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20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颜某，男，1983年7月14日生，回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丹，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1，女，1986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2，男，1961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系被告范某1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女，1962年5月1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系被告范某1之母。上诉人颜某因与上诉人范某1、被上诉人范某2、朱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郸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5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丹，上诉人范某1及被上诉人范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1，被上诉人朱某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全部彩礼款共计8.8万元及“三金”(不服金额3.8万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4千元见面礼应认定为彩礼。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一方已经认可其确实收到的有该笔费用,但其称为是上诉人一方给其的路费。针对被上诉人就4000元部分的辩称明显不符合基本生活常理与风俗习惯,根据上诉人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范某1在一审庭审调查中也认可了其与朱某、媒人雷某一起到上诉人家中相家见面,均可以认可上诉人方按照风俗习惯给付被上诉人范某14000元的现金。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其中一方或其家庭成员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应当认定为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上诉人方给付的该4000元部分也应认定为彩礼,依法应由被上诉人返还。2、关于上诉人给付肉钱2000元现金也应认定为彩礼。上诉人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都认可了上诉人方在订婚当日给被告拿了肉钱2000元现金,且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某1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提出该2000元现金部分,被告范某1也没有否认。证人证言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记录就该部分事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方给付被上诉人方的该2000元现金完全符合按照习俗给付给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应认定为彩礼。一审判决认定该2000元现金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应当返还该部分彩礼。3、针对上述的见面礼与肉钱现金一审判决已经审理并查明了该部分事实（判决书第三页),但在本院认为部分,却将该两项款项认定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明显错误的,该两部分款项都是上诉人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被上诉人应当依法予以返还。二、被上诉人范某2与朱某应与被上诉人范某1一起返还上诉人给付的彩礼。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认可他们共同居住,只是在订婚的时候被上诉人范某2不在现场。被上诉人范某2是否在现场不是推脱责任的正当理由,虽然范某1已经成年,但是其与父母共同生活,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范某2与朱某应当连带返还上诉人的彩礼。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全部返还彩礼。首先，上诉人颜某在婚约解除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在一审庭审调查过程中,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某1就婚约解除的原因及媒人雷某的诉述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某1之间的婚约解除引发的原因是在拍婚纱照前的一个晚上,被上诉人方要求上诉人颜某在晚上十点左右时必须当即支付彩礼现金,上诉人没有立即答应被上诉人方临时给付彩礼的要求所致,媒人从中间说和改天支付彩礼,被上诉人坚决不同意改天支付彩礼,并导致双方之间婚约的解除,上诉人颜某在婚约的解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某1之间从订婚至婚约解除时时间过长是被上诉人方的原因所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某1于2018年农历二月初六订婚，同年农历六月初六要媳妇,按照正常的风俗习惯,要媳妇之后就可以举行婚礼的。但是被上诉人方以婚房尚未交房以拖延婚期,交房后又以没有装修好再次推延婚期,房屋即将装修好时,被上诉人又在晚上10点左右时临时要求上诉人给付彩礼,按照正常的生活常识及本地的风俗习惯给付彩礼都是在白天并提前商定好日子进行的,被上诉人范某1的种种理由和借口推脱不结婚,其目的就是让上诉人提出解除婚约,以达到其不返还婚约彩礼的目的,婚约解除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第三,在上诉人父亲的葬礼上,被上诉人只是作为正常宾客参加了葬礼,若说上诉人以特殊身份参加了葬礼,也是因与上诉人婚约在身,其自以为是的特殊身份,在葬礼上被上诉人也没有给按照儿媳妇的标准为上诉人的父亲披麻戴孝,根本够不上特殊身份。即使被上诉人参加了葬礼,也不是可以少返还彩礼的理由和依据。