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04民终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剑，男，1973年1月2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重庆市石柱县，外来经商人员，现住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雨琪，西藏琪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岑照年，男，1974年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崇州市，外来经商人员，现住四川省崇州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俸军，四川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林芝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广东路3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07109003960。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西博，西藏方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剑因与被上诉人岑照年、西藏林芝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芝客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2019）藏0402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雨琪、被上诉人岑照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俸军、被上诉人林芝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西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或改判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2019）藏0402民初569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岑照年、林芝客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客运车辆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林芝客运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可该转让行为，《拉萨市班线客运改革工作宣讲提纲》、林芝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具的《公告》、林芝客运公司与谭剑签订的《西藏林芝地区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联合经营合同书》第五条，以及《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中均对车辆经营权擅自转让作了禁止性规定，结合庭审情况，每次获取相关补贴均是由谭剑向岑照年出具授权，林芝客运公司收到相应授权后才对补贴进行发放，这是林芝客运公司对享受补贴的主体资格审查及认定，而林芝客运公司接受岑照年的规费以及前往成都锋圣运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航港客运中心结算票款，仅是因为林芝客运公司认为岑照年是谭剑的临时委托代理人并代为收取相关款项。对《关于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意见征求函》的接受以及《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征求意见回执》中签字，证明唯一的合法主体只能是谭剑，且谭剑也通过自己签名表达了自己同意放弃承包经营的意见，林芝客运公司也是根据该回执上的签名人的意见同意是否对签名人发放涉案车辆净值费及转让费和补偿款以及相关费用，岑照年并不是征求函以及征求意见回执中签名的合法主体，因此岑照年并非该车辆车主。二、谭剑系×××原车主，理应获得涉案车辆净值及转让费244,536元、退市奖励120,000元、保证金30,000元，共计394,536元。本案涉案车辆系谭剑购买，并于2013年12月11日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西藏林芝地区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联合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联营合同书），于2014年12月22日与岑照年签订《客车转让协议》，并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本案所有关于经营权转让约定均未禁止客运车辆的转让，禁止的仅是客运经营权的擅自转让行为，谭剑与岑照年属于擅自转让，其擅自转让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和支持，也不受林芝客运公司所认可，一审法院确认岑照年为实际经营者认可涉案车辆的转让，显然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岑照年是服从林芝客运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凡是在客运公司工作的人员均应受客运公司的管理，如车主所雇司机，并不能仅因其受客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以及经营管理时长，断章取义的认定岑照年有领取相关款项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所提交的通知、合同以及征求意见的回执均是由林芝客运公司向谭剑下发，涉案车辆经营过程中的每一笔补贴款也均是由谭剑与林芝客运公司进行对接签字，且在此次的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方案中也是明确规定原车主才享有此次改革的利益，而该车辆在林芝客运公司一直登记在谭剑名下，以上证据能够证实谭剑为涉案车辆的原车主，且所有证据均指向原车主谭剑是改革利益获得者，因此谭剑理应获得涉案车辆净值及相关款项。三、关于运营期限问题。本案中，营运车辆的营运许可是8年，谭剑在经营权合同转让中不能突破此强制要求转让15年，但本案中，政府补贴款等是以15年为基础进行的补偿，一审法院将15年的费用全部判决给岑照年，明显不合法也不合理，也违背车辆8年营运许可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岑照年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恰当，判决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一、谭剑与岑照年之间的车辆及内部经营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合法有效。二、岑照年虽然未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书面的经营合作协议，但林芝客运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认可岑照年系本案涉案车辆的实际经营者，同时涉案车辆转让以后所有经营管理以及向林芝客运公司支付相关的规费等完全由岑照年承担。林芝客运公司委托岑照年向西航港客运中心进行票款结算并领取款项，并非是谭剑临时委托，同时转让行为长达4年之久，谭剑未提出撤销或者主张涉案车辆的任何权利。三、谭剑与岑照年签订协议后，岑照年按照协议内容支付了全部款项，谭剑也按约交付了车辆及经营权，协议的权责均按照协议约定承担和享有。岑照年实际经营该车辆，承担了经营过程中一切的费用和盈亏。