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8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艳，女，198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树人，男，198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亮新，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晓萍，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平，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增良，系蒋晓萍丈夫。 原审被告：单喜春，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周红艳、骆树人因与被上诉人蒋晓萍、原审被告单喜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7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红艳、骆树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对周红艳、骆树人的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蒋晓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将本案所涉借款过程中的代收代付人周红艳、骆树人认定为借款人错误。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龙公司）董事长及大股东单喜春因资金周转所需经张国浩介绍认识蒋晓萍（后期发现蒋晓萍在建德长期从事资金放贷业务）。2012年7月期间，张国浩找到周红艳，告知单喜春的游龙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单喜春已经跟出借人就1300万借款金额和利息达成一致，出借人是蒋晓萍，为了划款方便需要用周红艳的卡代收一下，过一下帐，再转给单喜春。周红艳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蒋晓萍多次说明只是代收过账而已，所以勉强同意。周红艳从未转过这么大额的款项，怕限额等原因，为以防万一，故提供给借款人单喜春两个账户，分别是周红艳和骆树人的卡号，两张卡都是周红艳在使用。2012年7月16日蒋晓萍汇款700万至骆树人账户，周红艳收到后根据单喜春的授意用网银转账将前述700万元全额转账给单喜春，2012年7月26日蒋晓萍汇款600万元至周红艳账户，周红艳当天全额转账汇款给单喜春，代收款项并转至借款人的流程完成。其后单喜春的游龙公司情况不理想，导致当时单喜春向蒋晓萍借的1300万未全部归还，陆续只还了500多万。2015年6月11日，张国浩、单喜春被蒋晓萍约至西湖春天对面的两岸咖啡包厢内，蒋晓萍希望在张国浩的陪同下就单喜春的还款碰面进行协商处理，张国浩电话给周红艳让她去一趟现场。当天，在两岸咖啡包厢里，有蒋晓萍与另一男性、单喜春、周红艳还有张国浩，包厢外有其他人跟着、守着，张国浩出去上厕所回来告诉周红艳上厕所也被人跟着。蒋晓萍等人与单喜春协商还款，单喜春都认可借款并准备签字，没想到蒋晓萍仍不罢休，非得胁迫周红艳将原借款人单喜春名字和身份证涂掉并在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胁迫单喜春在担保人处签字按手印。蒋晓萍如此胁迫的原因是因为周红艳是张国浩的外甥女，而张国浩当时还是金融机构里的领导，有周红艳的签字将周红艳牵扯进该笔借款，即使单喜春无能力还款，蒋晓萍也可以通过逼迫周红艳以达到逼迫张国浩解决此事的目的。周红艳拒绝签字，蒋晓萍等人威胁不签就把手砍了。在被困数小时后，周红艳最终在蒋晓萍一帮人的威逼、迫下无奈在借款人处签字，签完字后蒋晓萍说不会来找周红艳的，同时单喜春也说跟你周红艳没有关系，他会想办法解决的，然后才放人离开。2017年6月9日，蒋晓萍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周红艳、单喜春二人，诉请要求归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154.15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6月12日至款清的利息，支付律师费30万元，其证据为本案中“借款确认书”。周红艳在收到副本后将此事告知张国浩，张国浩被蒋晓萍的起诉周红艳的行为气到住院数周，出院后张国浩代表周红艳前往法院反映案件事实和蒋晓萍的恶劣做法，后蒋晓萍以因案外人因素为由于2017年10月30日申请撤诉。2018年3月，周红艳收到拱墅区人民法院的起诉状副本，发现第三人黄佳以受让蒋晓萍债权的形式作为原告起诉周红艳、骆树人、单喜春，起诉诉请金额、组成和表述与蒋晓萍在建德法院起诉的案件诉状完全一致，包括黄佳委托聘请的代理律师和律师费均一致，仅增加骆树人一人，开庭前一天再次撤诉。2018年11月29日，蒋晓萍再次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周红艳、骆树人、单喜春二人，诉求和证据与前述两次均一样。周红艳、骆树人在代收两笔款项后当日均第一时间向借款人单喜春足额、及时汇款交付，款项代收代付情况与借款确认书内容完全一致，有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案涉借款确认书中明确显示周红艳、骆树人为代收人，说明借款人不可能是周红艳、骆树人。二、原审法院以签字来认定周红艳、骆树人的借款人身份明显错误。