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1民终2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尖草坪区兴华街329号1幢5层510号。法定代表人：牛静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正刚，山西盛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大街180号东方明珠湖滨广场项目西侧1至2层部分裙楼及6-10层写字楼。责任人：白海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冲，山西景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鑫，山西景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1号丽华大厦4层。负责人:王晓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天亮，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铁宇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樊伟东,执行董事。上诉人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4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4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主体,有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是本案适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的起诉完全符合该法律规定。首先,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该合同的有效与否,将直接影响上诉人作为债务人的相关权利,故上诉人作为债务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即本案二被告);第三,上诉人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起诉状中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四,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上诉人的起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是本案适格主体。(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无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低价、折扣转让其优质债权的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既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1)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低价、折扣转让其优质债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在上诉人正常归还利息、完全具备偿债能力,且保证人、抵押财产均未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将上诉人正常履约的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进而与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山西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进行低价、折扣转让的行为严重违反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以及财政部、银监会发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相关规定,导致上诉人征信出现不良记录,严重影响了上诉人在其他银行的正常贷款,给上诉人正常经营带来巨大损失,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2)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低价、折扣转让其优质债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本案案涉贷款金额为1345万元,余额为876万元,经计算可知差额为469万元。因此,该份证据充分表明,本案被告浦发银行以469万元(即0.35折)的低价、折扣转让了其债权。在庭审中,二被上诉人否认以低价、折扣转让债权的行为,但以各种理由拒绝向法庭提交其转让价款及支付对价的相关证据。因此,征信报告的客观记录以及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有意隐瞒本案债权转让真实对价的行为充分证实了本案债权低价、折扣转让的事实。由前可知,本案债权转让时,上诉人正常还息、完全具备偿债能力,且保证人、抵押财产均未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仅以0.35折的低价、低折扣将本案债权转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社会公信力、损害了其自身利益、也损害了众多不特定存款人和银行其他客户的利益,其结果导致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此外,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与被上诉人信达山西公司于2017年底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钢贸等领域债权的债权转让协议,其中有很多贷款客户的情况和本案一致,均是在正常还息、完全具备偿债能力,且保证人、抵押财产均未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将其正常履约的贷款作为不良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信达山西公司,严重损害了这些贷款客户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2018年,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本案二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019年1月30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低价、折扣转让其优质债权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判决本案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事实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书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低价、折扣转让其优质债权的行为,不是个案,而是涉及众多贷款客户的普遍行为,该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不仅损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众多贷款客户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有银行的社会公信力,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本案二被告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如上所述,本案二被告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二被告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上诉人作为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有权提起诉讼。2009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中明确“我院于2009年4月3日发布的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根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债务人未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情况能够引发人民法院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根据此答复,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同国有企业债务人一样,都拥有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提起出异议进而提起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作为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有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裁定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一审裁定适用该会议纪要作为裁判依据明显违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当依法撤销。本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48号民事裁定书裁判依据援引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以及第六条第一款“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形式)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除此四种形式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各种文件均不得作为司法解释使用。会议纪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种公文形式,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会议纪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前言部分第三点“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明确写明“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作为援引”。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裁定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裁判文书中进行援引,一审裁定适用该会议纪要作为裁判依据明显违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当依法撤销。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会议纪要作为裁判依据明显违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48号民事裁定书并裁定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辩称：第一点，对于浦发银行与信达之间的债权转让，上诉人是无诉权的。第一，因为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在债权转让的过程当中，债权人对债务人仅有通知的义务。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债权的转让并不会影响债务人的任何利益，因此债务人在债权转让中不存在诉的利益，他也就不享有授权。上诉人提到说他是适格的主体，实际上仅仅是上诉人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在一审当中没有论述债权的转让对其自身利益有任何影响，它没有任何证据向法庭提供，这个是于法不合的，也没有相关证据提供，所以说从它本身的利益出发，是没有诉权的，不存在利益关系。第二，从国家利益出发，上诉人也是没有诉权的。上诉人也提到了法发2009第19号文件，其中的第五条分析了作为债务人的国企在什么样的特殊前提下，可以对债权的转让提起诉讼。这仅仅是因为国企还有管理国家资产的功能在内，所以说他有一个监督的权利。因此国企对于国家资产是否有损失的时候，他是有权提起诉讼的。那么上诉人作为一个民企在国家利益是否受损上他是没有授权的。本案特殊点在于四大资产公司包括本案的另一个被上诉人信达资产,是我国在90年代末为了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从四大行里边分列出来了四个资产公司，农业银行里分裂出来了长城资产，建行里面出来了信达资产，工商行出来了华融资产，中国银行成立了东方资产，他们针对自身银行的不良债务进行处置，后又把这项规定广泛的应用到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将自己的不良资产都向以上四家资产公司转让，由四家资产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处理，这四家资产公司完全由国家掌控。如果要说他是低价购买债权，那么可以说获利的是国家，而不是说国家有损失，信达资产公司58%的股权是控制在财政部的手中的，14%的股权控制在社保基金会手中，所谓的国家利益受损也根本就不存在，不仅不受损，在交易中还可能获得利益。