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92民初935号 原告：武汉桑尼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一路3号。 法定代表人：焦鹏华，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国，四川翠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朝阳东路17号。 法定代表人：韩松，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广梁，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军，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桑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桑尼公司）与被告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华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桑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国，被告绵阳华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军、罗广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汉桑尼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4月9日签订的《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及《零部件价格协议》、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及《零部件价格协议》；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41313.09元，并从本案判决之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9日，原告与被告达成华瑞MS3车型的《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MS3车型开发灯具系统（高位制动灯、门灯、牌照灯）零部件，并对各零部件的质量要求、开发周期加以明确约定。同时，该协议还载明MS3车型五年销售规划为：2016年10000辆、2017年25000辆、2018年30000辆、2019年30000辆、2020年25000辆。2015年6月2日，原、被告签订《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对零部件价格、结算数量、产品质量、订购数量、货款支付、订购数量变更、运送地点、合同终止等进行约定，该合同5.4条约定：原告收到确定订货后2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如未回复视为接受确定订货。即自2个工作日期满后的第1各工作日其，该确定订货的数量即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数量，，作为双方供货和收货的依据，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更改该接受订货的内容。同日，原、被告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高位制动刹车灯总成单价为38.05元/只、牌照灯总成单价为9.53元/只、门灯总成单价为16.64元/只，交货地点为被告装配生产线，价格有效期为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5年6月10日，原、被告又签订《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其中3.2.1条约定：新产品开发完成且样件检测合格后，在原告产品满足成本、质量、交付要求的情况下，被告在约定合作期间内保证独家使用原告供应的新产品；3.5条约定：货款按行业惯例实行上线结算，被告收到原告产品在检验合格并使用、收到发票、挂账后的90日内给付货款；第5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全部损失。前述系列合同签订后，原告按时完成了零部件开发试制工作，如期具备了批量化生产提交。2016年6月14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8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00只、门灯总成400套、高位制动灯100套，2016年10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5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500套，2016年11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8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500只、门灯总成10000套、高位制动灯2500套；并特别说明：上述计划为不可撤销需求。2016年10月1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10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550只、门灯总成550套、高位制动灯550套，2016年11月的预计采购量为牌照灯1200只、门灯总成1200套、高位制动灯1200套，2016年12月的预计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1月16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1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200只、门灯总成1200套、高位制动灯1200套，2017年1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2月15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因临近春节提前告知2017年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600只、门灯总成1600套、高位制动灯1600套；并特别说明前期订单需求量不变。此后，被告未再向有关下达采购订单，前期历次订单均将货物运送至绵阳高新区朝阳东路17号被告的厂区内。原告接受被告的各期采购订单后根据供货计划组织了生产，并将货物运送至自行准备的第三方物流仓库储存，被告则根据生产需求从第三方物流仓库处提取合格产品，截至2018年6月30日累计提取牌照灯3549只、门灯总成14281套、高位制动灯3542套。2018年6月28日，原、被告经协商确定：由于牌照灯、门灯总成、高位制动灯在第三方仓库存放已近三年，2000余套产品因存放时间过长可能存在质量风险，原告除余留200套外其余全部返厂进行100%检查，并在2018年7月31日前重新发运200套合格产品，而后将剩余库存再返厂检修。2018年8月14日，原告将牌照灯总成450只、门灯总成800套、高位制动灯200套运送至第三方物流仓库存放。