案涉借款确认书系本案的关键证据，该证据不但不能证明1300万借款人为周红艳，反之其上下文内容恰恰能明确证明周红艳为代收款人，单喜春为借款人，体现本案的真实借款情况。借款确认书中的上下文内容表述与周红艳的借款人身份是完全矛盾的，但却与涂改前的借款人为单喜春，周红艳为代收人的逻辑完全吻合，且确认书中明确表述周红艳、骆树人为代收人，与借贷行为无关，进一步说明周红艳的借款人身份签字是被迫的。1.借款确认书第一条“乙方于2012年7月26日向甲方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且要求甲方将上述款项汇入指定收款人账户（收款人：周红艳，……）。”如周红艳为借款人，则指定收款人应为周红艳之外的第三人，但载明的指定收款人又是周红艳，进一步反映借款人并非周红艳，另有其人。2.第二条“乙方确认两指定收款人在2012年7月16日、2012年7月26日收到上述两笔借款后已全额将其汇入乙方或乙方指定账户”，该表述反映两指定收款人周红艳、骆树人与乙方借款人非同一人，周红艳的借款人处签字与其代收人身份矛盾，且该条反映两位代收人代收后转至借款人账户的情形，与周红艳提供的转账事实完全吻合，进一步证明周红艳非借款人。3.借款确认书中第二条“甲乙双方确认上述两指定收款人与甲乙双方之间的该笔借贷行为无关，与本借款确认书内容不一致的其他文本均由甲方归还乙方、代收人且全部作废“，再次验证两指定收款人与甲乙双方即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借贷关系无关，系独立于借贷双方的第三人，且借贷过程中存在代收人骆树人、周红艳的事实，与蒋晓萍诉请的周红艳为借款人及周红艳在借款人处签字完全矛盾。4.周红艳在借款人处签字，被胁迫产生,其非自愿签字。单喜春及其身份证号码本来就打印在借款人处，单喜春的信息被现场划掉后，丙方(担保人)同时也划掉了，就是丙方没有了，重新手写的单喜春，也在借款人的项下，是借款人，可见落款处的单喜春签字与确认书首部的单喜春签字存在外观上的冲突，所以从两个单喜春的签字的形式外观，单喜春既是借款人又是担保人，显然以签字的外观判断是存在问题的。蒋晓萍主张借款人为周红艳的唯一依据仅为周红艳在借款人处的签字，但该签字与正文具体内容严重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借款确认书上下文具体内容来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而非只关注签字。三、其他事实。1.2015年6月11日《借款确认书》出现之后至蒋晓萍2017年6月9日在建德市法院第一次起诉周红艳之前，存在蒋晓萍何增良夫妇一直自认单喜春是借款人，一直在向单喜春讨债的事实，显然蒋晓萍的本案起诉主张与事实不符。(1)2016年4月26日，蒋晓萍、何增良夫妇确认是张国浩介绍借款给单喜春;(2)2016年4月26日、5月5日，何增良两次要求与张国浩一起去金都富春山居找单喜春及其儿子单杭平讨钱;(3)2016年5月9日何增良再次确认钱是张国浩介绍借出去的，张国浩说他(单喜春)欠钱必还，何增良对此认可，并表示要尽快、要张国浩帮忙尽快把钱要回来；(4)2016年5月14日.张国浩告诉单喜春应该给债权人何增良打个电话，不要总躲着，遇事总要面对等。2.2015年6月11日《借款确认书》出现之前，存在蒋晓萍何增良夫妇一直向单喜春讨债，单喜春自认是借款人及答应尽快还款的事实。(1)2015年4月21日单喜春因资金链断裂手机关机躲避债务，借款介绍人张国浩找他无果;(2)2015年5月5日、5月13日，张国浩两次把债权人蒋晓萍、增良夫妇二人的手机号发给单喜春，要求单喜春回电给蒋晓萍夫妇谈归还借款;(3)2015年5月19日、5月27日，张国浩两次告诉单喜春做人要讲良心，说单喜春躲债太过分，不该这样，帮他借钱解困反倒求他，要讲诚信，立企先立人;单喜春第二天即5月28日回复张国浩，认可张国浩的短信，表示“快了，再坚持-下”，即再坚持一段时间可以还钱。3.晓萍确认收到的598万余元本息还款，也是来源于单喜春，只有单喜春是借款人，他才会安排他儿子和公司员工还款。单喜春的还款主要委托他儿子单杭平办理，150万元还款是单杭平利用公司员工银行账户直接归还蒋晓萍，部分还款是单杭平转汇周红艳或由单喜春汇款给周红艳，委托周红艳代还蒋晓萍。4.原审第一次开庭中，蒋晓萍的代理人也自认是经过张国浩介绍借款给单喜春的。5.建德市公安局经对周红艳、蒋晓萍、张国浩调查，也查明单喜春经张国浩介绍从将晓萍处借款1300万元的事实。6.确认书的周红艳签字存在胁迫逼迫，已有部分证据可以证明。部分证据包括:周红艳的陈述、张国浩证言、蒋晓萍、何增良夫妇的自认等。2015年5月27日，张国浩被逼走投无路向单喜春发短信说:逼死我你有什么好处显然单喜春不还钱，何增良要逼死介绍人张国浩了;2015年6月2日，约定协商还钱的地点就是两岸咖啡;2015年6月11日的确认书出现之后的2016年4月26日，何增良发短信给张国浩说:这个事还是要你我一起努力去解决掉，我明天也决不会叫其他人，就我俩商量一下怎么办好。显然何增良夫妇此前是叫其他人来逼迫张国浩的。因此本案确认书的周红艳签字，存在胁迫情形还是有证据的。四、原审法院判决带有明显的主观判断性质。1.以签字简单机械判断借款人身份在本案中明显不妥。2.以转账时的备注为理由也很机械，蒋晓萍作为出借人在汇款时备注借款是其自身行为，以蒋晓萍的备注单方认定收款方就是借款人是不准确的。3.对于骆树人账户向单喜春账户转账时的借款备注作了过度解释，代收人备注借款完全符合常理，周红艳账户向单喜春账户转账时什么备注都没有。4.周红艳、骆树人对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流水已尽可能作说明解释，原审法院存在疑虑和猜测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将对应的证明没有关系的举证义务倒置至周红艳、骆树人，且将不利后果和不利猜测结论也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调取了周红艳、骆树人的大量与本案无关的银行流水，将周红艳、骆树人按张国浩的要求代收、代转交的其他借款也写进判决书，在各种不同款项往来法律关系中去揣测推论，导致误解、误判。