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民终185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晓丽，女，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竞，女，197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系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卫生院推荐的公民代理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英，女，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谊妮，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素珍，女，194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品东，男，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谊妮，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晓丽、黄海英因与被上诉人彭素珍、廖品东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晓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邱晓丽诉请的25.5万元，依法确认黄海英、廖品东收到108425元；2.本案诉讼费由廖品东、黄海英、彭素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邱晓丽于2014年3月8日向黄海英指定转款5万元，2014年12月2日、12月25日、12月31日、2015年7月3日向黄海英转款20.5万元，共计25.5万元。2017年11月由黄海英将《股权认购合同》（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8日、2015年11月18日，金额共计10.8425万元）交与邱晓丽，邱晓丽要求退款无果的情况下，黄海英、廖品东写下《2017年9月27日情况说明》以说明资金去向，由此双方发生争执，起诉至人民法院。首先，邱晓丽通过人民法院调取案涉案外人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公章，与备案登记不一致，认定收款公司（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公章是否真实不能确认。《股权认购合同》明确将款项转入香港汇丰银行、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而黄海英出具的银行流水时间、转出金额、收款人、户名均不能证明该款已转交案外人（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否定收款收据的认定是错误的。其次，本案的录音证据已显示诉争款项为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邱晓丽等人转交给廖品东的投资款等事实不足以证明委托理财关系成立及双方对于本、息问题进行过约定。本案投资目的已明确、廖品东、黄海英收款事实已成立，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认定不清。最后，关于银行流水、指定账户已销户，银行不能查明户名及身份信息，未对5万元转账进行认定是错误的。在黄海英、廖品东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形下，应认定黄海英、廖品东收到了上述款项。一审法院判定否认情况说明中的金额，损害了金融安全、金融秩序及当事人的利益，违背基本常识和法律逻辑。二、首先，黄海英收款10.8425万元，合同中载明的数额为10.8425元，合同中明确要求转让至（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账户、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黄海英、廖品东以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立案为由，已证明（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不能履行的情况下，这一证据是黄海英、廖品东自认的。一审庭审中黄海英、廖品东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审法院认为在接受两份合同后，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就已终止，系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认购合同》能够证明（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了认购款，合同中的收款收据为10.8425万元，内容相互矛盾，转账记录与情况说明廖品东、黄海英未受到12万元，同样没有转账记录却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本案中廖品东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证实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合同自此无法履行，可确认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目无法实现，合同的交付时间、交款时间均能证明黄海英未完成委托事项，一审法院认定黄海英已完成委托事项，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应由黄海英对其履行交付的情况，股权认购合同是否能继续履行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廖品东提交的立案证明已证明该合同已不能履行，虽然其提交其妻银行转账记录，但与案涉款项金额不符，不能认定其已完成案涉款项的交付义务。一审法院要求邱晓丽承担上述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举证责任，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三、关于廖品东、黄海英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邱晓丽将25.5万元交与廖品东、黄海英进行投资增值，但一审庭审中，黄海英辩称钱交给廖品东进行投资经营且金额涉及多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9条的规定，廖品东、黄海英应对邱晓丽承担连带责任。