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1，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毛丽英、丁丹青，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2，女，195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3，女，194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振华、牛金卓，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某4，男，193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沈某5，女，194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庞芳，女，197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系沈某5女儿。 原审被告沈某6，女，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法定代理人马某，男，198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系沈某6儿子。 原审被告唐某，女，194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钱炜钦，男，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系唐某女婿。 原审被告沈某7，男，196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沈某8，女，197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沈某1因与被上诉人沈某2、沈某3，原审被告沈某4、沈某5、沈某6、唐某、沈某7、沈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沈福林、周美珍为夫妻关系，二人分别于1986年12月20日、2014年4月25日死亡。沈福林、周美珍生前共生育子女沈某4、沈仁德、沈某3、沈某5、沈某2、沈某6六人。其中第二子沈仁德于2013年12月24日死亡，其妻为唐某，生前共生育子女沈某7、沈某1、沈某8三人。1982年沈福林申请建房，门牌号为××组33号，《笕桥公社笕桥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建房报告》显示户主为沈福林，家庭成员为周美珍、沈某2、沈某6。2001年，周美珍为户主，沈某1为在册人员，经笕桥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后向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杭州市江干区政府申请建房用地，申请用地门牌号为××组33号，主房建筑面积为126平方，主房层次为2层，该宅基地为同村村民陈春泉处购得，陈春泉出具收条一份，证明收到购买住房款7000元。原1982年建造的房屋拆除。2005年，沈某1为户主，周美珍为在册人员，经笕桥村村民委员会、笕桥镇人民政府同意进行危房修缮，申请用地门牌号为××组33号，由沈某1全额出资对2001年的房屋进行推倒重建。2017年，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甲方）与沈某1户（乙方）签订《江干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收购安置协议书》，因乙方所属房屋在杭州市江干区改造工作实施笕新社区涉及水墩区块范围内，经乙方户内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房屋搬迁。乙方房屋坐落笕桥街道笕新社区4组33号，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548平方米，房屋作价收购面积520.5平方米。房屋及地面附属物参照杭政办函【2009】123号文件进行评估，房屋收购金额合计人民币1400000元。乙方家庭常住户口人数合计为3人，分别为沈某1、王敏、沈家诚。沈某2、沈某3于2018年1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按照法定继承沈某1、沈某4、沈某5、沈某6、唐某、沈某7、沈某8向沈某2支付233333.33元；二、按照法定继承沈某1、沈某4、沈某5、沈某6、唐某、沈某7、沈某8向沈某3支付233333.33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沈某1、沈某4、沈某5、沈某6、唐某、沈某7、沈某8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房产是否为周美珍的遗产。首先，在本案中涉及三幢房屋，分别为1982年沈福林申请建造的平房、2001年从陈春泉处购买的二层楼房、2005年沈某1出资翻建的四层楼房。关于第一幢1982年建造的房屋，因该房于2001年倒塌拆除，已不复存在，所涉及的宅基地由也由村里重新统筹，因此不属于周美珍的遗产。关于2001年从陈春泉处购买的二层楼房，已于2005年推倒重建，根据沈某1提供的《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应认为该处分行为是出于所有共有人的一致同意，因该房屋已不复存在，所以也不属于周美珍的遗产。本案双方争议所在，实际为第三幢2005年翻建的四层楼房的所有权人为何人，以及周美珍是否享有该房屋的相关份额。沈某2、沈某3认为，沈某1为居民户口，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因此该套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周美珍。原审法院认为，居民户口并非绝对排斥当事人的宅基地使用权，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及房屋，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经该农民集体出具证明并公告无异议的，可依法办理土地登记，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非本农民集体成员’。”且根据沈某2、沈某3提供的《江干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收购安置协议书》，沈某1户与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达成协议，对该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因此应认为沈某1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的所有权。除此之外，该套房屋虽然由沈某1全额出资建造，但其建造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周美珍的居住环境，且周美珍也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周美珍享有该房屋收购款的一部分份额。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杭政办函【2009】123号文件进行评估，房屋收购金额合计1400000元，其中既包括对沈某1的出资建造款，也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权益的补偿，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二者占比分别为二分之一，为700000元。其中，周美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应对其中宅基地使用权益补偿款700000元享有一半权益，计为350000元。被继承人周美珍生前未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依照法定继承办理，由周美珍的子女沈某4、沈仁德、沈某3、沈某5、沈某2、沈某6共同继承，各继承人分别享有58333.33元份额。其中继承人沈仁德先于被继承人周美珍死亡，其继承份额应由沈仁德的晚辈直系血亲沈某7、沈某1、沈某8代位继承。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按照法定继承沈某1向沈某2支付58333.3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按照法定继承沈某1向沈某3支付58333.3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沈某2、沈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150元，由沈某2、沈某3负担3113元，沈某1负担1037元。沈某2、沈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沈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沈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收购价款也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权益的补偿，系属错误。