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7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银海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路东2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5889060216。法定代表人：李江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重庆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节建，男，1980年6月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红，女，1983年8月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斌，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某，男，2010年7月2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法定代理人：龚正江，男。1972年10月29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法定代理人：蒲春英，女，197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正江，男，1972年10月29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蒲春英，197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某1，男，2010年12月29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法定代理人：龚节飞，男，1984年10月16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法定代理人：付春，女，1991年12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节飞，男，1984年10月16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春，女，1991年12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上诉人重庆市银海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节建、文红、龚某、龚正江、蒲春英、龚某1、龚节飞、付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4民初4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6月9日对上诉人银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被上诉人龚节建及龚节建、文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海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114民初450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项判决，并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为:槽田煤矿于2015年8月30日停产，于2016年4月18日由政府出台文件进行关闭，于2016年5月23日由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到现场封闭进口。在2016年5月28日陈绍伟在该矿区看见有小孩玩耍时还进行过劝阻，并且还给照看孩子的大人当面告知，要求其照管其小孩不要让他们到矿区去逗留、玩耍。更有甚者，银海公司自从2016年4月18日由政府出台文件进行关闭之后，其矿区等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人均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银海公司。对于龚俊豪在2016年6月10日与龚某、龚某1等4人去银海公司原矿区玩耍并出事故，本与银海公司无关，进而产生本案诉讼。二、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在其“经审理查明”一段中，“2016年6月10日，龚节建、文红之子与龚某1、龚某等人到槽田煤矿玩耍”，这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因为在该事实中到底是多少人一起去玩耍没有查清楚，就在龚节建、文红的《民事起诉状》中都罗列了还有一个人“龚松江”，作为一审法院都未对此作出任何认定。同时，2016年6月10日的时候，龚节建、文红之子与龚某1、龚某等人去玩耍的地方已经不再是槽田煤矿了，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槽田原煤矿而已。显然，这是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甚至错误的表现。2.一审法院在接下来对关于龚俊豪等人进入煤矿厂区玩耍的过程中其厂区无人值守作为查明事实进行“查明”叙述，这有失公允。其实在2016年6月10日的时候该矿区已经不再是槽田煤矿了，一是不需要人去值守，二是银海公司有证据证明就在前几天有人明确告知了原槽田煤矿周边的居民“不要让小孩去被封闭的原煤矿区域玩耍”。因此，一审法院的这一主观“查明”，实为又是一个事实不清的表现，同时对银海公司有人明确对周边居民作出过告知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认定，这也是错误的。3.在一审经审理查明一段中，一审法院认定了“龚节建、文红之子与龚某等人去玩耍时，几个人顺着生产区内的道路走到洗澡房，并顺楼梯上到楼顶，龚俊豪在楼顶玩耍时踩到斜放在楼顶边沿的一块木板，不慎从房顶掉落至地面而受伤”，这不但是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而且还是对本案事实认定的错误。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内容，是以本案一审时的第三人的法定代理人的陈述为依据，这更是错误的。因为，作为一审中的第三人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而且还经过转述，故可信度不高，更不能作为事实来认定。总之，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并且还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4.龚节建、文红在一审中提出的主张所依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本案存在错误。针对本案，一审法院首先对其事实认定不清，且存在错误，故对其民事赔偿责任承担的归责也就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作为一审法院以亡者为重，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概念，故对银海公司没有过错的陈述与辩解意见根本没有理会，这是错误的。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将一审中第三人的转述意见作为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根据举证原则，龚节建、文红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否则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银海公司在此次事件中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银海公司不应当对本案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即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责任比例划分错误。因为，在2016年6月10日的时候该矿区已经不再是银海公司槽田煤矿的矿区了，同时，银海公司有证据证明在事发前几天就有人明确告知了原槽田煤矿周边的居民“不要让小孩去被封闭的原煤矿区域玩耍”。因此，银海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可是，在一审中，第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应担责，且该部分责任是由龚节建、文红承担，故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责任比例划分存在严重错误。