四、关于廖品东、黄海英受托人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第12号令）、《外商投资企业实施细则》第8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廖品东、黄海英未取得委托理财资质，委托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五、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刑事案件的问题。邱晓丽与廖品东、黄海英之间的事实委托合同成立，廖品东、黄海英以欺诈手段骗取他人投资款，造成邱晓丽投资款及利息的重大损失，邱晓丽与廖品东、黄海英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廖品东、黄海英辩称邱晓丽自愿投资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彭素珍系廖品东母亲，在廖品东书写债务说明书后于2017年9月30日将其名下的房屋转移至其母亲名下，应确认为共同债务予以连带偿还。 廖品东、黄海英辩称，一、邱晓丽与黄海英、廖品东之间并不存在委托理财的关系，通常理解的委托理财是指专业管理人员接受资产所有者的委托代为经营和资产管理，以实现增值或其他的特定目标的行为，但在本案中邱晓丽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将款项交给黄海英、廖品东是以实现资金增值为目的，但其又称对投资完全不知情，如果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不可能不就投资款的本息作出相应的约定，邱晓丽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黄海英、廖品东对其所主张的款项作出过任何本息的承诺，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也可确定，邱晓丽明确知晓其款项的流向，邱晓丽仅委托黄海英转交了部分款项，同时，廖品东未收取邱晓丽任何款项，其与黄海英不存在共同接受委托的行为。因此，邱晓丽与黄海英、廖品东之间并非委托理财关系，同时廖品东与邱晓丽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邱晓丽对廖品东亦不享有任何有效的债权，因此其不存在将其财产转移给彭素珍，以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二、黄海英已经将邱晓丽转入的款项全部转至第三人的账户，且邱晓丽对此知情，同时邱晓丽作为股权认购合同的持有者，黄海英客观上不能提供其股权认购合同，但就查明的事实可知，邱晓丽已取得相应收益，可表明黄海英代为转款的行为已完成。三、邱晓丽无任何证据证明廖品东、黄海英共同收到其主张的款项，因此其主张黄海英、廖品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请求驳回邱晓丽对黄海英、廖品东的全部上诉请求。 彭素珍未发表答辩意见。 黄海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邱晓丽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晓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邱晓丽基于投资需要，于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7月3日期间陆续将投资款205000元转入黄海英账户，请求黄海英帮其将投资款转给投资对象。黄海英在收到投资款后将相关款项全部转给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指定的多人账户，邱晓丽已完成邱晓丽委托其转款的委托，且邱晓丽委托黄海英转款未支付过任何报酬，属无偿委托，黄海英在帮其转款过程中无重大过错。邱晓丽明知其转给黄海英的款项是用于投资，也明知投资的风险，投资款无法收回的原因不是黄海英的原因导致的，邱晓丽应自担投资风险，故黄海英不负有返还投资款的义务；二、黄海英已完成相应的委托事项，邱晓丽作为合同的主体及相对方，其领取投资合同的方式较多，且已自行领取《股权认购合同》。黄海英既不是投资合同的主体，也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其没有向邱晓丽交付投资合同的义务。且邱晓丽无任何证据证明黄海英在帮其转款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从而导致未完成委托事项。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7条、第410条的规定，及依据邱晓丽仅收到投资金额为108425元的《股权认购合同》从而认定黄海英对余款96575元的投资款未完成委托转款义务，判决黄海英返还96575元的投资款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邱晓丽辩称，针对黄海英要求依法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不予认可，应依法支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 廖品东辩称，廖品东没有收到黄海英的款项，且据其了解的情况，黄海英已将款项全部转至第三人账户，已完成转款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彭素珍未发表答辩意见。 邱晓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廖品东、黄海英退还并赔偿邱晓丽委托投资款323000元（含资金利息约68000元）；2.廖品东、黄海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解除委托合同；4.彭素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廖品东、黄海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晓丽与黄海英系同事关系，因本案投资事宜才通过黄海英认识廖品东。廖品东与黄海英系同学关系。廖品东与彭素珍系母子关系。 邱晓丽于2014年12月2日向黄海英转账50000元，于2014年12月25日向黄海英转账1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向黄海英转账85000元，于2015年7月3日向黄海英转账60000元，合计205000元。邱晓丽还曾向黄海英签字确认：“自愿购买愿锦集团股份30000元整”。 