第四,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其购买礼服及婚纱,礼服和婚纱的钱是上诉人支付的,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均可得知。另外就家具而言,被上诉人仅仅是去家具卖场看看,并未确定购买,况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所看中的家具家电全部卖方处,并没有转移地方,也没有转移所有权,更不影响卖家销售,根本未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在整个婚约解除中,造成损失的是上诉人,上诉人请婚庆,定婚纱,定酒店,定结婚当天的酒席等,白白损失了几万元,这些损失是否要被上诉人承担,毕竟是因被上诉人范某1才导致婚约解除的。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上诉人在解除婚约的问题上不存在过错,且双方尚未共同生活,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返还全部现金彩礼88000元及三金,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彩礼5万元及三金,属于使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方返还给上诉人彩礼8.8万元及三金。范某1辩称，一、被答辩人说的4000元钱不是彩礼,是2018年1月31号答辩人和其母亲及媒人从郸城县石槽镇开车到安徽省蚌埠市固县被答辩人家相家回来时被答辩人家给答辩人家的回礼和路费,不是彩礼，何况去时答辩人家给被答辩人家还买很多买了礼品,该款系双方礼尚往来,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不予返还正确。二、订婚当天被答辩人拿彩礼现金66000元,还有鸡、鱼各两只、还有一件酒、几件喝的饮料,没有三金也没有现金肉钱,答辩人给被答辩人回礼买了价值2000多元衣服,即使有肉钱也不应当认定彩礼，一审法院认定不予返还正确。三、答辩人范某2、朱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范某2、朱某不承担返还责任正确。答辩人范某1订婚时已经年满32岁,早就是成年了,和父母分开生活多年,在诉状中及庭审中被答辩均诉称彩礼交给了答辩人范某1,事实上也是如此，上述彩礼与答辩人父母无关，答辩人的父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了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范某2、朱某诉讼请求正确。四、关于答辩人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及应当返还彩礼的数额同答辩人范某1上诉状意见。范某2、朱某辩称，不应该告范某2和朱某，不应该承担责任。范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彩礼50000元过高,应当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首先，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通过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情况，被上诉人在临近婚期时无故退婚，不仅给上诉人造成了精神损失也造成巨大物质损失,按照民间风俗及法律规定上诉人可以不返还彩礼或者减少返还彩礼数额。再者，被上诉人既然已经起诉要求返还彩礼,就应当依法解决，但被上诉人却在起诉多次骚扰上诉人的朋友,本来被上诉人无故退婚，上诉人娘家已经名誉受损严重,现在连上诉人身边的朋友也不得安宁,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对上诉人又造成了二次伤害。上诉人作为受害人,不仅满心欢喜等待做新娘成空，还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被上诉人一系列行为让上诉人无比痛心，感受到莫大的羞辱。何况上诉人在整个订婚过程中及相处过程中没有过错，在男方父亲2019年2月去世时,女方还去男方家里为其披麻戴孝，尽儿媳妇的义务,这些被上诉人也是认可,一审法院虽然认定被上诉人在退婚中存在严重过错，但酌定返还数额过高。其次，上诉人因购买婚嫁物品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在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购买嫁妆的相关票据,这些票据和上诉人出示的照片能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购买了嫁妆并支付了相应的货款,购买的这些物品现就在上诉人处。为了结婚上诉人购买家电、家具、床上用品、衣物，甚至给被上诉人的房屋购买了窗帘,这些物品上诉人都是了结婚准备，如今婚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无法结成，那么购买这些物品造成的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承担了上诉人因购买上述物品支付了的费用后，这些物品其可以随时取走。一审法院虽认定上诉人为购置家具在退货的过程中会产生损失,但是没有考虑到上诉人可能面临无法退货,这些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因此，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的过错及退货过程中产生的损失而酌定上诉人返还彩礼现金50000元过高,应结合被上诉人的过错及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改判上诉人不返还彩礼。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返还金手镯、金耳环没有事实依据。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第一证人媒人,对于三金陈述前后不一致，中间多次用模糊语言陈述，一会见到一会没有看到，因此其该份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三金依据。第二位证人系被上诉人的母亲,和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因此上述两位证人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在订婚时向上诉人交付的有“三金”。