月26日就已经明知了。那么在《民法总则》实施以前，其两年的诉讼时效就已经届满，原告直至现在才提出诉讼，不论是适用两年还是三年，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在其诉状中陈述：“过了一段时间，当原告看到购车价格与交给被告的购车款数据相关接近一半，原告当即产生异议”。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原告把车接回来后就接着办理相关营运手续，并于2014年10月21日与被告进行结算，期间相隔近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任何异常。二、原告承包被告公司运营车辆经营，因其承包的车辆老旧，向被告提出申请购买新车，在其提出申请时对购置车辆的价格及相关费用均是明知的。被告与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是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车辆的配置及价格在合同中均已明确，并且经原告本人认可签字。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已将车款全额支付给汽车销售公司，有相关凭证予以印证。2014年10月21日，办理完新购车辆营运手续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结算，对车款、保险费、购置税、手续工本费等支出数额一一确认，最后还退还原告370元，原告签字予以认可，如果如原告所说，2014年9月26日在提车时，当即得知车辆的实际价格仅为7万多元。为何在2014年10月21日还会与被告签署结算清单并退还余款呢？由此可见，原告的陈述与事实是极不相符的。三、发票是业务发生的凭证，并非收付款依据。“发票”的定义为一切单位或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业务凭证。发票只能证明业务发生了，不明证明款项是否收付或款项收付的实际金额，由此可见，没有合同，支付凭证等其他收付款证据，仅凭发票的票面金额就主张该票面金额为实际车款的价格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无法达到原告的诉求目的。四、原告提交的平坝区交通局22号文件，先不论该文件的内容是否与相关法规相抵触，就发文时间来论，与本案发生时间相隔5年多而不具约束力。被告代理人当庭补充答辩意见：原告交纳的是145000元是没有错的，后来双方进行了结算，每一笔支出都是有记录的，所有费用支出是144630元，结算后退给原告370元。2014年与原告进行结算后，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了，2019年12月份我才知道原告对这个金额有异议，我们之前是已经进行了结算，上面有原告签字捺印。原告与被告并非是挂靠关系，而是承包经营关系。被告并未规定原告指定购车，而是按照《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中28条规定购车这一块要求三统一：统一选型、统一标识、统一购置。2019年12月6日，交通局会议纪要不应适用于本案，理由如下：本案购车事件发生于2014年，纪要于2019年产生，所以不适用于本案。纪要规定由承包经营者自行购买，不再由公司指定厂家，与国家相关规定相抵触。原告代理人称对购车款之外产生的费用不清楚，不知晓，这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原告在双方结算清单上是签字确认了，不应对相关费用的支出不清楚。综上，原告为谋取不当利益而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两次将被告诉至人民法院，其行为有悖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其主张已经完全超过诉讼时效，恳请法院依法公正审判，驳回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8月5日，原告向平安客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其经营的贵Ｇ×××××号车退出更新，承诺愿意服从被告管理，购买新车继续经营。拟更新车辆为19座客车，标准、配置、车辆颜色等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并对更新车辆产生相关费用的承担作出承诺。被告平安客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申请审查后予以准许。同日，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书面《代协议》，约定由被告代为购车，双方同时约定：由原告先行预交车辆退出更新定金20000元，订车时再交30000元。双方同时议定：自交款之日起6个月内，该项申请如获行政许可，此订金转为购车费用，不足部分由交款方补交；获得行政许可后，如交款方借故反悔，不按收款方要求和交款方承诺如期购车办理相关营运手续。此定金不退。6个月后，如未获行政许可，收款人应如数将定金退还交款人，不计利息。车辆总（含税、费）价约为16万左右。原、被告在《代协议》落款处签名盖章。被告平安客运公司于2014年8月17日与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由平安客运公司向该公司购买型号为ＫＭ6606ＰＥ的客车两辆，单价为124380元，提货日期为2014年9月22日。合同对所购车辆配置、提货方式、结算方式、售后服务、违约责任、其他约定等进行了约定，原告及案外人余权（客运车驾驶员）在《销售合同》其他约定处注明：“以上配置价格经本人认可”，并签署姓名及电话号码。平安客运公司及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双方经办人签名。合同签订后，被告平安客运公司按照《销售合同》约定于2014年8月17日向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经办人陈凌云支付两辆车的购车定金60000元。并于2014年9月26日向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转账支付吴政明、余权、姚仁玉所购车辆的剩余车款共计279980元。原告分别于2014年8月17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9日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购车定金30000元、后补购车款80000元、购车款15000元。至此，原告因购车共计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145000元。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26日向原告交付车辆及销售发票。2014年9月28日，原告办理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该车车牌号码为：贵Ｇ×××××号。2014年10月21日，原、被告双方就购买贵Ｇ×××××号车及因交纳保险等事宜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贵Ｇ×××××号车产生相关费用为144630元（包括购车款、购置税、申报手续费、保险费、工本费、管理费），原告已预交14500元，结余370元，结算后，被告向原告退还370元。原告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于2014年11月6日、12月29日分别与案外人姚仁玉、余权就购车款及费用进行了结算。同时查明，2016年1月25日，因吴政明、撒昭军向安顺市平坝区运输管理所反映被告平安客运公司存在管理费随意、购车价格高于市场价、车辆报废补贴不到位等七个问题，安顺市平坝区运输管理所成立调查小组，对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及建议，形成平运字[2016]17号文件，该文件向吴政明、撒昭军及平安客运公司进行了送达。2019年12月4日，因部分农运客车驾驶员认为平坝区各家客运公司购置新车、交纳保险、车辆年审可能存在吃回扣的情况，车辆保养报废补助不到位、安装智能监控收费不合理等情况，集体罢运，安顺市平坝区交通运输局召集本区各家客运公司及驾驶员代表召开平坝区客运班线车辆罢运协商会，会议就购置新车、车辆保险费交纳、智能监控安装、车辆年审、报废车辆补助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形成平交纪[2019]22号文件，并要求严格遵照执行。针对购置新车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购置新车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由承包经营者自行购买，不再由公司指定厂家。