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52行终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嘉龙，男，汉族，1974年7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惠来县***********，身份证号码：440************016。委托代理人：王惠琴，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林，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来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揭阳市惠来县**********。法定代表人：胡锡潮，局长。委托代理人：赖坤鸿，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煜鑫，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炳松，男，于2020年2月20日死亡。诉讼代表人：朱文芳，女，汉族，1960年4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惠来县***************，身份证号码：445************020。系杨炳松之妻。诉讼代表人：杨国胜，男，汉族，1990年5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惠来县***************，身份证号码：445************031。系杨炳松之子。委托代理人：朱少波，广东执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嘉龙因诉被上诉人惠来县自然资源局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4月10日，原惠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原惠来县隆江镇竹湖管理区竹老经济合作社签订《租地合约》，双方约定：原惠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租用原惠来县隆江镇竹湖管理区竹老经济合作社芋田、麦田地12.35亩作为隆江杉木市场用地，期限20年（自1993年3月15日起2013年3月15日止）等。第三人杨炳松承租上述杉木场内铺面67至70号，2006年12月28日，原惠来县隆江镇竹老经济联合作社将第三人杨炳松承租上述杉木场内铺面67至70号用地出让给第三人杨炳松使用。2007年9月15日，第三人杨炳松提供惠来县******民委员会、惠来县隆江镇竹老经济联合作社于2007年8月16日出具《私人建房用地来源证明书》等材料，向原惠来县房产管理局申请其位于隆江镇竹老杉木市场东至自墙、西至林某辉、南至大道、北至自墙，其它结构，面积贰佰平方米的“房产”权属初始登记。2007年9月17日，惠来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杨炳松位于隆江镇竹老杉木市场的“房地”颁发粤房地证字第C5389617号房地产权证。案外人林某正持落款日期为2001年4月8日的惠来县******民委员会《收款收据》，与原告林嘉龙签订书面凭据：经双方自愿同意，林某正购买杉木市场铺面地（即炳松锯木厂）总面积贰佰平方米转让给林嘉龙人民币为肆万肆仟元整，先付人民币为壹万整，期满使用欠款全部付清。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10日。2013年3月15日，案外人林某正收到原告林嘉龙就涉案铺位地款叁万肆仟元人民币，并出具《收据》，该《收据》载明：兹收到林嘉龙转买杉木市场木锯厂铺位地尾欠现金叁万肆仟元人民币。原该铺位地转卖与林嘉龙的全款已全部还清。该房地产权属林嘉龙所有。2013年3月15日，原告林嘉龙要求第三人杨炳松搬出涉案“房产”，第三人杨炳松要求10天内搬清，并立下书面《证据》，该《证据》载明：杨炳松杉木市场铺位2013年3月15日-3月25日全部搬清，证明人林某正、林某福。2013年4月，原告林嘉龙与其父亲林某顺等人，在第三人杨炳松涉案“房产”周围砌墙。因此，双方发生纠纷，经相关部门调解未果。2019年7月18日，第三人杨炳松向惠来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林嘉龙、林某顺排除妨害。2019年10月10日，惠来县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产权的归属直接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需以案涉房屋产权的归属为依据，而林嘉龙就涉案房屋提起确权之诉尚未审结，而作出（2019）粤5224民初611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诉讼。林嘉龙向惠来县*******申请撤销房地产权证。惠来县*******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关于的回复》，回复载明：一、根据惠来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给我中心“三定”方案，撤销原登记机关颁发的房地产权证（房地产登记）不属我中心法定业务范围，故你的申请事项我中心不能受理。二、经查档，你申请撤销的粤房地证字第C5383617号房地产权证系惠来县房产管理局根据杨炳松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层层审查审核后认为符合登记要求，于2007年9月17日给予登记发证。你认为当事人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登记机关登记发证，应当通过诉讼程序由法院依法做出判决，确定房屋的最终归属，再向我中心申办更正登记。2019年10月8日，原告不服案涉“房产”行政登记行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撤销给第三人杨炳松颁发的位于广东省惠来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5389617号）；2.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2019年3月4日，中共惠来县委惠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来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将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县自然资源局为惠来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不再保留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惠来县自然资源局是惠来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为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一般而言，该“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而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公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为重要标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另有特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就本案而言，案涉房地产权证是由惠来县房产管理局向第三人杨炳松核发的新建“住宅”房地产证。林嘉龙并非案涉“房产”权属登记行政相对人，也非与案涉“房产”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应驳回林嘉龙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之规定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林嘉龙的起诉。