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87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云峰，男，195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明伟，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丽婷，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申明，男，196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远雨，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因泉，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亚玲，女，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 原审第三人：罗军，男，198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张大中，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甦，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治成，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县。 原审第三人：戴大全，男，197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县。 原审第三人：杨健，男，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黄智龙，男，1974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蒋云峰因与被上诉人聂申明、原审第三人王亚玲、罗军、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食药监局）、沈治成、戴大全、杨健、黄智龙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云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蒋云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聂申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聂申明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提供的证、照不符合行政审批的要求，导致蒋云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能开展经营，蒋云峰与聂申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应予解除，聂申明应返还蒋云峰已付转让款50万元。《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标的是整个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即履行完了合同约定义务，是认定错误。根据《转让协议书》中第3、4条的内容可知，双方转让的核心是《药品经营许可证》，这是蒋云峰签订该协议书的根本目的。但，由于聂申明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前，将《药品经营许可证》进行了多次变更，但未相应地变更工商营业执照，而是重新登记注册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将一个《药品经营许可证》由四川君华药业有限公司和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同时在使用，该行为导致蒋云峰在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时不能变更，致使蒋云峰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聂申明构成根本违约，且存在企业资料造假行为，蒋云峰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转让协议书》。二、聂申明是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的实际所有人、控制人，其在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向蒋云峰隐瞒了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多次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但没有相应变更营业执照的事实。最初，《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四川君华药业有限公司取得，后，该公司于2015年12月被四川省射洪县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而《转让协议书》中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是2014年4月29日新设立的公司。聂申明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前，是由四川君华药业有限公司和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共用一个《药品经营许可证》，这直接导致蒋云峰在办理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时被省食药监局告知变更营业执照的成立日期和实际核发的日期不一致，不予变更。聂申明在转让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时存在过错，理应赔偿蒋云峰因此所受的经济损失。三、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转让协议书》中所涉的转让股权事宜虽已完成，但聂申明未按照《转让协议书》第3、4条的约定履行义务，蒋云峰提起本案诉讼，并非是基于股权转让，而是基于《转让协议书》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 聂申明辩称，1.一审确认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这也是蒋云峰在一审立案时确认的案由；2.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书》所涉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蒋云峰、沈治成、戴大全、杨健、黄智龙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包括蒋云峰在内的新股东受让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后已将公司注销，故蒋云峰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案涉股权转让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与股权转让之间没有关联性，事实上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合法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蒋云峰等新股东在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时，省食药监局明确只需补充相关材料即可办理。但蒋云峰等新股东将《转让协议书》中所涉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注销，而目前存在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是由四川君华药业有限公司经工商变更登记而来。