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梅玉，女，1989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莱西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山东源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东源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懿洲，男，198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山东盈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梅玉因与被上诉人李懿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崔梅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懿洲的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懿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崔梅玉与李懿洲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2015年李懿洲隐瞒其婚姻存续的事实，以单身离异身份与崔梅玉建立“恋爱关系”，双方之间的金钱往来均系基于“恋爱关系”产生，无借贷合意，并非借贷关系；2.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包括借贷合意及款项的交付，李懿洲无借条、欠条等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合意。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期间，李懿洲向崔梅玉银行转账达13次，金额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间隔短且频繁，但李懿洲不持有一张借条，不出示一条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一段电话录音来证明借贷合意及催促还款的意思，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李懿洲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不应被免除。本案中，崔梅玉并未抗辩转账系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事实上转账系“恋爱关系”存续期间李懿洲对崔梅玉爱的表达，崔梅玉不应也没必要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李懿洲仍应就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2.崔梅玉不承担本案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不应倒置，崔梅玉仅承担反证义务。李懿洲对其主张转账系借款这一积极事实负有本证义务，崔梅玉反驳不是借贷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反证义务并非举证责任。崔梅玉为反驳李懿洲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提供的证据，无需具有高度可能性，在借贷合意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下，李懿洲仍应承担证明借贷合意存在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崔梅玉抗辩转账系双方“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爱”的表达，就应证明双方有恋爱关系，否则就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有违证据规则。本案的证明对象是借贷合意，而非所谓的“恋爱关系”，不可因崔梅玉无法证明“恋爱关系”而推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免除李懿洲的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李懿洲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崔梅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任何依据。崔梅玉上诉称李懿洲以单身离异身份与其交往，完全系杜撰。李懿洲与崔梅玉同住一个单元，几乎同时进行房屋装修。当时崔梅玉与李懿洲及其妻关系很好，两家孩子年龄相仿，两家系邻居兼朋友关系，李懿洲怎么可能伪装成单身离异人士？正是基于双方的熟人关系，李懿洲方能将款项多次借给崔梅玉，这种多次、零碎的借钱方式完全属于熟人之间借钱的典型特征。至于崔梅玉称李懿洲不出示一条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一段电话录音，完全是因为李懿洲主张还款后，崔梅玉将李懿洲的微信删除，电话拉黑，其本人杜绝了李懿洲留取该类证据的可能性。崔梅玉一审以双方存在“恋爱关系”为由进行抗辩，但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借贷的事实认定完全准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崔梅玉称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一审判决的重要依据为李懿洲向崔梅玉转款的转账凭证，考虑到双方属于熟人借贷，李懿洲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款项实际发生，并可以作为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初步证据予以认定，此时应重点审查作为被告的崔梅玉的抗辩事由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崔梅玉在一、二审中的抗辩事由为双方存在“恋爱关系”，涉案款项为双方共同开支或赠与，但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借用崔梅玉上诉理由所说“不出示一条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一段电话录音来证明”双方存在恋爱关系，完全不符合“恋爱关系”的常理。另崔梅玉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在庭审过程中又主动撤回，这也不合常理。关于举证责任，崔梅玉的上诉理由更是没有任何法律基础。依据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90条、第91条，结合我国司法现状，要求出借人既要证明实际给付，又要有绝对充足的证据证明有借贷合意，很难适应我国民间借贷的现实状况，因为亲朋好友等熟人之间碍于情面往往不签订借款合同而是直接转账，一般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习惯。正是基于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将证明是否有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在原被告之间进行了分配和适当转移，而不是一味要求原告起诉时同时证明借贷实际发生和存在借贷合意。具体而言，在原告提交金融机构转款凭证的情况下，出借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即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进一步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和认定。如果被告仅仅提出抗辩而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关系，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理应予以支持，若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则需要进一步考量其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被告举证的依据和应达到的证明程度也称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是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的分配问题。