原告林嘉龙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林嘉龙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程序和实体上均存在认定事实、适应法律错误的问题。1.在程序上，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涉案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明显错误。因为涉案的房地产权证包括了土地和地上建筑，而其中的土地使用权是上诉人向村民林某正受让而来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NO.0007578）上有“两委”盖章同意。而地上建筑在租赁期满后无论是按约定，还是按法律的规定也都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给杨炳松发证的行为已直接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来属于上诉人的土地和建筑，由于被上诉人的发证行为而被剥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不能认为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2.从实体内容上看，一审裁定有以下错误：（1）没有查明认定杨炳松是恶意的“购买人”，他与上诉人的村委干部绝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因为：第一、杨炳松不是上诉人所在村集体的成员，而是集体外的人员，他首先就不具备购买上诉人所在村里集体土地的资格。我国的法律一直都是禁止村集体对外转让集体土地。第二、杨炳松是明知自己只是涉案土地和建筑的承租人，也明知涉案的土地已由林某正转让给上诉人。这个事实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里已经清楚地证实了，杨炳松还承诺将涉案的土地和建筑交还给上诉人。可见，如果不是相互串通勾结，上诉人的村委怎么可能盖章协助杨炳松去提交虚假材料，帮助杨炳松申办房地产权证呢？无论如何，杨炳松不是涉案土地的集体成员，不能成为合法的购买人。（2）没有查明认定杨炳松申办房地产权证所提交的材料是勾结串通的虚假材料。从上诉人的村集体而言，它不仅知道涉案的土地早已转让给村民林某正，也知道地上建筑是第一手的承租人，即原惠来工商行政管理局承建的，杨炳松只是一个二手承租人而已。知道惠来工商行政管理局与村集体的租约时间为：1993年3月15日至2013年3月15日。但是，在杨炳松申报的材料中有以下明显的虚假内容：其一、在《私人建房用地来源证明书》上填写“安排时间：1985年”；其二、在申请表上填写：“房屋权属来源：新建”，以及“占有房屋份额：全部”等内容。可见，杨炳松申报的材料明显存在隐瞒事实和欺骗原房管局的行为。租赁期内，承租人在租赁物业的土地上盖建房屋，租用土地到期后，土地上的建筑物归出租人所有。本案中，即使涉案铺面是杨炳松在租赁期内新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租赁期满后该物业也应属于惠来县隆江镇竹湖管理区竹老经济合作社而不应属于杨炳松所有。3、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地产权证是由惠来县房产管理局向第三人杨炳松核发的新建‘住宅’房地产证”错误。如上所述，涉案铺面不是杨炳松新建，杉木市场内所有的商铺均由第一手的承租人，即原惠来工商行政管理局承建。杨炳松只是在承租之后，在原有的商铺上进行了维修，现杉木市场内的其他商铺与涉案商铺外观一致，足以说明不是杨炳松新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真相，就认定涉案商铺为新建是错误的。4、一审裁定也已查明涉案土地为农用耕地，杨炳松租赁使用，依法不应办理不动产登记。原审裁定第4页查明，1993年4月10日，原惠来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原惠来县隆江镇竹湖管理区竹老经济合作社签订《租地合约》，双方约定：原惠来工商行政管理局租用原惠来县隆江镇竹湖管理区竹老经济合作社芋田、麦田12.35亩作为隆江杉木市场用地，期限20年（自1993年3月15日起2013年3月15日止）等。杨炳松承租上述杉木市场内铺面67至70号……2007年9月17日。可见，涉案的土地性质为农用耕地，被上诉人在杨炳松承租的事实基础上为其核发房地产权证是违法的、无效的行政行为，理应撤销。耕地作为我国基本的、宝贵土地资源，受《土地管理法》严格保护，未经批准，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得占用、买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或无效的判决：……（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或者无效的。”行政行为被宣告无效后，被行政行为改变的状态应可能恢复到行政行为以前的状态。二、本案中杨炳松和村集体的相关干部已涉嫌非法买卖土地，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裁定的同时将相关的违法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公安、检察机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仅认定事实、适应法律错误，还包庇了违法和犯罪行为。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仅违法，还直接侵犯和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现依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惠来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根据档案资料显示，杨炳松于2007年9月14日递交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资料，同日经隆江镇竹老村民委员会同意申报后，原惠来县房产管理局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等规定，于2007年9月27日审批同意发证。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林嘉龙并非案涉“房产”权属登记行政相对人，也非与该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林嘉龙的起诉主体不适格，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据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依法驳回林嘉龙的上诉，维持原裁定。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述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杨炳松位于广东省惠来县**********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5389617号）合法有效。上诉人不是案涉房产权属登记的相对人，也非与案涉房产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请求撤销杨炳松上述房地产权证的主体不适格，且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涉案的房地产权证包括了土地和地上建筑，而其中的土地使用权是上诉人向村民林某正受让而来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NO.0007578）上已经过‘两委’盖章同意。而地上建筑在租赁期满后无论是按约定，还是按法律的规定也都属于上诉人的。被上诉人给第三人杨炳松发证的行为已直接侵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这不符合事实。