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兵，男，1981年2月10日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县，住河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伦武，四川意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立红，男，1968年9月14日生，汉族，农民，户籍地河口瑶族自治县，住河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辉，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科，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屏边苗族自治县国有林场。住所地：屏边县玉屏镇大平田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年永全，系该场副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明，屏边苗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政策法规科科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甘应祥，男，1966年4月10日生，汉族，农民，户籍地文山州马关县，住文山州文山市。上诉人彭兵、文立红与原审第三人屏边苗族自治县国有林场（以下简称“屏边林场”）、甘应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3民初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8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彭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伦武，上诉人文立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辉，原审第三人屏边林场的法定代表人年永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明，原审第三人甘应祥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文立红返还其基地转让款2,935,500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文立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其对合同无效存有过错，系事实认定错误。1.其在与文立红签订《香蕉基地转让合同》前，即在屏边林场将土地转租给甘应祥后，甘应祥就已将土地改为种植香蕉。直至其受让土地时，案涉土地已进行香蕉种植多年，对其来说，土地用途系农用地并种植香蕉，是其基于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故在主观上提高了其注意义务的限度。2.屏边林场与甘应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第四条：甲方要求乙方在转租期间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依照土地管理法，种植肉桂与种植香蕉同属于农用地，在其看来尚未改变土地用途。其审核屏边林场与甘应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二、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一审判决认定其因合同无效存有过错，将文立红应当返还的财产2,935,500元减损为1,340,000元，系法律适用错误。1.因合同无效，文立红对其有返还2,935,500元不当得利的义务。其向文立红支付转让款3,480,000元（扣除使用土地年限租金后，剩余2,935,500元）。因合同无效，文立红继续出租土地已实际履行不能，租赁关系消灭，文立红占有的2,935,500元土地转让费也因法律关系的消灭转变为不当得利。其基于此对文立红享有纯金钱债权，文立红对其有返还价款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2.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及财产返还（或折价补偿）与合同损害赔偿的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部分第三十二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仅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方还可以向有过错的另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既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责任，又要考虑在确定财产返还范围时已经考虑过的财产增值或者贬值因素，避免双重获利或者双重受损的现象发生。由此可知，因双方过错分配责任系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而在本案中，其对文立红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债权系纯金钱债权而非合同损害赔偿，故不存在因双方过错确定责任范围的问题。在本案中，其仅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财产返还请求权），而非向文立红请求损害赔偿。金钱债权非标的实物，不存在毁损灭失的可能，亦无折价补偿之必要。三、一审判决认定其对合同无效存有过错，将文立红应当返还不当得利价款2,935,500元减损为1,340,000元，有违公平原则。1.文立红实际应向其返还2,935,500元，一审判决认为在扣除香蕉树使用土地年限租金后应为2,058,000元，最后确定被上诉人的返还金额为1,340,000元，在过错分配上过分加重了其责任，有违公平原则。2.文立红实际应向其返还2,935,500元，系金钱给付义务。无论以何等理由、多少程度减损文立红的给付义务，都将导致其纯受损，文立红纯受益，这个判决结果并未使案涉法律关系回到初始状态，有违公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部分第三十二条：在确定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责任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应予返还的财产性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责任，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益。四、一审判决在返还的转让财产中扣减58,500颗香蕉，每颗15元，共计877,5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转让场地的香蕉是文立红转让时所留下的，本案因合同无效，土地返还的同时也包括了基地的香蕉苗的返还。因此在返还款中不应扣除877,500元香蕉苗。而且，因上诉人5年管理，文立红在处置香蕉苗时还应当另行支付其管理期间的费用，故文立红实际应当返还上诉人2,935,500元。上诉人文立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其支付赔偿金额不高于800,000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彭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且存在部分遗漏。