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3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杰佰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梨花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朱文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牧，该单位人事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爽，该单位法务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七容，女，197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原审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302号。 法定代表人胡建坤，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辉，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艳环，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杰佰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佰利公司）因被上诉人沈七容诉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西湖区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行初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沈七容系鄂州市泽林镇人，住鄂州市××城区××楼下村廉租房小区。2017年11月13日入职第三人杰佰利公司，其工作岗位为动车随车保洁员，工作时间不固定，由公司提前两天安排，随汉口火车站始发动车至目的地后再随车返回，工资待遇为根据不同车次往返时间按每小时计酬。第三人杰佰利公司租赁武汉市汉口火车站广场武铁招待所的部分房间作为宿舍供外籍员工使用。2018年3月14日，原告沈七容在家中接到第三人杰佰利公司动车内保区域经理向秀丽的电话通知，安排其在同月16日8时从汉口到上海的动车上提供保洁服务。同月15日20时30分许，原告沈七容骑自行车从家中出发，准备乘坐当晚从福州至武汉（经停鄂州站）的火车到公司安排在汉口站附近的宿舍休息，便于次日早晨及时到岗，当骑车行至京广线××国道××（××城区西山街办塘角头路段）时，发生了被杜超驾驶鄂Ｇ×××××小型汽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原告沈七容全身多处受伤，经鄂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鄂黄大桥大队认定，原告沈七容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沈七容被送往鄂州市中心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1、左跟骨粉粹性骨折；2、头皮挫裂伤；3、创伤性牙折断（11、12、13、21、22、41）；4、无骨折脱位颈髓损伤（颈髓挥鞭样损伤）；5、面部挫伤；6、眼眶挫伤；7、双手部挫伤；8、双膝部挫伤。2019年2月28日，原告沈七容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第三人杰佰利公司为其办理的工作牌、健康证明、工资银行流水单、交通事故认定书、家庭居住地证明和部分病历。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经审核，认为缺少相关材料，便向其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补充提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同年3月8日，原告沈七容补充提交了相关材料，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同月11日受理。2019年3月14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向第三人杰佰利公司送达了《举证告知书》，要求其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该局提交该职工是或者不是工伤的证明材料。2019年3月25日，第三人杰佰利公司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回复报告》、向秀丽书写的《情况说明》及两份考勤表，认为其与原告沈七容之间只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此事故不属于工伤。之后，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询问了向秀丽和原告沈七容。2019年5月10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8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将该决定书分别送达给原告沈七容和第三人杰佰利公司。对此，原告沈七容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8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为武汉市东西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对统筹地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认定的法定职责。原告沈七容是第三人杰佰利公司聘用的动车随车保洁员，其工作特点是随车连续工作几日，返回后又连续休息几日，且工作时间是由第三人杰佰利公司随机安排，并无固定的工作时间。原告沈七容于2018年3月14日接到第三人杰佰利公司安排的16日早上8时发车的随车保洁任务，其必须在16日早上提前一个多小时进站做出车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原告沈七容居住在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距汉口火车站约80余公里，通常情况下只能是提前一晚赶到工作地点等候，才能不误次日的工作。原告沈七容在交通事故发生前遇到公司安排的早上发车任务时，均是提前一晚赶到工作地附近公司安排的宿舍休息等候，以利次日早晨能正常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上下班途中”的司法解释，是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以上下班为目的的从不同地域往返于工作地之间的多种情形，归结为一点就是以上下班为目的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原告沈七容是以上班为目的提前一晚从住所地赶到工作地的途中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时间虽有提前，但其原因是深夜没有合适的交通运输工具，只能提前到工作地附近等待，故其属于合理时间的上下班途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成立，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8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遭遇交通事故并非在上下班途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对法律法规进行扩大解释之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二审中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2016年3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为此，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以上下班为目的、上下班路途的方向、距离的远近及时间因素等。本案中，原审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沈七容2018年3月15日晚上从家中出发，前往鄂州火车站，是为了乘坐当晚的火车赶至武汉，接受上诉人2018年3月16日早上8点在汉口火车站跟车做保洁的工作安排。二审调查中，上诉人杰佰利对这一事实也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中。 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该乘坐2018年3月16日一早鄂州至武汉的早班火车直接到工作岗位，并提供了相关火车班次表予以证明，认为被上诉人提前一晚到武汉的宿舍，其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属于在合理时间内，不属于从居住地到工作单位或从宿舍到工作单位的合理路线中，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陈述，跟车外地保洁员在上车前需要先到汉口火车站考勤签到并领取工具。本案被上诉人系外地员工，其居住地距离工作地约80余公里。为此，被上诉人提前一晚到工作所在地，以便有相对充足的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做好上岗的工作准备，其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明显以上班为目的，属于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的情形。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2018年3月16日当天乘坐早班火车到岗，才认可是合理时间，对劳动者来说过于苛刻。从上诉人提供的火车班次表看，被上诉人如果乘坐上诉人所列班次火车，要做到按时上车到岗，并完成上车前的准备工作，时间非常紧张，不符合人之常情，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对合理路线也不能机械地认定只有从被上诉人的家直接到工作岗位汉口火车站或是从单位宿舍到汉口火车站才是《工伤保险条例》中所指的“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其中列举了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中”。但现实工作生活情形是复杂多样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迁，“上下班途中”的含义会不断丰富，法律规定不可能全部囊括，该条款规定不能成为对其他合理情形的限定。原审被告对被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不是在上下班途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杰佰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平 审判员  俞震 审判员  沈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王瀚 书记员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