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7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忠权，男，198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工人，现住肇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玲，黑龙江旭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明湖电子信息商业步行街明湖20号商服楼商服3。法定代表人：李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北京岳成（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宁雅玲，女，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上诉人迟忠权因与被上诉人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昆正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21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迟忠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玲、被上诉人大庆昆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宁雅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迟忠权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21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大庆昆正公司负担；2.改判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4,000元；3.改判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支付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22,503.6元;4.改判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支付双休日工资420,256.16元；5.改判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支付法定假日工资66,398.34元；6.改判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赔偿因为漏缴自2001年3月至2018年2月的失业保险费用产生的损失32,256元7.改判大庆昆正公司为迟忠权补缴自2001年3月至2012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2条、第15条、第17条之规定可知，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签订的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属于劳动合同，因此双方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另外大庆昆正公司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时，大庆昆正公司已经按照劳动合同的要求为迟忠权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险，从实际履行来看还缴纳了失业保险，这完全是按照《劳动合同法》进行履行的。因此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之间的关系应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另外，不能仅凭大庆昆正公司与第三方之间按工作量计算的效益作为迟忠权是第三方处完成工作量的效益工资作为判决标准，即不管大庆昆正公司在第三人处因工作量取得多少效益收入，这些收入作为收益完全归大庆昆正公司所有，并不是归迟忠权所有，因此这些收入并不影响迟忠权作为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等各种收入。此处一审法院认定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错误的，在节假日、解除劳动合同等问题上应当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应当按照劳务关系进行处理。对于大庆昆正公司其实质有对内和对外两种的处理方式需要进行把握，对内是指迟忠权和大庆昆正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关系，对外是指大庆昆正公司和采油八厂之间是劳务关系，对内需要按劳动关系处理迟忠权的劳动争议问题，而对外大庆昆正公司因劳务关系取得多少收入与对内迟忠权取得工资及各种依据《劳动合同法》取得各种劳动报酬和劳动待遇没有任何关系。二、实行绩效工资并非是否定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即使是劳务合同也受《劳动法》的调整，职工有病期间也不可以解除合同，占用劳动者的双休日、节假日和法定假日就应当给与补助，因此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依照《劳动合同法》第17条之规定，这里完全可以约定执行绩效工资制度，但是在双方履行的过程中，实行的恰恰是工资制度，这在迟忠权提供的工资卡中完全能够体现。无论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都应受到《劳动法》的约束，都应保护劳动者获得加班补助的权利，也不能剥夺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占用了劳动者的双休日和节假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就应当给与双倍或三倍补偿，对于职工得病期间更不应该取消合同。大庆昆正公司也没有提供在职工得病期间能够解除协议的法律依据和强行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三、从迟忠权出示的天津市肿瘤医院诊断书原件来看，大庆昆正公司解除合同期间正是迟忠权医疗期间，属于不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到期，不符合法律规定，大庆昆正公司就不应当在迟忠权医疗期间解除与迟忠权的劳动关系。四、黑龙江众维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能证明2017年大庆昆正公司与迟忠权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上不是迟忠权本人签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迟忠权和大庆昆正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应当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其实质双方之间早已变成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因此大庆昆正公司应当支付给迟忠权相应的工资补偿。