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7刑终121号 原公诉机关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男，生于1974年9月19日，汉族，四川省三台县人，住四川省三台县。系本案被害人。 原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戴某，男，生于1993年4月20日，汉族，四川省三台县人，高中文化，务工，住四川省三台县。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2020年4月7日被三台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已纳入社区矫正。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戴某犯故意伤害罪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2020）川0722刑初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审阅全案卷宗，询问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讯问原审被告人戴某，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审理查明：2019年7月20日15时45分许，被告人戴某搭乘其母邓某所骑的电动车前往其母上班的地方时，在三台县潼川镇遇到其母的前男友李某。被告人戴某认为李某多次骚扰其母邓某，便和李某发生了纠纷。在纠纷过程中，戴某分别用脚踢和拳打的方式将李某打伤，造成李某前胸右侧7-9肋骨骨折。经三台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李某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另查明，2018年11月29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因感情问题与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戴某之母邓某发生纠纷，致邓某轻伤。2019年7月20日，李某同戴某发生纠纷，后李某到三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7月24日出院。戴某支付了相关的住院费用。2019年7月25日，双方在三台县公安局北坝派出所达成治安调解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1.此事件一次性解决，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再因此事有任何瓜葛。2.戴某赔偿李某医药费1000元人民币整，戴某自己伤势自行负责，李某不得再与戴某的母亲因感情问题发生任何冲突。3.戴某向李某赔礼道歉”。同日，二人又签订调解书，约定“本人李某，因跟戴某发生肢体摩擦造成住院产生的费用剩余的一千元整要求戴某补偿并同意和他和解。本人戴某因与李某发生肢体摩擦后愿意与李某和解并偿还医疗费用剩余1000元”。戴某向李某支付了该笔费用。2019年8月19日，被告人戴某之母邓某（甲方）同李某（乙方）达成和解，约定“1.乙方已经支付甲方受伤的治疗费用，甲方也支付了乙方受伤的治疗费用。现甲方自愿补偿乙方800.00元医疗费用。2.在签订协议时甲方一次性现金支付给乙方。3.双方现在终止恋爱关系，以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对方的工作和生活，双方均不得以非法手段伤害对方的名义和合法权益。双方均不追究对方的其它任何民事责任，对对方的刑事责任表示谅解”。同日，邓某给付了800元，李某出具了收条。 上述事实，有接（报）处警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调解笔录、治安调解协议书、调解书、和解协议书、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辨认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在案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戴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戴某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被告人戴某与被害人李某事发处于互殴状态，双方均有伤害对方的故意，被告人戴某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对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主观上是过失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同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戴某就此次事件在公安机关进行了调解并签订了相关的调解协议，约定了戴某的民事赔偿责任，后李某又同戴某之母邓某就此事及之前李某伤害邓某一事一并达成和解，两次协议的金钱给付义务戴某、邓某均已履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虽当庭提出2019年7月25日双方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系受到了被告人戴某之母的威胁，因为签订前一天邓某打电话要求两起伤害事故相互抵消，但该理由并不成立。一是李某并未就其受到威胁举证；二是其陈述的情形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胁迫。同时，该份协议系李某出院后同戴某签订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某对其受伤情况、休息时长及该次伤害事故可能给其造成的损失应有清楚的认知，且该协议中还涉及对戴某受伤之损失的品迭，故该调解协议应当视为当事人对整个事件通盘考虑的结果，协议内容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对于李某同邓某2019年8月19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李某之诉讼代理人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该协议明确约定“乙方（李某）于2018年11月29日下午8时左右将甲方（邓某）打伤住院治疗，甲方之子戴某于2019年7月20日下午3点20分左右将乙方打伤住院治疗。现在经双方协商，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可看出该协议系本案被告人戴某之母邓某同李某基于两起伤害事件达成的概括性协议，否则作为伤者的邓某没有给付李某800元补偿的理由，故该和解协议与本案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具有关联性，应视为对上次治安调解协议的补充，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李某应当受到该份协议内容的约束。综上，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戴某之诉讼代理人认为本案民事赔偿部分已经达成协议并履行的代理意见予以支持。双方既已就民事赔偿部分自愿签订了相应的调解、和解协议，两份协议就民事赔偿部分均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各方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信守承诺，除非一方自愿负担，否则双方当事人均不应再主张对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戴某赔偿因本次伤害行为导致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合本案的性质、情节、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判决：被告人戴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就附带民事诉讼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上诉人李某认为：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戴某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存在法律事实认定误区，原审法院将行政处罚权与刑事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混同。该调解书属于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权，在行政职权范围内处理治安案件而达成的。从时间段角度上讲，行政范畴与刑事范畴，原则上不能同时适用即本案件中该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能够直接约束上诉人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主张，否则有违法律规定；就履行情况而言，仅仅履行了金钱给付义务，没有履行“赔礼道歉”义务；该调解书中涉及赔付的费用仅仅处置了部分医疗费问题，存在遗漏法定赔偿项目的问题，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受损；该调解书明确约定“不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调解书仅仅是约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违反治安管理范围内的协定。2.上诉人与案外人邓某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不应当直接认定为属于上诉人与邓某达成概括性协议。该协议签订的主体不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独立民事主体之间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能直接简单推定能够约束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议具有相对性；原审判决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即原审判决中既认可该和解协议的概括性，认为是两次事件的通盘考虑结果（主体一定涉及到被上诉人），但又仅仅认可上诉人与案外人邓某达成了谅解的事实，对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内容只字不提，不予以明确上诉人是否凭此协议就视为与被上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审法院对该和解协议书实际上存在既认可又反对的认知逻辑，原审法院对该和解协议书的认定存在冲突问题，应当予以纠正。3.原审判决书中事实认定出现错误。原判认定“同日，二人又签订了调解书”并非本案件事实，且被上诉人也未向法院提供过该“调解书”，上诉人也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该调解书。 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已将书面判决书送达诉讼参与人。上诉期满后，被告人戴某对判决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抗诉，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20)川0722刑初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刑事部分，已于2020年6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被告人戴某对原判认定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服从一审判决。针对上诉人的诉请，原审被告人戴某表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没有证据证明2019年7月25日与戴某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以及2019年8月19日同戴某母亲邓某达成的和解协议违反自愿、合法原则。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戴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就附带民事诉讼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经查:2019年7月25日，上诉人李某与原审被告人戴某于案发后在三台县公安局北坝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就双方斗殴民事赔偿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和“调解书”，双方均签名捺印；2019年8月19日，上诉人李某与原审被告人戴某母亲邓某就邓某被李某打伤民事赔偿签订“和解协议书”，双方签名捺印。上述调解确定的给付义务均已履行。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违反自愿、合法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之规定，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桂 勇 审 判 员  蒋明文 审 判 员  向星燃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邓 红 书 记 员  董瑞雪 附：本案适用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四十八条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一条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