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牟丹，男，197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丹，女，198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国，男，196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庆，女，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闪光，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丹、牟丹因与被上诉人郭庆、周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12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丹、牟丹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系合伙纠纷，2017年11月13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二上诉人向郭庆出具的《借条》系周建国与牟丹对双方合伙的对外借贷事务的扎帐，但对周建国与牟丹合伙期间的往来账目及双方合伙期间共同注册的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作处理，属查明事实不清。二、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6万元由来作出了说明，即：双方在合伙期间牟丹向孔荣支付借款40万元、郭庆8万元、王新明25万元、陈丰伦6万元，余跃13万元，共计92万元。2017年11月13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后，由牟丹收取孔荣50万元借款、余跃23万元借款，共计73万元，牟丹之前向郭庆借款25万元，以上共计98万元，减去合伙期间支出的92万元，产生诉争的6万元，赵丹、牟丹因此出具《借条》给郭庆。上诉人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11日按照周建国的指示向郭庆、周建国之子周胜园共转款41000元，该款并未在2017年11月13日出具的《借条》中予以扣除，原审法院未结合全案证据审查，判决不当。三、原审法院未对全部合伙事务进行审查。因双方已经没有继续合伙的可能，故在合伙期间根据周建国主张共同注册的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当完成注销手续，且该公司存续期间产生的费用也应当结算清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周建国、郭庆答辩称：上诉人陈述给郭庆及周胜园转账的41000元是发生在双方合伙期间，而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最终进行了结算，协议书、借条都是同时写的，在2017年11月13日之后双方再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周建国、郭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赵丹、牟丹偿还欠款本金6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还清借款为止（从2017年12月31日计算至2019年11月30日尚欠利息6900元）；2.赵丹、牟丹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也系夫妻关系。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系合伙关系，二人合伙事务系对外借贷。2017年11月13日，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签订《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牟丹、周建国达成以下协议：1.孔荣伍拾万，2.余跃贰拾叁万，由牟丹收款合计730000元；3.王新明陆拾伍万，4.陈丰伦玖拾伍万，以上由周建国收取合计壹佰陆拾万元整”；同日，被告牟丹、赵丹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郭庆现金陆万元整（60000元），归还日期2017年12月31日”。至此，原、被告双方就对外借贷事务无经济往来。被告牟丹在庭审中陈述《借条》中60000元的来源系被告牟丹曾经向孔荣支付借款400000元，郭庆80000元，王新明250000元，陈丰伦60000元，余跃130000元，共计920000元，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结算后，由牟丹收取《协议书》中孔荣500000元、余跃230000元，牟丹又向原告郭庆借款250000元，牟丹共收取款项980000元，经抵扣后得出《借条》中载明的被告牟丹、赵丹向原告郭庆支付款项60000元。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成立了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均系该公司股东，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公司状态为存续。二被告认为待公司清算以后双方合伙事务才终结，原告周建国、郭庆认为双方成立的公司并不影响双方关于对外借贷事务的结算，二被告应按照《借条》的约定支付款项60000元。一审庭审中，二被告举证其曾经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11日按照原告周建国的指示向原告郭庆以及二原告之子周胜园的转账汇款凭证，用以证明上述款项并未计算在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借条》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非民间借贷关系，应为合伙纠纷。2017年11月13日，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签订《协议书》以及二被告向原告郭庆出具《借条》系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对双方合伙的对外借贷事务的扎帐，双方此后就对外借贷事务再没有经济往来，《协议书》与《借条》均系双方意思真实表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双方均应履行，现履行期限已至，故被告牟丹、赵丹应向原告周建国、郭庆支付款项60000元。二被告至今未履行支付款项义务，对二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牟丹、赵丹应以60000元为本金，从逾期之日即2018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直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被告牟丹、赵丹辩称双方合伙事务还包括双方成立的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属存续期间，被告认为待公司清算以后双方合伙事务才终结，经庭审查明，该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性质，原告周建国与被告牟丹均为公司股东，本案所涉合伙事务为对外借贷事宜，互不影响，故对上述辩称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牟丹、赵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建国、郭庆款项6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原告周建国、郭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牟丹、赵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另查明，牟丹与周建国以个人名义于借款给王新明开始合伙对外放贷，共放贷四笔。2017年11月13日牟丹、周建国对对外借贷的收款事宜等进行结算并签订《协议书》，同日牟丹、赵丹向郭庆出具60000元的《借条》。在（2019）黔0302民初5637号原告牟丹诉被告余跃、第三人周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牟丹在庭审笔录第7页中称其在扎帐后出具给周建国6万元借条，要补给周建国6万元，但不同意在该案中抵扣，称该6万元已经提前支付给周建国了。该案判决认定“被告余跃及第三人周建国提出先由原告牟丹偿还第三人周建国6万元，余跃才能向牟丹偿还借款，因上述借条及协议书均未体现这一附加条件，第三人提交的6万元借条及告知书也未体现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有该项约定，被告及第三人的该项抗辩不成立”。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赵丹、牟丹应否按《借条》的约定履行偿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涉案借条为双方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即合伙结算形成的债务已转变为借款，故本案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审理。牟丹与周建国合伙对外放贷后于2017年11月13日以《协议书》的形式进行结算，扣除双方均认可的款项后，牟丹、赵丹需向周建国、郭庆支付60000元，并由牟丹、赵丹向郭庆出具涉案60000元的借条。由以上事实可见，《借条》是对双方合伙账务结算后的债务确认，为牟丹、赵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故赵丹、牟丹应按《借条》履行还款义务。赵丹、牟丹认为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11日两笔转款41000元未在2017年11月13日的结算中扣除。针对该上诉理由，虽然赵丹、牟丹在一审中提供了向郭庆、周胜园转款的凭证，但该两笔款项系其合伙对外放贷结算前产生，且双方在合伙期间的经济往来频繁，凭证上也未注明款项的用途，故不能证明双方结算的《借条》金额存在错误，对赵丹、牟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赵丹、牟丹认为应在本案中对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的上诉理由，因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清算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牟丹、赵丹也认可双方合伙对外放贷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与贵州凯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无关系，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赵丹、牟丹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赵丹、牟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上诉人赵丹、牟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黄和利书记员向应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