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宁民终1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住陕西省神木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某，职业不详，住陕西省神木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栾某，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李某，住陕西省神木市。   原审被告：高某，住陕西省神木市。   上诉人张某1、张某2、郝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3及原审被告李某、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2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张某2及其二人与上诉人郝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栾某，被上诉人张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某、高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郝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为驳回张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某3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张某3在一审中自认，其600万元是向单位刘补天、王锄天、白引萍、高晓霞等人所借，而2014年2月15日的《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中记载的“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其意思是指，由于张某3从不同人手里贷来的款有时间先后顺序，但是全体合伙人向其不同时间的借款，在将来合伙企业登记注册以后，在折算股权时，一同对待不分先后。一审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时，没有注意到其合伙组织尚未登记注册，合伙组织应有的股权等法律文书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将合伙人之一的张某3投入到合伙体的出资款项，认定为借贷关系，系认定法律关系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将由高向华出具的200万元收据认定为是合伙组织向张某3所借款项系认定事实错误，高向华出具的其他条据上的款项，有的是投股款，有的是火工款，都没有写明是借款，而一审法院认定为是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即使一审法院违背事实认定张某3借给合伙组织600万元，在没有约定何时返还的情况下，张某3又通过打借条、欠条的方式，从合伙组织借走18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应将合伙组织的债务600万元与张某3所借180万元进行互抵，在此基础上核算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又进一步错误地计算了本金和利息。三、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合伙组织未经依法注册登记的情况下，应当由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在张某3不主张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等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上述四人参加诉讼，导致无法查清纠纷的事实与原因，且适用法律错误，分配责任不公，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张某3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依据本案的在案证据，张某3是合伙组织的原始合伙人，张某1是原始合伙人转让50%份额后的新入伙成员，在新成员入伙时，合伙组织对合伙份额的划分非常明确，而根据2014年2月15日的会议记录，就本案张某3的款项性质及利息被合伙人确定为借款并约定支付利息，该记录与财务人员高向华所出具的债权凭证相互印证，可以确认涉案款项为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涉借款时间发生在2012年7月至12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金额为5998977元，张某3举证还款时间均发生在2017年1月以后，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先扣减利息再清偿本金的做法并无不妥。三、本案甲方其他隐形合伙人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依据甲方张某3、李某、高某，乙方张某1、张某2、郝某，甲乙双方于2013年7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3条的约定，在甲乙双方各占50%份额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各自内部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由双方各自处理，与对方无关，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和甲方内部协议的约定，已经扣减了甲方其他隐形合伙人应当承担的还款份额，且作为合同相对方的甲方张某3、李某、高某也认可一审的判决结果，故甲方内部其他合伙人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   原审被告李某、高某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亦未到庭参加诉讼。   张某3于2019年8月5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由张某1、李某、张某2、郝某、高某返还借款本金6214977元，并支付利息9432971元，本息合计15647948元（2019年8月30日以后的利息按月息2%利随本清）；二、本案诉讼费由张某1、李某、张某2、郝某、高某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5日，高向华（石嘴山市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二队的财务人员）出具收据1张，其上记载“今借到张某36月28日30万、。共计贰佰万元整，?200万元”，在该收据交款人处载明“李某代张某3”，收据左上角标注“月息：叁分贰厘”，收据右上角标注“利息从7月5日开始”。   