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终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89号富力天汇广场A座9楼。 法定代表人：单毅如，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彤，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水碾河路48号。 法定代表人：业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尔男，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演艺集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兴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99号民事裁定，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根据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签订的《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约定，演艺集团享有的政策扶持，仅限于2015年12月31日前，之后的租金标准是由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双方协商确定，即本案讼争的是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问题，与演艺集团享有的政策扶持没有任何关联。故2016年1月1日后的租金问题应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争议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演艺集团辩称，本案讼争的成都艺术中心是用于演出的文化公益性房产，兴文公司取得成都艺术中心的产权和演艺集团取得使用管理权，都是政府划拨和调整的结果。《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并非是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作为平等民事主体自由协商的结果，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正确。兴文公司曲解《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的内容和性质，人为割裂双方租赁关系与政府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政府协调解决是处理本案纠纷唯一有效途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兴文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兴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签订的《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二、判令演艺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腾退房屋；三、判令演艺集团按市场租金价格向兴文公司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房屋腾退之日止期间的房屋占用费（截止2018年4月的房屋占用费为37417492元）；四、判令演艺集团向兴文公司支付其应承担的税费1304491.21元及其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以税务机关核实金额为准）；五、判令演艺集团向兴文公司支付违约金7448778.40元；六、本案诉讼费由演艺集团负担。事实及理由：2012年6月，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就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水碾河路48号，建筑面积27784平方米的成都艺术中心房屋租赁相关事宜签署《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兴文公司将上述房屋出租给演艺集团使用，合同对租赁标的物、租赁期限、租金、费用承担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第一，合同明确约定2012年至2015年期间的租金标准，对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标准则按照市场行情由双方商议确定，而自2016年1月1日起至今，演艺集团拒不与兴文公司按照市场行情约定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标准，致使兴文公司无法实现收取租金的目的，并且由于演艺集团自2016年1月1日起一直使用案涉租赁物至今，故其应当支付该期间的房屋占用费；第二，2017年5月3日，演艺集团未经兴文公司同意自行与成都天生京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案涉房屋转租给该公司经营使用，且演艺集团在未按照《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程序并报请兴文公司备案的情形下，擅自组织开展对西婵国际剧场实施相关改造工程并改变该剧场用途，使得该剧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第三，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由演艺集团承担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相关税费，但演艺集团并未予以缴纳，构成违约；第四，合同约定演艺集团应为租赁物购买商业保险，但演艺集团并未购买，构成违约。综上所述，由于《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兴文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演艺集团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故兴文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兴文公司的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从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关系的沿革及《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签订过程来看，本案租赁标的物成都艺术中心产权原属成都市文化局，后因成都艺术中心作为成都市文化局出资划至兴文公司名下，兴文公司于2004年9月30日与成都演艺（集团）公司签订《成都艺术中心资产经营管理协议》，该协议抬头部分明确载明合同的签订系因“鉴于成都艺术中心资产已作为市文化局出资划至甲方（兴文公司）名下，经市文化局安排成都艺术中心的全部资产由乙方经营管理”，表明合同双方签订协议并非是合同主体自行协商，而是经市文化局安排，协议对经营收益费用的约定亦非由合同双方协商决定，而是“由市文化局予以核定”。成都演艺（集团）公司改制为演艺集团时，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继续建立租赁关系的意思亦来自于市文化局，且市文化局将演艺集团继续租赁成都艺术中心作为改制过程中的政策扶持和需要协调的事项予以提出，表明案涉租赁关系与演艺集团在改制中享有的政策扶持具有一定关联。从《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来看，租金标准亦非由合同双方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自行协商确定，而是根据有关部门主持、参加下研究形成的《关于研究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有关工作的议事纪要》《备忘录》而确定。综上可见《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并非是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自行协商的结果，该合同是否解除、租金标准应如何确定等问题不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首先，从案涉《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合同形式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为兴文公司和演艺集团，双方均系合格签约主体。在合同的尾部，兴文公司加盖了公章，演艺集团加盖了合同专用章。该合同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并无有关部门的介入。其次，从案涉《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的内容上来看。双方虽然对2007年至2015年的房屋租金标准按有关部门主持、参加下研究形成的《关于研究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有关工作的议事纪要》《备忘录》的精神进行了约定，但这实际上是双方都同意按有关部门协调的意见进行的约定，是各自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双方又约定“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标准届时视情双方议定，并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进一步证明《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系双方平等协商而签订。最后，从本案纠纷形成的原因来看，《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兴文公司正是因为其与演艺集团就2016年1月1日后的房屋租金标准经协商没有达成一致，形成纠纷，才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本案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以《成都艺术中心租赁合同》并非是兴文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自行协商的结果，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兴文公司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9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 可 审 判 员  周力非 审 判 员  朱圣镖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罗佳琴 书 记 员  何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