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02民初136号原告：浙江丰成建筑劳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盐北路3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054221255P。法定代表人：彭代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享洪，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石化龙胜路107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134703182D。法定代表人：徐永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辉，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浙江丰成建筑劳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成劳务）与被告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五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成劳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享洪、被告中核五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丰成劳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因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建设施工达成施工合作协议，并于2014年12月18日达成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完成产值结算单，该结算单约定，若被告违约被告愿意承担每天3万元的违约金支付责任，后被告一直未按约支付工程款，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起诉至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信民二初字第8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进度款1,080,163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11民终126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被告已经对该判决书履行完毕。2016年1月13日，原、被告达成两份《结算协议》，双方将原约定的每天3万元违约金降低为总计150万元，如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但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中核五建辩称，其不存在支付原告违约金的问题，早在2015年10月原告就没有在被告处继续施工且其早已支付原告实际施工所应获得的工程款，公司根本没有于2016年1月13日与原告达成过《结算协议》，该结算协议并没有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且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恰恰是原告在信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支付工程款时，被告根本不可能在涉诉的前提下与原告签订所谓的《结算协议》。《结算协议》中被告公司的代表签字（盖章）处仅有“邵健”一人的签名。邵健根本就不能代表被告，邵健系上海福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被告公司既没有任何权职关系也没有得到任何被告的授权。综上，答辩人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丰成劳务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2014年1月25日，原、被告签订的《嘉怡华府二期多层六幢（16#、17#、19#、20#、22#、23#）劳务分包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将嘉怡华府2期的施工劳务发包给原告的事实。被告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是与福堰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原告公司系福堰公司转包给他的，但原告却一定要求和被告签订合同。本院经审查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二、2014年12月18日，原、被告之间签署的《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完成产值结算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对于违约金有约定，按3万元/日计算，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按照证据规则原告应当当庭提供证据原件。原告当庭表示无法提交证据原件，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三、2015年1月27日《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完成产值结算单》一份，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以印证2014年的结算单系真实存在。被告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虽加盖了被告项目部的公章，但邵健的签名仅仅是作为总分包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且该证据并没有提及违约金的事宜，也无法证明结算单真实存在。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四、《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一份，证明该明细附件中也没有原、被告公司盖章，只有邵健的签名，故能证明邵健与原告签署两份《结算协议》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被告发表质证意见：该附件中没有加盖被告公司印章，但被告认可邵健与王显兵达成的付款明细金额，不等同授权邵健有权代表被告公司签订任何协议。邵健的签字系因其曾担任福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福堰公司的股东，该明细附件中邵健签字系代表福堰公司。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五、信州区法院（2015）信民二初字第894号民事判决书、上饶中院（2017）赣11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将该“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作为证据提供时，自认邵健属于被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且该证据也经法院采纳、确认，作为定案依据。王显兵与邵健在“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中的个人签名与按手印行为在未盖双方公司公章情况下，经生效判决认定该行为系代表原被告在涉诉工程项目负责人实施的职务行为。原告有足够理由认为在2016年1月13日邵健有权与原告签署《结算协议》,系其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的职务行为。被告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邵健是福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被告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六、2016年1月13日《关于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7+1多层违约金结算协议》、《关于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7+1多层结算协议》各一份，证明1、邵健在两份工程文件上签字行为系其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的职务行为；2、该两份结算协议系对2014年12月18日形成的《结算单》中约定的违约金3万元/天进一步明确，并最终达成总计1,500,000元的应付违约金支付金额；3、被告一直未支付工程进度款，直至原告诉讼后才在2017年,按上饶中院判决履行支付义务，违约时间长，邵健将3万元/天的巨额违约金经协议调整为1,500,000元，该行为是有利于被告公司的行为，系减损行为，并没有增加被告公司负担。被告发表质证意见：两份结算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该两份协议均在2016年1月13日签订，并且在7+1多层结算协议中的违约金赔偿金额处均有“请核五王福生老总签字确认”的字样，而被告公司并不知晓。