银海公司在本案中本不存在过错，存在过错的主体恰恰是本案的龚节建、文红及一审漏列的即还未纳入诉讼主体的人，然而，一审法院却认定银海公司对一审原告之子的死亡负主要责任。这是完全错误的，最大限度也只是一个公平合理原则下的一点责任。由于龚节建、文红向银海公司提出了主张，因此，银海公司对龚节建、文红主张的赔偿费用的构成情况作了分析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首先，龚节建、文红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其次，事发当天在一起的所有人均不排除是担责主体，在本案中是不能完全排除的;第三，龚节建、文红所主张的损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责任主体的确定进行有针对性的主张;最后，银海公司对其费用的主张是否合理作如下意见:即一审对部分费用的认定存在太大的随意性，特别是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与支持，其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具备，且对该项费用不划分比例的做法更是于法无据。总之，龚节建、文红在一审中提出的主张所依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本案存在严重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且存在错误，龚节建、文红的主张所依证据又不足，故银海公司谨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的第一项判决为盼。龚节健、文红辩称，一、银海公司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政府要求关闭不等于产权发生变化，龚某、龚某1等人去玩耍出事与银海公司有直接关系，银海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二、有多少小孩去事发地玩耍不影响银海公司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注意义务；槽田煤矿不具有法人资格，银海公司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银海公司担责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三、龚节健、文红之子如何进入事发区域，龚节健、文红没有发现，更加表明银海公司对辖区的管理没有尽到义务。四、龚节健、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正确。综上，建议二审维持原判，驳回银海公司的上诉请求。龚节飞、付春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节健、文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银海公司赔偿龚节健、文红各项损失费用共计280030.23元（其中：医疗费31262.73元、护理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6元、营养费2000元、交通费1000、死亡赔偿金210100元、丧葬费30271.5元及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开支5000元）的70%即196021.16元；赔偿龚节健、文红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赔偿龚节健、文红246021.16元。2.由银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银海公司下设的位于黔江区邻鄂镇五马等的槽田煤矿（无独立法人资格）于2015年8月30日停产，在区政府出台关闭煤矿的文件后于2016年4月18日正式关闭，于2016年5月23日被炸掉矿井口并予以封闭，至此全面关停。自2015年8月30日停产后，煤矿安排刘子书一人看管厂区。2016年6月10日，龚俊豪与第三人龚某1、龚某等人到槽田煤矿玩耍，几人顺着生产区内的道路走到洗澡房，并从洗澡房的楼梯上到楼顶，龚俊豪在楼顶玩耍时踩到斜放在楼顶边沿的一块木板，不慎从房顶掉落至地而受伤。龚俊豪受伤后当即被送往黔江民族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入院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伤：（1）广泛脑挫裂伤并脑内血肿形成；（2）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3）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右侧颞部、枕顶部颅骨骨折；（5）额顶头皮血肿。2.胸部闭合性损伤：肺挫伤。3.腹部闭合性损伤？”。2016年6月13日，龚俊豪因高处坠落伤住院抢救治疗3天后出院，黔江民族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龚俊豪于2016年6月13日因重型颅脑损伤在医院死亡。住院期间产生医药费31262.73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11096.60元，单病种医院垫付112.27元，龚节健、文红实际支付20053.86元。事故发生后，龚节健、文红要求被告赔偿未果，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龚节健、文红平时在外务工，龚俊豪由其爷爷奶奶负责照管，事故发生时龚俊豪的爷爷奶奶在做家务活，未在身边看管龚俊豪。从龚俊豪等人进入煤矿厂区玩耍至龚俊豪受伤的整个过程中，刘子书未在厂区值守，整个厂区范围内无对外安全警示标志，厂区洗澡房的楼梯及楼顶均无安全防护栏杆，从楼梯前往楼顶的通道亦未封锁。庭审中，龚节健、文红表示只要求银海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查明第三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龚节健、文红对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予以放弃。同时查明：龚俊豪生前为农村户口，居住生活在农村，户口性质与其父、母一致均系农业户口。《2016/2017年度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05元/年、社平工资60543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槽田煤矿厂区属开放性区域，厂区四周未封闭，煤矿自2015年8月30日停产后，仅安排一人进行看管，这对于在煤矿周边居住的小孩来说，进去非常容易。煤矿关停后，未对厂区进行封闭或安放安全警示标志，亦未留足人员加强看管，煤矿唯一的看管人员在本案事发当天亦未在厂区值守、看护，对于洗澡房等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未安放禁止通行的标志，未对通道进行封锁，且洗澡房楼梯属室外楼梯，楼梯直接连接洗澡房楼顶，楼梯及房顶的边沿为悬空状态，未安装护栏。槽田煤矿属于被告下设煤矿，没有独立法人资格，银海公司作为煤矿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基本的、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看管人员的失守造成龚俊豪等人无阻地进入煤矿厂区，安全防护措施的缺失造成了龚俊豪坠落受伤，对于龚俊豪的死亡，银海公司应当承担未尽基本安保义务的相应赔偿责任。同时，龚节健、文红作为龚俊豪的父母，系法律规定的监护人，其应当履行监护责任，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该监护责任不能转移和推脱。龚节健、文红将龚俊豪交由爷爷奶奶看管而外出务工这一事实并不当然消除或减轻其法定监护责任。龚节健、文红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外出务工使得法定监护暂时脱离，理应预知并承担自己不能随身监护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更应时刻督促、提醒代为照管孩子的爷爷奶奶加强对孩子的看护，更何况事发时龚俊豪未满六周岁，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更应履行高度监护义务。加上龚节健、文红家坐落于煤矿周边，对周围的环境相当熟悉，更不该放任孩子随处玩耍。在事发前十余天，证人陈绍伟（煤矿原炸药仓库保管员）前往煤矿处理沙机时遇见龚俊豪的爷爷带其去煤矿玩耍，已提醒其为了孩子的安全不要再让孩子到煤矿玩耍，作为大人应当知道龚俊豪正值好动年纪，若不严加看管，很可能出现危险。