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5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汇贤园1号11层#11-05、06、07、08室。法定代表人：梅晓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明，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89号甲中海广场A2座17层06单元。负责人：梅晓丹，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明，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蕾，女，198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奥泰（大连）公司）、上诉人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与被上诉人邓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7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奥泰（大连）公司和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无管辖权；2.公司将邓蕾调回大连总部因其连续四个月业绩为零而进行培训；3.邓蕾未按公司要求报道，故2019年6月1日至6月11日视为旷工，不应发放工资；4.加班费证据不足；5.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不应支付赔偿金；5.邓蕾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原因不在于公司，因此公司不应承担失业保险金损失。邓蕾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关于管辖权问题，因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就是皇姑区，因此皇姑区法院有管辖权，而且，我的另外两个同事陈琛和孙东阳在皇姑法院受理后，因管辖权争议，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他们的案件仍在皇姑区法院审理。公司将我调回大连并不是去培训，而是去工作，调回去的原因不是业绩问题，而是项目组被调回。6月份我还从事领导安排的工作，不存在旷工。一审我提交了加班审批申请、工作后台记录的视频和图片可以证明加班事实。解除原因是公司将我开除，我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但是公司未备案导致我未能领取。邓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公司给付拖欠工资1140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1日）；2.要求给付过年期间2019年2月8日至10日三天加班工资（200%），每日240元，总计720元；3.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赔偿金总计54000元（3000元/月×9年×2倍）；4.公司赔偿失业金损失，总计21600元；5.公司应补缴本人6月份五险一金的一切费用；6.诉讼费由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邓蕾系被告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员工，自2010年7月12日入职以来一直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一直在沈阳。2019年5月27日，该公司负责人通知邓蕾到大连总部报到工作，保持原岗位级别、薪酬不变，无任何经济补助。因本人孩子不到两岁，老人身体不好，一直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地点也是在沈阳，邓蕾不同意调回大连总部工作，于是提出调组后仍然在沈阳公司工作的申请。2019年6月3日，邓蕾接到百奥泰（大连）公司的通知，给重新调组，安排了新的工作。自2019年6月4日起，依照百奥泰（大连）公司的安排，到新的项目组工作。2019年6月12日，接到百奥泰（大连）公司的通知，通知以无故旷工为由与邓蕾解除劳动合同，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邓蕾自2019年5月27日接到调动的口头通知后，仍然在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正常打卡上班，认真工作。并且百奥泰（大连）公司已于2019年6月3日给邓蕾重新安排了工作，不存在无故旷工事由。综上所述，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查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系百奥泰（大连）公司所属分公司，负责人营业单位。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与前述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均为梅晓丹。邓蕾自2010年7月起与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邓蕾工作岗位、地点、薪酬、职责均未发生变化，二个公司的负责人均为梅晓丹。《劳动合同》每年均续签，2018年8月12日，邓蕾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1日；工作地点为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89号甲中海广场A座17层06单元；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工资标准为每月2500元。解除、终止本合同时，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邓蕾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邓蕾2019年1、2月工资为每月2500元，3、4、5月，每月3000元。邓蕾在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打卡上班至2019年6月12日。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未向邓蕾发放2019年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邓蕾在2019年2月8日至2月10日存在加班。另查，2019年5月27日，百奥泰（大连）公司作出《关于信息数据安全管控及沈阳分公司人员调动的通知》，内容为：“百奥泰国际会议有限公司内部数据库是本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最高机密，为防止机密信息被恶意窃取、泄漏拷贝损毁挪用。经公司研究决定，禁止数据库的外网登陆，将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通过外网访问本公司内部数据库，确保公司信息数据安全。根据沈阳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和数据信息保密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沈阳分公司AESMED-2019、IDDST-NJ-2019、WED-2019等项目人员全部调回大连总部工作及业务培训，保持原有岗位级别、业绩任务、薪酬标准不变。相关人员应于2019年5月30日前到总部（大连市高新区腾飞园一期11楼）报到，未按时报到，及办理调转手续者视为无故旷工”。同日，百奥泰（大连）公司向邓蕾告知该决定，通知邓蕾到百奥泰（大连）公司总部报到。诉讼中，邓蕾自述，因其孩子年幼，不同意到大连工作，申请继续在沈阳工作，并经百奥泰（大连）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同意在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工作至2019年6月12日。