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901（部位：自编901-A房）。法定代表人：胡军，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国财，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廖允湖，男，194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坚生，男，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与廖允湖为父子关系。上诉人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国财、原审第三人廖允湖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粤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诺、方刚，被上诉人林国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勋，原审第三人廖允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坚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粤瀛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林国财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林国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执行法院根据林国财所提异议的类型，从而确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作出裁定，林国财在此后不服该裁定所提起的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其权利主张仍然是林国财作为买受人对登记在廖允湖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执行异议程序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程序是一脉相承的两个程序，权利主张和适法依据应保持一致，但一审法院却从未提及或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对庭审过程中围绕上述法律第二十八条的全方位辩论亦视而不见，反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四条这种原则性规定支持了林国财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脱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的规定，由此得出林国财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结论以及相应的裁判结果，只能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举证规则和认定案件事实。在本案中，林国财作为理应持有大量证据的一方，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该种举证应当是全面、严苛，针对法律规定的审查要素、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具备证明力，而非简单地向法院提供证据就算完成举证责任。从林国财在一审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看，其根本无法达到“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举证要求及强度。事实上，粤瀛达公司对林国财所举证据及待证事实提出了多项异议意见并能直接否认其在本案的权利主张，但一审判决并未对证据所反映出的相关事实作出分析并发表意见，仅以粤瀛达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为由（林国财所主张的事实，粤瀛达公司并未参与相关交易，本身就不具备举证能力），径行全部接受并认可林国财的举证，完全违反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林国财答辩称：一、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一审判决虽然没有具体列明执行异议规定的相关条文，但是在查明事实及庭审中均对该条款所针对的事实予以认定，因此林国财认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同时，林国财不认同粤瀛达公司提出的所谓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在适用法律的标准上应当一致的观点。在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一般都是坚持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该标准高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判断标准。在最高院的公报案例（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中，最高院对此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二、关于事实方面。首先，廖允湖已经办理了涉案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因此本案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在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房产可以排除执行的条件。其次，关于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要件中，一审法院和海珠区人民法院在（2018）粤0105民初14495、14496号的庭审中，通过多次开庭，对该四个要件中的事实都作出了详细的查实，广州中院的二审判决也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因此本案林国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完全符合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所有全部要件。综上所述，林国财的主张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是完全正当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粤瀛达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廖允湖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粤瀛达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018年1月5日，林国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停止对林国财所购买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号201、202房（原自编11号203、204房）的强制执行；二、本案诉讼费由粤瀛达公司承担。