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81民初1070号原告：余洪军，男，1970年9月20日生，汉族，住腾冲市，（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仓，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海林，男，1965年4月11日生，汉族，住保山市隆阳区。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腾冲市腾越镇田心社区东升商场2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2688595187P。法定代表人：段治葵，任该公司董事长。（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钦，云南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洪军与被告李海林、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洪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仓、被告李海林、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洪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2009年3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2011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代持补充协议》、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代持股权变更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2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为6000万元，根据办理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缴纳的相关规定，其注册资本需要全体股东实行实缴制。在公司筹建时李建忠与其他股东协商占20%的股权。后被告李海林知晓后也想出资入股，原告通过被告知晓后也想出资入股。李建忠考虑到原、被告都是其朋友，同意将商谈好的部分占股比例分给被告李海林一部分（其中让给李海林300万元的占股即5%股权，转让给余洪军100万元的占股即1.667%股权）。在公司办理注册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第二条“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的规定，李建忠持股超过10%部分的3.333%，以及分给余洪军的1.667%的股权，经协商由被告李海林代持。双方于2009年3月5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余洪军直接将公司注册时缴纳的出资款项100万以现金方式交付李海林，李海林又于2009年5月8日将余洪军转入的100万元出资款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1年因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至1亿元，余洪军与李海林约定公司增资份额继续由李海林代持，李海林继续代持余洪军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667%，对应增加出资额为666666.66元，双方于2011年3月12日签订了《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此次出资款项余洪军委托杨铭于2011年3月31日转入李海林账户内，李海林于2011年3月23日将公司增资款项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内。2013年因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至2亿元，余洪军与李海林约定公司增资份额继续由李海林代持，李海林继续代持余洪军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667%，对应增加出资额为1666667元，此次出资款项余洪军委托杨铭于2013年3月5日转入李海林账户内100万，余洪军于2013年3月5日用自己账户转账给李海林393700，剩余的272967元余洪军以现金方式交付李海林，双方于2013年3月25日签订《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李海林于2013年4月1日将公司增资款项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原告代持股权期间，未能有效维护原告合法权利，其代持行为已不能有效保障原告的权益。经原告要求办理代持股权变更手续，被告未予配合。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贵院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海林辩称，原告诉状中陈述的都是事实，我代持原告的股份也是事实。李建忠是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他告诉我要成立一个民间小贷公司，我叫他帮我争取股份。公司成立后，李建忠分得20%的股份，按照规定自然人股东只能占股10%，他就分给我5%的股份，余洪军知道后，也要求分股份，李建忠便将剩余的5%分给余洪军1.667%，我名下的10%股份里，有我自己的5%，李建忠的3.333%，余洪军的1.667%，我为他们两人代持的股份总的是5%。后面公司两次增资扩股，都是由我代持。后来他们要求我将代持的股权变更登记，但是我在外地来不了，我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时间，再后来省金融办规定小贷公司不允许增资、减资和股东变更，就无法变更了。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述称，一，答辩人系依法登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银监会”以及云南省“金融办”的政策性文件，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均不允许代持股权。故案涉当事人“股权”代持是否合法由法院依法裁决。二、答辩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代持协议”的存在，该“代持协议”从未经公司的股东表决通过，没有到公司备案登记，更没有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公司自始至终不知情、不参与原告余洪军与李海林之间的“代持协议”的签署。三、答辩人公司章程载明的显名股东共计八人，李海林系其中之一，八个显名股东均依据《公司法》第32条的规定到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登记。公司仅认可备案登记的显名股东，其余所谓的像原告一样的隐名股东，公司一概不予认可，所以原告与李海林之间的股权代持行为与答辩人无关。四、案涉股权已经被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隆阳区人民法院查封保全，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李海林被纳入“失信黑名单”，故无论是答辩人还是股东李海林，根本不具备协助办理“代持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五、退一步讲，原、被告之间的“代持协议”即使被法院认可合法，现目前由于涉案股权被查封保全的原因，也不具备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相反，如“股权代持协议”被认定不合法而被认定无效，也只是原、被告相互返还财产的问题，与答辩人无关。六、自始至终，原告在起诉状中均未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义务，原告只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在事实和理由部分也没有说明答辩人做什么，只要求被告要做什么，所以原告的诉状与答辩人没有关联。七、即使原告要求将隐名股东变更为显名股东，也应当按《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签字同意，才可以办理，结合案件事实，原告并未提交公司八位股东的签名意见书，原告不具备要求答辩人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律要求。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原告余洪军针对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公司章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情况，单一股东持股不能超过10%。2、2011年《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3年《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云南省金融办关于同意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函》（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合法性、增资两次及增资金额。