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行终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火月，女，1952年1月25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系亡者孙阳石之妻。委托代理人廖金林、王兴蕾，江西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春生，男，1975年3月25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定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定南县政府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龙小东，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钟毅芸，江西剑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钟乾明，定南县历市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孙永生，男，1970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原审第三人孙建生，男，1972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原审第三人孙春生，男，1975年3月25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原审第三人孙华生，男，1978年3月14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定南县。上诉人周火月因其诉被上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房屋、林地行政征收一案，不服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初2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根据城市建设规划，需要在定南县，决定征收原告的房屋、林地，遂派工作人员对应征收的房屋进行了丈量。2010年11月6日，孙阳石（原告的丈夫，已于2012年3月26日火化）在《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中签字领取了三块林地的征收费用。2011年8月12日，定南县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分别与孙阳石、孙建生（共一份合同），与孙永生，与孙春生、孙斌（共一份合同），与孙华生签订《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了征收拆除面积、应补偿金额、安置宅地面积及宅地安置的具体位置。除孙春生外，其他人都已领取房屋补偿款。2018年9月10日，原告的四个儿子即本案第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其父亲孙阳石过世时留有的位于定南县间房屋由原告一人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被告早在2010年间就在原告的林地建设安置地和修建前程大道，原告的丈夫孙阳石还于2010年11月6日在《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中签字领取了三块林地的征收费用，因此，原告此时应当知道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在2012年11月6日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至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在征收原告的房屋时到了实地丈量房屋，且原告的丈夫孙阳石还于2011年8月12日与被告方签订了《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此，原告此时应当知道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在2013年8月12日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至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周火月对被告定南县人民政府的起诉。周火月不服，提出上诉称：1.请求撤销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行初230号行政裁定，并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是：1.一审裁定以不存在的事实，推定上诉人的起诉期限违反法律规定。（1）被上诉人的《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上的孙阳石的签名并不真实，表上所标三处共9亩林地，没有林权证编号，所处地名及四至界限，无法确定哪块林地，且自留山有的发证，有的没有发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不能确定周火月此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房屋宅基地已被征服征收，因为周火月的房屋宅基地以及主张的林地，在2018年之前并没有实际发生被征收拆迁的事实。（2）征收林地和修建前程大道而发生的征收是两个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关联。2.上诉人的丈夫孙阳石从来没有与定南县拆迁办就自己房屋宅基地签订过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也没有将自己的房屋宅基地、拆迁安置地和补偿款分配给四个儿子继承。3.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至今没有生效。4.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和儿子孙春生、儿媳周素梅正是在被上诉人拆迁办2018年4月开始落实孙永生、孙建生拆迁安置工作时，发现少了自己房屋、宅基地的拆迁安置费和重建安置建设用地时，才开始找拆迁办落实。拆迁办接到反映后，于2018年4月2日派测绘人员到实地测量、复核孙春生、周火月的房屋、宅基地和实际面积后，制作了勘测统计表，发现确实少了，当时答应会补偿安置。5.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征收上诉人林地、房屋、宅基地的行政行为合法。被上诉人出示的四份2011年8月12日、15日与上诉人孙春生及兄弟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其拆迁安置的行为合法。且该协议恰恰证明根本不存在是因为修建前程大道，而征收上诉人房屋宅基地之事实。另被上诉人提交的孙屋安置点是分期、分批建设的。且被上诉人存在选择性执法、不公执法。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城市建设规划，需要在定南县设置拆迁安置地，在修建前程大道交汇处，答辩人对上诉人4个儿子的房屋进行了丈量，有利于道路排水。2010年11月6日，上诉人的丈夫孙阳石在《征收林地费用发放表》签字领取了三块林地的征收费用。