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6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向东，男，1963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千，北京慧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治彪，男，1959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神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凯，男，1974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治平，陕西乔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秀芳，女，1960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神木市，系赵治彪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鹏，男，1982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神木市，系赵治彪之子。上诉人赵向东因与被上诉人赵治彪、崔凯、邱秀芳、赵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向东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张一千，被上诉人赵治彪及其作为邱秀芳、赵鹏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崔凯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治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向东上诉请求：1. 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156号《民事判决书》；2. 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整体意见：被上诉人赵治彪、崔凯故意隐瞒东源煤化公司系空壳公司的事实，导致上诉人与其签订《转股协议》，意欲通过股权实现债权。但该《转股协议》所指向的股东权利客观上并不存在，与合同目的对应的合同义务根本没有得到履行，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转股协议》应予解除，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向上诉人承担责任。理由：（一）一审未对上诉人提交的第4组证据组织质证，也未在判决书中有任何体现，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不仅如此，“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该组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最终导致判决错误。2019年10月18日，一审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2020年1月，上诉人在案外人赵正刚起诉东源煤化公司知情权纠纷中发现了与本案有关的重要证据。2020年1月15日，上诉人以“第4组”证据的形式，向一审进行了提交。该组证据包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商档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工商档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情况说明》、神木市人民法院2020年1月9日与苏如意《谈话笔录》。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东源煤化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6日，在2011年2月21日时，以全部资产重新组建设立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自此，东源煤化公司仅保留工商登记，无任何实体和账目，已经成为了空壳公司。2013年2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股协议》时，被上诉人在隐瞒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的股权抵顶了债务，上诉人通过股权实现债权的合同目的，自始无法实现。一审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既未组织质证，又未说明不予质证或不予采信的理由，更未在查明事实部分有任何体现，是导致本案错误判决的根源所在，二审应当依法查明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一审没有准确识别《转股协议》的合同目的，对于《转股协议》履行内容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认为《转股协议》的合同目的为上诉人成为被上诉人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的隐名股东，当上诉人成为崔凯名下的隐名股东时，协议履行完毕。事实上，《转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是通过抵顶的股权实现债权，被上诉人赵治彪、崔凯负有使上诉人成为隐名股东，实现股权及所挂分红的权利。一审法院的“认为”与实际情况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发现的新证据可知，签订《转股协议》时，东源煤化公司只有工商登记，无任何实体和账目，已经成为了空壳公司。被上诉人赵治彪、崔凯以客观上已经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的实体资产为诱饵，一直隐瞒东源煤化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公司的事实，《转股协议》所指向的股东权利客观上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对于《转股协议》所指向的股东权利自始没有兑现的意图，上诉人通过股权实现债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与合同目的对应的合同义务未曾履行。因此，《转股协议》应当予以解除。另，《转股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回赎条款”表明被上诉人赵治彪、崔凯签订《转股协议》本意，不是简单的通过转让股权抵顶债务，而是以转让股权为手段为原债权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结合《转股协议》第三条的文意，本案可依据双方之间基础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判决由被上诉人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债务人、保证人通过看似合法的转股抵债的形式，实现了既不还款也不让债权人实现股权的非法目的，导致上诉人现处于债权无法收回、股权及所挂分红无法实现的状态。庭审中，赵向东补充事实如下：1.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申请依法调取东源煤化公司2013年3月关于要求股东追加投资的股东会决议；调取2013年3月27日申请人向杨鹏飞账号为XXXXXXXXXXXXXXX7319的银行账户内转入的2100000元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东源煤化公司其他股东在该时间段的出资情况。一审法院同样未在判决书中进行回应或陈述。2.上诉人通过工商档案查询得知，2020年4月22日，被上诉人崔凯将其持有的东源煤化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神木市凯奥商贸有限公司，未向上诉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告知。充分说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转股协议相关义务的意图，《转股协议》不再具有履行条件。上诉人通过股权实现债权的目的已无可能。