岑照年领取的“两限一警”补贴，即是对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亏损中政府的补偿行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岑照年系实际的经营者，其依法应该享有涉案车辆政府体制改革补偿款正确。四、谭剑称车辆可以转让而经营权不能转让，所谓的客运车辆不得擅自转让是指不能从国家批准的经营客运车辆的公司转向另外单位的变更，并非是指在合作经营者之间的内部性的转让。五、谭剑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岑照年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转让协议里也包括了30,000元保证金。六、经营协议并没有约定仅转让8年车辆经营权，一审法院将15年的费用全部判给岑照年，合法、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林芝客运公司辩称，按照交通运输体制改革要求以及《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等规定，作为原车主转让客运车辆时，未经过林芝客运公司允许，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其并不认可谭剑擅自将涉案车辆转让的行为，林芝客运公司考虑到转让行为造成的困扰，同时根据交通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倾向意见是将车辆残值费和退市费补偿给原车主，但愿意按照法院判决履行其付款义务。   岑照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林芝客运公司向其支付×××客运车辆净值及转让费244,536元、补偿款120,000元、保证金30,000元，共计394,536元；2.判令谭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谭剑、林芝客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1日，林芝客运公司与谭剑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由林芝客运公司投入一张客运线路牌、谭剑出资购买车辆进行联合经营，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经营车辆车牌号为×××，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该联营合同经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联营合同。2014年12月22日，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与谭剑签订《客车转让协议》，谭剑将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予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同时，该协议约定了付款方式、转让时间、过户等事宜。后岑照年及案外人但建强向谭剑支付了涉案车辆全部转让费。2017年12月6日，案外人但建强退出涉案车辆经营。岑照年一直经营车辆至今并领取“两限一警”补贴。2017年1月11日，林芝市人民政府为推行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就回收车辆及经营权制定改革方案，并出台安置办法。2018年至2019年间，林芝客运公司委托曾庆秋代岑照年前往成都西航港就涉案车辆结算票款，并由岑照年实际收取票款。2019年7月31日，林芝客运公司对涉案车辆核算后得出车辆回收费244,536元。2019年8月20日，谭剑就涉案车辆在《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征求意见回执》中签署“…本人自愿退出，不再继续承包经营”，即其愿意领取退市奖励金120,000元。岑照年以其系实际经营者为由，要求林芝客运公司向其支付涉案补偿款，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如何认定《客车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一，林芝客运公司要求车辆经营权转让需在其处办理转让手续，仅仅是其内部一种营运管理手段，且并未严格禁止市场交易主体间进行客运车辆经营权的转让。本案中，谭剑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林芝客运公司将×××号客运班车交由谭剑个人经营，并从谭剑处收取管理费，谭剑成为该车特许经营权下的经营户。虽然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与谭剑签订的《客车转让协议》违反了《联营合同书》“…不得私自将车辆转让他人经营…”的约定，但该联营合同亦约定“在征得甲方（林芝客运公司）同意并报运管部门批准后，乙方（谭剑）可以将车辆转出甲方，但必须完清该车转出前的债权债务，并向甲方缴纳合同违约金10,000元…”，即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与谭剑缴纳违约金并履行申报手续，可办理转让手续，故可推定林芝客运公司实际并未禁止客运车辆经营权的转让；第二，林芝客运公司委托曾庆秋代岑照年前往成都西航港结算涉案车辆票款，结合被告林芝客运公司当庭陈述，岑照年亦接受林芝客运公司的统一经营管理，充分说明岑照年虽然未取得林芝客运公司的书面同意转让材料，但其在林芝客运公司统一管理下实际经营了四年多，林芝客运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林芝客运公司承认岑照年经营者身份，即其以实际行为认可涉案车辆的转让；第三，《联营合同书》约定合同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庭审中，谭剑和林芝客运公司亦认可双方并未续签联营合同。虽然岑照年与林芝客运公司亦未签订书面联营合同，但岑照年接受林芝客运公司管理、收取票款、领取“两限一警”补贴等事实足以证实双方积极履行各自义务并已形成事实上的联营合同关系，足以推翻其二人关于涉案车辆不得转让的约定。综上，办理转让手续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系一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尽管涉案车辆未在林芝客运公司处办理转让手续，但《客车转让协议》系双方签名捺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已支付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的合理对价，谭剑将涉案车辆交予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经营，双方已实际履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故该协议合法有效。2.关于如何认定政府补贴对象的问题。第一，岑照年、谭剑双方签订《客车转让协议》后，谭剑已将涉案车辆交予岑照年及案外人但建强实际经营，但因案外人但建强现已退出涉案车辆的经营，岑照年系唯一经营者并实际享有“两限一警”补贴；第二，根据《林芝市市际班线客运改革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任务是清理挂靠，回购车辆，并由班线客运企业实行客运车辆统一管理，故此次退市奖励金120,000元系对经营者退出客运市场的补偿，车辆回收款244,536元系对涉案车辆回购的补偿。