2018年7月起被告未再从第三方物流仓库处提取合格产品，而截至2018年6月25日止在第三方物流仓库处仍有合格的牌照灯总成2087只、门灯总成7557套、高位制动灯2035套。2017年6月2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对订货量、零部件价格、下达采购订单的时间、交货地点、零部件包装、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等进行约定。同日，原、被告还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高位制动刹车灯总成单价为38.05元/只、牌照灯总成单价为15.39元/只、门灯总成单价为14.14元/只，交货地点为第三方物流库（绵阳），价格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被告向有关下达的订单共计牌照灯8700只、门灯总成24000套、高位制动灯8700套，原告均按约将上述零部件运送至第三方物流仓库。但是，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被告对原告生产的零部件使用量逐渐减少，从2018年7月起即未再使用，导致第三方物流仓库及原告现今库存牌照灯总成4934只、门灯总成10757套、高位制动灯2977套，按双方于2017年6月22日所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的价格计算，共计给原告造成损失341313.09元。原告认为：被告有义务和责任确保已下达需求量在未来的生产中使用，而被告从2018年6月至今未再使用原告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且被告采购的零部件也仅能用于被告的车型，原告根本无法销售给其他客户，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被告也曾多次与被告协商处理事宜，被告均不同意给予赔偿，原告为此于2019年诉至法院，法院以双方未解除合同为由驳回诉请，原告遂于2019年9月25日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的，并将解除合同通知邮寄给被告。 被告绵阳华瑞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已履行完毕，《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和《零部件价格协议》也仅在当年有效，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原告现在被告处无库存零部件，被告也已付清全部已使用零部件的货款，原告在第三方物流仓库存放的零部件数量与其诉称不符，经被告向第三方物流仓库核实，截至2020年5月30日库存量为牌照灯总成450只、门灯总成800套、高位制动灯200套，总价值仅3万余元。原告虽提交了被告下达的订单，但并不代表其是按被告的订单进行生产交付，且双方已于2018年6月28日对库存产品进行处理，约定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存在质量问题，库存零部件全部返厂检修。被告曾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签订2018年基本合同的要求，原告至今未作出明确回复，可见是原告单方终止合同，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并且原告的CCC认证在2019年5月22日已失效，而供应商的CCC认证属于国家强制要求，可见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也是导致合同不能持续履行的根本和唯一原因，且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原告应给付被告违约金50000元。另外，原告未举证库存零部件返厂检修情况，其主张的损失也无相应证据证明。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30日，原、被告达成《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合同文本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为其新开发MS3车型开发牌照灯总成、门灯总成、高位制动灯总成，具体要求以双方签订的《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为准；产品完成开发后，被告享有独家采购权、被告享有独家供货权，且本协议项下合作期限不得少于两年；供货价格按双方确认的价格确认函执行，货款按行业惯例实行上线结算，被告收到原告产品在检验合格并使用、收到发票、挂账后的90日内给付货款。2015年4月9日，原、被告签订《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对被告委托原告开发的MS3项目4A15T车型灯具系统（高位制动灯、门灯、牌照灯）零部件明细、开发周期、技术要求等进行明确约定，并同时在协议还载明MS3项目4A15T车型的五年销售规划为：2016年10000辆、2017年25000辆、2018年30000辆、2019年30000辆、2020年25000辆，产能规划为：双班年产50000辆。 2015年6月2日，原、被告签订《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约定：1.零部件价格由双方另行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确定，实际结算数量为原告按被告生产计划从中间仓库向被告生产线实际配送并检验合格的零部件数量；2.被告于每月15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以补货通知的形式向原告订购下月所需订货数量（即确定订货），并同时将确定订货月后两个月的订货预测在补货通知中通知原告，但该预测量仅供参考；3.原告收到确定订货后2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如未回复则视为接受确定订货，该确定订货的数量即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数量（即接受订货内容），作为双方供货和收货的依据，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更改该接受订货的内容；4.交货地由双方在《零部件价格协议》中约定；5.已确定订货单须经双方协商一致方可变更，如未达成一致则被告承担100%的确定订货量、80%的N+1月预测量和50%的N+2月预测量，其余由原告承担；6.当事人由于关闭、破产、转产无法履行合同的、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原因以致合同无法履行持续时间超过15日的、由于一方违约导致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的，允许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对方在接到通知后的20日内予以回复，逾期不回复视为同意；7.本合同从双方签章之日开始执行，非因法定或约定事由不得终止。