2011年8月12日，定南县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与孙阳石、孙建生共同签订了一份《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了拆除面积、应补偿金额、安置面积及安置位置，并约定了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孙阳石在2010年11月6日在《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中签字领取了三块林地征用费，因此，上诉人此时应当知道答辩人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至今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答辩人在征收上诉人家的房屋时，到了现场进行丈量房屋，上诉人的丈夫孙阳石与其次子孙建生在2011年8月12日签订了《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因此，上诉人此时应当知道答辩人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在2013年8月12日前提起行政诉讼，至今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2.上诉人否定已签订《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法相悖。答辩人按规定对上诉人及其四个儿子的房屋进行了征收，这一点从《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可以看出：（1）上诉人长子孙永生原房屋占地面积16.5平方米，安置宅基地面积70平方米；（2）上诉人次子孙建生及上诉人丈夫孙阳石原房屋占地面积139.43平方米，安置宅基地面积139.43平方米；（3）上诉人三子孙春生及其孙子孙斌原房占地面积158.56平方米，安置宅基地面积196.24平方米；（4）上诉人四子孙华生原房屋面积65.8平方米，安置宅基地面积70平方米。上诉人丈夫及其四个儿子原房屋占地面积合计380.29平方米，答辩人安置给上诉人全家宅基地面积合计475.67平方米。因此，上诉人否定2011年8月其丈夫孙阳石签订《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以及一审庭审笔录已随同案卷一同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核实，对上述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主要围绕上诉人的三项诉讼请求进行审查：1.关于上诉人周火月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征用周火月、孙阳石住房、宅基地、林地的行政行为违法的问题。从该诉讼请求的意思表示来看，周火月是承认定南县人民政府征收了周火月、孙阳石住房、宅基地、林地这一客观事实，只不过，其认为是违法征收。因本案征收行为发生在2010年，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本案中，被上诉人在2010年间就在上诉人的林地建设安置地和修建前程大道，上诉人的丈夫孙阳石在2010年11月6日在《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中签字领取了三块林地的征收费用，还在2011年8月12日与定南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诉人周火月与孙阳石系夫妻关系，周火月作为家庭成员中的重要一员；而该行政行为属于必须让家庭成员知晓的重要事项，且当时孙永生、孙春生、孙华生均已签订协议，从常理上判断，其家庭成员应知晓该行政征收行为，因此作为家庭成员的上诉人周火月此时应当知道被上诉人实施的行政行为内容，根据上述规定，周火月对上述二种征收行为不服，应当分别在2012年11月6日前、2013年8月12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却在2019年10月21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远远超过2年起诉期限的规定。即使孙阳石于2012年3月26日死亡，继承关系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就上述两种行政行为知晓之日或者应当知晓之日往后推算2年，上诉人周火月的起诉期限亦超过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周火月的起诉即属于此类情形，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火月对定南县人民政府的起诉，并无不当。2.关于上诉人周火月要求判令被上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按定南县2018年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征用住房、宅基地、林地补偿、拆迁安置重建费用共计742148.2元的问题。其具体诉请分别为：房屋215.84平方米，单价2980元，计643203.2元；林地7.2亩，单价12850元，计98945元。经查，2011年8月12日、15日定南县政府分别与孙阳石及其4个儿子分别签订《定南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计算出征地补偿款257972元，并分别安置4块不同面积的安置地。另外从2010年11月6日的2份《孙屋安置地征用林地费用发放表》可以看出，孙阳石林地分别有2.25亩、5.55亩、1.2亩，共计9亩，单价每亩5700元，孙阳石共计签字领取51300元。由此可见。周火月此时要求按照2018年拆迁补偿安置标准重新计算补偿费用，实系对补偿安置不服。《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安置引发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裁决。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本案中，由于上诉人周火月对征地补偿、安置提出异议，要求按照2018年补偿、安置的标准增加费用。根据上述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不服的，由该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可以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通过复议程序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裁决；对复议机关作出的裁决行为仍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上诉人周火月未经裁决、复议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受理。故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并无不当。3．关于上诉人周火月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按照“拆一补一”的标准安置上诉人重建建设用地215.84平方米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本案中，上诉人周火月要求定南县人民政府对其另外安置一块安置地，属于对土地补偿有异议。在本案当中无证据证明周火月向定南县人民政府申请过行政裁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周火月在未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的情况下，径自直接起诉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定南县人民政府对其进行土地补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周火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葛 伟审判员 王丽君审判员 方石清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吁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