大庆昆正公司辩称，一、大庆昆正公司与迟忠权之间因签订劳务合同形成劳务关系，双方也是按劳务合同履行了各自的义务。迟忠权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依据法律相关规定要求大庆昆正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是错误的。二、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已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劳务关系已自动终止，不存在非法解除合同的问题。三、迟忠权的工作是不定时工作制，上班时每天工作3-5小时，每周工作未超过40个小时。迟忠权无权主张双休日及法定假日的加班工资。四、迟忠权的工资标准是绩效工资而不是固定工资，每月根据绩效考核的工作量确定不等的工资数额，所以，迟忠权要求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没有事实依和法律依据。五、迟忠权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劳动仲裁的请求范围，二审迟忠权的主张与一审诉请又存在重大变化，这种随意变化诉请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迟忠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大庆昆正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4,000元；二、大庆昆正公司支付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22,503.6元；三、大庆昆正公司一次性支付双休日工资219,727.84元；四、大庆昆正公司一支付法定假日工资34,799.13元；五、大庆昆正公司赔偿因为迟忠权漏交2013年1月至2018年2月的失业保险费用而产生的损失费用共计13,281.88元；六、大庆昆正公司补缴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用（失业保险）；七、诉讼费用由大庆昆正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迟忠权于2001年3月开始在大庆市龙阳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大庆龙阳公司），担任作业工工作。2012年大庆盛邦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盛邦公司）与迟忠权签订了劳务合同。2013年4月1日，大庆昆正公司与迟忠权签订了劳务合同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以后所签的合同均是于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合同中约定迟忠权的工资实行绩效工资，迟忠权的工作地点一直大庆龙阳公司工作。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务合同中，迟忠权的名字不是迟忠权本人签字，是他人代签的，大庆昆正公司陈述当时是整体合同，当时迟忠权不能到场，他委托他人代签的，代签人是曲志彬，但迟忠权否认。虽大庆昆正公司无事实根据证明是迟忠权委托授权代签，但迟忠权仍执行这一劳务合同约定在大庆昆正公司指定的地点工作。在大庆昆正公司单位工作期间，大庆昆正公司单位给其缴纳了相应的保险。2018年合同到期后，2019年双方再未续签劳务同。2019年2月13日，迟忠权要办理迟忠权失业证时，要求大庆昆正公司给出具解除合同日期2019年2月13日，大庆昆正公司单位合同章专管工作人员张帅给迟忠权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甲方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乙方迟忠权，甲乙双方于2108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迟忠权本人与单位协商一致自愿放弃补偿金，甲方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乙方迟忠权，”合同中迟忠权、甲方代表人的签字均是经办人张帅所写，其画押也是张帅所画，并加盖了大庆昆正公司单位的公章。张帅还同时给迟忠权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备案表，张帅的这一行为未得到大庆昆正公司单位的批准和事后追认。迟忠权迟忠权持此手续在政府管理部门领取失业金和失业证。迟忠权一审时称自己在大庆昆正公司单位工作期间，未享受节日工资。大庆昆正公司称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同，执行的是绩效工资，不同意给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双方间的劳务合同客观真实，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双方的2018年劳务合同是迟忠权之外的人为其代签，迟忠权否认其合同效力，认为迟忠权不知晓该代签合同内容，其合同对其无约束力，但该合同的义务迟忠权、大庆昆正公司已实际履行，因此应认定该劳务关系依然存在；该合同在期限2018年12月31日届满，双方再未续签劳务合同，合同已自然解除。迟忠权要求大庆昆正公司因未与迟忠权签定劳务合同，应以工资二倍进行赔偿，与迟忠权自行执行该劳务合同及履行的事实不符，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迟忠权陈述双方间签订的是劳动合同，而不是劳务合同，并有大庆昆正公司给迟忠权出具的解除合同书及证明及批准机关字章为准，并有给迟忠权缴纳的社会保障费证明，而该合同与迟忠权自己与大庆昆正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不符，且经查明大庆昆正公司单位工作人员给迟忠权出具的证明，是应迟忠权需要获得失业险及社会保障在未经大庆昆正公司单位批准的情况给迟忠权出具的材料。且该解除合同无迟忠权本人签字，迟忠权不认可这一事实，因此不能认定该解除劳动合同是对迟忠权原劳务合同性质的变更。因此应仍确认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双方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执行的是绩效工资，而非固定工资制。绩效工资是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根据劳动价值进行给付劳动报酬工资，它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因此迟忠权以非绩效工资性质要求按固定工资给付加班费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迟忠权诉讼大庆昆正公司应给付节假日工作工资，因其系劳务合同，约定执行绩效工资，其要求与绩效工资属性要求不符，不予支持，但大庆昆正公司应执行劳动法的规定给予考虑，建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协商解决；迟忠权要求大庆昆正公司给付失业保险及社会养老保险，因其与大庆昆正公司系劳务关系，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迟忠权请求的给付大庆市工作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差，因迟忠权诉讼居住地为肇州县区域，故不应执行这一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迟忠权对大庆昆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迟忠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迟忠权未提交新证据。