然而其后不久，龚俊豪又前往煤矿玩耍，事发时爷爷奶奶均不在其身边照管，使得龚俊豪脱离了大人的看护，造成了事故的发生。龚节健、文红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本身存在过错，故应依法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综合衡量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酌定被告承担合理费用60%的赔偿责任，其余40%的责任由龚节健、文红自行承担。对于银海公司辩称“不能完全排除第三人的责任”，因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对银海公司的该辩解观点，不予采信。对龚俊豪死亡产生的损失的范围及金额认定如下：1.医疗费。龚节健、文红实际支付20053.86元，予以认可；多余部分为医保报销及医院垫付，不属于龚节健、文红实际产生的医疗费损失，不予支持。2.护理费。龚俊豪入院后被送往脑科ICU抢救治疗，住院期间均由医院进行重症监护，行特级护理，护理费4022.2元已经计算在医疗费用中，故不再重复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因该费用是对受害人在住院治疗期间支出的超出平时在家的伙食费用的合理部分进行补偿，而非补偿受害人的家属，但由于龚俊豪住院3天均处于昏迷状态，未产生伙食费，故对该费用不予支持。4.营养费。同理，龚俊豪住院期间一直未苏醒，未进食营养物质，所需的营养、能量均通过医院注射补充（如葡萄糖注射液等），该费用已计算在医疗费中，由于未产生其他的营养费用，故不再单独支持。5.交通费。交通费是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本案中龚均豪受伤后在其爷爷陪护下由医院救护车运送至医院，救护车费用已经计算在医疗费用中，不再重复支持；而龚节健、文红从广州赶回黔江的费用共计347元不属于受害人及陪护人员就医发生的费用，但可纳入“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范畴另行支持。对于龚节健、文红主张的出院后从民族医院包车回老家产生的费用600元，酌情予以支持，故交通费为600元。6.死亡赔偿金。龚俊豪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故按照2016/2017年度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05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即10505元/年×20年=210100元；龚节健、文红的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7.丧葬费。龚节健、文红要求按2016/2017年度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即社平工资60543元/年计赔丧葬费30271.5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8.办理丧葬事宜的开支。龚节健、文红主张办理丧葬事宜的开支5000元，因龚节健、文红并未举证证明并明确该笔费用系何种具体开支，考虑到龚节健、文红从广州赶回黔江产生了交通费，且办理丧葬事宜会产生误工等费用，将该笔费用纳入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等费用范围酌情支持25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龚节健、文红因其幼子死亡承受着较大的痛苦，其精神遭受了较大的伤害，龚节健、文红主张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予以支持。故龚节健、文红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20053.86元、交通费600元、死亡赔偿金210100元、丧葬费30271.5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及误工费2500元，小计263525.36元，银海公司按照6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158115.22元；另应赔偿龚节健、文红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208115.22元；其余未尽部分损失由龚节健、文红自行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三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重庆市银海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龚节建、文红因其子龚俊豪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08115.22元。二、驳回龚节建、文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0元（龚节健、文红预交815元），由重庆市银海煤业有限公司负担978元，由龚节建、文红负担652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银海公司应否对龚俊豪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的银海公司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否得当；二、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是否得当。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首先，本案中，银海公司主张案涉槽田煤矿被政府关停后其资产所有权及安全保障义务已经转移，但却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仍应当对槽田煤矿内的设施设备承担管理责任，并履行对不特定第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本案中，龚俊豪系在槽田煤矿内摔伤后医治无效死亡。银海公司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对已经停止经营活动的槽田煤矿采取了封闭措施，或设置警示标志，以避免不特定第三人进入矿区，应当对龚俊豪进入矿区后死亡承担责任。龚俊豪的监护人在龚俊豪外出玩耍时未陪同或委托他人进行监管，放任其在住地周边自由玩耍，对龚俊豪的死亡也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对于责任大小问题。因槽田煤矿矿区离村民居住地较近，银海公司应当能够预判该矿区关停后有不特定第三人进入矿区，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却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放任风险的发生。而对于龚俊豪的监护人而言，因龚俊豪居住地系农村，相较城镇，小孩独立玩耍的安全风险要小，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龚俊豪的监护人明知槽田煤矿内设施设备的具体风险存在而不管束龚俊豪。相较银海公司的安全保障责任而言，龚俊豪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更轻，一审法院判令银海公司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次，虽然龚俊豪系与龚某1、龚某等人一起玩耍过程中摔伤治疗无效而死亡，但并无证据证明龚某1、龚某等人对龚俊豪的死亡存在过错，即使龚某1、龚某等人应当承担责任，也不影响本案中对银海公司的责任的大小的确定。关于焦点二。对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龚俊豪死亡时，仅系6岁左右的小孩，龚节建、文红因幼子死亡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属于人之常情。一审法院酌定由银海公司赔偿5万元精神抚慰金亦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银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0元，由重庆市银海煤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贺少锋审 判 员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陶善春书 记 员 石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