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3467号原告：陆宰祥，男，1955年1月24日出生。被告：张家港市阳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大南路。法定代表人：谢耀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耀华，张家港市鑫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陆宰祥与被告张家港市阳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机械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宰祥、被告阳光机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翟耀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宰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5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退休后于2016年2月至2018年8月在被告从事销售输送机业务。2016年9月，原告促成被告与湖南安装公司签订了金额为14.2万元的销售合同，2018年6月，原告还促成被告与沙钢集团签订了价值136万元的合同。虽然被告已支付给原告劳动报酬2.7万元，但还结欠原告55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来院起诉。被告阳光机械公司辩称，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所称在2018年6月与沙钢集团订立的136万元的销售合同根本不存在。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1日，陆宰祥至张家港市申诉，要求阳光机械公司支付工资、提成业务费，因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故仲裁委于2020年4月2日作出张劳人仲不字[2020]第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之后，陆宰祥不服来院涉诉。审理中，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2016年9月7日，阳光机械公司（卖方）与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买方，以下简称湖南工业公司）签订了一份金额为142000元的《设备采购合同》，合同下方“卖方”签章栏内由“陆宰祥”签名并加盖了阳光机械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还附有阳光机械公司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载明陆宰祥系阳光机械公司前往买方联系合同签订、履行事宜的代理人。2019年7月4日，阳光机械公司向湖南工业公司出具一份收款收据，收款事由载明“设备质保金”，金额为17000元，收据下方经办人一栏有“陆宰祥”的签名。2017年1月下旬，阳光机械公司制作一份《2016年销售人员1-12月工资》表格，表格中有6名员工，其中陆宰祥“全年工资及奖金”、“实际应发金额”二栏中金额均为10000元，“扣除已发数”、“扣除个税”、“扣除借款”、“扣除养老保险”、“扣除公积金”五栏均为空白，陆宰祥在“签字盖章”栏签名确认。其他部分员工的“扣除养老保险”、“扣除公积金”有相应的金额记载。2019年10月23日，阳光机械公司制作了一份《2017年销售人员工资》表格，载明：陆宰祥的实发金额17000元，注以上工资全部结清。陆宰祥在该表格“签字盖章”栏签字确认。2018年6月，谢洪才代表阳光机械公司与沙钢集团下属企业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标的为163万元的《物资采购合同书》。审理中，陆宰祥陈述：2015年起我就享受退休待遇了，是我自己买的社保，我于2016年2月到阳光机械公司工作，做销售，主要是帮公司推销设备，双方没有签订合同。我每天到阳光机械公司上班，这么多年，我每年会到山东二、三次，还有沙钢集团的业务也是我促成的，上班不打卡，没有打卡机，我们销售人员是从不打卡的，老板会两、三个月开一次供销会议，我们单位有四个销售员，除了我，其他分别是朱相石（现与阳光机械公司亦有劳动争议案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黄卫平、徐正才，黄卫平、徐正才（已退休）没有联系方式，朱相石有联系方式。当时老板和我们开供销会议时说每天发60元生活费，1个月是1800元，报支电话费、差旅费（出差前可以预领相关费用），业务谈成可以按合同总价的2%结算业务费。不管是生活费还是业务提成，都是年底统一结算，我一共收到过2次，分别是1万元、1.7万元。其中2017年初（农历大年三十）给了我一张银行的现金支票，另一次是2019年10月给我了1.7万元现金。除了上述2.7万元，我没拿到其他款项，2.7万元是生活费。我在公司上班至2018年7月，因为老板不给钱我就不去了。我所主张的工资55000元，其中25000元是生活费（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3万元是业务费（卖给沙钢7台刮板机136万元，湖南工业公司14.2万元）。关于沙钢集团136万元的业务，公司开销售业务会议时，老板明确由我和谢洪才（老板弟弟）负责，谢洪才跑供应，我跑项目办，我是和沙钢项目办主任汪建如联系的，汪建如是铁前二办公室主任，是沙钢集团自己的部门，由谢洪才和沙钢集团签的合同，这个项目我跟了1年，汪建如可以帮我作证，因为我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所以由谢洪才签的合同。我没其他证据证明为公司工作到何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为单位促成了沙钢集团的合同。阳光机械公司陈述：陆宰祥在退休两年后到我公司，陆宰祥说可以帮助我公司推销产品，双方口头讲好不支付工资和差旅费，如果推销成功且将货款全部收回的话，由公司支付他3%的劳务费。2016年9月，陆宰祥促成我公司与湖南工业公司签订了14.2万元的合同，最后一笔尾款就是收款收据载明的1.7万元，按照约定需要收到最后一笔尾款时才支付劳务费，但是陆宰祥当时表示生活困难，要求预支，我们就在2016年12月底预支他1万元，2019年7月我公司收到湖南工业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尾款即质保金1.7万元后，陆宰祥承诺先由我公司支付他1.7万元，他继续为我公司推销产品，在之后推销产品的劳务费中扣除，我公司同意的。陆宰祥说他需要每天上班及每月向他支付生活费也与事实不符，正因为他的情况与一般员工不一样，我们当时才同意给他3%的提成，其他业务员提成只有2%，就是考虑到他的提成中包含了相关费用。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陆宰祥未能通知汪建如到庭接受调查或者作证。上述事实，有不予受理通知书、合同、收款收据、工资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陈述其至被告处工作时已年满退休年龄，且已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故原、被告之间发生的用工关系为劳务关系，不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本案的立案案由应由劳动争议纠纷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约定由其为被告推销产品，被告每月支付其1800元生活费，并按其经办的合同标的的2%计提业务费，年底统一结算，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反而其领取劳务报酬的情况为2016年9月在其经办了14.2万元的合同后，于2017年1月底收到被告支付的报酬款1万元（之前未有任何领款），2019年7月其为被告收取了前述合同的“设备质保金”1.7万元后，被告于10月向其支付了劳务报酬1.7万元，且原告还在被告的《2017年销售人员工资》（备注“以上工资全部结清”）表上签字确认，在两笔款项付款期间特别是2018年春节前后，被告未再向原告支付过一分钱的劳务报酬，与原告主张的劳动报酬的口头约定亦不符，原告的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原告主张其经办了沙钢集团与被告136万的合同，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而事实上被告与沙钢集团的签订的合同标的为163万元，作为经办人对合同标的金额陈述错误也不符合常理，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亦难以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宰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8元，由原告陆宰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路骊珠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