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4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晓锋，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南宇，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晓莺，女，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沈晓锋因与被上诉人邵晓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陈剑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晓锋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及邵晓莺系朋友关系，2018年12月28日及2019年5月29日，沈晓锋分别通过支付宝及银行转账方式向邵晓莺转账1万元及5万元，其中5万元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上备注了款项性质为“借款”。根据这一事实，及沈晓锋与邵晓莺系朋友关系的背景情况，以及沈晓锋款项交付前邵晓莺聊天记录，足以说明款项性质为借款，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2、一审判决相关认定不符合常理、不符司法实践。(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都已明确款项交付前后双方系朋友关系，且关系良好。按照常理，朋友间小额借贷，碍于朋友情面，不约定利息及借款期限才符合常理。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朋友间民间借贷纠纷中也存在大量的无借条、无利息借期约定的案件。借款利率、借款期限是否进行约定，不应当成为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认定标准。(2）沈晓锋回复内容，完全可以理解为邵晓莺经济困难且投资回款不顺利的情况下，沈晓锋向其出借款项以缓解其经济压力，作为朋友尽力为其提供帮助。3、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逻辑，足以认定邵晓莺默认借贷关系成立。如前所述，2018年12月28日及2019年5月29日，沈晓锋分别通过支付宝及银行转账方式向邵晓莺转账1万元及5万元，其中在5万元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上备注了款项性质为“借款”，并且在2019年8月8日、8月24日通过微信向邵晓莺催讨借款。而邵晓莺在收到款项后、看到转账凭证上备注的款项性质后，以及收到沈晓锋催讨借款的微信后，从未有过否认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的回复。4、邵晓莺主张涉案款项是“补偿款或投资款回款”，但沈晓锋从未与其就此迖成过合意，沈晓锋从前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所谓“投资款回款”的支付义务人，除借贷关系外，沈晓锋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向邵晓莺支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在邵晓莺进行刑事控告之前，其从未向沈晓锋提出过所谓“支付补偿款或投资回款”的要求，其在本案中首次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其当庭陈述“应当就是补偿款或者投资回款”。必须强调的是，邵晓莺此前收取的“投资收益”、“合伙份额回购款”都是由基金公司或合伙份额回购人直接向邵晓莺支付的，沈晓锋从未代为转交过这些款项。邵晓莺在与基金公司、合伙份额回购人签订的相关合同中其有权另行主张权利，但没有任何依据会导致沈晓锋承担责任，沈晓锋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外，没有任何事实或法律理由应当向邵晓莺支付任何款项。并且，从本案事实及现有证据来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是本案涉款项唯一合理的性质解释。 被上诉人邵晓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 沈晓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邵晓莺偿还沈晓锋借款1万元，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邵晓莺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沈晓锋原系基金理财等相关投资行业的业务员。邵晓莺经沈晓锋推介，于2018年2月5日申购了一款名为“艾募杰飞翔优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理财产品，净认购/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认购/申购费用为人民币1万元整。2018年8月13日，邵晓莺通过微信向沈晓锋询问该基金的回款情况，沈晓锋回复称：“我昨天刚刚问过催过他们，有可能最快是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左右，月底之前肯定是能回来”。2018年8月16日，邵晓莺再次通过微信向沈晓锋询问该基金第一期回款金额，沈晓锋回复：“大概百分之40左右”。后该款未如期到账，邵晓莺多次向沈晓锋询问回款情况。2018年12月27日，邵晓莺再次询问沈晓锋，沈晓锋回复：“还在等回款，监管户里还有450万没有分配”；邵晓莺表示：“这几天急用钱你可以先打我点吗”；沈晓锋回复：“我要元旦以后”；邵晓莺问：“几号”；沈晓锋回复：“看人家几号能给我回款，你要多少？”邵晓莺告知：“5万”，沈晓锋称：“我到了就和你说”，邵晓莺称：“好尽快”。次日，沈晓锋通过支付宝向邵晓莺转账1万元，摘要为“转账”。