粤瀛达公司一审答辩称：一、广州市新港东路23号201、202房目前登记在案外人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名下，廖允湖为预购人，该事实已经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的(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予以查明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法院对上述房屋采取查封措施依法有据。另一方面，林国财提出的异议根本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规定的适用前提。该条款是关于“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规定。然而，上述房屋并不是登记在廖允湖名下，登记权属人长城公司不是本案的被执行人。所以，林国财无权依据该条款提出异议。二、林国财提出异议所依据的事实也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规定所列的四项情形。（一）关于“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问题。首先，林国财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约定购买4套房屋、总价高达5820000多元的合同，但形式上极其简陋，缺少应有的签字盖章确认，内容上也极为随意，缺少最基本的付款时间、交付时间、过户时间、违约责任等主要条款约定，与大宗商品房交易的习惯严重不符。其次，合同约定购买4套房屋，但其中2套目前已经以更低的价格过户给了案外人林永青，并且不管是签约时间、交易对价、付款时间、过户时间、违约责任都与林国财提交的合同完全不一致，进一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再次，《房屋买卖合同》中对面积的约定与本案证据的比对，足以证明这是一份虚假的倒签合同。而且，经粤瀛达公司调查，林福财与林国财根本不是同一个自然人。综上，《房屋买卖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异常简陋，林国财主张的所谓“履行行为”大部分并未以该合同为依据，面积数据更暴露了合同倒签的事实，购买人的主体信息更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异常，种种的异常均显示《房屋买卖合同》就是林国财为了对抗执行而制作的一份虚假合同。另外，《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日至今，廖允湖都不是上述房屋的登记权利人，所以廖允湖出售房屋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有关约定内容属效力待定状态，也不符合“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的规定。（二）关于“占有”问题。林国财以租赁合同和租金流水明细等证据证明其委托廖坚生出租上述房屋从而实施对房屋的占有。首先，林国财提供的多份租赁合同和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廖坚生每月向许如孙所汇款项没有相应的备注，且汇款金额远远高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其次，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均不是林国财，承租人也并不是将租金直接支付给林国财，如果林国财真的已经实际占有房屋，不可能不以出租人的身份与租客签订租赁合同、不直接要求承租人支付租金给自己的银行账户。而且，林国财主张的委托代租和代收行为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因此，粤瀛达公司认为根据林国财提交的租赁合同，反而证明房屋的实际占有人就是廖允湖。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中已对廖允湖已经实际占有上述房屋作出认定，也因此支持了廖允湖的执行异议申请。结合廖允湖在（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6、567号案件在2015年8月7日的庭审笔录中所作的“本案涉案房屋作为我自己公司（广州市江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23号202房是自住，21号201-203都用来做公司的经营场所”的陈述，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磨碟沙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8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廖允湖自1995年5月购买203房、204房以来一直自住使用至今”“廖允湖及家属近20年来一直接受我委员会管辖管理，其上述房产也一直由廖允湖本人及家属居住使用至今”），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畔楼服务中心于2018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我司自2003年入驻管理江畔楼以来，203房、204房的业主廖允湖一直接受我公司的物业管理，其上述房产也一直由廖允湖本人及家人居住使用至今”），以及部分由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9日、2015年8月24日、2018年1月14日开具的上述房屋的物业管理费发票记载的缴费人均为廖允湖等事实，足以证明从2015年到2018年上述房屋均由廖允湖实际占有。（三）关于是否已经付款的问题。首先，合同中根本没有所谓税费缴纳的约定，林国财主张余款未付完是用作预留作税费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次，林国财提交的转账凭证和发票有多处不合常理之处。第一，5000000元转账记录的付款人不是林福财或者林国财，收款人也不是廖允湖而是廖坚生。第二，四张转账凭证均未在“用途”“附言”一栏作清晰备注。因此，林国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是林国财付给廖允湖的房价款。而且，5000000元的两个支付方许如孙、林瑞清，都将本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转账强行拆分成两次，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符。此外，从林国财提供的证据可发现，林瑞清转出的3000000元实际上是当天转入再转出的，林国财对此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来源，粤瀛达公司认为十分可疑。再次，相应的收据也无法与林国财支付房款的主张相互印证。综上，无论是银行流水还是收据，只能证明许如孙、林瑞清与廖坚生有经济往来，但无法证明林国财向廖允湖支付了500余万元以及该款项性质上属于房价款，这些不明的经济往来和存在各种瑕疵的收据，反而证明林国财存在为了对抗执行而故意制作虚假证据的行为。（四）关于无法过户的过错问题。根据林国财提供的证据显示，林国财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至今都不是广州市户籍且未显示其在广州有缴纳社保的材料，故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我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穗国房字〔2011〕15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意见》（穗府办〔2013〕44号），林国财对自身缺乏购房资格导致无法过户的情形有着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其不顾限购政策仍一次性购买四套房屋，对于不能过户存在较大过错。