在此情况下，《转让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并不存在蒋云峰所称的聂申明的欺诈行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食药监局述称，《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对象是企业，个人之间不得转让《药品经营许可证》；省食药监局与蒋云峰、聂申明及其他个人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与本案无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 沈治成、戴大全、杨健、黄智龙共同述称，《转让协议书》所涉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转让给蒋云峰及沈治成四人后，在蒋云峰等人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由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省众利源医药有限公司时，由于聂申明提供的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变更营业执照的成立日期与《药品经营许可证》中的公司成立日期不一致，省食药监局不予换证。沈治成四人知晓蒋云峰提起本案诉讼向聂申明主张权利的事，并认为一审判决结果错误，蒋云峰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王亚玲、罗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蒋云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蒋云峰与聂申明签订的《关于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书》；2.判令聂申明返还蒋云峰已支付的转让款5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8333元；3.判令聂申明赔偿蒋云峰经营损失529430元；4.判令聂申明赔偿蒋云峰支出的律师费4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聂申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9日，聂申明与蒋云峰签订《关于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将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和公司）以90万元的价格全资转让给蒋云峰，如因双方地域主管部门不同意或不符合有关规定，迁出不成功，聂申明退回蒋云峰所付转让费。 2015年9月28日，蒋云峰支付聂申明20万元，2015年10月1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0月6日支付20万元，合计已支付50万元。 2015年11月10日，蜀和公司有且仅有的两名股东王亚玲、罗军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王亚玲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蒋云峰、沈治成、黄智龙，罗军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黄智龙、戴大全、杨健，蜀和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省众利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利源公司），公司地址变更为四川省广汉市东莞路二段10号1号合院37号。股东会后，王亚玲、罗军分别与蒋云峰、沈治成、黄智龙、戴大全、杨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到广汉市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办理了公司股东和公司名称的变更登记。 蒋云峰等人在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由蜀和公司变更为众利源公司的过程中，因其提供的变更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和实际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时间不一致等原因，省食药监局于2016年3月21日和2016年12月30日先后两次向蜀和公司发出补正材料通知书，因蜀和公司未能达到省食药监局的补正要求，省食药监局不同意变更。 2016年12月，众利源公司在《天府早报》上公告注销众利源公司，并在广汉市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完成了众利源公司的工商注销登记。2016年12月19日，四川君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华公司）的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蜀和公司）。 另查明，君华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3日，股东为法定代表人胡俊光、唐均，省食药监局于2013年7月11日向君华公司发放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的证号为：川AA8251130B，该证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变更后的郑楠，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2014年1月，经省食药监局行政审批，君华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蜀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亚玲；2014年4月和2015年6月，经省食药监局行政审批，蜀和公司注册地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更。2014年4月14日，省食药监局向蜀和公司发放药品经营许可证，证号为：川AA8251130B，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2014年4月25日，蜀和公司申请公司设立登记，2014年4月29日，蜀和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公司股东为王亚玲、罗军。 一审中，聂申明陈述，其是受蜀和公司股东王亚玲、罗军的委托，与蒋云峰签订的蜀和公司转让协议，从蒋云峰处收到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已转交给了王亚玲、罗军。罗军在第一次庭审中以证人身份出庭时当庭认可聂申明陈述的上述事实。蒋云峰陈述，聂申明是蜀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聂申明签订协议就是与蜀和公司签订协议，蒋云峰是代表沈治成等其他4人签订的协议。 一审中，蒋云峰提交了其经营期间有关房屋租赁、人工工资发放、房屋装修和设备购置、聘请律师等费用支出的证据，拟证明其损失情况，聂申明质证认为其在公司转让中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与本案无关联性。 蒋云峰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主张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在第一次庭审后又主张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聂申明与蒋云峰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未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聂申明虽非蜀和公司的股东，但蜀和公司的股东认可聂申明代其签订转让协议并收受股权转让款和完成股东更名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蒋云峰以聂申明为相对人主张权利，聂申明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蒋云峰是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其作为蒋云峰的主体资格亦适格。省食药监局作为本案争议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单位，与案件的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蒋云峰申请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主体适格。