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21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文广，男，汉族，1967年1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光，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维杰，男，1965年12月2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韦，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文军，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金特新型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沙埔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5594113456。 法定代表人：何拥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生，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彭文广因与被上诉人陶维杰、柳州金特新型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特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2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文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光、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韦、阳文军、被上诉人金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文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桂0222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法院将陶维杰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归咎于上诉人彭文广的原因，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6-7页中表述“原告陶维杰2019年4月15日寄给被告彭文广的通知来看，被告彭文广怠于履行协助出售股权及回购股权义务，导致原告陶维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已然成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天津股权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股权交易所，属于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股权交易所只提供股权交易平台，投资风险应当由投资人(即本案的陶维杰）全部承担，而不应当由上诉人彭文广(即本案股权代持人)承担。另外，金特公司在2016年1月28日股权锁定期届满，直至金特公司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最后的交易日期2018年11月30日，陶维杰从未要求，也没有证据证明陶维杰要求彭文广履行回购义务。在该股权可以交易的期间，被上诉人陶维杰却未要求彭文广在天津股权交易平台进行股权交易或者要求彭文广进行股权回购。可见，被上诉人陶维杰应当承担本案引发的全部损失和责任。上述情况已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如实陈述，但一审法院却未认真审核就认定彭文广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承担全部责任并据此解除合同，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合同目的落空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案只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方可解除合同，而事实上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本案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即便被上诉人陶维杰委托上诉人彭文广代持的股权不能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平台进行交易(被上诉人陶维杰仍可以继续持有股权或者通过在线下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退出)，也不影响金特公司股权后续实现上市或陶维杰自行或通过彭文广对金特公司行使股东权益（且彭文广和金特公司从未否认陶维杰作为实际股东的地位），陶维杰的股权投资目的并无证据证明已经落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本案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属于变更之诉)，却变相支持了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回购股权本金及投资收益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给付之诉)，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一审法院若判决支持被上诉人陶维杰解除的诉讼请求，则应当判决要求上诉人彭文广返还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及按4.75%的银行贷款年利率赔偿损失即可；一审法院不应当判决上诉人彭文广按照投资年化收益率11%赔偿被上诉人陶维杰的损失，从而实现变相支持陶维杰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认为，解除合同属于变更之诉，要求投资回报（或通过按照合同约定的11%年化收益率赔偿损失变相要求投资回报）属于给付之诉，本案被上诉人陶维杰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变更之诉，而一审法院在未区分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的情况下，错误的做出了以变更之诉判决支持给付之诉的混乱判决结果。上诉人彭文广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陶维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本案一审法院对事实未予查清，也未认定彭文广已将全部的股权投资款支付给了金特公司这一事实。因此，上诉人彭文广对本案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对本案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文广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合同目的不存在不能实现的情形，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法定解除条件，被上诉人陶维杰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解除合同，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上诉人彭文广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陶维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一是案涉股权能在天交所进行交易，二是交易不能或价格较低时仍能通过上诉人回购获得一定的收益。2.案涉股权已不能在天交所进行交易，合同根本性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由此导致的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3.根据合同法第97条，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股权转让合同恢复原状的表现形式就是受让方退还股权，出让方返还价款，因为本案股权是代持的，合同一经解除，股权就当然返还，出让方将股权转让款返还给受让方，因此上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是合同解除的必然法律后果。4.根据合同法98条，《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回购的约定亦可理解为合同义务终止时的结算清理条款，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依据约定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收益。 金特公司答辩称，金特公司与陶维杰没有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不是适格的被告。彭文广与陶维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是个人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金特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与金特公司无关。金特公司认可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陶维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陶维杰与彭文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二、判令彭文广向陶维杰退还180000元，并向陶维杰赔偿损失82872元（18×11%×4+{18×11%÷365}×68}，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两项共计262872元，自2019年4月1日起以尚未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年化收益11%计算至实际付清股权转让款为止）；三、金特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受理费由彭文广和金特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8日，陶维杰与彭文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双方约定，陶维杰以每股1.8元的价格购买彭文广持有的金特公司的股权10万股，同时委托彭文广代持，并约定目标股权锁定期满后，陶维杰有权要求出售目标股权，若目标股权无法出售变现或无法成交，或价格低于本次转让价格的，由彭文广按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保底回购，2015年1月22日，陶维杰通过转账方式向彭文广开设在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的账户62×××79支付了转让款180000元；金特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股权锁定期于2016年1月28日届满，股权锁定期届满后陶维杰多次向彭文广提出要求出售目标股权如不能出售则要求彭文广按照约定回购目标股权，但彭文广未如约履行；2017年5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区域性股权市场不得为其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外企业证券的发行、转让或者登记存管提供服务。”该办法于2015年7月1日起实施，交易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现目标股权已不能在该所转让，2019年5月24日，陶维杰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陶维杰与彭文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二、如合同解除，金特公司是否应当对返还转让款并支付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一，陶维杰与彭文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陶维杰购买彭文广的股权，是一种投资行为，希望通过投资，在交易平台上公开出售该股权获取收益，这是陶维杰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所在，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3款约定：“在乙方（即陶维杰）受让股权锁定期满后，乙方有权在交易所平台销售该等股权，如乙方持有的该等股权不能在市场中销售变现，或无法成交，或市场价格低于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甲方（即彭文广）有责任按照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保底回购乙方股权。”