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8912号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中国）皮革城出口加工区。法定代表人：姚利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锋，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金潇，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男，系公司员工。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锋，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诉称：原告系皮革服装制造商，被告自2015年起多次向原告采购服装。由于被告购货多付款少故一直未能清账。至2017年6月4日，经双方对账，被告确认尚欠原告货款815800元，此后原告又4次向被告发货，被告陆续支付部分货款，被告在2019年1月29日转账付款后余欠678020元货款一直未能付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780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2017年6月4日起以欠款额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货款利率1.3倍计付至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被告欠款为247300元，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16日原、被告签订《成衣采购合同》采购服装，从2015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22日期间双方履行情况，在2017年6月4日双方就供货、付款对账，被告欠货款815800元，在2017年7月31日被告支付318500元。2017年8月8日双方签订《采购合同》采购服装，合同签订后，原告迟迟不发货，被告催促发货，原告称之前欠款结清后才能发货，无奈被告只能放弃合同履行。之后被告在2018年2月13日转款10万万元、2018年10月11日转款5万元、2019年1月29日转款10万元；截止2019年1月29日，被告欠货款247300元。综上，被告认为2017年6月4日，被告欠货款815800元无异议，但是之后被告陆续支付了568500元，最后欠款应为247300元。经审理查明：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龚昌暖，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原股东为龚昌暖、薛彩玲；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龚昌暖，薛彩玲为公司监事。原告表示其与被告从2015年开始交易，交易期间会签订相应的采购合同，由被告的员工孙安细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向原告下订单，被告预付部分货款，原告生产完毕后通过物流发货，发货会制作发货清单交付被告，被告验收后付款，双方不定期对账。被告表示其收货后都会采取对账的方式对前期发货进行确认，双方之间确有矛盾，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原告发货不及时、发货品种不符合合同约定。2017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对账，被告确认尚欠原告货款815800元。2017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18500元。2017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服装，附件载明采购金额合计860500元。该合同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孙安细。原告表示就该合同其已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向被告交付货值为430720元的货品；被告表示该份采购合同未实际履行，原告在对账后一直催促被告还款，被告要求原告发货，原告表示货款不结清就不发货，因被告未能清偿之前的欠款，故双方在对账后并无新的交易。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00000元。2018年10月1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00000元。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物流公司月结清单、快递单、发货清单，物流公司月结清单系“宁波市跨越速运有限公司”与原告确认的物流费，显示原告在2017年10月31日、2017年11月4日、2017年11月9日向收件人“陈苏州”发送货物，原告表示“陈苏州”为笔误，实际为被告员工“陈舒洲”；顺丰物流单显示原告在2018年1月24日向被告寄送货物，托寄物为衣服7件；发货清单显示原告在2017年10月31日、2017年11月4日、2017年11月9日、2018年1月24日向客户“俊彩”发货，货值金额合计430720元，该发货单无被告签名或印章。