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11民初1040号 原告：叶诗琳，女，200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强，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敏，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母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486号5楼之一。 法定代表人：赵增旭，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仁，福建信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水鑫，福建信集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垵西路海新阳光公寓9-11号。 法定代表人：邱丽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国开，男，系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英艽，男，系单位职工。 原告叶诗琳与被告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中海航集团”）、第三人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以下简称“华夏技校”）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诗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强，被告中海航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仁，第三人华夏技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国开、吕英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诗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叶诗琳与中海航集团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于叶诗琳起诉之日解除；2.判令中海航集团立即退还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15000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海航集团承担。后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叶诗琳与中海航集团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无效。庭审中明确若法院认为合同有效的话，主张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于起诉之日解除。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31日，叶诗琳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叶诗琳在华夏技校接受教育培训，培养方向为“铁路高铁乘务”，中海航集团承诺在叶诗琳完成协议书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后，将100%保障叶诗琳的实习及就业。协议签订后，叶诗琳按照约定入校报到并按时足额缴纳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在培养期间严格遵守华夏技校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按照教学计划完成学业并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毕业证书。2018年7月12日，中海航集团向华夏技校出具《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方案中再次明确中海航集团应在2018年8月30日前陆续统一各就业方向安排实习及就业。现叶诗琳已毕业，具备就业条件，然而至今，中海航集团也未能如约安排叶诗琳到专业对口的岗位进行实习及就业工作。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中海航集团从事上述职业中介活动应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但中海航集团并未依法取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合同被确定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中海航集团应向申请人返还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中海航集团辩称：一、案涉协议有效，不存在无效的事由。1.《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适用于职业中介机构的设立，该法调整用人单位、劳动者及职业中介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叶诗琳是以学生的身份就读中海航集团与华夏技校设立的合作办学项目，故中海航集团与叶诗琳之间为定向培养协议关系，华夏技校与叶诗琳之间为教育服务关系。因此，中海航集团是校企合作的一方，而非职业中介机构，叶诗琳是学生而非劳动者，本案不存在《就业促进法》的适用空间。2.中海航集团是由赵增旭投资控股的多家关联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中海航集团的具体经营项目都是由各相关关联公司具体执行的，赵增旭控股的“厦门指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因此，即便本案有《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的适用空间，那中海航集团也已经取得该条规定的行政许可。3.《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便违反也不导致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针对合同本身，目的并不在于禁止法律行为本身，对其违反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按照《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取得人力资源行政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为“（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三)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与一般企业的设立条件出入不大，违反了也不会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再则，《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也不属于《九民纪要》第三十条明列的无效情形。二、合同签订后，中海航集团一直积极履约。1.中海航集团在叶诗琳就学期间，依约安排了老师到学校为其上课。2.