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04民终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得全，男，197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内江市，外来经商人员，现住四川省内江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雨琪，西藏琪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维仕，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外来经商人员，现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俸军，四川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林芝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广东路3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西博，西藏方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得全因与被上诉人蒋维仕、西藏林芝市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芝客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2019）藏0402民初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得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雨琪、被上诉人蒋维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俸军、被上诉人林芝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西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得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或改判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2019）藏0402民初566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蒋维仕、林芝客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客运车辆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林芝客运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可该转让行为，《拉萨市班线客运改革工作宣讲提纲》、林芝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具的《公告》、林芝客运公司与李得全签订的《西藏林芝地区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联合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联营合同书》）第五条，以及《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中均对车辆经营权擅自转让作了禁止性规定，结合庭审情况，每次获取相关补贴均是由李得全向蒋维仕出具授权，林芝客运公司收到相应授权后才对补贴进行发放，这是林芝客运公司对享受补贴的主体资格审查及认定，而林芝客运公司接受蒋维仕的规费以及前往成都锋圣运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航港客运中心结算票款，仅是因为林芝客运公司认为蒋维仕是李得全的临时委托代理人并代为收取相关款项。对《关于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意见征求函》的接受以及《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征求意见回执》上签字，证明唯一的合法主体只能是李得全，且李得全也通过签名表达了自己同意放弃承包经营的意见，林芝客运公司也是根据该回执上签名人的意见同意是否对签名人发放涉案车辆净值费、转让费和补偿款以及相关费用，蒋维仕并不是征求函以及征求意见回执中签名的合法主体，因此蒋维仕并非该车辆车主。二、李得全系×××原车主，理应获得涉案车辆净值及转让费244,536元、退市奖励120,000元、保证金30,000元，共计394,536元。本案涉案车辆系李得全购买，并于2013年12月5日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书》，于2015年8月28日与蒋维仕签订了《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本案所有关于经营权转让约定均未禁止客运车辆的转让，禁止的仅是客运经营权的擅自转让行为，李得全与蒋维仕属于擅自转让，其擅自转让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的，也不受林芝客运公司所认可，一审法院确认蒋维仕为实际经营者认可涉案车辆的转让，显然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蒋维仕是服从林芝客运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凡是在客运公司工作的人员均应受客运公司的管理，如车主所雇司机，并不能仅因其受客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以及经营管理时长，断章取义的认定蒋维仕有领取相关款项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所提交的通知、合同以及征求意见的回执均是由林芝客运公司向李得全下发，涉案车辆经营过程中的每一笔补贴款也均是由李得全与林芝客运公司进行对接签字，且在此次的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方案中也是明确规定原车主才享有此次改革的利益，而该车辆在林芝客运公司一直登记在李得全名下，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李得全为涉案车辆的原车主，且所有证据均指向原车主李得全是改革利益获得者，因此李得全理应获得涉案车辆净值及相关款项。三、关于运营期限问题。本案中，营运车辆的营运许可是8年，在经营权合同转让中不能突破此强制要求转让15年，但本案中，政府补贴款等是以15年为基础进行的补偿，一审法院将15年的费用全部判给蒋维仕，明显不合法也不合理，也违背车辆8年营运许可的规定。四、关于保证金的问题。本案合同约定的内容里并没有约定将李得全的保证金30,000元转让给蒋维仕，但一审法院违背合同约定，仅凭蒋维仕的单方说辞，就草率的将李得全的30,000元押金判决支付给蒋维仕，明显不符合法律及事实要求。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蒋维仕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恰当，判决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一、李得全与蒋维仕之间的车辆及内部经营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合法有效。二、蒋维仕虽然未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书面的经营合作协议，但客运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认可蒋维仕系本案涉案车辆的实际经营者，同时涉案车辆转让以后所有经营管理以及向林芝客运公司支付相关的规费等完全由蒋维仕承担。林芝客运公司委托蒋维仕向西航港客运中心进行票款结算并领取款项，并非是李得全临时委托，同时转让行为长达4年之久，李得全未提出撤销或者主张涉案车辆的任何权利。三、李得全与蒋维仕签订协议后，蒋维仕按照协议内容支付了全部款项，李得全也按约交付了车辆及经营权，协议的权责均按照协议约定承担和享有。蒋维仕实际经营该车辆，承担了经营过程中一切的费用和盈亏。