2012年10月16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张某3交来10.13日投股款贰拾壹万陆仟元整，?216000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   2012年11月14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张某3筹资款11月2号、4号各50万，由张某1转，合计：壹佰万元整，?100万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   2012年11月17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张某1交来11月7号8万、13号付公司22万、13号又有承兑交50万元序号2258194，合计：捌拾万元整，?80万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收据左上角标注“张某3”。   2012年12月2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张某1交来11月19日10万、27日40万，两张（张某3），伍拾万元整，?50万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收据左上角标注“张某3”。   2012年12月4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张某1交来张某312月3号打来贰拾万元整，?20万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收据左上角标注“张某3”。   2012年12月13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12月7日收到张某1交来张某3肆拾万元整，?40万元”，该凭证交款人处载明“张某1”，收据左上角标注“张某3”。   2013年5月26日，张某3、李某、高某、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就合伙经营石嘴山市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二队的有关出资、股份比例、收益、分红等合伙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上述7人确认“自2011年1月13日起至今的合伙全部共同出资额为：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8500万元）”，协议约定：“二、2011年4月2日的协议由合伙人刘海峰、边继先另行出资扩股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1500万元）的约定，因其二人未实际出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该项出资扩股的所有相关规定无效，如今后合伙人协商确定增加出资的，需另行签订书面协议。三、全体合伙人共同确定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包括实际出资6850万元和贷款出资1650万元）为：张某320%计1697.1万元，李某25.1%计2136.2万元，高某12.8%计1090万元，刘海峰1.2%计104.2万元，边继先8.8%计747.5万元，撖强19.2%计1635万元，张军12.8%计1090万元。合伙人以前所确定的出资比例全部无效，各合伙人应按照上述出资比例承担权利义务及取得分红收益......七、因全体合伙人之前未正式签订合伙协议，在没有重新签订新的合伙协议之前，本协议即具有合伙协议的效力。”   2013年5月28日，刘海峰出具证明，其上记载“本人刘海峰2012年10月25日交付煤矿70万元，2012年10月27日交付煤矿30万元，属于张某390万元，李某10万元（张某3给我打入90万元，杨文祥打入10万元）。此款所述的股份及收益归张某3、李某所有，与本人无关，出纳开具的收据自本证明签字后作废”。   2013年7月27日，高某、张某3、李某作为甲方，张某1、张某2、郝某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记载：“乙方与甲方代表刘海峰、边继先2人于2011年7月签订合作开采煤矿协议，从2011午7月对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二队开始合作开采，甲方以刘海峰、边继先2人为代表。合作至2013年5月26日。甲方内部7人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明确了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刘海峰、边继先2人不再是甲方代表并委托上述3名合伙人作为新的代表。为继续进行友好合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一、甲乙双方合作股份份额仍以原协议（2011年7月乙方和刘海峰、边继先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双方各占50%。二、现需要和石嘴山市国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签合作协议，甲乙双方一致推举张某1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国马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张某1委托权限仅为签订合同代理人，以后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需由甲乙双方合作人共同授权委托。三、双方合作利润分配或亏损弥补也按上述比例承担。双方各自内部如何分配收益及风险承担由双方各自处理，与对方无关，但不得影响煤矿正常经营。分红款由煤矿出纳按照各自50%份额打到甲乙双方指定账户内。四、双方成立煤矿经营管理机构。五、双方股份份额比例按照原协议为准，原协议没有约定的、本协议新的约定以本协议为准。六、上述甲乙双方6人为煤矿的经营机构，行使下列职权：决定煤矿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煤矿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对煤矿增加和减少出资作出决议”等等。同日，李某、高某作为甲方，郝某、张某1、张某2作为乙方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记录》，就煤矿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确定。   2014年2月15日，高某、张某3、李某、张某1、张某2、郝某6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在会议记录中记载：“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   2014年6月8日，高向华出具现金收入凭证，其上记载“兹收到李某交来火工、社保、日报共5支，时间：12年11月19日，壹拾玖万捌仟玖佰柒拾柒元陆角,?198977.6元”，收据左上角标注“张某3”。   2015年12月22日，张某1、张某3、高某、李某、撖强、张军、张增和、冯晓云、冯永平、刘小成、折利军、张和平12人召开会议，就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二队煤矿生产经营中向外承包进行讨论并形成会议记录。   2017年1月22日、2017年9月11日、2017年10月16日，张某3分别出具金额为20万元、5万元、12万元的欠条。2018年9月29日，张某3出具金额为8万元的借条。2018年10月28日，张某3分别出具金额为595000元和5000元的借条。2018年11月13日、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28日、2019年2月2日，张某3分别出具金额4万、30万元、5万元、15万元的收条。上述条据所涉金额合计159万元。