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83民初1256号 原告：袁野，住吉林省德惠市。 法定代理人：赵洪丽（系袁野母亲），住吉林省德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占柱,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德惠市德大路立交桥北。 法定代表人：王文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亮，该公司职员。 被告：董立东，住吉林省榆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振龙，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野与被告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德公司）、董立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吉0183民初217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2019年12月3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1民终39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吉0183民初217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占柱、被告惠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亮、被告董立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振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513418.0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7496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2021.00元、丧葬费34266.50元、交通费1585.00元、食宿费3400.00元、误工费7185.55元、精神抚慰金100000.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15000.00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袁成军通过同乡范中学介绍，同其一起来到董立东承包的施工单位为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金色家园二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工地做工。2018年7月28日，包括袁成军在内的六人被派到了内蒙古通辽市科左旗舍伯吐镇往长春金色家园二期施工工地拉建筑材料，7月30日下午4点左右，袁成军在工作过程中晕倒。7月30日18时30分许，袁成军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旗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吉林迪安司法鉴定所鉴定为“袁成军根本死因为中暑，直接死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辅助死因为肾脏疾病及营养状况”。7月30日前后内蒙古通辽市正是炎夏酷暑的季节，袁成军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直接导致其中暑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两被告应当承担死亡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惠德公司辩称，袁成军与我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且其死亡时我公司项目并未开工，工程的实际开工日期为2018年8月1日，袁成军非在我公司施工现场、施工期间死亡，且我公司与董立东当时也不存在合作关系，请法庭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请。 董立东辩称,1.原告诉状中主张“7月30日前后内蒙古通辽市正是炎夏酷暑的季节，袁成军在没有任何措施下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直接导致其中暑死亡”与事实不符。袁成军死亡时不是工作时间、不在工作地点。袁成军离开工地前已经提出解除劳务关系，不再继续工作，双方已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袁成军非工作场合、工作时间，不与雇主在一起，亦不与雇主指派的工长在一起，不在被告的监督、指示、管理、照顾、保护的范围内。袁成军不是为了雇主利益而死亡，不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当时确为夏季，但未达到足以令人中暑的温度，同去的几名工人均无中暑的体征和迹象。雇主没有强令任何工人在炎热条件下工作。天气炎热是自然现象，工人完全可以自行调整工作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以避免中暑。假使因中暑而死亡，也是因袁成军解除劳务关系后离开现场长时间在室外所致，与提供劳务没有关联性和因果性。袁成军死亡是其自身突发疾病导致，与提供劳务没有因果关系。袁成军在事发当日中午曾喝酒，是突发疾病的诱因，过错责任在于自身。2.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个人之间的提供与接受劳务的法律关系，现行法规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依据为侵权法第35条，不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的无过错责任。原告应证明死亡与提供劳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因提供劳务而死亡。袁成军死亡与提供劳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本案核心之重,即袁成军的死亡是气候炎热突发疾病外在因素所致，还是因劳务而生的内在因素所致。袁成军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不在接受劳务者的管理、领导、监督、照顾、保护、范围内，与提供劳务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董立东不应担责。3.袁成军死亡时，董立东未与惠德公司形成承包关系。工人去内蒙古运建筑材料是为董立东与惠德公司订立合同承包工程做准备工作。在个人提供劳务受害的法律关系中，惠德公司不是适格当事人。4.原告主张是用工人的法律责任，并且把惠德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主张是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其应启动工伤程序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解决。而不应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劳动法律关系中，董立东不是适格当事人。5.本案袁成军死亡的后果不是因董立东过错侵权而导致，董立东没有任何过错的、作为的侵权行为，本案不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丧葬费已包含处理丧葬事宜发生的误工、交通、食宿。另,原告没有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权利。本案系发回重新审理，重审的内容是原审案件事实和请求。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原审案件的举证期限届满前，无权在重审案件中提出。刘淑芬已死亡，其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请求已丧失。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对董立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袁野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法定代理人赵洪丽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榆树市秀水镇双合村证明、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证实刘淑芬与袁成军系母子关系，袁成军与袁野系父子关系，袁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与袁成军之间具有被扶养关系；刘淑芬有袁成国、袁成军两名子女；惠德公司具有用工主体资格。