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3民初2068号 原告：罗玲，女，198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住所地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N2－601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银，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颂，四川超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玲与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以下简称弘道学院）劳动争议一案，系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被告弘道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拖欠的工资（含产假工资）共计3205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工资1178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299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7500元（5000元×5.5个月）。事实与理由：一、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成劳人仲案[2019]01697号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告公司与成都弘道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自2014年3月6日连续计算至2019年6月。其次，虽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但原告自2016年10月起被任命为视频编辑主管起，工资标准调整为5000元/月，裁决书认定原告的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并以此计算年休假工资属事实认定错误。最后，因原告怀孕，被告强行将原告调整至招生岗位，并单方面将原告的工资标准降为2200元/月，原告多次向公司领导反映无果，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举报无果，并非没有提出异议，裁决书认定原告未对调岗降薪提出异议属事实认定错误。二、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即使原告因为怀孕，害怕丢失工作迫不得已在岗位调动通知书上签字，也仅仅是同意调岗，未同意降薪，被告单方面作出降薪决定，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向原告补足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弘道学院辩称，1.针对本案事实部分，仲裁查明的事实并无错误。原告于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5月31日在被告处任视频制作员。因劳动关系调整，原告于2018年1月1日与被告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任职后期制作专员。后因被告该项业务取消，不再设置相关岗位。基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考虑到原告处于孕期，双方协商一致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调岗后罗玲正常上班，后自2018年12月3日起相继休产假、哺乳假。后原告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另，被告与成都弘道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业务经营均独立进行，双方未有交叉持股，不存在互相控制、关联交易的情况，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联企业。2.被告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原告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无须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3.罗玲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加班均通过调休方式处理完毕，不存在其他加班情况，被告无须向其支付加班工资。4.因原告在2018年未申请年休假且年底就开始休产假，被告安排并通知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开始休5天年假。被告对原告的工资计发截止日为2019年6月18日。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 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罗玲于2014年3月6日入职弘道学院任视频制作员。2015年6月1日，罗玲与成都弘道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道智慧公司）签订自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罗玲担任视频制作专员，工资为4000元。2018年1月1日，罗玲与弘道学院签订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罗玲担任后期制作专员，劳动合同第9条约定“乙方基本工资2200元/月，乙方完成甲方规定的工作任务后，甲方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核发乙方工资、奖金及津补贴。” 弘道学院因经营业务调整，取消学院设计部门及该部门相关岗位，并于2018年8月1日与罗玲协商一致，将其工作岗位调整至学院学历中心部门，从事招生相关工作。罗玲经弘道学院批准同意自2018年12月3日开始休产假。2019年5月10日产假期满后罗玲申请休一个月哺乳假。2019年6月9日，罗玲向弘道学院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自2018年7月1日起因其怀孕，弘道学院单方面调岗降薪、未向其支付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等理由，通知弘道学院解除劳动合同，弘道学院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通知书，并回函要求罗玲回公司上班。 2017年11月21日，弘道学院出具的《职业及收入证明》载明：“罗玲系我公司合同制职工，在我单位工作3年，合同期限至2018年12月，在培训部任后期制作主管职务，其税后月均收入为伍仟元。”罗玲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扣减个人应承担社保等费用后，罗玲实发平均工资为4601.33元/月；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弘道学院按2200元/月的工资标准向罗玲计发工资。2018年8月，罗玲就弘道学院的调岗调薪问题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了举报，劳动监察大队前往弘道学院处理未果。2019年7月16日，弘道学院向罗玲转账支付2019年6月工资846.34元。 罗玲提交的《成都市社会保险费用个人缴纳明细》显示，罗玲的社保参缴单位如下：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为弘道学院，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为弘道智慧公司，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为弘道学院。 另查明一，弘道智慧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6日，经营范围包括教育软件开发、网络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等。2017年9月15日，公司股东由杨建勋、李志勇变更为程敏、张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志勇变更为程敏。弘道学院成立于2009年6月1日，系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李志勇，业务范围：非学历高等教育。 另查明二，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罗玲于2019年6月24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成劳人仲案[2019]016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弘道学院支付罗玲2018年休假工资1011.49元；二、驳回罗玲的其他仲裁请求。罗玲不服，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川0104民初11072号民事裁定书，以弘道学院的主要办事机构在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N2－601号，本案的用人单位住所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均不在该院管辖范围内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管辖。