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543号申请人（仲裁第七被申请人）：武汉亚钢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107国道以东、陈东公路以南废钢铁加工处理生产基地厂房一栋1层(16)。法定代表人：秦应球，执行董事。申请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江苏中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临港经济开发区滨江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秦应球，执行董事。申请人（仲裁第三被申请人）：江苏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通渡北路299号2501。法定代表人：秦应球，执行董事。申请人（仲裁第五被申请人）：江苏江阴港中金再生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秦应球，执行董事。以上四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凡兵，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路2号。负责人：任奔滔，行长。委托代理人：程晶磊，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伟楠，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仲裁第一被申请人：广东恒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1199号4栋501房。法定代表人：秦应球。仲裁第四被申请人：广州亚钢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江路66号。法定代表人：秦应球。仲裁第六被申请人：中金再生资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北塔13楼。法定代表人：秦应球。申请人武汉亚钢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亚钢公司）、江苏中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金公司）、江苏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冶公司）、江苏江阴港中金再生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中金码头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开发区分行）、广东恒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聚公司）、广州亚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再生资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4565号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武汉亚钢公司、江苏中金公司、江苏中冶公司、江阴中金码头公司向本院共同提出申请：依法撤销广州仲裁委穗仲案字第4565号裁决；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开发区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和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涉案裁决应予全部撤销。一、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了3.5亿多元回收款的性质和去向，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借款人恒聚公司向中行开发区分行支付350764333.93元，中行开发区分行只确认其中136338004.17元是应收利息，但仲裁庭对中行开发区分行多收的214426329.76元款项的性质和去向没有查清，直接影响恒聚公司应还本金和利息金额，以及四申请人应承担的责任金额。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全部是本案还款”，因为中行开发区分行作为收款方最清楚还款情况，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款项去向。四申请人认为上述款项可能全部是本案的还款，并已尽到举证责任。在整个裁决过程中，仲裁庭对中行开发区分行多收的214426329.76元款项未作任何调查和认定，中行开发区分行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四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中行开发区分行收取的3.5亿多元可能全部是本案还款的情况下，中行开发区分行不作回应，也不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性质和去向，属于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情形。二、仲裁员存在多处枉法裁判的行为，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一）仲裁员认为《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有效，中行开发区分行有权单独申请仲裁，明显违反《银团贷款合同》的约定，也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显属枉法裁判。1.《银团贷款合同》明确约定贷款人不得分别行使债权，在无借款人恒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银团成员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单方变更合同的约定无效。《恒聚银团会议纪要》单方变更了《银团贷款合同》条款，明显违反合同约定，侵犯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明显无效。中行开发区分行不得单独申请仲裁，仲裁员的支持认定明显违法。2.中行开发区分行提交的《恒聚银团会议纪要》存在两个版本，必有一假，并且民生银行也无权盖章，其仲裁内容并未经过全体贷款人一致同意，按合同约定表决规则也属无效。《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显示会议及盖章日期为2019年1月16日，中行开发区分行于2019年5月提交了八家银行分别盖章的版本，后又于2020年4月提交了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盖章的版本，两个版本的内容并不一致，重大区别之一在于光大银行的版本删除了解除合同的内容，可见会议纪要内容各银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先后提交的时间跨度如此之长，至少可以判断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版本存在虚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借款人恒聚公司的债权已于2018年12月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19年3月5日转让给上海汇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9年1月16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已不是债权人，无权在《恒聚银团会议纪要》上盖章。