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7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浩，男，生于1988年11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尔海，男，生于1959年12月26日，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跃，四川万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竹阳街道东大街东段201号阳光·翡翠城二期D栋15-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4MA62UDWTXJ。法定代表人：龚正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文茂，四川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浩因与被上诉人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委托养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竹县人民法院（2019）川1724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竹县人民法院(2019)川1724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足以支持其辩解主张、反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且涉及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不予采信,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中认定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对自己的辩解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休庭后,被告以邮寄的方式寄送证据:1.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2.四川省平昌县得胜法律服务所调查邓如学笔录、调查李仁敏笔录、调查李仁明笔录、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原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质证。一审认定被告虽然向法院提供了证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代养的肉猪已经死亡了395头,被告对上述证据的来源、证明目的未说明,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难以认定,故对被告休庭后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查而不明、认而不实。可以认定以下事实:1.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未交付的273头(不含被上诉人自认死亡的122头)肉猪均已死亡的事实,提供了证据。2.一审判决机械的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逾期举证,过于草率,完全不尊重客观事实。首先,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7民终320号民事裁定书显示,上诉人在不服一审法院(2018)川1724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的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供上述证据,并由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存档在卷。所以,在重审过程中上诉人无法提供;其次,一审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是允许上诉人休庭后提供证据的,上诉人也是在该期限内从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组证据取回后及时寄给了一审法院;再次,假设上诉人确有逾期举证的事实存在,鉴于该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重大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即使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也不能以此为由不予采纳。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来源、证明目的也未说明”实属荒唐,该认定与庭审笔录亦自相矛盾。首先,该组证据的来源非常清楚,一目了然,证据本身就能充分证明其来源。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的调查笔录,系上诉人的原委托代理人谢强(平昌县得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依法收集，三份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也系谢强从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处依法调取，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系从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复印,并加盖了“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的印章。其次,庭审笔录显示,主审法官就上述证据的来源及证明目的,在庭审中逐一向上诉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也逐一回答了主审法官的问题。4.一审判决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难以认定”,实在是匪夷所思,荒谬至极。先说关联性,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十分明确,意在直接对抗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案件争议的基本事实(即上诉人主张的末交付给被上诉人的肉猪非因上诉人过错而死亡)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再说合法性,该组证据系上诉人原代理人依法收集调取的,程序和来源都是合法有据,一审判决有何理由质疑其合法性。最后说真实性,从该组证据的构成来看,是由证人证言和书面证据组成。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系书证,系上诉人雇请的饲养员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亲笔记录；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系从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复印,并加盖了“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的印章,畜牧兽医站是上诉人所属辖区动物疫情定点监测的职能部门;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的调查笔录,系上诉人的原委托代理人谢强依法收集。