转让协议签订后，蜀和公司原股东王亚玲、罗军分别与蒋云峰、沈治成、黄智龙、戴大全、杨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公司股东和公司名称的变更登记，之后因前述的转让行为发生纠纷，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 本案争议焦点为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聂申明是否应当返还转让款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王亚玲、罗军已将蜀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蒋云峰等5人，蒋云峰主张解除合同，应当将蜀和公司的股权返还给王亚玲、罗军，但蒋云峰在未征得王亚玲、罗军或者聂申明同意的情形下，将由蜀和公司变更名称后的众利源公司注销，造成股权事实上的无法返还，故蒋云峰请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返还转让款和赔偿损失问题，蜀和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公司，其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是省食药监局经行政审批后颁发，且在蜀和公司成立后省食药监局还对蜀和公司注册地址变更进行了审批，无证据证明蜀和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省食药监局有禁止其从事药品经营的情形发生，故蜀和公司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合法有效的。至于蒋云峰等5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后在将蜀和公司更名为众利源公司的过程中，无法取得企业名称为众利源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事实，在原蜀和公司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未经法律程序否定该证效力的情形下，聂申明受托转让公司并无过错，蒋云峰主张返还转让款和赔偿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蒋云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70元，由蒋云峰负担。 二审中，蒋云峰提交以下新证据： 1.2014年1月16日，君华公司向省食药监局提交的《关于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事项的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项目变更申请表拟证明：君华公司申请将《药品经营许可证》中的法定代表人和企业负责人由郑楠变更为王亚玲，企业名称由君华公司变更为蜀和公司； 2.2013年12月2日，由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拟证明：君华公司经工商登记变更企业名称为蜀和公司的时间，是2013年12月2日； 3.省食药监局于2013年2月27日向君华公司颁发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君华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君华公司2013年12月12日的股东会议决议；王亚玲的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工作简历；君华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刘浩云的身份证复印件；君华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向省食药监局出具的《企业申报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拟证明：根据君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可知，君华公司的股东组成和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君华公司对其提交的变更登记申报资料承诺属实； 上述材料系蒋云峰自省食药监局调取的档案资料，结合一审中蒋云峰已提交的省食药监局发出的《补正材料通知书》，拟共同证明：蜀和公司是新设立的公司，因此蜀和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的成立日期与《药品经营许可证》中登记的公司成立日期不一致，在聂申明与蒋云峰签订《转让协议书》前，由于聂申明等人向省食药监局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导致蒋云峰等五人在受让蜀和公司的股权后无法对《药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变更，致使蒋云峰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 经质证，聂申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蒋云峰的证明目的，理由是：蜀和公司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合法有效的，在与蒋云峰签订《转让协议书》前，蜀和公司对企业营业地址等事项已顺利办理了变更手续，不存在蒋云峰所称蜀和公司提交虚假申报资料从而导致无法办理变更手续的情形；由于蒋云峰等五人在受让蜀和公司的股权后，将蜀和公司的企业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众利源公司，后于2016年12月23日将众利源公司注销，由此导致经营主体客观上已不存在，在此情况下，省食药监局对蒋云峰提出的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发出补正通知，只需按要求补齐相关资料即可，而蒋云峰等人不能补交材料的原因，恰恰在于众利源公司已被注销。 省食药监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蒋云峰的证明目的。 沈治成、戴大全、杨健、黄智龙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可蒋云峰的举证目的。 王亚玲、罗军未到庭，亦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各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6年3月21日，省食药监局向蜀和公司出具《〈药品经营许可证〉补正材料通知书》，其中载明：你公司提交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报资料我局窗口已受理，经审查，请补正下列材料：提供的变更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和实际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的不一致。补正后重新提交资料。备注：下次提交申报材料时一并提交此通知书。 2016年12月30日，省食药监局向蜀和公司出具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补正材料通知书》，其中载明：你公司提交的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我局窗口已受理，经审查，请补正以下材料：1.企业书面申请表述不规范，变更仓库地址是否加入药品三方物流企业，加入三方物流企业的名称。2.提供的原营业执照复印件的成立日期和四川省工商局网站上显示的成立日期不一致。原营业执照复印件的成立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四川省工商局网站上为：2012年4月13日。登记机关没有时间。3.药品许可证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营业执照不一致（营业执照是“胡俊光”变更为“蒋云峰”，药品许可证申请的是“王亚玲”变更为“蒋云峰”）。4.法定代表人任命文件需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字按手印）。