1.在一审庭审中已查明彭兵与其在签订《香蕉基地转让合同》转让涉案香蕉地时仅是对该香蕉基地进行了一口价的整体买卖（转让费3,480,000元），未明确对香蕉款、土地租金、基地内的房屋及其水电设施的租赁费用等各是多少。因此，一审判决遗漏了对基地内的房屋及其水电设施的租赁费的计算，未将该项费用与彭兵的损失进行抵扣。2.一审已查明其从甘应祥手中接手涉案的香蕉基地时，香蕉树苗均属幼苗。经其长期管理后才成材，砍完了第一次香蕉售卖后于2015年3月20日整体转让给彭兵。众所周知，从香蕉种植初期到香蕉成熟销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肥料、农药等成本，且香蕉第一次成熟时挂果率较低及其品质也不高，难以回收前期投入成本，需等第二、三次挂果后才能收获大量品质较高的果实，进而才能赚钱获利。彭兵当时也正是看到了该香蕉基本处于前述状态才愿意出以一口价3,480,000元向其购买该香蕉基地。因此，一审判决忽略了前述因素，仅是以彭兵、甘应祥主观认为当时的香蕉市场均价为15元/棵，认定整体香蕉总价仅877,500元的结论不符合客观实际。进而用转让价3,480,000元减去香蕉价得出土地租金总价，并用租金总价计算出涉案土地月租金约为8,910元的结论也属计算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其承担合同无效的过错比例过重。彭兵作为长期在屏边种植香蕉且具丰富种蕉经验的商人，在与其签订《香蕉基地转让合同》时，不仅审阅其与甘应祥的转让合同,同时还查看了甘应祥与屏边林场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还全面向当地村民小组了解涉案土地的性质等，其主观上是知道该香蕉基地是由甘应祥违反法律规定及其与屏边林场的约定，非法种植香蕉后，转让到其手中，仍主动坚持与其签订《香蕉基地转让合同》，才造成了现在合同无效，且自身遭受经济损失的局面。故，其认为彭兵应对自身损失承担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其对合同无效造成的法律后果责任承担比例过重。文立红针对彭兵的上诉答辩称：违反国家法律订立的合同无效，无效合同应返还签订合同获得的收益。彭兵的损失是商业风险的损失，不是不当得利。其从甘应祥处转让得基地后投资了人工化肥共投资了4,000,000元。一审判决加重了其的责任，过错责任更多的是彭兵。彭兵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彭兵针对文立红的上诉答辩称：文立红转让香蕉种植基地给彭兵有很大差价，所以文立红不存在损失；文立红认为一审没有算房屋水电的转让是错误的，当时是香蕉种植基地整体转让。文立红说从甘应祥处转让基地香蕉是幼苗与事实不符，甘应祥转给文立红时就带有香蕉转让。无效合同应返还签订合同获得的收益，文立红应当同时接收香蕉和土地，文立红没有损失。关于改变土地用途种植香蕉的过错问题，甘应祥种了1年，文立红种4年，其接手后种了5年，期间从无人提出林地的问题，故其没有过错。文立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屏边林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采信证据合法，判决公平公正，理由如下：1.屏边林场于1999年12月27日与屏边县白河乡大水行政村大树塘村民小姐签订了联营造林合同书，合同中明确由屏边林场一次性支付给大水行政村大树塘村民小组80,000租金，大树塘村民小组将所属约500亩土地租赁给屏边林场造林，土地期限为1999年8月1日至2039年7月30日止。2007年7月16日，屏边县人民政府为该地块颁发了《国有山林权证》，权利人为屏边县白河大水村委会大树小组。2.由于屏边林场人少事多，经济困难，难以经营，经县林业局同意，于2010年8月20日以600,000元的价格将土地转租给甘应祥，并在《合同》中明确甘应祥在转租期间不得改变土地用途。3.屏边林场自发现甘应祥改变土地用途后，就及时向其下发了《责令恢复林地用途通知书》，甘应祥将土地转租并没有报经县林业局及屏边林场同意，屏边林场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第三人甘应祥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平、公正应予维持。其于2010年8月20日与屏边林场签订转让合同，后其以原合同将地块转租给文立红。文立红于2015年3月20日与彭兵订立《香蕉基地转让合同》，将该地块转让给彭兵。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香蕉基地转让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文立红与彭兵。本案所诉的是彭兵与文立红之间的合同纠纷，其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与彭兵之间没有任何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彭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终止原、被告2015年3月20日的《香蕉基地转让合同》，被告赔偿原告香蕉基地转让款2,905,968元、违约金300,000元、资金占用费552,133.92元，共计3758101.92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个第三人之间及原、被告之间香蕉基地的转让过程、价格与原告陈述的一致。另查明，合同所涉地块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均为屏边县白河大水村委会大树小组；第三人甘应祥种植香蕉后以2,400,000元转让给被告文立红；被告文立红转让给原告彭兵的费用未明确香蕉款、土地租金等各是多少；原告彭兵将所有转让款作为地租来计算其所要求赔偿的损失；屏边县商品林总场于2017年8月21日更名为屏边苗族自治县国有林场。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被告转让时香蕉数量及价值发表意见：原告认为有58000棵左右，每棵10元，并明确表示不要求甘应祥承担责任；被告认为有59000棵左右，每棵15元；第三人甘应祥认为有58000棵左右，每棵15元。因原、被告对香蕉价值有争议，被告要求对原告的损失进行鉴定。本院在审理原告屏边县国有林场诉被告甘应祥、第三人彭兵、文立红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当事人已达成调解协议，确定于2020年4月30日前将该地块交由原告屏边县国有林场管理使用。庭审结束后对《国有山林权证》质证过程中，原、被告确认原告土地租用期间共24年零4个月，即292个月，原告实际使用时间5年零1个月，共61个月，剩余时间231个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文立红将违法改变林地用途的香蕉基地转让给原告彭兵，双方签订的《香蕉基地转让合同》违反法律的规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被告转让基地时地里有香蕉，且香蕉有价值，原告将所有转让费按地租来算，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予确认。转让时的原物也不存在，鉴定也无意义，被告庭审中要求对损失进行鉴定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无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综合庭审情况，确认转让时香蕉58,500棵，每棵15元，计香蕉总价877,500元；转让价3,480,000元，减去香蕉价后剩余的2,602,500元为土地租金，每个月租金约8,910元；原告损失按每个月土地租金乘以未使用时间，约2,058,000元。