5.周红艳之所以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因为当时的情境，没有报警是符合常理的。蒋晓萍之前两次的起诉过程中，周红艳都向法院反馈不是借款人的事实，其后蒋晓萍两次撤诉，周红艳认为蒋晓萍不会继续骚扰她，本次起诉至建德法院，周红艳报案未果，公安机关的理由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不受理，这一系列情况都如实向法庭告之。原审法院回避借款确认书的关键文书内容，却大量地依据上述一些细节进行推定得出裁判结论，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对骆树人的认定错误，且违背《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1.骆树人的银行卡系应周红艳需要交由其使用；2.骆树人未在案涉借款过程中有过任何签字；3.骆树人知晓部分转账情况仅限于其认知的过账行为，本身是没有风险的，不存在借款，且其账户上的款项收到后第一时间都汇出给单喜春，与过账完全吻合。4.如此巨额款项必然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周红艳夫妻二人均是普通工薪阶层，结婚至今一家四口均居住在贷款购买的50多方的二手房里，完全没有巨额借款的能力和需求。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案涉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骆树人也未有任何签字或追认行为，也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不论借款人是否为周红艳，均不应推定骆树人承担责任。6.原审法院对骆树人提供银行卡的行为视为默许的推定缺乏法律依据。五、本案的诸多事实与疑点未查明。1.本案关键的当事人单喜春下落不明，无法到庭进行如实陈述事实情况，蒋晓萍知晓单喜春近两年己下落不明，才会选择在近两年开始提起诉讼。2.周红艳作为工薪阶层完全没有借款1300万的意愿和需求，周红艳作为借款人进行巨额举债明显不符合逻辑。周红艳的日常收入和支出、财产状况属于常规的普通人水平甚至有所不如，完全没有必要和合理理由对外巨额举债，真正的借款人单喜春具备举债1300万元的资金需求和还款匹配的企业和资产。单喜春为游龙公司的法人和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36000万，均实缴，单喜春及该公司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建筑工程项目。3.周红艳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具备举债1300万元及年化15%利息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来源，出借人蒋晓萍将1300万元巨款出借给一个完全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明显违背常理和民间借贷赚取利息的初衷。蒋晓萍作为在建德当地参与众多民间借贷借款且经营有企业的商人，在出借巨额借款时必然会对借款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和匹配的资产进行了解，以保障还本付息的目的。蒋晓萍将1300万元款项出借没有还款能力的周红艳明显违背常识，不符合常理。4.借款发生在2012年7月，蒋晓萍作为对于民间借贷比较熟悉的商人，出借如此大额借款且附有15%年化利息，必然在当时就会要求借款人出具本金借款和利息约定手续，而借款确认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反映系事后补签，在2012年借款时存在借款手续的情况下，并没有必要再另行签署与原借款手续作用重复的借款确认书，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蒋晓萍意图通过2015年借款确认书的新的签字意图掩盖2012年借款时的真正借款情况和借款人身份。 蒋晓萍辩称：一、蒋晓萍与周红艳、骆树人的借贷关系明确，借款金额确定。2012年6月，案外人张国浩(系周红艳娘舅，时任杭州某民泰银行行长)称其手上有一笔款项贷款到急需调头，希望蒋晓萍帮助筹措1300万元资金，借期一个月，月利率6%计算，且该笔款项以其外甥女周红艳出面办理相关手续。蒋晓萍碍于其情面，答应帮忙。2012年7月16日应周红艳、骆树人之请，蒋晓萍分别给骆树人帐户汇款两笔500万、200万元，2012年7月26日给周红艳帐户汇款500万、100万元，合计汇款金额1300万元，周红艳分别出具700万元、600万元的借款借据。此后，周红艳自2012年8月9日始每月分两次支付蒋晓萍利息78万元至2012年11月9日(最后一笔利息41、6万元)，共计支付利289.6万元。另外，周红艳于2012年11月23日、2012年12月12日分别归还本金各150万元。上述归还本息分别为300万元及289.6万元。与案涉人员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确认书》相吻合。由此可知，周红艳本就是借借款人。周红艳、骆树人主张其为指定收款人，实际借款人是单喜春，蒋晓萍的几次汇款，周红艳、骆树人都是及时汇给了单喜春。这一主张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周红艳作为借款人向蒋晓萍借款，后又转借给单喜春。