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203行初161号原告株洲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西山办事处江源村20号。法定代表人朱玲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佑，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提起、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或撤诉等诉讼权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西，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提起、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或撤诉等诉讼权利。被告醴陵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阳三石街道办事处阳东村。法定代表人温国战，局长。委托代理人康益民，男，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黄甫林，湖南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株洲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醴陵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株洲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的《出让金催缴通知单》违法并予以撤销；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6日，原告与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将位于醴陵市医院，宗地总面积为174.326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原告。2008年3月13日，原告与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将位于来龙门街道××××号，宗地总面积为2213.4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原告。同日，原告与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告除按照《出让合同》第十一条各项约定履行外，同意该受让宗地容积率不低于2.3,建筑系数不低于47%。2018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责令补缴土地出让金决定书》，原告不服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5月8日，醴陵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281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被告责令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应当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被告在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形下，责令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该决定程序严重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责令补缴土地出让金决定书》。2020年5月1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就原告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限原告在《通知单》签收之日起15日内缴清相关出让价款以及交易服务费（土地出让金为1531809元）。原告认为：1、被告在作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前未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且在《出让金催缴通知单》中未告知原告相关救济权利、救济途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撤销该《出让金催缴通知单》；2、根据国土资源部于2007年9月8日颁布《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实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净地出让，出让前，应处理好土地的产权、补偿安置等经济法律关系，完成必要的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前期开发，防止土地闲置浪费。”原告对被告于2009年8月12日作出《关于“天玺大厦”土地出让规划条件变更函》（醴规函［2009］23号）及被告交付土地使用权为“净地”出让均有合理信赖。原告在此信赖基础上，为满足土地出让规划条件作出的合法投入，即预先垫付380万元拆迁补偿款应当由被告弥补给原告。被告在未预先扣除原告垫付38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情形下即作出《出让金催缴通知书》，明显不当，应当依法撤销该《出让金催缴通知书》。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被告醴陵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原告改变了出让合同约定的容积率，超出让合同批准的建筑面积建设，具有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原告“天玺大厦”项目通过编号为［2008-21]的出让合同取得174.326㎡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率为5.3;通过编号为［2008-60]的出让合同取得2213.4㎡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率为2.3。批准的建筑面积为：174.326㎡×5.3+2213.4㎡×2.3=6014.75㎡,该项目的容积率为：6014.75㎡÷2387.73㎡=2.52。2014年验收时，该项目实际建筑面积为11421.2㎡,比批准的建筑面积多5406.45㎡，实际容积为4.78。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关于“二、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对出让土地，凡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204号）关于“四、加强房地产用地监管，严格落实制度。经依法批准调整容积率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批准调整时的土地市场楼面地价核定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之规定及出让合同第十七条（两份合同均为第十七条）的约定，原告有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义务。该项目执行2004年基准地价所得的楼面地价为283.33元／㎡,原告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为1531809元（283.33元／㎡×5406.45㎡=1531809元）。二、答辩人发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的行为，纯属是一种催促原告履行义务的催告行为，不是给原告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处理行为，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原告有缴纳出让金的义务。根据《出让金催缴通知单》关于“限你司在本通知单签收之日起15日内缴清相关出让价款以及交易服务费，否则，我局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之表述，答辩人发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的行为，纯属是一种催促原告履行义务的催告行为，不是给原告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处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规定，对于答辩人发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的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经审理查明，2008年，原告通过竞买方式竞得位于解放路××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08年1月16日与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008-21），合同约定：出让宗地位于醴陵市医院，宗地编号为51＃,出让面积为174.326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出让金为每平方米1500元，出让总额为261480元，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商住，建筑容积率为5.3。2008年3月13日，原告又与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008-60），该合同约定：出让宗地位于来龙门街道××××号，出让面积为2213.4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出让金为每平方米为3225.8元，出让总额为714万元，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商住，建筑容积率为2.3。2008年4月9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为原告颁发了编号为醴国用（2008）第903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为143.959平方米，又于4月10日为原告颁发了编号为醴国用（2008）第9036号和醴国用（2008）第903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分别为1085.16平方米和984.205平方米。2008年5月4日，醴陵市规划局为原告办理了编号为醴规地字2008014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准原告用地项目为天玺大厦，用地面积为2345平方米。同年7月3日，醴陵市规划局为原告办理了编号为醴规工宇2008020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建设项目名称为天玺大厦Ａ、Ｂ栋，总面积为9235.97平方米。2009年8月12日，醴陵市规划局作出醴规函［2019］23号关于“天玺大厦”土地出让规划条件变更函，告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天玺大厦”项目规划条件变更为：用地面积2213.4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居用地，建筑密度59.4%,容积率4.87。同年9月26日，醴陵市建设局为原告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原告开始建设天玺大厦项目。2013年1月30日，原告的天玺大厦项目Ａ、Ｂ栋依法竣工验收备案。2014年6月16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对原告的宗地进行监管验收，发现该项目超用地面积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421.2平方米，项目实际容积率为4.78,而土地出让合同批准建筑面积为6014.75平方米，容积率为2.52,建议补办5.7平方米转让及出让手续。2016年10月24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向醴陵市人民政府请示，原告天玺大厦项目竣工验收超用地面积5.7平方米和超建筑面积5406.45平方米，需要补缴土地出让价款1538877元。2017年1月9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向原告作出催办通知，限其60日内补缴土地出让金1538877元、契税61555元、交易服务费7848元，但原告表示并未收到该通知。2018年9月26日，醴陵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责令补缴土地出让金决定书》。2018年9月30日，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对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湘醴检行公建［2018］21号检察建议书，建议：一、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华宇公司欠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费用的行为予以处理；二、依法追缴华宇公司欠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费用共计1608280元。原告不服醴陵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责令补缴土地出让金决定书》，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5月8日作出（2019）湘0281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作出该《责令补缴土地出让金决定书》的程序严重违法，判决撤销该决定书。2020年5月14日，被告重新起动程序，对原告作出了《出让金催缴通知单》。因机构改革的原因，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的名称变更为醴陵市自然资源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在行政协议的过程中，发现原告改变了出让合同约定的容积率，超出让合同批准的建筑面积建设，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对原告作出的催告履行义务的行为。该《出让金催缴通知单》是被告作出最终行政决定之前的过程性的催告行为，该过程性行为不产生独立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株洲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小玲人民陪审员  胡菊香人民陪审员  沈顺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袁 姝附：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三）行政指导行为；（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享有监督协议履行的职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收到该处理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