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润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4层4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109278399。法定代表人：孙永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柏然，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宁，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定勇，男，1969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址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二路13号附1号。注册号500112000060842。法定代表人：熊迎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海，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竹，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奎，男，1973年12月3日生，汉族，住址重庆市大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高，男，1978年1月2日生，汉族，住址重庆市大足县。原审被告：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体西路25号（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696505890T。负责人：陈敬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柏然，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宁，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润建筑有限公司（简称“华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飞腾公司”）、王定勇、刘绍奎、刘绍高，原审被告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简称“华润沈阳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11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定勇要求上诉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关于欠付工程款事实认定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不仅要查明发包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是否欠付工程款，还应当查明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上诉人与飞腾公司关于考拉二期的工程款尚未结算，并且上诉人基于履行人民法院协执义务，已向原审法院划转了165万元。原审法院既未进一步查明上诉人是否还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又未查明欠付的具体数额，因此无从确定未付工程款数额范围，原判认定王定勇诉请的工程款数额系在华润公司认可的未付工程款数额范围内，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所谓欠付的前提是该款项的付款条件已达成，根据上诉人与飞腾公司《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的约定，竣工结算尾款的支付条件包括分包方向总包方报送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对结算量、结算价的确认，扣取保修金及其他应扣款项，以及总包单位达到合同载明的条件等。即便上诉人对飞腾公司存在应付款项，但在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也不属于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欠付工程款。二、原判关于协执款项的归属项目认定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协助、配合法院强制执行，是协助执行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拒不执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协执义务不同于民事债权转让行为，并不依托于债权人的通知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已在提交款项前的合理时间，向被上诉人飞腾公司进行了书面告知，告知其法院截留款项的数额及上诉人提取的项目，而直至转款前并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飞腾公司提出过异议。因此，165万元协执款应归属于考拉二期项目。三、原判认定被上诉人王定勇系实际施工人，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实际施工人仅包括两种，一是转包合同的承包人，二是违反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挂靠关系中的当事人各方不适用实际施工人的规定。本案中飞腾公司未实际履行合同，仅出借资质并向挂靠人刘绍高收取管理费，王定勇从刘绍高处再次违法转包，各当事人之间并未构成环环相扣的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链条，链条在刘绍高发生了断裂，因此王定勇不是实际施工人，不具备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资格。四、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矛盾。一方面认定刘绍高为飞腾公司的代理人，又认定刘绍高为实际施工人，二者矛盾。即使经查明刘绍高为挂靠人，而非飞腾公司的代理人，则刘绍高才是实际施工人，王定勇不是实际施工人。王定勇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华润公司和飞腾公司在一审庭审阶段均称没有进行结算，华润公司自行提供结算明细称，除质保金外，自行结算未支付工程款数额是1,969,608.67元，足以证明华润公司存在拖欠飞腾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关于华润公司上诉称其与飞腾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的问题，华润公司认可案涉工程已投入使用，因工程已投入使用，证实案涉工程已通过相关部门验收，质量合格。华润公司称未达到其与飞腾公司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华润公司与飞腾公司之间的约定，与王定勇无关。王定勇起诉华润公司索要工程款是基于法律规定，而非约定。华润公司与飞腾公司约定的结算条件根据合同相对性，只在华润公司和飞腾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王定勇没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协执款项归属案涉项目是错误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进而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华润公司将扣划款项转移至案涉项目的理由是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项目工程款首先支付本项目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才符合立法目的。实际施工人的定义是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实际组织工程建设的合同主体。华润公司称在刘绍高处发生了断裂，不影响认定王定勇为实际施工人。