同日，原、被告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高位制动刹车灯总成单价为38.05元/只、牌照灯总成单价为9.53元/只、门灯总成单价为16.64元/只，交货地点为被告装配生产线，价格有效期为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6月14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8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00只、门灯总成400套、高位制动灯100套，2016年10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5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500套，2016年11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8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500只、门灯总成10000套、高位制动灯2500套；并特别说明：上述计划为不可撤销需求。2016年10月1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10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550只、门灯总成550套、高位制动灯550套，2016年11月的预计采购量为牌照灯1200只、门灯总成1200套、高位制动灯1200套，2016年12月的预计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1月16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2016年1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200只、门灯总成1200套、高位制动灯1200套，2017年1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2000只、门灯总成2000套、高位制动灯2000套。2016年12月15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通知：因临近春节提前告知2017年2月的采购量为牌照灯1600只、门灯总成1600套、高位制动灯1600套；并特别说明前期订单需求量不变。被告在历次下达的采购订单中，确定的到货地点均为其位于绵阳高新区朝阳东路17号的厂区内。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各期采购订单后，根据供货计划进行了生产，并将所制造零部件运送至其自行准备的第三方物流仓库储存，被告则根据生产需求从第三方物流仓库处提取合格产品。 2017年6月2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约定：1.订货量为被告每月下达给原告的需求计划量中的非调整量，且为每月的更新需求量中的非调整量部分，如需求量中的未来三个月合计非调整量小于上月下达的需求量中的非调整量之和，差额量作为第四个月的订单量；2.被告于每月25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向原告下达未来三个月的采购需求量订单，其中次月（T+1）的需求量为100%订货量（即不可调整），次次月（T+2）计划量的可调整量为20%，次次次月（T+3）计划量的可调整量为40%，上述需求量为原告生产和库存储备的依据，原告必须保证在被告所在地库存量不低于1.5个月的需求量[即（T+1）×1.5的需求量]，原告收到确定订货单后2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如未回复视为对被告的需求量无异议并接受订货；3.原告根据被告发出的需求量计划按时将零部件运送至《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的交货地，原告将零部件运送至第三方物流库时，经被告对零部件外观和包装进行验收后入库，但不代表原告交付的产品为无缺陷或瑕疵的合格产品；5.当事人由于关闭、破产、转产无法履行合同的、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原因以致合同无法履行持续时间超过15日的、由于一方违约导致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的，允许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对方在接到通知后的20日内予以回复，逾期不回复视为同意；7.本合同从双方签章之日开始执行，非因法定或约定事由不得终止。同日，原、被告再次签订《零部件价格协议》，约定高位制动刹车灯总成单价为38.05元/只、牌照灯总成单价为15.39元/只、门灯总成单价为14.14元/只，交货地点为第三方物流库（绵阳），价格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6月20日，被告采购规划处工作人员徐君光通过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2018年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电子版，并要求原告在2018年6月25日前将盖章后的纸质版邮寄给被告；原告收悉后未予回复，也未盖章确认原告发送的2018年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 截至2018年6月25日，被告累计从第三方物流库提取牌照灯总成3549只、门灯总成14281套、高位制动灯总成3542套，同期在第三方物流仓库仍库存有经初检合格的牌照灯总成2087只、门灯总成7557套、高位制动灯总成2035套。2018年6月28日，原、被告经协商确定：原告所供牌照灯总成、门灯总成、高位制动灯总成在第三方物流仓库存放已近三年，合计2000余套产品因存放时间已超过质保存放周期，存在密封性不良、橡胶件老化、接插件变形等质量风险，原告将库存产品除余留200套外其余全部返厂进行100%检查，并在2018年7月31日前重新发运200套合格产品，而后将剩余库存再返厂检修。该方案达成后，原告将存放于第三方物流仓库处的全部产品运回，并于2018年8月14日将牌照灯总成450只、门灯总成800套、高位制动灯200套运送至第三方物流仓库存放。2019年9月18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其损失352625.09元。2019年9月25日，原告向被告采购规划处工作人员徐君光发送电子邮件，称：原告按被告采购订单生产的MS3车型牌照灯、门灯、高位制动灯总成目前在武汉仓库仍有价值约35万元的产品库存，被告从2018年开始几乎不再装车，而相关产品由于专一性只能提供给被告使用，导致产品积压占用原告大量资金，且原告从2018年也未再与被告续签合同，现双方正在就原告按订单生产的库存未采购、消耗产品进行诉讼，故现原告明确要求解除和终止双方所签订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零部件价格协议》、《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等）。原告发出的电子邮件到达被告工作人员邮箱后，被告未予回复。 2019年10月10日，本院作出(2019)川0792民初1406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在原告根据其采购订单进行生产完毕并将产品运送至第三方物流库存放等待交付后，不能足量使用确实存在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可能，但双方签订系列合同的目的在于建立长期且稳定的零部件供需合作，而双方已建立的合法有效合同关系尚未依法解除，并不能排除现存零部件在后期继续交付的可能，且原存放在第三方物流库的零部件已由原告运回检测，也无证据显示该批零部件已因存放时间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故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确定损失已实际发生，遂判决驳回了原告提出的损失赔偿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诉讼。