崔凯、赵治彪、邱秀芳、赵鹏答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所称不属实，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赵向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赵治彪、崔凯于2013年2月4日签订的《转股协议》；2.判令被告赵治彪、邱秀芳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壹仟万元（10000000元），按月利率3%支付从2012年4月19日起至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贰仟伍佰捌拾万元（25800000元），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被告崔凯、赵鹏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11月18日，被告赵治彪、邱秀芳共同向神木县东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至2012年4月18日，借款月利率30‰，被告崔凯、赵鹏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中签字。2012年9月，神木县东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原告。2013年2月4日，原告与被告赵治彪、崔凯签订《转股协议》，约定赵治彪自愿将其在中介人崔凯名下入股神木县东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煤化公司）壹仟捌佰万元中的捌佰万元原始股本金及所挂分红，一次性抵顶赵治彪在赵向东处借款本金壹仟万元及利息叁佰零贰万元整，同时约定该协议于签订日即生效。2013年3月，东源煤化公司以经营困难为由向各股东按照入股份额筹集相应借款，原告赵向东向该公司支付了210万元，东源煤化公司向赵向东出具收到210万元的收据一份。后原告以未享受东源煤化公司股东权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涉案《转股协议》是否履行完毕、应否予以解除；赵治彪、邱秀芳是否应当继续向赵向东履行偿还借款本息义务，崔凯、赵鹏是否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本案《转股协议》是赵治彪、赵向东、崔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转股协议》可以认定，三人对之前借款关系的成立生效、债权转让的事实均是认可的。赵向东、赵治彪在庭审中一致表示双方签订《转股协议》时，约定以相应股份共抵顶了尚未偿还的借款本息1302万元。结合《转股协议》约定和当事人庭审陈述，赵治彪在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隐名股份的事实，赵向东是明知的；对赵治彪将该隐名股份抵顶双方借款本息的事实，赵向东是认可的。原告赵向东在东源煤化公司向股东筹集借款时，也以股东身份向该公司支付了210万元。赵向东仍在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隐名股份的事实，崔凯在庭审中亦予以承认。综上，赵向东在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隐名股份的目的已经实现，本案《转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关于解除《转股协议》，并由赵治彪、邱秀芳偿还借款本息及崔凯、赵鹏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关于未能成为神木县东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显名股东、未享受股东权利等主张，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另案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向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800元，由原告赵向东负担。二审中，赵向东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商档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工商档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情况说明》、神木市人民法院2020年1月9日与苏如意《谈话笔录》。证明对象：1.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19日。2.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21日。3.东源煤化公司已于2011年将全部资产投资至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4.苏如意陈述自成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后，东源煤化公司“只有工商注册登记，无实体、无相关账务，再无东源煤化公司”。证明目的：1.东源煤化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为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2.东源煤化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之后，只有工商登记，无实体、无账务;3.2013年2月4日，赵治彪、崔凯与赵向东签订《转股协议》时，采取了欺骗赵向东的手段，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实体资产为诱饵诱导赵向东将赵治彪挂在崔凯名下的东源煤化公司这一空壳公司的股权进行了抵债。该《转股协议》自始无法履行，赵向东通过该协议实现债权的目的自始无法达成，《转股协议》应当予以解除;第二组2020年5月27日通过企查查调取的东源煤化公司工商档案。证明对象：东源煤化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发生股东变更登记，崔凯持有的全部股权已经转让与神木市凯奥商贸有限公司，崔凯已不是该公司股东。证明目的：1.崔凯转让股权未向其名下的隐名股东（包括赵向东）进行告知，结合《转股协议》签订后崔凯未履行任何帮助赵向东实现股东权利的行为，可以得知崔凯自始没有履行《转股协议》的打算;2.崔凯已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予神木市凯奥商贸有限公司，赵向东通过崔凯实现股权进而实现债权的目的更是无法实现，《转股协议》不再具有履行的条件，应当予以解除。崔凯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工商档案，完全能够证明东源煤化公司与神木县联众煤化工有限公司、神木县来喜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神木县五洲煤化工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公司，五公司作为法人股东，共同投资设立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煤化公司在该公司所占股权份额为14.81%，净资产作价1.5亿元。故上诉人所提交证据能够证明东源煤化公司至今依然是合法成立的法人型企业，并且正在正常运营。第二，关于《情况说明》，因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分公司确系该公司的分公司，因此该分公司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股东会记录，完全符合常理。对于该组证据的谈话笔录，苏如意2016年之前的确是东源煤化公司的股东，但是其股权因为个人债务被人民法院执行或者抵偿给他人。所以，苏如意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具体参与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因此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完全知情，而错误的表述为东源煤化公司与能源发展公司合作，错误的认为东源煤化公司为空壳公司，并非客观事实。第三，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未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以此来证明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不能成立。