骆树人2012年7月16号汇给单喜春700万元凭证摘要注明系“借款”、周红艳帐户2012年8月23日汇单喜春36万元，注明系“借款”，且单喜春从未与蒋晓萍有直接款项往来，《借款确认书》双方对帐时已归还本金300万元及利息289.6万元均系周红艳(骆树人)支付给蒋晓萍(柜台5个人直接转帐归还150万本金无法查明汇出人除外)可以佐证。从借款初期几个月相互间的款项往来情况看，蒋晓萍仅与周红艳、骆树人间发生往来关系，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发生款项往来。这完全可以证明蒋晓萍与周红艳、骆树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并无证据证明与单喜春发生借款关系。二、关于借款确认书。2015年6月，因案涉借款借期本说好为一个月，结果三年时间过去均未能按约定还清借款本息，蒋晓萍要求周红艳重新出具借条并提供还款担保人。2015年6月11日，蒋晓萍方当时到场三人，蒋晓萍、蒋晓萍一债权人及蒋晓萍的司机。周红艳、张国浩和单喜春在张国浩当时工作的杭州民泰银行对面的咖啡厅里，周红艳拿出其事先准备好的《借款确认书》让蒋晓萍及单喜春签字。蒋晓萍发现原借款人周红艳不再体现在《借款确认书》中，且将其原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均由蒋晓萍并不认识的单喜春来承担，该借款与周红艳、骆树人不再有关联。蒋晓萍当然不能认同周红艳的这一做法。故蒋晓萍同意将借款利息(包括已支付部分)调整为年利率15%，但仍要求周红艳作为借款人在确认书上签字，并表示如果其不作为借款人签字，蒋晓萍将不归还周红艳原先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条。为此，周红艳最后还是在借款确认书上的借款人处签了名，但其中内容未调整。周红艳、骆树人陈述《借款确认书》系蒋晓萍起草且系蒋晓萍逼迫其签名。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更与常理相违悖。从未作修改的《借款确认书》内容表述来看，原起草的确认书各章节无论是借款人、还款人、利息调整等内容均为周红艳、骆树人推脱责任的条款，不可能是蒋晓萍起草，周红艳自己亦承认周红艳仍以借款人签名是因蒋晓萍的坚持和要求。因周红艳转借的该笔款项单喜春无法按当时约定的日期归还本息，周红艳在时隔三年后的2015年6月份为规避还款责任，有意愿将上述借款让单喜春直接代为归还，周红艳不想再承担还款责任，这一推理符合《借款确认书》中的文字表述。无非是其因蒋晓萍的坚持而未能达到原目的。故此，《借款确认书》的起草不可能出自蒋晓萍之手，周红艳在《借款确认书》上以借款人签名也系原借款双方当事人的本意，出自其本人意愿，并非蒋晓萍逼迫。且侦查机关也对《借款确认书》形成过程是否存在威胁、恐吓行为进行调查，作出了否定的结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单喜春未作答辩。 蒋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红艳、骆树人立即共同归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154.15万元（自2015年6月12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另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周红艳、骆树人承担。3.单喜春对周红艳、骆树人上述1、2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周红艳、骆树人于2011年8月8日登记结婚。（二）2011年8月19日至2013年1月14日，骆树人个人银行账户，大额资金往来情况（按银行流水时间先后顺序）：2012年3月20日，周红艳转账3241000元至骆树人账户。同日，骆树人转账3000000元至单喜春账户。2012年3月20日周红艳转账513826.65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3月21日，周红艳转账7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3月21日，骆树人转账1500000元至单喜春账户。2012年3月22日，周红艳转账5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同日，骆树人转账500000元至单喜春账户。2012年6月1日，骆树人转账95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骆树人两个不同银行账号）。2012年6月4日，骆树人转账950000元至单喜春账户。蒋晓萍于2012年6月12日转账50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同日，骆树人向其本人账户转账5000000元（骆树人两个不同银行账号）。杭州乾顺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1日共转账5150000元至骆树人银行账户。骆树人于同日分别转账210000元、3000000元、1890000元（共计510万）至蒋晓萍账户。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1日共计转账50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6月25日，骆树人转账95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同日，周红艳各转账580000元、95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6月25日，骆树人转账4925000元至单喜春账户。蒋晓萍于2012年7月16日各向骆树人转账5000000元和2000000元，摘要均备注为借款。