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路。负责人：许智勇，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涛，男，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军，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亚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武昌大道639号。法定代表人：万才学，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江夏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军、湖北中亚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9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江夏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项，依法改判中亚源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依法改判刘红军、中亚源公司承担律师费3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红军、中亚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2018年11月9日，中亚源公司在《货款询证函》和《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是该公司对担保行为的延续，是对原担保行为的重新认可，不需要再提供股东大会决议。中亚源公司的担保责任应从2018年11月9日起算。二、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货款询证函》和《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代表的是该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三、刘红军、中亚源公司应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4月16日签订的《自然人客户保证合同》中约定了实现债权包含律师代理费。农商行江夏支行与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代理合同，并支付了3万元律师代理费，该律师代理费应由刘红军、中亚源公司承担。刘红军、中亚源公司共同辩称，中亚源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由法院依法进行审查，农商行江夏支行主张的律师代理人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农商行江夏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红军偿还贷款260万元及利息、罚息（截止2019年9月30日为4021904.25元，从2019年9月31日起按年利率15.795%计算至履行完毕）；2.判令中亚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亚源公司对刘红军上述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刘红军、中亚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以及其他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诉讼过程中，农商行江夏支行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实现债权的费用”指借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暂未发生；明确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仅发生诉讼费及律师费3万元，其他费用暂未发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农商行江夏支行与武汉市江夏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纸坊信用社身份上为顺承关系。湖北灵鑫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16日；2007年1月18日至2007年8月2日前，股东为万才忠；2010年8月11日，该公司变更股权登记为万才学占股2.5%。2014年1月28日，企业名称变更为湖北中亚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07年3月16日，刘红军以经营煤炭、钢材等购销行业为由向武汉市江夏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纸坊信用社申请流动资金贷款260万元。同日，中亚源公司当任股东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出具“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同意为刘红军26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07年3月18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调整1-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57%。2007年4月13日，农商行江夏支行就刘红军260万元的借款出具放贷通知书。2007年4月16日，贷款人农商行江夏支行与借款人刘红军、保证人中亚源公司签订《自然人客户保证借款合同》，约定：1.刘红军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借款260万元，期限36个月，自2007年4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13日止，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购材料；2.借款月利率8.775‰，按季结息，本合同履行中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借款利率并应适用于本合同项下借款时，从基准利率调整后的下月1日起，本合同利率相应调整；3.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4.刘红军到期不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农商行江夏支行有权对逾期借款在本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的罚息；5.本合同至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偿清之日终止。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刘红军、农商行江夏支行签署“借款凭证”，双方确认借款金额2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4月16日至2010年4月13日。2018年11月9日，刘红军在载明：“借款人刘红军，借款金额260万元，催收金额6251160.5元。以上通知已收悉，我们将采取措施，积极归还本息”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的“借款人”处签名。万才学在载明“借款人刘红军、借款金额260万元，催收金额6251160.5元。经过核对，情况无误”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的“担保人”处签名，该“贷款催收通知书”上还加盖中亚源公司公章。刘红军在载明“截止2018年11月9日，借款人刘红军在纸坊支行，借款金额260万元，借款起止日期2007年4月16日至2010年4月13日。现欠借款金额260万元，欠利息3651160.5元，本借款由湖北灵鑫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特此，请确认”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询证函”上“借款人意见”处签署“借款情况属实”，“借款人”处签署“刘红军”，中亚源公司在该询证函“担保人”处加盖公章，万才学在“担保人意见”处签署“担保情况属实”，在“法人代表”处签署“万才学”。刘红军在载明同样内容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询证函”上“借款人意见”处签署“借款情况属实，本人常期在外打工，此笔借款用于煤炭经营，因亏损严重，现无力偿还”，“借款人”处签署“刘红军”，中亚源公司在该询证函“担保人”处加盖公章，万才学在“担保人意见”处签署“担保情况属实，目前公司未经营，近十年几乎无人工作”，“法人代表”处签署“万才学”。刘红军已偿还利息至2010年4月13日。农商行江夏支行与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就刘红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签订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农商行江夏支行胜诉（包括以判决、裁定、调解、和解及撤诉等方式结案），取得支持农商行江夏支行诉讼请求的生效法律文书后，农商行江夏支行于15日内再向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如农商行江夏支行败诉，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2019年8月21日，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开具代理费3万元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2月31日，刘红军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刘红军、中亚源公司与农商行江夏支行签订的《自然人客户保证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予以遵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为刘红军欠款本息的偿还问题；二为中亚源公司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三为律师费的负担问题。（一）关于刘红军欠款本息的偿还问题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刘红军向农商行江夏支行的借款于2010年4月13日到期后，于2018年11月9日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发送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故刘红军的欠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红军已于2019年12月31日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其还应当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55万元。刘红军主张其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发送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系因农商行江夏支行告知该通知仅用于核销借款，但其并未提供确切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红军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刘红军关于农商行江夏支行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红军还主张其偿还5万元系基于农商行江夏支行提出调解或撤诉，因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双方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裁判”的规定，依法及时裁判。第二，双方合同约定的借期内利率标准为月利率8.775‰，即年利率10.53%，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借款利率的，从基准利率调整后的下月1日起，合同项下利率相应调整，逾期后在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算罚息利率。双方均认可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利息已偿还完毕，即利息已还至2010年4月13日。双方合同约定利率标准系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确定，上浮比例为10.53%÷6.57%-1，据此可确定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为初始年利率10.53%，其后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自基准利率调整后的下月1日起，适用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0.53%÷6.57%），借款逾期后在约定的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算罚息利率。