大庆昆正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于福星、曲志彬两位证人，欲证明：在签订2018年合同时，迟忠权因病不在大庆，无法当场签合同，提捞队资料室的曲志彬给迟忠权打电话，迟忠权授权曲志彬代签合同，曲志彬请示时任提捞队队长于福星并经其同意后，曲志彬代替迟忠权签订合同。迟忠权质证称，对该两位证人的证言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两位证人均自称来自于大庆龙阳公司，而迟忠权和两位证人均在龙阳公司供职多年，其与大庆昆正公司之间是劳务派遣关系，大庆昆正公司为派遣单位，龙阳公司是用人单位；且两位证人作为大庆龙阳公司的职工仅凭借口述无法证明案涉双方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形的，且迟忠权一审对授权曲志彬代签一事是否认的，因此曲志彬的代签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在没有上诉人的事后追认下，该行为无效。本院认为，由于二位证人欲证明的问题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迟忠权授权曲志彬代签合同，因此本院对该二位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两份证言不予采纳。二、迟忠权2017年1月-2019年2月工资明细表及大庆龙阳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均提交原件）。欲证明：迟忠权在2017年8月之后上班不连续，因为工作量少导致工资数额与之前和之后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可佐证大庆昆正公司给迟忠权发放的是效益工资，而工资领取的时间与应得工资的月份相对应，每个月均是迟延两个月发放。迟忠权质证称，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从该工资表中可以看出，大庆昆正公司给迟忠权发放的工资数额相对稳定，而且工资的发放形式不能够决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形式，而大庆昆正公司已经按照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大庆昆正公司为迟忠权逐年缴纳的五险非常明确表明双方是劳动关系。而该份证明结合一审迟忠权提交的诊断书能够证明了迟忠权自患病住院手术后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在岗工作的，如大庆昆正公司所述属实，该段时间是不会有工资发生的，但双方提交的工资表均表明这期间有工资发放的事实，因此双方之间存在不是按工作量评定工资。本院认为，因双方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将结合全案案情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2017年10月至2018年年末，该期间大庆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在本案中是劳动关系抑或劳务关系；2.大庆昆正公司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合同及是否应当向迟忠权给付经济补偿金；3.大庆昆正公司是否应当向迟忠权给付相应工资差额；4.迟忠权的其他上诉请求如何认定。首先，由于迟忠权在本案一审庭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并最终确定。而在迟忠权上诉状中的第4、5、6、7项上诉请求相较于一审的诉讼请求均有增加，属于增加诉讼请求，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对增加的诉讼请求当庭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已告知迟忠权另行起诉，故本院对上述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进行审理。关于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在本案中是何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虽存在易混淆的部分，但同时亦存在较大区别。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在工作期限、报酬的计算和组成方式以及是否存在隶属关系等方面均有不同。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于2013年签订“劳务合同书”并对迟忠权的工作地点及内容、劳动保护及条件、各项规章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同时在合同中第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劳动报酬计算方式为：“在工资考核审批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公司次月支付劳动者绩效工资”，同时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知：1.大庆昆正公司在迟忠权为其工作期间为迟忠权缴纳了社保；2.龙阳公司在2016年、2017年左右对迟忠权等人进行了考勤管理；3.大庆昆正公司与迟忠权自2013年至2018年每年均签订一次固定期限合同。综合以上事实可知，大庆昆正公司与迟忠权已经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工作关系，因此案涉双方之间无论是签订合同的内容抑或在工作期间双方履行各自义务的表现形式，均体现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因此本案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所签订的案涉合同为劳动合同，双方就本案形成了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如何认定的问题。1.案涉双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迟忠权称其与大庆昆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但首先大庆昆正公司提交的2013年的合同显示合同起始日为2013年4月1日，而迟忠权未提交与其陈述相符的劳动合同予以佐证，故应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为2013年4月1日。2.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迟忠权虽称双方在2018年未签订合同，大庆昆正公司亦自认2018年的案涉合同并非迟忠权本人签名。