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莉香，女，197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军，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珩玮，男，198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晓冬，男，196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兰，女，196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军及邹莉香、王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被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周国兰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4875500元（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月6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将廖珩玮向上诉人转付的从衡阳华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收取的上诉人投资利息73.75万元以及从衡阳市益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年公司）收取的上诉人借款本金70万元，认定为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与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廖珩玮在2015年4月30日前已经从华阳公司收到上诉人投资利息73.75万元，已经于2015年3月31日前从益年公司收回上诉人借款本金70万元、于2015年6月2日前从益年公司收回上诉人借款利息68.9万元、于2015年9月29日收到益年公司以五套商品房抵偿上诉人借款本金219.7689万元。对于上述廖珩玮从华阳公司、益年公司收到的利息、借款本金和五套商品房，被上诉方当庭承认均是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和交付的。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29日收到的从益年公司以上诉人借款本金抵偿的五套商品房，被上诉人交付了上诉人；于2015年6月2日前从益年公司收回的上诉人借款利息68.9万元，被上诉人给付了上诉人；而在此前廖珩玮于2015年4月30日前已经从华阳公司收到的上诉人投资利息73.75万元、在2015年3月31日前两次从益年公司收回的上诉人借款本金7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未交付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付的该143.75万元认定为偿还上诉人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2、原审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时“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时“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月6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3、原审判令被上诉人周国兰不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违背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答辩称：我方与对方不是借贷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上诉人廖晓冬与被上诉人王红军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上诉人介绍被上诉人投资华阳公司、益年公司（虽是二个公司，实际是一套人马）建设的富江一品项目，是因为廖珩玮应聘在这二家公司工作；介绍被上诉人到王超处投资，是因为王超是廖珩玮非常信得过的同学，上诉人是真心觉得上述项目有投资价值，是为了被上诉人好才这样做的，被上诉人确实觉得有利可图，才放心委托上诉人廖珩玮将资金投入了这二个项目的，上诉人在为被上诉人办理上述两个项目的投资中，根本就没有从被上诉人处谋取什么利益，相反还为被上诉人垫付了9万元。被上诉人在华阳公司、益年公司建设的富江一品项目投资，被上诉人已经自认系其委托廖珩玮，以廖珩玮的名义与上述公司签订合同，所得收益全部归属被上诉人所有，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已无需赘言。而在王超处的投资，上诉人廖珩玮与被上诉人之间完全也是一样的操作模式，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将钱投入到王超处，获取的利益也是全部归属被上诉人。在投入资金时，上诉人廖珩玮将其中有被上诉人投资款项的情况告知了王超（事实上，这样做也有利于在王超不能及时还款时，上诉人可以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向王超追讨债务，不至于撕破朋友之间的脸面），王超在本案判决之前也曾随同被上诉人到一审法院陈述了这一事实（王超是在判决之前才释放出来的），但一审法院对此听而不闻。原告提交的邹莉香签字的《还款协议》及《关于犯罪嫌疑人王超涉嫌诈骗一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与公安机关的在刑事侦查中的相关材料根本就不存在矛盾的问题。因为廖珩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并不是直接代理，而是一种间接代理，廖珩玮虽告诉王超有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但也均是廖珩玮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将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交付给王超的，况且王超当时也并不愿意面对多个债权人。