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永春，男，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C座。 法定代表人陈祥荣，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西湖台钻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城发天地大厦901室。 法定代表人陈满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一斌，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冯永春因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上诉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浙0105行初3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原告冯永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等9处房屋的产权证登记；2.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3.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赔偿冯永春损失，赔偿冯永春的福利性公房（返还或按相关政策法规安置补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企业改制，杭州西湖台钻总厂、杭州西湖台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钻公司）于2001年5月23日向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杭州市莫干山路673号的房屋所有权产权变更登记。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核后，于2001年7月27日颁发了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主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台钻公司，房屋坐落为莫干山路673号，房屋幢号为21，总层数3层，建筑面积566.39平方米等内容。另查明，冯永春曾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浙01行初267号行政裁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7）浙行终1563号行政裁定。上述两份裁定查明：“拱墅城建中心是由被告拱墅区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也是涉案房屋，即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673号21幢203室的所有权人，台钻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原管理单位。原告冯永春系台钻公司工作人员，经台钻公司安排居住使用涉案房屋，但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公房租赁证。因案涉房屋所在地块进行征收拆迁，且冯永春已经另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2014年5、6月以来，拱墅城建中心及台钻公司多次要求冯永春腾退涉案房屋，但冯永春一直未予腾退。拱墅城建中心及台钻公司遂于2016年9月19日腾退了涉案房屋，并将冯永春财物搬迁放置于别处。”（2017）浙行终1563号行政裁定在本院认为部分还载明：“2014年5月26日，杭州西湖台钻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公司通知上诉人于同年6月8日前腾空房屋，还于同年7月25日以民事诉讼方式请求判令上诉人腾退返还房屋，后因撤诉而结案。”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冯永春诉称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由杭州西湖台钻总厂变更为台钻公司的登记行为，对原告居住使用该房屋并无实际影响，故其对案涉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前案查明“2014年5、6月以来，拱墅城建中心及台钻公司多次要求冯永春腾退涉案房屋，但冯永春一直未予腾退”以及“2014年5月26日，杭州西湖台钻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公司通知上诉人于同年6月8日前腾空房屋，还于同年7月25日以民事诉讼方式请求判令上诉人腾退返还房屋，后因撤诉而结案”的情况看，冯永春至迟于2014年7月即应知道案涉房屋登记行为，但其于2019年2月2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另外，冯永春诉讼请求涉及“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等9处房屋的产权证”，根据“一行为一诉”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冯永春一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冯永春的起诉。 上诉人冯永春上诉称，原审裁定认定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从而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裁定认定市规划资源局的错误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从而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错误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市规划资源局的错误登记行为，导致原本属于“公房”性质的案涉房屋变成了台钻公司的私房，从而导致上诉人公房承租人身份的丧失，所以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际损害，本案属于受案范围。案涉房屋的公房性质，上诉人的房屋使用人地位、台钻公司的委托管理人地位已由（2017）浙01行初267号行政裁定认定。原《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的若干意见》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后，作为杭州市的征收与补偿政策延续至今。意见第一条规定了视同承租人的认定条件。根据意见，上诉人具有公房承租人地位。而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房承租人符合房改房政策的，享有按照房改房政策购买被征收房屋并在购房后被征收补偿的权利，以及享有未按房改政策购房时继续承租政府另行提供的房屋的权利。但因市规划资源局的登记行为，导致原本属于改制剥离资产的公房变成了台钻公司的私房，台钻公司从管理委托人变成了所有权人。拱墅城建中心将涉案房屋收购。上诉人丧失公房承租人的资格。也即错误登记行为是上诉人丧失公房承租人资格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二、原审认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原审认为上诉人“至迟于2014年7月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登记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6月台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时并未提供案涉的房产登记信息，上诉人并不知道案涉公房的登记行为。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在此时知道房屋登记行为，其并未提起行政诉讼，也是因为发生了“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自2014年7月25日台钻公司撤回民事诉讼后，台钻公司一直自认是案涉房屋的委托管理人，拱墅城建中心陈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公文简复单的形式，将案涉公房等剥离资产划归其管理。上述事实已由生效的（2017）浙行终1563号行政裁定认定。拱墅城建中心一直隐瞒了“案涉公房被拱墅城建中心收购的事实”。因此，在上诉人知悉该事实前，并不认为市规划资源局的登记行为存在错误，也不会认为登记行为会导致其权利受影响。所以，即使上诉人知道登记行为和行为的内容，也不可能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上述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另外上诉人2019年1月收到的浙江省高院（2018）浙行终1345号裁定书中载明“冯永春起诉请求撤销被征收行政行为，重新作出征收决定，但并未提供存在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不予立案裁定后，才认识到这个登记行为给上诉人的权益带来损害，于2019年2月25日提起诉讼，所以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再者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提起诉讼也未超过二十年的起诉期限。另外，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违反“一行为一诉讼”原则从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但其说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首先，在原审诉讼请求中作出“判令撤销杭房权证第00××87等9处房屋的产权证错误登记”的表述，是因为上诉人作为非法律人士，无法分辨一次性作出9处房屋的登记是一个行政行为还是九个行政行为，只是看原审被告提供的房产登记资料是一个登记行为作出的，其他房屋的登记行为与上诉人并无利害关系；如其能分辨，也不会如此表述。所以该表述仅是瑕疵表述。其次，行政诉讼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中有瑕疵表述产生涉及多个行政行为的歧义的，人民法院既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不符合“一行为一诉”的原则即对案件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人民法院完全可以进行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以便原告补正或更正。综上，上诉人具备起诉资格，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符合起诉条件。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批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市规划资源局、台钻公司二审未答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冯永春系台钻公司工作人员，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公房租赁证，且冯永春已经另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仅凭其主张系经台钻公司安排居住使用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673号21幢203室并交纳租金，不足以证明冯永春与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1年7月27日作出的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颁发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莫干山路673号21幢）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冯永春与其余八处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亦无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冯永春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冯永春的诉讼请求第一项针对九处房屋的产权登记行为，不符合“一行为一诉”的原则，但因为其与九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均无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未释明要求其分案，而直接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冯永春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波 审判员 秦 方 审判员 王银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郑 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