故本案中，刘红军借款逾期后应当向农商行江夏支行支付利、罚息，年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0.53%÷6.57%）×1.5，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自调整后下月1日起即时变更，并自2019年8月20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变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其中，以26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4月14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以25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农商行江夏支行关于要求刘红军支付利、罚息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中亚源公司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的规定，中亚源公司就刘红军的借款向农商行江夏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时，提供了其当任股东出具的“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故其与农商行江夏支行于2007年4月16日订立的担保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农商行江夏支行未举证证明其在双方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合同项下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曾要求中亚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中亚源公司免除其就案涉《自然人客户保证借款合同》向农商行江夏支行承担的保证责任。中亚源公司与此相关的辩称意见，有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1月9日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出具的催收刘红军借款本息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担保人处签名、盖章，应当认定为中亚源公司为刘红军差欠农商行江夏支行的借款本息重新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农商行江夏支行与中亚源公司未约定保证方式，应当认定为中亚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第三，因刘红军与中亚源公司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发送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盖章等时间为同一日，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刘红军与中亚源公司签名或盖章的先后顺序关系，故本案中分两种情况：在刘红军先签名重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在担保人处签名、盖章情形下，中亚源公司系对农商行江夏支行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提供担保；在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先在担保人处签名、盖章，刘红军后签名重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情形下，中亚源公司系对农商行江夏支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关于“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中亚源公司以农商行江夏支行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担保关系不成立的，不予支持。第四，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通过公司决议程序予以决定。担保行为并非法定代表人可以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中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万才学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擅自于2018年11月9日以中亚源公司名义为刘红军的借款本息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农商行江夏支行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与中亚源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时并未要求中亚源公司提供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未审核中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决议机关决议，且其具备在2007年与中亚源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时要求中亚源公司提供了“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的经验，农商行江夏支行应当知道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超越权限为他人提供担保，其并非善意相对人，故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该代表行为无效，中亚源公司与农商行江夏支行于2018年11月9日订立的担保合同无效。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农商行江夏支行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具备或应当具备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公司机关决议的相关知识，且其在与中亚源公司的过往业务中显示了相关业务的操作经验，但在订立2018年11月9日担保合同时未要求担保人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存在较大的过错；中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在未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情形下，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专业地位、知识结构、善意与否等因素，一审法院确定由中亚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为刘红军不能向农商行江夏支行清偿的债务部分的四分之一，较为合适。农商行江夏支行关于要求中亚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律师费的负担问题农商行江夏支行与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计酬方式为风险代理，即农商行江夏支行取得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生效法律文书后，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农商行江夏支行依据该合同尚无支付本案律师代理费的依据，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或说明双方对计酬方式进行了变更，且其与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之间还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业务往来，故其提交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足以认定为系支付本案律师代理费。其关于要求刘红军、中亚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江夏支行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刘红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55万元；二、刘红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农商行江夏支行支付利、罚息，年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0.53%÷6.57%）×1.5，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自调整后下月1日起即时变更，并自2019年8月20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变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其中，以26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4月14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以25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中亚源公司对农商行江夏支行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权就刘红军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农商行江夏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152元，减半收取29076元，由农商行江夏支行负担1076元，由刘红军负担23000元，由中亚源公司负担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中亚源公司应否就刘红军对农商行江夏支行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2007年4月16日，农商行江夏支行与刘红军、中亚源公司签订《自然人客户保证借款合同》，约定中亚源公司为刘红军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中亚源公司向农商行江夏支行出具了“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农商行江夏支行未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届满（2012年4月13日）前向中亚源公司主张过保证责任，中亚源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2018年11月9日，中亚源公司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催收刘红军借款本息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担保人处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万才学签名的行为，以及其在农商行江夏支行出具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询证函”上盖章、签名的行为，应视为中亚源公司作出新的担保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依公司章程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法条系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的限制。本案中，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决议，擅自为刘红军债务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审查农商行江夏支行是否为善意相对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农商行江夏支行应当知晓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但其未审查中亚源公司在作出新的担保意思表示时，是否经公司决议机关决议，其并非善意相对人。因中亚源公司并非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询证函”上没有持中亚源公司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签名，农商行江夏支行亦未举证证明刘红军与中亚源公司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本案并不存在无须公司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故，中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代表行为无效，中亚源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依据中亚源公司和农商行江夏支行在签订担保合同中的过错责任，确定由中亚源公司对刘红军不能清偿债务的四分之一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农商行江夏支行要求中亚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农商行江夏支行主张的律师代理费问题。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开具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早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亦不符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取得法律文书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约定，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仅凭农商行江夏支行提交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认定其实际向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支付了涉案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农商行江夏支行要求刘红军承担3万元律师代理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江夏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90元（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已预缴44164元），由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文审判员  鲍刚审判员  黄浩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