邱晓丽收到了两份《股权认购合同》和两份《收款收据》（来源双方说法不一，邱晓丽说是从黄海英处领取，黄海英说邱晓丽自己去领的）。2015年2月28日《股权认购合同》内容：（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将股权中的4.2万股转让给邱晓丽，转让价款为50400元人民币，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邱晓丽将转让价款汇至（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对（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1月18日《股权认购合同》内容：（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将股权中的32236股转让给邱晓丽，转让价款为58025元人民币，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邱晓丽将转让价款汇至（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或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沅陵支行的账户。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对（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两份《收款收据》显示：“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了“邱晓丽”的股权转让款。两份《股权认购合同》中“邱晓丽”的签名并非邱晓丽本人所签。 黄海英陈述，在收到邱晓丽的钱款后，直接转给案外人赖震中（系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指定的多人个人账户，未转入《股权认购合同》所载明的香港账户。邱晓丽没有时间转款，请她帮忙转款，她是告知过邱晓丽会将钱款转账给个人账户的。由于香港账户是转不过去的，于是转入指定的私人账户。 2017年9月27日，案外人饶繁（同类型案件当事人）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廖品东和黄海英共同代持马胜金融集团的原始股，以下为人员清单：曾发光：（壹拾柒万）（￥：17万），华辉：（伍万）（￥：5万），刘教炎：（壹拾贰万）（￥：12万），饶繁：（贰拾叁万）（￥：23万），邱晓丽：（壹拾贰万）（￥：12万），叶万蓉：（伍万）（￥：5万），此原始股为0.8美元/股”。廖品东、黄海英分别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字确认“以上情况属实”。 就本案的相关事实，邱晓丽曾经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对廖品东、黄海英、周云建、周国英提起诉讼（邱晓丽在该起诉讼中自认曾收到约2万元利息），一审法院（2017）川0114民初7901号民事判决书因“没有证据证明廖品东、黄海英与邱晓丽之间有借款的合意”，从而判决驳回邱晓丽的诉讼请求。邱晓丽对此案进行了上诉，后撤回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30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准许上诉人邱晓丽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目前，（2017）川0114民初790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邱晓丽并未向（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主张过权利。 2017年9月29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决定对“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再查，（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均具备法人资格。其中，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8日成立，于2019年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对于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两份《股权认购合同》、两份《收款收据》。两份《股权认购合同》中“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的确与该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章不一致，（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公章是否真实一审法院不能确认，两份《收款收据》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亦不能否认。 2.关于2017年9月25日案外人饶繁（同类型案件的原告）与廖品东的对话录音、2017年9月26日邱晓丽、饶繁、刘教炎（同类型案件的原告）、廖品东、黄海英、人民警察之间的对话录音。廖品东和黄海英并未否认该录音的真实性，仅是认为超过了举证时间。但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系当庭出示，未超过举证时间，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该录音显示：讼争的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廖品东因自己投资赚了钱，在黄海英经营的茶楼喝茶时告诉了黄海英，黄海英投资发现也赚了钱，就告诉了邱晓丽等同事，邱晓丽等人也就参与了投资。这些人中有些投资款是由廖品东转交的，是以投资为目的。但该录音尚不足以证明邱晓丽与廖品东、黄海英直接建立了委托理财关系，廖品东、黄海英对邱晓丽就本、息问题作出过相关承诺。 3.关于《情况说明》。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廖品东、黄海英与邱晓丽对于“马胜金融集团”的原始股的股权代持关系，但并非债权债务凭证，不能直接证明廖品东、黄海英收到了邱晓丽12万元（结合2017年9月26日的录音，廖品东、黄海英未确认在马胜金融集团这一投资项目中实际经手了邱晓丽多少钱）。廖品东对此进一步解释为，《情况说明》所载明的钱款，是邱晓丽自己投的，是希望以廖品东的名字挂户，廖品东收到一份投资合同，并从他人处获知每个人的投资数额，与邱晓丽等人的陈述相对照，在派出所写下《情况说明》。