因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已经达到举证的效果，那么被告的举证责任依据和证明程度自然就成为重点分析的问题。本案一审中，崔梅玉对自己的抗辩理由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反而称自身没有举证责任，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李懿洲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李懿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崔梅玉向李懿洲归还借款本金27.26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李懿洲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诉讼费用由崔梅玉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事实：李懿洲通过其尾号2713农业银行账户向崔梅玉尾号1361银行账户先后转账13次，分别于2015年10月19日转账1万元、11月5日转账1000元、11月11日转账5000元、12月14日转账10万元、2016年1月6日转账1300元、1月23日转账1900元、2月2日转账1万元、2月23日转账1万元、3月4日转账1800元、3月18日转账1800元、4月17日转账6000元、7月7日转账6000元、8月2日转账1000元，共计15.5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各方主张的事实及辩论意见，争议焦点如下： 一、李懿洲、崔梅玉发生资金往来的数额。李懿洲主张其向崔梅玉交付过现金，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懿洲主张其通过微信向崔梅玉转账，但其未能提交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李懿洲提交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但其主张的2015年6月21日、7月29日、9月17日三笔转账在交易明细中没有体现交易对手，无法认定转账的事实。根据现有证据，一审认定李懿洲向崔梅玉转账15.58万元。 二、李懿洲向崔梅玉交付款项的性质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该规定所规定的被告举证义务是反证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崔梅玉主张与李懿洲系男女朋友关系，李懿洲给付的钱款均用于双方共同开支、流产等费用，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崔梅玉未能举证反驳李懿洲的转账用途，故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李懿洲主张崔梅玉应返还借款27.26万元，但根据现有证据仅能查明交付款项为15.58万元，故一审仅支持该部分诉请。李懿洲主张崔梅玉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其中，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崔梅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懿洲借款本金15.58万元；二、崔梅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懿洲利息，以15.5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5389元，由李懿洲负担1973元，崔梅玉负担3416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崔梅玉提交微信红包及转账明细截图打印件一宗【主要内容有：2016年1月1日8:19，崔梅玉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20.16元（元旦当天，含义为2016年）；2016年1月4日9:44，崔梅玉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13.14元；2016年2月7日19:08，崔梅玉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52.11元。（2月7日为大年三十，且是崔梅玉的生日，代表我爱你）；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6:10：43、6:10：51，崔梅玉先后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8.88元、9.99元（间隔8秒钟发两个红包，代表天长地久）；2016年3月8日16：01，崔梅玉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9.99元（三八妇女节，代表天长地久）；2016年7月21日14:15，崔梅玉收到来自天福瑞食品微信红包99.99元；2016年8月4日15:43，崔梅玉收到来自孚锐服饰微信红包100元；2016年8月9日6:56，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131.40元（8月9日为阴历7月初7,中国的七夕节）；2016年8月13日8:26，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98.98元；2016年9月2日22:05，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13.14元；2016年9月7日11:08，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10.00元；2016年9月7日11:15，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2016年9月7日11:47，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18.18元；2016年9月7日13:15，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2.58元，（9月7日一天当中发了四次红包，先发“521”我爱你，再发“2.58”爱我吧）；2016年9月8日13:14，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2016年9月10日10:33，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2016年9月11日8:48，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2016年9月12日8:12，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2016年9月13日8：27,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9月份在相近的7天内，给崔梅玉发带有特殊含义的红包达8次，众所周知“1314代表一生一世”“521代表我爱你”）；2016年10月21日21:30，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91.21元（“91.21”代表就要爱你）；2016年10月23日22:23，崔梅玉收到来自孚锐服饰微信红包600元；2016年11月10日21:18，崔梅玉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5.21元；证据1】、青岛天福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福瑞公司）基本信息打印件（证据2）、贵州孚锐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孚锐服饰公司）基本信息打印件（证据3）、飞猪网机票火车票订单详情（证据4）、崔梅玉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远景区照片打印件2张（证据5）、李懿洲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尾号2713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单及自制表格复印件（证据6）、崔梅玉与李懿洲自拍照片打印件（证据7），欲分别证明：1.