其次，林国财应当知道上述房屋尚未登记在廖允湖名下，且存在抵押、查封等重大权利瑕疵，也应当知道廖允湖存在大量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务并欠缺履约能力。上述房屋的抵押和查封何时才能解除、房屋究竟能不能过户、何时才能过户，均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林国财依然选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即意味着其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三、其他疑点问题。首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执行异议二审程序中，廖允湖的代理人与本案林国财的代理人是同一人，该代理人在执行异议二审程序中主张廖允湖对4套房屋享有实体权利并获得法院支持，而仅仅八个多月后，该代理人却代理林国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林国财对4套房屋享有实体权利并足以排除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本案中，廖允湖作为当事人之一，与林国财是利益相对方，而在这前后时间相隔不远的两个案件中，同一代理人分别代表廖允湖和林国财对同一事实作出了相互矛盾的陈述，该代理人在本案的代理行为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其代表林国财所发表的意见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其次，关于林永青的身份，林国财企图用所谓的父女关系来混淆其与林永青分别实施的民事行为，进而对廖允湖转让新港东路21号201房、202房给林永青的行为作出看似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林国财与林永青是否存在亲属关系，两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基于合同关系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独立性，两人与廖允湖就同一标的物发生的购房交易不可能存在交叉，林永青已经受让该2套房屋且相应的购房合同已经备案的事实，足以证明林国财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而且，林国财提交的结婚证明显示其与许如孙的结婚日期是1997年10月14日，但林永青的出生日期是1991年4月13日，两个时间相差超过6年。林永青的出生证明中父亲姓名、年龄、接生单位盖章等栏目，均存在先盖章后手写文字的情况，与正常的书写、用章顺序不符。林永青的出生证明中父亲姓名、年龄栏目加盖的是校对章，但除了在该校对章上手写的最新文字外，并未发现任何需要甄别的原书写文字，校对章加盖之处也未发现相应的错误之处。若无进一步材料加以佐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林国财与林永青之间的父女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林国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粤（2019）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0204974、00204924号《不动产权证书》显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号201房（下简称23号201房）、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号202房（下简称23号202房）的产权人均为廖允湖，面积分别为90.43平方米、117.63平方米。申请执行人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晋安置业公司、广州市耀鸿实业有限公司、廖允湖、颜丽君、吴文湘、吕凤屏、何炳仁、鲜晓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判决，一、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借款550万元及利息；二、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对吴文湘、吕凤屏、何炳仁、鲜晓军提供本案的抵押物具有优先受偿权，并由该四被告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广州市晋安置业公司、廖允湖、颜丽君以其所提供本案的抵押物清偿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并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广州市耀鸿实业有限公司对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上述被执行人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以（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债权转让，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粤0106执异342号执行裁定，变更粤瀛达公司为（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案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执行裁定，查封了廖允湖所有的广州市新港东路21号203房（原自编：11号203房）、24号204房（原自编：11号204房）。后林国财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上述房产的强制执行，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2018）粤0106执异639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林国财的异议。现林国财不服（2018）粤0106执异639号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诉讼过程中，林国财主张林国财和林福财的身份证为同一人，并经本人确认，林国财是其正确使用的身份。为予证明，林国财提交了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出具的《复函》、林国财的《声明书》（均为复印件）予以证明。粤瀛达公司、廖允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1995年5月18日，廖允湖与长城公司签订四份《房地产预售契约》的地址为新港东路新编号码9号201、202房，11号203、204房；原自编11号203房预售登记地址为21号203房，原自编11号204房预售登记地址为24号204房；1996年4月经过琶洲派出所列编，原新港东路自编9号201、202房变更为现21号201、202房，原自编11号203、204房变更为现23号201、202房；穗国土规划协查【2017】98号复函附件3《江畔楼第二层地址、权属情况列表》载明长城公司开发的新港东路江畔楼并无21号203、24号204房，故认定廖允湖购买的新港东路原自编11号203、204房与23号201房、23号202房为同一房产。