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恒聚银团会议纪要》上盖章的时间来看，也应在2019年3月中旬，此时，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不是债权人，无权授权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盖章。因此，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恒聚银团会议纪要》上的盖章无效。仲裁庭认为，“本案中全部银团成员均针对《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是否提前到期及各成员是否有权单独行使救济权利作出了一致意思表示，该决议符合《贷款合同》规定的银团表决规则，视为有效”。实际上，《银团贷款合同》关于单独行使救济权利的银团表决规则并不存在，只有共同行使债权的表决规则，即第19.5条规定“以提起诉讼仲裁的方式共同行使债权，以及授权代理行实施”，应当经过全体贷款人一致同意。如此规定，就是为了与上文不得分别行使债权保持一致，并且明确即便共同行使债权，也须经过银团成员一致同意。显然，在光大银行盖章版本虚假、民生银行盖章无效的情况下，各成员行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恒聚银团会议纪要》也因违反银团表决规则约定而无效。（二）仲裁员认定《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有效和不支持解除合同自相矛盾，当属枉法裁判。仲裁庭一方面认定《银团贷款合同》提前到期等得到了各成员行的一致意思表示、《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有效，一方面认定合同已于2020年3月19日到期，现借款期限己经届满，解除己无必要。如此认定，自相矛盾。既然仲裁庭认定《银团贷款合同》提前到期有效，却又不支持中行开发区分行在提前到期的基础上按《恒聚银团会议纪要》解除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所追求的以全部本金提前计算罚息的利益就此被仲裁庭侵犯。并且，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与提前解除合同并不矛盾，提前解除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可以多计算利息，仲裁庭认定解除己无必要完全错误。因此，仲裁庭认定《银团贷款合同》提前到期有效，却又不保障贷款人合同提前到期的利益，等于否定了《恒聚银团会议纪要》的效力，如此自相矛盾，损害各贷款人的合法权益，当属枉法裁判。（三）仲裁庭裁决中行开发区分行对案涉股权的变价款优先受偿，明显违反合同的约定，侵犯其他贷款人的合法权益，显属枉法裁判。仲裁庭裁决裁项第（八）至（十九）项确定，中行开发区分行有权对质押股权优先受偿，明显违反最高额质押的约定。《最高额质押合同》，虽然约定了中行开发区分行质押股权比例，但第十一条还明确约定，“各质权人享有本合同项下同一顺序质押优先权，如各质权人在实现质权时的债权余额比例与本合同第四条所述的比例不一致，应由各质权人按实现质权时的债权余额比例对质押财产变现款项优先受偿”。由于中行开发区分行单独提前获得裁决，在利息和法定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面占据优势，为实现质权时债权余额比例的调整带来困扰，也侵犯了其他贷款人的合法权益，该裁决明显违背上述合同的约定，显属枉法裁判。综上所述，根据我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涉案裁决应予全部撤销。被申请人中行开发区分行答辩称：一、中行开发区分行并未隐瞒足以影响案件公正裁决的证据。针对四申请人提交的证据5《2015年6月-2018年6月银团贷款本息扣款明细》，中行开发区分行在仲裁阶段已作出说明，以上款项为借款人恒聚公司向银团支付的2343900000元贷款自2015年3月至2018年6月的利息，其中中行开发区分行出借款项907600000元，收取利息136338004.17元，符合《银团贷款合同》的约定。四申请人主张中行开发区分行多收241426329.76元毫无依据，该款项是其他银团成员应收取的贷款利息，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四申请人结合涉案银团贷款合同以及通过简单的计算即可得知上述款项的性质和去向，中行开发区分行不存在刻意隐瞒证据的情形，亦无刻意隐瞒的必要。二、本案仲裁员不存在法定的枉法裁决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四申请人主张涉案仲裁员存在多处枉法裁判的行为，应当提交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四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均属于仲裁庭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案件事实的实体审查内容及裁量认定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四申请人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仲裁被申请人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均没有到庭，亦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查查明：广州仲裁委根据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恒聚公司签订的《银团贷款合同》、九份《最高额质押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江苏中金公司签订的三份《最高额质押合同》和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江苏中冶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广州亚钢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江阴中金码头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中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武汉亚钢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于2019年4月3日受理了中行开发区分行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4565号。经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王小莉和仲裁员邹阳与中行开发区分行选定的仲裁员林才来组成本案仲裁庭。后首席仲裁员王小莉、仲裁员林才来主动申请退出本案审理。中行开发区分行重新选定仲裁员万云文，广州仲裁委主任重新指定首席仲裁员徐跃，于2019年6月5日由首席仲裁员徐跃和仲裁员万云文、邹阳重新组成本案仲裁庭。2019年6月27日、2019年8月8日、2019年12月7日，仲裁庭分别进行三次开庭审理，中行开发区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及江苏中金公司、江苏中冶公司、江阴中金码头公司、武汉亚钢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仲裁。广州仲裁委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涉案仲裁裁决。