5.质量负责人“明杨”的简历不得涂改。6.提供的章程无效，页码不全，需盖有工商部门的印章。7.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四川）网站上未查询企业名称的变更记录（君华公司变更为蜀和公司）。8.提供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和实际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的日期不一致。根据《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二条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五年内不受理其申请，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备注：下次提交申报材料时一并提交此通知书。 二审中，沈治成、戴大全、杨健、黄智龙明确表示：其四人与蒋云峰是案涉《转让协议书》中的共同乙方，本案由蒋云峰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沈治成四人作为第三人，其四人对蒋云峰提起诉讼的行为予以同意，在本案中不会基于《转让协议书》向聂申明主张任何权利；如果法院经审查认定《转让协议书》应予解除，沈治成四人作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的主体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个，现评判如下： 一、案涉《转让协议书》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的认定。 首先，关于合同相对方，庭审已查明，《转让协议书》系聂申明作为甲方、蒋云峰作为乙方签订，约定将蜀和公司全资转让给蒋云峰。聂申明虽非蜀和公司股东，但其关于自己是受蜀和公司股东王亚玲、罗军的委托签订《转让协议书》的陈述，罗军在一审中对此明确表示认可，再结合蜀和公司2015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以及王亚玲、罗军与蒋云峰五人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已实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事实，能够认定聂申明的陈述属实。鉴于《转让协议书》系聂申明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并未披露委托人王亚玲、罗军，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蒋云峰明确选择聂申明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认定聂申明是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同时，蒋云峰亦陈述其系代表沈治成等四人签约，该陈述经沈治成等四人在一审中予以确认，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蒋云峰是本案适格原告，亦无不当。 其次，关于法律关系的性质，本院认为，从《转让协议书》约定内容看，应系蒋云峰代表其个人及沈治成四人，共同作出受让蜀和公司全部股权的意思表示，同时，基于医药公司的经营性质，蒋云峰与聂申明还约定了蜀和公司办理地域迁出、迁入手续中各自的权利义务；由于《转让协议书》中，并未对蜀和公司原股东王亚玲、罗军持有的股权如何具体转让给蒋云峰五人进行约定，亦未明确股权转让的对价，而是通过在《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由原股东王亚玲、罗军分别与蒋云峰五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履行股权转让事宜，故，《转让协议书》实质上系框架性协议，并非仅是股东与非股东之间就蜀和公司股权进行转让所建立的关系。基于此，《转让协议书》中对蜀和公司转让后继续经营的约定，无法对应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该二级案由项下的25种纠纷类型，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转让协议书》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二、蒋云峰诉请解除案涉《转让协议书》的主张能否成立。 庭审已查明，蜀和公司的股权已通过工商变更登记至蒋云峰五人名下，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9月22日向蜀和公司出具的《关于蜀和公司迁出请示的回复》亦载明“经研究，我局对你公司申请迁出遂宁市辖区无异议”内容，能够证明聂申明已履行《转让协议书》第2条关于“迁出方由聂总（即聂申明）负责”的义务。但是，蒋云峰五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的根本目的，是在蜀和公司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确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蒋云峰五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后，经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蜀和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众利源公司，随后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由蜀和公司变更为众利源公司，该变更流程符合工商管理、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三证合一”政策施行的行政管理要求。而从蜀和公司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的情况可知，由于蜀和公司提供的其变更营业执照的成立日期，与省食药监局向蜀和公司实际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的不一致，该项申请被驳回，具体表现为：蜀和公司在四川省工商局登记的成立日期为2012年4月13日，而蜀和公司经省食药监局行政审批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中对应的营业执照载明成立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前述客观事实，发生在《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并非蒋云峰五人的行为导致，故该事实导致的直接后果，亦不应由蒋云峰五人承担，即：蜀和公司持有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届满前，既无法变更企业名称，也无法办理续期这一后果，不应由蒋云峰承担。本案中，对造成前述蜀和公司成立日期不一致情形的原因，聂申明及蜀和公司原股东王亚玲、罗军均未作出合理的说明，结合省食药监局在二审中的陈述，即：“君华公司于2014年1月向省食药监局申请企业名称变更，由君华公司变更为蜀和公司，对此省食药监局经行政审批予以准许，但是，君华公司取得该项行政审批后，并未办理企业名称变更，而是以新设方式成立蜀和公司，故，新设成立的蜀和公司不属于省食药监局经行政审批同意的变更范围，由此导致君华公司变更为蜀和公司的对应资料缺失，也正是基于此，省食药监局对蒋云峰五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后提出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企业名称申请没有准许。”能够认定：确保《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的蜀和公司办理各项申报手续合法、合规，属于聂申明作为转让方的义务，由于蜀和公司在《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发生的申报资料存在不一致情况，从而导致蒋云峰五人受让蜀和公司股权以继续经营公司的根本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应视为聂申明违约。