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0323行赔初1号 原告：刘海，男，1943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彬，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住所地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华东路。 法定代表人：潘鹤，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雪东，吉林崇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海诉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以下简称水利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晶、杨彬，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田雪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海诉称，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强制拆毁鱼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4022,3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吉林省××县的村民，从1984年开始一直以经营鱼塘养鱼为业。但是，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仅口头说明原告养鱼行为违法，便强行将原告合法拥有的鱼塘拆毁，强行打捞原告鱼塘中的鱼，不许原告及其家人靠近自己的鱼塘，任由被告工作人员打捞完毕后，私自带走，造成了原告重大的经济损失。原告遂于2019年4月24日，针对该强制拆毁行为向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依法作出（2019）吉032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强制拆毁原告鱼塘的行为违法。现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据此，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9月22日签收，至今仍未作出是否予以赔偿的决定。同时，被告给出的评估价格严重偏低，不能弥补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02年原告与五四村委会签署的协议书实为管理费协议，并非承包费协议，原告主体适格。现原告向贵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审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刘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32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鱼塘为原告刘海挖掘，被告强制拆毁原告鱼塘的行为违法；2.国家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提起过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没有给原告进行赔偿；3.国家赔偿申请书邮寄单号及签收记录，拟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原告递交的赔偿申请书，在收到国家赔偿申请书后两个月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4.赔偿清单，拟证明被告强制拆毁原告鱼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勘验记录，拟证明经被告的工作人员测量后，得出的案涉鱼塘的面积，以及树木的数量；6.鱼塘照片共六张，拟证明鱼塘被强拆前的原始状态；7.棚改附属物补偿标准，拟证明树木、水井的赔偿标准。 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辩称，1.案涉鱼塘不是刘海的合法财产，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案涉鱼塘经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32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是1984年原告挖建的，但根据2002年4月3日伊通镇五四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刘海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认定，该鱼塘在2002年以前已经收归五四村委会，由五四村委会发包给刘海，承包期限10年，到2011年末已经结束承包。该鱼塘无论从所占土地的权属，还是鱼塘自身的财产权属，都与原告刘海无关。原告刘海主张赔偿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不但与其无关，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是集体土地征收中才涉及到的补偿项目，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征收方将这两项补偿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村民决议进行分配。本案作为行政赔偿案件，仅能对行政行为直接造成的合法财产的损失进行审理；2.我局在2019年4月19日对案涉鱼塘的围坝挖开几个口子，对鱼塘周边的树木等地上物没有损坏，不应该计入赔偿范围。如果该鱼塘承包期满后，五四村委会没有收回经营管理权，仅能说明塘内的鱼是原承包人的，而鱼塘内鱼的损失经吉林省申行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仅为112,800元，原告诉请的巨额赔偿没有依据。综上所述，虽然我局2019年4月19日拆毁鱼塘的行为因程序违法被人民法院判决违法，但该行为所致的损失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客观确定。 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2年4月3日伊通镇五四村委会与刘海签订的鱼池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协议中的养鱼池属于五四村集体所有，原告的承包经营期限为十年，自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年末止，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鱼塘的权属应归集体所有，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主张起诉状中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原告承包时鱼池面积是7,000平方米，原7,000平方米鱼池的财产权应归集体所有，原告只是承包经营，无权主张赔偿。增加的面积是原告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违法挖掘行为所形成，基于违法行为所形成的鱼塘面积及附着其上的物品，依法不属于可获得赔偿的合法权益，原告同样不能得到任何赔偿；2.吉林省申行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原告鱼塘补偿评估测算表一份，拟证明在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原告鱼池的财务状况及相应价值。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证据中，证据1、2、3、5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4、6，被告认为原告无法证明其主张损失的具体内容及价值，并且原告提交的赔偿损失系单方面作出，无事实依据；对于原告庭后提交的证据7，被告认为此份证据为复印件，内容不清，无法确认真实性。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证据1，认为鱼塘为原告自行挖建，五四村2002年以前收回经营权没有法律依据，且该协议是复印件；证据2，原告认为被告统计的鱼塘挖方面积漏算，赔偿标准不认可，且对被告在评估机构的选择及评估资质上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5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诉请赔偿各项损失的清单，系对赔偿数额的说明，不属于证据范围；庭后提交的证据7，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伪，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复印件，无法核对真伪，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因被告未提交评估报告，故不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是吉林省××县的村民，1984年10月30日，原告与五四村的案外人签订《合同书》，与案外人的土地置换后建鱼塘养鱼。2019年4月19日被告强行将原告的鱼塘部分拆毁。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针对该强制拆毁行为向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依法作出（2019）吉032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强制拆毁原告鱼塘的行为违法。并于2019年7月15日对原被告双方进行送达。现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据此，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9月22日签收，但未作出是否予以赔偿的决定。现原告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鱼塘被强制拆毁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总计4022,332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二、原告的赔偿请求、赔偿标准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一，涉案鱼塘系原告刘海1984年与同村案外人签订土地置换《合同书》后建造。被告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限期恢复伊通河堤防及护堤地通知书》，于2019年4月19日强行将原告部分鱼塘拆除，该事实，已由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2019）吉032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故原告刘海具备主体资格，系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焦点二，被告强制拆毁鱼塘的行政行为已被我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被告应对拆毁鱼塘给原告造成的合法权益予以赔偿；对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鱼塘已经被被告填平，果树已经被铲除，导致原告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鱼塘养鱼损失40,000元、李子树损失36,240元、杨树损失4,050元、水井6,000元，被告对原告鱼塘周边果树数量、水井两口无异议，认为其主张价格与评估价格差距不大，同意法院酌情予以认定。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综合市场价格，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上述数额较为合理，应予支持为宜。原告主张的鱼房损失，因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鱼房是否存在，故不予认定。关于原告其他赔偿请求，因被告的拆除行为并非征收土地。故原告适用土地征收标准计算补偿数额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局赔偿原告刘海86,290元； 二、驳回原告刘海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海霞 人民陪审员  梁迎春 人民陪审员  姜红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郑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