同日，骆树人分三次各向单喜春银行账户转账2000000元、3000000元、2000000元，摘要均备注为借款。2012年7月19日，单喜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骆树人转账300000元。2012年7月25日，单喜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骆树人转账210000元。同日，骆树人向蒋晓萍转账140000元。2012年9月3日，骆树人转账4000000元至单喜春账户。2012年9月28日，骆树人向蒋晓萍转账21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分别于2012年10月11日、2012年10月12日、2012年11月6日、2012年11月16日、2012年11月19日，各转账1500000元、10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1099896.12元至骆树人账户。骆树人于2012年10月11日、10月12日、10月25日、11月1日、11月20日、11月22日、11月29日、12月3日、2013年1月4日各转账1500000元、1000000元、360000元、580000元、11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200000元、5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三）2012年6月4日至2012年12月28日，周红艳个人银行账户，大额资金往来情况（按银行流水时间先后顺序）：2012年6月4日，周红艳向单喜春转账50000元。2012年6月25日，周红艳转账58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7月25日，周红艳转账140000元至蒋晓萍账户。蒋晓萍于2012年7月26日各向周红艳转账5000000元和1000000元，摘要均备注为借款。同日，周红艳分三次各向单喜春转账2000000元、2000000元、2000000元。2012年8月9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39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8月23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单喜春转账360000元，摘要备注为借款。2012年8月23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39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9月10日，杭州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账2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9月10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39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9月11日、9月13日，杭州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各转账185000元、14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9月13日，单喜春转账6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9月28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18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10月8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39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10月10日，单喜春转账4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10月11日，单喜春转账18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于2012年10月11日转账15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同日，周红艳转账15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于2012年10月12日转账10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同日，周红艳转账100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10月23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390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11月1日，周红艳转账580000元至骆树人账户。2012年11月1日，单杭平转账999999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11月5日，黄鹏共转账1165000元至周红艳账户。