2019年6月10日，百奥泰（大连）公司作出《关于沈阳公司部分人员处理的通知》，载明：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董事会研究，自2019年5月30日起调沈阳公司陈琛、孙冬阳、邓蕾三名员工回大连总部工作。截至2019年6月10日，以上人员仍未办理岗位调转手续按期报到，影响公司正常工作安排，造成了恶劣影响。根据公司管理规定，以上3人视为无故旷工，予以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再查，2019年6月14日，邓蕾向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二公司支付工资4440元；2019年2月8日至10日加班费720元；支付经济赔偿金54000元；补缴2019年6月五险一金；支付失业金损失216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沈皇劳人仲字（2019）第56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邓蕾遂起诉来院。2019年7月30日，邓蕾收到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邮寄的二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其中一份为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邓蕾同志：因个人原因自2012年12月31日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请于年月日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失业登记”；另外一份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作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邓蕾同志：因个人原因自2019年6月10日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请于年月日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失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表明，邓蕾自2010年7月起与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3年1月1日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3年1月1日前后，邓蕾的工作岗位、地点、薪酬、职责均未发生变化。根据百奥泰（大连）公司提供的2019年1-5月的销售及工资明细表，可以认定邓蕾入职时间为2010年7月12日。关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本案中，百奥泰（大连）公司提出，邓蕾的2019年经营业绩连续四个月为零，不能胜任工作，百奥泰（大连）公司决定调其回总部培训以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而百奥泰（大连）公司向邓蕾传达的《关于信息数据安全管控及沈阳分公司人员调动的通知》中，并不是以邓蕾营业绩为零，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要求邓蕾到大连培训，而是以“根据沈阳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和数据信息保密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沈阳分公司AESMED-2019、IDDST-NJ-2019、WED-2019等项目人员全部调回大连总部工作及业务培训，保持原有岗位级别、业绩任务、薪酬标准不变。”。同时还要求邓蕾“办理调转手续”。另外，在百奥泰（大连）公司作出的《关于沈阳公司部分人员处理的通知》载明的是“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董事会研究至2019年5月30日起调沈阳公司陈琛、孙冬阳、邓蕾三名员工回大连总部工作。截至2019年6月10日以上人员仍未办理，岗位调转手续按期报到，影响公司正常工作安排”。从以上两份证据，可以看出，百奥泰（大连）公司是“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调包括邓蕾在内的三位员工到位于大连的百奥泰（大连）公司总部工作，同时百奥泰（大连）公司庭审中确认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而调邓蕾到大连工作，也没确定调岗、培训具体时限。根据以上情形，一审法院确定，百奥泰（大连）公司此次对邓蕾“调回大连总部工作及业务培训”，系属于邓蕾履行劳动合同工作地点的变更。而根据邓蕾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邓蕾“工作地点为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89号甲中海广场A座17层06单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百奥泰（大连）公司未与邓蕾通过书面协商一致，即通知“调回大连总部工作及业务培训”，且未告知工作及业务培训的具体时限，而工作地点的变更应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在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经营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百奥泰（大连）公司就自行决定邓蕾工作地点由沈阳变更为大连。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单方变更邓蕾工作地点，属于违约行为。当邓蕾继续在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打卡上班至2019年6月12日时，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以“调沈阳公司陈琛、孙冬阳、邓蕾三名员工回大连总部工作。截至2019年6月10日以上人员仍未办理，岗位调转手续按期报到，影响公司正常工作安排”，视为无故旷工为由，予以解除劳动关系。百奥泰（大连）公司及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以上述理由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明显不当，故此，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解除与邓蕾的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关于本起劳动争议的支付与赔偿义务主体问题。邓蕾与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但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属非法人营业企业，系百奥泰（大连）公司所属分公司，据此，二公司应共同承担对邓蕾的支付与赔偿责任。关于邓蕾提出二公司支付其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1日的工资1140元的主张。经查，邓蕾2019年3、4、5月每月工资为3000元，工作至2019年6月11日，实际工作日为7天，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未向邓蕾支付6月份工资，故此，二公司应支付该期间工资966元。关于邓蕾提出二公司应给付2019年2月8日至10日三天加班工资720元的主张，经查邓蕾此期间加班属实，按2019年1、2月每月工资2500元，周六、日加班费按工资200%计算，二公司应支付加班费690元。