3、《股权代持协议》一份、《股权代持补充协议》（复印件）二份，欲证明原、被告签订的股权代持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4、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二份、存款凭条、入账凭证、个人业务凭证、杨铭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业务信息查询表、银行卡明细帐各一份、现金支票存根二份，欲证明原告已将被告代持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资金通过被告交付至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告已完成出资义务。经质证，被告李海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可。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认可；对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证明目的与第三人无关。被告李海林向本院提交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502财保13号民事裁定书、（2019）云0502执30号执行裁定书、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5执286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欲证明涉案代持股权已经被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及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冻结。经质证，原告余洪军及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可。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观点，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6月12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为6000万元，在公司筹建时案外人李建忠占20%的股权，后李建忠将其占股比例分给被告李海林300万元的占股即5%的股权，分给原告余洪军100万元的占股即1.667%的股权。根据银监发（2008）23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的规定，因李建忠在公司持股超过了10%，后李建忠便将其持股超过10%的部分分给李海林5%，余洪军1.667%。经原、被告协商，原告将其1.667%的股权交由被告李海林代持，双方于2009年3月5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余洪军将其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667%的股份（对应出资100万元）交由被告李海林代持，并将100万元的出资交付李海林，李海林又于2009年5月8日将余洪军的100万元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1年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至1亿元，余洪军仍将公司增资份额交由李海林代持，李海林继续代持余洪军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667%，对应增加出资额为666666.66元，双方于2011年3月12日签订《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此次出资款项余洪军委托杨铭于2011年3月21日转入李海林账户内，李海林于2011年3月23日将交公司增资款项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内。2013年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又增资扩股至2亿元，余洪军仍然将公司增资份额交由李海林代持，李海林继续代持余洪军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667%，对应增加出资额为1666667元，此次出资项余洪军委托杨铭于2013年3月5日转入李海林账户内100万，余洪军同日转入李海林账户内393700元，剩余的272967元余洪军以现金方式交付李海林，双方于2013年3月25日签订《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李海林于2013年4月1日将公司增资款项转入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李海林代余洪军持股后，被告李海林作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实名股东，在公司所占股份为10%（其中李海林本人占股5%，代案外人李建忠持股3.333%，代原告余洪军持股1.667%）。现原告认为被告的代持行为已不能有效保障原告的权益，故诉讼来院，要求被告办理代持股权变更手续。另，庭审中查明被告李海林因与案外人发生经济纠纷，其在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有的10%股份先后被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余洪军与被告李海林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原、被告自愿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股权代持补充协议》虽然违反了“银监会”以及云南省“金融办”的政策性文件规定，但该文件所涉及的是行业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公司章程，无欺诈、胁迫或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且原告余洪军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李海林也予以认可，故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股权代持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于原告诉请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代持股权变更手续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要求股权变更，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且现在被告李海林代持的股权部分已被冻结，在此情况下，原告的诉请在客观上无法实现，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代持股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第三人腾冲恒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辩称按照“银监会”以及云南省“金融办”的政策性文件，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股权均不允许代持，第三人不知道原、被告“代持协议”存在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银监会”以及云南省“金融办”的政策性文件仅针对相关行业起指导作用，并非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且原、被告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及《股权代持补充协议》后，余洪军均将代持股份对应出资额转入被告李海林账户，再由李海林将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内，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故对第三人辩解称其不知情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余洪军与被告李海林于2009年3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2011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代持补充协议》、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余洪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50元，减半收取计16725元，由原告余洪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艳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尚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