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3民初80号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法定代表人：邓某某，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钰昺，甘肃泫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某，男，汉族，1982年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系该单位职工。被告（并案原告）：高某，女，汉族，1968年出生，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雯，甘肃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女，汉族，1966年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系高某的嫂子。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与被告（并案原告）高某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甘0103民初4847号、（2019）甘0103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高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均不服，提出上诉，经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作出（2019）甘01民终3405号、（2019）甘01民终340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钰昺、赵某某，被告（并案原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雯、张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与高某之间于1987年11月至1999年1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诉称，1．《仲裁裁决书》认定高某自1987年11月15日被调入其单位处工作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仲裁裁决书》认定高某于1987年11月15日调入其单位处工作之依据为高某的自述及证人余某某的陈述。但在仲裁开庭中，其单位对高某进行发问时，高某对其单位所问一系列问题始终含糊其辞不能准确答复，甚至违反一般人对第一个工作单位永不能忘的常理，完全忘记了其第一个工作单位即从何处调入其单位处工作的事实。而证人余某某在开庭时陈述其在职期间仅为高某办理过入职手续，但对高某系何时调入并不能准确答复且与高某自述相佐，同时对高某从何处调入、调入后工作状态如何、何时因何事离职等一系列事项均不知情。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证据能证明高某系1987年11月15日调入其单位处工作的事实，虽然其单位经多方查询找到1998年至1999年1月名称为“高某”的工资表，但工资领取人为张某某，且此“高某”是否为高某已经无从查证，故该证据亦无法证明高某系1987年11月15日调入其单位处工作的事实。因此，仲裁裁决书仅依据高某之自述及证人余某某模棱两可的证言就认定高某是1987年11月15日调入其单位处工作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仲裁裁决书》认定其单位与高某之间于1987年11月至1999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结果错误。本案中唯一与高某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为申请人经多方查询找到并作为证据提交的1998年至1999年1月的名称为“高某”的工资表，但因该工资领取人为张某某且无法查证此“高某”是否为高某，故亦不能证明高某与其单位之间曾经存在过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在无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仅根据高某之自述主观推断高某与其单位在1987年11月至1999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若如此就能确定高某与其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任何心怀不轨的人均能在捏造事实的情况下与其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并主张“权利”，如此裁决无疑严重损害了其单位的合法权益，不仅使国有资产面临严重损害的风险，而且给武警部队社会名誉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其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高某辩称：1．关于其对工作单位记忆不清的事实，其生于1968年，现已五十多岁，对初次工作已有三十余年，有记忆不清实属正常；2．关于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明，众所周知，三十年前的劳动关系主要以工资表和人事档案来体现，而工资表由用人单位来提供，档案也存放于用人单位，现用人单位已将档案丢失，其经多方查找，拿到1998年、1999年两份工资表，实属不易，已在合理层面上证明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高某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高某自1987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4日止期间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提供高某的职工档案，为高某办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及退休后养老金领用手续，并补缴应由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具体数额以社保经办机构核算为准）。如因客观原因无法补办社保手续的，则判令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赔偿给高某造成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具体数额以社保经办机构核算为准）；3．判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按照本单位同等岗位职工的平均工资向高某支付自1999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4日期间的工资损失；4．判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根据高某的工龄给高某提供相应的职工公寓，并保证高某享有永久的居住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高某诉称，其于1987年11月15日入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下属的幼儿园，1994年因改制需要又被调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的洗衣房工作。至1998年年底，其因身体状况不佳在工作中经常晕倒，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院务会研究后同意其回家休息，并同意待其身体恢复后回来继续上班。病休期间，其多方治疗与调理，病情于2005年逐渐好转并恢复。其于2006年1月去院务处报到要求回岗上班，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却以丢失其档案为由要求其回家等候通知。此后，其一直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相关领导协调处理，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以“可以补办、但手续麻烦”、“属于上届领导遗留问题”等理由再三推脱，始终未找到其的职工档案并安排其继续工作，无形中剥夺了其回医院上班的机会和权利。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一直未给其办理社会保险及退休手续，导致其始终未能依法享受社保待遇，无法保障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同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自其1987年11月入职至退休时一直未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解除劳动关系，其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单位的正式职工有权享受单位提供的职工公寓，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一直未给其提供，致使其只能长期寄宿在哥哥家中，基本的居住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其依法向甘肃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仲裁委却刻意回避其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同意回家病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丢失其职工档案导致其无法继续上班、其多年来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协商处理等基本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裁决结果。为此，其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辩称：1．其答辩意见与其起诉状诉称意见一致；2．对于高某诉讼请求第二项，因为其与高某没有劳动关系，不存在为高某提供职工档案和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与义务，而且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和仲裁委的受案范围；关于高某诉讼请求第三项和第四项完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5日，高某（申请人）就其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争议向甘肃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申请请求：1．确认申请人自1987年11月15日至2018年8月4日期间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2．由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的职工档案，并配合申请人办理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用补缴及养老金领用手续；3．如被申请人无法提供职工档案，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1999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4日期间的工资损失及给申请人造成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2018年11月6日，甘肃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甘劳人仲裁字［2018］第1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于1987年11月至1999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高某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均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劳动仲裁申请书、甘劳人仲裁字［2018］第162号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法律法规。本案中，高某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就双方之间的关系各执一词。审理中，高某陈述其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于1987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就该诉请向法庭提交了用人医院1998年、1999年期间的工资表复印件，1994年4月16日用人医院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杨某某的书面证言、杨某甲的通话录音、证人余某某、付某某的出庭证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对高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仅对1998年、1999年期间工资表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举证责任的原则，高某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印证高某的自述主张；第二，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上述法律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确定；据此，高某自述其于1998年年底经用人医院会议研究同意其因病修养至2006年1月，但高某就该自述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请销假证据、病历证明，其自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高某自述用人医院于1999年2月停发了其工资；由此，高某应于1999年2月已知其与用人医院发生了工资争议，但高某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高某对此不能合理地说明理由，其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四，高某自述“我于2006年1月去医院院务处报到要求回岗上班，但该单位却以丢失我档案为由要求我回家等候通知；此后，我一直找该用人单位相关领导协调处理，但该用人单位以‘可以补办、但手续麻烦’、‘属于上届领导遗留问题’等理由再三推脱，始终未找到我的职工档案并安排我继续工作”，高某就该自述意见亦不能向法庭提交任何相关证据。据此，现有证据下，高某自述档案被用人医院丢失，该自述意见证据不足；高某对涉案档案有异议，可在取得新证据后另行主张。第五，依据高某的上述自述意见，高某应至迟于2006年1月已再次知晓其与诉争医院存在用工争议，但其仍怠于行使权利；直至2018年8月15日，高某才就其与用人医院之间的争议申请劳动仲裁；此时，距其知晓停发工资待遇已过了十九年，高某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印证涉案争议存在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据此，高某的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间，其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六，高某自述其自1998年年底至诉争发生未向用人医院提供任何相关劳动，故其主张该医院赔偿工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结合以上六点，高某诉请其自1987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4日期间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存在劳动关系，该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社保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高某该诉请事项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关于赔偿社保待遇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前述认定意见，高某诉请其与用人医院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亦超过法定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同等岗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前述认定意见，高某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职工公寓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诉请不属本案的处理范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与被告（并案原告）高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不向被告（并案原告）高某支付1999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4日的工资。三、原告（并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不向被告（并案原告）高某赔偿因无法补办社保手续造成的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四、驳回被告（并案原告）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并案原告）高某的全部仲裁申请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某负担；并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贾新玲人民陪审员  翟兆君人民陪审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柳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