该组证据中不同属性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真实性毋容置疑。二、一审判决置上诉人举示的能够证明未交付的肉猪均已死亡的证据于不顾,对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却照单全收,毫不掩饰对被上诉人的袒护,其判决错误则不可避免。在案证据表明:原审法院对该案已作出(2018)川1724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因不服该判决而上诉至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作出（2019）川17民终32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审法院(2018)川1724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上诉人本以为原审法院在重审中会查明事实,秉公判决。岂料重审判决与原审判决如出一辙,别无二致,令上诉人倍感遗憾和无助。1.一审判决未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对被上诉人没有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选择性略过,而对上诉人不利的约定却跃然纸上。(1)被上诉人如数退还保证金及结付服务费可以证明上诉人据实交付肉猪的事实;(2)被上诉人未按约定提供饲料、药物、疫苗;(3)按合同约定,肉猪死亡应当有死亡确认单,且须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管理员签字确认,但经过多次庭审,没有任何一方举示肉猪死亡确认单,但被上诉人又自认死亡了122头肉猪；(4)被上诉人频繁更换管理人员,内部管理混乱,且管理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如实记录肉猪因病死亡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致使肉猪非因上诉人原因死亡后,无被上诉人确认的结果。对此上诉人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案涉肉猪死亡的实际数量应当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不应片面的采信被上诉人的自认。理由是:(1)从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按合同约定程序填写死亡确认单,因此也就无法按合同约定确认肉猪死亡的实际数量;(2)从被上诉人历次庭审的自认来看,肉猪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只不过被上诉人避重就轻只自认122头;(3)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肉猪死亡的数量远远不止122头,且均因疫病死亡,不可归责于上诉人。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既然无法按合同约定确认肉猪死亡的实际数量,就只能以其它证据来确认肉猪的实际死亡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正邦公司辩称，1.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没有采信其提供的新证据，即流行病调查汇总表和生猪死亡记录表、调查笔录。兽医站的流行病调查记录和养殖死亡记录均是在一审后提交，不是新的证据。2.原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并未将此作为证据在庭审中提交双方进行质证。3.该证据均不能推翻养殖回收合同的约定，死亡确定是要双方签字确认的。4.上诉人认为我方管理人员未尽管理责任，对猪只死亡没有确认不是事实，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猪只死亡养户必须告知公司，通过管理人员的报告我们确认死亡了122头。5.上诉人要求以五木兽医站流行病学调查记录作为猪只死亡的依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兽医站身份我们无法确认，上诉人也从未告知过被上诉人该情况，所以该证据是虚假的，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正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浩向正邦公司支付由于擅自变卖正邦公司所有的肉猪，正邦公司依约应当获得的价值508462.5元，并支付违约金76269.4元；2.诉讼费由张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4日，正邦公司（甲方）与张浩（乙方）就肉猪委托养殖签订了《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以记账方式为乙方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在饲养过程中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乙方在饲养过程中由猪苗长成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处理。乙方提供相关设施和劳力，承担因管理不善造成猪只死亡、疾病及物料保管、使用不当等责任与损失，乙方必须保证甲方能按本合同约定回收受托饲养的肉猪。第二条约定：猪苗数量：甲方根据乙方的栏舍面积、场地及配套设施等情况，确定甲方向乙方提供猪苗1680头；产品回收标准及回收价格按合同附件《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合同第五条约定：在回收正品和次品肉猪过程中，甲方销售人员、乙方和客户三方共同检查猪只是否出现死亡。如有猪只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合同第七条约定：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在12小时内向甲方汇报；猪只死亡必须经甲方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现场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必须乙方及甲方管理员双方签字确认才算有效，乙方必须妥善保留一份；如经甲方管理人员盘点发现委托给乙方饲养的猪只存栏量存在差异，且乙方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猪只死亡的（有效证据为经乙方及甲方管理员签字的死亡确认单），则乙方应按3000元/头的标准对甲方进行赔偿，乙方对此表示认可。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未按照甲方通知卖猪时间及约定质量交付肉猪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对未交付的肉猪，乙方除应向甲方支付未交付肉猪的总价值外（以肉猪的正品回收价计），还需向甲方交付该未交付肉猪价值15%的违约金。合同第九条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应当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日，双方签订了《6.5公斤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方案第六条第1项约定：肉猪回收价：1.