因王定勇无施工资质，应认定王定勇与飞腾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无效；刘绍高并未实际施工，但王定勇参与了施工，应认定王定勇为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包括总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依据该规定，上诉人应承担给付责任。飞腾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华润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华润沈阳分公司辩称，其与本案无关。刘绍奎、刘绍高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定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飞腾公司，刘绍高，刘绍奎共同给付工程款103,000元（庭审时增加诉请至253,000元，但未补交诉讼费）；2.被告华润沈阳公司、华润公司在欠付被告飞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华润公司提供其与被告飞腾公司于2015年9月所签订的《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文件》，记载：被告华润公司将大连考拉二期项目中的结构工程、粗装修工程及其他工程分包给被告飞腾公司，被告飞腾公司在合同中盖章确认，同时有“刘绍高”作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表人）签字。关于该合同项下工程款结算，被告华润公司庭审中提交《关于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的结算结果告知函》（2018年11月9日）其中记载：“根据贵我双方于2015年9月签订的《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编号：G383/200/013，合同金额：人民币44,404,825.42元）；在2018年8月中旬，贵我双方就贵司报送的结算资料已核对完毕，并确定了结算金额，结算金额为人民币42,834,439.10元。具体内容详见附件结算书。在此期间，多次催促贵司前来办理签字，盖章确认手续，但贵司至今未来办理。……”被告华润公司另提供一份账目明细，其中记载“按合同约定扣质保金2,141,721.96元（2年后支付）、结算完毕后应支付金额1,969,608.67元”。庭审后，被告华润公司另提供情况说明，称“经我司查明情况并对账后，截至目前为止，在经执行（2017）辽0211执5933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辽0211民初428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司对重庆飞腾在大连考拉二期项目的工程款已严重超付，双方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2月1日、贵院依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8371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211执5933号执行裁定书，要求我司截留重庆飞腾在我处应付工程款165万元，我司依据贵院裁定书要求依法予以截留；2018年6月22日，贵院再次依据（2017）辽0211执5933号执行裁定书，要求我司在收到本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上述款项汇至贵院指定账户，我司已执行贵院裁定书，同时重庆飞腾为我司出具了委托付款函。2018年6月1日贵院委派战靖玲、张颖两位同志依据（2018）辽0211民初4289号民事裁定书，到我处送达了（2018）辽0211民初428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我司截留重庆飞腾在我处的工程款300万元，我司按贵院要求冻结了重庆飞腾所承接的海原希望小镇项目工程款300万元。综上，我司大连考拉二期项目，我司对重庆飞腾已无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付款义务。”被告华润公司另提供被告飞腾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向其出具的《委托付款书》，主要内容为：“现委托华润建筑有限公司于我司在建项目海原华润希望小镇项目工程款中扣除1,650,000.00元，用于支付我司与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楷瑞建筑工程设备租赁部一案的法院执行金额[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7）辽0211执5933号；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辽0211执5933号]。现委托贵司将上述款项1,650,000.00元汇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贵司将该165万元款项支付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后（……)，即视为对我司海原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的付款，我司保证继续保质保量完成海原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司承担。”根据原告提交的《建筑工程工种施工合同书（架子工）》，（发包方为“重庆飞腾劳务有限公司”、承包方为原告，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约定，由原告承包位于甘井子区华润考拉二期项目外墙双排脚搭设、拆卸、挂拆安全网、安（拆）型钢、型钢连接预埋预留、电梯井脚手架防护搭拆等工程，合同约定工程单价及付款时间。该合同发包人处由被告刘绍奎签字。原告提交《外架班组（王定勇）》其中记载“总欠王定勇外架班组503,699元（伍拾万零仟陆佰玖拾玖元整）”，其上有“刘绍奎、2017年9月5日”签字字样。根据被告华润公司提供的《付款委托函》（2018年2月10日，由被告飞腾公司出具给被告华润公司）中记载：“我司（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贵司签订《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文件》劳务合同（合同编号：G383/200/013），《皇姑华润置地广场·紫云府一期B1标段土建劳务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劳务合同（合同编号：G347/200/013），由于我司在贵司的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尚未结算完成，而我司在贵司的皇姑华润置地广场·紫云府一期项目己结算完成，结算尾款金额合计2,307,162.10元，由于我司尚欠农民工工资未支付，现我司委托贵司将我司在皇姑华润置地广场·紫云府一期项目的结算尾款代付华润考拉二期项目李明等15个班组工程款共计人民币2,307,162.10元（大写：贰佰叁拾万柒仟壹佰陆拾贰元壹角整）。……”该委托函中所附班组明细中包括原告王定勇，付款金额为250,000元。被告华润公司另提供领款明细表等以证明其已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原告认可上述工程款25万元已领取。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各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为本案裁判的基础。关于被告刘绍高、刘绍奎及飞腾公司，被告飞腾公司认可其与原告间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原告则认为被告刘绍奎是被告飞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及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方且是刘绍高找的原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称被告刘绍奎系实际承包人并由被告刘绍高转包工程，但并无具体证据证明，且根据被告华润公司提供的其代被告飞腾公司付款的相关材料及《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文件》所载，被告刘绍高的身份被记载为被告飞腾公司的代表人、授权人、代理人；被告刘绍奎的身份则被记载为授权委托人。