2.交通费票据十二枚，证实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8月12日袁成军家属为办理其后事等事宜的交通费1585元。3.食宿费票据五十八枚，证实袁成军家属办理其后事等事宜的食宿费3400元。4.照片一张，证明金色家园二期工地的施工单位为惠德公司，开工日期为2018年4月4日。5.证人范中学、王某、姚某在科左中旗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及范中学、王某在德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时的庭审笔录，证实袁成军系通过范中学介绍来到董立东承包的、惠德公司承建的金色家园二期工地做力工，期间被临时派到舍伯吐镇往长春工地拉木方和跳板。6.袁成军的抢救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各一份，证实2018年7月30日18时45分袁成军抢救无效死亡。7.光盘及说明各一份，证实2018年7月30日下午16时27分袁成军从工地走出，身体状态不佳、走路不稳，后晕倒在工地附近。8.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份，证明袁成军根本死因为中暑，直接死因为多器官功能衰退，辅助死因为肾脏疾病及营养状况。 董立东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证据2、3的数额过高，超出必要的标准，上述费用发生系家属为办理丧事事宜支出，应计算在丧葬费项下。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董立东与袁成军之间关系及应否承担责任没有关联性、证明力，该证据是原告请求确认袁成军与惠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时的证据，与董立东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袁成军因劳务中暑死亡无证明力，上述证人证言能反映出袁成军于事发当天下午三点左右离开工地时已经明确表示不干了，可以说明双方当时解除了临时性的劳务关系，同时证明袁成军于当日中午喝酒，由于喝酒使自身身体状况不能处于适工的状态，其本人具有过错。抢救医生包地龙的证言证明袁成军平时有酗酒的恶习，说明袁成军对死亡的发生自身具有过错。对证据6抢救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袁成军死亡前的生理状态，对死亡原因与提供劳务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证明力；对医学死亡证明的出证主体有异议，但对死亡事实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待证事实即通过劳务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证明力，上述视频中显示的是袁成军生病后的生理和外观状态，上述现象不是出现于劳务过程中，无法反应是因劳务而造成的，人生病是自然现象，生病时身体不适甚至倒地都属于正常现象。生病时的状态与提供劳务本身能否造成损害后果及劳务本身是否存在不合理风险没有关联，上述证据未发生于工作时间和地点，对本案焦点问题未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据标准。对证据8，2018年8月30日的鉴定意见仅明述了死因为中暑，但对中暑时间、原因、发病时间均未作出鉴定，通过公安机关询问证人的证言可知，袁成军是当日下午约3点离开工地，发病时间是下午4点至5点期间，究竟是工作期间发病还是辞职离开后中暑，鉴定意见没有作出论证，但依据工友的证人证言可知袁成军在辞职离开前没有中暑发病自述和体征，故其中暑发病是在其离开以后。该鉴定意见第4项分析证明部分，正常提供一般劳务不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不会导致肾脏疾病和营养不良，死亡原因和提供劳务之间的因果关系应采取条件说；对2018年8月27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进行了毒药筛选，未进行酒精检测，但袁成军血液中有安眠药巴比妥成分，结合前述证人证言，袁成军当日喝酒、平时酗酒，其具有过错。对证据9无异议。 惠德公司质证意见：证据4反映的信息为金色家园二期整体工程信息，我公司只负责施工其中一部分，所以信息载明的开工日期与我公司实际开工日期不符，仲裁时我公司提交了工程复工报审表，明确复工时间为2018年8月1日。证据5范中学在德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证言中已证实我公司在2018年8月1日前未进行施工，且证明袁成军的工资不是由我公司发放、袁成军与我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董立东意见。 董立东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范中学在本案原审时的证人证言一份，证实案件发生时原被告均不在现场，范中学是领工的工长，能客观的证明案件的事实，证言内容体现袁成军于当天下午2、3点钟向其请假表示不干了之后离开的，袁成军的发病过程不在提供劳务的时间和地点，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具有临时性，袁成军离开时劳务关系已经解除。2.中暑原因的情况介绍，证据来源网络查询，证明中暑原因的多样性、多因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医学常识，故网络来源的查询具有可参考性，核心证明的问题为夏日提供劳务不是中暑的唯一原因，在本案中不具有因果关系。 袁野的质证意见为，对中暑原因的情况介绍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高温作业是中暑的重要形成原因，结合公安机关调取的监控录像视频1能够看出袁成军自工地出来时已经发生了步态不稳摔倒在地，仅过了十几分钟，最终在火锅店昏倒。从其出现中暑症状与工地离开时间的情况明显可以认定其中暑是因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导致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的要求，袁成军的中暑应认定与提供劳务有因果关系。对范中学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范中学与董立东之间有雇佣关系，案发前直至现在范中学依然为董立东打工，双方存在利益关系，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其证言不具真实性。关于其证实袁成军离开时间的问题，因其在2018年8月4日在公安机关作询问笔录时回答公安机关的问题时说袁成军什么时间离开工地其没注意，其估计在3点钟（下午）左右，因为结合原告提供的录像能够客观的反映袁成军从工地出来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几分，在范中学的证言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有客观的录音录像，该录像反映的袁成军离开工地的时间更为客观。范中学说袁成军提出辞职不干了明显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事发是2018年7月28日，而公安机关向范中学询问笔录时间为8月4日，显然范中学称袁成军说不干了不真实，存在董立东干扰佐证，因为袁成军在内蒙古距家三百多公里的外地为二被告提供劳务，当地并无固定的居所，其在工作中说辞职，结合后续出现中暑状况，明显不合符客观情况。 惠德公司质证意见：对董立东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成军通过案外人范中学介绍到董立东的工地干活，2018年7月28日，袁成军、范中学等六人被董立东派往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工作，往长春金色家园二期工地运送木方、跳板等建筑材料，工资由董立东支付。2018年7月30日下午开工工作一段时间后，袁成军向工长范中学请假称“不干了”，通过监控视频显示，当日16时27分，袁成军从工地出来，在全羊火锅店门口晕倒，后120救护车将袁成军送至科左中旗第三人民医院救治。