基于此，蒋云峰主张解除《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聂申明抗辩认为：2014年1月，经省食药监局行政审批，君华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蜀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楠变更为王亚玲；2014年4月、2015年6月，经省食药监局行政审批，蜀和公司的注册地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更，由此可见蜀和公司是合法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且不存在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办理变更事项的障碍，因此，《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不能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变更系蒋云峰五人的原因导致，与聂申明无关。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变更登记事项均发生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三证合一”政策施行前，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未共享企业信息数据；而在“三证合一”政策施行后，省食药监局在行政审批时发现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与申请行政许可时的信息不一致即不予准许变更并要求补正材料，符合行政管理履职规定。故，聂申明主张蒋云峰五人在受让蜀和公司股权后于2016年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是由于蒋云峰五人的原因造成，该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聂申明还抗辩认为是因蒋云峰五人于2016年12月23日将众利源公司注销，由于企业主体客观上不存在才导致其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未果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省食药监局于2016年3月21日向蜀和公司出具《〈药品经营许可证〉补正材料通知书》，已载明不予准许变更申请的原因为“提供的变更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和实际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的不一致”。而此时，蜀和公司的企业名称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变更为众利源公司，且众利源公司并未注销。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蜀和公司申请将《药品经营许可证》中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众利源公司未获准予的原因，与众利源公司该主体是否存续、是否注销之间并无任何关系。聂申明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至于蒋云峰五人将众利源公司进行工商注销登记的事实，根据一审中蒋云峰提交的《众利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合并协议》及《合并公告》，能够证明众利源公司的注销登记情况是：众利源公司与由君华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经工商登记变更的新蜀和公司采取合并吸收的形式合并，合并后众利源公司为被吸收公司，新蜀和公司为存续公司，合并基准日为2016年12月20日，众利源公司被吸收合并后的债权债务由新蜀和公司承继，财产已全部移交给新蜀和公司，众利源公司办理注销。二审中，蒋云峰五人亦明确表示在《转让协议书》解除后，作为受让原蜀和公司股权的主体愿意向王亚玲、罗军返还转让的相应股权。因此，众利源公司注销工商登记的事实，并不当然造成股权事实上无法返还。退一步讲，即便因新蜀和公司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造成蒋云峰五人客观上无法向王亚玲、罗军返还股权，王亚玲、罗军亦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向蒋云峰五人主张恢复原状之外的其他权利。一审法院以众利源公司已注销工商登记致使蒋云峰五人受让的股权无法向王亚玲、罗军返还为由，认定《转让协议书》不能解除，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蒋云峰要求聂申明退还转让款50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赔偿经营损失及律师费的主张能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于本案中，《转让协议书》解除后，蒋云峰五人有权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要求聂申明退还已收取的转让款50万元；且，因《转让协议书》系因聂申明违约导致解除，蒋云峰要求聂申明赔偿自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符合前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聂申明承担的资金占用利息，应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关于经营损失。本案中，蒋云峰明确其主张的经营损失主要由房屋租金、员工工资、申报资料费用等组成。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蜀和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2月1日届满，故，蒋云峰五人受让蜀和公司的股权后，在该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内，能够正常经营蜀和公司，其因公司经营正常支出的成本费用，不应认定为聂申明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而给蒋云峰五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其次，在省食药监局于2016年3月21日对蜀和公司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名称事项予以驳回的情况下，蒋云峰五人应自此时知晓《转让协议书》存在的客观履行障碍，并作出合理的止损行为；蒋云峰五人并未随即向聂申明主张解除合同，而是采取与新蜀和公司吸收合并的方式以期满足省食药监局提出的材料补正要求，上述行为期间众利源公司实际产生的经营费用，亦不应认定为是聂申明违约行为给蒋云峰造成的实际损失。基于此，本院对蒋云峰主张的损失529430元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费。《转让协议书》中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蒋云峰为案涉纠纷聘请律师所支出的实际费用，亦非其因聂申明违约行为导致的必然损失，故，对蒋云峰要求聂申明赔偿40000元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蒋云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聂申明、蒋云峰于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关于四川蜀和医药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书》； 二、聂申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蒋云峰退还转让款5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蒋云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70元，由蒋云峰负担7992元，由聂申明负担6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70元，由蒋云峰负担7992元，由聂申明负担67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冷 雪 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