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梁，男，198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娇娇，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恒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北庄路1号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9HPTE9H。法定代表人：夏如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国梁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恒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睿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国梁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恒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待双方的证据采用双重标准。法院以陈国梁和恒睿公司的关联公司浙江中泰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作为其判决的依据，但忽视陈国梁的邮件证据和陈国梁在两家公司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证据。恒睿公司及关联公司中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国梁发放的所有收入均是标准为工资的劳动报酬，并未有任何一笔提示系奖金。陈国梁劳动报酬的组成是平均每月支付稳定的基础工资，再于次年收到上一年度所扣留一次性大额工资。2.一审法院在认定适用证据及公平原则时滥用“自由裁量权”。一审在恒睿公司没有提供其主张的奖金的绩效制度以及年度工资如何计算得来的依据情况下，简单适用公平原则有违劳动法的初衷。同时，一审仅以恒睿公司提交的完税的片面文件就直接改判仲裁委的裁决内容没有依据。恒睿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国梁与中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来因为公司上市需要进行了整体的变更，由中泰公司变更为恒睿公司。但恒睿公司与陈国梁自始至终没有签订关于年薪的合同，双方对此没有做过约定。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年终奖是经过业绩考核酌情发放的，因为陈国梁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所以这个业绩主要指公司的盈利数额。一审判决参照2019年之前9个月的利润酌定公司支付陈国梁10万元的金额，较为公平合理。恒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驳回陈国梁要求恒睿公司支付预留工资138836.8元和二倍工资458333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泰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8日，股东系嘉兴永发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永发电子有限公司。恒睿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28日，股东系嘉兴永发电子有限公司。中泰公司与恒睿公司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系夏如忠。2017年4月5日，中泰公司与陈国梁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陈国梁在中泰公司担任行政岗位工作，自2017年4月5日至2020年4月4日，月薪为最低标准工资+个人绩效考核奖金，绩效考核奖金按照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中规定执行。2017年4月21日，陈国梁向恒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如忠发送电子邮件，其中有“今天我签了一份人事的劳动合同，但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能增加一个补充协议，类似于备忘录或合作框架这种，这样会更明确我的职责和权限”的内容，附件是陈国梁与案外人的聘任合同及会议记录（内容为中泰公司组建厨具事业部，委托陈国梁为中泰公司副总，全面运营，1亿人民币产值内陈国梁固定年薪50万，月薪2万，其余年底一次性发放，年产值超过1亿人民币以上，可另按提成方案奖励）。但该邮件发送后，夏如忠并未任何回复。2017年8月31日，夏如忠妻子周晓梅向包括陈国梁在内的人发送邮件，内容为“现在薪资定位有点乱，今后所有员工包括车间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包括新工入职，工资定位必须事先与我或老板商量后定位，不准先斩后奏，否则一律不办入职或不核算工资或不予结算付款”。2018年6月起，陈国梁的工资改为由恒睿公司发放。陈国梁印制的名片上身份为恒睿公司的副总经理（BBQ总经理）。2019年9月17日，陈国梁以“个人发展”为由离职，恒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如忠当日同意。2019年9月30日，陈国梁向恒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如忠发送电子邮件，有内容“按当初的洽谈，如附件内容，我的50万年薪的工资除了每月2万的正常发放外，其余都是年底统一结算”等。但夏如忠并未任何回复。另，2017年度，中泰公司除了按月发放陈国梁工资外，在2018年2月11日一次性发放陈国梁147254.95元。2018年6月之前，中泰公司按月发放陈国梁工资，6月之后由陈国梁按月发放陈国梁工资，2019年1月31日一次性发放陈国梁196005元。2019年10月30日，陈国梁作为申请人向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恒睿公司足额发放2019年1月至9月17日的预留工资138836.80元及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58333元。2019年12月19日，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恒睿公司支付工资138836.80元，驳回了陈国梁的其他仲裁请求。又查，2018年度恒睿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2037543.80元。