因此，在案发后，王超也好，上诉人也好，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并不需要向公安机关提及被上诉人，也没有想到要去向公安机关强调这一点，而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去查明这样的情况，因为这对王超的犯罪事实及犯罪性质没有影响，而且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即使知道这种情况，他们也无权就与他们侦查的刑事案件没有什么关联的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事方面的委托关系作出法律上的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邹莉香签字的《还款协议》，之所以与王超与廖珩玮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同一份协议，就是因为被上诉人是委托人，廖珩玮是受托人，廖珩玮只有在取得委托人邹莉香对该份协议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与王超签订这样一份同样的协议，该份证据恰恰是印证了双方间的委托关系的，而《关于犯罪嫌疑人王超涉嫌诈骗一案有关情况的报告》更是充分说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委托关系的实质。一审法院却不作任何符合法律逻辑的分析，对间接代理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混为一谈，然后主观武断的将刑事案件中只是反映间接代理外部关系的证据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明间接代理内部关系的证据对立起来，为此否认上诉人的证据。2、受托人只有上诉人廖珩玮一人，廖晓冬并没有加入到廖珩玮与被上诉人的委托投资关系之中，更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廖晓冬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并不适格。3、上诉人廖晓冬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是另外一种委托关系，即受被上诉人委托，为被上诉人在其老家（衡阳县曲兰镇）建设装饰别墅一栋，该栋房屋的施工图纸、材料购买、施工队伍的选择、绿化园林、家具、电器、工程质量的监督、工程款支付以及工程款结算等均由被上诉人委托廖晓冬负责人，房屋竣工交付后，至今还欠付工程款项，廖晓冬与被上诉人之间还没有就该别墅的工程款进行最后结算，拖欠的施工人员工程款及材料款也没有完全支付。被上诉人支付到上诉人廖晓冬账户上的194万元均为被上诉人支付的建设别墅工程款。4、一审法院将廖珩玮代被上诉人投资富江一品项目的行为视为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不予审查，但事实上这个项目的投资与王超“过桥”项目的投资均为上诉人廖珩玮差不多相同时候接受被上诉人委托投资的二个项目，二个事实可以相互资金并不能截然分开，如投资富江一品项目时，被上诉人在2014年8月5日只交付给廖珩玮291万元，廖珩玮另行为被上诉人垫付了9万元，然后凑足300万元交付给益年公司，廖珩玮垫付的这9万元，应从被上诉人判决书中认定的1762万元转账中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对此予以核减。被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答辩称：1、双方属于是民间借贷关系，不是委托关系。2、对方向我方借款后，再借给王超、刘贤升，是有利息差的。3、一审中，对方承认过是借款关系。4、王超的刑事案件的笔录中，向王超出借148万元是廖晓冬、廖珩玮的共同行为。5、从2014年7月4日廖晓冬收到的款项不是工程款，而是借款。原告邹莉香、王红军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232199.48元及起诉前未付利息1896523.63元；2、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照月息1%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借款偿还完毕之日。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585235元，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4年12月11日开始以本金5585235元为基数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邹莉香与王红军系夫妻关系，被告廖珩玮与廖晓冬系父子关系，被告周国兰系被告廖晓冬妻子，两原告与被告廖晓冬系朋友关系。原被告之间自2012年9月至2016年期间，发生大量的账户资金往来，庭审中，经双方当事人核对并一致确认，原告邹莉香自2012年9月1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共向被告廖珩玮转账1568万元（分别为：2012年9月18日98万元、2014年1月28日292万元、7月10日150万元、15日4万元、18日150万元、24日180万元、31日100万元、9月19日50万元、26日30万元、10月10日93.5万元、11月12日97万元、21日40万元、28日97万元、12月3日86.5万元、11日100万元），2014年7月4日原告邹莉香向被告廖晓冬转账194万元，以上转账合计1762万元。被告廖珩玮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共向原告邹莉香转款968.7万元（分别为：2013年3月19日100万元、2014年2月28日8万元、4月3日8万元、5月30日5万元、7月14日153万元、21日153万元、28日183万元、8月4日53万元、5日2.4万元、9月5日1万元、10日9万元、23日51万元、10月8日41万元、11月6日9万元、9日1.5万元、24日40.4万元、2015年1月6日20万元、2月17日61.5万元、3月14日10万元、6月3日8.9万元、8月8日5万元、16日5万元、10月13日40万元），被告廖珩玮向原告邹莉香指定账户转账110万元（分别为：2014年10月21日向柯梅转账100万元、2015年1月13日向莫莉转账10万元），被告廖晓冬向原告邹莉香转账23.3万元(分别为：2012年11月19日4.5万元、2013年7月24日3万元、8月22日2.5万元、2014年7月4日6.7万元、10月22日1.6万元、2015年1月13日5万元），被告廖珩玮委托刘贤升向原告邹莉香及其指定的言颂、柯梅账户转账384万元（分别为：2014年6月30日170万元、8月27日30万元，9月1日20万元、9月2日50万元、9月17日9万元、10月9日100万元、2016年4月30日5万元），以上转账合计1486万元。上述款项部分有原被告提交的银行明细清单予以证实。另查明：2012年11月，因华阳公司需融资，被告廖珩玮通过其父廖晓冬找两原告协商，原告方以廖珩玮的名义向华阳公司投资300万元，投资产生的收益均归原告方所有。此后，原告邹莉香于2012年11月6日向被告廖珩玮汇款100万元，廖珩玮（乙方）于同月9日与华阳公司（甲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投资300万元至甲方开发土地项目，合作期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5年12月30日等。为此，同月15日原告邹莉香再次向廖珩玮汇款200万元，被告廖晓冬于2012年11月9日向原告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条。2014年8月6日，原告邹莉香向廖珩玮汇款291万元用于向衡阳市益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年公司”）的投资，廖珩玮于当日将此款转账给益年公司，益年公司收款后向廖珩玮出具300万元收据。