林国财主张其与廖允湖的大儿子廖李彬是朋友，廖李彬告知其因拖欠银行款项，廖允湖所有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1房（下简称21号201房）、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下简称21号202房）及23号201房、23号202房共4套房屋均被法院查封并准备拍卖，为避免房屋被低价拍卖，廖李彬请林国财帮忙购买房屋；林国财于2015年5月6日与廖允湖签订合同，购买了上述4套房屋，并约定房款总价为5825503元；林国财于次日分别通过许如孙、林瑞清的银行账户向廖坚生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房款2000000元和3000000元，于2016年1月26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了房款140000元，于2016年1月28日缴纳税费294147元（其中林国财应缴纳的税费金额为50286.09元，廖允湖应缴纳的税费金额为154147.28元），于2016年7月20日通过许如孙的银行账户向廖李彬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房款50000元；剩余未支付的房款为431069.63元，双方约定用于支付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过户税费；廖允湖在收到其支付的5000000元购房款后即委托廖坚生向法院交纳了（2015）海民执字第3522号案的执行款5033419.47元，并缴纳了执行费52212元，该案执行终结，法院解除了对上述4套房屋的查封；2016年1月28日，廖允湖与林国财的女儿林永青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21号201房、21号202房过户到林永青名下。为予证明，林国财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显示由廖允湖与林国财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约定廖允湖将21号201房、21号202房、23号201房、23号202房出售给林国财，交易价为每平方米14000元，总价为5825503元；上述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契约号为94000848、94000849、94000850、94000851；委托人银行户名为廖坚生；出卖人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30日内，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等）、《委托书》（显示由廖允湖于2015年5月出具，委托廖坚生负责收取21号201房、21号202房、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房款）、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2张（显示许如孙于2015年5月7日向廖坚生转账支付了两笔款项，每笔均为1000000元）、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及转账交易记录（显示林瑞清于2015年5月7日向廖坚生转账支付了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2000000元、1000000元）、《情况说明》【显示由林瑞清于2018年9月18日出具，表示林瑞清受林福财（又名林国财）委托于2015年5月7日向廖坚生分两笔共转账3000000元】、林福财与许如孙的结婚证、林永青的出生证、《收据》（确认收到4套房屋房款5000000元）、《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两份，均显示由廖允湖与林永青于2016年1月28日签订，分别约定廖允湖将21号201房以129388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永青、将21号202房以994708元出售给林永青）、《收款收据》（复印件，确认收到林国财代交税款、房款294147元）、2016年1月28日林永青办理过户时缴纳税费刷卡小票（4张，金额分别为87035.78元、67111.50元、30505.23元、19780.86元）及税费发票（8张，其中纳税人为廖允湖的发票6张，金额分别为6593.62元、87035.78元、67111.50元、80442.16元、5084.20元、62027.30元，纳税人为林永青的发票2张，金额分别为19780.86元、30505.23元）、《收据》（复印件，确认收到林国财支付的房款50000元）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许如孙于2016年7月20日向廖李彬转账支付了50000元）、《中国农业银行扣款客户回单》（显示廖坚生于2015年5月12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办案专户支付了5033419.47元）、《广东省人民法院案款收据》【显示由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案号为（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金额为5033419.47元】、（2005）海民执字第3522-6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粤瀛达公司认为林福财与许如孙的结婚证、林永青的出生证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2016年1月28日林永青办理过户时缴纳税费刷卡小票及税费发票、《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中国农业银行扣款客户回单》《广东省人民法院案款收据》及（2005）海民执字第3522-6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廖允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林国财主张其向廖允湖购买上述4套房屋后，廖允湖即陆续将房屋腾空交付其使用，因房屋暂未办理过户登记，其又不住附近，故其委托廖允湖的儿子廖坚生代为出租该4套房屋，每月收取的租金由廖坚生转账到其妻子许如孙的账户；廖允湖将21号201房分隔成201A房和201B房进行出租，林国财于2015年7月收取了该房的出租押金；廖允湖将23号201房分隔成201房和201B房，并将201B房与21号202房打通用作广州市江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201房由廖允湖自住，23号202房由廖坚生居住；林国财应廖李彬的要求同意给予几个月时间给廖允湖、廖坚生找其他地方居住，廖允湖、廖坚生在2015年年底前将23号201房（间隔后）、23号202房交付给林国财；林国财于2015年年底收取了21号202房（包括23号201B房）、23号201房（间隔后）、23号202房的出租押金。为予证明，林国财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多份、许如孙中国农业银行自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27日个人明细对账单、2016年1月前的租金签收表、房屋结构面积与租金情况说明、租金转账电子银行回单4张等证据。粤瀛达公司对租金转账电子银行回单4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廖允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粤瀛达公司主张林国财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总价高达5825503元，但合同没有关于房款支付、房屋交付、过户及违约责任等必要条款的约定，完全不符合交易常理；合同的出卖人是廖允湖，购买人是林国财，但付款人是许如孙、林瑞清，收款人是廖坚生，上述人员均不是合同的出卖人或买受人，且付款凭证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款项性质、用途的备注，仅能证明许如孙、林瑞清与廖坚生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该款的性质为购房款；5000000元的《收据》中只有指印、没有签名，无法确认与廖允湖有关；294147元的《收款收据》中，林国财主张其中的140000元为现金支付，但没有流水证明，也没有合同依据；廖允湖与长城公司签订的4份预售契约计算出房屋总面积为411.706平方米，《房屋买卖合同》在第一条引用了4份预售契约的情况下，约定房屋总面积为416.1074平方米，明显存在矛盾，且416.1074平方米的数据源于广州市国土规划委员于2017年3月22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复函中《查账原图》的附件，可见《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日期不可能是2015年5月6日，而是廖允湖与林国财为阻挠执行而倒签制作的虚假文件。