首先，上诉人所谓的编号为0007578的《收款收据》涉嫌是伪造的收据。一方面，该《收款收据》的“惠来县******民委员会竹老经济联合社”的印章名称涉嫌造假。从本案一审庭审质证的惠来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附件来看，惠来县**集体经济组织自2001年至2008年名称和印章一直延续使用，至2008年9月25日登记核发粤农集字第522459008000号《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期间，该村自2001年至2008年名称和印章为“惠来县隆江镇竹老经济联合社”，因此，该收据右下方的“惠来县******民委员会竹老经济联合社”的印章涉嫌是假印章所盖。另一方面，从该收据左下方标注：“还村委计生结扎费用”也可证明该收据根本不是购买“涉案铺地”的真正收据。因该《收款收据》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违背常理，如果是购买“涉案铺地”的真正收据，为何标注：“还村委计生结扎费用”？这不能排除是当事人利用为了收取“计生结扎费用”先盖好“惠来县******民委员会”印章的空白收据填写的。该《收款收据》不能采信。其次，我国法律禁止公民个人私自买卖土地的行为，况且林某正所谓购买“涉案铺地”的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存疑。上诉人主张向其购买“涉案铺地”的行为完全是违法、无效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谓“杨炳松还承诺将涉案的土地和建筑交还给上诉人”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证据清单》中所称的所谓“搬出保证书”为何写成“证据”？事实是：2013年3月15日上午，上诉人雇佣一辆拖拉机载大量水泥沙砖筑了两面围墙将杨炳松的房屋全面包围，连门路都堵死，上诉人及林某正在现场指挥围堵筑墙。同日下午5时多，林某正以协调解决纠纷为名骗杨炳松到林嘉龙家，一进门就将门反锁，林嘉龙在其家里纠集10多人，然后强迫威胁杨炳松在“证据”上签名才肯放杨炳松出门，事后杨炳松有向当地隆江派出所报案，但隆江派出所不重视，此事件未作解决处理，致使被胁迫签名的上述“证据”执在上诉人林嘉龙手中。该“证据”是上诉人预先拟好，用恐吓的手段胁迫杨炳松签名，这从该“证据”签名时杨炳松处于紧张恐惧状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就可以看出。2019年7月，杨炳松向惠来县人民法院提起排除妨碍的民事诉讼[（2019）粤5224民初611号]一案，如果该“证据”是“搬出保证书”，林嘉龙为何不敢将该“证据”提交给惠来县人民法院，这也证明林嘉龙实属心虚。如果所谓的“搬出保证书”是真的，为何答辩人一家自2013年至今一直仍在此居住？上诉人这么多年来为何不敢向杨炳松主张权利？再次，本案一审期间，原审法院主审法官于2019年12月17日到案涉房地产现场调查，惠来县******书记（竹老经济联合社负责人）在笔录上明确“有保存村卖给第三人（即杨炳松）的手续”。这证明林某正所谓的编号为0007578的《收款收据》明显是伪造的收据。同时也证明，答辩人一家自1993年开始租用本案房屋涉及的土地作为加工场，并且一家人一直在此生活居住，2006年12月28日经惠来县******全体干部会议同意将竹木市场67、68、69、70号铺位200㎡出让给杨炳松使用，后杨炳松在此土地上建设房屋并于2007年依法申办本案的房屋产权证完全是客观合法的事实。二、杨炳松位于广东省惠来县**********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5389617号）是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杨炳松对本案涉及的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案涉及的房屋是杨炳松向惠来县******民委员会购买位于竹木市场67、68、69、70号铺位200㎡的土地，后在上述土地建设房屋，房屋建成后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房地产权证》，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受理后进行审核，派员实地丈量核对，2007年9月17日，房管部门向杨炳松颁发《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C5389617）。因此，杨炳松对上述的房地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综上所述，杨炳松位于广东省惠来县**********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5389617号）是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杨炳松对本案涉及的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林嘉龙不是案涉房产权属登记的相对人，也非与案涉房产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根本没有权利作为请求撤销杨炳松上述房地产权证的主体资格，原审裁定依法驳回其起诉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正确裁定。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秉公审理，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0月8日，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2020）粤52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原审第三人杨炳松于2020年2月20日死亡。本院于2020年5月6日受理本案。杨炳松的妻子和儿女共同推举朱文芳（杨炳松的妻子）和杨国胜（杨炳松的四儿子）为本案诉讼代表人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少波参加案件诉讼。2020年5月11日，上诉人以其向原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粤5202民初563号，将于2020年5月26日15时开庭审理。因涉案房屋的权属状况是影响该案审理的关键因素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惠来县自然资源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原审裁定驳回林嘉龙的起诉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本案中，惠来县房产管理局于2007年9月17日向杨炳松颁发粤房地证字C5389617号《房地产权证》。林嘉龙既不是案涉《房地产权证》的权属登记行政相对人，也与案涉《房地产权证》登记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因此，林嘉龙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故原审裁定驳回林嘉龙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林嘉龙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提出本案中止事由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裁定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林嘉龙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黄永练审 判 员 林国伟审 判 员 陈 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伟凯书 记 员 洪舒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