虽然方案中规定原车主享有此次改革利益，但原车主即谭剑已将涉案车辆及经营资格均转予岑照年，且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发生在《客车转让协议》之后，文件所要补偿的经营者应为实际经营者，而非名义上的经营者，且改革与实际经营者今后生活息息相关，谭剑将涉案车辆转予岑照年时，已在《客车转让协议》中约定岑照年享有合同签订后的债权，故对谭剑主张承包期限届满后，其系实际经营者，应享有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所得补偿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第三，虽然谭剑主张客运车辆经营期为8年，但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强制报废期为15年，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按15年计算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岑照年系实际经营者，林芝客运公司应向岑照年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补偿款120,000元。3.关于如何认定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问题。谭剑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的《联营合同书》约定的经营期限已届满，且均认可未续签联营合同，岑照年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林芝客运公司已实际收取安全保证金30,000元。同时，《客车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转让款中包含安全保证金，且按交易习惯，岑照年支付案涉车辆转让款后，谭剑理应将安全保证金凭证交付岑照年，庭审中，岑照年称其未收到该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岑照年要求林芝客运公司支付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岑照年与谭剑签订的《客车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岑照年系涉案车辆实际经营者，其主张林芝客运公司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共计364,536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岑照年主张安全保证金3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谭剑未领取涉案车辆回收款、退市奖励金、安全保证金，故岑照年要求谭剑承担上述款项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林芝客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岑照年支付364,536元；二、驳回岑照年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9.02元，由岑照年负担274.43元，由林芝客运公司负担3,334.59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客车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第一，2013年12月11日，谭剑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由林芝客运公司投入客运线路牌一张，谭剑出资购买客运车一辆进行营运，合同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联营合同。2014年12月22日，谭剑与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签订《客车转让协议》，约定由谭剑将其拥有的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该车牌号×××客车，岑照年、案外人但建强向谭剑支付了涉案车辆全部转让费，2017年12月6日，案外人但建强退出涉案车辆经营，由岑照年一直经营至今；第二，《联营合同书》虽约定严禁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但在转让后，林芝客运公司多次委托曾庆秋代岑照年前往成都锋圣运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航港客运中心办理涉案车辆的票款结算事宜，并由岑照年实际收取票款，结合庭审中林芝客运公司陈述其已知晓转让事实，林芝客运公司以实际行为认可了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林芝客运公司与岑照年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不得擅自转让班线运输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必然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本案中，谭剑事先明知不得转让经营权却仍转让，故本院对其事后又以转让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谭剑与岑照年之间的《客车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客车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二、关于政府补贴对象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客运转让协议》“二、从2014年12月22日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归甲方（谭剑）所有；从2014年12月22日以后所有收入和债权债务由乙方（岑照年）负责”的约定，即自2014年12月22日起，涉案车辆的相关债权债务理应由岑照年享有、承担；第二，根据《林芝市市际班线客运改革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此次退市奖励金120,000元系对经营者退出客运市场的补偿，车辆回收款244,536元系对涉案车辆回购的补偿。虽然方案、会议通知、征求意见回执均载明原车主享有此次改革利益，但原车主即谭剑已将涉案车辆及经营资格均转予岑照年，岑照年和林芝客运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岑照年已作为实际经营者继受合同权利义务，且亦同意放弃继续承包经营；第三，谭剑主张客运车辆经营期为8年，但《客车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转让年限，且岑照年已为实际经营者，故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补偿款理应与谭剑无关。综上，林芝客运公司应向实际经营者岑照年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岑照年与谭剑签订的《客车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合法有效，岑照年系涉案车辆的实际经营者。谭剑将《联营合同书》权利义务转让给岑照年，林芝客运公司和岑照年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现谭剑以擅自转让及违反行政法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林芝客运公司向实际经营者岑照年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谭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18.04，由上诉人谭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松吉卓玛   审  判  员   王 林 华   审  判  员   孙 丹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张 文 斌   书  记  员   姆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