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女，195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某（刘某4之子），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颖，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凡，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凡，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4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2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某2、刘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某2、刘某3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几方存在“涉案房屋归被告所有，被告分别支付二原告及刘某7折价补偿款各10万元”的口头协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刘某2所述2008年春节的家庭会议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证人也未提及此事；公证书中也并未提及前述家庭会议的内容，也未提及赠与附有任何条件，2008年家庭会议与公证书内容相矛盾；刘某6与刘某1的证明也与刘某2所述2008年家庭会议内容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存在所谓2017年11月26日家庭会议，且会议内容为“案涉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折价补偿款各10万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分家协议的概念应当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就家庭共有财产形成口头或书面的分配方案。按照刘某2所述参加家庭会议的人有刘某6、刘某2、刘某3、刘某4及刘某7，而届时案涉房屋登记在车某名下已经九年之久，分家的前提共有不存在。给刘某7的转账不是来源于刘某4，不能认定是履行了所谓分家协议，该转账的性质应当由车某举证，举证责任不应当在刘某4。三、本案程序严重错误，缺失必要当事人。案涉房屋登记在车某名下，且法院认定案件依据的重要事实为车某对刘某7的转账，因此一审法院缺失重要当事人，应发回重审。四、刘某1去世的第二天，刘某2等人以不许火化为要挟，强行向刘某4勒索钱财，即所谓“闹丧”，刘某4无奈才答应了所谓赠与条件，与分家析产毫不相关，且刘某1一直与刘某4一同生活，刘某2等很少探望。刘某2、刘某3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2、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某4向刘某2、刘某3各支付人民币10万元；2.刘某4支付刘某2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利息计算）；3.刘某4支付刘某3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利息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1与任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名子女，分别为刘某5、刘某6、刘某4、刘某2、刘某7，刘某3系刘某5之子，车某系刘某4之子。2006年12月16日，刘某1经成本价购房，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某1名下。2008年12月2日，刘某1与车某签订《赠与协议》，主要内容为：赠与人刘某1与受赠人车某系祖孙关系，在刘某1名下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产一套，刘某1的妻任某于2000年11月22日在北京因病死亡，故上述房产系刘某1的个人财产，刘某1自愿将上述房产全部赠与车某个人所有，车某表示自愿接受赠与，落款处有刘某1、车某签字，日期为2008年12月2日。同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就上述《赠与协议》出具（2008）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3872号公证书。庭审中，刘某2主张其于2008年春节大年初三，回到涉案房屋探望刘某1，过了一会刘某7也来了，当时刘某4和车某都在，刘某1跟我和刘某7说，以后涉案房屋给刘某4，让刘某4给其他兄弟姐妹经济补偿，刘某4当场表示同意，刘某1于2017年11月25日去世，次日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由刘某6主持，刘某2、刘某3、刘某4及刘某7均在场，共同讨论涉案房屋补偿问题，我和刘某7提出补偿每人40万元，刘某4不同意，刘某6给我们做工作，提出给我与刘某7每人20万元补偿，刘某4还是不同意，我的二姐夫张某又给我们做工作，提出给我与刘某7、刘某3每人10万元补偿，几方表示同意并达成口头协议，2017年11月30日，刘某7获得了10万元补偿，刘某4承诺在2018年3月份支付我的补偿金，同年6月份支付刘某3补偿金，但一直未履行。刘某4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刘某2所述的口头协议不存在，2017年父亲去世后，在刘某6主持的家庭会议上，刘某7以及刘某2、刘某3以涉案房屋为借口提出补偿要求，开始每人要几十万补偿，刘某4不同意，刘某2、刘某3和刘某7就一直降，降到10万元，刘某4称回去考虑，刘某4支付给刘某7的10万元，是出于对亲情及刘某7家庭困难的考虑借给他10万元，于涉案房屋无关，我认为本案并不属于分家析产法律关系。庭审中，刘某2、刘某3提交《证明》若干，并申请刘某7、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刘某7表示：当时家庭内部达成了口头协议，刘某1去世的第二天，组织了家庭会议，因为刘某1生前把涉案房屋给了刘某4，刘某4承诺支付其他兄弟姐妹一定的经济补偿，一开始我们说支付每人折价补偿40万元，刘某4以其没有支付能力为由表示不同意；后来我们几个人做出让步，同意折价补偿每人10万元，刘某4表示同意；2017年11月29日或30日，刘某4向我支付了折价补偿款10万元，是车某给我转的。张某表示：当时家庭内部达成了头口的分家协议，2017年11月26日，在涉案房屋召开家庭会议，开会的时候我没进去，但是我听得见，几方发生争吵，后我从中调停，几方达成一致意见，刘某4给其他兄弟姐妹补偿款10万元，当时约定的是刘某4先给刘某710万元，于2018年3月支付刘某2的10万元，同年6月支付刘某510万元，因刘某5去世就支付给其子刘某3，我爱人刘某6放弃了该补偿金。刘某2、刘某3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真实性认可，表示证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刘某4表示不认可其真实性，提交两份证明，证明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2月8日，证明人分别为刘某1、刘某6，证明的主要内容均为：2000年11月22日任某逝世，后即在朝阳区×号由刘某1主持召开家庭会议，刘某5、刘某2、刘某7、刘某6、刘某4参加，会议结果确认由刘某4负责刘某1日后生活起居及终老，刘某1无其他条件的将所居住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赠与刘某4所有，刘某2、刘某3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刘某2、刘某3为证明刘某4已经履行上述口头协议提交刘某7名下银行明细，显示：2017年11月30日车某向刘某7汇入10万元。