由于该《情况说明》系孤证，且内容不够详细，在廖品东、黄海英不认可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廖品东、黄海英共同收到了邱晓丽12万元。 4.邱晓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由于黄海英仅认可收到了205000元，对于2014年3月18日转出的50000元不予认可。经一审法院调查，这笔转款汇入6222××号账户，该账户已销户，银行方面不能查询到户名等身份信息，故而一审法院不能认定这次汇款与廖品东、黄海英存在关联。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考察审理的法律关系是否相同。（2017）川0114民初7901号案件中，邱晓丽是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而本案中，邱晓丽主张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故而一审法院认定邱晓丽提起本案诉讼未构成重复起诉。本案其他争议焦点为：由廖品东、黄海英经手邱晓丽投资款的数额、委托合同内容、邱晓丽有无权利行使委托合同关系的任意解除权、邱晓丽有无权利要求赔偿损失。对此分析如下： 第一，邱晓丽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未交付现金，全部采用转账方式进行，根据邱晓丽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仅能够确认黄海英收到了邱晓丽205000元。 第二，关于委托事项，邱晓丽负有举证义务。邱晓丽主张，委托廖品东、黄海英共同理财，是以“实现其资金有月息3%以上的增值。”为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其应举证证明。就现有的证据而言，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双方当事人最初的协商内容，仅能从查明的事实中认定：邱晓丽的转账是以购买（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为目的，黄海英在收到邱晓丽的转款后有负责帮邱晓丽转交投资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不能确认：黄海英与廖品东存在共同接受委托的行为。 第三，关于邱晓丽有无权利主张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邱晓丽获得了两份《股权认购合同》和两份《收款收据》，在接受当时未提出异议，且收取了利息，两份《收款收据》显示，“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到邱晓丽股权认购款共计108425元。显然，邱晓丽未获得与其转款相对应的投资凭证。因此，对于黄海英在收到205000元之后有无完成委托事项应分两部分讨论：对于其中的108425元，自邱晓丽收到两份《股权认购合同》和两份《收款收据》之日起，黄海英、邱晓丽之间权利义务已终止，邱晓丽不再享有对此部分转款的委托解除权；对于剩余96575元（205000元-108425元），黄海英未能举证证明是按照邱晓丽的指示将钱款转入他人账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其尚未完成对96575元投资转账这一委托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邱晓丽有权解除对黄海英代转96575元投资款的委托，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请求黄海英返还96575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在资金占用利息的认定上，一审法院酌情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数，从2014年12月31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第四，对于上文中提及的108425元，黄海英的确存在未按照《股权认购合同》所载明的账户汇款的行为。关于这一行为的评价，一审法院首先分析认为：邱晓丽虽然未在《股权认购合同》签名，从邱晓丽收取《股权认购合同》、《收款收据》及利息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所支付的205000元中的108425元就是为了履行《股权认购合同》，而两份《收款收据》从形式上是能够证明“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了邱晓丽的股权认购款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只有在黄海英未按照《股权认购合同》进行转款的行为直接导致邱晓丽不能实现这108425元的委托转款的目的的情况下，黄海英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判断邱晓丽是否实现了其委托目的，应从（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是否承担合同责任来判断。两份《股权认购合同》中，“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并非该公司备案公章，并不一定意味着：合同对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无效（不排除存在表见代理等情形），（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均不承担合同责任。针对这一事实，邱晓丽作为合同相对方，较之黄海英更具有举证能力。而后果无非两种可能：假如经查实，两份《股权认购合同》、《收款收据》并非（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所签，（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不承担《股权认购合同》的责任，那么对于邱晓丽因此遭受损失，黄海英作为受托转款人，未尽谨慎义务，贸然将108425元转出而取得虚假合同及收款收据，可以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此时，邱晓丽才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向黄海英主张赔偿损失。假如经查实，两份《股权认购合同》、《收款收据》对于（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二公司应承担合同责任。