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72民初294号原告：董宝昌，男，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海县。被告：江国庆，男，199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海县。原告董宝昌与被告江国庆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宝昌，被告江国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宝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网具损失50310元、人工费3150元，共计5346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20日，原告受大连吉祥水产有限公司委托，管护该公司名下位于长海县小长山岛镇东部17000亩海域，并授权原告在该海域进行大扣网捕鱼作业，期限为两个月。2020年1月4日，被告驾驶辽大旅渔81170号渔船在原告管护的上述海域进行拖网作业时，被原告抓获（地点位于北纬39°16′110″，东经122°53′426″），并报大连海警支队和长海县小长山渔政管理所。2020年1月上旬，长海县小长山渔政管理所对被告处以5,000元罚款。由于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在上述海域中的430条大扣网全部损毁，直接经济损失50310元（430条乘以117元）。此外，案发后原告雇佣3名工人出海寻找被损坏的网具，共三天花费3,150元。上述两项损失共53460元。江国庆辩称，不同意董宝昌的主张，首先，案发日期应该是1月5日；其次，430条网每条50米，一共21500米，每条8.7斤加铁锚，一共将近2吨。而我船上的稳车（绞车，用于往船上吊网作业等）最多只能吊1.5吨的货物，因此原告主张的430条网的损失根本不是我造成的。但是我承认拖坏原告一条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董宝昌提供的网具购买收据两份，拟证明其曾经购买过500条大扣网。江国庆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经本院到收据上载明的“久强商店”以及大长山、小长山其他渔具商店进行实地调查，查明该收据加盖的印章属实，价格也属实，且该证据对证明本案的损害结果具有关联，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董宝昌提供的照片11张（打印件）、光盘1张。拟证明原告的网在被告的船上。江国庆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主张照片上的网只有10米，而430条网一共21500米。本院通过当庭观看光盘中的录像以及核实照片，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所称受到的430条网的损失，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3、董宝昌提供的通话录音3份，拟证明渔政出警以及被告损坏了原告的网。被告对3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第一份录音并不能证明被告拖了原告430条网，第二段录音被告承认在原告管护的海区行驶了200秒（经纬度）。经本院当庭播放该3份通话录音以及比对录音的文字记录，原告在第三份录音中所述的损失为：500条网，共计4万余元。录音中的损失与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损失前后矛盾，且前两份录音并不能证明董宝昌所主张的损失，因此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4、董宝昌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海域使用权证书、宗海界址图各1份（复印件）；微信语音2段，拟证明原告并非非法捕捞。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经过本庭当庭播放微信语音，确认原告经过合法授权用海，对该证据予以认可。5、董宝昌提供的证人证言2份（赖某、孙某），拟证明2019年12月上中旬，原告曾雇佣两个工人给他扶过新网。江国庆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董宝昌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两张收据，第一张时间为2019年12月18日，200条大扣网；第二张时间为2019年12月28日，300条大扣网。无论是18日，还是28日都已经是12月下旬，无论如何都不是本案涉及的500条网，且这两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因此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6、董宝昌提供的证人证言3份（王某1、王某2、闵某）拟证明被告一次性损坏了原告430条网。江国庆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在庭审中，证人王某2、闵某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并不知道当时究竟损坏了多少网。王某2、闵某的当庭证言与原告提供的书面证言出入较大，且二人当庭的其他证言与原告提供的书面证言出入也较大。而王某1并未出庭作证，也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对该组证据拟证明的损坏数量本院不予采信。但是事后打捞上来的残网碎片，王某2、闵某的当庭证言与原告的陈述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7、经董宝昌申请，本院调取的大连海警局长海工作站对董宝昌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进入原告管护海区的经纬度。江国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笔录中董宝昌陈述的细节不属实。本院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数量以及被告进入案涉海区的经纬度。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1月5日13时20分许，江国庆驾驶辽大旅渔81170号渔船在东经122°53′26″，北纬39°16′11″海域进行底拖网捕捞生产时，被吉祥水产责任有限公司护海人员（本案原告）发现，并于当日报告海警，大连海警长海工作站出警后对董宝昌做了一份询问笔录。1月6日，长海县渔政管理所小长山渔政站以江国庆（辽大旅渔81170）违反禁渔区的规定进行捕捞为由，对江国庆作出了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另，本院于2020年5月6日书面通知原告自接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可就其受损数额与价值申请评估鉴定。但是原告放弃了申请评估鉴定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损害结果是否存在以及损害赔偿的数额。首先，关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原理，原告主张侵权责任应该对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过错承担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的依据是被告具有侵权行为（即违规捕捞），且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而被告对该侵权行为具有过错（原告进入被告管护的海域进行违规捕捞）。据此，原告仍负有对其所受损害进行证明的义务。但原告现有证据，无论是录音、录像，证人证言，抑或海警的询问笔录，渔政的处罚卷宗，均无法对其主张做出有力证明。尤其是原告先是在其提供的录音证据中自认因被告的违规捕捞行为损失了7筐多渔网共70多条，后又称其下网方式是每隔100秒（经纬度）下一趟，一趟8到12条，共下了4趟。无论是7筐70多条还是4趟48条，均与其主张的430条相差甚远。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把自己下网的方式改为每隔60-70秒一趟，每趟5、7、10包不等（每包10条网），共4趟。本院认为，大扣网作业是长海当地渔民较为普遍的一种捕捞方式，并非高技术、高难度工作，本案涉及的下网作业的方式在诉讼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原告对下网的情况应该是确定的。但是原告前后两次庭审就同一捕捞作业陈述了两种不同的情形，且即使按照原告第二次庭审陈述的下网方式，每趟10包，4趟共计400条，也与其主张的430条损失对应不上。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在当庭陈述中也明确表示并不知道当时损坏渔网的数量。其他证据亦无法就下网的方式及数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原告亦无法证明被告在其管护的海区内行驶的距离，因而也无法证明自己受到损失的范围。其次，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本案中原告主张自己所下的大扣网（三层网）为117元一条。经过本院实地调查，原告所主张的价格跟小长山当地的行价一致，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本院曾通知原告可就其受损的数额和价值申请评估鉴定，但是原告放弃了申请评估鉴定的权利。因此原告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其受到的损失，只能通过渔网碎片间接进行证明。关于渔网的碎片，原告前后两次庭审就渔网碎片的表述出入较大，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其投放了430条渔网，事后打捞上来的也是430条渔网的残片。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自己的陈述、证人的当庭证言，均称共打捞上来一两包的残片，总数20条渔网左右。鉴于第二次庭审中，原告的主张和证人的证言可以互相佐证，本院认定原告的渔网损失为20条。此外，原告主张，案发后曾雇佣3名工人出海寻找被损坏的网具，共三天花费3,150元。但是原告并未就雇佣工人出海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对原告雇工花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国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董宝昌网具损失2,340元；二、驳回原告董宝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9元（董宝昌已预交），由董宝昌负担544元，由江国庆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铁强人民陪审员  臧广海人民陪审员  刘婷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姜明超书记员王晓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