故此在原告并未否认其系与被告飞腾公司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且被告飞腾公司亦认可的情况下，原告系与被告飞腾公司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被告刘绍奎、刘绍高所从事的与原告诉请相关的行为应视为对被告飞腾公司的代理行为，故原告对被告刘绍高、刘绍奎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华润沈阳公司，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华润沈阳公司与其形成任何法律关系，应自程序上驳回原告对被告华润沈阳公司的起诉。关于被告华润公司，其作为总包人将工程项下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被告飞腾公司，被告飞腾公司又将其分包到工程交由原告实际施工，故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被告华润公司虽辩称其与原告并未合同关系，但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可向作为发包人的被告华润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关于原告向被告飞腾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故其与被告飞腾公司间就案涉工程所形成的劳务分包合同应为无效。被告飞腾公司虽辩称原告的施工质量不达标及存在弃管情况，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被告华润公司认可工程已竣工验收，现被告飞腾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明确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故对于原告向被告飞腾公司主张欠付的工程款103,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华润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庭审中，被告飞腾公司及被告华润公司均辩称双方并未进行结算，同时被告华润公司提供结算明细称除质保金外其自行结算后确认未支付工程款数额1,969,608.67元，被告飞腾公司则对该数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虽规定应查明欠付工程款数额，本案中被告飞腾公司及被告华润公司虽未进行结算，但原告诉请的工程款数额确系在被告华润公司认可的未付工程款数额范围内，同时参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于原告主张由被告华润公司对被告飞腾公司欠付的工程款103,000元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华润公司庭后辩称其对于被告飞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超付工程款一节，因其所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委托付款书中均载明法院扣划及冻结的工程款系另一工程海原希望小镇的工程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被告华润公司否认其庭审中的自述事实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华润公司与被告飞腾公司间未结算具体欠付工程款一节，如被告华润公司因本案的裁判及执行程序实际给付了被告飞腾公司欠付原告的工程款，被告华润公司可在与被告飞腾公司结算时抵消相应的应付工程款或另行向被告飞腾公司主张返还。关于原告诉请被告飞腾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被告华润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飞腾公司系基于合同关系向原告承担责任，而对被告华润公司的诉请亦基本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于诉请中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王定勇欠付工程款103,000元。二、被告华润建筑有限公司对第一判项的工程款103,000元与被告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如果被告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被告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王定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被告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华润建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交单方制作的质保金扣款材料函件及照片、案外人向其发出维修函件及照片等，拟证明在质保期内飞腾公司未履行质保义务，华润公司依约可自主进行维修或委托他人维修，并对飞腾公司进行扣款。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该组证据，因质保金扣款材料函件及照片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案外人函件及照片无法核实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华润公司应否在欠付案涉工程款范围内对王定勇承担给付责任。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均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此处发包人的给付责任系法定责任且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发包人系指工程建设单位，既非指工程总承包人，亦非指转包人或分包人，故不得随意扩大发包人内涵和外延。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华润大连考拉二期项目土建及粗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一标段合同文件》已记载华润公司系总包方，飞腾公司系分包方且刘绍高在落款处签字，而王定勇则系直接与刘绍奎签订《建筑工程工种施工合同书（架子工）》分包了案涉架子工工程。从整个转包、分包脉络来看，王定勇与华润公司未直接签订施工合同且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外人才系案涉工程发包人，而华润公司仅系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基于上述事实，王定勇以该司法解释规定为据，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总承包人华润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实系与前述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相悖。因此，一审判决支持王定勇此项诉请，判令华润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于法无据，有失妥当。鉴于在二审期间，王定勇未提供其他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其此项请求，因此，本院对一审判决前述处理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华润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110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110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王定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重庆飞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王定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