崔梅玉与李懿洲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系恋爱关系，李懿洲向崔梅玉转账的款项系基于恋爱关系而发生，表达“爱”是李懿洲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无借贷合意，没有借贷关系；2.李懿洲系天福瑞公司占股40%的股东（经营范围包括食品）；3.李懿洲系孚锐服饰公司占股50%的股东（公司注册地址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远县），证据2、3与证据1相互印证，李懿洲系天福瑞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孚锐服饰公司的股东。“天福瑞食品”、“TFR”、“孚锐服饰”，均是李懿洲使用过的微信昵称，“天福瑞食品”及“孚锐服饰”是以公司名称命名的，“TFR”为“天福瑞”这三个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4.2016年10月4日至10月8日，崔梅玉乘坐青岛至长沙飞机，乘火车自长沙南站至铜仁南站（铜仁南站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镇）；5.崔梅玉乘公共交通工具，来到孚锐服饰公司经营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远县）与李懿洲见面相聚，共同游玩，双方为恋爱关系（铜仁南站距孚锐服饰公司注册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远县35公里，李懿洲至铜仁南站接崔梅玉在相聚）；6.李懿洲2016年10月21日财付通深交易金额91.21元，与崔梅玉提交的2016年10月21日21:30其收到来自TFR微信红包91.21元（“91.21”代表就要爱你），时间与金额全部相吻合，李懿洲以昵称“TFR”的微信向崔梅玉发送“91.21”（“就要爱你”）红包，双方为恋爱关系；7.崔梅玉与李懿洲为恋爱关系。 李懿洲质证称：其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微信红包转账记录仅仅显示微信转账来源的昵称，并未显示对方微信帐号，不能证明该微信转账来自李懿洲，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恋爱关系，更不能证明双方没有借贷合意；其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但天福瑞公司李懿洲持股40%，李新霞持股60%，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李新霞，李懿洲与李新霞是夫妻关系，若崔梅玉所称该红包为以公司名义向其转账，那么实际上该账户实际控制人应是李新霞，李懿洲不可能向崔梅玉发送微信红包；其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孚锐服饰公司工商基本信息并不能说明崔梅玉证据1中的微信昵称为李懿洲实际控制；其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该机票、火车票均为崔梅玉个人出行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5系崔梅玉个人照片，与本案无关；其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李懿洲向崔梅玉进行过转账，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其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核实，照片中的男子不是李懿洲本人。综上，崔梅玉提供的所有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是恋爱关系，即便两人存在恋爱关系，也不能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15.58万元为赠与或用于共同开支。另，李懿洲认可崔梅玉提交的来自孚锐服饰微信转账中，微信名的头像是李懿洲在微信中所用的头像，并解释称：关于微信转账情况，李懿洲诉讼请求中有1300元因在一审中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一审判决未予认可。在二审中崔梅玉提交的这些证据，恰恰证明李懿洲一审诉讼请求完全符合现实情况，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李懿洲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或银行转账向崔梅玉多次出借款项。 李懿洲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当庭播放手机原始载体），欲证明：2019年4月22日，其配偶李新霞曾向崔梅玉主张欠款，崔梅玉在录音中明确承认其欠李懿洲款项。崔梅玉质证称：其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新霞到崔梅玉的店里要钱，因当时店里有客户，故崔梅玉不方便表明其与李懿洲之间有恋爱关系，为让李新霞快点离开，其就说让他到法院起诉吧。在这之前，李懿洲的母亲也找过崔梅玉，说其因公公生病而向李懿洲借款，但实际崔梅玉于2014年离婚，之后一直单身，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公公生病为由向李懿洲借款的情况。而且崔梅玉从未向李懿洲借过钱，当其知道李懿洲已婚后，就没有再与李懿洲联系了，李懿洲为了挽留，便向其发了证据1中的微信红包。后来崔梅玉听说，是因李新霞逼着李懿洲以民间借贷形式起诉，起诉并非李懿洲的本意。通过录音明显可看出，李新霞在争吵过程中，有意将这些转账向借款方面倾斜，刻意对录音机念出转账明细，从录音文字整理稿最后一页李新霞所说“那时候我不认识你”可看出，李新霞在2015年时与崔梅玉并不认识，李新霞在一审中的询问笔录陈述与录音陈述相矛盾，李新霞并未向法庭如实陈述。李懿洲解释称李新霞所说“那时候我不认识你”系针对崔梅玉所说“你怎么不说我零几年就借你家钱”，“那时候”系指零几年，并不是崔梅玉质证所称的2015年；另强调在录音文字整理稿第2页中，崔梅玉说“我借钱的人不是你，是你对象，你找李懿洲来给我要”，说明崔梅玉对借贷事实予以认可，双方存在明显的借贷合意。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崔梅玉与被上诉人李懿洲是否存在15.58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懿洲曾先后向崔梅玉转账13次，金额共计15.58万元，李懿洲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而诉请崔梅玉偿还。对此，崔梅玉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此系其与李懿洲恋爱关系存续期间李懿洲对其爱的表达，为此崔梅玉在二审中提交了李懿洲向其发送有特殊含义微信红包的相关记录【诸如91.21元“就要爱你”、5.21元“我爱你”、13.14元“一生一世”等】。另在多达13次的银行转账过程中，李懿洲竟然没有要求崔梅玉出具过借条，亦没有其本人催促还款的微信或电话录音，不合常理。至于在李懿洲提交的其配偶李新霞与崔梅玉的谈话录音中，崔梅玉虽说过“我借钱的人不是你，是你对象，你找李懿洲来给我要”，但从录音完整内容看，双方当时有言语冲突，发生争吵，且有崔梅玉拨打110报警的情况，故不能仅以崔梅玉所说的一句话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李懿洲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责任，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崔梅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二审出现的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此不应归咎于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6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懿洲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9元（被上诉人李懿洲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6元（上诉人崔梅玉已预交），共计8805元，全部由李懿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邱若璇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