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于2012年11月6日转账5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11月8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蒋晓萍转账416000元（蒋晓萍自认为周红艳支付利息）。2012年11月9日、11月13日，单杭平各转账800000元、18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于2012年11月16日、11月19日、11月20日各转账500000元、96730.18元、10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黄鹏于2012年12月3日共转账521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12月12日，单杭平共转账1500000元至周红艳账户。2012年12月12日，周红艳以银行转账方式各向蒋晓萍转账500000元、1000000元（共计1500000元，蒋晓萍自认系周红艳归还借款本金）。（四）2012年11月23日，叶琼兵、许锡芳、潘文元、宋瑛、汪旭日各转账300000元至蒋晓萍账户（共计1500000元，蒋晓萍自认系周红艳归还借款本金）。（五）蒋晓萍、周红艳、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借款确认书一份，载明甲方（出借人）蒋晓萍、乙方（借款人）周红艳、丙方（担保人）单系春，鉴于甲乙双方于2012年7月16日人民币700万元、2012年7月26日人民币600万元两笔借款，共计人民币1300万元的相关借款手续不规范，为明确双方借款的事实及相关细节，造成不必要的误解，经协商一致同意，特签订本借款确认书，内容如下：1.乙方于2012年7月16日向甲方借款人民币700万元，且要求甲方将上述款项汇入指定收款人账号（收款人：骆树人，农行收款账户：62×××12）；乙方于2012年7月26日向甲方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且要求甲方将上述款项汇入指定收款人账号（收款人：周红艳，农行收款账户：62×××17），前述借款利息利率按照年利息15%。2.乙方确认两指定收款人在2012年7月16日、2012年7月26日收到上述两笔借款后已全额将其汇入乙方或乙方指定账户，甲乙双方确认上述两指定收款人与甲乙双方之间该笔借贷行为无关，与本案借款确认书内容不一致的其他文本均由甲方交还乙方、代收人且全部作废。3.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针对上述两笔借款共计1300万元，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已归还甲方借款本金300万元，尚欠本金1000万元，已付利息289.6万元，尚欠利息154.15万元。4.乙方同时承诺承担甲方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交通费用等。5.丙方承诺对上述借款金额及欠款金额等情况已充分知晓，自愿为乙方上述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提供连带担保。6.自本协议生效起，关于该1300万元借款的其他所有相关文本自动失效，借款事实及责任承担均以本协议为准，如有相关文书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7.本协议一式四份，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代收人各执一份。蒋晓萍在协议下方甲方处签名并捺印，周红艳在协议下方乙方处签名并捺印，单喜春在该协议下方丙方处签名并捺印。就本案诉争借款，蒋晓萍曾于2017年6月9日向该院起诉周红艳、单喜春，要求归还相应借款本息和律师代理费。蒋晓萍于2017年10月30日以案外人因素为由申请撤诉，该院于同日裁定予以准许。案外人黄佳以其与蒋晓萍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诉争借款本息转让给案外人黄佳为由，于2018年2月11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周红艳、骆树人、单喜春归还相应借款本息和律师代理费。黄佳于2018年6月1日申请撤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蒋晓萍与黄佳于2018年9月3日签订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六）建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9年9月17日，反馈称：1.经核查，蒋晓萍与周红艳之间的借贷情况未发现借条虚高、签订阴阳合同、虚增债务等涉嫌“套路贷”行为；2.无证据证明蒋晓萍与周红艳、张国浩、单喜春等人债务形成及签订借款确认书过程中，蒋晓萍一方存在威逼、恐吓等违法犯罪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周红艳是否为本案借贷关系借款人？周红艳、骆树人是否应当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原告认为，本案借款人系周红艳。周红艳、骆树人是夫妻关系。银行流水显示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间款项往来频繁，在周红艳、骆树人已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方面，都是单喜春打入周红艳、骆树人账户，再由周红艳、骆树人打给蒋晓萍，周红艳、骆树人对本案借款都是明知且系真实意思表示，并以该笔借款转借的方式赚取利差。周红艳、骆树人自认骆树人的银行卡由周红艳实际使用，这本身就是骆树人对周红艳利用该银行卡从事转借业务的默认。