2019年12月3日，原告通过EMS向被告邮寄解除合同书面通知，被告在其工作人员于同年12月5日签收后未予以回复。 另查明：1.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已实际使用产品的货款已付清；2.被告从2018年7月起即未再使用原告的产品;3.原、被告所签订的两份《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均约定：合同解除后，不免除原告的“三包”服务责任及备件提供责任，原告有义务在随后的10年内满足被告为售后服务需求下达的订货要求。 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系列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并对已发生法律约束力。综合原、被告签订的系列合同所作表述，以及汽车制造行业零部件供应的特殊性，足以确定双方签订系列合同的根本目的，是为建立长期并持续稳定的零部件供需合作，且原告根据被告示明的MS3车型销售、产能规划，也可对正常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销售规模，以及被告采购需求的持续性、稳定性，合理的作出具有极高可期待性的预估。然而，原告投资数十万元开发约定零部件并具备批量化生产条件后，被告从2018年7月起即未再使用原告已生产的产品，且持续至今已近两年仍无所改观，此现状明显已背离双方签订系列合同的初衷，故在双方已明确约定合同无法履行持续时间超过15日即可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且原告也已于2019年9月25日和同年12月3日先后两次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被告虽对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要求未作回复，并以庭前才知晓原告曾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为由提出的抗辩理由，但原告电子邮件所到达的被告工作人员电子邮箱，本即是双方平时进行业务联系的电子邮箱，且EMS邮件也确已由被告工作人员签收，故被告在邮件到达时即应当已知道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意思表示，且合同已明确约定20日内未予书面回复即视为同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应视为原、被告已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后，自愿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原告要求解除双方所签订系列合同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同时需要说明，鉴于汽车制造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合同所作特别约定，原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三包”责任，并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免除。 根据原告签订合同的性质、目的和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下达的采购订单是原告组织生产供货的基础，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遵循诚实信用、节约资源的原则，根据其生产、销售的现实需求适量下达采购订单，以避免原告过量生产造成资源浪费和不必要损失。然而，被告在原告根据其下达的采购订单组织生产，并按约存放至第三方物流库等待交付后，却未能及时足量使用经初检合格的零部件，且明显与原告根据其所明示的生产、销售规划可预期的正常需求不符，进而导致原告所生产的零部件被长期积压，并因为存放时间超过质保期，而出现密封性不良、橡胶件老化等质量风险。同时，积压的零部件是根据被告的特定技术要求进行生产，基于汽车零部件供需的特殊性，也不具备销售给其他汽车制造企业的可能。由此可见，被告的行为确实足以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实际发运及使用情况，原告已生产而未使用的零部件为牌照灯总成2537只、门灯总成8357只、高位制动灯总成2235只，根据双方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零部件价格协议核算，该部分零部件总价值为242254.16元（2537只×15.39元/只+8357只×14.14元/只+2235只×38.05元/只），该价值即为原告的实际损失与预期利益之和，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被告应当予以赔偿。至于被告以原告的CCC认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失效，原告应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给付被告违约金50000元为由提出的异议，该异议实质是被告以原告违约为由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本应通过提起反诉或另案主张的方式实现，即使要求以此抵销其应向被告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因其除提供自己制作的告知函外，并未提供实质证据证实所称事实，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原告存在违约，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在本案中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4月9日签订的《零部件开发技术协议》、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及《零部件价格协议》、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新产品零部件开发框架协议》、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汽车零部件订购基本合同》及《零部件价格协议》； 二、被告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武汉桑尼科技有限公司损失242254.16元； 三、驳回原告武汉桑尼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20元，减半收取计3210元，由被告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由原告武汉桑尼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恩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