蒋维仕领取的“两限一警”补偿，即是对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亏损中政府的补偿行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蒋维仕系实际的经营者，其依法应该享有涉案车辆政府体制改革补偿款正确。四、李得全称车辆可以转让而经营权不能转让，所谓的客运车辆不得擅自转让是指不能从国家批准的经营客运车辆的公司转向另外单位的变更，并非是指在合作经营者之间的内部性的转让。五、李得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蒋维仕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转让协议里也包括了30,000元保证金。六、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仅转让8年车辆经营权，一审法院将15年的费用全部判给蒋维仕，合法、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林芝客运公司辩称，按照交通运输体制改革要求以及《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等规定，作为原车主转让客运车辆时，未经过林芝客运公司允许，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其并不认可李得全擅自将涉案车辆转让的行为，林芝客运公司考虑到转让行为造成的困扰，同时根据交通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倾向意见是将车辆残值费和退市费补偿给原车主，但愿意按照法院判决履行其付款义务。   蒋维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芝客运公司向蒋维仕支付×××客运车辆净值及转让费244,536元、补偿款120,000元、保证金30,000元，共计394,536元；2.判令李得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由李得全、林芝客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5日，林芝客运公司与李得全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由林芝客运公司投入一张客运线路牌、李得全出资购买车辆进行联合经营，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经营车辆车牌号为×××，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该联营合同经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联营合同。2015年8月28日，蒋维仕与李得全签订《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李得全将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予蒋维仕。同时，该协议约定政府补贴均由蒋维仕领取以及付款方式、转让时间、过户等事宜。后蒋维仕向李得全支付了涉案车辆全部转让费，并一直经营车辆至今。2018年至2019年间，林芝客运公司多次委托蒋维仕前往成都西航港就涉案车辆结算票款，并由成都西航港将该笔款项转入蒋维仕账户。2018年12月14日，蒋维仕向林芝客运公司转款82,130元，并备注该笔费用系2018年保修及公司规费，且林芝客运公司未对该笔款项提出异议。2017年1月11日，林芝市人民政府为推行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就回收车辆及经营权制定改革方案，并出台安置办法。2019年7月31日，林芝客运公司对涉案车辆核算后得出车辆回收费244,536元。2019年8月22日，李得全就涉案车辆在《省际班线承包或非承包征求意见回执》中签署“…本人自愿退出，不再继续承包经营”，即其愿意领取退市奖励金120,000元。蒋维仕以其系实际经营者为由，要求林芝客运公司向其支付涉案补偿款，故诉至法院。   另查明，蒋维仕持有的《驾驶员结算清单》实系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凭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如何认定蒋维仕与李得全签订的《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第一，林芝客运公司要求车辆经营权转让需在其处办理转让手续，仅仅是其内部一种营运管理手段，且并未严格禁止市场交易主体间进行客运车辆经营权的转让。本案中，李得全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林芝客运公司将察隅至成都的×××号客运班车交由李得全个人经营，并从李得全处收取管理费，李得全成为该车特许经营权下的经营户。虽然蒋维仕与李得全签订的《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违反了《联营合同书》“…不得私自将车辆转让他人经营…”的约定，但该联营合同亦约定“在征得甲方（林芝客运公司）同意并报运管部门批准后，乙方（李得全）可以将车辆转出甲方，但必须完清该车转出前的债权债务，并向甲方缴纳合同违约金10,000元…”，即蒋维仕与李得全缴纳违约金并履行申报手续，可办理转让手续，故可推定林芝客运公司实际并未禁止客运车辆经营权的转让；第二，林芝客运公司委托蒋维仕前往成都西航港结算涉案车辆票款、收取蒋维仕缴纳的规费等，蒋维仕亦接受林芝客运公司的统一经营管理，充分说明蒋维仕虽然未征得林芝客运公司关于转让涉案车辆及经营权的书面同意，但其在林芝客运公司统一管理下实际经营了四年多。期间，蒋维仕通过林芝客运公司办理了×××号机动车辆交强险及商业险等，林芝客运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林芝客运公司承认蒋维仕经营者身份，即其以实际行为认可涉案车辆的转让；第三，《联营合同书》约定合同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庭审中李得全、林芝客运公司亦认可双方并未续签联营合同。虽然蒋维仕与林芝客运公司亦未签订书面联营合同，但蒋维仕接受林芝客运公司管理并缴纳规费、收取票款等事实足以证实双方积极履行各自义务并已形成事实上的联营合同关系，足以推翻李得全与林芝客运公司关于涉案车辆不得转让的约定。综上，办理转让手续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系一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尽管涉案车辆未在林芝客运公司处办理转让手续，但《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签名捺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蒋维仕已支付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的合理对价，李得全将涉案车辆交予蒋维仕经营，双方已实际履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故该协议合法有效。2.关于如何认定政府补贴对象的问题。第一，双方签订《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后，李得全已将涉案车辆交予蒋维仕实际经营，并由蒋维仕实际享有“两限一警”补贴；第二，根据《林芝市市际班线客运改革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任务是清理挂靠，回购车辆，并由班线客运企业实行客运车辆统一管理，故此次退市奖励金120,000元系对经营者退出客运市场的补偿，车辆回收款244,536元系对涉案车辆回购的补偿。虽然方案中规定原车主享有此次改革利益，但原车主即李得全已将涉案车辆及经营资格均转予蒋维仕，且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发生在《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之后，文件所要补偿的经营者应为实际经营者，而非名义上的经营者，且改革与实际经营者今后生活息息相关，李得全将涉案车辆转予蒋维仕时，已在《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蒋维仕享有合同签订后的政府补贴及其他债权，故对李得全主张承包期限届满后，其系实际经营者，应享有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所得补偿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第三，虽然李得全主张客运车辆经营期为8年，但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强制报废期为15年，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按15年计算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蒋维仕系实际经营者，林芝客运公司应向蒋维仕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3.