关于邓蕾提出二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赔偿金54000元的主张，因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情形，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邓蕾在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及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累计工作8年11个月，二公司未证明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已向邓蕾支付经济补偿金，故此，二公司应向邓蕾支付经济赔偿金47250元[（2500×9+3000×3）/12×9×2]。关于邓蕾提出二公司支付失业金损失21600元的主张。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通知邓蕾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合同约定“解除、终止本合同时，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也未按《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在３日内为邓蕾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同时告知其按照规定应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７日内报失业人员户口所在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上述情形致使邓蕾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故此，二公司应该对邓蕾的失业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５年不足１０年的，从第５年开始，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１年，增加１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１８个月。邓蕾自2010年7月入职，累计不足9年，应按9年计算，应领取16个月失业保险金。根据辽人社发[2019]15号文件，“自2019年11月1日起，将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满一年不足十年的失业保险金标准由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3%上调至85%”。根据辽人社[2019]74号文件，自2019年11月1日起，辽宁省一档最低工资标准由1620元增加至1810元。根据以上规定，现邓蕾主张二公司应赔偿其失业保险金21600元，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邓蕾提出二公司应为其补缴2019年6月份五险一金的主张，因该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关于百奥泰（大连）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主张，因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注册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且百奥泰（大连）公司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故此，一审法院对百奥泰（大连）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不予审理。一审法院判决：一、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共同支付邓蕾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1日工资966元；二、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邓蕾加班费690元；三、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邓蕾经济赔偿金47250元；四、被告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共同赔偿原告邓蕾失业保险金21600元；上述款项，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邓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邓蕾已预交），由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共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用人单位所在地应指用人单位依法设立时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机关所在的辖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登记注册地属于皇姑区辖区，因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将邓蕾调回大连总部系因其连续四个月业绩为零而进行培训的问题。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应当严谨而恰当。一审中邓蕾与公司管理人员王多多的电话中并未提及业绩问题，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2019年5月27日发出的《关于信息数据安全管控及沈阳分公司人员调动的通知》也没有提到业绩问题，而是载明调回员工的原因是因为确保数据安全等。公司对调动员工的原因存在相互矛盾的陈述，且业绩为零的主张也没有证据，因此公司在庭审中主张的邓蕾业绩为零的事实不应予以采信。公司主张调邓蕾回大连是进行培训，但未能明确培训的时限和内容等，且邓蕾对调回大连是进行培训也不予认可，因此对公司主张调回进行培训的事实不应予以采信。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邓蕾2019年6月1日至6月11日视为旷工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邓蕾不同意调回大连后仍在沈阳工作，公司仅以其未到大连工作就视为旷工有违常识，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邓蕾主张加班费证据不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邓蕾在一审中提供了加班审批申请、工作后台记录的视频和图片等证据可以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不应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根据前面的论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事实不存在，因此系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提出的邓蕾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原因不在于公司的问题。公司主张为邓蕾进行了失业备案，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上诉人百奥泰（大连）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大连）沈阳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和上诉人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和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菁审判员 刘风霞审判员 李晓颖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白晓辉书记员席红跃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