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1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寇桂枝，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理人：党秀丽，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系寇桂枝的女儿。再审申请书载明现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理人：党益群，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再审申请书载明现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党纲，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一审原告：党振国，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现已去世）。法定代理人：党秀丽，系党振国的女儿。再审申请人寇桂枝因与被申请人党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粤民申73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党振国、寇桂枝向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1.确认党振国、寇桂枝与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党纲向党振国、寇桂枝返还坐落于广州市××××901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价值约6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党纲承担。事实与理由：党振国、寇桂枝与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赠与合同》，将涉案房屋赠与党纲，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以下简称南方公证处）为该《赠与合同》出具了编号为（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书》）；党纲持该《公证书》于2013年4月12日办理了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将该房屋登记至其名下。作为党振国、寇桂枝法定代理人的长子长女党益群、党秀丽却对此始终不知情，直至2017年10月下旬，由于党纲为借高利贷将涉案房屋抵押给贷款公司，并因拖欠巨额债务被贷款公司在该房屋门前张贴欠款催收通知书，党益群、党秀丽方才知晓。党秀丽认为：首先，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的《赠与合同》依法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南方公证处在为该《赠与合同》办理公证时，未对赠与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必要审查，公证程序违法，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南方公证处对寇桂枝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错误。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住院，次日（即《赠与合同》签订之日后14天）即被医院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有入院检查病历为证。而党振国的病历也记载了党振国在签订《赠与合同》之前已经有“近时记忆力下降明显，对刚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随即就忘，有时不认得家人”、“有时自言自语，表达及理解能力下降”等症状；2012年头颅MR检查结果记载：“左侧额、枕叶脑梗塞、左侧颈内动脉狭窄、左侧顶叶脑梗塞、脑桥右侧软化灶、脑白质疏松、脑萎缩”、“于2013年4月送入我院养老，曾在我院诊断为痴呆”，可见党振国也不能被认定签订《赠与合同》之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党振国、寇桂枝的邻居出具的《关于党振国、寇桂枝患病情况的证明》也证明在党振国、寇桂枝2013年4月住院前难以被认定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南方公证处并未审慎审查赠与人的行为能力，在寇桂枝已经具有多种行为异常的情况下，在其所作的《公证书》中仍表述“经查，申请人各方在订立上述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显属认定错误。其次，南方公证处公证程序错误，党秀丽通过查看公证录像，发现该录像没有将党振国、寇桂枝在《赠与合同》上签字、按指印的关键环节予以录制，无法证明该合同上的签名是否属实。最后，南方公证处没有告知两位80多岁高龄老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涉案房屋长期由党振国的养女党小丽（党振国兄长之女，由于年幼时父亲病故，由党振国抚养成人）居住，党小丽无其他房屋可住。而南方公证处在办理公证时，未将房屋的使用情况予以查明，也未将党小丽在该房屋被赠与后将无权继续居住的后果向党振国、寇桂枝告知、解释。综上，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南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不具有公证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首先解决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对于党振国、寇桂枝于本案起诉时均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各当事人无异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分别作出（2019）粤0104民特29号、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党振国、寇桂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党益群、党秀丽、党益军(系党纲父亲)为党振国、寇桂枝的共同监护人。随后，党秀丽作为党振国、寇桂枝共同监护人之一，代理党振国、寇桂枝于2019年７月2日提起本次诉讼，事后监护人党益群书面同意，但监护人党益军反对起诉。对于共同监护人能否单独代理诉讼的问题，党秀丽认为部分监护人可以单独行使代理权；党益军提出如果准许的话，其是否也可以单独代理党振国、寇桂枝申请撤诉，或者另案提起确认赠与有效的对立诉讼。结合双方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为了防止滥用监护权，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权益出现重大事宜时，有数个监护人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进行严格审查。本案中，诉争标的价值数百万元，利益巨大且明显涉及到数个监护人自身内部利益，应先自行通过全部监护人内部讨论解决，一致行使代理权。综上，本案出现数人为同一法定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情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因党益军反对起诉，党益群、党秀丽的单独起诉行为不具备监护效力，故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起诉。