原告表示截止2017年6月4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15800元，原告在此之后发货430720元，被告回款568500元，故被告至今尚欠原告货款678020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物流公司月结清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清单是物流公司与原告对2017年10月、11月运费结算，原告主张的收件人“陈苏州”，并无被告名称，该货物并未发给被告，该账单没有原件，且不是物流公司法定的专用章，只是业务专用章；对顺丰速递快递单三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收到该快递单上的货物；对发货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清单是原告自行制作，该清单没有被告盖章，且该发货清单载明“客户回执传真”，原告应当提交被告的回执传真件，经被告查询，被告没有收到货物，因此是没有回执传真给原告。2、微信聊天记录（孙安细），该微信记录系原告员工与被告员工孙安细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部分聊天记录，该微信记录显示原告员工与被告员工孙安细一直就货款、对账、款式、原料、发票、产品报价、退货、催款等进行沟通，其中：2017年12月5日，原告发送“俊彩对账.xls”，“小孙，对账单发给你了，你看看，抓紧时间安排些货款”，孙“收到”；2018年1月2日，原告“上个月没有给我安排货款？”，孙“发票开不出来，商场结不了款”，“帮我问一下，你们财务这个月能给我们开票吗，年前这几个月发票缺的很”，原告“这个月可以开”，“薛总说最少也要把前年的款得给我清掉”，孙“能开多少我好提前准备，上个月就是发票的事商场没办法回款”；2018年1月29日，原告“还没给我们安排货款？”，孙“这两天财务没在，我再催一下”；2018年3月16日，原告“这个月能有多少货款安排给我们，有计划吗？”；2018年5月24日，原告“货款有回复吗”，孙“我在跟财务沟通做个合理的计划”；2018年6月4日，原告“小孙，薛总那边付款方案有了吗？”；2018年6月27日，原告“小孙，今天周三了，你们安排付款怎么说啊”，孙“这个月还是不行，商场款到今天还没结算过来”，“最近薛总一直没来公司，你这边的付款计划再等几天吧”；2018年8月10日，原告“之前的对账单麻烦帮我核对盖章寄回来”，孙“好的”；2018年10月23日，原告“小孙，这个月底你们是不是还可以安排些款过来”，孙“商场的款还没有到，我问一下财务那边，估计有点悬”，原告“你们最好有个计划怎么付，这笔款都3年时间了”，“截止目前还欠778020”，孙“我会财务找薛总，然后定个计划出来”；2018年11月24日，原告“小孙，确认一下这个月看能付多少款过来”，孙“恩”；2019年1月8日，原告“小孙，这两天薛总在他们在公司吗？”，孙“薛总这几天在杭州培训，估计要11号才回公司”；2019年1月21日，原告“小孙，薛总回到公司了吗”，“帮我确认一下年前说能安排的货款什么时候能进来？另外上次和你说过的对账单，需要薛总签字确认和盖章，还有付款计划这两天能给到我吗？”，孙“晚点，我催他一下”；2019年3月14日，原告发送“俊彩对账2019-3-14.xls”，该对账单显示2017年10月31日发货246450元、2017年11月4日发货44820元、2017年11月9日发货120900元、2018年1月24日发货18550元，2017年7月31日至2019年1月29日汇款合计568500元，尚欠金额678020元，原告“小孙，我刚刚给薛总发信息了，问她接下来怎么安排货款，这份更新后对账单麻烦你打印后给薛总签字盖章寄回给我”；2019年5月16日，原告“小孙，薛总有回复吗？有没有让财务盖章确认账单？”，孙“我明天约了薛总，我跟她确定一下”，原告“好的，确定下看怎么安排，半年马上又过了，另外就是对账单要财务确认盖章寄回给我”，孙“好的”，2019年10月8日，原告再次发送“俊彩对账2019-3-14.xls”，“这两天能盖好章确认给我吗”，孙“账单交到财务那里了，我这几个月都没在公司，我催财务一下”。经质证，被告确认孙安细是其员工，从聊天内容来看，孙安细是与对方业务员联系发货、付款等事宜，与本案之间有关款项多少、如何支付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作为业务之间的联系，没有关于货款欠付金额的内容。3、微信聊天记录（薛彩玲），该微信记录系原告员工与被告监事兼原股东薛彩玲在2018年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部分聊天记录，该微信记录显示原告员工与薛彩玲一直就货款问题进行对账、调解，其中：2018年2月5日，原告“薛总你好，麻烦帮我落实下货款，上月答应的还没有安排过来”，薛“实在抱歉，这几天一直排不出来”；2018年2月13日，薛“今天先打十万，我一直在等这几天进来结款安排”；2018年7月26日，原告“薛总，我们这边的货款怎么安排啊？马上都八月份了”，薛“好的，实在不好意思”；2018年10月11日，原告“对账单之前已经发给小孙，总共欠款828020元，497300元已开票未付”；2018年12月16日，原告“最好你能给个付款时间计划，目前这样两三年过去了基本还维持原状”发送对账单，薛“尽量”，原告“到现在还欠有七十多万”；2018年12月25日，原告“薛总，之前说安排的款这两天能先安排下吗？”，薛“年前我会安排十万给你先”；2019年1月24日，原告“薛总你好，财务要的对账单的签字确认和盖章，还有付款计划今天能办好寄给我吗？”，薛“我们都出差了，我这几天会安排十万给你”“对账单安细不是已经和你们确认过吗”，原告“财务要的对账单得签字确认和盖章”；2019年3月14日，原告“薛总，这个月可以安排多少款给我们？目前总额还欠678020元，最好能给我们个付款安排计划，另外我把账单发过去，重新更新过了，麻烦确认签字盖章帮我寄回来”发送“俊彩对账2019-3-14.xls”；2019年3月24日，薛“收到”；2019年7月22日，原告“薛总，啥时候能安排些款”，薛“我安排一下”，原告“上次六月份你说安排一些过来，可是现在都没安排”，薛“实在不好意思”；2019年10月8日，原告“主要还是需要你落实一下欠的货款怎么安排”，薛“我今天不在，不好意思，还是钱的事，我知道”，原告“另外就是我们财务那边需要确认盖章的对账单需要你安排一下寄回”，发送“俊彩对账2019-3-14.xls”，薛“这数已经都对过了，没有问题的”，原告“没有问题的话就签字盖章寄给我交财务”；2019年11月5日，薛“这个月先安排5万给你，财务这几天会打的”，原告发送对账单“今年1月29日转过一笔10万后就一直没有安排过，截止到目前还欠678020元，这周能多安排一点吗？