另查明，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进行名称变更，变更前名称为：贵州省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前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贵Ｇ×××××号车行车证及运营证、收款收据（《代协议》）、收款收据（手写）三张、销售发票、更新申请、销售合同、定金收条二张、农村信用社支付凭证、结算清单三单（吴政前、姚仁玉、余权）、《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平坝区公路运输管理局平运字［2016］17号文件在卷为凭，足以认定。原告吴政明提交的平交纪［2019］22号文件，拟证明因购车单价悬殊问题，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自己的权利。该项证据不能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代为购买的贵Ｇ×××××号客车收取的购车款为122800元，依照该车销售发票应认定实际支付的金额为78000元，被告在代购过程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应向原告退还不当得利46000元。结合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查明被告为原告代购车辆过程中，与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中对所代购车辆的单价、品牌、配置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吴政明也在销售合同上签字对购车单价124380元及车辆配置表示认可，被告先行支付定金30000元，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自行到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提取购买的车辆并取得该项车销售发票，由被告负责支付剩余购车款。因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迟延交车，主动提出购车单价减少为122800元，被告按照该价格补足剩余车款。并于2014年10月21日就购车款及产生的相关费用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原告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并未对结算费用提出异议，被告将结算后的结余370元退还原告。整个代购过程中，所有支出均有对应项目，并不存在被告因代购行为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原告持案涉车辆销售发票主张被告获得了发票载明单价与结算单价之间的差价利益。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该发票系原告到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处提车时得到，被告支付剩余车款时不知道该发票的存在及发票上载明的具体金额，被告系比照与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的单价支付剩余购车款。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向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78000元，并非122800元，也未举证证明双方于2014年10月21日双方进行结算时存在原告受到胁迫、欺诈的情形，故原告认为被告在代购车辆过程中取得不正当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代购车辆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抗辩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中原、被告代购案涉车辆发生于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存在本案中诉讼时效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还是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取得购车发票，得知所购车辆发票载明单价为78000元，于2014年10月21日与被告进行结算，结算清单中明确的购车单价为122800元，应认定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从2014年10月22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至2016年10月22日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原告于2016年1月25日以被告公司存在的七个问题向安顺市平坝区公路运输管理所信访，信访事由中包括“车辆更新时都是公司指定厂家，指定价格后由我们出资购买，购来的车往往都是价格高，质量差，难以保证行车安全，每台车都要高出市场价格6-7万元，有些车主连发票都得不到”。原告等驾驶人员提出信访后，安顺市平坝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受理信访，发出受理通知书，并成立调查组开展了调查工作，于2016年3月24日提出了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原告向有关部门针对被告平安客运公司指定购买车辆价格高的问题提出信访，可视为向被告主张权利，此时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从中断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3月25日起重新起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6年3月25日到2017年10月1日，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此时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自2016年3月25日起计算三年诉讼时效，至2019年3月25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本案原告于2020年4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被告平安客运公司抗辩事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吴政明提交平交纪［2019］22号文件，拟证明自己从2016年到2019年期间一直在主张权利，故本案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该文件系由于2019年12月4日农村客运车辆驾驶员罢工后，平坝区交通运输局于2019年12月6日组织部分农村客运驾驶员及相关客运企业召开会议后形成会议纪要。首先，原告未举证证明自己参与了该次罢工；其次，本案中原告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中断后，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于2019年3月25日届满，2019年12月4日农村客运司机发生罢工时，已经超过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结合会议形成的会议决定第一项“今后需要购置新车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由承包经营者自行购买，不再由公司指定厂家”的内容，是对该次会议之后购置新车作出的决定，并不包括会议决定作出前已经购买的车辆，故该证据不能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政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0元，减半收取475元，由原告吴政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夏小惠二○二○年六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俊书记员吴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