至于党振国于2019年7月24日去世后是否需要追加其继承人等问题，属于后续程序审理问题，不先予审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粤0112民初9418号民事裁定：驳回党振国、寇桂枝的起诉。寇桂枝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共同代理”属于第七章第二节“委托代理”的规定，而监护人的代理属于法定代理而非委托代理。因此，对于监护人如何行使法定代理权的问题，不能依据“委托代理”方面的法律规定；且该法条释义强调“共同代理，应当由被代理人授权”，可见，被监护人存在多个监护人的情形下，并非属于“共同代理”；（二）一审裁定设定的监护人行使代理权的前置条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并未规定全部监护人协商一致方可代理被监护人诉讼，因此，在法律没有禁止部分监护人可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的情况下，部分监护人有权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三）一审裁定设定的监护人行使代理权的前置条件将导致被监护人的权利无法获得救济。党秀丽作为寇桂枝的监护人发现涉案房屋被过户到党纲名下后，曾投诉办理赠与公证的南方公证处相关公证人员，该公证处曾出面组织三名监护人及党纲进行多次协商，但无法达成解决方案。因此，如按照一审法院设定的前置条件，三名监护人必须达成一致方可提出诉讼，意味着即使这一赠与行为确实侵害到寇桂枝利益的，寇桂枝的权益也将无法获得法律救济，这显然违背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宗旨。（四）一审裁定设定的监护人行使代理权的前置条件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剥夺了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故一审裁定所设置的前置条件，实质上是剥夺了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为此，寇桂枝监护人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即使作为党纲父亲亦是监护人之一的党益军提出撤诉申请，亦可合并审理。二审法院认为，党振国、寇桂枝均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2019）粤0104民特29号、30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党振国、寇桂枝的共同监护人是党益群、党秀丽、党益军三人。现党秀丽于2019年7月2日代理党振国、寇桂枝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党益群对此书面表示同意，但因党益军对此表示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因党益群、党秀丽、党益军作为党振国、寇桂枝的共同监护人，对于是否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党秀丽、党益群的单独起诉行为不具备监护效力，并据此驳回党振国、寇桂枝的起诉并无不当。因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对于党振国于2019年7月24日去世后是否需要追加其继承人等问题，属于后续程序审理的问题，可不先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寇桂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寇桂枝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二审法院将本案基于监护的法定代理与基于委托而设立的委托代理相混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章节上看，一、二审裁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共同代理”属于第七章第二节“委托代理”项下的规定，而本案涉及的是法定代理而非委托代理，故关于监护人如何行使法定代理的问题不应当适用关于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其次，如果将“监护”这一法定代理适用共同代理的有关法律规定，将会导致法律规定的相互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当存在多个监护人时，可由其中一人代理即可。按照一、二审法院的观点，多个监护人的代理属于共同代理，而“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人民法院就应当指定所有监护人代为诉讼，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相矛盾。据此，一、二审裁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剥夺党益群、党秀丽作为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本案依法应当再审。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在被监护人存在多个共同监护人的情况下，部分监护人能否基于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代理被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可见此种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限是基于法律规定的身份而产生，不同于被代理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委托代理。本案中，党益群、党秀丽作为党振国、寇桂枝的法定监护人，认为党振国、寇桂枝在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将自己名下的涉案房屋赠与党纲，会损害到党振国、寇桂枝的合法权益，而代理党振国、寇桂枝起诉本案请求确认涉案《赠与合同》无效的同时要求党纲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党振国、寇桂枝，该起诉行为是党益群、党秀丽作为法定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党振国、寇桂枝的财产处分，基于法定监护人应当妥善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合法财产的监护职责和尽到善良管理人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为实现和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代理形式。因此，党益群、党秀丽代理党振国、寇桂枝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争议是共同监护问题，故一、二审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委托代理中的共同代理方面的法律规定裁定驳回本案起诉、上诉，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一审裁定驳回党振国、寇桂枝的起诉以及二审裁定予以维持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寇桂枝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418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史尊奎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