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5行初55号 原告周青，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钱文军，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下城区,系原告周青之妻。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麒麟街11号。 法定代表人郑学龙，局长。 应诉负责人沈广财，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边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志新，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东新派出所工作人员。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委托代理人卢吴越，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汪禹光，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青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向两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钱文军，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副局长沈广财及委托代理人边飞、高志新，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吴越、汪禹光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3月23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2019年6月5日作出杭下公（东）行罚决字[2019]510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周青违法经历为2014年4月5日，因非正常上访被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行政拘留七日。周青于2018年2月以来曾因房屋拆迁问题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被告知向杭州市下城区有关部门反映。后该周青不满，为制造影响，不听劝阻，违反《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又于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以及2019年6月4日多次前往国家信访局以房屋拆迁等问题登记信访，属于寻衅滋事行为。2019年6月4日21时58分，该周青被民警传唤至东新派出所办案区。经查，该周青实施多次寻衅滋事行为，属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周青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下府复〔2019〕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处罚决定书》。 原告周青诉称，原告周青于2019年6月4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后乘坐高铁返杭，21时30分，在杭州火车东站，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东新派出所民警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强行将原告带至东新派出所，后办案民警出示了传唤证，但又在办案处被办案民警强行收回。2019年6月5日21时许，被宣告行政拘留10天。原告认为：一、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办案程序。原告从来没有拒绝签名，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传唤证上拒绝签名，更加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违反办案程序。二、原告周青根本没有寻衅滋事的行为，处罚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的依据。信访是《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权，信访行为受宪法的保护。原告周青到国家信访局登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在信访过程中，没有违反信访条例，也就是没有寻衅滋事的行为。两被告的事实认定没有依据。周青根据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自助服务终端国家信访登记的内容与两被告所称的信访事项处理的终结意见无关，该证据证明原告周青依法信访。西城公安分局作出的（2019）第126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称原告被查获立案移交的信息不存在，那更加证明原告在国家信访局依法信访。公安部作出的2019年（答）169号《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称未制作或获取原告周青在国家信访局寻衅滋事行为。所以，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没提供原告周青寻衅滋事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只凭报案人片面之词来立案是违法的。三、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周青发生在北京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享有行政治安管理权。原告周青在国家信访局依法信访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原告如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由北京公安查获立案并处罚，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依法不享有北京治安管理权。西文社区工作人员如认为原告多次以同一理由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有寻衅滋事嫌疑，应该至北京公安机关报案。四、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引用法律错误。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周青行政拘留十日行政处罚，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但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确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撤销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 原告周青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被处罚。 2.《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情况。 3.邮寄凭证，证明原告起诉在合法期限内。 4.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自助服务终端（2019年5月27日）； 5.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自助服务终端（2019年5月28日）； 6.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自助服务终端（2019年6月4日），证据4-6证明原告依法信访。 7.2019年（答）169号《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无依据。 8.西城公安分局（2019）第126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国家信访局没有寻衅滋事行为。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辩称，2019年6月4日9时许，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东新街道办事处西文社区工作人员报案，称家住杭州市下城区的周青（本案原告）多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有寻衅滋事嫌疑。东新派出所当日受理案件，传唤原告到案，经询问原告、收集有关证据后，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6月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以寻衅滋事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并于当日投送杭州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一、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认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经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查证，原告房屋拆迁的信访事项于2011年12月30日经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小组处理终结，并明确告知申请人该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原告曾于2018年2月因房屋拆迁问题到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已告知其返回当地解决。原告不听劝阻，为制造影响，又分别于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及6月4日多次前往国家信访局就该房屋拆迁问题越级信访。上述事实由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东新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书证、原告携带的信访材料等证据证明。