叶诗琳在校就读满三年后，中海航集团及时制定了《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随即组织叶诗琳到中海航集团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训。3.实训结束后就拟安排实习岗位对叶诗琳等其他学生进行统一宣讲，事先告知实习岗位相关情况，并征得叶诗琳同意后，由专人负责安排叶诗琳到相应岗位实习。4.即便叶诗琳尚未毕业或取得大专学历，但中海航集团也出于化解问题的角度，通过学校代通知及电话等多种方式多次通知叶诗琳到相关岗位进行就业面试。三、中海航集团为叶诗琳安排的岗位符合专业对口要求。1.根据《2015年招生简章》，叶诗琳所学专业“高铁乘务”记载的就业方向表述为：“面向国内各大铁路和高铁、动车、普列，从事乘务员、乘服员等岗位工作”。该招生简章为叶诗琳方提供，且其已经于入学时知悉，即其在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协议前就已明确知悉就业方向包括乘务员、乘服员等岗位，故中海航集团为叶诗琳推荐高铁乘服员、地铁安检等工作均符合专业对口。2.根据叶诗琳的毕业证书可见，其所学专业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因此中海航集团为其提供高铁、动车、地铁工作岗位，符合专业对口的要求。3.中海航集团根据《2015招生简章》、《校企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8款）的就业方向制定《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第4部分实习就业岗位），依据该方案为叶诗琳提供相关岗位，不存在专业不对口的说法。4.叶诗琳到岗之前，中海航集团已事先向叶诗琳作了宣讲工作，叶诗琳已事先知悉并同意相关岗位，并在《实习就业情况表》上签字确认。既已事先征得叶诗琳确认，更无从谈起“不对口”。四、合同业经中海航集团履行而终止。叶诗琳已经被中海航集团推荐的用人单位录用并缴纳社会保险，中海航集团已依约履行完就业安置义务，合同业经履行而终止，叶诗琳无权再向中海航集团主张退费。入职后，叶诗琳因个人原因选择离职，系叶诗琳个人行为。值此，叶诗琳还向中海航集团提起诉讼，实属不应该。五、若合同无效或解除需退费，那么退费也应考虑如下因素：1.中海航集团在叶诗琳就学期间，依约安排了老师到学校为叶诗琳等学生上课。2.叶诗琳在校就读满三年后，中海航集团及时制定了《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随即组织叶诗琳等学生到中海航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训。3.实训结束后中海航集团就拟安排实习岗位对叶诗琳等学生进行统一宣讲，事先告知实习岗位相关情况，并征得叶诗琳同意后，由专人负责安排叶诗琳到相应岗位实习。4.虽叶诗琳一再拒绝配合，但中海航集团也出于化解问题的角度，多次通知叶诗琳到相关岗位进行面试。5.15000元的费用，并非全部由中海航集团受益，华夏技校亦实际参与分成1500元，且中海航集团代华夏技校支付了1700元的招生费。如需要退费，华夏技校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叶诗琳不向华夏技校主张，应视为在华夏技校应承担范围内对中海航集团免责。6.华夏技校未能依照招生简章或招生宣传，在叶诗琳毕业时为叶诗琳办理大专学历证书，导致学生不满且客观上影响就业推荐，华夏技校存在重大过错。 华夏技校述称：1.中海航集团与华夏技校联合制作的招生简章明确记载了中海航集团向学生收取的15000元的款项性质实际系就业安置管理费，而非中海航集团出具的收款票据中单方记载的技能培训费。2.我们认可中海航集团向叶诗琳等学生提供的服务实质为职业中介服务，而中海航集团并未取得开展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许可，其开展职业中介活动已违反《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3.中海航集团于协议签署后并未实际安排叶诗琳等学生进行对口专业的实习及就业，从合同无效的返还、协议的履约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析，我们认为叶诗琳主张全额返还15000元就业安置管理费的诉求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有叶诗琳提供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2015年秋季新生入学须知》、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收款专用票据、《毕业证书》、《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福建华夏高级技校2014级中海航委培学生就业安排处理情况统计表》、《2015年招生简章》、中海航集团的工商登记档案、厦门市人力资源机构主体名录库等证据，有中海航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企业信息，课程表、《校企合作协议书》、《招生协议书》、《合作协议书》、《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华夏技校网站的招生计划、去向跟踪表、用人单位用工证明、《委培、培养就业协议书》、感谢信、用人单位用工证明，面试申请表等证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做当庭陈述。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的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7月31日，叶诗琳与中海航集团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叶诗琳在华夏技校接受教育培训，培养方向为“铁路高铁乘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即叶诗琳）入校后应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后取得国家承认的中专或大专专科文凭”，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乙方（即叶诗琳）完成《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后，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对乙方（即叶诗琳）100%保障实习和就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乙方……按照学校教学计划圆满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并考取就业所需各种资格证书”。中海航集团于当日收取叶诗琳15000元并出具收款票据，收费项目载明“技能培训费”。2015年8月13日，中海航集团与华夏技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约定三年制学生前两年、四年制学生前三年由乙方（即华夏技校）安排学习和负责管理，并对学生承担相应的校方责任，三年制学生第三年、四年制学生第四年由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安排实习或顶岗实习和负责管理，并对学生承担相应的企业方责任。另外，《校企合作协议书》还约定，甲方（即中海航集团）应在新生开学后30天内按1500元/生标准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即华夏技校）作为特色专业管理费用。 