刘某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不能证明几方达成分家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刘某2、刘某3主张几方达成口头分家协议，主要内容为：涉案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及刘某7折价补偿各10万元。根据庭审陈述及证人证言，且有刘某4之子车某向刘某7转账10万元的记录，对刘某2、刘某3所主张的口头协议予以佐证，虽刘某4不认可该10万元为房屋补偿，但就该款项的性质未进行其他合理解释且无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刘某2、刘某3所主张几方存在“涉案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及刘某7折价补偿各10万元”的口头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现刘某2、刘某3据此要求刘某4支付每人10万元作为涉案房屋补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某2、刘某3主张的利息，无证据显示几方就利息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4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刘某2折价补偿金10万元；二、刘某4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刘某3折价补偿金10万元；三、驳回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刘某4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刘某4全家和刘某1共同生活以及照顾刘某1的照片，证明目的：1、刘某4一直与刘某1共同生活，感情深厚；2、在刘某1去世后，出于对刘某1的感情，在刘某2、刘某7等闹丧的情形下，案外人车某才被迫给刘某7转账10万元，该10万元转账不应该作为所谓“分家协议”存在的证据。证据二:2-1，2015年3月1日刘某2与刘某4及刘某1等的谈话录音。证明目的：该段录音中，在刘某1证实没有所谓补偿款一说后，刘某2声称在刘某1去世后，会“大闹”，也证实了没有所谓分家协议的存在。证据2-2：2017年11月28日刘某1去世后刘某7闹丧的录音。证明目的：刘某7蛮横制止将刘某1火葬并且与其配偶并骨。证据三:3-1、3-2、3-3、3-4，是刘某1生前的视频资料，证明：刘某7、刘某2对刘某1不孝顺，刘某1对其表示不满。刘某7向刘某1借钱未予偿还。证据四，刘某1病重的视频资料，证明目的：刘某1晚年及至病危均由车某一家人照顾，对老人无微不至，与老人感情深厚。证据五是2014年刘某1出具证明过程的视频，证明目的：证明刘某1出具的证明是真实存在的。刘某2、刘某3认为刘某4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某2及其妻子1983年结婚后一直与刘某1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多年，一直照顾刘某1，刘某4只是偶尔到案涉房屋内看看，刘某4主张的其与刘某1居住的时间，刘某2也经常看望刘某1，其看病的费用也都是刘某2支付的。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形成口头协议的时间是2008年春节大年初三，而该份证据所说的是2000年任某去世的时间，两个时间点是不对应的，2015年3月1日刘某1已经95岁，头脑已经不清楚了，在刘某4诱导下做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刘某1看病主要是刘某2负责，刘某7借钱与本案补偿款没有关联性。认可证据四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期间，刘某2、刘某3均未提交证据。对于刘某4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论述。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另查明，刘某2、刘某3一审提交的2018年12月18日的录音中，刘某4表示“……就是说这房怎么解决，我二姐给我们从中解决，就说给我们这房了，商量给多少钱合适，最后定的商量一人给他们十万，因为什么，我那个小弟弟十万块钱我给他了。……他们俩的我没给，我就说是一个年中给，一个是年底给……”刘某4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表示对该录音中是否为刘某4本人所述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案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案涉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折价补偿款各10万元”的口头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对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刘某1去世后，召开了家庭会议，且案外人刘某7及刘某6之夫张某均出庭作证证明，各方当事人达成了上述口头协议；其次，2018年12月18日录音中的内容亦与刘某2所述前述家庭会议的内容及刘某7、张某证人证言的内容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刘某4虽对该录音不予认可，但其认可各方当事人确实于该日发生纠纷且报警，刘某4亦未对该录音中的内容是否为刘某4的声音申请鉴定。再次，2017年11月30日，车某向刘某7汇款10万元，刘某4虽对该款项的性质持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存在“案涉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折价补偿款各10万元”的口头协议具有高度可能性，刘某4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交足以反驳上述事实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存在“案涉房屋归刘某4所有，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折价补偿款各10万元”的口头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亦予以确认。二审中刘某4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上述事实成立，本院对刘某4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因存在上述口头协议，刘某2、刘某3据此起诉要求刘某4支付其每人1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刘某4分别支付刘某2、刘某3折价补偿金1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关于刘某4所持的一审法院应当追加车某作为本案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中车某并非案涉口头协议的一方主体，其不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本院对刘某4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楚 静审 判 员 付 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石艳明书 记 员 李星月书 记 员 王秋岩