张某3在庭审中自认其收到借款利息的金额为18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张某3主张其与包括其本人、高某、李某、张某1、张某2、郝某组成的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提交的2014年2月15日由其本人、高某、李某、张某1、张某2、郝某签字的《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中记载的“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内容，且2012年7月15日的收据上也明确载有“今借到”、“月息：叁分贰厘”、“利息从7月5日开始”的字样，可以证实张某3与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某1辩称张某3支付给合伙组织款项的性质为张某3作为合伙人陆续投入合伙体的资金，即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因2013年5月26日和2013年7月27日的《补充协议》内容均表明张某3作为合伙人的出资已经足额提供，且按照上述《补充协议》关于“今后合伙人协商确定增加出资的，需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对煤矿增加和减少出资作出决议”的约定，如合伙人增加出资需要全体合伙人签订书面协议并经张某3、高某、李某、张某1、张某2、郝某6人作出决议，但张某1并未提交上述书面协议和决议，且张某1在庭审中陈述“没有折抵成原始股，其他合伙人没有进行同样的投资”，故张某1关于案涉款项性质为投资款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张某1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结合诉争双方的证据以及陈述，张某3就其与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明显优势于张某1的证据，按照证据优势原则，对张某3主张的其与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   关于本案借贷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张某3在本案中主张其向合伙组织出借款项的金额为6214977元，该金额由包括2012年7月15日收据记载的200万元在内的9笔款项构成。2012年7月15日收据记载的200万元对应的收据上明确载有“今借到”、“月息：叁分贰厘”、“利息从7月5日开始”的字样,可以认定张某3关于该200万元应当计入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金额中的主张成立。张某1对刘海峰于2013年5月28日的证明不予认可，但其在庭审中关于合伙组织收到张某3支付的600余万元的陈述与其就该证明的质证意见相矛盾，且李某明确承认该笔90万元应当计入张某3的出借金额中，而张某2、高某对张某3关于该90万元应当计入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金额中的举证意见未予反驳，结合2014年2月15日的《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关于“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的记载与张某3所主张的借款金额除2012年7月15日收据记载的200万元以外的8笔款项的合计金额4214977元基本相符，可以认定张某3关于该90万元应当计入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金额中的主张成立。2012年10月16日的216000元对应的现金收入凭证上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股款”，因张某3在庭审中自认“216000元是投资款，其余的都是出借款”，故此216000元不应计入张某3的出借金额中。2012年11月4日的100万元对应的现金收入凭证上载明款项性质为“筹资款”，按照张某1在庭审中关于“没有折抵成原始股，其他合伙人没有进行同样的投资”的陈述，可以排除该款项性质为合伙出资款的可能性，可以认定张某3关于该100万元应当计入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金额中的主张成立。2012年11月17日的80万元、2012年12月2日的50万元、2012年12月4日的20万元、2012年12月13日的40万元，对应的现金收入凭证上未载明款项性质，结合张某1等人关于合伙组织收到张某3600余万元以及“没有折抵成原始股，其他合伙人没有进行同样的投资”的陈述，可以认定张某3关于此4笔款项合计190万元应当计入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金额中的主张成立。综上，本案借贷金额应以张某3所主张的8笔款予以认定，合计金额为5998977元。   关于已还款项的认定问题。对已还款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张某1等人仅提交合伙组织向张某3支付159万元的证据且主张该159万元系张某3欠合伙组织的款项，因张某1等人明确陈述合伙组织经营期间亏损且未进行过分红，故此159万元应当认定为合伙组织以借款或欠款的形式向张某3偿还的款项。又因张某3在庭审中自认合伙组织已向其支付借款利息180万元，且该180万元已包含张某1等人所举证的159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张某3对己不利的自认认定已还款项的金额，即认定已还款项的金额为180万元。   关于案涉借款应否计算利息以及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2012年7月15日收据记载的200万元对应的收据上明确载有“今借到”、“月息：叁分贰厘”即月利率3.2%、“利息从7月5日开始”的字样,而2014年2月15日的《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中明确有“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所推导出的利率标准为月利率3.78%（238万元÷15个月÷420万元），诉争双方就借款利息的约定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已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进行计算，超出月利率3%的部分应当冲抵借款本金，未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予以计算。以2012年7月15日收据记载的200万元为本金以月利率3%自款项实际发生的次日起（30万元自2012年6月29日起算，50万元自2012年7月3日起算，120万元自2012年7月10日起算）计算至2015年1月5日的利息合计金额为180万元，因张某3自认的合伙组织向其支付借款利息180万元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而张某1等人所举159万元发生的时间在2017年1月以后，在张某1等人未能提供能够证实合伙组织所还款项早于2015年1月5日之前的证据的情形下，应认定合伙组织向张某3所还款项发生的时间在2015年1月5日之后，故张某3自认合伙组织向其还款180万元应认定为支付200万元借款本金自发生的次日至2015年1月5日期间的利息。