本案原告彭兵在签订合同时，未对土地性质进行审查，对签订无效合同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酌情支持其损失1,340,000元。被告文立红认为只应赔偿原告损失500,000元的意见，不予确认。因合同无效，不存在当事人是否违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起诉不实部分相应的诉讼费用应由原告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文立红赔偿原告彭兵基地转让损失人民币1,34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870元，由原告彭兵承担23,070元，被告文立红承担13,8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材料。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屏边县国有林场前身为屏边县商品林总场，2017年8月21日变更为现名，系屏边县林业和草原局下属事业单位。1999年12月27日，屏边县白河乡大水行政村大树塘村小组为甲方，屏边林场为乙方，双方签订《联营造林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所属集体荒地约500亩一次性租给乙方使用，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租金80,000元，租用时间从1999年8月1日至2039年7月31日止。签订合同后，屏边林场在该地块上种植了商品林肉桂。2007年7月16日，屏边县林业局对该片肉桂林地颁发《国有山林权证》，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均为大树塘村小组。2010年8月20日，屏边林场与甘应祥签订《土地转租合同》，将该肉桂林地转租给甘应祥经营，租期自2010年8月20日至2039年6月30日止，租金600,000元已付清。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在转租期间不得改变地用途”。甘应祥经营期间，将肉桂林地改为香蕉种植基地，种植了香蕉，并建设了水、电、路、工棚等基础设施。甘应祥经营约一年后，将该香蕉种植基地转让给文立红，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转让费2,400,000元已付清。2015年3月20日，文立红与彭兵《香蕉基地转让合同》，将该香蕉基地转让给彭兵，转让费3,480,000元已付清。2019年2月19日，屏边县林业局向甘应祥送达《责令恢复林地用途通知书》，认定甘应祥改变该片林地用途，责令其恢复林地用途。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屏边林场于2019年9月11日以甘应祥为被告，彭兵和文立红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终止与甘应祥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并自行清除地内所种植的附着物，限期将土地交由其经营管理。屏边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3民初67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各方自愿达成调解以下协议：1.终止屏边林场与甘应祥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双方不得再以此合同相互主张任何民事权利；2.由甘应祥、彭兵、文立红于2020年4月30日前将屏边林场与甘应祥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约定的地块交由屏边林场管理使用，彭兵于2020年4月30日前自动搬离，逾期遗留在该地块上的物品视为彭兵自动放弃所有权及使用权，地上附着物由屏边林场自行处理。现该地块已移交屏边林场管理使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甘应祥与屏边林场签订《土地转租合同》后，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建设香蕉种植基地，后将该香蕉种植基地转让给文立红，文立红转入该香蕉种植基地经营四年后又转让给彭兵。本案纠纷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彭兵起诉文立红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彭兵与文立红签订的《香蕉基地转让合同》违反法律的规定致使合同无效，并对双方过错责任进行认定，确认转让价3,480,000元减去香蕉价后剩余的2,602,500元为土地租金，每个月租金约8,910元；彭兵损失按每个月土地租金乘以未使用时间，约2,058,000元，认为双方均有过错责任，酌情由文立红承担1,340,000元，彭兵承担718000元。对于上述过错责任认定双方均不服，彭兵上诉请求改判文立红返还其基地转让款2,935,500元，文立红上诉请求改判其支付赔偿金额不高于800,000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双方合同无效和对彭兵损失金额2,058,000元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双方过错责任，文立红从甘应祥手中转入该香蕉种植基地经营并在四年后又转让给彭兵，对于转入，文立红存在未对甘应祥转租土地性质进行审查的过错；对于转出，文立红存在违法转让的过错，彭兵从文立红处转入该基地未对土地性质进行审查也存在审查过失的过错，鉴于本案实际文立红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损失90%过错责任，即2,058,000元×90%=1,852,200元。彭兵承担10%的责任，即2,058,000元×10%=205,800元。故彭兵关于改判文立红返还其基地转让款2,935,500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文立红关于改判其支付赔偿金额不高于800,000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本案系连环租赁关系引发的纠纷，租赁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各合同当事人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彭兵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文立红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双方责任认定有误，导致实体不当，二审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3民初448号民事判决；二、由文立红赔偿彭兵合同无效损失人民币1,852,20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三、驳回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870元，由彭兵承担21953元，文立红承担149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284元，由彭兵承担14549元，文立红承担157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正平审判员  李云辉审判员  甘 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