事实上，原告递交的2016年两份协议签订时间正值双方另案的诉讼过程当中，被告不可能与原告签订这种协议，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本院经审查，两份《结算协议》均未加盖被告的公章，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案外人邵健有权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且协议中关于支付违约金部分注明需被告确认，原告不能举证被告公司进行了确认，故对该两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中核五建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中核五建与上海福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签订的嘉怡华府二期15-24#楼《劳务分包合同》一份，证明上海福堰公司从被告处承接了嘉怡华府二期15-24号楼劳务分包；二、上海福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及变更资料若干份，证明邵健为上海福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三、人防质2017第153号《江西省人防工程关于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质量监督报告》一份，证明中核五建的项目负责人为李威；四、上饶市信州区劳动局于2015年7月1日组织的关于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复工协调会议纪要一份，中核五建签名人为王福生，福堰公司的签名人为邵健，证明邵健是福堰公司的代表；五、江西省上饶市2015信民二初字第894号相关案卷材料若干份，证明2015年10月原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2016年10月才下判决，被告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同意在双方案件尚在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中与原告在2016年1月14日签订两份所谓的结算协议并约定被告应当支付的利息。在之后的几次诉讼中，原告如果认为邵健能够代表被告公司，那多次诉讼中早就应该向被告提出要求承担违约金的主张。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一、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邵健在被告公司担任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并同时担任其他单位的职务，法律并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二、第三组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三、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福堰公司邵健的签名，由于不是本人签名，系他人代笔签名，无法反映邵健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被告之间约定的违约金支付并没有限定支付时间，原告有权在认为适合的时间主张权利即可。本院经审查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五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因被告未提交原件，原告不予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30日，被告与上海福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嘉怡华府二期15-24#楼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将“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15-24#楼的基建部分工程分包给上海福堰公司。2014年1月25日，原、被告又签订了《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嘉怡华府二期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将“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的多层六幢（16#、17#、19#、20#、22#、23#）等劳务分包给原告施工。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完成产值结算单》。2015年7月20日，原告项目负责人与邵健签署《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分别注明了由福堰公司支付金额明细及由中核五建支付金额明细。原告依据上述事实，于2015年10月30日向被告诉讼主张了工程进度款。2016年1月13日，原告与邵健签订了《关于上饶嘉怡华府二期工程7＋1多层违约金结算协议》及《关于上饶嘉怡华府二期工程7＋1多层结算协议》，该两份结算协议的内容中，均约定：所有的工期延误都是甲方造成的，甲方应给劳务方一个合理的赔偿，经双方协商确认，中核五建按1,500,000元一次性赔偿给浙江丰成劳务。邵健作为中核五建代表签名，但均未加盖被告项目部的公章。且在7+1多层结算协议中有关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处手写增加“请核五王福生老总核实确认”或“请核五王福生总经理确认”。原告依据该两份协议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诉至法院。另，原告曾于2015年10月30日向本院起诉被告要求支付劳务工程进度款5,019,56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6年10月24日，本院作出（2015）信民二初字第894号判决，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进度款1,080,163元及利息。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赣11民终1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8年2月8日，原告依据2016年1月13日的两份结算协议再次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2,353,296元及利息，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赣1102民初71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赣11民终743号裁定，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对案涉工程进行了结算，但原审法院应当向原告释明申请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而未释明，故撤销了本院（2018）赣1102民初711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在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时，原告申请撤诉，后基于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及利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是否于2016年1月13日进行了工程结算，原告与邵健签订的两份《结算协议》，对被告是否产生约束力，被告是否应当据此支付原告违约金？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结合本案证据材料，本院对此分析评判如下：2016年1月13日的两份《结算协议》仅有邵健的签字，均未加盖被告的项目部公章，所以邵健是否可以代表中核五建进行结算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首先，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邵健与中核五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原告认为邵健在2015年7月20日的《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签名捺印行为系其代表中核五建履行职务行为，故使其有理由相信邵健可以代表中核五建与其进行结算。但该《浙江丰成付款明细附件》有两部分内容，“由福堰公司支付”，“由中核五公司支付”，且邵健当时是福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核五建对其签字行为也予以了确认。但不能就此认为邵健随时能代表中核五建进行工程结算；二、原告提交的《关于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7+1多层结算协议》中关于违约金的条款均在其后手写增加“请核五王福生老总核实确认”或“请核五王福生总经理核实确认”，可以看出邵健在协议中已经表明其无权代表中核五建公司与其进行工程结算这一事实。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该结算已得到中核五建的认可，故对中核五建不发生效力；三、原告认为2016年1月13日的结算协议是承继双方2014年12月18日的结算协议，由3万元/天的标准调整为1,500,000元是减轻了被告的负担。但原告不能提交双方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了结算协议的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在2015年7月1日时，在上饶市劳动监察支队的主持下，原、被告及福堰公司签署的《上饶市嘉怡华府二期工程复工协调会议纪要》，其中邵健是代表福堰公司签名，王福生代表中核五建签名，进一步证明邵健并非中核五建代表的事实；五、两份《结算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系发生在原、被告就工程进度款诉争至法院的一审期间。被告认为不可能也不会同意在双方案件尚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与原告签订所谓的结算协议并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原告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综上，丰成劳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核五建对案涉工程进行了结算，丰成劳务于2016年1月13日与邵健签订的两份《结算协议》对中核五建不产生约束力，故对丰成劳务要求中核五建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丰成建筑劳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18元，由原告浙江丰成建筑劳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林红人民陪审员  董 文人民陪审员  汪秋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黄蓝书记员丁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