黄海英未按照两份《股权认购合同》所载明的账户汇款，并不对邱晓丽这108425元的委托转款目的产生实质影响，此时投资风险不由黄海英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黄海英未按照《股权认购合同》所载明的账户汇款这一行为不足以直接导致一审法院认定邱晓丽未实现其委托转款108425元目的，因此，在邱晓丽未向（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主张过合同权利的情况下，邱晓丽的主张中关于返还（赔偿）108425元并承担相应资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在无证据证明廖品东与邱晓丽建立了合同关系或者廖品东和黄海英有共同接受委托的行为的情况下，其主张黄海英与廖品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邱晓丽并未与彭素珍建立合同关系，廖品东在本案中并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么邱晓丽关于彭素珍因与廖品东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邱晓丽与黄海英之间关于由黄海英代邱晓丽转交96575元投资款的委托合同关系；二、黄海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邱晓丽投资款9657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965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4年12月31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邱晓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45元、诉讼保全费1662元，合计7807元，由邱晓丽负担5593元，由黄海英负担2214元（此款已由邱晓丽全额预交，黄海英应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邱晓丽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邱晓丽提交了2017年9月25日黄海英、廖品东签名的说明书，拟证明本案中邱晓丽与廖品东具有委托合同关系且廖品东也收到了12万元并将其用于马胜金融集团投资，并且20余万元的金额分几次支付的，故在2017年9月25日打总结时也包含了这5万元。黄海英、廖品东质证认为：对黄海英、廖品东的签字予以认可，但对说明书的内容不予认可。正如邱晓丽陈述的，该份说明书是由本案的案外人拟定的，并非黄海英、廖品东拟定，且出具的背景是在各投资人包括黄海英、廖品东投资的股权无法收回时，邱晓丽要求黄海英返还款项发生争议，将廖品东非法拘禁，后廖品东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在派出所由邱晓丽方拟定后再由黄海英、廖品东签字的，该说明书的内容也不能反映出黄海英、廖品东共同收到过邱晓丽支付的12万元款项，并且从该说明书中也可以看出邱晓丽明确知晓其主张的委托理财事宜的具体内容，并非如其陈述的对其交付的款项不知道用于何处，同时该说明书中也明确载明了所有事宜与邱晓丽无关，不能直接证明黄海英、廖品东收到了其12万元的款项，同时该说明书也并不能证明黄海英、廖品东存在共同接受邱晓丽委托的情形，也不能证明其与黄海英、廖品东之间存在委托理财的关系，同时该份证据并非属于在一审客观上无法举示的证据，其不属于新证据。彭素珍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邱晓丽在本案中陈述的内容看，其所主张的投资款项255000元，包括两份《股权认购合同》和两份《收款收据》所涉及的108425元，以及《情况说明》所涉及的120000元，还有未提供证据的部分款项。本院针对邱晓丽已提供证据的上述两笔款项提起的诉讼分述如下： 关于108425元款项的问题。从2015年2月28日、2015年11月18日两份《股权认购合同》上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合同中载明的甲方“（香港）愿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出让股权，并由丙方“湖南海之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的方式，向邱晓丽转让所谓的股权，黄海英亦称在收到上述《股权认购合同》的款项后直接转给了海之心公司股东赖震中，故邱晓丽在本案中就108425元款项所主张的事实与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海之心公司成都分公司立案侦查所涉及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 关于120000元款项的问题。从黄海英、廖品东签名的《情况说明》载明“廖品东转交邱晓丽壹拾贰万（￥：12万）人民币，用于马胜金融集团投资，所承诺未兑现的息和本金，已转为原始股，由廖品东和黄海英共同代持。说明：此投资款由廖品东转入马胜金融集团成都片区负责人赖震中指定账户”内容可以看出，廖品东称将120000元款项转入了“马胜金融集团成都片区负责人赖震中指定账户”，但其在本案中并未举示“马胜金融集团”合法存在，以及廖品东和黄海英确实已将款项转为“原始股”，并共同代持的相关证据。且根据廖品东关于“此投资款由廖品东转入马胜金融集团成都片区负责人赖震中指定账户”的陈述，该120000元款项所涉及的事实与上述108425元款项所涉嫌犯罪的事实具有关联，已经涉嫌经济犯罪。 综上所述，邱晓丽在本案中主张的上述两笔款项所涉及的事实均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对邱晓丽的起诉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予撤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580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邱晓丽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6145元退还邱晓丽；邱晓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145元予以退还；黄海英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145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嫘 审判员 叶云婧 审判员 傅科文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盛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