故骆树人应当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周红艳、骆树人认为其仅是代收代付人，不是借款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借款确认书系在蒋晓萍威逼、胁迫下所签订。该院认为，应认定周红艳为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周红艳、骆树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为：第一、周红艳在借款确认书乙方（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周红艳应当认定为借款人，应当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第二、蒋晓萍于2012年7月16日、2012年7月26日分别向骆树人、周红艳转账交付款项时均备注为借款，可认定蒋晓萍在向骆树人、周红艳交付款项时即认定其二人为借款人；虽周红艳、骆树人抗辩称其是代收代付人，但骆树人于2012年7月16日向单喜春转账交付款项时却备注为借款。对此，被告周红艳、骆树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从银行流水看，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杭州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杭平、黄鹏等人间资金往来频繁，周红艳称与上述人员、公司间的资金往来亦系根据其舅舅张国浩要求，无偿为单喜春代收代付。周红艳、骆树人频繁、无偿为他人提供账户转账操作，不符合常理。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间系代收代付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存疑。第三、虽周红艳、骆树人抗辩除代收代付本案1300万外，前后尚有1028.5万元汇入单喜春卡，但单喜春汇至周红艳、骆树人卡中与本案相关的仅为168万（第一次庭审中提出金额，第二次庭审中提出单喜春汇至周红艳、骆树人款项与本案相关金额仅为963万）。根据周红艳、骆树人和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周红艳、骆树人所持有的银行卡，资金进出频繁，且金额巨大，单喜春、单杭平、杭州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欣成房地产营销策划事务所先后汇至周红艳、骆树人账户的金额远远不止周红艳、骆树人自认的金额。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等人及上述公司间系何关系，仅凭周红艳、骆树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的即为代收代付行为，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及上述公司、个人间的往来持续数十个月，应当综合、连贯的进行评价，不能仅凭周红艳、骆树人陈述而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即确定双方间那些款项与本案有关。更何况，周红艳、骆树人向单喜春交付款项时备注为借款，如骆树人于2012年7月16日转账700万元和周红艳于2012年8月23日转账36万元，均备注为借款。周红艳、骆树人与单喜春间系无偿代收代付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存疑。第四、关于借款确认书内容矛盾问题。虽借款确认书第一条内容记载周红艳、骆树人系指定收款人，与借款确认书其他内容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该份借款确认书明确约定乙方为借款人，周红艳亦在乙方处签名、捺印，该内容与蒋晓萍在转账交付借款时备注的“借款”能够相互印证，周红艳、骆树人应当按照借款确认书约定承担还款责任。第五、周红艳称其系在蒋晓萍的威逼、胁迫下签字，且借款确认书涉及的借款金额上千万元，周红艳既未在2015年6月11日签字当日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在蒋晓萍、黄佳先后起诉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至本案起诉后，周红艳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周红艳的上述行为与常理不符。虽周红艳在2019年6月3日称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未向该院提交公安机关受案或立案材料。而该院向建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移送线索后，该办公室反馈本案不涉嫌“套路贷”行为，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第六、虽骆树人未在借款确认书中签字，但本案中有700万元借款系交付至骆树人账户，其应当对该70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毋庸置疑。