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03民初417号原告：昆明泽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华山南路140号（66号）1单元106号。法定代表人：王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崇徐，云南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崇雨鸣，云南多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昆明民族塑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凤凰村110号。法定代表人：张继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昌林，云南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雪恢，云南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昆明泽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泽元公司”）与被告昆明民族塑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塑料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泽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崇徐、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昌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泽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按《股权协议》约定从2018年1月起每月支付1万元给原告泽元公司；2．律师代理费1万元由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泽元公司是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股东，2000年5月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为公司发展积累资金停止分红。原告泽元公司2006年停业后，无经营收入，还要承担146名退休职工及8名内退职工的福利待遇。为此，原被告于2016年9月30日达成《股权协议》，约定由被告民族塑料公司从2016年10月起，每月15日前付1万元给原告泽元公司，直到双方达成新协议时止。协议签订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仅按约定付款至2017年12月，以后未再支付。原告泽元公司多次催要，但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均置之不理。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辩称，原告泽元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根据双方在《股权协议》中的约定，系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每月“拨付”1万元给原告泽元公司，故可以看出二者属于隶属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并无向原告泽元公司拨付款项的义务。双方是基于原告泽元公司为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股东这一基础来签订《股权协议》，且该协议的性质为“股权协议”，故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支付原告泽元公司款项必须有基础的法律关系，比如赠与、投资、股权的变更、增资等，否则应为无效合同。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曾支付过21.50万元给原告泽元公司，但是由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经营困难，故未再支付，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认为已经支付的款项应为借款或追加投资的款项。原告泽元公司依法提交了《股权协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成立于1989年7月25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其股东为陈烈、胡钦禄、赵丽芬、原告泽元公司、昆明手工业联社。原告泽元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10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其股东为王红、被告民族塑料公司。2016年9月30日，原告泽元公司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签订《股权协议》，《股权协议》载明：“甲方：昆明泽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红乙方：昆明民族塑料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新艺甲方是乙方公司的股东，2000年5月后，乙方为公司发展积累资金停止分红。甲方自2006年停业后，无经营收入，现有146名退休职工及8名内退职工的福利待遇资金发生困难。就目前双方存在的现实问题，经充分协商达成本协议：一、乙方于2016年9月起，每月拨款壹万元给甲方，用于甲方支付退休及内退职工的相关费用。其他事宜，双方另行商定解决方案。二、本协议约定的2016年9月拨款于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以后于每月15日前付给甲方，直到双方达成新协议时止。三、本协议经充分协商达成，双方应诚实履行，任一方不履行，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引起诉讼，违约方还应承担对方为维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股权协议》签订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按约定支付了原告泽元公司款项合计21.50万元。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未再付款。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股权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为何。1．《股权协议》是否为公司盈余分配协议。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股权协议”，且载明原告泽元公司为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股东，亦即原告泽元公司系以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股东的身份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订立《股权协议》，但是《股权协议》明确载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早已停止分红，且原被告双方均认为《股权协议》中约定的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应付的款项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红利或利润。其次，双方在《股权协议》中仅约定了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给付原告泽元公司款项的义务，《股权协议》约定的原告泽元公司的权利非基于公司法，也非基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股东决议或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公司章程而设定，仅仅是基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单方给付行为，原告泽元公司获得的利益实际与其股东身份并无关联。综上，本院依法认定《股权协议》并非公司盈余分配协议。换言之，如果认定《股权协议》的性质为公司盈余分配协议。《股权协议》为原告泽元公司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所订立，《股权协议》的内容并未经被告民族塑料公司的股东会审议批准。原告泽元公司未举证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存在利润，也未提交载明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原告泽元公司据此要求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按《股权协议》约定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2．《股权协议》是否为借款合同或“投资”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并未在协议中约定款项性质为借款，协议仅约定了被告民族塑料公司需支付原告泽元公司款项，并未约定原告泽元公司需返还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认为款项性质为借款的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被告双方并未在《股权协议》中作出所谓“投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认为款项性质为“投资款”的主张也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泽元公司认为被告民族塑料公司为原告泽元公司的股东，故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支付款项系履行股东义务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股权协议》中的约定，《股东协议》系原告泽元公司以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股东的身份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订立，而非被告民族塑料公司以原告泽元公司股东的身份与原告泽元公司订立；且原告泽元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应尽的所谓“股东义务”为何种义务，亦即该“义务”并无法律或事实基础。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泽元公司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股权协议》是否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为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的法人，《股权协议》为双方之间为解决公司经营、职工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经协商一致而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为被告民族塑料公司设立了给付款项的义务，确定被告民族塑料公司需按月支付原告泽元公司款项，协议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双方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关于《股权协议》为何种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股权协议》约定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原告泽元公司，原告泽元公司并无支付对价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应认定《股权协议》的性质为赠与合同。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被告民族塑料公司在按约定赠与部分款项后，以经营困难为由不再按约定支付其他款项，本院认为，被告民族塑料公司拒绝继续履行《股权协议》的行为系行使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泽元公司要求被告继续给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泽元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昆明泽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昆明泽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王 臣人民陪审员  柴自丽人民陪审员  代路英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熊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