但迟忠权在2018年履行了相应的劳动义务，大庆昆正公司亦依据迟忠权的工作量向其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迟忠权对此知情并接收。因此应认定案涉双方于2018年全年依然存在劳动关系并已经履行完毕各自义务，案涉2018年签订的的合同有效。迟忠权称双方劳动关系至2019年2月份终止，但双方均未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证明2019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本院认定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于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大庆昆正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本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12月31日最后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终止后自动解除。虽大庆昆正公司2019年2月13日为迟忠权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以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备案登记表三份文件，但由于此时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知，该三份文件系大庆昆正公司为迟忠权为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而出具的，并不能表明系大庆昆正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大庆昆正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关于大庆昆正公司是否应当给付迟忠权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本案符合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给付经济补偿的条件，但并不适用违法解除的双倍补偿的情形。而经核对双方各自提交的迟忠权工资明细表，确定双方对2017及2018年两年每月工资的数额认定一致，故本院确认2018年迟忠权月平均工资为804元。因迟忠权在一审时提交的养老保险缴费明细上显示社会保险机构名称为：大庆市社会保险社会管理局让胡路区分局，而大庆昆正公司所在地亦为让胡路区，因此迟忠权的最低工资标准应当适用大庆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即1,680元,而迟忠权2018年月平均工资低于大庆市区当年月最低工资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大庆昆正公司向迟忠权给付经济补偿金数额为10,080（1,680×6）元。关于迟忠权的第三项上诉请求。本院认为，由于迟忠权与大庆昆正公司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因此本院对2019年的工资补差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之规定，本院认为迟忠权关于该期间工资补差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其他关于工资的诉请具有密切关联性，应合并审理。而依据双方各自提交的工资明细及工资实际到账日期，经本院计算，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工资总额为6,618.96元，且每月工资均低于大庆市区最低月工资标准1,680元，故该15个月的工资均应按大庆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补差，因此大庆昆正公司应向迟忠权给付该期间工资补差额约为1,680×15-6,618.96=18,581.04≈18,581元。关于迟忠权第四、五项可审理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迟忠权在与大庆昆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从事提捞司机工作，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大庆昆正公司为迟忠权发放工资的数额及较大浮动变化，可以认定迟忠权的工作性质是受天气、油井出油量等各项因素影响，所获得的工资则是依据工作量计算并发放的。因此迟忠权在双休日或工作日均有工作或休息的可能。另外，迟忠权提供的多份提捞油票收油时间只有年月日和工作量，无具体每天工作时间，且该份证据送油人签字处有多种笔迹，因此，迟忠权提供的提捞油票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其提出的相应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迟忠权第六项可审理的上诉请求，由于迟忠权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已显示大庆昆正公司已于2014年10月开始一直为迟忠权缴纳失业保险。且其该项上诉请求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的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情形，故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迟忠权第七项可审理的上诉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之规定以及其他条例规定可知，追缴或补缴社保并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迟忠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适用法律有误，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撤销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21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改判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迟忠权给付经济补偿金10,080元及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工资补差18,581元，以上共计28,661元；三、驳回上诉人迟忠权的其他上诉请求。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大庆市昆正油田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广彬审判员  袁力民审判员  范继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四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