第三，从公众利益出发，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公益诉讼是这样规定的，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或组织的前提下，或者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规定明确说明对于利益的这种诉讼只能是相关的组织机关或者说是人民检察院才有提起诉讼的资格，上诉人作为民企，如果说是损害公共利益，也是没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的。另外，上诉人在混淆一个概念，他把银行的资产视为等同于个人的储蓄存款，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银行除了有其所掌控的储蓄存款，还有它自身的资产。对于贷款银行都是有专门的贷款的备付金的，专门来应对贷款的损失，如果说贷款损失了，银行是需要拿出自己的备付金来填补损失的，所以说就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成立。第二点，从程序上也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根据法发的2009第19号文件，其中的第二条第七项，明确的规定，即使是国有企业债务人在诉讼中不能提供相应担保或者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这种情形不论他是不是国企法院对于这种诉讼也应当不予受理。国企尚且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他的诉讼也不能被受理何况上诉人作为一个民企。第三点，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案由其实是不成立的，银行对贷款的风险的评定与债权转让是两个行为，而且这两个行为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本案的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一直强调的是银行对其的贷款作出了刺激评定，对其造成了不良影响。他提起的诉讼是要求确认转让无效，但是他提起的事由确实说信用评定有不良影响，即使是信用评定对他有不良影响，它也是应当另外就银行来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应该是确定转让合同无效，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第四点，一审裁定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一审裁定后面很明确的列明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法律条文的列举当中，并没有把法2009法发2009第19号文件的任何条款列进去。一审法院引用的是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会谈纪要里面的精神，也就是引用了其中的法理逻辑来作出的裁判，因此说不存在说是引用法律法条错误的问题。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裁定正确，二审应当予以维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辩称：首先同意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的答辩意见然后再简要答辩如下：第一，答辩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的债权转让，依法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并且进行了公告，程序合法有效，债权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第二，山西万昌茂有限公司起诉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该合同当事人是答辩人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而上诉人山西万昌茂有限公司并非合同的当事人，而且上诉人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因为答辩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当事人非常明确，而且该转让协议不会损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不会因为债权转让而增加债务或者义务，而该转让行为也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无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第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将债权转让符合银监会规定。第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均是国有控股公司，双方之间债权转让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双方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也就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第五，上诉人提到的山西中阳钢铁公司像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该案件上诉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后，其中山西中阳钢铁公司已经撤回了全部起诉。因此事实上该案已经完全不存在，而且案件事实均不同，并没有可比性。第六，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的依据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法律依据充分有理。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起诉正确，上诉人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铁宇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递交书面意见。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2日,原告与被告1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1345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到期一次偿还本金,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同时,被告1与第三人中铁宇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太原市新东升物贸有限公司、山西富阳泰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牛静娴、樊伟东于2017年4月10日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455万元;2017年4月10日,被告1分别与牛伟(即抵押物所有权人的委托人)签订两份经太原市城北公证处公证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将其拥有的北京房产一处及太原房产一处抵押给被告1,为原告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455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1依约放款。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2017年10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1发送的扣款短信通知,内容为“其他应付款及暂收款2860.87元”。原告向被告1询问得知被告1在原告正常还息的情况下将原告贷款擅自调整为“次级”类不良贷款,并且已启动程序,将原告贷款作为不良资产进行转让。2017年12月15日,被告1与被告2签订《单户债权转让协议X编号:信晋-A-2017-007-31),以2017年9月15日为基准日,被告1将原告正常履约的贷款作为不良贷款转让给被告2。2017年12月27日,被告1与被告2在山西经济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被告1在原告完全具备偿债能力,且保证人、抵押财产均未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将原告正常履约的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低价、折扣转让的行为,严重违反《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及《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相关规定,既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其自身利益,同时也损害了众多不特定存款人和银行其他客户的利益,其结果将直接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被告1与被告2签订的《单户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因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5年3月30日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买螺纹钢,借款期限为1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于当日向原告发放贷款,还款日为2016年3月29日,贷款到期后,原告未依约全额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45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合同签订之日放款,还款日为2017年4月10日。2017年4月12日,原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345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该借款合同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履行了贷款的发放义务,原告依约分别于2017年6月21日、9月21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支付利息135576元、178185.60元。2017年10月2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出具的业务凭证显示:从原告账户扣划其他应付款及暂收款2860.87元.2017年12月15日,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单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信晋-A-2017-007-31),将原告贷款作为不良贷款转让给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2017年12月20日,两被告将涉案债权转让通过登报公告通知了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经公告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了本案原告,该《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对原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的精神,为防止在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债权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仅赋予了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提起无效之诉的权利。原债务人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国有企业,无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综上,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的相关规定,裁定如下:裁定驳回原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根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债务人未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情况能够引发人民法院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意见，上诉人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诉二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予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认定山西万昌茂工贸有限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4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军红审判员 孙爱英审判员 赵文林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武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