2015年10月8日，原告邹莉香向被告廖晓冬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廖晓冬富红（江）一品商品房5套共计553.51平方米，现金100万元，利息68.9万元。经查，该收条所载的5套商品房为富江一品4栋1003、1004、1702号及3栋901、1101号，系益年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用房款抵还借款219.7689万元。2016年10月12日，原告邹莉香（乙方）与被告廖珩玮（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2012年12月9日的300万元和2014年8月6日300万元系甲方向华阳公司、益年公司的贷款，实际所有人为邹莉香，故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甲方确认甲方享受债权600万元以及利息全部归乙方所有，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不保证乙方能获得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利息；本协议签订后廖晓冬于2012年11月9日向王红军出具的300万元借条作废等。同日，邹莉香、廖珩玮共同将该债权转让通知了华阳公司、益年公司。2016年10月29日，华阳公司与邹莉香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再查明：案外人王超谎称自己从事“银行过桥”业务需资金周转为由，于2014年7月至年底期间向被告廖珩玮多次借款累计4626.5万元，偿还借款为4180.74万元，相互冲抵后，王超尚欠被告廖珩玮445.76万元未予归还。为偿还借款，2014年11月上旬王超将购买的富江一品4栋1401号房屋更名至廖珩玮父亲廖晓冬名下，该房首付184990元（由刘贤升代付100000元，廖珩玮代付84990元）。因无力偿还借款，王超于2015年1月28日主动投案。2015年10月7日，被告人王超与廖珩玮达成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载明：甲方为王超，乙方为廖珩玮；经双方核对，确认甲方向乙方借款本息共计450万元；甲方分10年偿还（其中协议签订时还款40万元）；协议签订后乙方自愿为甲方出具《刑事谅解书》；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备案一份，落款时间2015年10月7日等。廖珩玮于当日向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出具《刑事谅解书》，被告人家属已在同年10月12日依约向廖珩玮偿还第一笔款项40万元，廖珩玮于当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王超偿还欠款40万元，另还款协议里第九年、第十年本人自愿每年放弃25万元，王超不要再归还本人。”2016年6月30日，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超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王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2015）衡蒸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书、（2016）湘04刑终256号刑事裁定书予以证实。王超涉嫌诈骗案发后，被告廖晓东曾找原告邹莉香签署了《还款协议》和《关于犯罪嫌疑人王超涉嫌诈骗一案有关情况的报告》各一份。《还款协议》的甲方为王超，乙方为被告廖珩玮，其内容和王超与被告廖珩玮之间签订的协议内容完全一致，原告邹莉香在乙方处签了名并写上“同意”。《关于犯罪嫌疑人王超涉嫌诈骗一案有关情况的报告》载明：“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区分局，犯罪嫌疑人王超因涉嫌诈骗，受害人廖珩玮向贵局报案后，……王超前后从廖珩玮处诈骗的金额达700余万元，但这700余万元钱款并非全系廖珩玮所有，实际属于廖珩玮本人的钱款金额只有400余万元，其余300万元均属我所有，是我在廖珩玮处听到犯罪嫌疑人王超在银行做所谓的‘过桥’生意，遂也想参与其中赚点钱，便通过廖珩玮汇给犯罪嫌疑人王超300万元，但没有想到被王超诈骗。为澄清本案有关情况，本人特向贵局具此报告。2015年5月11日”。（2015）衡蒸刑初字第170号王超诈骗刑事案卷材料中没有原告邹莉香签署的这两份材料。2016年10月8日，邹莉香向本院起诉廖珩玮、王超，诉请:1.撤销其在2015年10月7日《还款协议》上签署的“同意邹莉香”的民事法律行为；2.廖珩玮偿还其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其利息。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1）2014年7月10日至同年12月11日，廖珩玮朋友经营需要，以每月2分或3分利息为诱饵，陆续向其借款共计1083.5万元，借款方式为其转账至廖珩玮账上。（2）2014年底廖珩玮以其朋友那边资金困难为由，没有支付邹莉香本息了，邹莉香和廖珩玮核对（有电话录音），确认廖珩玮欠邹莉香本金450万元。（3）2015年10月7日，廖珩玮突然拿着只有廖珩玮和王超之间的《还款协议》（该协议当时只有王超的签字，没有廖珩玮的签字）找到邹莉香，称只要其签上“同意邹莉香”，廖珩玮即可向邹莉香偿还40万元，邹莉香急需资金还贷，没细看协议，就签了字。之后，廖珩玮转账40万元给邹莉香，又于2015年12月11日、2016年4月30日分别转账5万元（共计10万元）还款。至此廖珩玮尚欠邹莉香本金400万元至今未还等。2017年4月10日，邹莉香撤回该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借款利息如何计算以及尚欠借款本金具体数额；3、被告如何承担偿还责任。现分析如下：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行为系民间借贷，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根据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邹莉香与被告廖珩玮、廖晓东之间长时间有大量的账户资金往来。原告方现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而被告方亦否认双方之间曾存在过借贷关系。