粤瀛达公司主张林国财在诉状中称与廖允湖约定的合同总价5825503元包含办理过户手续时应缴纳的所有税费，但在统计已付购房款时却扣除了林永青支付的税款50286.37元；林永青与廖允湖签订的关于21号201房、21号202房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第6条均约定，买卖双按政府规定各付各税以及如遇政府及有关部门调整税费，对于调整部分的税费买卖双方各自负担，可见林永青与廖允湖关于税费承担的约定非常明确，与林国财主张的口头约定完全不一致；即便林永青是林国财的女儿，但林永青作为独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与廖允湖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也是独立的，与林国财没有任何关系，廖允湖将房屋过户给林永青的事实不能认定为林国财与廖允湖之间合同的实际履行；林永青缴纳税费的时间是2016年1月28日，而收据出具的日期却是2016年1月26日，且收据上廖允湖的签名与其在其他案件开庭笔录中的签名明显不是同一人所签，收据上还有广州市江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和廖李彬的签名，可见与本案无关。粤瀛达公司主张林国财并未实际占有使用购买的4套房屋，上述房屋仍由廖允湖占有使用，并提交了（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567号案开庭笔录、（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磨碟沙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物业管理费发票等证据证明。林国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567号案开庭笔录与本案无关，林国财与廖允湖于2015年5月6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为将4套房屋交付给林国财，廖允湖因此提起诉讼；关于（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23号201房、23号202房是在2015年6月25日被法院查封，林国财与廖允湖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5月6日，合同签订后，廖允湖才陆续腾退房屋并交付林国财使用，上述房屋被查封前一直由廖允湖使用，该判决中主张的“长城公司将四套房产交付给廖允湖入住使用至今”是指在房屋被查封前一直由廖允湖使用，与事实并不矛盾，且因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一直由廖允湖代林国财进行出租管理，属于形式上的使用，而林国财对房屋有实际控制占有，二者并不矛盾；两份《证明》及物业管理费发票与本案无关，林国财因住得离4套房屋较远，不方便管理，基于朋友间的相互信任，委托廖允湖一家管理出租房屋，一直由廖允湖代为缴纳管理费用，因此登记在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信息没有变更，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基于表面登记信息出具相关证明是合理的。廖允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意见与林国财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林国财对23号201房、23号202房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后作出了（2018）粤0106执异639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林国财的异议。林国财对一审法院（2018）粤0106执异639号执行裁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上规定，林国财主张23号201房、23号202房由其购买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要求停止对上述房屋的强制执行，其应就其对上述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予证明，林国财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以证明其以5825503元的价格向廖允湖购买了21号201房、21号202房、23号201房、23号202房，提交了其配偶许如孙、其委托人林瑞清的银行回单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购房款5000000元，提交了其女儿林永青与廖允湖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等证据证明廖允湖将林国财购买的21号201房、21号202房过户到林永青名下，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许如孙的银行账户个人明细对账单等证据证明23号201房、23号202房实际上由林国财占有使用。而对于剩余购房款825503元，林国财主张其与廖允湖口头协议约定预留用于抵扣廖允湖应承担的过户税费，并提交了林永青支付21号201房、21号202房的过户税费的刷卡付款回单及税费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粤瀛达公司提出《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过于简单，付款人和收款人均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林国财、廖允湖关于税费的口头约定与林永青、廖允湖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相矛盾，林国财并未实际占有使用23号201房、23号202房等异议，并认为林国财与廖允湖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为逃避法院执行而恶意串通订立的虚假合同。对于上述异议，林国财亦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了相关证据。粤瀛达公司对上述解释及证据虽仍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许如孙、林瑞清转账的款项是其他性质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对于林国财主张其在法院查封前向廖允湖购买包括23号201房、23号202房在内的4套房屋并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据上规定，林国财要求停止对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强制执行，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不得执行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号201房、202房（原自编11号203、204房）。