关于安全保证金30,000元归谁所有的问题。第一，按照交易习惯，蒋维仕受让涉案车辆后，其应持有与该车辆相关的手续以及享有由此产生的收益；第二，林芝客运公司认可蒋维仕持有《驾驶员结算清单》系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凭证，同时亦否认必须持有该凭证方可经营涉案车辆，故对李得全为方便蒋维仕经营，其将《驾驶员结算清单》暂时交予保管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蒋维仕有权凭《驾驶员结算清单》从林芝客运公司处领取安全保证金30,000元。综上所述，蒋维仕与李得全签订的《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蒋维仕系涉案车辆实际经营者，其主张林芝客运公司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安全保证金30,000元，共计394,536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李得全未领取涉案车辆回收款、退市奖励金、安全保证金，故蒋维仕要求李得全承担上述款项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林芝客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蒋维仕支付394,536元；二、驳回蒋维仕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9.02元，由林芝客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得全提交了光盘一张、《关于召开省际班线客运会议的通知》复印件（一审已提交）一份，欲证明改革会议通知原车主参会，且改革小组领导亦认可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所补贴的对象为原车主的事实。本院将政府补贴对象的认定在争议焦点中进行分析认定。2、蒋维仕提交了《林芝地区天长运务有限责任公司收款凭证》复印件两份，欲证明《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了安全风险金归受让人蒋维仕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车辆的安全风险押金已转至蒋维仕，但与涉案车辆无关，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第一，2013年12月5日，李得全与林芝客运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由林芝客运公司投入客运线路牌一张，李得全出资购买客运车一辆进行营运。合同经营期限为2013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联营合同。2015年8月28日，李得全与蒋维仕签订《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李得全将其拥有的涉案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蒋维仕，该车牌号×××卧铺客车。蒋维仕向李得全支付了涉案车辆全部转让费，并一直经营至今；第二，《联营合同书》虽约定严禁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但在转让后，林芝客运公司多次委托蒋维仕前往成都锋圣运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航港客运中心办理涉案车辆的票款结算事宜，并指定将票款转入蒋维仕个人账户，亦收取蒋维仕缴纳的规费，且蒋维仕通过林芝客运公司办理了涉案车辆的保险费，结合庭审中林芝客运公司陈述其已知晓转让事实，林芝客运公司以实际行为认可了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林芝客运公司与蒋维仕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不得擅自转让班线运输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必然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本案中，李得全事先明知不得转让经营权却仍转让，故本院对其事后又以转让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李得全与蒋维仕之间的《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二、关于政府补贴对象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七、从2015年8月28日以前所有政府补贴由甲方（李得全）领取；从2015年8月28日以后所有补贴由乙方（蒋维仕）领取”的约定，自2015年8月28日起，涉案车辆的相关补贴理应由蒋维仕享有；第二，根据《林芝市市际班线客运改革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此次退市奖励金120,000元系对经营者退出客运市场的补偿，车辆回收款244,536元系对涉案车辆回购的补偿。虽然方案、会议通知、征求意见回执及二审中李得全提交的录音资料均载明原车主享有此次改革利益，但原车主李得全已将涉案车辆及经营资格均转予蒋维仕，蒋维仕和林芝客运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蒋维仕作为实际经营者继受合同权利义务，且其亦同意放弃继续承包经营；第三，李得全主张客运车辆经营期为8年，但《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转让年限，且蒋维仕已为实际经营者，故此次交通运输体制改革的补偿款理应与李得全无关。综上，林芝客运公司应向实际经营者蒋维仕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   三、关于安全保证金30,000元归谁所有的问题。本院认为，林芝客运公司认可蒋维仕持有《驾驶员结算清单》系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凭证，转让协议虽未明确转让款中是否包含保证金，但按照交易习惯，蒋维仕受让涉案车辆后，应持有与该车辆相关的手续以及享有由此产生的收益，该票据由蒋维仕实际持有，故蒋维仕有权凭《驾驶员结算清单》从林芝客运公司处领取安全保证金30,000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李得全与蒋维仕签订的《客运车辆及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合法有效。蒋维仕系涉案车辆的实际经营者，李得全将《联营合同书》权利义务转让给蒋维仕，林芝客运公司和蒋维仕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现李得全以擅自转让车辆及经营权违反行政法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林芝客运公司向实际经营者蒋维仕支付车辆回收款244,536元、退市奖励金120,000元、安全保证金30,000元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李得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18.04元，由上诉人李得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松吉卓玛   审  判  员   王 林 华   审  判  员   孙 丹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张 文 斌   书  记  员   姆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