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认为，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复查小组已对原告信访事项处理终结，并明确告知其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继续信访。原告虽然陈述，5月27日、5月28日和6月4日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信访事项为不同诉求，但实质为原告对东新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同一诉求。原告在明知国家信访局告知其返回当地处置，为制造影响，不听劝阻，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多次至国家信访局登记缠访，扰乱社会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情形，且属于违法情节较重。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据此对原告作出处罚。二、关于原告提出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其发生在北京的违法行为，不享有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行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该条第二款规定“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本案中，原告户籍地为杭州市下城区，属于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管辖区域，且原告案发后已返回杭州，由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管辖更为适宜，故依法享有管辖权。三、关于原告提出被东新派出所强行带回，在民警提供传唤证后又强行收回，违反办案程序的问题。经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核实，2019年6月4日，东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及时受理案件，并于当日在杭州火车东站查获原告。经出示传唤证后，于当日21时58分将其传唤至东新派出所，在进入派出所办案区时将其个人物品代为保管。6月5日晚，原告被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行政处罚后离开东新派出所办案区时拒绝在传唤证离开时间处签字，也未取回传唤证，并不存在强行收回传唤证。综上所述，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裁量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证明受理案件的时间及事实。 2.受案回执，证明受案已通知报案人。 3.传唤审批表，证明传唤经合法审批。 4.传唤证及传唤通知家属说明，证明原告询问查证到达、离开时间及已通知家属。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复核告知，证明行政处罚告知及复核情况。 6.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行政处罚经负责人审批。 7.《处罚决定书》，证明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及送达时间。 8.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时间。 9.执行回执，证明杭州市拘留所对原告执行拘留。 10.拘留通知家属情况，证明行政拘留通知原告家属。 11.周青询问笔录； 12.王华英询问笔录； 13.接受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证据11-13证明原告就同一事实向国家信访局多次越级信访。 14.证据保全审批表，证明证据保全经合法审批。 15.证据保全决定书及清单、检查笔录，证明证据保全程序合法。 16.发还清单，证明相关书证已发还原告。 17.书证，证明原告越级信访时携带材料。 18.下城区信访局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信访事项被有关部门终结。 19.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证明保障原告合法权利。 20.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3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前科情况。 21.情况说明，证明对原告送达传唤证时有关情况。 22.个人信息，证明原告及案涉人员身份。 23.到案经过，证明原告到案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 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辩称，一、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查明以下事实：原告周青曾于2018年2月因房屋拆迁问题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劝导其返回当地寻求解决。原告不听劝导，于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及6月4日前往国家信访局就房屋拆迁问题再次登记信访。2019年6月4日9时许，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下属东新派出所接到西文社区工作人员报案，称原告多次因同一理由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有寻衅滋事嫌疑。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当日受理案件。经询问原告、报案人，并开展有关调查取证工作。2019年6月5日，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原告不服，提起了行政复议。另查明，关于原告房屋拆迁的信访事项，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小组已于2011年12月30日处理终结，明确告知原告其信访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下城区人民政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案件具有管理职责和权限。原告房屋拆迁的信访事项已经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小组处理终结，明确地告知原告该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且原告在2018年2月因房屋拆迁问题到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时，国家信访局劝导其返回当地解决。原告不听劝阻，又分三次前往国家信访局就房屋拆迁问题登记信访，构成违法情节较重的寻衅滋事行为。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在行政程序方面，2019年6月4日，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接到西文社区工作人员报案后，于当日受理案件，在依法履行了询问、处罚前告知、复核等职责后，于2019年6月5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当日直接送达原告，上述行政程序合法。二、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周青于2019年7月8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7月11日，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下府复〔2019〕2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复议各方当事人。因案情复杂，下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予以送达。经审查，下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上述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综上，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行政复议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 2.复议申请书等相关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3.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明行政复议过程中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进行答复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凭证等程序性材料，证明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经庭审质证，各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证据1、2有异议，认为无权立案；对证据3有异议；对证据4，表示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给原告看了下传唤证，然后就拿走了，还说原告拒绝签字，与事实不符，对传唤通知家属，认为可能传唤的时候未通知，决定拘留才通知；对证据5有异议，表示告知笔录上的时间系根据公安机关提供时间确定，原告当时关在里面没有时间概念，复核告知也有异议，原告系正常上访；对证据6，表示行政处罚审批表上载明的原告现住址为东新路××号系错误地址；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依据治安处罚法，却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且上面载明的原告为“制造影响”、“不听劝阻”等均与事实不符，原告依法上访，不属于寻衅滋事；对证据8，表示和之前一样，上面的时间“21.41”系根据公安机关提供时间确定，原告并不清楚确切时间，应该要以公安机关当时现场的录音、录像设备核对为准；对证据9、10无异议；对证据11有异议，表示原告依法上访，反映的是不同的问题，并非寻衅滋事，即便涉嫌寻衅滋事，也应该由北京公安机关处理；对证据12有异议，表示王华英无报案权利，即便报案也应该至北京公安机关报案；对证据13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明；对证据14、15有异议，原告不知晓证据保全情况，对检查笔录有异议，见证人原告不认识，被告也未告知检查的原因，未提供检查录像；对证据16，表示里面的申诉书无异议，证明原告合法上访，与寻衅滋事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7有异议，表示该信访复核意见书载明的内容错误，如签订协议在前，而评估在后，原告反映的问题一直被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推诿，未解决，原告一直反映信访终结存在问题，并非寻衅滋事，后原告于2019年9月5日签订了协议书，但本案的处罚事实以法院认定为准；对证据18-23，认为相应行政机关的答复互相冲突，没有处理意见，原告无奈至北京上访。 