张某3在其利息计算清单中主张所有款项截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均按照整月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经核算，2012年7月15日收据所记载的200万元自2015年1月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220万元（200万元×2%×55个月）；2012年11月14日的100万元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162万元（100万元×2%×81个月）；2013年5月28日证明所载90万元实际发生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和10月27日，自2013年10月计算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126万元（90万元×2%×70个月）；2012年11月17日的80万元自2012年11月18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1296000元（80万元×2%×81个月）；2012年12月2日、12月4日、12月13日的3张现金收入凭证记载的金额合计为110万元，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176万元（1100000元×2%×80个月）；2014年6月8日现金收入凭证所记载的198977.6元，张某3主张自2014年6月按198977元计算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246731元（198977元×2%×62个月）；上述利息合计金额为8382731元。张某3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金额为9432971元，仅支持8382731元；超出核算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张某3在本案中主张2019年8月30日以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利随本清，部分予以支持，即支持以599897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3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本案属于合伙人向合伙组织出借款项的特殊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款及利息本应由合伙组织进行清偿，而“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二队”未经工商注册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5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诉争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合伙组织系张某3、李某、高某、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7人与张某1、张某2、郝某3人组成，按照2013年5月26日以及2013年7月27日的两份《补充协议》内容可以认定，张某3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为10%（20%×50%），李某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为12.55%（25.1%×50%），高某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为6.4%（12.8%×50%），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为21%【（1.2%+8.8%+19.2%+12.8%）×50%】，张某1、张某2、郝某3人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为50%。因张某3未主张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坚持不要求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承担责任，而张某3本身属于合伙人，视为张某3放弃实体权利。又因张某3本身属于合伙人之一，其自身对合伙组织所负债务也应承担责任，其应按照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和张某3在合伙组织中所占份额合计为31%，剩余69%由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连带清偿，即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应对前述借款中的4139294.13元（5998977元×69%）以及利息5784084.39元（8382731元×69%）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年8月31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以4139294.1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   本案只处理诉争双方间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他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依法另行主张和处理。2012年10月16日现金收入凭证所记载的“投股款”216000元，张某3可依据合伙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郝某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等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张某3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张某3借款4139294.13元，并支付利息5784084.39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30日），本息合计9923378.69元，2019年8月31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以4139294.1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张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688元，由张某3负担42323元，由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负担733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张某1等人提交的合伙组织向张某3支付159万元的证据，其中有5张条据是以欠条或借条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85万元，有1张条据是以收条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20万元，有4张条据是以（收到）转款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54万元。其中，2017年1月22日，张某3出具金额为20万元的收条，一审法院错认定成为20万元的借条，应予纠正。