该组证据已经超过一审法院所要求提供证据的期限，并且也不能证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过该组证据，所以不能达到证明一审程序违法的目的。且该组证据即便提交了，人民法院不组织质证，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涉案《转股协议》以及上诉人以股东身份向其所在的公司出借210万元流动资金，均能证明赵治彪将股权挂靠在崔凯名下，上诉人受让得到的该股权也是挂在崔凯名下，因为其是隐名股东，所以崔凯就该股权由神木凯奥商贸公司代持一事无需向上诉人告知。况且，该股权于2020年6月8日又变更至实际股东崔凯名下。在整个变更中，被上诉人股东权益并没有应为变更而发生减损，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股权利益不能实现。赵治彪、邱秀芳、赵鹏进行质证同意崔凯的意见。崔凯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1.东源煤化公司营业执照；2东源煤化公司工商档案信息；3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信息。第二组：XX组神木县联众煤化工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合作煤转化项目协议。证明目的：1.证明2009年神木县联众煤化工有限公司、神木县来喜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神木县五洲煤化工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该能源公司中，东源煤化公司所占股权份额14.81%，该公司又成立五家分公司。其中东源煤化公司东源分公司是其中一个分公司。东源分公司就由东源煤化公司一直承包至今的事实。利润分配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公司为40%，东源煤化公司为60%。再次证明东源煤化公司截止目前一直正常运行经营。赵向东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 东源煤化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崔凯持股30%，对应出资金额是1500万元，而根据转股协议第一条的文字表述，转股协议签订时，仅赵治彪在崔凯名下的原始股本金达到了1800万元，抵顶股本金数额与崔凯持有的股权总额存在矛盾，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2.2020年4月22日，崔凯将持有的东源煤化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与神木市凯奥商贸有限公司，2020年6月8日，神木市凯奥商贸有限公司又将东源煤化公司30%的股权转让予崔凯。崔凯进行股权转让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赵向东在其名下的隐名股权实现缺乏稳定性。结合崔凯的其他行为，本质上依然反映出转股协议能否履行完全取决于崔凯，而签订协议后崔凯的各种表现，是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一直在侵害赵向东的合法权益；3.该证据依然能够反映出东源煤化公司、东源分公司是不同的商事主体，分别具有独立性。东源煤化公司已于2010年12月，将全部资产出资到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源煤化公司不再持有任何实体财产;4.通过工商档案，仅仅能够证明东源煤化公司存续的事实，无法证明运营是否正常。如需证明运营正常，需要提供公司组织架构且与之匹配的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提供公司三会的各项决议,提供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合同、收入明细、纳税记录等，提供公司的财务报表等。仅仅提供工商档案，无法实现其想要证明的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该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15日，仅仅反映了由签订主体签订了什么协议，并不能反映出东源煤化公司处于正常运营和经营的状况；2.该协议书中股权比例和工商档案登记的股权比例不一致，是否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上诉人不清楚；3.该证据当中未体现被上诉人所称东源煤化公司承包经营、利润分配和实际分红以及与经营和运行相关的任何情况。赵治彪、邱秀芳、赵鹏认可崔凯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应结合具体案情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2.案涉转股协议是否履行完毕，赵向东主张解除能否成立；3.赵治彪、邱秀芳是否应当对本息承担连带责任；4.崔凯、赵鹏是否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赵向东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其在庭审后提交的第4组证据组织质证，也未在判决书中体现。其于2019年11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东源煤化公司2013年3月关于要求股东追加投资的股东会决议；调取2013年3月27日申请人向杨鹏飞账号为XXXXXXXXXXXXXXX7319的银行账户内转入的2100000元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东源煤化公司其他股东在该时间段的出资情况。一审法院同样未在判决书中进行回应或陈述。上述情形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侵害了其诉讼权利。但经过查阅卷宗，卷内并没有上诉人所称的第四组证据以及《调取证据申请书》，其也不能证明确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对此也称并不知情，故其以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关于案涉《转股协议》是否履行完毕，赵向东主张解除能否成立的问题。经查，2012年9月，神木县东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对赵治彪、邱秀芳的债权转让给赵向东，崔凯、赵鹏为该笔债务的担保人。2013年2月4日，赵治彪、赵向东、崔凯三人签订《转股协议》，约定赵治彪自愿将其在中介人崔凯名下入股东源煤化公司壹仟捌佰万元中的捌佰万元原始股本金及所挂分红，一次性抵顶赵治彪在赵向东处借款本金壹仟万元及利息叁佰零贰万元整，该协议于签订日即生效。《转股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根据该《转股协议》载明可以认定，三人对之前借款关系的成立生效、债权转让的事实均是认可的。赵向东、赵治彪在庭审中一致表示双方签订《转股协议》时，赵向东对赵治彪在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隐名股份的事实是明知的，约定赵治彪以其800万隐名股份抵顶尚未偿还的借款本息1302万元双方亦是认可的。赵向东在崔凯名下持有东源煤化公司隐名股份的事实，崔凯也予以承认。另，《转股协议》第三条约定，赵治彪在今后半年期限内如资金周转到位，各方则通过友好协商归还赵向东全部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后，本协议作废。在该条所约定的半年期限内，并没有发生因赵治彪资金周转到位而偿还赵向东本金及利息，约定该协议作废的条件不具备。根据该条款所约定的内容，并未体现以股权作为担保的意思表示，赵向东主张该条款为债权的担保条款，不能成立。且该协议签订后，赵向东在东源煤化公司向股东筹集借款时，也以股东身份向该公司支付了210万元投资款。故《转股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赵向东请求解除《转股协议》的诉请不能成立。继而赵向东主张由赵治彪、邱秀芳偿还借款本息，以及崔凯、赵鹏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且原审法院已告知赵向东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其未能成为东源煤化公司显名股东、未享受股东权利等主张，可以另案解决。 综上，赵向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800元，由上诉人赵向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朱玉红审 判 员   刘育伟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