《江干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收购安置协议书》笕新住收2017第090号已明确被拆迁人为沈某1。该安置协议书第二条载明“乙方（上诉人）房屋和地面附属物参照杭政办函【2009】123号文件进行评估房屋收购金额合计14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其明确收购价款指的是房屋和地面附属物，并未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权益的补偿。房屋收购价款的评估依据杭政办函【2009】123号文件《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第一条即对房屋拆迁补偿总金额作处明确界定：房屋拆迁补偿总金额由房屋补偿金额、房屋装修补偿金额和附属物补偿金额等组成。该补偿办法对房屋补偿、房屋装修补偿及附属物补偿的具体计分标准作了详尽规定，并进行一一细分和列举，并没有涉及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权益的补偿。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基于主张权利的房屋已不复存在，上诉人系涉案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且该房屋全额由上诉人出资建造，本次房屋拆迁补偿针对的是房屋和地面附属物，并未涉及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沈某2、沈某3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通过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得知，从最早1982年沈福林申请建房，门牌号为××组33号，《笕桥公社笕桥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建房报告》显示，户主为沈福林，家庭成员为周美珍、沈某2、沈某6。至2001年5月12日，周美珍作为户主申请建房，经笕桥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后向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杭州市江干区政府申请建房用地，申请用地门牌号为××组33号都是经过杭州市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批准同意，审核意见都是“同意在原基地上翻建住宅”。故周美珍因是案涉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利人即户主是毋庸置疑的。上诉人在笕桥村是没有宅基地的，并不具备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资格。2、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的前提都是要符合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上诉人为居民户口，也不是笕桥村村民。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2001年周美珍作为户主申请用地门牌号为××组33号，该宅基地系周美珍与同村村民陈春泉在空间位置上进行了调换，宅基地上的房屋由周美珍出资从陈春泉处购得，上诉人没有出资。上诉人沈某1迁入笕桥村的时间是2001年4月17日，而陈春泉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00年7月29日，恰恰印证了房屋是由周美珍购买。二、上诉人诉称没有有效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败诉后果。综上，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某4答辩称：认同原审判决，希望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某5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沈某6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唐某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沈某7未进行口头或书面答辩。 原审被告沈某8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上诉人沈某1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拟证明沈某1出生起便落户在村里，本来就享有宅基地。宅基地具有人身属性，应当由国家村委统筹规划。上诉人享有权利符合杭州市以及江干区的相关拆迁政策。 对上诉人沈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沈某2、沈某3认为：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常住人口登记表只有身份信息，与是否享有宅基地无关联。宅基地获取需要审批，且该材料上户主为唐某，与周美珍无关。上诉人户口是从唐某处迁出，后迁入到周美珍处。上诉人自认自己的户口已经迁出，其并不属于笕桥镇的居民，应当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上诉人不属于法定的获取宅基地情形。原审被告沈某4表示不清楚，按照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沈某6表示不清楚。原审被告沈某5、唐某、沈某8均表示认同。原审被告沈某7未发表口头或书面质证意见。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沈某2、沈某3，原审被告沈某4、沈某5、沈某6、唐某、沈某7、沈某8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上诉人沈某1申请调取原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组33号房屋评估报告，提出房屋评估是不包括宅基地的价值的，安置协议书只针对房屋和附属物、地面的赔偿，涉案房屋对应的评估报告中载明房屋补偿价格及组成明细，可以直接有效证明本案中上诉人的请求成立。对该申请，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评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主要就涉案房屋收购款项140万元是否关系案外人周美珍的遗产这一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各方一、二审陈述以及提交的相应证据可知，本案被收购房屋系由1982年、2001年、2005年所涉三处房屋沿革得来：最初的房屋系在1982年沈福林在世之时，以其为户主申请建造而成，该房屋早已拆除，所涉宅基地也由村里重新统筹。之后在2001年，以周美珍为户主、沈某1为在册人员申请建房用地，并向同村村民处购得宅基地，该处宅基地上房屋在2005年已以危房修缮名义审批推倒重建。本案所涉2017年房屋收购指向的房屋即由2005年以沈某1为户主、周美珍为在册人员审批翻建而来。二审中，上诉人认可之后该房屋再无其他装修及修缮行为。结合三处房屋的一系列沿革情况，以及涉案被收购房屋在2005年审批之时在户人口为沈某1、周美珍二人，后续重建出资为沈某1全额出资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周美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就涉案140万房屋收购款享有35万权益当属合理，故周美珍的六个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分别享有58333.33元份额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现上诉人沈某1认为涉案房屋收购款不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权益的补偿，但该主张系对涉案集体土地与其上所建房屋、地面附属物作为同一主体所对应的共同权益进行割裂，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对上诉人沈某1二审所提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沈某1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33元，由沈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巧薇 审判员  姚炜强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翟羽佳 书记员楼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