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粤瀛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关于廖允湖是否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涉案两套房屋的问题。海珠区磨碟沙北社区居委会《证明》、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畔楼服务中心《证明》亦可佐证廖允湖在查封前已经入住。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廖允湖在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涉案两套房产。”本案二审中，林国财称：其对于该案的情况不清楚，其一直催促廖允湖办理过户手续，但廖允湖没有提到该案的情况。至于在该案过程中廖允湖以其系真实权利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其认为廖允湖是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因为虽然双方签订了合同且收到房款，但房屋只能先从长城公司过户至廖允湖名下，而后才能过户至林国财名下。廖允湖称：其不好意思向林国财说房屋被查封，直至其被催促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向林国财讲房屋被查封的情况。二、本院（2019）粤01民终17855、17856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2016年1月28日，廖允湖与林永青（林国财女儿）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之后，21号201、202房过户至林永青的名下。粤瀛达公司以廖允湖的出卖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要求撤销该买卖合同，房屋恢复登记至廖允湖名下。”该案一审判决驳回粤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二审认为：“粤瀛达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债权人身份，债务人存在无偿或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且该行为对粤瀛达公司造成损害等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对于粤瀛达公司的债权人地位问题，粤瀛达公司已提交相关生效判决及执行裁定等，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粤瀛达公司是廖允湖的债权人身份，合法有据，各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二、粤瀛达公司现有举证不足以证明债务人廖允湖存在无偿或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涉案房屋行为，且损害了粤瀛达公司的利益。首先，从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知，在廖允湖与林国财于2015年5月6日签订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廖永湖与林永青于2016年1月28日签订了有关转让涉案房屋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据此办理了将涉案房屋从廖永湖名下过户登记至林永青名下的手续。虽然林永青没有实际付款行为，但林国财在一审中已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已于2015年5月7日向廖允湖支付对价共500万元，一审基于林国财与林永青之间系父女关系，采纳了廖允湖、林永青及林国财有关因林国财不具备广州市的购房资格，故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林国财女儿林永青名下持有的说法，并认定廖允湖与林永青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仅用于办理过户手续之用，买卖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廖允湖与林国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亦符合常理。粤瀛达公司认为债务人存在一房二卖行为，且廖允湖是无偿转让房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与《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售房单价相差3000元/平方米，但粤瀛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售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故此，粤瀛达公司认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屋的上诉理由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再者，粤瀛达公司并非一手债权人，粤瀛达公司至今并未举证证明其受让债权的对价，且从廖允湖转让涉案房屋的售房款的用途来看，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廖允湖的售房款已被支付给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用于另案执行，目前亦无充分证据显示廖允湖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逃避债务，损害粤瀛达公司利益的情形。”三、关于林国财的身份情况。经查，涉案房屋被查封后，林福财自称又名林国财（身份证姓名林福财，号码）向一审法院执行机构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林福财的异议。林福财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粤瀛达公司在答辩中提出林福财与林国财不是同一自然人的意见。一审庭审中，林福财提交另一身份证（身份证姓名林国财，号码）参加庭审，并提交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复函（复印件）：“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你院来函已收悉。经核查，林福财与林国财的身份证是同一人，并经本人确认，林国财是其正确使用的身份。附林国财本人声明书、身份证及驾驶证复印件。”和林国财的声明书“本人林国财（身份号码）自愿配合公安机关注销本人持有的另一户口（姓名林福财，身份证号码），被注销户口属重复户口，不存在民事纠纷，没有存续婚姻关系，没有未了结的违法范围事实，以及其他不宜注销的情形。本人自行处理与该重复户口相关联的事项，愿意承担因注销户口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证明林国财与林福财为同一人，林国财是正确的身份。一审庭后第二天其代理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代理意见，更正本案原告身份信息为：林国财（又名林福财，身份证号）。本院（2019）粤01民终17855、17856号案中，一审法院向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发函核实林国财与林福财是否为同一人，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治安管理三中队作出以上复函，该案一、二审法院均确认林国财身份为：林国财（身份号码）。