此后，叶诗琳在华夏技校处修完课程后，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专业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期间，中海航集团派老师到华夏技校为学生授课，课酬由中海航集团承担，授课课时双方说法不一。 2018年7月12日，中海航集团印发《关于华夏技校2015级定向生实训、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并组织学生到厦门安防职业技术学院进行集训，方案载明“在（2018年）8月30日前，陆续统一按各就业方向安排实习及就业”，并列出高铁服务方向的实习就业岗包括“动车高铁普列餐服员、安检员、站务员、列车乘务员”等岗位。 经中海航集团推荐，叶诗琳于2018年9月3日入职用人单位上海英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被安排到厦门地铁一号线任职安检员，并签订了《劳动合同》，该用人单位也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后叶诗琳于庭审时确认已离职，但认为被安排的岗位实际为保安员。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叶诗琳等学生与华夏技校、用人单位另外签订一份《实习三方协议》。 原、被告诉称、辩称及第三人陈述的其他事实，于本案审理无涉，不再一一查明。 本院认为，围绕诉辩要点，本案应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一、关于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叶诗琳认为，中海航集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但其并未取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中海航集团认为，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便违反也不导致合同无效；另，中海航集团是由赵增旭投资控股的多家关联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中海航集团的具体经营项目都是由各相关关联公司具体执行的，赵增旭控股的“厦门指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华夏技校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可知，中海航集团为叶诗琳提供的服务实质为职业中介服务，而中海航集团未取得开展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许可，其开展职业中介活动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从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及相关证据内容上来看，中海航集团为学生提供的不纯粹是职业介绍，还包含了技能培训、考证等，本案双方之间为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不是职业中介机构与劳动者的关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本案叶诗琳主张中海航集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即使中海航集团未取得相应许可，并不能否认案涉合同的效力，故《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诚信履行合同义务。 二、中海航集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当退还收取的费用。 叶诗琳认为，若认定合同有效，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解除，理由是中海航集团根本违约，没有为叶诗琳安排专业对口的实习及就业，要求退还就业安置管理费1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叶诗琳在与用人单位签署了《劳动合同》后，还与用人单位、华夏技校另外签署了《学生实习三方协议》，认为叶诗琳与用人单位实际还是实习关系，并非正式就业。 中海航集团认为，其已经履行完毕所有的合同义务，合同因履行而终止，不存在解除的问题。中海航集团为叶诗琳提供的岗位是厦门地铁的安检员，岗位符合叶诗琳提交的《实习就业安排方案》及《招生简章》。并且，叶诗琳到用人单位之前也已经签署实习就业表认可相关岗位。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专业不对口。如果法院认为可以解除，那么中海航集团同意解除，但是这个解除是属于叶诗琳导致的合同僵局，不利后果应该由叶诗琳自行承担。另，叶诗琳等学生确实与用人单位签订《学生实习三方协议》，该协议是为了学生档案或者毕业的材料所签署的，并非叶诗琳与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 华夏技校认为，同意叶诗琳的意见，其与叶诗琳、用人单位签订《学生实习三方协议》，是省厅教学大纲的安排，毕业前都要有实习，按要求学生去实习单位报到就要签订，但有的学生不重视到后面结束才签字盖章，该协议明确学校、用人单位、学生各自的义务和权利。庭前才了解到学生与用人单位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和学生三方协议并存的情况下，叶诗琳等人的身份是学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应该认定劳动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在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培养方向为“铁路高铁乘务”，对实习及就业岗位的约定确实较为笼统，但经中海航集团推荐，叶诗琳入职上海英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并被安排到厦门地铁一号线任职安检员（保安员），该用人单位也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叶诗琳以签署《学生实习三方协议》为由，认为其与用人单位实际还是实习关系，并非正式就业，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叶诗琳主张中海航集团提供的实习及就业岗位与其专业不对口，但在此期间未提出异议，还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见双方就实习及就业岗位已达成一致意见，中海航集团已经完成了《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义务。故，叶诗琳以其未能安排专业对口的实习及就业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定向培养就业协议书》并要求返还15000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诗琳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88元，由原告叶诗琳负担（已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许明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洪一帆 书记员李婷婷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