汇至周红艳账户的借款600万元，骆树人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结合现有双方银行流水看，周红艳、骆树人夫妻与单喜春、蒋晓萍间资金往来，最初系由骆树人与单喜春、蒋晓萍间产生资金往来，蒋晓萍于2012年7月26日将600万元汇至周红艳之后，周红艳、骆树人夫妻之间仍有多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往来（已远远超出夫妻间、家庭日常生活的往来），且骆树人和单喜春、蒋晓萍间亦有多笔巨额资金往来，应当认定骆树人对该600万元款项亦系知情、同意，骆树人对该600万元借款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即便如周红艳所称骆树人对本案所涉款项发生并不知情，但骆树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将其名下银行卡交由妻子周红艳保管、使用，对周红艳保管、使用该银行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骆树人对周红艳行为的默认、许可，对周红艳保管、使用该银行卡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骆树人应当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院认为，借款确认书可以确认蒋晓萍与周红艳、单喜春间存在的借贷、担保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周红艳、骆树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蒋晓萍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1541500元（自2015年6月12日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另行计算）。二、单喜春对周红艳上述第一项判决项下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104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6049元，由周红艳、骆树人、单喜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周红艳、骆树人向本院提交收款收据、中国移动通讯清单、通话录音、通话视频、银行转账凭证、公证书、公司登记信息、刑事判决书及证人证言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单喜春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周红艳、骆树人仅为代收人的事实，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周红艳、骆树人另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经审查，该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本院依法应当调查取证范围，故本院未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案涉借款协议书背面书写“借条今借到周红艳人民币1154.15万”内容，二审中，周红艳陈述应系其本人书写。 本院认为，本案中，借款协议书作为确认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案涉借款协议书文字打印部分内容虽有单喜春为借款人,周红艳、骆树人为指定收款人的内容，但周红艳本人将抬头处借款人位置打印文字的“单喜春”部分划去并签名、捺印以及在下方签章处作为乙方（即借款人）签名、捺印的行为，结合单喜春在抬头处原担保人位置签名、捺印及下方签章处作为丙方（即担保人）签名、捺印的事实，足以证明就案涉款项往来，三方最终确认以周红艳作为借款人、单喜春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的事实，三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以及当事人在款项往来中的相应备注亦可佐证这一事实。蒋晓萍据此向周红艳、单喜春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周红艳、骆树人虽主张该借款协议书系受胁迫所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中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并未发现该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有违周红艳、骆树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周红艳、骆树人的该项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无法采信，应认定案涉借款协议书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另，骆树人与周红艳系夫妻关系，案涉借款款项往来出入其名下账户，出借人有理由相信骆树人对此是明知且无异议的，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应对案涉借款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有据，周红艳、骆树人对此所提上诉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红艳、骆树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049元，由周红艳、骆树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