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主体资格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弘道智慧公司）、《劳动合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职业及收入证明》《成都市社会保险费用个人缴纳明细》、关于学院内部机构设置调整的通知、关于罗玲岗位调动的通知、请假条、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出具的关于母乳喂养的《证明》、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回函、成劳人仲委[2019]01697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证明、（2019）川0104民初11072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罗玲与弘道学院的劳动关系依法建立，合法、有效。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纠纷，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罗玲的工作年限应如何确定；二、罗玲的工资标准应如何确定；三、弘道学院是否拖欠罗玲的工资及金额；四、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金额。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罗玲的工作年限问题。弘道学院认可罗玲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5月31日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在弘道学院工作的事实，提出罗玲的工作年限应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本院认为，虽然罗玲于2015年6月1日与弘道智慧公司签订自当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但首先，弘道学院的法定代表人李志勇系弘道智慧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兼股东，两单位之间存在关联；其次，弘道学院并未举示证据证明罗玲与弘道学院于2015年5月31日实际解除了劳动合同，结合2017年11月21日弘道学院出具的《职业及收入证明》载明：“罗玲系我公司合同制职工，在我单位工作3年，合同期限至2018年12月......”及弘道学院于2018年1月1日与罗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可以确认罗玲实际自2014年3月6日起与弘道学院建立劳动关系直至2019年6月10日罗玲与弘道学院解除劳动关系，故对罗玲所提其工作年限应自2014年3月6日起直至2019年6月10日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罗玲的工资标准问题。根据弘道学院加盖印章的《职业及收入证明》，明确载明罗玲“税后月均收入为伍仟元”。首先，从该文本性质看，其内容本身就是罗玲收入的直接证明。其次，企业印章依法是其从事民事活动的标记，既是企业法律身份的证明，也是企业意思表示及从事民事活动的外部体现。在相关文本上加盖企业印章，依法具有严肃性。相关文本，在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意味企业对文本内容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无证据证明弘道学院具有系在被欺诈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在案涉《职业及收入证明》上加盖的印章的情形，该收入证明应作为罗玲工资标准的直接依据。故本院确认罗玲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关于欠付工资问题。2018年8月1日弘道学院与罗玲就调岗问题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弘道学院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调薪问题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且从罗玲于2018年8月就公司调岗调薪问题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这一行为能看出双方并未就调薪达成一致意见。罗玲自2018年12月3日休产假158天，之后继续申请休纯母乳喂养假30天至2019年6月10日，符合法律关于产假及纯母乳喂养假的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生育假、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因此，在罗玲并未同意降薪的情况下，弘道学院应按5000元/月的工资标准向罗玲计发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弘道学院实际以2200元/月的工资标准向罗玲计发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工资，故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该期间工资差额30800元（5000元/月-2200元/月）×11个月。关于罗玲2019年6月的工资。扣减2019年6月罗玲社保个人应承担部分215.76元，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2019年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1163.55元（5000元/月÷21.75天×6天-215.76元），弘道学院实际支付846.34元，还应支付317.21元（1163.55元-846.34元）。综上，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31117.21元（30800元+317.21元）。 关于加班工资。罗玲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延时加班20.5小时，并提交了加班统计表以证实其主张。弘道学院以该加班表无弘道学院印章，且系复印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罗玲举示的加班统计表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于本案中，罗玲应就其主张的延时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延时加班事实的存在，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其要求弘道学院向其支付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2018年度年休假。依据庭审查明事实，罗玲于2018年12月3日开始休产假及哺乳假，2019年6月10日假期满后即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罗玲未休2018年度的年休假，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其要求弘道学院支付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2018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元2298.85元（5000元/月÷21.75天×5天×2倍）。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弘道学院与罗玲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10日经罗玲提出解除，理由为弘道学院单方面调岗降薪、弘道学院未向其支付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等理由。如前所述，弘道学院未足额支付罗玲的工资，罗玲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弘道学院应向罗玲支付经济补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结合罗玲的工作年限（2014年3月6日至2019年6月10日）及其工资标准5000元/月，弘道学院应支付罗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500元（5000元/月×5.5个月）。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向原告罗玲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工资差额31117.21元； 二、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向原告罗玲支付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298.85元； 三、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向原告罗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7500元； 四、驳回原告罗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一、二、三项合计60916.06元，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四川弘道经理学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晓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邓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