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红周，男，1997年7月27日生，哈尼族，农民，住红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忠寿，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州分公司。住所地：蒙自市银河路86号。负责人：王漾海，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梅，云南兴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胡红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红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忠寿，被上诉人中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红周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在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150000元的车损险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但上述规定中并无与判决结果相符的法律依据。二、事实认定不当。一审提到“上诉人胡红周自认碎石是拉给在么索村一个干公路的搅拌站，并非自用”的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上诉人在石场拉石料到自家亲戚使用，本身在农村亲戚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人之常情，与营运获利有着天壤之别，上诉人有自卸货车帮帮忙不但不违法，反而促进亲戚邻里的团结和谐关系，另外，上诉人系本分农村人，购买保险除了交钱外对其他内容一无所知，被上诉人的销售人员也没有通俗易懂地向上诉人解释会出现的基本情形，被上诉人一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不承担相关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查明相关事实，由被上诉人在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150000元的车损险赔偿责任。中保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改变车辆性质，由自用车辆改为营运车辆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事故发生时是拉运砂石到搅拌站途中发生的，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是“在石场拉石料到自家亲戚使用”，其陈述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就上诉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这一事实提供了《过磅单》，送货单位写着“胡红周”三个字。如果上诉人仅是邻里间帮忙，过磅单应该写的是用货人的姓名，而不可能是帮助拉运货物的人的姓名。只有上诉人车辆是用于营运，过磅单系结算运费依据，才能解释《过磅单》上为何有上诉人“胡红周”的签名。二、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免责是强制性而非任意性规范，保险公司是否已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不影响免责条款的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应认定为《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为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任意性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九条（五）项合同条款约定与《保险法》中保险人免责的规定一致。胡红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1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7日，原告在被告处投有云Ｇ×××××号陕汽牌自卸货车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50000元整。2019年3月7日原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单方肇事，被告出险确定车辆已完全报废且无法修复，原告找被告理赔，被告于2019年6月26日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向原告下达拒赔／拒付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中保公司承认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胡红周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告向被告申请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被告接受了原告的投保申请并出具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明确原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150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交付了保险费，被告也应按承保险种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在保险期内，原告投保的云Ｇ×××××号陕汽牌自卸货车因单方肇事受损，经被告定损，确认该车修复需195880元、残值作价为9094.5元，被告应对原告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云Ｇ×××××号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货车，保险单上也载明是非营业货车，而肇事时，该车正从红河县阿扎河乡为玛村运输碎石到，原告自认碎石是拉给“在么索村一个干公路的搅拌站”，并非自用。因此，原告肇事时的行为属营运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都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项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现原告将云Ｇ×××××号车用以营运，并未按法律规定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使用性质变更登记手续，也未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通知被告使用性质发生变更。因此，云Ｇ×××××号车发生保险事故后，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机动车损失保险150000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红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原告胡红周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车辆投保时，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分为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营运车辆的保费与非营运车辆的保费并不相同，相较于非营运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这既是社会常识也是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预估，车辆的危险程度与保险费是对价关系，非营运车辆的风险小，支付的保费低；营运车辆风险大，支付的保费高。以非营运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投保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而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营运造成的事故损失，显失公平。本案中，涉案的云Ｇ×××××号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货车，保险单上载明的也是非营业货车。肇事时，上诉人陈述该车是从红河县阿扎河乡为玛村运输碎石到，上诉人自认碎石是拉给“在么索村一个干公路的搅拌站，不是自用”，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肇事时的行为属营运性质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上诉认为其是帮亲戚拉石料，并非营运获利，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胡红周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应当及时通知被上诉人中保公司，因其未履行通知义务，使被上诉人中保公司不能行使合法的解除合同权利或者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而且该通知义务属法定义务，被上诉人中保公司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法定免责事由对上诉人的车辆损失不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故上诉人胡红周要求被上诉人中保公司在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150000元的车损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胡红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胡红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李思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