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经实际发生且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时双方约定了月息2%，现原告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只能证明原告方与被告廖珩玮、廖晓冬谈过借款的事情，但具体是否谈成，借款金额、利息和借贷期限等关键事项不能证实，更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大量资金往来具体到每一笔借款的利息约定和借款期限情况，且原告方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综上，原告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原告方主张被告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逾期利息，双方未予约定，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之规定，出借人可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另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因本案原被告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原告方于2018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故本院依法认定自起诉之日起由被告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主张曾于2016年10月6日向本院提起（2016）湘0203民初2063号民事诉讼，要求廖珩玮偿还借款，逾期利息应从原起诉之日起计算。经查，原告邹莉香已于2017年4月10日撤回该诉讼，其主张以2016年10月6日计算逾期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庭审查明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原告方共向被告方转账1762万元（已经扣除了2012年11月份向华阳公司的300万元投资款，2014年8月6日向益年公司的投资款291万元，），被告方向原告方及其指定账户转账1102万元，通过刘贤升向原告方及其指定账户转账384万元，合计1486万元。原告方主张被告从华阳公司和益年公司收回借款70万元和利息142.65万元，该部分款项属于原告方应获得的孳息，亦包含在被告方向原告方支付的所有款项中，应从被告方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扣减，不能计算为被告方对原告方的还款。而被告方则辩称上述1486万元转账均系偿还原告方的借款，全部收益款已经另行向原告方支付，并非包含应向原告支付的投资收益，原告方要求扣除投资收益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证实，除原告方2015年10月8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收到利息68.9万元，该款与被告廖珩玮在益年公司收到的利息金额完全相符，两者可以相互印证，而被告方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另行向原告方支付了从益年公司处代为收取的利息68.9万元，故应当从被告方向原告方的转账中予以扣除从益年公司收取的利息68.9万元。而至于其余投资收益的具体金额和支付情况，因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向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了（2015）衡蒸刑初字第170号被告人王超诈骗案件判决书、庭审笔录、由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王超制作的《讯问笔录》和对本案被告廖珩玮、廖晓东制作的《询问笔录》、廖珩玮与王超账户及其提供的张志茸账户的汇款明细、2015年10月7日廖珩玮与王超签订的、廖珩玮出具的王超还款40万元的《收据》及对王超的《刑事谅解书》等材料，以上材料可以证实被告廖珩玮向案外人王超出借资金以及双方之间达成《还款协议》并部分履行的情况，且被告廖珩玮、廖晓东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对款项的来源均未提及与原告邹莉香有关联。虽然被告方提供了邹莉香与王超签订的《还款协议》及邹莉香向办案机关出具的《关于犯罪嫌疑人王超涉嫌诈骗一案有关情况的报告》，拟表明邹莉香是以廖珩玮的名义通过廖珩玮向外出借资金。因被告方提交的两份材料中关于王超与原告邹莉香之间的款项金额不一致，且《还款协议》中标注的乙方系被告廖珩玮，内容亦与王超诈骗案中被告廖珩玮与王超签署的一样，现原告对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亦对上述两份证据存疑。因此，原告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足以达到推翻被告证据证明目的，故对被告方辩称原告与案外人王超签订的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其中还有410万元应由案外人王超承担还款义务，两抵后被告所欠原告的借款已经还清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还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为344.9万元〔1762万元-（1486万元-68.9万元）〕。债务应当清偿，本案民间借贷的还款义务如何承担，应结合借贷合意的提起、款项支付和使用情况综合予以分析。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借贷行为的发生系由被告廖晓东、廖珩玮提出，主要款项往来通过廖晓东和廖珩玮账户支付并使用，故被告廖珩玮、廖晓东应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邹莉香、王红军主张被告周国兰系廖晓东配偶、廖珩玮母亲，三被告共同生活、共同购置巨额不动产，故三被告应当共同承担偿还原告借款的责任。经查，原告邹莉香、王红军与被告廖珩玮、廖晓东之间的借款金额明显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原告方既不能证明该债务用于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也不能证明借款系基于被告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原告方要求被告周国兰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廖珩玮、廖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邹莉香、王红军借款本金3449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邹莉香、王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89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5897元，由原告王红军、邹莉香承担21379元，被告廖珩玮、廖晓东承担34518元（原告已全部预交）。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被上诉人周国兰均未提供证据。二审法庭调查中，廖珩玮认可从华阳公司收回的利息73.75万元和从益年公司收回的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68.9万元均包含在其转账支付的1486万元之内。