2019年度恒睿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1401683.44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二倍工资，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浙海宁劳人仲案（2019）533号仲裁裁决书已经驳回了陈国梁关于二倍工资的仲裁申请，陈国梁也未就此向法院起诉，故就此确认恒睿公司无需支付陈国梁二倍工资458333元。本案有争议的就是恒睿公司是否应支付陈国梁尚未发放的工资138836.8元。就此问题，陈国梁认为双方协商一致其固定年薪是50万，任职期间也是按照年薪50万发放的，恒睿公司也未制定考核制度，故无需考虑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利润；而恒睿公司认为从未与陈国梁达成固定年薪50万的约定，陈国梁的工资应考虑其工作绩效确定。一审法院认为，陈国梁在任职中泰公司期间被安排至恒睿公司担任副总经理（BBQ项目总经理），双方并无证据证明就陈国梁任职恒睿公司时的薪酬重新达成过协议。虽然陈国梁提出曾与恒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如忠谈好其固定年薪为50万，并提交邮件为证，但邮件系陈国梁自行制作，夏如忠并未曾就邮件进行过回复确认，故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陈国梁提出固定年薪为50万依据不足。中泰公司与恒睿公司系关联公司，双方对陈国梁任职恒睿公司期间是延续中泰公司的薪酬发放方式无异议，故参照陈国梁与中泰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实际发放方式综合确定。按照陈国梁与中泰公司劳动合同的约定，陈国梁的薪酬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及个人绩效考核奖金，从工资实际发放方式可知，陈国梁在中泰公司及恒睿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基本上是除了每月领取相对固定的工资外，在农历年底前一次性领取十余万的工资数额，该一次性领取的工资与双方劳动合同中有关绩效奖金的约定吻合，也符合实务中用人单位在农历年底前一次性支付绩效奖金的惯常做法，故陈国梁2018年2月11日领取的147254.95元和2019年1月31日领取的196005元属于绩效奖金。在2020年9月17日之前陈国梁提供了正常劳动，恒睿公司按惯例应支付陈国梁绩效工资，除非恒睿公司能提交证据证明陈国梁绩效奖金存在应予以免付或减少方面的证据。本案受理后，恒睿公司提交了2018年、2019年两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缴纳凭证，能反映出恒睿公司在2019年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利润大幅度低于2018年，而陈国梁作为负责全面运营业务的副总经理，公司利润与其工作业绩有密切关系，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减少，据此对陈国梁相应的绩效工资进行降低调整公平合理。综上，一审法院酌定陈国梁2019年度的绩效奖金工资为10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恒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国梁绩效工资100000元；二、驳回恒睿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恒睿公司负担。二审中，恒睿公司于庭后补充提交了恒睿公司于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发放陈国梁工资的明细表，证明公司发放给陈国梁的工资明细与陈国梁提供的银行流水能相互印证。陈国梁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该份证据是对陈国梁提供的银行流水的重复，且提供的是陈国梁在恒睿公司开始交社保后的工资明细。从该证据可以看出，陈国梁每月工资组成部分中有绩效工资，绩效工资都有小数点，如何计算得出恒睿公司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陈国梁认为，恒睿公司仅提供了部分工资明细，没有提供完整的陈国梁在两家公司的工资明细以及两家公司的经营情况。特别是最关键的两笔工资即2018年2月11日收到的147254.95元和2019年1月31日收到的196005元，恒睿公司主张系奖金，但未提供证据，且与事实不符。因此该份证据没有证明力。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因陈国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只能证明恒睿公司每月发放陈国梁的工资与银行流水能相互印证。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恒睿公司是否需支付陈国梁预留工资及其数额。陈国梁主张其不管在中泰公司还是恒睿公司，双方均约定其年薪为50万元，但不管是陈国梁与中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还是陈国梁向恒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如忠发送的邮件，均不能证明双方已约定50万年薪的主张。即使陈国梁提供的其在入职中泰公司时的一份会议记录中提到有“在1亿人民币产值内固定年薪为50万，月薪2万，其余年底一次性发放”的内容，但该会议记录系陈国梁自行制作，并未得到中泰公司和恒睿公司的认可。根据陈国梁提供的银行流水可知，陈国梁在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其年薪为297679.42元，2018年其年薪为393902.35元。如按照陈国梁所述双方约定其固定年薪为50万元，则其2017、2018年度的年薪显然远远低于50万元的标准，但陈国梁此前并未对其工资提出过异议，因此陈国梁主张双方约定年薪为5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恒睿公司与中泰公司系关联公司，陈国梁在与中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变更至恒睿公司，并由恒睿公司发放工资，故陈国梁2019年度剩余未发放的工资可参照上年度年薪予以发放。因陈国梁作为恒睿公司的副总经理以及BBQ总经理，公司的营运状况以及经营利润与其工作息息相关，因此一审根据恒睿公司2019年度的企业经营状况酌定恒睿公司尚需支付陈国梁绩效奖金工资100000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综上，陈国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国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锷青审判员  王黎明审判员  张 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张红书记员朱晓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