，此约定，既是彭文广对陶维杰的承诺，也是陶维杰实现合同目的的两个途径，由于股权仍然登记在彭文广名下，这两个途径均需作为转让方的彭文广的配合方能实现，但从陶维杰2019年4月15日寄给彭文广的通知来看，彭文广怠于履行协助出售股权及回购股权义务，导致陶维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庭审查明，合同双方并未对陶维杰何时在交易所平台出售股权作出限制性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重大变故，即2017年5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并于当年7月1日起实施《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禁止区域性股权市场为省外企业提供证券发行、转让等服务，而金特公司自2015年1月29日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至今，客观上造成目前涉案股权已无法在该交易平台上出售变现，加上彭文广未如约回购股权，陶维杰的合同目的显然已无法实现，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已然成就，故陶维杰关于解除双方2015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诉请，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彭文广应当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及赔偿损失即以应当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11%年化收益计算，故陶维杰关于判令彭文广向其退还180000元，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亦予以支持；关于本案陶维杰的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彭文广应当按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计算损失赔偿给陶维杰，自2015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1月17日为4年，损失为18万元×11%×4年﹦79200元，自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3月31日为73天，损失为（18万元×11%÷365）×73天﹦3960元，按照陶维杰主张的暂计至2019年3月31的损失应为79200元＋3960元﹦83160元，陶维杰主张的自2015年1月18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损失为82872元，不超出上述数额，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陶维杰关于请求判令彭文广自2019年4月1日起以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11%年化收益计算损失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案两份协议的主体都是陶维杰与彭文广，转让股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权利义务并不涉及金特公司，陶维杰以本案合同的签订是基于金特公司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一基础且金特公司是受益方，诉请金特公司对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陶维杰与彭文广于2015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二、彭文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及赔偿损失82872元（该损失自2015年1月18日起以180000元为基数按11%年化收益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给陶维杰，并自2019年4月1日起以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11%年化收益计算损失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支付给陶维杰；三、驳回陶维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43元，由彭文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在代持期间，被上诉人陶维杰从未要求上诉人对外出售股权。2.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上诉人将出资款转交给金特公司的事实。3.股权锁定期届满到2018年11月30日天交所最后股权交易期限，被上诉人陶维杰也没有到金特公司办理股东名册登记手续。4.被上诉人陶维杰的发函没有明确是要登记为实际股东还是对外出售股权。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根据被上诉人陶维杰在一审提交的通知书及邮单，能够证明陶维杰要求上诉人对外转让出售股权或由上诉人回购股权的事实，故上诉人提出的第1点事实异议不能成立；关于第2、3、4点异议，因彭文广与陶维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案涉股权的转让系股东个人行为，且因股权代持关系不需要过户登记，故彭文广是否将款项交予金特公司以及陶维杰是否要求实名登记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上诉人上述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二审询问中，陶维杰的诉讼代理人陈述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在天津股权交易所交易股权获得收益；彭文广的诉讼代理人认可陶维杰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金特公司在A股上市之后获得超额利益。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陶维杰诉请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否充分；二、如合同解除，陶维杰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损失额应如何确定；金特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彭文广与被上诉人陶维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彭文广向陶维杰转让案涉股权，并约定转让的股权由彭文广代持。双方同时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3款约定：“在乙方（即陶维杰）受让股权锁定期满后，乙方有权在交易所平台销售该等股权，如乙方持有的该等股权不能在市场中销售变现，或无法成交，或市场价格低于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甲方（即彭文广）有责任按照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保底回购乙方股权。”根据该约定，结合双方在二审询问中的陈述，双方约定的股权交易方式明确指向系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平台进行交易，而非彭文广上诉主张的其他交易平台或向第三人交易。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合同订立的目的一为陶维杰受让的股权拟通过在天津股权交易所平台交易以获得利益，二为满足特定条件时，彭文广需按约定价格回购股权。该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股权回购约定，系陶维杰与彭文广之间就特定条件下的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即股权回购事由被触发时，责任方应依约履行回购义务。根据本案的合同，双方未对何时出售股权作出限制性约定，因此陶维杰在彭文广代持股权期间可随时要求彭文广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策性调整，天津股权交易所已停止案涉股权的交易，陶维杰希望通过交易平台出售股权获取利益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对此双方均无过错，但根据合同约定，股权回购的特定条件已然成就，此时彭文广应依约回购股权。案涉股权由彭文广代持，而陶维杰于2019年4月15日发函彭文广要求转让出售案涉股权或回购股权，彭文广未予协助或配合，该违约行为致使陶维杰在特定条件成就时彭文广应保底回购股权的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具体到本案，彭文广在代持股权期间不依约履行其主要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守约方，陶维杰可以依照前述法条之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陶维杰诉请解除合同已符合法定条件，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彭文广关于股权投资风险应由投资人陶维杰承担、陶维杰在股权锁定期满至天津股权交易所2018年11月30日停止交易期间并未要求彭文广出售股权或回购股权应由陶维杰承担责任和损失以及本案合同目的并未落空的主张，均与双方在合同中关于股权出售以及保底回购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案涉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陶维杰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彭文广应返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对于损失赔偿额如何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股权回购的特定条件，即无法交易或者市场价格低于转让价格的情形下出让方有责任按照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保底回购。根据该约定，无论股权是否能够交易，陶维杰至少能按照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保底收益。陶维杰诉请彭文广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金额的11%年化收益计算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彭文广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类型的处理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系其对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本院不予采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代持协议的合同双方均为陶维杰和彭文广，金特公司不是合同主体。彭文广收取股权转让款后，该款项是否流向金特公司，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彭文广据此主张金特公司应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文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3元（彭文广已预交），全部由上诉人彭文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 冰 审 判 员  古龙盘 审 判 员  李 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罗贵琼 书 记 员  龙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