二审中，林国财本人到庭，其称：办理第一张身份证（1958出生）是在我本人出生地派出所办理的，由于当时法律规定不严格，无需我本人到场，因此当时的出生年月日等信息是错误的。后来，我又到我妻子所在地的派出所又办理了一张符合我个人身份信息的身份证（1968年出生）。现在我本人确认，我名为林国财，出生年份是1968年。因林福财名下的房产未处理，故林福财的身份证未注销。本院认为，关于林国财身份问题。诉讼中，案外人即原审原告持有两个不同姓名、不同出生年月日、不同身份证号码、不同住址的身份证，林国财表示均是其持有的身份证。本案一、二审庭审中，林国财本人到庭，且确认林国财是其真实身份。而且，本院（2019）粤01民终17855、17856号生效判决也确认林国财的身份情况，故本案一审确认林国财（身份号码）为原审原告的身份情况，并无不妥。至于林国财持有的另一身份证，应由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理。虽然本院（2019）粤01民终17855、17856号民事判决针对与涉案两套房屋相关联的另两套房屋（21号201、202房），判决驳回粤瀛达公司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诉请，但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该案债权人撤销之诉在适用法律、审查方向均不相同，故不能以该案的判决结果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审查的重点是案外人林国财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进行审查。上述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案外人所提异议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关于林国财的主张是否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条件。本案林国财主张其向廖允湖购买四套房屋后，廖允湖即将房屋交付给其使用，但因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其不在附近，故委托廖允湖的儿子廖坚生代为出租，每月租金由廖坚生转账给其妻子许如孙，故涉案房屋由其实际控制。本院认为，纵观本案，并无林国财与廖允湖、廖坚生之间关于涉案房屋已交付使用且由林国财委托出租的书面约定以及相关证据。从林国财提交的证据看，多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为廖允湖、廖坚生，并非林国财；至于许如孙农业银行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个人明细对账单，虽显示该账户由廖坚生转账数额不等的款项，但并无备注款项的性质。鉴于本案林国财与廖允湖均陈述双方之间系老乡、朋友的关系，故不能排除林国财的妻子许如孙与廖允湖的儿子廖坚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因此，该款项无法证实系林国财委托廖允湖出租涉案房屋所获得的租金。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海珠区磨碟沙北社区居委会《证明》、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畔楼服务中心《证明》亦可佐证廖允湖在查封前已经入住。本案林国财的陈述与该认定相悖，林国财、廖允湖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林国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涉案房屋实际控制，无法证实其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故对林国财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林国财的主张是否符合“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本院认为，其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开发商为长城公司，1997年5月18日廖允湖与长城公司签订预售契约购买涉案房屋，廖允湖为预购权利人。在林国财、廖允湖2015年5月6日签订涉案房屋《房屋买卖合同》时，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至廖允湖名下的手续，故涉案房屋无法直接由廖允湖过户至林国财名下，需待长城公司履行过户至廖允湖名下手续之后才可能实现。而且，林国财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存在查封并未解除。对此，林国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应当清楚涉案房屋能否顺利办理过户转移登记手续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再者，广州市已经实行住宅房屋限购政策多年，林国财也应当知道其一次性购买四套房屋根本不可能完成全部房屋的过户手续。据此，林国财未能履行审慎注意义务，依然选择签订合同，明显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其二，涉案2015年5月6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廖允湖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30日内，办理交易过户手续。本案林国财自认在签订合同后几个月房屋即已交付，但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林国财曾向廖允湖积极主张权利要求办理过户手续。可见，林国财怠于履行权利，亦存在过错。其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案审理期间，林国财从未向法院反映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林国财辩称其不知道该案，也不知道涉案房屋被该案查封，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分析，林国财对涉案房屋未能办理过户手续明显存在过错。据此，林国财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排除执行的条件，其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一审判决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案件受理费。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按照财产性案件收取受理费，根据林国财、廖允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价款为：14000元/平方米×（90.43+117.63）平方米=2912840元，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30103元。一审法院按100元收取不当，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粤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0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林国财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1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103元，均由林国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