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该如何认定；二、案涉款项的本金、利息该如何计算；三、本案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   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根据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5月26日《补充协议》以及2013年7月27日《补充协议》等证据，可以证明张某1、张某2、郝某与张某3、李某、高某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但对于张某3投入到合伙组织的案涉款项到底是民间借贷款项还是投资款项，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合伙组织财务人员高向荣于2012年7月15日向张某3出具的200万元收据上载明的“今借到”、“月息：叁分贰厘”、“利息从7月5日开始”的字样，以及张某3、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签字认可的2014年2月15日《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上记载的“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的内容，结合《补充协议》中关于“今后合伙人协商确定增加出资的，需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对煤矿增加和减少出资作出决议”的约定内容，以及张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有上述书面协议和决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张某3就其与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明显优势于张某1主张的合伙投资法律关系的证据并无不当，张某1、张某2、郝某认为张某3与合伙组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上记载的“经全体股东同意，就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并非是民间借贷的意思，而是另有他意，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张某3与合伙组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二、关于案涉款项本金、利息的计算问题。一审中，张某3主张其向合伙组织出借的款项金额由9笔款项构成，一共为6214977元，一审法院对其中的一笔216000元，因张某3自认为投资款未予认定外，对其余8笔款项涉及金额5998977元予以了认定。该8笔款项中，其中2012年7月15日收据上记载的200万元款项，张某1在庭审质证中已经认可合伙组织收到了该款项，张某2、郝某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根据该收据上记载的“今借到”、“月息：叁分贰厘”、“利息从7月5日开始”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将该200万元予以认定正确，现张某1、张某2、郝某认为该收据系由高向华出具，不能证实合伙组织收到张某3200万元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其他7笔款项，一审法院根据张某3提供的书证以及合伙组织于2014年2月15日形成的《就正义关煤矿九采二队全体股东会议记录》中关于“张某3前期贷款肆佰贰拾万十五个月利（息）贰佰叁拾捌万的利息款按前期贷款一同对待”的记载内容，结合张某1等人关于合伙组织收到张某3600余万元以及“没有折抵成原始股，其他合伙人没有进行同样的投资”的陈述，将该7笔款项认定为是张某3向合伙组织出借的款项并无不当，张某1、张某2、郝某认为上述款项认定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贷金额为5998977元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张某1、张某2、郝某提交的合伙组织向张某3支付159万元的证据，其中有5张条据是以欠条或借条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85万元，有1张条据是以收条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20万元，有4张条据是以（收到）转款的形式出具，涉及金额54万元。因张某1、张某2、郝某明确陈述合伙组织经营期间亏损且未进行过分红，对于上述收条中涉及的款项张某1等人也说不清楚张某3收到的到底是什么款项，在合伙组织向张某3存有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159万元为合伙组织以借款或欠款的形式向张某3偿还的款项并无明显不当。因张某3自认合伙组织已向其偿还了18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合伙组织已偿还张某3款项180万元，并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出本案的本金为5998977元、利息为8382731元亦无不当。张某1、张立雄、郝某认为上述款项应当直接抵销本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问题。一审中，诉争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合伙组织系张某3、李某、高某、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7人与张某1、张某2、郝某3人组成，一审法院按照2013年5月26日的《补充协议》和2013年7月27日的《补充协议》的内容，认定各合伙人所占的份额正确，因张某3未主张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坚持不要求刘海峰、边继先、撖强、张军4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未通知该4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在扣除该4人以及张某3应承担的份额共计31%后，判决由李某、高某、张某1、张某2、郝某连带清偿张某369%的责任，即对前述借款中的4139294.13元（5998977元×69%）以及利息5784084.39元（8382731元×69%）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张某1、张立雄、郝某认为本案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张某1、张某2、郝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1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1264元，由张某1负担，张某2、郝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1264元，由张某2、郝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学礼   审判员 桂 红   审判员 张梅芝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佘佳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