武汉亚钢公司、江苏中金公司、江苏中冶公司、江阴中金码头公司均不服，以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员枉法裁决为由，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再查明，四申请人及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且该七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秦应球。四申请人参加仲裁。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经仲裁庭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对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进行缺席审理。仲裁中，四申请人向仲裁庭提交了恒聚公司于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银团贷款本息扣款明细作为四申请人的仲裁证据3，拟证明恒聚公司已累计向中行开发区分行支付本息35000万元，并表示中行开发区分行的单独债权及恒聚公司是否对中行开发区分行违约有待进一步核实。之后，四申请人未对此进一步举证。中行开发区分行在仲裁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表示该证据仅能证明恒聚公司于2018年6月前未拖欠利息，根据中行开发区分行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45足以证明恒聚公司拖欠中行开发区分行贷款本息的事实。在仲裁过程中，四申请人均未要求中行开发区分行出示涉案3.5亿元款项性质和去向的证据，也未向仲裁庭申请责令中行开发区分行提交。后仲裁庭作出涉案裁决认为：中行开发区分行与恒聚公司之间的借款以及恒聚公司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借款同时发生，四申请人主张恒聚公司已归还3.5亿元并提交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但在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全部是本案还款，且中行开发区分行确认恒聚公司已支付款项中的136338004.17元的主张。在四申请人及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约按时偿还2018年9月欠款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该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四申请人向本院陈述：一、其主张对方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具体是指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了恒聚公司支付3.5亿元中多收取的2.1亿多元款项的性质和去向的证据。其没有向本院明确相关证据的名称，只是表示因为中行开发区分行没有提交上述款项的去向，故其认为已构成隐瞒证据。其确认不记得有无要求对方出示但确认没有要求仲裁庭责令对方提交上述证据。二、虽然四申请人与仲裁被申请人恒聚公司、广州亚钢公司、中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秦应球，但均为不同法人主体，四申请人不是借款人恒聚公司，四申请人无法区分该3.5亿元中的本息，四申请人没有对该3.5亿元中本金和利息数额进行举证。四申请人对如何取得恒聚公司向中行开发区分行还款3.5亿元的证据，表示是由四申请人共同的法务交付给四申请人的共同委托律师。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仲裁庭对《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效力的认定、是否支持解除合同、是否支持中行开发区分行对涉案股权的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等，系仲裁庭依职权对案件实体处理的范畴，并不属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宜，本院依法对此不予审查。关于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相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解释的隐瞒证据的情形，可以参照适用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该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四申请人主张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其所提交的恒聚公司还款3.5亿余元证据中除了中行开发区分行确认的1.3亿余元利息外2.1亿余元款项去向的证据。首先，四申请人并未向本院明确中行开发区分行所隐瞒证据的具体明确名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上述证据仅为中行开发区分行单方持有。其次，四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并未要求或请求仲裁庭责令中行开发区分行出示上述证据。第三，四申请人所主张的3.5亿余元中2.1亿余元的去向涉及的是事实认定，仲裁庭已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四申请人并已认定四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属于仲裁庭依职权作出实体审查的范畴，并不属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中行开发区分行向仲裁庭确认恒隆公司在本案中已归还利息1.3亿余元，属于中行开发区分行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和处置。因此，四申请人主张中行开发区分行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材料的证据，与上述规定不符，其据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四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有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涉案仲裁员在仲裁本案时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申请人主张的仲裁员认定《恒聚银团会议纪要》有效、认定中行开发区分行可以单独申请仲裁、不予支持解除合同等，均属于仲裁庭依职权对仲裁案件的实体审查范畴，四申请人的主张实质是对仲裁裁决的结果不服，并不属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对此不予调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亚钢金属有限公司、江苏中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江苏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江阴港中金再生码头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武汉亚钢金属有限公司、江苏中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江苏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江阴港中金再生码头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