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足以证实“三金”存在的情况下,以考虑到本地定婚习俗及媒人系上诉人的姨父为由就认定“三金”的存在,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聊天中提到的“三金”是订婚前上诉人借被上诉人10000元,后来被上诉人不让上诉人还了，说用来买“三金”，和被上诉人庭审中提到的“三金”不一样,订婚时被上诉人并没有拿“三金”，何况该10000元被上诉人又以借款主张了，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金手镯、金耳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恳请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颜某辩称，一、上诉人范某1返还全部彩礼款共计8.8万元及“三金”。首先,答辩人颜某在本案婚约解除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在一审庭审调查过程中,依据答辩人与上诉人范某1就婚约解除的原因及媒人雷某的诉述可知,答辩人与上诉人范某1之间的婚约解除引发的原因是在拍婚纱照前的一个晚上,上诉人范某1方要求答辩人颜某在晚上十点左右时必须当即支付彩礼现金,答辩人没有立即答应上诉人方临时给付彩礼的要求所致,媒人从中间说和改天支付彩礼,上诉人坚决不同意改天支付彩礼,并导致双方之间婚约的解除,答辩人并不是在临近婚期时无故退婚,答辩人颜某在婚约的解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其次,答辩人与上诉人范某1解除婚约后,就彩礼返还事宜多次与上诉人范某1沟通,范某1均告知答辩人彩礼一分都不会退;无奈,答辩人通过媒人与上诉人沟通彩礼返还的事宜,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无奈之下,答辩人才不得已起诉至法院,要求上诉人范某1返还彩礼,在诉讼过程中,听从法院的安排积极参加庭审,依照法律规定解决这件事,从没有做任何上诉人所述的骚扰其朋友,到其家中无理取闹的事情,上诉人真是为了达到不返还彩礼的目的肆意重伤答辩人。第三,在答辩人父亲的葬礼上,上诉人范某1只是作为正常宾客参加了葬礼,并没有给按照儿媳妇的标准为答辩人的父亲披麻戴孝,根本够不上特殊身份。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上诉人以特殊的身份参加了葬礼,也不是少返还彩礼的理由和依据。第四,上诉人范某1根本没有购买嫁妆,购买的仅有的几件也是有答辩人付的意向金,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损失;退一步来讲,就算其购买嫁妆的损失应当由上诉人自己承担。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其购买礼服及婚纱,礼服和婚纱的钱是答辩人支付的,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均可得知。另外就家具而言,上诉人仅仅是去家具卖场看看,并未确定购买,况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所看中的家具家电全部卖方处,并没有转移地方,也没有转移所有权,更不影响卖家销售,根本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第五,上诉人范某1向一审法庭提供的嘉加梦家纺、志高专卖店的收款收据、南方家居订货单、销售清单共计四张单据,均存在明显的瑕疵。该四张单据中南方家居订货单不但在日期上存在明显的改动,上下印章不一致而且全款清过的关键字的字体在印章之上;嘉加梦家纺日期有明显改动,上下字迹不一致,且没有单位的印章。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指出,所提交的四张个单据均结清款项,但是在庭审中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及商家给上诉人出具的正规的机打发票,上诉人范某1向法庭提供的四张票据真实性存疑,不符合基本生活常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根本目的就是来折抵答辩人的彩礼钱,以达到不退彩礼的目的。最后,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就其损失提出反诉,依据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一审判决不应当将上诉人本就没有损失,恣意地加算在答辩人身上,只判决上诉人返还5万元的彩礼,一审判决不但认定事实错误,也超越了诉讼请求。在整个婚约解除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更没有给上诉人范某1造成任何损失,一审判决在上诉人没有提出反诉的情况下支持其损失,明显是超越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当判令上诉人范某1返还全部彩礼款共计8.8万元及“三金”。而本案中,真正遭受到实际损失的则是答辩人,答辩人请婚庆,定婚纱,定酒店,定结婚当天的酒席等,哪一项不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哪一项不是因为上诉人范某1无理解除婚约所造成的。若是按照一审判决可以计算上诉人未提出请求的损失,也应当将答辩人的上述损失计算到上诉人头上,由上诉人承担这些损失。二、一审判定上诉人范某1返还三金正确。答辩人方向一审法庭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都认可了答辩人方在订婚当日给上诉人拿了“三金”,且依据答辩人与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范某1在微信中也认可了答辩人给其购买的有三金。证人证言及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记录就该部分事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应当予以认定。一审判决依据上述事实,判决上诉人范某1返还三金正确。上诉人范某1在上诉状中提到的1万元借款与三金进行混同,是为了达到彩礼一分不退的目的。综上，请求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范某1返还全部彩礼款共计8.8万元及“三金”,其父母与上诉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范某2、朱玉芝述称，同意范某1的上诉意见。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118948元及“三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颜某与被告范某1通过媒人雷某（系原告颜某的叔伯舅舅、被告范某1的姨夫、被告朱某的姐夫）相识，2018年1月，被告范某1与媒人雷某一起到原告颜某家相家时，原告颜某家按照风俗习惯给了被告范某14000元的见面礼钱；双方于2018年3月22日即农历二月初六举行订婚仪式，原告颜某按照风俗给被告范某1彩礼现金（66000元干礼、2000元肉钱）及“三金”（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被告范某1于订婚当天为原告颜某购买2000元的衣服；2018年7月18日即农历六月初六双方商议要媳妇时，原告颜某又给付被告范某1彩礼16000元。