正品：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平均销售均重260斤（含）以下部分，按7.45元/斤回收；超过260斤以上部分，按6.3元/斤回收。合同签订后，张浩分别于2018年1月11日、12日、19日领到猪苗560头、531头、589头，合计1680头。正邦公司按约定向张浩提供了饲料。正邦公司于2018年6月24日至2018年7月2日共回收肉猪1285头，总重量129980公斤，平均每头101.15公斤。正邦公司认可张浩饲养过程中死亡122头，剩余273头肉猪未收回。张浩称273头已经死亡，但未提供证据。正邦公司于2018年7月1日退还张浩保证金168000元。张浩称《养户领药单》中2018年2月23日、3月10日、3月20日、3月22日、3月28日、4月16日上的签名是其他人代签的，这些药物有的收到了，有的没有收到，具体情况记不清。张浩提交的《养户猪群饲养记录本》记载前14周共死亡肉猪23头。张浩称2018年2月5日、3月16日、3月22日、3月25日、3月30日、4月4日、4月9日、4月12日饲料运输单上的签名是他人代签的，这些天运送的饲料有的收到了，有的没收到。具体哪些收到了，张浩记不清。但正邦公司饲料的运输承揽人龙昌勇聘请的驾驶员的原始记录证明2018年2月5日、3月16日、3月22日、3月25日、4月4日、4月9日、4月12日的饲料是李笃清驾驶的川R67430号货车运送的，2018年3月30日的饲料是周振华驾驶的川R65271号货车运送的。因此张浩辩称没有收到饲料的说法不予采信。一审审理中，张浩未在举证期限内对自己的辩解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休庭后，张浩向一审法院以邮寄的方式寄送了下列证据：1.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2.四川省平昌县得胜法律服务所调查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的笔录；3.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正邦公司不予质证，认为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9）川17民终320号案件时，张浩并未提供上述证据。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未组织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川17民终320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大竹县人民法院重审。大竹县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张浩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上述证据，对张浩逾期提供的上述证据，正邦公司不予质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张浩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正邦公司、张浩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6.5公斤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正邦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1680头肉猪交由张浩代养，期间相关饲料、疫苗和药物等均由正邦公司提供，待肉猪长成后由正邦公司回收。但肉猪长成后除去死亡的122头猪，正邦公司仅回收了1285头猪，张浩对剩余的273头肉猪未交付给正邦公司。张浩辩称剩余273头肉猪均已死亡，并已通知正邦公司管理员，但正邦公司予以否认，张浩未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张浩现在无法向正邦公司交付剩余的273头肉猪，张浩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正邦公司要求张浩根据双方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向正邦公司支付未交付肉猪以肉猪正品回收价计算总价值并承担未交付肉猪总价值15%的违约金。《6.5公斤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第六条第1项约定，肉猪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的为正品猪，平均销售均重260斤（含）以下部分，按7.45元/斤回收。正邦公司回收的张浩养殖的肉猪平均每头101.15公斤，张浩未交回的273头肉猪每头也应按101.15公斤计算重量，并按7.45元/斤计价。张浩应向正邦公司支付按正品价计算的未交付肉猪总价(273×101.15×7.45×2=411447.86元，违约金为411447.86×15%=61717.18元，合计473165.04元。正邦公司请求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张浩称有几次药物没有领取，因药物是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不需每餐食用，即使其有几次药物没有领取，也不影响正邦公司主张权利。况且张浩饲养肉猪过程中有死亡的，正邦公司也未要求张浩赔偿。一审庭审中张浩向法院提交资料，要求正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及违约金320112元。因张浩未提起反诉，对其该项请求法院不予处理，张浩可另行提起诉讼。一审休庭后，张浩为支持自己的辩解主张，向法院提供了证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代养的肉猪已经死亡395头，况且张浩对上述证据的来源、证明目的也未说明，同时张浩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法院难以认定。故对张浩休庭后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支付未交付肉猪赔偿款411447.86元，并承担违约金61717.18元，合计473165.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2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520元，合计8344元，原告大竹正邦农牧有限公司负担1500元，由被告张浩负担6844元。二审中，张浩提交的新证据有：平昌县五木兽医畜牧站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因疫病死亡生猪共计390头。也印证之前向法庭提供的五木畜牧兽医站调查表的真实性。正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虽然加盖了兽医站的印章，但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无法确认真实性。流行病学调查表上死亡200多头猪的证据无法确认，缺乏相关记载，且无证据证明该兽医站有资格从事该认定。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予以采信。二审中，张浩申请证人邓如学、李仁明、李仁敏出庭作证，三人均系张浩养猪场的工人，三人均证实自己在给张浩喂养生猪的过程中，对死亡生猪均进行了登记，生猪死亡记录表均是自己真实记录的。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张浩所提供的《养户猪群饲养记录本》在6月13日-6月19日期间的记录在“本次检查要求及方案”一栏载明：1.