18时30分左右，袁成军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8月7日，经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委托吉林迪安司法鉴定所对袁成军进行尸体解剖、死因鉴定及常见毒（药）物筛选。2018年8月17日，该鉴定所出具[2018]毒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所送袁成军血液中检出巴比妥成分；2018年8月30日，该鉴定所出具[2018]法病鉴字第13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袁成军根本死因为中暑，直接死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辅助死因为肾脏疾病及营养状况。在内蒙古科左中旗公安局舍伯吐派出所制作的询问袁成军工友笔录中，除毛中合陈述不清楚袁成军是否喝酒外，范中学、王某、董长江、姚某均陈述当日中午袁成军喝酒了。 另查明，刘淑芬于2020年5月18日去世，其生前育有两名子女，长子袁成国、次子袁成军（出生于1979年2月21日）。袁野系袁成军与赵洪丽之子，袁成军与赵洪丽事发前已离婚。 本院认为，原告自认袁成军系受董立东指派前往内蒙古工地工作，工资由董立东支付，董立东对此亦认可，故应认定袁成军受雇于董立东，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原告主张袁成军亦受雇于惠德公司，惠德公司不予认可，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其仅依据金色家园二期为惠德公司承建，董立东为惠东公司施工，而主张袁成军亦与惠德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董立东主张的在袁成军死亡前，双方已经解除临时劳务关系的问题。虽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范中学陈述袁成军对其称“大叔，我不干了”，但结合工作时间（袁成军从到达内蒙至死亡前后仅3天时间）、工作地点以及袁成军离开工地时监控视频显示的步态不稳等情况看，应认定当时袁成军请假离开时，身体已出现不适情况，其称“不干了”应是无法继续坚持工作需要休息，并非辞职，另外袁成军近三、四年一直跟随同村的范中学在工地工作，出事前亦是同范中学一同在董立东承包的长春金色家园二期工地工作，袁成军在不告知范中学具体情况下直接辞职离开亦不具有合理性。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当事人，应就上述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在董立东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认定袁成军与董立东之间并未解除劳务关系，袁成军虽不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死亡，但通过监控视频显示袁成军请假离开时已经出现身体不适情况，最终因中暑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亦应认定袁成军的死亡与提供劳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关于本案适用法律及归责原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律条款调整的是自然人之间因劳务发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是用人单位责任，调整对象系用人单位与自然人之间因劳务发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双方均为自然人，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关于董立东与惠德公司在袁成军死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虽劳务关系不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董立东作为雇主，其应向雇员提供必要安全的生产条件，尽到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义务，根据范中学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仲裁时的证言，可证实当日袁成军等人午餐时均饮酒的事实，虽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事故发生在7月30日，询问笔录时间为8月4日，存在董立东干扰作证的情况，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且结合急救医生包地龙的询问笔录“当时（抢救时）询问该男子工友得知，该男子平时有酗酒的习惯”，综合可以认定事发当日袁成军存在饮酒情况。董立东虽未在工作场所，但其指派的工长范中学在施工现场负责日常管理，午餐时范中学对众人饮酒未予制止亦参与饮酒，并在下午1点左右组织工人施工，其未尽到安全生产的管理义务，该责任应由雇主董立东承担，但袁成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饮酒后在夏季高温条件下从事体力劳动可能会发生人身伤害等安全生产事故，其采取放任态度，故其对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董立东承担30%的赔偿责任；惠德公司庭审中主张事发时工程尚未开工，并否认已将工程分包给董立东，但根据庭审以及公安机关对范中学等人的询问笔录可知，袁成军等人从内蒙往长春运送建材，目的地就是惠德公司承建的金色家园二期工程工地，故应认定惠德公司与董立东之间存在工程分包关系，董立东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惠德公司存在违法分包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与董立东具有共同的过错，故惠德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处理袁成军丧事发生的交通食宿费用，因该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中，不应重复主张，故本院上述费用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董立东主张其不存在作为的侵权行为，不应承担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其疏于管理，未尽到安全生产管理义务，系不作为的侵权，亦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考虑到袁成军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本院酌定保护20000元。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均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袁野有权主张该项损失，但袁成军母亲刘淑芬原审时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事故发生后其实际生存年限2年保护。关于董立东主张的原告无权在重审阶段变更、增加诉讼请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原告可以在重审中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法院亦可合并审理。 综上，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董立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赔偿袁野死亡赔偿金296612元、丧葬费34266.50元合计330878.50元的30%即99263.55元； 二、董立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赔偿袁野精神抚慰金20000元； 三、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董立东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四、驳回袁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8元，由袁野负担1000元，董立东、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林 审判员 王书申 审判员 孙 宇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