最好看能不能安排10万过来”，薛“看这几天”；2019年11月8日，原告发送“调解协议”，“薛总，这个是姚总发我的协议，你看下有没有问题”，薛发送“调解协议-副本”，“何总你看下这样行不行”（调解协议显示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678020元，并就还款时间进行约定）；2019年11月11日，原告“薛总，姚总这边同意的方案是，这个月付178020元，剩下的50万分10个月付，12月到明年9月每月付5万”，薛发送“调解协议-副本”，双方多次在微信中对调解协议还款时间进行修改，但尚欠货款金额均为678020元。经质证，被告确认薛彩玲是公司股东，现为公司监事，但薛彩玲没有代表被告洽谈合同，被告未授权其代表公司谈判的法律资格，薛彩玲在杭州上班，其对公司事情和财务数据并不清楚，薛彩玲在此情况下在微信上做出了对被告不利的陈述，被告发现以后阻止了该行为，直至原告在海宁法院起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及和解协议等都表示疑虑；原告通过不了解案情、没有代理权的薛彩玲的微信来证明本案被告欠原告货款不合法，退一步讲，无论薛彩玲如何陈述，不能仅基于薛彩玲的陈述就不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另，原告于2019年10月31日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678020元并支付利息，原告在该案中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被告名下价值700000元财产，原告为此支付财产保全费4020元。2019年12月9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481民初81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告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月10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4民辖终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上事实有对账单、采购合同、物流公司月结单、快递单、发货清单、微信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银行转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首先，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截止2017年6月4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158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双方在2017年6月4日之后的交易，原告已提交了物流单、快递单、发货清单予以证实，被告未就该2017年8月8日的采购合同未能履行的情况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第三，就原告与孙安细、薛彩玲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孙安细、薛彩玲一直与原告进行货款的对账，且孙安细、薛彩玲对原告提交的截止2019年3月14日欠款金额678020元均未提出异议，至于被告抗辩孙安细、薛彩玲无权对该欠款金额予以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孙安细系被告与原告的签约代表，一直代表被告与原告就双方交易期间的具体细节进行沟通联系，薛彩玲系被告的原股东兼监事，其在微信中一直就货款对账、货款支付问题与原告进行沟通，在此期间被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持续向原告付款，故本院认定，孙安细、薛彩玲对于涉案货款金额确认的行为效力及于被告。综上，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清偿货款678020元，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将货款支付原告。至于利息，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理，但鉴于双方在2017年6月4日后仍有交易，故逾期利息应以678020元为本金，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即2019年3月14日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偿还货款67802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7802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9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被告广州俊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该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原告已预交，原告海宁卡多古柏服饰有限公司同意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费用直接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伍 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