双方原定于2020年3月29日即农历三月初六结婚，因为疫情原因双方又协商将婚期推迟到2020年4月18日即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二人在即将结婚之前因彩礼问题发生争执，原告颜某提出解除婚约，被告范某1拒绝退还彩礼，双方形成纠纷，原告颜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颜某与被告范某1相识以后，被告范某1有向原告颜某借款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颜某与被告范某1按照农村习俗订立的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可以自行解除。婚约解除以后，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因为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从原告颜某的诉状来看，其诉称将彩礼交给了被告范某1，证人雷某亦证明交给了被告范某1（雷某证人证言中证明交给了被告朱某，庭审过程中第一次证明彩礼66000元和16000元交给了被告范某1，第二次证明66000元交给范大平后转交被告朱某，16000元交给了被告范某1），存在证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被告范某1本人亦承认收到两次的彩礼66000元和16000元，因此原告颜某要求被告朱某、范某2共同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通过开庭审理，被告范某1不认可订婚时原告颜某送有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原告颜某没有提供购买首饰的发票，但考虑到本地的订婚习俗及媒人雷某系原告颜某的叔伯舅舅、被告范某1的姨夫、被告朱某的姐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且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应当认定订婚时有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的事实，被告范某1应当予以返还。考虑到原告颜某、被告范某1交往时间的长短、本地的风俗习惯，被告范某1曾经以特殊身份去参加原告颜某父亲的葬礼，被告范某1作为一个大龄女青年在临近婚期突然遭遇婚变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其已经为婚嫁在商家购买大量的嫁妆物品，但是因不能成亲面临退货赔偿商家经济损失的窘境，应适当减少被告范某1的返还数额，以返还50000元为宜。原告颜某诉称的4000元见面礼、2000元的肉钱等经济来往，按照本地农村习俗，不宜再由被告范某1返还。本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原告颜某在本案中将借款一并向被告范某1索要，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审理，原告颜某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处理。被告范某2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范某1返还原告颜某彩礼款50000元及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颜某对被告范某2、朱某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9.48元，由原告颜某负担639.48元，被告范某1负担700元。二审中上诉人颜某提供证人雷某出庭作证，证明见面礼是4000元，订婚送的有肉钱，手镯和耳环，双方发生纠纷后颜某提出解除婚约。范某1质证，1、有4000元，但4000元是路费和回礼，不是彩礼；肉钱2000元，双方都吃了，订婚当天给颜某买了2000元衣服回礼。2、关于金耳环和金手镯，证人反复用词模糊，并没有看到耳环手镯的重量款式和发票。3、证人明确表示颜某提出解除婚约，不属于范某1过错。范某2、朱某质证，证人说的瞎话。本院对证人所证明的与一审事实相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颜某所称4000元见面礼，系在订婚之前范某1到颜某家相家时颜某给付，系出于礼节性的赠与行为，不应视为彩礼。订婚当天颜某给付肉钱2000元的事实应予认定，但该2000元系肉食的替代物，不应视为彩礼。一审判决均未予认定为彩礼并无不当。颜某起诉时称将彩礼交给了范某1，证人雷某出庭作证时曾证明彩礼款66000元及16000元均交给了范某1，范某1本人认可收到两次彩礼66000元和16000元的事实，颜某亦认可订婚时范某2不在现场，颜某不能证明范某1将所接受的彩礼用作家庭共同生活，其请求范某2、朱某承担返还彩礼责任不能成立。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婚约解除后，因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双方自从2018年农历二月初六订婚，直至双方商定的2020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婚礼仪式前夕解除婚约，一直持续两年多；在婚约存续期间，范某1因与颜某的婚约关系参加颜某父亲的葬礼；范某1因在婚期前夕突遭婚约解除而导致精神痛苦，双方于2020年1月底确定举行婚礼日期，范某1为举行结婚仪式购买了嫁妆物品，因婚约解除导致损失，一审中其就造成损失提出了抗辩。基于上述因素，一审法院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判决范某1返还彩礼50000元，数额适当。一二审中颜某提供证人雷某证明订婚当天给付范某1金手镯及金耳环的事实，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范某1对颜某给其购买首饰的事实并不否认，根据本地风俗习惯及日常经验法则，一审认定存在给付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的事实并判决范某1返还，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颜某负担750元，上诉人范某1负担1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剑克审判员  张建松审判员  朱发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