饲养记录本必须按时认真如实填写。2.死亡必须按公司要求及时（当天5点前）拍照上报。管理员曾亚君签名。本院认为，2017年12月14日，正邦公司与张浩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6.5公斤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正邦公司与张浩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正邦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1680头肉猪交由张浩代养，期间相关饲料、疫苗和药物等均由正邦公司提供。2018年6月24日至2018年7月2日，正邦公司在张浩处陆续回收肉猪1285头。正邦公司认可肉猪饲养过程中死亡122头。张浩称剩余的273头肉猪均已死亡，并在一审休庭后向一审法院邮寄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四川省平昌县得胜法律服务所调查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的笔录、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等证据以佐证其主张。二审中，张浩提供了平昌县五木兽医畜牧站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在2018年1月27日至7月2日，共计因疫病死亡390头生猪。其中3月24日至4月23日死亡33头、4月24日至5月25日死亡53头、5月26日至6月25日死亡260头。张浩在二审中申请的证人邓如学、李仁明、李仁敏出庭证实喂养生猪的过程中，对死亡生猪均进行了登记，生猪死亡记录表均是自己真实记录的，张浩在一审提供了三人所记录的生猪死亡记录表予以佐证。经对邓如学、李仁明、李仁敏所做的生猪死亡记录表进行统计，张浩的养猪场在2018年3月24日至4月23日死亡的生猪为36头，4月24日至5月25日死亡65头、5月26日至6月25日死亡247头。此数据与张浩提供的平昌县五木兽医畜牧站出具的证明及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所载明的每个月生猪死亡数量并不一致，生猪死亡总数量也不能吻合。也与张浩所提供的其保管的正邦公司管理人员曾亚君、蒋明明签字的《养户猪群饲养记录本》载明的生猪死亡数量、死亡时间段不能吻合。张浩所举证的平昌县宏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生猪死亡记录表、四川省平昌县得胜法律服务所调查邓如学、李仁敏、李仁明的笔录、平昌县五木畜牧兽医站2018年1-12月动物疫病定点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汇总表、平昌县五木兽医畜牧站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张浩所提供的《养户猪群饲养记录本》在6月13日-6月19日期间的记录在“本次检查要求及方案”一栏载明：1.饲养记录本必须按时认真如实填写。2.死亡必须按公司要求及时（当天5点前）拍照上报。管理员曾亚君签名。张浩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其饲养的生猪在5月26日至6月25日死亡数量达到260头。而《养户猪群饲养记录本》表明正邦公司管理人员6月13日-6月19日是到了张浩的养猪场进行现场检查的，但张浩并无证据证实对生猪大量死亡的事实向管理人员进行了报告，也无证据证实其按照管理人员提出的要求对生猪死亡及时拍照上传报告。2018年6月24日至2018年7月2日，张浩陆续向正邦公司上交回收的肉猪1285头，张浩亦无证据证实其在此时将肉猪大量死亡的情况向正邦公司进行汇报。张浩所称剩余的273头肉猪在饲养过程中均已死亡并已由自己处理，既不符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在12小时内汇报；猪只死亡必须经甲方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现场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必须乙方及甲方管理员身份签字确认才算有效”处理方式，也无其他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故本院对上诉人张浩上诉称未交付的273头(不含被上诉人自认死亡的122头)肉猪均已死亡的事实不予认定。《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约定“乙方权利和义务6.按照甲方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在12小时内向甲方汇报；猪只死亡须经甲方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现场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必须乙方及甲方管理员双方签字确认才算有效，乙方必须妥善保留一份。如经甲方管理人员盘点发现委托给乙方饲养的猪只存栏量存在差异，且乙方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猪只已经死亡的（有效证据为经乙方及甲方管理员签字的死亡确认单），则乙方应按3000元/头的标准对甲方进行赔偿，乙方对此表示认可。如涉及触犯法律，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正邦公司向张浩提供猪苗1680头，张浩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饲养猪只，并就饲养过程中出现的猪只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及时有效地向正邦公司进行汇报，经正邦公司授权的管理人员对特殊情况予以确认。现张浩仅向正邦公司交付1285头肉猪，与正邦公司提供的1680头猪苗有395头的差距，正邦公司起诉时认可在饲养过程中出现122头猪死亡的情况，该122头猪的死亡虽没有完整的合同约定的死亡确认单予以证实，但正邦公司的认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正邦公司对张浩诉称的其余273头猪死亡的事实不予认可，因273头猪的死亡无合同约定的死亡确认单予以证实，张浩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猪只死亡的事实。因此，张浩未完全履行《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的主要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正邦公司主张张浩给付未交付肉猪的价值并承担违约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以《6.5公斤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约定的肉猪回收价格计算方式并按照张浩已交回的肉猪平均重量计算张浩未交给正邦公司的273头肉猪的价值，并按合同约定承担未交付肉猪价值15%的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浩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48元，由上诉人张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其安审判员  程 瑜审判员  胡光俊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李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