后经协商，在沈晓锋的协助下，邵晓莺与案外人签订基金回购协议，将其持有的案涉基金的全部份额转让给案外人。但协议签订后，邵晓莺未如期收到回购款。邵晓莺遂一再通过沈晓锋催要该回购款。2019年5月28日，邵晓莺在微信上询问沈晓锋：“你能转我5万元吗我有急用”；沈晓锋回复：“明天可以吗”；邵晓莺回复：“可以”。次日，沈晓锋通过银行转账向邵晓莺交付5万元，摘要为“借款”，并将网银转账回单截图发送给邵晓莺[沈晓锋已就该款另案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浙0106民初8344号。]。随后，邵晓莺表示“收到”，并追问：“其余的什么时候可以到呢”，沈晓锋对此未予回复。其后，邵晓莺仍持续向沈晓锋催问回款情况，沈晓锋表示会“继续推进”。2018年8月8日，双方因回款问题产生争执。邵晓莺在微信聊天中称：“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这个道理总懂的吧！”沈晓锋回复：“这钱不是到我口袋的，但是从我口袋到你口袋有6万呢。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用钱交代了，对方打了10万不是钱啊。对方没钱回购，我在协调，话没给你交代？没有给你联系对方？”2019年8月23日，邵晓莺向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经侦大队报案，控告其被沈晓锋诈骗。沈晓锋于2019年8月24日通过微信向邵晓莺发送：“请把我借你的6万元，在2019年8月25日之前归还！”的内容，邵晓莺未予回复。沈晓锋遂于2019年9月10日就其向邵晓莺支付的上述1万元和5万元款项诉至该法院，形成本案及（2019）浙0106民初8344号案件。诉讼过程中，邵晓莺称其仅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2月各收到基金收益11.9万元和4万余元；在与第三人签订回购协议后，收到回购款20万元。故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6万元，系沈晓锋作为失职销售人员支付给邵晓莺的补偿款或投资款回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沈晓锋、邵晓莺之间是否存在本金为1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该法院认为，首先，借贷为双务法律行为，借贷双方应对借款形成借贷的合意。本案中，在沈晓锋交付款项前后，双方未对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要素进行过协商，此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邵晓莺在案涉1万元款项交付前后均在向沈晓锋催要投资款回款，在此前提下，邵晓莺在收款前“这几天急用钱你可以先打我点吗”、“你能转我5万元吗我有急用”等表述不能视为向沈晓锋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沈晓锋在2019年8月8日和2019年8月24日向邵晓莺催要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6万元系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其次，从沈晓锋对邵晓莺“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这个道理总懂的吧！”的回复“这钱不是到我口袋的，但是从我口袋到你口袋有6万呢。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用钱交代了的……”来看，应视为沈晓锋认可该款性质并不是借款。最后，如案涉款项确为借款的话，在邵晓莺一直向沈晓锋催要投资款回款的情况下，沈晓锋理应在款项交付时与邵晓莺订立书面合同或借据等债权凭证，或在款项交付前后，特别是邵晓莺作出“其余的什么时候可以到呢”的询问时，明确告知邵晓莺案涉款项性质，以作为将来确定款项性质、排除与投资款回款相关的主要证据。故将转款性质为借贷这一特定性法律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沈晓锋更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沈晓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18年12月28日向邵晓莺转账交付的1万元为借款，对其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邵晓莺归还该款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晓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诉讼财产保全费120元，共计145元，由沈晓锋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沈晓锋于2018年12月28日通过支付宝向邵晓莺转账1万元的事实清楚。现沈晓锋主张该款项系借款而要求邵晓莺返还，而邵晓莺该主张该款项系补偿款或投资款回款，对此本院认为，沈晓锋于案涉款项交付当时并未明确款项性质，沈晓锋与邵晓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未显示邵晓莺同意还款的明确意思表示，同时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与基金投资相关而发生的事实、邵晓莺的抗辩事由亦有一定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为沈晓锋未能完成其自身关于双方系民间借贷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而未予支持沈晓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沈晓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晓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