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尚欠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本案的利息起算日期如何确定周国兰如何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关于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系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莉香、王红军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据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廖珩玮、廖晓冬未主张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债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在一审中经组织双方对账，双方确认邹莉香、王红军方共向廖珩玮、廖晓冬方转账1762万元（已经扣除了2012年11月份向华阳公司的300万元投资款，2014年8月6日向益年公司的投资款291万元），廖珩玮、廖晓冬及廖珩玮委托刘贤升等共计向邹莉香或邹莉香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1486万元，在庭审中廖珩玮亦认可以上还款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上诉称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投资关系，经查，邹莉香以廖珩玮的名义向华阳公司和益年公司投资的收取收益是委托投资关系，基于该投资关系双方已结算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投资收益归邹莉香所有，并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华阳公司和益年公司。邹莉香因该委托投资关系而获得的收益与本案借款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至于廖珩玮向邹莉香借款后再转借给王超牟取利息差的事实与本案审理的邹莉香、王红军与廖珩玮、廖晓冬之间的往来转账亦属两个借贷法律关系，本案往来转账事实证实双方基础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二、关于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本案的利息起算日期如何确定的问题:廖珩玮、廖晓冬向邹莉香、王红军借款1762万元中，廖珩玮、廖晓冬已偿还1486万元，应扣除本应付给邹莉香的投资收益及本金212.65万元（73.75万+68.9万元+70万）。1、该212.65万元组成为：邹莉香2012年11月以廖珩玮的名义向华阳公司投资300万元产生的利息收益73.75万元、2014年8月6日邹莉香以廖珩玮的名义向益年公司提供291万元借款（益年公司出具收据为30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68.9万元以及益年公司偿还上述借款70万元本金（73.75+68.9+70=212.65）。2、从廖珩玮与华阳公司于2016年10月29日结算的《廖珩玮往来收付款项结算表》证实华阳公司已付利息73.75万元；廖珩玮与益年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结算的《廖珩玮往来及利息款项结算表》证实已付利息68.9万元、偿还借款70万元，廖珩玮在两份结算表上签字；在二审庭审中，廖珩玮认可收到上述212.65万元均包括在其转账的1486万元内，而该212.65万元是邹莉香的投资收益及本金，本应由廖珩玮转付给邹莉香。原审法院仅认定68.9万元在1486万元中扣除不当，尚应在廖珩玮转账支付的1486万元的数额中扣除本应付给邹莉香的投资收益及本金143.75万元（73.75万+70万）。故廖珩玮、廖晓冬尚欠邹莉香、王红军借款本金为488.65万元（1762万-1486万+212.65万）。因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上诉只请求487.55万元，故以487.55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2、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随时请求返还。邹莉香、王红军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故利息应按起诉之日起算。原审对利息的起算日确定正确。邹莉香、王红军上诉请求从2016年10月6日起算利息应不予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不再发布。故应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逾期付款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关于周国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因邹莉香、王红军没有证据证实所借款项用于廖珩玮、廖晓冬和周国兰家庭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原审法院对邹莉香、王红军要求周国兰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邹莉香、王红军上诉主张应在廖珩玮、廖晓冬所还款项中扣除本应支付给邹莉香的143.75万元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对其他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廖珩玮、廖晓冬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改判原审法院第一项为：廖珩玮、廖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邹莉香、王红军借款本金487.5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逾期付款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5089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5897元，由邹莉香、王红军承担21379元，廖珩玮、廖晓东承担345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031元，由邹莉香、王红军负担17639元,由廖珩玮、廖晓东负担343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焦平审 判 员 段郴雯审 判 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黄慧娟书 记 员 王菁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