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对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复议机关维护下级部门利益，对复议决定不服。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4-6，认为本案审查的是周青越级向国家信访局信访的事实扰乱了治安管理的行为，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向公安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描述为因为房屋拆迁引发的多种信访事项登记是否属于寻衅滋事的行为，该申请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对证据8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是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周青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对周青在北京的违法事实受理过案件，当然没有相关的政府信息。 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无异议，认为案涉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具有事实依据；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周青依法信访，认为系违法信访；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住所地的公安机关，具有相应的处罚权；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本案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有对原告查处的权限，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未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故答复没有查询到相应的材料，但不能证明原告不存在违法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5日，周青至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反映其要求补偿房屋拆迁造成的经营损失及赔偿强拆时房屋内物品损失，国家信访局登记载明系重件，该局劝导其返回当地解决。2018年12月4日，周青就同一事项至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以及2019年6月4日，周青就上述同一事项前往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2019年6月4日9时，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所属东新派出所接到西文社区工作人员报案，称家住杭州市下城区的周青多次因同一理由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有寻衅滋事嫌疑。被告所属东新派出所遂于当日受案，于当日作出《传唤证》，传唤周青至该派出所接受询问。被告于2019年6月4日至6月5日对周青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证据保全决定书对其随身携带的信访申诉材料进行扣押。在查明周青于2018年2月以来曾因上述房屋拆迁问题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被告知向杭州市下城区有关部门反映，后不听劝导于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以及2019年6月4日前往国家信访局就同一事项登记信访的事实后，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2019年6月5日将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周青，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周青提出其为正常上访，国家信访局从未告知不能上访的陈述、申辩意见。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复核，认定原行政处罚告知处罚裁量意见，决定对周青行政拘留十日，于同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其家属；于当日将周青投送杭州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周青不服《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7月7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下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8日收到，于2019年7月11日受理复议申请，于2019年9月4日决定延期至2019年10月6日前作出复议决定。2019年9月26日，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处罚决定书》并向周青和市公安局下城分局送达，周青于2019年10月10日收到《复议决定书》。 另查明，2009年1月22日，周青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要求确认杭州市城市管理局于2008年11月11日对其房屋强制拆迁的行为违法。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10日作出（2009）杭下行受初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不予受理周青的起诉。周青不服，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9年4月17日作出（2009）浙杭行受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书》，以强制拆除行为系事实行为，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为由，驳回了周青的上诉。2011年12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小组作出杭政信核〔2011〕033号《周青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主要复核决定为：一、杭州市重机厂（一期）地块项目涉及周青户东新路××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等问题，应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签订的《农居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56号）约定的条款执行。二、对周青户东新路××号房屋实施的“保护性搬迁”行为，周青如不服可通过有关法律途径处理。上述复核意见为该信访事项处理的终结意见。 再查明，周青于庭审中确认其于2019年9月5日就房屋问题与属地签订和解协议书，但未包括案涉行政处罚问题。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为原告周青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原告周青认为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无管辖权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原告周青于2018年2月以来曾因房屋拆迁问题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被告知向杭州市下城区有关部门反映。但原告周青仍于2019年5月27日、5月28日以及2019年6月4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据此，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认定原告周青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对原告周青关于调取其在东新派出所期间的全部录音录像材料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周青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了陈述和申辩权，并对原告周青提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进行复核，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行政复议方面，被告下城区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作出《复议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复议决定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翁培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